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8民终6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东大街**。负责人：朱少辉，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可，男,该单位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承德市开发区环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开发区庄头营承栗公路南侧。法定代表人：蔡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朴淑梅，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承德晶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原名称承德市晶鑫玻璃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开发**阪禾公司**院内。法定代表人：张国成，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成，男，1967年4月5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立侠，女，1968年7月21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承德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承德市开发区环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达公司）、承德晶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鑫公司）、张国成、沈立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8）冀0802民初5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可、被上诉人环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朴淑梅、被上诉人晶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国成、被上诉人张国成、被上诉人沈立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银行承德分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四、第五项；改判被上诉人环达公司对被上诉人晶鑫公司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改判本案鉴定费、保全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二审律师代理费180000.00元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股东会担保决议》的性质和作用认定错误，《股东会担保决议》构成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上诉人与环达公司之间形成保证关系，即使不再签订后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环达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理由如下：1、从背景目的看，环达公司出具《股东会担保决议》是在磋商过程中形成的，是为了晶鑫公司在中国银行承德分行继续申请贸易融资贷款而出具，如果没有该结果，上诉人不会为晶鑫公司申报贷款和批准贷款。环达公司作为担保人是由晶鑫公司搭桥联系的，已经连续三年向上诉人出具内容和形式相同一致的《股东会担保决议》，为表达环达公司继续担保的意愿，同时还向上诉人出具了股东会成员签字样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2017年10月份资产负债表、利润分配表、现金表、审计报告、信用信息查询报送授权书、以上证据在一审已经质证，环达公司没有异议。以上证据证明，环达公司对担保事项是真实自愿的。2、从内容看，《股东会担保决议》明确记载了环达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就晶鑫公司向中国银行承德分行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900万元整；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款项用途以签订合同规定用途为准等事项。以上内容的表述，符合担保法规定保证合同具备的实质条款。3、从形式看，《股东会担保决议》加盖了环达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蔡静签字，既体现了公司全体股东意思表示，也体现了蔡静的意愿。4、从实际行动看，上诉人接受了环达公司出具的《股东会担保决议》，据此批准了环达公司作为保证人的晶鑫公司900万元贷款，上诉人履行了贷款义务。该《股东会担保决议》的内容在2017年12月6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予以体现，并且没有变化。5、从法律规定看，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并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股东会担保决议》和上诉人贷款行为符合该规定。二、原审认定《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上诉人的格式文本，保证合同不是蔡静本人签名，只有在合同中签字加盖公章均具备条件下合同方可生效，据此《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环达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保证合同中是否为蔡静本人签字不是合同生效的必然条件，《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自2015年开始，环达公司已连续三年为晶鑫公司在中国银行承德分行借款提供担保，保证方式、保证金额均没有变化。2017年12月6日环达公司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加盖了公司印章，表明公司同意担保事项，蔡静因当日出差，没能实现面签，蔡静出国回来后，被上诉人张国成亲自开车拉着上诉人员工程秀艳找到蔡静，程秀艳不认识蔡静，经张国成介绍，蔡静在合同中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结合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能够推定是蔡静本人签字。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录音证据，证实蔡静承认担保事项。原审法院认定《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格式文本是错误的，上诉人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供合同当事人磋商修改的示范文本，与合同法中的格式文本具有不同的意义和法律后果。三、即使本案中没有《股东会担保决议》该份证据，即使《最高额保证合同》不是蔡静本人签字而无效，根据担保法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据此，环达公司仍应承担法律责任。四、上诉人对鉴定意见书存在质疑，如果不是蔡静本人所签，也是晶鑫公司与张国成及签字人员欺诈上诉人造成的，过错不在上诉人，所以鉴定费用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五、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在诉讼保全程序中垫付的保全费5000.00元没有判项，属于漏判，依法应由四被上诉人承担。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环达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作为四大国有银行，是专业金融机构，面签是其必须遵守的行业规范，而其违章操作，利用保存的答辩人亲笔签名的样本，私自仿造答辩人法定代表人蔡静的签名，即侵犯了蔡静的姓名权，又对环达公司构成欺诈。担保必然是无效的，答辩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1、上诉人提供了答辩人的股东会决议、财务报告、审计报告等作为《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的证据，纯属牵强附会。上述材料系答辩人与上诉人就保证担保问题进行磋商过程中提供，况且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并非《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全部内容，缺少的关键内容包括上诉人在该案中主张的担保期限、管辖权、律师费等。2、上诉人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格式合同，尾部第十五条协议生效条款显示，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签字、盖章是并列关系，二者缺一不可。虽然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加盖了公章，但法定代表人蔡静没有签字，所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无效的，答辩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面签即为当面签订，同时要拍照或者录像。假使按照上诉人的说法，由张国成开车拉着其工作人员找到蔡静签字，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签字人员的身份应予以核实，是否为本人或者是授权人，并同步进行拍照或录像。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晶鑫公司、张国成、沈立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国银行承德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晶鑫公司偿还原告贷款本金8928456.65元及截止到2018年11月7日的利息10532.49元，之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继续计算；2、被告环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张国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被告沈立侠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律师费180000.00元由四被告连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6日，原告与被告晶鑫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协议》，约定原告同意向被告晶鑫公司提供授信额度为9000000.00元，具体种类为贸易融资额度的贷款。同日，原告与被告张国成、沈立侠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张国成、沈立侠为被告晶鑫公司9000000.00元限额内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发生期间届满2年。同时约定，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2017年12月6日，原告又与被告环达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内容与上述原告与张国成、沈立侠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致的格式文本。被告环达公司在保证人处加盖公章，但因法定代表人蔡静不在承德，故当日未签字。该合同生效条款明确约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生效”。庭审中，原告提交了由“蔡静”签名并加盖被告环达公司公章的合同，被告环达公司提出对“蔡静”签名真实性的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双方共同选定的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对涉案笔迹进行鉴定。该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确认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蔡静”签字与样本非一人书写。在签订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前的2017年8月22日，被告环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担保决议，决议为被告晶鑫公司向原告申请贸易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具体决议如下：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2担保授信额度：贸易融资授信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000000.00元整；3、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4、担保款项用途，以签订的借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为准。授权蔡静同志（签字样本为：蔡静）就本公司为晶鑫公司向中国银行承德分行申请贸易融资授信提供担保进行谈判的全权代表，其有权力和资格代表公司谈判，签订担保合同等担保文件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股东会成员蔡静、杨晓凤签字。被告环达公司将该股东会担保决议及公司2017年10月财务报表、信用信息查询报送授权书、审计报告送交原告。原告持有上述材料及被告晶鑫公司的贷款申请手续向上级审批。经批准后，原告与被告公司签订了上述《授信额度协议》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据被告晶鑫公司申请，原告四次向晶鑫公司发放商业发票贴现贷款8940000.00元，其中2018年4月27日发放2140000.00元，到期日2018年10月8日，2018年5月25日发放2800000.00元，到期日2018年11月7日，2018年6月27日发放2000000.00元，到期日2018年12月7日，2018年7月27日发放2000000.00元，到期日2019年1月9日。上述四笔贷款综合报价均执行5.655%，逾期费率执行5.8725%。2018年10月8日，第一笔贸易融资到期后，被告晶鑫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原告扣收了被告晶鑫公司11543.35元，剩余2128456。65元没有清偿。随后第二笔，第三笔款项到期，被告晶鑫公司均未偿还。原告依据《授信额度协议》约定宣布贸易融资协议全部贷款到期。查明，被告晶鑫公司曾于2015年，2016年两次与被告晶鑫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协议》，授信额度均为9000000.00元，均由被告环达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双方签订了2015年及2016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本案所涉借款系被告晶鑫公司偿还2016年旧债后所借新债。在本案讼争借款到期后，原告公司人员于2018年10月31日16时42分与被告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蔡静通电话，电话时长1分23秒。通话内容为催索借款。蔡静陈述已经催过张国成，但问原告工作人员还欠多少钱，原告陈述欠款近9000000.00元。蔡静同意向张国成催索款项。查明，原告2018年11月12日与河北双恒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双恒律师事务所为原告与本案被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代理，原告同意向该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180000.00元。协议签订后，该所律师孙佳星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晶鑫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原告按约提供借款本金，被告晶鑫公司未按约还款，已经违反双方合同约定，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上述借款原告分四笔出借，其中前三笔均已届清偿期，被告晶鑫公司未按时还款，第四笔借款约定还款日为2019年1月9日，虽未到期，但根据双方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原告有权基于被告晶鑫公司的违约行为而主张全部贷款提前到期，故原告主张被告偿还上述四笔借款本金8928456.00元及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协议约定，合同期内利率为5.655%，期满后为5.8725%。庭审中，被告晶鑫公司及被告张国成、沈立侠对上述尚欠本金及利息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张国成、沈立侠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亦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有三项，一为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是否应予支持。本院认为，原告与河北双恒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所律师已经依据合同约定履行出庭参加诉讼等相关合同约定义务，且原告与被告晶鑫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亦明确约定了违约方有权向相对方主张实现债权的费用，且原告主张数额低于河北律师收费办法确定的允许收费的金额，故该笔费用由被告晶鑫公司承担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二为被告环达公司是否应该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经过庭审可以确认，原告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人处公章为被告环达公司加盖，但法定代表人蔡静的签名非本人所签。审查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为“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印章之日生效”。本院认为，该合同系原告提供的格式文本，且与2015年、2016年提供的文本一致。原告提出环达公司在合同中盖章即视为该公司同意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定代表人签字与否并不影响合同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规定，该合同约定在代表人签字并盖章生效，且在尾部专门设定了双方加盖公章及负责人签字的栏目。签字与盖章系并列关系，只有在签字与盖章均具备的条件下合同方可生效。被告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在协议中签字，不具备合同生效的条件。原告主张被告环达公司在与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前，已经出具股东会议决议，同意为被告晶鑫公司向原告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向原告提交了财务报告、审计报告等资料。视为同意担保。本院认为被告环达公司提供上述材料系其与被告就保证担保问题进行磋商的过程中提供，股东会决议内容并非担保合同全部内容，是否最终担保取决于公司最终的意思表示，以其与原告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另外原告提出被告张国成带原告业务人员找到“蔡静”，由其在保证合同中签字，对于签字人是否为蔡静系被告张国成过错，庭审中被告张国成否认了这一事实。本院认为，即使原告的陈述真实，其也不能免除原告的相关责任，作为专业金融机构，面签系其必须遵守的行业规范，原告有义务对签字人的真实身份进行核实，其未进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为被告环达公司主张因原告私自伪造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侵犯蔡静的姓名权，其次系对环达公司的民事欺诈，导致被告环达公司被迫应诉，花费必要的律师代理费而主张原告赔偿其各项损失783520.00元，因与本案并非同一事由，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承德晶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928456.65元及截止到2018年11月7日的利息10532.49元，并自2018年11月8日至付清之日继续支付利息，利率为年利率5.8725%。二、被告承德晶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的律师代理费180000.00元；三、被告张国成、沈立侠对上述一、二项给付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承德市开发区环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五、鉴定费36000.00元，由原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提交2017年8月22日环达公司自愿为晶鑫公司贷款向上诉人审批出具的证明资料，包括信用信息查询报送授权书、股东会成员签字样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蔡静的身份证复印件、环达公司章程，拟证明环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蔡静自愿为晶鑫公司在上诉人处贷款进行保证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否则不必向上诉人提交以上文件。被上诉人环达公司、晶鑫公司、张国成、沈立侠对以上证据均不予质证。本院对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具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承德市晶鑫玻璃贸易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变更名称为承德晶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本院认为，在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与被上诉人环达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前，被上诉人环达公司向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出具了股东会担保决议，该股东会担保决议是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为被上诉人晶鑫公司审批贷款流程中需要提供的资料，在涉案贷款被批准后，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与被上诉人晶鑫公司签订了《授信额度协议》，并与被上诉人环达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具体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在被上诉人环达公司提交股东会担保决议后，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又与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且《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对股东会担保决议内容进行了变更与补充。故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不同，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依据该规定主张股东会担保决议构成保证，被上诉人环达公司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能成立。在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与被上诉人环达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明确约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该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合同生效。本合同约定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字与加盖公章是并列关系，只有在签字及盖章均具备的条件下，合同才能生效。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提交的合同中虽然签署了“蔡静”二字，但经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笔迹鉴定，确认《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蔡静”签字并非本人所签，故本院认定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具备合同生效的条件，该合同并未生效。综上，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主张被上诉人环达公司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令鉴定费由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负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在一审缴纳的保全费5000.00元，一审判决中漏判，一审法院已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8）冀0802民初5460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补正。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但承德市晶鑫玻璃贸易有限公司已变更名称为承德晶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一审法院对公司名称未进行变更，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372.00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认众审判员  任志成审判员  高伶丽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蔄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