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再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坤，男，汉族，1981年5月14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才云，男，汉族，1964年1月13日出生，住成都市新都区。 再审申请人陈坤因与被申请人刘才云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终9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2018）川民申162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陈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明英、被申请人刘才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坤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维持一审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刘才云负担。其主要理由为：2017年1月8日，刘云才对陈坤事实了要挟行为，陈坤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了《补充协议》。二审认定刘云才没有要挟陈坤，所签《补充协议》是陈坤自愿对原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关于办理证照的时限以及相关法律后果进一步明确，缺乏证据证实。 陈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与刘才云于2017年1月8日签订《补充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6日，经中间人李某介绍，以陈坤作为出让方、刘才云与案外人余磊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陈坤将其经营的位于成都市的城市之音ＫＴＶ店铺（以下简称歌城）现有装修、装饰、设备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才云与余磊；刘才云与余磊在接手歌城后，如因自然灾害或人为造成的损失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经营受损、停业等一切责任均自行负责，与陈坤无关；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相关手续由刘才云与余磊使用，接手后的一切法律事务均由刘才云与余磊负责承担。转让协议签订后，陈坤将歌城及现有的证照交付刘才云经营。在经营过程中，刘才云发现歌城没有文化经营许可证，遂于2016年11月17日与陈坤签订《补充条款》一份，约定刘才云在经营过程中，如遇文化部门检查文化经营许可证，陈坤应无条件协助刘才云办理，因此造成的法律后果由刘才云承担。因歌城的文化经营许可证一直未能办理，刘才云遂通过李某邀约陈坤协商解决。2016年12月9日，双方在成都市高新区长城半岛2期外大吉茶楼见面。见面后，李某陪同双方进入包间谈判。刘才云拿出已经准备好的《补充协议》，要求陈坤签署。《补充协议》载明：“...在签订原协议时，陈坤隐瞒了歌城无文化经营许可证，以及营业执照与税务登记证不一致等证照问题，导致现在无法三证合一以及以后的五证合一，也严重影响到无法再次转让...陈坤将于一月之内补齐所缺证照，取得合法证照交予刘才云；如陈坤无法按期补齐所缺证照，则无条件退还刘才云给予的转让款200万元并赔偿刘才云支付的装修款、设备款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200万元。”陈坤不愿签署，刘才云言语及动作较为激动，且包含过激言辞。因刘才云一方参加的人员包括刘才云的合伙人陈永生、邹德明，中途又有余磊及其他人前来包间找刘才云商讨其他事情，陈坤感觉自身安全存在隐患，遂将《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补办证照所需的时间由一个月改为三个月后，在该协议上签署了自己的姓名，并将落款时间写成2017年1月8日。次日，陈坤前往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三瓦窑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胁迫签署了补充协议。三瓦窑派出所为了查明事实，向陈坤及当日茶坊服务员进行核实并形成笔录，但未立案。一审法院另查明：截止至法庭辩论终结时，刘才云共计向陈坤支付歌城转让款1926631元。一审法院认为，陈坤诉请撤销双方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8日的《补充协议》，其请求权规范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就胁迫行为而言，包含善意及恶意两种情形，可能构成的法律后果包括民事领域的侵权和刑事领域的犯罪。就恶意胁迫而言，其构成要件必须满足胁迫行为导致被胁迫人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即恐惧感，其有可能构成的法律后果包括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而对善意胁迫而言，其构成要件只要满足胁迫行为导致被胁迫人产生不安和担心即可，比如以胁迫手段强迫债务人履行债务即为典型善意胁迫，其更多的是构成民事侵权而非刑事犯罪。由于民事领域针对的是对被害人的救济而非对加害人的惩罚，因此，民事行为是否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关于胁迫的规定，主要考虑的是被胁迫方的主观要件，而非胁迫方的主观要件。由于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行为有效的必要条件之一，故在考虑被胁迫方的主观要件时，主要考虑的是被胁迫方的自由意志是否因胁迫方的行为而受到影响并足以达至令被胁迫方作出违反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就此而言，只要胁迫方的行为令被胁迫方产生不安，令被胁迫方产生人身或财产面临危害的担心，则胁迫方的行为既已构成胁迫。本案中，刘才云在与陈坤进行谈判时，刘才云一方有三人以上，而陈坤一方仅有其一人参与，人数的差异本身即可对陈坤形成心理压力。虽有中间人李某在场，但刘才云一方的激动言行足以令陈坤产生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不安感。《补充协议》要求已不是歌城经营者的陈坤办理、补齐所缺证照，实乃陈坤无法完成的义务，故刘才云单方面赋予陈坤明显不是陈坤本意的合同义务。在此情况下，对陈坤而言，刘才云的行为已经构成胁迫，陈坤在刘才云事先准备好的补充协议上签名，系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不是陈坤真实意思表示。因此，陈坤请求撤销该协议，理由正当，对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刘才云辩称陈坤隐瞒歌城缺乏证照的事实，不属本案审理范畴，双方可以另案讼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刘才云与陈坤所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8日的《补充协议》。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刘才云负担。 刘才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229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陈坤对刘才云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陈坤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关于“谈判时，刘才云一方有三人以上，而陈坤一方仅有其一人参与，人数的差异本身即可对陈坤形成心理压力”的认定，明显存在诸多错误。1.谈判地点位于双方共同选定的茶楼，系开放场所，任何人均可自由出入，包括陈坤自己，不可能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2.人数的确定由双方自行确定，刘才云从未限制陈坤一方参与谈判的人数，而刘才云一方参与者均系合伙经营的共同体，参与谈判符合商业逻辑；3.一审查明事实显示，除了这次进入茶室的服务员外，刘才云未邀请社会闲杂人员参与；4.中间人李某一直在谈判现场协调，胁迫无从谈起。二、一审关于“刘才云一方言行足以令陈坤产生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不安感”的认定，明显存在诸多错误。1.在刘才云因陈坤隐瞒重大信息而被骗受让歌城的情况下，要求刘才云心平气和地与陈坤协商，无异于赋予刘才云过高的道德义务；2.法律关于胁迫的标准有明确界定，无论是公安机关就事件所核实情况，还是一身查明的案件事实情况，均不能认定陈坤主张的胁迫成立；3、陈坤能够将《补充协议》约定的办照时间更改为三个月，足以说明其意志自由，未受到任何胁迫。三、一审关于“《补充协议》要求已不是歌城经营者的陈坤办理、补齐所缺证照，实乃陈坤无法完成的任务”的认定，明显存在诸多错误。1.一审混淆了“应然”与“实然”的概念，对陈坤法律上应有的“权利保障”义务视而不见。2.无任何法律规定证照必须是由现任经营者本人亲自办理。陈坤如果愿意履行义务，完全可以通过授权等相关方式解决办照问题，不存在一审认定的问题。综上，刘才云作为歌城的受让方，在被政府相关部门查处后，发现陈坤转让的歌城存在相关证照缺失或有瑕疵的情况下，在中间人介入的情况下，与陈坤经过协商谈判形成的《补充协议》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撤销。 陈坤辩称，一、刘才云在一审中亲口承认其在签订《补充协议》前未与陈坤协商；刘才云申请的证人李某亦证实刘才云在茶室发怒并拍桌子，其随行人员限定陈坤在10分钟内签字；茶室服务员亦证实刘才云将茶室门锁反锁等胁迫签订协议的事实。因此，一审认定刘才云胁迫陈坤签订《补充协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刘才云对于一审判决断章取义，其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关于谈判地点好人员，均是刘才云事先安排好的，陈坤对此并不知情；关于李某的协调，从证人证实的事实判断，李某并不能起到协调作用；关于补齐证照的问题，刘才云对证照缺失及瑕疵是明知的，且陈坤并不具有补齐证照的能力和义务，故刘才云要求在三个月内补齐证照是强人所难。三、本案胁迫行为发生于2016年12月9日，而案涉歌城被查处发生于2017年2月，刘才云对时间上的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刘才云对于一审关于“陈坤不愿签署，刘才云言语及动作较为激动，且包含过激言辞。”的认定不予认可，认为其在签约时并无该行为。陈坤对于一审关于“在经营过程中，刘才云发现歌城没有文化经营许可证。”以及“陈坤将《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补办证照所需的时间由一个月改为三个月后，在该协议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的认定不予认可，认为刘才云在受让歌城前就知道歌城无文化经营许可证；补办证照的时间系由刘才云的随从人员更改。对于一审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二审法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陈坤以其受到刘才云的胁迫而订立案涉合同为由，行使撤销权而提起的诉讼。根据法律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法律约束力。除非有法定事由并依法定程序，当事人不得擅自撤销。法律赋予当事人享有撤销合同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非常严格的适用条件，以避免当事人滥用合同撤销权，破坏正常的交易秩序和损害诚实信用原则。基于此，本案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关于胁迫的构成要件，审查案涉合同订立时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关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关于“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的规定，认定是否构成胁迫，重点在于审查一方是否实施了要挟行为，迫使另一方不得已而作出了违背本意的意思表示。就要挟行为而言，其本质属侵权行为，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应由主张实施要挟行为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故此，本案应由陈坤对刘才云在案涉合同订立时采取了要挟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从陈坤提交的证据分析，首先，双方谈判的地点属公共场所，谈判时虽反锁了包间门，但从谈判期间茶坊服务员可自由进出包间以及刘才云并未限制陈坤的通讯自由等细节可以看出，反锁包间门的行为实属正常之举，不能认定为要挟行为；其次，从茶坊服务员向公安机关关于“我进包间里这四个人都没说话”的陈述以及证人刘才云关于“包间里一共五个人”的陈述内容分析，在包间里谈判的人员一共四到五人，其中包括中间人李某，从人员数量来看，并不存在明显失衡，不能认定为要挟行为；第三，从陈坤向公安机关关于“在整个过程中刘才云未对其殴打”的陈述以及证人关于“刘才云并未砸杯子，只是拍了桌子”的陈述内容分析，刘才云在谈判过程中并未采用明显过激的行为，“拍桌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要挟行为；最后，双方虽对刘才云何时发现歌城无文化许可证以及陈坤是否负有办理文化许可证之义务发生争议，但从双方2016年11月17日签订的《补充条款》约定内容看，陈坤已承诺无条件协助办理文化许可证。故此，案涉合同所约定之内容实乃对《补充条款》关于办理证照的时限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进一步明确，不属于无事实基础的合同。陈坤关于违背其本意签订案涉合同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综上，陈坤关于刘才云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其签订案涉合同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二审不予采纳。陈坤据此要求撤销案涉合同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案涉合同关于违约后果的约定是否恰当，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所述，刘才云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关于胁迫事实认定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229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坤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均由陈坤负担。 本院经再审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再审中陈坤提供了视频资料，拟证实2017年1月8日，刘才云方人员众多，陈坤受到胁迫签订协议。刘才云的代理人质证认为，该视频只能看到茶楼前台范围，视频中有刘才云及其两个股东，其他人员不认识。对于陈坤提供的视频资料，本院将结合案情予以综合评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2017年1月8日的《补充协议》是否是陈坤在被胁迫下签订的，协议内容是否为陈坤真实意思表示。1.作为歌厅转让首先应当考虑文化许可证的问题，这是对该行业经营最起码的要求，刘才云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应当知晓。2.从本案经过分析，双方于2016年4月16日签订《转让协议》，2016年11月17日签订《补充条款》，刘才云陆续给付了大部分转让费，应当认定刘才云对该两份协议的认可且履行。3.对于2017年1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第三份协议），其内容是对前两份协议的否定。根据事后陈坤称其受胁迫签订协议并报警，以及陈坤再审期间提供的经庭审质证的相关视频资料，结合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和整个过程分析，陈坤的再审理由符合常理。刘才云称第三份协议系陈坤自愿签订的理由不符合常理，不足以抗辩陈坤再审理由，陈坤再审理由应予支持。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处理结果错误，应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陈坤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终9148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2291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均由刘才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坚 审判员 李晓成 审判员 谯 斌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郭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