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27民初344号 原告：许国林,男，195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成才，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萍，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千岛湖新概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南路16号。 法定代表人：熊正华。 诉讼代表人：傅忠彬，杭州千岛湖新概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涛，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世健，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许国林与被告杭州千岛湖新概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概念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成才、王萍，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涛、袁世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许国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的12724642.5元购房款债权在被告破产财产分配中享有优先受偿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08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两份，原告以自己名义向被告购买由被告开发的“金紫度假村”商品房两幢（第31幢辉宅，建筑面积623.17平方米，总价款2359260元；第63幢智宅，建筑面积530.77平方米，总价款2115382.5元），合同中约定31幢辉宅的交房时间为2009年12月31日，智宅未约定交房时间。2009年3月2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两份（合同编号XGN2009-0011、XGN2009-0015），原告以自己名义向被告购买由被告开发的“金紫度假村”商品房两幢（第17幢鸿宅，建筑面积409.52平方米，总价款5605034.63元；第55幢润宅，建筑面积340.46平方米，总价款4659821.48元）。合同中规定的交房时间均为2009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前后，原告按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总计支付购房款12724642.50元，而被告至今未交房。原告向被告购买四幢商品房并按约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被告未交房的事实在淳安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1日作出的（2012）杭淳民初字第137号、138号案件中已经查明。2017年9月11日，淳安县人民法院根据浙江发展园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受理新概念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原告作为债权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申报债权数额为32425012.98元，包括购房款12724642.50元、迟延履行金1775560元、违约金17884485.03元、诉讼费40325.00元。2018年12月21日，新概念公司管理人向原告送达《杭州千岛湖新概念旅游开发公司管理人债权审核通知》，对原告申报的债权除智宅违约金进行调整外均予以确认，但仅将购房款中的4125000元按消费性购房款确认优先权。管理人在债权审核通知中对消费性购房款优先债权认定的法律依据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第二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房地产企业破产审理操作规程（试行）》第37条，根据管理人援引的这些条文，原告认为管理人在法律的理解适用上存在多处错误，从而导致关于原告债权中优先权部分的认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第一，管理人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消费者等同于《批复》中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消费者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商品房买卖中的欺诈行为是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惩罚性赔偿规定的，这意味着商品房买卖没有被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而作为破产领域商品房购买者优先受偿权的确认更无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余地。第二，管理人确认购房者只能就一套房的购房款享有优先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无论怎么解释消费者的概念，消费者都不可能是按照购房数量来确定的，认为购房者买首套房时是消费者、买二套房时就不是消费者了，是非常荒谬的逻辑。而且，即使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管理人对第二条的理解也不合理。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来看，其目的是保护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从表面上看,所谓“生活消费”就是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进行消费,但是,如果单单从“生活消费”的表面含义去界定消费者,那就大大限制了消费者的范围。时下有关房地产交易中，房地产商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多通过格式合同减轻自己责任，导致消费者责任加重，利益受到损害，商品房的购买者与其他产品的购买者是一样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地位的。因此，不能将消费者的含义限制解释为只保护生活消费，消费者应是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社会成员，原告购买商品房符合《批复》中“消费者”的要求。况且，《批复》第二条也没有对消费者购房数量做任何限制，该条明确规定消费者只要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和大部分房款后，即享有优先受偿权，此处的大部分房款司法实践中都是以超过50%为标准衡量的，因此原告债权完全符合享有优先权的条件。第三，《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颁发的，如果用2015年的规定去解释2002年实施的《批复》的意图，显然是本末倒置。并且，这两条规定的适用情形也是不同的，《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是授予执行程序中购房者的执行异议的权利，与《批复》中破产程序提出的购房者享有优先受偿权并非一回事，不能够相互解释。优先权是特定债权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享有的优先受偿的权利，优先权与抵押权、留置权、质权的重要区别在于，优先权是出于政策上的考虑而制定，其目的是对个别的、特殊种类的债权加以保护。《批复》的颁布与实施更多的是政策的考量，这种政策的考量，不仅有基于生存权的考虑，还有基于社会秩序的考量。若是因为开发商的原因，导致个人支付了房款却拿不到所购的房屋，在房地产企业破产时，如果优先清偿建设工程价款，无异于用消费者的资金去清偿开发商的债务，等于将开发商的债务转嫁给广大消费者，严重违背特殊保护消费者的法律政策，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最高法院作出的《批复》也是基于此原则作出的，购房者无论是谁，其具有的优先权都是一样的，不应该有歧视，区分保护的主体，就会显失公平。因此，将商品房购买者的债权纳入到优先受偿债权之列，不仅能够保证其生存权、居住权，也是社会稳定大于其余债权人利益的社会政策考量。第四，即使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新概念公司管理人的做法也与实践中的一贯做法不一致，实践中的普遍做法都是根据已支付的价款是否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来认定，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都予以认定优先权，并不是完全依据所购商品房是否用于居住及买受人名下有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来认定的，因为现实中为家庭成员购房或借名购房的情况比较常见，不能仅仅根据房屋套数来判断是否用于居住。而新概念公司管理人一方面认定了原告一部分购房款债权的优先权，另一方面又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排除了原告另一部分购房款债权的优先性，其对《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适用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第五，杭州市余杭区法院的规定根本不属于法律依据，更加不能约束淳安县法院管辖下的破产案件，且原告所购房屋也不属于该规定中所谓虚假按揭、以房抵债、设定让与担保等情形。综上，管理人在没有任何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仅凭自身主观认识认定优先性债权金额，超出了管理人的职权范围，为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应赋予管理人不恰当的自由裁量权。根据相关规定，新概念公司管理人仅将原告购房款中的4,125,000元按消费性购房款确认优先权是错误的，应当按原告实际支付的12,724,642.5元购房款确认优先权。退一步讲，即使按照一套房的标准认定优先性债权，管理人认定的金额也不正确。原告购买的四套房屋，总价款分别为：2359260元、2115382.5元、5605034.63元、4659821.48元，而原告实际支付的购房款总计12724642.5元，实际所付购房款超过了其中任何一套房的总价款，即使只认定一套房，也应按照房价最高一套房的总价款5605034.63元认定优先债权。另外，原告虽然购买了四套住宅，但并非为了经营，而是一幢自住，其余三幢系单位同事借名购房，因以原告名义购买价格较为优惠。原告仅是第31幢辉宅、第55幢润宅、第63幢智宅的代持人，并非实际购买人，由于是以原告名义购买，由原告申报债权及进行诉讼较为便利，故一直以来均是由原告出面行使与代持住宅有关的权利。综上所述，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中华人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诉至法院，请法院依法确认原告的优先性债权金额为12724642.50元。 被告新概念公司辩称，第一，原告在案涉项目中不属于消费者购房债权人。《批复》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被告认为该解释适用的主体必须是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中对消费者的概念已有释义，“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之规定，结合本案购房情况，“消费者”应理解为为了单纯用于消费居住而购买房屋的房屋买受人。本案中，许国林购买多套别墅，不能视为消费者；许国林、许亦芳、许铁锋作为三口之家（夫妻和儿子），各自以购房人身份购买合计8套房屋，已远远超过单纯消费居住的目的；案涉房屋不属于普通的商品房，而是价格较高的别墅，别墅的商业投资利润空间往往比商品房更大。本项目中其他别墅的销售价格在18000元-30000元，而许国林的购买价格低于其他的别墅的价格，尤其是“智”、“辉”二宅价格更是相去甚远。《批复》的规定是基于生存权高于其他权利，为了保护个人消费者的居住权而设置，故该条规定的“消费者”不应作扩大解释。本案中，从许国林与新概念公司签订的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因、目的及过程来看，并非完全基于生存、居住所需。从其购买房屋数量及价格来看，许国林显然不同于通常的消费者，故许国林不是上述规定中的消费者，其对新概念公司的债权不能对抗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第二，原告“智”、“辉”宅的买卖系“以房抵债”的行为，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认定。新概念公司成立于2004年12月2日，许国林在2004年11月25日与之后成立的新概念公司时任董事长丁守清签订《合作协议》，丁守清个人借款365万元用于“千岛湖论坛公司项目的资金运作”，并以借款可抵作房款、在浙江绿色世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作为担保的约定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第三，原告的“抵债”及“购买”行为一同证明了其并非消费居住的目的。2004年11月，丁守清向许国林借款365万元，借款到期后直到2008年12月1日与新概念公司签订“智”、“辉”二宅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又因该二宅价款高于借款，又向时任公司总经理李毅朝个人账户支付824642.5元。2009年3月25日，许国林又同许亦芳（妻子）、许铁锋（儿子）、孙红（朋友王仲浩的遗孀）一同与新概念公司签订《购房付款协议》，四人分别购买二套别墅。而该八宅的款项支付全部由浙江省诸暨申发轴瓦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浙江申发轴瓦股份有限公司，许国林、许铁锋为公司高管及股东）提供汇票或指示交付至第三方完成。上述行为系典型的炒房行为，属于商业投资性质，并非《批复》规定的消费居住行为。综上，请求驳回许国林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2012）杭淳民初字第137、138号民事判决书2份、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4份、购房付款协议1份（均为复印件），拟证明（1）原告购买第17幢鸿宅、第31幢辉宅、第55幢润宅、第63幢智宅，并已按照约定支付购房价款的事实，并且该事实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2）签订的合同已经备案的事实。 2、金紫度假村项目（千岛湖论坛）门牌编号××页（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购买的第17幢鸿宅、第31幢辉宅、第55幢润宅、第63幢智宅位置、房号、面积均具体明确，且有预售许可，能与其他房屋相区别。 3、管理人债权审核通知1份（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申报的第17幢鸿宅、第31幢辉宅、第55幢润宅、第63幢智宅购房本金款，管理人仅认定一幢的购房本金4125000元享有消费性购房款优先权，将另外3幢的购房款本金认定为普通债权。 被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裁定书、决定书各1份（均为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2、合作协议1份（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基础法律关系为借款。 3、询问笔录1份（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款项的支付情况。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其中第10页第4、5、6、7点需特别注意，这与被告答辩中款项支付行为一致；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原、被告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借贷关系。因为借款时约定的还款方式很明确，一是以借款抵扣房款，二是以现金偿还。这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以房抵债情形，而是以房款抵扣借款的还款方式；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内容与事实不符，如许国林表述购房资金是其个人的，事实上是由公司支付的；如许国林表述房子是以其他人的名义购买的，但事实上其并未以其他人名义购买。对证据1，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3，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 综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08年12月1日，原、被告签订两份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由其开发的“金紫度假村”两幢别墅，分别是第31幢辉宅，建筑面积623.17平方米，总价款2359260元；第63幢智宅，建筑面积530.77平方米，总价款2115382.5元；合同约定第31幢辉宅的交房时间为2009年12月31日，第63幢智宅未约定交房时间。2009年3月25日，原、被告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两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由其开发的“金紫度假村”两幢别墅，分别是第17幢鸿宅，建筑面积409.52平方米，总价款5605034.63元；第55幢润宅，建筑面积340.46平方米，总价款4659821.48元。合同约定交房时间均为2009年12月31日。2008年7月21日，被告出具房款收据，言明已经收到第63幢智宅房款2115382.5元，对原丁守清于2004年向原告借款365万元中的1290740元转为原告支付的购房款及李毅朝代表被告收取了房款824642.5元的事实予以确认。2009年3月25日，原告及许铁锋、许亦芳、孙红与被告签订了购房付款协议，约定原告及许铁锋、许亦芳、孙红向被告购买金紫度假村55幢润宅、17幢鸿宅、57幢清宅、52幢浩宅、59幢淑宅、51幢涵宅、50幢洁宅、30幢誉宅，房款付清方式为合同签订后即支付2000万元，2009年4月25日前付1300万元，余款在房屋竣工验收后15天内付清。2008年7月21日，被告出具房款收据，言明已经收到31幢辉宅房款2359260元，对原丁守清于2004年向原告借款365万元中的2359260元转为原告支付的购房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及许铁锋、许亦芳、孙红亦按照2009年3月25日的购房付款协议的约定支付购房款3300万元（其中825万元分别用于支付鸿宅房款4125000元，支付润宅房款4125000元）。 2017年9月11日，本院裁定受理浙江发展园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2017年11月25日，原告向被告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数额为32425012.98元，管理人予以确认的债权数额为30025536.36元，其中，消费性购房款优先权为4125000元，普通债权为24124976.36元，劣后债权为1775560元。 另查明，原告许国林与许亦芳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子许铁锋。许亦芳在“金紫度假村”购买了淑宅和洁宅，许铁锋购买了浩宅和清宅。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许国林就本案主张的四套别墅购房款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批复》（法释【2002】16号）第二条的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2005年12月25日作出的（2005）执他字第16号批复认为：《批复》(法释【2002】16号）第二条关于已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应优先保护的规定，是为了保护个人消费者的居住权而设置的，消费者购房应是直接用于满足其生活居住需要，而不是用于经营。本案中，许国林从表面看已经支付了案涉四套别墅的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但其中辉宅的全部购房款以及智宅的大部分购房款系以丁守清向许国林的借款抵扣，而其与妻子许亦芳、儿子许铁锋在“金紫度假村”共购买了八套别墅，许国林这种以房抵债以及购买多套别墅的行为显然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居住需要，不符合消费性购房的定义，不属于《批复》（法释【2002】16号）第二条中保护的“消费者”，现新概念公司破产管理人基于整个破产案件，并结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中一套已付购房款数额最多的别墅购房款在新概念公司破产财产分配中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原告要求确认剩余部分购房款在新概念公司破产财产分配中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许国林4125000元购房款债权在被告杭州千岛湖新概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中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驳回原告许国林其他部分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许国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徐小庆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方 娉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