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13民初5430号原告：昌易佳（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十五路**海景大厦**。法定代表人：马树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清，天津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红专东路**高层**楼****iv>法定代表人：张志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强，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红，宁夏新中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史宝英，男，1954年2月3日生，汉族，住天津市宁河区。第三人：河北汇源炼焦制气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卑家店乡毛山村南法定代表人：徐建国，总经理。原告昌易佳（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大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史宝英、第三人河北汇源炼焦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汇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立案受理后，先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昌易佳（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黄建清，被告大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强、李晓红，第三人史宝英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河北汇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昌易佳（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44167.69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标准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截止到2018年5月7日为522400.98元），合计1066568.67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支出10万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4年6月4日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钢材。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被告却未依约给付货款，现被告尚欠货款544167.69元。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呈诉。大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与原告、第三人河北汇源公司之间均未签订过任何合同，亦未委托史宝英代表被告签订合同、出具书面材料。本案系案外人范志军、唐启丰持高建伪造的印章及被告公司手续与河北汇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的河北汇源公司110万吨焦炉改造工程项目，史宝英为范志军、唐启丰委派的该项目负责人，范志军、史宝英并非被告员工，高建虽之前为被告神木分公司负责人，但签订上述合同时双方合作已终止，其私刻公章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被告对上述合同签订情况及履行情况均不知情，并非原告主张的买卖合同付款主体。综上，请求本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史宝英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均无异议。第三人河北汇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在其提交的书面意见中表示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均无异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依法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工业品买卖合同》、送货单、指导价打印表，合同中加盖的被告公司项目章真伪无法判定，但第三人史宝英对上述证据中其签字的真实性及收货的事实均无异议，对原告供货的事实本院依法确认。授权委托书、补充协议、施工现场照片，上述证据已在另案中经过鉴定，证据中所盖有的被告公司印章与被告真实使用的印章均不吻合，对于原告主张的各当事人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在本判决下文中论述。对原告提交的（2017）冀0204民初115号民事判决书，该文书已生效，真实性本院依法确认。对原告提交的委托合同、收据，能够证实本案原告的律师费10万元，真实性本院依法确认，但对该费用的负担问题，在本判决下文中认定。对原告提交的（2015）阿左民一初字第554号、（2013）雁民初字第00184号民事判决书，对该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本院依法确认，但对于判决书中认定的被告存在“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诚项目部”及“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阿左旗公安局警察教育训练中心项目部”字样印章，均与本案涉及的印章不符，亦无法仅以此证实涉案印章的真实性，对该两份判决书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唐山劳动日报一份、情况说明一份、邮政快递回单真实性本院依法确认，但关于被告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在本判决下文中论述。对被告提交的合作施工合同、调查笔录、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条款，能够证实史宝英、河北汇源公司与案外人李栋签订合同情况，真实性本院依法确认。对被告提交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与本院依法调取的部分证据相吻合，本院依法采信。被告提交的鉴定意见书，系本院于2018年3月8日委托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原告并未提交足以反驳该鉴定意见的相关证据，对该证据本院依法采信。对被告提交的判决书三份，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公安机关立案决定书，真实性本院依法确认。对第三人河北汇源公司提交的证据河北省清理整顿“五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项目备案证、节能登记表，能够证实涉案项目备案情况，真实性本院依法确认。对本院依被告申请自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调取的证据2016年6月23日张志军询问笔录；2016年1月25日范志军询问笔录；2017年4月21日高健讯问笔录；2018年8月16日高健讯问笔录；2017年4月20日在高健住处的提取笔录；被告印章备案回执及公章；被告与其神木分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西北政法大学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对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四份授权委托书公章鉴定）等以及从西安市雁塔分局小寨派出所调取的西北政法大学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从高建处扣押的被告《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印章真实性鉴定），上述证据均为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足以反驳其真实性的相关证据，本院依法采信。对本院依法对高健和范志军做的询问笔录，其陈述的相关内容与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中内容基本吻合，本院依法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4日，原告与第三人史宝英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该合同载明供方为原告，需方为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约定原告向河北汇源炼焦制气集团110万吨焦炉改造工程供应不同品种和规格的钢材。该合同约定订价方式为按照《天津建筑钢材市场工地采购结算指导价》的价格为准。送货当天所公布的价格基础（不含税），若当天出现多个价格，以当天公布的最后一个价格为准，出现节假日送货的按前一天的公布价格为准。结算方式为，签订合同后需方应在每批货收到货后三十天内付清此批货物的全部货款，并约定实际数量及单价以双方签字确认的送货单为准，需方指定收货人为张玉国。合同中另载明违约责任承担方式，若到期不能及时付款，延迟付款需方应每天每吨多加3元支付，以此类推若再多延迟一个月付款应在此基础上每天每吨再多加1元。需方另应承担供方为追索货款所支出，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律师费等费用。该合同中还约定了双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该合同供方由原告公司盖章确认，需方由史宝英签字确认，并加盖“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字样印章。合同签订后，原告自2014年6月6日至2014年10月29日陆续向约定的项目工地供货，原告称累计供货货款总额为1138167.69元，史宝英在供货期间已给付货款594000元，尚欠货款544167.69元。第三人史宝英对上述原告主张的未付钢材款金额以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均无异议。庭审中第三人史宝英称，原告供货的货款均由其向原告支付，资金来源基本均由其先行垫付，再与河北汇源公司结算。被告并未向原告支付过款项，史宝英亦未从被告处申报或收取过款项。经查，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4年10月11日由张戈变更为张志军，且该公司已于2018年4月16日更名为“大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另查明，2014年初，案外人唐启丰找到范志军，二人欲借用一级建筑资质承建涉案河北汇源炼焦制气集团110万吨焦炉改造工程，唐启丰承诺项目获利后将所欠范志军的350万元欠款归还。范志军到被告神木分公司找到该分公司负责人高健，与高健协商借用被告公司一级建筑资质承建上述项目的相关事宜，并承诺承建该项目不通过正规招投标程序，挂靠管理费为工程款的1.2%。双方协商后，高健将伪造的被告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等原件、刻有“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防伪编码）印章一个、刻有“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带防伪编码）印章一个、刻有“张戈印”的印章一个，以及空白的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已经打印好，载明：委托范志军为上述项目财务监管，负责有关财务方面的一切工作，我均予以承认，委托人为张戈，被委托人为空白，并盖有张戈的印章）交付范志军。2014年1月25日，范志军、唐启丰等人携带上述证件材料原件及加盖“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防伪编码）印章的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印章来到第三人河北汇源公司，在未经招投标程序的情况下与该公司签订了《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中载明发包人为河北汇源公司，承包人为被告，工程内容为备煤、炼焦、化产及附属设施土建安装工程。工期为420天，自2014年2月15日至2015年4月10日，合同总价为2.8亿元。合同专用条款中载明了履行合同的具体事宜，约定了双方相关权利义务。该合同发包方由第三人盖章、张泽民及徐建国签字确认，承包方加盖“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防伪编码）印章，合同中还载明了开户行信息，其中承包方开户行为：陕西省神木县中行干河路分理处。双方还签订了质量保修书，该保修书中发包方处亦由第三人盖章、张泽民签字确认，承包方加盖“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防伪编码）印章并由范志军签字确认。后双方于2014年1月26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对计价标准、工程款支付节点、主材价格及其他相关合同内容进行了调整，该协议由第三人加盖合同专用章、范志军签字确认，并加盖“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防伪编码）印章。上述合同签订后，案外人唐启丰与范志军开始组织施工，唐启丰通过姬富平找到第三人史宝英，史宝英得知该项目系唐启丰、范志军以被告名义进行施工的情况后，与唐启丰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史宝英进行垫资施工，并负责涉案项目现场管理。史宝英于2014年4月进场施工，并从唐启丰处取得了涉案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刻有“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字样的印章一枚。史宝英使用该枚印章与钢材、混凝土等工程材料供应商签订了多份合同。2014年5月，因施工项目费用紧张，史宝英联系不到唐启丰，后史宝英通过姬富平联系到范志军，要求为其出具项目负责人的委托书等材料，并到现场协商解决施工资金问题。后范志军与唐启丰到施工现场，再次向史宝英承诺能够解决工程款短缺问题，并承诺为其出具授权委托书。范志军于当月找到高健，将上述情况及史宝英的请求告知高健，高健出具了多份《授权委托书》，格式均与上述为范志军出具的委托书相同，委托人处加盖刻有“张戈印”的印章，被委托人为空白，并盖有“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防伪编码）印章，落款日期为2014年5月21日。分别委托范志军为财务监管、史宝英为项目总经理、唐启丰为项目副经理、严波为项目总工程师、张殿忠为项目副经理。高健将上述委托书交付范志军，范志军将上述委托书邮寄给史宝英。史宝英收取该委托书后，继续在涉案项目工地组织施工。2014年7月21日，史宝英与河北汇源公司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条款调整洽商》，将工程款的支付期限进行了变更，该协议史宝英亦加盖了“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字样印章。2014年8月14日，史宝英与案外人李栋签订一份《合作施工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对涉案项目进行施工管理，资金来源为双方自筹，盈利双方各50%，该合同中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史宝英庭审中自认该合同实际系为解决项目资金紧缺问题而与李栋签订，由李栋向涉案项目继续投入资金用于工程建设。史宝英、李栋等人继续施工至2015年初，因工程款项发放问题未能解决，该二人先后到被告公司核实涉案项目的相关事宜。被告称对该项目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均不知情，于2015年3月14日向第三人河北汇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因有部分材料供应商、劳务分包单位就涉案项目催要货款及工程款，并提供了供货合同、劳务分包合同，以及我公司与贵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经核对所有合同的公章、法人代表私人印鉴，均与我公司印章不一致，属于相关责任人员私自刻制，委托代理人也不属于我公司员工，没有权利代表我公司签订合同。我公司也从未在河北省建设厅备案，未有贵公司的工程进行施工，相关法律责任我公司概不承担。后被告将该情况说明邮寄送达给河北汇源公司。2015年3月27日，被告又在唐山劳动日报刊登声明，再次确认从未在唐山设立有限公司或办事处，以被告公司名义订立的合同或协议，均系他人假冒，对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范志军、高健得知上述情况后，于2015年4月到被告公司，欲与现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志军对上述涉案项目情况进行沟通，但被告称对该工程项目的相关事宜并不知情，亦不认可高健或范志军有权代表被告签订合同，不同意对其二人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史宝英得知此事后，不再继续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史宝英当庭自认该工程已完工部分工程造价约为4200万元，河北汇源公司已付工程款约为1100万元。后李栋以天津万通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与第三人河北汇源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施工合同补充条款》，约定河北汇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施工合同解除并作废，由李栋继续施工，河北汇源公司根据工程量进行结算，协议中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该协议最终未能实际履行，现涉案项目仍处于停工状态。被告认为高健、范志军等人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于2015年6月5日出具立案决定书，对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案立案侦查。在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于2017年4月20日到高健工作的地点神木县将高健抓获，并从该工作地点搜查并扣押刻有“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防伪编码）印章一枚、刻有“张戈印”的印章一枚，并同时扣押《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原件各一份。高健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及本院询问笔录中均称，上述两枚印章及证件资料均系其个人伪造，并未告知被告。高健称该公章早就刻好，为了加盖方便应急而用，并非因范志军借用资质的事情特别刻制的。高健在公安机关供述其系2013年10月左右在西安市路边的小广告看到刻章人员的电话，与其联系后，使用加盖被告公司印章的合同作为模板私刻公章一枚（50元），并私刻“张戈印”的印章一枚（20元）。后来又找到该刻章人员，使用被告企业资质证件复印件作为模板，私自制作了虚假证件。范志军在公安机关及本院的询问笔录中均称对高健私刻公章、伪造证件的事情并不知情。再查明，高健与被告于2008年6月30日签订《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约定高健从被告处承包神木分公司，并任该分公司负责人。承包期限五年，自2008年6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陕西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木分公司（以下简称“大秦神木分公司”）每年按比例向被告缴纳管理费。其中，规定大秦神木分公司义务中包括不得利用分公司名义进行违法活动；每月十五日前将分公司日常账目、经营情况汇报被告予以监管；分公司在被告授权范围内，以分公司名义承接合同，超过一定标的必须征得被告同意，并以被告名义签订施工合同，具体施工事宜依然以分公司为主。双方在该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并另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又查明，在本院审理的(2015)辰民初字第3056号关联案件中，经本案被告申请，本院于2018年3月8日依法委托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对涉案书面材料中加盖刻有“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防伪编码）印章真实性以及2014年1月25日《法人代表授权书》中手写字迹与张戈书写的样本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自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2017）冀0204民初115号案卷中调取了检材：2014年1月25日《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条款》、2014年5月21日《授权委托书》4份、《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标申请书》、《投标申请表》、2014年1月25日《法人代表授权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资质》6组附件、《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核准栏》、《任职资格书》。该鉴定机构对上述材料中加盖的共25个“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防伪编码）印章与被告提供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印章、签名真实性鉴定申请书》中加盖的被告公司印章进行比对，并将张戈本人书写的字迹与2014年1月25日《法人代表授权书》中手写字迹进行比对。该鉴定机构于2018年4月23日出具津中慧[2018]文书鉴字第61号鉴定意见书，认定上述25个章印与比对样本中“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不是同一枚章印所盖印。2014年1月25日《法人代表授权书》中手写字迹与张戈书写的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小寨派出所在侦查上述刑事案件中，亦委托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2014年1月25日《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4年1月25日《法人代表授权书》、2014年5月21日《授权委托书》三份（范志军、史宝英、唐启丰）中加盖的被告公司印章真伪进行鉴定，并对扣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原件真伪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将2014年1月25日《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4年1月25日《法人代表授权书》、2014年5月21日三份《授权委托书》中加盖的“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与被告在2012年5月25日《印章备案回执》中加盖的印章进行比对，并与公安机关扣押的“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章2018年8月29日的盖印进行比对。该鉴定机构于2018年9月10日出具西法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311号鉴定意见，认定2014年1月25日《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4年1月25日《法人代表授权书》、2014年5月21日三份《授权委托书》中加盖的“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与被告提供的盖印是本质差异，与公安机关扣押的印章盖印是本质符合。该鉴定机构将公安机关扣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原件与被告提供的《安全生产许可证3（副本）》、《营业执照（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中审批单位的印章进行比对，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西法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312号鉴定意见，认定上述印文均不是同一印章形成。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涉及的原告所供钢材用于的河北汇源炼焦制气集团110万吨焦炉改造工程建设主体和施工主体是否为被告和第三人河北汇源公司；二、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原告主张的货款、违约金的给付主体如何认定。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本案涉及的原告所供钢材用于的河北汇源炼焦制气集团110万吨焦炉改造工程建设主体和施工主体是否为被告和第三人河北汇源公司本院认为，根据本院上述查明的事实，2014年1月25日《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虽加盖了第三人河北汇源公司及刻有“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且范志军亦在质量保修书及补充协议中签字，但经鉴定，上述合同中加盖的“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与被告公司公章并不一致。根据高健的陈述结合相关鉴定意见，能够认定范志军与第三人签订上述合同加盖的印章系高健伪造，并非被告公司公章。虽然高健称该印章系为方便使用而刻制，亦在其他项目进行过使用，并非为范志军借用资质而特别刻制，但其在公安机关陈述中又称该印章系2013年10月刻制，而当时其与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的5年承包期限已届满，已无使用该印章的必要。同时，高健仅为大秦神木分公司的负责人，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其无权使用被告总公司公章对外签订合同。高健伪造印章的时间距范志军2014年1月向其借用资质时间较为接近，其并未说明使用该伪造的印章具体使用的时间及另用于何处，原告亦未举证证实该枚印章已被用于其它合法项目中，故能够认定加盖在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并不具有合法性。并且，经过鉴定，2014年1月25日《法人代表授权书》、2014年5月21日形成的多份《授权委托书》中加盖的“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与被告公司公章并不一致，结合高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情况，能够认定上述书面材料中加盖的印章亦为高健使用伪造的公章盖印形成，均不具有合法性。同时，2014年1月25日范志军的《法人代表授权书》中笔迹与时任被告法定代表人张戈笔迹并不一致，无法认定范志军在签订《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已取得被告的授权或具有被告员工身份，且签订合同到场人员唐启丰等人亦不具有被告的授权或员工身份。范志军在签订合同时，虽携带了从高健处取得的公章、《法人代表授权书》以及载有被告公司信息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原件及加盖“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复印件，但经过鉴定，结合高健及范志军的陈述，能够认定上述证件原件均为高健伪造，复印件中加盖的印章亦通过高健伪造的印章形成，原告及河北汇源公司均未能举证证实高健参与合同的签订，故以上证据无法认定被告为合同的签订主体。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二第三人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并未向被告进行付款或从被告处收取过款项，亦未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与被告核实过范志军、唐启丰、高健等人的身份情况，原告亦未举证证实从被告处收取过货款或向被告开具过相关票据，仅凭原告提交的工程现场照片无法认定被告实际参与施工。综上，能够认定被告并非2014年1月25日《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主体。二、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原告主张的货款、违约金的给付主体如何认定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所供钢材用于涉案项目，但原告供应钢材期间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系与史宝英签订。虽然合同中加盖了“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字样印章，经庭审查明，被告并不认可其公司存在上述字样的印章，结合史宝英陈述，该印章系唐启丰委托其担任项目经理时交付给其使用的，此印章现已遗失，不具有鉴定真伪的条件。根据本院以上论述，史宝英与唐启丰、范志军的授权委托书均为高健以被告名义伪造，被告对此并不知情，该三人均不具有被告真实授权或被告公司职务，同时史宝英及原告均未提交证据证实该印章的来源系被告提供，且亦未提交证据证实该印章被用于被告其他合法项目中，故能够认定加盖在《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的“大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字样印章并不具有合法性。另外，合同签字人史宝英不具有被告公司或其工作人员的合法授权，仅凭其签订合同的事实并不能认定相应法律责任应由被告负担。在上述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原告并未举证证实其所供货物系由被告公司人员或合法授权的人员签收，亦未举证证实其从被告处收取过货款或向被告开具过相关票据，仅凭原告提交的工程现场照片无法认定被告实际履行合同内容。综上，被告并非原告主张《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签订主体。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本院依法认定的证据，能够证实范志军签订合同时提供的章印、证件及其他相关材料以及合同中留存的账户信息、史宝英签订合同时提供的合同、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均能够体现被告真实信息，形成其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信息，但该表象信息是否准确仅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先决要件。原告及二第三人均未能举证证实其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对被告的信息进行核验或与被告的工作人员对合同的相关情况进行核实，河北汇源公司亦未能举证证实涉案工程系经过招投标程序依法发包的工程，且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原告及二第三人均缺乏与被告沟通施工情况、交付货物、资金往来等履行合同的实体内容，故原告及二第三人在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存在一定过失。根据现有证据结合本院上述分析，无法认定被告在本案涉案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存在管理上的过错，本案涉及当事人之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系高健个人伪造被告公司印章、企业证件等造成，被告对上述事实均不予追认。范志军、史宝英、唐启丰等人所订立的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应当由被告承担，故原告主张被告承担本案相应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用10万元，亦不应由被告担负。虽然史宝英对原告主张的所欠货款544167.69元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并无异议，但经庭审中释明，原告本案中并不主张第三人承担相关民事责任，故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昌易佳（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3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3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魏洪爽代理审判员  赵宗阳人民陪审员  赵 鑫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书 记 员  李丹媚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四条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一百六十五条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