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5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女，197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大方县）大山村茨亩林组，居住地：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兴成，男，194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大方县）大山村茨亩林组，居住地：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庭珍，女，194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大方县）大山村茨亩林组，居住地：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代雪，女，199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代艳，女，199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大方县）大山村茨亩林组，居住地：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代菊，女，1998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大方县）大山村茨亩林组，居住地：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代松，男，2001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大方县）大山村茨亩林组，居住地：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某1，女，汉族，200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大方县）大山村茨亩林组，居住地：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丁代松、丁某1的法定代理人：袁某，女，197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大方县）大山村茨亩林组，居住地：贵州省大方县。 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何明远，男，196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理化乡大塘村何家坝组。公民身份号码：5224221969********。系大方县对江镇大山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道义，男，196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卢玉尧，贵州毕节经济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执业证号：15205199420507280。 上诉人袁某、丁兴成、张庭珍、丁代雪、丁代艳、丁代菊、丁代松、丁某1（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袁某等人）与上诉人袁道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1民初4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袁某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袁道义承担因丁某3死亡后产生的损失726,240.11元的90%即653,616.10元的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袁道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仅判决由袁道义按6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显失公平。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袁道义作为死者丁某3的雇主并接受丁某3为其提供劳务，应当为丁某3的施工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应当预见丁某3粉刷三楼阳台砖柱存在危险的情况下，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导致丁某3在施工过程中因砖柱倒塌受伤死亡，存在重大过失，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而本案死者丁某3只是一个民间工匠，在袁道义未提醒其三楼砖柱有危险可能会倒塌的情况之下，丁某3根本无法确认和识别该砖柱会倒塌的可能，丁某3是在袁道义事先砌好的砖柱上进行施工作业时因砖柱倒塌就随着砖柱一起掉落致其受伤死亡，而不是丁某3自身不注意安全而踩滑跳板等原因或其他人为原因导致的结果，死者丁某3的责任仅仅是没有预见该砖柱会突然垮塌的结果会发生，最多只能依法承担10%的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仅判决袁道义承担60%即435,744.07元的赔偿责任显失公平。 上诉人袁道义辩称，第一，袁道义将装修的事项交给丁某3，接收的是丁某3装修的成果，所以本案的性质应该是承揽合同性质；第二，丁某3死亡的原因是在施工过程中因为自己的过错，拉砖柱倒塌坠落致死，而倒塌的砖柱是死者丁某3施工的成果，因此，丁某3死亡完全是其自己的过错所造成，袁道义无任何过错和责任；第三，袁道义支付1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是基于道义，而不是基于侵权责任；第四，丁某3系农村户口，一审法院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丁某3的损失错误；第五，一审法院判决袁道义承担60%的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袁某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采信。 上诉人袁道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袁某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袁某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责任划分、适用法律上均有错误，存在故意偏袒袁某等人的嫌疑，故意偏颇的曲解法律。1、一审法院简单地根据袁某等人起诉书所述的情况来认定事实，而对袁道义在一审中提出的证据不予理睬，丧失了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的职责，有失公正。死者丁某3的确是在给袁道义进行房屋装修的过程中出事受伤治疗无效后死亡，但第一，死者丁某3不是在袁道义指定的装修位置中受伤（袁道义根本没有给丁某3指定任何装修位置），袁道义是将全部装修包给丁某3一人做，实际上也只有丁某3一人在做活（事发当天亦如此），没有其他任何人参与，在什么地方做、怎么做，完全是丁某3一人自己安排，且事发当时，袁道义是在屋里而没有在出事现场，袁道义是听到响声后出屋才看到丁某3已经从楼上摔下了。所以，袁某等人主观臆断说“丁某3在被告指定的装修位置”的表述根本不属实，而一审法院则对此故意不予作出认定，甚至一审法院法官也到出事现场查看过，但仍然对被袁道义不利的事实故意不予认定，这实际上是故意偏袒袁某等人。第二，袁道义阳台上的柱子正是死者丁某3自己前几天才砌的柱子，根本不是之前袁道义自己砌的柱子，袁道义家房屋阳台上之前根本没有砖柱，垮塌的柱子就是丁某3自己所砌，是丁某3自己所砌的砖柱被丁某3拉倒才将丁某3摔倒下的。第三，丁某3在装修过程中行为不规范，特别是当天穿拖鞋搞装修，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2、本案应当是承揽合同纠纷而不应当是劳务纠纷。本案一审法院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立案，与实际的法律关系不符，本案应当是承揽合同纠纷。其理由是：（1）从法律概念上讲，我国合同法第251条对承揽合同定义为：“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劳务合同（雇佣）是指提供劳务者按照接受劳务一方的指示，利用接受劳务一方提供的条件提供劳务，接受劳务一方向提供劳务的提供劳务者支付劳动报酬；（2）从特征上讲，承揽合同是承揽人独立地提供劳务的合同，其标的具有特定性，且为双务、有偿、诺成和不要式合同。劳务合同为双务、有偿，但须以劳务供给本身为目的，若劳务供给仅为其他约定的附随义务或者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不成立劳务合同。劳务合同是提供劳务者供给劳务为目的的合同，劳务合同以劳务供给本身为目的。承揽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一方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并向他方交付工作成果，他方接受该工作成果并给付一定报酬的协议。承揽人已供给劳务，如果工作未完成，不得请求报酬，而提供劳务者若已供给劳务，即使未达到接受劳务一方所期望的结果，接受劳务一方仍须支付提供劳务者报酬；承揽合同的承揽人自己承担危险独立完成工作，而劳务合同的危险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即“劳务契约”，当事人一方向对方提供劳动力以从事某种工作，由对方提供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的协议，特点是一方提供劳动力供对方支配，与一方独立完成对方所委托工作的承揽合同和一方向对方提供特定劳务的劳务合同不同。（3）本案中虽然丁某3向袁道义提供了劳务，但袁道义要求的是装修工作结果，且丁某3的劳务不受袁道义的支配，完全是他自己自作主张的进行工作。至于口头约定的每天260元工资仅仅是前几天的砌砖柱等不属于装修内容的工资，装修的工资是根据丁某3装修好了后结算。而万荣出事时已经是在进行装修工作了，前期的工作已经结束。因此，本案更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4）丁某3在给袁道义装修过程中，一方面不受袁道义的指挥和控制，与袁道义没有任何从属关系，另一方面又是自己带工具来袁道义处进行施工和装修，袁道义未提供任何工具，这与承揽合同中承揽人自带工具，并且定作人一般不限制工作时间的特征相吻合。而劳务合同中，接受劳务一方应当为提供劳务者提供工作的条件、设施以及工具，并且有固定的劳动时间。3、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一是丁某3给袁道义所砌的砖柱不稳定，质量不过关，导致丁某3在拉砖柱时砖柱倒下将自己摔下；二是丁某3拉砖柱时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明知自己前几天所立的砖柱还没有完全凝固稳当就用力拉起施工；三是丁某3违规穿拖鞋施工，自己拉砖柱砖柱倒下时站立不稳被摔下。因此，本次事故的责任划分应当是：死者丁某3施工中违规操作、所砌砖柱不稳定（质量差）、自己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袁道义只是有法律上对其伤害给予一定道义帮助义务。为此，本案中的过错为死者丁某3自己，袁道义没有任何过错，袁道义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只能从道义上给予帮助和补偿。4、一审法院无视法律的规定，按照最有利于袁某等人的标准，特别是全部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完全是错误的，甚至曲解法律来为袁某等人服务。因为袁某等人未提供在城镇居住、也未提供以自己在城镇的劳动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依据，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更为合理、合法、合情。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已经取消了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项目，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第四条规定的“计入”，是“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进入到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之中，不再另行计算，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袁某等人提出了死亡赔偿金本身就包含了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抚慰金，袁某等人不能再单独提出，因此本案的赔偿项目只有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丧葬费根据贵州省人社厅公布的2017年度毕节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58,781元，计算为4,898元/月×6个月＝29,388元；死亡赔偿金按照2017年度贵州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69元标准计算为177,380元。5、袁某等人起诉状中完全按照城镇居民收入标准计算赔偿数额没有法律依据。袁某等人起诉状中赔偿标准毫无例外都是采用城镇标准，而死者丁某3是农村户籍，属于农村人口，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适用农村标准。即使是现在户籍制度改革，但在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废除农村赔偿标准的情况下，也应当遵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退一步说，即使明确为不分城镇、农村的统一标准，也应当是全体居民统一收入标准，2017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是，2017年度贵州省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16,704元，以此标准计算的死亡赔偿金是16,704元/年×20年＝334,080元。加上丧葬费29,388元，总额为363,468元。 上诉人袁某辩称，首先，袁道义称丁某3与其是承揽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开庭时，袁道义在法庭陈述是口头约定丁某3为其装修房子，按每天260元计算工资，至今袁道义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丁某3存在承揽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丁某3与袁道义之间属于雇佣关系，判定袁道义为丁某3的雇主，并承担侵权责任的事实，判决合理合法。其次，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因为一审法院审理时，袁某一方提供了村委会的证明，经过村委会实际调查，丁某3一家在大方县城关镇××村修建房屋，该房屋坐落地为城镇，且在该城镇居住已满一年以上，一审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维持。 袁某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袁道义赔偿袁某等人因亲属丁某3为其提供劳务死后产生的死亡赔偿金581,600.00元、丧葬费33,139.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1,39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746,131.50元，扣除袁道义支付原告的10万元，袁道义还须赔偿袁某等人各项损失共646,131.50元。2、诉讼费由袁道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丁某3与袁道义口头约定，袁道义的房屋由丁某3进行简单设计后予以装修，袁道义向其支付报酬，报酬的支付方式为每天260元。2018年8月11日，丁某3在粉刷阳台砖柱时与砖柱一起摔至地面受伤，后被送往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于同日死亡。2018年8月13日，丁某3之妻袁某与袁道义在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组织下达成协议，由袁道义先行支付10万元用于安葬费和部分死亡赔偿金，最终的赔偿数额由袁某一方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一审另查明，丁某3一家修房居住在大方县××办事处××组。其父亲丁兴成（1944年4月13日生）与其母亲张庭珍（1944年2月12日生）共育有丁勇等六个子女。丁某3与其妻子袁某共育有丁代雪（1994年10月9日生）、丁代艳（1997年7月28日生）、丁代菊（1998年3月14日生）、丁代松（2001年11月2日生）、丁某1（2003年9月21日生）五个子女。 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应定性为承揽合同关系还是提供劳务关系；2、袁某等人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抚慰金是否有法律依据；3、袁某等人主张的赔偿标准应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死者丁某3与袁道义达成口头协议，丁某3为袁道义装修房屋，袁道义每天向其支付劳动报酬260元，该房屋如何装修由丁某3进行设计。根据双方约定的报酬支付方式，丁某3每天的施工时间长短应受袁道义的管理约束，而承揽合同关系中承揽人的工作时间由其自己决定，其只需按照约定时间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即应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因此，一审法院死者丁某3与袁道义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属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的关系，而不是承揽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的规定，本案系丁某3在为袁道义提供劳务过程中坠落致伤后死亡，因此，就丁某3死亡造成的损失，应由丁某3与袁道义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本案中，袁道义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应当为丁某3的施工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应当预见丁某3粉刷三楼阳台砖柱存在危险的情况下，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导致丁某3施工过程中因砖柱倒塌受伤死亡，存在重大过失，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同时，丁某3作为长期从事零散装修行业的民间工匠，应当预见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而予以施工，其对因砖柱倒塌受伤死亡亦存在一定过失，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应承担次要责任。结合本案实际，对丁某3死亡造成的损失，由袁道义承担60%的责任，丁某3自行承担40%的责任。关于袁某等人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抚慰金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本案已造成丁某3死亡，故其主张精神抚慰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袁道义称精神抚慰金应包含在死亡赔偿金中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规定，故被抚养人生活费是列入死亡赔偿金项目之下，而不是计算了死亡赔偿金，就不再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故对袁道义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已计入死亡赔偿金，不再单独计算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袁某等人主张的赔偿项目应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的问题，袁某等人一家修房居住在大方县红旗街道办事处路塘村，该村是城镇辖区内，而袁某等人一家已在该村连续居住数年，故袁某等人要求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各项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袁某等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具体金额核实如下：1、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民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丁某3生于1970年11月14日，其死亡赔偿金应计算二十年，参照贵州省2017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9,080元/年计算为581,600元。2、关于丧葬费。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参照贵州省2017年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标准，袁某等人主张的33,139.50元未超过法定数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丁某3于2018年8月11日死亡，从其死亡之日，其父亲丁兴成的生活费应计算5年零8个月，其母亲张庭珍的生活费应计算5年零5个月，其孩子丁代松的生活费应计算1年、丁某1的生活费应计算3年。参照2017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348元/年计算，丁兴成的生活费计算为19,217.56元[20,348元/年×5年零8个月÷6个扶养人]、张庭珍的生活费计算为18,369.72元[20,348元/年×5年零5个月÷6个扶养人]、丁代松的生活费计算为10,174元[20,348元/年×1年÷2个扶养人]、丁某1的生活费应计算为30,522元[20,348元/年×3年÷2个扶养人]。因四个被扶养人第一年的生活费累计超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20,348元，因此第一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按20,348元予以计算，故被扶养人生活费总计为71,500.61元。4、关于精神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酌情支持40,000元。综上，袁某等人因丁某3死亡造成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581,600元、丧葬费33,139.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1,500.61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以上共计726,240.11元。由袁道义承担60%的责任为435,744.07元，因袁道义已向袁某等人支付了10万元作为安埋费和部分死亡赔偿金，故袁道义还需向袁某等人支付335,744.07元。 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袁道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原告袁某、丁兴成、张庭珍、丁代雪、丁代艳、丁代菊、丁代松、丁某1因丁某3死亡造成的损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335,744.07元；二、驳回原告袁某、丁兴成、张庭珍、丁代雪、丁代艳、丁代菊、丁代松、丁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5元，由原告袁某、丁兴成、张庭珍、丁代雪、丁代艳、丁代菊、丁代松、丁某1负担565元，由袁道义负担1,100元，因原告申请缓交，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向本院缴纳。 二审中，袁道义申请证人丁某2、周某、李某出庭作证，袁某等人认为袁道义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且对证人丁某2、周某、李某的证言提出异议。本院审查认为，袁道义无正当理由未在一审诉讼期间申请证人丁某2、周某、李某出庭作证，丁某2、周某、李某的证言无其他客观证据印证，且因证人证言存在主观性和随意性，故对于丁某2、周某、李某的证言本院均不作为新证据认定。二审查明无新的案件事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袁道义与死者丁某3之间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本案责任如何划分；2、因丁某3死亡造成的损失如何确定。 关于袁道义与死者丁某3之间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本案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本案中，根据袁道义的陈述和自认，死者丁某3为袁道义装修房屋，袁道义是按照每天260元的标准向丁某3计付工资，袁道义未举证证明丁某3装修房屋期间需要向袁道义交付何种具体的工作成果，死者丁某3实际上是以其提供的劳务本身从袁道义处获取劳动报酬，而非以交付的工作成果获取劳动报酬，且死者丁某3的工作时间完全受袁道义的支配和控制，袁道义与死者丁某3之间符合劳务雇佣关系的特征，袁道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丁某3之间系承揽关系，袁道义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一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的规定，丁某3在为袁道义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坠亡，因丁某3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应由丁某3和袁道义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袁道义作为丁某3的雇主，没有为其雇员丁某3提供安全保障设施，是造成丁某3在施工过程中坠亡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丁某3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且具有从事房屋装修的工作经验，在为袁道义装修房屋的过程中，明知自己的施工环境存在安全隐患，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冒险施工，对自己的身亡事故也有过失，依法应承担责任。结合本案实际，对于因丁某3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一审判决由袁道义承担60%的赔偿责任，丁某3自行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袁某等人即袁道义认为一审判决责任划分不当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因丁某3死亡造成的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1、关于丁某3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根据袁某等人提交的大方县红旗街道办事处路塘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结合袁道义自认的事实，可以认定丁某3一家已经在大方××关镇修建房屋居住满一年以上，且丁某3平时主要靠在城镇务工获得收入来源，一审按照2017年贵州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9,080元的标准计算确定丁某3的死亡赔偿金正确。2、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现行有效，该规定是权利人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法律依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中未体现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项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是依法确定后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项下，而非不再另行计算。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根据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的规定，残疾赔偿金包含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根据2004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九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的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不包含在死亡赔偿金内，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一审判决支持袁某等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正确。4、关于丧葬费。经查，2017年贵州省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1,795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袁某等人主张的33,139.50元丧葬费未超过该标准，一审予以支持正确。袁道义就因丁某3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袁某、丁兴成、张庭珍、丁代雪、丁代艳、丁代菊、丁代松、丁某1和袁道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3,330元，由上诉人袁某、丁兴成、张庭珍、丁代雪、丁代艳、丁代菊、丁代松、丁某1负担1,130元，上诉人袁道义负担2,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世军 审 判 员 徐 洪 审 判 员 刘光全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代 珊 书 记 员 蔡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