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5民初20050号原告：徐永辉，男，198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辉，男，198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刘阳，男，199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北京海林福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刘家窑南里******。法定代表人：韩秋粉，职务不详。被告：彭县春，男，1976年3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开发区荣华中路**院**楼**div>负责人：高丰，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攀攀，男，198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原告徐永辉与被告刘阳、北京海林福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林福顺公司）、彭县春、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国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永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辉、被告刘阳、被告彭县春、被告国泰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攀攀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海林福顺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永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修车款9000元、交通费2489.24元、车辆折旧费5000元、车辆代替费用3000元，合计19489.24元；2.被告海林福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国泰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5.如被告刘阳、海林福顺公司无赔偿能力，请求判令被告国泰保险公司先行垫付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17日，原告驾驶车牌号为×××的长安牌面包车行驶至北京市大兴区南五环主路京开高速一公里处时，与刘阳驾驶的车牌号为×××福田牌货车发生交通事故，经双方签署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认定刘阳的车辆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不负责任。原告将车辆送至国泰保险公司指定的修车店修车。车辆修好后，原告一直联系不上刘阳和海林福顺公司。经原告了解，刘阳驾驶的车辆系海林福顺公司所有，事故发生时，该车辆在国泰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存续期间，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被告刘阳辩称：与被告彭县春的答辩意见一致，另外，我是C1的本，小货车也要求是C1的本，国家已经取消这个上岗证了，保险公司是应该理赔的。被告海林福顺公司未作答辩。被告彭县春辩称：刘阳是在给我工作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我当时没有在车上，我的车挂靠在海林福顺公司。我与海林福顺公司第一年签过挂靠合同，现在没有挂靠协议了，原来那个挂靠协议也找不到了。我的车是轻型货车，是非营运车，我们的驾驶本是可以开这个车的，不需要营业证和上岗证，驾驶人员符合交通法，是可以开这个车的。因为是私家车不应赔偿差旅费。被告国泰保险公司辩称：该车辆投保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以及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20万元含不计免赔。我公司认可车辆的维修费。原告提供的交通费证据，其提供的出租车发票只有两个车的，不可能一个人打车，每天都打两辆车，还有“滴滴”车没有人名的不认可。折旧费属于间接损失，不予认可，不同意赔偿。车辆替代费什么都没有提供，数额过高，不认可。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第二章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拒赔商业险，因为其没有从业资格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17日，原告驾驶×××的长安牌轻型封闭货车行驶至北京市大兴区南五环主路京开高速一公里处时，与刘阳驾驶的×××福田牌轻型普通货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原告驾驶的车辆后部受损。事发后，双方签署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双方一致认定刘阳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不负责任。×××车辆所有人为徐永辉，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徐永辉称其车辆于2012年购入。×××车辆所有人为海林福顺公司，使用性质为货运。该车辆在国泰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2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间内。该车辆驾驶人刘阳，其机动车驾驶证注明准驾车型为C1。国泰保险公司提交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及拒赔通知书，据此主张×××车辆系营运性货运，刘阳违反了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不具备驾驶该货车的资格，故保险公司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第一章第八条及第二章第二十四条“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免责条款，不同意在商业险项下赔付。另查，海林福顺公司作为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中写有“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并在投保人签章处盖有公司公章。经法院与国泰保险公司核实，国泰保险公司称“投保人声明”中所提到的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是一回事，相关免责事项均已在条款中约定。事故发生后，×××车辆送至北京祥亦行汽车有限公司维修，“维修结算单”载明进厂时间为2018年7月17日，结算时间2018年8月13日。原告支付维修费9000元。原告为证明其发生交通事故无法开车，产生了交通费用，提交了出租汽车发票及“滴滴”行程单等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主张交通替代费是因为有20多天没有车开，其向朋友借车用于工作，其居住在通州区，也在通州区干活。本院认为：被告海林福顺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举证、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侵权行为人因其侵权行为导致其他人遭受损害的，应对导致的损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驾驶的车辆与原告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原告车辆损坏，事故发生后原、被告双方签署“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认可。被告应对涉案事故负全部责任并应赔偿原告涉案车辆产生的维修费损失。原告主张其车辆维修费为9000元并提交了结算单及相关发票予以证明，本院对其关于维修费损失的主张予以采纳。原告所主张的交通费及交通替代费二项，考虑到原告的车辆系非营运货车，原告既主张日常通行费用又主张工作运输费用，明显属于重复主张，本院结合市场一般价格及原告生活、工作需要，该两项总计酌情支持交通费2000元。国泰保险公司辩称×××的车辆性质为营业性货运，刘阳不具有营业性货运车辆的从业资格，故在商业险范围内不同意赔偿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现有证据，国泰保险公司在相关条款中已对免责事项采用字体加粗加黑的方式进行提示，“投保人声明”中亦盖有海林福顺公司公章，应视为国泰保险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被告未能提交相应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故本院对国泰保险公司不同意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的主张予以采纳。彭县春主张与海林福顺公司系挂靠关系，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可。彭县春自认刘阳系给其工作时发生本次事故，故应由彭县春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因×××在国泰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间内，故对于原告的损失，应先由国泰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彭县春赔偿。交通费不属于因交通事故而产生的直接损失，因此，不应由国泰保险公司承担。车辆折旧费一项，综合考虑车辆的使用年限及车辆状况，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徐永辉车辆维修费二千元；二、被告彭县春赔偿原告徐永辉车辆维修费七千元；三、被告彭县春赔偿原告徐永辉交通费二千元；四、驳回原告徐永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元，由原告徐永辉负担106元（已交纳），由被告彭县春负担3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李新亮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 振书 记 员 李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