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3民终1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贤礼，男，汉族，1969年11月7日生，住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峰，男，汉族，1968年11月9日出生，住江西省，系黄贤礼堂兄。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超，男，汉族，1991年9月3日生，住江西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巫春荣，江西振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经营者：肖洪波。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洪波，男，汉族，1976年3月8日生，住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新萍，男，汉族，1974年7月29日生，住江西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艳，女，汉族，1975年1月7日生，住江西省。被上诉人阳新萍、黄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星，江西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贤礼因与被上诉人罗超、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肖洪波、阳新萍、黄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2018）赣0313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贤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峰，被上诉人罗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巫春荣，被上诉人阳新萍、黄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肖洪波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贤礼上诉请求：一、撤销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2018）赣0313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与本案纠纷无任何关系，上诉人无需对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由罗超、肖洪波、阳新萍、黄艳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上诉人为本案共同被告所依据的证据牵强，缺乏证明力。原审认定上诉人系鱼雷的供货者所依据的证据，其一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阳新萍提供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该两份笔录系鱼雷炸伤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阳新萍到上栗县公安局彭高派出所向办案民警所作的陈述，显而易见，阳新萍与被上诉人出于本人立场及利益考虑向公安机关作出对其本人有利的陈述。上诉人认为该笔录是值得严重怀疑的。其二是本案阳新萍申请证人谢某的证言，该证言仅可证实涉案鱼雷与上栗长平人有关联。本案被上诉人无法提供除口头指认外的如销货清单、产品目录、购货发票等足以证明上诉人为鱼雷的供货者的其他证据。故本案与上诉人无关联，请求依法改判。罗超辩称，一审认定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阳新萍、黄艳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鱼雷的提供者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在罗超被炸伤后，我方与罗超的亲属以及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进行了调解，在调解过程中，上诉人认可鱼雷是其提供，但三方未就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罗超在事发后也前往上诉人家就此事进行协商，但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并惊动派出所。原审法院判决双方责任合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肖洪波未答辩。罗超在一审起诉请求：1、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肖洪波、阳新萍、黄艳共同向罗超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52295.49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7月13日，肖洪波注册经营一家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2010年4月20日，肖洪波将该批发部转让给阳新萍和黄艳夫妻俩实际经营，在经营过程中，阳新萍和黄艳从黄贤礼处批发了国家禁止销售的“鱼雷炮”用于售卖，2017年5月18日上午11时，黄艳在批发部的看店，罗超为了炸鱼，在该批发部购买了21个大号“鱼雷炮”和4个小号“鱼雷炮”，当天下午，罗超来到麻山镇连山村的河里炸鱼，罗超左手拿打火机点右手中的大号“鱼雷炮”引线的时候，右手中的“鱼雷炮”未及时扔出，在手中发生了爆炸，造成罗超的手及身体其他部位受伤。受伤后，罗超被送往湘雅萍矿合作医院入院治疗两次，第一次住院62天，花费医药费45643.22元，其中自费费用24772元，第二次住院11天，花费医药费9093.7元，其中，自费费用为4937.8元。事故当天罗超支付医疗费487.7元。出院后，经江西吴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评定罗超构成七级伤残，误工期180天，护理期90天，营养期90天，后续治疗费10000元。本事故，阳新萍支付了罗超医疗费等费用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系产品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本案的责任主体问题及责任承担。2、罗超的伤残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应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关于争议焦点1本案的责任主体及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黄贤礼、黄艳、阳新萍、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销售的“鱼雷炮”系国家严禁销售流通的产品，明知有缺陷而违法销售，造成原告人身损害，黄贤礼、黄艳、阳新萍、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均存在过错，且系共同侵权，故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肖洪波作为上栗县彭高桥头登记的经营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已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故肖洪波亦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肖洪波与阳新萍的转让协议只对协议签订方发生法律效力，对外不发生效力。罗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鱼雷炮”禁止销售流通仍坚持购买，同时也应当知道在河中用“鱼雷炮”炸鱼不但破坏生态环境，且对自身及社会公众安全具有高度危险性而被国家明令禁止，其在燃放过程中，一手持打火机，明火点燃另一手中的“鱼雷炮”，在手中发生爆炸导致自己受伤，自身具有重大过失，依法可以减轻各被告的赔偿责任。综合本各方当事人过错程度，罗超的损失由黄贤礼、黄艳、阳新萍、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肖洪波承担40%，罗超自身承担60%为宜。关于焦点2原告的伤残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应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经查，罗超2005年开始实际居住地在麻山镇善洲村马井组，该地域属城镇规划范围内，依法可以适用城镇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关于罗超的各项经济损失，根据事实和法律，认定如下：1、残疾赔偿金31198元／年×20年×0.4=249584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19244元／年×15年×0.4÷2=57732元；3、误工费，罗超未举证证明其工作情况和收入状况，参照萍乡市2017年度城镇私营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07元／天×180天=19260元；4、护理费145元／天×90天=13050元；5、住院伙食费50元／天×（62天+11天）=3650元；6、营养费20元／天×90天=1800元；7、后续治疗费10000元；8、精神抚慰金根据本案实际认定10000元；9交通费酌定1200元；10、医药费应品除医保报销部分，实际损失为9093.7元+4937.8元+487.7元=14519.2元。综上，罗超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80795.2元，由黄贤礼、黄艳、阳新萍、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肖洪波共同赔偿40%即152318.08元，阳新萍先行赔偿了60000元，黄贤礼、黄艳、阳新萍、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肖洪波还应赔偿92318.08元，剩余损失228477.12元由罗超自身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罗超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380795.2元，由黄贤礼、黄艳、阳新萍、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肖洪波共同赔偿152318.08元，阳新萍已先行赔偿了60000元，黄贤礼、黄艳、阳新萍、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肖洪波还应赔偿92318.08元，剩余损失228477.12元由罗超自身承担。上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罗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84元，由黄贤礼、黄艳、阳新萍、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肖洪波共同负担2108元，由罗超负担2976元。在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内，被上诉人黄艳申请证人钟某出庭作证。证明阳新萍曾与证人钟某一起去上诉人家协商此事。庭审中，上诉人黄贤礼、被上诉人阳新萍、黄艳均对证人进行了发问。关于该证人证言，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可。在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上诉人黄贤礼、被上诉人罗超、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肖洪波、阳新萍未提供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二审经开庭审理及审查一审案卷材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黄贤礼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首先，根据被上诉人罗超在一审中提供的“鱼雷炮”出售者阳新萍在上栗县彭高派出所所作的讯问笔录所述，其所售“鱼雷炮”系春节期间从上栗县长平乡黄贤礼进货所得，阳新萍妻子所作讯问笔录也陈述涉案“鱼雷炮”系从上栗县长平乡一个黄姓男子处购得。随后二人在公安机关组织的辨认程序中均从12名待辨认人员中将黄贤礼辨认出来。上述讯问笔录、辨认笔录均系公安机关依法制作，本院予以认可。其次，上栗县彭高桥头批发部经营场所位于农村地区，黄贤礼将“鱼雷炮”等物品送至批发部出售，其实际经营者阳新萍、黄艳二人接收货物后将货款直接拿给黄贤礼，双方之间未使用进货单、购货发票等凭证进行交易，符合农村小本生意经营的交易习惯。且上诉人黄贤礼在上诉状中也自述自己是“在乡下从事经营送货的小生意”，其身份与向阳新萍、黄艳批发“鱼雷炮”的售卖者身份相符。综上，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本院认定上诉人黄贤礼即是向阳新萍、黄艳批发“鱼雷炮”的供货人。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上诉人黄贤礼在本案一审、二审过程中均未提供证据反驳被上诉人罗超所主张的事实。上诉人黄贤礼主张的事实不成立，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黄贤礼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8元，由上诉人黄贤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 康审判员 黄 薇审判员 严林伟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曾娜书记员彭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