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25民初959号原告：孟某1，男，199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书领，聊城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被告：吴某1，女，199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冠县。被告：吴某2，男，197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冠县。被告：吴某3，女，1975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显，莘县莘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孟某1与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3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孟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书领、被告吴某2、吴某3及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孟某1向本院提出请求如下：1、依法判令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3返还原告订婚彩礼188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5、6月份原告孟某1与被告吴某1通过QQ相识后见面，后确定了恋爱关系。××××年××月份，被告吴某1怀孕，被告吴某2、吴某3、吴某1向原告索要彩礼，于是原告父母联系中间人商量订婚及彩礼事宜。原告孟某1与被告吴某1于××××年××月××日按照当地风俗举办了订婚仪式。订婚当日原告通过媒人交付给三被告订婚彩礼166000元。三被告嫌少，原告于××××年××月××日通过媒人交付三被告订婚彩礼22000元，共计188000元。订婚后，原告孟某1与被告吴某1开始同居生活，××××年××月××日生育一男孩取名孟某2。2018年4月份左右，被告吴某1向原告要钱，原告没给被告吴某1，被告吴某1辱骂原告父母，原告孟某1与被告吴某1吵架后，被告吴某1离家出走，双方分居至今。原告多次联系被告吴某1，被告吴某1拒不见面。被告吴某1的行为给原告带来了精神和物质上的重大打击。为了凑够188000元彩礼，原告家多方筹措，到处借钱，以致生活拮据，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贵院。被告吴某1辩称，1、按照当地风俗，婚约期间的财产流转是一种民事赠与行为，一旦所赠财物交付于对方，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答辩人于××××年××月份怀孕，原告方求子心切，为了答辩人能与原告结婚生子，原告曾附条件赠与答辩人部分彩礼，现答辩人与原告于××××年××月××日举行了结婚仪式，也生育了一男孩孟某2，所附条件已经实现，即使解除婚约，按照民法原理，受赠人无需返还财物；2、答辩人与原告虽未登记结婚，但双方共同生活近4年，并生育了一男孩，故原告主张返还彩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条的情形，应不予支持。另外，答辩人16岁就怀孕，在与原告租房同居生活期间的房屋租赁、看病以及生育孩子、产后恢复、抚养孩子、双方生活支出等均需花费，赠与的彩礼已转化为共同生活所用且超出该数字，故原告主张返还彩礼是不符合事实的；3、答辩人放弃学业与原告同居生活并生育孩子致使答辩人命运改写，精神上受到了极大创伤，精神伤害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4、答辩人未提出解除婚约，如条件成熟，原告严格履行自己的承诺，答辩人为了孩子也愿与原告登记结婚共同生活。综上，答辩人与原告共同生活多年且生育了孩子，期间有了巨大生活支出，所以原告的诉求依法律和事实不能得到支持。被告吴某2、吴某3辩称，1、答辩人之女吴某1怀孕后，原告为与吴某1订立婚约，曾赠与吴某1部分财物作为礼金，都作为吴某1与原告的生活支出，已经消耗殆尽，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另外在吴某1与原告同居生活并生育孩子后，由于原告没有经济来源，答辩人不断在经济上给予原告帮助，故原告不应向答辩人主张返还彩礼；2、答辩人之女吴某1在聊城学校读书期间，放弃学业，16岁就与原告同居生活并生育孩子的事实，让望女成凤的答辩人在思想上受到了极大打击，无颜面对亲朋好友，答辨人终日痛苦，这种精神伤害，无法用金钱抹平。综上，答辩人吴某2、吴某3并非本案适格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孟某1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媒人刘某、王某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孟某1与被告吴某1于××××年××月××日订立婚约时，给付被告彩礼166000元，于××××年××月××日，原告孟某1给付被告结婚礼22000元，共计给付彩礼188000元的情况。2、申请证人刘某、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证据1形成过程的真实性。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异议称，原、被告婚约期间，原告孟某1并没有给付被告那么多钱，而只是88000元。该证明，只有证明人的签字，具体点付了多少款项，二位证明人并不知晓。对证据2原告主张，证人刘某、王某当庭陈述的证人证言与出具的书面证言相吻合，应当认定为原告给付被告彩礼188000元。被告对证据2异议称，王某述称彩礼的数额是男女双方商定的，说明证人王某并不知情。证人刘某陈述时间太长不记得了，但在证词上签了名字，说明当时签字时刘某并未注意证词的内容。所以两位证人的证言不能予以采信。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3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孟某1（又名孟凡壮）亲笔书写的保证书一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吴某1同居期间，经常殴打被告吴某1，原告与吴某1解除婚约纯属原告的责任。2、被告吴某1书写的的花费明细一份，拟证明被告吴某1与与原告同居生活期间各项生活支出等共计195000元。3、申请证人吴某4出庭作证，拟证明证据1形成过程的真实性及原告孟某1与被告吴某1订立婚约时按照当地习俗给付被告彩礼88000的情况。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称从未向被告吴某1出具过保证书，原告也从未动手打过被告吴某1。原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称该花费明细系被告吴某1单方制作，花费数额、花费项目原告均不予认可。被告对证据3主张，对证人吴某4的证人证言无异议。原告孟某1对证据3异议称，对于彩礼的数额，证人吴某4只是听说，并没有亲自参与订婚过程，证人证言并不是证人直接感知的，不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以上证据及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经本院审查分析后认为：在婚约彩礼纠纷案件中，按照惯例及习俗，彩礼往往采用现金方式给付。媒人作为促成男女双方缔结婚约的中间人，通常都直接参与到彩礼的给付及接受过程中。所以媒人作为中间人，与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自述或其他非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证人证言相比，对既往彩礼给付过程的陈述更加具有客观性，应当作为认定婚约彩礼案件基本事实的依据予以采信。庭审中，原告主张给付被告订婚礼166000元，结婚礼22000元，共计188000元。原告提交了媒人王某、刘某书写签名的书面证词一份予以证明，证人王某、刘某系亲自参与订婚过程的媒人，庭审中证人王某、刘某的陈述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关联性，且与书面证词内容相吻合，与原告陈述相印证。三份证据相互印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三组证据予以采纳。被告主张原告给付被告彩礼并非188000元，而是88000元，证人吴某4出庭作证。证人吴某4未直接参与原告孟某1与被告吴某1的订婚过程，其陈述原告给付被告彩礼88000元，系被告吴某3电话通知的，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且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印证，故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吴某1主张，原告孟某1与被告吴某1同居期间，原告经常殴打被告吴某1，双方解除婚约的主要责任在原告。提交了保证书一份，且证人吴某4亲自参与了保证书的书写过程，并在庭审中予以证明。原告孟某1对于该保证书虽不予认可，但对保证书的存在事实及形成过程未作出合理解释。综上，对于该保证书证人吴某4的陈述更具有客观性，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吴某1主张，在与原告孟某1同居生活期间各项生活花费共计195000元，提交了被告吴某1书写的花费明细一份，对此原告孟某1不予认可，被告吴某1未提交发票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的消费金额及明细不予认定，但双方共同生活4年期间，生育孩子、抚养孩子成长系客观事实，必然会产生合理消费支出。综上，本院认定原告孟某1给付被告订婚礼166000元，结婚礼22000元，共计188000元。综合以上查明，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6月份原告孟某1与被告吴某1在网上相识后确立恋爱关系，于××××年××月××日按照风俗举行了订婚仪式。原告孟某1于订婚当日给付被告订婚礼166000元，于××××年××月××日给付被告结婚礼22000元，共计188000元。订婚后，原告孟某1与被告吴某1开始同居生活，××××年××月××日生育一男孩，取名孟某2。原告与被告吴某1共同生活期间，在感情上发生过矛盾冲突，原告存在暴力行为，在他人劝说下，原告写下保证书，承认错误。本院认为，法律保护合法婚姻。未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就按照当地风俗订立婚约、举行婚礼并同居生活，既不受法律保护，也会带来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综合法律规定和社会影响等因素，本院不提倡在未达到法定年龄、不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情况下缔结婚约。原告孟某1与被告吴某1虽然已按农村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不是合法的婚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登记结婚手续的；……”。故此，原告的诉求有法律依据。被告吴某1主张解除婚约关系的原因系原告自身存在过错，并提供原告书写的保证书一份予以证明，对该主张本院予以采纳。考虑到被告吴某1与原告孟某1已按农村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同居生活4年左右，并生育了一男孩，在共同生活、抚养孩子等的过程中存在正常开支、合理消费等因素。被告吴某1虽主张在共同生活、抚养孩子等的过程中消费共计195000元，但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被告吴某1与原告孟某1没有具体工作，故应参照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确定双方共同生活4年期间的消费情况。原告孟某1给付被告彩礼共计188000元，数额较大，但综合原告自身存在过错和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消费情况，本院酌定被告按照彩礼金额的30%，即56400元予以返还。被告吴某2、吴某3辩称原告诉求二人承担责任，诉讼主体不适格这一主张，本院认为，在婚约财产过程中婚约的缔结、彩礼的给付与接收，往往涉及男女双方两个家庭。现实生活中，彩礼大多由双方父母通过媒人商定，并由男方父母以家庭财产或其他渠道筹措资金通过媒人交付给女方父母，女方父母接收后为女儿采办嫁妆用于举行结婚仪式时的陪送。由此，根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原告将被告吴某1的父母列为返还彩礼的主体，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3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孟某1彩礼款人民币564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60元，减半收取计2030元，由原告孟某1承担609元，由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3承担142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武志明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刘华忠书记员刘双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