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20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男，汉族，1988年4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樟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萍，广东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叶，女，汉族，1983年5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古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南讯通天线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联圳埔岭南龙路1号南龙工业园8号厂房3楼。法定代表人：张锋，总经理。原审第三人：深圳市信义隆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民主99工业城E区工业厂房三楼东面。法定代表人：刘某。上诉人陈伟因与被上诉人陈叶、原审被告深圳市南讯通天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讯通公司）、原审第三人深圳市信义隆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义隆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5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伟上诉请求:一、改判陈伟无需支付陈叶货款308638.86元及利息(以308638.86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判令陈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对关键证据《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金额的真实性问题未予查明。陈叶在一审中提供的《采购订单》《对账单》《送货单》等并不能证明案涉债权的真实存在。陈叶主张《债权转让协议》系其于2016年12月14日与信义隆公司以及胡某、李某签订，胡某、李某为保证人，约定将信义隆公司享有的对南讯通公司的货款债权308638.86元作价22万元转让给陈叶。胡某、李某系债权转让协议的保证方，陈叶不追究该两人的担保责任，即要求陈伟承担责任不符合常理。信义隆公司从2016年开始即因诉讼导致无法及时供货及正常运营。陈伟认为刘某、胡某、李某、信义隆公司相关人员均与本案相关，应当出庭作证。且在追加信义隆公司为第三人后，信义隆公司却未出庭，存在疑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南讯通公司、陈伟均未收到信义隆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故该债权转让对南讯通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陈叶主张由南讯通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依据不足。一审中，陈叶的代理人已明确表示，因信义隆公司停止供货导致南讯通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停产停业，双方从未进行过任何对账。既然信义隆公司出货极少，故南讯通公司基本未欠货款。一审中因南讯通公司倒闭且已变更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未依法送达，程序不当，导致南讯通公司未能提出上诉。三、一审法院认定信义隆公司对南讯通公司享有债权金额为308638.86元是错误的。陈叶主张截至2016年12月14日南讯通公司拖欠信义隆公司货款308638.86元，但其提交的《采购订单》《对账单》《送货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疑，也不能形成证据链。1.《采购订单》均为传真件，无原件，真实性无法进行核实。时间为2016年3月23日-2016年8月9日，均载明“买方南讯通公司，卖方信义隆公司”，且其中部分《采购订单》上为南讯通合同专用章，部分为“签字”，部分未有任何盖章、签字，“供应商回签”一栏，均未见信义隆公司的公章，仅有签名字迹，且签字一栏大多为“ok”等奇怪符号，无法辨认，还有很多《采购订单》没有任何回签字迹。南讯通公司在日常经营中从未使用过合同专用章，南讯通公司对于《采购订单》上印章的真实性以及签名是否系其员工所签均持疑。2.陈叶提交的《送货单》时间为2016年5月26日至8月22日，与《采购订单》的时间及订购产品无法一一对应。陈叶提交的《对账单》亦均为传真件，系信义隆公司单方制作，未加盖南讯通公司的公章，仅部分有加盖所谓合同专用章，也没有陈伟的签字，故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送货单》抬头大部分都显示“南讯通”公司，盖章也是南讯通公司的送货专用章，而南讯通公司日常经营中未使用过送货专用章。关于陈伟一审中认可的部分《送货单》均系信义隆公司出具的《送货单》，送货单抬头为信义隆公司，有相关人员签字。而陈叶提供的大部分送货单抬头为南讯通公司，且存在多处疑点，无法证明相关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陈叶主张信义隆公司享有南讯通公司货款308638.86元的债权依据不足，陈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一审中南讯通公司提交了信义隆公司向其开具的两张金额均为82715元的增值税发票，可以证明信义隆公司收到了南讯通公司的货款165430元。五、根据陈叶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系因信义隆公司的原因导致南讯通公司不能支付货款。姑且不论《采购订单》《送货单》的真实性，信义隆公司交货存在逾期，违约在先，导致南讯通公司无法按时向第三方交货，第三方不付款，以致经营困难，这才是南讯通公司无法向信义隆公司付款的真实原因。本院二审调查时，陈伟补充上诉的事实与理由如下：一、第三人信义隆公司与陈叶发生债权转让时的背景情况。1.信义隆公司因众多纠纷无法及时解决，出现无法及时供货及正常运营的情形，因此发生厂房被查封，当时街道相关政府部门出面调解，但仍旧无法正常运营，恢复生产。2.之所以发生信义隆公司将所谓308638.86元债权作价仅22万元转让给陈叶，陈叶也愿意以22万元受让该债权，一是第1点的情况，二是双方所签署的308638.86元的债权并未确定，《采购订单》《对账单》《送货单》大部分未有签收，信义隆发生经营问题一直拖延送货，根本不会产生如此大笔债权的情况。二、即使按照陈叶提供的《采购订单》《送货单》统计，《对账单》中依次对应金额为206807.89元，《送货单》金额为86488.25元。三、陈叶提供的《采购订单》《送货单》无法一一对应，信义隆公司存在迟延交货甚至无法供货的情形，所以才会出现相关的《送货单》上无任何人员签收的情形。因为信义隆公司无法正常经营，管理混乱，双方对货款金额有异议，未能完成对账，信义隆公司不能出面对账而是直接将其主张的债权转让给陈叶，一审法院直接以债权转让作为定案依据，事实查明不清，证据不足，应发回重审。四、陈叶在一审中提交的4月份的《对账单》金额显示为153185.62，但其所提供的《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两张，金额均为82715元，共计165430元。开票金额与对账金额不一致，双方所发生交易货款金额应当以实际所发生的交易金额为准。其未提供相应的《采购订单》《送货单》进行核对，无法核实双方真实发生的交易金额。被上诉人陈叶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陈伟的全部上诉请求。二、信义隆公司与陈叶的债权转让与陈伟无关，债权转让合同有效。三、308638.86元的货款有《采购订单》《送货单》《对账单》一一对应，且一审已经当庭核对数额，一审法院已查明该部分事实。原审被告南讯通公司、第三人信义隆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后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陈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南讯通公司支付陈叶款项308638.86元及利息（自2017年1月13日起，按6.525%的标准计算至南讯通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南讯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陈叶以陈伟为南讯通公司的唯一股东为由，申请追加陈伟作为本案被告，并诉请陈伟对南讯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明确其诉请的利息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一审法院查明，根据陈伟、南讯通公司提交的陈叶认可真实性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7月12日、7月20日南讯通公司分别向信义隆公司支付11400元、10000元，且分别备注为“信义隆3月FPC”“3月信义隆货款尾”。根据陈伟、南讯通公司提交的陈叶认可真实性的发票显示，2016年7月13日，信义隆公司向南讯通公司出具了《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编号为08382604、08382605），价税合计均为82715元。2016年12月14日，陈叶与信义隆公司、胡某、李某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信义隆公司享有的对南讯通公司的债权共计308638.86元作价22万元转让给陈叶。根据陈叶提交的《债权转让通知书》、EMS快递单、快递退件及改退批条、《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等显示，2017年1月6日信义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作为寄件人，以“陈伟”为收件人、“南讯通公司”为收件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岗区南联圳埔岭南龙路1号南龙工业园8号厂房3楼”为收件地址，通过EMS快递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该通知书内容为信义隆公司通知南讯通公司，其已将南讯通公司拖欠信义隆公司的债务308638.86元于2016年12月24日转让予陈叶，请南讯通公司将应付信义隆公司的上述款项直接支付给陈叶，该邮件于2017年1月9日“退回妥投”，并显示“未妥投原因：查无此人”；2017年1月12日，信义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作为寄件人，再次以“陈伟”为收件人、“南讯通公司”为收件单位名称、“深圳市福田区泰然九路某工贸园内211栋503”为收件地址，通过EMS快递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该邮件于2017年1月12日由“他人（李某）收”。诉讼中，陈叶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6年4-8月的《采购订单》传真件、《对账单》传真件、《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送货单》，以证明2016年4月至8月期间南讯通公司与信义隆公司间产生货款308638.86元，南讯通公司未付。上述2016年3月21日至2016年5月28日的《采购订单》及2016年3月26日至2016年5月25日的《对账单》均加盖了“南讯通公司合同专用章”，其余2016年6-8月的《采购订单》及《送货单》部分加盖了“南讯通公司合同专用章”或“南讯通公司送货专用章”；2016年6-8月的《对账单》未加盖南讯通公司印章。对此，南讯通公司仅认可部分《送货单》的真实性，其余均不予认可。诉讼中，陈伟、南讯通公司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及经营场所照片以证明陈伟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信义隆公司邮寄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系深圳市瑞某通讯设备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签收，以及南讯通公司的股东已于2017年9月18日从陈伟变更为案外人张锋。陈叶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并主张陈伟、南讯通公司已收到其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即使未收到，陈叶亦已通过本案的诉讼通知南讯通公司涉案的债权转让以及陈伟应对其股权转让前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叶以陈伟、南讯通公司至今未清偿上述货款为由，遂诉至一审法院并提出上列诉讼请求。诉讼中，陈叶确认：1.其诉请陈伟、南讯通公司支付的款项为其受让的信义隆公司对南讯通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即2016年4-8月货款308638.86元。2.2016年4月的货款系信义隆公司与南讯通公司对账后才开具金额为82715元的发票；2016年5月的货款系信义隆公司向南讯通公司发出《对账单》传真件后，由南讯通公司确认盖章后回传；2016年6-8月的货款则在信义隆公司发出《对账单》后，南讯通公司未盖章回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陈叶以信义隆公司对南讯通公司享有到期债权为由，主张其作为涉案债权受让人诉请陈伟、南讯通公司履行债务。为此根据陈叶与南讯通公司双方的诉辩意见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分析如下：关于信义隆公司对南讯通公司所享有的债权。陈叶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2016年4-8月的《采购订单》《对账单》《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送货单》等，陈伟、南讯通公司对陈叶所提交的证据除认可部分《送货单》的真实性外，对其余证据均不予认可，并主张其已向信义隆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南讯通公司虽不予认可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但未就此提交证据予以反驳，信义隆公司亦未到庭对上述陈叶提交的证据提出异议；且上述《债权转让通知书》、EMS快递单等显示信义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寄出《债权转让通知书》，与上述《债权转让协议》能相互印证。第二，陈叶主张其诉请陈伟、南讯通公司支付的款项为其受让的信义隆公司对南讯通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即2016年4-8月货款308638.86元，而陈伟、南讯通公司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细所显示的2016年7月12日、7月20日南讯通公司先后向信义隆公司支付的11400元、10000元分别备注为“信义隆3月FPC”、“3月信义隆货款尾”，故陈叶主张南讯通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并非本案所涉货款，应为2016年3月货款，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第三，陈伟、南讯通公司所提交的2016年7月13日的《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陈叶不予认可，陈伟、南讯通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交相关付款凭证以证明其已支付上述款项，故陈伟、南讯通公司据此主张其已支付上述发票金额的货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所以，陈伟、南讯通公司辩称其已支付陈叶诉请中的部分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陈叶提交的上述证据相较陈伟、南讯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具有优势，且陈伟、南讯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陈叶提交的上述证据，故陈叶主张信义隆公司对南讯通公司所享有的到期债权308638.86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关于上述债权转让的效力。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信义隆公司；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陈叶主张陈伟、南讯通公司已收到信义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且即使未收到，陈叶亦已通过本案的诉讼通知南讯通公司涉案的债权转让。陈伟、南讯通公司则主张上述债权的转让未通知陈伟、南讯通公司，不发生效力。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对于债权转让通知的具体方式，目前国家法律法规未作出具体明确的强制性规定。第二，陈叶提交的上述《债权转让通知书》、EMS快递单、快递退件及改退批条、《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显示，2017年1月6日发出的邮件为“未妥投原因：查无此人”，2017年1月12日发出的邮件则以“深圳市福田区泰然九路某工贸园内某栋503”为收件地址，并非南讯通公司住所地，且显示投递结果为“他人（李某）收”，对此陈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收件地址、签收人“李某”与南讯通公司的关联性，故陈叶主张其已通过上述邮件通知南讯通公司涉案债权的转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南讯通公司通过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确已明知债权转让的事实及履行债务的对象，涉案的债权转让并没有致使南讯通公司作为债务人错误履行债务、双重履行债务或加重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负担，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故陈叶主张其已通过本案诉讼的方式通知南讯通公司，涉案的债权转让依法对南讯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所以，陈叶诉请南讯通公司支付308638.86元，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陈伟的责任。南讯通公司为陈伟出资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陈伟未提交证据证明南讯通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陈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南讯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利息。陈叶诉请南讯通公司支付上述货款的利息，自2017年1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信义隆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理应承担消极应诉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南讯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陈叶支付货款308638.86元及利息（以308638.86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陈伟对南讯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5930元，由南讯通公司、陈伟承担。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补充查明，一审中信义隆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陈叶主张信义隆公司为南讯通公司开发模具并加工产品，提交了2016年4-8月的《采购订单》《送货单》《对账单》及《增值税发票》，证明信义隆公司与南讯通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其中，《采购订单》记载需方南讯通公司、供方信义隆公司，除物料信息外，还载明了交货资料，其中的客户有“南讯通”“飞歌王”“华友佰利”“共展”“恒宇丰”“奥卓”“移康”“朗雅”等，交货地址均不同，如客户为南讯通公司，则交货地址均为“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某工业区201栋东座某室”。陈叶提交了抬头为信义隆公司及南讯通公司两种格式《送货单》，主张因南讯通公司收货及南讯通公司指定的客户收货而使用不同格式的送货单，其中信义隆公司抬头的《送货单》直接送至南讯通公司，签收人均为南讯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南讯通公司抬头的《送货单》是向南讯通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客户送货后，该客户单位工作人员签收先返回南讯通公司，再由南讯通公司返回信义隆公司。经查，信义隆公司抬头的《送货单》均注明收货单位“南讯通”，收货人签收处分别有胡玲、李艳林、陈凯丽、郑友友、唐志豪等人；南讯通公司抬头的《送货单》打印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某工业区203栋西座303室”，客户名称处分别填写为“飞歌王”“华友佰利”“共展”“恒宇丰”“奥卓”“移康”“朗雅”等，显示为一式五联，存根（白）、客户（红）、财务（黄）、仓库（蓝）、回单（绿）。陈叶出示的《送货单》原件部分为红联、部分为绿联、还有部分为送货单的复印件，左下角客户收货人处多有个人签名，陈叶主张均为南讯通公司指定收货客户的工作人员签名。对此，陈伟不予认可，主张不能确认系第三方收货。陈叶提交的《对账单》为2016年4-8月共五份，其中4、5月的《对账单》有南讯通公司回传并加盖合同专用章，6、7、8月《对账单》未有回传。陈叶主张2018年4月份的对账金额虽为153185.62元，但诉请主张的金额系按信义隆公司该月向南讯通公司开具的两张金额均为82715元的增值税发票上的含税金额计，应付165430元，2018年5月对账金额为57564元，2018年6月对账金额为11330.34元，2018年7月对账金额为25309.35元，2018年8月对账金额为48994.7元，合计308628元。一审庭审中，南讯通公司及陈伟对陈叶提交的信义隆公司抬头的《送货单》大部分均认可。同时其认可南讯通公司因需要信义隆公司向其指定客户供货，有向信义隆公司提供过南讯通公司抬头的空白《送货单》，用于信义隆公司填写货物信息，并随货发往南讯通公司下游客户，客户收到货签收后，会直接将南讯通公司《送货单》签收凭证返还南讯通公司。针对信义隆公司的该部分送货，因使用的是南讯通公司抬头的送货单，故由南讯通公司与第三方客户结算，南讯通公司根据送货回单与信义隆公司进行结算。再查，一审中南讯通公司、陈伟均委托了广东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彭宝如参加诉讼，后陈伟增加委托广东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小萍作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法院在向南讯通公司及陈伟送达一审裁判文书时，均邮寄至彭宝如律师所在的广东杰科律师事务所地址。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针对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陈伟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向南讯通公司送达判决书程序违法，二审经查，一审中南讯通公司及陈伟均委托了广东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彭宝如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系向该律师送达判决书四份，故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关于案涉债权转让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本案中，信义隆公司自愿将其对南讯通公司的债权转让给陈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虽然陈伟对信义隆公司主张的已向南讯通公司实际经营地址邮寄的债权转让通知不予认可，但陈叶向一审法院起诉，南讯通公司应诉，已知晓案涉债权转让的事实，故该债权转让对南讯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关于诉争的债权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中陈叶提交了2016年4-8月的《采购订单》《送货单》《对账单》《增值税发票》等证据，主张的案涉债权为信义隆公司2016年4-8月的货款。其中《采购订单》系南讯通公司发出，收货单位既有南讯通公司，也有其他客户，南讯通公司在《采购订单》中均注明了送货地址。《送货单》均系原件，所填写的客户单位与《采购订单》一致。陈叶提交的4、5两个月的对账单均有经南讯通公司盖章回传，6-8月对账单虽不能证明经南讯通公司盖章回传，但所对应的《采购订单》《送货单》的格式、人员签名样式与4月、5月类似，陈叶提交的信义隆公司抬头的《送货单》南讯通公司均不持异议，陈叶提交的南讯通公司抬头的《送货单》均盖有南讯通公司送货专用章，陈伟亦认可南讯通公司有向信义隆公司提供过南讯通公司抬头的《送货单》，委托信义隆公司向第三方送货，也表示第三方客户收货后向南讯通公司返回单据供结算，故南讯通公司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其仅以不清楚签收人员是否系第三方客户工作人员为由不予认可南讯通公司抬头的《送货单》理由不能成立。综上，陈叶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债权金额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陈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29元，由上诉人陈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梁 晴 敏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黄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