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01民终3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口捷豹同城速递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394131635F。法定代表人：黄志鸿，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云钰芳，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符婧，女，199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中华，海南以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海口捷豹同城速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豹公司）与被上诉人符婧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8民初10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捷豹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8）琼0108民初10171号民事判决书，并驳回符婧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符婧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捷豹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首先本案应当属于股权转让纠纷，在符婧与捷豹公司股东黄志鸿完成股权交易后（捷豹公司工商登记股东符树燕曾作出了书面承诺，若有新股东进入公司，其愿意转让其持有的股权，且放弃针对捷豹公司股东黄志鸿对外转让股权时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虽未在工商部门作变更登记，但是符婧已实际行使并享受了其作为捷豹公司股东的权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且备存了符婧的股东出资证明书、符婧出席股东会并作出表决等），不应当片面的以工商登记（形式要件）作为是否具备股东身份的唯一认定，应当将符婧是否履行股东义务、享受股东权利以及参与了捷豹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考量。综上，若符婧希望返还剩余的2万元应当以捷豹公司股东黄志鸿作为被告，捷豹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应当依法判决驳回符婧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捷豹公司无需向被捷豹公司支付剩余2万元及按年利率6%为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如前所述，在本案中符婧已实际履行股东权利、享受义务并参与了捷豹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符婧起诉时要求返还2万元系基于捷豹公司未作出工商变更登记及未发放股东凭证，但这并非法定请求权，不具备请求权基础。其次，符婧未与捷豹公司股东黄志鸿达成任何股权回购的合意，捷豹公司在股东会决议中的盖章行为仅是确认该表决真实合法有效，并未明确由哪一方（即公司或股东）承担退还款项的义务。试问，本案中若股东会决议做出后未有公司盖章行为，该份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如何认定？若有公司盖章行为，那公司的盖章行为是否就理所应当的被认定为承担退还款项的义务？一审法院不宜直接按照捷豹公司的盖章确认行为即判决要求捷豹公司承担还款义务。本案并非简单的投资款返还纠纷或合同纠纷，符婧以2万元购买捷豹公司股东黄志鸿5%股权，虽收款人应当系捷豹公司股东黄志鸿本人，但其本着倾尽财力经营公司的态度，直接告知符婧将款项转入捷豹公司账户，以谋求公司更好的发展。此时在双方均认可该交易方式后符婧履行了股东义务、享受了股东权利且实际参与了经营管理。捷豹公司取得2万元是基于符婧与捷豹公司股东黄志鸿的股权转让行为以及捷豹公司股东黄志鸿的指示付款行为。再次，任何投资均具有法律风险及亏损可能，仅因捷豹公司的正常经营亏损后便要求返还全部股权转让款未免对捷豹公司太过于苛刻，同时符婧该种只享收益不担风险的行为极为恶劣。因此符婧诉请返还剩余2万元及按年利率6%为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事实与法律，支持捷豹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依法判决驳回符婧的全部诉讼请求。符婧答辩称：一、本案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捷豹公司在用于股权激励的员工持股计划失败后产生的债务纠纷，并非捷豹公司所谓的“股权转让纠纷”。符婧早在2017年的8月份就开始在捷豹公司上班，捷豹公司实际收到符婧的入股投资款时间是在2017年12月14日，在符婧的银行转账回单上也明确记载了“投资款”字样，而且对于该事项，各方投资人还于2018年2月2日签署了书面的《股东会议记录》进行确认。需要说明的是，该会议记录落款公司名称为“海口捷豹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各投资方拟申请办理公司名称工商变更登记的名称，而在2018年4月10日的《股东会议记录》的落款公司名称又回到了“海口捷豹同城速递有限公司”。而结合2018年2月2日《股东会议记录》的内容也可知，各方投资人决议的事项就是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名称变更事宜，根本不是捷豹公司在本案中提到的股权转让，其在一审中也并没有提交任何关于股权转让的证据，其所谓的股权转让纠纷均是其自己一厢情愿的口述而成。退一步而言，即便存在股权比例分配，那也不代表捷豹公司的最大股东黄志鸿与各方投资人签署过股权转让协议，否则，其在一审中就应当提交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合同作为证据加以证明。另外，从交易实质上看，本案中投资款的流向达到的经济效果是公司以实收资本的形式收到各方投资人交付的投资款，客观上起到了“增资”的效果，实际上减少的是其最大股东黄志鸿应缴纳的出资额(注：见股东会议记录中第3条：黄志鸿入股超出股金按照2018年2月至11月内返还黄志鸿本人)。因此，本案属于典型的公司因未能成功实施用于股权激励的员工持股计划而产生的返还投资款纠纷，而并非捷豹公司一厢情愿声称的“股权转让纠纷”。二、本案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捷豹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黄志鸿通过控制公司证照、公章、财务及日常管理，肆意侵犯其他“股东”的利益。捷豹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黄志鸿是捷豹公司的控股股东，其股权比例高达76.364%，且在公司任职为“执行董事兼经理”，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由此可见，其属于公司的绝对控股人，其本人的意志完全可以随时转化为公司的意志。捷豹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口口声声主张是因为符婧的原因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认为本案起诉是基于未作出工商变更登记及未发放股东凭证，但是在一审庭审中，黄志鸿明确承认公司所有印章已收回，而且并未实际向符婧交付出资证明。试问工商登记部门如何会为一个未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申请材料进行工商登记手续？黄志鸿既然主张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其自己又有多么好的履约态度、有多么好的谋求公司更好发展的主观意愿，为何又不自己亲自去办理呢？却非要将责任推给一个财务人员，这种做法实在是令人费解。从法律上看，向股东交付出资凭证本应该属于公司的法定义务，而在本案一审中只是提交自己单方面的后补制作的一个《股东出资证明书》就主张已经向各方投资人实际交付了股东凭证，这样的做法简直荒谬之极。事实上，直到现在，捷豹公司也从未向包括符婧在内的各方投资人出具过任何股东凭证，其后补证据的行为在一审庭审的质证中也得到印证（见一审庭审笔录）。难道捷豹公司所谓的“享受股东权利”指的就是这种公司违反法定义务的后补行为吗？另外，结合其自己后补制作的《股东出资证明书》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上面明确记载的出资金额为2万元人民币，出资时间为“第一期：2017年12月14日”。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捷豹公司一审答辩中主张“黄志鸿与符婧口头约定的转让价格为2万元”，而捷豹公司实际收到的也是2万元，又何必写成第一期出资2万元？由此可见，本案纠纷发生前，各方投资人合意实际也是员工持股计划，而根本不是捷豹公司所谓的“股权转让”。三、公司中小“股东”或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得到法律保护。在我国《合同法》、《公司法》等民事商事法律法规设立的目的之一是保护交易安全、保护中小股东或投资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成功实施与员工持股计划必然涉及到公司的变更登记，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虽然公司股东身份的确立不以办理变更登记为生效要件，但是变更登记也是公司的法定义务，且可以起到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这也是保护投资人的交易安全的应有之义。一审庭审中，捷豹公司明确承认公司没有进行过任何利润分红行为、股权交易价格也未进行过任何审计，而是由黄志鸿一人完全控制公司的实际运营和管理、股权交易价格也是其单方面确定。而作为生效的法律文件，2018年4月10日的《股东会议记录》中也明确记载了涉案款项的返还日期与金额，捷豹公司作为实际收款人却刻意混淆法律关系、无端狡辩来推卸法律责任的承担，同时，处处拿出其所谓的“股东权利”来作为挡箭牌，实在是缺乏契约精神、缺乏安全感。试问：一个投资人在交付投资款后仅享有在股东会议文件中签字的权利，无法持有对抗第三人的股权、无法享有公司控制权、无法享有公司分红、最后又无法退回股款，如果法律保护的是这种贪婪的利益，那这种股权交易又谈何存在基本的安全和公平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审中符婧才申请追加黄志鸿为第二被告的。因此，公司中小“股东”或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得到法律保护，而不能让大股东随意侵犯。综上所述，捷豹公司在本案中刻意混淆法律关系，目的在于拖延或拒绝返还投资款，其上诉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并没有出现错判，捷豹公司的主张根本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依法应当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符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捷豹公司立即向符婧返还投资款人民币2万元整，并以本金2万元为基数、年利率6%为计算标准向符婧支付自2018年5月2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二、捷豹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捷豹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24日，其股东为黄志鸿占76.364%、符树燕占23.636%，法定代表人为黄志鸿。符婧于2017年8月份开始在捷豹公司工作，主要从事财务及运营工作，2017年12月，黄志鸿与符婧协商约定以入股的方式向捷豹公司投资，2017年12月14日，符婧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方式依约向捷豹公司的账户支付了2万元。捷豹公司同样以这种方式联系了其他投资人。2018年2月2日“股东会议记录”内容为：1、…。2、…因玄龙入股资金剩余人民币壹拾万贰仟元（102000元）未汇入公户，故玄龙剩余102000元人民币股金按照2月5日之前汇入公户5万元，3月15日之前剩余52000元汇入公户，若未按时汇款只能是按照已汇入股金计算股本。3、黄志鸿现投资款入股已超入股股金人民币五万柒仟壹佰陆拾柒元捌角柒分（57167.87元），经公司股东一致同意，超出股金按照2018年的2月至11月内返还黄志鸿本人。2018年2月开始返回零头人民币柒仟壹佰陆拾柒元捌角柒分（7167.87元），剩余人民币五万元（50000元）按照10个月每个月返回人民币五千元整（5000元）。4、…。5、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海口捷豹同城速递有限公司改为海口捷豹科技有限公司。6、现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黄志鸿占比股份38%，玄龙占比股份38%，杨奋占比股份8%，张嘉豪占比股份6%，符达超占比股份5%，符婧占比股份5%，（因部分股东入股资金未到位，故以上是特定股份占比）【黄志鸿、玄龙、杨奋、张嘉豪、符达超、符婧分别签名，下面署名为：海口捷豹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4月10日，“股东会议记录”内容为：符婧申请退股，股金人民币2万元，分2月返还，每月按照人民币12000元返回，2018年5月20日返人民币1万元，2018年6月20日返人民币1万元（玄龙、黄志鸿、符婧分别签名；捷豹公司盖其公章）。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公司法》所确定的股东，也就是法定股东，应是以企业的工商登记为准的股东。任何股东或公司私自确定的股东，未经登记都不应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符婧于2017年12月14日付款给捷豹公司后，2018年4月10日符婧申请退款，捷豹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表示同意，并约定了退款时间，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受法律的保护。但捷豹公司却不按约定的时间履行，故符婧请求捷豹公司返还2万元，并从2018年5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为标准向符婧支付资金占用费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捷豹公司认为自己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与事实和法律不符，因为收取符婧款项及同意退其款项都是捷豹公司，非黄志鸿收取符婧款项，故一审法院院对捷豹公司这种说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捷豹公司应向符婧支付20000元，并从2018年5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为标准向符婧支付资金占用费。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0元，由捷豹公司负担。双方当事人二审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股权转让为公司股东向公司其他股东或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全部或部份股权，出让主体为公司股东。根据本案符婧将涉案款项向捷豹公司而非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志鸿支付的事实，且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黄志鸿委托符婧向捷豹公司付款的事实存在，再结合符婧款项进入捷豹公司账户后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并无与投资款相对应的结构变化的事实，故捷豹公司主张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符婧于2017年12月14日付款给捷豹公司后，根据2018年2月2日“股东会议记录”关于股权比例变动的内容，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投资入股，但捷豹公司股东符树燕未参加该次股东会议，且该“股东会议记录”记载参会股东的占股比例为100%，即股东符树燕的股份去向不明，故该次股东会议的召集、会议决议的形成均损害了符树燕的股东权益，不应作为双方之间存在投资入股的依据。捷豹公司收取符婧2万元没有合法依据，且符婧于2018年4月10日申请退款后，捷豹公司亦表示同意退款，并且明确了退款时间。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捷豹公司返还符婧2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捷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为300元，由上诉人海口捷豹同城速递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符玉梅审判员 李玉民审判员 谢焕怡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武梅帆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