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521民初468号原告：万某，男，198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林（万某之父），男，1966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告：徐某1，女，1992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天明，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1，女，1969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告：徐某2，男，195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告杨某1、徐唐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锦，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万某与被告徐某1、杨某1、徐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林，被告徐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被告杨某1、徐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万某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三被告返还彩礼99058.00元；2.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农历4月初，经李某、陈光群介绍，原告与被告徐某1谈婚，同年农历4月20日，陈光群带徐某1及其家人到原告家“看家底”，原告打发被告徐某14800.00元、打发被告杨某1600.00元、打发被告徐某2600.00元、打发徐某1二哥400.00元、打发徐某1大哥400.00元、打发徐某1侄子徐佳鑫400.00元，原告的父母给被告徐某1改口费800.00元，原告送被告徐某1回家时购买大米三包594.00元、酒三瓶240.00元，原告万某与被告徐某1正式确立恋爱关系。同年农历5月5日，原告接被告徐某1过端午节打发了200.00元，农历5月10日打发被告徐某1的外婆200.00元。经过一段时间后，被告徐某1叫原告尽快确定婚期办理婚事，双方将婚期确定为2018年农历8月21日。为此，2018年农历6月2日，原告与被告徐某1以及介绍人陈光群和原告的母亲杨某2、被告徐某1的母亲杨某1一同购买订婚所需衣服等物品，共计支付了3410.00元。农历6月4日按习俗到被告家中举行定婚仪式，订婚彩礼现金68000.00元，除衣物外还有价值150.00元的大米两包、价值760.00元的猪腿两个，送被告杨某1、徐某2衣服各一套共计350.00元，彩礼现金和物品由被告徐某1收取。农历8月8日，被告徐某1称要买结婚衣物，由陈光群带原告以及原告的母亲杨某2和被告徐某1及其母亲杨某1购买结婚衣物以及“三金”，原告购买了价值2460.00元的衣服送给三被告，购买价值12480.00元的“三金”给被告徐某1。农历8月20日到被告家接亲时的物品为猪腿两个、酒两瓶等价值1216.00元。农历8月23日被告徐某1回门时购买的礼物价值848.00元。双方举行婚礼后，被告徐某1在没有上班的情况下，长期不在家，2018年10月30日后就没有在家中居住。原告多次与被告徐某1就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事宜协商，被告徐某1一直无故拖延不予办理，双方登记结婚已不可能。此后，原告多次要求三被告返还所收彩礼，三被告予以拒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徐某1辩称，我收到原告彩礼68000.00元是事实，但在双方同居生活期间，该68000.00元彩礼已经消费完，具体包括：购买“三金”12480.00元，在使用过程中调换项链、戒指补差价1355.00元，共计13835.00元；购买嫁妆和日常用品支付了44183.00元；由于双方均无生活来源，剩余的9982.00元在同居期间已用于共同生活消费。我将原告给付的彩礼购置的财产现在原告处，剩余的部分用于双方的共同生活，双方的财产已经发生混同，不存在谁返还谁。如果原告认为其与我同居生活期间的财产未分割，应主张分割，因此，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同居关系财产分割，而不是婚约财产返还。原告主张的除彩礼以外的小额财产，属于礼尚往来中的赠与，依法不应返还。我与原告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同居生活后，原告一直拒绝办理结婚登记，在××××年××月即将我赶出家门，双方才未在一起同居生活，我出来时没有带走任何财产。我自始至终同意与原告办理结婚登记，但原告一方面不与我办理结婚登记，故意制造未登记结婚的事实，一方面向法院起诉，其行为违背诚信，属于恶意诉讼，依法应予驳回。被告杨某1、徐某2辩称，原告所诉彩礼是由徐某1收取，该彩礼徐某1已用于购买嫁妆以及与原告共同生活期间的日常消费，至于原告主张的除彩礼以外的小额财产属于赠与，依法不应返还，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万某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1.××××年××月被告徐某1所发的微信朋友圈截图两张，其中一张内容为“黄孝立记住我等你”，另一张的内容分别为“醉生梦死的感觉真好，我会一直等你。直到你出现”和“我爱你只是我现在无能为力原谅我”。旨在证明原告与被告徐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原因是由被告徐某1造成。被告徐某1的质证意见是：该微信朋友圈内容是其自己发的，是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外出找工作，和原告产生纠纷，同时该证据证明了徐某1在××××年××月被原告赶出家门的事实。被告杨某1、徐某2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2.证人李某证实的主要内容为：万某与徐某1谈婚是由其妻子陈某1介绍的。原告万某及三被告对该证人的证实没有异议。3.证人陈某1证实的主要内容为：其是万某和徐某1谈婚的介绍人，谈婚期间，第一次去万某家时打发徐某1的父母各600.00元，打发徐某1的大哥、二哥、侄子各400.00元，打发徐某14800.00元。2018年农历6月初4日订婚时的彩礼有现金68000.00元，还有“三金”，其余物品不清楚。万某去徐某1家时买了三袋米和三瓶酒。被告徐某1、杨某1、徐某2对彩礼金额为68000.00元、打发徐某14800.00元、打发杨忠梅和徐某2各600.00元的证实没有异议，对其余证实内容不予认可。4.证人杨某2证实的主要内容为：其是万某母亲，徐某1改口时其与万某父亲各打发徐某1400.00元，万某的奶奶打发徐某1200.00元，万某买礼品三袋米和三瓶酒共计花费了800.00元，订婚时购买“三金”支付了12480.00元，彩礼68000.00元，买给徐某1父母的衣物等可能花费了一千多元，为了订婚和结婚给徐某1购买衣物花费了八千多元。被告徐某1的质证意见是：其收到打发的钱是4800.00元，彩礼68000.00元，订婚时没有“三金”，购买衣服的钱就是一千多元。被告杨某1、徐某2的质证意见是：证人与原告是至亲，其证言中没有相应证据佐证的部分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被告徐某1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1.2018年7月14日、2018年10月29日购买“三金”和更换戒指、项链时补差价的收据四张；购买床上用品、家用电器、家具的销货清单四张；购买家用物品的清单。旨在证明被告徐某1收到彩礼68000.00元后,购买和更换“三金”支出了13835.00元、购置结婚嫁妆以及共同生活期间日用品支出了44183.00元、剩余的9982.00元用于共同生活期间的日常消费。原告万某的质证意见是：徐某1的嫁妆有沙发一套、大理石茶几一个、电视机一个、饮水机一个、洗衣机一个、冰箱一个、电火炉一个、毛毯两床、四件套有几套不清楚、被子有几床也不清楚、枕头套数量不清楚。共同生活期间购买的物品除是否有保温碗四件套以外，其余的属实，但价格是多少不清楚。这些东西除“三金”不在其家中以外，其余的都在其家中。2.证人陈某2、孟某、邓某证实的主要内容为：原告万某订婚时给付的彩礼现金是68000.00元。原告万某对证人证实没有异议。3.证人徐某3、龙某证实的主要内容为：原、被告结婚时，其二人去送亲，徐某1的嫁妆有家电和床上用品，全部都送到原告家，原告家给了多少钱就买了多少东西陪嫁，该陪嫁的都陪嫁。原告万某对证人证实没有异议。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核，原、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实的定婚彩礼现金68000.00元、以及原告打发被告徐某1及其家人的现金的事实，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万某提供的被告徐某1所发微信朋友圈截图，被告徐某1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经本院审核，万某与徐某1举行婚礼同居的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农历8月21日），该朋友圈发表时间是××××年××月双方分开生活之后，朋友圈的内容也不是拒绝与原告万某办理结婚登记，因此，对原告万某提供的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被告徐某1提供的购买“三金”和嫁妆以及共同生活期间日用品的清单，原告万某以不属于正式发票为由不予认可，但认可家用电器及沙发的种类、数量以及购买日用品的清单中除保温碗以外的物品，对床上用品的种类、数量以及购买日用品的价格不清楚。经本院审核，被告徐某1提供的购买“三金”收据载明的购买时间为2018年7月14日（农历6月初2日），双方订婚时间为2018年7月16日（农历6月初4日），即双方订婚时间在购买“三金”的时间之后，与被告徐某1关于“三金”是用原告万某给付的彩礼现金购买的主张相矛盾，故对被告徐某1提供购买“三金”收据用以证明将彩礼现金购买“三金”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被告徐某1提供的更换戒指、项链的时间为2018年10月29日，但其支付更换差价的收款收据上顾客签名处载明的顾客姓氏为“刘”，而不是被告徐某1，因此，对被告徐某1提供的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被告徐某1提供购买嫁妆及日常用品的清单，原告万某不予认可，经本院审核，被告徐某1提供的销货清单及付款依据中，仅购买苏泊炒锅的收款单加盖了出售单位的印章，其余清单既没有加盖出售单位印章，也没有正式付款发票，因此，对被告徐某1提供的销货清单及收款收据中载明的物品，原告万某认可的部分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万某不予认可的部分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农历4月初，万某经陈某1介绍与徐某1谈婚，同年6月3日（农历4月20日），陈某1带徐某1以及徐某1的母亲等人到万某家相亲（俗称看家底），万某打发徐某14800.00元，打发徐某1的母亲杨某1600.00元，打发徐某1的二哥400.00元，打发徐某1侄子400.00元，并通过徐某1及其母亲带600.00元给徐某1的父亲徐某2、带400.00元给徐某1的大哥，共计7200.00元。在徐某1等人回家时，万某购买大米等礼品一并送到徐某1家中。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定于2018年7月16日（农历6月初4日）订婚，订婚时，万某给付徐某1彩礼现金68000.00元，价值12480.00元的“三金”、衣物和其他礼品。2018年9月30日（农历8月21日）万某与徐某1按照习俗举行婚礼后同居生活。万某与徐某1举行婚礼时，徐某1的嫁妆有沙发一套、大理石茶几一张、电视机一台、饮水机一台、洗衣机一台、冰箱一个、电火炉一个以及被子等床上用品。在共同生活期间，徐某1购买了电热毯等日常用品。××××年××月初（农历10月底），徐某1与万某发生矛盾后外出，双方即没有同居生活，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2019年1月22日，万某向本院起诉，要求徐某1、杨某1、徐某2返还谈婚期间打发徐某1及其家人的现金、礼尚往来购买礼物支付的费用、订婚时给付的彩礼现金以及购买其他物品的费用共计99058.00元。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1.本案法律关系是同居关系析产纠纷还是婚约财产纠纷；2.“三金”是订婚前原告万某购买还是订婚后被告徐某1购买；3.原告万某给付被告徐某1的彩礼现金68000.00元，被告徐某1是否已完全用于购买嫁妆以及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日常消费；4.原告万某主张返还的彩礼、谈婚期间打发的现金、购买礼尚往来礼品支出的费用，被告徐某1、杨某1、徐某2是否应当返还，如何返还。一、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同居关系析产纠纷还是婚约财产纠纷的问题。本院认为，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解除同居关系时，因分割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共有财产引发的纠纷。婚约财产纠纷，是指定立婚约的男女双方或双方的父母，解除婚约时给付财物的一方要求另一方返还而引发的纠纷。本案中，万某要求返还的财物属于与徐某1谈婚期间给付的财产而不是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共有财产，本案法律关系确定为婚约财产纠纷并无不当。对徐某1关于本案属于同居关系析产纠纷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三金”是万某与徐某1定婚前万某购买还是定婚后徐某1购买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万某与徐某1的陈述，双方争议的“三金”是在中国黄金大方县新民路销售点购买，购买价款为12480.00元，徐某1主张“三金”是其用定婚的彩礼购买，根据徐某1提供的付款依据，购买“三金”的时间为2018年7月14日（农历6月初2日），而双方定婚的时间为2018年7月16日（农历6月初4日），如果徐某1是用定婚时万某给付的彩礼购买，那么购买时间应当在双方定婚的2018年7月16日之后。万某庭审中陈述“三金”是双方定婚前的2018年7月15日（农历6月初3日）购买，在定婚时给付，该陈述内容虽然与其起诉时主张的“三金”购买时间为2018年农历8月8日相互矛盾，但与徐某1提供的付款依据载明的时间基本相符，因此，应当认定“三金”属于万某与徐某1定婚前万某购买。徐某1主张双方共同生活期间，因更换项链和戒指支付了1355.00元，但徐某1提供的付款依据不能证明其是顾客，因此，对徐某1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徐某1辩称其外出时没有带走“三金”，“三金”存放于万某家中，万某不予认可，由于“三金”一般属于女性随身佩戴的饰品，徐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外出时未带走“三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徐某1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徐某1是否已将万某给付的68000.00元彩礼完全用于购买嫁妆以及双方共同生活期间日常消费的问题。本院认为，徐某1与万某按照习俗举行婚礼时，徐某1的嫁妆应当属于其与万某同居前的个人财产，万某在与徐某1定婚时给付徐某1彩礼属于双方之间附条件的赠与，徐某1是否将彩礼用于购买嫁妆，万某无权干涉，即徐某1是否将万某给付的彩礼购买嫁妆，不影响万某在本案中主张返还。案件审理过程中，徐某1主张在共同生活期间购买电热毯等日常用品支付的5325.00元亦是从彩礼中支付，万某认可徐某1提供的购买日用品清单中除不清楚是否有保温碗以外的日用品，仅是对具体的数量和价格不清楚。因此，可以认定万某与徐某1共同生活期间，徐某1支付了一定的日常生活费用。四、关于万某主张返还的彩礼、谈婚期间打发的现金、购买礼尚往礼品支出的费用，徐某1、杨某1、徐某2是否应当返还，如何返还的问题。本院认为，万某与徐某1谈婚期间，徐某1第一次到万某家相亲（俗称看家底）时，万某打发徐某1及其家人的现金，以及订婚时给付的财物和现金，应当视为附条件的赠与而不是一般赠与，在双方不能实现结婚的目的时，万某作为给付方有权要求收受方予以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中能否将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85号建议的答复）：“前述司法解释中‘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生育子女、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数额”的精神，本案中，万某与徐某1虽然仅同居生活两个月左右，双方至今亦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根据万某认可的双方于2018年9月30日（农历8月21日）按照习俗举行婚礼时徐某1陪嫁的嫁妆家电、沙发、床上用品以及共同生活期间徐某1购买的日用品等价值来看，徐某1应当是奔着与万某结婚的目的才与其举行婚礼同居生活。结合徐某1外出后，其嫁妆以及共同生活期间由其购置的日常用品现在万某家中，由万某管理使用，以及万某打发徐某1及其家人的现金为7200.00元，给付的彩礼68000.00元由徐某1收取等情况，徐某1的嫁妆以及共同生活期间购置的日用品等财产归万某所有，由徐某1酌情返还万某彩礼20000.00元，徐某1的父母杨某1、徐某2不承担返还责任。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返还原告万某彩礼20000.00元；二、驳回原告万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140元，由原告万某负担570元，被告徐某1负担5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生效后，如义务方不自动履行，权利方可于本判决指定的自动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判员 刘 洁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书记员 黄子宁大方法院官方网站大方法院官方微博大方法院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