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初836号 原告：湖北佳元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 负责人：谭喜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治安，湖北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俊投资发展（澳门）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宋玉生广场**光辉商业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活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寅，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湖北佳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佳元律所）诉被告新俊投资发展（澳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俊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治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寅、刘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佳元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1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2年7月10日，原、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新俊公司因与长江广场发展（武汉）有限公司（下称“长广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事宜，委托原告指派刘治安律师为代理人，维护新俊公司合法权益；新俊公司一次性支付我所律师费二十万元；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签订后，新俊公司办理了由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公证书，并向原告支付了律师费人民币二十万元。原告承办律师亦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代理人的职责，完成了委托事项的各项工作，此项委托已因武汉中院于2013年9月25日裁定撤诉而终止。2013年8月，被告方法定代表人李活新与原告律所刘治安律师分别代表双方经多次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新俊公司诉长广公司、湖北建丰物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丰公司）、第三人武汉鑫达盛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达盛世公司）、武汉盛世裕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裕丰公司）、武汉富士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邦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委托原告指派刘治安律师为新俊公司代理人参加诉讼。本案涉诉争议标的为长江广场A座房屋一、三、四、七、八层；二、新俊公司向原告支付本诉律师费人民币八十万元，反诉律师费人民币二十万元，共计人民币一百万元（与第一份委托合同收费率比例相同）；三、原告承办律师在议定本协议时，已经谨慎、诚实、客观地告知贵方其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在审级选择上，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高院）为一审，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二审。协议达成后，原告承办律师全面履行了委托协议约定及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事项，完成了诉讼代理工作。湖北高院于2015年12月2日以（2012）鄂民四初字第3号作出民事判决：1、驳回新俊公司的诉讼请求；2、驳回长广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鉴于该案判决书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承办律师在收到该判决书后，应约于2015年12月24日亲赴广东珠海向李活新转交送达判决书，要求支付律师费并商谈案件的上诉事宜，双方达成了由新俊公司委托我所承办律师上诉代理的意向，随后，原告承办律师又应李活新之邀赴湖北浠水市继续商谈二审诉讼代理相关事宜。孰料李活新在返回澳门后即予翻悔，另行委托其他律所提出了上诉，但新俊公司所欠原告一审律师代理费一百万元至今分文未付。2017年2月27日，原告向被告发出主张权利、支付律师费的《律师事务所函》，被告仍拒不回复。如此失信，严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被告因两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讼代理事宜先后订立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其中第一份合同已因履行而终止，而在向湖北高院提起诉讼的第二份委托代理合同，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有授权委托《公证书》、及我所承办律师所做诉讼代理工作及各项诉讼文书等证据足以证明，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承办律师作为新俊公司的一审代理人，自始至终参加了新俊公司与长广公司、建丰公司及第三人鑫达盛世公司、盛世裕丰公司、富士邦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工作，审慎尽职地完成了委托协议约定的委托代理事项，新俊公司应按约定支付律师费。 被告新俊公司辩称：1.原告所主张律师费的案件即为“新俊公司与长江广场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双方已经就该案于2012年7月10日签署《委托代理合同》，且原告已经认可被告按该合同约定一次性支付了律师费用人民币20万元，原告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次向被告要求支付律师费。2.贵院于2013年9月25日就该案争议出具的（2012）鄂武汉中民商外初字第00010号民事裁定书，系因原告在代理案件过程中的诉讼策略调整。原告以“需补充证据为由”向贵院申请撤诉，随后又就相同的争议事项、追加建丰公司以及第三人而向湖北高院提起诉讼，被告委托原告的代理工作并未因该案的撤诉和再次向湖北高院起诉事宜而终止。3.退一步说，假设原、被告已协商就该案争议重新起诉至湖北高院后的程序应当另行收取律师费，那么原告作为一家专业从事法律服务的专门机构，在未与当事人就服务价格予以确认、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形下即接受委托，持续履行代理义务，甚至在对方对律师费未付、前述（2012）鄂武汉中民商外初字第00010号撤诉裁定尚未作出的情形下仍主动完成在湖北高院的诉讼代理工作（于2012年9月20日向湖北高院提起诉讼），其行为显然有悖常理，该假设显然难以成立。同时，被告已经就与长江广场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于2012年7月10日与原告签署《委托代理合同》，说明原告与被告并非没有签订书面律师聘请合同的习惯，不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的情形并非双方委托事宜的常态。因此，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因被告仅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将予以另行评判。 经审理查明： 2012年6月6日，新俊公司以长广公司为被告、鑫达盛世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长广公司与鑫达盛世公司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长广公司继续履行与新俊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将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号长江广场A座第4层过户到新俊公司名下，本院受理案号为（2012）鄂武汉中民商外初字第00010号（以下简称10号案件）。 2012年7月10日，新俊公司作为甲方与佳元律所作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其与长广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事宜，乙方接受该委托，指派刘治安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甲方应全面、真实第项乙方律师提供事实情况及有关资料；甲方无故终止合同，已收律师费不退；合同签订后一方当事人撤诉的，乙方律师已做好工作准备的甲方应支付全部律师费；乙方无故终止代理的应退还所收代理费；合同签订之日，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0万元。 2012年9月18日，新俊公司以需补充证据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10号案件的起诉，本院于2012年9月25日裁定予以准许。本院裁定中记载刘治安律师为新俊公司委托代理人。2012年9月20日，湖北高院受理了新俊公司以长广公司、建丰公司为被告，鑫达盛世公司为第三人提起的诉讼，案号为（2012）鄂民四初字第3号（以下简称3号案件）。在该案中，新俊公司起诉请求：1.确认长江公司与鑫达盛世公司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长广公司继续履行与新俊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将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号长江广场A座1层、3层、4层、7层过户到新俊公司名下。长广公司在该案中对新俊公司提出反诉，请求新俊公司支付楼层差价补偿款、付款滞纳金和违约金。2013年12月18日，新俊公司申请追加裕丰公司、富士邦公司为第三人，增加请求确认长广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015年12月2日，湖北高院就该案作出（2012）鄂民四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新俊公司的诉讼请求，同时驳回长广公司的反诉请求。该案判决书记载，刘治安律师为新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 2017年3月27日，佳元律所向李活新寄送律师函，称：佳元律所刘治安律师与李活新代表新俊公司，于2012年8月就佳元律所代理新俊公司与被告长广公司、建丰公司及第三人鑫达盛世公司、盛世裕丰公司、富士邦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达协议，约定本诉律师费80万，反诉律师费20万；现刘治安律师已代表新俊公司参加了湖北高院一审诉讼，现要求新俊公司在收函后10日内支付律师费100万元。因新俊公司未支付100万元律师代理费，佳元律所遂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就湖北高院处理的3号案件达成了新的代理协议？新俊公司应否支付100万元的律师费？ 本案系内地律师事务所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企业之间因提供案件诉讼代理服务而引起的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本院作为涉案合同履行地具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因双方未就委托代理合同适用的法律进行选择，而涉案合同履行行为发生在内地，本案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等法律。 本案中争议的焦点即在于双方是否就原告代理被告在湖北高院起诉的3号案件再行达成了委托协议，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100万的律师费。综合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不能予以支持，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就被告在湖北高院起诉的3号案件达成了另外的委托协议。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并未举证双方就原告代理被告在湖北高院起诉的3号案件另行签订了书面的委托协议，也未提供往来邮件、通话记录、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缔结新的委托协议的过程。相反，根据原告邮寄函件所载，刘治安律师与李活新协商新协议的时间为2012年8月，但该案在湖北高院立案起诉时间为2012年9月，长广公司提起反诉时间更应在该时间之后，双方之间不可能在2012年8月就将本诉案件代理费及反诉案件代理费一并进行协商。因此，原告所述双方之间就湖北高院审理的3号案件存在新的代理协议，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 第二，原告方刘治安律师代表被告参加了3号案件的诉讼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达成了另外的委托协议。从双方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本院处理的10号案件情况以及湖北高院处理的3号案件情况判断，刘治安律师进行3号案件的诉讼代理应是对10号案件代理活动的延续，其代理行为仍在2012年7月10日《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工作范围之内。首先，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是由原告代理被告处理被告与长广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事宜，并未限定具体的诉讼案件。而不管是本院受理的10号案件，还是湖北高院受理的3号案件，都涉及的是被告因与长广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引发的纠纷。该两起纠纷均可以为2012年7月10日《委托代理合同》所涵括。其次，本院受理的10号案件与湖北高院处理的3号案件在诉讼事项上存在延续关系，而非完全不同的两起案件。如原告起诉状所述，被告是在决定撤回10号案件起诉的同时起诉3号案件，倘若把被告撤回10号案件的起诉即视为原告完成了2012年7月10日《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显然违背了被告委托原告进行代理活动的目的。 第三，从双方行为习惯和缔约能力判断，也不能得出双方之间存在另外的委托协议。本案中，双方曾在2012年7月10日签订过《委托代理合同》，可见双方对进行委托代理活动应签订书面协议均有相应的认知和行为规范。同时，原告系专业法律服务机构，相较被告而言，其对从事诉讼代理应签订书面协议的认知能力更强。倘若双方对约定代理事项确有变动或调整，原告方完全可以要求对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内容进行调整，或者要求签署新的的代理协议。因此，从双方行为习惯和缔约能力分析，也不能得出双方之间存在另外的委托协议。 综上，原告并不能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就湖北高院审理的3号案件另行达成了委托协议，被告并没有向原告支付100万律师费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湖北佳元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湖北佳元律师事务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湖北佳元律师事务所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被告新俊投资发展（澳门）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赵千喜 审判员  余 杰 审判员  熊艳红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徐蕾 书记员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