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9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彦合，男，197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房建来，河北蓝天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中民，男，196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州市晋州镇东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晋州市东街村。法定代表人：刘建月，该村民委员会主任。上诉人刘彦合因与被上诉人闫中民、晋州市晋州镇东街村村民委员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8）冀0183民初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彦合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判决超过诉讼时效明显错误，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依据民法总则第188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上诉人一家八口的土地被政府征收，每人87450元的征地补偿款始终没有领取到。上诉人到处上访，以至于被列入了上访人黑名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请求分配征地补偿款纠纷法院应否受理的请求的答复》之规定，上诉人向晋州市人民法院起诉村委会不予受理。上诉人在上访过程中，意外获取到了一份2009年东街村委会从晋州镇政府按照村民名额单统一领取的补偿款（租金），村委会再根据名单进行分配，原告一家八口人的补偿款（租金）被东街村支部书记彭四领取的其中一份收款收据。至此，上诉人才知道了自己的补偿款被冒领，也才知道了义务人或对方当事人为彭四。上诉人于2017年5月3日向晋州市人民法院起诉了彭四和晋州镇东街村村委会，晋州市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被上诉人闫中民作为彭四的证人出庭作证，声称上诉人的补偿款系他和妻子吴小燕（已去世）共同领取的，彭四领取上诉人的其中一笔补偿款系替被上诉人闫中民和吴小燕领取的，彭四领取后给了被上诉人闫中民，被上诉人闫中民亦认可。所以，上诉人起诉彭四和晋州镇东街村村委会的诉讼由于主体不适格被驳回。2017年7月5日晋州市人民法院出具了（2017）冀0183民初1811号民事裁定书，至此，上诉人才知道了自己的补偿款被冒领，也才知道了义务人或对方当事人为闫中民。上诉人于2018年1月16日再次向晋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彭四和晋州镇东街村村委会，很明确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第二、上诉人第一次起诉的彭四系晋州镇东街村村委会支部书记，第二次起诉的闫中民系彭四的出庭证人，其他作证的人都系村委会干部（韩英洲系副支书、关建锁系原村主任）。两次诉讼中，彭四与闫中民互为证人，其证明力明显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提供的买卖合同上根本就不是上诉人的签字，上诉人提出了鉴定申请，但法官要求上诉人提供2009年的对公签字，上诉人无法提供，指印按的不清楚也没办法鉴定。所以，被上诉人提供的买卖合同不具有证据效力。依据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主张买了上诉人一家八口的征地补偿指标，那么被上诉人应当提供付款证明，或者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被上诉人除了几个不具有证明效力的关系证人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所以，被上诉人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第三、第二被上诉人晋州镇东街村民村委会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上诉人一家八口的征地补偿款，村委会给了谁了？村委会无法提供。为什么给了某某人？村委会无法提供和做出说明。村委会支付征地补偿款时依据什么给了某某人？有没有上诉人的认可或者签字？村委会无法提供。上诉人应得的征地补偿款就这样不翼而飞了，多年上访取证，终于找到了一份村支书代领补偿款的一份收据，才能够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却被一审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驳回。上诉人有冤无处诉，请二审法院主持公道，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被上诉人闫中民与晋州镇东街村委会返还支付上诉人的征地补偿款共93780元。闫中民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完全正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009年至2013年间，市政府经东街村委会发放征地补偿款，每次发放时，都是根据每户人口和数额公开进行，刘彦合作为村民之一，对如此涉及全体村民的大事，不可能不知情。此外，门市部的装修、出租、收取租金等，都是由我经手，门市部事实上早已由我占有、掌控。对此，刘彦合不可能视而不见，不可能不知情。自2009年至2018年1月16日，已经远远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二、上诉人提出，一审时时任村干部韩英洲、关建锁的证言无效，彭四与被上诉人在两个诉讼中互为证人，其证言也无效。我认为，以上主张，于法无据，不可采信，三人证言都客观反映了事实真相，具有证据效力。三、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提供的买卖合同上不是其本人签字，因此申请笔迹鉴定，但又不能提供自己2009年的对公签字，其指印也不清楚，故无法做出鉴定结论。因此，该合同无效。我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上诉人认为该合同无效，但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所以，该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四、关于该合同有效且已经履行的证据有：该转让行为由本村刘来福介绍，转让协议由本村干部韩英洲在村委会办公室书写，交付款项时有时任支书彭四见证，征地补偿款有刘彦合家族成员沈彩霞证明其本人参与了分配，分到了补偿款。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符合客观事实，没有法律依据，故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晋州市晋州镇东街村村委会答辩称，我刚上任两个月，对这个事情不清楚。收到传票后问了村会计，他说我们村账面是平的。刘彦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第一被告返还原告本人个人的征地补偿款6330元；2.判令第二被告支付原告本人个人的征地补偿款87450元；3.判令二被告对原告的征地补偿款共计93780元，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晋州市人民政府征收晋州市东街村600余亩土地时，原告的承包地在被征收范围。晋州市人民政府为了照顾失去耕地农民的日后生活，征地补偿为：第一项被征收的土地晋州市人民政府按照每亩5万元支付了征地补偿金；第二项2009年批准49亩商业用地用于村民们建设商业门市，商业门市建设完成交付使用之前，晋州市人民政府每人每年支付补偿费。2013年村民选择要门市的按照宽度每人0.75米（面积约16.5平方米）分配；不要门市选择货币补偿的村民，政府按照每人支取87450元的标准补偿。原告应当获得的政府征地补偿为：第一项即政府按照每亩5万元征地补偿标准支付的征地补偿费，村民每人18600元，原告已取得。2009年9月10日原告刘彦合与被告闫中民妻子吴小燕签订门市地协议书一份，并已履行，由晋州市东街村村民刘来福、韩英洲、沈彩霞、彭四、关建锁证人证言予以佐证。被告闫中民支取了原告刘彦合2009年-2013年的征地补偿款6330元，2013年被告闫中民分得原告刘彦合在刘来福名下门市地0.75米。一审法院认为，晋州市东街村村民刘来福、韩英洲、沈彩霞、彭四、关建锁证人证言证实原告刘彦合与被告闫中民妻子吴小燕签订的买卖门市地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现原告刘彦合主张被告闫中民返还原告本人个人的征地补偿款6330元、被告晋州市东街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原告刘彦合个人的门市地补偿款87450元、被告闫中民和晋州市东街村村民委员会对原告的征地补偿款互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三年，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刘彦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45元，由原告刘彦合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上诉人的土地被征收后，上诉人已经取得征地补偿款18600元。2009年至2013年征地补偿款由闫中民支取，并于2013年分得上诉人在刘来福名下门市地0.75米。上诉人应于2013年知道其民事权利受到损害，故本案应自2013年起计算诉讼时效。上诉人主张到处上访，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情形，上诉人于2018年1月16日提起民事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关于刘彦合与吴小燕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上诉人主张协议书不是其本人签名，但因上诉人原因导致笔迹鉴定不能进行，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结合本案证人证言、征地补偿款领取情况等因素，应当认定协议书的真实性及履行情况。上诉人对其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彦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45元，由上诉人刘彦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靖审判员 李 曼审判员 李 祥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许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