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902民初604号 原告：胡斌，男，1994年3月8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住址：广西玉林市玉州区。现住广西柳州市柳**。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仕，广西华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东门支行，住所地：玉林市人民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9004225753。 负责人：廖惠萍。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碧光，男，197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广西玉林市玉州区，系工商银行玉林分行风险管理部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冰，女，1991年6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广西玉林市玉州区，系工商银行玉林分行风险管理部经理助理。 原告胡斌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东门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仕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东门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碧光、黄丽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退还侵占原告的财产，即2018年12月份和2019年1月份“信使费”共2元；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误工费损失1500元；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交通费损失1500元；四、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在被告处办理有卡号为62×××05的借记卡，并开通有“工银信使余额变动提醒服务”，被告就该服务每月向原告收取2元的“信使费”。2018年12月2日，被告在未事先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径行划扣“信使费”3元。2019年1月24日，原告翻阅短信获悉扣费后，立即拨打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客服电话，质疑其调价是否合法，声明没有收到工离银行的调价通知，要求工商银行解释相关事宜，并退回多收的费用，客服表示登记后会作相应处理。次日，原告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市支行办理取消“工银信使余额变动提醒服务”。原告认为，工商银行此举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选择权、财产权。公民的财产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工商银行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现被告对原告合理诉求不予理睬，原告不得已提起民事诉讼，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东门支行辩称，1、原告与被告已签订《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工银信使服务协议》，被告的收费行为属于履约行为，不属于侵权行为。原告于2016年11月17日申请办理工银信使余额变动提醒服务，余额提醒收费标准为2元/月，按月自动从原告账户中收取，被告已告知原告需同意遵守《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工银信使服务协议》，原告同意接受并签字确认。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引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原告所诉称的知情权、选择权不属于《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权利范畴，原告不能以该条法律规定主张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向原告收取每月3元的工银信使服务费是基于被告向原告提供的短信提醒服务，并没有实施侵权行为，被告与原告有合同协议约定，对工银信使服务费的调整属于合同变更，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纠纷属于合同纠纷，原告主张本案为侵权纠纷与事实不符。2、被告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告知义务，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并未侵犯原告的知情权。原告的工银信使短信提醒服务于2016年11月17日由原告本人在被告的自助机具上开通，开通该业务时，被告已提示原告需遵守《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工银信使服务协议》，原告在该申请上签字确认，同意遵守该项业务的服务协议约定。根据《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工银信使服务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即工行）有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对工银信使服务功能、服务内容、发送方式、收费标准等进行调整，但应通过网站等适当方式提前通告”。根据协议约定，工总行已于2018年8月21日在官方网站公布了《关于调整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服务价格的公示》，公示内容如下：“如您选择通过短信渠道接收余额变动提醒服务，相关收费标准如下：借记卡（存折）2-5元/月/卡（账户）或20-50元/年1卡（账户），信用卡2-5元/月．．．．其中，借记卡（存折）执行新价格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1日，您在此之前签订的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服务，在服务到期前仍执行原收费价格”。据此，答辩人已提前3个月在官网公示了价格调整的通知，已按合同约定的方式履行了告知义务，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主张被告侵犯其知情权，应当举证证明被告从未对外进行公示或通知价格调整，但原告并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另外，被告在网点公告栏张贴了价格调整的公告，明确价格已由2元/月提高至3元/月，也在网点现场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服务价目表》提供原告查询。被告认为，监管规定并未强制要求商业银行对市场调节价的服务价格以短信方式通知到消费者，被告与原告所签订的合同也未约定被告必须以短信通知的方式通知原告，要求被告通过短信方式通知到每一位消费者没有依据，短信通知并不是法定送达方式，而是属于约定方式，尽管被告后续通过短信方式对工银信使调价事项进行通知，该行为也仅是被告提供多一种通知方式，更方便客户知悉。被告纵观各种收费或缴费的调整，并未见有哪个企业或政府部门都通过短信通知每位客户或关系人，可见短信通知并不是法定要求，被告以适当的方式通知即可。3、被告提供了多种渠道及方式给予原告选择退订或者其他通知服务，确保原告选择权的行使。对于余额变动提醒业务，工行总行已于2016年5月16日开始提供工行融e联余额变动提醒通知服务，该项服务仅需下载工行融e联APP即可接收余额变动提醒消息，且该项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原告在办卡时也一并开通了该服务。根据《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工银信使服务协议》第八条约定，“甲方（原告）如需终止使用乙方（工行）信使服务，可以终止信使服务协议，但对于已支付的有关费用乙方不予退回”，如果原告不同意每月3元的短信通知服务收费，原告可以通过工行的自助机具、电子银行、95588客服热线、网点柜面等多种渠道办理取消服务。原告在2018年12月2日收到被告扣费3元的短信提示后，并没有立即向被告明示其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而是继续使用被告提供的余额变动提醒服务直到原告2019年1月25日到柳州市支行办理取消“工银信使余额变动提醒”服务。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已构成对被告提高工银信使服务价格的认可，因此被告继续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被告侵犯原告选择权的事实。被告继续按变更后的合同履行义务并有权收取费用，不存在侵犯原告财产权的事实。4、针对本案原告要求赔偿误工费以及交通费，现阶段其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实际发生上述损失以及该损失与本案事实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不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胡斌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东门支行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经质证，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东门支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3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内容有异议，认为其是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信使费的划扣。对证据3《手机通话记录截屏2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认为恰好证明了原告一直使用工银信使直到提出异议，认为这个是原告同意其提高信使价格的行为。对证据4《手机短信截屏1页》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5《手机短信截屏2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只能说明其用短信提醒只是被告补充的一种通知方式，不是合同约定或者法定的形式，另外原告在收到短信时并没有对价格提出异议。对证据6《居住证1页》不认可其关联性，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被告有异议的上述证据2、3、4、5，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证明被告在没有直接通知原告的情况下扣划了原告两个月共2元的信使费，对证据6，能证明原告暂居住在柳州。 经质证，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东门支行对原告庭审中提供的证据3《两份录音文字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由法院认定，认为不能仅凭电话录音就确认应该以短信此种方式当做唯一的通知方式。对证据4《光盘一张（内含：与07752804428的通话记录录音；与114的通话记录录音）》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明短信是作为通知的唯一方式。对被告有异议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亦能证明被告没有直接通知到原告信使费用已由每月2元提高至3元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东门支行提供的证据1《原告2016年11月17日签字确认的开户及办理工银信使服务申请》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原告在签订合同时，被告仅将凭证交给原告签字，没有其他任何材料，也没有向原告解释任何条款。对证据2《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工银信使服务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服务协议没有其本人的签名，没有原件，不确定就是签订合同时被告所提及的合同，所以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据3《关于调整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服务价格的公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该份公告是直到被告提交证据时才知道有这份公告，此前一直没有见到这份公告。对证据4《＜关于调整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服务价格的公示＞的网点张贴的照片》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没有原件，没有第三方证明或其他材料予以佐证，故不认可，该证据由被告单方制作，无法确定真实的张贴时间，请求法院进行核实，如无法核实的，应不予采纳。对原告有异议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对证据1、2，能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工银信使服务协议》的事实。对证3、4，只能证明被告向不特定的大众提前通知了《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服务价格》，但不能证明已直接通知到原告。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6年11月17日，原告在被告处签订《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工银信使服务协议》，申请办理了银信使余额变动提醒服务，约定余额提醒收费标准为2元/月，按月自动从原告账户中收取。该服务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即工商银行）有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对工银信使服务功能、服务内容、发送方式、收费标准等进行调整，但应通过网站等适当方式提前通告”。2018年8月21日工商银行总行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关于调整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服务价格的公示》，内容为：“．．．．．．如您选择通过短信渠道接收余额变动提醒服务，相关收费标准如下：借记卡（存折）2-5元/月/卡（账户）或20-50元/年1卡（账户），信用卡2-5元/月．．．．其中，借记卡（存折）执行新价格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1日，您在此之前签订的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服务，在服务到期前仍执行原收费价格”。2019年1月24日，原告通过其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服务发现其的服务费从每月2元提高至3元被扣划了两个月，便于次日在柳州的工商银行网点取消了该项服务。 另查明，被告在扣划原告提高后的服务费之前并没有通过短信或书面的方式直接告知原告。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侵权责任纠纷？2、被告提供的价格变动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3、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 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东门支行于2016年11月17日签订《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工银信使服务协议》，该协议系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现原告主张被告违约，因此原告有权依法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二、关于被告提供的价格变动的送达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第二款规定：“采用数据电文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本案中，原、被告约定的余额变动提醒服务为短信提醒，并已形成了交易习惯，被告有条件和能力利用短信提醒服务提前告知原告其调整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服务的具体价格，以供原告作出选择，但被告仅以2018年8月21日工商银行总行已经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关于调整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服务价格的公示》并且被告在其营业网点张贴了该公示为由，没有通过短信提醒或书面通知等方式直接告知原告，因此被告提供的上述送达方式在本案中不符合法律规定。 三、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本案中，被告在没有通知原告的情况下扣划超出双方原约定的信息费的行为构成违约，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现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多收的“信使费”2元，此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对此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误工费损失1500元、交通费损失1500元，共3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侵权责任法》强调的是损害填补或补偿功能，其主要目的是在于对受到侵害的民事权益进行保护，旨在使其得到补救和修复，在侵权责任的承担上表现出以损害范围为限的特征。本案中，原告因处理此事从柳州往返玉林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此损失系因被告的侵权行为造成，依法应由被告承担，但原告对此并没有提供有相关的票据，本院酌情确定为300元，另原告诉请的误工费损失1500元没有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东门支行返还款项2元给原告胡斌； 二、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东门支行赔偿交通费损失300元给原告胡斌。 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为25元，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东门支行负担5元，原告胡斌负担20元。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本院或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健才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伍正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