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民申92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孙满生，男，195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延美，湖北文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洁，湖北文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孙飞舟，男，198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华中科技大学**。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孙武生，女，195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孙汉生，女，195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孙湘笋，女，194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孙士东，男，199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孙天怡，女，1990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再审申请人孙满生因与被申请人孙飞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孙天怡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终4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孙满生申请再审称，1.原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是伪造的。本案中，涉案房屋只进行过一次拆迁，但存在两份拆迁主体不同的拆迁协议，一份系由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为拆迁人，袁淑华为被拆迁人所订立的《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另一份系以荣泰房屋开发公司为拆迁人，以孙满生为被拆迁人所形成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这两份拆迁协议不仅拆迁人不同，被拆迁人不同，而且拆迁还建内容也不同。杨家湾的拆迁项目系根据武汉市拆迁主管部门武拆许字【98】第091号文所实施的，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系文件中政府确定的唯一合法拆迁人。同时，从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管理中心于2006年7月20日向武汉荣泰房屋开发公司发的《函》中同样可以看出，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才是实际拆迁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管理中心仅是向荣泰公司购买房屋用于安置还建户(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管理中心和荣泰公司对以上事实均不持异议)。因此，从拆迁主体上讲，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与袁淑华之间的《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为真实的，荣泰房屋开发公司与孙满生之间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是虚假的。另外，从被拆迁房屋的面积来看，《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中明确的被拆迁房屋的面积是“建筑面积142.23㎡，其中违建28.62㎡”，与房产证上一致，而《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中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确定为193.61㎡则毫无根据，由此同样可以看出《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的内容是虚假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形成的真实情况是，孙满生强占801室房屋从而导致武汉征地拆迁事务部不得不增加出售801室的特殊情形，原先签订的《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与后来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要求将17室、19室及801室全部过户给孙满生的要求对应不上，荣泰公司只能通过篡改被拆迁房屋面积的方式伪造了《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801室系孙满生通过强占房屋上访获得增售资格后出资129720元购买的(该事实在《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2012年底31次业务工作例会纪要》中有详细记载)。2.原判决对《产权更改申请》定性错误，袁淑华同意将涉案17室、19室的房屋产权登记在孙满生名下应当定性为同意将该两间房屋份额赠与孙满生。孙湘笋、孙汉生、孙武生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可以推理出孙家全部家庭成员曾就房屋分割达成过协议，17室、19室归孙满生一人所有，产权变更是基于赠与。再加上孙满生一人抚养孙城东，一人瞻养袁淑华，支付孙湘笋、孙城生、孙汉生、孙武生款项等事实，更是可以合理推断袁淑华将产权变更给孙满生应当是基于赠与的意思表示。此外，在袁淑华于2015年12月22日去世之前，其基于合法手续委托孙满生作为其代理人参与诉讼，在庭审中承认其同意将案涉17室、19室房屋产权登记到孙满生名下是基于赠与的意思表示。3.原判决认定孙湘笋、孙汉生、孙武生赠与给孙满生份额仅限于继承父亲孙子杨的遗产部分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孙湘笋、孙汉生、孙武生出具的《声明》中，仅有将“应得份额”赠与给孙满生的描述，但该“应得份额”是仅指继承父亲孙子杨部分的份额还是指对于17室、19室房屋已经享有和将来享有的全部份额并未明确说明。但从该《声明》出具时17室、19室房屋己经登记在孙满生名下，且无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孙湘笋、孙汉生、孙武生从未主动提出过要求分割房屋份额等事实可以看出，孙湘笋、孙汉生、孙武生赠与孙满生的是全部“应得份额”而非仅限于父亲孙子杨的遗产部分。另外，孙满生于2012年分别给了孙湘笋、孙汉生、孙武生每人五万元以防止三姐妹撤销赠与，从而孙满生的身份已经演变为购买者，而非受赠者。相应地，三姐妹的房产份额在关系转换上也由“赠与”转为“出售”。4.原判决在“孙城生是否放弃房屋继承权”的问题上认定错误。孙湘笋、孙汉生、孙武生的《证明》足以证明孙城生曾以十五万元的对价将其继承的房屋份额出售给孙满生，因此原判决认为无证据证明孙城生放弃继承份额与事实不符。另外，在房产分割方面，孙城生系以十五万元的价格向孙满生出售其应当继承的房屋份额，而非放弃继承。所以，孙城生退出房屋分割并不需要原判决认为的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本院经审查认为，1.孙满生取得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17室、19室和801室三处房屋的依据是孙满生与荣泰公司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孙满生提出《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是伪造的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2.《产权更改申请》上仅载明袁淑华自愿将名下门面产权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孙满生名下，并没有袁淑华将上述房屋赠与给孙满生的表述，而且袁淑华在世时也未到庭明确表示其放弃对上述房屋享有的所有权份额或者将该份额处分给孙满生，孙满生认为《产权更改申请》系袁淑华同意将该两间房屋份额赠与孙满生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3.孙湘笋2013年3月9日、孙汉生2013年3月9日、孙武生2012年11月9日出具的《声明》中均载明：依照国家房产继承法有关规定，应享有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荣泰小区十栋5单元16号一楼门面产权应有份额，现特此声明自愿将本人的应得份额赠给小弟孙满生。孙湘笋、孙汉生、孙武生出具《声明》时，其母袁淑华仍在世，表明《声明》中继承的事实只及于其父亲孙子杨的去世，所涉继承的房产亦只是孙子杨的遗产部分，与孙湘笋、孙汉生、孙武生在原审中表示在各收取孙满生5万元后，其应继承孙子杨的房产份额均赠与给孙满生相符。故孙满生认为孙湘笋、孙汉生、孙武生赠与给孙满生房产份额及于房屋全部产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4.孙满生向人民法院提交孙城生出具的《约定书》，以证明孙城生以十五万元的对价将其继承的房屋份额出售给孙满生。《约定书》的主要内容为“关于临街门面100㎡，原系袁淑华、孙满生共有，现由孙满生补偿给孙城生15万元，孙城生不再参与该房产的分割”，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4日，而《汇款单》涉及的金额仅有5.3万元，汇款时间为2010年10月至2012年3月，不能证明《汇款单》与《约定书》的关联性，且孙湘笋、孙汉生、孙武生均在一审庭审中证明孙城生是在被孙满生用刀威胁的情况下所出具。故二审判决认为孙城生仍享有房屋继承权并无不当。5.关于《遗嘱》的认定问题。原审认为，该遗嘱系他人代书，虽然各方当事人均陈述袁淑华不识字，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的规定，遗嘱人应在代书遗嘱上签名。而该遗嘱上仅有手印，没有袁淑华本人的签名，故该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其次，该遗嘱上的见证人王某在一审、二审均没有出庭作证，证人张某和杜某在二审庭审中关于遗嘱宣读的次数以及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的顺序的陈述均不一致。而且除孙满生外，本案其他当事人均陈述不认识该遗嘱的三位见证人，三位见证人也并非袁淑华的亲戚朋友，故原判决对《遗嘱》不予采信并无不当。6.关于孙满生在二审结束后调取到当初从银行取款购买801室的新证据问题，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关于新证据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孙满生还提出17室、19室、801室房屋的《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上记载内容错误的问题，该事由不属于本案民事再审审查的范围，且《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上的登记信息变更亦不能改变本案801室房屋系由原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拆迁还建而来的事实。综上，孙满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满生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周宜雄审判员  杨 艳审判员  陈继良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连冰雪书记员连冰雪（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