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8）渝0112行赔初32号原告李发文，女，汉族，1965年10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渝**，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被告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住所地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法定代表人刘树模，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明、郭雪涛，该局工作人员。原告李发文诉被告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以下简称两江公安分局）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0月8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发文，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明、郭雪涛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请求被告赔偿请求人李发文人民币258.89元/日×7日=1812.23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陈后芬共5人，于2016年12月17日因江北丝绸有限公司股权被非法侵占一案到国家信访局、公安部等部门反映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处理结果。原告等5人于2016年12月21日凌晨5时左右到北京中南海新华门非信访接待场所路过，2016年12月25日晚6时左右，原告被口头传唤至康美派出所接受调查询问长达40多小时，后被送往渝北区拘留所。期间，被告给原告做了6份不同内容、不同时间的笔录，原告签了3份时间不一样的行政处罚书。原告被释放后，于2017年1月15日做了控告信，同年3月7日公安局纪委说已经走了执法程序。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2017年1月15日控告书，两江公(访)不受字[2017]073号，原告经过多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于2017年6月27日取得彩色复印件，但拘留释放证没有印章，原告并未在大竹林派出所执行拘留，而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法律规定经警察阻止没有继续违规就构不成拘留。北京警方出具的训诫书原告未见过。2017年4月28日原告向渝北区法院寄送起诉状告被告两江公安分局行政违法，该院致电原告说要政府部门同意才能立案。综上，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条第(一)项，提出国家赔偿。被告辩称：2016年12月17日，李发文、陈后芬、査朝琼、罗善芳和李治容因江北丝绸厂股权问题到国家信访局信访，后李发文、陈后芬、査朝琼、罗善芳和李治容五人一起于2016年12月21日5时到北京中南海新华门非信访接待场所上访，扰乱该区域的公共场所秩序。2016年12月26日，本局给予原告李发文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本局于2018年5月16日收到原告李发文的国家赔偿申请，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本局认为原告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给予李发文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侵犯人身权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对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2018年6月25日，本局将国家赔偿决定书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原告。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到案经过、大竹林街道、办事处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训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国家赔偿决定书、邮寄回执等证据证实。综上，本局对原告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局收到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后依法办理并已作出决定，请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渝公开办函〔2018〕127号）；证明：2016年12月23日，原告李发文在北京市丰台区高家场46-3由地方政府人员和地方警察接出，原告在北京没有违法事实，政府信息公开告知没有该机构。2、重庆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18〕20号）；证明：原告在北京没有违法犯罪事实，重庆市公安局告知没有派驻北京的工作组。3、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北京市民政局（2018）第48号）；证明：原告在北京没有违法事实，在北京违法应送公安机关而不是送接济中心，2016年12月21日府右街派出所送原告至马家楼接济中心。4、解除拘留证明书（渝北拘解字〔2017〕018号）；证明：拘留所给原告的法律文书，未加盖印章，公安程序违法，而且知法犯法，是非法关押。5、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17〕3号）；证明：“于2016年12月26日由民警向原告宣告并送达且由原告本人签字按捺手印确认。”系被告作出虚假回复，公安知法犯法。6、重庆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渝公复决字[2017]25号）;证明：该复议决定书是虚假的，原告并未于2017年4月5日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安乱用职权，知法犯法。7、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两江公（访）不受字〔2017〕073号）；证明：原告并未于2017年6月12日前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且拘留释放证没有印章。8、重庆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渝公复决字[2017]74号）；证明：原告在2016年12月27日被拘留前没有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9、控告信及反馈电话；证明：原告在重庆市渝北区康美街道康美派出所接受口头传唤40多个小时，做了六份时间内容不一样的笔录，签了三份时间不一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但一份都没有给原告，原告在2017年3月7日收到重庆市公安局纪监委电话，说已经进行了执法程序，让原告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起诉。10、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两江（康美）决字[2016]第791号）；证明：该证据系伪造，原告申请了多个政府信息公开，在2017年6月27日康美派出所郭姓警长处拿到彩印件不具有合法的法律效力。11、行政起诉状；证明：原告起诉公安的诉状要主管政法的政府部门同意才能立案，且原告有录音为证。12、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大竹林街道办事处关于信息公开有关问题的答复；证明：该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与本案有关。13、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西公（2018）第152号-不存）和登记回执(西城公安分局（2018）第608回)。证明：原告于2016年12月21日在中南海新华门没有扰乱该区域的公共场所秩序。证据1-13证明：原告李发文在北京没有违法犯罪记录，反而证明公安是知法犯法，伪造证据。被告不给原告行政处罚决定书，解除拘留释放证没有印章。导致原告被非法关押取证难。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国家赔偿案件审批表；证明：经过合法审批。2、国家赔偿决定书三份；证明被告收到申请书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国家赔偿决定。3、国家赔偿决定书邮政回执。证明被告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依法送达。第二组证据：1、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2、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3、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4、传唤审批表（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5、传唤证（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6、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7、受案登记表；8、公安机关权利义务告知书（李发文）；证据1-8证明：对被处罚人的处罚符合法定程序。9、询问笔录第一次（李发文）；10、询问笔录第二次（李发文）；11、公安机关权利义务告知书（李治容）；12、询问笔录第一次（李治容）；13、询问笔录第二次（李治容）；14、公安机关权利义务告知书（罗善芳）；15、询问笔录第一次（罗善芳）；16、询问笔录第二次（罗善芳）；17、公安机关权利义务告知书（查朝琼）；18、询问笔录第一次（查朝琼）；19、询问笔录第二次（查朝琼）；证据9-19证明：被处罚人陈述的违法事实经过。20、到案经过；证明：被处罚人的到案经过。21、扣押物品、文件清单（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22、扣押物品、文件发还凭证（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证据21-22证明：在办案过程中，依法扣押被处罚人的物品，并予以发还。23、询问截图（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证明：在处罚前，依法询问被处罚人。24、三面照（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25、常住人口信息（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证据24-25证明：被处罚人的身份信息。26、标准化基础信息采集情况表（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证明：在处罚过程中，依法采集被处罚人的信息。27、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28、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李发文、查朝琼）；证据27-28证明：被告在传唤、拘留过程中按照程序规定通知其家属。29、行政拘留执行回执（李发文、查朝琼）；证明：行政拘留的执行时间及地点。30、训诫书（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31、情况证明（李发文、李治容、罗善芳、查朝琼）；32、劝返接回进京人员稳控责任交接书复印件；33、维稳工作督办通知书；34、中南海监控视频截图；35、法制员行政案件审核意见表。证据30-35证明：被处罚人的违法行为有相关证据证实。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1-8、12、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9、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系彩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乱用职权，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中第792号李治容、第794号罗善芳与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没有派出所印章，不具有法律效力，关联性有异议，证明原告在康美派出所，其中李治容、罗善芳与本案无关。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被告乱用职权，伪造证据，关联性不认可。其中第72号李治容、第74号罗善芳与本案无关。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乱用职权，发案时间为2016年12月21日，回家时间为2016年12月24日，2016年12月25日传唤还在审批中。假如在北京违法了，北京警方2016年12月21日就送往有处罚权的公安机关，而不是地方公安，2016年12月25日还在审批传唤。其中传唤审批表第29号、第30号、第25号、第28号与本案无关。证据5系彩印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系伪造证据，对相关责任人追责，承办人进行追责。关联性有异议，证明原告在康美派出所，其中第29号李治容、第27号罗善芳与本案无关。要求被告出示原件给原告确认，必要时申请笔迹鉴定。证据6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系伪造证据。其中第55号李治容、第54号罗善芳与本案无关。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系伪造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证据8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李发文没收到该告知书，请被告出示原件给原告确认。证据9-10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笔录经过修改，要求被告出示原件给原告确认。证据11-1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17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查朝琼未收到。证据18、19、20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达不到证明目的。笔录经过修改，要求被告出示原件给原告确认。证据21、22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达不到证明目的，只能证明被告扣押原告私人物品及发还时间。证据23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其中李治容、罗善芳与本案无关。证据24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制作时间有误，其中李治容、罗善芳与本案无关。证据25、26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达不到证明目的，只能证明原告私人信息，其中李治容、罗善芳与本案无关。证据27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其中61号、60号与本案无关。证据2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系伪造证据，请被告出示原件给原告确认。证据29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投送人日期、印章没有。证据5与证据29相互冲突。证据30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特此训诫表示原告被处罚过了，原告没签名且没见过，达不到证明目的。其中李治容、罗善芳与本案无关。证据31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证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证据32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达不到证明目的。证据3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据34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据3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乱用职权，未加盖印章，证明想关谁就关谁。其中李治容、罗善芳与本案无关。综上，以上证据均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被告对原告打击报复，故意制造冤案，制造相关程序违法的法律文书，时间先后不统一。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举示的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完全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举示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7日，原告李发文与查朝琼、陈后芬等5人由重庆乘火车，于18日到达北京。2016年12月19日，原告等5人前往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等部门递交相关材料反映江北丝绸厂股权问题。同月21日6时许，原告李发文与同为重庆籍的信访人员共10余人在北京中南海周边聚集，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查获，该派出所于当日向原告作出《训诫书》对原告在中南海周边非法聚集一事予以训诫。2016年12月24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康美街道办事处、公安等部门安排工作人员将原告李发文、查朝琼、陈后芬等5人接返。2016年12月25日，两江公安分局康美派出所作出两江康美受案字[2016]286号《受案登记表》，主要内容如下：案件性质为治安案件；简要案件或者报案记录（发案时间、地点、地点过程、涉案人基本情况、受害情况等）以及是否接受证据：事件详情：2016年12月17日李治容、查朝琼、李发文、罗善芳等四人坐火车到北京上访，在19日把相关材料递交中央信访局后继续滞留在北京，并于21日凌晨在中南海聚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随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带到府右街派出所给予训诫，随后四人被带至重庆市驻京办事处并通知重庆市两江新区康美街道去人接回，四人回家后到康美派出所接受调查，拟立治安案件。经内部审批同意，该派出所决定立案调查。同日，因原告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告两江公安分局作出两江（康美）行传字[2016]第26号《传唤证》，传唤原告前往两江新区分局康美派出所接受询问。该派出所于当日向原告丈夫郭某坤作出两江康美通字[2016]58号《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拟告知郭某坤原告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件正在该派出所接受调查，原告李发文在该家属通知书上写明“我不通知家属”。2016年12月25日，两江公安分局康美派出所作出的《到案经过》记载：2016年12月21日06时许，接北京市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电话，称由重庆市两江新区原江北丝绸厂职工李发文、查朝琼、李治容、罗善芳非法在中南海周边聚集，要求解决信访问题，造成恶劣影响。12月25日，康美派出所将李发文、查朝琼、李治容、罗善芳传唤到康美派出所接受调查。原告到达两江公安分局康美派出所接受询问前，该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了原告享有的权利义务，并作出《公安机关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在该告知书上予以签字。该派出所工作人员随后对原告进行询问关于原告等人于2016年12月21日到北京中南海进行非法聚集的相关事宜，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在该询问笔录中，原告陈述其于2016年10月份、12月份两次进京信访反映江北丝绸厂的问题，并向民警陈述了其此次前往北京中南海与同去该地信访的重庆籍信访人员共10余人聚集在该地，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后被接回重庆的过程。同日，两江公安分局康美派出所经内部审核同意，对原告的询问查证时间延长至24小时。2016年12月26日，两江公安分局康美派出所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原告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扰乱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并告知原告对前述告知事项可以进行陈述、申辩。原告在该告知笔录中予以签字，并明确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被告两江公安分局作出两江（康美）决字[2016]第79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2016年12月27日，被告两江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将原告送至重庆市渝北区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已实际执行），于当日向原告丈夫郭某坤作出《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告知郭某坤因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公安机关对其行政拘留七日，执行地点为渝北区拘留所，并将该通知书向郭某坤邮寄送达。2018年5月16日，被告收到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原告请求被告对两江（康美）决字[2016]第79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确认违法，并赔偿人民币258.89元/日×7日=1812.23元。同年6月19日，被告作出两江公赔决字[2018]04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认为原告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给予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侵犯人身权的情形，并对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现原告对被告作出的两江公赔决字[2018]04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根据被告举示的《训诫书》、两江康美受案字[2016]286号《受案登记表》、《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认定本案原告李发文于2016年12月21日与同为重庆籍的10余名信访人员在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法聚集，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被该派出所予以训诫的事实，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存在。被告作出的两江（康美）决字[2016]第79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其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情形。综上，原告的赔偿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发文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依德人民陪审员  朱锡林人民陪审员  李国华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张上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