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9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丽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住所地青岛市李沧区黑龙江中路**。 主要负责人：刘爱忠，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权，山东鼎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丽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渤海十路**/div> 法定代表人：商志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权，山东鼎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女，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正，山东德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某，女，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法定代理人：孙某，女，汉族，系毕某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正，山东德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爱忠，男，汉族，现住青岛市李沧区。 上诉人山东丽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丽都青岛分公司）、山东丽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某、毕某及原审被告刘爱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3民初38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丽都青岛分公司、丽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17年4月25日刘爱忠转账给毕素德的30万元应计入上诉人已还款项。1.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共计67万元，双方曾于2018年7月9日对该借款金额进行过确认。上诉人向毕素德借款共3次，2017年1月5日借款32万元，2017年1月10日借款20万元，2017年2月25日借款15万元，三次共计借款67万元。上诉人就三次借款分别向毕素德出具借条。2018年7月9日，上诉人应被上诉人要求，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一份，双方确认借款为67万元，此与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三张借条金额一致；2.刘爱忠在与被上诉人通话时多次提到尚欠本息30余万元，被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若实际欠款金额为55万元，则被上诉人不提异议的行为明显违反常理；3.《借款对账确认函》中的55万元借款包含上述30万元转账，该还款应当从借款金额中扣减。《借款对账确认函》系在毕素德去世后，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账作出。该55万元系总借款67万元减去向田杰转款12万元得出。除67万元借款外，没有其他债权债务。被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除67万元外尚有其他借款。刘爱忠转账给毕素德30万元（2017年4月25日）正是借条上约定的还款日期。 被上诉人孙某、毕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为开办运营丽都青岛分公司，刘爱忠及丽都青岛分公司多次向毕素德及孙某借款。借款后，刘爱忠及丽都青岛分公司向毕素德出具借条及借款单据。毕素德病重期间，孙某多次向刘爱忠及丽都青岛分公司催要借款，但未果。毕素德病逝后，孙某多次向刘爱忠及丽都青岛分公司催要借款及进行对账。孙某将全部借条及借款单据交付刘爱忠。2018年8月3日经对账，对方出具了《借款对账确认函》，认可尚有借款55万元，注明了利息，全部借条及借款单据作废。上诉人所称2017年4月25日转账30万元及2018年7月19日转账还款12万元，均在对账时予以扣除。上诉人上诉要求再将该两笔还款予以扣除，与《借款对账确认函》出具时间及对账目的相违背。上诉人仅拿出部分借条及还款记录，否认《借款对账确认函》的效力，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原审被告刘爱忠述称，对上诉没有意见。 孙某、毕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爱忠、丽都青岛分公司、丽都公司偿还借款55万元；2.判令刘爱忠、丽都青岛分公司、丽都公司按照月息2%承担利息，直至本息还清为止；3.刘爱忠、丽都青岛分公司、丽都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财产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某与毕素德生前系夫妻关系，毕某是两人之女。毕素德于2018年4月28日去世，其父毕元官于1997年11月3日去世，其母王云芳于1984年3月1日去世。一审庭审中未查到毕素德有除毕某以外的其他子女。毕素德生前经营李沧区怡萍鑫车行，注册日期是2015年5月29日，经营范围是二手车交易。刘爱忠与毕素德生前是朋友关系，在毕素德生前曾向毕素德借款，并且该借款至今未还清。2018年8月3日，刘爱忠、丽都青岛分公司向孙某出具《借款对账确认函》，内容为：“为开办经营丽都青岛分公司，借款人多次向毕素德、孙某借款，现毕素德已经去世，为计算方便，经共同对账，现确认借款人共计向毕素德、孙某借到现款人民币55万元整，利息按照月息2%计算。借款人保证尽快还清借款本息。原借条及借款单据作废”。刘爱忠在《借款对账确认函》落款借款人处签名捺印，丽都青岛分公司在《借款对账确认函》落款借款人处加盖公章和财务专用章。 刘爱忠等提交证据如下：1.刘爱忠向毕素德出具的借条原件3张，其中2017年1月5日的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毕素德人民币30万元整两月至17年3月5号；2017年1月10日的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毕素德人民币20万元（17年3月10号前归还）；2017年2月25日的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毕素德人民币15万元整（4月25号还）。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借款对账确认函》中提到的借款单据。 2.农业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打印件1张、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明细打印件1张显示，2017年4月25日刘爱忠通过农业银行向毕素德转账30万元，2018年7月19日刘爱忠通过建设银行向田杰转账12万元，孙某认可收到该12万元。 3.刘爱忠与孙某之间短信会话记录打印件1页显示，2018年10月25日孙某表示“最低你得给我37万，要不我不会撤诉的，最晚月底给我，月底不给我，说啥也不行，那就等着法院开庭吧”，“你给我打的借条是55万，准备好钱就撤诉，别的不用说了”。 4.刘爱忠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日的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明细交易清单打印件135页，农业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打印件23页（正反面）显示，毕素德生前通过上述银行向刘爱忠出借53万元，刘爱忠通过上述银行向毕素德和孙某还款42万元。 丽都青岛分公司系丽都公司的分支机构。 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刘爱忠等向毕素德借款的数额；二、刘爱忠等向孙某出具的《借款对账确认函》中确认的借款数额55万以及加盖的丽都青岛分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是否是受到了孙某或他人的威逼；三、借款利息计算的起止时间和按什么利率、什么本金数额为基数计算利息；四、履行债务的主体。 （一）关于焦点一、二这两个问题 孙某主张刘爱忠等欠孙某借款55万元，并提供《借款对账确认函》予以证实。刘爱忠等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借款67万元，减去还款12万元，再减去还款30万元，还有25万元加利息未还。刘爱忠辩称其还毕素德钱时以现金形式给过。但后来刘爱忠又主张，刘爱忠等与毕素德之间借款、还款都是通过银行柜台或手机转账。刘爱忠等提供前述5份证据证实其主张。 孙某对刘爱忠等的上述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证明事项有异议，认为因为借款事项是发生在毕素德和刘爱忠等之间的，所以当时借款的具体数额孙某也不是太清楚，孙某将借条以及其他的借款的单据一并交给了刘爱忠等，刘爱忠等核算账目后就给孙某出具了《借款对账确认函》，所以孙某认为刘爱忠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的真实数额。对证据2付款的数额孙某认可，但是孙某不认可将2017年4月25日的30万元作为本案的还款，具体原因是双方借款次数以及数额都比较多，这些款项都应该是包含在了《借款对账确认函》中，而不应该从对账函中单独拿出一笔，况且对账函是在付款日期以后出具的，按时间顺序来讲，对账函也应该包含了付款的款项。对证据3只认可孙某回复刘爱忠等给37万元，孙某可以撤诉，但是没有注明刘爱忠等应该支付孙某最终的数额，并且对给款的时间也做了限定，就是在当月的月底，既然刘爱忠等没有按期支付商定的款项，孙某有权按照全额要求刘爱忠等支付，从法律层面来讲，双方的和解行为在没有履行的情况下，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刘爱忠等提供的证据没有真实反映刘爱忠等与毕素德之间借款的真实情况，通过银行转账的借款只是借款的一部分，实际上双方还有通过现金借款的情况存在，正因为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毕素德死亡以后，孙某持刘爱忠等所出具的借条及借款单据进行了对账，最终借款应以刘爱忠等出具的《借款对账确认函》来确定，况且刘爱忠等提交给法庭的所谓作废的借条也与其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不符，这更证明了《借款对账确认函》是完全正确的，应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刘爱忠等称，刘爱忠写给孙某的55万元对账单是在孙某没有把其3次向毕素德借款67万元的借条还给刘爱忠的情况下、在其他人的威逼和碍于面子的情况下，在7月19日归还了12万元的前提下，逼刘爱忠写下剩余的55万元欠条，随后叫刘爱忠盖上公司公章和财务章，孙某随后归还了刘爱忠和毕素德之间的67万元3张原始借条，之后孙某说，虽然条你这怎么打了，但是钱该这么还怎么还，按本金加利息30万元归还。刘爱忠等提供证据5、刘爱忠与孙某电话录音U盘1个证明其上述陈述。刘爱忠等出具的录音内容书面材料与录音内容不符，刘爱忠等提供的电话录音U盘共有9段录音，包括：1、2018年4月16日孙某与刘爱忠的电话录音；2、2018年7月6日孙某与刘爱忠的电话录音，其中有自称为孙某姐夫的讲话；3、2018年7月26日孙某与刘爱忠的电话录音；4、2018年9月12日孙某与刘爱忠的电话录音，其中有自称为孙某姐夫的讲话；5、2018年9月13日孙某与刘爱忠的电话录音。6、2018年9月29日孙某与刘爱忠的电话录音，其中有自称为刘爱忠妻子的讲话；7、2018年10月25日孙某与刘爱忠的电话录音；8、2018年10月25日孙某与刘爱忠的电话录音；9、2018年10月25日孙某与刘爱忠的电话录音。 孙某否认对刘爱忠进行了威逼，刘爱忠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孙某或他人对刘爱忠等向孙某出具的《借款对账确认函》中确认的借款数额55万以及在《借款对账确认函》上加盖丽都青岛分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是受到了孙某或者他人的威逼。孙某对刘爱忠等提供的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提出以下异议：第一，录音分2部分看，2018年4月16日、2018年7月6日、2018年7月26日的电话录音都是在对账以前的电话录音，从这部分的内容来看，全是刘爱忠等为了获取证据，以诱导性的谈话内容进行的，并且所谓的借款部分全是刘爱忠等所谈，孙某因为其配偶毕素德病亡不久，对借款事实并不清楚，并没有给刘爱忠等的电话中进行借款数额的确认；其后的录音是在双方对账以后，刘爱忠等为了与孙某讨价还价进行的电话录音，这部分内容因为刘爱忠等没有按期履行不能作为判决时的依据，这一点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第二，刘爱忠所称孙某曾经带人威逼刘爱忠书写《借款对账确认函》，但是从电话来看，并没有任何威逼其书写《借款对账确认函》的迹象，虽然双方在电话中有时候感情比较冲动，但是无法否认《借款对账确认函》的形成，所以不能推翻《借款对账确认函》的效力。 刘爱忠等不承认孙某的上述说法，认为刘爱忠是诚心实意、真心对人对事的人，在刘爱忠和孙某的电话录音中刘爱忠多次和孙某真心实意的说实际欠款数，没有打算抵赖、瞒报，虽然在双方转款记录中，无法一时对比借款与还款的完全对应的数目全部一致，从中查找刘爱忠等的全部信息中，肯定能说明刘爱忠交的所有材料和事实能全部对应，因为刘爱忠所说所做没有一丝的隐瞒与虚报，刘爱忠相信肯定能够对应全部正确。再说刘爱忠和孙某的多次电话录音对方自己心中有数，刘爱忠所提的实际数目，从开始每次说明她是认同的认可的，并且在毕素德去世时，刘爱忠相信毕素德把整个的借款数目都和他家中人交代过，因此他们家人包括他的姐夫，在讲话中也说这30万宁可豁上不要，这不是事实根据吗。刘爱忠的借款和还款的明确数目也能够对应得起来，对方以当时刘爱忠被威逼给孙某打的55万元，有实际的数目对差，因为孙某手中有刘爱忠向毕素德3次借款67万的原始借条在手，当时刘爱忠归还她12万元，67减去12正好叫刘爱忠打上55，她为什么不让刘爱忠打58、59，因为她不是毕素德当事人，她不知道不了解刘爱忠归还毕素德的还款数额与记录、时间，从第一次借款之后，她可能认为刘爱忠没有这方面的还款记录证据，因此叫刘爱忠打了55万元之后起诉刘爱忠，认为刘爱忠拿不出证据，只能认可她所威逼要求的55万元。电话录音中，刘爱忠给她凑足了30万元，加利息算32万元给她。55万元借条刘爱忠确实是被威逼所写，虽是刘爱忠写的，但刘爱忠等不认可借款55万元。 一审庭审中，刘爱忠等没有从其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中查找出借款与还款数额完全对应，没有查找出毕素德向其出借借款总计67万元的记录；刘爱忠等对证据4中借款数额与还款数额相减后比其认可的借款数额与还款数额相减后少了14万元的解释是，利变本相加出现的差额。孙某否认有本加利的情况，认为根据刘爱忠等提交的3张借条来看，借款的本金就达到了67万元，这还没算借款借据的借款部分，所以《借款对账确认函》中确认的借款数额55万元并没有计算利息在内，这全是本金。刘爱忠等对自己的解释没有提供证据。 （二）关于焦点三 孙某主张，刘爱忠等支付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2%即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8月3日起计算至刘爱忠等还清本息为止，基数按照55万元计算，证据是《借款对账确认函》。 刘爱忠等对孙某的上述主张均有异议，认为应该将向毕素德的实际借款3次共67万元减去两次还款42万元，剩余欠款按银行年利率4倍偿还本息，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4月25日之间借款按67万元计算，4月26日至7月19日借款按37万元计算，2018年7月20日之后借款按25万元，按银行年利率4倍偿还本息。 （三）关于焦点四 孙某主张，刘爱忠、丽都青岛分公司、丽都公司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事实根据是本案的借款人按照《借款对账确认函》约定为刘爱忠和丽都青岛分公司，即借款人是刘爱忠和丽都青岛分公司，而青岛分公司不能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我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丽都青岛分公司作为丽都公司的分支机构，其债权、债务应由丽都公司来承担，所以应该由丽都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另外，从刘爱忠等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刘爱忠与丽都公司具有多项业务资金往来关系，而刘爱忠又系丽都青岛分公司的负责人，其债权、债务应由总公司丽都公司承担。 丽都公司不同意由其承担还款责任，称因在注册丽都青岛分公司时丽都公司也怕出现类似情况，与刘爱忠签过协议并公证过，一切经济问题由分公司承担，与总公司无关。丽都公司未提供其所讲的刘爱忠与总公司签订的协议及公证书。孙某认为，这些材料他们没有看到，无法进行质证，即使有这些协议，也是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内部经营管理的问题，这些协议的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丽都公司认为只是分公司和孙某打的欠条，不是总公司和孙某打的欠条。 第一次开庭时，刘爱忠等称借款用途是用于丽都物业青岛分公司的资金周转。但在后来庭审时又称不完全是用于公司经营，还有一些支出用于了刘爱忠个人，对向毕素德的借款多少用于了个人支出和多少用于了丽都青岛分公司的经营，刘爱忠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焦点一、二问题。刘爱忠等主张出具的《借款对账确认函》中确认55万元的借款数额和加盖分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受到了孙某和其他人的威逼，孙某对此予以否认，刘爱忠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因此，对刘爱忠等的这一主张该院不予认定，应认定《借款对账确认函》有效力。 从刘爱忠等提供的证据看，证据1、刘爱忠向毕素德出具的3张借条，证明刘爱忠曾向毕素德借款67万元；证据2、农业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打印件1张、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明细打印件1张，证明刘爱忠曾于2017年4月25日向毕素德转账30万元，于2018年偿还孙某借款12万元；证据3、刘爱忠与孙某之间短信会话记录打印件1页，从孙某意思表示看，不能认定孙某承认向刘爱忠等出借借款为37万元；证据4、刘爱忠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日的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明细交易清单打印件135页，农业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打印件23页，证明毕素德生前向刘爱忠转账53万元，刘爱忠向毕素德转账30万元，向田杰转账12万元，这12万元孙某自认是还给孙某的借款，从上述银行往来账目看，欠款数额为11万元，此与刘爱忠等自认的借款还款相减后剩余的欠款数额25万元不一致，刘爱忠等对证据4中借款数额与还款数额相减后比其认可的借款数额与还款数额相减后少了14万元的解释是利变本相加出现的差额，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证据5、刘爱忠与孙某电话录音U盘1个和刘爱忠等提供的根据电话录音内容整理的书面材料3页，因为书面材料与电话录音内容相差太大，该院对刘爱忠等提供的电话录音内容书面材料不予采信；从电话录音中可以听到刘爱忠反复提到借款30万元，但没有孙某明确认可借款30万元的意思表示。综上，刘爱忠等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提出的目前尚欠借款25万元或30万元的抗辩主张。而孙某提供的证据4、盖有丽都青岛分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的《借款对账确认函》，明确写明：为开办经营丽都青岛分公司，借款人多次向毕素德、孙某借款，现毕素德已经去世，为计算方便，经共同对账，现确认借款人共向毕素德、孙某借到现款55万元。从证据角度比对，孙某提供的证据4比刘爱忠等提供的5份证据更能清楚地证明刘爱忠等借款数额。因此该院认定丽都青岛分公司向孙某借款数额为55万元。 关于焦点三问题。孙某主张，刘爱忠等支付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2%即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8月3日起计算至刘爱忠等还清本息为止，基数按照55万元计算，并提供《借款对账确认函》予以证明。孙某的该主张既有事实根据，也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刘爱忠等主张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4月25日之间借款按67万计算，4月26日至7月19日借款按37万计算，2018年7月20日之后借款按25万元，按国家银行年利率4倍偿还本息，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四问题。刘爱忠等向孙某出具了盖有丽都青岛分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的《借款对账确认函》，且刘爱忠又是丽都青岛分公司的负责人，因此该借贷关系应认定为毕素德生前及孙某与丽都青岛分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至于刘爱忠与丽都青岛分公司、丽都公司之间的资金使用问题、丽都青岛分公司与丽都公司之间的协议，均属于丽都公司及其分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债务履行主体的认定。丽都青岛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故其民事责任由丽都公司承担。孙某主张刘爱忠与丽都青岛分公司、丽都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丽都公司主张由丽都青岛分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亦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因债权人之一毕素德已于2018年4月28日去世，其父毕元官于1997年11月3日去世，其母王云芳于1984年3月1日去世，庭审中未查到毕素德有除毕某以外的其他子女，孙某与毕素德生前系夫妻关系，因此对毕素德的债权由孙某、毕某继承。 综上所述，孙某主张丽都青岛分公司、丽都公司偿还借款55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孙某主张刘爱忠与丽都青岛分公司、丽都公司承担连带偿还借款55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以支持。刘爱忠等提出的尚欠孙某借款25万元及按按国家银行年利率4倍分段计算偿还借款本息的抗辩主张，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判决：一、丽都青岛分公司、丽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孙某、毕某借款55万元；二、丽都青岛分公司、丽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某、毕某借款利息，利息自2018年8月3日起至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孙某、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00元，减半收取465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3770元，共计8420元，由丽都青岛分公司、丽都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2018年7月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一份（扫描件），欲证明：经被上诉人确认，包括之前所有的借条在内，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借款67万元，且双方约定2018年7月13日前还款42万元，已可还清所有款项。 两被上诉人质证称，对借条真实性予以认可，该借条恰恰证明截止到2018年8月3日上诉人出具最后一份借款对账确认函时剩余借款本金55万元的事实。2018年7月9日借条中上诉人认可借款总额是67万元，后来对方偿还12万元，最终尚欠55万元。该借条在确认函中已经确认作废，借条中间已经撕成两半，上诉人用该作废的借条作为新证据不符合诉讼证据规则。 证据二、提交青岛农商银行活期查询表一份（原件）。2017年1月10日，毕素德通过胡孝波账户向刘爱忠账户转款14万元。结合一审中刘爱忠提交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所有的借款67万元均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 两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非新证据，一审中上诉人未提交，无法证明系毕素德向刘爱忠支付款项的事实。即使属实，也不能推翻2018年8月3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款对账函的法律性质。 原审被告刘爱忠述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及证明事项予以认可。 因当事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借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转账交易明细），因涉及到案外人胡孝波，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认定。 二审查明：2018年7月9日，刘爱忠、丽都青岛分公司、丽都公司向孙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为开办丽都青岛分公司，借款人刘爱忠，多次向毕素德、孙某借款，共计67万元，为计算方便，现确认共向毕素德、孙某借款67万元。月利息贰分，保证于2018年7月13日前还清。到期后可以任意选择一方偿还。注明：以前的借条都包括在内以及过去就（或为即）已还过的款在双方约定在还款日期2018年7月13日前还款42万元已可全部还清（该注明内容位于借条落款时间下方位置）”。刘爱忠在《借条》落款借款人处签名捺印。丽都青岛分公司在《借条》落款借款人处加盖公章。丽都公司在《借条》落款借款人处加盖财务专用章。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2017年4月25日刘爱忠向毕素德转账的30万元应否从2018年8月3日的《借款对账确认函》中经对账确认的55万元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第一，本案借款实际发生在刘爱忠及丽都青岛分公司与毕素德之间。刘爱忠及丽都青岛分公司对于涉案借款的出借及还款情况应是明知的。刘爱忠向毕素德转账30万元发生在2017年4月25日，而刘爱忠及丽都青岛分公司向孙某出具涉案《借款对账确认函》系在该笔转账之后（2018年8月3日）。那么，其一，若按上诉人主张涉案借款尚欠25万元，则在双方对账确认时，就应将之前的该笔30万元予以扣除，对账确认的数额应写为25万元，而不是55万元。故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与常理不符；其二，涉案《借款对账确认函》这一书证的名称即为借款对账确认函，其中明确载明“经共同对账，现确认借款人共计向毕素德、孙某借到现款55万元”，既然是经共同对账确认数额为55万元，上诉人又主张对账之前的30万元尚未扣除，亦与常理不符。 第二，在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2018年7月9日上诉人及刘爱忠向孙某出具的《借条》中，仍然确认借款数额为67万元。若按上诉人主张涉案借款此时尚欠37万元（扣除2017年4月25日转账的30万元），则当日确认的借款数额应为37万元，而不是借条中确认的67万元。故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亦与常理不符。 第三，在2018年7月9日上述《借条》的注明部分载明“以前的借条都包括在内以及过去就（或为即）已还过的款在双方约定在还款日期2018年7月13日前还款42万元已可全部还清”。从该注明可见，在书写该借条时，上诉人及刘爱忠已经考虑到了在此之前的借条及还款情况。那么在出具该借条时，上诉人及刘爱忠就应将2017年4月25日转账的30万元予以扣除或采取相应处理措施。故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与常理不符。 第四，上诉人主张，2017年2月25日金额为15万元的借条上记载的还款时间为“4月25日还”，故刘爱忠于2017年4月25日向毕素德转账还款30万元。对此分析如下：其一，若4月25日的30万元偿还的是2月25日的15万元借条款项，则在金额上明显不一致。该笔30万元还款的性质（对应那笔借款，是本金还是利息）不明，是否系偿还其他借款（本案中未涉及的借款）亦不明；其二，若4月25日的30万元清偿的是2月25日的15万元借条款项，则按常理应收回2月25日该15万元借条。但实际上该借条在本案对账前仍由出借人方持有。 第五，从2018年7月9日刘爱忠及上诉人出具上述《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67万元，到2018年7月19刘爱忠还款12万元，再到2018年8月3日刘爱忠及丽都青岛分公司出具《借款对账确认函》确认借款金额为55万元，从这三者之间的先后顺序及相应内容综合来看，当事各方经多次沟通，截至8月3日得出55万元这一确认的借款数额。 综上，一审法院综合判定现有证据及相关事实，进而认定涉案借款数额为55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上诉人山东丽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丽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宿 敏 审判员 汪青松 审判员 谷林平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