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南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324民初39号原告：南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3240151736098法定代表人：陈小龙，职务：局长。地址：南华县龙泉西路43号。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琳珍、李凌翔，云南精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夏菊珍，女，汉族，1957年2月26日生，小学文化，农民，住南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晏媛卿（曾用名晏琼，系夏菊珍长女），女，汉族，1979年7月14日生，中专文化，个体户，住南华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南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诉被告夏菊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南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琳珍，被告夏菊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晏媛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为提升城市人居环境，1999年8月30日，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南华县工会球场公厕和西街公厕《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协议约定：由原告提供建盖公厕的土地（其中：工会球场公厕的土地面积为120平方米，西街公厕的土地面积为60平方米），由被告出资建盖后经营，经营期限为45年，即从1999年12月30日起至2044年12月30日止，经营期满，被告将公厕完好交还给原告，不作任何资产折旧补偿，公厕产权属县城建局（即原告）所有。两座公厕建成后，被告于2001年3月28日与杨枝华签订《经营承包合同》，以14万元价格将工会球场公厕的经营管理权转让给杨枝华，期限从2001年3月28日起至2044年12月30日止。2006年1月5日原告与杨枝华签订《公厕经营补充合同》，约定由杨枝华按照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工会球场公厕）《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所列条款履行合同权利义务。2000年6月1日被告与段绍兰签订《承包协议书》，以5.8万元价格将西街公厕的经营管理权转包给段绍兰，期限从1999年12月30日起至2044年12月30日止。2000年9月30日段绍兰与饶祖应签订《南华西街公厕使用管理转让协议》，以8万元价格将公厕的经营管理权转包给饶祖应，期限从2000年9月19日起至2044年12月30日止。2004年10月27日饶祖应与韩春华、韩涛签订《南华西街公厕使用管理转让协议》，以3.25万元的价格将公厕的经营管理权转包给韩春华、韩涛，期限从2004年10月17日起至2044年12月30日止。2006年1月5日原告与韩春华签订《公厕经营补充合同》，约定由韩春华按照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西街公厕）《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所列条款履行合同权利义务。2017年6月，因南华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原由被告投资建盖的工会球场公厕和西街公厕都在此次改造范围之内。2017年6月20日，被告向原告申请终止《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并要求赔偿投资建盖公厕的费用。2017年7月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约定：双方于1999年8月30日签订的《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终止；同意除土地外的地上附着物全部按棚改政策一次性补偿给被告。2017年8月4日，南华县人民政府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上述《协议》，与被告签订了《南华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2017年8月14日，被告领取了原工会公厕棚户区改造补偿资金122.331万元。原告认为，此次被征收的两座公厕（即工会球场公厕和西街公厕）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被告不是公厕的所有权人，也不是用益物权人，无权获得征收补偿款。原、被告签订的上述《协议》内容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故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2017年7月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琳珍的主要代理意见：我们认为双方于2017年7月3日签订的协议依法应确认为无效。一、被告不是本案涉及两座公厕的产权人，两座公厕的产权属于原告所有，自始至终，被告对涉案公厕都没有产权，仅取得了经营管理至2044年12月30日止的权利，该事实在楚雄中级法院（2018）云23民终722号判决书中已经确认，工会公厕的情况也跟西街公厕的情况是一样的。二、本案原、被告于2017年7月3日签订的《协议》因损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和不符合“棚改政策”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无效。1、被告不是涉案两座公厕的产权人，无权获得征收补偿款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即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本案原、被告于1999年8月30日签订《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约定由原告提供土地，由被告出资建盖南华县城工会公厕和西街公厕，公厕建盖完成后，被告可以经营管理45年，期限从1999年12月30日起至2044年12月30日止，经营期限届满，被告无偿将公厕交还给原告，不作任何资产折旧补偿，公厕产权属于原告所有。也就是说两座公厕虽然由被告投资建盖，但被告对公厕自始至终都没有产权，其仅取得了经营管理至2044年12月30日的权利。既然被告对公厕没有产权，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其无权获得征收补偿款。2、被告不是案涉两座公厕的用益物权人，无权获得征收补偿款我国《物权法》第121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本案两座公厕建盖完成后，被告在经营过程中，于2000年与段绍兰签订《承包协议书》；将西街公厕剩余年限的经营管理权转让给了段绍兰，段绍兰一次性支付了转让费，后段绍兰又进行转让，至拆迁改造时，西街公厕的实际经营管理人为韩春华。同样，2001年，被告将工会公厕剩余年限的经营管理权转让给了杨枝华，杨枝华一次性支付了转让费。2006年，原告分别与韩春华、杨枝华签订《公厕经营补充合同》，约定由韩春华按照西街公厕《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约定的条款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由杨枝华按照工会公厕《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约定的条款履行合同权利义务。上述事实说明，被告在将两座公厕剩余年限的经营管理权分别对外转让后，已将其与原告签订的《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第三人，至拆迁改造时，被告早已经不是两座公厕的用益物权人。既然被告对公厕不享有用益物权，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其无权获得征收补偿款。3、本案争议的《协议》内容因损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依法应确认为无效。《协议》第二条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将除土地外的地上附着物全部按照棚改政策一次性补偿给乙方。”但案涉两座公厕所占用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公厕产权属于政府，原告对两座公厕仅负有监督管理权，无权对两座公厕作出处分。而被告既不是公厕的产权人，也不是用益物权人，无权获得征收补偿。该《协议》内容损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依法应确认为无效。4、本案争议的《协议》内容因不符合南华县“棚改政策”的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无效。根据《南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华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居民自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通知》（南政办通〔2016〕77号）第一条规定：此次南华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被征收人为：“本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所有权人（单位、集体、个人）”。第二条规定：政策适用范围为：“本方案适用于南华县城市棚户区改造规划范围内的居民自建房”。而居民自建房是指居民在集体土地上自建的房屋和居民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在该土地上自建的房屋。本案所涉两座公厕不属于被告的居民自建房，不属于征收补偿政策适用的对象范围。所以，本案争议的《协议》内容因违反“棚改政策”规定，也应确认为无效。5、继续履行《协议》必将使“棚改政策”的合法性、公平性以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害。本案争议的《协议》内容涉及到南华县西街公厕和工会公厕两座公厕的征收补偿，现工会公厕的补偿款已被被告领取，西街公厕尚未签订补偿协议和发放补偿款，继续履行该《协议》必将使“棚改政策”的合法性、公平性和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害。综上，本案争议的《协议》因原告无权处分，协议内容损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也不符合“棚改政策”规定，所以，依法应确认为无效。被告辩称，事实理由我们没有意见，但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7年7月3日签订的《协议》，客观真实，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首先，该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的原则之下签订的合同。主体合格、内容合法、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律事由。因此，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依法保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其次，答辩人为了支持并积极配合南华县人民政府棚户区改造的工作，才被动地与被答辩人签订该协议。该协议的内容完全由被答辩人所拟定，并且根据该协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终止于1998年8月30日签订的《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并由被答辩人一次性补偿由答辩人投资建盖的两座公厕的价值。第三，被答辩人以两座公厕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答辩人不是公厕的所有权人，也不是用益物权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答辩人投资建盖的公厕，因合法建造，从建盖完毕之后，就依法取得了该建筑物的所有权，自然也就拥有了用益物权。只是由于被答辩人未依法颁发给答辩人房屋产权证，但并不影响答辩人依法取得两座公厕的所有权及用益物权。双方签订的《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中约定“产权归县建设局所有”的条款因违反《物权法》中“物权法定”的基本原则，因此该条款为无效条款。同时答辩人依法取得物权被征收的补偿款合理、合法，不存在任何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本案的根本原因是，被答辩人无法对第三人强制拆迁，因而阻止拆迁工作，但由于答辩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拆迁协议第四条约定，答辩人与其他人签订的公厕租赁关系由答辩人自行处理，与被答辩人无任何连带关系。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只能由第三人与答辩人协商解决。至于《南华县西街公厕使用管理转让协议》，由于该协议未经过物权人（答辩人）的同意，属于非法转租，因此，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转租的，该转租合同无效。综上所述，双方履行协议之后，被答辩人又以合同无效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岂不是自相矛盾？并且被答辩人是国家行政机关，应当懂法，更应当守法。被答辩人的无理诉求严重违反合同法中规定的“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有损于被答辩人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答辩人承担。根据本案的诉辩主张，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7年7月3日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南华县住建局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2、夏菊珍的身份证、户口册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夏菊珍的身份情况及诉讼主体适格；3、《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之一、之二复印件各一份，证明1999年8月30日，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南华县工会球场公厕和西街公厕《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协议约定：由原告提供建盖公厕的土地（其中：工会球场公厕的土地面积为120平方米，西街公厕的土地面积为60平方米），由被告出资建盖后经营，经营期限为45年，即从1999年12月30日至2044年12月30日止，经营期满，被告应当将公厕完好交还给原告，不作任何资产折旧补偿，公厕产权属县城建局（即原告）所有；4、《承包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南华西街公厕使用管理转让协议》之一、之二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00年6月1日被告与段绍兰签订《承包协议书》，将其对西街公厕的经营管理权转让给了段绍兰；2000年9月30日段绍兰与饶祖应签订《南华西街公厕使用管理转让协议》，又将公厕的经营管理权转让给了饶祖应；2004年10月27日饶祖应与韩春华、韩涛签订《南华西街公厕使用管理转让协议》，再次将公厕的经营管理权转让给了韩春华、韩涛。说明自2000年起被告就不再是西街公厕的经营管理人的事实；5、《房屋承包经营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2001年3月28日，被告与杨枝华签订《房屋承包经营协议》，将工会公厕的经营管理权转让给杨枝华。说明自2001年起被告就已经不是工会公厕的经营管理人的事实；6、《公厕经营补充合同》之一、之二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06年1月5日原告与韩春华签订《公厕经营补充合同》，约定由韩春华按照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西街公厕）《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所列条款履行合同权利义务以及由韩春华按照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西街公厕）《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所列条款履行合同权利义务。说明至2017年规划征收时被告早已经不是涉案两座公厕的经营管理人的事实；7、《南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华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居民自建房屋征收补偿款方案通知》（南政办通﹝2016﹞77号）复印件一份，证明此次南华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被征收人为：“本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所有权人（单位、集体、个人）”的事实；8、申请书复印件一份、《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2017年6月20日，被告向原告申请终止《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并要求赔偿投资建盖公厕的费用。2017年7月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约定：双方于1999年8月30日签订的《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终止；同意除土地外的地上附着物全部按棚改政策一次性补偿给被告。但被告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该协议内容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9、南华县人民法院（2018）云2324民初9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23民终72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已经确认被告对涉案公厕没有产权，其对公厕仅有经营、管理至2044年12月30日的权利。被告与段绍兰于2000年6月1日签订《承包协议书》后，已经将其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段绍兰。说明被告已经不是案涉公厕的用益物权人的事实；10、《南华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复印件一份、2017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西云社区房屋征收支付补偿清单复印件一份、银行流水明细复印件一份，证明南华县人民政府根据原告于2017年7月3日与被告签订《南华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后，被告于2017年8月14日领取了原工会球场公厕征收补偿款1,223,310.40元的事实；11、第三方韩涛写的申请，证明西街公厕的实际经营管理人是韩涛，补偿款应该是本人的，因为拆迁时，本人就已经拥有涉案公厕的经营管理权。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中1、2、3、5、6、7、8（当中第2小项）、10组当庭质证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予以采信。对原告所举证据中4、8（当中第1小项）、9、11组均有异议。本院评析认为：证据4，《承包协议书》和《南华西街公厕使用管理转让协议》之一、之二，能够证明2000年6月1日被告夏菊珍与段绍兰签订《承包协议书》，将其对西街公厕的经营管理权年限全部转给了段绍兰，夏菊珍依《承包协议书》取得了转让费用；2000年9月30日段绍兰与饶祖应签订《南华西街公厕使用管理转让协议》，又将公厕的经营管理权年限全部转让给了饶祖应，段绍兰依《南华西街公厕使用管理转让协议》取得了转让费用；2004年10月27日饶祖应与韩春华、韩涛签订《南华西街公厕使用管理转让协议》，再次将公厕的经营管理权年限全部转让给了韩春华、韩涛，饶祖应依《南华西街公厕使用管理转让协议》取得了转让费用。所经承包、转让程序双方自愿，协议内容清晰明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8（当中第1小项），申请书复印件一份，其内容主要是申请人夏菊珍于2017年6月20日向南华县城建局申请终止《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并要求县城建局赔偿其投资建盖公厕的全部费用。庭审中，经被告夏菊珍质证，不认可是自己所为。本院认为：其申请内容是申请人单方的意思表示，根据证据相关法则，复印件未经查证核实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申请书复印件在本案中是否是夏菊珍本人所写，并不影响本案的定性，故该申请书复印件在本案中不作评判认定。证据9，南华县人民法院（2018）云2324民初91号民事判决书、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23民终722号民事判决书，均能证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已经确认被告对涉案公厕没有产权，其对公厕仅有经营、管理至2044年12月30日的权利。被告与段绍兰于2000年6月1日签订《承包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夏菊珍就已丧失了公厕的经营管理权，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予以采纳。证据11，韩涛写的申请打印件一份，其主要内容是西街公厕的实际经营管理人是韩涛，拆迁时，本人就已经拥有涉案公厕的经营管理权，补偿款应该归本人。庭审中，经被告夏菊珍质证，不认可所述内容。本院认为：该打印件无申请人韩涛本人的签名，其申请内容也是申请人单方的意思表示，根据证据相关法则，未经查证核实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申请打印件在本案中是否是韩涛所申请，不影响本案的定性，故在本案中不作评判认定。被告夏菊珍针对自己的辩解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南华县人民法院（2017）云2324民初58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实夏菊珍是工会公厕所有权人。原告方质证认为：对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这份判决书实际上不能证明所有权人是被告，不动产权证是权利人对不动产享有所有权的唯一合法凭证，人民法院驳回的请求是因为所选择的请求权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被驳回。本院评析认为：本院（2017）云2324民初583号民事判决书所处理的是原告高宗福诉被告夏菊珍不当得利纠纷案件，因原告高宗福所诉事实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故判决驳回了原告高宗福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确认的证据，认定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1999年8月30日，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南华县工会球场公厕和西街公厕《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协议约定：由原告提供建盖公厕的土地（其中：工会球场公厕的土地面积为120平方米，西街公厕的土地面积为60平方米），由被告出资建盖后经营，经营期限为45年，即从1999年12月30日起至2044年12月30日止，经营期满，被告将公厕完好交还给原告，不作任何资产折旧补偿，公厕产权属县城建局（即原告）所有。两座公厕建成后，被告于2001年3月28日与杨枝华签订《经营承包合同》，以14万元价格将工会球场公厕的经营管理权年限全部转给杨枝华，期限从2001年3月28日起至2044年12月30日止。2006年1月5日原告与杨枝华签订《公厕经营补充合同》，约定由杨枝华按照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工会球场公厕）《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所列条款履行合同权利义务。2000年6月1日被告与段绍兰签订《承包协议书》，以5.8万元价格将西街公厕的经营管理权转包给段绍兰，期限从1999年12月30日起至2044年12月30日止。2000年9月30日段绍兰与饶祖应签订《南华西街公厕使用管理转让协议》，以8万元价格将公厕的经营管理权转包给饶祖应，期限从2000年9月19日起至2044年12月30日止。2004年10月27日饶祖应与韩春华、韩涛签订《南华西街公厕使用管理转让协议》，以3.25万元的价格将公厕的经营管理权转包给韩春华、韩涛，期限从2004年10月17日起至2044年12月30日止。2006年1月5日原告与韩春华签订《公厕经营补充合同》，约定由韩春华按照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西街公厕）《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所列条款履行合同权利义务。2017年6月，因南华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原由被告投资建盖的工会球场公厕和西街公厕都在此次改造范围之内。2017年7月3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协议》，约定：一、由乙方（注：承建方、经营方、夏菊珍）全权负责配合处理政府部门的改造拆迁工作。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将除土地外的地上附着物全部按棚改政策一次性补偿给乙方。三、乙方与南华县人民政府签订棚户区改造协议后，原双方于1999年8月30日签订的《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自行终止。四、乙方与其他方签订的公厕租赁关系由乙方自行处理，与甲方无任何连带关系。2017年8月4日，南华县人民政府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上述《协议》，与被告签订了《南华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2017年8月14日，被告领取了原工会公厕棚户区改造补偿资金122.331万元。被告领款后未处理好与其他方签订的公厕租转关系，至今工会球场公厕和西街公厕未能拆迁。2017年8月29日工会球场公厕实际经营管理人高宗福与夏菊珍发生诉讼纠纷，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7）云2324民初58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高宗福的全部诉讼请求。2018年1月29日夏菊珍与段绍兰和第三人饶祖应、韩春华、韩涛发生合同诉讼纠纷，本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云2324民初9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夏菊珍已将自己对公厕享有的使用权一次性转让给了段绍兰，双方已经履行完合同的权利义务，其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被判决驳回。夏菊珍对判决不服向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2018）云23民终72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夏菊珍对涉案公厕没有产权，其对公厕仅有经营、管理至2044年12月30日的权利，后经多次转让，住建局对之前的各次转让一并进行了追认。自夏菊珍与段绍兰于2000年6月1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夏菊珍已丧失公厕的经营管理权，其上诉请求被判决驳回。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1999年8月30日签订的《投资建盖公厕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与2000年6月1日夏菊珍与段绍兰签订的《承包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基本一致，被告是将其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段绍兰，段绍兰又将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饶祖应，饶祖应又转让给了韩春华、韩涛。2006年1月4日原告通知韩春华作为公厕经营（承包）管理人员参加座谈会，并与次日与韩春华签订《公厕经营补充合同》说明原告自2006年1月5日起认可涉案公厕的经营管理人系韩春华，应视为原告对之前的各次转让一并进行了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自被告夏菊珍与段绍兰于2000年6月1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夏菊珍已丧失公厕的经营管理权。本案中，原告对涉案公厕转让后的实际经营管理人系明知，还擅自将涉案公厕处分给已丧失经营管理权的被告，并于2017年7月3日签订了《协议》，其行为严重损害了第三人实际经营管理人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原告与被告双方于2017年7月3日签订的《协议》应属无效。综上，依据上述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南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夏菊珍2017年7月3日签订的《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南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已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彦华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罗仕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