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81民初5711号原告（反诉被告）：浏阳市关口花灯花炮厂，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关口办事处金口村。投资人：周举名，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大来，湖南众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银辉（系周举名之妻），浏阳市关口花灯花炮厂员工。被告（反诉原告）：莆田市顺天花炮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后枫村后枫**。法定代表人：蔡林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枫荣，福建冠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兼被告莆田市顺天花炮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可为，男，1977年4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原告浏阳市关口花灯花炮厂（以下简称花灯花炮厂）与被告莆田市顺天花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天公司）、刘可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18年8月26日，刘可为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2018年8月28日，本院裁定驳回了刘可为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2018年11月5日，顺天公司亦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2018年11月12日，本院亦裁定驳回了顺天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刘可为、顺天公司均对本院裁定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月25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2月18日，顺天公司向本院提起反诉。2019年2月28日，本院对本案的本诉和反诉合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花灯花炮厂的投资人周举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大来、张银辉，被告顺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枫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可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花灯花炮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偿付原告货款952000元及以952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3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算至2018年7月31日为30464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顺天公司与原告素有烟花贸易往来，被告刘可为系顺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3月9日，双方对账后，刘可为在对账单上签字，并加盖了顺天公司的公章，确认欠原告货款130万元。此后，双方继续进行烟花贸易往来，2017年3月30日，双方再次对账后，顺天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确认欠原告货款150万元。2017年5月28日和6月2日，刘可为分两次通过银行转账共计支付了货款10万元，另外，刘可为、顺天公司还代原告支付了烟花使用人张小明的赔偿款408000元、卓先如的赔偿款4万元，至此，尚有货款952000元未支付。此后，原告多次催要货款无果，从而引发诉讼。被告顺天公司辩称，双方最后结算的时间点是2016年3月9日，结算金额是130万元，2017年的所谓结算单并不是被告顺天公司出具的，顺天公司已提出鉴定申请。顺天公司在2016年3月9日结算后，已向原告支付了货款1045000元，还代原告垫付了张小明的赔偿款408000元、卓先如的赔偿款4万元，至此，顺天公司共向原告支付了1493000元，该款项已超过了双方实际结算的130万元，超过部分的款项，原告应当予以返还。原告主张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刘可为系顺天公司的员工，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刘可为个人不应承担责任，原告要求刘可为作为实际控制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刘可为辩称，与原告发生烟花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被告顺天公司，被告刘可为作为自然人，不具有烟花爆竹批发经营的许可条件，故刘可为不是本案烟花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刘可为作为被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刘可为并不是顺天公司的唯一股东，且自2016年5月23日起也已不是顺天公司的股东，原告提出刘可为是顺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要求刘可为与顺天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可为是顺天公司的员工，刘可为受顺天公司委托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及资金往来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刘可为个人不应承担责任。被告顺天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并向被告顺天公司支付违约金305700元；2、判令原告返还被告顺天公司货款193000元及自反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1日，被告顺天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向顺天公司供应符合国家标准的总价值为1019000元的烟花产品，原告对产品质量负责，及违约方应承担可预期利润（需方每万元盈利3000元）计算的违约金等。合同签订后，原告陆续向顺天公司供货，但顺天公司发现原告所供应的产品存在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产品没有合格的检验报告，甚至存在伪造虚假的检验报告，这已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同时，原告的产品因质量问题多次发生事故，这也给顺天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故顺天公司为此提出反诉。原告花灯花炮厂针对反诉辩称，原告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已向被告顺天公司供应了1899299元的烟花产品，上述烟花产品顺天公司已全部销售完毕，不存在有质量问题，且顺天公司在提起反诉之前也从未反映过烟花产品存在有质量问题。原告供应的烟花产品，都是根据顺天公司提供的技术要求和规范制作的，也都是经检验合格的，并都粘贴了合格证，不存在伪造虚假的检验报告，原告没有违约行为，不存在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双方结算，顺天公司至起诉时还欠原告货款952000元，因而原告不存在多收取货款193000元。请求法院驳回顺天公司的反诉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顺天公司是2010年1月6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成立时的名称为莆田市城厢区顺天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股东为林军、朱慧霞两人，法定代表人为林军，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烟花类（C级、D级）、爆竹类（C级）。2010年6月23日，顺天公司的股东由林军、朱慧霞两人变更为被告刘可为及朱慧霞两人，法定代表人也由林军变更为刘可为，后其股东又由刘可为、朱慧霞两人变更为刘可为、林新开两人，经营范围由批发零售烟花类（C级、D级）、爆竹类（C级）变更为批发烟花类（C级、D级）、爆竹类（C级）。2016年5月23日，顺天公司的名称由莆田市城厢区顺天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变更为顺天公司，股东由刘可为、林新开两人变更为莆田市顺天投资有限公司（说明：莆田市顺天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2日，其股东为刘可为、刘一兵，法定代表人为刘可为），法定代表人由刘可为变更为蔡林淋，监事由李国荣变更为刘可为。顺天公司成立后，多次与原告花灯花炮厂发生烟花买卖往来。2015年4月1日，顺天公司（当时的名称为莆田市城厢区顺天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为了向花灯花炮厂购买烟花产品，刘可为又代表顺天公司与花灯花炮厂签订了《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并加盖了顺天公司的公章。《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中约定：1、顺天公司向花灯花炮厂购买7种烟花产品，其总价款为1019000元（其订货清单中列明了每种烟花产品的名称、规格型号、含药量、数量、单价、金额等）；2、产品质量标准及要求：按GB-10631-2013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及其他相关国家标准执行，所有产品需有检验报告；3、提（交）货时间和地点：按需方要求的明细在需方要求的时间内（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具体每批次供货时间以需方给供方开具的烟花爆竹运输许可证时间为准，由供方送至需方仓库，农历年前发全年75%的量，农历年后发25%；4、验收标准与方法：按GB-T-10632-2004烟花爆竹抽样检查规则及其他相关国家标准执行；5、提出异议期限：需方在销售供方产品的行为存续期间均可对供方的产品提出异议；6、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付款70%，农历年底结至全年定货款的70%，余款在次年农历3月期间结清，现金结算由收款人签收，银行汇款以银行汇款底单为准；7、产品安全与质量责任：由供方对产品质量负全部责任；8、违约责任：供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完成对需方的货物供应（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规格、产品质量、供货时间、供货数量），需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完成付款责任，可预期利润需方为供货价每万元盈利3000元，供方为1500元。同时，《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中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签订后，花灯花炮厂根据约定及顺天公司的要求多次向顺天公司供应烟花产品，期间，顺天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也拖欠了部分货款。2016年3月9日，刘可为代表顺天公司与花灯花炮厂对账时签订了《对账单》，并加盖了顺天公司的公章。《对账单》中写明：“莆田市城厢区顺天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刘可为：贵单位（公司）截止2016年3月10日尚欠我厂货款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整（￥1300000元），已核对无误，以前所有单据作废。此对账单一式二份，请确认并签字或盖章。注：15年处理质量：9786元+赔付4笔10330元=2万元，赔付郑淑航30万元，赔付张小明医疗费用8万元，合计40万元。”（说明：上述40万元，双方在对账时已进行了核减；其中，郑淑航的丈夫在其朋友家燃放由顺天公司销售的花灯花炮厂生产的烟花产品时，不慎伤到自己面部下颌，导致重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该事故经当地镇、村调委会多次组织协调后，各方当事人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其朋友同意赔偿40万元，花灯花炮厂同意援助30万元，后刘可为个人通过其银行账户代花灯花炮厂支付了该30万元；张小明在燃放由顺天公司销售的花灯花炮厂生产的烟花产品时不慎伤到眼睛，后刘可为个人代花灯花炮厂支付了张小明的医疗费用8万元。）此后，顺天公司继续向花灯花炮厂购买烟花产品，为此，花灯花炮厂又根据顺天公司的要求多次及时向顺天公司供应烟花产品，在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1月23日期间，刘可为个人通过其银行账户分19次共计代顺天公司向花灯花炮厂支付了货款945000元（该945000元均汇入了花灯花炮厂员工许耀辉的个人银行账户），但顺天公司仍拖欠了部分货款。2017年3月30日，刘可为代表顺天公司与花灯花炮厂的员工张银辉（系花灯花炮厂投资人周举名之妻）、许耀辉等人一起对账时又签订了《对账单》，并加盖了顺天公司的公章，在对账时，张银辉、许耀辉等人还用手机进行了照相和录音。该《对账单》中写明：“莆田市顺天花炮有限公司：贵单位（公司）截止2017年3月30日尚欠我厂货款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元），已核对无误，以前所有单据作废。此对账单一式二份，请确认并签字或盖章。”录音的内容中有：“张银辉：你们现住法人是谁呀？刘可为：法人是小蔡，聘请的…；张银辉：那你给个营业执照给我，我写个全名…，全名是莆田市顺天花炮有限公司？刘可为：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来往这么多年，你也不用担心我不认这个账…；张银辉：钱也有100多万哪，150多万；刘可为：可以啊，给你继续安排都没有问题；张银辉：我按你的意思写…，刘总，在我们心里，我们跟公司做生意，但是我们真正认的人还是你刘可为；刘可为：对，就是我啊，肯定是这样子的呀，这个公司就是我一个人，法人是请的…。”双方于2017年3月30日对账后，刘可为个人于2017年5月28日和6月2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分2次共计代顺天公司向花灯花炮厂支付了货款10万元（每次支付货款5万元，该10万元也都汇入了许耀辉的个人银行账户），另外，刘可为还于2017年11月27日和2018年3月15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分9次共计代花灯花炮厂向张小明支付了赔偿款408000元，于2018年7月5日通过其银行账户代花灯花炮厂向卓先如支付了赔偿款4万元。（说明：张小明在燃放由顺天公司销售的花灯花炮厂生产的烟花产品时不慎伤到眼睛，张小明为此于2017年9月4日向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组织张小明和花灯花炮厂调解后达成了调解协议，其2017年11月3日的《民事调解书》中写明，花灯花炮厂同意赔偿张小明各项损失共计408000元，后刘可为于2017年11月27日和2018年3月15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分9次共计代花灯花炮厂向张小明支付了赔偿款408000元，该408000元不包括刘可为此前代花灯花炮厂向张小明支付的医疗费用8万元；卓先如在燃放由顺天公司销售的花灯花炮厂生产的烟花产品时不慎伤到眼睛，卓先如为此于2018年2月1日向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组织卓先如和花灯花炮厂、周举名调解后达成了调解协议，其2018年5月8日的《民事调解书》中写明，花灯花炮厂、周举名同意赔偿卓先如各项损失共计201417.5元，后刘可为于2018年7月5日通过其银行账户代花灯花炮厂向卓先如支付了赔偿款4万元。）核减上述刘可为代为支付的货款10万元及代为支付的赔偿款448000元后，顺天公司还欠花灯花炮厂货款952000元。此后，花灯花炮厂多次催要货款无果，遂诉至本院。诉讼期间，顺天公司提交了《鉴定申请书》，请求本院依法对花灯花炮厂提交的2017年3月30日的《对账单》上加盖的“莆田市顺天花炮有限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庭审后，顺天公司自行撤回了鉴定申请。诉讼期间，顺天公司还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本院依法对顺天公司提交的编号为No:GJ20144175号的《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向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及国家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核实，因该份《检验报告》是顺天公司自己提交的，其真实性应当由顺天公司自行到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或国家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核实，故本院对该申请未予准许（说明：顺天公司提交编号为No:GJ20144175号、签发日期为2014年4月28日的《检验报告》，是为了证明花灯花炮厂向顺天公司提供的该份《检验报告》是虚假的）。庭审中，顺天公司提出，刘可为还于2017年12月11日通过其银行账户代顺天公司向花灯花炮厂支付了货款32300元、于2017年12月22日通过其银行账户代顺天公司向花灯花炮厂支付了货款32300元、于2018年2月6日通过其银行账户代顺天公司向花灯花炮厂支付了货款146258.5元，3次合计付款210858.5元（该210858.5元也都汇入了花灯花炮厂员工许耀辉的个人银行账户），该款应当用于抵减顺天公司所欠花灯花炮厂的货款。针对上述付款事实，花灯花炮厂确认属实，但提出，在2017年3月30日对账后，顺天公司又分3次向花灯花炮厂购买了烟花产品，上述付款是顺天公司按照现钱现货方式向花灯花炮厂支付该3次购买烟花产品的货款，这与2017年3月30日《对账单》中所欠的货款无关，其中，2017年12月11日，顺天公司要求向花灯花炮厂购买烟花产品200件，刘可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该200件烟花产品的货款32300元后于同日拖走了该200件烟花产品；2017年12月22日，顺天公司要求向花灯花炮厂购买烟花产品200件，刘可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该200件烟花产品的货款32300元后于2017年12月23日拖走了该200件烟花产品；2018年2月6日，顺天公司要求向花灯花炮厂购买烟花产品1117件，顺天公司办好运输许可证、刘可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该1117件烟花产品的货款146258.5元后于同日拖走了该1117件烟花产品，为此，花灯花炮厂提交了有拖货司机万光明签字的2017年12月11日的《订货清单》、有拖货司机林远桥签字的2017年12月23日的《订货清单》、有拖货司机谭昭文签字的2018年2月6日的《鞭炮烟花货单》及从网上调取的销售单位为花灯花炮厂、托运人和收货人为顺天公司、运输时间为2018年2月6日至2018年2月12日的运输许可证等证据进行证明。但顺天公司对此提出，上述证据都是花灯花炮厂单方面制作的，上面并没有顺天公司的签字盖章，顺天公司也没有收到上述3批货物，顺天公司不认可。庭审中，顺天公司提出，庭审后申请对花灯花炮厂生产的烟花产品进行质量鉴定，并于庭审后的2019年3月5日提交了《鉴定申请书》，因顺天公司申请质量鉴定未在规定期间内提出，故本院对此未予准许。诉讼期间，顺天公司提出，花灯花炮厂供应的烟花产品存在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且花灯花炮厂的烟花产品没有合格的检验报告，甚至存在伪造虚假的检验报告，这已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同时，花灯花炮厂的烟花产品因质量问题多次发生事故，这也给顺天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因而顺天公司反诉要求花灯花炮厂根据《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即按照合同总价款1019000元乘以每万元盈利3000元的标准支付违约金305700元（即1019000元÷10000元×3000元），但花灯花炮厂对此予以否认，并提出，花灯花炮厂所供应的烟花产品，顺天公司已全部销售完毕，不存在有质量问题，且顺天公司在提起反诉前从未反映过烟花产品存在有质量问题，花灯花炮厂供应的烟花产品，都是根据顺天公司提供的技术要求和规范制作的，也都是经检验合格的，并都粘贴了合格证，不存在伪造虚假的检验报告，花灯花炮厂没有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诉讼期间，顺天公司提出，2016年3月9日的《对账单》中确认，顺天公司欠花灯花炮厂的货款为130万元，2016年3月9日后，顺天公司已陆续向花灯花炮厂支付了货款1493000元（包括直接支付的货款1045000元和代花灯花炮厂支付的赔偿款448000元），顺天公司多支付了货款193000元，因而顺天公司反诉要求花灯花炮厂返还顺天公司多支付的货款193000元及利息，但花灯花炮厂对此予以否认，并提出，2017年3月30日，花灯花炮厂与顺天公司又进行了对账，其《对账单》中确认，顺天公司欠花灯花炮厂的货款为150万元，因此，顺天公司在2017年3月30日前支付的货款都已进行了结算，不能再抵减所欠的货款，花灯花炮厂不存在多收取顺天公司货款193000元。本院认为，原告花灯花炮厂与被告顺天公司签订的《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都应当根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花灯花炮厂根据约定及顺天公司的要求及时向顺天公司供应烟花产品后，顺天公司就应当根据约定及时偿付货款。为了确定所欠货款的金额，花灯花炮厂与顺天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最后一次对账后签订了《对账单》，《对账单》中写明，顺天公司至2017年3月30日止尚欠花灯花炮厂货款150万元，因此，应当认定至2017年3月30日止，顺天公司共欠花灯花炮厂的货款为150万元。花灯花炮厂与顺天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对账后，被告刘可为个人于2017年5月28日和6月2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分2次共计代顺天公司向花灯花炮厂支付了货款10万元，另外还于2017年11月27日和2018年3月15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分9次共计代花灯花炮厂向张小明支付了赔偿款408000元，于2018年7月5日通过其银行账户代花灯花炮厂向卓先如支付了赔偿款4万元，因此，核减上述刘可为代为支付的货款10万元及代为支付的赔偿款448000元后，顺天公司实欠花灯花炮厂的货款为952000元。另外，顺天公司提出，刘可为个人还于2017年12月11日通过其银行账户代顺天公司向花灯花炮厂支付了货款32300元、于2017年12月22日通过其银行账户代顺天公司向花灯花炮厂支付了货款32300元、于2018年2月6日通过其银行账户代顺天公司向花灯花炮厂支付了货款146258.5元，3次合计支付了货款210858.5元，该款应当抵减顺天公司所欠花灯花炮厂的货款，针对上述3次的付款情况，花灯花炮厂确认属实，虽然花灯花炮厂提出，在2017年3月30日对账后，顺天公司又分3次向花灯花炮厂购买了烟花产品，上述付款是顺天公司按照现钱现货方式向花灯花炮厂支付3次购买烟花产品的货款，这与2017年3月30日《对账单》中所欠的货款无关，但花灯花炮厂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顺天公司在2017年3月30日对账后又分3次向花灯花炮厂购买了烟花产品，且顺天公司对此也不认可，因此，应当认定上述3次所付的货款210858.5元，应当抵减顺天公司所欠花灯花炮厂的货款，即核减货款210858.5元后，顺天公司实欠花灯花炮厂的货款为741141.5元，故花灯花炮厂要求顺天公司偿付货款741141.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是2015年4月1日签订的，期限为2015年4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花灯花炮厂与顺天公司虽然在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签合同，但双方继续发生了烟花买卖往来，因此，双方在2016年3月31日后所发生的烟花买卖往来也应当适用《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的约定。《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中约定，“余款在次年农历3月期间结清”，“供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完成对需方的货物供应，需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完成付款责任，可预期利润需方为供货价每万元盈利3000元，供方为1500元”，因此，当顺天公司未能在2017年4月25日（即农历2017年3月29日）前付清货款时，就应当根据《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的约定，按照每万元盈利1500元的标准承担延期付款的违约金，即顺天公司应承担的违约金为111171元（即741141.5元÷10000元×1500元），故花灯花炮厂要求顺天公司支付违约金111171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顺天公司超过部分的货款及违约金的请求，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花灯花炮厂如果有证据证明顺天公司在2017年3月30日对账后又分3次向花灯花炮厂购买了烟花产品，花灯花炮厂可就该部分烟花产品的货款另行主张权利。顺天公司是莆田市顺天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一人公司，而莆田市顺天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刘可为、刘一兵，法定代表人为刘可为，且刘可为在录音中已说明，顺天公司就是刘可为一个人，法定代表人蔡林淋是聘请的，因此，可以认定刘可为是顺天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本案中，花灯花炮厂收到的所有货款及他人收到的赔偿款，都是刘可为个人从其银行账户中支付的，而不是顺天公司支付的，因此，可以认定顺天公司销售烟花产品后所得的货款进入了刘可为个人的银行账户，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刘可为应当对顺天公司应当偿付的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故花灯花炮厂要求刘可为对顺天公司应当偿付的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他人在燃放由顺天公司销售的花灯花炮厂生产的烟花产品时不慎发生意外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虽然这些事故都已经当地调委会或者法院进行了调解并达成了调解协议，而花灯花炮厂或者其投资人周举名也已经根据调解协议进行了补偿或赔偿，但调委会或者法院出具的《调解协议书》、《民事调解书》中并没有认定烟花产品存在有质量问题，而顺天公司也没有因这些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且事故的发生存在有多种原因，因此，调委会或者法院出具的《调解协议书》、《民事调解书》，并不能证明花灯花炮厂生产的烟花产品存在有质量问题，这些事故也没有给顺天公司造成损失。顺天公司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花灯花炮厂生产的烟花产品存在有质量问题，且烟花产品没有合格的检验报告，甚至存在伪造虚假的检验报告，因此，不能认定花灯花炮厂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有违约行为，故顺天公司反诉要求花灯花炮厂支付违约金3057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顺天公司如果有证据证明花灯花炮厂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有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顺天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花灯花炮厂与顺天公司于2016年3月9日对账后，顺天公司虽然支付了部分货款，但花灯花炮厂又根据顺天公司的要求向顺天公司供应了烟花产品，为了确定顺天公司所欠的货款，花灯花炮厂又于2017年3月30日与顺天公司进行了对账，并签订了《对账单》，而该《对账单》中确认，截止2017年3月30日，顺天公司欠花灯花炮厂的货款为150万元，且在2017年3月30日后，顺天公司并没有付清所欠的150万元货款，因此，顺天公司反诉要求花灯花炮厂返还顺天公司多支付的货款193000元及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莆田市顺天花炮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浏阳市关口花灯花炮厂货款741141.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11171元；二、刘可为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浏阳市关口花灯花炮厂其他的诉讼请求；四、驳回莆田市顺天花炮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110元，减半收取8055元，由浏阳市关口花灯花炮厂负担2592元，由莆田市顺天花炮有限公司、刘可为共同负担5463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4390元，由莆田市顺天花炮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德贵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晏春红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7、《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8、《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9、《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1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