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黑02行终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长明，男，194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黑龙江省富裕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焕春，女，1949年3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委托代理人程喜娟（宋焕春之女），女，197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富裕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1，女，1978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人寿保险公司职工，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富运**。委托代理人周琦，辽宁万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博，男，200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学生，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富运**。法定代理人程某1（程博之母），女，1978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人寿保险公司职工，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富运**。上诉人（原审被告）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住所地黑龙江省富裕县党政办公中心西侧。法定代表人张学刚，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姜永双，该单位法制科主任。委托代理人李宝雨，黑龙江广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魏巍，女，1978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保险公司职工，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原审第三人马东升，男，198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保险公司职工，住黑龙江省富裕县。上诉人程长明、宋焕春、程某1、程博、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以下简称富裕县公安局）因处理警情违法并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富裕县人民法院(2018)黑0227行初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程长明与宋焕春系夫妻关系，程某2生前与程某1系夫妻关系，程博系程某1之子。2017年12月30日下午，程某2酒后来到富裕县广播局楼下辣一手饭店，与饭店服务人员有短暂的交流，后该饭店工作人员报警。当日下午15时53分，被告单位所属新华路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富裕县广播局楼下辣一手饭店内有一醉酒人不走，要求出警处理”的指令，正在处置其他警情的新华路派出所副所长杨晓光及民警张潇、马东明于16时09分开警车赶到现场。办案民警来到程某2所在的辣一手饭店一包间内，在没有表明身份的情况下，与程某2进行交谈。民警劝程某2回家，程某2表示要知道谁报的警、不用警察送回家，称没有喝多，找其干啥。在包房内期间，程某2高声喊服务员几次（情绪激动），并称“我是合法公民，必须接待我”。在包房后期，程某2知道了处警的民警是新华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表示要喝水（未果）。办案民警与程某2继续交流劝其离开，让其回家，但程某2不予配合。此后程某2从包间来到大厅，饭店工作人员表示对程某2不予接待。程某2以饭店不予接待为由寻找饭店工作人员，办案民警对其进行阻拦再次劝说其离开饭店，并告知程某2对饭店不接待的行为不服，可以到有关部门投诉；并告知程某2如其还不离开涉嫌寻衅滋事，但程某2仍拒不离开。民警继续劝程某2离开饭店。16时34分，民警马东明向副所长杨晓光说要不将其带回所里醒醒酒，接着民警上前欲带程某2，民警马东明对程某2说“别厮巴”，程某2说“我没喝多”、“停、停”。此时，副所长杨晓光从饭店工作人员手中接过手机，手机通话对方为教导员李万祥，杨晓光说“在这坐着，没干啥，来之后就是不走，…，我们把人领回去联系他家属领回。”李万祥要求杨晓光快点处理。而此时，程某2正和民警马东明解释，说“我来到饭店之后没有做违法的事，就是让服务员拿个手机充电器，所有的事要是我扰乱了治安秩序，你们可以抓我。”此时，杨晓光通话结束，在没有告知程某2欲将其传唤至新华路派出所、也没有告知欲对其进行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情况下，而是以将程某2送回家为由，因程某2不配合，办案民警徒手控制程某2的双臂将其带至饭店外的执法车内，期间办案民警说“别厮巴”，程某2说“把我松开”、“我没厮巴”，并大声说“停、停”。16时37分，程某2被带出饭店。在警车内杨晓光采取了用手控制了程某2的手、张潇用胳膊控制了程某2的脖子等方式将其控制在警车内。民警马东明问怎么办，副所长杨晓光说带回新华路派出所。16时41分，杨晓光等民警将程某2带至新华路派出所楼房外。16时43分，程某2被带入新华路派出所，在进入审讯室之前，程某2就瘫坐在审讯室门口，喘着粗气。后程某2被放置到约束椅上，带上约束带，约束程某2醒酒。16时46分，副所长杨晓光在程某2随身携带的手包内发现了程某2的身份证，通过警务综合平台进行信息查询。此时，程某2的朋友魏巍给程某2打来电话，副所长杨晓光接通魏巍的电话，向其介绍了程某2的情况，告知魏巍通知程某2的家属。在此期间程某2多次对办案民警进行辱骂，情绪比较激动。17时12分，程某2的朋友马东升和魏巍来到派出所后进入办公区即约束程某2的审讯室，劝程某2回家无效。期间，第三人魏巍在劝程某2回家时多次用其手击打程某2胸部、用巴掌击打程某2面部，对程某2进行厮拽、推搡及辱骂（言语过激）；第三人马东升也用过激的语言刺激程某2，办案民警对上述二人的行为未进行制止。程某2在约束中抢夺摔打代为保管随身物品登记薄，情绪很激动，后程某2又被放置在约束椅上。17时39分，魏巍击打程某2时，副所长杨晓光进行了制止。17时51分，程某2被放置在审讯椅上，控制了双腿。17时55分，程某2上身外衣被民警脱下。18时03分，马东升的朋友刘春爽来到派出所劝解程某2回家，程某2依然不肯离开派出所。18时06分，第三人马东升进入审讯室对程某2劝说，言语过激，程某2用右手拳头击打审讯椅上的横板，情绪很激动，在场民警没有制止。18时18分，程某2用左拳击打自己左胸部，民警张潇问程某2这是什么原因。18时19分，程某2说心脏不舒服并还用左拳击打胸部，民警张潇问程某2用不用去医院，程某2还是说心难受。民警张潇又问用不用去医院，程某2称你们看着办。民警张潇对程某2说把你亲属叫进来吧。民警张潇出去喊人。18时20分，马东升进入审讯室，劝说程某2回家。在场民警对马东升说让程某2直系亲属过来。马东升说程某2媳妇、儿子马上到。程某2大口喘气说“我心难受（说了好几句）、我要去医院”。18时21分，程某2喊马东升称心难受（此时马东升正与程某1通话，让其和其儿子一起来派出所）。18时22分，程某2喊“马东升我受不了了”。在场民警对程某2称你觉得难受，让你朋友叫120、急救吧（马东升在场）。后马东升走出审讯室。在场民警问程某2“你有心脏病吗”，程某2大声喊“马东升我受不了了”，随后程某2昏倒在审讯椅上、休克。副所长杨晓光和民警及程某2的朋友及时并全力的对程某2实施和组织救助（用手掐人中穴、做心肺复苏），并告诉拨打120急救电话。经现场急救后，18时25分程某2恢复了知觉，程某2说“我没有错”。18时27分，程某2再次出现休克状态，杨晓光及程某2朋友再次对程某2进行救助。18时29分，程某2恢复知觉。后又昏迷。18时31分，120急救车到达派出所后，程某2被送往富裕县人民医院。18时39分，程某2被送到富裕县人民医院四楼住院处病房。18时43分，医院住院病房医生为程某2进行检查。之后，程某2在其儿子陪同下到病房内去卫生间。18时58分，程某2在卫生间内又出现症状。19时0分，在该病房内医生开始对程某2进行全力救治。19时26分，程某2经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1月31日，富裕县监察委员会委托北京公大弘正医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如下事项做司法鉴定：1.程某2的死亡原因；2.程某2的死亡与酒后被公安机关约束的关系。2018年3月14日，北京公大弘正医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公大司鉴（2018）病鉴字第0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1.程某2面部、胸部、右臀及右小腿少量表皮剥脱，只限于表皮，损伤轻微，多为抢救时所形成的。解剖检验内脏未见外伤性改变，因此，可排除机械性损伤所致死亡。2.程某2颈部未见损伤，气管内无异物，尸体未见明显窒息现象，可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3.程某2心血中检出乙醇，含量154.0㎎/100ml，未达致死量。4.尸检见心脏体积增大，心外膜下脂肪组织堆积。病理学检验：心肌可见裂隙，左冠状动脉降支管腔狭窄Ⅲ级，内膜增厚，可见胆固醇结晶、钙化，间质小血管增生；右冠状动脉、左旋支管腔狭窄Ⅱ级，内膜增厚，间质小血管增生，散在淋巴细胞浸润。左心室室间隔可见纤维瘢痕，周围间质炎性细胞浸润。左心室心肌细胞增粗肥大，部分心肌细胞可见断裂及嗜酸性增强，心机间质水肿，炎性细胞小灶性积聚，心肌血管淤血。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肌梗死。因此，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继发心肌梗塞是导致程某2死亡的原因。5.死者程某2在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基础上，饮酒、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对心肌梗塞的急性发作有诱发作用。鉴定意见：1.程某2系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突发心肌梗塞死亡；2.饮酒、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对心肌梗塞的急性发作有诱发作用。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规定，被告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的规定，四原告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二、关于处警民警身份及出示证件问题被告单位所属新华路派出所民警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后，及时赶到报警地点，即富裕县广播局楼下辣一手饭店，在该饭店工作人员的示意下，三名民警来到程某2所在的包间，没有在第一时间表明身份。被告辩称处警人员的行为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的规定。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上述规定公安民警应当先表明身份，所以处警人员的行为不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六条、《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第四条及《黑龙江省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盘问检查规定》第五条的规定，程序上存在执法管理行为瑕疵情形。三、关于传唤程序问题对程某2劝离无效后，办案民警告知了程某2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之后，民警马东明征求副所长杨晓光意见，要将程某2带回新华路派出所约束醒酒。在副所长杨晓光获得领导意见后，在没有告知传唤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的情况下，而是称送其回家，强行控制将程某2带离饭店、带至派出所。被告辩称，办案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多次向程某2及其朋友告知对程某2采取的是保护性约束至酒醒的强制措施，原告所主张的办案民警未向程某2告知采取的强制措施事由的观点不成立。原审法院认为，在案涉场所办案民警要对程某2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首先要做的是对其进行传唤及带离，所以办案民警在传唤、带离程某2之前应当明确告知程某2相关规定。虽然办案民警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但根据现场情况及办案民警之间的交流，程某2对办案民警的传唤及带离行为应当知道。结合传唤程某2前，程某2已知办案民警的身份这一情节及根据现场情况及程某2的表现行为，办案民警对程某2传唤时虽然强行控制了程某2将其带至警车内，在车内继续控制程某2，但上述行为是为了将程某2带离饭店，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不属于暴力传唤，程序上存在行政告知行为瑕疵情形。四、关于传唤程某2时通知家属问题办案民警在辣一手饭店劝离程某2过程中，程某2身份是不明的，其未提供家属联系方式及家庭住址，故办案民警无法第一时间通知其家属。这一行为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五、关于程某2物品管理问题程某2被带至派出所后，办案民警决定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时，将程某2随身物品登记代为管理的行为符合《公安机关代为保管涉案人员随身财物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第三人魏巍、马东升到达现场时，办案民警已告知代为领回。六、关于程某2在公安机关办案区约束期间，第三人魏巍、马东升进入办案区的行为问题被告的刑事侦查卷宗的询问笔录及执法录像证实，程某2在派出所约束醒酒时，第三人魏巍给程某2打电话，办案民警告知程某2的情况并告知魏巍通知程某2的家属。魏巍、马东升到达派出所后，在办案民警允许的情况下，魏巍、马东升进入程某2被约束的办公区。在劝程某2回家无效的情况下，第三人魏巍多次用手击打程某2胸部、用巴掌击打程某2面部；对程某2行厮拽、推搡；并用言语称“你死了得了。”等（言语过激）。第三人马东升大声用言语和程程某2话，并称“就你这样的，孩子。”（言语过激）。依据鉴定意见书意见，魏巍、马东升的上述行为及长时间规劝行为与程程某2“情绪激动”有因果关系，但办案民警对上述二人的过激行为未予制止。且第三人魏巍、马东升长时间滞留办案区，自由出入约束程某2的审讯室，办案民警未予以有效制止或者带离。被告辩称“通过办案录像能够证明，魏巍来到派出所后在劝程某2回家的过程中拍打程某2脸部的行为不能称之为殴打，因为殴打的认定条件首先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恶意，而魏巍在劝程某2回家时拍打程某2脸部的行为时主观上是善意，其目的是为了劝解程某2回家，这种善意的劝解行为，不能被称之为殴打。对此不但有执法录像视频能够予以体现，而且执法卷宗中马东升的笔录能够证实。而当马东升、魏巍对程某2劝解无效时出现恼怒状态时，办案民警及时作出了提醒和制止，明确告知马东升、魏巍不得打程某2”。原审法院认为，执法录像视频显示，被告工作人员对第三人魏巍的行为最初没有进行制止，直至对魏巍的最后一次行为才进行制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第二款“醉酒的人在醉酒的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的规定及立法精神、执法目的等，公安机关对醉酒的人应当进行约束，从相对性来说，对于被采取约束的醉酒人也必须保护其身体避免遭受他人非法的侵害，否则保护性措施约束就失去了意义。本案，程某2受约束期间遭到了第三人的侵害，公安机关对侵害行为未予制止，是不作为行为，故被告的保护性约束行为违法。综上所述，被告富裕县公安局于2017年12月30日处理“程某2酒后到富裕县广播局楼下辣一手饭店不走”警情的行政行为违法。七、赔偿属性、范围问题、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责任划分、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1.赔偿属性、范围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是被告办案民警在处警时程某2强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时，出现了违法行为，适用于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符合本条规定，属于行政赔偿。2.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四原告程某2强继承人，是本案的赔偿请求人。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处理警情的新华路民警系被告工作人员，故被告是赔偿义务机关。3.责任划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本案鉴定机关出具了鉴定意见书，当事人对该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均没有异议。经鉴定：1程某2强系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突发心肌梗塞死亡；2.饮酒、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对心肌梗塞的急性发作有诱发作用。从以上可以看出程某2强死亡的原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突发心肌梗塞”，是其自身身体状况存在的根本因素，是导致死亡的原因。导致心脏病诱发的原因有“饮酒、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而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中记载程某2强心血中检出乙醇，含量154.0㎎/100ml，未达致死量。”虽然“饮酒”与被告工作人员无关，程某2强自身原因，但“剧烈运动、情绪激动”程某2强及本案执法人员均有关。主要分析如下：被告工作人员在接程某2强后没有表明身份的行为虽然存在瑕疵，但程某2强的死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工作人员在程某2强传唤及带离时虽然程某2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但是出警民警单位领导知晓现场情况，且工作人员的出发点是在长时间程某2强劝离无效的情况下，考虑其处于醉酒状态中对自身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具有威胁的原因，故依照相关规定将其带至新华路派出所采取保护性措施进行约束。带离时不可避免的出现鉴定意见中的“情绪激动、剧烈运动”。进入派出所后程某2强瘫坐在审讯室门口，办案民警没有程某2强身体状况进行询问或是检查，也没有形成应急预案。在办公区，办案民警对第三人魏巍、马东升二人的行为没有进行制止。综上，从办案民警采取询问、传唤、带离、保护性约束等措施的过程来看，时间比较长，结程某2强身体本身基础原因、饮酒的因素、第三人魏巍与马东升的行为、民警执法行为等多种因素综合到一起，印证了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程某2强的死因及诱发因素。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是违法行政行为对损害发生和结果产生一定作用，因被告在执法过程中程某2强约束时没有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侵犯程某2强的人身权利，行政行为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上述分析程某2强本身状况、第三人行为、本案案情以及被告工作人员不作为行为程某2强死亡发生的作用、结合司法鉴定意见结论等，被告应负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25％）。关程某2强，第三人魏巍、马东升的责任认定及划分问题，应另行主张权利。4.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第一款“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应当严格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一般情形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情况，精神受损情况，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家庭关系、社会评价受到影响的情况，并考量社会伦理道德、日常生活经验等因素，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残疾（含精神残疾）或者所受伤害经有合法资质的机构鉴定为重伤或者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决定采用“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方式的，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况；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方式等具体情节；罪名、刑罚的轻重；纠错的环节及过程；赔偿请求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平均生活水平；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还应当注意体现法律规定的‘抚慰’性质，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受害人对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产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少或者不予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涉及侵犯人身权的国家赔偿案件，以及人民法院办理涉及侵犯人身权的自赔案件，需要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参照本意见处理。”（1）关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4318元》规定程某2强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74,318.00元/年×20年=1,486,360.00元，丧葬费已包含在内，不再重复计算。（2）关于误工费问题程某2强是在被告执法当天死亡的，不存在误工费赔偿。（3）关于生活费问题。被扶养人程长明、宋焕春二人已撤回申请，不在审理。被扶养人程博，因其未成年，其抚养人原为二人，因其父亲去世，现抚养人为一人，即其母程某1辉，为此其生活费应依照《黑龙江省2017年城镇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9270元》规定为19,270.00元×2÷2=19,270.0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四原告要求每人200,0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过高，应予酌减。综上所述，关于原告程长明、宋焕春申请撤回诉求中关于被扶养人扶养费的请求，予以准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七十四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七条，第九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于2017年12月30日处理程某2强酒后到富裕县广播局楼下辣一手饭店不走”警情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被告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人民币1,486,360.00元×25％=371,590.00元；赔偿原告程博生活费19,270.00元×25％=4,817.50元；赔偿四原告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426,407.50元。该赔偿款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三、四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程长明等四人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富裕县公安局在处警过程中没有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的规定履行告知义务程某2强没有违法行为，富裕县公安局用暴力手段强制传唤，程序违法。处警民警是户籍民警，没有执法权2.一审判决认定富裕县公安局承担25%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将行政违法责任与民事上的侵权责任混同。富裕县公安局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第三人马东升、魏巍自由出入审讯室，办案民警没有制止或者带离，在第三人程某2强进行殴打时办案民警只是口头上制止，行政行为违法。3.赔偿数额计算标准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规定程某2强死亡赔偿金应为284.74×21.75×12×20﹦1，486，342.80元，并且由富裕县公安局全部承担。精神抚慰金过低，应给付每位上诉人精神损害赔偿20万。程博升学后的学费及生活费用应予赔偿。富裕县公安局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程长明等四人的诉讼请求。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办案民警表明身份存在瑕疵错误，办案民警在处警过程中身着警服，已经表明了身份。办案民警程某2强从辣一手饭店带到派出所的过程均是在实施保护性质约束强制措施的行为，不是实施强制传唤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强制传唤存在告知上瑕疵，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办案民警未及时制止第三人程某2强的不法侵害属于不作为是错误的。魏巍来到派出所后，在程某2强回家的过程中拍程某2强脸部的行为不是殴打，是劝解行为。办案民警程某2强亲友进入办案区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法情形。《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与办案活动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入办案区。与办案活动有关的人员进入办案区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办案民警在办案中不存在违法行为，因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程长明等四人辩称，请求驳回富裕县公安局的上诉请求。理由：关于办案民警表明身份的问题，富裕县公安局认为办案民警身着警服即是表明身份错误。办案民警程某2强带到派出所的过程中，实施的是强制传唤，在此过程中伤害已经发生。办案区非案件相关人员不得自由出入，魏巍等人自由出入违反了公安机关的管理规定程某2强在发病前，公安机关没有及时救助，不能证程某2强的死亡是第三人造成的。富裕县公安局辩称，办案民警身份表明符合有关规定。办案民警程某2强带到派出所采取保护性措施不违反法律规定。办案民警没有扣程某2强的物品，不存程某2强被殴打没有及时制止的情形。第三人魏巍、马东升述称，富裕县公安局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后果。富裕县公安局新华路派出所民警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后，及时赶到报警地点，在长时间程某2强劝离无效的情况下，考虑其处于醉酒状态中对自身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具有威胁的原因，将其带至新华路派出所采取保护性措施进行约束。在此期间，富裕县公安局程某2强的人身安全、生命健康、生活卫生等方面负有法定的监管之责程某2强出现身体不适后，富裕县公安局履行了积极救治的义务，但提供的证据仍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刘某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应依照法律规定承担不利的后果程某2强死亡系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突发心肌梗塞；饮酒、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对心肌梗塞的急性发作有诱发作用，综合考量富裕县公安局在此期间的行为，一审法院判决富裕县公安局承担2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2017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4，318元，一审法院据此计程某2强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关于程长明等四上诉人要求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每人20万元的上诉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程某2强已死亡，属于造成了严重后果，富裕县公安局应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判决富裕县公安局支付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程长明等人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每人2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程长明、宋焕春程某1辉、程博、富裕县公安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程长明、宋焕春程某1辉、程博负担50元，富裕县公安局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克杰审判员  郭春丽审判员  王春华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 迎附：本判决中引用的法律条文的内容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六条第二款：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第二款：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第九十五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可能给原告造成损失，经释明，原告请求一并解决行政赔偿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赔偿事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一并判决。人民法院也可以告知其就赔偿事项另行提起诉讼。第九十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应当严格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一般情形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情况，精神受损情况，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家庭关系、社会评价受到影响的情况，并考量社会伦理道德、日常生活经验等因素，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残疾（含精神残疾）或者所受伤害经有合法资质的机构鉴定为重伤或者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第七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决定采用“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方式的，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况；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方式等具体情节；罪名、刑罚的轻重；纠错的环节及过程；赔偿请求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平均生活水平；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还应当注意体现法律规定的“抚慰”性质，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受害人对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产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少或者不予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九条：人民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涉及侵犯人身权的国家赔偿案件，以及人民法院办理涉及侵犯人身权的自赔案件，需要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参照本意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