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5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惠芳，女，1938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志河，男，1964年3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志芬，女，1968年7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雄，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显扬，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朝阳支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振兴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746271296W。负责人：郑结婷，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亭方，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分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宏津，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分行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海八路南海区邮政局桂城分局首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740841825F。负责人：张志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婉，广东广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佩琪，广东广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与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朝阳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被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因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13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与张某之间存在金融服务合同关系，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应当为客户提供便利、适当的服务。以预留信息不完备拒绝客户取款属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自定的霸王、格式条款，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违背法律规定，增加客户的负担义务，迫使张某冒着严寒来到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办理相关手续。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没有告知张志芬在无需张某本人办理信息完善的情况下，即可以通过柜台办理代取款，或可以在“存取易”分两次取款5000元，故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没有尽到合理的告知义务。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上级文件的要求，对储户完成信息调查，不顾张某年事已高，刻意指引张志芬带张某前往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办理信息完善手续。更为过分的是，工作人员没有提到要带手机，需要验证码进行操作。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亦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没有适度变通服务，而是一再要求张某提供验证码。对张某而言，存折内的款项系其与配偶退休后的全部存款，系其生活之重要来源，但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简单粗暴的做法致张某取款而不可得，最终因激动、担忧、焦虑叠加寒冷天气而死亡。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存在重大过错，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张某的生命权，理应承担侵权责任。张某虽然年过八旬但身体仍然硬朗，只因受到外界刺激才发生本案悲剧。而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不合理地拒绝客户取款的行为正是本案的外界刺激因素。案涉存折乃张某的常用账户，张某的退休金发放一直使用该账户，但由于突然被告知不能取款，张某无法理解其中缘由而情绪激动倒地，此乃本案悲剧的主因。事实上，有其他可行的取款方式可以让张某取款，但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偏要让张某先留手机号码再输验证码才能取款，导致张某误以为无法取款而猝死。另外，从现场视频可以看到，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工作人员在张志芬打电话的时候，招呼张某独自坐在一张高脚且没有扶手的圆凳上（旁边不远处有带扶手且可搬动的单人沙发凳），致使张某双脚离地独坐，极不安全，张某晕倒时直接面朝下从凳子上摔下。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工作人员贪图方便，拉来容易搬动但不适宜老人坐的高脚圆凳给张某坐，而不是搬来或者带张某坐到旁边合适的单人沙发凳上，导致张某晕倒时直接摔倒在地，加重张某的伤害。由此可见，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待客冷漠。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认为，本案的悲剧本可以避免，但因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工作人员对张某漫不经心，不顾张某的年龄及身体状况，一意孤行要求张某配合其规章及文件要求，最终导致张某猝死。综上，一审判决对责任划分有误，张某之死应归责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应对此承担全部责任。针对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的上诉主张，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辩称：一、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已尽到合理告知义务，业务指引正确，不存在任何过错。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严重不符，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依法应不予采信。（一）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已合理告知张志芬可通过柜台代办取款，且已在“存取易”终端显眼位置对外公示业务审核规则，业务指引及业务流程正确、规范，不存在任何过错。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上诉认为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没有告知张志芬可通过柜台代办取款，也没有告知可以“存取易”分两次取款5000元，与事实严重不符。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一审时已提供视频录像证据证明：2018年1月5日，张志芬持张某存折到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存取易”自助终端办理存折现金取款业务，在人脸识别以及连续多次输入预留手机号码验证失败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大堂经理于当日16时28分41秒指引张志芬去柜台取款，随后在16时28分54秒向张志芬解释机器如此设置是出于账户安全考虑，但张志芬拒绝了柜台取款的建议，并拿出自己的银行卡在“存取易”终端中成功取款7000元。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当时在“存取易”自助终端明显位置已摆放“存取易”使用指引，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当时关于“存取易”终端存折现金取款系统审核规则为“审核金额5千元，单笔限额5万元；＜5千元需身份证核查或交易审核；≥5千元需身份证核查并进行交易审核”，故即便当日张志芬分两次5000元代办取款，适用的系统审核规定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即需要进行相应验证手续。（二）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自始至终并未拒绝为张某办理取款业务，更不存在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上诉所称要求张某先留手机验证码才能取款并导致张某误以为无法取款而猝死的情况。根据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一审提供的视频录像资料可知，2018年1月5日，张志芬主动到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存取易”终端处操作代办取款10000元的业务，2018年1月6日，张志芬主动带张某到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办理增加预留手机号码业务，两天办理的业务品种、业务规则、客户主体均不相同，但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一直将存折取款和增加预留手机号码业务混为一谈，故意曲解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工作人员业务指引的语境和涵义，将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向张志芬说明账户预留手机号码需本人办理的业务指引断章取义为要求张某先留手机验证码才能取款。事实上，张志芬代张某办理存折取款业务虽因“存取易”终端业务办理规则校验失败导致取款不成功，但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工作人员已当即明确指引张志芬可以到柜台办理取款，同时建议为方便日后办理取款业务，可以增加预留手机号码。后张志芬自主选择带张某本人前往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办理增加预留手机号码业务，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自始至终没有强制要求张某必须在限定时间前来办理业务。二、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已尽安全保障义务，张某猝死是自身健康因素所致，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正常经营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行为是合理、适度的，不可能增加张某死亡风险，故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根据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一审提供的视频录像资料可知：事发当天15时35分37秒至15时37分10秒，在张志芬跟家人电话沟通过程中，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工作人员与张某进行对话交谈，主要回忆双方身边的熟人往事，张某在交谈过程中双脚放松自如，自始至终并未出现焦急、情绪波动等情况。由此足以说明，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认为张某因外界刺激即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经营行为而导致死亡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支撑。事实上，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经营行为不会对张某产生任何形式的人身损害风险，不可能加大张某猝死的概率或风险。张某因自身健康因素意外猝死，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经营行为之间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仅因张某意外死亡的地点发生在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即要求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承担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自始至终未举证证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存在过错，更没有证据证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行为与张某死亡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要求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为保障客户账户资金与交易安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并制定相应的业务办理规则，合理尽责地为客户办理业务，且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积极采取完善业务制度、升级改造行内系统、完善硬件设施等措施，加强对客户人身、资金与交易安全权益的保护，切实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同时不断优化客户服务品质。一审法院已对此予以认可。假如所有客户因意外死亡发生在银行即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则会造成错误的价值导向，严重显失公平，甚至产生道德风险。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的全部诉讼请求。针对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的上诉主张，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答辩意见一致，另补充：张某的死亡损失不属于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的赔付范围，且一审法院也已认定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没有过错，而张某的死亡原因为猝死，即张某的死亡系其自身原因导致的，故张某的死亡损失不属于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的赔偿范围，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上诉请求：1.改判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无需向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承担任何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理据不足。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经营行为与张某的猝死结果之间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不应对张某的死亡结果承担任何责任。（一）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提供的视频录像证据看，张某并没有“情绪波动”。一审法院认定“张某猝死主要由于自身身体健康因素导致，但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录像回放情形判断，不能取得手机验证码是张某情绪波动触发因素，情绪波动则属于其猝死的诱因，虽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侵权抗辩能够成立，但仍需对该后果发生分担损失”，但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提供的事发当日的录像显示，15时35分37秒至15时37分10秒,在张志芬跟家人电话沟通过程中，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工作人员与张某进行对话交谈，主要回忆双方身边的熟人往事，张某交谈过程中双脚放松自如，自始至终也并未出现焦急、情绪波动等情况，即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情绪波动”。（二）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为张某设置手机验证码为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与张某的猝死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取决于行为与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和相当性，只有当行为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至少提升到具有相当性的程度时，才能认定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从行为本身看，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经营管理行为不会也不可能造成张某猝死，即不具有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从行为程度上看，一审法院既已认定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经营管理行为合理、适度，按照日常生活经验，相关行为并不会对张某产生任何形式的人身损害风险，也不可能导致张某死亡风险的加大，即不具有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因此，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行为与张某死亡结果之间并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张某因自身因素猝死。张某办理业务时身体健朗，神志清醒，精神状况从外观上并无任何异常，声量清晰，能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工作人员轻松沟通交流。张某突发倒地后，在医护人员现场实施抢救时，张志芬曾向医护人员提及张某有高血压疾病。张某突发倒地前未遇到紧急情况或重大变故，也未遭受超出常人所能承受的重大打击，故其猝死原因应为自身内在因素。（四）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未能举证证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经营行为导致张某情绪激动而意外猝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纵观本案，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经营行为导致张某情绪激动而最终意外猝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在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前提下，认为“不能取得手机验证码是张某情绪波动触发因素，而情绪波动则应属其猝死诱因。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虽然不因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侵权责任，但对因其经营行为触发的猝死事件，依法仍应分担受损害一方的损失”，明显缺乏证据支撑，理据不足。请二审法院进一步查明事实后，确认张某因自身身体因素意外猝死，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经营行为之间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不负有任何法律责任。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及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承担张某死亡赔偿金50000元，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为张某办理业务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对张某猝死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适用于行为人存在损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而本案中，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不存在侵害张某的侵权行为。而且，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应严格适用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情形，而一审法院并未在判决中对此予以释明，故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支付死亡赔偿金50000元，属于侵权赔偿责任，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明显不符，故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明显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属于侵权赔偿的范围，是以发生侵权行为造成损害结果作为赔偿的前提。一审法院已查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为存款人张某设置手机验证码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即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未侵害张某的合法权益，故张某猝死不是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行为产生的侵权结果。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判决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承担死亡赔偿金50000元，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三）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与张某猝死结果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认定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分担张某意外死亡的损失，存在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该规定的适用须具备严格条件，在受害人与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同时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适用该条文时应满足行为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要件。而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经营管理行为与张某死亡的结果发生并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从法理上看，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为张某办理业务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且已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审法院仅因张某意外死亡结果发生在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提供金融服务过程中，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承担张某的死亡损失，不合理地加重了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责任，严重显失公平。一审法院已查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建议张志芬对存款人张某账户设置手机验证码，符合张某账户资金安全管理的合理要求。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上述经营行为不可能增加张某猝死的概率。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作为金融机构，为保障客户账户安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规定，合理尽责地为客户正常办理业务，并不断完善金融服务软硬件设施，加强客户安全保障，切实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假如所有客户因意外死亡发生在银行即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则会造成错误的价值导向，严重显失公平，甚至产生道德风险。（四）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作出判决，明显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已认定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经营行为不存在过错，张某猝死不是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所造成的结果，也不存在第三人侵权行为造成张某死亡的损害结果，根据上述规定，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无须承担侵权责任。（五）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作出判决，存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是关于小额诉讼案件的法律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小额诉讼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而根据广东统计信息网的统计，广东省2017年度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3347元，百分之三十为16004.1元，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起诉的标的额为345659.5元，故不符合该条规定，即不应适用一审终审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是关于缺席判决的法律规定，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依法按时参与一审庭审，不存在缺席情况，故不应适用缺席判决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承担张某死亡赔偿金50000元，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应改判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针对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上诉主张，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辩称：一、2018年1月5日，张志芬受张某委托前往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取款时，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在没有任何事先提醒，也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形下，粗暴地说相关账户信息不全、不规范，停止了张某账户的款项存取款业务，明显违约。对于停止账户相关业务的解释，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解释称，当时是执行人民银行上级文件要求对储户完成信息调查。但信息调查不能成为拒绝客户取款的理由。张某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其不能理解和接受自己的退休金账户突然停止使用。当时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称必须张某本人前往办理业务，所以才发生本案的事件。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将张志芬于2018年1月5日取款7000元的事实与张某于2018年1月6日死亡的事实混为一谈。除代张某取钱外，张志芬于2018年1月5日也去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取钱。事实上，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在没有解释具体原因的情况下，要求张某本人前往办理业务，才能给张某的账户“开锁”，也没有提醒张某应携带什么证件资料或物品。事发当天，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也没有告知张志芬可以去柜台办理业务，而是直接让张志芬前往终端机操作。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关于其工作人员明确指引张志芬可以到柜台办理取款，建议增加预留手机号码的陈述，不是事实。2018年1月5日，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并没有告知张志芬要带手机，张某于2018年1月6日前往银行时也没有带手机。农行南海朝阳支行遂提出通过手机号码验证办理账户解锁，解锁后才能取款。在办理业务过程当中，由于张某没带手机不能当场获知验证码，需要与黄惠芳通电话才能获取验证码，但是老人家对验证码并不了解，以致经过多番折腾后，张某情绪激动最终猝死。综合整个事实来看，由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设置的不恰当程序，限制了客户存取款的自由，必须要求客户按照银行流程办理业务，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行为严重违约，最终导致张某猝死。因此，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违约行为与张某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针对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上诉主张，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述称，对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上诉没有异议。张某的死亡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张某死亡损失也不在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的承保范围内。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向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赔偿共计345659.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惠芳与张某是夫妻关系，张志河、张志芬是他们的子女。张某夫妻均为年过八旬的退休人员，存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退休金常由张志芬代为提现。2018年1月5日，张志芬持张某的存折和身份证到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存取易”自助终端机取款超5000元，不能成功。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大堂经理告知张志芬大额取款要预留手机号码校验认证或由存款人现场人脸拍照认证才能在该终端办理。张志芬遂于次日携老父前来，在预留手机号码认证时需要读取发给手机的验证码，但张某没带手机在身而放在家中。张志芬遂打电话给在家的母亲读取验证码，但黄惠芳不懂操作手机打开短信，两次通话仍给不了验证码。在此过程中，神情正常坐在一旁等候的张某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不治猝死。另，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所在的广东省分行向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所在的广东省分公司投保了固定资产统保保险，包括公众责任险。根据公众责任保险条款，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和保险范围内，因在其经营业务范围内的经营行为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条款规定负责赔偿。意外事故是指：不可预料的并且被保险人无法控制并造成物质损失或人身伤亡的突发性事件。一审法院认为，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让存款人张某设置手机验证码以方便其女儿代其在“存取易”自助终端机上大额取款，是终端机的操作规程要求，也符合张某账户资金安全管理的合理要求，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不因张某年岁已高而认定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存在过错。张某在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办理验证过程中猝死，属于小概率的意外事件，不是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结果。张某猝死不是任何一方过错行为产生的侵权结果，但却是在接受农行南海朝阳支行金融服务过程中发生的损害后果，根据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录像回放的情形判断，不能取得手机验证码是张某情绪波动的触发因素，而情绪波动则应属其猝死的诱因。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虽然不因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侵权责任，但对因其经营行为触发的猝死事件，依法仍应分担受损害一方的损失。一审法院考虑张某年过八旬仍见健朗，突发倒地出人意料，而所遇之事并非紧急无望或重大变故，所受刺激亦非遭受重大打击超出常人所能承受，猝死主要缘于身体内在健康因素，故虽后果严重无法挽回生命，农行南海朝阳支行需分担较小的损失金额，一审法院酌定分担其死亡的损失50000元。张某近亲属提出的超出该金额的赔偿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提出的侵权抗辩能够成立，但其对损害的发生所负之分担损失责任不能豁免。公众责任保险属于商业保险，不属强制保险，合同具有相对性，只约束保险合同当事人。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作为公众责任险的承保人，对受损害方不承担直接分担损失的责任。至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向受损害方分担损失后，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应否向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理赔，则由双方另行解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支付张某死亡赔偿金50000元；二、驳回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242.45元（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已预交），由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负担2717.45元，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负担525元。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负担的金额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则可向一审法院申请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退回该金额。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法庭调查时，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明确主张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应承担违约责任。本院认为，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主张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没有为张某提供便利、适当的金融服务，使得张某不能从存折顺利取款，张某亦因此猝死，故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应赔偿相应的损失。由此可见，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作为张某的近亲属，对于张某在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办理业务过程中死亡的事件，可以选择侵权法律关系或合同法律关系要求农行南海朝阳支行银行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就本案而言，经本院释明后，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已明确要求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承担违约责任，故本案应按合同法律关系进行审查，本案案由亦应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在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未选择请求权基础的情况下确定本案案由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并按照侵权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存在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由此可知，当事人一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是有违约行为；二是有损失后果；三是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是违约人有过错，或者虽无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赔偿。本案中，首先，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在“存取易”自助终端机设置人脸识别、手机验证码校验等交易要求属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合理的经营管理行为，同时也有利于保障客户的账户及交易安全，故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对此不存在过错。其次，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认为农行南海朝阳支行为张某提供不适合老人坐的凳子，导致张某直接摔倒在地，加重了张某的伤害，但从监控视频可见，张某倒地并非因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提供的凳子不稳、破损等因素造成的，故不能认定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对此存在过错。再次，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虽主张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拒绝客户取款，但从监控视频可知，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工作人员一直协助张志芬、张某办理相关业务，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也未举证证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无理拒绝履行付款义务，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存在违约行为。最后，张某是事发时在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等待张志芬电话联系获取手机验证码过程中突然倒地身亡的，而农行南海朝阳支行要求客户提供手机验证码对于张某突然倒地的发生显然不具有原因力，即农行南海朝阳支行的相关经营行为与张某死亡结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综合以上分析，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要求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对张某的死亡损失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明显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如上文所述，本案不应按照侵权法律关系进行审查，故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酌定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分担张某的死亡损失50000元，存在不当，应予纠正。因此，农行南海朝阳支行关于其无需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此外，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所在的广东省分公司虽承保了公众责任险，但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与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或张某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故天安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亦无需对张某的死亡损失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136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42.45元，由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784.89元，由黄惠芳、张志河、张志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绮云审 判 员  袁秋华代理审判员  莫志恒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潘梓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