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8民终3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冬，男，1982年1月2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富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运胜，黑龙江合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秋，男，196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富锦市。原审被告：刘坤林，男，198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富锦市。上诉人胡冬因与被上诉人宋秋、原审被告刘坤林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富锦市人民法院（2018）黑0882民初3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运胜、被上诉人宋秋、原审被告刘坤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冬的上诉请求：1、撤销黑龙江省富锦市人民法院（2018）黑0882民初305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宋秋对上诉人胡冬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法院裁决。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称自己2018年10月7日收购7车玉米，约284吨，案涉仅是3车玉米，其余4车玉米并没有出现“委托出卖”的现象，说明被上诉人自己具有出卖能力，并不需要委托他人代卖。客观事实足以否定被上诉人原审的主张。本案上诉人胡冬和被上诉人不认识，是不存在委托关系的。证人潘某的证言是矛盾的、与客观事实不符，他自己明明只出卖了2车玉米，是不能证明本案3车玉米的交易情况的。出卖5车玉米的于学友并未出庭说明真实情况，属于原审原告举证不能，导致原审法院作出了错误的认识。所以说涉案的3车玉米是被上诉人宋秋和被上诉人刘坤林之间的买卖关系，而不是委托关系。刘坤林占有该3车玉米后，偿还了上诉人的欠款150000元。正如被上诉人刘坤林原审庭审所述“原始借据有没有我忘了，这150000元我已经偿还完了”。确实是形成了买卖交易而偿还了150000元。上诉人得到该3车粮食后转卖给沈某，沈某又卖给了黑龙江省天兴生物科技集团升昌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兴公司），有204531.2元的价款为证。而上诉人粮食卖给沈某的价款为204030元。正是符合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的。从原审原告变更的诉求，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对该3车粮食的价款并不知情，是在富锦市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后才知晓。本案中刘坤林明知自己于2017年5月31日向上诉人借款150000元用于收粮，用从原审原告处赊欠的粮食转卖给上诉人的事实，是原审中宋秋、刘坤林所叙述的“选任指示受托人”存在过错的直接证据。2017年5月31日的借据，在2018年10月8日后，胡冬和刘坤林达成顶底口头约定后，胡冬告诉自己的妻子把原借条撕毁。现在胡冬妻子因当时忘记撕毁，从而找到了该借据原件，现一并提交二审法院审查借据的真实性。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尊重客观事实，依法改判。宋秋辩称，我相信富锦法院的判决，粮食确实是我收的，当天我在不同的地方收了10多车粮食，粮食不往一家粮库送很正常，委托上诉人出卖3车的粮食，已经给上诉人拿好处费了。刘坤林述称，粮食确实是宋秋的，我给胡冬打的电话，他说写沈某的名字每斤粮食能够多卖一分钱，然后我们把三车粮食送到了天兴公司，写了沈某的名字，粮库收完粮食把粮款打给沈某，沈某又把钱给胡冬了。三车粮食卖了二十多万元，我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宋秋向一审法院起讼请求：1．要求二被告返还原告售粮款20403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收购玉米，将其中3车玉米委托被告刘坤林出售，又在原告同意下，被告刘坤林转托胡冬，胡冬又转托沈某。2018年10月9日，上述3车玉米以沈某的名义出售给天兴公司，出售玉米款共计204531.2元。该粮款天兴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10日已向沈某支付，沈某将售粮款204030元转给了被告胡冬，原告宋秋及被告刘坤林向胡冬索要，并言明产权人系宋秋，被告胡冬拒不将卖粮款交付给原告。原告请求二被告返还204531.2元，后变更为返还204030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刘坤林与原告达成委托协议，为被告销售玉米，在原告同意下，又将委托事务转托被告胡冬，被告刘坤林只对选任及指示负责，原告未举出证据证明被告刘坤林对选任及指示存在过错，被告刘坤林又未得到售粮款，故原告请求被告刘坤林返还粮款不予支持。被告胡冬接受委托后以沈某名义将原告玉米销售给天兴公司，并从沈某处获取售粮款，在原告要求，被告刘坤林明示玉米产权人委托的情况下，被告胡冬无权抗辩拒付，应将玉米销售款返还原告。故原告要求被告胡冬返还原告204030元售粮款的请求予以支持。被告胡冬称刘坤林将玉米交给其抵账，没有证据证实，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胡冬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宋秋售粮款204030元；二、驳回原告宋秋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84元，由被告胡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胡冬围绕上诉请求提出以下证据。证据一、欠条原件1张（原件已返给胡冬，复印件存卷）。证明：刘坤林是收粮人，2017年5月31日向上诉人借款150000元用于收粮。宋秋质证认为，对关联性有异议，与其无关、与本案无关，其就要自己收购的粮款。刘坤林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不是他的粮食，不能抵他的账。证据二、证人沈某出庭作证证实，2018年10月份左右胡冬将三车粮食卖给他，一车500元好处费，三车1500元，他把粮卖给天兴公司，该公司把粮款给他，他再把钱全数转给胡冬，好处费是卖粮前付给他的。胡冬的粮每年都有送给他让他转卖，2018年就这三车。胡冬质证认为，证人证言证明了胡冬和沈某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沈某和天兴公司之间也是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委托合同。宋秋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他们都是委托的关系。大家都顶沈某的名字卖粮，因为每斤他能多卖一分钱。刘坤林质证认为，他找的胡冬，他与证人没关系，他不知道证人说的事情。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以上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二中，沈某收取的是好处费，由此说明胡冬与沈某是委托关系，不是买卖关系。宋秋、刘坤林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宋秋、刘坤林、胡冬、沈某之间构成委托关系、转委托关系事实成立，宋秋是委托人，刘坤林是受托人，胡冬与沈某均是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转委托的第三人应当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委托人。胡冬称其与刘坤林之间关于案涉三车玉米是买卖关系，卖粮款已抵顶刘坤林的欠款，并提交了刘坤林于2017年5月31日给其出具的欠条原件予以佐证。因胡冬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刘坤林形成买卖案涉三车玉米的合意，故对其关于案涉三车玉米与刘坤林是买卖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宋秋将出卖案涉三车玉米的事务委托给刘坤林处理，刘坤林在征得宋秋同意后，转委托胡冬并按照胡冬的指示，雇用三台车将案涉三车玉米运送至天兴公司，登记在沈某名下，在此过程中，并无证据证明案涉三车玉米的所有权已转移给胡冬折抵刘坤林的借款，且沈某收取的是好处费，上述行为符合委托和转委托的特征，胡冬与沈某均是本委托关系中的转委托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的规定，本案中，受托人刘坤林征得委托人宋秋同意后，将委托事务转委托给胡冬，转委托的第三人胡冬是否与委托人宋秋熟悉，并不影响转委托的效力，故对胡冬关于其与宋秋不相识，因而不具有委托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胡冬认为案涉三车玉米是宋秋卖给刘坤林的，宋秋和刘坤林之间是买卖关系，因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案涉三车玉米是宋秋所收购，各方均不持异议。胡冬因其与刘坤林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强行扣留宋秋所有的玉米款，于法无据。胡冬应及时向宋秋返还案涉玉米款204030元。综上，上诉人胡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68元，由上诉人胡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荆献龙审判员  梁劲松审判员  王首佳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孙思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