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甘0702民初1272号 原告:张掖市多成农业有限公司。地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法定代表人：王某，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系北京市开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系甘肃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广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辉南县 法定代表人：郭某1，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2，系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系吉林辉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掖市多成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成农业公司”）与被告吉林广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德农业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开庭前，被告广德农业公司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请求驳回原告诉请或者此案移交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后，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甘0702民初12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广德农业公司对管辖权异议提出的申请。被告对该裁定不服提起上诉，请求撤销甘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甘0702民初1272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移送至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审理，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8）甘07民辖终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8月28日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原告多成农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张某，被告广德农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2、田某均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8月29日，原告多成农业公司以“双方协商调解”为由向本院申请案件中止审理，本院于2018年9月1日作出（2018）甘0702民初12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审理。现中止事由已消除，本案恢复审理。2019年3月7日本案第二次开庭审理，原告多成农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张某，被告广德农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2、田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多成农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偿付原告种子款2328477元，承担违约金500000元，合计2828477元；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原、被告签订《玉米杂交种委托生产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为被告代繁玉米杂交种广德77共2597亩，交货价10.0-11.0元/公斤，该价格含亩产值、代繁费和铁路运费；亩产量在400公斤以上按10.0元/公斤结算，亩产量在350-400公斤按10.5元/公斤结算，亩产量在350公斤以下按11.0元/公斤结算；乙方生产的合格杂交种子甲方必须全部收购并及时支付种子款，甲方如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收购种子、并支付种子款，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未履行合同部分货款价值2倍的违约金。2016年原告共生产种子853539公斤，同年12月，原告将全部种子发给被告。经核算，种植亩产量328.66公斤，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付原告种子款9326427元（已扣除其亲本款62502元），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种子款6997950元，尚欠种子款2328477元。后原告多次和被告联系，要求其支付剩余种子款，被告以种种理由推诿拒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遂提起诉讼。 被告广德农业公司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诉状中的收获数量与实际不符，被告公司共收到852000公斤种子。2.被告不清楚原告的亩产值如何得出，亩产数量是多少，亩数是多少，只是原告自己的口述，原告的价款计算待原告举证后商议。3.原告培育出的广德77种子，在投入市场后农户反映种子的纯度不够，出现高低不正的情况，直接造成减产。该情况被告和原告反映多次，要求原告到现场查看，但就该损失及种子价格，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另外，该批种子被告销售到黑龙江市场后，因为种子纯度不够引起很多农民上访，被告公司董事长于2017年12月12日通过微信将原告培育出的种子纯度问题的相关材料转给了原告公司董事长。根据合同规定原告培育出的种子纯度必须大于或者等于97%，这也是国家的硬性规定，而根据生长情况及后期被告咨询鉴定，原告生产的种子纯度仅为92.1%，现被告申请对该种子进行纯度鉴定，待鉴定结果出来后，双方再行商定。4.原告目前还未将剩余种子发给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最后一批种子交接完后，15天结清余款，故本案给付钱款方面无论以何种方式计算被告都不存在违约行为。 原告多成农业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如下：1.原、被告于2015年10月31日签订的《玉米杂交种委托制种预约合同（2016年度）》一份，拟证明双方对预约生产的品种、面积、亲本种子、质量复检、种子价款的支付、种子交货时间、延期支付种子款的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合同约定的交货价格为9-11元，纯度大于等于97%，正常育种时间为2015年秋季。2.被告广德农业公司生产负责人薛永海于2016年4月31日书写的《协议》一份，拟证明因基地生产价格的调整，合同生产价上调1.00元/公斤，具体合同由郭总在4月末5月初重新议定并签署补充合同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薛永海只是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权利以个人的名义签订协议，并要求总经理重新签订合同，具体真伪需要回去核实。3.原、被告于2016年7月17日签订的《玉米杂交种委托生产合同》一份，拟证明双方将委托制种生产面积确定为2597亩，将交货价格上调1.00元/公斤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签订合同时种子已种植完毕，在种植完毕的情况下要求价格提高，是一种胁迫行为，所以该证据没有合法性。但该份证据可以证明结算方式为最后一批种子结交完毕后15天结清余款，另外，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约定，甲方收到种子后，即可对该种子的各种指标进行检查，这是一种霸王条款，因为种子有生产期限，有很多指标必须在种植之后才能确定，关于此项有很多的判例可以确定这是霸王条款是不能采纳的。4.《2016年甘州区沙井镇五个墩村种子款结算协议》一份，拟证明涉案种子（代号DC1609）实际生产亩数为2597亩，收购农户果穗1601940公斤，产籽粒853539公斤，单价2700元/亩，应付农户种子款7011900元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份结算单是原告与村代表形成的，与本案没有关系，且协议上的种植面积和本案的种植面积不符。5.2018年3月8日被告给原告出具的《关于2016年多成农业生产种子结算意见》一份，拟证明被告认可生产数量853539公斤，实收种子852700公斤，付款7060452元的事实。但原告不认可被告提出的每市斤降价一元及被告提出的市场上出现的纯度问题及退货的建议的事实。同时，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按每公斤11元支付种子款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结算意见上的数额是双方调解时原告提出的。若按原告所述，被告应付种子款必须扣除原告没有发给被告的种子价款。现被告实际收到的种子数量为852000公斤，被告给原告支付了700万元，其中不包括亲本款。同时，该份证据证明了原告的种子出现了纯度问题，双方对该问题进行了协商。6.证明2份、收条2份，拟证明亲本种子从被告处送到原告处，原告支付了运输费用的事实。被告质证称，收条是复印件，部分内容无法看清，要求原告出示原件。7.种子样品检测报告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生产的种子在给被告发货前进行了种子鉴定的事实。被告质证称，该份证据是复印件，要求原告出示检测部门的资质。合同约定每批种子检测一次，这只是一次检测报告。 被告广德农业公司针对其抗辩理由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货运单14张，拟证明被告收到种子852000公斤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均无异议，但原告对斤数不予认可，原告按照铁路标包计算认可852700公斤。2.公司的往来明细及付款证明，拟证明被告给原告付款700万元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原告确实收到被告700万元的现金及6万多元的亲本种子，但原告垫付了亲本种子的运费，按照常识该运费应由被告负担，故原告扣了2050元的运费。3.2015年10月31日双方签订的预约合同，拟证明在正常的种子繁育期间内双方签订合同，合同约定价格为亩产350公斤以下按照10元结算，种子纯度大于等于97%，最后一批种子交接完后15天结清余款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被告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2015年10月31日签订预约合同时，2016年甘肃基地的种子生产成本政府还没有出台，故合同约定价格9-10元，后来双方协商后，将价格定为11元。4.薛永海出具的关于2016年在多成农业生产的广德77的情况，拟证明原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没有监督好农户，直接造成种子质量不合格的事实。原告质证称，薛永海的陈述属于证人证言，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另外，因薛永海是生产负责人签订了合同，但负责广德77相关事宜的只有技术人王祖平在场，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王祖平都未提出原告的种子有问题。5.被告法定代表人郭某1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王某的微信联系记录、电话详单，拟证明2017年10月12日黑龙江种子出现种子质量事故后，被告多次和原告进行沟通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系均有异议，原告了解到被告手中还有其他单位生产的广德77，原告不知道被告销售的广德77来自哪里。另外，根据种子法的规定，生产经营者对其销售种子的真实性和质量负责。通话记录仅能说明双方之间通过话，不能反映原告的种子有问题。据原告了解，原告公司与被告沟通的是种子价款问题，但是被告一直推脱。且2016年被告收到种子后，也未向原告反映过种子质量有问题。6.河南省伊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德77玉米种子纯度鉴定一份，拟证明涉案种子的纯度为92.1%，不符合国家关于种子的规定及双方合同的约定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生产的种子是特定的，被告应该用双方认可封存的种子去鉴定。7.2018年3月8日原、被告关于种子的结算意见一份，拟证明双方就纯度问题协商过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中反映的数据原告予以认可，但是对被告单方提出的意见原告一直不予认可。8.照片一张，拟证明广德77种子在黑龙江地区出现高矮不一情况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9.被告从信访局复印的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农户上访后，在黑龙江各级政府的组织下委托鉴定机构作了报告，该种子的纯度为91.2%，质量不合格的事实。原告质证称，该份证据是复印件，且该份证据内容不完整，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无法证明伊斯特送检的样品是原告公司生产的，因为还有其他公司生产广德77，且伊斯特是否有合格的检测资质原告也未知。10.全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一份（6207000220160142），拟证明原告给被告培育的实际面积为2200亩，原告属于违约，原告承诺给被告的亩数是2597亩，由此可见原告主张的亩产数、总产量及价格都是错误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是对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检疫活动是在7月进行的，产量是由当事人预估申报的，亩数根据法律规定以每亩收钱，因此原告在报亩数时没有按照实际申报。原告种植的亩数是2579亩，实际产量是853539公斤，由双方确认、认可，有村上的合同和结算依据佐证。检疫证明的内容仅仅是不具有国家建议性病害，检疫机构对当事人申报的亩数和产量并不背书，该证据中的2200亩，不能否认双方当事人认可的2579亩和853539公斤。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原、被告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0月31日，原告多成农业公司作为乙方、被告广德农业公司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了《玉米杂交种委托制种预约合同（2016）年度》，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进行玉米杂交种的制种生产，委托制种生产品种为广德77，委托制种生产总面积为5000亩左右，正常气候下甲方确保亩产不低于300公斤；交货价为9.0-10.0元/公斤（该价格含亩产值、代繁费和铁路运输。亩产量在400公斤以上按9.0元/公斤结算，亩产量在350-400公斤按9.5元/公斤结算，亩产量在350公斤以下按10.0公斤结算），具体面积以最终双方核实的制种面积为准；乙方受托制种生产交付的种子需达到以下质量标准：净度≥99.0%，发芽率≥95.0%，纯度≥97.0%，水分≤12.4%；甲方向乙方提供委托制种所需亲本种子，价格12元/公斤，实际使用的亲本种子数量作为甲方前期投入，于结算时从支付给乙方的制种款中扣除；杂交种发运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每批种子的检验报告。甲方收到种子后，对该批种子的电游纯度、发芽率、净度、水分等主表进行复检。对该四项指标在收到种子后两个发芽周期（15天）内检验完毕，并将检验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否则视为合格；甲、乙双方现场封验，双方各保存一份，以备复检；甲方必须于2016年3月1日之前向乙方提供委托制种生产费用400元/亩（不包含亲本款）；甲方在杂交种收购时，向乙方提供600元/亩的种子收购款（2016年9月30日前）。乙方每交付500吨种子结算货款一次，待最后一批种子交接完后15日结清余款。甲方预付的亲本及前期投入抵顶最后一批种子款；乙方应于2016年10月至2016年12月15日发货完毕；甲方生产的合格杂交种甲方必须全部收购并及时支付种子款。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收购种子、支付种子款，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未履行合同全部货款价值2倍的违约金，乙方受托生产的种子必须全部交付甲方，乙方如未按本合同约定交付全部种子，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未履行合同部分货物价值2倍的违约金；合同还对亲本种子的提供和保密、生产管理、检验与检疫、包装物、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给原告提供了价值62502元的亲本种子，原告组织农户进行培育生产。2016年4月31日，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薛永海出具了内容为“由于2016年制种生产合同签订的时间较早，2016年基地生产价格普遍调整到2700.00元/亩，所以生产合同价也随之上调1.00元/公斤。具体合同由郭总与王总在4月末5月初重新议定并签署补充合同”协议一份。2016年7月17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了《玉米杂交种委托生产合同（2016年度-005）》，合同约定委托制种生产品种为广德77，委托制种生产总面积为2597亩左右；交货价为10.0-11.0元/公斤（该价格包含亩产值、代繁费和铁路运费。亩产量在400公斤以上按10.0元/公斤结算，亩产量在350-400公斤按10.5元/公斤结算，亩产量在350公斤以下按11.0元/公斤结算）；合同对亲本种子的提供和保密、生产管理、检验与检疫、付款方式及结算期限、交货时间、地点、包装物、违约责任等事项的约定与预约合同中约定的一致。原告组织农户生产完毕后，于2016年11月20日至2016年12月19日陆续给被告交付种子共计852000公斤。2018年3月8日，被告广德农业公司出具《关于2016年多成农业生产种子结算意见》一份，载明：“2016年我公司在多成农业预约生产广德77种子，产出种子853539公斤，我公司实际收到种子852700公斤。我公司已付多成农业6997950元，亲本款62502元，合计7060452元。一、建议剩余款项由于各种因素每市斤降价一元左右，并承担发货运费，双方各自平衡账目。二、由于贵公司生产的种子在市场上出现了纯度问题，给我公司造成很大损失，我方保留退货的意见。”当日，原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在结算意见上备注了“原件已经田总、张某带走，但带走并不意味着多成农业公司同意该结算意见”。被告于2016年4月12日、5月23日、11月10日、12月2日分别给原告付款50万元、5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以上合计700万元。 另查明，2016年12月1日，原告多成农业公司作为甲方、甘州区沙井镇五个墩村民委员会作为乙方，双方形成了《2016年甘州区沙井镇五个墩村种子款结算协议》一份、《2016年五个墩村制种款结算单》一份，协议内容为2016年甲方与乙方签订制种合同，落实制种面积3128.7亩，甲方于2016年10月6日收购完毕，其中DC1609制种收购数量为2597亩（果穗数量1601940kg、籽粒数量853539kg），单价为2700元/亩，金额7011900元；DC1610制种收购数量为531.7亩（果穗数量372450kg、籽粒数量194228kg），单价2700元/亩，金额1435590元；以上合计8447490元。2016年度甲方借给乙方前期投入资金及农资截止2016年12月1日共计2114930元，其中亲本种子112864元，农药102066元，现金1900000元。甲方应付乙方种子生产服务费3128.7亩*30元/亩=93861元。扣除前期投入，甲方实际应付给乙方种子款、种子生产服务费共计6426421元。 再查明，2018年6月25日，原告多成农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玉米新品种广德77的植物新品种权以及广德77母本G248的植物新品种申请权予以财产保全，总价值人民币50万元，并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中心支公司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函作为担保。本院于2018年7月6日作出（2018）甘0702民初12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冻结、查封被申请人吉林广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玉米新品种广德77的植物新品种权以及广德77母本G248的植物新品种申请权，期限为一年；二、在冻结、查封期间，被申请人吉林广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得申请放弃或撤销广德77的品种权、不得转让广德77植物新品种权、不得变更广德77的品种权人，不得变更广德77的品种名称；三、在冻结、查封期间，被申请人吉林广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得申请放弃或撤销G248的植物新品种申请权、不得转让该品种、不得变更该品种的申请人和品种暂定名称。 本院认为，原、被告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玉米杂交种委托制种预约合同、玉米杂交种委托生产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合同签订后，被告依约交付亲本种子，原告组织农户进行培育生产并交付了制种，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种植回收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庭审中，原、被告对具体使用哪份合同确定制种单价，双方争议较大。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5年10月31日签订的玉米杂交种委托制种预约合同中约定交货价为9.0-10.0元/公斤，亩产量在400公斤以上按9.0元/公斤结算，亩产量在350-400元/公斤按9.5元结算，亩产量在350公斤以下按10.0元/公斤结算。2016年7月17日，双方又签订了玉米杂交种委托生产合同，约定交货价为10.0-11.0元/公斤，亩产量在400公斤以上按10.0元/公斤结算，亩产量在350-400公斤按10.5元/公斤结算，亩产量在350公斤以下按11.0元/公斤结算。庭审中，被告就其公司的薛永海于2016年4月31日出具的协议效力产生异议，被告称，薛永海仅是公司的工作人员，无权以个人名义出具该协议。本院认为，从形式上看，薛永海在预约合同中作为甲方被告广德农业公司代理人在落款处签字，据此，可以认定薛永海系该项目的负责人，其出具协议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受。从内容上看，薛永海出具协议后，原、被告确实重新签订了委托生产合同，可以推定薛永海出具的协议内容属实，双方均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结合薛永海出具的协议，本案原、被告于2016年7月7日签订的合同应视为对2015年10月31日签订合同的变更，故本院依法认定双方约定的制种交货价为10.0-11.0元/公斤，其中亩产量在400公斤以上按10.0元/公斤结算，亩产量在350-400公斤按10.5元/公斤结算，亩产量在350公斤以下按11.0元/公斤结算。关于原告交付制种的亩数，首先，原告与甘州区沙井镇五个墩村达成的结算协议确定DC1609制种数量为2597亩，单价2700元/亩，籽粒数量为853539kg，现该协议已履行完毕。其次，原、被告签订的玉米杂交种委托生产合同中约定的委托制种生产总面积为2597亩左右。再者，被告出具的结算意见中确定原告产出种子853539公斤，该数量与原告与五个墩村达成的结算协议中的数量完全一致。综上，结合被告公司实际收到种子852700公斤的事实可以印证五个墩村培育生产的DC1609种子即为涉案种子，且制种面积为2597亩。关于实际交付种子的数量，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提交的运货清单上的种子数量852000元，并陈述其中的700公斤种子系发货过程中产生的差额，原告还称另有839斤种子未交付被告，但取得了被告的谅解，对此被告不予认可，原告又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双方均认可的实际运货清单，本院依法认定被告实际收到的制种籽粒数量为852000公斤，制种面积为2597亩。综上，根据合同约定，亩产量在350公斤以下按11.0元/公斤结算，经计算，涉案制种亩产量为328.66公斤/亩（853539公斤/2597亩），故被告应付制种款9372000元（852000公斤*11元/公斤）。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已支付亲本种子款62502元，支付制种款700万元，扣减已付的制种款、亲本种子款及运费2050元后，被告应支付剩余的制种款。对此，被告认可支付亲本款62502元及制种款700万元的事实，但认为因双方并未约定有被告承担亲本种子的运费，故对此不予承担。本院认为，就亲本种子款62502元及已付制种款700万元因双方均予以认可，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就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亲本种子运费的诉讼请求，因合同中并未约定，原告亦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庭审中原告亦不再主张，故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法认定被告应支付原告制种款2309498元（9372000元-7000000元-62502元）。 就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的诉讼请求，被告在庭审中辩称，合同中约定最后一批种子交接完后15天结清余款，因原告未将种子交付完毕，故被告未支付制种款，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不承担违约金。本院认为，原告实际生产种子853539公斤，现已向被告交付种子852000公斤，对此，被告以出具结算意见的形式予以认可，原告现已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从原、被告多次运输方式来看，多采用铁路运输托运，因铁路运输的特殊性，剩余未交付的种子如果继续从原告处运输至被告处，其运费远高于种子本身价值，根据《中华人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的规定，原告未交付的种子因履行费用过高，现已没有履行的必要。综上，被告未支付已交付种子的全部制种款，已构成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该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结合本案，庭审中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因被告未按时支付种子款所承受的损失，故原告的损失实际为利息损失，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承担的违约金应按年利率6%上浮30%后即年利率7.8%，自被告最后一次支付制种款次日即2016年12月3日起计算至原告起诉之日即2018年1月31日止的违约金209260元（2309498元*7.8%/365天*424天），依法予以支持。 就被告要求对种子纯度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当庭予以驳回，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杂交种发运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每批种子的检验报告。甲方收到种子后，对该批种子的电泳纯度、发芽率、净度、水分等项指标进行复检。对该四项指标在收到种子后两个发芽周期（15天）内检验完毕，并将检验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否则视为合格”，本案被告于2016年11月20日已收到第一批种子，于2016年12月19日收到最后一批种子，在此之后的15天内被告并未向原告反映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庭审中被告提交了2017年10月12日其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与通话记录，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反映过种子质量存在问题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与通话记录并不能证明被告与原告反映的事实为种子存在质量问题的事实。其次，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甲、乙双方现场封样，双方各保存一份，以备复检”，庭审中，原、被告均无法向法庭提交封样的种子，原告称其封存的样本已丢失，下剩部分已混入其他商品玉米予以出售，被告提出对其仓库内剩余的60万公斤种子取样后进行纯度鉴定，而原告认为被告仓库内不仅有原告生产的广德77还有其他公司生产的该种子，故不应对被告仓库内的种子取样鉴定。本院认为，一方面，双方当事人对种子均未留存封样，另一方面，存在在被告仓库中的广德77种子不具有唯一性，原告对其种子是否为原告所生产的产生怀疑。综上，被告既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就种子质量问题提出异议，亦未采取有效的措施封存种子样本以备复检，被告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被告的鉴定申请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吉林广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偿付原告张掖市多成农业有限公司制种款2309498元，承担违约金209260元，合计2518758元，于判决生效后二月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张掖市多成农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428元，由原告张掖市多成农业有限公司负担3222元，被告吉林广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6206元，被告负担的直接给付原告，本院收取原告的受理费不再退还。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任鹏飞 审 判 员  李 娟 人民陪审员  黄钰财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法官 助理  万 英 书 记 员  马皓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