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4民终2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峰，男，1984年7月23日生，汉族，住通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一奡，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通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通海县杨广镇马家湾。法定代表人：师廷明，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登雄，云南铭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刘云峰因与被上诉人云南省通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化工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2018）云0423民初2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云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由化工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加班事实确凿，被上诉人在庭审时多次认可了上诉人的加班事实，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上诉人提交了工资表和考勤表，此项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的加班事实及被上诉人未足额支付上诉人加班工资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七条约定“所有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领取补助金的职工，以后与公司再无任何关系，不再以任何理由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力和利益”，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条款。此条款中约定的是权力而非权利；权力是由法律所赋予，包括有公权力和私权力，具有强制性，不得放弃和转让。《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的“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是涵盖了所有的权力，甚至是包括了实体上和程序上的权力，该条款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三、《人民调解协议书》虽说是由职工代表签订，但其面对的是全厂两百多名职工，且涉及的是这两百多名职工的切身利益，应当慎重再慎重。对这两百多名职工来说，该协议具有重复使用性，符合合同法对于格式条款的规定，对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应为无效。四、《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是危化品行业政策性停产应支付职工的补助金，而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是未足额支付的加班工资和未休年休假工资，属于劳动报酬，而非补助金性质。化工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云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撤销通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裁决书；二、判决化工公司向其支付2008年至2018年加班费共175081.8元；三、判决化工公司向其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3774.8元，以上第二、三项合计188856.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8月，刘云峰进入化工公司（原系云南省通海县氮肥厂）上班，一直在生产岗位，系仪表工。刘云峰在化工公司工作期间，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2018年4月10日，化工公司因未能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而停产，此后多次与200余名在职职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未果。2018年5月24日，经通海县秀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化工公司作为甲方与在职职工代表（代表218名职工）作为乙方共同签订秀人调〔2018〕第0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了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化工公司按照职工在职情况给予经济补偿金、补发效益工资、职工补助金等费用；并由化工公司为刘云峰提供离职前的职业病体检，费用由化工公司承担等内容，其中第五条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危化品政策性停产解除劳动合同职工补助金，该补助金按照2003年10月至2018年4月每位职工的实际厂龄每人每年厂龄5300元整计发（此项所列的危化品政策性停产解除劳动合同职工补助金是扣除上述一、二、三、四项的补助以外的其他费用的全部补助。）”第七条约定：“所有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领取补助金的职工，以后与公司再无任何关系，不再以任何理由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力和利益”。刘云峰授权的职工代表，化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参与调解的人员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了化工公司、通海县秀山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2018年5月28日刘云峰与化工公司的劳动合同解除，“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中确定刘云峰在化工公司工作年限为9年9个月。化工公司已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支付给刘云峰经济补偿金、效益工资、补助金、离岗前体检费合计126602元。2018年7月13日，刘云峰向通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一、由化工公司支付其2008年至2018年加班费175081.8元；二、由化工公司支付其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3774.8元。2018年9月27日，通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通劳人仲案字（2018）第117号仲裁裁决，裁决：“对申请人申请仲裁院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08年至2018年加班费175081.8元、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3774.8元的仲裁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收到仲裁裁决后，刘云峰不服该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十四条规定：“经调解达成协议，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经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后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本案中，在通海县秀山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双方针对解除劳动关系及相应的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刘云峰委托的职工代表、化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和盖章，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有调解员的签字，加盖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协议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按协议内容全面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现化工公司已按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支付刘云峰各项赔偿费用。根据该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清，现刘云峰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条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对刘云峰认为该条款系无效条款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对刘云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刘云峰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对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十四条规定：“经调解达成协议，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经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后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本案中，化工公司因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而停产，此后在经过与包括刘云峰在内的200余名在职职工多次协商后，双方于2018年5月24日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在该协议中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后的经济补偿金、补发效益工资、职工补助金等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双方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在通海县秀山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所达成，协议双方对各自民事权利、义务所作出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未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也不损害社会公序良俗，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刘云峰主张协议部分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经审查，双方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中已约定每年厂龄5300元的“补助金”，是除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补发效益工资、离岗前职业病体检费外，对劳动者其他费用的全部补助；另，双方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七条中还约定“所有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领取补助金的职工，以后与公司再无任何关系，不再以任何理由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力和利益”。根据双方的上述两条约定，双方虽未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一一列明劳动者应该享受的加班费、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等权益，但已明确约定以每年厂龄5300元“补助金”的方式，对除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补发效益工资、离岗前职业病体检费外的所有其他费用进行了补助，“补助金”已包含了劳动者可能存在的加班费、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等权益。现刘云峰已经领取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全部款项，其在本案中再向化工公司主张加班费、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云峰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云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建国审判员  荆 燕审判员  吴析咛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潇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