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53民初92号原告：重庆市荣昌区新兴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杜家坝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5967290296。法定代表人：蒋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柏蜀平，重庆市荣昌区昌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朱承建，男，197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被告：王友珍，女，195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被告：李廷华，男，195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被告：朱杰，女，199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以上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芳、马智，重庆市荣昌区广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重庆市荣昌区新兴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朱承建、王友珍、李廷华、朱杰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市荣昌区新兴建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柏蜀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朱承建、王友珍、李廷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朱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荣昌区新兴建材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朱承建、王友珍、李廷华、朱杰系李大群的亲属，2017年7月22日，李大群在原告公司上班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此时事件发生后，因家属情绪激动，要求相关部门就赔偿事宜立即兑现。在当地政府、派出所协调下，为了维护乙方稳定，在当地政府的督促下原告会同死者家属一起到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此事，其工作人员答复李大群死亡事件属工亡，应按工亡标准进行赔偿，并当场计算出李大群工亡所有赔偿金额为90余万元。为了安抚死者家属，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对原告多次做工作，要求原告现行垫付此款，让死者入土为安，然后再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工伤。在此情况下，原告与被告方签订了《协议书》，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答复此事属于工亡，故双方对赔偿事宜按照工商标准计算签订了《协议书》。之后，原告依法向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此事申报工亡，但该局作出的荣人社伤险不认字[2017]1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李大群死亡事件不属于工伤死亡。原告针对此《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又向荣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荣人社伤险不认字[2017]1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但荣昌区人民法院2018年7月作出的（2018）渝0153行初18号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此判决已经生效。综上，原、被告间2017年针对李大群死亡签订《协议书》，其赔偿标准是按照工亡标准计算，是误认为李大群的死亡为工亡的重大误解下签订的该《协议书》，因此，根据《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的法律规定，该《协议书》属于可撤销合同。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起合法权益，依法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裁判。朱承建、王友珍、李廷华、朱杰辩称：1、四被告从来没有认为李大群的死亡属于工亡，没有以申请人的身份向荣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李大群的工伤认定，没有不服认定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7月26日向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李大群工亡的是原告，得到否定结论后不服新兴建材公司又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还四处奔波发函求助。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被迫复函（荣人社函[2017]379号）告知其耐心等待人民法院的判决。原告的这一系列行为，是为了在李大群死亡这事件上独自获利，因为原告在2017年7月27日与四被告达成的赔偿金额是35万元（当场履行15万元后，出具的欠条是20万元，载明的是李大群死亡赔偿金而不是工亡赔偿金）。如果四被告也认为李大群是工亡，原告要垫付的话，那么原告出具给四被告的欠条就是90多万元而不是20万元。由此可见，原告与四被告之间是按35万元的赔偿协议履行的，其履行的原因也是李大群非因公死亡赔偿款（不是工亡）。原告的仲裁和诉讼行为是为了独自获利，对此说法我们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四被告一直以来都认为，尽管李大群病发是在工作岗位上，但是不符合视同工伤的法律规定。2、原告用以起诉的《协议书》和后来与四被告达成的具有赔偿协议性质的35万元的赔偿，是两份独立的、互不包含的协议。前者无论李大群是否工亡均不具备原告与四被告履行的可行性。因为四被告与原告达成的后来实际履行的赔偿数额是35万元，而且这个数额在有关部门和辖区派出所的监督下已经几次履行，现在还欠尾款10万元，四被告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行使撤销权的对象也应该是针对35万元的协议，为不是这份原告准备用以谋取私利，双方都没有履行意思的《协议书》，原告为了在行政诉讼中得到四被告的配合。于2018年3月5日向四被告的承诺：“如果工伤判下来赔偿费增加叁万元”，反向思维就是：没有争取到工伤，四被告所能得到的就是原告负责支付的35万元赔偿款；如果能够争取到工伤多余的部分应当归属于原告。所以《协议书》与35万元的赔偿凭证是两份独立的协议，互不相干和包含，双方真正履行的是35万元的约定，赔偿义务人就是原告。3、原告作为撤销对象的证据为《协议书》的效力。要对合同或是协议行使撤销权，要撤销的应该是一个合法有效的协议或合同，但是原告所指的这份《协议书》是否具备效力请法庭查明。行使撤销权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本案不具备这两条法律的规定情形。当时原告就是为奔着李大群死亡这一事实，动机是要争取工伤赔偿后获利，不存在重大误解。请法庭核实《协议书》是否有效。4、撤销权的行使时间。《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该《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17年7月27日，如果该《协议书》属于可撤销，那么原告应当在2018年7月26日前行使撤销权，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所述，李大群的死亡属于非因公死亡，原告考虑到了李大群在单位上班7年多以及病发的地点也是在工作岗位上的因素，达成了赔偿35万元的共识。至于原告起诉撤销的协议与35万元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原告想要撤销的协议是原告单方的行为，如有四被告的签字也是叁万元的金额诱惑而签字，是为了诉讼需要，原告诉讼为了获得社保赔偿，不是四被告的意思。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朱承建系李大群的丈夫，王友珍系李大群的母亲、李廷华系李大群的父亲、朱杰李大群的子女。李大群系原告重庆市荣昌区新兴建材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担任生坯工岗位工作。2017年7月22日凌晨4时许，李大群在生产车间上班，将半成品砖坯转运至窑车时，在工作岗位上突发晕倒，随即被工友黄洪平、罗国宽、郭方秀等发现并进行施救，同时通知了该厂生产负责人敖行龙和李大群丈夫朱成建到场，随即李大群被送往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总医院，于5时27分到达该院入院，入院诊断为：1、左侧外囊区脑出血；2、原发性高血压3级很高危组；3、慢性支气管炎。体格检查中记载“右侧枕顶部头皮稍肿胀，局部未见出血......”当日上午进行左侧外囊区脑出血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手术，2017年7月26日15时12分经治疗无效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脑疝形成；死亡诊断：1、左侧外囊区脑出血；2、脑疝形成；3、原发性高血压3级很高危组；4、电解质紊乱（高钠、高氯）；5、慢性支气管炎。2017年8月9日，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总医院出具的医学证明，诊断处理意见“补充诊断：右侧枕顶部头皮血肿”。2017年7月26日，原告向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李大群的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8月17日，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荣人社伤险不认字〔2017〕13号），认为李大群于2017年7月22日突发疾病后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决定不予认定或视同为工伤，并向原告和李大群的家属送达了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7年7月27日，原告误以为李大群在工作岗位上晕倒并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这一事实属于工伤，待原告预先向李大群家属的垫付相应的工伤赔偿款项后，也能得到相关社会保险机构的赔付。遂原告作为乙方于被告朱承建、王友珍、李廷华、朱杰作为甲方就李大群在捡坯工作时，突然昏倒在码坯架上，及时送医院抢救，经救治无效后死亡一事协商一致，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1）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的工亡赔偿金、安葬费及李大群父母的补偿金等一切费用90万元整；（2）乙方于2017年7月27日一次性以现金方式付清90万元；（3）朱承建协助办理乙方的工亡保险事宜，提供手续等；（4）医院的救治费用由乙方负责。同日，原告向四被告支付了150000元，且原告向四被告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载明：“今欠到朱承建妻子李大群的死亡赔偿金共计贰拾万元正，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如工亡保险办完，则于2017年8月30日前付清。”2018年1月16日，原告不服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荣人社伤险不认字〔2017〕13号），向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8年7月16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53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于2018年8月1日生效。2018年3月6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蒋斌向四被告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载明：“今欠到朱承建的妻子李大群的死亡赔偿款壹拾伍万元正，于2018年6月底付清。”同日，原告向四被告支付了20000元。2018年3月9日，原告向四被告支付了30000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协议书》、《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荣人社伤险不认字〔2017〕13号）、（2018）渝0153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欠条、领条、收条予以证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本案中，原告与四被告签订《协议书》时，原告误以为李大群的死亡属于工伤，待自己向四被告垫付工伤赔偿款项后能得到相关社保机构的赔付，属于因重大误解而与四被告签订。故该《协议书》属可撤销合同。对原告请求撤销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四被告的第一点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是否基于重大误解而签订《协议书》，2、该《协议书》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四被告的该点答辩意见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故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四被告的第二点答辩意见，即：原告用以起诉的《协议书》和后来与四被告达成的具有赔偿协议性质的35万元的赔偿，是两份独立的、互不包含的协议。但四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四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四被告的该答辩意见，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四被告的的第三点答辩意见，即：原告作为撤销对象的证据为《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协议书》系原告与四被告自愿达成的，被告也未举证证明该《协议书》有合同无效的情形，故该《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故对四被告的该答辩意见，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四被告的第四点答辩意见，即：撤销权的行使时间问题。本案中：2017年7月26日，原告向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李大群的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8月17日，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荣人社伤险不认字〔2017〕13号），2018年1月16日，原告不服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向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8年7月16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53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于2018年8月1日生效。故原告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应从2018年8月1日起算，对四被告的该答辩意见，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原告重庆市荣昌区新兴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朱承建、王友珍、李廷华、朱杰于2017年7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案件受理费40元，由被告朱承建、王友珍、李廷华、朱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员 唐秀琴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胡 巧书 记 员 刘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