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111民初6924号原告：候祖英，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金声，代理权限：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道正，代理权限：特别代理。被告：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工务段，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源南路**（二戈寨社区）。负责人：刘逢春，该工务段段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利勇，代理权限：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远零，代理权限：特别代理。原告候祖英与被告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工务段（以下简称“贵阳工务段”）物权确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候祖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金声、曹道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利勇、廖远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候祖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被告占有的由原告种植位于湖潮火车站铁路旁的香樟树19棵、梧桐树7棵的所有权属原告所有；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湖潮火车站原属安顺工务段管辖，原告的丈夫曹道正于1985年由玉屏工区调到湖潮火车站工作。原告跟随丈夫到湖潮后无工作。经过林务段的领导杨某同意，原告在湖潮沙坡与羊艾农场土地处种树种包谷。当时的领导为美化环境，经领导杨某动员后，原告便在原种的包谷地里面栽种香樟树19棵、梧桐树7棵。该树栽种后一直由原告出资出力维护，现已长成森林（平均直径50公分）。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国家对新建贵阳枢纽小碧、清镇东至白云联线贵安区段进行征用涉原告栽种位于上述土地种植树木时，被告以土地权属为由强行将原告树木划为己有。根据《黔贵安花安办法（2018）55号》文件关于新建贵阳枢纽贵安新区项目涉及中国铁路成都局国有土地上的附着物补偿的规定，原告多年栽种的香樟树19棵、梧桐树7棵应属原告所有，被告趁土地征收之机将原告多年栽种及维护的树木强行占有，实为侵犯原告的权利。为此诉到法院，请求确认涉案树木的权属归属于原告。被告贵阳工务段辩称，一、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首先，当时没有林务段，只有工务段，而且湖潮火车站不属于安顺工务段管辖。其次，杨某也不是林务段的领导，那时候连林务段都没有。最后，现在国家要在铁路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上修建铁路与原告无关。二、原告称本案争议的26棵香樟树、梧桐树归其所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的丈夫曹道正是安顺工务段湖潮林务工区工长。其次，曹道正在1995年退休时和后任工长办理了交接手续。在办理交接的时候，除工作外，还专门对办案涉案26棵树木进行了交接，当时曹道正对新任工长说涉案的是工务段的树木。再次，林务工区的职责之一就是植树造林，而植树造林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林务工区职工自己植树造林，二种是每年3月份工务段组织大家植树造林，三种是当时工区还聘请了民工植树造林。三、原告所称涉案树木价值35万元，是原告自己估算的，我们不认可，而且树木现在是否征收与原告无关。四、林务工区所种的树和林场管理的树苗是作为铁路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综上，我们认为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设立的主管贵阳范围内铁路设备安装、维修服务等事宜的分公司。原告候祖英系被告的临时工，原告的丈夫曹道正原是被告的工长，原、被告双方关于原告在被告处担任临时工的时间存在争议。2018年，因贵安新区沪昆线湖潮站货场扩能改造工程项目建设需要，需要对部分房屋和地上附着物进行征收。贵安新区土地房屋征收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黔贵安征安办发（2018）55号和63号文件，该两份文件明确：对2013年4月1日前铁路值守人员、退休职工、职工家属、农户等开垦该项目占用国有土地耕种的土地，只对栽种的农作物、林（苗）木等地上附着物及附属设施进行补偿。现原告主张被告用地范围内的部分树木系其个人栽种，应归其个人所有，被告认为争议树木归单位所有，双方产生争议，原告遂诉至本院，诉请如前。审理中，原告提供证人周某、王某、莫某、黎某、魏某、杨某的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杨某、莫某、王某、黎某、周某出庭作证。证人杨某称：2018年8月24日的证人证言是我本人签字；我当时管基础设施建设，原告当时在工务段做临时工，是原告本人在工作之外拿的公家的树苗义务去栽种的树木；原告做临时工的主要职责就是种树，涉案的树木当时没有说是属于个人的，还是公家的；原告的老公曹道正当时是工长，负责沿线巡逻，也负责管理树苗。证人莫某称：2018年8月9日的证人证言是我本人写的；我放牛的时候曾看到原告带着孩子在电气化水泥板旁栽树，具体时间记不清楚。证人王某称：2018年8月6日的证人证言是我写的；1985年我在电气化旁放牛看到原告栽种树木，和我一起放牛的还有莫某。证人黎某称：2018年8月5日的证人证言是我签字的，内容是真实的；我在种油菜的时候看到原告种树，原告每年都去浇水、施肥；树苗是原告从羊艾农村要来的。证人周某称：2018年8月10日的证人证言是我写的；原告犁地时我帮过忙，原告给过我50元工资，原告背树苗到高峰车站，我们还一起吃饭；我帮原告犁地后，原告栽种了香樟树和包谷。被告陈述证人杨某说原告在林务工区是临时工、树苗是从工务段苗圃拿的，应该是真实的，因为杨某是原告请的证人，他对情况很了解；其余四位证人的证言是自相矛盾的，逻辑痕迹明显，疑点很多，不应采信。庭后，被告提交证人黎某的视频一份拟证实证人黎某庭审过程中的证言不属实。该视频是被告方录制，录制时间为2018年12月19日，该视频中黎某称不认识字，不清楚书面证人证言的内容，因为和原告是邻居，碍于情面才出庭作证的。原告称黎某视频中陈述不属实，因为害怕才在视频中做出上述陈述。被告提供证人万某、金某的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万某、金某出庭作证。证人万某称：我原系被告职工，接替原告丈夫曹道正担任工长，我们大概是在1994年到1995年之间进行的工作交接，交接的时候移交了铁路沿线的全部树木，并到现场去指认树木，沿线走了一个多月，那么多树木根本没有办法一棵棵的登记，当时曹道正专门指出涉案的树木，还和我说涉案的是公家的树木，让我管理好；所以我才专门拿尺子测量了树木，最大的直径是32公分，最小的直径是22公分，林子下面还栽了6-7个界桩；栽种的都是香樟树和梧桐树。证人金某称：我系被告工人，在工区做了40多年，原告和我是老乡关系，没有矛盾；涉案的地方以前是苗圃，后来电气化厂修建了房子，移走一部分树木，房子后面保留了部分树木，苗圃是工务段的；电气化厂修房子的时候树木就在的，是第一任工长魏建国在任的时候喊家属栽种的梧桐树；原告是否种树我不清楚。原告陈述证人万某和曹道正交接时有手续，应该提交移交清册，曹道正根本没有像证人说的那样说过哪些话。证人金某很多情况说不清楚。曹道正陈述万某和他交接的时候没有条子，只移交了苗圃给万某，没有移交树木，他和金某有私人矛盾。庭审时，原告称现在与被告争议的树木实际为20棵，包括13棵香樟树和7棵梧桐树。2018年12月21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现场勘验，对涉案树木的数量、品种和周长进行了计算和测量。经现场勘验确认：双方争议的树木分布在两处，一处位于湖朝站西边铁路线旁房屋的后面，一处位于湖朝站西边的沙坡，现场共有香樟树22棵、梧桐树1棵。原告称铁路施工方已挖走了3棵香樟树和6棵梧桐树，现存的22棵香樟树中有6棵香樟树是在羊艾农场范围内，羊艾农场已确认会把补偿款给原告。另，诉讼中，原告代理人提交原告的医院病例主张因本案的纠纷导致原告受到打击，得了老年痴呆症。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原告本人，其表示很多情况记不清楚了，但坚持要工务段的树木，并坚称树木是其栽种。上述事实，有原告身份证、被告营业执照、黔贵安征安办发（2018）55号文件、黔贵安征安办发（2018）63号文件、土地使用权证、湖潮站宗地图、现场勘验笔录和视频等材料收集在卷，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原告与被告争议的树木栽种在被告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范围内，现双方就涉案树木的权属产生争议，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证明涉案树木归其个人所有的责任。原告主张树木系其栽种，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杨某称树苗是被告苗圃的，证人黎某称树苗是原告从羊艾农场要来的、证人周某称看到原告在高峰车站背树苗，该三人关于树苗来源的描述均不一致，且与原告的主张也不一致。另外，证人周某关于栽种作物的描述与原告的主张亦不一致，证人黎某的证言更是出现了庭审时和庭后陈述不一致的情况，故上述三位证人的证言均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莫某和王某称看到原告栽种树木，证人杨某也称原告在工作时间外拿被告的树苗栽种，但考虑到原告曾经作为被告的临时工从事植树工作，且证人杨某也称不清楚原告有没有给被告树苗的钱，当时没有说树木公家的，还是个人的，故不能根据直接该两位证人的证言推定树木为原告个人所有。综上所述，鉴于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的直接证据证实涉案树木系其个人栽种，且其主张的一系列证人证言等间接证据亦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来证明其主张，故现不能认定涉案树木归其所有，由此产生的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候祖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75元，由原告候祖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李艳阳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吴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