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11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1，男，194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贵阳市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洪清，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耀，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女，1948年3月23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现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吕某2，女，195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现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吕某3，男，1969年12月9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现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吕某4，男，197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现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上诉人吕某1因与被上诉人吕某2、吕某3、余某、吕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2民初7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某1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2民初7818号民事判决书；二、改判被上诉人余某侵占上诉人父母遗产继承权，支付房屋拆迁继承的补偿款1242139元；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已查明案件基本事实情况，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作为吕绍云和杨芝忠的法定继承人进行了认定，但对涉案房屋性质及归属认定错误，导致了最终判决错误。涉案房屋是在吕绍云老房屋基础上修建起来的，上诉人会遵义居住的同时参与修缮房屋，最后一次修缮虽然没有参与，但不能否认该房屋系父亲吕绍云原有的老屋基上改建。并且涉案房屋是吕绍云在世时，以其名义申报修建、改造的，房屋权属的认定应当以申报登记为准。涉案房屋应当归老房屋及宅基地所有权人是吕绍云所有，即使要计算被上诉人的修建行为，也只能计算房屋建造成本，不能以此认定产权。被上诉人在涉案房屋征收拆迁过程中向上诉人隐瞒该情况，在办理拆迁补偿手续过程中以吕绍云继承人的身份签订《征收补偿协议》、领取补偿款。说明涉案房屋也是以继承的形式进行赔付，赔付的款项均应认定为遗产，而非被上诉人个人财产。本案不论是形式上还是事实上均是以继承为准。吕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某返还吕某1因房屋拆迁继承的补偿款1242139元；2、本案诉讼费由余某承担。事实和理由：吕某1父母吕绍云、杨芝忠共育子女三人，长子吕新明（2014年去世）、次子吕某1、三女第三人吕某2。吕某1父母分别于1997年和1983年去世。余某系吕新明之妻，与吕新明共育子女二人（即第三人吕某3、吕某4）。母亲去世后，吕某1的父亲吕绍云生前（1992年）向有关部门申请在原宅基地上（位于内沙路××井××）的房屋进行改建，并获得《遵义市村民个人建房用地申报表》，房屋改建后，家庭成员一直居住使用。2016年，中华路拟修建凤新快线，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遵义市凤新快线建设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及《遵义市凤新快线建设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上述房屋在本次征收范围内。余某、第三人吕某2、吕某3、吕某4向红花岗区征收补偿中心及红花岗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隐瞒吕某1作为法定继承人的事实，在第三人放弃继承后，由余某单独与征收中心及办事处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确定的补偿总金额为3781827元，其中房屋补偿款3247350元、装潢328451元、搬迁补助16959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助9869元，奖励50000元、被征收房屋补偿价值的20％为419198元、物业费补助5000元、过渡费5000元，上述款项已被余某全额领取。因吕某1定居在贵阳，在得知父母遗留的房屋被征收后，多次与余某、第三人吕某2联系，但二人拒接电话，拒不协商。吕某1作为法定继承人，应当享有上诉房屋补偿款中扣除装潢费28451元、搬迁补助16959元、物业费补助5000元、过渡费5000元后的三分之一份额，即1242139元。为维护吕某1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某1父亲吕绍云（1995年去世）和母亲杨芝忠（1985年过世）共育有子女三人，即长子吕新明、次子吕某1、三女吕某2。余某系吕新明之妻，与吕新明共育有子女三人，即长子吕某3、次女吕文涛、三子吕某4。余某之女吕文涛和丁朝辉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女丁某，吕文涛于2016年1月4日去世。吕某1定居在贵阳，吕某1父母吕绍云和杨芝忠生前随吕新明和余某一起生活。1992年10月16日吕绍云申报《遵义市村民个人建房用地申报表》，该申报表中载明：城市规划处理意见是同意改建，两层，建筑面积306平方米。个人建房用地地点位于内沙路××井××号。后吕新明和吕某2要求吕某1出资共同修建房屋，吕某1拒绝出资。1994年元月8日，吕新明和吕某2签订《合约》载明：吕新民（即吕新明）、吕某2兄妹二人合资新建住房1幢，吕某2出资人民币壹万壹仟陆佰贰拾元正，得住房一楼1间、二楼1间（靠左边，共计2间），现已完工、交户使用，此据为证。吕某1父亲吕绍云19**年11月8日去世，11月11日火化。2011年5月6日吕新明去世。2016年，遵义市凤新快线修建，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关于遵义市凤新快线建设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关于遵义市凤新快线建设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上述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6年5月16日，余某与吕某2签订《房屋继承协议》，该协议载明：本人吕某2自愿放弃吕绍云（已故）位于内沙路××井××房屋××栋的财产继承权，现由余某全权继承。余某和吕某2均向凤新快线征收办出具承诺书，承诺如产生法律和经济纠纷由本人自行承担。余某与吕某3、吕勇和女婿丁朝辉签订《房屋继承协议》，吕某3、吕勇和丁朝辉共同放弃位于内沙路××井××号房屋的继承权，由余某一人继承。2016年5月17日，余某与遵义市红花岗区房屋征收补偿管理中心、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中华路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载明：第二条房屋征收现状，建筑面积537.89平方米，房屋结构砖混，房屋坐落于内沙路××井××号。该房屋征收补偿总金额为3781827.2元，其中房屋补偿款3247350元、房屋装潢及附属设施费用28451.3元、搬迁补助费16959.1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助9868.8元，奖励50000元、被征收房屋补偿价值的20％为419198元、物业费补助5000元、过渡费5000元。现吕某1以其享有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款为由，双方酿成诉争。一审法院认为：吕某1及吕某2、吕某3、吕某4作为被继承人吕绍云和杨芝忠的法定继承人，均具有继承其遗产的权利，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被拆迁房屋（现为征收补偿款）是否系被继承人吕绍云和杨芝忠的遗产，通过庭审及证据可以看出，1992年虽然以吕绍云的名义在原宅基地上申报了遵义市村民个人建房，但在实际建房时，系吕新明和吕某2共同出资修建的，并取得了其父吕绍云的同意。且吕新明当时要求过吕某1共同出资，但吕某1明确拒绝出资，该情况吕某1是知晓的，所以被拆迁房屋实际是吕新明和吕某2所有的，并不是吕绍云的个人财产，即本案争议的被拆迁房屋不是遗产，不能由吕某1及吕某2、吕某3、吕某4继承。对吕某1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吕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980元，减半收取7990元，由吕某1自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余某、吕某2、吕某3、吕某4提交以下证件：建房费用清单。已证明房屋是由余某和吕新民修建的。吕某1代理人质证意见为：吕某1确实未参与修缮，对于修缮真实性无法判断，从落款时间来看1994年1月5日，当时吕某1父亲还未趋势，达不到余某、吕某2、吕某3、吕某4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余某、吕某2、吕某3、吕某4提交的证据以及吕某1代理人的质证意见能够证明吕某1未参与房屋修建。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余某、吕某2、吕某3、吕某4是否应返还吕某1房屋拆迁继承的补偿款。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吕某1的父母吕绍云、杨芝忠共育有子女三人，即长子吕新民、次子吕某1、三女吕某2。余某系吕新民之妻，与吕新民育有子女三人，即长子吕某3、次女吕文涛、三子吕某4。吕某1定居在贵阳，吕某1父母吕绍云和杨芝忠生前随吕新明和余某一起生活。吕绍云于1995年去世，杨芝忠于1985年去世，本案从1995年开始即发生继承，吕某1于2018年7月24日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之规定，吕某1的父母去世至吕某1对本案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二十年，并且在此之前吕某1从未主张过权利，不存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的情形，故吕某1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故本院对吕某1要求返还因房屋拆迁继承的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对吕某1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吕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80元，由吕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亚 琼审判员 令狐荣强审判员 李 宗 洪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马琇峰书记员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