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京02民终12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艳霞，女，1963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子辰（刘艳霞之子），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骋，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立军，男，1988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陕西省平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义宏，北京市恒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艳霞因与被上诉人朱立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29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刘艳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立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朱立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刘艳霞与朱立军本不相识，在两人初次见面之前，刘艳霞已深陷“套路贷”，无力向违法放贷者偿还“借款”，而朱立军正是此时由违法放贷者介绍给刘艳霞。2017年4月6日，刘艳霞在违法放贷者带领下与朱立军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初次见面，在双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刘艳霞与朱立军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签订借款合同并做了公证，合同约定：刘艳霞向朱立军借款780万元，借款期限48个月，年利率13.8%，月利息于放款后1个月对应日支付，如刘艳霞迟延支付合同约定的利息超过十日的，朱立军有权随时宣布终止合同，要求刘艳霞还本付息，若刘艳霞未按时支付约定的本金、利息，刘艳霞应偿还借款本金及合同约定的利息外，还应支付月利率2%的逾期利息。刘艳霞用自有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大院3号楼6层1门603房屋做抵押担保。朱立军于2018年7月11日将刘艳霞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刘艳霞偿还借款本金780万元及利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京0102民初29598号民事判决，判决刘艳霞偿还刘艳霞借款本金780万元及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金额为基数，自2017年4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刘艳霞认为该民事判决书的作出违反法定程序、无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刘艳霞一直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大院3号楼6层1门603室居住生活，电话畅通。可见，刘艳霞并不属于下落不明、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形，依法不适用公告送达。在整个一审诉讼期间，刘艳霞没有接到任何形式的法院开庭传票通知，对该案诉讼情况一直不知情，后来偶然了解到已被诉讼，刘艳霞立即到一审法院找法官了解案件情况，此时刘艳霞才知道案件已经审理结束，从朱立军的起诉状的签署日期才知朱立军是于2018年7月11日起诉的。一审法院在朱立军立案后一个月，在没有有效通知刘艳霞情况下作出公告送达，之后直接开庭审理本案，实质上剥夺了刘艳霞的抗辩权，使得法院审理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直接导致了错误判决的作出。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无法律依据。刘艳霞是在违法放贷者带领下与朱立军签订的借款合同并做公证，在签订合同前两人并不相识，刘艳霞在签订合同时甚至不知到合同的具体内容，只是被违法放贷者带着机械性地签字。刘艳霞与朱立军没有签订借款合同的真实意思，所以在没有刘艳霞与朱立军开庭在场时，不能仅凭朱立军的起诉材料就认为借款合同成立、借款事实发生。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刘艳霞没有与朱立军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一审法院适用该法条明显错误。另外，朱立军是由违法放贷者介绍给刘艳霞的，两人在不相识情况下，朱立军将巨额资金780万元借给刘艳霞明显有违常理，不能排除朱立军为违法放贷者成员之一。而且实际上，刘艳霞也没有收到相关借款，780万元的巨额财产一直是由违法放贷者控制。若一审判决生效，实质上变成了违法放贷者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侵夺了刘艳霞的房产，刘艳霞及其家人必将限于无家可归的境地。刘艳霞面对违反放贷者无能为力，更是丧失了抗辩的权利。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错误认定刘艳霞与朱立军之间形成合法民间借贷关系。1.刘艳霞与朱立军之间不存在借贷的合意。在刘艳霞与朱立军初次见面之前，刘艳霞已深陷“套路贷”，无力向违法放贷者偿还“借款”，在此期间刘艳霞一直被违法放贷者控制，在刘艳霞与朱立军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刘艳霞在违法放贷者带领下与朱立军签订的借款合同。签订借款合同前，刘艳霞并不知道合同具体内容；签订合同时，刘艳霞在违法放贷者控制下只能机械性签字；签订借款合同后，刘艳霞也一直没有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等材料自始至终一直由违法放贷者控制，所以刘艳霞与朱立军不存在签订借款合同的真实合意。2.朱立军不具有出借780万元的经济实力。朱立军是1988年2月5日出生，现今30岁，户籍地陕西省平利县八仙镇松阳村。经查询，朱立军没有在北京市的居住证件。在朱立军所交给法院的起诉材料中，无法证明朱立军有780万元的经济实力出借给刘艳霞。起诉材料中的2份中金支付有限公司电子回单显示实际支付780万元的是中金支付有限公司，而不是朱立军。朱立军的起诉材料中也没有证据证明朱立军与中金支付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所以仅凭朱立军所交的材料不能认定朱立军出借给刘艳霞780万元。3.朱立军提交的起诉材料不能证明刘艳霞收到了780万元借款。在朱立军所交给法院的起诉材料中，2份收条显示刘艳霞收到780万元是以现金形式，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在2份中金支付有限公司电子回单中又显示是以汇款的方式支付，而且在其他都相同的情况下做两笔付款时间仅相隔6秒的汇款，这也明显不符合常理。在中金支付有限公司开具的付款确认函显示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向中金支付有限公司发送支付指令，中金支付有限公司向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客户刘艳霞支付款项780万元，可见，实际收款方为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朱立军的起诉材料中并没有证据证明刘艳霞是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客户。而且根据朱立军提交的起诉材料中“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书”显示：朱立军的转账方式违反了借款合同约定的债权债务各方通过银行实名账号进行转账往来的约定，故无法查明朱立军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所以，朱立军提交的起诉材料不能证明刘艳霞收到了780万借款。4.朱立军与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关系不明。在朱立军所交给法院的起诉材料中，2份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告知书显示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根据朱立军指示通知中金支付有限公司将780万元转付至刘艳霞账户。但朱立军的起诉材料中并没有证据证明朱立军与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证据证明朱立军事实上曾经指示了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作出相关行为。5.朱立军一审时一直没有到庭说明借款事实的发生情况。在刘艳霞查看相关庭审笔录时发现只有朱立军的代理人到庭参加庭审，朱立军本人并没有到庭。面对780万元巨额借贷关系，若没有当事人本人到庭说明780万元借贷事实发生情况，仅凭代理人和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就认定相关借贷事实的发生令人难以信服。刘艳霞不知道自己被起诉，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庭，所以无法到庭。但朱立军作为起诉的当事人不能到庭说明巨额借贷事实的发生情况，明显不符合常理，不便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不能排除朱立军本身就是违法放贷者。综合朱立军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说明刘艳霞、朱立军、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中金支付有限公司四者之间的关系，不能排除780万元是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中金支付有限公司之间的行为，不能证明朱立军将780万元出借给刘艳霞。四、原审法院错误裁判，不利于惩罚犯罪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近年来，“套路贷”案件多发，严重妨害了社会的安定秩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本案中刘艳霞深陷“套路贷”漩涡，在刘艳霞、朱立军均不到庭的情况下，不能仅凭朱立军提交的起诉材料就认定780万元巨额借贷事实的发生。若原审法院判决生效，实质上将演变成违法放贷者通过法院诉讼方式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利用民事判决堂而皇之侵占被害人财产。朱立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通过电话、邮寄方式向刘艳霞送达开庭手续，最后通过公告送达，一审程序是合法的。根据本案证据，本案并不是套路贷，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款项都是直接打入刘艳霞的账户，下一步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法律关系无关。刘艳霞清楚地知道做房产抵押的法律后果，其也陪同朱立军一起到房地产登记中心办理了抵押手续。借款合同是通过公证方式订立的，确保了借款的法律效力。因为国家政策发生变化，公证处才出具了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书，所以出现了本案的诉讼。朱立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艳霞偿还朱立军借款本金780万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78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7年4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刘艳霞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6日，朱立军与刘艳霞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签订借款合同并公证，合同载明：刘艳霞因个人债务向朱立军借款柒佰捌拾万元，借款期限为48个月，以实际放款日期为起算日期，具体放款日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还款日顺延。借款年利率为13.8%，月利息于放款后壹个月对应日支付，如刘艳霞延迟支付合同约定的利息超过十日的，朱立军有权随时宣布终止合同，要求刘艳霞还本付息。刘艳霞违反合同规定，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未按时支付合同约定的利息，朱立军宣布终止合同，刘艳霞除应偿还借款本金及合同与约定的利息外，还应支付月利率为2%的逾期利息。刘艳霞以其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大院3号楼6层1门603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做抵押担保。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于2017年4月17日出具（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47787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于2018年6月6日出具（2018）京方正决字第209号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书。2017年4月10日，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向朱立军出具告知书，载明：其根据朱立军指示，已通知中金支付有限公司将借款780万元转付至借款客户刘艳霞账户。同日，中金支付有限公司向刘艳霞转账780万元。2017年11月27日，中金支付有限公司出具付款确认函，载明：受朱立军指示，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向中金支付有限公司发送支付指令，中金支付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0日向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客户刘艳霞支付款项780万元。刘艳霞曾向朱立军出具了借款借据和收条，载明其向朱立军借款共计780万元并已实际收到款项。借款借据落款处有刘艳霞的签字、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收条落款处有刘艳霞的签字、身份证号、开户、开户行信息和银行账号明实际借款金额与起借日期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双方还制作了具体的还款方案表，载明还款日期和金额明细，落款处亦有刘艳霞签字。一审庭审中，朱立军陈述，刘艳霞自借款之日起从未向其偿还过借款本金和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贷款人实际出借款项。本案中，朱立军提交了公证书、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书、借款借据、收条、告知书、中金支付有限公司电子回单、付款确认函、不动产登记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书、还款方案表。在刘艳霞未提出任何抗辩意见的情况下，朱立军已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刘艳霞已实际收到出借款项，故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形成合法民间借贷关系。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本案中，双方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为48个月，以实际放款日期为起算日期，具体放款日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即自2017年4月10日起算。现借款期限届满，刘艳霞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故朱立军主张刘艳霞偿还借款本金780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本案中，双方明确约定如刘艳霞违反合同规定，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未按时支付合同约定的利息，朱立军有权宣布终止合同，刘艳霞除应偿还借款本金及合同与约定的利息外，还应支付月利率为2%的逾期利息。刘艳霞在收到款项后第一期还款日即未还款，符合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故朱立军主张刘艳霞自2017年4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24%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刘艳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朱立军偿还借款本金780万元及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金额为基数，自2017年4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二审中，法院查明：2018年12月18日，刘艳霞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中关村派出所报案，称其被人诈骗以其名下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大院3号楼1门603号房产抵押贷款。2019年1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刘艳霞被诈骗案立案侦查。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刘艳霞就该笔案涉借款已经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也已立案侦查，朱立军在二审中又无法说清其向刘艳霞出借款项的具体来源，故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2959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朱立军的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孙兆晖审判员  曹 欣审判员  赵婧雪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付天缘书记员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