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6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日照市涛雒镇工业园341省道南。法定代表人：王熙君。委托代理人：周广凤，系山东浩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建江，男，汉族，1981年6月1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原审第三人：湖南英思特晶体电波有限公司，住所地：湘阴县工业园区洋沙湖大道。法定代表人：费卫民。原审第三人：袁海鹏，男，1980年1月2日出生，住址：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上诉人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孙建江、原审第三人湖南英思特晶体电波有限公司、袁海鹏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凤、被上诉人孙建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02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返还原告贷款230000元或将本案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可能存在合伙关系、代理关系、雇佣关系、劳动关系或委托关系，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明或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没有查清本案基本事实即作出判决，应发回重审或由上一级法院依法查明作出认定后改判。2、惠州销售部取得的现金收入入不敷出无证据证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第8行载明的201年6月袁海鹏到惠州处理业务事宜，双方协商终止合作，对惠州销售部之前的利润、工资等费用等进行结算并无证据证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第12行载明的直至2017年9月3日其拟好结算表才寄给原告，原告盖好章再寄回给被告，更是天大谎言。3、关于“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原审法院未查清来源。原审判决第7页第4行至第14行载明的“法院查明事实部分”与被上诉人答辩和事实情况不符。4、原审法院认为第三人英思特公司已付清上诉人货款，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不存在利害关系，上诉人不能认同；第三人袁海鹏虽是上诉人公司的监事，且承包上诉人部分业务，如果以此认定袁海鹏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那么袁海鹏与被上诉人孙建江系多年同学，又有长期合作，相比之下，袁海鹏的陈述或证言更具有采纳性；在惠东县人民法院受理的另一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案件中，与本案事实基本一致，系孙建江收取购货方深圳市西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货款后据为己有，深圳市西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证实在其与孙建江业务过程中在相关文件上由孙建江加盖“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原审法院以优势证据规则，认为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对其抗辩已完成举证责任，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5、在原审中，上诉人否认本单位刻制“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那么该枚合同专用章出现在法庭，已经涉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犯罪。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进行认定，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查处。被上诉人孙建江辩称，第一，袁海鹏是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在我们之前的所有跟客户的对外联络函里面都有体现，所有的盖章的文件全部都有体现；第二，2017年的业务处理事宜，我这边是有视频记录的，在城区法院庭审的时候我已经作为证据提交，是有当事人袁海鹏的视频及音频资料；第三，作为我们当时的客户湖南英思特有人证物证，物证盖有合同专用章的这些原始文件，比如说是质量协议，也都已经提交了。一审原告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2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5日，第三人湖南英思特晶体电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思特”）与原告、被告签订《货款处理协议》，约定：截至签订协议之日，英思特应向原告支付31万元货款，于2017年12月15日前付清全部货款，具体支付方式可以由英思特支付给原告委托收款账户孙建江账户，也可以由英思特出具的其它支付方式给原告。原告股东王熙君、袁海鹏二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和在背面签名留手印，并在本货款处理协议上签名留手印。王熙君、袁海鹏在上述协议签名并按手印。协议签订后，英思特于2017年9月27日向原告支付8万元货款，于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1月6日分别向孙建江支付了12万元及11万元货款。被告称原告的实际控制人袁海鹏于2013年邀请被告加入瑞恩公司，被告负责销售，原告负责生产，并在2013年8月成立惠州销售部，双方口头协议扣除生产成本及所有人工成本后，纯利润平分。因被告负责对外销售并向客户收款，袁海鹏与被告口头协议每月公司现金收入部分由被告扣除用于支付惠州销售部的一切费用。2016年开始，惠州销售部取得的现金收入入不敷出，所需费用由被告垫付，被告应得的利润分红也未支付。2017年6月袁海鹏到惠州处理业务事宜，双方协商终止合作，对惠州销售部之前的利润、工资等费用进行结算，双方对被告应获得的利润及客户的货款直接支付给被告予以抵扣予以确认，因双方是同学，平时款项往来不严格，仅是口头结算，直至2017年9月3日其拟好结算表才寄给原告，原告盖好章后再寄回给被告。故其从英思特收取的23万元货款是原告应支付给被告的利润，非不当得利，扣除上述货款，原告仍欠被告利润31857.93元。被告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3日、盖有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惠州销售部利润结算表》记载：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确认，自2016年1月开始至2017年4月30日孙建江在惠州销售部应获得的利润为261857.93元，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在2017年11月30日前向孙建江支付上述利润，该利润可在公司应收的货款中由客户直接支付给孙建江。原告称从未出具且未见过《惠州销售部利润结算表》，与被告不存在利润结算问题，公司自2013年成立至今，仅刻制“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和“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一枚，未刻制“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不存在合同专用章，《惠州销售部利润结算表》中的“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非出自原告，被告涉嫌伪造印章。被告提交了数份盖有“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客户为英思特、供货单位为原告的报价单及外部联络函、对账单，称上述证据留存于英思特处，可以证明原告在使用“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惠州销售部利润结算表》中的“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确系原告所盖。英思特表示被告提交的上述报价单等确是从其档案室找到的，真实存在，上述材料系原告给英思特的。上述报价单载有原告业务部地址：惠州市演达大道东部铭座4栋13楼，工厂地址：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涛雒工业园。另载有山东及广东的手机号码。外部联络函载明“此标准由2014年6月3日开始执行”及山东的联系电话。庭审时原、被告通过企业信息网查询确认袁海鹏系原告的监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由被告代收的23万元货款是否已转化为原告应支付给被告的利润，即盖有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惠州销售部利润结算表》的真实性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原告表示其未出具也未见过上述利润结算表，并否认刻制过“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被告涉嫌伪造该印章。袁海鹏亦表示原告无合同专用章，认为利润结算表是原告起诉后被告制作的，并否认存在惠州销售部，称其承包了原告华南地区的市场，被告给其介绍客户，货款由其按比例提成，其再拿出一部分作为介绍费给被告，被告此次扣留原告货款，是因被告与其之间的经济纠纷，被告不应扣留货款。对此，被告对利润结算表的来历作了解释，并提交了数份盖有合同专用章的报价单、外部联络函及对账单，称上述证据来源于英思特，可证明该合同专用章确系原告所盖。英思特确认上述报价单等证据来自其档案室，真实存在，系原告给英思特的。综合原、被告及第三人英思特、袁海鹏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英思特已付清原告的货款，其对原、被告均再无任何义务，即与原、被告在本案中均不存在利害关系。而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熙君及袁海鹏签名的《货款处理协议》载明袁海鹏系原告股东，庭审时原、被告通过网络查询袁海鹏系原告监事，袁海鹏又自称其承包了原告部分业务，上述情况可以确认袁海鹏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对比英思特与袁海鹏各自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英思特的陈述的证明力大于袁海鹏的陈述的证明力，一审法院采信英思特的陈述。依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被告在本案中对其抗辩已完成举证责任，其提供的证据即陈述、《惠州销售部利润结算表》、报价单等及第三人的陈述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即被告抗辩的事实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原告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被告的抗辩予以采信，确认《惠州销售部利润结算表》的真实性，案涉23万元货款系原告按约定支付给被告的利润，非不当得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50元（原告已预交2375元），由原告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当事人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就其所负担的受理费直接向一审法院缴交，逾期未缴交，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业务联络单和对账单各一份，证明一审中被上诉人所提供的惠州销售部利润结算表下方的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非上诉人加盖且该章也并非上诉人刻制和持有，同时证明与包括西飞公司、英思特公司在内的销售均是由被上诉人负责，上诉人从未与客户直接联系。被上诉人质证称，在我代表日照瑞恩与客户联系的过程中，因为所有的对账单全部都是由惠州办公室的文员以及财务来完成，在与客户的沟通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中小客户不需要签字盖章的，可能就会有我们的助理或者文员再签，然后发出去，有可能是QQ，也可能是传真。如果像有些客户，比如西飞，刚才上诉人讲的西飞电子或者英思特，这种稍微正规一点的客户，他会要求必须要盖公章，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把原件通过电子的形式或者快递形式发到山东去，由山东这边的文员或者说他们的财务或者他们的股东来完成盖章。如果客户需要我签字的，再发回来我们再签字，如果不需要签字的就由山东这边直接发。就是说这本说明不了什么，类似这种签名，或者我的文员签名的又有公章的文件太多了，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本院仅对上诉人提起的诉请予以审查，对双方无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孙建江留存原审第三人湖南英思特晶体电波有限公司支付的230000元货款是否有法律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货款处理协议》，即上诉人、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湖南英思特晶体电波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确认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收取原审第三人湖南英思特晶体电波有限公司欠付上诉人的货款。但三方在2017年9月15日《货款处理协议》中未就指定被上诉人收款的原因以及被上诉人代为收取货款后作何处分进行约定。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将受委托收取的货款230000元移交上诉人，被上诉人主张其有权留存该230000元作为所欠付利润的结算。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留存其代为收取的230000元货款构成不当得利，被上诉人为反驳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业务联络函》、加盖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外部联络函（销售部）》一份、加盖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报价单》两份以及录音文件等证明其与袁海鹏就上诉人的对外业务存在合作安排。另，原审第三人湖南英思特晶体电波有限公司作为上诉人的客户基于其对“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认可向上诉人订购货物，上诉人亦认可其与原审第三人湖南英思特晶体电波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即该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实际对外使用，而上诉人否定该印章的真实性，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大小，确认2017年9月3日《惠州销售部利润结算表》的真实性以及230000元款项系作为利润结算构成被上诉人留存该款项的法律根据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留存该款项缺乏权利基础和法律根据，其主张被上诉人留存该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上诉无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4750元，由上诉人日照瑞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文审判员  刘天贞审判员  张佳誉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吴芝仪书记员朱迪妮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