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03民终28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瑞原，男，汉族，1976年7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广东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荣林，男，汉族，1973年4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彭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男，汉族，1967年10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宝琦，广东华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瑞原因与被上诉人周荣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2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瑞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被上诉人周荣林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钟瑞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周荣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周荣林的诉讼请求已经经过仲裁裁决，原审法院受理并作出判决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周荣林于2015年7月23日就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一、撤销该股份代持协议；二、钟瑞原返还其入股金396800元，并支付利息。仲裁裁决认为该代持协议实际包含两部分内容，即隐名投资和代持股份。仲裁裁决：一、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中的代持股份部分；二、驳回周荣林的诉讼请求。可见，对周荣林要求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中的隐名投资关系及返还入股金的问题，仲裁都予以了处理，并且裁决驳回。现在周荣林又起诉，要求解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隐名投资协议关系，钟瑞原返还入股金，这是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在钟瑞原已书面答辩指出该问题的情况下，居然还予以审理并支持周荣林的诉讼请求，明显错误。钟瑞原曾申请一审法官判后答疑，法官称仲裁裁决理由中有一句“关于申请人的隐名股权如何妥善处理问题，因其未在本案仲裁请求的范围内，本案仲裁庭无法审理，当事人可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解决”，所以周荣林还可以再起诉。但很显然，该条的意思是说，代持股份协议部分解除后，股权按道理应由钟瑞原返还周荣林，但因周荣林未提出请求，故本仲裁案中无法处理，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既不符合仲裁条文的文义，也不符合仲裁的本意。二、退一步讲，即使对隐名投资关系可以另诉，也应是仲裁管辖的问题，法院也没有管辖权。原审判决称，《股份代持协议》包含两部分内容，即隐名投资关系和代持股份关系，仲裁裁决的事项是代持股份，而原审法院审理的是隐名投资。可《股份代持协议》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因此法院不能审理有仲裁条款的协议。这个问题钟瑞原在书面答辩时已经提出，可原审居然还予以审理，这明显是错误的。况且，周荣林申请仲裁时，钟瑞原曾经提出过抗辩，认为仲裁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隐名投资关系”（实质是股权转让）没有管辖权，仲裁机构驳回了钟瑞原的该抗辩，认为仲裁有管辖权。现在法院也说自己有管辖权。这显然产生了矛盾。三、再退一歩讲，法院真的要进行实体审判，也不能支持周荣林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依据的是《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二条，认为依据该条双方当事人都可以解除协议。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完整地看该条的内容，该条说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单方解除“代持股份协议”，仅指代持关系，不包括投资关系。因为该条在“解除程序”中说的是，协议解除后，钟瑞原如何配合周荣林将股权登记回周荣林名下，保障周荣林作为股东的权利，而不是投资关系解除后，出资款应如何处理、投资期间的经济关系应如何结算。仲裁裁决也说得很清楚，投资关系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当事人按协议完成了出资，成为了实际股东。现因公司经营效益不好，就要求解除合同并抽逃出资，这显然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周荣林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本案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提出过经济仲裁，仲裁案号为（2015）深仲裁字第2947号，在钟瑞原提出仲裁后，钟瑞原向一审法院提起了对于股权转让部分的诉讼，一审法院受理了，案号为（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4270号。仲裁裁决书将双方之间的关系列为代持协议关系和隐名投资关系，在代持协议部分已经提出仲裁，隐名投资关系经法院受理后发现钟瑞原使用了伪造的证据，钟瑞原在2015年12月撤诉，而仲裁委因为隐名投资部分已经由法院受理，因此只审理了代持协议，并予以解除，关于隐名投资协议的部分，认为双方之间没有达成书面的仲裁协议，且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因此未予受理，造成了代持部分的解除，而投资款的部分没有处理，因此周荣林就隐名投资和投资的款项提起了本案的诉讼。当时在钟瑞原起诉周荣林的时候周荣林也已经可以提起反诉，但是周荣林没有提起反诉，不代表已经丧失了另行起诉的权利，因此不属于“一事不再理”。原来的仲裁协议一方面没有涉及投资款的处理问题，另一方面，钟瑞原自行提起诉讼，导致没有履行仲裁条款，一审法院受理本案件是合理的。二、钟瑞原称本案应由仲裁管辖，法院没有管辖权，周荣林认为不合理。钟瑞原自己提起诉讼，法院受理的，双方没有达成新的仲裁条款，因此由法院受理是合理的。三、钟瑞原认为实体部分不应当支持周荣林的诉求，周荣林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周荣林在钟瑞原承诺的情况下，投入了396800元，钟瑞原并没有将公司的股权登记到周荣林名下，也没有让周荣林参与经营，该公司的大股东是深圳中盟产联控股有限公司，是本案涉案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不同意周荣林成为公司的股东，且该公司对钟瑞原的股份有优先购买权，因此双方之间的隐名投资不成立，应归还周荣林的投资款及相应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计算。钟瑞原在（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4270号案中起诉周荣林，要求周荣林支付2003200元及相应利息10万元。（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4270号案法院出具了鉴定报告，明确钟瑞原将双方之间的另外的协议最后两页变造了本协议，里面的内容是伪造的，鉴定报告出具后，证明钟瑞原伪造合同起诉，钟瑞原就撤诉了。一审法院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周荣林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解除周荣林与钟瑞原之间隐名投资协议关系；二、判令钟瑞原归还周荣林的入股金396800元以及相关利息（自2015年7月23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暂计至起诉日为33000元），共计429800元；三、判令钟瑞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周荣林与钟瑞原于2015年2月1日签订《深圳市三六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代持协议》，约定周荣林出资396800元用于持有该公司3.92%的注册资本，钟瑞原代周荣林履行出资人职责和代为持有相应股份，该协议中的“深圳市三六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笔误，应为“深圳市三六五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六五发展公司）；协议约定周荣林、钟瑞原均可单方面解除代持股份协议，周荣林需提前30日送达解除合同的预通知给钟瑞原，钟瑞原应配合周荣林签署法律文件，保证所有本应属于周荣林的一切权利，全部归还周荣林或周荣林指定的人员名下，30日期满后周荣林向钟瑞原送达解除合同的正式通知。2015年2月，周荣林与三六五发展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合同》，保证金为5万元，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31日止。其后，周荣林分别于2015年2月8日、9日转账10万元、296800元至钟瑞原银行账户，分别备注“部分投资款”、“农鲜送入股金尾款”。2015年7月23日，周荣林以委托合同纠纷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1.依法解除《深圳市三六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代持协议》；2.裁决钟瑞原向周荣林返还入股金3968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15年2月9日起计算至钟瑞原实际付清之日止）；3.裁决本案仲裁费用及律师费40000元由钟瑞原承担。深圳仲裁委员会经审理查明：周荣林与钟瑞原签订的《深圳市三六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代持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实际上包含三六五发展公司的隐名投资协议和代持股份协议，已履行完毕。解除《深圳市三六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代持协议》中的代持股份协议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和《深圳市三六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代持协议》第十二条的约定，且周荣林与钟瑞原双方同意，故可以解除代持股份协议。于2017年3月9日出具《裁决书》裁决：1.解除周荣林、钟瑞原双方签订的《深圳市三六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代持协议》中代持股份协议部分；2.本案仲裁鉴定费39000元由钟瑞原承担。仲裁费17849元，由周荣林承担10709.4元，钟瑞原承担7139.6元；仲裁鉴定费、仲裁费已由周荣林预交，钟瑞原承担部分径付周荣林；3.驳回周荣林的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周荣林与钟瑞原于2015年2月1日签订的《深圳市三六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代持协议》第十二条第1项约定“本协议甲、乙双方均可单方面解除，但解除合同不应造成相对人的损失，如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给对方”，经仲裁认定该协议实际上包含三六五发展公司的隐名投资协议和代持股份协议，其中代持股份协议已经通过仲裁条款得以解除。现周荣林作为该协议的甲方主张需解除隐名投资协议，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及该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返还股金及利息，由于该协议中的隐名投资协议解除，且约定解除协议不应造成相对人的损失，钟瑞原应返还股金即396800元及利息。关于利息，周荣林请求不明确，一审法院予以依法调整，钟瑞原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周荣林申请仲裁之日即2015年7月23日起至一审法院指定支付之日止计付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周荣林、钟瑞原双方签订的《深圳市三六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代持协议》中隐名投资协议关系；二、钟瑞原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周荣林支付入股金396800元及利息（以3968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7月23日计至法院指定支付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7748元，由钟瑞原负担。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深圳市三六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代持协议》第十五条争议解决约定：“因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同意提交深圳市仲裁委员会，依照深圳市仲裁委的现行规则进行裁判。”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947号裁决书认定：“……。但对于解除《股权代持协议》中的隐名投资协议，一方面由于隐名投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履行过程中双方均无证明发生违约或违法事由，入股金作为投资款已实际转换为钟瑞原的显名股权和周荣林的隐名股权；另一方面由于《股份代持协议》中没有关于解除隐名投资协议的约定，周荣林与钟瑞原双方又无法达成新的解除协议，使得周荣林请求行使约定解除权，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中的隐名投资协议缺乏合同依据，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因此，对于周荣林请求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中的隐名投资协议，仲裁庭不予支持。综上，对于周荣林请求解除《股份代持协议》的申请，仲裁庭予以部分支持。……（五）关于隐名股权的处置。《股份代持协议》中代持股份协议部分解除后，关于周荣林的隐名股权如何妥善处置问题，因其未在本案仲裁请求的范围之内，本案仲裁庭无法审理，当事人可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解决。”钟瑞原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答辩状中称《深圳市三六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代持协议》约定了双方之间的纠纷通过仲裁解决，周荣林的起诉违反了仲裁管辖条款。本院认为，《深圳市三六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代持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该代持股协议第十五条争议解决约定：“因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同意提交深圳市仲裁委员会，依照深圳市仲裁委的现行规则进行裁判。”事实上，周荣林已经就其与钟瑞原的代持股协议的纠纷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深圳仲裁委员会已作出[2015]深仲裁字第2947号裁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钟瑞原在一审开庭前向法院提出本案应当由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抗辩，一审法院未作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钟瑞原曾因股权转让纠纷将周荣林诉至一审法院，后于2015年12月18日撤回起诉，并于2016年7月26日参加仲裁庭庭审，不能视为双方放弃仲裁协议。涉及该代持股协议的纠纷当事人应当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203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周荣林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7748元，由一审法院退还被上诉人周荣林；上诉人钟瑞原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252元，由本院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红审判员 梁 晴 敏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亓洋（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