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2民初6012号原告：胡小龙，男，195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被告：广州英渤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丰乐南路88号大院25号首层。法定代表人：陈秋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恩鸿、王金，均系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小龙与被告广州英渤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渤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小龙、被告英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恩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小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英渤公司停止侵害原告胡小龙名誉权；2.判令被告英渤公司就侵权事项向原告胡小龙作出书面《道歉书》；3.判令被告英渤公司赔偿原告胡小龙精神抚慰金1万元；4.判令被告英渤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2018年11月6日，胡小龙申请追加被告英渤公司的股东韩宝建作为被告，诉讼请求与上述对被告英渤公司的一致。事实和理由：一、事实与经过：被告英渤公司是民营企业，韩宝建（下称韩先生）持80%股份，其妻子朱某持20%股份，聘请陈秋菊担任法定代表人，韩先生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2014年1月，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下称研究会〉为了筹集资金，决定在叶帅诞辰118周年期间，定制“叶帅纪念酒”。原告胡小龙当时是研究会副秘书长，具体负责定制酒的协调。2014年3月，原告胡小龙选定被告英渤公司为纪念酒合作人、投资人。2015年1月，纪念酒出厂定制完成。2017年夏天，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检查分局（下称工商局）多次传唤原告胡小龙，调查原告胡小龙使用“叶剑英肖像、名誉”定制叶剑英纪念酒的案件。2017年5月4日，工商局办案人员让原告胡小龙辨认《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原告胡小龙见到签发人是“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暨‘叶剑英与梅县’学术研讨组委会”（下称组委会），时间是2014年11月20日，盖组委会章。被告英渤公司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右上角标注“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公章，时间是2016年11月9日。原告胡小龙当时告诉办案人员：我曾经参与筹建这个组委会，但没有成立；原告胡小龙从未见过这份《授权委托书》原件。2018年3月12日，严焕松（叶帅外甥）起诉陈某某名誉侵权，陈某某将被告英渤公司标注“与原件一致”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作应诉的证据；被告英渤公司实际控制人韩先生签署的《关于“叶剑英纪念酒”生产销售的情况说明》也作同案证据（下称《说明》）。因这些证据涉及原告胡小龙，严焕松于2018年4月将被告英渤公司标注的《授权委托书》及《说明》复印给了原告胡小龙。2018年4月下旬，原告胡小龙见到这两个文件，如梦初醒，才明白近年来被工商局调查，被叶帅家族的批评谴责，被研究会污名、除名，根源就是这两个文件。原告胡小龙细读后发现《授权委托书》原件是虚假的，《说明》内容绝大部分是捏造的。被告英渤公司标注过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右上角有“与原件一致”的字样，盖了章，注明了盖章时间、经办人姓名。证实被告英渤公司对《授权委托书》“原件”与“复印件”做过比对鉴定，两者无差别；证实这份标注“与原件一致”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是被告英渤公司制作的文件；证实文件的产生日期是2016年11月9日。看《授权委托书》的原件内容，（未标注版本）签发人是组委会，收件人是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习酒公司），内容是组委会委托被告英渤公司办理定制“叶剑英纪念酒”的各项事宜，签发时间是2014年11月20日。据原告胡小龙回忆，2014年上半年，研究会会长与原告胡小龙商定组建一个“庆典组委会”与习酒公司对接，2014年11月20日原告胡小龙等人正在筹建组委会，组委会还没有成立。组委会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显然是假的。原告胡小龙的助手叶志荣、陈新元以及韩先生均参筹建。据2014年11月26日叶志荣与韩先生的手机短信显示，当天他们仍在讨论组委会名称，证明在2017年11月26日组委会没有成立。《授权委托书》是定制“纪念酒”的法律文书，是习酒公司生产“纪念酒”的依据，重要性不言而喻。时隔两年的2016年10月20日，《说明》作者捏造原告胡小龙等人于2014年11月20日拿着这份假的《授权委托书》去找了韩先生，然后专程去贵州，把假的《授权委托书》给了习酒公司，直接定制了“纪念酒”四千坛。2016年11月9日，被告英渤公司把《授权委托书》进行复印、标注、盖章、签名，作为《说明》的附件出现在文件组合中。《说明》虽早于被告英渤公司标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产生19天，细读不难发现，两个文件有着共同的目的，就是把《授权委托书》作为证据，把定制纪念酒的责任推给原告胡小龙等人。韩先生签署《说明》的目的，是希望读者相信原告胡小龙等人是拿着《授权委托书》去习酒公司定制纪念酒的当事人。《说明》编造了原告胡小龙拿着研究会的公函定制纪念酒不成功，转而假造《授权委托书》直接定制纪念酒，擅自用研究会监制纪念酒、违法用叶帅肖像宣传纪念酒，还召开晚会推销纪念酒。告诉读者：纪念酒定制、推销、得利的当事人是原告胡小龙等人，不是被告英渤公司。2016年11月，研究会律师拿到在两份文件后，在研究会内部传播，在没有原告胡小龙参加、申辩的情况下，凭《授权委托书》和《说明》为证据，多次开会批判原告胡小龙等人。2016年底，研究会凭被告英渤公司标注的《授权委托书》和《说明》，向叶帅家族诬告原告胡小龙等人，2017年1月，凌子大姐发表《声明》，要追究原告胡小龙等人的法律责任。2017年2月，研究会根据被告标注的《授权委托书》和《说明》，向工商局投诉举报原告胡小龙等人违反国家工商法规，盗用研究会监制纪念酒，以叶帅肖像、名誉制酒，原告胡小龙被工商局立案调查。2017年10月28日，研究会不经原告等人申辩，召开会长会议，动用表决机制，把原告胡小龙等人从研究会除名。《说明》直接点名原告胡小龙18次，用“他们”代点名17次，足见《说明》作者对原告胡小龙的污名深度。这两份文件使原告胡小龙受到研究会的行政处罚，使原告胡小龙在叶帅家族被污名，使原告胡小龙在社会上的名誉受损。二、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调查结果：研究会的主要领导看到被告英渤公司标注的《授权委托书》和《说明》，及凌子《声明》后，决定向广州市工商局投诉举报，工商局对原告胡小龙等4人立案调查。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取证，工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不是追究原告胡小龙等人的责任，而是责令被告英渤公司停止发布广告，处罚被告20万元罚款。韩先生作为纪念酒出资人，对工商局的决定，不提出异议，不提起诉讼，甘愿受罚。广州市工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二段清晰写道：经查明：在2015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诞辰118周年之际，被告英渤公司为获取商业利益，向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定制了一批“叶剑英纪念酒”进行销售。被告英渤公司为牟取商业利益，在定制的“叶剑英纪念酒”外包装上：虚构“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监制”进行宣传，擅自使用叶剑英同志的肖像和名义进行宣传。虽然市工商局做出被告英渤公司是定制“叶剑英纪念酒”销售、虚构“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监制”、擅自使用叶帅肖像和名义进行宣传的当事人。但原告胡小龙被研究会污名、除名、被叶帅家族误会，在社会上名誉受损已是既成事实。直到2018年4月2日，研究会陈某某仍把这两个文件作为诉讼证据，谁也不能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三、《授权委托书》《说明》给原告造成的伤害：2017年2月，研究会以被告英渤公司标注的《授权委托书》及《说明》为证据向工商局举报，原告胡小龙被多次传唤、调查、做询问笔录。办案机关通报国家工商局、省工商局对案件的重视，要原告胡小龙协助调查。原告胡小龙是近50年党龄的退休工程师，从未经历组织调查。被调查期间，原告胡小龙寝食难安，出现失眠、失忆、心绞痛复发。就是工商局有了调查结果，原告胡小龙也摆脱不了被污名、被诬陷的局面，原告胡小龙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摧残。原告胡小龙是第二届叶剑英研究会副秘书长，第三届常务理事、会长助理。原告胡小龙参与“叶剑英纪念酒”的定制工作，是研究会的公务行为，2014年7月，原告曾持研究会公函去习酒公司联系定制纪念酒。但研究会律师拿到被告标注的《授权委托书》《说明》后，在研究会的领导层、理事会传播，原告胡小龙毫不知情。特别是《说明》捏造纪念酒利益分配的栽赃，指责原告胡小龙等人索要100万元，造成许多同事对原告胡小龙的误解。有的同事不顾多年交情，用恶毒语言和文字贬损原告胡小龙。2017年10月28日的会长会议表决、2018年3月16日研究会整改组集体谈话，将原告胡小龙从研究会除名。研究会把这两个文件为证据，向叶帅家族告状，在叶家传播。当凌子大姐出面发表《声明》，谴责原告胡小龙，要求对原告胡小龙等人采取法律手段。这个《声明》在研究会、在各级领导，在工商局、在法院等地传播，严重损害原告的声誉。研究会有300多会员，随着被告英渤公司标注的《授权委托书》和《说明》的传播，原告胡小龙盗用“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监制”酒，已成定论。2018年3月16日，研究会领导朱某某在会上提出：要起诉胡小龙“盗用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名义监制酒”，“最少承担50万元的经济赔偿”，得到与会几位主要领导的认同。原告胡小龙除了被研究会污名、除名外，还存在经济赔偿的风险。四、原告胡小龙的诉求：被告英渤公司、韩先生以标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为证据、通过签署《说明》凭空捏造事实、诬陷原告胡小龙：直接定制叶剑英纪念酒、召集晚会推销纪念酒、虚构“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监制”纪念酒、擅自使用叶帅名义与肖像制酒、向被告英渤公司分取不当利益等罪名，侵害了原告胡小龙的名誉。一年多来，被告英渤公司污名、诬陷的效应仍在延续。为了阻止侵权，原告胡小龙选择法律维权。根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的有关条款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原告胡小龙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澄清是非，支持原告胡小龙的诉讼请求，以彰显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公平、正义。被告英渤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胡小龙的所有诉讼请求，原告胡小龙申请追加诉讼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同意原告胡小龙追加韩宝建为本案共同被告，韩宝建也非被告英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同意原告胡小龙诉讼请求的理由如下：1.被告英渤公司主观上不存在恶意侵害原告胡小龙名誉权的主观故意和过失；2.被告英渤公司客观上并未实施名誉侵权的行为；3.原告胡小龙诉请被告英渤公司赔偿其精神抚慰金1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法庭驳回原告胡小龙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胡小龙主张被告英渤公司侵犯其名誉权，其侵权行为主要体现在《标注的复印件》（以下简称“《标注的授权委托书》”）及《关于“叶剑英纪念酒”生产销售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这两份材料上，尤其体现在《情况说明》上。《标注的授权委托书》载明：“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我单位为了筹备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纪念活动，需定制“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纪念酒”（习酒古韵系列），现由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暨“叶剑荚与梅县”学术研讨组委会委托贵公司的古韵系列产品全国总经销广州英渤贸易有限公司全权办理定制该产品的各项事宜。委托权限：签订供货合同，确定规格，安排生产计划，支付货款，验收产品质量，提取产品，协调各方关系。授权期限：2014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特此委托”。该委托书的落款为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暨“叶剑英与梅县”学术研讨组委会，日期为2014年11月20日，落款处加盖了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暨“叶剑英与梅县”学术研讨组委会字样的印章。该委托书右上角有手写字样“与原件一致”，韩某建在旁边签名，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9日，被告英渤公司在上述手写字样下方盖章。《情况说明》为韩宝建所出具，全文如下：“我是广州英渤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我公司也是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古韵产品全国总经销，现就产品‘叶剑英纪念酒’的生产、销售情况说明如下。一、胡小龙、严焕松、叶志荣希望通过我公司委托定制‘纪念叶剑英元帅诞辰118周年专用习酒’，但没有批准生产：2014年3月份，一个做酒的尹小姐介绍我认识了严焕松，接着，严焕松带着自称是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副秘书长（持有名片）的胡小龙和叶志荣来找我，他们说他们是‘纪念叶剑英元帅诞辰118周年组委会’的，希望委托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定制‘纪念叶剑英元帅诞辰118周年专用习酒’。当时我向他们提出，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肖像国家有严格的规定，胡小龙、严焕松、叶志荣他们说，由纪念叶剑英诞辰118周年组委会负责授权委托，责任由我们负责，我说那要有一份文字上的报告给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看看同不同意生产，他们表示没有问题。过了一天，胡小龙、严焕松、叶志荣他们拿着一张打印好的，致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的《关于定制纪念叶剑英元帅诞辰118周年专用习酒的报告》，署名‘纪念叶剑英元帅118周年组委会’（没有盖章），落款时间是2014年3月22日，拿到这份函，我当即表示没有盖公章不行，他们解释说，组委会的印章正在审批刻制，我们找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先借他们的章代组委会盖个章。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特许品牌经营部经理邓其文接到胡小龙给的以‘纪念叶剑英元帅118周年组委会’名义，借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公章作为“纪念叶剑英元帅118周年组委会”代章的函，不同意委托定制“纪念叶剑英元帅诞辰118周年专用习酒”，认为《关于定制纪念叶剑英元帅诞辰118周年专用习酒的报告》内容所述责、权、利，是由‘纪念叶剑英元帅118周年组委会’这个机构承担，而不是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委托定制‘纪念叶剑英元帅诞辰118周年专用习酒’必须是谁委托定制盖谁的公章，故此，‘纪念叶剑英元帅诞辰118周年专用习酒’没有生产。二、胡小龙、叶志荣、严焕松直接定制‘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纪念酒’，生产销售‘叶剑英纪念酒’四千坛（瓶）。（一）2014年11月20日，胡小龙、叶志荣、严焕松和李祥（据他们说是严焕松的干儿子）再来找我，拿着致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函》和《授权委托书》，这两份文件署名都是：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暨‘叶剑英与梅县’学术研讨组委会，并加盖了该组委会的公章：（二）《公函》专门提到：为我单位定制生产古韵系列习酒一批“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纪念酒”，均为53度酱香型优质白酒，该批产品的包装以及收藏证书的使用相关“叶剑英”称谓、肖像……均为我单位的创意策划，若出现争议由我方负责解决。（三）《授权委托书》提到：委托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古韵产品全国总经销广州英渤贸易有限公司全权办理定制‘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纪念酒’（习酒古韵系列），委托权限是：签订供货合同，确定规格，安排生产计划，支付货款，验收产品质量，提取产品，协调各方关系。（四）胡小龙、叶志荣、严焕松要我和李祥签署了一份其中提到他们的利益：（1）他们代表叶剑英研究会要收取我们费用人民币100万元；（2）由叶会组织的活动所销售的金额，除去就成本、活动开支，再由我和李祥协商分配给他们。（五）2014年11月底12月份初，胡小龙、叶志荣、严焕松（李祥也可能去了）专程去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公司，把和给了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公司，同时，找公司领导商讨委托生产事宜，最终获得批准同意生产‘叶剑英纪念酒’：（1）由本公司根据胡小龙、叶志荣、严焕松的委托与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供货合同，打给了他们定金入民币120万元及其他成本费用共240万元，产品名称为“叶剑英纪念酒”，冠以“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监制”，包装用叶剑英穿着元帅制服的肖像。（2）规格、包装的设计、收藏证书的设计都是由胡小龙、叶志荣、严焕松他们和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一起研究、印刷加工制造的。（3）‘叶剑英纪念酒’53度酱香型优质白酒，由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生产。（4）‘叶剑英纪念酒’规格是一坛（瓶）净重3Kg，总共生产出品了‘叶剑英纪念酒’4000坛（瓶）（第一批产品约于2015年1月出厂），其中，按我和李祥的合同条款，李祥拿了2000坛（瓶）去销售，我留了2000坛（瓶）。（5）‘叶剑英纪念酒’成本价是每坛（瓶）人民币800元，我没有拿到网上、商场或社会上去销售。三、2015年2月5日在广州同裕国际酒店举行的推销“叶剑英纪念酒”的晚会是由叶志荣、胡小龙、严焕松召集：（一）2015年1月19日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第三次会员大会后，叶志荣、胡小龙、严焕松要我联系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加班赶制‘叶剑英纪念酒’，希望2015年2月5日前能供应几百坛（瓶）。（二）2015年2月5日叶志荣、胡小龙、严焕松通知我到广州同裕国际酒店参加晚会，推销‘叶剑英纪念酒’并要我准备好200至400坛（瓶）‘叶剑英纪念酒’，参加晚会的人约近200人。（三）推销会由叶志荣主持，推销会上展示的‘叶剑英纪念酒’标明全国统一价格每坛（瓶）3888元，是由叶志荣、胡小龙、严焕松、李祥他们商定的。四、叶研会基金部叶志荣负责推销‘叶剑英纪念酒’。（一）2015年2月14日接到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的通知：‘叶剑英纪念酒’冠以‘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监制’是违法的，必须马上停止生产销售，此时，我非常担心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我觉得‘叶剑英纪念酒’是胡小龙、叶志荣、严焕松他们直接去定制的，我只是从酒厂拿货，因此，假如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话也是他们负责，为此，我找他们商量解决办法。（二）2015年4月7日，胡小龙、严焕松、叶志荣、李祥带着一位叫廖皓廷的人，由叶志荣、李祥、廖皓廷和我签订了一份《叶剑英纪念酒合作合同操作及合同转让协议》，其中叶志荣以叶研会基金部名义，承诺负责“组织纪念叶剑英诞辰活动，并为叶剑英纪念酒作推广销售”。2015年4月28日由严焕松签署了两份《授权委托书》给我，胡小龙、严焕松、叶志荣说一切法律责任都由他们承担”。韩宝建在上述《情况说明》说明人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6年10月20日。对于上述两份材料，英渤公司对《标注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情况说明》，被告英渤公司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认为该证据是韩宝建本人所写，内容是否属实应当由韩宝建本人陈述。韩宝建作为证人本案中出庭作证，其陈述与《情况说明》所载的相关内容一致。胡小龙主张上述《标注的授权委托书》《情况说明》内容失实，导致胡小龙受到研究会的行政处罚，在叶帅家族被污名，其社会名誉受损，为此提交了手机短信截屏、凌子的《声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穗工商处字[2017]1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证明。手机短信截屏显示了与名为“茅台习酒韩宝健”的短信记录，其中2014年11月26日的短信内容为：“几经反复，基本确定，昨日的印作废以此为准：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暨‘叶剑英与梅县’学术研讨会筹备组。是这样的全称吗”，胡小龙主张该证据证明组委会在2014年11月26日还未成立，英渤公司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但认为短信内容是在商讨叶剑英元帅诞辰118周年纪念活动，因此关联性确认；凌子的《声明》载明：“我是叶剑英之女凌子（叶向真），作为叶帅亲属，本人支持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依法开展叶剑英实际研究和宣传工作，同时，本人和其他亲属从没有同意或者授权生产、销售‘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纪念酒’、‘叶剑英纪念酒’。坚决反对叶志荣、胡小龙、严焕松、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等擅自在前述商品上使用叶帅的形象、文章并投入市场销售，利用叶研会名义进行非法商业活动并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上述这些人的行为对叶帅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本人要求有关单位对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声明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17日。胡小龙认为凌子是被英渤公司及韩宝建所写的说明误导的，英渤公司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穗工商处字[2017]1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英渤公司为牟取商业利益，在定制的“叶剑英纪念酒”外包装上存在虚构“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监制”进行宣传、使用或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者形象的违法行为，并被责令停止发布上述违法包装物广告，并作出罚款200000元。胡小龙主张该证据证明英渤公司没有经过叶家的授权及广东叶剑英研究会授权，私自在纪念酒上使用叶剑英元帅的肖像，虚构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监制纪念酒，相关违法行为系英渤公司所为，而非胡小龙。英渤公司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称并未就该决定书复议或诉讼，但认为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只处罚英渤公司，而不处罚胡小龙等人，是因为工商局只能处罚工商主体，不能直接处罚自然人，并不代表胡小龙等人就没有违反国家工商法规。英渤公司认为上述《标注的授权委托书》《情况说明》并不存在侵犯胡小龙名誉权的情形，为此提交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询问（调查）笔录、《关于“叶剑英纪念酒”的情况说明》以及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7年5月31日的询问（调查）笔录显示，韩宝建陈述的“叶剑英纪念酒”前后定制过程如下：“2014年3月份，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严焕松、叶志荣、胡小龙三人，他们三人自称为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以下简称叶会）工作人员，其中胡小龙还给我看了他的工作证及名片，说是希望通过我们英渤公司向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习酒公司）定制一款‘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专用习酒’，因为2015年时叶剑英元帅诞辰118周年，他们叶会要搞些纪念活动，用酒来作纪念品，而我们英渤公司恰好又是习酒公司‘古韵’系列白酒的总经销商。于是我们决定做这事，我与胡小龙在当年的七月份去了趟习酒公司进行洽谈，但是因为当时手续的不完备，委托方主体不对，函件的落款与印章不一致，习酒公司没有通过‘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专用习酒’的生产。后来11月份左右，他们三人和叶会不知是怎么操作的，成立了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暨‘叶剑英与梅县’学术研讨组委会（以下简称纪念组委会），完备了各项手续，并委托我们英渤公司全权负责办理，习酒公司在2015年初生产了‘叶剑英纪念酒’”。李祥2017年元月8日出具了《关于“叶剑英纪念酒”的情况说明》，该说明内容大致如下：我叫李祥，是经营物流的一位商人，现就“叶剑英纪念酒”的生产销售情况说明如下：1.胡小龙、叶志荣、严焕松委托习酒公司定制“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纪念酒”，生产销售纪念酒5870瓶。2014年11月底的一天，严焕松联系我一起吃饭，同行还有胡小龙、叶志荣、韩宝建、廖女士。席间，胡小龙、叶志荣提到，他们的“纪念叶剑英诞辰118周年暨中国与梅县学术研讨组委会”出具的《公函》和《授权委托书》已获得酒厂同意，“叶剑英同志诞辰118周年纪念酒”（古韵系列，53度酱香型优质白酒，产品包装及收藏证书使用“叶剑英”称谓、肖像）即将生产。胡小龙、叶志荣说该酒由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监制，产品出来后，由他们叶会在香港、梅州、广州开三次会，包卖包赚，严焕松建议我和韩宝建合作出资参股。胡小龙、叶志荣、严焕松要韩宝建和我签署了一份《合同书》，其中提到他们的利益：（1）他们代表叶会收取我们费用100万元；（2）由叶会组织的活动所销售的金额，除去就成本、活动开支，再由两人协商分配给他们。为了核实，2014年12月初，我和严焕松先生夫妇，一起到了习酒公司，厂方的领导告诉我们，胡小龙、叶志荣他们的“纪念叶剑英诞辰118周年暨中国与梅县学术研讨组委会”申请定制的“叶剑英纪念酒”已获同意生产；2.2015年2月5日在广州同裕国际酒店举行的推销“叶剑英纪念酒”的晚会是由叶志荣、胡小龙、严焕松召集。2015年2月5日叶志荣、胡小龙、严焕松通知我到广州同裕国际酒店参加晚会，推销“叶剑英纪念酒”，参加晚会的人有近200人。推销会由叶志荣主持，推销会上展示的“叶剑英纪念酒”标明全国统一价格每坛（瓶）3888元，是由叶志荣、胡小龙、严焕松、韩宝建和我大家商定的；3.本人退出经营销售，由叶研会基金部叶志荣负责推销“叶剑英纪念酒”：（1）2015年2月14日接到叶会通知：“叶剑英纪念酒”冠以叶会监制是违法的，必须马上停止生产销售，此时我决定退出；（2）2015年4月7日，胡小龙、严焕松、叶志荣带着一位叫廖皓廷的人，由韩宝建、叶志荣、廖皓廷和我签订了一份《叶剑英纪念酒合作合同操作及合同转让协议》，其中叶志荣以叶会基金部名义承诺负责组织纪念叶剑英诞辰活动，并为叶剑英纪念酒作推广销售。对于李祥出具的上述情况说明，胡小龙对真实性确认，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确认，主张该文件内容不完整，且该文件缺少制作纪念酒的环节，缺少李祥邀请胡小龙与陈弘君考察另外一个酒厂的内容。英渤公司还提交了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会长陈弘君、原副会长刘子健、副会长兼副秘书长余长江、常务理事黎维军、原副会长叶文益等人的证人证言，上述证人均在开庭时出庭作证，均称广东叶剑英研究会未委托胡小龙生产纪念酒，纪念酒是胡小龙背着研究会制作的。对于上述证人证言，胡小龙主张英渤公司与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存在利害关系，研究会是民间团体没有资金，渤公司向研究会捐过20万元，胡小龙未就其主张进行举证。另查明，韩宝建在2017年6月15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询问（调查）笔录中被问及“2017年2月20日你提供给我局的‘关于‘叶剑英纪念酒’生产销售情况说明’自述材料中，为什么你说是英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时，回答称：“这个是我表述有误，我不是我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陈秋菊，但是这笔业务是我一直的操办，整个情况我了解最清楚，陈秋菊有书面《授权委托书》来委托我配合调查处理”。胡小龙、英渤公司对上述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认为，关于胡小龙申请追加韩宝建为本案被告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本案的《情况说明》系韩宝建出具，也系胡小龙主张侵权的主要文件内容。但韩宝建系英渤公司的股东，由于其对相关案情最为熟悉，英渤公司法定代表人书面委托其配合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调查，韩宝建在配合调查时提供了上述《情况说明》。由此可见，韩宝建出具的《情况说明》系其代表英渤公司行使的职务行为，其后果应由英渤公司承担，故本院对胡小龙追加韩宝建作为本案被告的申请不予支持。关于英渤公司是否了侵犯胡小龙的名誉权。原告胡小龙主张被告英渤公司侵犯其名誉权，其侵权行为主要体现在《标注的授权委托书》及《情况说明》这两份材料上，本院对上述材料分析如下：1.对于《标注的授权委托书》，该文件通篇未提及胡小龙及其相关信息，故不存在侵犯胡小龙名誉权的可能性；2.对于《情况说明》，该文件所涉内容与李祥出具的《关于“叶剑英纪念酒”的情况说明》大体一致，胡小龙确认后者的真实性、关联性，只是认为内容上有遗漏而已；《情况说明》的内容亦与韩宝建的询问（调查）笔录所述的一致，胡小龙也确认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会长陈弘君等人的证人证言也能印证《情况说明》的相关内容，胡小龙虽主张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与英渤公司有利害关系，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本院认为胡小龙主张英渤公司侵犯其名誉权的主张不成立，本院对其全部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小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胡小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宝姗二〇一九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陈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