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赞皇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29民初26号原告：石家庄维士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赞皇县五马山工业园区**路南。法定代表人：耿瑞增，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肖，系河北蓝天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新新，系河北蓝天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葛玉生，男，1980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玉科，系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石家庄维士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士康公司）与被告葛玉生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维士康公司法定代表人耿瑞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肖、于新新，被告葛玉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玉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维士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赞皇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2018赞裁字316号裁决书，驳回被告葛玉生在仲裁阶段提出的仲裁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与原告劳动争议一案经赞皇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仲裁，该委作出[2018]赞裁字316号裁决书，原告对此不服：一、葛玉生提交的劳动合同、证明是虚假的。葛玉生分管公司印章，利用职务便利擅自伪造了该虚假劳动合同、证明，仲裁时原告提交了真实的合同，两相对比可以看出是虚假的，但仲裁庭采纳了葛玉生提交的劳动合同，对原告的抗辩未予理会。二、原告不拖欠被告劳动工资、绩效工资、保险等，原告提交的2016年、2017年绩效工资和保险补助领取登记表以及2018年1月份到9月份部分人员其他费用发放表，证明了被告工资及保险补助领取情况，以及2017年1季度至4季度、2018年第1季度、第2季度中层以上人员薪酬发放表，足以说明原告不欠被告工资及保险费用，仲裁庭采纳被告提交的证据是错误的，作出的支付工资及补缴保险的裁决也是错误的。三、被告是无故不来公司上班，不交接工作，擅自离岗。被告的行为给原告还造成了很大损失，被告是自己主动离职，原告不应支付被告经济补偿。综上，该裁决书是错误的，请贵院予以撤销，并驳回被告的仲裁请求。被告葛玉生辩称，我们认可仲裁裁决书的第一项和第三项；对于第二项经济补偿金的裁决数额低于应当裁决数额，经济补偿金应当按照上年度河北省平均工资的三倍计算8.5个月。对于第四项仲裁裁决被告退回从原告处领取的社保补助，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应当裁决原告为被告补缴2010年9月30日至劳动合同解除之日的社会保险。经审理查明，被告葛玉生系原告维士康公司员工，2010年9月30日至2018年10月11日期间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并先后担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一职。原告维士康公司于2010年3月15日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被告葛玉生系原告公司自然人股东（之一），出资比例4.2%，出资时间2012年4月25日，认缴出资273万元。冯振英系原告公司的隐名股东，被告曾与其沟通拖欠工资事宜，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并有原告提交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等在卷予以证实。庭审中，原告提交2011年4月1日、2015年5月1日两份《劳动合同书》，该两份劳动合同书上均未记载被告葛玉生的工作岗位及劳动报酬，合同时间分别为2011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被告提交一份《劳动合同书》并陈述系2018年9月补签，该份劳动合同内容较为规范，载明了被告的具体工作岗位及劳动报酬数额，合同期限为2010年9月30日至2020年9月29日，但落款处未注明合同签定时间。被告认可原告提交两份劳动合同上其签名真实性，但称系工作一段时间后为应对检查签属，两份合同不具备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主要条款，也未将合同文本交付被告。原告认可被告提交劳动合同上公章及法人章的真实性，但称系被告利用职务之便伪造合同并自行加盖印章，原告无该份合同。原告提交被告2016年、2017年绩效工资、保险等其他费用领取登记表，2017年、2018年中层以上人员季度薪酬发放申请表（含被告），部分人员其他费用发放表（含被告）等，拟证实原告未拖欠被告工资、保险费用等。被告对保险费用领取质证认为以发放保险补助等形式代替缴纳社会保险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在计算拖欠工资时已将领取的保险补助视为已领取的工资；已领取的工资金额不能代表原告应当发放给被告的工资数额。被告提交2018年9月1日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葛玉生（身份证号），为我公司员工，自2010年9月30日就职于我公司，2010年9月至2017年3月任总经理助理，年薪20万元；2017年4月至今任副总经理，年薪25万元。我公司2010年仅为其发放工资共6000元，欠薪44000元；2011年仅为其发放工资共36000元，欠薪164000元；2012年仅为其发放工资共60000元，欠薪140000元；2013年仅为其发放工资共166000元，欠薪34000元；2014年仅为其发放工资共96000元，欠薪104000；2015年仅为其发放工资共96000元，欠薪104000；2016年仅为其发放工资共96000元，欠薪104000元；2017年仅为其发放工资共计142000元，欠薪96000元；2018年1-8月份仅为其发放工资共128600元，欠薪38000元。截止2018年8月31日我公司共拖欠其工资828000元（大写：捌拾贰万捌仟元整）。依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如不能按时支付工资，针对拖欠工资部分按年息16%计算利息。另，截止2018年8月31日，葛玉生就职行为未给我公司造成任何损失。特此证明！”。对该证明，原告认可其上载明的已向被告发放工资金额，但不认可载明的拖欠金额，并称该证明也是被告利用职务之便自行加盖公司公章及法人章；公司有严格的印章管理制度，被告的印章无使用登记，且法人也不知晓该用章情况。被告提交“石家庄维士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参加人员包括：冯振英、周保义、王月云、王文举、耿瑞增、王亚光、朱盼林、康忠田、于春杰、贾彦仓、葛玉生，会议决议：“与会董事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决定：聘任于春杰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亚光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康忠田、贾彦仓、葛玉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聘任常冬青为公司财务部经理。”，冯振英在董事处签名。被告还提交与冯振英通话录音，并称冯振英系原告公司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录音通话可以体现拖欠被告工资。原告质证称冯振英并非公司实际控制人，应以工商登记为准，且冯振英未在录音中证实欠被告的钱，通话内容是否真实应当作司法鉴定。另，原告提交陈某的《劳动合同书》及工资领取登记表等，并申请陈某出庭作证。证人陈某陈述：2013年底到原告处工作，任质量部经理，工作期间一直正常发放工资无拖欠情况；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系双方口头约定，另领取保险补助自行交纳社会保险；对于原告是否拖欠其他员工工资不清楚。被告质证认为，陈某的工资表、劳动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证人也证实原告与员工有口头约定工资情况且是保密的，证人证言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本院认为，关于原告撤销赞皇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2018]赞裁字316号裁决书的诉求，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的终局裁决，用人单位一方依据上述相关规定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本案中，原告提交的[2018]赞裁字316号裁决书为非终局性裁决，且撤销仲裁裁决应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原告的该项申请不属于基层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处理。另，关于社会保险费补缴问题，因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等发生的争议，应由社保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本院亦不作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裁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对于劳动争议案件应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劳动仲裁阶段的仲裁请求及诉讼阶段争议进行全面审理，对于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的争议应做如下认定：一、劳动合同解除问题。被告以拖欠工资为由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包含确认解除劳动合同），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在劳动仲裁庭审中所作陈述，仲裁庭审笔录中就申请人不上班的时间问题，被申请人（原告）陈述：“2018年10月11日就不来上班了”、“我们接到劳动仲裁后才通知不让其上班。”，由此可见原告对于劳动合同解除未持异议，双方也事实上终止了劳动合同的履行，本院确认双方劳动合同予以解除。二、拖欠工资及利息。原告认可被告提交的2018年9月1日证明、《劳动合同书》上加盖用人单位公章及法人章的真实性，但称系被告利用职务便利伪造证据自行加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原告提交的两份劳动合同书均未载明工作岗位及劳动报酬，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书内容规范，对工作岗位及劳动报酬进行了明确约定，且加盖用人单位印章及法人章，本院对被告提交劳动合同书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自述有严格的用章及财务制度，但不能举证证实被告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加盖印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提交的拖欠工资证明、《劳动合同书》及通话录音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原告拖欠被告工资的事实，原告应支付拖欠被告的工资款项828000元。利息问题，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基于拖欠工资事实本院已支持被告的给付经济补偿金请求，故对拖欠工资利息不再支持。三、经济补偿金及经济赔偿金问题。原被告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并非违法解除，被告基于原告拖欠工资申请仲裁在先，原告通知其不上班在后，双方事实上终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010年9月30日至2018年10月11日期间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8.5个月，根据劳动合同约定被告离职前年薪不低于25万元，其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工资的三倍，故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应按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计算，参照河北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为65266元/年÷12月×3×8.5月＝138690元。对于被告的经济赔偿金请求，缺乏相关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石家庄维士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葛玉生解除劳动关系。二、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原告石家庄维士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被告葛玉生支付拖欠工资款项828000元。三、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原告石家庄维士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被告葛玉生支付经济补偿金13869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石家庄维士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静萱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秦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