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2民终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路369号海城广场1号楼503室。法定代表人：杨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北京市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北京市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平旺同煤大楼。法定代表人：张某2，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某，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丹东市滨江中路130号2904室。法定代表人：陈某，总经理。上诉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煤外经贸公司）、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羽丰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山煤公司不服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2017）晋0203民初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晋02民终1043号民事裁定发回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法院又作出（2018）晋0214民初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山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张某1，被上诉人同煤外经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某、曹某到庭参加诉讼。羽丰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煤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按照实际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改判驳回同煤外经贸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系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案件，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晋02民终1043号民事裁定中明确指出原一审按照买卖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发回重审后应当按照实际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但在本案发回重审时一审法院未按照实际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仍按买卖合同纠纷进行审理明显错误。（一）十份《煤炭买卖合同》签订后，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向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支付278493696.96元货款,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向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交付价值245434574.04元货物，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向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退还6000万元，此时十份《煤炭买卖合同》均已履行完毕，且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在十份《煤炭买卖合同》均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还多退还给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26940877.08元。（二）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主张的13059122.92元并非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因买卖事宜支付给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的货款,而是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在收到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签发的4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无法兑付后,在上述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多退给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26940877.08元的基础上与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进行账务处理产生的债务,该债务与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所举十份《煤炭买卖合同》无任何关系,且该债务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无直接关系。庭审已查明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收到的4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销售有限公司背书给其的,说明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销售有限公司有直接的业务关系,与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并没有直接业务关系。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并不能依据其提供的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要求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承担其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销售有限公司形成的债务关系。二、一审认定部分事实无依据。（一）一审P5页认定“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同煤外经贸公司与被告羽丰公司开展上述煤炭销售业务是在被告山煤公司的主导和指定下进行。”无相关证据证明，属错误认定。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向法庭提交的10份《煤炭买卖合同》中仅有1份《煤炭买卖合同》上加盖有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的印章,其余9份未加盖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嵌印章,如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印章真实,那么仅表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盖章的1份《煤炭买卖合同》是在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指定下签订的，并不能认定剩余9份《煤炭买卖合同》也是在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指定下签订的。而且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对1份有其印章的《煤炭买卖合同》上的印章未予以认可，考虑到10份《煤炭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故未申请人民法院对有其印章的1份《煤炭买卖合同》上的印章进行鉴定。（二）一审依据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两份《合作经营合同》作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对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欠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判决明显错误。1、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两份《合作经营合同》均系复印件，且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对该两份《合作经营合同》不予认可。2、《合作经营合同》系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不能据此认定在此期间内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对外做的每笔业务均是经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指定的。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均是案件的当事人，且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与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在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在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依据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的陈述认定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与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签订的所有《煤炭买卖协议》均是在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指定下签订的。本案中存在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与丹东羽丰经资有限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利益的情形，应对此进行严格审查。3、一审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在对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提起诉讼后，依据一份《承诺函》追加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为被告,但庭审时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并未将该《承诺函》作为证据出示，而且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在对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提起诉讼前并没有向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主张过权利,故保证期间及诉讼时效已丧失。三、一审庭审时，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及人民法院均未变更案由，庭审按照买卖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如从票据纠纷进行审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也不一定承担还款责任。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持票人提示承兑或者提示付款被拒绝的，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必须出具拒绝证明，或者出具退票理由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持票人不先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遭拒绝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庭审时，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并未提供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必须出具拒绝证明，或者出具退票理由书，故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行使追索权的基础依据。2、备忘录第三条明确说明“由于乙方在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无法正常兑付，现经双方协商并一致同意，由乙方全额不计息收回上述商业承兑汇票，该行为视为甲方向乙方支付款项肆任万元整。”从该情形可知，票据法律关系已不存在，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不能再行使向前手的追索权。3、从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所举商业承兑汇票可知，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6月19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在对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提起诉讼前并没有向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主张权利，而且是在对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提起诉讼后依据一份《承诺函》追加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但庭审时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并未将该《承诺函》作为证据出示，故其向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主张权利已超过票据权利时效,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对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的票据权利已消灭。同煤外经贸公司辩称，原判正确，应予维持。羽丰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同煤外经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羽丰公司及山煤公司向其连带支付欠款人民币13059122.92元，并赔偿迟延付款期间的利息损失（自2015年6月3日起直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由山煤公司、羽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经山煤公司介绍和指定，同煤外经贸公司与羽丰公司就开展喷吹烟煤经贸业务进行洽谈、协商。2012年4月20日至2013年9月3日期间，同煤外经贸公司与羽丰公司签订了十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就双方交货及付款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同煤外经贸公司和羽丰公司各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及交货义务。2015年6月3日，同煤外经贸公司与羽丰公司签署备忘录及对账函，确认羽丰公司欠付同煤外经贸公司货款13059122.92元。同煤外经贸公司与羽丰公司开展上述煤炭销售业务是在山煤公司的主导和指定下进行。对于此项销售业务，山煤公司于2012年4月18日、2013年4月18日在同同煤外经贸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中约定：山煤公司对其指定的与同煤外经贸公司签订贸易合同的第三方的履约能力提供担保，如其指定的签订贸易合同的第三方违约或部分违约而给同煤外经贸公司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同煤外经贸公司保留向山煤公司追索上述损失的权利，所有损失由山煤公司代其指定的第三方偿还给同煤外经贸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同煤外经贸公司与羽丰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同煤外经贸公司要求羽丰公司支付拖欠货款的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同煤外经贸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就逾期付款部分分段计算。现本案以未付货款13059122.9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要求支付自2015年6月3日（对账单签订之日）起至预付货款付清止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山煤公司在同同煤外经贸公司合作经营合同中约定，对羽丰公司在贸易中发生违约或部分违约而给同煤外经贸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情形时，愿意承担一切经济责任。该约定虽未明确表明与羽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结合《合作经营合同》中关于羽丰公司是被告山煤公司指定交易对象的内容，应当认定山煤公司的承诺是对羽丰公司债务的加入，是自愿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故山煤公司应与羽丰公司向同煤外经贸公司承担连带清偿未付货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责任。同时，山煤公司有权在实际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羽丰公司追偿。综上所述，同煤外经贸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羽丰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13059122.92元，并向赔偿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损失（以欠款13059122.92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有权在实际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107829元(同煤外经贸公司已预交)，由丹东羽丰经贸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亦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2年4月18日以及2013年4月18日同煤外经贸公司与山煤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山煤公司对其指定的与同煤外经贸公司签订贸易合同的第三方的履约能力提供担保，如其指定的签订贸易合同的第三方违约或部分违约而给同煤外经贸公司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同煤外经贸公司保留向山煤公司追索上述损失的权利，所有损失由山煤公司代其指定的第三方偿还给同煤外经贸公司。同时，2012年4月20日至2013年9月3日期间，同煤外经贸公司与羽丰公司签订了十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就双方交货及付款等进行了约定。其中2012年4月20日三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山煤公司作为担保人，承诺代羽丰公司偿还同煤外经贸公司的全部预付货款或部分预付货款，结合同煤外经贸公司与山煤公司《合作经营合同》，证据间相互印证，所以山煤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主张本案应当适用票据法相关法律规定，但是本案票据的流转系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的支付手段，并非因票据活动中而产生，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155元，由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祖荡审判员 张晨曦审判员 王利东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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