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681民初760号原告：张宪英，女，1972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东港市。诉讼代理人：杨凤娇，辽宁五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姜继祥，男，1969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东港市。原告张宪英与被告姜继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诉讼代理人杨凤娇、被告姜继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返还借款本金10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1月24日，被告以“无钱购买所在保险公司的理财产品”为由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并于当日为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双方约定年息10000元。原告当即将现金100000元交付被告，但被告至今仅支付了一年的利息10000元。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返还本金的责任。被告辩称，为原告出具了100000元的借条以及交付其利息10000元均属实，但这并非我对原告的借款本息，而是其投资案外人大连通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力公司）的本息，过程如下：2011年始，原告通过我购买了“中荷人寿保险”的理财产品，续签两次保单后，其嫌收益少，让我推荐收益更高的产品，我即提供了通力公司的相关信息，其当时因不相信而未投资该公司。约一年后，原告和其同组村民王兆花（另案原告常银平的婆婆）共同委托我为其二人办理投资手续。2014年1月24日，我驾车载原告与王兆花来到通力公司，二人亲手分别将各自的投资款100000元交付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孔凡通后，孔为其出具了加盖该公司公章的《借条》与《收条》。后原告将其两条交付于我，并让我以个人名义为其出具借条，我即按其要求出具了涉案借条，但同时也让其在我书写的载有“借条所载非借款，而是理财投资款”的《借条的补充说明书》的“委托人”处署名。我将孔凡通为原告出具的借条与收条兑换成与通力公司债务已结的案外人曲吉龙、刘运珍名头的票据并持有是因为我当时不懂法，以为如不兑换，就会形成两份原告的借条，其可主张权利两次。综上，我与原告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对其诉请不予认可。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被告出具的《借条》一张以证明：原、被告于2014年1月24日成立了100000元的借款合同关系。被告质证：其上内容全部由我书写、手印及个人印章亦由我按捺、加盖属实，但这只是在原告将通力公司为其出具的借条与收条交付于我后应其要求出具的，我并未从其手中接过分文。交付其利息10000元亦属实，但该款是我为孔凡通垫付的。被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借条”的补充说明书》、通力公司为案外人曲吉龙与刘运珍出具的《借条》与《收条》各一份以证明：补充说明书的出具时间实为2014年1月24日的几日以后，写为该日是为与涉案借条的出具时间一致；补充说明书的出具时间由“2013年”改写为“2014年”属实，但这是因为当时刚换新年；该组证据证明诉争款项非被告对原告的借款，而是原告对案外人通力公司的投资款。原告质证：案外人曲吉龙、刘运珍的票据与本案无关。对补充说明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日期像是由2012年改为2014年。此外，该说明书第二项“借条不等同于收据的法律效力”的记载说明被告清晰地知道借条与收据的不同法律效力，故无论从法律效果还是自身认知的角度，被告出具涉案借条的行为均表明其是认可向原告借款100000元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24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原告当即交付其现金100000元，被告于当日为原告自书《借条》一张，载明“今有姜继祥向张宪英借现金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00）。借款人：姜继祥2014.1.24”；被告同时在其署名上按捺了手印、加盖了个人印章。双方口头约定年息10000元。2015年1月24日，被告交付原告2014年的利息10000元，并在该条下方补充书写“2014年利息壹万元整已付清”,同时将出具时间划掉并改写为“2015.1.24”。另查明，2012（3）年1月24日，原告委托被告为其理财，被告为原告出具了相应的《借条》。被告同时在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的纸张上书写了《借条的补充说明书》一份，载明“此身份证复印件专用于证明以下二项事宜：（一）证明我委托授权姜继祥，身份证号×××为我投资理财，赚取红利；（二）证明姜继祥给我开示的‘借条’是等同于‘收据’的法律效力，不是借贷关系，而是为我投资理财。2012（3）.1.24”。原、被告分别在“委托人”与“受托人”处署名。现被告将出具日期中的“2012（3）年”改为“2014年”。原告未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提交进行其署名真实与否的鉴定申请书。2012年1月9日，案外人通力公司为案外人刘运珍出具了金额为20000元的《借条》与《收条》各一张，现被告将出具日期中的“2012年”改为“2013年”。2013年2月27日，案外人通力公司为案外人曲吉龙出具了金额为80000元的《借条》与《收条》各一张。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交的）借条、（被告提交的）借条与收条、“借条”的补充说明书等证明材料在卷，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当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的，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中，被告虽抗辩称诉争款项为原告对案外人通力公司的投资款，但在已为原告出具了借条的情况下却未能出示该公司为原告出具的借条与收条、自述将原告的票据交回该公司以换取他人票据的行为亦是损害其自身利益的于常理不通的行为，且案外人刘运珍票据的出具时间明显是由2012年改为2013年，结合《借条的补充说明书》的出具时间亦是由2012（3）年改为2014年以及被告未能对其“驾车载本案原告与另案原告常银平的婆婆王兆花‘去通力公司交纳投资款’”的抗辩意见提交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依法对被告“将《借条的补充说明书》中的‘2013年’改为‘2014年’是因为刚换新年”、“以通力公司为原告出具的票据换取二案外人的票据”以及“本案原告与另案原告常银平的婆婆王兆花于2014年1月24日亲手上交案外人通力公司投资款100000元”等抗辩意见均不予采信，同时结合其早在2012（3）年1月24日出具《借条的补充说明书》时即已知晓“借条”与“收据”的不同法律效力，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仍于2014年1月24日为原告自书了意思表达清晰的“向原告借款”的《借条》、由其本人以自有资金交付原告利息10000元的事实以及若非当场收到款项，不会书写“借现金”的常理认定，双方于2014年1月24日成立100000元的借款合同关系，而非庭审时释明的委托合同关系，即即使是原告本人在涉案《借条的补充说明书》的“委托人”处署名，综合全案证据，该说明书也仅证实原、被告间于2012（3）年1月24日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其本身与诉争借条无关。综上，被告提交的三份证据中的两份存在时间改动问题，而被告却未能对“均系合理改动”提交除个人陈述外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亦未能证明另一案外人曲吉龙的票据与本案存在关联，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的主张有事实依据，亦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姜继祥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张宪英借款本金10000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及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侯贵嵋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金照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