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04民初7181号 原告：高志华，男，1967年1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海龙，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88号。 法定代表人：刘东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亚栋，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朝阳，河北中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志华与被告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志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海龙、被告公交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亚栋、范朝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查明的事实 一、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违法；2、判令被告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资156741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二、原告诉称，1999年10月，原告从部队转业至被告处工作。2005年12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5年前后，原告的工资为每月4019元。2015年1月11日，原告驾驶冀Ａ×××××号大型普通客车沿育才街由北向南行驶至时，将由东向西在人行道内跑着通过道路的行人范建彬撞倒，造成范建彬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的交通事故。2015年2月4日，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长安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负此事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积极配合被告处理善后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不影响被告正常生产运营，原告主动补偿死者家属。被告于2015年5月11日，对原告作出了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并于当月停发工资，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未向原告送达。在被告停发原告工资后，原告多次找工作单位领导申请恢复工作，均被告知在家等待，待领导集体研究后为原告另行安排工作。后，原告又多次赴公交总公司沟通恢复工作事宜，均被被告工作人员以各种理由推诿塞责，期间还因为单位领导授意门卫禁止原告进门，而与门卫产生肢体冲突。2017年8月，原告向新上任的周书记反映情况，周书记表示原告这种情况不应该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单位相关人员妥善处理。当月，被告相关人员询问原告是否愿意去保定工作，但双方并未就赴保定工作达成合意。被告单方解除与原告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被告所解除合同依据的规章制度未经民主程序通过，未向原告公示，该规章制度不合法；52号文第二条为区分事故责任比例，一刀切的规定有责交通事故造成死亡即解除劳动合同，将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不加区分的进行对待，显然不合理，对员工也是不公平的，从原告调取的被告该文件最新修订版相同条款内容可以看出，出现在发生同等责任或次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仅给予一年的查看的处分，不构成解除劳动合同，也可以看出原52号文规定不合理。被告解除程序违法，首先单位的解除意见明确载明原告的事故责任为主要责任，基于此才与原告解除合同，但实际上原告只负事故的同等责任，该解除意见是未征求分公司及总公司工会意见，仅有个人签名，没有工会盖章，也没有具体的讨论及形成意见，不能代表工会的意见，也不能证明该规定解除事项经过工会讨论决定。被告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未送达原告。自此至2018年年初，原告每月均赴被告处主张权利，要求被告给予合理的答复。2018年7月，在赴公交公司协调恢复工作无果后，原告于2018年7月9日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以经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原告的仲裁申请，原告不服，诉至本院。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录音两份、《劳动合同书》、原告工资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审批表》复印件、《人民调解协议书》复印件、特快专递收据及回执复印件、《信访事项办理双向责任书》复印件、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文件（公交字【2018】23号）、缴纳党费的证明、原告退伍证、历年的奖励复印件、劳动仲裁申请书、石家庄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石劳人裁字（2018）第377号裁决书等证据予以证明。 三、被告辩称，事故经过及责任认定，2015年1月11日11:45分，原告驾驶冀Ａ×××××（隶属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三分公司十路车队）大客车沿育才街由北向南行驶至处，将由东向西在人行横道内跑着通过道路的行人范建彬撞倒，经市三院抢救无效死亡。发生事故后，由长安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出警，于2015年2月4日下达责任认定书，认定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范建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高志华、范建彬负此事故同等责任。事故处理及赔偿情况，2015年2月10日由公交三分公司安全员和原告通过石家庄市道路交通事故民事调解委员会与家属协商赔偿事宜，最终在自愿平等的原则下达成协议：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自愿赔偿范建彬家属事故全部费用23万元；原告自愿补偿范建彬家属4万元，并于当日签订赔偿证明，赔偿金额23万元，赔偿证明编号：石（长）【2015】第095号。此事故全部费用共计23万元，全部由石家庄市公共交通公司支付，原告未垫付事故款。我公司对原告处理情况，2015年4月13日，原告所属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三分公司班子研究决定：根据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2013年4月18日出台的公交自【2013】52号文件《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关于运营安全行车责任追究及机动车交通事故呈报管理规定》（此管理规定已通过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七届八次职工代表团长联席全票通过，各级安全部门多次进行全员培训）第二条第四款：“发生一起有责任死亡事故的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对2015年1月11日事故肇事司机高志华解除劳动合同并上报总公司。总公司于2015年5月1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与总公司《职工违纪处理规定》第六条第四项，及《关于运营安全行车责任追究及机动车交通事故呈报管理暂行规定》之规定，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并通知其本人，我公司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符合法律、法规、单位制度规定，合理合法有据。原告提出的仲裁已超过时效期间。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我公司已于2015年解除了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现原告于2018年提出仲裁申请，明显已超过仲裁时效，应当驳回。原告主张被告单方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告提到的被告制度未经公示不合法，该规定52条，没有将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进行区分，对原告做出的解除合同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同时主张现在的规定是应该留岗查看，不应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上述主张解除不合法。我方认为应当谁主张谁举证，原来的制度第52条以及现在的制度，我们认为法不溯及既往，我们一直在依据现有的情况进行修订，我们不能依据现在的规定去考量过去的事情。原告以此来论证原来的规定不合法是不合适的。事故发生在2015年，该新制度制定在2018年，不能用新制度衡量之前的事故。本案之所以负同等责任，当时按协议原告应该支付4万元，但是原告实际出了3.5万元，依据道交法出具事故认定书，原告将面临牢狱之灾，原告通过协调，本人支付4万元，企业支付23万元，后经过道路交通事故委员会调解，签订协议。如果不这样调解，原告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原告私下多次找关系调解，我公司配合原告协商处理，这些有证据证实，比如三方调解书及原告案发当时的责任认定书均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况。按照协议原告应当向死者家属补偿4万元，但是原告支付3.5万元后没有再支付剩余0.5万元都是公司垫付的，被告认为原告为了解除自身的法律风险，进而达成的相关协议是对其的约束。至于原告提到的2016年6月反映的情况，周书记说不应解除劳动合同，说明原告对之前的情况是明知的，对原告说没有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对解除劳动合同不知情是不真实的。谈话记录是2015年6月2日，其中提到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原告当时说解聘我，我不违法，不判刑等说明原告知道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而且原告自己陈述自己来就是解决问题，证明原告知道工资停发。原告说不知道文件，2014年4季度培训记录有关52号文培训记录，上面有原告的签字确认。第3季度安全培训也有原告签字，也有52号文的培训，原告是知道52号文规定的。综上所述，原告发生有责死亡事故，给企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我公司根据国家法律及总公司规定，对原告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并且原告已超过仲裁时效，所以劳动仲裁委员会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复印件、会议记录、证人证言两份、职工违纪处理规定、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字【2013】52号文件、七届八次职工代表团长联席扩大会决议、三公司第三季度安全行车培训签到表、三公司冬运安全行车培训签到表、谈话记录一份、特快专递邮件收据复印件、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审批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公交三公司关于对2015年1.11事故肇事车长高志华进行责任追究的报告等证据予以证实。 四、原告向石家庄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确认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并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被告补发拖欠的工资156741元、补缴2015年5月至2018年7月的社会保险费。该仲裁委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石劳人裁字（2018）第377号仲裁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起诉至本院。 裁决理由及结果 本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之日起，仲裁时效重新计算。本案中，2015年5月11日，被告以原告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对原告作出了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原告主张，在其得知被辞退后曾多次向被告主张恢复工作、补发工资等事宜，其向本院提交了《信访事项办理双向责任书》，该证据仅能证实2015年7月份其曾向相关部门反映过本案所涉事项，未提交证据证实该次信访案件是否结束及结束时间，也未再提交证据证实原告此后曾向有关部门申请权利救济的情况。原告主张其年年向被告主张权利，其向本院提交录音资料两份，原告主张被告曾于2016年6月左右与其协商是否到保定工作的事宜，被告主张到保定工作事宜并非是要与原告恢复劳动合同，而是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原告主张2017年8月曾找过被告的领导，被告方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无法证明该事项，原告也未提交其他佐证证实该主张。被告主张原告提出仲裁申请已过仲裁时效，原告不予认可，对于仲裁时效的中止、中断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仲裁时效发生中止、中断及中止、中断的事由及时间，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原告于2018年7月9日申请劳动仲裁，其申请已过仲裁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志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高志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上诉费（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韩丽娟 人民陪审员  李君莉 人民陪审员  袁世英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