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云0502行初56号 原告石宇，女，196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庆，云南晨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保山市国土资源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300001525533XX。 住所地：保山市隆阳区同仁街108号。 负责人赵国志，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武，男，保山市国土资源局政策法规科科长，住保山市昌宁县。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富，云南春裕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保山广播电视大学（保山开放学院、保山旅游中专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3000432695360C。 住所地：保山市隆阳区人民路42号。 法定代表人杨亚荣，该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武，云南弘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云南弘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石宇不服被告保山市国土资源局房屋登记行政登记一案，于2018年9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9月20日受理，于2018年9月27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庆，被告保山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潘继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武、李建富，第三人保山广播电视大学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武、李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山市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06年10月30日将编号为隆阳区房权证永昌镇字第××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中登记的房产变更登记至第三人保山广播电视大学名下。 原告石宇诉称，原告系第三人保山广播电视大学职工。1993年原告参与第三人单位集资建房，并于2002年9月29日取得了位于隆阳区××街道办事处××号集资房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隆阳区房权证永昌镇字第××号]，其后又取得了该套房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保国用(2002)字第01397号]。2017年10月12日原告到保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查询自己的房产信息时，工作人员告知的房产证号为隆阳区房权证永昌镇字第××号的房产及其土地登记于原告名下，而到2018年4月12日原告再次到保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工作人员在电脑登记系统查询及查阅纸质卷宗后，告知原告该房产的土地使用证仍然登记在原告名下，但纸质卷宗材料显示隆阳区房权证永昌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已被“注销”，但电脑登记系统却没有任何房产变更登记的信息。2018年6月6日以保山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撤销原履行登记职责的机关注销原告持有的证号为隆阳区房权证永昌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经开庭审理查明，2006年10月26日第三人向原履行登记职责的机关提出了将原告所有的涉案房产变更到第三人名下的申请，原履行登记职责的机关受理后将原告所有的房产变更登记至第三人名下，还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保山市房权证隆阳区字第××号]。另査明，虽登记机关在隆阳区房权证永昌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中标有“注销”字样，但该“注销”不是《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注销登记”，原告以登记机关标有“注销”字样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遂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后来，登记机关因图损坏，向第三人重新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房权证隆阳区字第××号]。原告认为，原履行登记职责的机关在原告未申请变更登记的情形下，违法将原告的房产证变更至第三人名下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又根据《中共保山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关于整合市区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保编办[2015]53号)精神，从2016年6月1日起隆阳区辖区范围内房屋产权登记工作统一交由被告保山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业务机构办理，故起诉，请依法判决撤销原履行登记职责的机关将原告所有的编号为隆阳区房权证永昌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中登记的房产变更登记至第三人名下的行政行为。 原告石宇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隆阳区房权证永昌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一份、保国用(2002)字第0139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一份、《保山地区行政事业单位一般收款收据》一份、《收款证明单》一份，证实①涉案房屋原所有权人为原告;②原告通过参与第三人集资房获得涉案房产;③涉案房产的土地使用证目前仍登记在石宇名下。2、《情况说明》一份，证实2017年10月12日原告向保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案涉房产仍登记在原告名下的事实。3、《房屋产权来源及房屋基本情况调查》一份、隆阳区房权证永昌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一份、保山市房权证隆阳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一份、《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书》一份，证实①申请变更登记的申请人不是石宇本人而是第三人；②案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证件原件并非由原告交到登记部门，被告没有依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办理房产变更登记;③登记部门未收集、审验办理变更登记的材料;④登记部门未按程序依法向原告送达收到受理登记及已作出变更登记的书面通知书。综合证实，被告作出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违法，应予撤销。4、《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证实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已纳入经济适用房的范畴，经济适用房不属于公房。5、1998年12月31日初始登记的房产证，证实1998年12月31日案涉房屋初始登记的产权人是石宇本人无其他共有人。6、原告配偶邵刚参与园丁小区集资建房的缴费凭证，证实原告配偶邵刚于2002年12月9日向其单位缴纳集资建房款，即在2002年12月9日邵刚就获得参与园丁小区集资建房的资格，被告及第三人陈述2006年原告要退出涉案房屋才申请园丁小区住房的抗辩事由与事实不符。 被告保山市国土资源局辩称，一、2006年10月30日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将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房产权证号为[隆阳区永昌镇字第××号]的房产变更为第三人名下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云南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实施细则》（云政发[1993]109号)第四条的规定，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隆阳区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的管理工作，是本案房屋产权产籍的管理部门，有权依法办理本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2、《云南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房屋产权人对城市房屋产权的取得、转移、变更和他项权利的设定，均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原告、第三人向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变更登记本案房屋产权符合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云政发[1994]256号)、保山地区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保山市深化房改方案配套办法的批复》(保地房改字[1995]7号)、《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组织实施〈保山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及其配套政策的通知》(保政发[1995]51号)、《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保政发[1997]50号)等文件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套)，原告夫妇双方在不同单位按房改政策价格各购买一套公房或参加了集资建房的，必须退出一套。本案中，原告石宇户1993年参与第三人单位集资建房，获得集资建盖的福利房改房一套，2002年9月29日取得该套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隆阳区房权证永昌镇字第××号。2007年底，原告石宇户申请参加保山市园丁小区的福利集资建房。按照当时的房改政策规定，原告石宇户参与第三人单位集资建房和申请参加保山市园丁小区的福利集资建房，都属于福利房改房范围，按照政策规定，原告石宇户要申请参加保山市园丁小区的福利集资建房，必须向第三人退出已经购买的福利房改房。第三人向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的《退房证明》载明:“兹有我校职工石宇住房户主提出申请，自愿将我校隆阳区永昌镇人民路42号校内教职工宿舍一幢一单元二楼2号单元式套房一套退回保山电大产权单位。该套房属于集资建盖的福利房改房。……经学校研究同意退房，情况属实。”该《退房证明》还有保山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签署的“情况属实，请按退房有关手续办理”意见并加盖了公章。《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验证收据载明，变更登记申请人为第三人，交件人署名人为原告石宇本人。第三人提交的原告石宇参加保山市园丁小区集资建房的《保山市市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报表》累计购买福利性住房面积为空白，参加福利性集资建房面积载明94平方米，职级对应住房补贴面积标准为80平方米。原告石宇本人在该申报表职工特别申明栏签名保证:“本人保证以上情况完全属实，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原告石宇配偶邵刚工作单位云南省保山市第一中学在该申报表盖章证明:“经查证，以上情况属实，未发现两处或多处享受福利性住房情况”。第三人在该申报表盖章证明:“经审核，以上情况属实，未发现两处或多处享受福利性住房情况”。综上，按照中央、省、地、市的房改政策规定，石宇夫妇作为国家职工，该户只能按房改政策价格购买一套公房或参加集资建房。石宇户要申请参加保山市园丁小区集资建房，必须要向第三人退回已经按照房改政策购买的一套房改房。《退房证明》、交件人签名、《保山市市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报表》证明，原告石宇知晓、参与了涉案房产变更登记事项和过程，不存在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违法变更登记的问题。可以说，正是被告及时依法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才使石宇户满足了申请参与保山市园丁小区集资建房的资格和条件，进一步改善了居住条件，充分享受了国家的房改福利，根本不存在严重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问题。根据当时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云南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十八项的规定“更名的房屋，公房以原房屋所有权证及上级主管部门更名批复认定;私房以户口或户籍说明结合原房屋所有权证审查认定。”《退房证明》载有保山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注明“情况属实，请按退房有关手续办理”，并加盖公章。被告根据《房屋产权来源及房屋基本情况调查》认定该房为公房及《退房证明》上载明的保山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的批示将此房变更至第三人名下，符合法律规定。二、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变更登记程序合法。根据《云南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房屋登记分为申请登记和受理登记两个阶段。而本案中被告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即是基于受理登记而作出。根据《云南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受理登记，指登记机关根据产权人的申请，准予办理登记的行为。受理登记时，对收取的证件、契证、法律文明及相关的图纸应开具‘收件收据’。收件收据是产权人领取房屋所有权证时的凭证，领证后，产权人应将收件收据交登记机关归卷。”被告在受理第三人的登记申请时，按本条的规定收取了相应的证件及文书，并开具收据，作出准予办理登记的行政行为，并将《收件收据》归卷，程序合法。三、电脑登记系统和纸质档案不一致，并不影响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变更登记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房屋登记簿可以采用纸介质，也可以采用电子介质。采用电子介质的，应当有唯一、确定的纸介质转化形式，并应当定期异地备份。”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房屋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房屋登记簿为准。”，房屋登记有纸介质和电子介质两种，电子介质存在管理系统升级问题，电子介质与纸质介质不一致，是因为管理系统未能及时升级、更新导致，其并不影响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综上所述，被告认为，本案变更登记行为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八)项“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规定，请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保山市国土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一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一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一份，证实被告的身份信息。2、《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云政发[1994]256号)、《保山地区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保山市深化房改方案配套办法的批复》[保地房改字(1995)7号]、《保山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报批保山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配套政策的请示》[保房改（1995）02号]、《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组织实施及其配套政策的通知》[保政发(1995)51号)]、《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保政通（1997）50号]，证实①本案所涉的行政登记行为有充分的政策依据;②证实每个职工家庭只能按照房改政策价格购买一套公房或者参加一套集资建房。3、《退房证明》一份，证实①退房由原告向第三人申请并经第三人研究同意;②原告及第三人办理退房及产权变更登记取得保山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批准。4、《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书》一份、证号为隆阳区房权证永昌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一份、证号为保山市房权证隆阳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一份，证实①由原告石宇向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材料;②证实原告石宇知晓参与涉案房屋变更登记事项;③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及时办理变更登记事项。5、《保山市市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报表》一份，证实①原告石宇保证已经向第三人退回涉案房屋;②第三人、石宇配偶邵刚工作单位证明未发现石宇户有两处或多处享受福利性住房情况。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云南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实施细则》，证实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变更登记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第三人保山广播电视大学主张，一、原告并不是房屋变更登记的申请人，即行政相对人。且原登记机关的行政行为并没有对原告的利益造成实质的影响，所以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2006年10月26日原告向原登记机关递交《退房证明》以及该涉案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原件，根据当时的政策以及《退房证明》载明的内容，就表明原告已自愿将涉案房产退回到第三人名下，此时第三人就取得了该涉案房产，即具备了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申请人资格。虽然原告提出《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和职工住房补贴申报表的名字不是其本人签署，退房手续也不是本人办理的。但经法庭审理查实，签字和退房手续都是其配偶邵刚办理的，而这并不影响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即原告已将涉案房产退回到第三人名下，该涉案房屋已经原告依法收回。因此，原登记机关根据原告向被告提供的《退房证明》该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以及保山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同意办理的退房手续时，第三人就是直接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申请人，而变更登记的行为并没有给原告造成实质的影响。所以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二、原登记机关将涉案房产变更登记到第三人名下的登记程序合法。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该法已于2008年7月1日废止)第二十七条:“登记机关应当对权利人(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凡权属清楚产权来源资料齐全的，初始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他项权利登记应当在受理登记后的30日内核准登记，并颁发房屋权属证书;注销登记应当在受理登记后的15日内核准注销，并注销房屋权属证书。”本案原登记机关收到被告申请变更登记的申请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变更登记的行为。2、根据《云南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房屋登记分为申请登记和受理登记两个阶段。而本案原登记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即是基于受理登记而作出的。根据《云南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受理登记，指登记机关根据产权人的申请，准予办理登记的行为。受理登记时，对收取的证件、契证、法律文明及相关的图纸应开具“收件收据”。收件收据是产权人领取房屋所有权证时的凭证，领证后，产权人应将收件收据交登记机关归卷。”原登记机关在受理被告的登记申请时，按本条的规定收取了相应的证件及文书，并开具收据，作出准予办理登记的行政行为、并将《收件收据》归卷，所以，原登记机关的变更登记行为程序合法。三、根据保政发(1994)17号文件、保房改(1995)06号文件以及当时的政策可知，原告对该涉案房产不享有完全的产权，且每户只能享受100平方米以内的集资住房。原告若不退出涉案房产，将不能参加园丁小区94平方米的集资建房。1、原告对该涉案房产不享有完全的产权，实际上原告对该涉案的房产只享有54%的产权，而46%的产权是国家的。本案原告作为第三人的职工，因参与了单位的集资建房，申请到了位于隆阳区人民路××70.14平方米的涉案房产。但根据当时集资建房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即保政发(1994)17号文件第六条可知，集资建房的单价为每平方米500元人民币，则该房的总价应为35070元人民币。而原告只出资了19000元人民币，其余的16070元是由国家出资。另根据保房改(1995)06号文件第六条可知，原告对该涉案的房产不享有完全的产权。实际上原告对该涉案的房产只享有54%的产权，而46%的产权是国家的。2、原告若不退出涉案的70.14平方米的房产，将和园丁小区94平方米的房产面积达到164.14平方米，这已经超出了文件对集资福利房每户在100平方米以内的面积规定。2006年因原告户想申请更大的园丁小区住房，但根据市教育局2006年6月14日召开的关于市直园丁小区住宅办理房产证会议要求和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每户只能享受一套住房。原告夫妻双方在不同单位按房改房政策价格各购买一套公房或参加了集资建房，原在单位已按房改房政策价格购买过公房又参加园丁小区集资建房的，必须退出多余的套房。其次保房改(1995)06号文件第五条也规定了:“集资建房以户为单位的建筑面积，经批准可在省人民政府云政发(1984)228号文件规定建筑面积标准的基础上放宽10平方米。如系个人全额集资，以户为单位的建筑面积可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另外第九条也规定:“已按标准价或成本价购买了公有住房而且以户为单位住房建筑面积达到或超过出售公有住房面积控制标准的职工以及有私房并达到或超过控制面积标准的职工，不得参加集资建房。特殊情况，需按隶属关系报地、市房改领导小组批准。”按照此规定，若原告不退出本案70.14平方米的房产，其面积将和园丁小区94平方米的房产总面积将达到164.14平方米。这已经远远超出集资福利房每户100平方米以内的面积标准。因此，原告不仅拥有两套房不符合政策规定，同时房产的总面积也不符合文件的规定。所以原告必须要退出该涉案的房产才能申请园丁小区的住房。四、原登记机关将涉案房产变更登记到被告名下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1、该涉案房产是原告参与被告集资建房申请的福利房改房，其性质属于公房。根据保政发(1994)17号文件和保房改(1995)06号文件以及当时的政策可知:原告户只能享受一套福利房。所以原告于2016年10月26日向被告交了退房申请和房产证书原件，因原告表示其土地证丢失，第三人基于对原告的信任，还是向其出具了《退房证明》。原登记机关在收到第三人申请变更的材料时，根据《房屋产权来源及房屋基本情况调查》认定该涉案房产为公房。而根据《云南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十八项的规定:“更名的房屋，公房以原房屋所有权证及上级主管部门更名批复认定;私房以户口或户籍说明结合原房屋所有权证审查认定。”因《退房证明》载有保山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注名的“情况属实，请按退房有关手续办理”的签字，且加盖了公章。因此原登记机关将涉案房产变更登记到第三人名下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当得到支持。2、原告依据现在的法律和法规来评判当时原登记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是违法的，这不符合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原登记机关当时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法》(该法已于2008年7月1日废止)第十八条的规定:“权利人名称变更和房屋现状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权利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一)房屋坐落的街道、门牌号或者房屋名称发生变更的;(二)房屋面积增加或者减少的；(三)房屋翻建的;(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申请变更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证明文件。”而本案第三人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时提交了涉案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原件、《退房证明》等相关材料，原登记机关在当时根据该条的规定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法》现已被废止，但法不溯及既往。因此原登记机关的变更登记行为就应当得到支持。其次被告作为行政机关，在我国法制建设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若依据现在的法律来评判当时的行政行为，将有可能损及被告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确定性，不利于法实施的安定性。综上所述，第三人依法收回涉案房产有法有据，本案变更登记行为合法有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公正判决。 第三人保山广播电视大学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保政发(1994)17号文件，证实原告对该涉案的房产并没有全额出资，该涉案70.14平方米的房产按文件第6条的规定单价为每平方米500元人民币，则该房的总价应为35070元人民币，而原告仅出资了19000元人民币，其余的16070元是由国家出资。2、保房改(1995)06号文件，证实①原告对该涉案的房产不享有全部产权，实际原告对该涉案的房产只享有54%的产权，而46%的产权是国家的；②根据文件可知，原告户若想申请园丁小区94平方米的住房，就必须退出该涉案的房产，否则两套房产的面积将超过100平方米。3、《保山电大分校关于董绍德清退市直园丁小区住房一套，罗林芬接受此套房交学校集资建房款和补助款说明》一份，证实①第三人职工董绍德想申请园丁小区的住房，因其两处占房，按照房改房的政策规定，已将原住房归还第三人；②原告户在第三人处已按当时的政策价格购买了该涉案的房产，根据园丁小区集资建房的条件，原告必须退出多余的案涉房产。4、《保山市市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报表》一份，证实①原告户在申请住房补贴之前，已经自愿将该涉案的房产归还给第三人，第三人才在申报表上盖章确认原告没有两处享受福利性住房的情况；②若原告不退出该涉案房产，将申请不到住房补贴。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石宇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予以认可，被告提出因原告到园丁小区参与集资建房，根据当时的政策，一户职工只能享有次福利性的政策，政策要求要参与园丁小区的集资就必须先进行退房，集资房于2002年之前报名，2006年审核，在清理时，石宇就提交了相关的材料证实其未多处占房，邵刚在2002年缴纳的费用不能证实石宇有集资建房的资格，石宇将案涉房产进行清退，土地证没有进行清退。对证据2，被告提出对原告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的事实不持异议，但是由于系统的升级、更新，没有将房屋登记的信息及时更新到第三人名下，案涉房屋产权登记应以纸质的材料为准。对证据3，被告提出相关登记材料由原告交纳，虽房屋登记存有瑕疵，但不影响登记效果，就是因为被告及时的给原告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保山一中才为原告出具证明材料，原告才能获得园丁小区的住房。对证据4的证明目持有异议，被告提出1994年实施房改的时候，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每个家庭只可以享有一套集资房，必须退出第一套集资房才可以进行第二套的房屋的集资。对证据5不持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及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1中第①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②项、第③项证明目的予以认可。第三人提出原告提交的证据2仅能证实原告于2017年10月12日进行不动产权属情况查询。原告提交的证据3，恰好可以证实本案登记机关的行政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瑕疵。证据4，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缴费凭证仅能说明原告于2002年12月9日进行第二次集资建房的报名并交纳费用的事实。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之规定，对原告依据前述证据主张对案涉房产享有所有权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持异议。原告提出证据2中除《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外，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原告认为1993年11月15日原告向第三人缴纳集资款，该组证据中其他证据系规范性法律文件且其在1994年以后才实施，以上规范性文件和被告的管理职责登记职责无关，与本案争议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由第三人单方制作，无原告签名确认，不能证实原告向第三人申请退房。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不持异议，对合法性持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认为该组证据系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但转移变更登记的申请并非由原告提出，相反该组证据恰证实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足，应当撤销；原告提出其未向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变更申请的材料，该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知晓被告的登记行为，也不能证实被告的登记行为合法；此外根据《保山市职工补交购买公房全部产权分户计算审批表》中载明的内容，原告拥有100%的产权，被告作出本案案涉行政行为是受第三人的申请，登记行为属于变更行为不是更名行为。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持异议，但原告提出被告在2006年作出变更登记应适用1997年版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三人对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持异议；第三人认为1993年本案原告首次集资，2001年房屋集资完毕；2006年原告进行了第二次集资建房，被告提出的法律适用和本案有关，规范性文件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文件的规定，案涉房屋虽登记于原告名下，但原告仅享有54%的产权。 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予以采信。 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提出其已经获得房产证，案涉房屋的产权应以房产证登记为准，前述两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且[保政发（1994）17号]文件及[保房改（1995）06号]文件中并非明确房改的过程。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案第三人只是公房的管理人，无权就其职工退还的房产进行处置；原告提出与原告相同情况的董绍德交集资款的时间为2002年，其交付集资款后就全部投入园丁小区的建设，在2006年6月16日办证的时候两套集资房不予办证，董绍德才清退其在第三人处的集资房，但原告配偶邵刚在缴纳集资款时已经有集资建房的资格，退房和原告有没有集资的资格无关。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中涉及“石宇”的签名并非原告本人所签，而是由原告配偶邵刚代签，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存疑。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被告提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4中涉及“石宇”的签名无论是原告配偶邵刚签字还是原告本人签字均有效，证据4记载着集资房的面积。 本院认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系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系请示，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原告对涉及“石宇”的签名持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石宇系第三人保山广播电视大学职工。1993年11月15日，原告向第三人缴纳集资建房款9000元。1994年2月17日，保山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1994年和1995年集资建房若干问题的通知》，载明“四、住房建设资金的筹集，必须贯彻个人、单位、政府三者共同负担，多渠道筹集和适当增加个人住房建设投资比重的原则。行政事业单位的住房建设资金，要以个人集资和单位自筹为主，市财政和售房统筹金只能酌情补助……六、按规定严格控制建房标准和建筑造价。建筑面积要按省人民政府[1984]228号文件规定的标准严格执行，不得突破。建筑造价包括旧房拆除和基础处理，要严格控制在每平方米建设面积500元以内，不得提高建筑标准和建筑造价。如突破投资规模和补助数额的，完全由单位自己负责，不再追加补助。……”。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作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载明“四、稳步出售公有住房……（十八）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购房数量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分配住房的控制标准执行，超过标准部分一律执行市场价。……（二十）付款方式。职工购房可以一次性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六、做好原有政策同本决定的衔接工作。（二十七）要做好与原有售房政策的衔接。已出售的公有住房均须按照售房当年的售价占成本价的比重明确个人拥有的产权比例；经购房人同意也可按成本价补足房价款及利息后，原购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1994年1月1日至本决定发布之前出售的公有住房，一律按本决定规定的售房政策进行规范……”。1994年11月29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制定《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云政发[1994]256号），载明“六、加强对住房制度改革的领导……（二）全省所有县（市）的房改都要统一到《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上来，严禁低价售房。1994年1月1日以后出售的公房，一律按《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精神和本方案要求进行规范。……”。1995年7月6日，保山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组织实施及其配套政策的通知》[保政发（1995）51号]并颁布《保山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关于组织实施及其配套政策的通知》载明“三、做好新老房改政策的衔接工作。按照地委、行署、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新房改方案从1995年7月1日起施行，老房改方案执行到1995年6月30日废止……”。《保山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载明“四、稳步出售公有住房。（一）公有住房出售的范围和对象。凡在本市房改范围内的公有住房，除市人民政府认为不宜出售的外，均可向家住城区、有城镇长期户口的职工出售。职工购房坚持自愿的原则，每户可购买一套用于自住的按标准价或成本价出售的公房，现住户有优先购买权……”。1997年12月31日，保山市人民政府印发《保山市鼓励职工补交购房款购买公房全部产权实施方案》，《保山市鼓励职工补交购房款购买公房全部产权实施方案》载明“一、保山市房改范围内职工拥有住房部分产权过渡为全部产权，采取按不同工龄段优惠补交购房款的办法，由职工填写补交购房款购房申请表，经产权单位同意，分别经地、市房改办批准，并一次交清补交款，职工即获得住房全部产权。……六、此次补交购房款过渡为全部产权，每户只能享受一套。原夫妇双方在不同单位按房改政策价格各购买一套公房或参加了集资建房的，必须退出一套。已调离原工作单位的职工，如在新单位已购房，则必须退出在原单位购买的住房。……”。1998年12月31日，原告就其集资位于隆阳区人民路42号房地产进行产权登记。2001年11月15日，原告向第三人缴纳集资建房款10000元。2002年7月29日，原告获得位于隆阳区人民路42号房地产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保国用（2002）字第01397号]）。2003年1月17日，保山市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原告颁发位于隆阳区人民路42号房地产的《房屋所有权证》[证书编号：隆阳区房权证永昌镇字第××号；建筑面积70.14平方米；产别：房改售房；该证书现已被注销]。2002年12月9日，原告配偶邵刚向云南省保山师范学校缴纳首期集资建房款10000元。2002年12月16日，原告配偶邵刚向云南省保山师范学校缴纳建房款20000元。2006年10月26日，第三人出具《退房证明》，载明“兹有我校职工石宇住房户主提出申请，自愿将我校隆阳区永昌镇人民路42号校内职工宿舍一幢一单元二楼2号（1-2-2）单元式套房一套退回保山电大产权单位。该套房屋属集资建盖的福利房该房，建筑面积70.14平方米，房产证号为隆阳区房权证永昌镇字第××号，土地使用证号为保国用（2002）字第01397号”。保山市住房改革委员会于前述《退房证明》中签章确认“情况属实”。当日，第三人就案涉房地产申请所有权变更登记，原告于第三人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书》卷内材料《验证收据》“交件人”处签名。2006年10月30日，保山市隆阳区住房和建设局向第三人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保山市房权证隆阳区字第××号），将案涉房产所有权登记至第三人名下。2007年12月11日，原告参加保山师范学校集资建房（集资建房面积94.16平方米），第三人及原告配偶邵刚所在单位均于原告提交的《保山市市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报表》中签章证实原告及其配偶邵刚无“两处或多处享受福利性住房情况”，现原告已取得该套集资房，该套房屋位于隆阳××××园丁小区。另查明，自2015年11月18日始，保山中心城区60平方公里范围和保山工贸园区范围内的各类不动产登记工作由被告保山市国土资源局内设机构不动产登记局负责。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本院查明的法律事实，原告石宇作为案涉房产原登记所有权人，其合法权益可能受到被诉行政行为影响，故石宇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本案中，2006年10月26日，第三人就案涉房地产申请所有权变更登记，第三人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书》卷内材料《验证收据》“交件人”处签有“石宇”的姓名，故原告应明知第三人就案涉房产申请所有权变更登记产生的法律后果，原告虽对该签名及《保山市市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报表》中涉及“石宇”的签名持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此外，国发[1994]43号文件、云政发[1994]256号文件及《保山市鼓励职工补交购房款购买公房全部产权实施方案》均明确每户仅能享受一套福利住房，且原告填报《保山市市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报表》申请园丁小区集资房时，第三人及原告配偶所在单位均签章证实原告及其配偶无“两处或多处享受福利性住房情况”，故对原告提出其自2018年4月12日才知晓本案案涉行政行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应依法予以驳回。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仅适用于当事人既不知晓行政行为内容亦不知晓起诉期限的情形，结合前述分析，对原告庭审中提出本案起诉限期为二十年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石宇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莉青 人民陪审员  余桂英 人民陪审员  杨丽翠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丽娅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