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民终3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淑芳，女，汉族，1944年12月5日出生，重庆市忠县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秀珍，女，汉族，1968年12月16日出生，重庆市忠县人。上诉人王淑芳因与被上诉人彭秀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8）渝0233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淑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忠县人民法院（2018）渝0233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现金68,000元并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6月起，彭泽民因癌症卧床不起，所以第二次和第四次取款不是彭泽民本人所为；上诉人年老多病，且是文盲，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身份证和商业银行卡盗入手中，并取出现金，银行档案里查出彭秀珍还签名盖手印了，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卡中现金取完才交还给上诉人，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彭秀珍二审中未提交答辩意见。王淑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彭秀珍退还王淑芳现金68,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淑芳与彭泽民系夫妻关系，婚后生有子女彭宗于、彭秀珍、彭秀琼、彭宗成，均已成家另居，彭泽民因病于2016年7月23日死亡。彭泽民生前在中国农业银行忠县支行存款13笔（存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忠县支行存款2笔（存单），在彭泽民患病期间和死亡之后，其名下的存款支取情况如下：第一次，2016年7月4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忠县支行支取第一至五笔存款，金额分别为1,030.7元、6,255.85元、3,391.58元、1,216.36元、9,544.01元，合计21,438.5元，取款人“彭秀珍”，当日在该行转存入“王淑芳”名下21,400元；第二次，2016年7月4日，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支取第六、七笔存款，金额分别为7,329.14元、8,219.8元，支取两笔存款的代理人均为“王淑芳”，其中第六笔存款7,329.14元显示的取款人是“彭泽民、彭秀珍”；第三次，2016年7月5日，中国农业银行忠县支行支取第八笔存款11,510.07元，取款人“彭秀珍”，当日在该行转存入“王淑芳”名下1万元；第四次，2016年7月8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忠县支行支取第九笔存款7,777.17元，取款人“彭泽民”，当日存入农业银行“王淑芳”名下7,000元；第五次，2016年11月24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忠县支行支取第十笔存款16,912.5元，取款人“彭秀珍”，当日存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王淑芳”名下15,000元；第六次，2017年3月1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忠县支行支取第十一笔存款10,744元，取款人“彭秀珍”；第七次，2017年5月5日，中国农业银行忠县支行支取第十二笔存款1,882.81元，取款人“彭秀珍”；第八次，2017年8月19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忠县支行支取第十三笔存款11,402.5元，取款人“王淑芳”，当日存入农业银行“王淑芳名下40,000元”；第九次，2018年3月27日，中国农业银行忠县支行支取第十四笔存款7,831.5元，取款人“王淑芳”；第十次，2018年10月7日（此笔存款支取时间在诉讼期间），中国农业银行忠县支行支取第十五笔存款10,630.27元，取款人“王淑芳”。以上取款十次，共计15笔，总金额115,678.26元。王淑芳述称，彭秀珍陪同其支取了上述存款，除彭泽民死亡前支取的7,000元，死亡后于2017年2月至3月支取的1万元，另于2017年5月支取的1,800元交付王淑芳外，其余存款取出后均没有交付王淑芳；彭泽民死亡后，彭秀珍于2016年9月25日将彭泽民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忠县支行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金账户上的资金取出（包括彭泽民死亡后的安葬补助费18,000元在内），只交给王淑芳一张空卡。彭秀珍辩称，除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忠县支行取出的现金没有交付王淑芳外，彭秀珍陪同王淑芳支取的其余九笔存款悉数交付了王淑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彭秀珍陪同王淑芳支取彭泽民名下的每笔存款是否交付给王淑芳？彭秀珍认可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忠县支行支取彭泽民名下的存款18,000元后没有交给王淑芳，但经查明彭秀珍实际取出的现金为21,565元，故应以彭秀珍实际取出的存款数额进行确认即彭秀珍取出存款没有交付给王淑芳的金额为21,565元。从双方陈述和在银行调查取证来看，彭泽民死亡前支取的7,000元，指的是第六笔存款，2017年2月至3月支取的1万元指的是第十一笔存款，另于2017年5月支取的1,800元，指的是第十二笔存款。除此之外，第一至五笔存款取出后除零头38.5元外以王淑芳的名义转存入中国农业银行；第八笔存款11,510.07元，除零头1,510.07元外也是以王淑芳名义存在中国农业银行；第九笔存款7,777.17元，除零头777.17元外也是以王淑芳名义存入到中国农业银行；第十笔存款16,912.5元，也是以王淑芳名义存入到重庆农村商业银行15,000元。另外，第十三、十四笔、十五笔存款，取款人是王淑芳，与彭秀珍无关。第七笔存款，是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忠县支行支取的，该笔存款支取的代理人是王淑芳，王淑芳并没有证据证明该笔存款是彭秀珍支取，王淑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彭泽民在中国农业银行忠县支行存款有13笔，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忠县支行的存款有2笔，其中第一至六笔存款、第八至十二笔存款的支取与彭秀珍有关，且均系彭秀珍支取，而第七笔、第十三至十五笔存款的支取与彭秀珍无关。彭秀珍经手支取的上述每笔存款，除零头外直接交付给王淑芳或者以王淑芳名义存入到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关于彭秀珍经手的每笔存款的零头是否交付了王淑芳，由于彭秀珍是陪同王淑芳支取彭泽民名下的存款，王淑芳否认支取的每笔存款均交付给自己，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同时，彭秀珍每次支取存款时，王淑芳可向银行咨询存款数额，如彭秀珍没有如数将取出的存款交给王淑芳，在后续的取款中应当不会再次要求彭秀珍陪同取款。故，一审法院认定彭秀珍陪同王淑芳支取每笔存款的零头均悉数交付了王淑芳。综上，根据双方的陈述和调查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除彭秀珍支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存款金额为21,565元没有交付王淑芳外，彭秀珍陪同王淑芳支取的其余每笔存款均悉数交付了王淑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彭泽民死亡前在中国农业银行忠县支行的存款13笔、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忠县支行的存款2笔，彭秀珍经手支取的每笔存款均悉数交付了王淑芳，彭秀珍并未获得不当利益，王淑芳要求返还，不予支持。彭泽民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忠县支行的账户中有存款21,656元，此笔存款含有彭泽民死亡后的安葬补助费，安葬补助费应当支付给负责安葬彭泽民的亲属，其他存款含有部分遗产，该遗产应由王淑芳及其子女等人继承，王淑芳作为死者的妻子，在彭泽民的遗产未继承之前以及安葬补助费未分配之前对此笔存款有保管的权利，彭秀珍取走此存款并占为己有，侵害了王淑芳及其他人的合法利益，彭秀珍应当返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彭秀珍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王淑芳现金21,565元；驳回王淑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0元，由王淑芳、彭秀珍各负担75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户名为王淑芳的《对私客户账户明细》三张、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拟证明王淑芳的银行账户已经分几次被取现，现余额仅25.43元，持卡取款的人为彭秀珍；个人业务凭证中显示王淑芳销户时支取的21,817.3元，亦非王淑芳本人按手印，而是彭秀珍个人所为；进而证明彭秀珍获得了利益，王淑芳遭受了损失。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以上两份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彭秀珍支取了上述账户的余额，并获得了利益，王淑芳因此遭受了损失，且该两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王淑芳主张彭秀珍返还68,000元的证据是否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得利益，该获益无法律依据；对方遭受损失与前述获益存在因果关系；不当得利的事实基础在于错误的“给付”导致己方的损失。本案中，王淑芳起诉称彭秀珍陪同其前往银行，将彭泽民名下的余额取出，然后存入王淑芳的账户，根据一审查明账户的支取情况，涉彭秀珍参与的几次取款记录中，均将除零钱外的整数存入了王淑芳的账户；王淑芳不存在错误“给付”行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彭秀珍因此获得了利益。由于王淑芳在诉讼中所提交的证据不能确实、充分证明彭秀珍获得了68,000元的利益及其本人遭受68,000元利益损失的事实成立，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中彭秀珍自认彭泽民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忠县支行中的21,656元由其取出后，未给付给王淑芳。该款应当由王淑芳保管，因此，一审判决彭秀珍返还该部分款项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王淑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元，由上诉人王淑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柯 言审判员 黄文革审判员 杨继伟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魏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