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皖0881刑初252号公诉机关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汪家科，绰号汪总，男，汉族，1963年5月28日出生，小学文化，安徽省舒城县人，系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法人代表、总经理。户籍地安徽省舒城县，现住安徽省桐城市。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8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7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辩护人杨志国，安徽枞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许卫国，曾用名许永光、焦伟国，绰号“大眼”，男，汉族，1983年2月4日出生，初中文化，安徽省亳州市人，系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大技师”（卖淫女，下同）领班。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2013年9月29日因犯容留卖淫罪被桐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19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7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辩护人王晓龙，安徽正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余川，安徽正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被告人焦伟光，绰号“胖子”，男，汉族，1982年2月26日出生，初中文化，安徽省淮南市人，系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大技师”领班。户籍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号，现安徽省桐城市馆。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4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7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辩护人魏舫，安徽同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胡茂斌，曾用名胡茂兵，绰号“大胡总”，男，汉族，1963年12月27日出生，高中文化，安徽省合肥市人，系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大股东。户籍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组，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室。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15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7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辩护人许长江，安徽江玮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盛文龙，安徽江玮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被告人杨向庆，绰号“杨队”，男，汉族，1976年9月15日出生，初中文化，安徽省桐城市人，系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经理。户籍安徽省桐城市号，安徽省桐城市室。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10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7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辩护人崔玉勇，安徽律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刘宝国，安徽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史小玲，女，汉族，1986年8月25日出生，大专文化，安徽省桐城市人，系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财务会计。户籍安徽省桐城市圩，现安徽省桐城市室。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9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7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同年12月2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辩护人耿仁飞，安徽同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唐顼，男，汉族，1984年2月17日出生，大专文化，安徽省桐城市人，系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值班经理。安徽省桐城市号。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4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11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6月7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8月20日被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同月31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27日本院决定对其逮捕，并于次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辩护人倪凌，安徽正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项亚兵，男，汉族，1984年1月30日出生，初中文化，安徽省桐城市人，系桐城市朝阳伯爵水尚公馆值班经理。户籍安徽省桐城市号，现安徽省桐城市号。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4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7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2019年1月23日被本院取保候审。辩护人肖培进，安徽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桐检刑诉[2018]2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犯组织卖淫罪，被告人胡茂斌、杨向庆、史小玲、唐顼、项亚兵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11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张某亮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汪家科及其辩护人杨志国，被告人许卫国及其辩护人王晓龙，被告人焦伟光及其辩护人魏舫，被告人胡茂斌及其辩护人许长江、盛文龙，被告人杨向庆及其辩护人崔玉勇、刘宝国，被告人史小玲及其辩护人耿仁飞，被告人唐顼及其辩护人倪凌，被告人项亚兵及其辩护人肖培进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4月起，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和被告人胡茂斌、杨向庆、唐顼、项亚兵、史小玲等人在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浴场及酒店内组织妇女从事卖淫犯罪活动，形成了组织结构稳定、人员固定、分工明确的犯罪集团，严重影响了桐城社会治安。该卖淫犯罪集团以被告人汪家科为组织者、领导者，负责该公馆的日常经营管理，由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招聘、管理“大技师”，被告人胡茂斌提供银行结算账户，被告人杨向庆协助管理，被告人史小玲负责资金结算以及按照指示进行利润分成，被告人唐顼、项亚兵负责居中联系、警戒望风等。主要犯罪事实如下：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总经理被告人汪家科因该公馆门前修路生意不好，遂安排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通过网络发布信息招魏某钱、周春霞代某平刘某1红（均已行政处罚）等多名“大技师”，汪将招聘来的技师统一安排在浴场二楼的房间里，平时不准外出，有事必须请假，经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同意后方可外出。被告人汪家科还在该公馆二楼楼梯口、技师与客人发生性交易的包厢内安装了报警灯，并配发遥控器，要求经理即被告人杨向庆、值班经理被告人唐顼、项亚兵负责管理宾馆前台收银，现场处理收银纠纷，防范警察检查。有男性顾客需要提供性服务时，被告人杨向庆、项亚兵、唐顼及时通知被告人许卫国或焦伟光在二楼楼梯口做好安排技师提供性服务的准备，安排技师到宾馆二楼和客人谈好价格。技师与客人发生性关系后，按照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的要求填好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技师项目单”红白蓝联，标注自己的工号及服务项目A（收费400元）、B（收费500元）、C（收费600元）。红联交前台收银员录入电脑记账系统，白、蓝两联留存和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对账结算。客人在前台结账除现金支付嫖资以外，也可直接扫描前台被告人胡茂斌的微信、支付宝二维码（昵称：伯爵水尚公馆，微信×××2,支付宝账181××××20577，实名制姓名胡茂斌）绑定的前台手机181××××20577）来支付嫖资。按照被告人汪家科的安排，被告人史小玲负责每天到前台和收银员核对前日卖淫女卖淫收入，并将其分别汇入被告人胡茂斌提供的桐城市农商银行（账号：10042065760510000000049）、中国农业银行（账号********）、桐城市农商银行（账号********）账户内。被告人史小玲每月1号、11号、21号依据电脑记账系统同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核对技师应得收入，出具结算清单，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史小玲在结算清单上签字认可，经被告人胡茂斌确认后，次日被告人史小玲将卖淫总收入的55%转账至被告人许卫国提供的户名“焦伟国”上海浦发银行（账号********）账户内，由被告人许卫国进行分配。2017年4月7日至2018年5月1日期间，以被告人汪家科为首，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等人积极参与、被告人胡茂斌、史小玲、杨向庆、唐顼、项亚兵进行协助的卖淫犯罪集团，组织四人以上“大技师”在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及伯爵酒店房间为他人提供性服务几百余次，非法获利3365300元。案发后，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胡茂斌、杨向庆、史小玲主动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以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及酒店为据点，组织、招募多名“大技师”为他人提供性服务，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四款及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胡茂斌、杨向庆、史小玲、项亚兵、唐顼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资金结算账户、管理账目、协助日常管理、规避查处，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汪家科系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法人代表，又系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三百六十一条规定的处罚情节。被告人汪家科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至十三年。被告人许卫国有犯罪前科，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十一年。被告人焦伟光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十一年。被告人胡茂斌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六年六个月。被告人杨向庆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至六年二个月。被告人史小玲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至六年。被告人唐顼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至六年一个月。被告人项亚兵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个月至五年七个月。同时，建议对八名被告人按其犯罪所得的2倍判处罚金。现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被告人汪家科辩称：罪名没有异议，对部分事实有异议，愿意认罪。被告人汪家科的辩护人辩护意见为：1、汪家科并不构成本案中的首要分子，因为“大技师”的日常管理及收入分成，不是汪家科策划的。该管理活动是许卫国和焦伟光管理的，汪家科没有实施。2、指控的犯罪数额部分不符合事实，因为2018年之前许卫国是占58%分成，且汇入许卫国账户的185万元中，不全部是卖淫女的收入，2017年8月前包含“小技师”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合法。3、汪家科不构成组织卖淫的情节严重，其仅有40万元的非法获利。4、汪家科构成自首。5、汪家科无犯罪前科，认罪态度较好，在整个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应当同其他被告人一致。被告人许卫国辩称：没有异议、自愿认罪。被告人许卫国的辩护人辩护意见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其具有以下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1、许卫国具有自首情节。2、许卫国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3、许卫国应认定为从犯。4、从许卫国的犯罪动机看，其参与犯罪是因为其父亲生病家里急需用钱，其主观恶性与贪图享受满足自己私欲而参与犯罪的其他被告人有所区别。5、按照伯爵公馆给许卫国14%提成，其获得共计40万余元，但该40万余元不全部是许卫国的收入，还包括“技师”的日常用品及一名服务员的工资，扣除这些非法利益后，其获取的非法利益达不到情节严重标准。6、请法庭在判处罚金时考虑其家庭特殊情况。被告人焦伟光辩称：对事实部分有异议，我是2017年9月份来伯爵公馆上班的，没有起到主要作用。愿意认罪。被告人焦伟光的辩护人辩护意见为：1、关于罪名部分，辩护人认为定协助组织卖淫更适合，因为2017年4月伯爵已经有组织卖淫活动，焦伟光系同年9月才去伯爵，焦伟光实际上受许卫国的委托，帮助焦卫国组织卖淫。2、在其来之前5个月的非法所得应从焦伟光的非法所得中扣除。3、即使合议庭认为焦伟光构成组织卖淫，其所起的作用较小，其受许卫国、汪家科的指派，是从犯。4、被告人对指控事实认可，系认罪认罪，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无犯罪前科，建议对其判处5-10年有期徒刑。被告人胡茂斌辩称：对账号有异议，该账号从2011年伯爵公馆装修的时候一直用到现在，不是专门为从事违法活动设立的。每月1号、11号、21号“技师”收入不需要经过我确认和同意。愿意认罪。被告人胡茂斌的辩护人辩护意见为：1、胡茂斌涉嫌协助组织卖淫情节一般，不构成情节严重。本案虽系共同犯罪，但胡茂斌在共同犯罪中仅起到帮助作用，依法仅对其自身非法获利负责。本案股东之一余贤保系胡茂斌的债务人，余贤保的收益自2017年暂由胡茂斌代领。胡茂斌本人出资312.5万元，仅占股25%，其非法获利最多是1514385元的25%，计37万余元。另除去宾馆浴场的房租水电等日常开支，其非法获利数额远达不到37万元。2、被告人对公馆有卖淫行为系事后知情，未能积极制止，致使其触犯法律，主观恶性小。其银行账户是在2012年宾馆浴场开业时就办理使用，宾馆浴场的收款账户虽在其名下，但并非为了实施犯罪特意设立的。宾馆和浴场前台的微信支付宝账号及手机号码虽在其名下，但并非其办理，也是事后知情。此外，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单一，仅是间接的管账行为。浴场的开支包括股东分红的分配，不需要其确认。3、其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协助组织卖淫情节一般，应当在5年以下量刑。同时，具有自首情节，系从犯，又是初犯偶犯，系法律意识淡薄，现已认识到错误，愿意退赃，有悔罪表现。综上，请法庭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被告人杨向庆辩称：对罪名没有异议，犯罪事实有异议，“技师”不归我管理，客人要求性交易，都是客人自行上二楼，不是我们带领他们和谈价格的。愿意认罪。被告人杨向庆的辩护人崔玉勇律师的辩护意见为：对指控的罪名没有意见。对于非法获利及量刑发表以下意见：1、上述被告人系犯罪但不是犯罪集团，犯罪集团中有主、从犯，本案起诉书没有指控主、从犯。另外，组织和协助卖淫分别定罪，不构成共同犯罪。2、指控的330万余元只能是涉案金额，没有扣除其他必要费用。即使是330万余元也缺乏相关的证据链。协助情节严重是50万元以上，本案区分了组织与协助，但金额却没有区分。3、杨向庆所起作用较小，现场处理纠纷也可能存在合法的纠纷。除了2018年5月3日的出警，此前没有看到公安机关查处的记录，这之前汪家科等人有被查获的记录，说明报警器没有起到防范的作用。13名嫖客中没有一名是杨向庆通知二楼做好准备。4、杨向庆投案自首，自愿认罪，属于偶犯，有悔罪表现，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5、杨向庆主动向公安机关举报电脑硬盘杨某明处，有立功表现。6、虽有犯罪前科，但没有相关书证印证，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认定。7、杨向庆系从犯。综上，建议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被告人杨向庆的辩护人刘宝国律师的辩护意见为：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金额应当分别认定，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公诉人指出按照全部的犯罪金额330万余元认定协助组织卖淫罪是不合理的，组织卖淫罪的行为重于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组织卖淫100万元达到情节严重，协助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50万元以上。本案中非法所得只有300多万元。被告人史小玲辩称：没有异议、自愿认罪。被告人史小玲的辩护人辩护意见为：虽被告人自愿认罪，但辩护人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主要理由如下：史小玲担任的是出纳工作，主要负责报账，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无法认定史小玲在从事该项工作之前就已经知晓汪家科等人组织卖淫。史小玲仅仅领取的是正常的工资，其仅仅是履行一个出纳的职责。2、如果认定史小玲构成犯罪，本案不构成集团犯罪，前三名被告人是组织卖淫，后面几名被告人是协助组织卖淫，且他们进入伯爵的时间不同，本案没有共同的预谋。集团犯罪要3个人以上，组织卖淫指控的是三人，第三被告人是受聘许卫国的，不构成集团犯罪。3、公诉机关遗漏了协助组织卖淫的金额。本案是两个罪名，组织卖淫与协助组织卖淫构成共犯是不符合法理的。没有协助组织卖淫的金额，应当按照一般情节认定。4、史小玲有自首情节。5、史小玲起的作用微乎其微。6、史小玲离异，有一个小孩需要照顾。综上，希望法院给予史小玲适当刑罚。被告人唐顼辩称：罪名没有意见，我们不安排客人。自愿认罪被告人唐顼的辩护人辩护意见为：对罪名及坦白情节没有异议。但唐顼行为未达情节严重，不能按照330余万元计算唐顼的非法获利。唐是协助组织卖淫罪，如按照330万元计算就会与前面的组织卖淫罪混淆。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对组织卖淫的协助行为，唐顼根据安排，负责防范望风，但具体表现模糊。其工作主要是一楼的洗浴，对二楼的技师服务以及一楼是否有嫖客上二楼没有影响，其起的作用较小，其工作范围主要是合法的项目。其每月工资3000元，2000元是其加班补贴，每月领取的工资是固定的，其收入与二楼技师服务无关。唐顼系初犯且认罪态度较好。综上，希望法庭对唐顼判处缓刑。被告人项亚兵辩称：没有异议且自愿认罪。部分细节同杨向庆的意见，我是2018年2月开始上班的。被告人项亚兵的辩护人辩护意见为：1、被告人主观恶性小，情节轻，在协助组织卖淫中，起到辅助协助作用。水尚公馆值班经理是每班2人，每班12小时，项亚兵一开始和唐顼倒班，后跟一个新员工倒班，后与刘倪倒班。在本职工作外，公馆负责人给值班经理一个任务，即在公安检查时，按报警器。但项亚兵工作期间没有按过报警器。其每月获取的固定工资3000元、补发的1000元根据工作表现发放的，与卖淫女的活动没有关系。2、本案非法获利金额的多少是量刑的重要体现，公诉机关指控330万余元，项亚兵是2018年1月工作的，至案发时仅工作了3个月，应当将其不在该单位工作的时间扣除，不能让其对330万余元承担责任。本案组织卖淫与协助组织卖淫的金额应当区分，如果确定不了其工作时间内的犯罪所得，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3、被告人无犯罪前科，认罪态度较好。综上，希望法庭量刑时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判决，同时宣告其缓刑。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份以来，被告人汪家科以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门前修路影响生意为由，让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通过网络发布信息招魏某钱、周春霞代某平刘某1红（均已行政处罚）等多名“大技师”到该公馆浴场及酒店房间以400元至600元不等的价格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汪家科将招聘来的“大技师”统一安排在浴场二楼右手边最里面的房间里，要求“大技师”平时不准外出，有事必须请假，且经许卫国、焦伟光同意后方可外出。被告人汪家科在该公馆二楼楼梯口、“大技师”与客人发生性交易的包厢内安装了报警灯，并配发遥控器，要求被告人杨向庆、唐顼、项亚兵负责管理宾馆前台收银、现场处理收银纠纷、防范警察检查等。被告人杨向庆告知被告人唐顼、项亚兵，如果发现警察来检查，立即启动藏在衣兜里的遥控器，在对讲机里喊“1号来了”，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发现报警灯闪烁后即带领“大技师”从浴场后门溜走，待警察离开后即在对讲机里喊“情况解除”，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再带“大技师”返回公馆。当浴场或伯爵酒店房间有人需要性服务时，被告人杨向庆、项亚兵、唐顼通知被告人许卫国或焦伟光安排“大技师”到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二楼716号至722号等包厢或酒店房间内提供性服务。被告人汪家科要求被告人杨向庆、唐顼、项亚兵监督“大技师”必须从酒店前门进入，不准走酒店后门，以防止“大技师”与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之间合伙串通逃单接私活。“大技师”在浴场包厢或伯爵酒店房间与客人谈好价格后，即向前台收银员汪某等人“报钟”（服务项目时长）。“大技师”与嫖客发生性关系后，按照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的要求填好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技师项目单”红白蓝联，标注自己的工号及服务项目A（收费400元）、B（收费500元）、C（收费600元）。“大技师”将红联交前台收银员录入电脑记账系统，白、蓝两联留存用作和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对账结算收入。嫖客在前台结账既可现金支付嫖资，也可直接扫描前台被告人胡茂斌绑定手机的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昵称：伯爵水尚公馆，微信号：×××,支付宝账号181********）（181××××****）来支付嫖资。被告人胡茂斌、汪家科商议，浴场的所有收入由被告人史小玲汇入被告人胡茂斌提供的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账号10042065760510000000049）。根据被告人汪家科的安排，被告人史小玲负责每天到前台和收银员核对前日“大技师”卖淫收入，将前台公用手机微信、支付宝转账总额提现至被告人胡茂斌微信、支付宝绑定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10）。被告人胡茂斌后又提供一张开户名为“胡益荣”的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账号62×××03）储蓄卡给史小玲作为开支卡，由被告人胡茂斌将资金转到该卡上用于发放“大技师”收入及股东分红。被告人史小玲每月1号、11号、21号依据电脑记账系统同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核对“大技师”应得收入，出具结算清单，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史小玲在结算清单签字并经被告人胡茂斌确认后，次日由被告人史小玲按照汪家科与许卫国约定的分成比例将卖淫所得转账至被告人许卫国提供的开户名为“焦伟国”的上海浦发银行账户（账号：62×××94），再由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与“大技师”按约定的比例结算各自分成。被告人史小玲在结完账后会根据被告人汪家科要求删除电脑存储的上述账目。按照被告人汪家科与许卫国的约定，自2017年4月份至同年12月份的违法所得按卖淫总收入的42%和58%分成，2018年1月份至案发前按45%和55%分成。经调取“焦伟国”浦发银行账号的流水记录后，该银行账户收到史小玲转汇的卖淫收入款共计1850930元。其中，自2017年4月份至同年12月底，收到史小玲转汇的款共计933520元，自2018年1月份至案发前，收到史小玲转汇的款共计917410元。根据上述约定的分成比例，被告人汪家科分得非法收入共计1426605元，加上被告人许卫国分得的非法收入1850930元，该案卖淫所得合计3277535元。被告人汪家科将分得1426605元按照股权比例分红各股东（现有材料显示除被告人汪、胡外其余均不知情）。其中，被告人汪家科和胡茂斌均分得非法收入427981元。被告人许卫国与卖淫女按卖淫总收入的15%和40%比例结算各自非法所得，被告人许卫国分得非法收入491630元。2017年4月至8月份伯爵公馆和商务酒店卖淫非法所得为742189元，被告人许卫国在该期间非法所得为111328元。被告人焦伟光自2017年9月份到伯爵水尚公馆上班，其非法所得为380302元（将许卫国总的非法所得减去2017年4月至8月期间许卫国获取的非法所得）。被告人汪家科除了让史小玲每月转账基本工资给被告人杨向庆、唐顼、项亚兵外，还让三被告人按季度从史小玲处领取“绩效奖金”。为提高被告人杨向庆、唐顼等人的工作积极性，被告人汪家科还以发红包的方式对其予以奖励。被告人杨向庆、唐顼非法获利约2.4万元。被告人项亚兵自2018年2月份到伯爵水尚公馆上班，其非法获利约2000元。2018年5月3日，桐城市公安局接到匿名举报电话，称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存在卖淫活动。民警立即组织人员前往举报现场，在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现场抓获多名卖淫嫖娼人员，扣押记账凭证、电脑手机等物品，并当场抓获被告人焦伟光和项亚兵。桐城市公安局于翌日决定立案侦查。被告人汪家科于同月7日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被告人史小玲于同月8日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被告人杨向庆于同月9日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被告人胡茂斌于同月14日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被告人许卫国于同月18日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被告人唐顼于同月3日被抓获归案，同月11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6月7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因其不到案被网上通缉，后其于同年8月20日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案发后，伯爵酒店经理余雷、网管杨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交了未销毁的记账系统服务器硬盘，公安网监技术部门随后对该服务器硬盘记载的原始卖淫收入数据进行了提取。2019年3月13日，被告人唐顼亲属、被告人项亚兵分别向本院退缴违法所得2.4万元和2000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一、物证手机、报警器等，证实用于作案的相关物品情况。二、书证1、汪家科、胡茂斌、许卫国、焦伟光、史小玲、杨向庆、项亚兵、唐顼的户籍证明，证明八名被告人的身份信息情况。2、归案情况，证实被告人焦伟光、项亚兵、唐顼系被抓获归案的，被告人汪家科、胡茂斌、许卫国、史小玲、杨向庆系主动投案。3、（2013）桐刑初字第00169号刑事判决书，证实许卫国的犯罪前科情况。4、营业执照，证实桐城市朝阳伯爵商务酒店注册日期是2014年12月29日，经营者系汪家科，经营范围为住宿、餐饮、公共浴室服务。5、史小玲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证实焦伟国共收到卖淫收入1850930元及各股东分红情况。6、汪某提供的2018年3月4日至5月3日红色结账单数据，证实该期间卖淫收入共计113600元。7、汪家科、胡茂斌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公安机关从银行调取的二人银行流水交易记录情况。三、证人证言1、汪某（公馆收银员）的证言，证实伯爵水尚公馆负责人是汪家科，有“大技师”在二楼房间从事卖淫活动，“大技师”领班姓焦，负责将技师项目单送到前台，其就据此通过电脑系统将客人的消费项目、技师工号、技师项目单编号输入系统，客人离开时就通过他的手牌结账，可以是现金，也可以通过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结账。报警器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值班经理身上，4个经理都说过在遇到警察检查按报警器。前台用于收费的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是大股东胡总的。胡总和汪总是浴场合伙人，“大技师”同客人在二楼谈好价格，然后用包厢内线电话向收银员报钟，消费结束，将技师项目单红白两联交给“大技师”领班送到前台，其在项目单上签“大技师”下钟时间，然后把白联退给“大技师”，然其同领班结账。A、B、C、A+A是老板汪家科和杨经理等人要求前台收银录入的，“大技师”10天结一次账，结完账汪总就让史会计将账清除掉。其在电脑上录入的大技师有52、55、59、60、66、68、72、99号。2、姚梅的证言（收银员），证实客人同“大技师”在二楼谈好价格，“大技师”用包厢内线电话向收银员报钟，然后其就在报钟登记表上面登记，消费结束，将技师项目单红白两联交给“大技师”领班焦伟光送到前台，其在项目单上签“大技师”下钟时间，然后把白联退“大技师”同其领班结账。前台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绑定的是大胡总的银行卡。胡茂斌规定如果警察来检查，值班经理就要按报警器或对讲机呼“胖子”带大技师从二楼离开，如果值班经理不在，收银员就会按报警器。A、B、C是大技师同客人发生性关系的项目，价格分别为400元、500元、600元，是老板汪家科和杨经理等人要求前台收银录入的。其在电脑上录入的大技师有58、59、60、68、69、72、88、99号，2018年过年之前“大技师”领班要求将“大技师”的工号全部录入59号。3、刘倪的证言（经理），证实其于2018年3月到该公馆上班，跟在唐顼后面从事管理工作。“大技师”给客人提供性服务，价格在400元至600元不等，由焦伟光负责管理。4、杨某（网管员）的证言，证实2018年5月4日上午10点余雷告诉其浴场被公安查了，让其想办法让公安机关在酒店服务器里查不到浴场那边信息，其当时答复做不了这事，余雷就同软件销售方联系，一直没联系上其就回家了。离开时将服务器三块硬盘更换成机房里的一块硬盘，后来余雷打其电话，让其将硬盘清空，因其知道浴场有卖淫活动，后台服务器内有“大技师”卖淫款的营业记录，就没敢删。5、余雷的证言（客房经理），证实该公馆因卖淫被公安机关查处后，老板胡茂斌和汪家科让其想办法处理公司的财务账目系统硬盘。2018年5月3日23时左右，汪家科让其陪史小玲到三楼监控室，史小玲在电脑上操作，并说汪家科让自己将伯爵水尚公馆收银数据清除掉。5月4日1时许，汪家科问史小玲收银系统数据可清除掉了，史小玲说清除了。汪家科又让其打电话让杨某过来看数据有没有清除掉，杨某上午过来查看后说数据没有清除掉，其将该情况向汪家科汇报，后来杨某就把硬盘拿走了。胡茂斌打了三次电话给其，每次都让其把财务系统的硬盘数据清除掉，因这里面有卖淫女的账目，怕被公安查到。6、刘某1（大技师）的证言，证实其系伯爵公馆卖淫女之一。7、代某（大技师）的证言，证实其系伯爵公馆卖淫女之一。8、胡某1（服务员）的证言，证实其在公馆给洗浴的客人寄鞋子，上班时间不能同“大技师”接触，前台有三个负责经理，一个是光头的焦经理、一个是戴眼镜的唐经理，还有一个瘦瘦的刘经理，“大技师”有事就找经理解决。9、王某（洗浴人员）的证言，证实2018年5月3日晚10点左右同朋友鲍兆庭一起到二楼时，有个男服务员讲右边是大技师，左边是按摩，我们就去左边做了279元的按摩。10、周某（大技师）的证言，证实2018年5月1日来公馆上班，焦伟光安排（59号、68号、72号）提供A、B、C三个性套餐服务，平时住在浴场二楼右手边最里面的房间。今年4月份来桐城两次，一次做过6、7天，一次做过2天。客人需要性服务，“胖子”就打技师房电话安排同客人谈服务项目，客人选好后就用包厢内线打到前台报钟。给客人服务完后就用一个红白蓝联记下客人手牌及所做服务，400元的就记A，500元的记B，600元的记C，让客人签手牌号，随后将三联交给“胖子”。“胖子”同会计十天一对账，会计将钱打给“大眼”，然后“大眼”通过支付宝和网银转账给技师。其给客人提供性服务的房间有716、717、720、729、738。11、魏某（大技师）的证言，证实平时“胖子”对其进行管理，并说十天结一次提成，填写技工单时只写A、B、C，这三个都发生性关系，时间不同而已。客人需要“大技师”提供性服务时，前台电话通知技师上钟，技师就到二楼包厢里谈价格，然后用包厢内线打到前台报钟，消费结束后，将技师项目单交“胖子”送前台，让前台在项目单上签技师下钟时间，然后白联拿回同“胖子”结账。12、吴某1（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2月10日凌晨同一“大技师”发生性关系，支付了500元现金。13、胡某2（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3月初一天下午同一“大技师”发生了性关系，离开包房后到前台支付了400元。14、陈某1（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3月中旬一天下午洗完澡准备到二楼休息，一位“胖子”问需不需要服务并询问价格后就被“胖子”带到右手边包房，后同技师发生性关系，离开包房后到前台用会员卡支付了400元。15、陈某2（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2月8日凌晨2点多电话联系需按摩，“大技师”来638房间给其做了600元的性服务套餐，现金支付。16、李某1（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4月25日晚8点多，一个女的打电话问是否需要按摩，“大技师”来418房间给自己做了500元的性服务套餐，用微信支付。17、欧某（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3月29日凌晨，同一“大技师”发生性关系，用微信支付400元。18、吴某2（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5月3日晚上9点左右，做了一个600元套餐，“大技师”身上味不好闻就没让她继续服务。19、刘某2（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3月份一天晚上和公司老总徐某一起到公馆做按摩，自己做了500元的性套餐，后听徐某讲他做了400元的。徐总怕业务受影响，造成公司损失，就给尹某顶个包，其实徐总只是来结账的。20、徐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3月16日晚上11点，其只是过来给刘某2和尹某用支付宝结账，一个是400元，一个是500元。之前撒谎说自己嫖娼主要怕影响合伙生意。21、尹某（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3月16日份一天晚上，其在公馆洗过澡后到二楼准备休息时，一个中年较胖男子问可需要服务，其和刘某2就答应了，后被带到二楼右手边包房，其做了400元的性套餐。22、姜某（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一服务员问是否需要按摩就被带到二楼右手边一包间，后同一“大技师”发生性关系，消费500元。23、李某2（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3月14日晚上，一服务员问是否需要按摩就被带到二楼右手边一包间，后同一“大技师”发生性关系，消费600元。24、尤某（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4月下旬一天凌晨1点多，“胖子”在二楼楼梯口问其可需要按摩服务，其答应后就被带到二楼右手边一包间内，“大技师”向其推荐服务项目，后选定600元性服务套餐，用手机支付宝扫码支付的。25、桂某（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3月16日晚上，“胖子”在二楼楼梯口问其可需要按摩服务，其说可以就被带到二楼右手边一包间，“大技师”向其推荐服务项目，后选定400元性套餐，用手机支付宝扫码支付的。26、胡益荣的证言（隐名股东），证实2012年左右，胡茂斌说他朋友汪家科在桐城做宾馆生意让其投资，胡茂斌、汪家科分别占30%，其他每人股份10%，就签订了投资协议，协议上写明汪家科负责桐城所有事宜，胡茂斌负责所有投资款，每月到桐城对一次账，其他股东不参与宾馆任何事情。四、被告人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汪家科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有三个老板，其任该公馆法定代表人，负责管理经营，如果其不在店里则由杨向庆负责，并向其汇报工作。杨向庆下面有两个经理（唐顼、项亚兵），一楼“小技师”领班是张红，二楼“大技师”领班是“胖子”（焦伟光），会计是史小玲。2017年5月，杨向庆因浴场门口修路生意差同其商议找“大技师”把生意搞起来，即在浴场给客人提供性服务，并同杨向庆商定项目和价格。其将“大技师”统一安排在浴场二楼右手边最里面的房间，并规定不同套餐用英文字母代替。浴场二楼楼梯口上方一个红色警示灯是其安排人安装的，主要防止浴场“大技师”给客人提供性服务时遇到警察检查。并交代分成及如何分发卖淫款等情况。2、被告人胡茂斌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汪家科、自己、胡益荣、杨涛、胡茂光、万多军、余贤保分别占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30%、25%、10%、10%、10%、10%、5%。酒店和浴场是分开，会计史小玲是分两个银行卡打款的，客房和浴场各一个银行卡，这两张银行卡都是其把身份证交给史小玲去桐城农商行办理的，卡在史小玲处。浴场和客房开支的卡是其和胡益荣一起到农商行用胡益荣身份证办理的。每月5、6号到该公馆同史小玲核算账目，史小玲每天将客房和浴场收入的账与前台电脑系统进行核对，然后通过电脑系统打出单据并由收银员签字，史小玲作出账目后交给汪家科签字确认，史小玲再将收入打到卡上，其看到他们的签字就认可这个开支和收入是真实的。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都是绑定其桐城农行的银行卡。开支包含浴场里面值班经理、技师领班、技师、前台收银员工资。技师是汪家科招的，技师工资都是由史小玲一次性转给技师领班，领班其不认识，值班经理每月工资3000元，每个月还有2000元至3000元奖励，员工一般2000元左右。2017年年终汪家科从自己收入中发红包给员工和经理，总的大概发了11万元。2017年8、9月份，浴场门口修路，公司效益差，有次去浴场核账，汪家科跟其商量在浴场内搞点“按摩”服务，即提供卖淫服务，其就同意了。每次来浴场跟汪家科、史小玲核对酒店、浴场、卖淫女收入、开支等账目，每次也到浴场内转转，担心卖淫服务被查，在浴场时间也少，就跟汪家科说要注意平时管理。3、被告人许卫国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2年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开业时法人代表是胡茂斌，2013年浴场被查后法人代表变更为汪家科。2017年2月份因父亲住院需要钱，便答应汪家科到伯爵浴场上班，收入是卖淫女收入当中提取14%。汪家科当时说浴场生意不好，让其在外面找几个“大技师”到浴场上班，通过网络（58同城、赶集网）招聘了59号代金萍、60号琪琪、72号（工作十余天）、68号（5月2日才上班），汪家科他们拿伯爵浴场那块的45%，其和“大技师”拿55%，十天一结账，“大技师”收入由浴场转账给其，其再转账给“大技师”。同时，交代了性服务套餐项目及如何管理防范警察检查等情况。4、被告人焦伟光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是汪家科在负责经营管理，胡茂斌是该公馆老板之一，其带的“大技师”主要在浴场给客人提供性服务，收费标准分别是400元、500元、600元，分别用字母“A”“B”“C”代替，这是汪家科规定的。汪家科不在的时候由杨向庆负责管理，唐顼、项亚兵是值班经理。其在浴场里面负责“大技师”管理安排工作，并询问客人是否需要大技师服务，如果需要就将客人带到浴场二楼右边的房间里，然后用二楼吧台内线电话拨打“大技师”房间电话安排“大技师”到指定包厢给客人提供性服务。5、被告人史小玲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汪家科让其于2015年7月到桐城市龙眠街道朝阳伯爵水尚公馆财务上班，该公馆法人代表是汪家科，大股东是胡茂斌，该两人分别占公司股份30%，余下的小股东是胡茂斌亲戚。汪总不在的时候，公司管事的是杨向庆，唐顼、项亚兵是值班经理。其每天负责将前台的公用手机打开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和收银员交上来的结账单对账，并将微信、支付宝转账总金额提现到胡总合肥农业银行卡上面。“大技师”10天结一次账，结完账汪总就让其将账清除掉，其就在电脑的记账软件点数据总清键就可以将账目清掉。伯爵商务酒店浴场所有收入全部打入胡茂斌开的尾号0049的桐城农村商业银行卡里，客房收入则打到0057农行卡，胡茂斌给其一张胡益荣开户的尾号为5403农商行卡用于日常开支，发工资等，其中二楼四个“大技师”卖淫收入的55%打到“大技师”领班焦伟光提供给其的开户名为焦伟国的上海浦发银行（尾号为6794）卡里。客人和大技师在二楼谈好价格后，卖淫女用包厢里内线电话向前台收银员“报钟”，然后收银员在报钟登记表上登记，消费结束后卖淫女将“技师项目单”红白联交给焦伟光送到前台，收银员在上面签“大技师”下钟时间，然后把白联退“大技师”同大技师领班结账。项目单上消费项目及收费标准是汪家科和杨向庆规定的。案发后汪家科打其电话说公司出事了，并问业务软件账有没有清，其说昨晚清过了，他担心其清理的不管用，怕公安机关能通过主机恢复，让其过去一下，并让其和余雷去查看工程部机房，后来余雷讲工程部机房门口那台机子可能就是服务器后台主机，汪家科就安排余经理换了台主机。经理和员工工资从账面上走，每月绩效工资2000元，每季度发一次，年终胡总、汪总还发红包奖励给杨向庆和值班经理，这些钱不从账面上走。6、被告人杨向庆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汪家科于2015年让其负责住宿部和洗浴部整体工作，大小“技师”及其领班考勤直接对汪家科负责，汪家科不在桐城时由其全权负责宾馆和水尚公馆事情，“大技师”提供性服务。2017年8月份，汪家科告诉其门口修路，公馆收入不好，要搞“大技师”项目，很快他就安排焦伟国到水尚公馆，焦伟国当天晚上就带了2个“大技师”提供性服务。对讲机是汪家科安装配发的，其按照汪家科指示交代保安，让他们留意警察检查。二楼“大技师”按摩房报警闪光灯，一个遥控器在前台服务员管理，一个由值班经理保管，汪家科让其督促他们注意使用报警器。2018年4月份，唐顼值班时就使用过报警器，派出所没有查出问题。2017年汪家科找了“大技师”后，焦伟国、焦伟光轮流负责大技师管理，汪家科将“大技师”收费标准和对应项目告诉其。唐顼和项亚兵处理浴场内大小事务，胡茂斌每月来跟汪家科、史小玲对账，并看下“大技师”经营、管理情况，史小玲每天来前台收账，经她核对后将现金收走，微信、支付宝也由她提现到胡茂斌绑定的银行卡上。7、被告人项亚兵的供述与辩解，证实该公馆实际控股人是胡茂斌，汪家科是法人代表，其是2018年2月份来公馆上班。客人到二楼由姓焦的指引是按摩还是性服务，“大技师”和客人谈好价格后进行性服务，服务结束再由“大技师”开A、B、C三类单子，分别代表400元、500元、600元的性服务。之后交给姓焦的，再由姓焦的送前台录入收银系统。其自从上班，唐顼和杨向庆就交代其对讲机和遥控器是逃避公安检查而装的。杨向庆直接对汪家科负责，其和唐顼有什么事情都是跟杨向庆汇报。卖淫女是焦伟光和“大眼”招过来的，住宿吃饭都是汪家科安排的。8、被告人唐顼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汪家科、胡茂斌是朝阳伯爵水尚公馆实际控股人，二楼右边主要是提供性服务，即“大技师”由焦伟光负责管理，服务项目包括400元的A服务、500元的B服务、600元的C服务。汪家科为避免公安机关发现宾馆这种提供性服务行为，公馆给前台收银员和当班经理配发了无线遥控报警器，还给保安和技师领班配发了对讲机，几个经理也都多次向前台工作人员和保安打招呼，要求他们提高警惕。大概2017年其就使用过一次报警器，当时派出所没有检查出问题。“大眼”带“大技师”来是同汪家科谈的，并由“大眼”管理大技师，后来“大眼”回去了，“大眼”就安排“胖子”过来负责大技师这块。焦伟光将卖淫大技师的卖淫次数和项目统计后与汪家科对账，对好账由汪家科签字确认再拿财务史小玲处领钱。2017年5月左右开始从事卖淫。一般客人进浴场换鞋时，其和项亚兵就用对讲机或微信呼一下“胖子”说有客人来了，然后“胖子”就在二楼楼梯口处，问客人需不需要服务，然后“胖子”联系大技师，“大技师”同客人谈好价格并向收银台报钟，服务完后“大技师”就填红白蓝三联单，出来就把单子全部拿给“胖子”，“胖子”就把红联给一楼收银台，剩余的白蓝联拿回去留着对账。史小玲每天早上八点多到一楼收银台对账，胡茂斌每月5号到8号左右过来一趟，来了就到浴场各个房间看看。浴场里面的“大技师”服务胡茂斌是知道的。五、检查、搜查、辨认等笔录1、汪家科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大眼”即是许卫国，并辨认出“大技师”周某、代某。2、许卫国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59号、60号、68号、72号“大技师”分别是代某、周某、魏某、刘某1。3、焦伟光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杨经理即是杨向庆，60号、68号、72号“大技师”分别为周某、魏某、刘某1。4、史小玲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同其对账的“胖子”即是焦伟光和“小技师”周丽。5、杨向庆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大技师”魏某、周某、代某、刘某1和“大眼”即是许卫国。6、项亚兵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大眼”即是许卫国和59号、60号、68号、72号技师分别为代某、周某、魏某、刘某1。7、汪某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60号、68号、72号、59号大技师辨分别为周某、魏某、刘某1、代某。8、周某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伯爵水尚公馆老板、“大眼”、“胖子”分别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9、魏某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嫖客、“胖子”分别为吴某2、焦伟光。10、吴某1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为其提供性服务的“大技师”为代某。11、胡某2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为其提供性服务的“大技师”及询问其是否需要性服务的中年男子进行分别为刘某1、许卫国。12、陈某1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为其提供性服务的“大技师”及询问其是否需要性服务的中年男子分别为代某、焦伟光。13、陈某2、欧某的辨认笔录，证实其分别辨认出为其提供性服务的“大技师”为代某。14、李某1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为其提供性服务的“大技师”为刘某1。15、吴某2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为其提供性服务的“大技师”为魏某。16、尹某、尤某、桂某的辨认笔录，证实其分别辨认出对为其提供性服务的“大技师”及安排技师的“胖子”为代某和焦伟光。17、刘某2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为其提供性服务的“大技师”及安排技师的“胖子”为魏某和焦伟光。18、姜某、李某2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为其提供性交易的“大技师”为代某。19、唐顼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大技师”周某、魏某、刘某1、代某和“大眼”即是许卫国。六、现场检查、搜查、扣押、提取笔录1、现场检查、搜查笔录及对主机勘验笔录，附扣押清单、技师项目单、搜查现场照片。2、网监对涉案电脑的检查报告及界面截图，证实前台微信、支付宝绑定的手机号是胡茂斌的。七、视听资料1、搜查视频，证实公安机关在搜查伯爵水尚公馆情况。2、检查报告光盘，证实网监部门提取的有关数据情况。以上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足以认定。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和证据，针对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本院归纳并综合评价如下：关于被告人汪家科的辩护人提出的汪家科在本案中不应属于首要分子的意见，经查，被告人汪家科是伯爵水尚公馆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者，亦是其和许卫国等人商议招募“大技师”在浴场和宾馆从事卖淫活动的，故其在整个犯罪集团中属于组织者、领导者地位，对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辩护人提出的2018年之前与之后利益分成应该按不同比例计算的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符，对此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对辩护人提出的汪家科组织卖淫情节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意见，经查，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组织卖淫非法获利人民币达100万元以上即属于“情节严重”，本案被告人汪家科与许卫国等人系共同犯罪，非法获利数额为320万余元，故其犯罪情节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标准，对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许卫国的辩护人提出其属从犯的意见，经查，许卫国在本案中负责招募、管理“大技师”，向“大技师”分发违法所得，其本人亦获取了近50万元的非法所得，故其在本案中的地位、作用不符合从犯的特征，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焦伟光的辩护人提出的罪名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更适合的辩护意见，经查，焦伟光系许卫国的哥哥，其在本案犯罪活动与许卫国行使的职责相同，故其行为应按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对辩护人提出其系2017年9月份才到伯爵公馆上班的，在计算焦伟光的违法所得时应将之前公馆的违法所得予以扣除的意见与本院查明事实相符，对此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对辩护人提出焦伟光的行为若构成组织卖淫罪，其应属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焦伟光在本案中并非帮助许卫国管理、招募“大技师”，而是代替许卫国从事该项工作，故其行为不属于辅助、从属地位，对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胡茂斌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仅对自身获利负责，故犯罪情节属一般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胡茂斌在本案中负责提供账号、审核确认违法所得等情况，其应对公馆卖淫总收入情况知晓并应该对此负责，故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对辩护人提出系属从犯的意见，经查，被告人胡茂斌在协助组织卖淫中的行为与其他协助组织卖淫人员相比，地位和作用不符合从犯特征，故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杨向庆的辩护人提出的本案不属于犯罪集团的意见，经查，我国刑法规定，犯罪集团是指在三人以上为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本案中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等人为实施卖淫活动组成固定的犯罪组织，内部分工明确，管理制度严密，且时间长达一年有余，因此，该犯罪活动符合犯罪集团的特征。对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史小玲的辩护人无罪辩护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史小玲在侦查阶段供述了公馆卖淫及收入分配情况，并且按照被告人汪家科的要求在每次核对并分完各自分成后将电脑中存储的卖淫记录予以删除，因此，其主观上对公馆存在卖淫行为是明知的，客观上亦实施了管账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故对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部分辩护人提出的关于协助组织卖淫数额应与组织卖淫数额进行区分的意见，经查，协助组织卖淫罪从本质上讲，它是组织卖淫罪的一种帮助行为，但由于我国立法上已将该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加以规定，故它不再是一般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罪名。从有关司法解释看，对二罪属“情节严重”标准之一的非法获利数额也是不尽相同，参考《中国裁判文书网》类案判决，本院认为依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协助组织卖淫罪中关于招募、运送卖淫人员的数量及非法获利等情节的认定，具体到本案即非法获利情节的认定，应以协助组织卖淫人员实际非法获利的数额作出认定。故二罪非法获利数额应当予以区分，不能以该公馆卖淫总收入来作为认定协助组织卖淫被告人非法获利数额。故对此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管理的浴场和宾馆内，采用招募、容留等手段，组织多名女性从事卖淫活动，严重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构成了组织卖淫罪；被告人胡茂斌、杨向庆、史小玲、唐顼、项亚兵在明知被告人汪家科等人实施组织他人卖淫的情况下，仍为其提供帮助，其行为构成了协助组织卖淫罪。公诉机关对八名被告人指控的罪名均依法成立。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组织卖淫非法获利总额超过了100万元，其行为均属情节严重。被告人胡茂斌在其协助参与的非法获利数额亦达到了50万元以上，其行为亦构成了“情节严重”。本院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组织卖淫行为属“情节严重”；被告人胡茂斌属协助组织卖淫“情节严重”标准的意见予以支持。被告人杨向庆、唐顼、项亚兵、史小玲非法获利情节应以其参与协助组织卖淫非法获利的数额来予以认定，综观全案此四被告人协助组织卖淫情节均未达到“情节严重”标准，依法应当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进行量刑。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和被告人胡茂斌、杨向庆、唐顼、项亚兵、史小玲等人在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浴场及酒店内组织妇女从事卖淫犯罪活动，形成了组织结构稳定、人员固定、分工明确的犯罪集团，严重影响了桐城社会治安。该卖淫犯罪集团以被告人汪家科为组织者、领导者，负责该公馆的日常经营管理，由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招聘、管理“大技师”，被告人胡茂斌提供银行结算账户，被告人杨向庆协助管理，被告人史小玲负责资金结算以及按照指示进行利润分成，被告人唐顼、项亚兵负责居中联系、警戒望风等。被告人汪家科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同时，其作为桐城市伯爵水尚公馆及酒店主要负责人，利用本单位条件组织他人进行卖淫活动，依法应从重处罚。被告人许卫国有犯罪前科，可酌定对其从重处罚。案发后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胡茂斌、杨向庆、史小玲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焦伟光、唐顼、项亚兵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结合被告人史小玲、唐顼、项亚兵所在社区对其社会影响评价，可以对其适用非监禁刑罚。经合议庭合议并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四款、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三、四款、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项、第四条、第五条第（四）项、第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汪家科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五月七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许卫国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起至二〇二九年五月十八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焦伟光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五月三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四、被告人胡茂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四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五、被告人杨向庆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起至二〇二二年五月九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六、被告人史小玲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预缴。）七、被告人唐顼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八千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预缴。）八、被告人项亚兵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预缴。）九、扣押的账本、对讲机、视频监控主机、电脑主机等与作案有关的工具依法予以没收。被告人唐顼、项亚兵向本院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0元和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的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3277535元，追缴被告人胡茂斌违法所得人民币427981元、被告人杨向庆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0元，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陈 浩审 判 员  叶险峰审 判 员  黎俊秀人民陪审员  吴晓芳人民陪审员  叶月霞人民陪审员  王李兵人民陪审员  王红云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鲍黎蕾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百六十一条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利用本单位的条件，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前款所列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一百万元以上的；第五条协助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的；第十三条犯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应当依法判处犯罪所得二倍以上的罚金。共同犯罪的，对各共同犯罪人合计判处的罚金应当在犯罪所得的二倍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