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3民终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学加，男，1957年10月27日生，住所地：辽宁省海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桂兰，女，1958年12月27日生，住所地：辽宁省海城市。二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杨洪杰，系辽宁日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书萍，女，汉族，1966年7月1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海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阳，女，汉族，1987年8月24日出生，住所地:辽宁省海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思凡，女，汉族，2001年7月14日生，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王书萍，女，汉族，1966年7月1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海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武，男，汉族，1939年5月4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海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素英，女，1943年5月8日出生，住址同上。五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莹，系辽宁日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翟森，男，汉族，1995年1月25日生，住址，辽宁省海城市。委托代理人：蒋运宏，系辽宁海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学加、侯桂兰因与被上诉人王书萍、刘阳、刘思凡、刘宝武、刘素英、原审被告翟森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海城市人民法院（2018）辽0381民初2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丁学加、侯桂兰及二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杨洪杰，被上诉人王书萍、刘阳及被上诉人王书萍、刘阳、刘思凡、刘宝武、刘素英的五位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莹、原审被告翟森的委托代理人蒋运宏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丁学加、侯桂兰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78712.908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被告翟森与上诉人是承揽关系，死者与翟森是雇佣关系，与上诉人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原审认定上诉人对死者存在指示行为因此判决上诉人承担20%责任无事实法律依据，死者什么原因跌落事实不清，死者到上诉人处工作未经上诉人意见，原审认定死者是摔伤死亡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王书萍、刘阳、刘思凡、刘宝武、刘素英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原审被告翟森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王书萍、刘阳、刘思凡、刘宝武、刘素英一审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共同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478811.4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被告丁学加与被告侯桂兰系夫妻关系，被告翟森系从事门窗加工行业人员。2017年，被告丁学加、侯桂兰需对其所有的房屋进行钢构铝塑保温罩安装，被告丁学加、侯桂兰找到被告翟森，让其购买钢构铝塑保温罩所需材料，并安排工人进行安装工作。由于安装工作需对钢构材料进行焊接，被告翟森在征得被告丁学加、侯桂兰的同意后找到本案死者刘某，由其进行钢构材料的焊接工作，与其一起工作的还有本案的证人董某。2017年8月29日上午，死者刘某在进行焊接工作时不慎从卡凳上跌落受伤，受伤后当日被送往海城市中心医院抢救治疗14天，花费医药费共计70217.12元，经合作医疗保险赔付39398.8元。抢救期间被诊断为：“硬膜外血肿，硬膜下血肿，脑干损伤，脑挫伤，丘脑出血，颅骨骨折，头皮挫伤，左眼球破裂，鼻骨骨折，呼吸衰竭，××，2型糖尿病，冠状动脉型心脏病，心房颤动。”2017年9月13日，死者刘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另查，刘某使用的卡凳为钢制卡凳，一个为刘某自带，一个为被告丁学加、侯桂兰提供。再查，死者刘某系农村户口其父为原告刘宝武（1939年5月4日出生），其母为原告刘素英（1943年5月8日出生）。原告刘宝武、刘素英为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二子，长子刘军，次子刘某。刘某与原告王书萍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二女为长女原告刘阳、次女原告刘思凡（2001年7月14日生）。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刘某在被告丁学加、侯桂兰家工作时从卡蹬上跌落死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被告丁学加、侯桂兰以及被告翟森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二、被告丁学加、侯桂兰以及被告翟森对刘某的死亡法律责任如何划分；三、刘某死亡后具体损失数额如何计算。关于原告与被告丁学加、侯桂兰以及被告翟森三方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一节；该院认为刘某与被告翟森系提供劳务关系，被告丁学加、侯桂兰与被告翟森系承揽合同关系。死者与被告翟森双方之间虽未就双方是否为雇佣关系作出明确书面约定，但是根据已有证据可以认定。从死者刘某的工资结算方式上来看，本案原告方提供的证人对于工资的给付方式上存在前后矛盾，而被告丁学加、侯桂兰与被告翟森均认为死者工资为工程全部完成后由被告翟森统一结算，对这一事实该院予以确认。从刘某与被告翟森以及被告丁学加、侯桂兰双方是否具有人身依附性来看;刘某本次提供劳务的工作地点与工作时间为被告翟森指定，死者刘某虽携带工具工作且时间自由，但是该种情况应属提供劳务者在一定范围内的自主权，不影响其提供劳务的工作性质。从被告翟森与刘某之间在事故之前形成的法律来看;一方面被告翟森本身具有门窗加工资质，死者刘某此前一直与被告一形成了稳固的提供劳务关系，另一方面刘某与被告翟森雇佣工人董某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工作地点均相同，工作内容又具有附属关系。从以上三点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翟森之间存在提供劳务法律关系。被告翟森与被告丁学加之间由于被告丁学加将自己院落内的门窗以及保温罩相关工程承包给被告翟森，待工程完成后统一与被告翟森结算，被告翟森与被告丁学加、侯桂兰显系加工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关于刘某的死亡责任如何划分一节；本案中刘某的死亡的原因为从卡凳上跌落，死者刘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长期从事电焊行业，工作条件是否安全应系其可以自主判断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其仍旧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仅用两个钢制卡凳叠加进行电焊工作，导致其从卡凳上跌落死亡，死者刘某本身对其死亡具有重大过错。被告翟森系接受劳务方，其未就提供劳动者是否具有工作资质、工作能力以及提供劳务者的工作环境是否安全进行相应的审查，具有管理上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刘某对于自己的死亡具有重大过错，对其死亡的后果其应承担50%的责任，被告翟森具有管理上的过错，对刘某的死亡应承担30%的责任。关于被告丁学加、侯桂兰对于死者刘某的死亡应承担何种责任一节；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四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是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定作人对定做、指示或是选任有过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丁学加、侯桂兰虽系与被告翟森存在承揽加工合同关系，但是死者刘某的工作地点为被告丁学加、侯桂兰提供，被告丁学加、侯桂兰对死者刘某存在指示的行为，刘某进行电焊工作，被告丁学加、侯桂兰为刘某提供卡凳，可以认定死者刘某用卡凳叠加进行电焊工作系为被告丁学加、侯桂兰默认的行为。被告丁学加、侯桂兰对刘某具有指示上的过失，对于刘某的死亡应承担20%的责任。该院确定本案的三方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划分为：死者刘某50%，被告翟森30%，被告丁学加、侯桂兰20%。关于因刘某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该院依法进行认定。对于刘某住院期间医药费一项，原告方主张为70217.12元再去掉农村合作医疗报销39398.8元部分，剩余未予赔偿金额为30818.32元。对于医药费数额原告方的主张合理，该院予以确认。对于死者刘某死亡的丧葬费一项，原告主张按照辽宁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作标准62545元/年，计算六个月，共计31272.50元。该院认为原告的主张合理，对于原告丧葬费的数额，该院确认为31272.50元。对于刘某的死亡赔偿金一项，原告主张按照2017年度辽宁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747元/年，计算20年，计274940元，该院认为原告的主张合理,该院予以确认。对于死者刘某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以及护理费两项；原告主张按日伙食补助费100元及日护理费115.49元赔偿，住院14天伙食补助费1400元及护理费1616.86元，该院认为，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以及护理费的计算标准应参照2014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标准每天100元、辽宁省2017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42157元，原告的主张合理，该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方主张死者刘某住院期间误工费按每天收入200元赔偿14天误工费2800元一项；该院认为，本案中误工费天数应按照死者刘某住院天数14天确定。关于死者刘某的误工费计算标准，原告并无证据提供，但是根据庭审中认定的刘某长期从事电焊工作的事实，可以确定刘某的误工费的计算标准应参照辽宁省2017年度辽宁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42157元计算。该院确认死者刘某的误工费1616.86元（42157元/年÷365天×14天）。对于原告方主张交通费2000元一节；原告虽未提供交通费相关票据，但因死者住院以及五原告办理丧葬产生的交通费存在合理性，故根据原告的住院地点、天数、以及刘某死亡的事实，对于原告的主张，该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方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一项；该院认为，刘某的死亡确实给其家属造成的重大精神损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该院酌情认定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对于原告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主张被扶养人抚养费一项；该院认为三被扶养人抚养费标准应参照2017年度辽宁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0787元/年确定。三被抚养人计算年限分别为：原告刘宝武（1939年5月4日出生）计算五年，原告刘素英（1943年5月8日出生）计算六年，原告刘思凡(2001年7月14日生)计算两年。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额。”的规定，该院确定原告刘宝武的抚养费为10787元/年*2年*33%+10787元/年*3年*50%+10787元，计34158.5元；原告刘素英的抚养费10787元/年*2年*33%+10787元/年*3年*50%，计23371.5元；原告刘思凡的抚养费计算为10787元/年*2年*33%，计7191元。综上，该院确认刘某因工作中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458385.54元，其中包括：丧葬费31272.5元、死亡赔偿金274940元、医疗费30818.32元、伙食补助费1400元、护理费1616.86元、误工费1616.86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原告刘宝武抚养费34158.5元，原告刘素英抚养费23371.5元，原告刘思凡抚养费7191元。本案中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范围，根据责任比例划分被告翟森承担30%责任，应赔偿五原告经济损失为458385.54元*30%为137515.662元（其中包括原告刘宝武抚养费10277.55元，原告刘素英抚养费7011.45元，原告刘思凡抚养费2157.3元以及五原告其他各项经济损失118069.362元），被告丁学加、侯桂兰根据责任比例划分承担20%责任，应赔偿原告方各项经济损失为408385.54元*20%，计91677.108元（其中包括原告刘宝武抚养费6851.7，原告刘素英抚养费4674.3，原告刘思凡抚养费1438.2，五原告其他各项经济损失78712.908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至二十三条，二十七条至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翟森自本判决下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刘宝武抚养费10277.55元，原告刘素英抚养费7011.45元，原告刘思凡抚养费2157.3元；二、被告翟森自本判决生效之日其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王书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其他各项经济损失118069.362元；三、被告丁学加、侯桂兰自本判决下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刘宝武抚养费6851.7元，原告刘素英抚养费4674.3元，原告刘思凡抚养费1438.2元;四、被告丁学加、侯桂兰自本判决下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王书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其他各项损失78712.908元；五、驳回原告王书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44元由原告王书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承担4035元，由被告翟森承担2877元，由被告丁学加、侯桂兰承担1932元；诉讼保全费1020元由被告丁学加、侯桂兰承担。上述款项已由原告王书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垫付，被告翟森在履行义务时加付2877元给原告王书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被告丁学加、侯桂兰在履行义务时加付2952元给原告王书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陈述其所主张的事实成立的理由，被上诉人为进一步证明其在原审时主张的事实成立提出了反驳意见。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除上诉人丁学加、侯桂兰上诉涉及的赔偿项目外，其他当事人对死亡事件的发生、责任划分及其他赔偿项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丁学加、侯桂兰提出原审被告翟森与上诉人是承揽关系，死者与翟森是雇佣关系，与上诉人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原审认定上诉人对死者存在指示行为因此判决上诉人承担20%责任无事实法律依据，死者什么原因跌落事实不清，死者到上诉人处工作未经上诉人意见，原审认定死者是摔伤死亡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四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是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定作人对定做、指示或是选任有过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通过医院病志记载，患者2小时前不慎从椅子上跌落摔伤眼部及头部，伤后眼部疼痛、流血、视物不见、伴头痛、头晕，上诉人主张死者死亡原因与摔伤无直接因果关系，但是上诉人对其主张无证据予以证明。通过同死者一起干活的证人董某证言证明：“干活时上诉人在场，卡凳子一个是刘某、一个是上诉人提供，当时两个凳子是在一起骑的，凳子是否损坏不清楚，当时执法局阻止了，走了后半小时我们又继续干活，是丁家人让我继续干的”。通过该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上诉人存在指示行为，并且其提供的卡凳子是否存在瑕疵没有证据证明，并且在执法工作人员阻止后，仍然继续让死者继续干活，所以原审法院判决其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8元（上诉人丁学加、侯桂兰以汇款方式缴纳上诉费人民币2092元，上诉人实际应缴纳上诉费人民币1768，剩余324元予以退回），由上诉人丁学加、侯桂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智禹审判员  王宇明审判员  程义明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佳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