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12民初4894号 原告：厦门同安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新安路财政大楼**。 法定代表人：李树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胜强，福建合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国英，男，195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耀东、郑彩婷，福建方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AnthonyLaw（中文曾用名：廖为安），男，1988年4月21日出生，印度尼西亚国籍，现暂居中国福建厦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育津，福建旭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大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东坪二里**1105。 法定代表人李瑞东，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进德、陈茹靖，福建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同安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安城投公司）与被告刘国英、廖为安、厦门大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兴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同安城投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胜强，被告刘国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耀东，被告廖为安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育津，被告大兴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进德、陈茹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同安城投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将擅自侵占的址于厦门市同安区南门路37号店面及二楼附属房屋腾空返还；2.被告共同赔偿擅自侵占的房屋使用费暂计356400元（占有使用费以14850元/月，自2014年11月1日暂计至2016年10月31日，应计算至交还房屋之日止）；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11月9日，依据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精神，厦门市同安区房屋管理所将讼争的房屋移交同安城投公司管理，双方因此签订《行政企事业单位房产移交确认书》，并有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和厦门市同安区非税收入管理中心盖章监证。此后，同安城投公司将讼争房屋给原租户曾亚妹延租期满后又出租给第三方黄品惠至2014年10月27日止届满。2014年9月4日，同安城投公司委托厦门市公共资源配置中心提前公开招投标竞租讼争房屋，由竞价人杨天互以14850元/月竞得承租2014年10月27日后的租期，并由其与厦门市公共资源配置中心签订《成交结果确认书》。2014年11月1日至今，被告擅自进入讼争的房屋装修、经营，同安城投公司通过多种途径要求被告将讼争的房屋腾空立即返还，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2015年3月18日，同安城投公司就本案诉求起诉刘国英一人，但刘国英在诉讼中提交租赁合同等相关证据，抗辩讼争房屋是李瑞英向大兴公司承租使用占有，刘国英非讼争房屋侵占人。 刘国英辩称：一、同安城投公司不是适格主体。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是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人或者合法管理人。根据物权法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同安城投公司现有提供的行政企事业单位房产移交确认书并非房产登记簿的原始记载，不代表作为接收方同安城投公司乃至移交方对讼争房产享有物权权利。另外，因刘国英在2010年前后供职于大兴公司，据了解，包括讼争房产在内的南门路诸多店面早于2005年间根据同安区政府相关政府文件列入拆迁征收范围。根据拆迁征收文件规定，征收房大型公司取得对包括讼争房产在内诸多规划区域范围内建筑物的拆迁所有权。因此，刘国英认为讼争房产的物权早于政府相关征地拆迁文件公告发布以后以及拆迁双方签订《征地拆迁协议》时已消灭，作为权利基础的物权已经不存在，同安城投公司便无从再就权利保护提起物权诉讼。二、刘国英不存在侵占使用讼争房产的事实，依法无须承担相应占有使用费用，客观上也无法履行返还案涉房产店面的能力，同安城投公司请求缺乏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诚如同安城投公司所言，其在2015年间就讼争纠纷提起同样民事诉讼并经法庭调查审理，最终同安城投公司因证据不足撤回起诉，时隔两年后于2017年间再就该纠纷诉讼至法院，且现今也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证据证明刘国英侵占使用讼争店面这一基本事实，同安城投公司的恶意诉讼行为已严重侵害刘国英的合法权益。刘国英作为年近七旬的老人，因多次诉讼导致刘国英个人银行信誉记录不良，其个人在诉讼期间因就医治病所需的银行信用贷款无法正常发放，严重影响了个人的正常生活。刘国英认为，同安城投公司之所以在多次诉讼中将刘国英列为被告只因为刘国英曾在大兴公司入职并协助办理涉及讼争房产的相关事务，即协助参与案涉店面的前期装修打理，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刘国英存在侵权使用及持续非法占用之试试，其非本案适格被告，甚至也不宜作为案件的第三人参与诉讼。 AnthonyLaw辩称：一、本案原告没有提供讼争房屋的权属证明，无法体现其获得讼争房屋管理权的合法权源，也无法证明原告是否有权代管讼争房屋，原告提供的行政企事业单位房产移交确认书并非房产登记簿的原始记载，无法证明接收方原告及移交方对讼争房产享有物权权利。原告不是本案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答辩人没有侵占及使用讼争房产，无须承担相应占有使用费，客观上也无法履行返还讼争房产的义务。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中均无法证明本案讼争房屋由答辩人占有使用，实际上答辩人对该讼争房屋一无所知。原告提供的证据3也证明讼争房屋自2014年起五年的房屋最终承租人是案外人杨天互，本案讼争房屋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联，原告要求答辩人赔偿房屋使用费及返还房屋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告李瑞英于2014年10月份已经死亡，而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2014年11月被告擅自进入讼争房屋与事实不符。据答辩人了解李瑞英实际没有侵占讼争房产，讼争房产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原告以答辩人为李瑞英的继承人为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答辩人系印度尼西亚国籍，在国内没有固定住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并通知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答辩人有30天的答辩期限，答辩人在2018年11月16日收到传票及起诉状，距离开庭时间法庭给答辩人的答辩期限不足30天，认为程序违法。五、2018年12月4日答辩人到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公证，经委托公证处委托有资质的翻译机构翻译，答辩人中文名为安东尼律师，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公证出具了（2018）厦鹭证内字第55161号公证书，答辩人现在中国境内的使用的中文名为安东尼律师，请求法庭在之后的裁判文书上对答辩人的中文名予以更正。 大兴公司辩称：一、原告对厦门市同安区南门路37号房屋并不享有物权，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行政企事业单位房产移交确认书》附件上的序号21南门路37号的权属信息登记为否（23、24和29号则登记产权证号）。显然，南门路37号并没有办理产权登记。原告至今仍未向法庭提供南门路37号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其对讼争房屋享有物权。因此，原告对讼争房产不享有物权。现原告基于物权保护提起本案的诉讼，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二、原告要求大兴公司将厦门市同安区南门路37号店面及二楼附属房屋腾空并返还原告，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一）大兴公司并没有占用厦门市同安区南门路37号店面及二楼附属房屋进行自用或出租他人使用，即大兴公司不存在侵占讼争店面的侵权事实。原告提供的侵权照片店招并非大兴公司的字号、商标，与大兴公司无关。原告亦未进一步举证“朵雅”的出租人是谁。在诉讼之前原告从未因讼争事项向大兴公司主张过权利。特别是，在本案2018年1月23日的庭审时当法庭询问为何不起诉大兴公司？原告主张“大兴公司并非店面合法产权人，必须起诉实际侵权人”。显然，原告亦认可大兴公司不是实际侵权人。（二）被告刘国英提供《房屋租赁合同》系复印件，并无原件核对，也没有李瑞英支付租金和保证金等证据予以佐证，依法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份《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载明，出租人为大兴公司，承租人为李瑞英，合同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租金为3000元/月，免租期从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保证金5000元，租金三年一付，以及签订合同时已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租金及保证金共计113000元，下期租金大兴公司应开据收据，李瑞英在收到收据5个工作日支付租金。落款时间为2010年12月31日，承租人处有“李瑞英印”的印章（没有李瑞英的签名或手印），出租人处有“厦门大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印章。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该合同即属于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显然不能作为法庭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被告刘国英并非是该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和持有人，刘国英亦不是大兴公司的员工，其对该证据的合法来源负有举证责任，现刘国英未进行举证。3、李瑞英已去世，目前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合同上“李瑞英印”系李瑞英合法使用的私章并由李瑞英本人所加盖。而李瑞英继承人被告廖为安对该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另一方当事人大兴公司对该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显然，该份租赁合同是不存在的。4、原告确认2012年11月9日接收讼争房并将讼争房继续出租给曾亚妹、黄品惠以及2014年10月1日之前所有租金都是原告收益。鉴于，该期间与刘国英提供《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期间存在竞合的情况，足以证实刘国英提供的租赁合同是虚假的、不存在的。因此，原告仅凭该不存在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要求所谓的合同当事人大兴公司和李瑞英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三）经庭前阅卷及对讼争房屋现场查看了解，讼争店面长期闲置、目前无人使用。显然，原告对长期处于无人使用状态的讼争店面主张被他人侵占使用，没有事实依据。无论在2015年原告诉刘国英，或2016年原告诉刘国英、李瑞英，或原告在诉讼中追加大兴公司为被告，所有被告均抗辩不存在侵占店面及讼争店面处于关闭状态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4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原告明知讼争店面无人使用而不积极行使权利收回管理，理应自行承担责任。三、原告要求被告按每月14850元的标准赔偿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交还房屋日止的房屋使用费，没有依据，不能成立。（一）非法占用不动产，依法应承担返还不动产并支付占用期间的使用费。现原告的诉求为赔偿侵占房屋的使用费，于法无据。（二）大兴公司没有占用讼争房屋的事实，无需支付房屋占用期间的使用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主张大兴公司自2014年11月1日起开始占用讼争房屋，但原告并未就该主张向法庭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在讼争房屋早已闲置、无人使用和不存在他人侵占的情况下，原告基于侵权法律关系基础要求被告承担侵占的侵权责任，于法无据。（三）审判实践中，对于占用房屋期间的使用费支付标准通常参照涉案期间的同类地段同类房屋的市场租金标准来计算（法庭应要求原告申请评估）。现原告在未申请评估的情况下直接按每月14850元主张权利，于法无据，不能成立。根据《厦门经济特区公共资源市场配置监管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公共资源按照市场配置方式确定中标人、买受人后，公共资源管理部门与中标人、买受人应当按照配置结果订立书面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以及《厦门经济特区公共资源市场配置监管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市场配置程序：1接受委托、2决定受理、3发布信息、4公开配置、5正式签约。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共资源市场配置已完成，但尚未签订公共资源市场配置合同的，同级财政部门有权责令公共资源管理部门或公共资源配置服务机构重新开展配置活动。本案，竞价人杨天互最终并未根据《成交结果确认书》的要求与原告签订书面合同，即市场配置程序尚未完成。在双方当事人未签订公共资源市场配置合同的情况下，原告应依法及时重新开展配置活动。然，原告却未重新开展配置活动，应自行承担责任。同时，杨天互虽以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竞得讼争房屋的使用权，但最终未与原告订立并履行合同。现原告以案外人杨天互远高于市场价（3000元/月）的不合理竞价结果（14850元/月）来主张占用房屋使用费，不公平，亦于法无据。综上所述，大兴公司认为，大兴公司没有侵占讼争房屋的事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庭审中，刘国英述称，在2014年底、2015年初期间，确有经营服饰的商户“朵雅”在案涉店面进行装修，刘国英当时受大兴公司的负责人李瑞英的委托对现场进行管理大约三、四天的时间，当时并没有直接与李瑞英对接而是到大兴公司驻同安区办公室被里面的工作人员临时雇佣。刘国英并不清楚是谁在装修、后续也不知道谁在使用、亦从来未收取过租金。至于《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是2015年时因被本案原告起诉与大兴公司办事处的现场工作人员交涉询问涉案房产的情况，过后几天工作人员提供了这份合同复印件。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11月9日，依据同安区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精神，厦门市同安区房屋管理所将讼争的房屋移交同安城投公司管理，双方因此签订《行政企事业单位房产移交确认书》，并有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和厦门市同安区非税收入管理中心盖章监证。此后，同安城投公司将讼争房屋继续给原租户曾亚妹延租期满后又出租给第三方黄品惠至2014年10月27日止届满。2014年9月4日，同安城投公司委托厦门市公共资源配置中心提前公开招投标竞租讼争房屋，由竞价人杨天互以14850元/月竞得承租2014年10月27日日后的租期，并由其与厦门市公共资源配置中心签订《成交结果确认书》。竞标后，杨天互与同安城投公司并未签订相应的房屋租赁合同。 2015年3月18日，同安城投公司起诉刘国英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刘国英举示大兴公司（甲方）与李瑞英（乙方））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予以抗辩。《房屋租赁合同》记载：一、店面地址：一、厦门市同安区南门路37号。二、店面作为乙方经营商业等营业场所。三、租赁期限自2011年1月1日止2029年12月31日。租赁期内租金为3000元/月。合同加盖大兴公司公章及李瑞英捺个人私印。刘国英陈述证据来源是其向大兴公司复印所得。而后，同安城投公司撤回对刘国英的起诉。李瑞英至迟于2015年2月22日即已去世。 另，本院在诉讼中，于2018年12月10日对现场进行勘查，发现该店面卷帘门关闭、没有架设店招、无任何使用经营痕迹，向隔壁左右两家店面进行询问，两家店面经营者均称案涉店面已经很久没有营业了。 本院认为，同安城投公司是讼争房产的管理人，有权以自身名义提起诉讼。征收条例规定先补偿后搬迁，足以证实在房屋拆迁补偿款履行完毕之前，征收主体对拆迁房产并不具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因此，即使大兴公司已经就讼争房产订立拆迁补偿协议，但是在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支付完毕补偿款的情况下，大兴公司就讼争房产并不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同安城投公司主张三被告是侵权人，需要证明三被告的具体侵权情况，根据本院现场勘查的情况，目前案涉房产并未有人使用，从现场无法看出三被告有侵权的行为。对本院现场勘查之前的三被告是否存在侵占及具体的侵占情况，同安城投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同安城投公司所举示的2014年所拍摄的现场照片仅能够证明当时案涉店面开门营业且所挂招牌为“朵雅”，但并未举证证明该店面的经营者是谁、该经营者在案涉店面经营的时间段、案涉店面是通过什么方式被该经营者使用等。虽然刘国英举示了一份大兴公司与李瑞英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大兴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已否认曾与李瑞英签订过案涉房屋的租赁合同，原告所举示其他证据亦无法证实该合同业经履行，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因此，同安城投公司主张三被告是侵权人，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同安城投公司要求三被告腾空返还讼争房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厦门同安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46元，由原告厦门同安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 岩 人民陪审员  陈瑜谦 人民陪审员  张国防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代书 记员  童婉萍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