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3民初66号 原告：贵州天盛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阳市云岩区中山东路中山大厦7层1号，组织机构代码57333234—4。 法定代表人：杨国俊，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恒，贵州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骏，贵州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王锋，男，1984年9月22日生，汉族，福建省福清市人，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贵荣，贵州天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帮慧，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贵州天盛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天盛公司）与被告王锋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并于2017年5月3日作出（2016）黔23民初103号民事判决，因王锋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7）黔民终845号民事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骏，被告王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贵荣、邹帮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有效，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确认天盛公司与王锋双方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的2012166、2012167、2012168、2012169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回购协议》为无效合同；3．案件受理费由王锋承担。 事实和理由：天盛公司因开发天盛时代广场项目缺乏资金，于2013年8月20日与王锋签订《借款协议》，向王锋借款1200万元，并约定了借款期限。签订借款协议当日，双方又签订了编号为2012166、2012167、2012168、2012169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共四份及《商品房回购协议》（以下简称为《回购协议》）一份，约定将天盛时代广场B栋（地上）第1层A号房、第2层B2号房、第3层B2号房出售给王锋并办理了预售备案登记，以保障王锋出借1200万元款项的还款安全。王锋于上述合同签订次日将1200万元借款转入天盛公司晴隆分公司（以下简称为晴隆分公司）银行账户。天盛公司收到借款共计偿还了借款本金987万元，尚欠213万元。如前，天盛公司与王锋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是为保证还款，双方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回购协议》均应为无效合同。 王锋辩称：1．关于《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从形式看，王锋向法院提交对《借款协议》签名及捺印真实性进行鉴定申请后，庭前会议中，天盛公司自述不能确认《借款协议》系王锋本人签字，此足以说明《借款协议》系天盛公司伪造。从内容看，《借款协议》对于1200万元借款并未约定利息，明显不符商业借款惯例。同时，2015年8月8日，因天盛公司未按《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回购协议》约定履行交付房屋义务，王锋向晴隆分公司发出《关于督促交付晴隆天盛时代广场所购商铺使用的函》（以下简称为《督促函》），要求天盛公司交付王锋购买而得涉案商铺。该函有廖红松签名及天盛公司盖章确认，但无人提出有《借款协议》存在且已向王锋还款。本案双方之间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借款关系。2．天盛公司提交的还款凭证是王锋与廖红松之间的手机短信银行转款流水，证据显示还款人是廖红松，并非天盛公司，但王锋支付购房款是直接支付给晴隆分公司，不是支付给廖红松。廖红松虽作为天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但其行为不能当然的认定为天盛公司行为。事实上，廖红松与王锋、王朝晖之间存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廖红松向王锋转款是偿还二人之前的案外债务，与本案无关。3．从天盛公司提交的《借款协议》看，约定借款期限为从2013年8月21日至2014年8月20日止，借款到期后如双方无异议，则还款期限自动延期一年。但是从廖红松转款记录看，其在2014年8月20日转账或现金支付给王朝晖、王锋（含薛佳）共11笔，金额合计678万元，在2014年8月20日后又支付了9笔，金额合计309万元。前述678万元是在所谓的《借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前支付，此足以说明该678万元转款与天盛公司所称还款无关。另外，廖红松在还款期限届满前就向王朝晖、王锋（含薛佳）偿还678万元的行为，不仅与天盛公司因开发房地产缺乏资金借款矛盾，该与《借款协议》约定的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矛盾。不仅如此，王锋向天盛公司支付购房款时间是2013年8月21日，而廖红松转款记录中有两笔款项支付时间是2013年8月20日和2013年8月21日，借款关系未生效或刚建立就开始还款，于常理不符。由此，天盛公司关于以实际还款行为证明双方系借款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4．王锋已经向晴隆分公司支付了购房款1200万元，双方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回购协议》真实合法，应受法律保护。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一）原告提交证据及证明目的： 第一组证据：原告公司组织机构代码。拟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身份情况。 第三组证据：2013年8月20日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协议》。拟证明双方存在1200万元的借贷关系。 第四组证据：2013年8月20日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保证被告的借款得到偿还。 第五组证据：2013年8月20日原、被告签订的《回购协议》。拟证明双方为了掩盖借款事实，但是并非实际购买商品房。 第六组证据：原告原法定代表人廖红松与被告聊天记录截屏及转款凭证。拟证明1．双方之间签订《借款协议》之后，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向其指定账户还款的事实；2．双方之间实际为借贷关系，原告已经偿还987万元。 第七组证据：天盛时代广场A1、A2、B栋《商品房屋预售许可证》【（晴）商房预字第（2012）001号】。拟证明天盛时代广场A1、A2、B栋房屋已经取得预售许可证。 （二）被告提交证据及证明目的： 第一组证据：王锋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身份情况。 第二组证据：1.2013年8月20日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原告向被告出具的《承诺书》；3．双方签订的《回购协议》；4．购房款支付凭证--贵阳农村商业银行电汇凭证（金额1000万元）、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支付业务往账凭证；5.2013年8月20日晴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为晴隆住建局）出具的《晴隆县商品住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表》四份；6.2016年3月25日晴隆住建局向兴义市法院提交的《行政答辩状》；7．《督促函》。拟证明（1）王锋于2013年8月20日与天盛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四份（合同编号分别为2012166、2012167、2012168、2012169），购买该公司开发的“天盛时代广场”楼盘A1栋（地上）3层B号、B栋（地上）2层B2号、B1栋（地上）1层A号和B栋（地上）3层B2号四套商品房。合同签订当日，王锋到晴隆住建局办理了合同预售登记备案。2013年8月21日王锋按照约定支付了全部购房款1200万元。前述房屋买卖是王锋与晴隆分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买卖行为合法有效。（2）王锋与晴隆分公司签订了《回购协议》，但晴隆分公司没有按照《回购协议》的约定在2014年2月19日前执行回购。根据该协议的约定，王锋取得了涉案房屋的完全处置权，王锋要求晴隆分公司交付房屋，晴隆分公司并未履行交付房屋义务。 第三组证据：（1）《借款协议》及《司法鉴定意见书》，（2）《解除备案申请书》及《司法意见书》、晴隆县住建局根据前述申请注销王锋亲自办理的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的相关依据，（3）行政判决书、行政撤销决定书。（4）天盛时代房开公司分别与聂勇、苏宇和贵州国信中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预售备案登记的相关依据。拟证明：天盛房开公司伪造《借款协议》，企图否定与王锋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关系，并为了达到重新转卖涉案房屋给他人的目的，采用弄虚作假的手段，背着王锋注销了涉案房屋的备案登记；天盛房开公司将涉案房屋卖给聂勇、苏宇和贵州国信中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违反《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等规定，聂勇、苏宇和贵州国信中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预售登记备案因违法，已被晴隆县住建局撤销。 第四组证据：（1）廖红松与王朝晖、薛佳、王锋之间发生的其他经济往来凭据。拟证明：廖红松与王朝晖、薛佳、王锋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廖红松向王朝晖、王锋、薛佳之间的转款是为了偿还个人债务，与本案无关。王锋与天盛房开公司及其晴隆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 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王锋在质证过程中，对天盛公司提供组织机构代码及王锋的身份证复印件无异议，认为：《借款协议》系伪造，《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回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成立商品房买卖关系，而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廖红松与王锋的聊天记录截屏及转款凭证系个人之间的交易，与本案无关。经审查，天盛公司提供的第一、二、四、五、六、七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应予确认。对天盛公司提交的《借款协议》，王锋否认其真实性，并提供《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借款协议中“王锋”的签名并非本人签署，同时，天盛公司也不能确认《借款协议》上“王锋”签名及捺印系王锋本人所签及按印，该《借款协议》真实性、合法性不能确认，不予采信，对王锋再次提出对《借款协议》上“王锋”签名进行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天盛公司在质证过程中，对王锋提供的王锋身份证复印件无异议，认为《借款协议》并非伪造，协议时王锋在场，协议中“王锋”的签名可能系其带的人员签署，根据借款协议的履行情况可认定天盛公司与王锋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备案登记、《回购协议》、《承诺书》、《督促函》等均是为了保证借款合同的履行提供的担保；解除备案申请、司法鉴定意见、行政答辩、行政判决、行政撤销决及廖红松与王锋等人的经济往来凭据均与本案无关。经审查，王锋提交的身份证复印、《商品房买卖合同》、《回购协议》、《承诺书》、《督促函》、贵州农村商业银行电汇凭证、晴隆住建局预售合同备案登记表（登记号分别为2012166、2012167、2012168、2012169号）以及对《借款协议》的鉴定意见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应予确认。王锋提交《行政答辩状》、《行政判决书》、《行政撤销决定书》、以及对《备案登记表的鉴定意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 经本院通知，廖红松出庭陈述：天盛公实际是其独资成立的公司，至2015年6月以前都是自己一个控制公司后有事务，其个人银行账户与公司的账户没有严格的区分，尾号“1061”工行卡一直是公司在使用，该账户的资金往来系公司所为，公司的账务人员实际也是其私人财务。2013年8月20日，天盛房公司与王锋签订《借款协议》时，王锋本人是在场的，“王锋”的签名是其同来的王磊所签，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回购协议》是为了保证借款合同的履行，承诺书是按出借方要求而签配套性文件，督促函是其将公司转出后以，应王锋等人的要求，同时自己认为反正签字也是无效的，所以碍于情面应签了字。实际上双方都是按借款约定履行的，虽然《借款协议》没有约定利息，但口头约定的是月息4分，签协议的当天给了王锋1万元，次日，借款到天盛公司账户后，公司就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转账143元给王锋，即加上1万元的现金总的给了3个月的利息。王锋提供的《借条》复印件是为了规避王锋借给天盛公司的借款所产生的高利贷而写成的借条，实际就是利息条子。其个人与王锋之间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账户上体现出来的交易是天盛公司向王锋的借款及还款往来。王锋代理人提到的彭栋权是施工方乾坤公司的人，并不是天盛公司的人员。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天盛公司系房地产开发企业，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天盛公司于2008年3月18日成立，注册资本800万元，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廖红松。晴隆分公司于2011年5月4日成立，成立时负责人为李嘉，系天盛公司分支机构。2015年7月3日天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廖红松变更为周明，2015年7月29日天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周明变更为杨国俊。2015年8月3日晴隆分公司于负责人变更为郭兴革，2017年2月22日变更为杨玉蕾，2017年3月1日变更为周贤峰。 2012年7月10日，晴隆分公司取得天盛时代广场A1、A2、B栋等三栋楼盘《商品房屋预售许可证》【（晴）商房预字第（2012）001号】。2013年8月20日，王锋与晴隆分公司签订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12166、2012167、2012168、2012169），主要内容为：王锋购买晴隆分公司开发的天盛时代广场第A1栋3层B号（A1-3-B）商铺，建筑面积952.2平方米，单价2940.56元/平方米；购买B栋2层B2号（B-2-B2）商铺，建筑面积759.74平方米，单价3224.79元/平方米；购买B栋1层A号（B-1-A）商铺，建筑面积905.12平方米，单价4695.51元/平方米；购买B栋3层B2号（B-3-B2）商铺，建筑面积842.49平方米，单价2967.40元/平方米。前述四套商铺总价款1200万元，王锋于2013年8月21日一次性付清房款，晴隆分公司于2014年2月19日前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王锋使用。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均于签订当日在晴隆住建局办理了预售合同备案登记。同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回购协议》约定：晴隆分公司以货币形式一次性全额回购王锋购买的前述商品房，回购金额为1200万元，回购时间为2014年2月19日（注：如晴隆分公司在2013年11月19日提出回购，王锋需无条件配合。如王锋不配合回购，将按一楼20000元/平方米、二楼9000元/平方米、三楼7000元/平方米补偿晴隆分公司。2014年2月19日晴隆分公司提出回购，如王锋不配合，同样按此条补偿晴隆分公司）。若晴隆分公司未能按约定的金额和时间执行回购，自愿承担王锋已付购房款的20%的违约补偿金240万元（一次性支付），或按月支付王锋已付购房款5%的违约金直至晴隆分公司付清全部回购款，不足依约按一月支付。王锋在双方签订前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能将所购房产转让或出卖给除晴隆分公司外的第三者，否则晴隆分公司可不配合办理转让手续。期满六个月以上，可不受回购条款限制，拥有所购房产完全处置权，可在提前7天书面通知晴隆分公司的基础上自由转让或出卖上述房产，晴隆分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需主动配合王锋办理转让、出卖手续，并于过户之日向王锋支付该物业房款。 2013年8月20日，即借款协议、回购协议等合同签订当日，廖红松支付王锋1万元，2013年8月21日，王锋分两笔（1000万元＋200万元）向晴隆分公司汇款1200万元。同日，天盛公司账务人员停碧华账户向王朝晖（王锋之父）账户汇款143万元；2013年12月27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王锋之妻）账户汇款148万元；2014年3月20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8万元；2014年4月11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8万元；2014年5月1日廖红松向王锋账户汇款52万元；2014年5月23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8万元；2014年6月20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4年7月1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2万元；2014年7月2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100万元；2014年7月22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4年8月25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4年9月22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4年10月23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4年11月25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5年1月9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5万元；2015年1月30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5年3月31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12万元；2015年4月1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10万元；2015年4月25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22万元。上述款项合计987万元，王锋认可收到该987万元，但辩称系王朝晖、王锋（含薛佳）与廖红松之间的其他经济关系收到的款，并提供案涉银行交易清单、流水清单、对账单、流水单等证实王朝晖、王锋（含薛佳）系通过己方账户取现后出借现金给廖红松及王锋帮助廖红松在晴隆农商行完成1600万元的存贷比后，廖红松支付给王锋52万元的好处费。天盛公司对此不予认可。2015年8月8日，王锋向晴隆分公司发出《督促函》，内容为：1．要求晴隆分公司立即完善王锋所购商品房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以达到交房条件，尽快交付于买受人。2．晴隆分公司立即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对买受人进行违约补偿。《督促函》中有廖红松签名及晴隆分公司盖章。 另查明：庭审中本院向王锋释明，若经审理本案双方属于商品房买卖关系，其是否就要求天盛公司（晴隆分公司）履行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提起反诉，或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履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反诉要求天盛公司（晴隆分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王锋陈述不提起反诉。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晴隆分公司作为天盛公司设立的分公司，本案天盛公司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当事人在本案中的争议焦点问题是1．天盛公司与王锋之间就1200万元形成的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其中包括如何看待《回购协议》的问题。2．天盛公司诉请确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回购协议》无效的理由能否成立，其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 本案中，天盛公司主张其与王锋之间就案涉1200万元形成借款法律关系，王锋主张双方属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当事人就1200万元的性质及双方法律关系各执一词，但均未提供足以证明己方主张或者足以反驳对方主张的证据。因此，在双方证据均有缺陷的情况下，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是否真实、对某一问题的解释是否符合常理、是否符合交易习惯，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和解释是否与提交的客观证据相互印证等因素进行审查，进行对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作出客观评价，对本案合同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判断。 首先，关于廖红松个人与王锋之间是否存在本案所涉1200万元之外的其他借贷往来问题。经查明，廖红松于2015年7月前系天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个人银行账户与公司的账户没有严格的区分，存在混用的情况。廖红松于2013年8月20日至2015年4月25日廖红松账户多次向薛佳账户汇款合计987万元，而王锋也认可自《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回购协议》签订日起已收到廖红松陆续支付的987万元，但辩称系王朝晖、王锋（含薛佳）与廖红松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关系收到的款，并提供案涉银行交易清单、流水清单、对账单、流水单等，证实除2014年5月1日的52万元汇款系王锋帮助廖红松在晴隆农商行完成1600万元的存贷比后，廖红松支付给王锋52万元的好处费外，其余款项收款原因均是王朝晖、王锋（含薛佳）通过己方账户取现后出借现金给廖红松，致廖红松在借款后的还款。本院分析认为，天盛公司主张前述付款行为系廖红松以借款的名义代表天盛公司向王锋偿还涉案1200万元，王锋抗辩收到前述款项的原因是与廖红松存在其他借贷往来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规定，王锋应对其该项抗辩，即收款原因提供证据证明，举证不足的，应认定其抗辩主张不能成立。经查，王锋对其主张，除提供一系列取款记录及一张金额为176万元的《借条》复印件外，不能提供其与廖红松之间其他经济往来关系的付款凭据（包括收条、银行转账记录等）、借条、合同等，其依据廖红松的汇款时间金额单方制作的《王朝晖、王锋（含薛佳账户）与廖红松之间借款本息计算及廖红松偿还情况》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且在双方之间，王锋陈述其出借给廖红松的资金（多笔系大额资金）全部系现金交付，但廖红松付款均系银行转账汇款，本身就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和常理。且王锋对多笔资金系按月有一定规律的汇款不能作出合理说明，仅凭一张金额为176万元的《借条》复印件及取现凭据不能证明王锋与廖红松之间存在700多万元的借贷关系，而廖红松需偿还987万元的事实。相比较而言，本案中天盛公司关于廖红松前述付款行为系以借款的名义代表天盛公司向王锋偿还涉案1200万元的陈述更具合理性。 其次，探究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签订之时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王锋在2013年8月20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回购协议》的行为分析，王锋缔约的目的不是购买商品房，理由是：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购买者，购买房屋的目的无非是自用或者投资，如果购房的目的是自用，则买方不会在缔约当日就签订回购合同，允诺售房一方将房屋回购；如果购房的目的是投资，则需期待所购房屋升值后售出，以赚取差价，也不可能于缔约当日就签订回购合同，允诺售房一方将房屋原价回购。本案王锋陈述，其购房目的在于投资，但根据《回购协议》约定，晴隆分公司在六个月回购期内回购涉案房屋的，价款仍为1200万元，即王锋并不能实现赚取差价的目的，因此，王锋辩解系投资性购房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根据《回购协议》本身看，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同时签订《回购协议》约定了六个月回购期限，在回购期届满前后赋予了双方不同的权利义务，即：设定在六个月的回购期内晴隆分公司有选择是否回购的权利，而对于王锋来说，其在此期间不得转让、出卖该房产给除晴隆分公司外的第三人，其只能在晴隆分公司要求回购时进行配合的义务，反之则应承担按“一楼20000元/平方米、二楼9000元/平方米、三楼7000元/平方米补偿晴隆分公司”的违约责任；在六个月回购期满后，设定王锋具有选择晴隆分公司承担“王锋已付购房款的20%违约补偿金240万元或按月支付王锋已付购房款5%的违约金直至付清全部回购款”还是“六个月回购期满后，王锋可不受回购条款限制，拥有所购房产完全处置权，可在提前7天书面通知晴隆分公司的基础上自由转让或出卖涉案房产，晴隆分公司应主动配合王锋办理转让、出卖手续，并于过户之日向王锋支付该物业房款。”的权利，而晴隆分公司只能进行金钱赔偿或配合办理房屋转让、出卖手续后将房款付给王锋。也就是说，本案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在回购期届满前后具备一定选择权，《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回购协议》订立后六个月回购期内，是否回购由晴隆分公司选择，六个月回购期满后，是承担王锋已付购房款的20%违约补偿金240万元或按月支付王锋已付购房款5%的违约金直至付清全部回购款或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由王锋完全处置房产，由双方选择决定。可见王锋与晴隆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并非通过支付对价获得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而保证资金的收回。因此，在排除王锋购房自用和投资两种用途后，结合《回购协议》中关于晴隆分公司回购房屋的时间、款项和回购期届满前后的违约责任约定，可以推定王锋向晴隆分公司支付1200万元的目的并非购买涉案商品房，为实现资金融通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了担保1200万元债权的实现。 第三，考查《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两份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从查明的支付款项事实来看，其一，从回购期内的付款规律看，廖红松在2013年8月20日，即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日，向支付王锋1万元，次日，即王锋交付给天盛公司1200万元的当日，2013年8月21日停碧华向王朝晖（王锋之父）汇款的143万元，而隔3个月后，廖红松才向含薛佳（王锋之妻）汇款148万元。这与廖红松陈述借款之时就按口头约定的月利率为4%支付了3个月的利息，也符合民间借贷变相扣除头息的交易习惯，相反，王锋称免息让天盛公司占用自己资金1200万元不符合双方商事行为习惯。其二，从回购期届满前后的付规律看，即从回购期满后的次月起，在2014年3月、4月、5月廖红松账户均每次向薛佳账户汇款48万元，这以正是以12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4%计算的每月应付利息；在2014年7月支付100万元后至2015年2月，廖红松又每月支付44万元给薛佳，这正好是1100万按月利率4%计算的每月应付利息。这一方面是符合廖红松陈述的借款金额和利率，另一方面也符合民间借贷按月支付利息的习惯。其三，如果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的真实目的是支付对价获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则天盛公司不可能在不满足回购条件情况下回款给王锋，王锋也更不能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立即接受天盛公司陆续回款。 第四，如前所述，晴隆分公司回购涉案房产期限是2014年2月19日，回购期满后，是晴隆分公司向王锋支付240万元违约补偿金，或按月以1200万元购房款5%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全部回购款，或履行配合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所涉房屋的转让、出卖手续，并将房款支付给王锋，由双方选择决定。在回购届满后，从2014年3月20日至2015年1月30日期间，天盛公司系的按月向王锋、薛佳（王锋之妻）账户汇款，且有7个月支付金额为44万，三个月支付金额48万元，一个月支付45万元，付款金额存有一定规律，在此后的2015年3月、4月期间，天盛公司仍在向薛佳账户汇款。从天盛公司前述汇款金额、支付时间看，天盛公司在晴隆分公司回购期满后，仍按月向王锋及其指定的相关账户汇款的行为，表明回购期满后双方选择了以一定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一定的月息按月向王锋支付借款利息（或本息）直至付清王锋全部回购款（以购房款名义支付，实质是借款）。也就是说，在回购期满后，晴隆分公司实际并未回购涉案房产，王锋接收前述天盛公司汇款的行为，表明其亦并未要求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晴隆分公司也未向王锋交付涉案房产，故可以认定王锋与晴隆分公司之间是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实现借贷1200万元的目的，双方选择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回购协议》时的借款真实意思，将《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实现王锋债权的担保。王锋在2015年8月8日向晴隆分公司发出的《督促函》，实质也是在回购期满天盛公司及晴隆分公司又不能按期偿还借款的情形下，请求交付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的行为。仅凭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办理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手续和《督促函》，并不能证明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真实性。 综上，民间借贷中当事人之间借款关系的形成，并非必须具备书面合同。只要双方就借贷问题形成合意且出借方已经实际将款项交付给借款方，即可认定借贷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王锋与晴隆公司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及其所涉款项的数额、支付时间已经充分证明，在晴隆分公司与王锋之间存在借款民事法律关系。对天盛公司关于确认天盛公司与王锋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天盛公司诉请确认落款时间为2013年8月20日的《借款协议》有效，因该《借款协议》真实性不能确认，对天盛公司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王锋与晴隆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并非以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为目的，而是为了实现资金融通。卖方取得资金用于房地产开发，买方收取利息。双方订立涉案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担保债权的实现。尽管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商品房备案登记的行为并不导致抵押权的成立，但足以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一种非典型的担保关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的规定，在天盛公司、晴隆分公司不能按时归还涉案债务的情况下，王锋可以通过拍卖或者变卖涉案房屋的方式确保其能够实现债权。天盛公司要求确认涉案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诉请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贵州天盛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王锋成立民间借贷关系。 二、驳回原告贵州天盛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3800元，由原告贵州天盛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6900元，由被告王锋负担469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简 坤 审判员 陆金凤 审判员 石 鑫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黄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