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03民初8722号 原告：毛伟民，男，195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浙江天英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运来，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丽君，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汪向前，男，196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浙江天英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告：陈滢，女，197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系被告汪向前的妻子。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建波，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程巍，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毛伟民为与被告汪向前、陈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8年7月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8月17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5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毛伟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运来、胡丽君（参加第二次庭审），被告汪向前、陈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建波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本院依原告申请对两被告的财产进行了保全。原、被告双方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毛伟民起诉称：原告于2007年9月15日受让陈永尔、倪志良在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后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天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英公司）。2009年8月20日，原告与被告汪向前订立《协议》，原告将上述49%股权转让给汪向前，转让对价为3675万元。被告汪向前已经支付1000万元，尚欠2675万元。加之此前尚未支付的利息783.3万元，合计3458.3万元。协议约定被告应在2009年8至9月付清，但被告至今未付，故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协议约定逾期利息为每月53.3万元，现原告主动减少至每月40万元。后被告汪向前由于与倪志良、陈永尔就上述股权发生纠葛，汪向前又与倪志良、陈永尔等订立协议，擅自将原告的上述股权归还给倪志良、陈永尔，遭到原告反对。后因陈永尔、倪志良等起诉，天英公司的股权被汪向前擅自担保质押等原因，汪向前一直没有付款。而且，陈永尔、倪志良对毛伟民的诉讼都是被告汪向前操作委托律师，律师费用亦由汪向前支付。现陈永尔、倪志良的股权转让案均已结案，但汪向前仍拖赖不付原告的股权转让款，是非常不应该的。鉴于与被告汪向前多次协商不成，故诉至法院。因汪向前受让原告股权的行为属于其家庭生产经营的需要，系夫妻共同债务，理由应两被告共同承担。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3458.3万元及自2009年9月11日起至起诉日按每月40万元计算的逾期利息4200万元。庭审中，原告明确逾期利息按53.5万元/月自2009年9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被告汪向前、陈滢当庭共同答辩称：1.对原告诉请的相关事实及诉请的诉讼请求均有异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两被告对2009年8月20日的协议的真实性存在异议，且该协议并非毛伟民与被告汪向前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认定依据该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2.毛伟民在2009年8月20日涉案协议载明的日期当时并非涉案的公司的股东，也不享有相应的股权，从相关的裁判文书以及调查笔录的情况反应，当时实际的股东应该是沈陈强，原告是名义股东。当时涉案股权的纠纷其实存在多个主体的问题，是否判定毛伟民在2009年8月20日是股东的身份也是存在争议的。3.退一步讲，假使法院判定汪向前应按照2009年8月20日的协议来履行相关股权转让的义务，依据该协议约定的支付条款第3条，从该约定的日期开始起算到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4.被告陈滢不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陈滢一直是就职于宁波联通公司，没有参与天英公司的经营活动，对涉案的股权纠纷也完全不知情，而且涉案股权转让也不属于家庭生活所需，根据婚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项债务也不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被告陈滢不应该对该项债务承担责任。 原告毛伟民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经被告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证1.两被告结婚登记申请书一份，拟证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证2.《协议》一份，复印自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6）浙0225民初557号案卷；结算书一份、建设银行汇款凭证二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汪向前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及具体内容。两被告对《协议》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合法性上存在异议，象山县人民法院的承办人就该《协议》于2016年12月12日在对毛伟民所作的谈话笔录中，毛伟民明确陈述对该协议不知情，签字也非其本人所签，所以该份协议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结算书、汇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组证据在后文详述。 证3.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二份、股东会决议一份，拟证明毛伟民自陈永尔、阮永法处受让天英公司49%的股权。两被告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明目的、证明事实以法院生效判决为准。本院认为，本院（2012）甬海商初字第487号、490号案件已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由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维持。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证4.2015年4月8日天英公司章程一份，拟证明章程载明原告系天英公司的股东，持有49%股份。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对于毛伟民是否享有天英公司49%股权已经过多次诉讼及公安的调查，不能仅从章程来认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毛伟民的股东身份、出资额、出资时间等应以生效判决认定为准。 证5.《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协议》签订后，汪向前认为天英公司100%已由其享有，在没有向毛伟民付清股权转让款之前就把49%的股权还给了倪志良、陈永尔，对此毛伟民是不同意的；该协议书引发了一系列诉讼，到2018年才诉讼完毕，故原告没有一直办法拿到股权转让款，原告的诉讼时效未过。两被告认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民终2981号民事判决书中对该份《调解协议书》已经作出了实质性判定，认定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而且是相关公安人员涉嫌犯罪违法取得的，合法性、关联性都是有问题的。在本案中，这份协议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的关联无法体现，而且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并非汪向前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此，原告认可该《调解协议书》是不真实的、不合法的，但协议第一条所表述的事实是存在的。本院认为，相关当事人签订过《调解协议书》属实，关于协议书的内容，（2017）浙02民终2981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调解协议书约定倪志良、陈永尔分得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的49%股权，非汪向前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汪向前不发生法律效力，且汪向前该处分行为无效，故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 证6.《股权质押合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汪向前将天英公司51%股权转给了浙江巨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鹰公司）后，又把天英公司剩下的、毛伟民享有的49%股权进行了质押。两被告认为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质押的相关手续曾经在工商处登记过，具体的文件以登记档案为准，原告所说的汪向前将毛伟民的股权进行质押不是事实，汪向前质押的是其自己的股权。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即使真实，汪向前出质其在天英公司51%股权，并未影响到毛伟民在天英公司49%股权，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毛伟民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定。 证7.民事判决书六份，拟证明自汪向前签订《调解协议书》后，倪志良等人提起了相关诉讼，股权争议一直没有解决。到2016年陈永尔又提起（2016）浙0203民初327号要求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直到2016年11月22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民终2794号判决书，最终确认49%股权是毛伟民的，毛伟民应向陈永尔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归属因诉讼一直没有解决，故原告一直未向汪向前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两被告认为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毛伟民与陈永尔、倪志良的股权纠纷由汪向前一手操作的事实，判决书中也没有提到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情，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汪向前拖欠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原告提供结算书认为其于2012年获得股权，其在2012年即可行使权利，原告主张股权权属确认之后才能主张股权转让款与其自己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相悖。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证8.《关于共同出资成立公司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复印自（2012）甬海商初字第487号案件中倪志良提供的证据，拟证明2009年9月5日汪向前一人代表天英公司与巨鹰公司签订协议书，共同成立宁波巨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源公司），汪向前未经股东会决议，一人行使了天英公司的权利，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得以实现；巨鹰公司出资3100万元，该款在验资完成后转为对天英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款。若汪向前没有取得天英公司100%股权，该3100万元土地出让收入应进入公司账户，再行股东分配，而非进入汪向前或其指定的账户。两被告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协议书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涉案的股权并不是协议书的股权。本院认为，该证据即使真实，与本案股权转让并无关联，不予认定。 证9.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巨源公司股东名录、公司基本情况复印件各一份，复印自（2012）甬海商初字第487号案件中倪志良提供的证据，拟证明天英公司委派到巨源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和监事范淑华都是由汪向前决定的。汪向前行使了天英公司100%的股东权利。两被告认为该组工商登记材料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和证明主张，不能从登记的人员信息证明公司人员均是由汪向前指派的。本院认为该组巨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与本案无关联，亦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证10.《调解协议书》、临时股东会决议、短信记录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汪向前再次行使了天英公司100%的股东权利，将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倪志良、陈永尔；汪向前在获取3100万元的土地出让款后又处置了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的股权，意味着独自处置了天英公司100%财产，天英公司成了一个无任何资产的空壳公司。两被告认为《调解协议书》已被（2017）浙02民终298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无效，对该份调解协议书以及后续的股东会决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短信记录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汪向前行使了天英公司100%的股权，因上述调解协议书已经被认定为无效，故调解协议书记载的股权转让也是不真实。本院认为，（2017）浙02民终2981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调解协议书约定倪志良、陈永尔分得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的49%股权，非汪向前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汪向前不发生法律效力，且汪向前该处分行为无效。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定。 证11.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对陈照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天英公司的财产均被汪向前一人处置完毕。两被告对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笔录中陈照的陈述是否是客观事实，能否作为法院认定的依据也不清楚，也没有其他裁判文书认定过该证据，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巨鹰公司的事情与本案股权转让无关。本院认为，陈照在笔录中所述关于天英公司、巨鹰公司出资成立巨源公司的事情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认定。 证12.股权质押合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准予登记通知书各一份，拟证明原告在天英公司的20%股权已经被汪向前以沈陈强债权转让的借口质押给其朋友开办的上海颐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事实。两被告对该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上所有的出质人一栏均是毛伟民自己签字，并没有显示是汪向前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汪向前控制原告签字，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且与本案无关联。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因毛伟民承认上述材料上的签字为其亲笔所签，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 证13.（2016）浙0283行初16号行政判决书、（2017）浙02号行政裁定书网络打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的土地已抵押给他人，巨源公司和天英公司已无任何财产，登记在原告名下的天英公司的股权价值为零。两被告对裁判文书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两份裁判文书只是确认了抵押登记的效力，抵押登记的效力与原告要证明的巨源公司、天英公司无任何财产无任何关联，抵押不等同于无财产，两份裁判文书不能支持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认定。 被告汪向前、陈滢为证明自己的抗辩意见，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经原告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证1.象山县人民法院2016年12月12日谈话笔录、2016年11月16日开庭笔录各一份，拟证明涉案《协议》真实性存在异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署的客观事实、何人签署也没有进行查明，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告毛伟民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不合法的，法院对证人做笔录必须是一对一进行，但是该谈话笔录是对毛伟民、沈陈强两个人一起询问的；沈陈强和毛伟民有利益冲突，当时碍于沈陈强在场，怕沈陈强告诉汪向前，故毛伟民不敢说《协议》是其交给倪志良的。《协议》是由汪向前、毛伟民、沈陈强三人共同协商，由汪向前起草的，签字时毛伟民不在场，其签名应该是沈陈强代签的，即使不是沈陈强所签，无论是谁所签，毛伟民对该份《协议》的效力均予以追认。涉案《协议》原先是由沈陈强保管的，2012年8月沈陈强与毛伟民就共同投资的49%股权进行结算，沈陈强将《协议》交由原告保管。2016年倪志良来烦毛伟民，毛伟民遂将《协议》拿出来，倪志良将该《协议》交给了象山法院。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象山法院所做的谈话笔录和开庭笔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笔录中各方陈述与本案的关联性在后文详述。原告对其主张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不予采信。 证2.沈陈强授权委托书一份、本院（2009）甬海商初字第1660号调解笔录一组、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经侦大队询问笔录三组，拟证明沈陈强是天英公司49%股权的实际持有人，毛伟民只是名义上的股东，没有权利转让股权。原告认为授权委托书是在2018年7月至8月间形成的，如果能够鉴定，申请对纸张的生产时间进行鉴定，不予认可；对调解笔录无异议；对询问笔录，该案的经办人与陈滢有利害关系，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调解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定，授权委托书真实性无法确认，询问笔录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 证3.2011年2月15日毛伟民向汪向前发送的通知函一份，拟证明原告自认为一直持有涉案49%股权拟转让给第三方；因此所谓的2009年8月20日双方所签订股权转让之《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转让事实不存在。原告认为通知函上的签字是毛伟民本人所签，但是其不认识徐亚杰，是汪向前把自己的股权转让给徐亚杰，但是名义上股权是毛伟民的，就让毛伟民签了该通知函，但是股权转让的行为根本没有实施过。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9月15日阮永法与毛伟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阮永法将其持有的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20%股权以500万元价格转让给毛伟民所有，毛伟民于2007年9月15日前将500万元支付给出让方。同日，陈永尔与毛伟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陈永尔将其持有的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29%股权以725万元价格转让给毛伟民所有，毛伟民于2007年9月15日前将725万元支付给出让方。同日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转让权。此后，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在工商部门办理了上述股权的变更登记，并将公司名称更名为天英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汪向前变更为毛伟民。至此之后，天英公司在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汪向前和毛伟民，持股比例分别为51%和49%。2018年8月1日天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变更为汪向前。 2009年9月14日，本院受理了一起以阮永法为原告、毛伟民为被告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案号（2009）甬海商初字第1660号，该案中，阮永法的委托代理人为倪志良及浙江人值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晖。阮永法以其名下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毛伟民，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但毛伟民却未按2007年6月5日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其股权转让款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毛伟民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722万元（以500万元出资额年收益12%的标准暂计至起诉日，以后另算）。9月22日，毛伟民以其既不知道股权转让事实，又未在任何有关文书中签字确认，系有人故意伪造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其签名的笔迹真伪进行司法鉴定。后合议庭成员于2009年11月20日对该案进行调解，毛伟民特别授权代理人在该次调解过程中明确表示：相关文书中的字虽不是毛伟民本人所签，但毛伟民同意他人以其名义签字订立协议，毛伟民是代为持股。同时毛伟民撤回了笔迹鉴定的申请。当法庭询问毛伟民是否愿意调解解决本案纠纷时，毛伟民的代理人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是我们同意受让了，价格是500万元，但转让前的公司债务由原股东承担。第二种方案是恢复股权，将股份还给原告，但原告要承担两年间被告支付的费用。”阮永法的代理人表示可以接受股权返还，但对于两年间的费用要回去考虑一下。2009年11月26日，阮永法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倪志良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同日口头裁定予以准许。 2009年12月23日汪向前（甲方）、陈永尔（乙方）、倪志良（丙方）曾签订一份《调解协议书》，约定：“对三方原投入购买杭州长征资产公司拍买象山爵溪巨鹰园区内的土地事项协商如下：一、对原债权、债务三方再次达成协议，甲方分得天英公司51%股权（转让给巨鹰为现金2000万元，债权1100万元）；二、乙、丙双方分得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49%股权；三、三方在原公司费用待汪向前当面核算后作三方共同商定，原则上多退少补。（费用指土地上直接费用）原转借给陈永和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作为找补款。”同时在协议上签字的还有汪向前的配偶陈滢，巨鹰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照作为担保方也签字确认。对该《调解协议书》，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浙02民终2981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系在汪向前因周天发控告被海曙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期间，时任海曙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盛毅敏在倪志良、阮永法控告汪向前案尚未立案时，为协议书各方提供条件情况下签订，而盛毅敏因上述案件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应认定调解协议书约定倪志良、陈永尔分得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的49%股权，非汪向前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汪向前不发生法律效力。即使《调解协议书》的该约定系汪向前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汪向前仅是持有天英公司51%股权的股东，而非巨源公司的股东，未经天英公司股东会决议，且天英公司事后未对汪向前的处分行为予以追认，也应认定汪向前的该处分行为无效。 2010年2月4日阮永法在浙江省宁波市信业公证处设立一份声明书，明确：“本人于2007年9月15日签订了《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后变更为浙江天英实业有限公司），将该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毛伟民（沈陈强），现已经收到股权转让款总计人民币伍佰万元整，本人与毛伟民（沈陈强）之间的关于浙江天英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宜均已清结。上述款项已汇入本人账户，本人对此确认。2007年9月15日签订的《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及本人于2007年4月25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签字均为本人亲笔所写。”同日，毛伟民通过自己的账户分二次汇付阮永法500万元、120万元，总计620万元。 2012年4月5日本院立案受理了倪志良诉阮永法、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2）甬海商初字第487号，倪志良诉请：一、确认以阮永法与毛伟民名义于2007年9月15日所签订的《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确认2007年9月15日以陈永尔、阮永法及汪向前三人名义作出的《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二、确认倪志良在阮永法持有的天英公司20%股权范围内对公司享有股权，并判令被告履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义务（变更后倪志良持有天英公司20%股权）。2012年4月6日本院立案受理了陈永尔诉阮永法、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2）甬海商初字第490号，陈永尔诉请：一、确认以陈永尔与毛伟民名义于2007年9月15日所签订的《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确认2007年9月15日以陈永尔、阮永法及汪向前三人名义作出的《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二、确认陈永尔在天英公司占有29%的股权，并判令被告履行办理股权变更（恢复）登记的相关义务。本院经审理后作出民事判决，均判决驳回了倪志良、陈永尔的诉讼请求。倪志良、陈永尔不服，上诉至浙江省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均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1月26日，陈永尔对毛伟民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毛伟民支付股权转让款725万元及自2007年9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损失。2016年7月22日，本院作出（2016）浙0203民初3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毛伟民支付陈永尔股权转让款725万元及自2014年2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并驳回陈永尔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2016年1月27日，倪志良对汪向前、天英公司、陈照、巨源公司向象山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浙0225民初557号，倪志良在诉讼中向象山法院提交了涉案《协议》，用于证明2009年8月20日汪向前与毛伟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汪向前购买毛伟民名下49%天英公司股权并已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从而证明汪向前实际是天英公司100%股权所有人，天英公司持有巨源公司的股权实际所有人是汪向前。汪向前在庭审中对《协议》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毛伟民和汪向前的签字进行鉴定。倪志良在庭审中承认毛伟民的名字是由沈成强代签。对此毛伟民、沈陈强曾于2016年12月12日到象山法院说明情况并做笔录，毛伟民在笔录中陈述：“倪志良在这个案子提供了一份2009年8月20日《协议》，里面由我和汪向前签字，现在我要向法院说明的是上面的字不是我签的，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协议。沈陈强也在这里，他说没有签过字。”沈陈强陈述：“这个字不是我代签的，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协议。”后案件当事人未对《协议》上签字进行鉴定。涉案《协议》载明，毛伟民（甲方）与汪向前（乙方）就转让天英公司股权的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转让股权为毛伟民持有的天英公司共计49%的股权，转让价为3675万元，其中乙方已于07年11月20日支付给甲方1000万元整，余款2675万元。二、乙方按约定如甲方退股应支付给甲方的利息为每月53.5万元整，自2007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09年8月20日止为21个月，共计1123.50万元，之前已支付340.20万元，尚欠783.30万元，在本次股权转让前一次性付清。三、协议签订之日即8月20日，乙方先付甲方1000万元整，8月30日再支付1000万元整，余款1458.30万元在9月10日前全部支付完。四、在支付完全部款项后，甲方即在三天内将其名下49%的股权及法人代表名字转让给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名下，本次转让为净价转让，涉及所有税费均由乙方负责支付，甲方在过户时予以全力配合。五、如乙方未按时支付转让款，则本次转让取消，乙方赔偿甲方100万元整，如乙方支付完款项后三天内，甲方未办理股权及法人代表名字过户到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名下的手续（以工商受理单为准），则甲方赔偿乙方违约金100万元整，并继续履行合同直至过户到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名下为止。六、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应向乙方移交原由甲方保管的全部公司资料，如涉及由甲方引起的经济或其他责任，由甲方全部承担。股权转让后，有关甲方在该公司的权益和义务也同时由乙方享受和承担。七、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如涉及纠纷由各方所在地法院均可管辖。协议尾部甲方处有“毛伟民”签字，乙方处有“汪向前”签字，落款日期为2009年8月20日。 就上述《协议》，本院传唤倪志良到庭进行询问，倪志良陈述，我曾经于2012年向海曙法院起诉，案号（2012）甬海商初字第487号，后来法院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我就找到毛伟民让他付给我转让款，毛伟民当时就拿出了这份他和汪向前签的《协议》，称他的股权已经转给汪向前了，我不用问他拿钱。当时大概是我在象山法院案件审理期间，我拿到了之后就向象山法院提交了这份《协议》原件。在我们相关联的案子里，毛伟民的律师曾提出过毛伟民的很多签字并不是他本人签的，而是沈陈强签的。所以我方在庭审上也是这样陈述的。此《协议》上毛伟民的签字是否是沈陈强代签不确定。 本院传唤沈陈强到庭进行询问，沈陈强陈述，这份《协议》上不管是毛伟民还是汪向前的签字都不是我签的，我也没有授权别人代签这个协议，这个协议我在象山法院之前根本没有看到过，不知道协议里的内容，也没有履行过协议。关于《协议》我从来没有与毛伟民、汪向前磋商过；《协议》中的2007年11月20日付款的1000万元没有收到过。 另查明，2011年2月15日毛伟民向汪向前发送了通知函一份，通知毛伟民与案外人徐亚杰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意向，拟将其持有的49%股权转让给徐亚杰或其指定的受让人，要求汪向前书面答复是否同意。2016年11月11日毛伟民与上海颐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将其在天英公司的20%股权质押给该公司，并在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基于该法律关系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及相关款项，对此原告提供了《协议》予以证明。关于该份《协议》，首先，该份证据由倪志良在2016年象山法院的诉讼中提供，当时并未明确证据来源，现倪志良陈述由毛伟民提供。毛伟民在象山法院否认其签字，亦否认见过《协议》，现毛伟民陈述该份材料原由沈陈强保管，2012年结算后沈陈强将《协议》交给毛伟民。但沈陈强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关于《协议》来源的陈述与其在象山法院所作陈述截然不同，但未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该份证据来源不明。其次，关于该份《协议》上的签字，原、被告均承认当时“毛伟民”的签字并非原告本人所签。到底由何人所签，毛伟民陈述应该是沈陈强所签，而沈陈强明确表示其在象山法院的诉讼之前未见过该《协议》，亦未在《协议》上签过字。可知《协议》上毛伟民的签字确非其本人所签，何人所签不明。而汪向前在象山法院对该份《协议》上两人的签字真实性提出异议，后虽未提出鉴定，但对《协议》上其签字真实性未予认可。再次，关于《协议》内容，根据《协议》载明的情况，签订《协议》前汪向前应已经向毛伟民支付了部分款项。对此汪向前表示未支付过，而毛伟民陈述钱款付给沈陈强，沈陈强收到了。对此沈陈强明确予以否认。毛伟民未提供任何其他证据印证《协议》载明的已履行情况属实。而在《协议》落款日期之后，各方围绕天英公司该49%的股权发生过多次诉讼，毛伟民在诉讼中从未提及过该《协议》相关事实或以此为抗辩，之后也正常行使股东权利，将其在天英公司的其中20%股权质押给案外公司。毛伟民的实际行为无法印证该《协议》真实存在或毛伟民自身有受《协议》约束的意思表示。综合以上情形，该份《协议》来源不明，签字不真实，协议所载内容并不真实，亦无法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双方股权转让的事实真实存在，本院不能采信该份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同时，因《协议》并非原告本人签字，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当时毛伟民本人与汪向前之间关于转让天英公司49%股权并没有达成合意。而在本案审理中，毛伟民表示不管任何人代为签名，毛伟民均予以追认。本院认为，毛伟民的追认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作出。涉案《协议》的落款日期为2009年8月20日，原告陈述其已于2012年拿到《协议》，但直到本案诉讼才明确表示追认《协议》，期间各方围绕该49%股权发生过多次诉讼，毛伟民也将其中20%股权质押给案外公司，股权的现状、价值以及天英公司经营状况与2009年时相比均已发生了实质变化，原告现追认《协议》明显已经超过了合理期限，原告已无法追认。故毛伟民与汪向前关于《协议》并没有达成合意，《协议》不能约束毛伟民与汪向前。综上，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与汪向前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原告据此主张被告汪向前付款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陈滢的责任，不作进一步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毛伟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4715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毛伟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钱 钘 人民陪审员  何凤瑛 人民陪审员  张爱华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代书 记员  章燕儿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