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民再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乡宁县迎旭街。法定代表人：赵新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敬斌，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军，山西卓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春慧，女，198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临汾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海宁，山西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乡宁农商行）因与被申请人杨春慧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晋民终649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272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乡宁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敬斌、王建军和被申诉人杨春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海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乡宁农商行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明显错误。1.原判决认定杨春慧与乡宁农商行之间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缺乏证据支持，显属错误。（1）案涉账户系王培金借用儿媳杨春慧的身份证开立的（注意：杨春慧借给王培金的是身份证而不是账户），账户内资金来源也与杨春慧无关，而是来自于王培金将其作为实际控制人的水泉公司的资源整合款公款私存。（2）案涉账户对应的存折（即储蓄凭证）始终由王培金持有、密码也由王培金设立，账户内资金的支取行为每次都是由王培金本人或授权人员持杨春慧的身份证及自己的身份证在柜台办理，体现的是王培金的个人意愿，因此该账户系典型的借名立户，实际所有权人和支配权人为王培金，与杨春慧没有任何关系。（3）在王培金去世前，杨春慧根本不知道案涉账户的存在，从未持有和接触过储蓄凭证，从未向该账户内存取过任何款项，在该账户开立长达5年多时间内从未向乡宁农商行就账户内资金支取交易提出过任何异议。（4）直到王培金2015年11月去世后，杨春慧四处查询王培金名下财产，才知道案涉账户的存在，但是其竟然不知道该账户对应的储蓄凭证是存折还是银行卡（注：其在向相关监管部门的情况反映中也始终主张的是银行卡，起诉状上也写的是卡而非折），其也不清楚账户内存入金额以及资金余额，为此还要求乡宁农商行提供该账户的流水明细。直到本案起诉以后，杨春慧才从乡宁农商行的答辩状中知道是存折而非银行卡，即便如此，其在整个一、二审诉讼期间也从未向法院提供过存折。根据以上事实，本案中杨春慧与乡宁农商行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储蓄合同关系，而是案外人王培金借名立户，且早在2012年10月28日就已将账户内资金支取完毕。本案中，杨春慧既提供不出作为储蓄合同表现形式的储蓄凭证，也提供不出其向案涉账户存入资金的任何证据，因此其不是案涉账户所对应存折的持有人。原审认定其与乡宁农商行之间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与本案诸多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完全相悖，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明显属于错误认定。2.原判决在案涉账户项下几类取款金额的确定上存在明显错误，从而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原判决在对其罗列的36笔款项金额进行相加时出现计算错误，多计算了1万元，将本应为166.61万元的金额错算成了167.61万元。（2）原判决错将2012年6月21日的一笔向案外人李春杰转款的50万元既认定为转账业务，又认定为取现业务，显然进行了重复计算。（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予纠正。原判决对于民事责任的确定明显违背法律规定。从2007年8月1日施行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以及2011年5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11〕116号）第三条规定的具体内容看，可以明确以下两点：第一，金融监管机构关于核对身份证件的监管要求，仅仅限于单笔5万元以上的现金支取业务，并不包括转账业务。第二，关于单笔5万元以上的现金支取业务除了核对身份证件之外还同时要求留存复印件或影印件的要求，是2011年5月12日以后才发布并实施的，因此对于在此之前发生的业务不具有溯及力，乡宁农商行在案涉账户之前的现金支取业务办理过程中未留存身份证件的复印件或影印件的做法并不违规。再审请求：1.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终649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为裁定驳回杨春慧的起诉，或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均由杨春慧承担。被申请人杨春慧辩称，1.王培金为杨春慧开卡，存款被支取，乡宁农商行未尽到核验身份也未依照法律规定代办办理，全部款项无一笔是杨春慧本人或者代理人办理，且有大量金额是流出内部工作人员账户中的；2.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人民币进入谁的账户就是归谁管理，资金进入杨春慧的账户中就应该由杨春慧本人管理支配，但无一笔是其本人支配的；3.账户资金的来源与本案无关；4.对于账户资金的总额，乡宁农商行是明知的，在原审判决认定出现错误后，又提起再审，所以乡宁农商行是恶意诉讼；5.杨春慧撤回的2323余万元，不是在乡宁农商行办理，杨春慧撤回不属于认可，认可的仅仅是973万元；6.王培金是杨春慧的代办人，王培金无权转委托，不能代替杨春慧行使权力；7.转账与取现并无不同；8.乡宁农商行在原审诉状中的鉴定申请与再审的鉴定申请的范围不同。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维护杨春慧的合法权益。杨春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提供原告×××账户的设立资料、流水明细和全部原始交易凭证；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存款31171340元并支付利息；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8月2日，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与山西水泉煤业有限公司签订《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主体企业与被兼并重组整合企业框架协议》，原告杨春慧公公王培金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并加盖了山西乡宁水泉煤业有限公司的公章。2009年10月28日，山西乡宁水泉煤业有限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山西乡宁水泉煤业有限公司将公司的实物资产及采矿权以3000万元的价格有偿转给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由原告丈夫王启胜签字确认并加盖了山西乡宁水泉煤业有限公司的公章。后双方签订承诺书，承诺双方在《资产转让协议》中的转让价款为初步估算价款，不作为最终转让价款，待资产评估后，以《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的标的价款为基数，经双方共同协商，按照“公平公正，多退少补”的原则另行签订资产转让补充协议，形成最终转让价款。2010年9月3日，山西乡宁水泉煤业有限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煤矿资产接管协议》，约定由山西煤运省外煤焦经销有限公司预付山西乡宁水泉煤业有限公司评估值与资源补偿总额的部分价款2500万元，后原告丈夫王启胜代表山西乡宁水泉煤业有限公司向乡宁县财政局出具暂借2500万元的借条。2010年10月10日，原告杨春慧公公王培金用原告杨春慧的身份证在被告处开设账号为×××的存折，但该申请书上杨春慧的名字既不是原告杨春慧所签，也不是原告杨春慧公公王培金所签。之后，山西乡宁水泉煤业有限公司的煤矿整合款31171420元分四笔先后转至原告杨春慧账号为×××的存折中，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0年10月10日转入22999980元，2010年10月31日转入3000000元，2012年1月10日转入400000元，2012年6月21日转入4771440元。截止2010年10月31日前，该账户内资金经多次支取后余额为14579981元，截止2012年1月10日前，该账户内资金经多次支取后余额为30334.26元，截止2012年6月21日前，该账户内资金经多次支取后余额为10452.36元，截止2012年12月21日，该账户内资金经多次支取余额为52.93元。该多次支取过程中，除部分系原告杨春慧公公王培金签署原告杨春慧的名字外，其他既非原告杨春慧签字，也非原告杨春慧公公王培金签字，对此被告表示不清楚是谁所签，认为只需要对代办人身份证件核对之后，凭借存折和密码就可以办理相关业务，不需要留存储户及代办人的身份证件，也不需要签署代办人的姓名。原告公公王培金于2015年11月去世。原告杨春慧认可自2010年10月10日至王培金去世期间，该存折由原告杨春慧公公王培金以代办人的身份实际持有，截止目前，原告杨春慧一直未持有过该存折。另在案件第一次开庭审理后，原告杨春慧经过对被告乡宁农商行所提供账户资料进行质证，认为被告乡宁农商行所提供的第三组证据23笔交易共计13508080.5元发生在尧都区农商行水塔支行，另对十笔发生在被告处共计973万元的交易予以认可，申请对该两部分共计23238080.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撤回，对其余7933259.5元的交易不予认可。对此，被告提出管辖异议，以违反级别管辖为由，申请将该案移送至乡宁县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另被告称因原告杨春慧涉嫌诈骗，被告已向乡宁县公安局进行报案，但乡宁公安局截止目前未予立案。经查明，原告杨春慧所主张的7933259.5元组成为：2010年10月11日，原告杨春慧该账户向案外人张鹏程转款140万元；2010年10月20日，原告杨春慧该账户取现210万元；2012年6月21日，原告杨春慧该账户向案外人李春杰转款50万元；2012年6月21日，原告杨春慧该账户向案外人杨改革转款135.7万元。以上共计535.7万元。原告杨春慧认为以上几笔大额转款及取现的往来交易凭证所签“杨春慧”既非原告杨春慧所签，也非代办人王培金所签，被告在办理业务时没有履行核对存款人和代办人身份证件的义务，存在严重过错。原告杨春慧称另有36笔取现业务共257.61万元，但经该院审理查明，原告杨春慧所称的36笔取现业务总额共计167.61万元，分别为：2010年10月11日取现5万元、2010年11月13日取现2万元、2010年11月16日取现10万元、2010年11月16日取现2万元、2010年11月19日取现10万元、2010年11月19日取现1万元、2010年11月23日取现2万元、2010年11月24日取现2万元、2010年11月30日取现1万元、2010年12月14日取现1万元、2010年12月18日取现2万元、2010年12月19日取现2万元、2011年1月5日取现6万元、2011年2月12日取现1万元、2011年2月21日取现2万元、2011年3月10日取现3万元、2011年4月20日取现1万元、2011年5月7日取现2万元、2011年6月30日取现1万元、2011年10月13日取现2万元、2011年11月1日取现1万元、2012年1月10日取现1万元、2012年1月17日取现2万元、2012年1月17日取现1万元、2012年3月8日取现5万元、2012年3月23日取现1万元、2012年6月21日取现50万元、2012年6月21日取现1万元、2012年7月5日取现1.3万元、2012年8月21日取现8万元、2012年8月30日取现20万元、2012年9月17日取现6.3万元、2012年9月24日取现1万元、2012年10月4日取现4万元、2012年10月16日取现2.3万元、2012年11月23日取现3.7万元。原告杨春慧认为该36笔取现业务，业务凭证上的签名既不是原告杨春慧所签，也不是代办人王培金所签，被告不仅未留存取款人和代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核对过代办人的身份证件。以上共计703.31万元。被告乡宁农商行认可以上款项的业务凭证上不是原告杨春慧的亲笔签名，但认为该703.31万元业务凭证上的签字均可以在原告杨春慧所认可的23238080.5元的业务凭证上找到对应的签字，原告杨春慧既然认可23238080.5元上的签名，那么对于剩余的703.31万业务凭证上的签名也应当予以认可。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乡宁农商行表示在办理业务时，只是核对当事人的身份，不需要留存取款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也不体现代办人的名字，由代办人签署原告杨春慧的名字，故不清楚以上款项具体取款人是谁。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春慧经济损失459.2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6月21日起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春慧其他诉讼请求。杨春慧、乡宁农商行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杨春慧上诉请求：撤销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0民初4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返还存款3341259.5元并支付利息。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乡宁农商行上诉请求：撤销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0民初42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春慧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杨春慧与上诉人乡宁农商行之间是否有真实的存款关系；2.上诉人乡宁农商行是否应当返还杨春慧存款31171340元和利息。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储蓄合同是存款人将人民币或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根据存款人的请求支付本金和利息的合同。储蓄机构开具的存单、存折或其他储蓄凭证均为储蓄合同的表现形式。本案上诉人乡宁农商行为上诉人杨春慧开立账号为×××的存折，上诉人杨春慧尾号为3625号存折共存入311714420元，双方当事人已建立储蓄合同关系，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时，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使用实名。同时，金融机构应当对个人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其身份证号码和姓名。上诉人乡宁农商行在办理业务时没有履行核对存款人和代办人身份证的义务，违规开立账户，存在明显过错。根据《储蓄存款条例》、《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证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及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上诉人乡宁农商行在办理存取款业务时应维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乡宁农商行在办理杨春慧该存折的取现人民币5万元以上取款业务时，没有认真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储蓄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诉人杨春慧尾号为3625存折内人民币656万存款被取走承担70％的责任，并自2016年6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再审中，当事人双方除对原判分类认定的案涉账户内取款金额（杨春慧主张部分）有异议外，对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根据当事人双方认可的案涉《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经过核算，对上述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转账6笔合计450.7万元、2011年5月11日以前5万元以上现金支取6笔合计258万元、2011年5月11日以后5万元以上现金支取4笔合计39.3万元、5万元以下现金支取27笔合计46.31万元，共计794.31万元，被申请人杨春慧主张的金额为7933259.5元。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杨春慧与乡宁农商行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储蓄存款关系；乡宁农商行是否应返还杨春慧存款及利息。本案案由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杨春慧请求乡宁农商行返还其存款及利息，属于给付之诉。给付之诉在法律关系存在争议之时，一般需要以确认该法律关系存在为前提，即须先行确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1992年12月11日国务院发布的《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本案杨春慧起诉时未持有记载于其名下的存折，而是依据乡宁农商行提供的《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提起诉讼。此类诉讼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被确定为一般存单纠纷。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并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以上规定明确了以存单的真实性和存款关系的真实性的双重真实性处理案件的“双重真实性原则”。本案中，杨春慧与乡宁农商行对于杨春慧名下存折和对账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于账户内存款是否为杨春慧所有存在争议。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1.持有人以上述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金融机构应当对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是否存在存款关系负举证责任。如金融机构有充分证据证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机构交付上述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不存在存款关系，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账户系王培金以杨春慧的身份证开立，该账户对应的存折、密码由王培金持有，杨春慧从未持有过案涉存折，也未向该账户内存取过款项，在王培金去世前的2012年10月28日该账户的余额仅剩4.83元，从2010年10月案涉账户开立到王培金2015年11月去世，长达5年多时间内杨春慧从未向乡宁农商行就账户内资金支取交易提出过任何异议。乡宁农商行和杨春慧均认可案涉账户内资金系“山西乡宁水泉煤业有限公司的煤矿整合款”，杨春慧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归其所有，故依法不能认定杨春慧与乡宁农商行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杨春慧请求判令乡宁农商行返还其存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不当，应予纠正。至于杨春慧认为乡宁农商行在设立账户和支取款项过程中有违规行为，可向金融监管部门反映。综上，再审申请人乡宁农商行的再审请求和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终649号民事判决书及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0民初42号民事判决；驳回杨春慧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3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333元，合计134666元，由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春英审判员 周 波审判员 魏世军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