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4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通利达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148号七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40000456075991U。负责人：吴彩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常发，广东通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明会，女，1968年12月5日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健，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通利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通利达律所)与上诉人谷明会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24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通利达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谷明会立即支付通利达律所律师费余额160294.52元，并另行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132732.25元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8年7月31日起计算，另27562.27元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8年8月11日起计算，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谷明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2日，广场公司以谷明会为被告向南海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谷明会立即支付2005年8月11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止的综合物业22417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513226.39元（按应缴金额的日千分之一暂计算至2018年1月3日，实际要求计算至履行之日），合计737401.39元；2.由谷明会承担诉讼费。南海法院依法予以立案受理（2516号案）。2018年4月24日，谷明会（甲方）与通利达律所（乙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委托通利达律所代理广场公司与其一案。合同约定，通利达律所指派执业律师叶常发作为谷明会的代理人，参与上述案件的审理；并在第八条第（五）项约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案件，非经乙方同意，甲方无故解除委托，或者与争议相对方私下进行调解、和解，或者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撤诉、不申请执行、放弃执行请求的，视为甲方已经达到委托乙方提供法律服务所追究的目的，甲方须向乙方付清合同约定的全部律师费。第十二条特别约定：签订本合同后3日内支付基础律师费10000元，然后在裁判文书（包括但不限于判决书、裁定书、裁决书、调解书、和解协议等）生效后10日内另外支付风险律师费。本诉部分风险律师费，按照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综合物业管理费本金与违约金总额与对方起诉状主张的综合物业管理费本金、违约金总额之差的18%计算；反诉部分风险律师费，按照生效裁判文书支持的返还租金本息总额的18%计算。委托人如果中途终止本合同，则按照《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规定的按标的额比例收取标准计算支付律师费，并在解除本合同3天内付清差额。其后，通利达律所确认收取谷明会支付基础律师费10000元。其后，谷明会就2516号案提出反诉，为南海法院依法接纳，并与本诉合并审理，但谷明会在庭审中撤回反诉。2018年6月1日，2516号案开庭审理，叶常发作为谷明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该次庭审。2018年5月11日，谷明会作为原告向南海法院起诉广场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7630号案），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以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桂澜路A10街区城市广场C座D325号商铺为标的的买卖合同关系；2.广场公司赔偿因解除合同给谷明会造成的经济损失397346.74元；3.确认双方于2002年3月7日签字、盖章的《南海市房地产租赁契约》和《南海市房地产租金契约》及2003年12月10日签字、盖章的《房地产租赁契约》尚未成立和生效，双方不存在案涉商铺的租赁合同关系；4.诉讼费由广场公司承担。通利达律所指派执业律师叶常发作为谷明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该案于2018年6月29日进行的庭审。在法院主持下，谷明会与广场公司就7630号案达成和解协议：1.双方确认《南海市房地产租赁契约》和《南海市房地产租金契约》、《房地产租赁契约》不再履行；2.案涉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桂澜路A10街区城市广场C座D325号商铺已于2018年7月20日由广场公司收回；3.双方确认互不支付任何款项和赔偿及违约金，双方权利义务结清，双方不再就上述第一项项下合同向对方主张民事权利；4.谷明会与佛山市南海区美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双方签订所有协议均不再履行，双方互不支付任何款项和赔偿及违约金，双方权利义务结清，不再向对方主张民事权利；5.谷明会放弃本案诉讼请求；6.案件受理费由谷明会自愿负担。法院为此于2018年7月20日制作了民事调解书。因双方达成和解，广场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就2516号案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2018年7月20日，南海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分别准许广场公司撤回本诉和谷明会撤回反诉的申请。另查明，谷明会与叶常发律师自2018年4月23日起通过微信进行沟通。沟通内容包括：1.叶常发向谷明会询问案件情况，建议谷明会不要缺席案件审理，积极应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叶常发提出反诉的建议，谷明会明确要提出反诉；3.叶常发指导谷明会收集物管合同及相关凭证作为证据；4.叶常发告知南海法院已接纳反诉，并通知变更开庭时间；5.叶常发提出撤回反诉的建议，认为将相同反诉请求另行起诉，申请中止2516号案审理，并告知另行起诉和反诉的费用是一样的；6.叶常发律师向谷明会发送预交诉讼费通知单，指导谷明会缴纳诉讼费；7.告知谷明会2516号案、7630号案开庭通知；8.叶常发告知南海法院承办法官电话询问是否同意调解，方案是和群诉一样：谁都不付钱，一拍两散。并给与参考意见：从案件证据和相关法律看，胜诉希望很大。但案情和证据基本相同的其他业主大都只主张租赁，且随大流和解，我们拿不出买卖合同，法院认定买卖关系的风险大大增加。但认定买卖的可能性还是有，只是风险更大。……是和是战自行决定，我并无丧失信心，只是觉得难度增加，且从来都不会打保票。无论是和是战，律师费原则上都是按原合同，除非确有必要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调整；9.谷明会告知已将和解书交给承办法官，叶常发告知调解相关提示，将计算律师费的草稿（合计132732.24元）发给谷明会；10.告知调解书生效及邮寄撤诉裁定。庭审经询问：1.关于通利达律所因案涉合同提供的服务内容。通利达律所陈述：电话、微信及当面沟通；了解案情；调查取证（广场公司01-02年期间在南海日报发布的招商广告，及对方当事人以及相关主体的工商登记信息等）；指导当事人自行取证；草拟文书（答辩状、反诉状、撤回反诉申请及另案起诉状）；两个案件各参与一次庭审。谷明会陈述除草拟文书、两个案件各参与一次庭审外，通利达律所没有提供其他服务，且认为上述招商广告系谷明会在群诉案件中取得并提供给通利达律所，当事人主体信息是网上公示的，无需调查取证。2.双方确认城市广场关联诉讼案，均以调解、撤诉结案，调解结果与7630号案一致。3.通利达律所陈述除谷明会案外，城市广场群诉案，其还代理王丽、何树秀案，均以调解、撤诉结案。一审法院认为，通利达律所以谷明会拖欠律师费提起诉讼，本案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通利达律所主张谷明会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是否得以成立，现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分析确认如下：第一，《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的效力问题。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五）约定：“实行风险收费的案件，非经乙方同意，甲方无故解除委托，或者与争议相对方私下进行调解、和解，或者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撤诉、不申请执行、放弃执行请求的，视为甲方已经达到委托乙方提供法律服务所追求的目的，甲方须向乙方付清本合同约定的全部律师费。”该条款的内容虽未明文禁止委托人对外自由行使与对方当事人调解、和解、撤诉、放弃诉讼请求等民事诉讼权利，但该条款对谷明会谷明会的上述民事诉讼行为设定了违约责任，该约定势必影响谷明会作为委托人和案件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诉讼权利，因此通利达律所为获取利益最大化的可能而限制谷明会进行调解、和解、撤诉、放弃诉讼请求等诉讼权利，加重了当时人的诉讼风险，侵犯了委托人在诉讼中的自由处分权，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条款无效。上述合同条款虽然无效，但通利达律所、谷明会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的其他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定禁止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案涉合同其他条款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有效条款履行义务。第二，律师费的计算。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本案中，通利达律所作为谷明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已经完成了2516号案、7630号案的代理工作，两案均已结案，因此谷明会支付律师费的条件已经成就。对于律师费的计算，通利达律所、谷明会存有争议，法院认为：首先，2516号案、7630号案的关系问题。依据确认的事实，通利达律所指派律师以更有利于保护谷明会的权益为由，提议撤回2516号案的反诉请求，另案起诉。这一点，从谷明会在2516号案中提出的反诉请求与7630号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基本一致可以印证，因此2516号案、7630号案是关联案件，7630号案可以视为2516号反诉请求的延续。案涉合同第十二条中双方已对诉讼案件的本诉部分与反诉部分分别做出了风险收费的计算方式和标准。双方未对7630号案另行签订新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叶常发在微信中亦明确告知另诉与反诉收费一致，故7630号案律师费的收费方式和标准应参照案涉合同约定的反诉部分的标准执行。其次，律师费的计算方法。《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二条特别约定中关于按本诉差额、反诉金额计收风险律师费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条款。但该条款系在确定本诉、反诉数额的情况下计算律师费，根据2516号案民事裁定书、7630号案民事调解书，城市广场收回案涉商铺，谷明会与佛山市南海区城市休闲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互不支付任何款项和赔偿及违约金。上述调解结果既是谷明会以可能获得的经济损失与应付综合管理费及违约金相冲抵，也是双方在衡量各种客观因素的情况下对自身权利处分后达成的和解方案，调解协议并未对本诉的综合管理费及违约金、另诉的经济损失数额作确定，故无法根据调解协议结果计算律师费数额。鉴于通利达律所委派律师作为谷明会代理人参与2516号案和7630号案的审理，并为此已做出大量工作，且所涉案件已结案，应支付合理报酬，参照《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结合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的计算方式和标准，法院核算应支付的报酬（律师费）为56042.44元[2516号案标的737401.39元和7630号案标的397346.74元，合计1134748.13元为基数分段计算，8000元+50000元×8%+40万元×5%+500000元×4%+134748.13元×3%]，扣除已付款10000元，谷明会仍应向通利达律所支付律师费46042.44元。关于通利达律所诉请违约金的问题。《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虽对律师费的给付时间作明确约定，但双方对律师费的计算方式存在较大争议，在法院作出裁判前难以确定给付金额，故通利达律所诉请违约金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判决：一、谷明会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通利达律所支付律师费46042.44元；二、驳回通利达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753元，财产保全费1321元，合计3074元，由通利达律所负担2191元，谷明会负担883元。上诉人通利达律所、谷明会均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通利达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通利达律所的一审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谷明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曲解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条款的约定，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该约定条款因“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涉及财产关系的案件代理费计算方式，一般按照政府指导价中的按标的额比例收费方式计算，但是当事人可以要求风险代理收费方式计算。风险代理收费与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对比，主要区别有三：一是是否与代理案件目的、结果或效果有关，付费条件、时间不同。按标的额比例收费与代理结果或效果无关，通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即付费，有特殊困难或特殊情况需要暂缓几天的除外。而风险代理收费则与代理案件的结果或效果有关，包括对对方诉求的抗辩获得成功，使对方诉求被生效法律文书部分或全部驳回，或者使己方诉求尽可能被支持，甚至得到执行或对方自动履行而最终实现，显然是“后付费”；二是按标的额比例收费通常在委托时即可确定具体金额，而风险收费通常只约定律师费计算方法及标准，因为代理结果或效果有较大不确定性；三是风险收费在约定标准上一般显得比政府指导价按标的比例收费更高，其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后收费”及律师共担风险，代理工作难度和压力通常也更大。当事人之所以选择“较高付费”的风险收费，主要原因是案件复杂、证据不足、败诉风险大，或者很可能执行难。一方面尽可能降低自己的风险，减少自己的诉讼成本；另一方面希望激励或促使律师更加勤勉尽职，促使诉讼目的的实现。或者，也有个别为了私心，套取律师劳动成果后，通过解除委托，或有违诚信的操作和解、调解、撤诉等方式逃脱其应付律师费的义务。甚或还有的当事人出于虚假诉讼或作伪证的风险而要求风险代理。由此可见，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本身就影响委托人和案件当事人按照自己意愿依法行使民事诉讼权利，但这种影响应当分析其性质和原因力。从风险代理收费的特点及当事人选择风险代理的初衷，这首先是当事人实现利益最大化和成本风险最低的一种方式，也是代理人承担更大风险和更艰巨工作并争取更大收费的一种方式。由此，风险代理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与一般按标的额比例收费下的委托代理相比，势必有所不同。特别是更加严格的诚信义务和可能支付更多的律师费。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约定，其实质是设定风险代理收费下委托人的诚信义务和特定条件下风险律师费的计算方法。这是合同关于实体权利义务的约定，而不是对诉讼权利的限制。该约定系于“违约责任”条款项下，属于合同形式上的瑕疵，不影响条款的效力。即使作为“违约责任”约定，也是合情合理，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没有超出正常应付律师费的负担范围，也没有超出委托人签约时可预见的范围，更不至于锐变成限制委托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程度。该条款约定不仅有维护诚信履约之功，还有预防虚假诉讼和做伪证等不诚信诉讼之效，且从影响力的大小来看，不会必然导致限制诉讼权利的效果或结果。一审该无效的结论上纲上线，显然逻辑错误。律师天职是最大限度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在此前提下才能实现自己利益即律师费的最大化。如果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导致“限制被告进行调解、和解、撤诉、放弃诉讼请求等诉讼权利，加重了当时人的诉讼风险，侵犯了委托人在诉讼中的自由处分权，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即风险代理就不可能合法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必然导致损害公共利益，因为诉讼请求的实现最终需要法院依法裁判和执行。而且，《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三条已经明确，委托人在签订合同时已经理解并同意包括合同第八条第（五）项约定在内的该合同的全部条款，而非律师在签约后强加的。视委托目的达成支付律师费或赔偿律师费损失，针对的是实体权益或实体请求权的处分行为，而非诉讼行为的程序性诉讼权利，与明文规定限制或禁止委托人对外自由行使与对方当事人调解、和解、撤诉、放弃诉讼请求等诉讼权利，有着明显的不同和本质的区别。可见，案涉条款约定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底12期《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诉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服务合同纠纷案》公报案例中关于条款无效的情形。谷明会是在另案当事人王丽的介绍下委托通利达律所代理案件，其认为案情与王丽的一样，是认同王丽案的诉讼方案和风险收费方案才委托通利达律所的。通利达律所及其指派的律师虽不赞同委托人通过调解、撤诉放弃合法权益方式处理，但仍恪守法律和职业操守，告知委托人按照合约支付律师费，同时尊重、指导、协助委托人行使调解、撤诉和放弃诉讼请求的诉讼权利，这从谷明会与叶常发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予反映。而且，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约定，是佛山市律师协会根据当时至今现行有效的《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制定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指定文本中的条款原文制定，未作任何改动。该文本由律师协会文件佛律协[2011]11号《关于印发委托代理合同（修订版）的通知》印发并要求使用，案涉合同末尾已有注明。该文本是在更早示范文本基础上修订而成，修订时经过了认真研究和严密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至今已使用了7年之久，实践证明合理合法、可行。近年，律师协会多次强调要求使用该示范文本，并且纳入年度考核项目。综上，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约定不必然推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结论，无论从本案证据，还是客观上也不存在该事实，故不应认定为无效条款。二、一审认为“调解协议并未对本诉的综合管理费及违约金、另诉的经济损失数额作确定，故无法根据调解协议结果计算律师费数额”错误。2156号案裁定“准许撤诉”结案，即生效法律文书没有支持该案原告的实体诉求，即没有支持其综合物业管理费224175元及违约金513226.39元，合计737401.39元。换言之，委托人无需支付该金额，故风险代理律师费为132732.25元[（737401.39元－0元）×18%]。7630号案，系从2156号案反诉转换而来，法院经调解结案，确认委托人放弃该案诉求，委托人与对方当事人、委托人与案外人美城物业管理公司均互不支付任何款项和赔偿及违约金等。由于该结果系委托人单方决定行使处分权的行为参与形成，依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约定，视为诉求标的额411245.44元达成并据以计算律师费。不过，通利达律所鉴于委托人在调解中放弃了较大利益，一审起诉时已经减少，按政府指导价标的额比例收费标准仅主张了27562.27元。补充一点，7360号案标的额是411245.44元，而非397346.74元。三、一审对律师费的计算不符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缺乏合理依据。退一万步而言，即便《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约定无效，2156号案和7630号案是两个案件，应分别计算，而并非合计两案的标的额后计算律师费。7630号案的律师费如前，2156号案的计算应为41496.06元（737401.39元×4%＋12000元）。两案律师费合计69058.33元（27562.27元＋41496.06元），扣减已支付的10000元，尚需支付59058.33元。四、一审不支持违约金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律师费的计算方法和支付时间。综上，一审判决结果不公平，应予纠正。一审诉讼费分配不合理，一、二审诉讼费应均由谷明会承担。通利达律所的补充上诉意见如下：1.上诉状事实理由第一部分，本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约定强调“无故”二字，排除了本条款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假如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委托人可以提出作为正当理由，但谷明会并无提出，“无故”二字就使得这个条款可能涉及的无效情形均已排除。因此，该条款合法有效。2.事实理由第三部分，原审判决对律师费的计算标准和方法错误。《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委托人如果中途终止本合同，则按照政府指导价计算支付律师费。中途解除委托合同的情形包括了签订委托合同后提前终止，包括开庭前和开庭后。因此，在撤诉的情形下，律师费不应低于中途解除合同的律师费。谷明会针对通利达律所的上诉答辩称：一、一审认定《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约定为无效条款，事实清楚正确。该条款是通利达律所基于多收取代理费的目的而限制委托人的权利而无效。而且，结合谷明会与广场公司签订的调解书，可以确认谷明会并非无故撤诉或调解，是基于整个案件最大的利益而调解。即使该条款有效，也不应适用该条款。这是一个群诉案件，其他案件都是以该调解书的形式调解。二、该合同是风险收费合同，通利达律所所获取的律师费是基于达到双方的诉讼目的而收费。本案与广场公司的基础案件中，谷明会以自身店铺价值抵消了广场公司主张的物业管理费，就是说以相同价值的金额抵消了物业管理费，等同于广场公司达到了诉讼目的，谷明会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因此，结合整个风险合同的目的，谷明会已支付了相应款项给广场公司，不应再支付律师费给通利达律所。三、谷明会与通利达律所只签订了一个委托合同，通利达律所主张要分案计算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已对诉讼费进行计算，谷明会是确认的。谷明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通利达律所的诉讼请求，谷明会无需向通利达律所支付律师费46042.44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通利达律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清晰明确，应按该条款约定计算律师费。在2516号案中，广场公司要求谷明会支付物业管理费及违约金等。经该案双方及法院的沟通，通利达律所的律师于2018年7月6日微信告知“谷小姐：南海法院方菲法官打电话给我，问你是否同意调解，方案是和群诉大伙的一样：谁都不付钱，一拍两散……”后谷明会同意该调解方案，以该商铺的价值赔偿广场公司主张的物业管理费及违约金等。2018年7月20日，通利达律所再次微信告知谷明会：“和解方案：铺归广场公司，一拍两散，相互无需支付。根据上述和解方案，视为互为请求的金额互相抵消……”通利达律所再次确认谷明会使用涉案商铺赔偿广场公司主张的物业管理费及违约金等，谷明会已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此，谷明会已承担全部赔偿责任，2516号案不存在赔偿差额，谷明会无需支付风险部分律师费。在7630号案中，生效法律文书没有判令广场公司返还租金或支付任何款项给谷明会，故7630号案不存在差额，谷明会无需向通利达律所支付风险部分律师费。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关于律师费计算方式的约定清晰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应按合同约定计算。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计算错误。三、即使按诉讼标的计算律师费，但从通利达律所于2018年7月20日向谷明会发出的微信内容可知，该律所已确认抵消部分诉讼标的，故应按抵消后的诉讼标的计算。通利达律所针对谷明会的上诉答辩称：一、谷明会上诉提到通利达律所律师在2018年7月6日发出的微信内容，是告知法官询问谷明会是否同意调解的情况，虽然其中包含了法官陈述调解方案的大致内容，但该方案并非谷明会当时的代理律师与广场公司、法院沟通的结果，此后律师所发的微信内容可以佐证谷明会当时的代理律师并未同意按该方案调解。即该微信内容只是沟通性说明或说理，并非确认调解内容。二、谷明会故意曲解《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内容。谷明会当时的代理律师同时代理了谷明会作为租赁合同纠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2516号案及从该案反诉转化而来的7630号买卖合同纠纷案，双方确认7630号案按照2516号案的反诉案计算律师费，且不另收取基础律师费。但该两个案件是不同的诉，不同的案，因此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本诉和反诉是分别计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与诉求金额的“差额”，也是分开计算风险律师费。合同没有约定所有相关之诉的诉讼结果合并计算“差额”和律师费。2516号案，法院裁定准许广场公司撤诉，故广场公司的诉求完全没有得到支持，故其诉求总额即为计算律师费的“差额”。7630号案，法院调解结案，但调解书处理的诉讼标的及诉求显然超出了7630号案的诉求范围。而谷明会在该案调解中的放弃不仅没有经过当时代理律师的同意，而且是无故（没有正当理由），故应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约定处理。假设7630号案没有追加第三人，最后“铺归广场公司，一拍两散，相互无需支付”，则可以视为两方诉求抵消。由于谷明会的诉讼请求额411245.44元，小于广场公司诉求额737401.39元，所以可以视为谷明会的诉求额得到确认或支持，7630号案律师费仍应按照谷明会诉求额计算，即为328996.35元（411245.44元×18%）。谷明会上诉状第三部分的观点与其上诉请求相悖。按照谷明会的理解，以其诉求额与另案诉求额相抵消，则2156号案的律师费为58708.07元[（737401.39元－411245.44元）×18%]，通利达律所曾建议按此方法计算律师费，但谷明会当时没有同意。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该条规定，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但一审只部分适用该法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通利达律所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佛山市律师协会出具的证明及其所附的《关于印发委托代理合同（修订版）的通知》一份，拟证明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是律师协会颁发的示范文本，《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与示范文本一致。谷明会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1.该证据是指导性合同，没有经过法院确认合法有效，故不能作为行业指导文件使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该条款明显不合法，已达到了限制委托人合法权利的结果，通利达律所不能仅以行业的指导性文件来确认该条款有效。而且谷明会的行为也不符合该条款中的“无故”情形，即使条款有效，也不适用。经审查，本院认证认为：鉴于谷明会对通利达律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有原件予以核对，来源合法，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争议合同条款的有效性，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谷明会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通利达律所与谷明会签订的案涉通利达律所《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与通利达律所提供的佛山市律师协会文件佛律协[2011]11号《关于印发委托代理合同（修订版）的通知》附件《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内容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案涉律师费的计算方法。一、关于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效力。（一）关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的效力。首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签订的，谷明会签约的目的是授权予通利达律所处理委托事务，代理结果归于谷明会；通利达律所接受谷明会的委托，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从代理的目的和结果归属而言，委托人对代理人权利的授予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在代理权所涉范围发出或受领意思表示的能力，即委托人对委托事项仍享有自行处分的权利并可以随时终止代理权。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愿接受调解、和解，是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作为法律服务者，在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诉讼事务中，应当尊重委托人关于接受调解、和解的自主选择，即使认为委托人的选择不妥，也应当出于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考虑提供法律意见，而不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基于多收取代理费的目的，通过与委托人约定相关合同条款以限制委托人接受调解、和解。上述行为不仅侵犯了委托人的诉讼权利，加重了委托人的诉讼风险，更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第（五）项约定，非经通利达律所同意，谷明会与争议相对方私下进行调解、和解等，则谷明会须向通利达律所付清本合同约定的全部律师费，即对谷明会自行与诉讼对方当事人调解、和解等设定了违约责任，势必影响谷明会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调解、和解等民事诉讼权利。因此，通利达律所为获取利益最大化的可能而限制谷明会行使调解、和解、撤诉、放弃诉讼请求等诉讼权利，加重了委托人的诉讼风险，侵犯了委托人在诉讼中的自由处分权，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条款无效。其次，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为通利达律所制定的格式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规定，上述争议条款限制了委托人自愿接受调解、和解的权利，亦属无效条款。（二）除上述合同条款以外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条款的效力。虽然上述合同条款无效，但通利达律所、谷明会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其他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二、关于律师费的计算。首先，从案涉代理案件2516号案、7630号案的诉求相同及通利达律所向谷明会发出的微信聊天内容反映，一审认定后一案系前一案反诉请求的延续，双方对此不持异议，本院亦予确认。其次，从两案的处理情况来看，后一案件调解以相关租赁契约不再履行、案涉商铺由广场公司收回、双方互不支付任何款项和赔偿及违约金、谷明会与佛山市南海区美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所有协议均不再履行及互不支付任何款项和赔偿及违约金结案，前一案件在此基础上以撤诉结案，但调解协议并无确定具体费用金额，故无法根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二条之约定以“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综合物业管理费本金与违约金总额与对方起诉状主张的综合物业管理费本金、违约金总额之差的18%计算；反诉部分风险律师费，按照生效裁判文书支持的返还租金本息总额的18%计算”确定律师费数额。一审鉴于通利达律所已参与2516号案、7630号案的审理并实际为此做出的工作量，及两案之间的前后承接关系等实际情况，以两案的起诉请求标的总额，参照《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之规定，结合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的计算方式和标准，核定律师费为56042.44元，扣除已付款10000元，谷明会尚应向通利达律所支付律师费46042.44元，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有鉴于此，通利达律所、谷明会分别上诉主张应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五）项、第十二条之约定计算律师费，通利达律所辩称该两案应分别计算律师费及一审认定7630号案的标的额错误，本院均不予采纳。三、关于通利达律所诉请的违约金。因双方对律师费的计算方式存在较大争议，故一审不支持通利达律所诉请的违约金，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通利达律所、谷明会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36元，由上诉人广东通利达律师事务所负担2585元，由上诉人谷明会负担95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睿审判员 李秀红审判员 曾慧元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法官助理吴升平书记员阮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