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4民再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世保，男，1988年9月25日出生，壮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文辉，广西恒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汝财，男，1983年5月20日出生，壮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 上诉人陆世保因与被上诉人朱汝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扶绥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2日作出（2015）扶民初字第434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7月12日，扶绥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1421民监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2018年11月29日，扶绥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1421民再3号民事判决。陆世保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陆世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文辉，被上诉人朱汝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陆世保上诉请求：撤销扶绥县人民法院（2017）桂1421民再3号民事判决，改判朱汝财向陆世保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从2013年12月16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事实与理由：1、陆世保提供的有朱汝财亲笔签字的《借条》和朱汝财的身份证复印件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本案双方当事人互相之间是否认识及介绍人“阿军”的个人信息不是借贷关系成立的必备条件。陆世保基于对朋友“阿军”的信任，而且朱汝财也向陆世保出具了借条和身份证复印件。陆世保长期从事放贷业务，对朱汝财的身份证复印件来源记不清楚亦符合常理。朱汝财如认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应由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2、一审法院以借款发生时朱汝财经济不困难为由主观推断其缺乏借款的动机无法律依据。3、涉案《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4、原审时朱汝财经公告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已经放弃了答辩的权利，在本案再审过程中主张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前后矛盾。 被上诉人朱汝财辩称，其不认识陆世保，也不认识“阿军”，且陆世保对“阿军”的个人信息也未能具体说明。其没有向陆世保借过款，借条是陆世保伪造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陆世保再审请求：朱汝财向陆世保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和利息（利息以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从2013年12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 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2015年4月8日，陆世保将朱汝财列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朱汝财归还其借款本金3万元及利息，并向法院提供了借款人签名为“朱汝财”的借条一份及朱汝财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该借条被裁剪成三分之一的A4纸张，其中左上角缺角，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陆世保叁万元人民币整用于砍蔗开支，日利息以4％计付”，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5日。除“朱汝财”签名及落款时间系手书外，其余内容为打印字体。原审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因查找不到朱汝财，一审法院公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相关的应诉材料，并公开缺席审理了该案。2015年8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扶民初字第434号判决，判决认定朱汝财向陆世保借款3万元的事实成立，朱汝财需归还陆世保借款3万元及利息。该判决书通过公告的方式向朱汝财送达。2017年，朱汝财以陆世保主张的3万元借款为虚假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2015）扶民初字第434号判决，案号为（2017）桂14民申14号。同年6月13日，我院组织陆世保和朱汝财进行听证，在听证会上，陆世保陈述：其不认识朱汝财，朱汝财向其借款是报朋友“阿军”的名字。其向法院起诉朱汝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提交的朱汝财身份证复印件，系借款当天两人一同在扶绥县水利局对面的文印店复印后，作为借款凭证由朱汝财向陆世保提供，借款出借方式为现金交付。庭审过程中，在是否得向朱汝财追款的问题上，陆世保或陈述为“没有追过款”，或陈述为“有电话或者到其家中追款”，还陈述为“得去东门追款，但是追谁的款不记得了”，就得追款的陈述未向法庭提供证据；对借条为何缺角及被剪裁的问题，陆世保陈述为“不记得了”。 另查明，朱汝财在工商银行开设的账户（账号为62×××94），于2013年12月5日收入存款126851元。 一审法院再审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陆世保与朱汝财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是借贷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形成合同关系的过程。在出借人仅凭借条凭证起诉，要求借款人归还借款，而借款人否认借款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法院应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当地民间借贷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对案件细节陈述等方面来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就本案来分析，首先，案号为（2017）桂14民申14号案的听证中及本案再审庭审中，陆世保及朱汝财均承认，双方互相不认识；而陆世保称，朱汝财向其借款是名叫“阿军”的朋友介绍，但“阿军”的全名及个人具体信息，陆世保均未能向法庭陈述。从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来看，以上，双方缺乏借贷的信任基础。其次，陆世保提供的借条载明，2013年12月15日借款3万元用于砍甘蔗，日利息4％；而朱汝财在2013年12月5日，收到126851元的存款。结合朱汝财居住地扶绥县东门镇及其职业为农民来看，在经济不困难，亦没有其他重大开支的情况下，去借取高利息的贷款砍甘蔗，不符合日常生活行为准则。即从民间借贷的动机来看，缺乏借款的理由。再次，陆世保与朱汝财之间为陌生人，正如陆世保所说，其本人是从事高利贷业务，朱汝财是通过中间人介绍而向其借款用于生产经营，那么两人之间的行为属于商事交易。这就要求出借人相对应具有更丰富的法律知识、更强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防控能力。纵观本案，借条最基本的合意内容之一借款期限没有约定；陆世保就其起诉朱汝财向法院提供的朱汝财身份证复印件的来源问题，在原审中向一审法院陈述时及在我院组织的听证会上表述为系两人一同在扶绥县水利局对面的文印店复印后提供，而再审庭审中表述为系朱汝财不知道在哪里复印后向其提供，两次表述不一致；就借款后是否追偿的问题，陆世保在再审中表述“没有追过款”、“有电话或者到其家中追款”、“得去东门追款，但是追谁的款不记得了”，几次表述亦是前后矛盾。以上，作为出借人的陆世保对出借款项的随意性，不符合商事交易的一般习惯，双方之间缺乏民间借贷达成合意的合理性。最后，从借条的外观来看。根据陆世保述称，涉案借条是在文印店打印，则借条最初的样子应是完整的A4纸张，但陆世保向法院提供的借条原件缺角且被裁剪成三分之一，在询问借条为何会发生变化，其表示不记得了，这也不符合出借人对借款凭证应尽谨慎注意义务的要求。以上，可以确认朱汝财与陆世保之间未形成借款合意。另，陆世保就借款的事实，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陆世保仅凭借条而主张朱汝财向其借款3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扶绥县人民法院（2015）扶民初字第43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陆世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陆世保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再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陆世保是否交付3万元借款给朱汝财的问题。陆世保不但要举证证明借贷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还要举证证明已经交付借款给借款人的事实。陆世保虽然提供了朱汝财签名的借条和朱汝财的身份证复印件，但经调查核实，本案存在如下疑点：一、二审开庭时陆世保称借条为2013年12月15日之前已经准备好的，借款当天中午双方在水利局对面复印朱汝财的身份证复印件；而在一审法院再审庭审中，却主张借条为借款当天中午双方在水利局对面打印，没有得复印身份证。二、对涉案3万元借款的来源，一审法院再审过程中陆世保主张为从赌场上带回；而在二审庭审过程中主张为和其亲戚朋友所借。三、在一审法院再审庭审询问陆世保借款后追偿的情况时，其多次的回答均不一致。故陆世保对借款经过的陈述前后不一，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未能提供已经交付借款事实的证据加以佐证。一审法院基于本案实际情况，未认定陆世保支付借款3万元给朱汝财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陆世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陆世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智忠 审判员  陆有帅 审判员  杨凤莲 二〇一九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郑 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