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8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世会，女，195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系本案死者蒙某妻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蒙云，女，1978年9月5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系死者蒙某长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蒙芬，女，1980年9月7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系死者蒙某次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蒙婧薇，女，199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系死者蒙某三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蒙品（系上诉人罗世会、蒙云、蒙芬、蒙婧薇推举的诉讼代表人），男，1974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系死者蒙某之子。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包义晋，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纳雍县文昌街道办事处松林社区（黄包包点）卫生室，住所地：纳雍县文昌街道办事处松林社区。登记号PDY63223-652242612D6001。 法定代表人：罗静，该卫生室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肖现，男，1977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系该卫生室从事医疗活动的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肖荣跃，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世会、蒙品、蒙云、蒙芬、蒙婧薇（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罗世会等五人）与被告纳雍县文昌街道办事处松林社区（黄包包点）卫生室（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黄包包卫生室）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5民初1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罗世会等五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支持罗世会等五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包包卫生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以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所鉴定意见中认定黄包包卫生室的医疗行为与蒙某的死亡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建议黄包包卫生室过错参与度在25%-35%之间为由，认定黄包包卫生室对蒙某的死亡承担35%的民事赔偿责任，系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黄包包卫生室对患者蒙某实施医疗行为，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应承担推定过错的法律责任。（1）纳雍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关于患者蒙某与松林社区黄包包卫生室医疗纠纷处理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情况报告》）第一条“黄包包卫生室的具体医疗行为人肖现于2016年5月才通过纳雍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乡村医师培训及考试，成绩合格”及该情况报告中对肖现的询问笔录“问：你是否取得乡村医师资格证；答：我有乡村医师资格证，现在已考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只是还未注册，还没有拿到”可以看出，肖现在对患者蒙某实施医疗行为时仅有乡村医师资格证，并未实际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2）一审庭审后，肖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肖现于2012年05月09日取得的村医师资格证明确载明执业类别仅为中医，但肖现在对患者蒙某实施的医疗行为（进行头孢哌酮皮试，开具头孢哌酮、地米、替硝锉、肾上腺素、扑尔敏等药物）却远远超出了中医的范畴，属于超范围行医。（3）根据《情况报告》第一条“黄包包卫生室的具体医疗行为人肖现于2016年5月才通过纳雍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乡村医师培训及考试，成绩合格及2015年乡村医生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总名单（肖现位于第203号）”可知肖现在2015年后才有可能取得乡村医师资格，但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乡村医师资格却是2012年05月09日取得的，不得不质疑其取得乡村医师资格的真实性。（4）根据2017年2月15日对肖现的询问笔录可知，在此之前肖现并未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但肖现庭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医师执业证书却是2016年12月2日签发的，与之前询问笔录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与事实不符；（5）肖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仅有2012年05月09日取得的乡村医生资格证，自始至终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过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根据《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乡村医生经注册取得执业证书后，方可在聘用其执业的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未经注册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不得执业。”的规定，肖现仅取得乡村医生资格证，并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不得执业。故，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推定黄包包卫生室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2、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所是在执业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均具有相关资质的前提下，认为黄包包卫生室的医疗行为与蒙某的死亡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并建议黄包包卫生室过错参与度在25%-35%之间的鉴定意见，不能由此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过错推定的情形。3、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所评定的黄包包卫生室的医疗行为与蒙某死亡的过错参与度在25%-35%之间过低，罗世会等五人认为过错参与度应在60%以上。黄包包卫生室处的肖现医生存在违法行医的行为且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所评定的过错参与度过低，黄包包卫生室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承担过错推定的责任。故，罗世会等五人认为黄包包卫生室的医疗行为与蒙某死亡的过错参与度应在60%以上。（二）一审法院按照35%的过错比例计算尸体停放期间的费用，对罗世会等五人显失公平且认定不合理，应由黄包包卫生室承担全部的尸体停放期间的费用。1、由于本案涉及鉴定，死者遗体在鉴定过程中必须妥善保存，尸体存放是为了案件审理的需要；2死者遗体长期在殡仪馆存放与黄包包卫生室拒绝履行与罗世会等五人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约定的赔偿义务有直接关系，黄包包卫生室应承担由此带来的赔偿责任即承担全部的尸体停放期间的费用；3如前所述，黄包包卫生室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承担过错推定的责任，尸体停放期间的费用亦不应按照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所评定的过错比例进行分摊。 被上诉人黄包包卫生室辩称，本案事实清楚，蒙某的死亡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其中蒙某因患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及高血压心脏病所致心源性猝死，医院在对患者治疗和抢救过程中，存在对病源的认识不足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作出判决并无不当，罗世会等五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从程序上说，罗世会如果对过错的划分有不同的意见，应当在一审中依法申请重新鉴定。但本案的一审程序严重违法，罗世会等五人在一审的时候当庭增加了诉讼请求，黄包包卫生室当庭要求法庭重新给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但被一审法院拒绝，已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导致黄包包卫生室诉讼权利被剥夺，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 罗世会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包包卫生室赔偿罗世会等五人因其亲属蒙某死亡所产生的损失死亡赔偿金465,280元、丧葬费29,199元、误工费19,466元、交通费5,000元、鉴定费13,100元、蒙某尸体存放在纳雍殡仪馆产生的费用37,638元，共计619,683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黄包包卫生室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世会等五人的亲人蒙某因“牙龈肿痛3+天”，于2017年2月14日上午十时就诊于黄包包卫生室，该卫生室对其予以输液治疗。次日，蒙某继续回该卫生室治疗，在输液治疗过程中，蒙某出现呼吸困难、四肢麻木等症状，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事件发生后，死者家属提出该卫生室应对蒙某死亡承担责任并要求赔偿，经纳雍县公安局及相关部门组织协调未果，因死者家属情绪激动，纳雍县公安局于2017年2月16日凌晨将死者蒙某尸体移送至纳雍殡仪馆冷冻存放。经纳雍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指派法医于2017年2月16日对死者蒙某尸体进行了尸检并对蒙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同年3月9日，纳雍文昌街道办事处、纳雍沙包镇、纳雍群工部、纳雍卫计局、纳雍卫生监督所等多部门参与，组织死者亲属代表蒙品（乙方）与黄包包卫生室（甲方）主要负责人肖现进行协商，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双方已就下列事项达成共识：1、由甲方先行支付乙方死者家属前期善后费用18万元；2、甲方于2017年3月11日中午12时前将支付给乙方的前期善后费用18万元一次性打入文昌街道办事处指定的银行账户，由文昌街道办事处按程序支付给乙方；3、乙方应根据纳雍殡葬改革工作要求，自行料理死者善后事宜后，按程序向文昌街道办事处申领甲方支付的前期善后费用；4、甲乙双方在完善本次调解达成的前期相关手续后，严格按照医疗纠纷处置程序，依法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明确甲乙双方责任，依法依规理赔；5、甲乙双方不得以此事为由，向任何单位提出超越依法处置以外的其他诉求，不得以信访、缠访、闹访或其他方式提出新的主张；6、此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若甲方违反本协议第一条及第二条规定，每迟付前期善后费用一天按照总支付金额的1‰违约金加付给乙方；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三条规定的，由乙方退还甲方前期支付的善后费用，并向甲方支付前期善后费用1‰违约金。同年3月14日，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贵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7）病鉴字第67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蒙某符合冠心病并高血压心脏病致急性心力衰竭和/或致死性心律失常猝死，属病理性死亡。罗世会等五人对该鉴定意见不服，多次向有关单位反映要求对蒙某的死亡原因重新鉴定。为此，双方未能按照2017年3月9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约定的事项履行，后经纳雍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协调相关部门多次组织医患双方进行协调未果。2017年6月21日，原告罗世会、蒙品等罗世会等五人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原告罗世会、蒙品等罗世会等五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死者蒙某的死亡原因重新鉴定并申请医疗过错鉴定。一审法院依罗世会等五人申请依法委托遵义医学院司法医学鉴定中心对死者蒙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重新鉴定。2018年2月8日，遵义医学院司法医学鉴定中心作出了遵医司鉴（2017）法病鉴字第58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蒙某的死亡原因主要考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及高血压心脏病所致心源性猝死，但不排除医源性因素参与的可能。2018年4月，一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黄包包卫生室对蒙某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其医疗行为与蒙某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同年5月21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其技术条件限制，无法完成委托事项为由作出了终止鉴定告知书。2018年6月19日，一审法院再次依法委托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对黄包包卫生室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过错大小及与死亡原因是否相关进行鉴定。同年9月7日，该鉴定机构作出贵阳市一医司鉴所（2018）临医鉴字第031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黄包包卫生室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医疗行为与蒙某的死亡之间具有间接因果关系，建议过错参与度为25%-35%。一审庭审中，罗世会等五人认为鉴定意见中关于被告的过错参与度评定过低，过错参与度应为60%以上，黄包包卫生室辩称鉴定意见中关于黄包包卫生室的过错参与度评定过高，只同意承担10%的过错参与度的责任。 一审法院另查明，死者蒙某出生于1952年2月2日，于2017年2月15日死亡，享年65岁，生前在纳雍雍熙城区居住。其尸体从2017年2月16日凌晨起至今一直停放在纳雍殡仪馆未火化。截至2018年10月16日开庭时止，产生遗体冷藏费（每天60元）36,480元，遗体接送费200元，尸袋费80元，消毒费30元，遗体抬运费50元。罗世会为死者蒙某妻子，蒙品、蒙云、蒙芬、蒙婧薇为死者蒙某子女。《纳雍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关于松林社区（黄包包点）卫生室与死者蒙某家属医疗纠纷一事调查处置报告（二）》显示：黄包包卫生室法定代表人罗静毕业于原毕节地区卫生学校中西医结合专业，主要负责人肖现负责该村卫生室的所有医疗活动。肖现于2010年7月毕业于原毕节地区卫生学校中西医结合专业，于2012年5月取得乡村医生证书，于2016年9月通过国家组织的中西医结合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成绩合格。罗静与肖现均于2015年11月通过纳雍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乡村医生培训及考试成绩合格，符合《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的规定。2015年纳雍县文昌街道办事处松林社区（黄包包点）卫生室按照村聘村用、村聘院管的原则逐级申报审批，于2016年5月31日通过校验，该村卫生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自2016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止，该许可证的办理符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该卫生室的诊疗科目为预防保健及全科医疗。黄包包卫生室主要负责人肖现提供的《医师执业证书》和《医师资格证书》显示其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资格，可在规定的执业地点纳雍境内的村卫生室执业。2017年2月14日-15日对死者蒙某的诊治、抢救行为由该村卫生室主要负责人肖现具体实施。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罗世会等五人亲属蒙某在黄包包卫生室诊疗活动中死亡，黄包包卫生室的医疗行为与蒙某的死亡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其应按法律规定承担相应过错比例的民事赔偿责任。 关于黄包包卫生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过错比例如何划分的问题。罗世会等五人的亲属蒙某因牙痛到黄包包卫生室接受诊治，根据黄包包卫生室提供鉴定的《处方笺》及《急诊留院观察病案》显示，死者蒙某第一天接受治疗后未出现明显异常，第二天在继续接受治疗过程中发生死亡事故，经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及遵义医学院司法医学鉴定中心两次死因鉴定均明确死者蒙某自身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即冠心病）并高血压心脏病，死因均属心源性猝死。对于蒙某的死亡，遵义医学院司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意见显示不排除医源性参与的可能，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认为黄包包卫生室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医疗行为与蒙某的死亡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建议过错参与度在25%-35%之间。罗世会等五人及黄包包卫生室对该鉴定意见虽有异议，但均未提交足以否定该鉴定结论的证据加以证明。因此，一审采纳该鉴定意见作为定案依据。综合死者蒙某自身因素及被告医疗行为的过错参与度考虑，一审法院酌定黄包包卫生室应对蒙某的死亡承担35%的民事赔偿责任。 关于蒙某的死亡产生的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罗世会等五人亲属死亡产生的损失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死者亲属处理后事产生的合理费用、鉴定费、因鉴定产生的交通费、精神抚慰金、尸体存放期间的合理费用等。1、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即2017年度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62,924元计算六个月为31,462元，罗世会等五人仅主张29,199元，一审法院对其主张数额予以确认。2、死亡赔偿金按照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080元计算15年为436,200元，罗世会等五人主张465,28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3、死者亲属处理后事产生的合理费用，罗世会等五人主张按2人计算10个月误工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未提交证据证实，且死者至今未火化安葬，该费用只能是死者亲属与黄包包卫生室多次协商处理期间产生的部分合理费用，一审法院酌情支持3,000元，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鉴定费用，罗世会等五人预交到遵义医学院司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费6,500元及鉴定人员2人外出贵阳提取鉴定标本产生的费用1,500元、贵阳市一医司法鉴定所的鉴定费用5,100元共计13,100元，上述费用客观真实且已实际发生，与罗世会等五人主张相符，一审法院予以确认。5、交通费，产生于罗世会等五人一方代表到遵义医学院司法医学鉴定中心及××一医参加鉴定听证等产生的费用，该费用罗世会等五人虽未提交正式票据，但确已发生，一审法院根据2人往返两地的客车费用综合考虑，酌情支持3,000元，超出此数额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6、死者蒙某尸体存放期间的费用，因尸体存放基于鉴定需要，在殡仪馆存放产生的费用只能计算至鉴定完毕双方未提交书面异议时止，罗世会等五人主张的37,638元包含有700元的火化费，该笔费用属于丧葬费范畴，不得重复主张。结合本案实际，对罗世会等五人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支持计算至本案一审开庭结束之日止为遗体冷藏费608天×60元+遗体接运费200元+尸袋费80元+消毒费30元+遗体抬运费50元共计36,840元。该费用至今未实际支付，黄包包卫生室按责任比例赔偿后，罗世会等五人自行向纳雍殡仪馆支付，对超出认定数额的停尸费，不应由黄包包卫生室分担。7、精神抚慰金，罗世会等五人主张5万元，结合黄包包卫生室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情支持2万元，该费用不再按比例分担。 综上所述，本次医疗损害事件中因蒙某死亡产生的费用为：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死者亲属处理后事产生的合理费用+鉴定费+因鉴定产生的交通费等费用+尸体存放期间的合理费用共计521,339元，按黄包包卫生室应承担的35%计算为182,468.65元，精神抚慰金2万元，黄包包卫生室共应承担202,468.65元。罗世会等五人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黄包包卫生室辩称鉴定意见过错参与度过高，仅应承担过错参与度10%责任比例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纳雍县文昌街道办事处松林社区（黄包包点）卫生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原告罗世会、蒙品、蒙云、蒙芬、蒙婧薇因蒙某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死者亲属处理后事产生的合理费用、鉴定费、因鉴定产生的交通费、尸体存放期间的合理费用及精神抚慰金共计202,468.65元；二、驳回原告罗世会、蒙品、蒙云、蒙芬、蒙婧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96元，原告罗世会、蒙品、蒙云、蒙芬、蒙婧薇承担6,696元，被告纳雍县文昌街道办事处松林社区（黄包包点）卫生室承担3,300元。 二审中，黄包包卫生室提交了一份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黄包包卫生室交纳了13,000元鉴定费，该费用应当从黄包包卫生室的赔偿金额中扣除。罗世会等五人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是肖现交纳了费用，即使是肖现交纳的也不应该由罗世会等五人承担，黄包包卫生室支付的费用并不是罗世会等五人的原因导致，不能由罗世会等五人分担。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明来源合法，但该证据仅能够证实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受纳雍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对蒙某进行死因鉴定并收取了13,000元鉴定费，且因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并非一审法院委托产生，一审法院也未采纳该鉴定意见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该证明不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也不属于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一审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对该证据，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认定。二审查明无新的案件事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对于因蒙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黄包包卫生室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规定。可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外，患者在诊疗活动中遭受损害的，应当举证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本案中，遵义医学院司法医学鉴定中心作出的遵医司鉴（2017）法病鉴字第58号鉴定意见书以及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贵阳市一医司鉴所（2018）临医鉴字第031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均是经一审法院征求罗世会等五人和黄包包卫生室的意见后，委托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机构和人员作出的鉴定意见，两份鉴定意见在表述上虽有不同，但两份鉴定意见中均载明蒙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及高血压性心脏病所致（发生）心源性猝死，也即蒙某在接受黄包包卫生室诊疗过程中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蒙某自身的身体原因。关于黄包包卫生室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遵义医学院司法医学鉴定中心作出的遵医司鉴（2017）法病鉴字第58号鉴定意见书中明确“不排除医源性因素参与的可能”，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贵阳市一医司鉴所（2018）临医鉴字第031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进一步明确“纳雍县文昌街道办事处松林社区（黄包包点）卫生室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医疗行为与蒙某死亡之间具有间接因果关系，建议过错参与度为25%～35%”，可见两份鉴定意见的内容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共同证明黄包包卫生室的诊疗行为与蒙某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也即黄包包卫生室对蒙某的死亡存在过错，且黄包包卫生室的过错仅仅是造成蒙某死亡的次要原因。结合本案实际，对于因蒙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521,339元，一审判决由黄包包卫生室承担3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蒙某尸体停放期间的费用属于因蒙某死亡造成的损失，该损失亦应由黄包包卫生室按照其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罗世会等五人要求黄包包卫生室承担全部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二审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因黄包包卫生室未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故对于黄包包卫生室二审答辩请求，本院不予审查。在罗世会等五人提交给一审法院的民事起诉状中，罗世会等五人已经明确对因蒙某死亡产生的各赔偿项目提出诉讼主张，罗世会等五人在一审庭审中仅仅是对其请求赔偿的金额进一步明确，并不存在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的问题，一审法院未按照黄包包卫生室的请求重新明确举证答辩期并无不当，黄包包卫生室称一审程序违法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罗世会、蒙品、蒙云、蒙芬、蒙婧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6元，由上诉人罗世会、蒙品、蒙云、蒙芬、蒙婧薇负担（上诉人罗世会、蒙品、蒙云、蒙芬、蒙婧薇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当事人自行到本院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世军 审 判 员 徐 洪 审 判 员 刘光全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代 珊 书 记 员 蔡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