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3刑终194号原公诉机关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夏某波,男。指定辩护人白明伟，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某兰,女。辩护人何金宝，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某,女。辩护人马振杰，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某强,男。指定辩护人陈永新，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某萍,女。指定辩护人田雪莲，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某芬,女。指定辩护人窦博琼，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杜某,女。原审被告人杜某生,男。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审理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夏某波、周某兰、张某犯组织卖淫罪，原审被告人周某强、张某萍、黄某芬、杜某、杜某生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8）粤0307刑初298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夏某波、周某兰、张某、周某强、张某萍、黄某芬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6年10月，被告人夏某波、周某兰开始承租我区龙岗街道xx路62号一至三楼经营xx休闲中心。犯罪嫌疑人郑某2(另案处理)在夏某波的指示下，到工商部门办理了法人变更和场所名称变更手续，将休闲会所名字改为“xx休闲中心”，法人代表为郑某2(实际对外仍以龙云天的名义经营)。2016年10月至2017年11月期间，被告人夏某波、周某兰雇用被告人张某、张某萍、黄某芬、杜某、杜某生、郑某2等人在该休闲中心工作。被告人夏某波、周某兰为该休闲中心股东，负责休闲中心的全面工作；被告人张某为夏某波的妻子，是休闲中心主管，负责休闲中心日常经营及人员管理；被告人周某强为周某兰的弟弟，在休闲中心担任财务，负责核对每天的营业额、做帐、出纳、发放工资等；被告人张某萍、黄某芬、杜某为部长，负责招揽嫖客、向嫖客介绍卖淫女和服务项目；被告人杜某生为服务员，负责打扫卫生、望风等。另外，该休闲中心还招揽失足女青年吴某1、游某1、苏某1、余某1、李某英、江某、梁某淇、黄某香，彭某芝，黄某梅等从事卖淫活动，如有嫖客前来休闲中心嫖娼，需要支付370元人民币，其中70元为房费交给休闲中心，300元为失足女青年卖淫所得。2017年11月24日晚，公安机关接报到该休闲中心检查，被告人杜某生闻讯，遂用对讲机意图向休闲中心其他人员通风报信，但被公安人员及时制止。随后，被告人夏某波、张某、张水萍、黄某芬、杜某、杜某生及多名失足女青年和嫖客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得知休闲中心被查封后，2017年11月25日，举告人周某兰指示被告人周某强将该休闲中心银行帐目中剩余的103700元人民币取走并转移。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物证：对讲机三部、手机三部、遥控器一个、笔记本两本；二、书证：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被告人身份材料、违法犯罪经历比对报告、扣押清单、租房合同、工商登记信息、行政处罚决定书、微信聊天及转账记录、银行交易明细、取款凭证等；三、证人罗某1、冯某1、吴某1、张某1、聂某、游某1、苏某1、刘某1、黎某、余某1、甘某1、江某、廖某1、王某、刘某2、郑某1的证言；四、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五、辨认笔录、检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等。原判认为，被告人夏某波、周某兰、张某以招募、雇佣手段，管理多人进行卖淫，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周某强、张某萍、黄某芬、杜某、杜某生，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予以协助，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张某萍、黄某芬、杜某、杜某生在庭审过程中能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杜某生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夏某波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二、被告人周某兰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三、被告人张某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四、被告人周某强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五、被告人张某萍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六、被告人黄某芬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七、被告人杜某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八、被告人杜某生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九、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对讲机三部、手机三部、遥控器一个，依法予以没收。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夏某波上诉提出：一、其在公司从未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对基层人员的培训、招聘等运营状况毫不知情，对所指控犯罪只具有协助作用；二、其从未与公司管理层发生交集，对于楼面服务人员所发生的卖淫情况一无所知；三、其从未参与卖淫活动的实施，更谈不上有组织卖淫活动、招募卖淫人员的行为；四、其在本案中未占主导地位，只是执行者。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一、上诉人夏某波并未组织卖淫女卖淫行为，其行为更符合容留他人卖淫罪；二、上诉人夏某波系初犯，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周某兰上诉提出：其只是会所的股东，并不是实际经营者，没有参与实际经营，只是参与分红。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一、上诉人周某兰作为会所股东，与从事卖淫行为的技师之间仅存在雇佣关系，不能充分证实其为了卖淫目的对涉案技师进行了雇佣、管理或控制；二、上诉人周某兰作为会所老板默许和放任了张某在会所从事组织他人卖淫活动，应当依法构成容留他人卖淫罪。原审被告人张某上诉提出：一、其并非休闲中心的主管，更不是所谓的经理；二、其对休闲中心没有任何决策权，也未参与分红，对资金更无任何支配权，所有的资料和单据也没有本人的签名和确认；三、其行为应只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四、其认罪悔罪，且系初犯、偶犯，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一、上诉人张某没有组织、策划卖淫行为，其行为只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二、上诉人张某所招聘卖淫人员与创始人招聘卖淫人员性质有本质不同；三、上诉人张某不是卖淫集团的策划者、组织者。原审被告人周某强上诉提出：其只是兼职财务，只领取正常的劳务报酬，在本案中参与程度不高，所起的作用非常轻微，原判对其量刑没有综合考虑其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量刑过重。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上诉人周某强没有主动实施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其只是涉案公司的兼职财务，负责公司收款，发放员工工资，物资采购费用的报销结账，周某强的工作是正常的履行正当的职务行为，兼职工资每月固定为人民币2000元。原审被告人张某萍上诉提出：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一、上诉人张某萍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作用非常有限，对于公司的管理、财务、人员招纳、行政制度都完全未曾参与，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二、上诉人张某萍的收入与是否参与卖淫没有直接联系，张某萍不存在促成技师提供按摩以外服务的主动性；三、上诉人张某萍认罪态度好、有坦白情节，系初犯。原审被告人黄某芬上诉提出：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上诉人黄某芬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对其适用缓刑并免除罚金。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上诉人夏某波、周某兰是否构成组织卖淫罪的问题。经查，上诉人夏某波、周某兰均供认其为该休闲会所的股东，但均否认在会所负责具体的工作，并以此为由认为他们不构成组织卖淫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的”，应当认定“组织他人卖淫”。首先，上诉人夏某波、周某兰作为该休闲会所的股东，对会所的事务完全不清楚，也完全不管理，并不符合常理，其每个月会得到分红，而分红来源于营业收入，营业收入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他们分红的多少，也关系到他们的投入会所的资金是否能够收回的问题，因此作为股东的他们，不可能不清楚会所的营业状况，而营业状况当然包括了会所所提供的服务的收费及服务内容，上诉人夏某波供认其知道该会所有推油打飞机色情服务；其次，上诉人夏某波、周某兰管理着会所的收支，周某强供认夏某波、周某兰是股东，夏某波会检查账本，他们每个月会分红一次，我算出来每月除去工资和开支之后，把纯收入给夏某波，夏某波再给钱我，我再把钱给周某兰，周某兰每月拿了纯收入的40%，会所所有的采购都是要经过夏某波或者周某兰同意的，由他们签字确认，在会所被查核后，周某兰还指示周某强将该会所银行帐目中剩余的103700元人民币取走并转移；再次，上诉人周某兰对会所的服务及人员也进行了管理，上诉人黄某芬供认周某兰是会所的老板，在月例会上说过技师服务的时候不能脱衣服，上诉人张某萍供认周某兰是老板，有时候会给我们开会，要我们做好工作，说遇到有民警来检查，就要及时用对讲机或者报警的遥控器通知一下，就是怕被民警查到我们公司有卖淫嫖娼，招聘技师她也负责，我来会所上班，是周某兰向我介绍会所的服务类型及工资提成的，服务类型包括有170元的按摩推油打飞机服务和370元的“一条龙”全套性服务，周某兰告诉我这样做就行了，这在我来之前都规定好了，证人游某1证实其是周某兰介绍去会所上班的，周某兰是其主管；最后，会所的工作人员，包括主管张某，部长张某萍、黄某芬、杜某，财务周某强，服务生杜某生均是领固定工资的，而工资来源于营业收入，根据周某强所供述的，每天有多少收入都会计入账本，夏某波会核对账本，其根据考勤来发放工资，因此夏某波、周某兰与张某、张某萍、黄某芬、杜某、周某强、杜某生就形成了事实上的雇佣关系。综上，作为会所股东的夏某波、周某兰雇佣张某、张某萍、黄某芬、杜某、周某强、杜某生等人，并通过张某、张某萍、黄某芬、杜某等人招募、管理失足妇女进行卖淫，其行为均以构成组织卖淫罪。二、关于上诉人张某是否构成组织卖淫罪的问题。经查，首先，上诉人夏某波供认张某管理会所部长，上诉人周某兰供认张某负责全面的经营管理，上诉人周某强供认张某负责整个休闲中心的管理，招聘技师和工作人员，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她安排；其次，上诉人张某萍供认其是张某介绍其去会所上班的，会所主要是张某在负责管理，上诉人黄某芬供认招技师的是张某，张某规定上班的时候一定要领遥控器，上诉人杜某供认会所主管是张某，平时开会跟工作的日常管理都是她负责；最后，证人冯某1证实张某管理整个会所，其在会所工作两个月后知道这里的技师有打飞机和做爱服务，是平时工作中通过听到和看到的事情知道的，证人吴某1证实上班第一天其就按照张某的要求通过微信给张某转了1300元入职费，上班后其就听一起上班的技师说，其们为客人提供的服务有性交和手淫，其也是这样为客人服务的，证人余某1证实“奇奇”是专门管理技师的，技师们请假都要她批，证人江某证实其到会所上班时跟经理张某签了合同，平时请假也是要张某经理批准的。由此可见，现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张某具体负责该会所的管理和经营，招募失足妇女，管理会所部长，通过会所部长控制失足妇女进行卖淫。三、关于量刑问题。原判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综合考量各被告人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予以定罪量刑，所判刑罚适当。本院认为，上诉人夏某波、周某兰、张某以招募、雇佣手段，管理多人进行卖淫，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上诉人周某强、张某萍、黄某芬，原审被告人杜某、杜某生，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予以协助，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上诉人张某萍、黄某芬，原审被告人杜某、杜某生在庭审过程中能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杜某生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夏某波、周某兰、张某、周某强、张某萍、黄某芬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辩护意见，均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钟    华审判员 杨  爱  云审判员 何  远  彬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 丘国栋（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