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0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科伟电器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山南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739851743B。投资人：孙科潮。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科潮，男，1968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日潮，男，195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觐潮，男，197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列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强，广东天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潮，男，196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诗文，广东昊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科伟电器厂（以下简称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因与被上诉人孙潮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9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潮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孙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盲目采信孙某1、孙某2、孔某及其他四表兄弟提供的证人证言，从而认定孙潮占有科伟厂30%的份额，存在不当，依法应予纠正。首先，相关证人均不具备证明本案事实的主体资格。除孙某1外，其他证人自始至终未曾参与科伟厂的实际经营，不可能对科伟厂的企业属性及股权比例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其他证人所谓的“知道”往往停留在感性认知上，其他证人在与孙潮的日常接触中，知道孙潮有参与科伟厂的经营管理及业务开拓，具有一定的职权，同时，孙潮与科伟厂的投资人即孙科潮也是兄弟关系，其他证人便先入为主地认为孙潮也是科伟厂的老板之一，但该个人感知并不能反映事实真相。况且，孙潮一审提供的各份书面证人证言均是预先打印好，无论从格式还是内容上看均高度一致，由此可见，孙潮已对各证人灌输了其占有科伟厂30%份额的观念，相关证明内容并非证人内心原始的真实认知。鉴于其他证人与科伟厂基本没有交集，故其他证人并不具备证明科伟厂股权情况的资格。因此，相关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其次，相关证人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孙潮均存在亲戚关系，利害关系错综复杂，证人与任何一方关系相对密切则足以影响其证言的真实性。证人孙某1明确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其与科伟厂之间存在劳动仲裁纠纷。因此，即使孙某1在科伟厂任职，其就本案所作的对科伟厂及科伟厂投资人孙科潮不利的证言明显不真实。而其他证人即使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孙潮均存在利害关系，但证人根据亲疏喜恶而有倾向性地站队属于常情，故一审法院根本无法确定证人的中立地位。再次，证人孙某2、孔某的证言都是传来证据，并不能有效反映案件的事实真相。且不论孙某2、孔某是否与本案各方有利害关系，其二人的证言存在严重瑕疵，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其中，孙某2知悉的情况来源于其父母，但如上所述，其父母也不具备证明科伟厂股权关系的资格，在此情况下，孙某2再转述其父母所言同样不能达到证明效果。孔某虽然也述称其听孙日潮说过孙潮占有科伟厂30%的份额，但孙日潮并不是科伟厂的投资人，孙日潮所陈述的任何事实均不能代表科伟厂及科伟厂的投资人，更不能成为孙潮占有科伟厂权属份额的依据。另外，孔某经过慎重考虑，在作证后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说明，推翻其之前提交的证人证言，即孔某在相隔很短的时间内前后陈述不一，故其证言不足以采信。最后，对于其他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依法均不应采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错误判决。本案中，科伟厂已通过工商登记核准成立，属于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不同，同时，相关证人证言并未能充分有效证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孙潮之间存在口头合伙协议，故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的规定。另外，科伟厂是孙科潮投资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并不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更没有证据证明工商登记有误。因此，一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9条的规定进行认定，明显扩大解释条文。孙潮辩称：一、凡是对案件事实情况知情的人，均有出庭作证的资格。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以证人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否认证人的资格及证言的效力，于法无据。二、一审中，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以利害关系为由否认孙某1的证人证言，但其在上诉状中却确认孙某1参与科伟厂的经营，间接承认了孙某1的证人资格及证言的效力。三、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孙潮与证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亦不足以否定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况且，证人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孙潮均有亲属关系，故证人不可能作虚假陈述，孙某2还接受过孙日潮的帮助，故相关证人证言具有可信性。四、除证人证言之外，孙潮在一审期间还提交了其他可证实孙潮参与科伟厂经营，收取分红等事实的证据材料。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虽否认孙潮提交的证据，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科伟厂虽名义上为孙科潮登记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但实为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与孙潮家庭式经营的合伙企业。一审法院根据科伟厂的实际情况，认定合伙关系以及各自的合伙份额，并无不当。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的全部上诉请求。孙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孙潮为科伟厂的合伙人，享有科伟厂30%的财产份额；2.本案的诉讼费由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南海市山南小学潮兴家用电器线材厂（以下简称潮兴厂）成立于1996年10月4日，经济类型为集体所有制，法定代表人为孙日潮，经营范围为主营两插、三插电源线。科伟厂成立于2002年3月27日，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孙科潮，经营范围为加工产销：电源线，电容，电器配件等。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一致确认其之间系亲兄弟关系。诉讼期间，孙潮申请其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的舅父孔某、兄弟孙某1、姐妹孙某2出庭作证。三人均证实科伟厂系由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合伙经营，股份比例为：孙潮30%、孙科潮20%、孙日潮30%、孙觐潮20%。另，孙潮、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的表兄弟孔庆炳、孔旭初、孔庆啟、吴铭初也出具书面证言证实上述事实。孙潮在诉讼中还提供了其参与科伟厂经营、收取款项等方面的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潮主张其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合伙经营科伟厂是否属实？如属实，孙潮占有的合伙份额是多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孙潮须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为此，孙潮提供了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一、关于孙潮提交的由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石碣村乐安股份合作经济社加盖印章的一份证明。该证明内容为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系亲兄弟关系，四人合伙经营科伟厂。但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随后提交了一份由该经济社加盖印章且有负责人孙庆昌签名的一份证明，孙庆昌在该证明中称第一份证明系在受到孙潮欺骗的情况下盖章的，该份证明不属实。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前后两份证明均为经济社出具，但孙潮提交的证明无经办人签名，而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提交的证明有经办人签名，证据形式更为完备、证明效力更强；且相关人员称前一份证明并不属实，因此，对孙潮提交的经济社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孙潮提交的加盖了科伟厂公章的证明。该证明内容亦为证实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之间系合伙关系，并称科伟厂名为独资企业、实为合伙企业。但是，该证明外观上存在严重缺陷：证明内容下方系单位地址、邮政编码、电话，与证明目的毫无关联，显然是已印制好的、对外使用的格式文件；至于被问及科伟厂的公章是如何加盖时，孙潮开始解释为系其自己加盖的，之后又称系孙科潮加盖的，前后不一。因此，该份证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在重大疑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三、关于孙潮提交的证人证言。诉讼中，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的舅父孔某、兄弟孙某1、姐妹孙某2出庭作证，另外其表兄弟四人也提供了书面证言，一致证明科伟厂系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合伙经营，且证明了各人的合伙份额。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人员均为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的共同亲属，并无证据反映证人与孙潮或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有特殊的利益关系，其地位相对中立。从证言内容来源看，孙某1在科伟厂工作多年，经常接触孙潮、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对工厂比较了解，其证言能够反映真实情况；孔某系听到孙日潮亲口承认与孙潮系合伙人，孙某2则是听父母讲孙潮与孙日潮等之间系合伙关系，虽系传来证据，但源于日常生活，比较真实可信。虽然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在庭审后提交了孔某、孔庆炳、孔旭初、孔庆啟否认其在前出具的书面证言的证明，但是，孔某系亲身出庭作证，应以其当庭发表的证言为准；其与孙某1、孙某2的证言可信度高，且能够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该三位证人的证言均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虽没有签订合伙协议，但孙潮提交了其参与科伟厂经营管理的证据，且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之间系合伙关系，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合伙经营科伟电器厂，且孙潮所占合伙份额为30%。至于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辩称科伟厂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人民法院不能无视工商登记而将其认定为合伙企业的意见，参照上述司法解释第49条“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实际为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按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对待”的规定，该点辩解意见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确认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合伙经营科伟厂，且孙潮所占的合伙份额为30%。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孙潮已预交），由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共同负担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给孙潮，一审法院不再作收退。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孙潮一审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流水反映，2006年至2013年期间，孙日潮向孙潮转账支付了多笔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款项。孙潮一审提供的录音材料反映，在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协商过程中，孙科潮多次表示“厂不是我的”；孙日潮曾称“间厂我们4个人都有份”；孙觐潮认为孙潮已经“分了这么多钱”；孙潮则要求“算清楚”“要回3成”。对此，孙科潮对“厂不是我的”的陈述解释称，当时是孙潮跟孙科潮对话时气孙科潮，孙科潮一时冲动说的，孙科潮想表达的意思是厂房不是孙科潮的，厂房是孙日潮的；孙日潮对“间厂我们4个人都有份”的陈述解释称，“4个人有份”是指是4个人都有份业务提成，孙科潮是投资人，孙科潮当然有份，而孙日潮、孙觐潮、孙潮是跑业务的，故也有提成。二审诉讼中，孙潮述称：其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在1993至1996年期间已经开始合伙，挂靠在松岗城区线材厂，当时没有牌照，技术、业务、管理都是由孙潮负责；一开始孙潮占4成股份，孙日潮、孙科潮、孙觐潮占6成股份；后于1996年成立潮兴厂，潮兴厂成立后股份变成孙潮占3成，孙日潮占3成，孙觐潮、孙科潮各占2成；潮兴厂是挂靠南海区松岗山南小学的，直到2003年国家出台政策不允许挂靠小学，潮兴厂就改为科伟厂，股份依旧是孙潮占3成，孙日潮占3成，孙觐潮、孙科潮各占2成。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确认，潮兴厂与科伟厂的经营地址一致，部分客户因为地缘位置关系，在潮兴厂注销后与科伟厂存在业务往来。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认为，孙潮在科伟厂中是跑业务的，其收入包括工资加纯利润3成的提成，孙潮每年的业务提成一般约10多万元到20多万元，多的时候有30万元。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一致确认，科伟厂在2003年至2004年期间的营业额约七八百万元，2007年开始营业额有所减少，大概为三四百万元；年利润最高时约一百多万元，有些年份利润为七八十万元或五六十万元，2016年开始亏本。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围绕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孙潮诉请确认其为科伟厂的合伙人，且享有科伟厂30%的份额；而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则认为科伟厂仅由孙科潮个人出资经营，孙潮是科伟厂的业务员。由此可见，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在于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而科伟厂的工商登记属性并不影响合伙关系的认定。对此，本院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当事人的陈述看。孙潮述称，其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早于1993至1996年期间已经开始合伙经营线材厂，开始时孙潮占4成股份，孙日潮、孙科潮、孙觐潮占6成股份，潮兴厂成立后，孙潮占3成，孙日潮占3成，孙觐潮、孙科潮各占2成，由于国家出台政策不允许挂靠经营，潮兴厂就改为科伟厂，依旧由孙潮占3成，孙日潮占3成，孙觐潮、孙科潮各占2成。对此，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亦确认，潮兴厂与科伟厂的经营地址是一致的，部分客户在潮兴厂注销后仍与科伟厂存在业务往来，与孙潮关于科伟厂成立过程的陈述相符，此其一。其二，录音材料反映的孙科潮关于“厂不是我的”以及孙日潮关于“4个人都有份”的陈述，印证了孙潮关于其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陈述，虽然孙科潮、孙日潮已对上述陈述作出解释，但其二人的相关辩解明显与上述陈述的文义相悖。其三，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确认科伟厂的年利润最高时约一百多万元，有些年份利润为七八十万元或五六十万元，而孙潮除工资收入外，每年业务提成一般约10多万元到20多万元，多的时候有30万元。据此逻辑分析，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所主张的孙潮的业务提成已占科伟厂利润的较高比例，这明显与常理不符；相反地，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所主张的孙潮的业务提成数额却能与按孙潮占比3成计算所得的分红数额大致吻合，而孙潮亦已提供了银行流水证明其在2006年至2013年期间收取款项的情况。故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的上述陈述及相关证据进一步印证了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之间的合伙关系及占股情况。其次，从证人证言看。孙某1、孙某2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孙潮均为亲兄弟姐妹，而孔某则为前述众人的舅父，即孙某1、孙某2、孔某均为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孙潮的共同至亲，故孙某1、孙某2、孔某的证人证言理应相对中立、客观。虽然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认为孙某1与科伟厂之间存在纠纷，而孙某2、孔某的证言为传来证据，但孙某1、孙某2、孔某却能一致说明科伟厂由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合伙经营及各人的合伙份额等情况，且能与上文关于当事人的陈述分析及相应证据相互印证，现亦没有证据证明孙某1、孙某2、孔某的证言为虚假陈述。因此，一审法院采信相关证人证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综合以上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认为科伟厂由孙潮与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合伙经营，且孙潮占有30%合伙份额，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科伟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科伟电器厂、孙科潮、孙日潮、孙觐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绮云审 判 员  袁秋华代理审判员  莫志恒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潘梓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