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民终11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易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升街89号蜀源大厦西楼801号。 负责人：王强，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四川易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泓峰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横丁字街13号。 法定代表人：舒建，执行董事、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益瑞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广都大道159号。 法定代表人：曹洪，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诚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候区龙祥路2号西藏花园13-1幢6楼2号。 法定代表人：曹洪，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洪，195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良仲，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易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易通律师事务所）、成都泓峰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峰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益瑞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瑞公司）、四川诚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坤公司）、曹洪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初3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易通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上诉人泓峰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舒建，被上诉人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良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易通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易通律师事务所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1.依据益瑞公司、曹洪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追加第三人申请书》中所述“申请人因解除双流县人民法院执行案中对申请人土地的查封，向廖明亮借款7000万元……便采用本案中10名原告作为共同借款人……”、《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所述“申请人从本案实际借款人廖明亮（廖小娟、任明兰、郭秀春、王诗敏、周忠立、郭道书、朱延文、郭道琼、唐长辉、肖道挺为名义借款人、程治红为廖明亮指定的经办人）处借款……”、以及2014年3月19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协议》中的出借人无程治红及在（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的起诉状中无程治红的事实，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的（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的实际出借人为廖明亮一人，该案各原告（名义借款人）对案件不享有实际权利，一审法院错误地以诉讼参与人的人数（11人）认定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的（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为群体性案件。2.（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为民间借贷纠纷，各名义出借人均受廖明亮的安排，不符合群体性案件的界定宗旨及原则。（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为民间借贷案件，各名义出借人在诉讼上具有单一性，案件类型为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商事行为，不会引发社会矛盾或者不安定的因素，不符合《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的界定宗旨及原则。3.在（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中，易通律师事务所系为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4人的代理人，并不是11名出借人的代理人。一审法院以该案原告为11人而错误认定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案件属于《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所规定的群体性案件。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已实际变更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禁止群体性案件实行风险代理的群体性案件类型，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的规定，对非群体性案件代理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一审法院片面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而不对《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禁止群体性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进行区分性理解，错误认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影响的是《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收费标准是否继续适用，而并非对《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禁止群体性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之规定作出的变更，显然错误。2.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关于收取风险代理费的约定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司法部共同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为部委规章，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效力阶层的强制性规定，即使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这一部委规章的“风险代理”规定，并不使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关于收取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无效。3.即使易通律师事务所与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之间约定的风险代理条款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仅以基本代理费为标准确认（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全部代理费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答辩称：一、（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属于群体性案件。该案为程治红等11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引发的诉讼，一审法院依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的规定，将该案界定为群体性案件是正确的；易通律师事务所提出（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的实际借款人为廖明亮1人，而不是程治红等11人的问题，在该案判决书已有论述，且该案的主体问题，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二、一审法院适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是正确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仅取消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关于风险代理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的规定，并未修改或取消《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的禁止性规定。且《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与《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不是新法与旧法的关系，而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易通律师事务所认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规定了除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之外的其他案件全部实行市场调节价，是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曲解。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关于风险代理的约定不受法律保护，不应当得到支持。四、一审法院支持易通律师事务所200万元律师费，并无不当。200万元诉讼代理费并不低于《四川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的规定。五、易通律师事务所全程参与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的借款，其清楚实际借款本金为7000万元。易通律师事务所对高于本金7000万元的部分主张30%的风险代理费，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不应当得到支持。请求驳回易通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 泓峰行公司答辩称：同意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的前述答辩意见，请求驳回易通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 泓峰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泓峰行公司不承担任何代理费；本案的一审诉讼费、鉴定费用由易通律师事务所、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泓峰行公司没有与易通律师事务所签订《四川易通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合同》（以下简称《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代理合同补充协议》。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的(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庭审中，一审被告所有当事人均未出庭,由代理人陈兴律师出庭，其在2016年6月2日的庭审中陈述“我们公司的印章都在对方手里”。而该案的代理合同签订时间是在2016年5月8日，此时印章还在该案原告手里,易通律师事务所应对自己在法庭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泓峰行公司不予认可代理合同印章的真实性,仅有法人的签字也仅限于其本人的委托代理行为,与泓峰行公司无关。一审法院对泓峰行公司依法提出的证据及陈述未做任何表示和认定，损害泓峰行公司的合法权益。二、易通律师事务所指派一名律师同时担任借款人和担保人的代理人，其代理行为存在利益冲突，并且给泓峰行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泓峰行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关于“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不应承担律师费。1.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的(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中，主债务人曹洪提供了物的担保，泓峰行公司提供人的担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主债务人与担保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而易通律师事务所指派一名律师同时担任主债务人、担保人的代理人，存在重大过错，其代理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利益冲突审查”之规定。2.易通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行为因为利益冲突，只注重维护债务人利益，却忽略了担保人泓峰行公司的合法权益，应收集而未收集主债务人曹洪提供担保物的证据，加重了泓峰行公司的担保责任，造成了泓峰行公司的经济损失。2014年3月26日，程治红代表11名债权人根据《借款担保协议》与陈傲强签订了关于担保1000万元债权的《股权质押合同》，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但该股权质押登记于2014年10月13日申请注销，并于2014年10月15日正式注销。泓峰行公司提供担保的时间系2014年10月12日。在(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的执行阶段，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泓峰行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在(2018)川01执行复9号裁定书第6页载明：“陈傲强的股权实际所有人为被执行人曹洪”，也就是说，该案陈傲强提供担保的股权系曹洪所有,该案为主债务人自己提供的担保物。若易通律师事务所在(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中提出前述担保事实，泓峰行公司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寻求保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执行复9号裁定书第9页还载明:“益瑞公司为债务设定5100万元的股权质押、益瑞公司注销质押、泓峰行公司应在相应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因泓峰行公司提出的上述问题在生效的16号判决书中未作出认定,且上述观点涉及借款案件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实际已经是对生效裁判结果提出质疑,不属于执行异议案件的审查范围”。由此说明因易通律师事务所在代理过程中遗漏应当收集而未收集的股权质押担保证据,加重了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对泓峰行公司造成了实质上的经济损失，泓峰行公司不应承担律师费。 易通律师事务所答辩称：1.易通律师事务所与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签订的《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上不仅有泓峰行公司的印章，还有曹磊的签字。2.泓峰行公司、诚坤公司在(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中都是作为债务人，不存在利益冲突。3.在(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中借款人曹洪、诚坤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财产作为担保，因而不存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的情形。4.泓峰行公司所述的陈傲强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1000万元借款，系单独的一笔借款，并非(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中的借款。易通律师事务所主张的律师费正当，请求驳回泓峰行公司的上诉请求。 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答辩称：泓峰行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与泓峰行公司是共同委托关系，应共同承担律师费，易通律师事务所是否违反了利益冲突原则，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2.易通律师事务所作为(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的受托方，并指派一名律师代理，其代理的当事人中有些是主债务人，有些是担保人，确实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如泓峰行公司认为易通律师事务所损害其作为担保人的利益，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易通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其代理的(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减少本金金额的代理费计23104050元及（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减少利息金额的代理费（以7701350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总和的30%）；2.判令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自2016年12月14日起以231040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付款义务时止的迟延履行支付代理费的资金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5月8日，甲方益瑞公司、泓峰行公司、诚坤公司、曹洪与乙方易通律师事务所签订《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编号：川易通代字第2016022号），约定甲方因民间借贷纠纷委托乙方进行代理，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陈兴律师代理本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费详见《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合同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本次终审程序终结（一审、二审、调解、和解、撤诉、仲裁或有关文字结论）止有效。 2016年5月8日，甲方益瑞公司、泓峰行公司、诚坤公司、曹洪与乙方易通律师事务所签订《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因与廖小娟、任明兰、郭秀春、王诗敏、周忠立、郭道书、朱延文、郭道琼、唐长辉、肖道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委托乙方代理，在双方签订《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明确相关委托代理事宜，订立补充协议条款如下：一、甲方就上述案件委托乙方代理，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并指派陈兴律师为该案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二、代理期限自本协议签订日至二审终结时止。三、代理费及其支付：1.甲方向乙方支付基本代理费人民币200万元，该代理费在签订本协议后向乙方付清；若裁判或调解认定的本金金额低于诉请本金金额的，甲方按该差额部分对应的本金及利息的30%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该两部分代理费合并计算。2.若该案在一审终结的，乙方的代理期限至一审终结时止。3.以上代理费为不含税金额。4.甲方应在领取终审判决后的5日内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四、本《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与甲乙双方所签订的《四川易通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合同》不一致的，以本《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为准。五、本《代理合同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014年12月12日，廖小娟、任明兰、郭秀春、王诗敏、周忠立、郭道书、朱延文、郭道琼、唐长辉、肖道挺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曹洪、诚坤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共计20287.863万元，被告泓峰行公司、益瑞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4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该案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曹洪、诚坤公司归还欠款14701.35万元；2.判令曹洪、诚坤公司以上述欠款为基数从2014年3月1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至全部欠款本息付清之日止；3.由被告泓峰行公司、益瑞公司对上述全部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案件审理中，程治红申请作为原告参与诉讼，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准许。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曹洪、诚坤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程治红、廖小娟、任明兰、郭秀春、王诗敏、周忠立、郭道书、朱延文、郭道琼、唐长辉、肖道挺借款7000万元及利息（其中利息的计算为：以70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14年5月25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被告泓峰行公司、益瑞公司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驳回原告程治红、廖小娟、任明兰、郭秀春、王诗敏、周忠立、郭道书、朱延文、郭道琼、唐长辉、肖道挺的其他诉讼请求。（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于2016年11月24日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审理过程中，泓峰行公司申请对《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上法定代表人“曹磊”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该院于2017年12月21日委托四川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进行司法鉴定，四川求实司法鉴定中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一致确认，以2017年9月21日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4行初45号案件《证据质证笔录》上“曹磊”的签名字迹为样本，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川求实鉴（2017）文鉴89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2016年5月8日《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上的‘曹磊’签名字迹，与2017年9月21日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证据质证笔录》[（2017）川0104行初45号]上的‘曹磊’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 一审法院认为，《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易通律师事务所主张依据《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收取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二、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泓峰行公司、曹洪是否应当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以及律师费的具体金额。对此，评析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律师收费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司法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授权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关于“本《指导意见》所说的群体性案件，是指一方当事人众多（十人以上）、基于同一或类似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而引发的共同诉讼或非诉讼（包括调解、裁决、仲裁、复议等）案件”之规定，（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的原告为11人，属于《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所规定的群体性案件。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是全国范围内适用的律师服务收费的指导性规章，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因提供法律服务向委托人或服务对象收取费用应当符合《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有关对群体性案件收取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明显违背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中的禁止性规定，易通律师事务所在应当明知《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相关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与各被告在《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对群体性案件约定风险代理费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其要求各被告按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易通律师事务所提出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第一条第（四）项“除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包括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提供的下列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1.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2.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3.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之规定，本案所涉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的群体性案件收费应当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意见。对此，该院认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第一条第（四）项有关对部分律师服务收费不再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规定，影响的是《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中关于“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的收费标准是否继续适用的问题，并非对《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中关于禁止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之规定作出的变更。故易通律师事务所的该意见，该院不予支持。 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泓峰行公司、曹洪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基本代理费200万元，该代理费在签订协议后付清。易通律师事务所已按约履行了（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的代理职责及代理事务，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泓峰行公司、曹洪应按约于2016年5月8日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基本代理费200万元。因其未按约支付该基本代理费，故易通律师事务所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延迟支付代理费的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泓峰行公司、曹洪应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从2016年5月8日起至律师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综上，易通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二、三款之规定，判决：一、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泓峰行公司、曹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6年5月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则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易通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96800元，由易通律师事务所负担174000元，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泓峰行公司、曹洪负担22800元。鉴定费7500元，由泓峰行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易通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的证据： 第一组证据：《管辖权异议申请书》、(2015)川民管字第25号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73号民事裁定书、《追加第三人申请书》，拟以此证明诚坤公司、益瑞公司、泓峰行公司、曹洪均认可(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中出借人虽名义为11人，但实际出借人为廖明亮1人。 第二组证据：《借款担保协议》《补充协议》、常驻人口详细信息、(2017)川01民终4948号民事判决书、(2015)成民初字第01494号民事判决书、成都长居房地产营销代理公司章程、指定代表或者授权委托代理人证明、《授权委托书》、（2015）川民初字第16号庭审笔录，拟以此证明(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中廖磊与廖明亮系父子关系，廖明亮与郭道书系夫妻关系，任明兰、王诗敏是廖明亮的侄儿媳妇，郭道琼是廖明亮妻子郭道书的姐姐，朱延文是郭道琼的丈夫,其余被告均与廖明亮系亲友关系，该案中出借人虽名义为11人，但实际出借人为廖明亮1人。 第三组证据：2014年10月12日的《欠条》，拟以此证明曹洪已向债权人声明其是诚坤公司、益瑞公司、泓峰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易通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行为并不存在利益冲突。 第四组证据：（2015）成民初字第423号民事判决书，拟以此证明泓峰行公司上诉所称程治红与陈傲强签订关于担保1000万元债权的《股权质押合同》，与(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中7000万元借款无关，就该1000万元借款程治红已另案起诉主张，泓峰行公司主张易通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行为损害其利益的事实并不存在。 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的质证意见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前述证据均不能达到易通律师事务所的证明目的，且(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的借款主体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泓峰行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 泓峰行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的证据： 第一组证据：2017年5月5日泓峰行公司登报的《声明》，拟以此证明曹洪已于2013年9月22日退出公司经营，其在外的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与泓峰行公司无关。 第二组证据：对益瑞公司与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进行公证的《公证书》，拟以此证明易通律师事务所指派一名律师担任主债务人和担保人的代理人存在利益冲突。 易通律师事务所的质证意见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声明》的登报时间为2017年5月5日，且有悖于客观事实，泓峰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曹洪。《公证书》涉及的债务是益瑞公司向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借款，与(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泓峰行公司所主张的证明目的。 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的质证意见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前述证据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认证意见为：对易通律师事务所提交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其关联性与证明力由本院结合案件审理情况依法据实认定；对泓峰行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声明》的关联性与证明力由本院结合案件审理情况依法据实认定，对《公证书》的关联性与证明力不予采信，该《公证书》所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与(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不具有关联性，与本案亦不具有关联性。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1.2017年5月5日，泓峰行公司在《成都晚报》第5版刊登《声明》，主要内容是：“泓峰行公司原股东曹洪已于2013年9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退出公司经营。其在外的一切行为均属个人行为与我公司无关。其退出公司经营后在外如有跟我公司有关的合法债权，请于声明之日起尽快电话联系我司，我司将对合法的债权进行登记清偿，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2.关于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30%风险代理费问题，根据2018年5月25日的一审庭审笔录第4页、第5页、第6页记载，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对于风险代理部分，双方没有讨论，不予认可”“原告当时打印合同之后直接让曹洪签字，曹洪没有看，没有告知曹洪有30%的风险代理费”“原告在签订代理合同时没有将收费标准向曹洪进行告知，程序违反规定”。易通律师事务所陈述：“关于合同约定风险代理费的问题，曹洪签订代理协议时是看了之后再签订，且合同是打印件”“我与曹洪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以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为准”。二审庭审中，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陈述：“当时陈兴律师就30%代理费的约定没有与曹洪进行协商，而是陈兴律师将代理合同打好后到曹洪家里叫曹洪签字，曹洪不识字，他只知道有200万的代理费”。 3.(2015)川民初字第16号一案执行过程中，泓峰行公司向执行法院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该院驳回其异议后，其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该院作出（2018）川01执复9号执行裁定，驳回其复议申请。（2018）川01执复9号执行裁定书第8、9页记载：“关于泓峰行公司所提‘本案涉及借款人益瑞公司以其自有不动产为借款设定抵押担保、应先执行借款人的抵押物，以及益瑞公司为债务设定5100万元的股权质押，益瑞公司注销质押，泓峰行公司在相应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的问题。因泓峰行公司提出的上述问题在生效的16号判决中并未作出认定，且上述观点涉及借款案件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实际已是对生效判决结果提出质疑，不属于执行异议案件的审查范围”。 4.2014年3月26日，程治红与陈傲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陈傲强以其在益瑞公司的5100万元股权质押给程治红，作为其向程治红借款1000万元的还款担保。双方对此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2014年10月13日，双方申请办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该股权质押登记于2014年10月15日被注销。陈傲强所持益瑞公司的5100万元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为曹洪，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5.2014年3月26日，程治红与陈傲强签订《借款（担保）协议》，约定陈傲强向程治红借款1000万元。程治红就该笔借款于2015年1月7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对此作出（2015）成民初字第423号民事判决。 本院认为，根据易通律师事务所、泓峰行公司的上诉理由与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易通律师事务所、泓峰行公司的答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关于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是否有效，易通律师事务所主张的代理费应否予以支持；案涉《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对泓峰行公司有无约束力，泓峰行公司是否应当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 一、关于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关于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是否有效，易通律师事务所主张的代理费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司法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授权联合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一）代理民事诉讼案件；（二）代理行政诉讼案件；（三）代理国家赔偿案件；（四）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或自诉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五）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律师事务所提供其他法律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婚姻、继承案件；（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根据上述规定，风险代理的适用，必须是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且委托人被告知实行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本案中，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称易通律师事务所在签订委托协议时未向其告知政府指导价，而易通律师事务所在案件审理中既未主张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实行风险代理前向委托人履行了相关的告知义务；易通律师事务所主张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以案涉《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而案涉《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的内容中并不包含关于向委托人告知政府指导价的内容。在此情况下，《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前提条件尚不满足。 关于易通律师事务所主张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第一条第（四）项已实际变更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禁止群体性案件实行风险代理的群体性案件类型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律师服务（刑事案件辩护和部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代理除外）。除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包括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提供的下列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1.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2.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3.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该规定相较于《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律师服务收费范围作了进一步放开。但实行市场调节价与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并非同一概念，对允许实行市场调节价范围内的律师服务收费事项，当事人可以根据具体案件类型和协商确定的具体情况单独或综合采取固定收费、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计时收费、风险代理等具体收费方式。易通律师事务所的前述主张，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第一条第（四）项规定的本意不符，不能成立。如前所述，《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对律师服务收费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条件和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为保障委托人的知情权，受托律师事务所亦应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就本案而言，易通律师事务所因未履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告知义务，其主张适用风险代理收费的前提条件不具备，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的风险代理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对易通律师事务所要求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按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的其他内容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于易通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律师服务，应如何收取费用的问题。本案中，易通律师事务所基于其诉讼请求主张的风险代理费已达到风险代理收费的最高收费金额标准，故未主张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基本代理费。对此，本院认为，在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的风险代理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基于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关于基本代理费的约定确定支持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费200万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所适用依据确有不当。但参照现行四川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及相关的律师服务收费办法，综合考虑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的(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的法律关系复杂程度、代理工作覆盖的诉讼阶段及付出的相应服务等因素，亦应酌情确定易通律师事务所应当收取的代理费，一审法院所确定的200万元代理费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数额并未背离易通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价值，并无明显不当，本院对该处理结果予以支持。至于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的(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是否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第一条第（四）项规定的“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因已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故无进一步审查认定的必要。 二、关于案涉《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对泓峰行公司有无约束力，泓峰行公司是否应当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的问题 首先，案涉《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均加盖泓峰行公司公章，泓峰行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曹磊在《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予以签字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上述合同对泓峰行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泓峰行公司关于其未与易通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泓峰行公司上诉主张(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项下存在主债务人曹洪以自有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的情况，易通律师事务所指派一名律师同时担任借款人和担保人的代理人，其代理行为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陈傲强（实际权利人为曹洪）曾以其所持有的益瑞公司5100万元股权向程治红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双方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明确是为程治红提供的1000万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提供质押担保的时间、债权金额，均与（2015）成民初字第423号案项下1000万元借款相吻合。易通律师事务所据此主张泓峰行公司所称质押担保事实，系对（2015）成民初字第423号案项下的1000万元借款提供的担保，与(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无关，具有合理性。泓峰行公司关于曹洪系为(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项下的7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泓峰行公司提交的2017年5月5日登报的《声明》，其内容与易通律师事务所二审提交的2014年10月12日的《欠条》内容相矛盾，鉴于该《声明》系泓峰行公司单方发布，在缺乏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对其内容难以直接采信；且即使根据该《声明》的内容，也尚不足以认定易通律师事务所在(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中同时担任借款人和担保人的代理人存在利益冲突，对泓峰行公司的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案涉《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对泓峰行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判令泓峰行公司与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共同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承担支付代理费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易通律师事务所、泓峰行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主要案件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处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6263.56元，由四川易通律师事务所负担181800元，由成都泓峰行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4463.5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 静 审判员 邓长玉 审判员 兰 娟 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 向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