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9民初33691号原告：赵燕，女，198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文强，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张富全，男，199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王盛结，男，199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塘沽路****。原告赵燕与被告张富全、第三人王盛结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文强律师，被告张富全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盛结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剩余转让款125,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以125,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30日，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合伙经营“岸花料理”项目(以下简称合伙项目)，其中原告出资165,000元，合伙份额为10%。2018年7月19日，原、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协商原告退出事宜，未果。2018年8月9日，原、被告口头达成协议，被告同意以165,000元受让原告持有的合伙份额，并承诺于2018年10月中旬前分期付清。当日，在被告要求下，原告向其发送银行卡号，因双方已就转让对价达成一致意见，故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没有提及价款。2018年9月8日，被告支付4万元，余款125,000元经多次催讨至今未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其从未就合伙份额转让及转让价款与原告达成一致意见。原告称被告于2018年8月9日同意受让，但2018年8月23日原告仍在微信中提出向案外人转让合伙份额，故原告所称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原告于2018年7月19日提出退伙并要求返还出资款165,000元，被告及第三人则提出合伙项目处于亏损状态，根据《合伙协议书》的约定，合伙人不得在经营不利时退伙，即使退伙亦应提前半年通知其他合伙人且须按比例分担亏损，因原告不同意分担亏损，致该日三方协商未果。后因原告坚持退伙，在未对合伙项目进行结算的情况下，被告及第三人同意原告退伙并返还其出资款8万元，故于2018年8月9日要求原告发送其个人银行账号。此外，本院2018年12月4日的诉前谈话笔录中，被告表示其曾于2018年8月与原告口头协商合伙份额转让事宜，但转让价款未谈妥，转账给原告的4万元系原告个人借款。2019年1月23日的证据交换笔录中，被告起初表示，2018年8月初，其与原告就合伙份额转让达成一致，转让对价6万元，但没有约定支付时间，后又辩称6万元系退伙费用。2019年2月20日的证据交换及庭审笔录中，被告辩称其从未同意受让原告的合伙份额，此前因为不清楚退伙和转让的法律意义，而且受到原告代理人的误导，以为转让就是退伙的意思，现明确辩称意见为原告当时提出的是退伙，被告与第三人已同意返还其8万元作为退伙结算款。第三人述称，原告于2018年7月19日提出退伙，并要求双倍返还出资款，第三人与被告表示合伙项目一直亏损，不可能双倍返还，如果原告坚持退伙，应根据合伙项目账上资金情况按比例分配。此后，三方再未当面协商。原告通过电话、微信等多次向第三人索要出资款，并要求第三人购买其合伙份额，最后一次是在2018年10月9日，第三人未予同意。原告确曾提出由案外人受让其合伙份额，但第三人与被告没有同意。被告在与第三人的沟通中，曾提及原告多次向其催讨钱款，但没有说明具体数额，被告还表示，如果原告坚持退伙就让她退，第三人对此没有表态。因此，第三人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原告退伙，三方也没有就返还原告退伙结算款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10月，第三人将其出资535,000元作价20万元转让给被告，双方约定待转让款支付完毕后，第三人将《合伙协议书》交还被告。第三人知晓被告曾向原告转账4万元，但不清楚该笔款项系被告个人支付的转让款还是代合伙体支付给原告的退伙结算款，在第三人退出时，被告称其最多再给原告2万元作为了结。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案外人蔡小健出庭作证，称原、被告原系其公司员工，知晓双方合伙事宜，也知晓原告出资为165,000元。2018年7月至8月左右，原、被告因为房屋租赁产生矛盾，被告称店铺不亏损，希望继续合作，而原告不同意并提出将合伙份额原价转让给被告，被告同意受让，当时证人也在现场。此后的9月份，在原告要求下，证人找到被告协调付款，被告表示无法支付，也没有明确具体的付款时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1、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的《合伙协议书》一份，约定合伙经营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XXX号XXX-XXX室(房屋租赁合同为103/104室)岸花慢怡精食料理项目，合伙期限10年，自2017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原、被告及第三人分别出资165,000元、950,000元、535,000元，共计1,650,000元，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退伙需有正当理由，不得在合伙不利时退伙，退伙需提前6个月告知其他合伙人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退伙后以退伙时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不论何种出资，均以金钱结算，未经合伙人同意而自行退伙给合伙造成损失的，应进行赔偿；出资的转让，允许合伙人转让自己的出资，转让时合伙人有优先受让权，如转让给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对第三人应按入伙对待，否则以退伙对待转让人；被告为合伙事务负责人，有权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对合伙事业进行日常管理，出售合伙的产品(货物)、购进常用货物，支付合伙债务，其他合伙人有权参与合伙事业管理，听取合伙负责人开展业务情况的报告，检查合伙账册及经营情况，共同决定合伙重大事项。2、2017年7月27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0万元，备注为“上海滩房租押金”；2017年8月20日，被告向原告转账8万元；8月21日，原告向案外人薛怀丹转账135,000元，备注为“工程款”；8月24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万元。上述款项合计，原告共交付出资款165,000元，被告对此予以确认。3、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的主要内容：2018年8月9日，原告向被告发送银行卡号，8月14日，原告称“楼下东西我已经搬得差不多了，还有一些实在没地方放，我和吉总说了先暂放一下。明天我过来把合作协议书给你，祝你生意兴隆，越来越好”，8月21日，原告称“你等会把他叫到店里吧，事情总归是要解决的……”，8月22日，原告称“你今天先给我5万吧，我下午急用，谢谢”，被告对上述微信内容均未回复；8月23日，原告称“昨天我朋友看上这个地方了，要不然我就把股份转给他吧，他们也是做餐饮服务行业的，这样你们说不定还可以有更好的合作”，被告回复“我们不同意；9月3日，原告称“你们怎么说了，钱什么时候退我？”，被告回复“你回来了？”；9月8日，原告称“你今天先给我转5万，我有急用”，被告回复“好”并通过微信转账4万元，原告称“才4万，你什么时候空，我把合同拿过去”，被告回复“钱给完了再给吧”；9月28日，原告称“有没有2万”，被告回复“最近生意不好，连现金流都没有”；10月11日，原告称“今天给我5万吧，我要交房租了”，被告回复“没有，这样吧，小王那边也要退，我们转让吧”，原告回复“你想好，我都行”，被告回复“想好了”，原告回复“你看着办吧”。4、原告与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的主要内容：2018年10月9日，原告称“我的股份你俩谁买”，第三人回复“我没钱，你找张总，我也在找他退股”，原告回复“刚刚找他了，他说没钱，我说卖给别人，他还不同意”。另查明，馔赢(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馔赢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13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为被告。原、被告及第三人确认，涉案合伙项目以馔赢公司名义对外经营，该公司按季度向税务机关申报的财务报表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未分配利润均为负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是否就合伙份额转让达成合意；二、如双方达成相关合意，相应的对价是否明确。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与被告口头达成合伙份额转让合意，被告则辩称原告系退伙，虽然合伙项目未结算，但其与第三人同意返还原告8万元作为退伙结算款。本院认为，《合伙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及第三人应当共同遵守，按约履行。涉案合伙项目虽以馔赢公司名义对外经营，但就内部关系而言，基于《合伙协议书》的约定，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有权参与合伙事务管理，共同决定合伙重大事项，三方亦对各方合伙份额、合伙人身份予以认可。根据涉案协议及相关法律规定，退伙是指在合伙体存续期间，合伙人退出合伙体，丧失合伙人资格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合伙人身份的退出以及全体合伙人对于合伙财产的结算退还。而合伙份额转让是指合伙人将其持有的合伙份额以一定的对价让与其他合伙人或者合伙体之外的主体，最终结果可能导致事实上的退伙，但其本质上属于个人财产处分行为，一般不会引起合伙财产的变动，故与退伙情形存在明显区别。就被告辩称的退伙进行分析。首先，根据被告陈述，系因原告坚持退伙，其与第三人无奈同意，但《合伙协议书》并未约定被告拥有独立决定合伙人退伙的权利，且第三人称其从未明确同意原告退伙，事后亦未追认，故被告陈述显然与第三人相左。其次，退伙通常伴随着合伙项目的结算，但本案中，三方明确表示合伙项目没有结算，即使不通过结算而是由各方协商确定退伙结算款，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原告及第三人认可8万元结算款。再次，被告已向原告支付4万元，对于该笔款项的性质，被告在审理中先后分别陈述为借款、转让款以及退伙结算款，又称受原告代理人误导，不清楚转让与退伙的含义，但《合伙协议书》中就合伙份额转让与合伙人退伙的情形及条件分别进行了约定，被告本人持有该协议书,且作为合伙负责人，应当知晓二者的区别，故被告存在反言，有违诚信原则。最后，即便如被告所称4万元系退伙结算款，也应由合伙体支出，被告虽辩称其作为合伙负责人先行垫付，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因此，本院对被告关于返还原告钱款系退伙结算款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就原告所称的合伙份额转让分析。本案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三方曾于2018年7月19日共同协商原告退出一事不持异议，而原告若要实现退出合伙的目的，存在退伙、对内转让、对外转让三种途径。原告曾提出对外转让，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原告还曾向第三人提出转让，第三人不同意受让。原告无法通过对外转让、对第三人转让实现退出，而基于上述分析，并无证据表明各方对原告退伙事宜达成一致，故原告向被告转让合伙份额实现退出目的的可能性较大。现被告已经实际支付4万元，当原告询问何时交还《合伙协议书》时，被告称“等钱给完了再给吧”，从常理而言，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一般不会在未与相对方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先行付款。综上，结合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及被告支付款项的行为，可以得出双方就合伙份额转让存在口头协议。因此，对于原告主张已就合伙份额转让达成一致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至于转让的对价，因价款并非此类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对价是否明确不影响合同的有效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转让对价为165,000元，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双方就此存在明确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就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双方未能达成补充协议，且合伙份额转让对价的厘定受多重因素影响，也无可供参照的交易习惯，原、被告亦未在本院组织下协商一致，故本院结合在案证据依法推定合伙份额转让对价。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原告称“你今天先给我转5万吧，我有急用……”，被告当日支付4万元并称“等钱给完了再给吧”，表明钱款尚未支付完毕，此后原告再次索要2万元、5万元时，被告未明确表示反对或否定，仅回复“没有”或“生意不好”，从该等陈述可以推断被告至少对转让对价为9万元不持异议。至于第三人所称被告向其提及再支付原告2万元了结纷争，因其并非合伙份额转让的当事方，也无证据表明其曾参与斡旋，该陈述无法作为推定转让对价的依据。综上，本院依法推定合伙份额转让对价为9万元，超出部分，因原告未有相应证据证明，本院难以支持。现被告已经支付原告4万元，剩余5万元理应继续支付。此外，对于原告请求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富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燕剩余转让款5万元；二、驳回原告赵燕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25.66元，减半收取为1,412.83元，由原告赵燕负担847.70元，被告张富全负担565.1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施剑蓉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