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民终11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巧芳，女，1966年0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钦权，浙江金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晨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白云街道兴平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793377317C。 法定代表人：赵晓红,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芸，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军华，男，1975年9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东阳市。 原审被告：凌海波，男，1969年03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瑞安市。 原审被告：董明芳，男，1968年07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云，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瑞安市飞云江农场，住，住所地：浙江省瑞安市东山街道下埠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1145614142L。 法定代表人：贾应勇，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心海，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章伟，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巧芳因与被上诉人晨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阳公司”）、徐军华、原审被告凌海波、董明芳、瑞安市飞云江农场（以下简称“飞云江农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381民初10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巧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晨阳公司、徐军华就返还上诉人外墙涂料保证金6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其中20万元自2015年5月19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其中20万元自2015年8月2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其中20万元自2015年12月1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一由一案的基本原则，属于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之规定，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诉争的返还100万元保证金的诉求时，就当事人提出的19万元借款应告知上诉人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另行起诉而不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而诉争的100万元保证金和19万元借款在法律关系上并没有从属关系，也没有应当合并审理的法律事由，一审法院将19万元借款在本案中一并裁判属于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应当予以发回重审。二、徐军华作为晨阳公司在温州瑞安发达华庭项目的项目经理和实际负责人，与上诉人所签协议和收取保证金的行为，构成履行职务行为。1.涉案工程所有对外公示的文件中均显示中标施工单是晨阳公司，且晨阳公司和徐军华之间签订的《经济责任承包合同》符合内部承包合同的构成要件。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一条规定，只要施工企业能采取措施、分派人员直接参与工程施工、对外直接向发包人承担合同上的权利和义务，就应认定为内部承包，而不应认定为挂靠。同时《经济责任承包合同》签订时间在发包人飞云江农场、温州市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承包人晨阳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后，也符合内部承包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结合本案，晨阳公司承包了温州瑞安发达项目后，将项目通过内部承包的方式，由徐军华和凌海波具体负责，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在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徐军华与上诉人签订协议约定并将防水工程、外墙涂料工程承包给上诉人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构成对晨阳公司的有效代理，收取保证金的行为和效力当然及于晨阳公司。其中，防水工程的合同由徐军华代表晨阳公司签署，并收取了40万元保证金。因上述工程并未由上诉人实际施工，而是由徐军华另行承包给了他人，就算一审法院认定该分包协议无效，也不影响上诉人要求晨阳公司、徐军华就退还外墙涂料工程60万元涉案保证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徐军华有相应的代理权限，符合善意无过失。就算法院认定其不构成履行职务行为，也应参照表见代理进行处理，由晨阳公司承担退还外墙涂料工程60万元保证金及利息的责任。在2015年期间，徐军华一直作为温州瑞安发达华庭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工地上所有事宜一直均由其进行处理、决断。在徐军华与上诉人协商将防水工程、内外墙涂料工程承包给上诉人时，徐军华出示了与晨阳公司之间的《经济责任承包合同》，并向上诉人说明：“承包合同已经说明这个工程是全权负责的，我这边给你谈好就行，我可以拍板的，公司那边盖章就是走个流程备案而已”。另外在2015年年底，工地上曾出现部分材料商追讨货款、农民工讨薪的情况，均是由徐军华代表晨阳公司签字，保证金也是支付到晨阳公司并由晨阳公司项目部盖章，一审法院作出了正确的裁判。而作为外墙涂料工程的60万元部分，其中10万元，也是按徐军华的要求，直接支付给了一个钢筋的材料供应商。徐军华作为项目的负责人，也多次出现在和业主沟通的会议纪要上。上述种种情况，作为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善意无过失地相信徐军华具有相应的代理权，就算徐军华并没有晨阳公司明确授权不构成履行职务行为，也已经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基于此，晨阳公司对外应承担返还外墙涂料工程60万元保证金及其利息的法律责任。3.徐军华就外墙涂料工程与第三人朱堆正签订的《建筑工程外墙真石漆合同》，晨阳公司工程项目部盖章，应视为对徐军华身份和授权的认可。徐军华在与上诉人签订《协议》约定内外墙涂料承包给上诉人，并向上诉人收取60万元保证金后，并未将工程承包给上诉人，而是另外承包给第三人朱堆正并签订了《建筑工程外墙真石漆合同》，晨阳公司就该合同盖章进行了确认。晨阳公司在一审中辩称徐军华与其公司没有关系，并没有给予任何授权的说法明显不成立。实际情况是徐军华当时以项目部的名义和上诉人就内外墙涂料签署正式合同后，徐军华谎称未将项目部的印章待在身上，需要将合同带回盖章。而上诉人将两份合同交给徐军华后，徐军华一直找借口推脱至今未还。而该份证据上诉人因非自身原因无法提供，但是这并不影响双方就合同履行达成协议，且上诉人按约缴纳了60万元保证金的事实。4.晨阳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辩称本案诉争100万元系工程保证金已经构成自认，法院应当予以裁判。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尚无证据证明徐军华于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的所借款项是用于本涉案工程的建设，判决晨阳公司不承担自认实属不妥。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及房屋相关纠纷案件若干实务问题的解答》之规定，结合本案，虽然后续的60万元保证金是徐军华通过借条的形式出具的，但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上述款项系保证金，对保证金约定了利息也系双方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至于上诉人缴纳了60万元保证金后的具体用途，上诉人知道的是其中10万元直接支付给了一位钢筋材料供应商，至于其他部分，上诉人确实不知情，而晨阳公司和徐军华也没有责任和义务向上诉人进行反馈。一审法院应当责令晨阳公司就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徐军华没有代理权限进行举证，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上述借款用于工程所需而驳回上诉人该部分诉求不仅对款项性质的确认有误，也有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应当予以纠正。当庭补充如下：其要求被上诉人晨阳公司与徐军华共同偿还60万元保证金，关于19万元借款同意一审的判决，上诉人明确表示撤回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 被上诉人晨阳公司辩称，上诉人主张的60万元并不是何巧芳承包涉案工程的保证金，该60万元系何巧芳与徐军华的私人借款，与被上诉人晨阳公司无关，应当由徐军华个人承担返还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责任。一审中，晨阳公司提交过一份已经返还给何巧芳10万元保证金的电子银行回单复印件，因为不是原件，所以一审法院没有予以认定。现晨阳公司二审补充提交该证据的原件，请求二审法院予以处理。 被上诉人徐军华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供书面的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董明芳辩称，一、上诉人何巧芳就一审判决驳回其对董明芳的判决内容没有提出上诉请求，也没有提出新的事实与理由。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上诉人何巧芳对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对董明芳诉请的判决内容没有任何异议，故该部分不属于二审审查范畴。二、从涉案上诉人何巧芳提供的债权凭证分析，上诉人何巧芳上诉请求中的60万元债务是上诉人何巧芳与被上诉人徐军华之间因借贷法律关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董明芳不是前述上诉人何巧芳与被上诉人徐军华借贷法律关系中的担保方，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对董明芳的诉请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即便上诉人何巧芳上诉请求中的60万元债务属于工程保证金，那么上诉人何巧芳不是实际施工人，董明芳也不是发包人、转包人或者违法转包人。因此，上诉人何巧芳主张董明芳承担连带责任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何巧芳主张上诉请求中60万元的借款款项是工程保证金的依据不足。1.根据目前上诉人何巧芳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上诉请求中60万元的借款款项是被上诉人徐军华个人向上诉人何巧芳的借款款项，且上诉人何巧芳也没有证据被上诉人徐军华的借款行为是经晨阳公司授权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借款款项汇入晨阳公司的银行账户。2.上诉人何巧芳主张其承包涉案工程内外墙涂料工程的依据不足。上诉人何巧芳是涉案工程的工地资料员，上诉人何巧芳并不具备承包内外墙涂料工程的基础条件，且上诉人何巧芳提供有关内外墙涂料工程承包内容的协议书也仅仅只有被上诉人徐军华的个人签名，与涉案其他工程分包协议除了被上诉人徐军华签字外还加盖项目章的签署方式并不同。另，协议的内容也与工程分包协议有明显的不同。3.即便被上诉人徐军华是涉案工程项目的承包人，也不能将被上诉人徐军华所有的行为视为履行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也应当根据被上诉人徐军华的行为去判断，系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依上诉人何巧芳提供与诉讼请求有关60万债务的债权凭证来看，上诉请求中60万元债务属于被上诉人徐军华个人向上诉人的借款行为。四、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举证规则，对于涉案借款款项是否用于涉案工程建设应当由上诉人何巧芳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该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退一步讲，即便涉案借款用于涉案工程，则主张董明芳承担连带偿付责任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涉案法律关系虽属于两个法律关系，但是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且上诉人在起诉已明知属于两种法律关系仍然按一案进行诉讼，说明上诉人已自愿将涉案两种法律关系作一案处理，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共同诉讼范畴。另，在目前审判资源严重缺乏情况，一审法院将本案作一并审理，不仅节约审判资源，也减少当事人诉累，且一审法院审理并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飞云江农场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所诉的保证金和借款合并审理，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相关责任人返还保证金和借款，其事实与理由是被上诉人晨阳公司和徐军华的合同关系，当时飞云江农场认为返还保证金和借款的法律关系均属于合同关系，系普通共同诉讼。另外，上诉人明知两个法律关系，却在一个案件中一并主张，可见其同意共同诉讼，一审法院合并审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二、飞云江农场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对涉案款项也不具有连带责任。涉案大桥花苑B区发达华庭项目系职工安置房项目，由案外人温州市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施代建，工程现已结顶，但至今本项目工程的绿化、机械停车位、外墙等均未完成，工程项目未竣工验收。被上诉人晨阳公司系温州市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指定的大桥花苑**发达华庭项目的承包人。安置户（或业主）与案外人温州市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有指标收购协议，其代建费或工程款直接由案外人温州市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各业主结算，而飞云江农场不承担付款责任。上诉人何巧芳与飞云江农场没有合同关系，同时也没有证据显示上诉人系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所谓的“保证金”、“借款”是否发生飞云江农场不清楚，其性质也不是工程款。另外，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徐军华的有关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也缺乏事实依据。故上诉人与飞云江农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飞云江农场不承担任何支付义务和法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巧芳于2018年8月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徐军华、晨阳公司共同返还何巧芳工程保证金100万元、偿还工程借款19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4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自2015年3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8月2日为245400元；其中2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5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8月2日为156133.33元；其中2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8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8月2日为143466.67元；其中2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8月2日为128133.33元；其中2万元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1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8月2日为3130元；其中5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2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8月2日为30266.67元；其中5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2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8月2日为29600元；其中7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3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8月2日为40413.33元；以上利息均暂计至2018年8月2日合计776543.33元（附利息计算清单）】；凌海波、董明芳、飞云江农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案件诉讼费用由徐军华、晨阳公司、凌海波、董明芳、飞云江农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8日，发包人飞云江农场、温州市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承包人晨阳公司就瑞安市飞云江农场大桥花苑B区发达华庭项目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签约合同价190683840元。后晨阳公司（甲方）与徐军华及凌海波（乙方）签订工程责任承包合同，约定工程造价及面积按甲方与建设方约定的合同条款为准；工程实行全额经济承包责任制方式，甲方向乙方净收工程结算总价的1.3%管理费，安全奖励基金2元/㎡，董明芳作为担保人签字。2015年3月24日，何巧芳向晨阳公司缴纳合同保证金40万元，同日徐军华出具欠条交何巧芳收执，载明“今借到何巧芳人民币肆拾万元正，月息1.5%”，同时，晨阳公司出具收据交何巧芳收执，注明该款项系瑞安市发达华庭保证金，并加盖晨阳集团财务专用章。2015年8月22日，徐军华以个人的名义与何巧芳签订一份协议书，将该工程的内、外墙涂料工程发包给何巧芳施工。后徐军华又于2015年5月19日、2015年8月22日、2015年12月15日向何巧芳借款三次共计60万元，2016年2月26日、2016年3月19日分别向何巧芳借款5万元、7万元，上述借款均约定利息月利率2%，2016年1月6日、2016年2月6日分别向何巧芳借款2万元、5万元，并均由徐军华出具欠条交何巧芳收执。 一审法院认为，徐军华既无建筑工程施工资质又未取得晨阳公司的许可，擅自将内、外墙涂料工程发包给何巧芳施工，由此签订的分包协议书应属无效。2015年3月24日何巧芳按徐军华的指示向晨阳公司汇款40万元系合同保证金，现该工程未由何巧芳施工，故徐军华、晨阳公司对上述款项应当共同返还，并互负连带之责。何巧芳尚无证据证明徐军华于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的借款用于涉案工程的建设，故请求晨阳公司及凌海波、董明芳、飞云江农场承担连带之责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徐军华、晨阳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何巧芳保证金4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5年3月24日起按月利率1.5%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徐军华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何巧芳借款79万元并赔偿其利息损失（其中2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5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其中2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8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其中2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其中2万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1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其中5万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2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其中5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2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其中7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3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何巧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499元，减半收取11249.5元，由徐军华负担9359.5元，由晨阳公司负担1890元。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何巧芳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证明，证实徐军华系瑞安发达华庭项目负责人，组织实施工程施工系履行职务行为的事实。证据2.欠薪情况汇总表，证明徐军华代理晨阳公司负责工程工资结算的事实。证据3.《建筑工程外墙真石漆合同》，证明徐军华对外签订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晨阳公司盖章进行确认的事实。被上诉人晨阳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份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故这份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合法形式，不予认可。关于证据2，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确定这份汇总表的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没有关联，若上诉人认为徐军华拖欠工资，应当另行主张。关于证据3，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上诉人提供的该合同只是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也不符合证据的要件形式；况且，这份合同只能证明晨阳公司认可将外墙真石漆工程分包给了案外人朱堆正，只有晨阳公司盖章确认的分包合同才是成立的，由此更能证明徐军华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也证明了徐军华不符合对外形成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原审被告董明芳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明属于证人证言的范畴，证人应出庭作证，而不是出具证明代替出庭作证的义务，且证明也不能成为徐军华的职务证明，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即使徐军华是涉案工程的负责人，对本案的款项性质认定也不必然存在关联性，若这份证据是真实的，则该份合同都是由晨阳公司的项目部盖章，而何巧芳提供的合同没有涉案项目部盖章的，如属于项目部行为，则必然会加盖公章，故本案徐军华与何巧芳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原审被告飞云江农场同意董明芳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关于证据1，证明属于证人证言的范畴，现出具证明的人员未出庭作证，故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使证明所陈述内容是真实的，亦与本案款项性质的确定不具有关联性。关于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关于证据3，上诉人提供的合同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 上诉人何巧芳在二审审理期间申请证人曹某出庭作证。证人曹某陈述，经上诉人何巧芳介绍，其当时与何巧芳、徐军华商谈承包涉案外墙涂料工程，当时被上诉人徐军华要求证人先交纳50万元保证金，证人当时就按照徐军华的要求向某个账户汇款30万元，具体是谁已经记不清，而被上诉人徐军华也向其出具了收条，但被上诉人徐军华提出没有携带公章，说第二天加盖公章，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针对证人证言，上诉人何巧芳认为，被上诉人徐军华系涉案工程的工地负责人，上诉人是基于工程合同才支付的保证金。被上诉人晨阳公司认为，证人曹某对上诉人何巧芳向徐军华支付的60万元是否系保证金不清楚，故不能证明上诉人支付的60万元系保证金的待证事实；况且，证人陈述没有和晨阳公司签过合同，且证人陈述徐军华说需要公司的印章，由此说明徐军华无权代表晨阳公司；且证人陈述徐军华出具了收到30万元的收条给证人，明确写明是保证金，而不会向本案以借款形式交付保证金。原审被告董明芳认为，该证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上诉人主张其承包了涉案内外墙工程，证人又陈述何巧芳介绍其承包涉案外墙工程，上诉人与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不应采信。原审被告飞云江农场同意董明芳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人证言无法证明上诉人何巧芳主张其向徐军华支付的60万元系涉案工程的保证金的待证事实。 被上诉人晨阳公司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在一审已经提供过的其于2015年6月25日退还何巧芳10万元保证金的电子银行交易回单原件，证明晨阳公司已经退还上诉人何巧芳履约保证金10万元。上诉人何巧芳认为被上诉人晨阳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故不予质证；但若二审认为应予审查，上诉人认为，晨阳公司汇入该10万元的账户实际上是被上诉人徐军华持有的，当时被上诉人徐军华要求上诉人办理一张银行卡给其使用，该银行卡并不是上诉人持有，故上诉人未收到该10万元。原审被告董明芳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虽然晨阳公司没有提起上诉，但认为二审应以事实为依据依法进行处理。原审被告飞云江农场同意董明芳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晨阳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且上诉人何巧芳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审核了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何巧芳向被上诉人徐军华支付的60万元的款项性质问题，涉案60万元系上诉人分三笔每笔20万元向被上诉人徐军华支付的，被上诉人徐军华向何巧芳出具了三张“借条”，在借条尾部仅写明“借款人：徐军华”，却没有加盖晨阳公司亦或是涉案工程项目部的印章，且涉案60万元也没有汇至晨阳公司的账户，故上诉人何巧芳主张该60万元系其承包内外墙涂料工程而支付的保证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上诉人何巧芳主张晨阳公司对该60万元承担连带返还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上诉人晨阳公司主张其已经返还上诉人何巧芳保证金10万元的问题，鉴于被上诉人晨阳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且上诉人何巧芳对此提出异议，故二审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上诉人何巧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何巧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伟达 审判员  郑文平 审判员  黄百隆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潘文舒 书记员郑淙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