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33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希贤（ＡｎｔｈｏｎｙＬｉｍＣｈａｖｅｚ），男，菲律宾籍，1982年4月30日出生，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时坤，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丽梅，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芳泽（ＡｎｔｏｎｉｏＭｅｒｉｄｏｒｅｓ），男，1931年8月11日出生，菲律宾籍，现住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昱，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昆，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希贤因与被上诉人王芳泽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503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希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时坤、余丽梅，被上诉人王芳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昱、郭明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希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王芳泽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由王芳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和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严重不当，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中国大陆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是菲律宾籍，且王芳泽主张的撤销赠与的理由均发生在菲律宾，案件不适用中国大陆法律。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015年2月4日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对不动产纠纷进一步明确为：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本案是赠与合同纠纷，属于合同纠纷案，即使讼争标的物是不动产，本案也不属于不动产纠纷案，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专属管辖规定，且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是菲律宾国籍，在中国大陆没有经常居住地，因此本案不属于中国大陆法院管辖。其次，如前所述本案不属于中国大陆法院专属管辖案件，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国大陆法院管辖的协议，本案也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王芳泽主张撤销赠与的重要事实都发生的菲律宾，且与赠与所涉事件的相关案件均已进入菲律宾司法程序，中国法院审理本案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如果由菲律宾当地法院管辖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二、退一步讲，如果本案属于中国法院管辖，本案一审送达也违反法律规定，程序严重违法。王希贤系菲律宾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没有住所，并且在一审阶段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法院未经外交途径送达，直接采用公告的方式送达，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开庭公告时间违反法律规定，也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5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并表述“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号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八）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并通知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据上述规定，对涉外当事人的公告到开庭的时间间隔应为三个月加三十日，但本案一审开庭公告到开庭的时间间隔为60日加30日，违反了法律对涉外当事人公告送达的时间规定，也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三、一审法院根据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律宾国际公司”）出具的证明，综合考虑王芳泽与王希贤之间存在的直系亲属关系，足以形成证据链，认定讼争房屋由王芳泽出资购买并赠与王希贤”，是事实认定错误。（一）菲律宾国际公司出具的《证明》和《董事会决议》是王芳泽为了本案及相关其他案件泡制出来的“证据”，依法不应被采信。王芳泽一审补充证据一1-6可以明确，2003年11月13日、2003年10月16日、2004年2月9日厦门市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昌公司”）分别与菲律宾国际公司签署协议先后向菲律宾国际公司借款合计人民币3112万元，协议甲方（出借方）为“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协议约定菲律宾国际公司可以将源昌公司应还款及相应的利息转化为购房款购买源昌国际城店面，该三份协议书由张昭岚作为公司授权代表在协议签章处签名，王芳泽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也在签章处签名。王芳泽在一审补充证据一7、补充证据三1，菲律宾国际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签发《证明》，明确表述：“该公司（菲律宾国际公司）与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于2003年11月13日、2003年11月16日（实际应为2003年10月16日）、2004年2月9日签署协议，根据协议内容该公司将借款给源昌公司，并且同意该公司在购买由源昌公司开发的新世纪大厦（后来称为源昌国际城项目）时享有优先取舍权，购入价格应从源昌公司的借款中扣除。然后，该公司于2005年4月15日与源昌公司订立并签署了源昌国际城项目5号和6号楼的店面合同，购买5号和6号楼下的店面，即门牌号××至121号的一层店面”，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确认：①一审原告补充证据一1、2、3的借款协议签约主体是菲律宾国际公司，一审原告补充证据一6认购协议签约的主体是菲律宾国际公司；②向源昌公司出借款项的出借方是菲律宾国际公司。《证明》同时表述：“本司确认，上述协议均为本司受王芳泽先生委托，代其出借款项给源昌公司，并代王芳泽先生签订认购书。源昌国际城底层店面实际付款人为王芳泽先生，店面所有人也是王芳泽先生”，董事会决议内容与证明的内容相同，该两份证据不应该被采信，理由如下：首先，菲律宾国际公司出具该份《证明》时，包括本案在内的一系列案件（与王俊英系列案、与王惠玲系列案等）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菲律宾国际公司公章由王芳泽把持，想出具什么内容的《证明》由王芳泽说了算，而《董事会决议》也是由王芳泽一手操控下作出的，作为同是董事会成员的王希贤、王俊英、王惠玲等人不知晓有这所谓的董事会，也从未参加、未签名，相当于王芳泽自己给自己出的证明。所以《证明》和《董事会决议》中与三份协议原始内容不符又有利于王芳泽的内容不应该被采信。其次，《证明》和《董事会决议》应属于证人证言，应由证人出庭接受法庭询问，以便查清事实情况，否则不应被采信。再次，若事实确如王芳泽所言，2003年、2004年期间菲律宾国际公司就接受王芳泽个人委托，代为出借款项、代为购买房产，菲律宾国际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其应有严格完整的财务记录，在款项出借期间菲律宾国际公司的财务记录上应该有该笔巨额应收账款或王芳泽已将该几千万元人民币等值财产支付给菲律宾国际商业公司的相关记录，或股东分红记录，而王芳泽根本无法提供该等证据以自圆其说。最后，若事实确如王芳泽所言，王芳泽还应提供2003年、2004年签订借款协议期间，菲律宾国际公司当时的所有的股东、董事（包括张丽鸿、王俊英、王惠玲）对菲律宾国际公司接受王芳泽个人委托，代为出借款项、代为购买房产等事项的相关决议或证言，王芳泽提供的是十三年后所谓的股东、董事（王君丽等人，在2003年、2004年期间既不是股东也不是董事）出具所谓的董事会决议来证明十三年前的事情，该所谓的两份证据根本无法证明菲律宾国际公司十三年前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样的证据根本没有证明力，不应该被采信。且2003、2004年期间包括菲律宾国际公司在内的王氏家族企业将大笔资金投入到中国大陆，这些资金先后购入的房产店面有四五十间，分别登记在家族各成员名下（包括王芳泽、张丽鸿），王芳泽在撤销赠与的系列案（包括王俊英系列案、王惠玲系列案、王希文案）中试图证明涉案房产在内的四五十间店面全都是其个人财产，无关家族其他成员，甚至连与他同甘共苦几十年的结发之妻张丽鸿也排除在外，完全不符合情理，不可能是事实。（二）王芳泽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是讼争房产的出资人，所有的付款证据都证明了讼争房产由王氏家族企业出资购买。王希贤可以举证证明购房款发票上登记的购房人（出资人）是王希贤，购房合同签订人是王希贤，作为讼争房产产权证的登记人，王希贤已经完成其是讼争房产的出资人的举证责任。王芳泽作为“他人”主张讼争房产是其出资，那么应由这个“他人”承担“否”的举证责任，而不是由产权登记人承担“是”的举证责任，因此，本案讼争房产出资人是谁的举证责任应由王芳泽承担。（三）讼争房产是王氏家族企业购买并分配给家族中各成员。王氏家族企业包括菲律宾国际公司和上海丰泽公司，王氏家族购买源昌国际城5＃、6＃底层21间店面、汇丰家园底层23间等店面，其中，王希贤作为长孙分得三套，同时期王氏家族企业还先后购入海滨大厦商业用房、中山路步行街铜锣湾沿街三间店面，该房产为同时期收益最大房产，记在王芳泽及妻子张丽鸿名下。在该系列购房的过程中，王芳泽既是家族核心企业菲律宾国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家族代表。在思明法院（2013）思民初字第9784案中（王芳泽与王俊英系列案）所涉的“汇丰家园”23间购房过程中，2003年3月10日王芳泽与张丽鸿夫妻作为家族代表在《公证委托书》共同委托张昭岚代为购买厦门富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汇丰家园”23间店面事宜。因此张昭岚是王芳泽与张丽鸿的共同代理人，张昭岚在参与购买汇丰家园房产中的所有行为代表的是王芳泽与张丽鸿两个人的意思表示，而不是王芳泽个人。同时期购买的源昌房产，在与源昌公司签订的三份借款协议书中，张昭岚都是在甲方签章处的授权代表处签字，王芳泽亦有签字，张昭岚既不是菲律宾国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菲律宾国际公司的员工。虽然王芳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张昭岚与菲律宾国际公司的关系，如果在与源昌公司的签订的三份协议书中张昭岚代表的是王芳泽个人的意思表示，则不需要张昭岚与王芳泽同时在三份协议书中签字。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存在这样一份《公证委托书》，由王芳泽和张丽鸿共同授权委托张昭岚出借款项，甚或是由菲律宾国际公司授权委托张昭岚代表菲律宾国际公司出借款项，若如王芳泽所言，源昌房产的购房款由上述三份借款转化而来，则张昭岚在源昌房产中的所有行为代表的是菲律宾国际公司的意思表示或代表的是王芳泽与张丽鸿的共同意思表示，不是王芳泽个人，这也与张昭岚于2016年8月21日出具的《声明》可以相互印证。因此，王希贤与王芳泽之间虽然是直系亲属关系，但不必然就存在赠与。（四）假设本案存在赠与，赠与的标的应是购房款而不是讼争房产，王芳泽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姑且假设菲律宾国际公司向源昌公司出借三千多万元款项是替王芳泽个人出借，将出借款及利息转化为源昌国际城21间店面的购房款是替王芳泽个人支付，鉴于王希贤直接与开发商签订正式的留存给房管局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取得一手产权证，那么赠与的标的依法应是购房款，产权人依法仍应认定为王希贤，王芳泽撤销赠与的标的相应只能是购房款而不是讼争房产。（五）退一万步而言，即使双方存在赠与关系，且讼争房产为赠与标的，但也系王芳泽与其妻子张丽鸿对王希贤的共同赠与，王芳泽无法单方撤销共同赠与的财产。王芳泽与张丽鸿（中国籍）于1967年在香港登记结婚，张丽鸿于2005年1月14日去世。若如王芳泽所言，讼争房产的购房款由上述三份借款转化而来，借款发生时间分别在2003年10月16日起三日内、2003年11月13日起三日内、2004年2月9日起三日内，三次借款都发生在王芳泽与张丽鸿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三次出借款是王芳泽与张丽鸿夫妻关系持续期间的财产积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丽鸿生前，王芳泽与张丽鸿未对其夫妻共有的财产划分份额，那么案涉房产属于夫妻共同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7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赠与或撤销赠与，属于处分行为，如果要撤销案涉房产的赠与应由王芳泽与张丽鸿共同同意，因此王芳泽作为部份赠与人不能撤销全体赠与人的赠与合同。另，假设可以撤销赠与，那么被撤销赠与后的财产也重新归属于王芳泽与张丽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丽鸿已去世，撤销赠与的财产属于张丽鸿的部分属于遗产，首先应依法分割，而王芳泽只是张丽鸿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之一，讼争房产是否或多少比例属于王芳泽财产仍未知，尚待有权司法机关确认。四、一审法院据以认定王希贤严重侵害王芳泽的情况不存在。首先，关于2015年4月1日的股东大会。2015年8月14日王芳泽与王俊雄到奎松市检察院控告王俊英、王希贤等人触犯伪造罪，控告提供的证据包括：2015年4月1日股东会会议记录、2015年6月19日董事会决议、2015年6月1日的公司信息表。2016年4月21日奎松市检察院裁决对王俊英、王希贤等人以伪造公共文书罪提起公诉。2016年10月11日，菲律宾首都司法区城市审判法院第四十分院据“检察院的公诉明确缺少合理根据的情况下，法官方有权力立即撤销刑事案件判决：撤销2016年2月24日菲律宾奎松市检察院关于2015年4月1日股东会记录对王惠玲、王俊英等人的公诉。即所谓王俊英、王惠玲等人伪造公共文书罪不成立。因此，王芳泽在该指控中提供的证据：2015年4月1日股东会会议记录、2015年6月19日董事会决议、2015年6月1日的公司信息表，该三份文书在被菲律宾法院认定为无效之前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关于2015年4月1日的股东会召开，起因是王芳泽一意孤行将家族企业中营利最好的上海丰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丰泽公司”）盗卖给新亚鞋服贸易有限公司（价值上亿的公司资产以4000万的低价出售），甚至王芳泽为了盗卖上海丰泽公司不惜伪造2012年3月1日的董事会会议记录、伪造王俊雄的公司秘书身份，召开2015年4月1日的股东大会是王希贤等菲律宾国际公司其他股东不得不通过合法方式维权的行为。王芳泽的伪造行为已由菲律宾法院于2014年10月16日出具的裁定书中予以确认，该裁定书确认王芳泽指控王俊英伪造的三份文件不是伪造，包括ＬａｌａｉｎｅＰ.Ｍｏｎｓｅｒａｔｅ的声明，该声明明确指出上述王芳泽伪造行为，并且明确表述“基于证券交易委员会之上述调查发现，可确定永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菲律宾国际公司）拥有的上海丰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争议性出售自开始起即为无效，原因是该出售事宜未按照菲律宾法律的规定获得公司董事会的批准”。王芳泽盗卖上海丰泽公司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包括王希贤在内的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王俊英、王希贤等各股东只能按菲律宾当地的法律规定通过召开股东会更换菲律宾国际公司的董事长，该等行为在菲律宾当地完全是合法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损害王芳泽的利益”。关于2015年6月19日董事会决议。如前所述，2015年6月19日的董事会决议在没有被菲律宾当地法院判定为无效之前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该次董事会决议授权王俊英享有以恢复并保护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上海丰泽公司有关的任何和所有财产和资金为目的，代表公司接收公司及其子公司可能恢复的收益。上海丰泽公司原系菲律宾国际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丰泽公司所有的财产和资金原都是菲律宾国际公司的资产，2014年11月26日上海丰泽公司股东已由菲律宾国际公司变更为新亚鞋服贸易有限公司，已不是王氏家族企业，王希贤作为菲律宾国际公司股东，批准并签署授权王俊英为“恢复并保护”菲律宾国际公司、代表菲律宾国际公司和上海丰泽公司进行恢复和保护公司收益的诉讼，其目的不过是为王芳泽的盗卖行为善后，为挽回和保护公司的利益，最终也是保护所有股东的利益。五、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部分：1、“王芳泽于菲律宾奎松市创办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事实应为“王芳泽及其配偶张丽鸿、大儿子王俊英、女儿王惠玲、二儿子王俊雄共同创办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2、“2003年10月16日，案外人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厦门市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厦门市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丙方同意为乙方提供连带保证；等等”，遗漏重要事实有：“甲方同意于本协议签定之日起三日内借给乙方人民币852万元”，“签章处，甲方由授权代表张昭岚和法定代表人王芳泽签字”。3、“2003年11月13日，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厦门南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丙方同意为乙方提供连带保证；等等”，遗漏重要事实有：“甲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借给乙方人民币1660万元”，“签章处，甲方由授权代表张昭岚和法定代表人王芳泽签字”，“2005年4月15日，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该协议借款延期至2005年12月30日，利息按实际时间结算，2005年4月15日张昭岚签字同意该协议延至2005年12月30日”。4、“2004年2月9日，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宁德市建设工程总公司厦门公司（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丙方同意为乙方提供连带保证；等等”，认定错误事实有：“乙方应于2005年12月15日前归还借款”，应为“乙方应于2004年12月15日前归还借款”；遗漏重要事实有：“甲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借给乙方人民币600万元”，“签章处，甲方由授权代表张昭岚和法定代表人王芳泽签字”，“2004年12月10日，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该协议借款延期至2005年6月17日前归还，2004年12月10日张昭岚签字同意”，“2005年5月23日，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该协议借款延期至2005年12月30日前归还”。5、“2005年4月15日，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一份《源昌国际城5＃、6＃楼店面认购协议书》约定：…预计交房期为2007年12月底；等等”，遗漏重要事实：“七、本认购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日失效”。6、“2008年2月27日，王希贤被登记为…,但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17号…店面房屋产权证原件由王芳泽保管”，事实应为“产权证原件原由祖母张丽鸿统一保管”。7、“（2）菲律宾共和国司法部奎松市检察院作出编号为…（3）2015年6月19日，…王希贤、王希文在上述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批准该董事会决议”，事实应为：“菲律宾奎松市检察院认为，王惠玲与王俊英等人的上述行为对王芳泽造成了损害，决定以伪造公共文书罪对王惠玲与王俊英、王希贤等人提起公诉,2016年10月11日，菲律宾首都司法区城市审判法院第四十分院出具文书确定：撤销对王惠玲与王俊英、王希贤等人的控诉”；遗漏重要事实：“2015年8月14日王芳泽与王俊雄到奎松市检察院控告王俊英、王希贤等人触犯伪造罪，控告提供的证据包括：2015年4月1日股东会会议记录、2015年6月19日董事会决议、2015年6月1日的公司信息表”。六、本案所涉事实应按英美法系的法律认定标准确认，不适用中国内地法律。菲律宾属于英美法系国家，我国内地适用的法律与英美法系完全不同，英美法系侧重案例，用案例解释条文，而我国内地援引成文法作为审判依据。本案所涉事实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菲律宾，且菲律宾国际公司亦是在菲律宾注册成立的公司，公司行为、股东、董事的行为由菲律宾当地的法律来规范。因此案涉的“股东会决议”是否为伪造、有没有对王芳泽造成损害、“董事会决议”有没有存在合谋、有没有侵害王芳泽的利益只能由菲律宾当地法院依当地法律规定及判列来认定。七、王芳泽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子女晚辈的孺慕之情，但是王希贤还是希望祖父撤销诉讼，让子孙们能承欢膝下，陪伴老祖父安度晚年。 王芳泽辩称，一、王希贤的上诉超过法律规定的上诉期限，应视为未提起上诉。本案一审判决后，依法公告送达判决书，并刊登在2017年12月21日出版的《人民法院报》上，公告内容：“（王希贤）应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根据公告，公告期（逾期视为送达）至2018年3月21日，上诉期至2018年4月21日。根据王芳泽向一审法院查询，王希贤提交上诉状时间是2018年4月25日，已经超过上诉期。二、中国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是赠与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为赠与合同纠纷，涉及的赠与标的物即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并且王希贤在王芳泽持有产权证情况下，故意换取新产权证并进而收取租金的行为也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因此，中国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三、一审送达未违反法律规定，程序合法。（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六款的规定“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根据菲律宾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7节规定，菲国法律允许邮寄送达。一审法院立案后已经向王希贤邮寄送达。（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的涉外公告，“公告内容应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而《人民法院报》就是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刊，并且《人民法院报》也是中国法院涉外公告送达刊登的报纸，故一审法院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告符合法律规定。四、讼争房屋是王芳泽出资购买并直接登记在王希贤名下。（一）2015年6月王希贤跟案外人王俊英配合，通过伪造董事会决议变更公司董事长，并任命自己为公司董事、财务主管，后王芳泽又重新向登记部门申请，2016年又重新确认王芳泽董事长身份。（二）关于讼争房产的来源。正如一审法院认定，王芳泽持有购买讼争房屋相关文件材料以及房屋产权证，且菲律宾公司也出具证明承认王芳泽借名认购房屋，足以认定讼争房屋是王芳泽出资购买之事实。五、本案赠与的标的是房产，并非购房款。（一）王希贤认为王芳泽需要取得一手产权然后再办二手产权登记给王希贤才能赠与的观点不成立。购买案涉房产并登记在受赠人名下是一手房赠与的正常流程。（二）案涉房产是王芳泽对王希贤的赠与。本案赠与房产的时间为2008年2月。而王芳泽配偶死亡时间为2005年1月14日，该赠与行为乃发生在王芳泽张丽鸿配偶死亡后，为王芳泽个人对王俊英的赠与行为。六、一审判决王希贤严重侵害王芳泽的感情正确。（一）王希贤在明知产权证在王芳泽手里且还未实际交付房产的情况下，却谎称保管不慎，登报遗失，并领取新产权证，进而收取讼争房产租金，已经严重侵害了王芳泽的财产权利。（二）正如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主编的《人民法院案例精选》[2015年第1辑(总第91辑)]中对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王芳泽与王俊英赠与合同纠纷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终字第2905号]所作的分析：“撤销赠与事由之一的严重侵害赠与人的认定应综合考量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以及基于该身份关系受赠人的行为性质对赠与人的精神伤害。若受赠人实际实施了解消性身份行为，且该行为可对赠与人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的，则可认定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结合到本案中，王希贤作为王芳泽孙子，本应让王芳泽享受天伦之乐，但其长期以来更是对爷爷王芳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伤害其精神、肉体、财产等各方面权益，对王芳泽造成严重伤害。（三）关于2015年4月1日王希贤的股东会决议，王希贤认为不用通知王芳泽出席且决议有效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1.菲律宾商业公司章程第二章第3款规定，股东会不论定期会议还是特殊会议，应在公司主营业地召开或由董事会指定。但是王希贤该股东会在一家牛排馆召开，也没有董事会指定。2.章程第二章第4款规定，会议通知书应当提前两星期通知在册每一个股东，但是当时公司持股50%的王芳泽，持股5%的王俊雄，持股5%的王希哲（Keith）,持股20%的王俊丽（持股数见王芳泽《证据材料清单》第44页）均没有收到会议通知，也未参加。即，合计持股数80%的股东都没有被通知，也没有参加。3.章程第二章第5款规定，不论定期会议还是特殊会议，均需要代表半数以上股东出席方可举行。在合计持股数80%的股东未参会的情况下，王希贤的该股东会显然不合法。即便按照王希贤与他人共同私自变更后的股东情况，王芳泽也持有50%，王俊雄持有10%，在60%股份缺席的情况下，该股东会也不合法。4.没有任何登记资料显示王俊英是上海丰泽公司执行董事。王希贤伙同他人作出的决议自然侵害到作为上海丰泽公司执行董事的王芳泽的利益。5.另外说明，菲律宾法院并在2016年并没有撤销对王希贤的指控，法院只是退还检察机关补充侦查。七、本案不符合发回重审的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第四款的规定，发回重审的情形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及“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违法缺席判决”；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本案显然也不符合发回重审的情形。 王芳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王芳泽对王希贤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17号103单元店面的赠与；2.王希贤立即到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将厦门市角滨路17号103单元店面办理过户登记至王芳泽名下；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王希贤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芳泽于菲律宾奎松市创办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公司总股本5000股，其中王芳泽持2500股，任董事长。上海丰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在中国上海设立的全资公司，王芳泽任总裁。王希贤系王芳泽的孙子。案外人王俊英系王芳泽之子。 2003年10月16日，案外人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厦门市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厦门市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因乙方缺乏资金，甲方同意出借给乙方8520000元，款项只用于厦门市新世纪广场商品房项目（以下简称新世纪广场）的开发建设；乙方应于2005年4月15日前归还借款，借款月利率千分之八，每三个月支付一次；鉴于借款利息较低，故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开发建设的新世纪广场在开始预售时，甲方享有第一顺序的优先购买权，乙方同意按开盘价（最低价）的八八折（即88%）出售，甲方应付购房款可直接从本协议项下借款中抵扣；丙方同意为乙方提供连带保证；等等。 2003年11月13日，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厦门南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因乙方缺乏资金，甲方同意出借给乙方16600000元，款项只用于新世纪广场的开发建设；乙方应于2005年4月15日前归还借款，借款月利率千分之八，每三个月支付一次；鉴于借款利息较低，故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开发建设的新世纪广场在开始预售时，甲方享有第一顺序的优先购买权，乙方同意按开盘价（最低价）的八八折（即88%）出售，甲方应付购房款可直接从本协议项下借款中抵扣；丙方同意为乙方提供连带保证；等等。 2004年2月9日，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宁德市建设工程总公司厦门公司（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因乙方缺乏资金，甲方同意出借给乙方6000000元，款项只用于新世纪广场的开发建设；乙方应于2005年12月15日前归还借款，借款月利率千分之八，每三个月支付一次；鉴于借款利息较低，故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开发建设的新世纪广场在开始预售时，甲方享有第一顺序的优先购买权，乙方同意按开盘价（最低价）的八八折（即88%）出售，甲方应付购房款可直接从本协议项下借款中抵扣；丙方同意为乙方提供连带保证；等等。 新世纪广场项目名称后更改为“源昌国际城”。2005年4月15日，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一份《源昌国际城5#、6#楼店面认购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源昌国际城5#、6#楼底层店面101至121房号，合计销售面积1641.7平方米预售给乙方，每平方米预售价28000元，总价款45967600元；购房款分四期支付；预计交房期为2007年12月底；等等。 王希贤依据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与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5年4月15日签订的《源昌国际城5#、6#楼店面认购协议书》，由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购买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17号103单元店面。2008年2月27日，王希贤被登记为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17号103单元店面房屋的权属人，但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17号103单元店面房屋产权证原件由王芳泽保管。此后，王希贤于2012年12月14日在《厦门日报》刊登上述房屋产权证遗失声明，并于2013年3月18日向厦门市国土房管部门申领了补办的上述房屋权属证书。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17号103单元店面现由王希贤实际控制使用。 在审理中，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出具证明，证实：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与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于2003年11月13日、2003年11月16日、2004年2月9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由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出借款项给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对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新世纪广场商品房项目即后来的源昌国际城项目享有优先购买权，购房款可从借款中抵扣。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随后在2005年4月15日与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源昌国际城5#、6#楼店面认购协议书》，认购5#、6#楼底层店面101至121房号店面；并确认上述协议均为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受王芳泽委托代其出借款项，并代王芳泽签订认购书。 2016年7月11日，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证实：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与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于2003年11月13日、2003年11月16日、2004年2月9日签署协议，根据协议内容，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将借款给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且同意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在购买由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新世纪大厦时享有优先取舍权，购入价格应从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借款中扣除。然后，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于2005年4月15日与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订立并签署了源昌国际城项目5号和6号楼的店面合同，购买5号和6号楼下的店面，即门牌号××到121号的一层店面。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证实上述合同由经授权的王芳泽订立，同时他也受委任借款给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负责与其签订任何相关合同，实际购买人与付款人为王芳泽，因此，上述所有店面归王芳泽所有。 一审法院另查明，（1）王芳泽于2013年8月13日向一审院提起（2013）思民初字第9784号民事诉讼，要求撤销对其子王俊英厦门市厦禾路828号103单元店面的赠与，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厦民终字第290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认定以下事实：签字日期为2004年7月12日之《股权出售协议》载明：本人CheungLaiHung（即王芳泽的配偶），嫁与王芳泽......本人如数收讫交易代价后，将下述所列本人持有的EverInternationTrading公司的股本份额出售、割让、转移、交付给Anthony.L.Chaverz（即王希贤）。Anthony.L.Chaverz也达到法定年龄，菲律宾人......股份类型：普通股，股份数1000，票面价值100每股，证书编号002。公证员Atty.DonatoC.Manguiat。档案号379，页码76，文卷号XVII，2004系列。菲律宾首都司法区马尼拉大区，奎松城法院书记员办公室书记员GregorioC.Tallud于2013年5月8日出具证明载明：根据公证员Atty.DonatoC.Manguiat在2004年7月提交给本办公室的《公证报告》可以查阅得到的可用记录，本院进一步证明，正如在所附的印证为真的影印件所示，《公证登记》表中的档案号为379，页码为76，文卷号为XVII，2004系列中并无记录出现在该处，也没有文件提交或者有存档在档案号为379，页码为76，文卷号为XVII，2004系列中。 （2）菲律宾共和国司法部奎松市检察院作出编号为XV-03-INV-15-H-09285号决议，裁决决议载明：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2015年4月1日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违背了年度股东会议记录的真实内容，王芳泽署名人未收到所谓的董事会相关通知，可以推测王芳泽未出席上述会议，也未获得任何电话或文字通知，该年度股东会议具有不合法性，且因未达到出席人数，会议中达成的任何决策均无法律效力。该股东大会会议中出席人记录载明，王希贤、王希文出席了该会议。 凭借上述文件，经向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信息发生改变，其中包括将董事长由王芳泽变为王俊英、公司秘书由王俊雄变为王惠玲，王希贤担任公司副董事长，王希文担任公司财务主管。菲律宾奎松市检察院认为，王惠玲与王俊英、王希贤、王希文等人的上述行为损害了王芳泽的利益，决定以伪造公共文书罪对王惠玲与王俊英、王希贤等人提起公诉。 （3）2015年6月19日，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授权王俊英享有以恢复并保护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上海丰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有关的任何和所有财产和资金为目的，代表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和上海丰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行所有法律诉讼，并根据该授权接收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恢复的与此相关的所有款项，享有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授予的任意和所有权力。 王希贤、王希文在上述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批准该董事会决议。 （4）2015年8月18日，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向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该公司2015年8月14日《一般信息表》，该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和董事为：王芳泽担任董事会主席/董事长，王君丽任董事会成员/财务主管，王俊英任董事会成员/副董事长，王俊雄任董事会成员/公司秘书，王惠玲任董事会成员/董事。 在审理中，王芳泽确认其配偶于2005年间去世。另，王芳泽因提起本案诉讼支出公告费303元、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王芳泽与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虽未直接签订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17号103单元店面房屋买卖合同，但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售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17号103单元店面的依据为《源昌国际城5#、6#楼店面认购协议书》，根据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综合考虑王芳泽与王希贤之间存在的直系亲属关系，足以形成证据链，认定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17号103单元店面房屋系由王芳泽出资购买并赠与王希贤。王希贤于2008年2月27日登记为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17号103单元店面房屋的权属人，应认定王芳泽对王希贤的赠与行为已经完成。 根据《合同法》规定，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王希贤接受王芳泽赠与的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17号103单元店面后，实施了严重侵害王芳泽的行为。首先，王芳泽系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根据菲律宾共和国司法部奎松市检察院作出编号为XV-03-INV-15-H-09285号决议的记载，王希贤出席了未通知王芳泽出席的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2015年4月1日股东大会，并在该股东大会上被选举为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正是依据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2015年4月1日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于2015年向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的申请，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由王芳泽变更为王俊英。菲律宾共和国司法部奎松市检察院作出编号为XV-03-INV-15-H-09285号决议认为，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2015年4月1日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损害了王芳泽的利益。其次，王希贤批准并签署了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授权王俊英享有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授予的任意和所有权力。上述行为足以认定王希贤与王俊英等人合谋，意图夺取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控制权，侵害王芳泽的利益。作为王芳泽的孙子，王希贤的上述行为对王芳泽的精神造成沉重打击。故王芳泽要求撤销赠与并将讼争房屋恢复登记至其名下，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王芳泽因本案诉讼支出公告费303元、保全费5000元，应当由王希贤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项、第一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王芳泽对王希贤就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17号103单元店面的赠与；二、王希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将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17号103单元店面所有权转移登记至王芳泽名下；三、王希贤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芳泽所支出的公告费303元、保全费5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王希贤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声明（张昭岚2016年8月21日）。证据2.王芳泽与王俊英案一审庭审笔录节选（2014年4月16日，思明法院滨海法庭）。证据3.4.经使馆认证的王惠玲的《出生证》（编号S.N.15A-0256977）、证据5.经使馆认证的母亲张丽鸿的《死亡证明》（编号S.N.11A-1047079）、经使馆认证的菲律宾首都司法区城市审判法院第四十分院判决（编号S.N.17A-0383528）及公诉针对的文书：2015年4月1日股东会会议记录、2015年6月19日董事会决议、2015年6月1日的公司信息表。证据6.王芳泽与王俊英系列案二审王芳泽王俊英补充提交证据及证据所涉三份文件。证据7.王芳泽与王俊英系列案中一审原告王芳泽提供的《补充证据清单三》证据1。证据8.沪劳人仲（2015）办字第1145号裁决书。证据9.（2016）沪0115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0.（2016）沪01民终10924号。证据11.王希贤房产买卖合同、购房发票。证据12.经使馆认证的存档于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设立资料（编号17A-0368081）。证据13.经使馆认证的由市长办公室签发的2015年营业许可证（编号14A-1146949）。证据14.经使馆认证的存档于证券委员会的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2015年一般信息表（编号14A-1129585）。证据15.经使馆认证的存档于证券委员会的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2017年一般信息表（编号17A-0372823）。证据16.经使馆认证的由市长办公室签发的2017年营业许可证（编号17A-0368079）。证据17.经使馆认证的菲律宾奎松市营业许可证和执照办事处出具的证明（编号17A-0368082）。证据18.翻译单位登记证书。证据19.经使馆认证的由市长办公室签发的2018年营业许可证（编号S.N.17A-0787377）。证据20.菲律宾国际公司2018年GIS表。证据21.张丽鸿股权过户给王希贤的完税证明及翻译公司营业执照。证据22.工商档案。证据23.电汇凭证。证据24.菲律宾国际公司的《声明》。证据25.董事会决议。证据26.王俊英案二审庭审笔录。证据27.王君丽的供词。证据28.菲律宾国际公司2018年GIS表（证据20系该证据的翻译件）。证据29.王芳泽在菲律宾相关诉讼中的口供（2018年10月16日）及认证（编号S.N.18A-0058221）。证据30.王芳泽在菲律宾相关诉讼中的口供（2018年10月16日）及认证（编号S.N.17A-0957747）。证据31.王俊雄在菲律宾刑事诉讼中的口供（2018年8月30日）及认证（编号S.N.17A-0981579）。证据32.完整认证文书：菲律宾国际公司的声明及认证（编号S.N.17A-0918339）。证据33.王芳泽诉王俊英的诉讼中提交的《补充证据清单三》证据11。证据34.张丽鸿股权出售协议及认证（编号S.N.17A-0981578）。证据35.王希贤受让张丽鸿名下股份的完税证明的完整认证（编号S.N.17A-0918338）。证据36.董事会决议的认证（编号S.N.17A-0694439）。证据37.王君丽的供词的认证及英文件。证据38.菲律宾国际公司最新营业执照的认证（编号S.N.17A-0957745）。证据39.证明的认证（编号S.N.17A-0957744）。证据40.公证书。 王芳泽质证认为，证据1声明人作为成年人，重新出具声明的理由竟然是对“用途和性质并不知晓，未尽审慎之责”。但是按照正常人的理解，正是因为在并不知晓用途的情况下，才会根据事实去做描述。何况，声明人作为成年人，在不知用途和性质的情况下怎么会无缘无故出具声明。恰恰说明的是，声明人在2016年又出具一份部分内容与之前不一致的声明，并且是在一审败诉之后，其目的性与真实性均让人生疑。该声明确认其曾经在2012年8月30日出具给王芳泽在原案件中提供的声明。故按照该表述，对2012年声明应予确认。该声明与事实不符，张昭岚代理王芳泽处理讼争房产购买登记的全过程。王芳泽提供的补充证据二中的证据1、2、3、6均是由王芳泽及代理人张昭岚共同签订，证据4《补充协议一》只由张昭岚与开发商签订，张昭岚在落款处是作为王芳泽的代理人。可见，张昭岚作为王芳泽代理人的身份是贯穿讼争房产购买登记全过程的。其声称“并不知道王芳泽是上述房产的真正产权人，还是仅作为产权登记人的受托人”的说法转变的毫无依据。在2012年声明中，张昭岚作为王芳泽的代理人，其陈述的事实是，上述房产的购房款均为王芳泽先生支付。但是在2016年声明中，却变成“不知款项来源”。退一步讲，张昭岚是否知晓款项来源也无法否认款项来源于王芳泽的事实。证据2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虽然《公证委托书》有提到王芳泽和张丽鸿共同委托张昭岚的表示，但是事实上，从王芳泽提供的证据均可以证明，在实际购买过程中，讼争房产是王芳泽购买，包括从与开发商签订合同、开发商确认付款对象、及至开具发票（发票金额近三千万抬头为“王芳泽”，只有一百万抬头“张昭岚”）等，均是王芳泽个人。代理人张昭岚与开发商签订的《保证合同》的公证内容表述，其代理的是王芳泽，而不是王芳泽夫妻。并且再结合张昭岚提供的《说明》中表述的，其也只是代理王芳泽个人。所以，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均是王芳泽的个人行为，即使部分有张昭岚签字的，其也是代表王芳泽。证据3、4真实性需要核对，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具体意见王芳泽在答辩意见中已经表述。况且本案赠与的是房产而非购房款。证据5.真实性须要核对。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王希贤试图给法院造成干扰，王希贤伪造文书的案件并没有撤销。证据第26页法院的order提到的是要检察院“重新进行调查”。事实上，该案也还在检察院补充调查中。所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证据6只有中文，没有原文，更别说是裁定书。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便有原文，也系在境外形成，没有经过公证认证，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无法看出有作出否认文书是王俊英伪造的，亦不是最终生效文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一审法院也没有作为查明的事实。菲律宾检察机关查明的事实，本案原告王芳泽系菲律宾公司创始人、控股股东、董事长及总裁。证据8、9、10真实性须核对，但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这是在王芳泽及菲律宾公司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也与本案没有关联。丰泽公司股权卖给新亚鞋服，但是合同中关于上海锦绣路房产约定仍由菲律宾公司持有，但是王俊英提起上海的诉讼是为了该房产。王希贤作证行为侵害的是菲律宾公司的利益，进而也是对作为大股东及董事长的王芳泽的侵害。证据11真实性确认，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事实上跟他案王芳泽与王俊英纠纷案的赠与流程一样。一手商品房登记在受赠人王希贤名下自然要以王希贤去签订房产买卖合同，开具的发票也自然是王希贤。这也是一手房产购买及赠与的正常过程。并不影响王芳泽实际购买并登记在受赠人名下的事实。该证据也恰恰证明王芳泽主张的事实，即讼争房产是王芳泽出资购买并登记至王希贤名下的事实。而该存档在房管局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正是登记至王希贤名下的一个环节。办理登记至王希贤名下后，产权证也一直保留在王芳泽处。证据12公司章程原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翻译件准确性也有异议。请法庭注意，根据菲律宾公司的设立资料，王芳泽跟王俊雄两个人共计持有60%股权。根据设立资料里的公司章程第二章第5款关于股东会法定人数的规定，股东会议必须要达到所代表半数以上的股东出席才有效。所以，王希贤与案外人作出的2015年4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显然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不具有效力。王希贤与案外人做出的2015年6月19日董事会决议，其所谓的董事，副董事长资格也是基于2015年4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在股东会不合法的情况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董事，副董事长资格何来？公司章程第三条第6节（王希贤证据第15页），关于合法的董事会，王希贤的翻译不是很精确，在处理公司业务方面（原文为“thetransactionofcorporatebusinessandeverydecision”，准确的翻译应为“在公司经营交易及作出的任何决定”），需要有半数以上董事通过才有效。而6月19日显然无具有合法资格的董事表决。证据13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也恰恰可以证明王希贤意图侵害王希贤财产权益的事实。王芳泽提供的证据7就是在2015年1月29日取得的市长办公室营业执照，然而，王希贤基于与案外人作出的2015年4月1日股东会决议，试图变更王芳泽董事长资格，侵犯王芳泽权益。证据14、15，16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所谓一般信息表是王希贤提供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这个信息表的内容就是根据王希贤2015年4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去填写报给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王希贤2015年这一组信息表跟营业执照的由来，王芳泽提供的证据材料清单（补充二）证据8奎松市检察机关的裁决书已经有提到，即证据第27-28页，王希贤基于2015年4月1日的所谓股东会，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信息表，其余质证意见同证据13。证据17真实性不予认可，质证意见同上。证据19，2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王芳泽也持有同样年份的同样材料。王希贤的取得是不合法的。证据2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王希贤伙同他人伪造张丽鸿转让股权给王希贤及案外人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虚假性在他案王芳泽与王俊英纠纷中已经有证明。证据22、23真实性、合法性需要核实，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24、2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董事会决议不合法。证据26.王希贤引用该证据为了证明什么需要明确。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27真实性不予认可。提请法庭注意的是，王希贤的上述证据事实上跟本案涉及的纠纷没什么关联性。对王希贤这些证据，大部分无法证明王希贤不存在侵权。这些不影响王希贤谎称产权证遗失补办新证并收取租金，基于双方之间公司利益进行侵害等严重侵害行为。证据29真实性需要核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王芳泽出售上海丰泽公司经过董事会同意。该证据第11页也提到了董事会授权出售丰泽公司，并委派董事长王芳泽代表签字。至于说公司是谁的，作为华侨，中国人表述“这是我的公司”也比比皆是。证据30真实性需要核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王俊英对王芳泽侵害事实已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王芳泽宁可不要这样的儿子。证据31真实性需要核对。与本案没有关联。该笔录也反映王俊雄一开始是代理公司秘书。王俊雄后来也正式选任公司秘书，并担任至今。该证据中王俊雄并未提到出售丰泽公司没有董事会决议。证据3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中文翻译件不完整。该声明英文上（第43页）落款的“Corp.Secretary”（公司秘书）跟”president”（董事长）分别由王惠玲跟王俊英。然而，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王惠玲、王俊英伪造股东会记录，篡改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股东会记录，篡改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信息，将董事长由王芳泽变更为王俊英，将公司秘书由王俊雄变更为王惠玲。所以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公章的真实性也不予认可。证据33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公章至今还在王芳泽处，今天补充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证据34真实性需要核实。但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只是王希贤单方的声明。证据35真实性需要核实。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36真实性需要核实。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没有中文翻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该证据合法性不予认可。并且，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也不是该证据落款处签名的人员。证据37真实性需要核实。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没有中文翻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该证据合法性不予认可。且也与本案没有关联。退一步而言，该证据也只是证明王君丽的股份来自其母亲，王君丽的股份也已经登记。证据38、3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没有中文翻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王惠玲、王俊英伪造股东会记录，篡改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股东会记录，篡改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信息，将董事长由王芳泽变更为王俊英。真实的菲律宾公司营业执照等王芳泽有提交给法院。也正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王希贤出席了未通知王芳泽出席的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2015年4月1日股东大会，并在该股东大会上被选举为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正是依据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2015年4月1日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于2015年向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菲律宾公司的董事长由王芳泽变更为王俊英。“该证据更证明了王希贤侵害事实。证据40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正如王芳泽在答辩状中所述，讼争房屋系直接跟开发商购买，王芳泽购买后直接登记在王希贤名下。王芳泽提供的补充证据二中的证据1、2、3、6均是由王芳泽及代理人张昭岚共同签订，证据4《补充协议一》更进一步，只由张昭岚与开发商签订，张昭岚在落款处是作为王芳泽的代理人。后续王芳泽也委托张昭岚管理讼争房屋，由张昭岚最初作出的《声明》中的陈述可知。张昭岚作为王芳泽代理人的身份是贯穿讼争房产购买登记及后续管理全过程的。而在赠与完成，即房屋产权办理至王希贤名下后，根据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原则，王希贤作为讼争房屋权属人，为便于张昭岚后续收租等管理行为之方便，自然需要由权属登记人作出委托授权。此公证委托书即证明了上述管理过程。 二审中，王芳泽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受理案件通知书邮寄公证。证据2.菲律宾商业公司章程。证据3.菲律宾公司2017、2018年营业执照、一般信息表。证据4.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2520号判决书及生效证明。证据5.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5030号判决书。证据6.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印章。 王希贤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为被上诉人假冒“张玉凤”之名向菲律宾寄出一封邮件的公证。且公证邮件寄送的地址也不是王希贤的地址，王希贤的通信地址是：No.1403SolerStreet,Sta.Cruz,Manila,Phil.。从证据可以看到所谓“妥投”是“代收”，非王希贤本人签收，实际上王希贤从未收到被上诉人所寄送的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据2的真实性可以确认，证明内容不予确认。2015年6月19日董事会决议有参加董事会的五位董事的批准和签字，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知，2015年菲律宾国际公司董事会成员5人，即董事会全体成员在2015年6月19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该决议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是合法有效的决议。证据3、4、5质证意见同王希文案。证据6印章，根据我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菲律宾公司的章是从上海工商档案调出，从上海丰泽公司的工商档案调出，与我们提供的盖章是一致的。董事会盖章与存档的章是一致的。 本院认为，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综合全案在本院认为部分分析评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除王希贤在上诉状提及的事实有异议外，其余事实均没有异议，本院对双方没有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中国大陆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二、一审送达程序是否违法；三、讼争房产是否是王芳泽对王希贤的赠与；四、王希贤是否存在侵害王芳泽权益的行为。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一、中国大陆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 本院认为，本案是赠与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涉及的赠与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王芳泽认为王希贤在王芳泽持有产权证情况下，故意换取新产权证并进而收取租金的行为也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王希贤的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一审送达程序是否违法。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六款规定，“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一审法院在立案后，根据王芳泽提供的王希贤在菲律宾国内法院诉讼文件中登记的王希贤地址向王希贤进行邮寄送达。在王芳泽同日以相同诉由、相似事实起诉的包括王希贤、王希文、王惠玲等案件中，一审法院分别向三个被告进行邮寄送达。根据已经生效的（2018）闽02民终2523号王芳泽与王惠玲等六案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王惠玲在一审审理期间，即2016年8月15日就相关案件在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委托中国公民张玉凤处理。而本案王希贤代理人林时坤、余丽梅代理权也来自于张玉凤转授权。在（2018）闽02民终2523号等六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因张玉凤拒不配合一审法院对王惠玲的送达，张玉凤根据一审法院要求，出具检讨说明。一审在邮寄送达未果的情况下，采用公告方式送达，虽然将公告期限90日误写成60日，该瑕疵行为并不影响王希贤对本案的上诉权。且本案二审亦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王希贤的委托代理人也出庭参加诉讼，其上诉权并未因此被剥夺，故王希贤关于本案一审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讼争房产是否为王芳泽对王希贤的赠与。 本院认为，王芳泽持有购买讼争房屋相关文件资料以及房屋产权证，菲律宾国际公司出具证明确认王芳泽借名认购房屋的事实，可以认定讼争房屋是由王芳泽出资购买。讼争房产虽然登记在王希贤名下，但产权证由王芳泽持有并管理，应视为王芳泽将讼争房屋赠与王希贤。王希贤在庭审中主张讼争房产为家族共同购买，但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王希贤还主张讼争房产是王芳泽与其配偶张丽鸿共同财产，系夫妻共同赠与，王芳泽无法单方撤销共同赠与的财产。本院分析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是房产赠与而非购房款赠与。根据讼争房产《土地房屋权证》记载，房产登记至王希贤名下的时间在2008年2月，而张丽鸿死亡时间为2005年1月14日，该赠与行为发生在张丽鸿死亡之后，故讼争房产为王芳泽个人对王希贤的赠与。姑且不论购房款是否是夫妻共有，在赠与人为王芳泽个人的情形下，撤销赠与的权利人也应为王芳泽。关于王希贤上诉主张其是张丽鸿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之一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王希贤二审提供的张昭岚2016年8月21日出具的《声明》，本院（2017）闽02民申403号民事裁定书对该份证据已作出认定“且张昭岚前后出具的两份《声明》内容相互矛盾，在张昭岚未到庭进一步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亦不足以证明王俊英所诉‘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王希贤是否存在侵害王芳泽权益的行为。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侵害的情况应包括身体健康、精神、人格权、财产权等方面的侵害。撤销赠与事由之一的严重侵害赠与人的认定应综合考量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以及基于该身份关系受赠人的行为性质对赠与人的精神伤害。若受赠人实际实施了解消性身份行为，且该行为可对赠与人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的，则可认定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本案中，讼争房产的原始产权证原件一直由王芳泽保管，对此王希贤是知道的，但却称产权证保管不慎，并登报遗失，向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补办产权证，进而收取讼争房产的租金，王希贤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王芳泽的权利。此外，王希贤还与王俊英等人作出股东会记录，意图变更菲律宾公司股东及王芳泽董事长身份，该行为也已经由菲律宾当地检察机关以伪造公共文书罪提起公诉。同时，王希贤批准并签署了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授权王俊英享有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授予的任意和所有权力。王希贤作为王芳泽孙子，本应让祖父安享晚年，但王希贤却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断与王芳泽发生冲突，对王芳泽精神、财产权益造成严重伤害。综合以上相关情节，王芳泽的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可以撤销赠与的情形。王希贤的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王希贤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25280元，由王希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文珍 审 判 员 李向阳 审 判 员 陈 璟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韩沁娟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