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402民初12918号原告：深圳市加西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鲤鱼河工业区后海工业园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6852574XB。法定代表人：龚放兵，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芦玮娜，广东乐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虎，广东乐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192548256N。法定代表人：董明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智兰，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加西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巧贤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芦玮娜律师，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智兰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系被告板材供应商，2014年12月至2017年12月期间陆续向被告供货。据统计，原告供货总金额合计36619831.04元，被告已支付货款合计36334834.66元，尚欠货款合计284996.38元，且上述欠款经原告多次催要后仍拒不支付。原告认为，被告上述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并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据此，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284996.38元；二、被告赔偿原告逾期付款的经济损失至被告实际清偿全部货款之日止，以逾期货款为本金，参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息上浮50%计算（即4.75%/年×150%=7.125%/年）；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且不同意由被告向原告径付；四、被告向原告返还质量风险保证金人民币80000元。原告庭后提交《质证意见》，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174258.72元，并申请撤回第四项诉讼请求。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公证书[（2018）深南证字第28426号]；2.格力集中采购供应链系统登录界面截图7张；3.《年度购货合同（家用）》（合同编号：GREE-采741-2015-640350）；4.《供货确认清单》（合同编号：GREE-采741-2015-640350-150609）；5.《年度购货合同（家用）》（合同编号：GREE-采741-640350）;6.《供货确认清单》（合同编号：GREE-采741-640350-1601）;7.《供货确认清单》（合同编号：GREE-采741-640350-1602）;8.《供货确认清单》（合同编号：GREE-采741-640350-160103）;9.《年度购货合同（家用）2017》(合同编号：GREE-采400-640350-2017);10.《供货确认清单》(合同编号：GREE-采400-640350-2017-16041705)；11.《年度购货合同（家用）》(合同编号：GREE-采436-2015-381100)；12.《供货确认清单2018》(合同编号：GREE-采436-2015-381100-1504a)；13.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20张（发票号码分别为NO.02405132、NO.02405134、NO.02405137、NO.02405138、NO.02405139、NO.02405141、NO.02405142、NO.02405143、NO.02405144、NO.02405145、NO.02405148、NO.02405149、NO.02405162、NO.02405163、NO.02405164、NO.02405165、NO.02405170、NO.02405171、NO.02405172、NO.02405173）;14.邮件截图[（主题为关于扣去2016年度质量风险保证金的通知（深圳市加西亚科技有限公司）]；15.《关于扣取2016年度质量风险保证金的通知》。被告辩称，一、原告诉请被告拖欠货款284996.38元的事实不存在，理由如下：1.《货款及利息计算表》中，有供货确认清单的价款金额共计13293121.05元，对此货款金额被告予以认可。其他没有供货确认清单确认的价款金额，列为到期应付货款与双方约定不符，且原告也无证据证实该货款已真实产生。根据原、被告双方签署的《年度购货合同（家用）》第7.1条“结算方式”之约定：“货到甲方仓库并经甲方最终验收合格后，月度结算，甲方凭乙方提供的经双方确认后加盖乙方公章的价格确认资料、加盖乙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的《供货确认清单》及乙方开具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核对无误后，在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以承兑或现汇的方式付款”。双方自2014年合作以来，结算的方式及期限也是按此约定来履行。即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是收到原告的供货确认清单及发票后再予付款，否则被告并不具有付款义务。因此，《货款及利息计算表》中列明的其他平台对账单显示的金额，被告认为是不成立的，不应认定为到期应付货款。原告《货款及利息计算表》所列明的款项，有一单回款金额是100233.67元，需要说明的是，被告根据预估所使用的货值来支付的货款，原告也确认收到了该款项。但原告并没有提供确认清单及发票来证实它的货款金额就是表中列明的146421.74元，因此，原告主张供货确认清单价款金额不应当包含该金额，不能列入被告到期应付未付的货款。2.《货款及利息计算表》中列明的回款金额，被告予以确认。再加上被告在2019年1月又另外支付了110737.66元，被告支付的货款共计13269751.09元。从账面来看，尚余23369.96元未予支付。3.根据双方签署的《质量保证协议》第三条第9）项“质量违约金可从任何批次的货款或质量保证金中直接扣除”，及第25条“质量问题从未付货款中扣除并向乙方告知”之约定，被告实际扣除的质量违约金共计9423.36元，被告有权从应付未付款项即23369.96元予以扣除，剩余货款为13946.6元。4.另外，根据双方签署的《质量保证协议》第九条第1）项、第3）项之约定：“质量风险保证金，按上一年度业务额的千分之五预留货款作为质量风险保证金”，“保证金预留期限为6年，当双方中止合作时3年后返还50%，其余50%在6年期满后返还”。被告收取质保金有合同依据。但实际上，剩余货款13946.6元，已经不足以支付质保金8万元，换言之，若严格按照约定，原告还应向被告补足剩余的质保金66053.4元。因此，原告诉请返还质保金8万元没有合同依据，也未达到返还条件，应予驳回该项诉请。二、被告并无拖欠货款，原告诉请货款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平安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金额10737.66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据金额10万元）；2.《质量保证协议》（2015年2月24日）；3.平台系统内发送的月度考核数据汇总表截图5张。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2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年度购货合同（家用）》2份（合同编号分别为GREE-采741-2015-640350、GREE-采436-2015-381100）。2015年2月24日，原告（乙方、供方）与被告（甲方、需方）签订《质量保证协议》，其中，第六条“生产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的处理”，约定：1）当乙方产品在甲方使用过程出现A类质量缺陷时，甲方可按1000元/件扣取乙方的质量违约金，若属于安全缺陷的，按3000元/件扣取乙方的质量违约金；2）当乙方产品在甲方生产使用过程出现B、C、D类批量质量缺陷时（计数型类物料不良数量大于5件，计量型类物料制品不良率达0.5%），甲方可按该批货值5%（1000元-5000元）扣取乙方的质量违约金；……。第九条“关于质量风险保证金”约定：1）甲方可按上一年度双方业务额的5-10‰预留乙方货款作为质量风险保证金，每年的质量风险保证金按上年度的业务额重新核算（注：返还上年度的质量风险保证金，扣新年度的质量风险保证金）……3）质量风险保证金保金的预留期限为6年，当甲乙双方中止合作时，甲方将留存的质量风险保证金分批返还给乙方，3年后返还50%，其余50%在6年期满后返还。2015年3月20日、2015年5月20日，原、被告分别确认《供货确认清单》2份，分别就合同号为GREE-采436-2015-381100、GREE-采741-2015-640350的两份《年度购货合同》，约定以供货确认清单的形式结算货款，货款含税合计分别为110737.66元（货款所属月份为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4月25日）、6623860.63元（货款所属月份2015年5月26日至2015年9月25日）。2015年12月2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年度购货合同（家用）》（合同编号：GREE-采741-640350号）。2015年12月20日、2016年1月20日分别确认《供货确认清单》3份（其中2015年12月20日确认2份，2016年1月20日确认1份），均就合同号为GREE-采741-640350的《年度购货合同》，约定以供货确认清单的形式结算货款，分别确认货款含税金额为2091434.15元（货款所属月份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25日）、124476元（货款所属月份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25日）、675862.31元（货款所属月份2016年1月26日至2016年2月25日）。2016年5月19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关于扣取2016年度质量风险保证金的通知》，主要内容为告知原告根据2015年与原告的业务额及质量保证协议要求，2016年度需增扣质量风险保证金80000元。庭后，原告提供《质证意见》称，前述通知的质量保证风险金并未实际发生，故不再要求被告返还。2017年1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年度购货合同（家用）2017》(合同编号：GREE-采400-640350-2017)。2017年4月20日，原、被告确认《供货清单》1份，就2015年12月20日签订的合同号为GREE-采741-640350及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合同号为GREE-采400-640350-2017《年度购货合同》，约定以供货确认清单的形式结算货款，确认货款含税金额为3666750.3元（货款所属月份为2016年3月26日至2017年5月25日）。前述4份购货合同第七条“结算方式及期限”均约定：7.1结算方式为货到甲方仓库并经甲方最终验收合格后，月度结算，甲方凭乙方提供的经双方确认后加盖乙方公章的价格确认资料、加盖乙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的《供货确认清单》及乙方开具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核对无误后，在双方约定付款期限内以承兑或现汇的方式付款；7.2货物最终验收合格后，甲方通过供应链管理系统将供货信息提供乙方核对，乙方应于收到此信息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符合合同要求的《供货确认清单》。若乙方逾期提供，则甲方有权推迟货款支付；7.3如果乙方有赔偿和/或支付违约金的责任，则甲方有权从最近一笔付款中扣除相应金额，如果最近一笔付款不足以抵扣违约金的，则可从下一笔付款中继续扣除等。2015年11月5日、2015年12月4日、2016年4月20日、2016年5月20日、2016年6月1日、2017年7月11日、2017年8月9日、2017年9月30日、2017年11月3日、2017年4月5日、2018年2月5日、2019年1月23日，被告分别向原告支付涉案货款金额3000000元、3622861元、2090000元、670000元、12700元、1080640元、292144.96元、471343.02元、1750000元、20230.78元、100233.67元、48860元、110737.66元，合计金额为13269751.09元。原告称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原告向被告供货后，被告根据需求向第三方外仓取货，根据当期使用货品的品类及数量在平台上向原告发对账单（对账单一段时间内会在系统上自动清除），然后原告根据对账单向被告开具发票，被告再向原告出具供货确认清单，原告盖章后寄回给被告，被告于一个月左右付款；自2017年起，被告怠于提供供货确认清单，双方通过平台对账单，确认2017年5月、6月、7月、9月、11月的货款分别为2400元、2020元、3.54元、43.48元、146421.74元，合计150888.76元；涉案货款合计13444009.81元，被告已支付13269751.09元，被告尚欠货款174258.72元，截至2019年1月23日的利息为2871.10元。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交易流程不予认可，称原告开具发票的金额是根据供货确认清单开具，双方会定期通过平台对账，对差异部分通过协商解决，最终付款依据是供货确认清单而非对账单，故对前述《供货确认清单》确认的货款金额合计13293121.05元予以认可，对原告主张的平台对账单确认的金额不予认可。另查明，被告提供平台系统截图5张，截图显示的汇总表显示计划考核金额小计分别为600元、1400元、300元、2500元、4623.36元。被告据此主张已将原告交付产品的质量问题书面通知原告，被告可依约收取质量违约金9423.36元，未付货款金额23369.96元（13293121.05元-13269751.09元）不足以扣减质量违约金及质保金80000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系统为被告的操作系统，相关数据可任意修改，且系统截图具体内容不清晰。本院认为：涉案的《年度购货合同（家用）》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结合原、被告的诉辨意见和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货款总金额及未付货款金额；2.被告主张从未付货款中扣除质量违约金9423.36元能否成立；3.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剩余货款金额。具体分析如下：1.涉案货款总金额及未付货款金额。对于《供货确认清单》确认的供货货款金额合计13293121.05元及被告共计向原告支付货款13269751.09元，原、被告均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而原告主张双方通过对账单对2017年6月至2017年11月的货款进行了对账，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此外，原、被告已通过确认《供货确认清单》，约定以供货确认清单的形式结算涉案《年度购货合同（家用）》的货款。据上，原告主张涉案货款共计13444009.81元（13293121.05元+150888.76元）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故涉案货款金额为《供货确认清单》确认的总金额13293121.05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货款13269751.09元，被告尚欠货款23369.96元。2.被告主张从未付货款中扣除质量违约金9423.36元能否成立。《质量保证协议》虽明确约定被告可根据原告提供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根据具体情形扣取一定的质量违约金，但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提供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且已将相关的质量问题反馈原告，原告予以认可或在一定的期限内不提出异议。此外，原告对此也不予认可。据上，被告主张从未付货款中扣除质量违约金9423.36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3.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剩余货款金额。原告曾于2016年5月向被告发出《关于扣取2016年度质量风险保证金的通知》，通知2016年需增扣80000元质量风险保证金，对此，原告未提出异议。因此本院认定被告享有增扣2016年质量风险保证金80000元的权利。至今距离通知发出未满3年，故仍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风险保证金预留期限为6年，当双方中止合作时3年后返还50%，其余50%在6年期满后返还”的返还条件。因此，在被告尚欠货款23369.96元未超出被告有权留存的质量风险保证金80000元的情况下，被告有权拒绝向原告支付剩余货款。综上，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加西亚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21.48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巧贤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黄 婷赖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