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13民终53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华，女，1956年4月26日出生，住泗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小虎，男，1983年12月2日出生，住泗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海红，女，1986年4月20日出生，住泗阳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蕊，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伟，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于聪，男，1961年7月19日出生，住泗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兆群，男，1961年7月19日出生，住泗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前荣（系郝兆群妻子），女，1966年9月15日出生，住泗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龙华，男，1971年8月21日出生，住泗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裴海英，女，1975年6月21日出生，住泗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景阳（系裴海英父亲），男，1947年4月26日出生，住泗阳县。上诉人王玉华、杨小虎、杨海红因与被上诉人葛于聪、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18）苏1323民初5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华、杨小虎、杨海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调解协议应予撤销。杨小虎在调解协议签字并没有得到所有上诉人的授权，杨小虎的签字只能代表杨小虎本人的意思，协议上没有体现其他协议人的意见。上诉人三人作为死者杨太国的配偶和子女，在事故发生后都有权主张相关的赔偿，但该协议上仅有杨小虎一人签字，没有其他二人的签字，由此可知该份协议的内容王玉华和杨海红不知情，或者是并不认可协议内容。该协议是在泗阳县公安局组织下达成的，其作为相关权力机关，更应当注重签约主体和流程以及赔偿金额等问题，杨小虎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签订了该份协议，并不能完全导致该份协议生效。2.从协议内容看是显失公平的。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其死亡赔偿的金额在40万元左右，但是协议调解的金额仅9万元，这与实际相差过多，即便调解金额要有让步，也显失公平。3.从签订协议的背景看，签订主体的相对方是在趁人之危下签订的。杨太国死亡后应当索赔的事宜没有沟通好，防暴大队等相关部门不让死者的家属将死者带走，根据农村风俗死者要入土为安，在这种情况下，杨小虎在该份协议上签字是迫于无奈。签订协议时确实只有杨小虎一人在场，其他亲属并不在场。一审法院多次以张某的谈话笔录向双方询问，则张某应当以证人身份出庭，否则该谈话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从张某的谈话笔录内容看，9万元的赔偿金额并非杨小虎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也不能证明死者的其他亲属也在场。4.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而不应适用该解释第十条的相关规定。杨太国与被上诉人葛于聪存在雇佣关系，其在葛于聪的指示监督下从事从属性劳动关系。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并未提供相对安全的用工环境，当时用工环境连最基本的防护措施都没有，也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合理的警示义务，故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葛于聪辩称：当时是泗阳爱园派出所协调这个事情，是张某出面调解的，我不在场，不清楚情况。当时死者的堂兄弟杨太丰是在场的，他们协调好了，张某跟我说就这么多钱，你怎么办。后来在派出所大厅里面签字的，当时对方在场有杨小虎、杨太丰和死者的姨侄徐海波。当时协议上面都写了，如果违约，双方有经济损失，由违约的人承担责任。现在上诉人要求我再赔4万元，我不应当再承担。我本身经济就困难，还是高利贷处理了这个9万元。郝兆群辩称：我不同意承担责任。派出所的调解协议和我没有关系。关于安全问题，本案不是安全出问题，而是杨太国自己的问题，他当时喝酒了，是他自己的责任。上诉人一审中要求我们三家连带承担6万元，我不同意。裴海英辩称：一审要求我们三家赔偿6万元，是不合理的。上诉人称我方是建造房子，这是歪曲事实，我们其实是修房子，不是建造房子。我们维修房子，让李龙华出面找人承包的，我们五家是连体房，也是一起修的，因为五家房顶都漏了。关于上诉人称我们没有提供安全生产条件，我不应当承担这个责任，瓦、屋面板等拆除的东西都是用东西吊下来的，杨太国和杨太刚干活的时候，拆除的这些东西本身是在屋里的，但他们违法操作，把东西抬过阳台往下扔，发生了不安全的事情。杨太国本身就是开小吊的，但是他没有把东西吊下去，而是直接扔下去了。我当时还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工人不是我选的，与我有什么责任呢？李龙华二审中未作答辩。王玉华、杨小虎、杨海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告杨小虎与被告葛于聪于2017年3月10日签订的《治安协议》；2.被告葛于聪已经赔偿的90000元，被告葛于聪再向三原告赔偿40000元；3.被告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连带赔偿三原告6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9日，原告亲属杨太国跟随被告葛于聪在被告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家从事房屋维修，在从事劳务活动的过程摔伤致死。原告杨小虎无权代表其他人与被告葛于聪签订赔偿协议，且该协议的赔偿数额远远低于应该赔偿的数额。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玉华与杨太国系夫妻关系，杨小虎、杨海红系杨太国子女。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等五家二层楼房连在一起，因房屋存在漏水等情况，五家将房屋维修、防水等劳务发包给葛于聪，葛于聪雇佣杨太国等人进行施工，并按天向杨太国支付报酬。施工地点是二楼楼顶，杨太国在工地上做小工。2017年3月9日，相关工程基本完工，杨太国等人二楼楼顶清理垃圾。杨太国和杨太刚在裴海英家的二楼楼顶将拆下来的窗户过梁抬起来向下扔，杨太国在抬窗户过梁的过程中从二楼楼顶摔下，并于当天死亡。2017年3月10日，杨小虎和葛于聪在泗阳县公安局爱园派出所民警主持下达成治安调解协议，该协议书载明：2017年3月9日13时许，在爱园镇商贸城北门内东侧居民楼二楼葛于聪工地，杨小虎父亲杨太国在施工中因不慎从二楼跌落，在被送往医院途中死亡。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葛于聪一次性赔偿杨太国家所有费用共计九万元（其中四万元于2017年3月11日下午两时前支付到位，另外伍万元于杨太国正吊之日前给付到爱园居委会暂存，待其安葬后支付给杨小虎）；2、自协议签订后，杨太国亲属不得再因杨太国死亡一事和葛于聪家及其他人员发生任何矛盾或做出其他违法乱纪事情；3、双方达成和解，互不追究相关责任。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时起生效。对已履行协议的，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不予处罚；对不履行协议的，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被侵害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杨小虎和葛于聪在治安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杨太丰、周连香和泗阳县爱园镇爱园居委会书记张某作为见证人签名见证，泗阳县公安局爱园派出所民警边旭在该协议上主持人处签名，该协议上还加盖泗阳县公安局爱园派出所印章。葛于聪已经按照治安调解协议的约定向原告支付了90000元。后双方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遂诉至本院。本案的一审争议焦点为：一、杨小虎与葛于聪于2017年3月10日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是否存在可变更、可撤销情形？二、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对杨太国的死亡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为了查明案情，一审法院依法对张某进行了调查，其陈述：当时政府都派人去的，到爱园医院时，人已经死亡，没有经过抢救，死者家属在场，死者的其他亲属也在场……，杨小虎家要几十万元，具体多少记不清了，后来调解，双方互相让步，双方达成赔偿协议，我作为见证人签名的，双方签协议时，死者的亲属都在场。王玉华、杨小虎、杨海红质证认为，调解时，政府没有告知死者家属应当赔偿的数额，政府不让原告将尸体运走，签订协议不是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裴海英质证认为，三原告不应该让被告赔偿。郝兆群质证认为，两个人在抬东西，为什么是杨太国掉下来了，另一个人没有事，死者当时是饮酒的，其他工人都是这样说的。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张某是泗阳县爱园镇爱园居委会书记，也是协议的见证人，与双方无利害关系，其陈述具有客观性。张某的陈述可以证实，在调解过程中，杨太国的亲属杨小虎等多人参与调解。杨小虎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在治安调解协议书签字的后果是明知的，原告家族成员杨太丰也在该协议上签字见证，同时原告方已经按照协议约定领取了90000元。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三原告是知晓协议内容，且对协议内容也是认可的，故该协议是三原告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原告对其亲属杨太国死亡的后果是明知的，且杨太国从楼顶跌落下来时其堂兄弟杨太刚在场，三原告对杨太国从楼顶跌落的原因也是明知的。调解是双方互相协商的过程，见证人张某的陈述也能证实这个过程，双方均有互相让步，葛于聪在短时间内向原告支付了90000元，且该调解协议是在泗阳县公安局爱园派出所民警主持下达成的，双方均应当遵守该协议。同时三原告未能就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趁人之危的情形提供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撤销协议的请求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葛于聪承揽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等人房屋维修劳务，双方成立承揽关系。三原告亲属杨太刚为葛于聪提供劳务，并由葛于聪向其支付劳务费，双方形成劳务关系。杨太刚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应该由葛于聪赔偿。葛于聪承揽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等人房屋维修劳务，三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存在选任、指示过失，故一审法院对三原告要求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玉华、杨小虎、杨海红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玉华、杨小虎、杨海红上诉提出，杨小虎签订涉案调解协议并未得到王玉华、杨海红的授权，对王玉华、杨海红不具有约束力；且杨小虎当时签字是迫于无奈，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赔偿数额也过少，该调解协议符合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等可撤销情形。经查，涉案《泗阳县公安局爱园派出所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在泗阳县公安局爱园派出所民警边旭主持下，由当事人双方杨小虎和葛于聪签订，杨太丰、周连香和爱园居委会书记张某作为见证人签名见证，该协议还加盖了泗阳县公安局爱园派出所印章。根据涉案调解协议的以上签订情况，结合一审法院依职权与张某的谈话内容，以及上诉人一方已经按照调解协议领取了90000元的事实；应当认定该调解协议是杨小虎自愿签订，且王玉华、杨海红对调解协议的内容是知晓并认可的。三上诉人主张涉案调解协议符合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等可撤销情形，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对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葛于聪已依约履行了90000元赔偿款的付款义务，现三上诉人要求葛于聪再支付40000元赔偿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上诉人还上诉要求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共同向其支付60000元赔偿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因杨太国的雇主葛于聪就赔偿问题与三上诉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已全部履行了调解协议中确定的90000元赔偿义务，故涉案人身损害赔偿债务已得以清偿；则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作为发包人，无论其应否与雇主葛于聪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都因涉案债务已全部清偿而不再承担赔偿义务。故对三上诉人要求郝兆群、李龙华、裴海英共同向其支付60000元赔偿款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玉华、杨小虎、杨海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元，由上诉人王玉华、杨小虎、杨海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亚非审判员  陈泽环审判员  朱 海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苏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