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34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乐山市市中区红兴木业加工厂，经营场所：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红花村**。 经营者：祝国强，男，198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红，四川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东，四川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志琼，女，196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亚平，男，196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原审第三人：陈志才，男，1979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 上诉人乐山市市中区红兴木业加工厂(以下简称红兴加工厂)与被上诉人石志琼、李亚平、原审第三人陈志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新津县人民法院（2018）川0132民初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红兴加工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红兴加工厂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李亚平、石志琼是顶卓沙发厂的实际经营者或者与陈志才是合作（合伙）关系。根据红兴加工厂提交的视听资料内容，石志琼陈述:“我们和他合作一直没有出来过，硬是好累哦，我不出面管一哈，年轻人不得行，陈志才接手，我们就退出来了，我们就不咋好跟你说我们退出来了。他来做，我们就想办法咋个想办法把那个钱抵回来，投资就投资嘛，头年子不赚钱嘛，我们想的第二年、第三年就把他整回来嘛，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从以上表述，实际是李亚平、石志琼与陈志才之间的合作（合伙）关系。此外，石志琼、李亚平的证人证实杨露系顶卓沙发厂的财务，而杨露是石志琼、李亚平儿媳妇，那么按理说杨露就掌控有公司财务资金往来、特别是工资支出的证据，但在本案中却没有相应证据对石志琼、李亚平的证言进行印证。虽然石志琼、李亚平用“顶卓”的名义，但实际是挂用“顶卓”的名义，木材买卖合同的协商、履行、催款，均是在红兴加工厂与石志琼、李亚平之间进行，按照法律规定应由实际经营者即石志琼、李亚平承担。2.石志琼、李亚平经营了新津与芦山两个门店，其没有证据证明红兴加工厂所供材料全部用于顶卓沙发厂。本案中，李亚平在顶卓沙发厂负责守门，采购材料，杨露也在沙发厂负责财务。出于什么原因石志琼、李亚平不在自己经营的门店工作反而到他人沙发厂上班？显然只有出于自己是经营者的原因。3.石志琼、李亚平与陈志才之间的关系属于内部关系，其未对内部关系进行举证，且在合同成立、履行中未向红兴加工厂进行披露，因此，木材买卖合同主体就应为红兴加工厂与石志琼、李亚平。4.一审对石志琼、李亚平与陈志才的关系、石志琼、李亚平退出对顶卓沙发厂经营的事实未予审查，事实不清，遗漏关键事实。 石志琼、李亚平答辩称，石志琼、李亚平绝非顶卓沙发厂的实际经营者或与陈志才有合伙关系。李亚平在沙发厂负责门卫及接收材料工作，月工资3000元，李亚平在送货单上签字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而石志琼没有在沙发厂上过班，石志琼自己也在从陈志才的沙发厂拿货。2016年陈志才因酒驾被判拘役，由于石志琼一直在卖陈志才的沙发，陈志才信任石志琼，才让石志琼的儿媳妇杨露在这段时间给他管账，等陈志才回来后就不帮他管了。红兴加工厂的视听资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也不能证明石志琼、李亚平是经营者或合伙人。石志琼与红兴加工厂经营者祝国强的姐姐一同都在陈志才厂里拿货到乐山去卖，红兴加工厂本就知道陈志才是老板，只是因为陈志才失踪了，红兴加工厂自己的货款收不回来，因此才歪曲事实，认定李亚平、石志琼是沙发厂的经营者。综上，石志琼、李亚平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原审第三人陈志才未作答辩。 红兴加工厂向一审起诉的诉讼请求：判决石志琼、李亚平连带支付木材货款150157元，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所欠货款15015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6年11月1日起算至付清款项为止。 一审查明以下事实：2016年4月21日-2016年10月5日期间，红兴加工厂以李险峰和黄学林的名义，向位于崇州市三江镇的顶卓沙发厂提供木材。其中，2016年4月21日的出库单上未载明收货人；2016年5月4日的送（销）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为顶卓沙发厂；2016年6月13日、7月11日、8月18日、9月11日、10月5日的送（销）货单和送货单，收货单位均载明为“新津石大姐”。送货单载明了规格、数量和金额，均由李亚平进行了签收，送货单载明的货款金额共计200157元。 顶卓沙发厂未办理工商登记。案外人杨露系顶卓沙发厂的财务，也是石志琼、李亚平的儿媳妇。2016年8月6日，杨露分两次向红兴加工厂的经营者祝国强转账2万元和3万元，共计5万元。 另查明，2017年3月28日，祝国强在与石志琼电话录音中陈述“那个时候就应该慢慢的跟他（指陈志才）抵起走”、“他那儿要是干的起，就慢慢开始抵了，不抵没有办法”，石志琼在电话录音中陈述“只要他（指陈志才）没有死，我们就要去找他”、“看到我的情分上拉了十几万的条儿（指木条）来，拉到厂头来，都晓得这回事”。 就本案诉争的货款，黄学林作为原告于2018年1月起诉了石志琼、李亚平，案号为（2018）川0132民初392号，后撤诉。在（2018）川0132民初392号案件2018年3月13日的庭前会议中，石志琼、李亚平申请曾担任顶卓沙发厂厂长的包树文、顶卓沙发厂员工王某，以及运输沙发的货车司机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陈志才系顶卓沙发厂的老板，李亚平为顶卓沙发厂的员工。并且，黄学林与石志琼、李亚平均确认了陈志才向包树文支付工资75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 一审认定上述事实，采信的证据包括：红兴加工厂提交的身份信息、出库单、送（销）货单、送货单、电话录音，一审依职权调取的（2018）川0132民初392号庭前会议记录以及一审庭审笔录等在案为证。 一审认为，陈志才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其不能举证、质证和陈述的法律后果自行承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红兴加工厂是否与石志琼、李亚平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 红兴加工厂为了证明与石志琼、李亚平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送货单、电话录音、李险峰和祝小英的证言、转账凭证等证据。石志琼、李亚平为了反驳红兴加工厂主张的事实，申请了包树文、宋某、王某出庭作证。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红兴加工厂提交的送货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还应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认定。而红兴加工厂提交的其他证据中，如电话录音，并未认可石志琼、李亚平为木材的买受人，反而认为应让陈志才用沙发抵债。其次，证人包树文、宋某、王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李亚平系顶卓沙发厂的员工，陈志才是顶卓沙发厂的老板。结合李亚平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李亚平代顶卓沙发厂签收货物的事实。最后，证人王某的证言，还证明了杨露是顶卓沙发厂的财务。红兴加工厂提交了杨露的转账凭证，但未提交杨露的转账行为是受石志琼、李亚平委托的证据，反而更具有杨露基于顶卓沙发厂财务身份而代表顶卓沙发厂支付货款的高度可能。故红兴加工厂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石志琼、李亚平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红兴加工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据此，一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红兴加工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98元，公告费300元，共计3898元，由红兴加工厂负担。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红兴加工厂与石志琼、李亚平是否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一、二审双方出示的证据及陈述的情况，本案中红兴加工厂实际只有送货单为直接证据证明曾向顶卓沙发厂送货，签收人为李亚平。但其一，石志琼、李亚平一方的证人曾在顶卓沙发厂工作或向沙发厂送货，其均陈述李亚平是员工、门卫，陈志才是沙发厂老板，因此李亚平收货的行为不代表其在经营沙发厂；其二，红兴加工厂无证据证明石志琼在经营沙发厂，其提交的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由其自行记载，而录音内容也反映不出石志琼在与红兴加工厂合伙经营沙发厂。因此，红兴加工厂的证据不能证明与李亚平、石志琼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石志琼、李亚平与陈志才在合伙经营顶卓沙发厂。一审判决未支持红兴加工厂针对石志琼、李亚平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98元，由乐山市市中区红兴木业加工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史 洁 审判员 唐欣欣 审判员 毛 星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谢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