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9行终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翟某，女，1982年2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系丘旭文的妻子。上诉人（原审原告）：丘某1，女，201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系丘旭文的女儿。法定代理人：翟某，系丘某1的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丘某2，男，2016年7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系丘旭文的儿子。法定代理人:翟某，系丘某2的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爱珍，女，195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大浦县，系丘旭文的母亲。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蔡志东，广东法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雷志斌，广东法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由原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与原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合并而成）。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城大道**。法定代表人：司琪。委托代理人：袁俊娜，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鸿福路**/div>法定代表人：肖亚非，市长。委托代理人：谭雨，东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黎伟明，东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黄洲祥龙路**div>法定代表人：邓伟均。上诉人翟某、丘某1、丘某2、罗爱珍（以下简称“翟某等四人”）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莞市政府”）及原审第三人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行初5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7月2日，翟某等四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428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撤销东莞市政府作出的东府行复〔2018〕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东莞社保局重新作出丘旭文的死亡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审法院查明：丘旭文是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药师，2018年1月26日上午9时10分许，丘旭文在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单位工作期间去卫生间，9时40分许，被同事发现其倒在地上，通知单位急诊科医护人员到场抢救，随后送单位急诊科治疗，于2018年2月5日9时45分，经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无效宣告临床死亡，死亡原因为“缺血缺氧性脑病”。2018年2月8日，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向东莞社保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及其它证据材料，请求认定丘旭文的死亡为工伤。东莞社保局受理后，依法要求翟某等四人提交证据材料，并进行了调查核实。经调查核实，东莞社保局认定丘旭文在本次事故中导致的伤害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同时也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认定或视同工伤的其它情形，据此，东莞社保局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了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G22036428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分别送达给翟某等四人、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翟某等四人对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不服，向东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东莞市政府经复议后，于2018年6月6日作出了东府行复〔2018〕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分别送达给翟某等四人、东莞社保局及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翟某等四人仍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及第二十条第一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的规定，东莞社保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事故进行处理和认定的法定职权。2018年2月8日，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就丘旭文于2018年1月26日所发生的事故伤害申请工伤认定，并向东莞社保局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东莞社保局于2018年2月28日受理后，依法进行调查核实，后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了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G22036428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翟某等四人及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其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东莞市政府具有对于东莞社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进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权。翟某等四人于2018年4月11日向东莞市政府提起复议，东莞市政府于2018年4月18日受理复议申请后，于2018年6月6日作出东府行复〔2018〕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翟某等四人、东莞社保局及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及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的规定，其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东莞社保局作出案涉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有据。首先，事发当日上午9时10分许，丘旭文在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单位工作期间去卫生间，9时40分许，被同事发现其倒在地上，通知单位急诊科医护人员到场抢救，随后送单位急诊科治疗，2018年2月5日9时45分，经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无效宣告丘旭文临床死亡的事实，翟某等四人、东莞社保局、东莞市政府均无异议。事发时是2018年1月26日上午9时10分许，丘旭文在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单位工作期间去卫生间，9时40分许，被同事发现其倒在地上，并非在从事工作或者与工作有关的事项，且丘旭文从2018年1月26日被送医院抢救，2018年2月5日经抢救无效死亡，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也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亦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应当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其次，翟某等四人主张必须以脑死亡的时间来认定患者死亡的时间，丘旭文的脑死亡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48小时内死亡含义，东莞社保局应重新作出丘旭文的死亡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认定。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确认丘旭文于2018年2月5日9时45分死亡，因此东莞社保局认定丘旭文于2018年1月26日突发疾病导致的死亡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并无不当。翟某等四人认为必须以脑死亡的时间来认定患者死亡的时间，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翟某等四人的主张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东莞社保局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G22036428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丘旭文于2018年1月26日突发疾病导致的死亡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证据充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东莞市政府经审查，作出东府行复〔2018〕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充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翟某等四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翟某等四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收取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翟某等四人承担。一审宣判后，翟某等四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东莞社保局重新作出丘旭文的死亡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基本案情。丘旭文自26号上午9时许在东莞第三人民医院上班期间突然发病随即入院抢救，入院后被诊断为爆发性心肌炎，当时已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无自主呼吸。2018年1月26日18:53:01的院际会诊结果：“复查头颅CT评估，患者目前已经出现脑死亡”。2018年1月27日上午10:00，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对丘旭文做了彩色经颅多谱勒超声（TCD）检查，显示血管呈“振荡波”。这段时间患者没有自主呼吸和心率，靠呼吸机维持呼吸和心跳。2017年2月5日8时30分，患者再次出现心率减慢至0次。2018年2月5日9时45分宣布临床死亡。为了死者火化和注销死者户口，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以宣布临床死亡的时间作为死亡时间（即2018年2月5日）。后因申请认定工伤，在死亡的准确时间上有争议，医院出具患者于2018年1月27日已经临床脑死亡的《证明》。二、必须以脑死亡的时间来认定患者死亡的时间。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翟某等四人认为必须以脑死亡的时间作为患者死亡的时间，从而给予视为工伤的认定。具体理由如下：1.脑死亡的《证明》是确定准确的患者死亡时间的证明，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只是用于火化和注销户口的证明。2.国家卫计委制定出台了《脑死亡认定技术与规范》规范了脑死亡标准。没有其它规范其它死亡标准。据此，可以确定脑死亡是判断死亡的唯一标准。3.按照《民法总则》第十五条的规定，应该按照脑死亡的时间来认定死亡的准确时间。4.行政机关应该提供相应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在翟某等四人坚持按照脑死亡标准来认定死亡的时间前提下，行政机关应该提供法律依据证实采用脑死亡来认定死亡时间是错误的，或者提供法律依据证实应该采用其它的标准来认定死亡时间。东莞社保局以脑死亡没有明确立法为由不支持翟某等四人的请求是非常不负责的。固然目前中国没有脑死亡的立法，但也没有其它死亡标准的立法。为什么对翟某等四人的主张就要求有脑死亡的立法才支持？东莞社保局的要求显然是不公平的。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曾对媒体说过：“脑死亡只是一个诊断标准，无需在立法问题上纠缠，原本以心跳呼吸停止来判定的标准也未经立法确认，却一直都在执行”。5.判例的理由亦是翟某等四人的理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行申127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我国法律目前对死亡标准的判定没有明确规定，为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时不宜作出对劳动者不利的解释。职工脑死亡时其死亡已具有不可逆性，持续救治只能延缓临床死亡时间，因此，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在适用《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时，应当从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按照脑死亡的标准予以解释。”相关案例还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行申320号《行政裁定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陕行提字第00006号《行政判决书》、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韶中法行终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662号《行政判决书》、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潍行终字第65号《行政判决书》、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常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长中行终字第00230号《行政判决书》、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10行终2号《行政判决书》、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豫01行终585号《行政判决书》、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豫15行终41号《行政判决书》。以及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物《人民司法》具有指导价值的案例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赣中行终字第123号《行政判决书》、2018年4月15日刊登在中国法制日报第十一版标题为：“心脑死亡时间不一如何定工伤”，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坚持按照脑死亡认定工伤的理由是：“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为病患争取了更多的抢救时间，这个抢救时间会越来越长于“48小时”。出于对劳动者生命的尊重，亦应让其有一个完整的抢救过程，行政机关应本案具体情况和社会发展、劳动者的死亡与工作因果关系具体适用法律”。据此作出了按照脑死亡认定工伤的终审判决。三、原审法院故意曲解法条含义，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丘旭文死亡不属于工伤的第一点理由是：丘旭文突发疾病并非在从事工作或者与工作有关的事项，且丘旭文从2018年1月26日被送医院抢救至死亡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是非常错误更是非常可笑的，如按一审法院的逻辑，只有死亡时间发生的上一秒必须正在工作，才能认定是在从事工作。只有死在单位才属于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死亡。《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就是保障职工权益、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不能去医院救治，去医院一旦死亡就不能认定工伤。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能上厕所，一上厕所就不是在从事工作，这是多么经不起推敲的逻辑。事实上，翟某等四人与东莞社保局之间对丘旭文突发疾病死亡在工作期间和工作场所这一事实是没有争议的。东莞社保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以及东莞市政府的复议维持理由均是以丘旭文的死亡时间距发病时间已超过48小时为由，作出不予认定和维持决定的。四、一审法院判决违反约束性辩论原则，程序严重违法。根据民诉法的规定，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范围受到当事人辩论的约束，具体是：1.只有当事人提出并加以主张的事实，法院才能予以认定；2.对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异议的事实，法院应当予以认定。对于丘旭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突发疾病死亡这一事实，是没有争议的，在庭审过程中，双方也是始终对脑死亡是否可以认定工伤问题进行辩论。而一审法院以丘旭文突发疾病未从事工作及死亡不是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为由作为驳回翟某等四人的理由之一，翟某等四人认为一审法院以双方均未主张且没有异议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违反了民诉法的约束性辩论原则，根据该原则，法院对双方没有异议的事实应于认定。一审法院的判决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五、一审判决仍然继续回避本案的核心问题，就是按脑死亡认定工伤。原审法院仍然没有正面回答本案的核心问题。翟某等四人是供了十三个支持家属的判例。其中高级人民法院法院的有三个，中级法院的有八个，权威刊物刊两个。一审法院的判决既没有正视脑死亡规范性文件和脑死亡的客观事实也没有要求对方提供不按脑死亡认定工伤的法律依据，漠视判例的存在和判决理由。况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在翟某等四人坚持按照脑死亡标准来认定死亡的时间前提下，行政机关应该提供法律依据证实采用脑死亡来认定死亡时间是错误的，或者提供法律依据证实应该采用其它的标准来认定死亡时间。本案庭审中，东莞社保局至始至终未提交任何关于不按脑死亡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以翟某等四人没有提供法律依据作为裁判理由是非常错误的。综上所述，丘旭文的脑死亡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认定情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东莞社保局重新依法作出丘旭文的死亡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上诉人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一、根据《民法总则》第十五条的规定，在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将“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的情形下，东莞社保局按照法律的规定，以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的死亡时间认定为丘旭文的死亡时间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东莞社保局作出的案涉工伤决定并无不当。东莞市政府在二审期间坚持其原审答辩意见，未再提出新的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在二审法定期间未发表陈述意见。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另查明，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粤办发〔2018〕118号），东莞市组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再保留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东莞社保局。东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2019年1月10日颁发了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本院认为：本案为社会保障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纠纷。《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药剂师丘旭文于2018年1月26日9时10分许在上班期间去卫生间，约9时40分被同事发现晕倒在地，后经所在单位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2月5日9时45分死亡，有事故证人证言、《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等予以证明。由于事发地点位于卫生间，而非作为药剂师工作岗位的药房内，且从对丘旭文开始抢救至其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时间跨度来看，也已超过四十八小时。东莞社保局据此作出丘旭文的死亡不属于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五条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翟某等四人主张丘旭文的死亡时间必须以其脑死亡时间为准，但又无证据能够推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故其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东莞社保局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所记载死亡时间认定为丘旭文的死亡时间，理据充分。东莞市政府经复议，对东莞社保局作出的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予以维持，亦无不妥。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无误，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翟某等四人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立凡审判员  韦艳芹审判员  张志强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添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