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91民初2307号 原告：安徽智赫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科技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3255085749。 法定代表人：韩黎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琴，安徽立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创兴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科技经济园齐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233083405。 法定代表人：杨霞，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远忠，安徽世纪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为的诉讼代理人：沈阳，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合肥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经济开发区花园大道**互联网产业园**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90199215X。 法定代表人：霍雪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前，安徽皖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源，安徽皖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徽智赫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赫公司）与被告安徽创兴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兴公司）及第三人合肥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智赫公司的诉讼代理人付琴，被告创兴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蔡远忠、沈阳及第三人文化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龚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智赫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创兴公司与第三人文化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无效；2、被告创兴公司继续履行与原告智赫公司2016年5月12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12日，合肥汤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炯公司）为租赁创兴公司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院内房屋，委托文化公司代为办理房屋租赁事宜，并签订《委托合同书》。同日，文化公司代表汤炯公司与创兴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2017年3月1日至2037年3月31日，押金20万元，租赁自2017年5月日起计算，2017年2月交付租赁房屋。2017年2月10日，汤炯公司更名为智赫公司。2017年2月28日，智赫公司向创兴公司交付押金20万元，创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霞出具收条：“收到安徽智赫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押金20万元。”此后，智赫公司均以承租人身份向杨霞支付租金。2017年10月28日，创兴公司在明知案涉房屋承租人是智赫公司，文化公司无权解除合同的情况下，突然发布《通告》，声明其已于2017年9月26日与文化公司解除租赁合同，要求智赫公司让房，并多次对智赫公司恐吓，强行断电，扰乱园区企业正常经营。 被告创兴公司辩称：1、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的承租方是文化公司，而非智赫公司。理由：时任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汤允金代表文化公司与创兴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载明承租方为文化公司，合同项下的承租人权利和义务也明确约定由文化公司享有和履行。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如果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必须在订立合同时即告知第三人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合同主体即为受托人与第三人。”文化公司在与创兴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并未告知创兴公司与智赫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书》、《承诺书》以及双方委托与受托关系，而智赫公司所谓的《委托合同书》、《承诺书》是汤允金在2017年5月初采通过微信告知创兴公司，此时双方已经就租赁事宜产生纠纷，因此，《房屋租赁合同》只能约束创兴公司与文化公司。所谓的《委托合同书》、《承诺书》是汤允金利用利用职务之便，为了自己经营的智赫公司的利益，采取隐瞒、欺诈手段，以取代文化公司将智赫公司变更为房屋承租人的目的。2、智赫公司代交押金、租金的行为并不能当然地认定是创兴公司同意变更承租人的意思表示。合同签订后，文化公司就以财务方面的原因提出保证金及租金将由第三方代为支付，创兴并未提出异议，后文化公司于2017年2月28日通过智赫公司向创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转款20万元保证金，2017年3月1日创兴公司提供原承租人安徽万通汽车专修学院向文化公司移交了房产。提请法庭注意的是，自2017年3月起智赫公司替文化公司交纳的租金都是转账至创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霞个人账户，这是由于房屋承租人与押金、租金支付方式存在不一致，创兴公司要求出具付款委托书，在未收到付款委托书的情况下，创兴公司只能同意将上述款项先付至杨霞个人账户，待文化公司的付款委托书出具后在转至创兴公司账户上。但第三人迟迟未能出具付款委托书，后来知道原因是汤允金一方面代表文化公司与创兴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方面又代表文化公司与自己实际控制的智赫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书》、《承诺书》，之后将其文化公司的股份予以转让，不再担任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汤允金在转股时未将文化公司与创兴公司之间租赁合同关系告知受让方，故智赫公司要求文化公司出具相关文件时，文化公司予以拒绝。因此，智赫公司仅以其向创兴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支付押金、租金为由，主张自己是案涉房屋的承租人的观点不能成立。合同相对性原理是合同制度的基石，贯穿于合同设立、变更、转移、消灭的全过程，不能仅凭《收条》中收款方的称呼当然认定创兴公司认可变更承租人的意思表示，合同主体变更必须以合同当事人明示为必要条件。 第三人文化公司陈述意见与被告创兴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6年5月12日，合肥汤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炯公司）与文化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书》，约定：汤炯公司拟承租创兴公司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院内一幢三层厂房、一幢四层住宿楼、一幢办公楼及院内所属场地等设施），委托文化公司代为承办租赁事宜。文化公司自愿接受汤炯公司的委托，代为与创兴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文化公司仅为名义承租人，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不享有任何权利，汤炯公司是实际承租人，对应的房租、水电等费用均有汤炯公司直接向出租人创兴公司交纳，且不因文化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的变化而改变合同的全部内容。文化公司将合同及附件等材料交给汤炯公司后，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即告终止，文化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汤炯公司或出租方主张任何权利，更不得以任何理由作出任何有损汤炯公司利益的行为，否则，造成的损失全部由文化公司承担。 同日，创兴公司（甲方）与文化公司（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院内一幢三层厂房、一幢四层住宿楼、一幢二层办公楼及院内所属场地等设施租赁给乙方办学使用和管理，租赁期限2017年3月1日至2037年3月31日止，月租金10万元，每年租金120万元（不含开票税费，税费另计），租金自2017年5月1日起计算，从2020年3月1日起每二年按照3%递增，乙方于2017年3月1以前预付保证金20万元，不计息，合同到期日全额返还。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6年5月30日，文化公司向汤炯公司出具一份《承诺函》，创兴公司与我公司于2016年5月12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现我司承诺：我司仅为名义承租人，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不享有任何权利；该房屋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有汤炯公司实际享有，其是实际承租人；基于该房屋的任何权利我司无权主张，且不因公司股东变化而改变本承诺的全部内容。上述承诺不可撤销。 2017年2月10日，汤炯公司更名为智赫公司。2017年2月28日，智赫公司向创兴公司交纳保证金20万元，创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霞出具一份《收条》：“收到安徽智赫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押金20万元整。”智赫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起按月将10万元的租金汇入创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霞的个人账户。 2017年5月7日，汤允金与创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霞通过微信沟通，汤允金将《委托合同书》、《承诺函》发送给杨霞。 创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霞得知《房屋租赁合同》是文化公司代智赫公司出面签订，实际承租人是智赫公司时，提出异议，要求汤允金作出解释，汤允金多次通过微信与杨霞协商解决，最终商定文化公司与创兴公司先解除合同，再由智赫公司与创兴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2017年9月26日，创兴公司与文化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创兴公司与文化公司一致同意解除2016年5月12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合同项下的租金已结清，房屋已交付给创兴公司，双方无争议；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017年10月26日，创兴公司向智赫公司发出《通告》：“2017年9月26日创兴公司与文化公司解除合同，请贵司两个月之内撤离。”2017年10月30日，智赫公司向创兴公司发出《回复函》：“1、2016年5月12日，文化公司与贵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文化公司代智赫公司签订的，智赫公司系实际承租人、合同相对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2、智赫公司已向贵司支付押金20万元，截止2017年11月已支付租金合计100万元，贵司也依约予以收取；3、文化公司非租赁合同的相对人，贵司与文化公司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无法律效力，贵司无权单方面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也无权要求智赫公司搬离……现贵公司在未与智赫公司协商的前提下，擅自发出限期搬离通知书，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017年12月27、2017年12月29日，创兴公司两次派员去智赫公司，要求智赫公司让房，双方发生纠纷，经合肥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派出所处理，告知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到相关部门解决。 又查明：汤允金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出任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9月30日辞去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入职智赫公司。 上述事实，有原告智赫公司提供的《委托合同书》、《承诺函》、《房屋租赁合同》、《收条》、《招商银行对账单》、《补充协议》、《解除合同协议书》、《通告》、《回复函》及被告创兴公司《微信聊天记录》、《接处警情况登记表》等证据在卷为证，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关于齐云路24号原万通汽车专修学校校区钢构房协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证；被告创兴公司提供的微信公众号不能直接证明汤允金系智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提供的谈话录音材料来源不明，未提供录音原始载体，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文化公司与智赫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书》，以及文化公司与创兴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均属有效。文化公司不以智赫公司名义，而是以自己的名义与创新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符合间接代理法律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文化公司在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并未将《委托合同书》、《承诺函》告知创兴公司。相反，创兴公司在知道文化公司与智赫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时表示不予接受。因此，该《房屋租赁合同》对委托人智赫公司不产生直接的约束力，智赫公司不是《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对方。 创兴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知道文化公司与智赫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实际承租人是智赫公司，并非文化公司后，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主张自己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三款规定，创兴公司可以选择委托人智赫公司或者受托人文化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现创兴公司在知道委托关系后选择向文化公司主张权利，要求解除合同，文化公司与创兴公司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自愿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智赫公司诉称文化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无权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文化公司与创兴公司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的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三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安徽智赫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为100元，由安徽智赫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傅世章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 颖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