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8民终2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井春，男，1971年1月20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大安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舞红，女，1972年1月4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大安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艳峰，吉林诚诺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庆发，男，1947年10月1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大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玉芹，女，1948年3月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大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金丽，女，1971年6月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市船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敬红，女，1975年10月3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大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锋男，1969年2月28日生，现住大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文敬，男，1973年11月20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市高新区。 韩庆发、谭玉芹、韩敬红、韩锋、韩文敬共同委托代理人：韩金丽，女，1971年6月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市船营区。 韩金丽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非，吉林明达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井春、王舞红因与被上诉人韩敬红、韩文敬、韩锋、谭玉芹、韩金丽、韩庆发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2018）吉0882民初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井春，王舞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艳峰，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金丽，贾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井春、王舞红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大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吉0882民初857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韩庆发、谭玉芹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全部有效，并驳回被上诉人的无理反诉请求。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在判决第十页末端论述“已经释明原告方委托代理人是否对韩庆发精神状况进行鉴定”的说法错误，一审法院并没有释明一审原告，而是释明一审被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该向一审被告释明并由一审被告去选择是否鉴定。2、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未经核实真伪的病例和自行伪造的门诊手册，未出庭的证人证言和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法院违法调取并且未当庭出示和质证的李喜贵、焦亚东、谢子阳的笔录等，认定形成了证据链条显然是不负责任且缺少法定依据的主观臆断。继而以形成证据链条认定韩庆发患有精神疾病是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法院在认定韩庆发签订合同时为限制行为能力的论述前后矛盾，不能被人信服。一审判决第12页顶部论述“韩庆发2004年签订合同时应是患有精神分裂症患病期间，应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无法确认。因此，韩庆发委托诉讼代理人不申请对韩庆发精神状态进行鉴定不影响对韩庆发精神状态的认定。”本段论述中“应是”“应属”等用词明显说明一审法院系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和法律依据前提下的主观臆断。一审法院接下来又认定：“韩庆发在签订合同时是否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法确定”既然无法确定其签订合同时的行为能力问题，又怎么认定其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呢？又怎么认定其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的呢？同时在该部分论述中有关“韩庆发委托诉讼代理人不申请对韩庆发精神状态进行鉴定不影响对韩庆发精神状态的认定”的说法也明显矛盾，既然如此一审法院为何在庭审中要求被上诉方对韩庆发签订合同时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呢？此要求和作出此种结论又是否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呢？4、一审法院认定韩庆发、谭玉芹同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协议书不包括被上诉人韩金丽、韩峰、韩文敬、韩敬红的土地是错误的事实认定。通过承包协议中约定的土地承包费单价和承包年限以及韩庆发为代表的所有被上诉人分得土地的总面积，明显可以证明该份承包协议中发包的土地是被上诉人一家六口人的土地，而非韩庆发与谭玉芹二人的土地。综上，一审法院对以上有关事实的认定既无事实依据更无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证据有误，通过一、二审数次庭审，被上诉人均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以韩庆发为农户代表同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一年内提出解除合同和撤销合同事实的证据，2004年第一次签订合同在间隔四年后韩庆发配偶谭玉芹再次同上诉人签订承包费变更支付方式的协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此前承包协议的认可和无异议，即签订合同后的四年之久的时间内被上诉人中没有任何人向上诉人提出的有关合同无效和撤销的请求。但一审法院却认定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后一直主张权利，显然是不客观、不真实的。一审法院依据虚假的证人证言和不合法取证程序获得的内容并不明确的笔录认定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继而判决韩金丽等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协议部分无效是错误的。本案被上诉人发包土地给上诉人不具有任何无效的法定理由，因此一审法院在缺少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韩金丽等部分土地转包无效显属有误。韩庆发的病例和门诊诊疗手册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故不能作为任何证据使用；证人证言主观臆断且违背《民事证据规则》等规定，无法确定韩庆发在签订合同时是患有精神疾病和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且提供的证言不能代表大多群众都公认韩庆发患有精神病的事实；重审程序法院未经各方当事人申请，违背程序法规定为被上诉人取证并且取证后未在庭审中向各方当事人出示、质证显然违法，对于违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证据有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1、一审法院直接引用《民通意见》第一条（一）款7项有关：“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的诊断、鉴定确认。在不具备诊断、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定，但应以利害关系人没有异议为限。”的规定认定韩庆发患有精神病且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是错误的法律适用和理解。首先《民通意见》作为最高院的意见不能在缺少基础法律规定情况下直接引用作为判决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1986年10月28日法（研）复〈1986〉31号）的规定，可以确定一审法院直接引用该意见的相关条款是错误的。其次该意见条款明确了认定精神病的阶梯顺序，即先行以鉴定意见为准，亦可以参照医院诊断鉴定为准，但韩庆发在2004年签订合同时并没有相关的真实、合法、有效的医疗诊断证明，其提供的其他比较久远的诊断无法能够证实以后的韩庆发是否有精神疾病以及恢复状况，更无法证明其提供的诊断病例的真实性、合法性等。最后，只有在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证明情况下才可以参考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所谓的群众公认证据，只有部分与被上诉人存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无法体现出公众性。同时公众的认定事实需以利害关系人没有异议为限，但本案上诉人对韩庆发患有精神疾病的说法是一直都持反对意见的，是持有异议的。为此一审法院以此确认韩庆发签订合同时患有精神疾病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是错误的法律适用。2、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五十二条判决合同部分无效错误。本案被上诉人韩庆发作为家庭承包的户主和农户代表是有权利对外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而且从合同内容中也可以确定流转的土地是其家庭成员全部土地，另外在签订合同四年后其妻子谭玉芹再次的对此前的承包合同追认也可以确定其全部家庭成员对该土地承包合同的认可，根据《吉林省高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五条：“土地承包合同虽以农户代表人个人的名义签订，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全体家庭成员按份共有。农户代表人未经其他家庭成员同意的，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除非其他家庭成员有证据能够证明该流转行为违背其真实意思，并且在流转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主张权利，否则即应认定流转合同有效，其他家庭成员主张返还其承包经营权份额的，不予支持。”的规定，韩庆发、谭玉芹同上诉人签订的两份有关土地承包协议及交费的协议书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法有效的，而且能够确定发包的是以韩庆发为农户代表的全部家庭成员土地，且在协议签订后四年多时间内其家庭成员对此未有异议。依据该意见的规定，其家庭成员如有异议应在合同签订后一年内主张权利，但被上诉人等在签订合同后四年多时间内并未有任何成员向相关部门提起过任何诉讼和仲裁，也未向上诉人提出过任何质疑，否则怎么会在四年后再次同韩庆发配偶谭玉芹签订承包费交费方式的协议呢？为此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五十二条纯属适用法律有误，上述法条与本案毫无关联，其规定的合同无效条件根本不适用本案。3、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法律上承担赔偿的情形只有两种，即侵权事实和法律规定。具体到本案而言，上诉人从没有恶意侵占被上诉人土地和无理占有等情形，另外一审法院也没有在判决中列明具体承担赔偿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上诉人相信也没有法律依据可以认定上诉人需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作为善意的相对人同韩庆发、谭玉芹两次签订有关土地承包和承包费支付方式的协议没有任何过错行为，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自己的全部义务，而且在耕种数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一方也没有过任何异议，怎么能认定上诉人是非法占有了被上诉人韩金丽等人的土地了呢？韩庆发不是农户代表吗？谭玉芹的行为不是追认吗？假设需要追责也应该是韩庆发、谭玉芹承担责任的，而不是应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是依据合同进行的占有，而非非法占有。故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缺少法律依据。综上理由，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明显违法，恳请二审法院受理后依法予以撤销一审错误的裁决，改判上诉人持有的合同合法有效并驳回被上诉人无理反诉请求，维护法律之公平正义及上诉人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2、一审法院认定证据正确；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4、韩庆发与孙井春、王舞红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谭玉芹与孙井春、王舞红签订的变更交款方式的协议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综上，原审判决正确。 孙井春、王舞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孙井春、王舞红与韩庆发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合法有效。 反诉原告韩庆发等六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韩庆发、谭玉芹与孙井春在2004年11月23日、2008年3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无效，并判令孙井春赔偿无理耕种原告承包地的损失2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1月23日孙井春、王舞红与韩庆发签订的《协议书》载明：“韩庆发地转包孙井春每垧地700元整。一、孙井春给韩庆发往来帐还清（1708.30元）。二、韩庆发拿走1300元。三、2005年不交承包款。四、由2006年开始还包地款每年还2000.00元（还完30000.00元为止）。五、韩庆发地孙井春承包22年（如有反悔包赔一切费用）。六、韩庆发及其妻子儿女都可以领承包款。地主：韩庆发，承包人：孙井春，经手人：焦亚东，2004年11月23日。（合同书盖有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民委员会公章）”。2008年3月20日的谭玉芹与孙井春、王舞红签订的《协议书》载明“韩庆发承包地转包给孙井春一事。原承包地年限22年，孙井春已交7000元给韩庆发；余额23000元（2万3千元）分三次交齐。第一次于2008年3月21日交1万元给韩庆发。第二次于2011年再付1万，第三次于2014年交3任元给韩庆发，承包款已全部交齐。土地到第二次土地承包结束为止。发包者及其家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来要承包地，以上协议双方同意。经村委会调结。甲方：韩庆发、谭玉芹，乙方：孙井春、王舞红。经办人：谢子阳、刘义，2008年3月20日”。孙井春、王舞红给付承包款收据：2006年12月17日收据载明“人民币：贰仟元整，￥2000.00元，（韩庆发收孙井春承包地款），收款人韩庆发”；2007年12月14日收据载明“人民币贰仟元整，￥2000.00元，上款系孙井春交包韩庆发地款，收款人谭玉芹，经手人李喜贵”；2008年3月20日晚收据载明“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上款系孙井春交承包韩庆发地款，收款人谭玉芹，交款人孙井春，经手人刘义”；2011年12月30日收据载明“收人民币10000.00元，壹万元整，上款系孙井春包韩庆发土地款，按合同2011年交包地款1万元，收款人谭玉芹，见证人孙井义”。2013年10月28日韩庆发、韩金丽、韩敬红、韩锋、韩文敬向大安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14年3月11日大安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大农仲裁字（2013）第033号仲裁裁决，裁决2008年被申请人谭玉芹与孙井春、王舞红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部分无效，谭玉芹享有的权利部分对孙井春、王舞红有效。另查明，1984年11月韩庆发在吉林市神经精神病总医院住院治疗59天，诊断为精神分裂症；1999年12月5日韩庆发在吉林市神经精神病总医院门诊就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04年9月韩庆发在吉林市第六人民医院（吉林市心理医院）门诊就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14年10月28日韩庆发在白城市洮南神经精神病医院门诊就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孙井春持有的土地经营权证是由原村文书、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李喜贵在2004年换证后交付给孙井春的，该证发到村里是空白的，由村里填写的。土地经营权证载明“承包方代表姓名：韩清发，承包方式：家庭，承包土地用途：种植，共有人姓名：韩清发、谭玉芹、韩东明、韩东军、韩东云。总地块：5块，共32.4亩”。本院上次发回重审时依据韩庆发等六人的反诉请求及申请，对韩庆发等六人32.4亩土地收益进行评估鉴定，结论是2005年至2014年合计总产值243,432.00元，年平均产值24,343.20元，总纯收益为126,196.00元，年平均纯收益12,619.60元。2018年9月23日，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民委员会出具介绍信一份，载明“韩庆发、谭玉芹的土地使用权证及子女的名字是错误的，而且还少写一个孩子的名。实际四个子女的名字分别是：韩锋（曾用名韩文纪）、韩金丽、韩文敬、韩敬红，共计6口人都分到了土地，共分土地（大亩21.6亩，小亩32.4亩），每人分到土地5.4亩（小亩），这几个人的起诉名和土地证上的名是同一个人。”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韩庆发、谭玉芹有四名子女分别是韩锋（曾用名韩文纪）、韩金丽、韩文敬、韩敬红，每人分得土地5.4亩，共计32.4亩（小亩）,结合大安市烧锅镇乡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存档的二轮土地承包基本信息表，可以看出孙井春、王舞红耕种的土地四至与土地基本信息表中韩庆发家庭承包地四至一致，因此孙井春、王舞红耕种韩庆发家庭承包地事实存在，因此韩庆发及家庭承包地的共有人为谭玉芹、韩锋（曾用名韩文纪）、韩金丽、韩文敬、韩敬红，作为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适格。二、关于孙井春、王舞红持有的土地经营权证问题，该土地经营权证不是韩庆发或其家人交付给孙井春、王舞红的，而是原村文书交付的，该土地经营权证除谭玉芹名字是正确的，其余名字均不正确，如果韩庆发或其家庭承包地共有人在颁发土地经营权证时就拿到了土地经营权证，就不可能不发现土地经营权证上名字存在的错误，也不可能接收不是自己家名字的土地经营权证。村委会在将土地经营权证办理完毕后，应及时交付给韩庆发或其家庭承包地共有人，而村干部却将一个记载错误的土地经营权证交付给孙井春、王舞红，村委会工作存在失误。因此孙井春、王舞红持有的“韩清发”为代表人的土地经营权证不能真实的反映韩庆发及其家庭承包地共有人的情况，该土地经营权证记载的韩清发、韩东明、韩东军、韩东云根本不存在，该土地经营权证存在严重登记错误，该证既不能证明韩庆发家庭承包地共有人情况，也不能证明该证就是韩庆发家庭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证，因此该土地经营权证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三、关于韩庆发是否患有精神类疾病，其是否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问题。在庭审中已经释明原告方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否对韩庆发精神状况进行鉴定，其代理人表明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韩庆发精神状态，且未提出鉴定申请。本院根据庭审当事人举证质证，综合认定如下，韩庆发在1984年11月2日在吉林市神经精神病总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精神分裂症，1999年12月5日在吉林市神经精神病总医院进行了门诊治疗，2004年因精神病复发在吉林市第六人民医院（吉林市心理医院）进行门诊治疗，2014年10月28日到白城市洮南神经精神病医院就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以上证据均为医院所出具的医疗凭证，同时结合证人韩某11、何某、韩某12、孙某等人在几次庭审中的证言以及本院依职权调查富乐村党支部书记李喜贵（原村文书）、富乐村村文书焦亚东（原社主任）、富乐村党支部副书记谢子阳（原村书记）的笔录，与韩庆发的医院治疗诊断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第5项“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精神健康状态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精神状态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标的数额等方面认定”，第8项“认定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诊断、鉴定确认。在不具备诊断、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定，但应以利害关系人没有异议为限”的规定。可以确认韩庆发患有精神疾病，且韩庆发自1984年就患有精神分裂症直至年均没有治愈，2004年签订合同时应是患精神分裂症患病期间，因韩庆发患有精神分裂症，应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在签订承包合同时是否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无法确认。因此，韩庆发委托诉讼代理人不申请对韩庆发精神状态进行鉴定不影响对韩庆发精神状态的认定。四、关于韩庆发的家人在其与孙井春、王舞红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后，是否要求撤销或确认合同无效问题，根据大安市公安局烧锅镇派出所警情情况说明，结合村委会干部谢子阳、刘义、李喜贵、焦亚东证言，及证人何某、王某、韩某12证言可认定韩庆发及其子女韩金丽、韩锋、韩文敬、韩敬红，在韩庆发与孙井春签订合同后，其向孙井春或通过村委会干部向孙井春要过地，并主张过权利。五、关于孙井春、王舞红与韩庆发签订合同书的效力问题，因韩庆发为精神病患者，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所作的民事行为需得到其监护人和权利人的追认方为有效。韩庆发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合同后，谭玉芹经村委会调解又与孙井春、王舞红签订了协议书，谭玉芹作为韩庆发的配偶系为韩庆发的监护人，在韩庆发签订合同后又签订变更交款方式的协议，应认定是对韩庆发、谭玉芹处分自身权利的追认，而韩庆发与王舞红、孙井春签订的承包合同，没有写明是韩庆发系作为农户代表签订合同，没有载明承包地的亩数和四至，也没有明确是否包括韩庆发四名子女的耕地。孙井春、王舞红没有提供韩庆发四名子女韩金丽、韩锋、韩文敬、韩敬红对韩庆发所签转包合同追认的证据，以及韩庆发与孙井春、王舞红签订合同后，韩金丽、韩锋、韩文敬、韩敬红是知情的证据。而被告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签订承包合同后，韩庆发及其子女多次找到孙井春、王舞红和村委会、乡政府要求返还土地，并多次发生冲突，可以认定韩庆发四名子女对孙井春、王舞红耕种他们土地是不认可的。而且从韩庆发与孙井春、王舞红签订的合同以及谭玉芹与孙井春、王舞红签订的合同看，只能认定韩庆发、谭玉芹将自己份额的土地转包给原告。因此，应认定孙井春、王舞红与韩庆发签订的合同，涉及韩金丽、韩锋、韩文敬、韩敬红的承包土地部分无效，其占有属无权占有，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韩庆发、韩金丽等提出的反诉请求是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合并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孙井春、王舞红提出在签订合同后，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因韩庆发、韩金丽等一直主张确认孙井春、王舞红与韩庆发签订的合同无效，因此提出已经超一年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孙井春、王舞红经营韩庆发子女韩金丽、韩锋、韩文敬、韩敬红的耕地共5.4亩×4人=21.6亩属无权占有，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应负赔偿责任。经鉴定自2005年-2014年32.4亩耕地年纯收益合计为126,196.00元，因此截止2014年，应赔偿126,196.00元÷32.4亩×21.6亩=84,130.6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1、韩庆发自1984年患精神分裂症，1999年、2004年、2014年陆续在医院治疗。有医院病例及门诊手册为证。结合何某等人的庭审证言及一审法院调取富乐村书记、文书、副书记的调查笔录可以认定韩庆发2004年签订合同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2008年，谭玉芹作为韩庆发的配偶及法定监护人，在韩庆发签订合同后又签订协议变更了交款方式，可以认定此行为系对韩庆发、谭玉芹处分自身权利追认。3、韩庆发与二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即没有载明土地四至及面积，也没有明确其是否包括四名子女的耕地。其四名子女在韩庆发签订合同后并未对合同进行追认，且还多次找二上诉人及村委会、乡政府要地。可以认定韩庆发的四位子女对二上诉人耕种他们土地是不认可的。综上，原审判决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孙井春、王舞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二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捷 审判员  苏波 审判员  刘昕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龚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