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236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江要，男，197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小利，女，1974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广东方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祝辉坚，男，1974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镇彬，广东弼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江要、黄小利因与被上诉人祝辉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10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江要、黄小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祝辉坚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祝辉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应予撤销。祝辉坚在（2018）粤0113民初3702号案中自认截止2012年底利息按吴江要、黄小利收益的50%计算，确认2012年分红130554元，2013年、2014年利息按每年20%计算，2015年、2016年利息按每年15%计算，确认借款本金主动减少为36万元，确认减免2017年上半年利息，得出还有36万元未还。根据祝辉坚的上述自认，吴江要、黄小利至2012年12月31日一共支付200554元，至2017年8月28日共支付543042元，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和36%，对超过部分不应计入《还款协议》本金中。一审判决既然认定双方是借贷关系，祝辉坚在起诉状中也陈述《还款协议》是新出的债权凭证，是对十多年来本金、利息与已付款项对账抵扣后的结论。既然如此，则一审法院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往来账目全部重新进行核对、计算。一审判决没有重新核对直接支持祝辉坚的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多笔款项往来是利息，不符合双方借款习惯、资金往来习惯，且无证据支持。双方无利息约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无证据证明双方有约定利息或已支付款项为利息。祝辉坚主张2012年分红是利息无证据证明，年利率变成20%再变成15%也无证据证明。祝辉坚是根据金额往来的总数进行反推得出分红作利息以及年利率20%或15%的结论，即使如此，仍与款项来往金额不能对应。2、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利息，不予支持，法院不能依职权认定。3、一审判决认定吴江要、黄小利支付的多笔款项是利息，但利率是多少，利息支付期限是如何约定，与支付款项是否一一对应，一审判决均未作查明，事实不清。4、根据涉案三张《借条》和《还款协议》，均无约定利息，可见双方资金往来是没有利息的。5、祝辉坚认可属于借款的其他资金往来一直无利息。其中2010年、2011年多笔资金往来都无利息，另有2015年多笔5万元、10万元资金往来也无利息，只有2011年10月11日双方合伙嘉荣超市服装上货项目才有分红及后续资金来往。三、双方在2011年10月11日之后的往来款项并不符合借款关系法律特征。1、多笔往来无任何一笔有借据，与此前的无论短、中、长期借款都有借条的习惯不符。2、祝辉坚夫妇均介入嘉荣上货业务。祝辉坚在开始协商、洽谈时就参与，并负责查账、单方制作财务数据等合伙事务，不符合借款关系法律特征。且与此前借款不介入吴江要的经营习惯不符。3、祝辉坚与客户对账并制作账单，发给吴江要的邮件账单内容写明合伙利润分红，并不是应付利息，分红是合伙事务专用术语，法律性质明确。而祝辉坚主张借款并无书面证据。四、吴江要出具的《还款协议》属于有争议的证据，且是单一证据，不能作为定案凭证。1、双方并无对账事实。《还款协议》写明“双方一致确认”，不是事实。2、按祝辉坚主张和法律规定进行统计，证明36万元结论错误。祝辉坚一审期间提交的《祝辉坚与吴江要近十多年一部分资金往来》，故意漏掉吴江要、黄小利支付的多笔款项，故得出的36万元结论是不正确的。3、《还款协议》为被逼签名，有双方来往交涉过程中的微信记录为证，见吴江要、黄小利提供的2017年11月的微信记录。祝辉坚用微信找吴江要、黄小利要求“还款”，吴江要、黄小利就描述了《还款协议》签字时背景、被逼迫等情形，并对数据明确表示不予确认。在对签字过程有争议，又是唯一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以事实、数据为依据，理应为双方重新对账，不应直接确认。五、一审判决对2017年8月28日的《还款协议》，所得出的36万元结论未进行实质审查，即使认定双方为借贷关系，《还款协议》仍违反了法律的强制利息红线，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应为无效。1、可滚入2013年计利息的本金是228130.3元。祝辉坚主张借款本金为40万，确认2012年利息130554元，则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应返还，故需返还3501l元。超过年利率24%，不应计入下一轮本金计算复利，则可计入2013年本金是333141.34元，得出本金是333141.34元。因吴江要按祝辉坚要求付至其妹祝朝晖账户，2012年11月1日支付65000元、12月7日支付5000元，共计7万元，则本金263141.34元，减去应返还的35011元，2013年能计利息的本金是228130.3元。2、2017年7月28日《还款协议》无效。36万元金额与吴江要、黄小利己付资金不符。祝辉坚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双方当日是在已进行对账的情况下，出具的《还款协议》。祝辉坚当时并没有带任何银行往来资料与吴江要对账，吴江要当时也没有准备任何资料与之对账，故双方没有对账事实。吴江要因从晚上六点到凌晨六点被逼要求出具借据，没有喝水、休息、不能开空调，身体有旧疾已感明显不适无法支撑，按祝辉坚要求写下，祝辉坚念一句，吴江要写一句，完全无自主性、自愿性。2013、2014年祝辉坚主张是按年利率20％计算利息，两年利息按本金228130.3元计算是91252.12元。2015、2016年祝辉坚主张是按年利率15％计算利息，两年利息按本金228130.3元计算是68439.09元，四年利息共计159691.21元。2017年祝辉坚主张是不用付利息。2013年至2016年，吴江要、黄小利共计转入款项是2013年5万、2014年78588元、2015年82900元、2016年71000元、2017年78000元，共计360488元。360488元减去四年利息159691.21元，故200796.79元是多付的款项。本金228130.3减去200796.79元，至2017年7月28日应只有27333.51元本金。故2017年7月28日《还款协议》根本无对账事实，且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祝辉坚应对《还款协议》36万元的成立进行举证，应对截至2017年7月28日吴江要、黄小利仍欠36万元本金且还可以按法律规定继续计算利息进行举证。七、双方并无利息约定，也不存在自愿给付利息的行为，吴江要、黄小利支付时间、金额并不存在固定规律，支付金额与祝辉坚主张的年利率20%或15%并不能一一对应。吴江要、黄小利是基于双方合伙关系，及祝辉坚周转需求支付，应进行合伙事务结算，祝辉坚主张双方往来是利息款，没有证据证实。祝辉坚在双方合伙纠纷案件（2018）粤01民终19193号案中，虽否认双方是合伙关系，却已当庭承认，只是约定分红作利息，没有分红则是本金不能少。故一审判决从双方有资金往来就认定是利息，是一种推定行为，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对双方借款、周转没有利息约定的习惯，没有进行正确认定。八、一审判决对2010年6月13日《借条》10万元，2011年8月22日《借条》15万元，2011年10月11日《借条》lO万元，已偿还的事实没有进行正确认定。1、祝辉坚在2007年4月20日支付3万元，吴江要、黄小利在2010年6月30日之前已结清，双方无争议。2、2010年6月13日《借条》的10万元，吴江要、黄小利在2010年12月25日还清，另加8000元感谢费。3、2011年3月7日《借条》20万元，吴江要、黄小利在2011年5月4日支付31万元，一是归还20万元，二是出借11万元给祝辉坚周转使用。4、2011年8月22日《借条》15万元，黄小利当时不知道2011年5月4日时，吴江要出借了l1万给祝辉坚，故写了15万元的《借条》。2011年12月1日，吴江要还4万元时，已经与祝辉坚面谈结清15万元《借条》，其中11万元就是以吴江要2011年5月1日支付的31万中多出的11万进行抵冲的，故上述借款关系，双方已经结清并了结。九、一审判决没有正确认定本案争议焦点，本案争议焦点是2011年10月11日《借条》10万元、2012年4月12日转账10万元、2012年4月17日转账15万元、2012年8月27日转账3万元、2012年8月28日转账7万元，共计45万元是投资款还是借款。因2011年11月3日黄龙代吴江要、黄小利支付了5万元，祝辉坚在一审期间主张双方争议的40万元是借款。吴江要、黄小利也认可双方争议是40万元，但主张是合伙款。十、一审判决没有正确认定以下吴江要、黄小利支付的款项。1、2011年11月3日黄龙支付5万元，2012年12月1日支付4万元。2、吴江要、黄小利按祝辉坚要求向祝朝晖支付的款项，2012年12月7日65000元、2012年12月7日5000元、2014年1月15日8588元、2014年3月26日10000元、2015年12月24日4900元、2016年11月18日39000元。3、吴江要、黄小利支付的2012年7万元、2013年5万元、2014年78588元、2015年82900元、2016年71000元、2017年78000元。十一、对《还款协议》出具的现场情况没有查明，存在事实不清，不能用当事人报不报警作为唯一衡量标准。在对上述涉衣黄龙、祝朝晖的款项存在如此大争议的情况下，吴江要不会心甘情愿出具还欠36万元的《还款协议》，何况吴江要认为双方还有合伙没有结算。故吴江要自愿出具《还款协议》不符合逻辑，不能用当事人报不报警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毕竟合伙纠纷、借款纠纷都是民事案件，且双方又是同学关系，吴江要认为只要对账就可以对清楚，不报警也属平常人的正常作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为借贷关系是错误的。即使如祝辉坚主张《还款协议》是新出的债权凭证，是对历史往来本金利息冲抵后的结论，也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理，一审判决吴江要、黄小利还需归还342000元及利息，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撤销。被上诉人祝辉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吴江要、黄小利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祝辉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江要、黄小利立即向祝辉坚返还借款本金342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吴江要、黄小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祝辉坚提供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证实2007年4月20日其向吴江要尾号为3702的账户现金存入30000元；祝辉坚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9817的账户2011年8月22日向黄小利转账150000元，并备注“借给吴江”；祝辉坚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9817的账户2015年5月21日向吴江要转账50000元，并备注“临时周转”；吴红辉（祝辉坚的配偶）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1458的账户分别于2010年6月3日、2011年10月11日、2012年4月12日、2012年4月17日、2012年8月28日向黄小利尾号为9366的账户转账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50000元、70000元；祝辉坚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2717的账户2012年8月27日向吴江要尾号为8815的账户转账30000元；祝辉坚平安银行尾号为7060的账户2015年2月8日向吴江要尾号为8815的账户转账50000元；祝比坚中国银行尾号为0559的账户向吴江要尾号为8815的账户转账100000元，祝比坚声明该笔款项是代祝辉坚转账支付。2、2010年6月13日，黄小利出具借条交吴红辉收执，载明其借到吴红辉建行人民币100000元用作圣伊莉资金周转，约定2012年6月13日还清。3、2011年8月22日，黄小利出具借条交祝辉坚收执，载明其借到祝辉坚农行转账人民币150000元用作圣伊莉资金周转，约定2011年10月22日还清。4、2011年10月11日，黄小利出具借条交吴红辉收执，载明其借到吴红辉建行转账人民币100000元用作圣伊莉资金周转，约定2012年10月10日还清。5、2017年8月28日，吴江要与祝辉坚经过对账签订还款协议，确认截止2017年8月28日，吴江要尚欠祝辉坚人民币36万元；约定2017年10月31日前还人民币15万元，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每月月底前还1万元；如果未按时还款，每超期一月，按超期金额的2%作为利息补偿给祝辉坚。上述还款协议有吴江要和祝辉坚签名确认。6、祝辉坚确认吴江要、黄小利于2017年10月17日归还借款10000元、2017年11月18日归还8000元，并提供微信聊天和微信转账截图佐证，同意从本金中扣减。7、吴江要、黄小利辩称其已归还三张借条中所涉款项，并提供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流水佐证，但吴江要、黄小利提供的交易流水显示还款时间为2010年6月至2015年5月，2017年8月28日对账之后除18000元外，并无还款记录。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祝辉坚提供的借款借条、交易明细、还款协议等可以认定祝辉坚与吴江要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吴江要应按照约定承担还款责任。吴江要、黄小利辩称三借条所涉款项已过诉讼时效，但2017年8月28日吴江要和祝辉坚签订还款协议应视为双方对2017年8月28日之前借款的对账及重新确认，故未过诉讼时效。吴江要、黄小利辩称还款协议是威胁下所签，但未能提供证据。吴江要、黄小利辩称双方是合伙关系，且有相关案件在一审法院，该答辩意见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利息，祝辉坚和吴江要在还款协议中约定了还款期限及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的规定，祝辉坚现主张利息以剩余欠款342000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12月1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黄小利的还款责任，黄小利和吴江要于2013年7月22日登记结婚，现仍为夫妻关系。吴江要在2017年8月28日还款协议中所确定的债务一开始的借款人是黄小利，黄小利在三张借条上签名，借款转至黄小利名下账户，黄小利亦归还部分借款，可见黄小利自始至终对涉案借款知情，应认定涉案借款是黄小利和吴江要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黄小利应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吴江要、黄小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清偿借款本金342000元及利息给祝辉坚（利息以342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2月1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6430元，已由祝辉坚预缴，应由吴江要、黄小利共同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查明，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5行有笔误，“2010年6月3日”应更正为“2010年6月13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另查明，二审期间，吴江要、黄小利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案外人黄龙出具的《证明》、银行转账凭证2张，拟证明黄龙转给祝比坚的款项，属于吴江要、黄小利与祝辉坚之间款项往来范围，应作扣除；黄龙证明与祝比坚并不认识，2011年11月3日转账5万元的原因是受黄小利委托，代表黄小利还款；黄龙证明与祝辉坚之间无生意来往需支付费用，2011年12月1日支付给祝辉坚的4万元，是因黄小利委托，代表黄小利还款，因此，黄小利在2011年12月1日前的借款已经全部还清，2011年10月11日的借款10万元，在2011年11月3日归还了5万元，故剩下40万元，目前双方争议就是这40万元性质是借款还是合伙款项。证据2.黄小利与祝朝晖的两次通话录音及文字记录，拟证明祝朝晖对吴江要、黄小利及祝辉坚合伙经营嘉荣一事知情，通话中没有对两人合伙一事提出反驳和质疑；祝朝晖认可2012年11月1日黄小利转的65000元、2012年12月7日5000元是黄小利与祝辉坚之间的往来款，该款项应计算在吴江要、黄小利已支付的款项内；证明与祝朝晖款项往来，都是基于与祝辉坚的关系，所支付的全部款项均应该扣除。证据3.吴江要与祝辉坚的微信记录，拟证明双方往来款项不是利息；祝辉坚经常以周转为名，要求吴江要给予资金用于周转，该款并不是支付利息，款项支付无固定规律可言；祝辉坚已经在（2018）粤01民终19193号案中当庭陈述双方只是约定合伙分红作利息，如果亏损没有分红，就保本退回本金，祝辉坚的陈述足以说明双方往来款不是利息，且每年往来款金额与其一审主张的利息金额也不能对应。证据4.吴红辉发给吴江要的邮件，拟证明双方为合伙关系，分红款不是利息；吴江要、黄小利与祝辉坚合伙经营嘉荣超市上货项目，祝辉坚、吴红辉作为合伙事务代表负责与嘉荣超市对数，负责做账，还负责合伙利润分配，祝辉坚投入40万元，要求双方按1比1比例分红；吴红辉在2012年12月12日给吴江要的邮件中，对双方合伙事务作账，单方利润部分是应分得的分红款，吴江要已经将分红实际支付给了祝辉坚；双方在2014至2017年并无利息约定；祝辉坚已经在（2018）粤01民终19193号案中当庭陈述双方只是约定合伙分红作利息，如果亏损没有分红，就保本退回本金，祝辉坚的陈述足以说明双方往来款不是利息，且每年往来款金额与其一审主张的利息金额也不能对应。证据5.案外人黄艳琼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吴江要、黄小利与祝辉坚是合伙关系，祝辉坚介入合伙事务的办理，祝辉坚作为合伙事务代表与嘉荣超市进行对数。证据6.黄小利与嘉荣超市对接人钟华的微信记录及《证明》，拟证明吴江要、黄小利与祝辉坚是合伙关系，祝辉坚参与前期与嘉荣超市的协商谈判，吴江要、黄小利与祝辉坚共同到嘉荣超市洽谈业务，钟华作为嘉荣代表进行接待，祝辉坚当时向钟华介绍自己是合伙人，钟华接待吴江要与祝辉坚共同参观了解合作供货程序、结算等流程，祝辉坚全程参与了合同内容的谈判和签定，钟华是嘉荣的签约代表对吴江要、黄小利与祝辉坚是合伙关系一事清楚，钟华对《证明》内容已看过无异议，但因东莞市嘉荣超市有限公司不同意介入双方纠纷而没有盖章。证据7.吴江要的病历，拟证明吴江要患有癫痫病，不能受到刺激；祝辉坚2017年8月27日要求吴江要写《还款协议》，采取了禁止关窗、不能开空调、不能喝水、不准睡觉，从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早上还威胁要关公司门，开走车，宣扬要搞臭吴江要的名声，吴江要当时已有短暂抽搐情况出现，不得已才写的《还款协议》，36万元金额根本无对账，吴江要也没有银行流水可核对，完全是不属实的。黄龙、黄艳琼分别到庭确认上述证据1和5中的《证明》是由其出具。祝辉坚质证称，对证据1中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祝辉坚确认收到2011年11月3日黄龙转账祝比坚的5万元和2011年12月1日黄龙转账祝辉坚的4万元。对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吴江要、黄小利与祝辉坚存在合伙经营嘉荣超市的情况，从聊天记录也无法证明祝朝晖知道这个情况，祝朝晖只是对这个事情没有提出反驳，并不能代表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银行凭证转账记录只有一两笔，从逻辑上不能证明经常以周转为名借款，微信记录中祝辉坚是在向吴江要索取利息。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邮件不能证明吴江要、黄小利与祝辉坚存在合伙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无法证明微信对方的身份，《证明》也没有签字盖章。对证据6黄艳琼《证明》，因黄艳琼与黄小利是堂姐妹关系，对其作为证人作出的证言提出异议，黄艳琼是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吴江要、黄小利与祝辉坚之间存在合伙的，都是听说，而且黄艳琼提到祝辉坚是合伙人，其也无法描述合伙人的职责及相应的权利，也没有对黄艳琼发出过任何的工作指令。对证据7落款时间是2000年和2001年，时间太久了，真实性由法院核查，关联性不予确认，2000年和2001年的病例情况不能证明2017年吴江要签署《还款协议》时的身体情况。二审期间，祝辉坚提交黄小利与祝辉坚之间的微信及短信记录共6页作为证据，拟证明吴江要、黄小利与祝辉坚之间存在40万元的借款，双方是有约定利息的。吴江要、黄小利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黄小利对具体的数字一直不知情，2017年6月4日是祝辉坚提出付息，双方是没有达成一致的，双方对此有争议，产生了2017年7月祝辉坚逼吴江要写还款协议的事情，2017年6月20日的1万元与前面的内容没有关联，中间隔了16天，关联性不是同一回事。再查明，二审庭询时，祝辉坚称，《还款协议》的36万元是对之前9笔借款的汇总，具体是：1、2010年6月13日吴红辉转给黄小利10万元；2、2011年3月7日祝辉坚转给黄小利20万元；3、第三笔是10万元，但是具体谁转给谁记不清楚了，转账时间也记不清；4、2011年8月22日祝辉坚转给黄小利15万元；5、2011年10月11日吴红辉转给黄小利10万元；6、2012年4月12日吴红辉转给黄小利10万元；7、2012年4月17日吴红辉转给黄小利15万元；8、2012年8月27日祝辉坚转给吴江要3万元；9、2012年8月28日吴红辉转给黄小利7万元。祝辉坚确认吴江要、黄小利在2017年8月28日之前的还款包括：1、2010年12月25日黄小利转给祝辉坚108000元，10万元是还本金，8000元是还利息；2、2011年5月4日黄小利转给吴红辉31万元，30万元还本金，1万元还利息；3、2011年11月3日黄龙转给祝比坚5万元，是还本金；4、2011年12月1日黄龙转给祝辉坚的4万元，是还本金；5、2012年8月4日黄小利转给吴红辉4.2万元，祝辉坚认为4.2万元还的是利息，但是（2018）粤01民终191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4.2万元是分红款项；6、2012年12月1日吴江要、黄小利转给祝朝晖6.5万元是还本金；7、2012年12月7日吴江要、黄小利转给祝朝晖5000元是还本金；8、2012年12月17日黄小利转给吴红辉88554元，祝辉坚认为是还利息，但是（2018）粤01民终191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88554元是分红款项；9、2013年8月15日吴江要转给祝辉坚5万元，是还利息；10、2014年1月21日吴江要转给祝辉坚3万元，是还利息；11、2014年8月16日吴江要转给祝辉坚3万元，是还利息；12、2015年1月14日吴江要转给祝辉坚5万元，是还利息；13、2015年8月28日吴江要转给祝辉坚2.8万元，是还利息；14、2016年2月7日吴江要转给祝辉坚2.2万元，是还利息；15、2016年9月7日吴江要转给祝辉坚1万元，是还利息；16、2017年1月19日吴江要通过微信转给祝辉坚1万元，是还利息；17、2017年3月29日黄小利通过微信转给祝辉坚两笔各1万元共2万元，是还利息；18、2017年6月20日黄小利通过微信转给祝辉坚1万元，是还利息；19、2017年7月2日吴江要转账给祝辉坚2万元，是还利息。吴江要、黄小利称，祝辉坚陈述的9笔借款中，第三笔10万元是虚构的，其他8笔款项共90万元吴江要、黄小利已收到；确认2010年6月13日10万元是借款；2011年3月7日20万元是借款；2011年8月22日的15万元，其中4万元是借款，11万元是祝辉坚的还款；2011年10月11日的10万元，其中有5万元是借款，另外5万元是投资款；2012年4月12日的10万元是投资款；2012年4月17日的15万元是投资款；2012年8月27日的3万元是投资款；2012年8月28日的7万元是投资款；对2010年6月13日10万元借款，是通过2010年12月25日转账10.8万元偿还的，其中8000元是感谢费，不是利息；对2011年3月7日20万元借款，在2011年5月4日转账31万元中的20万元是还款，另11万元是出借款项给祝辉坚；对2011年8月22日祝辉坚转给黄小利15万元其中的4万元借款，在2011年11月3日还了5万元，多出的1万元是出借款项给祝辉坚；2011年10月11日吴红辉转给黄小利10万元中的5万元借款，在2011年12月1日还了4万元，还有1万元冲抵祝辉坚在2011年11月3日借的1万元，至此借款已经全部还清；2011年10月11日吴红辉转给黄小利10万元中的另5万元转化为投资款，2012年4月12日10万元、2012年4月17日15万元、2012年8月27日3万元、2012年8月28日7万元都转化为投资款，共计40万元；对祝辉坚所确认的19笔还款中的第12笔2015年1月14日的5万元不确认，应该是2015年5月28日支付5万元，而2012年8月4日4.2万元和2012年12月17日88554元是分红款，2012年11月11日6.5万元开始以及之后的款项都是祝辉坚从合伙本金中支配的款项，如果算借款，应当从借款本金中扣除；此外，还有2014年1月15日吴江要转给祝朝晖8588元、2014年3月26日吴江要转给祝朝晖1万元、2015年12月24日吴江要转给祝朝晖的4900元、2016年10月18日吴江要转给祝朝晖的5万元，也应从本金中扣除。又查明，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1民终19193号民事判决书记载：“吴江要、黄小利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吴江要、黄小利与祝辉坚、吴红辉的个人合伙关系；2.判令祝辉坚、吴红辉向吴江要、黄小利承担个人合伙相应亏损164145.19元；3.判令祝辉坚、吴红辉向吴江要、黄小利返还垫付合伙款项共计691335.52元及利息（利息统一自正式立案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4.判令祝辉坚、吴红辉负担案件的受理。……原审法院认为，……吴江要、黄小利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吴江要、黄小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77元，由吴江要、黄小利负担。……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综合吴江要、黄小利的上诉及祝辉坚、吴红辉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如果存在，合伙关系是否应当解除？祝辉坚、吴红辉是否应向吴江要、黄小利支付合伙亏损及垫付款项。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首先，吴江要、黄小利主张双方从2012年4月开始合伙。双方之间没有签订合伙协议，应综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从吴江要、黄小利二审提交的邮件往来记录及邮件内容看，祝辉坚、吴红辉自2012年5月开始至12月将嘉荣超市的进销存情况发给吴江要、黄小利核对，吴江要、黄小利核对无误后，祝辉坚、吴红辉将账号发给吴江要、黄小利付款。祝辉坚、吴红辉抗辩认为其是根据嘉荣超市盈利的50%收取利息，所以要掌握嘉荣超市的情况。如果按照祝辉坚、吴红辉陈述的情况，应当是吴江要、黄小利管理账目，然后将账目发送给祝辉坚、吴红辉核对，但是本案的情况却是祝辉坚、吴红辉将经营账目发送给吴江要、黄小利核对，结合邮件的内容，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更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其次，从吴江要、黄小利邮件往来记录看，双方之间关于嘉华超市的账目最后一次往来在2012年12月，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此后还进行合伙，而双方之间关于嘉华超市的账目第一次邮件往来在2012年5月，该份邮件显示双方核对4月的收付明细，吴江要、黄小利亦主张双方自2012年4月开始合伙，则应认定双方之间的合伙从2012年4月至2012年12月。至于2013年之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吴江要、黄小利没有证据证明此后双方仍然存在合伙关系，本院不予认定。吴江要、黄小利主张解除合伙关系，但是从本案事实看，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已于2012年12月终止，不存在需要解除的问题。关于祝辉坚、吴红辉是否应向吴江要、黄小利支付合伙亏损及垫付款项的问题。首先，关于投资额，祝辉坚、吴红辉否认合伙，故不存在陈述数额多少的问题。吴江要、黄小利主张的投资额没有证据证实。但是，从吴江要、黄小利的陈述及双方的往来邮件看，从2012年4月至2012年12月双方之间的合伙是存在盈利的，吴红辉在2012年12月12日最后一份邮件中列明吴江要、黄小利应支付的款项是88554.52元，而吴江要亦陈述已向祝辉坚、吴红辉支付该笔款。由此可见，从2012年4月至2012年12月之间双方的合伙不存在亏损，祝辉坚、吴红辉无需分担亏损，亦不存在尚欠吴江要、黄小利垫付款的问题。其次，吴江要、黄小利没有证据证明2013年之后双方之间仍然存在合伙关系，其要求祝辉坚、吴红辉承担合伙亏损或其他款项的理由不充分。按照吴江要、黄小利的陈述，自2012年4月开始合伙且一直分配利润给祝辉坚、吴红辉，但2013年由于嘉荣超市销量差，祝辉坚与其商量，不管分红多少本金多少，亏损多少，先每年按照8万元垫付给祝辉坚。2013年开始的这种不论盈亏收取固定费用的模式不符合合伙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因此，2013年之后，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祝辉坚、吴红辉无需承担亏损及相关款项。再次，从本案吴江要、黄小利的陈述看，其主张祝辉坚、吴红辉的投资款之前是由借款转变而来，那么自2013年后祝辉坚、吴红辉又要求不论盈亏都收取固定的费用，可见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由合伙再转为借贷关系。祝辉坚、吴红辉已另行起诉主张借贷关系，那么不宜在本案中处理。祝辉坚、吴红辉收取的固定费用是利息还是本息，本院亦不宜认定。关于2017年8月28日的还款协议，与本案合伙关系无关，本院不予阐述。综上所述，吴江要、黄小利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吴江要与祝辉坚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第一，祝辉坚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交了双方于2017年8月28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作为证据。该《还款协议》明确记载，截止2017年8月28日吴江要尚欠祝辉坚36万元。吴江要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具备理解上述《还款协议》内容的能力，应当承担签署《还款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第二，吴江要主张其是被胁迫签订《还款协议》，但其在签订《还款协议》后并未报警，且其提供的2017年11月的微信记录中并无祝辉坚确认曾对其胁迫的内容，其提供的2000年和2001年的病历也不能证实其在2017年签订《还款协议》当时正处在患病状态，故吴江要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是被胁迫签订《还款协议》。第三，吴江要、黄小利主张《还款协议》是单一证据不能作为定案凭证，但祝辉坚除提供《还款协议》外，还提供了90万元的转账记录以及黄小利出具的三张《借条》等证据。第四，黄小利于2010年6月13日出具《借条》，明确借到吴红辉10万元；于2011年8月22日出具《借条》，明确借到祝辉坚15万元；于2011年10月11日出具《借条》，明确借到吴红辉10万元。该三张《借条》的内容与祝辉坚提供的2010年6月13日向黄小利转账10万元、2011年8月22日向黄小利转账15万元、2011年10月11日向黄小利转账10万元相吻合，却与吴江要、黄小利主张2011年8月22日向黄小利转账的15万元中只有4万元是借款另外11万元是还款，相矛盾。第五，吴江要、黄小利主张2011年10月11日吴红辉转给黄小利10万元中的5万元、2012年4月12日10万元、2012年4月17日15万元、2012年8月27日3万元、2012年8月28日7万元共计40万元为投资款，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1民终191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之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由合伙再转为借贷关系。第六，吴江要、黄小利主张2014年1月15日转给祝朝晖8588元、2014年3月26日转给祝朝晖1万元、2015年12月24日转给祝朝晖的4900元、2016年10月18日转给祝朝晖的5万元应从涉案借款本金中扣除，但上述款项均转入案外人的账户，祝辉坚对此又不予确认，故该主张并无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第七，吴江要、黄小利主张其支付的款项已超过按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综上，比较双方的主张和提交的证据，祝辉坚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较强，依优势证据规则，一审法院认定《还款协议》应视为双方对2017年8月28日之前借款的对账及重新确认、祝辉坚与吴江要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在此前提下，因吴江要未按《还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且在本案诉讼中明确表示不履行《还款协议》，故祝辉坚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吴江要偿还全部剩余借款342000元及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涉案《还款协议》签订时黄小利与吴江要是夫妻关系，且涉案款项多次转入黄小利账户，涉案三张《借条》也是黄小利签名，故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是黄小利和吴江要夫妻共同债务，黄小利应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外，吴江要、黄小利二审期间以祝辉坚在（2018）粤01民终19193号案中陈述“分红是利息、在没有挣钱的情况下本金不能少”为由，要求本院调取（2018）粤01民终19193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及录像。对此，本院认为，该证据不属于吴江要、黄小利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且即使祝辉坚在该案中作过上述陈述，该陈述也不足以证实双方在出借款项时、以及在签订《还款协议》时没有约定利息，不足以推翻其签订的《还款协议》，故本院对吴江要、黄小利的调查申请不予准许。吴江要、黄小利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且对本案处理没有实质性影响，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吴江要、黄小利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30元，由吴江要、黄小利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湛审判员 邹迎晖审判员 吴晓炜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