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晋08行终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江霞，女，197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夏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乔红军，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芬，女，198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绛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保存，女，196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夏县。 上诉人赵江霞因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8）晋0881行初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8年3月27日下午，原告赵江霞在第三人张芬处试衣服，后认为随身携带的包落在张芬店内，遂又转回第三人处找寻，因张芬店已关门，经第三人郭保存联系张芬后，用张芬保存在郭保存处的钥匙将店门打开，但店内没有原告的包。2018年3月28日，赵江霞因怀疑第三人张芬拿走了她丢失的包，再次去张芬店里找其要包，并称第三人张芬与郭保存将其包里的钱分了，继而与闻讯赶来的郭保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赵江霞报警。在公安机关处理期间，原告赵江霞及其婆婆张双晶多次前往第三人张芬、郭保存店里采取静坐、辱骂、阻拦顾客购买衣服等手段闹事，致使张芬、郭保存的衣服店无法正常营业。夏县公安局经调查取证后，认定赵江霞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对赵江霞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已执行完毕。同时查明，2018年5月14日第三人郭保存因与原告发生打架事件向公安机关报警。 另查，2018年4月28日，夏县瑶峰镇派出所因原告与第三人发生殴打案件向夏县公安局提交呈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并得到批准。 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的规定，夏县公安局作为县级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对本案治安处罚具有管辖权和法定职责。原告赵江霞在其所携带的包丢失后，未采用正确方式处理该起事件，而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采取到第三人张芬、郭保存店里静坐、辱骂等过激行为，扰乱第三人的正常营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已构成寻衅滋事的行为，故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夏县公安局在受理原告所称被殴打一案的治安案件处理过程中，继而发现原告有寻衅滋事行为对其作出处罚并无不妥，原告称夏县公安局未对其寻衅滋事案件立案受理，程序不合法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夏县公安局在将原告送往医院进行健康检查过程中，因原告情绪激动，夏县公安局根据《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对原告使用手铐符合法律规定。夏县公安局从受理案件、调查取证、权利告知及文书送达等都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办理，故其程序合法。夏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对赵江霞行政拘留十五日，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判决：驳回原告赵江霞的诉讼请求。 判后，上诉人赵江霞不服，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在作出的行罚决字（2018）0000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审查认定完全错误。 第一、上诉人寻衅滋事行政处罚没有立案手续。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有严格的办案程序，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规定“公安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移送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制作受案登记表，并分别作出以下处理”，“公安及其人民警察在日常执法执勤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在被上诉人办理上诉人寻衅滋事行政处罚案卷中，上诉人没有见到《赵江霞寻衅滋事的受案登记表》，而是只有《赵江霞被伤害报案受案登记表》；《赵江霞寻衅滋事的受案登记表》与《赵江霞被伤害报案受案登记表》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案件登记，两回事，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在没有《受案登记表》的情况下，办理了赵江霞寻衅滋事行政处罚案，程序上存在严重的违法问题。一审以“夏县公安局在受理原告所称被殴打一案的治安案件处理过程中，继而发现原告有寻衅滋事行为对其作出处罚并无不妥，原告称夏县公安局未对其寻衅滋事案件立案受理，程序不合法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在办理上诉人寻衅滋事一案中存在伪造证据的违法行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对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记录有误或者遗漏的，应当允许被询问人更正或者补充，并要求其在修改处捺指印。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在询问笔录上逐页签名或者捺指印。拒绝签名和捺指印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询问时，可以全程录音、录像，并保持录音、录像资料的完整性。”2018年5月25日15时40分至16时20分由干警王凯、刘俊涛对原告赵江霞所做的询问笔录系伪造的，根本没有做过该笔录，也没有让原告签过字。在该对应的时间段，执法仪视频记录：该时间段上诉人与干警的行为，根本没有作此询问笔录的行为，根本没有让赵江霞签字的视频。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这一问题有意避而不谈。也就是说，2018年5月25日15时40分至16时20分由干警王凯、刘俊涛对原告赵江霞所做的询问笔录系伪造的，被上诉人的这一行为严重违法。 第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系伪造的。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九条规定：“在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单位违法的，应当告知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人员”。“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采用书面形式或者笔录形式告知。”2015年5月14日15时50分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系伪造，没有起止时间。且与2018年5月25日15时40分至16时20分由25日15时40分至16时20分由干警王凯、刘俊涛对上诉人赵江霞所做的询问笔录时间上冲突，对应的执法仪视频同时间段根本没有作过此笔录，根本没有让赵江霞签字的视频。故该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系伪造的。属严重的违法行为。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听证权利。 第四，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单位违法的，应当告知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人员。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采用书面形式或者笔录形式告知。”这就要求被上诉人在下发行攻处罚决定书后，才能对上诉人采取体检、送押的行为。而被上诉人在没有向上诉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前就对上诉人进行体检、送押的行为是严重违法的，这有被上诉人提供送达羁押视频资料可以证实，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在被上诉人将上诉人送到看守所后才向上诉人送达的，因而，被上诉人在没有向上诉人送达或宣告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就对上诉人进行体检、送押行为严重违法，侵犯了上诉人的人身权利。 第五，被上诉人办理上诉人行政处罚一案存在超期限办理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公安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30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批准，可以延正长30日。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受案登记表记载的受案时间为：2018年3月28日，而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时间为2018年5月25日。超期限办案27天。严重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办理治安案件30天期限的规定；一审法院竟然鱼目混珠，将上诉人赵江霞被打一案的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说成是上诉人赵江霞寻衅滋事案的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在其判词中表述“另查，2018年4月28日，夏县瑶峰镇派出所因原告与第三人发生殴打案件向夏县公安局提交呈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并得到批准”，这是连案件性质都分不清吗？很显然，袒护被上诉人。 第六、在对上诉人采取体检过程中存在殴打上诉人的行为。被上诉人在没有向上诉人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和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就于2018年5月25日带铐押解上诉人到医院体检、和押解上诉人到行政拘留所本身就违法，上诉人情绪激动也完全是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所导致的，在押解体检过程中被上诉人的执法仪音像资料清楚的记载了在该日17：38上诉人被带上手铐押解体检的过程和19：04至19：10殴打（揪头发、扇耳光）上诉人事实视频资料。在没有做出和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前，上诉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违法人员，不应带戒具，不应被强制体检的，违法人员也是不能被体罚的。被上诉人的这一行为同样严重违法，侵犯了上诉人的人身权利。 二、行政处罚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事实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作出处罚事实清楚。 2018年3月27日晚6时48分，上诉人在第三人张芬衣服店购物，在试穿衣服时将背包遗失在张芬的衣服店内。分钟后发现包遗失，返回寻找时，张芬将衣服店关门走人了，情急之下通过第三人郭保存联系第三人张芬，打开门后没有找到包，后报警。第二天找第三人张芬询问，随产生争议，上诉人与第三人张芬之间因寻找包而发生的民事纠纷，派出所在第一时间没有处理好双方之间的纠纷，反而让上诉人自己找张芬要包，上诉人与张芬及郭保存之间完全是民事纠纷，被上诉人收集证据有夸大其词的成份，并非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寻衅滋事。不应受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程序上的违法，不能保证实体上的正确。被上诉人在办理上诉人寻衅滋事行政处罚一案中，程序上存在上述六大严重程序违法的行为，请求撤销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8）晋0881行初1l号行政判决书及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25日做出的行罚决字【2018】0000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上诉人夏县公安局辩称：一、关于原告认为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的要求。我局瑶峰派出所经过调查取证证实，2018年3月27曰下午，原告在夏县禹南市场内逛街时，将她的包遗失，她怀疑遗失在张芬的芬时尚衣服店内，因张芬将其店门已关，原告问了鑫欣服装店的老板郭保存，该郭给张芬打电话后，张芬让郭保存将其店门打开，让原告到里面找，结果原告未发现其包遗失在芬时尚店内，原告谢过郭保存之后离开禹南市场。2018年3月28日中午，原告再次来到禹南市场芬时尚衣服店内，要求张芬将她的包还给她，张芬答复未看见。后原告与张芬发生争吵，原告称张芬与郭保存将她的包偷走后将她包内的钱分了，在对面卖衣服的郭保存听到吵架后也参与进来，后原告与郭保存发生厮打，被张芬等人拉开。原告报案后，一直不配合我所进行调查，而是多次叫其婆婆张双晶到禹南市场张芬和郭保存衣服店内闹事。从2018年3月28日开始至2018年5月14日期间，原告与张双晶多次到禹南市场张芬和郭保存衣服店内静坐、滚躺、辱骂、阻拦顾客到这两个衣服店内购买衣服，致使张芬衣服店和郭保存衣服店无法正常营业，且拒不配合民警调查、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以上事实有原告陈述、被侵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接警记录视频、被侵害人提供的微信视频等证实。原告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2018年5月2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我局依法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关于原告提出瑶峰派出所干警在2018年5月25日对原告执行拘留期间殴打原告，刑讯逼供，取证违法的诉求。2018年5月25日，原告主动来到我局瑶峰派出所，办案民警在瑶峰派出所询问室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并告知原告的行为已经违法，要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当日在运城市中医院体检过程中，原告不配合办案民警执法，情绪不稳定，有自残行为。以上事实有询问视频和执法记录仪视频证据证实，故我局民警不存在殴打原告、刑讯逼供、取证违法的行为。 三、关于原告提出自己在看守所拘留期间，公安干警威胁原告做虚假证言，逃避法律责任的诉求。2018年5月25，日至2018年6月9日，原告在盐湖区拘留所拘留期间，我局民警并未对其进行提审，不存在威胁原告做虚假证言，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 四、关于原告提出公安干警典型的不作为，对于张芬非法占有原告包的事实，根本不调查，关于张芬和郭保辱骂殴打其的事，只字不提，严重伤害其的合法权益的诉求。我局在原告包遗失后曾走访禹南市场周边，未发现有监控，且禹南市场商户均表示未看见原告的包，无法证实原告将包遗失在张芬店内；2018年3月28日受理调查原告被殴打一案，4月3曰郭保存出院后对郭保存进行了询问。在我局调查取证过程中，原告多次到夏县禹南市场找郭保存和张芬二人，并在二人店内闹事，致使郭保存和张芬衣服店无法正常营业，郭保存和张芬多次报警，一直到2018年4月28日，原告才申请做法医鉴定，同日我局对原告进行伤情鉴定。2018年6月25日，经夏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原告头部损伤已构成轻微伤。现有证据证实郭保存与原告发生争吵后推了原告一下，张芬并未殴打原告，我局随后将依法对郭保存予以行政处罚，对张芬不予处罚。故我局不存在不作为的行为。 综上所述，我局对原告作出的行罚决字（2018）0000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处罚适当，请求永济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寻衅滋事，是行为人毫无理由故意将他人打伤、冲突、辱骂等恶劣的行为。上诉人赵江霞携带的包丢失，在公安派出所报案后，应等待公安调查处理结果。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采取到第三人张芬、郭保存的商铺静坐，阻挠正常的商业经营，这种过激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行为。被上诉人夏县公安局对上诉人赵江霞作出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夏县公安局遵照110指令，对案涉当事人、证人进行询问、现场调查，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对上诉人赵江霞进行处罚前的告知，被上诉人夏县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经审查案卷，上诉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出的事实、证据与一审提出的事实、证据基本一致，纠纷清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赵江霞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 力 审判员 张 伟 审判员 胡 玮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国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