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终1133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石传炳，男，汉族，1943年2月12日出生，住上海市。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陈涌根，男，汉族，1955年7月19日出生，住上海市。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建方，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芳，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周庆根，男，汉族，1952年1月13日出生，住上海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武纪平，男，汉族，1955年4月17日出生，住上海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勇，男，汉族，1960年11月23日出生，住上海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陈建强，男，汉族，1958年1月7日出生，住上海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徐颖，女，汉族，1969年1月15日出生，住上海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孙永平，男，汉族，1954年2月23日出生，住上海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魏绍敏，男，汉族，1962年6月22日出生，住上海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叶春华，男，汉族，1951年2月7日出生，住上海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俞克强，男，汉族，1954年11月27日出生，住上海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殷文龙，男，汉族，1963年1月9日出生，住上海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文英，女，汉族，1967年5月9日出生，住上海市。上述十一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晶晶，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十一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颖，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上海上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宛平南路底百步桥。法定代表人：周庆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晶晶，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颖，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石传炳、陈涌根为与被上诉人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一审第三人上海上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飞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4民初67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石传炳、陈涌根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五项，改判从第一项判决所涉的178万元股权转让余款中扣除零件货款701,279元、机器设备款798,515元，即支持上诉人反诉请求中的被上诉人共同返还上诉人零件货款701,279元、机器设备款798,515元；驳回被上诉人关于违约金的一审本诉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上诉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双方股权出让、收购的合意实际达成于2014年1月19日，上诉人也是基于2014年1月19日《库存在制品明细表》制作的《股权收购协议书》，该明细表是《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一审法院却认定《库存在制品明细表》制作于2014年1月19日……签署于《股权收购协议书》之前，故不予支持。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根据双方于2014年3月30日签订的《股权收购补充协议书》，被上诉人将股权转让后增长的物品折算资本122万元，作价转让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书》后，未按照协议约定及资产清单移交物品、机器设备的所有权，反而擅自出售获利。可见上诉人于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合意后，利用其实际控制第三人公司的便利，擅自出售物品、机器设备获利共计798,515元，此等出售行为及获利价值是经第三人公司盖章确认并由被上诉人张文英编制签字的。二、被上诉人交付不符合合同约定、产品质量要求的零件，理应返还上诉人相应款项共计701,279元。零件交付后需要经过上诉人验收合格，方可表明其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混淆了“交付零件”及“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零件”，致使事实认定错误从而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李勇系第三人公司的总经理，其签字认可代表了对零件质量确实存在严重瑕疵的认可。上诉人在产品验收期内发现了产品质量瑕疵，并向被上诉人提出，且经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公司认可，被上诉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十一名被上诉人共同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上飞公司同意被上诉人的意见。一审中，一审原告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石传炳、陈涌根共同支付股权转让余款178万元；2.石传炳、陈涌根共同支付违约金178万元；3.石传炳、陈涌根配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各一审原告持有的上海上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至石传炳、陈涌根名下，两人各50%。事实和理由：一审原告共计十一人系上飞公司全体股东。2014年3月30日，其十一人与石传炳、陈涌根就转让上飞公司100%股权事宜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对价为288万元，并约定了分期付款的期限。协议签署后，其向石传炳、陈涌根履行了公司交接手续，然而后者仅支付了110万元股权转让款。同年6月12日，各方又签署了《协议书》，对剩余转让价178万元的给付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若石传炳、陈涌根按期付款，其将于2014年7月31日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系争股权转移至该二人名下。然石传炳、陈涌根并未如约付款，致讼。一审中，石传炳、陈涌根辩称：系争股权转让对价为288万元，其两人共同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66万元、物品转让款113,989元，合计1,773,989元。2014年9月11日双方对货物进行移交时进行了清点，发现诸多问题，其当即提出了异议。另外，石传炳、陈涌根主张违约金过高，不应超过第一项诉讼请求的20%。因此不同意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但同意第三项诉讼请求。上飞公司述称：同意原告相关诉讼请求。石传炳、陈涌根提出反诉请求如下：1.继续履行系争《股权收购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要求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将上飞公司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石传炳、陈涌根名下，两人各占50%；2.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共同返还零件货款701,279元；3.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共同返还机器设备款798,515元；4.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共同赔偿设备折旧款444,193元、零件及物品利润损失668,370元。事实与理由：首先，根据2014年1月19日、3月31日上飞公司的《库存在制品明细表》及对照2014年9月11日的检验及处理意见，报废的商品均为2014年1月19日之前的库存，当时作价出售给了上诉人。但因质量原因，报废的产品货值为701,279元，该货值应予以返还或在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其次，对照2014年1月至3月销售成本汇总，销售的货物及缺少的设备，价值798,515元，该款亦应予以返还或在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由于出让方一直未将设备予以交付，仅两年的折旧损失即为444,193元，并产生利润损失668,370元，故其提起反诉。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共同辩称：系争协议签订后，在2014年3月底4月初，随着上飞公司从龙华搬到了青浦场地（石传炳、陈涌根租用）时，其即将上飞公司交由受让方经营，全部的零件设备也交接完毕，故反诉主张的所谓损失均发生于受让人自行经营管理期间，故仅同意第一项反诉请求，不同意其余反诉请求。上飞公司同意上述辩称意见。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法律事实：2014年3月30日，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作为出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石传炳、陈涌根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书》，约定作为出让方的十一名一审原告将所持有的上飞公司全部股权，作价166万元转让给受让方，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转让而转让。受让方应在签署协议书后一周内支付26.5%股权收购价款，在十一人按协议书附件二列明的资产清单移交所有资产后一周内支付30%股权收购价款，设备移至受让方，安装调试完毕，开始正常生产后一个月内（最晚不得超过2014年5月31日）支付28.5%股权收购价款，出让方原生产的产品零件（附合格凭证）移交至受让方后至2014年11月30日，付清所有余款（受让方对出让方所提供产品零件的质量保留追诉权）。协议书还约定，为确保双方权益，受让方需将第一笔26.5%的股权转让款支付至指定账户，在出让方按协议约定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目标股权登记于受让方名下前，该账户由双方共管，任何款项支出须由双方共同签字确认。在2014年4月30日转让基准日前的所有一切责任由出让方承担，受让方不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违约责任，协议书约定，受让方应按协议规定之期限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否则每逾期一日，须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款总金额5%的违约金。逾期超过十五日的，出让方有权解除协议。任何一方违约导致协议解除的，违约方应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款总额30%的违约金。在该份协议书尾部注明：“附件二、标的公司资产清单”。同日，双方又签订《股权收购补充协议书》，约定出让方将股权转让后增长的物品折算资本122万元，作价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应在签署协议书后一周内支付100%收购款122万元。为确保双方权益，受让方需将该款支付至指定账户，在出让方按协议约定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目标股权登记于受让方名下前，该账户由双方共同签字确认。违约责任同前述《股权收购协议书》。2014年3月，石传炳支付70万元股权转让款。同年4月24日，石传炳支付40万元股权转让款。该两笔款项均支付至徐颖在上海银行的账户，同时“附言及用途”处注明为“支付股权费”及“收购款”。同年6月12日，双方签署《协议书》，确认前述双方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书》及《股权收购补充协议书》的事实，据此受让方应支付288万元，包括股权转让款166万元，股权转让后增长的物品折算资本122万元（双方明确，该款项性质实际为受让方就出让方在多年经营运作标的公司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而支付的补偿款），该两笔款项均为税后价款额。然自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书》后，出让方已按约移交了标的公司的所有资产以及原生产的产品零件（附合格凭证），而受让方却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截至本协议签署时，受让方共计支付110万元，余款178万元尚未支付。故双方就此约定，受让方应于2014年7月5日前支付80万元，于同年7月31日前支付30万元，于同年8月31日前支付43.1万元，于同年11月30日前支付24.9万元。出让方在2014年7月31日收到款项后一周内，按规定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目标股权登记于受让方名下。受让方如有任意一期款项未按约定的付款期限支付的，出让方有权要求一次性付清全部余款。若受让方完全按此约定付款，则出让方不再追究本协议签订之前受让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2016年5月5日，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向石传炳发出短信，称企业从未向其隐瞒财务状况，所有的账册、凭证、报表都留在公司，可随时查看。其作为老股东，一直对石传炳、陈涌根在生产经营和管理上进行帮扶，更有被聘老股东近一年来未领分文工资。根据双方协议约定，企业原应收款由老股东收回和使用，但由于资金困难，应石传炳要求，其将收回的部分账款借入公司做运营资金，但由于石传炳经营无序，导致企业举步维艰，拖欠大量工人工资，并将已承诺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厂房搬迁补偿款全数卷走，更撬锁窃取了公司财务记账凭证等原始资料，故要求后者尽快支付转让余款178万元，并返还账册等。2017年2月13日，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再次向石传炳、陈涌根发出短信，要求后者支付股权转让余款。同日，周庆根报警，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月新派出所出具《接报回执单》称：据民警了解，因石传炳于2016年租赁XX路XX弄XX号的厂房现已到期，租金未付，现石传炳逃逸，厂房内的设备被青浦区人民法院封存。因石传炳使用的设备系上飞公司所有，而公司负责人周庆根不让房东将设备搬出厂房，引发双方纠纷。一审审理中，石传炳、陈涌根还提交：1、由李勇于2014年9月11日签字的凭证、其据此与2014年1月19日《库存在制品明细表》相对比，制作的废品价值清单，二者价值相差701,279元。石传炳、陈涌根称，2014年1月19日《库存在制品明细表》即2014年3月30日双方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书》中约定的“附件二--资产清单”。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称，双方并未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书》中注明的资产清单，对方提交的2014年1月19日《库存在制品明细表》无任何签字盖章，不予认可。同时对凭证中李勇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表示此系石传炳、陈涌根接手经营公司后产生的报废材料，而非交接公司时签署的材料。李勇本人表示该组文件均签署于2014年9月11日，当时由于公司经营资金困难，石传炳找其商量库存中有一些没有销售的产品。为了克服经营困难，就将未销售的产品销售给原材料供应商，故此些材料系做报废处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报废品，系销售的一种方式，故该组凭证多处注明“报废原因：为客户开发样品未销出”等字样。2、制表时间为2014年1月19日、作为股权转让协议附件的《库存在制品明细表》、制表时间为2014年3月31日，由张文英、魏绍敏签字的《库存在制品明细表》、2018年4月经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委托所作的设备评估明细表及2014年7月11日的《产品销售往来明细》，显示两者相差设备17台，价值798,515元。被上诉人表示，对2014年3月31日的《库存在制品明细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2014年1月19日的《库存在制品明细表》不予认可，表示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于2014年3月30日，故该张表格不可能是协议附件，表示不存在所谓的差额。2014年7月11日的《产品销售往来明细》形成于2014年6月12日之后，故与其无关。3、2014年、2015年上飞公司折旧费用提取明细表及相应的记账凭证，金额共计444,193元。被上诉人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由于设备已交付，故与其无关。4、2014年、2015年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2014年1月1日固定资产价值为1,381,247.38元，2015年底仅为937,054元，差值为444,193.38元。另外，根据2014年1月19日《库存在制品明细表》及2014年3月31日《库存在制品明细表》核对，显示其中废品可获利益为181,788元、未交货物品被公司处置获利486,582元。被上诉人基于前述理由，对此主张不予认可。一审审理中，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称，双方并未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书》中约定的“附件二、标的公司资产清单”，且协议签署之后未如约定设立共管账户。石传炳、陈涌根则称，其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19日的《库存在制品明细表》即为该附件，且双方之后口头约定，上飞公司账户即为共管账户。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对此予以否认，并称，双方自2014年3月30日开始办理移交手续，直至同年6月12日签署《协议书》时移交完毕。石传炳、陈涌根则称，未办理移交。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4年3月30日各方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书》及《股权收购补充协议书》，确认了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及支付时间，而在此基础上，各方又于同年6月12日签署了《协议书》，确认了出让方已按约移交了上飞公司的所有资产以及原生产的产品零件，而受让方却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其中特别注明122万元实际为受让方就出让方在多年经营运作标的公司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而支付的补偿款；故在本案审理中，石传炳、陈涌根主张出让方至今未移交上飞公司经营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出让方依据该《协议书》，要求受让方支付余款178万元的主张，虽然受让方主张其另行支付了673,990.83元，但鉴于其中的2014年5月15日的10万元、同年6月3日的10万元、同年6月11日的32,191.40元、4,672元、同年5月5日及5月29日支付给徐颖的2笔1万元，均发生于《协议书》签署之前，故该组支付款项显然不应计算在受让方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中，同时也可表明由于经营权的转让，股权受让方确实已经开始支付款项以用于上飞公司的运营；而2014年6月12日支付至案外人江苏XX股份有限公司的60,738.63元，因在付款凭证中注明了“货款”、在2014年7月9日支付至上海上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13,314.80元，因其支付款项的数额及受款账户并非股东账户；2015年7月18日支付至上海上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账户的18万元，因在汇款凭证的备注处注明“转贷”，故该组款项也不应作为本案系争的股权转让款。另外，鉴于双方确认的股权受让方于2014年3月支付的70万元，于同年4月24日支付的4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该款项均支付至徐颖在上海银行的账户，同时在“附言及用途”处均注明为“支付股权费”及“收购款”；而在2014年6月14日支付给徐颖的10万元，于同年6月18日支付给徐颖的3万元，于同年8月5日支付给徐颖的33,074元，均支付至工商银行账户，也无任何关于“股权转让款”性质的注明，相反在33,074元汇款凭证上注明了“备用金”，出让方也提交了其他证据佐证前述款项非股权转让款，故受让方的相关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股权出让方要求石传炳、陈涌根共同支付违约金178万元的诉讼请求，由于系争合同约定，受让方应按协议规定之期限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否则每逾期一日，须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款总金额5%的违约金。任何一方违约导致协议解除的，违约方应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款总额30%的违约金；由于出让方无证据证实相关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故一审法院结合该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对相应违约责任的金额予以酌定。股权出让方要求石传炳、陈涌根配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其持有的上飞公司的股权变更至石传炳、陈涌根名下，两人各50%，鉴于石传炳、陈涌根对此项诉讼请求予以确认，并提出了相应的反诉请求，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石传炳、陈涌根要求股权出让方共同返还零件货款701,279元的反诉请求，由于其提交的依据为其自行制作的废品价值清单及由李勇签字的凭证作为佐证，该凭证系于2014年9月11日签署，而各方在2014年6月12日已签署了《协议书》，确认了出让方已按约移交了标的公司的所有资产以及原生产的产品零件，故该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石传炳、陈涌根要求股权出让方共同返还机器设备款798,515元，其依据的系制表时间为2014年1月19日、作为股权转让协议附件的《库存在制品明细表》，及制表时间为2014年3月31日，由张文英签字的《库存在制品明细表》，显示两者相差的设备价值798,515元，鉴于股权出让方仅对2014年3月31日的《库存在制品明细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该证据均形成于双方签署的《协议书》之前，故对该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亦无法予以支持。石传炳、陈涌根要求股权出让方共同赔偿设备折旧款444,193元、零件及物品利润损失668,370元，基于前述理由，同时因无任何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此亦无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石传炳、陈涌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股权转让余款178万元；二、石传炳、陈涌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违约金50万元；三、上飞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股东由原有的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变更为石传炳、陈涌根，两人各占50%，并将以上变更事项记载于上飞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并在全国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中的“企业公示信息”版块中予以公示；四、上飞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将股东名称由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变更登记为石传炳、陈涌根，各方均应予以协助；五、驳回石传炳、陈涌根其余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5,280元，由周庆根、武纪平、李勇、陈建强、徐颖、孙永平、魏绍敏、叶春华、俞克强、殷文龙、张文英共同负担12,685元，石传炳、陈涌根共同负担22,59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850元，由石传炳、陈涌根自行负担。一审判决后，石传炳、陈涌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两名上诉人补充陈述：1、2014年1月19日《库存在制品明细表》就是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二，一审法院遗漏查明相关明细表中的库存在制品内容。2、被上诉人未完成全部的资产交接，部分产品设备还在第三人原厂房内，后被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私自出售，价值798,515元，而被上诉人已交付的部分产品零件没有合格凭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2点补充陈述明确予以否认。经本院审查，上诉人的前述陈述均涉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将在理由部分针对性地予以阐述。二审中，上诉人补充提供如下证据：1.2014年5月至6月的转账凭证4页、2014年3月至4月的交接单若干，拟证明因委托搬运公司搬运设备、零件而发生运输费，交接单中的物品就是2014年1月19日《库存在制品明细表》中的物品。被上诉人质证称:不是二审中新的证据，部分证据系复写件，不是原件，不符合证据规定要求，内容上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成立，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资产移交短缺。经本院审查，该些证据能够证明2014年3月至4月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了物品交接，但是具体事实不详。本案争议焦点：1、上诉人所受让零件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导致价值减损？被上诉人移交机器设备是否存在短缺？被上诉人应否予以赔偿并冲抵股权转让款？2、一审法院酌定的违约金是否具备合同依据？金额是否适当？本院认为，关于零件价值减损事实，诚然，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书》，受让人对出让人所提供产品零件的质量保留追诉权。但受让人行使追诉权须以零件存在质量问题为前提。由于2014年2、3月期间出让人和受让人已经进行了活塞等零件的移交，受让人应当在合理期间内对接收的零件质量进行验收，发现质量问题亦应及时反馈。为此，上诉人提供了2014年9月11日的报废单若干，上列型号、数量、重量和报废原因，但报废单上所涉废品是否属于出让人移交的零件范围，并不明确。况且，在2014年9月处理报废零件时，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及时通知被上诉人。因此，仅凭上诉人单方的处理结果和确认，不足为信。况且，其中的客户试制品积压、长期库存积压、各型号废品留样，此三类特殊零件依情理应不属于受让人可以保留质量问题的零件范围，应予剔除。结合2014年6月12日的《协议书》内容，即受让人已经明确确认出让人移交了标的公司所有资产以及原生产产品零件（附合格凭证）。因此，依据上诉人的举证，尚不能得出移交零件存在质量问题并产生了报废损失的结论。上诉人对2014年6月12日的《协议书》解释称虽系本人签署，但内容未经确认，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如上诉人未进行审慎审核即签署《协议书》，确认了重大利益事项，应视为对自身权益的合理化让渡，况且，本案中上诉人也提供不出充分的证据证明系受让零件存在质量问题。关于移交的机器设备短缺问题，遭被上诉人否认，则上诉人对此应予举证。经本院审查，首先，2014年1月19日资产清单未被明确约定为系《股权收购协议书》的附件。其次，在2016年6月15日的“给各位股东的公开信”中，上诉人方列举了股权转让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主要集中于财务、账务问题，但对于设备短缺问题并未提及。再次，依据上诉人制作的被上诉人处置设备清单，其处置时间发生于2014年1月17日至3月31日期间，价值79万余元，既然设备已于交接期间被处置，说明设备交接时受让方就应该发现设备的交接短缺问题，上诉人自述2014年5月上诉人核查发货报表及仓库物资部发货清单，确认物品缺失。然此后2014年6月12日的《协议书》中，上诉人仍然确认所有资产已移交，承认上诉人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因此，退而言之，即便其反诉所称设备短缺问题客观属实，但由于上诉人未予及时主张，且事后通过《协议书》对该权益进行了让渡和处置。最后，上诉人有关双方就此进行专门交涉、达成了口头协议：设备销售成本归上诉人所有，利润归被上诉人所有等，但该“口头协议”仅系上诉人单方陈述，遭被上诉人否认，且欠缺其他有效证据佐证，本院无法采纳。综合上述意见，本院对于上诉人主张的零件报废损失和设备短缺损失，均不予认定。关于违约金，双方的转让协议中有违约金条款，上诉人未及时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鉴于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款总金额日5%的违约金过高，一审法院采纳上诉人该抗辩意见，结合本案案情和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定判决上诉人支付违约金50万元，尚无不当。综上所述，两名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98.97元，由上诉人石传炳、陈涌根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任明艳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陈 月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