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申297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成都科星电力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部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强，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国贤。 一审被告：成都华电电力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建设南路**。 法定代表人：李红科，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四川蜀电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建设路** 法定代表人：曾嘉志，董事长。 一审第三人：成都供用电安装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大道新鸿路**/div> 法定代表人：冉义，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成都科星电力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星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陈国贤、一审被告成都华电力电气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公司）、一审第三人四川蜀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电公司)、一审第三人成都供用电安装公司（以下简称供用电公司）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终字第25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科星公司申请再审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再审，请求改判：撤销原判决，驳回陈国贤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由陈国贤承担。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原判决依据华电公司与蜀电公司、供用电公司1999年8月10日签订的《成都科星电力电器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四川巴实电器厂（以下简称巴实电器厂）资产划归华电公司所有的约定，认定华电公司、蜀电公司、供用电公司的真实意思系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划归华电公司，华电公司取得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缺乏证据证明。首先，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没有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华电公司的明确约定。其次，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于1998年12月26日由政府行政划拨给科星公司使用，未经批准不得转让和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华电公司与蜀电公司、供用电公司对此是明知的，因此，约定划归华电公司的只能是巴实电器厂可以转让的资产，而不包括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再次，科星公司与郫县安靖镇人民政府1998年7月8日签订《关于成都科星电力电器有限公司收购巴实电器厂的协议书》（以下简称收购协议），以135万元（实付140万元）收购了巴实电器厂全部资产（包括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划归华电公司折抵股权转让款的巴实电器厂资产折价为95.32万元。证明划归华电公司的巴实电器厂资产中不包含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因为科星公司不可能将刚刚花费140万元收购的巴实电器厂全部资产仅折价95.32万元抵给华电公司。最后，科星公司收购巴实电器厂全部资产的135万元中，购买资产价款为45万元，预付土地征用费30万元，包含了征用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费用和其他资产收购价款两部分。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将划归华电公司的资产折价为95.32万元，不包括当时未经批准不得转让的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二，原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纠纷法律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华电公司与蜀电公司、供用电公司无权处分科星公司的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科星公司也从未明确表示放弃该国有土地使用权或者对三方当事人可能存在的处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进行过追认。其次，科星公司更没有与任何人签订过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合同，自始至终都没有成为《土地使用权纠纷法律解释》所称的转让方。 第三，原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不公。首先，关于陈国贤与华电公司1999年3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和陈国贤是否实际投入80万元的事实，科星公司质证时并不认可。原判决以科星公司无法举出相反证据为由，将合作协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并非合作协议当事人的科星公司显失公正。其次，陈国贤与华电公司1999年11月11日签订的资产分配协议中“将本公司所有的巴实电器厂的资产和该地块土地使用权分配给乙方作为对乙方投资的回报和补偿”的内容，明显与华电公司和蜀电公司、供用电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相关约定不符。如果股权转让协议中划归华电公司的资产与资产分配协议中的资产范围相同，华电公司没有理由不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详细列明。而且，不排除华电公司在未取得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出于其他目的将其分配给陈国贤的可能性。原判决依据资产分配协议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中包含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对科星公司亦显失公正。再次，陈国贤作为科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办理了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但原判决却将代理行为的后果直接判定由代理人陈国贤承受，突破了民事代理制度规则。陈国贤在代理科星公司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时没有与科星公司就办理出让手续后土地的权属及过户达成协议，在出让手续办理完成后长达十余年也没有要求科星公司过户，可见陈国贤对自己是否取得了土地使用权完全不笃定。陈国贤代为办理出让手续，代为缴付出让金后，双方之间只是债权债务关系，陈国贤在债权债务关系未了清之前拒不向科星公司交付土地使用权证是应该的。原判决认定系科星公司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交付给陈国贤保管至今，是错误的。最后，科星公司未制止陈国贤对案涉土地进行整理并占有管理使用，只是怠于行使物权，但物权归属不应因此发生变动。原判决认定没有科星公司的主动配合行为，陈国贤不可能对案涉土地进行占有、使用，科星公司以行动认可了陈国贤是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完全是主观臆断和无中生有。 第四，原判决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判归陈国贤，侵害了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和科星公司的独立法人财产权。科星公司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范围，科星公司从未做出过向华电公司以及陈国贤转让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意思表示。原判决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对科星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判决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归陈国贤，侵害了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和科星公司的独立法人财产权，破坏了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条件和有形市场公开交易的交易秩序。而原判决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判归陈国贤，实际上是强行确认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经科星公司转让给华电公司，再经华电公司转让给陈国贤的两次明显违反现行土地流转政策法规和交易秩序的非法交易行为的合法性，开了司法确认场外私下非法交易不符合转让条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合法性的先例，构成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侵害。 本院经审查认为，科星公司是1996年8月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红科，设立时股东为李红科等八名自然人。华电公司成立于1993年，法定代表人亦为李红科，2001年被工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1996年7月华电公司就科星公司新建选址的四川省成都市郫县犀浦镇现代工业港征用土地支付土地征用费用91.5万元。 1998年7月8日科星公司与巴实电器厂和郫县安靖镇政府签订收购协议，约定：科星公司整体收购巴实电器厂的固定资产、生产设备、生产许可证等全部资产；其中巴实电器厂占用的四川省郫县安靖镇林湾村15.5亩土地系租用土地，该厂应将租用土地变更为征用土地使用权；科星公司在接受全部资产后一周内支付50万元，巴实电器厂签订土地征用协议后支付10万元，余款在该厂交付土地使用证时付清。1998年8月10日科星公司向郫县安靖镇政府预付土地征用费30万元，向巴实电器厂支付购买资产价款45万元，1999年8月2日支付安靖财政所65万元，共支付140万元。 1999年8月1日科星公司股东李红科等将其各自持有的科星公司股权，授权华电公司处置，处置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质押、抵押、由其自主确定交易方案及对价并收取相应收益，同时华电公司享有由此代理的全部收益并自行处置。1999年8月10日华电公司与蜀电公司、供用电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华电公司将其在科星公司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蜀电公司、供用电公司；价格为725.32万元，其中630万元在一个月内支付，另巴实电器厂资产划归华电公司所有；科星公司继续拥有在羊西线犀浦段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在该区域内的所有厂房、办公楼、配套设施用房、职工住宅楼、全部设备等。1999年8月16日，科星公司召开股东会，商定原公司8名自然人股东将其股份分别转给蜀电公司和供用电公司。1999年8月26日科星公司变更注册登记股东由原八名自然人股东变更为蜀电公司和供用电公司。 1999年3月18日华电公司与陈国贤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出资经营电力电器元件及其相关设备；华电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出资，计720万元，占出资比例额90%；陈国贤出资80万元，占出资比例10%。同年11月11日，华电公司与陈国贤签订资产分配协议，约定：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巴实电器厂的资产归华电公司所有，因华电公司已将持有的科星公司股份转让，双方无法继续合作，华电公司决定将巴实电器厂的资产（包括围墙内的厂房、办公用房、生活用房、水电设施等）和该地块土地使用权（当时以科星公司名义向当地国土部门备案）分配给陈国贤作为对其投资的回报和补偿；并约定巴实电器厂土地使用证办理及相关费用由陈国贤负责并自行承担风险，华电公司予以配合。 1998年2月，成都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科星公司补办征用土地的批复》，同意补办征用郫县安靖镇林湾村三社土地15.6亩，土地性质为行政划拨。1999年8月和2001年陈国贤从科星公司借取支付巴实电器厂发票收据三张共计140万元，以科星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办理土地登记审批表等手续。2002年10月29日郫县国土资源局与科星公司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位于四川省郫县社的土地面积9937.80平方米，土地出让金总额为398952元。之后陈国贤向郫县国土部门支付土地出让金398952元和土地测绘费用3246元。同年12月郫县人民政府为科星公司颁布了国有土地使用证，由陈国贤保管至今。从1998年开始陈国贤实际占有了该宗土地，进行整理并修建了临街铺面和道路并管理使用至今。 在上述协议签订和履行期间，李红科既是科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又是华电公司法定代表人。无论是华电公司与蜀电公司、供用电公司1999年8月10日的股份转让协议，还是华电公司与陈国贤1999年3月18日的合作协议，以及华电公司与陈国贤1999年11月11日的资产分配协议，李红科均在协议上签字。因此，对协议内容，无论华电公司，还是科星公司，都是知情的。通过科星公司与巴实电器厂之间签订和履行收购协议，科星公司实际上获得了案涉土地使用权。股份转让协议中虽然没有将案涉用地使用权转让给华电公司的表述，但是，一方面，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了将巴实电器厂的所有资产交付给华电公司所有，且在此前的收购协议中已经明确了该资产包括土地；另一方面，股份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转让后科星公司的财产，不包括巴实电器厂的土地。而资产分配协议中则明确约定案涉土地使用权由华电公司转给陈国贤，出让费由陈国贤负担，华电公司负责配合。此后，科星公司确实提供了三份收据对陈国贤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进行配合，并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证交由陈国贤保管，又对陈国贤对案涉土地十余年的占有、使用和收益行为未提出异议。所以，科星公司虽然与陈国贤之间没有书面协议，但在明知其土地使用权已经约定归属华电公司且华电公司又转让给陈国贤的情况下，非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配合陈国贤交纳土地出让金等履行上述协议的实际行为，已经能够证明其同意了上述协议约定的内容。原判决认定华电公司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之后，又将其转让给陈国贤，并由陈国贤实际行使土地使用权的基本事实，并不缺乏证据证明。 虽然在收购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资产分配协议签订时，案涉土地属于行政划拨性质，但在本案纠纷发生前十余年就已经办理了土地出让手续，可以依法转让。因此，原判决依照《土地使用权纠纷法律解释》第九条“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签订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用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和第十一条“土地使用权人未经由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的规定，认定上述相关协议有效，也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经调卷审查，华电公司、科星公司、蜀电公司、供用电公司之间，存在很多债权债务关系，所以才出现本案纠纷中以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抵顶价款的事实。科星公司仅以其中两笔的价款差额对比，主张其不可能同意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陈国贤，事实依据并不充分。其主张陈国贤只是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代理人的主张，也不能合理解释土地出让金系由陈国贤向土地管理部门交纳的事实。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虽然登记在科星公司名下，如果向第三人转让时也确实对第三人是否构成善意有实质性影响，但是在实际土地使用权人与名义土地使用权人对土地权属发生争议时，则不能仅以土地使用权登记情况为准。科星公司认为原判决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也不充分。 综上，科星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成都科星电力电器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何 抒 审判员 郭忠红 审判员 王云飞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 书记员 舒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