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49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2301。法定代表人：杨培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方方，女，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垚，男，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起重机器厂，，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马圈法定代表人：李洪川，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皓，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力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起重机器厂（以下简称起重机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85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力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855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起重机厂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案件受理由起重机厂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论述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按照合同约定富力城公司支付拆迁补偿款的前提是向起重机厂开具领款凭证，因富力城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向起重机厂开具了领款凭证，故起重机厂支取款项的条件未成就，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以上论述逻辑不通且与法律规定不符。一、根据双方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之约定，富力城公司是应在付款期限内向起重机厂开具领款凭证，由起重机厂持领款凭证到银行支取补偿款，而不是直接支付补偿款。但是事实上，开具领款凭证就相当于向起重机厂进行了付款，这里领款凭证的性质类似于支票，因为起重机厂持领款凭证可以随时去银行支取款项，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约定起重机厂拿到领款凭证后去银行支取款项的时间。如果富力城公司已经向起重机厂开具了领款凭证，起重机厂就当然能够拿到补偿款，也就没有向法院起诉的必要。一审法院以富力城公司未开具领款凭证为由认定付款条件未成就，明显不符合逻辑。起重机厂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既未向富力城公司要求直接支付补偿款，也未向富力城公司要求给其开具领款凭证，起重机厂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定有履行期限的合同债权请求权，从履行期间届满时起算。具体到本案，案涉《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1年9月6日，协议第五条约定富力城公司应在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开具领款凭证，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于2011年9月21日届满，起重机厂主张付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1年9月21日起至2013年9月21日止。起重机厂在逾期付款情形发生后，未向富力城公司主张过相应权利，且其在一审期间虽辩称未怠于主张权利，但也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情形，起重机厂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三、自付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1年9月21日起，至今已达7年之久，因富力城公司与起重机厂的唯一主管部门和出资人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城机电公司）在履行多份搬迁补偿协议中存在争议，其中涉及本案所涉拆迁范围，起重机厂一直未向富力城公司主张过履行付款义务。起重机厂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不关心自己的利益，长期怠于行使权利，则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利益的民事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起重机厂辩称，不同意富力城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程序合法，裁判结果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双方在《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约定富力城公司向起重机厂开具领款凭证，然而在我国法律框架内并没有领款凭证这一概念，无法确定领款凭证具体指什么。在付款方式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起重机厂主张的是直接支付补偿款，而案涉合同对于支付补偿款的期限没有约定，故不存在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诉讼时效应从起重机厂起诉时开始起算。富力城公司一直未向起重机厂支付补偿款的理由为其认为与起重机厂的上级单位京城机电公司之间有其他合同纠纷没有解决，但是根据起重机厂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书，争议早已一揽子解决。富力城公司所称起重机厂多年不主张债权与事实不符。起重机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富力城公司支付拆迁补助费947100元及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6日起重机厂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富力城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签订《北京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京朝拆许字第（2004）第154号，甲方因富力城住宅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的朝阳区马圈29楼（现地址：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29楼）所有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含有正式住宅房屋40间；建筑面积676．5平方米。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947100元，其中包括其他补助费947100元（停业停产每平方米补助1400元）。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内，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合计947100元，向被拆迁人开具领款凭证。被拆迁人按照有关规定持领款凭证到银行支取补偿款。协议签订后，起重机厂从涉案场地搬迁。一审庭审中，起重机厂提交《往来询证函》，内容为：本厂聘请北京兴中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厂进行审计，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应当询证本厂与贵单位的往来账项等事项。本单位与贵单位的往来账项列示如下：截止2014年3月31日贵单位欠947100元，备注其他应收款项。对此富力城公司不予认可，称未查到公章使用记录，即使公章真实，起重机厂的请求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庭审中，富力城公司提交京诚机电公司与广州富力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富力公司）签订的《污染扰民企业搬迁补偿协议》，拟证明本案争议的拆迁事项在上述拆迁协议的范围内，按照协议约定富力城公司应该承担起重机厂主张拆迁补助费的20%，剩余80%应由京城机电公司承担。对此起重机厂不予认可，并提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1日作出（2007）高民初字第1138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富力城公司与京城机电公司的纠纷已经调解解决完毕，且上述《污染扰民企业搬迁补偿协议》后附的土地使用证显示的拆迁范围涉及的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31号，与本案争议的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29号不属于同一区域。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各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双方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起重机厂已经从拆迁场地腾退，富力城公司即应支付拆迁补助费，一审法院对起重机厂要求富力城公司支付拆迁补助费的请求予以支持；起重机厂主张违约金，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关于富力城公司抗辩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合同约定，起重机厂作为被拆迁人支取拆迁补偿款的前提系富力城公司作为拆迁人向被拆迁人开具领款凭证，现富力城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开具了领款凭证，起重机厂支取款项的条件未成就，故一审法院对富力城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采信。富力城公司其他抗辩，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富力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起重机厂支付拆迁补助费947100元。二、驳回起重机厂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富力城公司与起重机厂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富力城公司、起重机厂产生法律约束力。现起重机厂已经从拆迁场地腾退，富力城公司应该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拆迁补助费。一审法院认定富力城公司依约应向起重机厂支付拆迁补助费9471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富力城公司上诉主张起重机厂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根据案涉《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第五条“付款方式、期限”的内容，双方对于付款方式约定为富力城公司向起重机厂开具领款凭证，起重机厂按照有关规定持领款凭证到银行支取补偿款。现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就领款凭证的样式进行明确约定，亦无证据证明富力城公司向起重机厂开具了领款凭证。因富力城公司是否开具领款凭证并非起重机厂能够决定，故起重机厂能够支取款项的条件的成就时间无法确定，双方对于拆迁补偿款的支付时间应属约定不明。因此，起重机厂有权随时要求履行。富力城公司关于起重机厂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富力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71元，由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巴晶焱审 判 员 蒋 巍审 判 员 曹 炜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徐 晨法官助理 田子阳书 记 员 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