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3民终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侯福兰，女，1953年7月14日生，汉族，现住乌海市。委托诉讼理人：段士军，内蒙古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丽娟，内蒙古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海市奥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乌海市海勃湾区林场以北、铁路以东（乌海市兴泰砖瓦厂院内）。法定代表人：赵岐钢，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海市奥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乌达分公司，住所地乌海市乌达区乌兰乡海旺以西农业示范园内。负责人：赵岐钢，总经理。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岗，内蒙古坤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侯福兰因与被上诉人乌海市奥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峰农业公司）、乌海市奥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乌达分公司（以下简称奥峰农业乌达公司）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2018）内0304民初1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侯福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士军、金丽娟，被上诉人奥峰农业公司、奥峰农业乌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赵岐钢、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侯福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乔建斌是接受张景棠委托向被上诉人索退承包费的事实存在，属认定错误。事实上，张景棠并未委托过乔建斌，被上诉人亦未提供授权委托书，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无视授权委托书这一关键证据，仅以乔建斌的证明、收条、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电话通话录音予以采信，并认定错误。被上诉人长时间无力支付拖欠张景棠的款项，无奈之下才以承包费作抵顶，此后一直拖欠着张景棠的转承包租金和其他欠款。然而被上诉人能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宁可向乔建斌支付435万元款物，也不向张景棠直接支付。而且被上诉人不通知、不要求张景棠签字确认，不依照财务管理规定办理公司财务结算手续，不办理房产和汽车的转移登记手续。上述情形显然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2、一审判决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现实解除，属认定错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了解除承包合同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主张承包合同解除，缺乏事实根据和证据支持。3、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支付给乔建斌的款物435万元中包括张景棠、侯晓茹、侯福兰、张培正的承包费，属认定错误。张景棠、侯晓茹、侯福兰、张培正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承包费共计500万元，被上诉人辩称已退还张景棠的承包费及租金435万元，仅从数额上讲并不是承包费全额500万元。奥峰农业公司、奥峰农业乌达公司辩称：1、乔建斌是受张景棠委托向被上诉人索要退还的承包费的。在2018年2月7日张景棠与赵岐钢的通话录音中张景棠明确认可委托乔建斌向被上诉人索要退还承包费。再结合乔建斌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张景棠的代理人乔建斌已经向被上诉人收取款物435万元，被上诉人已将本案诉争的承包费退还完毕。同时乔建斌在向一审法院的陈述中已明确认可上述事实。2、一审法院对本案定性准确，本案并不是真正的承包合同关系，而是就张景棠与被上诉人之间410万元的债务，用大棚承包的方式进行结算。被上诉人已将全部债务履行完毕，承包合同自然解除，就不存在继续履行大棚承包合同，将大棚交给上诉人的问题。3、张培正、侯晓茹、侯福兰并非本案权利义务关系人。本案起因是张景棠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只是张景棠借用了上述三人的名义来结清自己的债权债务，上述三人在大棚承包合同上的签字，也是张景棠完成的。侯福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奥峰农业乌达公司继续履行《奥峰农业乌达高效农业园区温室大棚承包合同》，向侯福兰交付位于乌达高效农业园区64号温室大棚；2、判决奥峰农业公司、奥峰农业乌达公司赔偿侯福兰租金损失2.1万元；3、判决奥峰农业公司、奥峰农业乌达公司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侯福兰的特定关系人张景棠与奥峰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岐钢系同学关系，之前双方有经济往来和施工合作，曾形成过债权债务关系。奥峰农业公司、奥峰农业乌达公司在开发乌达高效农业园区温室大棚的过程中，张景棠也参与了建设和投资，双方再次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张景棠为债权人，奥峰农业乌达公司为债务人。2015年7月，张景棠与奥峰农业乌达公司协商，以签订《奥峰农业乌达高效农业园区温室大棚承包合同》的形式，结算、清理温室大棚建设过程中的债权债务问题，此时，侯福兰作为张景棠的特定关系人加入，以其个人名义与奥峰农业乌达公司签订了一份《奥峰农业乌达高效农业园区温室大棚承包合同》，承包奥峰农业乌达公司位于乌达高效农业园区内的64号温室大棚，承包期限为20年，承包费为30万元。之后，张景棠与奥峰农业乌达公司之间产生纠纷，在2017年11月、12月间，奥峰农业乌达公司向案外人乔建斌支付现金259万元，以酒类产品折价支付90万元，以奥林花园小区的房屋折价支付68万元，以车辆折价支付18万元，总计向案外人乔建斌支付款物435万元。对此，奥峰农业乌达公司解释称，之所以向案外人乔建斌支付上述款物，是因为案外人乔建斌是接受了张景棠的委托向其索退承包费（实际为温室大棚施工欠款）的，当时乔建斌出示了张景棠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在此过程中，赵岐钢和张景棠还多次沟通，张景棠认可委托乔建斌向赵岐钢回收承包费。目前，奥峰农业乌达公司虽然无法提供书面的授权委托书，但可以提供乔建斌的书面证明（包括法院对乔建斌的调查取证材料）、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乔建斌出具的收条，以及与张景棠的电话通话录音等证据，用以证明乔建斌是接受张景棠的委托而向奥峰农业乌达公司收款的，并实际收到奥峰农业乌达公司支付的款物合计435万元，其中就包括侯福兰的所谓承包费，双方因此实际解除了承包合同。侯福兰和实际权利人张景棠否认曾委托过案外人乔建斌向奥峰农业公司、奥峰农业乌达公司索要承包费的情形，对其与赵岐钢的通话记录和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因证人未出庭作证而对法院调查取证的材料也不予认可。奥峰农业乌达公司在无法提交张景棠委托乔建斌索要承包费的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就不能认定乔建斌向奥峰农业乌达公司收退款物是张景棠的授意，况且没有收到过乔建斌转交的相关款物。另查明，侯福兰与案外人张景棠、侯晓茹、张培正之间系亲属关系。侯福兰之外，还有张景棠、侯晓茹、张培正等人也与奥峰农业乌达公司签订了若干份《奥峰农业乌达高效农业园区温室大棚承包合同》，这些合同之所以能够签订的事实基础是张景棠与奥峰农业乌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处理合意，与张景棠都有关联。奥峰农业乌达公司称，支付给乔建斌的款物中包括侯福兰以及张景棠、侯晓茹、张培正等人的承包费。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庭审调查和辩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案外人乔建斌向奥峰农业乌达公司收回款物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受张景棠委托而实施的代理行为；（二）案外人乔建斌的行为对本案承包合同是否继续履行构成怎样的影响。张景棠与奥峰农业乌达公司之间，因建设施工等事由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并以承包温室大棚的方式处置该债权债务事宜进而形成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该院予以确认。鉴于此，侯福兰与奥峰农业乌达公司之间所形成的《奥峰农业乌达高效农业园区温室大棚承包合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承包合同，此些承包合同中所载明的承包费，实际上是之前双方当事人结算后确认的债权和债务金额，张景棠为债权人，奥峰农业乌达公司为债务人。在相关债权债务处理过程中，侯福兰以承包人的身份加入，在承包合同签订后履行的过程中双方发生纠纷，案外人乔建斌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加入。纵观整个案件的形成过程，案外人乔建斌的加入，是否是接受张景棠的委托、以代理人的身份向奥峰农业乌达公司索退承包费（债款），就成为本案不可回避的争议焦点。诉讼中，侯福兰和张景棠始终否认曾委托过乔建斌向奥峰农业乌达公司索退承包费的事实，但并没有就此主张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加以佐证，同时不否认与乔建斌本人认识。而奥峰农业乌达公司虽然没有提交张景棠给乔建斌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但为了证明乔建斌接受张景棠委托向其索退承包费并实际取得退款和抵账车辆、房屋、酒类产品等案件事实，奥峰农业乌达公司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一是乔建斌出具的收条原件，用以证明乔建斌收到奥峰农业乌达公司现金259万元、折价90万元的酒类产品、折价68万元奥林花园小区的房屋、折价18万元的车辆，款物总计435万元，并且每一张收条上乔建斌本人都标注有“乔建斌代张景棠收退转包费”的字样；二是乔建斌的书面证明和申请法院向乔建斌调查取证的材料，乔建斌始终承认是接受张景棠委托后才向奥峰农业乌达公司索退承包费的，而且是张景棠和赵岐钢沟通一致后才实施的代理权，承认其从奥峰农业乌达公司处收到款物435万元，因张景棠有想法而尚未转交给张景棠；三是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向乔建斌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款项的情形，法院向乔建斌调查取证时也得到了乔建斌的明确认可；四是赵岐钢与张景棠的通话录音和据此录音整理的书面材料，用以证明在双方的通话过程中，电话里，张景棠在赵岐钢问及其委托乔建斌索退承包费的事实时，并没有否认，以“对的”“对的”等语音回答了赵岐钢的提问。尽管侯福兰和张景棠对此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质疑，但也没有进一步举证反驳或者申请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案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就双方在庭审中的举证情况看，奥峰农业乌达公司围绕“已经退返承包费、双方承包合同已实际解除”的主张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了证据链条，证据之间相互得以印证，在证据的证明力上大于侯福兰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应当认定奥峰农业乌达公司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因此，该院对奥峰农业乌达公司提出的“承包费全部退返、承包合同已经解除，应当驳回侯福兰诉讼请求”的主张，予以采信。退一步讲，如果张景棠没有委托乔建斌索退承包费，当乔建斌就几百万元的承包费向赵岐钢提出返还要求时，赵岐钢也不至于对这个重大情况不去通知张景棠或者与张景棠进行联系确认；如果张景棠没有委托乔建斌索退承包费，当赵岐钢告诉其几百万的承包费已被案外人乔建斌取回的事实后，也不应当在较长时间内无动于衷、不置可否。上述两种情形，都显然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除非张景棠有证据证明赵岐钢与案外人乔建斌串通、合谋，但侯福兰及张景棠等人未能举证证明这一可能性的存在。综上所述，该院认定案外人乔建斌接受了特定关系人张景棠的委托，认定案外人乔建斌与特定关系人张景棠建立起了委托代理关系，并以特定关系人张景棠的名义向奥峰农业乌达公司索退承包费的事实存在。如此一来，这就意味着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已现实解除，侯福兰提出的继续履行《奥峰农业乌达高效农业园区温室大棚承包合同》的诉讼请求，就丧失了事实依据和主张基础，其基于履行承包合同提出的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侯福兰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侯福兰系张景棠亲属，上诉人侯福兰与被上诉人奥峰农业乌达公司签订的《奥峰农业乌达高效农业园区温室大棚承包合同》上侯福兰的签字系张景棠予以代签的，张景棠与被上诉人均认可以张景棠与被上诉人之前因借款、建设施工等事由所形成的债权抵顶上述合同的承包费。被上诉人提交相应的证据主张乔建斌受张景棠的委托已收受其款物435万元，案涉承包费已全部退返，双方承包合同已解除。结合一审法院对乔建斌所做的调查笔录内容、被上诉人提交的乔建斌于2018年5月4日出具的《证明》、乔建斌所打的收条、银行卡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张景棠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赵岐钢的通话录音，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一定的证据链条，乔建斌向被上诉人收受款物系受张景棠的委托具有高度盖然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可以认定乔建斌受侯福兰关联人张景棠的委托向被上诉人索退承包费。鉴于乔建斌向被上诉人收受款物的数额大于张景棠、张培正、侯福兰、侯晓茹四人的承包费，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已解除并无不当。上诉人侯福兰要求被上诉人继续履行案涉温室大棚承包合同，交付案涉温室大棚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侯福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5元，由上诉人侯福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清艳审判员 张新峰审判员 张 娜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