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终139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建国，男，1957年6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祎琳（系上诉人之女），女，1986年2月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瞿贤达（系上诉人之女婿），男，1985年6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蔡伦路********。负责人：顾颖弘，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木利丽，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威，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建国因与被上诉人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杜邦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746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建国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主要事实和理由：（一）2016年3月21日，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时，被上诉人杜邦公司人事经理周某明确告知其在2017年2月支付2016年的年终奖。但之后杜邦公司未按约定支付2016年年终奖，故杜邦公司应予支付。（二）一审法院认定的2016年年终奖数额有误。一审法院采信杜邦公司于2016年2月发放的13,660元是2015年1月至10月的年终奖，毫无依据，也不符合常理和逻辑。1、杜邦公司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13,660元是2015年1月至10月的年终奖，也没有说明为何只支付1月至10月的年终奖，而11月、12月为何不予支付。2、从其与人事经理周某的谈话录音可以看出，其向周某了解2016年2月的工资组成，周某告知其是工资+双薪+奖金，周某表示“对的，但今年的年终奖很少的，再加上你是拿3/12，（就是）1/4么”，双方谈论的事项没有其他指向，始终在谈论2016年2月的工资组成，由此得知，其获得的奖金13,660元是2015年全年年终奖金的1/4。3、从杜邦公司支付其2015年双薪3,727.50元来看，也是其原月工资14,910的1/4。故年终奖和双薪的比例都是1/4，是完全一致的。4、按照杜邦公司的说法，杜邦公司则无法解释同一年度发放的年终奖（1月至10月）和双薪（1/4）比例为何不一致，也相差7个月之多。5、前案诉讼判决恢复劳动关系，周某告知其诉讼期间没有年终奖和双薪，其也予以默认。2015年9月29日判决恢复劳动关系，其于十一国庆后开始上班，可以佐证其获得的奖金13,660元是2015年10月至12月的年终奖，而非公司所述的1月至10月的年终奖。因其2016年情况与2015年相同，故其参照该数额主张2016年1月至3月的年终奖，合理有据。据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杜邦公司则不接受上诉人周建国的上诉请求，辩称：（一）年终奖的本质是奖金，是对劳动者超额劳动的奖励，在双方未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自主决定。所以年终奖发不发、怎么发、发多少应当是由用人单位来决定，并以用人单位最终发的数额及解释为准。周建国2016年1月至3月处于持续病假中，没有为公司提供劳动，不应享有年终奖。且上述期间杜邦公司发放了周建国病假工资，病假工资本身已是福利待遇，周建国在上述福利待遇之外主张额外的年终奖，与常理相悖。（二）周建国主张其享有年终奖的依据是2016年3月21日与周某的录音，但该录音中，周某并没有确认周建国享受2016年的年终奖，对于享受的数字也没有予以明确的回应。周某表示“明年奖金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三）双方在2016年3月21日谈话后签署了《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该协议是对双方所有权利义务的一次性终结，也就不存在未结的款项。（四）周建国参照2015年度的年终奖13,660元来主张2016年1月至3月的年终奖，毫无依据。从2014年发的2013年的年终奖以及2015年发的2014年终奖来看，数额都是不确定的，变化的，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年终奖具有浮动性，且需要最终的考评，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五）其公司虽未对仲裁提起诉讼，也未就一审判决上诉，并不是其公司认定周建国应当享有年终奖，而是接受判定的数字，希望尽快了结案件。周建国的一审诉请：判令杜邦公司支付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的年终奖13,66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周建国于2012年10月29日进入杜邦公司工作。2014年7月2日，杜邦公司解除与周建国的劳动关系。周建国对此不服，曾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案号为：浦劳人仲（2014）办字第7726号]，要求杜邦公司恢复劳动关系、支付2014年第十三薪及年终奖奖金等。后该仲裁委员会裁决双方恢复劳动关系等。该争议后经法院一、二审诉讼，仍判决双方恢复劳动关系。2015年9月底、10月初，双方实际履行上述生效判决恢复了劳动关系。周建国至杜邦公司上班一段时间后于2015年10月21日开始请休病假。2016年3月21日，双方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内容如下：“经公司提出，公司（即杜邦公司）与雇员（即周建国）同意协商提前解除雇员与公司劳动关系，经协商双方现达成一致意见如下：一、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为2016年3月21日；二、公司一次性支付雇员人民币贰拾肆万元整（RMB240,000）的款项作为协议解除金，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良好及充分对价，上述协议解除金包含应当由雇员自行缴纳或应由杜邦代雇员扣缴的个人所得税及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同时，上述协议解除金为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双方权利义务的一次性了结，不存在其他争议；……四、在雇员妥善完成离职手续的前提下，杜邦将不迟于2016年4月30日将前述款项直接划入雇员事先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之后，周建国要求杜邦公司支付2016年年终奖，遭杜邦公司拒绝。为此，周建国于2018年7月24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杜邦公司支付2016年年终奖税后13,660元。经仲裁，裁决杜邦公司支付周建国2016年年终奖税后4,098元。周建国不服，遂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审理中，周建国表示在2016年3月21日与杜邦公司人事周某谈话录音中，7分38秒周某：“2016年双薪是4月份会给到你，4月25日发工资时会给你的，然后2016年年终奖是要在2017年二月份我们支付，但是呢，算是在2016年的年底结算”，说明杜邦公司承诺支付周建国2016年年终奖。周建国在2017年3月14日给杜邦公司人事经理周某的邮件、2017年3月20日给杜邦中国总经理黄某的邮件、2018年1月3日周建国与杜邦公司法务赵某录音中，周建国：“……我要你付年终奖”，赵某：“……不存在任何应付未付的款项……”，上述证据均证明周建国向杜邦公司主张2016年年终奖。因此，周建国诉请并未超过仲裁时效。杜邦公司认为周建国提供的证据2016年3月21日周建国及其女儿与杜邦公司人事经理周某的谈话录音及书面整理材料、2018年1月3日周建国与杜邦公司法务赵某的录音及书面整理材料，上述录音中与周建国交谈的是杜邦公司的人事及法务的声音，但由于谈话时间较久，杜邦公司人事及法务无法记清当时的谈话内容，且谈话内容并不完整，周建国亦不能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故不予认可。对周建国提供的证据2017年3月14日周建国发送杜邦公司人事经理周某的邮件、2017年3月20日周建国发送杜邦中国总经理黄某的邮件，杜邦公司认为不符合证据形式，不予认可。对周建国提供的证据2014年7月至2016年2月周建国工资收入状态、周建国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2月29日扣病假工资天数，杜邦公司认为系周建国单方出具，并无杜邦公司签章，不予认可。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虽然周建国不能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但杜邦公司确认周建国提交的上述谈话录音系公司人事及法务与周建国的谈话录音，杜邦公司所称谈话内容已记不清，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与周建国谈话录音存在不完整的情况，故对录音证据予以确认；对周建国提供的相关邮件、工资收入状态、扣病假工资天数等，杜邦公司的异议成立，采信杜邦公司的质证意见。一审中，杜邦公司表示2016年2月支付周建国的年终奖13,660元为2015年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年终奖。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周建国主张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的年终奖税后13,660元，已在上述阐明了其观点，本处不再赘述。本案仲裁裁决杜邦公司支付周建国2016年年终奖税后4,098元，杜邦公司并未提出起诉，应视为杜邦公司接受该裁决结果，由此应认定杜邦公司同意支付周建国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的年终奖4,098元。一审审理中，周建国主张上述年终奖的数额计算有误，其观点已在上述阐述，本处不再赘述。根据周建国与杜邦公司人事谈话录音显示，8分40秒周建国：“年终奖”，杜邦公司人事经理：“对的，但今年的年终奖很少的，再加上你是拿3/12，（就是）1/4么”，该谈话时间为2016年3月21日，且双方针对2016年年终奖进行交涉，因此，杜邦公司人事所述“今年的年终奖”应指2016年年终奖，而非周建国所称2015年10月至2015年12月的年终奖。因年终奖金分配是基于劳动者超常工作业绩由用人单位自主给予的额外奖励，杜邦公司表示2016年2月发放周建国的年终奖13,660元为2015年1月至10月期间的年终奖，可予采信。现双方对年终奖发放及数额并未约定，且杜邦公司亦无相关规章制度规定发放年终奖规则及数额，故酌情参照杜邦公司2016年2月发放周建国2015年1月至10月期间的年终奖13,660元标准按比例折算周建国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的年终奖，经计算，杜邦公司应支付周建国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的年终奖4,098元，对周建国过高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杜邦公司提出周建国主张的2016年年终奖已超过了仲裁时效，从2016年3月21日周建国与杜邦公司人事谈话录音看，杜邦公司人事确认2016年年终奖在2017年2月支付，且周建国与杜邦公司法务在2018年1月3日的谈话录音中周建国向杜邦公司主张该年终奖，因此，周建国已在杜邦公司承诺该年终奖发放日期起一年内向杜邦公司主张年终奖，故杜邦公司主张周建国的诉讼请求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判决：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建国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的年终奖4,098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周建国提供录音光盘和书面整理资料，表示系其及女儿周祎琳与杜邦公司人事周某于2016年3月21日的谈话录音。在该录音6分30秒，周某表述：“……我们会按十二分之三，这个三就是10、11、12，对吗？……”，录音7分03秒，周某：“我们现在计算的这个逻辑和原则……我们是从2015年的10月9日开始工资是按照14,910开始算的，然后其他的福利待遇我们也是按照10月9日加入的这个员工来折算的。”录音7分26秒，周某：“包括说相应的逻辑是一样的，这个是annualleave，包括SIP奖金（周建国认为此即年终奖），包括双薪doublepay，我们也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算的。它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刚才说的2014年7月到2015年9月这期间是诉讼期间，法院是判了金额的，那这笔金额相当法律上就是说公司承担了这个期间所有应尽的金钱上的义务了……”。录音25分21秒，周某：“……14年的年终奖和十三薪呢，我们实际上是算14年的1月份到14年的6月份，1至6月份我们肯定是算的，然后后面的就是相当于这个逻辑么，就是涵盖在这个N里面了，15年的话我们是10月份到12月份，我们是eligible算的”。以此证明周某表示从2015年10月份以后开始折算周建国的福利，故2016年2月支付的13,660元是2015年10月到12月的年终奖。对于上述录音，周建国表示与其在前案和本案仲裁、一审中提供的2016年3月21日的谈话录音是同一天录的。在本案仲裁和一审中，周建国均表示“手机换掉了，无法提供原始录音载体，旧手机处理了，没有了”。本院询问为何现在又能提供同一天的另一份录音？周建国表示其有两个手机，是分两个手机录的，其之前没有提供，是因为认为其提供的证据足够了。被上诉人杜邦公司对此认为：该录音证据按照周建国陈述，形成于其离职前，并非本案二审期间形成的新证据，也非一审举证期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周建国也未证明其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因存在客观原因导致无法举证的情况，故二审法院不应采纳；该录音证据涉及的员工已经离职，该录音是否是该员工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有上下文等，无法进行核对，因该经办人员已离职，即便该经办人员认可当时有相关陈述，也难以确认该录音的客观性，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录音证据的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录音中讲述计算逻辑时并未提到年终奖，故不能通过事后反推而适用于年终奖的计算。录音中也没提到13,660元对应的是2015年10月至12月的年终奖，仅提到这段期间按“eligible”认定。这是因为周建国该段期间恶意休病假，未提供任何劳动，更未有对公司额外的劳动贡献，故该段期间不享受年终奖，但其公司考虑到法院判决2015年1月至10月恢复劳动关系，为了给周建国发放1月至10月对应的年终奖，同时降低该员工的对抗风险，故将周建国放在“eligible”中，否则，周建国就直接丧失了享受年终奖的资格；该录音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录音中出现的“eligible”一词，周建国在二审审理中表示，公司每年的年终奖都会有一个奖金池，“eligible”就是其符合进入奖金池的资格，在名单里面，并非考核之后评等级为合格。杜邦公司表示“eligible”含义为员工在年终奖评定名单中，可以有评定年终奖的资格，但并非一定能够享受到年终奖，应以最终评定结果为准；2015年1月至10月被判决恢复劳动关系，恢复后周建国仅上班几天便持续病假，考虑被判决恢复的10个月以及周建国实际上了几天班，故其公司酌定支付周建国2015年年终奖13,660元，2016年1月至3月周建国持续病假，未作任何贡献和提供劳动，故该期间年终奖为零。二审另查明：周建国在一审阶段提供的谈话录音7分08秒至7分22秒，杜邦公司人事周某：“……然后还有明年的奖金”，周建国女儿周祎琳：“假如讲有的话？”，周某：“首先一点，这个流程肯定是符合的，但是明年奖金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周建国女儿周祎琳：“但是我爸爸是在这里面的”，周某：“是在eligible这个program里面的”。周建国对此表示，仲裁裁决杜邦公司要付年终奖，杜邦公司没有提出起诉，就是已经接受了要付年终奖这个结果。从录音的前后上下文来理解，杜邦公司人事周某就是表示年终奖这笔钱是要给的，如果不要给的话，也没必要在录音中谈论这个问题。虽然录音7分19秒的时候，公司人事表述有些模糊，但是7分38秒，公司人事已经明确说了，“2016年年终奖是要在2017年2月份我们支付，但是呢，算是在2016年的年底结算”，很清楚的表示公司是要支付年终奖的，之后公司人事并没有否定过该内容。杜邦公司则认为，录音中其公司没有认可周建国应当享受2016年度的年终奖，该表述可以看出，周建国是否享受2016年度的年终奖，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无论是否享受还是享受多少都不明确；录音中表述的“2016年年终奖是要在2017年2月份我们支付”只是正常的时间上的程序，并非确认周建国享受2016年年终奖。以上事实，有二审谈话笔录记载的内容加以佐证。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6年1月至3月的年终奖。年终奖区别于劳动者正常提供劳动所获取的工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励性、差别性和不稳定性。在双方对于年终奖并无约定，用人单位也无相关规定的情形下，年终奖属于用人单位可以行使经营自主权的范畴，故被上诉人杜邦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情况、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及绩效表现等综合因素，自主确定年终奖是否发放、发放的条件和发放标准。虽然杜邦公司人事曾经表示“2016年年终奖是要在2017年2月份我们支付”，但并未明确年终奖的数额，且同一段录音中，该人事表述“……然后还有明年的奖金”，上诉人周建国的女儿随即表示“假如讲有的话？”，公司人事遂表示“首先一点，这个流程肯定是符合的，但是明年奖金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故可见在谈论“明年奖金”时，双方均是不确定的口吻和态度，不能由此得出杜邦公司就2016年年终奖以及年终奖的数额作出了明确承诺。虽然杜邦公司于2016年2月发放了周建国2015年的年终奖，双方对于该笔款项涉及2015年哪些月份持有争议。然，即便如周建国所述，相关奖金系2015年10月至12月的年终奖，但在双方对年终奖并无约定、杜邦公司也无年终奖发放规则的情况下，并不能以此作为2016年1月至3月的年终奖发放标准。周建国要求杜邦公司按照13,660元之标准支付年终奖，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现杜邦公司对于一审法院酌定的年终奖数额并未提起上诉，可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周建国之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一审判决之结果可予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周建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鸿审判员 孙少君审判员 顾 颖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正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