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行终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增强，男，195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大街**。法定代表人于鹏洲，主任。委托代理人韩广泉，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赵斌，天津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津市保障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法定代表人张阳，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申姗姗，天津唯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云，天津唯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增强因房屋拆迁裁决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6行初7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19日，第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取得津国土房拆许字（2009）第08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公告，委托拆迁单位天津红桥房屋拆迁中心（现更名为天津市红桥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对红桥区铃铛阁危陋房屋拆迁土地整理项目实施拆迁。陈增强所有的红桥区××道子大街××号房屋，坐落于上述拆迁范围内。该房屋建筑面积10.26㎡,时点评估总价为98469元。安置房源有和苑居住区，销售均价约5360元／㎡。对该片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第三人以公告和《致被拆迁居民的公开信》等形式进行了公示。2016年8月，第三人调整安置补偿办法，实行“对接安置房”办法给予产权调换，对接安置房以和苑Ｂ地块安置房（销售均价为6996元／㎡）为标准，证载建筑面积为12㎡的，按均价对接和苑Ｂ地块54㎡一居室单元房一套；若证载面积为12㎡以上，每超出1㎡，增加对接安置房面积3㎡，若所选安置房面积不足增加3㎡，按照和苑Ｂ地块销售价格结算补偿；若证载建筑面积不足12㎡，每不足1㎡，减少对接安置房面积3㎡，若所选安置房面积不足减少3㎡，按照和苑Ｂ地块销售价格结算差价。被拆迁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按照对接安置房价格标准，根据所选安置房销售面积、价格结算补偿差价，多退少补。需要货币安置的，按照和苑Ｂ地块安置房销售均价6996元／㎡折算给予货币补偿；搬迁期限为60天（2016年8月25日-2016年10月23日）；增加了奖励、特殊困难补助、住房保障等优惠政策。2018年8月1日，第三人在坚持上述安置补偿办法的基础上出台货币补偿限时优惠政策，货币补偿额达90000元／㎡，优惠期限至2018年8月30日止。第三人调整安置补偿办法后，以动迁时入户宣传和《致住宅居民群众的一封信》等形式进行了告知。原告与第三人在搬迁期限内未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三人于2017年12月15日向被告提出裁决申请，提交了相关材料，并自愿向被拆迁人提供红桥区拆车厂地块56.08㎡单元房一套（价值327282.88元）予以产权调换，或按327282.88元予以货币补偿。2018年1月5日，被告作出（2017）津红房拆裁字第××号《房屋拆迁裁决书》，并送达原告，裁决支持了第三人的安置补偿意见。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被告发现《房屋拆迁裁决书》中文字存在笔误，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更正决定书》两份，对第三人名称、领取拆迁许可证时间、货币补偿金额进行更正，并送达原告。更正后的货币补偿金额是342264.88元。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十六条，《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五条、第十八条之规定，红桥房管局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房屋拆迁安置问题作出裁决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责。本案焦点问题分析评判：一、关于对《房屋拆迁裁决书》、《更正决定书》整体审查问题。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法律文书,因为校对不严,存在文字、数字等表述错误的，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有权自行更正和补充，这是由行政权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在行政机关已经及时自我纠正校对错误，形式错误得到补正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将补正后的行政决定与原行政行为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审查。红桥房管局在诉讼期间主动更正了裁决书中的文字错误，未减损原告的权利，亦未增加原告的义务，反而增加了原告的可得利益。《更正决定书》是对《房屋拆迁裁决书》中笔误部分的更正，不具有实质性改变原行政行为的性质，属于被诉行政行为的一部分，人民法院应对《房屋拆迁裁决书》以及《更正决定书》作为整体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二、关于补充安置补偿方案合法性问题。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与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以和苑房源为基准相比较。第一，从产权调换方式来看，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评估单价为9600元／㎡，对接和苑安置房当时销售均价为5360元／㎡，拆还比约1:1.8；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对接和苑Ｂ地块安置房销售均价为6996元／㎡，拆还比均在1:3.2以上。第二，从货币补偿方式来看，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评估单价基本为9600元／㎡；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虽未进行评估测算，但以和苑房源进行对接换算，换算结果均在9600元的2.3倍以上；尤其是2018年8月1日实行的限期优惠期间，选择货币补偿的单价达到90000元／㎡。第三，2016的方案还增加了特殊补助、奖励、住房保障等项或金额。第四，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出台后，动迁人员逐户宣传并以该方案与被拆迁人协商，于2018年出台限时优惠政策，以《致住宅居民群众的一封信》形式，重申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的基本原则，起到了在拆迁范围内公示的效果。通过对比，显然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增加了被拆迁居民的可获得补偿利益，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该方案优于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更具合理性和合法性。三、关于时点评估问题。首先，估价分户报告是2009年作出的，原告已获知了评估报告的内容，且无法否认该片已经过时点评估的事实。该估价分户报告符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和《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三条，拆迁房屋货币补偿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的规定。其次，第三人于2016年8月调整安置补偿办法，实行“对接安置房”办法给予产权调换。该估价分户报告的价格不再作为现有安置补偿的依据，故该估价分户报告并未损害原告利益。四、关于经更正后实体结果合法性问题。（2017）津红房拆裁字第××号《房屋拆迁裁决书》所确定的货币补偿金额，高于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但是与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不符。经《更正决定书》后的最终安置补偿结果，无论是货币补偿金额还是产权调换房屋面积，均不低于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确定的标准。所以最终安置补偿结果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应维护其效力。五、关于被诉行政程序合法性问题。关于被诉行政程序合法性问题。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单方面的，但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其约束力却是双方面的，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都有约束力。行政机关虽然受行政行为的约束，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启动自我纠错程序，这是由行政权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行政机关在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前，启动自我纠错程序，仅仅对笔误进行了纠正，不违反程序规定。红桥房管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履行了受理裁决申请、调查调解、作出裁决并送达等法定程序。六、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该拆迁项目是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应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该条规定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不具有法的溯及力，因拆迁与征收在项目性质、实施主体、法律关系、行政程序等方面都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凡涉及拆迁许可延期、资金监管、评估、行政裁决等情形，应当沿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与“拆迁”配套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政策的规定，不适用有关“征收”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政策的规定。本案被诉房屋拆迁裁决行为，继续沿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等有关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所述，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补偿安置结果合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增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增强负担。上诉人陈增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有误。1.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了经政府信息公开取得的《房屋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作为证据。根据公开的内容，拆迁片安置用房中明确有新春花苑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该房源属于就近安置用房。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的《致被拆迁居民的公开信》在安置地点问题上隐瞒和回避就近安置的新春花苑房源，违反了就近安置的相关规定。一审判决虽认可了上诉人提交的《房屋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的证据属性，但没有对就近安置问题作出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判决将《房屋拆迁裁决书》、《更正决定书》作为整体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审理，违反法定程序。《更正决定书》所更正的内容不是笔误而是错误，更正的内容是对货币补偿金额的更正，虽然更正后的金额高于裁决书的数额，但属于对原有行政行为的变更，证明原裁决书是错误的，应予撤销。《更正决定书》应视为新的裁决，一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剥夺了上诉人复议和诉讼的权利。3.拆迁裁决过程中送达程序违法，拆迁许可证延期违法，一审人民法院未予确认。4.因原有评估报告已过期失效，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给出的新的补偿安置方案和补偿金额，没有相应的同期市场评估报告作为计算标准和依据，属于拆迁无统一标准，不具备合法性。5.房屋证载外面积（无契证）房屋，因年代久远，长期使用，属历史形成，根据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应予补偿。红桥房管局在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的《百年棚户变身记》新闻报道中曾表态对无契证房屋予以补偿。一审人民法院对此未予认定，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请求二审人民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红桥房管局承担。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答辩称，因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与上诉人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能达成拆迁安置协议，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申请裁决，根据《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及《天津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程序》的规定，依法作出《房屋拆迁裁决书》，该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正确。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答辩称，因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与上诉人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能达成拆迁安置协议，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向红桥房管局申请裁决。红桥房管局根据《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及《天津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程序》的规定，依法作出《房屋拆迁裁决书》，该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正确。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的规定，红桥区铃铛阁危陋房屋拆迁土地整理项目是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应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一款及《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红桥房管局具有对本辖区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主体资格，作出房屋拆迁裁决是其法定职权。红桥房管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居住的房屋××红桥区铃铛阁危陋房屋拆迁土地整理项目建设的拆迁范围内，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未能达成协议，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向红桥房管局申请房屋拆迁裁决，红桥房管局接到裁决申请后，审查了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提交的材料，同时履行了调查、调解程序，作出被诉《房屋拆迁裁决书》并予以送达，其行政程序合法。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评估报告已过期失效，没有相应的同期市场评估报告作为计算标准和依据的主张，红桥房管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红桥区铃铛阁危陋房屋拆迁土地整理项目片区拆迁历时多年，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较大，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根据房地产市场变化在原有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对接安置房”进行安置补偿，提供了符合现有房地产市场水平的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给予拆车厂1-25-02单元房，建筑面积56.08㎡的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予以安置，已保障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在《致被拆迁居民的公开信》中隐瞒就近安置房源的主张，因本案系对《房屋拆迁裁决书》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且红桥房管局所举证据能够证实其已向上诉人提供了产权调换房屋，故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否定被诉《房屋拆迁裁决书》的合法性。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无契证房屋应予补偿的主张，因《致被拆迁人居民的公开信》中明确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安置以合法有效契证载明的面积和使用性质为依据，故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成立。综上，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增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任桂红代理审判员  董国强代理审判员  芦一峰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李奕萱书记员韩恩康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