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9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某，男，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秀群，女，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黎荣华，男，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黎嘉欣，女，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法定代理人：黎某，系上诉人黎嘉欣的父亲。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嘉莹，广东富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勇健，男，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上诉人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因与上诉人朱勇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5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张秀琴系刘某的母亲，其配偶已去世；黎某系刘某的配偶，黎荣华、黎嘉欣分别系刘某的儿子和女儿。刘某与朱勇健系同学关系。2017年8月19日22时许，朱勇健在与刘某通过微信聊天的过程中约刘某外出，其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哪陪我聊天无”、“来我这边啰”、“哪我去接你啰”等内容。23时许，朱勇健驾驶汽车到刘某生前打工的工厂附近接刘某。8月20日凌晨00时24分左右，刘某与朱勇健一起到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平沙广莎酒店办理入住手续，并入住该酒店509房，办理入住手续时的监控视频显示此时刘某身体状况良好。20日08时左右，朱勇健外出购买早餐，后返回酒店，并带了一罐百威啤酒。朱勇健称刘某吃了早餐，并喝了一口百威啤酒。11时左右，朱勇健称刘某接到一个电话，在刘某接电话的过程中，朱勇健去上洗手间，听到洗手间外砰的一声，好像有人摔倒的声音，朱勇健就出来问刘某怎么回事，刘某称不小心摔了一跤。刘某的手机通讯记录显示20日11时22分左右曾有来电，黎某称是其打电话给刘某，刘某有接通电话，但听到的状况是刘某像刚睡醒一样，没有多讲几句就没有声音了，于是就挂了电话。13时34分左右，朱勇健与刘某一起到广莎酒店大堂办理退房手续，酒店大堂的监控视频显示刘某从楼道走至酒店大堂后随即侧躺倒在大堂的沙发上，身体似有不适。朱勇健办理完退房手续后，刘某从沙发上起来，在朱勇健的扶助下走出酒店，并上车离开。其后朱勇健称其原本是送刘某回其打工的工厂，到工厂附近后，刘某称眼很困，有点累，想睡觉，就在朱勇健的车上一直睡到晚上23时左右，后朱勇健带刘某去吃宵夜，到了地方后刘某又说不吃了，感到很累，朱勇健就自己吃了宵夜，并准备送刘某回工厂，但刘某称已经过了12点回不了工厂，朱勇健就在白云区人和镇新兴村的捷松酒店开了一个房间（309房）入住。捷松酒店的监控视频显示，8月21日凌晨00时45分左右，朱勇健一人进入捷松酒店大堂办理登记手续；01时08分左右，朱勇健将刘某从车内拉出，从刘某身后架着刘某拖行进入酒店，在此过程中，视频显示刘某已无法站立，无明显自主动作，呈无意识状态。捷松酒店登记刘某为醉酒入住，该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中表示朱勇健当时称刘某喝醉了。8月21日07时许，朱勇健一人离开捷松酒店。朱勇健称当时自己工厂有事，所以先行离开，离开前看过刘某，看着刘某的脸色没事，当时刘某没有醒，朱勇健也没有叫醒刘某就走了。09时许，朱勇健打了几个电话给刘某，但电话无人接听。10时30分左右，朱勇健到达捷松酒店，找酒店服务员打开309房房门，发现刘某脸色不对，于是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10时55分，救护车到达酒店，但刘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朱勇健遂拨打110报警。事发后，黎某为查明刘某死因，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的遗体进行解剖和法医病理学检查。2017年10月26日，该鉴定中心出具【2017】病鉴字第186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经对刘某尸体进行系统剖验及法医病理学检查，在刘某主要器官未发现原发性致命性疾病，可排除因自身疾病急性发作导致的死亡；经对刘某尸体心血进行乙醇（酒精）及正丙醇含量测定，未检出乙醇（酒精）成分，未检出正丙醇成分，可排除其因酒精中毒导致的死亡；经对刘某尸体心血进行常见毒药物筛查，未检出常见毒药物成分，可排除所检常见毒药物中毒导致的死亡；经对刘某尸体进行系统剖验及法医病理学检查，刘某系因重度颅脑损伤继发脑疝而死亡，其重度颅脑损伤表现在：额部头皮下出血，顶枕部头皮下出血、挫裂创，顶骨、颞骨线性骨折，硬膜外血肿，左额叶、左颞叶及顶叶脑挫裂伤，海马沟回疝形成，中脑二次性出血，脑水肿，多器官水肿、淤血等病理改变。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为此支付鉴定费共计14320元。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经法医检查，认为刘某的死因符合自然跌落损伤特征，并非受到外力击打所致，遂于2017年11月6日出具穗公云不立字【2017】0007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在黎某提出控告的刘某非正常死亡案中没有违法犯罪事实发生，不予立案。原审法院认为，依朱勇健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朱勇健系主动邀约刘某夜间外出并与其在外开房同住，其作为刘某唯一的同行人员应对刘某的人身安全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在预见刘某可能遭受人身损害或生命危险时应及时、全面的履行相应的救助义务，否则因此造成损害后果的，朱勇健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本案中，依朱勇健所述，刘某在2017年8月20日上午11时左右已告知朱勇健自己摔了一跤，至当日13时许两人自广莎酒店退房时，从刘某到达酒店大堂后随即侧倒在沙发上的行为即可知其身体已有不适；自广莎酒店离开后刘某曾告知过朱勇健自己眼睛有点困，有点累，想睡觉，且在朱勇健的车内连续睡至当晚23时左右，此时朱勇健应当预见到刘某身体有明显不适；至8月21日凌晨01时左右，朱勇健将刘某拖行带入捷松酒店入住时，刘某已无法站立，亦无自主动作，明显呈无意识状态，在明知刘某非因醉酒致此状态的情况下，依最简单的日常生活经验，朱勇健亦应知晓刘某身体有严重不适，可能处于昏迷状态并面临生命危险，在此情况下朱勇健将刘某带置酒店房间这样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场所内，并向酒店工作人员谎称刘某醉酒，明显未尽到及时救助的义务；至21日07时许，刘某又已持续昏睡一夜，朱勇健在未叫醒亦未确认刘某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即抛下刘某一人离开捷松酒店，更是未尽到及时救助的义务。刘某自8月20日中午左右身体出现不适，至8月21日事发时均只与朱勇健一人同行，其无论是在朱勇健的车内还是在酒店房间内，均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场所内，朱勇健作为危险情况发生时唯一可实施救助的人，负有积极救助的义务，且朱勇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当时有条件、亦有能力履行救助义务的情况下，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和及时救助的义务，其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自己身体出现明显不适的情况下，未充分意识到自己人身安全可能面临的危险并及时就医，其应对涉案事故承担主要责任。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刘某的死亡后果是朱勇健直接实施侵权行为所致，故其要求朱勇健承担全部责任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结合朱勇健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认定朱勇健对涉案事故承担次要责任，并酌定其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关于赔偿数额。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主张其因涉案事故遭受的损失包括：一、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刘某于1974年2月9日出生，其死亡赔偿金应计算20年。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提交的刘某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刘某自2016年开始至2017年8月期间一直在广州梁氏开端针织有限公司工作，则刘某在广州地区已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据此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2016年广东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84.3元/年计算20年为753686元，朱勇健对此数额亦无异议，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刘某的母亲张秀琴于1954年6月12日出生，生育三个子女，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17年，赔偿义务人应承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三分之一。刘某的女儿黎嘉欣于2004年12月11日出生，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主张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5年即60个月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赔偿义务人应承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二分之一。如前所述，刘某在广州地区已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据此主张上述两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6年广东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613.3元/年计算，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则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33675.28元（28613.3元/年×17年÷3人+28613.3元/年×5年÷2人），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32053.9元未超出上述数额，故原审法院对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的主张予以认可，确认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32053.9元。综上，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生活费）共计应为985739.9元。二、丧葬费：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主张丧葬费按照2016年广东省一般地区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82866元/年计算6个月为41433元，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三、交通费：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作为死者亲属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交通费支出，但其提供的交通费发票所载时间与事发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其提供的微信支付记录亦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加油费支出与处理刘某的丧葬事宜有关，原审法院对此均不予采信。结合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住所距离广州市的交通距离、人数等相关情况，原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2000元。四、住宿费：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的住所地不在广州，其作为死者亲属到广州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住宿费支出，但其未能提供住宿费发票等证据证实其实际支出的住宿费用，现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主张参照国家一般工作人员在广州市出差的住宿费标准450元/天/人计算2人的费用，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原审法院酌定处理丧葬事宜的时间为10天，住宿费按10天计算应为9000元（450元/天/人×2人×10天）。五、伙食补助费：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主张其作为家属的伙食补助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六、鉴定费：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因涉案事宜进行鉴定产生鉴定费14320元，有鉴定费发票证实，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七、误工费：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作为死者亲属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误工损失，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实际产生的误工损失或其在事发前一年的固定收入情况，原审法院酌定误工费按照广州市同期最低工资标准1895元/月计算，误工期间按10天计算。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在本案中仅主张黎某一人的误工费，其误工费应为631.67元（1895元/月÷30天/月×10天）。八、精神损害抚慰金：刘某因涉案事件死亡，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作为其近亲属必然遭受精神损害和痛苦，现其主张给予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结合朱勇健在涉案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综上，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因涉案事件产生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鉴定费损失共计1053124.57元，朱勇健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应为315937.37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朱勇健共须向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赔偿上述各项损失345937.37元。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朱勇健向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住宿费、鉴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45937.37元；二、驳回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94元，由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共同负担2050.39元，朱勇健负担943.61元。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不服原审判决，共同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认定受害人刘某对于其自身死亡承担主要责任有误。刘某对于其自身死亡无过错。朱勇健在长达23小时内将刘某置于车内、酒店内相对独立的空间，并且排除了第三人发现刘某或对刘某实行救治的可能性。刘某是因头颅重度损伤而继发脑疝，在此情况下，刘某无法表达及自行就医，并不是刘某未充分意识到人身安全面临危险而不去就医。朱勇健在将刘某送至第二个酒店时，车辆由朱勇健控制，刘某无法自行就医。刘某到达第二个酒店的状态是根本无独立行走的能力。朱勇健作为唯一的同行人，且有能力救助，但却无视刘某的生命，其行为加速并导致刘某的死亡，应当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责任。综上，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111民初57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朱勇健赔偿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鉴定费、伙食补助费共计542770元；2、请求依法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朱勇健承担。朱勇健针对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的上诉答辩称，朱勇健不同意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的上诉请求，刘某的死亡原因与朱勇健虽然有一定的原因，朱勇健当时多次提出把刘某送去医院，但刘某并不同意，所以朱勇健不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朱勇健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及遗漏事实未予以查明，在朱勇健陪同刘某的过程中，朱勇健已尽到作为普通人的合理注意义务以及陪护救助义务。1、原审法院认定朱勇健主动邀约刘某夜间外出并与其在外开房同住系事实错误。朱勇健与刘某系小学同学，系刘某得知朱勇健也同在广州工作后，主动三次邀约朱勇健外出聚旧，朱勇健由于时间繁忙，将时间一推再推后方才于2017年8月19日晚约刘某外出聚旧。从微信聊天内容也可看出是刘某说的“太夜无打算返厂”，而并不是朱勇健主动要求带其在外开房同住。2、2017年8月20日，离开广莎酒店时，朱勇健只是与刘某并排离开，而并不是朱勇健搀扶刘某离开。3、2017年8月20日下午，朱勇健将刘某送回工厂附近后，刘某称有点累想睡觉，朱勇健即陪同其在车内休息，但未见其有异常特征。4、2017年8月21日凌晨，入住捷松酒店前，朱勇健亦多次询问是否需要将刘某送医就诊，刘某均称睡一觉就没事，不让朱勇健将其送医，原审法院遗漏查明。5、搀扶刘某入住捷松酒店时，刘某并非无意识状态，只是称头晕无力，让朱勇健协助搀扶她，没有如原审判决认定的“已无法站立，无明显自主动作，呈无意识状态”，朱勇健也并没有如原审判决所认定的将刘拖行进入酒店，没有对酒店前台工作人员称刘喝醉酒，酒店前台工作人员登记刘“醉酒入住”是工作人员自己所认为，朱勇健并没有对其进行误导。6、2017年8月21日早上约8时许，朱勇健观看刘神色无异后才暂时离开酒店，且离开不到1小时的时间内由于不放心刘故打电话给刘，刘未接听后即立即回酒店查看。对于前述情况，原审法院亦有予以查明，并未充分考虑朱勇健已采取的救助措施。综上，首先，刘某的跌倒并非是在朱勇健面前，朱勇健也仅是在事后听刘某说自己跌倒，朱勇健并不知道刘某跌倒的具体情况，更不知道刘某的跌倒是磕碰到头部，对于刘某的损伤没有直观的判定；其次，刘某并未表现出严重的病症或昏迷等无意识状态，未向朱勇健求助，亦无表现出迫切需要救助的状态，反而，朱勇健问询带其就诊被拒，故后来才会有朱勇健不放心刘某一个人住酒店而陪同刘某入住捷松酒店，且在入住过程中均无异常。二、原审法院认定朱勇健负有积极救助义务而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和及时救助义务，存在过错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朱勇健并没有暴力对待刘某，刘某的损失是由于其自身不慎跌倒所致，并不是由于朱勇健的行为引起的，朱勇健并不存在先行行为引起的救助义务。其次，刘某系成年人，朱勇健并非其监护人，朱勇健并不存在法定的救助义务。而且，刘某作为成年人，其对于自身身体状况的把握应该是十分清楚，且跌倒后至死亡前均神志清醒，并未被限制人身自由，手机在旁，且亦曾与其他人员电话联系，综合考虑，朱勇健并未是刘某的唯一求助对象，朱勇健对刘某不具有法定的救助义务，且朱勇健也履行了必要的救助义务。三、原审法院认定赔偿数额过高。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刘某的母亲张秀琴、女儿黎嘉欣，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于城镇生活，其扶养费应当按照农村标准予以计算。且原审法院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四、原审法院认定朱勇健承担的过错责任为30％过高。朱勇健与刘某作为朋友，在法律上没有法定的救助义务，且在实际中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以及救助义务，不应当被认定在事件中存在过错而予以赔偿。综上，朱勇健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111民初5788号民事判决；2、改判朱勇健无须向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赔偿345937.3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负担。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针对朱勇健的上诉答辩称，朱勇健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朱勇健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及救助义务，朱勇健的陈述也不属实。一审法官询问朱勇健时，朱勇健也没有称其询问刘某是否需要把刘某送去医院，且根据刘某当时的情况完全是不能回答问题，朱勇健因为疏忽原因导致刘某死亡，应当承担责任。朱勇健把刘某放置到自己的车内，导致其他人无法发现刘某，朱勇健也应承担责任。因为刘某死亡对于其家人造成严重的影响，造成巨大的精神损失。且从公安机关的监控记录可以看出，刘某当时是无法独立行走，而朱勇健仍把刘某带到其他的酒店，导致刘某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请求法庭驳回朱勇健的全部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邮寄快递单复印件及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银行流水，证明黎某有固定的工作，每月平均工资为4000元；证据二、百度百科的截图及求医网的截图、汇感网截图，证明刘某在脑疝的时候出现昏迷、意识不清、失语等情况，不存在朱勇健称刘某拒绝去医院的情况，刘某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及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朱勇健对以上证据认为，不清楚以上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朱勇健主张其对刘某不存在救助义务，但是首先，互助共济、相互帮助是社会美德，在他人生命重大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急需他人救助的危险状态时，给予帮助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社会公德义务；其次，朱勇健与刘某夜间单独外出，一同在酒店办理入住，朱勇健在刘某摔倒后亦一直与其单独相处，朱勇健作为刘某唯一的同伴，在发现刘某身体状况出现异常时，对刘某负有注意、照顾，以及在发生危急情况时的救助义务；再者，从酒店监控视频显示，朱勇健将刘某带往捷松酒店入住时，刘某已无法独立站立，呈现无意识状态。在刘某并非由于醉酒等因素而导致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情况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朱勇健应意识到此时刘某可能处于患病状态，甚至面临生命危险。但朱勇健却仍然将其带往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场所入住，且在未确认刘某的身体状态的情况下，将刘某独自留在酒店房间，进一步减少了刘某获得外界救助的可能性，最终导致刘某未能及时就医而死亡，对此，朱勇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朱勇健对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本院对朱勇健上诉主张其对刘某不存在救助义务的理由，不予采信。但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刘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自身原因所导致，并非是朱勇健的直接侵权，且其在自身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未主动要求就医，刘某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据此，原审法院结合朱勇健的过错程度，判决朱勇健承担30%的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上诉要求朱勇健对本案承担50%的赔偿责任的理由以及朱勇健主张其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至于各赔偿项目的计算，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该部分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及朱勇健虽上诉对部分赔偿项目提出异议，但在本院审理期间，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及朱勇健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足够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及朱勇健该部分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及朱勇健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27.7元，由朱勇健负担5881.32元，由黎某、张秀群、黎荣华、黎嘉欣负担3346.38元（本院准许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肖 凯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四日书记员  冯晓雯彭泽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