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6民终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负责人：毛寄文，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涛，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勇，男，1968年4月4日出生，汉族，朔州市人，农民。系死者赵建飞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三女，女，195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朔州市人，农民。系死者赵建飞之母。二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靳秋泉，河北振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陆家嘴东路******/div>负责人：阚季刚，职务：总经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勇、赵三女、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2018）晋0603民初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涛、被上诉人赵勇、赵三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靳秋泉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晋0603民初442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赵勇、赵三女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所涉及保险情况未予查清。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保了被保险人为赵建飞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无事实依据。2、“掘活”平台自行开发的“人身意外保险”产品与上诉人无关。3、上诉人承保的保险险种为“雇主责任保险”并非“人身意外保险”。4、一审法院应依法通知“掘活”平台开发人到庭，以查明本案基本事实。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1、上诉人承保险种为雇主责任险，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赵勇等主张的人身意外保险系上诉人承保,无依据。2、被上诉人赵勇等主张保险理赔，主体不适格。3、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人身意外保险的保险责任无依据。三、一审法院以“掘活”平台未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为由，认定60%的赔偿方案无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1、“掘活”平台设计的60%的赔偿方案，系对保险责任的约定，不是免责内容。2、保险责任的约定，不是法律规定的应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的内容。赵勇、赵三女辩称，第一，一审判决后，太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未上诉，即意味着其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及保险赔偿额。太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一审时答辩称，该份保单由为二原审被告共同承保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荣公司）投保的雇主责任险，鉴于存在共保协议，应由人保公司先行赔付，超出其责任限额的赔偿金额由我公司与其单独结算。原审原告作为法定继承人有权获得赔偿。第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不认可与原告之子赵建飞存在人身伤害意外保险关系。《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虚假诉讼不但扰乱审判秩序，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审判的公正高效，浪费司法资源，损害司法的权威及公信力。本案中，原告（被上诉人）身受丧子之痛，但上诉人作为保险公司连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都不遵守，给原告造成了第二次伤害。第三，上诉人称对于《掘活》平台及产品计划不清楚，与上诉人无关，不能得到支持。保险事故发生后，上诉人指派的事故发生地勘查现场，足以证明其与死者存在保险合同关系。另外，掘活平台至今仍在运营，原审开庭时证人钟某当庭演示了投保流程。上诉人明知平台侵权，既没有要求平台予以更正或者下架保险产品，也没有及时向保监会反映举报，而是放任其继续售卖保险产品，不合常理。上海神鹿咨询有限公司如果未经人保公司授权擅自开发以人保公司名义承保的保险产品，属于非法经营。太平公司擅自使用人保公司共同承保的名义开展保险业务，属于金融保险违规的行为或者非法经营。第四，赵建飞与上海本荣公司、上海神鹿咨询有限公司（掘活平台开发者）没有法律关系，无需参加诉讼。鉴于太平公司认可本案的保单，故原告或赵建飞与上海本荣公司、上海神鹿咨询有限公司没有法律上因果关系。第五，关于本保险合同的性质系雇主责任险还是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问题。投保界面并未显示任何雇主责任险的内容。投保界面显示“尊享B计划”内容：意外身故/伤残最高赔付50万/人，意外医疗50000元/人，意外住院津贴80元/天。故认定为人身保险意外伤害险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共保协议系二被告的内部协议，投保人对此并不知情，对外不产生法律效力。第六，关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注意事项”第7项规定：本产品身故受益人默认为法定继承人。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即使属于雇主责任险，雇主未依法全部赔偿死者亲属时，其法定继承人享有保险索赔权。第七、保险公司有关免责条款并未依法提示，更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保险责任中免责条款未生效。本案中，投保人通过手机网络投保，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手机网页方式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根据投保人在当庭展示的投保流程，保险条款、投保提示等均未主动弹出，二保险公司也未提供任何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证据。保险人未主动向投保人出示保险条款（未主动弹出），故应当认为保险公司为提供保险条款。既然保险公司保险条款都未提供，保险公司显然无法对保险条款上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故该则条款未生效。保险人应当主动出示该条款，提醒投保人注意到该条款的存在，否则投保人难以知悉该条款的存在。提示必须发生在契约订立之先或者契约订立之时，以便投保人或者保险人做出缔约选择。提示义务是明确说明的前置性义务。保险人只有先履行提示义务，使投保人知悉免责条款的存在，明确说明义务才有明确的对象。保险人对履行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负举证责任。否则，保险人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被告应当按照《掘活》尊享B计划人身保险，意外身故伤残最高赔偿50万元，意外医疗5万元，意外住院补贴80元每天，进行理赔。至于“投标须知”项下的“注意事项”内容：高空作业最高伤亡赔付按计划中总赔付的60%理赔。意外医疗每次事故有100元的免赔额，该条款不生效。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赵勇、赵三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共同赔偿死亡伤残保险金500000元、意外医疗保险金10038.77元、意外住院补贴80元，共计510118.77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上海神鹿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是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掘活”是由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并运营的一款包含按天意外险的手机应用平台，其中“掘活”平台内“A、B、C计划”产品中的所有计划是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共同承接。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公司为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的保单销售业务部门。2017年12月5日，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与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签订了一份共保协议，约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保险种为雇主责任险、共保期限为2017年10月26日至2018年10月25日。赵建飞系赵勇、赵三女的次子，其受钟某雇佣从事相关劳动。2018年3月15日，钟某使用手机“掘活”应用为包含赵建飞在内的十多名雇佣工人投保了尊享B计划保险，该保险显示的被保险人为赵建飞等其他工人，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保险期间为2018年3月16日至3月17日止。2018年3月16日15时许，钟某组织工人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巨力索具有限公司钢丝厂车间进行拆除厂房作业时，赵建飞不慎从厂房顶摔落地面受伤，受伤后即被送往保定成宝医院、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抢救治疗，经抢救无效死亡，共支出医疗费10038.77元。事发后，钟某通过“掘活”平台向“掘活”客服进行了保险报案，“掘活”客服向钟某发送了加盖有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公司承保专用章的《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名单》电子文本以及题头为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名称的《保险出险通知书》电子文本。之后，“掘活”客服告知钟某，因材料不全，保险公司不予理赔。2018年7月17日，赵勇、赵三女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共同赔偿赵建飞意外事故伤残金300000元、意外医疗保险金9938.77元，意外住院补贴80元，共计310018.77元。2018年9月，赵勇、赵三女向本院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申请，要求增加诉讼请求200100元，即请求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共同赔偿赵建飞意外事故伤残金500000元、意外医疗保险金10038.77元，意外住院补贴80元，共计510118.77元。庭审中，证人钟某现场演示了在“掘活”应用平台上投保“尊享B计划”的投保流程，打开“掘活”应用平台后，购买保险页面内显示有“A计划”、“B计划”、“C计划”三种保险产品，其中“B计划”下方显示有“中国太平”和“中国人保”字样；点击“加入计划”进入后，页面内最上方显示“尊享B计划”，并显示意外身故/伤残最高赔付500000元/人、意外医疗50000元/人，意外住院津贴80元/天，下一栏显示“投保须知”字样，该“投保须知”未以对话框形式主动弹出；通过点击“投保须知”，可以进入下一界面，该界面显示有“查看工种”、“理赔须知”、“注意事项”三个选项，再点击注意事项选项，进入下一界面，显示注意事项的具体内容，其中该注意事项载明：“1.上海神鹿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开发本产品中的所有计划是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共同承接。2.本产品生效时间为加入计划成功后的次日零时。3.本产品的A、B、C三计划包含高空作业最高伤亡赔付按计划中总赔付的60%理赔。……5.意外医疗每次事故有100元的免赔额，赔付比例100%。……7.本产品身故受益人默认为法定继承人。……”；点击下一步进入直接投保页面，选择投保天数、添加投保人员，确认加入即购买保险成功，随后在“个人中心”页面内“我的保单”中可以查询到已投保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共保协议》与赵勇、赵三女提交的证人钟某书面证言、投保情况截屏打印件、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名单、保险出险通知书、损失清单、证人钟某当庭就“掘活”平台上投保“尊享B计划”演示流程内容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太平洋财保上海分公司与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共同承保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掘活”项目的事实，因此，“掘活”应用平台上所售卖由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和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共同承保的尊享B计划应为合法有效的保险险种。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对“尊享B计划”虽作出系“掘活”平台私自售卖，与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无关的辩解，却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佐证其主张，尤其是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明知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或者上海神鹿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设立的“掘活”平台以其名义售卖保险的行为具有侵权情形，但其既没有第一时间告知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予以更正或者要求该保险产品下架，也没有及时向保险管理部门反映情况，而是放任“掘活”平台继续售卖该保险产品，如此态度和做法明显有违常理，也不合实情，其辩解理由不充分，依据不充足，本院不予采信。投保人钟某以其雇员赵建飞为被保险人，通过“掘活”应用平台购买尊享B计划保险，不违反电子保单的相关规定，形成的人身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被保险人赵建飞在保险期间内因意外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赵勇、赵三女作为保险受益人要求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和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按照约定给付伤残金、医疗保险金、住院补贴的请求，本院应予支持。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所述投保须知项下注意事项中约定高空作业意外事故导致伤亡的最高赔付金额按照总赔付金额500000元的60%比例进行赔付和按《共保协议》约定由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先行赔付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理由如下：首先，因本案所涉意外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系钟某通过网络投保，通过现场投保流程可以明确得知该应用平台并未主动提供保险条款，故应认为其未向投保人提供保险条款，亦未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该投保须知项下注意事项中关于比例赔付的规定不产生效力；其次，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与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签订的《共保协议》属于内部协议，对第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综上，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与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应对赵勇、赵三女的合理诉求承担共同赔偿义务，并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共同赔偿赵勇、赵三女意外事故伤残金、意外医疗保险金、意外住院补贴共计510118.77元。上述给付内容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01元，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应否对“掘活”平台销售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应否通知“掘活”平台开发人参加诉讼以及赵勇、赵三女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承保的险种为“雇主责任保险”，并非“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系“掘活”平台自行开发，与上诉人无关，法院应通知“掘活”平台开发人到庭，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2017年12月5日签订的《共保协议》系双方就“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掘活’项目投保雇主责任险之共保事宜”达成的协议，虽然该协议约定“掘活”平台开发人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投保人，但是因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被保险人赵建飞不具有保险利益，故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投保人的约定违法了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为无效约定。又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与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共同承保的“雇主责任险”产品在“掘活”平台上进行公开销售，该事实能够证明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共保人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就“雇主责任险”产品销售形成了保险代理法律关系。本案中钟某系赵建飞的雇主，钟某通过手机“掘活”平台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产品，且“掘活”平台明示该“意外伤害保险”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公司和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承保。尽管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实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销售“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产品未获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授权，但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无权以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的名义销售“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事实钟某无法知晓。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保险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保险人名义订立合同，使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代理人的责任”。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掘活”平台上销售“意外伤害保险”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承担，上诉人提出的意外伤害保险与其无关的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支持。因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与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间形成了表见代理关系，上诉人主张的为查明其委托销售的保险产品系“雇主责任保险”抑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进而请求通知“掘活”平台开发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赵勇、赵三女系被保险人赵建飞的父母，案涉“意外伤害保险”产品注意事项第七项约定：“本产品身故受益人默认为法定继承人”。钟某购买该产品时未另行指定受益人，依照上述约定赵勇、赵三女作为默认的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系本案适格原告，上诉人的该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提出的比例赔付为保险责任范围非免责条款的意见，本院认为，该比例赔付确实系对保险范围的约定，并不是免责事由。但是投保人钟某以其雇员赵建飞为被保险人，通过“掘活”应用平台购买尊享B计划保险，该保险电子投保单页面清楚载明“意外身故/伤残最高赔付50万/人”，而在投保须知项下注意事项中约定了“高空作业意外事故导致伤亡的最高赔付金额按照总赔付金额500000元的60%比例进行赔付”。两部分约定的保险范围矛盾。我国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投保单与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已投保单为准。依照本条法律规定，该保险的保险范围应当按照“意外身故/伤残最高赔付50万/人”予以确定。一审法院按照50万元保额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未正确认定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与上海本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将保险范围错误理解为免责条款不当应予纠正，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01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晔审判员 张 平审判员 丰德胜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武 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