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19)黔02委赔2号赔偿请求人：孙邦红，女，1970年5月2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赔偿义务机关：贵州省六盘水市公安局钟山分局，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凤凰东路**。法定代表人：宿刚，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杨俊岚，女，系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杨熙，男，系该局法制大队民警。复议机关：贵州省六盘水市公安局，住所地：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路西段**。法定代表人：陈刚，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梅超，男，系该局法制支队民警。孙邦红因违法刑事拘留申请贵州省六盘水市公安局钟山分局（以下简称“钟山分局”）国家赔偿一案，不服钟山分局作出的钟公刑赔字﹝2018﹞01号刑事赔偿决定及六盘水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作出的六盘水市公赔复字﹝2018﹞01号刑事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孙邦红于2018年8月17日以违法刑事拘留为由，要求钟山分局撤销对其作出的刑事拘留并申请国家赔偿。2018年10月8日，钟山分局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孙邦红不服，于2018年10月29日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作出六盘水公赔复字﹝2018﹞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钟山分局钟公刑赔字﹝2018﹞01号刑事赔偿决定。孙邦红不服，于2019年1月15日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请求：1.撤销钟山分局在2015年3月17日对其作出的刑事拘留；2.要求钟山分局赔偿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公司营业损失费、交通费、食宿费、律师费等20万元。理由：赔偿请求人到北京走亲戚，遇见一块别人丢弃的牌子，在准备带走的时候被正在执勤的警察看到。警察将赔偿请求人带走，因赔偿请求人没有犯法，北京警察就在2015年3月17日解除了刑事拘留。2015年3月17日，钟山分局以赔偿请求人在北京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将赔偿请求人从北京接回六盘水，关押在六盘水市第一看守所三十多天，钟山分局没有出具定罪量刑的任何书面材料。赔偿请求人在2015年4月22日被放出来，直到2018年4月29日钟山分局才出具了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赔偿请求人对刑事拘留不服，从2016年6月15日起便向钟山分局及六盘水市信访局要求撤销刑事拘留并要求国家赔偿，但均无果。赔偿请求人于2018年再次向钟山分局提起对刑事拘留不服和国家赔偿申请，钟山分局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故赔偿请求人申请撤销行政拘留并要求国家赔偿。在该过程中，赔偿请求人先后花费律师咨询费8000元左右，律师代理费5000元，到各地上访的交通费、食宿费等共8000元、误工费100天左右，因被关押导致公司营业损失达到1000多万元，名誉损失甚大。钟山分局的错误关押和打压还起到帮助黑社会加倍打骂、抢动赔偿请求人的作用，导致赔偿请求人精神分裂。在2014年华瑞公司事件中，钟山分局已对赔偿请求人作出错误的拘留，有钟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书为证。经审理查明，2014年孙邦红的邦红公司与华瑞公司有经济纠纷，孙邦红多次到华瑞公司讨要设备款无果，2015年1月8日孙邦红授意杨高奎、涂刚以每天二百元的价格邀约社会闲散人员及残疾人到华瑞公司帮忙要账，并带领以上数十人到华瑞公司过道打地铺，在其办公室内炒菜、杀鸡、乱洒鸡血、敲锣打鼓制造噪音、污染环境，故意扰乱华瑞公司的正常办公秩序，致使华瑞公司于2015年1月8日至2015年1月14日期间无法正常办公。2015年3月14日，孙邦红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钟山分局立案侦查。2015年3月16日，钟山分局依法对孙邦红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并于次日将其投送看守所羁押。2015年3月20日，因孙邦红等人涉嫌结伙作案，钟山分局依法决定对其延长拘留期限至三十日。2015年4月14日，钟山分局以钟公（刑）提捕字﹝2015﹞262号文书提请批捕犯罪嫌疑人孙邦红。2015年4月21日，钟山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钟山分局于2015年4月22日依法对孙邦红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并于当日将其释放。2016年4月21日，因期限届满，钟山分局依法对孙邦红解除取保候审。2018年8月17日，孙邦红向钟山分局申请刑事赔偿，请求撤销对其作出的刑事拘留并赔偿精神损失费、误工费、公司损失费、名誉费、交通费等20万元。2018年10月8日，钟山分局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孙邦红不服，于2018年10月29日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作出六盘水公赔复字﹝2018﹞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钟山分局钟公刑赔字﹝2018﹞01号刑事赔偿决定。孙邦红不服，于2019年1月15日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之规定，本案应审查公安机关对孙邦红采取刑事拘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是否超过拘留时限，是否符合采取刑事拘留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关于是否符合刑事拘留的条件问题，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及2012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二十条均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六）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七）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从本案证据来看，赔偿请求人孙邦红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第（一）项及第（七）项的情形，可以对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关于是否符合刑事拘留的程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八十四条作出了规定，主要内容为拘留时需出示拘留证，24小时内送看守所、通知家属及讯问嫌疑人。本案中《拘留证》时间为2015年3月16日，办案民警在《拘留证》上注明“孙邦红拒绝在拘留证上签名捺印”，表明执行拘留时已向孙邦红出示了拘留证。2015年3月17日公安机关将孙邦红送六盘水市第一看守所羁押，通知孙邦红家属的通知书于同日寄出，第一次讯问孙邦红的时间为2015年3月17日15时05分。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拘留程序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条也作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同的规定，但该规定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拘留犯罪嫌疑人，应当填写呈请拘留报告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拘留证。执行拘留时，必须出示拘留证，并责令被拘留人在拘留证上签名、捺指印，拒绝签名、捺指印的，侦查人员应当注明”，钟山分局提交了内卷中的上述批准材料，可见钟山分局对孙邦红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关于是否符合刑事拘留的时限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时间一般为10至14天，最长为37天，最长时限的适用条件是“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本案中孙邦红有结伙作案之嫌，2015年3月16日钟山分局对孙邦红采取刑事拘留措施，2015年4月22日对孙邦红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并于当日将其释放，共计36天，符合法律规定的拘留时限。关于是否符合采取刑事拘留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解除、撤销拘留或者逮捕措施后虽尚未撤销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判决宣告无罪，但是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二）解除、撤销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措施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本案公安机关对孙邦红拘留后报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于2015年4月21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实际上已终止追究孙邦红的刑事责任，2016年4月21日公安机关解除对孙邦红的取保候审，至今已超过一年，孙邦红符合上述规定情形。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对公民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违法刑事拘留：（一）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采取拘留措施的；（二）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采取拘留措施的；（三）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从该条规定的实质内容看，对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在违反刑事拘留的条件、程序、超时限的情况下才予以赔偿，实行的是违法赔偿原则。而本院对本案中公安机关拘留的条件、程序、时限问题已在前述内容中作出分析，故孙邦红的赔偿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维持贵州省六盘水市公安局六盘水公赔复字﹝2018﹞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