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0民终14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贵，男，197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博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庆华，广西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应才，男，195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贤芬，女，195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帮严，女，197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兴宁，男，199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兴富，男，199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健，云南恒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秦一生，男，198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广西博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剑荣，广西万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贵与被上诉人宋应才、龙贤芬、李帮严、宋兴宁、宋兴富，原审被告秦一生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田林县人民法院（2018)桂1029民初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27日组织当事人到庭调查、质询和调解。上诉人刘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庆华，被上诉人宋兴宁及其与被上诉人宋应才、龙贤芬、李帮严、宋兴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健，原审被告秦一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剑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案情复杂，依法延期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贵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宋应才、龙贤芬、李帮严、宋兴宁、宋兴富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错误的。1、事实上本案中被上诉人的亲戚宋某完全属于承包者身份，承包原审被告秦一生购买的位于田林县“扒拉”（地名）等处的桉树林木的采伐工程，采伐工序包括：伐倒、剪枝、断筒、拉山、推方、装车等。采伐承包单位为每立方米87元，伐区结束采伐一个月内付清，而发包方有权监督承包方的采伐施工作业。这些事实从证据《伐区采伐承包协议》和《活立木（包青山）买卖合同》能够充分互相证实。即所伐的这片桉树林是原审被告秦一生通过公开竞标价从广西国有雅长林场购买来的，死者宋某承包这些部分桉树林木的采伐工作，采伐工人全部是宋某雇请。2、上诉人因为不是桉树林的购买者和所有者，上诉人只是原审被告秦一生所雇用的工作人员，平时出面替秦一生做些工作。此事实从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田林农村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历史明细查询单》、《多笔交易查询单》等证据中能够证实，这些查询当中反映证实秦一生每月发给上诉人的工资为3000元。同时也证实到宋某死亡后支付给被上诉人140000元赔偿是秦一生通过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以上事实不进行审查认定，凭着被上诉人写的“收据”和所谓的《调解协议》就认定是上诉人支付的140000万元赔偿款是严重错误的。因此，本案应认定原审被告秦一生与死者宋某依法属于发承包工程关系，上诉人与死者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二、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作为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是完全错误的。如前所述，基于本案上诉人只是原审被告秦一生的工人，上诉人与死者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的事实。对于宋某在伐木过程中摔倒死亡的后果，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上诉人认为，要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应当是秦一生。三、关于《赔偿协议》问题，协议对上诉人不产生效力，与上诉人没有关系。1、首先，协议根本没有上诉人的签名和事后认可，上诉人一直没有参加由田林司法局等单位组织的调解活动；其次，田林县律师卢江南不能代表上诉人进行所谓的调解，并且上诉人也从来没有委托卢江南代表上诉人进行调解、谈判等事宜，上诉人更没有与卢江南办理过授权委托手续，明确说宋某的死亡涉及的赔偿事情根本与上诉人无关。2、该《赔偿协议》从内容上看，特别是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内容存在自相矛盾且不明确，这与赔偿协议原则上确定的赔偿费用共290000元存在矛盾。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错误，判决错误。现上诉人依法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支持上诉人请求。 被上诉人宋应才、龙贤芬、李帮严、宋兴宁、宋兴富辩称，原审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关于合同约束力问题，签订合同的真实性审查在原审以及二审我们希望法庭核查合同真实性问题。赔偿协议已经履行，上诉人却认为合同对他没有约束力，自相矛盾。赔偿协议的当事人和砍伐承包协议的当事人是一致的，其中一方就是刘贵，由此可知赔偿协议的真实性。上诉人是否应当再赔付15万元问题，赔偿协议中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刘贵应再赔偿15万元。看保单约定，保险受益人为法定，即为本案的被上诉人宋某的直系亲属、法定继承人，因此保险赔偿款应当属于被上诉人。保险赔偿款应当属于被上诉人的另一个理由是保险费用的缴纳，在砍伐承包协议中明确规定保险费先付后扣，没有结算的时候是工程没做完，保险费用的缴纳是宋某，保险款应属于其法定继承人。 原审被告秦一生述称，1、上诉人要求原审被告秦一生提供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秦一生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当事人，因为被上诉人宋应才等人起诉的依据是其与刘贵达成的调解协议，所以本案是属于合同纠纷，而秦一生不是该份协议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秦一生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宋某的死亡没有与秦一生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秦一生在本案中并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也没有任何过错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刘贵已经实际履行合同中14万元的赔偿款，应认定为追认行为。所以上诉人主张该份协议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是错误的，在一审中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秦一生依法不应承担本案责任是正确的，请求法庭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宋应才、龙贤芬、李帮严、宋兴宁、宋兴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死亡赔偿金1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被告刘贵（作为甲方）与原告的家属宋某（作为乙方）签订《伐区采伐承包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将位于田林县“扒拉”（小地名）的桉树林木采伐权发包给乙方。采伐工序包括：伐倒、剪枝、断筒（2.6米）、拉山（指定到路边）、推方、装车等。采伐承包单价为每立方米87元，伐区结束采伐一个月内付清；民工进场后乙方可以按民工人数每人每日30元预借伙食费。……甲方有权监督乙方采伐施工作业；有权督促乙方为民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但费用由乙方在承包费中支付，如甲方垫付则有权在结算时扣除。……”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中甲方一栏中签署“刘贵（代）雅长林场”。协议签订后，宋某与其妻子李帮严、儿子宋兴宁、宋兴富等十几名亲属就按协议约定进场施工。2017年7月5日被告通过银行活期存入的方式分两次将1870元存入户名为许秀林的帐户，用于支付宋某、李帮严、宋兴宁、宋兴富等11名民工的在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百色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百色支公司）投保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费，每人的保险费均为170元、分别投保两份个人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障计划保险。其中宋某的两份保险单中投保人栏为宋某、被保险人栏为宋某、身故受益人栏为法定，保险期间自2017年7月6日零时起至2018年7月5日24时止，意外伤害保险金额分别为100000元、50000元。李帮严、宋兴宁、宋兴富的投保单除姓名不同外其他内容与宋某的投保单均一致。2017年10月1日原告亲属宋某在伐木时不慎摔倒死亡，2017年10月23日在田林县司法局、田林县人民政府法制办主持调解下，原告宋应才、龙贤芬、李帮严、宋兴宁、宋兴富与被告刘贵达成《赔偿协议》，协议内容如下：“因宋某与刘贵签订《砍伐合同书》，在采伐林木过程中意外死亡。对死者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后事误工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补助费、精神抚慰金等赔偿事项，经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刘贵方赔偿死者配偶、父母、子女因宋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后事误工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贰拾玖万元整（290000元）。二、八渡到百色殡仪馆的尸体运输费，2017年10月2日至10月23日的尸体冷冻保管费由刘贵方承担。三、尸体认领手续由刘贵方以及相关人员配合负责处理取尸。四、现已确定保险赔偿金额为150000元。刘贵方以现金或转账方式补140000元给死者家属。然后由死者家属申请法院对刘贵赔偿金中所扣除的保险理赔金150000元进行判决，如归刘贵方，刘贵方就不再支付给死者家属赔偿金中所扣除的保险理赔金150000元；如归死者家属方，刘贵须一次性支付赔偿金中所扣除的保险理赔金150000元给死者家属。保险出资购买人和受益人的确定由双方以诉讼方式解决。五、赔偿款扣除保险理赔款150000元后，由刘贵方一次性支付140000元，保险理赔数额确定当日支付。”。宋兴宁、宋兴富、李帮严、宋应才和龙贤芬的委托代理人黄社福、刘贵的全权委托代理人卢江南、以及参与协调的工作人员均在协议中签名。对于《调解协议》第四条的解读，原告和被告刘贵均理解为：刘贵先支付给原告方140000元，如宋某的保险费是被告刘贵出资支付的，刘贵就不再另行支付给原告150000元；如宋某的保险费是宋某出资支付的，则刘贵须再一次性支付给原告150000元。2017年10月23日被告刘贵支付给原告赔偿款140000元，原告出具收据，收据内容为：“兹有死者家属只收到刘贵付给宋某意外死亡赔偿款人民币壹拾肆万元整（140000元）。其余部份按赔偿协议履行。”2017年12月13日原告与太平洋保险百色支公司签订《协议书》，保险公司已将因宋某死亡的保险金额共150000元全部赔付给原告，本次保险事故理赔处理完毕。原告认为宋某的保险费是其自己出资支付的，依据《调解协议》保险金应归其所有，被告刘贵应再另外支付150000元给原告，故向法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请。另查明，原告宋应才、龙贤芬是死者宋某的父母，原告李帮严是死者宋某的妻子，原告宋兴宁、宋兴富是死者宋某的儿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告与被告刘贵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有效，是否对刘贵有约束力，被告刘贵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2、宋某在太平洋保险百色支公司投保的意外伤害保险是谁出资支付保险费及保险金受益人是谁；3、原告诉请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与刘贵就宋某死亡赔偿问题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在县司法局、法制办等部门的主持下，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充分协商达成的协议，实际上在双方之间形成一种合同关系，其权利义务受合同法的调整。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受法律保护。虽然刘贵未亲自在调解协议中签名，而是刘贵的全权委托代理人卢江南代为签名，但刘贵也承认其参与了与原告方的协商调解过程并且已按协议的约定将140000元赔偿款给付了原告，故其是认可的该调解协议的内容，该《调解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对原告方及刘贵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现原告依据《调解协议》的约定主张被告支付赔偿款150000元，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被告刘贵是本案适格被告。被告刘贵辩解其没有委托任何人签订协议、卢江南律师是被告秦一生委托的、其是受雇于秦一生、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因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且《调解协议》所列的一方当事人为刘贵而不是秦一生，故其辩解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对于宋某在太平洋保险百色支公司投保的意外伤害保险是谁出资支付保险费及保险金受益人的问题。从刘贵与宋某签订的《伐区采伐承包协议》来看，虽然在协议中发包人（甲方）一栏签署“刘贵（代）雅长林场”，被告刘贵辩解其是代雅长林场与宋某签订该协议的，但刘贵既没有得到雅长林场的委托授权，事后雅长林场也没有的盖章追加认可，故该承包协议应认定为是刘贵与宋某合意达成的协议，应对刘贵与宋某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照协议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根据《伐区采伐承包协议》中甲方的权利义务第1点约定“甲方有权监督乙方采伐施工作业；有权督促乙方为民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但费用由乙方在承包费中支付，如甲方垫付则有权在结算时扣除。”本案中，虽然被告为宋某、李帮严、宋兴宁、宋兴富等11名民工的在太平洋保险百色支公司出资支付了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费，但依据上述采伐承包协议，已明确保险费由宋某方在承包费中支付，现保险费是刘贵垫付，但刘贵在与宋某结算时在承包费中予以扣除。由此可见，宋某在太平洋保险百色支公司投保的意外伤害保险是宋某出资支付保险费。对于保险金的受益人问题，在宋某的保险单中明确身故受益人为法定，故保险金的受益人应为本案原告。而按照原告与刘贵签订的《调解协议》的约定，如保险费是宋某出资购买，则被告刘贵须再一次性支付原告150000元。另外，在《调解协议》第一条已明确约定，刘贵赔偿死者家属因宋某死亡的各项赔偿金共计290000元；而宋某从事伐木工作具一定的危险性，其出资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亦是为了在发生意外事故时获得保险理赔，从而降低其所遭受的损失，但并不能因此而减轻或免除被告刘贵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故原告提出被告刘贵再支付给原告赔偿款150000元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该院依法向被告秦一生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后，被告没有答辩、并且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被告自动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等相关诉讼权利，该院可依法缺席审判。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由被告刘贵支付给原告宋应才、龙贤芬、李帮严、宋兴宁、宋兴富因宋某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后事误工费、交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住宿费、精神抚慰金等余款共计150000元。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被告刘贵负担。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上诉人申请证人梁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刘贵系秦一生雇请的员工，伐木工程款及宋某死亡赔偿费由秦一生支付。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只能证明刘贵和秦一生的关系。原审被告秦一生承认宋某死亡赔偿金14万元及宋某等民工意外伤害保险费是其出资由公司的出纳办理购买。上诉人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原审被告秦一生个人账号里面打出的流水账，从2017年7月到12月份，这份证据和一审时刘贵提供给法庭的刘贵银行流水账号是一致的，证实刘贵是秦一生所请的人员，每个月发放3000元工资。刘贵就是秦一生聘用的管理人员。证据二，微信记录，农村信用社发送的短信，证明10万元是从秦一生的账号汇出。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是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用于证明其与秦一生的雇佣关系不成立。原审被告秦一生认为，微信转账并没有说明转账的用途，也没有看出具体是转给谁，而且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银行流水账虽然能够证实上诉人与秦一生有账目往来，但是该账目没有显示具体的事由，因此上诉人用来证明其与秦一生的关系是不成立的，也不属于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与一审提供银行流水账号是一致，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再作认定；证据二微信转账未标注用途，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难予认定。经查，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的《赔偿协议》的效力问题；二、太平洋保险百色支公司理赔的意外伤害保险金150000元归属问题。 关于焦点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刘贵就宋某死亡赔偿问题在县司法局、法制办等部门的主持下达成《赔偿协议》，虽然刘贵未在赔偿协议中签名，但有刘贵方的全权委托代理人卢江南签名，且刘贵也承认其参与了协商调解过程并且已按协议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了140000元赔偿款，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一审认定《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根据上诉人刘贵作为甲方（发包人）、宋某作为乙方（承包人）签订的《伐区采伐承包协议》约定，甲方的权利义务第1点约定“甲方有权监督乙方采伐施工作业；有权督促乙方为民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但费用由乙方在承包费中支付，如甲方垫付则有权在结算时扣除。”及乙方权利义务第4款约定“乙方应按人头足额购买民工的意外伤害保险；民工在施工过程中的伤亡责任由乙方承担。”本案中，虽然刘贵方为宋某、李帮严、宋兴宁、宋兴富等11名民工的在太平洋保险百色支公司出资支付了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费，但依据上述承包协议，已明确保险费由宋某购买，现保险费是刘贵垫付，刘贵在与宋某结算时在承包费中予以扣除。因此，在太平洋保险百色支公司投保的意外伤害保险是宋某出资购买，太平洋保险百色支公司赔付的保险金150000元应归被上诉人，故根据《赔偿协议》约定，上诉人刘贵需再一次性支付赔偿金150000元，一审认定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因一审判决刘贵一人支付被上诉人15万元，被上诉人未提起上诉，故维持一审判决，但《赔偿协议》刘贵方这一相对方的内部关系本案未作审查。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刘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宁 审判员 马崧翔 审判员 白凤艳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 法官助理王明新 书记员黄云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