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粤01执复133号 复议申请人：官金福。 复议申请人：龙锦强。 申请执行人：蔡安庆。 被执行人：张善贵。 被执行人：陈娟。 被执行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黄朝晖。 被申请人（第三人）：陈铭。 被申请人（第三人）：吴山林。 被申请人（第三人）：刘宇梅。 被申请人（第三人）：黄朝晖。 复议申请人官金福、龙锦强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以下称白云法院）（2018）粤0111执异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白云法院查明：蔡安庆诉张善贵、陈娟、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白云法院于2016年8月4日作出（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325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认定蔡安庆与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张善贵于2014年8月12日签订《连带保证合同》，张善贵于次日收到借款4374000元；判令：一、张善贵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蔡安庆借款本金4374000元、借款期间的利息及逾期还款利息（以4374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自2014年8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计算）；二、陈娟、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对张善贵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娟、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张善贵追偿。该判决已于2016年10月25日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11月9日，白云法院依蔡安庆申请以（2016）粤0111执8788号立案执行。2017年5月3日，白云法院作出（2016）粤0111执8788号执行裁定书，以该案在执行过程中，白云法院已穷尽所有措施查明被执行人目前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该案终结本次执行。 白云法院另查，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于2001年4月5日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成立，登记的组织形式为普通合伙。被申请人黄朝晖于2007年7月9日入伙该所。被申请人陈铭于2008年6月16日入伙该所，于2016年10月13日退伙。被申请人刘宇梅于2009年12月24日入伙该所，于2016年10月19日退伙。被申请人吴山林于2011年6月23日入伙该所，于2016年10月13日退伙。被申请人龙锦强于2011年12月7日入伙该所，于2014年12月30日退伙。被申请人官金福于2011年7月20日入伙该所，于2015年1月4日退伙。2018年1月5日，该所组织形式变更为个人，负责人为黄朝晖。 听证中，被申请人官金福、陈铭均提交了合伙人协议、三清证明、退伙申请登记表、律师执业证等证据，拟证实其均已从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退伙，对该所不享有投资收益及承担亏损。 白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合伙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普通合伙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已认定申请执行人蔡安庆与被执行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债权债务产生于2014年8月，虽然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已于2018年1月变更为个人，但在涉案债务产生期间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普通合伙，各被申请人在涉案债务产生时均为该所的合伙人。被执行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现未能清偿（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325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被申请人官金福、陈铭、龙锦强、吴山林、刘宇梅、黄朝晖作为涉案债务发生期间该所的合伙人，依法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仅因为在涉案债务发生后该所变更了组织形式，或合伙人在涉案债务发生后退伙，而免除合伙人应负之法律责任，则相关司法解释极易沦为一纸空文，债权人作为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因此，被申请人官金福、陈铭以其已从该所退伙为由提出抗辩，缺乏法律依据，白云法院不予采纳。被申请人官金福、陈铭又以（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325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不能作为执行依据为由提出抗辩，其该抗辩实为对原审生效民事判决不服，不属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追加、变更当事人应审查的范围，其应当依法循其他途径主张权利。综上所述，申请执行人蔡安庆的申请请求合理合法，白云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追加官金福、陈铭、龙锦强、吴山林、刘宇梅、黄朝晖为（2016）粤0111执8788号案被执行人；二、官金福、陈铭、龙锦强、吴山林、刘宇梅、黄朝晖对（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325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应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蔡安庆履行。 官金福向本院申请复议称：一、白云法院直接追加官金福为被执行人，剥夺了官金福参加实体审理、提出抗辩、寻求救济的权利，有违司法公平原则。官金福在蔡安庆起诉时，已不是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也未在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执业，对本案诉讼完全不知情。在执行阶段未经判决，直接将退伙人追加为被执行人，剥夺了官金福通过审判程序提出抗辩、救济的权利。为合伙企业控制人利用此手段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退伙人合法权益提供了动力和机会。二、追加被执行人必须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即应当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既不能超出法定情形进行追加，也不能直接引用有关实体裁判规则进行追加。法律规定的“合伙人”与“退伙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意义和范围并不相同，应予以区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7条规定的可直接追加被执行人只能是“合伙人”而不是“退伙人”。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应直接追加退伙人为被执行人。三、对于是否可以在执行阶段追加退伙的合伙人问题，也可以参照夫妻一方债务中是否可以直接追加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的法律规定和理念予以认定。2016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接受记者采访，明确了不得在执行阶段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也不得在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立场。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退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可以通过执行程序认定，那没有参加诉讼的退伙人一方就失去了利用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四、退伙人对于退伙前的债务是否需要承担，是实体审理的问题。1.如果执行中贸然增加原来生效裁判中没有的当事人，无疑增加了生效法律文书的不确定性，影响既判力的同时，更是侵害了被追加的一方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平等机会。2.在执行程序直接追加“退伙人”作为被执行人，违反了“审执分离”原则。退伙人是否需要对退伙前的债务承担责任，这属于实体问题，应在审判中通过审理确认。基于“审执分离”原则，执行程序中对此不予审查认定。而追加“退伙人”为被执行人，实质上是直接认定“退伙人”需要承担案涉债务，这违反了审执分离原则。因此，执行程序中，不应追加“退伙人”为被执行人。3.追加导致“懒惰”行为。债权人本可在诉讼中要求“退伙人”对基于退伙前的原因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将“退伙人”一并作为被告。在本案中，蔡安庆为了减轻举证责任，避免败诉的风险，故意未将退伙人列为被告。在审理程序中没有主张退伙人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没有将退伙人作为被告，却在执行阶段申请追加退伙人为被执行人。如果法院同意将退伙人追加为被执行人，无异于鼓励债权人的“偷懒”和“故意”行为，损害退伙人的合法权益。据此，官金福认为，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退伙人”作为被申请执行人，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撤销白云法院(2018)粤0111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第一、二项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追加官金福作为(2016)粤0111执8788号案被执行人的申请。 龙锦强向本院申请复议称，龙锦强已退伙，不应在执行程序中将其追加为被执行人。其申请复议的理由与官金福申请复议的理由基本一致。请求撤销白云法院(2018)粤0111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第一、二项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追加龙锦强作为(2016)粤0111执8788号案被执行人的申请。 对白云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执行程序中，追加案外人为被执行人应遵循法定主义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合伙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普通合伙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可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对于是否可追加已退伙的普通合伙人为被执行人，应依照退伙人对合伙经营期间的合伙债务承担之相关规定予以认定。若退伙人对执行依据确定的合伙企业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该退伙人应属于可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普通合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系复议申请人退伙前，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签订《连带保证合同》，为张善贵承担保证责任而产生，属于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依照上述规定，复议申请人虽已退伙，但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白云法院追加复议申请人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复议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成立，对其复议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官金福、龙锦强的复议申请，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执异9号执行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蕾蕾 审判员  李小明 审判员  叶洁靖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书记员  孙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