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5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饶乐府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饶乐府村。法定代表人：马涛，主任。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城关街道饶乐府农工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房山街道饶乐府村。法定代表人：魏建民，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饶乐府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饶乐府村。法定代表人：魏建民，社长。上列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路，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梓桐，男，1988年12月2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良（刘梓桐之父），1967年12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诉人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饶乐府村村民委员会、北京市城关街道饶乐府农工商公司、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饶乐府村经济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刘梓桐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1民初8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饶乐府村村民委员会（下称饶乐府村委会）、北京市城关街道饶乐府农工商公司（下称饶乐府农工商公司）、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饶乐府村经济合作社（下称饶乐府经济合作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梓桐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的法律关系错误。1.我方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未出现违约行为。我方与刘梓桐自签订《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后，将常乐加油站交付给刘梓桐经营，并依照合同约定将常乐加油站的法定代表人变更至刘梓桐指定的人名下，说明我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虽然工商变更未彻底完成，但刘梓桐未受到任何经营、收益影响。直到加油站拆迁之日，收益全部归刘梓桐所有，一审认定刘梓桐受到影响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混肴了常乐加油站性质。不论常乐加油站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谁，其集体所有性质变更不了，并不是将法定代表人变更给刘梓桐，常乐加油站集体所有权就变了。3.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本案为合同关系，就应该在（2017)京0111民初字7794号案件中一并解决。二、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我方所收的200万元转让费的性质是什么，是否应该退，退给谁。常乐加油站原属房山区人大常委会下属企业“常青公司”，承租我方土地设立经营。后因政策调整，人大常委会不得再经营企业，便将该企业隶属关系移交给了房山区工商业联合会，房山区工商业联合会又指定区工商联民营企业服务中心作为常乐加油站的上级主管，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地上物为案外人袁岐所有。因袁岐拖欠租金，经人民法院判决，将地上物折抵给了我方，袁岐同意协助我方将常乐加油站经营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到饶乐府农工商公司处，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随后，我方依据执行和解协议与房山区工商联民营企业服务中心签订常乐加油站隶属关系变更协议，确定常乐加油站由房山区工商业联合会变更到饶乐府农工商公司名下，同时常乐加油站的经营权及收益权随之转移到饶乐府农工商公司。在此法律事实的基础上，我方与刘梓桐在2010年1月1日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因常乐加油站的营业执照是特许经营执照，如将加油站经营权交给刘梓桐就应收取特许经营收益费，所以我方与刘梓桐便以营业执照转让迖成了200万元特许经营收益费，也就是说200万元并不是执照转让费，也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费，而是特许经营收益费。因刘梓桐将上述特许经营收益费交给了我方，所以刘梓桐由2010年1月1日起才有权对常乐加油站进行了全方位经营、收益、处置，直到2016年6月30日拆迁结束，在这6年半的时间内，刘梓桐经营该加油站获得几百万元收益，拆迁时又获得600多万元特许经营利益。如果按照一审法官主观臆断，退还刘梓桐200万元，那其理应将6年半的经营收益及拆迁时获得的特许经营收益费退还给我方。另我方与刘梓桐执照转让变更没有成功，我方所收取的200万元特许经营收益费也不应予以返还，因为我方所收取的200万元特许经营收益费的法律依据是常乐加油站的经营权已变更到了刘梓桐的手中，我方就有权收取。随着法院撤销区工商联民营企业中心与我方隶属关系变更，常乐加油站所有权利又归回工商业联合会，即使我方收取200万元收益费的基础事实发生变化，也应将200万元移交给房山区工商业联合会。因为常乐加油站为房山区工商业联合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房山区工商业联合会基于刘梓桐对常乐加油站的经营，收取200万元收益费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如果我方将200万元退回，那刘梓桐理应将6年半收益及拆迁600多万元收益退还。否则一旦房山区工商联就常乐加油站自2010年1月起至拆迁时段向我方索要经营收益及拆迁收益，我方不能处理。一审法院在没有理清上述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枉断合同相对性实属不应该。综上，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混淆法律概念和法律关系，在明知刘梓桐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错误的认定200万元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刘梓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第一，法定代表人变更行为被撤销是因对方未履行提交法定文件的义务，对方说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不正确。第二，常乐加油站是特许经营企业，法定代表人被撤销影响了加油站正常经营。因为加油站的各种手续都要由法定代表人签字，但是原法定代表人袁岐与我素有矛盾，并形成对立关系，故我根本无法继续经营。对方将加油站租赁给我，我要求将法定代表人变更到我名下，所以我才付给对方200万元作为办理登记变更行为的劳务费。第三，返还200万元的诉求没有在解除合同时提出，是因为我对法律认识不够，以为营业执照的登记费用应当分别解决，故才单独起诉，并不是放弃权利。第四，对方称收取200万元是其应得收益，我认为概念不清。我给对方200万元对应的是对方应当彻底的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变更到我名下，这是对方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而不是营业执照的收益。第五，对方称拆迁时我取得全部拆迁利益完全不符合事实。因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被撤销，已经严重影响我经营，原法定代表人袁岐根本不配合我，且拆迁公司只与原法定代表人谈拆迁事宜，加油站原法定代表人获得500余万拆迁利益，使我受到重大损失。刘梓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返还我营业执照一次性转让费2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1日，刘梓桐与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订立了《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书》，刘梓桐承租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位于京周公路南侧北京市房山常乐加油站（下称常乐加油站），租赁期限30年。2010年9月30日双方又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书补充协议》：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将常乐加油站地上物以70万元价格售予刘梓桐。《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书》第四条第二项约定“营业执照一次性转让费，计贰佰万元整（￥2000000）”，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0年3月11日，刘梓桐依合同约定支付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营业执照转让费200万。经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申请，同年6月1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房山分局（下称房山工商局）准许常乐加油站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梓桐聘请的胡建新。2013年6月4日，常乐加油站原法定代表人袁岐因对以上变更登记不服，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房山工商局列为被告、胡建新及常乐加油站列为第三人，后经法院审理，判决撤销了房山工商局上述变更行为。第三人胡建新及常乐加油站不服提起上诉，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3）二中行终字第115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常乐加油站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行为被撤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又恢复到初始状态。2014年4月，轨道交通燕房线用地，常乐加油站列入拆迁范围。常乐加油站系特许经营企业，具有特许经营价值补偿。因北京锦辉盛泽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下称拆迁公司）只针对加油站原法定代表人签订补偿协议，故加油站地上物所有者刘梓桐、加油站土地权利人饶乐府农工商公司及加油站原法定代表人袁岐就补偿事宜于2016年5月12日签订了《分款协议》，三方分别获得了拆迁补偿款。2017年5月，刘梓桐因租金返还问题起诉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经（2017）京0111民初77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双方所签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于2016年6月30日解除，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退还刘梓桐预交的未到期租金。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不服提起上诉，后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5月12日，刘梓桐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退还营业执照转让费200万元，同年10月9日刘梓桐撤回起诉。2018年5月11日，刘梓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退还营业执照转让费200万元。本案在审理期间，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另查，常乐加油站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成立于1993年3月，隶属于工商联合会，法定代表人为袁岐。后工商联合会将常乐加油站债权债务及其他事宜交由北京市房山区工商联民营企业服务中心（下称民营中心）接管。2003年1月2日，袁岐与饶乐府农工商公司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承租常乐加油站场地。后因袁岐拖欠租金，经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08）房民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袁岐与饶乐府农工商公司租赁协议。2008年12月30日，袁岐与饶乐府农工商公司达成执行协议，无条件将常乐加油站地上物归饶乐府农工商公司所有，后袁岐拒绝履行上述协议内容。2009年12月19日，经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09）房民初字第087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袁岐将常乐加油站财产及占用的土地交付给饶乐府农工商公司。2010年3月8日，民营中心与饶乐府农工商公司签订隶属关系变更协议，约定将常乐加油站由隶属民营中心变更为饶乐府农工商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双方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书》中第四条第二项约定的“营业执照一次性转让费，计贰佰万元整（￥2000000）”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述约定的“转让”并非是将营业执照对外转让，而是变更登记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行为，双方所约定的费用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合同签订后，刘梓桐按约定将200万元给付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虽然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刘梓桐指定人员，但因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在申请变更登记过程中，未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相关法定文件，致使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行为被依法撤销，故应视为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未按合同约定彻底履行义务。常乐加油站系特许经营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为刘梓桐的行为被撤销，势必影响刘梓桐的正常经营。该加油站涉拆迁时，拆迁公司与常乐加油站原法定代表人签订了补偿协议，致使刘梓桐依据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后应获利益受损。现刘梓桐要求返还20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另外，刘梓桐与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已于2016年6月30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刘梓桐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故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因该合同取得的200万元亦无法律依据。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抗辩“我方依照约定，于2010年6月1日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变更到刘梓桐指定的人员名下。法定代表人被撤销，是因为常乐加油站原上级主管单位工商联合会未出具免去原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所致，我方没有责任。此外，常乐加油站为集体性质企业，即便退还200万元，权利也应该由工商联合会来主张，而不是刘梓桐。”法院以为，合同的违约责任及权利义务具有其相对性，该相对性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即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这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常识。根据双方签订合同的内容可知，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刘梓桐一方是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应当履行的义务，因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未提交法定文件，致使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登记行为被依法撤销，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应当承担履行义务不能的违约责任；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行为被撤销，刘梓桐的合同目的未实现，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应当退还刘梓桐200万元。现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称营业执照被撤销的责任应归咎于工商联合会未出具证明文件、又称即便退还200万元也应由工商联合会来主张权利，这显然是对合同的相对性认知不清所致，故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的抗辩不成立。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辩称“虽然刘梓桐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了营业执照的诉讼，但并未影响到刘梓桐的经营收益。涉案常乐加油站被拆迁，刘梓桐已经获得了所有利益，不同意返还200万元”，法院以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全面负责，是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签字人。本案中，常乐加油站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登记行为被撤销后，涉拆迁时，拆迁公司与原法定代表人签订了补偿协议，原法定代表人因此获得了一定的拆迁利益。拆迁利益，亦属于经营收益的范畴，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称未影响到刘梓桐的经营收益、又称刘梓桐获得了所有拆迁利益，不符合客观事实，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饶乐府村村民委员会、北京市城关街道饶乐府农工商公司、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饶乐府村经济合作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梓桐人民币二百万元。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另查，2010年5月11日，常乐加油站法定代表人由袁岐变更为魏建东，隶属关系由常青公司变更为饶乐府农工商公司。2014年1月20日，常乐加油站法定代表人由刘梓桐指定的胡建新变更为袁岐。刘梓桐称2014年1月20日之后，由于法定代表人变更，其丧失了对常乐加油站的经营权。本院认为，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本案中，刘梓桐按照与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订立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书》的约定，向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支付了营业执照一次性转让费200万元，随后常乐加油站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梓桐指定的胡建新。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主张200万元为30年租期期限内的特许经营收益费，刘梓桐主张200万元为常乐加油站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费用。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常乐加油站为集体企业，企业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刘梓桐租赁了常乐加油站的场地设备后，利用上述场地设备自主经营并获益，常乐加油站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实质上反映的是常乐加油站经营控制收益权的更迭，故本院认为200万元应为30年租赁期限内常乐加油站经营控制收益权的对价。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另案诉讼，常乐加油站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行为被撤销，2014年1月20日常乐加油站法定代表人恢复为袁岐。此后刘梓桐丧失了对常乐加油站的经营控制，直至常乐加油站被拆迁。另，刘梓桐与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订立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已于2016年6月30日解除。刘梓桐要求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退还200万元，因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19日期间刘梓桐可以正常行使对常乐加油站的经营控制收益权，故其无权要求退还该期间的费用，对于剩余期间的费用因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未履行该期间的合同义务，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理应退还相应费用。拆迁补偿的分配属于常乐加油站的内部事宜，并不能反向影响本案的处理。根据合同相对性，刘梓桐要求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退还剩余款项，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饶乐府村委会、饶乐府农工商公司、饶乐府经济合作社的部分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200万元的性质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1民初8934号民事判决为：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饶乐府村村民委员会、北京市城关街道饶乐府农工商公司、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饶乐府村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梓桐1729863元；二、驳回刘梓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刘梓桐3080元（已交纳），由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饶乐府村村民委员会、北京市城关街道饶乐府农工商公司、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饶乐府村经济合作社负担1972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刘梓桐308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本院），由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饶乐府村村民委员会、北京市城关街道饶乐府农工商公司、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饶乐府村经济合作社负担1972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雪审判员 李蔚林审判员 王军华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孙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