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陕06民终5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飞飞，男，198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甘泉县村民，现住甘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朝泽，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甘泉县。法定代表人：马玉，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富泰，男，198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工，现住陕西省甘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泉县XX房XX中心。住所地：陕西省甘泉县。法定代表人：杨静宝，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占德，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飞飞因与被上诉人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甘泉县XX房XX中心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法院(2018)陕0627民初10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飞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朝泽、被上诉人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富泰与被上诉人甘泉县XX房XX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占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飞飞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甘泉县人民法院（2018）陕0627民初1091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依法改判，确认二被上诉人之间房屋买卖行为中涉及甘泉县XX苑XX区上诉人房产部分无效；2、依法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没有认定出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行为。被上诉人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政府回购了该房作为租赁型保障房，被上诉人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收房时，将商品房买卖合同换成租赁型保障房销售协议，故该事实可以证明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四）项规定，上诉人无须再承担举证责任加以证明。一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如果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被上诉人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美水花苑a区的商品房如何流转到被上诉人甘泉县XX房XX中心手中。综上，请二审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甘泉县XX房XX中心辩称，上诉人一审中未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与神州房地产公司之间存在房屋买卖行为，应当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答辩人与神州房地产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涉及上诉人房产的部分无效。依据上述规定，上诉人应举证证明答辩人与神州房地产公司之间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在合同中涉及上诉人的部分房产，但一审中，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徐飞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二被告之间房屋买卖行为中涉及甘泉县XX苑XX区原告房产部分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份之前，原告徐飞飞与被告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以每平方1792.8元，总价198786元，购买被告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XX苑XX区1号楼4单元501室，总建筑面积110.88平方米。后原告又与被告甘泉县XX房XX中心签订了《甘泉县租赁型保障房销售协议》，原告在甘泉县工商银行办理了按揭手续。原告认为，二被告之间存在房屋买卖行为导致原告房屋由商品房变为保障房，房屋价值缩水，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同时原告购买房屋面积超出国家规定的保障房标准，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二被告之间买卖合同无效，故要求确认其中涉及甘泉县XX苑XX区原告房产部分无效。但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二被告之间存在房屋买卖行为，故不能证明二被告损害了原告甘泉县XX苑XX区房产。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徐飞飞要求人民法院确认被告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被告甘泉县XX房XX中心之间买卖行为涉及甘泉县XX苑XX区原告徐飞飞房产部分无效，故该案应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二被告之间买卖行为涉及原告房产的具体内容，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原告徐飞飞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二被告之间存在房屋买卖行为，所以不能证明二被告损害了原告位于甘泉县XX苑XX区房产利益，故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飞飞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飞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甘泉县保障性住房中心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甘泉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甘泉县XX房XX中心的通知》（甘编发[2013]1号）》、《公租房收购协议》、《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延安市黄陵等县2015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计划的批复》（陕建保函[2015]18号）、《甘泉县租赁型保障房销售协议》和《收款收据》，证明为完成甘泉县保障房及避灾移民搬迁房建设的任务，甘泉县人民政府依据相关规定，经上级批准将神州房地产公司开发的甘泉县XX苑XX区677套住宅全部改变为保障型住房。被上诉人甘泉县XX房XX中心没有与被上诉人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任何房屋买卖协议，上诉人所称诉讼标的即二被上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上诉人与甘泉县XX房XX中心签订的《甘泉县租赁型保障房销售协议》已取代上诉人与神州房地产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甘泉县租赁型保障房销售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经庭审质证，上诉人对《甘泉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甘泉县XX房XX中心的通知》（甘编发[2013]1号）》、《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延安市黄陵等县2015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计划的批复》（陕建保函[2015]18号）、《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公租房收购协议》、《甘泉县租赁型保障房销售协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批文时间是2015年10月19日，《公租房收购协议》签订的日期是2014年12月18日，甘泉县人民政府与被上诉人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公租房收购协议》应当在批准之后进行，该收购协议是事后为了应付诉讼准备的。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甘泉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上会议时间是2015年9月1日，纪要内容明确由甘泉县XX房XX中心签订回购协议，故回购协议签订的主体应当是甘泉县XX房XX中心。被上诉人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公租房收购协议》上盖章，说明2014年这个项目是保障性住房，不是商品房项目，被上诉人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保障性住房当做商品房来卖，存在欺诈。经审查，上诉人诉请的是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收购行为，而被上诉人甘泉县XX房XX中心提供的证据均能证明，该收购行为系由甘泉县人民政府决定后上报、批准并实施，故对被上诉人甘泉县XX房XX中心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又与被上诉人甘泉县XX房XX中心签订了租赁型保障房销售协议，应视为双方自愿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变更为租赁型保障房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上诉人主张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商品房回购行为，并主张该回购行为无效。经查，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甘泉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虽明确载明，由被上诉人甘泉县XX房XX中心负责与开发商签订回购协议，但被上诉人甘泉县XX房XX中心提供的公租房回购协议上载明签订协议的主体是甘泉县人民政府和被上诉人陕西神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非二上诉人之间，故上诉人的主张无证据支持。综上所述，徐飞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徐飞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小虎审 判  员   霍雨枫审 判  员   牛  菲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路  艳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