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4民终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苗世花，女，196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延刚，辽宁红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抚顺顺捷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开发区高湾街蓝天水岸**-2-102。法定代表人：高桂云，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杰，男，195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新抚区。上诉人苗世花因与被上诉人抚顺顺捷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简称物流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18）辽0404民初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苗世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延刚，被上诉人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苗世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错误。被上诉人一审的请求为“撤销抚顺经济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而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要求撤销仲裁裁决应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本案中，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就已经向法庭提出质疑，一审当时休庭，但在第二次开庭时被上诉人依然没有变更诉讼请求，一审糊里糊涂把案件审结了。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一审时起诉错误，一审法院受理也是错误的，一审程序错误。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若干证据，包括银行对账单、驾驶员费用支出明细、与尹立强共同为被告开车的司机朱文凯的证人证言、保险单、报警记录、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尹立强与被上诉人车队队长臧鹏的通话记录等。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尹立强生前为被上诉人工作，其中银行流水以及短信内容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的财务人员刘丹为尹立强发工资的事实，且在仲裁时被上诉人也承认刘丹是被上诉人公司的财务人员，尤其是东洲区法院的庭审笔录和被上诉人法人在交警部门所做的笔录，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和法人均承认尹立强是被上诉人公司的员工，而一审仅凭上诉人未提供所谓的“工作证”、“服务证”、“报名表”等材料而认定尹立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此认定过于牵强。尹立强在被上诉人公司工作时，被上诉人没有与尹立强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发放“工作证”、“服务证”、“报名表”，就该内容上诉人根本无法举证。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举证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证明尹立强生前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七条裁决本案错误。上述法条是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应当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的内容的相关规定，而本案根本不存在劳动合同，如果有劳动合同就不用仲裁起诉了。上诉人认为本案应适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该条规定了未签订劳动合同而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基本宗旨，即主体合法、劳动行为已发生、从属关系的形成。尹立强与被上诉人之间明显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主体是合法的自然人和用工单位，尹立强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动的行为已经发生，且通过上诉人举证能够证明尹立强按照被上诉人的工作安排进行工作，服从被上诉人的管理，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从属关系已经形成，因此上诉人认为尹立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四、被上诉人违反“禁止反言”原则。被上诉人代理人在另案（东洲区法院审理）审理时，明确承认尹立强是被上诉人公司职工。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东洲区法院的庭审笔录中载明“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是参加庭审、进行辩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等”，即被上诉人代理人的权限是特别授权，代理人的陈述即相当于被上诉人公司的陈述。在仲裁和本案一审时，该代理人又不承认尹立强是该公司职工，此举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另，如果尹立强不是被上诉人职工，为什么所有善后事宜均是被上诉人公司车队队长以及被上诉人公司的工作人员出面处理，而不是所谓车主李峰出面处理，这明显是违背常理的。综上，请求二审支持我方诉请。物流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7年10月11日14时30分许，在抚顺市东洲区爱大线1223KM+800M处，徐滨驾驶辽D375**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辽D79**重型罐车自东向西行驶，未按规定车速通过急弯路致车辆驶入对向车道，与曹广友驾驶的未按规定车速通过急弯路自西向东行驶的辽辽D788**型客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致辽辽D375**型半挂牵引车起火，事故车辆严重损坏，徐滨及车内乘客尹立强当场死亡，辽辽D788**型客车乘客多人受伤，其中张子华和郑桂敏经抢救无效后死亡。经抚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东州交警大队认定徐滨负此事故主要责任，曹广友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尹立强，张子华，郑桂敏和辽辽D788**大型普通客车上其他乘客无责任。辽辽D375**型半挂牵引车/辽辽D79**型罐车所有权人为李峰，该车从购车到转籍至物流公司之前均挂靠在抚顺国丰运输有限公司。被告已于2018年1月12日向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为案由诉至法院，并于2018年1月15日向抚顺经济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劳动关系，仲裁委员会认定原、被告在2017年10月11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现原告不服抚顺经济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抚开劳人仲裁字[2018]第45号裁决书，向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原、被告在2017年10月11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裁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8日，个体经营者李峰将自有车辆辽D辽D375**半挂牵引车及辽D辽D79**从抚顺市国丰运输有限公司转籍挂靠到原告抚顺顺捷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从事运输业。李峰与被告物流公司约定：李峰将车辆行车证及相关手续登记在被告物流公司；被告物流公司为李峰提供办理合同约定的与车辆有关事项，对车辆不经营、不受益、不负责管理义务，也不享有任何权利等；服务期限从2017年5月9日至2018年5月8日。此后，尹立强被聘为辽D3辽D375**挂牵引车司机。2017年10月11日，尹立强随徐滨驾驶辽D3辽D375**挂牵引车牵引辽D7辽D79**车送货中发生车祸，导致尹立强死亡。2018年1月15日，尹立强的妻子苗世花向抚顺经济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员会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抚开劳人仲裁字[2018]第45号裁决，认定尹立强与原告物流公司在2017年10月11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现原告不服上述裁决，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存在事实劳动关裁决。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尹立强均是劳动法规定的适格劳动主体。劳动关系主体之间既有法律上的平等性，又具有客观上的隶属性。劳动关系产生于劳动过程之中，劳动者只有与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在实现劳动过程中才能与用人单位产生劳动关系。本案中，被告未提供尹立强与原告物流公司的劳动合同，原告物流公司否认与尹立强存在劳动关系。焦点问题是如何通过证据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可以确认的是尹立强为辽D**辽D375**牵引车司机。首先，李峰与原告物流公司达成的机动车车辆代理服务合同，约定：原告物流公司对该车辆不经营、不受益、不负责管理义务，也不享有任何权利等。结合该车从抚顺市国丰运输有限公司转籍情况，可以确定该车并非是物流公司的生产资料，其实际所有人为李峰。其次，被告提供了尹立强在工作中与原告单位有关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转款信息等，只反映了工作状况，不能证明劳动性质。同时，被告也未能提供原告向尹立强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或尹立强填写的原告物流公司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使本院无法确信尹立强是在为原告物流公司提供劳动。因此，尹立强与原告物流公司的关系不具有劳动关系特征，对原告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七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尹立强与抚顺顺捷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证明2017年2月20日，尹立强与其原工作单位抚顺奥美天高级时装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另，一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2017年8月12日，刘丹给尹立强银行卡转款7137元的银行凭证，备注载明此款为工资。被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1、工商机关查询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记载：李峰是个体工商户，工商核准日期是2016年3月15日，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服务辽D**辽D375**2辽D22**丰公司。2、驾驶员费用支出明细表数张，证明辽D3**辽D398**权人为高振军，该车辆也是挂靠在被上诉人名下，车辆管理模式与肇事车辆相同，如果车辆跑的业务是由被上诉人公司介绍，就由被上诉人公司给车辆出具驾驶员费用支出明细单，以便用于日后结算；另，此证还能证明2017年10月案涉事故发生前，即2017年6月至8月4日期间尹立强是由高振军雇佣，上诉人举证的7137元工资不是肇事时间段尹立强的工资，7137元工资是尹立强在高振军雇佣期间发生的费用。3、《注册登记机动车信息》，证明高振军所有的辽D3**辽D398**所有权人为“抚顺市中集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不是该车辆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4、高振军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车辆代理服务合同书》一份，证明高振军所有的辽D3**辽D398**被上诉人公司名下从事营运业务。案涉李峰所有的车辆也与被上诉人签订同样格式的代理服务合同。5、抚顺基森特化工有限公司与抚顺顺捷物流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9日签订的《运输合同》一份，证明抚顺基森特化工有限公司委托被上诉人运输化工产品。6、高振军出庭证实，其曾雇佣尹立强给其所有的辽D3**辽D398**当时主驾是朱文凯，副驾是尹立强，是朱文凯介绍尹立强当副驾。2017年8月尹立强不干了，大约给其干了一个多月。尹立强离开后，朱文凯找他哥哥朱文广过来干。雇佣司机的工资标准是底薪1500元，每公里4角，油重车是百公里40升油，空车是28升油，每天补助150元。开工资给的是现金，如其本人出门就委托抚顺基森特公司给司机开资，因为基森特公司欠其货款，可以以此抵扣货款。刘丹是基森特公司的人，一般干基森特活都是刘丹给结算打款，刘丹具体什么职务不清楚。7、刘丹出庭证实：“我是抚顺基森特化工有限公司和抚顺佰林公司经理。顺捷物流公司是抚顺基森特公司的承运单位。我任职期间曾给尹立强银行卡转过7000余元钱，此款是该车车主高振军让基森特公司给司机尹立强垫付的工资款。我本人从未在顺捷物流公司任过职。”8、李峰出庭证实，肇事车辆是其向姐姐李晶借款所购置，车辆购置款27万元，李峰提交了李晶名下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2011年1月至4月期间，李晶银行卡取款18万元，李峰称剩余9万元是李晶借其现金。9、抚顺市荣昌物流有限公司与其他车主签订的《机动车车辆代理服务合同书》，证明本地物流公司包括被上诉人和抚顺市荣昌物流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模式都相同，即车辆归车主个人所有，车主将车辆挂靠在某个物流公司名下从事营运活动，由车主雇佣司机。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2月20日，尹立强与抚顺奥美天高级时装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尹立强是否与被上诉人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上诉人苗世花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几组证据，拟证明尹立强与被上诉人物流公司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经本院审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高度盖然性，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具体分析如下：1、上诉人提交刘丹给尹立强银行卡转款7137元的证据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为尹立强开工资。经查，该笔转款的时间是2017年8月12日，证人高振军和朱文凯的出庭证实可以证明2017年6月至8月初，尹立强给辽D3**辽D398**该车车主是高振军；证人刘丹和高振军均证实此笔款项是抚顺基森特化工公司代车主高振军向尹立强支付的工资款。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此笔7137元是刘丹代表被上诉人物流公司为尹立强开工资；2、工商机关查询的机读档案记载，李峰是肇事车辆车主；根据李峰与被上诉人物流公司签订的《车辆代理服务合同书》以及李峰本人的出庭证实，可以证明李峰是该车车主并实际经营该车辆，该车辆挂靠在被上诉人物流公司名下从事运营，一审此节事实认定正确。3、根据李峰和高振军的出庭证实，可以证明雇佣尹立强的雇主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即前任车主高振军和肇事时车主李峰；4、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高振军、李峰签订的《车辆代理服务合同书》、以及抚顺市荣昌物流公司与其他车主签订的《机动车车辆代理服务合同书》均能证明本地区类似肇事车辆的营运均需挂靠在物流公司名下，但车辆所有权是归属车主个人；5、根据朱文凯、高振军、李峰等人的出庭证实，可以证明此行业车主、雇佣司机、挂靠公司之间并未明示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挂靠公司给车主介绍活就由物流公司给司机出具《驾驶员费用支出明细表》；综上，案涉几方当事人之间，即挂靠的物流公司、实际车主、雇佣司机在工作关系上存在管理随意和不规范的情形，但不能排除雇佣司机与车辆实际所有人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的高度盖然性，作为挂靠公司的物流公司与司机签订劳动合同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并不充分。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虽在东洲区法院庭审笔录等曾做出对已不利的陈述，但是当事人或代理人陈述在与客观证据发生矛盾时，法院仍然需要依据客观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关于上诉人诉称一审程序错误，二审庭审中本院已向上诉人进行释明，上诉人表示理解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苗世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苗世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宫颖审判员马开智审判员罗华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 曹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