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4民终2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1，男，1979年2月12日出生，纳西族，住四川省盐边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2，女，1982年7月10日出生，纳西族，住四川省盐边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友强，女，194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沈某1、沈某2、高友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赟,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310192522。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涛明，男，196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米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祖敏，四川晓明维序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311384081。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诗平，男，196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边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久明，男，195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边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胜祥，男，195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边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久兵，男，196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边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久成，男，194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四川省盐边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诗海，男，197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久成（系沈诗海父亲），男，194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四川省盐边县。 上诉人沈某1、沈某2、高友强因与被上诉人沈涛明、沈诗平、沈久明、杨胜祥、沈久兵、沈久成、沈诗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前由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422民初268号民事判决，沈涛明、沈诗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2018）川04民终970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川0422民初119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沈某1、沈某2、高友强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某1、沈某2及其沈某1、沈某2、高友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赟，被上诉人沈涛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祖敏，被上诉人沈诗平、沈久明、杨胜祥、沈久兵、沈久成以及被上诉人沈诗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久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某1、沈某2、高友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案涉转包协议无效；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转包协议所涉林权与1982年承包管护合同书面积、范围、四至界限一致系事实认定错误。1982年，4户人签订的仅仅是一份管护协议，而非承包协议，该协议也不是对林权的确认行为。协议中约定的面积为300亩，与林权证载明的500多亩相去甚远。2.一审法院认定沈涛明在签订协议时不知道林权为9户人共有，有理由相信签订协议的4户人能代表9户人错误。沈某1、沈某2已经与父母分家另立户口，沈涛明应当知道沈久明不能代表已经分家的成年子女。转包协议签订后，林权证被沈涛明持有，沈涛明应该清楚知道案涉林权系9户人共有，却没有征求其他共有权人的意见。3.一审法院认定沈某1、沈某2在合理期限内应当知道其共有林权被沈久明处分的结论无事实依据。沈某1、沈某22004年就已经与沈久明分家另立户口，也未在一起居住，林权证办理以后也没见过林权证，并不知道权利被他人处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撤销权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认定转包协议无效。 沈涛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从1982年承包管护合同书的内容可以明确是一个承包合同。沈涛明系善意第三人，可以选择行使撤销权也可以选择不行使，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 沈诗平辩称，签订合同的4家人是按照1982年承包管护合同书为依据签订的案涉转包协议，沈加青让沈久兵签的字，沈诗平是代表沈久成签字，双方协商同意后按照1982年合同内容以4户人的名义和沈涛明签订的协议，不存在欺诈行为，案涉转包协议有效。 沈久明辩称，沈涛明在签订案涉转包协议时明知林地是9户人承包的，没有征求其他人的意见，该协议无效。 杨胜祥辩称，不认可林权证上的9户人，只认可1982年承包管护合同书载明的4家人，因考虑到家里要用钱，沈久明来说起转包的事情杨胜祥就同意了，4家人一家人2万元。林地是4家人承包，就应该4户人签字拿钱，不需要9户人签字。 沈久兵辩称，签订协议时协商的是林子承包给沈涛明，合同拿来沈久兵也签了字，当时是认可的，后面反悔是因为沈涛明又把林子卖给其他队的人了，没经过我们四户商量，所以就无效。另一个原因是沈涛明父子乱砍林木。 沈久成及沈诗海共同辩称，这片林子是四户人共有的，大家同意后才签字的，整个过程都是合理合法的，不存在欺骗的行为，从1982年大包干后就一直是四户人的，是永远不变的，新分的9户人不符合国家规定。 沈某1、沈某2、高友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沈久明、沈诗平、杨胜祥与沈涛明于2012年2月8日签订的《转包协议》无效，并判令退还沈某1、沈某2、高友强涉案林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2年10月24日，沈加青、沈久成、杨胜祥、沈久明与原太田公社签订《集体林承包管护合同书》，由上述4户承包管护原太田公社太坪大队一队的集体林约300亩。由于区划及名称调整，原太田公社并入共和乡，原太田公社太坪大队一队名称变更为共和乡太坪村水库组。2010年林权制度改革，4户子女成人，上述林地经测量为539.58亩，由杨胜祥、沈加青及其子女沈久兵，沈久成及其子女沈诗平、沈诗海，沈久明及其子女沈某1、沈某2（林权证登记为沈诗艳）9户共同承包，盐边县林业局于2012年2月前将林权证发放，持证人为沈诗平。林权证载明：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共和乡太坪村水库组，森林林木坐落共和乡太坪村水库组，小地名葫芦垭口，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沈诗平(持证人)。该林权证所载面积、四至界限与1982年承包合同一致。在办理林权登记期间，沈诗平任太坪村村委会主任，沈久明任太坪村水库组组长，由沈久明领取水库组村民的林权证后，交给林权持有人沈诗平，沈久明对林权改革政策及水库组的林权承包方式办法，在村民小组大会上做了宣传说明。2012年2月8日，杨胜祥、沈久明、沈诗平与沈涛明签订《转包协议》，约定“甲方：沈加青、沈诗平、沈久明、杨胜祥。乙方：沈涛明。经甲乙双方共同达成以下协议：1.将集体林划分甲方管理的包管山团坪子干家坪子管一片四界界线以林权证为准，使用权由乙方。2.转让金费80000元大写捌万元整。3.附加条件。乙方同意甲方自用材,烧火柴允许甲方自用。4.转包期线（限）已（以）林权证为准,长期转包给乙方,林权证到期后,由乙方继续承包管理,不给任何管理费。5.自协议之日起,谁违反协议赔偿对方本金壹倍。以上协议签字盖指纹生效”，盐边县共和乡太坪村水库组在该协议加盖了印章。该协议的甲方，除将沈久成更换为其子沈诗平外，其余三人与1982年承包管护合同的承包人一致。签订协议时，沈加青在现场，其以年老为由，要求找其子沈久兵签字，沈加青于2016年死亡,该户家庭成员还有高友强（妻子）、沈久军（儿子）。沈涛明并不知道该林权为9户人共有，合同甲方也未告知沈涛明林权共有人为9户，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左右，沈涛明找到沈久兵在协议甲方处签字，沈久明等人持有的协议无沈久兵签字。转包费用为8万元，已由沈涛明在签订协议时支付，分别为沈久明2万，沈诗平2万，杨胜祥2万，沈久兵2万。2018年2月5日，沈某1等人以“部分共有权人未经全体共有人同意，擅自处理共有权人权利，其行为无效”为由，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在诉讼过程中，沈加青户家庭成员高友强、沈久军推举高友强为该户代表，并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沈涛明系善意取得争议林权的承包经营权，并已按约支付转包费，转包协议不符合无效合同的条件。本案争议林权虽然登记为9户共有，但该林权面积、范围、四至界限均与1982年沈久明等4户承包的林地一致，现林权共有人变为9户，系1982年4户承包人的子女长大分户而为。沈涛明在不知道林权为9户共有的情况下，与原4户承包户的代表签订转包协议，并按协议支付承包费，属于善意取得。沈久明系沈某1、沈某2的父亲，时任水库组组长，与其他部分共有人将林权转包给沈涛明，签订协议的人有理由相信沈久明能够代表沈某1、沈某2处分其林权。并且沈久明已在村民大会上对林权改革及本村民小组林权承包方案进行了宣讲说明，其知道沈某1、沈某2系争议林权共有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告知沈某1、沈某2，已将共有林权转包给沈涛明并收取2万元转包费这一事实，沈某1、沈某2未在合理期限内向合同签订人提出异议，也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等法定权利。高友强户的原户主沈加青对签订转包协议一事清楚，且在签约现场及签约后合理期限内未提出异议，应认定其认可转包协议的内容。因此，杨胜祥、沈久明、沈诗平、沈久兵与沈涛明于2012年2月8日签订的《转包协议》有效。因合同有效，对沈某1、沈某2、高友强要求沈涛明退还共有权人林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沈某1、沈某2、高友强陈述沈涛明对承包的林木进行大肆砍伐，可向林业主管部门举报，由林业主管部门作出认定、处罚，该事由不构成转包协议无效的理由。依照法律规定，判决：驳回沈某1、沈某2、高友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沈某1、沈某2、高友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沈某1、沈某2、高友强举证以下证据材料： 1.盐边县森林公安局盐边森公【2017】12号文件《盐边县森林公安局关于共和乡太平村村民杨勇等举报村民毁林开荒调查情况回复》（打印件）。证明沈涛明取得转包林地后对林地毁林开荒，盐边县森林公安局对沈书生、蒋代峰等作出了行政处罚，沈涛明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上诉人的林权。 沈涛明质证认为证据1不是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上诉人想要证明的内容。 沈诗平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沈久明、沈久兵质证对证据1予以认可。 杨胜祥、沈久成、沈诗海质证认为对证据1不清楚。 本院认为，证据1系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案涉协议的效力不具有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 二审庭审中，沈涛明举证以下证据材料： 2.村民会议通知单、村民会议签到册、村民或村民代表大会记录表、太坪村水库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公示记录表。证明1982年确定的林权和后来林权证上记录的林权是同一林权，面积一致，林权改革时召开了村民会议予以宣传。 沈某1、沈某2、高友强质证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沈某1、沈某2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对证据2的关联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 沈诗平质证认为证据2是真实的，合法的，予以认可。 沈久明质证认为证据2不真实。 杨胜祥、沈久兵、沈久成、沈诗海质证认为对证据2不清楚。 本院认为，证据2系沈涛明从盐边县林业局调取并加盖了盐边县林业局印章，客观真实，依法予以采信。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一致，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林权改革后，案涉林地的林权证注记一栏载明“林地使用期：70年；终止日期2080年12月30日。共有权利人：沈久明、沈诗艳、沈加青、杨胜祥、沈某1、沈久兵、沈诗海、沈久成、沈诗平9户32人共有”。对于该32位权利人是谁，在（2018）川04民终97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沈某1陈述“不清楚”，沈久明陈述“基本上清楚，忘记一些”；本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为对于9户的份额无法进行区分，对林权证中载明的32个权利人，沈某1与沈久明表示可以确定，但两人的当庭陈述不能和林权证上人数吻合，其余当事人均表示无法确定32个权利人的具体姓名。 2009年4月28日，共和乡太坪村一社村民小组通知村民召开村民会议，会议内容为集体林权制度实施方案，被通知人签名处有沈加青、沈久明、杨胜祥、沈诗平、沈某1、沈诗艳、沈久兵、沈久成等人签名，该次会议的村民会议签到册上亦有沈加青、杨胜祥、沈诗平、沈某1、沈诗艳、沈久明等人签名。该次村民代表大会记录表载明会议地点为沈久明家，应到36人，实到30人，应到未到者中涉及到本案当事人的有沈诗海，会议主要内容：1.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讨论会，对本组集体林进行分山到户，联户承包，集体统一经营管理，个人造林的形式，以82年划定的包管山为准，自留山不变的原则……。对上述会议内容经参会人员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1982年的承包管护合同书载明对用材林2-8分成，包管户2成，生产队得8成，合同从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用材林从种植到成材采伐。经济林从种植到老死长期不变。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1982年的承包管护合同书与林权证上的面积和四至界限无变化。二审庭审中，沈某1、沈某2、高友强陈述，在2016年才知道颁发的林权证上权利人为9户，包括沈某1和沈某2。 林权证载明的9户人之间除杨胜祥外均系直系亲属关系，其中沈久明是沈某1和沈某2的父亲；沈加青是沈久兵的父亲；沈久成是沈诗平和沈诗海的父亲。各方当事人均认可1982年承包管护合同书与林权证存在关联。沈某1、沈某2、高友强陈述，在林地交付给沈涛明之前，该3人没有对林地进行过管理。2012年2月8日转包协议上的共和乡太坪村水库组印章系时任水库组组长的沈久明加盖。 在（2018）川04民终97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沈某1举证了常驻人口登记卡、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等证据材料以证明沈某1居住地是太平乡太坪村水库组，沈某1仍然居住在太坪村水库组。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2年2月8日转包协议的效力。 第一，各方当事人均认为载明权利人为9户的林权证与1982年承包管护合同书之间存在关联，而1982年承包管护合同书载明的承包人为沈加青、沈久明、沈久成、杨胜祥4人，根据共和乡太坪村一社村民小组为集体林权制度实施方案召开的会议亦可知，实施方案为对集体林进行分山到户，联户承包，以1982年划定的包管山为准，故确定案涉林权权利人的依据为1982年承包管护合同书，办理林权证时上述4承包人的子女成年，在林权证上予以了明确；第二，沈某1、沈某2、高友强亦认可未对林地进行过管理，林权证仅载明权利人共32人，但并未完整登记32人的姓名，对于林权证上载明的32位权利人，各方当事人亦无法具体明确；第三，沈涛明与沈加青、沈久明、沈久成、杨胜祥签订转包协议，该4人不仅是1982年承包管护合同书载明的承包人，也是林权证上其他权利人未分户之前的“家长”，沈加青委托儿子沈久兵签名，沈久成委托儿子沈诗平签名，从各方当事人陈述也可以看出，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四家人”，能够认定沈久明、沈加青、沈久成、杨胜祥是林权权利人的代表；第四，沈久明是沈某1和沈某2的父亲；沈加青是沈久兵的父亲；沈久成是沈诗平和沈诗海的父亲，而沈涛明向上述4户分别支付2万元合计8万元费用的事实，亦可说明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按照1982年承包管护合同书载明的“四家人”，以大家庭为单位支付费用，否则按照林权证上载明的权利人就不仅仅只有8万元费用，也无法与林权证上的权利人人数对应；第五，根据盐边县林业局的相关档案材料，沈某1、沈某2参加了林权改革的相关会议，会议在沈久明家召开，且沈久明系沈某1、沈某2父亲，沈某1、沈某2对林权改革相关事宜应当知情，其陈述2016年才知情明显不实；第六，在转包协议上签字的各人均到庭认可签订协议时是同意该协议的，沈久明与沈久兵虽然事后反悔，认为沈涛明没有按照承诺管理好林子，但沈涛明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与签订协议是否是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协议的效力并无直接关联；第七，沈久明系沈某1、沈某2父亲，担任太坪村水库组组长并具体经办林权证及协议签订事宜，在（2018）川04民终97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沈某1亦认可仍然其是太坪村水库组的村民，仍然居住在太坪村水库组，故沈某1、沈某2对于案涉转包协议知情或应当知情，案涉转包协议签订后，林地也实际交付给沈涛明管理，沈某1、沈某2长达数年未提出异议，其声称对此并不知情既与其陈述相悖也不符合常理；第八，时任太坪村水库组组长的沈久明在转包协议上加盖太坪村水库组印章，沈涛明在签订协议前不知道林权证内容，其签订转包协议的行为系善意。沈涛明签订协议后发现林权证上的权利人为9户，但在其余5户均系1982年承包管护合同书载明的4个承包人子女且长期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其仍然有理由相信与其签订的合同的4人能够代表林权证上的所有权利人，且林权证上的权利人为32人，在该32人不明确的情况下也不可能由沈涛明与不能确认的32人来签订转包协议；第九，高友强系沈加青的家庭成员，沈加青委托儿子沈久兵签名，沈久兵同意转包协议内容，代沈加青在转包协议上签名并收取费用，故当时签订协议的各方对协议内容均予以认可。综上，案涉转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除了有承包及转包方签字认可，亦加盖了太坪村水库组印章，虽然林权证载明的9位权利人未全部在协议上签字，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9位权利人都知道或应当知道协议内容，沈涛明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转包协议上签名的人能够代表所有的林权权利人，该协议合法有效，对林权权利人有约束力，上诉人沈某1、沈某2、高友强上诉提出该协议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沈某1、沈某2、高友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沈某1、沈某2、高友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 伟 审判员 张渝婕 审判员 黄 雷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潘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