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民终49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宁波市鄞州蒸辉印花制线厂。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咸祥镇外蔡村。 投资人：徐玉梅，该厂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英豪，宁波市开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军，宁波市开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朱永生，男，1979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 上诉人宁波市鄞州蒸辉印花制线厂（以下简称蒸辉印花厂）因与被上诉人朱永生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的（2018）浙0212民初2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蒸辉印花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支付义务。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系内部合伙关系。被上诉人负责企业的大小业务，不受上诉人的管理。所谓劳动合同上的内容都是被上诉人自己书写上去的，劳动合同订立时间与履行起始时间相矛盾，合同履行起始时间又与合同期限不符。被上诉人每月得到的工资是合伙协议签订后依约发放的分红。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一些合伙协议、退伙通知书及场租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均对除合伙协议外的证据无异议，从内容上看都与双方当事人有重要关联，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合伙人身份。 朱永生未作答辩。 蒸辉印花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蒸辉印花厂无需支付朱永生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25000元。 朱永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蒸辉印花厂支付2016年12月至2017年5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90000元；2.蒸辉印花厂支付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2500元；3.蒸辉印花厂支付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工资差额120000元；4.蒸辉印花厂支付2017年5月工资1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4日，蒸辉印花厂与朱永生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本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从2016年5月15日起至符合法定终止时间止，其中试用期为0个月，即从2016年5月15日至2017年5月14日止；岗位为业务总经理；岗位实行标准工时制、综合计算工时制；试用期内月工资为5000元，试用期满后月工资为5000元；另在劳动合同第八条手写有“经双方协商：关于年薪分配形式为基本工资+保底年薪18万/年，其中年薪不受企业亏损限制，确保保底18万/年”。落款盖有单位公章及朱永生签字，并注明合同履行起始日期为2017年5月14日。 2016年7月6日，蒸辉印花厂以现金形式支付朱永生2016 年5月工资5000元；其余均通过银行发放，其中2016年8月16日发放2016年6月工资4895元、2016年9月13日发放2016年7月工资4895元、2016年10月26日发放2016年8月工资4895元、2016年11月22日发放2016年9月工资4607.20元、2016年12月19日发放2016年10月工资4607.20元、2017年1月13日发放2016年11月工资4607.20元、2017年3月17日发放2016年12月和2017年1月工资9334.40元、2017年3月31日发放2017年2月工资4611.20元、2017年5月2日发放2017年3月工资4605.20元。其中2017年3月17日及2017年5月2日发放的款项均备注为工资。仲裁庭审中，蒸辉印花厂陈述称上述款项均系以工资形式发放的分红。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朱永生个人所得税缴款凭证记载的收入额均为5000元，且扣缴单位为蒸辉印花厂。2016年10月至2017年5月，朱永生的基本养老保险由蒸辉印花厂缴纳。朱永生于2017年12月8日向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蒸辉印花厂支付：1.2016年12月至2017年5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90000元；2.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2500元；3.2016年、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9730.75元；4.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工资差额120000元；5.2017年5月工资15000元。该委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甬鄞劳仲案字[2017]第1692-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蒸辉印花厂支付朱永生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25000元；2.驳回朱永生的其他仲裁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并分析如下：一、双方是否为劳动关系的认定及劳动期限、工资标准。蒸辉印花厂主张其与朱永生间系合伙关系，但其提供的合伙企业协议书系其投资人徐玉梅与朱永生间拟就合伙经营宁波市鄞州蒸辉印花有限公司达成的意向，且经查，宁波市鄞州蒸辉印花有限公司并未实际注册成立，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相反，朱永生提供了经单位盖章确认的劳动合同，虽蒸辉印花厂辩称该劳动合同系朱永生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制作，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在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朱永生的职务为业务经理，并未明确涵盖人事之职，故认定双方劳动关系成立，起始时间为劳动合同载明的2016年5月15日。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蒸辉印花厂否认朱永生于2017年5月正常履职，但双方在2017年5月14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因此，在朱永生未正常履职的情况下，单位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且合同期限涵盖该段时间不符合常理，且单位已为朱永生缴纳了2017年5月社保，故采信朱永生陈述，认定劳动关系于2017年5月20日解除。因此，蒸辉印花厂应支付2017年5月1日至5月20日期间工资，因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为5000元，且双方庭审亦认可此前每月按此标准发放，故上述期间工资为3448.28元。关于工资标准。虽然劳动合同约定朱永生的工资为基本工资加保底年薪180000元/年，但朱永生庭审时亦认可该劳动合同系2017年5月14日补签，并且落款注明合同履行起始时间为2017年5月14日，故合同就工资标准的合意于此时形成并生效，朱永生并无证据证明此前的工资标准，故对其要求按此标准予以补足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工资差额的诉请，不予支持。基于此，其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依据，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当时的辞职理由，故不予支持。 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蒸辉印花厂未在朱永生入职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虽于2017年5月14日补签，但仍应支付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1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经核算，上述期间二倍工资差额为27298.85元。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被告）宁波市鄞州蒸辉印花制线厂支付被告（原告）朱永生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1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7298.85元；二、原告（被告）宁波市鄞州蒸辉印花制线厂支付被告（原告）朱永生2017年5月1日至5月20日期间工资3448.28元；三、驳回原告（被告）宁波市鄞州蒸辉印花制线厂的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原告）朱永生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二项诉请合计30747.13元，原告（被告）宁波市鄞州蒸辉印花制线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除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系合伙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但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难以采信。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其工资的银行流水单、个人所得税缴款凭证和职工基本养老历年参保证明，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据此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25000元，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仅盖了上诉人的公章，没有上诉人方的相关人员签名，故该证据的真实性欠缺，本院不予确认。但该份《劳动合同》未被采信不影响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 综上所述，蒸辉印花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黄永森 审判员  朱亚君 审判员  赵保法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 书记员  桂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