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16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男，196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本坤,山东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山东倡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1929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陈某之孙），男，汉族，1989年1月16日出生，住青岛市黄岛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6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某，男，汉族，1989年1月16日出生，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被告：杜某，男，1968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陈某、杨某、薛某、原审被告杜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1民初2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对薛某的意外死亡无任何过错，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就薛某死亡后果已经支付被上诉人5万元作为补偿，上诉人不应再承担责任。 陈某、杨某、薛某辩称，我方没有收到5万元，上诉人应提交证据证明该项主张。上诉人是在十分钟后拨打的120，上诉人有意延误了救治时间，应承担赔偿责任。 陈某、杨某、薛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费用共计92867元，其中死亡赔偿金871960元（43598×20），丧葬费29458元（58917÷2），丧葬误工费3389元（58917÷365×3×7），被扶养人生活费23570元（28285×5÷6），交通费300元，共计928677元，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责任比例10%；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23日，被告刘某驾车载受害人薛某到被告杜某处订购一艘木质船舶。被告刘传舟与受害人系合伙关系，事发当天是受害人初次到被告杜某处，由于身处的环境较偏远，受害人病发时孤立无援，故其求助于两被告，但被告无视受害人的病情，屡屡延误。众所周知，对于心梗病人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本案正是由于两被告未能及时就近的联系相关医疗资源进行初步抢救，同时延迟报警，导致受害人未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最终不治身亡。三原告系事故受害人薛某的全部法定身故受益人。原告认为虽然受害人系因病猝死，但两被告对于受害人的死亡存在较大的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原被告未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提交的薛家岛派出所证明原件一份，常住人口登记表复印件一份，证明本案三原告分别系薛某的母亲、配偶、儿子，原告主体适格。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法院对此予以采信。2、原告提交青岛市黄岛区第三人民医院出具的青岛市黄岛区院前急救病历一份，该病历载明患者姓名薛某，联系电话为150××××2717，出车时间2017年8月23日14时01分，到达现场时间2017年8月23日14时17分，地址位于西头，患者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病历记载了医院出诊及救治的过程。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刘某认为该证据可以证实其作为与原告在一起的合伙人，在原告的亲属薛某发病后尽到了应尽的救助义务，及时拨打了120，无任何过错；该证据可证实原告的主张无事实依据，该病例显示薛某死亡的原因系心室停搏猝死，死亡原因是薛某自身的疾病所致，被告刘某尽到了及时的救助义务，无法律责任。被告杜某认为从该证据可以看出救护车及时赶到，共用时16分钟，不存在延误治疗；在被告杜某到现场之前刘某已经报警且救护车及时赶到，其没有责任。原告提交薛某手机通讯记录查询的视频，通过该视频可以看到薛某于2017年8月23日13时51分57秒拨打被告刘某150××××2717的手机并通话13秒。原告提交青岛市黄岛区急救中心出具的证明，载明“2017年08月23日14时00分23秒许，120接到报警，称在泊里黄家庄村西头，有人躺在地上呼吸困难，需要救护车。通话时间大约50秒。报警电话150××××2717。”法院认为青岛市黄岛区第三人民医院、黄岛区急救中心出具的相关证据，已加盖公章，可以证明被告刘某拨打120的时间在2017年08月23日14时00分23秒许，原告提交的视频证明薛某拨打被告刘某的手机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13时51分57秒，因被告刘某并未提交事发时自己的通话记录，故法院对于原告的证据予以采信。3、原告提交协议一份，证明薛某生前与刘某共同承包本村海滩，系合作关系。被告刘某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协议是2017年11月22日被告刘某和薛成刚与原告薛某签订的散伙协议，可以证实被告刘某和薛某是合伙关系，在薛某死亡后已经进行了清算；但合伙关系在一方合伙人去世后，其他合伙人没有赔偿义务。被告杜某称该协议与其无关，被告杜某之前也不认识薛某，薛某是和被告刘某一起到的被告杜某处订船。法院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4、原告提交死亡医学证明一份，证明薛某的死亡时间。两被告对此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均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薛某死亡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5、被告杜某申请证人闫某出庭作证，该证人与被告杜某之间系雇佣关系，该证人称“2017年8月左右，农历七月初二，吃完午饭一点左右，中午大概是十人一起吃午饭。有刘某这边三个人，剩下七个人是我们这边的包括杜某，刘某请客。吃完饭后我自己回了场地，其余的工人回家休息了，刘某这边的三个人到了场地杜某的办公室喝水，杜某直接去了村委，我在办公室外大概15米远倚着木头睡觉。我迷迷糊糊听见刘某问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没有过去。后来刘某打120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把我叫过去问我地址。过了三四分钟我打电话给杜某说出事了，他接到我电话四五分钟就回来了。”原告认为该证人系被告杜某的员工，其证言不予认可。两被告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法院认为证人虽然系被告杜某雇佣的工人，但其证言与被告刘某的陈述相一致，且原告未提交其他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法院对于该证人证言予以确认。 庭审中原告询问证人“你们附近有诊所，薛某发病后有没有人去求助医生”，证人称“到诊所的距离来回会超过等救护车的时间。最近的诊所的医生是村主任经常不在，只有他父亲看门。”6、原告提交2017年9月26日上午被告刘某与原告之间的谈话录音，录音中提及薛某在去的路上说岔了口气，中午刘某、薛某、向波均未喝酒，饭后在杜某的场地喝水，薛某去厕所十多分钟，感觉不大好给刘某打电话，电话中说你给老杜打个电话问问这地方（有）没有医生，过来给我看看；刘某接到电话和向波、杜某的老婆出来，看到薛某脸色发青，刘某说快打120，并让薛某躺着，并让向波和120说具体怎么走。录音中刘某说他在那摁着，还和向波说咱俩给他摁摁，两人轮流摁了十二三分钟，医生来了后接着给他摁着，并打上针。被告刘某的代理人称该录音无法证明原告的代证事实，原告欲证明死者提出要去医院，被告刘某没有及时送往医院；但在文字整理资料第4页12-16行，被告刘某说的很清楚，被告刘某的救助行为没有瑕疵。被告杜某称被告刘某的抢救比较及时，当时的情况下打120是最好的选择。7、原告提交的代理词，称薛某身体难受要求被告送医遭拒；原告认为被告的不作为行为加重了薛某的病情，延误报警，不积极救治导致其最终在痛苦中死亡。原告称离现场不足300米有一个大药房，程姓老板反馈事发当天没有人来求救。董大庄卫生室、常河社区卫生室位于现场附近1.3公里，事发当天均未来人求救。原告认为被告的不作为导致薛某死亡，被告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未尽到安全照顾义务，对薛某的死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义务。8、庭审中被告称当天中午薛某并未饮酒，等待救护车过程中，有人给薛某按压，类似心肺复苏，但不专业。被告认为拨打了120后应当等待救援，且当时已经症状很严重，不能随意移动。庭审中原告称薛某在去世前没有体检过，薛某之前心脏有没有问题，自己及家人以前都不知道，家人也没有听他说过心脏有问题。9、原告提交赔偿明细，要求按照2016年度城镇居民标准主张各项赔偿，其中死亡赔偿金871960元（43598×20），丧葬费29458元（58917÷2），丧葬误工费3389元（58917÷365×3×7），被扶养人生活费23570元（28285×5÷6），交通费300元，总损失合计928677元。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的责任比例为10%。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根据原被告庭审举证质证及当庭陈述，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一、被告对于薛某的救治行为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延误或不作为；二、被告是否应对薛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分析如下：本案薛某的死亡原因系急性心肌梗死，经了解，急性心肌梗死是冠状动脉急性闭塞、血流中断引起局部的心肌缺血性坏死，是冠心病的严重类型，急性心肌梗死的抢救具有很大的时限性，一旦出现心梗症状应卧床休息，保持镇静。根据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受害人薛某于2017年8月23日13时51分57秒拨打被告刘某150××××2717的手机，被告刘某当天拨打120急救电话的时间为14时00分23秒许，黄岛区院前急救病历显示，接到报警电话后出车用时16分钟，救护车赶至现场，在救护车到来之前的时间段内，原告主张两被告未能及时就近联系相关医疗资源进行初步抢救，导致受害人未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法院认为虽然被告刘某在接到薛某电话后并未立即拨打120，对于该8分钟32秒的时间是否构成延迟，考虑到一般人对于突发疾病病情严重程度的认知存在一定的过程，法院认为不应对被告要求过高，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延迟，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刘某与薛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法院认为作为当时的在场人员，被告刘某具有道德层面的救助义务，而不具有法定的安全照顾义务；根据原告提交的录音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刘某在拨打120后，未随意移动病人并对薛某进行摁压救助，其已尽到非专业人员的救助义务，故法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被告不作为，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事发地附近有药店、诊所，根据原告提交的录音及当庭陈述，被告刘某对于周围情况并不熟悉，被告杜某当时并未在场，在已拨打120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被告应进一步采取买药、就近找医生的要求，对被告刘某过于苛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杜某在事发时并未在现场，其赶回现场时被告刘某已经拨打120，故被告杜某对于薛某的死亡并无过错。综上，法院认为原告认为被告对于受害人的死亡存在较大过错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受害人薛某与被告刘某系合伙关系，双方当天去被告杜某处系为了承包的海滩订购木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伤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本案中，虽然被告对于薛某的死亡并无过错，但薛某是在为二人共同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伤害，故被告刘某作为受益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综合考虑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法院酌定被告刘某承担原告各项经济损失的3%为宜。受害人薛某系城镇居民，原告主张按照2016年度城镇居民标准主张各项赔偿，符合法律的规定，法院予以照准。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871960元（43598×20），丧葬费29458元（58917÷2），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3389元（58917÷365×3×7），但未提供相关人员的身份证明及误工证明，法院酌定按照三人标准计算三天误工费为1453元（58917÷365×3×3）；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陈某生活费23570元（28285×5÷6），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交通费300元，虽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但考虑到该项费用的必要性，法院酌定支持200元，故原告的各项损失合计为人民币926641元，被告刘某应给付原告人民币27799元。综上，原告对被告的诉讼主张，部分合理，法院予以支持；部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刘某的辩解法院部分予以采信；被告杜某的辩解法院予以采信。判决：一、被告刘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陈某、杨某、薛某各项经济损失27799元；二、驳回原告陈某、杨某、薛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认定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审判决确认上诉人给付三被上诉人27799元经济补偿款是否正确。本案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亲属薛某系合伙关系，二人于事发当日到原审被告杜某处为合伙承包的海滩购买木船。中午各方当事人就餐后，上诉人与死者薛某到原审被告杜某办公室喝水，杜某去了村委。薛某去卫生间10多分钟后突发急性心机梗死，于当日13时51分57秒拨打上诉人刘某手机求助，刘某到现场查看后于14时00分23秒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对薛某采取摁压的救助行为。救护车于14时17分到达现场，后薛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薛某对薛某的发病及死亡后果均没有过错，鉴于薛某是为合伙共同利益,在执行合伙事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上诉人作为受益人之一,给予三被上诉人适当的经济补偿既符合公平原则的精神,也体现了互助共济的社会公德。一审判决综合案情确认上诉人给予三被上诉人亲属薛某死亡损害后果的3%，即27799元经济补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在对合伙财产清算时额外支付被上诉人杨某5万元作为补偿，上诉人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清算协议，该5万元系薛某退伙所得的个人财产份额。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4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文 审判员 张好栋 审判员 衣 洁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卢翔飞 书记员 李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