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6民终1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谷玉红，男，195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来友，男，1956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安徽日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北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法定代表人：丁李波，该中心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仁义，男，该中心杜集分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东，安徽北方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法定代表人：朱龙，该区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男，该区法制办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允节，安徽淮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北市相山区曲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负责人：王裕祥，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小兵，安徽锦相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谷玉红、淮北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土地发展中心）因与被上诉人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相山区政府）、淮北市相山区曲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曲阳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603民初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谷玉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卢来友、刘亚，上诉人土地发展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仁义、刘伟东，被上诉人相山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陈允节，被上诉人曲阳街道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小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谷玉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谷玉红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对本案的责任主体认定不清。案涉《相山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名称中的三个关键词“拆迁”“补偿”“安置”能确定合同的相对方。已生效的行政裁定书已经确认土地发展中心是拆迁主体。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和《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淮政办〔2009〕74号）相关规定，相山区政府是实施拆迁人和补偿、安置人。曲阳街道办事处与谷玉红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落实拆迁、补偿、安置的具体实施人。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共同参与了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行为，有2010年6月11日土地发展中心制作的《委托书》、2010年6月12日相山区政府制作的《委托书》、《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淮政办〔2009〕74号）为证。缺少任何一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行为就不完整。一审排除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作为合同责任主体有误。2010年6月12日，相山区政府出具《委托书》，委托曲阳街道办事处办理“与被征迁户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显然，曲阳街道办事处是《协议》的签订人，相山区政府是签订《协议》的委托人，应承担委托的后果。2.一审对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的违约行为认定不清。《协议》第四条第五项约定：“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范围内，人民路北侧，濉溪路西侧，规划建设的1-12号楼中安置（高层）。”但其提供的安置房比《协议》约定的楼房在数量上减少了2号、3号、9～12号共计6栋楼，且其提供的几栋楼房容积率高、建筑密度大、绿地面积小、采光率不足（例如2号、3号楼）、车位少，房屋内也未按照约定进行装修，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显著低于同一小区内的其他商品房。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全面履行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3.一审未判令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继续履行交付1～12号楼供谷玉红选择是错误的。交付1～12号楼房供拆迁户选择，是《协议》第四条第五项的约定，且《协议》是自愿签订的，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八条、《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淮政办〔2009〕74号)第三项规定，谷玉红享有优先住房保障权。二审应当根据优先权原则，判决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优先向谷玉红提供1～12号楼用于安置，至于9～12号楼房向市场销售的事实，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应当向已购房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4.一审超出谷玉红的诉讼请求范围判决曲阳街道办事处给付谷玉红经济帮助费，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5.一审计算临时安置补助费的依据和标准有误。由于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未按照约定提供楼房，其补救措施亦不符合《协议》约定，导致谷玉红长期在外租房，责任完全在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一审认为谷玉红“应及时接收房屋，若其不同意接收房屋，不应再向其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系认定错误，违约方不按约定履行合同内容，并且双方未就违约责任的承担达成协议前，守约方有权拒绝违约方提出的意见，有权拒绝强迫交易。土地发展中心辩称：1.案涉土地由相山区政府申请收储，根据淮北市人民政府相关文件规定，刘庄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实行“政府主导拆迁”的模式。按照淮北市人民政府的要求，土地发展中心仅仅作为案涉出让土地的拆迁人负责办理有关拆迁许可手续，具体的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由相山区政府负责落实，并由曲阳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2.案涉刘庄城中村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款项，淮北市人民政府已经拨付给相山区政府，故应由相山区政府承担征收补偿责任，而不应由土地发展中心重复承担补偿责任。3.土地发展中心与各拆迁户之间不具有合同的相对性，对协议中约定安置各被拆迁户的房屋、楼层、房号等均不知情，土地发展中心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不应当承担补偿责任及任何违约责任。相山区政府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理由：1.土地发展中心于2010年5月26日就刘庄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取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故本案应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处理，土地发展中心作为本案拆迁人，对被拆迁人有给与补偿、安置的义务，系本案拆迁补偿安置的法定主体。一审判决《协议》的法律后果由委托方土地发展中心承担，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不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2.案涉的拆迁安置房屋已经通过竣工验收，2016年9月，曲阳街道办事处已启动社区安置房分配工作，并通知临时安置补助费支付至2016年9月30日。本案诉讼前，已有431户被拆迁人顺利分到安置房，本案中不存在违约情形，谷玉红不愿意参与安置房分配，导致安置不能，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其要求临时安置补助费支付至2017年12月31日缺乏事实依据。曲阳街道办事处考虑到被拆迁人的实际情况，自愿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无可厚非。曲阳街道办事处辩称：1.土地发展中心是本案的拆迁人，谷玉红等人是本案的被拆迁人。土地发展中心取得拆迁许可证后委托相山区政府实施拆迁，相山区政府委托曲阳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依据委托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承担。故曲阳街道办事处不是拆迁主体，不应承担责任。2.曲阳街道办事处受托与被拆迁人签订的《协议》是按照淮北市九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方公司）设计规划的图纸和方案签订，在实际拆迁过程中，淮北恒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通过拍卖程序取得涉案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九方公司未能取得，退出了涉案项目。恒通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对涉案土地重新进行了规划设计，并在项目区内进行了公示。拆迁安置的范围仍在原址，只是楼栋号及楼层的高度有变动，项目的实质没有根本性变化。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针对居民提出的一些问题，相山区政府都及时邀请居民代表参与恒通公司的整改，交付的安置房均已验收合格。涉案项目的一些变更，是政策变化所致，并不是土地发展中心或相山区政府能主观掌控的。3.谷玉红等人认为临时安置补助费计算的依据和标准错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土地发展中心没有违约，大多数安置户都已经根据通知收房的情况下，谷玉红拒绝接收房屋的责任应当由其自负。4.关于经济帮助问题。一审时曲阳街道办事处在坚信相山区政府、土地发展中心均未违约，不应承担责任的同时，考虑到被拆迁人的实际情况，自愿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现被拆迁人认为一审判决曲阳街道办事处给付经济帮助是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超出了诉讼请求的范围。曲阳街道办事处同意二审依法改判其不再给付经济帮助。土地发展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谷玉红、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负担。事实和理由：1.土地发展中心虽然为案涉房屋的拆迁人，但不应当成为赔付或补偿责任的主体，一审判令土地发展中心补偿谷玉红6315.84元与事实不符。案涉土地由相山区政府申请收储，根据淮北市人民政府淮政秘〔2011〕21号等文件规定，刘庄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实行“政府主导拆迁”的模式。按照淮北市人民政府的要求，土地发展中心仅仅作为案涉出让土地的拆迁人负责办理有关拆迁许可手续，具体的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由相山区政府负责落实，即相山区政府是案涉房屋拆迁的实施主体，由其负责制定、落实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拆迁安置方案，并由曲阳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案涉刘庄城中村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款项，淮北市人民政府已经拨付给相山区政府，故应由相山区政府承担征收补偿责任，而不应由土地发展中心重复承担补偿责任。2.案涉《协议》是曲阳街道办事处与谷玉红等62户拆迁户签订的，土地发展中心对协议中约定安置各被拆迁户的房屋、楼层、房号等均不知情，与各拆迁户之间不具有合同相对性。3.一审法院判令曲阳街道办事处承担经济帮助费用6315.84元，存在责任主体认定错误问题。虽然曲阳街道办事处承担责任与否与土地发展中心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曲阳街道办事处仅是相山区政府的职能部门，行使政府赋予的职权，其对外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即便曲阳街道办事处向法院出具了《关于给予刘庄62户诉讼群众适当经济帮扶的意见》，且同意具体补偿金额由其与法院商定，但曲阳街道办事处仅是负责拆迁安置的具体实施单位，责任不应由其承担。谷玉红辩称，同意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应当承担本案合同责任的观点。但土地发展中心在本案中牵连到拆迁行为，拆迁行为及补偿安置是合同的一部分，土地发展中心在本案中也应承担合同责任。相山区政府辩称，土地发展中心混淆了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的概念，本案中，土地发展中心作为拆迁人，应承担法定主体责任。其他同其以上答辩意见。曲阳街道办事处辩称，相山区政府根据土地发展中心的委托，指派曲阳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拆迁工作，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承担。其他同其以上答辩意见。谷玉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相山区政府、土地发展中心、曲阳街道办事处根据《相山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五）项约定的内容，向谷玉红提供人民路北侧，濉溪路西侧，规划建设的1号-12号楼供谷玉红选择，并且绿化、通风、采光、容积率等条件与同一块地商品房相同；2.判令相山区政府、土地发展中心、曲阳街道办事处给付已拖欠谷玉红18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37895.04元（2016年6月1日-2017年12月31日）；3.诉讼费由相山区政府、土地发展中心、曲阳街道办事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6月2日，曲阳街道办事处与淮北市九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方公司）签订《城中村改造合作意向书》，双方就人民路与濉溪路交叉口西南角进行改造开发一事达成合作意向书。2010年5月26日，土地发展中心就淮北市相山区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取得了拆许字（2010）第0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并于同年6月11日委托相山区政府实施拆迁，次日，相山区政府委托曲阳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2010年6月29日，曲阳街道办事处（甲方）根据九方公司自行制定的设计方案（未经规划许可）与谷玉红（乙方）签订《相山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对被拆迁房屋状况、房屋拆迁补偿方式、宅基地、房屋及附属物货币补偿以及房屋产权调换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其中：临时安置补助费以被核定的拆迁户住房面积为计算单位；安置后延续4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在甲方交付乙方安置房时一次性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计算方式为：175.44㎡（拆迁主房面积）×6元/㎡/月×12个月；过渡方式为自行过渡，过渡期限为18个月；合计安置房总面积为197.8㎡，安置地点为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范围内，人民路北侧，濉溪路西侧，规划建设的1号-12号楼中安置（高层）；安置房屋的标准为甲方提供的安置房屋，应当符合国家质量验收标准，房屋内设施标准与本项目其他商品房一致；安置房分配方式为抓阄，全过程由公证处依法公证；甲方超过过渡期限未提供安置房的，自逾期之月起按照原标准的2倍支付给乙方临时安置补助费；乙方在临时过渡期内，收到甲方安置通知之日起4个月内不到甲方办理安置手续的，不再享受延续4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乙方拆迁完毕，经甲方验收合格后5日内支付房款差价，甲乙双方逾期没有结算房款差价的，按补偿款总额每日以万分之三相互支付违约金；甲方给付安置房标准应符合合同中关于安置房屋的标准的约定，达不到约定标准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约定标准整改；选择户型面积91～100㎡1套、100㎡以上1套等内容。2011年2月1日，淮北市国土资源局就涉案土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恒通公司通过拍卖程序取得了上述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九方公司未能取得。2011年10月12日，恒通公司未采用九方公司自行制定的设计方案（未经规划许可），而是在涉案土地上重新规划了恒大雅苑项目并对外予以公示，涉案的回迁安置房屋亦进行了重新规划。2014年4月10日，恒通公司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按照其规划进行建设施工。2016年6月30日，恒大雅苑作为回迁房的1～8号、15号楼通过竣工验收。曲阳街道办事处于2016年9月6日发布《关于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分房的通知》、《关于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分房的方案》，载明：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回迁安置房项目已完成建设，现已通过验收；曲阳街道办事处定于2016年9月9日进行公开抓阄分房；回迁安置房在恒大雅苑B地块安置区内1号、4号、5号、6号、7号、8号、15号楼栋中抓阄安置，2号、3号楼栋群众自选，不参与本次抓阄安置；本次抓阄分房后，二十日内到安置房物业办理相关手续，截止到2016年9月30日，政府不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过渡期房租费）等内容。2016年9月9日、2016年10月28日，曲阳街道办事处在安徽省淮北市国信公证处见证下，组织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回迁安置户进行抓阄分房，大部分回迁安置户参与分房，选择了安置房屋并领取了截止到2016年9月30日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而包括谷玉红等在内63户回迁安置户领取临时安置补助费至2016年6月30日，其认为相山区政府、土地发展中心、曲阳街道办事处未按《相山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的标准提供安置房屋，因此未参与分房，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土地发展中心作为《相山区“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权利义务主体,在其与刘随义（系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回迁安置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中承担了相应民事义务。2016年，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回迁安置户陈书荣、刘书兰等人分别提起行政诉讼，起诉相山区政府要求解除《相山区“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陈书荣、刘书兰等人起诉。陈书荣、刘书兰等人对该裁定不服，提起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认为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拆迁人为土地发展中心，该中心并非行政机关，亦不具有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法定职权，被拆迁人针对该协议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刘书兰等人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无不当，裁定驳回刘书兰等人的再审申请。再查明，恒通公司开发的恒大雅苑项目9～12号楼是商品房，共建设房屋619套（其中毛坯房149套，精装修470套），目前已全部销售完毕。2018年11月9日，曲阳街道办事处向本院出具《关于给予刘庄63户诉讼群众适当帮扶的意见》，同意对部分困难群众给予适当帮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该条例施行前已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由于2010年5月，土地发展中心已经取得涉案项目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故本案不应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而应继续沿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和补偿方式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2号）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本案双方当事人已经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因履行协议发生纠纷，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关于本案的责任主体问题。《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取得拆迁房屋的所有人。”土地发展中心取得了涉案项目房屋拆迁许可证，是本案的拆迁人，其依法应当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拆迁人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土地发展中心委托相山区政府实施拆迁，相山区政府委托曲阳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曲阳街道办事处受托与谷玉红签订了《相山区“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据此，谷玉红可以选择土地发展中心或者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经本院释明后，谷玉红认为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应承担连带责任，不选择其中一位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因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系实施拆迁的被委托人，而土地发展中心系涉案土地的拆迁人、拆迁的委托人，应当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故曲阳街道办事处与谷玉红签订的《相山区“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土地发展中心承担，谷玉红诉请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谷玉红要求提供人民路北侧，濉溪路西侧，规划建设的1号～12号楼供其选择，并要求拆迁安置房屋的绿化、通风、采光、容积率等条件与同一地块商品房相同的问题。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基于九方公司自行制定的设计方案（未经规划许可）签订。但实际拆迁过程中，恒通公司通过拍卖程序取得了案涉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九方公司未能取得。恒通公司经法定程序对涉案土地进行了重新规划建设。该规划建设已对被拆迁人进行了公示，作为回迁安置的房屋楼栋现已确定为1～8号、15号楼，恒大雅苑项目9-12号楼系商品房已销售完毕。据此，谷玉红要求提供人民路北侧，濉溪路西侧，（原）规划建设（九方公司）的1号～12号楼供其选择的诉讼请求，事实上已不能履行。经本院释明，谷玉红不同意对该项诉讼请求进行变更，既不同意将履行标的变更为现作为回迁安置房屋的1～8号、15号楼，也不同意变更为其他诉讼请求。另外，谷玉红要求拆迁安置房屋的绿化、通风、采光、容积率等条件与同一地块商品房相同，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回迁安置房屋的绿化、通风、采光、容积率与商品房不一致。故对谷玉红的该项诉请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的临时安置补助费的问题。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拆迁实施单位超过过渡期限未提供安置房的，自逾期之月起按照原标准的2倍支付给被拆迁人临时安置补助费。根据查明的事实，曲阳街道办事处通知于2016年9月9日组织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抓阄分房，并通知临时安置补助费支付至2016年9月30日，双方均认可临时安置补助费已经发放至2016年6月30日，尚有三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未发放。土地发展中心应按约双倍支付谷玉红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计6315.84元（175.44㎡×6元/㎡/月×3个月×2）。关于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临时安置补助费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基于九方公司自行制定的设计方案（未经规划许可）签订。但实际拆迁过程中，恒通公司通过拍卖程序取得了案涉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九方公司未能取得。恒通公司在案涉土地上重新规划的恒大雅苑项目已经按照程序于2011年10月12日对外予以公示，将回迁安置房屋与商品房纳入整体规划，本质上并未损害谷玉红利益。现拟进行安置的回迁房已经通过竣工验收，符合交房条件，且其他大多数被拆迁人已经根据通知接收了房屋。上述变更并非土地发展中心的原因造成，故土地发展中心不构成违约，谷玉红应及时接收房屋，若其不同意接收房屋，不应再向其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诉讼中，曲阳街道办事处考虑谷玉红至今未取得安置房屋居住的情况，愿意给予其一定经济帮助，本院予以准许。结合谷玉红的拆迁安置面积，本院酌定曲阳街道办事处支付谷玉红经济帮助6315.84元。据此，土地发展中心应支付谷玉红临时安置补助费6315.84元、曲阳街道办事处给付谷玉红经济帮助6315.84元。谷玉红主张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临时安置补助费37895.04元，超出部分，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该院审委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条、第四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一、土地发展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谷玉红临时安置补助费6315.84元；二、曲阳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谷玉红经济帮助6315.84元；三、驳回谷玉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7元，由谷玉红负担149元，淮北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负担59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谷玉红向本院提交刘庄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安置的公告一份，拟证明该公告系相山区政府发布，其中第五条关于安置地点的内容与《协议》内容一致，相山区政府未能提供9～12号楼，另有2号、3号楼采光不达标不参与分配，是相山区政府违约。其他各方当事人对该公告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相山区政府存在违约行为。土地发展中心向本院提交：1.国有土地收储协议书，拟证明2010年12月30日，土地发展中心与相山区政府签订《国有土地收储协议书》，相山区政府申请土地发展中心收储案涉土地，各项补偿费用按照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城中村改造分配比例标准支付给相山区政府，土地发展中心会同市财政局约定支付补偿费用，拆迁安置费、补偿费用列入土地出让支付预算，依法进行招拍挂，成交价款全额上缴市财政；2.淮政秘〔2011〕21号《关于同意对烈山区烈山大道东规划卧牛路北等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招拍挂出让的批复》，拟证明2011年2月18日，淮北市人民政府批复，案涉城中村改造项目各项费用，按照市政府批准的城中村改造比例分配标准支付相山区政府补偿费用，由相山区政府负责落实出让土地范围内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3.淮城改组〔2009〕4号《关于进一步明确城中村改造优惠政策的通知》，拟证明案涉城中村改造享受优惠政策，即市财政局按照国办发〔2006〕100号文件规定计提征地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等土地出让金总额的10%后，剩余部分全部拨付给辖区政府；4.相山区政府相政〔2014〕14号《关于拨付刘庄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出让金的请示》，拟证明2014年4月3日，相山区政府请求淮北市人民政府拨付城中村改造土地出让金3.93亿元；5.淮北市财政局《关于相山区政府社区拨付刘庄城中村项目补偿款的请示》，拟证明2014年5月14日，淮北市财政局根据相山区政府的请求，建议市政府拨付相山区政府案涉土地补偿款1.93亿元；6.划拨资金通知单，拟证明2014年5月14日，淮北市财政局已将1.93亿元土地补偿款（相山区刘庄恒大补偿款）拨付给相山区财政局，案涉拆迁户的补偿款应由相山区政府支付，而不是土地发展中心。谷玉红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拨付的仅是部分款项，未全部拨付，且不能因此免除土地发展中心作为拆迁人的主体责任。本院对土地发展中心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本院二审查明：2010年6月11日，相山区政府发布刘庄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安置的公告，公布了刘庄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拆迁计划和方案，其中第五条内容为：“安置地点及分房方式：安置房位于人民路北侧，濉溪路西侧，刘庄社区辖区内，规划建设的1号～12号楼中安置（高层）；安置房的分配采取抓阄方式，全过程由公证处依法公证。”该公告未按照《淮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北市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安置暂行办法的通知》（淮政〔2008〕25号）的规定报拆迁部门核准，亦未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本案拆迁安置补偿的责任主体应如何认定；2.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应否继续向谷玉红提供人民路北侧，濉溪路西侧，规划建设的1～12号楼供其选择；3.谷玉红的临时安置补偿费数额应如何确定；4.一审判决曲阳街道办事处给付谷玉红经济帮助费是否适当。关于本案拆迁安置补偿的责任主体应如何认定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于2011年1月21日公布施行，该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具体本案中，土地发展中心于2010年5月已取得涉案项目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故本案应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和补偿方式办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第三十一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拆迁人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使用拆迁人提供的周转房的，拆迁人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具体本案中，2010年5月26日，土地发展中心就淮北市相山区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取得了拆许字（2010）第0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并于同年6月11日委托相山区政府实施拆迁，次日，相山区政府委托曲阳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故土地发展中心是本案的拆迁人、委托人，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系实施拆迁的被委托人。曲阳街道办事处与谷玉红签订的《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土地发展中心承担。谷玉红关于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系本案共同责任主体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土地发展中心上诉主张，其与各拆迁户之间不具有合同相对性，不应当成为赔付或补偿责任主体，并举证证明案涉土地补偿款已拨付给相山区政府，应由相山区政府承担补偿责任。但相山区政府不予认可，且案涉土地款项拨付给相山区政府并不能免除土地发展中心对被拆迁人的补偿安置责任。故土地发展中心的该项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土地发展中心是本案拆迁安置补偿的责任主体，其依法应当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关于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应否继续向谷玉红提供人民路北侧，濉溪路西侧，规划建设的1～12号楼供其选择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新的规划建设致使《协议》中约定的安置地点楼房号发生了变化，恒大雅苑项目的1～12号楼已非《协议》约定的1～12号楼，谷玉红关于按照《协议》向其提供安置房的诉讼请求已从事实上不能履行。究其原因，是由于《协议》系基于九方公司自行制定而未经规划许可的设计方案签订，在实际拆迁过程中，九方公司未能取得案涉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恒通公司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之后对涉案土地进行了重新规划建设。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合同签订之时未能预料的客观情况，导致合同实际上已经无法履行，属于不可归责于合同双方的事由，并非土地发展中心等故意不履行合同。但由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涉及回迁安置户的根本生存权益，不能简单地解除《协议》，而应采取变更合同内容的方式继续履行，以实现拆迁安置的合同目的。事实上曲阳街道办事处已经组织回迁安置户进行抓阄分房，大部分回迁安置户从恒大雅苑1～8号、15号楼中选择了安置房屋并领取了截止到2016年9月30日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即合意对拆迁安置方案进行了变更。谷玉红上诉称恒大雅苑1～8号、15号楼比《协议》约定的安置楼房在数量上减少了6栋楼，且容积率高、建筑密度大、绿地面积小、采光率不足、车位少，房屋内也未按照约定进行装修，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显著低于同一小区内的其他商品房。首先，《协议》中约定安置房屋的标准为，符合国家质量验收标准，房屋内设施标准与本项目其他商品房一致，未对容积率等房屋外居住环境进行明确约定。其次，谷玉红并无证据证明恒大雅苑1～8号、15号楼与原规划建设的1～12号楼房的房屋本身以及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面积、采光率等存在实质性差别，安置楼栋数虽减少，但足以满足回迁安置要求，现在的安置方案并未侵害谷玉红的根本利益。再次，恒大雅苑商品房有精装修房屋，也有毛坯房，即使安置房屋为毛坯房，也不能谓为房屋内设施标准劣于小区内其他商品房。综上，土地发展中心等不存在违约行为，谷玉红坚持按照《协议》中规划建设的1～12号楼房屋或者按照恒大雅苑商品房同等条件进行拆迁安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谷玉红的临时安置补偿费数额应如何确定问题。案涉《协议》约定，拆迁实施单位超过过渡期限未提供安置房的，自逾期之月起按照原标准的2倍支付给被拆迁人临时安置补助费。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曲阳街道办事处通知于2016年9月9日组织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抓阄分房，并通知临时安置补助费支付至2016年9月30日，双方均认可临时安置补助费已经发放至2016年6月30日，尚有三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未发放。故一审判决土地发展中心按约双倍支付谷玉红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并无不当。同时根据上述分析认定，土地发展中心、相山区政府、曲阳街道办事处在本案中并不构成违约。鉴于涉案回迁房已经通过竣工验收，符合交房条件，且其他大多数被拆迁人已经根据通知接收了房屋。谷玉红应及时接收房屋，否则不应再向其支付后续临时安置补助费。故一审法院对2016年9月30日以后的临时安置补助费不予支持，亦无不当。关于一审判决曲阳街道办事处给付谷玉红经济帮助费是否适当问题。谷玉红上诉主张，一审超出谷玉红的诉讼请求范围判决曲阳街道办事处给付谷玉红经济帮助费，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本案中，谷玉红的一审诉讼请求虽然不包含经济帮助费事项，但是该费用系基于曲阳街道办事处考虑谷玉红至今未取得安置房屋居住的情况而自愿给付，而非基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且曲阳街道办事处对此亦未提起上诉。同时，曲阳街道办事处未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签订《协议》，其行为确有不当，一审判决其支付一定的经济帮助费并无不妥。土地发展中心上诉称，曲阳街道办事处仅是相山区政府的职能部门，其对外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应由其支付经济帮助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是否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1997〕1号）规定：街道办事处开办的企业具有法人资格的，街道办事处只在收取管理费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其开办的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应先由企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不足部分由街道办事处在企业注册资金范围内独立承担。街道办事处财产不足以承担时，不能由设立该街道办事处的市或区人民政府承担民事责任。街道办事处进行自身民事活动产生纠纷的，应当独自承担民事责任。据此可知，曲阳街道办事处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土地发展中心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谷玉红、土地发展中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7元，由上诉人谷玉红负担373.5元，由上诉人淮北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负担37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咏梅审判员  石志猛审判员  化启武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周文锦书记员杨倩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