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青01行终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甘爱民，男，汉族，1969年8月9日出生，住西宁市XXX。公民身份号码：XX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公安分局，住所地西宁市城**XXX。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法定代表人马玉，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李红文，该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铁，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呼杰，该局民警。原审第三人董发义，男，藏族，1969年11月4日出生，住西宁市XXX。公民身份号码：XXX。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艳，女，汉族，1986年9月2日出生，住址同上。公民身份号码：XXX。系董发义之妻。上诉人甘爱民因其诉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公安分局（以下简称城北公安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18）青0104行初4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甘爱民、被上诉人城北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李红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铁、呼杰、原审第三人董发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2月2日16时许，被告接到110指令，前往朝阳西路金海湾小区内处警，后对此次纠纷的简要案情记载：甘爱民因琐事殴打董发义，在调查过程中，何世琪又殴打甘爱民，致甘爱民受伤。后被告依法调查案件后分别作出宁北公（祁）行罚决字［2017］101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17）10149号处罚决定）和宁北公（祁）行罚决字［2017］1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17）10167号处罚决定）。原告针对被告对其作出的（17）10167号处罚决定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该处罚决定及确认被告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的宁公（北）缓拘决字〔2017〕001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以下简称（17）暂缓执行决定）中暂缓30日的行政行为和2017年2月2日在接警后调查原告的行政行为均违法。该案经本院审理，作出（2017）青0104行初16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17）行初16号判决），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宁中院）提起上诉，经西宁中院审理作出（2017）青01行终84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17）行终84号判决），判决一并撤销本院（17）行初16号判决和被告（17）10167号处罚决定，并判令被告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该判决于2018年3月9日生效。后被告依据判决内容重新作出宁北公（祁）行罚决字［2018］10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18）10473号处罚决定），现原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认为被告此次重新作出行政处罚行为过程中多次自行向原告、第三人、证人收集证据的行为无效，对行政案件处理中所涉及的第三人未予处罚违法，作出行政处罚的时限已经超过规定的60日期限，在判决书生效后75日才作出该行政处罚行为，且作出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还是按照其自认的同一事实、同一理由作出了基本相同的处罚决定，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要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18）10473号处罚决定。而被告则认为其按照生效判决的内容重新对案件进行了查证，且依法按照法定程序告知当事人相关的权利义务，并有相关的证据证实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理应维持该行政行为。另查明，被告依据西宁中院作出的（17）行终84号判决，重新作出的（18）10473号处罚决定认定原告：“2017年2月2日16时许，在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西路金海湾小区物业公司门口，甘爱民酒后殴打董发义……甘爱民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甘爱民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在重新作出行政处罚行为的过程中，被告于2018年4月2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宁北公（祁）延传审字［2018］10002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以下简称延长时间审批表）和宁北公（祁）审字［2018］10003号《呈请继续调查案件审批表》（以下简称继续调查审批表），并于2018年4月8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宁北公（祁）延期审字［2018］10009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以下简称延长期限审批表），申请延长办案期限30日。为进一步查明案情，被告分别于2018年4月2日、4月3日、5月7日、5月11日、5月21日、5月23日向原告发出《传唤证》并向其家属发出《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在向原告进一步做询问笔录时，一并向其告知《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的相关内容。同时，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向原告做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了其所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上述相关法律程序中均有原告的亲笔签名确认或者送达时由其家属代收的相关备注。被告在对证人进行询问时，向其发出《询问通知书》和《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对第三人进行询问时，向其发出《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8年5月23日被告作出并送达了（18）10473号处罚决定，原告对此行政处罚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另，原告确于2018年5月11日因在外地出差及重要证人周秀娟外出异地未能接受询问，为查明案情被告延期1个月后才进行了询问，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的情节，应予认定。再查明，根据当庭提交的监控视频资料及相关当事人和证人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原告确在2017年2月2日16时许，在其居住的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西路金海湾小区物业公司门口处对正在修理车辆的第三人先动手殴打致其面部流血的事实，且原告当时已喝酒。同时从上述证据中能够印证第三人挥动撬胎杠的行为是遭受原告猛然打击后的应激防御反应，并非其提前准备好打架工具，且在挥动过程中并未有打击原告头面部造成流血等情节。另，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范围仅是针对原告对第三人殴打一节，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遂对原告适用了较轻的处罚情节即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原审法院认为，对被告作出（18）10473号处罚决定的司法审查内容，应当涵盖被告的行政职权范围、行政处罚事实、适用法律法规、行政处罚程序。首先，被告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行政主体，对在其辖区范围内的违法行为享有管辖权和行政执法权，而本案所涉及的违法行为的发生地系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西路金海湾小区，属于被告的管辖范围，本案被告对此处发生的违法行为有管辖权和行政执法权；其次，对此次被告针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所认定事实是否清楚一节，根据庭审中原被告当庭举证及相关监控视频资料显示，证实原告酒后殴打第三人的客观事实存在，这是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本院确认该事实的存在；再次，行政处罚程序是否正当合法，亦是被告行政行为内容合法的要素之一，根据西宁中院（17）行终84号判决的第三判项：“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公安分局于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该判项的实质内容是要求被告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结合行政行为程序和实体的合法性重新作出正确的行政行为，且该判项中的60日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案件办结期限一致，那么被告的此次行政行为依然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在审查中仍按上述法律法规规定，予以确定该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经本院对查明事实的确认，被告依法履行了相关的行政程序，包括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延长时间审批表、继续调查审批表、延长期限审批表。同时，《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并向被侵害人说明情况，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是指公安机关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可能超过办案期限仍不能办结，在此种情形下，公安机关仍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不能因已经超过法定办案期限就不再调查取证。本案中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确有原告到外地出差及证人周秀娟外出异地未能及时到案接受询问等客观原因，使案件未能在60日内办结，该情形符合《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的情形，因此被告虽然未能在60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其审批的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过程及办案中确系存在客观条件限制，均有证据证实，故原告认为被告办案超期的意见不能成立。被告在重新调查过程中，向原告发出《传唤证》和向其家属发出《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并告知《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的相关内容，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向原告做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且一并向其告知了所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上述相关法律程序中均有原告的亲笔签名确认或者送达时由其家属代收的相关备注，对第三人和证人的询问亦符合法律规定，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权益，故程序正当合法。最后，对于被告行政处罚决定内容是否与原告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问题一节，结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法律所保护的人身权利中最为重要的是公民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而原告对第三人先动手殴打致其面部流血的事实，已经首先构成对其生命健康权的侵害，因此根据原告违法之情形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法律适用正确，同时被告所适用的是“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较轻条款予以处罚，并无不当。结合原告诉求第一项内容为“依法确认被告在诉讼中多次自行向原告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的行为无效”，需要进一步阐述：首先西宁中院（17）行终84号判决撤销的是被告作出的（17）10167号处罚决定，并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但并未撤销被告在第一次行政处罚时所收集的相关证据，也并未确认收集上述证据的行为违法或者判定上述证据无效，因此被告提交的原证据仍然有效，亦是其此次作出（18）10473号处罚决定的证据之一。同时，在西宁中院判决生效后，被告为了进一步调查核实案件事实情况，所进行的对原告、第三人和证人的传唤、询问，正是依照生效判决的内容和要求，系准备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性和阶段性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正确作出行政行为。而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西宁中院的判决已经在2018年3月9日生效，而被告在履行判决过程中的传唤、询问原告、第三人及证人的行为，就是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及证人收集证据的意见，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判决内容所确定的是撤销原行政处罚行为，要求被告重新作出新的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是新一次的履职行为，不受已被撤销的原行政行为的拘束，且法律规定的在“诉讼过程”，是指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审理阶段中，被告重新传唤、询问原告、第三人及证人的行为，是作出行政处罚的正当合法行为。同时，通过对证据的查明和认定，被告对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的过程合法，告知权利义务正当，故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因此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在诉讼中多次自行向原告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的行为无效的诉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原告第三项诉求：“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未对第三人进行处罚的行为违法”的诉求，根据《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本案中第三人是否应当处罚及如何处罚，是被告的行政职权内容，与本案中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关，亦不影响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故该项诉求不予支持；再次，对于原告认为被告行政行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被告作出的此次行政处罚行为与已被撤销的原行政处罚行为是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一节，经审理认为，（17）10167号处罚决定中确定的是行政拘留七日和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现（18）10473号处罚决定中确定的仅是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再未适用其他行政处罚种类，而作为行政处罚种类中最为严重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此次行政处罚已经明显减少了处罚的天数，且除去了原行政处罚中罚款的处罚种类，因此此次作出的行政处罚与上次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同。综上，被告作出（18）10473号处罚决定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正当，应当予以维持。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依法驳回原告甘爱民对被告城北公安分局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甘爱民负担。宣判后，甘爱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置原二审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于不顾，所认定的事实存在如下错误:1.一审庭审中法庭并未就被上诉人的第1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2.一审判决在表述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时，颠倒上诉人的陈述，以确定上诉人自认殴打原审第三人，导致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因上诉人殴打原审第三人面部造成流血的事实。但却对流血的具体部位没有表述。在既没有伤情鉴定予以佐证、证人证言的效力极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认定的情况下如此认定本案事实，实属混淆概念。4.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两组证据不加区分地均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违背了原二审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内容。5.上诉人于2018年5月11日在外地出差，这是事实。但被上诉人依原二审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依法应当在2018年5月8日前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上诉人出差与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并没有冲突。被上诉人在2018年3月26日、5月5日己向周秀娟进行了询问。周秀娟在被上诉人的第一次案卷中就没有笔录、不是证人。况且周秀娟案发时也不在现场，其从二楼能看清什么，其证言的可靠性不大、效力等级也极低。一审判决却将周秀娟作为重要证人，并以此作为被上诉人超期作出重新处理决定的理由，实属认定事实错误。6.上诉人对第三人提交的视频资料提出了正当的异议，而一审判决却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运用，所认定的事实当然错误。二、一审判决置原二审生效判决于不顾，适用法律错误。1.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的规定应当先行组织双方调解。被上诉人没有按此程序进行调解径直对上诉人进行行政处罚。2.《行政诉讼法》第35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被上诉人针对同一案件、同一事实进行调查取证、作出行政行为，被生效法律文书撤销后，再自行重新调查取证，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这属滥用职权。3.原二审生效法律文书判决：被上诉人须在60日内对本案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但被上诉人并没有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重新处理。4.《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及一审判决均违反了上述规则。5.上诉人对手持铁棍的第三人出于防卫先打其一拳，并没有致其轻微伤的程度，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处以行政处罚种类中最严厉的拘留处罚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的规定。6.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依职权负责本辖区的治安管理工作、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第三人以铁棍伤害上诉人造成上诉人左侧肋骨骨折，但被上诉人以种种借口不予追究，也不给上诉人任何书面决定显然违法。上诉人在本案中请求确认被上诉人的不作为违法，依法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该项请求予以驳回，显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在诉讼中多次自行向上诉人收集证据的行为无效；2.依法撤销被上诉人违法重新作出的（18）10473号处罚决定；3.依法确认被上诉人不对第三人进行行政处罚违法；4.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城北公安分局答辩称，2017年2月2日下午16时11分许，祁连路派出所接110指令，辖区金海湾小区内发生打架。接警后，出警民警赶到现场，报警人董发义称：16时许，其在小区物业门口修车，小区内的居民甘爱民突然过来将其殴打。2017年2月17日城北公安分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了（17）10167号处罚决定对甘爱民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处罚。甘爱民起诉后，西宁中院撤销（17）10167号处罚决定并要求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城北公安分局根据判决内容重新对案件进行查证，2018年4月2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对甘爱民可能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依法予以告知，明确告知其享有陈述和申辩权。甘爱民提出陈述和申辩，经办案单位领导批准，对案件进一步进行了查证。2018年5月11日将传唤证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送达至甘爱民的妻子王玉芬，甘爱民以在山东出差为由拒绝接受处罚。2018年5月21日城北公安分局将甘爱民再次传唤到案，向甘爱民送达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对甘爱民进行处罚，其再次以认定事实错误为由提出申辩，城北公安分局经复核认为甘爱民殴打他人的事实证据确凿。后城北公安分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了（18）10473号处罚决定，对甘爱民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并于当日送达，甘爱民再次递交暂缓执行申请书，城北公安分局经审核后作出了暂缓执行决定。城北公安分局对甘爱民殴打他人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董发义述称，城北公安分局对甘爱民作出的行政处罚适当，原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请求法庭作出公正判决。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一份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证明被上诉人向王玉芬取证的时候随意取证后强制其签字。被上诉人及第三人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事实无关。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方向不予确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城北公安分局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证实甘爱民见到董发义后先动手打了董发义一拳，致二人厮打，后被他人劝开的基本事实。关于甘爱民所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中第1、2条，原审庭审笔录中已对城北公安分局的第一组证据进行了质证，在城北公安分局于2017年2月6日询问甘爱民的笔录中，确有甘爱民自认殴打董发义的记载；上诉人所称事实错误中第4、6及第5条中关于证人问题，上诉人并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原审法院确认上述证据效力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没有对董发义流血的具体部位予以表述及未对其伤情进行鉴定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上诉人所称事实错误中第3条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所称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第1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根据本案情况，被上诉人未提交调解记录并无不当；甘爱民所称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中的第2、4、5条，本院意见与原审法院一致，不再赘述；甘爱民所称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中的第6条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关于上诉人所称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中的第3条及认定事实错误中第5条前半部分是办案期限是否合法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30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30日。本院（17）行终84号判决已经考虑本案具体情况，故判令城北公安分局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城北公安分局已于2018年3月26日、5月5日询问了周秀娟，于2018年5月7日询问了甘爱民，又以上诉人到外地出差及证人周秀娟外出异地为由延长办案期限虽有不妥，但确已办理了延长办案期限审批手续，尚不属于办案期限违法的情形。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甘爱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甘爱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爱萍审判员 祁小芹审判员 丁笑曦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马春梅附：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