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14行终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绍飞，男，1983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宁明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永顺，男，1963年10月2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陆朝忠，广西众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凭祥市水产畜牧兽医局，住所地广西凭祥市屏山路三支**。 法定代表人丁振耕，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乾，广西东方意远（凭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绍飞、何永顺因被上诉人凭祥市水产畜牧兽医局（以下简称凭祥市水产畜牧局）畜牧行政许可一案，不服凭祥市人民法院（2018）桂1481行初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受理了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胡绍飞、何永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陆朝忠，被上诉人凭祥市水产畜牧局的法定代表人丁振耕及其委托代理人陈乾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6月2日11时许，何永顺驾驶车牌号为桂Ｆ×××××的卡车从崇左市江州区水口村运输一车生猪至凭祥市民生屠宰场准备入场屠宰，凭祥市水产畜牧局官方兽医在进行现场检疫时发现：1.何永顺运输时携带并提交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以下简称《检疫证明》)中记载，生猪数量为71头，生猪耳标号为58个；2.何永顺运输的实际生猪数量为71头。凭祥市水产畜牧局官方兽医遂以证物不符为由，口头作出不准予生猪进场屠宰的行政许可行为，同时要求何永顺补充提供合法有效的《检疫证明》。何永顺随后提供了由崇左市江州区太平水产畜牧兽医站出具的生猪耳标号数为71个的手写扫描件一份，凭祥市水产畜牧局官方兽医接收该扫描件后，认为该扫描件也不符合规定，仍不许生猪进场屠宰，何永顺将生猪运回崇左市江州区。2018年6月3日16时许，何永顺办好该批生猪《检疫证明》及附件并交给凭祥市水产畜牧局官方兽医，凭祥市水产畜牧局经检疫合格后即放行该批生猪入场。该批生猪的所有人（货主）为胡绍飞；从凭祥市水产畜牧局开始拦截至放行时间段内，生猪由胡绍飞、何永顺保管控制，生猪死亡7头，已经动物生物焚烧处理。2018年6月10日，胡绍飞向凭祥市水产畜牧局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不予行政许可行为作出回复并提供法律依据。2018年6月26日，凭祥市水产畜牧局以证物不符为由作出书面复函，并提供相关法律法规依据。胡绍飞、何永顺对凭祥市水产畜牧局的不予行政许可行为仍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凭祥市水产畜牧局作为凭祥市区域内的兽医行政主管机关，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作为凭祥市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法具有对本辖区内动物检验检疫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检疫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现场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实施现场检疫的官方兽医应当在检疫证明、检疫标志上签字或者盖章，并对检疫结论负责；屠宰、经营、运输以及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的动物，应当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应当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进入屠宰场（厂、点）的动物应当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佩戴有农业部门规定的畜禽标识，官方兽医应当查验进场动物附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畜禽标识，检查待屠宰动物健康状况，对疑似染疫的动物进行隔离观察；经检疫符合下列条件的，由官方兽医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对胴体及分割、包装的动物产品加盖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盖其他检疫标志，……符合农业部规定的相关屠宰检疫规程要求。《生猪屠宰检疫规程》第4.1条、第4.4.1条规定，查证验物，查验入场（厂、点）生猪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佩戴的畜禽标识；合格，《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有效、证物相符、畜禽标识符合要求、临床检查健康，方可入场，并回收《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依照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国家实行动物检疫申报制度；出售或运输动物必须取得产地《检疫证明》方可离开产地；动物进入屠宰场时应当附有《检疫证明》并佩戴畜禽标识；官方兽医在进行屠宰检疫时，应当查验《检疫证明》是否合法有效、证物是否相符、畜禽标识是否符合要求、畜禽临床检查是否健康等要素，只有同时符合上述法定条件，方可入场。本案中，何永顺运输货主胡绍飞的71头生猪到达屠宰场时，所持有的《检疫证明》记载的生猪数量为71头，牲畜耳标号只有58个，二者相差13个（头），属于证物不符，依法不应许可进场；胡绍飞、何永顺补交的《检疫证明》附件扫描件并非法定机构出具，没有注明日期，也不符合法定形式要求，凭祥市水产畜牧局官方兽医接收该附件后，认为附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继续实施不予行政许可行为，属于严格依法履职。在胡绍飞、何永顺提供合法有效的《检疫证明》及附件以后，凭祥市水产畜牧局经检疫合格即予放行，符合法定程序。因此，对胡绍飞、何永顺要求确认凭祥市水产畜牧局的不予行政许可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是否应予国家赔偿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本案中，凭祥市水产畜牧局实施的不予行政许可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违法行为，胡绍飞、何永顺要求凭祥市水产畜牧局赔偿损失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何永顺运输的生猪在被拦截至放行时间段内，完全由自己控制保管，其可自行采取防护措施预防损失的产生，其损失是因自己预防保护不到位所致。因此，对胡绍飞、何永顺要求给予国家赔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是否存在证物不相符合的问题。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电子出证填写及应用规范（试行）》第一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三条第（二）项第8目规定：电子出具的检疫证明必须采用农业部统一监制的专用动物检疫证明打印，手写无效；使用广西动物产地检疫电子出证系统或广西动物家畜检疫电子出证系统出具检疫证明时，必须按照系统所列的项目逐一填写，内容简明准确；牲畜耳标号：……该栏填写不够时，可在检疫证明背面打印或另加附页打印（附页上要加盖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专用章），字体用5号宋体。胡绍飞、何永顺提供的《检疫证明》中记载：生猪数量为71头，生猪耳标号为58个，相差13个（头），而其运输的实际生猪数量为71头，证物明显不相符合；胡绍飞、何永顺提供的《检疫证明》附件扫描件系手工书写，没有注明日期，加盖的印章为“崇左市江州区太平水产畜牧兽医站”单位公章，而不是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检疫专用章，该《检疫证明》附件扫描件应认定为无效；胡绍飞、何永顺提供的7头生猪耳标中有1个未录入《检疫证明》之中。综上，凭祥市水产畜牧局认定胡绍飞、何永顺实际运输的生猪实物与《检疫证明》不符，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驳回胡绍飞、何永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胡绍飞、何永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何永顺于2018年6月3日16时许提交给被上诉人官方兽医的《检疫证明》及其附件，与前一天即2018年6月2日11时提交的《检疫证明》及附件一样，不存在重新办理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6月2日11时，何永顺运输一车生猪到民生屠宰场，因证照不一致，被上诉人作出不准予生猪进场屠宰的行政许可行为，2018年6月3日16时许，何永顺办好该批生猪《检疫证明》及附件并交给水产畜牧局官方兽医后,即放行该批生猪入场”与事实不符。（二）—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供的7头生猪耳标中有1头未录入《检疫证明》之中，实际运输的生猪实物与《检疫证明》不符”，没有事实依据。首先，被上诉人无论是开庭前的答辩，还是在开庭审理中，从未提出上诉人实际运输的生猪实物与《检疫证明》不符的事实和观点。其次，上诉人实际运输的生猪实物一共有71头，每头均有耳标号，每个耳标号都己录入《检疫证明》及附件中。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广西水产畜牧兽医局下发的桂渔牧发〔2011〕58号文第三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在检疫证明中填写牲畜耳标号时，对于跨省调运的动物，必须按照10%比例填写耳标号，对于在本自治区内调运的动物，必须按照5%比例填写耳标号。”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在本自治区内调运的动物，在《检疫证明》中只需按照5%比例填写耳标号即可。本案中，上诉人所携带的《检疫证明》己经填写了请求入场屠宰的71头生猪中的58头生猪的耳标号，填写率己达81%,完全符合上述规定。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所运生猪耳标号没有完全写在《检疫证明》中，认为证物不符，适用法律不当。三、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与被上诉人不依法行政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上诉人请求进场的71头生猪经崇左市江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官方兽医检疫全部合格，有官方兽医开具的《检疫证明》，手续齐全，应依法准予立即入场屠宰。因被上诉人不准许放行，上诉人的71头生猪在等待入场时被迫在太阳底下暴晒，拥挤于狭窄的货车上，造成7头生猪被闷死，剩下的64头生猪的重量、质量也严重下降，对此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应予赔偿。一审判决以谁是生猪的控制者来判断经济损失的承担者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上诉人所运生猪证物不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凭祥市水产畜牧局不予放行生猪进场的行为违法，由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32451.2元。 被上诉人凭祥市水产畜牧局辩称，一、上诉人2018年6月2日和3日两次提交的材料不一致，2日提交材料的附件是扫描件，并非原件，被上诉人无法核实，当时不予放行有事实依据。二、被上诉人一直主张上诉人运输的生猪存在证物不符的情形，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序号7照片中的第一张即耳标号145140200790869,没有打印在证明中，更是自己证明了证物不符的情形。三、广西畜牧局〔2011〕58号文关于5%填写耳标号的规定，已经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电子出证填写及应用规范(试行）》关于逐一填写耳标号、电子打印出证、手写无效的规定所取代，被上诉人适用的法律规范正确。四、上诉人主张有7头涉案生猪被闷死，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即使如此，该损失也是由其自己行为造成，与被上诉人合法合理行政行为无关，其损失应自行承担，其所主张的国家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本案涉案生猪货主为上诉人胡绍飞、何永顺所有，本院查明的事实除上述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一致外，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三条，《动物卫生监督证章标志填写及应用规范》《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电子出证填写及应用规范（试行）》以及《生猪屠宰检疫规程》的规定，只有在《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有效、证物相符、畜禽标识符合要求等情况下，生猪方可进入屠宰场。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初次请求入场的71头生猪进行查验时，发现上诉人所提交的检疫证明中虽记载生猪的数量为71头，但只列明了58头生猪的耳标号，与实际运输的生猪数量不符，遂责令其补齐材料。上诉人随后于当天补充提交了附有71头生猪耳标号并盖有“崇左市江州区太平水产畜牧兽医站”公章的扫描件，但该扫描件为手工填写，且未注明检疫合格证明编号和盖有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检疫专用章，因上诉人所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不属于有效的检疫证明，被上诉人决定不予接收上诉人的生猪入场符合上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关于上诉人提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如前所述，上诉人所运输生猪不符合入场屠宰的条件的事实清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故本案不存在赔偿问题，上诉人的赔偿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提出其请求生猪进场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所持材料一样，被上诉人执法存在随意性的问题，经查，被上诉人在查验入场生猪的《检疫证明》和佩戴的禽畜标识时，发现上诉人所持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与其申请入场的生猪数量不符，为防止可能存在疫病的生猪与健康生猪交叉感染后流入市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在上诉人第二天提交书面的附件，并经崇左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向产地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核实无误后，才准许上诉人的生猪进入屠宰场，属于严格执法，依法履职。对上诉人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以《检疫证明》未列明其所运输的71头生猪的耳标号为由，认定上诉人实际运输的生猪实物与《检疫证明》不符，没有事实依据的主张，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电子出证填写及应用规范（试行）》的规定，电子出具的检疫证明手写无效，“牲畜耳标号”一栏填写不够时，可在检疫证明背面打印或另加附页打印，附页上要加盖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专用章，因上诉人提供的《检疫证明》及附件只列明了58头生猪的耳标号，且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被上诉人及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上诉人所运输的生猪证物不符，并无不当。 至于上诉人提出广西水产畜牧兽医局桂渔政发〔2011〕58号《关于启用全国统一新版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疫标志的通知》的规定，在检疫证明中填写牲畜耳标号时，对于在本自治区内调运的动物，只需按照5%比例填写耳标号即可的意见，经查，2013年12月17日，广西动物卫生监督所公布执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电子出证填写及应用规范(试行）》对检疫证明中填写作出规定，要求逐一填写耳标号、电子打印出证、手写无效的规定，因此，被上诉人按照新的规范性文件执行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生猪作出的不准许进场行为合法，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诉请撤销一审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胡绍飞、何永顺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农立海 审判员  陆有帅 审判员  柳成功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谢锡幸                                                                                                                                                    书记员  梁朝钠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