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民再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闲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万景村喻家桥。 法定代表人：鲁建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田民，浙江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维生，浙江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余杭龙澳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万景村**喻家桥后桥头**。 法定代表人：安玉龙，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鹏，浙江金成太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伟，杭州市余杭区昌前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再审申请人浙江闲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闲林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杭州余杭龙澳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澳达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终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浙民申61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闲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鲁建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田民，被申请人龙澳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玉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闲林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2009年1月，浙江百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成公司）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转让给鲁建军或闲林公司，杭州余杭万景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万景合作社）亦未表示异议，前述资产不属龙澳达公司，该公司无权就案涉资产主张权利，故闲林公司此后于同年8月1日出具的《承诺书》实系仅向百成公司作出。闲林公司不认可龙澳达公司与万景合作社于2012年3月27日重新订立的《资产转让及土地租赁合同书》，前述《承诺书》效力亦不及于该合同书。即使龙澳达公司自2012年3月27日起享有案涉土地的承租权，其亦负有向万景合作社交纳租金的义务。龙澳达公司主张闲林公司应当向其返还垫付的案涉土地租金，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闲林公司占用案涉土地，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而据闲林公司提交的新的证据，龙澳达公司业已将案涉土地出租给了第三人并收取了租金。原审判决对案涉土地占用情况未予查清，判令闲林公司向龙澳达公司支付垫付的案涉土地租金缺乏依据。 龙澳达公司辩称，鲁建军未实际经营闲林公司，为减少损失，龙澳达公司代闲林公司对外出租厂房，所得租金用于闲林公司，闲林公司对此知晓亦认可其公司为此获益，该公司股东陈迪浓对此也予确认。况且，龙澳达公司对外出租厂房与其要求闲林公司返还诉争土地租金系不同法律关系，不影响其诉讼请求的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闲林公司的再审申请。 龙澳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闲林公司支付龙澳达公司垫付的租赁款68.2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0月26日，龙澳达公司、百成公司与万景合作社订立《资产转让及土地租赁合同书》，取得了原杭州梧桐水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地块的租赁权。2008年3月21日，龙澳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安玉龙与百成公司组建成立闲林公司，百成公司占80%股份，安玉龙占20%股份。同时，龙澳达公司与百成公司将租赁土地交付闲林公司使用。2009年8月1日，闲林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租赁土地的租金由闲林公司支付，土地租赁权由龙澳达公司与百成公司享有。同年8月3日，百成公司将其在闲林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鲁建军，将10%的股权转让给陈迪浓。由鲁建军任闲林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3月27日，因百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万景合作社在多次发函无法联系的情况下，与龙澳达公司协商后，变更了《资产转让及土地租赁合同书》的合同主体，双方重新订立《资产转让及土地租赁合同书》，条款及内容不变，明确龙澳达公司在该租赁土地上享有租赁权。2012年底至2013年初，安玉龙与鲁建军之间产生矛盾。闲林公司多次未交纳租金，截至2015年12月31日，龙澳达公司为保障其租赁权，共计为闲林公司垫付租金68.2万元。2014年3月，闲林公司就案涉土地向一审法院提起租赁权纠纷诉讼。一审法院确认了前述事实，驳回闲林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判决：闲林公司支付龙澳达公司垫付的土地租金68.2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闲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龙澳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就案涉土地租赁权：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案涉土地的承租人为龙澳达公司，闲林公司关于其系案涉土地权利人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就租金支付：闲林公司曾出具《承诺书》承诺租赁土地的租金由其支付，但其未依约支付，龙澳达公司在垫付相应租金后，有权要求闲林公司依照前述承诺予以支付。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期间，闲林公司提交了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进账单2张、浙江省农村合作银行进账单3张，拟证明案涉土地已被龙澳达公司出租，该公司关于相关租赁合同未实际履行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经质证，龙澳达公司对前述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提出因闲林公司长期未经营，安玉龙代表闲林公司与杭州富地通风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地公司）订立租赁合同，租赁合同中的出租方载为龙澳达公司系应富地公司要求，其收取的租金亦用于闲林公司经营。前述材料中金额分别为8.5万元和6.5万元的银行进账单系租金收入，其余款项系富地公司交纳的电费。经审查，本院对前述5张银行进账单真实性予以确认。据该证据显示，3张浙江省农村合作银行进账单载明的日期分别为2013年1月26日、2013年7月1日和2013年7月29日，金额分别为6.5万元、22900元和10640元；2张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进账单载明的日期均为2014年1月22日，金额分别为12854元和8.5万元；前述5张银行进账单载明的收款人均为龙澳达公司，除日期为2013年7月1日的银行进账单载明的出票人为杭州度能环保通风设备厂外，其余4张银行进账单载明的出票人均为富地公司。 龙澳达公司提交了一审法院（2013）杭余商初字第65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闲林公司知晓案涉房屋出租的事实。经质证，闲林公司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属新的证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判决书中所载的安玉龙与本案的龙澳达公司非同一主体，亦无法证明闲林公司占用全部土地从事经营。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将在下文中一并予以评述。 根据一审法院（2013）杭余商初字第657号，一审法院（2014）杭余余民初字第206号、二审法院（2014）浙杭民终字第275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及当事人于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07年10月26日，龙澳达公司、百成公司与万景合作社订立《资产转让及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万景合作社将原杭州梧桐水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所属地块、使用权面积为18.465亩的土地使用权经公开招租后给龙澳达公司与百成公司使用，并将地上建筑物包括约5000平方米的车间厂房（无产权证，作价7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龙澳达公司与百成公司所有……2008年3月21日，龙澳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安玉龙与百成公司约定组建成立闲林公司，百成公司占80%股份，安玉龙占20%股份。同年8月18日，闲林公司成立。闲林公司成立后，龙澳达公司与百成公司将案涉土地交付闲林公司使用。2009年8月1日，闲林公司向龙澳达公司和百成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闲林公司同意并确认龙澳达公司及百成公司拥有的土地租赁权；因案涉地块今后将由闲林公司修建厂房及使用，故今后土地租赁费由其公司向万景合作社交纳。……同年8月3日，百成公司将其在闲林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鲁建军，将10%的股权转让给陈迪浓。闲林公司股东变更为安玉龙、鲁建军、陈迪浓，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鲁建军。2011年12月29日，百成公司因未参加2010年度年检被原浙江省临安市（现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2012年3月27日，万景合作社与龙澳达公司重新订立《资产转让及土地租赁合同书》，条款及内容不变，明确龙澳达公司在案涉土地上享有租赁权。2012年底至2013年初，安玉龙与鲁建军之间产生矛盾。龙澳达公司向万景合作社支付案涉土地2013年及2014年租金共计68.2万元。另，2014年3月，闲林公司以万景合作社将出租给闲林公司的案涉土地另行出租给他人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万景合作社继续履行与闲林公司的土地租赁合同。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闲林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维持该一审判决。 据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所载，出租方为龙澳达公司，承租方为富地公司，租赁期限为2013年1月15日至2016年1月15日；房屋年租金为17万元；……该租赁合同中盖有龙澳达公司、富地公司印章。富地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26日和7月29日通过浙江省农村合作银行向龙澳达公司支付6.5万元和10640元；于2014年1月22日通过余杭农村商业银行向龙澳达公司支付12854元和8.5万元。另，杭州度能环保通风设备厂于2013年7月1日通过浙江省农村合作银行向龙澳达公司支付22900元。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闲林公司是否应当向龙澳达公司支付案涉土地租赁款68.2万元。 龙澳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闲林公司向其返还垫付的土地租赁款68.2万元的主要依据是闲林公司于2009年8月1日向龙澳达公司及百成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根据前述事实发展脉络及闲林公司前述《承诺书》意思表示内容，闲林公司之所以向龙澳达公司及百成公司作出承诺由其公司向万景合作社交纳案涉土地租赁费用，系基于其公司对案涉土地的实际占有使用及收益。除此之外，无证据显示闲林公司作出前述承诺另有原因。因此，在对本案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判断即确定案涉土地租赁费用的承担者时，应当充分考量《承诺书》的出具背景及当事人的真实意思，重点考察案涉土地的实际占有使用及收益情况，否则将有违公平及诚实信用，亦与前述承诺意思相悖。龙澳达公司提出的案涉厂房出租情况不影响其要求闲林公司返还诉争土地租赁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龙澳达公司明确其主张闲林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其于2013年及2014年向万景合作社支付的案涉土地租赁款。但据闲林公司陈述，其自2014年5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将案涉厂房对外出租并收取了相应租金。龙澳达公司亦在庭审中认可，其在2013年及2014年1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以现金交付或者银行汇入形式收取了对外出租案涉厂房的租金。故龙澳达公司在2013年及2014年1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实际享有案涉厂房及土地的收益。龙澳达公司主张其收取的租金实际用于闲林公司，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且据龙澳达公司所述，闲林公司与龙澳达公司在2013年初即已出现矛盾纠纷，其公司再行将收取的租金实际使用于闲林公司与理相悖，本院不予采信。鉴于双方当事人在2013年及2014年期间均曾对案涉土地进行过实际占有使用及收益，故应当根据各方对案涉土地实际占有使用及收益的期间情况，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土地租赁费用数额。龙澳达公司以闲林公司知晓案涉厂房出租状况为由，主张闲林公司应向其返还全部土地租赁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龙澳达公司、闲林公司对案涉土地实际占有使用及收益的期间分别为16个月、8个月，故本院按照2：1的比例，确定龙澳达公司、闲林公司应当承担的案涉土地租赁费金额分别为454667元、227333元。因68.2万元的案涉土地租赁款均系由龙澳达公司向万景合作社支付，故闲林公司应当向龙澳达公司支付227333元。 闲林公司提出，其公司或鲁建军业已受让案涉厂房及土地，龙澳达公司无权再行主张权利，《承诺书》实系仅向百成公司作出，其不认可龙澳达公司与万景合作社重新订立的《资产转让及土地租赁合同书》，前述《承诺书》效力亦不及于该合同书。鉴于一审法院（2014）杭余余民初字第206号、二审法院（2014）浙杭民终字第2757号民事判决业已对相关《资产转让及土地租赁合同书》效力及案涉土地承租主体作出认定，闲林公司前述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龙澳达公司、闲林公司应当根据各自对案涉土地实际占有使用及收益的期间情况，合理分担应当向万景合作社支付的土地租赁费用。因68.2万元的案涉土地租赁款均系由龙澳达公司向万景合作社支付，故闲林公司应当向龙澳达公司支付227333元。闲林公司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终465号民事判决和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0793号民事判决； 二、浙江闲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杭州余杭龙澳达贸易有限公司支付227333元； 三、驳回杭州余杭龙澳达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620元，减半收取5310元，由杭州余杭龙澳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3540元，由浙江闲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7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620元，由杭州余杭龙澳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7080元，由浙江闲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35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 冰 审判员 伍华红 审判员 王晓波 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 王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