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民终8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文艳，女，1984年5月22日生，汉族，农民，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代理人：张凯敏，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付晓东，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方，女，1966年6月29日生，汉族，无业。住唐山市。委托代理人：王府臣，河北全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侯文艳因与被上诉人严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3民初3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文艳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路北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3民初377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求或发回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认为原裁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关于本案的事实争议部分，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合同纠纷，却仅仅依据被上诉人所述的双方达成口头协议，而完全忽视上诉人提交的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的证据和真实事件经过，有失公正，作出的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被上诉人仅仅依据银行转账以及所谓双方达成口头推广协议，完全不符合常理。而本案中实际是双方签订了书面的《品牌咨询服务合作协议》，也通过中间人刘征转交给了被上诉人，是被上诉人拒不向法庭提供。双方争议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一审法院理应通知被上诉人本人出庭对质或询问中间人核实真实情况。被上诉人在2017年6月14日支付款项时，上诉人已经就其产品进行了推广服务（详见上诉人提交的《商业营销工作服务手册》），结合被上诉人自述称款付晚了可以相互印证。其次，本案中上诉人作为妈咪宝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本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中作为收款人，一审法院认定个人行为不妥。案外人李猛作为上诉人的爱人，是著名的推广导师，也是本公司的股东及实际负责人，关于李猛给被上诉人产品做推广的事实同样是基于双方签订的合同，而且本案中是被上诉人找到李猛请其负责产品推广，所有事宜均是与李猛对接，被上诉人很清楚实际做推广服务的是李猛而非上诉人。上诉人作为法定代表人，只是接收了合同价款而已，其行为是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最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商业营销工作服务手册》系妈咪宝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李猛团队单方制作的且形成时间是2018年8月，无法证实上诉人本人为被上诉人提供过推广宣传服务的逻辑思维是错误的。难道公司签订的合同，履行合同义务必须是法定代表人本人。《商业营销工作服务手册》确是上诉人单方制作，但这是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必然是上诉人制作，且基于本案系互联网推广，其证据形式有其特殊性，虽然该手册形成日期为2018年9月，但证据内容是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详细过程。所有的推广及成果都是经上诉人认可的，且很多场合都是有被上诉人本人在场，一审中被上诉人代理人亦认可上诉人所做推广的产品确实是被上诉人的产品，此客观存在的事实一审法院却不予认可，完全否定了上诉人基于本协议所做的所有辛勤工作，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二、上诉人认为一审程序违法，不应适用简易程序。一审法院审理本案适用的是简易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7条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只能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而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8条作了如下解释：“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而本案事实不清，双方对事实的陈述完全相反，双方权利义务不明确且争议较大，根本不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理应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上诉人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合法有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口头协议，合同主体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经过一审庭审，双方对此无争议。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备，程序合法。双方基于达成的口头协议，由被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上诉人履行服务推广的义务，本案事实清楚，双方责任划分明确，争议不大。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严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委托费1000000元及利息70000元（2017年6月15日至2018年8月14日），合计1070000元，并自2018年8月15日起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严方主张其曾与被告侯文艳达成口头协议，由被告侯文艳为“抗抗婴幼儿呵护乳”提供宣传和推广服务，其于2017年6月14日通过中国银行向被告侯文艳名下的交通银行太原朝阳街支行卡中转款1000000元，并主张被告在收到款项后未向其提供任何推广和宣传服务，对此提供中国银行转帐凭证1份。庭审中，被告侯文艳确认收到上述转帐款，并认可该款为服务协议合同款，但不认可合同主体为原、被告双方，主张虽然是原、被告二人达成的口头协议，但服务合同的主体为妈咪宝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侯文艳）和北京天赐古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同时主张妈咪宝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李猛团队为“抗抗婴幼儿呵护乳”提供了宣传和推广服务，并主张在原、被告达成口头合议后，其将书面合同盖章后交由案外人“刘姐”拿给原告，要求原告加盖公章，但原告未将合同返还给被告，对此提交了妈咪宝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李猛团队于2018年9月制作的“商业营销工作服务手册”1份、对案外人“刘姐”的录音材料1份，欲证实其主张成立；被告侯文艳另提交唐山圣昊农科发展有限公司及抗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实原告严方系上述两个有限公司的法人和实际控制人。原告严方对被告侯文艳的主张均不予认可，主张虽然被告侯文艳为妈咪宝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收取款项是个人行为，且被告侯文艳未提交证据证实妈咪宝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天赐古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抗抗婴幼儿呵护乳”推广宣传合同的合同主体，因此宣传推广合同服务的主体应为原、被告二人,被告应返还其推广服务费。因原、被告双方就服务合同主体问题及宣传推广服务费的返还问题未能达成合意，故本案未能履行。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侯文艳确认收到原告严方转帐的1000000元，并认可系服务合同的宣传推广服务费，应认定原、被告已经形成事实宣传推广服务合同关系。被告侯文艳主张“抗抗婴幼儿呵护乳”推广宣传合同的双方为妈咪宝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天赐古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但对此未提交证据证实；另被告侯文艳虽为妈咪宝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该1000000元系转入其个人名下帐户，综合上述情形，被告侯文艳收取款项行为应视为个人行为。被告侯文艳提供的《商业营销工作服务手册》系妈咪宝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李猛团队单方制作且形成时间为2018年9月，不能证实被告侯文艳为原告严方提供过推广宣传服务，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宣传推广服务费100000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严方主张2017年6月15日至2018年8月14日利息的70000元，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认定。原告严方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8月15日起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至履行完毕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侯文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严方宣传推广服务费人民币1000000元，并自2018年8月15日起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原告严方利息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严方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430元，减半收取计721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侯文艳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候文艳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严方签订了书面合同，由中间人刘征转交，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侯文艳于2017年6月14日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1000000元推广费，但上诉人提交的由李猛团队单方制作的商业营销服务手册形成时间为2018年9月，上诉人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被上诉人提供过推广宣传服务，主张存在书面合同，但就推广宣传服务的期限、方式、效果也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上诉人应返还1000000元推广费。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程序违法上诉理由理据不足。综上所述，侯文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侯文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毕雪维审判员 姚春涛审判员 李建波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孙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