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3民初21号原告:袁致友，男，生于1973年6月28日，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农村居民，住盐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云南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盐津雄能矿业有限公司金家湾煤矿（以下简称金家湾煤矿），住所地：盐津县牛寨乡万和村瓦窖坝社。法定代表人：张家文（金家湾煤矿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显飞（金家湾煤矿推荐的诉讼代理人），男，生于1966年12月15日，汉族，云南省水富县人，住水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兆西，男，生于1971年9月15日，汉族，四川省高县人，金家湾煤矿职工，住四川省高县。原告袁致友与被告金家湾煤矿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致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被告金家湾煤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显飞、骆兆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致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解除原告袁致友与被告金家湾煤矿之间的劳动关系；二、由被告金家湾煤矿支付原告袁致友经济补偿金48000（6,000元×8月）元；三、由被告金家湾煤矿支付原告袁致友失业保险金22950（1,350元×17月）元；四、由被告金家湾煤矿为原告补缴2011年3月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应当由单位承担部分的养老保险费；五、诉讼费由被告金家湾煤矿负担。事实及理由：2011年3月，原告袁致友进入被告金家湾煤矿工作，其间，原告与被告金家湾煤矿签订劳动合同，从2017年起，被告金家湾煤矿停产整顿，但被告仍在陆续生产经营。被告金家湾煤矿停产整顿期间，未向原告支付基本生活费，根据法律规定，因被告金家湾煤矿的原因致原告与被告金家湾煤矿之间解除劳动关系，被告金家湾煤矿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故原告向昭通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解除原告与被告金家湾煤矿之间的劳动关系，由被告金家湾煤矿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金及为原告补缴原告在被告金家湾煤矿工作期间的养老保险费。2018年12月3日，昭通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昭市劳人仲案字（2018）第23号仲裁裁决书，昭通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的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认为，被告金家湾煤矿属停业整顿，并非强制性永久关闭，处于陆续生产状态，原告也偶尔在被告金家湾煤矿上班，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必须书面形式，但被告金家湾煤矿因停业整顿未主动提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故原告可随时提出解除与被告金家湾煤矿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据此，原告认为昭通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金家湾煤矿辩称：原告在被告金家湾煤矿工作期间，双方均已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1年3月至2012年12月，2013年1月5日至2014年12月，2014年11月8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5月3日，因政策原因政府发文要求被告金家湾煤矿停产整顿，被告将停产整顿事实口头通知了所有工人。之后原告也未在被告金家湾煤矿工作，被告金家湾煤矿也一直处于关闭停业状态，并未恢复生产，故原告所述被告金家湾煤矿在停业整顿期间原告还在被告金家湾煤矿工作的事实不客观真实。被告金家湾煤矿因政策原因停业整顿致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即自于2016年5月3日之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问题。原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已超过仲裁时效，不受法律保护，其请求不应支持。原告主张由被告金家湾煤矿为其补缴养老保险费的请求属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不属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主张的失业保险金也不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针对其诉讼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身份证。用以证明原告袁致友的身份信息；2、盐津县工伤生育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金家湾煤矿工作期间，被告金家湾煤矿为原告参保的情况；3、送达回证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8年12月7日收到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昭市劳人仲案字（2018）第23号仲裁裁决书；4、雄能矿业公司金家湾煤矿职工合同期限一览表。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金家湾煤矿工作且也与被告金家湾煤矿签订了劳动合同；5、盐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金家湾煤矿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限分别为2011年3月至2012年12月、2013年1月5日至2014年12月、2014年11月8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工种为采掘工。经质证，被告金家湾煤矿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2，仅能证明被告金家湾煤矿在停业整顿前为原告参保。证据3，证明被告金家湾煤矿最后一次与原告签订合同的届满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且系每年签订一次，未签订合同的即不存在劳动关系，也证明了原告与被告金家湾煤矿之间的劳动关系仅存在于2016年12月31日之前，即原告与被告金家湾煤矿在2011年3月至2012年12月、2013年1月5日至2014年12月、2014年11月8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金家湾煤矿针对其诉讼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6、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用以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7、盐津县煤炭工业局盐煤工通（2016）39号文件。用以证明被告金家湾煤矿于2016年5月3日因政策原因停业整顿；8、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昭市劳人仲案字（2018）第23号仲裁裁决书。用以证明原告的仲裁请求以仲裁时效被依法驳回。经质证，原告对被告金家湾煤矿提供的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金家湾煤矿只是暂时关闭，非永久性关闭。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1、2、3、4、5、6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袁致友对被告金家湾煤矿提供的证据7、8的真实性无异议，仅对其证明目的存在异议，本院认为，被告金家湾煤矿提供的证据7系相关政府部门针对煤矿经营作出的规范性文件，证明了被告金家湾煤矿因政策原因自2016年5月3日起停业整顿的事实，被告金家湾煤矿提供的证据8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争议已经过了仲裁裁决，且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对被告金家湾煤矿提供的证据7、8，本院予以采信。经过庭审、举证以及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1年3月，原告袁致友到被告金家湾煤矿从事采掘工作。期间，双方签订了四次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分别为：2011年3月至2012年12月，2013年1月5日至2014年12月，2014年11月8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被告金家湾煤矿根据盐津县煤炭工业局盐煤工通（2016）39号文件的紧急通知停产整顿，至今未恢复经营生产。被告金家湾煤矿停产整顿后，原告未继续在被告金家湾煤矿上班，双方也未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016年12月31日，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之后双方未再续签劳动合同，原告也未继续在被告煤矿上班。2018年10月25日，原告向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解除原告袁致友与被告金家湾煤矿之间的劳动关系；由被告金家湾煤矿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48000元，失业保险金22950元；由被告金家湾煤矿为原告补缴2011年3月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应当由单位承担部分的养老保险费。2018年12月3日，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昭市劳人仲裁案字（2018）第23号仲裁裁决书，以原告的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裁决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2018年12月7日，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原告送达了昭市劳人仲裁案字（2018）第23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于2019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劳动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劳动合同期满的，劳动合同自动终止。原告袁致友与被告金家湾煤矿签订劳动合同后，双方之间已建立劳动关系。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因被告煤矿被政府政策性停业整顿，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原告未继续在被告所属煤矿上班，但双方并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应延续至双方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止。对于双方争议的本案是否已过仲裁时效的问题。2016年12月31日，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之后双方未再续签劳动合同，原告也未继续在被告煤矿上班，原告与被告之间劳动合同关系自动终止。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后，被告既未向原告支付也未承诺支付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故自被告与原告终止劳动关系之日起，原告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合法权益已受到了侵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款：“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之规定，双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应确定为2016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仲裁是处理劳动争议的前置程序。因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日期为劳动关系终止之日即2016年12月3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原告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申请仲裁或采用其他方式进行权利救济，但原告却在2018年10月25日才申请劳动仲裁，而在本案中原告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期间时效存在中止或中断情形。因此，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原告应当在一年内申请仲裁主张权利，但原告未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申请仲裁，故原告的请求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不受法律保护，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提出的本案已过仲裁时效的答辩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致友的诉讼请求。案件按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袁致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仕波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法官助理王云霞书记员刘浠佳琦附件：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劳动合同期满的；（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三）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第十二条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客观原因无法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止，从中止的原因消灭之次日起，申请仲裁期间连续计算。第十三条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