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109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启龙，男，1957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毅，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凌霄，江苏恒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伍章，男，197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亮，男，198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召亮，江苏刘双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启龙因与被上诉人王伍章、孙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6民初8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启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周启龙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王伍章、孙亮负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周启龙与王伍章、孙亮之间的借贷关系和借款金额已由王伍章、孙亮出具的《借条》予以确认。虽然案涉纠纷系由货物买卖引起，但在王伍章、孙亮向周启龙出具《借条》时，民间借贷关系即在各方间成立，本案应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王伍章、孙亮在《借条》中载明“借到”，足以证明借款已通过周启龙代王伍章、孙亮向案外人南京持卓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持卓公司）付款的方式交付完成。2.对货物是否交付的证明不应影响案涉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本案分歧在于王伍章、孙亮辩称持卓公司向其交付货物是在案涉《借条》出具之后，且持卓公司未向王伍章、孙亮交付足额货物，但王伍章、孙亮主张的货物交付与《借条》出具的顺序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即便如王伍章、孙亮所言，货物交付在《借条》出具之后，周启龙已代为向持卓公司支付货款，应视为周启龙履行了对王伍章、孙亮的款项出借义务，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可见，无论持卓公司是否足额向王伍章、孙亮交付了价值15.3万元的货物，均不应影响周启龙与王伍章、孙亮之间借贷关系的生效，周启龙不应对持卓公司是否足额向王伍章、孙亮交付货物承担举证义务。二审中，周启龙另补充其上诉理由如下：首先，周启龙持有王伍章、孙亮出具的《借条》，实质上是受让了持卓公司对王伍章、孙亮享有的债权。在孙亮提交的通话录音中有关于“我们俩（指王伍章和孙亮）共同承担，一人50%，我承担七万五”的表述，说明孙亮承认已收到持卓公司价值15.3万元的货物，并据此向周启龙出具《借条》同意持卓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周启龙，并由王伍章、孙亮直接向周启龙清偿。其次，周启龙多次向王伍章、孙亮催要所谓“借款”时均明确提到15万元的数字，王伍章、孙亮没有否认《借条》出具时的债权数额，亦可间接证明《借条》上约定款项为结算金额。再次，周启龙的上诉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2016年6、7月周启龙与王伍章、孙亮的通话录音显示王伍章、孙亮均愿意偿还案涉债务，本案诉讼时效应重新开始计算。王伍章、孙亮共同辩称：1.王伍章、孙亮与周启龙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周启龙从未向王伍章、孙亮出借过15.3万元。王伍章、孙亮签名的案涉《借条》是代表宿迁市宿城区邦达商贸中心（以下简称邦达商贸中心）向周启龙所在单位持卓公司出具，两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因此，本案中王伍章、孙亮的主体均不适格。2.本案亦不存在债权转让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债权转让必须通知债务人，但持卓公司从未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通知过王伍章、孙亮，且周启龙关于债权转让的观点是在本案上诉期间提出，此前周启龙从未提出。3.周启龙向王伍章、孙亮主张权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周启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伍章、孙亮立即归还借款15.3万元；2.王伍章、孙亮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3年6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期间的逾期还款利息；3.案件受理费由王伍章、孙亮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持卓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为周启龙之子周旭。邦达商贸中心的经营业主为孙亮父亲孙成甫。2013年4月17日，王伍章向周启龙书写《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人民币现金壹拾伍万叁仟元正（153000.00），还款日期2013年5月30号之前归还。”王伍章和孙亮在借款人处共同签名。2018年9月11日，持卓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2012年底开始，孙亮、王伍章开始与我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多次向我公司批发白酒，由周启龙负责对接。2013年4月，孙亮、王伍章向我公司批发一批白酒，因之前已经有了好几次合作，结算约定的是先货后款。经结算，该批白酒价款合计为141240元，连同孙亮、王伍章前几次货物尚欠的部分尾款，还应付我公司15.3万元。但孙亮、王伍章称资金紧张，要求缓期付款。故协商后，由周启龙出借孙亮、王伍章借款，该笔款项直接用于清偿孙亮、王伍章欠我公司货款。我公司在应向周启龙支付的业务报酬中直接抵扣，完成了与孙亮、王伍章间的结算。在向周启龙出具15.3万元的借条后，孙亮、王伍章未向我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2013年4月所批发的141240元的酒水，迄今为止，孙亮、王伍章也从未直接向我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因孙亮、王伍章一直未归还借款，2015年9月，孙亮、王伍章退回批发的白酒97箱，周启龙交给我公司，经按照发货价格计算，合计金额29190元。”王伍章、孙亮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空白的甲方为持卓公司、乙方为邦达商贸中心的《泸州老窖“金泸州”系列产品经销合同》。周启龙不认可其真实性。王伍章一审庭审中自述其系孙亮的远房表亲，是邦达商贸中心的员工，其在《借条》上签名履行的是邦达商贸中心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双方当事人对2013年4月17日王伍章、孙亮出具的《借条》真实性不持异议，同时对《借条》记载的现金交付借款事实均予以否认，周启龙主张该借款用于结算王伍章、孙亮之前欠持卓公司的货款，王伍章、孙亮主张该借款是要用于周启龙或持卓公司发货的预付款，周启龙没有交付借款，也没有按借款数额发货。故本案争议焦点为：《借条》所指15.3万元借款系货物的结算款，还是货物的预付款。如果此15.3万元为货物的结算款，不管原买卖欠款人是谁，王伍章、孙亮向周启龙出具《借条》，应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借款人，应承担还款责任（王伍章、孙亮有证据证明原买卖法律关系的债权人或受让的债权人除外），此案可以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处理。如果此15.3万元为货物预付款，周启龙向王伍章、孙亮主张归还借款，应存在向王伍章、孙亮发送货物的前提，此时发送的货物即为民间借贷交付的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认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如上所述，周启龙应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王伍章、孙亮之间存在买卖货物欠款的事实或其已代王伍章、孙亮清偿了王伍章、孙亮或邦达商贸中心买卖货物欠款的事实，现周启龙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待证事实，其诉讼请求欠缺法律事实要件，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尽管一审法院对王伍章、孙亮的主张亦以证据不足不予认定，但不能免除周启龙的证明责任及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王伍章、孙亮辩称的诉讼时效问题因无双方债务请求权前提，一审法院不再予以评判。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周启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54元，减半收取2127元，由周启龙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审理中，周启龙提交持卓公司制作的《宿迁邦达往来账》及周启龙分别于2016年6月19日和2016年7月11日与孙亮、王伍章的通话录音，拟证明王伍章、孙亮欠款情况。其中在《宿迁邦达往来账》上载明的购货单位为“宿迁邦达”、金额合计141240元，但未载明时间及“王伍章”“孙亮”姓名，亦无该两人签字确认或邦达商贸中心的盖章确认。在2016年6月19日周启龙与孙亮的通话录音中，孙亮表示：“我们打了15.3万的条子，你（指周启龙）也说了，就是欠货款，但实际发货，你们是发了十万多一点。”周启龙回答：“好的好的，你放心。”在2016年7月11日周启龙与孙亮的通话录音中，孙亮表示：“我不听，我差你什么15万元。”而在2016年7月11日周启龙与王伍章的通话录音中，王伍章未对尚欠周启龙15.3万元予以确认，仅表示同意与周启龙协调处理。二审审理中，周启龙明确其系基于受让了持卓公司对王伍章、孙亮的债权向王伍章、孙亮主张权利。以上事实有《借条》《情况说明》《宿迁邦达往来账》、通话录音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为凭。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周启龙向王伍章、孙亮主张归还15.3万元及利息，依据是否充分；2.周启龙向王伍章、孙亮主张权利有无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周启龙基于王伍章、孙亮于2013年4月17日出具的15.3万元《借条》要求王伍章、孙亮返还借款，无论是周启龙在一审中主张的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是其在二审中主张其受让了持卓公司对王伍章、孙亮享有的债权，周启龙均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结合已查明事实及在案证据，综合分析如下：首先，虽然周启龙提交持卓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王伍章、孙亮欠该公司货款共计15.3万元，但持卓公司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为周启龙之子周旭，即持卓公司与周启龙存在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应仅依据该《情况说明》认定王伍章、孙亮欠持卓公司货款15.3万元及周启龙已代王伍章、孙亮向持卓公司支付了15.3万元的事实。其次，根据周启龙与孙亮、王伍章的通话录音，可反映孙亮、王伍章对于尚欠周启龙15.3万元的事实均未认可。而持卓公司自行整理的《宿迁邦达往来账》上载明的购货单位是“宿迁邦达”，非王伍章与孙亮，金额为141240元亦与周启龙主张的案涉金额不符，且无邦达商贸中心或王伍章、孙亮的确认。因此通话录音及往来帐均无法证明周启龙主张的事实。再次，从案涉借条的内容看，无法得出王伍章、孙亮与持卓公司通过结算确认该两人尚欠持卓公司货款15.3万元的结论，更不能体现持卓公司将其享有的对王伍章、孙亮的债权转让给周启龙，并已通知王伍章、孙亮的事实。基于上述分析，因周启龙未提交其他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受让的债权是明确的债权，且已通知债务人，故其要求王伍章、孙亮归还借款及利息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对于周启龙向王伍章、孙亮主张权利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亦不再赘述。综上，上诉人周启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亦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54元，由周启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伟峰审判员  王瑞煊审判员  陈海波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书记员  王宇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