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863、864、865号上诉人【（2018）粤0115民初3983号案被告、（2018）粤0115民初4683号案原告】：佳达制衣（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榄塘管理区。法定代表人：AndreasRoschmann，职务总经理。上诉人【（2018）粤0115民初3983号案被告、（2018）粤0115民初4687号案原告】：佳达制衣（广州）有限公司鱼窝头分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自编科尔路**（厂房4）**、（厂房5）。负责人：AndreasRoschmann，职务总经理。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2018）粤0115民初3983号案原告、（2018）粤0115民初4683、4687号案被告】：张国良，男，汉族，住四川省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贵，国信信扬（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佳达制衣（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达公司）、佳达制衣（广州）有限公司鱼窝头分厂（以下简称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因劳动合同纠纷三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5民初3983、4683、4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佳达公司系1997年6月登记成立的台港澳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为2850万美元。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系佳达公司2004年10月注册登记的分公司。张国良于2006年2月入职佳达公司，后被佳达公司安排至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处工作，工作岗位为车间管理人员。佳达公司为张国良缴纳2006年2月至2006年4月期间的社会保险；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为张国良缴纳2006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2014年10月，张国良在佳达公司提供的一份格式化《辞职申请书》上签名，申请书载明张国良员工编号为8838，部门为FA10车间，职位为主管，入职日期是2004年10月28日，提出辞职日期为2014年10月16日，最后工作日为2014年10月29日，辞职原因为“去缅甸”；申请书部门或负责人签名处的批准意见中只有部门主管/经理及主管董事处有签名，人力资源部与总经理核准部分处为空白，由人力资源部填写的是否扣代通知金一栏亦为空白，申请书右下方有“试用期满提出辞职，通知期不足一个月需按比例扣除代通知金”字样。2014年11月，张国良到缅甸工作，从事技术岗位，张国良与其所在的BOGARTLINGERIE（YANGON）LTD签订了一份名为“EMPLOYMENTCONTRACT”的文件，共4页，每一页均有张国良的签名，除其姓名、签名及首页显示有“技术员”等信息、数字信息外，其余均为英文。佳达公司提供的经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对上述文件的公证翻译件显示，该文件为劳动合同，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28日，合同期限为一年，工作地点在缅甸仰光，雇主可随时委派其到其他地方出差，工作时间每周60小时，岗位为缝纫技术员；初始月薪为人民币8320元，其中8320元人民币将支付其在中国的银行账户，另外2000元人民币将以等额缅甸货币形式支付，薪水支付将遵守雇主的工资支付规定和中国及缅甸的有关法律规定……佳达公司还提交了其他经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翻译的中文译本，显示张国良在缅甸的工作单位“BOGARTLINGERIE（YANGON）LTD”的中文名为“博加特内衣（仰光）有限公司”（后文统称缅甸博加特公司），张国良的薪水为人民币8320元，辞职时间为2017年12月30日。张国良在缅甸该公司工作直至2017年12月30日。张国良的中国光大银行账户显示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几乎每月均有交易摘要为“工号8838工资”的款项转入，金额多数为6002.57元，少数时候为5994.63元。在2018年1月4日，张国良的上述账户转入一笔26349.74元。张国良结束在缅甸的工作约于2018年1月初返回国内并要求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安排工作未果。2018年2月初，张国良委托四川松合律师事务所制作送给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的律师函，认为因其被派遣至缅甸博加特公司工作，现工作已经结束，应由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继续安排工作，双方继续存在劳动关系。张国良未提交上述函件送达的证明材料。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此后也没有为张国良安排工作，张国良也没有为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提供劳动。双方确认佳达公司与缅甸博加特公司是关联公司。双方对于劳动关系存续及是否应支付经济补偿金有争议。张国良主张从2006年5月起被佳达公司安排至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处工作，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因缅甸博加特公司的工资较高，故其同意佳达公司的工作安排到缅甸博加特公司工作。为此，张国良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7年11月缅甸博加特公司工资单打印件（缅文/英文版及中文版），记载张国良在2017年11月的基本工资为8320元及加班费等工资情况；2、BOGARTLINGERIE（YANGON）LTD发给张国良的英文版通知(复印件)及中文版（打印件)，英文版上有盖章及签名，形式与佳达公司提交前述外文资料相似，英文版大致内容为BOCARTLINGERIE(YANGON)LTD不再安排张国良工作。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不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主张因缅甸博加特公司业务拓展，需要招聘国内人员，且收入较高，张国良系主动离职后到缅甸博加特公司并与之建立劳动关系，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仅是因与缅甸博加特公司有业务合作关系而代为缴纳社会保险及代发工资，且其已代发张国良经济补偿金；张国良与佳达公司的劳动关系早已于2014年10月29日解除，离职时已经支付其经济补偿金。为此，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除提交前述格式化《辞职申请书》、张国良与BOGARTLINGERIE（YANGON）LTD签订的EMPLOYMENTCONTRACT翻译件外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张国良的2014年8月至10月工资表，记载其在上述期间工资由正常工作时间工资1550元、加班工资、代扣费用组成，8月及9月实发工资分别为4857.55元、5431.47元、8990.11元（含经济补偿金5000元）；2、BOGARTLINGERIE（YANGON）LTD寄给BOGARTLINGERIE（Guangzhou）LTD的英文邮件及中文版（翻译打印件），其中中文版内容为缅甸博加特公司告知佳达公司，张国良与该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现通知佳达公司无需再为其交纳中国社会保险，请配合该公司代为向张国良支付离职经济补偿金及剩余劳动报酬；3、2017年代发工资表及转账记录截图，记载项目为缅甸代发，每月代发总收入均为6320元后代扣社会保险后工资为6002.57元、5994.63元（7月开始代扣的社保费有所增加），2017年12月除代发5994.63元工资款外还包含其他14360.48元（离职补偿金8320元、代发11月工资2000元、缅甸年假工资4160元、扣除社保费差额）；佳达公司通过案外人吴蕙兰的账户于2018年1月4日转账2017年11月及12月的上述款26349.74元给张国良。张国良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同时主张其是按照佳达公司负责缅甸博加特公司事务的公司高管梁祖恩要求填写了《辞职申请书》，其当时并无与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愿，佳达公司也未支付经济补偿金，工资表中的5000元为差旅费；其于2014年10月28日到缅甸后并未与缅甸博加特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英文版的劳动合同是梁祖恩要求签名的，梁祖恩当时说是方便在缅甸的工作，其不知道合同的内容但只能按照梁祖恩的要求签字，在被佳达公司安排至缅甸博加特公司工作期间梁祖恩负责管理，技术经理梁利负责安排日常业务工作；因在2017年12月被梁祖恩告知其在缅甸博加特公司的工作任务已经办完，要求其2018年回国另行安排工作，故其在缅甸博加特公司工作至2017年12月31日。双方对于未休年休假工资有争议。张国良主张2016年、2017年应休年休假天数均为10天，2018年应休年休假天数为3天，其没有休过年休假，也未获得未休年休假工资。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不认可，主张张国良与缅甸博加特公司的劳动关系解除，经缅甸博加特公司通知，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从2018年1月起不再代发张国良的工资与代缴社会保险；因张国良于2016年至2018年没有在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处上班，故不清楚上述期间的应休年休假天数与年休假情况，并且张国良的该项主张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仲裁情况：张国良于2018年4月9日以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其与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3月31日解除，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佳达公司连带支付经济补偿金129000元，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支付2016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4234.34元、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4234.34元、2018年1月至3月未休年休假工资4270.3元、2018年2月1日至3月31日的工资20640元。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佳达公司支付张国良2017年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7650.57元并驳回张国良的其他仲裁请求。仲裁查明，佳达公司在2014年10月向张国良支付5000元(后被张国良代理人在签署仲裁庭审笔录时备注该补偿是双方协商一致的补偿金)。张国良对仲裁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张国良的诉讼请求：确认张国良与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3月31日解除，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佳达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129000元，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支付2016年至2018年1月至3月未休年休假工资23天共32739.3元、2018年2月1日至3月31日的工资30960元。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的诉讼请求一致：无需向张国良支付2017年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7650.57元；诉讼费由张国良负担。原审法院认为，佳达公司与张国良建立劳动关系后将其安排到其分公司工作，双方对于劳动关系解除情况有争议，本案应为劳动合同纠纷。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焦点为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问题及两公司是否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张国良在2006年2月入职佳达公司工作，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不久，张国良便派至佳达公司下属的分公司工作。因各方均未提交张国良何时被安排至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担任车间管理人员，故结合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为张国良缴纳社会保险情况，推定被安排的时间应在2006年5月左右。从佳达公司主张的劳动关系解除时间看，双方对于从2006年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分歧。张国良非因本人原因被佳达公司安排至有下属的分公司工作，故其上述期间的工龄应连续计算。双方的争议为劳动关系在2014年10月之后是否还延续。对此，原审法院评析如下：第一、劳动关系的解除应当结合解除时的具体情境及各方的真实意愿来确定。《辞职申请书》上填写的入职日期为2004年10月28日，与张国良的实际入职时间2006年2月相差较大，且辞职审批中没有人力资源部门的任何意见。根据该申请书记载，张国良提出辞职至最后工作日只有13天，但申请书上没有人力资源部门对于是否扣除代通知金的意见，与申请书自身关于扣除代通知金的记载相矛盾。由此可见，《辞职申请书》存在较大瑕疵及诸多不合常理之处。按照辞职流程，张国良主动申请辞职除填写申请书外，佳达公司还应核实并为其办理离职相关手续及结算工资。佳达公司作为一家注册资本超过两千万美元的台港澳法人独资公司，对于员工离职应当有一套标准流程规范或规章制度，但仅提交了一份有较大瑕疵及诸多违反常理之处的《辞职申请书》，加之该申请书为其拟定的格式化文件交由张国良填写，张国良几乎在同期办理去往缅甸的手续，可以推定该申请书是在较为仓促的情况下填写，无法证明主动离职系张国良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佳达公司、佳达鱼窝头分厂、缅甸博加特公司为关联企业，张国良在缅甸博加特公司工作期间由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属正常现象。佳达公司主张接受缅甸博加特公司的委托代发工资但除2017年最后两个月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有张国良离职同期的一份委托书外，其他均无任何证据证明，作为关联企业，在财务及人员管理上有一定混同。尽管双方提交的外文证据并无经过公证，但并非涉及诉讼主体资格的材料，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结合公证中文翻译件足以表明，张国良在2014年11月到缅甸博加特公司工作后并未与之签订劳动合同，而是2016年10月28日才签订了为期其一年的劳动合同，即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张国良在2016年10月28日前与缅甸博加特公司建立的关系为劳动关系。至于2016年10月28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合同为全英文版本。按照常理，普通大学生都不一定能知晓、理解该英文版合同的内容。张国良作为缝纫技工，即便其属于管理人员，按照常理推断其英文水平及文化程度不至于能明白该合同的基本内容，故其称由梁祖恩安排并要求其签字可信度较高。张国良在认为其与佳达公司尚保持劳动关系的前提下，由梁祖恩安排在缅甸博加特公司提供的英文版劳动合同上签名符合常理。故根据上述证据可以推定张国良与缅甸博加特公司签订的英文版合同应为其关联方佳达公司的安排，不能视为张国良与缅甸博加特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退一步看，即便张国良与缅甸博加特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佳达公司在此后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也存在不足额情况，应予补足。因双方均未能举证证明张国良离职前十二月平均工资情况，张国良主张每月基本工资共人民币10320元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酌情以8320元作为计算基数。至于劳动关系解除方式，因双方均无法举证证明劳动关系的解除方式，鉴于张国良工作至2017年12月30日结束后再无为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提供劳动，故原审法院视为双方的劳动关系由佳达公司提出后由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张国良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在2018年3月31日解除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及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之规定，原审法院确定佳达公司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期限从2006年2月至2017年12月。佳达公司在2014年10月支付的5000元因工资表明确记载为补偿金，张国良不认可但应以其在仲裁时的陈述为准即该款为经济补偿金。故佳达公司应付经济补偿金86520元（8320元/月×12个月-5000元-已付的8320元）。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系佳达公司的分公司，但已取得营业执照并对外从事经营活动，具备用工资格。从公平合理角度看，原审法院确定其对张国良在该公司工作期间的对应经济补偿金65720元（8320元/月×8.5个月-5000元）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带薪年休假，佳达公司提出时效抗辩。因带薪年休假为单位给劳动者福利性工资，本身不是劳动所得报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应当适用一年诉讼时效，故张国良主张2017年之前的带薪年休假应当在2017年12月31日前提出。根据其申请仲裁时间，原审法院仅处理2017年的带薪年休假待遇。张国良在2017年工龄超过十年，年休假应为10天，佳达公司支付了年休假工资4160元。双方均未能举证证明张国良的工资构成导致无法核算当年剔除加班费后的工资，原审法院酌情按照8320元计算。佳达公司在支付张国良2017年11月及12月工资时一并支付了部分经济补偿金、年休假工资，且数额与张国良收到的款项一致，故应予剔除。据此，原审法院核算为3490.57元（8320元÷21.75天×10天×2倍-4160元）。张国良的其他诉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三案经调解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佳达制衣（广州）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张国良带薪年休假工资3490.57元；二、佳达制衣（广州）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张国良经济补偿金差额86520元，佳达制衣（广州）有限公司鱼窝头分厂对其中65720元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张国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佳达制衣（广州）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佳达制衣（广州）有限公司鱼窝头分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案一审诉讼费230元（含案件受理费30元，管辖权异议受理费200元），由张国良负担10元，佳达制衣（广州）有限公司、佳达制衣（广州）有限公司鱼窝头分厂各自负担110元。判后，上诉人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将张国良于2014年10月28日的离职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为2014年10月张国良提交的《辞职申请书》是一份“格式化”的申请书，存在明显的价值偏见。佳达公司基于公司的管理制度，存在统一的辞职用表格不等于原审判决所谓的“格式化”。“格式化”意味着除了张国良的签名，其他内容都是佳达公司制作，但《辞职申请书》的辞职原因“去缅甸”是张国良自己填写，提出辞职的时间也是根据张国良自己提出的辞职时间真实填写，显然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格式化”。张国良去缅甸是其自身为了更高的工资待遇主动报名去的，由于去缅甸属于长期工作且要接受缅甸博加特公司的全权管理，与缅甸博加特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办理缅甸就业签证等相关文件，故佳达公司处所有想去缅甸工作的人员均需要解除与佳达公司的劳动关系以与缅甸博加特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整个招募过程均采取自愿原则。张国良当时是为了拿到更高的工资待遇主动提出辞职的。原审法院认为《辞职申请书》是在“较为仓促的情况下填写”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张国良提出辞职的时间是2014年10月16日，而确定的最后工作日是2014年10月29日，前后的时间足够完成全部交接工作。原审法院不能以辞职流程不够完善而完全否决辞职的事实，现实中绝大部分用人单位出于效率或管理不够完善等原因，没有理想的辞职流程。张国良属于管理人员，较之普通工人有着更高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其对《辞职申请书》的认知和理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原审法院只关注张国良是否能明白与缅甸博加特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含义，无视张国良是亲自填写的《辞职申请书》辞职的事实，属于严重认定事实错误。二、张国良于2014年10月提交《辞职申请书》，无论是其主动辞职还是被迫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佳达公司在2014年10月有额外向张国良支付5000元，显然属于佳达公司与张国良就其入职至2014年10月期间解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意见并支付了相应补偿，故即便张国良不构成辞职，本案计算经济补偿金的起算时间应当是2014年11月。三、原审法院无视张国良已经在缅甸博加特公司休足年假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佳达公司提交的张国良与缅甸博加特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10.（1）条可知，张国良每年在缅甸有15天的带薪假期，已经远超张国良按照国内法律可以享受的带薪年假时间，故即使佳达公司与张国良存在劳动关系，也已无需再向张国良支付年休假工资。四、从劳动合同关系的本质看，佳达公司与张国良并不构成劳动关系，故无需支付任何年休假工资或者经济补偿金。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动关系的构成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张国良前往缅甸工作时就不再接受佳达公司的管理和制约，其进行任何工作也无需向佳达公司汇报，不符合“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这一构成条件。张国良前往缅甸工作与一般的工作外派或者出差存在明显差别，一般的工作外派或出差，劳动者都需要向用人单位进行汇报并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而佳达公司除了接受缅甸博加特公司的指示，为张国良代买社保和代发工资外，不对张国良进行任何其他的管理。张国良认为与佳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当提供其在缅甸期间向佳达公司汇报工作或者接受佳达公司管理的证据。原审法院不能仅凭单纯的代发工资及代买社保就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综上，佳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佳达公司与张国良不存在劳动关系，佳达公司无需向张国良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3490.57元及经济补偿金差额8652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国良负担。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无需向张国良支付经济补偿金差额6572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国良负担。被上诉人张国良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认定张国良与佳达公司于2014年10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仍然存在劳动关系，进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定佳达公司应向张国良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差额，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对其中部分经济补偿金差额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本院审理期间，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虽上诉仍坚持其与张国良自2014年10月起不存在劳动关系，无需向张国良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差额，但并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予以推翻原审判决的认定，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佳达公司、佳达公司鱼窝头分厂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30元，均由上诉人佳达制衣（广州）有限公司、佳达制衣（广州）有限公司鱼窝头分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 凯审判员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冯晓雯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