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107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玄武区龙蟠中路**。主要负责人：娄伟民，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丽，江苏宏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巍，男，1975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源，男，198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佑辉，男，197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迎春，女，197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佩芬，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辉，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iv>法定代表人：李明耀，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南京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巍、李源、黄佑辉、朱迎春、原审第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财保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6民初12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南京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丽、被上诉人李巍、李源、朱迎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佩芬、金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黄佑辉、原审第三人紫金财保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南京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其在商业三者险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刑事判决书是判定刑事责任的依据，并不当然对商业保险合同产生影响从而否认肇事逃逸的事实，明显错误。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黄佑辉为逃避法律追究，与朱迎春串通由朱迎春顶替，伪造朱迎春驾驶的事故现场，明显属于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以及肇事逃逸的情形。且根据刑事判决，黄佑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被认定为交通肇事罪，朱迎春也被认定为包庇罪，均确认了上述免责情形。刑事判决书是对案件当事人行为的法律和事实认定，当然具有法律效力，其认定的黄佑辉和朱迎春的行为当然适用于民事合同。本案适用的商业险免责条款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人保南京分公司在涉案保险条款中，对免责条款以字体加黑方式予以显著标识，且朱迎春连续在人保南京分公司投保，其应对属于该免责条款明确知晓，且本案所涉的免责事项为法律禁止性行为，朱迎春对免责条款应有明确认知和理解，应认定人保南京分公司己对该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2.本次事故造成李某死亡，黄佑辉己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3.本次事故产生医疗费损失401516.11元，人保南京分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要求扣除非医保用药费用合法合理。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非医保用药费用，于法无据。李巍、李源辩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朱迎春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朱迎春向人保南京分公司交纳保费，保险合同成立且在有效期内。黄佑辉、朱迎春违反刑法的规定，不等于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朱迎春谎称驾驶员只是口头陈述，没有对现场或证据具体实施外力，司法机关未认定两人犯有“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黄佑辉被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是刑法上的法律拟制，但不能扩大解释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的“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情形。且这种行为只使得交警对驾驶员的身份产生认识错误，并未对责任大小产生错误认定，也没有加重其他任何一方责任。事故发生后，黄佑辉、朱迎春第一时间报警，通知医疗机构，在现场等待救护车辆，协助将伤者送医救治，不存在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形。人保南京分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解释等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单上投保人声明、特别约定、保险单骑缝处签名均非投保人朱迎春所签，朱迎春对免责条款并不知情；2.同意人保南京分公司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诉意见，关于非医保用药，一审法院判决正确。黄佑辉、紫金财保公司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李巍、李源一审诉讼请求：判令黄佑辉、朱迎春、人保南京分公司共同赔偿医药费320823元、护工费55240元、营养费6900元、误工费55000元、住宿费360元、死亡赔偿金500000元、丧葬费4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交通费2000元，共计1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18日7时40分左右，黄佑辉驾驶苏Ａ×××**小轿车沿南京市鼓楼区幕云路由西向东行驶，朱迎春坐在车内副驾驶之位，行驶至绿地广场附近，因黄佑辉疏忽观察，其所驾车辆前部右侧撞倒同向路边行人李某，致李某受伤，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当日，黄佑辉与朱迎春在报警时向公安机关隐瞒了黄佑辉系肇事车辆驾驶人身份，声称朱迎春系驾驶人，但其二人通知了医疗机构并一直在事故现场等待救护车辆，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李某送至医院救治。李某受伤后被送至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就诊，经诊断为重型颅脑外伤、L2右侧横突骨折等，于当日住院，接受左侧额颞顶硬膜下血肿清除手术等治疗，于2017年2月26日转至南京市浦口医院住院治疗，因救治无效于2017年11月28日死亡。经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李某符合道路交通事故所致颅脑损伤并发肺部感染等最终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2017年4月14日，黄佑辉、朱迎春向公安机关如实反映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驾驶人系黄佑辉的事实。经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六大队认定：黄佑辉为逃避法律追究隐瞒驾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事实，与同车乘坐人朱迎春串通由其顶替驾车肇事，属交通肇事逃逸行为；黄佑辉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疏忽观察，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故黄佑辉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李某不承担责任。李某住院346天，发生医疗费共计401516.11元（含急救费用），其中朱迎春垫付6675.29元，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64950.79元，人保南京分公司垫付10000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部分支付33415.76元，剩余均为两原告支付。对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部分支付33415.76元，两原告放弃主张。李巍、李源已支付护理费55240元。苏Ａ×××**小轿车系朱迎春所有，在人保南京分公司投保交强险、保险金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和不计免赔率险；前述保险的期间自2016年7月29日14时至2017年7月29日14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以下简称《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存在“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以及“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等情形，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第二十五条约定，“第三者、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第三者与被保险人或其他致害人恶意串通的行为”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人保南京分公司提供了苏Ａ×××**小轿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以下简称保险单），用加黑字体载明：“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上述所填的内容均属实。”在投保人签名处签有“朱迎春”字样。朱迎春辩称该保险单上所有签名，包括投保人声明处签名、特别约定处签名、保险单骑缝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可能系人保南京分公司业务员代签。庭审中，法院向人保南京分公司释明：就投保单上“朱迎春”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是否申请司法鉴定？人保南京分公司明确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因此，法院认定保险单上所有签名均不是朱迎春本人所签。2017年9月8日，法院作出（2017）苏0106刑初901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黄佑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重伤，负事故全部责任，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现刑罚已执行完毕。2018年5月18日，法院作出（2018）苏0106刑初365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朱迎春明知他人（黄佑辉）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作假证明包庇，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另查明，李某育有两子李巍、李源，其妻子徐桂英于2006年7月死亡，无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2017年1月4日，李巍在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部分医疗费时，在申请表上作出特别声明：“从责任方或通过其他保险等方式获得赔偿的，同意赔偿款优先偿还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2017年1月5日，李巍向第三人出具《承诺书》：“本人及本人亲属将及时偿还救助基金已垫付费用，如因本次事故通过任何其他途径获得赔偿或补偿，所获得的赔偿或补偿款将优先用于偿还救助基金已垫付的上述费用，对于保险理赔款，同意保险公司直接偿还基金管理人已垫付的上述费用；本人承诺在进行与本起事故相关的赔偿处理之前，及时通知基金管理人参与处理等”。2016年12月18日，朱迎春向第三人出具《承诺书》：“本人承诺在赔偿责任内及时偿还救助基金已垫付费用，并保证在赔付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赔偿款时，将优先偿还救助基金垫付的上述费用；本人未偿还救助基金已垫付费用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农机部门可以将该道路交通事故中涉及的车辆标注为道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限制其办理年审、过户等相关业务；本人承诺在进行与本起事故相关的赔偿处理之前，及时通知基金管理人参与处理等。”上述事实，有事故认定书、医疗费票据、投保单、保险合同、刑事判决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结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六大队认定黄佑辉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因事故死亡，及苏Ａ×××**小轿车系在人保南京分公司投保交强险等事实，法院确定，人保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向李巍、李源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黄佑辉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焦点：1.事故造成李某人身损害赔偿数额；2.人保南京分公司是否在商业三责险限额承担赔偿责任；3.朱迎春应否承担赔偿责任；4.第三人紫金财保公司应否优先受偿。关于争议焦点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法院对相关费用的标准、期限及数额确定如下：李某的医药费401516.1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920元（20元/天*346天）；对于营养费，根据李某的伤情，参考相关规范性文件，法院酌定李某的营养期为180日、营养费标准为20元/天，因此支持营养费3600元；对于护理费，李巍、李源提交的护理费票据可证明护理费已实际发生，法院支持护理费55240元。对于李巍、李源主张的尿垫、湿巾等护理用品费，考虑到李某受伤后至死亡期间一直卧床，法院酌定支持护理用品费6920元。对于死亡赔偿金，参考2017年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622元，及李某死亡时年满69周岁，故其死亡赔偿金为479842元。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确定为50000元。对于李巍、李源主张的交通费2000元，李某住院期间，其家人往来医院照料看护产生的交通费系合理必要支出，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丧葬费，参考2016年度江苏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2684元，法院确定李某的丧葬费36342元。对于李巍、李源主张的误工费和住宿费与护理费重复，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法院确认事故造成的李某人身损害赔偿数额为1042380.11元。关于争议焦点2，人保南京分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责险限额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首先，朱迎春与人保南京分公司之间的商业三责险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虽然朱迎春辩称保险单上的所有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系人保南京分公司业务员代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本案中朱迎春已交纳保险费，视为对合同的认可，故朱迎春与人保南京分公司之间的商业三责险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其次，关于黄佑辉和朱迎春的行为，是否符合免责条款约定的存在“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以及“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人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等情形。法院认为：第一，黄佑辉及朱迎春在事故发生后，虽然向公安机关隐瞒了黄佑辉系肇事车辆驾驶人的事实，但公安机关并未明确认定黄佑辉、朱迎春存在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情形，因此，法院确认黄佑辉和朱迎春不存在此情形。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即发生事故后，驾驶人应当依法采取的措施包括保护现场、报警、抢救伤员，本案中黄佑辉未离开现场，亦采取了报警及抢救伤员的措施。第三，探究免责条款的本意，是针对事故发生后驾驶人置伤者于不顾而离开现场，使伤者得不到及时救治，人身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甚至危及生命之情形，保险人免责；而本案中黄佑辉和朱迎春及时通知医疗机构，并参与救治李某。第四，黄佑辉犯交通肇事罪已受到刑罚处罚，其向公安机关隐瞒驾驶人身份被认定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是刑事案件中对其犯罪情节的认定，是判定刑事责任的依据，与《商业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并不相同，并不当然对民事合同产生影响，更不会直接导致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律效果。再次，关于黄佑辉犯交通肇事罪、朱迎春犯包庇罪是否符合《商业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约定的“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之情形。法院认为，该条款中的犯罪行为是指与损害后果发生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利用机动车作为犯罪工具或制造交通事故达到其犯罪目的的故意犯罪行为；而交通肇事罪系过失犯罪，包庇罪与损害后果的发生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黄佑辉犯交通肇事罪、朱迎春犯包庇罪不符合保险人免责之情形。最后，关于免责条款的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即人保南京分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当就免责条款向朱迎春履行提示、解释等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朱迎春本人并未在“投保人声明”等处签名，人保南京分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故法院确认人保南京分公司作为保险人未就该免责事由履行提示、解释等明确说明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人保南京分公司应在商业三责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3，朱迎春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因事故造成李某的人身损害赔偿数额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限额内，因此，朱迎春不需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4，第三人紫金财保公司应否优先受偿。法院认为，虽然李巍向第三人承诺因本次事故获得的赔偿或补偿款将优先用于偿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但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医疗费的行为，系为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以弥补人身损害或防止人身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具有社会性、公益性和救助性。本案中，事故造成的人身赔偿数额包含了第三人紫金财保公司先行支付的急救费，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的限额内，人保南京分公司可直接将该笔费用赔偿给第三人紫金财保公司。综上，事故造成李某人身损害赔偿数额为1042380.11元，人保南京分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商业三责险100万元限额及不计免赔率险内承担赔偿责任；又因朱迎春垫付6675.29元，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64950.79元，人保南京分公司已支付10000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部分支付的33415.76元李巍、李源放弃主张；因此，人保南京分公司应赔偿李巍、李源927338.27元，给付紫金财保公司64950.79元，返还朱迎春6675.29元。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给付李巍、李源927338.27元；二、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给付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64950.79元；三、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给付朱迎春6675.29元；四、驳回李巍、李源的其他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人保南京分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１，人保南京分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涉案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黄佑辉为逃避法律追究隐瞒驾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事实，与同车乘坐人朱迎春串通由其顶替驾车肇事，属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生效刑事判决书亦确认了黄佑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事实。因此，虽然黄佑辉没有实际离开事故现场，并采取报警及抢救伤员的措施，但其隐瞒驾驶人的身份，逃避司法机关的调查和处理，属于违法行为，也不符合依法采取措施的要求，应视为逃离事故现场。黄佑辉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符合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人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免责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知，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其已就涉案免责条款向投保人朱迎春作出提示。本案中，人保南京分公司提供了朱迎春签名的投保单、投保提示书，朱迎春明确表示不是其本人所签，经与朱迎春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签名对比，两者有明显差异，人保南京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投保单、投保提示书中签字系朱迎春本人所签，人保南京分公司应当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应认定人保南京分公司未就涉案免责条款事由对朱迎春作出提示。人保南京分公司主张朱迎春上一年度曾投保同一险种，但双方对投保人处签名是否为朱迎春本人所签仍有争议，且即使人保南京分公司在朱迎春签订上一次保险合同时曾进行过相应提示，亦不能就此免除人保南京分公司在本次保险时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人保南京分公司认为涉案免责事由为法律禁止性行为，朱迎春已明确知晓，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人保南京分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一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是否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黄佑辉因涉案交通事故已被判处刑罚，原审原告的精神损害已经得到弥补，其再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支持。一审法院支持精神抚慰金50000元确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非医保费用，人保南京分公司要求扣除非医保用药部分，因该条款属于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约定，人保南京分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上述约定在订立合同时已向投保人朱迎春明确说明，且人保南京分公司也未就医保外用药对应的医保内替代性药品费用进行举证，故对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人保南京分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支持精神抚慰金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6民初1228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二、变更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6民初122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给付李巍、李源877338.2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黄佑辉、朱迎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545元，由人保南京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剑飞审 判 员 王长春审 判 员 洪 霞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法官助理 冯 莹书 记 员 苏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