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4598号原告：王晨光，男，195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君南，北京冠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书齐，男，195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礼贤海旺兴达养殖场经营者，现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晨光与被告周书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8）京0115民初5529号民事判决，后周书齐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晨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君南，被告周书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晨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周书齐给付王晨光禁养补助金150万元及禁养奖励金5万元；2.诉讼费由周书齐承担。事实和理由：2000年5月1日，王晨光作为甲方，周书齐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合伙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在大兴区礼贤镇平地村成立北京礼贤海旺兴达养殖场（以下简称海旺养殖场，个体工商户，登记在周书齐一人名下），由周书齐负责管理；合伙期限为20年，自2000年5月10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止；合伙期间盈余双方各占50%；合伙期间如遇国家占地、征地等政府行为，该合伙所有补偿费用归合伙人双方共有，即各占50%权益。2016年11月3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为深入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北京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依据《北京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方案》，确保实现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提升水生态环境，结合大兴区实际，制定了《大兴区畜禽养殖禁养工作管理办法》并公布。该办法规定礼贤镇自2017年6月底全镇禁止畜禽养殖，养殖场（户）所有人将根据养殖场规模基数得到相应的禁养补助金，养殖场出资人丧失今后养殖收入的补偿。根据该办法，海旺养殖场属于禁养范围区域。为执行该办法，海旺养殖场在办法规定的禁养时间前处理完毕猪只，后按时停止养殖。2017年12月底，周书齐代表海旺养殖场领取了政府禁养补助金300万元及奖励资金10万元，共计310万元。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因政府行为获得的禁养补助金及奖励金双方各占50%权益，即王晨光享有155万元。但经王晨光多次向周书齐催要未果。本案的基本事实是：王晨光与周书齐于2006年4月17日成立了北京礼贤海旺兴达养殖场。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合伙期限为20年，自2000年5月10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止；协议第五条约定双方各占50%的比例协议；第六条约定退伙需要有正当理由退伙需提前一个月告知其他合伙人，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要进行结算；协议第十一条约定，如遇国家占地征地等政府行为，该合伙所有补偿费用归合伙人共有双方各占50%。2013年1月1日，双方签订承包协议，第五条约定现有固定资产及生产设备归双方所有各占50%；协议第六条约定承包期内，经营者投资建设的新增固定资产，以入账单为准协议终止后归投资者所有协议；第八条约定承包期内，如遇国家占地征地等政府行为，除第六条约定外，所有补偿费用归合伙人共有双方各占50%。该条款与合伙协议第十一条基本一致，并且在该条款中双方的身份仍然被定义为合伙人。2016年，大兴区政府发布禁养工作管理办法，养殖场在禁养划定的范围内。2017年12月22日，养殖场领取了禁养补贴300万元及奖励资金10万元。2018年1月28日，养殖场作为甲方，与北京都恩世纪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的第一页明确了王晨光与周书齐签订合伙协议，并成立养殖场合伙经营，并且王晨光与周书齐均作为甲方的权利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因政府征地，王晨光与周书齐于2018年12月25日在拆迁公司签订了分割单。国家就养殖场、建筑物拆迁一事补贴了双方共计13045255元，双方按照合伙协议第十一条以及承包协议第八条的规定，在扣除了周书齐在承包期内新增的固定资产价值1045255元后，余款1200万元双方按照50%的比例各分得了600万元，最后周书齐获得的补偿款是7045255元，原告获得的补偿款是600万元。被告周书齐辩称，不同意王晨光的诉讼请求，其主张的禁养补助和奖励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是：第一，周书齐与王晨光原设立个人合伙的《合伙协议书》的时间为倒签，周书齐申请成立个体工商户获批领取营业执照的时间为2006年4月17日，双方不可能在2000年就能设想并预料到营业执照何时办理完毕，并能预料到其经营的字号能否使用。第二，王晨光已经于2013年1月1日起退出合伙，2013年1月1日后周书齐自行承包经营该猪场，王晨光与周书齐非合伙关系，无权主张周书齐个人经营期间产生的收益和各项补偿。2013年1月1日，周书齐和王晨光签订了《猪场承包经营合同》，由周书齐个人对海旺养殖场承包经营，经营期限七年，自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承包经营期内，王晨光每年收取固定收益，不参与猪场经营，债权债务和运营费用均由周书齐负责并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之规定，公民个人合伙必须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故此，王晨光自2013年1月1日后，已经退出合伙，王晨光对周书齐仅享有收取承包费的债权和剩余1500头存栏猪只的取回权、分配权，不享有周书齐经营期间的股权、收益和各项补偿、赔偿。第三，周书齐和王晨光签订的《猪场承包经营合同》系有效合同，对双方均有拘束力，且该承包经营合同已经被双方实际履行，周书齐已经向王晨光支付了承包经营费至2017年6月30日，故处理本案纠纷应当适用该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其中，第五条约定：“甲方保证猪只存栏含基础母猪200头，猪场总存栏1500头。协议到期后，按基础母猪200头，总存栏1500头（其中含母猪、育肥、育仔及床上仔猪）交回猪场。每缺少一头按当时市场价格赔偿，每多一头归承包方所有。猪场的债权债务和经营运营费用由甲方负责并承担。”另，第六条约定:“在承包经营期间，由经营者投资建设的新增固定资产已入账单为准；协议终止后，归投资者所有。”第八条约定:“合伙期间，如遇国家占地、征地等政府行为，除第六条约定条款，该合伙所有补偿费用归合伙人共有，即甲、乙双方各占50%权益。”第四，订立合同并不能单纯看文字约定，因双方均非专业法律人员，在约定不明确时要看双方的真实意思和签订合同要达到的目的来处理合同产生的争议和纠纷。本案中，王晨光与周书齐签订《猪场承包经营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退出合伙经营，实际上王晨光每年收取固定收益（即承包费)，不参与经营、经营利润分配和经营亏损承担的行为，也代表了退出合伙经营系其真实意思表示。2017年初，周书齐在接到禁养通知后，对猪场存栏13990头猪开始分期分批处理，王晨光均无异议，直至2017年3月30日时猪场存栏剩余1500头时，为履行《猪场承包经营合同》中保证猪只存栏1500头的约定，双方共同处理了剩余1500头猪只，1500头猪产生的销售额双方予以了平均分配，王晨光也未提出任何异议。王晨光认可了在1500头之外的猪只归周书齐所有，周书齐从事养殖产生的收益自然也归周书齐所有，同样，因禁养而发放的禁养补贴归周书齐所有。第五，本案诉争的款项禁养补贴系丧失经营收入的补贴，根据双方签订的猪场承包经营合同，经营权是归属周书齐的。因此针对周书齐相应所获得的经营补贴，应该归属于周书齐。王晨光在签署承包经营合同中，实际上是退出了合伙或者是合伙关系，合伙暂时中止，理由是王晨光不再承担经营风险，不再参与经营，只获取固定的收益。第六，双方在2017年5月份进行了债务的清算实际，在2017年4月禁养工作的全部工作已完成。在双方进行清算时，并没有提及禁养补助款，处理的是王晨光在清理中获取的1500头猪的50%的出售权利、所获得的金额以及周书齐欠付王晨光的承包费用。在双方清理账务时，王晨光已认可经营补贴与其无关。第七，本案的经营补贴是具备政府文件作为依据予以发放，该文件明确列明禁养补贴是为了落实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北京市全面禁养工作而实施的具体的细则方案，与拆迁征地无关，不能适用双方的合伙协议以及承包经营合同中的征地拆迁等相关情形下处理的条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周书齐对王晨光提交的《合伙协议书》、《大兴区畜禽养殖禁养工作管理办法》及附件、转账记录、《猪场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拆除腾退补偿款分割单、财务清理单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协议书、拆除腾退补偿款分割单与本案无关。王晨光对周书齐提交的《猪场承包经营合同》、海旺养殖场的营业执照、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单及保费发票的真实性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晨光（合伙人、甲方）与周书齐（合伙人、乙方）签订了《合伙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00年5月1日，写明：2000年5月10日，甲、乙双方共同出资承租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海兴实验养殖场”，并与大兴县（区）礼贤镇农村平地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养殖场租赁合同》。2006年4月17日，甲、乙双方依据《民法通则》之规定共同出资，成立海旺养殖场合伙经营，该养殖场系属于个体工商户，注册号1102243075006。现双方达成如下条款：一、合伙宗旨为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实现共同赢利。二、甲、乙双方合伙经营海旺养殖场，及该养猪场所涉及生产设施、土地相关权益。三、合伙期限为20年，自2000年5月10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止。四、甲、乙出资各占50%，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至时予以返还。五、盈余按比例分配，各占50%；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按比例承担。六、需有正当理由方可退伙；不得在合伙不利时退伙；退伙需提前一个月告知其他合伙人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退伙后以退伙时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不论何种方式出资，均以金钱结算；未经合伙人同意自行退伙给合伙造成损失的，应进行赔偿。允许合伙人转让自己的出资；转让时合伙人有优先受让权。七、周书齐为合伙负责人，权限为：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对合伙事业进行日常打理；出售合伙的产品（货物），购进常用货物；支付合伙债务。其他合伙人的权利：参与合伙事业的管理，听取合伙负责人开展业务情况的报告；检查合伙账册及经营情况；共同决定合伙重大事项。九、合伙因以下事由之一终止：合伙期届满，全体合伙人同意终止合伙关系，合伙事业完成或不能完成，合伙事业违反法律被撤销，法院根据有关当事人请求判决解散。合伙终止后的事项：甲、乙双方共同参与清算；清算后如有盈余，则按收取债权、清偿债务、返还出资、按比例分配剩余财产的顺序进行，固定资产和不可分物，可作价卖给合伙人或第三人，其价款参与分配；清算后如有亏损，不论合伙人出资多少，先以合伙共同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的部分，由合伙人按出资比例承担。十一、合伙期间，如遇国家占地、征地等政府行为，该合伙所有补偿费用归合伙人共有，即甲、乙双方各占50%权益。2013年1月1日，王晨光（乙方）与周书齐（甲方）签订了《猪场承包经营合同》，写明：2000年5月10日，甲、乙双方共同出资购买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海兴实验养殖场，现更名为海旺养殖场，双方现约定由甲方承包该养殖场，并达成如下条款：一、甲方承包经营海旺养殖场。二、承包期限为7年，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三、承包费用每年15万元，共计105万元。四、分年度上交承包金，甲方须在每年1月1日一次性向乙方缴纳当年承包费用15万元。承包第一年中，甲方应于该年度的5月1日以前，给付乙方10万元的2012年度保险赔付及相关政策补助款。五、现有所有固定财产及生产设施设备归双方所有即各占50%，在承包生产经营生产中不得减少、缺失，承包方使用时应及时进行维护维修，因正常生产所产生的磨损老化及双方约定处分的除外。甲方保证合法经营，安全生产，严格按照国家及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标准生产运营，做到生物安全，生产安全。在生产运营中出现任何生物安全，生产安全事故由承包方负全责。甲方保证猪只存栏：基础母猪200头，猪场总存栏1500头。协议到期后，按基础母猪200头，总存栏1500头（其中含母猪、育肥、育仔及床上仔猪）交回猪场，每缺少一头按当时市场价格赔偿，每多一头归承包方所有。猪场现有的固定资产及生产设施、设备归甲乙双方所有，在生产经营中不得减少、缺失；经营方负责维护、维修使用，因正常生产产生的磨损老化除外。猪场的债权债务和经营运营费用由甲方负责并承担。六、在承包经营期间，由经营者投资建设的新增固定资产，以入账单为准；协议终止后，归投资者所有。七、协议得以终止的事由：协议到期、国家征占地。其他原因不得解除协议。八、承包期间，如遇国家占地、征地等政府行为，除第六条约定条款，该合伙所有补偿费用归合伙人共有，即甲、乙双方各占50%。2016年，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大兴区畜禽养殖禁养工作管理办法》，写明：为深入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和《北京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京政发[2015]66号），依据《北京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方案》（京政农函[2016]10号），确保实现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结合大兴区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一条划定范围，包括礼贤镇全镇等。第三条资金管理，补助资金按照养殖规模基数进行核算（附件2）。各镇（街道）对在禁养区范围内符合补助条件的养殖场（户）给予禁养补助。其中，附件2《大兴区畜禽养殖禁养补助标准》载明，猪以存栏1000头为一个规模基数，每个规模基数补助25万元。海旺养殖场的经营场所在上述禁养划定范围内。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单显示，投保人为海旺养殖场，联系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平地村，承保畜别为猪，承保险别为养猪保险，承保数量为13900头，保险期限为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6月29日。2017年5月6日，周书齐向王晨光出具财务清理单，载明：1500头存栏猪处理总收入1771580元，两家各分配50%，王晨光实得88万元，周书齐实得89158元。周书齐主张在2017年4月底申报猪的数量为12000头，禁养补助款按照1000头补助25万元共计300万元。2017年12月22日，海旺养殖场收到了政府发放的禁养补贴300万元及奖励资金10万元，负责人为周书齐。本次庭审中，当事人双方均认可禁养补助款是按照附件2《大兴区畜禽养殖禁养补助标准》发放的。王晨光主张《猪场承包经营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只是猪的市场价归周书齐，不是指的拆迁补偿，拆迁补偿是在协议第八条作出的专项约定，而且周书齐也获得了猪的市场价值约1300万元，禁养补助款应当属于双方合伙共有。另查，海旺养殖场于2006年4月17日注册成立，登记的经营者为周书齐，经营场所为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平地村南200米，经营范围为养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王晨光提交协议书、拆除腾退补偿款分割单，用以证明海旺养殖场在2018年12月25日被腾退拆迁，王晨光和周书齐按照合伙关系对拆迁补偿款进行了分割，证明双方一直是合伙关系。本院认为，该拆迁腾退补偿事项与本案争议的禁养补助款无关。本院认为，首先，《合伙协议书》约定，王晨光与周书齐共同经营海旺养殖场，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即双方成立合伙关系，合伙期间为2000年5月10日至2020年4月30日。《猪场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周书齐承包经营海旺养殖场，承包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海旺养殖场现有所有固定财产及生产设施、设备、1500头存栏猪归王晨光与周书齐共同所有，以后新增的固定财产及生产设施、设备、猪等由周书齐所有，承包期内周书齐自负盈亏，周书齐每年交给王晨光承包费15万元。从上述内容看，海旺养殖场在签订《猪场承包经营合同》时，当时资产的所有权约定归王晨光与周书齐二人共有，王晨光将其经营权转让给周书齐，并退出海旺养殖场的经营，从周书齐处获得固定的承包费用，此后经营权归周书齐一人。故在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海旺养殖场由周书齐一人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此时与王晨光并不存在合伙经营关系，双方的关系仅为对海旺养殖场原有资产的共有（各占50%）。其次，本案诉争的禁养补助款发生在周书齐承包经营期间，故应当按照《猪场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处理。该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保证猪只存栏：基础母猪200头，猪场总存栏1500头。协议到期后，按基础母猪200头，总存栏1500头（其中含母猪、育肥、育仔及床上仔猪）交回猪场，每缺少一头按当时市场价格赔偿，每多一头归承包方所有。”从上述条款可知，1500头猪由王晨光和周书齐共有，此后周书齐经营养殖场增加的数量归周书齐个人所有。2016年，政府出台禁养规定，补助资金按照养殖规模基数进行核算，并按照猪以存栏1000头为一个规模基数，每个规模基数补助25万元的标准对禁养主体进行补偿。本案当事人均认可禁养补助款系按照上述标准进行的补偿，故按照上述标准，300万元禁养补助款是对12000头猪禁养的补助。由于周书齐并未举证证明该12000头猪不包括《猪场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共有的1500头，本院认为该12000头猪有1500头系王晨光和周书齐共有，另外10500头系周书齐个人所有。王晨光主张根据《猪场承包经营合同》第八条约定，禁养补助款应为二人共有，第五条仅是约定猪的市场价归周书齐。首先，该条约定的是占地、征地等政府行为，并无证据证明包括禁养；其次，周书齐承包期间，王晨光并不参加经营，而是将经营权转让给了周书齐，从而获得固定承包费用，政府禁养措施导致周书齐无法再进行养殖经营，且相关补助也是对存栏猪禁养的补偿，而周书齐养殖期间新增的猪为其个人所有，故相应补助款也应归属于周书齐个人。并且根据财务清理单，王晨光和周书齐也是对1500头猪款项进行了分割，并不包括其余猪。综上，本院认为，1500头猪的禁养补助款应为王晨光和周书齐共有，各占50%即18.75万元，另外10500头禁养补助款应为周书齐个人所有。最后，关于奖励资金10万元。该奖励资金系政府部门为奖励及时清退行为而发放的，鉴于周书齐在清退期间实际经营海旺养殖场，并完成了海旺养殖场的主要清退工作，本院对王晨光要求分配该部分奖励资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周书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王晨光禁养补助金187500元；二、驳回王晨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50元，由王晨光负担17616元（已交纳），由周书齐负担113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亚东人民陪审员  常永春人民陪审员  赵亚玲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