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终121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奚刚，男，1974年10月3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晓璐，上海浦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烨，上海浦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醒治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明朗村。法定代表人：陶惠玲，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田民，湖北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陶福林，男，1967年12月13日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田民，湖北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惠玲，女，1977年7月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田民，湖北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冰，女，1972年2月4日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田民，湖北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188号临港管理服务中心A-427。法定代表人：于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嘉，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菡悦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良欣路****。法定代表人：范冰冰，执行董事。原审被告：赵联忠，男，1972年9月30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田民，湖北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奚刚、杭州醒治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醒治公司）、陶福林、陶惠玲、李冰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及原审被告上海菡悦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菡悦公司）、赵联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4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奚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晓璐、吴烨，上诉人醒治公司、陶福林、陶惠玲、李冰及原审被告赵联忠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田民，被上诉人中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菡悦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奚刚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中远公司对奚刚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货损的根本原因不是奚刚向醒治公司的借货行为，而是醒治公司违反了“事后补货”的约定。其次，奚刚的借货行为存在过失，但对货损没有侵权的共同故意，也不是货损的主要原因，应按其行为的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奚刚在本案中只收取了2万元的仓储费，却要连带赔偿1,000万元，有违公平原则。最后，中远公司在2013年10月29日已得知货损，其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中远公司答辩称，其不同意奚刚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上诉人醒治公司、陶福林、陶惠玲、李冰表示对奚刚的上诉请求没有意见。原审被告赵联忠对奚刚的上诉请求不发表意见。上诉人醒治公司、陶福林、陶惠玲、李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至第四项，改判驳回中远公司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醒治公司在中远公司处尚有18.6吨草甘膦，应当予以冲抵；中远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醒治公司及担保人均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奚刚对醒治公司等四位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意见。被上诉人中远公司表示不同意醒治公司等四位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赵联忠对醒治公司等四位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发表意见。原审被告菡悦公司未作答辩。中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奚刚向中远公司支付货款损失8,925,614.88元；2、判令奚刚向中远公司支付诉讼费损失162,327元；3、判令奚刚向中远公司支付因对外赔款、支付诉讼费而遭受到的利息损失，以9,087,941.88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数，自2016年3月25日计算到实际清偿日止；4、判令醒治公司、菡悦公司、陶福林、陶惠玲、赵联忠、李冰对奚刚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1日，中远公司与厦门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约定中远公司负责对A公司的一批货物提供仓库操作、保管服务。此后，中远公司与奚刚联系后，将《服务协议》项下的货物储存于奚刚指定的涉案仓库中。2013年10月，中远公司得知涉案货物在未经中远公司同意的情况下，被醒治公司提走。2013年10月31日，醒治公司向中远公司出具一份《保函》，载明：醒治公司在未经中远公司允许及知情的情况下，私自通过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仓库（涉案仓库）自2013年4月起提取了货权属于A公司的草甘膦（沙隆达生产）267.80吨，双甘膦（汇达生产）108吨；醒治公司承诺于2013年11月2日前将货款300万元以现金或承兑汇票形式支付，差额部分950万元（以A公司向中远公司实际追讨的数额为准）将按中远公司要求的时限及时返还，否则由此产生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醒治公司承担。该份《保函》落款的担保人栏上，有陶福林、陶惠玲、李冰签名，同时写有“赵联忠（陶惠玲代）”的字样。2013年11月15日，醒治公司再次向中远公司出具《保函》，载明：对于先前承诺于2013年11月2日偿还300万元的基础上，进一步承诺在2013年11月22日前返还86吨草甘膦货物或对应金额的货款，在2013年12月15日前返还不少于45吨草甘膦的货物或对应金额的货款，在2013年12月31日前返还不少于45吨草甘膦的货物或对应金额的货款，在2013年1月20日前返还剩余所有货物或对应金额的货款。该《保函》落款担保人栏上，有陶福林、陶惠玲签名。2013年11月2日，菡悦公司向中远公司发函，表明中远公司存放于其仓库（涉案仓库）的所有权为A公司的草甘膦、双甘膦，确认已经被醒治公司提走，对于仍存于该仓库的货物，保证不再依据B公司单方的指示采取行动，保证在收到中远公司的相应指示后才会采取放货等行为。据2014年1月10日上海市水上公安局向奚刚所作的询问笔录，奚刚称，2013年3、4月，其在B公司老总的介绍下接下了中远公司的堆存和装箱业务，这个业务由其具体负责，然后B公司根据其对账情况向中远公司开票；中远公司货物存放于其承租的涉案仓库中，接到业务后，其将业务交给其雇佣的一个操作小王去具体操作，小王根据其指令安排仓库内的工人进行装箱或者装货出仓；对中远公司存储的货物，一开始其与中远公司的员工对账结账，4月份起，醒治公司的业务员阮红利要求借货，要求先放货后补货权，其在未通知中远公司的情况下将涉案货物直接放给了醒治公司，事后其与醒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陶福林催要货权凭证，但醒治公司未补全货权凭证。据2014年7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公安局向陶福林所作的询问笔录，陶福林称，自2013年4、5月起，醒治公司多次向大翔仓库的管理人员即奚刚借货，刚开始货物能及时办好货权，但9月份后由于资金链问题，醒治公司还不上货了；其借货的时候并未通知中远公司，是私下向奚刚借的。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3月28日A公司曾起诉本案中远公司，要求本案中远公司赔偿因灭失的草甘膦267.80吨、双甘膦108吨的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2015年11月6日，上海海事法院作出（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3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案中远公司赔偿A公司货损10,187,359.94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10月2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由本案中远公司承担79,403元。判决后，本案中远公司提起上诉，2016年3月14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二审诉讼费82,924元由本案中远公司负担。2016年3月25日，中远公司为履行前述生效判决向A公司支付损失及利息共计11,487,099.60元。此外，中远公司向人民法院支付一审诉讼费79,403元、二审上诉费82,924元。醒治公司曾向中远公司赔付货损2,561,484.72元。2016年9月5日，中远公司曾起诉B公司、醒治公司、菡悦公司、陶福林、陶惠玲、赵联忠、李冰【（2016）沪0115民初65547号】，要求B公司支付货损8,925,614.88元、诉讼费162,327元及利息损失，其余被告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5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认为中远公司不能证明其与B公司之间存在仓储合同关系，故驳回中远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争议事项及庭审查明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的案由；二、哪些被告为共同侵权人；三、侵权造成的损失金额；四、赵联忠是否承担保证责任；五、中远公司主张的损失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对于争议焦点一，醒治公司等认为本案案由应调整为仓储合同纠纷，中远公司可依据仓储关系主张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中远公司有权选择以合同之诉或侵权之诉提起诉讼，现中远公司明确选择以侵权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案由仍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对于争议焦点二，中远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奚刚、菡悦公司、醒治公司共同侵权，并要求其对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从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及（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375号庭审查明的事实可见，奚刚自认实际承接了中远公司交付的涉案货物，此后，其根据醒治公司的借货要求将涉案货物交付醒治公司，而陶福林作为醒治公司实际控制人也自认未经中远公司同意擅自向奚刚借货，故奚刚、醒治公司对擅自转移涉案货物存在共同侵权故意，并由此给中远公司造成损失。奚刚、醒治公司应对中远公司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至于菡悦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中远公司对此负有举证义务。一审庭审中，中远公司认可仓储关系建立于中远公司与奚刚之间，奚刚在之前的询问笔录中也表明菡悦公司仓库系其租用，实际操作由奚刚交由手下人员进行，因此中远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菡悦公司对涉案货物存在共同侵权的故意。中远公司认为菡悦公司向中远公司出具了公函，表明会对剩余货物严加看管，故菡悦公司对涉案货物灭失存在过错。但该公函也载明菡悦公司系根据B公司（实际为奚刚）指令放货，其对剩余货物严加看管的表态并非等同于其对涉案货物转移存在共同侵权故意。故中远公司要求菡悦公司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三，中远公司根据海事法院生效判决，就涉案货物损失向A公司赔偿货物11,487,099.60元，扣除醒治公司已经偿付的2,561,484.72元，剩余货损8,925,614.88元。奚刚认为涉案仓库挂牌系根据中远公司工作人员指令进行，挂牌对A公司未能及时辨认实际仓储人造成影响，故中远公司对货损亦有过错，应分摊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因奚刚未举证证明涉案仓库挂牌系中远公司指令，也未证明仓库挂牌一事与涉案货物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奚刚要求中远公司分摊损失的抗辩不予支持。因此，中远公司诉请奚刚、醒治公司偿付货物损失8,925,614.88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中远公司要求奚刚承担（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375号民事判决79,403元的诉讼费，以及二审上诉费82,924元的诉讼请求，因该两案诉讼费的发生系中远公司未及时赔付A公司货损导致，系中远公司自行扩大的损失，故中远公司要求奚刚支付诉讼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中远公司诉请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因中远公司向A公司支付货损赔偿款的时间为2016年3月25日，故其主张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数，自2016年3月25日计算到实际清偿日止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另，醒治公司主张其另有18.60吨草甘膦尚在中远公司处未提取，认为该货物价值应冲抵中远公司主张的损失。对此中远公司不确认尚有未提取草甘膦的事实，同时认为若中远公司处存有醒治公司草甘膦的情况，醒治公司可以向中远公司主张提货，但不同意在本案中冲抵损失。一审法院认为，醒治公司提取货物与中远公司主张损失系不同法律关系，现中远公司不同意货物价值冲抵损失，故醒治公司可以另行主张，其要求冲抵的主张不予采纳。对于争议焦点四，中远公司主张赵联忠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为2013年10月31日的《保函》，但该《保函》上赵联忠的署名系陶惠玲代签。现赵联忠否认其曾委托陶惠玲签署，中远公司未举证证明《保函》中的签名系赵联忠真实意思表示，故中远公司要求赵联忠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五，首先，中远公司主张损失是否超过时效。奚刚、醒治公司均认为中远公司自2013年10月即知晓涉案货物被提取的事实，故中远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中远公司认为，涉案货物被提取后，中远公司的损失一直未予最终确定，直到（2015）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47号案件判决后才最终确定损失，故应自该日起算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侵权纠纷的诉讼时效应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算。醒治公司虽于2013年10月31日向中远公司出具《保函》，但《保函》对最终损失并未明确，其第二期损失金额的返还也以中远公司要求的时限为准。2013年11月15日的《保函》虽然对具体付款时间有了进一步明确，但该《保函》系醒治公司单方出具，中远公司并未认可其中的付款时间。故中远公司遭受的损失金额应至2016年3月14日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后才予以明确。此外，在侵权义务人的认定上，中远公司根据其掌握的证据对实际侵权人是B公司还是奚刚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直至2017年5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沪0115民初65547号民事判决，中远公司才知道真正侵权义务人为奚刚。综上，中远公司在2018年1月8日提起本案诉讼，其主张损失的权利对奚刚、醒治公司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次，保证期间是否已经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到期后6个月。陶福林、陶惠玲、李冰承诺对《保函》中提到的中远公司因醒治公司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承担责任，同时《保函》中明确剩余款项以中远公司要求的时间返还，故可以认为主债务系以中远公司实际主张赔偿之日为届满之日。中远公司在2016年9月5日提起（2016）沪0115民初65547号案件，明确要求醒治公司偿付损失的金额，此案中中远公司对保证人的主张系在6个月保证期间内。至中远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2年的保证时效尚未超过，故保证人认为保证期间已经超过的诉讼请求，不予采信。菡悦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一审法院遂判决：一、奚刚、醒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远公司支付货款损失8,925,614.88元；二、奚刚、醒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远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以8,925,614.88元为本金，自2016年3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陶福林、陶惠玲、李冰对醒治公司在判决主文一、二项下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陶福林、陶惠玲、李冰在履行了第三项判决主文的义务后，有权向醒治公司追偿；五、驳回中远公司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302元，由奚刚、醒治公司、陶福林、陶惠玲、李冰负担80,394元，中远公司负担908元。各方当事人在本院审理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均提出了中远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中远公司虽然在2013年10月获知货损事实的发生，但其并非货物的所有权人，故其当时并不能确定货损的具体金额。在醒治公司于2013年10月31日向中远公司出具的《保函》中，醒治公司所作的差额部分将以A公司向中远公司实际追讨的数额为准的意思表示也能予以证明。本案中，中远公司主张货损的具体金额直到2016年3月14日，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就A公司诉中远公司的二审判决作出后，才最终予以确定。虽然醒治公司于2013年11月15日又向中远公司出具过一份《保函》，其承诺了赔偿的时间，但中远公司并未明示同意。在此情况下，以上述时间作为中远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就如同在未经中远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中远公司的权利行使进行限制，将损害中远公司的权利。因此，中远公司知道本案损害事实的发生之日应被认定为2016年3月14日，并应将该日作为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醒治公司承诺赔偿的时间不能作为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中远公司于2018年1月8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需要指出的是，在2016年3月14日之后的6个月内，中远公司于2016年9月5日曾提起（2016）沪0115民初65547号案件，要求保证人陶福林、陶惠玲、李冰对货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中远公司在本案中要求陶福林、陶惠玲、李冰对货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亦未超过二年的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因此，本案上诉人就诉讼时效提出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奚刚上诉认为，其对货损并没有侵权的共同故意，其行为不是货损的主要原因，应按责任大小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奚刚与醒治公司未经中远公司的同意而擅自提走货物，给中远公司造成了损失。奚刚主观上虽然没有侵权的故意，但其与醒治公司主观上存在共同的过失。因此，奚刚与醒治公司对中远公司仍然构成法律上的共同侵权，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至于奚刚提出损失的发生是醒治公司违反了“事后补货”的约定，本院认为，此系奚刚和醒治公司之间就责任分担所需考虑的因素，并不能以此对抗其对中远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至于奚刚上诉认为其只收取了2万元仓储费，但要承担1,000万元赔偿的抗辩，本院认为，此抗辩并不构成减轻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故对奚刚的上述抗辩本院亦不予支持。本案审理中，醒治公司坚持要求将其在中远公司处的18.6吨草甘膦在本案中予以冲抵。对此，中远公司并不认可。本院认为，即使上述事实存在，但本案诉讼标的为金钱之债，与醒治公司主张用以抵销的标的物分属不同种类，并不符合抵销的法定条件。故对醒治公司的该项抗辩本院也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279元，由上诉人奚刚、杭州醒治化工有限公司、陶福林、陶惠玲、李冰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耿斌审判员  季伟伟审判员  刘 雯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书记员  郑雯晴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