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785民初2696号 原告：范树林。 委托代理人：李坤，山东鲁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尹金强。 被告：尹子道。 以上二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瑞国，山东齐鲁（潍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在朋。 原告范树林与被告尹金强、尹子道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在审理过程中依职权追加王在朋为被告参加诉讼，于2018年9月13日和2019年3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树林及委托代理人李坤到庭，被告尹金强未到庭，被告尹子道及二被告尹金强、尹子道的委托代理人王瑞国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在朋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第二次开庭时，原告范树林及委托代理人李坤到庭，被告尹金强未到庭，被告尹子道及二被告尹金强、尹子道的委托代理人王瑞国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在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欠款59951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1年至2012年期间为二被告供应生猪，至2012年5月份二被告尚欠原告生猪款59951元，至今未予偿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尹金强、尹子道辩称：一、尹金强与四原告在2011年至2012年5月份并没有生意上的往来，不知为何四原告要起诉尹金强；二、尹子道是个居间人，其作为居间人给买猪人和卖猪人相互介绍认识，最终的买猪人为王在朋，尹子道仅仅赚取每头猪7元的居间服务费用；三、钱是王在朋欠的，与尹金强、尹子道无关。因此，并非是被告尹金强、尹子道欠四原告的欠款，二被告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四原告对尹金强、尹子道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在朋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高密市公安局对三被告的询问笔录、尹子道书写的欠款明细、自记流水账等，本院依法调取了尹金强向高密市公安局提交的账本及高密市公安局对张西涛、叶成海、陶德田的询问笔录等，双方进行了质证，可确认以下事实： 二被告尹子道、王在朋于2011年初约定，由尹子道给王在朋收生猪，王在朋每收一头猪给尹子道7元钱。之后，尹子道即开始为王在朋收生猪。被告尹子道与尹金强系父子。 原告经他人介绍后先后多次将生猪送至尹子道处，与尹子道将猪称重，王在朋将生猪款给付尹子道后，由尹子道当场或通过尹金强转账给付。至2011年年底时，由于王在朋盖厂房、市场不景气等原因，王在朋给付尹子道的生猪款开始拖欠，尹子道也开始拖欠原告的生猪款项。2012年5月开始，尹子道将自己收生猪的生意交由尹金强负责。尹子道称之通过尹金强转账付款都是尹子道安排他付的。尹子道在高密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询问时认可欠孙中杰、范树林、周树波、王玉伟四人的生猪款约20万元左右，但开庭时又称所欠约20万元包括孙中杰、范树林、周树波、王玉伟四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外欠猪款约20万元。王在朋称欠尹子道20多万元。 2015年5月6日，尹金强以误将款项转至范树林账户为由将范树林起诉至本院，要求范树林返还不当得利。2015年7月21日，孙中杰、范树林、周树波、王玉伟向高密市公安局报案，以尹金强涉嫌诈骗为由要求立案。高密市公安局对三被告进行了询问等工作后，未予立案。2016年11月18日，尹金强向本院撤回要求范树林返还不当得利的案件。 孙中杰、周树波、王玉伟也就所欠生猪款向本院对尹子道、尹金强提起了诉讼，分别起诉的生猪款数额为45000元、68308元、66500元。四原告起诉的生猪款数额共计为239759元。 被告尹子道称生猪价格由王在朋与原告决定，且原告开始送猪时尹子道即告诉了原告自己是为王在朋收猪，原告对此不予认可。 在原告提供的自己的记账本中，完整记载了出卖生猪的流水账，能够反映出被告欠猪款的基本情况。 被告尹子道称自己于2015年8月6日左右书写了欠款明细一份交至高密市公安局，即原告向本院提供的欠款明细复印件，载明欠范树林、孙中杰、周树波、王玉伟的生猪款分别为：孙中杰38280-25000-3500＝9780元；范树林41650-30000元＝11650元；王玉伟45500-10000-8700＝26800元；周树波58300-18300＝40000元。以上合计为88230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 被告尹金强向高密市公安局提交的账本系由尹子道雇佣的原会计夏吉升所写，而非尹金强所写，该账系流水账，无法确定具体的欠款数额情况。张西涛、叶成海、陶德田在高密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询问时均称，他们三人与原告及孙中杰、范树林、周树波等均给尹子道送猪，在2012年4、5月份之前与尹金强没有经济上的来往。 在庭审过程中，经本院释明后，原告表示选择被告尹子道、尹金强主张权利，而不向王在朋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通过原告陈述及自记流水账、尹金强提交的账本、尹子道所写欠款明细及三被告及张西涛、叶成海、陶德田在高密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可确定原告出卖生猪的事实存在。本案焦点问题有两点：一是三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各自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二是欠原告的生猪款价款数额。 关于第一个问题。尹子道与王在朋在高密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对业务发生过程的陈述基本一致，可以确定二被告尹子道与王在朋间存在尹子道代王在朋收猪的事实，被告尹子道虽称自己系中介，但只有自己陈述，无其他证据加以证明。而实际情况是由尹子道直接过付或通过尹金强转账给原告生猪款，直到最后王在朋给尹子道的生猪款不及时从而无法及时给付原告款项时，才带领原告等人至王在朋处索款而由王在朋给付原告生猪款，应视为此时原告等人才知悉尹子道是替王在朋收猪。 尹子道与王在朋之间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即王在朋将收生猪的事务委托尹子道办理，给尹子道的报酬即每收一头猪，给尹子道7元，而原告并不知情他们之间的这一约定以及收到的生猪款是由王在朋给付尹子道之后再支付给原告的这些事实，因此，这7元钱实际是尹子道的报酬，并非中介费，该二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原告作为第三人可以选择委托人或受托人主张权利，原告表示选择受托人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一旦选定了受托人尹子道主张权利，则作为委托人的王在朋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 至于被告尹金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从询问笔录、自记流水账、尹金强提供的账本等可以确定，原告主张的生猪款是2012年5月尹金强接手尹子道的生意之前由尹子道收猪所欠，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成年人对自己的民事行为独立实施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原告仅以尹金强转过账给自己为由要求尹金强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据不足。张西涛、叶成海、陶德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其要求尹金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问题。原告虽无欠条而只是向本院提供了自记流水账，但流水账记录了业务发生过程，结合被告尹子道的欠四原告“约20万元左右”、王在朋的“欠尹子道20多万元”的陈述及尹金强提交的账本，以及原告等四人起诉的生猪款共计239759元的事实，能够确定被告认可的欠款数额与原告等人主张的生猪款数额基本相符，被告尹子道虽然于2015年8月6日左右向高密市公安局提交了欠款明细，该欠款明细上记载的欠原告等四人的款项为88230元，且在庭审时尹子道虽称所欠20万元不只是欠原告等四人而是所有的外欠猪款，但均与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自相矛盾，数额相差悬殊，应依其在公安机关最早的陈述为准。被告若主张已经偿付了部分款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被告无相关已清偿部分款项的证据提交时，只能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在面对双方的实际举证情况及事实上已无法确定具体欠款数额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本院确定原告主张的被告欠生猪款数额59951元的事实存在。当然，被告尹子道在有本人或王在朋还偿付了原告款项的证据后，可以另行主张与原告请求的生猪款抵销或要求原告返还。 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因原被告并未约定具体的给付生猪款的具体时间，可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尹子道偿付原告范树林生猪款59951元； 二、被告尹子道赔偿原告范树林生猪款的利息损失，以59951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 上述第一、二项，被告尹子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尹子道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99元，由被告尹子道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成森 人民陪审员  蔡婴红 人民陪审员  吴宗亮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李延强    书记员 于凌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