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辽02民终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祝艳，女，汉族，1982年4月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成昆，辽宁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长鑫，辽宁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法定代表人：赵作伟，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喜，男，该医院职员，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运东，辽宁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祝艳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4民初4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祝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成昆、高长鑫，被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运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祝艳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后续治疗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合计36691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缺乏外地治疗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而不支持交通费与食宿费和认为残疾赔偿金中应包含误工费均系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到外地就医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的医疗过错导致身体重度残疾，伴随慢性肾脏、贫血等并发症，上诉人需要通过到医院检查、住院治疗以及大量服用各种药物来康复身体、维持生命，虽然上诉人自2014年医疗事故发生后从未间断过在大连地区各大医疗机构进行后续治疗，但是相关治疗不能改善上诉人的身体状况，故上诉人前往医疗水平高于大连的城市进行治疗。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到上海看病没有先进性和特殊性，显然缺乏社会常识。“2017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发布仪式暨第五届中国医学科学发展论坛”中评选出的“肾脏病学一百强医疗机构”，其中上诉人前往治疗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分别位居第13、22、23位。可见上诉人前往上海地区三家医院治疗是有权威机构的排行榜作为依据的。另外，沈阳盛京医院也在上述排行榜上有名，上诉人前往沈阳盛京医院救治具有合理性，并非在沈阳探望父母期间入院检查。2.一审判决中认为残疾赔偿金与误工费存在包含关系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残疾赔偿金与后续治疗期间的误工损失不能等同，残疾赔偿金赔偿的是受害人客观上因人身损害造成的劳动能力减损部分所对应的原先应得收入，是一种带有补偿性质的赔偿，不具有收入损失赔偿的买断性。而后续治疗期间误工费赔偿的是受害人在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因需住院治疗而无法继续劳动的期间造成的应得损失，具有不可代替性。二者性质不同、作用不同。本案中，上诉人虽因侵权行为限制了劳动能力，但其仍可以从事一些其他工作，在后续治疗住院期间无法正常工作，必然导致误工损失，属于非持续性误工，误工时间应根据医院出具的出院小结等材料载明的住院时间确定。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上诉人主张到外地医疗的合理性还有交通食宿的问题，一审法院对该节事实的认定是合理的。对于上诉人主张误工费的问题，上诉人未提供因为误工减少收入的任何证明，一审法院已经明确认定被上诉人在前期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已经给付了上诉人方巨额的残疾赔偿金，上诉人当时是3级伤残，按照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基本和误工费的情况差不多，对于本次上诉人再次主张误工费证据不充分，前期已经支付残疾赔偿金的情况下我们不同意再继续赔付相关的误工费。关于上诉人主张误工费及医疗费的问题，因为上诉人从友谊医院出院后很快就到了铁路医院，紧接着又到了中医院，一年中有199天在3家医院进行住院，实际上在住院期间也没有进行特别的治疗，被上诉人已经就该项事实向大连市医保局提出了投诉，上诉人存在医疗保险欺诈的问题。综上，我们认为上诉人上诉理由不充分，希望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祝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继续承担原告后续治疗医疗费16032.85元、药费47096.3元、交通费6363.4元、食宿费383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9900元、误工费32966.56元（合计126195.11元），按85%比例计算合计为107265.8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8日至2014年5月20日，原告祝艳入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羊水栓塞，子宫破裂，休克（过敏性休克、失血性休克），急性肾损伤，急性心肌损伤，急性肝损伤，DIC，心跳、呼吸骤停，心肺复苏术后，缺氧性脑病，妊娠40＋3周（已娩活婴、G3P1、ROA），瘢痕子宫，胎盘植入，双肺炎，急性左心衰，双侧胸腔积液，肺血栓栓塞症不除外，继发性贫血（轻度）。同年7月2日至7月21日，原告再次入被告处住院治疗，确定诊断：肾功能不全（急性不除外，慢性可能性大），肾性高血压，肾性贫血，子宫次全切除术后。补充诊断：慢性肾脏病（氮质血症期、CKD4期），泌尿系感染，早期类风湿关节炎不除外。2014年7月18日原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复查血肌酐256umol／L，肾超声示慢性肾实质损害，双肾异常考虑为海绵肾、肾钙质沉着。2014年8月1日至8月8日，原告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肾皮质坏死可能性大、急性肾损伤→慢性肾脏病4期，肾性贫血、肾性高血压、子宫次全切除术后。2014年10月9日，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被告赔偿住院医疗费91052．04元、门诊医疗费8919．4元、外购医药费99022．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900元、营养费59400元、护理费81483元、误工费81939元、交通费8764．3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40845．76元、残疾赔偿金564328．8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鉴定费14850元，合计1657504．42元。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就被告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与患者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参与度）、伤残等级、合理休治时间、陪护和加强营养、医院外购药合理性、后续治疗及费用等项目提请司法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15年11月5日出具［2014］临鉴字第1203号出具鉴定意见：1．依据现有病历资料，本次鉴定认为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对被鉴定人祝艳的诊疗过程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祝艳子宫次全切除、慢性肾脏病4期的损害结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责任程度从法医学技术评定立场分析符合主要责任程度范围，请法庭审理裁定，并最终确定本案的具体民事赔偿程度。2．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标准，被鉴定人祝艳慢性肾脏病4期评定为三级伤残，子宫次全切除术后评定为八级伤残。3．依据GA／T1193-2014《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被鉴定人祝艳子宫破裂失血性休克行子宫次全切除，误工期（休治时间）评定为60-90日，护理期45-60日，营养期45-60日；对于祝艳继发慢性肾脏病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价，缺乏明确评判标准，依据该标准附录A．8之规定，本次鉴定建议提供临床诊疗意见供法庭审判参考；关于护理人数，本次鉴定认为祝艳2014-04-08～2014-05-20住院期间需两人护理，出院后护理期内需一人护理。4．被鉴定人祝艳遗留慢性肾脏病4期之情况，其后续治疗主要考虑为纠正贫血，降压，纠正酸中毒，预防甲旁亢，预防肾性骨营养不良，保肾的治疗，具体治疗方案存在明显个体差异性，需动态观察，本次鉴定难以评价所需费用，建议参考临床专科意见。5．被鉴定人祝艳子宫破裂大出血后继发多脏器功能损害、感染、慢性肾脏病之情况，本次鉴定认为患者应用纠正贫血，降压，纠正酸中毒，预防甲亢，预防肾性骨营养不良，抗感染，减低肝肾功能损害，保肾的药物具有对症治疗的相关性，具体情况根据临床意见审查购药清单予以明确。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4）沙民初字第0376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按照85％的过错比例赔偿原告的合理损失，赔偿原告医疗费99926.7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865元、营养费5100元、护理费10965元、误工收入56768．15元、交通费4276．61元、住宿费1198.5元、伤残赔偿金473969.01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87771.02元、鉴定费12622.5元、精神抚慰金83000元，合计1141462．52元。原、被告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起上诉。2016年4月26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民终65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8月24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按照85％的责任比例赔偿原告2014年8月7日至2016年8月15日期间的医疗费162682.28元、交通费3132.40元、食宿费1849元、护理费3200元、误工费4489.8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200元。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对原告后续治疗及用药是否合理、后续治疗方案提请司法鉴定。经双方当事人选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予以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1月16日出具［2017］临鉴字第65号司法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祝艳目前肾脏病情，依据其现有用药情况，除多维元素片及通便灵胶囊外，其余用药未见明显不合理之处，但须严格控制用药剂量，避免用药过度额外增加肾脏负担。2．被鉴定人祝艳后续治疗方案建议依据慢性肾脏病相关的诊疗指南和教科书规定制定，采取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具体个体化方案建议以临床专科建议为准，并定期根据临床复查情况调整。3．被鉴定人祝艳后续治疗用药费用的评价，首先尊重医患双方协商一致意见，其次建议参考临床专科建议；本次鉴定仅能针对祝艳慢性肾脏病的病情现状结合现用药物及其定期临床检查费用的一般临床经验，大致评定其合理用药及检查费用约每月2000元～3000元范围。一审法院作出（2016）辽0204民初40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截止2016年8月15日的医疗费41721．64元〖（4374．78元＋44709.5元）×85％〗；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2720元（3200元×85％）；赔偿交通费2577.2元（3032元×85％）；赔偿原告住宿费1380.4元（1624元×85％）。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原告因慢性肾脏病3期、3级高血压（极高危）分别于2016年8月29日至9月24日入住大连市中医医院，住院26天，发生医疗费958.27元；于2016年11月4日至11月18日入住大连市中医医院，住院14天，发生医疗费733.46元；于2017年3月15日至4月10日期间入住大连市中医医院，住院26天，发生医疗费1692.51元；于2017年7月10日至8月7日期间入住大连市中医医院，住院28天，发生医疗费826.16元。2016年10月10日至10月25日期间，原告因慢性肾脏病G3A1期、急性肾皮质坏死、髓质海绵肾、继发性高血压入住大连市友谊医院，住院15天，发生医疗费1024.22元；因慢性肾脏病G3A1期、急性肾皮质坏死、继发性高血压，原告分别于2016年12月6日至12月21日入住大连市友谊医院，住院15天，发生医疗费1200．16元；于2017年4月14日至4月29日入住大连市友谊医院，住院15天，花费1786.10元；于2017年6月16日至7月1日入住大连市友谊医院，住院15天，发生医疗费1633.13元；于2017年11月1日至11月16日入住大连市友谊医院，住院15天，发生医疗费937.01元；于2017年8月28日至9月12日入住大连市友谊医院，住院15天，发生医疗费873.46元；于2018年3月28日至4月12日入住大连市友谊医院，住院15天，发生医疗费2062元。原告于2017年1月14日至被告耳鼻喉科就诊，发生诊疗费80.85元；2018年2月4日，原告至被告急诊内科就诊，发生诊疗费95.65元；2018年5月29日原告至被告急诊内科就诊，发生诊疗费94.2元。原告于2016年9月26日由大连至沈阳，发生交通费293.5元。2016年9月26日原告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肾脏内科门诊就诊，发生挂号及诊疗费共计96.29元。2016年10月1日，原告由沈阳返回大连，发生交通费293.5元。原告在本案庭审中陈述其至沈阳，并非专门就诊，而是其在沈阳探望父母期间入院检查。2016年8月19日，原告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门诊就诊，发生挂号费24元、药费473.05元。2016年8月21日，原告至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急诊内科就诊，发生诊查费18元、化验费200元。原告于2016年8月18日由大连至上海，于2016年8月22日由上海返回大连，期间发生机票费用1370元。原告陈述需家属陪同，同行人员徐冠男发生机票费用1370元。2016年8月18日至8月22日期间，原告发生出租车费446．4元。2017年11月29日，原告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发生挂号及化验费370元；2017年12月1日，原告再次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发生诊察及挂号费241元、药费603．32元。原告2017年11月28日由大连至上海，于12月2日返回大连，发生往来机票费780元，原告同行人员两人，该二人发生往返机票费用1560元。原告在上海期间办理公共交通卡发生交通费250元。原告2016年8月18日至8月22日、2017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期间在上海共发生住宿费、餐饮费合计3836元。   2016年8月15日至2018年6月17日期间，原告自行购买药品共花费47096.9元。具体为：2016年8月15日，原告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千山路协合大药房开具发票四张，发票号码分别为01973917、01973918、01973919、01973920，发票记载原告购买了肾复康胶囊45盒、通便灵胶囊87盒、多维元素3盒、阿胶（固体）1盒，共花费3511元。2016年9月6日，原告在该药房开具发票3张，发票号码分别为01973921、01973922、01973923，发票记载原告共购买金水宝胶囊16盒、替米沙坦片9盒、肾复康胶囊30盒、通便灵胶囊18盒、碳酸氢钠片3盒、多维元素片1盒、阿胶（固体）1盒，共花费2867元。2016年9月12日，原告在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大连青泥分店购买了尿毒清颗粒12盒、百令胶囊20盒、海昆肾喜胶囊15盒，共花费3048元。2016年9月23日，原告在该药房开具发票4张，发票记载原告购买了复方α酮酸片11盒，花费3058元。2017年1月13日，原告在大连奇运生盛邦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购买百令胶囊，花费274元。同日，原告在大连益春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购买尿毒清颗粒，花费838.50元。2017年2月25日，原告在大连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购买东阿阿胶、尿毒清颗粒、开同，共花费3093元。2017年3月7日，原告在大连益春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购买海昆肾喜胶囊7盒，花费494.9元。2017年4月27日，原告在大连奇运生盛邦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购买替米沙坦片、百令胶囊、尿毒清颗粒，共花费1160元。2017年6月22日，原告在大连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购买开同（复方α酮酸片）、百令胶囊，共花费2507元。2017年9月25日，原告在大连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购买开同、海昆肾喜胶囊共花费2000元。2017年11月5日，原告在大连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购买百令胶囊共花费658元。2018年3月8日，原告在大连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购买海昆肾喜胶囊、爱西特药用炭片、厄贝沙坦片、络活喜、金水宝胶囊，共花费8772．60元。2018年5月21日，原告在大连益春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购买贝前列素钠片、阿拓莫兰、盐酸贝尼地平片、金水宝共花费5421元。2018年6月17日，原告在大连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购买金水宝胶囊、海昆肾喜胶囊、爱西特药用炭片、盐酸贝尼地平片、百令胶囊、厄贝沙坦片、复方α酮酸片、贝前列素钠片，共花费9393.9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原告祝艳因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不当医疗行为导致的相关损害，业经一审法院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对于原告后期发生的合理医疗费用，被告应予赔偿。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2014］临鉴字第1203号司法鉴定意见确认原告遗留慢性肾脏病4期需后续治疗，因此原告应用纠正贫血，降压，纠正酸中毒，预防甲旁亢，预防肾性骨营养不良，抗感染，减低肝肾功能损害及保肾的药物具有对症治疗的相关性，属于合理用药范畴。因此，被告应按照85％的过错责任比例赔偿原告后续定期临床检查和合理用药费用。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2018年1月16日出具［2017］临鉴字第65号司法鉴定意见中评定原告合理用药及检查费用约每月2000元～3000元范围。依据原告所需，一审法院确认原告合理的后续检查及合理用药费用标准为每月3000元。2016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17日期间，原告分别在大连市友谊医院及大连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系对症临床检查及治疗，属于合理，在该两家医院住院期间，原告个人自付医疗费共计13726．48元，属于合理的治疗费用。而根据原告的慢性肾脏病的病情状况，其需定期检查及长期合理用药，一审法院酌定其每月检查及合理用药标准为每月3000元，原告自行购药的费用不再按其提供的票据计算，原告住院治疗产生的相应医疗费单独计算，故在计算相应用药及检查费用时应扣减相应住院天数对应的费用，即在2016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17日期间原告除住院之外的合理的检查及用药费用为46300元（3000元×22个月＋3000元÷30天×2天-3000元÷30天×住院199天）。综前所述，2016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17日期间，原告的合理后续医疗费为60026．48元，按照被告的过错比例，被告应承担的医疗费为51022．51元。至于原告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行化验及检查，属于原告就其慢性肾病进行的常规检查，每月3000元标准的检查及用药费用当中已包含该检查费用，因此门诊检查费、药费不再另行计算给付。至于原告在被告处耳鼻喉科、急诊内科就诊，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诊疗行为与其慢性肾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该医疗费用，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在2016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17日期间，共住院199天，故被告应承担原告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16915元（100元×199天×85％）。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交通费6363．4元、食宿费3836元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在沈阳探望父母期间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就诊，其就大连至沈阳之间发生的往来交通费并不属于就诊期间发生的必要交通费用；至于其至上海就诊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至上海的医院门诊就诊，仅进行了常规化验及开药，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上海进行的化验、检查项目具有大连本地医疗机构所不能企及的先进性或特殊性，因此其缺乏外地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由此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故原告主张交通费及食宿费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因原告已构成三级伤残和八级伤残各一处，生效判决已确定被告赔偿伤残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赔偿金是赔偿受害人自定残之日起因丧失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而导致的将来收入的减少，实质上是对误工损失的赔偿。被告已就其过错程度对原告承担了伤残赔偿金，原告再次主张误工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赔偿原告祝艳截止至2018年6月17日的医疗费51022．51元（60026.48元×85%）；二、被告赔偿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16915元（100元×199天×85%）；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具有履行内容的条款，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4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947元、被告负担1498元，给付时间同上。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2017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发布仪式暨第五届中国医学科学发展论坛”中评选出的“肾脏病学一百强医疗机构榜单”，用以证明其前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沈阳盛京医院等医院进行相关治疗的必要性，特殊性，被上诉人不认可证据效力。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焦点问题有二：一为后续治疗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是否必要合理；二为残疾赔偿金是否包括后续医疗误工费。   第一、后续治疗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是否合理。上诉人主张外地就医合理，被上诉人应支付相应的交通费用及食宿费用。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即后续治疗费系因继续治疗而实际发生的必要费用，包括交通费和食宿费。本案中，上诉人在沈阳、上海医院相关门诊挂号就诊，期间仅进行了常规化验和开药，没有详细的医疗诊断记录，亦无上诉人从大连市相关医院向外转诊的记录，且上诉人在庭审中认可是在回沈阳探望父母期间去沈阳医院就诊，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在沈阳、上海医院就诊行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残疾赔偿金是否包括后续医疗误工费。上诉人称因后续治疗住院无法正常工作而产生误工费与残疾赔偿金不存在冲突。本院认为，误工费与残疾赔偿金系不同的赔偿项目，残疾赔偿金是对上诉人致残后劳动能力减损的一种补偿，赔偿重点在因劳动能力下降导致收入减少所产生的差额损失，而后续医疗误工费应视为上诉人残疾损害之外另一部分的损失，是上诉人重新开始工作后正常劳动收入因后续治疗住院而减少的差额，因此，残疾赔偿金与后续医疗误工费不存在重复赔偿。本案中，上诉人因后续治疗引起的住院误工确实导致其实际劳动收入减少，不能因为被上诉人已赔偿残疾赔偿金而免除其对上诉人后续治疗期间误工费的赔付。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不承担误工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误工费具体数额的计算。首先，关于误工的时间，根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2017）临鉴字第65号司法鉴定意见：上诉人后续具体治疗方案建议以临床专科建议为准，并定期根据临床复查情况调整。2016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17日期间，上诉人因慢性肾脏病等病症分别在大连市中医医院和大连市友谊医院住院治疗，均系对症临床检查及治疗，属于合理必要的后续治疗，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大连市中医医院、大连市友谊医院的出院记录和住院收费票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在大连市中医医院住院94天，在大连市友谊医院住院105天，故上诉人的误工时间合计199天。其次，关于误工费的具体标准，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403医院护士的身份已在生效的（2016）辽02民终650号民事判决书中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的工作发生变化，亦不能证明上诉人失去了劳动能力，故本院确认上诉人的护士身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因上诉人未能提供其工资收入，故本院依照上述规定，按照大连地区相同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误工费，2017年度大连地区外科护士年平均工资为59638元，故上诉人的合理误工损失为32515元（年平均工资59638元÷365天×199天），因生效判决已确认被上诉人应按85%的过错比例赔偿上诉人的合理损失，故被上诉人应承担的误工费为27638元。   综上，上诉人祝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4民初48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二、变更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4民初480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赔偿上诉人祝艳误工费27638元（32515元×85%）；   上述具有履行内容的条款，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上诉人祝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445元(上诉人祝艳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17元(上诉人祝艳已预交)，合计3162元，由上诉人祝艳负担345元，由被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负担281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风波   审判员 阎 妍   审判员 王良家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邵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