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鲁0883行初90号 原告韩玉峰，男，汉族，1972年1月19日出生，居民，自由职业，住邹城市。 原告邵维焕，女，汉族，1972年10月27日出生，居民，住邹城市， 委托代理人李夫恒，山东开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邹城市金山大道**。 法定代表人王永文，男，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玉波，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培国，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班祥钦，男，汉族，1980年6月10日出生，居民，住邹城市。 第三人吴梅珍，女，汉族，1983年4月2日出生，居民，住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 原告韩玉峰、邵维焕因与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房屋登记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9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立案后，于2018年9月26日向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23日与（2018）鲁0883行初91号案合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韩玉峰、邵维焕及委托代理人李夫恒，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代理人郑玉波、王培国，第三人班祥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结合前案两原告向贵院起诉的，依法确认被告错误登记行为违法的起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原告认为，登记行为是一项较为严肃的行政确认行为，基于物权公示公信的效力，因登记机构未尽到合理审慎义务而导致登记错误的，原告出于对公示力的信任进行交易而造成了损失，其损失与错误登记具有关联性，登记错误结果对原告判断起到了的决定性作用，那么登记机构自然应承担责任。根据《中华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一条、《房屋登记办法》第九十二条的有关规定，以及《不动产登记条例》第二十九条，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或者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原告认为，被告作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登记职责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致使相对人遭受财产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赔偿原告损失43万元。 原告韩玉峰、邵维焕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邹城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3民初4344号《民事调解书》；2、邹城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3民初3281号《民事调解书》；3、邹城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3执2108号《执行裁定书》、（2016）鲁0883执2005号《执行裁定书》；证据1-3证明两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对第三人的房屋进行了查封，与该房屋的过户交易存在利害关系。4、任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0811执保924号《执行裁定书》，证明第三人与张来平存在正常债务关系，而且张来平对第三人所有的房屋向法院进行了查封申请。5、第三人的房屋预告登记证明。6、两原告与两第三人于2018年5月8日签订的偿还债务解封《协议书》。7、收到条两份、转账记录一份；证明第三人收到原告的搬家费6万元，张来平收到韩玉峰37万元。8、原告韩玉峰与张来平签订的《协议书》、第三人班祥钦与张来平签订的协议，证明张来平同意由原告韩玉峰替第三人班祥钦偿还债务37万元后解除其对第三人所有的房产的查封手续。9、原告办理房权证的税收完税证明。10、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邹城市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爱家豪庭6-1-1202号商品房查封登记情况的告知函》，证明被告存在过错，将任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0811执保174号的查封登记错误。11、任城区人民法院网上拍卖通知，证明第三人所有的房屋被任城区人民法院进行网上拍卖，阻碍了两原告实现其权益的实现。12、任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1执恢67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证明第三人所有的房屋的所有权已经归买受人白夫强所有，两原告的权益彻底不能实现。13、原邹城市国土资源局对原告韩玉峰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书》、原告邵维焕向国家信访局提出的信访事项办理情况。14、原告韩玉峰于2018年6月14日邮寄的EMS特快专递单。 被告辩称，一、原告未经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受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5）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原告对涉案查封登记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没有在该案中一并提出国家赔偿，而是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告在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之前，并没有经过先行处理程序，向答辩人提起国家赔偿申请，因此，原告本案行政赔偿之诉不符合受理条件。二、答辩人不是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依据《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六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确认本级行政区域内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并向社会公告”的规定，邹城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23日向全市发出《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通告》，决定自2016年9月28日启动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由答辩人下属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具体承办不动产登记业务。涉案查封登记行为并不是答辩人作出，因此，答辩人不是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三、原告的赔偿请求与涉案查封登记行为二者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涉案登记行为也没有给原告造成直接财产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答辩人存在法律规定的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情形，并造成其损害，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本案中，2016年2月1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书，查封班祥钦、吴梅珍名下涉案房屋一套，查封期限三年。因系统输入问题，误将查封终止日期记录为2018年1月31日。虽然涉案查封登记行为确实有误，但是，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该行为造成了其直接财产损失。至于原告主张其与班祥钦、吴梅珍签订房屋抵债、过户及出资解封协议，支付43万元款项并缴纳11596．54元契税后无法办理房屋过户，属于“民事债权实现”的范畴，均不属于涉案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直接损失，原告请求赔偿损失43万元及已缴纳契税11596．54元，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就此可以通过与班祥钦、吴梅珍之间的民事途径及要求有关部门返还契税程序予以解决。综上，原告未经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受理条件，原告的赔偿请求与涉案查封登记行为二者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涉案登记行为也没有给原告造成直接财产损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邹城市国土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不动产登记审批表；2、协助执行司法受理单；3、任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0811执保17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4、任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0811执保17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当时受理涉案查封登记机构是邹城市房管局下属的邹城市房地产交易所，不是被告以及被告下属的不动产交易所作出的，赔偿义务机关不是被告。《关于爱家豪庭6-1-1202号商品房查封登记情况的告知函》当庭表示不再提交。 第三人述称，原告所说的都是事实，无话可说。被告所说的退税的事情，钱的确是由原告交的，当时退税的时候我们是协商办理了退税，原告发现不能过户了，找我协商，当时交给原告一个农行的卡，钱已经退到这个卡上了，现在已经冻结了，这个卡的名是我的，是原告交的钱。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2018年5月8日，原告韩玉峰、邵维焕与第三人班祥钦、吴梅珍签订的《协议书》；2、案外人张来平与第三人班祥钦签订的《协议书》。 经庭审质证，原告韩玉峰、邵维焕提交的1-14份证据，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证据1-6、11-1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与涉案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对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付款情况，需要提供银行流水予以作证；对证据8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有主体资格；对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原告的证明观点不能成立。第三人班祥钦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对被告提交的1-4份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人没有异议。对第三人班祥钦提交的两份证据，原告和被告未提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韩玉峰、邵维焕提交的1-6、10-14份证据，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人没有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之规定，本院确认原告提交的1-6、10-14份证据的证明效力；原告提交的证据7，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无异议，该组证据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行为，与待证的行政行为无关，不予确认；原告庭后提交的向张来平转账37万元的银行流水只是作为参考，且未经庭审质证，与本案亦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8，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但缺乏相应的证据推翻，第三人无异议，本院确认其证明效力。证据9原告当庭表示不再提交，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1-4份证据系被告行政程序中依法取得，且原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确认其证明效力。第三人提交的两份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6和8相同，与待证事实有关，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韩玉峰、邵维焕系夫妻关系，与第三人班祥钦、吴梅珍夫妇分别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告韩玉峰与班祥钦、班菊民间借贷案已经本院主持调解自愿达成调解协议（（2016）鲁0883民初4344号）；原告邵维焕与班祥钦、吴梅珍民间借贷纠纷案亦经本院主持调解自愿达成调解协议（（2016）鲁0883民初3281号）。2016年10月24日，本院作出（2016）鲁0883执2005号执行裁定，将第三人班祥钦、吴梅珍所有的位于邹城市欧兰路爱家豪庭（二期）6幢1单元1202号的房产予以查封，期限三年，该查封为第四轮候查封；2018年5月24日，本院作出（2016）鲁0883执2108号执行裁定，将第三人班祥钦位于邹城市欧兰路爱家豪庭（二期）6幢1单元1202号的房屋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三年，该查封为第五轮候查封。该房产第一轮候查封申请人为张波，2016年2月1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对张波与班祥钦、吴梅珍、周亚军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2016）鲁0811执保174号民事裁定，并于同日向邹城市房地产交易所作出（2016）鲁0811执保17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班祥钦、吴梅珍名下位于爱家豪庭（二期）第006幢1单元01-1202的房产一套，查封期限三年。邹城市房地产交易所于2016年2月1日接收的《协助执行司法受理单》亦明确记载该房产查封期限为2016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该房产第二轮候查封申请人为张来平，2016年6月20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对张来平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据已发生效力的（2016）鲁0811民初6609号《民事裁定书》作出（2016）鲁0811执保924号执行裁定：……二、查封被申请人班祥钦、吴梅珍、邹城市金旭建科工贸有限公司、徐洪涛的银行存款32万元或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该房产第三轮候查封申请人为尹力，申请人尹力已于2017年4月5日撤诉。2018年5月8日，原告韩玉峰、邵维焕与第三人班祥钦、吴梅珍签订《协议书》，由韩玉峰、邵维焕出资37万给张来平解除查封，第三人班祥钦、吴梅珍将位于爱家豪庭二期006幢1单元01-1202室的房屋折抵给两原告，并由两原告支付第三人现金（房屋腾空费、安家费）6万元，第三人配合将该房屋过户给两原告。2018年5月11日，第三人班祥钦收到原告韩玉峰现金2万元。2018年5月23日，原告韩玉峰与与张来平签订协议，由韩玉峰代班祥钦还张来平37万元欠款，张来平7日内办理完对班祥钦房屋查封的解除手续。张来平与第三人班祥钦亦签订《协议书》，由韩玉峰出资37万给张来平，张来平申请解除法院查封。2018年5月29日，第三人班祥钦、吴梅珍收到原告韩玉峰、吴梅珍现金4万元。2018年5月28日，原告与第三人到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案涉房屋过户手续，原告韩玉峰向税务部门缴纳了房屋契税11596.54元。2018年6月6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对班祥钦、吴梅珍作出（2017）鲁0811执1605号《通知》，依法向班祥钦、吴梅珍送达房地产评估报告书、执行裁定书。2018年6月11日，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制作《不动产登记审批表》，将权利人班祥钦、吴梅珍的查封期限更正为三年：2016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2018年6月12日，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本院作出《关于爱家豪庭6-1-1202号商品房查封登记情况的告知函》，“……2016年2月，查封登记登薄时因系统录入问题导致查封期限变为两年，误将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对本商品房查封的终止日期记录为2018年1月31日。依据查封档案资料（（2106）鲁0811执保174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司法受理单），予以更正登记，将查封终止日期更正为2019年1月31日。……”2018年8月16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811执恢676号之二执行裁定，一、被执行人班祥钦、吴梅珍所有的位于邹城市爱家豪庭（二期）第0006幢1单元01-1202号的房产的所有权归买受人白夫强所有。上述房产的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白夫强时起转移。二、买受人白夫强可持本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2018年7月3日，原邹城市国土资源局对韩玉峰信访事项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同时，原告邵维焕亦向国家信访局进行信访，信访部门亦回复依法应通过诉讼途径解决。2018年9月21日，买受人白夫强向本院递交民事起诉状，请求韩玉峰、邵维焕搬离并腾空其位于邹城市爱家豪庭（二期）第0006幢1单元01-1202号的房屋，停止侵权，将房屋恢复原样。……两原告认为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履行查封登记职责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使其遭受财产损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9年1月16日，原邹城市国土资源局根据《中共邹城市委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邹城市市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邹发[2019]1号）更名为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一并受理。”、第二十八条：“当事人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或者因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其他行为侵权造成损害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立案，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合并审理，也可以单独审理。”之规定，原告韩玉峰、邵维焕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对原告韩玉峰、邵维焕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可以一并受理，分别立案，被告辩称本案系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未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不应受理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韩玉峰、邵维焕于2018年6月12日被书面告知案涉房屋查封终止日期更正为2019年1月31日，于2018年9月25日一并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其起诉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的争议焦点：1、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否为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2、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否应该赔偿原告韩玉峰、邵维焕43万元？ 关于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否为适格赔偿义务机关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2012修正）第七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级行政执法主体的公告》(2016年12月8日)已明确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系依法受行政机关委托执法的组织，其行为应由委托的原邹城市国土资源局作为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通告》（2016年9月23日）载明：“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具体承办不动产登记业务工作。”因自2019年1月16日起，原邹城市国土资源局根据《中共邹城市委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邹城市市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邹发[2019]1号）更名为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案涉房屋的查封登记虽于2016年2月1日由邹城市房地产交易所受理并输入系统，但该职权在本案诉讼和审理过程中已变更为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继续行使，故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本案适格赔偿义务机关。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二款:“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第十条：“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该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先予赔偿。”的规定，被诉的查封登记行为于2016年2月1日受理时的登记机构虽是邹城市房管局下属的邹城市房地产交易所，但自2016年9月28日起，其相关登记职能已由原邹城市国土资源局下属的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继续行使，尽管被诉查封登记行为不是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接行使行政职权所为，但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继续行使该职权时对案涉房屋查封登记的错误行为有审查更正的义务，但该查封登记的错误行为一直持续到2018年6月11日才予以更正，原告韩玉峰、邵维焕于2018年6月12日才被本院明确告知该查封登记的更正情况。原告韩玉峰、邵维焕与第三人班祥钦、吴梅珍之所以于2018年5月8日签订原告韩玉峰、邵维焕与第三人班祥钦、吴梅珍签订房屋抵债、过户及出资解封《协议书》，原告韩玉峰与案外人张来平签订协议，第三人班祥钦与张来平签订《协议书》，由原告韩玉峰支付张来平37万元并解封第二轮候查封登记，原告于2018年5月11日、5月29日分别付给第三人搬家费、腾空费6万元，于2018年5月28日与第三人到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案涉房屋过户手续并向税务部门缴纳房屋契税11596.54元等一系列行为；均是起因于原告与第三人在被告处查询结果的合理预期，邹城市房地产交易所受理该查封登记时未准确录入案涉房屋第一轮候查封登记记载事项的行为及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继续查封登记职权时未及时发现错误并予以更正的行为共同导致了上述行为的发生，尽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已协调税务部门将原告韩玉峰缴纳的11596.54元房屋契税退回，但该错误登记行为已对原告韩玉峰、邵维焕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了影响，原告韩玉峰、邵维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请求继续行使查封登记职权的被告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并无不当，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其不是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法律依据不充分，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否应该赔偿原告韩玉峰、邵维焕43万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之规定，国家赔偿的前提是行政行为对公民造成了直接损失，直接损失也称为积极损失，一般是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直接作用于受害人的财产权的客体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或者受害人为了补救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所为的必要支出，即直接损失是指既得利益的丧失或现有财产的减少，是由行政行为直接引发的，并没有介入任何其他因素。本案中，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对案涉房屋第一轮候查封登记录入时的错误未及时发现并予以更正的行为并没有必然导致原告韩玉峰、邵维焕现有财产的直接损失或可得利益的减损，而是原告基于自己的主观预期，与第三人班祥钦及案外人张来平签订了房屋抵债、过户及出资解封协议才直接导致其现有财产的减损，与被诉查封登记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间接因果关系，由此产生的损失为间接损失，不是直接损失。并且，国家赔偿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一项最终救济制度，本案原告韩玉峰、邵维焕的财产损失系由第三人班祥钦、吴梅珍的行为所造成，原告的损失亦系第三人的受益所引起，且原告韩玉峰、邵维焕与第三人班祥钦、吴梅珍及案外人张来平已分别签订了房屋抵债、过户及出资解封协议，原告、第三人及张来平分别签订的协议均系平等主体之间的自主行为，原告韩玉峰、邵维焕主张的43万元损失均是其依民事行为所致，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畴，原告应先通过民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6年2月1日对案涉房屋查封终止日期的错误登记行为虽违法，但该登记行为并非是造成原告韩玉峰、邵维焕损失43万元的直接原因，原告损失的受益者为第三人班祥钦、吴梅珍，原告韩玉峰、邵维焕对其财产损失应通过协商或者民事诉讼予以救济。原告韩玉峰、邵维焕请求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赔偿其43万元损失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韩玉峰、邵维焕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孔凡静 人民陪审员  聂有为 人民陪审员  赵佃民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