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13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林育仰，男，198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普宁市，现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华，广东法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沈萍，女，198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泉泓，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海燕，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林育仰与被上诉人沈萍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8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育仰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沈萍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沈萍承担。上诉理由：一、林育仰应支付给沈萍诉争的70万元房款已全部履行完毕。1、房屋价款的支付、办理房产证和交房的经过。林育仰与沈萍口头约定购房款为170万元。2012年5月26日下午，双方到达珠海市香洲区粤华路495号中介公司，在店主陈某1、员工陈某2的共同参与下，林育仰将70万元现金交付给了沈萍，沈萍向林育仰出具了70万元购房定金的《收条》。5月28日，双方到达建设银行珠海分行后，林育仰将100万元的现金存入自己的个人银行账户，银行分6笔直接在林育仰账户中扣除1008694.99元，作为林育仰代沈萍偿还100万元贷款和支付贷款利息及逾期还贷的违约金。此时，购房价款170万元林育仰已全部支付完毕。当天下午17:30，林育仰按沈萍的借款要求将5万元通过ATM机转付给了指定账号为43×××00的户主郑家庆。当时在建设银行珠海分行二楼营业厅，沈萍向林育仰出具了18万元的《借条》（其中包含5万元借款、8千余元利息违约金和次日应缴纳的12万余元买卖房屋过户登记的税费）。2012年5月29日，林育仰和沈萍及中介陈某1一同到达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林育仰拿到自己的房产证后，就经常去找还住在涉案房屋里的沈萍要求其搬家交房，沈萍及其父母承诺近几天搬家，于是林育仰就将沈萍出具的70万元定金收条退还给了她（一审中林育仰陈述70万元的《收条》遗失了，系记忆差错），当时林育仰将《收条》用手机拍照并已保存。按交易习惯，林育仰认为把70万元的定金收条退还，沈萍已经办理了房屋过户并把房子交给林育仰，沈萍也不要求林育仰出具收房的其他字据，房屋交易就彻底两清了。6月10日至15日间，沈萍的邻居（林育仰老乡）打电话告诉林育仰：沈萍搬走了，房门没有关（林育仰认为是沈萍特意要林育仰老乡告知林育仰的），于是林育仰就前去接收了房屋入住至今。2、从林育仰银行流水账单和100万现金存入账户再当即由银行划转，可以说明那个时期林育仰的交易习惯是现金，而不是银行转账或者网银或者手机银行办理款项收付。林育仰在中介的参与下给沈萍70万元的现金，并且沈萍给林育仰出具了《收条》，这样的情形完全是符合当时交易习惯和常理的。3、购房款只是口头约定了170万元，而最后办理过户时书面合同明确只写为130万元，如果其中还有70万元没有支付，沈萍却没有要求林育仰出具一个实际房价170万元的书面承诺或者出具70万元的欠据等，不符合常理，这些情形说明林育仰已不欠房款。4、《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约定林育仰如果“毁约不买房，则所交给沈萍的定金不再退还”，说明林育仰已交给了沈萍“定金”。5、林育仰分别把70万元定金和100万元银行贷款支付后，沈萍再向林育仰借款5万元并同意林育仰只是代她垫付全部房屋过户登记的税费，林育仰在银行当即就要求沈萍出具了18万元的《借条》。如果当时没有支付70万的房款，并且在林育仰没有出具70万元欠据的情况下，沈萍反而给林育仰出具了18万元的《借条》，完全有悖常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6、沈萍陈述《借条》是2012年5月28日去银行之前的清晨5、6点在她家里写的。另外还陈述在《借条》中的5万元不是货币而是赌博积分，且《借条》中有18万元在房款中扣除的内容。根据林育仰银行账户流水记录中的收款人、付款时间和金额，沈萍每次都不一致并与事实不符的陈述，系隐瞒真相捏造事实。7、沈萍陈述林育仰入住房屋不是她交房而是林育仰强行撬门换锁非法占有的房屋，该陈述不符合本案事实。如果林育仰是强行撬门换锁非法占有房屋，沈萍却没有报警，至今更没有说房屋中还有什么重要物品向林育仰索讨。8、林育仰的电话记录表明，沈萍从2012年5月底办理完房屋过户登记后再没有给林育仰打过电话。另外，沈萍陈述一直在澳门躲债，但珠海市出入境管理处证实：沈萍从2012年5月至2012年10月没有出入境记录。2017年11月10日一审笔录第2页第3行沈萍陈述“在网上赌输了，想卖房子”。2018年3月6日一审笔录第10页第8行沈萍陈述“还打算房子卖掉后，把贷款还清后，还有钱可以继续玩（赌博），因为沈萍另还有一套房子可以住”。（2013）珠中法刑终字第138号刑事判决书表明：沈萍烂赌，嗜赌成性，连房子都赌输了，赌钱被高利贷追。以及沈萍陈述的自己一直在躲债。2018年3月6日一审庭审笔录第24页第10行：“另一套房是沈萍在羁押期之前公证委托别人出售的，大概是八、九月份卖掉的”。这些事实表明，在本案房屋买卖之前沈萍就已经不顾一切急着“找”钱，而沈萍把房屋卖给林育仰连一分钱房款都没有收到，却去办理房屋过户登记。另外，沈萍在8、9月份在珠海办理了另外一套房屋的买卖手续，也说明沈萍当时是在珠海的。沈萍陈述在澳门躲债完全是虚假陈述。9、沈萍在起诉状中诉称房价是170万元没有依据，合同价是130万元，如果林育仰真还欠70万元的话，林育仰完全可以说房价只有130万元，再扣减100万和《借条》的18万元后，也只欠12万元，但林育仰是诚实地陈述了事实。10、沈萍被羁押前和林育仰的关系一直是很友好的，如果林育仰尚欠70万元房款未付，沈萍刑满出狱后应当是先直接向林育仰索款，但其却毫不犹豫地第一时间就去请律师起诉，这是因为沈萍确定林育仰是已经退还了70万元的购房定金收条，认为林育仰没有了支付70万元房款的依据，于是沈萍捏造事实，虚假诉讼，诈骗钱财。二、本案合同中对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的条款不是约定不明，而是全部房款已经付清，合同双方确定该条款已不再作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房地产买卖合同》第二条“买卖房地产价格、付款方式”中共14行详尽的内容用笔划掉，没有填写空格，是因为全部房屋价款在签订合同时已经付清，双方确定已没有再约定的必要，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条款已不再是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条款。沈萍陈述双方口头约定林育仰在办好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再尽快支付7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三、根据本案特征，沈萍诉请的债权应当由沈萍承担举证责任和举证不利的后果。如合同中的价款是130万元但沈萍没有提供实际应当按170万元支付的依据；林育仰尚欠70万元价款未付的欠据；林育仰在没有给沈萍出具70万元购房款欠据的情况下沈萍反而要给林育仰出具18万元《借条》的合理依据；合同中对付款内容这一关乎沈萍重大债权事项为什么刻意不再约定的事由依据；诉称林育仰是在没有支付70万元房款的情形下而撬门换锁强行占有房屋的事由依据；沈萍在羁押前以及此后向林育仰索款的依据；沈萍2012年5月至10月在澳门或者一直不在珠海的证据等等，均没有尽到举证责任。四、沈萍的虚假债权诉请亦超过了诉讼时效。2017年11月10日笔录第3页第8行、第14行；2018年3月6日一审庭审笔录第11页第9行、第24行，第12页第1行，第23页第7行，笔录中这些沈萍的陈述表明：林育仰应当在办理好房产证过户登记手续后尽快支付70万元的房屋价款，沈萍在2012年10月17日刑事犯罪被羁押前，已经找林育仰多次索款主张债权，但林育仰是不同意付款，要黑她的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最迟应当从2012年10月18日（从沈萍被羁押次日）开始计算，二年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沈萍主张的债权也不应再受到司法保护和救济。服刑不是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五、沈萍将林育仰已经履行完毕的债务隐瞒真相、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林育仰的合法权益，沈萍已涉嫌虚假诉讼罪，请求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沈萍等人的刑事责任。沈萍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没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应发回重审或者需要改判的法定情形，依法应当维持。林育仰上诉所列举的事实不真实，且与其在一审庭审的表述相互矛盾。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林育仰是否给付涉案70万元的房款。首先，林育仰作为买方的主要义务就是支付房款，对于是否支付房款以及如何支付房款林育仰负有举证义务，林育仰向一审法院就是否交付70万元房款仅有证人证明，并没有其他的直接证据，对于交付房款最重要的就是转账凭证、现金收款收据或者款项来源的银行取款凭证，林育仰均没有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其次，证人的证明与林育仰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一审庭审已经查明，一审判决也已经表述，在此不再赘述，故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再者，林育仰在上诉状对收据的表述又与一审庭审的陈述大相矛盾，林育仰在上诉状中陈述收据交给了沈萍的父母，代理人经询问沈萍后负责任地向法庭陈述，沈萍的父母2012年7月在江苏，不在珠海，根本不可能在涉案房屋接收收据。而且，林育仰在一审中陈述收据是遗失了。收款收据和双方履行的房屋买卖合同作为房屋购买重要的凭证，林育仰应该妥善保管，按照正常应与房屋相关的借条存放在一起，但是林育仰选择性地保留借条原件但没有保留收款收据和房屋买卖合同，与常理不符。证人和林育仰都陈述在2012年5月26日有签订买卖合同，证人作为专业的经营了十多年的中介，应当保留房屋买卖合同但却没有保留，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双方根本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如果林育仰在2012年5月26日支付了70万元的房款，那么在2012年5月29日的备案合同中一定会在款项的支付情况进行记录和表述，而不是将该部分用黑线划掉。最后，林育仰向法院提交的18万元借条也能够充分证明林育仰并没有向沈萍支付70万元，该借条是经过裁剪的，而且裁剪掉的部分是左上方斜着书写林育仰将这18万元的筹码在房款中予以抵扣，这证明在2012年5月28日林育仰并没有支付70万元房款，而且该证据的形式和内容都不符合书证的要求。沈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林育仰向沈萍支付购房款7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16.9963万元（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7月1日计至2017年7月31日，实际应计算至林育仰向沈萍支付70万元购房款之日止）；2.判令林育仰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位于珠海市香××路××房登记的产权人原为沈萍。2012年5月29日，沈萍、林育仰申请将该房变更登记至林育仰名下，2012年5月31日，房屋过户登记至林育仰名下。双方均主张系林育仰向沈萍购买了涉案房屋，但双方关于房屋交易中意向达成、合同签订、款项支付等陈述均不一致。一、关于双方协商买卖房屋及签订合同情况。沈萍主张，与林育仰在购房前1个多月认识，经朋友介绍林育仰带沈萍在网上赌博，林育仰在双方见面前就借了5万积分给沈萍赌博，沈萍当时没有支付对应款项给林育仰，后来出具的18万借条中包含了该5万积分。沈萍赌博输了之后向银行贷款100万元用于赌博，全部输掉后打算出售案涉房产还贷。林育仰有意向沈萍买房，沈萍也打算继续赌博，遂与林育仰协商买卖房屋。双方协商好价格是170万元实收，税费由林育仰承担，欠银行的100万元由林育仰赎楼，剩余款项进款支付，但没有约定具体时间。双方只在房屋过户时签订了一份合同。林育仰主张，在购房前的两、三个月，中介带其去看房时认识了沈萍，第一次看的是南湾花园的房子，但林育仰觉得房子太小，后中介又带林育仰去看了沈萍另一套房产，林育仰觉得可以就留下了沈萍的联系方式。其大概在5月20日左右看的房，双方协商了价格170万元，就找中介一起过户，关于房款70万元要现金，剩余100万元由林育仰代沈萍赎楼，各付各税。双方在中介处签了一份合同，林育仰遗失了。沈萍提交的在房屋过户时签订的合同显示，签订时间为2012年5月29日，房屋总价为1300000元，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手续，2012年6月30日前由沈萍将房屋交付给林育仰使用等，但该合同中未对付款的时间和方式进行约定。关于房款支付情况。2012年5月28日，沈萍、林育仰共同到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赎楼手续，林育仰代沈萍偿还按揭贷款，分别为：404057.99元（其中本金400000元，利息657.99元，违约金400元）、300793.5元（其中本金300000元、利息493.5元，违约金300元）、300793.5元（其中本金300000元、利息493.5元、违约金300元）。沈萍主张，林育仰仅代沈萍偿还了100万元贷款，未支付剩余的70万元。林育仰在答辩状中陈述，在达成交易意向时以现金向沈萍支付了前期款70万元；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双方在中介处签三方合同时支付了70万元现金。林育仰在2017年11月3日庭审中陈述，2012年5月26日当天下午，其先接了沈萍后一起去老乡开的中介公司，下午5点多钟在中介处支付了70万元现金，当时只有中介的老乡和沈萍、林育仰在场；现金来源于其开设的义丰商行，用一个灰色手提袋装着，通过点钞机清点，中介开的收据，沈萍签了字，但收据和合同都遗失了。林育仰在2018年3月6日庭审中陈述，70万元用一个灰色的购物大袋装着，按一捆一万元捆好的，双方通过捆数清点，记不清有无验钞机。沈萍对林育仰的上述均不认可，主张双方没有去过中介签合同，但林育仰有带一名中介在房产中心协助过户，沈萍不认识。林育仰提交了一份由沈萍签名，落款日期为2012年5月28日的《借条》，记载：“沈萍借林育仰人民币18万元”。林育仰出示的借条原件上方有被撕部分的痕迹。林育仰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该份借条是赎楼当天在建设银行总行的二楼写下的，纸张是银行台上的，上面应该有字，由沈萍当面书写后撕给林育仰的，沈萍由于资金困难无力支付银行利息和违约金及第二天的过户税费，并且沈萍再向林育仰借款5万元，此种情形下沈萍向林育仰出具了18万元借条，18万元包含2012年5月28日林育仰代沈萍支付拖欠银行贷款的利息、违约金8694.99元、2012年5月28日沈萍向林育仰的借款5万元、第二天林育仰代沈萍支付完成的转让税费127158.1元。沈萍主张，借条是2012年5月28日在沈萍家里写的，当时林育仰说可以给网上赌博18万筹码，就让沈萍写了借条，借条上面还有一句话“本人沈萍用5万分和剩余的钱，以18万元从房款里面扣”，但后来林育仰没有给沈萍筹码。关于办理过户及房屋交付。沈萍主张，2012年5月29日一大早去办理过户手续的，当时林育仰还带了一名中介，是林育仰的老乡，沈萍不认识。办理过户后林育仰没有给沈萍钱或是积分，林育仰说要等到出房产证时再给沈萍积分或者房款，但沈萍不清楚何时出房产证。在办理过户至沈萍被羁押期间，沈萍主张其有打电话要求林育仰给钱或是积分，但未要求林育仰出具借条或字据。林育仰主张，双方是2012年5月29日下午去办理过户的，同去的除了沈萍、林育仰还有中介陈某1，过户后15天内林育仰取得房产证。林育仰主张沈萍至今未偿还借条中的18万元，林育仰曾找过沈萍，后来听说沈萍被抓了就没再找沈萍追讨了。关于房屋交付，沈萍主张为了躲债好久没回家，林育仰自己换锁住进去的。林育仰主张在交完税后的十几天，找沈萍交付房屋，沈萍电话不接门也不开，后来沈萍为了躲债走的时候没关门，他的邻居是我老乡，告诉我，我就去装修住进去了。林育仰申请帮助办理过户的中介陈某1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陈某1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自己开设世基物业公司，和林育仰认识，林育仰说有房屋办手续，大约在5月26日在我店里签的合同，我作为代理人，签合同、办手续，写的定金首期款，当时写了现金支付70万元，合同写好后就去银行赎楼；当天是林育仰先到的，卖方后到的，卖方我不认识；当时林先生是提着塑料袋，70万元是在店里付的，店里没有验钞机，亲眼看到林育仰将70万元拿出来交给卖方，当时我在写合同，他们两个自己在清点，现场还有一名同事陈某2在场，现在已经离职了。一审法院依法向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函调查涉案房产过户登记情况，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于2018年3月16日复函一审法院，称于2012年5月29日11:42:48受理了案涉房产由沈萍转让给林育仰的转移登记手续。一审法院另查明，沈萍因犯盗窃罪于2012年10月17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日被逮捕，2013年4月2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后于2016年11月11日因执行刑满予以释放。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主张林育仰向沈萍购买涉案房产，双方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双方关于房屋交易过程中订立合同、款项支付等陈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事实，结合双方的陈述、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等，双方陈述均存在着相互矛盾和不合常理之处。沈萍陈述的事实存在着下列不合常理之处：1、沈萍主张林育仰带其在网上赌博，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林育仰亦予以否认，故对沈萍陈述的真实性无法确认。2、沈萍作为房屋出售方，未与林育仰签订买卖合同，亦未对房款支付情况进行约定，而如其所述，将房屋转让给林育仰时其仅欠林育仰网上赌博的5万积分，且未收到任何的其他房款或定金，亦未要求林育仰出具相应的债权凭证的情况下，就将房屋过户登记至林育仰名下，这种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房屋交易方式，沈萍并没有给予充分合理的理由解释。3、沈萍陈述双方是2012年5月29日一大早去办理过户手续，但根据本案调查的时间，珠海市不动产中心受理双方过户手续的时间为11:42:48，与沈萍陈述的时间不一致。4、房屋过户登记至林育仰名下至今已逾6年，沈萍陈述仅在2012年10月17日被羁押前通过电话向林育仰追讨，未让林育仰出具任何借条或字据，虽然沈萍自2012年至2016年11月被羁押，但并不影响其委托他人向林育仰追偿，沈萍在长达6年时间怠于向林育仰追讨房款，不符合常理。林育仰陈述的事实存在下列矛盾和不合常理之处：1、林育仰在答辩状中陈述在达成成交意向时就向沈萍支付了70万元现金，在一审庭审中又陈述在签订三方合同时向沈萍支付70万元现金，前后陈述不一致。2、林育仰主张双方和中介签订了三方合同，沈萍出具了70万元收据，但收据和合同均遗失了，而以大额现金支付房款却不保留收据及合同，不符合常理。3、林育仰在一审庭审中陈述，5月26日当天与沈萍一同到中介处，用点钞机清点现金，现场只有中介、沈萍、林育仰三人，而证人陈某1出庭作证，5月26日当天是林育仰先到，店内没有点钞机，现场还有证人和另一同事，林育仰的陈述与证人陈某1的证言存在着矛盾之处。4、70万元现金金额较大，亦有一定重量，沈萍选择当天一人去收取70万元的现金，亦较不符合常理。5、如林育仰所述，18万元借条包含了代沈萍支付的赎楼利息和违约金、借款及过户税费、手续费。但在签署借条时，第二天过户费用并未发生，实际金额尚不确定，沈萍即同意出具18万元借条，明显有违常理。6、借条形式上存在瑕疵，林育仰主张撕痕是沈萍书写后撕给林育仰所致，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林育仰作为经商人士，如其所述，沈萍、林育仰仅是因买卖房屋相识，而在其已经支付70万元现金首期款、沈萍无力支付利息、过户等费用的情况下，仍同意借给沈萍5万元借款，且自2012年至今从未对借条上的18万元向沈萍追讨，均有违常理，而林育仰没有对此给予合理的解释。如上分析，双方有关房屋交易过程均存在不合常理之处，双方均对案件事实存在回避、隐瞒甚至虚假陈述，根据双方的陈述、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均无法认定双方陈述事实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来认定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首先，本案双方对是否支付购房款产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林育仰作为支付房款的义务人，应当对其已支付房款负有举证责任。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林育仰提供的证据应达到上述证明标准。再次，关于70万元款项的支付和举证。第一，案涉房产虽已登记至林育仰名下，但过户的完成并不能证明林育仰必然支付了全部购房款。第二，关于70万元款项的支付，仅有的直接证据为证人陈某1的证言，而证人证言与林育仰的陈述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且陈某1与林育仰系老乡关系，故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辅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证人陈某1的证言不予采信。第三，林育仰提交的借条形式上存在着瑕疵，且内容上也存在着诸多疑点，而林育仰亦从未向沈萍追讨该借款，故该借条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林育仰以此来证明其向沈萍已支付了70万元购房款，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林育仰的陈述、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达到其向沈萍现金支付70万购房款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林育仰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对沈萍请求林育仰支付70万元购房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如双方所述，双方未明确约定房款支付的时间及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林育仰关于诉讼时效抗辩，不予采纳。关于尚欠购房款的金额，由于双方对事实的回避、隐瞒和虚假陈述，一审法院对房屋税费、过户手续费如何负担无法查清而林育仰对70万元的金额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该金额予以采纳。关于利息，利息按照同期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符合法律规定。双方未对付款时间进行约定，沈萍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追偿的时间，故利息应从沈萍主张之日，即起诉之日（2017年9月11日）起计算，对沈萍主张起诉之日前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林育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沈萍支付购房款70万元及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9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500元，保全费4869.81元，共计17369.81元，由沈萍负担3393.51元，林育仰负担13976.30元。本院二审期间，林育仰提交了一份农业银行的流水，沈萍提交了录音。本院组织了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另外，林育仰向本院提交了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证人陈某2出庭作证；还向本院申请：1、调取沈萍自2012年4月至2012年11月的出入境记录；2、调取林育仰使用的手机通话记录；3、聘请专业机构对林育仰手机无密码解锁后调取沈萍出具购房款的照片。经审查，本院认为，林育仰在一审期间陈述在中介公司签订合同时除沈萍与林育仰外，仅有中介公司的店主陈某1一人在场，陈某1已经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即林育仰已确认陈某2当时不在现场，现其二审期间申请陈某2作为本案证人与其在一审的陈述不符，本院不予准许。对于林育仰申请的调取通话记录以及解锁手机，不属于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本院亦不予准许。对于沈萍自2012年4月至2012年11月的出入境记录，本院责令沈萍提交。沈萍向本院提交的出入境记录显示，沈萍在上述期间有短期前往香港、澳门以及柬埔寨的出入境记录。本院查明，根据2017年11月10日、2018年3月6日的一审庭审笔录记载，法官询问沈萍在案涉房产过户后至被羁押前有无向林育仰要求付款，沈萍回答说有要求过，经常打电话给林育仰，林育仰一开始说拿到房产证后给，但后来林育仰就不理她了，2012年8月沈萍就出事了，当时待在澳门，不敢回珠海。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沈萍在本案一审期间明确表示，在案涉房产过户后至其被羁押前曾多次打电话向林育仰追讨房款或筹码，遭到林育仰的拒绝。根据上述规定，沈萍向林育仰主张未付购房款70万元的诉讼时效应从林育仰拒绝沈萍开始计算，但由于沈萍未能明确具体的时间，故本院认为最迟应在沈萍被羁押后次日即2012年10月18日开始起算，而沈萍在服刑期间仍然可以委托代理人向林育仰追讨，不属于法定的诉讼时效可以中断、中止的情形，但沈萍直至2017年9月11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故本院对其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林育仰关于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判决的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821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沈萍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500元、保全费4869.8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均由沈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世娟审判员  朱 玮审判员  牟宏微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梁 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