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13行终24号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黄运丽，女，生于1965年11月24日，汉族，原籍内乡县城关镇东风村东风南路**，现住河南省镇平县。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第三人黄运红，女，生于1969年9月25日，汉族，，原籍内乡县城关镇东风村东风南路**现住河南省镇平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禄，河南宛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全印，河南宛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内乡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内乡县城关镇县衙西路西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13250060474084。法定代表人李丰高，任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再利，该镇政府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洲，河南大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大平，女，汉族，生于1958年1月28日，住内乡县，系黄付玲长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继超，内乡县方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一审第三人黄明超，男，生于1962年10月29日，汉族，住，住河南省内乡县/div>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凌，河南大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上诉人黄运丽、黄运红因与被上诉人内乡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被上诉人黄大平、一审第三人黄明超为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一案，不服镇平县人民法院所作（2018）豫1324行初1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运丽、黄运红及共同委托代理人侯全印、张富禄，被上诉人内乡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李再利、徐海洲，被上诉人黄大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继超，一审第三人黄明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镇平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原告黄大平系黄付玲、黄有芳（1988年去世）的长女，其兄弟姊妹共五人，第三人黄运丽系次女，第三人黄运红系三女，第三人黄明超系长子，黄明阳（1992年去世）系次子。1982年黄付玲在本村禾（“胡”）堂自建房屋四间，当时未办理房产登记，1983年黄大平在东邻黄付玲房屋，自建砖木结构房屋四间，也未办理房产登记。1988年11月，黄付玲、黄大平分别向被告申请房产登记。镇政府调查审核后，分别给二人颁发了内房权06111号和06115号房屋所有权证书。2004年，原告外出做生意，房屋由第三人黄明超居住管理。2012年12月10日，镇政府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根据县城建设总体规划和县衙周边建设控制性规划，按照内乡县人民政府《县衙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安置方案》分别与黄付玲、黄明超签订了一份“内乡县衙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12月12日分别与第三人黄运丽、黄运红、签订了内乡县衙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除了黄付玲及原告的房产，并分别给黄付玲及第三人进行了安置补偿。2016年2月4日，黄付玲病故。2016年5月第三人黄运丽、黄运红以继承遗产为由，向内乡县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及第三人黄明超，要求继承遗产，此时原告才知自己的房产被拆迁。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政府的拆迁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根据行政职权剥夺公民产权的强制性行为，尽管为了保护被拆迁人的私权，需要以达成协议的方式给予其合理的补偿，但属于政府拆迁性质的拆迁所涉及的合同，本质属于行政合同。依据我国有关法律规范的规定，这类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本案应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因为镇政府与黄付玲签订的“内乡县衙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以此为依据在其后又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直接导致了原告的房屋被拆除，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本案原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原告黄大平知道镇政府与黄付玲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时间是2016年5月，原告的起诉时间应该自此日开始计算，原告于2016年8月4日提起诉讼，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六个月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原告的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镇政府未尽完全审查义务，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先后与第三人及黄付玲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显属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六）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六）明显不当的。”的规定，应判决撤销镇政府与黄付玲所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因原告与第三人尚有民事诉讼待法院判决，且签订协议需当事人双方自愿协商，原告要求判决镇政府与其重新签订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不妥，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十二项）、第七十条第（一）、（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内乡县城关镇人民政府2012年12月10日与黄付玲签订的“内乡县衙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上诉人黄运丽、黄运红上诉称：1、黄大平早已知道房屋被拆迁事实，其起诉早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判决认定其起诉不超期属错误认定。2、争议房产为母亲黄付玲所建，非黄大平所建，产权归黄付玲。3、黄付玲拆迁安置协议不侵占也不包含黄大平房产，一审判决撤销没有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黄大平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其起诉。被上诉人内乡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答辩称：1、答辩人在与黄付玲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时没有通知黄大平，将黄大平的房屋与黄付玲的房屋一起拆迁安置。2、进入诉讼后答辩人才得知黄大平持有争议房屋的房产证，黄大平应当受到拆迁补偿。3、上诉人称黄付玲所签拆迁安置协议不含黄大平房屋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黄大平答辩称：1、答辩人的起诉没有超期。2、案争房屋是答辩人自己所建，与母亲黄付玲无关。3、乡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的拆迁安置行为侵犯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审第三人黄明超述称：1、黄大平起诉没有超期。2、案争房屋是黄大平所建，归其所有，涉及的拆迁安置利益也应归黄大平所有。3、本人的拆迁安置协议所得属合法所得，与他人无关；黄大平的补偿包含在黄付玲、黄运丽、黄运红的拆迁安置协议中。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起诉是否超期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当事人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或者继续审理”。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2018）豫13行终132号行政裁定，撤销镇平县人民法院（2017）豫1324行初24号行政裁定，指令继续审理。一审原告黄大平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已得到本院另案认定，本案不予重复审理。（二）关于黄大平所主张的房产及宅基地权属问题。黄家参加诉讼各方提交的关于遗嘱继承类证据均属民事争议，凡是证据生成时间晚于本案拆迁的，不会对被诉拆迁行为产生影响，也不属于行政案件审查认定范围。一审法院通过内乡县房地产管理局核实了黄大平房产证原办证档案，本院对该房产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内乡县县衙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安置方案》第二条关于房屋面积及性质认定方法也规定，独家院面积以土地证、房产证、准建证为准。黄大平在本案拆迁过程中具有取得房屋和宅基地补偿的正当利益。（三）关于被上诉人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黄大平主张产权的四间砖木结构的房屋在本案拆迁过程中，被作为黄家被拆迁房屋进行了拆除并进行了补偿，但并未查明各房屋是否有产权登记以及登记的所有权人，也未对所有权人进行正确补偿。内乡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在本院庭审中也认可补偿置换是将黄大平、黄付玲、黄明超三人名下的房屋及宅基地合并计算，按宅基地和房屋建筑面积分别进行补偿，共签订了四份补偿安置协议，各份安置补偿协议均未对黄大平作出补偿。本案所涉安置补偿协议侵害了房屋所有权人黄大平的合法利益，所依据的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且不属于可以确认违法保留效力的情形，应予撤销。黄大平仅对其中黄付玲所签的安置补偿协议诉请撤销是属于权利选择，依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仅对黄付玲所签的补偿安置协议予以撤销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 云审判员 刘 宏审判员 郭国旗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