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23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久良，男，1972年6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童禹顺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张旭，经理。郭久良、北京童禹顺运输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海峰，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红月，男，1990年8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上诉人郭久良、北京童禹顺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红月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52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久良、运输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徐红月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应当将徐红月的雇主列为诉讼参与人，但未追加，遗漏了重要诉讼参与人。2.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郭久良、运输公司不知道徐红月进入了涉案货车，事发时涉案货车装货符合相关规定和常规操作，货车的后栏板是关闭的。3.赔偿责任分配错误，郭久良开车前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4.相关赔偿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徐红月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赔偿残疾赔偿金错误，因为证据不足；二次手术费尚未实际发生；交通费明显过高；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等未鉴定，一审法院酌定缺乏依据。徐红月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郭久良、运输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徐红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郭久良、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赔偿徐红月医疗费181534.35元、二次手术费4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00元、护理费18000元、营养费6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27.5元、残疾赔偿金187218元、鉴定费2450元、误工费33800元、精神抚慰金15000元、交通费1390元，共计487819.85元；2.判决郭久良、运输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9日，郭久良驾驶的车辆（×××）在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上庄路口西，因紧急停车，造成车厢内装彩钢板前滑,导致车厢内徐红月脚部受伤。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温泉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事实和责任进行了认定，确认此次事故中徐红月与案外人徐圣贤均受伤，郭久良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徐红月被送往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救治，诊断为双侧胫腓骨粉碎性骨折、双内踝骨折、左后踝骨折、左胫骨前结节骨折等，并于2017年11月29日至2017年12月21日住院治疗22天。住院期间陪护一人。出院后，徐红月定期复查。现尚未进行二次手术。2018年5月16日，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确认徐红月左踝关节活动受限符合十级伤残，右踝关节活动受限符合十级伤残。鉴定费2450元由徐红月预交。另，郭久良系自行出资购买涉案车辆，并以运输公司名义登记上户，挂靠运输公司进行经营。徐红月受雇于案外人从事货物装卸工作。庭审中，徐红月明确表示其主张郭久良、运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双方认可徐红月系在郭久良所驾车辆上因车辆停车导致彩钢板前滑而受伤，但对徐红月受伤的责任认定存在分歧。徐红月主张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主张郭久良承担全部责任。郭久良、运输公司主张郭久良对徐红月进入涉案车辆车厢并乘坐车辆一节并不知情，且郭久良对车载货物尽到了相应管理义务，不同意对徐红月受伤承担赔偿责任。经询，双方认可事发时，徐红月乘坐于涉案车辆，双脚放置于彩钢板与车厢前部空隙之间；徐红月认可其上车时未告知郭久良或驾驶室内其他乘车人；双方认可郭久良仅负责货物运输，其车载货物需在工地由他人卸货；郭久良认可在事故发生前曾准备卸货，也有其他工人对车载货物进行测量；郭久良称事发地即卸货工地，在事发地挪车时发生事故，徐红月称其在卸货工地为装卸彩钢板进入车厢，因彩钢板尺寸有误，而继续跟车前往其他工地，并在此过程中发生事故；郭久良另主张彩钢板完全放进车厢，其挪车前将车辆后栏板关闭，未对彩钢板进行捆绑，未发现车厢内乘坐人员；徐红月主张车辆移动前彩钢板尾部超出车厢，车辆后栏板未关闭，郭久良对彩钢板尾部进行了捆绑。就事发现场情况，徐红月提交抢救录像，郭久良、运输公司对录像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录像显示情况及双方陈述，彩钢板总长略短于车厢，彩钢板若全部放置于车厢内，其与车厢前端空隙不足以容纳成人双脚；车辆栏板高度约55厘米，车厢底部距离地面1.1米至1.2米；车厢无车棚。庭审中，徐红月提交病历及医疗费票据证明支出医疗费181534.35元（其中徐红月雇主垫付13万元）。郭久良和运输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并提交收条主张郭久良向徐红月雇主之妻周玉莲（音）支付了8000元，要求计算徐红月医疗费损失时扣除徐红月雇主垫付及其支付的费用。徐红月对收条情况表示不清楚。郭久良和运输公司无法明确上述费用具体使用情况。徐红月提交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诊断证明书，以“注：患者2017-11-29急诊入手术室行双侧腓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钛板内固定术等。患者2017-12-11入手术室行右胫骨骨折切开复位钛板内固定术等。二期取内固定物费用（40000元）肆万圆”的内容，主张二次手术费40000元。郭久良和运输公司对诊断证明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以未实际发生为由，对二次手术费不予认可。徐红月主张按每天100元，计算22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2200元，郭久良和运输公司主张按照每天50元标准核算。徐红月主张由家人对其进行护理，并按照150元/天，计算120天的护理费共计18000元。郭久良和运输公司以出院后无护理医嘱为由，仅认可住院期间护理费用，且主张护理费金额过高。经查徐红月提交之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诊断证明书，徐红月出院时医嘱为：全休一月，一月后门诊复查，适量锻炼，不适随诊，患肢严禁过度负重，根据复查结果决定负重情况，切口按时换药，适时拆线；2018年1月8日复查医嘱为：全休一个月，定期复查，患肢勿负重，不适随诊。对上述诊断证明书，郭久良和运输公司无异议。徐红月主张按照每天50元，计算120天营养费共计6000元。郭久良和运输公司以无医嘱为由，不予认可。徐红月以网购记录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227.5元。郭久良和运输公司对真实性认可，但以无发票为由对相关费用不予认可。徐红月主张按照15%的赔偿系数，依据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并就此提交来京车票、工地出入证、宽带入网协议、车险保单发票等证据，证明虽系外埠农村户籍，但自2013年起在北京市海淀区、石景山区等地生活工作。郭久良和运输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要求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相应费用。徐红月主张长期从事门窗安装、材料装卸工作，日工资260元，主张计算130天误工费共计33800元。郭久良和运输公司认可徐红月从事装卸工作，认可住院期间存在误工，对徐红月所称日工资水平不予认可。就所称工资收入标准，徐红月未提交证据。徐红月以其构成伤残为由，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郭久良和运输公司认为数额过高。徐红月提交出租车票主张交通费1390元，郭久良和运输公司仅对就医发生的交通费予以认可。另，就护理期、营养期、误工期，双方存在争议。经释明，徐红月明确表示不就此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系雇佣关系之外的第三人造成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现徐红月明确其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于法有据，郭久良和运输公司申请追加徐红月雇主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徐红月系在郭久良所驾车辆上因车辆停车导致彩钢板前滑而受伤。不管是因为何种原因移动车辆，郭久良作为驾驶人，都应对车辆及车载货物、人员情况进行确认核实，并在移动车辆时确保安全。虽郭久良主张其移动车辆前进行了安全检查，关闭车厢后栏板，且未发现车厢内有人乘坐，但并未就此提交证据。加之根据徐红月提交之事发后抢救录像，事发时，徐红月双足系放置于彩钢板与车厢前部空隙处，如若事前车厢后栏板关闭，此处并无足够空间供徐红月乘坐。故对郭久良所称移车前进行了安全检查、关闭车厢后栏板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另外，即便采信郭久良的主张，确于行车前进行了相应检查，根据车辆及其栏板高度，其否认见到乘车人亦不合常理。加之郭久良亦认可在车辆事故发生前曾准备卸货，也认可有工人曾对车载货物进行测量。故法院认为，郭久良未确保安全，应对事故发生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徐红月既未在上车时告知郭久良或驾驶室内其他乘车人，亦未意识到自行乘坐车厢的危险性，徐红月自身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仅系从道路交通管理的角度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不宜以此确认此次人损事故的责任比例。故法院认定，对于此次事故，郭久良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徐红月担百分之四十的责任。事发时郭久良系挂靠运输公司进行经营。故郭久良与运输公司应在郭久良承担责任比例范围内对徐红月所受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查明事实，徐红月因此次事故产生医疗费损失共计181534.35元，其中徐红月雇主为其垫付13万元。就雇主垫付费用，郭久良、运输公司主张在核算损失时予以扣除，依据充分。就郭久良所称向徐红月雇主之妻支付8000元一节，因徐红月对此表示不知情，郭久良亦无法明确上述费用具体使用对象，故对郭久良和运输公司要求在医疗费中对上述8000元予以扣除，不予支持。对于上述钱款的最终处理，相关权利人可另案处理。徐红月二次手术费虽尚未发生，但根据其提交之诊断证明书，后续治疗项目、方案、费用均明确，故对上述费用，本案一并处理。徐红月主张二次手术费损失40000元，依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徐红月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损失22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损失227.5元、残疾赔偿金损失187218元、鉴定费2450元，依据充分、费用合理，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徐红月受伤、就医等情况，法院酌情确认其交通费损失共计1000元。双方对徐红月护理期、营养期、误工期存在争议。徐红月虽未就此申请鉴定，但综合考虑其客观伤情、医院医嘱、受伤前从事工作等情况，其确有护理及加强营养的必要，此次受伤也势必对其后续工作及收入产生影响。故法院酌情确定其护理期时长60日、营养期75日、误工期120日，并根据一般护工市场价格、装卸市场惯例等确认护理费损失7200元、营养费损失2250元、误工费损失12000元。对于上述损失，综合事故双方责任比例，郭久良、运输公司共计应当赔偿徐红月医疗费30920.61元、二次手术费24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2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36.5元、残疾赔偿金112330.8元、鉴定费1470元、交通费600元、护理费4320元、营养费1350元、误工费7200元。另外，此次受伤对徐红月势必造成一定精神伤害，考虑到其伤情及对事故发生的责任比例，法院酌情认定郭久良、运输公司应当赔偿徐红月精神损害抚慰9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在于如下方面，兹分别予以评析。第一，关于是否遗漏诉讼参加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一审庭审中，徐红月明确表示其主张郭久良、运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并无不当，并未遗漏诉讼参加人，因此，本院对于一审判决予以认可。第二，关于责任比例承担问题。郭久良对责任承担的异议主要是其并不知悉徐红月在其驾驶的涉案货车上，并且主张行车前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涉案货车装货符合相关规定和常规操作，并且货车后栏板是关闭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基于现有事实及证据，郭久良的主张并不能得到有效证明。运输公司主张的免责事由主要是其与郭久良是无偿的没有收取任何费用的挂靠关系，双方签订的挂靠协议明确约定发生相关事故，由郭久良承担全部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本院认为，虽然运输公司主张其与郭久良签订有挂靠协议，约定发生相关事故由郭久良承担全部责任，但此挂靠协议本质上属于双方内部责任分配的问题，并不影响第三人徐红月要求运输公司、郭久良连带进行赔偿的权利。一审法院综合考量双方当事人对于此次事故发生的影响力，认定郭久良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徐红月担百分之四十的责任，郭久良与运输公司在郭久良承担责任比例范围内对徐红月所受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残疾赔偿金的认定，郭久良和运输公司认为不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本院认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徐红月提交的工地出入证、宽带入网协议、在京购买车险的保单等证据表明其经常居住地在北京市，故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二次手术费、交通费、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的费用计算，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医嘱、徐红月伤情等因素酌情确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郭久良、运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53元，由郭久良、北京童禹顺运输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宇翔审判员  陈 伟审判员  白 云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鞠伟书记员张颖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