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2民终10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代萍，女，195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前进农场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敦苹，天津林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俊治，男，1928年3月8日出生，汉族，天津市运输三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蕊，天津睿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为，天津睿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代萍因与被上诉人毕俊治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2民初7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苏代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忽视关键证据即房屋买卖协议书，据以作出判决仅依据常理，严重违背法律和事实。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房屋买卖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定毕乐作为买房人，其与卖房人毛树立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但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内容歪曲解释，推论被上诉人毕俊治为购房人，缺乏依据。本案中，该份书证系关键证据，可以证明买房人是毕乐，从该份协议书中，完全不能推论被上诉人毕俊治是买房人。2、一审判决在院认定事实中未说明“毕俊治在该房屋中居住”的原因，事实是毕乐作为毕俊治的儿子，在父亲离婚后无房居住的情况下，用自己的积蓄买房，借给父亲毕俊治居住，符合常理。3、涉案律师见证书，被上诉人毕俊治交给拆迁单位的律师见证书中的房屋买卖协议是毕俊治伪造的，而本案中出现了两份编号相同的律师见证书，且是同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该律师事务所在明知有一份真实房屋买卖协议的情况下，为了利益，仍按毕俊治的要求，将毕俊治伪造的房屋买卖协议作了律师见证，违背律师执业道德。4、本案中“说明”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对比，一审判决认定其效力，违背法律和事实。5、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两位证人，且均出庭接受质询，均可以证明上诉人与毕乐是夫妻，且自毕乐口中得知毕乐购买涉案房屋，并借给离婚后无房屋居住的毕俊治居住，一审判决对此未予提及。6、被上诉人毕俊治提供的离婚判决书仅能证明判决书中认定了有13000元，并不能证明毕俊治将13000元交给毕乐，也不能证明毕俊治委托毕乐购买涉案房屋，因毕俊治在购买涉案房屋时身体健康，为何不自行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而委托毕乐签订，有违常理。此外，毕俊治已经离婚判决认定分得13000元，那么其主张另外7000元是私房钱，缺乏依据。而上诉人与毕乐当时正值年轻力壮，且均有劳动收入，拥有存款并购买涉案房屋，符合常理。7、毕乐购买涉案房屋后，借给毕俊治居住，遇当时房屋拆迁，由于工作繁忙，将房屋所有权证据交给毕俊治，委托居住在此的毕俊治代为办理，符合常理。被上诉人毕俊治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具体理由是：1、一审判决没有忽视房屋买卖协议书，但本案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证据并不是房屋买卖协议书而是被上诉人毕俊治和毕乐之间的“说明”，该“说明”能够清楚的证实该房屋的实际购买人为毕俊治而非毕乐，毕乐只是购买房屋的代办人，该房屋的购房款全部出自毕俊治，与毕乐无关；2、虽然一审判决没有在“本院认定事实”中说明毕俊治在该房屋中居住的原因，但是一审法院在开庭时对此事进行了查明，被上诉人毕俊治也已告知法庭，其离婚时自己有住所，之所以会搬至毕乐家居住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离婚，顾及面子，没有搬回到自己房子居住，二是因为上诉人所居住的住房，系毕俊治及毕家兄弟姐妹共同出资购买，被上诉人毕俊治有理由暂时居住于其家中，涉案房屋系由毕俊治个人出资所购买，与毕乐无关，毕乐家根本没有出资购买房屋的经济来源，故毕俊治根本不存在侵害上诉人权益的情形；3、上诉人认为拆迁协议中出现的后一份协议书是被上诉人“伪造”一事，被上诉人毕俊治对伪造一词不能认同，本案被上诉人毕俊治持有被拆迁房屋的产权证明，又持有毕乐确认其为房屋实际购买人的“说明”，又有第一次拆迁时的卷宗的记载，所有材料均能证明被上诉人毕俊治作为被拆迁房屋的合法所有人，为办理相关拆迁手续而完善的材料，并不能定义为“伪造”；4、虽然毕乐与毕俊治之间的“说明”为复印件，但毕乐作为代理人代毕俊治办理拆迁事宜时，向律师事务所及拆迁办提供的行为，足以证明毕乐认可该份“说明”中载明的事实和约定，毕乐作为毕俊治的代理人，在第一次代为办理拆迁过程中，之所以拆迁办能够认定毕俊治为该房屋的产权人，也是毕乐所确认的毕俊治为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需要强调的是，被拆迁房屋有其特殊性，房屋被易主后，无法办理产权变更手续，那么实际产权人的确认就是基于原房本在谁手里来确认，被上诉人也曾找到过原房屋产权人毛树立，毛树立亲口说过，当时涉案房屋的买卖还有书面协议，大多数房屋买卖都没有协议，交完钱后，产权证交给新房主，即为交易完毕。再有，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和拆迁办的人员也不是不懂法律，没有原则的去处理拆迁事宜，因为他们对毕乐代办手续时的陈述及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完全了解，在毕乐重病不再适合担任代理人的情况下，毕俊治的二儿子接受毕俊治委托代为办理拆迁事宜时，也是拿着最具有产权证明力的证据即原房本进行办理的。原房屋的产权证明一直由毕俊治亲自保管，该点足以证明毕俊治才是被拆迁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5、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二位证人，但该二位证人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和毕乐之间系符合法律规定的婚姻关系，其二人作为局外人，其证言不能推翻毕乐生前所作出的“说明”的证明力，更不能推翻毕乐生前为毕俊治办理拆迁事宜时向拆迁办及律师事务所提交产权证明材料等行为的证明力，毕乐生前的“说明”及行为表示，已完全确认被拆迁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系毕俊治而非其本人。此外，被上诉人毕俊治认为，该套房屋购买时，上诉人与毕乐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其无权以配偶身份确认房屋的所有权归其所有；6、被上诉人毕俊治在一审开庭时，提交了毕俊治南开法院离婚判决书和离婚案件的开庭笔录，该证据可以证实13000元在离婚时已在被上诉人毕俊治控制下，被上诉人毕俊治具有购买房屋的出资能力，而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提交过具有购买能力的相关证据；7、在涉及本案纠纷的历次开庭时，双方均没有对原始产权证明持有问题进行提及，在最后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毕俊治提出了该案的关键事宜，即原始产权证明的所有问题，上诉人持有协议书的原件，但并不持有原始产权证明的原件，当法庭询问上诉人为何产权原件会在被上诉人处时，上诉人只能谎称由于毕乐工作繁忙，将产权证明交与80多岁的毕俊治代为办理，但是上诉人的该种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毕乐名下同样拥有被拆迁房屋，为何单单将该套房屋办理拆迁手续的事宜交由80多岁的毕俊治代为办理，为何没有委托本案的上诉人苏代萍办理，上诉人也未提交毕乐向毕俊治签发的委托书，但拆迁卷卷宗中的委托手续，均显示委托人为毕俊治，代理人为毕乐，该证据可以清楚的显示出二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综上，被上诉人毕俊治认为上诉人恶意诉讼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91岁老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在此诉之前已就本案同一事实起诉至一审法院3次，先后确认所有权2次，不当得利返还1次，但均因证据无法支持其主张而自动撤诉，现上诉人又将年满91岁的老人诉至法院，其行为已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的精神和生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被上诉人毕俊治认为，上诉人仅凭已被其他证据推翻的一纸购房协议以证明其为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不足以对抗不动产登记簿的效力，故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苏代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坐落于天津市河东区房屋的50%产权所有人为苏代萍；2、确认房屋剩余补偿款101608.17元的50%归苏代萍所有，并判令毕俊治返还苏代萍上述补偿款；3、诉讼费由毕俊治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苏代萍与案外人毕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75年登记结婚，后于1986年左右办理离婚，2008年5月20日二人再次登记结婚。毕俊治与毕乐系父子关系。毕乐于2018年2月11日死亡。二、1996年7月26日，案外人毛树立作为甲方，毕乐作为乙方，案外人许士芬作为中间人，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经许士芬介绍，原河东区万新北校区松涛里X号院X号房产所有人毛树立以人民币贰万元正的价格，将其房产所有权转让给毕乐，双方将履行下列条款：甲方：一、甲方在接到乙方全部款项后，将其房屋所有权证书壹册及房门钥匙（在中间人在场时）交给乙方。二、甲方将不拥有原房屋所有权及使用权……乙方：一、乙方在交足全部款项后，向甲方收取房屋所有权证及房门钥匙（在中间人在场时）。二、履行第一条后，乙方将拥有房屋所有权即使用权……”。毛树立交付房屋后，毕俊治在该房屋中居住。三、2010年1月15日，毕俊治委托毕乐办理房屋律师见证，2010年1月19日天津万华律师事务所出具编号为万律见字（2010）第00679号律师见证书，对于毕俊治提交的身份证明、权属证明等材料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等事宜进行见证。该见证书中留存有“说明”复印件一份，内容为：“我于一九九六年七月经许士芬介绍购买了河东区万新北小二楼松涛里X号院X号房产所有人毛树立的房子，当时买房是由我儿子毕乐代为办的，所以购买协议上，购买者的姓名是毕乐。因为房子是为我自己买的，我自己住，全部费用也由我个人担负，所以今后办理过户等手续亦应以我个人的名字为宜，即房产所有人应为毕俊治。毕俊治，2005.2。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证明人毕乐，2005年2月”。四、2016年8月8日，天津顺驰新地置业有限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毕俊治作为被拆迁人（乙方），天津市东正房屋拆迁服务中心作为拆迁单位（丙方）签订《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乙方被拆迁房屋坐落河东区万新北小区松涛里1号院22号，产别私产，建筑面积22.37平方米。安置东惠家园房屋两套，《鲁山道小二楼地块拆迁改造工程搬迁审批表》显示补偿情况为：补偿款207147元、奖励费122370元、周转费、临时安置费5400元、搬家。设施费950元、困难补助80000元、依附违章11760元、老房补贴、自行安置补贴178960元，合计606587元。毕俊治选取河东区东惠家园8-1-3206号房屋、3207号房屋作为安置房屋，并取得两套房屋不动产权证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案的河东区东惠家园8-1-3206号房屋及3207号房屋及补偿款101608.17元均系由河东区万新北小区松涛里1号院22号（30号）拆迁所得，本案的争议焦点亦为松涛里房屋的购买人为毕俊治还是毕乐，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对于购房款20000元的来源，苏代萍称有3000元的存单，但其称已无法找到该存单。毕俊治称其离婚分得13000元用于购房，并提供离婚判决书证明。二、购房后，松涛里房屋由毕俊治居住，房屋所有权证书也是由毕俊治提供给拆迁单位。三、2010年，毕乐作为毕俊治的委托人办理律师见证，说明毕乐在此时间认可松涛里房屋系由毕俊治所有。四、对于律师见证书留存的“说明”复印件，虽双方均未能提供原件，但该“说明”复印件系保存于律师见证书中，其证明效力应高于一般的复印件。综上，毕俊治所称其离婚后无房居住，购买松涛里房屋用于居住符合常理，苏代萍主张该房屋系由其及毕乐共同购买，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对于苏代萍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苏代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03元。由原告苏代萍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河东区万新北小区松涛里1号院30号房产系自案外人毛树立处购买，由毕乐与毛树立签订买卖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因客观原因导致房屋权属登记未予办理。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该房屋的实际购房人存在争议，对此本院分析认为：首先，对于购房款款项来源及支付问题，被上诉人提供的离婚判决可以证明其在上述房屋购买之时，具备一定的支付能力。上诉人主张购房款系由上诉人、毕乐共同财产出资，但除其陈述外，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于房屋购买之时具备相应的出资能力，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因系传来证据，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其证明效力，本院难以认定。其次，上述房屋购买后，一直由被上诉人毕俊治实际居住使用，对此双方均无异议。上诉人主张仅是临时借由被上诉人居住使用，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且，上述房屋拆迁之时，系由被上诉人毕俊治持有房屋权属证书原件办理相关手续。上诉人虽主张系房屋权属证书原件自始由毕乐持有，但对于被上诉人毕俊治如何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原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第三，根据双方陈述意见并结合一审法院调查了解情况，2009年底至2010年初涉案房屋拟拆迁期间，毕乐曾参与律师见证过程，结合律师见证材料中所留存的相关材料，不能排除毕乐在彼时认可上述房屋由被上诉人毕俊治所有的事实存在。综上，根据在案证据的证明效力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毕俊治系上述房屋的实际购房人，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毕乐系上述房屋的实际购房人，并基于此主张享有上述房屋拆迁所得的50%的权益，证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苏代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49元，由上诉人苏代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包 颖代理审判员  张静怡代理审判员  郭 鑫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李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