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5民终65号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住甘肃省天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甘肃鑫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某，住甘肃省天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3，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住甘肃省天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3，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被上诉人）张某1、上诉人（被上诉人）南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502民初1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被上诉人）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上诉人（被上诉人）南某以及南某与被上诉人李某二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的上诉请求：1.撤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502民初13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由南某、李某共同偿还张某1借款370万元；2.上诉费用由南某、李某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由南某返还370万元借款，但是却没有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李某作为涉案债务的偿还人错误。1.南某借款时与李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截止目前仍然在一起生活，且从张某1提交的录音资料可以显示李某知道借款一事，理应承担该笔债务的清偿义务；2.2015年南某在天水市公安局秦州分局郊区交通警察大队任副大队长一职，其借款370万元、包括借他人名义所贷1600万元与其身份不相符，因为以南某当时身份不允许经营企业或做生意，故南某借款的目的就是以李某的名义拓展两人共同经营的业务。370万元由张某1账户先打到李某哥哥李红潘的账户，再转至李某的账户更能说明南某因其身份特殊只能打着李某的名义达到实际共同经营的目的；3.南某用两三年的时间借贷款数额达数千万，但其名下却无任何财产，李某作为控股人的公司却多达好几家，足以说明南某只负责借贷，李某负责经营的事实。如果以“谁借的钱谁负责偿还”让真正的债务人逍遥法外，则无法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南某、李某辩称，首先，李某对本案争议款项并不知情，张某1主张李某在电话录音中明确承诺借款400万元无事实依据；其次，张某1是将款打给了李红潘，李红潘又转账到李某账户，如要认定李某承担还款责任应当查明该款是否用于共同生活，而不应以李某接受转账为依据；再次，李某并未参与经营，张某1上诉称南某在交警大队有公职，为了让李某经营生意，而把钱转到李某账上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张某1对李某的诉讼请求正确，并无不当，请求驳回张某1的该项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南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502民初13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依法改判驳回张某1对南某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某1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在双方有大量资金往来，并且金额、时间与“借条”相差巨大的情况下，武断认定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认定错误。1.本案的借款事实：2015年，南某与张某1借用李红潘名下公司--成县绿泰农林发展科技有限公司林权证进行贷款，于2015年7月3日，从王彦平、李红潘、王林名下各贷800万元，于2015年8月4日从宋世军名下借款800万元，上述四笔借款均在当天全部转入张某1名下。本案双方借款中有个明显的时间节点，即前三笔贷款与最后一笔贷款落实的时间相差一个月，如果按一审法院的说法，2015年7月6日转入李红潘账户710万元即完成对全部贷款3200元的分配，但2015年7月6日当时总共贷款才是2400万元，并不是3200万元。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相互矛盾，与事实不符；2.一审法院忽略主要证据--张某1本人提交的“关于南某1600万元贷款事项的说明”，在该证据中张某1本人对贷款分配陈述如下：首先抵南某之前欠我的320万元，其次偿还我给他房子的90万元的贷款，再次扣除1600万元2年的利息是320万元，还有银行契约规定的放贷1年后必须还的本金10%即160万元，剩余710万元……”，一审庭审中，张某1不仅无法提交其所述之前借款320万元的事实，并且南某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自己偿还利息1321580元的事实来否定利息全部由张某1缴纳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仅未认定该份证据，还刻意忽略，属认定事实不清；3.从本案整体来看，单纯的从2015年7月9日的370万元转款记录和2015年11月5日的借条来看，无法关联起来认定属于同一债权债务关系。首先，南某书写所谓的“借条”时间系2015年11月5日，法院调取的转账时间是2015年7月9日，如此大额借款借出后直至5个月才找人打借条与常理不符。其次，钱都以转账形式打给对方，在补借条时出现“借张某1现金”字样，亦不符合常理。再次，转账的具体数额与借条上的数额不符。所以，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金额上，借条与实际发生的账务往来都无法相互对应；4.虽然南某出具了借条，但因其没有收到借款，所以才未将借条收回；5.南某与李某系本案当事人，本案也并非必须要当事人在场接受询问后才能查清事实，并且一审法院同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张某1也未到庭，一审法院却仅以南某不到庭接受质询就认定南某、李某的抗辩不能成立，违反法律规定。张某1辩称，首先，南某在2017年7月31日在通渭县信用社将李红潘、宋世军名下的1440万元贷款转至南某名下，与南某称仅给其分配了1200万元贷款相互矛盾；其次，由于本案争议借款发生在2015年7月9日，2015年11月5日打的借条，之所以借款发生在前，出具借条在后，是因为南某当时人在外地所以间隔几个月才补打的借条；再次，借条中载明了400万元，但实际借款数额为370万元，扣除的30万元是南某给张某1支付的好处费；此外，南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出具借条后如果没有收到借款应当及时将借条收回，南某陈述是与张某1因贷款分配闹矛盾为由没有将借款要回与常理不符。故南某应当给张某1归还借款370万元，一审法院对借款事实认定清楚，南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李某陈述意见与南某的上诉意见及事实、理由一致。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南某、李某归还张某1借款37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1与南某系朋友关系，南某、李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2017年9月4日，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5年南某向其提出借款400万元，扣除一年的利息30万元后（按照双方口头约定的年利率8%计算），应南某要求将370万元借款转至李某之兄李红潘账户。同年11月5日，南某给张某1书写借条一张，内容为：“借张某1现金肆佰万元整（?4000000元整），南某，2015.11.5。”借款后经张某1多次催要未偿还。南某提出书写借条是由于成县的矿需要资金而向张某1提出借款时所写，但书写借条后双方因贷款的事情闹了矛盾，但张某1并未将款项交付给南某。另查明，2015年7月9日，李红潘账户转入370万元，7月11日从李红潘账户转出374.2319万元进入李某账户。再查明，李某潘以其所有的林权证作抵押，于2015年7月3日，以王彦平、李某潘、王林三人之名分别向通渭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800万元，2015年8月4日，以宋世军之名向通渭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800万元并于当日将贷款转至张某1账户，以上四笔贷款金额共计3200万元。后该款项由张某1与南某分配使用，张某1给予李某潘一定的好处费。对于贷款数额及分配使用数额，双方称述不一。张某1称3200万元贷款由其与南某各使用1600万元，扣除双方之间经济往来中所欠款项外实际转账给南某710万元。但南某称贷款实际数额是2400万元，其分配使用数额为1200万元，分别于2015年7月6日扣除张某1为南某代为偿还的90万元放贷后收到710万元（总额800万元），于2015年7月9日扣除利息30万元后收到370万元（总额400万元）。贷款分配后，对于利息的偿还，张某1陈述贷款后，南某名下的利息由其偿还了100多万元，南某称贷款后，利息有张某1偿还的部分，亦有其自行偿还的部分。南某于2017年7月31日将李某潘、宋世军名下总共本金1440万元的贷款转至其名下。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张某1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南某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张某1提供了借条及其他证据用于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南某提出书写借条是由于成县的矿需要资金而向张某1提出借款时所写，但书写借条后双方因贷款的事情闹了矛盾，张某1并未将款项交付给南某，张某1提供的转账凭证系借用他人之名贷款后双方对贷款使用的分配转账记录，而并非民间借贷纠纷的款项交付。庭审中，南某亦提供了其与张某1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记录用于证明其抗辩事由。从南某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看，张某1、南某之间确存在系借用他人之名贷款后由其二人分配使用的事实，故该案中张某1向给李某之兄李红潘转款370万元系民间借贷的款项交付还是系张某1、南某之间的贷款分配使用款项成为本案的关键。审理中，张某1、南某对实际贷款及其分得使用的贷款数额意见均不一致，而从查明的情况看，贷款为3200万元，分别于2015年7月3日转入张某1账户2400万元，于同年8月4日转入张某1账户800万元。在庭审中，张某1亦陈述，贷款总额为3200万元，但由南某分配使用1600万元，而南某陈述贷款实际数额是2400万元，其分配使用数额为1200万元。南某的陈述与2017年7月31日将本金1440万元转至其名下的事实相矛盾，一审法院在庭审中要求南某作出合理解释时，南某称转贷后银行多核算了200多万，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此解释。另外，因南某的诉讼代理人对本案借款事实、南某与李某之间的关系无法陈述清楚，一审法院要求南某、李某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但二人拒绝到庭，致使370万元的转账性质更加无法核实。综上所述，南某抗辩370万元转账系贷款分配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将结合本案事实与现有证据，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从证据角度看，本案的直接证据借条一份，南某认可由其书写，但仅以书写借条后双方因贷款事情闹了矛盾而未收到借款为由进行了抗辩，却未能提交足以证实其抗辩理由成立的证据，此外，南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民事行为应能预见到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既然并未收到借款，就应积极收回借条，但却从书写借条到张某1起诉二年的时间里未将借条收回有悖生活常理。综上，应认定张某1、南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张某1要求南某归还借款37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借条为南某书写，李某并未向张某1出具借条，亦无证据证明李某使用了借款，故李某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南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张某1借款370万元。二、驳回原告张某1对被告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张某1负担2910元，南某负担35890元。本院二审期间，南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两份证据，即甘肃省通渭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部副主任岳效亮在2018年12月25日出具的款项明细以及岳效亮在2018年12月2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5年7月9日张某1转账给李红潘的37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张某1对贷款的分配。张某1质证认为，这两份证据是岳效亮本人出具，没有盖通渭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公章，对载明的内容不予认可，并且这两份证据与张某1提交的2018年2月3日通渭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出具的情况说明相互矛盾。本院认证认为，上述证据虽系岳效亮本人书写，但无法直接证明2015年7月9日转账给李红潘的370万元系分配给南某的贷款，而不是借款这一事实，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证。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以下事实予以确认：1.2015年11月5日，南某给张某1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张某1现金肆佰万元整（?4000000元整），南某，2015.11.5”。2.2015年7月3日，李红潘以其所有的林权证作抵押，以王彦平、李红潘、王林三人之名分别向通渭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800万元，2015年8月4日，以宋世军之名向通渭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800万元，以上四笔贷款金额共计3200万元。后该款项由张某1与南某分配使用，张某1给予李红潘一定的好处费。3.2015年7月6日，张某1扣除替李红潘账户代为偿还的90万元后给南某分配贷款710万元。4.2015年7月9日，张某1给李红潘账户转款370万元，7月11日李红潘给李某账户转款374.2319万元，南某认可该笔款已收到。5.2017年7月31日，南某将李红潘、宋世军名下总共1440元的贷款转贷至本人名下。对于南某与张某1双方争议的2015年7月9日转入李红潘账户的370万元到底是南某向张某1的借款还是张某1给南某发放的贷款问题，因在2015年11月5日南某书写借条以及2015年7月9日张某1给李红潘转款370万元期间，南某与张某1之间还发生了贷款分配事实，故无法仅凭上述两份证据就直接认定双方借贷关系实际发生，应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也就是说，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应当为实践性合同，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还需要债权人实际交付出借款项。本案中，南某对张某1提交的2015年11月5日的借条本身无异议，认可是其本人书写，但主张由于书写借条后，才得知张某1实际贷出了3200万元，遂与张某1就贷款分配问题发生矛盾，张某1再未给其支付借款，本案借款未实际发生。故本案争议焦点为：张某1与南某之间就本案争议款项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如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李某是否应当与南某一起就该笔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由于让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尚未发生的借贷行为，对被告而言难度较大，该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被告应当就借贷行为尚未发生承担举证责任，故如果被告抗辩借贷关系尚未实际发生，被告仅负有合理说明义务。本案中，虽然张某1提交了南某于2015年11月5日书写的借条以及2015年7月9日张某1给李红潘转款370万元的凭据，用以证明其与南某之间不仅有借贷的合意，而且发生了借款的实际支付，但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显示，在该时间段前后，张某1与南某之间发生了贷款分配事实，故以上两份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2015年7月9日张某1给李红潘转款370万元就是张某1给南某的借款。本案的关键在于确定双方之间是否发生了借款的实际支付。南某在一、二审的几次庭审中均抗辩本案借款未实际发生。经庭审调查以及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事实，可以认定在张某1通过李红潘转款370万元，以及南某给张某1出具借条的时间，均发生在张某1、南某向甘肃省通渭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3200万，张某1给南某分配贷款期间，按照南某一审抗辩及二审上诉主张，并不排除该笔370万元的转款属于张某1给南某分配贷款的可能性，南某的陈述应视为对抗辩借款未实际发生已作出了合理说明。故一审法院认为南某仅对未收到借款为由进行抗辩，未能提交足以证实其抗辩理由成立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不当，二审中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张某1的举证，并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以及证人证言对本案借款事实是否实际发生进行综合判断。第一，张某1据以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并实际支付的证据为2015年7月9日张某1通过李红潘账户转款370万元的凭证，以及2015年11月5日南某出具的400万元借条，从这两份证据来看，借款产生在前，借条出具时间在借款产生4个月后，时间间隔较大，且对于如此大笔借款，借条中对借款利息、借款期限均未作出任何约定，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正常交易方式及交易习惯。第二，张某1称其在给李红潘转款时扣除了30万元后实际转款370万元，对于扣除的30万元，张某1在几次庭审中表述不一，第一次一审中陈述，“我给李红潘转账了370万元，当时口头约定按银行借款年利率8%计算，扣了一年的利息30万元，借款期限为半年。”又陈述：“我当时是扣了半年的利息20万元，还有10万元是我之前给他办事替他花了10万元，我这次就一并在里面扣了。”本次二审中陈述：“当时是有30万元的好处费，也就是利息，是按照400万元的本金，利息是一个季度30万元，月息2.5%。”作为债权人对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陈述前后不一。此外，张某1又陈述南某对于本案争议的转款总共支付了60万元的利息，前面的30万元利息提前从本金里扣除，第二季度的30万元利息其让南某直接转到了南某承担的通渭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部分利息。如果张某1所述属实，则相当于张某1让南某把应支付给张某1本人的借款利息归还了南某自己的贷款利息，这与张某1关于本案借款与发放贷款是分开的主张相互矛盾。第三，张某1主张已按约定给南某分配了1600万元的贷款，但扣除了其代李红潘归还的90万元贷款、一年后南某需偿还的160万元本金、两年的贷款利息320万元以及南某之前欠张某1的欠款320万元，一共给南某实际发放贷款的数额为710万元。对于该主张，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张某1主张在发放贷款时扣除了南某之前的欠款320万元，张某1既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另外存在320万元的借款合同，也没有举出曾给南某借款320万元的转账凭证，亦无相关证据印证。其次，关于直接从发放的贷款中提前扣除了一年的贷款本金160万元以及两年的贷款利息320万元的问题，根据王彦平、李红潘、王林、宋世军四人与通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的贷款合同显示，均约定贷款年利率为9.435%，如按照张某1的陈述，在给南某发放贷款前提前扣除了两年的利息320万元，那么应当视为南某在两年期间内不需要再对该笔贷款承担任何利息，但根据张某1提交的通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8年2月3日的情况说明、张某1个人书写的关于南某1600万元贷款事项的说明以及南某提交的其名下银行卡流水交易记录等证据可以证明在2015年贷款发放后至2017年7月31日前，并不仅仅是张某1一人在偿还贷款，南某仍然在偿还贷款，这与张某1主张的提前扣除了2年的利息及1年本金的主张不符。第四，关于张某1主张在其与李某的通话录音中，李某对张某1提及欠款一事未提出异议，但该份录音资料不能直接反映出李某对双方借款的事实是知情并认可的。故张某1主张其于2015年7月6日给南某转账710万元后，已实际完成了双方约定的1600万元贷款的发放，其后于7月9日给南某通过李红潘账户转款370万元并不是分配的贷款，而是民间借款的证据不足，其所举证据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张某1应对本案争议借款实际支付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关于张某1上诉主张要求李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因本案张某1据以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并实际支付的证据不足，故张某1的该项上诉请求缺乏成立的前提条件，不予支持。此外，关于张某1认为南某主张所分配贷款总额为1200万元，实际扣除张某1代为偿还的90万元贷款以及提前扣除的30万元利息后，实际收到贷款1080万元，与南某在2017年7月31日将李红潘、宋世军名下共1440万元贷款转至其名下的数额不符的问题，由于南某、张某1二人对于约定分配贷款数额、实际收到贷款数额的陈述各持己见，而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二人之间贷款分配问题虽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中双方争议的370万元转账如何定性，两个法律关系相互交织，如张某1认为其替南某多偿还了贷款或者给南某多分配了贷款，可以另外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张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南某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502民初135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张某1的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77600元，由上诉人张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建文审 判 员 石 岚审 判 员 周俊英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周碧彤书 记 员 马雪菲书 记 员 马雪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