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44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祥，男，1964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鹏，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伟民，男，194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夑平，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绍兴飞日棉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 法定代表人：王志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志祥与被上诉人王伟民、原审被告绍兴飞日棉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日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民初1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11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王志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鹏，被上诉人王伟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夑平、李卫，原审被告飞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志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王志祥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王志祥与王伟民之间系借名登记关系，王伟民系借名股东，王志祥系实际出资人。双方之间虽无书面协议，但可以从当事人投资情况、参与公司经营及行使股东权利等方面进行判断。一审判决对实际出资人的认定过于机械，不符合事实。二、王志祥系借用王伟民的名义出资。（一）在（2018）浙0602民初1130号案件中，王伟民陈述其系在2006年3月以“股权转让方式”取得案涉股权，即其已自认没有在2003年进行出资。（二）出资缴纳的具体情况。1.2003年5月8日，王志祥及其妻子李如意在鉴湖农村信用合作社取款25万元，同日将其存入当天开设的鉴湖农村信用合作社王伟民名下账户，后汇付飞日公司作为出资。其中王志祥取款11万元的银行凭条及25万元款项存入合作社时的存款凭条中手写部分均系王志祥方人员金某所写。2.绍兴无梭织布厂2003年5月8日转账给鉴湖农村信用合作社王伟民名下账户120万元，该笔款项不存在借贷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王伟民也未将该笔款项归还王志祥或无梭织布厂。3.2003年5月8日直接缴存于飞日公司绍兴市商业银行账户的55万元、20万元，缴款单中手写部分系由王志祥方人员金某所填写，缴款回单原件由王志祥持有，王志祥还在同日、同一银行网点以自己名义缴纳另外的增资款180万元，这证明上述75万元款项实际缴款人为王志祥。综上所述，从王伟民自认的情况、款项的高度对应性、存取款行为人的情况等可以证明上述220万元款项系王志祥借用王伟民的名义履行出资义务。（三）王伟民对出资情况的陈述不可信。1.王伟民自认系受让取得股权，而非2003年出资取得。2.2003年5月8日有关银行单据系由王志祥方人员金某所填写，王伟民并未进行实际操作。3.王伟民陈述，2003年4月16日其取款100万元，在5月8日用于出资。该陈述不可信，首先金额不一致，其次如此巨额款项取现存放22日再用于出资不合情理，且该笔款项系王伟民质押贷款资金，需支付利息，提前取款也不符合经济性原则，另外，王伟民取款的银行为中信银行越城支行，而飞日公司在中信银行开有账户，如果进行出资，王伟民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取现。综上所述，王伟民对于出资款缴纳的陈述不可信。三、王伟民未实际行使股东权利。虽然司法鉴定确认2005年12月22日股东会决议、章程及2006年2月18日股东会决议中王伟民的签字，但按照王伟民的自认，其系2006年3月受让取得股权，晚于上述文件签署日期，故不能视为其行使股权的行为。且2005年12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章程涉及的是延长经营期限的问题，2006年2月18日股东会决议涉及的是南池村村委会名下股权变更登记至王志祥的问题，都是程序性的变更登记，未涉及公司经营管理、资产处置等实际经营管理事项，这只是王伟民作为借名股东履行配合义务的体现，而非行使股权的行为。四、王伟民未参与公司经营活动。王伟民2018年1月14日制发律师函确认“自2006年以来，贵公司未通知其召开相应股东会。公司经营状况，王伟民先生并不知情”，同时，在（2018）浙0602民初1130号案件中，王伟民要求确认自2006年以后的全部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不成立，可见其自认没有参与公司经营活动。2009年协议书虽有王伟民的签字，但其仅系形式参与，对交易真实内容及过程并不清楚。而2014年飞日公司吸收合并浙江帷幄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帷幄公司）与此协议无关，对吸收合并相关的股东会决议、章程，王伟民也请求确认不成立，因此不能将有关活动认定为王伟民参与公司经营的行为。五、王志祥单独行使股权、独立运营公司。2003年至2018年飞日公司实际从未召开由王志祥、王伟民参加的股东会，全部均由王志祥决定并制作股东会决议（2005年12月和2006年2月股东会决议的情况，前已论述）。在2003年12月以前，飞日公司名下无重大资产，当月王志祥将其所有的绍兴市无梭织布厂名下15幢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变更至飞日公司名下，即王志祥将其个人全部经营性资产注入了飞日公司。此后的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房屋拆迁、飞日公司与帷幄公司吸收合并等重大决策及公司日常生产、财务、人事管理等均由王志祥负责。综上所述，王伟民对飞日公司既无出资的意思，也无出资的行为，无参与公司经营、行使股权的事实，不是公司实际股东。 王伟民辩称：1.王伟民是工商登记确定的股东，有关工商登记资料中也有王伟民的签字，本案的基础事实就是王伟民系飞日公司的股东，王志祥主张王伟民不是股东，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王志祥主张双方系借名登记的关系，但没有提供双方存在相关合意的证据。2.王志祥主张工商登记材料中没有王伟民的签字，王伟民在一审中申请了鉴定，挑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材料，证实王志祥的陈述不实。除了这三处签字之外，王伟民的其他签字还有。2003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王伟民的签字是王伟民方的会计人员所签，还加盖了王伟民的私章，此后在工商局登记里面还多次出现王伟民的私章。3.关于出资问题。谁出钱和谁出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资金来源问题不是本案的关键。王伟民出资中的120万元确实来源于王志祥，但最终是以王伟民的名义进行验资，另外100万元是王伟民自有资金。王志祥持有王伟民的缴款单，是因为当时为了验资需要统一交到飞日公司。3.两个股东发生争议是在收购帷幄公司的土地时即2009年，之后王志祥已经有意识地不让王伟民介入公司经营，2009年之后王伟民未能参加公司经营及行使股东权利，就是这个原因，因此2009年之后的材料在本案中没有证明力。4.飞日公司是慢慢发展起来的，王伟民提供了资金、场地，并无偿提供抵押担保，让飞日公司能够获得银行融资，飞日公司的设备也是王伟民与王志祥一起到青岛采购。从股东地位的角度讲，当时王伟民的投入已经足够。当然飞日公司此后的发展也少不了王志祥的功劳，飞日公司现在拥有这么多资产，主要是通过对帷幄公司的吸收合并、收购土地，但也因此双方发生矛盾，才有的今天的诉讼。 飞日公司辩称：1.从表面看这220万元都是王伟民出资，但王伟民已经承认了其中120万元来源于王志祥，对另外100万元王志祥已经提交了完整的资金流向，可以证明该100万元也是王志祥出资的，而王伟民对100万元款项来源及流水的陈述有很多疑点，其中最大的疑点是这100万元款项是分次存入不同的银行账户用于验资。2.王伟民称2003年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是其会计所签，并加盖王伟民的私章，但是之前的陈述中，王伟民称章不离身，前后矛盾。3.王伟民并无成为飞日公司股东的意思。无论2009年前还是2009年之后，王伟民从来没有关心过公司的经营、决策，所有公司经营、决策均由王志祥决定，所有财务、人事均由王志祥指派、控制。王伟民只是名义上的股东，不是实际股东。同意王志祥的上诉请求。 王志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登记于王伟民名下的飞日公司8%的股权（出资1019万元）系王志祥所有；2.王伟民协助将其名下股权变更登记给王志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飞日公司于2000年5月15日核准登记成立。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由王永强出资60万元，由王志祥出资40万元。2000年9月经核准，由王永强转让给南池村村委出资35万元，王志祥转让给南池村村委出资20万元，变更后王永强出资25万元，王志祥出资20万元，南池村村委出资55万元。 工商档案显示，2003年5月经核准，王永强将其出资25万元转让给王志祥，并同时注册资本增加至50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部分的400万元，由王志祥出资180万元，王伟民出资220万元。变更后，王志祥出资225万元，占股45%，王伟民出资220万元，占股44%，南池村村委出资55万元，占股11%。 工商档案显示，2006年2月28日经核准，南池村村委将其出资55万元转让给王志祥，变更后王伟民出资220万元，占股44%，王志祥出资280万元，占股56%。2009年3月经核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50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1000万元，增加部分由王伟民出资，变更后王伟民出资220万元，占股14.6667%，王志祥出资1280万元，占股85.3333%。2013年3月，飞日公司的住所地、经营范围、营业期限进行了变更。2014年6月24日经核准，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75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1250万元，增加部分由王伟民出资，变更后王伟民出资220万元，占股8%，王志祥出资2530万元，占股92%。 工商档案显示，2014年9月飞日公司吸收合并帷幄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2737.5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9987.50万元，其中王伟民增加出资779万元（已缴足），王志祥增加出资9237.50元（2034年12月31日前缴纳），变更后王伟民出资1019万元，占股8%，王志祥出资11718.50万元，占股92%。 2018年1月，王伟民委托律师向飞日公司发函，认为自2006年以来飞日公司未通知召开股东会，对于公司经营状况王伟民不知情，故要求飞日公司提供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供查阅，并向该院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又王伟民以2006年及此后的工商变更登记所依据的股东会决议，其未参加也未签字为由，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相应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及公司章程不生效。王伟民另有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同时查明，经该院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2005年12月22日《绍兴飞日棉纺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栏“王伟民”的签字笔迹、“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绍兴飞日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签名栏“王伟民”签字笔迹、“2006年2月18日”的《绍兴飞日棉纺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字栏“王伟民”签字笔迹均系王伟民书写。 又查明，绍兴兴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载明，王伟民缴纳出资的220万元，系2003年5月8日分两次现金缴存至绍兴市商业银行鉴湖支行飞日公司账户的20万元、55万元和从王伟民绍兴市越城区鉴湖农村信用合作社账户转入飞日公司账户的145万元。上述现金缴存单原件2份由王志祥持有。另同日，王志祥从农村信用合作社取款11万元，李如意从农村信用社取款5.5万元、8.5万元，该日王伟民农村信用合作社账户发生存款25万元；绍兴市无梭织布厂（负责人为王志祥，已吊销营业执照）同日转给王伟民农村信用合作社账户120万元。而2004年4月16日，张枫英曾以个人存单质押方式从中信银行借款147万元，于同日取款100万元。 再查明，王志祥、王伟民曾以受让人身份与案外人转让方戴金富、戴龙娟、戴金荣、朱丽娟、高小毛签订《协议书》1份，就受让帷幄公司的股权事宜进行了约定，并由绍兴梅里羽绒厂提供担保。 还查明，王伟民于2000年3月6日登记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名称为绍兴梅里羽绒厂。绍兴梅里羽绒厂与邵国美于2005年8月8日出资成立绍兴依娜羽绒制品有限公司。2002年6月6日绍兴伊那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出租方）与飞日公司（承租方）曾签订《房屋租赁合同》1份。飞日公司曾向绍兴梅里羽绒厂、绍兴伊那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绍兴梅里羽绒厂亦曾为飞日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房产抵押担保。再2001年12月，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批复，同意绍兴市无梭织布厂进行企业转制，一次性有偿转让给王志祥，2003年10月绍兴市无梭织布厂名下的房屋转至飞日公司名下。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王志祥现主张王伟民仅系代持股份，相应的股东权益归属王志祥，其应当就双方之间存在“由王伟民代王志祥持有股份”的合意以及王伟民名义上的出资实际是王志祥的事实进行举证。纵观本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王志祥既未提交双方代持股份的书面合同，亦未有证据证明双方达成过代持股份的口头意思表示。就王伟民的出资情况而言，王志祥、李如意虽从其个人账户取款合计25万元，但并不能证明该取款即为存入到王伟民账户的款项；绍兴市无梭织布厂虽转账给王伟民120万元，但上述款项的性质亦不明。另现金缴存至绍兴市商业银行鉴湖支行飞日公司账户的75万元，亦尚无充分证据证明系王志祥出资缴存。此外，根据司法鉴定意见，王伟民亦曾以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在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上签字，并参与了飞日公司吸收合并帷幄公司的相关《协议书》的签署，由绍兴梅里羽绒厂为该协议的履行提供担保，可以证明王伟民参与过飞日公司的经营活动。综上，该院认为王志祥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院对王志祥的诉请依法予以驳回。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志祥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2940元，由王志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王志祥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企业信用报告，证明以下事实：1、飞日公司目前有贷款余额12885万元，另为绍兴汇同蓄电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飞日公司的全部贷款担保均由王志祥本人及其配偶李如意提供。 证据2.银行进账单、汇款单、收款收据等14份，证明仅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王志祥向飞日公司投入资金2295.6万元。 证据3.帷幄公司工商档案一组，证明以下事实：1.2009年6月17日，帷幄公司的股东由戴金富、戴龙娟、戴金荣、朱丽娟、高小毛变更至王志祥、王伟民。其中戴龙娟、戴金荣、朱丽娟、高小毛四人的出资799万元变更至王伟民；2.2014年6月，帷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变更至9987.5万元；3.2016年9月，帷幄公司因与飞日公司合并而注销。 证据4.2014年7月7日，绍兴晚报合并公告一份，证明以下事实：1.飞日公司与帷幄公司合并，并于2014年7月7日在绍兴晚报上公告；2.该公告不但披露了帷幄公司的合并事宜，同时还披露了帷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9987.5万元；3.帷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9987.5万元及飞日公司与帷幄公司合并系两个公司的重大决策，王伟民明知该行为，但未行使任何权利，未表示任何异议。 证据5.（2019）浙0602民初456号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证明王伟民起诉请求确认2009年起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不生效，并改变之前对股权取得方式的陈述，改称系出资取得。 王伟民经质证认为：证据1，双方矛盾发生于2009年，之前的贷款担保基本上都是由王伟民的梅里羽绒厂提供，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也只是证明其有意与王伟民脱钩。证据2，大部分款项发生在2009年之后，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企业跟股东之间进行拆借也是正常的，不足以证明王伟民不是股东。证据3和证据4，都是关于帷幄公司吸收合并的问题，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这个吸收合并行为本身有异议。证据5，王伟民积极诉讼的目的在于阻却王志祥利用其实际控制公司的地位实施利益输送，对于王伟民股权取得方式的陈述，系代理人在制作律师函及起诉状时对股权转让方式理解不同所致。 王伟民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6.飞日公司老厂区示意图、梅里羽绒厂名下房产证、土地证、绍兴轻纺杂志广告、厂房无偿使用合同（1998年3月2日订立）、租赁合同（2002年6月6日订立），证明王伟民及其梅里羽绒厂为飞日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了支持，这也是王伟民原始的出资方式。 证据7.转让合同、房产证、土地证，证明王伟民购买土地、厂房供飞日公司使用的事实。 王志祥对上述两组证据质证认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王伟民的企业与飞日公司确实曾相互扶助，王志祥及飞日公司也为王伟民提供过担保，出借过土地，相互有资金拆借行为，都是免息的，但是这些帮助行为与本案所涉的出资是无关的。1998年3月2日的厂房无偿使用合同，是为了帮助梅里羽绒厂规避税收使用的，在1998年的时候飞日公司还没有设立。对2002年6月6日租赁合同无异议，但这块土地当时只有部分建筑，绝大部分建筑是王志祥、飞日公司建的，而且这个是租赁关系，不是出资，案涉土地也始终属于梅里羽绒厂，没有变更至飞日公司名下。对于转让合同不清楚，但这份合同签订于2000年且早于飞日公司设立时间，飞日公司租赁厂房是2002年，王伟民不可能在两年前就为飞日公司准备土地。 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王志祥申请证人金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金某主要陈述：王伟民出资款220万元，其中120万元是绍兴无梭织布厂划款，还有25万元是李如意拿了55000元和85000元，王志祥拿了11万元；另外75万元是王志祥分两次拿给证人，证人分两次存到飞日公司，钱是王志祥向人借的，他们送到绍兴市商业银行给王志祥，王志祥再交给证人，借钱的人其中一个叫王志刚，其他人证人不认识。自其2000年5月担任飞日公司会计以来，王伟民未在飞日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证人也未向王伟民报告工作或送交财务资料，王伟民也未在飞日公司领取报酬。飞日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除设立登记外，其他登记手续均是由证人办理的。2003年5月10日的工商登记资料股东会决议、章程中，有两处王伟民的签字不是其所签，其余系其所签。2003年绍兴市商业银行缴款单中，其中一份手写内容均系其所填写，另一份部分系银行大堂人员填写，部分由其填写。 王伟民经质证认为，证人和王志祥有利害关系，但其承认2013年5月10日股东会决议上的字不是其所签，证明王志祥的陈述不实。王志祥称所有的进账单都是由证人操作的，通过询问可以发现有一部分单子不是证人所填。2003年到现在15年了，证人能够回忆起这么详细的细节，这是不可能的，证明她的证词不可信。 王志祥向本院申请调取恒信合作银行（原鉴湖农村信用合作社）王伟民账户2003年5月16日、6月27日、8月14日、9月25日交易凭证，本院予以准许，并以调查令方式委托王志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恒信合作银行调取。王志祥取得王伟民账户2003年6月27日取款凭条，其中注明有李如意等字样，证明王志祥之妻李如意当日在王伟民账户取款10万元的事实及该账户由王志祥一方实际控制使用的事实，包括该账户存折及王伟民印章均由王志祥持有。 王伟民经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李如意系飞日公司出纳，飞日公司向王伟民拆借资金，由李如意协助办理银行手续非常正常，取款当时王伟民在场，王伟民的印章不可能交付飞日公司使用。 对上述证据飞日公司意见同王志祥。 本院认证如下： 证据1、3、4与本案股东资格争议无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2，对其中13份银行凭证予以认定，对2008年7月31日收款收据不予认定，可以证明王志祥及李如意通过银行向飞日公司汇款22256000元的事实；各方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6,厂房无偿使用合同、租赁合同、轻纺杂志广告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对飞日公司老厂区示意图、梅里羽绒厂名下房产证、土地证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王伟民的企业在飞日公司发展中提供过土地厂房方面的帮助，各方均无异议，可以确认，但这不构成王伟民的出资，不能达到王伟民的证明目的，具体在裁判理由中阐述；证据7，与案涉出资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人虽与王志祥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但证人证言关于220万元款项来源及缴纳情况的陈述与有关银行凭证及当事人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可予采信；各方对王志祥申请调取的取款凭条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查明，工商资料显示，2009年3月经核准，飞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50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1000万元，增加部分由王志祥出资，变更后王伟民出资220万元，占股14.6667%，王志祥出资1280万元，占股85.3333%。2014年6月24日经核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75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1250万元，增加部分由王志祥出资，变更后王伟民出资220万元，占股8%，王志祥出资2530万元，占股92%。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自2007年11月13日起至2010年9月13日，王志祥及其配偶李如意通过银行向飞日公司汇款22256000元。 本院认为，工商登记资料中显示，王伟民两次向飞日公司出资，包括2003年5月出资220万元、2014年9月出资779万元，对第二次出资王伟民确认其不知情，并已诉请确认相应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不成立、不生效，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2003年5月王伟民名下220万元出资相应股权是否属于王志祥。本院认为可予确认，理由如下： 一、出资缴纳的情况。王志祥对争议出资款项来源、出资缴纳方式的陈述相对合理，而王伟民的陈述矛盾和疑点较多。王伟民出资款中的120万元来源于王志祥经营的绍兴市无梭织布厂，但对于其为何取得该笔款项及如何归还均未能作具体陈述和证明。其余100万元出资，王伟民称来源于其2003年4月16日从中信银行所取100万元，而后在5月8日将其中25万元存入其鉴湖农村信用合作社账户再汇付飞日公司，将75万元分20万元、55万元两次存入飞日公司在绍兴市商业银行的账户。如此大额的自有资金为何要取现后再使用，而不是直接转账？为何要在同一日分三次在不同银行缴存？且所有缴款业务均不是王伟民本人操作。对此王伟民未能做出合理解释。王志祥称王伟民鉴湖农村合作社账户是2003年5月8日开设并用于其借名出资缴款，开设及使用账户的都不是王伟民，并提供了其妻子李如意使用该账户的证据，即2003年6月27日取款凭条。对此王伟民也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因此王伟民关于其以自有资金出资100万元的陈述缺乏可信性。本院确认220万元出资实际系王志祥缴纳。王伟民主张其还曾以借用土地厂房及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进行原始出资，对此，本院认为出资有相应的程序性要求，未经法定程序不能认定为出资，不能作为公司股权的取得方式。 二、以出资方式取得股权，不仅要有缴纳出资的行为，还应当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和自觉，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定的人合性，即股东的个人因素与公司的设立、存续、发展具有相当的关系，因此股东行使股权的情况、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以及对公司的投入付出，对确认股东资格具有印证作用。 王伟民在2005年1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及章程、2006年2月18日股东会决议中有三处本人签字，这两次决议及章程涉及的均是程序性、共益性事务。除此之外，王伟民自己在律师函中就明确陈述2006年以来飞日公司未通知召开股东会，对于公司经营状况王伟民不知情，有关诉讼中的陈述也基本一致，即十余年来王伟民基本没有行使股权、参与经营管理的行为，与公司始终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而在这过程中，飞日公司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不论是资产规模，还是住所地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王志祥陈述，其将自己的全部经营性资产投入了飞日公司。从本案证据来看，王志祥将其所有的绍兴市无梭织布厂厂房土地投入了飞日公司，将帷幄公司的厂房土地以吸收合并的方式投入飞日公司。王伟民也认可帷幄公司的土地厂房是飞日公司的主要资产，同时承认飞日公司取得帷幄公司土地厂房的实际操作过程其未参与，即飞日公司主要资产的取得基本是王志祥的功劳。而且自2007年11月13日起至2010年9月13日，王志祥一方持续向飞日公司投入现金，单单银行汇款就达到22256000元。因此，无论经营管理方面还是资产投入方面都可以看出，王志祥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绝对的贡献。 而王伟民对公司的投入主要有所谓220万元出资以及借用土地厂房、为公司提供担保。220万元出资前文已论述，可以确认实际系王志祥缴纳，其他的投入虽对公司发展有一定的助益，但与公司当前的规模（仅原帷幄公司土地厂房价值至少在亿元以上）及王志祥的投入不在一个量级上。而且王志祥、飞日公司也证明其曾多次借款给王伟民的企业，即双方互有帮助，而非王伟民单方投入。 本院认为，王伟民主张其系公司实际股东并通过诉讼寻求确认其对公司享有44%的股权，这与其对公司的投入付出、与其对公司经营发展的参与度不相匹配，从公司经营发展过程来看，其缺乏作为股东的意识和自觉。 综上所述，王志祥主张王伟民名下8%股权实际属于其所有，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虽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所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民初1839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绍兴飞日棉纺织有限公司中王伟民名下8%股权属于王志祥； 三、王伟民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王志祥名下。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2940元，均由王伟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王刚斌 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