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2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六桶乡王五砖厂，住所地贵州省修文县六桶乡盐井村。经营者：王学贵，男，197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冈伦，修文县六广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兵，修文县六广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平，男，1958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越，贵州心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六桶乡王五砖厂（以下简称修文王五砖厂）因与被上诉人刘长平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2018）黔0123民初2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修文王五砖厂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2018）黔0123民初2110号民事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重新认定事实，给予改判，依法驳回刘长平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长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错误。一审中，一审法院仅凭盐井居委会证明和杨某的证言就认定了修文王五砖厂与刘长平之间是劳动关系，但这两个证据根本就不能充分证明其劳动关系成立。本案的事实是：因修文王五砖厂有砖厂经营执照，当时只生产标砖，修文王五砖厂经营者王学贵之弟王某1与王学贵商量后，王某1便于2016年2月买了一台水泥大砖的砖机在修文王五砖厂上生产经营，就找了刘长平和杨某给他做砖，王某1经营到2017年底，感觉生意不好，自己不能再继续经营，便找王学贵商量，将该砖机转卖给王学贵经营，王学贵便于2018年2月开始经营，仍然是刘长平和杨某为其做砖，其工资仍按王某1经营的计件工资支付。2018年4月11日，因刘长平和杨某当天没有上班（做砖），二人便和另一拖钢筋的驾驶员随车区另一工地上下钢筋时，发生安全事故受伤后，就没给修文王五砖厂做砖了，实际上，刘长平和杨某只给修文王五砖厂做砖两个半月，二人共算得工资9977.30元，二人平均每月各得工资1995.46元。一审中，修文王五砖厂向法庭提交了一本记账单（出库单），用于证明修文王五砖厂和杨某二人提供劳务后计算劳务报酬的依据，明明是二人提供的劳务情况，一审法院却将该证据用于计算刘长平个人的月平均工资，在证人杨某证明月平均工资只有3000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因此将刘长平的月平均工资认定为4000元。本案中，因杨某除了是刘长平的侄儿外，杨某还是与刘长平共同给修文王五砖厂提供劳务的人，而杨某的证言内容为每天七八点钟上班，每月3000元的工资分为1号、15号两次发放，且先付工资后做工，杨某的证言对于上班时间的陈述不确定，对于工资发放的陈述不符合现实情况，故杨某的证言应当依法不予采信。要特别说明的是，修文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系因刘长平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修文王五砖厂之间是劳动关系才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的。二、一审中，刘长平是请求确认事实劳动关系，但本案不符合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五个标准，应不予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1、没有书面合同形式，通过以口头协议代替书面劳动合同而形成的劳动关系；2、应签而未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录用劳动者后不按规定订立劳动合同而形成的劳动关系；3、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以前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劳动合同到期后用人单位同意劳动者继续在本单位工作却没有与其及时续订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延续的劳动关系；4、以其他合同形式代替劳动合同，即在其它合同中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义务条款，比如承包合同、租赁合同、兼并合同中规定了职工的使用、安置和待遇等问题，这就有了作为事实劳动关系存在的依据；5、劳动合同构成要件或者相关条款缺乏或者违法，事实上成为无效合同，但是双方依照这一合同规定已经建立的劳动关系。三、从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五点区别中，可以清楚看出本案属于劳务关系。即主体不同、关系不同、劳动主体的待遇不同、适用的法律不同、合同的法定形式不同。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将本案双方之间的劳务关系错误认定为劳动关系，并错误判决修文王五砖厂支付刘长平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44000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刘长平的一审诉讼请求。刘长平辩称，一、刘长平与修文王五砖厂已经构成事实劳动关系。1、刘长平与修文王五砖厂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双方均具备了我国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2、修文王五砖厂虽然没有书面的规章制度，但刘长平从事工作须服从修文王五砖厂的管理和监督，即当砖厂内砂石入场后，修文王五砖厂电话通知刘长平进场卸沙，并按修文王五砖厂的一定标准进行打砖，按修文王五砖厂的指示码好砖后，由修文王五砖厂对打砖成果进行验收，验收后根据刘长平的工作成果计算报酬。如有人进厂买砖，修文王五砖厂也会通过电话方式，安排刘长平过来上砖，并经过修文王五砖厂的验收计算劳动报酬。在以上刘长平的工作业务内，可以看得出，修文王五砖厂通过电话等方式对刘长平的考勤制度进行管理，通过验收成果的方式对刘长平的工作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刘长平在前期的工作中还需要接受修文王五砖厂的技术指导，在修文王五砖厂的指引下完成相关工作。刘长平对于自己的工作没有自主权，不会在缺乏修文王五砖厂支配的情况下进行打砖、码砖、上砖的工作。而双方之间的劳动报酬计件方式，是修文王五砖厂为了节约成本，鼓励多劳多得而实施的报酬给付方式，因此劳动报酬计件方式并不是修文王五砖厂用来推脱自身应尽责任的理由。刘长平自2013年开始在修文王五砖厂处从事劳动，服从修文王五砖厂的管理和安排，并在修文王五砖厂处领取相应的劳动报酬，虽然在一审过程中刘长平提交的证据和修文王五砖厂的叙述中只能确认2016年2月至2018年4月之间的劳动关系，但并不影响刘长平在修文王五砖厂长期稳定劳动、每月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事实。3、刘长平从事的打砖、码砖、上砖等工作均是修文王五砖厂核心业务组成部分。综上，刘长平与修文王五砖厂虽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同时具备了《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的情形，刘长平与修文王五砖厂之间构成事实劳动关系。二、关于修文王五砖厂在一审中对本案事实自认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修文王五砖厂面对一审法官的提问，明确承认刘长平在2016年开始在其砖厂上班的事实。对于该事实，修文王五砖厂经营者在场并且不作否认，这是修文王五砖厂对本案事实的自认，该自认对修文王五砖厂具有拘束力，在二审中如果修文王五砖厂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情况，该自认则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因为修文王五砖厂的狡辩而任意撤销。因此对于修文王五砖厂的自认，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长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长平与修文王五砖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修文王五砖厂向刘长平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44000元；3、修文王五砖厂为刘长平补缴2013年至仲裁裁决之日的社会保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刘长平提供的《身份证》、《不予受理通知书》及修文县六桶乡盐井居委会《证明》，修文王五砖厂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刘长平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人杨某陈述：“我和刘长平是叔侄，我在修文王五砖厂处上班一年多，刘长平在我之前就在修文王五砖厂处上班，我们是计件工资，打砖0.9元一版，上砖0.07元一块，凭单子结算，每月平均工资3000元，每月1日和15日发工资。修文王五砖厂要求主要是打砖要堆好，我们每天七八点上班，没有具体下班时间”，修文王五砖厂对证人陈述的每月工资3000元以及每月1日和15日发工资不予认可，因证人陈述的工作内容与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结合类似行业用工的现状，对该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对修文王五砖厂提供的《出库单》，刘长平无异议，予以采信。根据经审查采信的上述证据及双方的陈述，确实如下事实：2016年2月起，刘长平在修文王五砖厂处工作。修文王五砖厂自认刘长平与证人杨某两人负责操作修文王五砖厂的一台非标砖机器，修文王五砖厂其他机器由其他的工人负责，刘长平系从事非标砖的打砖、上砖等工作，予以确认。刘长平劳动报酬采用计件工资形式发放。刘长平主张月工资4000元，每月分两次结算工资，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修文王五砖厂辩称刘长平是根据修文王五砖厂的记录凭证不定期发放工资，并提供修文王五砖厂记录凭证即《出库单》一本，《出库单》载明刘长平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3月22日（27天）每日工作量及工资，其中22天有工作量砖记录，工资合计5425.35元。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修文王五砖厂未为刘长平购买社会保险。2018年10月25日，刘长平申请劳动仲裁，2018年10月31日，修文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修劳仲案字[2018]17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本院争议焦点为：一、刘长平、修文王五砖厂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二、修文王五砖厂是否应当向刘长平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及金额；三、修文王五砖厂是否应当为刘长平补缴2013年起至仲裁裁决之日的社会保险。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焦点一，双方是否构成劳动关系。本案中，首先，修文王五砖厂系个体工商户，具有劳动用工主体资格。其次，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修文王五砖厂认可刘长平等二人负责操作修文王五砖厂的一台非标砖机器从事非标砖的打砖、上砖工作，刘长平提供的劳动是修文王五砖厂业务的组成部分。再次，修文王五砖厂支付了刘长平劳动报酬，双方均认可以修文王五砖厂对刘长平工作量的记录凭证即《出库单》作为工资计算依据，通过计件工资形式发放工资，工资的发放方式不影响劳动合同的本质。最后，修文王五砖厂对刘长平实施了监督管理，修文王五砖厂要求刘长平按照一定的标准打砖并对打砖成果进行验收，修文王五砖厂虽未对刘长平严格考勤，但根据证人杨某的“我们每天七八点上班”的证言以及修文王五砖厂提供的《出库单》载明的27天期间内22天均有工作记录，可以证明修文王五砖厂有对刘长平进行管理，刘长平是在修文王五砖厂的管理下开展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的规定，确认双方系劳动关系。故对刘长平要求确认与修文王五砖厂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予以支持。修文王五砖厂辩称刘产公平系提供特定劳务，双方系劳务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修文王五砖厂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2018年3月27日起，刘长平虽已年满60周岁，但修文王五砖厂对刘长平的用人关系一直延续并未改变，修文王五砖厂并未为刘长平办理退休手续，修文王五砖厂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刘长平已经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故双方仍为劳动关系。关于焦点二，修文王五砖厂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刘长平在修文王五砖厂处工作2年余，刘长平主张每月平均工资4000元虽未提供证据证明，但从修文王五砖厂提供的《出库单》载明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3月22日共27天刘长平的工资已达5425.35元，故对刘长平主张的月平均工资4000元，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第十四条第三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确认修文王五砖厂应当向刘长平支付二倍工资为4000元/月×11个月=44000元。故对刘长平要求修文王五砖厂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440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三，修文王五砖厂是否应为刘长平补缴各项社会保险的问题。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对缴费基数、缴费年限发生的争议，系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故对刘长平要求修文王五砖厂为其补缴各项社会保险的诉请，本案不予调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原告刘长平与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六桶乡王五砖厂系劳动关系；二、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六桶乡王五砖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长平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44000.00元；三、驳回原告刘长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元，减半计5.00元，免予收取。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二审中，修文王五砖厂向本院提交七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刘长平的劳动仲裁申请书、修文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的修劳仲案字[2018]17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及收件回执复印件各一份。其中，该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经审查，不符合受理条件，本委决定不予受理。主要理由见下列第8项：8、其他”。欲证明当时仲裁时劳动者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仲裁委才不予受理。第二组证据为：六桶镇宝寨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1月2日作出的《证明》一份以及收款收据一组。其中，该《证明》载明的主要内容为：“兹有我六桶镇宝寨村何田组村民王某1，男，汉，身份证号为。该村民于2016年初至2017年底购买一台砖机在贵阳市××镇盐井村××五砖厂经营自己购买的砖机”；该组收款收据载明的日期分别为：2017年9月2日、9月4日、9月7日、9月9日、9月12日、9月16日、9月18日、9月22日、9月26日、9月29日、10月3日、10月7日、10月14日、10月16日，“开票人”处均有“周作文”手写签名字样，但“客户名称”、“收款方”、“收款人”处均为空白。欲证明刘长平做工的砖机不是修文王五砖厂的砖机，而是王某1的砖机，且王某1还有开收款收据。第三组证据为修文王五砖厂从2018年2月经营该砖机以来，一直到2018年4月发放其工资的收条复印件一份。该收据主要内容载明：“今收到邹梅付打1.5砖工资2月份到3月份到4月11号止的所有工资共计9977.3元－扬老五玉支的1000元，下欠8977.3元，扬老五、和刘长平二人的工资。收款人刘长平2018年6月17号”，欲证明2018年2月至4月为刘长平发放工资，月平均工资只有一千多元，不是一审认定的三千多元。第四组证据为：六桶镇宝寨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1月28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该《证明》主要内容载明：“兹有我村大苗寨组村民周作文，男，汉，身份证号：，于2017年4月至2017年10月在贵州省××镇××砖厂与王某1，男，汉，身份证号：，合伙经营王某1的15型砖机。”欲证明2017年4月至10月，周作文和王某1经营砖机期间，刘长平是给上述两人工作，不是给修文王五砖厂工作。第五组证据为：手写《证明》及周作文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其中，该手写《证明》的主要内容载明：“我叫周作文，男，汉族，身份证号：，家住宝寨村××苗寨组。我为王学贵向法庭作证，若有虚假，我愿承担法律责任。我于2017年4月至2017年10月在修××镇××砖厂与王某1，男，汉族，身份证号：522524198108******合伙经营王某1的15型砖机，2016年初至2017年4月是王某1自己经营。特此证明证明人周作文2019.3.7备注：由于我周作文2019年3月8日中午12点要开专题组织生活会，不能前来法庭作证。”欲证明从2016年初至2017年4月底砖厂是王某1自己经营，而周作文从2017年4月至10月经营砖厂的情况。第六组证据为：收款收据复印件一组。该组收款收据载明的日期分别为：2017年7月27日、7月30日、8月1日、8月5日、8月7日、8月8日、8月12日（两张）、8月13日、8月15日、8月16日、8月18日、8月19日（三张）、8月20日（四张）、8月21日。除2017年7月27日、7月30日两张收款收据复印件的收款人处写有“周作文”手写签名字样外，该组收款收据的其他张“开票人”处均有“周作文”手写签名字样，但“收款方”、“收款人”处均为空白。而该组收款收据的客户名称处分别载明：2017年7月27日、7月30日、8月5日、8月7日均写为“私人”，8月1日写为“邓书付”，8月8日写为“私人杨华二”，8月12日（编号6510127）、8月13日均写为“杨华二严永春”，8月12日（编号6510128）写为“私人凉井何传飞”，8月15日写为“私人下坝”，8月16日写为“杨华二佝家田严永春”，8月18日写为“周三二佝家田严永春”，8月19日（编号6510133）写为“周三二黄家坝”、8月19日（编号6510134）写为“杨华二黄家坝”、8月19日（编号6510135）写为“杨华二”，8月20日（编号6510136）写为“小宁宁佝家田严永春”、8月20日（编号6510137）写为“刺猪洞182车非号”、8月20日（编号6510138）写为“刺猪洞”、8月20日（编号6510139）写为“小林林黄家坝”，8月21日写为“刺猪洞”。欲证明刘长平每天给王某1和周作文打砖都有记录。第七组证据为：收款收据复印件一组。该组收款收据载明的日期分别为：2017年9月26日、9月27日、10月8日、10月9日（两张）、11月8日、11月20日、11月25日（两张）。该组收款收据的会计处均载有“周作文”手写签名字样，付款人处分别载明：2017年9月26日为空白，9月27日、10月8日、11月8日、11月20日、11月25日均写为“百果坪”、10月9日的两张均写为“养殖场”。欲证明2017年是周作文与王某1一起经营砖厂。同时，修文王五砖厂申请证人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证人王某1到庭陈述称，其与王学贵系亲兄弟，王某1于2016年购买砖机后，与周作文合伙经营到2017年，并称刘长平和杨某为其打砖，按计件发放工资，不写收条，王某1亦不对刘长平和杨某进行管理，之后王某1于2018年2月将砖机通过口头协议转卖给王学贵，王学贵自2018年2月开始经营，刘长平和杨某继续为王学贵打砖，也是按照以前的标准给付工资。证人王某2到庭陈述称，其与王学贵、王某1均系亲兄弟，2018年的时候砖机由王学贵经营，不清楚砖厂有哪些人在打砖。欲证明2016年至2017年15砖机是王某1和周作文在经营，并非王学贵在经营。经质证，对第一组证据，刘长平称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并称仲裁委系以其他理由不予受理，该其他理由是以刘长平年满60周岁不予受理，并下达该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第二组证据，刘长平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具有异议，并称修文王五砖厂自2009年开始经营，其经营人一直都是王学贵，修文王五砖厂提交的《证明》无法证实该砖机就是属于王某1的，且刘长平自2013年开始在修文王五砖厂上班，修文王五砖厂提交的收款收据是否是事后自己填写的，无法质证，因此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且一审法官问过王学贵，刘长平是何时到砖厂上班的，王学贵陈述是2016年2月上班的。对第三组证据，刘长平称对于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且该收条上的内容仅仅是杨老五、刘长平打砖的工资，但刘长平的工作内容不只是打砖，所以该收条上没有完整地反映其完整工资，一审法院对于刘长平的工资已经查清，因此该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刘长平称对该《证明》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明》与本案无关。因为修文王五砖厂位置在盐井村，但该《证明》是另一个村出具的证明。宝寨村压根就没有证明该事实的资质，并且从该《证明》内容来看，不能排除是王学贵之弟王某1和周作文以及修文王五砖厂经营者王学贵合伙经营砖厂，故该《证明》达不到修文王五砖厂的证明目的。对第五组证据，刘长平称因证人未出庭，无法核实真实性，且其所谓与王某1合伙经营该砖机应提供相关的合伙协议加强该组证据的证明力。对第六组证据，刘长平称该组收款收据收款人处“周作文”的字迹与修文王五砖厂所举的第五组证据手写《证明》的字迹完全不吻合，故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第七组证据，刘长平称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的三性。对于出庭证人王某1、王某2的证言，刘长平称该两证人都是王学贵的亲兄弟，王某1一审庭审时旁听了整个庭审，而从两证人证言来看，事先肯定对证言进行沟通，并且即使2016年至2017年该砖机是王某1在经营，也不能排除是受王学贵的招聘来管理该砖厂，且在从事业务过程中也是以修文王五砖厂来进行的，故认为两位出庭证人的证言达不到修文王五砖厂的证明目的，修文王五砖厂应提交相应的转让合同及变更个体工商户信息的相关证据，并且王学贵一审、二审中的陈述多处存在矛盾，因此对修文王五砖厂提交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同时，刘长平二审中向本院提交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10日的《人民调解即调即解案件记录》复印件一份。该《人民调解即调即解案件记录》部分内容载明：申请调解当事人姓名为“王学贵、刘克文”、“杨成兴”，“纠纷情况”处写为“关于王学贵、刘克文的车造成杨成兴之子杨某的颈椎骨折一事”，欲证明刘长平与杨某就是在修文王五砖厂做工，且修文王五砖厂与杨某已经达成和解。同时，刘长平二审申请证人刘某、张某、卜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到庭陈述称，刘长平于2013年开始在砖厂上班，因刘某会在修文王五砖厂下水泥，刘某随时都看到刘长平在砖厂上班，刘某打砖厂广告牌上的电话时是王学贵爱人接听的电话。证人张某到庭陈述称，修文王五砖厂大部分时间都是王学贵爱人（小名“小秀秀”）在管理，刘长平自2013年在砖厂上班。证人卜某到庭陈述称，刘长平自2013年开始在修文王五砖厂上班，主要负责打砖，卜某未注意修文王五砖厂的厂牌。欲证明刘长平自2013年起就在修文王五砖厂上班，该厂一直都是王学贵家在经营。经质证，对于《人民调解即调即解案件记录》，修文王五砖厂称该调解记录只能证明杨某出车祸后与修文王五砖厂达成的和解意见，与本案无关。对于三位出庭证人证言，修文王五砖厂称张某一审时旁听了整个过程，而刘某系刘长平的亲属，均不应作证，对证人卜某的证言亦不应采信。另查明，修文王五砖厂的经营者王学贵二审中称该厂于2009年注册，王学贵于2016年将砖厂的砖机卖给王某1，由王某1与周作文合伙经营。还查明，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载明：2016年，全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8398元；2017年，全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2924元。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刘长平与修文王五砖厂之间的关系认定问题。本案审理中，诉讼双方均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鉴于各方申请的出庭证人均与己方存在亲属关系等利害关系，故本案出庭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应综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二审中，修文王五砖厂向本院提交了修文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六桶镇宝寨村出具的《证明》、收款收据、手写收条及《证明》等证据，拟证明2016年至2017年期间系王某1与周作文在修文王五砖厂的场地上经营砖机，该期间刘长平负责为王某1、周作文打砖，双方之间系劳务关系，且刘长平与修文王五砖厂之间仅在2018年2月至4月期间存在劳务关系。但在修文王五砖厂二审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因刘长平出生于1958年3月26日，其于2018年10月25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已年满60周岁，修文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的修劳仲案字[2018]17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不予受理刘长平申请的主要理由系“其他”，故该组证据不能达到修文王五砖厂所称的因刘长平申请仲裁时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才不予受理其申请的证明目的。修文王五砖厂二审中提供的第二组、第六组、第七组证据均为收款收据，其中第二组证据中的收款收据仅开票人处有“周作文”手写签名字样，客户名称等处均为空白，而第六组、第七组的收款收据中，虽然收款人或会计处有“周作文”的手写签名字样，但客户名称处分别为“私人”、“杨华二严永春”、“百果坪”、“养殖场”等名称，此处均未载明“刘长平”的姓名，故修文王五砖厂二审中提供的上述收款收据均不能证明所开票据的对方即为刘长平，亦不能达到其所称的该期间系王某1与周作文在经营砖厂，刘长平为二人打砖的证明目的。而修文王五砖厂二审中提供的盖有“修文县六桶镇宝寨村村民委员会”印章的二份《证明》及有“周作文”手写签名字样的《证明》，因修文王五砖厂的经营地点位于盐井村，与出具《证明》的宝寨村不在同一个村，且宝寨村委会出具《证明》的经办人员未到庭，手写《证明》的周作文亦未到庭，故该三份《证明》的真实性均无法核实。至于修文王五砖厂二审中提供的手写收条载明王学贵之妻邹梅付给刘长平、杨某二人“打1.5砖2018年2月份到3月份到4月11号的所有工资”，因庭审中双方均陈述刘长平提供的工作内容包含打砖、上砖等，打砖、上砖的报酬计算方式又有所不同，故该手写收条仅能证明刘长平、杨某二人该期间打砖的工资，不能完整反映刘长平的工资收入情况。而修文王五砖厂二审中申请出庭的证人王某1称其于2016年在外购买砖机后，与周作文一起在修文王五砖厂经营砖机，2018年2月又将砖机通过口头协议转卖给王学贵，王学贵自2018年2月开始经营，但王学贵本人二审庭审中则称其于2016年将砖厂砖机卖给王某1，由王某1与周作文合伙经营，王学贵与王某1的陈述并不一致，故综合上述情况，修文王五砖厂诉讼中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2016年至2017年期间系王某1与周作文在该厂经营砖机，刘长平为王某1、周作文负责打砖，刘长平与修文王五砖厂之间仅在2018年2月至4月期间存在劳务关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因修文王五砖厂与刘长平具备符合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劳动者主体资格，刘长平提供的打砖、上砖工作是修文王五砖厂的组成部分，修文王五砖厂以计件工资的形式支付刘长平的劳动报酬，而《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第二项规定计件工资亦为工资总额的组成部分之一，且修文王五砖厂要求刘长平按照一定的标准打砖并对打砖成果进行验收，故原判综合以上情况认定修文王五砖厂与刘长平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修文王五砖厂有关其与刘长平之间系劳务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应否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问题。如前所述，刘长平与修文王五砖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修文王五砖厂自其认可的2016年2月的起始时间至刘长平受伤的2018年4月11日期间，一直未与刘长平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修文王五砖厂诉讼中亦未提出时效抗辩，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规定，原判认定修文王五砖厂应向刘长平支付自2016年3月起至2017年2月期间共计11个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该二倍工资的支付数额，因修文王五砖厂二审中提供的手写《收条》仅能证明刘长平2018年2月至4月11日期间的打砖工资，不能反映刘长平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刘长平在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多少，本院酌情按2016年、2017年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计算。经查询，贵州省2016年、2017年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分别为58398元/年、62924元/年，即2016年、2017年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分别为58398元÷12月=4866.50元/月、62924元÷12月=5243.67元/月，均高于刘长平主张的月平均工资4000元/月，故原判从其自愿，认定修文王五砖厂应向刘长平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数额为4000元/月×11个月=44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因诉讼双方均未对原判有关补缴社会保险诉请的处理明确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原判有关该项诉请的处理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修文王五砖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六桶乡王五砖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