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72民初870号原告：唐山洪铭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路**缸窑路东侧商业楼**-3。法定代表人：盛飞，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志伟，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艳，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秦皇岛富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友谊路**。法定代表人：曲巧玲，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宇亮，该公司工作人员。第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泰长领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汉江道**/div>法定代表人：李长钧，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婷，天津儒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杨，天津儒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山洪铭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铭公司）与被告秦皇岛富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航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富航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天津市滨海新区泰长领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钧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准予其申请，通知领钧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18年9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洪铭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志伟、李志艳、富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宇亮、领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洪铭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富航公司支付洪铭公司滞期费131477.25元；2、案件受理费由富航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7月20日，洪铭公司与富航公司签订“运舟1”轮航次租船合同，由洪铭公司为富航公司自葫芦岛大港承运石子至天津，运费每吨19.5元（不开票价），滞期费每天每吨2元，两港合计装卸时间4天，保底吨位16000吨，合同签订当日富航公司支付定金5万元后合同生效。后因“运舟1”轮上航次压港，双方改签由“运舟7”轮继续运输上述货物，保底吨位改为21000吨，装卸时间总计5天，其他条款不变。交接清单显示最终载货吨数为20543.32吨。“运舟7”轮于2018年7月26日6时50分到达葫芦岛港锚地抛锚，同年8月1日2时10分完货离泊，装货时间共计139.33小时。2018年8月2日3时10分“运舟7”轮到达天津锚地抛锚，8月3日9时43分开始卸货，8月4日12时35分完货并办完交接手续离港，卸货港用时57.42小时，装卸两港合计用时196.75小时，扣除两港装卸时间120小时，共计滞期76.75小时，产生滞期费131477.25元，但富航始终拒绝支付该费用。富航公司辩称，1、富航公司是领钧公司的代理人，根据委托代理的权责利归属原则，本案如有滞期费，应由领钧公司承担。2、洪铭公司超标的留置货物，应对扩大产生的滞期费损失承担责任。3、洪铭公司与领钧公司曾就滞期费问题进行过协商，且在未通知富航公司的前提下，同意卸货并自行离开，上述行为表明洪铭公司与领钧公司之间就滞期费的结算已达成共识，并放弃了对船载货物的留置权，若领钧公司因为自身原因不能支付滞期费，洪铭公司应对该行为负责，而不能将该损失转嫁给富航公司。领钧公司述称，1、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领钧公司无关，领钧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2、涉案航次产生滞期的原因是天气和涉案船舶在卸货港拒绝卸货，因此该费用应由洪铭公司自行承担。洪铭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洪铭公司与富航公司先后就“运舟1”轮和“运舟7”轮签订的两份航次租船合同，证明洪铭公司与富航公司之间就涉案运输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就保底吨位、滞期费、运价等进行了约定，双方之间具有航次租船合同关系。2、水路货物运单，证明洪铭公司实际运输货物吨数为20543.32吨。3、货物交接清单，证明目的同上。4、网银电子回单两份，证明富航公司已向洪铭公司支付定金5万元和运费350588.5元，共计400588.5元。5、航海日志，证明“运舟7”轮装卸两港共计滞期76.75小时，产生滞期费131477.25元。6、洪铭公司与案外人威海运舟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舟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以及洪铭公司向运舟公司支付滞期费的付款凭证和收据，证明因涉案航次发生滞期，洪铭公司向船公司支付滞期费的事实。富航公司对洪铭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确认双方通过传真签订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的事实，对合同条款也无异议，但对合同中滞期费的计算方式有异议。2、对证据2至证据5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无异议。3、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1）洪铭公司仅向运舟公司支付了滞期费10万元，其请求赔偿滞期费损失13万余元明显过高，应适当予以减少；（2）船方在卸港有一段时间拒绝开航卸货，造成滞期费损失扩大。领钧公司对洪铭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证据1和4与领钧公司无关，无法确认。2、对证据2和3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3、对证据5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航海日志没有记载天气异常状况，据了解，2018年7月24、25日因台风导致“运舟7”压港，这也是产生滞期费的最主要原因，台风之后又连续下雨，由于“运舟7”轮之前的其他船舶有装粮食的，下雨天气不宜装卸粮食，导致这些船舶长期占用泊位，也造成了滞期。4、对证据6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本院对洪铭公司证据的认定意见为：1、富航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洪铭公司与富航公司签订了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的事实，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2、富航公司和领钧公司对证据2和3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3、富航公司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4、证据5为原件，富航公司对其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运舟7”轮涉案航次的航程，本院对其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予以认定。5、证据6能够证明洪铭公司与运舟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并依约支付滞期费的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和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富航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富航公司就“运舟1”轮和“运舟7”轮先后与洪铭公司签订的两份航次租船合同。2、富航公司就“运舟1”轮和“运舟7”轮先后与领钧公司签订的两份航次租船合同，3、水路货物运单，4、货物交接清单，证据1至4证明：（1）富航公司与领钧公司之间为船舶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对运输船舶、保底吨数、滞期费等进行了约定，且领钧公司对富航公司的代理行为予以认可；（2）涉案合同已实际履行，实际运输货物吨数为20543.32吨；（3）洪铭公司应向领钧公司追讨滞期费。5、网银电子回单，证明领钧公司向富航公司支付定金5万元和运费360860元，富航公司与领钧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船舶代理合同关系。6、告知函，证明富航公司与领钧公司之间存在有效的船舶代理合同关系。7、富航公司就“运舟1”轮分别与洪铭公司和领钧公司签订的过往航次的航次租船合同、相关作业单证和付款凭证，证明：（1）三方当事人过往航次的操作方式及惯例，依据该交易习惯，富航公司与领钧公司之间在签署书面合同方面一直不规范，但没有影响合同实际履行；（2）通过该交易习惯可以证明涉案航次的实际租船人为领钧公司，富航公司是其代理人，洪铭公司与领钧公司对此完全知情，并通过实际行动予以认可，因此涉案合同直接在洪铭公司与领钧公司之间发生法律效力。洪铭公司对富航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2、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无法确认。3、对证据3和4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4、对证据5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无法确认。5、证据6为复印件，且并未发送给洪铭公司，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6、对证据7中与洪铭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和相关单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对与领钧公司签订的合同和单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效力亦有异议。领钧公司对富航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无法确认。2、对证据2中涉及“运舟1”的航次租船合同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无异议，对涉及“运舟7”的航次租船合同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领钧公司只签署了“运舟1”轮的合同，但没有实际履行，实际履行的“运舟7”轮没有签过合同，领钧公司后来才知道涉案航次改为“运舟7”轮运输。3、证据3和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4、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领钧公司向富航公司付款恰证明双方之间航次租船合同关系，若富航公司只是代理人，那么领钧公司应直接向洪铭公司付款。5、对证据6的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恰可以证明富航公司与领钧公司之间存在航次租船合同关系。6、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本院对富航公司证据的认定意见为：1、洪铭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2、领钧公司对证据2中涉及“运舟1”的航次租船合同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虽然领钧公司确认与富航公司之间就涉案货物存在事实上的航次租船合同关系，但涉及“运舟7”的航次租船合同上没有领钧公司的签章，领钧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本院对该合同文本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不予认定。3、洪铭公司和领钧公司对证据3和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已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涉案货物的数量，以及已被运抵目的港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4、领钧公司对证据5和6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该证据结合证据2能够证明富航公司和领钧公司之间存在航次租船合同关系而非船舶代理合同关系，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5、洪铭公司和领钧公司对富航公司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在之前航次中，富航公司分别与洪铭公司和领钧公司之间存在背靠背的航次租船合同关系，但不能证明洪铭公司与领钧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领钧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领钧公司与富航公司之间就“运舟1”轮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两份，2、微信聊天记录，证据1和2共同证明领钧公司与富航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最终约定运费每吨20元，船舶受载日期如遇天气或船舶故障原因可顺延。3、衡重结果单、4、银行付款凭证，5、电子银行回单，证据3至5证明领钧公司实际托运货物总重为20543.32吨，并已依约向富航公司支付全部运费410860元。6、葫芦岛港二库区货物港存日报表，证明2018年7月26日前领钧公司已将涉案货物存放至葫芦岛港二库区以备发运。7、港口昼夜生产情况日报表，证明“运舟7”轮于2018年7月26日6时50分抵港，7月31日1时30分靠泊，7月31日4时35分开工，8月1日0时30分完工，8月1日2时离港。8、领钧公司工作人员与葫芦岛港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员通话的录音，证明葫芦岛港码头因天气原因需封港，不具备装货条件。9、证明，证明“运舟7”轮到达天津港后船方拒绝开舱卸货，并与领钧公司发生纠纷，货物到港后产生滞期时间是船方自身原因造成的。10、内贸船舶记录，证明“运舟7”轮于2018年8月2日3时分抵达天津港锚地，同日9时30分靠泊，2018年8月3日9时30分开始作业，8月4日13时完货。11、2018年7月25日网页新闻和视频新闻，证明2018年7月24、25日葫芦岛港遭遇台风，船舶必须封航，不可能进行作业，导致压港，这是滞期费产生的直接原因。12、经领钧公司申请，本院向葫芦岛市海事局调查的工作记录，证明2018年7月23日至25日7时，因发生台风，葫芦岛海事局发布公告对葫芦岛港实施了交通管制。洪铭公司对领钧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和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2、对证据3至5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3、证据6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滞期费无关，对其证明效力有异议。4、证据7与“运舟7”轮的航海日志基本一致，对其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5、对证据8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不能确认通话人身份，且该录音不能证明天气原因导致封航，在装货过程中葫芦岛港并未发布封航公告，6、对证据9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恰可以证明“运舟7”轮抵达卸货港后未能正常卸货是由于富航公司和领钧公司的原因所致，因富航公司未支付滞期费，洪铭公司有权拒绝卸货。7、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显示的抵港时间与航海日志一致，但完货时间航海日志显示为12时35分，该证据显示为13时。8、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该新闻是2018年7月24日的天气情况，涉案船舶7月26日才抵达葫芦岛港锚地。9、对证据12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富航公司对领钧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至5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2、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与涉案货物是否集港与滞期费纠纷无关。3、对证据7和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应以航海日志记载的时间为准。4、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录音只能说明压港，不能证明涉案船舶到港后有封港情况。5、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领钧公司确实报过警，但原因是非法勒索，而不是拒绝开舱卸货。6、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2018年7月24、25日“运舟7”轮还没有到葫芦岛港锚地，与本案无关。7、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如果因港口交通管制导致部分滞期费产生，该部分费用应当扣减。本院对领钧公司证据的认定意见为：1、富航公司对证据1和2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2、洪铭公司和富航公司对证据3至5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3、涉案货物是否集港与是否产生滞期费之间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证据6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4、洪铭公司和富航公司对证据7和10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航海日志作为记载船舶航行和停泊过程中主要情况的原始资料，具有更强的效力，在其他文件与航海日志的记载不一致时，通常以航海日志为准，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5、证据8和证据11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明2018年7月24、25日葫芦岛地区发生了恶劣天气导出现港口拥堵情况，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运舟7”轮于2018年7月26日到达葫芦岛港后，该港口存在封港情况，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6、证据9为原件，本院认定其真实性，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航次在卸港滞期是由于船方的原因所造成，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7、证据12能够证明因发生台风，葫芦岛海事局发布公告，自2018年7月23日至25日7时对葫芦岛港实施交通管制的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和证明效力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20日，领钧公司与富航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合同主要条款为：（1）出租人为富航公司，承租人为领钧公司，承运船舶为“运舟1”轮，起运港为葫芦岛港，目的港为天津港；（2）货物为石子，载货量至少16000吨，不足时按16000计算，超出时按实载吨数结算运费，运费单价为每吨20元（不开票）；（3）受载期为2018年7月26日正负一天；（4）装卸时间共计4天，装卸时间自船舶抵达装、卸港锚地后起直至完货交接完毕后为止，两港时间合并使用，由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封航时间由船方负责，滞期费率每天每吨2元，承租人欠付滞期费的，出租人有权扣留货物。合同签订当日领钧公司向富航公司支付定金5万元。同日，富航公司与洪铭公司签订了航次租船合同，除出租方为洪铭公司，承租方为富航公司，运费单价为每吨19.5元（不开票）外，其余内容与领钧公司与富航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相同。上述合同签订后，“运舟1”轮因故无法承运，富航公司遂就涉案货物与洪铭公司签订了新的航次租船合同，合同主要条款为：（1）承运船舶为“运舟7”轮，货物为石子，载货量至少21000吨；（2）装船期限为2天，卸船期限为3天，装、卸货时间以船舶抵达锚地后起算，直至船舶完货离港后为止，两港时间合并使用，一旦滞期永远滞期，运费及可预见性滞期费在船抵卸货港锚地前一次性付清，否则承运方有权不开舱卸货并有留置货物的权利，所延误的时间按滞期时间计算。合同其他条款与双方就“运舟1”所签的合同相同。合同签订当日，富航公司向洪铭公司支付了定金5万元。2018年7月23日，洪铭公司与运舟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合同主要条款为：（1）出租方为运舟公司，承租方为洪铭公司，承运船舶为“运舟7”轮，货物为石子，载货量至少21000吨，运费单价为每吨18元（不含税）；（2）装、卸船期限各为2.5天，受载期为2018年7月25日正负一天，装、卸货时间以船抵锚地后起算直至船舶完货离港时为止，滞期费率为每天每吨1.5元。此后,“运舟7”轮于2018年7月26日6时50分抵达葫芦岛港锚地，7月31日1时16分靠泊，当日5时30分开始装货作业，8月1日1时40分完货办完交接手续离港，8月2日3时10分抵达天津港锚地，11时27分靠泊，靠泊后船方一度以货方欠付滞期费为由拒绝卸货，至8月3日9时43分开始卸货作业，8月4日12时35分完货并办完交接手续离港，实际运载货物20543.32吨。2018年8月2日领钧公司向富航公司支付了剩余运费360860元。同日，富航公司也向洪铭公司支付了剩余运费350588.5元。2019年1月28日洪铭公司向运舟公司支付了滞期费10万元。另查明，2018年7月23日至25日7时，因发生台风，葫芦岛海事局发布公告对葫芦岛港实施了交通管制。另查明，洪铭公司不具备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资质。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洪铭公司和富航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航次租船合同关系。2、富航公司是否应当赔偿洪铭公司滞期费损失及具体数额。现围绕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洪铭公司和富航公司之间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虽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我国境内从事水路货物运输应当经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证件，由于作为出租方的洪铭公司不具备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资质，涉案合同违反了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航次租船合同虽然无效，但是在出租方已经按照约定将货物安全运到卸货港并完成交付的情况下，其请求承租人参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运费的主张，依法可以适当予以保护。滞期费与运费同样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和损失，在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约定适当保护。本案中，针对涉案航次运输存在多个背靠背的航次租船合同，按照上下游顺序分别为货方领钧公司与富航公司，富航公司与洪铭公司，洪铭公司与船方运舟公司。在与富航公司的合同中，洪铭公司的身份为出租人，因其并非涉案船舶的实际经营者，本不应产生滞期费损失，但在与运舟公司的合同中作为承租人的洪铭公司已依约支付了滞期费，在此情况下，本院对其请求上游合同的承租人富航公司赔偿滞期费损失的主张予以支持。富航公司主张其仅为领钧公司的代理人，不应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鉴于本案各方之间分别签订了背靠背的航次租船合同，各方的身份均为航次租船合同的当事人，而非代理人。虽然洪铭公司与富航公司之间的合同无效，但在洪铭公司参照合同主张滞期费损失的问题上，仍应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由作为承租人的合同相对方富航公司承担责任。因此本院对富航公司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关于滞期费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洪铭公司与富航公司之间合同的约定，“运舟7”轮自2018年7月26日6时50分抵达葫芦岛港锚地开始起算装卸时间，至8月1日1时40分完货办完交接手续离港，计138小时50分；自8月2日3时10分抵达天津港锚地，至8月4日12时35分完货并办完交接手续离港，计57小时25分，装卸时间共计196小时15分。合同约定装卸时间共5天，即120小时，两港合并使用，因此涉案航次共滞期76小时15分。鉴于涉案航次实际运输货物的数量为20543.32吨（各方均按照该数量计算运费，故滞期费也应以此计算），洪铭公司与运舟公司约定的滞期费率为每天每吨1.5元，涉案航次产生的滞期费为：1.5＊20543.32＊76.25/24=97902元。因此，富航公司应赔偿洪铭公司滞期费损失97902元。虽然洪铭公司给付运舟公司滞期费10万元，但超出部分缺乏合同依据，不属于合理的赔偿范围，本院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于领钧公司主张因装港发生台风导致封港的问题。因发生台风，葫芦岛海事局于2018年7月23日至25日7时发布公告对葫芦岛港实施了交通管制，而涉案船舶抵达葫芦岛港锚地的时间为2018年7月26日6时50分，此时该港口的交通管制已解除，因此涉案航次在装港滞期的原因不是所谓封港而是港口拥堵。在洪铭公司与富航公司的合同中，双方没有将封港或者港口拥堵约定为滞期费的除外条款，因此由于港口拥堵造成的时间延误应当计入滞期时间。本院对领钧公司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关于卸港船方拒绝开舱卸货导致时间延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五条规定：“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洪铭公司与富航公司之间合同也约定，一旦滞期永远滞期，运费及可预见性滞期费在船抵卸货港锚地前一次性付清，否则承运方有权不开舱卸货并有留置货物的权利，所延误的时间按滞期时间计算。鉴于涉案航次在装港用时138小时50分，已发生滞期，在卸港滞期将持续产生，且涉案货物为石子，卸货完全由货方安排岸上设备进行作业，船方有权拒绝开舱并留置货物，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应计入滞期时间。因此，本院对领钧公司和富航公司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五条，《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秦皇岛富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唐山洪铭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滞期费损失97902元；二、驳回原告唐山洪铭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930元，由原告唐山洪铭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承担748元，被告秦皇岛富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承担218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曹 克代理审判员  马士俊代理审判员  张 良二〇一九年三月五日书 记 员  李 洁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三百一十五条：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条：经营水路运输业务，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经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批准。申请经营水路运输业务，应当向前款规定的负责审批的部门提交申请书和证明申请人符合本条例第六条或者第七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负责审批的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发给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证件，并为申请人投入运营的船舶配发船舶营运证件；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