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立强，男，汉族，1965年4月2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师斌，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顺刚，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守义，男，汉族，1953年11月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阎斌，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银平，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立强因与被上诉人李守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8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立强上诉请求：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02民初8034号判决书中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采取欺诈方式向善意第三人出让具有重大瑕疵的股权，上诉人有权合理合法的予以抗辩，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李守义为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创始人，从公司设立到2015年10月之前，其均在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在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入股公司之前长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015年10月16日上诉人开始任职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但是，在股权工商变更完成后（2017年4月），上诉人发现了公司之前存在相关资产虚假的事宜，鉴于公司大股东为国企，上诉人遂与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派驻的财务总监一同签字向公司大股东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交了《关于福义乐核实资产的请示》，要求对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2015年08月30日以前的资产和负债进行重新审计核实，以明确各股东之间的责任和义务，但该事项至上诉人卸任总经理职务仍未能落实。2018年7月2日，公司在股东大会的决议文件中确认：公司在2015年09月至2017年04月期间，存货账面价值存在重大虚挂，众环粤审字2018-0305号年终审计报告显示，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存货部分计提存货减值损失3434万元。即：确认公司资产情况存在重大异常。2018年07月16日，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向上诉人、被上诉人等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原股东发出《关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函》，陈述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2017年净利润为-3737万元，要求原股东按照2015年09月18日签订的《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入股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以股权、现金及其他资产向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补足利润差额；即涉案股权已面临被追索的状况。由此可知，被上诉人李守义长期以来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应当认定为其对上述虚挂事宜应当是知悉的，且该事宜是足以影响交易意愿达成和目的实现的重大事宜。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依旧与上诉人签署相关协议，并承诺交易股权权属完整，免遭任何追索。其行为已属欺诈，已致使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行为已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在此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因此，上诉人合法抗辩，有权拒绝履行支付义务。被上诉人所转让给上诉人的股权对应公司资产存在重大异常，股权价值虚假，且面临被第三方追索的状况，与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不符，原审判决以被上诉人已履行转让股权的义务，并办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未予支持上诉人的抗辩，明显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3月19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将其实际持有的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8.618%股权，以人民币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诉人，使得上诉人持有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达到14%；上诉人在案外人王严、钟海林、深圳市福园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名下的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权益同时转为归被上诉人所有。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自该协议签订生效之日即2016年03月19日起上诉人按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14%的股权份额享有公司利益所得及承担公司的相应风险，双方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就股权转让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生效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即履行该协议，按照该协议约定享有权利及履行义务。2016年11月至2018年01月，根据该协议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拟对股权进行工商登记。遂依据工商行政机关的要求制定了变更所需的文件，即：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大会决议》，同时亦对上诉人实际享有的案外人王严、钟海林、深圳市福园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名下的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权益变更登记至被上诉人名下。因此，《股份转让协议书》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是双方自始实际履行的有效协议，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仅为双方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书》过程中，对股权变更进行工商登记所签署的文件，双方均了解并同意实际的权利义务以《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约定为准，《股权转让协议》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无法律约束力。原审判决未充分考虑股权交易双方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上诉人从《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生效后即开始享有涉案股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事实，对于股权交易中的双方真实意思没能准确认识，事实认定有误。三、在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之前，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原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自2018年4月30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被上诉人计付利息没有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无论是《股份转让协议书》还是《股权转让协议》，均未对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时间及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被上诉人所提出的其向上诉人发出的主张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律师函，所邮寄送达的地址系与上诉人无任何关联的一家公司，上诉人既非该公司人员亦从未在该地址工作、生活，函件签收人非上诉人本人，也非上诉人相识的任何人，上诉人从未收到该律师函。以上事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提出，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自被上诉人发出主张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律师函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被上述人计付迟延付款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使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贵院在查明本案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守义辩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合理，依法应维持原判。2016年11月25日，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义乐公司”、“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决议同意李守义将其持有的公司7.802%的股权转让给杨立强。2017年1月11日，答辩人与上诉人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7.802%股权的价格为217.4474万元，上诉人同意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2017年1月12日，双方在惠城公证处对《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了公证。2017年3月30日，福义乐公司全体股东就上述股权变更事项签署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上述股权变更，进行了变更登记。股权变更后，上诉人一直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答辩人多次要求无果，于2018年4月26日以律师函方式催款，依旧无果。答辩人无奈，遂于2018年6月13日诉至惠城区人民法院，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8034号判决书判决上诉人向答辩人支付217.4474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答辩人认为，根据上述本案事实，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8034号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合理，望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二、上诉人称答辩人采取欺诈方式向善意第三人出让具有重大瑕疵的股权，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一）上诉人系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相对方，非所谓的善意第三人，上诉人法律主体概念错误。（二）股权转让民事法律行为经过了股东会决议、双方合意签约、公证处公证、股东会修订章程、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各个环节，均系当事人真实自由意思的表示，不存在欺诈情形。（三）上诉人称，答辩人长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应当对资产虚挂事宜知悉，且该事宜影响交易，行为属于欺诈。上诉人的此种主张纯属无稽之谈。1.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答辩人已不是福义乐公司控股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且长达一年。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工商资料、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稀土集团”）入股福义乐公司《投资协议书》等证据显示，2015年9月18日后福义乐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稀土集团，答辩人已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已没有控制权。2015年10月16日答辩人不再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全面退出公司管理层，更无管理权。同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稀土集团派驻代表赵学超，公司总经理由上诉人杨立强担任。本案涉诉的《股权转让协议》系2017年1月11日签订，次日公证，距答辩人不是公司控股股东，不再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已经一年有余，不存在作为控股股东、总经理知晓公司情形而隐瞒事实的欺诈可能。反倒是上诉人既是公司股东，又担任公司总经理管理公司，深知公司底细。2.上诉人杨立强系公司股东、总经理，全面参与公司管理，不存在不知晓公司经营资产状况情形，表现在：（1）上诉人杨立强自2011年6月1日即是持有福义乐公司10%股权的股东，2012年担任磁性材料部总经理；2013年担任常务副总经理，分管公司财务；2015年2月8日担任公司总经理；2015年10月16日稀土集团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后，继续任命上诉人杨立强为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经营。上诉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股东和总经理。上述事实显示，上诉人杨立强自2011年起就是公司股东，并一直担任公司领导阶层，不存在不知晓公司经营的情形，不存在被欺骗的可能。（2）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稀土集团入股福义乐公司《投资协议书》显示，上诉人在2015年9月18日签订投资协议时，对此之前的公司资产净值明确确认。该协议第二条第（三）项表明，北京中和谊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谊评报字【2015】第51006号）对标的公司截至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6305.09万元。该协议第六条第（二）项乙方（包括上诉人杨立强、答辩人李守义等6名自然人股东）、丙方（福义乐公司）声明、保证和承诺条款中第7项，各股东表明：“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对丙方截至基准日进行审计所出具的清产合资专项审计报告（中喜粤专审字【2015】第0060号）已经全面完整地反映了丙方截至基准日的负债情况，没有任何虚假记载或重大遗漏。除前述《审计报告》披露事项外，丙方截至基准日不存在任何其他未予披露的负债及或有负债”。上述《投资协议书》均由包括杨立强在内的全体自然人股东，以及新控股股东稀土集团共同签字确认，对公司资产及负债共同确认，说明在该协议之前的资产上诉人本人并无异议。而在该投资协议之后，公司的控股权由稀土集团掌握，日常经营管理人为上诉人，该期间的公司资产状况应当由其作为管理层对公司股东负责，进行保值增值经营才对，现在，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反倒指责答辩人欺骗资产虚挂，显然逻辑错误。若真资产有假有虚挂，岂不上诉人本人也参与了弄虚作假？3.本案股权的转让价格远低于股权转让时公司对应资产价值，且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决议通过转让，上诉人主张该种情形欺诈不合常理。（1）福义乐公司在2015年稀土集团入股时的资产（中和谊评报字【2015】第51006号评估报告）为6305.09万元，即使按照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2017年财务决算报告计算也显示，公司的净资产为5796万元。但是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格以公司注册资本2787.0731万元面值价格来计价，远低于公司资产价值，更说明不存在欺诈情形，而是股东间的真实转让。（2）答辩人和上诉人之间的转让经过了公司股东会的决议同意、公证处公证、并且全体股东又举行股东会议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其转让行为本身和转让价格等要素，全体股东均知晓，若存在欺诈，岂不全体股东均参与了对上诉人的欺诈。4.上诉人所谓资产虚挂的概念错误，故意歪曲证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2018年7月2日，公司在股东大会的决议文件中确认，公司在2015年9月至2017年4月间，存货账面价值存在重大虚挂，确认公司资产情况存在重大异常”。首先，该证据系公司内部2017-2018年财务说明，不能来对抗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其次，该证据原文显示，“重大会计调整事项说明：1根据天职业（2018）5265号出具的对赵学超同志自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审计报告，显示福义乐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出现重大虚挂”。该表述说明（1）审计时间系自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2）该审计系对法定代表人赵学超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从上述的内容明确审计的时间节点是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审计对象是福义乐公司该阶段法定代表人，产生存货账面虚挂也是该时间段结算形成。该期间李守义已不是控股股东，不担任管理职务，不参与经营，该事项与答辩人李守义无任何关系。上诉人以此为据提出上诉理由，显然概念错误，歪曲证据。5.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2018年7月16日稀土集团向上诉人、答辩人等股东发出《关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函》，要求股东按照稀土集团入股福义乐公司《投资协议书》约定以股权、现金及其他资产向福义乐公司补足利润，即涉案股权已面临追索状况。上诉人该主张歪曲事实。2015年9月18日，上诉人、答辩人以及福义乐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共6名，与稀土集团签订了稀土集团入股福义乐公司《投资协议书》。该协议书业绩保障条款约定，自2015年9月至2018年度，若经营业绩达不到协议书约定的指标，各自然人股东按照承诺业绩和实际业绩之间的差额用现金补足，若现金无法补足，则用股权进行补足。上述协议上诉人、答辩人及其他共6名股东签字确认。《关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函》系稀土集团按照《投资协议书》就2015年9月至2018年度公司经营业绩不达标的要求补偿的商讨函，与股权转让并无关系。因为《投资协议书》签订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杨立强系投资协议相对方，完全知晓业绩补偿约定；稀土集团要求股权补偿系基于《投资协议书》约定经营业绩不达标，且现金无法补偿情况下用股权补偿，系执行《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条款，不存在因公司资产问题导致追索股权的事由。上诉人以业绩补偿理由来上诉，显然歪曲事实。综上所述，上诉人2011年起即为福义乐公司股东，并一直担任公司领导阶层，不存在不知晓公司经营的情形；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前已通过《投资协议书》的签订确认公司资产情况，承诺公司资产无虚假记载或重大遗漏；答辩人在股权转让前一年即不再担任公司管理职务，不对公司具有控股权，不存在对上诉人欺诈的可能；上诉人主张案涉股权遭到追索的依据是《投资协议书》，该协议签订的时间早于案涉股权转让的时间，上诉人亦是该《投资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稀土集团要求股东以股权进行补偿系基于投资协议约定的经营业绩不达标且现金无法补偿所致，案涉股权并非是因公司资产问题遭受追索，稀土集团要求的业绩补偿与本案无关。因此，上诉人依据欺诈、同时履行抗辩权理由进行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称，涉案《股权转让协议》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认为应当以2016年3月19日《股份转让协议书》来确认双方股权转让行为，并无事实依据。1.从时间上，本案答辩人主张的是2017年1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2017年协议”），该协议时间在上诉人主张的2016年《股份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2016年协议”）之后，从时间效力上来看，最后的意思表示方是当事人最终意思表示，这是民法基本原理。2.从法律效力上，本案答辩人主张权利的《股权转让协议》经过了公证处的公证，确认系双方在公证员面前签署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文件，其法律效力远大于上诉人主张的2016年的《股份转让协议书》。3.从内容上，两份协议在内容上大不相同，表现在：（1）股权转让的比例不同，2017年协议比例为7.802%，2016年协议是8.618%；（2）转让价款不同，2017年协议价款为2,174,474.00元，2016年协议是100万元；（3）合同履行条件不同，2017年协议无附加履行条件，2016年协议对上诉人附加了服务年限、同业竞争等限制性条件；（4）实际履行认可不同，2017年协议实际履行，经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案认可，并在工商档案中登记，2016年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综上事实，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两份协议均完全不同。本案实际履行的是2017年经公证的《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股份转让协议书》并未履行。上诉人主张应以2016年的协议来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上诉人主张2017年协议系为应付工商变更而签，答辩人不予认可。我国法律对于股东间的股权转让价格及条件并无限制性的规定，双方按照2016年股份转让协议进行变更登记亦无不可。所以，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也不能成立。四、原审法院对于利息的认定符合事实情况和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应得到支持。李守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174474元，并判令被告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自2017年3月30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暂计至2018年6月6日）186778.26元，股权转让款及逾期付款损失共计2361252.26元（暂计至2018年6月6日）。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03月19日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将其实际持有的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8.618%股权，以人民币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使得被告持有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达到14%。从2016年3月18日起被告在王严名下、钟海林名下、福春园名下的其他股份权益归原告所有。被告需尽职尽责做好公司的经营管理、资金筹措等总经理应负的全面责任。2016年11月25日，深训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同意股东李守义将其持有的公司7.802％的股权转让给杨立强。2017年1月11日,原告与被告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7.802％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174474元，被告同意按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017年1月12日，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公证处对上述协议内容予以公证（公证书编号为:（2017）粤惠惠城第218号），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及签约行为合法，协议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名、撩指印属实。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就上述股东及股权变更事宜签署《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的前述股权变更，并予以变更登记。其后被告一直未如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要求未果，遂于2018年4月26日委托律师向被告寄送律师函，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174474元，但被告仍未支付。另外，原告李守义于2018年7月31日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本院已做出（2018）粤1302民初8034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了被申请人杨立强交通银行深圳梅林支行的账户（账号：62×××65）；查封了申请人杨立强名下位于深圳××××大道东深圳湾彩红之岸1栋7B商品房（不动产证号：x，建筑面积117.96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二份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3月19日《股份转让协议书》、2017年1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被告抗辩称双方实质履行的是2016年03月19日《股份转让协议书》，2017年1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完成工商登记配合签订的，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二份转让合同约定转让股份、价款均不同，而且签订时间相隔大半年，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经过公证和股东会决议确定，合法性优胜于2016年3月1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从时间先后上，也是应该确定2017年1月11日的签订转让协议是原、被告双方对2016年3月19日约定的变更，被告辩称双方实质履行的是2016年3月19日《股份转让协议书》，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义务，已经把其持有的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7.802％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而且办理了变更登记。被告目前是合法持有该转让的股权，因此，被告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款2174474元，本院予以支持。本案被告主张，原告采取欺诈方式向善意第三人出让具有重大瑕疵的股权，被告有权合理合法的予以抗辩不支付股权转让款。首先，对于被告提出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没有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在本案中，原告已经履行转让股权的义务，并办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被告已经依合同约定获得了股权，被告应当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的义务。被告提出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同时，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撤销权的行使应以诉讼的方式为之，本案中，被告有主张受欺诈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至庭审时结束时均未行使其撤销权，因此不发生撤销权行使的效力。转让合同应为有效合同，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义务。因双方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和迟延付款的违约金标准，故，原告请求自2017年3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从原告发出律师函向被告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宽限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杨立强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守义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174474元及利息（利息以2174474为本金，自2018年4月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69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0690元（原告已预交30690元），由被告杨立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有效；（二）上诉人是否享有不履行支付的抗辩权；（三）逾期付款损失计算起点。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从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形式上来看，签订时间晚于2016年3月1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且经过公证和股东会决议确定，合法性优胜于2016年3月1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从内容上来看，其约定的涉案股权转让份额与价格与2016年11月25日深训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一致。上诉人在明知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变更涉案股权转让份额与价格的情况下签名确认并公证，且在股东会修订章程、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过程中均未提出异议，故本案无证据显示上诉人在签订2017年1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时意思表示不真实。上诉人主张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系2016年3月1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1月11日的签订转让协议是对2016年3月19日约定的变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采取欺诈方式向其出让具有重大瑕疵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上诉人并未提出反诉请求撤销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故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关于逾期付款损失计算起点的问题，上诉人未按照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在案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委托律师于2018年4月26日向上诉人寄送律师函催收股权转让款，上诉人本人签收该邮件。故一审法院支持从被上诉人发出律师函向上诉人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宽限日起计付逾期付款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立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90元，由上诉人杨立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艳妹审判员  沈 巍审判员  邓耀辉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汤美玲书记员王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