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11民初9654号原告:罗三翠（原告陶凤玲之母），汉族，1933年11月30日出生，户籍地武汉市武昌区，现住武汉市武昌区。原告：陶凤玲，女，195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武汉市武昌区，现住武汉市武昌区。原告：陶小玲（原告陶凤玲之妹），汉族，1967年9月7日出生，户籍地武汉市武昌区，现住武汉市武昌区。原告：郑宗煜（原告陶凤玲之外甥），汉族，1981年6月24日出生，户籍地武汉市青山区，现住武汉市武昌区。原告罗三翠、陶小玲、郑宗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凤玲，女，195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武汉市武昌区，现住武汉市武昌区。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武汉市洪兴公证处，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珞珈**科开物大厦**。法定代表人：王命齐，该公证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玲，该公证处员工。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罗三翠、陶凤玲、陶小玲、郑宗煜诉被告武汉市洪兴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三翠、陶小玲、郑宗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即原告陶凤玲，被告武汉市洪兴公证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三翠、陶凤玲、陶小玲、郑宗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97）洪证内字第0866号赠与合同公证书程序违法；2、判令被告赔偿因其过错造成原告方共有房屋权益流失而产生的损失100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985年7月15日，原告罗三翠之夫陶维正(户籍:非农业)，因家有三代人，五个子女(三女、二男)居住困难，将老宅70平方米房卖掉后带领全家成员向原籍所在地武汉市洪山(原)胜新村申请了住房修建许可，并在(原)78号(现)311号兴建房屋一幢，房面分别挂名陶维正约227平方米和陶宏伟160平方米(当时规定，一户不许超80平方米占地面积)。房屋兴建时，几个子女均未成家，并都有工作。该房是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出力兴建的，应属家庭共同共有房产。况且原告家未经区土地局办理二证，是无法定户主的，应当是共有房产。1997年9月13日，陶维正、原告罗三翠与其子陶宏伟签订了房屋赠与合同(被陶宏伟误导)，约定将家庭共建房屋赠与给陶宏伟，当日，武汉市洪山区公证处(原)对此赠与合同进行了公证(届时此房没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且共有人都不知晓，公证书亦未送达父母签名。该公证处在履行公证职责时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用审批表充当房产证)，严重地违背了《公证程序规则》。2011年元月29日，陶维正去世，涉案违法公证的房屋遭遇拆迁，整幢楼房现状建面为597.61平方米(其中包括227.06平方米)。2011年元月15日，原告罗三翠又被其子陶宏伟及胡玉兰哄骗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将涉案房屋的还建面积分割为罗三翠108平方米，陶宏伟213平方米，胡玉兰（前妻）276.61平方米（2006年2月10日陶宏伟与胡玉兰离婚），现拆迁后胡玉兰已获取协议中的份额。涉案违法公证的227.06平方米的房屋在2003年陶宏伟借贷将涉案房屋抵押了谭光华[见（2004）洪和民初字第124号判决],2011年9月陶宏伟为了诈骗了又将涉案违法公证的房屋以113平方米抵押了付学文[见（2013）鄂洪山刑字第00719号判决)],经查，现陶宏伟名下的涉案房产均已抵押或权利质押的原因过户至他人名下，其本人正在服刑，时下陶宏伟一无所有，没有任何财产。原告方认为，涉案原房产系家庭成员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兴建，当时原告陶凤玲、陶小玲、郑宗煜的母亲均未成家，并都有工作，卖掉老宅同父母回原籍申请宅基地居民，一户一宅原则。故原告全家成员都均有平等的享有使用权利。现陶宏伟误导父母瞒着原告陶凤玲、陶小玲、郑宗煜及其他共有人将整个房产（其中违法公证的227.06平方米）全部挥霍一空，已无法挽回原告的损失，武汉洪兴公证处未履行公证职责，使用废止的法律、不适用的法律、错误的虚假证明，随意出具公证书，是陶宏伟有机会挥霍共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其失职行为给原告方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流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武汉市洪兴公证处辩称，首先，原告就本次诉讼所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中洪山区公证处是在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三日出具的(97)洪证内字第0866号公证书，原告于2018年向洪山区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法律权利,期间间隔二十一年，已超过法律规定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原告的主张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该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请不应当受到人民法院保护。第二，陶维正、罗三翠夫妇在被告处办理的赠与合同公证真实、合法。1、公证程序的合规性。本案中，陶维正、罗三翠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本人于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至和平司法所填写《证明赠与申请表》，并在公证员的面前签名、捺手印，公证员在询问笔录中详细询问了申请人办理公证的种类、公证申请人（赠与人陶维正、罗三翠和受赠人陶宏伟）的基本情况、赠与人和受赠人的关系、赠与的财产、赠与原因、赠与人的子女情况、建房时是否存在债务是否还清、赠与人今后的居住、受赠人的意见，笔录中依法载明了询问时间、地、地点问人、记录人、询问内容等，由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在询问笔录上签名并捺手指印。公证员审查陶维正、罗三翠身份证明、《社员(居民)修建房屋申请审批表》等材料后出具相应公证书。该公证过程中申请人身份属实，本人签名，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公证书记载的赠与事项合法，符合相关法律规定。2、公证事项的合法性。陶维正、罗三翠、陶宏伟主张公证事项为《赠与合同》，赠与内容为:陶维正、罗三翠将其所有位于洪山区和平胜新村78号的私房中属于赠与人所有的建筑面积227.06平方米的产权赠与儿子陶宏伟所有。陶维正于1985年7月15日提交的《社员(居民)修建房屋申请审批表》，审批日期为1989年6月16日，土地来源或地权证明一栏填有“按村规安排”字样，审批单位为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武汉市洪山区土地管理局，完全符合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陶维正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并建房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涉案房产所有权系因合法建造这一事实行为而设立，建造后应属房屋建造者(出资者)陶维正、罗三翠夫妻共同所有。就建造房屋出资情况，被告已在公证询问笔录中详细询问了陶维正、罗三翠二人，建造房屋时，向他人借了款，在办理公证前，已由陶宏伟代为清偿，即建房资金系陶维正、罗三翠夫妻共同出资。其他女儿主张有参与出资建房，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陶维正、罗三翠将自己所有的房产无偿赠与给陶宏伟系对其依法行使对自己所有的不动产进行处分的权利，陶宏伟也接受赠与，该赠与合同有效。本次公证的事项合法。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陶维正（于2011年1月29日去世）和原告罗三翠原系夫妻，双方育有五名子女：长女陶佩玲（于2000年4月25日去世）、二女陶凤玲、长子陶宏伟、次子陶宏昌（于1987年8月去世）、幺女陶小玲。长女陶佩玲生前育有一子郑宗煜。因陶维正祖籍为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胜新村，1985年，经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分别以陶维正和陶宏伟的名义在该村取得土地一块，并被同意修建房屋，被批准建筑面积为60㎡和80㎡。获批后，陶维正修建了房屋一栋，建筑面积约为380㎡，其后，该房屋又进行了扩建，扩建后的建筑面积约为597.61㎡。1997年9月13日，陶维正、原告罗三翠与陶宏伟签订《赠与合同》，载明“赠与人是受赠人的父母，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赠与人将其所有的位于洪山区和平胜新村78号的私房中属于赠与人所有的建筑面积227.06平方米的产权赠与儿子陶宏伟所有。二、赠与人随陶宏伟居住、生活。三、陶宏伟同意受赠。”当日，原武汉市洪山区公证处（现更名为被告武汉市洪兴公证处）出具（97）洪证内字第0866号《公证书》，载明“兹证明赠与人陶维正（男，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出生，现住洪山区和平乡胜新村**）、罗三翠（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现住洪山区和平乡胜新村**于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三日来到我处，自愿签订前面的《赠与合同》，并在我面前，在该合同上签名、按手印。陶维正、罗三翠与陶宏伟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1999年3月，房产行政部门为洪山区和平乡徐东村348号（即为洪山区和平乡胜新村78号）房屋进行产权登记，初始登记权利人为陶维正，建筑面积为220.76㎡。2000年6月12日，该房屋变更登记至陶宏伟名下。2011年，上述房屋被拆迁，所还建的房屋因陶宏伟的抵押行为已被处理至他人名下。另查明，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颁发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农村社员，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审核同意，报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陶维正向原武汉市洪山区公证处提交了《社员（居民）修建房屋申请审批表》，该审批表上载明的申请人为陶维正。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以下两点：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武汉市洪兴公证处辩称该公证行为于1997年9月13日作出，原告于2018年9月26日向洪山区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法律权利，已超过法律规定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其诉请不应当受到人民法院保护。本院认为，本案属侵权责任纠纷，原告认为其作为赠与合同公证中所涉房产的权利人，其物权受到侵害提起本案诉讼，系基于不动产赠与公证行为产生，其起因是不动产物权，因此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院对被告主张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不予支持。二、被告在实施(97)洪证内字第0866号公证行为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本案系公证损害责任纠纷，其审理的核心并非认定洪山区和平胜新村78号私房的原始权属，而是公证行为是否违法，即原武汉市洪山区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是否尽到了法定的审查义务。本案的公证行为发生于1997年9月13日，应当适用司法部颁布的1991年4月1日起施行的《公证程序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以及司法部颁布的1992年1月24日起施行的《赠与公证细则》（以下简称细则）。规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公证处应重点审查（一）当事人的人数、身份、资格和民事行为能力；（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相应的权利；（三）需公证的行为、事实或文书的内容是否真实、合法；（四）需公证的文书内容是否完善，文字是否准确，签名、印鉴是否齐全；（五）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充分”。第三十二条规定：“法律行为公证应符合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细则第十五条规定“赠与公证，除按《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内容审查外，应着重审查下列内容：（一）赠与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合法；（二）赠与人必须有赠与能力，不因赠与而影响其生活或居住；（三）赠与财产的权属状况，有无争议；（四）赠与书、受赠书、赠与合同真实、合法；（五）公证人员认为应当查明的其他情况”。本案的公证，赠与人及受赠人均到公证现场，公证员亦制作有询问笔录，可以证明原武汉市洪山区公证处对赠与人陶维正、罗三翠及受赠人陶宏伟的身份情况、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接受赠与人的资格及赠与合同的内容进行了充分审查。关于原武汉市洪山区公证处是否对赠与财产的权属状况进行了审查，原告陶凤玲、陶小玲、郑宗煜述称陶维正、罗三翠没有提交财产所有权证明，原武汉市洪山区公证处没有尽到审查义务。本院认为，洪山区和平胜新村78号的房屋系1985年在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上建造，且公证行为作出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并未实施，客观上不可能要求赠与人提交不动产权证书。该房屋的权属认定问题应当适用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颁发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关于“农村社员，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审核同意，报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定，赠与人陶维正、罗三翠向被告提交了真实的盖有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公章的《社员（居民）修建房屋申请审批表》，该审批表上载明的申请人为陶维正，其对外是能够证明赠与人陶维正、罗三翠对赠与财产享有所有权，故原武汉市洪山区公证处依据《社员（居民）修建房屋申请审批表》对赠与财产的权属状况进行了审查，被告武汉市洪兴公证处实施(97)洪证内字第0866号公证行为过程不存在过错。原告罗三翠诉称，其在公证书和笔录上签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原告罗三翠公证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本人亦在公证现场，应当对其签字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原告陶凤玲、陶小玲、郑宗煜诉称其在建房时进行了出资，该房屋属于家庭共有财产，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四原告诉称公证书未向陶维正及原告罗三翠送达，但该公证书的送达不影响公证书的生效，属于程序瑕疵，不能作为四原告主张被告武汉市洪兴公证处赔偿的事实依据，故对四原告主张被告武汉市洪兴公证处公证程序违法并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三翠、陶凤玲、陶小玲、郑宗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人民币13800元，由原告罗三翠、陶凤玲、陶小玲、郑宗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云婷人民陪审员  余国兵人民陪审员  陈连银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张婵书记员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