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1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庄学忠，男，1964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港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陆美，江苏开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勇，江苏开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小林，男，1953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南通鑫发机械铸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港闸区。 法定代表人：钱小燕，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庄学忠因与被上诉人沈小林及原审第三人南通鑫发机械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发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8）苏0611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庄学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厂房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系性质不同、由不同主体订立的表述不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两份各自独立的协议，不能认为《厂房转让协议》是对鑫发公司资产、股权、债务的整体处理，实际仅是对鑫发公司资产的处理。二、《厂房转让协议》所涉资产因无法过户，合同无法履行，才导致庄学忠未支付剩余款项，庄学忠为此一直与鑫发公司交涉，要求返还其已支付的款项。综上，一审认定庄学忠以鑫发公司股东的身份占有了公司资产、双方无需办理资产过户为由，认定《厂房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庄学忠应当继续履行付款义务错误。 沈小林辩称：一、双方当事人因文化程度不高，对法律理解不透彻，先后签订了《厂房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购房汇款协议》，主要是因为《厂房转让协议》签订后，由于厂房无法正常过户，庄学忠通过持有鑫发公司股权的形式控制或者掌握了厂房这一资产，同时在资产以及股权最终过户或者转移、占有以后，其又签署《购房汇款协议》，同意向沈小林支付相应的对价。上述三份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一审查明《厂房转让协议》内容涉及对资产、股权、债权、债务的处分正确。二、案涉协议已对负债进行剥离，如果按照庄学忠的理解，会出现如下情况，即沈小林作为公司原股东，其将股权全部转让后未获得任何对价，却承担了公司债务，而庄学忠享有了公司股权，却仅需向自己控股的公司或者实际占有的公司付款，明显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三、庄学忠于2017年6月13日签署的《购房汇款协议》已经表明其同意向沈小林支付相应款项，一审庭审中其也明确表示只要把债权债务理清，钱是应该付的。综上，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所作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沈小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庄学忠支付股权转让款361750元，及该款自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小林与洪某,4原系鑫发公司的股东。2017年5月18日，沈小林和洪某,4作为转让方鑫发公司（甲方）的代表，与受让方庄学忠（乙方）签订了一份《厂房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转让地在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桥东村六组（含现有厂房、机械设备，不含原材料），土地权属性质为集体，房屋所有权证号为通港闸字第010091-1号；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上述土地租赁使用权和地上所有建筑及设备（不含原材料）；甲方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沈小林、洪某,4共同承担，与乙方无关；土地租赁使用权和厂房建筑物及设备等转让共计150万元；本协议经签订后，乙方应首付38万元作为协议定金，甲方收到定金后，于2017年6月8日前将转让地提供给乙方使用，余款待甲方将鑫发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之日起一次性付清（洪某,4和沈小林股权转让给乙方后产生的债权债务由新股东承担），余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款清后该资产所有权归乙方所有。甲方在协议签订后须按照协议要求完成相关手续变更事宜等。 2017年5月23日，庄学忠与沈小林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沈小林将其持有的鑫发公司价值94万元的50%股权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庄学忠；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庄学忠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生效。同日，沈小林、洪某,4形成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上述股权转让方案。2017年6月7日，鑫发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庄学忠和洪某,4，法定代表人亦变更为庄学忠。庄学忠陈述其之所以与沈小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因鑫发公司所占用的土地系租用于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桥东村经济合作社，土地性质为租赁，其在厂房转让协议签订后未能对土地使用权人进行变更登记。 2017年6月13日，庄学忠向沈小林和洪某,4出具了一份《购房汇款协议》，约定余款74.35万元由庄学忠于2017年6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分别汇入沈小林儿子沈毅和洪某,4儿子洪锁的银行账户371750元。2017年9月4日，沈小林在该协议上手写庄学忠应付金额为361750元。庄学忠与沈小林一致确认之所以剩余债务是74.35万元，是因在《厂房转让协议》签订前，鑫发公司对外负有债务，沈小林、洪某,4与庄学忠协商一致以对外债务75.65万元折抵一部分转让款。 因《厂房转让协议》签订后，有债权人向鑫发公司催要债权，沈小林与鑫发公司及部分债权人签订了债务转让协议，约定鑫发公司欠债权人的钱款由沈小林偿还。庄学忠陈述其原本同意在债务转让协议签订后即履行购房汇款协议上的付款义务，后因又有债权人上门催债，就未向沈小林支付剩余转让款。债权人王炎德、毛志安根据债务转让协议向沈小林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已于2018年7月30日判决沈小林履行给付义务，现两案均已进入执行程序。 2017年9月13日，洪某,4与顾晓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洪某,4将其持有的鑫发公司50%股权作价0元转让给顾晓东；当日，鑫发公司的章程修正案即将股东洪某,4修正为顾晓东，庄学忠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名；2017年9月15日，鑫发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完成。庄学忠陈述，洪某,4持有的鑫发公司股权之所以转让给顾晓东，是因工商登记时需要登记监事，而洪某,4系原股东，其不放心，就找到了顾晓东，顾晓东在鑫发公司不享有股东权益。 2018年1月31日，鑫发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钱小燕和顾晓东，法定代表人亦变更为钱小燕。钱小燕与顾晓东系夫妻关系。顾晓东称钱小燕亦是以0元对价自庄学忠处受让的股权；并称其和钱小燕曾承诺在两年内将庄学忠已经支付的75.65万元转让款支付给庄学忠；而剩余的74.35万元转让款，因庄学忠未实际支付，故庄学忠也未曾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沈小林能否要求庄学忠向其支付剩余款项，关键在于判断2017年5月18日沈小林、洪某,4与庄学忠所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的性质，而对该协议性质的判断又需联系双方嗣后于5月23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关系来加以分析。 从《厂房转让协议》所约定的内容看，该协议不仅约定了转让鑫发公司的资产（含现有厂房、机械设备，不含原材料），也约定了沈小林、洪某,4将持有鑫发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庄学忠（除定金外，余款待沈小林、洪某,4将鑫发公司股权转让给庄学忠之日起一次性付清），还约定了鑫发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沈小林、洪某,4共同承担，转让后的债权、债务由庄学忠承担）。《厂房转让协议》的上述主要内容可以表明，该协议系沈小林、洪某,4对鑫发公司资产、股权及债权、债务的整体处分。 因《厂房转让协议》未明确股权转让的对价，而公司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有特别要求，沈小林于2017年5月23日与庄学忠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洪某,4于2017年9月13日与经庄学忠认可的顾晓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庄学忠、顾晓东均以0元的价格分别受让了沈小林、洪某,4持有的鑫发公司50%的股权。庄学忠以鑫发公司股东的身份占有了鑫发公司的资产，双方无需再办理《厂房转让协议》项下有关资产的转让过户手续。结合《厂房转让协议》中沈小林、洪某,4需转让股权的约定，及《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对价为0的事实，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对《厂房转让协议》的补充，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只是为将沈小林、洪某,4持有的股权变更至庄学忠名下所用。 从《厂房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看，庄学忠已因鑫发公司的股东身份实际占有了鑫发公司的全部资产，其因《厂房转让协议》而赋予的权利已全部得以满足。从2017年6月13日庄学忠出具的承诺内容可以看出，庄学忠应当支付给沈小林和洪某,4的转让款中，已有75.65万元通过沈小林和洪某,4应当承担的鑫发公司对外债务予以抵扣；同时，沈小林与鑫发公司及部分债权人亦签订了债务转让协议，承受了股权变更前的部分债务；沈小林在庭审过程中对股权转让前的债务由其和洪某,4承担的事实亦予以认可；而庄学忠又未举证在75.65万元之外，鑫发公司或其本人代为清偿了股权变更前的债务。因而，庄学忠拒绝向沈小林付款的抗辩已然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 综上所述，《厂房转让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案涉合同签订后，庄学忠已全面接收了鑫发公司，沈小林、洪某,4亦将持有的股权依约进行了变更登记，但庄学忠仅履行了部分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其行为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虽然庄学忠抗辩其是因鑫发公司的债权人过多，而未再履行付款义务，但鑫发公司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其对外负有偿债的法定义务，不因其股东的变更而免除债务。即使鑫发公司承担了股东变更前的债务，庄学忠或鑫发公司亦可基于《厂房转让协议》的约定向沈小林、洪某,4主张相关权利。现沈小林要求庄学忠支付转让款361750元，及该款自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主张，不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据此判决：庄学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沈小林转让款36175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庄学忠申请证人洪某,4到庭作证。洪某,4陈述：《厂房转让协议》是鑫发公司与庄学忠签订的，协议约定转让公司的厂房、设备和土地，未谈到公司股份的转让；鑫发公司的债务应由鑫发公司承担，当时公司转让厂房、设备和土地就是为了还债，鑫发公司的债务之所以变成股东个人债务是洪学明、沈小林协商的结果；鑫发公司将财产转让给庄学忠，庄学忠应该将转让款支付给鑫发公司；庄学忠2018年给过鑫发公司部分款项，具体金额记不清楚；《购房汇款协议》之所以明确将剩余款项汇入洪学明、沈小林之子的银行账户，是因为公司是洪学明、沈小林的，钱汇给洪学明、沈小林或者汇给其儿子是一样的，均是用于公司还债；公司因为负债，无法经营下去，沈小林即以0元将其股权转让给了庄学忠，后洪学明以0元将其股权转让给了顾晓东。 经质证，庄学忠认为：根据洪某,4的证言，可见订立《厂房转让协议》时公司相关资产未与股权捆绑出售，转让款应归鑫发公司所有，而非归股东个人所有；洪某,4跟沈小林约定承担公司债务是自愿承担公司亏损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洪某,4的证言完全证实了资产转让与股权转让相分离的事实。 沈小林质证认为：洪某,4的证言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洪某,4与庄学忠是朋友甚至是合作伙伴关系，两人在某个时间点同时持股了鑫发公司的股份，且沈小林跟庄学忠并不认识，案涉转让是经洪某,4介绍的，故洪某,4与庄学忠之间有利害关系；洪某,4在作证过程中，对于鑫发公司的债务究竟应当由公司偿还还是应当由个人偿还，作了完全相反的陈述，而该陈述与其签字确认的债务方面的声明以及《厂房转让协议》的内容不符；对于庄学忠有无支付剩余款项的问题，洪某,4的陈述与庄学忠原先的陈述也不一致。故洪某,4的证言内容虚假，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证如下：对洪某,4的证言，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理由部分一并进行分析、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庄学忠与沈小林、鑫发公司等签订一系列协议时，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什么，庄学忠是否需向沈小林支付《厂房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款的余款36万余元以及相应的利息。 本院认为，案涉《厂房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约定了庄学忠、沈小林之间的权利、义务，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沈小林有权据此向庄学忠主张剩余转让款361750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具体分析如下： 案涉《厂房转让协议》约定鑫发公司将土地租赁使用权、厂房、设备等资产全部转让给庄学忠，并约定鑫发公司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洪某,4、沈小林共同承担，洪某,4、沈小林股权转让给庄学忠后产生的债权债务由新股东承担；转让余款待股权转让后一次性付清。此后沈小林、洪某,4分别与庄学忠及代表庄学忠的顾晓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鑫发公司的股权以0元转让给庄学忠、顾晓东。庄学忠还向沈小林和洪某,4出具《购房汇款协议》，约定于2017年6月30日前将余款分别汇给沈小林、洪某,4之子。上述事实表明，《股权转让协议》是对《厂房转让协议》的补充，两者形成同一个整体，协议签订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沈小林、洪某,4将股权转让给庄学忠，庄学忠支付股权转让款。事实上庄学忠也成为了鑫发公司的股东，享有了鑫发公司股东的权益，则其应向沈小林支付尚欠的股权转让款361750元，并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否则，如果根据庄学忠的主张，案涉转让款需支付给鑫发公司而非沈小林，则会造成权利义务的明显失衡，因为庄学忠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取代沈小林成为鑫发公司的股东，并成为鑫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已实际控制了鑫发公司，如案涉转让款要支付给鑫发公司，则庄学忠无需实际支付对价就获得了鑫发公司股权，而沈小林对鑫发公司不仅不再享有任何股东权益，相反还需根据协议约定承担鑫发公司的原有债务，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故对庄学忠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洪某,4的证言，因其所称《厂房转让协议》不包括股权转让款，以及转让款应归鑫发公司而非原股东个人所有，明显与事实不符，亦与庄学忠出具的《购房汇款协议》不符，更与庄学忠一审有关“其原本同意履行付款义务，后因又有债权人上门催债而未向沈小林支付剩余转让款”的陈述相矛盾，故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庄学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56元，由上诉人庄学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戴志霞 审判员  张志刚 审判员  陈 卓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陆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