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9民终2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圆，男，200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通江县高明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某，男，2009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通江县高明新区。 上诉人暨冯某的法定代理人（原审原告）：刘爱华，女，1966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通江县高明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辽，巴中市通江县至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通江县大兴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田映林，该乡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刚强，巴中市通江县民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兴光，男，197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系该乡副乡长，住四川省通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通江县大兴乡东郡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曾昌贵，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习儒，通江县司法局民胜司法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通江县大兴渔业养殖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谢思远，负责人。 上诉人冯圆、冯某、刘爱华因与被上诉人通江县大兴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兴乡政府）、通江县大兴乡东郡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郡村委会）、通江县大兴渔业养殖合作社（以下简称大兴渔业合作社）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2018）川1921民初3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冯圆、冯某的法定代理人暨上诉人刘爱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辽，被上诉人大兴乡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刚强、余兴光，被上诉人东郡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曾昌贵，被上诉人大兴渔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谢思远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冯圆、冯某、刘爱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2018）川1921民初327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冯超的死亡原因，通江县公安局出警后，做了出警记录，明确提到建议作情况掌握，并未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已经排除了他人致死的可能。结合本案相关证据来看，本案死者具有三轮车驾驶的行为，以及其案发现场还有钓鱼工具，钓获的两条鱼以及在水库打捞的冯超的尸体的基本情况来看，足以认定是在钓鱼过程中溺水死亡。2.关于死亡地时间。一审法院适用逻辑推理方法是错误的，仅凭居住地驾驶摩托车从凌晨5:00出发，以及与水库之间的距离来判断其到达水库的时间，忽视了是否在起床后直接去垂钓的地点、是否有在途耽误的情形，以及到达水库时间与实际钓鱼时间二者并不等同的逻辑事实。3.关于是否构成服务合同关系。冯超生前系钓鱼爱好者，在被上诉人大兴渔业合作社钓鱼并不只是一次，被上诉人虽规定了营业时间，但是也有对外开放夜钓的交易习惯，其钓鱼期间有先钓鱼后收费的情况，而一审法院未认定此事实，一审法院仅凭到达水库的时间据此认定其属于偷钩行为，有失恰当。4.根据三被上诉人是否尽到了安全监管义务。一审中我方提供了谢思远的询问笔录，其明确认可其没有设置警示标志，出事后才在案发处立了一个不准钓鱼的牌子。报警记录记载的报警时间为晚上10:40，如法院认定的是早上7:00左右出现险情，在晚上10:40才发现异常，证明经营者在长达15个小时未履行巡查职责。同时水库系高危场所，应当准备必需的设备和救援人员来保证钓鱼者的人身安全。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大兴渔业合作社虽规定了营业时间，但也有证人证实有钓夜鱼的交易习惯。大兴渔业合作社已通过修建鱼塘和广告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发出的要约，提供钓鱼服务，至于事先收费还是事后收费，均符合交易习惯，冯超的行为构成了以行为作出的承诺，钓鱼服务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公安机关排除他人致人死亡的前提条件下，只有自身疾病和失足溺水死亡两种可能。大兴渔业合作社并未向消费者提出明确的警示，也未向消费者说明接受服务的方法，其施救措施匮乏，未能及时发现险情，并采取防止损害扩大的必要措施，明显缺乏监管。 被上诉人大兴乡政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认为是钓鱼溺水死亡事故，但不排除其他疾病死亡，以及死亡时间是不符合的，7点40分打过电话不能确定死者的时间，死者与渔业不构成合同关系。三被上诉人是否尽到监管安全义务，东郡村委会已将水库承包给大兴渔业合作社，安全保障的问题，在建成时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合作社在水库建成后也设置了警示标志，一审判决已经非常明确。关于适用法律问题，本案死者与大兴渔业合作社没有形成合同关系，我们认为是冯超自己的原因造成死亡，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一审适用法律正确。 被上诉人东郡村委会辩称，本案是被上诉人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分为一般义务和严格义务，严格的义务是在于死者冯超与被上诉人水库经营者渔业合作社是否形成合同关系，在本案中，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对证据的认定，他们是没有形成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只是需要尽到一般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状证实，他是经过钓鱼须知的牌子了解到钓鱼的时间，但牌子上都有警示内容，一般安全保障义务是尽到了的，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大兴渔业合作社辩称，1.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有一份对谢思远的调查笔录，一审庭审中质证过，并得到确认，是造假的。2.上诉状中三上诉人签名是一个人签的，因此不具有立案条件，说明是虚假的。3.钓鱼时间是多久也好，但在案发时谢思远第一时间是报案的，有出警记录，上面写的是刘爱华口述是5点从家里出门，7时许打电话就没人接听了，我们常用的几时许，是前后十分钟左右，所以不能把7时许认为是7点半左右。4.从9月1日早晨零时打捞上岸，上诉人没有找我们三方任何一方谈及有关责任问题，在埋了之后才来找的我们，是不符合常情的。5.水库主权属于大兴乡政府，管理是大兴渔业合作社，经营是大兴渔业合作社，但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对于钓鱼包括库边游玩的，都有安全须知，坚决否定冯超溺水死亡，这里是禁钓区，且是晚上偷钓，我们还是受害者。请求驳回上诉。 冯圆、冯某、刘爱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462727.20元；2.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郡水库于1958年修建，水域面积约40万立方米，根据通江县人民政府通府办函[2008]4号文件精神，东郡水库属小II型水库，位于四川省通江县大兴乡东郡村，由大兴乡政府直接管理，小II型水库的水费和经营性收入一律纳入乡镇财政管理。为了方便管理，大兴乡政府委托东郡水库所在辖区即东郡村委会进行实际管理。2015年6月10日，东郡村委会与被告大兴渔业合作社签订《东郡村东郡水库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水库承包期限为30年，即2015年6月15日起至2045年6月15日止，年承包金额为3000元，合作社已交清2017年。以前的承包费用，承包费用东郡村委会已作为村级开支。2018年1月1日大兴乡政府分别与东郡村委会、大兴渔业合作社签订了《大兴乡2018年安全生产责任书》，责任书对安全责任对象、目标、措施以及事故报告及处理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规范。2018年2月28日，东郡村委会与大兴渔业合作社签订了《大兴乡东郡村民委员会水域娱乐项目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试行）》，责任书要求，在水域醒目位置，要有安全警示牌，相关水域情况简介，建立水上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发现安全事故，采取一切措施，实施救援等内容，责任书有效期自2018年2月28日至2019年2月28日止。 2016年4月7日—9日，谢思远注册成立通江县大兴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业务范围为：淡水鱼养殖，组织采购供应成员所需生产资料，收购、销售成员生产的产品，技术培训、交流等内容。同时，大兴渔业合作开展钓鱼业务（合作社负责人称钓鱼是销售鱼的一种方式），并通过公示牌的方式，公示东郡水库垂钓时间为：早上7：00至晚上7：00，收费标准为：甩杆20元／根，手杆20元／人，并在公示牌上特别提示“湖内水较深，水位升降变化大，边坡杂乱不整，无固定钓台，垂钓者需以安全为主，严禁下河捞杆，一切后果责任自负！”、“湖内水深、注意安全，一切事故，责任自负’’、“水库水深危险、禁止游泳’’。东郡水库管理所也温馨提示“景点美，但防水无常！恐失足，莫酿恨千古！严禁沿岸垂钓近水嬉戏，入库游泳。” 2007年10月10日，原告刘爱华与冯超（1975年7月27日出生）办理结婚登记，原告刘爱华婚前已有冯圆等两子女，双方于2009年6月4日生育一子名冯某，现在校读书。原告亲属冯超居住在通江县高明新区箭口河社区，距东郡水库11公里。冯超生前有钓鱼的爱好。2018年8月31日22时40分，东郡水库经营者谢恩远向通江县公安局民胜派出所报警称，巡查水库时发现岸边有手机、衣物、鱼竿等物品，但未见钓鱼者，怀疑是掉水库去了，请求处理。通江县公安局民胜派出所接（报）处警登记表中处警情况栏记录为“本日22时40分接谢思远报警，处警人员李东、何俚22时45分抵达现场，刘爱华称钓鱼者是其丈夫冯超，当日早上5点左右出门钓鱼，7时许打电话无人接听，寻找一整天无果，初步判断溺水身亡，民警立即联系110和蓝天救援队救援，23时许县消防大队到场打捞，2018年9月1日00时许将尸体打捞上岸，家人无异议。当时事故现场岸边有死者手机、衣物、鱼竿；渔护内有两条鱼。随后，原告将冯超的尸体运走并进行安葬，未进行尸检。三原告称，死者冯超系2018年8月31日上午在东郡水库钓鱼溺水身亡，现三原告以三被告未尽到安全警示以及安全监管等义务，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原审同时查明：2017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27元，2017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1991元，2017年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8671元。 一审法院认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有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由个人负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死者冯超的死亡时间及死亡原因？原告诉称死者冯超的死亡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上午7时后（即水库准许钓鱼时间），并向法庭提供了7时40分拨打死者冯超电话无人接听的通话记录，与通江县公安局民胜派出所接警登记表记载时间相吻合，但这并不能当然的认定为冯超的死亡时间就为2018年8月31日上午7时后，7时前后均有可能。关于死亡原因，虽然事发岸边有冯超的渔具、衣物、手机以及冯超的尸体从东郡水库打捞出来的事实，但不能当然认定冯超是钓鱼溺水身亡，亦不能排除其他死亡的可能。二、死者冯超是否与大兴渔业合作社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庭审中，原告方未提供冯超直接向合作社交纳钓鱼费用，或者水库经营者知晓并同意冯超钓鱼的证据，被告大兴渔业合作社当庭又否认冯超向其交费的事实，故双方未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关于被告大兴渔业合作社辩称，冯超是偷钓行为，本院结合查明冯超居住地与水库的距离，约30分钟的车程，以及事发当日冯起凌晨5时许出门后驾驶三轮车的事实，可以推断到达水库的时间应在6时左右。三、三被告是否尽到了安全监管等义务的问题？三被告之间签订了相关安全生产责任书，并在水库一定的范围内通过公示牌的方式进行了安全警示，尽到了必要的安全警示义务，通过水库经营者谢恩远的报警记录来判断，大兴渔业合作社在垂钓者钓鱼的过程中履行了巡查职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以支持，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刘爱华、冯圆、冯某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当，应确定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已经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对上诉人的损失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被上诉人大兴渔业合作社作为事发水库的管理人是否尽到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其应否对冯超的死亡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关键。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合理有限度的责任，对于是否违反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仅以损害事实发生便简单推断管理人未尽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一般应以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实际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所在行业的普遍规定、所在地区的具体条件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案涉水库是一座小II型水库，水域面积约40万立方米，水库管理者、经营者的危险告知义务及安全管理职责并不是需在水库库区范围内每一处均设置警示牌，对来往人员均需逐个进行安全告知义务，对其职责应以其是否尽到必要、合理危险告知义务及安全管理义务来确定。上诉人认为案涉水库没有警示标志，是事后才树立的警示标志。经查：上诉人的代理人对谢思远的询问笔录内容来看：“有无警示标志？”、“没有警示标志，但出事后我在案发处立了解个不准垂钓牌子”该两句话的笔迹与其他内容的笔迹明显不一致，大兴渔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谢思远对其内容真实性予以否认，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二审庭审中亦承认该笔录是在谢思远签字后添加的，因原来的笔没有水的情况下借用了在场人曾昌贵的笔当着谢思远的面添加的，但没有让谢思远在此处签字或捺印进行确认，同时曾昌贵对此也予以否认，故该《询问笔录》本院不予采信。案涉水库的经营者在水库旁边树立了《钓鱼须知》：“垂钓时间：早上7：00至晚上7：00，……特别提示：湖内水较深，水位升降变化大，边坡杂乱不整，无固定钓台，垂钓者需以安全为主，严禁下河捞杆，一切后果责任自负！”、并设置了警示标志：“湖内水深、注意安全，一切事故，责任自负”、“水库水深危险、禁止游泳”。案涉水库的管理者也温馨提示：“景点美，但防水无常！恐失足，莫酿恨千古！严禁：沿岸垂钓、近水嬉戏、入库游泳”。因此，案涉水库的经营者和管理者都已尽到必要、合理范围内的危险告知义务及必要的安全管理职责。本案死者作为成年人，作为钓鱼爱好者，应当了解在水库钓鱼的危险性，同时上诉人亦表示死者经常到事发水库钓鱼，证明死者其对事发水库设置的钓鱼地点、钓鱼时间、钓鱼须知应当知晓，同时应当提高警惕，按照水库管理人要求进行垂钓，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死者因未尽必要安全注意义务导致事故的发生，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其所举证据能够证明其已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冯圆、冯某、刘爱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7元，由上诉人冯圆、冯某、刘爱华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伯梅 审判员  杨 垚 审判员  杜觐良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陈长育 书记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