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2700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银立，男，汉族，1943年11月16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韬，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伟，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亚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崇州市道明镇白塔湖大道**。 法定代表人：孙亚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奇卿，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尧，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鱼凫路**。 法定代表人：刘金涛，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媛，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银立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亚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辉公司）、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以下简称干休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4民初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银立提出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4民初529号民事判决，依法确认案涉《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亚辉公司、干休所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对案涉军用土地系国防资产的财产权益属性没有进行明确认定，导致判决内容脱离事实基础和前提；2、一审对亚辉公司、干休所的主体身份认定错误，没有查明代表军队一方签订《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的适格主体；3、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亚辉公司支付军用土地转让费的具体时间，导致本案事实不清；4、一审判决认为，“案涉协议第七条并未约定需要总后勤部的批准后才生效”、“干休所按照协议要求得到了其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该军用土地转让协议成立并生效”，该认定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5、对具有国防资产权益属性的案涉军用土地的使用权转让，谁有权行使或批准，一审法院并未就此问题进行依法认定；6、一审法院认为军用土地转让经过总后勤部批准仅是管理性强制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由此认定《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有效，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亚辉公司辩称：一审亚辉公司诉讼请求有两项，一项要求干休所履行搬迁安置工作，基于王银立无权占有这片土地，为了解决纠纷，增加王银立作为第三人，让其搬离土地。一审法院认为不能合并审理，在判决书认为是侵权纠纷，需要另案诉讼，从法院处理结果讲，仅仅处理了亚辉公司与干休所军用土地转让协议基于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针对王银立搬离土地的诉讼请求没有处理，王银立属于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本案一审没有判决王银立承担民事责任，故其没有上诉权。 干休所辩称：干休所对一审判决不持异议，王银立不具有上诉权。 亚辉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干休所向亚辉公司交付符合《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崇阳镇西湖巷6号土地，对上述地段的旧房进行搬迁安置工作、清退该宗土地上的建筑物，以供亚辉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之用；2.判令王银立搬离崇阳镇西湖巷6号土地。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4月28日，崇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崇州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参与崇阳镇危旧房改造暨房地产开发的批复》（崇府规[2001]10号），同意崇州第九建筑公司拆迁改造崇州市崇阳镇西湖巷省军区干休所崇州西湖巷干休点至西湖巷公厕段危旧房进行房地产开发，享受崇州市旧城改造优惠政策。2002年10月8日，四川省军区崇州干休所与崇州第九建筑公司签订《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崇州第九建筑公司）在崇阳镇西湖巷6号，按照崇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改造现有危旧房并进行房地产开发。二、上述地段土地经甲（干休所）、乙双方现场丈量，按规划要求扣除阶沿一半面积后，实际土地面积为1311.52平方米，甲方转让该宗地给乙方，乙方支付甲方土地转让金人民币壹佰万元，乙方并提供两套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住宅交甲方安排。三、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共同组织有关人员，对上述地段的旧房进行搬迁安置工作。四、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后，乙方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土地转让费。七、本协议经甲方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2002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联勤部作出《关于崇州城市改造占用崇州干休所部分土地事》的批复（〔2002〕联营字第267号），该批复表明为支持地方城市规划建设，改善干休所老干部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同意崇州干休所将位于崇阳镇西湖巷6号的成蜀字第0349号坐落土地1311.52平方米（1.96亩），有偿转让给崇州第九建筑公司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崇州第九建筑公司付给土地转让费100万元，并提供两套共240平方米住房（每套住房120平方米）。2002年11月5日，干休所向崇州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摘要：西湖巷6号院土地转让费，合计人民币：壹佰万元整。”2013年10月10日，亚辉公司向干休所发函：“我公司于2002年10月8日与贵所签订的《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由我方提供两套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住宅交甲方安排。我方多次提供房源皆因你所安置户不满意而未果。现我方再次提供上林西江楼盘54栋2单元103号（面积为123平方米）及54栋2单元104号（面积为123平方米）二套。”。 一审庭审中，亚辉公司表示提供位于崇州市崇阳街道桑林街41号1栋1单元6楼9号和10号（业务件号：2018120584F00137和2018120584F00139）面积均为134.79平方米的住宅交干休所安排。另查明，1、2013年2月，亚辉公司取得案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崇国用（2013）第576号】，2017年5月2日，亚辉公司整合该宗土地附近土地后，将宗地面积变更为2559.92平方米【川（2017）崇州市不动产权第0004262号】，2017年5月11日，亚辉公司将该宗土地使用权人变更至四川亚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川（2017）崇州市不动产权第0005223号】；2、王逢唐在部队离休后，由干休所安排，与配偶白春田在案涉土地上的房屋内居住。1983年6月，王逢唐离世其配偶白春田仍在此居住，2009年9月24日，白春田去世，其子王银立一家在该房继续居住至今；3、2005年7月27日，四川省崇州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更名为四川省亚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4、四川省军区崇州干休所，编入新成立的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属于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第二服务站。 一审法院认为，亚辉公司与干休所于2002年10月8日签订的军用土地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遵守执行。亚辉公司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土地使用权转让款，并提供两套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住房，但干休所未按照协议约定交付土地，对亚辉公司要求干休所交付崇阳镇西湖巷6号土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王银立认为案涉军用土地转让协议未经过总后勤部批准而未生效或者无效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案涉协议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时即告成立。案涉协议的第七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经甲方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该条并未约定需要总后勤部的批准后才生效。而干休所出具有2002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联勤部《关于崇州市城市改造占用崇州干休所部分土地事》的批复，同意崇州干休所将位于崇阳镇西湖巷6号的成蜀字第0349号坐落土地1311.52平方米（1.96亩），有偿转让给崇州第九建筑公司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崇州第九建筑公司付给土地转让费100万元，并提供两套共240平方米住房（每套住房120平方米）。因此，干休所按照协议要求得到了其上级主管部门（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联勤部）的批准，该军用土地转让协议成立并生效。 王银立所援引的《军队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属于部队内部规范性文件，不属于确定合同效力的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范畴，而且上述文件目的是军队对军队土地转让的一种监管，即为管理性强制规定，并非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这种债权行为所做的禁止性规定，即效力性强制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本案中，经过总后勤部批准仅是管理性强制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故，案涉军用土地转让协议并不因未经过总后勤部批准而无效。 王银立主张因民事起诉状上载明转款时间为2001年11月5日亚辉公司向干休所转款100万元，干休所向亚辉公司出具的收条上载明时间是2002年11月5日，说明亚辉公司与干休所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王银立主张亚辉公司与干休所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应由王银立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仅从上述转款时间和开具收条的时间不一致无法得出亚辉公司与干休所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另一方面，亚辉公司出具的崇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崇州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参与崇阳镇危旧房改造暨房地产开发的批复》（崇府规【2001】10号）可知，亚辉公司购买案涉土地系危旧房改造，并非王银立所主张的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 王银立主张干休所侵犯了本人及其母亲对案涉土地上房屋的优先购买权，即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导致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优先购买权是法律赋予特定对象的先于其他权利人主张自己财产权利的权利。王银立并不是案涉土地上房屋的共有人或承租人，因此，王银立并不享有案涉土地上房屋的优先购买权。但即使存在优先购买权，也只是干休所是否存在违约或是否应对王银立进行损害赔偿的问题。干休所将案涉土地出让给亚辉公司的行为并不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也不可能导致亚辉公司与干休所之间签订的军用土地转让协议无效。 关于干休所是否应对案涉土地上的旧房进行搬迁安置工作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干休所应完成案涉土地上的旧房搬迁安置工作。理由如下：亚辉公司与干休所签订的军用土地转让协议第三条虽明确约定合同生效后，双方共同组织有关人员对上述地段的旧房进行搬迁安置工作。但亚辉公司在该协议签订后积极完成了支付土地转让费的义务，并向干休所交付了两套满足协议约定的住房。因此，亚辉公司履行了协议约定的支付土地转让款义务并为干休所进行搬迁安置工作提供了符合合同约定的住房。而干休所作为案涉土地的所有权人或管理人，居住在该土地上的人员是干休所安排其在此居住的服务或管理的对象的近亲属。因此，干休所对该土地上居住的人员有管理责任，对该住户应如何搬迁，如何安置，干休所才最为清楚，该义务并不是亚辉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而应由干休所完成。对亚辉公司主张要求干休所清退案涉土地上的建筑物的请求，因亚辉公司在庭审中表示是要求干休所保证案涉土地上没有人员居住而不是要求干休所将该土地上的房屋拆除。因此，该请求即是要求干休所履行搬迁安置工作。因此，对干休所辩称搬迁安置工作应由亚辉公司与干休所共同完成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亚辉公司主张要求王银立搬离案涉土地的诉讼请求，因本案中亚辉公司要求干休所完成崇阳镇西湖巷6号土地的旧房搬迁安置工作并交付上述土地是基于双方签订有军用土地转让协议，该纠纷系合同纠纷，而亚辉公司要求王银立搬离是基于王银立自2000年起一直居住在案涉土地上属于侵权纠纷。以上两个不同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无法在同一个诉讼中解决，因此，对亚辉公司主张要求王银立搬离案涉土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对亚辉公司要求干休所交付崇阳镇西湖巷6号土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亚辉公司要求王银立搬离上述土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干休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位于崇州市崇阳街道西湖巷6号土地上房屋的搬迁安置后向亚辉公司交付；二、驳回亚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0元，一审法院减半收取100元，由干休所承担。 二审中，王银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王银立认为一审判决中最后一段“……由军区十七干休所安排与配偶……”，与事实不符，房屋是王逢唐所在部队修建提供给他居住的，原来部队离开崇州后，由当时的县武装部接手管理，然后再成立军区十七干休所。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其他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的合同效力问题。 本案中，王银立上诉意见为：一审判决对具有国防资产权益属性的案涉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实认定错误，军用土地的流转意思表示机关只有中央军委授权的部门，成都军区联勤部不能作为上级机关进行批复，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国人民解放军房地产管理条例》、《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暂行条例》之相关规定，案涉《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之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房地产管理条例》、《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暂行条例》不属于可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法规之列；其次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案涉《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联勤部批复同意，王银立在二审中认为案涉协议应直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联勤部不是适格上级主管部门，案涉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的主张缺乏相应依据佐证，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认定案涉协议已征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生效条件已具备的结论，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银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廖方 审判员  夏伟 审判员  尹英 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  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