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3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颐园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201-202。法定代表人：陶美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鹤飞，江苏山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陶向阳，男，1972年6月3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玉婧，北京市京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奎，北京市京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荣，男，1965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青林，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花世华，男，196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北京颐园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园公司）、上诉人陶向阳因与被上诉人张国荣及原审第三人花世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6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颐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张国荣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张国荣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关于《转让协议》原件问题，一审法院认定花世华因持有原件而未提供，进而作出对颐园公司不利的评价明显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审中，张国荣否认股权由花世华代其持有，但其仅能够证明其为北京世纪中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中联公司）原股东外，未能证明其参与了《转让协议》的签署以及参与协调工作，亦未能证明其与花世华及其控制的公司之间存在债务往来以及花世华对其负有千万余元债务，基于上述，一审法院认定花世华代张国荣持有股权不具有合理性所依据的事实均无任何证据支持。陶向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张国荣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张国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违反法定程序，应予发回。一审法院未依法向陶向阳送达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张国荣的起诉文书、证据材料及变更诉讼请求书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未向陶向阳进行必要的法律释明，导致陶向阳产生错误认知。陶向阳自始至终不清楚自己的法律地位，仅通过颐园公司委托代理人传达本人需要出具相应说明，陶向阳以为自己仅仅是证人身份，不会影响本人实体权利，但判决结果径直剥夺了陶向阳的股权。张国荣针对颐园公司、陶向阳的上诉理由及请求辩称，1.颐园公司上诉所称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没有依据，张国荣举证证明了与颐园公司原股东达成了股权转让的合意。2.颐园公司及陶向阳上诉所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没有依据，张国荣是否参与颐园公司的有关协调工作、是否与花世华间有其他账务往来、代办机构的具体信息是否明确等，并非本案股东资格确认案件的待证事实。3.颐园公司所称张国荣系颐园公司挂名股东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4.陶向阳所称一审法院未向其送达法律文书与事实不符，经传票传唤，陶向阳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有关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花世华未参加本院庭审，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张国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国荣在颐园公司的股东身份，并确认陶向阳名下持有的颐园公司股权（200万元出资额）归张国荣所有；2.颐园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陶向阳名下持有颐园公司的股权（200万元出资额）变更至张国荣名下；3.颐园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颐园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24日。2004年2月10日，颐园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及持股情况进行了变更，原为吴金川出资800万元，持股比例80％，陈德民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20％；变更后为花世华出资800万元，持股比例80％，张国荣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20％。颐园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包含2004年2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具体如下：2004年2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陈德民（甲方）、受让方张国荣（乙方）。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颐园公司20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20％）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自愿以200万元的价格受让甲方在颐园公司的20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20％）。于2004年2月10日进行正式转让，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有本企业内股东的权利和承担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股东的权利和承担义务。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签字后各持一份，工商局备案一份，自备案之日起生效。转让方落款处有“陈德民”签名字样。受让方落款处有“张国荣”签名字样。同日，颐园公司第一届第四次股东会作出决议，其上载明：根据企业发展需要，经股东会表决通过，同意吴金川、陈德民退出股东会。同意吸收花世华、张国荣加入股东会。股东吴金川将所持有的股权800万元（占注册资本80％）全部转让给花世华。陈德民将所持有的股权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全部转让给张国荣。等等。陈德民、吴金川在落款处签字。同日，颐园公司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作出决议，其上载明：应到股东2人，实到股东2人，代表股额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0％，会议以电话方式通知股东到会参加会议。会议决议如下：1.同意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不变。公司新的股权结构如下，花世华以货币出资方式出资800万元出资比例为80％，张国荣以货币出资方式出资200万元出资比例为20％。2.选举花世华为执行董事，同时聘为经理。3.选举张国荣为监事。4.同意其他事项不变。5.同意章程修正案。落款处有“花世华、张国荣”签名字样。同日，颐园公司作出章程修正案，载明将原公司章程中股东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一条修正为花世华以货币资金出资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张国荣以货币资金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落款处有“花世华、张国荣”签名字样。2005年3月29日，颐园公司作出新的章程，其中股东及出资情况变更为南通中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中联公司）出资800万元，张国荣出资200万元。次月，颐园公司就上述变更进行了工商登记。2006年6月19日，颐园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股东及出资情况变更为陶美琴出资800万元、陶向阳出资200万元。颐园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包含2006年6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内容为：转让方张国荣(甲方)，受让方陶向阳（乙方）。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颐园公司200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自愿以200万元的价格受让甲方在颐园公司的200万元股权。于2006年6月13日进行正式转让，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有本企业内股东的权利及承担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股东的权利和承担义务。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签字后各持一份，工商局备案一份，自备案之日起生效。转让方落款处有“张国荣”签名字样。受让方落款处有“陶向阳”签名字样。2007年1月22日，颐园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吸收北京铭德新物资供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德公司）为新股东，同意颐园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至6000万元，新增资本5000万元由铭德公司出资。2007年1月26日，颐园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股东及出资情况变更为陶美琴出资800万元、陶向阳出资200万元、铭德公司出资5000万元。2007年4月9日，颐园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铭德公司将出资5000万元转让给陶美琴并退出股东会。2007年4月10日，颐园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股东及出资情况变更为陶美琴出资金额5800万元、陶向阳出资金额200万元。2015年7月28日，海淀工商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颐园公司于2006年6月申请公司变更登记时，向登记机关提交的2006年6月13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张国荣的签名经鉴定不是张国荣所写。虽颐园公司提供陶美琴书面证言证明该签字为张国荣本人所写，但不能提供相关亲笔签名的其他证据，也不能提供笔迹鉴定证明。该局认为颐园公司的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依据该条规定责令颐园公司于60日内改正并决定处以罚款10万元。因颐园公司未按照上述时间改正，2015年12月29日，海淀工商分局作出《撤销变更登记决定书》，决定撤销颐园公司2006年6月19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另查，花世华与陶美琴系夫妻，陶向阳为陶美琴侄子。世纪中联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29日，股东及持股比例为南通中联公司持股80％、张国荣持股20％，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为花世华，监事为张国荣。花世华系南通中联公司股东。世纪中联公司于2008年注销。审理中，花世华主张张国荣仅为挂名股东，实际系代花世华持股，但就双方有委托代持的合意未提供证据。张国荣对此亦不予认可。张国荣主张，其与花世华系世纪中联公司的实际股东，双方为了共同开发海淀区房地局综合楼工程，通过世纪中联公司与颐园公司签订《合作建设项目协议书》；后发现两公司合作开发建设不方便，其和花世华与颐园公司的原股东商议收购颐园公司100％股权，再通过颐园公司建设该项目；其与花世华约定双方在颐园公司的持股比例与双方在世纪中联公司的持股比例保持一致，提交了《合作建设项目协议书》和《转让协议》复印件。《合作建设项目协议书》记载，甲方颐园公司，乙方世纪中联公司。海淀区房地局综合楼位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彩和坊北区1-4号地，综合楼设计总建筑面积15616平方米。原由甲方投资建设的综合楼现由双方合作建设，并征得开发商北京海淀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和认可，由甲方负责乙方与开发商另行签订综合楼投资建设转让协议书（或三方协议书）。乙方负责该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物业管理。乙方负责履行由乙方与开发商签订的综合楼投资建设转让协议书（或三方协议书）。甲方负责提供前期审批及办理项目所需的全部手续并承担费用。乙方按本协议规定支付甲方费用。甲方不参与该项目投资建设的经营和管理，产权归乙方所有，乙方不再向甲方支付其他费用。《转让协议》记载：转让方吴金川、陈德民（甲方），受让方花世华、张国荣（乙方）。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其在颐园公司的全部股权及与北京海淀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颐园大厦（原海淀区房地局综合楼）项目的转让协议书。乙方同意受让甲方转让的全部股本，受让价款为600万元，合同签订时支付200万元人民币作为定金。支付方式为：合同签订时支付的200万元人民币作为定金；办理完公司变更手续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款350万元，本协议第三条称定金转为转让金；甲方已付给北京海淀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100万元定金转为乙方所有；颐园公司与北京海淀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颐园大厦（原海淀区房地局综合楼）项目取得开工证之日起7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金50万元。甲方一致同意将颐园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将与北京海淀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的颐园大厦（原海淀区房地局综合楼）项目的协议及付款凭证原件转交给乙方（见附件）。甲方保证向乙方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合法完整有效。甲方保证在合同签订后30日内办理完工商变更手续。乙方按本协议的约定付款；并继续履行与海淀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颐园大厦（原海淀区房地局综合楼）项目协议的全部条款。协议落款时间为2004年2月4日，落款处有“吴金川、陈德民、花世华、张国荣”签名字样。花世华认可其与颐园公司的原股东签订了与《转让协议》内容相似的协议，但因其现找不到原件，无法确定合同条款是否与张国荣提交的一致，不认可张国荣提交的复印件；主张股权转让事宜系其独自与颐园公司的原股东商定，张国荣并未参与，亦未在《转让协议》上签字，股权转让款系花世华一人支付；因其和张国荣为世纪中联公司的股东，关系较好，所以将张国荣列为颐园公司挂名股东。张国荣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转让协议》系转让双方及两个中间人共计6人在场的情况下签订，其所持有的原件找不到了；因花世华及其控制的公司自1999年开始欠其一千多万元，其依据《转让协议》应付给出让方的股权转让款均由花世华支付给出让方，以此抵扣花世华对其相应数额的欠款，提交了若干财务凭证。颐园公司及花世华主张《转让协议》、2004年2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均非张国荣所签，张国荣主张《转让协议》是本人所签；颐园公司工商登记手续均系委托代办公司代办的，不确定是否其本人所签，但对上述文件的效力均予以认可。花世华主张张国荣从未参与颐园公司的经营。张国荣对此不认可，主张颐园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就是海淀区房地局综合楼建设项目，没有其他业务；该项目因楼间距问题开发不是很顺利，张国荣作为股东一直参与协调工作，并聘请了职业经理人处理该项目。花世华认可其在2006年将登记在张国荣名下的股权转让给陶向阳，转让有对价，但时间过长，账目无法查询；因转让需要办理工商登记，故其在2006、2007年左右通知了张国荣。张国荣对此不予认可。陶向阳向该院提交书面意见，称其取得股权系与花世华协商，花世华告知其原工商登记股东张国荣仅是名义股东，并非实际股东亦未实际出资，张国荣名下的20％股权实际所有人为花世华，故其系合法取得公司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系花世华拿给其签订的，当时已签有“张国荣”的名字；其已实际支付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给花世华，为分期付款，但因时间过长，具体是现金还是汇款记不清也查不到相关支付凭证；其系公司合法登记股东，实质享有股东权利。一审法院认为，股权取得方式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股权转让是股权继受取得的方式之一，作为一种法律行为，经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即为有效。股权转让后，继受股东资格已经在公司章程、工商登记中得以确认的，应当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本案中，根据颐园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张国荣与陈德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购买陈德民对颐园公司的出资200万元，颐园公司将张国荣所持出资记载于章程中，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足以确认张国荣取得了颐园公司股东资格。颐园公司和花世华主张章程不足以证明张国荣股东资格，但公司章程由全体股东共同制定，并记载了有关公司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名称和住所、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等，股东要在公司章程中签字盖章。转让股权时要变更公司章程并到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据此，公司章程不仅表明了出资者向公司出资，有作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公示的作用。所以，公司章程所记载的有关股东身份的内容可以作为确定股权的依据。颐园公司和花世华主张，张国荣系挂名股东，实际为代花世华持股，但首先其就双方有委托代持的合意未提供证据，其次，其就为何选择张国荣代持股权亦未作出合理的说明。张国荣就其与花世华共同购买颐园公司股权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并提供了《合作建设项目协议书》和《转让协议》复印件，花世华虽不认可张国荣提交的复印件，但认可其与股权出让方签署的转让协议内容与此相似。花世华作为股权购买一方，应当持有转让协议原件，但其并未提交。故该院认为颐园公司和花世华主张代持一事缺乏证据支持，张国荣的解释具有合理性。颐园公司和花世华主张工商登记材料中张国荣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以此证明张国荣并非实际股东，但实践中代办工商登记机构良莠不齐，经常会出现代为签名等不规范行为，仅凭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不足以否认股东资格，张国荣亦主张上述签名为代办机构代签，并认可其效力。故该院对颐园公司及花世华该项主张不予采信。颐园公司和花世华主张张国荣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并非实际的股东。张国荣主张因其与花世华及其控制的公司有大量经济往来，花世华对其有欠款，双方约定张国荣应付的股权转让款在花世华的欠款中抵扣。该院认为，张国荣向花世华支付垫付的股权转让款，系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无论张国荣是否将花世华垫付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花世华，均不影响张国荣依据其与陈德民的股权转让协议取得股权。颐园公司和花世华主张张国荣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未行使股东权利或履行股东义务。张国荣主张颐园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开发海淀区房地局综合楼，其在开发过程中一直参与做协调工作。后因花世华与其产生矛盾，向其封锁公司的消息，亦未分配利润，颐园公司认可公司未分配过利润。因股东权利的享有、股东义务的履行，是取得股东资格的结果，而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颐园公司和花世华该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张国荣系颐园公司股东，原登记在张国荣名下的颐园公司200万元出资系张国荣所有。花世华未经张国荣同意，将张国荣名下的200万元出资转让给陶向阳，并变更登记至陶向阳名下。考虑到，首先，花世华并无代张国荣出售股权的授权；其次，花世华与陶向阳系亲属关系；最后，花世华与陶向阳主张上述股权转让有对价，但未提供证据。据此，该院认为，陶向阳的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上述200万元出资仍应归张国荣所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现张国荣要求颐园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陶向阳名下200万元出资登记至张国荣名下，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陶向阳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陈述及质证权利，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作出裁判。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该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确认张国荣为颐园公司股东，陶向阳名下持有的颐园公司200万元出资归张国荣所有；2.颐园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陶向阳名下持有颐园公司200万元出资变更至张国荣名下。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股东资格是股东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基础，股权取得的方式有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具体到本案中，张国荣与颐园公司原股东陈德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陈德民持有的颐园公司20％股权，故张国荣系通过继受取得的方式成为颐园公司股东，其股东资格已经在公司章程、工商登记中得以确认。颐园公司上诉主张张国荣仅为颐园公司挂名股东，其实际系代花世华持有股权，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颐园公司应当就其上述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院认为，颐园公司未能提供花世华与张国荣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协议等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系代持股关系的有效证据，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确认张国荣通过继受取得的方式成为颐园公司股东并无不当。陶向阳主张基于其与张国荣于2006年6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合法受让了张国荣持有的颐园公司的股权，颐园公司亦认可陶向阳为股东，而张国荣不再具有股东资格。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股权转让协议》上张国荣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故该协议无法认定系张国荣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陶向阳主张张国荣系代花世华持有颐园公司股权，故其认为系自花世华处受让股权，但在案证据并未表明张国荣与花世华之间具有股权代持关系，故陶向阳获得颐园公司股东资格无法认定系善意；再次，陶向阳未能提举有效证据证明其向张国荣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陶向阳名下持有的颐园公司的200万元出资归张国荣所有并无不当。本院对颐园公司、陶向阳否认张国荣股东资格的主张均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中，陶向阳系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故其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应为第三人，其在诉讼中有权了解原告起诉、被告答辩的事实和理由，并向人民法院递交陈述意见书，陈述自己对该争议的意见。本案中，陶向阳虽未参加一审法庭庭审，但其自述系通过颐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了解到本案案情，并知晓案件中争议股权系其持有的颐园公司20％股权，其在一审法院的要求下，向一审法院出具了两份情况说明，表明其系案涉股权的合法登记股东，实质享有股东权利，对张国荣起诉要求确认其为颐园公司股东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申请参加第二审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由此可见，二审程序中亦可准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二审期间，陶向阳的上诉主张与其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表明的观点一致，其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综合上述，陶向阳关于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剥夺其诉权，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颐园公司、陶向阳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45600元，由北京颐园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2800元，由陶向阳负担22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甄洁莹审判员  刘海云审判员  徐 硕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张岩书记员郭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