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民终9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润洪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万达新村****。法定代表人：常海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云春，江苏宁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亚男，江苏宁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住，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洪武路**/div>负责人：张毅，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荩刚，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润洪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洪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江苏省分行）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镇江中院）（2017）苏11民初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润洪达公司与江苏宏洋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宏洋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镇江中院于2015年1月15日作出（2013）镇商外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宏洋公司在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偿还润洪达公司借款3089235元；驳回润洪达公司对丹阳市粮工贸总公司、江苏丹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丹阳市粮食局的诉讼请求。润洪达公司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2016年8月28日，本院作出（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2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润洪达公司于2017年4月向镇江中院请求追加建行江苏省分行为本案被执行人。理由是，宏洋公司是由其前身丹阳市宏达工贸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改组设立，宏达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表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江苏省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系宏达公司的出资人，信托公司向宏达公司投入注册资金1000万元，而信托公司与宏达公司签订的《投资合同》表明信托公司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信托公司每年有固定分利，且到年限就将投资全部收回，故信托公司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信托公司已被注销，其主管部门为建行江苏省分行，请求追加建行江苏省分行为被执行人，由其在抽逃出资1000万元范围内向润洪达公司承担还款责任。镇江中院经审查，于2017年9月6日作出的（2017）苏11执异91号执行裁定认为，润洪达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信托公司作为宏洋公司的股东抽逃出资，润洪达公司申请追加建行江苏省分行为被执行人，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遂裁定：驳回润洪达公司的追加建行江苏省分行为被执行人的申请。润洪达公司不服该裁定，向该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润洪达公司诉称：宏洋公司于1994年6月23日由其前身宏达公司改组设立。根据宏达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信托公司系宏达公司的出资股东，其投入的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信托公司是以其与宏达公司签订《投资合同》的形式向宏达公司出资的，该出资又以定期还本固定分利的方式被抽回。故信托公司未出资到位，构成虚假出资，信托公司应在虚假出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1996年3月13日建行江苏省分行申请注销了信托公司，信托公司的民事责任由该分行承担，2005年3月2日该分行改制为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作为信托公司的权利、义务的继受者，应在信托公司1000万元虚假出资范围内向原告润洪达公司承担3089235元还款责任。请求：1、追加建行江苏省分行为被执行人，由其在1000万元虚假出资范围内向润洪达公司承担3089235元还款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负担。建行江苏省分行辩称：虽然原告润洪达公司提供了宏达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但事实上信托公司并非宏达公司的出资人，其也未向宏达公司投入1000万元注册资金。宏达公司的公司章程及资金来源证明只有出资人丹阳市粮食局单方盖章、签字确认，信托公司并未盖章或签字确认，证明信托公司与丹阳市粮食局并未达成出资入股宏达公司的合意。原告润洪达公司提供的信托公司与宏达公司签订的《投资合同》，与原告润洪达公司的诉请不具有关联性，也不能以此证明信托公司是宏达公司的出资人，信托公司向宏达公司投入了1000万元注册资金。该《投资合同》名为投资，其内容实为借贷，原告润洪达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信托公司已收回该款项。既然信托公司不是宏达公司的出资人，其未向宏达公司投入过1000万元注册资金，当然也不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即使信托公司是宏达公司的出资人，根据宏达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信托公司对宏达公司投入的1000万元注册资金是出资到位的，原告润洪达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信托公司存在抽逃注册资金行为。信托公司的债权、债务的直接继受者系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第二支行，而非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原告润洪达公司直接对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违反了相关规定。原告润洪达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宏洋公司是宏达公司债权、债务的继受者。请求驳回原告润洪达公司的诉讼请求。镇江中院一审查明，宏达公司于1992年3月经工商登记设立，经济性质系全民所有制企业，主管部门为丹阳市粮食局，注册资金为150万元，其中固定资金30万元，流动资金120万元，资金来源为丹阳市粮食局。宏达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1992年8月宏达公司注册资金增加为2200万元，其中固定资金1080万元由丹阳市粮食局划拨，流动资金1120万元由丹阳市粮食局划拨120万元，由信托公司投入1000万元，宏达公司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增加注册资金为2200万元时，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了宏达公司的章程和镇江丹阳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注册资金公证书、丹阳市注册资金信用证明、宏达公司与信托公司签订的两份《投资合同》。该两份《投资合同》系宏达公司与信托公司于1992年7月15日签订，投资金额分别为500万元、520万元，共计1020万元，双方在两份《投资合同》中约定：投资期限为5年，从1992年7月15日至1997年7月15日，信托公司保证在投资合同生效后，将投资的500万元、520万元汇给宏达公司；信托公司投资回收采用定期还本固定分利方式，其中500万元投资每年固定分利比例为投资额的12%，520万元投资每年固定分利的比例为投资额的18%，宏达公司保证1997年7月15日如期归还信托公司的投资；信托公司投入的资金，宏达公司保证用于所属企业生产、经营，不得挪用，否则信托公司有权追回该资金；宏达公司保证不论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如何、盈利或亏损、盈多或盈少，均按事先商定的投资固定分利比例，半年向信托公司结算一次，结算时间为每年的6月20日和12月30日。另查明，1994年宏达公司经工商登记变更为宏洋公司。2001年宏洋公司被工商登记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信托公司已于1996年经工商登记注销，工商登记记载信托公司的人员、设备、设施、物资、债务等全部转到新设立的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第二支行。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重组改制为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建行江苏省分行第二支行现已不存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称，信托公司于1992年8月被工商部门登记为宏达公司的出资人，信托公司未参与也不知情，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在本案原告润洪达公司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追加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为被执行人时，才知道信托公司1992年8月被工商部门登记为宏达公司的出资人。一审法院认为，宏达公司于1994年经工商登记变更为宏洋公司，依法应认定宏洋公司是宏达公司债权、债务的继受者。信托公司已于1996年经工商登记注销，根据工商登记记载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第二支行系信托公司的债权、债务的继受者。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已重组改制为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依法应认定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系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债权、债务的继受者。鉴于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第二支行隶属于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建行江苏省分行第二支行现已不存在，故原告润洪达公司将建行江苏省分行列为本案被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1992年8月信托公司虽被工商部门登记为宏达公司的出资人，工商登记中载明信托公司向宏达公司投入1000万元注册资金，但原告润洪达公司和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提供的宏达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除宏达公司与信托公司签订的两份《投资合同》外，并无信托公司的盖章或签字。1992年7月15日宏达公司与信托公司签订的两份《投资合同》，从内容看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合同中双方也没有约定该款项系信托公司作为宏达公司的出资人，向宏达公司投入的注册资金。故不能认定宏达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信托公司为宏达公司的出资人和信托公司向宏达公司投入1000万元注册资金，是信托公司的意思表示。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辩称信托公司不是宏达公司的出资人，信托公司未向宏达公司投入1000万元注册资金，此抗辩理由成立。因信托公司不是宏达公司的出资人，其未向宏达公司投入1000万元注册资金，故信托公司不存在向宏达公司出资不到位或抽逃出资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规定：“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本案原告润洪达公司要求追加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为被执行人，由被告建行江苏省分行在信托公司1000万元虚假出资范围内向原告润洪达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原告润洪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润洪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润洪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认为：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被上诉人不承担责任的核心理由为：“不能认定宏达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信托公司为宏达公司的出资人和信托公司向宏达公司投入1000万元注册资金，是信托公司的意思表示……信托公司不是宏达公司的出资人……”。这一认定既没有证据证明，也不符合事实，不能成立。工商部门记载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江苏省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信托公司”）是丹阳市宏达工贸实业总公司（下称“宏达公司”）出资人这一事实符合客观实际，是真实的，应予认定信托公司与宏达公司之间签订的《投资合同》、合同金额、宏达公司章程、资金来源证明、工商部门记载等证据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链来证明信托公司是宏达公司的出资人这一事实，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信托公司的出资人身份。2.一审判决认定工商登记资料中关于信托公司为宏达公司的出资人的登记属于冒名登记的依据不足，相关事实也未查清。认定股东是否被冒名，应当综合考虑其是否有成为股东的动机、能力，是否知情或默认，是否实际出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分红等因素。信托公司应当知道其被工商部门登记为宏达公司的出资人，并且对这一登记是默认的；信托公司实际参与了宏达公司的经营管理，托公司实际上也享有了作为出资人的相关权利，包括参与管理、分红等；一审法院仅仅以“宏达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除宏达公司与信托公司签订的两份《投资合同》外，并无信托公司的盖章或签字”以及“合同中双方也没有约定该款项系信托公司作为宏达公司的出资人，向宏达公司投入的注册资金”认定信托公司并无成为出资人的意思表示，进而认定信托公司是被冒名登记的明显依据不足；即使一审法院认定信托公司属于被冒名登记，也应当查清一个基本事实，即是信托公司被谁冒名登记的，但一审法院并未审查相关事实，也未在判决中体现，属于事实不清。请求，1.请求撤销镇江中院（2017）苏11民初38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在出资不到位的范围内向上诉人承担3089235元的还款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建行江苏省分行辨称：原告在一审程序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即从“我行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向其承担责任”变更为“我行在虚假出资的范围内向其承担责任”，上诉状中原告再次变更诉讼请求为“我行在出资不到位的范围内向其承担责任”。结合原告之最新诉讼请求，我行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如需成立，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缺一不可：1.信托公司是宏达公司投资人，负有法定的出资义务；2.我行直接承继了信托公司的债权债务；3.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作为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而本案中，以上三个条件均不具备。一、信托公司不是宏达公司的投资人，无任何出资义务。首先，两份公司章程均无信托公司签章，信托公司未与任何一方达成投资宏达公司的合意。原告先后在执行听证和一审程序中向法庭提交两份《宏达公司章程》，分别为记载日期为1992.6.7的手书版和无时间记载的打印版。两份章程均加盖丹阳市粮食局和宏达公司公章，前者还由丹阳粮食局负责人（丁宝生）签字表示同意，而信托公司既未盖章也未签字，也没有以其他形式表明参与投资宏达公司。其次，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的信息存在矛盾，且未经信托公司以任何形式确认。1.记载金额矛盾；2.时间逻辑矛盾；3.主体矛盾。第三，《投资合同》中的条款体现的是借贷法律关系，与原告诉讼请求不具备关联性。1.《投资合同》的缔约主体不符合投资合同对主体的要求；2.《投资合同》的合同条款体现的是借贷法律关系，而非投资入股法律关系；3.信托公司从未享有作为出资人应得的权益。二、我行未直接承继信托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1996年3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关于撤销建设银行江苏省信托投资公司设立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第二支行的批复》要求注销，信托公司原公司人员、设备、设施、物资、债务等全部转移到新设立的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第二支行，而不是由我行承继信托公司债权债务。因此，信托公司脱钩改为银行下属机构，是符合国务院、人民银行相关规定的。信托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由建设银行江苏分行第二支行直接承继，而非我行。三、原告直接对我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违反了最高法院关于追加金融机构为被执行人的程序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法发【2000】21号）第八条规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作为被执行人的……对被执行人未能提供可供执行财产的，应当依法裁定逐级变更其上级机构为被执行人，直至其总行、总公司”。本案中，承继信托公司债权债务的是我行所属第二支行，即便起诉我行，也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规定逐级起诉、追加。综上所述，原告相关主张均不成立，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信托公司是否系宏达公司出资人以及信托公司是否存在出资不到位的问题。其中，信托公司是否系宏达公司出资人问题尤其重要。一、关于信托公司与宏达公司订立的投资合同的性质问题。本案中，润洪达公司主张信托公司系宏达公司出资人的主要证据是信托公司与宏达公司于1992年7月15日签订的两份《投资合同》。其主要内容为，信托公司应当向宏达公司投资1020万元；投资期限为5年；信托公司采用定期还本固定分利方式；宏达公司不得挪用投入的资金，否则信托公司有权追回该资金；不论宏达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如何、盈利或亏损、盈多或盈少，均按商定的投资固定分利比例，半年向信托公司结算一次，结算时间为每年的6月20日和12月30日。可见，尽管双方订立了投资合同，但同时约定信托公司不参与共同经营，仅分享联营的盈利。因此，该约定明显属于保底条款。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金融信托投资机构作为联营一方依法向联营体投资的，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分享固定利润，同时也应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据此，信托公司与宏达公司约定的保底条款并不违反规定。二、信托公司是否存在出资不到位的情形。如前所述，宏达公司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增加注册资金为2200万元时，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了宏达公司的章程和镇江丹阳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注册资金公证书、丹阳市注册资金信用证明、丹阳市粮食局资金来源证明均证明信托公司实际向宏达公司实际出资1000万元，润洪达公司主张信托公司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却未提交证据证明。因此，润洪达公司上诉主张要求信托公司在出资不到位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三、信托公司能否按照合同该约定撤回出资问题。信托公司与宏达公司订立的投资合同，明确约定信托公司的投资期限为5年，从1992年7月15日至1997年7月15日，信托公司保证在投资合同生效后，将投资的500万元、520万元汇给宏达公司。可见，信托公司在投资期限届满后抽回出资并不违反合同约定。润洪达公司认为，信托公司的出资以定期还本固定分利的方式被抽回，应认定为信托公司未出资到位，构成虚假出资，并要求信托公司在虚假出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综上，镇江中院一审判决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514元，由南京润洪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玉明审判员  李 晶审判员  苏 峰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书记员  杨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