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18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建菊，女，1968年10月22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系逝者曾昭相之妻。上诉人（一审原告）：曾广才，男，1937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系逝者曾昭相之父。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玉淑，女，1937年3月21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系逝者曾昭相之母。上诉人（一审原告）：曾宪柯，男，1987年10月13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系逝者曾昭相长子。上诉人（一审原告）：曾宪辉，男，1991年12月29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系逝者曾昭相次子。上诉人（一审原告）：曾某1，女，2004年8月9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系逝者曾昭相女儿。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昭辉，重庆聚兴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韩城市天翊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韩城市招商区世纪花园****楼******。法定代表人：牛志强，男，系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交二公局东萌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信息大道**企业壹号公园**/div>法定代表人：王世君，男，系该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上诉人张建菊、曾广才、刘玉淑、曾宪柯、曾宪辉、曾某1与被上诉人韩城市天翊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翊公司”）、中交二公局东萌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萌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2018）黔2632民初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2018）黔2632民初6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以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本案应认定为雇佣关系，而非运输合同关系。曾昭相在为韩城天翊公司提供运输劳务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服从、隶属地位，而且二者已经形成了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特征。理由如下：其一，去哪里运输沙石以及将沙石运输到什么地方去，都是由韩城天翊公司确定的；同时，有关沙石场的费用结算以及联系工作都是由韩城天翊公司负责。其二，具体运输沙石的派车单都是由韩城天翊公司出具，说明曾昭相等货车司机执行运输任务都是韩城天翊公司安排。其三，韩城天翊公司对从事沙石运输的车辆统一进行维修及加油管理，如：维修及加油的地点由韩城天翊公司专门指定，费用由其结算，并且专门安排曾某2作为车队队长，对货车司机进行日常监管。其四，曾昭相是持续性、不间断地为韩城天翊公司提供运输劳务服务，二者已经形成了稳定长期的关系，而且这一段时间曾昭相只为韩城天翊公司提供运输劳务服务，而且韩城天翊公司支付报酬的周期比较固定。其五，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二者系运输合同关系。二者既没有签订《运输合同》，也不存在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即使假设二者存在运输合同关系，那么，韩城天翊公司理应与有专业资质的运输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因为我国法律对工程车运输有专门的资质要求。而曾昭相仅仅是一个自然人，不属于运输公司，而且没有专门从业资质，根本不符合工程运输合同的主体要求。同时，根据韩城天翊公司的经营范围来看，其是专门从事货物运输及工程装卸及运输公司。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二者系运输合同关系，根本不合常理，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再者，沙石的接货人及验收人是荔榕五标项目，进一步说明曾昭相与韩城天翊公司非运输合同关系。最后，从目前的事实来看，韩城天翊公司是一个专门从运输资质的公司，曾昭相是一个自然人，同时双方目前是口头协议，说明了韩城天翊公司只有可能雇佣曾昭相作为司机，这样更符合常理，而且有大量的证据支撑。其六，自带工具并不是排除雇佣关系的条件，根据司法实践自带工具去提供劳务雇佣服务现象也较为常见，判断雇佣关系主要从二者地位的从属性、服从性、以及受雇佣方管控性方面来综合认定。二、责任划分不准：韩城天翊公司与中交二公局东萌工程有限公司对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曾昭相发生单车事故的原因是严重超载所致，根据《运料单》与《称重单》可以证实韩城天翊公司与中交二公局东萌工程有限公司对于货车长期超载的行为是知情的，作为雇主及发包方对于货车司机超载行为未尽到相应的提醒、监管等安全保障义务，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以获取更高的利润空间，对于上述超载行为予以放任，而且在装载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司机人身安全，对本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经过一审法院审理，已经查明曾昭相的车辆存在长期超载属于事实，而且法院已经采信。同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经明确认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严重超载，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关键性原因。同时，证人证言已证实韩城天翊公司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及监管义务，为了赶工期，对驾驶员的超载行为予以放纵，而且韩城天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牛自强说超载他有办法解决，进一步纵容驾驶员超载。因此，不论本案是何种法律关系，两被告也应该根据其过错给予原告一定的赔偿。三、存在程序错误：忽略赔偿标准及赔偿依据的质证辩论，临时同意证人出庭作证。其一，未对赔偿标准及赔偿依据进行质证辩论。本案属于侵权损害赔偿，对于赔偿的标准、赔偿的金额、赔偿的依据应该进行重点审查，而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法官没有组织原被告双方对这些证据进行质证及辩论，也没有主动进行庭审调查。如此重要的庭审内容被忽视，难道未经过庭审法官就认为没有必要计算赔偿标准？其二，法官临时同意被告申请证人出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必须由申请人提前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允许并同意后，申请人才能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韩城天翊公司律师在我方否决其证人证言后，才临时让门外的曾某2出庭作证，而庭审法官竟然同意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责任划分不准确，且存在程序错误，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认真查明事实，依法主持正义，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天翊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定性正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没有任何依据。一审法院对该案定性为运输合同纠纷完全符合本案事实，理由如下：答辩人与承运人曾昭相之间既不签订书面雇佣合同，也不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承运人曾昭相驾驶的湘Ｋ×××**号货车的所有权属于承运人曾昭相所有，而非答辩人所有，其承运砂石料的时间、地点、数量以及运输路线均由承运人曾昭相自行决定和安排，答辩人只凭承运人的运单支付运费，曾昭相承运砂石料的报酬也就是答辩人支付的运费，而非定期由答辩人支付固定的工资报酬，双方结算运费的时间也没有固定的周期规定，双方不存在所谓的雇佣法律关系中的雇主对雇员的监督与被监督，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在本案中，曾昭相自带车辆拉运砂石料，答辩人根据承运人拖运的砂石料吨位数量支付运费，承运人曾昭相获得的报酬是运费而不是固定工资，车辆的用油、修理等费用均在运费中支出，答辩人对承运人没有严格的考勤制度。综合以上事实，答辩人与曾昭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符合运输合同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为运输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上诉人主张双方为雇佣法律关系无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判决公平合理，答辩人对事故的发生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承运人曾昭相从开始运输砂石料至事发的全过程，答辩人与曾昭相之间从来就没有接触，其运输业务是通过中间人曾某2联系后由他们自行安排决定的，双方既无书面合同，也无任何口头协议，曾昭相自带运输车辆，运输时间、地点及数量由其自主决定，答辩人自始至终没有对其运输的砂石料数量作任何指示和约定，其超载行为也是因其为多得一点运费的利益驱使而自行决定的，答辩人对此无任何过错，上诉人要求答辩人对曾昭相的超载行为承担过错责任无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定性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公平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东萌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请求。逝者曾昭相和天翊公司之间形成的运输合同关系和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驳回上诉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不妥。二、答辩人并非本案法律关系中的主体。答辩人依法中标并承建荔榕高速5标项目，因工程需要，答辩人在2017年05月03日与天翊公司签订了《石料采购合同》，合同约定由天翊公司负责给答辩人提供砂石材料，交付地点约定为项目工地，运输方式约定为由天翊公司负责且运输材料过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由天翊公司承担；而逝者与答辩人之间既无经济合同关系，也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往来。答辩人根本就不是本案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主体之一，无需向原告及被告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所述，请求合议庭依法审查，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建菊、曾广才、刘玉淑、曾宪柯、曾宪辉、曾某1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天翊公司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258780元、丧葬费29199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767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住宿费以及务工损失等合理费用20000元415649元；2、判令被告天翊公司赔偿原告车辆损失费278000元；3、判令被告天翊公司支付原告已赔偿乘客段青梅的人身损害赔偿费用40000元；4、判令被告东萌公司对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判令被告韩城市天翊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中交二公局东萌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2月，贵州省荔波县至榕江县的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东萌公司承建第五标段，东萌公司与天翊公司签订《石料采购合同》，约定由天翊公司向荔榕高速五标项目部提供石料并运送到工地。该合同对石料的数量、质量、价格进行了约定。2017年5月3日曾某2经过与天翊公司联系，自带货车为天翊公司拉运砂石。曾某2的同乡曾昭相经咨询曾某2，并到榕江县实地考察后，于2017年5月初也带着自己购置的湘Ｋ×××**号重型自卸货车来到榕江县，为天翊公司拉运砂石。在拉运砂石期间，天翊公司出具《派车单》，通知曾昭相等承运人将选定砂石场的砂石拉运到工地，再由东萌公司出具《称重单》。天翊公司根据曾昭相等人的砂石运载量不定期结算并支付运费，曾昭相驾驶2017年6月23日湘Ｋ×××**号重型自卸货车从石场拉料运往高速公路工地途中，即黎（平）炉（山）线70km+500m处，因严重超载（核载12720kg，实载40020kg），且操作不规范，致使车辆冲出路外，发生侧翻。驾驶员曾昭相及车上乘客段青梅当场死亡，车辆严重毁损。榕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7年8月7日作出榕公交认字[2017]第001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曾昭相承担事故全责。原告认为天翊公司系曾昭相雇主，曾昭相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理应由雇主承担责任。同时，天翊公司长期放纵货车严重超载，东萌公司为推进工程进度，未履行安全监管义务，对事故的发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告要求二被告对曾昭相的死亡承担赔偿义务，二被告均认为自己无责。原告遂诉至该院，要求天翊公司支付人身损害赔偿费用415649元、车辆损失费278000元、其他乘客损失费40000元，共计733649元，并由东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经调解未果。另查明，原告已经代曾昭相履行了赔偿同车死亡乘客段青梅近亲属的义务。湘Ｋ×××**号重型自卸货车购买有车损险等商业保险。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天翊公司争议的焦点是：曾昭相与天翊公司是雇佣关系还是运输合同关系。因曾昭相生前未与天翊公司签有合同，在法律关系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该院通过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综合分析双方的法律关系来作出认定。雇佣合同关系与运输合同关系的主要区别在于：①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佣的标的是雇员提供无形的劳务，主要体现为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行为。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运输合同的标的物是货物或是旅客，主要体现为有形工作量的完成，以提供通过劳动产生的工作成果为目的。在本案中，天翊公司需要的是曾昭相连人带车的服务，既需要曾昭相的驾驶技术也需要曾昭相的车，而不仅仅提供一般性的劳动力。曾昭相自带车辆为天翊公司运输货物的行为与仅提供劳务的雇佣关系具有本质区别。曾昭相之所以能够为天翊公司提供服务，最基本的前提是曾昭相具有运输工具，可以实施运送行为，天翊公司所需求的也是运送行为而非劳务；②在雇佣合同关系中，雇主有权对雇员工作过程进行监督，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着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在运输合同中，托运人追求的结果是货物能够按期安全抵达，至于承运人用何种运输方式，选择什么样的运送路线等等，除托运人有特殊要求外，承运人有权自主选择。承运人只需按时运送、按地点运送以及安全运送至目的地即完成合同义务。在本案中，天翊公司对曾昭相的运送行为及运送路线等均没有指示和监督，只要曾昭相将砂石从砂场拉运至施工标段，即可按约定取得运费；③在雇佣关系中，雇员的报酬体现为工资，而运输合同中，承运人获取的报酬是运费。雇佣关系结算报酬有相对固定的周期，通常按劳动时间来计算报酬，所获得的报酬也相对稳定。而在运输合同关系中，通常按路程长短、运输次数、运量多少进行结算，劳动时间或周期对报酬结算影响不大。在本案中，曾昭相自带车辆拉运货物，天翊公司根据货物吨位向曾昭相支付运费。曾昭相获得的报酬是运费而不是工资，车辆的用油、修理等一切费用均在曾昭相的运费中支出。原告的证人亦证实，他们在天翊公司是按照运量结算劳务报酬，没有固定的工资，天翊公司对他们也没有严格的考勤制度。综上，曾昭相与天翊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符合运输合同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为运输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曾昭相在运输途中发生事故导致的人员伤亡，车辆损毁，作为托运人的天翊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东萌公司与曾昭相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对曾昭相的交通事故后果亦不承担赔偿责任。曾昭相在驾驶车辆运输货物过程中，违规操作，造成车毁人亡的交通事故，给原告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值得同情。但原告主张曾昭相与天翊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据此提出的赔偿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建菊、曾广才、刘玉淑、曾宪柯、曾宪辉、曾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63元，减半收取5431.5元，由原告张建菊、曾广才、刘玉淑、曾宪柯、曾宪辉、曾某1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张建菊等六人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将本案定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与本案审理查明的基础法律关系不符，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当，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本案应认定为运输合同纠纷。结合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的一审起诉请求、上诉请求及其事实和理由及天翊公司、东萌公司的答辩理由，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诉争焦点为以下三点：一、逝者曾昭相在生前与天翊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天翊公司就曾昭相死亡结果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逝者曾昭相在生前与东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东萌公司就曾昭相死亡结果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一审庭审审理程序是否妥当。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应当对其诉请主张的事实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就本案证据，具体分析如下：其一，从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一审所提交的一组拟证明天翊公司与其亲属曾昭相生前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据来看，派车单（复印件）、荔榕高速运料车标识及收料单（复印件）、石料运输确认单（复印件）、领据及证人证言（复印件）、加油登记表、加油站的照片（复印件）、事故现场视频和照片、天翊公司企业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所显示内容均为逝者曾昭相生前从事驾驶货车进行砂石运输活动的过程性证据材料。该过程性证据材料尚不足以认定其与天翊公司之间已经建立了雇员向雇主提供劳务、雇主支付报酬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一定的控制、支配、从属关系这一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其二，与前述证据相反，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一审所申请证人肖某1庭审所作证言“天翊公司对上班时间没有明确约定”“我们工资发放的多少与拉货的运量相关，没有底薪，如果一个月不出工是没有收入的。……如果我病了不上工，叫其他人开我的车去上工，老板也不管，他只认车。”和所申请证人肖某2庭审所作证言“我们的报酬是按拉货的吨位结算，如果一个月不拉货是没有底薪的。……天翊公司给我们结算工钱的时候，有一张表，每个人拉了多少货，扣掉油钱，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工钱。……公司有事情做了就会打电话叫我们去做。……天翊公司开派车单让我们去拉货，之后拿标段收货的条子去结算，没有派车单是不能拉到货的。”所反映事实，则更符合承运人将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而托运人对承运人的运输方式、运送路线、人员考勤管理等内容不做更多干预这一运输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的反向解释，在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一审所申请肖某1、肖某2两位证人本欲拟证明诉请主张的待证事实与其证人陈述的实际证言所反映事实相反（不利）时，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应相对更高，更接近客观真实。其三，此外，经本院审查，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一审所申请肖某1、肖某2两位证人所作证言亦与天翊公司所申请证人曾某2所作证言“我们没有工资，没有底薪，只有按照吨数计算的运费”“天翊公司没有特殊的指定每个车每次拉多少货”“天翊公司对我们没有严格的管理，如果我生病或者是有其他紧急情况，有几天没有上工的话，也没有什么处罚。如果我出去办事，也不需要写请假条。如果我把车借给一个朋友，让他开我的车来上工，天翊公司应该不会干预。但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都是自己的车自己各开。如果有一天我不干了，把车开走，天翊公司也不会说我违约，找我麻烦。”在表达的意思内容上具有高度吻合。结合前述分析，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对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一审所申请肖某1、肖某2两位证人所作证言本院予以采信。对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一审诉请和上诉主张构成其亲属曾昭相与天翊公司构成雇佣关系，本院不予采纳。其四，关于作为托运人的天翊公司在案涉运输合同中是否存在过错问题。经查，造成曾昭相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作认定及一审庭审查明可知，系因曾昭相驾驶自行购买货车严重超载（核载：12720kg;实载：40020kg），且车辆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行经下坡弯路段，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致使车辆冲出路外肇事所致。就出现超载的主观原因，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一审所申请肖某1、肖某2两位证人亦当庭分别证实“我们拉货也愿意超载，因为吨位少了不挣钱”“我们的车一般拉货都是超载，超载公司也不给补贴，超载的原因是不超载挣不了钱”“我们装货的时候，天翊公司没有派人到现场要求一定要装多少”。故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托运人天翊公司在运输合同中存在违约以及存在指令强制超载等过错情形。综上，对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一审诉请和上诉请求天翊公司承担各项费用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东萌公司系贵州省荔波县至榕江县的高速公路第五标段的承建单位。本案中，东萌公司仅与天翊公司签订《石料采购合同》发生石料购销业务往来。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并无证据证明其亲属曾昭相生前与东萌公司之间具有交易往来，形成直接法律关系；或有证据证明东萌公司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其亲属曾昭相致害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一审诉请和上诉理由主张东萌公司对曾昭相的交通事故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将分成两部分逐项论述。其一，关于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在上诉理由所称的一审庭审未对赔偿标准及赔偿依据进行质证辩论，存在程序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张建菊等六人一审起诉状列明的诉请主张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以及务工损失等合理费用、车辆损失费、张建菊等六人已赔偿乘客段青梅的人身损害赔偿费用。一审庭审围绕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在辩论阶段归纳本案一审诉争焦点，并且各方亦围绕诉争焦点包括赔偿标准及赔偿依据各自发表辩论意见，庭审活动充分保障了各方的诉讼权利，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纳。其二，关于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在上诉理由所称的一审庭审主审法官临时同意天翊公司申请证人曾某2出庭，存在程序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证人曾某2当庭所做证言系民事诉讼证据之一，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向法院提供，否则属于逾期提供证据。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并未必然导致证据失权的法律效果。因证人曾某2在到庭作证言之前并未旁听庭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八条“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的规定，证人资格并无程序瑕疵。一审法院为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及审慎处理案件需要，当庭允许天翊公司所申请证人曾某2出庭作证，在庭审程序上并无不妥。另一方面，从庭审情况看，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对天翊公司申请证人曾某2出庭作证未持异议。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昭辉律师在庭审中按照正常的庭审程序对证人曾某2进行了发问。据此，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纳。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分析，本案张建菊等六人所提交本院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亲属曾昭相生前与天翊公司或东萌公司具有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性这一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相反，逝者曾昭相生前与天翊公司更符合运输合同的法律属性。对于雇佣关系和运输合同关系在法律上的概念、性质、特征区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已作详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托运人天翊公司在案涉与承运人曾昭相的运输合同关系中无违约情形，对承运人曾昭相自驾货车自行严重超载发生侧翻交通事故造成其自身及同乘旅客死亡结果无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建菊等六人其一审诉讼请求及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二审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案由认定上虽有瑕疵，但未影响本案实体处理，对一审判决结果本院二审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63元，由上诉人张建菊、曾广才、刘玉淑、曾宪柯、曾宪辉、曾某1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欧阳平审判员 王 珺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罗维书记员姜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