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民终18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忠，男，197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唐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生，男，198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唐山市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继国，男，196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唐山市。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红伟，河北耕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金儒，男，197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向东，河北冀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建忠因与被上诉人李永生、吕继国、徐金儒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8民初4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柳青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徐志辉、刘岩参加的合议庭，书记员陈林担任法庭记录，于2019年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建忠，被上诉人李永生、吕继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红伟、被上诉人吕继国、被上诉人徐金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向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丰润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208民初401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工程款的义务，由被上诉人徐金儒给付原审原告李永生、吕继国工程款171600元及利息。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当予以改判。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徐金儒与上诉人王建忠签订了《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安装)》，同日王建忠又将该工程转包给被上诉人李永生，被告王建忠已给付原审原告工程款12万元，并据此认定由上诉人给付原审原告工程款与事实不符。事实是，上诉人只是与李永生签订了《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安装)》，签订合同后，该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而是由原审原告与徐金儒直接建立了施工合同关系，上诉人并不存在转包的问题。具体理由如下:一、李永生与王建忠所签订的合同内容、金额完全一致，王建忠并没有在该工程中取费、扣点、也没有赚取差价，王建忠只是充当了介绍人的角色，并没有参与施工与管理。二、工程款都是由徐金儒直接给付的原审原告。且在王建忠与李永生签订合同时，三方都在场，施工时出现的问题也都是由徐金儒与李永生等人直接接洽，并不涉及王建忠，而且工程的徐金儒发包的，工厂也是徐金儒自己的，王建忠没有参与、没有受益，却要承担给付工程款的义务，正是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才导致了错误的判决。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这必然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此，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李永生、吕继国答辩称，一审判决应该赔偿被上诉人李永生吕继国工程款应该有徐金儒和王建忠共同承担，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26条规定，本案中徐金儒应该是发包人，王建忠应该是转包人，作为发包人徐金儒并没有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因此根据该条规定，徐金儒也应该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工程款义务。徐金儒答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2018年4月6日，徐金儒因为需要在丰润区常庄乡金川院村东新建一处钢结构厂房，就和王建忠签订了《钢结构厂房买卖合同》、《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两份协议。《钢结构厂房买卖合同》约定王建忠在2018年4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负责向徐金儒提供建造钢结构厂房的材料，徐金儒根据现场过磅单向王建忠支付了材料款;《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中约定王建忠承包钢结构厂房的施工工程，合同条款6.3约定“乙方进场时间为2018年5月8日，竣工时间为2018年7月8日，如乙方(王建忠)不能按工期要求完成施工，每延后一天按照钢结构厂房材料总价款的每天5%赔偿违约金”。条款8.6约定“施工工期延误，甲方(徐金儒)有权实施经济处罚，必要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勒令乙方停工或退场，同时不予计量乙方完成部分的工程量，并不予结算此部分施工费”。两份合同的签订人都为徐金儒和王建忠，即两份合同的相对方都为徐金儒和王建忠两人，与其他人无关。合同签订后，王建忠为钢结构厂房供应了钢结构材料，徐金儒根据现场过磅单在2018年4月6日至2018年5月9日期间分15笔通过银行转账合计向王建忠支付了材料款2556550元。钢结构材料到货后，2018年5月8日王建忠带领施工队开始施工，由于王建忠施工人员业务不熟，工作粗糙，导致钢结构厂房建造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质量问题。《施工合同》中约定钢结构厂房在2018年7月8日就应当完工，但直到2018年7月26日，王建忠施工队完成的工作量尚不到全部工程量的三分之一。在发包人徐金儒要求王建忠施工队对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返工返修时，双方发生纠纷，王建忠眼看不能按《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中约定的工期保质保量的完成施工任务，将面临发包人徐金儒的索赔违约金，就带领自己的施工队撤场了。因施工工程工期紧张，在与王建忠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发包人徐金儒和云革和施工队签订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目前，由云革和施工队先对王建忠施工队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返工返修，然后继续对钢结构厂房进行施工建设。在王建忠施工过程中，发包人徐金儒在2018年5月22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分三笔通过银行转账合计向王建忠支付了施工款12万元。因未能按照《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中约定的工期保质保量的完成施工任务，并且已施工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王建忠自知不但无法向徐金儒主张工程款，还将面临发包人徐金儒向自己索赔违约金，就和自己施工队中人员李永生等串通伪造了《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主张李永生是实际施工人，由李永生向发包人徐金儒主张施工款。二、一审法院庭审查明的重要事实：1、2018年4月6日，徐金儒和王建忠签订了《钢结构厂房买卖合同》、《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两份协议。两份合同的签订人都为徐金儒和王建忠，即两份合同的相对方都为徐金儒和王建忠两人，与其他人无关。2、根据《钢结构厂房买卖合同》约定，2018年4月6日至2018年5月9日期间徐金儒分十五笔通过银行转账合计向王建忠支付了材料款2556550元。这十五笔银行转账中十笔打到王建忠银行卡中，五笔按照王建忠的要求打到王建忠会计李莉的银行卡中。3、根据《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约定，在王建忠施工过程中，发包人徐金儒在2018年5月22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分三笔通过银行转账合计向王建忠支付了施工款12万元。这三笔银行转账中两笔按照王建忠的要求打到王建忠会计李莉的银行卡中，而2018年7月2日的一笔2万元打到王建忠银行卡中。【需要强调一点】庭审中，王建忠和李永生为了证明李永生是所谓的“实际施工人”，就串通一致说李莉不是王建忠的会计，而是李永生的会计。姑且不论李永生有没有雇佣会计的能力和必要，就看原告李永生提供的王建忠和李永生签订的《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就知道，合同中约定“乙方进场时间为2018年5月8日，竣工时间为2018年7月8日”，并且“本工程没有工程预付款”。而2018年4月6日至2018年5月9日期间，徐金儒向王建忠支付了款项中，2018年5月2日、2018年5月4日2018年5月5日、2018年5月7日合计五笔是打到会计李莉的银行卡中的。按照王建忠和李永生的《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约定，这时候李永生还没有进场呢!!李永生都还没有进场施工呢，这五笔钱怎么可能是支付给李永生的施工费呢？？！！事实就是事实，谎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所以，李莉只能是王建忠的会计，而不可能是李永生的会计!所以，2018年4月6日至2018年5月9日期间徐金儒分十五笔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材料款2556550元，在2018年5月22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分三笔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施工款12万元，都是支付给王建忠的，都是在履行和王建忠签订了《钢结构厂房买卖合同》、《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两份协议的内容。徐金儒和李永生之间既无合同关系，也没有实际履行义务的内容。4、徐金儒和王建忠签订了关于“付款方式”约定，根据施工进度支付施工费。根据徐金儒的申请，人民法院对涉案钢结构厂房施工现场的施工情况进行了现场勘验，施工现场清楚的显示，“付款方式”第二项钢结构、主钢梁并没有安装完成，第三项中的檩条也没有安装完成，并且原告吕继国本人在勘验现场承认钢结构、主钢梁、檩条都没有安装完成。所以，“付款方式”第二项、第三项中约定的付款条件并不具备，王建忠(李永生)不能依据“付款方式”向徐金儒主张施工费。5、原告方申请出庭作证的人员，全部是原告的工人，和本案的胜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些证人对工程具体施工内容、范围、技术要求等一无所知，对涉案工程合同是哪两方所签订也不清楚，并且证人在出庭作证过程中一旦说出对原告方不利的内容时，就遭到原告的谩骂然后言不由衷的改口。所以，原告方提供的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依法不能采信。6、原告方庭审中提交了王建忠出具的“工程量结算表”，想要证明王建忠本人认可“付款方式”第二项、第三项中工程已经保质保量的完工了。但王建忠却并没能够提交徐金儒给其出具的“工程量结算表”，证明发包方徐金儒认可“付款方式”第二项、第三项中工程已经完工，并且庭审中徐金儒提交了“整改方案”可以证实施工工程存在着大量的质量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王建忠出具“工程量结算表”，是王建忠清楚的知道，因工程没有完工其本人无法向徐金儒主张工程款，还将面临发包人徐金儒向自己索赔违约金，而与原告互相串通，向原告提交虚假的“工程量结算表”，让李永生作为原告向发包方徐金儒主张施工费。如果王建忠和李永生签订的《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是真实的，并且王建忠自愿给李永生出具的“工程量结算表”，自愿为李永生结算“付款方式”第二项、第三项的施工费，根据意思自治原则，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王建忠向李永生支付施工费(王建忠和徐金儒之间的施工合同纠纷可以另案解决)。由于“付款方式”第二项、第三项中工程内容没有实际完工，徐金儒也没有为王建忠出具“工程量结算表”认可“付款方式”第二项、第三项中工程内容已经完工，所以人民法院不能判决徐金儒向王建忠支付施工费，更不能直接判决向李永生支付施工费，否则的话就严重侵害了发包人徐金儒的合法权益。更为严重的是，徐金儒作为发包方就已完成工程的施工量只能向一个施工队支付施工费，如果人民法院将施工费判给未实际完成施工任务的王建忠、李永生等人，就相当于将现在正在对钢结构厂房进行辛苦施工建设的云革和施工队完成的工程量和施工费判给了王建忠、李永生等人，根据法院判决，云革和施工队将无法取得自己的施工费，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7、根据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由于“付款方式”第二项、第三项中工程内容没有实际完工，徐金儒也没有为王建忠出具的“工程量结算表”认可“付款方式”第二项、第三项中工程内容已经完工，“付款方式”第二项、第三项中约定的付款条件并不具备，徐金儒并不欠付王建忠工程价款，所以李永生不能向发包人徐金儒主张施工费。综上所述，我们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吕继国、李永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原告合伙经营钢结构工程安装，二被告共同承包了唐山市丰润区金川院村村北新建钢结构厂房工程，2018年4月6日，二原告以原告李永生的名义与被告王建忠签订了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由二原告承包了上述工程，约定工程价款按建筑面积为每平米45元，工程面积为10800平方米，工程款为486000元。当日二被告又与原告李永生签订了关于该工程付款方式的补充协议，约定按工程进度给付款项。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的义务进行工程，截止到2018年6月15日原告按进度完成了补充协议的第3项檩条安装工程按规定被告应给付总工程款的60%，计291600元，但被告只给付了最初进厂的120000元，后面的工程款171600元被告迟迟不能给付。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严重影响了工程的进度，经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无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并给付原告已完成工程量的工程款17160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6日，被告徐金儒与被告王建忠签订了《钢结构厂房买卖合同》、《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安装）》各一份。在《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安装）》中，被告王建忠以包工的方式承包了被告徐金儒的唐山市丰润区金川院村村北新建钢结构厂房安装工程，工程工期为2018年5月8日至2018年7月8日，约定工程价款按建筑面积每平米45元，工程面积为10800平方米，工程款为486000元。另外，二被告约定了厂房付款明细：1、进厂卸车三日后付百分之十；2、钢结构主钢架、钢梁安装完付款百分之四十；3、檩条安装完毕付款百分之十；4、屋面板安装完毕款百分之二十；5、整体安装完毕七日内付清全款不扣质保金。同日，被告王建忠将该工程转包给原告李永生，双方亦签订了《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安装）》，该合同与二被告签订的合同书内容一致。2018年4月8日，二原告签订了《钢结构工程安装合伙协议》，合伙安装项目范围：基于2018年4月6日与王建忠签订的《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安装）》的全项承包范围。合同签订后，原告进厂安装。到2018年6月15日，原告完成了部分工程，被告王建忠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载明：“截止到2018年6月15日李永生完成金川院村东新建钢结构厂房工程的主钢架钢梁安装完毕檩条安装完毕开始调线总计10800平米壹万零捌佰平米2018年7月20日王建忠”。被告徐金儒于2018年5月22日、6月9日、7月2日分别向李莉、被告王建忠转账，共120000元，二人将120000元转给了原告。原告于2018年7月21日撤场。原告主张撤场原因是被告未按时给付工程款，被告徐金儒主张是因为原告干的工程出现质量问题且已超工期，怕交违约金自动离场。现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被告给付工程款171600元。庭审中，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增加工程量工程款73600元，增加的部分包括檩条加方管安装费35000元（5000平方米，每平方米7元），柱撑拆装费10000元，制作人工费11600元，为被告徐金儒本人吊盖板、石狮子的吊车费2000元，合计245200元，原告请求对工程款逾期的利息到付清之日止。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及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徐金儒在本村盖厂房，与被告王建忠签订了《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安装）》，原告李永生与被告王建忠亦签订了与二被告内容一致的合同，二原告之间签订了《钢结构工程安装合伙协议》，原告依约进行了安装，有被告王建忠出具的证明，证实原告完成了工程付款明细的前三项：“1、进厂卸车三日后付百分之十；2、钢结构主钢架、钢梁安装完付款百分之四十；3、檩条安装完毕付款百分之十”，完成总工程的百分之六十，即291600元（486000元*60%），被告王建忠已给付原告工程款120000元，尚欠工程款171600元，对原告要求与被告王建忠解除双方签订的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给付工程款1716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未与被告徐金儒签订合同，主张被告徐金儒承担给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增加的工程量，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的给被告徐金儒干活的吊车费2000元，且被告徐金儒不予认可，可另案主张，本案不予涉及。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双方合同约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被告王建忠辩称的二原告与徐金儒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驳回对王建忠的诉请，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徐金儒辩称的原告没有实际完成“付款方式”的第二、三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建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李永生、吕继国工程款171600元，并以171600元为本金自2018年8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二、驳回原告李永生、吕继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66元，由被告王建忠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向法院提交证据。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有相关书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所证实，并记录在卷。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是：1、上诉人王建忠是否应该承担给付责任。2、被上诉人徐金儒是否应该承担给付责任。关于上诉人王建忠是否应该承担给付责任的问题。上诉人王建忠主张在案涉工程中没有参与和受益、不应给付工程款的义务，但是上诉人王建忠与二被上诉人李永生、吕继国之间签订了《钢结构工程安装合伙协议》，上诉人王建忠与二被上诉人李永生、吕继国之间成立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该合同业已实际履行，且上诉人王建忠出具了工程付款的相关证明，上诉人王建忠理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付款义务。故上诉人主张不承担给付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徐金儒是否应该承担给付责任的问题。因被上诉人徐金儒与二被上诉人李永生、吕继国并未签订合同，被上诉人徐金儒系与上诉人王建忠签订了《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安装）》，该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可由上诉人王建忠另行主张，本案不予涉及。综上所述，王建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66元，由上诉人王建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柳青审判员 徐志辉审判员 刘 岩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