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增国，男，196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丽，河北嘉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纪格，女，1964年8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石家庄市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群，河北冀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增国因与被上诉人刘纪格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民初3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增国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8）冀0104民初3681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是案涉契约所涉房屋的原所有权人，其本人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也未与被上诉人到房管局进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无视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和鉴定申请，仅以案涉合同为房屋过户登记的一个材料为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共同完成产权登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上诉人持有一本住址为石家庄市桥西区的户口本，登记时间为1998年，时间在前；被上诉人也持有一本住址为石家庄市桥西区的户口本，登记时间为2010年左右，时间在后，他们如何迁移至案涉房屋、上诉人身份如何从“户主”变为“非亲属关系”，上诉人不得而知。被上诉人称公安机关已经通知上诉人户口迁移问题。在事实均未查清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陈述，一审法院即以上诉人行为“违背常理”为由否定了上诉人的诉求。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不成立。”举证期限内、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均向法庭提出对上诉人在案涉合同上的签字和指纹进行鉴定，并提交了书面的《鉴定申请书》。应法庭要求，上诉人亦提交了与案涉房屋买卖契约签订时间相近的2002年上诉人的笔迹材料。笔迹材料明显看出《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契约》中“黄增国”三字并非上诉人所写。然而一审法院却忽视这个最直接的证据进行主观推断。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出鉴定申请，恰恰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仅以“依据所鉴定结果的鉴定意见不能证明其主张”为由，对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不置可否，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径行作出裁判，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本案中上诉人一审诉求的要求是确认合同不成立，一审法院适用第八条作出判决，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刘纪格答辩称，1、2002年4月1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于当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购房款，并持有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凭证，石家庄市私有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申请书、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上诉人持原房屋产权证书以及黄增国身份证到房管局协助被上诉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该程序合法，并经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7）冀0104行初118号判决书以及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行终544号行政判决书，确认房屋办理过户手续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上诉人称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石家庄市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也未曾到房管局协助被上诉人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明显违背常理，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必须本人到场，上诉人称其未到场与事实不符。2、上诉人户籍至今仍登记在所争议房屋之内，只能说明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未将原户籍迁出，且在行政案件一审法院审理期间，一审法院曾对上诉人户籍进行调查取证，上诉人有两个户籍，上诉人原户籍并不能证实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及未到场办理过户手续。3、上诉人主张对黄增国笔迹进行鉴定属于浪费司法资源，且其提供的检材时间过长，上诉人所签字不能确认，不能排除是同名同姓的人，且其提供的是复印件，真实性不能确定。该案件争议买卖合同是否为黄增国签字并不是本案主要争议，即使合同签字并不是上诉人所签，被上诉人并不知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并不相识，是通过中介购买房屋，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过户之时，中介以及对方明确告知其就是房屋所有权人，且签字人所持有房屋产权证书，房屋上市交易凭证，土地使用证书，以及黄增国身份证原件，足以使答辩人认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之人就是黄增国，答辩人取得房屋所有权也构成善意取得。被上诉人取得房屋所有权是合法取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黄增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不成立。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4月15日，原告黄增国（甲方）与被告刘纪格（乙方）签订《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约定甲方自愿将位于桥东区产出售给乙方，总价款65000元，由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甲方于2002年3月11日将上述房产正式交付给乙方。甲方保证上述房产权属清楚。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产权纠纷或债权债务等，概由甲方负责清理，并承担民事责任，由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办理上述房产交易过户手续所需缴纳的税费，由乙方全部承担。上述买卖契约签订当日，双方办理了涉案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原告户口未迁出。被告刘纪格于2002年4月22日取得案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后将户口迁至案涉房产并居住至今。现原告称该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中的“黄增国”非其本人签字，且本人对该契约的签署不知情，故诉至一审法院。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石房字第**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证明案涉房屋原所有权人为原告黄增国；2、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证明案涉房屋已于2002年4月15日通过买卖的形式被过户到了被告名下，房屋出卖方签字“黄增国”三字并非原告本人签字，该买卖契约不成立；3、黄增国的常驻户口登记卡以及户籍登记信复印件，证明原告户口至今在案涉房屋处，原告对案涉房屋被出售不知情。被告质证称，对产权证书复印件和买卖契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两份证据并不能证实买卖契约签字并非原告所签，而且该房屋已经过户到被告名下且程序合法，该程序已经桥西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7）冀0104行初11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称其不知情，明显不符合常理，众所周知，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必须房主本人和买房人到场才可办理，买卖契约是原告的签字且是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契约成立合法有效；对户口登记卡和户籍证明信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户口登记卡显示涉案房屋户主为黄增国，但是涉案房屋户主也登记为刘纪格，公安局在将被告刘纪格户籍落入案涉房屋时，是要经房屋户主同意才可落入，该事实恰恰说明刘纪格在落户时公安机关联系黄增国，而且黄增国对房屋出售情况以及房屋状况是明知的。被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凭证（原件）；2、石家庄市私有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申请书；3、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4、黄增国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5、黄增国和刘纪格的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证据证明当时是黄增国签订的合同，持有上述文件，黄增国本人协助被告到房管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6、桥西法院（2017）冀0104行初118号行政判决书、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行终544号行政判决书、刘纪格房产证，证明房屋买卖以及房屋办理过户手续程序合法、有效，被告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买卖契约签字人确实是黄增国。原告质证称，对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凭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交易凭证中并没有原告本人的签字信息，与本案没有最直接的关联性。对其他证据，被告称从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调取的证据，对于其证据来源有异议，该证据标题为证据目录，提交人是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提交日期是2017年3月20日，原告黄增国的起诉日期是2018年3月25日，该证据的提供与本案程序上的事实矛盾，且几份证据均为复印件，其上并没有被告所称的提供方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的签章，对于该几份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本案诉请的是确认合同不成立，即使被告提供的证据是真实的，也是在合同确认成立之后的后续程序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房产证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房产证的取得是本案诉争合同是否成立的后续行为，在合同是否成立没有最终确定之前该房产证不具有合法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两份行政诉讼判决书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判决书是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诉讼，与本案的事实没有关联，即使二审判决为终审判决，但判决书中认定的民事事实部分未必准确，后续我方会通过法律手段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故而该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必然的关联性。诉讼过程中，原告提出对《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中“黄增国”的笔迹及指纹进行鉴定。被告称，不同意鉴定，因时间过长，被告在与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持有身份证原件、房屋产权证书，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凭证，已明确证实签字人就是本人黄增国。而且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石家庄房管局也对其本人身份已明确确认，程序合法。原告要求司法鉴定明显是浪费司法资源。不同意用签发卡作为检材进行鉴定，检材时间过长，是否是黄增国本人签字不能确定，而且同名同姓的人不计其数，检材上黄增国签名的签字也不能证实是原告签的。该时间记载为2002年9月18日，而原告和被告签订合同之日是2002年4月15日，相差时间过长，原告应当提交与被告签订合同相同之日原告的签字。签发卡为复印件，真实性不能确定。另查，原告黄增国与被告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第三人刘纪格确认行政登记行为违法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2017）冀0104行初11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黄增国的诉讼请求。黄增国不服该判决，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院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冀01行终54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凭证》、黄增国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户籍证明信；被告提交的《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凭证》、《石家庄市私有房产权属（转移）登记证书》、《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房屋所有权证》、黄增国和刘纪格身份证明、不动产权证书、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4行初118号行政判决书、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行终544号行政判决书，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02年4月15日签订了《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并经房管部门审查了相关材料后为双方办理了原石家庄市桥东区元北路131号4-1-303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现原告黄增国在事隔十六年之久后要求对笔迹及指纹申请鉴定，根据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冀01行终544号行政判决已认定案涉房屋转移登记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在完成过户交易行为时，并非仅由当事人签订协议即可完成过户手续，还须出示相关证件及房产证等相关行为，现原告提出对签字及手印进行鉴定，但仅仅依据所鉴定结果的鉴定意见不能证实其主张。双方在完成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后，还涉及到了户口登记的问题，被告凭借房管部门出具的案涉房产的房屋产权证书并在主管行政机关办理了户口事宜，现被告在案涉房屋内已居住十余年，对于涉及个人重大财产事项，被告称其在这十余年时间内从未到案涉房屋内查看也未进行管理，并称其对公安机关的户口登记行为不知情，明显违背常理。综上，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不成立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增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黄增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院作出的（2017）冀01行终544号行政判决已认定案涉房屋转移登记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现上诉人黄增国在事隔十六年之后要求确认与刘纪格签订的《石家庄市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买卖契约》不成立，未提供充分理由及证据,其诉称对被上诉人刘纪格在案涉房屋内居住十余年和户籍变动情况不知情，明显违背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增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黄增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靳建军审判员  李秀云审判员  高瑞江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