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17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柏梅，女，布依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浪,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漫蝶，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三友机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鲁珊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重庆奥嘉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柏梅因与被上诉人重庆三友机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友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8）渝0120民初6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柏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浪，被上诉人三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到庭参加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柏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1.被上诉人没有按时足额为上诉人购买社会保险，在上诉人入职后超过一个月才按照最低社保缴纳基数为上诉人购买社保，存在违法行为，上诉人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2.被上诉人没有为上诉人安排年休假，被上诉人一审举示的年休假通知系单方制作，考勤记录前后不一致，不应采信；上诉人在该时间段虽未上班，但不能认定为年休假，存在轮班未上班的情况；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未休年休假工资，且上诉人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3.被上诉人克扣的是上诉人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上诉人在仲裁时请求主张了最后一个月工资，上诉人被克扣的工资是最后一个月工资的一部分，已经经过了仲裁前置，法院应当支持。被上诉人三友公司辩称，被上诉人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等法定义务，上诉人系自己单方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按照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一审原告柏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于2018年2月27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8000元（4000元/月×4.5个月）；3.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2月19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7356元（4000元/月÷21.75天/月×20天×2）；4.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2月未付的工资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柏梅于2014年2月19日入职被告三友公司，在机加检验岗位上工作，实行计时工资制度。双方先后于2014年2月19日、2017年2月7日签订了二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中2017年2月7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载明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2018年2月27日，原告柏梅委托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向被告三友公司邮寄了《律师函》，以被告没有按时为原告购买社会保险以及在工作过程中没有安排原告休年休假，也未支付年休假工资为由提出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同日，原告离开后未再回公司上班。2018年8月17日，柏梅等20名劳动者以被告三友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确认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由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2月份未付的工资。2018年9月3日，重庆市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一审法院出具了璧劳人仲函（2018）第77-96号会函，原告柏梅遂起诉来院提出如诉请求。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举示了《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虽然双方查询时间不同，但能够证实被告为原告参加社会保险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近二年被告依法为原告参保了五险。同时，原、被告在庭审中还确认了如下事实：一、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2月27日解除；二、原告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3859元。三、原告2018年2月份的工资已于3月份发放，只是原告对2月份工资扣款有异议。庭审中，关于年休假报酬问题，原告未举示任何证据，被告则举示了其于2016年7月25日、2017年1月11日和2017年7月17日发出的通知共三份和原告打卡考勤记录，其中2016年7月25日的通知第一条载明8月1日至8月4日为带薪年休假时间，第二条要求各单位对享有带薪年休假且本次休假不足的员工的剩余年休假作出安排；2017年1月11日的通知上载明1月26日和2月3日为年假时间；2017年7月17日的通知上载明8月1日至8月3日为年休假时间。原告2016年的考勤记录上显示2016年8月1日至4日、12月26日无刷卡记录，其中12月26日注明假别为带薪年假；2017年的考勤记录上显示2017年1月26日、2月3日、2017年8月1日至8月3日无刷卡记录，被告拟以此证明原告已按公司安排每年均休了5天年休假。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三份通知的真实性不认可，系被告单方制作，没有原告的签字；对打卡考勤上记载的上述时间中，除对2016年12月26日为带薪年休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外，承认其余时间的确没有上班。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证如下：用人单位发布的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的通知，并不需要每个劳动者在通知上签字，且原告等劳动者也均认可在三份通知上注明为年休假的时间里，没有上班的事实，因此，三份通知与考勤记录能相互印证，故对原告2016年8月1日至4日，2017年1月26日、2月3日、8月1日至8月3日已按公司安排休了年休假的事实予以认定。至于原告2016年12月26日是否是休年假问题，因被告在2016年7月25日的通知中要求各单位对享有带薪年休假且本次休假不足的员工的剩余年休假作出安排，说明企业对剩余年休假有安排，且2016年12月26日既不是双休日，也不是节假日，加之该天原告无打卡记录，故一审法院亦认定2016年12月26日原告是休的年休假。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在2016年、2017年均休年休假5天。以上事实，有原告、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书》二份、《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律师函》《仲裁委员会会函》，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书》二份（与原告举示的一致）、《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年休假通知三份、打卡考勤记录四张、原告工资证明等相关证据在卷为凭，据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因原告于2018年2月27日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且被告也认可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2月27日解除，故一审法院对原、被告劳动合同关系的解除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其2015年2月19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7356元（4000元/月÷21.75天/月×20天×2）的诉请。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时间不足10年，从2015年2月19日起每年享有5天年休假。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的规定，本案原告主张未休年休假报酬的时间为重庆市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收到其递交的申请仲裁书的时间，即2018年8月17日，因此，被告应对原告2016年8月17日至2018年2月27日（解除劳动合同时间）期间的工资凭证进行保管，超出用人单位工资保管时限的部分应由原告举证证明。本案中，原告应对2015年12月31日以前未休年休假且被告也未支付年休假报酬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原告未举证证明，故对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2015年2月19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报酬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在2016年和2017年均享有5天年休假，由于被告举示的证据已证明其安排原告休完了年休假，故对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报酬的诉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2018年1月1日至双方劳动合同解除之日2018年2月27日期间，共58天，原告应享有年休假0天（58天/365天×5天，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不计入年休假天数），对原告主张的2018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8000元的诉请。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由是被告未按时为其购买社会保险，没有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而根据原、被告双方举示的《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这份证据，可以看出被告在近两年依法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即便在之前，被告存在未按时购买社会保险的情形，原告以此主张经济补偿金也超过了仲裁时效。同时，被告为原告安排了年休假，不存在未支付年休假工资的问题。因此，原告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2月份工资的问题。因庭审中，原告自认被告在2018年3月份已对其2月份工资进行了发放，故对原告的该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认为被告不应在2月份的工资中扣旷工工资，由于这属另一劳动争议，该争议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不予评判。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柏梅与被告重庆三友机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2月27日解除。二、驳回原告柏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柏梅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何某、雷某出庭作证，证人何某陈述，其于2013年3月12日入职被上诉人处，2018年1月24日离职。被上诉人在2016年、2017年安排了年休假，其中有一年只安排休了4天，另一年安排休了5天，均是带薪休假。其余年份没有安排年休假。证人雷某陈述，其于2013年2月入职被上诉人处，2017年11月离职。被上诉人在2016年以前未安排年休假。2016年安排休了4天年休假，2017年安排休了3、4天年休假，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被上诉人是统一安排休年休假。上诉人拟证明：被上诉人在2016年以前未安排员工休年休假，2016年只安排休了4天，是统一安排。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补充的年休假证据系自行制作，不是真实的，真实情况是2016年休4天，2017年休5天。上诉人还举示了三份仲裁调解书（渝璧劳人仲案字（2018）291、292号，渝璧劳人仲案字（2018）276、278号，渝璧劳人仲案字（2018）284、286号），三份仲裁调解书的申请人分别为证人何某、雷某和案外人龙芝宇，均系被上诉人员工，与上诉人情况相似，上诉人拟证明被上诉人在三案仲裁调解中，对申请人进行了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劳动报酬的赔偿，系自认存在违法行为。被上诉人未对仲裁调解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被上诉人陈述：1.二证人与被上诉人的纠纷在仲裁中通过调解方式已处理，调解中所作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经济补偿金。2.二证人与上诉人虽系被上诉人员工，但情况不一致，不能以证人的陈述证明上诉人的情况。3.证人证言不能否定考勤记录，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考勤记录是应由用人单位持有的证据，不能认为是单方提交。本院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在2016年度是否休足年休假。上诉人主张其2016年度只休了4天年休假，申请了证人出庭拟证明该主张。本院评述如下：第一，用人单位安排年休假的通知不需要经过每个劳动者签字同意，年休假通知和考勤表均属于用人单位保存和应由用人单位举示的证据，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举示的年休假通知和考勤记录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在2016年度已休满5天年休假。上诉人主张年休假通知和考勤记录不应采信，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年休假通知和考勤记录。虽然两名证人均陈述被上诉人未安排休足年休假，但在被上诉人统一安排员工年休假的前提下，两名证人对每年安排年休假的具体天数陈述不一致，证人证言本身存在可疑，本院不予采信。故本院认定上诉人在2016年度已休足年休假。关于年休假和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其他认定同一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及2018年2月工资，一审法院认定正确，说理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仅是重复其一审所述理由，本院对一审法院的评判予以确认，不再赘述。另，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证人何某、雷某和案外人龙芝宇三案中，支付了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劳动报酬，系自认存在违法行为。该主张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与证人何某、雷某和案外人龙芝宇三案系通过调解达成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被上诉人在前案调解中支付了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劳动报酬，不能认定被上诉人自认存在违法行为，也不能当然认定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应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劳动报酬。一审法院的其他评判，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柏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柏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瑜审判员  刘毅审判员  乔艳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法官助理詹勤艳书记员董昫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