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203民初4627号 原告：邱鸿谋，男，1959年6月30日生，侗族，广西泰昌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亚荣，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茜，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告：黄克，男，1960年9月20日生，侗族，无固定职业，住广西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晔，广西都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邱鸿谋与被告黄克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2日立案，被告黄克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2018）桂0202民初8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8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邱鸿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亚荣，被告黄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邱鸿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代为垫付的股权出资600000元；2、判决被告支付垫付款利息,按同期中国银行逾期还款利率0.0065%自2013年5月6日始计，暂计至2018年4月6日止为230100元，以上合计830100元，之后利息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13年4月23日发起创设广西泰昌鸿科技有限公司（后改为广西泰昌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实际创设发起人共两人，即原告和莫江玲(系原告前妻)。按照两发起人的实际出资份额，本应是原告实际占股比70%，莫江玲占30%，实际公司控制人为原告。因原告工作比较忙，当时公司在设立时原告授权委托被告代为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事宜。被告在代办时，因当时原告出差广州不在柳州无法签字，被告就未经两发起人的同意，擅自将公司发起人及股东出资额进行了错误登记，既在工商局登记莫江玲和被告为发起人，且登记为莫江玲出资额占股比为70%，被告为30%，股东没有原告。并且，公司的注册资本3000000元已于2013年5月6日全部由原告与莫江玲实际缴纳完毕，被告并未出资。事后当原告看到公司的营业执照后，原告一直质问被告，被告于是在2013年4月26日就此事向原告及莫江玲做出了书面的道歉及事情原委声明。原告鉴于双方的友好关系，未予追究被告的法律责任。之后，被告一直拖延未去办理工商变更。2013年12月，因被告一直非常想成为公司股东，经过被告与原告友好协商，公司实际控制人原告同意被告出资720000元（占股权出资份额20%）为条件，成为公司真正的股东。为此，被告将原告公司之前向其妻子何晓露的两次借款（共计200000元）作为其对公司股权的出资，同时于2014年11月被告又将自己的房屋向银行抵押贷款520000元（每月还息3800/月，利息由公司代垫）付至公司作为投资款，对此公司出具了收条。为了纠正之前被告的登记错误，恢复原告的股东身份，于2014年3月原被告及发起人莫江玲进行了股权转让，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2014年11月24日，在公司代被告先行还完银行贷款520000元再重新办理贷款手续再次贷款时,被告突然不愿再协助办理贷款手续,并强行要求退出公司不再做股东。另外，在2017年10月，被告又令其妻子何晓露将其付至公司的出资200000元以公司借款的名义，通过诉讼进行了索回。因被告于2014年11月提出了退出公司不再做股东，且回收了自己的股东投资，基于被告并未及时到工商局配合将公司股东身份变更回原告，因此被告的股东出资相当于由原告在设立时就一直代为其垫付。2015年1月10日，被告将自己还持有的公司股权（20%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刘晓燕，且股权转让款为600000元。 综上，被告作为公司股东，因其曾经出资注入公司的720000元股权投资款已全部撤资索回，因此其对于自己持有的公司股权款600000元并未实际出资，且之后被告又将其持有的公司20%股权以600000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了案外人刘晓燕。而被告所持有的股权投资款在公司设立时就已由原告全部实际出资，因此应视为被告的股权投资款一直由原告进行垫付，被告理应向原告支付原告对其股权的垫付款600000元。基于上述事宜，原告于2018年3月22日曾书面发函催促被告，但被告仍未支付。故诉至法院。 被告黄克辩称，本案存在不同的法律关系，1、股东成立公司的投资的行为的法律关系，2013年4月23日公司成立，经办人为被告，该注册资本都是被告从他方借资注册验资，在验资完成之后就归还了他人，公司成立过程中原被告都没有注入资金；2、借款行为，2013年12月份被告将自己的房屋抵押给银行贷款520000元，注资进入了该公司，完成了公司的实际出资义务，在2014年11月借款到期后，由广西泰昌鸿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归还了银行借款，并把被告的房产进行解押，这种行为是一种借贷行为，并不是原告所述的是其垫资行为；3、2015年1月10日经过泰昌鸿股东会议决议，被告与刘晓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该股权转让行为是因原告要求办理的，刘晓燕是原告的亲属关系（表嫂），刘晓燕并没有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4、本案原告不是追偿代偿行为的主体，原被告之间没有形成不当得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关于“申办”公司的注册投资问题上黄克的道歉声明》，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泰昌鸿的出资人为原告与莫江玲，对于被告认为实际三人都未出资，没有证据证实，对被告辩解除原告与莫江玲亦未出资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包括《收条》、《银行流水》，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收条》中有公司及当时的公司股东莫江玲、黄克对此签章确认，证明被告已缴纳投资款520000元；证据4《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二份，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章程修正案》中有原告及公司签章，证明被告已实际出资600000元，占股权出资份额20%；证据5《被告退出股东的函件说明》，被告是否已实际出资，本院结合案情综合认定。对其他能否支持双方各自主张的证明目的的证据，本院结合案件情况予以参考。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广西泰昌鸿科技有限公司发起人为原告和莫江玲，因原告在外地，设立公司时原告委托被告代为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事宜，因原告当时不在柳州，被告在办理工商登记时将莫江玲和被告登记为股东，并登记莫江玲出资额占股比例为70%，被告为30%，注册资本为3000000元，被告认可其实际未出资。2013年4月26日，被告作出声明，主要内容为一、泰昌鸿公司的创建完全属于原告和莫江玲两人；二、其作为原告和莫江玲的好朋友，只负责协助办理营业执照的申请过程，在办理过程中，因原告出差在外，其急于求成，自作主张用本人（黄克）的身份证代理了投资者和投资额比例的持有人，事后想起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三、现其对在办理“广西泰昌鸿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申请过程中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示道歉，并在此基础上郑重声明：1、被告没有想要侵占广西泰昌鸿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意思；2、实际该公司的真正投资者是原告投资2100000元，占公司股权总额的70%；莫江玲投资900000元，占公司股权总额的30%；被告将来只作为公司负责产品销售部门负责人参与销售工作；3、该公司将来在运营中出现的各种纠纷都与被告无关。该声明原、被告及莫江玲各执一份。之后，原、被告一直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原告陈述，因被告想成为公司股东，经过被告与原告协商，被告同意原告以出资720000元（占股权出资份额20%）为条件，成为公司真正的股东。为此，被告以自己的房屋向银行抵押贷款520000元，2013年12月5日，泰昌鸿公司及莫江玲、被告出具收条一份给原告，载明泰昌鸿公司收到银行为被告放贷的520000元，月息3800元，银行每月5日前扣莫江玲卡号上的金额为被告代垫利息，余下部分金额和公司（莫江玲）代垫的每月利息，被告将续后结清。2014年3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泰昌鸿公司30%股权900000元中的3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1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同日，莫江玲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莫江玲将其持有的泰昌鸿公司的21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7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同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载明：原告以货币形式出资2400000元，持股比例为80%，出资时间为2014年3月8日；被告以货币形式出资600000元，持股比例为20%，出资时间分别为2013年4月19日及2013年5月6日。原告作为法定代表人在该章程中签字确认。 2014年11月24日，被告出具一份函件给原告，内容为“本人强烈要求永远退出泰昌鸿公司，因其本人在泰昌鸿公司的出资情况至2014年11月20日止占公司的全部股份的20%，其资金来源除现金200000元外，就是用其名下的房屋一套作抵押，并请求莫江玲作担保在中国银行八一支行贷款520000元，今天公司将贷款总额以及利息全部向银行还清，所以其不想做了，要求退出公司，从明日起其将无条件的协助公司办理股份转让的手续，及时配合清算工作，永保难得的朋友关系。”在该函件上案外人龙金燕、陈伟琼作为证明人签字。原告于当日收到该函件，并在函件上签署“保留与黄克做财务清算的权力。” 2017年10月17日，何晓露以泰昌鸿公司向其借款200000元，仅归还了5000元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泰昌鸿公司向何晓露归还借款195000元及利息，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作出（2017）桂0203民初4125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内容为：泰昌鸿公司支付给何晓露借款合计155000元，此款于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5000元，余款150000元自2018年4月至6月期间于每月30日前支付给何晓露50000元。 2015年1月10日，被告与案外人刘晓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泰昌鸿公司的6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20%）的股权转让给刘晓燕。同日，原、被告及刘晓燕召开股东会议，会议决议如下：公司注册资金3000000元不变，同意黄克将其所持有公司的600000元出资（占注册资金的20%）全部转让给刘晓燕，转让后黄克退出股东会。现各股东在公司的出资情况为：邱鸿谋出资1800000元，刘晓燕出资1200000元。原、被告及刘晓燕均在该决议签字确认。 2018年3月22日，原告向被告邮寄《有关尽快支付股权款垫款事宜函》一份，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6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20%）股权出资垫付款，被告于2018年3月26日签收该函件。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系要求被告向其支付代垫的公司注册资本，因此，本案案由应为股东出资纠纷。综合当事人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向原告偿还股权出资款。 对于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结合广西广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度会师验字（2013）第A0846号《验资报告》以及被告于2013年4月26日出具的《关于申办“广西泰昌鸿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投资问题上黄克作出如下声明》可知，被告认可原告及案外人莫江玲已实际出资3000000元，其中原告投资21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70%），莫江玲投资9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30%），但2013年12月5日的《收条》载明，被告通过用自己的房屋抵押贷款520000元，作为其投资额的一部分，公司及当时的公司股东莫江玲、黄克对此签章确认,2014年3月8日的公司《章程修改案》载明，被告实缴金额为6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20%），原告在该《章程修改案》中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综上，原告主张被告作为股东未实际出资，缺乏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至于《被告退出股东的函件说明》中载明该笔抵押房屋所贷的520000元投资款已由公司向银行还清，本院认为，被告已向公司支付投资款，被告是否应偿还该笔款项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另外，原告认为剩余投资款200000元已由案外人何晓露通过诉讼得以返还，本院认为，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何晓露对公司的200000元债权即为被告所支付的投资款，被告亦不予认可，故原告诉请返还，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邱鸿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101元（原告已向本院预交），由原告邱鸿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章 嵘 人民陪审员  郑敏琳 人民陪审员  银 燕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何柳芳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