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宁04民终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旭明，男，1979年8月3日出生，汉族，宁夏彭阳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宁夏彭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辉，甘肃凌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立林，男，196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宁夏彭阳县人，高中文化，居民，住宁夏彭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云安，宁夏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永红，女，1979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宁夏彭阳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宁夏彭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强，男，1963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宁夏彭阳县人，大专文化，工人，住宁夏彭阳县。 上诉人闫旭明、杨立林因与被上诉人吴永红、闫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人民法院（2018）宁0425民初2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旭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辉、上诉人杨立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云安、被上诉人吴永红、闫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旭明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杨立林的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杨立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2017年6月7日，闫旭明收到杨立林借款本金48750元，并不是65000元。2017年6月，闫旭明需要借款5万元，与杨立林达成合意后，口头约定：杨立林出借5万元给闫旭明，月息1250元(月利率2.5％)。杨立林要求闫旭明按其要求在65000元《借款借据》和《收条》上签字，才能拿到借款，否则不能借款。由于急需资金，闫旭明无奈答应杨立林要求，在上述条据上签字。当日杨立林从5万元内扣除第一个月利息1250元，向闫旭明实际交付现金48750元。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杨立林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借款合同》无效，但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一条、《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处理。2.一审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无效，却以《借款合同》所列的虚假的65000元作为定案依据，明显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3.杨立林与闫旭明之间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是不当得利关系，一审依据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本案，显属法律适用错误。三、杨立林涉嫌刑事犯罪，依法应当将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现依法请求人民法院支持闫旭明的上诉请求。 杨立林辩称，一、关于借款本金的问题。借款合同、借据、收据以及支付凭证均能看出，借款为65000元，闫旭明称借款存在欺诈，借款本金48750元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二、针对闫旭明所称的不当得利问题。作为不当得利其主要法律特征为一方受损、一方得利，而本案系双方签订合同，对借款本金、借期、借款用途以及借款有关事宜进行了约定，不属于不当得利。三、关于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杨立林涉嫌刑事犯罪，但对于涉嫌什么罪名、犯罪是如何构成的均没有进行论述，而本案的事实为双方当事人合意签订借款合同并按照合同支付的相关借款，与刑事案件没有关系，故请求驳回闫旭明的上诉请求。 杨立林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杨立林原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闫旭明、吴永红、闫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杨立林与闫旭明、吴永红、闫强之间的借贷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错误。1.本案基本法律关系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杨立林与闫旭明、吴永红、闫强之间为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相互资金融通的行为，未成立非法金融机构，也未擅自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2.认定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事实不清，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非法从事银行类业务、非法从事证券类业务和非法从事保险类业务活动等，且从事非法金融业务以营利为主，约定利息明显高于法定利息。同时双方之间的借款用途及利息均符合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存在反复性、营业性的情形。二、原审法院认定杨立林与闫旭明、吴永红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错误。1.本案中上诉人出借的资金系个人现金或存款，并非是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或吸收公众存款，被上诉人闫旭明、吴永红借款用途系资金周转即合法，双方约定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年利率24％。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本案中双方均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属于有效借贷行为，其所签订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无效合同构成要件。三、原审法院认定杨立林与闫强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错误。闫强签订的《担保合同》对该借贷行为及逾期还款责任予以担保，符合闫强的主观意愿，担保合同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均合法，并依照法律的规定而发生，故闫强签订的《担保合同》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四、原审法院对借款利息及本金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杨立林与闫旭明、吴永红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对于利息做了明确约定，且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对于利息支付应以该约定为准即每月1250元。原审法院认定资金占用期间年利率按照6％计算无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即便是超出法律规定支付利息，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将支付利息中的12950元冲抵借款本金65000元无法律依据。 闫旭明辩称，一审认定杨立林从事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放贷的业务是违法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是正确的。杨立林的上诉请求中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错误的，此事实已经在一审判决中认定的很清楚。二、闫旭明向杨立林借款48750元是有证人证言证实，而非65000元。三、担保合同当然无效，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当然无效。四、利息的问题，因为借款合同无效，闫旭明和杨立林的基础法律关系无效，所以二人之间是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因此，一审判决按照年利率6%支付是错误的。 吴永红辩称，与闫旭明的辩称意见一致。 闫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杨立林的上诉请求。 杨立林一审诉讼请求：1.闫旭明、吴永红返还借款65000元及截至起诉之日利息2600元，合计67600元，逾期部分按照月利率24%支付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2.闫强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闫旭明与吴永红系夫妻关系。2017年6月7日，闫旭明、吴永红以工程资金周转为由向杨立林借款65000元，约定借款利息为每月1250元，借款期限从2017年6月7日至2018年5月6日，按月清偿利息，到期还本。闫强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借款到期之日起2年，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逾期还款利息和违约金，以及借款方为实现上述权利而支出的差旅费、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全部必要费用。借款后，闫旭明、吴永红支付借款期内利息13750元，截至2018年8月7日，闫旭明、吴永红支付逾期利息3750元。闫旭明、吴永红共向杨立林支付利息17500元。 另查明，2015年11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彭民初字第141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4年3月19日，虎秉禄、杨秉梅夫妻因投资工程缺少资金为由经李玮担保在杨立林处借款5万元，合同约定借款期限5个月（自2014年3月19日至2014年8月18日），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逾期在合同约定的月利率基础上上浮3%计收罚息。 2016年6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宁0425民初55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4年12月29日，张志东、刘玲霞向杨立林借款72000元，约定2015年5月28日还款，月利率2.084%，逾期利率在原利率基础上上浮3%。同时杨立林与杨成峰约定，杨成峰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保证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期满后2年。 2017年11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宁0425民初214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4年3月27日，张秉军、张爱霞借杨立林款7万元，约定月利率2.5%，2015年11月26日返还，即每月利息1750元。张爱红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2014年8月27日，张秉军、张爱霞又借杨立林款4万元，约定月利率2.5%、每月利息1000元、2015年2月26日返还。 2018年5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宁0425民初33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6年3月1日，陈生姬、王小琴因经营周转在杨立林处借款18万元，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利息每月3750元，逾期利率为借款期内利率基础上浮3%。陈生姬、王小琴就上述借款向杨立林出具了18万元的借款借据1份，双方签订借款合同1份，张荣科、姬生科以担保人身份签字确认，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及实现上述权利支出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满二年。 2018年5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宁0425民初46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6年10月21日，冯满银向杨立林借款65000元,2017年9月20日到期，月息1250元，逾期每日按剩余借款的5%计算违约金，同时按借款利率基础上上浮3%计算逾期利息。张伟文为冯满银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保证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限为借款到期之日起两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如何认定涉案《借款合同》的效力；（二）如何认定涉案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闫强应否承担责任；（三）闫旭明、吴永红支付的17500元利息应如何处理。 （一）关于涉案《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杨立林贷款对象主体众多，除了一审债务人闫旭明、吴永红以外，杨立林于2014年至2017年间分别向虎秉禄、张志东、张秉军、陈生姬、冯满银等出借资金，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无效。 （二）、关于涉案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闫强应否承担责任问题。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关于“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定，主合同《个人借款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保证合同》也无效。担保法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无证据证实闫强知道杨立林违反法律规定从事高利放贷业务，对导致担保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关于债务人闫旭明、吴永红已经支付的17500元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截至2018年8月7日，闫旭明、吴永红分数笔向杨立林支付利息合计17500元，涉案《借款合同》认定无效，鉴于杨立林与闫旭明、吴永红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有别于向金融机构借款，本院酌定将利率调整为按照资金占用期间年利率6%计算。借款到期时间为2018年5月6日，闫旭明、吴永红将利息支付至2018年8月7日，该笔借款的利息为4550元（计算方式：以6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7日至2018年8月7日期间，按照年利率6%计算）。因此，截至2018年8月7日，涉案借款的利息合计4550元，闫旭明、吴永红已经支付的17500元，先冲抵上述利息后尚余12950元。该部分余款依法冲抵借款本金65000元后，闫旭明、吴永红尚欠杨立林52050元借款本金。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闫旭明、吴永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杨立林5205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5205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杨立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0元，减半收取计745元，由杨立林负担175元，由闫旭明、吴永红负担550元。 二审中闫旭明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借款合同复印件一份及还款收据一张。欲证明杨立林对外签订借款合同时均采用的是阴阳合同的形式，涉嫌套路贷。证据二：与杨立林有关的生效判决书目录复印件5张。欲证明杨立林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从事放贷业务，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欲证明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第十九条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驳回起诉。申请证人刘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欲证明：刘某某曾实际向杨立林借款4万元，借款合同上写的是5万元。杨立林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借款合同原件一份7页及还款收据一张,此借款合同来源不明，举证时并未表述该合同的来源，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不属于民事证据所称的新证据。证据二：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其次法律并未规定同一主体并不可以向其他人借款，杨立林的每一笔借款都是经借贷双方充分协商合意形成的，人员均是特定的，民间借贷中不存在阴阳合同。证据三：此证据与本案法律关系、证据法律释明、适用法律方面均不相同，与本案在事实、判例方面均无关联性。其次，证人证言不属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吴永红、闫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闫旭明提交借款合同及还款收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闫旭明主张的实际借款数额为48750元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其提供的其他与杨立林有关的生效判决书目录，只能证明杨立林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只反映了对无效借贷合同的认定及处理，并非人民法院对无效民间借贷合同应当驳回原告起诉的依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人证言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除一审查明的事实，审理中还发现仅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以杨立林为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50余件。杨立林未经批准，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发放贷款以赚取高额利息，其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该行为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案涉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并根据无效合同处理的原则，对闫旭明、吴永红已付的17500元，酌情确定冲抵利息4550元后将剩余12950元抵扣借款本金，由闫旭明、吴永红返还杨立林抵扣后的借款本金52050元，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杨立林上诉主张案涉民间借贷合同有效，并按照有效合同计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借款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保证合同也无效。”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保证人闫强在订立合同时存在过错，故闫强不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杨立林上诉主张闫强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不予支持。杨立林与闫旭明、吴永红双方签订借款合同以及支付借款凭证均证明杨立林实际支付借款65000元，闫旭明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实际交付现金48750元的事实，故对闫旭明的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闫旭明上诉主张借款合同无效应按不当得利定性处理的理由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犯罪，故不属于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处理情形。闫旭明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对该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闫旭明、杨立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80元，由杨立林负担1490元，由闫旭明、吴永红负担14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穆存忠 审判员  石 磊 审判员  杨忠清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书记员  宋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