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民终5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信阳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大楼**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007957185411。法定代表人：李煌，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丁雄，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涛，公司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宝平，男，1966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顺生，河南信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宝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18）豫1503民初5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丁雄、崔涛、被上诉人王宝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顺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18）豫1503民初587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宝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原告是以“股东名册记载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股东名册记载纠纷”不属于合同纠纷案由，原审法院擅自变更案由将其变为合同纠纷未向上诉人告知释明。《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第十六条约定：“争议处理：……如协商不成可向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该协协议签订地为福州市鼓楼区”，本案如为合同纠纷，原审法院没有管辖权。二、原审法院依据《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审理并判决本案，但签订《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的当事人均为自然人，且均是福州中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讯公司）股东。上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如果按照合同纠纷审理，也应当依法将《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当事人、中讯公司及上诉人工商登记的全体股东追加为当事人，原审法院的做法明显错误。三、原审判决认定“……原告、李乃贤、杨岩、李祖涯、李乃济、王宝海、李友良、林秋棋、林英建均系被告公司的隐名股东”错误。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作为隐名股东必须具有上诉人的股权代持人即显名股东。上诉人章程及工商登记显示，上诉人仅有三名股东李煌（持股85%）、朱立锋（持股10%）、中讯公司（持股5%），李煌系代中讯公司持股。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股东中均不具有任何股权代持人，无法认定为上诉人的隐名股东。原审判决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登记于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既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也严重侵犯了中讯公司全体股东、上诉人工商登记全体股东的合法财产权。四、原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系中讯公司出资人、股东，而非上诉人的出资人、股东，其仅是上诉人的关联人，无权基于一份出资在中讯公司和上诉人同时拥有两份相同投资额股权。2010年12月20日，李乃贤、王宝平、王宝海、李乃济、李煌、李祖涯、郑时安、林秋棋、朱立锋、杨岩等十人达成股东会决议，同意成立中讯公司以收购上诉人100%股权，在中讯公司成立之前暂委托中华电信（香港）国际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磁珠（香港）粉末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若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中讯公司未完成公司设立程序，全体股东决定暂由李煌、朱立锋、林英建三人作为上诉人工商登记注册的名义股东，待中讯公司依法成立后再将受让的上诉人100%股权转至中讯公司名下。2013年3月26日中讯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乃贤，被上诉人等为股东。被上诉人向中讯公司进行了出资，并非向上诉人实际出资，上诉人的实际出资人是中讯公司。被上诉人未实际委托任何人在上诉人代持其股份，并非上诉人的隐名股东。2、《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中所谓的股东是指中讯公司股东。2016年11月1日李乃贤与被上诉人分别作为中讯公司甲、乙两组股东代表签订了《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约定上诉人名下的1号地、2号地由甲组负责开发经营，3号地由乙组负责开发经营。3、被上诉人参与上诉人经营管理是受中讯公司委派，以中讯公司代表身份参与上诉人的经营管理，而非以个人或者股东身份参与经营管理。五、原审法院曲解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称其是上诉人的实际出资人与客观实际不符。退一步讲，假设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实际出资人，未得到上诉人股东半数以上的同意，其诉求不应被法院支持。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认为“上述规定的“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隐名股东显明前置条件，是针对公司其他股东并不知道实际出资人存在的情形，目的在于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及稳定性。本案中，被告公司从2010年股权改制以来，无论从资金出资，还是重大事项的决策、经营管理，原告均以实际股东身份参与，仅仅是未向其颁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并在工商登记中予以显示股东身份。……”，显然是对法律规定进行歪曲理解，任意设置法律适用的前提条件。王宝平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案由、管辖权问题。答辩人起诉时，可以依据自己对案件的认识提出案由，人民法院审理时，认为当事人提出的案由不当的，可以调整案由。上诉人认为原审存在管辖问题，应当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且已经答辩的，视为认可管辖。在二审中提出管辖权，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一审不存在管辖不当问题。二、一审审理、判决依据问题。原审判决，依据的是查明的事实作出的判决。“股东分地协议书”只是一份证据，该证据证明了案件的部分事实。上诉人认为一审是依据“股东分地协议书”审理并判决。是臆想。“股东分地协议书”是兴合公司全体股东共同意识表示的文字化，具有股东决议性质，全体股东及兴合公司均应当遵守。兴合公司是法人，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不是自然人，其本身不能实施民事行为，其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从事各种民事活动，均是通过其股东、董事、经理等人完成。股东签订“股东分地协议书”是职务行为，是公司行为，对股东和公司均具有效力。被答辩人机械的套用“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混淆视听。三、王宝平从2010年起就是兴合公司的股东，兴合公司有股东12人，2011年王宝平对兴合公司出资5610万元，有兴合公司给王宝平开具的收款收据为证。2013年，王宝平又成为中讯公司的股东，中讯公司股东7人，该7名股东的股金均是从兴合公司借的。四、中讯公司2013年成立后至今，未进行任何经营活动。也没有对兴合公司进行所谓的收购，没有收购事实。中讯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还是从兴合公司借的，其根本没有资金能力收购兴合公司。五、“股东分地协议书”所分的地，是兴合公司名下的地，分地块经营的主体是兴合公司的股东，与中讯公司无关。进行房地产开发的主体，是兴合公司，而非中讯公司。王宝平参与兴合公司的经营、管理等活动，参加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是基于其对兴合公司有大量出资而成为兴合公司的股东，股东依法行使的权利。不存在所谓的中讯公司“委派”。王宝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兴合公司给原告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并将原告记载于股东名册。2、判令被告兴合公司将原告出资及股东身份登记于被告兴合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1月22日，被告兴合公司在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成立之初，企业性质为外资独资企业，2011年通过股权转让变更为内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公司改制之后召开的股东会、董事会，原告多次参加，并以实际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被告兴合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为李煌，目前注册资本600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李煌（持股85%）、朱立锋（持股10%）、福州中讯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福州中讯投资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在福建省连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乃贤，注册资本100万元，登记股东有李煌、杨岩、余熙、李祖涯、原告、李乃济、李乃贤7人，王宝海以原告的名义在该公司投资。该公司的注册资本100万元，系由被告兴合公司借款给各股东作为出资。为解决成立福州中讯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被告兴合公司于2013年3月9日召开了董事会，该董事会会议决议：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会议通过将公司资金100万元分别借给李乃贤317100元、原告237300元、李祖涯91100元、杨岩103400元、余熙92400元、李煌97400元、李乃济61300元等7人名下，借款用途为注册福州中讯投资有限公司。从汇款日起期限五年，免收利息。2010年12月20日，经协商，原告、李乃贤、朱立锋、杨岩、李煌、李祖涯、李乃济、王宝海、李友良、林秋棋、林英建签订一份《股东协议书》，约定：本协议12名股东均接受2011年3月以中华电信（香港）国际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磁珠（香港）粉末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受让被告兴合公司100%股权，并将收购后的外资独资企业变更为内资有限责任公司，现被告兴合公司实际投资各股东达成如下协议，即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万元，截止本协议签订日全体股东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9346万元，其中李乃贤出资8364万元，占比例28.5%；原告出资4110万元，占比例14.01%；李煌出资1919万元，占比例6.54%；李乃济出资1616万元，占比例5.51%；王宝海出资1500万元，占比例5.11%；……。今后被告兴合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相关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名义出资，实际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应以本协议及《出资证明书》确认的金额比例为准，本股东协议与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登记的相关材料及信息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李乃贤、李煌、李乃济、王宝海等12名股东分别在协议上签名。原告、王宝海以董事身份于2012年2月17日参加了被告兴合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该会议选举王宝海为执行董事；原告、王宝海以股东身份于2013年2月15日参加了股东会；原告、王宝海以董事身份于2013年3月9日参加了被告兴合公司董事会；2013年8月20日，由王宝海主持，原告、王宝海等参加的名为董事会，实际为股东会，记录了本次的股东会表决结果。后，原告、王宝海以董事身份于2013年11月19日、2014年2月7日、2014年3月2日、2014年3月8日参加了被告兴合公司董事会。被告兴合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位于信阳市羊山××区三宗土地使用权，为便于区分分别成为1号地、2号地、3号地。因被告兴合公司股东对经营存在分歧，2016年10月30日，由李乃贤主持召开被告兴合公司股东会，股东李乃贤、原告（王保海委托原告表决）、朱立锋、杨岩、郑时安、李祖涯、李乃济、李煌（李友良委托李煌表决）参加了股东会，形成了《福州中讯投资有限公司、兴合公司股东决议书》，决定：全体股东分为甲、乙两组，各组自主经营，其中原告、王宝海为乙组，该组股东授权原告为代表；其余股东为甲组，该组股东授权李乃贤为代表。甲、乙两组于2016年11月1日签订了《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作为被告兴合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附件，该协议约定：截止本协议签订日各方投资及股权情况，双方共投资29372万元，甲组投资22708万元，乙组投资6664万元。甲组经营1号地、2号地，乙组经营3号地。股东会职责为负责处理分地前公司及股东之间所有遗留问题，分地日起凡涉及双方公共事务需要表决处理时，均按新的股权比例行使股东权利，对涉及被告兴合公司所有公关费用（含税费）的均按所分配地块面积占公司三块地面积之和的比例承担。原告与王宝海的股份之和统一以原告名义登记于被告公司名册，在乙组原告首期分地差额款1000万元按约支付后二个月内，按新的股份比例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登记手续，甲乙双方可指派一名人员共管法人公章，分地日起被告兴合公司不设立公司层次董事会，甲乙双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中第十二条同时约定：协议各方若发生违约或不履行其他义务的除依约承担违约责任外，同时相对方可采取冻结不予为其办理公司及其股东间的所有手续，直至完全履约和完全履行相关义务为止。2016年11月1日，李乃贤、原告作为甲、乙两组代表签订一份被告兴合公司《公章管理办法》，规定：为防范风险，甲乙双方可指派一名具有约定资格的人员作为代表参与被告兴合公司法人公章进行双方监控管理，……。根据上述规定，甲、乙双方将被告公司法人公章存放于中国农业银行信阳浉河支行保管箱中，甲方持有保管箱密码，乙方持有保管箱钥匙。还查明：按照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内容显示，截止该签订前，原告分批向被告兴合公司出资5164万元。2016年11月29日、30日，原告按约定支付了首期分地差额款1000万元。2018年9月4日，经营被告兴合公司土地的甲组向乙组的原告发出通知，通知原告按照34.74%的比例承担税款。为此，原告认为2016年11月30日被告兴合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作为决议附件的《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证明分地块经营系经被告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按新的股权比例办理变更登记，原告的股权份额增至34.74%，与《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分地后，按新的股权比例行使股东权利，承担各项税费相符。原告王宝平将首期分地差额款1000万元出资到位后两个月内，被告公司未能按照股东会决议及《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的约定将原告的股东身份向工商部门登记，双方为此产生重大分歧，多次协商未果，并引发诉讼。上述事实，由原、被告提供的相应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股东是指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者，是持有公司股份的人，有权出席公司股东大会并享有表决权，股东有注册股东和隐名股东。就本案查明的事实，根据2010年12月20日作为被告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即原告、李乃贤、朱立锋、杨岩、李煌、李祖涯、李乃济、王宝海、李友良、林秋棋、林英建签订的《股东协议书》可证明被告公司的注册资本虽为人民币6000万元，但截止该协议签订日全体出资人实际出资总额为人民币29346万元。其中李乃贤出资8364万元，占比例28.5%；原告出资4110万元，占比例14.01%；李煌出资1919万元，占比例6.54%；李乃济出资1616万元，占比例5.51%；王宝海出资1500万元，占比例5.11%。同时根据该2010年12月20日《股东协议书》的约定内容“今后被告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相关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名义出资，实际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应以本协议及《出资证明书》确认的金额比例为准，本股东协议与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登记的相关材料及信息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可证明原告、李乃贤、杨岩、李祖涯、李乃济、王宝海、李友良、林秋棋、林英建均系被告公司的隐名股东。虽然2010年12月20日《股东协议书》记载的实际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与被告公司目前公司登记的股东出资信息不一致，结合原告已进行了实际出资，并多次参加被告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参与公司的决策、经营管理的事实，也足以印证原告具有被告公司的隐名股东身份。况且《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中内容也明确承认原告王宝平在被告兴合公司的股东身份。庭审中，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王宝平有违约和不履行其他债务的行为。按照《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的约定，即使原告王宝平存在违约和不履行其他债务的行为，协议约定也仅仅是冻结迟延办理相关股东手续，而非否认原告的股份身份。庭审中被告辩称原告系福州中讯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系被告公司的关联人，不是被告公司的股东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作为福州中讯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已是客观事实，但这与原告同时具备被告兴合公司股东身份并不冲突。首先被告兴合公司成立早于福州中讯投资有限公司，早在2011年被告公司股权转让和改制中，原告是作为实际出资人出资4110万，之后更是多次参加股东会及董事会，参与管理和决策。被告主张原告作为被告兴合公司的关联人，被告兴合公司成立福州中讯投资有限公司是为了由该公司收购自己，目的是为避税。截止庭审终结前，被告公司尚未能提供福州中讯投资有限公司意图计划或已着手实施收购被告公司的证据，且从目前两个公司的运营规模及注册资本来分析，显然不具备可操作性。故被告的上述辩称理由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庭审中被告辩称即使原告为被告兴合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4条第3款，其为得到被告兴合公司股东半数以上的同意，其诉求不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上述规定的“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隐名股东显明前置条件，是针对公司其他股东并不知道实际出资人存在的情形，目的在于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及稳定性。本案中，被告公司从2010年股权改制以来，无论从资金出资，还是重大事项的决策、经营管理，原告均以实际股东身份参与，仅仅是未向其颁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并在工商登记中予以显示股东身份。2016年10月30日被告兴合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中关于“兴合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分地块经营及原告与王宝海的股份之和以原告的名义登记，并在首期分地差额款按约定支付后二个月内按新的股权比例办理变更登记”的内容，也再次证明全体股东已同意原告的隐名股东显明登记。事实上2016年11月29日、30日，原告代表分地协议的乙组也按照上述约定支付了甲组1000万元分地差额款，故原告依据上述约定要求被告履行原告作为隐名股东显明登记义务，事实清楚且于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被告辩称需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按照分地块经营协议书约定补偿甲组的1000万元是否应当认定为原告对被告公司增加的出资。本院认为，虽然，上述1000万元是补偿甲组所在的股东，公司不是实际受益人，但从被告兴合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出具的收条内容“该款由本公司依照前述协议归还相关股东”来分析，被告公司再将1000万元返还相关股东之后，公司可支配资金并没有减少。上述行为直接产生的法律后果是甲组所在股东实际出资减少了1000万元，原告所在乙组股东对公司实际出资增加了1000万元，上述1000万元实质是分地块经营协议书确定的被告兴合公司内部甲乙两组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故在被告公司所有股东总出资额不变的情况下，原告补偿甲组股东的1000万元应认定为原告对被告公司增加的出资。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其股东身份登记于被告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中，既是公司法规定的被告公司履行原告作为隐名股东显明登记的义务，也是原告作为公司股东应当享有的权利。截止庭审总结前，原告已实际向被告公司出资7664万元（包含以其名义登记的王宝海1500万元及已缴纳的1000万元分地差额款），上述出资已实际超出被告公司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6000万元，如果按照原告现有实际出资向其出具出资证明书，则必然会出现股东实际出资与工商登记出资及比例不一致的问题。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被告公司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及公平公正原则，按照原告现有的7664万元出资所占全部股东实际出资总额的比例，合理分配原告的出资金额及股权比例，并提交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后修改公司章程，然后将上述结论提交工商部门进行备案。关于出资证明书及工商登记档案中如何记载原告的出资金额及出资比例的具体问题不是能够通过本次诉讼简单而直接所能解决的。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向原告王宝平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并将原告王宝平记载于股东名册。二、被告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完成上述判决第一项载明的义务后，应当于30日内将原告王宝平的出资及股东身份登记于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本案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福州中讯投资有限公司与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其出具的关于王宝平、王宝海代表中讯公司参与兴合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说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中华电信（香港）国际有限公司系注册登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司法人，其出具的证明书未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且两份书证均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2018）豫15民终4690号民事判决书系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应予采信，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其已就该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再审的质证意见不影响证据本身的效力。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围绕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宝平是否为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出资人。本院综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认为王宝平是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出资人。理由如下：一、2010年12月20日王宝平等人签订的《股东协议书》约定，今后兴合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相关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名义出资，实际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应以本协议及《出资证明书》确认的金额及比例为准；本股东协议与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登记的相关材料和信息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该《股东协议书》系王宝平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生效。《股东协议书》对王宝平的出资额、出资比例以及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作出明确约定，王宝平也已经按照《股东协议书》约定实际出资并多次参加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在公司股东对经营存在分歧之前，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未对王宝平的股东身份提出异议。二、2016年11月1日，甲组股东代表李乃贤与乙组股东代表王宝平签订的《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约定，该股东会按分地前各股东的实际投资所持有公司股权比例享有表决权；分地日起凡涉及双方的公共事务需要表决处理时，均按新的股权比例行使股东权利；王宝平和王宝海的股份之和统一以王宝平名义登记于兴合公司股东名册，在王宝平首期分地差额款按约支付后二个月内，按新的股份比例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登记手续。《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签订后，王宝平已按约定支付分地差额款1000万元，故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按照《股东分地块经营协议书》约定将王宝平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股权登记手续。三、（2018）豫15民终4690号民事判决书系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该生效法律文书对王宝平是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出资人的事实作出认定，依法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股东姓名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将股东姓名向登记机关登记是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也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王宝平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将王宝平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将王宝平的出资及股东身份登记于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无管辖权的问题，因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并进行了应诉答辩，视为一审法院有管辖权，对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信阳兴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买戈良审判员  胡晓峰审判员  周振力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