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2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英，女，1969年10月27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红兵，山西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荣，女，1937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姬冬生，男196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忠生，男，196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诉人刘文英与被上诉人刘秀荣、刘忠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1民初15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文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刘秀荣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刘秀荣已经将该房屋赠与给刘忠生和刘文英。刘秀荣系刘忠生的母亲，刘忠生和刘文英于2002年结婚，两人婚姻介绍人可以证明，刘秀荣承诺将涉案房屋赠与给刘忠生和刘文英，并且赠与该房屋给二人也是当时二人结婚约定的条件，二人也是在此房屋结的婚，婚后也一直是在该房屋居住，并收取临街商铺的租金。2016年，刘忠生和刘文英因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各项花费也较大，而自己也没有实际稳定的经济来源，刘秀荣作为老人就说：“你们将西城区新街口的房子卖了吧，好供孩子上学，你们再做点生意，自己养活自己。”因办理过户需要交纳巨额税费，故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该房屋一直登记在刘秀荣名下。刘秀荣自愿出具了委托书，办理了委托公证，由刘文英联系买家，将房子出售。同时，刘秀荣将自己的银行卡及密码交付给刘文英，进一步证明刘秀荣同意由刘忠生和刘文英自由处分该售房款。由此可见，刘秀荣的委托行为虽然名为委托售房，实为赠与。现刘秀荣的赠与行为已经完成，并且刘忠生和刘文英也对该赠与行为接受，即已经实际占有并使用该房屋多年。在出售该房屋时，刘秀荣也是积极配合的，并出具了委托公证文书，将自己的银行卡和卡密码交付给刘忠生和刘文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该赠与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二、刘文英已经将赠与的财产进行了合理处分，该赠与的财产，现已全部用于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其中供小女儿在北京八中国际校学习共计花费100余万元，家里生活开支100余万元，给大女儿50余万元创业起步资金，在北京投资100余万元成立了一家木材加工公司，因环保要求已经停业，2018年年初又在山西投资200余万元成立了一家公司，现公司正在建设中。三、刘忠生和刘文英尽到了作为儿子和儿媳应尽的赡养义务。自2017年11月，刘秀荣腿部有病，分两次做手术更换双腿膝盖骨，术前、术中和术后一直都是由刘忠生和刘文英悉心照顾，并且家中的一切开支均由刘忠生和刘文英负担，尽到了作为子、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刘文英在开办新企业期间，因忙于疏通各方面关系，与刘忠生沟通较少，双方之间可能产生了一些矛盾，导致刘忠生在一审庭审中说了一些不真实的话，否认赠与房屋这一事实。一审判决在没有查明以上事实并综合考虑的情况下，径行认定本案争议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认定事实不清。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对本案争议的事实归纳为“卖房款”是否属于赠与。首先，赠与早在2002年刘忠生和刘文英结婚时就已经履行，即将涉案房屋交付给刘忠生和刘文英居住和收取租金，只是考虑税费原因没有办理物权变更。其次，在因经济困难需要卖房时，刘秀荣是积极配合的，因为该房屋早已经赠给了刘忠生和刘文英，其也认可这一事实，其出具委托是房屋买卖物权变更形式上的要求，具体房屋卖多少钱，如何交付等相关手续和情况其均不参与，所得卖房款如何处置也是刘忠生和刘文英的事情。现该房屋已经卖出，刘秀荣对该卖房款主张全额返还并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在没有查明本案事实的情形下，仅仅依据委托合同，直接适用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进行裁判，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刘秀荣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秀荣委托儿媳刘文英卖房，从未有过赠与房屋的意思表示。刘秀荣因为年事已高又多病，才委托刘文英办理卖房事宜。刘秀荣家中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还是残疾人，没有生活来源，不可能将涉案房屋赠与刘忠生和刘文英。刘文英将卖房款私自处分，属于非法占有卖房款的行为。刘忠生和刘文英没有生活来源，与本案无关。刘文英所称赡养刘秀荣事宜与本案无关。刘忠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忠生与刘文英是经案外人介绍于2001年相识并结婚的，当时刘文英带着自己上小学的女儿嫁给刘忠生。刘秀荣从未表示要将涉案房屋赠与刘忠生与刘文英。2017年北京市政府治理街道拆墙打洞，刘文英与刘忠生开的小卖部被拆了，没有了经济收入，刘文英就让刘秀荣把涉案房屋卖掉。刘秀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刘文英、刘忠生返还刘秀荣售房款675万元及利息（以67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9月4日起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2.保全费5000元由刘文英、刘忠生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秀荣系刘忠生之母，刘忠生、刘文英系夫妻。2017年2月9日，刘秀荣因身体不便委托儿媳刘文英出售其名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10号7门2号（房权证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房产，双方签订了《委托书》并办理了公证。后刘文英代理刘秀荣将该房产以675万元出售给杨兆锋，卖房款由刘文英、刘忠生占有，未返还刘秀荣。上述事实，有庭审证据在案佐证，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法院予以确认。争议的事实是刘文英、刘忠生占有的刘秀荣的卖房款是否属于赠予。刘文英主张其占有的卖房款属于赠予，但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刘忠生否认属于赠与行为。对此法院认定赠与不成立，对刘文英的主张，因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根据一审庭审证据，刘秀荣委托儿媳刘文英出售本案房屋后，刘文英应将卖房款675万元返还刘秀荣，委托事务完成后刘文英、刘忠生占有该卖房款没有法律依据。刘秀荣的诉讼请求，法院应予支持。刘文英主张其占有卖房款属于赠与，因没有相应证据证明，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判决：刘文英、刘忠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秀荣卖房款675万元并支付利息（以67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9月4日起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二审中，刘文英提交其与刘忠生的婚姻介绍人杨怡、张胜利的书面证人证言，用于证明刘文英与刘忠生结婚时，刘秀荣明确表示将涉案房屋赠与刘文英与刘忠生。刘秀荣和刘忠生均不认可证言的真实性。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赠与事实的证明，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房屋赠与是房屋所有权人对其重大财产的无偿处置行为。本案中，刘秀荣与刘文英、刘忠生未签订书面房屋赠与合同，涉案房屋在刘文英、刘忠生结婚后仍登记在刘秀荣名下，刘忠生又否认刘秀荣向其赠与房屋，故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房屋所有权人刘秀荣赠与房屋的意思表示。此外，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即使刘秀荣曾口头表示过赠与房屋的意思，但该房屋所有权一直未转移给刘文英、刘忠生，且刘秀荣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还可以随时撤销赠与，故刘文英受托出售房屋所得价款仍应归还刘秀荣。综上，刘文英上诉主张刘秀荣已将涉案房屋赠与刘文英、刘忠生，并据此主张刘文英有权自行处分出售房屋所得价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刘秀荣与刘文英、刘忠生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判令刘文英、刘忠生返还房屋价款，合法有据。综上所述，刘文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050元，由刘文英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兆晖审判员  曹 欣审判员  赵婧雪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付天缘书记员高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