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再78号 抗诉机关：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某1，男，2008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 法定代理人：王某，女，汉族，1988年10月30日出生，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系刘某1的母亲。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维义，男，198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系刘某1父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熊海东，贵州新黔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2，男，200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 法定代理人：刘某4，男，197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系刘某2父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路霄，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3，女，2008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永田，男，1976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系刘某3父亲。 申诉人刘某1、刘维义与被申诉人刘某2、刘某3、刘永田健康权纠纷一案，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2016）黔威民初249号民事判决，刘某1、刘维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日作出（2017）黔05民终1632号民事判决，刘某1、刘维义仍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以（2017）黔民申28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后，刘某1、刘维义向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检察院申诉。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检察院提请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生效判决提出抗诉，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黔检民（行）监【2018】52000000043号民事抗诉书，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民抗2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员额检察官王世义、检察官助理石凤娇出庭。申诉人刘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王某，申诉人刘维义，被申诉人刘某2的法定代理人刘某4、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宵，被申诉人刘永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刘某2生活在农村，但其起诉时要求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赔偿，应由其就该主张进行举证，但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径行按照城镇标准判赔，造成残疾赔偿金过高，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认为本院（2017）黔05民终1632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提出抗诉。 刘某1、刘维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刘某1未对刘某2实施侵权行为，对刘某2如何受伤亦不知情。原一、二审判决刘某1承担责任的主要证据是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法院依职权向威宁么站派出所调取的询问笔录，但该证据的取得过程及内容均存在严重瑕疵，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予采信。1、针对刘某1的询问笔录。公安机关制作该笔录时程序严重违法，对未成年人刘某1进行询问时，无刘某1的法定监护人在场，在笔录中签字的吴某老师实际未在场，公安机关对刘某1采取威胁等方式进行询问。刘某1作为一个仅年满7周岁的儿童被迫作出了与事实不符的陈述，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2、通过公安机关对其他5位当事人（刘某5、刘某2、刘某3、刘丙伦、刘丙于）所作询问笔录分析，也不能证明刘某1存在侵权行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5位当事人均明确表示没有看到刘某2是如何受伤的，仅有刘某3与刘丙伦陈述看到刘某1拿有石头玩，但也并未看到是刘某1用石头打伤了刘某2，同时更未明确说明同行一行人中只有刘某1拿有石头玩，而其他人没有拿有石头。同时，刘某3系本案被告之一，刘丙伦与刘某3又系亲姊妹关系，二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另外，公安机关在对上述当事人询问过程中，对刘某2受伤时间及刘某2本人对受伤时间的陈述存在多次矛盾。3、通过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来看，除了不能证明刘某1存在侵权行为之外，对于刘某2因何而受伤也不能证明。当天所有在场当事人的陈述均明确表示没有看到刘某2是如何受伤，是在听到刘某2哭泣以后才发现其头部受伤。对于本案侵权“事实”的认定，仅有刘某2陈述，而打伤刘某2的石头，刘某2陈述其带回家交给其母亲，但公安机关未收集到也未询问物证在何处。4、刘某1在向毕节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后，经过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认定的事实为“经查，2015年12月1日，刘某1、刘某3等人放学回家时，在田上村黑岩岔路口与刘某2相遇。后刘某2独自往回家的岔路行走，刘某1、刘某3等其他人往另一条位置略高的岔路行走，刘某2行走不远后被一块石头砸伤头部。”抗诉机关在抗诉过程中通过对本案基本事实的审查亦没有认定刘某2所受伤害系刘某1所实施。二、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以及本案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刘某2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刘某2诉请要求刘某1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三、本案若侵权事实成立，刘某2所主张的赔偿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主要是伤残赔偿金要求按城镇标准赔偿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再审请求：一、依法撤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6民初249号民事判决、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5民终1632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驳回刘某2对刘某1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某2承担。 刘某1答辩称，因刘某1诉讼期间取消了农村赔偿标准，统一按城镇标准赔偿，该赔偿标准是由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故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抗诉机关提出的抗诉理由不成立，请求维持一、二审判决。 刘某3、刘永田答辩称，以公安派出所调查的为证据，依法判决。 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四被告支付残疾赔偿金147477.84元、护理费7080元、营养费70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医疗费20090.41元、鉴定费410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后续治疗费50000元。共计247728.2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2、刘某1、刘维义、刘某3、刘永田均系么站镇田上村村民，刘某2、刘某1、刘某3均在么站镇石门小学读书。2015年12月1日下午放学后，刘某1、刘某3、刘某5、刘于、刘裴、刘丙伦等人一起从学校回家，行走至田上村黑岩岔路口处时与刘某2相遇。相遇后，刘某2独自往回家的岔路行走，刘某1、刘某3等其他人往另一条位置略高的岔路行走。刘某1在行走4米后，将拿在手中玩弄的石头向刘某2行走的方向扔去，将刘某2头部打伤，造成刘某2右颞顶部硬膜外小血肿、右颞顶骨凹陷性骨折。打伤刘某2后，刘某1独自径直离开。刘某2被打伤后，家人将其送至田上村熊家口子一私医处作简单治疗，并向威宁县公安局么站镇派出所报了警。当晚，刘某2家人又将其送至威宁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刘某2在威宁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9天，共用去检查及住院治疗费20230.41元。出院后刘某2分别在么站镇卫生院、威宁县人民医院、六盘水市人民医院作复查，共用去检查治疗费1091.20元。刘某2诉至一审法院后，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等进行鉴定，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为：一、刘某2受伤时：1.右颞顶部硬膜外小血肿、2.右颞顶骨凹陷性骨折。目前为颅脑损伤所致精神性障碍：1.认知功能受损、2.人格改变、3.社会功能轻度受损；二、刘某2此次损伤“颅脑损伤所致精神神经障碍：认知功能受损，人格改变，社会功能轻度受损”构成九级伤残（壹处），“右颞顶部6.0cm×4.4cm颅骨缺损区”构成十级伤残（壹处）；三、刘某2此次损伤自损伤之日起至鉴定前一天休息日为180日，营养期为60日，护理期为60日；四、刘某2后期治疗需50000元整。刘某2于鉴定时缴纳了鉴定费41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他人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侵权人理应得到赔偿。刘某1将刘某2打伤实属侵权行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刘某1系未成年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由其法定监护人刘维义代为承担。对于刘某2索赔的各项费用：1.残疾赔偿金，根据贵州省2015年相关统计数据应为24579.64×20×21%=103234.48元。2.护理费，根据贵州省2015年相关统计数据及鉴定意见，刘某2所主张的7080元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应予认可。3.营养费，根据贵州省2015年相关统计数据及鉴定意见应为100×60=60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贵州省2015年相关统计数据应为100×9=900元。5.医疗费，刘某2主张的20090.41元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应予认可。6.后续治疗费，应以鉴定意见为准，即50000元。7.精神抚慰金，结合刘某2的身体受损情况及鉴定意见，其所主张的10000元应予支持。8.鉴定费，应以鉴定机构出具的收据为准，即4100元。9.交通费，应以刘某2提交的交通费发票为准，即330元。以上费用共计201734.89元。刘某1于庭审中否认打伤刘某2，但未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实，应不予支持。刘维义于庭审中主张刘某1未打伤刘某2，么站镇派出所对刘某1进行询问时，无法定监护人在场，该询问笔录不真实，但亦未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实，应不予认可。刘某2主张刘某3为共同侵权人，但未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实，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由被告刘维义赔偿原告刘某2:残疾赔偿金103234.48元、护理费7080元、营养费6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医疗费20090.41元、后续治疗费50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4100元、交通费330元，共计201734.89元。并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刘某2对被告刘某3、刘永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8元，由原告刘某2负担345元，被告刘维义负担2163元。 刘某1、刘维义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6民初249号民事判决，驳回刘某2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相同。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某1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玩石头，石头飞出不幸砸中刘某2的头，造成刘某2头部受伤的事实，有刘某1在么站派出所解释询问时的陈述、同行学生的证人证言及威宁县公安局的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在卷为证，足以认定。刘某1在庭审中否认该事实，在二审中申请证人吴某、刘某5出庭作证，二审认为吴某和刘某5的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且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予采信。经二审审查，派出所民警对刘某1等学生进行询问时，有学校老师或监护人在场，故该询问符合法律规定，且刘维义没有证据证明该询问存在违法情形，故该询问笔录符合证据“三性”，依法予以采信。刘某1作为一年级学生，其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相适应，且其陈述的内容与相关证人证言相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该陈述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刘某1的行为与刘某2的受伤有因果关系并无不当。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16元由上诉人刘某1、刘维义负担。 本案再审争议焦点：1、生效判决认定刘某1侵权的事实是否清楚？2、生效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围绕本案再审争议焦点，再审程序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提供。 抗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八份询问笔录和两份书证。其中，询问笔录为：1.2018年4月9日对王某的询问笔录;2.2018年4月9日在对李文顺的询问笔录;3.2018年4月9日对孔令伟的询问笔录;4.2018年4月12日对朱启文的询问笔录;5.2018年4月12日对朱忠云的询问笔录;6.2018年4月9日对赵小正的询问笔录;7.2018年4月9日对吴某（学校老师）的询问笔录;8.2018年4月9日对陈龙的询问笔录（附2016年12月26日陈龙对吴某的询问笔录）。书证为：1.威宁么站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2.关于刘某2被打伤一案的情况说明。 刘某1、刘维义质证意见：1、对公诉机关出示的对王某的询问笔录的三性无异议。2、对李文顺的询问笔录中李文顺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而且李文顺在该笔录中明确说明，是否和孔令伟对刘某1所作笔录记不清，吴某是否在场也记不清，仅仅说明吴某既然在上面签字，肯定是在场的，是李文顺的分析推断。3、对朱忠云的询问笔录三性无异议。但通过朱忠云的陈述，并不能证明公安机关对刘某1询问时，吴某老师是否在场。4、对朱启文的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与对朱忠云的质证意见一致。5、对赵小正的询问笔录三性无异议，但通过该询问笔录进一步说明了，公安机关在对刘某1进行询问时，吴某老师并不在场。进一步佐证了刘某1、刘维义二审过程中提交的代理律师对吴某所作的笔录的内容的真实性。6、对吴某所作的询问笔录三性无异议。通过该询问笔录，吴某进一步陈述了公安机关在对刘某1做询问时，其根本不在场。也陈述了刘某1、刘维义的律师二审过程中对其所作笔录真实性。7、对陈龙的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与对赵小正的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一致。8、对孔令伟的询问笔录三性无异议，但对询问笔录中孔令伟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9、对接处警登记表三性无异议。10、对情况说明三性无异议。但根据该内容进一步证实，公安机关并未对本案的发生作出任何结论和认定，即刘某2受伤是否系刘某1所为。 刘某2质证意见：对赵小正和陈龙律师对吴某老师不在场的询问笔录有异议，其他均无异议。吴某老师前后陈述不在场的笔录互相矛盾，我方认为吴某在公安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签字，所以他是在场的。 刘某3、刘永田质证意见：无意见。 本案再审有争议的证据是：威宁县公安局么站派出所制作的询问笔录是否可以采信。有争议的事实是：刘某1是否对刘某2侵权。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经审查，威宁县公安局么站派出所针对未成年人刘某1、刘某3、刘丙伦、刘某5、刘丙余、刘某2制作的询问笔录，分别有学校老师或监护人在场，询问过程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刘某1、刘维义认为威宁县公安局么站派出所对刘某1制作笔录时，无法定监护人在场，且在笔录上签字的吴某老师也未实际在场，故公案机关对刘某1所作的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刘某1之母王某在向毕节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时，要求调查核实清楚派出所对刘某1作笔录时的真实过程。毕节市人民检察院根据刘某1之母申请，依职权对李文顺、孔令伟、朱启文、朱忠云、赵小正、吴某、陈龙作了询问笔录并调取了威宁么站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且提供了该派出所出具的《关于刘某2被打伤一案的情况说明》一份，上述证据已经各方当事人质证。经审查，李文顺在毕节市人民检察院的询问笔录中，针对“2015年12月2日10时10分至12时20分询问人李文顺，记录人孔令伟，被询问人刘某1”的询问笔录相关的询问：“是否你与孔令伟向刘某1作的？当时你们询问的具体地点是哪里？对刘某1的询问过程中，刘某1是如何回答的？刘某2被石头砸伤请你们公安机关出警，你是否清楚？笔录上显示吴某作为监护人在笔录上签字按印，你是否清楚？”李文顺回答均称“记不清了，记不起来了”，但却陈述：既然吴某在上面签字，就说明他肯定在场的。孔令伟在毕节市人民检察院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在对刘某1询问时，未讲过“你不讲，我们就让你家爸爸妈妈坐牢”这样的话，且陈述在对刘某1进行询问时，由朱忠云校长安排在吴某老师宿舍进行，朱忠云校长安排吴某老师参加询问，吴某老师除中途出去倒水、招呼学生很短的时间外，均全程在场。吴某老师了解对刘某1询问的全部内容，且最后看了笔录后签字按了手印。吴某在毕节市人民检察院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12月2日10时10分至12时20分询问人李文顺，记录人孔令伟，被询问人刘某1”的询问笔录是公安人员作完笔录后，喊去签字的，我没有全程参与公安人员的询问，让签字是为了证明公安来做了这件事，也证明他们没有打学生吓学生，且陈述“吴某”签字，不像我本人签字。本院认为，李文顺于2015年12月2日对刘某1进行询问，毕节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于2018年4月9日向他调查了解当时进行询问时的具体情况，时隔近三年时间，受个人记忆能力的影响，记不清，记不起来，符合记忆的一般规律。“既然吴某在上面签字，就说明他肯定在场的”的陈述，属于李文顺的个人意见，吴某是否在场，需要综合分析才能予以认定。孔令伟陈述对刘某1作询问笔录时的具体情况，其陈述与学校校长朱忠云的陈述佐证，真实可信，应予采信。吴某在检察机关的询问中，否认其在公安机关作询问笔录时在场，吴某系教师，中专文化，属于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2015年12月2日10时10分至12时20分询问人李文顺，记录人孔令伟，被询问人刘某1”的询问笔录中，有“我们在你们学校老师吴某在场的情况下询问你”的字样，如其不在场，其可以拒绝在笔录上签字；且公安人员在让其签字时，也告知签字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他们未打吓学生。吴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上签了字，其应当知道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证明公安对刘某1的询问合法。吴某在本案二审中、在陈龙律师（实为赵小正）对其进行询问中、在毕节市人民检察院对其询问过程中，均否认公安机关制作笔录时其在场，吴某的否认无证据佐证，其陈述不具有真实性，吴某否认不在场的证言不能证明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制作违法的事实，公安机关对刘某1制作的询问笔录具备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三性特征，一、二审采信作为定案依据正确。 经审查，在刘某1的询问笔录中，刘某1陈述其在放学回家路上捡起一石头玩，玩着玩着就把石头丢出去，就听到刘某2哭起来了。在刘某3、刘丙伦的询问笔录中，二人陈述见刘某1手里拿有石头玩。刘某1、刘某3、刘丙伦作出的陈述与其年龄、智力相当，且三人的陈述内容相互印证，故刘某1、刘某3、刘丙伦在公安的询问笔录，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案中，在公安机关对刘某1、刘某3、刘丙伦的询问笔录中，被询问人的陈述内容主要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相当，相关被询问人的陈述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刘某1等人在结伴回家的过程中，在刘某2被石头砸伤前，仅有刘某1一人手里拿着石头玩，并扔出石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刘某1丢石头打伤刘某2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一、二审认定该事实并无不当。 再审对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再审另查明,刘某2受伤后是其父母进行护理。刘某2因受伤害所造成的损失为：1、残疾赔偿金31024.85元；2、护理费708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4、营养费6000元；5、医疗费20090.41元；6、后续治疗费50000元；7、鉴定费4100元；8、交通费330元；9、精神抚慰金10000元。1-9项损失共计：129525.26元。 本案再审后，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本案中，刘某1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玩石头，石头飞出砸中刘某2的头部，造成刘某2头部受伤的事实，有刘某1在么站派出询问时的陈述、同行学生的证人证言、威宁县公安局么站派出所的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佐证，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刘某1、刘维义认为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均不能采信作为定案依据的再审理由不成立。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应当采信的具体理由阐述如前，不再赘述。同时，刘某1、刘维义主张刘某1在公安所作的笔录是受威胁而作的，亦无证据证明。对刘某1、刘维义称无相关证据证明刘某1打伤刘某2，故不应对刘某2进行赔偿的再审主张，不予采纳。 刘某2因受伤害所造成的损失：1、残疾赔偿金31024.85元。刘某2生活在农村，其起诉时要求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赔偿，因一、二审及再审中，刘某2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要求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赔偿所依据的事实，故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应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刘某2的残疾赔偿金核实为7386.87元/年（2015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ⅹ20年ⅹ21%=31024.85元，刘某2主张超过该数额部分，应不予支持。一、二审判决以城镇标准认定刘某2的残疾赔偿金为103234.48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审应予以纠正。2、护理费7080元。刘某2受伤后是其父母进行护理，其父母是农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护理费核实为48077元/年（2015年贵州省农、林、牧、渔业的平均工资）÷365天ⅹ60天=7903元，刘某2主张未超过该数额，应以刘某2的主张认定护理费。一、二审判决认定刘某2的护理费为7080元正确。3、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参照《毕节地区地级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毕地财事【2009】21号）之规定，核实为100元/天ⅹ9天=900元，刘某2主张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一、二审判决予以支持正确。4、营养费6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因鉴定营养期为60天，故参照住院伙食补助费的标准，核实为100元/天ⅹ60天=6000元，刘某2主张超过该数额部分，不予支持，一、二审判决确认营养费为6000元正确。5、医疗费20090.41元。虽然凭票计算为21321.61元，但刘某2主张为20090.41元，故以其主张确认医疗费，一、二审判决处理正确。6、后续治疗费50000元，根据鉴定意见确认，一、二审判决处理正确。7、鉴定费4100元，凭鉴定发票核实，一、二审判决处理正确。8、交通费330元，凭交通费发票核实，一、二审判决处理正确。9、精神抚慰金，鉴定刘某2伤情，一、二审认定为10000元并无不当，再审应予确认。1-9项损失共计：129525.26元。 综上所述，刘某1、刘维义认为刘某1未对刘某2实施侵权行为的再审理由不成立。但其主张若认定侵权事实成立，一、二审对刘某2的损失认定过高，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根据再审查明认定的损失，对一、二审判决进行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黔威民初249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7）黔05民终1632号民事判决； 二、由申诉人刘维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被申诉人刘某2129525.26元（包含残疾赔偿金31024.85元、护理费70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营养费6000元、医疗费20090.41元、后续治疗费50000元、鉴定费4100元、交通费33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 三、驳回被申诉人刘某2的其他原审诉讼请求； 四、驳回申诉人刘某1、刘维义的其他再审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508元，由被申诉人刘某2承担1147.5元，由申诉人刘某1、刘维义承担136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26元，由被申诉人刘某2承担1605元，由申诉人刘某1、刘维义承担2721元。申诉人刘某1、刘维义预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016元，可先到本院自行退回6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莺 审 判 员  朱 莉 审 判 员  刘光全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法官助理  曾 建 书 记 员  李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