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2民终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以强,曾用名唐宝（保）坤，男，196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惠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以明，广东埔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广东埔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营惠来县种畜场。住所地：惠来县XX镇苗圃。负责人：方雄福，场长。上诉人唐以强因与被上诉人国营惠来县种畜场（下称种畜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来县人民法院（2018）粤5224民初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以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起诉。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种畜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种畜场有诉权，是事实认定错误。1.国营惠来县良种场从未有被撤销的文件，包括唐以强在内的众良种场职工未得到补偿、安置、补发工资；2.涉案土地、房屋未变更登记到种畜场；3.县政府办不是法定批复机关，其《关于同意良种场财产由种畜场统一管理使用的批复》不具合法性；4.种畜场证据《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是苗圃场与凤X村、凤X村的核定，不是国土部门的核定，不是权属证书；而且，该核定书核定范围仅仅到隆河公路以西，涉案房屋在隆河公路以东，不能以该核定书证明种畜场对涉案房屋有物权；5.涉案《收据》约定的土地基本上是葵和公路，不是国营惠来县良种场的物权，种畜场即使能行使涉案房屋的管理权和使用权，对葵和公路部分的土地，无权承接。二、退一步讲，即使种畜场有诉权，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一）原审判决认定“原××惠来县良种场将位于XX镇……地块出租给被告唐以强，唐以强向原××惠来县良种场支付租金人民币7000元”，是事实认定错误。唐以强及唐以强妻子是原××惠来县良种场的员工，入职后至种畜场出具涉案《收据》近十年，一直居住涉案的三间平房中；2004年，原××惠来县良种场将涉案土地上已搭建几十年的三间平房[见唐以强证据一《收据》中载明的“北至原有房屋后墙”；唐以强证据二平房拆迁前的《照片》]转让给唐以强使用，现状是非农建筑，用途也按原有非农建筑居住，留有巷仔，唐以强一次性支付7000元，以后一切责任与场无关。可见，《收据》约定用途就是原有非农建设居住。本案的案由应该是房屋转让合同纠纷而不是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二）原审判决认定“地上搭建用于存放工具及用于配种的临时简易平房”，是事实认定错误。唐以强受让的房屋是良种场的职工宿舍，转让给唐以强前，就已长期分配给唐以强夫妻居住；其中两间曾是种畜场法定代表人黄某文居住，黄某文就是种畜场证据三《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苗圃场的签字代表；种畜场起诉前，涉案三间平房历经几十年台风暴雨，屹立不倒，从没改变过存在状态（见唐以强证据二《照片》）；房屋底下及前面到葵和公路，从没有一寸可用于种植、养殖的土地；原审判决认定“地上搭建用于存放工具及用于配种的临时简易平房”，是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审判决认定“被告唐以强未经原告同意，也没有办理相关批准手续，擅自在上述地块上建设楼房，占地113平方米”（判决书第5页倒数2-3行），是事实认定错误。1.种畜场将农用地卖给非良种场工作人员建房，倒确实存在，且数以百计，种畜场并没有认为那是违法的；种畜场无法发放唐以强夫妻工资后，唐以强当年无奈只能外出谋生；随着年龄增长，体弱多病，落叶归根回到良种场，眼见涉案房屋年久失修，已无法居住，种畜场又以《收据》“以后一切责任与场无关”卖断的约定为由拒绝修缮；唐以强因一帮儿女无他处可居住及涉案三间平房安全无法保障，遂拆掉危房，在原房屋位置改建房屋，占地面积小于此前房屋。2.唐以强修缮自己的旧房子，不属于国土部门管辖。3.种畜场几十亩农用地被非种畜场工作人员用去建高楼，国土部门及种畜场都没有阻止过，何况唐以强是种畜场职工，一直就住在案涉房子。4.唐以强修缮房子，只是委托包工头处理，唐以强在外地养病、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案涉房子只是一些工人在场，原审法院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通知唐以强应诉，可以证实，唐以强修房子期间并没有在工地。5.退一步讲，即使国土部门及种畜场有阻止过唐以强停工，也与本案房屋转让合同是否有效无关。6.涉案房屋所在地已经县政府函（2017）102号规划为混合建设用地即商住用地。7.种畜场在一审庭审也自认原房屋及现房屋都是非农建设用途，可见，唐以强没有擅自建设。（四）原审判决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出租，出租人应当依照规定办理登记’……违反了土地管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判决书第7页），是法律适用错误。1.本案是房屋转让合同纠纷案，而原审判决却适用土地法等相关法律，没有适用《合同法》中有关房屋转让合同的法律规定审理本案，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2.唐以强受让涉案房屋时，房屋已经存在，即便唐以强在涉案土地上翻新加固，并未改变土地的权属和用途，无需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退一步讲，即便需要办理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31条“出租人应当依照规定办理登记”的规定，办理登记的责任主体是种畜场而不是唐以强。3.《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由此可知，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签订的合同才无效。而《土地管理法》第12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31条，并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表现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6条规定“对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主管部门有权没收其非法收入并处以罚款”。由此可见，该条例有关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出租、抵押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加强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管理，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2）本案中唐以强与种畜场订立的房屋转让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十几年,从未存在任何争议和分歧，亦不存在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涉案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应是合法有效的。4.原审法院认定房屋转让合同无效，违反公平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种畜场作为国有单位，基于唐以强夫妻两人二十几年在良种场辛苦工作的付出，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唐以强使用，还特别在《收据》中注明“以后一切责任与场无关”，说明种畜场是将房屋作为安置性质长期转让给唐以强使用，以后也不会安排其他地方给唐以强居住了；唐以强夫妻均年事已高，至今没有任何居住地，基于对身为国有单位的种畜场有专业法律团队审核过《收据》、合法才会转让的判断，将房子加以修缮用于以后养老，是对国家以及国家法律的信任，对种畜场不会出尔反尔将唐以强置于无房可住、老无可养的地步的信任而做出，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明显与我国法律的公平原则及诚实守信原则相违背。（五）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认定《收据》从葵和公路中心算至原房屋后墙28米是转让的面积，相当于把公路转让给了唐以强，属于部分无效的转让，实际转让只有原房屋约130平方米及门前不足2米的巷道。（六）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土地是属于农用地，是事实认定错误。三、退一步讲，即便本案是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依据《土地管理法》第16条“土地使用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应将本案交由人民政府处理才恰当，应驳回起诉。四、涉案土地已规划为商住用地，不管房屋是转让给谁，日后也是用于建设房屋。如果认定合同无效，种畜场将承担更大的过错责任，依法应赔偿守约的唐以强产生的损失，给种畜场、给国家也带来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一、第二条精神，不宜认定合同无效。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是房屋转让合同纠纷，而原审判决却定性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定性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又在转让面积上认定事实不清；且错误认定种畜场有诉权，错误把商住用地认定为农用地，错误把居住用房认定为临时放工具用房。原审法院在唐以强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作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判决，唐以强特此向法院提起上诉，望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起诉。种畜场辩称，一、答辩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所确认种畜场与唐以强就位于XX镇向南边角地，XX镇和XX村的交界处地块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2004年1月6日签订)无效。2.维持一审判决第2项，唐以强应于判决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位于XX镇向南边角地，XX镇和XX村的交界处地块的合同范围内租赁土地返还原告国营惠来县种畜场。3.请求二审法院依理依法判令唐以强侵犯种畜场国有农用地进行违法建设的建筑物予以拆除，清除被侵占国有农用地杂物，恢复土地功能，返回被侵占国有农用地由种畜场管理使用。4.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唐以强承担。二、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对案件定性正确。但对唐以强无经城乡规划机关和国土机关批准，不听劝阻，擅自在种畜场的国有农用地上侵占建设为一栋五层(占地面积113m2)楼层，已构成侵权行为，判决认为是由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解决，违反“房随地走”的有关法律规定，不利于整宗案件系统有效解决，存在缺憾，请求二审依法予以纠正，支持种畜场在一审时第二项请求,对唐以强违法建设建筑物予以拆除。1.唐以强在上诉状中称“本案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而不是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004年1月6日，种畜场将本场位于葵和公路南边角地面积481.6m2，租赁给唐以强，收取其租金7千元，没有记载出租时间和用途。这在证据8的《收据》中明明记载“唐宝坤在葵和公路向南边角地租给乙方……”这是将边角地出租，在该国有农用地上由于原来种畜场生产需要临时措建简易小平房(看护房，而不是什么宿舍房)用于存放工具配种用具等，而唐以强借口为是房屋出租，这是该地块属国有农用地这一性质用途所决定，而不是无经上级机关批准，谁有权改变土地用途。种畜场从来没有将简易工具房什么“宿舍”分配给唐以强。种畜场与唐以强之间从来没有订立“房屋租赁合同”，唐以强在上诉状中所称“房屋租赁纠纷”与本案无关。从《收据》土地租赁内容看，东西四至标注着“巷仔”，又无用途，又无时间，这是一份打着“土地租赁”名义，实质是非法转让倒卖国有土地使用权，这种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5条:“国有土地，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生产”。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31条“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出租，出租人应当依照规定办理登记”等规定，种畜场与唐以强未就该地块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违反了土地管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国有农用地租赁关系是无效的。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土地租赁合同关系确认土地租赁合同无效。就是姑且信之，为工具房你可住进人，却有何权利拆除建为楼房呢?2.唐以强未经批准，擅自在国有农用地搞非农建设，侵占国有农用地建成永久性楼房构成侵权，依法应对违法建筑予以拆除。2017年12月18日唐以强未经种畜场同意，也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擅自改变国有农用地性质，圈地113m2兴建非农建设，平整筑基，种畜场及时上报上级机关，出面口头及书面通知唐以强，制止违法建设，然而唐以强置之不理，继续抢建，并已建成五层楼房，严重侵犯侵占种畜场的物权。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39条:“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以及有关侵权法的规定，依理依法祈请二审法院判决，对唐以强非法建筑物予以拆除。比如，种畜场或者其他公民、国家机关要在国有农用地上建设，必须上报办理国有农用地转用为国有建设用地手续，城乡规划许可证，建设许可证，才能动工建设。唐以强怎能有权借口“房屋租赁关系”(即使有过在工具房中短暂住过)就可擅自搞非农建设呢？答案是不能的，这是最一般常识。退一步说，即使像唐以强单方或无事实依据所称，有分配得和承租到所谓职工宿舍的话，唐以强也无权可擅自非法占用国有农用地建设楼房。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基本得当，唐以强与种畜场签订土地租赁合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是无效的，唐以强侵占种畜场国有农地搞非法建设，属侵权，不法占有，应依《民法通则》第134条第4项、5项规定，“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为了维护种畜场合法权益，确保国有资产不被流失，为了维护法律尊严，恳切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采纳支持种畜场的诉讼请求。种畜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种畜场与唐以强于2004年1月6日确立的国有土地租赁关系无效；2.判令唐以强侵犯种畜场国有土地进行违法建设建筑物予以拆除，清除被侵占土地杂物，恢复土地功能，返回被侵占的国有农用地由种畜场管理使用；3.案件受理费等一切费用由唐以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月6日，唐以强向原××惠来县良种场租赁位于XX镇向南边角地，XX镇和XX村的交界处地块，东西四至：东至XX，西至XX、南至公路界、北至原有房屋的后墙，即公路中心至后面墙深28米。原××惠来县良种场向唐以强收取租金7000元，并向其出具惠财会字NO.0033873《收据》，《收据》上载明：“唐宝坤：在葵和公路向南边角地，租给乙方使用，东至XX墙，西至XX、宽壹拾柒米贰包公巷仔，南至公路界，北至原有房屋后墙，即公路中心至后面墙深贰拾捌米。”收据边上载有“说明：除壹拾柒米贰外：存余留地归林XX所有。”、“租金一次性还清。”及“以后一切责任与场无关”。《收据》的收款人栏处有方某裕（原出纳）签名，证明人处写有：林某人、朱某征的名字及唐宝坤的签名。该地块原用于种植果林，地上搭建用于存放工具及用于“配种”的临时简易平房。2017年12月，唐以强未经种畜场同意，也没有办理相关批建手续，擅自在上述地块上建设楼房，占地113平方米。种畜场发现后要求唐以强立即停止非农建设，于2017年12月16日向唐以强发出停止建设的书面通知，并向上级主管部门畜牧局、惠来县农业局、惠来县国土资源管理局报告，农业局同时向惠来县人民政府报告，有关上级部门要求制止唐以强的违法行为。2017年12月28日，2018年2月27日惠来县国土资源局先后向唐以强送达惠国土资监责停[2017]169号、[2018]812号《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唐以强停止其在国营惠来县种畜场的土地所进行的非农建设行为。唐以强继续施工，现已建成五层楼房。2018年3月29日，种畜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如上诉讼请求。另查，国营惠来县良种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揭阳××惠来县XX镇获得政府划拨用地26745.7平方米，自林公墓过西39.6米处为起点，沿高低坎向西南转东南至葵和公路中心与高低坎的交叉点止为界线终点，该界线东面为国营惠来县良种场所属，性质为国有土地，用于种植良种植物及优良种畜。唐以强向种畜场租赁的地块位于上××惠来县良种场国有土地范围内。国营惠来县良种场与种畜场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惠来县县属国有企业，财务和财产一个机构统一核算，后因国营惠来县良种场业务萎缩，该良种场不再设立。惠来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28日发出惠府办函[2015]137号《惠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意良种场财产由种畜场统一管理使用的批复》：“……同意登记在原××惠来县良种场名下的财产，由国营惠来县种畜场统一管理使用。”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原××惠来县良种场将位于XX镇向南边角地，XX镇和XX村的交界处地块（东至XX，西至XX、南至公路界、北至原有房屋的后墙，即公路中心至后面墙深28米）出租给唐以强，唐以强向原××惠来县良种场支付租金7000元，租金一次性付清。种畜场将该地块交付给唐以强使用，虽然原××惠来县良种场与唐以强的合同记载在《收据》上，但租赁土地的范围四至、租金等条款已具备，符合土地租赁合同的形式和实质要件，因此本案应属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本案讼争土地为政府划拨的国有土地，属于农用地，用于种植良种植物及培育优良种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出租，出租人应当依照规定办理登记”。但种畜场与唐以强未就该地块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将该地用于建设楼房，违反了土地管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种畜场、唐以强也未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及第四十四条“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原××惠来县良种场与唐以强之间就XX镇向南边角地，XX镇和XX村的交界农用地订立的土地租赁合同，虽为双方自愿订立，但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惠来县良种场与唐以强的租赁合同无效。种畜场请求确认双方于2004年1月6日确立的租赁关系无效，理由、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惠来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登记在原××惠来县良种场名下的财产由国营惠来县种畜场统一管理使用，种畜场拥有本案讼争地块的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种畜场主张唐以强将土地返还种畜场管理使用的诉请，理由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唐以强未经土地主管部门批准，也未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擅自在租赁土地上进行非农建设，种畜场请求唐以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拆除违法建筑物，属于侵权范畴，系另一法律关系，依法应由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惠来县良种场与唐以强就位于XX镇向南边角地，XX镇和XX村的交界处地块（东至XX，西至XX、南至公路界、北至原有房屋的后墙，即公路中心至后面墙深28米）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2004年1月6日签订）无效。二、唐以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位于XX镇向南边角地，XX镇和XX村的交界处地块（东至XX，西至XX、南至公路界、北至原有房屋的后墙，即公路中心至后面墙深28米）的合同范围内租赁土地返还国营惠来县种畜场。三、驳回国营惠来县种畜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唐以强负担。一审诉讼中，种畜场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证明种畜场主体资格；2.《证明》原件，证明方雄福系种畜场法人代表；3．《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复印件，标明确认种畜场前身良种场土地红线图范围，证明该片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是种畜场的；4．惠来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惠机编[2008]24号文件《关于设立县畜牧局的通知》复印件，证明畜牧局辖下种畜场，再也不加挂良种场的称谓；5.《照片》原件，证明唐以强在种畜场国有农用地范围内占地平整，违法建设事实；6．惠来县国土资源局惠国土资监责停[2017]第169号、[2018]第812号《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复印件，证明惠来县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经现场确认唐以强在种畜场国有农用地范围内违法进行非农建设；7．惠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惠府办函[2015]137号文件《惠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意良种场财产由种畜场统一管理使用的批复》复印件，证明县人民政府已同意将原良种场名下的财产（动产和不动产），由种畜场使用管理；8．《收据》复印件，证明2004年1月6日的收据种畜场与唐以强发生的租赁违反法律规定，属无效租赁关系；9．惠来县国土资源局的《证明》复印件，证明本案争议土地属于国有土地；10．广东省惠来县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的《证明》复印件，证明惠来县种畜场（原加挂良种场）属国有企业；11.《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复印件，证明唐以强的户籍状况。另外，种畜场还于一审庭后提交了如下证据：1.《情况说明》原件；2.《证明》原件；3.《证实材料》原件；4.涉案楼房现状相片。针对上述证据，唐以强质证称：证据一我方认为没有关联性，涉案土地权属应属于良种场，不属于种畜场，并且现在也没有任何权属证明能够证实涉案土地是种畜场所有。证据二没有意见。证据三我方不确认三性，首先界限核定书是原来的良种场负责人黄某文跟凤X村、凤X村三方划定的界限图，并不是国土部门出具的相关权属证明，并且根据地形图即20页，涉案土地并不在该地形图上，所以我方认为没有关联，制定单位不符合法律规定。证据四，我方不确认其关联性，该文件并没有写明撤销良种场，只是说种畜场的归属，没有写良种场的归属。证据五的照片对其证明内容我方不认可，根据种畜场在一审庭审所描述，种畜场也自认涉案房屋原来的占地面积至少在110平方米以上，现有的房屋种畜场画出图是113平方，并不存在在农用地里平整造房子的事实，我方不确认其关联性。证据六，有关国土责令改正的通知书，我方认为送达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首先[2017]169号送达时候的见证人是种畜场的法定代表人，本来就有利害关系，不存在一共有6个人同时送达唐以强，没有拒收的事实。里面写的是业主拒绝签名，业主如果是唐以强本案也无需再争议，所以业主究竟是谁是不清晰的。第二，[2018]812号通知书采用的是留置送达，究竟留在哪里也不知道。证据七，县办函[2015]137号文件，首先我方不确认其合法性和关联性，县政府办不是行政机关，他是无权处置土地权属的；第二，批复内的内容只是写良种场的土地由种畜场管理和使用，至今并没有变更登记到种畜场名下。证据八，对收据的关联性我方不确认，首先收据里面写明的内容是证明当时卖的是房屋，东边写的是XX，西边是阿良，并且是留有巷子，原有房屋用途默认为居住，并没有再写明用途，再写了“以后一切责任与场无关”，明显就是卖断房子的意思表示。对于以葵和公路为中心，量到旧房屋的后墙28米这样的描述导致了大部分是无权处分的法律后果，因为公路中心到涉案房屋已经扩宽到17米，按照公路法省道两边必须留有十几米的空地作为扩建的需要。证据九写的是国有土地我方没异议，但是这里写的涉案土地属于凤X村的范围，所以涉案土地也符合规划图的规划范围。证据十我方认为证明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单位应该是独立行使权力和义务，即使是同一班人员运作，但对外是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我们现在也没有收到相关的文件说良种场被种畜场兼并，所以不能混为一谈。证据十一，我方没有意见，对名字里面的错别字没有意见。另外，对情况说明和证明、证实材料：对收据里面的签名，可以证明当时的收据是由良种场的领导班子成员共同签名，盖章和签名是真实的，代表了良种场。对于上诉人曾用名的说法没有意见。对于方某裕的证实材料我方有意见，其作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关于现状的照片，形成时间无法确认，现有的房屋已经建成，照片前后左右都是建筑物，并没有现有是农用地的说法，用途早就不是农用，所以，种畜场主张的2017年年底擅自改变土地用地用途不属实。后面的平面图虽然是种畜场自己制作的，按照种畜场列的长和宽是小于原有旧房子的地基的面积。针对唐以强上述质证意见，种畜场的回应是：“相信法院处理。”二审诉讼中，唐以强提供的证据有：1.原有房屋照片，证明涉案地块上建有三间平房，存续几十年，面积100多平方米，门前从未用于种植。2.现有房屋照片，证明唐以强修葺后的房屋占地面积少于此前房屋，东西四至均在原有房屋划线内。3.惠府函（2017）102号文件和规划图，证明涉案土地已经由惠府函（2017）102号文件批复规划成商住用地，其中规划图2009年6月的现状图显示涉案土地上是有建筑物的，以及证明隆河公路以西即种畜场证据三所列的地形图都已经建成了大片的建筑物。以上均为复印件。针对上述证据，种畜场质证称，这个文件其从来没有看过。对规划图也不清楚，认为唐以强标注的房屋地点属实。二审庭审时，唐以强称述：其于1986年与其妻子同时成为良种场的职工，之后住在涉案三间房屋中的一间。另外两间由黄某文场长居住。1989年黄某文搬走后，上述三间房屋分配给其居住到2008年。因为良种场多年一直没发工资，2006年其开始去外面打工。2017年底从外面打工回来看到该房子坍塌了。当时其有向方场长报告，方场长也有向畜牧局局长报告该房子不能住了，要拆旧房子建新房屋。报告后局长有叫其本人到局里去谈这事，方场长也有一起去，当时局领导意思说建两层，一层钢筋水泥的，一层简易的，但因其老家没有房子，其一共有六个儿女，孩子多不够住所以就建高了一点。其目前回来也是借住在隔壁XX的房子，原审送达的时候种畜场也确认了这样的事实。针对唐以强的上述陈述，法庭问种畜场是否属实，种畜场回答：“属实。”对于上述双方当事人共认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依法进行分析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对于一审查明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不一致部分，按本院查明事实认定；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种畜场主张唐以强于2004年1月6日向原××惠来县良种场租赁位于XX镇和XX村的交界处地块（东西四至：东至XX，西至XX、南至公路界、北至原有房屋的后墙，即公路中心至后面墙深28米）合同无效引起的纠纷。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该地块在本案合同成立之时，就实际上包括有三间房子,面积约110多平方米，故本案的案由应属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审认定本案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审围绕上诉争议的问题进行审理。关于本案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唐以强是原××惠来县良种场的员工，其与原××惠来县良种场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十几年,未存在任何争议和分歧。其次，根据《惠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意良种场财产由种畜场统一管理使用的批复》：“……同意登记在原××惠来县良种场名下的财产，由国营惠来县种畜场统一管理使用。”涉讼土地由种畜场管理使用，从合同履行情况来看，在涉案唐以强租赁的三间房屋发生坍塌后，唐以强有向种畜场一方作汇报，种畜场也表示同意其在原有旧房子的基础上改建成新的房屋，故，种畜场主张唐以强未经同意擅自改变租赁土地使用的性质，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故此，一审判决以唐以强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为据，认定本案原××惠来县良种场与唐以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至于种畜场提出其只是同意唐以强建两层楼房，而唐以强建了五层，也没有履行相关的报建手续，唐以强应拆除所建建筑物的问题。因该问题属于涉及行政管理的另一法律关系，依法应由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理，不属法院审理范围。综上，唐以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其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来县人民法院（2018）粤5224民初22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国营惠来县种畜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国营惠来县种畜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国伟审判员  黄志成审判员  陈树城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黄小贺书记员叶帆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