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陕08行终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榆林市上河煤矿。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牛家梁常乐堡村。 负责人李小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亚琴，陕西正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青山路市政府大楼。 负责人卢林，局长。 委托代理人艾绍兵，该局工伤保险科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邸飞，陕西宇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文强，男，197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住西安市长安区，原系上诉人煤矿职工。 委托代理人杨保飞，陕西纳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榆林市上河煤矿（以下简称上河煤矿）与被上诉人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榆林市人社局）、原审第三人杨文强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2017）陕0802行初9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河煤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撤销被告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榆人社伤险认决字【2016】284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经审理查明：2011年，第三人杨文强进入原告煤矿从事炮工工作。2013年9月28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离职不体检申请书，并与原告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原告向第三人支付补偿款14400元。2014年2月13日，第三人经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职业病诊断，该疾控中心作出编号为2014014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为“杨文强患煤工尘肺壹期”。2014年5月，第三人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4年5月26日受理后，于2014年8月6日作出榆人社伤险认决字【2014】12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杨文强属于工伤。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7月17日作出（2015）榆行初字第0003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8月6日作出的榆人社伤险认决字【2014】12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第三人不服上诉于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榆中行终字第0006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三人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日作出（2016）陕行申23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第三人杨文强的再审申请。后第三人以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编号为2014014职业病诊断证明书送达原告，于2016年10月8日再次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其本人身份证、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编号为2014014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及公证书等相关材料，被告于同日受理后，向第三人送达了受理决定书，并向原告邮寄送达举证通知书，原告拒绝签收后被退回。被告依据第三人提供上述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榆人社伤险认决字【2016】284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杨文强于2011年至2012年在原告煤矿从事炮工工作，于2016年8月31日经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为煤工尘肺壹期，故作出决定认定第三人杨文强属于工伤。于2017年3月23日向原告邮寄送达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拒绝签收被退回。后原告以其在劳动仲裁期间收到第三人提供的工伤认定决定，对该工伤认定决定不服，于2017年12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管其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依法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对于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是否应当予以撤销，即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作如下阐述。 首先，原告提出被告依据编号为2014014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作出的原工伤认定决定已经一、二审行政诉讼，并经再审程序，被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决未采信该诊断证明，故被告不能再依据该职业病诊断证明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以及被告与第三人提举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不一致，该职业病诊断证明存在虚假的问题。虽然本院作出原判决撤销了被告作出的原工伤认定决定，但原判决撤销的主要理由为职业病诊断证明未送达用人单位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程序违法。本次诉讼中，根据被告提供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榆林市榆阳区公证处向原告公证送达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证据材料，结合在庭审后本院向诊断医师进行调查核实的谈话笔录，可以证实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16年8月31日通过榆林市榆阳区公证处向原告进行公证送达其对第三人杨文强所作出的编号为2014014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事实，虽然该诊断机构因原告拒绝签收，未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留置在原告处，但并不能否定诊断机构向原告送达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事实。而且，本院在庭审后，通过与职业病诊断机构医师李浪平进行调查核实，其认可被告与第三人提举的两份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均系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并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中诊断机构盖章处所填写的时间为送达时间，该时间系诊断机构送达人员送达时所填写，填写时间的字体不同是因两份诊断证明书的送达填写人员不同。所以，被告本次依据该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及送达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相关证据，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妥。 其次，原告提出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中认定第三人职业病诊断时间有误，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的问题。虽然被告在工伤认定决定中误将诊断证明书的送达时间表述为诊断证明书的作出时间，并表述第三人从2011年至2012年在原告煤矿工作有所不当，对此，本院提出指正。但现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经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职业病诊断，于2014年2月13日作出编号为2014014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该诊断证明书中所显示的2016年8月31日系诊断机构向原告送达时所填写的送达时间；第三人于2013年9月与原告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依据的是该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所以，被告在工伤认定决定中表述的诊断证明作出时间及第三人的工作时间不符，并不能否定第三人与原告从2011年至2013年9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以及第三人经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职业病诊断为煤工尘肺壹期的事实，故原告该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再次，原告提出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超过法定期限，不符合受理条件的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发〔2013〕34号）《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曾经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当时没有发现患职业病，离开工作岗位后被诊断或鉴定为职业病的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自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申请工伤认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二）劳动或聘用合同期满后或者本人提出而解除劳动或聘用合同后，未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人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虽然原告与第三人于2013年9月28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但第三人于2014年2月13日被诊断为患职业病后的一年内，即2014年5月向被告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后经一、二审行政诉讼及再审程序，第三人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与其签订解除劳动合同至被诊断为职业病期间，在其他处再从事或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事实。所以，本案不能认定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超过法定期限，原告该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再者，原告提出被告向其邮寄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和工伤认定决定书的邮寄单中没有经手人的签字、盖章，填写的收件人联系电话不是原告煤矿工作人员电话，填写收件地址错误，且没有留置送达，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被告提举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在向原告邮寄该材料时邮寄单上所填写的原告单位地址系原告单位工商注册登记地址，只是没有填写具体哪个村，且该邮寄单中的收件单位系原告榆林市上河煤矿，并填写有原告单位工作人员电话，即能够证明被告在受理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后，分别向原告邮寄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和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拒绝签收被退回的事实。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规定，应当视为被告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和工伤认定决定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和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有异议，本应采取积极态度，在接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后，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申请鉴定或重新鉴定，并提供相反证据推翻第三人属于工伤的事实。但是，原告拒绝接收诊断机构送达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和拒绝接收被告邮寄送达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和工伤认定决定书，并拒绝举证，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上，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第三人从2011年进入原告煤矿工作，一直至2013年9月才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在此期间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第三人于2014年被诊断为煤工尘肺壹期的事实客观存在，原告未能提供证据推翻该事实。所以，第三人被确诊为患职业病的事实，符合工伤认定的情形。被告依据该事实，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第三人属于工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虽然存在上述瑕疵，但并不能否定被告作出决定认定第三人属于工伤的正确性。故原告诉讼理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支持，其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榆林市上河煤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榆林市上河煤矿负担。 宣判后，上河煤矿不服，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榆阳区人民法院（2017）陕0802行初96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撤销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榆人社伤险认决字（2016）284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其判决显失公平。一、原审第三人提供给被上诉人的《职业病诊断证明》诊断时间是2014年2月13日，原审第三人提供给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的2014014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显示的诊断时间也是2014年2月13日，而非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记载的2016年8月31日，原审第三人于2016年10月8日申请工伤认定已超过一年的申请认定工伤时效。二、被上诉人榆林市人社局于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后向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取职业病诊断资质证明，属先认定工伤，后收集证据，程序违法。职业病诊断机构在对第三人进行诊断时没有相关资质，也未通知用人单位，出具诊断证明时没有提供相关资质证明，该诊断证明书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不具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工伤的依据。三、相关送达程序违法。诊断证明的送达程序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向上诉人送达对第三人的诊断证明时，并未给上诉人留置送达。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送达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作出的诊断证明就没有效力，不能作为工伤认定的依据。被上诉人榆林市人社局也没有向上诉人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以及工伤认定决定书等。一审庭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的快递回执上填写地址、电话号码与上诉人的实际情况不符。被上诉人榆林市人社局始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将以上文书送达上诉人，在上诉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工伤认定实属程序违法。四、被上诉人在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时，对第三人在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后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是否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没有进行审查，违反法律规定，并进而作出错误认定，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五、一审判决认定“虽然被告在工伤认定决定中误将诊断证明书的送达时间表述为诊断证明书的作出时间有所不当”、“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虽然存在上述瑕疵”，却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属认定事实不清楚，应依法撤销。截止目前，原审第三人除了一张过期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患煤工尘肺，为此，上诉人上河煤矿当庭提出对于原审第三人重新进行职业病诊断或鉴定申请。 榆林市人社局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诊断证明书时间有误的问题，并不能否定劳动关系，也不能否定原审第三人被诊断为职业病的事实，不影响工伤认定，一审判决正确。本案中原审第三人一直在主张权利，未曾间断，故不存在超出工伤认定时间的问题。二、涉案诊断证明书已生效，即便有问题，上诉人已经丧失了其基本救济权利，救济途径不是向法院提出诉讼，而是向市、省提出再次鉴定，属行政程序，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对诊断证明书依法主张权利。三、诊断证明书经过直接现场的送达，上诉人在送达的过程中对抗法律，放弃权利，该诉讼风险应由上诉人自己承担。被上诉人依据上诉人的法定地址，填写的邮寄地址，实际地、主体都是上诉人，被拒收之日应为送达之日。拒收产生的法律风险应由上诉人承担。四、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在其他地方接触职业病因素，诊断期间就是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期间。五、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诊断证明书过期。六、上诉人提出重新诊断无法律依据，不应当被准许。 原审第三人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中表述的第三人经市疾控中心职业病诊断的时间并无不当，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左下角处有诊断医师的签字并有时间，右下角处加盖诊断机构的印章，同时也书写有时间。而此处载明的时间为送达时间。上诉人在一审、二审中均混淆了诊断时间、送达时间。而且根据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具备职业病诊断的机构是有省级卫生主管部门的批准，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榆林市范围内唯一一家职业病诊断机构，其对外是以诊断机构的名义进行职业病诊断，其所作出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对外的公示公告，应当以该诊断机构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作出送达各方当事人为依据，所以被上诉人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送达时间表述为诊断时间并无不当。二、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通过榆林市榆阳区公证书向上诉人进行了公正送达，上诉人在收到诊断证明书后未在法定的三十日异议期内，向榆林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申请职业病鉴定，其放弃了自身的权利，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经过异议期后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据此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已经超过一年的法定期限的上诉理由，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期限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本案中，原审第三人从2013年起，即申请职业病诊断并积极参与上诉人所启动的行政诉讼，从2013年起原审第三人主张权利从未中断，因此所耗费的时间依法不应当计算在工伤申请期限内。而且，对劳动者定期进行职业病检查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而上诉人不但不履行法定义务，反而对第三人的维权一再阻挠。通过各种程序拖延至今，长达六年之久。四、上诉人认为其在与第三人解除劳动关系时，已经对第三人进行职业病诊断，其很显然混淆了职业病检查与职业病诊断的概念和关系，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职业病健康检查后，如果检查结果显示劳动者接受了职业病危害后产生了病变，应当继续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上诉人虽然组织第三人进行过职业健康检查，检查机构仅仅是榆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但该中心并未具备职业病诊断的资质，而且上诉人组织第三人检查后并未将检查结果进行反馈。五、上诉人在一审、二审庭审中均提出了对第三人重新进行鉴定与诊断的申请，而在第三人初次被诊断为职业病，并经被上诉人第一次作出工伤认定后，上诉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再审程序中，从未提出对第三人重新进行鉴定的申请，且在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送达职业病诊断证明后，未在30日内向榆林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申请职业病鉴定，在第三人职业病维权的最后关头，上诉人提出该重新鉴定申请，显然是为了拖延时间。 上诉人上河煤矿在二审期间提举了榆林市榆阳区工伤保险经办中心出具的参加工伤保险人员情况表，用以证明：上河煤矿给原审第三人购买过工伤保险。被上诉人作出工伤认定时应告知工伤经办中心。 上诉人上河煤矿在二审中申请对杨文强重新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 被上诉人榆林市人社局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有异议，并认为与本案的工伤认定没有关系，这仅仅是之前的行为，不能证明现在仍在参保。 原审第三人杨文强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上诉人上河煤矿提举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供以上证据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且上诉人无正当的法定事由，故本院不予认证。 上诉人上河煤矿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因其未提供相应证据推翻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出的职业病诊断证明，故对其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榆林市人社局作为主管工伤保险的行政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劳动者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决定的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患职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对于原审第三人从2011年至2013年期间在上诉人上河煤矿从事炮工工作，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对此均无异议。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观点，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间是否超期；2、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原审第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期限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本案中，原审第三人于2014年2月13日经榆林市疾控中心诊断为“患煤工尘肺壹期”，2014年5月，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起工伤认定申请，被上诉人于2014年8月6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2015年7月17日，该工伤认定决定书被榆阳区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予以撤销，原审第三人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榆中行终字第0006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日作出（2016）陕行申23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审第三人杨文强的再审申请。后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编号为2014014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送达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于2016年10月8日再次向被上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可见原审第三人一直在通过诉讼主张其权利，由此耽误的期间不能计算在工伤认定的申请期限内，原审第三人再次申请工伤认定并未超过法定期限。 关于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审第三人于2016年10月8日再次向被上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邮寄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并依据榆林市疾控中心出具的诊断证明作出了涉案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7年3月23日邮寄送达了上诉人，上诉人拒绝签收被退回。虽然该工伤认定决定书中所认定的榆林市疾控中心所作出的诊断证明时间、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上诉人送达诊断证明书的程序均存在瑕疵，但根据上诉人现提交的所有证据，不足以否定涉案工伤认定决定书、诊断证明书的实体内容。上诉人辩称榆林市人社局未对原审第三人在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三年时间里，是否再从事过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进行审查违法的理由，因上诉人在工伤认定期间并未向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过该抗辩理由，亦未提出过原审第三人从事过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证据，故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上河煤矿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上河煤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第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榆林市上河煤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玉荣 审判员  王 静 审判员  刘红梅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