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终27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德安，男，195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玉卿，河南信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利娟，河南信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西平，男，196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安，郑州市荥阳市索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梅香，女，195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安，郑州市荥阳市索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张德安因与被上诉人王西平、樊梅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法院（2018）豫0182民初6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德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玉卿，被上诉人王西平、樊梅香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安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德安上诉请求：依法改判王西平、樊梅香向张德安支付欠款9272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王西平在2004年时从事货物运输活动”与事实不符。王西平于2003年将其货车出售——车管所有交易记录，2004年3月—9月，分别在银川（2-3个月）、吕梁（约6个月）开设门店，销售机器——有证人证明。2.张德安作为托运人，王西平作为承运人，只是双方认识的原因，均发生在2003年王西平卖掉货车之前。这也是王西平购买张德安机器，张德安赊销给王西平的前提——双方熟悉，有信任基础。但这绝不能错误理解为，王西平在结束货运生意，转为销售机器的2004年，仍然存在王西平作为承运人的事。2004年，王西平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改行了——到银川和吕梁开店了。3.“原告在原审庭审中陈述其听被告讲将货‘转’给陈保平，被告在本次庭审中陈述认可原告所述”。判决中这句话，应理解为“王西平认可‘将货’——转——‘给陈保平’。这里的“转”是“转卖”的意思，不是“转运”。（1）因为若是“转运”，一般会直接说“运”给陈保平。生活中的“转”表达的是“转让”，如转店、这里指的是“转机器”，即“转让机器所有权”，这就是“卖”。（2）时间上，“转给陈保平”是在“发货单”的时间9个月后，不可能运这么久，哪个发货人能允许司机运上半年多的呢？事实显而易见，不可能是“运输”。（3）空间上，出卖人也不会让一车货运到银川3个月，再转运到吕梁6个月。运两地方，又不是出卖人张德安在搞零售。4.陈保平所述已结清货款，不包含本案货款。因为本案货款是王西平购买产生的，与陈保平与张德安之间的交易毫无关系。（1）若依“被告在本次庭审中陈述认可原告所述（将货转给陈保平）”，则可查清货是陈保平购买的，则陈保平与本案有关。但一审认为“货物的去向无法查明。故不能认定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又直接否定了本案与陈保平有关。因此，应当认定事实是，陈保平与本案无关，其所述“已结清货款”不等于王西平不该向张德安支付货款。5.陈保平说“不认识被告”，是不对的——有陈保平的谈话录音可以证明。（1）陈保平与王西平不仅认识，还在一起共过事。王西平曾于2003年因为打架，为避祸，经张德安介绍到陈保平处（吕梁店中）帮忙几个月。王西平这几个月的经历，正是本案发生的起因——看到陈保平的机器销售生意好，决定转行，卖掉货车，由运输改行卖机器。（2）这也是陈保平故意说不认识王西平的原因。一是生气张德安让王西平到吕梁卖机器，抢他生意。二是他与王西平关系不错，不愿意得罪王西平。二、一审法院的认为中，有几处理解错误。6.一审认为“发货单”“缺了质量、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条款”。显然是对本案的交易方式未完全理解，“发货单”具有买卖合同的产品名称、数量、价格、买受人名称，出卖人是单据的持有人，并不缺少要件。本案中的货物买卖，是买受人到厂“自提”货物。因为自提，所以买受人自己解决“运输”。（1）在提货时，就“质量”已经进行了检验，经买受人确认后才装车，所以不需要再约定“质量”。（2）“履行期限”是当时，交易发生的当时就履行了，货已交付。自然无需再约定“履行期限”。货款支付时间可以口头约定。（3）“地点和方式”，是当场，直接提走，这在“发货单”上的内容可以明确读出——抬头是“王平发货单”，下面是“王平”签字确认收到货单上的货物。当场完成，自然也无须再约定。（4）“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常常不约定，法律也未要求必须约定。7.一审认为“原告又未能举证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类似的交易方式或习惯。”这强加给出卖人张德安不该承揽的举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1）2004年3月6日、20日，两张发货单。就这两次交易，却要求张德安举证与王西平有类似的交易方式或习惯。有的这两张发货单都举证了，很类似，算不算完成了举证，我认为应该完成了。因为要求张德安举证并不存在的事实，显然从法理上就是不可能的，法理上讲不可能对否定性的事实进行举证，显然就不该分配给张德安这样的举证责任。（2）张德安有与其它经销商之间的发货单可以证明，用发货单作为交易凭证是正常习惯，况且这种习惯是普遍存在的。8.一审认为中，“本案中‘发货单’的性质、货物的去向无法查明。”是不对的。（1）“性质”，从发货单的形式、内容即可判断。“发货单”而不是“运货单”，写明了是买卖而不是运输。抬头的“王平发货单”，与签名的“王平”一致，说明了是王平来发货（买货）的。（2）“去向”，也很清楚，就是王西平。王西平的否认是在混淆视听。如果不是王西平购买，一为何不抬头写货主的名字，不写货主名字，货交给谁呢？就算是让王西平运输，王西平咋知道运到哪儿，运给谁呢？若这还可以辩解说是因为发货单是张德安所写的，他没在意。那么第二个问题，为何签名时不写上车号，不然运费结给谁。第三，王西平不是讲自己是搞运输的嘛，怎么常见的发货单把货主写成他了，他会发现不了？（3）其实，发货人张德安和收货人王西平两个人都不会弄错，也都没有弄错。一个干了多年的厂，一个曾干过运输，也卖过货，都是行家里手。若说是张德安故意写错，那没必要——他哪会提前设计陷害王西平，若真的不是王西平买的货，写上货主名字的发货单，找货主要钱就行了。若说是王西平弄错了，他也不可能，一个内行怎么会犯这种错，不可能看不懂发货单。既看得懂，又签字了，就是认可“王平发货单”就是发给“王平”的“货”的“单”。（4）按照法律的规定，应当认为王西平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既不会看错“单”，也没有签错字。9.关于“王平发货单”的文意，绝不会产生歧义。字面意思就是“给王平发货的单”，王平是货主。如果王平是司机，那就会写成“王平货运单”或者“王平运货单”。10.关于是“买”还是“运”，应尊重书面证据的文意，即字面意思，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意思。作出法律推理时，首先应把王西平首先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更是一个精通货物买卖、运输交易的人来看，采信文字本身的意思。毋信其在诉讼中故意耍赖所说的谎话，毋让其狡辩得逞，殆笑法律。请按法律的规定去伪存真——书证效力优于言词证据，还原事实唯一的真像——本案唯一的书证——清楚地写明了“王平”、“发货”！是“发”，不是“运”！三、一审认为超出诉讼时效，属于认定错误。张德安可以向王西平、樊梅香主张“同时支付”的权利，也可以选择给予王西平、樊梅香“宽限期”，一审误将简易合同性质的“发货单”定性为类似“欠条”的欠款凭证。“发货单”是合同性质，对未约定的履行期，出卖人有权进行“款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张德安的上诉请求，王西平、樊梅香应支付货款。王西平、樊梅香答辩称，荥阳市法院（2018）豫0182民初620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荥阳市法院（2018）豫0182民初6202号民事判决。1.张德安所诉不实，王西平、樊梅香从来也不欠张德安货款，张德安起诉状所谓的“欠条”实质上只是张德安自己制作的“发货单”而已，从交易习惯来说，如果王西平、樊梅香欠人货款，除了在发货单上签名外，还要另外出具欠条才是，但是本案中张德安仅凭一份“发货单”来起诉王西平、樊梅香，其证据明显不足。2.张德安在一审起诉状称，2004年至2010年“被告”在“原告处多次拉货”，并且在原一、二审庭审时多次陈述王西平就是在三十里铺货运市场从事货物运输的。而在上诉状中又称“从事货物运输活动与事实不符”，在民事上诉状中又自食其言，对一审时的起诉状所陈述的事实予以否认，显然是自相矛盾，王西平、樊梅香认为其一审起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更加真实可信。3.张德安的“发货单”显示的时间是“04年3月6号”“04年3月28号”，也就是说在04年3月28号起，张德安未收到货款，张德安的权利已经受到侵害，张德安作为权利人，应当及时依法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人民法院去起诉，主张权利，寻求人民法院司法保护。张德安也认可王西平自2004年至2010年常年在三十里铺货运市场从事货物运输，并且双方经常见面打招呼，可是张德安在此期间从未向王西平或者樊梅香要过货款。张德安在原一审中曾经说过“陈保平把钱给王西平了，王西平没有给我，给我打了两张条”，如果王西平未将张德安货物及时运输到指定的收货人处，张德安及收货人都不会答应，更不可能长达数年不主张货款，甚至见面时也不问问货物的去向或者货款是否给付。如果王西平是收货人，怎么可能一会儿在三十里铺货运市场从事货运运输，一会又在“银川”、“吕梁”开店。综上所述，张德安一审所述不实，王西平、樊梅香不欠张德安货款，并且张德安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德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西平、樊梅香支付欠款92720元；2.王西平、樊梅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西平在2004年时从事货物运输活动。张德安作为托运人，王西平作为承运人，双方之间曾有多次合作。2004年3月6日，樊梅香在手写名称为“王平发货单”的白条上签名“王平”，该白条主要内容为货物的型号、单价、件数及总价。该条上另备注有“已付2万元，下欠43960元”字样。2004年3月28日，樊梅香又在手写名称为“王平发货单”的白条上签名“王平”，该白条主要内容同样为货物的型号、单价、件数及总价（48760元）。后张德安自述王西平、樊梅香未支付货款，其在起诉前曾多次到王西平、樊梅香位于荥阳市××村的家中向其讨要货款无果。张德安遂诉至法院。张德安在原审庭审中陈述其听王西平讲将货转给陈保平，王西平在本次庭审中陈述认可张德安所述。后经一审法院向陈保平核实，其称曾与张德安有过交易，但在2013、2014年时即已结清货款，其不认识王西平。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张德安提交的书证上仅显示“王平发货单”及货物型号、单价、件数、总价，与买卖合同通常应具备的内容相比欠缺了质量、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条款，且张德安又未能举证证明其与王西平之间存在类似的交易方式或习惯。张德安诉称将货物卖给王西平，王西平辩称其仅是运输张德安的货物。无证据证明张德安在事发后十余年的时间内曾积极向王西平主张权利，导致本案中“发货单”的性质、货物的去向无法查明。故不能认定张德安、王西平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王西平在原一审答辩时即提出张德安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在本案审理时王西平仍坚持该项答辩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约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该案中，张德安自认王西平是在收到货物当天在发货单上签字，双方对货款支付时间没有另外约定。故货款的支付时间应为王西平收到货物时，该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分别从2004年3月6日、3月28日起计算。张德安主张其曾多次向王西平索要货款，但王西平对此予以否认。张德安亦未能证明其在何时何地向王西平讨要货款，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张德安起诉时已经远远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张德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18元，由张德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张德安提交的证据有：1.樊梅香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樊梅香对欠货款一事是知情的。2.陈保平的谈话录音一份，证明：王西平曾在吕梁卖机器，后因生意不好，将机器转卖给陈保平。两组证据综合证明王西平并非运输司机，在本案中王西平是货物买主。王西平、樊梅香对该两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樊梅香的通话录音没有时间、地点，录音记录的不完整，且在一审二审第三次庭审之后私自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陈保平的谈话录音不能作为新证据。一审法官曾经向陈保平打过电话核实过这个事，但陈保平已经跟一审法官电话上讲过他不认识王西平。陈保平谈话录音不显示录音的时间和谈话的场所，并且张德安在原来一、二审，发回重审的一审当中一直提出由陈保平收货运货，但始终没有申请法院通知陈保平出庭，或者是陈保平提供证言。3.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其曾跟随张德安到二十里铺要账。张某出庭证明张某和张德安到二十里铺村要账，2009年、2011年、2015年各1次。王西平、樊梅香的意见为：因证人张某与张德安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且张某未亲眼看见张德安找王西平、樊梅香要账，该证言不予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张德安主张其与王西平、樊梅香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而王西平、樊梅香辩称其仅是运输张德安的货物，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中的陈述，张德安与王西平、樊梅香并无与涉案发货单记载相类似的交易方式或习惯，且涉案发货单所记载的内容也缺少部分买卖合同通常所应具备的条款，同时张德安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曾向王西平、樊梅香主张权利，致使无法进一步查明涉案“发货单”中货物的详细去向，故张德安主张其与王西平、樊梅香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的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王西平、樊梅香在张德安起诉时即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张德安称其曾多次向王西平、樊梅香主张货款，但未提交的相应证据，本案二审期间虽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并未看到张德安向王西平、樊梅香索要货款，且王西平、樊梅香对此也不予认可，故张德安称其起诉未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德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18元，由上诉人张德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锴审判员 李剑锋审判员 王 怡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张彩娟书记员王一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