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8民终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子权，男，1941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慈利县新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必军，男，1970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慈利县新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若彬，湖南金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大银，女，1955年7月25日出生，土家族，农民，住慈利县新城区。 原审被告：慈利县新城区（原零阳镇）南洋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慈利县新城区（原零阳镇）南洋村。 法定代表人：戴剑，该村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昌金，慈利县零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代子权、代必军因与被上诉人刘大银、原审被告慈利县新城区（原零阳镇）南洋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洋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2018）湘0821民初611号民事判决，于2019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代子权、代必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2018）湘0821民初611号民事判决,并改判上诉人对涉诉的1.18亩承包地享有承包经营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南阳村五组96年调整土地落户面积花名册》所载刘大银家的承包地面积为3.76亩，没有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刘大银因在外务工，无力耕种全部承包土地，将涉诉1.18亩承包地交上诉人代子权代为耕种，由上诉人缴纳农业税，缺乏事实依据。3.一审判决认定涉诉的陈家湾“小谭田”、“洞洞丘”、“小湾田”三地块共计1.18亩为被上诉人刘大银的原承包地，缺乏事实依据，且该事实影响到被上诉人刘大银是否具有诉争主体资格。4.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刘大银自2015年辞工回家才知晓慈利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其1996年承包地中的一部分填写到上诉人名下，从而认定被上诉人未超过诉讼时效，与客观事实不符。5.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对涉诉1.18亩承包地享有经营权的诉讼请求，在程序上和实体上违反了法律规定。 刘大银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南洋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代子权、代必军向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请求：依法判决代子权、代必军与刘大银争议的三块土地共计1.18亩的承包经营权归代子权、代必军享有。事实和理由：1996年以前，涉诉1.18亩土地系刘大银家庭承包经营，1996年刘大银自愿将该1.18亩承包土地交回南洋村，南洋村就将该1.18亩土地发包给代子权。1999年南洋村与村民所签《慈利县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将涉诉1.18亩土地发包给代子权家，慈利县人民政府发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将该1.18亩登记在代子权名下，且代子权、代必军自1996年起一直实际占有使用该1.18亩土地，至2018年前未发生争议。2006年，代子权、刘大银均领取了慈利县人民政府发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权利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内容已经知晓，但刘大银2018年才提起仲裁申请。刘大银的仲裁申请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但《仲裁裁决书》却将涉诉1.1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裁决给刘大银。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2年，因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刘大银及其婆父代明寿共计从南洋村承包了3.8亩承包地（代明寿承包2.4亩、刘大银承包1.4亩）。1983年，代子权异地迁入南洋村，成为南洋村**村民。1996年，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南洋村分别给代明寿家、代子权家发包了承包地。《南洋村五组96年调整土地落户面积花名册》所载刘大银家的承包地面积为3.76亩，代子权家的承包地面积共计3.24亩。《1996年南洋村调整土地落实农业税花名册》虽旁注了代必旺等农户承包地增减的情况，但所载刘大银家的承包地总面积未发生增减，面积为3.77亩（刘大银1.41亩、代明寿2.36亩）。因刘大银在外务工，家庭缺少劳动力，无力耕种全部承包土地，经口头协商，刘大银将位于陈家湾的小谭田、洞洞丘、小湾田共计1.18亩承包地交由代子权代为耕种。从1999年开始，涉诉承包地的农业税就由代子权缴纳。《1999年（南洋村五组）农业税征收任务落实到户花名册》刘大银承包面积一栏注明“拨代子权1.18（亩）”。自此至今，代子权一直实际耕种小谭田、洞洞丘、小湾田，并为此缴纳农业税；2017年代子权领取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所反映的承包地亦包含小谭田、洞洞丘、小湾田。2006年，慈利县推行农村土地登记工作，同年11月12日，南洋村与代子全签订《慈利县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编号20113050340），该合同书载：发包方为零阳镇南洋村委会，承包方代表姓名为代子全，承包方土地经营权共有人为代子全、代必军等5人，承包期限自1996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承包土地总面积为4.16亩，承包土地丘块数为6块，……。与之配套的《慈利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卡》（编号20113050341）载：发包方为零阳镇南洋村委会，承包方代表姓名为代子权（该“代子权”与承包合同书所载“代子全”的身份证号码一致，两个不同的名字实为同一人），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20113050340，承包期限自1996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代子权、代必军等5人，承包土地情况栏中所载承包土地总面积为4.16亩，承包土地丘块总数为6块，其中第一块为“刘大银拨1.18亩”，……。慈利县人民政府给代子权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湘11020104035），所载：发包方为零阳镇南洋村委会，承包方代表姓名为代子权，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20113050340，承包期限自1996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代子权、代必军等5人，承包面积为4.16亩，承包丘块为6块，承包地块名称栏第一块为“刘大银拨1.18亩”，……。2006年11月12日，南洋村与代明寿“签订”《慈利县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编号20113050040），该合同书载：发包方为零阳镇南洋村委会，承包方代表姓名为代明寿，承包方土地经营权共有人为代明寿、刘大银等3人，承包期限自1996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承包土地总面积为2.4亩，承包土地丘块数为3块，……。与之配套的《慈利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卡》（编号20113050041）载：发包方为零阳镇南洋村委会，承包方代表姓名为刘大银（先是代明寿，划掉“代明寿”后写上刘大银，还配套写了承包方代表的身份证号码），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20113050040，承包期限自1996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代明寿、刘大银等3人，承包土地情况栏中所载承包土地总面积为2.4亩，承包土地丘块总数为3块，……。慈利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湘11020104005）载：发包方为零阳镇南洋村委会，承包方代表姓名为刘大银，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20113050040，承包期限自1996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刘大银等2人，承包面积为2.4亩，承包丘块为3块，……。2015年，刘大银辞工回家，要求代子权归还代耕土地，遭到拒绝。发生争议后，刘大银才知晓慈利县人民政府颁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刘大银见其1996年承包地的一部分填写到代子权的名下，便先后向南洋村、零阳镇政府及慈利县新城区管委会反映并要求处理，未果。刘大银遂提出仲裁申请，2018年4月2日，慈利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慈农仲案（2018）第002号〕，认为：1982年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到户时，刘大银的土地承包面积为3.76亩。1996年二轮土地延包时土地承包初步分配方案刘大银的承包土地为3.76亩。根据相关土地承包政策，2006年土地登记工作只是为了完善土地承包资料、规范土地承包程序，不是对已承包土地的调整和重新发包。且刘大银之父代明寿于2006年10月21日死亡，南洋村于2006年11月12日填写的《慈利县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调整收回1.18亩土地不属于刘大银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因而裁决：刘大银所主张的三块地（1.18亩）承包经营权依法归属申请人刘大银所有。对此，代子权、代必军不服，遂于2018年4月25日向慈利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慈利县2006年农村土地登记工作是根据相关土地承包政策实施的，该项工作是为了完善土地承包资料，规范土地承包程序，并非对已承包土地的调整和重新发包。该项工作主要包括签订《慈利县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填写《慈利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卡》、填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三项内容，且该工作时间安排紧促，三项内容同时进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的焦点：第一、涉诉1.18亩承包地由刘大银到代子权的变化的性质。代子权、代必军先是认为该变化系刘大银家自愿将涉诉1.18亩承包地交回集体经济组织后发包方调整承包土地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但代子权、代必军及南洋村无证据证明刘大银向南洋村呈递过自愿交回涉诉承包地的书面通知。故不采纳代子权、代必军关于刘大银家自愿交回承包地的观点。庭审中，代子权、代必军又主张涉诉1.18亩土地是通过正常土地调整所得。为此提交了王中年的证言及《慈利县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但《南洋村五组96年调整土地落户面积花名册》证实刘大银家的承包地与1982年的承包地面积相当，为3.77亩；《1996年南洋村调整土地落实农业税清单》虽记载了农户之间承包地的调整情况，但承包地的调整未涉及到刘大银家。故不采纳代子权、代必军主张涉诉1.18亩承包地系发包方通过调整程序发包给代子权、代必军的观点。1999年以来代子权对涉诉1.18亩土地承担农业税、享受农村补贴，在当事人无证据证明代子权、代必军与刘大银之间存在其他土地流转关系的情况下，对刘大银及南洋村认为该变化系代子权与刘大银口头协商达成涉诉1.18亩承包地由代子权代耕协议的观点予以采纳。第二、两份《慈利县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编号分别为20113050340、20113050040）有关涉诉1.18亩承包土地的效力。该两份承包合同书均形成于2006年慈利县农村土地登记工作中，但所载涉诉1.18亩承包地代子权的“承包期限”始于1996年，明显与《南洋村五组96年调整土地落户面积花名册》所记载的事实不符。虽然承包合同书未载明承包地块的情况，而与之配套的《慈利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卡》则有明确记载。代子权的登记卡所载第一块土地为“刘大银拨1.18亩”，故承包合同书所载代子权家的承包地面积4.16亩，“刘大银拨1.18亩”是其组成部分。2006年南洋村在与代子权、代明寿“签订”承包合同书时将1996年发包给刘大银家的1.18亩承包地填写在代子权名下，与2006年慈利县农村土地登记工作的职能不符。南洋村虽辩解系误填所致，但该行为客观上产生了在承包期内对承包地进行调整的作用，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关于“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的规定。故两份《慈利县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对涉诉1.18亩承包地在代子权、代明寿之间的增减，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但涉诉1.18亩承包地的发、承包关系的无效不影响承包合同的其他部分的效力。相应的《慈利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涉诉1.18亩承包地登记在代子权的名下，缺乏事实依据。代子权、代必军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的规定主张自10.996年起就对涉诉1.18亩承包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观点，因《慈利县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相应部分的无效，不予支持。第三、关于诉讼时效。2015年刘大银辞工回家，因与代子权、代必军就涉诉1.18亩承包地收回事宜发生争议，才知晓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存在，也才知晓发包方将原属于其承包经营的小谭田、洞洞丘、小湾田共计1.18亩承包地填写在代子权的名下，自此就向南洋村、零阳镇、慈利县新城区管委会主张权利。根据“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法律规定，代子权、代必军主张刘大银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又未提交相关证据，不采纳代子权、代必军关于刘大银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代子权、代必军要求判决涉诉1.18亩承包地（包括小谭田、洞洞丘、小湾田三块）的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代子权、代必军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代子权、代必军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系同村村民代必全、张圣菊、周凡初的书面证言各一份。拟证明涉案的土地经营权证于2007年6月由村组进行发放，本案被上诉人刘大银应于发放之时就应当知悉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相关内容，并知晓本案诉争的情况。第二组证据系同村村民皇启任的书面证言，拟证明皇启任的部分土地与上诉人的土地性质一致，系同组组民将其承包地返回给村集体后，再分包给当事人。经质证，刘大银认为第一组证据无法证明自己已经领取了土地经营权证，第二组证据无法达到上诉人的上诉目的。原审被告南洋村认为，第一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书面证言无法证明刘大银已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二组证据仅能证明皇启任一家的情况。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结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本院认证如下：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同村村民代必全、张圣菊、周凡初的书面证言，该证言仅能证明三位证人在2006年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结合南洋村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刘大银已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同村村民皇启任的书面证言，该证据仅能证明皇启任家承包地的来源，不能证明诉争土地与其具有相同来源，故上诉人提交的两组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同时，该两份证据均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故对上诉人代子权、代必军提交的两组证据，不予认可。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一般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家庭承包以户为单位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每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都享有土地承包权。在《南洋村五组96年调整土地落户面积花名册》中明确记载，代名寿的承包地面积为2.36亩，刘大银的承包面积为1.4亩，共计3.76亩。同时，根据《慈利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可知，代名寿户下的承包土地经营权共有人分别为代名寿、朱银姑、刘大银，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土地刘大银享有承包经营权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由于刘大银长期在外务工，承包土地经营权共有人代名寿与代子权、代必军达成口头协议，由上诉人代为耕种诉争土地。针对该土地进行耕种的情形，首先，因刘大银未履行法定的放弃承包地的程序，代子权、代必军对上述耕种形式应当认定为代耕。其次，代子权、代必军未提供南洋村村委会重新将诉争土地分包给其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不能证明村集体已将诉争土地重新分包给上诉人享有，故代子权、代必军未取得该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其相关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代子权、代必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代子权、代必军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詹恒清 审判员  屈 平 审判员  肖昌全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周小晖 书记员宋洁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