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07民初3174号 原告：成都市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202107092W。 法定代表人：韩国栋，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东，宁夏众和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正勇，男，汉族，1964年11月19日生，住四川省蓬安县。 被告：重庆亿川物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石新路**附**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798039114E。 法定代表人：石志飞，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涛，重庆竞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成都市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钢丝绳公司）诉被告重庆亿川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川物资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恒力钢丝绳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99858.70元；2.被告按照年利率4.75%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货款利息；3.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合同关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素有业务往来，原告向被告出售钢丝绳产品，2017年3月2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2014年11月18日至2017年2月28日被告欠原告587972.70元货款的对账确认函。被告在2017年2月22日至2017年5月19日期间提货51817.20元，2017年6月9日至2017年8月18日期间提货119811.20元，2017年9月21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提货102761.60元。2017年3月28日至2018年2月1日，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462504元，尚欠399858.70元未支付。原告多次催收未果，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 被告亿川物资公司辩称，对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原被告双方素有业务往来没错，原告向被告供货，同时原告也会在被告处调货，也就是被告向原告供货，因为原被告双方同为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的代理商，只不过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当原告有客户在重庆或原告从宁夏取货不方便时，原告可直接在重庆调货，同时原告系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也是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的全权委托代理人，原告可以代表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商业谈判、签署文件、收取货款等有关事务，其代理人还包括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韩国栋、原告员工尤智、孙正勇，原告和其所属个人的行为均代表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也表示愿意承担该代理公司的代理行为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实际上委托期限是在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31日，但是诉状中所称的三次提货并不是三次，而是很多次，具体提货次数以每次提货时被告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签署的提货单为准，每隔一段时间原被告双方都要进行对账确认，2017年3月20日对过一次账，2017年11月30日对过一次账，后一次对账中明确截止到2017年10月31日，原告尚欠被告359601.1元，对账中双方明确为明晰双方的债权债务，请核对以下数据，下面数据出自本公司的账簿记录，如与贵公司记录不符，请在本函下端数据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数据不符处列明不符金额，且同时原告要求回函请寄至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审计部，并表明了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当时对这次账是因为被告尚欠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的部分货款，具体数额不清楚，原告系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的全权授权代理人和子公司，原告不愿意支付被告的该笔欠款，要求从被告欠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的款项中扣除，因此就有了该对账函，同时要求回寄至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关于解除合同，原被告双方的合同已自然解除，且合同日期已过，不存在解除合同这一请求。关于利息，不存在欠付货款，也就不存在支付利息。合同在2018年12月31日到期，但合同还未到期时，对方就单方撕毁了合同。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18日，原告（销售商）与被告（经销商）签订《宁夏新日恒力委托经销协议》，主要约定：协议有效期内，销售商特指定经销商为恒力牌普绳Φ12.5-Φ28在重庆地区的销售，为了扩大销售，销售商允许经销商占用钢丝绳30吨左右的资金，超过30吨左右金额，经销商需付款给销售商（现金、承兑、电汇），年销量50-100吨，Φ12.5-Φ28价格7000元/吨，如价格有浮动，另书面通知；销售商与宁夏恒力共同承诺，不与经销商在协议有效期内约定的地域与产品构成竞争性销售，但经销商自身又无法独自完成的销售（如工程招投标、大批量采购而经销商没有充足的资金、需特殊技术服务等）由销售商或宁夏恒力与经销商另行协议，协议原则：由销售商或宁夏恒力直接与客户发生供销关系，根据经销商的工作状况给经销商提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佣金的提取是在销售商或宁夏恒力收得全部货款后的30天内兑现；合同终止时经销商仅可将包装及商品完好的钢丝绳退货，其余按合同价付款；经销商逾期结算的，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向销售商偿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经销商不按协议约定履行或不遵守义务时，销售商有权取消销售商的独家经销权；协议有效期2014年11月18日至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1月21日，原告（销售商）与被告（经销商）签订《宁夏新日恒力委托经销协议》，与2014年11月18日双方签订的《宁夏新日恒力委托经销协议》对比，内容不同之处有：产品范围Φ12.5-Φ36.5，，销售商允许经销商占用钢丝绳货款20万元资金，Φ12.5-Φ36.5价格6100元/吨，协议有效期2016年1月2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其他内容两份经销协议完全一致。 2017年3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署《应收款对账确认函》，确认2014年11月18日至2017年2月28日止，被告欠原告货款587972.70元，该金额原告已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给被告。 2017年2月22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2410KG、8×195-10的钢丝绳716KG；2017年5月8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3059KG；2017年5月19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7.5的钢丝绳1080KG。2017年5月23日，原告为被告开具了上述三次供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51817.20元。 2017年6月9日至2017年8月18日期间，原告共计七次向被告发货，金额119811.20元。2017年8月24日，原告为被告开具了119811.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7年9月30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615KG、6×37-15的钢丝绳830KG；2017年10月30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3069KG；2017年11月3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3072KG、6×37-15的钢丝绳836KG；2017年11月8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规格型号为6×37-21.5的钢丝绳1659KG；2018年2月1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7.5的钢丝绳1563KG。上述送货均有出库单予以证明，但出库单上并未标注单价，原告主张所有货物的单价均为8000元/吨。因经销协议约定价格6100元/吨，如价格有浮动，另书面通知，原告陈述根据市场定价通知了被告，被告陈述，原告有无通知被告价格变化，时间久远记不清楚了，双方约定价格很多，上述出库单的货款金额原、被告双方已进行了冲抵并办理了结算，被告相应的单据遗失，故无法确定单价。 另外，原告举示了2017年9月21日的出库单两份，分别载明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611KG、621KG，收货人为“李伟”，提货车号渝B8C1**。原告举示了2017年11月30日的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孙正勇”，金额9609.60元，收款事由“钢丝绳编号31706197-0.611吨、31707232-0.621吨”。孙正勇系原告公司员工。原告陈述，《收据》与两张《出库单》（2017年9月21日）是相互对应的，货是原告发的，当时一个客户需要钢丝绳产品（即2017年9月21日的两张《中梁山煤电气有限公司煤专线出库单》上的产品），该客户要求多开发票，但原告无法开具，原告就给被告打电话，被告说可以开，原告就把钱9609.60元交给被告，但被告至今未开具发票。被告辩称，对于《收据》，这笔款项是原告给被告支付的货款，货是从被告处拿的，被告发给原告说的那个客户，因此原告把款项支付给被告，当时对原被告双方的对账无法确认，也需要与宁夏恒力公司进行抵账，因该笔款项比较小，就由原告自行支付了，同时该收据也证明了原告会从被告处调货，其中有部分欠款是通过抵账或原告向被告处调货的方式抵消了，对于2017年11月3日、2017年11月8日、2018年2月1日这三笔，是双方在第二次对账后产生的买卖交易，该三笔款项因原告还欠被告款项，相互冲抵，不存在支付的问题。 2017年11月30日，原告向被告发出《企业询证函》，载明：为明晰双方债权债务，根据原告公司账簿记录，截止2017年10月31日，“欠贵公司359601.10元”，“贵公司欠”处为空白。被告在该询证函上盖章并签署“无误”。原告陈述，从字面意思上是原告欠被告，但是由于失误写错了，应该将此金额填写至“贵公司欠”，而填写到了“欠贵公司”。被告辩称，因为有向重庆地区发货的情况，为了方便所以在被告处调货，原告向被告调货或提货发给重庆地区的客户，原告应当向被告付款；该询证函出自原告公司账簿的记录，在此对账之前，被告在一次意外中将原被告双方经济往来的所有单据、票据、抵货、换货及应当由原告支付佣金的凭证全部遗失，故产生了该次对账，因该询证函出自原告公司账簿，被告法定代表人看后和大体并无出入，因此签署了该询证函，原告所举示的被告所欠的所有款项在该企业询证函中已经全部对账结清，非但如此，而且原告还欠了被告359601.1元。 2017年3月20日以后，被告的付款情况如下：2017年3月28日支付3万元（付款人韩国栋）、2017年4月28日支付5万元（付款人张鹏）、2017年5月26日支付5万元（付款人张鹏）、2017年6月30日支付10万元（付款人被告）、2017年8月31日支付5万元（付款人被告）、2017年9月30日支付5万元（付款人被告）、2017年10月27日支付7万元（付款人被告）、2017年11月3日支付5万元（付款人被告）、2017年12月5日支付4000元（付款人李春兰）、2018年2月1日支付8504元（付款人李春兰），共计462504元。韩国栋、张鹏、李春兰均系原告工作人员。原告陈述，系被告将款项支付至上述工作人员账户，再由工作人员将款项转至原告单位账户。 庭审中，原告自愿撤回了解除原告与被告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并明确其请求的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99858.70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至2019年3月29日，金额为22264.35元。 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双方之间的经销协议实际履行到最后一次供货日即2018年2月1日。 上述事实，有《宁夏新日恒力委托经销协议》、《应收款对账确认函》、出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在卷为凭，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宁夏新日恒力委托经销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双方享有合同权利的同时，应自觉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 关于2017年11月30日的《企业询证函》能否作为双方结算依据的争议焦点。被告辩称因为原告向被告调货需支付货款以及应提取佣金，故结算原告欠付被告款项。如果原告应向被告支付佣金，根据经销合同的约定“经销商自身无法独自完成的销售（如工程招投标、大批量采购而经销商没有充足的资金、需特殊技术服务等）由销售商或宁夏恒力与经销商另行协议，协议原则：由销售商或宁夏恒力直接与客户发生供销关系，根据经销商的工作状况给经销商提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佣金的提取是在销售商或宁夏恒力收得全部货款后的30天内兑现”，则被告应承担原告或宁夏恒力因提取佣金与被告另行协议、以及提取佣金金额的举证责任，但被告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双方确实存在提取佣金且另有协议。如果原告向被告有调货的情形，也应由被告承担原告向其调货以及调货金额的举证责任，但被告唯一的证据即2017年11月30日的收据，显示原告向被告交付了“钢丝绳编号31706197-0.611吨、31707232-0.621吨，金额9609.60元”，且时间也是2017年11月30日的《企业询证函》之后（该函件显示是截止2017年10月31日的金额），此外无任何证据显示在2017年10月31日之前原告向被告有过调货。从双方对账确认被告欠付原告587972.70元，到2017年11月30日签署《企业询证函》显示原告欠被告359601.10元，时间间隔仅8个月，金额反差达到了几十万之多，除了原告举示的送货单外，被告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如此大额货物的来源、渠道、凭据、原告曾向被告调货、原告应向被告支付佣金。另外，2017年11月30日签署《企业询证函》后被告仍在向原告付款，如果原告欠付被告款项359601.10元，按常理被告不应再向原告付款。因此，被告辩称原告向被告调货或提货发给重庆地区的客户，原告应当向被告付款的抗辩意见因证据不足，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而原告能够举示相对完善的供货凭据，故本院从双方2017年3月20日无争议的对账确认的金额开始，按照原告实际的供货据实计算原告应收货款的金额，对2017年11月30日签署的《企业询证函》不予采信。 原告举示的2017年9月21日的出库单两份，分别载明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611KG、621KG，收货人为“李伟”，提货车号渝B8C1**。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收货人“李伟”的身份以及其有权代表被告收货。而原告举示的2017年11月30日的收据显示的是原告向被告交付9609.60元的款项，无法证明系原告向被告供应货物，原告陈述系为了应客户的要求让被告多开票，也无证据证明。因此有争议的2017年9月21日出库单两份不能认定为系原告向被告提供货物。 2017年3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署《应收款对账确认函》，确认被告欠原告货款587972.70元，且该金额原告已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给被告，该对账之外原告向被告无争议的送货有：1、51817.20元；2、119811.2元；3、重量合计11.644吨，具体为：2017年9月30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615KG、6×37-15的钢丝绳830KG；2017年10月30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3069KG；2017年11月3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3072KG、6×37-15的钢丝绳836KG；2017年11月8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规格型号为6×37-21.5的钢丝绳1659KG；2018年2月1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7.5的钢丝绳1563KG；上述出库单上并未标注单价，原告也未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确定上述供货的单价，原告陈述单价为8000元/吨，但协议约定单价为6100元/吨，若价格浮动另书面通知，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向被告书面通知了价格为8000元/吨。而从2016年1月21日签订协议后，从双方无争议的已开票供货情况来看，价格虽然高于协议约定的6100元/吨，但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价格约定为7000元/吨，高于之后2016年1月21日签订的协议，可以看出价格虽然有变动，但并不完全是上涨，既然无法确定双方本批次供货的单价，则本院按照协议约定的单价6100元/吨计算本批次供货的金额，即为11.644吨×6100元/吨=71028.40元。综上，被告目前欠付原告的货款金额为587972.70元+51817.20元+119811.2元+71028.40元-462504元=368125.50元。 关于原告请求的利息问题。2016年1月21日双方签订的《宁夏新日恒力委托经销协议》关于资金占用及付款方法约定“销售商允许经销商占用钢丝绳货款20万元资金；超过20万金额，经销商需付款给销售商”，由此可以看出，当被告欠付的货款金额达到20万元以后，超过20万元的部分被告应立即支付。原告主张从2018年2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扣除20万元的占用资金后，其余款项的送货均发生在2018年2月1日之前，故原告有权就该部分货款从2018年2月1日起主张利息。因双方约定了被告可以占用原告20万元资金，但对于该20万元资金的支付未明确约定期限，而合同约定的协议有效期截止2018年12月31日止，并无证据证明在该期限届满前双方已解除了合同，故协议终止后被告应立即支付占用的20万元资金，故该20万元的利息应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起算。原告主张利息按年利率4.75%的标准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上述利息均计算至2019年3月29日，是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尊重。 庭审中，原告自愿撤回了解除原告与被告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尊重。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亿川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成都市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货款368125.50元； 二、被告重庆亿川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成都市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68125.50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至至2019年3月29日；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至至2019年3月29日）； 三、驳回原告成都市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794元，由成都市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负担301元，由被告重庆亿川物资有限公司负担349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审判员  郑兴隆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陈曼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