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7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萧百成，男，196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敏，山东方向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尔滨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新阳路453号。 法定代表人：刘亚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天野，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东，男，该公司职工。 原审第三人：刘海，男，1978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原审第三人：高秀云，女，197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吴江市。 上诉人箫百成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刘海、高秀云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0民初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箫百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支持箫百成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威海东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东龙公司)与刘海之间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真实有效是错误的。箫百成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刘海与东龙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只是为了向银行借款归刘海个人使用，属双方通谋的虚伪意思表示，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一审法院无视双方意思表示的虚伪性及法律的明确规定，认为合同真实有效，不符合事实。根据东龙公司与刘海之间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仲裁条款约定，东龙公司向威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威海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8)威仲字第510号裁决书，确认东龙公司与刘海签订的案涉房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以东龙公司与刘海恶意串通为由不予采纳是错误的。由于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威海仲裁委员会就享有专属管辖权，合同效力的认定应以仲裁委员会的认定为准，人民法院应尊重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在东龙公司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的过程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人民法院均没有注意到商品房预售合同仲裁条款的存在，后来才发现其存在。仲裁过程中，东龙公司代理人认为合同效力与查封没有关系，查封的效力对合同效力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没有说明查封事实。仲裁委员会应独立对合同效力作出认定，人民法院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对仲裁委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不应产生影响，没有必要向仲裁委员会说明东龙公司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的事实及判决裁定结果。东龙公司及其代理人没有故意隐瞒上述查封及执行异议的事实。东龙公司在仲裁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与向法院提交的材料完全一致，不存在提交虚假证据的事实，也不存在虚假陈述。刘海在仲裁中的陈述与在法院的陈述完全一致。法院审理过程中没有认定刘海作了虚假陈述，也没有认定东龙公司与刘海恶意串通。一审法院认定东龙公司与刘海恶意串通对抗执行没有事实依据。威海仲裁委员会对合同效力的裁决结果应作为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故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真实有效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箫百成不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是错误的。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东龙公司名下，在东龙公司、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升威海分公司）已经确认案涉房屋已转让给箫百成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权力干涉。箫百成提交的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一审法院应予以认定。3.一审法院认定应保护善意申请执行人的信赖利益是错误的。二建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属于实现判决书确定的债权，不属于交易行为，不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一审法院将信赖利益保护制度错误运用于非交易领域。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导致判决错误。箫百成认为东龙公司与刘海之间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无效，刘海对东龙公司不享有交付案涉房屋并转移房屋所有权的请求权。在一审法院查封案涉房屋时，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并没有登记在刘海名下，一审法院的查封只是预查封，并不产生正式查封的效力。只有刘海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对东龙公司具备转移房屋所有权的完全债权后，才能将案涉房屋作为刘海的责任财产进行处分。箫百成作为实际权利人有权利提出执行异议。 二建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箫百成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1.从案涉房屋的来源上看，没有证据证明是东龙公司最终拨付给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升公司）。箫百成提供的抵顶协议未加盖东龙公司公章，施工附加协议也只能证明抵顶房屋的范围，也没有证据证明华升公司将案涉房屋抵顶给了箫百成，更没有证据证明箫百成在查封前实际占有了案涉房屋。2.从刘海提供的证据上看，没有双方的借房贷款协议，箫百成也承认没有借房贷款协议，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借房”事实对抗不了刘海与产权人签订并履行的商品房买卖协议的效力。3.从仲裁裁决书的效力上看，东龙公司与刘海故意隐瞒了仲裁标的物已经查封且东龙公司执行异议诉讼被驳回的重要事实，导致仲裁结果与法院认定事实矛盾，其恶意串通，意在对抗法院执行的主观故意十分清楚，一审判决对该仲裁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采纳”正确。 刘海述称，同意箫百成的上诉意见。 高秀云未作陈述。 箫百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海对威海东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龙公司）不享有以滨海龙城22号楼527、528号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2.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3.终止对案涉房屋的拍卖和执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滨海龙城22号楼登记于东龙公司名下。2007年8月14日，东龙公司与华升公司签订龙城大厦施工附加协议，约定:东龙公司抵顶给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房屋位置，现确定为龙城大厦4-12层，包括案涉房屋在内共计86套房屋，该抵顶房屋按龙城大厦工程进度拨付，华升威海分公司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2008年8月22日，刘海与东龙公司签订案涉527室、528室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刘海支付定金、首付款后通过银行按揭贷款支付余款。2008年9月1日、10月27日刘海与工行市中支行签订两份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分别借款11万元（528室）、9万元（527室）。同时刘海、王洪梅夫妇在威海卫公证处办理了银行借款《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书》，承诺如果不能偿还借款，工行市中支行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案涉房屋。2011年3月11日，刘海出具声明：证明案涉房屋系箫百成从东龙公司抵顶工程款的房屋，因刘海当时按揭贷款需要，将房屋暂写在刘海名下；房屋实际产权归箫百成所有，若需办理过户手续时，刘海自愿配合办理一切相关的过户手续。2013年，华升威海分公司向东龙公司发函，声明案涉房屋已经转让给箫百成，购房合同已与东龙公司签订完毕，请东龙公司为其办理房屋产权证，但该函未标明具体日期。箫百成亦未提供其与东龙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2014年12月8日，工行市中支行出具贷款结清证明。刘海与东龙公司向房管部门提交房屋合同备案信息注销申请书，因二建公司与刘海、高秀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进入执行程序，案涉房屋因二建公司的申请于2013年7月已被一审法院查封，房管部门未予受理。 另查明，2012年11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威商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判令高秀云、刘海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二建公司借款100万元及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0年10月16日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因高秀云、刘海未履行清偿义务，二建公司申请强制执行。2013年6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威执一字第99-1号执行裁定，查封了案涉房屋。执行过程中，东龙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案涉房屋所有权，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2016）鲁10执异47号执行裁定，驳回东龙公司的异议。后东龙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4日作出（2016）鲁10民初127号民事判决，认定“虽然现无证据证实刘海是否支付购房定金、首付款，但是刘海已以案涉房屋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银行亦已将该款给付东龙公司，表明双方的房屋买卖关系成立并得到履行，刘海已对案涉房屋享有民事权益”，驳回东龙公司的诉讼请求。东龙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5日作出（2017）鲁民终1616号民事判决，认为“东龙公司主张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多套房屋在查封前已经抵顶给案外人箫百成，只是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的转移手续，由此可以认定，即便能够阻却本案的执行，实际权利人应为箫百成并非东龙公司”，驳回了东龙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箫百成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2018）鲁10执异88号执行裁定，驳回了箫百成的异议。2018年11月20日，东龙公司向威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确认东龙公司与刘海之间签订的案涉房屋商品房预售合同无效，刘海同意东龙公司的仲裁请求，东龙公司与刘海在仲裁过程中均未向仲裁庭说明案涉房屋已被一审法院查封且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成立，亦未向仲裁庭提交相应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箫百成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第一，箫百成主张东龙公司将案涉房屋抵顶给华升威海分公司，但提交的施工附加协议的内容仅系合同双方对抵顶房屋范围的确定，尚需随工程进度拨付，其提交的关于案涉房屋的抵顶协议上东龙公司未盖章确认，故案涉房屋是否由东龙公司最终拨付给华升威海分公司，箫百成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第二，除2013年华升威海分公司向东龙公司出具的函件外，箫百成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实其与案涉房屋之间存在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因案涉房屋被查封于2013年6月4日，而2013年华升威海分公司出具的函件未标明具体日期，对于该证据的形成时间一审法院无法确认，且函件中所载购房合同已与东龙公司签订完毕的内容亦与事实相悖，故华升威海分公司出具的该函件不具有相应的证明效力。箫百成主张其与华升威海分公司之间有内部承包合同，案涉房屋作为工程款由华升威海分公司抵顶给箫百成，但在举证期间内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箫百成主张案涉房屋系其借给刘海用于贷款，但又主张双方没有正式的合同，只有刘海为其出具的借据和声明，箫百成仅提供了刘海出具的声明，未能提供借据。刘海系被执行人，出具的证明以及在本案中所做陈述，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四，箫百成提供的公共服务费收据未注明缴纳人员，不能证实系箫百成缴纳了案涉房屋的公共服务费及公共维修基金等费用，亦不能证实箫百成在查封前已经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提供的电费收据均形成于2018年即查封之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五，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民终1616号民事判决，并未确认箫百成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仅是基于东龙公司在该案中的相关主张所作的一种假设。总之，箫百成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换言之，即使箫百成所述属实，其基于华升威海分公司工程款的抵顶对案涉房屋享有事实上的处分权，案涉房屋系“借”给刘海办理贷款使用，该行为也可说明箫百成对刘海与东龙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事实是明知且同意的。此情形下，箫百成为了规避相关的法律与政策，已经向刘海让渡了其对案涉房屋的处分权，理应自行承担该行为所带来的各种可能的法律风险。刘海在箫百成的允许下，与东龙公司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并办理了购房贷款手续，案涉房屋在房地产管理机关及银行等机构对外公示的民事权益人即为刘海。东龙公司明知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认其与刘海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成立，在本案诉讼期间又就案涉房屋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效力向威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刘海在仲裁过程中未发表任何对抗性答辩意见，全盘同意东龙公司的仲裁请求，且东龙公司与刘海均向仲裁庭隐瞒了案涉房屋已被一审法院查封及东龙公司所提执行异议之诉被一审法院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予以驳回的事实及证据，显然存在恶意串通对抗执行的情形，对（2018）威仲字第510号仲裁裁决书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在刘海与东龙公司所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未经合法解除之前，应保护善意的申请执行人即二建公司的信赖利益。箫百成与刘海之间所谓“借房贷款”的约定即使存在，亦只在其内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不得对抗二建公司，箫百成无权请求终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关于箫百成要求确认刘海对东龙公司不享有以案涉房屋为标的物债权以及解除查封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审理。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箫百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箫百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箫百成提交十七份证据。证据一：证明一份及收款收据三份，证明案涉房屋的公共服务费、公共部位维修基金由箫百成支付，箫百成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证据二：证明一份，证明东龙公司根据与华升公司的协议，将抵顶给华升公司的案涉房屋直接转让给箫百成并将房屋钥匙交给箫百成。证据三、四：抵顶协议各一份，证明东龙公司与华升公司于2013年1月11日达成协议，将案涉房屋抵顶给华升公司。证据五：公函一份，证明华升公司于2007年12月30日致函东龙公司，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屋转让给箫百成。证据六、七：转让证明各一份，证明经华升公司及箫百成同意，东龙公司与刘海于2008年7月23日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但刘海与东龙公司之间不发生经济往来，刘海与东龙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为虚假合同。证据八：顶房明细一份，证明经华升公司确认，案涉房屋直接抵顶给箫百成。证据九：微信支付截图一份，证明箫百成支付136元物业服务费。证据十：声明一份（一审证据），证明刘海借箫百成的房屋向银行借款。证据十一：确认书一份，证明箫百成以借房屋给刘海向银行借款的方式贷款给刘海。证据十二：借据一份，与证据十一结合，证明箫百成以借房屋给刘海向银行借款的方式贷款给刘海。证据十三：收据一份，证明刘海收到箫百成出借的房屋。证据十四：收据一份，证明箫百成将528室房屋卖给案外人崔霞后，因无法办理过户登记将已收的买卖价款退还给崔霞。证据十五、十六：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各一份，证明箫百成于2015年2月15日将80000元购房款退给崔霞。证据十七：装饰装修合同一份，证明箫百成与程宁宁于2011年3月23日签订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装修合同，箫百成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 二建公司质证称，证据一：1.三份收据没有体现交款人是萧百成；2.无论谁交款，都是为“客户刘海”缴纳，法律后果是刘海承担，更证明权利人是刘海；3.该证据无法证明箫百成实际占有案涉房屋。证据二：对真实性有异议。1.该证明内容与其于2016年至2017年在一审法院及省法院的执行异议及诉讼主张互相矛盾，原主张为案涉房屋所有权属于东龙公司，现又证明属于萧百成，不客观真实；2.与一审华升公司出具的函件在日期上矛盾，一审声明将案涉房屋转给萧百成的函件没有具体日期，但该证明却认定为“2007年12月30日”，不客观真实；3.无将房屋钥匙交给萧百成的客观事实。证据三、四：1.对真实性有异议，与一审提交的抵顶证据互相矛盾，不存在86套抵顶房屋的所谓《抵顶协议》，一审提交的证据是86套房抵顶2000多万工程款，提交的是一个统一的明细表；2.该抵顶协议即便真实，也被后来的出卖给刘海的行为所否定，对抗不了商品房销售行为；3.该抵顶协议意思表示不清，看不出是东龙公司抵顶给华升公司的房产，而是“乙方（华升公司）用滨海龙城大厦款抵顶甲方滨海龙城房产”。证据五：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1.该函件是华升公司给东龙公司的单方面文书，却加盖了东龙公司的公章，显然是为了打官司而伪造，不符合正常的公文习惯；2.华升公司发函的动机和目的应该是让东龙公司配合将10套房屋产权过户给萧百成，但没有相应的过户证据（如商品房销售发票、合同等）予以证明，说明是为了上诉而针对一审判决虚构的事实；3.公函时间是2007年末，东龙公司在其后将案涉房屋交易给了刘海，显然与该函件矛盾，变更了之前的所谓抵顶合意，如属实则构成违约，华升公司或箫百成可向东龙公司主张工程款权利。证据六、七：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1.该证明是华升公司和刘海的单方行为，加盖东龙公司公章，目的就是为了打官司作伪证，三方串通虚构事实的行为非常明显；2.该证明证实不了东龙公司与刘海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不能以单方面的一纸证明就认为合同无效或予以撤销；3.如果因东龙公司违约销售了抵顶工程款的商品房，东龙公司与华升公司的工程款结算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守约方可诉讼解决；4.与证据五互相矛盾。证据八：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实案涉房屋的房主为刘海。另外，该明细所列房屋的房主均非萧百成。证据九：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支付凭证证实不了是支付了案涉房屋的相关款项，也证实不了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归属。证据十：该声明是被执行人为抗拒执行的单方面行为，对抗不了其与东龙公司依法签订并履行了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据十一至十六：是另外一个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如属实，权利人可依法主张权利，对抗不了本案的执行。证据十七：1.证实不了所谓乙方（程宁宁）的真实存在；2.证实不了乙方的装修质证情况；3.证实不了合同的履行情况，包括工程款20万元的给付情况；4.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 刘海质证称，同意箫百成的意见。 对于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将结合全案事实和证据作出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审判决认定箫百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是否正确。 第一，箫百成主张案涉房产系由东龙公司抵给华升公司后，华升公司又抵给萧百成用于抵顶工程款,亦主张其将案涉房产借给刘海用于贷款，但其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对此做出分析认定，并无不当。箫百成虽然在二审中提交了抵顶协议、公函、顶房明细、转让证明、声明、确认书等证据予以补强，但从举证情况看，上述证据来源于东龙公司、箫百成，形成于东龙公司、华升公司、箫百成、刘海之间，考虑到箫百成主张其与华升公司、东龙公司之间存在连环以房抵款以及其与刘海之间存在借房贷款的关系，箫百成也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东龙公司、华升公司之间的结算情况，故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无法确认。 第二，即便箫百成关于以房抵款及借房贷款的主张成立，箫百成向刘海出借案涉房产以便刘海获取银行贷款的行为系规避法律和政策的行为，箫百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亦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人员，应当明知上述行为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箫百成在二审中也认可其借房贷款的行为存在相应风险。故箫百成以刘海借房用于银行贷款为由要求排除强制执行，本院无法支持。 第三，东龙公司、刘海在一审诉讼期间又就案涉房屋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效力提起仲裁，且刘海在仲裁过程中未发表任何抗辩意见，结合东龙公司曾就案涉房产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以及东龙公司、箫百成、刘海在本案中具有相同主张和共同利益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案涉仲裁裁决书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的处理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箫百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箫百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毕中兴 审 判 员 李永生 审 判 员 丁国红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孔祥昆 书 记 员 王 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