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9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告：唐平安，男，汉族，生于1953年11月13日，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角奎镇塘房村曹沟组35号，公民身份号码：5321291953××××××××。委托代理人：吴禹，云南乌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住所地：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老消防大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住所地：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6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129686196764D。法定代表人：刘佰银，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张镔，云南朱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唐平安因与被上诉人彝良县环卫站、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2019）云0628民初1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是：原告唐平安出生于1953年11月13日，至2013年11月13日年满60周岁。2001年原告与原角奎镇环境卫生监察站签订《清洁工人聘用合同》，期限为：2001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2009年6月原告到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上班，担任环境卫生清扫跟车员。2015年11月19日，原告在原彝良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城市卫生管理中队领取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的临时工经济补偿金4500.00元。原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分别于2015年4月25日、2016年2月23日、2017年2月21日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2018年9月5日签订了《劳务协议》。2018年9月5日签订的《劳务协议》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均作为主管部门在上述合同及协议中加盖公章。原告在被告处上班至2018年12月31日。2009年4月8日，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彝机编［2009］5号“关于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的通知”，撤销彝良县城管监察大队编制和人员，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将编制和人员划入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下设综合办……城市卫生管理中队（将财政拨款的角奎镇环卫站人员和编制上划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2018年4月27日，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彝机编［2018］6号“关于组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的通知”，将县城市监察、市政公用设施、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管理等机构进行整合，撤销彝良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和彝良县环卫站，组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确定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2019年4月11日原告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当日作出因原告已经超过60周岁，不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向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及时办理李顺琴等人的信访案件。原审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承担权利义务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本案中原告在彝良县环卫站已工作多年。2018年4月27日经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故承担责任的主体为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关于原告在被告处具体工作的时间问题。原告主张自2000年1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但未提供自2000年1月起被告在原彝良县环卫站等处工作的相关证据。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原告自2009年6月起进入被告处工作，应确认原告自2009年6月至2018年12月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属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的问题。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非全日制用工，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以小时计酬且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为非全日制用工的主要特征。非全日制用工作为一类特殊的用工形式，其实质标准是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工作报酬的计酬方式。本案中，判断原告与被告的用工关系是否为非全日制用工关系应从上述两点进行评判。首先、原告岗位为垃圾清运车的跟车员，每天工作时间在环卫车辆运送垃圾到垃圾处置场。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中载明工资计算方式，原告每月工资为1200.00元及每小时工资为12.00元的内容，原告每月工作时间为100小时，按照每周单位时间来计算，原告每周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其次，关于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的方式，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为每月发放。因此，综合原告的实际用工时间和报酬发放方式，原告与被告虽然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但原、被告之间的用工关系并不符合非全日制用工关系的特点。虽然原、被告双方仅提供了2015年至2018年期间双方签订的合同，但原告的工作内容前后并未发生变化，因此，自2009年6月起，原、被告之间属全日制用工关系。《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我国退休年龄是劳动者结束其劳动法律关系的终止年龄，返聘时签订劳动合同无效，只应签订劳务合同。唐平安出生于1953年11月13日，至2013年11月13日已年满6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原告于2013年11月14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被告处上班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的规定，唐平安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因此，2009年6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原告与被告之间属劳动关系，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属劳务关系。关于原告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待遇、未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加班工资是否应当支付的问题。首先，关于原告主张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待遇问题，因征缴社会保险费系社会保险部门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故对原告关于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待遇的主张，本案中不予审理。其次，2009年6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原告与被告之间属劳动关系。在此期间，关于原告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加班工资是否应当支付的问题。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原告于2013年11月13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此时，原告应已知其未享受退休后的相关待遇，原告应在劳动关系终止后一年内提起申请仲裁，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期间存在仲裁时效中止、中断情形，原告于2019年4月11日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提起仲裁申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规定，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再次，因原、被告之间自2013年12月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因劳务关系所发生的纠纷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原告对其提供劳务期间，被告发放给其劳务报酬均没有异议，应视为被告已支付完唐平安提供劳务期间所得的全部报酬。故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平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唐平安负担。一审宣判后，唐平安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重新作出公正裁判。理由是：一、本案上诉人自2000年1月1日进入被上诉人处担任清洁工至2019年1月1日，主要负责街道环境卫生。工作期间，被上诉人未为上诉人缴纳任何社会保险。导致上诉人离开被上诉人单位后被上诉人不能为上诉人补交养老保险，被上诉人更不能为上诉人办理退休手续。用人单位不缴纳或者不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均为法律所禁止，用人单位的该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赔偿劳动者的损失。二、原审判决错误，判决不公。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上诉人于2009年6月进入被上诉人单位工作错误。上诉人实际在被上诉人单位工作时间应从2000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仅从2001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双方签订的《角奎镇环境卫生监察站清洁工人聘用合同》、《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劳务协议》，被上诉人2003年2月1日至2015年4月24日未与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说明被上诉人同上诉人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原判认为上诉人2013年11月13日已年满60周岁，工作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认为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错误。2、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才能按照劳务关系处理。上诉人虽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说明上诉人同被上诉人之间仍然是劳动关系。法律没有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而是以依法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合同终止。一审以上诉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同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劳务关系错误。被上诉人彝良县环卫站、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未作二审答辩。本案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上诉人唐平安对原判确认的法律事实未提出实质性的异议，对原审判决不支持其诉讼请求有异议。对上诉人无异议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继而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是否恰当。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由此可知,工作时间是否超时即为是否属非全日制用工形式的认定要件。本案中，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三次协议变更情况来看，2001年签订《角奎镇环境卫生监察站清洁工人聘用合同》，2016年、2017年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2018年签订《劳务协议》，工作内容均为清洁工。约定：上诉人服务工作为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员，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不超过24小时，甲方为乙方交纳工伤保险，双方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均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违约金。上诉人未提供其每周工作时间超过24小时的有效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应确认为非全日制用工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由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原判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恰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唐平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芝毅审判员  李 宏审判员  颜九华二○二○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刘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