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19行终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灿，男，汉族，1985年8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仁化县*********，公民身份号码：440************030。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1900MB2C899432。法定代表人：司琪，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曾杨，该局中堂分局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余艳，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环裕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蕉利东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71。法定代表人：洪晖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傅品权，广东乾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灿与被上诉人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莞人社局”）以及原审第三人东莞环裕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裕公司”）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行初94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1月20日，李灿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东莞人社局2018年11月12日作出的《关于李灿“躯体形式障碍”伤情认定问题的回复》。2.责令东莞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李灿“躯体形式障碍”属于工伤。3.本案诉讼费用由东莞人社局承担。原审法院查明：环裕公司承包东莞东城凯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环保工程后，将工程分包给叶小龙个人。叶小龙聘请了李灿到工地做事。2017年2月16日上午11时左右，李灿在东莞东城凯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因到公司楼顶拿工具时，头部撞到通风管，导致其头部受伤。2017年2月18日，李灿前往东莞市人民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头部外伤”。2017年7月13日，李灿就上述事故伤害一事向东莞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东莞人社局经审查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1673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李灿于2017年2月16日发生事故受到的伤害为工伤。环裕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审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7）粤1971行初72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环裕公司的诉讼请求。环裕公司仍不服，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8月13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9行终16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环裕公司的上诉，维持了上述原判决。另查明，李灿于2017年2月16日发生事故，2月18日到东莞市人民医院就医，2月19日诊断为“头部外伤”，4月11日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治疗，5月18日诊断为“1.脑外伤后综合征；2.颈小关节紊乱(C3/4);3.焦虑性抑郁症”，7月11日诊断为“颈4、5椎间盘突出症”，7月7日到广州市惠爱医院治疗并诊断为“1.脑外伤后综合征；2.焦虑状态；3.左枕神经痛；4.颅脑外伤后”，8月4日到广东省第二中医院治疗，8月29日诊断为“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头晕（耳石症）；耳损伤”，8月30日诊断为“脑外伤性颈椎病”，9月20日诊断为“1.外伤性颈椎病;2.枕部神经损伤”，10月21日诊断为“1、外伤性颈椎病；2.神经受损伤”。2017年11月28日，李灿向东莞人社局提交《关于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16732号认定工伤决定补充申请书》及医院就诊病历、检查报告、诊断证明，申请东莞人社局认定李灿被诊断为“脑外伤后综合征；颈小关节紊乱(C3/4);焦虑性抑郁症；颈4、5椎间盘突出症；焦虑状态；左枕神经痛；颅脑外伤后；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头晕（耳石症）；耳损伤；脑外伤性颈椎病；外伤性颈椎病；枕部神经损伤”等病情是由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所致，请求东莞人社局将上述病情补充认定为工伤。东莞人社局受理后，依法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就上述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进行伤病关系法医学鉴定。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说明》，不予受理东莞人社局的上述委托。综合取得的证据材料，东莞人社局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关于李灿“脑外伤后综合征；颈小关节紊乱（C3/4）；焦虑性抑郁症；颈4、5椎间盘突出症；焦虑状态；左枕神经痛；颅脑外伤后；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头晕（耳石症），耳损伤；脑外伤性颈椎病；外伤性颈椎病；枕部神经损伤”伤情认定问题的回复》，认为李灿所主张的上述病情不属于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直接导致，因无证据证明李灿申请补充的上述病情是由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直接导致，故东莞人社局认为不符合工伤认定的伤情范围，不予补充相关诊断为工伤。后东莞人社局将该《回复》送达给李灿。李灿不服，于2018年1月3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2018）粤1971行初97号行政诉讼。再查明，2018年3月9日，李灿向东莞人社局提交《申请书》、《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16732号工伤认定司法因果关系鉴定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述称其又有新的诊断证明“1.头痛；2.脑功能障碍，脑外伤头痛；3.头部外伤后头痛，颈4-5椎外伤后轻度突出”，李灿认为“前述病情”系由2017年2月16日事故所致，并要求对脑外伤后续伤情重新鉴定，请求将上述病情补充认定为工伤。东莞人社局收到李灿申请及相关材料后，于2018年3月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就上述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事故导致头部外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2018年3月30日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不受理通知书》，告知东莞人社局对李灿的“前述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事故导致头脑外进行伤病关系法医学鉴定不予受理。综合取得的证据及相关情况，东莞人社局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的《关于李灿“头痛：脑外伤头痛，脑功能障碍；头部外伤后头痛，颈4-5椎外伤后轻度突出”伤情认定问题的回复》，认为李灿所主张的“头痛：脑外伤头痛，脑功能障碍；头部外伤后头痛，颈4-5椎外伤后轻度突出”没有证据证明为2017年2月16日头部外伤事故所直接导致的，因无证据显示李灿申请补充的上述病情为2017年2月16日所发生事故直接导致，故东莞人社局认为不符合工伤认定的伤情范围，不予补充相关诊断为工伤。后东莞人社局将该《关于李灿“头痛：脑外伤头痛，脑功能障碍；头部外伤后头痛，颈4-5椎外伤后轻度突出”伤情认定问题的回复》送达给李灿，李灿不服，于2018年5月2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2018）粤1971行初428号行政诉讼。又查明，2018年7月9日，李灿向东莞人社局提交《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述称其又有新的诊断证明“躯体形式障碍”，李灿认为“躯体形式障碍”系由2017年2月16日事故所致，请求将“躯体形式障碍”补充认定为工伤。李灿向东莞人社局提交了门诊病历、广州市惠爱医院疾病诊疗证明书。东莞人社局收到李灿申请及相关材料后，于2018年10月22日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就“躯体形式障碍”与2017年2月16日事故导致头部外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同日，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不受理通知书》，告知东莞人社局对李灿的“躯体形式障碍”与2017年2月16日事故导致头脑外进行伤病关系法医学鉴定不予受理。原因如下：“躯体形式障碍是一种以持久地担心或相信各种躯体症状的优势观念为特征的神经症。患者因这些症状反复就医，各种医学检查阴性和医生的解释均不能打消其疑虑。即使有时存在某种躯体障碍，也不能解释所诉症状的性质、程度，或其痛苦与优势观念。经常伴有焦虑或抑郁情绪。因此，此委托事项已超出我中心的鉴定范畴，不予受理。”综合取得的证据及相关情况，东莞人社局认为李灿申请的“躯体形式障碍”要求补充认定为工伤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故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关于李灿“躯体形式障碍”伤情认定问题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认为李灿所主张的“躯体形式障碍”没有证据证明为2017年2月16日头部外伤事故所直接导致的，因无证据显示李灿申请补充的“躯体形式障碍”为2017年2月16日所发生事故直接导致，故东莞人社局认为不符合工伤认定的伤情范围，不予补充相关诊断为工伤。后东莞人社局将该《回复》送达给李灿，李灿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次行政诉讼。另，李灿于2019年1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躯体形式障碍”与2017年2月17日受伤事故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于2019年5月7日经摇珠确定为广东精卫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后该鉴定所于2019年6月13日出具[2019]粤精卫函字第36号《不予受理函》，答复如下：鉴于目前委托材料所限，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鉴定能力，无法受理该案件，建议到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咨询或鉴定。李灿不服，再次向原审法院提交《再申请鉴定书》。原审法院于2019年9月12日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后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9年10月19日出具中大法鉴[2019]函字1599号《不予受理函》，答复如下：本案委托事项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此案予以退案处理。原审法院认为：东莞人社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涉案《回复》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李灿所述其“躯体形式障碍”是否由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直接导致，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本案中，东莞人社局受理李灿的上述申请后，依法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就“躯体形式障碍”与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进行伤病关系法医学鉴定。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不受理通知书》，告知东莞人社局对李灿的“躯体形式障碍”与2017年2月16日事故导致头脑外进行伤病关系法医学鉴定不予受理，并详细阐明了原因。东莞人社局综合李灿提交的证据材料及上述《不受理通知书》，作出涉案《回复》，认定因无直接证据证明李灿申请补充的“躯体形式障碍”是由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直接导致，故东莞人社局认为不符合工伤认定的伤情范围，不予补充相关诊断为工伤并无不当。另，李灿就“躯体形式障碍”与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联向原审法院申请了两次司法鉴定。为查清案件事实，原审法院经审查对李灿的上述两次申请予以了准许并依法定程序委托鉴定部门进行相关鉴定，但两个鉴定机构均不予受理鉴定。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李灿提供的病历及相关材料，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躯体形式障碍”为精神心理类疾病，李灿所述其“躯体形式障碍”是由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直接导致，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亦不足认定“躯体形式障碍”与涉案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补充认定“躯体形式障碍”为工伤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李灿诉请撤销东莞人社局作出的涉案《回复》并责令东莞人社局重新补充认定“躯体形式障碍”为工伤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的规定，判决：驳回李灿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用人民币50元，由李灿承担。一审宣判后，李灿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东莞人社局在作出的《关于李灿“躯体形式障碍”伤情认定问题的回复》补充该诊断证明为工伤依据不足而否认工伤的问题，判令东莞人社局追认该诊断证明为工伤；3.判令东莞人社局认定李灿脑外伤工伤后的所有治疗属实并始于或根结于脑外伤工伤；4.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东莞人社局或环裕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李灿根据脑外伤工伤在进行持续连续的治疗，根源是脑外伤工伤，有医院的门诊病历记录、检查报告、用药处方、税务发票证明，且没有任何根据李灿在发生脑外伤工伤后不会出现与该脑外伤相应的病症且无需治疗。东莞人社局仅凭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作出案涉回复，依据不足。可原审判决却默认了李灿补充后续诊断为工伤的依据不足，需要借鉴法医学司法鉴定的结论。若司法鉴定中心一直不予受理，李灿永远证据不足。有好几张诊断证明是有说明是因为脑外伤而起的。李灿第二次就诊时间并非2017年4月11日，而是2017年3月1日，距离首诊仅十天左右，属于正常的复诊周期。东莞人社局辩称李灿的证据不足，但没有依据。东莞人社局案涉回复不是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而是一份告知，需要李灿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该问题。李灿是因为大脑持续疼痛、持续发懵，不得已才连续持续去做治疗的，而该持续疼痛、持续发懵的症状又是在李灿发生脑外伤的工伤事故后出现的，李灿自己也是苦于无奈，只好选择四处求医，这相互间当然是有联系的，因此东莞人社局不认该诊断证明为工伤，李灿要追究到底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李灿发生脑外伤事故后，有相应症状表现，必须要治疗，医学有脑外伤事故导致伤者出现精神类疾病的情况，李灿发生脑外伤的工伤事故后，头持续疼痛和发懵就属于这类病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和第六十八条第(一)、(三)、(四)、(五)项的规定，法院应直接认定李灿脑外伤后连续持续的寻诊就医事实就是治疗脑外伤工伤。被上诉人东莞人社局辩称：李灿申请“躯体形式化障碍”补充认定为工伤依据不足。原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0月22日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就“躯体形式化障碍”与2017年2月16日事故导致头部外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该中心当日出具《不受理通知书》。李灿在一审过程中申请司法鉴定，经原审法院摇珠确定由广东精卫法医精神司法鉴定所鉴定，该鉴定所2019年6月13日出具《不予受理函》。李灿不服，又提出《再申请鉴定书》，原审法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该鉴定中心仍然出具《不予受理函》。可见，李灿申请的“躯体形式化障碍”与2017年2月16日受伤事故之间缺乏因果关系证据，且根据李灿及鉴定机构意见，李灿2017年2月16日仅造成脑部外伤，并未伤及颅内，“躯体形式化障碍”为精神心理类疾病，李灿诉请缺乏依据。原审第三人环裕公司辩称：原审法院就“躯体形式化障碍”与案涉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已经进行两次司法鉴定，但是两个鉴定机构均不予受理。根据举证规则，李灿应当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及东莞市人民医院分别作出的《说明》及诊断材料已表明，李灿所主张的脑外伤后综合症、焦虑性抑郁症等病情与案涉外伤作用不大，属于自身原因所致。原审判决程序合法，事实清楚，李灿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另查明，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粤办发〔2018〕118号），东莞市组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再保留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东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2019年2月2日颁发了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本院认为：本案系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系东莞人社局作出的案涉回复是否合法有据。李灿主张“躯体形式障碍”是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所致，但未能提交有力证据予以佐证。而在东莞人社局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后，该中心又以“躯体形式障碍是一种以持久地担心或相信各种躯体症状的优势观念为特征的神经症。……该委托事项已超出本中心的鉴定范畴”为由，不予受理。另外，在原审法院所进行的两次委托鉴定中，两个鉴定机构均以“委托事项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综上，本院认为，综合李灿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东莞人社局、原审法院委托鉴定的情况，无法认定李灿主张的“躯体形式障碍”是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所致。东莞人社局作出涉案《回复》，不予补充“躯体形式障碍”这一诊断为工伤，并无不当。关于李灿的上诉请求“判令东莞人社局认定李灿脑外伤工伤后的所有治疗属实并始于或根结于脑外伤工伤”，已超出原审诉讼请求范围，本院不予审查。关于李灿的“躯体形式障碍”与2017年2月16日工伤的关联度鉴定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且原审法院已进行相关鉴定委托，故本院对该申请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灿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亦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灿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志强审判员  陈彩玲审判员  林冰洁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韩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