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11民初1458号原告：刘金军，男，1972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隆回县。原告：贺群云，女，197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隆回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会，长沙市天心区兰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梅，长沙市天心区兰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湖南省脑科医院（湖南省精神卫生研究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427号。法定代表人：王枭冶，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莲，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艳，女，198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原告刘金军、贺群云（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湖南省脑科医院（湖南省精神卫生研究所）（以下简称被告）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杨华独任审判，于2020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金军及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会、罗红梅，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莲、蔡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受害人刘峰死亡的相应费用151716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11月21日上午，原告刘金军、贺群云夫妇和贺群云的弟弟带刘峰（男，24岁）到被告医院会诊，初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办理入院登记手续，入住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十病室4床。住院号：367876。当日下午16时左右，主管医师蔡艳与患者刘峰和原告及贺群云的弟弟谈话。也许可能出于好意或其他目的，言语中有恐吓语气。如不能乱发脾气，不能打人，否则会被公安抓，后来建议我们转到封闭式病房。我们都听后感到害怕，特别是我们看到患者刘峰脸色和情绪不对，我们就要求打静定药物，但医师不同意。于是原告贺群云和弟弟连忙去办转封闭式病房手续。当日20时30分许，患者刘峰还是跑到住院部隔壁的体检楼的楼顶（注明：该体检楼是被告医院的且楼顶没有上锁）并翻过矮栏杆跳楼坠地，后经抢救无效且于当日21时05分许死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的相关规定，患者住院期间在医院跳楼死亡的医院有“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被告应对刘峰的死亡进行赔偿。第一、患者被医院收治后，双方已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疗服务合同以为患者治疗疾病为目的，医院一方应当以足够的勤勉和高度的注意谨慎行事，但医院在履行医疗服务合同过程中，并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医院应当按照规范为患者提供安全的医疗设施和医疗服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款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公民、法人违反合同义务，或者因实施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医患双方即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院应当按照规范为患者提供安全的医疗设施和医疗服务。第二、“防病治病，救死扶伤”是医疗机构法定的神圣职责。对住院患者人身、财产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医疗机构基本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条规定“防病治病，救死扶伤”是医师的“神圣职责”。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第三、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第四、卫生部《关于加强对××院管理的通知》附件第五条明确要求“对出现严重自伤、自杀、拒食或严重兴奋、冲动伤人、外跑等，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者应属紧急收治范围，并应给予特级护理”。卫生部《医院工作制度》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特级护理”明确要求“派专人昼夜守护，严密观察病情变化”；第十一条还规定了严格的门卫制度。第五、医方存在医疗过错，医方不作为的损害行为与患者刘峰的身亡具有明显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条明确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院治疗的××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给予赔偿”。由此可见，对在××院治疗的××人受到伤害时，实行的是过错责任赔偿原则。依照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医方未能举证证明其医疗行为不存在医疗过错；未能举证证明其医疗行为与患者刘峰的身亡不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本案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医方存在医疗过错，医方不作为的损害行为与患者刘峰的身亡具有明显因果关系。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根据《湖南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标准，将第1项诉讼请求由原来的151716元变更为163272元（增加11456元）。被告辩称，一、诊疗及事发经过。原告之子刘峰因“复发疑心重，行为异常等9月，总病程5年余”于2019年11月21日至被告处就诊，于当日下午16时许办理住院手续，入住睡眠障碍与神经症科十病室。入院后，医生在问病史过程中，患者表现为多问少答，偶有自笑，问及“最近一段时间情绪怎么样时？”，患者回答“还好”。考虑患者不愿意暴露内心真实想法，医生先后通过原告（患者父母）采集病史。医生经了解病史及发病情况后，结合患者的表现告知原告，患者有精神症状，有疑心，病情不稳定，时好时坏，十病室为开放病房，收治的病人都比较合作，病人能够自由进出，若患者不合作，不利于病房安全管理，亦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建议患者住封闭病房治疗。原告称“患者在家里都表现蛮好的，只是有点内向，不理人，肯定不会伤人，而且这次是他自己要求来住院的，住封闭病房会加重病情，他更加不会配合治疗”，坚持要求住开放病房，并表示家里来了3个人，肯定看得住。鉴于此，医生详细告知病情及相关事项，如：告知病情不稳定，病情严重时，可能会发生外跑、伤人、毁物、自伤等冲动行为及其他不可预知的意外；告知治疗手段及病情可能的预后及转归；告知需24小时留陪护看守；告知住开放病房期间如患者发生自伤、自杀、出走、伤人等全部责任由监护人承担，医院不承担监护责任；告知住院期间如需外出，需向医护人员提出书面申请，否则自行外出一切责任自负等。并再次强调住封闭病房，但家属仍要求住开放病房，并书面承诺发生外跑、自杀等后果自负。据事后了解，当日下午17时左右，原告及患者舅舅带患者外出吃饭（未向医护人员请假）。约晚上19时许，患者母亲及舅舅来病房反映患者不肯回病房，并称“患者不愿意回病房了，想回家，人现在由父亲陪着，在车里坐着”。鉴于患者当时的表现，医生再次告知家属，患者目前治疗依从性不佳，建议转封闭病房治疗。家属仍然表示不住封闭病房，并称等患者愿意住院时再想办法，要求取消住院，医生再次告知家属注意陪护，严防外跑、冲动、伤人及自伤等事项后，为家属办理取消住院（约当晚20点）。据患者父亲陈述，患者于当晚20：30分许，挣脱其父亲，从自家车内跑至被告体检楼外的消防楼梯5楼跳楼自杀。虽当即被送往被告急诊室抢救，但入抢救室时已无生命迹象，经实施相关医学抢救措施后，抢救无效，于当晚21：05分医嘱宣告死亡。二、原告所诉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具体为：1、关于患者自杀是发生在家属为患者办理转住封闭病房手续期间的诉称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患者与家属自行外出后产生不愿住院的情绪及要求，其父母同意后，由其母亲和舅舅到病房找医生要求取消住院，患者是在医生已为其办理取消住院后，在等待办理退药、退费手续过程中自杀的。另外，患者及家属也从来没有同意过住封闭病房，不存在办理转住封闭病房的事实。患者自杀发生在与被告终止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后。2、关于患者是在体检楼的顶楼翻过矮栏杆跳楼自杀的诉称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患者跳楼的具体位置是在体检楼外的消防楼梯5楼，并非楼顶，且楼梯栏杆高度和楼梯周边均符合消防要求。另外，体检楼室外的消防楼梯位于芙蓉路边，属于公共区域，不属于医疗区域，更不是患者原收治住院的病房。即患者发生自杀的地点不是在被告医护人员能够管控的病房区域，且建筑物没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情形。3、原告关于被告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的诉称不能成立。（1）被告已尽到充分的风险预见和告知义务。如前所述，在患者就诊和入院后，医生已详实采集了患者的病史，并根据患者的病情实际和医生的专业判断，要求患者住封闭病房、告知不住封闭病房的风险及法律后果，在监护人不同意住封闭病房后，详实告知了陪人看护、外出制度和患者的病情以及患者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的风险，已尽到预见和提示防止患者自杀的注意义务。患者发生无法控制的自杀后果与患者及家属不接受医生的要求和不遵从相关事项，以及入院短时间后就自行外出和取消住院，使患者处于脱离被告的医疗管控状态之下有直接的关系。（2）患者从入院至取消住院前，其病情没有达到强制住院条件，不属于需要采取紧急收住院和派专人昼夜守护的病例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若患者已经发生自伤行为或有自伤危险的，由监护人、公安机关及相关单位，予以强制住院，监护人不同意实施住院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而根据对患者及家属的病史采集情况显示，患者在至被告处就诊和住院前，没有发生过自伤行为，也没有出现自伤迹象及危险，且在病房1个多小时的时间也没有出现自伤行为和危险，即使外出后到家属要求取消住院期间，家属反映患者仅表现为不愿意住院，也没有提及有自杀倾向，且监护人也明确要求取消住院。因此，在医生为患者办理取消住院前的患者病情，不符合强制住院的法定范围，医生在患者及家属的要求下准许取消住院，符合法律规定和患者病情实际。另外，根据患者上述表现，患者既然不具备强制住院的法定情形，也就更不具备《关于加强对××房管理的通知》所规定的“对出现严重自伤、自杀、拒食和严重兴奋、冲动伤人、外跑等，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者应紧急收治范围，和需要进行专人昼夜守护”的条件。患者自杀是发生在自行与家人外出，且已办理取消住院后，患者从其病情发生变化直至自杀都不是在被告所能涉及和管控的范围内，被告医务人员无法对患者不在病房，病人及家属不愿意住院，且已办理取消住院手续的患者进行强制住院和自杀风险的防范。由此可见，被告不存在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过失行为，对患者的自杀没有过错。三、原告有关蔡医生对患者本人说了“不能乱发脾气，不能打人，否则会被公安抓走”等刺激患者的话语，以及患者因此出现脸色和情绪不对的诉称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首先，医生在病史采集的过程中，问诊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病情，而不是基于恐吓患者的目的。其次，患者所在的十病室属于精神科，医生都有资质。因此，医生从专业角度会更加注重对患者的保护。而对于患者，医生先是对患者进行病史采集，在问完患者病史后，由其中一位家属陪伴患者离开医生办公室返回病房后（医生与患者交谈后，患者并无明显情绪变化），再由另外两名家属留下来谈话和签署相关医疗文书（原告提交的医疗文书签字大部分由患者父母所签可以佐证）。患者的主管医生作为有十年从业经验的专科医生，不可能对患者进行恐吓。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金军、贺群云系夫妻关系，刘峰系原告之子。2019年11月21日下午，原告刘金军、贺群云和原告贺群云的弟弟带刘峰到被告医院就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于当日下午入住医院十病室。在刘峰住院之前，原告贺群云及刘峰签署了《医患双向廉洁行医、就医承诺书》；原告刘金军签署了《精神疾病患者入院告知书》、《预防患者坠床/跌倒说明书》、《湖南省脑科医院住院安全知情同意书》；原告贺群云签署了《入院医患谈话记录》、《精神疾病开放式治疗知情同意书》。原告贺群云作为患者刘峰的母亲接受了医生的入院谈话，医生告知了刘峰的病情诊断、治疗方案及住院期间应遵守的相关规定，包括住院期间陪护及患者原则上不能请假外出，如需外出，需向医护人员提出书面申请等。医生根据患者刘峰的病情和专业判断，要求刘峰住封闭病房、并告知不住封闭病房的风险及法律后果。此后，原告不接受住封闭病房，原告贺群云出具《申请》，要求刘峰住开放病房，并承诺在住院期间患者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责任自负。当晚20时30分许，患者刘峰在医院内摆脱其父亲刘金军，跑至医院体检楼外的消防步行梯5楼栏杆处，跨过栏杆坠楼。经被告医院进行抢救无效，于当晚21时05分死亡。2019年11月22日11时，原告刘金军接受了长沙市雨花区公安局东塘派出所的询问，刘金军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如下：2019年11月21日14时许，原告及原告贺群云的弟弟带着患者刘峰从隆回县驾车来到被告医院看病，挂了精神科门诊，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原告即办理了住院手续。之后，约19时许，原告带刘峰到芙蓉小院吃饭，吃饭途中，刘峰说要上卫生间，原告一直跟随。刘峰到了医院体检楼后就沿着楼外消防楼梯往楼上跑，双方发生拉扯，原告将刘峰从二楼拉下来并带到车上，反复做刘峰的思想工作。刘峰说不想住院，原告刘金军遂安排贺群云及其弟弟去办理出院手续，刘金军继续和刘峰在车上沟通。在车上大约持续了20分钟左右，刘峰突然拉开车门往外跑，刘金军在后面追，但一直追不上，刘峰跑到了医院体检楼外的消防楼梯5楼处跨过栏杆直接从楼上跳了下来。另查明，1、原告带患者刘峰外出吃饭未向被告医护人员提出书面申请。2、2019年11月21日20时，原告贺群云为刘峰办理了出院手续。3、刘峰坠楼地点为被告医院体检楼外的消防步行梯，楼梯安装的栏杆高度为110厘米。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可以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损失。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有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方面。加害行为是指行为人作出的致他人的民事权利受到损害的行为。从表现形式上看，加害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以不作为构成加害行为的，一般以行为人负有特定的义务为前提。原告主张由于主管医生用言语恐吓了患者刘峰，导致刘峰情绪产生变化，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实被告医院的医生对患者刘峰进行了言语恐吓，根据医疗文书签字显示，医生大部分谈话均在刘峰的父母即原告之间发生，并由原告对医疗文书签字确认。原告主张患者刘峰被收治住院后，双方已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在履行医疗服务合同过程中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据此应对刘峰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患者刘峰的死亡经公安机关的处警、现场勘验已定性为自杀，而就患者存在的危险及防患，被告已尽到充分提醒和告知义务。具体表现在，医生根据患者刘峰的病情和专业判断，要求患者住封闭病房、并告知不住封闭病房的风险及法律后果。原告贺群云未接受医生的建议，书面申请要求刘峰住开放式病房。被告又通过书面形式告知家属，住开放式病房患者需要24小时陪护，负责监护患者的人身安全及个人生活料理，如患者有自伤、自杀、出走等后果均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患者住院期间，陪护及患者原则上不能请假外出，如需外出，需向医护人员提出书面申请等。原告对书面告知书予以了签名确认。其次，被告已经尽到安全防范义务。原告刘金军在刘峰坠楼死亡的第二天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询问，其对事发过程的陈述系事发后第一时间的陈述，且在原、被告产生纠纷之前，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原告刘金军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刘峰是在餐馆吃饭过程中借口上卫生间，来到被告医院体检楼，沿着楼外消防步行梯往楼上跑，原告一直跟随，并把刘峰从二楼拉到车内，反复做刘峰的思想工作。刘峰说不想住院，原告刘金军遂安排贺群云及其弟弟去办理出院手续，刘金军继续和刘峰在车内沟通。在车内大约持续了20分钟左右，刘峰突然拉开车门往外跑，刘金军在后面追，刘峰跑到了医院体检楼外的消防步行梯5楼处跨过栏杆直接从楼上跳了下来。上述事实表明，在刘峰住院期间，原告未向被告医护人员提出书面申请，违反被告的住院管理规定，自行带刘峰外出就餐，就餐过程中刘峰系有意选择坠楼自杀，自杀的区域并不在被告住院治疗区，而在医院体检楼外的消防步行梯（消防通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消防通道、安全出口不得封闭，属于紧急情况下的逃生通道。患者刘峰从其病情发生变化直至自杀都不是在被告所能涉及和管控的范围内，其在监护人的监护下选择消防通道坠楼自杀，不属于被告合理范围内可以预见的风险，被告已尽到安全防范义务。再次，被告没有不履行特定义务的不作为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三十一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若患者已经发生自伤行为或有自伤危险的，或者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强制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应当对在家居住的患者做好看护管理。本案中，患者刘峰坠楼之前，刘峰的监护人即本案原告贺群云已为刘峰办理了出院手续，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原告贺群云并未告知刘峰有自杀、自残的倾向及行为，且刘峰入院时其病情也没有达到强制住院条件，也不属于需要采取紧急收住院和派专人昼夜守护的病例范围，被告没有不履行特定义务的不作为行为。综上，原告之子刘峰的坠楼身亡，被告没有实施加害行为、主观上也没有过错、刘峰的损害后果与被告提供的诊疗和管理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163272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金军、贺群云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29.5元，由原告刘金军、贺群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 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佳妮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