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25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房森波，男，197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乐霞，女，197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传梅，女，1968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伟，男，1967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静涛，男，199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原审第三人：高建森，男，1967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上诉人房森波、王乐霞、王传梅、吴伟因与被上诉人吴静涛，原审第三人高建森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5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房森波、王乐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传梅、吴伟、吴静涛立即向房森波、王乐霞支付145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周期贷款利率并从起诉之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一切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用由王传梅、吴伟、吴静涛及高建森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至2018年期间，房森波、王乐霞向高建森供应摩托车轮胎，至本案一审庭审辩论结束时止，高建森尚欠房森波、王乐霞货款188500元。吴伟、王传梅属夫妻关系，共同经营摩托车销售业务，并以“广东**摩托车有限公司双健三轸车部”（没有注册登记）的名义对外进行销售。2015年开始，高建森向王传梅、吴伟供应摩托车。2016年12月27日，经双方对账，确认“广东**摩托车有限公司双健三轸车部”、王传梅尚欠高建森货款705360元，并出具了《欠条》一份予高建森，由王传梅在《欠条》上签名确认并加盖了“广东**摩托车有限公司双健三轸车部”的印章。之后王传梅、吴伟通过其本人或其儿子吴静涛账户、微信向高建森本人或其妻子、女儿进行转账支付货款262800元，进行退货价值49105元，合共311905元，至本案一审庭审辩论结束时止，王传梅、吴伟尚欠高建森货款393455元（付款、退货明细见下表）。序号日期金额元所用银行户名收款账户银行户名12017.1.2535000工行王传梅622********066**229工行高建森22017.3.815000招商吴静涛622********289**713农行高建森32017.4.1810000招商吴静涛622********289**713农行高建森42017.6.2020000招商吴静涛622********289**713农行高建森52017.8.220000招商吴静涛622********289**713农行高建森62017.9.2110000招商吴静涛622********289**713农行高建森72017.10.2110000招商吴伟622********289**713农行高建森82017.11.810000招商吴伟622********289**713农行高建森92017.12.2210000招商吴静涛622********289**713农行高建森102018.2.520000招商吴静涛622********289**713农行高建森112018.3.1010000支付宝王传梅支付宝支付宝高晓萌122018.4.2110000微信王传梅微信微信高建森132018.5.3010000微信王传梅微信微信侯**142018.7.215000招商信用卡吴静涛洛阳市新力金属制品销售刷卡自带POS机152018.8.1910000招商信用卡吴静涛洛阳市西工区好家和超市刷卡自带POS机162018.9.115000微信王传梅支付宝微信侯**172018.9.224500微信王传梅支付宝微信侯**182018.9.25500微信王传梅微信微信侯**192018.10.122300支付宝王传梅支付宝支付宝高晓萌202018.10.2810000微信王传梅微信微信侯**212018.11.2410000微信王传梅微信微信侯**222018.11.2449105退配件王传梅退配件退配件高建森232018.12.46000微信王传梅微信微信侯**242018.12.64500微信王传梅微信微信侯**252019.1.215000微信王传梅微信微信高建森总计：3119052019年1月29日，房森波、王乐霞以高建森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为由向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以自己的名义行使高建森的债权，主张由吴伟、王传梅、吴静涛向其支付145000元及利息。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裁定将本案移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处理。另查，房森波、王乐霞因本案财产保全担保需要而向保险公司支付了保险服务费5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中，房森波、王乐霞于对高建森享有债权188500元，而高建森对王传梅、吴伟享有债权393455元，且均属于到期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房森波、王乐霞可以代位行使高建森的债权，现其请求王传梅、吴伟向其支付145000元符合上述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房森波、王乐霞还请求支付自起诉日起的银行利息有理，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房森波、王乐霞还请求吴静涛与王传梅、吴伟共同承担法律责任，因王传梅、吴伟只是利用吴静涛的银行账号支付过货款，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吴静涛有参与共同经营，故一审法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王传梅、吴伟关于其于2016年12月27日出具的《欠条》中遗漏了其于2016年1月24日和2月3日向高建森支付的4万元和3万元共7万元的辩称，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王传梅、吴伟关于其没有收到高建森2016年6月2日90340元的货物和2016年7月份76000元的货物的辩称，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王传梅、吴伟认为其于2018年11月30日退货46795.60元应在欠款总额中扣除，但其退货没有高建森的确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房森波、王乐霞请求王传梅、吴伟支付保险服务费500元，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房森波、王乐霞的诉讼请求有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王传梅、吴伟应当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欠高建森货款393455元中的145000元给付房森波、王乐霞；二、王传梅、吴伟应当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房森波、王乐霞以145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房森波、王乐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3200元，财产保全费1245元，合共4445元，由王传梅、吴伟负担。王传梅、吴伟负担的诉讼费用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迳付还予房森波、王乐霞，一审法院不另收退。房森波、王乐霞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王传梅、吴伟、吴静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欠高建森货款393455元中的145000元给付房森波、王乐霞；3.王传梅、吴伟、吴静涛应当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房森波、王乐霞以145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4.上诉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王传梅、吴伟、吴静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涉及的欠款应当由吴静涛、王传梅、吴伟共同承担给付义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情况，高建森与王传梅、吴伟及吴静涛进行业务往来时，大部分货款均是由吴静涛支付的，吴静涛的身份为王传梅、吴伟的儿子，并非他人。吴静涛作为吴伟、王传梅的儿子用其自己的银行卡频繁的收取其父母经营业务的货款，并支付其父母经营的摩托车业务货款的行为，可以认定吴静涛、吴伟、王传梅属于共同经营，且该特殊关系情况下的出借行为，导致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吴静涛应当对本案承担支付义务。二、庭审中，吴静涛仅提交了佛山市南海区大沥**车行出具的工作证明一份，并没有附工资表、银行流水等。从该证据形式来看，该证明明显是先盖章后打印的。且未提交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等证明。吴静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吴静涛于2013年10月15日至2017年11月22日在其处工作，故不能以此来免除吴静涛的给付义务。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支持房森波、王乐霞的上诉请求。吴静涛答辩称：一、吴静涛自2013年7月于广东****技术学院毕业后自谋职业不想和父母在一起，认为生意买卖没有什么可以学的，也许是男孩子自身的性格倔强和叛逆，更想证明自己不比父母差，所以找了佛山市南海区大沥**车行的段琼老板,在那里打零工。二、吴静涛的父母（吴伟、王传梅）自2007年来佛山南海后，一直在广东**摩托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销售上工作，是内部承包的，独立经营，自主核算，大福三轸车行每年给公司上缴利税（增值税、进项税和抵扣税）和管理费就可以了，销售是自由职业，完成销售任务即可，不打卡不考勤，完不成销售业绩没有收入。另外，销售任何物品必须开具增值税发票，这是法定的纳税义务，这是市场交易习惯，因为双方采购和销售的工业品更需要增值税发票增值税、进项税和抵扣税，一审法院错误的裁判给当事人逃避国家税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继而造成王传梅所在的**公司再行流转缴纳增值税后又无法抵扣进项税款，致使重大的经济损失无法挽回。一审法官说可以去税务局投诉，可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当事人难以维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销售物品的同时应当附税务机关的合法的发票。王传梅、吴伟从来没有欠过其他人的钱，房森波和高建森串通搞的代位权诉讼，严重损害了王传梅、吴伟的合法权益。三、关于银行转账的事实。由于吴伟、王传梅年纪大，对现在的网络支付、手机支付不在行，甚至唯恐转错，大额转账都是其二人把钱转到吴静涛银行卡上后，由吴静涛再转给其他人。这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而非家庭经营行为。综上所述，希望二审法院驳回房森波、王乐霞的上诉请求，并就吴伟、王传梅的主体问题、增值税发票及往来款项问题进行审核。王传梅、吴伟未作答辩。高建森未作陈述。王传梅、吴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驳回房森波、王乐霞的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房森波、王乐霞承担。事实与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一审法院将本案和（2019）粤0605民初15426号案件合并审理，将王传梅、吴伟一审提供的证据原件（均系单份，孤本）分别放置两个案件中，致使严重遗漏代位权（买卖合同）中多笔经过质证的证据，甚至房森波、王乐霞认可的证据以及限期责令房森波、王乐霞补充而未补充的证据等。同时，一审法院不顾法律规定和民商事交易惯例，经律师多次书面和电话重申，在不予任何说理和解释的情况下，仍滥用自由裁量权，致使本案判决结果出现严重错误。一、首先，一审法院对王传梅、吴伟在答辩状、庭审时陈述中均提出的主体错误的意见，没有做出任何审查和说理，有失公正。王传梅、吴伟系**公司内部下属承包经营的一个部门“双健三轸车部”。王传梅、吴伟出具的《欠条》中也是加盖有“广东**摩托车有限公司双健三轸车部”印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五十三条规定：“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为当事人”。一审庭审中法官也责成吴伟、王传梅提供有关**公司的证据，开庭笔录第11页记载：“被告王传梅有无**公司签订书面协议书?有。我庭后7日内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而吴伟、王传梅2019年9月12日如期提供了**公司的《证明》，清晰记载“广东**摩托车有限公司双健三轸车部是我公司下属品牌经营部门。部门负责人为王传梅，属于内部承包自主经营。销售区域为：广东，广西，海南。特此证明。广东**摩托车有限公司（盖章）2019年9月12日”，判决书中却只字未提该证据和《欠条》中印章的关系以及**公司出具的《收据》等，一审判决书中没有任何一句有关本案主体是否适格的说理。另外，吴伟、王传梅一审答辩状、证据目录和庭审质证、辩论的发言均表明王传梅、吴伟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应为当事人。王传梅是代表**公司采购高建森的产品的，最终的权利义务主体，包括纳税主体都是**公司，至于**公司与王传梅之间如何利益和风险的负担，是内部承包合同问题。吴伟、王传梅庭审中多次强调并于庭后多次与承办法官沟通，极力想改变承办法官关于“是否开具发票是税收行政管理问题”的认识，并于10月9日以律师书面意见的形式再次就卖方在商品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是否具有强制性的开具发票的合同附随义务，出具《有关经营往来中出卖方（收款方）应负有开具发票的强制性税收法定义务》专项代理意见，并发送到法庭邮箱，次日并电话通知本案书记员。然而一审判决没有对此释明。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有关代位权的司法解释，吴伟、王传梅一审期间已举证证明高建森拖欠**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折合可抵扣税款217375.6元，远大于现有剩余的债权数额。本案一审庭审中房森波、王乐霞与高建森沆瀣一气，房森波、王乐霞的律师帮助整理高建森发言，法庭并没有制止。一审法庭更置本案《欠条》中关于“高建森、王传梅对账明细单”存疑部分的内容于不顾，并将民法总则的交易惯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买卖合同的附随义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任何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索取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关于“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丛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第二十条关于“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的规定置若罔闻，也没有任何的释明。另外，房森波、王乐霞民事起诉状的落款时间是2019年1月25日，而本案债务人高建森于2019年1月21日（春节前14天）依然接受着王传梅的付款（微信转账五千元），高建森与王传梅之间并没有存在怠于行使、履行债权债务的情形。经核算双方的交易总额是1672120元，**公司双健三轸车部王传梅已付款1536800.6元（含两次退货），截止起诉时仅欠高建森货款余额135319.4元，但是按照现行车辆流转增值税税率13%计算，高建森迟迟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给**公司造成税款抵扣损失达217375.6元，远远大于高建森现有的13万余元的债权。为维护吴伟、王传梅所在公司自身的合法权益，吴伟、王传梅未继续结清所欠高建森货款，是市场交易法则中一方经营者自保的惯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如果高建森不能开具本案发票，将直接给王传梅所在的纳税主体**公司造成的税款损失远远大于其债务，同时也难以避免国家税收征收管理体制的稽查和处罚。同时，可以证明高建森与**公司（王传梅代表）的之间仅偷漏增值税一项就是217375.6元，人民法院更不可能保护这种有悖国家税收强制法律规定的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更没有对吴伟、王传梅一审提出的此意见做出任何解释。三、高建森与**公司（双健三轸车部王传梅）之间的商品交易往来中被一审法院遗漏的五笔的债权债务及其证据所证事实如下：为了证明2016年12月27日《欠条》中存疑的部分和房森波起诉时高建森和**公司（双健三轸车部王传梅）之间全部的交易往来（买卖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吴伟、王传梅出具了形成该《欠条》时所附的“对账详单”（原件一张，正反两面，由高建森和王传梅两人共同书写）。同时，为了便于法庭查明王传梅代表的**公司双健三轸车部向高建森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查清双方业务往来中债权债务的具体数额，吴伟、王传梅根据每一项证据逐一对照，并制作了《**公司双健三轸付款高建森明细表》（一）有关高建森应当依法举证证明的两笔存疑的货款，经一审法庭宽展期限，依然没有证明。一审《开庭笔录》第13页中段，“审：第三人，你对王传梅所述6月2日的90340元（买卖合同不存在）、7月的76000元有无送货?是否存在?第三人：存在，我有送货单，今天没有带来。经手的是我老婆，她已去世，原来的厂房已经没有租赁了。审：请第三人庭后15天内提交证据证实。第三人：清楚。”而庭后吴伟、王传梅及代理律师在多次与书记员和法官沟通案件的过程中，均被明确告知高建森并没有提供该相关证据。在一审宣判时，吴伟、王传梅及代理律师在领取本案判决书的同时，要求查询本案和另一案件卷宗中判决书中遗漏的证据时，也没有发现高建森提供该相关证据。（二）吴伟、王传梅已经举证证明《欠条》所附的“对账详单”中之所以存疑的吴伟通过邮政银行转账至高建森邮政银行的两笔付款。对照吴伟、王传梅提供的《**公司双健三轸付款高建森明细表》序号第6、8号，2016年1月24日、2月3日分别通过吴伟邮政银行银行卡号621********00913162《一本通/绿卡通交易明细》一张，系原件，详见一审吴伟、王传梅一审《证据目录》第三组证据第2份证据，转账至高建森邮政银行卡账号622*************901，分别转账支付货款4万元和3万元。而高建森的该邮政银行卡账号在一审期间高建森本人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第11页2017年7月8日有笔转账中印证了622*************901卡号为高建森名下所有。双方这些证据经2019年9月9日一审法院庭审质证期间，高建森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上述《欠条》所附的“对账详单”中提示“查1月15日-31日（农、邮政）”三次书写存疑待查的字样，其事实是存在的。经上述证据证实的上述两笔付款共计7万元应予以核减。同时印证2016年12月27日**公司双健三轸车部负责人王传梅出具的《欠条》中的数额是不确定的，当时是存在需要双方进一步核实的情况。但是一审法院在其判决书中只字未提到这两笔付款（4万元和3万元），更没有说理释明。事实上，高建森当时是要与其他合伙人分家（散伙）为由，需要确定对外的债权债务，方才要求**公司王传梅出具该《欠条》的。该“对账详单”所反映的事实是全面的，详细列举了自2015年12月21日至2016年12月27日双方发生的每一笔业务往来情况，即详见“货单日期金额”和“汇款日期金额”，除用“下划线”、“?”等字眼明确注明的四处（即这两笔货款和上述两笔邮政银行的付款）存疑待查外，其他均无异议，也就是在这种多年合作的情分上，三轸车部负责人王传梅方才应高建森的要求出具了该《欠条》。（三）2018年11月30日双健三轸车部王传梅退以往不合格和不能使用的摩托车配件，按照高建森原来给予的进价，折合价款46795.6元退给高建森，一审庭审中房森波和高建森都是认可的，而一审判决中却遗漏了。一审《开庭笔录》第14页第一段中代理人已明确认可“另外三被告又向当事人退2批货”，一审法院仅认可了一笔，另一笔，即2018年11月30日王传梅与高建森协商确定的按照原来进价，退第二批不合格（不能用）的摩托车配件46795.6元，此期间由于高建森妻子侯**突然有病住院，高建森让其同学杨**、司机张**签字确认的《11月30日货物清单》，随后王传梅通过微信将装车的图片和打印的价格单，一并发给高建森已核实，在随后的微信中也予以了认可。后经联系高建森所雇佣的运输司机张**，其也予以明确确认高建森收到该批退货。而且高建森在一审庭审中也认可该批退货的存在（仅提出价款数额方面质疑，但也没有拿出证据予以有力的反驳）。一审法院对此没有予以任何说理和释明。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判决书的错误之处，正确适用法律并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维护王传梅、吴伟的合法权益。房森波、王乐霞针对王传梅、吴伟的上诉答辩称：王传梅、吴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本案主体适格。一审庭审中，法官就主体问题发问，王传梅称仅是使用**公司摩托车的合格证，生产和销售均由自己负责。王传梅在欠条上盖章的主体并未经过工商登记，印章属于私刻。本案的还款责任应为王传梅、吴伟、吴静涛。对于**公司出具的证明，房森波并不认可。该证明是王传梅与其他主体签订，与本案无关，且证明中称“自主经营”，对于王传梅、吴伟、吴静涛的欠款，应由其三人承担。二、关于发票问题。欠款人不能以出售人未提供发票进行抗辩，王传梅、吴伟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三、高建森与王传梅之间的结算情况准确。王传梅于2016年12月27日出具了欠条，载明其拖欠高建森705360元。然而，王传梅为了逃避债务竟然提供虚假证据混淆事实。在签订欠条后，王传梅、吴伟、吴静涛的每一笔付款一审判决中均有载明。对于账目问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王传梅、吴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吴静涛、高建森未作陈述。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庭审中，对于：“王传梅与广东**摩托车有限公司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王传梅答复：“是内部承包，独立经营的。我方承包生产和销售”。对于：“王传梅认为与高建森的买卖关系中，应由王传梅还款还是由**公司还款？”这一问题，王传梅回答：“我应还款”。本院认为，本案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有三个：王传梅、吴伟是否本案的适格被告；若王传梅、吴伟主体适格，其二人尚欠高建森的债务数额为多少；吴静涛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责任。关于王传梅、吴伟是否本案的适格主体问题。王传梅与高建森发生案涉交易，且王传梅于2016年12月27日向高建森出具欠条，记载尚欠高建森货款705360元，王传梅手写签名确认。该欠条虽加盖“广东**摩托车有限公司双健三轸车部”的印章，但广东**摩托车有限公司双健三轸车部并未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并非适格诉讼主体。王传梅在一审庭询中称双健三轸车部独立经营，案涉款项应由其偿还，故王传梅、吴伟系案涉次债务的债务人，其二人主体适格，王传梅、吴伟上诉主张由**公司承担本案债务清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传梅、吴伟尚欠高建森的货款金额。案涉欠条载明的出具日期为2016年12月27日，表明双方经核算确认2016年12月27日前，王传梅、吴伟尚欠的货款金额为705360元，王传梅、吴伟上诉主张其于2016年1月24日、2月3日分别转账4万元、3万元，因该两笔款项支付时间在双方对账之前，若应扣减债务总额，据常理，双方应在对账过程中予以扣减，故王传梅、吴伟上诉主张将该款应从尚欠的货款中扣除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吴伟、王传梅上诉又称“6月2日的90340及7月的76000元并未送货”，经查，其二人该上诉主张中所涉及的“6月2日的90340及7月的76000元”是在双方手写的对账详单中记载的内容，对账详单中该两笔款项虽有下划线，但其表达的意思并不明确，况且，该对账详单左下角经核算的欠款金额与王传梅出具给高建森的欠条中所记载的欠款金额一致，故王传梅上诉关于6月2日的90340及7月的76000元并未收到货物的上诉主张与欠条所反映的事实相悖，本院对该上诉主张亦不予采纳。王传梅上诉主张2018年11月30日向高建森退货一批，价值46795.60元，因其在诉讼期间提供的2018年11月30日单据仅记载相关配件及个数，并无关于退货的内容记载，且高建森亦未在该手写内容中签字确认，尾页的签名人员“杨**、张**”并非本案当事人，亦无证据显示该两人与本案有何关联，微信截图显示高建森亦未对王传梅主张的退货予以确认，故王传梅上诉主张从尚欠货款中扣除46795.6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发票的问题。本案并无证据表明双方约定开具发票为支付货款的必要条件，故王传梅、吴伟以高建森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付货款无理。依法开具发票当然是出卖人的义务，对于高建森拒开发票等行为，王传梅、吴伟依法有权向相关税务机关主张权利，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最后，本案现有证据表明案涉交易主体为王传梅与吴伟，仅有吴静涛通过微信向高建森转款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认定吴静涛与父母王传梅、吴伟共同经营，因此房森波、王乐霞上诉主张由吴静涛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王传梅、吴伟拖欠高建森到期货款不予清偿的事实已经给高建森的债权人房森波、王乐霞造成损失，本案代位权成立，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房森波、王乐霞、吴伟、王传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上诉人房森波、王乐霞负担3200元，由上诉人王传梅、吴伟负担3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伟斌审判员  贾小平审判员  何希红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潘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