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8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仕翠，女，生于1954年3月8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委托代理人：吴禹，云南乌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住所地：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老消防大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住所地：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6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129686196764D。法定代表人：刘佰银，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张镔，云南朱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吴仕翠因与被上诉人彝良县环卫站、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2019）云0628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是：原告吴仕翠生于1954年3月8日，至2009年3月8日已年满55周岁。2001年原告与原角奎镇环境卫生监察站签订《清洁工人聘用合同》，期限为：2001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原告吴仕翠于2009年6月到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上班，担任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员。2015年11月19日，原告在原彝良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城市卫生管理中队领取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的临时工经济补偿金4500.00元。原告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彝良县环卫站分别于2015年4月25日、2016年2月23日、2017年2月21日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2018年9月5日签订了《劳务协议》，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均作为主管部门在上述合同及协议中加盖公章。2018年9月5日签订的《劳务协议》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劳务协议》履行期满后，原告继续在被告处上班至2019年3月8日，被告2019年3月4日支付原告2019年3月工资1580.00元。2009年4月8日，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彝机编［2009］5号“关于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的通知”，撤销彝良县城管监察大队编制和人员，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将编制和人员划入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下设综合办……城市卫生管理中队（将财政拨款的角奎镇环卫站人员和编制上划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2018年4月27日，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彝机编［2018］6号“关于组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的通知”，将县城市监察、市政公用设施、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管理等机构进行整合，撤销彝良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和彝良县环卫站，组建城管执法大队。确定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2019年4月11日原告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于当日作出因原告已经超过55岁，不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发出及时办理原告等人信访案件的函件。原审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承担权利义务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本案中原告在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已工作多年，2018年4月27日经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故承担责任的主体为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关于原告吴仕翠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工作时间问题。原告起诉主张其自1998年1月1日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工作至今，除提供了一份《角奎镇环境卫生监察站清洁工人聘用合同》外没有其他证据，该聘用合同系2001年签订，也非1998年签订。同时原告不属于原角奎镇环境卫生监察站财政拨款编制人员，不属于机构改制后自然过渡上划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人员，故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系1998年即与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建立劳动关系，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从被告提供的领取聘用临时工经济补偿金花名册看出原告领取时间为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被告彝良县环卫站系2009年4月成立，同时庭审中原告对被告城管执法大队陈述其2009年6月进入彝良县环卫站工作无异议，故认定原告于2009年6月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工作。关于原告吴仕翠请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主张被告自2019年3月起每月支付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待遇至其死亡时止和请求被告支付未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问题。《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我国退休年龄是劳动者结束其劳动法律关系的终止年龄，返聘时签订劳动合同无效，只应签订劳务合同。原告吴仕翠2009年3月8日已年满55周岁，在其2009年6月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故2009年6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原告吴仕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因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因劳务关系所发生的纠纷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原告超过退休年龄后不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劳动主体资格，即不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双方不存在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律基础。故原告吴仕翠的上述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吴仕翠主张被告支付其节假日及星期六、星期天加班工资问题。原、被告签订《劳务协议》约定了劳务报酬，即每天40.00元，按月支付，原、被告对原告提供劳务期间实际发放报酬为每月1580.00元，原告对发放给其劳务报酬均没有异议，应视为被告已全部支付原告提供劳务期间所得的全部报酬。现原告主张提出支付加班费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仕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吴仕翠负担。一审宣判后，吴仕翠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重新作出公正裁判。理由是：一、上诉人于1998年1月1日进入被上诉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工作至2019年3月8日，担任清洁工，主要负责清扫彝良县角奎镇街道环境卫生。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单位工作期间，被上诉人未为上诉人缴纳任何社会保险。导致上诉人离开被上诉单位后被上诉人不能为上诉人补交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费，被上诉人更不能为上诉人办理退休手续。二、一审判决错误。1、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认定上诉人于2009年6月进入被上诉人单位工作错误。上诉人实际在被上诉人单位工作的时间应从1998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原判以上诉人2009年3月8日已年满55周岁，2009年6月进入被上诉人单位工作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错误。2、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以上诉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同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劳务关系错误。被上诉人彝良县环卫站、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未作二审答辩。本案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上诉人吴仕翠对原判确认的法律事实未提出实质性的异议，对原审判决不支持其诉讼请求有异议。对上诉人无异议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继而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是否恰当。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由此可知,工作时间是否超时即为是否属非全日制用工形式的认定要件。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合同约定：上诉人服务工作为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员，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不超过24小时，甲方为乙方交纳工伤保险，双方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均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违约金。上诉人未提供其每周工作时间超过24小时的有效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应确认为非全日制用工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终止用工关系后，被上诉人不需要为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原判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吴仕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芝毅审判员  李 宏审判员  颜九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刘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