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11民初6511号原告：彭延古，女，1952年8月17日出生，土家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再华，湖南南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蒲辉，男，1952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系原告彭延古丈夫。原告：彭某1，男，1953年8月4日出生，土家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再华，湖南南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延古，女，1952年8月17日出生，土家族，住长沙市雨花区。被告：彭某2，女，1967年1月4日出生，土家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委托诉讼委托代理人：陈韦，湖南道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委托代理人：陈薪兆，湖南道宽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彭某3，女，1955年9月27日出生，土家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原告彭延古、彭某1与被告彭某2（以下简称被告）、第三人彭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朱晓云独任审判，分别于2019年8月21日、2019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延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再华，原告彭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再华、彭延古，被告彭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韦、陈薪兆以及第三人彭某3到庭参加了诉讼。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朱晓云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南、陈晟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0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延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再华、谭蒲辉，原告彭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再华、彭延古，被告彭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韦、陈薪兆以及第三人彭某3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被继承人彭祖贵、王冀的下列遗产：两处分别坐落在长沙市雨花区的房产以及存款1917469.67元，被告不分或少分遗产；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彭祖贵与王冀育有4个子女，即两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彭某3。2009年6月8日、2017年1月30日，彭祖贵、王冀相继去世。两被继承人身后留下两处房产，坐落在长沙市雨花区（以下分别简称********），以及银行存款1917469.67元（包括保险柜存款单及王冀随身携带的小白布包中的存单、银行卡、存折等），两被继承人均未留下遗嘱。从2003年起，王冀被诊断出现老年痴呆病症并开始服用相关药物。2013年2月12日，原告彭某1陪同王冀在湖南省银宏代保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宏公司）办理租保险柜的手续并存放了9张存单共计1040000元，保险柜钥匙交由原告彭某1保管。2013年3月28日，王冀患肝癌在湖南省人民医院住院。2013年3月30日，原告彭某1应王冀要求将存单存放于保险柜的相关事宜告知各子女。因原告彭某1将保险柜钥匙放在其北京的住处且还有出国的工作任务，遂向王冀和其他子女承诺其4月回国后立即回长沙交还保险柜钥匙。因王冀需要照顾，被告基于个人目的，以更好地照料母亲为由，要求各子女及母亲共同签署《子女赡养、照顾母亲协议书》和《关于母亲在因病治疗期间子女进行照顾的附加协议》。原告彭延古未同意该协议条款，且未签字。其中，《子女赡养、照顾母亲协议书》第八条约定，被赡养人的离休工资、财产、房产和其他所得由被赡养人支配并有权收回，其财产被赡养人有权自行处理。赡养人及其以外的人不得干涉，必须遵从被赡养人的意愿和许可。但之后，被告并未按协议要求履行轮流照顾母亲的义务。在王冀病重住院且术后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告欺骗母亲将随身布包（包含部分存单和存折）交其保管。后被告以挂失取款的手段，在短短的20多天内陆续支取了母亲的存款，并一直占有。被告当时明知保险柜钥匙在原告彭某1处保管，且将在4月底送回，仍在钥匙送回前取走了全部存款及利息，显然是为了侵吞财产。2013年4月30日，原告彭某1回长沙交还保险柜钥匙后，被告为隐瞒挂失取款的事实，在2013年5月19日带着母亲到银宏公司查看已失效的存款单。直至2016年，被告仍在续交实际已经不存在保管标的款项的所谓保费，以欺瞒母亲和其他子女。被告基本上未对被继承人尽到赡养义务，甚至在履行其要求签署的赡养协议期间，于2015年4月27日、2015年8月27日两次交接时均未在场。因被告不在长沙，原告都是与第三人彭某3交接的。被告平时嫌弃病重的母亲，从未贴身照顾过。因被告取走母亲全部存款并冻结了工资卡，导致母亲治病（需先垫付后报销）和生活无经济来源。两原告在照顾母亲上付出较多，垫付医疗费和生活费且多次探望和雇人照料，为母亲养老送终。母亲因病去世后，因被告原因导致父母遗像安放等事宜未得到妥善处理。另外，被告私自占有被继承人的房产，并未经其他子女同意对其中一处房产进行装修后入住。被告独自占有被继承人的所有遗产，侵害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处理，被告不予理睬。被告辩称，第一、两原告诉称被告独自占有所有遗产，并对一处房产擅自装修入住没有证据证明。被继承人王冀自愿将存款存入被告名下，且已超过三年，两原告要求分割没有依据。车辆系受母亲王冀委托购置，且母亲有特别交待。2013年9月23日，母亲委托第三人彭某3为两套新房的受托人。2016年3月22日，第三人彭某3按照母亲意愿委托被告对两套新房进行装修，并在2016年11月9日母亲生日前乔迁。装修好两套房屋后，经彭某3同意，将****作为母亲的新住所，母亲百年之后作为父母的灵堂和外地子女来长沙的居所；4栋2701房作为外地子女来长沙为父母尽孝的居所。第二、两份协议均是母亲和原告彭某1、被告及第三人彭某3同意后签署的，原告彭延古未签字是因为不愿意赡养、照顾母亲。在2013年4月签订两份协议期间，母亲没有患老年痴呆症。被告不图回报，对母亲尽到了应尽的赡养和照顾义务，不存在两原告所称的从未贴身照看母亲的情况。第三、原告彭某1明知母亲已将工资卡交给被告，却私自动用以达到拒绝履行协议、拒绝支付母亲赡养费和生活费的目的。母亲的医疗费是可以全额报销的，均由其生前工作单位支付；生活费则根据谁照顾谁负责的原则支付。另外，2017年2月11日，第三人彭某3完成父母遗像的合成后，均安放在1栋1204房。第四、原告彭延古没有赡养和照顾母亲，漠视且不善待母亲。原告彭某1签署了协议，却未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没有为母亲养老送终。第三人彭某3的照顾任务最重，其与被告均有权继承父母的遗产。第五、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时效，彭祖贵去世后，王冀召集双方进行过协商。在王冀去世后，其财产就可以继承了，但两年内没有处理，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彭某3述称，对于本案没有意见，但是作为继承人，其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应该多分遗产。经审理查明，彭祖贵与王冀系夫妻关系，生前均系离休干部，两人共育有子女四人，分别为彭延古、彭某1、彭某3和彭某2。彭祖贵和王冀分别于2009年6月8日、2017年1月30日去世，生前均未留有书面遗嘱。彭祖贵与王冀生前共同居住在长沙市雨花区地矿局大院11栋304房和305房，彭祖贵去世后，王冀独自居住生活。2013年3月28日，王冀因患肝病在湖南省人民医院住院，后于2013年4月3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肝ｃａ破裂出血、腹膜炎、肝内多发囊肿、肺部感染并右侧胸腔积液、肾积水、高血压病、开腹胆囊切除术后。2013年4月5日，原告彭某1与被告、第三人彭某3签订了一份《子女赡养、照顾母亲的协议书》。约定：1、赡养人为四个子女及其爱人，赡养方式为轮流负责，每名赡养人每年轮流照顾母亲三个月，直至母亲百年之后；2、按年龄从大到小进行排班，2014年1至3月为原告彭延古、4至6月为原告彭某1、7至9月为第三人彭某3、10至12月为被告；3、赡养人在轮班期间内，应负责母亲的洗衣、做饭、洗澡、打扫卫生等家务，照料母亲的饮食起居（一日三餐的费用由赡养人负担）。陪同母亲前往医院检查和治疗，危重疾病住院期间则每名赡养人均应在医院陪护照料。赡养人在所负责的三个月里，应全天候照顾好母亲；4、赡养人应尊重母亲的意愿，不得强迫或胁迫，去留由母亲自行决定，听从母亲的安排。赡养人应孝顺母亲，不得虐待、辱骂和殴打，各赡养人均有权督促、检查；5、母亲的离休工资、财产、房产和其他所得由母亲支配和处理，赡养人及以外的他人不得干涉；6、每三个月的最后一天为交接时间，赡养人应严格按规定时间到母亲家中，与前一赡养人进行交接，承担自己的责任。赡养人如不签署本协议或签署后不认真履行，取消其继承权。协议一式五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赡养人和母亲各执一份。在该份协议书的抬头处标明了被赡养人王冀和包括原告彭延古在内的四位赡养人，原告彭某1、被告、第三人彭某3和王冀在协议落款处签字，原告彭延古未签字。同日，原告彭某1和被告、第三人彭某3还签订了一份《关于母亲在因病治疗期间子女进行照顾的附加协议》。约定：母亲出院后，四个子女分为两组轮流照顾，原告彭延古和彭某1一组，被告和第三人彭某3一组；在母亲养病期间，子女及任何人不得提遗产问题，其余问题四人协商解决；其他内容与前述《子女赡养、照顾母亲的协议书》基本一致。原告彭延古陈述因不同意协议条款，故未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签订后，四位子女按照约定的轮班次序对母亲王冀进行照顾和赡养。在王冀前述住院期间，两原告与被告、第三人彭某3之间因母亲王冀的存款支取问题发生争执。原告主张被告未经王冀允许，将王冀的所有存款取出占有；被告则主张系由母亲授权同意而进行的转存，且按母亲的意愿进行开支。后双方为此多次协商未果，2016年8月8日，在雨花区麻园湾社区工作人员的主持下，原告彭延古与第三人彭某3就王冀的法定监护人事宜进行协商，社区主任贺璐、社区法律顾问魏攀等参会，原告彭某1和被告因故未参加当天的社区协调会。经过协商后，原告彭延古、彭某1（由彭延古代理并电话核实）均推荐第三人彭某3作为王冀的法定监护人，彭某3表示同意。2016年8月11日，麻园湾社区居委会作出《关于指定彭某3为其母亲王冀法定监护人的通知》，指定彭某3为王冀的法定监护人。同日，社区向被告发出了《指定监护人通知》，告知其指定监护人的情况，被告如不服可提出异议，后被告未提出异议。此后，第三人彭某3担任王冀的法定监护人，负责处理王冀的监护事务。王冀去世后，因各继承人对遗产继承等问题发生争议，原告彭延古、彭某1于2019年7月4日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本案双方争议的财产范围：1、房屋王冀原居住的长沙市雨花区地矿局大院11栋304房和305房均系砖混结构，面积分别为89.66平方米、79.72平方米。2011年10月11日，王冀与湖南地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泰公司）签订了两份《机关大院房屋拆迁置换补偿协议》。约定：1、王冀同意前述两套房屋采取以旧换新的补偿方式进行产权调换，304房、305房的拟得置换新房面积为140平方米、75平方米；2、304房的费用补偿为69426元，含价值补差64443.12元、装修补偿4483元。305房的费用补偿为61785元，含价值补差57298.75元、装修补偿3986元；3、被拆迁置换房屋的腾空日期为2011年9月30日以前，从房屋腾空验收合格之日起36个月内，地泰公司将新房交付给王冀，交房标准与项目同期毛坯商品房一致；双方还对搬迁事项、过渡费支付、回迁、争议解决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在两份补偿协议的抬头处，王冀的签约委托代理人为第三人彭某3。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后，王冀置换的房屋为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王冀与地泰公司于2015年2月签订了相应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王冀按约向地泰公司支付了两套房屋的置换款。被告主张为置换两套房屋支出的款项为192978元，两原告则认为所交房款已退回38000元，实际支付的置换款为154978元。2016年3月18日，地泰公司向王冀交付了房屋。2016年3月，被告与案外人长沙市金煌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煌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由金煌公司对1栋1204房进行装修。2016年11月8日，王冀搬入该套房屋内居住。被告主张1栋1204房的装修费用约为160000元，由王冀支出。2017年4月，被告又与金煌公司签订装修合同，对4栋2701房进行装修。被告主张该套房屋的装修费用为113043元，亦由王冀支出；原告彭延古认为该房屋系被告私自进行装修的，且装修后由被告居住使用，对装修费用不予认可。被告在庭审中认可由其居住4栋2701房的事实。2017年12月21日，1栋1204房的产权登记发证，权证号为湘（2017）长沙市不动产权第0344247号，建筑面积为140.28平方米；2017年12月27日，4栋2701房的产权登记发证，权证号为湘（2017）长沙市不动产权第0360173号，建筑面积为87.37平方米。两本不动产权证书登记的产权人均为王冀，均系单独所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两套房屋的相关事宜进行协商。原告彭延古陈述其对于两套房屋可要可不要、彭某1不要房屋，被告与第三人陈述要房屋；两原告同意按15000元／平方米的标准来认定两套房屋的现值，被告与第三人彭某3则同意按11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认定房屋现值。双方不能就房屋现值的议价达成一致，亦不申请进行评估。2、银行存款2013年2月，原告彭某1陪同母亲王冀在银宏公司租用保险柜用于存放9张存单合计1040000元，钥匙由原告彭某1保管。在王冀于2013年3月底住院期间，原告彭某1应母亲要求将存单的存放事宜告知各子女。2013年4月30日，原告彭某1回到长沙交还保险柜钥匙。原告诉称被告在原告彭某1交还钥匙前，未征得母亲王冀的同意，以挂失的方式陆续将王冀的全部存款取出、占用。被告对挂失取款的事实无异议，并陈述自2013年4月7日起分多次将母亲的存单存款转存至被告账户内，但是所有的款项转存均取得了母亲的同意和认可。对于所转款项的开支和使用，被告称均由其和第三人彭某3商量，第三人彭某3对此无异议。原告主张由被告实际控制的母亲王冀的存款（含存单、存折、银行卡）共计1917469.67元。对于从王冀名下账户转存至被告账户的存款金额，被告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其未核算过，但与原告主张的金额差不多，且所剩不到1000000元，其他的已用于房屋置换和装修、为母亲购车和日常开支等；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提交了费用支出明细表（分十个项目列明）和部分票据，拟证明母亲王冀所有的存款共计1878839.32元，已支出的各项费用合计1081564.67元，剩余存款金额为797274.65元。经质证，两原告认为王冀的存款总额应为1917240.27元，对于因王冀生活所需而支出的费用仅认可312770.2元，不认可被告主张的其余支出项目；第三人彭某3对于被告的主张无异议。3、汽车被告主张为方便接送母亲王冀，其于2013年4月13日购买了一辆菲亚特牌小汽车，花费约150000元，均从王冀的存款中支出，车辆由王冀使用、被告丈夫驾驶。原告则主张系被告私自购车，并未用于母亲的生活所需，两原告对购车不知情，该车辆不能作为遗产;第三人彭某3陈述其知晓被告购车的事，且系为母亲王冀生活需要而购买的。经查，涉案车辆牌照为湘Ａ×××**号，登记在被告名下，购车时支出了车款131800元、车辆购置税11264元、倒车影像费用3800元、保险费6038.36元。被告与第三人彭某3陈述在王冀去世后，该车辆一直停放在地质家园二期的小区地下停车位内。本案经本院组织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以上事实，有干部履历表、湖南省物资行业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和后勤保障中心出具的家庭成员情况证明、户口注销证明、诊疗卡、病例记录、手术记录、疾病诊断书、医药费票据、子女赡养和照顾母亲协议书、关于母亲在因病治疗期间子女进行照顾的附加协议、关于赡养和照顾母亲王冀的交接书、护理交接书、照片、录音录像、银行存单、存折、存取款凭证、委托书、挂失申请书、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表、对账单、银宏公司出具的证明、调查令回执、麻园湾社区居委会会议记录、关于指定彭某3为其母亲王冀法定监护人的通知、机关大院房屋拆迁置换补偿协议、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发票、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信息记录情况表、交房通知单、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不动产权证书、住宅装修合同、购车发票、保险单、车位租赁协议、支出明细表及票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王冀的父母、配偶均已先于其死亡，其有子女四人即本案两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彭某3，四人均为王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因王冀未立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本案继承应按法定继承方式进行。一、涉案的遗产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案继承纠纷应以被继承人王冀去世的时间即2017年1月30日为界点确定其遗产范围。第一、双方当事人诉争的1栋1204房和4栋2701房均于2017年12月在产权登记机关办理了产权登记，产权情况为由王冀单独所有，其享有两套房屋的完整产权，故均属于遗产范围。第二、涉案湘Ａ×××**号菲亚特牌汽车虽登记在被告名下，但其购买时间为2013年4月13日，即王冀因患肝病在湖南省人民医院住院期间。被告主张购车系为王冀生活需要且经其同意，并提供了王冀乘坐该汽车的部分照片，第三人彭某3对于为母亲生活便利而以被告的名义购买车辆亦无异议。考虑到王冀当时已经年逾八旬且患病在身，被告购买车辆以便接送母亲，符合常理常情，两原告在王冀去世前亦未对此提出过异议。该辆汽车的购车款项由被告从王冀的存款中支出，车辆的实际权利人应为王冀，故该汽车亦属于王冀的遗产。原告关于车辆系被告私自购买、不属于遗产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三、2013年4月，王冀在湖南省人民医院住院期间，被告开始实际控制王冀的存款。对于从王冀名下转存至被告个人账户的存款金额，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自认未仔细计算过，但与原告主张的金额差不多。根据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涉案存款总金额1917240.27元予以确认。同时，截至被继承人王冀去世时，在王冀生前因其生活所需而花费的必要、合理开支应予扣减。具体明细如下：1、房屋费用4栋2701房的装修时间为2017年4月，当时被继承人王冀已去世，被告装修该房屋时亦未征得所有继承人的同意，且被告自认该房装修后由其居住使用，故对于因4栋2701房支出的款项，除房屋置换款、差价款、权证登记费和2017年1月以前的物业管理费等以外的费用应由被告负担，不能扣减。（1）1栋1204房和4栋2701房的房款192978元，系为置换两套房屋所支出，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退回了38000元，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2）涉案两套房屋的面积差补交房款2348元、国土证登记费400元；（3）1栋1204房已缴纳的物业管理费8238元、4栋2701房在2017年1月以前的物业管理费1572元（1048+1048÷6×3）；（4）1栋1204房的装修垃圾清运费370元、冷水充值费200元、电费600元；（5）1栋1204房的装修费159093元，原告主张应按比例分摊，仅认可2/3即106062元。因该房系王冀生前委托被告进行的装修，且装修后一直由王冀居住使用，故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本院确认因涉案两套房屋支出的费用合计为365799元。2、家具、家电和装饰品等费用4栋2701房内的家具、电器等系被告自行装修后购买，属于被告所有，相应支出的费用由被告负担。现就1栋1204房内的相关家电费用认定如下：（1）橱柜制作费3300元、阳台纱窗费500元；（2）被告主张两套房屋内的窗户和窗帘制作款为41800元，并提交了送货单和收据，但未对两套房屋进行区分，本院酌定1栋1204房的窗户和窗帘费用为20000元；（3）美的空调2999元、奥克斯空调6529元、华帝灶具6304元、海信电视机4199元、海尔洗衣机2399元；（4）电网费用1560元，空调和洗衣机安装、燃气检修等费用1423元、墙布2515元、墙镜500元；（5）床上用品、插座、碗具、晾衣架、洁具等费用4797元，木雕装饰品3555元、灯饰3520元。前述五项费用合计64100元。3、汽车费用湘Ａ×××**号菲亚特牌汽车系被继承人王冀所留遗产，因该车辆所支出的费用应予扣除。（1）车款131800元、车辆购置税11264元、倒车影像费用3800元；（2）车位租赁费9810元；（3）保险费28260元；（4）被告主张汽油费合计7335元，本院酌情确定为5000元。前述四项合计189934元。4、综合费用被告主张应扣除的综合经费合计30537.55元，原告仅认可16067.9元。本院结合被继承人生前实际需要、费用明细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酌情确定为20000元。5、餐饮费用被告主张应扣除的餐饮经费合计14113.5元，并提供了部分票据作为证据，原告仅认可1052元。被告提供的证据为部分票据，本院结合被继承人生前实际需要、费用明细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酌情确定为3000元。6、旅游费用被告主张应扣除的旅游经费合计22078元，并提供了部分票据作为证据，原告仅认可4236元。在被告提交的票据中，部分显示为被继承人王冀所支出。考虑到外出旅游必然产生相应的开支，本院酌情确定旅游费用为6000元。7、丧葬事务费用被告主张应扣除因王冀离世发生的部分费用合计13769元，以及王冀老家的经费开支8556元；原告对此均不予认可。本院审查后认为，筒香炉费用190元、骨灰盒费用400元、青瓷电香炉费用180元三项合计770元，系合理必要的支出，应予扣除。被告主张安葬费10000元，原告认为已由王冀生前单位支付给第三人彭某3相应的费用7000元；双方均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考虑到该项费用必然发生，本院酌情确定为5000元。另外，被告主张的老家经费开支，因该部分费用系被告与第三人彭某3所支出，且属子女孝顺父母的应尽义务范畴，不宜从被继承人王冀的存款中扣除。因此，丧葬事务费用合计为5770元。8、其他费用被告主张应予扣除的其他费用计88000元（含回忆录款项50000元、王冀支取现金12000元、礼金26000元），均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应从被继承人王冀所留存款中扣减的费用共计654603元（365799+64100+189934+20000+3000+6000+5770），故剩余1262637.27元（1917240.27-654603）。被告主张剩余款项为797274.65元，本院不予采信。二、涉案遗产的分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两原告、被告与第三人彭某3均为被继承人王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同时，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彭某1与被告及第三人彭某3签订了赡养协议及其附加协议，约定四姊妹轮流照顾母亲王冀。虽然原告彭延古未在两份协议上签字，但其事实上亦按姊妹间的轮班约定对王冀进行了赡养和照顾。在彭祖贵去世后，王冀一直独自生活。原告彭某1和被告均已定居省外，作为长沙本地的子女，原告彭延古和第三人彭某3必然要应对母亲王冀的临时生活需求。在王冀去世前，四姊妹仅对母亲的财产控制权发生过争执，并未对各自是否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提出过异议。另外，赡养协议及其附加协议仅系各子女在母亲王冀生前，对各自的赡养义务进行的约定，不能以此具体确定子女们将来的继承份额。结合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在案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有子女未尽或多尽了赡养义务，故四人继承遗产的份额应当均等，即各分得1／4。对于涉案的两套房屋，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的议价意见，亦不申请进行评估鉴定，故本院认定四人各分得该两套房屋产权的1／4；同理，对于湘Ａ×××**号菲亚特牌汽车的财产价值，两原告与被告、第三人彭某3各享有1／4的份额；对于由被告实际掌控的存款余额1262637.27元，四人各分得1／4计315659元，即被告应向原告彭延古、彭某1、第三人彭某3各支付315659元。三、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继承人王冀于2017年1月30日死亡后，其所遗留的房屋、存款等个人合法财产的继承事实已经实际发生，原、被告和第三人彭某3等继承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亦未对各自的继承份额进行明确，应视为共同共有。同时，在被继承人王冀死亡后至民法总则施行前，该段期间未满二年，故可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原告于2019年7月4日起诉主张分割诉争遗产，未超出三年时效期间。被告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时效的辩论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王冀名下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号为××号），原告彭延古、彭某1、被告彭某2、第三人彭某3各继承该房屋1／4的产权份额；二、被继承人王冀名下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号为××号），原告彭延古、彭某1、被告彭某2、第三人彭某3各继承该房屋1／4的产权份额；三、登记在被告彭某2名下的车牌号为湘Ａ×××**号的菲亚特牌小型汽车，原告彭延古、彭某1、被告彭某2、第三人彭某3各享有该车辆残值的1／4份额；四、被告彭某2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彭延古、彭某1、第三人彭某3各支付315659元；五、驳回原告彭延古、彭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352元，由原告彭延古、彭某1和被告彭某2、第三人彭某3分别负担1008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晓云人民陪审员  胡 南人民陪审员  陈 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向依林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第二十九条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