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03民初875号 原告：王志芬，女，198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义武，男，197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县，系王志芬丈夫。 被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墨玉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310510508R。 刘会群，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刘会群，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东雨，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晶晶，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高林中路535号万科云玺803、805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065581M。被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高林中路**万科云玺**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065581M。 负责人：姜东，经理。负责人：姜东，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东雨，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东雨，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晶晶，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戴秋玲，女，198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被告：戴秋玲，女，198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炎昇、陈俊聪，福建纬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王志芬与被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鑫公司”）、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以下简称“易鑫厦门分公司”）、戴秋玲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志芬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义武，被告易鑫公司及被告易鑫厦门分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东雨、游晶晶，被告戴秋玲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炎昇、陈俊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志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王志芬与易鑫公司签订的《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2.判令易鑫公司、易鑫厦门分公司、戴秋玲返还王志芬款项144200元及相应利息暂计1000元（以1442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现暂计至2020.3.1止）；3.判令易鑫公司、易鑫厦门分公司、戴秋玲支付王志芬修车相关款项22877元及相应利息暂计100元（以22877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现暂计至2020年3月1日止）。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13日，王志芬在戴秋玲的引导下与易鑫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王志芬向易鑫公司租赁车辆，车辆为卡罗拉双擎2017款1.8ＬＣＶＴ领先版，发动机号9360199，车辆融资项目为车款112996元、购置税12220元，保险费12348元，车船费450元，租赁期间36个月，每期还款租金为4299.95元，合同签订地为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33号二轻大厦1008室。同时在这份合同的通用条款又约定：“甲方（易鑫公司）为租赁汽车唯一所有权人，甲方负责在本合同签署起为租赁汽车投保，甲方为第一保险受益人，乙方（王志芬）负责办理保险理赔事宜。基本保险险种必须包括：交强险、商业险，其中商业险包括第三者责任险（不低于50万元）、足额车损险、盗抢险及以上险种不计免赔险。租期内全部保险费用（含增加险种）计入租金；因本合同引起的任何争议，如协商不成解决的，任何一方有权在出租方注册地、合同签订地、被告住所地、车辆登记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诉讼解决”。在合同签订前，王志芬即按照戴秋玲的要求支付了41000元，合同签订后，王志芬也依约每月经银行卡扣款支付4299.95元。现截止至2019年12月1日，王志芬已经扣款支付给易鑫公司24期的租金合计103200元。而戴秋玲还承诺为租赁车辆办理相关网约车资格，保证租赁车辆可以用于个人营运。但是戴秋玲不仅违背承诺，易鑫公司更加是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只为租赁车辆闽Ｄ×××××购买了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的车辆保险，其余年份的保险都不予购买。更加恶劣的是，租赁车辆闽Ｄ×××××在投保年份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获保险理赔的理赔款16312.4元竟然全部由易鑫公司占为己有，拒不支付给修车厂，导致王志芬被修车厂起诉追讨修车费。而且易鑫公司违约不为车辆购买保险也不通知王志芬，致使王志芬在第一年保险到期后，所发生的交通事故都不能理赔，自行支付了修车费6565元，而且因车辆未购买交强险导致最终无法正常上路行驶。王志芬认为，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易鑫公司在租赁期间内为车辆唯一所有权人，应当为车辆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等险种，保险费用也已计入租金了。现在易鑫公司故意只为租赁车辆投保一年保险，还强占保险理赔款，属于严重违约行为，不仅给王志芬造成经济损失，还导致车辆无法上路正常行驶，致使王志芬无法正常使用租赁车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13条规定：因出租人的原因致使承租人无法占有、使用租赁物，承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王志芬有权解除本租赁合同，要求易鑫公司返还款项。再者，双方的融资租赁总额只有125794元，而王志芬已支付了41000＋103200＝144200元，该款项已超过该合同约定的融资总额王志芬也无需再支付易鑫公司剩余的12期租赁款，否则对王志芬极其不公。为此，王志芬多次与易鑫公司沟通，但是易鑫公司却一直置之不理，甚至声称戴秋玲并非其公司员工，不予王志芬妥善解决车辆维修费和保险事宜，导致王志芬的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志芬诉至本院。 易鑫公司、易鑫厦门分公司共同辩称，一、王志芬不具备约定和法定的合同解除权，易鑫公司不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其第一项诉求应予驳回。（一）《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下称“《融资租赁合同》”）中并未约定易鑫公司具有为王志芬租赁的汽车购买除第一年之外的剩余租赁期间内全额保险的义务。1、《融资租赁合同》主要条款的Ｄ款明确约定双方的车辆融资项目中延保费用为0元，即本次融资项目中不包含延保费用。《融资租赁合同》由通用条款和主要条款组成。从合同内容可以看出，通用条款是易鑫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在订立合同时仅告知了相应融资客户条款内容，无法进行修改，属于格式条款；而主要条款是双方在签订合同时针对本案汽车融资租赁进行过协商一致后方约定的条款，属于非格式条款。王志芬认为通用条款第六条约定易鑫公司具有购买全额保险义务，但双方在主要条款里已经明确约定了本次融资项目里仅有第一年的保险费用，并无剩余租赁期间的延保费用。根据《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采用非格式条款。双方应适用主要条款的规定，王志芬无权要求易鑫公司承担延保义务。2、实际上，易鑫公司先行为租赁汽车投保所支出的第一年保险费用最终也是由王志芬自行承担。根据通用条款第二条第1款约定“租金以甲方购买租赁汽车的全部成本和甲方合理利润为计算基础。租赁汽车的全部成本包括但不限于租赁汽车的价款、保险费、税费、延保、……”。通用条款第六条第1款约定“甲方负责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为租赁汽车投保……租期内全部保险费用（含增加险种）计入租金。”该项约定并未明确易鑫公司要承担租赁汽车全部租赁期限中的全额保险义务，仅明确了易鑫公司应当在签订合同后为租赁汽车投保，但最终所支出的全部保险费用将计入租金。本案中，易鑫公司为王志芬购买租赁汽车时仅支付了第一年的保险费用，且也仅仅只将第一年的保险费用计入融资成本作为计算租金的依据，本质上易鑫公司先行支付的第一年保险费用是摊在王志芬未来所应支付的租金中，该保险费用的资金来源实质属于王志芬而非易鑫公司。因车辆保险费用受多种因素影响会发生变动，且购买车辆时第二年、第三年的保险费用未实际发生无法估计金额，故易鑫公司未将该部分费用计入融资成本，即未包含在如今王志芬的应付租金中。若王志芬主张由易鑫公司支付这两年的保险费用，那么易鑫公司认为当融资成本提高了，就要以增加保险费用后的成本重新计算这三年的租金费用，王志芬应当支付比现在更多的租金。3、《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第五条第2款约定王志芬在租赁期内应当承担租赁汽车的维修保养费用、使用汽车时致第三者遭受损害时产生的赔偿责任。从一般社会实践而言，为车辆购买包括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在内的相关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汽车发生事故时能够保障维修费用的支出、能够在保险范围内替代承担事故赔偿责任。王志芬作为享有租赁汽车的运行利益的人，为了减少自己承担事故维修费用及赔偿责任的风险，应当自行关注车辆保险期限并及时续保。若在第一年保险到期后，王志芬仍驾驶租赁汽车上路并因此发生相关事故责任的费用支出，皆应由其自行承担。4、《融资租赁合同》并未约定易鑫公司有为王志芬办理网约车资格的义务，易鑫公司并未违约。戴秋玲并非易鑫公司员工，其承诺与易鑫公司无关。（二）在第一年保险到期后，王志芬仍然占有使用租赁车辆上路，享有其运行利益，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情形。通过车牌号为闽Ｄ×××××的租赁汽车的违章记录可以看到，在2018年11月保险期限到期后，王志芬一直在正常驾驶使用租赁汽车上路，且直到2019年12月份其一直在为租赁汽车向易鑫公司支付租金，根本不存在王志芬在诉状中所述车辆无法正常上路行使的情况。易鑫公司依约为王志芬融资购置租赁汽车并向其交付，在履行双方合同中，易鑫公司并不存在非法占用或是拖走租赁汽车等行为以致王志芬无法占用使用租赁物，王志芬无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行使解除权。二、王志芬要求返还租金款项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求缺乏请求权基础，应予驳回。（一）易鑫公司仅收到王志芬的首付款31204元及24期租金103198.8元，共计134402.8元，并非王志芬所主张的144200元。（二）如前所述，王志芬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更加无权要求返还租金款项。王志芬自2017年12月起便已占有使用租赁汽车，退一步讲即使解除合同，其作为承租人也应当支付其占有使用期间的租金费用，无权要求易鑫公司返还，而要求支付利息的诉求更加是无稽之谈。三、易鑫公司暂扣所收到的保险理赔款16009.43元系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后果，其余的修车费用6565元应由王志芬自行承担。（一）《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第五条第2款约定王志芬应当承担租赁汽车名下的交通违章罚金，可王志芬自2017年12月便陆续发生违章行为，至今共计51条违章记录未处理，罚款共计9300元未缴纳。王志芬所积累违章记录之多、未处理时间之久、罚金之高，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且王志芬根本没有任何处理多项违章和罚金的积极的意思表示，以致易鑫公司担心王志芬不会履行该项义务，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行使不安抗辩权，暂扣了所收到的保险理赔款。易鑫公司已多次催告王志芬快处理租赁汽车名下的违章记录并缴纳相应罚金之后，会立即将保险理赔款支付给其，但王志芬均置之不理，仍驾驶车辆上路继续发生违章。就该部分保险理赔款，易鑫公司仍愿意与王志芬协商，只要王志芬处理好违章罚金事宜，易鑫公司即可支付保险理赔款。但作为违约方的王志芬要求支付该笔保险理赔款利息的主张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易鑫公司认为该项部分诉求应予驳回。（二）《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第五条第2款明确约定王志芬在租赁期内应当承担租赁汽车的维修保养费用，王志芬应当自行承担修车费用6565元。如前所述，为租赁汽车购买除第一年之外剩余租赁期限内的保险是王志芬的义务，未投保以致于须自行负担维修费用系王志芬的责任，与易鑫公司无关。四、就王志芬自2020年1月起逾期未付租金的恶意违约行为，易鑫公司保留主张王志芬立即付清全部剩余租金51599.4元及违约金的诉讼权利。依据《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第十条第一款，王志芬已经符合“连续二期未支付租金”和“累计三期以上未按时支付租金”的情形，易鑫公司有权提前解除合同、收回租赁汽车并要求王志芬同时立即付清全部剩余租金及支付自违约之日起按1.2‰／天的标准计算的违约金，并承担易鑫公司因此而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戴秋玲辩称，戴秋玲并非《汽车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王志芬对戴秋玲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合同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首先，案涉《汽车租赁合同》为王志芬与易鑫公司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戴秋玲并非该合同的签订主体，即戴秋玲并非合同当事人。其次，该合同的内容也与戴秋玲毫无关联，在该合同中戴秋玲不享有任何合同权利，也无需承担任何合同义务、责任，而案涉车辆首付款及长达两年多的租金的收取，也均是在王志芬与易鑫公司之间履行，更与戴秋玲无关。再次，戴秋玲并未对王志芬构成任何侵权，本案不存在任何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法定情形。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王志芬主张所谓的合同解除、返还租金、车辆维修费用均与戴秋玲无关，戴秋玲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王志芬对戴秋玲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合同和法律依据。王志芬主张戴秋玲“承诺为案涉车辆办理网约车资格及营运证，并保证车辆能用于个人营运”，仅是系其主观臆想，故意歪曲事实，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在王志芬与易鑫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协议》（主要条款）中，条款E明确载明，车辆用途为“本人自用”，而非商用（用于营运），且无论是在《汽车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或是通用条款中，均没有任何关于办理车辆营运及网约车资格的任何约定。有鉴于此，无论是合同相对方或是其他经手人均没有义务为王志芬办理车辆营运的任何手续，王志芬的相关主张与事实严重不符。承前所述，车辆营运证及网约车资格并非是王志芬可以解除合同的理由，王志芬在本案中也未主张关于车辆营运证的违约金，其要求戴秋玲承担赔偿责任更是毫无依据。3、值得一提的是，王志芬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落款处为戴秋玲签名的三行文字中，“左右，网约车从业资格”“个人”字迹与戴秋玲其他字迹无论是颜色深浅或者是字形结构都明显不一致，均并非戴秋玲签署，为王志芬自行手写添加。众所周知的是，网约车从业资格证只能由个人通过培训、考试才能取得，其他人无法帮助办理。此外，车辆的所有权人为易鑫公司，办理“个人营运证”更无从谈起。王志芬自行篡改该内容并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意图将其与公司之间的纠纷转嫁给戴秋玲，使戴秋玲陷入讼累，有恶意虚假诉讼的嫌疑，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侦查。4、落款处为戴秋玲签名的该三行文字并非王志芬主张的所谓的“承诺”，王志芬主张戴秋玲承诺为案涉车辆办理相关网约车资格及营运证，并保证案涉车辆用于营运，仅是其主观臆想，故意歪曲事实，暂且不论该文字没有任何的承诺、保证字样，也没有任何的承诺、保证内容，而更没有任何如若未完成承诺、保证需要承担的责任内容，不符合承诺、保证的任何形式要件。案涉三行文字的背景是，王志芬在签订案涉租赁合同后，向戴秋玲咨询一些关于案涉车辆提车及如若要办理营运证所需的大致时间。在《汽车租赁合同》已经明确约定案涉车辆为自用，且未约定任何关于提车、营运证、网约车资格相关事宜的前提下，戴秋玲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决定王志芬关于案涉车辆的任何事宜，易鑫公司及戴秋玲也没有义务为其办理任何营运手续。戴秋玲仅仅是根据经验并出于好意告知其大致的提车时间及如果王志芬要办理营运证，可能在提车后2周时间内可以办理下来而已（王志芬自行手写的“左右”二字可印证王志芬内心非常清楚，戴秋玲仅是告知其大致的时间，并非承诺）。此外，从该文字的内容来看，戴秋玲从未向王志芬承诺案涉车辆需要办理营运手续，更从未承诺戴秋玲“为其办理”（在王志芬自行手写的“个人”二字便可体现，王志芬知晓戴秋玲未对车辆营运作出任何承诺，其意图转嫁责任给戴秋玲，才虚构添加成个人营运证，但众所周知，在融资租赁合同的背景下，车辆所有权人为易鑫公司，根本不存在“个人”营运证的说法），戴秋玲之所以会在该文字下签字仅仅是作为经手人出于好意且法律意识淡薄，在此过程中，戴秋玲对王志芬不存在任何的欺诈、隐瞒行为。可想而知，假设戴秋玲已承诺为王志芬办理车辆营运证及网约车从业资格，又如王志芬所说，戴秋玲未履行承诺，那么王志芬在已经使用案涉车辆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确从来未以任何形式向戴秋玲提出过任何异议？显而易见，这与其所有陈述明显自相矛盾。根据戴秋玲向厦门市交通运输局查询得知，案涉车辆也早已由易鑫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取得车辆营运证，王志芬主张其未取得车辆营运证与事实不符。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戴秋玲在整个案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充当的角色仅是代办人、经手人的角色，戴秋玲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由公司承担。戴秋玲在这个案涉《汽车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充当的仅仅是首付款收据的经手人、代办人的角色。戴秋玲作为经手人，仅负责代办手续。合同的具体履行也应当是按照合同的约定由合同双方进行，与戴秋玲无关。综上所述，戴秋玲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且戴秋玲对王志芬不存在任何的承诺，戴秋玲代办手续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也即王志芬对戴秋玲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法律的正确实施，恳请依法驳回王志芬对戴秋玲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13日，易鑫公司（出租人、甲方）与王志芬（承租人、乙方）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1711-769393的《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下称《融资租赁合同》），其中分为《主要条款》和《通用条款》，《主要条款》约定易鑫公司根据王志芬的要求为其购买卡罗拉双擎2017款1.8ＬＣＶＴ领先版（车牌号为闽Ｄ×××××、车架号为ＬＦＭＡ180Ｃ8Ｈ0098942、发动机号为9360199，以下称讼争车辆），并租给王志芬使用；车辆融资总额为125794元，首付款31204元，其中车款112996元、购置税12220元、保险费12348元，车船费450元，延保费用为0元；租赁用途为本人自用；租赁期限为36个月，起租日自出租人按本合同约定交付租赁车辆之日起计算；每期租金4299.95元。《通用条款》约定租金支付频率为按期（月）支付，第一期租金支付日为甲方支付购车款日的次月同日（但支付购车款日为29日、30日或31日的，以次月的28日为第一期租金支付日），此后每期租金支付日同第一期租金支付日；自乙方签署《车辆交接单》时起，租赁汽车的风险责任转移至乙方，自甲方支付购买租赁汽车价款时，甲方即成为租赁汽车唯一所有权人，在合同履行期间，乙方应保证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对甲方汽车所有权的侵害并赔偿甲方因任何第三方对租赁汽车主张任何权利所受到的损失；在租赁期内乙方应承担汽车相关的下列费用：……（2）租赁汽车名下的交通违章罚金……如甲方因前列事项遭受损失的，乙方还须赔偿甲方损失；第六条：甲方负责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为租赁汽车投保，甲方为第一保险受益人，乙方负责办理保险理赔相关事宜，基本保险险种必须包括：交强险、商业险，其中商业险包括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万元，不得低于50万元）、足额车损险、盗抢险及以上险种不计免赔险，租期内全部保险费用（含增加险种）计入租金（乙方可以选择增加险种但不得减少）。 戴秋玲系本案讼争合同的经手人，代办首付款收款收据及相应手续，其并非易鑫公司与易鑫厦门分公司的员工，也未在讼争合同上签字。2017年11月14日，戴秋玲收取了王志芬首付款41000元并出具收款收据。同日，戴秋玲在一字据上签字，字据上载明“提车：两周时间左右、网约车从业资格证、行驶证→提车后给个人车辆营运证：提车后2周时间”。戴秋玲庭审中辩称“左右、网约车从业资格证”、“个人”字样并非其书写，系他人事后添加。 易鑫厦门分公司为讼争车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公司购买了首年保险，除了交强险外，商业险种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126800元）、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500000元）、全车盗抢保险（限额126800元）及上述三种保险的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为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1月24日。在保险期间内，诉争车辆共出险两次，合计保险偿付16009.43元，该款项已由王志芬先行垫付，易鑫厦门分公司在收到保险公司赔付的16009.43元后并未支付给王志芬。次年开始，王志芬及易鑫公司、易鑫厦门分公司再未投保，讼争车辆于2019年2月8日发生交通事故，王志芬为此共计支出维修费用、施救费合计6565元。 王志芬在2017年12月30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共有51条违章记录未处理，罚款共计9300元未缴纳。 在融资租赁合同履行期间，王志芬按时支付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24期租金，之后再未支付租金。 另查明，易鑫厦门分公司系易鑫公司设立的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讼争车辆登记于易鑫厦门分公司名下，该车经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审批，经营范围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 以上事实有相应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融资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易鑫公司未为讼争车辆购买延保是否构成违约，王志芬是否有权据此要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王志芬主张按照合同的《通用条款》第六条的规定，易鑫公司应在租赁期间为讼争车辆购买延保服务；易鑫公司认为根据合同《主要条款》D款规定，融资项目的延保费用为0元，故王志芬支付的融资费用不包含延保费用，延保服务应由王志芬自行购买。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采用非格式条款”，在本案中《通用条款》系易鑫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未在订立合同时与王志芬协商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而《主要条款》为双方针对送车车辆进行协商的约定，属于非格式条款，《主要条款》约定融资项目中的延保费用为0元，可知融资款项中并未包含延保费用，因此易鑫公司没有为讼争车辆购买延保服务的义务。综上，王志芬以易鑫公司、易鑫厦门分公司未为讼争车辆购买延保服务构成违约为由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并返还已支付的融资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 第二，王志芬是否有权要求易鑫公司、易鑫厦门分公司及戴秋玲支付相应的修车款项以及易鑫公司行使不安抗辩权有无依据的问题。根据上述分析，易鑫公司没有为讼争车辆购买延保服务的义务，故王志芬主张首保期后发生的车辆维修费用6565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但王志芬有权要求易鑫公司、易鑫厦门分公司支付保险期间内出险而获赔的保险金16009.43元。至于易鑫公司辩称因讼争车辆在王志芬使用期间存在多次违章并有9300元罚款未缴纳，故其对收到的16009.43元保险赔付费用行使不安抗辩权的问题。本院认为，不安抗辩权的成立须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双务合同而互负债务，并且该两项债务存在对价关系，而具体到本案中，违章罚款系违章人即王志芬对相应的行政机关的所负之责任，并非易鑫公司对王志芬所享有的债权，保险金与违章罚款并非双方因履行《融资租赁合同》而互负之债务，故易鑫公司及易鑫厦门分公司主张其行使不安抗辩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易鑫公司及易鑫厦门分公司应向王志芬支付保险理赔款项16009.43元及相应利息。 第三、关于戴秋玲是否应对易鑫公司及易鑫厦门分公司之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戴秋玲仅为本案讼争合同的经办人并非讼争《融资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故王志芬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偿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一、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志芬支付车辆维修理赔款16009.43元及利息（以16009.43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二、驳回王志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29元，由王志芬负担1655元，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负担17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杨绿芳）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黄智达） 代书记员（ 吴蔓 凡）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