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02民初16558号原告：珠海同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先烈路****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44Y。法定代表人：蒋丽兴，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秋燕，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平，广东常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万家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横琴新区*********-67073（集中办公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73。法定代表人：张金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燕玲，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78T。法定代表人：颜湘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智兴，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敬忠，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珠海同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珠海万家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被告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珠海同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秋燕、朱伟平，被告珠海万家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邱燕玲，被告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智兴、唐敬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两被告于2017年12月11日签订的《珠海市一期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经营权合同》无效；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6日，原告与被告珠海万家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家行公司）签订《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就万家行公司享有独家经营权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亭，与原告合作经营服务亭。2014年6月20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原告对服务亭享有排他性的独家经营权。2013年12月30日，万家行公司与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简称：城建自行车公司）签订《珠海市公告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租赁协议》（以下简称：《租赁协议》），合作期限为15年。之后，原告与万家行公司针对合作协议的履行再次于2016年8月22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双方正是居于考虑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而签订两次补充协议。城建自行车公司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于2017年6月9日就其与万家行公司在2013年12月30日签订的《租赁协议》进行重新招标，且于2017年12月11日与万家行公司重新签订了《珠海市一期公告自行车服务亭经营权合同》（以下简称：《服务亭经营权合同》），合同明确约定万家行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与其他单位合作经营服务亭。之后，万家行公司要求解除与原告于2013年12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原告认为，原告为合作项目的建设投入了巨额资金，并入股万家行公司，成为该公司股东。而两被告却在明知原告投入巨额资金，并与万家行公司正处于合作经营公共自行车服务亭项目的情况下，恶意串通，在原《租赁协议》尚未届满且未出现合同法定及意定解除情形的情况下，解除原租赁协议，重新签署《服务亭经营权合同》。该《服务亭经营权合同》在合同价款等方面与原租赁协议基本一致，只是在合同中加入了“乙方（万家行公司）除服务亭广告及单个服务亭招租外，不得以任何形式与其他单位合作经营服务亭”的条款。该条款直接针对原告，导致原告与万家行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法履行，直接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由于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无奈，只能诉至法院，请判如所请。被告万家行公司辩称，原告对事实陈述有误。因期限届满且政府政策要求，我司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已经不能履行。因此，我司有权解除该《合作协议》。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民终2921号民事判决，也判令解除。因此，原告关于《合作协议》期限为届满、未出现解除合同情形的观点，不成立。我司与城建自行车公司签订的《服务亭经营权合同》真实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2017年12月，我司通过投标中标再次获得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经营权，与城建自行车公司签订了上述合同。该次招标公开公正，双方所签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并无违法情况。原告认为我司为损害其利益，与城建自行车公司恶意串通的观点，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服务亭经营权合同》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城建自行车公司辩称，一、我司与万家行公司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我司身为国有企业，作为项目发包方，有权根据项目管理需要设定相关招标条件。而基于管理需要对珠海市一期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经营权限制转租与合作经营，是我司作为权利主体在所有权范围内行使支配权的合法行为。万家行公司与原告于2014年6月20日、2016年8月22日签订的所谓《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未经过我司的同意或追认，对我司也不具有约束力。因此，更谈不上主观上具有“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故意。二、珠海市一期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经营权租赁项目的整个招标过程公开、公正，并对招标结果进行了公示，符合法律规定我司与万家行公司签订《服务亭经营权合同》前，已就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一期项目74个服务亭（含广告）经营权招租进行公开招标。招标文件中明确说明：“中标方除服务亭广告及单个服务亭招租外，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转租及与其他单位合作经营”。若原告认为招标文件的该条规定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其作为万家行公司股东之一应当在招投标过程提出异议以维护其自身权益。但直至万家行公司中标并对结果公示后，原告未曾对中标结果提出任何异议。合同签订两年多之后，原告以恶意串通来主张合同无效，既无法律依据，也缺乏正当性。三、原告主张原《租赁协议》是在未出现合同法定及意定情形下解除的，不符合该案基本事实原《租赁协议》第十条约定：“本协议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即时终止：……4）双方协商一致提前终止协议的……”。我司与万家行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并达成一致后将合同解除，系行使合同约定的解除权。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4民终2921号生效判决也确认了原《租赁协议》因为相关预防腐败政策的要求，万家行公司与原告之间合同解除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故原告主张“未出现合同法定及意定解除情形的情况下，解除了原《合作协议》”，不符合该案基本事实。综上，我司与万家行公司签订的《服务亭经营权合同》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合法、有效。原告主张我司与万家兴公司涉嫌串标、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有滥用诉讼权利之嫌。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我司的合法权益。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公共出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2.《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书》；3.补充协议；4.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租赁协议；5.《珠海市一期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经营权合同》、《安全责任书》、《廉政建设管理公约》、《珠海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点位分布明细表》；6.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万家行股东群）；7.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珠海万家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章程、珠海华润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8.联景厨具批发销售单、珠海市大众电器商品购销收据、订购合同2份、珠海市百雀酒店设备有限公司不锈钢组合柜报价清单、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发票联3份、加工承揽合同、广州百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购销合同；9.珠海市********网页截图[交易公告、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一期项目74个服务亭（含广告）经营权招租（2017年6月19日）、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一期项目74个服务亭（含广告）经营权招租（2017年11月13日）]；10.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珠海凤凰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晋中环通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海南洋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1.珠海产权交易中心物业租赁项目信息公告表2份；12.珠海产权交易中心成交结果公示；13.邮件截图、关于城建部门提出废除《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租赁协议》的意见。被告万家行公司向本院如下证据材料：1.《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一期项目74个服务亭（含广告）经营权招租》；2.《珠海市*********标通知书》；3.《珠海市一期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经营权合同》、《廉政建设管理公约》、《珠海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点位分布明细表》；4.（2019）粤04民终2921号民事判决书；5.《珠海市******物业租赁项目信息公告表》（2019年7月31日）、《珠海市二期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经营权合同》、《安全责任书》、《廉政建设管理公约》、《承诺书》、《公共自行车二期项目服务亭汇总表》。被告城建自行车公司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资产评估报告》。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为持有万家行公司7%的股权的股东。2013年12月6日，万家行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万家行公司与原告合作经营万家行公司享有独家经营权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经营电信运营商业务、热食品、甜品及饮品销售、网络推广营销等。双方在万家行公司享有服务亭经营权的期限内开展长期合作，非因不可抗力或政府政策原因，万家行公司不得放弃服务亭经营权。双方之后又分别于2014年6月20日、2016年8月22日签订了两份上述《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2013年12月30日，万家行公司与城建自行车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约定：万家行公司承租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招标文件及合同中包含的74个服务亭，期限三年。期满后，除因城市建设、政府规划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服务亭取缔而不能续约的情况外，原则上以三年为一个续约周期自动续约至少4次至15年。该《租赁协议》未约定，万家行公司是否可以转租服务亭。2017年11月13日，珠海市********发布了《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一期项目74个服务亭（含广告）经营权招租公告》，刊登交易方式为网络竞价，起拍底价为39.22万元。公告显示，城建自行车公司将原租赁给万家行公司的上述74个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又通过本次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招租。上述招租公告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一栏显示：中标方除服务亭广告及单个服务亭招租外，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转租及与其他单位合作经营。招租公告显示竞标资格条件如下：1.中国大陆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2.注册资金不少于1000万元；3.企业经营范围：图书、报纸、期刊的批发、零售；4.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5.类似服务亭2年以上经营经验。原告就此主张，城建自行车公司为万家行公司量身设定竞标资格条件，恶意串通招标。为此，原告还提供了珠海凤凰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晋中环通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海南洋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截图用以证明，只有万家行公司才符合竞标资格条件。此外，原告还提供了《珠海市公共自行车二期78个服务亭设施五年租赁使用权招租公告》、《成交结果公示》用以证明，城建自行车公司在2019年6月份的二期服务亭招租中放宽竞标资格条件后，有很多单位参加投标，且万家行公司以634166元价格中标。2017年11月30日，万家行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以底价39.22万元中标。中标后，城建自行车公司与万家行公司于2017年12月11日签订《服务亭经营权合同》。该合同约定：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向原告出让74个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的经营权，经营期限五年，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22年11月30日止，每年经营承包费用392200元。其中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为加强管理，除服务亭广告及单个服务亭招租外，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转租及与其他单位合作经营”。同时，两公司又签订协议，约定解除原《租赁协议》。2017年12月13日，万家行公司才发送邮件并附带文件，告知原告上述中标事实，并表达了其对解除原《租赁协议》的观点。2018年1月2日，万家行公司的一股东在“万家行股东群”微信群中要求其他股东对“关于城建要求重新签订合同的事项”进行表决，除原告弃权之外，其他股东均表示同意。原告就此主张，两被告存在恶意串通行为。2018年2月6日，万家行公司向原告发函，称城建自行车公司已单方废除原《租赁协议》，并重新就服务亭进行招标，……，并通知原告终止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2019年5月22日，万家行公司向本院对本案原告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两公司之间的上述《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案号为（2019）粤0402民初7821号。本院经审理后认为，万家行公司的诉请符合解除条件，遂作出民事判决判令予以解除。本案原告不服该判决，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粤04民终2921号生效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认为，万家行公司是从城建自行车公司承租了涉案的自行车服务亭，然后再转租给本案原告。即本案原告享有的转承租权利来源于万家行公司向城建自行车公司承租服务亭所享有的权利。由于万家行公司和城建自行车公司于2017年12月11日签订的《服务亭经营权合同》约定“为加强管理，除服务亭广告及单个服务亭招租外，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转租及与其他单位合作经营”，万家行公司作为承租人已经丧失了转租及与他人合作经营的权利。本案原告与万家行公司之间《合作协议》已经处于事实上无法继续履行的状态。因此，万家行公司诉请解除《合作协议》，应予支持。另外，原告为证明其在与万家行公司合作经营自行车服务亭期间投入大量资金向本院提供其证据8。本院认为，原告以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以及串通投标为由主张两被告签订的《服务亭经营权合同》无效，而两被告予以否认。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两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二、两被告是否有串通投标的行为。一、两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原告认为，两被告明知原告为合作项目投入巨额资金，但却在原《租赁协议》尚未届满且未出现解除情形的情况下，通过解除该《租赁协议》并重新签订经营权合同的方式并加入“不得转租”条款，损害其合同权益，构成恶意串通。本院认为，恶意串通订立合同，其构成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素。主观上是指合同双方有共同的害意，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他人权益；客观上为合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本案中，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城建自行车公司在与万家行公司进行招投标以及签订新的合同时明确知晓，万家行公司与原告就服务亭有合作的事宜。因此，原告不能证明城建自行车公司有损害其合作权益的害意。退一步讲，即便城建自行车公司在招标前知晓该合作事宜，两被告重新签订合同并加入“不得转租”条款的行为，也不能认定其有损害原告权益的害意，理由如下：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原告未主张城建自行车公司同意转租亦未提供相应证据，因此城建自行车公司作为出租人有权解除原《租赁协议》，然后再重新招标并签订合同。而且，不论原《租赁协议》是因何种原因解除，在其解除后，原告与万家行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在事实上已无法继续履行。即，原告的合作权益已不复存在。两被告之后再签订新合同的行为，已与原告无关，不可能再损害原告权益。因此，两被告的合同行为在客观上损害不到原告权益。此外，原告提供的“万家行股东群”微信群中聊天记录以及万家行公司向其发送的邮件没有显示与城建自行车公司有何关联，不能证明两被告有恶意串通的行为。综上，两被告的合同行为不构成恶意串通。原告还认为，服务亭第二期招标并未设定第一期的竞标条件，导致万家行公司的中标价格比第一期高出241966元。这说明第一期招标时两被告恶意串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本院认为，第一期招投标的中标价格不低于招标底价，中标有效，没有导致城建自行车公司的利益受损。中标价格由投标报价的高低决定，且两期投标时间相距甚远，第二期的中标价格与第一期中标价格并不具有可比性。原告据此主张，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没有依据。二、两被告是否有串通投标的行为我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中标无效。依法理，如果中标无效，则据此签订的合同也无效。原告认为两被告串通投标的理由如下：1.按照招标书中五个竞标资格条件来看，在珠海仅有万家行公司一家公司符合竞标资格，外省的两个公司也不符合竞标资格。2.服务亭第二期招标并未设定第一期的竞标条件，有很多单位参加竞标，万家行公司未能以底价中标。因此，城建自行车公司在第一期招标中为万家行公司量身定做竞标资格，两被告恶意串通。本院认为，第一期招标中可参加竞标的企业地域范围为大陆境内，并未限定于珠海。原告列举省外两公司不符合资格，并不能证明是完全列举。因此，即便在珠海仅有万家行公司符合竞标资格，也不能证明两被告串通投标。另外，两期招标为不同时期的招标，原告以两者相比较得出不同之处这一间接证明方式，不足以推定第一期招标中存在串通投标。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两被告串通投标。综上所述，两被告在招投标中没有串通投标的违法行为，签订合同也非恶意串通。《服务亭经营权合同》也不具有其他无效的情形。原告请求确认无效，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珠海同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2450元，由原告珠海同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丽琼审 判 员  王 斌人民陪审员  杨 静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陈轩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