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42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圣迪乐村生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梓潼县经济技术产业园区圣迪乐村。法定代表人冯光德，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圣迪乐村生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古驿街**。法定代表人李飞翔，该公司总经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诗义，四川蜀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襄阳文强禽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伙牌镇王湖冲村村林场）。法定代表人钟文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胜、寇霞（实习），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上诉人四川圣迪乐村生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迪乐村公司）,四川圣迪乐村生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以下简称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襄阳文强禽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强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3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张诗义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胜、寇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宣判后，圣迪乐村公司、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错误判决，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文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是一审判决明显超出被上诉人诉请种蛋的损失数量。一审中文强公司诉请的损失为4250111枚种蛋的损失，而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中认定“被告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拒收种蛋4660000枚……”。二是一审判决查明的“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于2017年11月21日与文强公司在‘文强种鸡苗结算’中确认种鸡为54700只”内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且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11月21日……确认种鸡为54700只”，明显不符合常理。依据上诉人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提交《种鸡委托养殖合同》附件2《种鸡委托养殖合同附件协议》及《收条》，证实被上诉人文强公司2016年12月23日通过上诉人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指定从四川圣瑞达公司订购引进罗曼粉种鸡，鸡场的养殖规模为引进种母鸡总数54700只，种公鸡数2612只。从2016年12月21日起至2018年1月7日止养殖期间，种母鸡的鸡只数量必然会因疾病或管理不当死淘率等原因，而只会减少却不会增加，当然更不会存在合同期内新旧种鸡交替。2.本案所涉及的《文强种鸡苗结算》之证据，实质上是分别在三次不同时段书写，而非一审法院认定“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于2017年11月21日与文强公司在‘文强种鸡苗结算’中确认种鸡为54700只”之事实。该结算既有电脑打印内容，又有手写方式；除双方分别签字外，还署明不同落款时间。其中：第一处为表格打印载明不同日龄种鸡苗结算时间为2016年12月23日，由姚志华（系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会计）和钟文强各自签名；第二处为姚志华2017年1月9日备注钟文强已付和余欠未付鸡苗款金额；第三处为同年11月21日姚志华和钟文强均签名对账确认“种鸡未付款、药品疫苗、种蛋总金额”各项经济往来业务结算内容。因此，并非法院上述认定确认种母鸡只数量之事实。3.被上诉人文强公司养殖期内至2017年11月18日止，存栏种母鸡数量为39756只。被上诉人文强公司提交证据中微信截图《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饲养二场日生产汇报表》，已证实被上诉人文强公司截至2017年11月18日止，存栏种母鸡数量剩下39756只；双方均一致予以认可。三是一审判决认定病死种鸡数量为2970只，显失客观公正，与客观事实不符。1.一审法院对“被告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截止2017年11月18日文强公司病死种鸡数量为14944只，应当扣除相应种蛋价值。审理查明，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于2017年11月21日与文强公司在‘文强种鸡苗结算’中确认种鸡为54700只。且双方当事人庭前会议中对种鸡数量进行了确认，该代理人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之事实认定，存在自相矛盾。另外，一审法院庭前召集双方是以“接待笔录”方式并非“庭前会议”。2.一审法院既已采纳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辩称被上诉人文强公司截至2017年11月18日文强公司病死种鸡数量为14944只，但是在判决时却仅扣除“2017年7月底因天气炎热致种鸡死亡2970只”，因而显失客观公正。四是一审法院将接待笔录（实际是调解笔录）所载内容认定是经当事人一致确认，是当事人自认，据此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953335.50元是错误的。1.圣迪乐村公司在一审中根本就未参与调解，也不认可接待笔录所载事实，这怎么可说该笔录所载事实是经当事人一致确认？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的目的作出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其不利的证据。本案中，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作出了妥协对所涉及案件事实的认可，其目的是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事实上，该调解未果。一审法院应依法判决，将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在调解中的让步作为自认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文强公司辩称，一是上诉人存在两次显著违约，拒不履行接收种蛋的合同义务，导致上诉人产生损失。二是上诉人对损失的种蛋数量和种鸡数量有异议，是对合同和事实的曲解，另外根据双方签订的《种鸡养殖考评办法》可以明确看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考核基础是54700只种鸡。在合同终止后，2017年11月21日上诉人的会计姚志华与被上诉人进行结算时，结算单也明确记载的种鸡苗是54700只。三是原审法院对种鸡数量和种蛋数量的认定符合合同约定和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文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圣迪乐村公司及襄阳分公司赔偿其养殖种鸡违约不予回收种蛋所致的损失1572541元，并承担违约金30万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圣迪乐村公司及其襄阳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圣迪乐村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29日，经营范围为饲养鸡，鸡、蛋及其制品的批发及零售，粮食收购，不动产租赁。该公司于2009年12月14日成立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经营场所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古驿街**，业务范围为种鸡生产、销售；粮食购销；种蛋收购；不动产租赁等。2016年12月21日，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甲方）与钟文强（乙方）签订《种鸡委托养殖合同》，主要合同约定：第一条种鸡养殖的合作方式：甲方提供鸡苗，委托乙方进行养殖，乙方场地必须符合圣迪乐村公司标准化鸡舍的条件。养殖期间费用及养殖风险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接受甲方的管理，生产符合甲方标准的产品由甲方负责回收。第二条合同期限：从2016年12月21日起至2018年1月7日止。第三条委托养殖数量“经甲乙双方协商，具体场地安排为：襄州区伙牌镇王湖冲。具体数量以该批种鸡所签订的附件2《种鸡委托养殖附件协议》数量为准。第四条甲方的权利义务中约定：甲方负责统一规定种蛋质量标准，每月向原告回收蛋品。第五条乙方的权利义务中约定：乙方如果出现种蛋外流或者外部鸡蛋流入甲方的，按5元/只处罚。第七条违约责任第一款约定：如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应向守约方支付300000元的违约金。合同附件1《种鸡委托养殖考评办法》中规定：乙方必须将所有合格种蛋全部出售于甲方，每只种鸡正常情况下必须交够200枚种蛋（出现疫情时经甲方确认后可扣除因此减少的种蛋数），不足部分按0.1元/枚扣除。合同附件3《养殖管理实施细则》中规定，不及时上缴种蛋，按500元/次处罚。合同签订后，文强公司从2017年3月开始给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供应种蛋。合同履行期间，因本地区禽流感疫情，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未回收部分种蛋给文强公司造成损失，双方对赔偿损失问题等未能协商一致，引起诉讼。一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事实如下：种鸡54200只，以每只种鸡产蛋200枚计算，文强公司应当交付种蛋10840000枚（54200只×200枚）；文强公司实际交付种蛋6180000枚，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拒收种蛋4660000枚（10840000枚－6180000枚）。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拒收种蛋4660000枚按照商品蛋出售的平均价格为0.45元/枚，其金额为2097000元（4660000枚×0.45元）；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已收种蛋6180000枚按照0.68元/枚计算其金额为4202400元（6180000枚×0.68元），已收种蛋与拒收种蛋的价差为0.23元/每枚（0.68－0.45）；当事人双方确认从2017年4月至10月期间种蛋合格率为95%，不合格5%，文强公司承担5%不合格的损失为53590元（拒收种蛋4660000枚×0.05元×0.23﹦53590元）。2017年7月底因天气炎热致种鸡死亡2970只，故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期间的种蛋相应扣除，以每只种鸡后期产蛋为100枚计算金额并扣除。综上，因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不按照合同约定回收种蛋给文强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为953315.50元。其公式（4660000枚－297000枚）×95%×0.23＝953315.50元。另查明，2016年12月10日，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与文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文强签订第一份《种鸡委托养殖合同》后，又于2016年12月21日签订第二份《种鸡委托养殖合同》，第二份合同在疫苗款、母鸡种苗款、公鸡种苗款的结算标准上有了新约定，上述两份《种鸡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中的第一项规定，如甲（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乙（文强公司）任何一方违约，应当向守约方支付30万元违约金，同时应赔偿给守约方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018年1月3日，一审文强公司法定代表人钟文强以自然人身份向本院提起以养殖合同纠纷（诉求同本诉）。圣迪乐村公司及襄阳分公司以钟文强主体不适格提出抗辩。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裁定驳回钟文强起诉。钟文强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3月8日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钟文强与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于2016年12月10日和12月21日分别签订《种鸡委托养殖合同》，两份合同均符合合同的形式要件，经比较，两份合同的内容基本一致，第二份合同在疫苗款、母鸡种苗款、公鸡种苗款的结算标准上更为完整，且文强公司对实际履行合同的举证责任大于圣迪乐村公司及襄阳分公司，故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为2016年12月21日签订的《种鸡委托养殖合同》，该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在审理过程中，文强公司与圣迪乐村公司及襄阳分公司一致确认因圣迪乐村公司及襄阳分公司拒收种蛋给文强公司造成经济损失953315.50元，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违约金的认定。文强公司认为合同约定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300000元违约金，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回收种蛋必然给文强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另因为2017年度本地区在防控H7N9禽流感疫情，限制活禽交易势必造成市场需求大幅度下降，切实给从事该行业的商户和企业造成经济损失。文强公司的经济损失在商品蛋和种蛋的差价中得以补偿，故文强公司主张按照合同约定赔偿违约金3000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圣迪乐村公司认为其没有与文强公司签订合同，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第一百零四条规定“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其出资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以其管理的财产对原告承担责任，不足部分由圣迪乐村公司承担，圣迪乐村公司辩称不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以采纳。圣迪乐村公司及襄阳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截止2017年11月18日文强公司病死种鸡数量为14944只，应当扣除相应种蛋价值。审理查明，圣迪乐村襄阳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于2017年11月21日与文强公司在“文强种鸡苗结算”中确认种鸡为54700只。且双方当事人庭前会议中对种鸡数量进行了确认，该代理人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判决：一、四川圣迪乐村生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襄阳文强禽业有限公司赔偿损失953315.50元，其财产不足以承担的，由四川圣迪乐村生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二、驳回襄阳文强禽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206元，减半收取21653元，襄阳文强禽业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四川圣迪乐村生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负担16653元。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主要为被上诉人的损失为多少，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也主要是围绕损失多少来进行的。本案中，被上诉人的损失有两种计算方法：一是按照合同约定的种鸡数及产蛋量、病死率等来用数学方法进行核算损失。这主要是基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如果未能按照约定的数量提供种蛋即产生违约的约定，也即无论如何，被上诉方都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来提供种蛋，也即合同最开始的54700只种鸡数来计算种蛋量，否则将会构成违约。至于双方之间另外的让步及不合格率，可以依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或者事后协商来解决，在一审法院接待笔录中双方将其确认为54200只，随后又减去了2700只，但这并不能否定双方基于54700只种鸡数签订合同的事实。按照此种算法，被上诉人损失的种蛋数为10840000枚（确认种鸡数54200只×约定每只种鸡日产蛋200枚）-6180000枚（原告实际交付种蛋数）=4660000枚，之所以将该4660000枚种蛋数全部确认为被上诉人的损失是因为上诉人的拒收导致后面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了违约。二是按照上诉人拒收的种蛋量来计算实际产生的损失。这种计算损失的方法更符合实际，因为其就是基于实际拒收的种蛋数来计算的损失。一审中，被上诉人就是按照实际损失提出的诉讼请求，而一审法院则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来计算的应然的损失，导致在损失的计算上出现了混淆，这也直接导致了上诉人的上诉。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实际产生的损失，法院应该围绕实际损失来处理该案。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其损失计算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2017年10月21日之前，被上诉人种蛋产量为7753200枚，上诉人接收种蛋数量为6185449枚（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法院接待笔录中将其确认为6180000枚），未接收种蛋数量为7753200枚-6185449枚=1567751枚；二是2017年10月22日至2018年1月8日，上诉人未接收的种蛋数2682360枚（被上诉人将其转为商品蛋处理），两个部分合计拒收种蛋数为1567751枚+2682360枚=4250111枚。上诉人上诉状主张按照39756（种鸡数）来计算产蛋量，证据报表上的种鸡数2017年11月18日为39756只，2017年10月21日为43276只。如果按照39756（种鸡数）×200（双方确认每只种鸡产蛋量）×2.5/8.3（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1月8日大概为8.3个月的时间，2017年10月22日至2018年1月8日大约为2.5个月的时间）=2394939枚，但如果是按照43276只种鸡数算的话，种蛋数为2606987枚，可以看出这个算法与被上诉方主张的2682360枚差距并不大,同时被上诉人也有种蛋转为商品蛋销售单据佐证。另外，这里的计算我们还忽视了种鸡数是逐渐减少的事实。因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2017年10月22日至2018年1月8日上诉人未接收的种蛋数2682360枚是可信的。回到二审，上诉人关于“一审判决明显超出被上诉人文强公司诉请种蛋损失数量”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最后认定的拒收种蛋损失数为（4660000枚-297000枚）×95%=4144850枚（一审判决书第5页），并没有超出被上诉人诉请种蛋损失数量（4250111枚），一审法院运用上述计算损失的第一种计算方法，按照此数据来计算损失是合理的，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关于“种鸡数为54700只不符客观事实和病死种母鸡数量少算14944只”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这种问题主要在于一审法院在处理过程中采用的是上述计算损失的第一种计算方法给上诉人造成了误解和混淆，一审法院本身的判决没有问题，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上诉人关于“原审法院将接待笔录（实际是调解笔录）所载内容认定是当事人一致确认，据此赔偿损失是错误的”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任何公民都要对自己的民事行为负责，上诉人作为一个公司，且有法务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应该对诉讼行为的法律后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其诉讼代理人及法务在接待笔录上签字，应该视其默认该接待笔录所载内容，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外，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对被告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截止2017年11月18日文强公司病死种鸡数量为14944只……该代理人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判决书第7页）之事实认定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经查此处表述确实存在问题，本院予以纠正，应该表述为“该代理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206元，由上诉人四川圣迪乐村生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襄阳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杰锋审判员  曾建彬审判员  梁慧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冯海洋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