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103民初4868号原告：陈国平，男，1966年4月3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珍璐，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秀英，女，1962年4月23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俊，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西省汉威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沿江南大道**春江御景大厦写字楼******楼**7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1583611995。法定代表人：陈国平。诉讼代表人：熊玉保。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俊，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雨樵，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汤英秀，女，1978年6月1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原告陈国平与被告刘秀英、江西省汉威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威公司），第三人汤英秀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系汉威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陈国平提起的诉讼，为防止利益冲突及道德风险，经本院释明后汉威公司召开了临时股东会选举熊玉保在本案中担任汉威公司的诉讼代表人，案涉各方对熊玉保代表汉威公司参加诉讼无异议。据此，原告陈国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熊珍璐，被告刘秀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欧阳俊，汉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俊、雷雨櫵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汤英秀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国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刘秀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义务；2.撤销被告刘秀英与第三人汤英秀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第四条关于股权质押的条款，二人立即至南昌市行政审批局办理质权登记编号为（赣洪）内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19603624号案涉5.5141%股权的出质（质押）注销手续；3.被告刘秀英立即配合原告至南昌市行政审批局将《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其名下所有的被告汉威公司5.0128%股权办理变更登记至原告陈国平名下，被告汉威公司履行配合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的义务；4.被告刘秀英向原告支付20万元赔偿金；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陈国平、刘秀英同为汉威公司股东。2018年10月25日，陈国平与刘秀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刘秀英将其持有的汉威公司5.0128%股权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国平，刘秀英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应当交付股权证书并配合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协议签订后，陈国平于2018年10月26日转账给刘秀英200万元。之后，原告多次催促刘秀英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刘秀英单方毁约，于2018年11月2日将200万元退回给陈国平，陈国平当日又再次支付了200万元给刘秀英，但刘秀英于2018年12月17日又再次将200万元退回。后刘秀英于2018年12月19日在南昌市行政审批局将案涉股权质押登记给汤英秀。因刘秀英不履行合同义务，致陈国平未能成为汉威公司控股股东，陈国平以大股东及汉威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向第三方追索工程款事宜也因此而致其他股东提出异议，导致追索未能成功，给陈国平造成了巨大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刘秀英与汤英秀存在恶意串通，虚构了一个借贷的事实，然后骗取相关主管部门办理股权质押登记，以达到不正当阻止股权变更的目的。而且，二人股权质押并未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关于质押应当参照股权转让的规定，违反了效力强制性的规定，应当认定质押无效。而且，陈国平如果代为清偿了刘秀英的债务，使质押权消灭，股权转让仍可有效。综上，陈国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诉请。被告刘秀英辩称，（一）陈国平与刘秀英之间签署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违反汉威公司章程，陈国平具有重大过错，应归于无效。根据汉威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的《江西省汉威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第八章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转让汉威公司的股权事宜，不管是股东内部之间的股权转让，还是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都需要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并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该规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汉威公司章程对公司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而且我方提交的证据中的汉威公司原股东股权转让的相关股东会决议也证明，汉威公司原股东之间进行的股权转让均是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股东会讨论并形成决议，其他股东均签署书面材料明示放弃优先购买权，涉及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亦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既未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又没有召开股东会决议讨论，违反了汉威公司章程的规定，陈国平没有按照我方要求履行汉威公司的股权转让程序，存在重大过错，协议应归于无效。（二）刘秀英已将20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回，陈国平事后并未再转回，双方以实际行为达成不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意。刘秀英知道与陈国平的股权转让行为严重违反公司章程，便于2018年11月2日将20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还至陈国平，并通知陈国平协议内容不合法要求解除，若要继续履行，需要按照汉威公司章程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并进行股东会决议。后，陈国平又将200万元打至刘秀英的账户，但因陈国平仍然无法按照公司章程进行股权转让，故刘秀英于2018年12月17日再次将20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回至陈国平的账户，并电话明确告知陈国平《股权转让协议书》违反公司章程无效，陈国平事后未再继续转款，刘秀英认为双方已经达成不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意。（三）即便《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案涉股权已于2018年12月19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第三人汤英秀已善意取得该质权，股权转让陷入履行不能。2018年12月15日，刘秀英向汤英秀借款260万元，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利率及利息支付时间，双方约定刘秀英以持有的汉威公司股权进行出质；2018年12月19日，刘秀英与汤英秀在南昌市行政审批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2018年12月28日，汤英秀向刘秀英转账260万元。在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及办理股权质押手续时，刘秀英与陈国平并未发生股权纠纷，刘秀英也从未告知过汤英秀曾经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汤英秀对此并不知情。陈国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汤英秀系恶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汤英秀善意取得质权。（四）对于20万元赔偿金的诉求，陈国平并未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陈国平曾在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起诉后又撤诉，现又就同一事由提起诉讼，系滥用诉权。该案案号为（2019）赣0102民初540号，并在2019年3月12日陈国平申请撤诉，该院作出了裁定书准予撤诉。现陈国平又就同一事由重复诉讼，且恶意将汉威公司列为被告，系为规避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的管辖。事实上，让汉威公司承担义务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亦无实际必要，系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综上，请求驳回陈国平的全部诉求。被告汉威公司辩称，1.汉威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2.陈国平与刘秀英违反了法律和汉威公司章程规定，故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案涉股权已依法设定质押。原告陈国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原、被告身份信息、企业信息、第三人身份信息。证明目的：原、被告、第三人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2018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目的：原、被告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被告刘秀英应当配合原告完成股权变更。证据三、陈国平在2018年10月26日向刘秀英支付200万元全部股权转让金的转款凭证。证明目的：陈国平已经履行合同中的全部义务，在陈国平已经将付款义务履行完毕的前提下，刘秀英有依约配合陈国平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证据四、《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以下简称《出质登记通知》）。证明目的：刘秀英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收取股权转让款后恶意违约，将股权出质给汤英秀。汤英秀在明知刘秀英已经不是股权所有权人的情况下，仍然接受股权出质，侵犯了陈国平的合法权益。证据五、陈国平与其他十八位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雷筱萍的协议原件一份，其他复印件十七份），汉威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目的：陈国平先后收购了小股东股权，并办理了相关变更登记。被告刘秀英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三性均无异议；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汉威公司章程；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笔款项刘秀英已经全部返还；对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基于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刘秀英作为案涉股权的所有权人，有权利处置自己名下的股权而且并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第三人汤英秀对刘秀英与陈国平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完全不知情；对证据五，两份公司章程关联性有异议，提供的只是部分章程修正案，关于必须经过股东会决议的章程并未提供，对十八份股权转让书，没有通知原股东，这些协议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即便在工商登记变更了，也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被告汉威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关联性有异议，汉威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对证据二，三性有异议，该股权转让没有股东会决议，违反了公司章程规定，对证据三，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付款的基础法律关系违反了汉威公司章程规定；对证据四，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刘秀英将股权质押给第三人汤英秀是合法的，且已办理了质押登记；对证据五，公司章程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只是出资人的条款，没有股权转让修改规定，股权变更没有法律依据，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雷筱萍转让协议经过汉威公司，但没有召开股东会决议，原告起诉汉威公司的目的是在规避管辖权，原来在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起诉刘秀英后又撤诉了，现在到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并且把汉威公司作为被告就是为了规避管辖。被告刘秀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1.汉威公司章程；2.《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目的：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公司章程。证据二、3.银行流水单；4.转账凭证两份。证明目的：刘秀英将股权转让款全部转回给陈国平。证据三、5.《借款合同》；6.《出质登记通知》；7.2018年12月28日汤英秀向刘秀英转账260万元的凭证。证明目的：刘秀英与汤英秀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案涉股权已经质押登记给汤英秀。证据四、8.2015年5月2日汉威公司股东会决议两份；9.2015年8月6日汉威公司股东会决议两份；10.汉威公司原股东黄祁钢与股东南昌永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恒公司）2015年8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目的：汉威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均按照章程规定，经过股东会决议及全体股东签字，并备案登记。证据五、11.2018年9月3日汉威公司董事会文件《关于公司三届四次股东大会会议纪要》；12.2018年10月16日汉威公司董事会文件《关于刘细安通知任职的决定》；13.2018年12月6日南昌市西湖区桃花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14.2019年10月15日汉威公司董事会文件《关于熊玉保同志任职的决定》。证明目的：汉威公司现任董事长为熊玉保，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10月14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为刘细安，2019年10月15日起为熊玉保。陈国平自2018年9月1日起在汉威公司无任何职位，但他盗取了汉威公司营业执照等材料，严重损害公司利益。证据六、15.2019年1月10日，陈国平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16.2019年3月12日陈国平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撤诉申请书》；17.2019年3月12日，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陈国平恶意重复诉讼，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原告陈国平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没有违反公司章程；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刘秀英单方面解除并未得到我方认可；对证据三，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情况和本案不一致，其中章建新不是公司股东，而且按刘秀英说法永恒公司也不是真正意义的股东，也是转让给案外人；对证据五，同前述意见对第11、12、14项三性有异议，第13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汉威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汉威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汉威公司2011年6月20日的章程。证明目的：陈国平、刘秀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违反了汉威公司章程，该转让行为无效。证据二、2015年5月2日汉威公司《股东会决议》两份；2015年8月6日汉威公司《股东会决议》两份；汉威公司原股东黄祁钢与永恒公司于2015年8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目的：汉威公司股东之间相互转让按照章程的规定，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并经全体股东签字确认后到行政登记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证据三、《出质登记通知》。证明目的：刘秀英持有的汉威公司股权已质押给了汤英秀，并依法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陈国平关于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的诉求在事实上亦无法实现。原告陈国平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章程第二十四条属于断章取义，第二十三条规定内部转让不需要其他股东同意；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5月2日的协议是向非股东转的，8月6日的协议永恒公司具有特殊地位，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对证据三，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刘秀英与汤英秀恶意串通，导致不能过户。被告刘秀英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三份证据无异议，需要说明证据二中5月2日决议的第二个事项是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第三人汤英秀未陈述意见也未提交证据。经本院庭审释明，陈国平庭后申请调取了刘秀英、汤英秀的银行转账凭证。对此，陈国平作出书面《情况说明》认为：1.汤英秀2018年12月27日收到万旻260万元转款后，向自己转款192万元外，还向章婷婷转款59万元，向吴浙赣转款9万元，而且汤英秀2019年3月28日收到刘秀英93600元转账后，于2019年4月1日向章婷婷转款50000元，柜台取现43600元，2019年6月30日收到刘秀英93600元转账后，于2019年7月1日向王萍转款93600元，2019年9月27日收到刘秀英93600元转账后，于2019年9月29日向章婷婷转款43600.01元；2.刘秀英自2018年12月28日收到260万元后，2019年1月18日便将该笔款项用于购买理财，第一期理财到期后刘秀英又陆续用该笔款项购买理财，流水显示最后一笔理财于2020年3月22日赎回；3.汤英秀收到刘秀英的“利息”后立即向章婷婷、王萍将该笔款项转回，足以证明刘秀英提供的“支付利息”的转账凭证，属于多方配合制作的虚假的银行流水，据陈国平所知，章婷婷、王萍均是熊玉保的亲属，熊玉保等人系汉威公司另一拨近年来一直与陈国平争夺公司的控制权的势力；4.根据以上流水可以看出，刘秀英所谓的260万“借款”根本不属于汤英秀，而是从万旻处取得，目前陈国平尚未查清万旻的身份，但认为结合汤英秀对收取的“利息”的处理，可以看出该笔费用是以熊玉保为首的汉威公司的另一波势力购买刘秀英股权的费用；5.刘秀英一边按照年利息14.4%继续向汤英秀“借款”，一边用“借款”购买低息理财产品，不符合常理，明显不是真实的借款。本院为此传唤刘秀英本人进行询问，其表示：1.当时借钱是准备投资一个项目，后来项目没有谈成，于是钱就存在银行账户上，银行就经常打电话向我推销理财产品，说可以随时取出，我就考虑可以先买点理财，有了新的投资项目就再取出来，现在钱不好借，我借到了钱就要找到项目来投资；2.我现在都是直接按照约定的期限把利息打到汤英秀的账户上，我和汤英秀几十年的朋友关系，但现在不知道她在哪，她也是做生意到处跑；3.汤英秀应该不认识陈国平和熊玉保，我也不认识章婷婷、王萍；4.陈国平当时向我收购股权的时候欺骗了我，又说公司亏损又说要收购股份，我觉得既然亏损为什么还要收购，后来我向公司了解了情况才发现他一直在欺骗我，他收购股份没有经过其他股东同意，现在又搞的公司很不好，没有给我们股东带来利益，很多股东都有意见，选举也没选上，公司现在就应该有能力的人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在卷佐证，认定如下：对原告陈国平证据一、二、三、四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虽然二被告对部分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但本院认为所涉证据均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具体理由将与关联性在争议焦点中评述，证据五系陈国平与案外人的股权转让关系，但案涉双方均为汉威公司股东，对章程应属明知，故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效力无须参照他人的行为作为权利外观的判断标准，应当依照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予以判断，与本案诉争纠纷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评述；对被告刘秀英证据一、二、三、六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在争议焦点中评述，证据四同陈国平证据五之理由不予评述，证据五系汉威公司内部治理之争，与本案无关，亦不予评述；对被告汉威公司证据一、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在争议焦点中评述，证据二系案外人股权转让，同前述意见亦不予评述。上述所确认证据的关联性涉及协议效力、能否履行等焦点问题，将一并予以评述。对庭后调取的材料和当事人意见，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予以参考。本院经审理查明，汉威公司系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原告陈国平且为该公司股东，被告刘秀英也为该公司股东。2018年10月25日，二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二人均为汉威公司原始股东，刘秀英出资5103058.92元，占股5.0128%，经汉威公司股东会同意，双方订立协议，1.刘秀英转让5.0128%股权给陈国平；2.股权转让款200万元；3.协议签订三日内陈国平支付转让款，款到协议生效；4.协议生效后，刘秀英移交股权证；5.协议生效后，陈国平负责办理公司股东、股权、章程修改等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刘秀英配合签字，但费用由陈国平承担；6.股权转让前及转让后，汉威公司债权债务由汉威公司承担，如追究刘秀英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的，由陈国平承担；7.股权转让后，陈国平按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义务，刘秀英丧失股东身份及股东权益。协议签订后，陈国平于2018年10月26日向刘秀英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但刘秀英于2018年11月2日将200万元退回给陈国平，陈国平当日又再次支付了200万元给刘秀英，刘秀英于2018年12月17日又再次将200万元退回。2018年12月15日，刘秀英与第三人汤英秀签订《借款合同》，约定：1.刘秀英向汤英秀借款260万元；2.借款期限两年，自收到260万元起；3.借款利息为月息1.2%，三个月支付一次；4.刘秀英以持有的汉威公司5.5141%股权为借款提供质押担保；5.借款在汤英秀取得股权质权之日起15日内支付；6.刘秀英未按约支付利息，汤英秀有权宣布借款提前到期，依法处分质押股权及派生权益，所得款项及权益优先受偿。2018年12月19日，二人在南昌市行政审批局办理了相关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该局出具了（赣洪）内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19603624号《出质登记通知》。2018年12月28日，汤英秀向刘秀英支付了借款260万元，刘秀英分别于2019年3月28日、2019年6月30日、2019年9月27日支付了借款利息93600元。2019年1月10日，陈国平为此以刘秀英为被告诉至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后于2019年3月12日撤回起诉，该院作出（2019）赣0102民初54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陈国平撤诉。陈国平又以相同事由诉至本院，并以刘秀英、汉威公司为共同被告，汤英秀为第三人。另查明，就股权转让事项，汉威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股东持股满三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者全部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半数以上股东同意”。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章程上记载刘秀英的出资时间为2008年5月8日。案涉股权转让未通知汉威公司其他股东，也未决议。案涉主要争议焦点为：一、陈国平与刘秀英的股权转让是否有效；二、刘秀英与汤英秀借款及相应的股权质押是否有效。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同时又因股权出让方刘秀英将出让股权质押给了第三人汤英秀，导致股权变更不能，故本案应就上述两个法律关系加以审查，并协调两者之间关系。现就焦点相关问题评述如下：一、关于案涉股权转让的效力问题如前所述，陈国平、刘秀英均为汉威公司股东，对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章程应属明知，故对二人间股权转让之效力应当依据公司章程、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一）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应当如何理解汉威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分别以四款的条文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作出了法律规定。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上述四款分别就股东之间转让、向股东以外的他人转让、股东优先购买权以及公司意思自治四种情形作出规定。据此，股权转让的立法模式为以法定为原则，但公司章程可以排除，即约定优先主义。章程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条为汉威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与案涉纠纷相关的即为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股东持股满三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者全部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半数以上股东同意”；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对此，陈国平认为依据第二十三条，股东之间的转让无须其他股东同意。刘秀英认为依据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应当需要其他股东同意并决议。本院认为，上述章程的理解应当结合条文语义、逻辑顺序以及公司法原则加以综合认定。首先，从文义上分析，第二十三条就股东之间的转让和股东之外的转让两种情形分别作出规定，中间以句号相隔具有意思中断之意，换言之，股东之间在满足持股满三年的条件后即可相互转让，但未规定是否需要其他股东同意，而股东之外的转让则必须经半数以上股东同意。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则未区分股东之间或股东之外转让的情形，前半段规定股权转让事宜应当通知其他股东以及通知后果，后半段以句号相隔对半数以上不同意的后果加以规定。其次，从逻辑语序上，第二十三条置于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前，通常后序条文对前序条文具有填补或新增之功能，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即属填补之例，理由有二：1.文义上第二十三条系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即股东间转让应持股满三年，股东外转让应过半数同意，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系对股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和通知后果的规定，两者之间并不相互排斥；2.当事人通过履行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通知义务，可确认股权转让是否受限，能保证其他股东的知情权和异议权，对二十三条的限制性条件具有填补功能。最后，依公司法原则，股权具有财产权利属性，可由权利人意思自治而转让，同时，有限责任公司又具有人合性质，公司的组建依赖于股东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共同利益关系。因此，法律一方面要确认并保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份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要维护股东间的相互信赖及其他股东的正当利益。从立法模式来看，此事项优先尊重公司意思自治。对比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其第一款单独规定了股东之间的转让，第二款对股东之外转让和相应的通知义务、通知后果作出规定，即仅在股东之外转让时是需要履行通知义务的，而章程并未将通知义务及后果置于股东外转让之后，而是以单独条文的方式加以规定，不能必然得出仅为股东外转让才需要通知的结论。综合以上三个方面，从最大限度维护股东知情权的角度出发，本院认为，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应当相互补充和协调，即便股东之间的转让也应当通知其他股东。至于公司作出此项规定究竟是出于平衡各股东之利益亦或对股东独大进行程序性限制或其他目的，本院不宜妄加揣测，但在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前提下应当加以尊重。（二）案涉股权转让效力是否以通知其他股东和股东会决议为前提案涉股权转让并未通知其他股东，也未经股东会决议，是否导致股权转让无效。陈国平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符合公司章程和双方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刘秀英认为，该协议违反了公司章程，侵害了其他股东权益，应属无效。本院认为，首先，陈国平、刘秀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经江西省汉威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同意”，此载明事项与查明事实明显不符，且二人均为公司股东对是否通知其他股东、是否召开股东会均属明知，二人间的股权转让亦不存在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刘秀英以侵害优先权作为无效抗辩之理由并无法律依据。其次，股权转让能否实现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双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系对股权作出处分意思表示的负担行为，而股权转让能否实现即案涉股权能否变更登记到陈国平名下系当事人之间的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应当依据合同法、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合同效力予以判断，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对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是否属于效力强制性规定见第二项争议焦点评述）。而处分行为则涉及到股权变动能否实现，就本案而言是否通知其他股东、是否召开股东会均可作为处分行为的抗辩理由，但并不能必然得出作为处分行为之原因的负担行为无效的结论。从鼓励交易、减少对缔约自由干预的立法精神来看，在合同效力的认定上应当采取能使之有效则无需认定无效的态度。因此，案涉股权虽未变更到陈国平名下，但《股权转让协议书》仍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和决议事宜，因尚未发生，能否得以补充治愈，本院认为应当交由公司自治决定，不宜妄加评判。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双方均提交了案外人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证据，且许多已经变更登记。对是否需要通知其他股东或决议，双方各执一词。但本院始终坚持的理念是对当事人的自治行为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不妄加干预，此亦为对相关证据不加评述之理由。在此意义上，如果确有股权转让没有经过章程规定的程序，自认为受到利益损害的相关方完全可以依法提出异议加以制衡，法律并未杜绝其救济途径。综上，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陈国平要求确认该协议效力，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案涉质押担保的效力问题刘秀英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在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即将股权质押给汤英秀，实质上造成股权变更不能，对此陈国平要求确认质押无效。本院认为，质押是否有效，同样应当以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方面予以综合判断。（一）借款是否真实有效质押系为刘秀英向汤英秀的260万元借款所做的担保，故质押应当从属于主债权，主债权有效为质押担保有效之前提。具体到本案，从刘秀英提交的《借款合同》《出质登记通知》、260万元借款的银行转账凭证和三份利息支付凭证（每三个月一次的93600元利息）来看，本院有理由相信借款应当真实有效。而原告陈国平庭后申请调取的刘秀英、汤英秀的银行流水，并未有资金闭环的迹象，陈国平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恶意制造虚假流水记录的情形。至于陈国平质疑的刘秀英借款后购买理财问题，刘秀英自称在寻找投资机会之间暂时购买理财。本院虽对借款使用情况不妄加揣测，但单凭此点也不足以认定为虚假借贷。故，按证据优势原则，对陈国平抗辩借款系虚构之理由不予采纳。（二）质押登记是否有效对质押登记是否有效，陈国平提出了两点抗辩理由，但本院认为均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关于是否违反效力强制性规定。陈国平认为，对于股权质押担保，应当依据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而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系效力强制性规定，案涉股权质押未依此经公司股东过半数同意而应认定无效。本院认为，强制性规范系指应当法定而不得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以排除的法律、法规规定，特别是效力强制性规范更应当予以慎重认定，通常涉及国家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公序良俗、触及刑事犯罪或国家特许经营等方面的情形。然就本案来看，其一，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前三款可由第四款公司意思自治而排除，并非强制性规范；其二，股权转让或质押均属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并不涉及前述的效力强制性规范的认定范围。故，陈国平认为质押违反了效力强制性规定并无法理依据。2.关于是否恶意通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据此，质押如存在刘秀英、汤英秀之恶意通谋行为则应当认定无效。一方面，对刘秀英之行为判断。刘秀英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第一次即2018年10月26日收到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后并未办理变更登记，虽然其以未经过其它股东同意或股东会决议为由加以抗辩，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于其时隔6天即2018年11月2日便将该款退回，当日再次收到该款后又再次于2018年12月17日退回。庭审中，被问及为何在股权转让之时又质押给第三人，刘秀英辩称退还了200万元且双方多次沟通已经确认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本院认为，虽然合同解除或终止可由双方意定，但不能借由对方的沉默而推定，换言之，即便陈国平最后未再次支付200万元，也不能就此推论其同意终止合同。特别是刘秀英在未最后退回200万元的情况下于2018年12月15日即与汤英秀达成借款协议，并迅速在4天内即办理了质押登记，阻却股权转让之意明显，难言善意。另一面，对汤英秀之行为判断。虽然刘秀英并非善意，亦不能就此而推定汤英秀也有通谋之恶意。如前述意见，借贷资金并未形成闭环，利息支付也属正常，汤英秀是否恶意，特别是是否与刘秀英存在通谋行为，从现有证据无从判别。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陈国平应对汤英秀的恶意通谋行为加以举证，庭后调取的银行流水显示，资金痕迹上涉及陈国平所怀疑的万旻、章婷婷、王萍，但其并未能证明三人与本案的关联，也不能证明汤英秀明知有股权转让在前，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陈国平认为二人存在恶意通谋之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案涉《借款合同》、股权质押登记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三、关于各方应当如何协调及其它若干问题首先，对陈国平认为股权质押登记可撤销。其一，从汉威公司章程来看，并未就未经半数股东同意之后果作出规定。其二，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对撤销权的行使主要有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但并无证据表明本案具此情形。其三，即便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二条之规定，股东可以损害优先购买权为由撤销非股东的股权转让，但本案的特殊情形在于股权质押不同于股权转让，案涉股权目前只是暂时不具备转让条件，一旦汤英秀的债权得以满足阻却条件即可消除，而质押登记一旦予以撤销则必将汤英秀的债权置于风险之地，法律不能以损害一方之权益来满足另一方之利益，故此情形下本院认为质押登记无须予以撤销。其次，对陈国平认为可代位清偿刘秀英的债务。本院认为，借贷双方达成借款合意除借款金额外，还应包括期限、还款方式、利息等诸多方面。案涉借款并未到期，汤英秀应当享有借款合同的期限利益，如任由陈国平提前清偿则有损害汤英秀未来利息收益之嫌，也不符合抵销的相关规定。另从合同法关于债务转移的相关规定来看，即便转移也应经过债权人汤英秀的同意，本院不宜代俎越庖。再次，关于质押登记与股权转让的协调。质押登记属权利处分行为，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具有物权效力，而陈国平与刘秀英之间的股权转让现仍属债权纠纷，尚不足以对抗物权效力。虽然目前股权尚不能转移登记至陈国平名下，但其仍然享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请求权，如继续履行、解除、赔偿等，可自行决定如何主张，经庭审释明，其选择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属自行处分诉讼权利，本院予以尊重并据此驳回相应诉请，但不妨碍再次以其它请求权主张权利或阻却条件消除后重新主张。最后，至于刘秀英、汉威公司提出的管辖问题。其一，二被告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异议，两方应诉答辩亦未妨害其诉讼权利。其二，法律并未禁止陈国平撤诉后再次起诉，且被诉至本院的当事人与在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被诉的当事人并不相同，不属于重复起诉。其三，陈国平诉请要求汉威公司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亦无不当。故，本院对本案应当具有管辖权。另对陈国平主张的20万元赔偿款，并无相应证据证明所主张之事由，故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陈国平与被告刘秀英于2018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二、驳回原告陈国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由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44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9400元，由原告陈国平自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肖海涛审判员  马 超审判员  黄 园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何中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