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1民终4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树，男，1971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梅珍，女，198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上诉人刘国树因与被上诉人徐梅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2019）赣0112民初3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树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借款206016元及利息(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206016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6日起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截止起诉之日,应付利息为3734.04元,本息合计为209750.04元。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因上诉人刘国树陈述的借款经过及2019年5月26日出具的《借条》被被上诉人徐梅珍否认,且被上诉人徐梅珍亦提交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告知书。对被上诉人徐梅珍在公安机关所陈述的本案事实经过,因该案仍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因此现有证据无法明确微信支付交易款为借款及《借条》是否是不受胁迫出具,故依法上诉人刘国树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依法改判。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中,被上诉人已认可收到微信转账206016元,同时向上诉人出具70000元借条,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亦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其它经济往来,微信转账206016元当然属于借款。同时被上诉人主张微信转账取现后给付给上诉人,庭审中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二、一审法院认定,因现有证据无法明确微信支付交易款为借款及《借条》是否是不受胁迫出具,故依法上诉人刘国树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于举证责任承担主体认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因《借条》系被上诉人出具,对于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是否属于受胁迫,举证责任应当在被上诉人。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立案告知书》,在未调查公安机关证据材料,不能确定是否受胁迫出具《借条》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不存在胁迫的情形。且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时间是2019年5月26日,《立案告知书》时间为2019年7月5日,如何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对于《借条》是否是被上诉人受胁迫出具,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刘国树举证不能属适用法律错误。三、《刑事立案告知书》所涉案件,经核实已经完结。即使未完结,如果和本案有关,也应当中止本案的审理,而不是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首先,《刑事立案告知书》因出具的时间与借条出具的时间不一致,无法认定与本案借贷存在关联。其次,既使存在关联,《民事诉讼法》一百五十条第五项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审理。一审法院以该案侦查未终结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结合法律规定应当是中止本案的审理。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判决被上诉人归还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徐梅珍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因业务往来相识,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系因业务往来产生,该费用并非借款。其次,无论双方在日常生活还是业务往来中，均没有任何体现的借贷关系聊天记录,被答辩人从来没有对答辩人进行口头或书面的催款行为,被答辩人主张的借贷关系完全是无中生有。第二、按照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向其借款高达20万元,但是却仅让答辩人出具7万元的《借条》，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形态,结合双方之间的转账次数及金额混乱的情况也证实了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2、答辩人所出具的7万元《借条》系因胁迫出具,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被答辩人曾为了伪造民间借贷的假象,曾试图对答辩人实施刑事违法行为,经一审法庭调查确实属实,被答辩人提供的70000元借条系被答辩人胁迫所签,答辩人为保自全身安签署虚假借条后立即前往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报案如,并实陈述被答辩人的犯罪事实,该案目前仍在侦办过程中。其次,被答辩人所主张的70000元借款由答辩人用于购买在保利半山公寓更是无稽之谈,答辩人早在2018年12月已经交付了购房款,一直按时偿还贷款,并没有产生逾期现象。答辩人不可能经过长达半年的时间后向被答辩人借钱买房。第二,针对该笔7万元的借款,被答辩人仅提供了一份答辩人受胁迫出具的不真实的借条外，并没有相应的转账记录予以佐证，更加印证了借条系受胁迫出具的。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由于《借条》系答辩人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被答辩人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国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206016元及利息（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206016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截止起诉之日，应付利息为3734.04元，本息合计209750.0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国树系中陆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采购的管理人员，被告徐梅珍系南昌鑫源消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原、被告于2018年4、5月份因业务往来相识。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5月20日，原告刘国树通过微信支付方式先后共转账207016元至被告徐梅珍微信账户。2019年1月2日，被告徐梅珍通过微信转账1000元至原告刘国树微信账户。2019年5月26日，被告徐梅珍向原告刘国树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我徐梅珍身份证3601221986××××××××今借到刘国树现金人民币柒万元整（小写70000整）用于购买保利半山公寓楼壹套”。2019年10月29日，原告诉讼来院。庭审中，被告徐梅珍称不存在借款事实，转账的钱款均已提取等额现金给原告，2019年5月26日的《借条》系2019年5月26日上午在其家中被原告刘国树胁迫所写，当时原告刘国树还欲对其实施强奸行为但未成功，当日下午其到南昌市报案陈述整个案件过程，由公安机关为其制作笔录，并提交了2019年7月5日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经法庭询问，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明陈述原告刘国树在公安机关制作笔录后便没有下文，被告徐梅珍称刑侦大队告知仍在侦查中。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原告刘国树以2019年5月26日的《借条》和其与被告徐梅珍之间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经质证，被告徐梅珍对该《借条》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异议，陈述该《借条》是在原告刘国树胁迫下出具的，双方微信支付交易记录也并非借款，并提交2019年7月5日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向被告徐梅珍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原告刘国树陈述的借款经过及2019年5月26日出具的《借条》被被告徐梅珍否认，且被告徐梅珍亦提交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告知书。对被告徐梅珍在公安机关所陈述的本案事实经过，因该案仍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因此据现有证据无法明确微信支付交易款为借款及《借条》是否是受胁迫出具，故依法原告刘国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刘国树可在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取得相关证据再行提起诉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四项、第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国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48元减半收取2224元、财产保全费1568元，合计3792元，由原告刘国树负担。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国树主张徐梅珍欠其206016元，其主张的款项是从2018年8月17日开始截止至2019年5月20日之间发生的转账，共计22笔，合计为206016元，刘国树仅仅以微信支付交易明细就主张上述时期发生的交易为借款，上诉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国树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徐梅珍有借款的意思表示，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徐梅珍在2019年5月26日出具一张《借条》，写明借到刘国树现金7万元，但是对于该张《借条》的出具是徐梅珍真实意思的表示还是遭受到胁迫而出具，在徐梅珍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已经出具了《立案告知书》，对相关事项进行刑事侦查，且刑事侦查尚未结束，故上诉人刘国树可在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取得相关证据对上述206016元借款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刘国树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由刘国树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224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义元审判员  姚永忠审判员  张美燕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舒钰书记员黄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