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1302行初253号 原告：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 住所：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黄泥沥（惠阳区税务局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4**********723G。 法定代表人：叶新基，会长。 委托代理人：罗卓伟，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敏玲，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惠州市民政局。 住所：惠州市*****。 法定代表人：刘巧慧，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大海，该局科长。 委托代理人：杨健华，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不服被告惠州市民政局社会团体行政命令一案，于2019年12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受理。本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件。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叶新基及委托代理人罗卓伟律师、许敏玲实习律师，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刘巧慧局长及委托代理人李大海科长、杨健华律师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被告于2019年9月2日对原告下达惠民社〔2019〕298号《责令改正通知书》，称原告现金收付不规范、公章使用管理不规范以及法定代表人的选定与《章程》规定不符，要求原告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完成现金收付款及财务会计制度的整改，并重新选择符合条件的法定代表人。原告收到该通知书后，自觉配合处理相关的问题。对我会存在的现金收付款问题、公章使用管理问题均按被告的要求进行了内部整改，并于2019年9月22日作出《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内部整顿工作情况汇报》。但是，被告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惠民社〔2019〕371号《约谈通知书》，称原告逾期提交整改报告，且完全未按《责令改正通知书》的要求逐条整改，并以此为由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惠民社〔2019〕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原告立即停止以“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的名义开展一切活动，并于15日内上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及财务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下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被告以《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形式向原告作出责令限期停止活动、上交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的行政处罚，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的给予行政处罚应当以《行政处罚决定书》形式进行的规定，也未给予原告陈述和申辩权利，未告知原告的起诉权利和期限。《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被告以《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形式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原告停止活动，未告知原告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此外，原告内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因会员陈留明、邱新梅两人为争权夺利制造事端，不遵守《章程》规定，散布各种谣言，制造内部矛盾，纠集他人闹事，暴力拆除研究会行政会牌，并到业务主管部门闹事，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原告为了保障研究会的正常运作，于2019年6月8日成立内部整顿工作小组，规范会员管理，针对陈留明、邱新梅两人在网上发布的不实言论和暴力拆除行政会牌的事件，我会如实向民政部门汇报，并于2019年9月21日召开第二届全体会员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处理。原告近期没有重大经济活动，也无与其他公司、社会团体、政府等部门发生过经济关系，主要经济来源是会员入会的会费。原告于2019年8月8日在《惠州日报》刊登了《通知》，要求各会员按《章程》交纳会费。对现金收付款问题及财务管理工作问题也进行了整改。就被告指出的财务问题和公章管理使用问题，已积极做出整改措施。至于被告所说的原告法定代表人为港澳居民与我会《章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不符的情况，我会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范，不应当作为行政处罚的对象。“中国内地居民”是指在中国内地（除港澳台地区外）长期居住（连续居住时间长达一年）或永久居住的公民，是指自然人或法人在一段时间内的居住情况，并非仅指户籍所在地。叶新基出生于广东梅州，在广州军区服役，复员后在惠州创业参加惠州市经济建设，一直居住在惠州市惠阳区，在国外居住不超过10天，符合中国内地居民的要求，具有中国内地居民的身份。退一步说，即便叶新基是港澳居民身份，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做出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不可以是香港居民的禁止性规定。《章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只是原告的内部意思自治，并未违反相关禁止性规定。《广东省社会团体法人治理结构与治理规则》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社会团体法人治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二）自治原则。社会团体法人治理应当以尊重会员自治为原则……”，即社会团体的治理是充分尊重法人的意思自治，主要依靠法人的内部治理，充分发挥作为自律组织的自我管理与服务、自我约束与协调的职能作用，行政监管机关则起到外部监督的作用。叶新基是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选举出来的法定代表人，也依法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并通过惠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的同意。即便叶新基担任法定代表人不符合《章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也是原告内部的意思自治，对《章程》规定的合法变更，叶新基担任法定代表人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任何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被告据此要求原告更换法定代表人，责令原告限期停止活动，并封存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告已按照被告的要求对内部存在的财务管理等问题采取积极措施整改，且整改完毕。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未告知相关权利，剥夺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权，程序严重违法，且没有法律依据，该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恳请判决：一、撤销被告作出的惠民社〔2019〕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的行政处罚；二、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责令被答辩人履行法定义务，未增加被答辩人的义务，也未对被答辩人造成经济损失，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的任何一种行政处罚，不具有可诉性。行政处罚是行政主体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定程序所给予的法律制裁。而责令改正是指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对违法行为人发出的一种行政命令，目的在于要求违法行为人履行法定义务，停止违法行为，消除不良影响，恢复原状。答辩人作出的298号、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皆在于责令被答辩人纠正违法状态，按要求用银行账户进行收付款，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制度，重新选择符合条件的法定代表人，并不属于具有惩罚属性的法律制裁。答辩人在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中要求被答辩人停止以“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名义开展活动，上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及财务凭证的行为，是责令被答辩人限期改正的行为，目的在于督促被答辩人尽快纠正违法状态，不同于行政处罚的责令停产、停业，不是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法律制裁。而且，答辩人在作出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之前，通过约谈开会的形式让被答辩人充分地行使陈述申辩的权利。因此，答辩人作出的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属于行政处罚，不具有可诉性，贵院应依法驳回起诉。二、答辩人作出的惠民社〔2019〕298号、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以2019年5月13日接到群众联名举报被答辩人会长叶新基“滥用职权、公章私用、中饱私囊、财务账目不清”，据此，答辩人认真核查，又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被答辩人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现金收入未及时送存银行，直接用于支出；各项支出入账依据不充分，无费用报销审批程序等违反《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行为；二、公章的使用管理不规范，保管及使用均为叶新基本人，未按《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民政部、公安部令〔1993〕1号）建立健全印章管理制度，安排专人保管；三、法定代表人为香港居民，不符合研究会《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故，答辩人作出298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被答辩人严格按照《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的指导意见》及该研究会《章程》的要求，用银行账户进行收付款，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制度，重新选择符合条件的法定代表人。但是被答辩人未按298号《责令改正通知书》的要求逐条整改。经答辩人向公安部门核实，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叶新基于2008年注销了中国大陆居民身份迁往香港定居，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第五条、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发布的《关于港澳台及外籍人士是担任社会团体相关职务问题的复函》（粤民间函〔2008〕69号）的规定，以及根据广东省民政厅发布的《关于港澳台及外籍人士以担任社会组织成员或领导职务问题的复函》（粤民函〔2009〕259号）的“内地社团不宜吸收港澳台人士成为会员，更不应当让港澳台人士担任实质职务。对于港澳台人士已成为内地社会组织成员，或担任实质性领导职务的，必须责令所在社会组织坚决劝其退会或者改任名誉职务，改任名誉职务的，按有关程序报批”的规定，且根据被答辩人的《章程》第三十六条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由中国内地居民担任”的规定，叶新基担任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不当。同时，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叶新基为了达到入会以及担任会长职务的目的，用已被注销的大陆居民身份证向民政局报备入会，隐瞒了其香港居民身份。为此，答辩人向被答辩人下达了惠民社〔2019〕371号《约谈通知书》，通过约谈开会的方式听取被答辩人的陈述、申辩，并告知被答辩人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法律后果。然而，被答辩人在被告知拒不改整改的法律后果的情形下，仍然拒绝民政部门的监督检查，拒不整改。据此，答辩人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下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作出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被答辩人限期整改，并在整改完成前停止以“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名义开展活动。因此，答辩人作出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作出的298号、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作出责令改正的行为属于行政命令，而非行政处罚，不具有可诉性；被答辩人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 被告在开庭时补充答辩称，被告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研究会的《章程》表明如果是重大事项须经理事会决议后才能进行，但本案中，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起诉经其理事会讨论同意。2019年9月24日，原告的理事会决议罢免了叶新基的会长、法定代表人职务。关于罢免叶新基的会长和法定代表人职务事项，被告正在审查中，一旦叶新基的职务被取消，叶新基是否具有使用公章的权利待定。被告要求原告补充其理事会证明，以便法庭确认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证明被告主体资格；2、《关于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学会2018年1月-2019年5月财务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康会专审字〔2019〕第051号），3、关于罢免叶新基会长职务的情况报告》，4、《章程》：证据2-4证明被答辩人存在：“一、现金收入未及时送存银行，直接用于支出；各项支出入账依据不充分，无费用报销审批程序等违反《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行为；二、公章的使用管理不规范，保管及使用均为同一人，未安排专人保管；三、法定代表人为香港居民，不符合学会《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等问题；5、《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证明叶新基为隐瞒其是香港居民的事实，用已被注销的居民身份证在民政局备案；6、《关于港澳台及外籍人士担任社会团体相关职务问题的复函》（粤民函〔2008〕69号），7、《关于港澳台及外籍人士已担任社会组织成员或领导职务问题的复函》（粤民函〔2009〕259号），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证据6-8证明“内地社团不宜吸收港澳台人士成为会员，更不应当让港澳台人士担任实质职物，对于港澳台人士已成为内地社会组织会员，或担任实质性领导职务的，必须责令所在社会组织坚决劝其退会或者改任名誉职务，改任名誉职务的，按有关程序报批”；9、惠民社〔2019〕第298号《责令改正通知书》，10、惠民社〔2019〕371号《约谈通知书》，11、惠民社〔2019〕第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证据9-11证明答辩人作出责令改正的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且已通过约谈的形式让被答辩人行使陈述申辩等权利。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原告登记证书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被告信息，证明被告主体资格；3、惠民社〔2019〕298号责令改正通知书，4、惠民社〔2019〕371号约谈通知书，5、惠民社〔2019〕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证据3-5证明被告违反《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不履行告知义务、未以行政处罚决定书形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未告知原告相关听证、起诉的权利，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6、内部整顿工作情况汇报，7、章程：证据6-7证明原告已按照被告要求，对内部存在的财务管理等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整改；《章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只是原告内部意思自治，并未违反相关禁止性规定。被告要求更换法定代表人无法律依据，并据此对原告作出限期停止活动、上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的行政处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经庭审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依据，对相对方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相对方有异议的，本院在认定事实时予以参考。 经审理查明，原告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经被告惠州市民政局核准于2018年1月4日成立，领取了《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4***********223G），业务范围：“组织会员进行抗美援朝历史资料收集、编纂、研究、举行学术研讨；弘扬志愿军精神和传统；开展历史文化往来，组织对外交流（不含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须前置许可审批的项目）。”法定代表人：叶新基（登记时使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810************077）。 2019年5月10日，原告在惠州市惠阳区****召开会员大会，会议主题：“关于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会员大会启动法律程序罢免叶新基会长职务的决议”。原告有会员50人，实际到会38人。经无记名投票表决，38票同意叶新基不再担任原告会长职务。2019年5月11日，原告的38名会员联名以原告名义在网上发布叶新基不再担任原告会长职务的《通告》。2019年5月12日，原告的38名会员联名以“惠州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会员大会”名义在网上发布《严正声明》：“于本月10日，经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会员大会，全票罢免了叶新基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会长职务，同时报请主管部门取消叶新基的法定代表人资格。从2019年5月12日起，凡叶新基以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名义从事的一切活动均属侵权和违法行为。” 2019年5月13日，原告的38位会员联名向被告递交《关于罢免叶新基会长职务的情况报告》，反映原告会长叶新基“自担任会长兼法定代表人以来，滥用职权，公章私用，中饱私囊，财务帐目不清，会里工作毫无进展等一系列违法、违规和不作为、乱作为情况”等。同时，原告的该38位会员还向被告提交了会员说明、原告《章程》等11个材料。在《章程》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定代表人应当由中国内地居民担任。” 2019年6月8日，原告作出《关于陈留明等人纠集身份不明人员暴力拆除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行政衔牌的情况通报》并送达给被告。通报的主要内容：2019年5月31日下午3时左右，陈留明、宋志辉等人纠集多名身份不明人员，携带钢管、工具刀、扳手、铁锤、工作凳等工具，将本会行政衔牌强行拆除等等。 被告经初步调查了解后，委托惠州市康海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告2018年1月-2019年5月财务情况进行审计。2019年7月18日，惠州市康海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关于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学会2018年1月-2019年5月财务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康会专审字[2019]第051号），审计报告指出原告存在如下问题：“1、收取会员用现金缴纳的付费未存入银行，直接用于支出，……，违反了《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2、除银行手续费以外，其他支出均用现金支付，……，违反了《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3、各项支出入账依据不充分，无费用报销审批程序，无法证明支出的真实性，……；4、未建立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另外，被告还发现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叶新基是香港居民，不符合研究会《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2019年9月2日，被告将上述审计报告送达原告。 2019年9月2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惠民社〔2019〕第298号），指出原告存在如下问题：一、我局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对你会2018年1月-2019年5月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主要存在现金收入未及时送存银行，直接用于支出；各项支出入账依据不充分，无费用报销审批程序等违反《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行为；二、公章的使用管理不规范，保管及使用均为同一人，未安排专人保管；三、法定代表人为香港居民与你会章程第三十六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中国内地居民担任的规定不符。被告在该通知书中责令原告：1、严格按照《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除特殊情况（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有明确规定）需要使用现金收付款外，均用银行账户进行收付款，不允许采用现金收付款项；2、严格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建立健全你会的会计核算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你会的财务会计管理工作；3、严格按照《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的指导意见》及协会章程运作，重新选择符合条件的法定代表人，重新认定会员，搭建理事会架构制定新的工作计划。被告在该《责令改正通知书》中责令原告在30天内完成整改并报告民政局。 2019年10月1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约谈通知书》（惠民社〔2019〕371号）：我局于2019年9月2日对你会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惠民社〔2019〕第298号）。你会逾期提交整改报告且完全未按《责令改正通知书》的要求逐条整改。为此，请你会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于2019年10月22日（周二）下午3点30分到市民政大楼4楼社会组织管理科接受我局约谈。无故不接受约谈的，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采取相应处理措施。原告接到通知书后，如约接受了谈话。 2019年12月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惠民社〔2019〕442号）：我局于2019年9月2日对你会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惠民社〔2019〕298号），并要求你会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完成整改。你会逾期提交整改报告且完全未按《责令改正通知书》的要求逐条整改。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第三十三条“社会团体被责令限期停止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封存《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责令你会在整改完成前立即停止以“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的名义开展一切活动，并于15日内上交你会研究会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逾期不改正的，本机关将依法处理。 另查明，在庭审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叶新基确认：1、叶新基于1993年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证；2、原告在设立登记时，向被告提交的法定代表人叶新基的身份证是（已被注销）原由内地公安机关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惠民社〔2019〕442号），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原告《章程》规定；二、被告作出的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是否可诉；三、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是行政命令还是行政处罚；四、“中国内地居民”的界定；五、被告作出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是否合法。 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原告《章程》规定。原告的《章程》第三十条第（十三）项规定：“理事会的职权是：（十二）表决其他重大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属于原告的“重大事项”之一。在正常情况下，没有经原告理事会讨论表决决定，原告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以及原、被告在庭审中对对方证据的质证和辩证、所发表的法庭辩论意见，可以非常明显看到原告已经陷入了社团（内部）僵局，原告的运转已经十分困难。在此情形下，被告又对原告作出了对原告不利益的行为。为了让原告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有一个救济的途径，法庭认为应当给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权利。 关于被告民政局作出的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是否可诉。《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被告民政局作出的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封存原告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责令原告停止以该研究会名义开展一切活动等。很明显，被告的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对原告的权益有实际影响，给原告带来的是不利益。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作出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行为，是可诉的行政行为。被告认为其作出的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不可诉，于法相悖，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作出的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是行政命令还是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种类必须是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而被告作出的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是责令原告上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进行（暂时）封存，是责令原告停止以该研究会名义开展一切活动，是责令整改内部财务管理和公章使用混乱现象等，并不是上述法律及其他行政法规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所以，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44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是行政处罚的定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中国内地居民”的界定。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界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界定。“中国内地居民”，一般而言是指除了香港、澳门、台湾居民以外的户籍在中国大陆的居民，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具备的基本常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叶永基已在1993年便取得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依照国家法律及户籍管理政策的规定，当然就不再享有中国内地居民身份。 被告先是接到原告相当部分会员的实名投诉、举报，然后是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原告的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通过审计发现原告现金收入未及时送存银行、直接用于支出、公章使用不规范等违反《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情形。被告经调查了解，又发现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不符合原告《章程》规定的问题。于是，被告发出298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指出原告存在的问题，并责令改正。向原告发出《约谈通知书》进行谈话纠正。在原告并未按照298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及约谈谈话要求进行整改的情况下，被告对原告第二次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442号），责令原告整改相应的违法、违规、违《章程》行为。经审查，被告被诉行政行为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等的规定，无论是证据、或是事实、还是程序均没有不当之处。 综上所述，被告惠州市民政局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的诉请理由不充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上诉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兆强 审 判 员  张 霞 人民陪审员  赵承柱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书 记 员  林碧科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形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的。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社会团体被责令限期停止活动的，由登记机关封存《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