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初2080号原告：华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扬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306707260U。法定代表人：于俊德，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娟，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晨，山东堃和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波冉盛盛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22YN94。执行事务合伙人：冉盛（宁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群，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上海市海华永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波冉盛盛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1XXR4D。执行事务合伙人：冉盛（宁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芹，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昌玮，男，197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华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有公司）与被告宁波冉盛盛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冉盛盛远）、宁波冉盛盛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冉盛盛瑞）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2019）鲁民初88号民事裁定书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9年7日1日立案后，冉盛盛远于2019年7月30日提出管辖异议，本院审查后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鲁01民初2080号民事裁定，驳回冉盛盛远的管辖异议。冉盛盛远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异议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鲁民辖终41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冉盛盛远管辖异议上诉。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华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娟、杨晓晨，被告冉盛盛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群、张兴，被告冉盛盛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芹，被告郭昌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名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冉盛盛远支付华有公司差价价款529234440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69912990元（暂计算至2019年4月2日，之后的延期付款违约金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冉盛盛远支付华有公司违约金105846888元；3.判令冉盛盛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郭昌玮对上述差价价款中10587.1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郑强与冉盛盛远、冉盛盛瑞签订《确认协议书》一份。协议书中确认：1、冉盛盛远为保证其对中润资源的控制权，要求郑强将持有的中润资源股份通过大宗交易等方式全部予以减持。并承诺郑强所持股份减持的交易价格不低于12.5元每股，如郑强减持实际交易价格不能达到12.5元每股，则冉盛盛远按12.5元每股的价格标准全额弥补。2、郑强已将所持中润资源205221435股中的139352400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经郑强、冉盛盛远核对，按12.5元每股的价格标准，冉盛盛远应向郑强支付股份转让差价价款37240.31万元，已付款27000万，尚欠10240.31万元。3、由于冉盛盛远原因，郑强目前剩余65869034股股份没转让。在此基础上，三方就股份转让差价价款清偿及剩余股份收购等事宜，达成了以下具体约定：冉盛盛远承诺：1、在2018年4月30日前，指定第三方付清所欠已减持股份转让差价价款10240.31万元。2、在2018年4月30日前，安排推荐战略投资者按40000万价款收购郑强所持剩余中润资源65869034股股份，并保证在2018年7月30日前向郑强付清12.5元每股与实际交易价格的全部差价423362925元。3、如未按上述约定付款，则按照欠款金额的每日万分五的标准向郑强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4、截止2018年7月30日，在郑强遵守本协议约定的情况下，冉盛盛远如不能按照约定指定第三方收购剩余股份或付清全部股份差价，则应当按所欠差价款加剩余未交易股份的总价值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冉盛盛瑞承诺：自愿就冉盛盛远履行《确认协议书》项下各项义务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确认协议书》签订后，冉盛盛远安排推荐战略投资者杭州汇成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郑强剩余股份65869034股，但支付的收购价款为396531584.68元，与约定的收购价款40000万元产生差价价款3468415.32元。2018年4月30日，郭昌玮个人出具《确认函》一份，确认冉盛盛远承诺2018年4月30日前向郑强支付股权转让差价价款10587.15万元（10240.13万元+3468415.32元），郭昌玮本人承诺督促冉盛盛远支付，并由其个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9年3月15日，郑强与华有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郑强将依法享有对冉盛盛远、冉盛盛瑞、郭昌玮在《确认协议书》及《承诺函》、《确认函》项下的各项债权转让给华有公司。冉盛盛远辩称，一、本案《债权转让协议书》中，华有公司受让的权益并非确定债权，从协议内容看支付条件未成就，华有公司、冉盛盛远与合同当事方郑强并未签署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华有公司无权起诉主张权益，且华有公司与第三方郑强涉嫌恶意起诉。华有公司未提供其具有诉讼资格的相关证据，应当予以驳回。1、本案案涉《确认协议书》是一份双务合同，附条件履行的合同，协议双方互有权利义务。双务合同未履行完毕而转让方存在严重违约行为时，权属属于不确定状态，受让人无法获得受让的合同权益，且华有公司、冉盛盛远及本案的第三方郑强并未签署合同权益义务概括转让协议，华有公司非合同一方，对冉盛盛远无主张债权的请求权基础，无权对冉盛盛远提起诉讼。2、华有公司提供的《确认协议书》不是一份独立的合同，《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第一条及附件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冉盛盛远与郑强之间还存在一份《承诺函》，《承诺函》内容真实，完全履行才应是本案中《确认协议书》履行的前提。《确认协议书》本质上是对《承诺函》内容的延续，确认协议具有一定的从属性，现第三方郑强并未完全履行其在《承诺函》及《确认协议书》中的义务，无权主张确认协议书中的权益，更无权对《确认协议书》的权益单独转让。3、本案华有公司并未提供债权转让款的支付凭证，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违约责任的条款，如超过60日，华有公司不能付清全部受让对价款的，郑强有权终止协议，收回全部债权，华有公司应当证明自己已充分履行4.5亿元支付义务，依约仍然享有债权，并未被收回，否则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4、本案是第三方郑强明知自己涉嫌恶意侵占上市公司资产无权索要违法权益，与华有公司恶意串通，企图用名义的债权转让提起诉讼，查封冉盛盛远资产，对上市公司造成进一步负面信息，达到索违法权益的行为，涉嫌恶意诉讼。二、本案案涉《确认协议书》协议内容严重违反了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交易及信息披露的规定，存在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股东权利滥用原则、公平原则，故根据《民法总则》、《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且该协议涉嫌对被告的欺诈及威胁，应当认定该协议无效。1、根据《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案中，《确认协议书》本质上是围绕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进行的定价交易，交易条件为郑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及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冉盛盛远或冉盛盛远指定第三方按12.5元/股的标准向郑强进行差额补足。郑强作为对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且其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具有主要影响力，涉及其持股变化及交易情况应承担更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但郑强在公开市场披露的交易价格并非12.5元每股，而是每股6元左右，涉嫌严重违规、虚假信息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东及广大不特定中小投资者造成严重损失，该类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共经济秩序，如判令冉盛盛远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则是助长上市公司相关方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监管规则形同虚设，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故该协议应当无效。2、《确认协议书》的中的内容涉嫌郑强滥用股东权利，破坏了法人治理机制的正常运行，根据《公司法》第四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七条的规定，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合法权利。上市公司应建立能够确保股东充分行使权利的公司治理结构。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公司股东依法有权享有股东权利，公司应当依法运行，维护公司以及股东权益。本案中，《确认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条的约定，第三方郑强以协议董事会、管理层配合上市公司进行改选和交接，索要巨额补偿款，冉盛盛远和郑强之间并未进行真实的股票交易，亦未进行表决权委托，上市公司股东及管理层理应按《公司法》及上市公司相关管理规定，履行善良管理义务，而非以此为条件索要巨额补偿，严重破坏了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明显涉嫌权利滥用，依据《民法总则》关于禁止民事权利滥用规则，应认定该协议无效。3、《确认协议书》内容是在郑强胁迫下形成的。2018年2月份，因上市公司股价持续低迷，冉盛盛远质押股票随时面临平仓风险，冉盛盛远提议召开股东大会，拟提升市场对上市公司的信心。但因郑强操控第八届上市公司董事会违规作出不予提交冉盛盛远关于换届选举的提案，严重侵犯冉盛盛远作为股东享有的提案权，直接形成市场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之间存在矛盾的利空消息持续发酵，造成被告面临更严重的经济损失，且损害了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在此情形下，郑强意欲通过不当控制上述公司逼迫被告支付巨额补偿款，应当认定该情形下签订的协议无效。4、《确认协议书》约定的交易内容看，郑强承担的义务实际上是《承诺函》内容的延续，其在《确认协议书》中应履行的义务系其作为退出之股东应尽的基本义务，其通过不当控制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仅以配合换届、印章交接索要5亿余元之对接，其与杭州汇成交易股票，杭州汇成为国有企业，利益归属明确，受让方杭州汇成受让股票公开披露与上市公司成立产业基金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的，至今也没有兑现，冉盛盛远一并非交易一方，亦没有任何利益，却要承担4亿元之巨的补差协议，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及等价有偿原则。5、郑强涉嫌对冉盛盛远的欺诈，其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涉嫌将巨额资产转移，冉盛盛远进入上市公司后，已多次收到交易所及证监局关于上市公司在安盛资产、齐鲁置业、淄博置业项目上交易及资金往来问题的问询函了，冉盛盛远亦极其关注，如《确认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其在作为上市公司大股东时尚且不能解决安盛资产债权问题，如何能够在退出上市公司后以个人身份协调安盛资产办理相关资产冲抵债务事宜？如前述交易经监管部门调查确认系郑强协调其关联方所为，则郑强将严重违反本次收购交易之大前提《承诺函》的约定，且严重违反上市公司监管规定，涉嫌严重的欺诈交易，《确认协议书》郑强之权益应属无效，何来原告受让起诉之说。三、退一步讲，即使《确认协议书》是有效合同，冉盛盛远与郑强对差额补足款的支付主体及支付条件作了约定，郑强已经违约，冉盛盛远不再承担任何补偿义务。郑强在《承诺函》中存在违约情形，严重侵害了冉盛盛远及上市公司的利益，冉盛盛远无须支付差额补足款。1、《确认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乙方承诺：将在本协议签署后，2018年4月30日前，指定第三方向甲方或甲方指定方付清上述所欠已减持股份转让差价价款合计人民币10240.31万元。”，由此可见，冉盛盛远仅承诺指定第三方支付差价，并非承诺自己承担补差义务，郑强无权要求冉盛盛远支付差额补足款。2、根据郑强与杭州汇成一号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郑强收取协议转让股权款的时间应当是在2018年5月31日，根据《确认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郑强应当在6月10日前配合完成印章、证照交接义务，如未在规定时间移交，冉盛盛远有权不再承担任何补偿义务。郑强在6月29日前才配合完成印章、证照交接，已经构成违约，冉盛盛远无须承担任何补偿义务。3、郑强在控制上市公司期间，将上市公司房产地用成本法卖给其指定方或关联方，将优质房产卖出后再用尾盘以高额市场价值抵顶其对上市公司负债，通过上市公司资金抵销上市公司债权，存在严重的滥用股权权利损害上述公司利益的行为，其应对上市公司及被告承担足额赔偿责任，上市公司对齐鲁置业的债权至今未能收回，山东证监局及证监会已在调查，齐鲁置业为郑强之关联方，其通过关联交易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严重违反了《承诺函》的约定，且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条之规定，郑强对其出让股份所得收益用于消除全部损害做出安排，其本人依法都无权收取，又怎么能将权益转让给本案原告呢？四、每日万分之五的延期付款违约金、20%违约金条款是重复适用，仅可就一种违约金约定主张权利，且两个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均只适用于《确认协议书》第二条协议转让部分差额补足款的违约金。无论以何种方式所计算，违约金数额均过高，应当予以调整。五、冉盛盛远与郑强并未就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等方式的承担做过约定，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上述费用无法律及事实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华有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冉盛盛瑞辩称，一、华有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无权提起诉讼，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1、根据诉状，华有公司起诉各被告依据的是其与郑强2019年3月15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华有公司受让郑强对冉盛盛远、冉盛盛瑞、郭昌玮在《确认协议书》、《承诺函》、《确认函》项下的各项债权，但该转让协议，没有通知被告各方，依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因此，《债权转让协议》对冉盛盛远、冉盛盛瑞、郭昌玮不发生法律效力，华有公司无权对各被告提起诉讼。2、郑强与冉盛盛远、冉盛盛瑞签订的《确认协议书》中，郑强一方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是否经过授权尚未可知，而冉盛盛远、冉盛盛瑞的公章效力待定，且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无法确定《确认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且《确认协议书》内容严重违反了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交易及信息披露的规定，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交易的目的，是无效协议。3、华有公司与郑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的，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本案冉盛盛远、冉盛盛瑞与郑强签订的《确认协议书》是双务合同，各方当事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亦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对转让方郑强而言，享受股权转让差价是其权利，但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也约定了其应当履行的义务，这些义务是基于郑强对上市公司中润资源的股东身份而约定的，他人无法代为履行。依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本案三方签署的《确认协议书》即是属于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情形。郑强在没有履行上述义务的情况下，将权利转让给他人，违背了法律规定和公平原则，因而是无效转让。如果支持该转让行为，势必造成冉盛盛远公司签订协议书的目的不能实现，进而造成其权益不能得到合法保护。4、郑强作为上市公司中润资源的大股东，其对外转让股权事宜，没有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规定进行信息披露，行为违法，冉盛盛远不应当承担差额补足义务，郑强与华有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涉及的债权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债权转让协议也是不成立的。5、华有公司举证证据没有涉及债权转让支付对价款的证据，说明还没有实际履行，华有公司无权提起诉讼，华有公司的诉讼属于恶意诉讼。二、华有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1、如前一所述，华有公司诉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因而不能成立。2、《确认协议书》中甲方签字人是徐铭泽而不是郑强本人，该协议是否是郑强真实意思表示无法得到确认，不具备合同生效的形式要件，依法不应得到保护。3、郑强出具的《承诺函》存在欺诈行为，《确认协议书》应予撤销。郑强承诺函披露和承诺事项与事实不符，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所述事实不准确，不完整，存在重大隐瞒和误导。具体情况冉盛盛远已经陈述，这里不再重复。监管部门出具的警示函、现场检查确认书等均再次印证郑强承诺函与事实不符，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实际是一种欺诈行为。如果按照《确认协议书》履行，会造成冉盛盛远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利益受损。依据《合同法》的第54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此，《确认协议书》应予撤销。4、郑强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已经丧失要求补偿的权利，其转让给华有公司的债权是根本不存在的。依据《确认协议书》“三、甲方承诺自收到40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之日起，保证协调上市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十日内配合乙方进行上市公司的改选和交接，上市公司的印章、证照等在十日内全部移交乙方指定人员。如甲方违约，乙方将有权不再承担任何补偿。”在杭州汇成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经支付转让价款的情况下，郑强应当按照《确认协议书》第三条规定履行义务。由于郑强未履行该义务，属违约行为，按照《确认协议书》第三条的规定，则冉盛盛远不应当再承担任何补偿义务。况且，郑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是因个人资金需要，而非帮助冉盛盛远实现合同目的，则冉盛盛远不应再向郑强支付转让差价。主债权既然不存在，则不存在债权转移的问题。5、华有公司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主张了延期付款违约金69912990元（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计算至2019年4月2日，之后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根据其诉状，其依据是《确认协议书》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本律师认为《确认协议书》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效力仅约束第二条规定的内容，并不约束第一条，即前期转让差价10240.31万元的内容，其计算的违约金数额加大了冉盛盛远的责任，不符合合同约定，不应得到支持。6、在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又主张违约金105846888元，其依据是《确认协议书》第六条约定。本律师认为该约定违约金与与第一项诉讼请求的主张存在违约金重复计算的情形，且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不应得到支持。三、冉盛盛瑞为《确认协议书》内容提供的担保是无效担保，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1、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取得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冉盛盛瑞作为合伙企业，其负责人为冉盛盛远提供担保，未经合伙人一致同意，未经授权，是越权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九次民商事会议纪要有关精神，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对外提供担保，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担保条款为无效条款，担保人依法不承担担保责任。2、如前所述，华有公司所受让债权的依据的主合同《确认协议书》是不成立的，担保合同是从合同，主合同不成立，担保合同也不成立。本案中造成主合同不能成立的原因是所谓的债权人郑强欺诈行为所致，根据《担保法》规定，担保人在被欺诈、被误导的情况下签订担保合同也应予以撤销，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应驳回华有公司对冉盛盛瑞的不当诉求。四、华有公司主张的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律师费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综合以上意见，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郭昌玮辩称，本人不承担担保责任。原因如下：1、对华有公司所称事项做过担保的事情及其内容记不太清楚了，需待华有公司举证后，再予以质证。2、根据华有公司所称的《确认函》，郭昌玮于2018年4月30日出具的《确认函》，由郭昌玮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由于未约定担保期间，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担保期间为六个月。如债权人六个月内未主张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则免除担保责任。其保证期间应当自2018年4月30日起计算6个月即至2018年10月30日。其担保期间已过。3、对华有公司主张的担保数额有异议。华有公司提交以下证据：华有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确认协议书》，拟证明：1、冉盛盛远要求郑强减持全部中润资源股份，并承诺郑强减持实际交易价格不能达到12.5元每股的，由其按12.5元每股的标准对差额全额弥补。2、前期郑强已减持部分，欠付差价价款10240.31万，约定于2018年4月30日前付清。3、剩余未减持6500余万股，亦按上述12.5元每股的标准，冉盛盛远推荐战略投资者于2018年4月30日前按4亿元价款收购，差价423362925元由冉盛盛远于2018年7月30日前付清。4、未按上述约定付款，冉盛盛远按欠款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五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并按欠款额的20%支付违约金。5、冉盛盛瑞对冉盛盛远付款义务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证据二、冉盛盛远《确认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拟证明：按照《确认协议书》的约定，郑强按冉盛盛远推荐将剩余6500余万股转让给了杭州汇成一号投资合伙企业。但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3.9亿余元，未达到《确认协议书》约定的4亿元。证据三、郭昌玮《确认函》，拟证明：郭昌玮出具《确认函》，对冉盛盛远欠付款10587.15万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证据四、《债权转让协议》，拟证明：郑强将案涉《确认协议书》、《确认函》项下的各项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利转让给华有公司，华有公司现为案涉债权的债权人。证据五、委托代理合同、发票、支付凭证及公告费支付凭证，拟证明：为实现债权华有公司实际发生50万元律师费及260元公告费，该费用应由冉盛盛远承担。证据六、郑强及冉盛盛远《承诺函》，拟证明：1、郑强减持及冉盛盛远进行差价补偿是早在2016年12月就已经达成协议的，根本不存在冉盛盛远所称《确认协议书》是在2018年受郑强协迫、欺诈而形成的事实。2、根据当时的约定，冉盛盛远应在2017年2月28日对郑强进行差价全额补偿的，可以看出《确认协议书》其实是郑强为获得补偿款而不得已一次次的让步。证据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五份，拟证明：郑强所减持的全部205221435股股份（占比22.09%），每次减持均已依法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冉盛盛远所称违反证券监管规则的情形。证据八、公证书，拟证明：原债权人郑强方在债权转让前一直在向冉盛盛远、冉盛盛瑞及其实际控制人郭昌玮催要和主张权利。证据九、冉盛盛远《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报告书第19页）、冉盛盛瑞《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报告书第9页），拟证明：冉盛盛远、冉盛盛瑞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郭昌玮。两被告均是由郭昌玮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持股平台，其中冉盛盛远用来持股中润资源，冉盛盛瑞用来持股众应互联。冉盛盛远对华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法确定，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冉盛盛远没有原件，但承认存在该确认协议书。该协议并非由郑强本人签署，代签人是否经郑强合法授权无法核实。《确认协议书》严重违反了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交易及信息披露的规定，协议内容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股东权利滥用原则、公平原则，且系在受到欺诈胁迫的情形下形成的，应属无效协议。该协议中的款项均不应支付；《确认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是对郑强的义务约定，从约定的内容上恰恰可以看出，冉盛盛远在受让股权后一直未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郑强一直利用其股东身份及控制权，破坏上市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正常运行，索要巨额补偿款，以及郑强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行为；且郑强并未按期协调交接，已经违反了《确认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构成违约，冉盛盛远无须承担任何补偿义务。对证据二《确认函》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违反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交易及信息披露的规定。对证据三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郭昌玮《确认函》内容违反了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交易及信息披露的规定，应属无效。《确认函》中载明的差价价款与《确认协议书》中的差额不一致，且未明确系对《确认协议书》中义务的承诺，无法确认是否与《确认协议书》存在关系性。对证据四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冉盛盛远非《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协议相对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及最后一页中，均记载相关协议有三份，分别为《确认协议书》、《承诺函》、《确认函》，但华有公司从始至终没有提及，也没有提供该份附《承诺函》。因《确认协议书》为无效协议，无效协议的转让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郑强已违反《确认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对冉盛盛远不再享有债权，转让标的不存在，债权转让行为亦无效。《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原告不能付清全部受让对价款的，郑强有权终止协议并收回全部债权，华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充分履行了4.5亿元支付义务，依约仍享有债权未被收回，其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尚处于不确定状态。《债权转让协议书》鉴于条款第三条与《确认协议书》不一致，确认协议书并未约定违约金可以重复计算。郑强并未完全履行其在《承诺函》及《确认协议书》中的义务，无权主张《确认协议书》中权益，更无权对《确认协议书》的权益单独转让。证据五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委托代理合同中明确委托的是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而本案出庭律师为山东堃和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费发票和代理律师的律所不一致。《确认协议书》未约定律师费及公告费由冉盛盛远承担，华有公司支出的相关费用与被告无关。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1、该份《承诺函》中约定当郑强应分五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当其以低于12.5元/股的价格减持时，冉盛盛远需对其减持价格低于12.5元/股的差额损失部分予以全额补偿。大宗交易减接股份的价格应由股票市场的价格所决定，郑强在该承诺中要求冉盛盛远对其予以补偿，相当于事先锁定股票价格，该行为违反了证券监管规定，应属无效行为，故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承诺函是在2016年12月23日签订的，与冉盛盛远提供的另一份承诺函是同一天签暑。两份承诺函实质上是构成了一个对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的整体协议。且冉盛盛远提供的承诺函是本案的案外人郑强对冉盛盛远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及控制权的前提条件。冉盛盛远如履行原告提供承诺函中的义务需以原告履行被告提供的承诺函中的郑强的义务为前提。2、郑强未按约于2017年2月底前完成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完成减持全部股份，双方也未签订补充协议，随着2017年5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出台，第五条约定不得超过2%，第六条对于协议转让的价格下限参照大宗交易。郑强继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已不具备可操作性，加之此期间郑强与冉盛盛远股东的矛盾引起上市公司股价下跌的背景下，郑强在违约在先情况下却仍能与冉盛盛远签订《确认协议书》恰恰证明签订过程存在胁迫。3、原告在起诉时未将该承诺函作为证据材料，明显想干扰法庭认定基本事实，这也能证明原告跟案外人郑强联合起来进行恶意诉讼，并未能反映整个案件的真实情况。4、两份承诺函出具日期为同一天，内容上与冉盛盛远收购上市公司存在内在关联，因此不是孤立存在的，反而能够证明我方主张。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郑强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该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并未如实披露其大宗交易减持的关键信息，仅披露减持目的为个人资金需要，不存在最低价格承诺，该信息均与真实情况存在差异，属于信息披露违规。原告提供的权益变动报告没有价格，其真实减持的目的是为了转让公司的控制权，与披露不符。同时，原告补充的证据中存在证据不完整，涉嫌故意隐瞒关键证据，掩盖案件事实，影响法庭判断。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该份公证书是郑建文与郭昌玮之微信聊天记录，案外人郑建文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相关方，其聊天信息与本案无关联性。2、微信的内容不真实完整，可能存在删减，微信的内容也无法体现原告的证明目的。从微信公证开始的日期来看，是从2019年3月开始公证，内容无法看出是郑建文是在主张差额补足款，也无法看出催款的过程，而被告的回复也并非对还款做了任何承诺，原告在证明目的中所称“被告方也一直承认债务承诺还款”系在刻意误导法庭判断。3、后郑建文2019年6月份再次开始与被告三联系，但郑强已经在2019年3月15号将该债权转让给了原告，郑强及其父亲已不是债权人，所以更能证明郑强与原告是联手进行恶意诉讼，郑强不便直接主张，所以通过华有公司违法主张。对证据九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盛瑞的股权结构图与原告提供的股权结构图明显不一致，希望法庭调查清楚盛远和盛瑞的真实的股权结构。原告所提及的两份详式权益报告书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无法证明原告诉请。冉盛盛瑞对华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我方没有《确认协议书》原件，所盖公章是否真实无法比对，如果公章真实，未经合伙人会议决定，属于越权代理，确认协议书是他人代签，但是原告未提供授权，代签人身份需要核实，对合法性有异议，违反证券监管规定，是无效协议，从内容看，无法支持原告诉请。协议第一条对之前股权转让的差价10240.31万元，约定由指定第三方支付而不是由冉盛盛远承担，那么也就不在冉盛盛瑞担保范围；协议第二条第四款，约定的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仅仅是针对协议第二条内容进行的约定，即423362925元的违约金，华有公司将协议之前的差价10240.31万元一并计算违约金，与协议内容不符，在协议第三、四、五条约定了郑强应承担的义务，但郑强没有履行义务，属于违约，根据协议约定被告有权不再承担差价补足义务。另外，该证据是2016年郑强承诺函的延续，华有公司应当将承诺函一并举证。对证据二真实性我方无法确认，从关联性讲，确认函内容涉及郑强与杭州汇成一号股权转让事宜，冉盛盛远仅仅是对内容的确认，不是协议的相对人，而按照确认协议书第二条郑强应当以4亿元价格转让股权。对变动报告书需要庭后落实。对证据三真实性无法确认，不是我方出具的，内容上不能支持华有公司诉请。对证据四真实性无法确认，我方未见原件，也不是我方签署的。如果存在，是在郑强没有履行完确认协议书相关义务情况下签订的，并且债权数额不明确，郑强与华有公司涉嫌恶意串通、恶意诉讼。对证据五真实性有异议，但代理人身份与合同不一致，需进一步说明。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有异议，与冉盛盛远提供的《承诺函》发生在同一天，即2016年12月23日，内容却完全不一致，我方没有见过该承诺函。冉盛盛远公司公章无法确定真伪。内容规避证券监管法规，操纵市场交易价格，违反了信息披露义务，应属无效。承诺函内容互相矛盾，且第一次开庭时未提供，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华有公司的主张。郑强减持股份，由冉盛盛远承担差价，本身就是在规避证券市场监管规则，属于无效行为。《简式权益报告书》说明，郑强转让股份都是其本人由于个人资金需要，前四份是通过大宗交易完成，股价在9-10元之间不等。第五份是郑强协议转让股份给杭州汇成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人：北京国投汇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协议对价6.02元/股，这是郑强个人转让行为，而不是按照《确认协议书》第二条“乙方（即冉盛盛远）安排推荐投资者按40000万元价格收购甲方（即郑强）所持剩余中润资源65869034股股份”，其实际转让价格是396531584.68元而不是40000万元，与通过市场大宗交易价存在较大差距，完全是其个人行为造成的，由此产生的差价由冉盛盛远公司承担，违背公平原则。郑强没有履行《确认协议书》第二条的内容，根据该条约定冉盛盛远就此部分，即转让差价3468415.32元及12.5元/股与实际交易价差价423362925元，不应再承担任何补偿义务。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有异议，不符合证据的各项要件。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提供人郑建文既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也未经授权，无权代郑强主张权利。微信涉及的内容不完整，也不真实。有的内容发生在2019年3月15日以后，也就是在郑强转让债权之后，郑强既然已经将债权转让，又怎么会委托其父再向郭昌玮主张权利，可见内容是虚假的。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亦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其他同意冉盛盛远公司的质证意见。郭昌玮对华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和冉盛盛远、冉盛盛瑞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三质证意见同冉盛盛远、冉盛盛瑞。根据华有公司提交的确认函，确认函中的约定不符合事实情况，冉盛盛远不存在向郑强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郭昌玮在承诺函中的义务是一种督促义务。郭昌玮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关于担保期间的问题，同答辩意见。关于担保数额，根据该证据，2018年4月30日之前，主债务人与郑强结算的差价为10240.31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证据四、五的质证意见同冉盛盛远、冉盛盛瑞。律师费不在担保范围内。对证据六、七、九的质证意见同冉盛盛瑞的质证意见。对证据八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能证明华有公司的主张。冉盛盛远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郑强于2016年12月23日出具的《承诺函》；2.《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拟证明案涉《确认协议书》不是一份独立的合同，以《承诺函》中内容真实且义务履行完毕为前提，具有一定的从属性，郑强未完全履行《承诺函》及《确认协议书》义务之前，无权主张《确认协议书》的权益，更无权对《确认协议书》的权益单独转让。第二组证据：3.2018年2月9日《关于提交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的函》；4.2018年2月26日《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关于对股东增加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8-16）；5.东方财富网中润资源股吧广传公司股东矛盾之截图；6.2018年2月中润资源股价走势图；7.2018年2月27日《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18-17）36-37；8.2017年2月17日至2017年3月22日期间的《股东减持股份公告》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9.2018年5月24日《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94-107；10.2018年5月25日《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59）108-109；拟证明《确认协议书》内容系在郑强欺诈、胁迫下形成，协议内容严重违反了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交易及信息披露的规定，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股东权利滥用原则、公平原则，应当认定该协议无效。第三组证据：11.2018年6月26日关于中润资源印章保管人变更及使用的备忘录；12.2019年1月5日《关于公司和相关人员收到山东证监局警示函及整改的公告》；13.2017年5月31日《关于深交所对公司2016年年报问询函的答复》；14.2018年6月28日《关于年报问询函的答复》；15.2019年6月18日《关于年报问询函的回复》；16.2019年10月11日《关于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17.（2019）鲁03民终279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确认协议书》中约定之付款义务未履行完毕，郑强严重侵犯上市公司利益，无权主张补差款。第四组证据：18.《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19.《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协议书》、山东鹏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担保函》；20.《关于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款支付的补充协议》；21.《〈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协议》；22.2014年6月16日《协议书》；23.2014年6月20日《协议书》；24.2015年11月20日《协议书》；25.2016年10月20日，安盛资产、山东邦成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26.《中润华侨城工程方与昆仑矿业、齐鲁置业往来情况说明》以及《往来明细表》；27.《郑强亲属占用上市公司、中润国际公司车辆统计表、发票》；拟证明：郑强存在故意隐瞒上市公司重大债权债务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隐瞒及误导，违反了《承诺函》第四条第1款相关内容。第五组证据：28.《关于提请贵司依法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并申请停牌相关事项的说明》，拟证明：冉盛盛远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未获得公司控制权，郑强利用其控制的董事会一直阻挠冉盛盛远正当行使股东权利；冉盛盛远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属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信息，应当及时向予以被露。但至发函日，上市公司并未就该等事项进行披露，股票复牌后致使冉盛盛远无法继续推进该事项。郑强作为该事项的直接责任人，应就冉盛盛远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六组证据;29.2020年4月15日《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30.证券时报网刊载的《中润资源信披老底遭立案调查投资者索赔启动》一文;拟证明上市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前述信息披露事项与郑强存在关联，郑强对此应当承担责任。华有公司对冉盛盛远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1、这份《承诺函》并不是《债权转让协议书》中所附的《承诺函》。《债权转让协议》中所附的《承诺函》原告作为证据已向法庭提交。2、冉盛盛远提交的《承诺函》，是其受让南午北安股权时，郑强作为上市公司相关股东对公司资产、负债等情况作出的陈述和承诺。与本案差价补偿的股份不是同一部分股份。承诺作出3年多的时间里，冉盛盛远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向郑强主张《承诺函》不实。只是在原告起诉后，才找出这样一个借口推脱责任。3、冉盛盛远称《确认协议书》与其提交《承诺函》具有从属性完全是在混淆视听。无论《确认协议书》还是冉盛盛远提交《承诺函》都没有约定郑强的承诺与差价补偿之间有任何的联系。4、最后，退一步讲，冉盛盛远主张基于《承诺函》郑强的赔偿责任与原告主张的基于《确认协议书》和郑强减持的差价补偿问题，根本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被告所谓的赔偿主张并不能作为其不支付差价补偿款的抗辩理由。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告写的很清楚，冉盛盛远是基于受让南午北安的股权而成为中润资源大股东的。并且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在受让上市公司股权前也应当是有严格的尽调程序的，不可能仅仅依某人的承诺就受让。对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材料里没有任何内容证实郑强有妨碍公司正常经营的行为。冉盛盛远提交的回复公告记载很清楚，未能提交审议的原因是提案文件不完备，并且冉盛盛远延期举证申请时提交的证据附件3中对这一问题是有非常详细的说明，但冉盛盛远在证据交换时将该证据抽出来没再提交。附件3中详细的说明了冉盛盛远提交材料缺少《业务备忘录第12号》第10条规定的审核材料，公司董事会向冉盛盛远发函列明了需要补充材料的事实。并且就该问题还有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关联性、客观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材料中也没有任何的内容证明郑强控制董事会不当行使权利。证据六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六、证据七两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并且从公告的内容看，股价波动是受到冉盛盛远存在平仓风险、公司涉及诉讼及重大资产重组等因素影响。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反而证明了郑强减持股份均依法进行了披露。关于公告中讲的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的问题，冉盛盛远在此处又在偷换概念。最低减持价格承诺指的是，股东可以设定一个最低减持价格和期限的承诺，在这个期限内和价格之下股东不会减持，而郑强并不存在这个承诺，所以公告讲本次减持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的情况。12.5元每股是冉盛盛远对郑强的承诺，是差价补偿标准的承诺，完全是两个概念。对证据九、证据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杭州汇成支付的价格就是6.02元/股，披露的价格和支付价格也是一致的。至于冉盛盛远自掏腰包以12.5元的标准给予郑强补偿，不影响证券市场和其他股东，这与披露价格是两个概念。对证据十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从材料看就是增加了一个印章保管人进行印章的共同保管。而且从《确认协议书》的约定看，在郑强收到40000万股权转让款前，并无义务履行协调性工作。协调性工作诸如印章交接，并不是以郑强为主导的，是由交接双方主导的。备忘录第二页第一段中也记载了应在第九届董事会指定的期限内完成交接，第二段陈述了直至新一届董事会、管理层指定新的印章保管人之日止，可见这都是要由新一届董事会来确定的，并且从备忘录的内容看，也没有讲是由于郑强的原因交接晚了、不收了。即便按冉盛盛远的逻辑，就算是郑强协调性工作存在迟延履行的话，协议中约定的不再承担补偿义务，也是对于不履行而言，并不能讲协议中作为郑强主要义务的股份减持都履行完毕了，附随协调性的工作迟延了10天、8天，冉盛盛远几个亿的补偿款就不用支付了。对证据十二材料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与网上公示的一致，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冉盛盛远提交《承诺函》与原告主张的差价补偿款没有任何联系，涉及的也根本不是同一部分股份，《确认协议书》没有任何的约定讲差价补偿以冉盛盛远提交的《承诺函》为前提和支付条件。对证据十三材料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与网上公示的一致，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从答复内容看，齐鲁置业就“盛基投资”的股权受让与安盛资产没有任何关系，安盛资产涉及的是“山东中润”的股权转让，冉盛盛远所称的证明目的，在答复中没有任何的记载和表述，并且答复中在第3页第10行和8页12行都清楚的记载了相关股权转让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事实。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内容与本案原告所诉的差价补偿及违约金支付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对证据十四材料的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与网上公示的一致。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所称的证明目的在答复中没有任何的记载和表述，以物抵债恰恰证明债权的真实性。并且被告所谓的证明目的上市公司受到损失，既便成立也是要由上市公司主张权利，这与原告所诉差价补偿及违约金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十五材料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与网上公示的一致，但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回复中并没有齐鲁置业债权为同一资产反复交易形成的内容。其次，被告讲《确认协议书》，没有经过其自己的内部程序也不是事实，确认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在2016年12月被告出具的承诺函中就已经约定了，而且对照确认协议书和承诺函，确认协议书的在相应的支付条件上是放宽了的。最后，冉盛盛远自称的内部程序问题也不能成为其不支付补偿款理由。对证据十六材料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与网上公示的一致，但对内容真实性、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均有异，资产采用何种评估方案以及理由，回复函中都有记载，并无不合理之处。冉盛盛远所称对齐鲁置业有1.6亿的债权不能收回，回复中并没有相应的记载。并且债权暂时未得到全部回收与本案原告的诉讼主张的差价补偿款及违约金没有任何的关联性。郑强和被告间无任何有关债权回收影响差价补偿支付的约定。对证据十七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判决书中根本没有冉盛盛远主张的郑强控制上市公司走账抵销齐鲁置业债权内容，判决书中仅是讲了有一笔3700万的工程款在几家公司之间进行流转而未认定为工程付款。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冉盛盛远提交的承诺函与本案诉讼依据的确认协议书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性。确认协议书中没有任何的内容表述说差价补充款要以冉盛盛远提交的承诺函为支付前提和条件。而且冉盛盛远也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证明承诺函中所表述的债权资产本身有不实的问题。冉盛盛远所提交的承诺函与华有公司诉讼主张的差价补偿所涉及的股份根本不是同一部分股份。被告所主张的承诺不实，根据承诺函的约定，所带来的是上市公司对于郑强的赔偿主张，也就是退一步讲即便郑强存在承诺不实的情况，也应当由上市公司向郑强主张权利，这不能成为冉盛盛远不支付差价补偿款的抗辩理由。对第五组证据：本身是冉盛盛远自己盖章制作的材料，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及关联性都有异议。并且其材料内容本身看也没有提到说郑强有违反承诺或者违反证监监管的情形。对第六组证据：公告与网上打印的材料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这里讲的违反披露事项，从材料本身看没有讲郑强的减持披露存在问题，而是说的重大资产的重组存在问题，这与本案的事实没有关联。冉盛盛瑞对冉盛盛远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一《承诺函》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承诺函》中郑强对上市公司的重要债权和公司运营治理做了承诺。冉盛盛远作为上市公司股权的受让方基于对承诺函的真实性的信任，与转让人郑强签订了确认协议书，但是实际情况根据冉盛盛远提交的后期的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该承诺函所承诺的事项与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存在重大的出入。如果继续履行确认协议书的内容，势必导致冉盛盛远的权利受损。所以冉盛盛远不应再按照《确认协议书》中的补偿价格进行支付。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同意冉盛盛远证明的主张。对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同意冉盛盛远证明的主张。对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进一步证明了郑强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未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计同意，私自处置上市公司的资产，损失上市公司的利益。与承诺函所披露的内容不一致。并且，在冉盛盛远作为实际控股股东之后，没有按照承诺函和确认协议书的内容约定协助受让人冉盛盛远参与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的选举等事项，实际上是没有履行协议的内容，也没有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郭昌玮对冉盛盛远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同冉盛盛瑞的质证意见。对保证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冉盛盛瑞、郭昌玮未提交证据。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23日，冉盛盛远、郑强签署《承诺函》，承诺函中记载：鉴于：郑强系中润资源的第二大股东持中润资源205221435股股份，冉盛盛远将从中润资源第一大股东南午北安资产管理公司处受让中润资源23300万股，冉盛盛远为保证中润资源控制权，建议郑强减持全部股份，郑强同意将目前持有的中润资源股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全部予以减持。协议第一条第2款约定：郑强本次减持的前提是，所持股份减持的交易价格不能低于12.5元/股，或郑强能够取得同等金额资金的股份转让对价。协议第一条第4款约定：如在2017年2月28日减持期限届满前，市场价格不能支持郑强股份的减持，届时，郑强可以以低于12.5元/股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的方式向冉盛盛远认可的第三方减持股份。冉盛盛远承诺：如出现上述情况，冉盛盛远按照12.5元/股的价格标准对郑强减持价格低于12.5元/股的差额损失部分予以全额弥补。2017年3月3日、3月7日、3月17日、3月22日，郑强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巨潮资讯网以《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分四次披露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中润资源股份139352400股的情况。2018年2月26日，郑强、冉盛盛远、冉盛盛瑞签订《确认协议书》，协议书中鉴于部分记载：郑强已将所持中润资源流通股205221435股中的139352400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经郑强、冉盛盛远双方核对，按照12.5元/股139352400股总转让价款为174190.50万元。除郑强通过大宗交易已收到的136950.19万元股份转让价款外，冉盛盛远合计应向郑强支付股份转让差价价款37240.31万元。截至目前，郑强、冉盛盛远确认冉盛盛远指定第三方已支付27000万元，尚欠10240.31万元。由冉盛盛远原因，郑强目前剩余65869034股没有转让。在协议中：冉盛盛远承诺：（1）在本协议签署后，2018年4月30日前，指定第三方向郑强或郑强指定方付清上述所欠已减持股份差价价款10240.31万元。（2）在2018年4月30日前，冉盛盛远推荐战略投资者按40000万元价款收购郑强所持剩余中润资源65869034股，郑强配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冉盛盛远保证在2018年7月30日前向郑强付清12.5元/股与实际交易价格的全部差价423362925元。同时承诺：如未按上述约定付款，则按照欠款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郑强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郑强承诺：（1）郑强承诺自收到40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之日起，保证协调中润资源董事会、管理层十日内配合冉盛盛远进行中润资源的改选和交接，中润资源的印章、证照等在十日内全部移交冉盛盛远指定人员。如郑强违约，冉盛盛远将有权不再承担任何补偿义务。（2）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至2018年7月30日前的过渡期内，郑强协调董事会、管理层保证配合冉盛盛远的资本运作，包括冉盛盛远在合法范围内指令停牌、签署框架协议、推进重组等事项，以尽快改善公司基本面，郑强对上述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拒绝。（3）郑强协调安盛资产管理公司最迟于郑强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及股权转让差价补偿款后的20日内，办理完毕以资产冲抵债务事宜，且资产过户完成。协议第六条约定：截止2018年7月30日，在郑强遵守本协议约定的情况下，冉盛盛远如不能按照约定指定第三方收购郑强剩余上述股份或付清全部股份差价，则冉盛盛远应当按所欠差价款加剩余未交易股份的总价值（12.5元/股计）的20%向郑强支付违约金。协议第九条约定：冉盛盛瑞自愿就冉盛盛远履行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向郑强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协议第十一条约定，冉盛盛瑞担保责任期间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直到冉盛盛远履行完本协议项下各种义务之日止。2018年4月30日，郭昌玮出具《确认函》，《确认函》记载：冉盛盛远承诺在2018年4月30日前向郑强承担担保责任，向其支付股权转让差价价款10587.15万元，郭昌玮承诺将于2018年7月25日前督促冉盛盛远向郑强或指定第三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差价款，由郭昌玮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8年5月21日，冉盛盛远出具的《确认函》，记载：冉盛盛远推荐并同意郑强将持有的中润资源股份转让给杭州汇成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冉盛盛远对上述转让事项及相关协议签署无异议。2018年5月24日，杭州汇成与郑强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杭州汇成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郑强持有的中润资源65869034股，标的股份转让款合计为396531584.68元。微信内容显示：2019年3月6日，郑建文向微信名为郭昌玮的主体发送信息：“郭总，这周请你一定解决问题才行”。“郭昌玮”回复：“一直在想办法，已尽了全力!看看这二天的反馈”。2019年3月11日郑建文向“郭昌玮”发送信息：“郭总，这两天请一定到账才行”。“郭昌玮”回复“收到”。2019年3月15日（华有公司与郑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时间）郑建文向“郭昌玮”发送信息：“郭总，今天怎么样？”“郭昌玮”未回复。从微信内容看，郑建文未再主动与“郭昌玮”联系。2019年6月6日“郭昌玮”向郑建文发送信息：“……走到现在有些事非常无奈，请理解。山东高院通知这边会把该案通报交易所，华有冻结了二家公司，已引发监管部门关注……我还是希望这事能够尽快和解撤诉，否则我会越来越被动……。”2019年3月15日，华有公司与郑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郑强将享有对冉盛盛远、冉盛盛瑞、郭昌玮在《确认协议书》及《承诺函》、《确认函》项下的各项债权转让给华有公司。协议第三条约定：本协议生效之日，郑强即将其享有的本协议第一条所有全部债权及为债权设定的担保权益全部转让给华有公司，华有公司即取代郑强从而成为本协议第一条所列各债务人的新的债权人。另查明，2016年12月23日，中润资源控股股东深圳市南午北安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南午北安公司）拟转让所持中润资源股份，中润资源（第二大股东）郑强就上市公司中润资源的重要债务和对外担保、重要资产、重要债权情况出具《承诺函》，郑强承诺：如因本《承诺函》中确认和承诺事项与事实情况不一致，导致中润资源和冉盛盛远发生损失的，郑强承诺在收到中润资源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应将相应损失赔偿。如承诺人未能在5个工作日内足额赔偿，则需向冉盛盛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冉盛盛远及冉盛盛瑞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分别在2017年1月和2016年7月的上市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两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郭昌玮。2020年4月1日，山东齐鲁公证处就原债权人郑强方与郭昌玮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公证，公证微信内容显示2019年3月6日、2019年3月11日、2019年3月15日原债权人郑强方向郭昌玮本人主张案涉担保权利，郭昌玮亦回复表示认可。为本次诉讼，华有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50万元。另，冉盛盛远的股东为珠海横琴新区长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宁波冉盛盛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冉盛（宁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冉盛盛瑞的股东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冉盛（宁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两公司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冉盛（宁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院认为，（一）关于华有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可见，在债权转让合同关系中，法律允许债务人向受让人主张其对让与人的抗辩。即冉盛盛远可以向华有公司主张其对郑强的抗辩，华有公司是否向让与人支付债权转让的对价，系债权转让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抗辩，债务人无权主张。故冉盛盛远、冉盛盛瑞、郭昌玮均主张华有公司应提交债权转让的支付凭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冉盛盛瑞主张，郑强转让的债权具有人身依附关系，从本案中看，《确认协议书》约定差价补偿款的对待给予义务为郑强减持中润资源股份，而原债权人郑强股份已减持完毕，差价补偿款支付义务为到期确定债务，相应债权可依法进行转让。另外，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问题，受让人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且相关诉讼材料送达给了债务人，即可认定通知义务完成，债务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综上，华有公司具备本案诉讼主体适格。（二）关于《确认协议书》真实性及其效力问题。1、冉盛盛远、冉盛盛瑞在庭审中对《确认协议书》其公章真实性表示无法确定，但认可协议书的存在且未对其公章真实性提出鉴定的申请，足以认定《确认协议书》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关于《确认协议书》郑强由徐铭泽代签授权问题，从郑强将《确认协议书》项下债权转让的行为，可以认定《确认协议书》郑强对徐铭泽的代理行为予以确认，其行为对郑强有约束力。2、从《确认协议书》约定内容看，冉盛盛远要求中润资源第二大股东郑强进行减持并给予相应补偿，郑强同意并实际进行了减持行为，双方还对前期减持及补偿款的支付进行了核对，确认前期已减持部分冉盛盛远已付款为27000万元，尚欠10240.31万元的事实。冉盛盛远的补偿款以自有资金支付、郑强减持以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减持及协议转让市场化方式完成，且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了减持披露，该交易方式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市场化交易方式减持不会对其他股东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不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的影响。该协议应为合法有效。郑强已按约定进行了减持，冉盛盛远也已按约定付款27000万元，对于未付部分，负有继续清偿义务。（三）关于郑强2016年12月23日《承诺函》内容是否构成冉盛盛远不支付案涉差价补偿款抗辩事由问题。郑强2016年12月23日《承诺函》是基于冉盛盛远受让南午北安股份时而形成，系对上市公司重要债务和对外担保、重要资产、重要债权情况进行的陈述及承诺，《承诺函》中亦表述若因本承诺函中确认和承诺事项与事实情况不一致，导致上市公司和受让方发生损失的，承诺人在收到上市公司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应将相关损失赔偿，如承诺人未能在上述期限内足额赔偿，则需向受让方承担的赔偿责任。其中约定的赔偿责任的依据是承诺事项与事实情况不一致造成上市公司与受让方损害，与本案差价补偿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冉盛盛远亦未在本案中提出反诉主张，对此应不予审理。对此冉盛盛远可另行主张权利。（四）关于冉盛盛远应支付差价补偿款的具体数额问题。华有公司主张的差价补偿款有三部分组成：1、确认协议书签订前通过大宗交易已减持欠付的10240.31万元部分。在《确认协议书》“鉴于”部分，各方确认了协议书签订前已减持部分，冉盛盛远合计应向郑强支付的差价补偿款为37240.31万元，已付27000万，尚欠10240.31万元。《确认协议书》中冉盛盛远承诺：将在本协议签署后，2018年4月30日前，指定第三方向郑强或其指定方付清所欠已减持股份转让差价价款合计人民币10240.31万元。上述约定中，冉盛盛远指定第三方付清剩余款项为债务履行的具体方式，而非免除其自身的付款义务。在冉盛盛远未能指定第三方或第三方未能清偿的情况下，冉盛盛远仍负有付款义务。诉讼中，冉盛盛远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已指定第三方，并付清该部分款项，因此，华有公司该部分主张应予支持。2、40000万股权转让款欠付的股权转让款差价3468415.32元部分。《确认协议书》中冉盛盛远承诺在2018年4月30日前，安排推荐战略投资者按40000万元价款收购郑强所持剩余中润资源65869034股股份。但结合双方提交证据显示的实际履行情况看，郑强收到冉盛盛远推荐的战略投资者杭州汇成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396531584.68元，差额为3468415.32元。该差额部分冉盛盛远实际控制人郭昌玮出具的《确认函》中也予以了确认，认可冉盛盛远在2018年4月30日前应向郑强支付差价款10587.15万元，即为10240.31万元+3468415.32元。3、剩余65869034股以12.5元为补偿标准与40000万元的差价款423362925元部分。《确认协议书》中冉盛盛远承诺在2018年4月30日前，安排推荐战略投资者按40000万元价款收购郑强所持剩余中润资源65869034股股份，乙方保证在2018年7月30日前向甲方付清12.5元/股与实际交易价格的全部差价423362925元，但冉盛盛远未举证证明已支付，故该部分款项冉盛盛远应予支付。综上，冉盛盛远应支付的差价补偿款为10240.31万元+3468415.32元+423362925元=529234440元。（五）关于违约金过高、存在重复计算，及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仅适用《确认协议书》第二条问题。从《确认协议书》看，协议中第一条与第二条约定了付款及付款期限。虽然违约金的支付标准规定在第二条之中，但纵观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均为2018年4月30日，因此冉盛盛远承诺“按欠款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五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此处的“欠款金额”应为全部欠款金额，而非仅是协议第二条的欠款金额。《确认协议书》分别在第2页第5段，第3页第1段同时约定了按日计算的延期付款违约金，及按比例计算的未按约定付款的违约金，从表述内容看该违约金应是一种复合型违约金计算方式，但无论约定何种方式计算违约金，均不能超过民间融资最高年利率24%，故对华有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应以欠款数额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六）关于冉盛盛瑞的保证责任问题。诉讼中，冉盛盛瑞以未经合伙人一致同意，是越权担保为由主张其在《确认协议书》中的担保行为无效。本案中，华有公司虽未提交担保经冉盛盛瑞同意的资料，但冉盛盛瑞的两股东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冉盛（宁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亦为冉盛盛远的股东，且冉盛（宁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既是冉盛盛远与冉盛盛瑞的股东，又是冉盛盛远与冉盛盛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冉盛盛瑞应系知晓并同意为冉盛盛远的债务提供担保，故冉盛盛瑞为冉盛盛远的经营活动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其应承担担保责任。冉盛盛瑞主张在签订《确认协议书》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欺诈为导致合同可变更可撤销的原因，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冉盛盛瑞未证明其在除斥期间内行使过撤销权，故其主张在误导的情况下签订担保，不能作为担保合同无效的理由。（七）关于郭昌玮的保证责任问题。郭昌玮出具《确认函》为案涉补偿款中10587.15万元承担保证责任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华有公司提交的《公证书》，从内容看，原债权人方2019年3月15日债权转让前一直在向郭昌玮主张保证义务，郭昌玮亦承认保证责任一直沟通。庭审中，郭昌玮仅陈述对公证书不予认可，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且冉盛盛远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郭昌玮为其实际控制人，其对公司债务是清楚的，故郭昌玮以超出保证期间为由，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的行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八）关于律师代理费问题。律师代理费仅约定在冉盛盛瑞的担保范围中，《确认协议书》中未约定律师代理费，华有公司主张律师代理费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判决如下：一、被告宁波冉盛盛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华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差价价款529234440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以52923444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二、被告宁波冉盛盛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郭昌玮对本判决第一项确认的债务在10587.15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华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66971.5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宁波冉盛盛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冉盛盛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郭昌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孙潇审判员  张伟审判员  高静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