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2民初15706号原告：李强，男，汉族，1982年11月18日出生，住址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祥伟，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缘媛，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特高质量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7825025571。法定代表人：班诺特.勒布朗，副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浩，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喜林，上海江三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强与被告北京特高质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高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初攀东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彭钦梅、蒋霞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祥伟、向缘媛，被告特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浩、朱喜林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4万元（2万元×8.5×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4月11日，原告经招聘到被告单位从事质量工程师工作，并负责重庆地区的运营管理。2018年11月起，被告要求原告去做重庆片区同事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与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经原告努力，被告于2018年12月先后与10名员工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2019年3月，被告又要求原告做35名员工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与被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经原告努力，其中有27人与被告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2019年4月19日，被告再次反复要求原告去做16名员工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与被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因部分员工不同意被告提出的解除条件，被告就认为是原告袒护了该部分同事，便于2019年4月30日以原告违反公司《内部规章》为由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被告采取报复性手段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被告特高公司辩称，原告在被告处任职期间私自设立案外人重庆时进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进公司），并担任控股股东及监事，且时进公司在设立后即成为被告供应商，根据被告《内部规章》第十章“奖惩制度”明确规定，兼职、干私活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属于严重违纪行为，被告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该制度经过了民主程序，原告存在未经允许的兼职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忠诚义务和职业道德，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具备制度基础和事实依据，事先通知工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公司系于2005年11月23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批发。2011年4月1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单位从事质量工程师工作，劳动合同期限自2011年4月11日起至2014年4月11日止。2014年4月1日，原被告双方续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2017年3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6年5月20日，被告发布《内部规章征求意见的通知》，主要载明：现印发2016年版《内部规章》（草案），向全体员工征求意见，员工查阅草案途径为电子邮件和告示板，员工对草案如有个人建议或有不明之处，可随时以书面形式向公司人力资源部提出，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2016年5月26日18:00，公司将采纳合理建议，完善《内部规章》，被告公司有15名员工（除原告外）签字确认已收到公司的《内部规章》（草案）。2016年7月14日，原告在《内部规章及员工手册确认回执》上签字，确认已经收到并知悉被告公司于2016年6月1日颁布的2016年版《内部规章》及《员工手册》，同意并将遵守前述规章制度中的所有规定。其中，《内部规章》第十章“奖惩制度”规定，兼职、干私活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属于严重违纪行为，被告可以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4月30日，被告向工会出具《关于解除员工劳动合同的通知》，主要载明：因严重违反公司《内部规章》（2016年版）第十章的规定，即“兼职、干私活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公司决定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解除李强的劳动合同，特此将以上解除理由告知工会。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主要载明：你违反了公司《内部规章》（2016年版）第十章的规定，即“兼职、干私活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解除你的劳动合同，以上理由和决定已事先通知工会。同时查明，2014年7月23日，重庆时进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进公司）依法成立，经营范围包括：普通货运，仓储服务，普通货物装卸，人力搬运，货运代理，货物分拣，包装服务，货运信息咨询，原告系时进公司控股股东，并于2017年5月11日成为时进公司监事。时进公司分别于2015年7月1日、2016年7月1日、2017年6月20日、2018年6月20日和2019年5月21日连续五次与被告签订《仓储配送服务合同书》。2016年3月15日，时进公司与被告签订《物料配送服务合同书》。另查明，原告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平均工资为19513.74元/月。2019年5月10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4万元。2019年6月25日，该委向原告出具《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2019年6月27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对被告举示的《内部规章征求意见的通知》、《内部规章及员工手册确认回执》及《道德规范培训会签到表》三份证据中“李强”的签字表示异议，并申请笔迹鉴定，后原告撤回其中对《内部规章及员工手册确认回执》证据中“李强”的笔迹鉴定。2019年11月15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9]鉴字第432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依据现用样本，不能确定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20日”的特高公司《内部规章征求意见的通知》原件第2页序号“14”对应的签字栏中“李强”署名字迹是否李强所写。2.依据现有样本，不能认定起止日期为“2018.3.30”至“2018.3.31”、关于“核心价值观及道德规范”教育的《培训签到表》原件第1页序号“6”对应的签字栏行中的前三个“李强”署名字迹是否李强所写；倾向认定第四个“李强”署名字迹是李强所写。为进行司法鉴定，原告支出鉴定费用5000元。上述事实，有仲裁委《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劳动合同及附件、《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接收函、《仓储配送服务合同书》、《物料配送服务合同书》、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重庆市社保参保证明、工资明细表、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明细、收入纳税明细查询截图、仓储配送服务合同、时进公司工商内部档案、《内部规章征求意见的通知》、《内部规章及员工手册确认回执》、主题为《内部规章》征求意见的通知的电子邮件、主题为《内部规章及员工手册》终稿的电子邮件、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用发票及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等在卷为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是否合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本案中，被告以原告严重违反公司《内部规章》第十章“奖惩制度”的规定（兼职、干私活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为由，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之规定，单方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首先，被告《内部规章》第十章“兼职、干私活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的规定在理解上存在歧义，应当做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上述规定中“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既可以理解为“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又可以理解为“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由于用人单位系规章制度的制定者，有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的义务，因此在对规章制度的理解有歧义时，应当做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也即上述规定表达了三种行为：1.兼职；2.干私活；3.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其中第3种行为又分为两种行为：1.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类似业务；2.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而且，从上述规定的中文语法结构来分析，将其做此种解释也更为符合语法逻辑。本案中，原告投资设立时进公司并成为股东和监事的行为是否属于“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行为”暂且不论，原告在从事上述行为的过程中，并不存在盗用被告公司名义的行为，依照上述理解，原告的行为并不构成被告规章制度规定的严重违纪行为之“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行为”，因此被告不能以此为由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其次，原告担任时进公司股东及监事的行为是否构成“兼职、干私活”。根据《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不设监事会。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通过上述规定可知，股东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如果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不属于公司职工的情况下，其监事身份必然是基于股东身份而衍生的。具体到本案而言，原告投资设立时进公司，基于投资行为而获得股东身份，又基于股东身份获得监督职责从而成为公司监事，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原告与时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属于时进公司员工，则其监事身份只能是基于其股东身份而来，因此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投资行为或基于投资行为而衍生的结果。同时，“兼职、干私活”虽然并不必然以劳动者与第三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为前提，但也不能对“兼职、干私活”做广义解释，否则将会限制劳动者的行为自由，对劳动者不公。本案中，原告投资设立时进公司以及基于投资行为而获得了股东和监事身份，原告并没有在时进公司从事与时进公司业务直接相关的行为，从狭义解释来看，原告的行为并不构成“兼职、干私活”，本质上仍然属于投资行为的范畴。再次，被告规章制度规定劳动者“兼职、干私活”，用人单位即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也即，只要劳动者的行为不会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法律并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的存在。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规则，当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时，只有在其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才享有单方解除权，那么当劳动者具有“兼职、干私活”的行为但并没有与第三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时，用人单位更加没有权利直接以此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原告与时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也即在原告与时进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原告投资设立公司以及成为股东和监事的行为，即使可以将其认定为“兼职、干私活”，被告也没有权利直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而且，本案亦没有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的行为会对其完成被告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因为从被告公司与时进公司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范围来看，两个公司在业务上并不存在竞争关系，而从被告举示的双方签订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书》及《物料配送服务合同书》来看，也不能证明两个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冲突或竞争关系。事实上，原告作为被告单位员工，同时又是被告单位合作公司的股东及监事，这种双方身份并不必然会对原告完成被告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即使如被告所述，两个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必然会有议价，议价时即会产生利益冲突，但是在被告与时进公司谈判并多次签订《仓储配送服务合同书》及《物料配送服务合同书》的过程中，没有证据显示原告曾多次代表被告公司的利益直接参与了上述过程，因此被告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如前所述，被告规章制度规定劳动者“兼职、干私活”，用人单位即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被告不能以违反法律规定的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最后，时进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是否属于用人单位应当知道的情形。作为一种工商登记信息，虽然属于一种公示信息，但是用人单位并没有义务主动查询其员工名下是否注册了公司，相反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负有忠诚义务，决定了劳动者有主动告知的义务。但是，本案中，时进公司与被告公司从2015年即开始合作，一直到2019年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时双方依然存在合作关系，从常理上来分析，时进公司作为被告公司长期稳定的商业合作伙伴，被告理应对时进公司的基本情况知情，而原告系时进公司股东兼监事的信息，可以认定属于时进公司的基本信息，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被告理应知晓其长期商业合作伙伴的基本信息包括股东及监事的信息，被告在应当知道其商业合作伙伴的股东和监事同时又是被告公司员工的情况下，一直未提异议，根据《重庆市职工权益保障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行为之日起一年内作出处理决定，逾期未处理的，不再追究该违章责任，也即即使被告享有解除权，在被告与时进公司合作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被告的解除权也已经因为超过除斥期间而消失。综上所述，被告的单方解除行为系违法解除，应当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案中，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原告于2011年4月11日入职，2019年4月30日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平均工资为19513.74元/月。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共计331734元（19513.74元/月×8.5个月×2，四舍五入到元）。关于司法鉴定费用5000元的负担问题。参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四十条之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鉴定费由申请鉴定方先行垫付，案件处理终结后，由鉴定结果对其不利方负担。鉴定结果不明确的，由申请鉴定方负担。本案中，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结果来看，鉴定结果对其不利方和申请鉴定方均为原告，因此将鉴定费用分配给原告负担更为合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北京特高质量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31734元；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北京特高质量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司法鉴定费用5000元，由原告李强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初攀东人民陪审员  彭钦梅人民陪审员  蒋 霞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法官 助理  孙 贤书 记 员  谢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