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琼96民终4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36号嘉陵国际大厦1806室。 法定代表人：操福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祥，海南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琨峻，海南正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人民路245号3楼。 法定代表人：周进雄，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煜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荣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2民初131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煜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操福荣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祥、曾琨峻，被上诉人宏荣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进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煜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款项为借款款项属适用法律错误，对涉案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应为投资款而非借款。根据一审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涉案款项应认定为投资款项，而非借款款项。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协议》和《合作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已经明确约定涉案款项为投资款项，至于一审判决所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尽管双方约定上诉人在合同中不承担经营风险，但上诉人实际上参加了涉案项目的经营管理，该项在《合作协议》第二大项“项目管理”中也有明确约定，另，上诉人实际上已经承担了投资风险，涉案项目销售仅几个月，自2012年至今仍处于半停的状态，上诉人的投资款及投资回报无法拿回，已经实际承担了合同所涉及的投资风险，故涉案款项性质应认定为投资款项，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投资款项数额、宏荣公司还款数额、投资利息和投资回报的认定不清，自相矛盾，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关于上诉人投资款数额的认定。一审判决载明上诉人投资款的转账情况，以及载明：“因此，原告及操福荣从银行转账支付给被告账户的借款共计8655935元。”上述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宏荣公司共出具了12份收据，其中11份为投资款收据，1份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据，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也予以认可，11份投资款的收据金额已经为8964002.90元，收据比转账记录多出来的款项为现金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却只以转账金额确定投资款项，有失偏颇。结合上诉人在一审以及二审所提交的三份“承诺书”，已经载明宏荣公司归还投资款600万元，尚欠投资款本金3484623.23元，该承诺书中的金额是双方对账清算之后所得出的，属对《合作协议》的补充，宏荣公司也无法证明存在被胁迫或其他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足以证明宏荣公司在以上债权凭证中所确认的投资款数额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相反证据证明所涉承诺书不真实，且涉案的承诺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之情形下，没有法定事由及根据，径行否定了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导致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本案上诉人总共支付的投资款为9484623.23元，该数额在“关于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开发‘共和花园’项目资金的专项审计报告”中已经载明，一审法院却以该审计报告无原件而不予认可。该份审计报告是宏荣公司单方私自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原件自然应当在宏荣公司手中，一审判决却苛责上诉人提供原件，实属强人所难。即使是复印件，但宏荣公司所出具的三份承诺书也与该审计报告相互印证，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具有证明力。2.关于涉案款项偿还数额的认定。如前所述，在一审判决对涉案基础投资本金认定错误的情形下，其在判决中计算的投资金额及对应的利息计算和还款数额之间必然存在严重错误。根据审计报告以及宏荣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可知宏荣公司真实的还款金额为600万元，而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9500000元，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宏荣公司所还款项中的3500000元为其他经济往来，而非本案的投资款项。其中2000000元为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宏荣公司的回购款项，合同及收据足以佐证，另外1500000元为宏荣公司买车的款项，扣除这3500000元，宏荣公司实际归还上诉人投资款600万元，其在出具承诺书时也明确知道。即使上述3500000元不认定为商品房回购以及买车的费用，也应算作本案的投资款，即本案投资款总额为12984623.23元（9484623.23+3500000），宏荣公司还款金额为9500000元，尚欠3484623.23元本金未还。3.关于涉案款项利息或回报的认定。根据双方《合作补充协议》第二条利润分配的约定，宏荣公司在满24个月时总共应支付1300万+1800万=3100万元，其中300万+1800万=2100万元为投资回报，该投资回报宏荣公司应支付给上诉人。即使本案按借款合同来计算利息，也应当认为上述投资回报为利息的约定，而非一审判决所载明的300万元为利息，利息为月利率1.7%。根据上述投资回报计算，即使超出法律规定，双方的投资款项利息利率也应按照月利率2%计算，计算至实际支付为止。三、一审判决对涉案款项诉讼时效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审判决载明：“原告应自2013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16日前要求被告主张偿还，但原告至2018年9月才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并且没有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中止的情形。故被告抗辩原告的主张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本院予以驳回。”此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一份承诺书，日期为2012年8月6日；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两份承诺书，一份日期为2013年7月10日，一份为2016年9月3日，上述承诺书作为双方《合作协议》的补充，三份承诺书中宏荣公司均承诺在开始售房时逐步归还投资款及利息和投资回报，而涉案项目只销售了几个月就至今未再销售，应认为还款日期为不固定期限，应从上诉人主张权利时计算，即上诉人于2018年9月13日向儋州市人民法院起诉时计算诉讼时效。再者，即使认为涉案款项诉讼时效计算日期为2013年7月16日，根据《民法通则》，至2015年7月16日经过诉讼时效期间。但根据上述2016年9月3日宏荣公司所出具的承诺书中第2行写明：“截止到2012年7月28日我公司已经归还你公司投资款600万元，我公司尚欠你公司投资款金额3484623.23元。”及最后一行载明：“以上承诺内容是我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该份承诺书的出具日期为2016年9月3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2016年9月3日宏荣公司所出具的承诺书即是其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故上诉人要求宏荣公司归还投资款以及利息和投资回报未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予以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宏荣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煜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投资款3622818.93元及利息100万元（自2012年1月6日暂计算至2018年7月30日，利息应当按同期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利率计付至投资款偿清日止）、投资回报15321074元，共计19943893元。 被上诉人宏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反诉被告煜阳公司向反诉原告返还不当得利1294250.5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煜阳公司系从事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中介、房地产营销策划等经营范围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操福荣；被告宏荣公司系从事投资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等经营范围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周进雄，操福荣系被告的股东之一，并担任副董事长职务。2010年6月2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被告）将跟修州茂盛商贸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海南儋州“共和花园”项目所占的70%股份，同乙方（原告）合作，乙方同意投资1100万元参与甲方的投资开发，儋州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该项目规划报建后七天内，乙方的投资资金需到位；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合作项目的房产销售和财务管理，以乙方为主；甲方同意在乙方投资资金到位满18个月时，将乙方的投资资金1100万元返还给乙方，满24个月时，甲方支付1650万元投资回报给乙方，在没有付清以上款项时，甲方同意以合作项目的70%股份房产，按双方确定的房产销售价格的70%计算的等值房产作抵押给乙方，并由乙方自行销售待乙方收回投资款和投资回报2750万元后，抵押自动终止，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投资风险及税、费等；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具有法律效力等，协议的甲方处有被告公司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周进雄的签名，乙方处有原告公司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操福荣的签名。2010年7月6日，双方再次签订了《合作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原告）同意投资1000万元参与甲方（被告）的投资开发，甲方同意在乙方投资资金到位满18个月时，将乙方的投资资金1300万元返还给乙方，满24个月时，甲方支付1800万元投资回报给乙方，在没有付清以上投资款和投资回报时，甲方同意以合作项目的70%房产，按双方确定的房产销售价格的70%计算的等值房产作抵押，由乙方自行销售，待收回以上投资款和投资回报3100万元止，抵押自动终止，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投资风险及各种税、费等；甲、乙双方同意对剩余利润双方按5：5的比例进行分配等。 另查明，上述协议签订后，通过煜阳公司账户支付款项至宏荣公司账户的具体情况如下：2011年5月5日3505935元（摘要为投资款）、2011年5月11日5万元（摘要为投资款）、2011年9月6日150万元（摘要为投资款）、2012年1月16日150万元（摘要为投资款），计6555935元；通过操福荣账户支付款项至宏荣公司账户情况如下：2011年9月13日150万元（摘要为转账存入）、2011年12月20日60万元（摘要为转账存入）、2012年8月22日45万元（摘要为转账存入），计2550000元。两个账户共计转入被告账户9105935元。宏荣公司分别于2011年9月14日支付220万元至操福荣账户（摘要为费用）、2012年7月27日支付450万元至原告账户（摘要为还款）、2012年8月23日支付350万元至原告账户（摘要为返还投资款），2012年8月23日支付150万元至操福荣账户（摘要为电子汇出），2012年8月23日支付45万元至操福荣账户（摘要为转账存入），计支付到原告账户800万元、操福荣账户4150000元，被告共向两个账户汇入12150000元。被告自2010年11月至2012年1月分别给原告出具收据11张，载明收到原告投资款（汇款或者现金）共计8964002.90元。庭审时，操福荣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出庭，并表示认可其个人账户转账支付给被告的款项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投资款，但认为被告转账存入其个人账户的款项是作为其他费用支付给操福荣个人使用的，其中220万元是融资费用，150万元是作为公司的副总经理购买汽车的费用，不属于被告返还给原告的投资款；转账支付给原告账户800万元中的150万元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款项，有50万元是相应的利息，计200万元，该200万元不属于返还的投资，认为被告只还了600万元投资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被告之间是投资关系还是借贷关系；2.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资金数额、被告返还给原告的资金数额；3.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被告的反诉请求是否有事实依据。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合作补充协议》虽然约定原告投入资金1000万元到位满18个月时，被告向原告返还投资资金1300万元，满24个月时，被告支付1800万元投资回报给原告等等，但约定不承担任何责任和投资风险，且原告不参与经营管理，属于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故应认定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中双方对银行流水账中从原告账户和原告法定代表人操福荣个人账户汇款给被告账户的款项均为原告投资（实为借款）给被告的款项无异议，予以确认。原告主张根据被告出具的收据以及被告2012年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记载，原告共向被告投资9481745元。原告提供的专项审计报告系复印件，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该证据不予采信，因此，原告主张投资9481745元，缺乏事实根据，不予采纳。根据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账显示原告及操福荣账户汇款给被告账户共计9105935元，被告自2011年9月14日至2012年8月23日，共支付给原告及操福荣账户12150000元，其中操福荣账户2012年8月22日支付45万元至被告账户，第二天即23日被告又转账存入操福荣账户45万元，该笔款项不计入原告的借款总额，也不计入被告返还给原告的借款总额，因此，原告及操福荣从银行转账支付给被告账户的借款共计8655935元（9105935元-45万元）；被告2011年9月14日支付220万元至操福荣账户的摘要为费用，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属于返还给原告的借款，该220万元本院认定不属于返还给原告的借款，扣除上述不计入返还原告借款的45万元，被告返还给原告的借款为9500000元（12150000元-220万元-45万元），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仅返还600万元以及被告主张已还款1170万元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本案为借贷关系，双方约定投资到位满18个月返还投资资金，24个月返还投资回报，应认定为双方对借款期限的约定，即18个月时本金全部返还，满18个月返还1300万元中的300万元，应认定为利息的约定，按照18个月计算月利率为1.7%，利息也是在18个月时全部付清。被告在原告资金到位未满18个月时就开始还款，最迟的还款也没满18个月，可按照月利率1.7%计算利息。原告的借款本金为8655935元，2012年8月23日被告偿还给原告9500000元，应认定被告已经全部偿还了本金及部分利息。根据原告的付款时间、金额以及被告的还款时间、金额，按照月利率1.7%计算，原告的借款本金至2012年8月23日产生的利息为1749849.17元，被告应偿还给原告。原告最后一笔付款时间为2012年1月16日，被告2012年8月23日已偿还9500000元（即本金8655935元及部分利息844065元），尚有利息905784.17元（应付利息1749849.17元-已付利息844065元）未偿还，按照投入资金18个月应返还的时间计算，被告应在2013年7月16日前偿还给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自2012年8月23日不再向原告偿还利息，原告应自2013年7月16日起至2015年7月16日前向被告主张偿还，但原告至2018年9月才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并且没有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中止的情形。故被告抗辩原告的主张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原告的主张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予以驳回。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被告主张已多支付1294250.51元，反诉请求原告予以返还，缺乏事实根据，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41463元，由原告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反诉费8224元，由反诉原告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煜阳公司提供证据一组，含承诺书两份（所载时间分别为2013年7月10日、2016年9月3日），拟证明上诉人实际支付给被上诉人投资款9484623.23元，被上诉人共还款600万元，尚余3484623.23元投资款本金未归还。另，证明2016年9月3日被上诉人自愿履行涉案投资款的返还义务，上诉人要求其归还投资款及利息、投资回报的诉讼时效并未经过。被上诉人宏荣公司质证后提出，该两份承诺书是假的，加盖的私章并非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承诺书中的金额部分存在涂改，如果是被上诉人出具的不可能这么草率；承诺书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操福荣利用其作为被上诉人的股东、担任被上诉人公司的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的身份自己盖章和打印的。质证中，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操福荣承认该两份承诺书是其自己打印并让被上诉人公司保管盖章的工作人员盖章的。 本院审查认为，以上两份承诺书均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操福荣自己出具，虽然加盖了被上诉人的印章，但系操福荣利用自己担任被上诉人公司的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的身份指示被上诉人公司保管盖章的工作人员所盖，且承诺书所载欠款金额等内容有明显涂改，相关金额相互矛盾，亦与本案其他证据不符。同时，上诉人对于一审期间为何不提供该组证据，以及该证据存在的各种疑点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综上，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及其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操福荣除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外，还是被上诉人的股东，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之前即已担任被上诉人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至今。 又查明，上诉人提供的11张收据包括：1.2010年11月26日收据（简称收据一）。载明“今收到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来汇款5万元人民币投资款”，加盖有“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印章，并有周进雄和李春燕（系宏荣公司财务部经理，下同）签名。2.2010年12月1日收据（简称收据二）。载明“今收到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来现金11456.9元人民币”，加盖有“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印章，并有李春燕签名。3.2010年12月1日收据（简称收据三）。载明“今收到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来现金38.5万元人民币投资款”，加盖有“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印章，并有周进雄和李春燕签名。4.2011年5月1日收据（简称收据四）。载明“今收到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来现金人民币783672.49元整”，加盖有“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印章，并有周进雄和李春燕签名。5.2011年5月11日收据（简称收据五）。载明“今收到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来转账汇款人民币合计3555935元整”，加盖有“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印章，并有周进雄和李春燕签名。6.2011年5月30日收据（简称收据六）。载明“今收到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来投资款人民币55000元整”，加盖有“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印章，并有周进雄和李春燕签名。7.2011年6月27日收据（简称收据七）。载明“今收到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来投资款285939元整人民币”，加盖有“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印章，并有李春燕签名。8.2011年9月14日收据（简称收据八）。载明“今收到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来投资款汇款人民币3000000元整”，加盖有“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印章，并有李春燕签名。9.2011年9月14日收据（简称收据九）。载明“今收到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来投资款现金217000元人民币”，加盖有“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印章，并有李春燕签名。10.2011年12月21日收据（简称收据十）。载明“今收到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来投资款人民币60万元整”，加盖有“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印章，并有李春燕签名。11.2011年5月30日收据（简称收据十一）。载明“今收到操福荣现金人民币2万元整”，仅有李春燕签名。 二审庭审中，本院就上述收条与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银行流水账单是否存在对应关系进行了核实，并要求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操福荣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周进雄予以核对。根据对比情况和操福荣、周进雄二人陈述，可以确认如下事实：收据五所载3555935元，对应的是煜阳公司账户2011年5月5日支付至宏荣公司账户的3505935元（摘要为投资款）和2011年5月11日支付的5万元（摘要为投资款）。收据八所载3000000元，对应的是煜阳公司账户2011年9月6日支付至宏荣公司账户的1500000元（摘要为投资款）和操福荣账户2011年9月13日支付宏荣公司账户的1500000元（摘要为转账存入）。收据十所载60万元，对应的是煜阳公司账户2011年12月20日支付至宏荣公司账户的3505935元中的60万元（摘要为转账存入）。对其余没有银行流水账单对应和佐证的收条，操福荣的解释是：被上诉人仅向法院提供了2011年以后的银行流水账单，未提供2010年的银行流水账单，所以收条一没有对应的银行流水账单。收据二、收据三、收据四、收据六、收据七、收据九均是操福荣通过自己的账户为案涉项目“共和花园”代为支出包括设计费、电费、农民工工资、劳务费等费用后换取的收条，所以，上述收据所载金额均属于上诉人的“投资款”。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周进雄认可上述收条的真实性，亦认可操福荣个人作为被上诉人公司的高层人员为被上诉人公司垫付了开支，但不认可该部分款项属于上诉人的“投资款”。同时，主张上诉人的“投资款”应按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账单进行计算，认为如果将操福荣个人支出的费用按上诉人公司的“投资款”对待，则被上诉人所有支付给操福荣个人账户的款项也应该对等按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投资款”处理。 以上另查明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一审提交的收据、银行流水账单及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在卷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借贷关系还是其他法律关系；2.双方资金来往及债务如何认定；3.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第一个焦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项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合作补充协议》虽名为“合作”，但只约定了上诉人收取固定数额的货币，并未约定上诉人承担经营风险。这种不承担经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协议，既不是合作协议，也不是联营协议，是明为合作，实为借贷。因法律并不禁止企业之间为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需要偶然拆借资金，相互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双方之间实质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认定双方属于借贷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一）对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款项的认定。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收据与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账单，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可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提交的收据五所载的3555935元、收据八所载的3000000元、收据十所载的60万元的支付主体、支付时间、支付方式和支付金额无异议。上述共计7155935元可以认定为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上诉人提交的收据一，虽无银行流水账单佐证，但基于被上诉人未提供2010年的银行流水账单，而被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对该借条的真实性又予认可，故该借条所载50000元亦可认定是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关于收据二、收据三、收据四、收据六、收据七、收据九，这些收据所载款项和金额虽无被上诉人银行流水账单对应，但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操福荣关于这些款项是其个人为被上诉人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后转化为上诉人的“投资款”（实为借款）的陈述对此进行了合理解释。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周进雄亦认可操福荣个人确实为被上诉人公司垫付了开支，且并不否认上述收条的真实性。故以上借条分别所载的11456.9元、38.5万元、783672.49元、55000元、285939元、217000元可认定为真实有效。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操福荣将上述开支款项作为上诉人公司的“投资款”（实为借款），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收条并注明收到上诉人“投资款”（实为借款），双方的意思表示已经形成合意，所以，以上共计1738068.39元亦可视为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本金。至于收据十一，因其载明的内容是“今收到操福荣现金人民币2万元整”，其载明的付款主体是操福荣而非上诉人公司，且仅有李春燕的签名，因此不能认定为是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本金。综上，除收据十一外，上诉人提交的其他十份收据所载共计8944003.39元，可认定为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本金。上诉人一时以11张收条为凭主张“投资”金额，一时又以专项审计报告为凭主张“投资”金额，还以其所持的承诺书为凭确定其“投资”金额，所得出的金额相互矛盾。其中，专项审计报告不仅只有复印件，且其作为间接证据与在卷收据、银行流水账单等直接证据明显不符，显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上诉人所持的承诺书本身不具合法性、内容亦与事实不符，同样不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欠款金额的依据。因此，对于上诉人提出应以专项审计报告、承诺书所载金额确认其投资金额和被上诉人欠款金额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是正确的，但仅以被上诉人一方出具的银行流水账单认定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而忽略了双方交易并非完全以银行汇款为唯一途径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出具的收条的证明力，属采信证据和认定事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另外，还需特别指出的是，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账单显示2012年1月16日上诉人有一笔150万元的款项汇入被上诉人账户，但此款并未在上诉人据以主张其“投资款”的前述十一份收条之列，因此该款不应认定为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根据上诉人提供的2012年1月16日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载明收到操福荣商品房款150万元）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该收条实为前述2012年1月16日上诉人账户汇入被上诉人账户的150万元的收条。所以，该150万元在银行流水账单上虽注明为“投资款”，但并非是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而是操福荣个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购房款。 （二）对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款项的认定。双方当事人对2012年8月23日被上诉人支付至上诉人账户（摘要为返还投资款）的350万元没有争议，该350万元可认定是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借款的款项。被上诉人2011年9月14日支付至操福荣账户（摘要为费用）的220万元，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操福荣认为是被上诉人支付给其个人的“融资费用”，但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鉴于操福荣将其个人为被上诉人垫付的费用已经转化成了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因此，被上诉人支付至操福荣账户（摘要为费用）的该笔220万元款项，亦应当视为被上诉人用于归还上诉人“投资款”（实为借款）的款项。一审判决认定该款不属于返还上诉人的借款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2012年7月27日支付至上诉人账户的450万元（摘要为还款），上诉人虽主张其中有200万元是被上诉人归还的购房款（含返还购房款150万元及支付利息50万元），另有150万元是被上诉人支付给操福荣用于购买小车的款项，但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且，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购房合同和购房款收据来看，购买房屋与回购房屋均发生在被上诉人与操福荣个人之间，被上诉人将回购房屋的款项支付至上诉人账户而不直接支付给操福荣亦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另外，该笔汇款的银行流水账单载明为“还款”，也看不出与上诉人所称的回购房屋和购买小车有直接关联。因此，该450万元应认定为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的借款。最后，关于上诉人2012年8月23日支付至操福荣账户的150万元（摘要为电子汇出）的问题，鉴于被上诉人与操福荣个人之间有购房款往来，结合操福荣关于被上诉人返还其购房款的陈述及双方发生的购房款金额，该笔款项应视为被上诉人返还给操福荣个人的购房款，即操福荣所称的被上诉人支付的“房屋回购款”。至于2012年8月23日被上诉人支付至操福荣账户的45万元（摘要为转账存入），一审判决已经分析认定，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借款的金额总计为1020万（220万+450万+350万）。一审判决对此事实部分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三）对双方债权债务的认定。根据双方签订《合作补充协议》，上诉人同意支付被上诉人1000万元，被上诉人同意在上诉人资金到位满18个月时，返还上诉人1300万元，满24个月时再支付上诉人1800万元。由于双方之间实属民间借贷关系，因此，上诉人承诺支付的1000万元应视为本金，被上诉人承诺支付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共计2100万元（1800万元+1300万元-1000万元）应视为利息。双方约定的18个月应视为借款期限及被上诉人归还本金1000万元和支付利息300万元的期限，24个月应视为被上诉人支付剩余1800万元利息的期限。按此计算（本金1000万元、借款期限18个月、利息2100万元），被上诉人所承担的年利率为140%，大大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上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本案借贷利息可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同时，鉴于双方当事人在履行过程中已经变更了协议约定的借款金额和还款时间，所以，本案借贷的利息应自上诉人支付最后一笔款项给被上诉人时起开始计算（即自2011年12月20日起计算）。被上诉人最后一笔偿还上诉人款项的时间为2012年8月23日，自2011年12月21日起至2012年8月23日，期间共计247天。按此计算，被上诉人需要承担的利息应为：8944003.39元×24%/年×247天÷360天=1472779.22元。也即，上诉人最多有权主张的债权为8944003.39元（本金）+1472779.22元（利息）=10416782.61元。被上诉人已经偿还上诉人共计1020万，尚欠10416782.61元-10200000万=216782.61元。一审判决在计算被上诉人欠款金额时有所偏颇，本院予以纠正。 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 上诉人支付最后一笔借款本金给被上诉人的时间为2011年12月20日，按照双方约定的最长还款时间24个月计算，被上诉人应当在2013年12月20日前履行自己的还款义务。因此，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应自2013年12月21日起开始计算。另，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据此，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截至2015年12月21日业已届满。上诉人2018年9月才向法院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二审中，上诉人虽提供承诺书，据此主张诉讼时效存在中断的情形，但对于承诺书的证据效力本院已经分析而不予采信。故，对上诉人关于诉讼时效存在中断情形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在计算本案诉讼时效的具体期间上虽然有所偏差，但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丧失了胜诉权，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然存在瑕疵，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将有关事实查清后，对一审判决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463元，由上诉人海南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志新 审 判 员 林中才 审 判 员 王思霖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涂立辉 书 记 员 李博祺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