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11民初4062号 原告：王进建，男，197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志雄、陈志华，福建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山尾村民小组，住所地厦门市后溪镇溪西村山尾社。 负责人：杨国辉，职务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星，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白新兴，男，195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第三人：杨根朝，男，1938年11月14日出生，住厦门市集美区。 第三人：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上厝里**。 负责人：杨永达，职务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勇、王雪华，福建银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进建与被告厦门市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山尾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山尾小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受理，经审理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2018）闽0211民初429号民事判决。山尾小组因不服上述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2018）闽02民终5334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闽0211民初429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审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重审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杨根朝、白新兴、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溪西村委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进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志雄、陈志华、被告山尾小组的负责人杨国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星、第三人白新兴、第三人溪西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杨根朝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进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山尾小组立即支付王进建青苗补偿费1800000元（60亩×30000元/亩）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支付款项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全部费用由山尾小组承担。事实与理由：1992年8月30日，王进建与山尾小组签订一份《山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山尾小组将山地一块（四至：东至西亭石区，西至上厝农地，南至后溪尾农地，北至山尾农地）发包给王进建承包经营，合同约定面积30亩；承包期限从1992年8月30日起至2022年8月30日止，共计30年。合同第六条第3款约定：“在承包期内，如国家动用承包土地，国家赔偿的青苗补偿费归乙方（王进建），土地款归甲方。”2004年8月30日，王进建与山尾小组签订1份《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约定山尾小组将前述《山地承包合同书》内的原承包山地间荒废的上石窟发包给王进建承包经营，协议面积30亩。其中第四条约定：“如遇国家征用土地时，土地补偿款归甲方所有，其余的青苗赔偿按原已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第六条第3款实行。”也即，青苗补偿费归王进建。合同签订后，王进建支付了承包费。承包后，王进建经营管理承包土地，在该承包土地种植龙眼等果树及建设管理房等。2015年上述承包土地全部被政府征用。至今，山尾小组未切实履行合同约定，将该土地的青苗补偿费支付给王进建。王进建为此提起本案诉讼。 山尾小组辩称，王进建的起诉混同了两个山地承包合同的法律关系，属于起诉事实基础不明。王进建的诉求是主张60亩承包土地青苗补偿费用，依据为1992年8月30日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以及2004年8月30日签订的《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该两份合同涉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引发的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后果，不属于主合同和补充合同的关系，更不能放到一个诉讼中去主张权利。第一，两份山地承包合同中的山地承包范围有明显不同。第一份山地承包合同中有明确的四至范围，第二份山地承包合同中的山地范围同样是明确的，两份山地承包合同中确定的山地范围并没有重叠。即便从名称上看，第二份山地承包合同也是《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显而易见，第二份山地承包合同是新增加的山地承包合同。第二，两份山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租金缴纳数额不同。可见，第二份承包合同并不是对第一份承包合同内容的补充和完善，而是对山尾小组和王进建的权利义务重新设定的新合同。第三，第二份山地承包合同第5项明确约定，王进建的权利由第一份合同中确定的经营范围已经扩大（由最初的种植树木到自主经营其他副业，包括建设管理房和养殖等其他经济形式）。其权利义务也同时进行扩大。该事实说明，两份合同中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不同的。第四，第二份山地承包合同和第一份山地承包合同在适用上如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下该如何认定效力？以哪一份为准？对此两份合同中均没有标明。这样就会导致在适用中出现约定不明的情况。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而本案中出现的却非法律规定的补充协议的范围。第二份山地承包合同不仅是山地承包范围、缴纳租金数额变更，更是双方权利义务的变更。从其内容上看，已经不仅仅是对第一份山地承包合同中遗漏事项或约定不明事项的补充，而是对第一份山地承包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重新设定。就合同签订双方而言，2004年8月30日签订的《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是一份具有独立法律意义的新合同。以上事实说明，王进建在一个诉讼中主张两份合同的权利属于起诉事实混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裁定驳回其起诉。 山尾小组和王进建于1992年8月30日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仅仅是合同形式上的成立，法律效力上仍属于并未生效的合同。第一，1992年8月30日双方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上，时任山尾生产小组组长的白新兴并没有在该承包合同上签字，《山地承包合同书》中“白新兴”的签名系他人伪造。在该合同的首页载明，白新兴作为发包方（甲方）代表人，但合同尾页上的“本人签名”系他人伪造形成，其本人是否知道该承包合同事宜都无法确定。经山尾小组核实，合同尾页上的时任溪西村主任的“杨根朝”的签名也并非其本人所签。第二，《山地承包合同书》第七条约定：“本合同经见证之日起生效，双方应共同遵守。”原一审中，王进建提交了所谓后溪镇法律服务所于签订合同当天即1992年8月30日形成的《见证书》。该《见证书》记载：“溪西村山尾组组长与溪西村山尾组村民王进建于一九九二年八月三十日在我们面前自愿签订山地承包协议书。”该事实显然和原一审判决已经查明的客观事实相矛盾。而按照《山地承包合同书》的约定，该合同书要经过见证才生效，见证行为是该合同生效的必须要件。显然，该合同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第三，双方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是一个典型的双务合同，山尾小组有交付承包土地的义务，收取租金的权利。王进建有支付租金的义务，使用承包土地的权利。但原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自1992年8月该承包合同签订后，王进建在长达10年（1992-2002）的时间里都没有给山尾小组缴纳过任何租金。退一步说，即便是该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王进建也因违约在先而失去了主张其合法利益的权利。第四，因双方签订《山地承包合同书》的客观事实不明，导致山尾小组在村民小组换届后才获知该事实。因山尾小组对该承包事实并不知情，故才会在合同签订后的20余年中没有就该合同向王进建提出异议，而并非是山尾小组长期默认该事实的存在。以上事实说明，1992年形成的《山地承包合同书》中山尾小组组长“白新兴”、“杨根朝”的签名系伪造，而根据该合同约定的“以经过见证后合同才生效”的条件并未成就。王进建无权就未生效以及未实际得到履行的合同主张权利。 退一步说，即便1992年的《山地承包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王进建也无权获得承包山地的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补偿费用。因为王进建只仅仅是土地的使用者，而不是该土地的地上附着物以及树木、青苗的所有者。在原一审中，山尾小组提供的集美区水土办发放育苗经费补助的凭证以及相关证人证明，自1992年至1995年期间，山尾小组在镇、区两级政府的扶植下，由区水土办负责补助发放育苗款，山尾小组组织村民陆续在该承包土地上大量种植防护林，从而导致如今在该承包土地上形成了以防护林为主、果树只有50株左右龙眼树的事实。但是，该50株龙眼树无法改变60亩的承包山地属于防护林性质的事实。目前，王进建主张的60亩土地的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补偿实际囊括了所有防护林的补偿。而实际上，王进建既非该片防护林的种植者（实际投入人），也非该片防护林的所有者。该片防护林的补偿费用应属于山尾小组集体所有的财产，于情于理于法都更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王进建利用当时亲属担任村中职务的关系，仅仅凭两份未实际履行的“合同协议”就将集体财产占为己有。这不但是对村民集体财产的侵害，更是对社会秩序的践踏，对法律的亵渎。 综上，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王进建的起诉。 白新兴述称，这份合同白新兴不清楚，白新兴没签字、盖章。盖章时白新兴不在场，如果在场不会让他人代为签字。当年王进建的父亲跟白新兴承包这块地种龙眼，承包30亩，种植了10来亩，当时没签订书面合同。 杨根朝未到庭陈述意见，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溪西村委会述称，案涉合同系山尾小组与王进建签订，溪西村委会尊重山尾小组的答辩意见，溪西村委会愿意配合法院进行调查。 围绕本案诉讼，王进建依法提交“见证书”（包含《山地承包合同书》《见证书》）、《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见证费收据、山地承包金收据、记账凭证、收款收据、案涉山地照片、《集美区集体土地收储补偿协议书》（ＮＯ.软件园三期工业招拍挂五号地块边角地Ａ5地块预收储001号）、软件园三期工业招拍挂五号地块边角地Ａ5地块预收储溪西村地类面积确认表、《关于Ｋ西山尾王进建佃工毁林种果处理案件》及缴交罚款的票据、（2019）厦鹭证内字第31351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黄某的《情况说明及附件》）、有“杨根朝”签名的工资单、《租赁协议》《合同书》《合约书》、案外人杨亚强等人向山尾小组支付土地租金的收款收据和记账凭证、从溪西村委会调取的“见证书”（包含《山地承包合同书》《见证书》）、溪西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征地拆迁政策的若干意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集美区完善征地拆迁政策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的通知》作为证据。山尾小组依法提交《见证书》《山地承包合同书》《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复印件、案涉山地现场照片、财务凭证复印件作为证据。证人黄某到庭作证。另外，本案原一审过程中，山尾小组有申请证人廖某、杨某1、连某、杨某2出庭作证，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将前述证人在原一审庭审时的陈述作为本案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对前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另外，双方当事人对其在原一审庭审过程中发表的意见除在本案中作出不同陈述之外的部分均予以确认。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讼争的事实认定如下： 一、王进建提交1份“见证书”作为证据，该文件封面标题为“见证书”，并标明“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法律服务所”。该文件中包含1份《山地承包合同书》和《见证书》。其中《山地承包合同书》载明：发包方（甲方）为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代表人白新兴，职务小组长；承包方为王进建（乙方）。甲方将坐落于东至西亭石区、西至上厝农地、南至后溪尾农地、北至山尾农地、面积30亩的山地承包给乙方；承包期限从1992年8月30日起至2022年8月30日止；承包金为每年承包金150元，上缴期限不得超过每年的12月30日，逾期一日赔偿违约金10元，以此类推，逾期两个月交款，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承包的土地所有权属于甲方集体，乙方对其承包的土地应精耕细作，不得荒废，对其承包的土地不得出租、买卖、不得作为宅基地和其他非农业用地，若违反此条，甲方有权收回土地。若生产过程中有特殊原因，需要变更和修改合同条款时，需要双方协商同意并报公证处备案，方可进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山地承包合同书》第六条第3款约定，在承包期限内，如国家动用承包土地，国家赔偿的青苗款归乙方，土地款归甲方。第七条约定，本合同经见证之日起生效，双方应共同遵守。该《山地承包合同书》尾部甲方处盖有“厦门市后溪人民公社溪西大队山尾生产队”印章，代表人处的签名为“白新兴”；甲方处后部还盖有“厦门市后溪乡溪西村村民委员会”的印章，并有“杨根朝”签名；乙方代表人处签名为“王进建”。落款日期为1992年8月30日。 前述文件中包含的《见证书》载明：“兹证明溪西村山尾组组长与溪西村山尾组村民王进建于一九九二年八月三十日在我们面前自愿签订前面的山地承包协议书，本协议当事人应共同遵守自觉履行。”见证单位为“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人为黄某。 二、2004年8月30日，山尾小组（发包方、甲方）与王进建（承包方、乙方）签订1份《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乙方原有承包的山地间荒废的上石窟发包给乙方，山地间石窟面积30亩。承包期限为2004年8月至2022年8月30日。承包金为每亩每年贰元，每年租金60元，一年缴交一次，每年的12月30日前缴清全年租金。如遇国家征用土地时，土地补偿款归甲方所有，其余的青苗赔偿按原已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的第六点的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的第3点实行，期限满后按补充条款实行。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甲乙双方在原有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第四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第2小段上，有所变动，甲方可同意乙方自主经营及其它副业生产，经双方共同协商乙方在定期间可自行建设管理房，养殖或进行场地局部的平整，改善其它的经济效益的收入，甲方给予积极的肯定而不进行干涉。在合同落款处，有王进建及当时山尾小组组长杨石蛋签字，有山尾小组盖章，且有溪西村委会杨永达签字并备注有“同意小组决定”，溪西村委会也盖章确认。 三、上述“见证书”（包括《山地承包合同书》和《见证书》）和《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均有保留1份原件的溪西村委会，存在溪西村委会的原件于2018年4月2日被山尾小组组长杨国辉借走。 四、王进建提供记账凭证及收款收据拟证明其有缴交前述合同约定的租金。山尾小组在原一审中对记账凭证及收款收据中体现的2003年、2004年、2006年、2007年有缴交《山地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每年150元租金，2006年及2007年有缴交《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每年60元租金的事实予以确认。在本案审理中，山尾小组对王进建提交的体现缴交2005年承包山坡地租金210元（150元、60元）、2008年度承包山地租金210元、2009年度承包山坡地租金210元的收款收据以及2009年12月24日缴交山坡地租金150元、60元的收据予以确认。 五、王进建提交若干照片，拟证明其在承包的讼争地块上种植龙眼及建设管理房。山尾小组在原一审中质证对该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王进建种植龙眼树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认为该照片只是局部照片，且该照片体现的几乎都是人工林，龙眼树数量仅为50株。山尾小组在原一审中提供若干照片（在重审时亦有提交），并申请证人到庭作证，拟证明山尾小组村民自1991年至1995年期间在讼争地块上种植防护林，现讼争地块上除了其现场清点的龙眼树50株外，其余全部为防护林，防护林所有权归山尾小组所有。王进建质证对该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均系山尾小组村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案原一审过程中，本院对案涉山地进行了现场勘查，发现讼争地块种植有大片林木以及部分龙眼树。 六、2015年，因软件园建设项目用地需要，厦门市后溪镇人民政府征收了山尾小组约154亩多的土地，王进建承包的60亩山地在征收的土地范围内。 七、本案审理过程中，王进建提交了从溪西村委会调取的山尾小组存于溪西村委会档案中的山尾小组于2000年4月1日与案外人“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地材供应中心”签订的《租赁协议》、于2001年5月15日与案外人王总志签订的《合同书》、于2001年1月30日与案外人杨进国等人签订的《合约书》。上述合同中均盖有“厦门市后溪人民公社溪西大队山尾生产队”字样的印章。 八、溪西村委会于2019年11月14日出具1份《证明》，载明：该村各村民小组的公章均是于1997年才交至村委会保管，之前均是由各小组组长自行保管，公章交接当时的村主任为杨明宏。杨明宏在该《证明》上签字确认。 九、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进建申请黄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黄某在庭审中陈述称，1992年黄某以法律服务所人员在场见证王进建与山尾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当时的组长是白新兴。签合同的时候王进建、白新兴在场，白新兴让黄某代他签名，队章是白新兴盖的，村委会的章、签字是杨根朝盖章、签字的。 十、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向杨根朝进行调查，杨根朝确认前述《山地承包合同书》上“杨根朝”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本院还同时对杨国辉和王进建进行了询问，杨国辉陈述称案涉土地征迁时青苗补偿费是按包干价补偿，没有实际对土地上的树木进行清点，每亩的青苗补偿费包干价是38000元，其中8000元是奖励金。对此王进建亦予以确认。另外，杨国辉确认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费已发到山尾小组，尚未发给村民。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山地承包合同书》和《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二、《山地承包合同书》和《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是否可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三、王进建是否有权取得案涉山地被征迁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用？ 一、关于《山地承包合同书》及《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 （一）关于1992年《山地承包合同书》的效力。王进建认为合同有效。山尾小组认为《山地承包合同书》上的“白新兴”签字非本人所签，且根据双方的约定，该合同书要经过见证才生效，而案涉的见证内容与事实不符，故合同所附条件未成就，《山地承包合同书》未生效。 本院认证认为，《山地承包合同书》上“白新兴”的签字经双方当事人及白新兴确认不是白新兴本人所签，但是黄某到庭陈述称签订合同时白新兴有在场，是白新兴让黄某代为签名。由于白新兴与黄某关于《山地承包合同书》签订当时情况的陈述完全相反，两人的陈述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是，《山地承包合同书》上加盖的“厦门市后溪人民公社溪西大队山尾生产队”印章与山尾小组存档的其他合同上的印章一致，且山尾小组亦未提交证据否认该印章的真实性，应认定该印章系当时山尾小组的公章。根据溪西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山尾小组的公章在1997年之前由山尾小组组长保管。因此，在山尾小组未提交证据证明《山地承包合同书》上山尾小组的公章系由他人加盖的情况下，应认定公章系由当时的组长白新兴加盖。并且，该份合同上加盖有溪西村委会的印章，杨根朝亦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其中1份合同原件存档于溪西村委会。以上事实均可印证合同的真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从以上条文中“签字或盖章”的表述可以看出，签字与盖章并非合同成立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具备其一合同即可成立。并且，根据社会交往的一般规范、习惯及通常的认识水平，公章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签发文件使用的印鉴，加盖公章，代表该单位对文件的确认。《山地承包合同书》上加盖了山尾小组公章，表明小组认可《山地承包合同书》。另外，据白新兴陈述，当年王进建的父亲有向其承包案涉土地，种植了十来亩龙眼树，但当时未签订书面合同。王进建就此解释称后来是以王进建的名义签订的书面合同。以上陈述可相互印证，证明山尾小组将案涉山地承包给王进建家庭的事实，亦可佐证《山地承包合同书》系山尾小组的真实意思表示。《山地承包合同书》中“白新兴”并非本人所签，不足以否定《山地承包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 《山地承包合同书》约定“本合同经见证之日起生效”，也即该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件成就时合同才生效。但是，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王进建已实际承包案涉山地种植龙眼树，山尾小组已收取了部分年度的山地承包金，在合同签订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山尾小组并未就合同问题向王进建提出过异议，故应认定山尾小组与王进建已实际履行《山地承包合同书》。即使王进建有欠缴部分年度的山地承包金，也不能否定《山地承包合同书》已进入实际履行阶段的事实。因此，应视为双方当事人以实际行动废除了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故即使该合同未经见证，也应认定该合同已生效。 综上，《山地承包合同书》形式上真实，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二）关于2004年《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首先，《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有王进建及当时山尾小组组长杨石蛋签字，有山尾小组盖章确认，且有溪西村委会主任杨永达签字并备注有“同意小组决定”，溪西村委会也盖章确认，具备合同成立的要件。其次，山尾小组在原一审中主张王进建与杨石蛋恶意串通、侵害集体利益，但在案证据无法证明王进建与杨石蛋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的程序，但规范的是家庭承包，而非个人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虽规定土地承包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当经村民讨论通过，但该规定规范的对象为村民委员会，而非村民小组。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前述规定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因此，《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具备合同成立的要件，在本案中未发现《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事由，故本院对其效力予以确认。 二、关于《山地承包合同书》和《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能否再本案中一并处理的问题 王进建认为，《山地承包合同书》与《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是有机的整体，补充协议是在《山地承包合同书》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对双方权利义务的调整，并不是与《山地承包合同书》没有任何关系的新合同。山尾小组则认为，该两份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引发的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后果，不属于主合同和补充合同的关系，更不能放到一个诉讼中去主张权利。本院认为，双方在《增加山地承包合同书》中的约定：“甲方同意将乙方原有承包山地间荒废的土石窟发包给乙方进行修复、管理、种植。”“如遇国家征用土地时，土地补偿款归甲方所有，其余的青苗赔偿款按原已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的第六点的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的第三点实行。”“甲、乙双方在原有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第四点双方的权利义务第2小段......”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与《山地承包合同书》双方当事人相同，内容上有紧密的牵连关系，涉及的法律关系均为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且《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的部分内容是对《山地承包合同书》的补充和调整。因此，王进建将《山地承包合同书》和《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一并在本案起诉，本院在本案中合并处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有利于方便双方当事人诉讼，节约司法资源。山尾小组关于两份合同不能在同一个案件中处理、王进建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王进建是否有权取得案涉山地被征迁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用的问题 山尾小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案涉山地上的树木大部分为小组的村民种植，故本案青苗补偿款应归山尾小组所有。但是，山尾小组和王进建均确认，案涉土地征迁时青苗补偿款是按包干价补偿，没有实际对土地上的树木进行清点，每亩的青苗补偿款包干价是38000元，其中8000元是奖励金。可见，在采用包干价方式的情况下，被征迁土地上树木的实际情况并不是确定青苗补偿款的主要依据。因此，山尾小组以案涉山地上的树木大部分系小组村民种植为由主张青苗补偿款应归小组村民所有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山地承包合同书》及《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在承包期内，如国家动用承包土地，国家赔偿的青苗款归王进建，土地款归山尾小组。因此，王进建根据前述约定按每亩30000元的标准主张案涉60亩山地被征迁应得的青苗补偿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承包地被征收而引起的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王进建与山尾小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及《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定全面履行。根据合同约定，如国家动用承包土地，国家赔偿的青苗款归王进建所有。山尾小组确认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已发放到该小组。因此，王进建主张山尾小组支付青苗补偿款18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王进建主张的利息，因双方当事人对此未进行约定，故本院对王进建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杨根朝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厦门市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山尾村民小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进建支付青苗补偿款1800000元。 二、驳回王进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厦门市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山尾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乐 人民陪审员  陈妹芬 人民陪审员  蔡 铮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 法官 助理  杨超岚 书 记 员  张晶晶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 第十七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二）依法互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三）依法流转土地经营权； （四）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二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 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法官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