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民再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苏某1，男，1988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朔州市奥林花园。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某2，女，199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朔州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男，198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朔州市平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山西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苏某1因与被申请人张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6民终1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晋民申2460号民事裁定书，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再审申请人苏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某2，被申请人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苏某1申请再审称：一、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计算残疾赔偿金标准是两个，一是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法律没有规定残疾赔偿金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而原审判决依据山西省2017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88元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再审申请人于2015年8月购买朔州市奥林花园的房屋，在本案事故发生前1年内，一直居住在此，且其收入来源于城镇。原判决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之处：1.“经审查，交物业费、水电费、取暖费不必然导致上诉人自己居住”，原判决所述存在明显不当之处，再审申请人提交了自2015年8月至2018年的物业费、水电费、取暖费等收据，收据上的交款人是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的妻子或再审申请人的近亲属，结合苏某12015年8月购房的事实，足以认定苏某1在本案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的事实；2.“社区服务中心的证明明显是先盖章后写内容”这是在没有任何证据下的错误判断；3.“两份证明拟证明的居住时间是2015年8月居住，而上诉人苏某1在一审庭审陈述是在2016年3月居住，相互矛盾”，再审申请人认为虽然两个时间不一致，但是并不矛盾，因为2015年8月，再审申请人购买房屋后，开始交纳物业费、水电费等，社区服务中心、物业公司根据再审申请人的交费凭证及在小区日常居住的事实出具了证明，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再审申请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是在2016年3月居住，这是房屋装修后居住时间。虽然2015年8月与2016年3月时间不一致，但不能否认再审申请人于事故发生前在朔州市××园西门居住满一年以上的事实。原审判决只考虑再审申请人居住的事实，不考虑其在事故发生前1年的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是错误的。其次，被扶养人苏俊慧出生后一直随被申请人居住在朔州市××园西门。因此，原判决没有认定再审申请人苏某1及其女儿苏俊慧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是错误的。本案即使不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再审申请人的残疾赔偿金，依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山西省公安厅文件（晋公通字〔2018〕54号）之规定，“由于省统计局未公布我省2017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各级人民法院、公安交警及人民调解组织参照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和的标准执行”。人民法院也应按照2017年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而2017年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是19212元(10788元+8424元)。再次，再审申请人的误工费应按照5000元/月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已认定再审申请人的月工资为5000元，这是再审申请人的固定收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因此，原判以居民服务业、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人员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误工费错误。综上，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请求：1.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6民终1057号民事判决；2.依法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或改判被申请人在原判决的基础上增加赔偿申请人68995元。被申请人张某答辩称：一、苏某1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无事实依据。从苏某1原一、二审时提供的证据看，其一审时提供的购房合同，只能证明其购买了房屋，但不能证明其在此房屋内居住，二审时苏某1虽然提交了水电费单据，社区服务中心证明，物业公司证明，欲证明自己从2015年8月至事发前一直居住在其购买的朔州市朔城区奥林花园小区内，由于上述两份证明拟证明苏某1在其购买的楼房开始居住的时间是2015年8月，而苏某1在原一审庭审陈述时自称是2016年3月才开始在其购买的楼房内居住，鉴于苏某1提供的社区服务中心证明拟证明的其在购买的楼房开始居住时间与其陈述的开始居住时间明显矛盾，因此不能证明苏某1在事发前就在该楼房内居住的事实存在。社区服务中心的证明上只有孟培一人签字，且未注明该人是制作人还是负责人，而物业公司的证明却没有任何人签字，由于该两份证明形式上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故原二审法院未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苏某1提供的水电费单据，该单据上既有苏某1的名字，也有其近亲属的名字，故不必然表明就是苏某1在该楼房内居住，不能排除是其近亲属在此楼房居住的可能性。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苏某1提交的水电费单据等证据是在原二审时提交的，因不属于新证据，故原二审法院没有采纳亦无不当。现在答辩人有证据证明，苏某1从2017年2月至2017年10月是在平鲁区租房居住，而非其所说的事发前一直在朔城区购买的楼房内居住。总之，因苏某1系农户，且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的事实存在，故苏某1要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不应得到支持。二、原审法院依据2017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88元作为计算苏某1的残疾赔偿金标准正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山西省公安厅（晋公通字〔2018〕54号）文件倡导的农村居民纯收入的计算方法只能作为审判实践中的参考依据，而不是必须适用，即使适用，也只能对该文件出台后的赔偿事宜加以适用，而非之前。由于该文件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故原审法院依据2017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88元为准计算苏某1的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三、原审判决认定苏某1的误工费符合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苏某1既提供不出其在答辩人处工作月收入5000元的直接证据，也提供不出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证明，再说原审认定的苏某1工资是约定工资5000元而非实发工资，事实上苏某1挣的是效益工资，答辩人自始自终也没有按每月5000元的工资标准为苏某1发放过工资，故原判以居民服务业、修理和其他服务人员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误工费正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苏某1一审的诉讼请求：张某赔偿苏某1人身损害费31791.39元，其他诉讼请求待鉴定伤残等级后增加。事实与理由：苏某1受伤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包括：医疗费24424.8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交通费4846.5元、住宿费1120元，共计31791.39元。另外，张某在苏某1治疗期间两次垫付医疗费24000元，还三次给付工资9600元。诉讼过程中，苏某1因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增加赔偿伤残赔偿金64090元、鉴定费25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8464元、误工费25000元、营养费4500元、护理费6402元、精神抚慰金6000元、鉴定检查费466元、交通费150元等共计147572元的诉讼请求；同时苏某1变更医疗费24424.89元诉讼请求为23399.59元、变更交通费4846.5元的诉讼请求为2648.5元、变更住宿费1120元的诉讼请求为陪护人员住宿费及伙食费3909元；连同起诉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上述各项赔偿项目总计178929.0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某1系朔州市平鲁区陶村乡一半岭村人，其父亲苏满贵出生于1958年7月17日，母亲出生于1964年7月25日，苏某1父母共生育4个子女；苏某1成婚后，生育一女苏俊慧，出生于2017年3月5日。2017年2月6日，苏某1受雇在张某实际经营的平鲁区新源汽车速修有限公司从事汽车维修工作，并约定苏某1的月工资为5000元。2017年11月8日，苏某1在维修车辆发动机过程中，以眼部进入异物找张某解决，张某遂派公司员工杨波陪同苏某1先后在平鲁区人民医院、朔州市爱目眼科医院、山西省眼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进行检查，并于11月10日至11月16日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行右眼晶体切除＋玻璃体切除＋磁性异物取出＋视网膜激光光凝手术，住院6天，住院期间，由其妹妹苏某2陪护。2018年4月18日至4月26日，苏某1在其母亲刘花陪护下，二次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行右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住院8天。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诊断证明，苏某1的主要伤情为：右眼球内异物、右眼外伤性白内障、右眼角膜穿通伤。第一次手术期间张某为苏某1垫付了治疗费用19000元。截止到2018年5月4日，苏某1因治疗共支出医疗费用23399.59元，治疗期间苏某1先后几次接受张某垫付款为33600元。2018年7月17日，苏某1向本院提起诉讼，同时申请进行伤残等级和后期治疗费、误工费、护理期、营养期鉴定。2018年8月1日，朔州市人民医院人身伤害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受理鉴定申请，并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朔州市人民医院司鉴中心（2018）临鉴字第110号伤残程度评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一、伤残等级评定：（1）苏某1眼部损伤符合第5.10.2.14）“X级伤残”中的“一眼外伤性白内障；一眼无晶体或者人工晶体植入术后”的条款，鉴定为十级伤残；（2）苏某1眼部损伤符合第5.10.2.11）“X级伤残”中的“一眼角膜斑翳或者血管翳，累计瞳孔区；一眼角膜移植术后”的条款，鉴定为十级伤残。二、三期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T1193-2014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品定范围之规定，本例白内障手术治疗，评定误工期150日、护理期45日、营养期约45日。苏某1为此支出鉴定费2500元，鉴定检查费466元。此外，苏某1因治疗需要，先后支出火车和客运费2247元。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提供劳务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之间就劳动事项进行等价交换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其特征是：1.提供劳务者与接受劳务者双方地位平等，只形成劳动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不存在人身隶属关系或者人身依附关系，对损害后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2.提供劳务者与接受劳务者之间的劳务关系存续期间相对较短，提供劳务者只提供简单的体力劳动，如需劳动工具亦是自己准备，工作场所根据提供劳务的需要随时变动，没有技术含量，劳动报酬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接受雇佣人的指示与安排，在雇佣人授权或指定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佣人接受受雇人提供的劳务后向受雇人支付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其特征是：1.雇佣人与受雇人之间地位不平等，双方具有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受雇人需接受雇佣人的安排和指示，在雇佣人指定的工作场所，利用雇佣人提供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工作条件由雇佣人提供，雇佣人对受雇人的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2.受雇人一般从事长期、且带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其劳务关系存续期间较长，稳定性相对较强。本案中，现有证据证实，苏某1被张某用工后，在张某实际经营的新源汽车速修公司从事汽车维修工作，双方具有服从与被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和人身依附关系；苏某1本身是汽车维修工，从事的维修工作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且从工作开始至事发时止间隔时间较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苏某1与张某之间形成的是雇佣与被雇佣法律关系，不是自然人之间短期的劳务法律关系。公民享有身体健康权，苏某1在维修车辆期间身体遭受损害，作为雇主的张某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规定，对苏某1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苏某1请求23399.59元医疗费、14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精神抚慰金6000元、鉴定费2500元、鉴定检查费466元，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苏某1主张交通费中的部分票据，其时间、往返地及购票人不足以证实与治疗伤情关联，本院不予确认，结合医疗费票据，交通费应确认为2247元；护理费和误工费应参照2017年度山西省居民服务业、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人员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8547元的标准予以计算，护理期45天的护理费为4752.37元（38547元÷365天×45天），误工期150天的误工费为15841.23元；营养费因医院出具的医嘱中未建议增强营养，可依据司法鉴定书中确定的45天营养期，结合苏某1的伤情，按照当地机关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费每日50元的标准计算为2250元（45天×50元）；苏某1系农村户口，虽提供了购房合同，但购房合同不足以证实其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的事实，故残疾赔偿金应根据伤残等级并结合多级伤残系数，按照山西省2017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88元的标准计算为23734元（10788元×20年×11%）；苏某1主张的陪护人员食宿费3909元虽非正规发票，但考虑到苏某1住院治疗期间确需人员陪护且会产生一定费用的实际情况，酌情认定为1000元；被抚养人苏俊慧出生于2017年3月5日，需抚养18年，根据抚养人数和伤残等级系数，其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山西省2017年度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8424元的标准计算为8340元（8424元×18年÷2人×11%）；被扶养人苏满贵出生于1958年7月17日、事发时年龄刚满60周岁，因此被扶养年限应确定为20年，根据扶养人数和伤残等级系数，按照山西省2017年度农村消费性支出8424元的标准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633.2元（8424元×20年÷4人×11%）；被抚养人刘花出生于1964年7月25日，事发时未达55周岁，且未提供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故主张被扶养人刘花生活费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苏某1主张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鉴定费、鉴定检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陪护人员食宿费等共计96563.39元。张某在苏某1治疗期间垫付的费用33600元，应当予以核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1.由张某赔偿苏某1各项人身损害费共计96563.39元，核减张某已垫付的33600元后，张某实际承担62963.39元；2.驳回苏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苏某1不服，上诉至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判认定由张某赔偿苏某1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误工费、护理费的计算标准是否适当。2.原判认定的交通费是否正确。3.原判认定张某的垫付款是否正确。苏某1在张某实际经营的新源汽车速修公司从事汽车维修工作，双方之间已形成雇佣法律关系，苏某1在维修汽车发动机过程中右眼受伤，张某依法应对苏某1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焦点一，苏某1系农村户口，其在张某的汽修厂工作不满一年，二审虽提交了物业费、水电费、取暖费、社区服务中心证明、物业公司证明等，拟证明苏某1从2015年8月至今在朔州市××区居住。张某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也不能证明苏某1在××区居住，事实上苏某1在平鲁区井坪镇天容超市××楼租房居住。经审查，交物业费、水电费、取暖费不必然导致苏某1自己居住；社区服务中心的证明明显是先盖章后写内容，只有孟培签字，未说明制作人还是负责人；物业公司的证明没有任何人签字，该两份证明不符合单位证明法定要求，且该两份证明拟证明的居住时间是2015年8月居住，而苏某1在一审庭审陈述是在2016年3月居住，相互矛盾。综合分析，无法作为定案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苏某1及其女儿苏俊慧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故原判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苏某1的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关于误工费，原审认定的是约定工资5000元而非实发工资，故原判以居民服务业、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人员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误工费和护理费亦无不当。焦点二，产生的交通费应当与诊治伤情有关联，原审结合治疗情况，对部分不足以证实与治疗伤情有关联的票据未予认定并无不当。焦点三，苏某1主张垫付款为24000元，但其在原审庭审时认可：还给过工资4700元、3000元、1900元共9600元，苏某1无充分证据证实该9600元系工资，故原审认定垫付33600元并无不妥。如苏某1有证据证明张某欠付工资，可另行主张权利。苏某1所提之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申请人张某在再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证据：1.李树平租房证明及交房租费记录，用于证明苏某1于2017年2月14日至2017年10月19日租平鲁区紫河路天瑞超市××楼的房屋；李树平向苏某1收取房租2360元。2.苏慧的证言，用于证明苏某1于2017年2月至2017年10月居住在李树平所有的平鲁区紫河路天瑞超市××楼的房屋。再审申请人苏某1对于被申请人证明的租房事实予以认可，但对上述证据中的日期有异议，主张其在在11月8日受伤，但没有退房。主要是在朔州居住，所租房屋只是临时居住。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再审申请人是否满足在城镇工作居住满一年以上？2.残疾赔偿金及误工费的计算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再审申请人苏某1提供的购房合同、交款收据、物业服务合同、朔州市朔城区南城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以及朔州市泰信物业服务公司出具的居住证明等证据能证明苏某12015年8月购房的事实及其交物业费、水电费、取暖费等相关费用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苏某1及其女儿必然在奥林花园居住。被申请人提供的李树平租房证明、交房租费记录及苏慧的证明能够证明苏某1在被申请人处打工时平鲁区紫河路天瑞超市××楼的房屋居住，其女出生后也在此居住，且再审申请人打工地点与奥林花园的距离较远，再审申请人也无法提供其每天往返的证据，因此再审申请人在无法证明其与女儿苏俊慧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的情况下，再审申请人的相关费用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山西省公安厅文件（晋公通字〔2018〕54号）规定：“由于省统计局未公布我省2017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各级人民法院、公安交警及人民调解组织参照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和的标准执行”。依据上述规定，再审申请人苏某1系农村户口，则其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山西省在2017年未规定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情况下，根据山西省内的规定，参照适用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和的标准执行。被申请人张某主张晋公通字〔2018〕54号文件只能对出台后的赔偿事宜加以适用，而非之前。而该文件于2018年6月1日印发实施，本案一审判决作出的时间是2018年11月6日，该规定适用于本案。因此，山西省2017年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应为19212元（10788+8424），原审法院依据山西省2017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88元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再审申请人苏某1的残疾赔偿金应根据伤残等级并结合多级伤残系数，参照山西省2017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212元的标准计算为42266.4元（19212元×20年×11%）。苏某1主张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鉴定检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陪护人员食宿费等费用，原审计算并无不当，因此各项费用合计为114895.79元。张某在苏某1治疗期间垫付的费用33600元，应当予以核减。苏某1主张误工费应按照月工资5000元计算，被申请人张某主张原审认定的苏某1工资是约定工资5000元而非实发工资，事实上苏某1挣的是效益工资。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苏某1自述在张某处领取过两次工资，每次为5000元，但苏某1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而张某主张苏某1挣的是效益工资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从庭审调查可以看出，苏某1从2017年2月至2017年11月受伤时一直在张某处工作，其并没有从张某处按每月5000元领取工资，苏某1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照每月5000元向张某索要工资，因此在苏某1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工资收入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居民服务业、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人员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误工费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再审申请人的部分再审理由成立，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6民终1057号民事判决；撤销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2018）晋0603民初449号民事判决；张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苏某1各项人身损害费共计114895.79元，核减张某已垫付的33600元后，张某实际承担81295.79元；驳回苏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87元，由苏某1负担1530元，张某负担23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80元，由苏某1负担1320元，张某负担2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卞俊梅审判员 樊文霞审判员 谢红雯 二○二○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李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