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56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鸿金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308B。法定代表人：熊立龙，系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海涛，男，197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绍斌，广东鹏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鸿金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海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12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圳市鸿金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收款收据》看出，本案所收取的是“订车款”，而非定金，故本案不能适用合同法规定的定金罚则。虽然双方合同约定了“定金”，但合同签订在前，收款在后，而收款收据写明的是收到被上诉人“订车款”，而非定金。应当视为，收款行为改变了合同的约定。故，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双倍返还定金有误，依法应当以改判。二、被上诉人对不能交付车辆也存在过错，根据公平原则，被上诉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1.双方签订《客车销售合同》后，由于被上诉人反复向上诉人提出修改配置的要求，上诉人作为涉案车辆的代理商，被迫多次向车辆生产商提出按被上诉人的要求修改车辆配置，导致车辆交付延迟。后来，被上诉人在没有告知上诉人的情况下，直接要求解除合同。而上诉人已向车辆生产商交付了车辆购置定金人民币10万元，上诉人因被上诉人解除合同也承担了相应的损失。2.上诉人从事客车销售代理二十多年，与车辆供应商已经多年合作，存在着比较固定的销售渠道，且从未有过纠纷和不交车的事情发生。且从常理而论，上诉人作为车辆销售商，不可能有车辆而不供应给被上诉人。且从上述观点可知，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的订车款作为定金交付给了车辆生产商，上诉人并没有因本合同而获利，所以更不可能不想继续本合同的交易。三、关于上诉人所收到的按揭手续费用。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的贷款购车要求，仅只是作为被上诉人和第三方贷款方的中介，在收取了相关手续费后，也大部分已经支付给了第三方贷款方。由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导致已经交纳的费用无法退还。因此，该等责任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鉴此，根据我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对本案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董海涛辩称，根据《客车销售合同》规定被上诉人按照合同先向上诉人支付了定金人民币10万元，然后在银行交了供款人民币47220元。上诉人应按照合同第1条在2018年12月4日（合同签订日2018年9月25日延至45个工作日）将车辆交付给被上诉人，但到现在也拒不交车，是上诉人根本违约。根据原审已查明事实，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了购车定金，也实际支出了相关的费用，根据合同法规定定金必须双倍返还，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说事实部分的关于合同写明的定金和发票写的“订金”是上诉人明显的笔误，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定金是10万元，那么订金也是10万，没有合同约定的10万怎么会有订金10万呢，签订了合同的“定金”，在合同上没有先交预付款或“订金”字样，合同没有约定“订金”签订了定金在事实上不可能还要“订金”10万重复的约定，显然就是上诉人写票据的人的误写，要以事实合同中的“定金”为准，所以应当认定以合同为准，因为合同没有双方约定先付“订金”条款，所以被上诉人交的10万元就是合同规定的“定金”。不能是上诉人想写什么金就是什么金。不能以上诉人单方笔误为准，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合同中的“定金”是指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对方给付的，作为债权担保的一定数额的货币，它属于一种法律上的担保方式，目的在于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而“订金”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它不具备定金所具有的担保性质，可视为“预付款”，当合同不能履行时，除不可抗力外，应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承担违约责任。“定金”属于担保守信性质功能，对合同双方的信誉规范，在形式上的单列的，而“订金”属于部分货款先付的货款性质，是单一的购货作用没有别的功能，只是货款先付、后付问题，完全没有担保守信，在法律上两者完全不同。根据合同法第115条、担保法第89条的规定，上诉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故，原审判决合理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董海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客车销售合同》；2.被告返还原告已付定金100000元（人民币，下同）以及原告已经向被告支付的按揭等的手续费用47220.00元；3.被告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100000元；4.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需方）与被告（供方）于2018年9月25日签订《客车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北方牌客车2辆，单价73万元，总金额为146万元，交（提）货时间为45个工作日，交（提）货地点为供方厂内（北京），需方自提。合同签时，需方支付拾万元作为定金，需方在提车前支付清余款。另约定，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执行。合同另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9月26日，原告向被告支付10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显示“收到董海涛订车款拾万元”。2018年12月13日，原告向被告支付47220元。庭审中，原告称47220元是支付的按揭手续费用，合同签订后，被告拒不交车，导致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故于2019年1月17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即要求被告双倍返还定金。被告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147220元，但其中100000元系订车款，并非定金，且不能交车的原因系因原告多次提出修改车辆配置造成，被告于2019年1月18日收到原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双方因返还款项问题而成讼。原审法院认为，案件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签订《客车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客车销售合同》和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遵守和履约承责。因被告确未在原告交付定金后45个工作日内将车辆交付给原告，被告辩称系因原告原因导致无法交车，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交车，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审法院对原告主张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客车销售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案件中，原告依据双方签订的《客车销售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定金100000元，虽《收款收据》显示为订车款，但《收款收据》未有原告签字确认，故原告主张合同解除后要求被告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承担违约责任即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按揭手续费用47220元，庭审中，被告确认收到该款项，按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该款项亦应予以返还，故原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经支付的按揭手续费用47220元亦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董海涛与被告深圳市鸿金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9月25日签订的《客车销售合同》于2019年1月18日解除；二、被告深圳市鸿金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双倍返还原告董海涛定金共计200000元；三、被告深圳市鸿金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董海涛按揭手续费用47220元。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5008元,减半收取计2504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深圳市鸿金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客车销售合同系格式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该合同中并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虽然其后上诉人单方出具的收款收据中显示为订车款，但并不能据此变更之前双方在客车销售合同中的约定，故对该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由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本案被上诉人交纳的定金不是订车款，应该适用定金罚则。现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未按约定时间向被上诉人交付车辆，其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对于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上诉人所述因被上诉人原因导致车辆交付迟延，其无需返还按揭手续费的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8元，由上诉人深圳市鸿金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