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9民终3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天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21MAOMYR890X。法定代表人：贾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赤峰市松山区玉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酒泉正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900098923160Y。法定代表人：赵某。上诉人内蒙古天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酒泉正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902民初2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内蒙古天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甘0902民初2137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本案并非债务法律关系。2017年3月1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实质并不是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而是葵花种子委托代理销售合同，是被上诉人委托我方对正博葵花、西葫芦种子进行销售，被上诉人为此在合同签订时向我方出具了内容齐全、委托期限明确的(正博)种业20171第0014、0017-0025号10份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经营委托书，足以证明我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销售关系,并非买卖关系。根据种子法及农业部2016年7月8日颁发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自2016年8月15日起书面委托生产种子、书面委托代销种子、经营不分装种子和设立分支机构等四类常见的种子生产经营主体,应向当地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然后才能进行种子生产销售活动，由于被上诉人未向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致使我方在销售时种子被扣留、处罚,造成大量种子在仓库保存,并造成我方人员工资、车辆、种子库存费等经济损失。一审仅凭被上诉人在录音中的单方陈述,认定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19万元证据不足。双方当事人对账目清楚,根据提交的证据,不能计算出19万元的数额。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经营委托书及被上诉人在2017年11月份、12月份往回调货行为完全可以证明双方建立的是委托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将委托代销关系用购销合同文本来签订合同,存在欺诈，也是在用购销掩盖违法销售种子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案涉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是无效合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酒泉正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未作答辩。酒泉正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清偿货款22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涉诉费用。庭审中，当庭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为判令被告清偿货款101608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8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由被告从原告处购买价值1395000元的葵花和葫芦种子。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定陆续向被告发出相应种子，被告收到种子后也相继向原告支付了部分款项。后因销售过程中发生纠纷，经双方协商一致，2017年11月13日，原告的业务员李国梁从被告处拉回363号葵花种子33700公斤。双方因货款支付问题和损失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产生纠纷。2019年2月18日，被告公司职员王志国、李某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赵某在酒泉市七天优品酒店216房内进行对账并商议此事的解决方案，王志国对双方的谈话内容进行了录音，录音显示当天谈话时，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赵某明确说道“那次调完种子以后，账已经算清楚啦，去掉付给我的5万元，还剩22万元，应当是25万元，由于葫芦籽调的不够，也就无所谓啦，就按22万算。后面又给我打过2万和1万元，共3万，现在说白了，就是还有19万块钱”。庭审质证过程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赵某对该段录音系自己所言表示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务应当清偿。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货款1016080元，但其所提交的证据，包括农作物购销合同、发货清单6份，能够证实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收到原告部分货物的事实，但上述证据对于被告是否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属间接证据，因双方在合作期间存在退货行为，故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直接证实被告所欠原告货款或所欠货款的确切金额。认证过程中，一审法院在对第“1、3”项证据的认证中已对双方是否系买卖合同关系做出认定，此处不再赘述，故对于被告否认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被告虽否认有原告方的未付货款，但其提交的2019年2月18日录音证据显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提出已经将账目算清，目前尚有190000元未付。因该表述直接证实了原告认可被告拖欠其货款190000元，对于该表述，原告对其表述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方在场的工作人员未予以否认，庭审中，被告将该录音作为证据提交，应认定为其对于原告的表述予以认可。上述录音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情况，故对于被告所欠原告的具体货款，应以190000元予以认定，对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016080元的诉请，支持19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内蒙古天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酒泉正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货款19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酒泉正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45元，由被告内蒙古天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100元，剩余9845元，由原告酒泉正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3月18日，上诉人内蒙古天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酒泉正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供应价值1395000元的葵花和葫芦种子。合同签订时，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5万元。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依约陆续向上诉人发运种子，实际共向上诉人供应价值1695000元的种子。因上诉人无种子销售经营的资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经营委托书，委托上诉人在内蒙古赤峰、通辽地区经营合同约定的种子。后上诉人又共向被上诉人支付3万元。2017年11月13日，被上诉人委派李国梁从上诉人处拉回正博九号、鑫丰八号西葫芦种子3840桶以及3638C向日葵种子2002小袋，按合同价格计算总价款为711700元。2017年12月16日，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拉走363葵花商品葵花籽33700公斤，价款272920元。次日，又从上诉人处调回正博363向日葵种子620小袋、XF363向日葵种子130小袋、3638C向日葵种子554小袋，按合同价计算总价款为36万元。此后，上诉人再未向被上诉人付款，被上诉人也再未从上诉人处拉回种子。2019年2月18日，上诉人公司职员王志国、李某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赵某在酒泉市七天优品酒店216房内进行对账并商议此事的解决方案，王志国对双方的谈话内容进行了录音，录音显示当天谈话时，赵某明确说道“那次调完种子以后，账已经算清楚啦，去掉付给我的5万元，还剩22万元，应当是25万元，由于葫芦籽调的不够，也就无所谓啦，就按22万算。后面又给我打过2万和1万元，共3万，现在说白了，就是还有19万块钱”。以上事实有经一审质证，又经二审核查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及合同效力如何认定；未付货款金额如何认定。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性质及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上诉人内蒙古天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酒泉正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对种子的类别、品种、质量、数量、单价、总价及交货方式等均有明确约定，具有买卖合同的构成要素。《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向当地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上诉人的经营范围并不包括农作物种子的销售，根据该条规定，其销售案涉种子，需要得到作为案涉种子生产经营者的被上诉人的书面委托，故不能根据被上诉人向其出具《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经营委托书》而认定双方之间属于委托代销关系。并且，双方若系委托代销关系，则上诉人作为代销方向被上诉人付款应在种子对外销售之后，而从本案双方认可的事实来看，在《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签订之时，上诉人即向被上诉人支付5万元，显然与通常委托代销的习惯不符。种子交付之后，虽有被上诉人调回部分货物的事实，但该行为只能证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以实际行为对合同约定买卖的种子数量进行了变更，并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对买卖合同关系的性质进行改变。因此，上诉人在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双方系委托代销关系的情况下，仅依据被上诉人向其出具的《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经营委托书》，不足以否定双方签订的《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所表明的买卖合同关系，其主张双方系委托代销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所提被上诉人将委托代销关系用购销合同文本来签订合同存在欺诈、用购销掩盖违法销售种子合同无效的上诉主张亦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未付货款金额的认定问题。上诉人对加盖其公司印章的出库单中的种子认可收到，对未加盖其公司印章或收货人员未签字的出库单中的种子否认收到。经核查，加盖有上诉人印章的出库单中正博363向日葵种子的总量为800小袋，而上诉人作为证据提交的被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向其出具调货单以及上诉人自制的库存统计表中的正博363向日葵种子的数量合计为878袋，已经超过了加盖有上诉人公司印章的出库单中该种子的数量，故应认定上诉人已经收到发货时间为2017年5月6日的发货出库单中的种子。对于发货时间为2017年5月23日出库单中的货物，仅有发货凭单，没有上诉人签收的回单，不能证实上诉人已经收到相应货物，并且除去该出库单所记载的种子，剩余部分货物的总价款也与被上诉人一审中自述的供货总额1695000元一致，故应认定上诉人未收到2017年5月23日的出库单中的种子。综合以上分析，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应的种子总价款应为1695000元。扣减李国梁从上诉人处拉走价值711700元的种子、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调回价值326000元的种子、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拉走的价值272920元的363商品葵花籽以及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8万元后，上诉人内蒙古天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仍下欠被上诉人酒泉正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子款304380元，一审以19万元进行判处未超出该数额，且该数额也系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中被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自认的数额，故一审认定欠付种子款为19万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内蒙古天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上诉人内蒙古天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秀 荣审判员 李 庆 丰审判员 胡 国 丽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薛脑吾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