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民终8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叶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屯门排头街**德雅工业中心******。法定代表人：陈信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小平，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叶钢华，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1962年6月2日出生，现住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宝蓝，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富永，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旗帜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麦地路**风尚国际大厦**法定代表人：刘文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跃春，广东惠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斯勇，广东惠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叶公司）、叶钢华因与惠州市旗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帜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惠中法民四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山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小平，叶钢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宝蓝，旗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跃春、黄斯勇，到庭参加了二审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叶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山叶公司不应向旗帜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869,232元，叶钢华不对该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由旗帜公司承担一、二审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本案实际上涉及两份转让合同，除本案转让合同外，另一份为旗帜公司股东欧阳敏与叶钢华就山叶公司100%股权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两份合同内容存在交叉，同时签订，均已履行完毕。叶钢华已依约履行了上述合同全部义务，已不是山叶公司股东。山叶公司原由欧阳敏投资设立，欧阳敏是旗帜公司另一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刘文钊的妻子。签订合资协议时，叶钢华既不是山叶公司的股东，对转让协议也没有担保责任，故即使山叶公司的股东应承担连带责任，也应由欧阳敏承担。二、本案涉及的合资协议的违约条款指向的是山叶公司受让20%的合资企业股权，其中第二条第6款属于山叶公司单方承诺，山叶公司与旗帜公司并未就转让合资公司40%股权达成有效协议，故该条款不生效。其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没有就40%的合资企业股权达成合意，且如果旗帜公司将所占合资企业4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山叶公司，则金峰电路（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峰公司）会成为外资企业，其股权变更还要遵守外商独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其股权转让协议还需相关部门审批才能生效。显然，本案转让协议第二条第6款欠缺合同生效的报批要件，故在上述条款未生效时，不能认定山叶公司负有合同约定的给付义务。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叶钢华作为山叶公司的股东之一，是否应当承担股东的连带责任应适用香港法律，适用香港公司法作出的股东责任规定及股权转让分配规定。叶钢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旗帜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转让协议第二条第6款只是一个模糊的意向性的意思表示，山叶公司与旗帜公司也未就本案股权转让达成合意，故一审认定该条款具有合同效力错误。既然合同未生效，本案股权转让亦未发生，山叶公司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叶钢华也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叶钢华持有的山叶公司的股权受让自欧阳敏，担任一人股东也仅一个月左右，一审法院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认定山叶公司受到叶钢华过度控制，并判令叶钢华承担股东连带责任，显然是过度行使自由裁量权。且在起诉时叶钢华已不是山叶公司的股东，与山叶公司也没有任何关联，故叶钢华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更无需承担责任。旗帜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予维持；山叶公司和叶钢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予驳回。一、双方关于购买金峰公司40%股权的约定具体、明确，属于有效条款，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山叶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6款明确约定了转让标的、数量、价款及履行期限等，完全具备合同基本内容，且在协议其他条款中也约定了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法。旗帜公司与山叶公司关于40%的股权转让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本案旗帜公司和山叶公司均系金峰公司的股东，并非向第三者转让股权，无需报审批机构批准。因此协议第二条第6款属于附履行期限的合同条款，在合同签订时就已成就并生效。二、叶钢华应对山叶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叶钢华与欧阳敏签订了山叶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股份转让文书后，山叶公司由原一人股东欧阳敏变为叶钢华。根据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任免职书》可以确认，截止2015年10月叶钢华仍然是山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独立董事、股东及实际经营者，即使叶钢华将其中200股赠与黄伟杰、展卓（国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卓公司），叶钢华仍持有山叶公司800股，且2012年8月15日至2012年11月6日，叶钢华也是山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人股东及实际经营者。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叶钢华作为山叶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期间签订的，叶钢华将股权转让、赠与他人是其与第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转让股权的行为并不能对抗债权人。由于山叶公司是一人公司，叶钢华是山叶公司的唯一股东，且其不能证明山叶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叶钢华依法应对山叶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也正确。三、本案属于涉港股权转让纠纷，涉及的转让标的是我国内资企业的股权，合同履行地也在内地，故本案争议与内地有密切联系，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完全正确。旗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山叶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9,869,232元及其逾期付款滞纳金907969元（暂计至2015年11月13日，自2015年11月14日起至付清股权转让款之日的滞纳金，以9,869,232元为本金，按照每日0.1%计付）；二、判令山叶公司赔偿因本案所支付的律师费14.5万元；三、叶钢华对山叶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山叶公司和叶钢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旗帜公司与山叶公司于2012年8月13日签订了《合资经营金峰电路（惠州）有限公司及股权转让的协议》。该协议约定旗帜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峰公司20%股权转让给山叶公司，并约定了转让时间、价款及支付方式以及违约责任，该约定双方已经履行完毕。该协议第二条第6款约定，山叶公司承诺，三年内以不少于现有收购同等价格收购旗帜公司剩余40%的股份（即大于或等于2700万元×40%）。2013年11月18日旗帜公司与山叶公司与签订了《补充协议》，双方确认金峰公司2012年7月31日的股权转让作价总额为人民币24,673,082.20元。合同签订后，旗帜公司认为山叶公司应履行协议收购其40%的股权，并支付转让款。山叶公司认为该协议只是个收购意向，不具备合同条款，拒绝向旗帜公司支付40%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另查明，山叶公司股份占有情况：叶钢华占80%，黄伟杰占10%，占10%。山叶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由法定代表人张广辉变更为陈信桦。金峰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2016年1月5日、2016年3月21日共三次变更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旗帜公司的住所地在惠州市，山叶公司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公司，双方协议转让金峰公司股权，金峰公司住所地也在惠州市，一审法院作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属于涉港股权转让纠纷，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且本案争议与内地有实际联系，因此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本案诉争焦点为：一、山叶公司承诺三年内收购旗帜公司持有的金峰公司剩余40%的股份的条款对双方是否具有约束力；二、叶钢华应否对山叶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山叶公司承诺三年内收购旗帜公司持有的金峰公司剩余40%的股份的条款对双方是否具有约束力的问题。首先，该承诺条款是收购意向书还是合同？意向书是指双方或多方当事人表达初步设想的意向性书面文件；而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意向书和合同都是协议，意向书一般用于双方在缔结正式协议前就协商程序本身或就未来合同的内容所达成的各种约定，意向书的内容不具体和确定，而合同的内容或条款是具体明确的。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关于“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的规定，虽然明确了合同包含的主要条款，但不是所有条款都具备才足以认定为合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二条第6款关于“乙方承诺，三年内以不少于现有收购同等价格收购旗帜公司剩余40%的股份”的约定，包含了转让标的、数量、价款、期限等内容，具备了合同内容具体和明确的特质，且该承诺系山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山叶公司应受该承诺的约束。因此，该承诺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具有合同效力，双方应按该承诺履行权利和义务。山叶公司主张该承诺系意向，是一个单方承诺行为，不具备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按照该合同内容，山叶公司收购旗帜公司股权的期限已经到期，山叶公司应当依照约定向旗帜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9,869,232元（24,673,082.20元×40%）。关于叶钢华应否对山叶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9,869,232元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叶钢华出示的证据《股份分配申报表》显示山叶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为叶钢华、黄伟杰、展卓公司，叶钢华认为旗帜公司诉请其对山叶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但本案事实表明，叶钢华收购案外人欧阳敏持有的山叶公司的股权后，成为山叶公司的唯一股东，后又将其所持有的股权“分配”给黄伟杰、展卓公司，一审庭审时，叶钢华称其是根据合同转让股权，一审法院要求其在十五天内提交证据佐证，但其提交的仅仅是周年申报表、股东的组成及股份分配申报表等，故叶钢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叶钢华提交的证据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叶钢华可以随意将股东变更成他人，山叶公司受叶钢华过度控制，与叶钢华人格混同、财产混同，符合“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情形，故叶钢华依法应对山叶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旗帜公司与山叶公司没有就余下40%的股权转让款约定滞纳金，旗帜公司主张从2015年11月14日开始每日按照9,869,232元的0.1%计付滞纳金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山叶公司和叶钢华应向旗帜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9,869,232元，旗帜公司应在山叶公司和叶钢华支付股权转让款9,869,232元后三十日内，协同山叶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峰公司40%股权转让给山叶公司，并完成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山叶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旗帜公司股权转让款9,869,232元，叶钢华对该股权转让款9,869,232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旗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7,333元，由山叶公司、叶钢华承担80,000元，由旗帜公司承担7333元。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山叶公司、叶钢华提交了山叶公司2005年至2016年的周年申报表，拟证实山叶公司在此期间的股东变更情况。旗帜公司经质证认为，该证据未经公证，且为一审庭审前就已经形成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根据一审提交的股份分配申报表，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2012年11月6日由叶钢华持有的股份转化为三个主体即叶钢华、黄伟杰、展卓公司的股份，但股权是否真实转让存疑，之后的股权转让情况不清楚。后山叶公司又提交了经公证的证明书及附件周年申报表，经本院审查，该证据与山叶公司一审庭审提交的证明书及附件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其真实性。另就审理叶钢华的责任问题所应适用的法律，经本院释明，山叶公司提交了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网页上打印的香港新《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的部分内容，叶钢华提交了经公证的香港周启邦律师事务所陈伯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旗帜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坚持认为审理该问题也应当适用我国内地法律。本院经核实，香港新《公司条例》（第622章）的部分内容与网页上的内容核对无异，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经过香港公证，均足以认定其真实性。根据当事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结合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查明以下事实：山叶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明书载明，该公司于2004年9月3日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注册成为有限公司，该公司章程的组织大纲规定公司为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员的责任为有限。山叶公司周年申报表载明，2005年至2007年山叶公司登记的股东均为欧阳敏和刘慧，各持有1股；欧阳敏于2008年1月14日受让刘慧的股本，山叶公司在2008年至2011年登记的股东均为欧阳敏，持有2股；2012年8月15日，叶钢华受让欧阳敏持有的股本，山叶公司当年登记的股东为叶钢华，持有2股；2013年山叶公司登记的股东及股本变更为叶钢华持有800股、黄伟杰持有100股、展卓公司持有100股，前述1000股已缴；2015年11月2日，叶钢华将800股转让给张广辉，2016年5月11日张广辉将800股转让给黄凯文，2016年7月4日，黄伟杰将100股转让给陈信桦，2017年山叶公司登记的股东及股本为黄凯文800股、展卓公司100股、陈信桦100股。另查明，香港新《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于2012年2014年3月3月日生效，其中，第1部第3分部关于公司类别的规定为，公司类别分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私人公司和公众公司，有限公司分股份有限公司和担保有限公司；第8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规定：“（1）就本条例而言，如某公司的章程细则将其成员的法律责任限于该成员所持有的股份的未缴款额，该公司即属股份有限公司。（2）第（1）款而言，如某原有公司的组织章程大纲中，有某条件述明成员的法律责任是有限的。而该条件凭籍第98条被视为该公司的章程细则的条文，则该公司成员的法律责任，即视为按该公司的章程细则而限于该等成员所持有的股份的未缴款额”；第66条关于公司类别规定：“只有以下公司可根据本条例组成——(a)公众股份有限公司；(b)私人股份有限公司；(c)有股本的公众无限公司；(d)有股本的私人无限公司；(e)无股本的担保有限公司”。另香港周启邦律师出具的意见书认为，有限公司作为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为独立于股东。在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之股东享有有限债务责任。无需为有限公司的债务负上无限的责任。股东最高的债务责任只限于列明在公司组织章程细则上的款项。亦即股东的投资额。因此，若公司的资产不足以偿还债额，公司有可能会被勒令清盘，但是债务不及股东的私人财产。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具有涉港因素，当事人对旗帜公司与山叶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围绕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山叶公司和旗帜公司之间是否已就转让金峰公司40%的股权事项达成协议及协议的效力问题；二、审理叶钢华的股东责任问题是否应当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以及叶钢华是否应当对涉案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6款明确约定山叶公司承诺收购金峰公司40%的股权事项，该条款虽使用“承诺”一词，但属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一部分，双方既已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盖章，就应认定该条款也属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而非山叶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此外，该条款包含了转让标的、数量、价款、期限等内容，具备了合同的基本条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关于“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的规定，该条款具备合同性质，应认定双方就转让金峰公司40%的股权事项达成合意。因此，山叶公司、叶钢华主张该条款属山叶公司单方承诺和意向性意思表示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判决根据上述条款判令山叶公司依约向旗帜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9,869,232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旗帜公司对股权转让纠纷提起诉讼的同时，还诉请叶钢华作为山叶公司的股东对山叶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关于“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的规定，叶钢华的民事责任问题涉及山叶公司的股东权利义务事项，故应当适用山叶公司登记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根据香港新《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第8条的规定，有限公司成员的责任是有限度的，仅限于成员所持有股份的尚未缴付款额，当股本已经全数缴付后，成员不用承担公司的债务。本院二审已查明，山叶公司为在香港登记的公司类别为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章程的组织大纲规定公司成员的责任为有限，且公司周年申报表显示叶钢华已缴800股本，故叶钢华无需为山叶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认定山叶公司为一人公司，并认定叶钢华作为唯一股东应当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错误，应予纠正。综上，山叶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部分上诉理由缺乏理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惠中法民四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二、山叶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惠州市旗帜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9,869,232元；三、驳回惠州市旗帜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7,333元，由山叶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0,884元，由惠州市旗帜实业有限公司负担6449元；惠州市旗帜实业有限公司已向一审法院预交87,333元，由一审法院向其清退80,884元，叶钢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80,8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884元，由山叶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山叶科技有限公司和叶钢华已分别向本院预交87,333元，由本院向山叶科技有限公司清退6449元，向叶钢华清退87,33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饶 清审判员 王 芳审判员 张怡音二〇二〇年四月××日书记员 赖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