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91民初489号原告：周彬，男，198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微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才喜，山东恒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济宁市高新区金宇路北，科苑路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267108993E。负责人：赵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维雷，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周彬与被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4日立案后，原告周彬向本院提交《车辆损失评估鉴定申请书》，申请对案涉车辆的损失进行评估。2019年4月1日，济宁鹏程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做出济鹏价评字【2019】第137号《司法鉴定价格评估报告》。2019年5月6日，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第一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才喜、被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维雷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5月7日，原告周彬向本院申请对笔迹进行鉴定。2020年3月24日，山东法衡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2020年4月3日，本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周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才喜、被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维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履行保险合同，赔偿原告车辆损失费86083.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履行保险合同，赔偿原告车辆损失费81981元、拖车费1300元、评估费3000元，合计86281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21日，滕州市岗头大桥货货车发生着火，造成原告车辆损坏，原告车辆在被告处投有商业险，车辆受损后原告要求被告履行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但协商多次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贵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求。被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辩称，一、原告诉称的事实与理由不能证明构成保险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理由为：依据原被告双方订立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以下简称“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二）项、及保险条款末尾处“释义”部分关于“火灾”的解释内容可以确定，本案保险合同所约定的“火灾”指被保险机动车本身以外的火源引起的。又依据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五节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规定：“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根据现场勘验、调查询问和有关检验、鉴定意见等调查情况，及时作出起火原因和灾害成因的认定。”“对起火原因已经查清的，应当认定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点和起火原因；对起火原因无法查清的，应当认定起火时间、起火点或者起火部位以及有证据能够排除的起火原因。”现原告仅提供了滕州市消防大队善国中队2018年11月30日出具的《证明》，从该证明的形式、内容看，只是对报案时间、报称内容、扑救情况及起火车辆等客观事实情况的证明，并未对起火点、起火部位以及有证据能够排除的起火原因、火灾性质作出认定。故该证明不属于火灾认定书，不能证明火灾系本身以外的火源引起的事实。因此，依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其诉称的起火原因、性质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故在原告不能举证证明上述事实的情况下，答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所涉车辆存在“不明原因火灾”的免赔情形；也存在擅自“改变使用性质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免赔情形，在该情形下，答辩人也不承担赔偿责任。1、依据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三）项：被保险机动车因“自燃”、“不明原因火灾”等原因造成的损失，答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原告主张的起火原因必须排除“自燃”因素，且“火灾”原因必须查明，否则，答辩人免责。2、事故发生后，答辩人对事发时的驾驶员郑琦、原告本人以及案外人张光辉询问时得知，该车辆系原告以每月3000元的租金，出租于案外人张光辉用于光辉物流公司“来回跑物流”，驾驶员郑琦系张光辉以每月3000元的工资雇佣的驾驶员，事故发生时正处于运输过程中。该事实说明，原告将投保时的非营运车辆用于了营运活动，改变了该车辆的使用性质，导致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依据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五）项的约定，及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及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四条的规定，答辩人免责。综上所述，依据保险条款第六条的规定，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必须属于约定的损失原因，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当庭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鲁Ｈ×××**车辆行驶证；2.滕州市公安消防大队善国中队出具的《证明》；3.涉案车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4.拖车费发票；5.济宁鹏程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济鹏价评字【2019】第137号《司法鉴定价格评估报告》；6.评估费发票；7.《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提供的案涉车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机动车商业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证明：本案所涉标的车鲁Ｈ×××**在投保时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适用的保险条款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投保方式和保单形式为“电子保单”，投保人将保险条款和单独制作的“免赔事项说明书”交付于投保人，进而对免赔事项尽到明确提示和说明的义务等事实。原告质证如下：对原告投保的事实无异议，但是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在进行投保时，被告的工作人员仅仅要求原告进行缴纳保费，并没有告知任何保险条款及免赔事项，也没有要求原告在投保单及告知单中签字，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上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没有告知的免责条款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对该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因对该组证据中“周彬”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于2019年5月7日，申请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中“投保人签字（盖章）”处“周彬”的签字以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投保人签章处”“周彬”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2020年3月24日，山东法衡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结论为上述两处“周彬”的签名笔迹均不是周彬本人书写。因此，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2.被告提供的保险人对涉案车辆驾驶员郑琦的询问笔录、保险人对原告周彬以及案外人张光辉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擅自改变涉案车辆使用性质，将非营运车辆用于营运活动，并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事实。原告质证如下：因为原告并没有参与，不知道其真实性，对于被告主张改变营运性质，因为本案车辆损失系火灾造成，与是否改变营运性质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改变营运性质保险公司进行免赔属于免赔事项，对于原告没有法律约束力。对该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保险人与原告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保险人分别与郑琦、张光辉的询问笔录，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证，故，对郑琦和张光辉的询问笔录，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在被告处为车牌号为鲁Ｈ×××**（车架号：LJ11KBBD2G8020297;发动机号：89842950）的车辆投保商业险和不计免赔；被保险人为原告周彬；保险期间为2018年9月30日0时起至2019年9月29日24时止。2018年11月30日，滕州市公安消防大队善国中队出具《证明》，2018年11月21日22时56分，案涉车辆在滕州市岗头大桥着火，滕州市公安消防大队善国中队接到报警后到现场将火扑灭。原告因该事故支付拖车费1300元。2019年2月26日，原告向本院提交《车辆损失评估鉴定申请书》，申请对案涉车辆的损失进行价值评估。2019年4月1日，济宁鹏程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做出济鹏价评字【2019】第137号《司法鉴定价格评估报告》，价格评估结果为案涉车辆的损失价值为81981元。原告因评估支付评估费3000元。2019年5月7日，原告向本院申请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中“投保人签字（盖章）”处“周彬”的签字以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投保人签章处”“周彬”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2020年3月24日，山东法衡司法鉴定中心做出山法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0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结论为上述两处“周彬”的签名笔迹均不是周彬本人书写。原告因鉴定支付鉴定费23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告主张的免责事由是否能够成立。第一，涉案保险条款“保险责任”第六条明确约定，因火灾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同时在“释义”部分对“火灾”的定义明确为“指被保险机动车本身以外的火源引起的、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即有热、有光、有火焰的剧烈的氧化反应)所造成的灾害。”该定义将机动车自身原因以及不明原因引起的火灾排除在外。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九条第三项约定，自燃、不明原因火灾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本案中，滕州市公安消防大队善国中队出具的《证明》中未对起火原因进行认定，亦未做出“起火原因不明”的认定。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机动车辆火灾责任等问题的复函》对“不明原因产生火灾”的释义,即“不明原因产生火灾”是指公安消防部门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认定的起火原因不明的火灾。因此，案涉火灾不属于“不明原因火灾”。其次，被告主张其不应承担保险责任,应举证证明涉案保险事故存在免除其保险责任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中，没有记载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虽然载明“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但原告经过司法鉴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周彬”签字均不是本人所签，被告无法证明其已对保险条款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因此，涉案保险合同中免除被告责任的条款，对原告不产生效力。即使案涉保险事故属于自燃或不明原因火灾，被告也不能因有免责条款而拒绝赔偿。第二，被保险车辆的行驶证中记载的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中记载的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但从保险人对原告做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原告自认其以每月3000元的价格将被保险车辆出租给案外人进行物流运输，车辆的使用性质已实际变更为营运类车辆。虽然案涉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九条第五项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产生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原告经过司法鉴定，确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原告签字不是其本人书写，免责条款对其不产生效力。其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原告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序显著增加时应当尽到法定的通知义务,但该法定通知义务的发生应当以原告对免责事项明知且原告存在明显故意的情况下产生,被告亦才能因此免除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原告对免责事项并不明知,被告亦未尽到必要的提示及说明义务,在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被告不当然免除其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再者，认定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应充分考虑到肇事车辆用途改变和使用范围的变化,且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增加应属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不能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本案中，虽然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已实际发生变更，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保险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处于营运状态，亦不能证明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与事故发生具有因果关系。综上所述，原告在被告处投保商业险，双方形成财产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保险期间内，被告承保的车辆发生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损毁，被告应在其承保的商业险责任限额内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周彬支付保险金83281元（其中，车辆损失81981元、拖车费1300元）；二、限被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周彬支付因本案支出的评估费3000元、鉴定费2300元，合计530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15元，减半收取计1007元，由被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笑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韩军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