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3民终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贺雷，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萍，江西赣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宾娇，女。原审被告：刘树升，男。原审被告：刘念冬，男。原审第三人：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湘**陶瓷产业基地。法定代表人：黄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男。上诉人贺雷因与被上诉人张宾娇、原审被告刘树升、原审被告刘念东、原审第三人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升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2019）赣0313民初1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贺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萍、被上诉人张宾娇、原审被告刘树升、原审第三人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刘念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贺雷上诉请求：1、撤销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2019）赣0313民初1081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等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在了解到张宾娇时由于柳树升借张宾娇的民间贷款没有进行清偿而认定以194万元借款金额的基础上柳树升以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百分之五的股份用以清偿该债务，事实上，张宾娇只借款110万给刘树升，刘树升已经偿还了140余万元，届此，刘树升若再欠194万元是不符合常理的，明显张宾娇是非法发放高利贷而获取高额利率而迫使刘树升以股抵债，因此，张宾娇获得刘树升的股权是恶因之果，不是善意及以合理价格取得该股份，其股权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一审法院没有审查张宾娇的股权获得的具体情况，而导致不能公正审理本案，典型与法律公平正义原则相违背。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2019年4月3日通过承接债务的方式受让了刘念冬代持刘树升的股权共计13%，并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同时处理了大多数涉刘树升的债务，一审法院忽略该部分事实，认定上诉人不是善意及以合理价格取得该股份，明显违反《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张宾娇答辩称，刘树升当时是厂里的法人代表，他是向我个人借的，后来他自己提出来要转让股权给我的，还我的债务。我们是当着黄宇的面签的协议，贺雷就是一个代言人，其实后面操作的是黄宇，我这笔钱也是一大笔的资金，也是我个人的。刘树升陈述称，没有意见，依法判决。利升公司陈述称，没有意见。张宾娇在一审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刘树升、刘念冬、贺雷于2019年4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行为无效；2.判决贺雷应返还其侵占的原由刘念冬所代持的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5%的股权给张宾娇；3.判决确认张宾娇享有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5%的股份权利；4.本案诉讼费由刘树升、刘念冬、贺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树升因拖欠张宾娇借款本息合计194万长期未还，双方协商以被告刘念冬代刘树升持有的第三人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5%股权作价200万元抵债。2018年4月28日，张宾娇与刘念冬签订一份《股权代持协议》一份，双方约定：“甲方（即原告张宾娇）受让乙方（即被告刘念冬）的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5%，计价每股为人民币40万元共计人民币200万元依然登记在乙方名下，该股份实为甲方所有，甲方放弃将该股份显名登记在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中，乙方不得以登记为由据为己有，不得损害甲方的权益。甲方作为隐名股东不得干涉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等企业的一切事务，只对该股份享有按比例分红和承担亏损的权利和义务。若甲方需要办理股权变更或转让，乙方应当予以配合，包括增减股份、变更、转让股份等，但转让后是否成为显名股东需经其他股东的同意和认可。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甲乙双方不得转让公司股份。甲乙双方的代持行为不得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和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否则，应当赔偿由此造成公司或其他股东的损失。股份转让时间及代持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双方签字生效”。张宾娇与刘念冬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名后，刘念冬还在协议尾部书写“本人同意将利升科技有限公司所分红利按本人名下5%汇入甲方（原告）名下。户名：张宾娇，6222081504000762689，承诺人：刘念冬”，刘树升及王彬、黄宇均以在场人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字。上述代持协议议定的股份转让款200万元，在抵消刘树升所欠张宾娇194万债务外，张宾娇还另行支付给刘树升现金6万元。2019年4月3日刘念冬又与贺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双方约定：“甲方（被告刘念冬）将持有的在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出资额为65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被告贺雷）。双方达成以下条款：一、甲方保证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未设置任何权利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或诉讼。二、甲方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中如有尚未实际缴纳出资的部分，转让后，由乙方继续履行这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具体情形以出资证明书载明为准，双方已确认无异议。三、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50万元，乙方须在完成股权变更的法定登记手续后七日内将价款支付给甲方。四、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五、因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争议，双方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六、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协议文本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公司存档一份，申请变更登记一份”。该协议签订同日，第三人利升公司以股东会决议形式同意刘念冬向贺雷转让出资额为650万元的股权，并对公司经营范围作出变更。刘念冬、贺雷、黄宇均在该决议上签字认可。同日，刘念冬、贺雷在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第三人利升公司股东出资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将“刘念冬出资额650万元占13%、黄宇出资额3500万元占70%、贺雷出资额850万元占17%”变更为“黄宇出资额3500万元占70%、贺雷出资额1500万元占30%”。张宾娇得知上述情况后，多次与对方交涉，并向萍乡市公安局湘东分局报案请求查处未果，遂起诉要求处理。刘念冬与贺雷约定的股权转让的受让款为650万元，庭审告贺雷方陈述该转让款构成为刘念冬欠“翼龙贷”贷款84.5万元及利息、欠黄建文借款92万元及利息、以萍乡市多源瓷土有限公司名义取得的财源信贷通贷款300万元及利息，上述三笔债务不再由刘念冬负责偿还，均转由贺雷承担，并代为支付了法院执行款298411.24元。但贺雷并未能提交上述三笔债务均已办理合法债务转移至其名下的有效文件、文书等证据，仅在庭审中提交刘念冬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当日出具的收条一份，上书“今收到贺雷支付刘念冬在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持有13%股权，购买股权款为陆佰伍拾万元整”，并当庭出具贺雷以“法院执行款”为由向第三人利升公司借支298411.24元的借支单，以及该款转入一审法院标的款银行账户的电子回单各一份。在萍乡市公安局湘东分局查办案件期间，贺雷于2019年6月6日向该分局提供其与刘树升、刘念冬共同署名出具的《股权转让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由刘念冬（代持刘树升股份）名下13%的股份转让给贺雷，转让价格为20万元/股，总转让价格为260万元，股份转让金额的支付方式为：由贺雷代替偿还刘树升个人的对外借款。贺雷代替偿还刘树升个人对外借款的具体名单如下：1.代刘树升偿还黄建文借款92万元，该借款质押原刘念冬（代持刘树升股份）4.6%股权，债务清偿后，解除股权质押。2.代刘树升偿还翼龙贷丁赞方借款本息844842.24元。3.代刘树升偿还刘树升以萍乡市多源瓷土有限公司名义取得的财园信贷通贷款300万元及利息，该贷款由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向湘东区产业园管委会进行反担保。贺雷代替偿还刘树升的对外借款共计4764842.24元，核减260万元股权转让款，贺雷替刘树升多偿还了2164842.24元个人借款，该多偿还的部分，贺雷有权随时向刘树升进行追偿。”张宾娇曾于2019年5月30日向萍乡市公安局湘东分局报案，称被刘树升、贺雷等合同诈骗156万元，该局经济案件侦查队经调查后，以该案属于经济纠纷为由不予受理。该队已于2019年12月6日书面签章说明了上述接处警经过。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债务人以股抵债、债权人受让债务人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后交由他人代持，因代持人作出无处分权的股份转让而引发的纷争，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结合庭审认定的法律事实及证据采信情况，针对当事人争议焦点问题作如下阐述与认定：一、张宾娇与刘念冬所签订的《代持协议》效力认定及其实际出资人地位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张宾娇以其对刘树升拥有的债权194万元及现金6万元为对价，受让刘念冬代刘树升持有的利升公司股权5%，在该对价交易中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对此三方在股权转让协议均已明确该法律事实，该代持协议约定内容为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张宾娇按股份比例兑付了转让款后即享有对应出资权益，对其实际出资人地位予以确认。二、刘念冬与贺雷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认定及贺雷的股权受让行为是否构成合法、善意取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明确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刘念冬在代持张宾娇5%股权期间，向贺雷出让其所持的第三人利升公司13%全部股权，该13%股份中包含了替张宾娇代持的5%，其转让行为并未取得张的授权同意或事后追认，应认定为无处分权转让。虽然已在相关机构办理了法定的登记变更手续，但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贺雷与刘念冬、刘树升并非以“善意”的方式、“合理的价格”进行的股权转让，该股权转让协议涉及张宾娇5%部分无效，贺雷对刘念冬代持张宾娇5%股权的受让，不能构成善意、合法取得。主要理由有：一、贺雷、刘念冬以20万元/股转让案涉原告张宾娇5%股权，实际交易价格畸低。该20万元/股的股价仅为张宾娇于一年前出资受让的40万元/股的一半，封闭公司股权在短期内斩半交易，该交易单价在金额上应认定为不合理。张宾娇所举证据足以证实上述交易价格的不合理性，贺雷辩称该价格为市场行情及企业经营现状导致、为合理价格，其答辩系对张宾娇诉求的反驳，贺雷负有对该反驳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举证责任，但至判决前却并未提交足够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对其答辩意见不予支持。二、该转让交易实际未支付对价。《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对交易双方有两个约束性规范：一是转让价格合理，二是转让价款已经全部支付或部分支付达到了一定的合理程度。贺雷、刘念冬、刘树升三人虽以议价650万元进行股权转让并办理了登记变更，但双方议定的转让款支付方式为刘树升个人债务转移至贺雷名下，庭审中均未能提交刘树升个人债务实际上已经办理了转移至贺雷名下的有效文件或手续，贺雷借支298411.24元的借支单据亦不能认定为代替刘树升还款，据此足以认定案涉股权转让款650万元并未实际支付。在自身债务并未因股权转让而转移豁免的情况下，被告刘念冬以“白条”形式出具收条，自认收取了650万元转让款，该收条真实性与合法性均不能成立，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贺雷以此收条证明其支付了全部转让款的证明目的亦不能成立。综上，贺雷受让的该笔13%股权涉及张宾娇被代持的5%股权并非以“善意”的方式和“合理的价格”取得，严重损害了原告张宾娇出资权益，即便已对案涉利升公司13%股权进行了法定变更登记，仍应确认双方对张宾娇5%部分股权转让、受让无效。刘念冬作为无处分权人，将其代持的张宾娇所有的利升公司5%股权擅自转让，贺雷作为受让方并非善意、合理取得，张宾娇作为该股权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三、贺雷受让的案涉利升公司13%股权中涉及张宾娇被代持5%部分股权转让无效的法律后果及相关股权处理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案涉利升公司13%股权中有5%为张宾娇出资权益，该部分股权应予返还给张宾娇。因张宾娇在第三人利升公司尚无显名股东资格，且本案审理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也不能与其股东显名诉求竞合，故在其显名股东资格尚不能确认、原代持协议又被确认有效的情况下，该5%股权返还方式应为继续由刘念冬代持，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已经对该股权进行了变更登记，故该返还履行方式为行为履行，刘念冬、贺雷应在判决规定期限内将案涉张宾娇5%股权重新登记在刘念冬名下，以此恢复代持原状；《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案涉13%股权转让中剩余8%股权的转让份额在交易双方尚无争议、也无他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应予维持变更登记现状。综上，本案张宾娇大部分诉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支持，但其诉求贺雷与刘念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全部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本案为合同效力及行为效力的确认之诉，张宾娇要求显名享有第三人利升公司5%股份权利的诉讼请求不能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对该诉求不予支持，张宾娇只能通过另案诉讼予以解决。张宾娇诉求中虽然未要求确认其与刘念冬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但其在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已作出明确主张，故仍需以判决方式确认该协议效力，并以此固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与基本法律事实，该判项并未超出诉求范围。贺雷、刘念冬、刘树升违反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擅自转让或受让无处分权的他人财产，损害了张宾娇作为实际出资人对该股权享有的实际权利，应予承担本案全部责任。贺雷提出的案涉13%的股权已作出登记变更、具有公示力、不存在侵占原告股权行为、股权转让合法有效等答辩、质证意见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刘树升、刘念冬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十九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宾娇与刘念冬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二、贺雷与刘念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部分无效，贺雷与刘念冬对张宾娇被代持的5%股权的处分行为全部无效；三、限贺雷、刘念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到相关登记管理机关将第三人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人（股权）构成从“黄宇出资额占70%、贺雷出资额占30%”变更为“黄宇出资额占70%、贺雷出资额占25%、刘念冬出资额占5%”；四、张宾娇对判项三变更登记后刘念冬代其持有的第三人萍乡市利升科技有限公司5%股权享有100%的投资权益。五、驳回张宾娇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22800元（张宾娇缓交），由贺雷、刘念冬、刘树升共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贺雷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三份替代偿还债务协议，拟证明贺雷所取得本次争议股权所涉协议30%的组成均系合理等价取得、善意取得，并且也与相关的其他债权人达成了债务偿还协议；第二组证据为刘树升的银行账号明细清单，拟证明刘树升共计偿还张宾娇146万元，128万元系转账，18万元是现金，刘树升转让给宾娇的代持部分的股权是一种恶意，实际是一种高利借贷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经质证，张宾娇认为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二组证据并没有收到这么多，18万现金没有收到。刘树升认为没有意见，字是我签的。利升科技认为三性均没有异议。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所记载的协议签订时间均为2019年3月29日，该日期在刘念冬与贺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从形式上看该证据形成于一审庭审之前，且贺雷作为协议签订主体具有掌握协议的主动权，但贺雷于一审时并未向法庭提交，也未陈述正当理由。因此，该证据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同时，仅凭这三份协议也不能实现上诉人贺雷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仅系刘树升的部分银行明细，其陈述的现金部分也并无收条，因刘树升与张宾娇均陈述借条已经撕毁，刘树升也陈述其与张宾娇之间对借款进行了结算，故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亦不能达到上诉人贺雷的证明目的，也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张宾娇向本院提交文继萍与刘树升的电话录音一份，拟证明刘树升自己陈述他在利升公司还有5.8%的股份。经质证，贺雷认为，三性均有异议，这份录音并没有真实反映公司的股权结构，这次录音也正反映了被上诉人其实并不是主张的本案争议的30%股权当中的这一部分。刘树升认为是跟他的通话，内容当时是他说的，是跟当初他们签的协议的清偿的债务的进程有关，他自己并不是很清楚。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仅为电话录音陈述，并不能证明刘树升的持股情况，不予采信。除此之外，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其他证据。本院以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争议焦点有以下两个方面：焦点一，刘念冬与贺雷于2019年4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焦点二，本案诉争的利升公司的5%的股权权利归属。关于焦点一，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争议仅涉及刘念冬代持张宾娇5%的部分，故对该部分效力的审查重点在于刘念冬代持张宾娇股份行为的合法性和贺雷受让该部分股份行为的合法性，这两个方面也是贺雷提出上诉的主要理由。关于刘念冬代持张宾娇股份行为的合法性，1、根据张宾娇与刘树升在二审庭审的陈述（见二审庭审笔录），二人之间确实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且刘树升也向张宾娇偿还过部分款项，双方之间对借款进行了相应的结算，同时对本案诉争的5%的股份对价也进行了约定，故二人之间的借款关系真实发生，且刘树升亦未还清相应款项。2、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案诉争的股份系刘念冬替刘树升代持，刘念冬与张宾娇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刘树升、黄宇等作为在场人也在该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合同相对方并未对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也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撤销，故本院认为张宾娇与刘念冬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关于贺雷受让本案诉争股份行为的合法性，1、《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明确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就本案而言，黄宇作为利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刘念冬与张宾娇所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上签字，根据黄宇陈述，该协议签订的地点是黄宇的办公室，可见黄宇对刘念冬代持张宾娇5%股权的行为是明知的，且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未对代持行为提出异议。关于黄宇和贺雷的关系，刘树升陈述贺雷是黄宇的人，实际是转给黄宇（见一审正卷第64页），贺雷陈述其与黄宇是朋友，是黄宇邀请其进入利升公司（见二审庭审笔录），同时贺雷陈述“刘念东名下的股份实际是刘树升的，是刘念东代持，黄宇说转到我名下我就同意了，但是这个17%实际上就是黄宇的了，我只是代持”（见一审正卷第75页），结合以上陈述可知，黄宇与贺雷关系密切，且贺雷亦存在替黄宇代持股份的行为。况且，利升公司2019年4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来看，黄宇、贺雷、刘念冬均签字认可，由此可知，黄宇、贺雷均明知刘念冬所转让的股份中包含其代持张宾娇的5%的股份。所以，贺雷在明知刘念冬代持张宾娇股份的情况下，在未通知张宾娇的情况下仍然受让该股权，不能认定为是善意的。2、从转让的对价来看，张宾娇与刘念冬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对价为40万元每股，刘念冬与贺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对价和刘念冬出具的收条所记载的为650万元转让13%的股份即50万元每股。然而，刘树升、刘念冬、贺雷所签订的《股权转让情况说明中》中仅以20万元每股的对价进行转让，这一价格明显要低于前述价格，贺雷亦未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贺雷是以代刘树升偿还债务的方式受让股份，但贺雷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以个人名义或个人出资实际偿还债务，故不能认定贺雷已经支付对价。综上，贺雷受让刘念冬代持张宾娇部分的股份并非善意，也未支付合理对价，严重损害了张宾娇的权益，故应当认定刘念冬与贺雷对张宾娇5%部分股权转让、受让行为无效。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刘念冬与贺雷对张宾娇5%部分股权转让、受让行为无效，无效部分应当予以返还，即贺雷应当向刘念冬返还该5%的股权，恢复刘念冬代持张宾娇股份的原状，该股份的投资权益仍由张宾娇享有。综上所述，上诉人贺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贺雷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艳审判员 黄 薇审判员 周丽娜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郑瑾瑜书记员李瑜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