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35992号原告：深圳市得心应手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法定代表人：周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萌，广东金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云，广东金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政泽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3735号133室。法定代表人：张海红，总经理。被告：张卫军，男，197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嘉祥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雨伦，上海中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2339号4层4009室。诉讼代表人：蔡炳辉，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霞，该公司职员。原告深圳市得心应手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政泽物流有限公司（下称政泽公司）、张卫军、第三人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远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深圳市得心应手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萌，被告张卫军，被告政泽公司、张卫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雨伦，第三人远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政泽公司向原告支付保理融资本金1350000元、保理费手续费1500元和保理融资的利息(包括融资期限内正常利息51187.5元和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年利率24%计，以135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张卫军对政泽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远成公司为解决其公司及其分、子公司对供应商的运费支付问题，与原告合作，于2018年1月25日签订《业务合作协议书》，由原告就供应商对远成公司的应收账款向相应供应商提供保理融资服务。政泽公司作为远成公司及其子、分公司的供应商，与原告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原告向政泽公司发放保理融资款，该保理业务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原告不承担坏账风险，有权对政泽公司行使追索权。同时，张卫军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对政泽公司在上述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原告向政泽公司发放了保理融资款，政泽公司也向远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发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将政泽公司对远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但远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在应收账款到期后分文未付，两被告也未向原告还款。被告政泽公司、张卫军共同答辩称：一、政泽公司是基于远成公司的要求与原告签订合同，本合同签订过程中双方存在重大误解。远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为支付拖欠政泽公司的运费而向原告融资，并要求两被告配合办理相关保理融资手续。故政泽公司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系原告代远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支付政泽公司的运费，而不是政泽公司向原告融资，政泽公司并无融资需求，政泽公司收到款项后又将款项转给远成公司指定的账户且又转到原告的关联公司账户，政泽公司实际仅收到部分运费，本案保理融资本金、手续费和利息等应当由远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支付。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上述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二、即使认定双方保理关系成立，本案保理合同是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全篇并无能够引起被告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或特别标识，免除原告责任、加重被告责任、排除被告主要权利的条款为无效条款。两被告只是按原告与远成公司的要求在格式合同上签字盖章，并不知道合同内容，原告未向被告提示可能要还款的风险。根据《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及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审委会纪要，保理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涉案保理业务是有追索权保理还是无追索权属合同重点条款，决定双方权利义务是否受到限制以及承担风险责任的大小，原告应尽到说明义务。而原告不仅没有明确向被告释明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的定义，反而诱导被告忽视免除原告责任、加重被告义务的格式条款。系争保理合同对十三个关键名词进行解释，却偏偏没有解释有追索权保理、无追索权保理。故合同所涉追索权的格式条款以及格式条款中对合同项下保理业务性质的定义都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结合双方签订合同的背景、目的，系争保理合同应为无追索权保理。三、原告起诉的法律依据不足。按照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方的解释，合同第二条关于“追索权”的规定应解释为政泽公司仅对远成公司无法履行的部分应收账款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故原告应当列远成公司为第一被告，并在穷尽一切手段无法获得清偿的时候，才可以向两被告追偿。合同第九条是关于应收账款到期追索的规定，并没有涉及追索权，无法认定本合同是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同时，根据合同第十条“反索”的规定，只有当远成公司因基础合同纠纷提出抗辩事由而导致付款延迟或政泽公司转让的应收账款存在严重瑕疵的，原告才可行使反索权。本案中，原告认可政泽公司转让的应收账款没有任何瑕疵，远成公司也未就基础合同提出抗辩，原告的反索条件并未成就。四、系争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已由远成公司偿还完毕。远成公司在庭审中陈述了偿还政泽公司每笔款项的时间和金额，应为真实。理由如下：1.原告和远成公司的对账并未完成。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依次与商小吕、户丹进行对账，但未达成一致，时隔半年之后其直接要求任霞出具对账台账，该台账没有远成公司主要负责人的签字和盖章，应属无效。2.远成公司与其关联公司不存在真实业务往来，原告和远成公司基于虚假基础业务关系办理保理融资，应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和远成公司称远成公司偿还至原告账户中的款项都是用于偿还保理融资款，故双方因借贷关系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应计算在远成公司尚欠的保理融资总额之内，借贷部分金额应从保理业务还款中扣除。远成公司提交的最新台账，已将上述不属于保理融资款的金额予以扣除，应予采信。五、政泽公司于2018年2月6日支付保证金67500元、手续费1500元。即使法院认定远成公司没有还清本案款项，在计算欠款本金时也应将保证金、手续费预先扣除。第三人远成公司述称：一、政泽公司作为供应商为远成公司及其关联分、子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由远成公司支付运费。远成公司为支付其拖欠政泽公司的运费，向原告融资，并要求政泽公司配合原告办理相关保理融资手续。政泽公司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是代远成公司支付的运费，而不是政泽公司向原告融资，政泽公司没有向原告融资的实际需求。原告将保理融资款支付给政泽公司后，政泽公司按照远成公司的指令将部分款项转回远成公司使用。目前，远成公司仍拖欠政泽公司运费，本案保理融资本金、手续费和利息等应由远成公司承担，原告要求政泽公司支付该等费用不符合实际情况。二、原告起诉的保理融资本金、手续费、利息等实际上已由远成公司清偿，远成公司目前所欠原告的保理融资款均是其关联公司作为供应商的融资款。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原告围绕起诉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保证合同》等证据，本院归纳评论如下：1.关于原告提供其与两被告之间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得心应手应收账款池业务通知单》《保证合同》、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清单、运输合同及相关文件、放款回单，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2.关于原告向政泽公司发出的反索通知书、邮件底单及妥投证明，两被告表示没有收到。由于上述通知书是按政泽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邮寄，且邮政速递公司出具了投递证明，故本院确认原告已对政泽公司发函催收。3.关于原告提交其向远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发出的电子邮件及附件内容、催收通知函、邮件底单及妥投证明，远成公司对其真实性未持异议，本院予以采纳。4.关于原告提交其与远成公司的业务合作协议、远成公司涉诉案件执行信息，各方当事人未持异议，本院予以采纳。5.关于原告与商小吕、户丹、任霞、黄远成的微信聊天记录（涉及任霞、黄远成的聊天记录已经公证）、张家爽签名的对账表及相关邮寄记录，鉴于远成公司对聊天人员的身份未持异议，也承认向原告邮寄了上述对账表，本院对以上证据均予以采纳。6.关于原告提交的催收台账总表及关联公司置换业务明细，两被告及远成公司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是原告单方制作，无法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至于双方之间如何进行旧债置换，本院将结合双方庭审陈述以及本案其他事实予以认定。7.原告提供的其余证据，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并无影响，本院不予采纳，不再一一评述。（二）被告政泽公司、张卫军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了远成公司出具的还款说明、还款明细以及转账记录、银行回单（保证金、手续费）作为证据，原告对上述转账记录、银行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还款说明及还款明细，原告不予认可，由于该两份证据是远成公司单方出具，其能否达到证明本案欠款已清偿的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予以认定。（三）第三人远成公司围绕其意见，提交了原告与远成公司未还款明细表、已还款明细表、付款及银行流水明细表、合作台账明细表、账页打印件、业务台账明细等作为证据，拟证明其已清偿本案债务，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由于上述明细表属远成公司单方制作，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至于该证据能对本案事实产生何种证明作用，本院将结合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以及本案其他事实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远成公司与原告于2017年3月起开展保理业务合作，双方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对于存在应收账款且有保理融资需求的供应商，经由远成公司推荐，可向原告申请应收账款保理服务；经原告审查符合条件的，原告可就应收账款向相应供应商提供保理融资服务；远成公司作为集团公司，对其子、分公司进行资金统筹，将应付款项支付至原告指定的保理资金账户。政泽公司是远成公司及其分公司、子公司的供应商。2018年2月5日，原告(甲方)与政泽公司（乙方）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本合同所称的保理是指甲方通过与乙方协商受让乙方与买方的商务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取得对买方收款的权利；本合同项下的保理业务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不论乙方转让的应收账款是否在保理额度之内，甲方均不承担坏账风险，当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时，乙方须为买方的履约行为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第二条约定）；应收账款池额度金额、期限和融资比例以《得心应手应收账款池业务通知书》记载的内容为准，该通知书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乙方应支付保理费和账户管理费，具体约定以《得心应手应收账款池业务通知书》为准；如买方超过正常回收期而未向甲方付款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补足相应的保证金或将新的应收账款转让给甲方，或采取自认为合适的方式向乙方追偿买方未支付的应收账款并开始计收罚息（第九条约定）；就乙方在本合同项下应付而未及时支付的任何款项，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应按拖欠款项的实际天数及罚息利率向甲方支付罚息，罚息利率为每日0.1%，对乙方未按时支付的利息，甲方有权按本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计收复利；买方对乙方基于商务合同履行的义务提出异议而造成买方对有关应收账款提出抗辩、反诉或抵销等争议，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只要买方以此为由拒绝付款，甲方即有权认为交易纠纷己经发生，并向乙方行使反索权；乙方或买方发生或即将发生破产清算事件、乙方或买方的财务状况发生严重恶化、买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将拒绝支付应收账款的全部或部分等情形，甲方可依据本合同及商务合同的规定向乙方追索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等（第十三条约定）。同日，原告与政泽公司共同签署《得心应手应收账款池业务通知书》，约定：核定的融资总额度1500000元，额度期限2018年2月5日至2019年2月4日，应收账款融资比例为90%，本额度为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买方名单为苏州世豪快运有限公司（下称世豪公司）、宁波远成畅达快运有限公司（下称远成畅达公司）、远成公司，买方额度均为150万元，付款期限均为3个月，保理费手续费为按实际转让的应收账款金额的0.1%向原告逐笔支付；融资年利率15%（以融资款为基数按实际融资天数计算），在保理融资到期时一并收取，逾期利率为每日0.1％。对政泽公司未按时支付的利息，原告有权按本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计收复利；如果应收账款池中的有效应收账款余额不足以覆盖已发放的授信敞口或应收账款逾期不能收回，政泽公司应在接到原告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补足相应的保证金或将新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否则，原告将立即停止政泽公司在原告处的所有授信出账，并要求政泽公司对全部融资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进行回购。同日，原告与被告张卫军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张卫军为原告在前述《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主债权余额包括但不限于保理融资本金、保理手续费及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50万元整为限。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卖方须支付回款到期日或其它款项应付日之次日起2年。2018年2月6日，原告向政泽公司转账支付1350000元，政泽公司向远成公司、远成快运（上海）有限公司发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编号为：ZRTZ20180205），告知将政泽公司对世豪公司、远成畅达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原告，要求远成公司、远成快运（上海）有限公司在应收账款期满或付款条件成就时，将款项直接付至原告账户，运费付款金额为1500000元、保理融资利息为51187.5元，付款时间为2018年5月8日，相关保理手续费1500元付款时间为2018年2月6日。远成公司在上述通知书上盖章。政泽公司于2018年2月6日向原告支付保证金67500元、手续费1500元。原告对上述付款情况予以确认，也同意将保证金从其主张的还款金额中扣除。后远成公司、世豪公司、远成畅达公司未对原告还款。原告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查询的信息显示，远成公司自2018年8月24日起在多起执行案件中均未能履行债务。原告向世豪公司、远成公司、远成畅达公司发出催收通知函，要求上述公司在收到通知函后3日内向原告支付编号ZRTZ20180205的应收账款，上述通知函分别于2019年7月18日、7月19日、7月25日被签收。原告另向政泽公司发出反索通知书，要求政泽公司在收到该通知书后三日内支付应收账款融资本金1350000元、保理手续费1500元、保理融资利息51187.5元和逾期利息，该通知书于2019年7月22日被签收。2019年12月9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3破340号民事裁定书，受理案外人上海易路通达车联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对远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另查明，两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远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远成集团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如下内容：远成集团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向原告转账2106000元（流水号为901315009681，备注：汇款）。两被告及远成公司称上述款项中有1401187.5元是用于清偿本案债务，有615760元是用于偿还深圳市隆川物流有限公司2018年5月9日到期的保理融资款。对于其余款项，远成公司称用于偿还北京金叶安顺通物流有限公司（下称北京金叶）2018年5月4日到期的债务，从远成公司自制的业务台账明细显示，北京金叶2018年5月4日到期的债务实际到账金额1965600元、保理利息64591.8元，于2018年5月29日偿还30191.8元（流水号：901301009056）、于2018年5月30日偿还2000000元（流水号：901316007479），按实际到账金额及利息偿还。原告则主张其与远成公司在2018年5月30日办理了保理融资置换业务，该日远成公司共向原告转账支付6180000元（含本案的2106000元），分别用于对山东东汽佳通物流有限公司（下称东汽佳通）2018年3月21日到期的债务、上海汇锦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汇锦）2018年3月21日到期的债务、上海运桐物流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运桐）2018年3月22日到期的债务进行平账，平账金额分别为2859094.08元、2406817.98元、914087.94元。经审查，东汽佳通、上海汇锦、上海运桐的上述融资业务在远成公司提交的业务台账明细中也有记载。诉讼过程中，原告与远成公司对以下事实没有争议：1.原告与远成公司之间存在置换业务，即原告向远成公司的关联公司发放新的保理融资款，将此前供应商对原告的保理融资欠款进行平账，各笔欠款和还款的转账金额并非一一对应，双方并未书面约定各笔还款所对应的供应商欠款；2.原告向远成公司供应商发放的保理融资款共百余笔，涉及多家供应商，尚有部分供应商合计逾1亿元的融资款没有归还。再查明，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洋与远成公司的业务负责人商小吕、户丹就两司之间的保理业务进行多次对账，2019年6月，周洋与任霞（远成公司战略融资部部长，负责保理业务工作）有如下微信聊天记录：（双方互相发送业务表）周洋：是指这个吗？（周洋在制表人张家爽处圈注）任霞：张家川就是接负担的这个负责人啊，就是对接你们项目的负责人。周洋：任总，对账那里签字，签完原件寄给我就可以了。任霞：好。我只能让工作人员签。周洋：可以，赶紧弄好寄过来。……周洋：签字啊任霞：你就随便签吧，周总，您自己随便签行得通不？周洋：我签不行的，能搞不就不这么折腾了。任霞：我让佳爽在制表人签个字给你寄过去。这个表这么折腾我们越糊涂，你拿这个表干什么用？周洋：大家对账啊！资金方要对账确认啊！任霞：OK（表情）针对以上内容，本院询问由张佳爽签名的对账表是否聊天记录中周洋向远成公司发送的内容，远成公司表示有部分修改，以张佳爽签名的这份为准。2019年6月27日，远成公司将上述张佳爽签名的保理业务明细表寄给原告。上述明细表显示，本案保理融资款债务人已还款金额为0。远成公司称上述明细表是迫于周洋一直催促对账的压力而作出，经其董事长黄远成的同意配合原告确认对账单。庭审中，本院询问两被告《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关于追索权的条款中有哪些条款存在合同双方理解不一致的情况，两被告称涉及追索权的条款是无效条款，而不是理解有歧义。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政泽公司是否基于重大误解与原告签订涉案保理合同、应否履行合同义务；二是远成公司是否已向原告清偿本案保理融资款；三是本案保理属有追索权的保理还是无追索权的保理；四是原告能否在未起诉远成公司的前提下直接起诉主张政泽公司还款；五是两被告的欠款金额应如何计算。关于争议焦点一，政泽公司称其基于重大误解而签订涉案保理合同，实际融资方是远成公司，部分融资款也由政泽公司转付远成公司，故应由远成公司向原告还本付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涉案保理合同的签订主体仅为原告与政泽公司，即使保理业务是因远成公司拖欠运费而起，也不影响对合同主体的认定，而政泽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基于对合同主体、性质以及权利义务内容的错误认识而与原告签订合同。其次，从合同目的实现情况来看，远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拖欠政泽公司运费，政泽公司通过转让应收账款从原告处获得保理融资，实质使其应收账款得到及时偿付，其订立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政泽公司称在收到款项后向远成公司指定账户转付，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其转付行为属其对款项的后续处分，与原告无关，不影响原告基于合同相对性要求政泽公司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因此，政泽公司称其基于重大误解而订立合同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本案保理合同合法有效，原告、政泽公司均应依约履行。关于争议焦点二，政泽公司作为融资方，应对其还款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政泽公司主张远成公司已向原告清偿本案保理融资款，为此提交了远成集团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向原告转账的银行流水。原告则认为上述转账是远成公司用于对其他供应商的债务进行平账，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两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仅能证明远成集团公司向原告转账支付了相关款项，无法证明该款项用于清偿本案保理融资款。理由如下：（一）从原告、远成公司共同确认的事实来看，原告向远成公司的供应商发放了百余笔保理融资款，尚有多家供应商合计逾一亿元的保理融资款未清偿，而双方并未书面约定各笔转账对应偿还的供应商欠款，相关银行流水亦未备注款项具体用途，故不能仅凭转账记录即认定远成公司已清偿本案债务。另外，远成公司与其关联公司是否存在真实业务往来，并不影响其在相关保理合同项下的还款责任。两被告主张远成公司的还款金额中应扣除其关联公司的欠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对于远成集团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向原告转账的2106000元，两被告及远成公司称上述款项中有1401187.5元用于清偿本案债务，有615760元用于偿还深圳市隆川物流有限公司2018年5月9日到期的保理融资款，对于剩余款项，远成公司称是用于清偿北京金叶2018年5月4日到期的债务。但远成公司自制的业务台账明细显示，北京金叶的上述债务并非以该笔转账进行清偿。（三）远成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向原告发送的对账表显示本案保理融资款债务人已还金额为0，表明双方经对账后确认本案保理融资款尚未清偿。虽然该表并无远成公司盖章，但远成公司确认该表经过其董事长黄远成同意而作，从周洋与任霞的聊天记录来看，张家爽是对接原告的项目负责人，其在对账表签名也是任霞授权而为，应属职务行为，表明远成公司认可表中内容。另外，双方的对账从2018年11月即已开始且持续数月，理应慎重认定各笔债务的还款状况，周洋在与任霞的聊天记录中已明确该表是对账用，远成公司也称其对周洋发送的表作出了部分修改，表明相关内容已经双方审核。因此，即使对账表是迫于周洋催促而作，也不足以否认相关账务内容的真实性。综合上述分析，在远成公司对原告存在多笔供应商欠款未还的前提下，两被告仅提供上述转账流水并不足以证明本案保理融资款已清偿，而远成公司的还款陈述也与其所提交的证据存在矛盾。鉴于原告已对上述转账的用途作了相应解释，且原告提供了远成公司发送的对账表证明本案欠款情况，本院对两被告、远成公司关于已还款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参照《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有追索权保理是指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债务人处收回时，保理商可以向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或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而无追索权的保理是指应收账款在无商业纠纷等情况下无法得到清偿的，由保理商承担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即保理商不能对债权人行使追索权。涉案保理合同第二条明确涉案保理业务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同时明确“甲方（原告）不承担坏账风险，当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时，乙方须为买方的履约行为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合同第十三条也约定“乙方或买方发生或即将发生破产清算事件、乙方或买方的财务状况发生严重恶化、买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将拒绝支付应收账款的全部或部分等情形”作为保理商行使追索权的条件。由此表明，原告不承担为应收账款债务人提供坏账担保的义务，即无论应收账款因何种原因不能收回，原告都有权向应收账款债权人（即政泽公司）追索已放发的保理融资款，上述约定符合有追索权保理业务的核心特征，故本案保理业务属有追索权的保理。两被告抗辩认为涉案保理合同未释明有追索权保理与无追索权保理的定义，应理解为无追索权保理，相应地，合同中涉及追索权条款因加重被告责任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有追索权保理与无追索权保理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没有约定保理商的追索权，如前所述，涉案保理合同已明确约定为有追索权保理，其与相关应收账款业务通知书也多处提及保理商的追索权，同时对应收账款无法回收的风险负担、追索权的行权条件进行了明确说明，两被告在庭审中也确认涉及追索权条款理解无歧义，故即使原告未对两种保理业务进行解释与区分，也不足以导致两被告将业务类型理解为无追索权保理或对其合同责任、风险负担产生重大误解。况且，两被告作为商人，应具有相应的风险认知能力，其在合同上签名或盖章，理应审慎阅读合同条款，其称在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合同内容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所规定的“加重对方责任”，是指格式条款中含有在通常情况下对方当事人不应当承担的义务。于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而言，由融资方承担应收账款坏账风险是应有之义，不存在背离该类业务交易习惯而额外增加被告责任负担的情况。故相关追索权条款不属于加重被告责任的条款，两被告主张其无效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四，原告已依约向政泽公司发放保理融资款，其合同义务已完成，享有按时收回保理融资款及相应利息的权利。两被告主张原告的追索条件尚未成就，理由在于政泽公司仅对远成公司的债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原告仅在穷尽一切手段无法获得清偿时，才可以向政泽公司进行追偿。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远成公司并未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约定期限向原告还款，该司已进入破产程序，且在多起执行案件中均未能履行债务，故涉案保理合同第十三条约定的追索条件已然成就。其次，涉案保理合同第二条规定“当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时，乙方需为买方的履约行为承担保证担保责任”，该条款虽未明确为何种性质的担保责任，但在有追索权保理业务的框架之下，当债务人远成公司不偿付债务时，原告并不承担该应收账款不能收回的坏账风险。追索权的制度设计相当于由政泽公司为远成公司的债务清偿能力提供了担保，其功能与放弃先诉抗辩权的一般保证相当，故原告有权在未起诉远成公司的前提下直接起诉主张政泽公司还款。对两被告提出的以上抗辩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五，原告确认政泽公司已于2018年2月6日向原告支付手续费1500元、保证金67500元，并同意将保证金从其主张的还款金额中扣除。两被告则认为在计算欠款本金时应将保证金、手续费预先扣除。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并未对手续费所对应的服务进行举证，其在发放保理融资款的当天向政泽公司收取保证金、手续费，导致政泽公司实际可支配的款项金额减少，创造经济效益的资金条件受到制约，故上述金额均应从融资款本金中扣除。即2018年2月6日发放的保理融资本金应为1281000元（1350000元-1500元-67500元）。由于远成公司、两被告均未还款，本院认定政泽公司应向原告偿还保理融资款本金1281000元。相应地，融资利息应以1281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从2018年2月6日起计算至2018年5月8日止。涉案保理合同约定的逾期利息计算标准过高，原告自行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相应地，逾期利息应以1281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8年5月9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对于原告超出上述计算金额范围的融资利息、逾期利息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张卫军自愿签订《保证合同》，为被告政泽公司的涉案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现政泽公司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原告有权要求张卫军对政泽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卫军在承担责任后，有权依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向政泽公司追偿。本案诉讼因两被告违约而起，由此造成原告的财产保全费支出，应由两被告负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上海政泽物流有限公司向原告深圳市得心应手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保理融资本金1281000元、融资利息和逾期利息(融资利息以1281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6日起至2018年5月8日止，按年利率15%计算；逾期利息以1281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9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二、被告张卫军对被告上海政泽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上海政泽物流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深圳市得心应手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1011元，由原告深圳市得心应手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负担1074元，由被告上海政泽物流有限公司、张卫军共同负担19937元；本案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上海政泽物流有限公司、张卫军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春晖人民陪审员  谭少芬人民陪审员  江志全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邹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