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03民初1497号原告一：何欣玲，女，汉族，1978年10月17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南省宁远县，原告二：何淑琪，女，汉族，1998年7月30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南省资兴市，原告三：何康宁，男，汉族，1999年4月21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南省宁远县，上列原告共同诉讼代理人：那利鹏、肖颖，广东人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焕雷,男,汉族，1976年11月10日出生,户籍地址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诉讼代理人：罗俊恩，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诉讼代理人：黄伟通，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何欣玲（以下简称原告一）、何淑琪（以下简称原告二）、何康宁（以下简称原告三）诉被告余焕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共同诉讼代理人那利鹏和肖颖、被告诉讼代理人罗俊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共同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丧葬费46784.50元（93569元/年÷12月×6月）、被抚养人生活费45297元（原告三，大一在校学生，30198元×3÷2）、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存放遗体冷藏费（100元×110天=11000元，2018年9月2日暂计算至2018年12月21日，实际计算至存放结束止）等各项损失共计1022581.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鉴定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一的丈夫，原告二和原告三的父亲何某于2018年9月2日12时左右在惠州市××村国医医药惠州健安分店就医打吊针时死亡。随后，原告一闻讯赶至现场并马上报警。经侦查机关的调查，发现被告并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却擅自从事医疗活动,分别于2018年8月31日、9月1日、9月2日三次在惠阳区镇隆联溪村金时发大道在国药医药惠州健安分店药店内,给何某开药治疗，注射药水，最终导致被害人何某死亡。后由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镇隆派出所委托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害人的遗体进行鉴定，并出具了《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书中分析说明到：“(三)据委托方提供的案情介绍,2018年8月31日,何某因身体不适到惠州市××村国医医药惠州健安分店就诊,口服降压药、止吐药(缬沙坦、左旋氨氯地平)等。9月1、2日到该诊所复诊,均给予胃复安、奥美拉唑、清开灵、头孢曲松静滴处理,何某在静脉输液过程中突发头痛、抽搐,经抢救无效死亡。本次法医学检验发现何某罹患动脉粥样硬化症、高血压病(①基底动脉及脑实质小动脉粥样硬化；②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③胸腹主动脉粥样硬化伴斑块破裂出血；④脾中央动脉管壁增厚;⑤高血压固缩肾。),且病情严重,最终并发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静脉输液过程中突发头痛、抽搐)死亡。惠州市××村国医医药惠州健安分店2018年8月31日给予何某口服缬沙坦降压,但后续没有监测血压,降压效果不明确；9月1、2日静滴药物主要针对胃肠道炎症,本次法医学检验发现死者胃肠组织淤血，未见出血及炎症改变；且该药店不具备处理急重症及其并发症的能力；因此该药店对何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延误病情的情况。”最终得出鉴定意见为：“本例死者何某符合在动脉粥样硬化症高血压病的基础上并发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被告在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时也多次提到自己是因为受利益驱使同时抱有侥幸心理在明知何某病情严重的情况下仍对其继续治疗，最终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被害人正直壮年，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还需要负担两名儿女（原告二为大三在校生、原告三为大一在校生）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此次事件给何某家人造成了巨大的悲恸和沉重的打击，也使得原本普通的家庭陷入更加严重的经济困难。原告认为被告在自己完全没有行医资格的前提下仍敢随意诊断、草率治疗，而且对被害人的病情诊断完全错误，药不对症，在被害人出现抽搐等严重症状后完全做不到有效救治，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是被告一手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悲剧。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计算如附表。综上，被告的违法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被告严重侵犯了被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原告认为，被告不仅仅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还必须为自己的过错承担应有的民事赔偿责任。原告曾与被告一方多次协商，均被无理拒绝，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扶弱，判如所请。原告对其陈述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一身份证；2.原告二身份证；3.原告三身份证；4.被告信息；5.结婚证；6.出生证明；7.证明；8.原告三户口登记信息；9.受害人何某户口登记信息；10.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11.惠阳法院（2018）粤1303刑初945号刑事判决书；12.余焕雷讯问笔录；13.何欣玲询问笔录。被告辩称：1.广东医科大学的鉴定意见书明确死者死亡原因，并不是被告医疗用药行为造成的，因此可以证明何某的死亡与被告的诊疗用药没有因果关系；2.涉案刑事判决书是因为被告没有取得行医证才被判决，而并不是因为何某的死亡被判刑，再次证明何某的死亡与被告没有关系；3.原告二、三均满18周岁以上，因此，无论诉讼请求是否支持，其主张的抚养人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原告三并没有取得继承权，因此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主张的其余费用，因为与被告无关，所以不应当支持，而且各项标准有误；综上，何某的死亡与被告没有因果关系，所以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应当依法驳回。被告对辩称未提供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8月31日17时许，受害人何某因身体不适（咽喉肿痛、头晕）前往被告（未进行医师执业注册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经营的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溪村××大道国药医药惠州健安分店就诊。被告为其开了降压药，并嘱咐何某第二日到药店输液，同年9月1日8时许何某又前往该店就诊，被告为其输液。次日9时许，何某再次前往该店输液。在输液过程中，何某表示头痛，但被告不以为意，约五六分钟后，被告发现何某抽搐，便对其做心脏按压，但何某已无生命体征。后原告一去到案发现场并打电话报案，随后公安人员在被告经营的上述药店内将被告抓获归案。2018年9月4日，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镇隆派出所委托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何某的死因进行鉴定。2018年9月21日，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广医司鉴中心［2018］病检字第128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其中载明：“本次法医学检验发现何某罹患动脉粥样硬化症、高血压病（①基底动脉及脑实质小动脉粥样硬化；②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③胸腹主动脉粥样硬化伴斑块破裂出血；④脾中央动脉管壁增厚；⑤高血压固缩肾），且病情严重，最终并发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静脉输液过程中突发头疼、抽搐）死亡。惠州市惠阳区××溪村××大道国药医药惠州健安分店2018年8月31日给予何某口服缬沙坦降压,但后续没有监测血压,降压效果不明确；9月1、2日静滴药物主要针对胃肠道炎症,本次法医学检验发现死者胃肠组织淤血，未见出血及炎症改变；且该药店不具备处理急重症及其并发症的能力；因此该药店对何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延误病情的情况。”鉴定意见为：“本例死者何某符合在动脉粥样硬化症、高血压病的基础上并发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诉讼过程中，原告书面向本院申请：1.委托鉴定机构对被告向何某提供的医疗服务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鉴定；2.委托鉴定机构对被告对何某的诊疗行为与何某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3.如被告对何某的诊疗行为与何某的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委托鉴定机构对其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20年1月2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发出一份《不予受理函》，该函载明：收到委托材料后，我中心经认真审阅，认为不能受理。理由：医疗损害鉴定的主要依据是诊疗病历，贵院提供的鉴定资料主要为“讯问笔录”，无可供分析的病历，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令第132号）》第十五条之规定，本中心无法受理此案。此外，原告还申请本院调取证据，但未明确证据所在的部门或者位置。另查明，何某于1973年4月3日出生（户籍住址为湖南省××舜××镇××路××），属非农业家庭户口。原告一是何某之妻（2011年4月11日登记结婚），原告二是何某与她人所生之女，原告三是原告一与他人所生之子。原告主张何某与原告三是继父子关系，并提供一份村委会《证明》及原告三的户口本（农业家庭户口，是户主何顺清的外孙子，户籍住址为湖南省××县天堂镇××用村××）。被告不认可其继父子关系。再查明，2019年2月26日，本院作出（2018）粤1303刑初94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余焕雷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医疗纠纷涉及医学专业问题，一般需由专门机构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与患者所诉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评判。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人民法院审理此类纠纷的重要证据。本案中，受害人何某的死亡原因已进行了鉴定，且双方对上述鉴定意见书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根据上述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何某符合在动脉粥样硬化症、高血压病的基础上并发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且何某的死亡结果是否与被告提供的诊疗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并无鉴定意见予以证实，故原告要求被告对何某的死亡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上述鉴定意见书同时又载明被告经营的药店不具备处理急重症及其并发症的能力，因此该药店对何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延误病情的情况，故本院认定被告对何某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理应对原告由此纠纷产生的合理损失予以赔偿。至于责任比例，由于医疗行为是一种复杂而技术含量极高的活动，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病员出现的最终后果，往往与病员自身疾病的发展、医学科学和技术的局限性等事实密切相关，更因为患者个体差异的存在及病情变化的多样性而发生变化，所以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必须综合考虑：患者的损害后果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该损害后果是否系被告在医疗行为中的过错行为导致、医疗过错对损害后果发生所起的损害作用比例。结合上述鉴定意见书及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被告的责任承担比例为30%。其余部分，由原告自行承担。虽然原告申请本院调取证据，但未明确所要调取的证据所在的部门和场所，本院无法调取，原告应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后果。至于原告三的主体资格问题。此问题涉及到对原告三的继子身份认定问题。虽然原告主张何某与原告三形成继父子关系并提供了村委会的证明及户口本，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何某事发前与原告三共同生活或者何某抚养原告三包括负担其生活支出等事实，何某的户口与原告三的户口并非同户，且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原告有关何某与原告三存在抚养事实并形成继父子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告诉求的各项赔偿款项，本院依法核算如下：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包括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两项内容。（1）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何某属于非农业家庭户口，故本案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2019年）城镇居民（一般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进行计算。现原告主张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40975元/年的标准计算并诉请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本院予以支持。（2）被扶养人生活费：由于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原告三的继子身份，故本院对原告诉请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2.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现原告主张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2017年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93569元/年（一般地区）的标准计算并诉请46784.50元（93569元/年÷12月×6月），本院予以支持。3.存放遗体冷藏费：原告未提供相关票据，且被告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支持。4.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造成何某死亡，原告为此遭受极大精神痛苦，本院酌情支持100000元。以上各项费用共计966284.50元，根据以上分析确定的责任比例，被告应赔偿的金额为289885元（966284.50元×30%），对原告主张超过部分，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焕雷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何欣玲、何淑琪各项损失共计289885元。二、驳回原告何欣玲、何淑琪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何康宁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004元，由原告何欣玲、何淑琪共同负担9803元，由被告余焕雷负担420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邹思友人民陪审员  陈盛永人民陪审员  刘春秀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文梦婷书记员刘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