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10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卫国，男，1976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庄荣泉，男，1957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原审被告：蔡晓玮，女，198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原审第三人：陈玲玲，女，196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上诉人李卫国与被上诉人庄荣泉及原审被告蔡晓玮、原审第三人陈玲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18）闽0521民初5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卫国上诉请求：撤销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18）闽0521民初557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诉争借款存在利息约定，既违背客观事实，也违反法律规定。1.本案诉争借款最早一笔发生于2013年7月22日（借条记载时间为同年7月5日），如果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支付规律，上诉人从该笔借款发生后的次月起即应按时定额地付款给被上诉人，而2014年10月支付37500元，11月支付30000元，12月支付一笔30000元和一笔17500元，2015年2月支付了两笔30000元、一笔37500元；如果真的从2015年3月起利率调整为2.5%，则上诉人自该月起每月应支付一笔42500元和一笔30000元，但实际情况是，上诉人在2015年3月仅支付一笔42500元，2015年6月份，上诉人偿还了本金50万元，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原42500元的利息应核减为30000元，但上诉人在该月支付的是一笔30000元和一笔27500元，而其他相应月份并不存在影响利息变化的原因，之后8、9月份的付款就更不符合被上诉人的说法了。可见，一审判决的认定完全就是应合被上诉人的主张，根本不尊重客观事实。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该条规定特别明确，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是一律不予支持的，对此没有任何例外，而且是对除自然人之外的其他借贷主体，法院才应当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是否存在利息约定。本案审判决仅凭被上诉人的自述和所谓的推算就认定双方实际有约定和支付利息是完全违背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纠正。二、本案诉争借款已基本还清，涉及案外人的融资120万元也已偿还了96万元，依法应予认定。李卫国与庄荣泉、陈玲玲之间除本案争议的四张条据外，尚有大量没有形成债权凭证的款项往来，这是由于双方之间长期存在的资金拆借和生意合作关系而形成的。以李卫国于2013年7月5日（实际付款时间为同年7月22日）出具第一份借据为时间基准点，对2013年7月5日的40万元，李卫国己于同年10月6日偿还，对2013年12月7日的40万元和2014年7月8日的40万元，因李卫国资金周转困难，在庄荣泉答应协助向案外人融资的情况下，李卫国承诺从2014年8月起按月分期偿还该两笔借款，至2015年9月7日己实际偿还了73.5万元，仅尚欠6.5万元。庄荣泉另主张的2015年7月1日借条记载的借款30万元，其在原一审中明确表示该30万元是源于对2014年8月1日案外人张建兴、孙惠琴汇款120万元的结算，即其自认该笔30万元并未实际支付，此系当事人对于其不利事实的自认，依法应予确认。因未实际发生，李卫国对此不应承担偿还责任，而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向案外人张建兴、孙惠琴的融资120万元，上诉人也于2015年7月1日偿还了40万元、7月6日偿还了56万元，如果法院认为这笔融资可在本案中处理，上诉人也愿意予以配合。综上所述，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借款150万元及利息的事实，请求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庄荣泉未提供书面答辩，口头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蔡晓玮未提供书面陈述。 原审第三人陈玲玲未提供书面陈述，口头述称同意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卫国出具借据3份和借条1份交庄荣泉收执。第一份借据载明：“本人李卫国，因经营需要，兹向出借人庄荣泉借款并收到人民币肆拾万元（小写￥400000元），月利息2.5%，利息计算至还清所有借款为止。双方约定，借款人未能偿还借款本息，出借人可向其户籍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特立此据。（以下无正文）借款人：李卫国身份证号：350521197609××××联系电话：138××××7122，借款日期：2013年7月5日”。第二份借据载明：“本人李卫国，因经营需要，兹向出借人庄荣泉借款并收到人民币肆拾万元（小写￥400000元），月利息2.5%，利息计算至还清所有借款为止。双方约定，借款人未能偿还借款本息，出借人可向其户籍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特立此据。（以下无正文）借款人：李卫国身份证号：350521197609××××联系电话：138××××7122借款日期：2013年12月7日”。第三份借据载明：“本人李卫国，因经营需要，兹向出借人庄荣泉借款并收到人民币叁拾伍十伍万元（小写￥350000＋50000元），月利息2.5%，利息计算至还清所有借款为止。双方约定，借款人未能偿还借款本息，出借人可向其户籍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特立此据。共计400000元，人民币肆拾万元整。（以下无正文）借款人：李卫国身份证号350521197609××××联系电话：138××××7122借款日期：2014年7月8日”。上述3份借据上“月利息”一栏里的“2.5%”均系庄荣泉事后私自添加。借条载明：“今向庄荣泉借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借款人：李卫国2015、7、1”。上述借据3份和借条1份均未载明借款期限。审理中，双方共认，借款日期为2013年7月5日的借据实际借款日期为2013年7月22日。审理中，庄荣泉向本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8）闽0521民初55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查封李卫国名下位于惠安县××花园××＃××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惠螺2011第44444号）、惠安县螺城镇新霞企塘花园西侧Ｖ组团Ａ2＃404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惠房权证螺城字第1××2号）。期限为三年。二、查封庄荣泉提供担保的其名下位于惠安县××镇××村××＃××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惠房权证惠黄字第0××6号）。期限为三年。三、查封陈玲玲提供担保的其名下位于惠安县××路××大厦××＃××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房权证惠螺字第1××7号）。期限为三年。另查明，李卫国与蔡晓玮为夫妻关系，于2006年元月11日登记结婚。庄荣泉与陈玲玲为夫妻关系，于1984年2月28日登记结婚。李卫国与陈玲玲为同事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李卫国是否尚欠庄荣泉本案讼争的借款本息，以及数额应如何认定?关于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5日借据所涉的40万元借款。庄荣泉提供的证据7体现了庄荣泉于2013年7月22日通过农村信用社转账40万元至李卫国的农村信用社账户，此与李卫国提供的证据能够互相印证，且双方均认可该笔借款实际付款的日期为2013年7月22日，故应认定该笔借款实际于2013年7月22日出借，借据的落款日期开始书写为“2013年7月22日”，后更改为“2013年7月5日”。关于落款日期分别为2013年12月7日、2014年7月8日2份借据所涉的80万元借款。庄荣泉提供的证据体现了庄荣泉于2013年12月7日现金存入李卫国的农村信用社账户40万元、2014年7月8日转账给李卫国40万元，与上述2份借据载明的落款日期相印证，应认定庄荣泉分别于2013年12月7日、2014年7月8日通过现金存入和转账方式支付给李卫国上述两笔借款。至于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1日借条所涉的30万元借款，庄荣泉主张该笔借款是2014年8月1日李卫国向庄荣泉借款120万元，当日庄荣泉委托张建兴通过泉州银行汇借给李卫国95万元，委托孙惠琴通过农业银行汇借给李卫国25万元，合计120万元。该笔借款李卫国于2015年7月1日偿还本金40万元；2015年7月6日偿还56万元，其中50万元偿还本金，6万元作为支付240万元借款（即本案3份借据的借款本金计120万元，加上2014年8月1日借款120万元）的6月份利息，李卫国当场手写30万元借条并按上指印，即形成2015年7月1日借款30万元的借条。根据庄荣泉、李卫国双方的陈述，结合庄荣泉和李卫国提供的证据，李卫国并就该笔借款120万元，偿还部分借款后出具了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1日借款30万元的借条，符合常理，故应认定该笔借款120万元李卫国尚欠庄荣泉借款30万元。关于本案150万元借款是否约定利息的问题。（一）庄荣泉提供的证据体现了庄荣泉于2014年4月14日通过农村信用社账户转账50万元至李卫国的农村信用社账户，庄荣泉主张该款项系李卫国向其借款。结合李卫国述称其于2015年6月6日汇款50万元给陈玲玲，是偿还2014年4月14日的借款50万元。此与庄荣泉提供的证据相印证，故应认定李卫国于2014年4月14日向庄荣泉借款50万元，李卫国于2015年6月6日偿还。（二）庄荣泉提供的证据体现了陈玲玲与李卫国存在资金往来，李卫国转账汇款至陈玲玲的建设银行账户其中有：1、2014年8月8日37500元；2、2014年8月31日3万元；3、2014年9月12日37500元；4、2014年9月30日3万元；5、2014年10月13日37500元；6、2014年11月1日3万元；7、2014年12月3万元（12月2日2万元、12月3日1万元）；8、2014年12月15日17500元；9、2015年1月1日3万元；10、2015年1月13日37500元；11、2015年2月2日3万元；12、2015年2月12日37500元；13、2015年2月28日3万元；14、2015年3月12日42500元；15、2015年4月1日3万元；16、2015年4月12日42500元；17、2015年5月1日3万元；18、2015年5月10日42500元；19、2015年6月1日3万元；20、2015年6月27500元（6月17日17500元、6月19日1万元）；21、2015年8月6日37500元；22、2015年9月7日37500元。上述汇款共计735000元，发生于2014年8月8日至2015年9月7日期间，每月基本汇款两次，汇款数额基本为37500元（后面为42500元）和3万元，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符合支付利息的特征，应认定为支付利息。（三）2014年8月1日庄荣泉将120万元款项出借给李卫国后，李卫国分别于2014年8月31日、9月30日、11月1日、12月2日和3日，以及2015年1月1日、2月2日、2月28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向陈玲玲的建设银行账户各汇款3万元，而120万元按月利率2.5%计算利息为3万元，故应认定该120万元借款约定月利率2.5%，上述每笔汇款3万元系支付120万元借款的利息。（四）本案3份借据所涉的借款120万元，加以2014年4月14日借款50万元，合计170万元，如前述，李卫国自2014年8月起每月支付的37500元符合支付利息的特征，后来每月支付42500元，与按月利率2.5%计算的利息相符，据此可以认定自2015年3月起该170万元的月利率调整为2.5%。关于本案150万元借款本金是否偿还的问题。（一）根据李卫国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自本案第一笔40万元借款（即借据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5日，实际付款为2013年7月22日）发生后，除上述李卫国自2014年8月8日至2015年9月7日期间转账汇款735000元至陈玲玲的建设银行账户之外，李卫国另有支付庄荣泉、陈玲玲下列款项：1、2013年10月6日，李卫国通过农村信用社账户转账40万元至庄荣泉的农村信用社账户。2、2015年6月6日，李卫国通过建设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至陈玲玲的建设银行账户。3、2015年7月1日，李卫国通过建设银行账户转账40万元至陈玲玲的建设银行账户。4、2015年7月6日，李卫国通过李卫明的建设银行账户转账56万元至陈玲玲的建设银行账户。上述四笔款项是否存在偿还本案150万元借款本金的情形，分析如下：（1）2013年10月6日，李卫国通过农村信用社账户转账40万元至庄荣泉的农村信用社账户。庄荣泉称该笔借款是李卫国偿还2013年3月5日的借款40万元。李卫国主张该笔借款是偿还本案2013年7月22日（即借据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5日）的借款40万元，并称2013年3月5日的借款40万元是用现金还款。根据庄荣泉提供的证据即陈玲玲的建设银行DCC历史流水可以确认，陈玲玲于2013年3月5日通过建设银行账户转账40万元至李卫国的建设银行账户，该事实从李卫国提供的证据即李卫国的建设银行DCC历史流水可以得到印证。本案庄荣泉、陈玲玲夫妻资金存在混同的情况，庄荣泉大量资金出入通过陈玲玲的银行账户，包括支付出借款项及收取借款利息，李卫国也多次述称向“庄荣泉夫妻借款”并将款项汇到陈玲玲账户，故可以认定2013年3月5日的40万元系李卫国向庄荣泉借款。因该借贷关系的发生先于本案借款，且与李卫国于2013年10月6日通过农村信用社转账40万元至庄荣泉的农村信用社账户的金额相同，故可以认定该40万元系李卫国偿还2013年3月5日的40万元借款。李卫国称2013年3月5日的借款40万元是用现金还款，但庄荣泉予以否认，故不予采纳。（2）2015年6月6日，李卫国通过建设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至陈玲玲的建设银行账户。李卫国认可该笔还款是偿还2014年4月14日的借款50万元，庄荣泉也不持异议，予以确认。（3）2015年7月1日，李卫国通过建设银行账户转账40万元至陈玲玲的建设银行账户，以及2015年7月6日李卫国通过李卫明的建设银行账户转账56万元至陈玲玲的建设银行账户。如前所述，该两笔款项系李卫国用于偿还其于2014年8月1日向庄荣泉借款120万元的部分借款。因李卫国于2015年6月6日偿还借款50万元后，尚欠庄荣泉借款共计240万元（即2013年7月22日借款40万元＋2013年12月7日借款40万元＋2014年7月8日借款40万元＋2014年8月1日借款120万元），该借款按月利率2.5%计算1个月利息为6万元，庄荣泉主张上述两笔还款计96万元，其中6万元作为支付1个月利息，90万元作为偿还120万元借款，该笔2014年8月1日借款尚欠30万元，即李卫国于2015年7月1日出具了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予以采纳。综上，应认定李卫国的本案借款本金150万元尚未偿还。二、蔡晓玮是否应当对本案讼争的借款承担偿还的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虽然李卫国的本案借款形成于其与蔡晓玮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庄荣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卫国的本案借款用于购买房产，也不足以证明本案借款用于其夫妻共同生活，或者蔡晓玮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因此，庄荣泉主张蔡晓玮应当对李卫国的本案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李卫国向庄荣泉借款150万元，有李卫国出具的借据、借条为证，事实清楚，应予认定。虽然借据上“月利息”一栏里的“2.5%”均系庄荣泉事后私自添加，以及借条上没有载明利息，但根据庄荣泉提供的证据并结合李卫国付款的实际情况，可以认定本案借款约定月利率2.5%。李卫国未能依约还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庄荣泉请求李卫国偿还借款150万元并支付利息，依据和理由充分，应予支持。但庄荣泉请求按月利率2.5%计算利息，已超过法律规定利息保护限度，依法应调减为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因本案四笔借款的出借日期不同，且李卫国最后支付一笔利息37500元是在2015年9月7日，故利息起算日期调整为2015年10月7日为妥。由于庄荣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卫国的本案借款用于其与蔡晓玮夫妻共同生活，或者蔡晓玮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故庄荣泉请求蔡晓玮对李卫国的本案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李卫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庄荣泉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10月7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驳回庄荣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080元，由庄荣泉负担240元，李卫国负担23840元（应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缴交）。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李卫国二审时提出借据中利率是庄荣泉自行添加的，本院认为，该事实一审已查明。本院对双方无异议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与一审时相同。首先是关于李卫国上诉主张本案借款没有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借据和借条上并未载明双方共同确认的关于利息的内容，但是，确如一审认定所言，庄荣泉主张存在约定利息，有案涉帐户存款所体现的规律性、数额（包括但不仅限于本案讼争借款）与出借人主张的利率、利息以及后月支付前月利息的交易习惯等基本相符，具有高度盖然性。而且无论是从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或是本地实际情况、交易习惯和常理来看，双方共同确认李卫国借钱是为做生意，长期且大额，并非生活所需，出借人庄荣泉没有无偿借款的理由。故，李卫国该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上诉人主张对本案诉争借款已基本还清，涉及案外人的融资120万元也已偿还了96万元的问题，如前所述，上诉人汇入的部分为支付利息，不能扣除借款本金。原审认定李卫国尚欠庄荣泉借款150万元并无不当，应予确认。 综上所述，李卫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80元，由上诉人李卫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佳华 审 判 员 孙志坚 审 判 员 王一平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赖世耀 书 记 员 赖俊杰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法规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