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721民初2606、2651号 原告（被告）:黄志中，男，196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尧渡镇环城北路田园新村，身份证号码:342829196411105215。 被告（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至县支行，地址:池州市东至县尧渡镇建设路79号。 法定代表人:储维学，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超，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正坤，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被告）黄志中与被告（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至县支行（以下简称东至农行）互为原、被告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本院分别于2019年9月11日、2019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黄志中、东至农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志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12000元;2、判令被告在(2019)东劳仲裁字第108号东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实际应支付28423.44元绩效的基础上，追加支付绩效工资人民币28849.73元;3、判令被告与原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缴纳部分的所有年份的企业年金按100%比例全部归属原告个人所有（3246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1982年9月进入被告处工作，2000年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2010年2月至今担任支行营业部大堂经理，原告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先后经常性获得省、市、县各级先进工作者、优秀营销服务先进党员等荣誉称号，37年来从未有过任何违规违纪问题。2019年2月15日一外来女性人员在被告营业大厅因个人之间的债务问题与原告产生纠纷，依照农行营业大厅纠纷处理流程，原告安排大堂保安报警，安排报警也是原告的工作份内职责，经出警民警劝告属于个人债务纠纷，建议该女性人员进行民事诉讼处理，后被营业部负责人将该女性人员带离营业大厅进行情况了解，整个过程短暂。营业大厅纠纷经常出现，客户习以为常，因属个人之间的问题也没有客户关注，大厅业务工作有其他人员办理，没有影响工作正常进行。2019年2月19日被告方对原告进行谈话调查，且要求原告写出书面情况说明，原告认为纯属个人债务问题，没有任何违规违纪现象存在，就如实向被告进行了汇报。《情况说明》原告表述是“大约2013年初始断断续续向王根生借款20万元，用于炒股，口头约定年利率30%，……不断如此反复，利滚利导致负债本息总额累积到今天大约160万元左右（其中真实本金大约70万左右乂涉及出借人6个。”没想到被告却断章取义，不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把原告此段话篡改为“从2013年至2018年期间存在参与民间融资行为，至目前尚欠债务本息金额约160万，涉及6名出借人”。以此为由，认定原告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于2019月7月2日直接解除了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告认为，被告仅凭对原告口述以及书面《情况说明》的歪曲理解，在没有任何实体事实依据及不良影响和后果产生情况下，仅凭臆测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处理是完全非法的，应依法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以及其他相关权益，具体理由如下：1、被告认定原告的行为事实错误。原告《情况说明》“负债本息总额累积到今天大约160万元左右（其中真实本金大约70万左右:)，涉及出借人6个”。该句话很明显，160万元是累积总额，不等于结欠，不是指目前结欠债务本息约160万，从最基本的人情常理出发，也不可能债务人长期一分钱不还。根据被告没有沿用原告“累积负债本息大约160万”的表述篡改成“目前结欠债务本息约160万元”，说明被告是故意曲解。涉及6个出借人，也是指整个过程中涉及6个出借人，不是指现有结欠6个出借人，6个出借人也没有说明就是指6个自然人，也包含合法的金融机构企业法人，被告在2019年2月19日调查中要求原告提供个人信用报告，征信报告中有4个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出借人，被告明知不属于民间借贷，却不予剔除，故意放在一起，笼统表述原告“参与民间融资，目前尚欠债务本息约160万，涉及6名出借人”，给人印象中对原告造成严重违规的假象。原告的截止被告调查之日（即2019年2月19日）止，真实情况是：存在1个民间借款出借人，结欠债务金额26万元，4个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出借人，结欠债务金额40万元，合计结欠债务约70万元。被告作为经营资金借贷的行业，其职业人尤其是管理人员，对累积、存量、出借人等名词概念应该是十分知悉，在没有任何政策及实体证据的情况下，主观笼统将4个法人债务行为一并认定属于违规“参与民间融资”是严重错误行为，必须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2、被告认定原告的行为性质错误。将原告正常的民间借款主观认定属于违规“参与民间融资”，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没有提供任何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的证据支持，必须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什么是参与民间融资，银监办发〔2012〕160号《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参与民间融资活动的通知》规定的“八不得”情形已经明明白白，原告民间借款行为没有“八不得”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形，显然不属于违规“参与民间融资”。原告正常的民间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可以进行合法的民间借贷，被告无权超越国家法律之上禁止员工进行合法的民间借贷。根据银保监发〔2018〕10号《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规范民间借贷的规定，没有禁止民间借贷，只有规范民间借贷，原告的民间借款没有违反规范规定，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民间借贷是否等于违规的参与民间借贷，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旧版（已废止）《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第一百八十三（十六）“民间借贷、违规提供担保、帮助客户还贷等，牟取不当利益或造成不良影响的”，新版《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现使用）第一百四十二条（十九〕“参与民间借贷、违规提供担保、帮助客户还贷等，牟取不当利益或造成不良影响的”，此条内容新版仅把“民间借贷”改为“参与民间借贷”，可见，民间借贷不等于参与民间借贷，把民间借贷归属参与民间借贷的违规条款是错误的。根据这三部法律法规以及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原告的民间借款受法律保护，被告无权禁止，被告认定原告民间借款属于违规“参与民间融资”也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没有任何政策、制度的支持，原告没有违规行为的发生。3、被告认定原告“违反《中国农业银行严格禁止员工行为的若干规定》第34条“严禁员工组织、参与或介绍民间融资”的规定，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经研究拟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并报安徽省分行审批”的做法错误。《中国农业银行严格禁止员工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三章责任追究规定：对违反上述规定的直接责任人，依据《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在处理档次的范围内，按照第十九条有关条款从重或加重处理，直至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于2017年5月1日起废止，同时实施《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母体制度已经不存在，执行依据自然灭亡，也就是说依据《中国农业银行严格禁止员工行为的若干规定》第34条“严禁员工组织、参与或介绍民间融资”的规定，认定原告民间借款行为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无制度依据支持，认定无效。《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本办法实施前的违规行为，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执行。由此，2017年5月1日前即使原告有违规行为，也只能执行“从旧兼从轻”处理，不得从重或加重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何况2017年5月1日前的民间借款行为早己不存在，也没有给被告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和后果，认定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017年5月1日后的民间借款行为如果属于违规，就必须执行《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该办法没有设置“参与民间融资的”违规处理条款，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只能比照本办法同类或相似条款进行处理，由此，只能依据本办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十九）“参与民间借贷、违规提供担保、帮助客户还贷等，牟取不当利益或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记大过至降级处分；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撤职至开除处分”，该条处理规定属于“纪律处理”方式，《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八条（二）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属于“其他处理”方式，并明确：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不得以“其他处理”代替。而参与民间借贷属于纪律处分范围，不得适用其他处理方式即不得进行解除劳动合同处理，被告使用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也进一步说明原告没有符合开除处理的条件，依据该纪律处分条款即使原告属于“严重违规行为”最高处分也只能是撤职处分。由此，被告认定原告行为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进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做法无任何制度依据支持，也是严重违法行为。4、被告依据《员工行为承诺书》、《员工参与民间借贷（担保）情况自查申报表》、谈话记录、会议记录簿等认定原告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没有任何效力和依据。①被告提供的各期《员工行为承诺书》、谈话记录、会议记录簿等均是告知员工不得有违规的参与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学习已经废止的规章制度即《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并非是告知禁止员工进行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也没有告知什么情形的民间借贷属于违规的参与民间借贷，也没有告知有民间借贷就属于违反“严禁参与民间融资”的规定，更没有告知有民间借贷就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等。这些证据表明，被告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或履行告知义务不明，即使是告知禁止或有民间借贷行为属于严重违规也是违法的，该承诺书也是无效的。且所有的《员工行为承诺书》承诺都是“如有违规行为，依据《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各档次处理规定加重或从重处理，直至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于2017年5月1日起已废止，母体制度已不存在，执行依据灭亡，依据承诺书处理自然无效，且新制度《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本办法2017年5月1日实施前的违规行为，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执行。原告2017年5月1日前所有民间借款均已不存在，也没有给被告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和不良后果，处理无依据，即使原告有违规行为也只能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执行，从重解除劳动合同处理自然无制度依据支持。2017年5月1日新制度实施后如有违规行为，再也不能根据承诺书依据已废止的《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执行，必须是依据新制度《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执行处理。也就说所有承诺书承诺均没有任何执行基础和效力。②《员工参与民间借贷（担保）情况自查申报表》仅是自查申报表，不是规章制度，其中的承诺是“本人如存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担保〕行为，保证立即纠正。今后将严格遵守各项党内纪律、各项法律法规及行内规定，坚决不参与违规民间借贷（担保〕，如有违反，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本人自愿接受所在单位的处理”。该承诺签署后，原告认真遵守承诺，没有发生任何参与违规民间借贷（担保）行为，也没有发生新的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本案的民间借款是2018年1月27日发生，该申报表填报及承诺时间是2018年11月16日，原告的民间借款属于承诺之前的行为，没有违背承诺，自然不属于制约的范围。申报表填报后，原告没有民间借贷行为的发生，被告认定原告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完全是莫须有罪名。虽然该申报表表现形式一栏有“员工与非亲属之间的资金借贷10万元（含）以上”并不能表示民间借贷就是违规的参与民间借贷，认定依据必须是依据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不能仅凭被告想当然认定。该申报表既不是规章制度，也不是经过民主法定程序制定的规定，不具有合法性，且该申报表也没有标注有“员工与非亲属之间的资金借贷10万元(含)以上”就是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更没有明确有“员工与非亲属之间的资金借贷10万元（含）以上”就进行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即使有标注和明确说明，对申报表填报以前的民间借贷行为也没有约束力。由此，依据该申报表认定原告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进行解除劳动合同处理没有任何事实和文字依据，更无任何法律法规和制度支持，被告的认定和解除处理非法无效。以上所有各期的《员工行为承诺书》、《员工参与民间借贷（担保）情况自查申报表》均属制式文本，其内容属于格式化条文，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合同条款的无效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合同法》第三条平等原则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由此，被告提供的各期所有承诺书承诺，事先没有征求员工的意见，是被告单方的意志，其对员工“加重或从重处理，直至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的承诺条文依法无效。5、被告解除劳动合同依据农银皖监〔2019〕16号《关于给予黄志中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批复》，该批复是根据农银池〔2019〕31号《池州分行关于给予黄志中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请示》所做出的“同意你行意见”的决定。农银池(2019)31号《池州分行关于给予黄志中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请示》的意见是:黄志中的行为是造成了不可预测的影响，经市分行行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给予黄志中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处理。该文件意见没有明确原告违反了被告的哪部哪条规章制度，该条规章制度是否符合解除劳动合同处理，该规章制度是否合法有效?使用解除劳动合同处理档次是否准确得当?更没有表述原告行为给被告造成了什么不良或一定负面影响以及损失等不良后果，被告也没有提供原告造成不良后果的任何实体证据，被告主观认定是造成不可预测的影响，说白了就任凭被告主观臆测推断。这种影响，也可能有坏的负面影响，也可能有好的正面的影响，也可能什么影响都不会产生，也就是说明原告行为没有造成一定现实已经存在的负面影响，现实是至今仍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证据存在，被告必须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再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参与民间借贷、违规提供担保、帮助客户还贷等，牟取不当利益或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记大过至降级处分;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撤职至开除处分”。据“农银池(2019)31号”文件意见表述，即使原告属于违规，其行为也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和不良后果，也就没有符合任何处理档次的处理条件，也就不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即使属于“严重”行为，也没有符合“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处理”规章制度规定的执行条款。根据县、市支行文件的请示表述，原告的行为一没有产生不良影响，二没有产生不良后果，均不构成原告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被告主观认定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无任何事实依据，更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支持。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原告没有违反被告的任何规章制度，更没有严重违反被告的符合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规章制度，如果不依据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行处理，任由用人单位主观决定进行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规定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由此，被告依据各级行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以及农银皖监(2019)16号《关于给予黄志中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批复》依法无效。6、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必须是原告“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被告唯一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规定只有第十四条两种情形以及第一百四十条的情形，原告没有符合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任何违规情形，也就是说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处理没有任何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条法律规定的处理制度的支持，均是根据被告各级行长办公会议研究人为主观意志决定解除劳动合同，严重违背《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法律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对原告来说就是解除其生存权，剥夺其劳动权和生存权益，属于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要有明确的可以执行的符合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规章制度，且该制度必须是通过法定程序制定，还必须要进行公示或告知原告。被告均是依据各级行行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不是依据经过法定程序的、合法有效的且经过公示或告知的规章制度进行解除劳动合同处理，显然是违法行为。7、根据农银池转授〔2019〕12号《中国农业银行池州分行转授权书》第五条第3项员工管理权限“以下两项权限全部上收二级分行：……(1）按照总分行劳动合同管理相关政策制度要求，……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权限”。此条非常明确是授权“按照……相关政策要求解除劳动合同”，不是授权“自行研究决定解除劳动合同”。因此，被告只能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规章制度执行解除劳动合同处理，被告行长办公会议自行研究决定，任意使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法律条文，不是按照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制定的规定条款进行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不仅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法律法规，也违反了授权管理规定。因此，被告依据行长办公会议自行研究决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处理非法无效。综上所述，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依法无效，系违法解除。8、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根据2019年7月2日被告出具的《中国农业银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以及〔2019〕东劳仲裁字第108号《东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壹佰壹拾壹万贰仟元整。①根据被告出具的《中国农业银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证明原告在用人单位工作年限为36年10个月，折算工作年限为37年。②根据被告提供的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表应发工资为106686.10元，原告经过打印银行流水账核对发现有误，2018年12月26日发放工资两笔计26126.26元，被告却少报16375.28元，实际12个月实发工资合计应为123061.38元；③根据仲裁裁决2019年2月15日至6月30日绩效依据原告2018年7月-12月的绩效工资标准补发，因2019年2月15日至6月30日期间属于纠纷调查期间，不是绩效计算时间，原告绩效计算时间应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止计算，根据仲裁裁决依据，原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绩效应依据原告2018年7月-12月的绩效工资标准补发。原告2018年7月-12月的绩效工资总额（含被告少报部分）为66273.17元，扣减已发绩效9000元，实际应补发绩效工资57273.17元。根据以上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实际发放绩效加上被告应补发绩效测算，即（123061.38+57273.17)/12X37X2=1112063.06元。9、依据〔2019〕东劳仲裁字第108号《东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裁决应实际支付2019年2月15日至6月30日的绩效28423.44元。由于绩效计算时间错误以及被告少报绩效，导致数额计算错误，本次诉讼要求在仲裁裁决支付绩效的基础上追加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绩效工资28849.73元，根据相关规定，“非因职工过错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因企业违反法律规定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单位缴费及其投资收益归属职工个人账户比例为100%”，由此，要求判令被告缴纳部分的企业年金及其投资收益100%比例全部归原告所有。〔2019〕东劳仲裁字第108号仲裁仅对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绩效发放、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程序进行了审理，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程序与事实内容必须同时合法有效才属于合法解除，两者缺一不可，仲裁委（仅仲裁员一人)仅审理程序合法即合法是完全错误的，且被告提交的工资表仲裁委（即仲裁员)也没有给原告进行质证核对。现原告对〔2019〕东劳仲裁字第108号东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不服，故诉至法院。 东至农行辩称：一、《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和《中国农业银行严格禁止员工行为的若干规定》合法有效，该规章制度适用于东至农行与黄志中之间劳动争议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本案中，东至农行解除与黄志中劳动合同的依据是《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和《中国农业银行严格禁止员工行为的若干规定》两项制度。第一、上述制度中关于银行员工不得参与民间借贷的内容，不仅没有违反国家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的规定，相反，基于银行及银行员工身份的特殊性，银行员工参与民间借贷，存在利用国家信誉或银行资源牟取高额回报，发生滋生职务犯罪和职业道德的风险，国家现行政策及银行监管部门一直要求严惩银行员工参与民间借贷的行为。因此，上述制度的内容是合法的且必须的。第二、上述制度由总行制定并修改，制定及修改过程中履行了征求了中国农业银行系统全体职工代表的意见。第三、上述制度成文后，农行系统不仅利用网站向员工及社会公示、编制成册在内部发行，还组织员工进行培训学习，目前仅自2015年以来，黄志中就有五次确认知悉并遵守上述制度。二、东至农行解除与黄志中之间劳动合同的事实依据充分，依法应得到支持。1、黄志中存在参与民间借贷的事实清楚，认定黄志中存在参与民间借贷的证据主要有其本人出具的《借条》、其本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其本人签字确认的《纪检监察部门线索核查谈话记录》，上述三份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证明黄志中参与民间借贷的事实。至于黄志中在诉状中称的，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包含金融机构根本不能成立，第一、《纪检监察部门线索核查谈话记录》中陈述，“估计一百五六十万元，利滚利，都不是农行客户（六个人）”、“因为人家要钱时，我必须还钱”、“现在其他几个人都没有问题、慢慢还”等均为向自然人借款的特征，因金融借贷不存在“利滚利”、“要钱就还”、“慢慢还”等特征。第二、众所周知，金融机构借款不属于民间借贷，黄志中作为多年金融从业者，当然知道上述规则。2、黄志中参与民间借贷的危害后果严重；判断民间借贷的后果是否严重的依据主要为借贷持续时间、借贷总额、是否已经归还出借人、以及本人对借贷事件的认识等指标。本案中，第一、黄志中自2013年初参与民间借贷，至今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6年，而该6年均为金融监管部门及农行总行要求员工不得参与民间借贷的期间。第二、截至2019年2月19日借贷本息总额累计达到160万元，而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17条和第18条的规定，参与民间借贷，即视为造成“不良后果”；发生涉案金额50万元的民间借贷，即视为造成了“严重后果”，黄志中参与的民间借贷属于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三、黄志中至今未能将其参与的民间借贷归还给出借人，社会危害后果持续中，通过债权人到农行吵闹的事实，也能推定黄志中参与的民间借贷行为给债权人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社会不稳定因素继续发酵中。第四、黄志中作为银行工作员工，理应知悉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吸收公众存款，银行员工不能参与民间借贷，否则一定会损害到银行利益。上述规则也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各家银行执行的基本用人制度，但黄志中居然认为银行员工参与民间借贷是合规的，不会对所在银行造成影响。因此，黄志中已经丧失了在银行工作的基本认知。第五、黄志中在农行工作期间，也签署了数份《承诺书》，承诺不参与民间借贷，但背后却大肆参与民间借贷，这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违背了银行员工应恪守信用、忠于维护国家金融秩序的基本要求。第六、2018年11月，农行总行组织对全行员工参与民间借款的行为进行摸底，黄志中在已经参与民间借贷的情况下，无视纪律，隐瞒事实，欺骗组织。上述事实，足以证明黄志中参与民间借贷行为的危害后果严重。3、东至农行解除与黄志中劳动合同的依据充分，第一、《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142条的规定，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记过至降级处分；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撤职及开除处分，其中第（十九）项参与民间借贷，谋取不当利益或造成不良影响的。该办法第17条和第18条规定，发生违规行为涉及金钱关系但涉案金额在50万元以下的，为“不良后果”，发生违规行为涉及金钱关系且涉案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为“严重后果”。造成不良后果即可开除，造成严重后果的，则必须开除。本案中，黄志中涉案金额160万元，按照规章制度，理应开除。第二、《中国农业银行严格禁止员工行为的若干规定》第34条规定，严禁员工参与民间融资。至于民间借贷就是民间融资的概念，对金融系统工作人员而言，二者的概念完全一致，相互可以混用。本案中，黄志中违反银行严令禁止的行为，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违反用人单位禁止的行为就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以员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而直接解除劳动合同。第三、“诚实守信”是我国劳动法及民法的基本原则，黄志中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向农行出具了四份《承诺书》，上述承诺书的形式、内容合法合理。黄志中的承诺书中确认，杜绝“参与民间借贷”。本案中，在承诺书有效期间，黄志中背信弃义，多次参与民间借贷。即使不考虑任何规章制度，农行以黄志中违反“诚实守信”原则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也同样属于符合《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关于黄志中的诉求中第三项企业年金的问题，由于原告未在仲裁阶段作为请求内容且企业年金不属于法律规定强制性享有的权利，本案不应处理。综上，东至农行只有解除与黄志中之间的劳动合同，而无其他任何选项，请求法庭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驳回黄志中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支持东至农行的诉讼请求。 东至农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东至农行没有义务向被告黄志中支付自2019年2月15日至6月30日期间的绩效工资差额28423.44元；2、判令被告黄志中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东至农行与黄志中之间的劳动争议案件,已经东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作出了(2019)东劳仲裁字第108号《仲裁裁决书》。遗憾的是,东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黄志中自2019年2月至6月期间符合绩效工资领取条件,并裁决东至农行向黄志中补发上述期间的绩效工资差额28423.44元。东至农行认为,上述裁决结果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从黄志中本人的行为上说,东至农行没有义务向其支付绩效工资差额。因为:自2019年2月15日起,黄志中即停止了在原工作岗位工作,并被安排待岗。黄志中在停止原岗位工作并被安排待岗的1个月时间内未提出异议。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司法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变更工作岗位超过1个月,且劳动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岗位变更有效。因此,应视为黄志中认可了东至农行的待岗安排,并主张待岗期。第二、从东至农行的行为上说,东至农行没有义务向黄志中支付绩效工资差额。因为:自黄志中于2019年2月离岗后,农行系统的纪检部门即对黄志中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并掌握了黄志中存在长期且多次严重违规的事实。根据农行系统的薪酬制度及《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的规定,东至农行在员工因严重违规被组织调查期间,有权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理。第三、从劳动法的规定上说,东至农行没有义务向黄志中支付绩效工资差额。因为:绩效工资属于劳动成果对应的工资,黄志中自2019年2月15日至6月30日期间,没有为东至农行作出工作成果;相反,东至农行为此还需要付出一定的调查成本。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在劳动者无劳动成果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即无需支付绩效工资。第四、从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上说,东至农行同样没有义务向黄志中支付绩效工资差额。因为:双方《劳动合同》第五条约定,黄志中完成东至农行规定的工作任务,并达到规定质量标准,东至农行应当足额支付工资;但若因工作任务不足,或黄志中因优化组合原因离岗的,东至农行支付生活费即可。本案中,黄志中自2019年2月15日至6月30日期间离岗且未完成工作任务无疑,依约只能享受生活费待遇,而不能主张绩效工资。综上,东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结果损害了池州农行的合法权益,为此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特向贵院起诉,请求依法支持东至农行的诉讼请求。 黄志中辩称：我认为企业年金与解除合同赔偿金具有不可分性，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黄志中从1982年9月1日开始在原中国农业银行东至县支行（现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至县支行）工作，2000年4月28日，双方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合同第八条规定，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甲方的规章制度的。黄志中先后任东至农行胜利营业所办事员、葛公营业所办事员、内勤副主任、支行会计出纳股副股长、会计辅导员、尧渡营业所内勤主任、支行资金组织部、客户部科员、支行客户部副经理，2010年2月开始任支行营业部大堂经理。 2019年2月15日上午，因黄志中与案外人王根生民间借贷纠纷事宜，王根生妻子计素敏来到东至农行营业大厅吵闹，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由大堂保安报警处理，东至县公安局尧南派出所出警了解情况后，告知双方当事人个人经济问题应私下进行协商，严禁以个人问题影响单位秩序，后在东至农行其他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黄志中与计素敏到农行二楼办公室协商。2019年2月19日，由农行池州分行纪检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对黄志中进行线索核查谈话，黄志中在谈话及本人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中表示，因炒股2013年开始断断续续向王根生借款20万元，口头约定年利率30%，约定1年归还，为了保证每年到期资金按时归还，不得不亏损斩仓及时归还，不断如此反复，利滚利导致负债本息总额大约160万元左右（其中本金大约70万元左右），涉及出借人6个，6个借款人均为非农行客户。事发后，经其与出借人沟通，主要债务人承诺不再到单位进行吵闹，其他债务人均表示不会去单位找他。另黄志中在谈话中表示王根生60多万本金实际就十来二十万，年息3分是加到本上的。2018年1月27日，黄志中向王根生出具借条，注明：“今借王根生人民币贰拾陆万元整，期限壹年。如违约诉讼费由本人承担支付”。 东至农行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累计发放黄志中绩效工资78273.17元（其中2018年7月-12月份发放66273.17元，月均11045.53元；2019年1月-6月份发放12000元，月均2000元）。2019年4月25日、2019年5月5日，东至农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分行就单方与黄志中解除劳动合同分别书面征求同级工会意见，同级工会书面回复同意处理意见。2019年7月2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分行书面通知黄志中解除劳动合同，同日，出具《中国农业银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双方订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已于2019年7月2日解除，黄志中解除劳动合同签工作岗位为内勤主任，工作年限为36年10个月）。《中国农业银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国农业银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于2019年7月8日由东至县公证处送达。 《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2013年8月修正）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有以下行为之一，给予有关责任人员记大过至开除处分：……（十六）参与民间借贷、违规提供担保、帮助客户还贷等，牟取不当利益或造成不良后果的；《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7年5月1日起施行）第十七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不良后果是指：（一）发生涉案金额50万元以下案件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金额在50万元以下的；……（八）对本行形象、声誉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记大过至降级处分，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撤职至开除处分：……（十九）参与民间借贷、违规提供担保、帮助客户还贷等，牟取不当利益或造成不良影响的；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本办法施行前的违规行为，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执行。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本办法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农银规章﹝2010﹞140号）和《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修正案）》（农银规章﹝2013﹞99号）同时废止。《中国农业银行严格禁止员工行为的若干规定》（农银规章﹝2011﹞154号）第34条规定：严禁员工组织、参与或介绍民间融资。黄志中2015年、2016年、2018年、2019年均签署《员工行为承诺书》。2018年11月16日，黄志中签署《员工参与民间借贷（担保）情况自查申报表》，表现形式中“员工与非亲属之间的资金借贷10万元（含）以上”填写“无”，并承诺申报内容真实、完整，如存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担保）行为，保证立即纠正。……坚决不参与违规民间借贷（担保）。 黄志中向东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8月30日，东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黄志中、东至农行不服仲裁裁决均向本院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劳动合同书》、《中国农业银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国农业银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公证书》、谈话记录、情况说明、征求工会意见函、工资表、《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中国农业银行严格禁止员工行为的若干规定》、《员工行为承诺书》、《员工参与民间借贷（担保）情况自查申报表》、仲裁裁决书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东至农行解除与黄志中的劳动合同是否违法。黄志中主张东至农行的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此，本院认为，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是劳动者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本案中，黄志中作为银行从业人员，不得参与民间借贷活动是其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对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东至农行的规章制度均有明确规定，黄志中亦多次向东至农行作出书面承诺，其在东至农行已经工作三十多年，“不得参与民间借贷、融资活动”无论是作为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银行业管理性规定还是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黄志中都应当明确知晓并且严格遵守。而根据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可知，黄志中在东至农行工作期间，因炒股参与民间借贷，口头约定年利率30%，并有利滚利现象，因此导致一名债权人家属到东至农行营业大厅吵闹，最终报警处理。虽然黄志中在庭审中抗辩民间借贷纠纷仅仅一起，其余均为金融借款，但本院综合农行纪检监察部门对黄志中的线索核查谈话及黄志中本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无法采信其抗辩理由。故黄志中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未适当履行其作为劳动者的基本义务，其行为已经影响到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的继续履行，东至农行据此解除与黄志中的劳动合同，理由成立。关于黄志中认为东至农行仅仅依据各级行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的意见，本院认为东至农行解除与黄志中的劳动合同经过各同级工会审查，并给予书面回复，程序合法，对黄志中的该意见不予支持。至于东至农行解除劳动合同中关于规章制度的适用问题，因黄志中的借款行为从2013年开始，断断续续，直至出现债权人家属在东至农行营业大厅吵闹仍有债务未偿还清结，故黄志中在2017年5月1日前已经存在参与民间借贷行为，而对于《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中国农业银行严格禁止员工行为的若干规定》均有“不得参与民间借贷”之规定，东至农行解除劳动合同基于黄志中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且属于《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处理档次范围内，并未有证据证明东至农行适用了从重或加重处理情节，黄志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中国农业银行严格禁止员工行为的若干规定》已经废止，虽然作为责任追究的依据《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已于2017年5月1日废止，但该办法废止后应当适用《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故东至农行适用的规章制度并无不当。关于黄志中抗辩其行为并未给东至农行造成不良后果，本院认为从黄志中的情况说明及谈话笔录的陈述“利滚利导致负债本息总额累积到今天大约160万元（其中真实本金大约70万左右）左右，涉及出借人6个”及债权人家属到东至农行营业大厅吵闹的行为，均属于东至农行规章制度中不良后果的范畴。关于黄志中陈述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处理规定属于纪律处理方式，而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属于其他处理方式，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不得以其他处理方式代替，本院认为对于黄志中参与民间借贷的行为给予何种处分，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体现，且黄志中参与民间借贷的行为已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并且导致债权人亲属到东至农行营业大厅吵闹，应为严重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故本院对黄志中的该意见不予支持。关于黄志中陈述其借款属于正常民间借贷，并不属于民间融资行为，本院认为民间融资是指出资人与受资人之间，在国家法定金融机构之外，以取得高额利息与取得资金使用权并支付约定利息为目的而采用民间借贷、民间票据融资、民间有价证券融资和社会集资等形式暂时改变资金使用权的金融行为，民间借贷是民间融资的传统方式之一，黄志中的该意见并不能改变其违反东至农行的规章制度参与民间借贷的事实。关于黄志中陈述东至农行解除劳动合同送达程序违法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需要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故对黄志中的该意见不予支持。综上，对黄志中主张要求东至农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缴纳部分的企业年金按100%比例全部归个人所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关于东至农行认为没有义务向黄志中支付自2019年2月15日至6月30日期间的绩效工资差额的意见，本院认为东至农行未提供证据证明黄志中2019年2月-6月份停止工作或被安排待岗、属于员工被纪检监察部门立案调查期间的情形，故黄志中2019年2月15日至6月30日绩效工资应依据2018年7-12月份绩效工资标准（根据东至农行提供的工资表及黄志中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认定11045.53元/月）补发，东至农行应支付黄志中2019年2月15日至6月30日绩效工资共计49704.89元（11045.53元/月×4.5个月），扣除已支付9000元（2000元/月×4.5个月），实际应支付40704.89元，故对东至农行要求判令没有义务向黄志中支付绩效工资差额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关于黄志中要求从2019年1月份开始按照2018年7-12月份绩效工资标准补发绩效的意见，本院认为2019年2月15日之前即事发之前系正常工作，其绩效工资应当属于正常发放，故本院对黄志中的意见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至县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黄志中绩效工资40704.89元； 二、驳回黄志中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至县支行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黄志中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至县支行案件受理费10元，由黄志中负担；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至县支行诉黄志中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至县支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志宏 审判员  苏香红 审判员  董继萍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檀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