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13民初317号 原告：沈奖材，男，1977年0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婷，福建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志民，男，1983年0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斌，厦门市唯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领导，厦门市唯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魏建芳，女，199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斌，厦门市唯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领导，厦门市唯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杨卫东，男，1974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被告：杨秋淋，男，198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原告沈奖材与被告黄志民、魏建芳、杨卫东、杨秋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奖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婷与被告黄志民、魏建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斌及被告杨卫东、杨秋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奖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决黄志民、魏建芳、杨卫东、杨秋淋立即共同偿还沈奖材借款250000元整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6月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费用由黄志民、魏建芳、杨卫东、杨秋淋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4月份，黄志民因开大排档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向沈奖材借款，杨卫东和杨秋淋作为介绍人，介绍黄志民向沈奖材借款，双方口头约定利息按月3%计算，由于沈奖材与黄志民不熟悉，黄志民和沈奖材双方同意沈奖材将款项打到杨卫东账户并要求黄志民将房产进行抵押才出具借款。黄志民和魏建芳按照双方约定的借款将夫妻双方位于湖里区的房产车位进行抵押，黄志民和魏建芳通过公证授权手续由杨秋淋进行全权办理。 沈奖材将借款25万元出借后，由于黄志民和魏建芳在收取款项之后没有归还，期间以没有资金等各种理由推拖，也因沈奖材无法再联系上黄志民，因此，沈奖材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支持沈奖材的诉讼请求。魏建芳和黄志民为夫妻，其借款期间为婚姻存续期间，魏建芳对黄志民的借款情况也是知情，才授权委托杨秋淋办理借款抵押手续，魏建芳应当对该笔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杨卫东作为黄志民和沈奖材约定收取款项的人，应当将沈奖材实际支付的借款完全交付给黄志民和魏建芳，杨秋淋作为授权接受款项的人，也应当将沈奖材实际支付的借款完全交付给黄志民和魏建芳，故杨卫东和魏建芳应当对该笔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以上事实有土地房产权证、土地房屋他项权证、通话录音、婚姻关系证明、银行流水账户为证，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黄志民、魏建芳辩称：沈奖材起诉要求黄志民、魏建芳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一、黄志民、魏建芳与原告本就互不相识，双方之间并没有借款的合意。在本案的诉讼发生之前，黄志民、魏建芳根本就不认识原告，根本就不可能向原告借款，因此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缺乏事实基础。 二、即使黄志民、魏建芳曾经将名下的房产办理了公证委托手续给予杨秋淋，但是也无法促使本案法律关系的成立。黄志民、魏建芳确实曾经于2012年4月13日将名下位于湖里区车位办理委托公证给予杨秋淋，但是当初的本意是想向杨秋淋借款，而事实上黄志民确与杨秋淋之间存在多笔的款项往来关系。但是本案的借款抵押发生于2013年4月16日，显然与黄志民、魏建芳之前的委托公证时间相距甚远，因此黄志民、魏建芳根本就不可能是为了向沈奖材的借案涉借款而办理的委托公证。 三、沈奖材在起诉状中的陈述多处自相予盾。 首先，沈奖材起诉状中陈述借款双方约定利息按3%计算，但是根据沈奖材所提供的借款合同中的记载，月利率是借款金额的2%，此外，沈奖材在庭前调查中陈述其收到的利息为1.7%，因此关于利息的约定沈奖材就存在多处不同的说法。 其次，沈奖材自述黄志民与其同意将款项打到杨卫东的账户，并要求黄志民、魏建芳黄志民将房产进行抵押再出具借款，但是事实上从沈奖材所提交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其共分三笔转账给被告杨卫东，其中2013年4月3日转账49995元，2013年4月4日转账150000元，2013年4月7日转账49995元，抵押办理登记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借款合同显示时间为2013年4月9日），这样看起来似乎很合理，但是事实上黄志民只在2013年4月3日收到杨秋淋转账10000元，2013年4月7日分二笔收到杨秋淋转账68000元及100000元，合计款项178000元，因此，从时间点来看，显然案涉借款并非黄志民、魏建芳向沈奖材所借。 最后，沈奖材在本案的第一次诉讼【（2018年）闽0213民初38号案】时，其对于案涉的借款25万元的交付过程陈述大致如下：其中57000元是以现金的方式通过被告杨卫东再转交给黄志民、魏建芳的委托人被告杨秋淋交付，其余款项193000元是以转账方式的转给被告杨秋淋，且因为被告杨卫东也有约20万元的款项刚好要交付给沈奖材，沈奖材说钱款转来转去麻烦，故就让被告杨卫东直接将钱款转给杨秋淋。而在本案中对于款项的交付沈奖材却陈述其是全部以转账的方式直接转给被告杨卫东的，并提供了相应的转账清单为证，显然沈奖材陈述是前后矛盾的。 因此，沈奖材对于本案借款的陈述存在多处不实之处，且与黄志民、魏建芳的实际借款情况不相符合，故其主张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四、对于本案中借款的抵押登记情况，黄志民、魏建芳完全不知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黄志民、魏建芳虽然曾于2012年4月13日就案涉房产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其中涉及的部分委托事项是签订借款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等手续，但是在沈奖材办理了该份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后，从未有任何人告知黄志民、魏建芳该事，包括沈奖材及被告杨秋淋也从未告知过，黄志民、魏建芳对于此事完全不知悉，且因为委托公证的时间与办理抵押登记的时间相距甚远，黄志民、魏建芳也从未收到抵押登记项下的借款本金，因此黄志民、魏建芳有随时起诉要求撤销该抵押登记并追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相关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实践性合同，自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即使认定抵押登记生效，但是沈奖材还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经向黄志民、魏建芳交付了全部借款且黄志民、魏建芳已经收到，否则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还未生效。综合本案，沈奖材并没有证明其已经向黄志民、魏建芳提供了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金，因此本案的借款合同还未生效，其要求黄志民、魏建芳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 六、答辩人魏建芳补充一点意见，其对于答辩人黄志民的借款并不清楚，也不知悉，因为案涉借款数额巨大，显然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不相符合，黄志民也未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因此若本案借款真实且成立，沈奖材要求魏建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也依据不足。 综上意见，沈奖材起诉要求黄志民、魏建芳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其主张的赔偿项目也部分缺乏事实依据，恳请人民法院驳回沈奖材对于黄志民、魏建芳的全部诉讼请求。 杨卫东辩称：该笔借款，当时杨秋淋拿着黄志民、魏建芳的公证书于2013年3月底找其借钱，其没有钱，后面其就介绍沈奖材与杨秋淋认识接触，由沈奖材与杨秋淋谈好以黄志民、魏建芳的车库作为抵押从而借款25万元，约定利息2.5%，利息从借款后一直支付到2014年8月份，黄志民与其商谈利息太高了，他支付不起，叫其与沈奖材协商月利率调整为2%，其与沈奖材沟通后，沈奖材同意了，所以黄志民自2014年9月13日起以每月5000元利息一直支付到2015年6月8日，后面就没有再继续支付利息了。杨卫东一共转账给杨秋淋243000元，另外7000元是杨秋淋欠杨卫东钱而扣下的。黄志民、魏建芳虽辩称对抵押借款完全不知情，但是通过黄志民与沈奖材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其实黄志民是知情的。 杨秋淋辩称：其受黄志民委托，要向沈奖材借钱，但是其没有委托杨卫东帮其收取钱款，没有收到沈奖材支付出借给黄志民的钱，至于黄志民是否有收到借款其不清楚。杨卫东转给其的24万多元是生意往来款项。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在案的诉前调查笔录、庭审笔录及当事人提供的《委托书》、《公证书》、《借款合同》、《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土地房屋他项权证》、婚姻关系证明、银行流水记录、2016年6月2日沈奖材与黄志民的手机通话录音、婚姻关系证明等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黄志民与魏建芳系夫妻。2012年4月13日，黄志民、魏建芳出具一份《委托书》，委托杨秋淋在黄志民、魏建芳坐落于厦门市湖里区车位的房产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内，有权代为办理抵押借（贷）款手续（可办理多次、循环抵押贷款），权限如下：有权以委托人两人（或其中任一人）或受托人或第三方（包括个人或机构、单位）作为借款人以上述房产作为抵押担保物为该借款人向银行或个人或典当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借（贷）款提供担保，并代为办理相应的借（贷）款、抵押手续，权限包括：1、代为签署借（贷）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及相关协议、文件，受托人有权就上述合同、协议申请办理公证并有权同意对上述合同、协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2、办理与抵押借（贷）款相关的房产评估、保险事宜并缴交相关费用，有权代查本人在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及报告；3、代为到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并缴纳相关税费；4、代为领取所借（贷）款项（含开立放款账户）、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业务、重设密码，并支付相关款项。……《委托书》同时授权，受托人有转委托权。《委托书》还授予了杨秋淋其它权限。同日，黄志民、魏建芳将该《委托书》在厦门市公证处办理了公证。 2013年4月9日，杨秋淋以黄志民的名义，与沈奖材签订一份《借款合同》，沈奖材为贷款人，黄志民为借款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为进行生产或经营活动周转用途，借款种类为个人借款，借款金额人民币250000元，借款月利率为2%，借款时间24个月，自2013年4月9日起至2015年4月8日止。还款方式为利息一月一付，付款当日扣除，到期归还本金。借款方用黄志民名下的厦门市湖里区车位做抵押。借款方到期如数归还贷款的，抵押权注销。《借款合同》还约定了其它事项。杨秋淋又作为代理人，以黄志民为抵押人，与抵押权人沈奖材签订一份《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将黄志民名下的厦门市湖里区车位抵押给沈奖材，约定该抵押物价值人民币250000元，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抵押权的一切费用。2013年4月16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予以办理抵押权登记。 2013年4月3日，沈奖材转账给杨卫东49995元；2013年4月4日，沈奖材转账给杨卫东150000元；2013年4月7日，沈奖材转账给杨卫东49995元。2013年4月7日，杨卫东转账给杨秋淋50000元，2013年4月17日，杨卫东转账给杨秋淋193000元。 同时查明：杨秋淋于2013年4月3日转账给黄志民10000元，于2013年4月7日转账给黄志民168000元。 另查明：黄志民自2014年9月13日起至2015年6月8日止的六个月内，每个月均向杨卫东转账支付5000元。 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分析如下： 1、沈奖材提供《委托书》、《公证书》，拟证明黄志民、魏建芳通过公证授权，共同委托杨秋淋向沈奖材办理借款抵押手续。黄志民、魏建芳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辩称其是打算向杨秋淋借款200000元才办理的公证，但是并没有向杨秋淋借到款项。其不认可杨秋淋根据该份公证书向沈奖材借款的事实，且其实际收到杨秋淋转交的款项只有178000元，这其中应当是扣除了“头息”22000元。本院认为，经过公证的《委托书》书面内容上并未限定于向杨秋淋借款，而是授权杨秋淋可向不特定的个人或银行、典当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贷）款，并办理抵押登记，且《委托书》授权杨秋淋代为领取所借（贷）款项。因此，只要所借款项进入杨秋淋账户，即可认定为所借款项已经完成向黄志民或魏建芳的交付。至于杨秋淋是否有将款项交付给黄志民或魏建芳，交付多少，则属于杨秋淋与黄志民、魏建芳之间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 2、沈奖材提供《借款合同》、《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土地房屋他项权证》，拟证明2013年4月9日黄志民向沈奖材借款，双方签署抵押合同及借款合同，其中合同约定借款本金250000元整，借款时间2013年4月9日至2015年4月8日止，并约定利息以月利率为借款金额的2%计算。黄志民在收到借款之后，将位于湖里区的车位抵押给沈奖材。黄志民、魏建芳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辩称黄志民、魏建芳公证委托的时间为2012年4月份，而抵押登记的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时间相距甚远。黄志民、魏建芳委托杨秋淋，当初是要向杨秋淋借款200000元，对于超出的部分，黄志民、魏建芳不予认可，沈奖材对于利息的陈述也是前后矛盾，起诉状陈述月利率3%，口头陈述月利率2.5%，借款合同写月利率2%，对于利息的陈述前后不一致，黄志民、魏建芳认为对于利息约定不明确的应视为没有利息。杨秋淋质证对《借款合同》、《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土地房屋他项权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是其代黄志民与沈奖材签的合同，《借款合同》是其代黄志民与沈奖材签订，包括落款黄志民的名字也是杨秋淋写的。本院认为，黄志民、魏建芳出具给杨秋淋的《委托书》并没有明确的委托截止时间，而是仅明确了委托期限从即日起至办完上述委托事项时止。因此，杨秋淋在2013年4月以黄志民代理人的身份与沈奖材签订的《借款合同》、《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并未超出《委托书》的授权，对黄志民具有法律约束力。经过公证的《委托书》书面内容上并未限定于向杨秋淋借款，而是授权杨秋淋可向不特定的个人或银行、典当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贷）款，并办理抵押登记，且《委托书》授权杨秋淋代为领取所借（贷）款项。因此，只要所借款项进入杨秋淋账户，即可认定为所借款项已经向黄志民或魏建芳完成交付。《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是2%，沈奖材诉讼请求主张的月利率也是2%，因此，本案并不属于利息约定不明确的情形。 3、沈奖材提供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沈奖材履行了其与黄志民双方约定的出借义务，将借款先打入到杨卫东的银行卡账户，出借给黄志民。杨卫东提供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2013年4月7日其转账给杨秋淋50000元，2013年4月17日其转账给杨秋淋193000元。以及2014年9月13日至2015年6月8日，黄志民转账10笔支付给其250000元借款的利息，合计50000元。（1）对于沈奖材转账给杨卫东的银行流水记录，黄志民、魏建芳辩称其并没有收到该款项，也没有与沈奖材约定款项先打到杨卫东账户。黄志民只收到杨秋淋转账支付的178000元。（2）对于杨卫东转账支付给杨秋淋的243000元，黄志民、魏建芳对该份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辩称该份转账记录可以体现杨卫东转给杨秋淋款项的时间是2013年4月7日50000元，2013年4月17日193000元，但是黄志民早在2013年4月3日和2013年4月7日就已经收到杨秋淋转给的款项合计是178000元，显然黄志民收取杨秋淋的款项与沈奖材或是杨卫东交付的款项没有任何关系，且根据沈奖材的自述，其是先将款项转给杨卫东后，要求黄志民进行办理抵押登记后才交付款项，这过程不符合事实，黄志民仅仅是向杨秋淋借款，并没有向沈奖材借款。杨秋淋质证认为，杨卫东转账给杨秋淋的243000元是其与杨卫东的生意往来款。（3）对于杨卫东提供的黄志民支付每笔5000元，10笔合计50000元的银行流水，黄志民辩称其与杨卫东之间存在多笔的款项往来情况，因此不能认定这10笔款项即为偿还案涉借款的利息。杨秋淋对该10笔转账记录质证认为其不清楚，可能是杨卫东与黄志民的生意往来款。本院认为，（1）虽然黄志民未与沈奖材约定所借款项先打到杨卫东账户，但是沈奖材要通过杨卫东代为转交给杨秋淋案涉借款，并无不当。而杨卫东在收到沈奖材要出借给黄志民的249990元后，仅转交（转账支付）给杨秋淋243000元，属于沈奖材对受托人的选任不当。因黄志民已经委托杨秋淋代为收取借款，因此，在杨卫东将243000元款项转入杨秋淋的账户的时间即为案涉借款合同生效的时间。至于杨秋淋要如何向黄志民交付所借到的款项，则是属于杨秋淋与黄志民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依法应当另行处理。（2）黄志民辩称仅仅是向杨秋淋借款，并没有向沈奖材借款。但若黄志民与沈奖材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自2013年4月起，黄志民的名下车位被抵押给沈奖材，黄志民为何长期未提出异议，这显然有悖于日常生活经验。（3）对于杨卫东辩称的黄志民支付每笔5000元，10笔合计50000元属于案涉借款按本金250000元，月利率按2%计算的利息，因黄志民否认，且其它相关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 4、沈奖材提供2016年6月2日沈奖材与黄志民的手机通话录音，拟证明黄志民与沈奖材通话，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证实了黄志民向沈奖材借款的事实并委托杨秋淋办理借款抵押手续。黄志民质证辩称，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录音过程可以体现黄志民与沈奖材之前是不认识的，黄志民在之前不知道沈奖材的身份，因此对于录音的对象无法确定，对录音内容不予认可。即使法院采纳录音黄志民陈述其所借的款是200000元，而从黄志民提供的证据其实际收款是178000元。本院认为，黄志民在与沈奖材的通话中，也明知双方在通话中交涉的即为车位抵押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其辩称有实际使用到200000元借款，则不排除杨秋淋转账给其的178000元与案涉借款无关，同时不排除杨秋淋有通过其他途径交付给黄志民200000元案涉借款。就案涉借款合同关系而言，因黄志民已经出具《委托书》委托杨秋淋代为收取借款，因此，在沈奖材通过杨卫东将243000元款项转入杨秋淋的账户，即应当认定为黄志民已经收到了案涉的借款243000元。至于杨秋淋要如何向黄志民交付所借到的款项，则是属于杨秋淋与黄志民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依法应当另行处理。 5、黄志民提供其中国建设银行储蓄活期明细查询单，拟证明黄志民于2013年4月3日收到杨秋淋转账10000元，2013年4月7日分二笔收到杨秋淋转账68000元及100000元，合计款项178000元，该部分款项是黄志民与杨秋淋之间的款项；若认定为本案借款，那么黄志民收到的借款本金仅为178000元，而非沈奖材起诉的250000元。沈奖材质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对象不认可。黄志民是收到178000元还是250000元，是黄志民与杨秋淋之间涉及的问题，沈奖材对此不清楚。杨卫东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所要证明的对象有异议。杨秋淋则质证认为这三笔不是杨卫东转给黄志民的借款。本院认为，因黄志民已经委托杨秋淋与沈奖材签订借款合同并代为收取借款，因此，在沈奖材通过杨卫东将243000元款项转入杨秋淋的账户的时间即为案涉借款合同生效的时间，且243000元即是沈奖材出借给黄志民的款项。至于杨秋淋要如何向黄志民交付所借到的款项，则是属于杨秋淋与黄志民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依法应当另行处理，因此不应当以杨秋淋转账给黄志民的178000元认定为沈奖材出借给黄志民的金额。 6、黄志民提供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客户账户明细清单一份，拟证明2012年1月份开始黄志民与杨秋淋之间频繁的款项往来情况，因此2012年4月13日黄志民将案涉房产委托公证给杨秋淋，本意是向杨秋淋借款的一个抵押，而非委托借款，但是双方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沈奖材质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沈奖材是先将借款支付给杨卫东后，由杨秋淋受委托办理抵押，再由杨卫东支付给杨秋淋，这与民间借贷形式上是一致的，不存在矛盾。杨卫东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所要证明的对象有异议。杨秋淋质证认为其与黄志民的往来流水很多，虽然黄志民有委托其办理借款，但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黄志民提供的该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客户账户明细清单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对象。根据《委托书》，黄志民、魏建芳委托杨秋淋代为向银行或个人或典当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借（贷）款，并没有限定于向杨秋淋一个人借款。而杨秋淋根据该《委托书》的授权，以黄志民名义与沈奖材签订的《借款合同》和《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手续。因此，黄志民与杨秋淋的频繁款项往来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7、黄志民提供（2018）闽0213民初38号案件庭审笔录，拟证明沈奖材对于本案事实的陈述存在多次不一致的地方，存在虚假陈述，隐瞒案件事实的情形。沈奖材质证认为，因为案件来龙去脉比较复杂，沈奖材已经将整个过程详细陈述，也提供相应的证据可以证明双方的借款纠纷。本院认为，相较于（2018）闽0213民初38号案件，沈奖材在本次诉讼中追加起诉了杨卫东和杨秋淋，并增加提供了相应的银行流水等证据，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更加清晰，有关陈述相对于第一次诉讼存在不一致之处具有合理性，不应认为属于虚假陈述或隐瞒案件事实的情形。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在借款合同关系中，沈奖材是贷款人，黄志民是借款人。沈奖材在起诉中的事实陈述已经自认为杨卫东、杨秋淋只是介绍人，杨卫东是其和黄志民约定收取款项的人，杨秋淋是授权接受款项的人，且沈奖材与杨秋淋（作为黄志民代理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已经披露了借款人是黄志民，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承担还本付息义务的是黄志民。杨卫东与杨秋淋并不应当与黄志民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尽管在案证据不能认定沈奖材与黄志民曾经共同约定由杨卫东代为转交案涉借款，但是沈奖材要通过杨卫东代为转交给杨秋淋案涉借款并无不当，而杨卫东在收到沈奖材要出借给黄志民的249990元后，仅转交给杨秋淋243000元，则属于沈奖材的对受托人的选任不当。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黄志民已经委托杨秋淋代为收取借款，因此，在杨卫东将243000元款项转入杨秋淋的账户的时间即为案涉借款合同生效的时间，也即黄志民收到的沈奖材出借款项金额为243000元。双方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月利率为2%，黄志民在借款到期后未能按时还款，因此，沈奖材主张黄志民按借期内月利率2%支付2015年6月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黄志民及其配偶魏建芳虽均委托杨秋淋代为借款，但是杨秋淋在与沈奖材签订《借款合同》时，仅是以黄志民一人为借款人，且借款目的是为进行生产或经营活动的需要，借款种类约定为个人借款，沈奖材并未举证证明该笔借款用于黄志民与魏建芳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沈奖材主张案涉借款属于黄志民与魏建芳的夫妻共同债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魏建芳关于其不应与黄志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答辩意见本院依法予以采纳。黄志民辩称其与沈奖材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沈奖材无权要求其偿还借款及利息的答辩意见，以及杨秋淋辩称其没有收到沈奖材要出借给黄志民的款项等答辩意见，均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黄志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沈奖材偿还欠款人民币243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6月9日起计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 二、驳回沈奖材的其余诉讼请求。 黄志民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0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为2525元，由黄志民负担2454元，由沈奖材负担7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蔡景贤）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蔡礼节） 代书记员（郭兰英）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 3、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