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甘民终1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汉族，生于1964年4月25日，甘肃省永昌人，住永昌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男，汉族，生于1966年11月15日，甘肃省永昌人，住金昌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3，女，汉族，生于1969年4月18日，甘肃省永昌人，住永昌县。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甘肃维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矿产品开发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明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4，甘肃昭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某1、陈某2、陈某3与被上诉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矿产品开发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皇城公司）不当得利一案，因陈某1、陈某2、陈某3不服甘肃省林区中级法院(2019)甘75民初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被上诉人皇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4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1、陈某2、陈某3上诉请求：撤销(2019)甘75民初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国家对被依法取缔的各矿口进行整合并招商，由皇城公司通过公开招标取得采矿权并设立五个采取。但没有证据证明矿口被取缔、矿区作为招商项目，设立五个采区是基于2006年政府文件和双方合作而设立，采矿权是协议取得而不是招标取得，对此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大量证据，但一审法院的认定背离事实基础。（二）一审程序违法。上诉人在庭后提交证据，并请求开庭质证，但一审法院予以拒绝并作出判决，程序违法。上诉人投资、经营五采区二十余年，且政府补偿时以此作为评估依据，因此，上诉人应当取得国家对关闭煤矿所付的补偿款，皇城公司获得补偿没有依据。   皇城公司答辩称，皇城公司作为采矿权人，取得因国家政策关闭煤矿的补偿款，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陈某1等的上诉，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实质性否分，也未提交足以证明其投资的证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陈某1、陈某2、陈某3一审诉讼请求：判令皇城公司向陈某1、陈某2、陈某3支付补偿款9413099.74元，并承担逾期支付利息713826.73元。   一审法院查明：2006年以前，陈某1、陈某2、陈某3出资，在位于肃南县马营乡开办萤石矿。肃南县为了规范西石门各萤石矿的经营活动，实行了“五统一”政策，又出资设立了肃南县皇城矿产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5月30日，皇城公司（甲方）与陈某1在内的九户萤石矿主（乙方）签订了《皇城西石门萤石矿统一办理采矿许可证协议书》。2013年国家对被依法取缔的各矿口进行整合并公开招商，将采矿区范围作为招商引资项目，由皇城公司通过公开招标取得采矿权，设立了五个采，陈某1经营五采区。皇城公司于2014年2月24日办理了采矿许可证，是矿业权人，矿石的所有权、开采权、经营权归属于皇城公司。2018年国家要求祁连山保护区内的经营单位，退出保护区，关闭井口。甘肃省人民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投入进行补偿。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陈某1是否享有补偿权。国家为切实做好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稳妥有序推进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设矿业权依法有序退出。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7年12月8日《关于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矿业权分类退出办法》“按照自愿协商、合法约定优先原则，由县级人民政府依据调查核实的勘察开采和履行义务等情况，与矿业权人充分协商，确定补偿金额，签订补偿协议。”2014年2月24日皇城公司办理了采矿许可证，下属五个采区，陈某1为五采区的区长，实际经营五采区。政府对各采区的财产及投资依法进行了评估。关于五采区投资，陈某1提供的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五采区大型设备、道路等固定资产设施是由其购置修建的，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陈某1、陈某2、陈某3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诉讼费82561.60元，由陈某1、陈某2、陈某3负担。   二审中，法庭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某1等人是否享有对案涉补偿款的请求权及份额。各方当事人对该争议焦点没有异议，围绕谁是投资人或矿业权人为论点进行举证、质证并发表辩论意见。   上诉人陈某1等为证明其诉讼主张，二审提交七组证据，被上诉人皇城公司均予以质证，举证质证及本院认定情况如下：   证据一：甘肃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关于皇城公司西石门萤石矿开发利用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报告（2011年2月24日），陈某1欲证明七家企业划分五个采区联合开采的事实。皇城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二审新证据，且该报告由第三人出具，未经皇城公司盖章确认，只能证明矿区存在整合，这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报告记载“1976-2004年由七家私营企业在肃南县批准划分的五个采区联合开采”，可以证实2004年以前七家私营企业在该矿区开采的事实。   证据二：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甘祁资函[2010]20号复函（2010年7月19日），陈某1主张该文件是办理采矿权证的必备文件，证明七家企业根据管理局的文件办理采矿权的事实。皇城公司质证认为该复函可证明皇城公司合法取得采矿权证，依法应取得国家补偿款。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复函记载“西石门萤石矿位于甘肃××区的2林班……由于该项目在1958年保护区成立以前就由兰州军区建设，经管理局2010年7月9日局务会议研究，皇城公司在不扩大建设用地的前提下，同意在原址原范围进行项目建设。”因陈某1主张的内容并未在该复函中记载，故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证据三：西石门萤石矿开发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1年1月），陈某1欲证明案涉采矿权是七家企业联合办理的，皇城公司只具有管理权，具体财产仍归七家企业联合所有。皇城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皇城公司取得采矿权证是合法的。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报告记载：西石门萤石矿位于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自20世纪50-60年代由国家规划开采，后因资源短缺、品位降低、地表前部矿层已采完，开采难度加大而放弃。1976-2004年七家私营企业先后在××道批准联合开采，肃南县划分为五个采区并颁发临时探（采）矿证明（有效期至2005年4月9日）。2007年肃南县根据《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肃南县招商引资项目采矿权登记有关问题的复函》精神，将七家私营企业五个采区整合为一个矿山进行开采，矿山开采工程总投资为798万元，其中原有矿山建设共计投资545万元，本项目新增投资253万元。因该报告记载内容并无2007年以后七家私营企业联合开发矿山、共同办理采矿权证等内容，故对陈某1等的证明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证据四：原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甘国土资厅矿函[2013]第28号函（2013年5月30日），陈某1等欲证明该采矿权证是协议出让，而不是一审认定的招标出让，并且采矿范围与原七家私营企业开采范围一致。皇城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是办理采矿权证的必要手续，可证明皇城公司合法取得采矿权证，并且该矿与原七家私营企业无关。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矿业权开发行政许可的方式包括招标、拍卖、挂牌等，都需要矿业权人与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签订矿业权出让协议，此外并无“协议出让”的取得方式。由于原七家私营企业在2005年4月后都没有合法矿业权，不存在向皇城公司转让矿业权的事实基础，故该函中“协议”的指向，是皇城公司与原省国土资源厅的采矿权出让协议，而非本案中2006年5月30日的“统一办理采矿许可证协议书”。因案涉西石门萤石矿采矿权系招标出让还是协议出让与本案最终处理并无关联，故对于陈某1等的证明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证据五：皇城公司皇萤矿字[2015]36号报告（2015年11月22日）、皇城公司皇萤矿字[2016]36号报告（2016年12月4日），陈某1欲证明五采区的投资是陈某1所投，资产属于陈某1。皇城公司质证认为该两份报告与本案无关联性，西石门萤石矿自2014年2月取得采矿权证，之后设立五个采区，与陈某1无关。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该报告中没有陈某1投资及五个采区资产所有权相关情况的内容，也始终没有关于陈某1、陈某2、陈某3等三人的记载，所载五采区安全隐患整改负责人也非陈某1，故对陈某1的证明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证据六：公证书（2017年9月21日），内容为肃南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与业主陈某2对西石门萤石矿五号井采区的资产进行登记的经过，陈某1欲以此证明五采区的资产归陈某2所有。皇城公司质证认为该公证书只能证明公证时采区资产存在状况，不能证明财产所有权的归属。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由于公证书只是对矿井资产进行登记，并未说明资产归属，对于资产的投资及权属需结合其他证据审查，且陈某1关于资产归陈某2所有的陈述与其为投资人的诉讼主张相矛盾，故对陈某1的证明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证据七：西石门萤石矿开发利用方案（2009年2月20日），陈某1欲证明各采区的资产由各投资人所有。皇城公司质证认为该方案是办理采矿权证时提交的，只能证明矿藏情况和办证之前各采区的现状，不能证明陈某1取得采矿权证，也不能证明矿区财产是陈某1所有。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该方案中并无各采区投资及权属的记载，故对陈某1的证明主张不予采信。   二审中陈某1向本院递交申请书，申请皇城公司原副经理范建华作为证人出庭，本院予以准许。范建华到庭接受双方和法庭询问，述称：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2014年止在皇城公司任职并管理五采区，任职期间五采区的设备、固定资产都由陈某1投资，皇城公司未出资，但陈某1没有与皇城公司签订过投资或分红协议。   二审中，陈某1向法庭提交责令提交书证申请书，申请法庭责令皇城公司提交企业固定资产账簿和会计凭证，欲反证皇城公司向西石门萤石矿五采区没有投资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诉争标的系陈某1对关闭皇城公司西石门萤石矿补偿款的请求权，其证明责任是提出陈某1应当取得补偿款的依据，而非否定皇城公司取得补偿款的依据；同时，其申请证明事项对待证事实的认定不具有唯一性--即便皇城公司不出具相关证据，也不能必然得出陈某1应取得关闭矿山补偿款的结论。因此，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综合本案二审证据审查和法庭调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在我国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任何民事主体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经批准取得采矿权，并办理登记，方成为合法的矿业权人。矿业权作为一项行政许可，只能由特定国家机关实施，其取得、变更、转让（包括出售、合作、出租、抵押等），都需依法取得相应审批，其他机关或民事主体通过合同约定或事实行为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均不具有法律效力。未经批准从事矿产资源开采，其投资不受法律保护，造成矿产资源损失或生态环境破坏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案中2006年5月30日的“统一办理采矿许可证协议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对矿产资源归属的约定，并不具有物权效力。   本案所涉西石门萤石矿位于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试验区。为做好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甘肃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矿业权分类退出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关闭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为维护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该《办法》确定了权利义务相互对等、投入补偿相应平衡、协议优先平稳退出等原则，明确规定了对矿业权人进行补偿的方式、方法和程序。本案中，皇城公司于2014年2月依法取得西石门萤石矿的开采许可，原甘肃省林业厅、原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的一系列审批文件中均没有皇城公司与其他主体合作开采的记载，皇城公司即成为该矿唯一的合法矿业权人。根据案涉书面证据及当事人和证人陈述，可以证实陈某1自2005年4月9日临时采矿权到期后至矿山关闭前，一直在西石门萤石矿原军马一场采区进行无证开矿作业。陈某1称其开采行为是肃南县政府组织的七家私营企业联合开采，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其所称的合作开采，从未取得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的批准或备案，也未与矿业权人皇城公司签订矿业权转让合同，因此陈某1等人不具有案涉西石门萤石矿（五采区）矿业权人的合法身份，其不享有关闭矿山补偿款的受益权。   前述《办法》第五条（三）项第2项规定：“根据核定的矿山建设投入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和发证机关确定的应退还价款，确定补偿金额”，第六条（二）项规定：协商不一致的，“补偿金额=矿山建设投入+保有资源储量对应价款+矿山环境治理保证金账户余额－实际产生的矿山恢复治理费用。”因此，最终取得的关闭矿山补偿款的数额并非以投资额为唯一计算依据。陈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前述《办法》规定的补偿权利主体是矿山投资人，因陈某1等人实际投资，所以应获得相应补偿。但该《办法》并未作出类似表述。退一步讲，即便要对投资人进行补偿，首先应当审查确定投资人的资格和投入。根据我国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投资必须真实，即包括“投”和“资”的客观真实。陈某1等人证明其投资所举证据，大部分发生在2014年2月以前其无证开采期间，对该部分投入本院依法不予保护。陈某1所举证据中主张2014年2月以后的投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即以“白条”形式出现的借款收条、生产生活物资购置、人员工资及工伤处理费用。经审查本院认为，其所举借款收条不能与皇城公司形成关联性，所主张投入的生产物资与关闭矿山时的资产登记表记载也不一致，所称雇佣人员没有与皇城公司形成劳动关系，故其举证所列支出均不能作为其对西石门萤石矿的投资。至于工伤处理费用，不属于国家核算矿山关闭补偿的构成依据，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投资范围，陈某1以此主张获得关闭矿山补偿款对应金额，没有法律依据。同时，陈某1作为证据提交的西石门萤石矿开发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明确记载“矿山开采工程总投资为798万元，其中原有矿山建设共计投资545万元，本项目新增投资253万元”，而陈某1主张仅五采区的投资数额就达9413099.74元，较设计投入显著超出且未说明理由。因陈某1等人与皇城公司并未签订投资协议或其他形式的合作协议，也没有证据证实陈某1对皇城公司的实际合法投入，故对陈某1等人主张的投资，本院不予认可。陈某1未统计环境恢复治理成本及其无证开采十年间获益，以其单方面计算的投资主张补偿款，与客观事实和法律法规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二审中，陈某1提交一审法院书记员签名的证据收据，以此主张一审法院收到其补充提交的证据后并未质证审查就作出判决，因而程序违法。本院经审查发现，一审判决作出日期为2019年12月24日，该证据收据落款日期为2019年12月25日，即陈某1补充提交证据时，一审法院已作出判决，不能回转程序重新质证，因此一审法院对此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陈某1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陈某1、陈某2、陈某3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某1、陈某2、陈某3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2561.56元，由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烨   审判员 周 雷   审判员 沈亚中     二Ｏ二Ｏ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致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