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0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深圳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笋岗西路**深圳体育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943019937。法定代表人：陈金姣，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兰，广东盛唐（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高汉平，男，汉族，1965年1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媛媛，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潇逸，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深圳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汉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3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睿信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高汉平的诉请并支持睿信公司的反诉请求；二、判令高汉平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及保全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引述未经质证材料，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6月6日，睿信公司通过受让取得深圳市科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15.0001%股权：2016年5月13日，睿信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15%；2016年11月15日，睿信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27%；2017年3月17日，睿信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33%”，但是在一审程序中，睿信公司与高汉平却均未提交与此相关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双方均未就上述事项举证且未经质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作出该等认定显然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构成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忽略案件重要事实。高汉平提交的《深圳市科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已披露的目标公司债务由目标公司承担；高汉平提交的《深圳市科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高汉平任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交接日前控制目标公司的证照、公章及公司资金账户等。依照该等书证记载，目标公司的财务管理由高汉平实际控制，睿信公司仅能基于高汉平提供的信息以对公司财务情况作出判断。睿信公司一审中已提交高汉平安排提供的资产负债表（有原财务经理签名），该资产负债表即是双方交易定价的基础，且此后被证明与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偏差。在上述情形已有书证为据的情况下，如高汉平主张未曾提供财务数据或提供的文件并非如此，则应举出反证，否则即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现一审法院认定睿信公司已是目标公司股东，未对案件双方实际权利义务进行审查，是错误的。综合所述，睿信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及法律的错误适用，已经损害了睿信公司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的错误予以纠正。被上诉人高汉平答辩如下：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以维持。一、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明确约定本案所转让的转让份额即为转让的股权数额，高汉平起诉主张要求睿信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余款，睿信公司答辩中根本未就股权转让的份额及变更时间提出任何异议。本案一审法官为查明事实在调查过程中向睿信公司及高汉平进行询问，睿信公司未提出异议，高汉平提供了工商查询记录予以证实，该工商登记记录是为了回应一审庭审调查中一审法官依职权查明的事实，应当被依法确认。二、睿信公司的上诉观点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在一审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第四条“已披露的目标公司债务由目标公司承担”，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仅说明已披露的目标公司的债务由目标公司自己承担，在补充协议中相关条件仅表明高汉平在办理本案股权变更前应保管公司证照，期间不得有损害公司的行为，相关约定不应与本案混为一谈。三、双方约定的转让价款并非基于资产负债表而确定，睿信公司对合同已约定价格的异议并不能成立。睿信公司与高汉平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签订后高汉平已经将相应股权变更登记至睿信公司名下，睿信公司应依约支付转让款。工商登记信息可以表明，睿信公司在股权转让时为目标公司最大的股东，该信息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有载明，且睿信公司在目标公司历史股权变更中，一直为占有股权比例较大的股东，其应当知道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同时，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对目标公司净资产进行约定，在实践中除国有企业受法律政策调控外，民营企业股权转让价格并无法律规定应依据公司经营状况确定，故实践中多存在1元转让股权的情形发生。因此，在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睿信公司基于此而提出的差额异议并没有根据，依法应予以驳回。高汉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睿信公司立即向高汉平支付所欠的股权转让款3000000元，同时支付逾期履行违约金270000元（暂计至2018年5月18日），共计3270000元；二、睿信公司支付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睿信公司提出反诉，请求判令：一、将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交易价款由原定的7000000元变更为2129900元；二、高汉平向睿信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870100元：三、高汉平向睿信公司支付违约金106500元；四、高汉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10月10日，高汉平、睿信公司及案外人江国星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高汉平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28.248%的股权以7000000元价格转让给睿信公司。合同中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注册资本25000000元，截止协议签署时实收资本未完成实缴；法定代表人为高汉平；协议签署时高汉平持股比例28.248%，睿信公司持股比例33%，转让后睿信公司持股比例75.6%。睿信公司保证，高汉平在本次股权转让时未缴付的出资由睿信公司缴付，睿信公司及目标公司保证不因高汉平出资未到位行为向高汉平主张任何权利；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在协议签署生效后10个工作日后，睿信公司向高汉平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0元；高汉平收到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应协助配合目标公司、睿信公司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毕协议项下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手续。目标公司做完工商变更10个工作日内，睿信公司向高汉平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2000000元；第三期股权转让款3000000元，睿信公司在2018年2月16日前向高汉平支付。如果高汉平有任何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行为，睿信公司有权在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因高汉平的违约行为给目标公司、睿信公司造成的任何损失及高汉平应按本协议约定支付的违约金；如睿信公司不能按照本协议的规定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日应向高汉平支付逾期部分千分之一的违约金；逾期30日以上，高汉平有权单独解除本协议，并在扣除睿信公司应向高汉平支付的本协议标的金额百分之五的违约金后，将睿信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剩余部分退还给睿信公司。同日，高汉平与睿信公司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自协议签署之日后，高汉平收到睿信公司第一笔股权转让款起，高汉平需要在一个工作日内与睿信公司开始所有材料的交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所有的公章、公司资金账户及U盾等。睿信公司分别于2017年10月11日、2017年10月30日向高汉平名下招商银行62×××11账号转账2000000元，累计4000000元。目标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30日，其后，公司经历多次股权变更。2014年6月6日，睿信公司通过受让取得目标公司15.0001%股权；2016年5月13日，睿信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15%；2016年11月15日，睿信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27%；2017年3月17日，睿信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33%；2017年10月19日，睿信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75.60%。2017年10月19日，高汉平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28%股权变更登记至睿信公司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高汉平与睿信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高汉平已依约将股权转移登记至睿信公司名下，睿信公司作为股权受让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查明的事实，睿信公司自2014年6月6日起已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且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睿信公司已持有目标公司33%股权，系目标公司最大股东，签订协议时其应当知道目标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经营情况，睿信公司称其不清楚目标公司经营状况，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对目标公司净资产进行约定，睿信公司以目标公司净资产减少为由，请求减少转让价款，要求高汉平返还差额，承担违约责任，没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睿信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因此，高汉平诉请睿信公司支付所欠股权转让款300000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的问题。睿信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没有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高汉平诉请睿信公司支付违约金，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高汉平主张按照每逾期一日支付逾期部分千分之一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该标准过高，酌情调整为以年利率24%计算延期履行违约金。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睿信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高汉平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000000元及延期履行违约金（违约金以300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17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高汉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睿信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9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7960元，已由高汉平预交），由睿信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2589.40元，由睿信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本院让睿信公司对高汉平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案涉目标公司相关股权变更资料发表质证意见，睿信公司表示目标公司股权变更情况与所提交材料记载情况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高汉平与睿信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高汉平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28.248%的股权以7000000元价格转让给睿信公司，合同签订后高汉平已依约履行了将股权转移登记至睿信公司名下的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睿信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2014年6月6日睿信公司已经成为持有目标公司15%的股东，2017年3月17日睿信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33%，在2017年10月10日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睿信公司是目标公司最大的持股股东，因此睿信公司对目标公司的财务情况、经营情况应当是了解的，睿信公司以对公司财务情况不清楚否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价格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采信睿信公司称其不清楚目标公司经营状况的抗辩理由，认为该理由不符合常理，本院予以认同。公司股份的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产品竞争能力以及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故股权作为《公司法》规定的一种具有独立内涵的包括财产权等多种权利在内的综合性的新型权利形态，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性质。因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市场因素影响较大，公司的资产状况并非处于固定状态，而是不断变化。公司净资产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但由于其不能体现公司资金的流转等公司运作的重要情况，因而也不能反映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用公司净资产额除以股份数额所得价值与股权转让价格亦非等值。而且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格是以公司净资产为依据，从该合同约定内容可知，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与目标公司净资产额并无直接联系，即目标公司净资产额的多少并不直接决定股权转让价格的高低。而且，睿信公司向一审提交的审计报告是其单方面自行委托审计的，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因此，即使睿信公司认为双方在股权转让时目标公司实际的净资产额与其签订协议时知晓的数额不一致，也不能将净资产额作为减少股权转让价款的依据。另外，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睿信公司保证，高汉平在本次股权转让时未缴付的出资由睿信公司缴付，睿信公司及目标公司保证不因高汉平出资未到位行为向高汉平主张任何权利”，睿信公司同意缴付高汉平在本次股权转让时未缴付的出资，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股权转让价格与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不具有明确的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睿信公司要求高汉平返还差额、承担违约责任没有合同依据，睿信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延期履行违约金，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睿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深圳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钟婧棋（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