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162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东莞市常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桑园社区***************。法定代表人：廖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卿前良，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蒋太元，男，197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才咀头组，公民身份号码：430************854。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丁姿丹，女，1982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30************281。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封磊，男，198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公民身份号码：430************696。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卫，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廖某1，男，198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30************090。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丁时腊，男，1980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公民身份号码：430************273。上诉人东莞市常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林公司）诉被上诉人蒋太元、丁姿丹、廖某1、丁时腊、封磊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10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林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蒋太元、丁姿丹、廖某1、丁时腊、封磊立即搬出常林公司租赁的经营地；2.蒋太元、丁姿丹、廖某1、丁时腊、封磊支付拖欠的房屋租金及水电费用合计120465.6元及其利息暂定2000元（利息按相应租金自产生之日起按同期银行年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3.蒋太元、丁姿丹、廖某1、丁时腊、封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用等暂计20000元。一审庭审中，常林公司主张蒋太元、丁姿丹、廖某1、丁时腊、封磊已经搬离原告租赁的经营地，故撤回第一项诉请。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东莞市常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一审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574.66元，保全费为1232.32元，均已由东莞市常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预交，由东莞市常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1036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常林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常林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蒋太元、丁姿丹、廖某1、丁时腊、封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常林公司与蒋太元、丁姿丹、丁时腊、封磊是合伙关系，协议中甲方廖某1即是常林公司属于根本性事实认定错误，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第一，无论是常林公司还是蒋太元、丁姿丹、丁时腊、封磊、廖某1都不主张常林公司与其余蒋太元、丁姿丹、丁时腊、封磊四人为合伙关系。在各方涉及的关联案件案中即（2019）粤1971民初3147、3148、3151三个案件以及（2019）粤1971民初10368、10372号两个案件，蒋太元、丁姿丹、丁时腊、封磊一直坚持与常林公司为复杂的合作关系，廖常1、丁时腊则在不同案件中分别认为与常林公司构成租赁关系、借用关系等。第二，一审判决内容上自相矛盾，既记载各方为合作关系，又记载各方为合伙关系，实际上蒋太元、丁姿丹、丁时腊、封磊在庭审中根本没有过合伙关系的明确表述和主张。第三，一审判决把“资质与名称”拔高到合伙项目成功运营的充分必要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的高度，错误的作为其他法律关系与事实判断和认定的先决和唯一条件。常林公司曾经同意把“企业资质与名称”借用给合伙组织自有常林公司的利益考量：1.扩大常林公司影响力，带来商业利益；2.常林公司将代购司机培训业务外包给了合伙组织。更重要的是根据《五方投资合作协议书》第八条第二款中一致明确常林公司有权随时禁止蒋太元、丁姿丹、丁时腊、封磊、廖某1使用常林公司的企业名称与代驾业务资质。第四，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因为合伙协议约定廖某1对一切合伙事务拥有一票最终决定权，就认定廖某1就是常林公司本身，常林公司与蒋太元、丁姿丹、丁时腊、封磊是合伙关系属于严重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其一，庭审中，法官并未就为何约定廖某1对一切合伙事务拥有一票否决权进行法庭调查和发问。其二，廖某1成为对一切合伙事务拥有一票最终决定权的合伙人是根据管理能力、业务经验、有丰富商业资源、拥有近半股权的最大股份合伙人等原因选择的，也是唯一可选择人选。原因是：1.管理能力。廖某1是当时唯一具有企业或者团队运作管理经验的。2.业务经验，在五位合伙人中，廖某1是当时唯一具有该行业经验的，其他四人都是其他行业转行的。3.丰富的商业资源，如果不是廖某1与常林公司的特殊关系，常林公司根本就不会将代驾业务外包给合伙组织，也不会将企业名称和业务资质给合伙组织使用。4.更重要的是在合伙组织中占股42%接近半数，是合伙组织中占股最大的合伙人，自然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之所以设置一票决定权就是因为避免合伙组织因表决权分散而造成表决僵局或无法及时作出任何决定造成重大损失，而合伙事务需要随时面对商业机会和风险即时的作出决定，这也是商业社会中的常识和普遍做法。第五，结合协议书全文及事实，《五方合伙投资协议书》中“甲方以东莞常林公司名下滴滴代驾部打包出资的真实含义是，合作各方计划就承揽东莞常林公司名下滴滴代驾部的外包业务筹资50万元开展业务，而不是真的以滴滴代驾部相关资产出资”否则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1、甲方以东莞市常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名下代驾部相关资产与资源整体估值为五十万元”如果甲方真的以滴滴代驾部相关资产出资的话，那么常林公司或者甲方不是累计投资50万元（代驾部估值）+24万元现金，就应共计占有合伙组织71%的股份了，过去三年，常林公司从来没有获取过50万元出资所应占合伙组织中50%分红的份额。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常林公司即为廖某1，与蒋太元、丁姿丹、丁时腊、封磊属于合伙关系完全属于对本案事实真相不理解，也没有查明事实，在没有充分证据条件下作出的错误事实认定。（二）关于一审判决中“常林公司自身陈述”部分，一审判决基于上文错误的事实认定，在没有充分证据条件下，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第一，一审判决认定常林公司没有提交有关双方租赁关系的任何凭证，包括租赁合同的主体、期限、租金标准、租金的支付方式等，这与事实不符。其一，常林公司提交了《物业收费通知单》及蒋太元、丁姿丹、丁时腊、封磊提供的答辩状，蒋太元、丁姿丹、丁时腊、封磊、廖某1提供的证据材料足以说明和证明上述事项。其二，廖某1、丁时腊的答辩状中自认的常林公司的诉讼请求。其三，对本案诉请有异议的蒋太元、丁姿丹、封磊实际上自认需要承担租金水电费用，也自认了双方约定一直是按常林公司租金成本的50%承担并且一直从2016年正常履行到2018年7月，并且蒋太元、丁姿丹、封磊主张与常林公司是很复杂的合作关系，并不排斥和否定双方的租赁关系。其四，蒋太元、丁姿丹、封磊在庭审中及提交的证据材料中，都表示和自认：合伙组织需要承担租金、该部分租金的收取方是常林公司，支付方式只不过是主张及希望没有直接转账给常林公司，只是与常林公司进行资金账目互相抵扣而已，租金标准在2016年至2018年7月双方搬迁新场地之前，租金标准为甲方向物业方支付租金的50%，只是因为搬迁新场地后，在庭审中蒋太元、丁姿丹、封磊表示租金比之前高了，不愿意交那么多而已。其五，关于书面租赁合同及租赁期限的问题。双方因为口头约定没有签订书面租赁合同，但是法律并不禁止口头租赁合同，并且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其次，因为是超过六个月的非书面合同，因此自然是无固定期限租赁合同，这也是常林公司有权要求蒋太元、丁姿丹、丁时腊、封磊、廖某1搬出的权利基础。综上，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为租赁关系，常林公司的请求足以得到支持。一审判决书所指常林公司为什么要把自身资质和名称出借给蒋太元、丁姿丹、丁时腊、封磊、廖某1开展业务，常林公司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作为否认租赁关系的理由是毫无根据和毫无理由的强行关联，关于这一点庭审中并未做法庭调查且也和本案诉请无关，且常林公司在上文中做出了合理解释说明了缘由。综上，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条件下作出了错误判决，支持常林公司诉讼请求的事实与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被上诉人蒋太元、丁姿丹、封磊共同答辩称：1.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得当，请求驳回常林公司的上诉。2.常林公司与蒋太元等人关于合伙合作项目案件目前有5个，常林公司不承认是合伙关系，硬要将合伙关系拆分为租赁与侵权并提起诉讼，蒋太元等人认为这是常林公司逃避分配利润，不应该得到支持。被上诉人廖某1答辩称：1.合伙组织是廖某1、余钰玺、丁时腊、蒋祝秀（丁姿丹）、封磊个人之间的合伙，廖某1与常林公司不存在身份混同。2.《五方合伙投资协议书》是2016年11月左右倒签的，目的只是明确封磊10%的合伙份额，各方当时只是最初投入了20000元左右，只有封磊是在项目营运了半年以后以购买股份的形式加入进来的。3.关于租金，廖某1予以认可，在29%的份额范围内承担相应租金。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逻辑混乱。其一，常林公司根本就不是合伙之一，这是个人之间的合伙。其二，退一万步，即使常林公司是合伙人，但这个和是否要交租金没有关系。即使公司的股东将自己的房子出租给公司，也不能因为股东身份不承认存在租金关系。被上诉人丁时腊答辩称：1.案涉合伙组织是蒋太元、蒋祝秀（丁姿丹）、封磊、廖某1、余钰玺、丁时腊个人之间的合伙，常林公司只是把业务外包给几个合伙人而已。2.关于租金，自2016年一直到2018年7月，合伙组织一直因为使用了常林公司一半的面积或者是一半的使用率进行培训办公等。所以三年来一直按50%的比例支付租金的，2018年7月之后，并且2017年7月之前和之后各方的人员等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各方是因为包括本案矛盾以及其他城市的商业矛盾等矛盾太大，业务就渐渐处于五人管理状态，所以租金没有及时支付。所以丁时腊同意承担相应的租金，希望早点结束相互起诉、报复状态。本院查明：（一）常林公司提交租赁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合同租赁方为东莞市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及东莞市常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并约定租金支付标准及支付的银行账户，证明五被上诉人使用的办公场地为常林公司所租赁的物业以及租金费用等；提交银行转账记录，根据银行对账单，转账记录与租赁合同约定的完全一致，且在转账记录中也备注了为常林公司的租金等情况。后常林公司补充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常林公司还是廖某1、余钰玺两股东，两人持股比例为55%、45%。2.东莞代驾集资登记表，拟证明蒋太元、丁姿丹（蒋祝秀）、封磊三人自认在2016年2月至2016年10月占15%合伙份额，2016年11月后在合伙组织中占13%。3.蒋太元支付宝流水，拟证明蒋太元转20000元作为出资，其中第一笔转给余钰玺，因为余钰玺当时负责东莞代驾相关事务。4.2016年常林公司代驾部分润明细，拟证明2016年2月至10月，各合伙份额为：廖某130%、余钰玺15%、蒋太元30%、蒋祝秀（丁姿丹）15%、丁时腊15%，期间蒋太元、丁姿丹、封磊自认余钰玺15%是合伙人，且领取了相应分红。也证明封磊在此期间不是合伙人，合同时间记载为2016年2月1日的《五方合伙投资协议书》是2016年11月后倒签的。在（2019）粤1971民初3147、3148、3151号三个案件，各方均予以确认。5.2018年部分合伙分红记录，分别是2018年1月-5月的分红记录，显示廖（廖某1）29%、元（蒋太元）28%、余（余钰玺）13%、敏（蒋祝秀，丁姿丹代签）10%、丁（丁时腊）10%、封磊10%，拟证明蒋太元、丁姿丹、封磊自认余钰玺是合伙人，占13%。在（2019）粤1971民初3147、3148、3151号三个案件，各方均予以确认。上述2-5项证据均是蒋太元、丁姿丹、封磊在（2019）粤1971民初3147、3148、3151号三个案件中提供的证据，属于自认。6.微信聊天记录，丁姿丹发送2017年4、5、6月季度分润表，列明六位合伙人分别应当分的利润，拟证明合伙组织一直将余钰玺作为直接合伙人，并直接进行分红结算。蒋太元发送2017年7月、8月分红账目，其中列明余钰玺7月份3248元、8月份3289元。蒋太元发送2017年7、8、9月季度分润加9月份分润，直接列余钰玺13%15859元。蒋太元发送2017年10月、11月季度分润加9月份分润，直接列余钰玺13%8693.5元。蒋太元发送2017年12月分润，直接列余钰玺13%13917.558元。前述拟证明在2016年、2017年、2018年，余钰玺都是直接的积极合伙人，并按照相应合伙份额领取分红。7.支付宝转账记录，以佐证上述证据。8.（2018）粤0605民初26006号民事判决书，在佛山同样案件，一审法院正确认定不存在身份混同，且为租赁关系，依法判决蒋太元等人向常林公司支付租金。9.2017年6月分润转为了佛山公司投资款、核算代驾分润记录，均为蒋太元在另案提供的证据，拟证明余钰玺在2017年6月为合伙人之一，结合全部证据，证明2016、2017、2018年余钰玺一直为合伙人。蒋太元、丁姿丹、封磊质证认为：租赁合同、银行支付记录，由于没有提供租赁合同原件，仅提供转账回单原件，而转账回单显示的并不是租赁合同双方，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确认。对常林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传票、证据清单、东莞代驾集资登记表3.蒋太元支付宝流水4.2016年东莞市常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代驾部分润明细5.2018年部分合伙分红记录6.微信聊天记录7.支付宝转账记录9.2017年6月份分润转为了佛山公司投资款、核算代驾分润记录。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合伙投资是常林公司与其他个人合伙，而不是常林公司所主张的纯个人合伙，廖某1代表常林公司进行合伙。对证据8.（2018）粤0605民初26006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判决第14页最后一段，法院认为四名被告是合作经营关系，而非对方主张的租赁关系，另外该判决书认为应该分摊租金，而不是支付租金，支付租金表明是租赁关系，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而分摊租金表明双方均是承租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分摊。判决书第14页倒数第6、7、8行，为何法院判决分摊租金是因为被告当庭承认了经营项目的利润已经分配，但还没有扣除租金与水电费，原因是新搬办公室，还处于免租期，所以法院判定分摊租金，而东莞合作项目的情况又不同，分配利润同时已经扣除了相应的分摊租金、水电费及其他办公支出，还有工人工资，所以本案一审判决就没有判决分摊租金。廖某1、丁时腊分别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均确认常林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并认可常林公司的意见。（二）蒋太元、丁姿丹、封磊在二审法庭调查后向本院提交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28日的（2019）粤1971民初314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蒋太元、丁姿丹、封磊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廖某1、常林公司分配合作项目利润的案件中，法院判令廖某1、常林公司应向蒋太元、丁姿丹、封磊支付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利润，支付利润的前提是从服务费中扣除了包括租金、水电费、发票点数及代驾部员工工资在内的成本。蒋太元对该案提起上诉，但未按期缴纳上诉费用，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20）粤19民终3157民事裁定，裁定按蒋太元撤回上诉处理。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常林公司提起的上诉，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常林公司要求蒋太元等五人向其支付租金的请求是否成立。从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陈述、案涉证据材料以及各方当事人相关联的诉讼可知廖某1作为常林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常林公司名下的东莞滴滴代驾业务部出资与蒋太元、丁姿丹、封磊、丁时腊等人合作经营代驾业务，2018年7月之前的利润已分配完毕，而合作体相关的经营成本包括租金、水电费也在分配利润之前予以扣除。蒋太元、丁姿丹、封磊在2019年1月以廖某1、常林公司作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分配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的合作利润。常林公司则在2019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廖某1、蒋太元、丁姿丹、封磊、丁时腊支付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的租金及水电费等。本院认为常林公司与合作体并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且按照2018年7月之前的结算模式，合作体应承担的相关租金及水电费均在分配利润前予以抵扣，在蒋太元、丁姿丹、封磊提起诉讼要求分配上述期间的利润后，常林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租金及水电费完全可以在该案中予以处理，且实际上按照（2019）粤1971民初3148号民事判决的处理结果，本案所涉的租金及水电费在该案中也已经处理完毕，因此常林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参与合作的各方当事人直接向其支付租金及水电费缺乏事实依据，本案诉讼亦缺乏必要性，故一审法院驳回常林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的处理结果正确，对于该结果，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常林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49.31元，由上诉人东莞市常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陈加雄审判员  冯婉娥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刘淑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