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695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负责人：罗展忠。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纪宁，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汉杰，男，汉族，1964年8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惠东县***********，公民身份号码：441************013。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珈锋，国信信扬（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黄小平，男，汉族，1976年4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龙湖居委会龙湖大道南113号，公民身份号码：441************350。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清，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立伟，广东江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下称华安公司）与被上诉人周汉杰、一审第三人黄小平因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1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华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123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评估费由周汉杰负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华安公司对涉案保险单中“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200万元、每次事故绝对免赔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5%”的条款已尽到明确的告知、解释和说明义务，该条款依法有效，一审判决对该条款认定无效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黄小平于2018年9月12日以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的名义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在华安公司投保了财产综合险（保单号：602********201800034），保险期限自2018年9月13日0时起至2019年9月12日23时59分59秒止。在续保之前即2018年8月30日，黄小平的妻子徐凤珍（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的财务）就与华安公司的业务员叶武华通过微信联系，向其询问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2017年投保的保险单到期时间及续保事宜。2018年9月7日，叶武华在微信上明确告知徐凤珍续保总公司要求调整承保条件：1.保费调整到18800元；2.免赔额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5%；3.每次赔偿限额为200万元。在徐凤珍的询问下，叶武华特意通过打电话对其进行了说明解释，也明确告知因中国气象台已经多次发出天气预警，广东地区将受到台风的严重影响，涉案标的的危险系数显著增加，保险单的保费及部分内容应作相应更改。2018年9月11日，徐凤珍主动要求续保并于2019年9月12日缴纳了18800元保险费，续保后业务员叶武华通过快递将《财产综合险投保单》、《保险条款》、《发票》、《保批单签收回执》邮寄给黄小平。黄小平收到材料后在《财产综合险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经告知本人仔细阅读保险合同条款及《偿付能力信息告知书》，提示本人特别阅读黑体字标注的条款内容及保险人偿付能力信息。保险人对保险合同内容，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经向本人作出了明确说明，本人已经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本人保证上述填写内容真实。”的落款处已签名并加盖了公章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和第十二条“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华安公司业务员叶武华通过微信、电话向黄小平妻子徐凤珍对免责条款的解释说明及黄小平、投保人在《财产综合险投保单》上的签名、盖章确认，足以说明华安公司对涉案保险合同中“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200万元、每次事故绝对免赔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5%”的条款已尽到明确的告知、解释和说明义务，该条款依法有效。台风于2018年9月16日发生，造成保险事故发生，依法应适用2018年9月12日《财产综合险保险单》约定的条款，而不应适用2017年9月12日已过期的《财产综合保险单》约定的条款。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华安公司对涉案保险单中“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200万元、每次事故绝对免赔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5%”的条款未尽到如实告知的义务而认定无效，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周汉杰主张赔偿的涉案建筑物属于违章建筑，依法不属于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不予赔付，一审法院对此未作认定，明显认定事实不清。《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综合险条款》第四条第六款约定：“下列财产不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六）违章建筑、危险建筑、非法占用的财产。”本案中，在一审庭审时，周汉杰的代理人明确表示涉案房屋没有任何报建手续，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域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六十五条“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的规定，涉案房屋建筑物依法属于违章建筑，不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不予赔付，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认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周汉杰不是涉案保险单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无权主张赔偿，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周汉杰不是投保人也不是被保险人，与华安公司不具有财产保险合同关系，周汉杰不具有向华安公司索赔的主体资格。另外，一审法院认为周汉杰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薄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薄为准。”的规定，本案中，周汉杰没有提供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其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依法对保险标的不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保险利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周汉杰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具有保险利益和诉讼主体资格，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四、华安公司与黄小平在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前已共同委托广州天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定损，金额为1030260元，应该以该评估金额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华安公司与黄小平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前已共同委托广州天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公估定损，于2019年9月17日拿到公估终期报告，涉案房屋的定损金额为1030260元，周汉杰明知双方已申请公估公司定损，在没有提出有效证据反驳下无权重新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对此未审查直接同意周汉杰重新申请鉴定，事实认定不清，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周汉杰口头答辩称：一、对于涉案保险单中的限额和免赔条款，华安公司没有尽到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因此，该条款无效。首先，该条款属于典型的保险公司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其次，华安公司也没有就该限额和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向投保人进行明确的说明。根据华安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本案的投保人是惠东县平山蓝天家具厂展销中心而并非徐凤珍。蓝天家具厂展销中心与徐凤珍本身是互为独立的法律个体，根据法律规定，华安公司应当就该限额和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蓝天家具厂展销中心进行明确的提示及说明，徐凤珍并不是本案的投保人。根据聊天记录显示，徐凤珍已经明确表示其没有看明白条款的意思，而华安公司也没有进一步进行说明。华安公司上诉称，叶武华通过电话向徐凤珍进行了解释说明，这与事实不符，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具有解释说明内容的通话内容，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华安公司对其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二、关于建筑物是否违章的问题。首先，是否属于违章建筑应当由行政管理部门综合评判认定，法院不能代替行政管理部门作出是否属于违章建筑的认定。其次，除了有证件齐全的建筑物外，还存在大量临时建筑和历史形成的建筑物等，对于建筑物本身属性问题，在没有任何违章建筑认定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违章建筑。再次，华安公司连续几年均没有主动积极的对该情况进行查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仅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在连续两年的合作当中，华安公司均未对该建筑提出任何意见并且收取了保费承保。因此，华安公司据此而拒赔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三、周汉杰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涉案房屋是周汉杰作为出租方出租给黄小平进行使用的，且周汉杰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土地的权属证明以及权属人与出租人的夫妻关系证明，本案不存在其他相反的证据。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周汉杰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一审判决对此已经有详细的明确说明。四、周汉杰自始至终对华安公司与黄小平的公估终期报告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其中。涉案房屋评估报告的内容真实、合法，是合法的定案依据。综上，华安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审第三人黄小平陈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华安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涉案保险合同中“赔偿限额200万，免赔额10000元或25%”的条款是无效的。第一，涉案保险合同是续保的保险合同。在上一年的保险合同中，并无赔偿限额200万的约定，并且每次事故免赔额为3000元或事故损失的20%。保费为15000元。但是，在上一年度没有发生保险事故，保险标的客观环境没有变化，且华安公司在没有与黄小平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增设了每次赔偿限额200万的约定，免赔额提高至10000元或25%的条款，保险费也提高至18800元。保险合同的续保，在普通民众来看应该是对上一份保险合同内容的延续，华安公司在没有合理前提的情况下，单方增设“赔偿限额200万，免赔额10000元或25%”的条款。华安公司增设上述保险条款，排除了黄小平的合法权益，免除了华安公司的义务，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根据《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属于无效条款。华安公司应当按上一年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条件承担保险金的赔偿责任。第二，黄小平向华安公司投保的保险金额为1000万元，华安公司也是按照1000万元的保险金额计收保险费。华安公司在按1000万元的保险金额收取保费的前提下，却在保险合同中增设其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不超过200万元的条款。华安公司增设上述条款，属于免除华安公司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加重黄小平的责任、排除黄小平依法享有的权利。根据《保险法》第十九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的规定，涉案保险合同增加的限额200万赔偿条件，免赔额提高至10000元或25%的条款无效。二、华安公司主张其增设“赔偿限额200万，免赔额10000元或25%”的条款是因为危险系数显著增加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保险标的所在地是惠东县，惠东县属于沿海地区，每年都必然有台风登陆。台风登陆并不是2018年才有，在2018年以前就有台风登陆惠东县，2018年以后还会有台风登陆，所以台风登陆惠东县是可以预见的风险，不是新增的风险，不属于危险系数显著增加的情形。其次，法律对于危险系数显著增加的情形已经有明确规定，本案的保险标的不存在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系数显著增加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本案保险标的用途、使用范围、所处环境、使用人或管理人均没有发生改变，也不存在改装的情况。所以，保险标的并没有发生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不存在风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华安公司主张保险标的危险系数显著增加的理由不能成立。再次，退一万步讲，假设存在“危险系数显著增加”的情形，华安公司也没有权利提高保险金赔付条件和限制保险金赔付的金额。参照《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的规定，就算存在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下，法律赋予华安公司的权利也只有除险保险合同或增加保险费。在本案中不存在解除合同的问题，所以华安公司只有增加保险费的权利，并没有权利提高赔付条件和限制赔付金额。所以，华安公司在增加保费的同时又提高赔付条件，明显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该约定无效。三、华安公司没有对“赔偿限额200万，免赔额10000元或25%”的条款尽到告知和明确说明的义务。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规定，“赔偿限额200万，免赔额10000元或25%”的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华安公司应当对该条款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履行告知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其次，《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上述规定，华安公司履行说明告知义务应当是在“订立合同时”履行，而本案中，涉案保险合同是在2018年9月13日生效，但华安公司是在涉案保险生效以后，但答辩人是在2018年9月14日才收到保险单和条款，也是在2018年9月14日在《保批单签收回执》盖章签名。所以，华安公司并没有在在订立合同时向黄小平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内容，应当视为华安公司没有履行告知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再次，华安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华安公司工作人员也没有向黄小平明确说明和告知条款的内容。在华安公司提交的《保批单签收回执》中，也没有对“赔偿限额200万，免赔额10000元或25%”的条款进行提示说明。因此，华安公司并没有就免责条款向答辩人履行明确说明和告知的义务。第四，退一步来讲，“本保单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00万”的条款也存在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00万”，第二种解释是“每一子项财产项目的损失赔偿限额为200万”。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的规定，保险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即本案就算假设“本保单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00万”的条款有效的情况下，也应当解释为“每一子项财产项目的损失赔偿限额为200万”。综上，保险合同中“赔偿限额200万，免赔额10000元或25%”的条款是无效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护一审法院对于上述条款的无效认定。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汉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黄小平立即向周汉杰支付所拖欠的租金共计350000元（注:租金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现暂从2018年9月计至2019年2月，按每月50000元租金计算，共计350000元整）；2.黄小平立即向周汉杰支付1800000元的房屋损坏赔偿金；3.华安公司在财产综合险1800000元范围内向周汉杰承担连带赔付责任；4.由黄小平及华安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以及周汉杰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一审诉讼期间，周汉杰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华安公司在财产综合险1800000元范围内向周汉杰承担赔付责任；2.判令华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及周汉杰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位于惠东县********边铁皮房屋的权益人是周汉杰。该铁皮房屋所在土地的使用权证号为惠东国用（2009）第010970号，使用权面积为3960㎡，土地用途商业、住宅，土地使用权人许翠锦。许翠锦与周汉杰系夫妻关系。经一审法院询问，许翠锦表示同意其丈夫周汉杰以个人名义提起本案诉讼。2012年2月20日，周汉杰（甲方）与黄小平（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书》，约定：一、租赁标的物：甲方将位于惠东县********边铁皮房屋（占地约3600平方米）租给乙方经营家私商场使用（国地使用证号：惠东国用（2009）第010970号，占地面积3960平方米）。二、租赁期限：从2012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止，共八年期限。从2012年2月20日至2012年5月30日为装修免租期。三、押金：签订本合同时乙方一次性交清押金款15万元给甲方，押金不计利息。租赁期满退回给乙方。四、租金及付款方式：（1）乙方租用甲方的铁皮房屋租金分两期给付：第一期前四年（从2012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0日止）的房屋每月租金为45000元；第二期后四年（从2016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止）房租按每个月租金为50000元。（2）乙方每月按时支付房屋租金给甲方。乙方应在每月5日前将房屋租金一次性交付给甲方，甲方收款写收款收据给乙方。逾期不交清房租，按每天5%计滞纳金，超期30天未交清房租，甲方有权停止供电、供水、终止合同收回房屋，已交押金不予以退回，乙方已装修的所有财物无偿归甲方所有。五、双方责任：……5、租用期内，甲方负责购买房屋保险。如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等）造成房屋损坏经济损失，由甲方向保险公司办理索赔。如乙方过失引起火灾，造成房屋损失，应由乙方负责赔偿给甲方，并由乙方负责一切法律责任……。上述租赁合同签订后，黄小平按约定向周汉杰支付了租赁押金、房屋租金。2013年3月26日，黄小平注册成立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场所即为涉案铁皮屋所在地。2017年9月12日，黄小平以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在华安公司投保了财产综合险（保单号：602********20170000012），保险期限自2017年9月13日0时起至2018年9月12日23时59分59秒止。险种中包括的标的物：房屋建筑物的保险金额为180万元；房屋装修的保险金额为120万元；展厅商品的保险金额为450万元；库存（仓储物）的保险金额为100万元；招牌及装饰的保险金额为130万元；办公用品的保险金额为20万元。保险费合计15000元。该保单第五条免赔约定：详见特别约定。第六条特别约定：1.本保险单项下每次事故绝对免赔3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0%，两者以高者为准。2.流动资产必须放置于15厘米的垫板上，对于因未垫垫板而水浸深度不超过15厘米的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水浸深度超过15厘米的损失，保险公司按下列公式计算：（实际水浸深度-15厘米）÷实际水浸深度×定损金额。3.保险财产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供且经保险双方签章确认的详细清单为准。4.本保险单项下的保险金额确定方式为估价。5.如本保单标的不足额投保，出险时按比例赔付。6.经保险合同双方约定，因雨水（包括暴雨）引起的建筑物渗漏所造成的建筑物损失及其他损失均不属保险责任。同日，黄小平向华安公司支付保险费15000元。2018年9月12日，黄小平以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的名义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继续在华安公司投保了财产综合险（保单号：602********20180000034），保险期限自2018年9月13日0时起至2019年9月12日23时59分59秒止。险种中包括的标的物：房屋建筑物的保险金额为180万元；房屋装修的保险金额为120万元；展厅商品的保险金额为450万元；库存（仓储物）的保险金额为100万元；招牌及装饰的保险金额为130万元；办公用品的保险金额为20万元。保险费合计18800元。该保单第五条免赔约定：本保险单项下每次事故绝对免赔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5%，两者以高者为准。第六条特别约定：增加了条款“1.本保单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200万元。”其余条款与2017年投保的保单一致。同日，黄小平向华安公司支付了保险费18800元。黄小平称，其是先支付了保险费，承保公司后寄回相关的保险单及保险条款。2018年9月16日，涉案房屋受“山竹”台风影响，发生倒塌并损毁。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保险事故发生后，华安公司未进行定损及理赔。一审期间，根据周汉杰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涉案位于惠东县********边的房屋发生倒塌时的价值进行评估。该估价公司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鹏信房估字［2019］第YHD007号《关于惠东县***********水泥砖墙钢结构铁皮顶房建筑物估价房地产估价报告》，确定委托评估物业在价值时点2018年9月16日的市场价值为1440700元，并标注本次评估不包括室内装修、消防设施及招牌。周汉杰为此支付评估费6100元。周汉杰对上述估价报告不予认可，评估价格明显低于目前涉案房屋的重置成本，华安公司则表示评估报告的价格由法院认定，黄小平对该评估报告无异议。一审庭审时，一审法院向黄小平询问，就涉案房屋损失保险的保险赔偿事宜，是否同意由周汉杰直接向保险公司主张，黄小平表示不持反对意见。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4月17日，惠州市气象局预报科出具编号为201923的《天气证明》，内容：“受台风‘山竹’影响，2018年9月16日到9月17日惠州市普遍出现强风雨天气；惠东平山监测站2018年9月16日16时录得最大瞬时风力32.9米/秒（12级）。”2019年8月8日，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列华安公司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案由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号为（2019）粤1323民初5331号，请求判令华安公司赔偿保险金400万元（最终金额以评估结论为准，不含房屋建筑物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黄小平以其经营的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的名义向华安公司购买了包括房屋损失保险在内的财产综合险，双方的财产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该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周汉杰是否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二、涉案保险合同中关于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以及增加免赔率比例的条款是否有效；三、华安公司是否应直接理赔周汉杰关于本次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关于焦点一周汉杰是否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本案中，虽然涉案保险单上的被保险人为黄小平经营的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但就房屋损失保险而言，周汉杰是保险标的即涉案房屋的合法权益人，房屋发生保险事故即倒塌或损毁与原告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作为投保人的黄小平对周汉杰直接向承保公司索赔亦不持反对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周汉杰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此，周汉杰作为本案原告向华安公司提起财产保险合同之诉，诉讼主体适格。关于焦点二涉案保险单中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以及增加免赔率比例的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200万元”、“每次事故绝对免赔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5%”虽然出现在保险单的特别约定条款，但该保险单系保险公司单方提供，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规定，上述条款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其次，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在华安公司的投保属于续保行为，对比2017年及2018年的保险单内容，可以发现2018年的保险单“特别约定”中将每次事故绝对免赔率提高至25%，同时增加了“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00万元”条款。对比2017年的保险合同约定，2018年的保险约定条款明显减轻了保险人的义务。华安公司在庭审中称系因涉案保险标的危险系数显著增加，故增加赔偿限额条款并提高了绝对免赔率，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投保人违反了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的规定对保险标的的安全未尽到相关责任。故华安公司在保险单中增设上述免责条款没有合同根据和法律依据。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华安公司在涉案2018年的保险单上对关于绝对免赔率及每次赔偿限额的约定并无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标示，无证据证明其对增加或变更的免责条款已向投保人履行了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义务，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保险单中“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200万元”、“每次事故绝对免赔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5%”的条款为无效条款。每次事故绝对免赔应按照此前的约定即“每次事故绝对免赔3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0%，两者以高者为准。”关于焦点三华安公司是否应直接赔偿周汉杰损失的问题。周汉杰亦系涉案房屋的权益人，对涉案房屋享有保险利益，故华安公司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周汉杰赔偿其房屋损失。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的估价报告，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即涉案房屋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的价值为1440700元（不含室内装修、消防设施及招牌）。涉案保险为财产损失保险，即对涉案房屋因台风造成的损失进行保险理赔，周汉杰认为该评估价格明显低于涉案房屋的重置成本，应以房屋重置价格进行赔偿，无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扣除绝对免赔即损失金额的20%，华安公司应在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周汉杰房屋损失1152560元[1440700元×（1-2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华安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在财产综合险限额范围内向周汉杰赔偿房屋损失1152560元。二、驳回周汉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00元（周汉杰已预交24000元），由华安公司负担13447元，周汉杰负担7553元。评估费6100元，由华安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华安公司申请涉案保险单经办人叶武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叶武华的证言，意在证明叶武华对涉案保险单中“赔偿限额200万，免赔额10000元或25%”条款已经尽到提示和解释说明义务。上述证人出庭作证，接受了周汉杰和黄小平的质询。华安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财产综合险投保单，用以证明黄小平已经在投保单上签字盖章，华安公司对保险合同内容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经向黄小平作出了明确说明，黄小平已经完全理解，没有提出异议；2.保批单签收回执，用以证明黄小平已经签收保险单、保险条款和发票；3.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单，用以证明黄小平于2019年9月12日向华安公司支付了18800元保险费；4.婚姻登记基本信息情况表、微信聊天记录；5.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台天气预警，用以证明在黄小平续保前，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台已经多次发出天气预警，广东地区将受到台风的严重影响，涉案保险标的物的危险系数显著增加；6.广州天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公估报告，用以证明华安公司与黄小平双方共同委托广州天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标的物进行评估，涉案标的所有损失金额（含房屋）为3830138.2元，涉案房屋建筑物损失应当以该报告为准；7.《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保险公估机构备案的公告》[保监公告（2016）19号]、广州天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保险公估机构备案表、吴光勇的保险公估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用以证明广州天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具有对保险标的物出险后查勘、检验、估损理算和残值处理的资质。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材料进行了质证，周汉杰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充分显示，华安公司并没有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对投保人作出提示及明确说明。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其与证据一共同证明了华安公司没有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的义务。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它与本案所争议的事实没有关联。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对，但就关联性而言，徐凤珍不是本案的投保人，其与投保人是互为独立的法律个体，且在聊天记录中也明确表明了徐凤珍对该些条款没有理解的意思。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涉案房屋危险增加的可能，台风每年都有而且危险是否增加只能依据法律的规定。其次，危险是否增加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并没有进行有效沟通，投保人也并不知情。再次，即便存在所谓的危险情况增加，保险人就所增加的免责条款及限额条款也没有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且没有任何的其他证据证明投保人具有过错或具有违反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的规定。对证据六、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它们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关联，周汉杰自始至终没有参与，一审法院所依据的评估报告是一审法院根据法律的规定程序而委托评估所形成的，合法有效。黄小平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涉案投保单关于免赔的约定并没有加黑加粗，违反了保险法关于免责条款应当提示的规定。因此，涉案保单关于免赔限额和免赔率的约定是无效的。其次，投保单的落款时间显示，黄小平是在2018年9月14日才收到该投保单，因此，华安公司没有在合同订立时向投保人尽到提示说明和告知的义务。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二当中并没有任何关于赔偿限额、免赔率或者免赔额的提示，并且黄小平收到该回执的时间是2018年9月14日，是涉案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且生效之后才收到的。对证据三没有异议，但该证据证明华安公司已经提高了保费。根据保险法关于危险程度增加的相关规定，华安公司没有权利以危险程度增加增设免赔条款、免赔率和赔偿限额。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微信聊天记录恰恰证明了在徐凤珍向华安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不明白该条款的意思，而华安公司的工作人员并未作出任何解释和说明，华安公司主张其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告知，但华安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人作证的时候已经明确，在涉案保险单上以上一年度的保险单承保的时候已经做了风控，并且在上一年度的保险单投保时已经知道台风发生了风险，台风所带来的风险已经在第一次投保，也就是2017年度保险当中已经予以考虑了，那么在2018年的保险单当中，台风并不是新增的风险，而且在惠东地区台风也并不是不可预见的风险，相反台风是常见的风险，华安公司以此认为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对公估报告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该报告当中并没有两名以上的公估人员签名，并且该公估报告显示，该报告仅是一名公估人员作出，所以该份公估报告违反了保险公估人监管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公估报告应当由至少两名承办该项业务保险公估从业人员签名并加盖保险公估印章的规定，违反了保险公估基本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对受理保险公估业务保险公估人应当指定至少两名保险公估从业人员承办，保险公估人开展法定公估业务，应当指定至少两名相应专业类别的公估承办，以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二十七第一款的规定，评估报告应当由至少两名承办该项业务的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公章，以及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九条的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对同一鉴定事项应当指定或选择两名司法鉴定人员进行鉴定。从上述规定可以得出公估报告应当至少有两名公估人员承办，并且承办该公估业务的公估人员应当在公估报告当中签名并加盖公估机构的公章。但是，华安公司所提交的公估报告当中，并没有体现有两名公估人承办该项公估业务，也没有两名公估人员在该公估报告上签名确认。华安公司所提交的证件当中也仅有一名公估人员的证件，所以该公估报告不具备合法性。另外该公估报告也不具备真实性，公估报告的关于房屋以及案外的货物损失等相关损失由第三方的评估机构确认，该公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并不准确，与事实不相符。另外，公估公司在业务上依赖于保险公司，其与保险公司有不可分开的利益，因此，公估公司所作出的公估报告，在公正性方面是不足的。对证据七的质证意见与证据六一致。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黄小平于2018年9月14日签字和盖章确认的财产综合险投保单的开头载明：“为了更好的保障您的权益，请您在投保前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标注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并听取保险公司业务人员的说明。如对保险公司业务人员的说明不明白或有异议的，请您在填写本投保单之前向保险公司业务人员进行询问。如未询问而又签署投保单的，视同您已经对条款内容完全理解并无异议”；第七项免赔约定载明：“本保险单项下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5%，两者以高者为准。”第八项特别约定载明：“本保单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200万元。”投保人声明处用黑体字载明：“保险人已经告知本人仔细阅读保险合同条款及《偿付能力信息告知书》，提示本人特别阅读黑体字标注的条款内容及保险人偿付能力信息。保险人对保险合同内容，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经向本人作出了明确说明，本人已经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本人保证上述填写内容真实。”同日，黄小平在保批单签收回执上签字、盖章，确认已经收到保险单、保险条款和发票等保险合同材料。二、保险事故发生后，黄小平经营的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向华安公司报告了保险事故，华安公司委托广州天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进行核损理算。2018年9月19日，广州天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在现场查勘报告上有盖章确认。同日，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出具《公估声明书》，表示愿意接受广州天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所有公估结论。2018年9月27日，广州天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黄小平进行了询问，黄小平在询问笔录上有签字并捺手印。2019年6月20日，广州天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了保险公估报告。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有三个：一是周汉杰作为本案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二是涉案保险单第五条免赔约定“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5%，两者以高者为准”和第六条特别约定“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200万元”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三是涉案房屋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赔偿金额应如何确定。一、关于周汉杰作为本案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案中，黄小平虽然是以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的名义向华安公司投保的财产综合险，涉案保险单载明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惠东县平山南天家具厂展销中心，但周汉杰对涉案保险标的物之一的受损房屋享有物权，且从保险合同的签订过程看，华安公司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房屋的产权归属的，但华安公司在承保时仍同意并接受黄小平作为被保险人对涉案房屋进行投保。因此，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和实际受害人，周汉杰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周汉杰享有保险赔偿金请求权，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华安公司上诉称，涉案房屋没有办理报建手续，也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不动产权属证书，属于违法建筑，周汉杰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本院认为，涉案房屋虽未取得房产证，但没有任何一个行政机关认定其为违法建筑，且华安公司在承保时亦明知涉案房屋没有房产证，仍接受投保，其自保险事故发生后以此为由不予理赔，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保险单第五条免赔约定“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5%，两者以高者为准”和第六条特别约定“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200万元”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涉案保险单“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5%”的免赔约定和“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200万元”的特别约定，相比2017年双方所签保险合同的约定，实际上增加了投保人的义务，减轻了保险人的责任，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上述免责条款，保险人华安公司应举证证明其已向黄小平履行了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否则，该免责条款将不产生法律效力。华安公司在本案一审期间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就上述免责条款其已向黄小平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华安公司承担。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华安公司未向黄小平尽到法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进而认定上述免责条款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审期间，华安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黄小平的妻子与华安公司涉案保险单经办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申请涉案保险单经办人员出庭作证，虽然该微信聊天记录和证人证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华安公司的涉案保险单经办人员与黄小平的妻子就涉案保险单中的免赔和限赔内容进行过讨论，但由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并不完整，而证人又系华安公司保险业务经办人员，因此，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和证人证言并不足以推翻一审的认定结论，故对华安公司提出的上述免责条款有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涉案房屋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赔偿金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房屋在保险期间因台风遭受损失，依据涉案保险条款约定应属保险事故，华安公司作为保险人应按照涉案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周汉杰的申请，委托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倒塌时的价值进行评估，华安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评估公司作出估价报告后，华安公司对估计报告中的价格也未提出过异议，应视为华安公司接受由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涉案房屋损失进行鉴定。评估公司作出的估价报告评估程序合法，内容真实可信，一审法院据此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华安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日红审判员  胡 江审判员  黄宇乐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伟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