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民终8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旭龙，男，1977年8月20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维亮，广东港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杰，广东港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国年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新洲路交界第壹世界广场塔楼21L。法定代表人：符瑞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小林，广东维强（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洲际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横琴红旗村天河街******。法定代表人：陈文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光玉，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昱，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旭龙、深圳市国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洲际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洲际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深中法涉外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梁旭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维亮、宁杰，国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小林，珠海洲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光玉、李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旭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珠海洲际公司对梁旭龙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委托函》是珠海洲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梁旭龙实际控制珠海洲际公司公章并擅自使用公章出具《委托函》。梁旭龙为珠海洲际公司对外融资、摆脱经营困境做了大量工作，珠海洲际公司确系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同意向梁旭龙支付报酬。二、国年公司无权代梁旭龙收取案涉款项，收款后也未转划给梁旭龙，梁旭龙至今未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款项，不应当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三、梁旭龙给国年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只是备用，此后又明确告知国年公司不要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任何款项，珠海洲际公司在没有梁旭龙指示的情况下向国年公司支付案涉款项，风险和责任应由珠海洲际公司自行负担。四、深圳市利明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明泰公司）二审中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案涉借款存在附加费用。珠海洲际公司答辩称，一、珠海洲际公司从未同意向梁旭龙支付5500万元费用，《委托函》是梁旭龙在掌控珠海洲际公司公章期间自行加盖的，其收取案涉款项456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梁旭龙否认控制珠海洲际公司公章没有事实依据。二、梁旭龙声称“为珠海洲际公司对外融资、摆脱经营困难做了大量工作，故珠海洲际公司同意支付涉案报酬”没有事实依据。三、梁旭龙控制珠海洲际公司账户划付案涉款项至国年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国年公司代其占有款项，应视为梁旭龙已收取案涉款项，一审判决判定梁旭龙承担返还责任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国年公司针对梁旭龙的上诉发表意见称，国年公司根据《委托函》收取案涉款项，至于该款项是由梁旭龙指令还是珠海洲际公司自作主张，其无法确认。转账时有左圣超的签字和公司印章，国年公司有理由相信这是珠海洲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国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珠海洲际公司对国年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和法律依据错误。本案中，国年公司接受梁旭龙的委托代其收取了融资费用，《委托书》经过国年公司的确认，一审法院也予以认可，因此，国年公司取得这笔款项是有合法依据的，并非不当得利，不适用关于不当得利的相关法律条款。国年公司已按照梁旭龙的要求将款项转账，不拖欠梁旭龙的任何费用。珠海洲际公司答辩称，一、国年公司称其受梁旭龙委托代为收取融资费用，且梁旭龙出具的《委托书》已经法院认可，故其取得该笔款项并非不当得利，没有事实依据。《委托函》系由梁旭龙持有公章期间自己盖章出具，一审法院对《委托函》不予采信，珠海洲际公司从未同意给梁旭龙任何融资报酬，梁旭龙收取案涉款项无合法依据，因此，国年公司代梁旭龙占有案涉款项同样不具有合法依据。二、梁旭龙出具《委托书》不影响国年公司的返还义务，没有证据证明国年公司将款项支付给梁旭龙，国年公司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梁旭龙出具《委托书》不影响国年公司无权收取案涉款项的事实，不构成合法依据，不影响其承担返还责任的义务。国年公司一审提供的《关于国年款项的转账说明》只是单方陈述，没有梁旭龙指示其付款的证据，4张电子转账凭证没有原件，梁旭龙同样否认收到款项。可见，国年公司称其将案涉款项付给了梁旭龙没有事实依据。珠海洲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国年公司和梁旭龙向珠海洲际公司共同返还不当得利款项4560万元及其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2011年12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诉讼费用由国年公司、梁旭龙承担。珠海洲际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第一项中主张的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当事人确认的事实2011年4月7日，湖北珩生五洲商贸有限公司（贷款方，以下简称珩生五洲公司）、珠海洲际公司（借款方）、广东洲际公司（保证方）、林某（保证方）、梁旭龙（保证方）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鉴于珠海洲际公司已于2010年12月24日与珠海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一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受让宗地号：珠横国土储2010-05，面积13800平方米），已缴纳9660万元土地价款，尚差9700万元的土地价款未交，同时，广东洲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洲际公司）合法持有珠海洲际公司80.2%股权，林某持有广东洲际公司47%的股权，各方订立本合同约定：珩生五洲公司同意借款9700万元给珠海洲际公司，借款期限为实际到款日起90天，借款利息为月息2%；珠海洲际公司承诺在借款发生后60天内完成前述地块办证手续并办理该土地的抵押登记给珩生五洲公司；珠海洲际公司自愿将该公司的公章提交给担保方梁旭龙保管，如珠海洲际公司因经营运作上需要使用公章时，梁旭龙应经珠海洲际公司和珩生五洲公司双方一致同意确认后，才可对需盖章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函件、申请书等）加盖公章；担保方广东洲际公司提供名下对珠海洲际公司的80.2%股权作为质押，林某、梁旭龙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上述借款本息偿还为止；在借款期内，林某、梁旭龙有义务协助珩生五洲公司完成对珠海洲际公司53%股权的收购工作。2011年4月7日，广东洲际公司（质押人）与珩生五洲公司（质押权人）签订《质押合同》，约定：质物是广东洲际公司持有的珠海洲际公司80.2%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质押股权金额为9700万元，合同有效期为2011年4月7日至2012年4月6日。2011年4月8日，广东洲际公司与珩生五洲公司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出质股权数额8100万元（出质股权所在公司注册资本10100万元，出资股权占80.2%），质权人为珩生五洲公司。2011年4月7日，林某（转让方）与“梁旭龙及其指定的第三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林某、梁旭龙在该协议上签字，该协议约定：林某促使广东洲际公司自愿将持有珠海公司33.2%的股权以不超过160356000元的对价转让给受让方，同时也促使杨建野、曾伟坚、陈建晶自愿将持有珠海公司19.8%的股权以不超过95634000的对价转让给受让方；林某在持有广东洲际公司100%股权和协助受让方对前述53%的股权以不超过255990000元收购后，承诺再将广东洲际公司所持之珠海洲际公司17%股权以不超过49266000元的对价转让给受让方。2011年9月21日，林某（转让方、甲方）与湖北珩生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方、乙方，以下简称珩生投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甲方同意协助乙方将另一股东杨建野所持广东洲际公司的53%股权转让给乙方，之后，甲方再将其所持广东洲际公司的47%股权中的17%转让给乙方；如乙方在两个月内不能与杨建野达成股权转让，则乙方有权选择收购或不收购本协议甲方的股权；股权过户完成之后，珠海洲际公司由乙方来主导。2011年12月8日，利明泰公司（委托人、甲方）与宝生银行（受托人、乙方）、珠海洲际公司（借款人、丙方）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并委托乙方向丙方发放委托贷款2亿元，借款用途为补充企业流动资金，期限60天，自2011年12月8日至2012年2月8日，贷款年利率12%，贷款划入丙方在乙方开立的结算账户。珩生投资公司（保证人、甲方）与利明泰公司（债权人、乙方）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由湖北珩生投资有限公司为前述2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珠海洲际公司提交的（2012）深中法商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82号判决）已于2013年12月8日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原告为利明泰公司，被告为珠海洲际公司、珩生投资公司。82号判决查明：2011年12月8日，宝生银行与珠海洲际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珠海洲际公司为前述《委托贷款合同》形成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债务本金2亿元及利息等。合同附件《抵押物清单》记载的抵押物为土地使用权，权属证书及编号为粤房地权证珠字第**，抵押物评估价值为2.5亿元。2011年12月20日，珠海洲际公司办理了抵押登记，粤房房地权证珠字第**土使用权他项权利人登记为宝生银行。2011年12月13日，宝生银行上述2亿元贷款发放至珠海洲际公司在宝生银行开立的账户68×××78（以下简称378账户），贷款期限为2011年12月13日至2012年2月12日。后上述贷款展期两个月。82号判决结果为：1.珠海洲际公司向利明泰公司支付贷款本金199999999元及利息；2.利明泰公司有权对珠海洲际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优先受偿；3.珩生投资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1年12月13日，从378账户转账给珩生五洲公司9700万元。2011年12月13日，从378账户转账给武汉珩生五洲建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522万元。2011年12月13日，从378账户转账给深圳市国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坤公司）650万元。2011年12月14日，从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国年公司收款账户为00×××71（以下简称071账户），开户银行为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2011年12月14日，从378账户转账给深圳市恒康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悦公司）1568万元。应珠海洲际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向宝生银行调取了从珠海洲际公司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的转账支票、预留印鉴卡、开户资料，宝生银行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情况说明。据此查明：珠海洲际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为“珠海洲际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杨宇煌印”，预留印鉴卡显示珠海洲际公司会计负责人为杨宇煌、出纳为余俊杰，案涉4560万元支票上所盖的印鉴与该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相同。另外，珠海洲际公司确认案涉4560万元转账期间其财务专用章是由左圣超保管。2013年3月11日，广东洲际公司与珩生五洲公司办理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二、本案争议的证据及相关事实对以下证据用以证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存在争议：（一）国年公司提交一份《委托书》作为证据，用以证明系受梁旭龙的委托收取4560万元。经核实，该《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为梁旭龙，受托人为国年公司，出具时间为2011年12月14日，梁旭龙在委托人栏签字，委托事项为：“受托人代委托人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欠款及有关费用共计4560万元整，此笔款项用途待另行通知。”梁旭龙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在一审庭前证据交换和第一次开庭时认可系其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4560万元；在第二次开庭时称因情况有变，其并未向珠海洲际公司作出付款指示，《委托书》已无效力，珠海洲际公司擅自划款给国年公司，应自行承担后果，国年公司从未将上述4560万元支付给梁旭龙。珠海洲际公司确认该梁旭龙签名的真实性，但从来没有同意这笔款项划给国年公司，也不欠梁旭龙任何款项和费用，是梁旭龙利用对珠海洲际公司的控制擅自划款。（二）国年公司提交一份转账说明和四份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案涉4560万元已根据梁旭龙的指示付款给梁旭龙和他人。经核实，上述转账凭证载明：1.2011年12月14日，将110万元转账给深圳市卡连美贸易有限公司；2.2011年12月14日，将350万元转账给国坤公司；3.2011年12月19日，将564万元转账给深圳市利恒新星实业有限公司；4.2011年12月19日，将3500万元转账给广东创能基建有限公司。国年公司主张上述转账共4524万元，剩余款项36万元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梁旭龙。梁旭龙认为上述转账凭证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同时，其没有指示国年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他人支付四笔款项，也没有收到现金36万元。珠海洲际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国年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没有梁旭龙的书面指示，梁旭龙本人也不确认，是国年公司为逃避责任所做的单方陈述。（三）国年公司提交一份《委托函》，用以证明珠海洲际公司因梁旭龙协调向利明泰公司贷款2亿元而同意向梁旭龙支付融资费用和附加费用共5500万元，案涉4560万元尚不足以支付上述5500万元费用。经核实，该函系珠海洲际公司向梁旭龙出具，并加盖了珠海洲际公司公章，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4日。内容如下：“梁旭龙先生：您好！我司拟通过你介绍进行融资贷款人民币贰亿元，并委托你进行融资和协调。若你能从中协调让我司与深圳市利明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明泰”）成功签订贷款合同，则我司同意在收到上笔款项时向你支付融资费用和附加费用共计人民币5500万元转入你的账户或你指定的第三方账户。鉴于在履行上述贷款合同的过程中还需你从中协助，现我司委托你处理以下事项：1.委托你暂代我司向利明泰偿还附加费用；2.若我司不能如期还款，则委托你代我司偿还因违约而产生的罚息和其它费用。我司同意自从利明泰借款之日起满一自然年时进行一次结算，若届时你需代其支付的相关费用超过我司给予你的款项时，则我司须另外及时补足超出的款项。”为查明《委托函》的相关事实，一审法院要求梁旭龙本人出庭，并告知其代理人如梁旭龙不出庭，则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但梁旭龙拒不出庭，其仅提交一份书面意见，要点如下：1.该《委托函》是珠海洲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广东洲际公司系珠海洲际公司的大股东，广东洲际公司的大股东林某于2011年11月找到梁旭龙，称因珠海洲际公司拖欠珩生五洲公司本金9700万元及巨额利息未偿还，以及珠海洲际公司名下地块的建设启动资金周转严重不足，地块，地块面临被珠海市国土部门收回的风险梁旭龙介绍融资并承诺支付融资介绍费，以解决公司的经营困难，珠海洲际公司的其他股东亦知悉此事，并予以支持。当时，珠海洲际公司实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仅为1.932亿元，银行均按照抵押物实际价值的4-5折发放贷款，且需长时间审批，珠海洲际公司仅提供一块价值不足2亿元的土地作抵押担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2亿元贷款，解决经营困难。梁旭龙在信贷政策收紧的情况下，利用其本人的资源，付出巨大努力，终于协调利明泰公司愿意向珠海洲际公司提供2亿元的融资，因此，珠海洲际公司于2011年12月4日出具《委托函》。2.《委托函》中“若我司不能如期还款，则委托你代我司偿还因违约而产生的罚息和其它费用。”该条款是珠海洲际公司强加给梁旭龙的义务，未征得梁旭龙的同意，珠海洲际公司作为借款人应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无权将罚息和其他费用的偿还责任转嫁给梁旭龙。珠海洲际公司在第一次开庭时对《委托函》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要求其核对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印文并在庭后十个工作内提交是否申请鉴定的书面意见。珠海洲际公司未提交鉴定申请，主张：1.《委托书》系梁旭龙伪造，自2011年4月7日至2012年4月24日，珠海洲际公司公章由梁旭龙掌控，梁旭龙未经珠海洲际公司同意，擅自在该函上加盖公章，珠海洲际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左圣超和广东洲际公司的股东林某均不知道所谓的5500万元的融资费用和附加费用；2.本案2亿元贷款的年利率12%，逾期年利率18%，珠海洲际公司承担着高额的利息，不可能愿意另外提供5500万元的额外费用；3.为前述贷款珠海洲际公司已提供价值2.5亿元的土地进行抵押，具备充分的还款保证，不需要梁旭龙代“偿还因违约而产生的罚息和其他费用”；4.对于梁旭龙介绍借款与贷款的报酬，珠海洲际公司已经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如果顺利转让股权、开发珠海横琴项目地块，其回报即可实现。（四）珠海洲际公司提交一份《洲际航运印鉴移交确认表》，用以证明珠海洲际公司与梁旭龙于2012年4月19日确认珠海洲际公司公章仍存放于梁旭龙所属公司的保险柜中。经核实，该《洲际航运印鉴移交确认表》备注栏内容如下：“保险柜存公章，放于梁旭龙先生公司存放。”备注栏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4月19日，由梁旭龙和珠海洲际公司代表陈建武签名确认。另，梁旭龙在“移交方确认”栏签名，梁旭龙和陈建武同时在“接收方确认”栏签名。珠海洲际公司认为：在2011年4月7日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当天，由其当时法定代表人左圣超将公章交给梁旭龙保管。至2012年4月，其大股东杨建野、曾锦坚发现公司账户中4560万元和1568万元巨额资金被汇走而没有合法依据，就委托陈建武核查公章情况，梁旭龙确认公章存放在他那里，陈建武与梁旭龙遂于2012年4月19日签署《洲际航运印鉴移交确认表》。2012年4月24日，梁旭龙将公章交还给左圣超，由左圣超和陈建武共管。为查明《洲际航运印鉴移交确认表》的相关事实，一审法院要求梁旭龙本人出庭，并告知其代理人如梁旭龙不出庭，则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但梁旭龙拒不出庭，仅提交一份书面意见，要点如下：1.珠海洲际公司于2012年4月19日将其公章存放于保险柜中，并将保险柜放置在梁旭龙的公司，保险柜的密码和钥匙均由珠海洲际公司掌握，同日，梁旭龙与珠海洲际公司股东代表陈建武签署了《洲际航运印鉴移交确认表》；2.该《洲际航运印鉴移交确认表》只能说明保险柜存放于梁旭龙的公司，但保险柜的密码和钥匙均不由梁旭龙控制，梁旭龙从始至终并未控制使用珠海洲际公司的公章；3.珠海洲际公司法定代表人左圣超已在法庭上承认，《委托贷款合同》是其亲自办理、亲自签署，贷款划付也是其亲自持公司财务章办理的，根据交易惯例，也应是签署合同之人持有公章，并办理贷款各项流程，这印证了梁旭龙从未控制珠海洲际公司的公章，亦从未实施以珠海洲际公司的名义办理贷款、开立贷款账户及擅自划付款项的行为。三、本案证人证言珠海洲际公司申请其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左圣超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本案事实。左圣超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事实说明》，并出庭作证，该《事实说明》内容如下：“左圣超从2010年3月开始至2013年6月期间在珠海洲际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管理等各项事务。2011年3月份左右，珠海洲际公司在珠海横琴地区竞拍下一地块，需要向政府支付余下的地价款9660万元，但当时珠海洲际公司无力支付。梁旭龙知道此事后，便介绍珩生五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化冰给珠海洲际公司的股东。张化冰对珠海洲际公司位于横琴的这块土地很有兴趣，便有意收购珠海洲际公司的股份。在这个基础上，2011年4月7日，经梁旭龙担保并由珠海洲际公司大股东广东洲际公司提供80.2%的股权质押，珩生五洲公司借款9700万元给珠海洲际公司，用于缴纳地价款。借款条件是广东洲际公司的股东林某促使珠海洲际公司所有股东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张化冰及其指定的第三人，并将珠海洲际公司的公章交给梁旭龙保管。为此，林某与梁旭龙于2011年4月7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广东洲际公司持有珠海洲际公司80.2%的股权质押给珩生五洲公司并将珠海洲际公司的公章借给梁旭龙代为封存保管，但要求梁旭龙未经珠海洲际公司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公章。此外，梁旭龙要求在完成股权转让之前，珠海洲际公司一切的运作都要向张化冰汇报。基于对张化冰及其所属公司资金和管理能力的信任，珠海洲际公司同意了梁旭龙和张化冰的要求。这一阶段，珠海洲际公司的很多管理决策以及对横琴土地开发的有关决策都是由张化冰或张化冰从珩生五洲公司派技术人员、预算人员来处理的。比如，横琴土地的设计规划方案是由张化冰筛选和指定的设计公司按照张化冰的要求来确定的，基坑支护工程的施工方以及工程的监理单位都是由珩生五洲公司的预算部主管和房地产开发的经理参与评选并最终洽谈和签订合同的。2011年年底，珠海洲际公司接到政府的通知，要求地块项目尽快开工。为了解决项目工程所需的资金问题，珠海洲际公司向张化冰和梁旭龙进行了汇报，两人主张先通过土地抵押去向银行申请短期贷款，来解决启动资金缺乏的问题，满足公司的暂时性过渡需要，之后再通过银行融资推进项目。于是，梁旭龙和张化冰与利明泰公司洽谈有关借款的事情，利明泰公司便委托宝生银行向珠海洲际公司贷款一笔金额2亿为期2个月的短期贷款。梁旭龙派了他的一个财务经理姓杨的去宝生银行办理利明泰公司、宝生银行三方委托贷款的事宜，用珠海洲际公司的名义在宝生银行开立账户，并预留了梁旭龙指定人员的私章，由他来控制该贷款账户的资金流转，同时以张化冰作为担保人，与利明泰公司和宝生银行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这笔贷款到期后，张化冰代表珠海洲际公司去签署了一份展期确认书。宝生银行将2亿元贷款划转到梁旭龙代珠海洲际公司在宝生银行开立的贷款账号之后，梁旭龙除了直接支付9700万元给湖北公司偿还借款和支付650万元给国坤公司偿还自己此前代珠海洲际公司缴纳的土地使用税费之外，又自行从该账户里分别支付了2522万元给武汉珩生五洲建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1568万元给恒康悦公司、4560万元给国年公司。所有的转账过程均由梁旭龙操作，所有转出款项的账号除珠海洲际公司账号外均由梁旭龙提供（包括湖北公司账户、武汉珩生五洲建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恒康悦公司和国年公司等），并由梁旭龙派过去的财务经理杨某填写有关转账单等。左圣超后来向梁旭龙了解上述几笔款项的用途，梁旭龙说其中的2522万元是湖北公司借款9700万元产生的利息，湖北公司指定由武汉珩生五洲建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来代收；剩下的6128万元，梁旭龙说目前珠海洲际公司的运作暂时不需要那么多资金，这6128万由他拿去用，并用来偿还利明泰公司和宝生银行利息，如果珠海洲际公司需要资金，他再把剩余的钱转回给珠海洲际公司。但后来珠海洲际公司收到宝生银行的催款函后，才得知梁旭龙并没有偿还利息，珠海洲际公司要求梁旭龙返还6128万元，梁旭龙也拒绝。《委托贷款合同》签订且梁旭龙将款项全部转出之后不久，梁旭龙将珠海洲际公司公章交还。对于梁旭龙提交的珠海洲际公司于2011年12月14日出具的《委托函》，左圣超完全不知情，更没有见过或同意该《委托函》的内容，《委托函》上的公章应该是梁旭龙在保管珠海洲际公司公章期间自行加盖的，《委托函》是梁旭龙自己伪造的珠海洲际公司文件。”一审法院对左圣超进行询问，左圣超又当庭陈述如下内容：珠海洲际公司公章在2011年4月7日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当天交给了梁旭龙，但没有办理书面的交接手续；案涉4560万元的转账是左圣超与梁旭龙派过去的财务经理杨某一起前去办理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梁旭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确定准据法。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的，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法律。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珠海洲际公司与国年公司、梁旭龙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不当得利发生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国年公司辩称受梁旭龙委托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并提交了梁旭龙出具的《委托书》。梁旭龙在庭前证据交换和第一次开庭时均认可系其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4560万元；在第二次开庭时又称因情况有变，《委托书》已无效力。梁旭龙的主张前后不一致，且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同时，梁旭龙确认其在《委托书》中委托人栏签名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委托书》的真实性，国年公司系受梁旭龙委托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国年公司及梁旭龙辩称收取案涉4560万元有合法根据，并提交一份《委托函》，内容为珠海洲际公司因梁旭龙协调向利明泰公司贷款2亿元而同意向梁旭龙支付融资费用和附加费用共5500万元。珠海洲际公司主张其从未同意支付该5500万元费用，该《委托函》应该是梁旭龙利用掌控珠海洲际公司公章期间自行加盖的。根据各方诉辩意见，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国年公司与梁旭龙取得案涉4560万元是否有合法根据，即对《委托函》的证明力如何认定。一审法院评析如下：第一，珠海洲际公司与梁旭龙对何时移交公章、梁旭龙是否能够控制使用公章存在争议。珠海洲际公司主张其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左圣超已于《借款担保合同》签订当天即2011年4月7日将公章移交给珠海洲际公司，但没有书面的移交手续，其提交的《洲际航运印鉴移交确认表》证明双方于2012年4月19日对之前移交公章的事实再次进行确认。梁旭龙主张2012年4月19日之前其从未保管公章，《洲际航运印鉴移交确认表》只能证明保管公章的保险柜于2012年4月19日存放于梁旭龙公司，但保险柜的密码和钥匙均不由梁旭龙控制，梁旭龙从始至终并未控制使用该公章。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洲际航运印鉴移交确认表》的内容看，梁旭龙在“移交方确认”栏签名，梁旭龙和珠海洲际公司的代表陈建武同时在“接收方确认”栏签名。如果梁旭龙所述属实，移交公章应该是由珠海洲际公司的代表陈建武在“移交方确认栏”签名，梁旭龙在“接收方确认”签名。其次，从双方移交公章的背景看，珠海洲际公司为了取得珩生五洲公司9700万元贷款以缴纳案涉珠海地块土地款，在2011年4月7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承诺自愿将其公章提交保证人梁旭龙保管。《洲际航运印鉴移交确认表》形成于2012年4月19日，而珠海洲际公司在根据《委托贷款合同》取得利明泰公司的2亿元贷款后，已于2011年12月13日向珩生五洲公司偿还了《借款担保合同》项下借款9700万元及利息，梁旭龙在《借款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已被解除。同时，珠海洲际公司于2012年4月24日向梁旭龙收回了公章。如梁旭龙所述属实，则珠海洲际公司是在梁旭龙《借款担保合同》项下担保责任解除的情况下，将其公章交给梁旭龙保管五天时间，明显不符合常理。再次，梁旭龙主张保险柜的密码和钥匙均不由其控制，其从始至终并未控制使用该公章，但《洲际航运印鉴移交确认表》并未作此约定，依常理判断，公章保管方梁旭龙应当能够控制、使用公章。最后，左圣超作为珠海洲际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和负责经营管理人员，出庭作证证明了移交公章的情况。为了查明事实，一审法院要求梁旭龙本人出庭接受调查，并说明不出庭的不利后果，但梁旭龙仍拒不出庭。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对珠海洲际公司公章的移交及控制使用，梁旭龙的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且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证明其主张，而珠海洲际公司的主张更为可信，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第二，除《委托函》外，对珠海洲际公司是否同意向梁旭龙支付5500万元费用这一重大争议事实，梁旭龙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拒不出庭接受调查，拒绝向一审法院说明该《委托函》系珠海洲际公司何人、何时向其出具，亦未说明其为了取得5500万元费用作了哪些具体的融资工作。梁旭龙拒绝就该重大事实与珠海洲际公司进行对质的行为，明显不符合一般人对自己利益关心的审慎程度，直接影响一审法院对《委托函》的采信。第三，珠海洲际公司向宝生银行、利明泰公司办理委托贷款2亿元时，向宝生银行提供了其案涉珠海地块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抵押物评估价为2.5亿元，并通过了宝生银行的严格审查。根据生效的82号判决，珠海洲际公司应向利明泰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利明泰公司有权就该抵押物优先受偿。从办理贷款及追索贷款的情况来看，珠海洲际公司为获得2亿元贷款已经付出了相应代价，并且作为委托贷款相对方的利明泰公司、宝生银行均未证实有该5500万元费用。根据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珠海洲际公司主张从未同意向梁旭龙支付该5500万元费用，该《委托函》应该是梁旭龙利用掌控珠海洲际公司公章期间自行加盖的，上述主张与本案证据互相印证，结合本案审理情况，珠海洲际公司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更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国年公司辩称受梁旭龙委托将案涉4560万元支付给梁旭龙及他人，但不能提交梁旭龙委托其付款的证据，梁旭龙又否认该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国年公司该主张不予采信。国年公司、梁旭龙收取案涉4560万元，没有合法根据，应共同承担向珠海洲际公司的返还责任，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从国年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的次日即2011年12月15日起计算，按照珠海洲际公司主张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另外，珠海洲际公司在本案一审庭审之后，申请追加本案纠纷发生时国年公司股东李东、梁旭麟及现任股东符瑞军为被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与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属于不同的案由，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同时，珠海洲际公司是在庭审之后提出该请求，为了不拖延本案的审理，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珠海洲际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珠海洲际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国年公司、梁旭龙共同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4560万元及其利息［以456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011年12月15日（包括该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277445元，由国年公司、梁旭龙负担。对一审查明的当事人无争议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就本案争议的事实问题，各方当事人分别补充提交了证据材料，本院分别审查认定如下：一、梁旭龙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梁旭龙提交了利明泰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称，鉴于案涉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过低，不能满足利明泰公司的利益要求，珠海洲际公司承诺在其承担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利息之外，还须另行向利明泰公司支付融资附加费等款项，珠海洲际公司就此作出了相关股东会决议。利明泰公司委托宝生银行向珠海洲际公司发放了贷款2亿元之后，珠海洲际公司通过国年公司陆续向利明泰公司支付融资附加费用（不含通过宝生银行委贷账户划扣的利息）合计4400余万元。珠海洲际公司对该《情况说明》不予认可，主张利明泰公司与珠海洲际公司之间的借款纠纷已经生效判决认定，该判决中并未认定融资附加费用，且该《情况说明》与利明泰公司在一审法院另案调查时的说明不一致。梁旭龙申请证人利明泰公司员工徐某出庭陈述证言。就案涉委托贷款合同签订过程中，珠海洲际公司的公章如何加盖问题，徐某陈述其看到左圣超持有一个袋子，公章放在袋子中，其没有看到有人给左圣超送公章，合同签署后也没有人找左圣超拿公章。关于法庭询问其谁先到银行，徐某到达时左圣超是否已经到银行。徐某表示不记得谁先到；关于利明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徐某表示其作为委托贷款合同签订时的签约代表对签约过程作说明，其无法对《情况说明》进行解释。二、国年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国年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称，经核实，国年公司已委托深圳市安富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富宁公司）将案涉资金分五笔转给利明泰公司指定的账户，具体为：2012年2月10日转账141.7万元；2012年3月12日分两笔转账740万元和1320万元；2012年3月27日转账2200万元；2012年7月9日转账140万元；以上合计4541.7万元。国年公司另提交了委托支付书和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1份及中信银行电子转账凭证4份，其中，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付款人为安富宁公司，收款人为深圳市新东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公司），金额为141.7万元；4份中信银行电子转账凭证显示付款人均为安富宁公司，收款人为深圳市利明泰投资有限公司的凭证显示转账740万元，收款人为新东方公司的凭证显示转账分别为1320万元、2200万元和140万元。珠海洲际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并主张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无法查询到新东方公司。三、珠海洲际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珠海洲际公司提交了左圣超出具的《事实声明》称，珠海洲际公司的公章于《借款担保合同》签订当日即2011年4月7日按照约定移交给梁旭龙，之后由梁旭龙持有保管。2011年12月8日，梁旭龙指派其财务经理杨宇煌去宝生银行办理《委托贷款合同》，并要求左圣超去签字，公章是由梁旭龙交给杨宇煌。2011年12月13日、14日，梁旭龙要求左圣超和杨宇煌去宝生银行转账汇款，杨宇煌打电话和梁旭龙联系，并按照梁旭龙的指示填单办理了5笔转账，包括案涉4560万元转账给国年公司、1568万元转账给恒康悦公司、9700万元转账给珩生五洲公司、2522万元转账给武汉珩生五洲建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650万元转账给国坤公司。梁旭龙和国年公司以左圣超为珠海洲际公司当年的法定代表人，与其具有利害关系为由，对其证言不予确认。左圣超二审中出庭陈述证言并接受询问，其陈述的证言与事实声明一致。就公章移交情况，左圣超陈述公章原在其手上，2011年4月7日在珠海洲际公司签订合同之后即移交给梁旭龙，在场人有湖北公司的老总及其律师、梁旭龙、林某和左圣超。2012年2月底，宝生银行向珠海洲际公司追款时，左圣超到珠海洲际公司旁边的梁旭龙的公司找梁旭龙取回公章。珠海洲际公司另申请证人广东洲际公司原股东林某出庭陈述证言，拟证明林某未与梁旭龙商谈过需要支付4560万元融资费用事宜。林某在出庭陈述证言中表示其并没有参与委托贷款过程，只知道梁旭龙推动2亿元融资项目，融资款项用于偿还珩生五洲公司借款，剩余款项用途不清楚；左圣超告知林某是梁旭龙将4560万元转走，等到项目需要用款时再转回。2011年至2012年期间有一段时间，珠海洲际公司的公章根据合同约定梁旭龙保管，由左圣超和梁旭龙在珠海洲际公司楼下的公共办公室交接，在场人包括左圣超、林某、张化冰的律师及主管，另有两个不认识的人。四、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根据梁旭龙的申请，本院向珠海市公安局调取林某涉嫌挪用资金一案中案涉借款及资金流向的相关证据，珠海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珩生五洲公司与珠海洲际公司、广东洲际公司、林某、梁旭龙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2.广东洲际公司与珩生五洲公司签订的《质权合同》；3.利明泰公司于2012年6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4.利明泰公司向宝生银行出具的《委托贷款申请书》《委托贷款授权书》；5.利明泰公司股东会决议；6.珠海洲际公司股东会决议；7.借款资金支用审查表3份；8.梁旭龙于2012年6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9.梁旭龙向国坤公司、国年公司分别出具的委托书；10.林某与梁旭龙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11.梁旭龙与利明泰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12.梁旭龙于2012年6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13.利明泰公司于2012年6月19日出具的《说明》；14.落款为国年公司的《珠海洲际资金往来记录》及对应的银行日记账和转款凭证；15.落款为国坤公司《珠海洲际资金往来记录》及对应的银行日记账和转款凭证。其中，证据1、2、9、10、11当事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二审中无需再质证。国年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梁旭龙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主张根据上述证据，珠海洲际公司向国年公司支付的4560万元和向恒康悦公司支付的1568万元，均是在宝生银行和利明泰公司的严密审查控制和指示下支付，已用于支付相关借款费用，与梁旭龙无关。珠海洲际公司质证对证据3-7、证据14、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8、12、13不予认可。珠海洲际公司于2011年11月7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用公司拥有的土地作为借款担保，抵押给宝生银行。《借款资金支用审查表》显示珠海洲际公司于2011年12月13日向国坤公司转入650万元、向恒康悦公司转入1568万元，于12月14日向国年公司转入4560万元，审查表上加盖了宝生银行风险管理部的印章和利明泰公司的印章，并由徐某签署。梁旭龙与利明泰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载明，梁旭龙为案涉2亿元贷款向利明泰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梁旭龙于2012年6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其于2011年4月7日为珩生五洲公司与珠海洲际公司之间的借款提供担保，代垫了该笔款项的利息及违约金。在梁旭龙的介绍下，珠海洲际公司通过宝生银行与利明泰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珠海洲际公司委托梁旭龙代为垫付该笔款项的利息和其他费用，在珠海洲际公司偿还第一笔垫付的资金和预付第二笔贷款的利息及有关费用时，梁旭龙于2011年12月14日委托国年公司收取了所垫资金及有关费用合计4560万元。珠海洲际公司取得关于宗地号为珠横国土储2010-05土地项目后，梁旭龙曾于2011年5月9日委托国坤公司代珠海洲际公司缴纳税费600万元，梁旭龙代缴50万元，梁旭龙委托国坤公司代收回税费，加上资金成本合计650万元。梁旭龙于2012年6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涉案汇入国年公司账户的4560万元款项，1000万元为中介费用，500万元为违约金，2000万元为风险保证金，1060万元为预付资金成本，双方口头约定还款时（2亿元本金），剩余则退还给珠海洲际公司，不够支付则再追讨珠海洲际公司及林某。利明泰公司于2012年6月20日出具的《说明》记载，自2011年12月13日至2012年6月13日，利明泰公司收到珠海洲际公司2亿元委贷利息总计1220万元，其中880万元是通过宝生银行收取，余款340万元直接由利明泰公司收取。以上款项均由梁旭龙安排支付。五、另案查明的事实就前述1568万元款项，珠海洲际公司以梁旭龙和恒康悦公司为被告，提起另案不当得利之诉［案号：（2013）深中法涉外初字第93号案，以下简称93号案］。一审法院在审理该案中，当庭要求左圣超以免提方式拨打杨宇煌的手机号码（180××××****）与其通话，在二人的通话过程中，接听电话的人称“我是杨宇煌，现在珠海燕庄”，左圣超问：“你是否知道在宝生银行贷款的事”，对方回答：“是不是之前贷款的事？”左圣超问：“现在是要处理那1568万元和4560万元的转款，现在怎么样你清楚吗？”对方回答：“这要找梁旭龙老板。”左圣超问：“之前和我去办理贷款事和转账的事需要证明。”对方回答：“是啊，要问老板。”一审法院另案中查明，2014年国年公司注册地址原为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8号皇岗商务中心主楼55F03单元，后变更为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新洲路交界第壹世界广场塔楼21L，原股东由李东（持股60%）、梁旭麟（持股40%）变更为符瑞军，梁旭麟原系公司董事，余俊杰一直系公司监事。国坤公司注册登记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8号皇岗商务中心主楼55F03单元，法定代表人为梁旭麟。股东为李东（持股40%）和梁旭麟（持股60%），杨宇煌系该公司董事，余俊杰系该公司监事。关于梁旭麟的身份，梁旭龙在93号案二审中确认梁旭麟为其堂弟。关于杨宇煌的身份，梁旭龙在本案二审中确认杨宇煌是国年公司的员工，协助珠海洲际公司监督账户，但只监管4560万元款项；对于法庭询问为什么1568万元的转账也是杨宇煌办理，梁旭龙主张该问题需要询问杨宇煌。国年公司确认杨宇煌是其员工，因国年公司与利明泰公司有商业往来，经过协调，由杨宇煌监督案涉款项的使用；对于杨宇煌的权限是监督4560万元款项还是2亿元款项，国年公司表示不清楚。在93号案二审中，梁旭龙则主张杨宇煌系代表珩生五洲公司，而非其代表，并主张庭后会要求珩生五洲公司出具相关证明。对于杨宇煌是否国坤公司董事，梁旭龙表示不记得，需要庭后核实。但梁旭龙庭后未向本院提交回复意见和珩生五洲公司的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澳不当得利纠纷。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本案法律适用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结合二审法庭调查情况，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国年公司收取案涉款项是否受梁旭龙委托以及梁旭龙、国年公司收取案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是否应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款项。关于国年公司收取案涉款项是否受梁旭龙委托问题。经查，《委托书》的出具时间为2011年12月14日，珠海洲际公司向国年公司转账4560万元亦是在同一天，梁旭龙主张其已经向国年公司说明不得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款项，明显不合常理。梁旭龙于2012年6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确认其委托国年公司收取垫付资金及有关费用4560万元。并且，梁旭龙在一审庭前证据交换和第一次开庭时已经明确认可系其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4560万元，仅抗辩其有权收取该款项，其该上诉主张明显有违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国年公司在一审中亦认可梁旭龙所述事实，故本案应认定国年公司是受梁旭龙委托收取案涉4560万元。关于梁旭龙是否有权收取案涉款项和应否返还该款项问题。梁旭龙主张其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的主要依据是加盖了珠海洲际公司公章的《委托函》，其中载明委托梁旭龙代为向利明泰公司偿还附加费用、罚息和其他费用。但是，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珠海洲际公司与珩生五洲公司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时约定将公章提交梁旭龙保管，2012年4月19日形成的印鉴移交确认表显示移交方是梁旭龙，即出具《委托函》期间珠海洲际公司的印章处于梁旭龙保管之下，单凭公章真实尚不足以证明该《委托函》系珠海洲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依据《委托函》的记载，梁旭龙有权收取款项的前提是梁旭龙、珠海洲际公司及利明泰公司相互之间就委托贷款合同约定之外的利息和其他费用问题达成合意，且梁旭龙已经实际按约定向利明泰公司支付了相关款项，但梁旭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的存在：1.梁旭龙主张珠海洲际公司就向利明泰公司支付综合费用问题形成股东会决议，并申请本院向珠海市公安局调取证据，但本院调取的珠海洲际公司股东会决议仅载明同意用公司名下土地为委贷合同作抵押担保，并不存在就综合费用形成的股东会决议。2.梁旭龙对456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用途说法不一。梁旭龙在珠海市公安局调查阶段出具情况说明，称该费用中包含中介费用、违约金、风险保证金和预付资金成本，在一审中主张该费用是珠海洲际公司书面承诺向其支付的融资介绍费用，其二审中又称其与珠海洲际公司之间不存在费用约定，国年公司收取的款项是利明泰公司收取的，其未收取任何款项。梁旭龙未能证明各方就案涉委托贷款事项存在关于其他费用的约定，以及费用的名目及金额。3.梁旭龙二审提交了利明泰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利明泰公司确认通过国年公司收到融资附加费用4400余万元，但利明泰公司在另案及珠海市公安局调查阶段的陈述中均未提及该费用的存在，且利明泰公司并未出庭就有关情况进行说明，也没有利明泰公司收款的证据能与之相印证，故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4.从案涉4560万元款项的流向看，梁旭龙主张其未收到任何款项，案涉款项已经国年公司转给利明泰公司，但是，国年公司所提供的转款凭证均未指向利明泰公司。国年公司二审中主张其委托安富宁公司将案涉资金分五笔转给利明泰公司指定的新东方公司和深圳市利明泰投资有限公司账户，但并没有安富宁公司的确认以及利明泰公司出具指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认定国年公司向利明泰公司支付了案涉款项，也无法证明梁旭龙主张的利明泰公司收款事实。综上，梁旭龙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的规定，梁旭龙应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4560万元款项。关于国年公司是否应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责任问题。虽然国年公司系受梁旭龙委托收取案涉款项，但是，梁旭龙否认其本人已经向国年公司收回该款项，或者指令国年公司对外支付了款项。国年公司主张其按照梁旭龙的指令向利明泰公司付款，但未能提供梁旭龙指令付款的证据，并且，如前所述，国年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向利明泰公司支付了案涉款项。国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合理说明其收取的4560万元款项的流向，应视为国年公司仍占有涉案款项，在梁旭龙收取涉案款项缺乏合法根据的基础上，国年公司占有该款项亦无依据，应共同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综上，梁旭龙、国年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7445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国年投资有限公司和梁旭龙分别负担138722.5元，上诉人深圳市国年投资有限公司和梁旭龙已分别向本院预交了二审案件受理费277445元，由本院分别予以退回138722.5元。审判长  杜以星审判员  辜恩臻审判员  莫 菲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高静书记员  潘万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