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10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富国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富国工业区**1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88158N。法定代表人：贺志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嫒，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振，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路**五邑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3004371W。负责人：袁护平。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丽晴，女，回族，1974年11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艺，男，壮族，1985年3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审被告：郑少钦，男，汉族，1961年10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上诉人深圳市富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原审被告郑少钦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22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国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以“破产程序终结”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于法无据。1.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主张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诉讼时效问题请示的答复》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作为清算义务人的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债权人损失的，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公司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该赔偿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债权人行使该项权利，应受诉讼时效制度约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该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因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而致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诉请富国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深圳市宝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某公司）无法清算，对宝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行使请求权，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2.原债权人中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以下简称中某银行上步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最晚应当从2008年5月19日起算。如前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应从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结合本案，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侵害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分别为：(1)2007年11月15日宝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因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作为宝某公司的债权人，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作为有别于一般债权人的专业能力极强的金融机构，尤其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早于2000年即因宝某公司下落不明，无财产可供执行作出中止执行程序裁定之后，其对债务人的存续情况具有高于一般债权人的注意义务，应及时高度关注宝某的公司的经营状况，故，自宝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的第16日即2007年12月1日，即可认定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债权受到侵害的事实。(2)2008年5月19日实施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二》明确，公司债权人可向公司股东主张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无法清算的民事责任。此时，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作为宝某公司的债权人，请求宝某公司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请求权即已经存在，因此，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最晚应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实施之日即2008年5月19日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综上，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最晚应当知道其债权受到侵害的时间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实施之日即2008年5月19日。3.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未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发生中止或中断事由。自2007年11月15日宝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至本案一审程序终结，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及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曾向富国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故本案诉讼时效并未中止或中断，且业已届满。4.宝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不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宣告破产程序终结不能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自2013年7月31日将诉争债权让与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于2014年6月10日以债权人身份申请宝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自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最晚应当知道其债权受到侵害之日即2008年5月19日已经过长达6年之久，故不会导致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更不应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理由如下：(1)破产清算程序发生在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请求权诉讼时效届满之后。如前所述案外中某银行上步支行最晚应于2008年5月19日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按照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两年诉讼时效之规定，其诉讼时效最晚应于2010年5月19日业已届满。故破产清算程序发生在诉讼时效业已届满之后，自然不会产生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法律效力。(2)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非债权人提起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纠纷之诉的必经程序或前提。《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只是赋予了债权人相应的诉权，但并非等同于债权人具有胜诉权。债权人的主张是否能够得到支持，与其是否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实施之日后，及时行使诉权有关，与其是否进入清算程序，不具有直接必然关联。假设，如果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迟迟不对宝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那么该案关于请求权之诉讼时效将永不起算？显然与“法律不保护权利上安睡的人”的法理相冲突。综上，早于2010年5月19日即在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将诉争债权转让至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之前，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就宝某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从而主张宝某公司股东对宝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权即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以宣告宝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终结的（2015)深中法破字第75-3号《民事裁定书》作出之日即2015年12月21日作为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明显错误。二、富国公司不是宝某公司股东，原审判决关于富国公司为宝某公司股东的相关认定与事实不符。1.原审判决中据以认定富国公司为宝某公司股东的相关事实前后矛盾，存在明显错误。一审判决事实查明部分第5项认定，1984年6月广东省深圳越某实业一公司（即富国公司原名称，以下简称越某一公司）开业；而事实查明部分第6项，又认定宝某公司原企业名称为深圳红某花木公司（以下简称红某公司），是由越某一公司（原某局驻深圳经理部）于1981年成立的独资经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根据原审判决中的上述认定，富国公司于1984年成立，却在依法设立的3年前即作为宝某公司的开办人设立宝某公司，换言之，宝某公司先于富国公司成立，而富国公司却成为了宝某公司的开办人，该等认定明显与事实及常理不符，存在严重逻辑混乱及明显错误。2.原审判决仅根据工商部门商事登记信息即认定富国公司具有宝某公司股东身份，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事实查明部分第7项，1999年11月13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深圳市工商局）作出深工商决[1999]4号行政决定书，撤销宝某公司于1992年12月21日的变更登记，恢复原登记事项。富国公司认为，该决定书的法律后果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撤销1992年的变更登记，二是恢复原登记事项。但一审仅针对第一方面的决定内容作出了认定，认为该行政决定书的法律后果仅为撤销增资变更登记、未否定股东资格，而对于决定书的第二方面的内容予以忽略，未作出任何认定。但该决定书第二方面的法律后果，恰恰证明富国公司的股东资格已被否定。所谓的“恢复原登记事项”，是指恢复到增资之前的状态。而在被撤销的该次增资之前，根据宝某公司的公司章程、企业年检报告书等资料，均证实宝某公司是由原广东省某办与南某公社珠江大队共同开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26万元，富国公司并非宝某公司的出资方或开办单位。3.深圳市工商局作为登记机关，其违法及错误登记的法律后果不应由富国公司承担。深工商决[1999]4号《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决定书》在作出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且其本身即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其效力不低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公示信息。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决定书》（深工商决[1999]4号）作出后，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及宝某公司股东曲仁矿务局（即原广东省某局）曾多次以各种途径要求深圳市工商局对错误登记予以纠正，但是，截至目前，该等违法的错误登记仍未予以纠正。因此，深圳市工商局的信息公示本身的系错误公示，而富国公司不应就深圳市工商局的错误行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如行政机关的错误登记行为的不利法律后果由富国公司承担，有违公平原则。综上，富国公司不是宝某公司的开办人，且在宝某公司的存续期间，既未通过增资的形式获得宝某公司的股权，也未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获得宝某公司的股权，没有获得宝某公司股东的法律依据，不具有宝某公司的股东身份。原审判决中关于富国公司为宝某公司股东的相关认定与事实不符，存在明显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三、从2007年11月宝某公司发生法定的清算事由至2015年12月因无法清算而终结破产程序，富国公司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清算义务人”，本案不具备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要件，一审在“实体问题的认定上溯及既往”，显然错误。如前所述，因深圳市工商局以及深圳市两级法院的多份生效裁判文书均否定了富国公司的股东身份，所以其根本不具备《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需履行清算义务的主体资格。然而，一审仅凭宝某公司的公司登记信息以及以此前的生效裁判文书对本案没有拘束力为由便认定富国公司是宝某公司的股东，显然错误。对于实体问题的审理和认定，法律的适用均应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一审的裁判结果只能对今后的事实认定产生法律效力，但对之前的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根本没有溯及力。若按照一审的逻辑，既然其认为此前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属于个案裁判意见对本案没有拘束力，那么本案一审认定富国公司为宝某公司的股东，也应当属于个案裁判意见，对此前生效裁判文书的认定，也产生不了拘束力，所以也无法推翻此前生效裁判文书中关于富国公司并非宝某公司股东的认定。四、富国公司在宝某公司发生清算事由之后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过错，本案不具备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主观要件。根据前述分析，既然富国公司并非宝某公司的股东，在宝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后富国公司对宝某公司就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清算义务，其主观上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过错。虽然一审认定富国公司为宝某公司的股东（此时的宝某公司早在2016年3月已被注销），也仅仅是确认富国公司作为宝某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资格，但并未认定富国公司主观上存在“怠于清算”的过错，更不能据此倒推富国公司在2007年宝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时未对其清算也存在主观上的不作为过错。因此，一审在富国公司是否存在主观上不作为过错的问题上没有作任何分析论证且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富国公司对宝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明显是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错误适用。五、没有证据证明富国公司的行为与宝某公司财产灭失或债权人直接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反而是本案债权人的消极行为与宝某公司无法清算的后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本案不具备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客观要件。其一，根据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宝某公司早在2000年即下落不明无财产可供执行，即便富国公司作为宝某公司的股东在2007年对其进行清算，也是清算不能，故富国公司是否存在怠于清算的行为，与宝某公司的财产灭失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二，宝某公司在2000年即已人去楼空，而首次规定清算义务人因未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连带责任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却在2008年才颁布实施。虽然本案可以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但要求富国公司对法律规定出台十年之前即已下落不明的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是有失公正。其三，本案的债权人在执行中止后未能及时申请宝某公司破产清算，反而与宝某公司无法清算的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早在2000年即已知道宝某公司资不抵债，其完全可以依照1988年11月1日实施的《企业破产法（试行）》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宝某公司破广，在法院的组织下对宝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或许在当时情况下宝某公司的财产、账册、文件等尚未灭失，但遗憾的是，中某银行上步支行没有任何作为。这说明，导致宝某公司无法清算，与债权人的不作为或者不及时作为存在一定的关系。综上，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主张富国公司就宝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不能成立。六、原债权人与宝某公司发生借贷关系并非基于富国公司为宝某公司股东而作出，不应过分扩大股东责任。首先，从信赖利益的角度，中某银行上步支行与宝某公司签订合同并建立借款关系是基于对合同相对人的信赖，而非对借款人股东的信赖。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在发放贷款前对债务人的履约能力予以全面核查后再行签订《贷款协议》。其次，根据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予以明确的事实，富国公司系在1997年1月10日的工商登记变更中被登记为宝某公司股东的（暂不论该等登记行为本身的合法性）。本案中诉争借贷行为发生于1995年10月5日，该等债权债务关系均形成于富国公司被登记为宝某公司股东之前。原债权人在与宝某公司建立借款关系前，不可能因富国公司为宝某公司股东而发放借款，而现要求富国公司承担责任，明显过分扩大股东责任，有违公平原则。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富国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富国公司的合法权益。二审庭审期间，富国公司补充上诉理由称：一、富国公司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富国公司不是宝某公司的股东，不具有清算义务的论述已在上诉状中有阐明。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宝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显示，宝某公司设立时的开办人为南某公社珠光大队及广东省某局，设立时的企业主管部门为广东省深圳越某实业公司，非富国公司。后期变更为深圳越某实业工程公司，亦非富国公司。在1985年富国公司成立后，才因经营需要变更为富国公司前身深圳越某实业一公司，因此原审判决中认定宝某公司系由其成立后三年后才成立的富国公司设立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其次，企业主管部门与股东为不同概念，企业主管部门为公司法颁布前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实施的一种组织上的管理机构，并非企业的开办人或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不应将两者混同。企业主管部门所行使的国有企业内部的相关管理职能而非具有身份性的股东权利，企业的收益也由开办人享有主管部门不实际享有相关收益。再次，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意见，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必须是在能够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拒绝履行之情形，但是在（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614号判决作出前，从市工商局1999年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到之后的若干判决、裁定，均认定富国公司不是宝某公司的股东，该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司法文书，具有公示公信力，其效力不低于工商登记。在相应的法律文书已明确富国公司不是股东的情况下，富国公司不具有清算义务。在（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614号作出时，宝某公司已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不能就此认定富国公司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二、原审判决对于诉讼时效起算点的认定明显错误，在《纪要》中再次着重强调了诉讼时效的适用，而在2019年7月3日刘贵祥专委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明确债权人以公司未及时清算无法清算为由主张清算义务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法定清算事由发生之日其第16日开始计算。宝某公司于2007年11月1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应当于2007年12月1日即已知道宝某公司的清算事由。三、本系列案落入纪要中明确不予鼓励的针对职业债权人清算僵尸企业清算陈年旧账的情形，本案中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系一家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系职业债权人，宝某公司为一家早于上实际90年代末即已下落不明的僵尸企业，诉争债权的产生时间也集中于1995年到1996年间，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在时隔近20年后提起本案诉讼，落入了《纪要》第二条第五部分明确不予鼓励的情形范围内。本案属于典型的在全面改革开放初期各类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完成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该等事项的处理应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于僵尸企业陈年旧账往往在诉讼时才被正常经营企业所知悉，并对正常经营企业产生严重影响，这显然与目前所倡导的公平交易及进一步稳定市场经济的政策相违背。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辩称：一、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向富国公司及郑少钦提出上述案件诉讼时效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以“破产程序终结”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合法有效，二审法院不应采纳富国公司主张案件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1.以宝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执行终结前，宝某公司的财产情况难以确定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权利因富国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受到损害的事实难以确定。原债权人中某银行上步支行在（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538号、（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417号、（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414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分别都将宝某公司列为被执行人向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宝某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福田人民法院于2000年裁定中止执行。在本院裁定受理宝某公司破产清算前，一直未终结本案的执行。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认为，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未查到公司可供执行财产，不表明公司没有财产，公司的财产状况只有在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执行终结或者公司破产程序终结时确定。2.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全因富国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受到损害的事实，在宝某公司破产需终结时得以明确，诉讼时效应以此时为起算时间。2015年10月7日本院裁定受理了对宝某公司的破产清算，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认为，本强制清算程序亦已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在破产程序过程中，因宝某公司下落不明，且管理人无法从宝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财务管理人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处接管到宝某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导致宝某公司无法全面清算，本院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7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其破产程序。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认为依据公司法解释二，债权人主张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权利，应在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执行终结或者公司破产程序终结时明确。具体到本案件，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在（2015)深中法破字第75-3号民事裁定作出时，才明确富国公司及郑少钦因其怠于履行清算责任致使宝某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权利受到损害，即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自2015年12月21日起有权请求富国公司及郑少钦承担赔偿责任。在《民法总则》施行时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起提起本案诉讼未过诉讼时效。二、富国公司为宝某公司股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富国公司应当履行怠于清算的赔偿责任。1.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登记信息显示，富国公司为宝某公司的股东，该登记具有公示公信力，未经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时至今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登记记载宝某公司的股东仍为富国公司及郑少钦。富国公司主张《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决定书》在作出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且其本身即具有公示公信力，但事实上，该决定书并未进行公示，难以认定具有公示公信力，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登记亦未依照该决定书进行变更登记，因此该决定书未能产生对抗包括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在内的第三人的效力。该决定书是针对宝某公司虚假增资而作出的，为撤销增资变更登记，并未否定富国公司股东资格。因此一审认定富国公司为宝某公司的股东正确无误。2.富国公司在任宝某公司股东期间，行使了股东权利，却未能履行股东义务，应承当赔偿责任。宝某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富国公司曾以股东身份多次行使股东权利，1986年1月2日富国公司任命李某胜为宝某公司的经理；1995年5月18日，宝某公司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致函验厂企业的营业执照，富国公司在该报告上签署“同意延期”的意见，并加盖公章；1996年8月29日的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的决议及公司董事长任职书，富国公司均以股东身份加盖了公章；1996年12月10日，富国公司以股东的名义签章确认了股东会决议，同意郑少钦作为新股东假如宝某公司。根据（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538号、（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417号、（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41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事实，正是在富国公司行使上述股东权利期间，宝某公司向中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贷款申请了贷款，并发生了违约行为，而在上述三判决书生效、宝某公司被立案执行后，富国公司主动申请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决定书，企图以增资不实否认其股东身份，其意图昭然若揭。作为富国公司的股东，在宝某公司出现法定的解散事由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定义务，致使法院和管理人在宝某公司破产过程中竭尽所能亦未能找到宝某公司的财产、帐册、文件等材料，最终导致对宝某公司无法进行破产清算。因此富国公司应当承担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赔偿责任。综上，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富国公司应当对前述判决书项下宝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郑少钦未到庭陈述意见。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少钦、富国公司对宝某公司（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414号判决书对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本金100万元及相应利息、案件受理费（利息按原判决书确定的方法，计至还清全部借款本息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郑少钦、富国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根据（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414号民事判决书：宝某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清偿中某实业银行深圳分行上步支行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计至1999年5月31日的利息为324165元，之后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深圳日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某公司）对宝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上述判决生效后，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00)深福法执字第621号。因宝某公司、日某公司均下落不明，无财产可供执行，福田法院裁定中止该案执行。3.2013年7月19日，中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中某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并于2013年10月22日在《经济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4.因宝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依法向本院申请破产清算。在破产过程中，因宝某公司下落不明，且管理人无法从宝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财务管理人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处接管到宝某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导致宝某公司无法全面清算，该院于2015年12月21日做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7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破产程序终结后，宝某公司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销。5.根据商事主体登记信息：宝某公司破产前的股权结构为：郑少钦，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1.6279%;富国公司，出资额3100万元，出资比例88.3720%。1984年6月，广东省深圳越某实业一公司开业。1989年8月10日，更名为广东省深圳富国实业公司。1998年1月14日，变更为现名称，企业类型由“全民”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6月5日，股东由广东省曲仁矿务局、广东省曲仁矿务局多种经营开发总公司，变更为广东省煤炭工业总公司、深圳市富国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6.宝某公司原企业名称为深圳红某花木公司，是由广东省深圳越某实业一公司（原某局驻深圳经理部）于1981年成立的独资经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原是广东省某办与南某公社珠江大队开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于1985年由越某实业一公司接管。1992年12月21日，宝某公司注册资本由26万元变更为3100万元。1996年12月10日，宝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富国公司原投资3100万元，持有宝某公司100%股权；同意郑少钦作为股东注资50万元加入，之后的股权结构为富国公司出资3100万元占88%，郑少钦出资50万元，占12%。1996年12月20日，深圳市公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1996年12月17日止，宝某公司已经收到股东投入资本共计430万元，其中变更前为3100万元，变更后投入50万元；增资部分由郑少钦以货币资金补足，富国公司投入货币资金380万元已于1992年10月23日经深圳中某会计师事务所“深中某（92)验字第237号”验资报告验证。1997年1月10日，宝某公司注册资本由3100万元增资至430万元，变更后股东为富国公司、郑少钦，企业类型由“全民”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11月15日，深圳市工商行政局以宝某公司不按照规定办理年度年检为由吊销其营业执照。宝某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富国公司曾以股东身份多次行使股东权利。如1986年1月2日，富国公司任命李某胜为深圳市红某花木公司（宝某公司的前称）经理；1995年5月18日，宝某公司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致函延长企业的营业执照，富国公司在该报告上签署“同意延期”的意见，并加盖公章；1996年8月29日的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的决议以及公司董事长任职书，富国公司均以股东身份加盖公章；1996年12月10日，富国公司以股东名义签署股东会决议，同意郑少钦作为新股东加入宝某公司，宝某公司从富国公司一个股东增加到了两个。7.1999年10月13日，广东省曲仁矿务局向深圳市工商局致函称，深圳红某花木公司系由该局开办，曾委托富国公司对花木公司组织上代管，富国公司不是红某花木公司的投资者和开办者。1999年11月13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深工商决[1999]4号行政决定书：宝某公司在1992年12月21日办理工商登记时，向该局提交了深圳中某会计师事务所“深中某（92)验字第237号”验资报告，经查实该报告系冒充该所出具的虚假验资报告。该局决定撤销宝某公司于1992年12月21日的变更登记，恢复原登记事项。富国公司根据上述事实主张其不是宝某公司的股东，不负有清算义务，此前部分生效裁判文书采纳了富国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亦有部分生效裁判文书未采纳该项抗辩意见。8.原债权人中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原中某实业银行深圳分行上步支行）曾以富国公司出资不实为由提起诉讼，案号为（2013)深罗法民二初字第818号，诉请富国公司在出资不实的本息范围内对债权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已依法作出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自中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处受让取得案涉债权，相关债权转让事实已经通知债务人，故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作为债权受让人有权提起该案诉讼。关于该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原债权人提起的诉讼[(2013)深罗法民二初字第818号]是以富国公司出资不实为由要求富国公司在出资不实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提起该案诉讼，是以郑少钦及富国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宝某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为由要求郑少钦及富国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案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均不相同，不构成重复诉讼。富国公司该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从形式上看，公司登记信息显示富国公司是宝某公司的股东，该登记具有公示力和公信力，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1999年11月13日，深圳市工商局作出的“深工商决[1999]4号”行政决定是针对宝某公司虚假增资而作出的，是撤销增资变更登记，未否定富国公司的股东资格，富国公司亦以股东身份多次行使股东权利。故该院依法认定富国公司为宝某公司股东。至于其他生效裁判文书中采纳富国公司非宝某公司股东的抗辩意见：一方面，相关案件并非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未以判决形式认定富国公司不是宝某公司股东；另一方面，相关裁判文书中对“深工商决[1999]4号”行政决定证明力的认定为个案裁判意见，不属于事实认定，对该案没有拘束力。郑少钦、富国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宝某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规定，郑少钦、富国公司应当对宝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需要说明的是，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未查找到宝某公司可供执行财产，不表明宝某公司没有财产，更不能证明宝某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相关事实必须通过清算程序才能予以确定。富国公司辩称宝某公司的财产状况与其能否进行清算无关，以及其未履行清算义务与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债权不能实现没有因果关系，该院不予采纳。至于赔偿责任的具体范围，因宝某公司在（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414号判决书项下的债务可能根据执行情况发生变化，宜在执行程序中确定，故该院对该债务的具体金额不作认定。另，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请求郑少钦、宝某公司赔偿的权利于宝某公司无法进行清算时成立，而上述事实在（2015)深中法破字第75-3号民事裁定书作出时才予以明确，即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自2015年12月21日起有权请求郑少钦、富国公司赔偿，在《民法总则》施行时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应适用该法有关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提起该案诉讼未超出诉讼时效，该院对富国公司的相关抗辩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郑少钦、富国公司对宝某公司在（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414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郑少钦、富国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780元，均由郑少钦、富国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侵犯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审判决原审被告郑少钦作为宝某公司股东，对宝某公司在（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414号判决书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郑少钦未上诉，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争议焦点仅仅在于上诉人富国公司是否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3款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8条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3款的规定，判定债务人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时，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不得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来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上述批复第3款规定的“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系指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配合清算的行为导致债务人财产状况不明，或者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7条第3款的规定及时履行破产申请义务，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系指管理人请求上述主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并将因此获得的赔偿归入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未主张上述赔偿，个别债权人可以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上述诉讼。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富国公司作为宝某公司的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宝某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侵犯了作为债权人的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利益，请求其对宝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公司清算是指解散事由出现后，公司依照法定程序了结事务，清理债权、债务，分配剩余财产，终止公司的活动。清算分为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解散清算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公司法》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破产清算应依据企业破产法进行。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应予解散的，公司股东负有清算义务。2008年5月施行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上述规定均是针对解散清算的规定，不适用于破产清算的案件。本案中华融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在宝某公司被宣告破产且破产程序已终结后，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富国公司对宝某公司的债务直接向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进入破产清算的企业，相关权利人可依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寻求救济。有鉴于此，富国公司上诉的相关事实与理由本院已无需一一评判。综上所述，上诉人富国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22098号民事判决主文为：郑少钦对深圳市宝某实业有限公司在（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414号判决书项下的债务即本金1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原判决书确定的方法，计至还清全部借款本息之日止）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及公告费780元，均由郑少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陈  朝  毅审判员 李  兴  旺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霞睿（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