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民再3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施鸿瑜，女，196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立乐，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秀彬，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秀丽，女，1958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福建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东营三木林业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田安北路武夷花苑永康大厦**。 法定代表人：潘兰英，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施鸿瑜因与被申请人黄秀丽、第三人东营三木林业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三木泉州分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5民终5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闽民申50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鸿瑜申请再审称，（一）根据黄秀丽与三木泉州分公司签订的《用材林转让合同书》及《用材林管护合同书》约定，案涉林地转让、管护期限均截止至2011年12月15日，转让、管护期限内黄秀丽对林地享有经营使用权包括林木采伐权，但林木采伐必须向林业行政主管机关申请采伐许可证，转让、管护期限届满后未经采伐的林木所有权与林地使用权一并归属林地出让方即三木泉州分公司。因此，自2011年12月16日起，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自黄秀丽处转移至三木泉州分公司。《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林业民事审判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闽高法［2008］361号，以下简称《林业民事审判纪要》）并非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不能作为法律依据适用，一二审法院援引该《林业民事审判纪要》第十五条的规定，认定林地使用权期限至林木主伐完为止，缺乏依据。黄秀丽与三木泉州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的时间是2013年，在案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被依法查封、扣押、拍卖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该《补充协议书》的效力不及于施鸿瑜。且林权期限顺延未进行登记，原华政林证字第（2007）第0××5号《林权证》（以下简称第1××5号《林权证》）已被注销，黄秀丽主张其享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请求停止对案涉林木的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施鸿瑜代三木泉州分公司交纳尚欠的承包租金和护林员工资，并与福建省华安县高安镇三洋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洋村委会）重新达成承包合意，经向福建省华安县林业局（以下简称华安林业局）申请，施鸿瑜已经取得案涉林地的华政林证字第（2015）00080号《林权证》（以下简称第8××0号《林权证》），依法享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黄秀丽无权就施鸿瑜处分自己的财产提出异议。况且，自案涉林地于2011年7月5日被查封、扣押、冻结，到被强制执行历经三次流拍，直至2015年3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丰执行字第3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案涉林木作价抵偿给施鸿瑜，期间黄秀丽从未提出异议。该执行裁定书于2015年3月4日送达至黄秀丽，本案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已经执行终结，而黄秀丽于2015年3月31日才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已超过法定的异议期限。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二审上诉请求。 黄秀丽辩称：施鸿瑜的主张不能成立。1.第1××5号《林权证》及华安林业局向黄秀丽、郭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了黄秀丽拥有案涉林地的10亩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地和林是分。地和林是分开的，地所有权归国家承包者，地在承包期，地在承包期满之后性，必须延续到这轮种植期结束，等到林木所有人采伐完毕，土地才能进行流转。占用土地期间需要支付的租赁承包费可以协商。因此，不因为土地使用权的终止，林木无偿归施鸿瑜所有。必须等林木实际砍伐之后林地才能给后续的承包者使用。2.施鸿瑜系违规取得第8××0号《林权证》。申请执行期间，双方已经存在执行异议之诉，之后施鸿瑜以有异议的裁定书去办理，施鸿瑜明知双方存在产权纠纷故意去办理的，属于不诚信的行为，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施鸿瑜办理依据来源于法院的执行裁定书，但一审法院未将涉诉林地暂停办理林权变更、林木采伐之事函告华安林业局，本案一二审生效后已经明确执行有问题，因此第8××0号《林权证》应当依法予以撤销。3.在施鸿瑜申请执行的整个案件终结前，黄秀丽有权提出执行异议，并非施鸿瑜代理人说的涉案标的已经执行完毕。综上，应维持原一二审判决。 三木泉州分公司未提交意见。 黄秀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的（2015）丰执异字第9号执行裁定及于2015年3月2日作出的（2012）丰执行字第31-1号执行裁定；2.对黄秀丽拥有的林权进行析产，诉讼期间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8月1日，三木泉州分公司与三洋村委会等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由三木泉州分公司承包坐落于三洋村总面积为2720亩的林地，承包经营期限自2007年7月25日起至2034年6月30日止，承包人超过二年没有交纳承包费，协议自行终止，承包地上所有财物无偿归发包人所有。 2008年4月6日，黄秀丽与三木泉州分公司签订《用材林转让合同书》及《用材林管护合同书》，约定三木泉州分公司将其承包的坐落于高安镇三洋村下东溪义祠林地的10亩桉树转让给黄秀丽，林木转让价格为每亩3680元，转让期限自2008年4月6日起至2011年12月15日止，黄秀丽向三木泉州分公司支付管护费1600元/亩，总计1.6万元。转让期间，黄秀丽享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如黄秀丽要求超过合同约定期限采伐，需另行支付土地承包费及林木管护费。合同签订后，黄秀丽依约交付转让费和林木管护费予三木泉州分公司。 2008年7月1日，黄秀丽与三木泉州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三木泉州分公司负责为黄秀丽办理林权证时间为3-6个月，如到期不能办理，三木泉州分公司将合同全部款项无息退还给黄秀丽。林木到期采伐时，如三木泉州分公司不能办理采伐证，所造成的损失由三木泉州分公司负责。 2008年10月11日，三木泉州分公司取得涉案林地的第1××5号《林权证》，载明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三洋村，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的权利人均为三木泉州分公司，并载明无拆宗联合办证：……黄秀丽10亩……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其余林权权利人为三木泉州分公司所有。 2011年4月7日，三木泉州分公司因未按规定接受年检被吊销工商营业执照。 2011年12月23日，施鸿瑜就其与三木泉州分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经评估，至2015年2月6日，该案的债权数额为4005353.2元。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间三次拍卖上述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结果均为流拍，期间也未有权利人提出书面异议。 2014年5月25日，三洋村委会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诉争林地承包费只交至2008年，代三木泉州分公司缴清所欠款项者可享有上述林地林木的优先竞卖权及今后林地承包权，继续履行原协议各项权利义务，并表示同意将上述财产交由法院拍卖，愿意放弃追究原协议的违约条款，不再追究相关违约责任。 2014年12月13日，施鸿瑜代三木泉州分公司缴纳上述林地2009年至2014年的租金及护林员工资。 2015年3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丰执行字第3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上述林业财产作价211.6万元交付施鸿瑜抵偿部分债务。此后，黄秀丽等9人对一审法院上述执行裁定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5）丰执异字第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黄秀丽等9人的异议。2015年5月28日，施鸿瑜取得上述林业财产的第8××0号《林权证》。 2016年6月29日，华安县林业局向黄秀丽、郭炳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根据华政林证字（2007）第0××5号林权证内第03506290502ＨＤＹＭＳＹ00051Ａ宗地的记载：2008年10月11日登记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中标注：“3、无拆宗联合办证：蔡桂祥60亩，林建生20亩，张娓琦10亩，杨维楦10亩，郭炳20亩，戴西连10亩，王大明10亩，陈娟娟30亩，苏锦类5亩，黄秀丽10亩，黄琼丽10亩，王联峰20亩：合计215亩巨桉，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2009年6月11日“变更登记”中“3、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中标注：“3、无拆宗联合办证：蔡桂祥60亩，林建生20亩，张娓琦10亩，杨维楦10亩，郭炳20亩，戴西连10亩，王大明10亩，陈娟娟30亩，苏锦类5亩，黄秀丽10亩，黄琼丽10亩，王联峰20亩：陈桂阳200亩，田孟萍20亩，潘云山20亩；合计455亩巨桉，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2009年6月30日“变更登记”中“3、无拆宗联合办证：蔡桂祥60亩，林建生20亩，张娓琦10亩，杨维楦10亩，郭炳20亩，戴西连10亩，王大明10亩，陈娟娟30亩，苏锦类5亩，黄秀丽10亩，黄琼丽10亩，潘云山20亩：陈桂阳400亩，田孟萍20亩，张娓琦20亩；合计655亩巨桉，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原变更登记中第3项作废。”以上“无拆宗联合办证”，“无拆宗”即为本宗地，本宗地拥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联合办证”即为林权相应权利人联合办证。“655亩巨桉”已明确表明林地面积为655亩、林木树种为巨桉树；无拆宗联合办证人蔡桂祥、黄秀丽、郭炳等15位共655亩巨桉树的相应权利人均拥有该宗地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至于“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是用于区分上述十五位林权权利人与东营三木林业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的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34年6月30日的不同期限。 2016年8月30日，华安县林业局向施鸿瑜开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根据华政林证字（2007）第0××5号林权证内第03506290502ＨＤＹＭＳＹ00051Ａ宗地的记载：2008年10月11日登记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中标注：“3、无拆宗联合办证：蔡桂祥60亩，林建生20亩，张娓琦10亩，杨维楦10亩，郭炳20亩，戴西连10亩，王大明10亩，陈娟娟30亩，苏锦类5亩，黄秀丽10亩，黄琼丽10亩，王联峰20亩：合计215亩巨桉，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2009年6月11日“变更登记”中“3、无拆宗联合办证：蔡桂祥60亩，林建生20亩，张娓琦10亩，杨维楦10亩，郭炳20亩，戴西连10亩，王大明10亩，陈娟娟30亩，苏锦类5亩，黄秀丽10亩，黄琼丽10亩，王联峰20亩：陈桂阳200亩，田孟平20亩，潘云山20亩；合计455亩巨桉，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2009年6月30日“变更登记”中“3、无拆宗联合办证：蔡桂祥60亩，林建生20亩，张娓琦10亩，杨维楦10亩，郭炳20亩，戴西连10亩，王大明10亩，陈娟娟30亩，苏锦类5亩，黄秀丽10亩，黄琼丽10亩，王联峰20亩：陈桂阳400亩，田孟平20亩，潘云山20亩；合计655亩巨桉，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原变更登记中第3项作废。”以上注记：“3、无拆宗联合办证”，共15人面积计655亩巨桉林的相应林权权利人在办理林权登记时，主要权利依据是东营三木林业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无拆宗联合办证的相应林权权利人（以下简称：乙方）黄秀丽（2008年4月6日的用材林转让合同书）、郭炳（2008年4月30日的用材林转让合同书）等15人签订《用材林转让合同书》作为权属依据进行登记。转让期限从甲方与乙方（共15人）各自签订《用材林转让合同书》之日起至2011年12月15日止；在转让期限（间）内，乙方拥有各自与甲方签订《用材林转让合同书》中约定面积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止［即：乙方共15人在转让期限（间）内拥有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终止日期全部为2011年12月15日止］。 2017年5月24日，一审法院依职权到华安县林业局核实施鸿瑜对涉案林木的采伐情况，向该单位调取了施鸿瑜2015年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七份、2016年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三份，该局林政资源股在向当地的林业站核实施鸿瑜的砍伐情况后，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施鸿瑜在高安镇三洋村林木采伐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施鸿瑜在我县高安镇三洋村所拥有桉树林权证号，华政林证字（2015）第0××0号林木总面积1020亩，2015年办理林木采伐证现已采伐完毕，2016年办理的采伐证华集采字（2016）7××3号、华集采字（2016）6××4号、华集采字（2016）6××3号经当地林业站核实尚未采伐。”上述已发证但尚未采伐的《林木采伐许可证》面积分别为1.33公顷、3.47公顷、9.47公顷，折算后面积合计214.05亩。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一条等规定，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属于不动产物权，应经主管部门登记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本案中，黄秀丽的林权虽未办理拆宗单独办证，但其权利在第1××5号《林权证》注记中已明确记载，黄秀丽拥有该宗地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虽涉案林地使用权期限至2011年12月15日，且三木泉州分公司及黄秀丽未缴纳诉争林地2009年至2014年的租金及护林员工资，但根据《林业民事审判纪要》第15条规定，“有约定林地使用权期限的林木转让合同，转让的林木尚未主伐完，但林地使用权期限已到期的，可延长林地使用权期限至该林木主伐完为止。但在延长的期限内，出让人主张支付林地使用费的，受让人应当支付”，因此不能因林地使用权过期及黄秀丽未缴纳林地租金及护林员工资而否认黄秀丽拥有的林木所有权。 综上所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黄秀丽向三木泉州分公司于2008年4月6日购买高安镇三洋村下东溪义祠林地的10亩桉树，有《用材林转让合同》为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成立有效，该买卖合同关系成立。2008年10月11日，华安县林业局颁发的第1××5号《林权证》上“注记”处载明了黄秀丽拥有10亩林地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而一审法院作出的（2012）丰执行字31-1号民事裁定及（2015）丰执异字第9号执行裁定未区分黄秀丽与三木泉州分公司的林木所有权，对于该部分应予纠正，故应停止对其中属黄秀丽部分的林木的执行。且本案涉案林木尚有214.05亩未采伐，停止对涉案林木的执行有实际意义。另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黄秀丽诉请对其拥有的林权进行析产是另一法律关系，可另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条、第六条、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1.停止对华政林证字（2007）第0××5号《林权证》记载的黄秀丽10亩林木的执行；2.驳回黄秀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施鸿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对第1××5号《林权证》记载的黄秀丽的林木继续执行。 二审中，施鸿瑜提交《林木自产自销声明》复印件1份、《福建省林木采伐申请书》复印件3份、《伐区调查设计书》复印件1份、《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复印件1份、《木材采伐购销合同》复印件1份，以此证明其已将涉诉林木转让给伊永荣，伊永荣已善意取得涉诉林木。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2008年4月6日，第三人三木泉州分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用材林转让管护合同》，将高安镇三洋村下东溪义祠林地的10亩桉树转让给黄秀丽，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008年10月11日，华安县林业局颁发的华政林证字（2007）第0××5号《林权证》上“注记”处载明：“3、无拆宗联合办证：……黄秀丽10亩……，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可以证明黄秀丽已取得涉诉10亩林地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林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用材林转让管护合同》中约定，“一、……3、转让期限自2008年4月6日至2011年12月15日。4、转让期间，乙方享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虽然该合同中没有明确转让期限届满后乙方是否享有林木所有权，但根据物权法原理，所有权具有恒久性的特性，当事人不得依合同限制所有权的存续期间。因此，乙方的林木所有权不因转让期限届满而丧失。且《用材林转让管护合同》中还约定“二、……2、本合同转让的林木，甲方提供的林地，使用期限至2011年12月15日终止。若乙方要求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采伐，乙方需另行交付土地承包费及林木管护费。”从该约定也可以看出，乙方另行交付土地承包费及林木管护费后，可以在合同约定的转让期限届满后采伐林木。该约定也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林业民事审判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闽高法〔2008〕361号）第15条的规定一致，本案林地使用期限已于2011年12月15日到期，但林木尚未主伐完的，可延长林地使用权期限至该林木主伐完为止，延长期限内，出让人主张支付林地使用费的，受让人应当支付。因此可以认定，黄秀丽仍然拥有涉诉林地使用、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本案的执行标的由申请执行人受让，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此处的执行程序终结指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实现后执行程序完全终结。黄秀丽于2015年3月31日提出执行异议时执行程序尚未终结，因此，黄秀丽提出异议未超过异议期限。综上可以认定，黄秀丽就涉诉林木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判决停止对该林木的执行并无不当。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若施鸿瑜已将涉诉林木转让，涉及其他法律关系，可另案处理。综上，施鸿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诉讼中，施鸿瑜提交了一组证据。1.《华安县高安镇三洋村民委员会与东营三木林业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协议书终止的说明》（以下简称《终止的说明》）、《林地经营承包合同》及两份复印的《协议书》。用于证明三洋村委会于2015年3月18日终止与三木泉州分公司的协议，三木泉州分公司不再享有林地使用权。2．《三洋村村民代表大会会议签到表》、《会议记录》、《林地租赁合同》，用于证明2019年8月14日三洋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将案涉林地使用权发包给施鸿瑜，2019年8月28日施鸿瑜与三洋村委会签订为期19年的林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缴纳了2019年至2020年林地租金27200元。施鸿瑜并申请证人邹某1、邹某2出庭作证。证人邹某1陈述证言称：其在2003年至2015年9月期间担任三洋村主任，三木泉州分公司在2007年8月向三洋村租赁林地2700多亩，但只交了一年租金，三木泉州分公司没有申请采伐过树木，2015年合同到期时村委会终止了和三木泉州分公司的协议；村委会2014年5月25日出具《情况说明》免除违约责任是免除施鸿瑜的责任。证人邹某2陈述证言称：2006年至2015年其是三洋村村民代表，三木泉州分公司自2009年之后就没有交纳租金，故三洋村委会决定要按租赁合同的约定处理。施鸿瑜认为证人证言证明了由于三木泉州分公司违约，根据三洋村委会与三木泉州分公司签订的经营合同，三洋村委会将林地使用权与林木所有权收回。黄秀丽质证称：1．《终止的说明》没有村主任签字，形式不合法；内容与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有冲突，《情况说明》表示村委会放弃违约责任将交由法院拍卖，并且三洋村委会与三木泉州分公司签订的违约条款不符合合同法规定；该说明形成于一二审结案后，系施鸿瑜专门为了案件去开的，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事实认定依据。2.《会议纪录》是复印件，不予认可；《林地租赁合同》是施鸿瑜与村委会重新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林木所有权争议没有关联性，即使后面土地由施鸿瑜承包，地上没有砍，地上没有砍伐的林木还是黄秀丽的是2019年8月8日至2038年8月8日，与本案无关联性；林地至今未砍伐的过错不在黄秀丽；对施鸿瑜交纳2019年至2020年林地租金的事实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性。3.对邹某1的证言不予认可；当时村委会只说放弃违约责任，合同是三木泉州分公司和三洋村委会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放弃的是三木泉州分公司的违约责任，而不应是施鸿瑜的责任，不能在事后重新解释；且邹某1按照提前拟好的稿纸来陈述证言，不能排除事先教唆的嫌疑；林地的转包与林木是不一样的财产权利。4.邹某2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因《终止的说明》没有村委会主任或经办人签字，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关于“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的规定”规定，故黄秀丽异议成立，该证据不予采信；《林地租赁合同》虽与案涉合同的履行情况没有关联性，但能体现施鸿瑜向三洋村委会租赁相关林地的事实；证人证言涉及的与本案其他合法证据内容冲突的，应以其他合法证据的内容为凭；其他缺乏印证的证人证言内容则不予采信；对其余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还查明，各方当事人对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根据原一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一）《用材林管护合同书》约定：“3、管护费用及补偿：……⑵乙方（三木泉州分公司）管护的用材林至2011年12月15日。乙方确保甲方（黄秀丽）9立方米/亩的材积量，超过9立方米/亩以上部分归甲方所有，不足部分由乙方补给甲方。4、乙方应保证甲方所转让的用材林在2011年12月15日前可采伐，如甲方要求超过2011年12月15日采伐，甲方需另行交付土地承包费及林木管护费。5、甲方必须在本合同项下用材林管护截止日期前采伐完毕，否则，即视为甲方委托乙方采伐并处置林木，所需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 （二）一审法院在审理施鸿瑜就其与三木泉州分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2011）丰民初字第2321号】一案中，根据施鸿瑜的财产保全申请，于2011年7月5日作出（2011）丰民初字第82号民事裁定：冻结三木泉州分公司所有的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的转让、抵押、租赁、赠与等权属变更手续，上述保全金额以486.91万元为限。 （三）2012年1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丰执行字第31号执行裁定书，执行申请人为施鸿瑜，被执行人为三木泉州分公司，内容为：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丰民初字第2321号民事判决书，于2011年12月28日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至今，被执行人仍未按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1.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三木泉州分公司在银行的存款；2.查封、扣押、拍卖被执行人三木泉州分公司的财产。 （四）2015年3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2）丰执行字第31-1号执行裁定书的裁定内容为：“一、将被执行人东营三木林业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所有的址在漳州市华安县高安镇三洋村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记载在公司名下，未单列发证的部分，面积为1020亩）的林业财产作价人民币211.6万元，交付给本案申请执行人施鸿瑜以抵偿部分债务；二、申请执行人施鸿瑜可持本裁定书到有关林业管理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五）在一审诉讼中，黄秀丽举证《补充协议书》一份，用于证明2013年三木泉州分公司出具给黄秀丽《补充协议书》，表示继续履行用材转让管护合同。 （六）诉讼中，黄秀丽确认《用材林转让合同书》没有约定转让林地的详细位置和四至，其未按照《用材林转让合同书》第二条第二款的约定，在林地使用权终止后，继续缴纳土地承包费及林木管护费，但可以在砍伐完后统一结算。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内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秀丽的执行异议是否超出期限，其异议理由能否成立。 一、关于黄秀丽的执行异议是否超出期限 本院认为，黄秀丽系一审法院受理的施鸿瑜与三木泉州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的案外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2015年3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丰执行字第3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案涉林业财产作价211.6万元交付施鸿瑜抵偿部分债务，因此，一二审法院认定本案执行标的由申请执行人受让正确。因涉案林业财产仅抵偿部分债务，施鸿瑜与三木泉州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执行程序并未终结，故黄秀丽提出执行异议时未超过异议期限，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一二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施鸿瑜关于黄秀丽执行异议已经超出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黄秀丽的异议理由能否成立 本案黄秀丽提起执行异议后，一审法院作出（2015）丰执异字第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黄秀丽的异议。黄秀丽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因此，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黄秀丽对案涉林业财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系审理重点。 2008年4月6日，黄秀丽与三木泉州分公司先后签订《用材林转让合同书》、《用材林管护合同书》。根据《用材林转让合同书》的约定，三木泉州分公司将“2年春季种植的桉树”转让给黄秀丽，转让期限2008年4月6日至2011年12月15日，在转让期间内，黄秀丽享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如果黄秀丽要求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采伐，需另交付土地承包费及林木管护费。 案涉《用材林转让合同书》、《用材林管护合同书》签订后，三木泉州分公司根据《用材林转让合同书》的约定，办理了相关登记，体现为第1××5号《林权证》中注记：“3、无拆宗联合办证：……黄秀丽10亩……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4、其余林地权利人为三木泉州分公司所有。”而黄秀丽对其所受让的10亩“林地使用权”没有独立的四至，没有明确的位置，该注记内容与《用材林转让合同书》没有约定转让林地的详细位置及四至相符。因受让的林木系种植在林地上，需依附于林地，故在林地使用权位置未确定的情形下，黄秀丽受让的林木不具有确定性、唯一性，未形成特定物，相应的“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未特定化，故第1××5号《林权证》无法体现哪些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黄秀丽所有。 对于第1××5号《林权证》注记中登记的“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华安林业局在2016年6月29日《情况说明》中认为，“‘林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是用于区分上述十五位林权权利人与东营三木林业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的林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34年6月30日的不同期限”，即第1××5号《林权证》注记的黄秀丽的林地使用权终止于2011年12月15日。故在2011年12月15日之后，第1××5号《林权证》不再是黄秀丽享有案涉林地使用权的权利凭证。而黄秀丽所受让的林木范围及数量均未特定化，相应林木的状况并不明确，故此时黄秀丽不能依据第1××5号《林权证》的注记内容而享有所受让林木所有权的公示效力。华安林业局在2016年8月30日《情况说明》中表示：注记3的相应林权权利人在办理林权登记时，以《用材林转让合同书》作为权属依据进行登记；转让期限从签订《用材林转让合同书》之日起至2011年12月15日止，在转让期限（间）内，乙方拥有各自与甲方签订《用材林转让合同书》中约定面积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乙方在转让期限（间）内拥有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终止日期全部为2011年12月15日止。该内容亦表明2011年12月15日之后第1××5号《林权证》的注记内容不再体现黄秀丽享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 虽然三木泉州分公司与黄秀丽于2013年签订《补充协议书》，表示继续履行用材林转让管护合同，但一审法院已经于2011年7月5日作出（2011）丰民初字第82号民事裁定，冻结三木泉州分公司所有的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的转让、抵押、租赁、赠与等权属变更手续，并于2012年1月9日作出（2012）丰执行字第31号执行裁定，将保全的财产转入执行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补充协议书》不影响本案的执行。结合前述黄秀丽所受让林地使用权没有四至、林木及具体数量均不确定，以及三木泉州分公司未向黄秀丽交付所转让林木的情况，应当认定黄秀丽并未完成对受让林木的占有，未取得确定林木的所有权。因此，在2011年12月15日之后，黄秀丽享有的权益不足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故一审法院在执行三木泉州分公司过程中，根据第1××5号《林权证》中三木泉州分公司系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林木使用权人的登记内容，对案涉林业财产采取执行措施、进行处分并无不当。而黄秀丽可基于《用材林转让合同书》、以及《用材林管护合同书》关于至2011年12月15日三木泉州分公司确保黄秀丽9立方米／亩的材积量，超过9立方米／亩以上部分归黄秀丽所有，不足部分由三木泉州分公司补足等约定，向三木泉州分公司另行依法主张权利。 综上分析，本案黄秀丽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施鸿瑜的再审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依法应予以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5民终5404号民事判决及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16）闽0503民初885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黄秀丽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由黄秀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国新 审 判 员 程光毅 审 判 员 陈 曦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朱 彤 书 记 员 宋 瑜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