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4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丽芬。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宏，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凡，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沙井东塘股份合作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东塘街西东塘村委大楼。法定代表人：曾祥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麦靖，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丽芬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沙井东塘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东塘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11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丽芬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陈丽芬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东塘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陈丽芬的权利诉请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本案中陈丽芬应得的股权属于兼有身份权的财产权，具有物权属性。陈丽芬行使的是确认物权请求权，该项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且陈丽芬权利受到侵害的状态一直在持续，所以本案属于确认之诉且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二、陈丽芬于股份合作公司改制时仅是沙井镇政府的临聘人员，并不具备公职人员身份，应具备股份合作公司合作股股东身份。如前所述，在2004年6月改制时，陈丽芬的户籍在东塘村，陈丽芬和家人在东塘村从事生产经营和生活，为东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受东塘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福利待遇，行使在东塘村集体组织中的政治权利（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陈丽芬当时只是作为临聘人员在沙井街道办从事辅助性工作（即街道办购买服务的工勤人员），获取市场化的劳务工资，并未享受在编公职人员的住房补贴、特区补贴、公休假等待遇，且与之前的若干年一样应当维持其在村组织的相应的分红权。直到2004年12月底通过入编考试之后才获得了沙井街道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事业编岗位。根据沙井城市化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在这次农村城市化工作中有关人员股权配置的意见》，办理了正式接收、调干或招调工手续，并享受干部职工待遇，户口仍在农村的人员原则上不能参加股权配置。2004年6月股份合作公司改制进行股份分配时，陈丽芬在沙井镇政府作为临聘打杂的工勤人员，并且尚未参加和通过入编考试，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编制成为职员，所以东塘公司并不能据此否定陈丽芬在东塘村的集体成员身份，不能否定陈丽芬为股份合作公司适格的股东身份。三、东塘公司取消陈丽芬股东资格的行为违法，应依法恢复陈丽芬的股东资格，并与其他同类股东享有同等价值的股权价值。首先，从东塘公司取消陈丽芬股东资格决定的依据，即沙井镇组织人事办的《关于陈彩莲等六位同志不再享受集体股份分红等福利待遇的通知》分析，该《通知》仅仅是镇一级的组织人事办公室出具的意见，并不具有行政确认的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的规定》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政府不能干预村民自治决定，分配股份为村民自治范畴，不应受到该《通知》的影响。其次，对于剥夺陈丽芬的股东资格及股东权益，东塘公司并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进行过民主表决程序，未听取陈丽芬的陈述和申辩，程序违法。再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事关广大农村、城镇村民、居民的基本民事权利，是重大的民事基本制度，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应当通过法律予以规定。在法律层面上，目前只有物权法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权利进行了规定。东塘公司剥夺陈丽芬的股东权益，无法律依据。四、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权益是一种可以继承的身份权和财产权的综合性权利，并不因陈丽芬职务的变化而消灭。只要原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没有法定事由的情况下，是不能违法剥夺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权益。目前来说，案涉村集体也允许股权在亲属之间继承、转让，且不限于受让人的职业，这更加说明案涉股权实际是一种永久的财产权，没有法定事由不应当剥夺。在股改进行股权配置截止之日，陈丽芬临聘人员的身份并不影响陈丽芬作为东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也不影响陈丽芬应享有村集体财产的分配权，陈丽芬应为东塘公司适格的合作股股东。股改之后陈丽芬身份的变化不应成为剥夺陈丽芬股份份额这一财产性权益的理由。五、村民平等合法的劳动权利不应以剥夺股东资格的形式加以限制，反而应当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劳动。在中国，收入最高最稳定的是上市公司，属于公众企业。为这些企业打工，可以享有村集体股权，为镇属小企业打工却无法享有村集体股权，其法律逻辑何在？长期以来，部分村民组织认为加入国有经济、国家机关即必须放弃农村集体经济本应享有的合法财产权，其实际是限制村民组织成员的劳动机会，剥夺了公民的平等的劳动权利，违反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这是陋习，与当年对待出嫁女的陋习是一致的。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村规民约是不应当予以支持的。事实上，这种陋习更加隐蔽，并且一度造成村民因为害怕失去村民股权资格而不敢去竞争公职，这显然是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平等的劳动权利，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限制。同时，所谓的这条村规民约也不利于村民组织的自身经济发展。因此，目前珠三角地区，尤其是深圳东莞等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村民组织，都承认担任公职的村民仍然可享有村集体的股权、分红权。我想问为何村民为一般企业打工可以继续享有股权，反而为国家打工就不能享有股权，有何法律依据。六、陈丽芬应与其他同批次合同工一样，获得所属股份公司股东身份和股权。现陈丽芬工作的单位中有许多同陈丽芬一样性质的人员，他们与陈丽芬同期转为沙井镇经济发展总公司职工，与陈丽芬享受同样的合同工待遇，但现在他们的身份也已经被其所属股份公司认可并授予股东身份和返还股权。所以陈丽芬应当同他们一样，不再被历史问题所限制，重新获得东塘公司的股东身份和应得份额的股权。本案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资格认定的不同之处在于：1.陈丽芬的户口并未迁出；2.陈丽芬本来具有股东资格，后未予确认；3.在进行股份配置时，陈丽芬无公职人员身份；4.沙井己经进行了深度的城市化改造，土地不再是生活保障的唯一来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权益，是一种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的收入，是集体成员的福利，而非保障性收入；5.股份合作公司的股份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福利，于股份合作制改造时即天然的分配给集体经济组成员，并可继承和转让股东权益是可继承的财产性权益，东塘公司不能违法剥夺陈丽芬的家庭财产权，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应按照物权法进行保护。综上所述，请求依法予以纠正或发回重审，维护陈丽芬的合法权利。东塘公司辩称，一、陈丽芬的诉讼请求已超出法定诉讼时效。陈丽芬认为其诉请不受诉讼时效限制，适用法律错误。东塘公司改制股份合作公司的时间是2004年，陈丽芬自2004年开始就知道自己并非东塘公司股东的事实，虽其声称自2004年起便一直都有向其父陈xx（时任东塘公司董事长）主张权利，但皆为口头形式，并未留下任何书面证据，难以确认其是否确认主张了权利，且因为陈xx系陈丽芬之父，与陈丽芬具有利害关系，陈xx的证言东塘公司不予认可。陈丽芬直至2016年才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之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二、依据东塘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规定，陈丽芬自始便不具备成为东塘公司股东的资格。东塘公司为根据《深圳市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设立的股份合作公司，陈丽芬的股东身份认定依据应当为政府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及东塘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据东塘公司章程修正案之规定，“截止2004年6月28日止，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村民为第一类合作股股东：3.原籍是本村，因服兵役、读书等原因迁出户口，退伍或毕业后未被国家或集体事业单位招工的村民”，而陈丽芬于2003年7月15日便入编深圳市宝安沙井街道办事处计生服务中心，明显自始便不符合东塘公司章程修正案规定的股东资格要求。三、沙井镇人民政府组织人事办公室下发的《关于陈丽芬同志不再享受集体股份分红等福利待遇的通知》内容合法有效。东塘公司认为陈丽芬不具备股东资格，有合法依据。《关于陈丽芬同志不再享受集体股份分红等福利待遇的通知》为人民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指导意见，并未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并不违反村民自治组织的意思自治，据此，陈丽芬主张前述《通知》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如陈丽芬认为前述《通知》违法，应另案起诉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在前述《通知》未被确认违法的前提下，东塘公司认为陈丽芬不具备股东资格，有合法依据。陈丽芬认为东塘公司取消陈丽芬股东资格的行为程序违法，未通过民主表决程序、未听取陈丽芬的陈述和申辩，东塘公司重申，陈丽芬系自始就不具备成为东塘公司股东的资格，谈何东塘公司取消股东资格的行为。即便是通过民主表决程序，召开股东大会，依据东塘公司章程之规定，合作股股权调整方案需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并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通过，将陈丽芬纳入股东名称的议题表决通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四、实践操作中，东塘公司股权所能被继承、转让的仅为股权的分红权，继承人、受让人并不能因继承、转让行为获得表决权。正因为东塘公司股权附有强烈的身份属性，东塘公司股权在实践操作中，能够被继承、转让的仅为股权的分红权，而继承人、受让人并不能因继承、转让行为获得表决权。陈丽芬称东塘公司允许股东在亲属之间继承、转让缺乏事实依据。而陈丽芬诉称其工作单位中有其一样性质的人员已被其所属的股份公司认可并授予股东身份和返还股权，陈丽芬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亦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陈丽芬所有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陈丽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东塘公司确认陈丽芬自东塘公司成立之日起成为东塘公司的合法股东，享有合作股10000股，占东塘公司千分之一1.538的股份，享有与其他股东同等权利的股权。2.本案诉讼费由东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陈丽芬的户籍、身份情况：陈丽芬户籍地为深圳市宝安区，其户口本上载明“宝安龙岗两区农村城市化农业户口，自理口粮户口一次性转为非农业户口，户口性质变更日期为2004年4月1日”。2016年6月22日，东塘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2004年前东塘经济发展公司每年分红都以户为单位进行分配，其中陈xx一户包括陈丽芬等5人，分红所得款项入账到陈xx账户，陈丽芬等5人均系东塘经济发展公司享有份额股权的原股东。陈丽芬提交了2004年前的《村民医疗补助、股份年终分配表》及《东塘村支付证明单》复印件，拟证明陈丽芬原本具有东塘经济发展公司的股东身份。东塘公司对分配表及支付证明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二、陈丽芬的工作情况：2003年7月15日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局向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出具《工作介绍信》，要求陈丽芬于2003年8月4日前报到，说明处标注有“农转非招工”。《深圳市招收合同制工人呈批表》显示陈丽芬自愿享受招工待遇。2014年3月27日，深圳市沙井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人员信息表》显示，陈丽芬于2003年7月15日入编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事处计生服务中心，人员类别为职员（副主任）。2004年12月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编制使用通知卡记载，陈丽芬在2004年12月已获得事业单位编制职工身份，单位名称为沙井街道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机构性质为事业单位。2014年6月20日，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组织人事科出具《工作证明》，内容为陈丽芬2004年12月任沙井街道办职员，现任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三、2004年，东塘公司在原深圳市宝安区塘经济发展公司的基础上改制成立。2004年9月21日将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东塘经济发展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沙井东塘股份合作公司。陈丽芬的父亲陈xx为股份合作公司成立时的董事长兼任社区书记。四、有关东塘公司股权配置的相关文件意见：1.2004年6月18日，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城市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在这次农村城市化工作中有关人员股权配置的意见》中载明：凡经组织人事、劳动部门办理了正式接收、调干或招调工手续，并于该单位享受干部职工待遇、户口还在农村的人员，原则上不能参加这次的农村股份合作公司的股权配置。2.2004年5月31日，沙井城市化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沙井农村城市化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记载：股份合作公司的合作股股份根据村民户口关系登记为村民个人所有（空挂户不作考虑），并作为分配股利的依据。截止股份合作公司成立之日，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村民为第一类合作股股东：（1）根据原村股份合作制章程规定享有股份分配的原股东；（2）是本村户口的出嫁女、招郎女本人；（3）原籍本村，因服兵役或读书原因迁出户口，退伍后或毕业后未被国家或集体企事业单位招工的村民。（4）经本股份合作公司股东代表大会通过可以享受第一类合作股的村民。五、《深圳市沙井东塘股份合作公司章程》规定：2004年7月28日《深圳市沙井东塘股份合作公司章程》记载，沙井东塘股份合作公司的注册资本650万元，公司以原村的所有经营性净资产折成等额股份，按40:60的比例设置集体股和合作股实际股数分别为260万股和390万股。股份合作公司的合作股股权根据股东的户籍和承包责任田等实际情况登记为村民个人所有。公司的合作股股份根据对村民户籍关系登记为村民个人持有，并作为分配股利的依据。其中，第二节股权界定第十四条规定：“截止2004年6月28日止，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村民为第一类合作股东：1.根据原村股份合作制章程规定享有份额股权的原股东；2.是本村农业户口的出嫁女；3.原籍是本村，因服兵役、读书原因迁出户口，退伍后或毕业后未被国家或集体事业单位招工的村民；4.再婚者娶入的妇女且户口已迁入本村。”2008年7月30日，《深圳市沙井东塘股份合作公司章程修正案》第三条规定，合作股的股权于2004年6月28日为止，实行“一刀切断”的认购方法，按现有人口一次性配置到村民个人所有，凝固总股数。六、东塘公司通知陈丽芬不再享受集体股份分红的通知：陈丽芬认可在股份公司成立的改革期间，沙井镇政府向东塘村下发了一份《关于XX同志不再享受集体股份分红等福利待遇的通知》，导致东塘公司取消了陈丽芬的股东身份和相应的股东权利。七、2014年7月14日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办公室《关于沙井街道部分工作人员要求恢复股东身份和权利相关诉求问题的复函》：1.根据《深圳市宝安区农村股份合作制暂行规定》和沙井街道《关于沙井农村城市化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工作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原则上，改制时已招工村民不能参加农村股份合作公司股权配置；且改制时，选择继续享受招工待遇，还是选择享受股权配置，是有关工作人员当时作出的自愿选择。2.改制后，股份合作公司增资扩股或配置预留股时，其股权配置对象的范围，应由股份合作公司召开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后，做好有关登记备案工作。八、东塘公司的股东情况：深圳市沙井东塘股份合作公司出具的《股份合作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名册》显示，沙井东塘股份合作公司股东共计385名，每人所占股数均为10000股，股份比例1.54‰，于2004年7月2日取得股份。九、有关诉讼时效的事实：2014年10月曾xx、曾xx出具的证词显示，陈丽芬于2004年至2014年期间每年向东塘公司社区居委会请求确认股东资格。2016年7月20日，东塘公司原董事长陈xx出具证明称，陈丽芬每年都向其本人及东塘公司申请确认其公司股东及享受股东权利的请求，鉴于陈丽芬系其女儿，其作为共产党员和社区书记，应严于律己，严格执行沙井街道办的文件，故在其任期内均拒绝了陈丽芬的请求。陈xx在（2016）粤0306民初15039号案件审理阶段出庭作证对上述内容进行了确认。陈丽芬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是2008年1月9日的发给东塘公司的《关于恢复股东身份和权利的申请》，东塘公司表示对此函件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陈丽芬是否有权成为东塘公司的股东。据《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股份合作公司是指注册资本由社区集体所有财产折成等额股份并可募集部分股份构成的，股东按照章程规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由以行政村或者村民小组（自然村）为基础组成的合作经济组织改组设立。村民小组和行政村及其村民，包括城市化地区的原村民小组和行政村及其已转为城市居民的原村民。经审查，东塘公司于2004年9月21日登记更名成立。东塘公司股东身份认定的依据应为政府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及公司章程内容之规定。2004年6月18日，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城市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在这次农村城市化工作中有关人员股权配置的意见》中载明：凡经组织人事、劳动部门办理了正式接收、调干或招调工手续，并于该单位享受干部职工待遇、户口还在农村的人员，原则上不能参加这次的农村股份合作公司的股权配置。2004年7月28日《深圳市沙井东塘股份合作公司章程》及2008年7月30日《深圳市沙井东塘股份合作公司章程修正案》规定：股份合作公司的合作股股权根据股东的户籍和承包责任田等实际情况登记为村民个人所有。公司的合作股股份根据对村民户籍关系登记为村民个人持有，并作为分配股利的依据。截止2004年6月28日止，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村民为第一类合作股东：1.根据原村股份合作制章程规定享有份额股权的原股东；2.是本村农业户口的出嫁女；3.原籍是本村，因服兵役、读书原因迁出户口，退伍后或毕业后未被国家或集体事业单位招工的村民；4.再婚者娶入的妇女且户口已迁入本村。本案中陈丽芬虽然户籍在沙井东塘，且系东塘经济发展公司享有份额股权的原股东。但从2014年3月27日深圳市沙井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人员信息表》可见陈丽芬于2003年7月15日入编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事处计生服务中心，人员类别为职员（副主任）。2003年7月15日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局向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出具《工作介绍信》上要求陈丽芬于2003年8月4日前报到。两份材料相结合可见，陈丽芬在股东身份认定截止日2004年6月28日之前已经入编了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事处计生服务中心，属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被国家或集体事业单位招工的村民。对于东塘公司提出的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编制使用通知卡记载的陈丽芬是在2004年12月才获得事业单位编制职工身份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陈丽芬事业编制的取得时间与陈丽芬被事业单位招工的时间非属同一概念，陈丽芬被事业单位招工后，即不再具有东塘公司股东身份。在2004年东塘公司改革成立股份公司之时，陈丽芬已经知道自己不具备东塘公司的股东身份。陈丽芬在长达12年之久的2016年才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其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陈丽芬提交了曾xx、曾xx出具的证词表示陈丽芬于2004年至2014年期间每年向东塘公司社区居委会请求确认股东资格。曾xx、曾xx两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对两人的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东塘公司原董事长陈xx出庭作证称，陈丽芬每年都向其本人及东塘公司申请确认其公司股东及提出享受股东权利的请求。因陈xx系陈丽芬的父亲，与陈丽芬具有利害关系，对陈xx的证言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陈丽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陈丽芬承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二、陈丽芬是否为东塘公司的股东。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相对应的诉为给付之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当事人请求法院认定某种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诉讼，即确认之诉，对应实体法上的权利并非请求权，故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陈丽芬关于本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的规定，股份合作公司是指注册资本由社区集体所有财产折成等额股份并可募集部分股份构成，股东按照章程规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由以行政村或者村民小组（自然村）为基础组成的合作经济组织改组设立。东塘公司依据上述规定于2004年9月21日登记更名成立，其股东身份认定的依据应为政府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及公司章程。2004年6月18日，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城市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在这次农村城市化工作中有关人员股权配置的意见》中载明：凡经组织人事、劳动部门办理了正式接收、调干或招调工手续，并于该单位享受干部职工待遇、户口还在农村的人员，原则上不能参加这次的农村股份合作公司的股权配置。2004年7月28日《深圳市沙井东塘股份合作公司章程》及2008年7月30日《深圳市沙井东塘股份合作公司章程修正案》规定，股份合作公司的合作股股权根据股东的户籍和承包责任田等实际情况登记为村民个人所有；公司的合作股股份根据对村民户籍关系登记为村民个人持有（空挂户不作考虑），并作为分配股利的依据；截至2004年6月28日止，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村民为第一类合作股东：1.根据原村股份合作制章程规定享有份额股权的原股东；2.是本村农业户口的出嫁女；3.原籍是本村，因服兵役、读书原因迁出户口，退伍后或毕业后未被国家或集体事业单位招工的村民；4.再婚者娶入的妇女且户口已迁入本村。合作股的股权于2004年6月28日止，实行‘一刀切断’的认购方法，按现有人口一次性配置到村民个人所有，凝固总股数。陈丽芬2003年7月15日入编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事处计生服务中心，2004年4月1日转为“非农业户口”，属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被国家或集体事业单位招工的村民。陈丽芬被招工后，即不再具有东塘公司股东身份。沙井镇组织人事办也向陈丽芬通知其因办理了招工手续，不再享受村集体分红。陈丽芬事业编制的取得时间与其被招工时间不同不影响上述认定。综上，陈丽芬不应具有东塘公司股东资格。陈丽芬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丽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刘丽舒（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