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2民终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莉贞，女，195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之煌，江西京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景德镇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曙光路**。法定代表人:邬晓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海华，男，1965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英华，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金三角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洪源镇法定代表人：万志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英华，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水勇，男，1954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诉人朱莉贞因与被上诉人景德镇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运集团）、江西金三角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三角公司）、冯水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浮梁县人民法院（2019）赣0222民初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莉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之煌，被上诉人汽运集团法定代表人邬晓民及汽运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海华、沈英华，金三角公司法定代表人万志刚及金三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英华，被上诉人冯水勇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莉贞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浮梁县人民法院（2019）赣0222民初487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请；2、本案原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冯水勇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汽运集团与冯水勇解除了劳动关系，冯水勇已办理退休手续，已不再是景德镇汽车运输集团昌河零公里运输公司（以下简称零公里公司）负责人错误。2002年汽运集团进行了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改革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的所有人员均参与，如此就认定劳动关系解除，那汽运集团所有人均与原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事实上冯水勇等管理人员并未离岗，与汽运集团的劳动关系一直实际存在，其退休后至今仍是零公里公司负责人，其作为汽运集团职工内部承包零公里公司的关系未发生任何变化。2009年6月3日、2012年1月30日零公里公司与金三角公司、汽运集团签订的借款合同冯水勇均以负责人身份在合同上的签名，零公里公司的收付现金登记表收据上记载的内容等均可说明冯水勇系零公里公司负责人；二、原审判决认为冯水勇以个人名义向上诉人借款，用于其个人经营活动错误。零公里公司未进行工商登记，不能向银行贷款，公司经营扩张所需资金均依靠冯水勇以民间借贷方式筹集，汽运集团对此明知并许可，集团公司中层以上的人全部参与了借款。冯水勇因公司经营需要，通过公司员工李有铭向上诉人借款用于企业经营，上诉人基于钱是借给国有公司使用且汽运集团多名职工参与借款的事实，感觉安全，才将数额高达190万元的本金出借冯水勇，并按冯水勇的要求将借款打入冯水勇指定账户，或者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冯水勇。冯水勇收到借款后，将之全部打入零公里公司财务人员的账户中。零公里公司与金三角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也是通过零公里公司财务人员的账户进行。冯水勇在总借条上加盖公章，是对借款用途的进一步认可和追认；三、原审判决认为冯水勇与金三角公司签订挂靠合同，将其享有所有权的、登记注册在汽运集团或金三角公司的商品运输车挂靠在金三角名下经营。由于金三角公司系汽运集团独资子公司，业务范围包含运输，金三角公司与零公里公司承包人冯水勇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让零公里公司以挂靠的方式，借用金三角公司资质对外从事相关经济活动，挂靠车辆的所有权人实际上为零公里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汽运集团与冯水勇解除了劳动关系正确无误，其原有身份包括零公里公司负责人身份已不复存在。结合原审查明事实及冯水勇填报的《汽车运输集团职工安置补偿审批表》、《汽车运输集团职工安置核对表》和《职工(员工)预交养老保险统筹金登记表》载明内容等，2002年汽运集团改制后，冯水勇已经与汽运集团解除了劳动关系，不再保留原有身份，包括不再保留冯水勇零公里公司负责人的身份，汽运集团也不再向冯水勇发放工资。企业改制后，冯水勇与汽运集团及金三角公司之间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合同关系。双方2014年5月6日签订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表明汽运集团2002年10月份改制后自2003年以来，冯水勇即自筹资金购买车辆挂靠我方经营，车辆产权归冯水勇所有。冯水勇的收入全靠挂靠经营效益，由其挂靠经营体自行发放工资。至于2013年补交2002年至2012年期间养老金问题，是因为企业改制时购买的养老保险标准较低适当提高，所有的费用实际由冯水勇自行承担，汽运集团只是代为交纳到社保机构去，并不能证明改制后冯水勇仍与汽运集团存在劳动关系。企业改制后重建劳动关系员工必须与汽运集团签订劳动合同，上诉人认为冯水勇退休后仍是汽运集团在岗职工不符事实，于法无据。冯水勇与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签订挂靠合同等均为个人行为，不存在以零公里公司负责人身份代表零公里公司签订合同，否则上诉人无法自圆其说，本案确系冯水勇个人将享有产权的运输车辆挂靠我方经营；二、原审判决认定冯水勇系个人借款正确，冯水勇如何使用个人借款与我方无关。首先，依据冯水勇2012年4月9日至2014年11月14日出具的五张原始借条，借款人均为冯水勇个人，上诉人的借款支付给冯水勇个人，每月的利息由冯水勇个人偿还，上诉人达成借款合意的对象为冯水勇个人。至于2018年3月7日上诉人要求冯水勇重写总借条并加盖零公里公司印章，借贷双方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企图转嫁债务风险至我方，达到侵吞国有资产的违法目的，违反《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零公里公司未经登记设立，没有对外经营权。冯水勇对外借款，并与上诉人恶意串通，违反法律规定，且未得到汽运集团授权，属无权代理。第三，上诉人作为民事交易一方，应对借款合意、出借款的交付、借条的出具负有注意、审慎之义务，本案所涉借款的合意达成、出借款的收取、借条的出具、利息的支付均由冯水勇经手，上诉人应当知道冯水勇系个人借款。上诉人要求冯水勇在重写的总借条上加盖零公里公司印章属于恶意串通，不符合表见代理的善意特征，双方除此无其他业务来往，冯水勇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三、原审判决认定冯水勇与金三角公司之间系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正确。我方与冯水勇之间系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有双方签订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为证。上诉人诉求我方对冯水勇个人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于法无据，上诉人称冯水勇系零公里公司的承包人不符事实。上诉人认为挂靠车辆的所有权人为零公里公司更是不实，零公里公司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设立，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如何能够成为财产(车辆)所有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本案涉及的企业只有汽运集团和金三角公司，冯水勇不是汽运集团或金三角公司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上诉人引用该条司法解释不当及所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三条亦属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是指挂靠人从事挂靠合同约定的民事活动，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并非规定挂靠人的任何个人民事行为，都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更未规定挂靠人的任何个人民事行为，都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共同承担民事责任，冯水勇的个人借款行为，并非挂靠合同约定的民事活动，只能由其个人承担；四、冯水勇的个人借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冯水勇个人借款时没有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的介绍信、公章或合同书，冯水勇除了向上诉人借款，从未用零公里公司印章与上诉人发生业务往来，上诉人没有理由相信冯水勇有权代理汽运集团或金三角公司。冯水勇挂靠经营时，车辆产权属于冯水勇，虽冯水勇把自己的挂靠经营体叫做零公里公司，但此时所谓的零公里公司的人财物等权利全部由冯水勇个人享有和支配，此时所谓的零公里公司就是冯水勇的挂靠经营体，零公里公司印章就是代表冯水勇挂靠经营体、代表冯水勇个人。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所谓证据，都是借款事实发生以后向冯水勇索取，不能证明构成表见代理，因为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上诉人应该在借款之前就掌握。本案中，冯水勇个人借款并出具五张原始借条时没有汽运集团或金三角公司的介绍信、公章或合同书，上诉人明知是冯水勇个人借款，以写总借条的名义要求冯水勇加盖零公里公司印章，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上诉人主观上不是善意，而是恶意。汽运集团得知冯水勇在重写的总借条加盖零公里公司印章后强烈反对并收缴该印章，没有默认。如果是单位借款，借款应当进入单位公账，上诉人将借款支付给冯水勇个人，不是善意，而是恶意。冯水勇从未代表汽运集团或金三角公司与上诉人签订过合同，除本案借款以外，在与上诉人交往过程中冯水勇从未加盖零公里公司印章。即使是重写总借条时，上诉人要求冯水勇加盖的也并非是汽运集团或金三角公司的公章，而是没有在公安机关备案的零公里公司印章，并且零公里公司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设立，该印章不能代表汽运集团或金三角公司。冯水勇不是汽运集团或金三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董事，而是挂靠经营的个体户。挂靠合同由冯水勇签名，挂靠车上标注金三角公司，挂靠车辆行驶证也是金三角公司，都不是零公里公司。冯水勇对外签订合同，是加盖金三角公司公章，营收是进金三角公司账户，都不是零公里公司。冯水勇庭审时也说过零公里公司没有(对外)经营权。因此，冯水勇个人向上诉人借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望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冯水勇辩称，从整体而言我个人没有异议。就提到我个人的事情，2004年3到4月份的时候我与汽运集团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上面写明我是本公司员工，该合同中有两个内容。一是汽运集团零公里公司的经营权，二是汽运集团十台昌河专用运输车辆经营权，后面到2018年11月23日再收回零公里公司公章。汽运集团说2002年汽运集团改制后与我解除了劳动关系是事实，并且给我买了至2012年的10年养老保险，但是后面改制后我又重新留岗了，并且我还补交了8402.16元个人应缴的养老保险金，且单位部分也由单位予以缴纳。所以汽运集团说我和汽运集团解除了劳动关系是错误的。汽运集团2003年还付给了零公里公司款项，这就不能说明零公里公司2002年就不存在了，而且2004年我还交了税金。朱莉贞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三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190万元、逾期利息26.6万元人民币（自2018年12月起，暂计算至2019年6月，实际计算至偿还全部借款本金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冯水勇因经营需要向原告朱莉贞借款，并分别于2012年4月4日、2012年4月17日、2012年8月30日，2013年2月19日，2014年11月14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本金分别为：20万、20万、20万、30万、100万元，共计190万元，均约定月息2%，未约定还款期限。其中，2012年4月17日、2013年2月19日、2014年11月14日的借款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至被告冯水勇银行账户内，转款数额分别为19.6万元、29.4万元、67.7万元，其他借款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给冯水勇。借款后，被告冯水勇均按约定向原告朱莉贞支付了借款利息，直至2018年11月止。被告冯水勇于2018年3月7日向原告朱莉贞出具了一份总借条，并按原告的要求在总借条上加盖零公里公司的印章，借条写明“今借到朱莉贞人民币壹佰玖拾万元整（1900000元），月息2分，按月付息，先付息后付本金，借款人冯水勇、景德镇汽车运输集团昌河零公里运输公司（印章），2018年3月7日”。后原告朱莉贞诉至法院。另查明，“零公里公司”是被告汽运集团未经公司登记的内设机构，金三角公司系汽运集团独资子公司。被告冯水勇原系被告汽运集团员工，并持有“零公里公司”印章，2002年间，被告汽运集团进行了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其时，被告汽运集团依据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与被告冯水勇解除了劳动关系，2014年3月已办理退休手续。2003年12月27日被告冯水勇与被告汽运集团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2005年2月22日、2006年12月15日、2008年5月5日金三角公司（甲方）与被告冯水勇（乙方）分别签订了一份《国有资产管理使用合同》、一份《租赁合同》和一份《合同》，其中，2008年5月5日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一、乙方拥有全产权的拾辆商品运输车（附车号）自2008年4月1日起继续使用甲方户名，甲方依旧提供公司（零公里公司）给乙方管理经营；二、乙方对本合同车辆拥有全部产权及经营权，并承诺合法经营，依法向甲方申报所交纳的各种税费、不偷税、不漏税、不拖欠，并承担一切经营、管理责任；……；七、本合同自二○○八年四月一日起至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有效期壹年，到期双方无异议继续生效；……”。因被告汽运集团及金三角公司主要领导变动，于2014年5月6日被告汽运集团及其下设“金三角物流公司”与被告冯水勇签订了一份《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约定：被告汽运集团及金三角公司为甲方，被告冯水勇为乙方，并对车辆挂靠经营的有关事项做了规定，其中，第1条“截止到2014年6月、乙方挂靠注册在甲方的41台商品运输车、全部产权属乙方、甲方认可。”；第2条“乙方挂靠在甲方的商品运输车所产生的运输效益，全部归乙方所有。”；第3条“乙方承诺，挂靠车辆在甲方经营期内做到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并承担一切经营效益、安全责任、盈亏自负。”；第6条“经甲、乙双方同意，甲方依法招聘、安排在乙方工作的员工、乙方承诺、按照国家有关法律管理使用，并与甲方企业员工享受同等劳动福利待遇。”。在上述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汽运集团对零公里公司行使了行政管理权，之后，被告汽运集团于2018年11月23日向被告冯水勇收回了由其一直持有的“零公里公司”印章。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所涉借款应由谁偿还；二、本案所涉借款本金与利息的认定。一、本案所涉借款的主体。首先，依据五张原始借条，借款人均为冯水勇，每月的利息亦是由冯水勇承担，而2018年3月7日所形成的总借条，系原告朱莉贞看见被告冯水勇手持零公里公司印章，临时要求冯水勇加盖的零公里公司印章，原告达成借款合意的对象为冯水勇个人，而非零公里公司。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设立公司，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零公里公司作为内设机构是不得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的，没有对外经营权。被告冯水勇向外借贷，并在出具的借条上加盖零公里公司印章的行为，违反了有关规定，且未得到被告汽运集团的授权，属无权代理；原告朱莉贞作为民事交易行为一方，应对借贷合意、出借款的交付、借条的出具负有注意、审慎之义务，本案所涉借款的合意达成、出借款的收取、借条的出具、利息的支付均由被告冯水勇经手，而借条上却加盖了公司名义的印章，这种违反常识的情形在主观上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不符合表见代理的“善意”特征，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要求被告汽运集团偿还借款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被告冯水勇与被告汽运集团及金三角公司之间的一系列合同，被告冯水勇依据约定对其有所有权的、登记注册在被告汽运集团或金三角物流公司名下的商品运输车进行经营，并承担一切经营效益、安全责任、盈亏自负。被告冯水勇的经营活动主要是基于该一系列合同约定的范畴。零公里公司并不是该合同的缔约主体，也不是合同中约定的被告冯水勇有所有权的、登记注册在被告汽运集团或金三角物流公司名下的商品运输车的经营主体，且原告朱莉贞的出借款是交付给被告冯水勇，并由被告冯水勇支配。本案中，原告朱莉贞与被告冯水勇均未举证证明借款用于被告汽运集团或金三角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因此，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借款是被告冯水勇以其个人名义向原告朱莉贞借款，用于其个人经营活动，系个人融资行为，应由其个人承担，故原告朱莉贞主张本案所涉借款由被告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与被告冯水勇连带偿还，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所涉借款应由借款人冯水勇承担还款责任。二、本案所涉借款本金与利息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由于原告朱莉贞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被告冯水勇交付了出借款190万元，且有两次的转款记录显示原告存在预扣利息的情形。被告冯水勇辩称，原告朱莉贞每次在向其交付出借款时按月利率2%扣除了一个月的利息，原告朱莉贞对被告冯水勇的辩称意见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认定原告朱莉贞给付被告冯水勇的实际出借金额为186.2万元。原告朱莉贞主张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从2018年12月起计算至偿还本金止，被告冯水勇没有异议，原告朱莉贞的该项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原告朱莉贞与被告冯水勇的陈述、借条、银行卡交易清单等证据证明原告朱莉贞与被告冯水勇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原告朱莉贞与被告冯水勇在借条上未约定借款期限，原告朱莉贞随时可以请求返还，被告冯水勇作为借款人应当在原告朱莉贞催收后，即时返还借款，并应按照约定和法律规定支付借款期内的逾期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1、被告冯水勇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朱莉贞借款本金186.2万元，并支付该借款从2018年12月1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2、驳回原告朱莉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2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9128元，由原告朱莉贞负担2570元，被告冯水勇负担26558元。二审中，上诉人朱莉贞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8）赣0222民初641号民事判决书、金三角公司上诉状各一份，证明：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的部分内容确认零公里公司系汽运集团的分公司。金三角公司在其上诉状中陈述零公里公司系汽运集团的分公司；证据二、汽运集团文件景汽集行字[2008]03号、集团领导及集团员工在零公里分公司发放工资情况、零公里公司工资发放签名表两份，证明：零公里公司是汽运集团的下属单位，汽运集团有权决定零公里公司领导职务的任命。零公里公司执行汽运集团的人事安排，按月给相关人员发放工资；证据三、汽运集团为冯水勇补缴养老金情况表一份及冯水勇个人缴纳养老金收款单一份，证明：汽运集团为冯水勇补缴其在集团改制后留岗期间的养老保险。汽运集团改制后，冯水勇仍与汽运集团存在劳动关系；证据四、借款协议、协议各一份，证明：因零公里公司无法人资格，不能向银行借款，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绝大部分依靠冯水勇向民间借贷。公司领导为前述资金提供担保，表明其明知且认可零公里公司筹集生产经营场所需资金的方式。针对上诉人朱莉贞的举证及拟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认为法院认定零公里公司系汽运集团的分公司，但是法院对此并没有认定，而只是法院记载了双方当时的质证情况，零公里公司是否是汽运集团分公司并不是该判决双方当事人所陈述能决定的，而是由法律规定决定的；对证据二，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与冯水勇所签合同上明确确定了用工权属于冯水勇，但是需要用公司进行发文的形式，这些都是冯水勇与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所签订相关合同履行的义务，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工资发放签名表的审批是冯水勇，这是由他个人挂靠来发放工资的，与我方无关，这也是我方在履行与冯水勇的合同义务；对证据三，该证据冯水勇在另外一案中已提交，在该案中一直未提交，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补交养老保险的原因是因为2002年改制时是汽运集团资金紧张，当时只买了60%，后面再进行了补交，而且收款单注明了是冯水勇个人缴纳，单位承担部分也是由冯水勇交纳；对证据四，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借款协议虽然是写的零公里公司冯水勇，但是签字是冯水勇的个人签字。邬晓民的担保是其个人行为，并没有以公司的名义。被上诉人冯水勇质证认为，我方没有意见。被上诉人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提交劳动合同一份，证明：改制后汽运集团如需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需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也证明冯水勇与汽运集团不存在劳动关系。该劳动合同书与2002年改制方案是相对应的，其中改制方案第一条有明确说明。针对被上诉人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的举证及拟证明目的，上诉人朱莉贞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方所做的解释不能成立。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我方无法确认，余剑峰我方无法核实其是改制后留岗人员，即使余剑峰身份属实，也不代表所有员工都是以这种形式证明劳动关系。改制是2002年，该合同是2008年，这个时间无法反映出余剑峰的身份是聘用人员。被上诉人冯水勇质证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余剑峰是改制后进来的，我好像记得其没有参与改制，这份证明无法达到证明目的。结合上述举质证情况，本院对上诉人朱莉贞提交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因相关法律对分公司成立有明确规定，且需依法登记，该证据无法证明零公里公司为汽运集团分公司；对证据二，其中的景汽集行字[2008]03号文件及工资发放签名表，可表明汽运集团行使了相关的管理权，其中的集团领导及集团员工在零公里分公司发放工资情况，系单方制作，无人员签字，不予确认；对证据三，因冯水勇并未提供汽运集团2002年改制后其重新签订的劳动合同，故仅凭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汽运集团改制后冯水勇仍与汽运集团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四，借款协议落款结尾处乙方仅有冯水勇签字，并无零公里公司盖章，其中协议担保人仅是邬晓民签字，并不能确认其以公司的名义，无法达到该证据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被上诉人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提交证据认证如下：余剑峰是否为汽运集团改制前企业员工，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对此并无证据证实，且该合同签署时间为2008年，而汽运集团改制是2002年，故该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二审经审理查明，《景德镇汽车运输集团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公司在册职工，在企业改制时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不再保留原有身份。改制后的企业实行公开招聘，择优录取，录用后，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予以鉴证。冯水勇原审质证时对《汽车运输集团职工安置补偿审批表》真实性并无异议。另，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朱莉贞与被上诉人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冯水勇诉辩意见，本案所涉借款应当由谁偿还的问题是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首先，冯水勇2012年至2014年五次向朱莉贞借款的借条均为其个人签字，并无零公里公司的印章，也无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的公章。涉案五张借条均系冯水勇个人向朱莉贞出具。虽2018年3月7日冯水勇向朱莉贞出具一份总借条加盖有零公里公司印章，但该借条加盖印章是朱莉贞看到冯水勇持有零公里公司印章，提出要求后加盖的，并不能由此推出朱莉贞之前五次借款主体即为零公里公司，加之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对该借款也未认可，朱莉贞出借的款项并非打入零公里公司或者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账户，而是打入冯水勇个人账户或者通过现金直接向其给付，且涉案借款的利息偿还也是由冯水勇支付给朱莉贞，而朱莉贞、冯水勇亦无直接有效的证据能证明涉案借款用于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的实际经营。因此，朱莉贞诉请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向其偿还涉案借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其次，朱莉贞主张冯水勇并未与汽运集团解除劳动关系，冯水勇系零公里公司负责人，零公里公司系汽运集团分公司及冯水勇借款行为构成对汽运集团的表见代理，理应由汽运集团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朱莉贞二审中虽提供汽运集团为冯水勇补缴养老金情况表及冯水勇个人缴纳养老金收款单，拟证明冯水勇仍与汽运集团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景德镇汽车运输集团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公司在册职工，在企业改制时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不再保留原有身份，改制后的企业实行公开招聘，择优录取，录用后，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而冯水勇作为改制前汽运集团员工，从该规定及所涉冯水勇的《汽车运输集团职工安置补偿审批表》可以反映汽运集团与冯水勇在企业改制时已解除了劳动关系，现并无有效证据能证明冯水勇与汽运集团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冯水勇虽也主张其与汽运集团存在劳动关系，但其并未举证证实，对原审法院认定其与汽运集团已解除劳动关系，其也未对此提起上诉。因此，从举证效力对比上，原审认定冯水勇与汽运集团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更有信服力，且冯水勇与汽运集团劳动关系解除与否，也并不必然影响本案所涉借款偿还主体的评判。另零公里公司是汽运集团未经公司依法登记的内设部门，而非汽运集团分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零公里公司不得以汽运集团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其对外无经营权。故其在涉案借款总借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在汽运集团未授权下，其属无权代理。而朱莉贞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出借大额借款时，应尽相应谨慎、注意义务，在冯水勇既无汽运集团授权，也无汽运集团担保，又未实际将涉案借款打入汽运集团账户情形下，其依据与实际借款相隔数年之久后加盖有零公里公司印章的总借条来主张构成表见代理则无事实与法律基础，对由此主张汽运集团承担还款责任不予支持；再次，朱莉贞认为，挂靠车辆的所有权人为零公里公司，零公里公司作为汽运集团分支机构，冯水勇为零公里公司负责人，零公里公司与金三角存在挂靠关系，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冯水勇应共同偿还涉案借款本息。因从查明事实来看，是冯水勇与金三角公司或汽运集团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冯水勇与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在《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中约定，其对挂靠注册在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商号运输车拥有产权，承担一切经济效益，自负盈亏。而如上所述，零公里公司系汽运集团内设部门，而非分公司，冯水勇业已在汽运集团改制时与汽运集团解除了劳动关系，现并无证据能证明涉案借款用于了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的实际经营。因此，朱莉贞上述主张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应负涉案借款本息的共同偿还责任不能成立。至于涉案借款本金数额的确定，原审对此已依法作出认定，并无不当，予以维持。综上，涉案借款系冯水勇的个人借款，应由其负责偿还。而朱莉贞诉请汽运集团、金三角公司对涉案借款所负共同偿还责任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128元，由上诉人朱莉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欧阳国审判员  刘亮常审判员  余 佳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袁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