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琼01行终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公民身份号码×××,住海口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海口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法定代表人冯某，局长。委托代理人吴某1。委托代理人吴某2，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某、陈某诉被上诉人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房屋行政管理一案，不服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7行初100号行政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某、陈某一审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撤销被上诉人市住建局内设机构海口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作出的《政策性房情况证明》,确认上诉人未购买海口市政策性住房；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9月8日，海口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根据海口市规划用地报建评审小组的批示，同意海南军区劳动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军区服务公司）在海口市××路集资兴建经济适用住房。2008年9月8日，军区服务公司作为甲方，周某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海口市集资合作建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为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根据乙方申请，甲方同意乙方参加集资合作建房。该住房位于海口市××道，住宅总建筑面积83.33平方米（其中享受面积75平方米，超标面积8.33平方米），该住房建设成本总造价为131808元，乙方集资额为105760元。其中，每平方米建筑面积1239.76元；乙方控制面积出资额为92982元，超标准面积在20平方米以内，8.33平方米按房改市场价1534元/㎡，计12778.22元。乙方拥有该住房100%的产权。2001年9月3日，2002年10月30日，2008年2月1日，周某向军区服务公司支付涉案房屋的集资房款67524.7元。2008年11月4日，周某以军区服务公司职工身份，向海口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提交了《海口市职工集资合作建房申请审批表》和《职工集资合作建房产权比例审定表》，该两份表记载：周某作为申请人的申请意见为：“没有住房，申请参加集资建房”，及军区服务公司在审批意见中表示“该同志符合集资建房条件，同意参加集资建房”。2009年1月13日，周某、陈镜明作为申请人向房产登记机关提交《海口市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将涉案房产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该申请书中显示业务登记类型为“集资房”，申请登记事项为“申请个人集资房所有权登记”，“共有份额为共有”。2009年3月17日，周某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产权证号为海口市房权证海房改字第XXXX号。2019年5月5日,海口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向周某出具《政策性住房情况证明》，周某不服该证明，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军区服务公司为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经海口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审批,在位于海口市××路集资兴建经济适用住房。周某作为军区服务公司的职工，参加集资合作建房，并与军区服务公司签订《海口市集资合作建房协议书》，向军区服务公司支付了集资房款。从周某与军区服务公司签订的《海口市集资合作建房协议书》及其向海口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提交的《海口市职工集资合作建房申请审批表》、《职工集资合作建房产权比例审定表》和向房产登记机关提交的《海口市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书》中，均可确认原告周某所购买的涉案房屋为单位集资房。且从周某取得的涉案房屋产权证号为“海房改字”来看，均可表明其房屋性质为集资房。市住建局根据涉案房产登记信息，向其出具《政策性住房情况证明》，该证明与涉案房产登记的事实相符,并无不当。周某主张其购买的涉案房屋不是单位集资房，而是商品房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市住建局对周某作出的《政策性住房情况证明》，对其享有涉案房屋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也不存在增加或减损其权利义务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规定,依法应驳回周某、陈某的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八）项规定，裁定驳回周某、陈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本院予以退还周某、陈某。上诉人周某、陈某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1.一审认定“2008年9月8日，军区服务公司（已改名为海南裕丰大发实业公司，以下简称裕丰公司）作为甲方，上诉人周某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海口市集资合作建房协议书》……”的事实错误。该份《海口市集资合作建房协议书》不是上诉人周某所签，不是周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事实的证据是伪造。实际为上诉人陈某于2001年8月20日与裕丰公司签订《集资建房合同书》，根据《集资建房合同书》第二条约定“本单位人员参加集资建房施行建筑成本价，向社会出售的住房实行市场价，该住房综合成本价（市场价）暂定每平方米1200元计算收费。”上诉人陈某与裕丰公司购房行为属于正常的商品房买卖交易。上诉人陈某作为一名普通的购房者，在房产所在地的售楼部内购买房屋时，根本不知晓裕丰公司销售的是职工集资房还是商品房。上诉人陈某有理由相信其向裕丰公司购买的是市场价格的商品房而不是集资房，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陈某在购买涉案房产时就知道房产的性质或出于集资房价格的优惠而购买涉案房产。上诉人陈某购买涉案集资房并不等于就享受了国家政策性住房的优惠价格。因此，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周某购买涉案房产等于享受国家政策性住房优惠的主要证据不足。一审认定购房人时间及身份与事实不符。2.一审认定：“原告周某以军区服务公司职工身份，向海口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提交了《海口市职工集资合作建房申请审批表》和《职工集资合作建房产权比例审定表》……”。该审批表和审定表并非两上诉人填写，审批表和审定表中关于上诉人周某的身份等系虚假登记，签名系伪造。《海口市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书》系军区服务公司采用欺骗方式获取签名后填写内容，所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周某不是军区服务公司职工。上诉人周某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表》以及裕丰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上诉人周某不是军区服务公司的职工。被上诉人在购房人资格审查过程中存在严重失职。被上诉人可以通过审核购房人工资发放、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记录、人事档案等审核购房人是否属于军区服务公司职工，而不是仅凭一张《海口市职工集资合作建房申请审批表》来认定军区服务公司职工的身份。被上诉人却从未把关，未起到任何监管责任。被上诉人在审查购房人资格和办证时审核不严，未能识别购房人真实身份，造成两上诉人按市场价购买的房产被登记成“海房改字”，其责任不在于上诉人周某。一审依据《海口市职工集资合作建房申请审批表》认为上诉人周某是军区服务公司职工的事实错误。二、一审认为被上诉人对两上诉人作出的《政策性住房情况证明》对涉案房屋不产生实际影响为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裁定驳回两上诉人的诉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作出的《政策性住房情况证明》认定上诉人周某购买了海口市政策性住房的意见，实际上剥夺了两上诉人现在或将来能否购买职工集资房的资格条件，对两上诉人产生实际影响。《政策性住房情况证明》认定上诉人购买涉案的房屋是单位集资房，该证明以涉案房产属于军区服务公司的职工集资房，但是上诉人周某不是军区服务公司职工，不具有享受军区服务公司职工集资房优惠政策的条件。依照《集资建房合同书》第二条约定，上诉人陈某是按市场价格购买的房屋，即使上诉人在办证时知道购买的是集资房，但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购买涉案房产时与军区服务公司职工一样享受了国家政策性住房优惠政策。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的《政策性住房情况证明》对两上诉人的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具有利害关系。人民法院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七十一条之规定作出实体判决。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1.判令撤销（2019）琼0107行初100号裁定，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根据不动产登记系统内显示，周某作为军区服务公司的职工，参加集资合作建房。被上诉人依据《海口市集资合作建房协议书》、《海口市职工集资合作建房申请审批表》、《职工集资合作建房产权比例审定表》、《海口市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书》作出涉案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只是将不动产登记系统内记载的信息如实记载，并未对登记的内容作出改变，作出的证明对两上诉人的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至于两上诉人提出《海口市集资合作建房协议书》不是上诉人周某所签的理由，不在本行政案件的审理范围。如两上诉人对涉案房产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有异议，可另案起诉。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的规定，应裁定驳回两上诉人的起诉。综上，原审裁定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温 方审判员 孙 晓审判员 张伟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梁 汕书记员 钱 波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二）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三）行政指导行为；（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五）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八）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