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3民终173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波，男，汉族，1980年8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永锋，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仕涛，男，汉族，1975年11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莹，女，汉族，1978年9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嘉炜，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波因与被上诉人阮仕涛、丁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唐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阮仕涛、丁莹连带向唐波支付赔偿款10665000元和相应的利息458772.75元（自2018年1月27日起计算，暂计至2019年1月18日，以1066500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阮仕涛、丁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且未查明相关重要事实。（一）《会议纪要》签订的背景、履行情况以及相关股东的意见：1.一审判决未对《会议纪要》签订的背景进行查明。唐波在起诉状中明确陈述了《会议纪要》签订的相关情况，并对此进行举证，阮仕涛、丁莹亦未对该事实反驳，但一审判决并未予以查明和认定。2.一审判决未对《会议纪要》签订后各方当事人的履行情况（是否履行、如何履行、是否催告、协商过程等）进行查明。3.一审判决并未对《会议纪要》签订时另一个股东黄某某是否同意进行查明，但是却直接认定“阮仕涛、丁莹向唐波转让股权未征询案外人黄某某的意见。”一审过程中，各方均未提交案外人黄某某是否同意的证据，法庭也未要求案外人黄某某发表意见，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未征询案外人黄某某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4.《会议纪要》签订后至唐波离职期间，深圳市X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飞公司）陆续引进了其他股东，但是一审判决并未查明《会议纪要》签订后，相关股东对《会议纪要》的相关条款是否知情或者同意，是否有异议，一审并未查明。一审判决在未征询相关股东意见的情况下，亦未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会议纪要》损害了相关股东的权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并未对唐波的相关损失进行认定。1.《会议纪要》的转让标的是X飞公司1%股权，因此，X飞公司1%股权所对应的价值即为唐波的直接损失，唐波在起诉状、庭审以及代理词中均详细说明，并对此进行了举证，阮仕涛、丁莹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但一审判决对此并未审理，更没有认定。2.一审判决以唐波入职X飞公司前两年的工资作为损失依据，但是在该损失认定依据上存在明显的举证义务设置不当情形。关于唐波的工资，唐波提交了银行流水和仲裁裁决书，均有原件，且阮仕涛、丁莹对真实性予以认可，而阮仕涛、丁莹对唐波收入举证的证据仅为其自行制作的列表，亦没有相关证据进行佐证。但是，一审判决却认可阮仕涛、丁莹提交的证据，反而不采纳唐波提交的证据，明显举证义务分配不当，加重了唐波的举证义务。事实上，唐波提交的银行流水均为“工资”性质，均已代扣代缴税收，这不言自明。因此，即使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唐波的损失也是可以计算的。3.唐波为了履行《会议纪要》受到了巨大的损失。首先，唐波入职X飞公司前为北京XX（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是股权融资、公司法律事务等领域的专业律师。由于阮仕涛、丁莹多次邀请，给了很多承诺（薪酬、1%股权和董事会核心成员等），并且保证X飞公司估值至少20亿元以上（即1%股权价值至少是2000万元）。为此，唐波于2016年6月正式申请退出德恒律所合伙人，放弃常年服务的众多客户和所有正在经办案件，解散多年培养的律师团队，注销执业十年以上的律师资格，正式加盟X飞公司，唐波为此承担了巨大的履约成本。其次，唐波入职X飞公司前，税后年收入300余万，但是唐波入职X飞公司的税后年收入才70余万。并且，唐波解散律所团队和放弃德恒合伙人身份的损失也非常巨大，因此，唐波为履行《会议纪要》所遭受的损失要远大于唐波的诉请金额。再次，由于阮仕涛、丁莹严重违约（欠薪、拒绝过户股权），唐波不得已再次择业，唐波本是德恒合伙人律师，有自己的团队和稳定的业务收入，但现在却要面临人到中年重新择业的危机，这意味着唐波将面临巨大的机会成本损失。唐波在起诉和庭审中对上述事实对此进行了陈述和举证，阮仕涛、丁莹亦未对该事实进行反驳，但一审判决却没有认定。（三）一审判决未对唐波在X飞公司工作期间的贡献进行认定。1.2016年7月1日，唐波入职X飞公司后，任X飞公司执行总裁，全面负责公司股权融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等工作。唐波正常履行工作职责期间，X飞公司的估值由不足4亿元提升至超过10亿元，为公司引进了18家战略、财务方面的投资人，包括深创投、英特尔、联想正奇、（兴业银行）华福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共引进了股权投资资金35727.76万元。其中，英特尔甚至是由唐波全权负责谈判，在其退出投资之后，于2017年7月按照大幅增值的估值再次投资公司。事实表明，唐波在职期间为X飞公司作出了巨大贡献，超额完成了《会议纪要》约定时阮仕涛、丁莹的预期。唐波在起诉和庭审中对上述事实对此进行了陈述和举证，阮仕涛、丁莹亦未对该事实进行反驳，但一审判决却没有认定。2.唐波作为X飞公司的执行总裁，是公司上市总负责人和公司股权融资负责人。唐波在职期间利用自身的人脉和业界的知名度多次代表X飞公司出席业内相关活动，相关会议活动层次很高，能够参与其中已经非常不容易，唐波还为X飞公司争取到了相关会议的主题演讲机会，能够与XX电器XX、XX科技XX、XX兔XX等业界知名的企业家和企业同台演讲，这是非常难得的，唐波为公司的品牌塑造做出了巨大贡献。唐波在起诉和庭审中对上述事实对此进行了陈述和举证，阮仕涛、丁莹亦认可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但一审判决却没有认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会议纪要》无效没有法律依据。1.合同无效的理由前后不一致。一审开庭过程中，审判长当庭判定《会议纪要》无效，理由是《会议纪要》违反章程规定和侵害不特定第三人权益两个理由，但是一审判决合同无效的理由却并非是该两个理由，也并未对此予以解释说明，明显存在法律适用前后矛盾的情形。2.双方当事人均未主张《会议纪要》无效。无论是在（2018）粤0304民初22564号案还是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主张涉案《会议纪要》无效。3.股东优先购买权不影响《会议纪要》的合法有效性。公司法第71条规定的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属于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并不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最高院公报案例【（2003）民二终字第143号】明确判决：“优先购买权是法律规定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其他股东拟对外转让的股份享有的优先购买的权利，是一种为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而赋予股东的权利。优先权的规定并不是对拟转让股份的股东股权的限制或其自由转让股份的限制。”并且，公司法解释四第21条明确规定“……（据此规定）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并不属于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4.《会议纪要》不存在损害特定或不特定人权益的问题。一审判决第6页认定“唐波持有的1%股权不参与《会议纪要》签署前后的两次增资扩股的稀释，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的局面。”但并未详细说明如何造成了“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这里的“价”是指“价格”还是其他，这里的“权”的范畴是什么。并且，一审判决也未列出明确的法律依据来论证《会议纪要》如何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损害了不特定人的权益。事实上，《会议纪要》约定的1%股权不稀释条款真实意思表示是，如果因阮仕涛、丁莹或公司相关债务或融资行为，导致该1%股权被稀释的，阮仕涛、丁莹应按1%的标准对唐波予以补足，而并非指该股权有任何的特殊性，公司之后增资行为不能影响该1%的股权。所以，该条款明显不存在损害特定或不特定人权益的情形。因此，《会议纪要》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唐波一审中反复强调《会议纪要》的合法性，并在庭审中以口头、书面形式表达了相关意见，当庭提交了相关判例，并且庭后提交了代理词对此予以论证。（二）一审判决对于保密条款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首先，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与合同当事人为履行合同义务进行必要范围的披露并不矛盾，也是现实中很多保密条款约定的共同点。因此，《会议纪要》第5条约定的保密义务并不影响各方当事人依法履行合同义务，阮仕涛、丁莹完全可以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以及章程约定为唐波办理股权过户的相关手续。其次，唐波入职X飞公司后，多次要求阮仕涛、丁莹履行过户1%股权义务，唐波并于2018年5月起诉阮仕涛、丁莹要求过户1%股权义务【（2018）粤0304民初22564号】，阮仕涛、丁莹至始至终未主张《会议纪要》约定的保密条款将导致其无法履行，并且，在本案第一次开庭阮仕涛、丁莹答辩时，阮仕涛、丁莹也未就该约定进行抗辩。三、阮仕涛、丁莹严重违反《会议纪要》的约定。1.《会议纪要》第二条约定，唐波入职X飞公司后，年薪为税前100万元，但是阮仕涛、丁莹却连唐波最基本的工资也不能正常发放，为此唐波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书依法认定阮仕涛、丁莹控制的X飞公司拖欠唐波的工资、年终奖、报销款等款项。2.2016年7月1日，唐波与X飞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正式加盟X飞公司，因此，根据《会议纪要》第三条之约定，阮仕涛、丁莹应于2016年7月1日将X飞公司1%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唐波，但是阮仕涛、丁莹均以种种理由予以推脱。2018年1月26日，唐波通过电子邮件再次催促阮仕涛、丁莹履行过户1%的义务，但阮仕涛、丁莹仍然拒绝履行。唐波2018年2月28日离职后积极与阮仕涛、丁莹协商解决1%股权事宜，但阮仕涛、丁莹均消极对待。3.2018年5月，唐波不得已向法院起诉阮仕涛、丁莹，要求过户X飞公司1%股权，案号为（2018）粤0304民初22564号，但在该案开庭时，阮仕涛、丁莹均以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由拒绝履行转让1%股权的义务，并且还申请追加其他股东参加诉讼。因此，唐波撤回（2018）粤0304民初22564号，并以股权转让合同的违约赔偿之诉再次起诉本案。综上所述，涉案《会议纪要》合法有效，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对《会议纪要》效力的错误认定，并依法支持唐波的上诉请求。阮仕涛、丁莹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唐波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争议焦点为以下两点：第一，《会议纪要》的效力问题；第二，合同效力认定后导致的法律后果或损失问题。一、一审法院均已查明了事实，对《会议纪要》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会议纪要》无效的理由阮仕涛、丁莹予以认可，退一步讲，阮仕涛、丁莹在一审主张《会议纪要》缺少主要内容或主要条款约定不明，合同不成立。或者是《会议纪要》股权转让因保密条款致使其他股东不知情，合同无法履行，即合同无效、合同不成立或实际履行困难导致的结果与一审判决结果是一致的。二、关于一审法院未支持唐波主张的赔偿损失并无不妥，无论是合同无效、不成立或实际履行困难过错在于唐波，由此导致的损失不应由阮仕涛、丁莹承担，唐波在入职X飞公司之前长期担任公司法律顾问，熟悉公司的组织架构、经营模式以及发展前景，且唐波系股权融资、公司法律事务等领域的专业律师，对股权架构及股权转让事务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本案《会议纪要》的拟定和设计均是由唐波所做，唐波自行设计了保密条款及损害其他股东及未来投资人利益的条款导致《会议纪要》无效或无法实际履行，过错均在于唐波，其应自行承担缔约过失造成的损失。唐波入职X飞公司后在公司享有高额的报酬，唐波是公司所有员工包括创始股东在内工资及奖金收入最高的人员，阮仕涛、丁莹在一审时已证明唐波除去双方劳动仲裁一案执行所得的500623.6元外，其在职期间共计领取劳动报酬913125.1元。即使因缔约过失导致合同无效，唐波也不因此产生了实际损失。唐波在一审中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其已多次强调在德恒所培养了自己的律师团队，而带律师团队是需要付成本的，在唐波未详细说明其团队内律师人数、律师级别、薪酬水平、业务分成比例之前，仅凭唐波所提交的不完整的银行流水，充其量只能说明唐波团队的收入，而非唐波本人的收入。在此基础上，鉴于唐波拒不提交2014年4月21日至2016年5月21日期间的完税证明，无法证明其真实收入。一审法院判定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合情合理。唐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阮仕涛、丁莹连带向唐波支付赔偿款10665000元；2.阮仕涛、丁莹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X飞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股东为阮仕涛、丁莹，其中阮仕涛持股60%，丁莹持股40%，之后案外人黄某某加入X飞公司成为第三名股东。2016年5月21日，唐波与阮仕涛、丁莹共同签署一份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载明，阮仕涛、丁莹代表股东及公司邀请唐波加盟X飞公司，担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加盟后为董事会四名核心成员之一（无论董事会席位是否增加）；唐波加盟时薪酬为每年100万元，其后每年按公司薪酬增长方案统一调整。公司上市后，薪酬按不低于同类型上市公司同等职位薪酬水平75%分位线执行；阮仕涛、丁莹同意在唐波加盟时以1元的名义价格向其转让X飞公司1%的股权，该等股权不参与本决议签署之前已有融资或与股价相关债务所引发的股权稀释，也不参与本决议签署之后最近一轮融资或与股价相关债务所引发的股权稀释（无论投资人是一家或多家）。在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应当采取节税的方案执行；唐波同意接受邀请，在2016年8月1日入职，至迟不晚于9月1日；各方同意对上述事项严格保密，不对任何第三方（包括己方工作人员）披露。根据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认定，唐波入职X飞公司的时间为2016年7月1日，离职时间为2018年2月28日。根据X飞公司的公司章程记载，公司的股东人数从唐波入职期间时的三位，增加到唐波离职时的二十二位，注册资本金由唐波入职时的2750万元，增加到唐波离职时的3843.8729万元。唐波离职后与X飞公司就在职期间的工资待遇发生纠纷，经劳动仲裁机构认定X飞公司应当向唐波支付2016年11月1日至30日的工资55000元，2017年年终奖300000万元，2018年1月1日至2月28日年终奖50000元、工资差额6666.66元，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80919.54元，律师费4471元。上述裁决作出后，经人民法院执行，X飞公司共计支付500623.6元。另查明，唐波在职期间共计从X飞公司获得劳动报酬913125.11元。一审法院认为，唐波提供的会议纪要虽不是正式合同文本，但是从文字表述上可以认定为唐波与阮仕涛、丁莹之间就唐波入职X飞公司后股权转让协商的结果，根据其内容可以视为股权转让合同。经过庭审调查，该院认定唐波据以起诉要求阮仕涛、丁莹赔偿的会议纪要无效，并就此进行了释明后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唐波诉讼请求仍未变更。该院认定会议纪要无效理由如下：其一，X飞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在会议纪要签署时，除阮仕涛、丁莹外尚有另外一名股东。《公司法》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阮仕涛、丁莹向唐波转让股权未征询案外人黄某某的意见，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唐波称该会议纪要类似于隐名持股协议，应当认定有效。但是会议纪要在描述股权转让时约定“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应当采取节税的方案执行”，如果唐波与阮仕涛、丁莹仅仅系代持股关系根本无需约定转让股权的税款，该约定说明唐波对于会议纪要约定的1%股权意在显名。唐波提出阮仕涛、丁莹持股比例足以使股权转让决议通过，言外之意在于即使案外人黄某某知情并反对会议纪要的情况下，阮仕涛、丁莹的持股比例依然可以通过股权转让的约定。唐波的理解违反了公司治理的基本精神，如果按照唐波的理解，持股比例占优则无需任何形式的议程，直接可以实现大股东的意志，唐波的这一理解恰恰是公司法“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规制的现象。另外，唐波在诉状中也提及“上述事项已经征得另一股东同意，随时可以出具股东会决议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表述说明唐波自身也认为向另一股东征询意见是股权转让的前提条件。其二，会议纪要约定唐波所持有的1%股权“不参与本决议签署之前已有融资或与股价相关债务所引发的股权稀释，也不参与本决议签署之后最近一轮融资或与股价相关债务所引发的股权稀释（无论投资人是一家或多家）”，该约定损害了特定或者不特定人的利益。因为除阮仕涛、丁莹之外所有的股东加入X飞公司都是以增资扩股的形式进行，唐波持有的1%股权不参与会议纪要签订前后的两次增资扩股的稀释，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的局面。在未征得已知或者未知的未来投资人同意的情况下，唐波与阮仕涛、丁莹擅自对股权的内容进行约定，且不进行披露，造成公司股权结构的混乱，自然危及到未来投资人的利益。唐波称该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指根据阮仕涛、丁莹向唐波陈述X飞公司的现状，在已经确定存在增资情况下，唐波所持有的1%会被稀释，阮仕涛、丁莹同意就稀释部分向唐波进行补偿。但从会议纪要的表述上无法推定唐波的该主张，唐波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主张。其三，会议纪要约定“各方同意对上述事项严格保密，不对任何第三方（包括己方工作人员）披露”，违反了民事法律行为的诚实原则。唐波最后陈述时又认为，唐波与阮仕涛、丁莹之间系股权激励合同，但无论何种性质的合同，有限责任公司系股东之间基于信任而成立，唐波与阮仕涛、丁莹之间不但约定了股权转让具体比例，还约定唐波持有的股份在两次增资时均不得贬损，且上述情况仅限于唐波与阮仕涛、丁莹之间知悉，唐波与阮仕涛、丁莹的约定有违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基本行为准则。况且，股权激励合同受让方应为标的公司的员工，在唐波与X飞公司已经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其主体资格有待商榷。唐波与阮仕涛、丁莹在导致会议纪要无效的结果上应当承担同等责任。股权转让协议系典型的商事行为，唐波作为从事投融资业务的执业律师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阮仕涛、丁莹作为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员，尤其是阮仕涛、丁莹意图将公司筹备上市，因此从唐波与阮仕涛、丁莹的职业背景考虑，双方均具有相当的商业经验及法律知识，对于会议纪要无效唐波与阮仕涛、丁莹均具有过错，且过错责任相同。关于唐波因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阮仕涛、丁莹是否应当赔偿以及赔偿标准及数额。虽然阮仕涛、丁莹称唐波入职仅是负责X飞公司正常法律事务，但是从会议纪要的约定看，阮仕涛、丁莹要求唐波入职目的系借助唐波的专业知识以及业界影响促进X飞公司投融资。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可知，唐波入职前后，X飞公司的股东及注册资本均有增长，说明唐波完成了相应的工作内容，阮仕涛、丁莹作为X飞公司股东已经获益。根据法律规定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无效，因此阮仕涛、丁莹无需向唐波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但是根据上文过错责任的分析，阮仕涛、丁莹对于因会议纪要无效而造成唐波的损失以50%为限进行赔偿。至于唐波的损失标准，应当以其入职前两年的实际收入为计算依据。该院要求唐波提交2014年4月21日至2016年5月21日期间的完税证明，意图计算唐波入职前两年的收入，但唐波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视为唐波举证不能，因此对于唐波要求阮仕涛、丁莹赔偿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七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唐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790元，保全费5000元，由唐波负担。本院认为，关于认定唐波与阮仕涛、丁莹于2016年5月21日签订的《会议纪要》的效力问题，是进一步审理双方争议的前提，也是确立裁判思路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对此，本院评述如下：第一，该纪要明确约定了唐波、阮仕涛、丁莹等各方当事人的相关民事权利和义务，属设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该纪要属于民事合同。第二，唐波、阮仕涛、丁莹均在该纪要上签名确认，该纪要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合同自各方当事人于2016年5月21日签字时成立。阮仕涛在一审中主张，该纪要对于对价、期限、价款支付方式约定不明，缺少合同成立要件，故合同并未成立。但是，该纪要的主要条款之一系“阮仕涛、丁莹同意在唐波加盟时以1元的名义价格向其转让祁飞公司股权”，即能确认合同当事人的姓名、标的和数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阮仕涛的该主张不能成立。第三，阮仕涛、丁莹并未主张或提交证据证明其系因受胁迫、欺诈或因重大误解而签订该纪要，同时，从该协议的上下文内容上看，唐波系以入职祁飞公司为条件获取以1元价格取得祁飞公司股权的对价，合同约定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且由此可知该合同亦非赠予合同。故该纪要不符合可予撤销的条件。第四，该纪要并未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附期限，亦不存在法定的需要审批的情形，故该纪要亦非尚待生效的合同。第五，该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法定无效的情形。阮仕涛、丁莹约定向非祁飞公司股东唐波转让公司股权，即使未就其股权转让事宜征求其他股东意见，也不能以此为由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其他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虽然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关于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但不影响其依约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该纪要所约定的反稀释条款，在实践中时有出现，阮仕涛及其配偶丁莹，共同作为祁飞公司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可以通过向唐波转让股权等方式履行该约定而不会影响公司及其他股东等不特定主体的利益。至于该纪要的保密条款，属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综上所述，唐波与阮仕涛、丁莹签订的涉案《会议纪要》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由于一审法院认定该《会议纪要》无效，进而按照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进行审理，属裁判思路错误，并未根据双方的诉争焦点审查当事人是否存在违约情形、违约原因、各方当事人过错程度、损害赔偿范围等案件基本事实，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62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542.63元予以退回。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李  兴  旺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许蓓珣（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