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5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先叶，男，1974年5月1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宝金，江西公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春，江西公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长福，男，1972年7月1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上诉人黄先叶因与被上诉人肖长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崇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725民初1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先叶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西省崇义县人民法院（2019）赣0725民初1229号民事判决，请求二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伪造合同，涉嫌盗窃的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2、判令被上诉人因擅自砍伐上诉人所有的林权，侵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赔偿上诉人人民币208725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查明事实不清，导致本案认定法律关系错误，进而适用法律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案中涉案林地使用权人和林木所有权人为上诉人家庭所有，被上诉人却通过隐瞒事实，采取伪造《林木租赁合同书》（该份合同书是肖长福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给上诉人的，合同只有肖长福有，一审却不敢向法庭提供）等方式，骗取了《林木采伐证》，然后对上诉人的林木进行了砍伐，并将砍伐的林木进行了变卖，非法获利，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利，造成上诉人巨大财产损失，该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法院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因此，一审法院应将被上诉人涉嫌盗窃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2、本案是侵权法律关系，而不是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父亲黄照模过世后，该林权依法由上诉人继承，黄照模及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签订任何林权转让、流转、租赁协议，也未同意第三人黄清桥、韩义叶将林权经营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擅自砍伐上诉人林木的行为，即构成侵权。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的诉讼请求亦是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侵权所造成的损失，本案应按侵权法律关系予以审理。3、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案外第三人韩义叶无权将林地经营权转让给被上诉人，韩义叶与肖长福的转让协议无效。首先，一审法院在审理查明中认定“2005年11月5日黄清桥将林地转让给案外人韩义叶”，这与事实不符，在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林地和林木经营权租赁合同林改政策性让利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让利补充协议)明确写明“黄清桥把所买的该块杉木林经营权于2003年11月5日转让卖给县城居民韩义叶”，可见黄清桥转让给韩义叶的时间是2003年11月5日，而不是2005年11月5日。其次，2005年3月31日，黄照模与韩义叶签订《让利补充协议》的背景是根据《中共崇义县委、崇义县人民政府关于崇义县深化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崇发（2004）25号】文件精神第七条第4款“2004年9月1日以前流转的山林，购买方必须向林权单位补交政策性让利款，并按全县木材平均销价400元/立方米让利，结合亩数为3500/亩，属自留山的归自留山注”的规定。接文件要求，韩义叶应该让利给黄照模金额为16.5/亩×500元=57750元，而当时韩义叶支付给黄照模总价仅为936元，这是当时黄清桥和韩义叶两人恶意串通的结果，利用黄照模不了解政策，进行欺诈，明显显失公平。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受损害方即上诉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2005年4月9日签订的一份虚假《林木租赁合同书》签署方又转为了黄照模和黄清桥，且一直保留在被上诉人处，合同书中约定林权证编号：崇义县林证字(2006)第0805090008号，但实际林权证颁发日期为2006年9月28日，2005年就能预先知晓2006年的证号，能证明是黄清桥、韩义叶以及被上诉人肖为侵占上诉人的林权，恶意串通，伪造了《林木租赁合同书》。一审虽认定了《林木租赁合同书》为虚假合同，但未对虚假合同的由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法律评价，却自相矛盾认定被上诉人享有涉案林地“一代林木经营权”，导致判决错误。再次，被上诉人与韩义叶就涉案林地经营权转让，未经上诉人即承包经营权人同意，该行为无效。黄照模从未同意韩义叶对涉案林地经营权再行进行流转，且根据《让利补充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当代杉木林主伐后，林地归还黄照模经营，其采伐迹地由黄照模自己造好林。可见，韩义叶转让给被上诉人肖长福的行为既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规定，也违背了合同约定，转让行为自始无效。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肖长福辩称，1、本案涉案山场的林地使用权人系上诉人的父亲黄照模，黄照模于2003年6月3日将该山场租赁给了案外人黄清桥经营，黄清桥于2003年11月5日又将该山场的经营权转让给了案外人韩义叶(一审载明的2005年11月5日系笔误)，且韩义叶在2005年3月31日已按林业政策与黄照模签订了该山场的政策让利补充协议，并一次性支付了黄照模让利款，后被上诉人于2010年10月13日与韩义叶签订了《人工杉木林转让协议书》，以498000的转让价依法取得了该山场的经营权。现上诉人诉称伪造的《林木租赁合同》是2005年4月9日以其父亲黄照模和案外人黄清桥名义签订的，签订该合同时涉案山场尚未流转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签订的情况不知情，而后经被上诉人向黄清桥询问，该合同系其在2009年申办抵押贷款时为增加山场的价值所虚构的合同，但之后贷款未成(黄清桥该说法与涉案的2010年10月13日《人工杉木林转让协议书》第三条能够相互印证)，该合同实际并未生效和履行，并未侵害上诉人的任何权利。即使退一步讲，上诉人认为该合同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也应与案外人黄清桥交涉，而非是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2、被上诉人是依据与案外人韩义叶签订的《人工杉木林转让协议书》向林业部门申报涉案山场的砍伐手续的，而非其诉称的《林木租赁合同书》，因此，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黄清桥和韩义叶恶意串通，通过隐瞒事实，采取伪造《林木租赁合同书》等方式骗取《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诉称纯粹子虚乌有，明显与事实严重不符。被上诉人后依据林业部门审批签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对该山场进行择伐的行为是被上诉人行使自主经营权的合法行为，并未侵犯上诉人的权利，上诉人根据《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认为被上诉人涉嫌盗窃的诉称完全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3、本案上诉人及其父亲黄照模虽未与案外人韩义叶直接签订林权流转协议，但上诉人一审对涉案的2005年3月31日《林地和林木经营权租赁合同林改政策性让利补充协议》和收条中其父亲黄照模的签名均无异议，由此可以证实上诉人方对案外人黄清桥与韩义叶流转涉案山场的事实是完全知情并认可的，该流转行为合法有效。而鉴于该让利合同是上诉人父亲黄照模和案外人韩义叶的亲笔签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上诉人提出案外人黄清桥和韩义叶两人恶意串通，未按崇义县林改政策规定的让利标准向其父亲黄照模支付涉案山场让利款，显失公平的诉称没有事实依据，其进而要求撤销该让利协议的主张明显超出法定的1年撤销期限，且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4、上诉人父亲黄照模是在2016年去世的，而案外人韩义叶将涉案山场流转给被上诉人是在2010年10月13日，双方签订《人工杉木林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并未超越之前的《让利补充协议》，且签订前韩义叶已将流转的情况告知了涉案山场的发包方金坑乡竹坑村罗洞口组及黄清桥和上诉人父亲黄照模，当时无人提出反对，后涉案山场一直由被上诉人在经营管理，包括2018年年底被上诉人在申请林木采伐时，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林业部门按法定流程公示的涉案山场的情况提出过异议，即涉案山场的发包方和上诉人方对涉案山场再次流转的事实是知情并同意的，该《人工杉木林转让协议书》并不存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等规定无效的情形，协议书真实有效且已经全部履行，上诉人现改变其一审措辞，转而以该《协议书》无效为由，仅凭估价就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涉案林木损失208725元，无任何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法律支持。5、被上诉人合法取得涉案山场的经营权，经营行为合法，并未侵犯上诉人的权利，而上诉人为谋求林木赔偿款，否认该《协议书》的效力，因此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无疑是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之一，那么本案明显是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一审依据合同法律关系审理本案，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求二审依法查明事实，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先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肖长福支付林木款208725元；22、诉讼费由肖长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林地登记的林地使用权人系黄先叶的父亲黄照模（2016年已去世）。2003年6月3日黄先叶父亲黄照模将涉案林地转租给案外人黄清桥并签订了《协议书》，并没有在2005年4月9日签订《林木租赁合同》。2005年11月5日黄清桥将林地转让给案外人韩义叶。韩义叶与黄照模签订《让利协议》约定当代杉木林主伐完后林地归还黄照模经营，并已一次性支付让利款给黄照模，黄照模出具了收条1份。2010年10月13日韩义叶转让涉案林地给被告经营，被告已付转让款498000元给韩义叶。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黄先叶父亲黄照模在与案外人黄清桥签订合同时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转让林地经营权的行为应当合法有效。案外人韩义叶与黄先叶父亲黄照模签订了让利协议且黄先叶父亲黄照模出具了收条，因此，该转让合同依法有效，韩义叶依法取得该林地一代林木经营权。肖长福在支付了约定的林地转让款给案外人韩义叶，韩义叶将涉案林地的经营权转让给肖长福，肖长福依法享有涉案林地一代林经营权。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黄先叶要求肖长福支付林木款，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先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依法减半收取2215元，由黄先叶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黄先叶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调查令、调取林木采伐许可证及肖长福办理许可证提交的材料（包括2005年4月9日的虚假《林木租赁合同书》），证明①被上诉人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是通过提交虚假的合同骗取了政府部门的许可，被上诉人无权砍伐上诉人家庭的林木，上诉人父亲黄照模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过任何协议，也没有同意将山林经营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砍伐上诉人山林的行为构成侵权，涉嫌盗伐林木，一审法院定性为合同纠纷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事实未查清；②涉案山林每亩的采伐量为13.752立方米。2、原告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当时双方发生争议，上诉人阻止被上诉人砍伐，被上诉人将该虚假《林木租赁合同书》通过微信发给上诉人，足以证明系被上诉人伪造了假的合同书，骗取山林经营权，与第一组证据相互印证，且通过虚假合同骗取林业部门核发采伐证。3、2004年中共崇义县委及崇义县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深化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证明证明2004年崇义县政府出台文件，让利让林农受利，按全县木材平均销价400元每立方米计算让利额，2005年3月31日韩义叶与黄照模签订的《林改政策性让利补充协议》一亩才60元，按每亩13立方米木材量计算，一亩应该是5200元，5200元与60元相差86倍，这明显欺诈黄照模，按政策让利款30%应该给国家或者集体，让利协议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该补充协议无效。4、采伐现场林木照片、《关于发布2017年8月份崇义县建设工程材料价格信息的通知》，证明①上诉人山林被侵权的现场，林木径级均有20公分以上；②2017年杉条木每立方米的价格是1164元；③按每亩13立方米计算的话，上诉人16.5亩山林林木的损失是249678元，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208725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肖长福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林木采伐作业设计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崇义县林业局文件的真实性不清楚，伐区调查核实申请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两张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转让协议（韩义叶与黄清桥）的真实性无异议，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自愿转让协议书是真实的，2005年4月9日《林木租赁合同书》是假的，被上诉人与黄清桥去派出所做了笔录，资产评估是真实的，黄清桥利用林地贷款时做的资产评估，抚育间伐作业申请书及附表是真实的，林权登记证是真实的，除了《林木租赁合同》之外的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时间不清楚，确实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证据3不清楚。对证据四不清楚。被上诉人肖长福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抚育间伐作业设计书复印件，证明按规定取得作业设计书的前提需要公示，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该作业设计书，案涉山场取得了作业设计书证明上诉人通过公示知晓了。2、收条、补充协议复印件，证明上诉人承包的山场16亩多，其他人承包山场也是与上诉人承包金一致。上诉人黄先叶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上诉人从林业部门调取的设计书是一致的，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作业设计书批准时间是2006年6月30日，与被上诉人取得林业采伐没有任何关联，被上诉人应提供自己取得的采伐许可证。对证据2补充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其中均没有黄照模的补充协议，且该补充协议的合法性有异议，根据刚才上诉人提供的2004年崇义县政府【2004】25号文件政策性让利是按照每立方木材400元，按每亩13个立方计算让利款，每亩为5200元，协议中约定的是每亩60元，相差86倍，该补充协议存在重大欺诈，且损害了国家和集体利益，按照文件规定让利款中30%给林权所有人，剩余70%给农户，该协议明显侵害了国家集体利益，通过利用信息差来骗取该补充协议，故该协议自始无效。对证据2中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收条的出具时间都是2004年，这只能证明案外人韩义叶曾经支付过一部分让利款，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取得了上诉人的山林权经营权及给付了上诉人林业补偿款。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评判如下：对上诉人黄先叶提交的证据1中除2005年4月9日的《林木租赁合同》的“三性”不予认定外，对其他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3的“三性”予以认定。对证据4，该照片无法反映系案涉林地，工程材料价格信息表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被上诉人肖长福提交的证据评判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二审经审理查明，2003年11月5日，黄清桥与韩义叶签订《人工杉木林转让协议书》。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肖长福采伐案涉林地上林木是否侵犯了上诉人黄先叶的合法权益？首先，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通过伪造《林木租赁合同书》等方式骗取《林木采伐证》。对此，本院认为，从黄先叶在林业局调取的证据来看，确实存在2005年4月9日黄清桥与黄照模签订的《林木租赁合同书》，双方均认为该份《林木租赁合同书》系伪造，但是上诉人调取的证据中同样存在2003年6月3日，黄照模与黄清桥签订的转让案涉林地经营权的《协议书》，上诉人二审中也陈述，黄照模确实将案涉林地经营权转让给了黄清桥。因此，被上诉人在向林业管理部门提交用于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材料时，提交了足以证明黄清桥与黄照模之间关于案涉林地经营权流转的合法材料，故即便一并提交了2004年4月9日这份虚假的《林木租赁合同书》，也不能当然认定被上诉人肖长福办理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系采取伪造《林木租赁合同书》的方式骗取的，上诉人以此为由认为本案被上诉人涉嫌盗窃林木，要求移送犯罪线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其次，上诉人认为，黄照模或者黄先叶并未与被上诉人肖长福签订任何林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肖长福擅自砍伐林木，构成侵权。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肖长福虽未与黄照模直接签订林地经营权转让协议，但是黄照模与黄清桥签订了林地经营权租凭协议，收取了黄清桥的转让款，之后黄清桥将林地经营权转让给韩义叶，村委会和乡政府均盖章同意，并由韩义叶办理了间伐作业设计书，韩义叶也与黄照模通过签订《政策性让利补充协议》的方式，向黄照模支付了让利款，该让利协议的签订有金坑乡竹坑村村委会及金坑乡人民政府盖章确认，这也足以说明，韩义叶与黄清桥之间关于案涉林地经营权的流转，黄照模知晓，并且金坑乡竹坑村村委会、金坑乡政府也知晓。之后，韩义叶将案涉林地经营权转租给被上诉人肖长福，被上诉人肖长福支付了对价，因在韩义叶与黄照模签订的《政策性让利补充协议》中明确载明“当代杉木林主伐完后，林地归还黄照模经营，其采伐迹地由黄照模自己造好林。”故在案涉林地经营权由韩义叶转租给肖长福后，肖长福的采伐行为并未超出韩义叶与黄照模在《政策性让利补充协议》中约定的韩义叶的权利范围，加之本案案涉林地仅是经营权的流转，黄照模并未退出与案涉林地所有权人的发承包关系，该权利流转不必需要通过黄照模同意，故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也不成立。第三，韩义叶与黄清桥签订的案涉林地转让协议是在2003年11月5日，并非是2005年11月5日，该事实认定属于笔误，本院已在本院认定事实部分予以纠正。2005年3月31日，黄照模与韩义叶签订的《政策性让利补充协议》系双方协商，签字确认的协议，上诉人认为该协议存在欺诈，显失公平。对此，本院认为，《关于深化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事实意见》第（七）项合理分配收益虽约定了按木材平均销售价400元每立方米计算让利额，但同时也约定了“政策性让利由经营者与林权单位在补签协议时明确补交方式和时间。”从该约定来看，文件对让利额如何确定并非固定统一，经营者和林权单位并非不能协商，且韩义叶与黄照模签订的《政策性让利协议》也经过了金坑乡人民政府的确认，黄照模自2005年领取该让利补偿后，并未及时提出异议，故上诉人认为该让利协议存在欺诈、显失公平理据不充分，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综上所述，黄先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30元，由上诉人黄先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文俊审判员  赖国东审判员  王阿婷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廖勤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