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102民再26号 原告：武金钟，男，196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美，山东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俊，山东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仁济妇科医院，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李延卫，职务不详。 被告：李延卫，男，1968年4月2日出生，住沈阳市。 被告：仁济生生医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李晓茹，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百佳妇婴健康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苏金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相，上海市申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艾玛妇产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林秋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相，上海市申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艾玛妇产医院，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林秋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相，上海市申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金阳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苏金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相，上海市申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百佳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苏金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相，上海市申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金钟与被告济南仁济妇科医院（以下简称仁济医院）、李延卫、仁济生生医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济生生公司）、百佳妇婴健康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佳公司）、济南艾玛妇产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玛公司）、济南艾玛妇产医院（以下简称艾玛医院）、第三人杭州金阳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阳公司）、杭州百佳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百佳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6）鲁0102民初字第5635号民事判决，武金钟不服该判决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7月16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1民终1283号民事判决；李延卫、仁济生生医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5月2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民再37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金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美、尚俊与被告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被告百佳公司、艾玛公司、艾玛医院、第三人金阳公司、杭州百佳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相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仁济医院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金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仁济医院、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百佳公司、艾玛公司、艾玛医院赔偿武金钟经济损失600万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仁济医院、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百佳公司、艾玛公司、艾玛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2007年12月22日，武金钟和李延卫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武金钟出资150万元，李延卫出资350万元，共同成立仁济医院，合作期限15年。2008年9月1日，双方共同注册成立仁济医院，由李延卫担任法定代表人，并由其具体负责医院的管理和经营，地址位于济南市。 2013年5月3日，仁济生生公司在李延卫操控下，并在武金钟不知情情况下，与百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仁济医院所有的现有行政批文和经营合同的权益、固定资产和装修等评估2000万元，并以1800万元出让90％股权和独立经营管理权给百佳公司。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2013年6月13日，济南市卫生局下发《关于同意筹备改造和更名的函》，明确是百佳公司提出申请，并考察了公司所属的杭州艾玛妇产医院后，同意将仁济医院所经营的场所变更为艾玛医院；2014年5月23日，李延卫与仁济医院私自将仁济医院注销；2014年5月28日，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出济卫销字（2014）1号决定书，注销了仁济医院。 2014年9月2日，仁济生生公司与金阳公司、莱州博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及安徽学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艾玛公司，各自认缴出资25万元、400万元、30万元及25万元，医院地址位于济南市，即原仁济医院经营场所。其中，金阳公司为杭州百佳公司投资成立；同时，杭州百佳公司为百佳公司投资并控股的企业。因此，仁济生生公司与李延卫合谋将仁济医院的资产转移至艾玛公司名下，并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将艾玛公司的控股权交由百佳公司实际控制的杭州金阳公司持有。并且，艾玛公司占有仁济医院的场所经营至今。 此后，因仁济医院被申请注销，武金钟一直向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投诉及提起行政诉讼，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查明事实后，依法作出《关于撤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注销登记的决定》（济卫医发【2016】2号），撤销了仁济医院的注销登记。 武金钟认为，虽然仁济医院的主体资格已经恢复，但所有经营合同的权益、固定资产和装修等均无法追回。同时，仁济医院、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百佳公司、艾玛公司、艾玛医院的行为均未获得武金钟的同意，且侵害了武金钟作为仁济医院投资人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武金钟投资建设仁济医院的目的是长期收益，在医院前期起步最困难的时候，武金钟为医院付出了金钱、时间及精力；但在医院运行稳定并即将获得高额回报的时候，却被私自评估2000万元，并由仁济医院、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百佳公司、艾玛公司、艾玛医院操纵转移给了艾玛公司。因此，武金钟作为拥有医院30％股权的投资人，实际损失远大于600万元。但迫于无奈，现仁济医院已无法继续经营，所有损失已经无法追回，由于仁济生生公司与百佳公司以及李延卫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将仁济医院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百佳公司，并且由百佳公司独立经营该医院；同时，在李延卫及百佳公司的合谋下已将仁济医院注销，至今无法恢复。因此，原告认为原告的股权被上述《股权转让合同》所侵犯，应当由李延卫、仁济医院、百佳公司共同赔偿原告在仁济医院处30%的股权。至于，仁济医院是否清算不是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之内。同时，该股权转让合同转让金额是2000万元，所对应的实物是仁济医院的100%的股权以及仁济医院的相关实物。因此，原告理应获得2000万元的30%，即600万元。另外，因为现在的艾玛医院是在仁济医院所租赁的位置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艾玛医院、艾玛公司及其该两个主体的股东都侵害了仁济医院的利益，百佳公司是独立的集团，其下属关联公司为：金阳公司、杭州百佳公司；艾玛公司有四个股东：仁济生生公司、杭州金阳公司、莱州博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安徽学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为他们之间相互持股的关系，所以我方认为他们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关于赔偿金额依据是2000万乘以30%。为了维护武金钟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武金钟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 证据1、申请法院调取的(2015)济商初字1号案卷宗材料一宗,其中： 1—1、2008年1月1日,原告武金钟与被告李延卫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武金钟与被告李延卫共同出资成立仁济医院,各自出资为150万元和350万元,合作期限为15年。 1—2、仁济医院章程一份,证明仁济医院的股东为原告武金钟和被告李延卫,同时,证明医院的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医院形式必须由股东会作出决议，以及第27条规定,执行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医院经营相同或相近的项目,或者从事损害本医院利益的活动。 1—3、2013年5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一份,证明被告仁济生生公司与被告百佳公司在未经仁济医院及其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分其资产,评估价值为2000万元。 1—4、被告仁济生生公司《起诉状》一份,证明被告仁济生生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于2014年9月2日将仁济医院的资产全部交由被告济南艾玛医院(艾玛公司)。 1—5、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一份，证明被告百佳公司是被告艾玛医院的实际经营者。 1—6、开庭笔录两份,在第一次开庭笔录第7页中的记录，证明被告百佳公司已经实际支付被告仁济生生公司17967302元,其付款目的是为了取得仁济妇科医院的股权、经营权以及各种行政批文、固定资产、装修等。同时证明,被告百佳公司已经取得《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全部资产,否则,怎么可能支付接近付清转让款的金钱。 第8页的记录证明股权转让的方案有两个,一为更名,一为重新注册,最后选择重新注册了被告济南艾玛医院,并注销仁济医院。因为,同一个地址不能存在两个医院。 第9页的记录证明被告济南艾玛公司的股东为杭州金阳公司、莱州博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及安徽学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代被告百佳公司持股。证明被告百佳公司已经取得《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 证据2、2013年6月13日,济南市卫生局出具的《关于同意筹备改造和更名的函》一份(打印件),证明济南市卫生局曾同意将“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更名为“济南艾玛妇产医院”,且也是在被告百佳公司推动下所为,进一步证明《股权转让合同》曾用更名方式。 证据3、(2014)历行初字第173号行政判决书、(2016)鲁01行终421号行政判决书各一份,证明被告李延卫为了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私自以大股东身份和法定代表人身份于2014年8月25日将仁济医院注销;原告得知情况后及时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济南市卫计委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关于撤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注销登记的决定》,恢复了仁济医院的主体资格。 证据4、仁济医院出具的收据21份,证明原告共向仁济医院实际投入资金3195009.8元。 证据5、2017年7月1日,艾玛公司、金阳公司、杭州百佳公司、百佳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报告各一份,证明艾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延卫,且担任经理职务,直至2016年4月14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秋华。林秋华为被告百佳公司的股东并担任副董事长一职。因此,结合上述四个公司之间的股权持有关系,可以证实被告百佳公司是被告艾玛公司的母公司,也是实际经营者。进一步证明被告百佳公司与被告仁济生生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且至今股权仍在被告百佳公司控制之下。 证据6、仁济生生公司的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被告仁济生生公司由被告李延卫与其妻子杨某某于2009年12月10日投资成立,李延卫为实际控制人。因此,结合之前证据,证实被告李延卫作为被告仁济妇科医院的执行董事,利用其职权在未经股东会决议同意的情况下,用其实际控制的被告仁济生生公司私自与被告百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导致仁济医院的价值2000余万元的资产流失,并且已无法追回,直接侵害了原告作为仁济医院股东的合法权益。 证据7、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8页，（复印件）； 证据8、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商终字41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复印件）； 证据7、8共同证明结合《股权转让合同》以及本案百佳公司、艾玛公司、艾玛医院提交的答辩状，充分证实了该《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并且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已经收到该款项，并不是说该《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解除，合同双方就没有履行该《股权转让合同》。同时证明，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在无权处分原告股权的情况下，就擅自将原告的股权予以出让，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且，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有严重违法的行为，在两被告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并没有向税务机关依法缴纳各项税款，致使国家税款严重流失，请求贵院在依法查明情况后，将案件相关偷税、漏税部分交由司法部门严肃查处，依法惩治。 证据9、仁济医院停业改造的延期申请（复印件），该证据原件在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4）历行初字173号《行政判决书》卷宗中。 证据10、济南仁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登记基本情况（复印件），证明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是行政部门设立的主体，相对应的，工商局批准设立的另一主体为济南仁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这两家不是一个主体，相应的公司资产也不相同。 证据11、（2014）历行初字第173号、（2016）鲁01行终42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仁济医院已经被济南市卫计委注销后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了撤销注销，该主体是否合法存在未知。因为该撤销注销并没有明确表明在行政机关撤销注销以后仁济医院的主体是自动恢复还是需要股东及其代表人领取。 证据12、《济南市卫计委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卫计委已经在该决定书中充分认定了仁济医院已经被注销不存在了。 证据13、（2013）历民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仁济医院所使用的房屋的产权人济南运通工程有限公司曾经起诉过沈阳仁济医院以及济南仁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该判决书第10页所认定的事实，仁济医院在经营期间由仁济医院支付的房租，说明即便是仁济生生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是仁济医院所使用的房屋，该权益也是仁济医院的权益。如果仁济医院不及时的支付房租，该房主就要解除租赁合同。因此在仁济医院成立之后，实际的承租人就变成了仁济医院而不是沈阳仁济医院。 仁济医院未作答辩，也未提供证据。 李延卫、仁济医院质证意见：对证据1系复印件,真实性我方不认可,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对证据1中的股权转让合同和开庭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为已经通过法院处理完毕,法院判决解除合同,所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因为系打印件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且事实上艾玛医院是新注册的,跟本案无关联。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因为都是收据,对真实性不认可，无法核实公章的真实性,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5，因为系打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6，因为系打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与本案无关，原告的证明目的都是推测性的,无法证实其证明目的。对证据7、8，系法律文书，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而且可以说明原告提起诉讼所依据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被生效的法律文书解除。对证据9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时也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理由是原告的说法本来就自相矛盾，原告既然认为不能确定仁济医院主体是否存在，也就不能将其列为被告。对证据12，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 被告百佳公司、艾玛公司、艾玛医院及第三人金阳公司、杭州百佳公司的质证意见：同意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质证意见。其中，对证据7、8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被法院认定为有效，且已经被解除，这和我们之后的善后没有直接关系。《股权转让合同》被法院依法解除之后，因我方已将大部分款项支付给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合同解除之后支付的款项没有要回来，对方上诉之后，我们双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进一步协商，他们将沈阳仁济医院租赁的房产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将剩余的款项打给了中介高某某，但是没有形成书面的协议。 李延卫、仁济医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仁济医院是2008年9月28日经济南市卫生局批准成立的专科医院，因经营严重亏损，医院于2010年1月向卫生局医政处提交停业申请，正式停业时间为2010年4月14日，此后，截止2012年，医院为经营，亏损2866.3万元，因此李延卫与武金钟双方的合作协议早已实际结束，医院一直亏损，早就资不抵债。原告作为仁济医院的股东，不但不与大股东共同承担经营亏损，反而认为其股东利益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明显没有任何依据。2、仁济医院的注销登记已经被撤销，其股东以及股权情况始终没有发生过变更，原告认为被告侵害了其股权明显与事实不符。3、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被济南中院（2015）济商初字第1号判决解除，况且，《股权转让合同》中的股权转让方并非仁济医院的股东。因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4、仁济医院的经营的场地是沈阳仁济医院租赁的，跟原告没有关系。5、根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股东对目标公司的财产请求权，在法律上，本案原告无权以股东的身份对公司的特定财产或权益主张权益。 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 审计报告一份。证明仁济医院自2008年9月开业,2010年4月正式停业。截止审计报告出具的时间2012年4月,医院亏损2866.36万元。 武金钟质证意见为：对审计报告不予认可，该审计报告所依据的账目并没有经过仁济医院股东会的确认，该审计报告所依据的资产负债表是由李延卫个人杜撰的，并没有经过公司相应的程序。同时，该审计报告没有仁济医院的委托审计书以及加盖仁济医院的公章，也没有武金钟及仁济医院的签字，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 被告百佳公司、艾玛公司、艾玛医院及第三人金阳公司、杭州百佳公司质证意见为：审计报告与我方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百佳公司、艾玛公司、艾玛医院及第三人金阳公司、杭州百佳公司辩称及述称，山东省高院的再审裁定书就一审判决认为，驳回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将转让款作为获利赔偿给原告亦不符合事实。结论是一、二审对案件基本事实均未予以全面审查，裁判依据不充分。原一审中，即2017年7月3日，原告在庭审中将原来的诉求由“合伙协议纠纷”改称为“侵权纠纷”，是造成今天法律关系一片混乱的根本原因。原告滥用了诉权，随意扩大了侵权人的范围，把案外人百佳公司和济南艾玛医院等拉入被告，造成了今天法律关系上查不清，理还乱，无法正确适用法律的局面。百佳公司和济南艾玛医院等均不是适格被告，也不存在对原告民事行为上的债。为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百佳公司等的诉讼请求。 被告百佳公司、艾玛公司、艾玛医院及第三人金阳公司、杭州百佳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 证据1、股权转让合同一份。 证据2、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证据3、山东省人民法院(2015)鲁商终字第411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 证据4、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一份(复印件)。 证据5、2013年6月20日会议纪要一份。 证据6、济南市公安局调查取证通知书一宗(复印件) 证据7、百佳公司付款凭证六张(复印件)。 证据8、借款协议一份。 上述证据1-8证明,我方已经支付转让款。 武金钟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充分证明了原告的主张，通过该案件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已经收到了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并且通过证据2仁济生生公司起诉状显示，仁济生生公司已经通过高学杰收到了1250万元，因此李延卫与仁济生生公司通过上述三份证据侵害原告股权的事实已经确认无疑，并且也确认了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收到款项之后逃避税收的法律事实。对证据4无异议,但同时可以证明济南市卫生局是向被告百佳公司的通知批准书。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也可以证明仁济医院有过名称变更的事实,会议纪要上面记载项目名称变更,与原告举证的更名函证明目的一致。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也能证明百佳公司实际按照股权转让合同履行了付款义务。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进一步印证被告百佳公司履行了股权合同,支付了近1800万元的转让款。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通过以上证据证实艾玛医院就是由被告百佳公司经营的,根本不存在借款。 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已经通过证据三判决解除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3的真实性认可,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能证明股权转让合同跟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也正好证明艾玛医院是由百佳公司新设立的医院,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艾玛医院、百佳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对证据5,我方认可李延卫的签字,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对象正好说明原告采用各种包括刑事报案的手段解决问题,实际上是处于滥诉和缠诉的手段。证据7，因为付款对象与本案无关联且举证人提出的付款是基于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经过判决解除，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8,举证人提出借款协议的证明目的是因为原告滥用诉权,将艾玛医院、百佳公司列为被告并查封他们的财产,艾玛医院因为原告的查封而向其控股股东借款,也是情理之中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再审认定事实如下： 2008年1月1日，李延卫与武金钟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拟在济南市设置仁济医院，医院拟选址于山东省济南市，医院规模总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医院注册资金为500万元，其中李延卫出资350万元，占注册资金总额的70%，为现金出资，武金钟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金的30%，为现金出资，以各自的出资比例分享收益并承担风险。 2008年1月1日，李延卫、武金钟向济南市卫生局申请设置仁济医院，2008年1月30日，获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证书，同时，向济南市工商局提交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申请书载明投资人为李延卫、武金钟。 2008年9月28日,济南市卫生局批准仁济医院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注册地为济南市,李延卫出资350万元、持有70%股权,武金钟出资150万元、持有30%股权。 2008年11月20日，《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载明，企业名称：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投资人杨某某70万元、武金钟30万元，2009年5月31日成立。2009年6月16日，截止到2011年12月1日，该公司几经名称、股东等变更，变更后的名称为济南仁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该公司的股东由杨某某、武金钟几经变更为仁济生生公司（投资350万元）、武金钟（投资150万元），注册住所地为济南市。 2013年5月3日,甲方（转让方）仁济生生公司、乙方（受让方）百佳公司、丙方（中介方）高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仁济生生公司、百佳公司盖章,李延卫在仁济生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字、高某某签名。《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在丙方的中介下，将其所属仁济医院的控股权和经营权给乙方。合同第1页最后两段载明:1、甲方将其所属仁济医院9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2、甲、乙双方认定在本次转让中将仁济医院总价值评估价为人民币2000万元,包括现有的各种行政批文和经营合同的权益、固定资产和装修等，即乙方向甲方支付1800万元后,即取得该医院90%股权和独立经营管理权，仁济医院位于济南市，医院面积一万平方米左右，包括原租赁合同中9000平方米及后建部分，目前经营场地为租赁。合同还约定了股权转让款的分阶段交付方式及违约责任等。 2013年6月13日,济南市卫生局作出《关于同意筹备改造和更名的函》,载明:“经研究,同意百佳妇婴健康产业控股集团对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进行改造,筹建高端妇产医院,同意将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更名为济南艾玛妇产医院。” 2013年6月20日,甲方:李延卫、高某某、宁某某、武金钟,乙方：苏金模、柯某某、林某某、杨某某、翁某、林某召开会议,并形成《济南医院项目合作会议纪要》,主要载明:“会议内容:济南历下区窑头路医院项目合作双方筹建工作责任分工。甲方责任:负责按双方约定项目名称变更”。 2014年8月13日,李延卫向济南市卫生局医政处提交《关于注销仁济医院的申请》，济南市卫计委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认定仁济医院符合注销条件，予以注销登记。 2014年8月27日，济南市卫生局作出《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同意百佳公司设置医疗机构，名称为艾玛医院，选址济南市，李延卫担任艾玛医院的首任法定代表人。艾玛医院章程载明，股东为杭州金阳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莱州博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安徽学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仁济生生公司。 2014年10月24日，武金钟诉至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的济卫医销字[2014]1号注销仁济医院的行政行为。诉讼过程中，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动作出《关于撤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注销登记的决定》，2016年6月2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历行初字第17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出《医疗结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济卫医销字[2014]1号）的行政行为违法。 2015年1月5日，仁济生生公司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解除与百佳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百佳公司向仁济生生公司返还位于济南市的艾玛医院（原仁济医院）的股权、经营权及房屋的使用权，百佳公司支付违约金100万元。该案开庭笔录记载，百佳公司认可收到了仁济医院的“场地、装修、固定资产，场地只是取得了形式上的转移，实质没有转移”，仁济生生公司主张已按《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将仁济医院所有的东西包括执照全部交接了，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诉讼请求，因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并达成合意，故本院予以确认解除。关于其他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对于仁济生生公司而言，其无法证明享有艾玛医院（原仁济医院）的股权并转让给了百佳公司，无权要求返还，对于百佳公司而言，其并非该医院登记的股东，对股权不享有处分权，客观上亦无法返还。2015年5月18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济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仁济生生公司与百佳公司、高学杰于2013年5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驳回仁济生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另查明，在原二审期间，百佳公司认可，虽然（2015）济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仁济生生公司与百佳公司、高某某于2013年5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但是在合同解除后，经各方协商后仍按照《股权转让合同》进行了履行,由百佳公司支付了2000万元转让款，《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经营场地仍然被艾玛医院占有和使用；2014年8月13日，李延卫向济南市卫计委提交关于注销仁济医院的申请，注销手续中的其他材料均为李延卫个人签字；原二审及本案再审期间，武金钟明确诉讼请求中600万元的经济损失是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的30%。 再查明，武金钟提供的（2013）历民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显示，仁济医院所使用的房屋（济南市历下区窑头路1号沿街1号楼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济南运通工程有限公司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起诉案外人沈阳仁济医院以及济南仁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该判决书认定，案外人沈阳仁济医院承租了济南运通工程有限公司（产权人为济南军区72537部队）的涉案房屋，沈阳仁济医院与济南运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房租由仁济医院支付，合同履行过程中，仁济医院向济南运通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支付了相应的房租。 还查明，武金钟提供的济卫计决字【2017】1号《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予赔偿决定书》显示，2016年11月8日，赔偿请求人武金钟以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违法注销仁济医院给其合法财产造成损失为由，向该委提出赔偿请求，经审查，该委认为，赔偿请求人实际出资的盈亏应与医疗机构自身经营有关，仁济医院虽曾被注销，但济南仁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主体仍然存在，并未注销，其实际出资盈亏情况也应参照该公司的经营账目确定，赔偿请求人武金钟提出全额赔偿其实际出资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决定不予赔偿。并告知如不服该决定可以在指定期间内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仁济医院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自愿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根据武金钟起诉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武金钟提出赔偿请求是基于其系仁济医院的股东，认为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转让仁济医院股权的行为侵害了其股东利益,其诉请为损害赔偿，故本案应属侵权之诉。武金钟作为仁济医院的股东，其起诉维护自身的股东权并无不当，对其诉权应予保护。因此,本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侵权之诉，应以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审查其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从再审查明的事实看，一是仁济生生公司并非仁济医院的股东,无权转让仁济医院的股权;二是仁济医院虽然曾经注销登记,但是目前注销登记已经被撤销,而且其股东以及股权情况始终未发生过变更。因此,武金钟以仁济生生公司、李延卫通过与百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武金钟所有的仁济医院的股权转让并获得股权转让款,应将股权转让款作为获利赔偿给武金钟不符合本案事实。武金钟起诉的主要事实及理由包括：1、仁济生生公司与百佳公司以及李延卫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将仁济医院的全部股权（包括武金钟30%的股权）转让给百佳公司，武金钟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2、在李延卫及百佳公司的合谋下仁济医院被注销，虽然后来撤销注销登记但至今无法恢复医院，武金钟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3、《股权转让合同》转让金额是2000万元，所对应的实物是仁济医院的100%的股权以及仁济医院的相关实物。现在，李延卫实际收到了2000万元，艾玛医院是在仁济医院所租赁的位置上建立起来的，并且由百佳公司独立经营艾玛医院，武金钟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针对上述事实及理由，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针对武金钟主张的仁济生生公司与百佳公司以及李延卫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将仁济医院的全部股权（包括武金钟30%的股权）转让给百佳公司，武金钟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问题，本院认为，从武金钟要求赔偿依据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及履行看，《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甲方）为仁济生生公司，其委托代理人为李延卫，受让方（乙方）为百佳公司，该合同约定的转让标的物为“甲方（转让方）所属的仁济医院90%的股权”，双方协商将仁济医院总价值评估为2000万元,包括现有的各种行政批文和经营合同的权益、固定资产和装修等。业已生效的(2015)济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仁济医院的两名发起人股东为李延卫与武金钟，并非仁济生生公司，仁济生生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系继受取得或实际享有该医院的股权…，认为“对于仁济生生公司而言，其无法证明享有艾玛医院（原仁济医院）的股权并转让给了百佳公司，无权要求返还；对于百佳公司而言，其并非该医院登记的股东，对股权不享有处分权，客观上亦无法返还”，可见，作为转让方的仁济生生公司并不是仁济医院的股东，其并不享有仁济医院任何股权，也无证据证明其对仁济医院享有控股权和经营权，仁济生生公司在仁济医院自然也无相应的股权可供转让，仁济医院股东的股权结构、股权份额并未因该《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发生任何变化。武金钟主张因该《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及履行致使仁济医院的全部股权包括自己的30%的股权被转让无事实依据。况且，《股权转让合同》也已被生效的民事判决所解除，合同解除后，转让双方基于《股权转让合同》给双方造成的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以及因此给仁济医院所造成的损失等后续事宜，由相关当事人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中，武金钟作为股东个人，无权以原告身份主张权利，即使其作为股东代表提起诉讼，其诉讼利益依法亦应归仁济医院所有。从法律层面上讲，《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仁济医院虽然曾经被注销登记，但目前仁济医院的注销登记已经被撤销，其股东以及股权情况在撤销注销登记前后，始终未发生任何变化，武金钟在仁济医院的股权份额仍为30%，其股权份额并未因上述所谓的“股权转让”或因“注销登记”、“撤销注销登记”而受损。其主张仁济生生公司与百佳公司以及李延卫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将仁济医院的全部股权（包括武金钟30%的股权）转让给百佳公司，其股东权益受到损害，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百佳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向仁济生生公司是否支付、支付多少股权“转让款”及该合同解除后受让方是否要求转让方返还等，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 第二，针对武金钟主张的在李延卫及百佳公司的合谋下仁济医院被注销，虽然后来撤销注销登记但至今无法恢复医院，武金钟的股东权益因此受到损害的问题，本院认为，仁济医院被撤销注销登记以后的恢复问题，涉及行政行为被撤销后的善后处理事宜，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对武金钟是否因此致使股东利益受到损害本案不予评价，武金钟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 第三，针对武金钟主张的《股权转让合同》转让金额是2000万元，所对应的实物是仁济医院的100%的股权以及仁济医院的相关实物。现在李延卫实际收到了2000万元，艾玛医院是在仁济医院所租赁的位置上建立起来的，并且由百佳公司独立经营艾玛医院，武金钟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问题，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看，艾玛医院系新注册成立，并非由“仁济医院”更名而来，不能简单的以其注册登记的地点与仁济医院注册登记的地点相同就认为艾玛医院占领了仁济医院的经营地点，进而认定侵害了武金钟的利益；也不能以仁济医院曾代案外人沈阳仁济医院（涉案房屋承租人）交纳涉案房屋的房租就认定仁济医院与涉案房屋出租人济南运通工程有限公司形成了实际房屋租赁关系，进而认定艾玛医院占用的是仁济医院承租的涉案房屋，业已生效的（2013）历民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亦认定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并非仁济医院；对武金钟主张的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百佳公司取得了仁济妇科医院的股权、经营权、各种行政批文、固定资产、装修及《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全部资产,武金钟股东利益因此受到损害的问题，本院认为，即使上述事实成立，因此受到损害的也并非武金钟个人，而是仁济医院，如前所述，武金钟作为原告主体也不适格，具体理由如前所述，不再赘述；同时，百佳公司并非仁济医院登记的股东，武金钟亦无证据证明百佳公司实际取得了仁济医院的全部股权及控股权、经营权。业已生效的(2015)济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认为，“仁济生生公司无法证明其对仁济妇科医院（仁济医院）享有过经营权及位于济南市的房屋使用权。虽然仁济生生公司在开庭时称，曾经与百佳妇婴公司（百佳公司）进行过转让交接，但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百佳妇婴公司（百佳公司）亦不予认可。济南艾玛妇产医院（艾玛医院）虽然在上述地址进行经营，但仁济生生公司无法证明百佳妇婴公司（百佳公司）享有该医院的经营权…”，本案中，武金钟也无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成立。可见，武金钟主张的仁济生生公司将仁济医院的股权转让，致使仁济医院“所有经营合同的权益、固定资产和装修等均无法追回”的事实并未得到生效判决的确认。退一步看，即使上述事实成立，利益受损的主体亦为仁济医院，而非武金钟个人，产生纠纷后起诉亦应以仁济医院作为原告,本案武金钟并非适格的民事主体。故武金钟以《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及百佳公司所付款项主张上述事实，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第四，从武金钟要求的赔偿数额的计算依据看，其诉讼请求也不成立。武金钟认为，李延卫已经承认其获得2000万元仁济医院股权转让款,该款项的对应实物就是仁济医院的全部股权及资源。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武金钟应按其持股比例的30%进行分配,即2000万元×30%=60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由于武金钟起诉所维护的系自己的股东权利，即使被告构成侵权，对武金钟而言，假设涉案款项2000万元为仁济生生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合同》所得，但该款项既非分红也非利润，而是仁济医院因财产受损所得的特定权益，该所得依法应由仁济医院享有，应当计入仁济医院的财产，处置该财产依法应在仁济医院启动清算程序后方能进行，在启动清算程序前任何股东无权对该款项主张权利，武金钟主张按照其在仁济医院的投资比例对该款项进行分割，违反公司法的基本法律制度，如果直接按出资比例分割势必造成仁济医院的资产不经过公司清算程序而直接分割给股东个人所有，从而造成严重损害仁济医院其他股东和外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后果。因此，武金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并未能提供实际损失的相关证据，其主张的损失额600万元缺乏充分有效的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从现有证据看，李延卫系作为仁济生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从事的股权转让行为，系代理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武金钟要求李延卫个人承担民事责任，于法无据。武金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主张李延卫利用其控制的仁济医院的股权及资源、资产，以仁济生生公司的名义擅自转让仁济医院的股权等，侵害了自己的股东权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如前所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将武金钟享有的仁济医院的股权转让于他人,不能证明李延卫“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的侵权事实存在；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仁济生生公司、仁济医院存在侵权行为及侵权事实，也无证据证明武金钟作为股东个人确实因涉案的股权转让行为自身利益受损。因此，武金钟要求李延卫、仁济生生公司、仁济医院、百佳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证据不充分，亦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第五，对武金钟主张艾玛公司、艾玛医院、金阳公司、杭州百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其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是：李延卫注销仁济医院为百佳公司实际控制仁济医院的资产进行铺路。在李延卫及百佳公司的合谋下已将仁济医院注销，至今无法恢复；在百佳公司实际接管后，将仁济医院注销，建立了现在的艾玛医院。因为现在的艾玛医院是在仁济医院的所租赁的位置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艾玛医院、艾玛公司及其该两个主体的股东都侵害了仁济医院的利益；百佳公司是独立的集团，其下属关联公司为金阳公司和百佳公司；艾玛公司有四个股东：仁济生生公司、金阳公司、莱州博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安徽学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相互持股的关系，所以他们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从2014年8月27日由济南卫生局发文《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济卫医设字(2014)50号】看，艾玛医院属于新设设置,并非由仁济医院更名，武金钟无相反证据予以证实艾玛医院系由仁济医院更名而来。如前所述，仁济医院经营的地址所使用的涉案房屋系案外人沈阳仁济医院承租的案外人济南运通工程有限公司的房屋，房屋产权人系济南军区72537部队，也就是说，仁济医院使用的房屋系案外人沈阳仁济医院从济南运通工程有限公司承租而来，并无证据证明艾玛医院直接“占用”了仁济医院的经营地址；另外，即使武金钟主张的仁济医院的批文、设备、资产等由仁济生生公司交付于百佳公司的情况属实，仁济生生公司、百佳公司、艾玛医院侵害的也是仁济医院的权益,并非侵害股东武金钟的个人权益，武金钟作为股东个人起诉并主张诉讼利益主体亦不适格，故武金钟以他们之间存在相互持股的关系要求艾玛公司、金阳公司、杭州百佳公司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武金钟也无证据证明上述公司对自己实施了侵害行为，故对武金钟向上述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总之，武金钟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订）第四条、第二十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武金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3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武金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温进才 人民陪审员  叶德行 人民陪审员  高成琳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书 记 员  李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