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5民终11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1306-3房。法定代表人：陈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旭章，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广永，广东君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燕文，女，1990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2*，公民身份号码440************627。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龙，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林国斌，男，1992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深圳市龙岗区******1*******,公民身份号码445************330。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龙，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下称富邦公司）与被上诉人刘燕文、原审第三人林国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法院（2018）粤0514民初1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富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旭章，被上诉人刘燕文、原审第三人林国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刘燕文向富邦公司归还不当得利款人民币5159333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刘燕文占用的每一笔资金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刘燕文实际占用每一笔资金之日起计至被上诉人还清每一笔占用资金之日止）；3.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刘燕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林国斌之陈述自相矛盾，不符合常理，涉嫌虚假陈述，玩弄司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首先，林国斌在（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512号案、（2016）粤0391民初1942号案中均否认曾委托第三方收取过富邦公司归还的借款本息。而其却在富邦公司对刘燕文以及另案被告罗少燕分别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以下简称：两案）之后，向法院陈述刘燕文以及罗少燕是代其收取的960万元借款合同的借款本息。在先出借的两笔款项都没收到还款本息的情况下，后出借的款项却反而能够收到数百万的还款本息，简直是匪夷所思。再者，林国斌与富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1曾因960万元借款合同纠纷在台湾省台南法院有过纷争。在台南法院庭审中，林国斌向法院陈述富邦公司从未还过款，而案外人林钦生作为林国斌的证人（林钦生是林国斌的堂叔，同时也是经办960万元借款合同的人）也向台南法院作证称富邦公司直至2015年9月前都未曾向林国斌还过款。综上所述，林国斌的陈述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极其不符合常理。林国斌在本案中的陈述纯粹就是为了与刘燕文串通一气，利用法律漏洞，帮助刘燕文逃避法律责任。因此，林国斌的陈述以及有关证据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刘燕文收取案涉款项没有法律基础，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当返还给富邦公司。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一审法院既不认定960万元借款合同，也不处理富邦公司与林国斌的民间借贷纠纷，那么又凭什么认定刘燕文有权受林国斌委托收取其960万元借款合同中的还款本息，案涉款项是富邦公司归还（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512号案、（2016）粤0391民初1942号案中所涉借款的款项，然而林国斌在该两案中均予以否认，因此刘燕文没有收取富邦公司的款项的合法基础，构成不当得利。至于林国斌主张的960万元借款，富邦公司早已还清。在960万元借款合同中，富邦公司累计向林国斌还款13482667元，林国斌的指定收款方是深圳市联盛创贸易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华隆鑫贸易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如案涉款项确属不当得利，原告也应向第三人林国斌另行主张”是混淆了举证责任和法律关系。富邦公司已付清林国斌960万元款项，刘燕文收取的案涉款项与林国斌主张的960万元借款并无关联，富邦公司无须另行主张。在我们国家当今三申五令严查套路贷，扫黑除恶的政策态势下，林国斌等人仍然敢顶风作案，利用法律漏洞企图谋取非法利益，而富邦公司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唯有另行对有关收款方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这是富邦公司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唯一途径。富邦公司认为，作为维护公平正义，体现法律权威的一道重要防线，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方针，对于可能涉嫌套路贷的关联案件要谨慎认真主动审查，深入调查，以查明事实真相，而不是一味将举证责任归于受害人。在两案中，林国斌与两案被告串通一气，重复利用早已还清的960万元借款合同做文章，企图金蝉脱壳。刘燕文与林国斌之行为有重大的违法犯罪嫌疑。假设人民法院认为条件有限，一时无法查明事实真相的话，那么完全可以依法将本案移交给当地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而不是武断认定，这样方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富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燕文向富邦公司归还不当得利款项5159333元并支付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以刘燕文占用的每一笔资金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刘燕文实际占用每一笔资金之日起计算至刘燕文还清每一笔占用资金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刘燕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富邦公司与林国斌存在借贷关系，林国斌于2012年至2014年期间向富邦公司出借了多笔款项。富邦公司在付还林国斌借款时，应林国斌的要求将款项汇入刘燕文的银行账户，从2013年8月19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富邦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陈某1、陈某1的妻子林淑贞以及富邦公司的财务人员张艳芳的银行账户共向刘燕文的银行账户汇款23笔、总金额5159333元用于付还林国斌的借款本息。后林国斌以富邦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向其借款1056万元尚未归还本息为由向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富邦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560000元及利息。在该案诉讼中，林国斌否认收到富邦公司通过刘燕文付还其该案借款本息，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5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没有认定刘燕文收到富邦公司5159333元系富邦公司付还该案借款本息的事实。2016年10月13日，第三人林国斌以富邦公司于2013年5月6日向其借款1000万元尚未归还本息为由再次向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6）粤0391民初19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也没有认定刘燕文收到富邦公司5159333元系富邦公司付还该案借款本息的事实。富邦公司遂于2018年10月19日以刘燕文收取款项没有合法依据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系富邦公司与林国斌之间因存在借款关系，还款通过刘燕文银行账户而引发，富邦公司以其通过刘燕文向林国斌还款而林国斌否认收到涉案款项为由，主张刘燕文取得的款项属不当得利。但本案现有的证据及林国斌承认的事实，能确认富邦公司与林国斌存在多笔借贷关系，林国斌有指定以刘燕文的银行账户作为收取富邦公司借款本息的事实，且林国斌也确认刘燕文在收到富邦公司的款项后付还他，故刘燕文代林国斌收取富邦公司的还款，系完成委托事项，并未取得不当利益，因此，富邦公司请求判令刘燕文返还不当得利款项5159333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富邦公司与林国斌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如涉案款项确属不当得利，富邦公司也应向林国斌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富邦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915.33元，由富邦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富邦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统计表，证明富邦公司受金汇诚公司员工姚瑞云指定将2千多万元汇款至深圳市欧尚轩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的账户上。二、手机短信，富邦公司的一个员工张艳芳与姚瑞云手机的短信截图，第一条信息显示2013年7月19号9点52分，张艳芳发了一条短信，内容是把接受款项的信息发给姚瑞云，信息是富邦交通银行账号尾数是555的账户信息，汇款金额是145万元发给姚瑞云，第二条信息是2013年7月19日张艳芳本人交通银行账户尾数974的账户信息发给姚瑞云，叫姚瑞云把325万元转到其账户上。2013年7月25日10点33分姚瑞云发了一条信息给张艳芳，把深圳欧尚轩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的民生银行账号尾数109的账户信息发给张艳芳。以及把汇款金额是44W的信息发给张艳芳。内容跟刘燕文主张涉案960万元借款付款时间是吻合的。张艳芳发给姚瑞云的转账短信时间和960万元付款转账时间是一致的，都是2013年7月19日。第二，金额也是吻合的，罗少燕在960万元这里一共分了三笔转账，一笔是145万元转给富邦公司，与我们的短信内容也是一致的，一笔是付款给张艳芳325万元，金额也是吻合的，证实960万元出借和收款其实都是富邦公司员工张艳芳和姚瑞云联系的。第三姚瑞云在2013年7月25日把深圳欧尚轩设备电子公司信息发给张艳芳，证据一证实了富邦公司按相关的指令归还960万元的借款。960万元借款即使存在，我们也有其他款项足以还清960万元。960万元发生的时间都是可以从这些短信上得以证实。三、深圳市东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证明姚瑞云和刘燕文都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四、申请裁定本票签字执行、台湾地区台南地方法院105年度司票字第1904号民事裁定，证明林国斌认为富邦公司没有归还人民币960万元的借款，陈某1出具的新台币4800万元的本票是对该借款的担保，因此林国斌于公元2016年申请台湾地区地方法院强制执行。五、林国斌就台湾地区台南地方法院105年度南简字第12744号民事案件的两次书面答辩，证明1.陈某1申请法院确认林国斌对新台币4800万元的本票的债权不存在后，林国斌进行答辩。2.林国斌认为富邦公司没有归还人民币960万元的借款，陈某1出具的新台币4800万元的本票是对该借款的担保并且该人民币950万元的借款截止至104年（共有2015年）9月30日，富邦公司仍未归还。3.林国斌认为新台币4800万元与人民币960万元的金额相同。4.林钦生的出庭作证，是林国斌申请的。六、手机短信微信，证明人民币960万元的借款，出借及还款，富邦公司都是跟金汇诚公司的员工姚瑞云联系。刘燕文、林国斌质证认为：富邦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的新证据，这三份证据是富邦公司在庭审前就可以提交的，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二短信的三性不予认可，并不能证明富邦公司的证明内容，往来统计表也是不能证明其陈述内容，关于工商信息证明内容我们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富邦公司提交的证据只是单方提供并不能证实其内容，并不能来证明有偿还涉案960万元借款。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份判决才是基于新台币4800万元担保，台湾地区的案件与960万元无关；对证据五两份书面答辩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六手机短信和微信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刘燕文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刘燕文向林国斌的转账凭证，证明刘燕文收取富邦公司款项后以转账方式支付给林国斌。富邦公司质证认为：第一，对其三性不予确认，我方之前所主张的刘燕文、林国斌是深圳市金汇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控制人林汉中做事的，金汇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控制人林汉忠从事高利放贷的成员，他们相互之间有联系，所以转账是很正常的。刘燕文收取的涉案款项之后并没有转给林国斌，从时间节点上看，因为我们涉案的款项是从2013年8月到2015年11月25日，一共是分了23笔转给刘燕文，但是刘燕文付款说明里面支付凭证转账时间是2016年1月5日和我们转给刘燕文涉案的款项时间是不符合的。第二，从金额上看，我们总共转账23笔5159330元，但是刘燕文的支付回单显示转账金额是5500000元，金额也是不相符的。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富邦公司是否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刘燕文返还5159333元，即本案的事实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富邦公司与林国斌之间存在多笔借贷关系，双方就是否还款、还款金额多少存在争议，但富邦公司、林国斌及刘燕文对于富邦公司已给付刘燕文5159333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富邦公司以此主张刘燕文取得的款项属不当得利，要求返还，刘燕文则辩称该款系其代林国斌收取富邦公司的还款，并提交了相关转账凭证，证明其收取富邦公司款项后以转账方式支付给林国斌。对此，林国斌确认收到涉案款项，但认为该款系富邦公司向其付还的960万借款的本金及利息。因此，可以认定刘燕文代林国斌收取富邦公司还款的事实，系完成委托事项，有法律根据，刘燕文并未取得不当利益。至于富邦公司认为其已超额偿还林国斌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问题，该问题属于富邦公司与林国斌之间的借贷纠纷，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富邦公司可另行程序向林国斌主张。另，富邦公司上诉反映林国斌、刘燕文可能涉嫌套路贷的非法犯罪嫌疑的问题，而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富邦公司如有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可另循途径主张。综上，富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7915.33元，由上诉人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已向本院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47915.33元，本院依法不予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琳审判员  林思浩审判员  陈瑛瑾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林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