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鄂行终6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德生，男，生于1950年1月14日，汉族，住湖北省保康县。 委托代理人黄克林(系黄德生之子)，生于1978年9月4日，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康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保康县城关镇南关街**。 原审第三人余春华，男，生于1973年12月15日，汉族，住湖北省保康县。 黄德生因诉保康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保康县政府﹚及第三人余春华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6行初16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黄德生原审诉称：1、被告于2015年12月29日私自将原告宗地号为11××89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过户给了第三人余春华。2016年9月14日余春华在另一案件中当作证据上呈法庭时我才得知此事。2017年初在保康县国土资源局查询档案后得知，申请书中的名字不是本人所签，系他人伪造；也没有提交本人的《土地使用证》原件，依据的法院判决也不是余春华所提起的强制过户的诉讼请求。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因此，我认为被告违反了变更登记的法律规定和程序，事后更没有依法行政告知行为。2、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本村农民个人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后政府审批、划拨使用的，并不是通过购买、转让方式获得。此土地使用权者简家坪村民委员会都没有同意将使用权给余春华，以及保康县人民政府也没有依法进行行政审查双方是否符合转让、受让的条件。3、2007年1月20日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中严重存在着越权处分、内容欺诈、显失公平，未经发包方村委会及我们一家四口人也不符合农村房屋转让的法定条件等情形。此合同完全是余春华的哥哥余春兴利用了张其荣的无知、文盲、善良，骗取了请人打印好的，不合常理的，不是真实意思表达的书面文字协议。4、〔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05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也不对。合同中的不合常理情形没有一条对的上法律条款中的硬性规定，但襄阳中院采信了两份伪造证据，让余春华不当得利。请求撤销余春华的宗地号为11××89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恢复黄德生为其土地使用权人并颁发证件，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查明，原告黄德生系保康县××××组村民。第三人余春华原系保康县寺坪镇台口村村民，2005年因修建水库移民至保康县××××组，同年6月，余春华的户籍从寺坪镇台口村迁至寺坪镇××村。2007年1月20日，黄德生在外打工，其妻张其荣与余春华签订一份《房屋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一、黄德生将其在简家坪村5组所有的两间土木结构房屋永久性转让给余春华，面积以土地使用证记载为准，包括厕所、猪栏、空闲宅基地、房前屋后林木、水、电、路设施。转让价为4000元。二、黄德生所承包的集体土地全部永久转让给余春华，面积及四界以土地经营证所列为准，包括菜园、饲料地、柴山、竹园、桐子林地及土地上所有附属物，转让价为2160元。三、黄德生将土地使用证和土地经营权证交给余春华，由余春华负责办理过户手续。四、合计款项6160元，签订协议时付3000元，2007年3月1日付清”，后余春华按照约定付清了价款，黄德生的妻子张其荣按协议约定将房屋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证件交付给余春华。张其荣于2010年去世。2012年7月，黄德生以签订协议时余春华有欺诈行为，其妻张其荣越权处分共有财产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自己不知情为由，向保康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房屋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余春华返还房屋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保康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2〕鄂保康寺民初字第0027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了黄德生的诉讼请求。黄德生不服提起上诉，原审法院裁定撤销〔2012〕鄂保康寺民初字第0027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重审后，保康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2013〕鄂保康民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认定黄德生之妻张其荣与余春华所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驳回黄德生的诉讼请求。黄德生仍不服，再次提起上诉，原审法院作出了（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05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黄德生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2015年12月21日余春华向保康县国土局申请对所购买黄德生的房屋土地进行登记，并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户口簿、身份证、房屋买卖协议书、完税证明、保集建﹙98﹚字第11××8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053号民事判决书。保康县国土局对余春华登记的地籍进行调查绘出宗地图和宗地界址后，经过保康县政府审批，于2015年12月29日向余春华颁发了保集用（2015）第11××8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黄德生于2018年2月9日向保康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附带行政赔偿，该院于4月8日作出〔2018〕鄂06**行初2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黄德生的诉讼请求。黄德生不服，提起上诉，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黄德生撤回上诉和起诉。2018年7月13日黄德生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余春华的宗地号为11××89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恢复黄德生为其土地使用权人并颁发证件，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保康县政府具有核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法定职责。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七条“土地登记应当由当事人共同申请，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单方申请：（五）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而取得土地权利的登记”的规定，余春华依据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而取得土地权利，符合可以单方申请的情形。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九条“申请人申请土地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的登记事项提交下列材料：（一）土地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四））地籍调查表宗地图及宗地界址坐标；（五））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完税或者减免税凭证；（七）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的规定，余春华于2015年12月21日申请对所购买黄德生的房屋土地进行登记，向县国土局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户口簿、身份证、房屋买卖协议书、完税证明、保集建﹙98﹚字第11××8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053号民事判决书。保康县国土资源局对余春华登记的地籍进行调查绘出宗地图和宗地界址，经保康县政府审核后，于2015年12月29日给余春华核发保集用（2015）第11××8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述核发的证书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黄德生诉称《房屋转让协议书》严重存在越权处分、内容欺诈、显失公平，以及该土地转让、受让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因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已被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认定为合法有效，被告为第三人核发土地使用权证是依据《土地登记办法》有关人民法院发生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单方申请的规定所作出的行为，且符合法定情形，故其诉称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余春华向县国土局提交材料符合规定的条件，保康县政府给余春华核发的保集用（2015）第11××8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对黄德生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德生的诉讼请求。 黄德生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和适应法律错误。保康县政府工作人员伪造其申请书及签名，变更登记无效，还存在未告知其复议权利的违法行为。原《房屋转让协议书》存在越权处分、内容欺诈、显示公平情形，涉案民事和行政案件均应纠错。请求：撤销原审行政判决和涉案（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053号民事判决，再审改判。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至本院。本院二审对证据的分析、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审第三人余春华购买黄德生涉案房屋的效力已为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黄德生要求撤销原民事判决及涉案《房屋转让协议书》均不属于本行政案件审理范围。 余春华于2015年12月21日申请对所购买黄德生的房屋土地进行登记，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户口簿、身份证、房屋买卖协议书、完税证明、保集建﹙98﹚字第11××8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053号民事判决书。保康县国土资源局对余春华登记的地籍进行调查绘出宗地图和宗地界址，经保康县政府审核后，于2015年12月29日给余春华核发保集用（2015）第11××8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述核发的证书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该土地登记行为和原审判决并无不当。黄德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德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思化 审判员  韩 黎 审判员  谢 明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董晓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