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14734号原告：凌飞鸿，男，196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冰花，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顺兴，男，197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被告：陆炳森，男，197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被告：池坤仔，男，197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上述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华，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凌飞鸿与被告何顺兴、陆炳森、池坤仔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冰花、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凌飞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477774.27元（包括医疗费2712.15元、误工费1753.87元、营养费1500元、鉴定费1680元、交通费36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72000元、残疾赔偿金24585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01918.25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25日14时许，原告接到公司干部电话通知，到位于天河区林和东路林和商业大厦16楼的林和润杨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帮弟妹代领取宅基地房产相关的地段生学位证明和房屋凭证出租证明，却遭被告何顺兴无端辱骂和殴打致残，原告头部、颈部多处淤青，酸麻冷热交炽痛楚（颈椎几乎被被告打断，后患骨质增生），右胸锁乳突肌压痛，左肩部皮肤软组织肿胀，左大腿活动稍受限，诊断结果为：多处软组织挫伤，此后持续出现耳鸣等不适症状，原告报警后，当时经林和派出所委托华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外伤为轻微伤，2016年9月5日13时许，原告在去往医院治疗途中，又遭被告陆炳森、被告池坤仔等共六人围堵在天河区林和街消防局斜对出路口殴打，致原告颈部、颞颌关节不适、头晕、咽充血，中医综合西医检测的数据诊断为耳鸣，西医诊断为感音神经性聋、传导性聋、混合型聋（耳鸣不经过半年以上的治疗，在病理医理上暂时是不会作出确定性的诊断的），此后，原告耳鸣症状不断持续加重，原告经多方治疗无效，病情持续恶化，并发症恶果会致使听力耳聋伤残、智力痴呆之外，还会引起更多的并发症（如左脚活动时神经性质的疼痛症），肺部（背部）就曾因遭被告何顺兴欧打致伤在内小血泡的爆裂而引发吐血（右胸内仍患有被殴伤的另一较大血泡），2017年9月29日，广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评定原告构成听力残疾四级，至今原告耳鸣还在持续加重恶化，原告听力也在持续下降，原告最近一次的听力损失检测结果以及对照《身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的相关规定，原告双耳听力出现大于56dbhl的症状，达到八级伤残程度（以实际伤残鉴定等级为准），上述事件发生后，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分别对三被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原告不服上述事件的处理结果，并在必须要遵从原案件法律诉求的程序，持续不问断地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至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未结束全部再审程序（关于陆炳森、池坤仔的），原告在整个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过程中都将三被告列为第三人，一直持续要求三被告赔偿损失，原告与三被告在行政诉讼庭审时就赔偿损失事宜进行调解，林和派出所亦就赔偿损失事宜组织双方调解三次，三被告亦就赔偿损失事宜曾委托他人多次与原告商量调解，三被告提议的调解方案因与原告的意愿差距过大，所以一直未达成调解，原告身体受到的伤残伤害，就是三被告殴打后所造成的，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的解释》等相关律规定，三被告应向原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法医临床鉴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被告何顺兴、陆炳森、池坤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恳请法院驳回，理由如下：1、原告主张的耳聋、耳鸣与本案的两个治安事件毫无因果关系，原告在两次治安事件发生后的次日立即进行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里面已经清晰鉴定原告根本没有受到耳聋的伤害，只是挫伤、擦伤，两份鉴定意见书是经过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果是合法有效且已经过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复议程序、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一审程序、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程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程序所确认、采纳；2、原告没有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耳聋与本案两治安事件有因果关系，原告提交的残疾人证申请资料所附的残疾人评定根本不是伤残鉴定、也不属于司法鉴定，残疾人评定与伤残鉴定是两个完全独立且不同的评定、鉴定程序，在法律依据、性质、程序、等级、使用用途等方面均不相同，残疾人评定适用的是根据《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国家标准《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GB/T26341-2010）进行评定的，用于认定残疾人及其残疾类别、残疾等级以颁发残疾人证，而伤残鉴定则依据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进行鉴定，用于对人体损伤致残程度的等级鉴定，第4.1、4.3条明确规定要求鉴定报告必须分析损伤与残疾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本案，原告主张的是人身损害侵权之诉，残疾人等级评定根本不适用于本案，不能作为本案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证据，也不能作为评定伤残等级的依据，但原告并未依法提供伤残等级的鉴定证据，原告无法证明侵权行为与其主张的耳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原告自己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了其耳聋的事实陈述都是前后矛盾的，根本不真实，原告自身就有耳鸣、耳聋、××等病况，原告提交的病历、药费单都是针对耳聋、××等自身病情的，与本案无关联，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4、被告何顺兴治安事件补充以下意见：（1）原告是林和村村民，由于早年拆迁，其已经去世的父亲名下在天誉花园有回迁房，但回迁房未办理产权证，原产权人仍然是其父亲，原告当天到林和村委要求村委出具产权证明，证明原告是天誉花园回迁房的唯一产权人，由于原告还有几兄弟姐妹都未对回迁房的继承达成一致意见，村委副书记何顺兴答复村委无法开具这样证明给原告，因此原告就在会议室大闹，挑衅被告何顺兴，最后还先动手打了被告何顺兴，其才还手自卫的，除此以外，林和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在2014年进行回迁，700多户的村民都全部回迁，只剩下原告一户至今拒绝回迁，原告回迁的面积只有160.73平方米，但原告却一直要求村委给予320平方米的回迁房，村委无法接受如此无理的要求，所以原告一直不肯回迁，四处投诉，多次到村委闹事，这个也是原告造成两次治安事件的原因；（2）原告主张被告何顺兴人身损害赔偿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该事件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在2016年5月5日作出的，原告应当在1年之内（即最迟应在2017年5月4日）提出损害赔偿的主张，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赔偿主张对象是派出所、公安局，并非原告，原告从来没有向被告何顺兴提出赔偿主张，诉讼时效不存在中断情形，已经过了诉讼时效；（3）被告何顺兴也因被原告殴打损失了鉴定费400元、医药费408.4元，依法应由原告承担；（4）是原告先挑衅被告何顺兴并且先动手的，原告应负全部责任；（5）原告主张耳聋与被告何顺兴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5、被告陆炳森、池坤仔治安事件补充以下意见：（1）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为颈部擦伤，未达轻微伤；（2）是原告先举手指责、挑衅两被告，两被告也只是推搡原告；（3）原告主张耳聋与两被告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交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作出的穗公天行罚决字[2016]03363号、[2016]06234号、[2016]062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载明：2016年4月25日14时许，原告与被告何顺兴在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东路林和商业大厦16楼林和润杨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会议室内因口角引发肢体冲突和打架，双方均为轻微伤，现决定对被告何顺兴处以罚款伍佰元；被告陆炳森与被告池坤仔于2016年9月5日13时许在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街消防局斜对出路口因纠纷推打了原告，经鉴定原告损伤未达轻微伤，现决定对被告陆炳森处以罚款伍佰元、对被告池坤仔处以罚款伍佰元。在原告与被告何顺兴发生冲突一案中，林和派出所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损伤程度进行评定，该所于2016年5月5日作出鉴定意见：原告的损伤构成轻微伤；在原告与被告陆炳森、池坤仔发生冲突一案中，林和派出所再次委托该所对原告损伤程度进行评定，该所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鉴定意见：原告的损伤未达轻微伤。被告称原告主张被告何顺兴人身损害赔偿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该事件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在2016年5月5日作出的，原告应当在1年之内（即最迟应在2017年5月4日）提出损害赔偿的主张，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赔偿主张对象是派出所、公安局，并非原告，原告从来没有向被告何顺兴提出赔偿主张，诉讼时效不存在中断情形，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原告对此表示三被告曾在2016年底至2017年10月8日左右委托案外人余耀林与原告协商赔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在2017年10月1日生效，该协商赔偿已经起了中断时效的作用，协商赔偿时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生效后就应按其规定适用三年诉讼时效，但余耀林当时没有三被告的书面委托，原告提交了其妻子李水伶的证人证言、情况说明及名为余耀林的通话记录截图予以证明。三被告对此事实予以否认，其称并无委托过案外人余耀林与原告协商赔偿。原告称在与被告何顺兴发生冲突一案中，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林和派出所也对其作出了穗公天行罚决字[2016]033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派出所），原告不服对其作出的[2016]033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上述对被告陆炳森、池坤仔作出的[2016]06234号、[2016]062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天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后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的三被告均列为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经过一审后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二审，经过二审后又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原告称其两次被打后均有到医院就诊，主诉因遭到三被告的殴打引起耳鸣，共产生医疗费2712.15元，并提交了病历、发票予以证明。原告申请对耳聋的伤残等级及耳聋与三被告殴打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经本院告知原告，本案需先经过因果关系鉴定确定是否有因果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进行伤残等级鉴定。本院先后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广东衡正司法鉴定所、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对三被告的行为是否是造成原告耳聋的损害事实进行鉴定。上述机构分别以“超出我中心鉴定范围”、“超出本机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因为本案属于听觉功能鉴定范畴，目前本所尚缺乏听觉功能鉴定资质”为由不予受理。后经本院告知原告上述情况，原告提出自行鉴定，本院告知其于60日内向（即2019年12月14日下午17时30分前）提交其自行委托的鉴定机构决定受理该鉴定的相关通知材料，原告逾期未提交。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受法律保护。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以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过错为构成要件。本案中，现因本院三次委托鉴定均不受理，加之原告在本院指定的时间内未提交其自行委托鉴定机构的受理材料，本案因鉴定不能，缺乏依据认定三被告的行为在造成原告耳聋损害事实上存在过错以及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的各项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时效问题，两个损伤评定鉴定结果于2016年5月5日、2016年9月12日作出，原告称三被告于2016年底至2017年10月8日期间曾委托案外人余耀林与原告协商赔偿事宜，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在2017年10月1日生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但从原告提交的与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及情况说明来看，证明效力较弱，以及电话记录不能反映其主张的事实。综上，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诉请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因两个损伤评定鉴定结果作出之日至民法总则生效之日已超过1年，根据第三条规定，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对于原告的各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凌飞鸿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890元，由原告凌飞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暨鹏人民陪审员  杨冬冬人民陪审员  罗肖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黄金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