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525民初481号 原告：王某训，男，1971年10月3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郭小云，贵州黔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0082960。 被告：刘某贵，男，1967年2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泸县，现住贵州省纳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郭爱群，贵州辰胜思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5198311912747。 被告：符某，男，197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和平海坝路口）。 被告：张某峰，男，1976年12月24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和平海坝路口）。 被告：张某文，男，1966年2月5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和平海坝路口）。 原告王某训与被告刘某贵、符某、张某峰、张某文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某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云，被告刘某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爱群，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三被告赔偿原告因受伤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98403.67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事实及理由：我是砌砖的师傅。2019年3月2日，我到被告刘某贵承包修建的位于纳雍县属于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的房屋修建工地找活干，在谈好工钱后，我开始在该工地干活。20多天后，因被告刘某贵家中有事，即通知我停工，待其回来后再到工地干活。同年4月24日，被告刘某贵电话通知我到工地干活。4月25日上午，我带上工具来到工地。在该工地现场，我被吊机上突然落下的铁板砸伤。事故发生后，我被被告刘某贵送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17天。经该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经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我的腰椎骨折构成九级伤残。误工期评定为60-150天，护理期评定为45-60天，营养期评定为45-60天。由于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三人各自将其房屋的修建工程发包给不具建筑资质的被告刘某贵同时施工，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具有过错，且三被告对建筑工地未尽到安全监管义务，依法应对我的受伤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刘某贵作为工地管理人员，对建筑工地具有安全管理义务，由于其过失导致事故发生，也应对我的受伤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刘某贵辩称，原告在我承包建房工地受伤是事实，但其自身对事故的发生有重大过错，依法应减轻赔偿义务主体的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当天，因吊机（用于吊运材料，也称提升机）坏了，不能施工，我当场告知原告回家待吊机修好后再通知干活，但原告不走，而是继续在工地停留。其作为经常在工地干活的人员，应知道提升机的吊板下不能站人，但其却站在提升机下导致其被砸伤，自身有重大过错。我确实没有修建房屋的资质，也不具备安全防护能力，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三人作为发包人是明知的，依法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计算过高，医疗辅助器具没有医院证明需要购买，不予认可。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误工费、护理费应以居民服务行业标准计算。精神抚慰金不应支付，即使支持也只是1000到2000元。原告住院期间，我已经向其支付了医疗费等共计57134元。出院后，我支付了1200元给其购买中药，在计算赔偿数额时应予扣除。 被告符某、张某峰辩称，我们三家分别将各自的房屋发包给刘某贵同时修建，双方都各自签订有合同，对安全事项进行了约定。2019年3月至8月期间，工地一直处于停工状态，不知被告刘某贵为何在2019年4月24日会通知原告来做工。事后得知，原告不是在工地做工期间受伤，更不是为了完成雇佣活动受伤。原告在工地上受伤的原因是其未尽到自身的安全注意义务，自身有重大过错。同样，被告刘某贵没有尽到安全文明施工，其在施工现场修理提升机未设置警示防护标志，未清除现场的无关人员，未对悬吊的提升架进行支护，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违章操作具有重大过错，按合同约定其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另外，本案是意外事件，不是故意造成，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计算过高。综上所述，原告和被告刘某贵均有重大过错，应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张某文辩称，要求被告刘某贵复工确实是我要求的，我的意见与张某峰、符某意见相同。 结合原、被告双方的陈述、证人证言及采信的证据，本案认 定如下事实：被告刘某贵是承揽农村房屋工程修建的包工头，无建房施工资质。2018年，其承揽了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位于纳雍县的房屋修建。三被告的房屋地基相连，计划同时修建七层房屋。三被告均与被告刘某贵各自签订有合同，对相关的事项进行了约定。原告王某训掌握一定的砌砖技术，从2019年2月起就在被告刘某贵承包的房屋建设工地干活，每天工资为260元。至2019年3月，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的房屋已修建至第五层，因被告刘某贵家中有事，工地因此停工一个多月。被告刘某贵回来后，按被告张某文的要求复工。同年4月24日，被告刘某贵电话通知原告王某训于第二天到工地干活。4月25日上午，原告王某训带着工具按时来到工地。因吊机的电机损坏，不能运送材料，被告刘某贵遂告知原告王某训等人需等电机修好后再通知干活，要求原告等人先回家。原告王某训未当即离开而是继续在工地停留，观看被告刘某贵等人拆电机修理。在被告刘某贵拆电机的过程中，吊机上的铁板突然落下，将站在吊机下面的原告王某训砸伤。事故发生当天，被告刘某贵将原告王某训送至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于2019年5月12日出院，共计住院17天。经该院诊断，原告王某训的损伤为：1、胸部挫伤，右侧第12肋骨骨折；2、骨盆骨折；3、腰椎骨折；4、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等。原告王某训办理住院时，被告刘某贵通过微信向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账户转账支付3000元，之后陆续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原告王某训亲属54134元，用于其住院期间的开支。出院结账医疗费发票显示原告王某训住院期间的医疗费为15117.74元。住院期间，原告王某训自行支付了门诊检查费1831元并购买了腰椎固定器花费3600元。2019年11月19日，原告王某训的损伤经委托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因外伤致腰椎5椎体粉碎性骨折并椎管内骨性占位构成九级伤残，其受伤的的误工期评定为60-150日、护理期评定为45-60日、营养期评定为45-60日。原告王某训支付鉴定费1300元。因双方对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王某训于2020年1月17日将房屋建设工程发包人符某、张某峰、张某文及承包人刘某贵列为共同被告诉至本院。 综合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应否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承担责任的比例如何划分；3、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数额如何计算。 本院认为,原告王某训受雇于被告刘某贵，其虽不是在为被告刘某贵承包修建房屋的施工活动中受伤，但确实是在被告刘某贵通知做工的建筑工地上受伤，且其受伤完全是被告刘某贵在拆电机过程中操作不慎，被突然滑落的吊机铁板砸伤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的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例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被告刘某贵无论作为雇主还是侵权实施人，均应对原告王某训的损伤产生的相关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本案中，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分别将各自的高层建筑的房屋修建工程发包给无建房资质或相应安全生产条件的被告刘某贵施工，作为发包人在工程发包时确未尽到审查注意义务。本案原告王某训虽不是在施工活动中受伤，但其是在被告刘某贵的电话通知下来到施工工地准备从事雇佣活动，只是因吊机损坏不能干活而停留在现场受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王某训的损伤应认定为视同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故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依法应与被告刘某贵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承担责任的比例如何划分的问题。原告王某训的损伤完全是被告刘某贵的行为导致，其明知拆除吊机的电机会导致提升架下滑却未尽到告知、提醒和安全注意义务，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甚至在原告王某训站在吊机下面观看仍未发觉，其应对原告王某训受伤产生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由于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的房屋地基相连，建房施工同时进行，不能划分事故发生时是专门为谁施工，三被告也不能举证证明被告刘某贵是专门为谁家施工，故三被告应共同与被告刘某贵承担连带责任，但三被告在事故发生时未在现场监管，加之原告王某训的损伤并不是发生在建房施工活动中，相对被告刘某贵的过错责任明显要小得多。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及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及原、被告的过错程度综合分析，对双方承担责任的比例作出划分。原告王某训作为长期从事建房工程的砌砖师傅，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能预知站在提升架下面的危险性，但其却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减轻赔偿义务主体30%的赔偿责任。被告刘某贵作为雇主和现场管理者，应承担赔偿原告王某训受伤损失60%的责任比例较为公平，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根据其过错程度共同承担10%的赔偿责任较为合理。 关于原告的损失如何认定和计算的问题。原告住院期间的损失包括：医疗费20548.74元，该项损失包含有门诊检查费用、住院治疗费用及住院治疗期间购买的医疗辅助器具费用，这些费用均有正式发票为依据且据实产生，本院予以确认；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按住院17天，每天100元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误工费，原告主张按被告刘某贵给付的工资每天260元计算105天为27300元明显过高，其虽然是砌砖师傅，但不等于其每天都固定有260元的收入，其未举证证明近三年来的工资收入状况，本院结合鉴定意见，参照2019年贵州省公布的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及其他服务行业年平均工资标准43654元可计算出，原告的误工费为12558元（即43654元÷365天×105天），其超出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护理费，原告主张7886.93元，本院酌情按每天100元计算53天应为5300元，其超出部分本院亦不予支持；营养费，原告主张每天100元计算53天为5300元，本院酌情按每天60元标准计算53天为3180元，原告超过部分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按贵州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身可支配收入31592元计算为126368元，公平合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刘某贵应按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鉴定费1300元，据实产生，本院予以支持；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8000元，由于原告本身对造成事故自身存在较大过错，加之本次事故的发生不属于被告刘某贵故意造成，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王某训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各项损失共计170954.74元。经计算，被告刘某贵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102573元（取整数），扣减已支付的57134元，还需支付45439元，被告刘某贵辩称其还支付1200元给原告购买中药因其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应承担的10%的赔偿比例，经计算为17096元（取整数）。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某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某训受伤住院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各项损失共计45439元； 二、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某训受伤住院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各项损失共计17096元； 三、驳回原告王某训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68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134元，由原告王某训负担849元，被告刘某贵负担1100元，被告符某、张某峰、张某文共同负担18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史云峰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何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