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6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洪明，男，1968年12月13日生，汉族，现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明、石勇，云南锦绣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利平，男，1972年7月10日生，汉族，现住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明星，云南星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东城区龙泉路。法定代表人：朱有飞。原审第三人：戚建荣，男，1982年10月25日生，汉族，现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原审第三人：彭发清，男，1966年3月5日生，汉族，现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原审第三人：石林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住所：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镇阿诗玛南路**。主要负责人：周向琨，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才，云南中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洪明因与被上诉人杨利平、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石林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126民初2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洪明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126民初2170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杨利平继续履行买卖合同，支付购买矿井剩余款项458万；二、本案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杨利平承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王洪明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明确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的剩余款为400万元。事实及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利平签订的收购协议属于买卖合同，且买卖合同真实有效，杨利平应继续履行，一审判决无法律依据，应予以撤销。一、一审判决无法律依据，判决明显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收购协议第二条第2项虽约定“政府补偿被关闭矿井的所有补贴全部归上诉人所有，杨利平、戚建荣不得享受”，未经过原审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的签名认可，庭审中也未追认，认为该条款尚未生效，对上诉人、被上诉人杨利平、原审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均不发生法律约束力，故认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杨利平支付拖欠的政府补贴款于法无据。上诉人认为，本案收购协议属于买卖合同，且买卖合同真实有效，没有经过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签名认可或事后追认，产生的法律后果只能是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不具有向任何人支付补贴款的义务，但是从买卖合同的相对性及买卖对价性来说，本案收购协议中上诉人出卖矿井，被上诉人承诺给予相应的费用补偿系合同买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第三人的履行无效，并不影响被上诉人按其承诺的费用补偿标准继续向上诉人履行支付义务；二、上诉人的诉请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被上诉人杨利平、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分别系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七号井、六号井的投资人，根据云政发（2014）18号文件精神，云南省开展煤矿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被上诉人杨利平、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戚建荣共同签订《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与七、六号井整合重组协议》并予以上报，三矿井以股份的方式进行整合，分别占有40%、30%、30%。后整合方案进行调整，被上诉人杨利平与上诉人签订《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收购七号井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约定：“一、七号井投资人王洪明退出该矿井，全部资产归八号井所有。二、费用补偿。1、由八号井投资人杨利平补偿七号井投资人王洪明720万元；2、政府补偿被关闭矿井的所有补贴全部归上诉人所有，杨利平、戚建荣不得享受（政府补贴打入石林煤业公司账户后，由公司统一支付给给王洪明）。收购方杨利平与被收购方王洪明签字确认。（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收购协议属于买卖合同根据重组协议，三矿井被整合后，上诉人占30％的股份，但被上诉人杨利平作为八号井的投资人，与上诉人协议收购上诉人的七号井，将其整合到八号井，上诉人退出且不再享受七号井被整合后的任何权益，基于此，被上诉人杨利平对上诉人进行相应的费用补偿，该相应的费用补偿包括杨利平补偿的720万元以及杨利平承诺的政府补偿被关闭矿井的所有补贴全部归上诉人所有，政府补贴打入石林煤业公司账户后，由公司统一支付给给王洪明。因此，从双方的交易行为来看，上诉人是将七号矿井整体资产卖给被上诉人杨利平，杨利平支付购买对价，只是该购买对价是以协议约定的“费用补偿”的形式体现，即该购买对价为720万元加上其承诺的由石林煤业公司统一支付给上诉人的补贴，即六号井的关停补贴。而当时杨利平口头承诺六号井的关停补贴参照七号井的关停补贴标准支付，后上诉人获得自己七号井被关停的补贴为458万元。因此，根据协议，杨利平对上诉人相应的费用补偿为720万＋458万＝1178万元，即购买对价为1178万元。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上诉人将七号矿井卖给杨利平，杨利平进行相应的费用补偿（购买对价）的协议属于买卖合同。（二）买卖合同真实有效，买卖双方均应积极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1、买卖合同真实有效。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本案收购协议属于买卖合同，合同主体为买卖双方，上诉人作为卖方，被上诉人作为买方均签字按手印，买卖合同成立。收购协议约定，上诉人退出七号矿井，全部资产归八号井所有，被上诉人杨利平对上诉人进行相应的费用补偿（购买对价），该约定系买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矿井买卖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该合同真实有效。虽然杨利平在收购协议费用补偿中的承诺涉及到第三人履行合同的义务，即被上诉人杨利平向上诉人购买矿井费用补偿中的一部分是用第三人戚建荣的六号井政府关停补贴来支付，具体由石林煤业公司向上诉人进行支付，但该承诺作为购买矿井支付对价款的一部分，即使第三人未签字，也未事后追认，对第三人不生效，但对买方杨利平却是有效的，即买方杨利平仍然要受协议约定的对上诉人相应补偿费用（购买对价）之约束，简言之，被上诉人杨利平在费用补偿中用第三人的财产（政府补贴款）支付是否有效，能否实现，被上诉人杨利平仍具有按照第三人的财产（政府补贴款）的标准向上诉人支付剩余购买款项的义务，即涉及到第三人履行内容的无效不能替代买卖双方整个买卖合意内容的无效，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利平签订的买卖合同真实有效。2、买卖双方应按照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根据《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三十五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之规定，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杨利平均应按照买卖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上诉人作为卖方，具有依约向杨利平交付矿井并退出的义务，被上诉人杨利平作为买方，具有依约向上诉人支付补偿费用（购买对价）的义务。而补偿费用（购买对价）具体金额最终确定为1178万元，被上诉人杨利平应当按照约定向上诉人支付购买矿井的对价款1178万元。上诉人己经依约将七号井煤矿交付给被上诉人杨利平，对于相应的费用补偿（购买对价）1178万元，杨利平除了支付720万元，还有458万元未支付，杨利平应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剩余款项458万元的给付义务。3、协议中约定由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在第三人不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人应该承担违约责任，继续履行。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当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现戚建荣、彭发清不认可该条款，不履行该条款，即应该认定为被上诉人杨利平没有履行完毕支付对价款的义务。被上诉人杨利平应该承担违约责任，继续履行买卖合同。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正确认定本案买卖合同买方与卖方之间的真正的权利与义务内容，其判决无法律依据，应予以撤销，本案买卖合同有效，应改判被上诉人应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向上诉人支付剩余的矿井买卖款项400万元。针对上诉人王洪明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杨利平辩称：本案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均为八号井收购七号井的当事人，戚建荣和彭发清没有在协议上签字或追认的情况下，一审认定没有错误；2、上诉人要求应当有政府支付的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协议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协议签订后答辩人在2015年11月29日答辩人将补偿款转入被上诉人东源煤业公司，煤业公司直接支付给当事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上诉人诉称的八号井与七号井六号井合并重组协议，是为了上报政府的意向性协议，三方只能以2015年11月签订的协议约定的为主；3、答辩人和上诉人在2015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不是上诉人诉称的买卖合同，该协议是根据省政府的相关文件达成的，由相关政府部分和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需要参加的，协议约定上诉人支付720万元其余款项由政府支付的补偿款，与答辩人无关；4、该矿井合并之后是否经营，是否应当分配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畴，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上诉人王洪明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二审中未发表答辩意见，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针对上诉人王洪明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戚建荣述称：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我方没有签订协议。针对上诉人王洪明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彭发清述称：本案是八号井跟东源公司的事情，我方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当时我方对于协议内容不同意，就没有签字，对于王洪明的补偿款，我认为当时应该支付的价格是多少钱是东源公司提出来的，现在王洪明没有拿到款项，东源公司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是杨利平支付还是东源公司支付，请法院依法裁判。针对上诉人王洪明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石林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述称：本案涉及的合同依法不能成立，上诉人据此提起诉讼依法不能成立，请法庭依法确认，合同不具备可诉性，我方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七号井投资人，被告杨利平系八号井投资人，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系六号井投资人。第三人石林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4月更名为应急管理局。根据云政发(2014)18号文件精神，云南省开展煤矿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石林县人民政府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按照《云南省昆明市煤炭产业调整转型升级方案》的要求对辖区内煤矿进行转型整合重组。2014年6月15日，原告、被告杨利平与第三人戚建荣签订《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与七、六号井整合重组协议》并予以上报。2015年7月7日，该重组协议获得云南省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联系会议办公室《关于昆明市煤炭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方案的审查确认意见》（云煤整审[2015]8号批复审查通过，按照上述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方案的规定，政府补偿关闭矿井的补偿款全部划拨下发到第三人应急管理局。后在第三人应急管理局主持领导整合推进工作中，又对原来的整合方案进行了调整，最终于2015年11月26日形成了全部整合重组方案，即七号井退出，六号井留下，由八号井作为整合主体。在此基础上，原告与被告杨利平于2015年11月26日签订《云南东源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收购七号井协议》，约定：一、七号井投资人王洪明退出该矿井，全部资产归八号井所有。二、费用补偿，1、由八号井投资人杨利平补偿七号井投资人王洪明人民币柒佰贰拾万元（￥720万元）；2、政府补偿被关闭矿井的所有补贴全部归王洪明所有，杨利平、戚建荣不得享受（政府补贴打入石林煤业公司帐户后，由公司统一支付给王洪明）。三、付款方式，2015年12月2日前八号井补偿七号井的全部费用打入石林煤业公司账户等内容。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收到被告杨利平支付的720万元以及七号井的政府补贴458万元。2018年2月11日，被告杨利平与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石林公司八号井和石林公司六号井终止以前签订的有关整合重组的一切协议；2、石林公司六号井关闭奖补资金（以各级政府实际奖补资金数额为准）归石林公司六号井所有；3、本协议签订后，石林公司八号井和石林公司六号井再无任何关系等内容。庭审中，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表明不认可原告与被告杨利平签订的《云南东源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收购七号井协议》有关六号井的约定内容，亦不同意归六号井享有的政府补贴由七号井享有。现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六号井应获得的政府补贴458万元，特提起诉讼。另查明，第三人应急管理局于2019年5月6日出具《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六、七号井关闭奖补资金情况说明》，载明：“根据转型升级方案和批复意见，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六、七、八号井整合为一个矿井，保留东源石林公司八号井矿名，整合关闭东源石林公司六、七号井。根据政策，各级政府必须给予关闭煤矿奖补资金，东源石林公司七号井共获得奖补资金458元……已全部拨付到位。东源石林公司六号井共获得奖补资金400万元，其中省级奖补资金100万元，市级将比资金100万元，县级奖补资金200万元。截至目前，已拨付300万元，县级奖补资金100万元尚未拨付到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属于民事诉讼；二、二被告应否支付原告主张的款项。针对争议焦点一，民事诉讼主要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因民事权利和义务发生争议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本案中，原告依据《云南东源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收购七号井协议》主张被告杨利平、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支付相应的款项，系依据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民事合同约定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针对争议焦点二，本案中，原告凭借《云南东源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收购七号井协议》主张六号井应获得的政府补贴归其享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以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云南东源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收购七号井协议》第二条第2项虽约定“政府补偿被关闭矿井的所有补贴全部归王洪明所有，杨利平、戚建荣不得享受”，但由于该协议仅有原告与被告杨利平签名认可，时任六号井投资人的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并未签名认可，同时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在庭审中未对该条款进行追认并表明六号井应获得的政府补贴应由第三人享有。原告与被告杨利平之间达成的该条款，应未经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认可或者追认，应认定为尚未生效，对原告、被告杨利平和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故原告要求被告杨利平支付拖欠的政府补贴款458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被告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因不是《云南东源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收购七号井协议》的相对方，不应承担合同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政府补贴款458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洪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440元，由原告王洪明承担。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王洪明认为一审判决遗漏认定了杨利平在收购七号井后独自持续经营了三年，直到2017年底至2018年初才关停，以及杨利平收购七号井后未分配股份及支付款项给六号井的投资人，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该项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该事实与本案诉争法律关系并无关联，故不予确认。对于一审法院已认定的案件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第一，上诉人王洪明本案中据以主张权利的基础为2015年11月26日由王洪明、杨利平签订的《云南东源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收购七号井协议》，该协议约定了杨利平投资的八号井收购王洪明投资的七号井，对于费用补偿问题，双方约定由两部分组成，第一是由收购方即八号井投资人杨利平补偿七号井投资人王洪明人民币720万元，第二是“政府补偿被关闭矿井的所有补贴全部归王洪明所有，杨利平、戚建荣不得享受”。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已经收到协议约定的人民币720万元以及关闭其所投资的七号井的政府补偿资金人民币458万元。本案中，上诉人依据《云南东源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收购七号井协议》提起诉讼并主张的款项实际系关闭六号井后应当支付给六号井的投资人戚建荣的政府补偿资金人民币400万元，通过《云南东源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收购七号井协议》签订情况来看，该协议系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三个矿井如何转型升级而达成，协议除了涉及八号井收购七号的问题同时也还涉及六号井井筒的相关问题，上诉人、被上诉人杨利平、原审第三人戚建荣及彭发清在本案中均明确该协议签订时各方均已知晓矿井可以享有政府补偿资金以及大致金额，但通过协议文本内容来看，协议方及最终签字主体为王洪明与杨利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利平约定的“政府补偿被关闭矿井的所有补贴全部归王洪明所有，杨利平、戚建荣不得享受”的条款并未对“政府补偿被关闭矿井的所有补贴”的范围进行明确，按照常理而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利平仅能针对自身享有的权利进行处分，而上诉人本案中所主张的款项，实际上是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利平对六号井投资人戚建荣本应获得的政府补偿资金归属作了约定，但在六号井投资人戚建荣、彭发清并不是《云南东源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收购七号井协议》协议方且其也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同时在本案中戚建荣、彭发清也并不认可六号井应获得的政府补贴应由王洪明享有的情况下，王洪明、杨利平的该项约定对戚建荣、彭发清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对于上诉人认为本案收购协议属于买卖合同，虽没有经过原审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签名认可或事后追认，产生的法律后果只能是第三人戚建荣、彭发清不具有向任何人支付补贴款的义务，但是从买卖合同的相对性及买卖对价性来说，本案收购协议中上诉人出卖矿井，被上诉人承诺给予相应的费用补偿系合同买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第三人的履行无效，并不影响被上诉人按其承诺的费用补偿标准继续向上诉人履行支付义务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洪明在本案中已明确在签订《云南东源煤业有限公司八号井收购七号井协议》时，其已明知六号井关闭可获得的政府补偿资金事实及大概金额，签订协议时八号井、七号井、六号井的投资人也均在现场，故王洪明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主体，在签订协议时已明知其如需获得六号井关闭可获得的政府补偿资金是需要六号井投资人的认可，其获取该部分款项的途径亦是需要六号井投资人放弃该部分权益后由王洪明获取，而不是由八号井投资人杨利平或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直接将该部分款项作为收购对价向王洪明支付是具有清晰的判断，王洪明与杨利平基于该协议对补偿款实现方式的约定，并非杨利平在付款义务范畴内由第三人代履行而未履行，从而应当由杨利平在自身承担的付款义务范畴内继续支付剩余转让对价的情形，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440元，由上诉人王洪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迅审判员  张彬审判员  保红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