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0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922260041。负责人：彭建平，行长。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海滨支行，，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滨海大道以南、后海大道以西美墅蓝山家园**裙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1110019H。负责人：王友闯，行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天行，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梅，女，壮族，1979年8月1日出生，住广西柳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一路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东海大道天利明园****用代码：91440300723042829D。法定代表人：王家琪。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军，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鑫，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海滨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海滨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廖梅、被上诉人深圳市一路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路通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7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天行、被上诉人廖梅、一路通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军、刘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自廖梅办卡次月，即按照《采购卡申请表》注明邮寄方式“平信”邮寄至廖梅选定的地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规定，“平信”是不具备提供收据和查询依据的信件，一审法院对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的证据未进行全面客观审核，直接以无法证明廖梅收到涉案采购卡对账单为由驳回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诉求，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平常邮件，是指邮政企业在收寄时不出具收据，投递时不要求收件人签收的邮件。”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作为全国性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作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一项重要的业务，开卡人数上亿，遍及全国各地市县级，每月信用卡对账单及其它账单的发送数量可观，采用“平邮”送达的方式是除了电子对账单之外最经济实惠的邮寄方式，各大银行均采取的最常见的邮寄方式。平邮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查询途径，这是客观事实。在邮政没有办法提供平邮的收递证明情况下，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提供委托第三方公司东港股份公司出具的交寄证明，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来看，该证据足以证明平邮对账单的客观真实存在。2.案件中，廖梅在填写的《采购卡》申请表中亲笔选择对账单的邮寄方式为“平邮”，表示其认可平邮邮递方式。根据《采购卡》背面的《中国光大银行采购卡领用合约》第三条8款约定：“乙方（廖梅）的个人资料、联系地址、通讯方式或指定的对账单寄送地址发生变动，应及时以书面或甲方（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认可的其它形式通知甲方，并办理资料变更手续；否则，由此产生的对账单、函件寄失、甲方无法及时联系乙方而产生的延误和损失由乙方承担。”第9款约定：“乙方采购卡账户正常且当期账单日发生金融交易或债务尚未清偿的，除发卡机构已与乙方另有约定外，甲方应按时以事先约定的方式向乙方提供对账单。”根据《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章程》第三十一条（七）约定：“持卡人收到对账单应主动查询，若在交易日后六十天内持卡人未向发卡行提出异议，则视同其已认可全部交易。”有上述约定内容可知，在案涉信用卡尚有债务未清偿时，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按照上述约定每月邮寄对账单；案件中，廖梅主张从未收到对账单，但根据章程约定，廖梅应该主动查询对账单，对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所主张的债务，有异议应该主动提出，更有义务对逾期债务进行主动清偿；但自办卡以来，廖梅未曾提交更换邮寄方式的书面通知，对对账单也未提出异议，则，在廖梅没有销户的情况下，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将持续按月邮寄对账单，直至廖梅主动销户为止，既是符合约定，更是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按月行使催告权的行为。综上，只要廖梅没有主动销户，也没有主动变更邮寄地址，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依照约定平邮寄出对账单，视为送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案件中，即便在廖梅消极否认的情况下，不能简单适用“谁主张谁举证”一刀切来判断举证责任，且针对平邮这种无法提供凭证的邮件，让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承担主要举证义务，对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有失公平。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已经尽到举证义务，廖梅负有提供未收到邮件的证据加以证明，而廖梅既未提交书面变更邮寄地址的证据，也未提交来收到对账单的异议证据，此时，应该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综合判断，认定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通过平邮的方式有效送达了对账单，行使了催收，诉讼时效中断，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享有合法诉权。二、廖梅作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清晰知晓并自愿签署《采购卡申请表》、《交易请款确认单》，对由此产生的债务负直接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不能仅凭证人王某的单方口述，便认定为名义借款人，排除其民事责任。从廖梅提供的（2015）深福法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书》可知，廖梅在申请案涉采购卡，签署相关文件时，是清楚与一路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某是相互勾结，冒充身份进行的申请，知晓涉案金额的实际用途；廖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具有完全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对其意思表示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应为明知且具有足够预见性；廖梅自愿签署《采购卡申请表》、《中国光大银行采购卡领用合约》、《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章程》、《交易请款确认单》，相关合约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对骗贷行为不知情，在对廖梅申请材料进行审核通过后，依约实际提供贷款，双方形成了有效的金融借款关系。即便法院对王某行为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但该刑事判决书未对廖梅的联合冒充签约骗取贷款的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和认定：虽然证人王某主张廖梅未实际使用案涉贷款，未获得任何好处，但王某作为有利害关系的一方的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不能作为单独定案依据：另，廖梅没有使用贷款金额是基于其自己签署的《交易请款确认单》，授权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直接将款项支付给一路通公司，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当时并不知道是实际控制人王某所使用；至于廖梅从中是否收到好处，也是廖梅之间及王某之间的内部约定问题，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无从得知，更无证据证明，故不能单凭王建的证言，直接认定廖梅仅为“名义借款人”而排除相应的还款责任。上诉人当庭补充如下意见：一、根据一审廖梅提交的证据材料，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路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某的笔录记载，光大银行要求我司提供与富士康开展运输业务的具体材料，数据的证明材料，以及我公司与下游负责运输员工签订的合同材料才能借款，由此可以证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严格按照规定的申领流程和所需，来办理该批采购卡业务，并不存在与一路通公司串通骗取贷款的行为。退一万步讲，如果真的存在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与廖梅、深圳市一路通运输有限公司存在串通行为，理应对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方负责采购卡业务工作人员进行追责，但实际并没有。二、审讯笔录还记载一共有二十几个人与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提交给了银行，但最终通过银行审核的只有14人。不管是支行初审还是分行终审，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在廖梅身份采购卡业务时，已经尽到了足够的审慎和风险防范义务。被上诉人廖梅、一路通公司共同辩称：一、关于通知是否送达的事实举证责任在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后果。第一，通知（采购卡对账单）已送达的事实是积极事实，应由主张该事实发生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该责任在现行银行业务模式和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规则下，永远无法也不可能转移给其他方。第二，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居于市场优势地位，案涉《采购卡登记表》系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提供的格式合同，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将“平信”的选项列入其中，意味着其同意承担该选项一旦被选择后产生的一切后果。第三，关于送达方式的提供，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本有其他很多替代性选择，但“平信”的方式使得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的经营成本极大降低，与其利润对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法谚有云：“利益之所在，风险之所在”，故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应自行承担选择降低成本、追求利润而造成的风险。二、投递不等于送达，交寄证明并非送达回证，更何况东港股份有限公司的交寄证明仅陈述其将文件给中国邮政集团北京西城区分公司，进行交寄，也即实际的投递人是后者，东港股份有限公司并不知晓文件是否实际寄出，或者是否实际送达，对此没有证明资格。三、廖梅，从未收到过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邮寄的采购卡、对账单。廖梅并非实际借款人，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2014年5月27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代理人员工韩双秋在报案时明确说：“总贷款490万，发放到一路通公司，在光大银行的对公账户，同时，也是一路通公司在实际使用贷款金额（见一审判决书第8页末尾）。”该说法和证人王某的陈述一致，和相关银行流水相互印证，和（2015）深福法刑事初字第108号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至于签字，廖梅作为一路通公司的员工，不能不按照公司的要求签名，更何况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代理人员工在一路通公司办公室明确和廖梅宣讲，案涉贷款无需廖梅承担任何责任，由一路通公司借款使用，并负偿还责任。一审判决对实际贷款人为一路通公司进行了准确的认定。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提交的证据光大银行对公对账单，恰恰证明案涉所有借款均直接流向一路通公司，一路通公司为实际借款人。故廖梅并非本案实际借款人，从未控制或使用过案涉资金，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廖梅偿还上诉人欠款本金217801元、利息24882.9元、滞纳金79224.29元（利息及滞纳金均计至2014年1月28日止）；2.一路通公司对廖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廖梅（采购卡领用人，乙方）填写《采购卡申请表》，向光大银行（甲方）申请办理虚拟卡。《采购卡申请表》背后所附《中国光大银行采购卡领用合约》约定，除章程和本合约另有约定情形外，对乙方的交易，从记账日起至到期还款日之间的日期为免息还款期，乙方须在免息还款期内偿还全部应还款项，否则，自银行记账日起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利息至清偿日止，并按应还款项未还部分的5%计收滞纳金；持卡人未全部偿还最低还款额，应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缴纳滞纳金。2012年8月16日，廖梅填写《交易确认请款单》，确认已完成采购卡分期业务一路通服务的购买（或付费），交易金额35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期数6期，分期手续费率4%，手续费由企业承担，并授权从本人在光大银行开立的采购卡账户中直接划款至一路通公司企业账号。2012年8月28日，光大银行海滨支行（甲方）与一路通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2094FQ0423的《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市一路通运输有限公司有限公司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合作协议》），约定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指在乙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承诺的前提下，甲方为购买乙方产品或服务且有分期付款需求的借款人提供贷款用以支付产品或服务款的业务；分期付款，指借款人在乙方购买产品或服务时，向甲方申请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甲乙双方同意并认可的产品或服务，经过甲方核准，以及完成相关手续后，由甲方代借款人向乙方支付指定产品或服务的全部款项，而借款人按月向甲方等额支付分期付款金额的行为；分期透支业务手续费，等于单一借款人购买乙方产品或服务的贷款总金额1000万分期透支手续费率。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分期期数6期，分期透支手续费率4%，分期透支手续费由乙方支付，乙方授权甲方在向乙方清算时，一次性划入借款人购买产品或服务的价款总额时扣除（即分期透支金额扣除分期透支手续费的款项）。关于分期内容、授信额度、保证金条款：甲方为购买乙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且符合甲方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发放贷款，期限6个月，分6个月等额偿还，每月偿还贷款金额的1/6；乙方按担保分期付款总额20%的比例缴存保证金；主办支行报经甲方批准，为所有乙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承诺的借款人核定循环担保授信总额度1000万元，期限半年。关于担保条款：乙方自愿为借款人提供不可撤销担保，乙方向甲方逐笔出具《担保承诺函》；借款人在还款期限（即对账单显示的到期还款日内）连续二期逾期或最后一期超过60天逾期，乙方均应承担担保责任；担保范围包含借款人未清偿的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服务费（取现费、年费、手续费等各项费用）、滞纳金和超限费，以及甲方实现该债权及本合同项下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公证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款项；甲方有权自乙方担保条件成立之日起两年内要求乙方承担担保责任。关于协议的生效、变更和终止条款：协议有效期两年，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截止，导致本协议终止的，乙方仍承担在本协议项下已发生业务的担保责任。随后，一路通公司出具《担保承诺函》，承诺按照《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条件，对在授信额度内廖梅的35万元借款，履行连带担保责任。2012年9月6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向廖梅的采购卡账户（尾号3659）放款35万元，扣除手续费1.4万元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将上述款项33.6万元划至一路通公司账户。光大银行提交《小微卡已出账单查询》、《还款明细表》及廖梅的采购卡（尾号3659）账户流水，主张截至2014年1月28日，扣除一路通公司的保证金66666元以及还款65533元后，廖梅采购卡账户内仍欠光大银行贷款本金217801元、利息24882.9元、滞纳金79224.29元。廖梅、一路通公司认为光大银行主张的滞纳金以及利息计算标准过高，显失公平，且光大银行在发放贷款的时候扣除了高额的手续费，应以实际发放贷款金额为基数认定未还本金。光大银行提交由东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信用卡对账单制作、交寄证明》，内容为：我公司依照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信用卡业务账单、信函、表单委外作业合同”，对持卡人廖梅，卡号62×××59，地址广西省柳州，地址广西省柳州市柳**城站路******3-4-15，从2012年10月至2019年5月的光大银行小微采购卡对账单进行制作封装，并以平信方式依照上述地址由中国邮政集团北京市西城区分公司进行交寄。廖梅、一路通公司对此均不予确认，认为东港股份有限公司身份无法确认，且廖梅、一路通公司从未收到该证明中提及的中国邮政投递的材料。经廖梅、一路通公司庭前申请，王某作为案件证人在庭审中发表如下陈述：其为一路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当初一路通公司流动资金紧张，银行宣称以个人信用申请办理小微贷获批的额度可以变为公司的额度。于是其找到公司员工（包括案件廖梅），分两批到公司会议室签署相关文件，银行工作人员现场以授课的形式向员工讲解了小微贷业务的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员工出于公司发展考虑同意配合办理小微贷业务，并未额外收取任何费用。后来，员工到银行办理了委托手续后未再就此事过问，银行也未审核文件的真实性便下发贷款。其拿了涉案贷款，在未及时还款时是其一直与光大银行沟通并写下保证书承诺还款，在光大银行报案其接受公安机关讯问的时候也一再表明涉案贷款用于公司，与申请办理采购卡的员工无实际关系。其已通过一路通公司账户向光大银行偿还小微贷业务下的部分贷款，同时愿意就剩余未偿还部分贷款负全额偿还责任。另查明，2014年5月27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委托催收部员工韩双秋到深圳市通公司的米建科（系一路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涉嫌贷款诈骗，在接受民警询问时称：“总贷款490万元发放到一路通公司在光大银行的对公账户，同时也是一路通公司在实际使用贷款金额。”2015年5月29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福法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书》，认为一路通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王某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行为均已构成骗取贷款罪，对一路通公司判处罚金五十万元；对王某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上述判决于2015年6月16日已生效。再查明，2014年10月27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强支行经核准名称变更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海滨支行。2018年4月3日，光大银行向一审法院提交诉讼材料，提起案件诉讼。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采购卡申请表》、《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合作协议》、《担保承诺函》、《交易确认请款单》、《小微卡已出账单查询》、《还款明细表》、证人证言、（2015）深福法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书》、《中国光大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2015）深福法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书》对一路通公司的违法犯罪行为作出有罪认定，但并未对其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作出判决，光大银行有权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其合法权益，廖梅、一路通公司认为光大银行不应就同一事实再提起民事诉讼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廖梅向光大银行申请办理采购卡，一路通公司作为担保人，承诺就廖梅办理上述采购卡产生的债务在35万元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后光大银行依约向廖梅账户打款35万元。首先，（2015）深福法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一路通公司以欺骗手段获取涉案银行贷款，与其实际控制人王某均犯骗取贷款罪，即涉案贷款实际为一路通公司骗取所得及使用。其次，一路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在庭审中明确指出，申请办理采购卡的员工（包括案件廖梅）与涉案贷款无实际联系，只是出于公司发展考虑并认为贷款的偿还责任方在于公司才配合签署了相关文件，涉案贷款到账后均由一路通公司实际使用，案件廖梅并未使用，亦未收取任何好处。其在光大银行报案前与光大银行沟通还款事宜，也向银行出具了保证书承诺还款，涉案贷款与廖梅无关。最后，从光大银行提交的《中国光大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可知涉案贷款最终发放至一路通公司账户。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廖梅仅为名义借款人，并未实际控制使用过涉案资金，涉案贷款的实际借款人应为一路通公司，一路通公司应基于《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合作协议》项下约定承担还款责任而非担保责任。光大银行依合同约定发放贷款，一路通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光大银行对其债权请求权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积极行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2015）深福法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书》于2015年6月16日生效，光大银行至少从该日便应知悉一路通公司违约且法院并未对一路通公司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作出判决，故案件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5年6月16日起算。光大银行主张自廖梅办卡次月至2019年，涉案采购卡对账单均由光大银行委托第三方东港股份有限公司制作并按照廖梅指定地址进行邮寄，廖梅对此知悉。在案证据无法证明东港股份有限公司与案件有关，且该份《信用卡对账单制作、交寄证明》为东港股份有限公司单方出具，并未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廖梅实际收到涉案采购卡对账单，光大银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实施了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行为。综上，自2015年6月16日光大银行应当知道廖梅违约行为的发生至2018年4月3日，光大银行提起案件的诉讼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在廖梅、一路通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法对光大银行的相关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及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29元（已由光大银行预交），因适用普通程序，一审法院全额收费，由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海滨支行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针对二审上诉的争议焦点，分析如下：根据（2015）深福法刑初字第108号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涉案贷款系一路通公司以欺骗手段获取，该公司与其实际控制人王某均犯骗取贷款罪，涉案贷款实际被一路通公司骗取并使用。被上诉人廖梅系因受雇于一路通公司而迫于公司要求，同时基于由公司负责偿还贷款的考虑，才配合签署相关贷款文件。与上诉人订立贷款合同关系并非被上诉人廖梅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既没有实际收到、使用涉案贷款，也没有负责偿还过涉案贷款，仅为名义上的借款人，不应由其承担还款责任。涉案贷款的实际借款人为被上诉人一路通公司，应由被上诉人一路通公司直接向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向被上诉人廖梅邮寄信用卡对账单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对此其负有举证责任。上诉人仅提交第三方东港股份有限公司单方出具的交寄说明，既无邮政公司出具的邮寄底单也无送达记录，显然不足以证明其已向被上诉人廖梅送达了信用卡账单，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自2015年6月16日（2015）深福法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书生效时起，已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贷款的实际使用人为一路通公司，其应当直接向一路通公司主张债权。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5年6月16日以后曾通过任何方式和途径向被上诉人一路通公司主张过涉案债权。涉案诉讼时效期间截止至2017年5月15日。2018年4月3日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在两被上诉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129元，由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海滨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茹审判员 付璐奇审判员 王 畅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周梓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