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3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巧红，女，汉族，1980年2月1日生，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华伟，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婧莉，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普嘉服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钟楼区新闸镇新昌路166号-10（民营工业园内）。法定代表人：耿弘，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冬，江苏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玲莉，江苏致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弘，女，汉族，1963年11月2日生，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冬，江苏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玲莉，江苏致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潘巧红因与被上诉人常州普嘉服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嘉公司）、耿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8）苏0404民初6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巧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定向增资扩股协议书》以及《增资扩股附属回购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合法有效，两被上诉人应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承担回购股权、支付回购款以及相应利息的义务。上诉人与普嘉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且不存在股权回购或者支付利息的障碍；耿弘应按约向上诉人回购股权、支付回购款并承担合同利息。耿弘既是普嘉公司和常州德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融中心”）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又是相关协议指定的股权回购人，司法实践中对"对赌协议"中由目标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应当回购股权等并无争议。二、德融中心仅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履行增资协议而成立的持股平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仍应按照增资协议的约定履行权利和义务。一审判决无视成立德融中心是为了履行增资协议这一事实，将《增资协议》与《德融中心合伙协议》割裂开来，并按照合伙企业法判决本案，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增资协议》对本案当事人始终具有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应按照《增资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被上诉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履行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增资协议》并向普嘉公司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普嘉公司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上市，被上诉人成立德融中心这个持股平台的目的也是为了履行《增资协议》。但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只字未提《增资协议》，更未提及《德融中心合伙协议》与《增资协议》之间的关系，反而要求上诉人“若对德融投资中心及其合伙人身份有异议，理应通过相关法定程序另行主张权利”，这明显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上诉人二审中明确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回购的股权就是指上诉人在德融中心的60万元股权。被上诉人普嘉公司、耿弘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巧红一审诉讼请求：判令普嘉公司立即回购潘巧红持有的60万元股权，并向潘巧红支付股权回购款60万元及年化收益30.6万元，共计90.6万元；支付从2018年11月16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以6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年15%计算的年化收益；普嘉公司不能履行部分由耿弘承担。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普嘉公司、耿弘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普嘉公司成立于2006年9月13日，2016年5月31日，普嘉公司股东由耿弘、范刚变更为耿弘、常州飞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飞羽投资中心）、德融投资中心，耿弘持股比例为65%。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为1800万元。2015年6月19日，潘巧红与普嘉公司、耿弘签订《定向增资扩股协议书》，协议约定，潘巧红为乙方，普嘉公司为甲方，耿弘为丙方，丙方系甲方的控股大股东，并已取得公司股东授权签署本协议，甲方自收到乙方认股款之日起一年内，必须成功在北京新三板或上海股权托管中心挂牌成功，否则，乙方可要求甲方退回购买股权款项并承担合同利息；乙方以60万元向普嘉公司认购60万股股份，乙方将全部认购款一次性汇入甲方本次定向增发指定的银行验资专户；甲方确认乙方全部认购款到账后，应立即向乙方开具认购收据，并在本次定向增发结束后，向乙方颁发股权证书；本次定向增发结束后，乙方应配合甲方在合理、合规、合法的前提下，以法定形式进行相关登记和变更，购买30万股起，三年内赎回，享受15%固定年化收益，乙方在三年锁定期结束后，可由甲方回购，甲方承诺以乙方购买原始价格回购乙方所持有的全部股权，丙方在甲方不能按约履行回购条款时，承诺代替甲方以乙方购买原始价格回购乙方所持有的全部股权。协议签订当日，潘巧红名下的账号为62×××78账户向耿弘个人账户转账两次，金额均为60万元。同年6月23日，耿弘向潘巧红账户转账120万元，同日，潘巧红两次向普嘉公司账户转账，金额均为60万元。双方均认可上两笔60万元为潘巧红及吴惠珍缴纳的投资款。德融投资中心成立于2016年5月20日，注册资本为880万元，工商登记信息载明合伙人共计14人，其中潘巧红持股比例6.82%；对外投资信息显示1，投资对象为普嘉公司，投资数额为558万元；耿弘为该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飞羽投资中心成立于2016年1月10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耿弘，合伙人包括耿弘及孙璐，耿弘占股90%。普嘉公司提交的德融投资中心合伙协议显示：合伙目的为对普嘉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人为耿弘，包括潘巧红、吴惠珍、梁凯雲、郭满平、谢亮、宁建林、陈松毅等在内的其余13人为有限合伙人，本企业合伙人认缴出资目标为880万元人民币，均为货币出资，本合伙企业设立后，各合伙人出资于2035年12月31日前到位，在普嘉公司进行股份制改制并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前，除非转让给普嘉公司董事会指定的人士，有限合伙人不得自行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转让给其他合伙人或对外转让，该指定人士是耿弘，耿弘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全权管理合伙企业事务。该协议落款处显示潘巧红及吴惠珍在内的共计14人签名，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26日，同年5月30日，普嘉公司账户向原告名下账号为62×××75的账户转账两笔，金额均为60万元。该协议最后一页显示为德融投资中心印章，并有耿弘、梁凯雲、郭满平、谢亮等人签名。审理中，普嘉公司称潘巧红系通过德融投资中心间接向普嘉公司投资了60万元，是因为普嘉公司打算上新三板，若像潘巧红这样的个人直接投资入股普嘉公司，从股权架构上来讲并不符合相关机构要求，故需要通过一个投资平台间接投资入股到普嘉公司，有14位自然人为了实现对普嘉公司的股权投资目的，在2016年5月26日共同签署了合伙协议，决定设立德融投资中心，合伙协议签订后，普嘉公司向潘巧红全额退还了60万元出资款，该部分款项由普嘉公司于2016年5月30日由普嘉公司账户汇至潘巧红名下账号为62×××75的账户内，潘巧红在收款后，向德融投资中心账户缴纳了60万元。同日，普嘉公司另向潘巧红上述账户汇入60万元，普嘉公司称系退还的吴惠珍投资款。同年5月31日，德融投资中心名下账号为01×××85账户内进入资金60万元（普嘉公司认为上述资金即为潘巧红缴纳的投资款）。潘巧红称2016年5月，普嘉公司要求潘巧红提供一张银行卡及密码，目的是为了办理潘巧红投资普嘉公司的股权登记手续，实质上潘巧红并不知道上述2笔60万元的转账情况，也不知道该款流向何处，所有转账都是普嘉公司一手操办，回单上附言“退原始股”字样是普嘉公司所写。根据潘巧红到农业银行查到的银行回单显示，该款到账后没有在银行柜面上转账，而是直接刷到他人的POS机上，不排除普嘉公司以股权投资的名义恶意侵吞潘巧红财产。潘巧红与其他所谓的14位合伙人从未商量过成立合伙企业事宜，也从未一致同意先由普嘉公司全额退还潘巧红投资款等事宜，潘巧红也从未在2016年5月31日将60万投资款缴纳至德融投资中心，更没有收到过该中心出具的相关收款凭证。潘巧红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其名下账号为62×××75的账户的资金往来明细，一审法院向该账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上述账户仅有两笔资金往来，即2016年5月30日2笔60万元转入账号为30×××86的POS机上，又向华夏银行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上述POS机机主为石红兵，同日，与上述POS机相对应的银行账户向范俊妤（系耿弘女儿，普嘉公司总经理）账户汇入资金60万元。另对德融投资中心在江南银行设立的账户资金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5月31日，该账户有两笔60万元进账，另有多笔30万元资金入账，同时显示宁建林、谢亮向该账户汇款各30万元，耿弘向该账户汇款100万元，梁凯芸向该账户汇款50万元、陈松毅汇款48万元，同时显示当日该账户向普嘉公司账户转账两笔，金额分别为268万元及290万元。审理中，耿弘称“当时普嘉公司打算上新三板，2015年6月与潘巧红等人签署协议的时候，券商并未告知我方必须以持股平台的名义入股，我方认为一年的时间应该能挂牌成功，后来换了券商，券商要求以持股平台的名义投资，如果自然人股东较多，操作起来不方便，因为要签署很多资料以及表决公示等，自然人股东将资金投资持股平台，通过持股平台投入公司账户，潘巧红及其他十几个自然人股东就以德融投资中心的名义进行投资，之所以这样操作，是为了上市过程中的便捷高效，2016年5月，普嘉公司将投资款退还潘巧红，并签署了合伙协议，以合伙的名义进行操作，进行上市操作的时候，普嘉公司没有使用pos机进行收款，普嘉公司将投资款汇入潘巧红账户，潘巧红将款项汇入德融投资中心账户，潘巧红是自己交款的；普嘉公司本来是打算2016年底挂牌的，但那时候整个新三板形式不好，所有就暂停了，普嘉公司并未向潘巧红等投资人分配过利润，因为普嘉公司还是打算上市，现在打算上科创板”。一审法院另向谢亮及郭满平进行调查，谢亮称“我于2015年听说普嘉公司要上市，就打算入股，与普嘉公司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并向普嘉公司缴纳了30万元，约定了如果不上市的话，1年按照8%利息退还，2年按照12%利息退还，3年按照15%利息退还，2016年的时候说是完成股改了，就拿了一沓材料，并翻到最后一页让我们直接签字。当时我签了几个字我记不清了，只是材料前面的内容我们没看到。普嘉公司从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然后我们投资人就变成了普嘉公司的股东了。所以签字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签了字就变更为工商登记的股东了。后来我们查到我们并没有登记为普嘉公司的股东，而是德融投资中心的合伙人，我们问过耿弘，他说都一样的。我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可能法律上差不多，当时对耿弘比较相信，现在发现是有问题的。普嘉公司说把30万元退到我账户上，然后让我再打过去，账号是普嘉公司告诉我的，具体打款到哪个账户我记不清了。德融投资中心合伙协议上面的我的名字像是我本人所签，但是我不记得上面有这么多人的签名。这份协议我没见过，我们股东都没见过。当时投资的时候耿弘说要上新三板，但是后来没有上，现在他又说要上科创板、创业板，但是我们认为新三板和科创板性质不一样、难度也不一样，很有可能上不去，而且从来没有开过股东会，没有分红，没有公司信息的披露，所以我要求退出”。郭满平称：“我与普嘉公司的法人耿弘有业务往来，我做营销策划，曾经为普嘉公司服装业务提供过策划服务。2016年5、6月耿弘说他们公司打算上市，建议我投点原始股，普嘉公司与我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他只是让我去在一张白纸上签字，说是一个变更股东的签字。耿弘口头跟我说如果三年内不能上市，就按照年利率15%退还本金并支付利息，我投资了30万直接打入普嘉公司账户的。我在那张白纸上签字的时候，前面有两三个人的签名，没有其他内容。我没有见到过德融投资中心的合伙协议，2016年到现在三年期限到了，我打耿弘电话没人接，我去她公司找过，也找不到她。上市这部分是耿弘女儿范俊妤在做，打她女儿电话也不接”。另向新北区行政审批局调取了德融投资中心的企业登记资料，该组资料显示：2016年5月18日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载明合伙人数为2人，全体合伙人签字处显示有耿弘、陈松毅签名。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表载明耿弘、陈松毅均认缴出资100万元，交付期限为2035年12月31日，并附有合伙协议一份，约定合伙目的为对普嘉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协议落款处由耿弘及陈松毅签字，签署时间为2016年1月12日。2016年5月26日，德融投资中心变更决定书载明：本合伙企业合伙人变更为耿弘、陈松毅、潘巧红、郭满平等，出资额变更为880万元，同意对合伙协议作出相应修改，并同意修改后的合伙协议。附表2显示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该名录中包括耿弘、陈松毅、潘巧红、郭满平等共计14名人员，并分别载明了各自认缴出资额，交付期限均为2035年12月31日，实际缴纳出资一栏均显示为0，上述变更决定书及名录下方均显示显示有“潘巧红”等签名。另有2016年5月26日合伙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与普嘉公司提交的合伙协议一致，但落款处合伙人签名顺序及形式不一致，该协议落款处签名亦显示有“潘巧红”签名；同日的全体合伙人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书全体合伙人签名处显示有“潘巧红”签名。潘巧红对上述资料中显示的潘巧红签名均不予认可，并申请对上述签名进行司法鉴定。普嘉公司认为上述签名均为潘巧红本人所签，但不同意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合伙人设立，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数额和交付期限，履行出资义务。本案中，普嘉公司提交的德融投资中心合伙协议上显示有包括耿弘、潘巧红在内的十四位自然人签字，且银行资金流水显示德融投资中心账户内进入合伙人投资款数百万的事实，融投资中心经过工商登记，包括潘巧红、耿弘在内的十四位投资均登记为德融投资中心合伙人，故德融投资中心系依法设立的合伙企业。企业登记具有对抗力及公信力，潘巧红虽认为其在德融投资中心合伙协议上签名时系空白，其并无签署合伙协议的意思表示，以及潘巧红从未与其他十四位合伙人商量过成立合伙企业事宜，但依据工商登记信息，德融投资中心成立于2016年5月20日，潘巧红现登记为德融投资中心的合伙人，德融投资中心登记为普嘉公司的股东。且2016年5月30日确实存在60万元从普嘉公司汇入潘巧红账户，后通过石红兵POS机间接交付德融投资中心的事实，故潘巧红在登记为德融投资中心合伙人，且德融投资中心认可收到潘巧红出资的情况下，其若对合伙协议及其合伙人身份有异议，理应通过相关法定程序另行主张权利。因潘巧红投资款60万元已成为德融投资中心合伙企业财产，潘巧红现要求普嘉公司及耿弘承担股权回购款60万元并承担利息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潘巧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860元，由潘巧红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潘巧红未提供新证据。被上诉人普嘉公司、耿弘提供新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德融投资中心企业基础信息表、资产负债表、实收资本明细账、印花税纳税申报表、2016-2018年度企业年度报告书共计8页，用于证明德融投资中心实缴资本为585万元，并按585万元缴纳了印花税，潘巧红为德融投资中心前10位主要股东，投资比例为6.8%，这些资料的来源是税务系统和工商登记系统；第二组证据，记账凭证、实收资本明细表、现金解款单共6页，用于证明潘巧红于2016年5月31日向德融投资中心汇入60万元投资款，德融投资中心将60万元款项做实收资本账务处理，这一部分证据来源是德融投资中心的原始账册和税务系统；第三组证据，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A表和B表共4页，证明德融投资中心按潘巧红持有6.8%的合伙企业合伙人分配比例为她申报了个人所得税，这一部分的来源是税务系统和工商登记系统。上诉人潘巧红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德融投资中心的成立，上诉人完全不知情，即使其在工商有登记资料，对上诉人也没有法律约束力，德融投资中心作为持股平台是被上诉人独自成立的，只是为了履行双方增资扩股协议的持股形式而成立的一种持股方式，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不同意对德融投资中心的工商注册资料中上诉人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这也说明工商登记资料是被上诉人伪造；对证据二，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疑问，上诉人不知道2016.5.31向德融投资中心汇入60万元的投资款，在一审中查明了上诉人银行卡中确实有普嘉公司汇入的60万元，经一审法院调查，该60万元划入了石红兵的POSE机上，又从POSE机上划到了耿弘的女儿范俊妤的卡上，在2015年6月1日左右，德融投资中心有多笔的款项流入，但上诉人并不知道该款是从何人账户流进，在2015年5月31日，上诉人将60万元投资款汇入普嘉公司后的一年内，普嘉公司并没有将上诉人等人登记为股东，这说明普嘉公司并没有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开展上新三板的工作，因为上新三板核实股东身份是最重要的程序之一，一年后成立德融投资中心的目的也不能排除被上诉人为了侵吞上诉人的财产而设置的圈套。另外在证据记账凭证中显示，德融中心在2016年9月29日收到潘巧红的投资款，付款银行是江南银行青山支行，但德融投资中心的现金解款单却开具于2016年5月31日，说明德融投资中心的记账是相当随意也与事实不符。另外，德融投资中心的账册上可以显示从成立至今没有任何的业务，也没有任何的经营活动，德融投资中心就是为了持有普嘉公司的股权而成立的是双方为履行增资扩股而成立的持股平台；关于证据三，上诉人从来没有在德融投资中心申报过个人所得税，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只是德融投资中心的单方行为，对上诉人没有证明力。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潘巧红是否有权要求普嘉公司退还60万元投资款及收益；耿弘是否应对退款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认为：潘巧红虽然与普嘉公司、耿弘签订《定向增资扩股协议书》，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普嘉公司已将潘巧红准备投资入股普嘉公司的60万元退还给了潘巧红，潘巧红的银行账户上也反映收到了该60万元。从普嘉公司的工商登记可以看出潘巧红也不是普嘉公司的股东。潘巧红否认自己直接收到普嘉公司退还的60万元，并认为自己只是将银行卡和密码告知普嘉公司及耿弘，是当时普嘉公司、耿弘告知目的是为了办理潘巧红投资普嘉公司的股权登记手续。但潘巧红对此说法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普嘉公司、耿弘对潘巧红的上述说法亦不予认可。由于本案中潘巧红没有证据证明其陈述是否属实，潘巧红应当对自己交付他人银行卡和密码的授权行为负责。潘巧红已经收到普嘉公司退还的所谓入股投资款60万元，潘巧红无权再要求普嘉公司再退还60万元，也无权要求耿弘承担责任。从普嘉公司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反映潘巧红的案涉60万元已经作为潘巧红投资合伙企业德融投资中心的款项，德融投资中心的财务记录、工商登记均反映潘巧红是德融投资中心的合伙人。因此，潘巧红如果对投资到德融投资中心的60万元的事实有异议，可以选择另案主张。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上诉人潘巧红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60元，由上诉人潘巧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梅审判员 王 佳审判员 邹玉星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夏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