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3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庆，女，1977年9月28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南汇区，现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如春，江苏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静，女，1968年12月19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现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奕辰，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舸文，男，1971年12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徐庆因与被上诉人倪静、蒋舸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4民初2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徐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本案双方的协议符合可撤销的情形。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让的股权，存在重大瑕疵，注册资本没有到账没有验资。在转让时，两被上诉人没有将股权存在瑕疵的情形书面或双方一致认可的方式告知上诉人。而是在上诉人轻信被上诉人的其他口头承诺下，签订了相应的股权协议，两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对上诉人的欺诈。上诉人出价100万这么多钱，是根本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且上诉人是直至这次诉讼前才发现，公司的注册资本一直都没有到位，仅仅是一个空壳公司，并且可至公司在两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下己经假冒上诉人的签名注销了。所以，自始至终上诉人对可至公司的情况都不知情，完全被两被上诉人所蒙蔽。可至公司哪怕没有注销公司继续存在，也是根本不能实现上诉人的目的。另外，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应当适用于合同法，在不影响合同成立的情况下，合同履行交付后，根据对方有欺诈的行为，是享有撤销合同的法定权利。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进行投资，应在投资前对投资目标进行审查，在审查后作出判断，那么民事案件中的欺诈，到刑事案件中就是诈骗，难道都应归咎为受害人的责任，而不需要追究欺诈分子、诈骗分子的责任？二、上诉人提出撤销尚未超出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上诉人于2017年1月1日出资100万元取得可至公司的股权，但是由于两被上诉人隐瞒了股权的真实价值，在股权受让之后，上诉人就一直被蒙蔽。直至2019年5月起诉才知道可至公司已经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两被上诉人注销。而法律规定撤销的除斥期间是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当事人知道可撤销的事由在本次诉讼前，因而提出撤销并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另外，如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己过除斥期间，那么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协议是可以解除的合同，法院应该向当事人释明解除合同。同时，虽然有限公司股东受欺诈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在实务上尚未有判例。但是上市公司如若出现上述欺诈行为，造成当事人损失的是可以要求赔偿的。有限公司也可以比照上市公司的操作要求赔偿。三、一审诉讼中，上诉人书面申请法院调查可至公司的税务上的资产负债表。由于，上诉人在受让股权前无法查阅工商内档、税务纳税凭证、资产负债表，受让以后，实际上查阅出来也无计可施，但事己至此，双方己经发生纠纷，在案件审理中上必须要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上诉人恳请法庭查明，通过调查证明两被上诉人是否按照承诺在2015年9月16日完成注册资本到账验资，通过调查查明可至公司与两被上诉人的经济往来情况，进一步来说明两被上诉人是不是在空手套白狼，是不是在欺诈上诉人，运用一个空壳公司来欺骗上诉人投资，最后又冒用上诉人的签名将公司注销这样一个欺骗过程。但是，一审法院对我们的申请不予理睬，所以案件的真实情况根本没有查明。综上，两被上诉人以未实际出资的空壳公司的股权，隐瞒股权真实价值溢价卖给上诉人，两被上诉人欺诈不诚信的行为应该予以撤销，司法救济应该要保护交易安全，保护受害方。对此不合法的行为不予以制裁，将会有更多人效仿两被上诉人的行为，如法炮制的后果不堪设想。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请。倪静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在一审中均已提出，一审法院在庭审中也均予以了审查，在一审判决书中也均有明确的回应，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蒋舸文未答辩。徐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倪静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协议；2、撤销原告与被告倪静于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3、撤销原告与被告蒋舸文于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4、判令两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5、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自2017年1月3日起暂算至2019年5月15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为113736.11元，并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6、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3日，常州尚卓家居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卓公司）经登记设立，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被告倪静、蒋舸文，两人出资额分别为60万元、4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5年9月16日前，倪静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31日，倪静向尚卓公司银行账户汇入12万元，银行进账单上记载为“股东投资”。2015年7月17日，倪静向尚卓公司银行账户汇入20万元，银行进账单上记载为“投资款”。2015年8月21日，倪静向尚卓公司银行账户汇入28万元。2016年1月22日，蒋舸文向尚卓公司银行账户汇入40万元。上述汇款情况尚卓公司均制作了记账凭证，载明对应款项为“实收资本（或股本）。2016年12月22日，尚卓公司经登记变更公司名称为可至公司。2017年1月1日，原告与倪静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就原告投资入股可至公司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如下：原告以货币形式投资人民币100万元，占股权的30%，本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倪静指定账户汇入该款。原告在完成协议约定义务后，参与可至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且在相应时间配合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日后原告增加投资比例提高股权，双方另行协商补充约定。2017年1月3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入可至公司账户100万元。2017年1月13日，尚卓公司银行账户分多笔转入原告账户合计70万元，原告收取后即刻全部汇入倪静名下银行账户。2017年3月13日，可至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在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股权转让，同意由股东倪静将其在公司的出资额60万元（占注册资本60%股权）转让其中的10万元给新股东徐庆，同意由原股东蒋舸文将其在公司的出资额40万元（占注册资本40%的股权）转让其中的20万给新股东徐庆。股权转让后的注册资本和出资额分别为：倪静出资50万元，占注册资本50%，蒋舸文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20%，徐庆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本30%。公司名称由可至公司变更为尚卓公司。原告及两被告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同日，原告与被告倪静、蒋舸文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倪静将其在可至公司的部分认缴出资额1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10%的股权）以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原告，蒋舸文将其在可至公司的部分认缴出资额2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20%的股权）以2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原告，股权自2017年3月13日实施转让，原告应于2017年3月13日支付转让款。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在可至公司的股东出资比例发生变更，即出让方不再享有转让部分的股东权利并不再履行转让部分的股东义务，受让方开始享有受让后出资比例的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同日，上述事项经工商登记备案。2017年3月28日，原告汇款20万元至倪静名下银行账户。次日，原告汇款10万元至倪静名下银行账户。2018年8月23日，原告与蒋舸文、案外人吴雷作出股东会会议纪要一份，载明吴雷系倪静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本次会议就可至公司是否存续问题进行决议，原告表示如果清算也可以，其只要尽量能够收回投资并分红，大体账目其要知道，到时候对一下账；蒋舸文表示其没有意见，同意清算；吴雷称其转告大股东后沟通三方意见，正式决议另行作出。三人在上述会议纪要上签名。2018年9月11日，原告将倪静诉至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主张其返还借款100万元。原告在该案中陈述：原告与倪静系多年朋友关系，2016年底倪静邀请原告投资入股可至公司，原告基于信任同意入股。2017年1月1日双方签订《协议》一份，协议写明原告以货币形式投资100万元，占可至公司股权的30%。2017年1月3日原告依约将100万元汇入可至公司银行账户内。后原告发现可至公司注册资本仅为100万元，且除倪静外还有另外一位股东蒋舸文，原告并不认可蒋舸文，故原告提出异议。后双方重新达成一致意见，原告汇入的100万元分为两部分，其中3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款，原告从倪静及其他股东处受让可至公司30%的股权，剩余70万元作为倪静个人向原告的借款，借款用途是公司经营。2017年1月13日可至公司将70万元归还原告，并分16笔汇入原告银行账户，原告在1月13日和1月14日将该70万元分2笔汇入倪静个人银行账户内，剩余30万元依然留存在可至公司银行账户内作为股权转让款。2017年3月13日，可至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可至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不变，倪静向原告转让公司10%的股权作价10万元，蒋舸文向原告转让可至公司20%的股权作价20万元。同日，原告分别与倪静、蒋舸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对可至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后倪静再次向原告提出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原告基于信任又于2017年3月28日分两笔向被告个人银行账户汇入30万元。后原告发现其根本无法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账目不清，倪静故意阻挠原告查账，也拒不归还其向原告的借款，原告遂诉至法院。后原告申请撤诉，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1日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2019年1月18日，尚卓公司经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注销，注销原因为股东会决议解散。后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称按照协议约定其需参加可至公司的经营，其自2017年2月14日至3月左右，负责公司费用报销事宜，没有参与实际的经营，后来原告不愿意参与就退出来了。被告倪静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对工商部门进行形式审查制作，对载明的股权对价不予认可。两被告已完成实际出资义务。可至公司的注销行为与本案无关，原告明知注销前的清算决议，被告的注销行为发生在原告购买股权之后，并且经过原告闹腾，为避免损失扩大不得已的抉择，并不能作为原告的请求权基础。被告蒋舸文称工商登记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形式，当时都在场签字的，原告如果对股权转让价款有异议当时就应该提出。上述事实，由当事人提供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银行账户流水、记账凭证、银行进账单、客户回单、工商资料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明确其请求权基础为民法总则规定的撤销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以倪静、蒋舸文构成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能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就本案而言，原告主张撤销案涉《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理由如下：首先，原告提出撤销相关协议已超出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原告自认其于2017年1月1日出资100万元取得可至公司30%股权，2017年2月原告至可至公司参与经营管理时发现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还有另一股东蒋舸文等事实，原告认为被告隐瞒了股权真实价值，原告受到欺诈的情形下才订立。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作为商事主体对外进行投资，理应在投资前对投资目标进行审查，并在审查后作出价值判断。故本案撤销权的行使时间应从原告应当知道相关事实时即《协议》签订之日起算。即使按照原告所述，也应自原告了解公司实际情况时即2017年3月左右起算，因原告于2019年5月诉至法院请求撤销相关协议，故已超出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其次，原告对于其溢价购买可至公司30%股权是明知的，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欺诈行为缺乏事实依据。一方面，商事交易的价格应由合同主体协商确定，但基于当事人的不同商业判断，某一具体交易的价格并不当然与市场价格相符。从案涉协议履行情况来看，原告系在可至公司成立两年后加入，可至公司存在装修、房租等成本，且已积累一定的客户资源，故注册资本并非股权转让价款的唯一考虑因素。另一方面，商业投资本就存在风险，被告并未对原告的投资收益作出承诺，原告以其投资后未达到预期收益目的反推被告在签订投资协议时存在欺诈显然不能成立。对于两被告有无对可至公司实际出资、是否假冒原告签名注销可至公司等，均与两被告是否存在欺诈无关，法院不予理涉，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救济。对于2017年3月13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原告起诉内容及庭审陈述，原告对该两份协议内容并无异议，原告主张撤销缺乏依据。因原告主张撤销《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于法无据，原告据此主张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损失，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蒋舸文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徐庆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482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824元，由原告徐庆承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徐庆对一审查明中倪静与蒋舸文向尚卓公司账户汇款系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认定及相关证据材料不予认可。徐庆认为财务资料都在倪静处掌控，倪静完全可以自己编制资料，故财务记载和银行账户间的资金往来均不能正确反映公司注册资本到账情况。公司注册资本到账必须要经过法定验资程序并有相应的验资报告，同时即使有验资报告，也存在着验资以后抽逃的情况。所以上诉人才一直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目标公司完整的财务报告并经必要审计来确定目标公司在认缴期满之日注册资本的实际到位情况。倪静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上诉人徐庆认为，倪静、蒋舸文存在故意隐瞒出资不到位或抽逃出资、骗取徐庆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构成欺诈，故案涉《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可撤销。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徐庆至今都未举证证明倪静、蒋舸文确实存在出资不到位或抽逃出资的情况；其次，针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足额出资即转让股权的情形，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股权转让方的出资补足义务及相应的责任承担方式。故即使倪静、蒋舸文未足额出资即转让股权，在各方未就此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徐庆亦无权仅以转让标的存在瑕疵为由主张撤销合同。本案各方间签订的相关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徐庆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相关协议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况下，应认定合法有效。至于徐庆主张无法掌握公司经营状况以及公司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即被注销侵害了其利益，均可另案寻求司法救济，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徐庆所提“一审如认为主张撤销超出了除斥期间，应主动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的上诉意见，不符合法官释明权行使的有限性原则，有违法院居中裁判的立场，一审按诉讼请求范围进行审理，并无不当。综上，徐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824元，由徐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佳审 判 员  张 梅审 判 员  邹玉星法官助理  曾 璜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周嘉怡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