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72民初428号 原告：云南红投国际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前卫街道办事处办公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346658846A。 法定代表人：王砖，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云南民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中，云南民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云南城投大厦****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587386458U。 法定代表人：王慧轩，董事长。 被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住所地：云南。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凯旋大厦**及附楼代码：915300000546747214。 负责人：李华辉，总经理。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雁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圆圆，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云南红投国际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泰公司）、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诚泰分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10月21日通过本院互联网立案系统申请立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审核通过，10月31日收到原告邮寄的纸质材料后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9年12月10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20年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王耀中、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雁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保险赔款3868823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5月2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2.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其他损失4241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1日，原告作为买方与康科德资源有限公司（ConcordResourcesLimited）签订了铜精矿货物（以下简称涉案货物）买卖合同。交付地点为马来西亚巴生港。2017年9月27日原告就涉案货物向诚泰分公司进行投保，被保险人为“云南文产国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保险标的为12000吨铜精矿，保险金额为人民币79888246.02元，由诚泰分公司承保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附加战争、罢工险）、陆上运输一切险，起运地为马来西亚巴生港、中转地为中国防城港、目的地为东川昆明勋赫川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勋赫川公司）。2017年9月28日，原告所购买的涉案货物运抵巴生港并开始卸货，整个过程由AHK公司（AlfredH.KnightInternationalLimited）进行监磅，过磅数量为10952.42湿吨，经检测，该批涉案货物为9647.101干吨。该批涉案货物卸货完成后经保管人LogisticsSdn.Bhd确认重量后保管在巴生港北港F9仓库内。2017年9月30日，原告作为卖方就涉案货物买卖事宜与鹏威资源（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威公司）签订《铜矿买卖合同》。2017年10月11日，第一批涉案货物在巴生港转船，承运船舶为“台北”轮(MVSPLENDORTAIPEI)。通过过磅统计，合计装船9385.38湿吨，提单数量为9385.38湿吨。2017年10月13日，装船完毕后，发往防城港。2017年10月25日，“台北”轮到达防城港并于2017年10月27日完成卸货。卸货过程中过磅数据统计净重8770.34湿吨。中华人民共和国防城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防城港检验局）出具的重量证书显示，实际到货为7737.19干吨。因货物出现明显短量，原告向诚泰分公司报案索赔。后诚泰分公司委托上海泛华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华公司）与原告及广西金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迅公司）对堆头货物联合复磅，复磅结果为8760.32湿吨。此外，原告委托SGS（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GS公司）对巴生港仓库内剩余涉案货物的重量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为剩余涉案货物重量为1488.140湿吨、1339.71干吨。由此可证实，库内剩余货物未发生明显短量，发生明显短量的是运输至防城港的货物。之后，该批货物运至防城港并交付给买方。经防城港检验局监督过磅数量为1469.79湿吨、1364.48干吨。根据原告与鹏威公司之间的约定，鹏威公司是按照实际到港货物重量与原告进行结算，发生货损（短量）后，所有到港的涉案货物合计10333.189湿吨、9101.67干吨，涉案货物损失达545.431干吨。原告在发现涉案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发生保险事故数量短少后，及时向被告诚泰分公司通知了出险情况，并按被告诚泰分公司的要求提供了相应的索赔材料。原告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就涉案货物向被告投保。保险期间内，涉案货物在运输途中因外部原因出现短量，给原告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653219美元，折合人民币4268264元，已超过短量绝对免赔额（保额的0.5%，即人民币399441元）。因鹏威公司以涉案货物到港后最终的过磅重量为依据进行结算和支付价款，所以原告实际承担了涉案货物短量的损失。原告在涉案货物出险时具有保险利益，被告诚泰分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款3868823元。被告诚泰分公司是被告诚泰公司的分支机构，两被告依法应当承担保险理赔责任。 两被告辩称：1.涉案货物卸货时，提单已至少两次转让，且涉案货物已至少转售两次，由天津兴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邦公司）持有提单并办理提货，原告当时已不具有保险利益；2.无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保险范围内的货物损失；3.涉案货物在启运港并未全部装船，且在运输途中并未遭受任何外来事故，故涉案货物短量不属于保险责任；4.按保单约定，当发生保险事故后，短量绝对免赔额为0.5%；5.涉案保单由诚泰分公司签发，而非诚泰公司签发，故诚泰公司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两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以支持其诉讼主张： 证据1.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保险单，证明原告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就由巴生港运往防城港的涉案货物向被告诚泰分公司投保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附加战争、罢工险）、陆上运输一切险； 证据2.检验证书（AHK），证明AHK公司在巴生港监督涉案货物卸货，并进行抽样、测定水分、制样及分样；测量总重量结果为10952.42湿吨、9647.101干吨；涉案货物存储及取样地点为巴生港北港F9仓库； 证据3.原告与鹏威公司之间的铜矿买卖合同，证明原告将涉案货物全部出售给鹏威公司，双方约定货物在防城港进行交付、结算； 证据4.系统卡车重量分析、操作说明和提单（第一批），证明原告将第一批涉案货物（9385.38湿吨）从巴生港北港F9仓库运至码头完成装货并发往防城港； 证据5.重量证书和确认函，证明第一批涉案货物于2017年10月27日在中国防城港完成卸货，过磅数量为8770.34湿吨、7737.19干吨，货物短量615.04湿吨；原告发现货物短量后，与金迅公司、被告诚泰分公司委托的泛华公司共同对堆头货物联合复磅，复磅结果为8760.32湿吨； 证据6.提单(第二批)和重量证书，证明原告发现第一批涉案货物发生短量后，对巴生港北港F9仓库剩余涉案货物进行复磅、检测，测定结果为1488.140湿吨、1339.71干吨；巴生港剩余的涉案货物于2018年1月24日运至防城港，重量证书显示到港涉案货物过磅重量为1469.79湿吨、1364.48干吨。由此可见，第一批涉案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短量，第二批涉案货物在运输途中未发生短量； 证据7.拒赔通知书，证明原告于2017年10月30日发现涉案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短量后，向被告诚泰分公司报案索赔，被告诚泰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出具《拒赔通知书》，对原告的赔偿（给付）申请做出拒赔处理； 证据8.受益人最终商业发票、点价函，证明：1.涉案货物运抵防城港后，经过磅确定总重量为9101.67干吨，鹏威公司按照到港后实际过磅重量与原告进行结算，并按实际到港货物向原告支付涉案货物价款10900325.24美元。涉案货物在运输途中的实际损失系由原告承担，原告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2.因涉案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短量545.431干吨，给原告造成货物短量损失653219美元，折合人民币4268264元； 证据9.SGS公司检验报告、费用账目、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原告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巴生港剩余涉案货物进行称重和检查，为此原告支出的费用为42414元； 证据10.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和涉外收入申报单，证明涉案货物的申报金额是按照实际到港货物重量进行确认；鹏威公司向原告支付的货款是按照实际到港涉案货物重量计算的价款进行支付；原告实际承担了货物短量的损失，原告对涉案货物具有保险利益。 两被告对原告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以下简称三性）均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诚泰分公司对原告所主张的短量承担保险责任，确定被告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除了保险单之外，还应考虑海商法和保险法的规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该检验证书记载的货物与涉案货物不具有直接关联性，其记载的2017年10月4日大批货物重量，包括湿吨和干吨，不能反映货物分批装船时（2017年10月13日）的重量和水分含量。该检验证书的出具时间是2017年10月26日，但其记载的货物重量却是2017年10月4日从“VELA”轮卸下的数量，并非2017年10月13日装上“台北”轮的货物数量。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涉案货物的装船数量，尤其是干吨。对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先后提供的两份《铜矿买卖合同》，第一次提供的合同卖方为鹏威公司，买方为兴邦公司；第二次提供的合同卖方为原告，买方为鹏威公司。这两份合同显示，涉案货物买卖链为原告从境外采购铜精矿，先出售给鹏威公司，鹏威公司再转售给兴邦公司。这两份合同除了价格条款外，其余条款基本相同，特别包括：合同第1条“买方承担根据本协议交付后的铜精矿所涉及的一切风险”、合同第8条“为最终结算的目的，应根据国际惯例在装货港进行称重，取样和水分测定”和“重量和水分的结果和铜精矿每种元素的含量应为最终发票结算结果，并由买卖双方同意”、合同第12条“在不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下，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标准加上最新修订条款，电子版合同依然有效”。这些条款证明原告与鹏威公司是根据装货港的重量及铜精矿的含量进行结算的，而不是根据卸货港防城港的重量进行结算的。鹏威公司与兴邦公司也是相同的结算方式。对证据4中的系统卡车重量分析、操作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和合法性。该两份证据显示的装货重量是湿吨，而不能证明其水分含量及干吨，尤其是装船期间当地为雨季，经常下雨，导致水分含量大幅度增加。对证据4中的提单（第一批）三性均不认可，本案货物在卸货港卸货时，原告已将涉案提单转让，并非提单持有人和收货人，不享有该提单项下任何权利及提单项下货物的权利。对证据5的真实性确认，但关联性和合法性不认可。由于原告没有证据证实装货时货物干吨数，故防城港检验局出具的重量证书及确认函不具有对比基准，不能证明涉案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短量。对证据6，原告没有提供提单（第二批）原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显示的货物与本案无关。根据保险单约定，本案货物是在巴生港装上“台北”轮的货物，未装上该轮的货物不属于保险标的，这部分货物也不能排除在巴生港堆存期间发生短量的可能性。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8中的“最终商业发票”三性均不予认可。首先是发票的形式，没有任何盖章，只有一个非常潦草的签字。其次，该发票的内容自相矛盾。该发票的第四栏有一个价格条款所显示的内容是巴生港北港F9仓库出仓条款，该条款与原告和鹏威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是完全一致的，也是按照装货重量进行结算，而该发票记载的重量却是涉案货物在防城港卸货的重量，最重要的是该证据与原告向被告诚泰分公司提供的理赔材料中的“最终商业发票”自相矛盾，与买卖合同、货物结算单也自相矛盾。而原告向被告提供的“最终商业发票”是经双方盖章确认的，可以参照被告证据第27页。该证据涉嫌造假。对原告证据8中的“点价函”，三性均不予认可，上面没有鹏威公司盖章。对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和合法性。该证据对应的货物不是涉案货物，对于涉案货物是否短量，不具有任何证明作用。对证据10的三性均不认可。报关单显示的收货人是兴邦公司，消费使用单位是勋赫川公司，与原告不具有任何的关联关系，实际上该报关单所显示的货物早已经过两次转手；涉外收入申报单是复印件盖章，不属于原件；原告提供的8页申报单，不能确定是否完整；这8页申报单没有任何字眼显示出与本案货物的关联性；申报单的时间跨度从2018年1月16日至2018年10月29日，距离涉案货物2017年10月13日装船已超过将近1年时间，不符合原告与鹏威公司买卖合同关于付款的约定。结合原告向被告提供的理赔材料及询问笔录，原告已经收到了全部的货款，并未遭受实际损失。 两被告提交以下证据以支持其抗辩理由： 证据1.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保险单，证明涉案货物保险情况； 证据2.提单； 证据3.装货事实记录； 证据4.租船合同； 证据5.装港封仓照片； 证据6.卸港封仓照片； 证据2-6共同证明涉案货物装船、封仓、运输和卸货经过； 证据7.原告与鹏威公司之间的铜矿买卖合同， 证据8.重量确认书； 证据9.最终商业发票； 证据7-9共同证明原告将涉案货物销售给了鹏威公司； 证据10.鹏威公司与兴邦公司之间的铜矿买卖合同，证明鹏威公司将涉案货物销售给了兴邦公司； 证据11.代理进口合同，证明勋赫川公司委托兴邦公司代理涉案货物进口； 证据12.询问笔录，证明涉案货物保险、运输和销售相关事实。 原告对被告的证据质证认为： 对证据1的三性予以认可。该证据证明原告就涉案货物向被告投保了“仓至仓”的一切险，涉案货物在运输途中所发生的短量事故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对证据2、3、4、5、6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据2、3、4证明第一批涉案货物为9385.38湿吨；证据5、6封仓照片只能说明货物装船后到卸货时船上的封铅完好，但卸货后转运到过磅处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发生事故导致短量的可能。因此，不能仅凭封铅完好就否认事故的发生。对证据7、8、9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据7铜矿买卖合同说明涉案货物由原告出卖给鹏威公司。从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可以看出，买方付款是以最终的重量及水分证书作为结算依据，由此可见，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短量，该损失由卖方即原告承担。因此，原告实际承担了运输途中货物短量的风险，原告对涉案货物具有保险利益。证据8重量确认书只是买卖双方认可之前AHK公司检验报告的确认，并非双方的结算依据。证据9最终商业发票，该发票是原告按照提单数向鹏威公司出具，并不说明其作为本次交易的最终依据。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第42页可知，鹏威公司并未按照该发票金额付清，而是根据保险情况确定下一步的支付。事实上，原告后来又重新出具了新的发票，即原告提交的证据8中的最终商业发票，对原来的发票进行了变更，以实际到港数量确定了发票金额。鹏威公司也是按照该发票金额向原告支付款项，原告实际承担了涉案货物短量的损失。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兴邦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鹏威公司与兴邦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并不影响原告对于涉案货物具有事实上的经济利害关系；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对于涉案货物不具有事实上的经济利害关系；对证据12的三性予以认可。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发现货物短量之后及时向被告进行了保险报案，履行了及时告知的义务并积极的配合保险公司进行调查。同时在该份证据的最后一页，泛华公司代表邹平云问及货款是否已经结算完成，答复是按照提单数出具发票，但是买家鹏威公司未付款，要根据保险情况确定下一步支付。 本院对原告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证据1、3、7三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提交的证据8、9印证了原告证据2，被告对原告证据2的异议理由不成立。证据4中的系统卡车重量分析、操作说明系由第三方出具的原件，且经公证认证，所记载的品名、装船数量与被告提交的证据2一致，与本案有关联且合法；证据4中的提单与被告的证据2相同，因此，被告对原告证据4的异议理由不成立。原告证据5中的重量证书系防城港检验局出具，其中收货人、品名、报检数量/重量、提单号等内容与被告提交的证据2相吻合；被告委托的泛华公司代表在证据5中的确认函上签字确认，因此，被告对原告证据5的异议理由不成立。证据6中提单（第二批）虽然不是原件，但证据6中的重量证书系防城港检验局出具，原告提供了原件。该重量证书所记载的提单号、品名、报检数量/重量、运输工具等内容与提单（第二批）相一致，因此，本院对提单（第二批）及重量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原告与鹏威公司之间的铜矿买卖合同约定数量“10,000湿吨铜精矿（加/减10%），由卖方选择。允许分批装运”，原告可以分两批运输交付合同项下的铜矿。在“台北”轮承运的第一批铜精矿出现短量嫌疑的情况下，剩余的未装运的铜精矿（第二批装运）的重量是认定第一批装运的铜精矿是否短量的关键，因此，提单（第二批）及重量证书与本案有关联且合法，被告对原告证据6的异议理由不成立。被告质疑原告证据8中的“最终商业发票”与原告向诚泰分公司提供的理赔材料中的“最终商业发票”（被告证据9）自相矛盾。对此，原告作出解释:因原告向被告诚泰分公司报案时，第二批货物尚未起运，提单未生成，重量不明确，而被告诚泰分公司要求原告提交的索赔材料中明确要求提供货物发票，原告只能按照涉案货物在巴生港的初始重量9647.101干吨，于2017年12月29日向鹏威公司出具一份“最终商业发票”（被告证据9），鹏威公司并未按该发票的实际金额支付货款，而是按短量后的实际到港货物数量与原告进行结算并支付相应的货款，所以，原告后来按鹏威公司的实际付款重新出具“最终商业发票”(原告证据8中的“最终商业发票”)。这一事实有被告证据12询问笔录中记载“云南文产按提单数出的发票，但买家鹏威还没付清，要根据保险情况确定下一步的支付”，以及原告证据10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和涉外收入申报表相印证。本院对原告的解释予以采信。证据8中的点价函内容是根据原告与鹏威公司合同约定，以伦敦金融交易市场载明日期的价格进行的点价，该价格是客观真实的，且可查询，无需鹏威公司盖章确认。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又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以支持其异议理由，被告对该证据的异议理由不成立。因此，原告证据8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9是原告为了核实剩余在巴生港的货物重量，以明确“台北”轮承运的第一批货物是否真实发生短量的事实而产生的费用，与本案有关联，被告的异议理由不成立。证据10中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是从海关系统打印，形式上系打印件，但编号具有唯一性，可以进行核实，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记载的重量与原告证据5中的重量证书记载重量相一致；报关单记载的收货人系兴邦公司，消费使用单位系勋赫川公司，符合被告主张原告在运输过程中将涉案货物出售给鹏威公司，鹏威公司再将涉案货物转卖给勋赫川公司进口代理受托方兴邦公司的事实，与被告提交的证据1、9、11相印证，与本案有关联。证据10中的涉外收入申报表记载付款人系鹏威公司，收款人系原告，交易附言记载“离岸转手买卖项下出口铜精矿收汇”；从金额上看，鹏威公司就涉案货物向原告支付的总货款为10900375美元，与原告证据8最终商业发票的金额（忽略小数点后两位数）相较多50美元。这50美元系鹏威公司需额外向原告支付的结汇手续费，减去50美元结汇手续费，鹏威公司向原告最终支付的款项与原告提供的发票金额相一致。被告对原告证据10有异议，又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以支持其异议理由，被告对该证据的异议理由不成立,原告证据10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综上，本院对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予确认，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对被告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9、12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仅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证据10系鹏威公司与兴邦公司之间的铜矿买卖合同，该合同与原告证据3原告与鹏威公司铜矿买卖合同相对照，除了卖方和买方的名称不同外，其余基本相同；被告证据11系勋赫川公司委托兴邦公司代理进口铜精矿的合同，数量与被告证据10、原告证据3的铜矿买卖合同约定的数量相同；涉案保险单记载的运输目的地系勋赫川公司，且原告提交的证据10中的报关单记载的收货人系兴邦公司，消费使用单位系勋赫川公司，因此，证据10、11与本案有关联。原告对该两份证据的异议理由不成立。被告证据9与原告证据8在货物重量、发票金额记载不一致，根据以上本院对原告证据8的认证分析意见，被告证据9仅能证明原告按照涉案货物在巴生港的初始重量9647.101干吨向鹏威公司出具商业发票事实，不能证明鹏威公司向原告实际支付货款的数额及原告向鹏威公司实际交付货物的重量。综上，除证据9外，本院对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均予确认，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根据庭审情况以及各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情况，对双方当事人上述证据拟证明的事实或双方有分歧的证明内容予以综合认定。 据此，本院查明并确认以下事实： 原告向康科德资源有限公司购买了涉案铜精矿，该批货物由“VELA”轮从秘鲁卡亚俄港装运，于2017年9月28日运抵马来西亚巴生港。卸货过程由AHK公司全程监磅并对货物进行成分检测和水分测定。2017年10月4-6日进行水分测定，确认到港货物总重量为10952.42湿吨、9647.101干吨，含水量为11.91809%[（1－9647.101÷10952.42）×100%]。卸货完毕后，涉案货物全部被存放在巴生港北港F9仓库中。 2019年9月27日，原告就涉案货物向被告诚泰分公司投保。被告诚泰分公司接受原告的投保并签发了《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保险单》（保险单号：6019800060420170000003）。该保险单记载的主要内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云南文产国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保险标的物为12000吨（预估重量）铜精矿；承运船舶“台北”轮；运输路线为起始地巴生港，中转地防城港，目的地勋赫川公司；险别名称为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保险金额为79888246.02元，保险费95865.90元；特别约定：1.本保单承保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陆上运输一切险，其中海洋运输一切险附加战争、罢工险。2.每次事故免赔为USD1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短量绝对免赔保额的0.5%；本保险合同使用的条款：1.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海洋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中有关“一切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为“除包括上列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本保险还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责任起讫为“仓至仓”。 2017年9月30日，原告（卖方）与鹏威公司（买方）就涉案货物签订《铜矿买卖合同》约定，货物品质：原产地秘鲁的铜精矿化验大致如下：铜17%-22%、银150-250grm、锌2.30%、氧化镁＜8.0%，铜精矿的其他所有元素都按照标准。数量：10000湿吨铜精矿（加/减10%），由卖方选择。允许分批装运。发运：CIFFO（贸易术语2010），中国防城港或者其他港口。价格：铜精矿每干吨的价格应该是货款总价减去下面具体列出的扣除。货款：如果最终铜的含量少于30%，按最终铜含量的96.50%支付，优先扣减一个品位，按照在伦敦金融交易所上公布的A级铜的LME现金成交价和在整个作价期的平均价；如果铜精矿中银含量每干吨少于30g，不计价；如果铜精矿每干吨的银含量等于或者超过30g，按90%银含量计价，按照公布在伦敦铂银协会上的银的美金计价和整个作价期的平均价格；其他金属不需要计价，按照分数比例。扣减：粗练费为铜精矿每干吨USD96，CIFFO防城港，中国或者中国其他港口；精练费应付铜9.60美分/每磅，按分数比例；精练费应付银USD0.45/每盎司，按分数比例。为最终结算的目的，应根据国际惯例在装货港进行称重、取样和水分测定。该合同还约定了作价期等其他内容。同日，鹏威公司（卖方）与兴邦公司（买方）签订了《铜矿买卖合同》，该份合同除了买卖双方不同外，其他约定内容与原告和鹏威公司之间签订的《铜矿买卖合同》基本一致。 涉案货物分两批次运往防城港。2017年10月11-13日，第一批涉案货物在巴生港装上“台北”轮。经装船过磅统计，该批涉案货物的装船重量为9385.38湿吨。承运人出具的提单数量记载为9385.38湿吨。该批货物的装运方式为散装装运，堆存在船舱内，船舱的进出口设有铅封。 2017年10月24日，“台北”轮运载第一批涉案货物到达防城港。到港时检查铅封完好后开始卸货。2017年10月28日，完成卸货。防城港检验局出具的重量证书确认，该批货物的重量为8770.34湿吨、7737.19干吨。因到港过磅后确认的重量与巴生港发货时的重量相比明显短少，为查明事实真相，2017年11月2-3日，原告委托北京中远海洋物流有限公司聘请SGS公司对剩余在巴生港的货物进行过磅和检查，结果剩余货物的重量为1488.14湿吨、1339.71干吨，因此产生过磅费6704.07美元，折合人民币42414元。经比对，原告确认涉案货物的短量发生在第一批运输途中，因此，原告于2017年11月初就货物发生短量向被告诚泰分公司报案。被告诚泰分公司接到原告报案后委托泛华公司进行调查并要求原告提交货物发票等报案所需的材料。因当时第二批货物未起运，其重量不明确，提单也未生成，原告与鹏威公司协商一致后，双方同意暂时按照涉案货物在巴生港的初始货物重量9647.101干吨出具一份“最终商业发票”（被告证据9），但不作为最终的结算依据。之后，原告、泛华公司和金迅公司（兴邦公司的货运代理）三方联合对第一批涉案货物进行复磅，并确认复磅结果为8760.32湿吨。 第二批货物（巴生港剩余货物）于2018年1月3日装船，分装于57个集装箱运输，提单记载重量为1468.450湿吨。该批货物于2018年1月24日运抵防城港卸货。经防城港检验局出具的重量证书确认，该批货物的重量为1469.79湿吨、1364.48干吨。该批货物未发生短量。 原告与鹏威公司确认：按照买卖合同约定涉案货物的点价为每干吨1197.62美元；实际到港货物为9101.67干吨；货款总额为10900325.24美元。鹏威公司陆续分8次向原告支付涉案货物的货款：2018年1月16日支付3313100美元；2018年3月30日支付2849739美元；2018年5月18日支付787164美元；2018年7月13日支付739450美元；2018年7月25日支付739500美元；2018年7月31日支付392298美元；2018年8月9日支付440133美元；2018年10月29日支付1638991美元，合计共支付10900375美元，其中10900325美元为货款，50美元为结汇手续费。原告收到鹏威公司支付的货款后，重新出具了一份新的最终商业发票（原告证据8）。为避免发生争议，以明确是同一笔交易，特意将该发票日期提前到2017年12月29日，与之前出具的“最终商业发票”（被告证据9）日期一致，发票金额为10900325.24美元。 2018年5月2日，被告诚泰公司以原告对涉案铜精矿已不再具有保险利益，索赔主体不适格，以及无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保险范围内的货物损失为由，向原告出具《拒赔通知书》，对原告的申请做出拒赔处理。 另查明：原告原名“云南文产国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更名为“云南红投国际开发有限公司”；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于2019年11月11日更名为“云南红投国际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据中国银行外汇牌价，2019年12月29日，中行折算价为100美元=人民币653.42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由于涉案货物的起运地是马来西亚巴生港，相关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因此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属于涉外民事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中国防城港是保险事故发生地，属于本院管辖的地域范围，本院对本案具有诉讼管辖权。本案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纠纷。 原告为涉案货物海洋、陆地运输向被告诚泰分公司投保，并按约定支付保险费。被告诚泰分公司接受原告的投保，并向原告出具海洋运输货物保险单，该保险单明确记载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原告，适用《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和《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因此，原告与被告诚泰分公司之间的海上保险合同关系成立，本案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双方均应全面而适当地履行合同。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依据涉案保险单及《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来确定。 综合双方诉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1.诚泰公司的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原告对涉案货物是否具有保险利益？3.涉案货物在运输中是否发生短量？如果发生短量，短量多少？4.涉案货物的短量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如果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赔偿额是多少？ 1、关于诚泰公司的被告主体资格 被告诚泰分公司系被告诚泰公司的分支机构。被告诚泰分公司接受原告的投保并签发保险单，而本案的《拒赔通知书》系被告诚泰公司出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七十四条“保险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应当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保险公司承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的规定，原告将诚泰公司列为本案的被告，要求其承担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诚泰公司系本案的适格被告。 二、关于原告对涉案货物是否具有保险利益的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本院认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只要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的经济利害关系，即可认定其具有保险利益。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并不等同于风险，只要保险标的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导致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随之受损，即表明其具有保险利益。原告作为涉案货物的出卖方，以被保险人的身份向被告诚泰分公司投保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陆上运输一切险。虽然原告在与鹏威公司签订的《铜矿买卖合同》中约定适用CIF价格条件，但双方并未严格按照CIF价格条件履行，主要表现为：保单并未与提单一起背书转让；货损发生后，原告接受买方从货款中扣除货物损失。涉案货物买卖双方的实际履行表明其已经变更了CIF价格条件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后风险转移给买方的约定，原告实际承担了涉案货物运输途中的风险和损失，与涉案货物具有法律上的经济利害关系，因此认定原告对涉案货物具有保险利益。被告关于原告对涉案货物不具有保险利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三、关于涉案货物在运输中是否发生短量及短量数额的问题 涉案货物存放在巴生港北港F9仓库的总重量为10952.42湿吨、9647.101干吨。第一批涉案货物装船重量为9385.38湿吨，与涉案提单记载重量一致。该批货物运抵防城港后，经防城港检验局检测，该批货物的重量为8770.34湿吨、7737.19干吨。对比装船提单数，短量615.04湿吨。经对剩余在巴生港的货物进行过磅和检查，结果为1488.14湿吨、1339.71干吨。第一批涉案货物的提单记载重量（湿吨）与剩余在巴生港的货物重量（湿吨）总和为10873.52湿吨（9385.38湿吨+1488.14湿吨），考虑到检测误差及货物本身水份自然蒸发流失的因素，该总和比AHK公司2017年10月3日确认涉案货物入库的总量10952.42湿吨少78.9湿吨，符合货物的性质和自然规律。经比对，可以认定涉案货物在巴生港仓库存放期间未发生短量。被告辩称涉案货物装船期间为当地雨季，经常下雨，导致涉案货物水分含量增加，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事实上，存放涉案货物的巴生港北港F9仓库是可避雨水的仓库，AHK公司检验员系在货物运进仓库后，在仓库内进行取样、封样，然后在实验室检验，所以不存在涉案货物被雨淋而导致水分含量增加的情况。第一批货物到达防城港后，根据防城港检验局检测的结果，该批货物的含水量约为11.78%[（1－7737.19÷8770.34）×100%]，与在巴生港北港F9仓库中测定的含水量11.91809%相比还略低。可见，被告主张短少的货物湿重是因为含水量变化导致，显然与事实不符，况且货物短少的重量高达615.04湿吨，在较短的运输时间里，发生如此大量的水分蒸发不符合自然规律。因此，被告关于涉案货物在运输中未发生短量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涉案货物在运输中发生短量615.04湿吨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四、关于涉案货物的短量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及保险赔偿额的问题 原告就涉案货物向被告投保的险种为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适用《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该条款约定一切险的责任范围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还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约定责任起讫为“仓至仓”，即自被保险货物运离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运输时生效，包括正常运输过程中的海上、陆上、内河和驳船运输在内，直至该项货物到达保险单所载明目的地收货人的最后仓库或储存处所或被保险人用作分配、分派或非正常运输的其他储存处所为止。涉案货物在保险单约定的中转地防城港卸货后，发现短量615.04湿吨，事故发生于涉案货物的运输途中。该项短量损失是否属于“外因所致”，应由被告举证证明。被告出具的保险单及适用的保险条款均没有列明“外来原因”的范围，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货物短量不属于“外来原因所致”，因此，应认定系“外来原因所致”。同时，被告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货物短量属于《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约定的除外责任。因此，涉案货物的短量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在法庭辩论中，被告主张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的规定，存在过错，无权要求被告进行保险理赔。事实上，原告在发现货物发生短量后及时向被告报险并提交了相应的理赔材料。被告在接受报案后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但至今未能查明有责任的第三者，并不具备向第三者主张权利的基础，因此，不存在原告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权利的事实。被告也未曾要求原告提交向第三者主张权利的单证或文件，不存在原告损害被告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的事实。被告《拒赔通知书》所载明的拒赔偿理由是原告对涉案货物不具有保险利益及无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保险范围内的货物损失，而不是主张原告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而拒赔。本院认为，原告已经全面履行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不存在过错。因此，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认定涉案货物短量事故发生在约定的保险期间，属于一切险的责任范围，不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除外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的规定，被告应依保险合同履行保险赔偿责任。 因原告与鹏威公司系以货物到港的实际干重结算货款，因此，计算涉案货物短量的损失应以货物干重来衡量。根据涉案货物铜精矿的性质，其含水量可能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而含水量变了湿重也会变。由于发货时的含水量与到货时的含水量不同，所以，到港后货物短量的湿重无法准确衡量货物的实际损失。但是，货物的干重不会因为含水量变化而变化，因此，用发货前货物总的干重减去到货时的干重就能反映货物损失的情况。防城港检验局系负责检验进出口商品的国家机关，其出具的重量证书具有权威性。原告主张以防城港检验局确认的涉案货物干吨数量为基础计算涉案货物短量损失，本院予以认可。根据防城港检验局出具的重量证书可知，实际到港的涉案货物为9101.67干吨（7737.19干吨+1364.48干吨），而根据AHK公司的检验报告可知，货物在巴生港起运前为9647.101干吨。巴生港起运前的干吨数量与到达防城港的干吨数量之差即为涉案货物干重短量损失545.431干吨（9647.101干吨-9101.67干吨）。因此，原告主张以涉案货物短量545.431干吨为基础计算保险赔偿额符合本案的实际，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原告与鹏威公司之间点价确认的价格为每干吨1197.62美元，涉案货物短量导致的经济损失为653219.074美元（545.431吨×1197.62美元／吨），按照发票日2017年12月29日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6.5342折合人民币4268264.07元（653219.074美元×6.5342人民币/美元），扣除保险合同约定的短量绝对免赔额399441.23元（79888246.02元×0.5%），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保险赔偿金额为3868822.84元（4268264.07元-399441.23元），约等于3868823元。被告因未及时赔偿原告的损失，导致原告相应的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告请求自2018年5月2日被告出具《拒赔通知书》之日起依法计算利息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四十条“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根据合同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程度而支出的检验、估价的合理费用，以及为执行保险人的特别通知而支出的费用，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之外另行支付”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对剩余在巴生港的货物进行过磅和检测，产生的过磅费折合人民币42414元，属于原告为了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程度而支出的检验合理费用。因此，原告请求被告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之外另行支付该项费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与被告诚泰分公司之间的海上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告诚泰公司系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对涉案货物具有保险利益；涉案货物在运输中发生了短量损失，属于被告的保险责任范围，两被告依法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及相关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向原告云南红投国际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3868823元及利息（利息以保险赔款3868823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被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赔偿原告云南红投国际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涉案货物过磅费42414元； 三、被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所管理的财产不足承担上述第一、二项判决赔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云南红投国际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088元（原告已预交），由两被告共同负担。 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提交上诉状时应依法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邱德平 审 判 员 陆英涛 审 判 员 刘 海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庞 慧 书 记 员 潘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