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4民初12号原告：陈立德，男，1967年9月19日出生，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燕来，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冠(上海)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林瑞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某，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晟，上海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立德与被告大冠(上海)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冠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立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燕来、被告大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某、王晟参加诉讼。诉讼中，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依法延长简易程序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立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大冠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人民币394,425元、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差额人民币88,200元、2019年1月1日至4月10日的工资人民币82,863元、2012年4月至2019年3月的年终奖金差额人民币179,547元、差旅费人民币69,354元(含出差津贴)。事实和理由：陈立德于2012年4月1日与大冠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9年4月10日被大冠公司以在外私设公司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离职前担任大冠公司服装事业部总经理。陈立德的工资实行年薪制，每年年薪为新台币312万元，其中包含年终奖新台币40万元。陈立德每月的工资分二次支付，由大冠公司每月支付人民币34,000元(银行转账人民币15,000元加报销工资人民币19,000元)，由在台湾的南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纬公司)每月支付新台币67,600元。大冠公司采用报销方式支付工资，违反了“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的法律规定，属于违法。陈立德没有在外私设公司，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2项和第4项的规定，况且也没有给大冠公司造成重大损害。即使陈立德挂名担任其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未给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大冠公司也未通知陈立德改正，故大冠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属于违法，应支付赔偿金。自2017年4月开始，大冠公司每月扣除工资人民币4,200元，即报销工资人民币19,000元部分只支付了人民币14,800元。由于陈立德的工资卡由家人保管使用，故当时并未发现扣工资，直到离职结算才发现。大冠公司为陈立德免费提供福利住房，该房屋系大冠公司以每月人民币4,000元的租金从第三人处租赁。大冠公司在劳动仲裁申请书中自认作为职务福利，陈立德一直无偿居住在租赁房屋中，故大冠公司不得从陈立德工资中扣除上述租房费用。大冠公司应支付陈立德2019年1月1日至4月10日的工资金额为人民币34,000元乘以3个月加人民币34,000元除以21.75天乘以8天，合计人民币114,506元，但大冠公司实际只发放了人民币34,000元加人民币17,400元合计人民币51,400元，尚需支付差额人民币63,106元。南纬公司应支付2019年3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的工资金额为新台币67,600元加新台币67,600元除以21.75天乘以8天合计新台币92,464元，折合人民币19,757元。陈立德每年的年终奖金为新台币40万元，从2012年至2019年，大冠公司在每年春节前向陈立德支付年终奖金合计人民币385,614元，尚拖欠年终奖差额人民币212,677元。因仲裁时陈立德将2019年1月支付的人民币33,130元作为年终奖计算，故当时主张的年终奖差额是人民币179,547元。2019年1月至3月，陈立德与同事赵某某按照大冠公司的安排，到美国和欧洲各国出差，由于出差前需要前往南纬公司开会，故陈立德只能从台湾直接飞美国，在美国与赵某某汇合。在处理完德国的公务后，赵某某先行回国，陈立德继续在欧洲其他国家出差，处理公务。本次出差过程中，有部分费用是赵某某支付，但在两人分开出差期间，则由陈立德自己垫付。所以报销赵某某垫付的费用并不影响陈立德报销其他出差费用，因为陈立德的出差费用与赵某某报销的出差费用不重复。经统计，加上陈立德其他零星少量出差费用，大冠公司应当支付陈立德垫付的差旅费及出差津贴人民币69,354元。大冠公司辩称，不同意陈立德的诉讼请求。陈立德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在职期间违反了对大冠公司负有的竞业禁止、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大冠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并向陈立德送达了书面通知，该解除行为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合法有效。除2019年3月1日至4月9日期间的工资因为陈立德不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故尚未支付外，其余工资都已经足额支付。大冠公司也同意支付2019年3月1日至4月9日期间的工资，但月工资标准是人民币25,700元。2019年1月实际支付陈立德工资人民币33,130元是因为工资计算出错，陈立德2019年之前每月工资人民币15,000元，另有福利报销款人民币19,000元。2019年1月起调整了陈立德的工资，将人民币19,000元报销款中的人民币10,700元直接计入工资，报销福利为人民币8,300元。因2019年1月多发了陈立德工资，将福利报销款人民币19,000元全部计入工资了，故从2月工资中扣回人民币8,300元，故2月发放工资人民币17,400元。福利报销的部分是需要提供发票报销的。人民币8,300元中的人民币4,200元是租房费用，其中人民币4,000元是租金，人民币200元是租金开票的税金。之前人民币19,000元报销的时候也会扣除人民币4,200元租房费用。房子是大冠公司租赁的，直接给了陈立德居住，因此要在报销费用中扣租金。租金是大冠公司一年支付一次，因此只有一张发票，但租房费用是每月从陈立德的报销限额中扣，陈立德在仲裁前从未提出过异议。陈立德对每月抵扣租金是明知和认可的。报销费用都需要提供实际支出的报销凭证，这种报销属于福利性质，而不是工资。因此大冠公司将自己租赁的房屋提供给陈立德，并从报销限额中扣除这笔租金，也是给陈立德的福利，故陈立德要求返还这笔人民币4,200元费用没有依据。大冠公司对陈立德没有支付年终奖的约定和法定义务，因此陈立德主张年终奖差额没有依据。陈立德主张的南纬公司支付的费用，跟大冠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冠公司没有作出过任何承诺。大冠公司与南纬公司虽有关联，但毕竟是独立法人，有自己的年终奖发放制度，已发放给陈立德的年终奖与薪资异动表上记载的年终奖金无关。南纬公司实际有向陈立德支付年终奖等年薪相关部分。陈立德主张的差旅费从未向大冠公司提出过出差申请和经核准，也没有申请大冠公司代为订购机票。陈立德提供的报销凭证本身也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也不符合国家会计制度及公司财务制度规定的报销凭证的要件。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陈立德于2012年4月1日入职大冠公司，大冠公司为陈立德办理了有效期至2021年4月7日的台港澳人员就业证，陈立德离职前担任服装事业部总经理。2019年4月10日，大冠公司以陈立德从2018年1月29日在外私设苏州鸥蔓苏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鸥蔓苏公司)，违反了劳动合同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为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和第四项之规定，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2019年4月16日，大冠公司发布通知，对外宣布自2019年4月10日起解除陈立德所有职务，并声明自2019年4月10日起陈立德一切行为与大冠公司无关。南纬集团员工薪资异动表记载，申请日期为2016年6月24日，生效日期为2016年7月1日，薪资异动类别为年度调薪，调整说明为“1.中国区成衣总经理兼营盐城成衣厂2.开发约旦产区”，职称为“执行副总经理兼任TRYD服装总经理”，薪资分“南纬”和“当地”两部分，“南纬”部分异动前本薪新台币45,200元、伙食津贴新台币1,800元、职务加给新台币20,000元，异动后伙食津贴调整为新台币2,400元，其余不变，“当地”部分异动前薪资为人民币15,000元*4.68、报销为人民币17,000*4.68，异动后薪资为人民币15,000元*4.68，报销为人民币19,000*4.68。备注栏记载异动前“年薪NT＄3,000,000，发放方式为：大冠RMB32,000/月、南纬NT＄67,000/月，年终奖金NT＄400,000”，异动后为“年薪NT＄3,120,000，发放方式为：大冠RMB34,000/月、南纬NT＄67,600/月，年终奖金NT＄400,000”。异动表下方有集团总经理签章及南纬公司管理部主管和人资课人员签字。大冠公司已支付陈立德2019年1月工资人民币34,000元及2月工资人民币17,400元。上海闵行区青杉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系由大冠公司租赁，每月租金人民币4,000元，由大冠公司向该房屋产权人支付租金及相关税费。陈立德离职前居住在该处。鸥蔓苏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29日，法定代表人为陈立德，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陈立德，经营范围为纺织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纺织品、服装及配件、面料、家具用品、机械设备(特种设备除外)、鞋帽箱包、日用百货、床上用品、工艺品、劳保用品、文化用品的销售；房屋租赁中介房屋、服装设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除演出经纪)；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金寨欧蔓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22日，法定代表人为陈立德，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陈立德，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销售服装、服饰及面辅料；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大冠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纺织品的技术开发，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纺织品、服装及其配件、面料、家居用品、手提包、机械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日用百货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其它相关配套业务，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贸易信息咨询。大冠公司处国外出差补贴标准为：欧洲每天70美元、北美洲每天60美元、亚洲其他地区每天40美元。陈立德曾在2018年9月7日向大冠公司借支2,000美元，借款事由为约旦出差。陈立德在2019年1月21日向大冠公司借支3,000美元，借款事由为美国、慕尼黑出差。2019年8月7日，陈立德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大冠公司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人民币394,425元；2、2019年3月1日至4月10日的工资人民币104,000元；3、2012年4月至2019年2月的工资差额人民币1,400,000元；4、2018年至2019年的差旅费人民币85,000元。2019年9月10日，陈立德变更第2项请求为支付2019年1月和3月的工资96,866元、2019年4月1日至10日的工资人民币17,814元；变更第3项请求为支付2012年4月至2019年4月的年终奖金差额人民币179,547元、2012年4月至2019年4月的工资差额人民币1,494,000元；变更第4项请求为支付2018年至2019年差旅费人民币69,354元。大冠公司于2019年8月8日提出反申请，要求陈立德返还在职期间借支的5,000美元。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裁决，由大冠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立德2019年1月至3月的工资差额人民币42,200元、2019年4月1日至10日的工资人民币10,960.91元，对陈立德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并裁决陈立德于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大冠公司5,000美元。陈立德不服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仲裁庭审中，陈立德确认其未将与鸥蔓苏公司的关系告知大冠公司。大冠公司称报销费用是按照发票实报实销并履行报销手续，由陈立德按月提供发票和填写费用报销单，报销费用的上限为人民币19,000元，其中扣除房租人民币4,200元直接付给房东。陈立德对大冠公司提供的在职期间费用报销单和发票表示费用报销单中只有少数经过其本人签字，多数不是其本人签字，平时不提供发票，报销费用也照样发放。大冠公司称发票的确是陈立德本人提供，出纳帮忙贴票，陈立德在场会让本人签收，不在场时简易操作会由别人代签。本案诉讼过程中，大冠公司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取其为陈立德办理就业证的相关备案材料。上海市外国人来华工作服务中心提供其处备案的陈立德与大冠公司期限为2018年4月8日至2021年4月7日的劳动合同第二条记载，陈立德在大冠公司从事副总经理工作，其在合同期间不得兼任何其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务或工作(除经特许批准外)、不得从事任何个人的生意，在合同期间和合同期满后均不得向任何人员或其他公司泄露大冠公司的商业、技术等机密。陈立德对该合同第三页落款处的签名无异议，但对劳动合同第一页和第二页真实性不予认可。大冠公司提供的经公证的各类所得扣缴暨免扣缴凭单(电子申报专用)、员工薪资转账明细表(台北双连邮局出具)显示，南纬公司为陈立德扣缴个人所得税，该公司在2017年1月至2018年11月每月向陈立德转账新台币63,692元，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每月向陈立德转账新台币64,629元，另有转账2016年年终奖金新台币377,693元、2017年年终奖金新台币136,640元及2018年年终奖金新台币183,825元。大冠公司提供的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费用报销单、记账凭证及银行付款回单显示，大冠公司每月支付给陈立德的报销费用除2017年12月及2018年12月每月为人民币15,200元外，其余月份均为人民币14,800元。陈立德另提供孙某出具的证明及声明书，证明孙某开设鸥蔓苏公司及金寨鸥蔓服饰有限公司，因孙某本人无法担任法定代表人，故请陈立德挂名担任法定代表人，这两家公司全部出资与陈立德无关，陈立德没有参与这两家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未与这两家公司有任何交易或获取金钱利益。大冠公司表示证明及声明书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故不予认可。关于报销费用，陈立德主张的费用内容与提供的依据、大冠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一、2019年2月9日及14日往返上海和台北的机票款人民币6,922元、计程车费人民币369元，相关证据为购票日期为2019年1月12日的购票证明单、电子机票收据、2019年1月12日的计程车乘车证明、2019年2月14日的计程车运价证明、2019年2月11日南纬公司员工陈某某发给陈立德关于要求参加会议的电子邮件。陈立德表示国际机票可以提前订购不确定乘坐日期的来回票，其在2019年1月12日订了台湾和大陆的往来机票，本来当日乘机回台湾，后因开会拖延了时间，原定航班已经飞走，这张票就没用上，用了当天的另一个航空公司的另一张票回台湾，当日的费用已经报销，上述没用的往来机票在2019年2月使用；2019年1月12日回台湾时有一张计程车票没有报销。大冠公司表示对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当时通知开会的是南纬公司，不是大冠公司安排出差，相关报销费用应由南纬公司承担，也不清楚陈立德是否实际参加会议。2019年2月4日至10日是春节期间，陈立德主张11日通知其开会，但其9日就回台北了，提前回去不符合常理，故推测陈立德9日回去过春节，南纬公司在陈立德回大陆之前让他去开个会。二、2019年1月22日至2月9日期间台北-美国-德国-英国-比利时公务出差的联程机票款人民币42,761元、租车费人民币578元、布鲁塞尔酒店住宿及税款人民币1,046元、进出机场的车费人民币1,164元，相关依据为1月24日的旅行业代收转付收据(买受人为南纬公司，行程日期为1月23日-2月8日)、租车费收据、诺富特酒店清单、出租车费票据、美国客户发给陈立德的电子邮件、南纬公司员工E发送的电子邮件(欧洲旅行计划)、南纬公司员工陈某某发给陈立德的电子邮件(涉及2月3日至7日的欧洲旅行)、陈某某发给南纬公司首席执行官汇报欧洲出差情况的电子邮件、陈立德的签证。陈立德表示其是在台北购买的联程机票，所以使用了南纬公司的抬头，但费用是其自己垫付的。此次出差先后和两批同事一起去的。2019年1月22日至2月4日是和赵某某一起出差美国和德国，参加会展。2019年2月5日至9日和南纬公司员工陈某某一起出差英国和比利时。大冠公司表示对南纬公司员工发送的电子邮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机票收据的抬头是南纬公司，陈立德也认可和南纬公司员工一起出差，则费用应该找南纬公司报销。证据显示陈立德的出差行程都是南纬公司提前统一规划，费用也是南纬公司统一支付，故即便有出差，也是为南纬公司出差。大冠公司对陈立德的出差情况都是不清楚的，而大冠公司是掌握赵某某的行程，因为赵某某的机票是大冠公司预定的。证据中美国公司发送的邮件中涉及的面料编号不是大冠公司产品的面料编号，不属于大冠公司及南纬公司的业务范围，这表明陈立德可能是在为自己的公司或案外公司工作。另陈立德未提供每段行程的电子机票及实际行程的凭证，证据中显示的陈立德2019年2月9日从国外回台北的情况与之前陈立德主张的2019年2月9日从上海回台湾相矛盾。三、2019年3月5日出差东莞的住宿费人民币1,104元，相关依据为2019年3月5日的住宿费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南纬公司员工V在2019年2月21日发送给陈立德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涉及3月4日下午5点开完会前往工厂，预计晚上8点抵达，由工厂帮忙预定厂区内的旅社3个单间，3月5日早上10点半离开厂区打车到口岸，到时看杨总过海关或直接到香港机场，V本人3月5日坐飞机回桃园机场)。陈立德表示住宿费是2019年3月5日的，是三个房间的费用，另外两位是南纬公司员工。大冠公司表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陈立德作为鸥蔓苏公司总经理和东莞客户有业务关系，故怀疑陈立德是为鸥蔓苏公司工作。电子邮件显示开会时间是2019年3月4日，且邮件中提出交通费和住宿费由专人负责预定，故陈立德可能是自己在东莞多住了一天。另住宿费若包含南纬公司员工的费用，应当由南纬公司承担。四、2018年10月18日至21日出差台北的机票款人民币5,864元，相关依据为携程机票行程单、大冠公司人事顾某某与南纬公司员工I之间的电子邮件(涉及查询航班信息)。陈立德表示其是去台湾开会，其通过管理部提供的航班信息购买了机票，携程对国际业务不提供发票。大冠公司表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携程可以打印正规发票和行程单，陈立德也没有提供登机牌等证据，陈立德主张是南纬公司要求其开会，费用应该由南纬公司承担。另依据赵某某的报销单据，携程都是可以提供正规发票的。五、2019年3月8日至10日出差台北的机票款人民币2,330元，相关依据是长荣航空网路购票讯息及南纬公司员工陈某某发给陈立德的电子邮件(涉及3-5月出行计划，包括3月5日上午9点至10点陈立德和首席执行官及V在客户东莞办事处会谈、3月8日及9日陈立德在台北市)。陈立德表示出行计划中提到3月5日安排陈立德去东莞拜访客户，3月8日至9日在台北开会。大冠公司表示对电子邮件真实性无异议，显示都是南纬公司安排陈立德的行程，即便有费用也应由南纬公司承担，对购票讯息真实性不认可，且内容显示2019年3月8日从台北回上海，3月10日从上海回台北，这和出行计划中3月8日、9日在台北开会相矛盾。六、出差津贴人民币7,820元，包括2019年1月22日至27日期间6天，每天60美元，2019年1月28日至31日期间4天，每天40美元，2019年2月1日至9日期间9天，每天70美元，汇率为1：6.8。大冠公司表示与其无关，即便相关行程存在，也是南纬公司安排，不是为大冠公司产生。陈立德表示其上级领导是总经理林某某，业务上直接与南纬公司总裁对接，大冠公司的人、财、物都是林某某管理，其在业务上只管赵某某所在的部门。之前出差不需要申请，出差回来将票据汇总交给财务，财务让其填表签字，具体填什么表签什么字已经不记得了。之前的出差报销费用如果金额不大就发现金，金额大就汇入银行卡，最近一次报销出差费用是在2018年初，之后就没有报销过，其一般都是和同事一起出差。其和台湾同事一起出差时，台湾同事的费用是台湾公司支付的。其没有在南纬公司处报销过费用，都是在大冠公司报销的。大冠公司表示陈立德是大冠公司总经理，统管业务，在大冠公司处没有直属上级，林某某是财务长，和陈立德是并列关系，陈立德在业务上是向南纬公司总经理汇报。陈立德出差不需要别人批准，但至少要进行报备，需要向人事部门提出计划，由人事部门询价安排行程。大冠公司处报销款的支付都是转账支付到工资卡内的，除非不超过100元，出差报销需要填写出差费用明细。大冠公司处两年内的财务报销凭证中没有陈立德的报销记录，两年前的凭证没有找到。陈立德也自认2018年初之后没有报销过。陈立德提供的报销凭证不符合报销规定，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无法确认陈立德实际支付了费用。如果陈立德是为大冠公司出差，才可以享受出差津贴。赵某某的出差经过了大冠公司的批准，机票也是大冠公司人事提供行程建议及询价的，但陈立德出差没有经过大冠公司批准。另查明，赵某某曾因与大冠公司之间的报销款等争议申请仲裁，后不服裁决起诉至本院，要求大冠公司支付2019年1月至2月的出差报销费用人民币62,076.05元等，案号为(2019)沪0104民初18007号，本院判决支持赵某某要求支付2019年1月至2月的出差报销费用人民币62,076.05元的诉讼请求，大冠公司未提起上诉。赵某某主张的人民币62,076.05元出差报销费用期间为2019年1月15日至2月4日，出差目的地为美国、德国、土耳其等地，报销费用中包括2019年1月23日至2月4日的出差津贴人民币4,488元。赵某某在诉讼中就报销费用提供了出差费用明细表、电子客票行程单、上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定额发票、支付宝交易电子回单、银行卡交易明细、核算项目明细账等证据。出差费用明细表显示赵某某的上述出差报销费用中包含陈立德的住宿费、餐费、航班行李托运费用等。核算项目明细账显示赵某某曾向大冠公司借支美国、慕尼黑出差费用。上述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仲裁裁决书、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劳动合同、南纬集团员工薪资异动表、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通知、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声明书、各类所得扣缴暨免扣缴凭单、员工薪资转账明细表、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公证书、赵某某的出差费用明细表、电子客票行程单、上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定额发票、支付宝交易电子回单、银行卡交易明细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本案查明事实，陈立德在大冠公司处工作期间担任鸥蔓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总经理。陈立德主张其仅是鸥蔓苏公司的挂名法定代表人，未参与实际经营，并提供孙某出具的证明及声明书。因证明及声明书属证人证言，而孙某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且其证言也无其他依据佐证，故本院对证明和声明书不予确认，对陈立德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鸥蔓苏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大冠公司的经营范围有重合，双方存在同业竞争关系，陈立德也认可其未曾就其与鸥蔓苏公司的关系告知过大冠公司，故其担任鸥蔓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的行为违背了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最基本的忠诚义务，违反了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大冠公司据此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陈立德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南纬公司员工薪资异动表记载，异动后薪资发放方式为“大冠RMB34,000/月、南纬NT＄67,600/月，年终奖金NT＄400,000”。因该异动表未明确年终奖金支付的主体，且系南纬公司出具，非大冠公司出具的承诺，另大冠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南纬公司实际有向陈立德支付每月工资及年终奖金，故陈立德要求大冠公司支付2019年3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南纬NT＄67,600/月”部分的工资及2012年4月至2019年3月的年终奖金差额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大冠RMB34,000/月”部分的工资，异动表记载每月人民币34,000元由薪资人民币15,000元及报销人民币19,000元组成，大冠公司亦认可2019年之前陈立德每月工资由人民币15,000元及福利报销款人民币19,000元组成。结合大冠公司在仲裁期间认可存在为陈立德代签费用报销单的陈述及大冠公司关于其在2019年1月起将报销款人民币19,000元中的人民币10,700元直接计入工资的陈述，本院认定每月人民币19,000元报销款实际是以报销方式支付的工资，大冠公司每月应支付给陈立德的工资标准为人民币34,000元。大冠公司于2017年4月起在发放以报销方式支付的人民币19,000元工资时每月扣除4,200元房租费用，费用报销单记载的报销金额为扣除房租费用后的金额。陈立德认可费用报销单中有少数经过其本人签字，则其应当知晓每月报销方式支付的工资金额。然陈立德在离职前近两年时间内从未就扣除房租费用提出异议，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大冠公司同意由大冠公司承担房租费用，故可视为双方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对于在工资中直接扣减房租费用达成一致。陈立德关于因其工资卡由家人保管使用而未发现扣工资的主张缺乏合理性，本院不予采信。因此，陈立德要求大冠公司支付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以房租费用名义扣除的每月人民币4,200元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大冠公司应当按照人民币34,000元扣减人民币4,200元后的金额支付陈立德2019年1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的工资。经核算，大冠公司应支付该期间工资差额的金额少于仲裁委员会裁决的金额。现仲裁委员会裁决大冠公司支付陈立德2019年1月至3月的工资差额人民币42,200元、2019年4月1日至10日的工资人民币10,960.91元，大冠公司对此未起诉，视为服从，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报销费用，陈立德主张因出差而垫付各项差旅费用，大冠公司应当予以报销，并支付相应的出差津贴。对此，首先从另案赵某某提供的报销材料看，报销出差费用时填写了出差费用明细表，列明费用的具体时间、金额及用途，并附有发票、电子客票行程单、支付宝交易电子回单，国外产生的没有发票的费用也附有相关单据及银行交易明细，以证明实际费用的支出。本案中，陈立德提供的报销凭证绝大多数都没有正规发票，也没有乘坐飞机的电子客票行程单或登机牌等乘机证明，且也未提供银行交易明细或支付宝、微信等转账凭证，无法确定其本人是否实际垫付相关费用。其次，陈立德提供的出差相关证据及自述中存在矛盾之处。比如陈立德主张2019年2月9日及14日往返上海和台北的机票费用，提供的是2019年1月12日购买的往返上海和台北的机票单据，其主张当日因未赶上飞机而没有使用该飞机票，在2月9日、14日使用该机票，并表示1月12日往返的机票已经报销，但这与陈立德关于其最近一次报销出差费用是在2018年初的陈述相矛盾。且陈立德主张2019年1月22日至2月9日期间国外出差的费用，该费用中涉及其2月9日从国外飞回台北的机票费用，这与其主张的2月9日从上海飞台北的机票费用相矛盾。再次，陈立德主张东莞出差产生的2019年3月5日当日三人的住宿费用，但南纬公司员工V发给其的电子邮件显示3月5日上午10点半离开工厂，同行的另外两位南纬公司员工当日离开东莞，这与陈立德上述关于三人当日住宿东莞的主张相矛盾，也无证据表明大冠公司有要求陈立德当日继续留在东莞出差。且陈立德认可东莞出差的另两人系南纬公司员工，故其向大冠公司报销三人的住宿费也不合理。最后，陈立德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到欧洲出差行程计划都是由南纬公司确定，相关出差计划中提到房间都已预订，陈立德提供的相关联程机票的旅行业代收转付收据抬头也是南纬公司，故在陈立德未提供银行明细等实际支出凭证的情况下，无法确定相关费用是否由其自行垫付。综合上述原因，陈立德要求大冠公司报销垫付的出差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出差津贴，赵某某的出差费用明细表显示其报销的美国、德国出差费用中包括部分陈立德的费用，陈立德也同赵某某一样曾向大冠公司借支美国、德国出差费用，这表明大冠公司应知晓陈立德同赵某某一同出差的情况，故陈立德同赵某某相重合的出差行程部分可视为系为大冠公司业务所为。虽然如前所述因陈立德未提供实际支出依据等原因不能报销该出差行程相关费用，但大冠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出差津贴。本院参照赵某某的出差行程及出差津贴来确定陈立德的出差津贴。对于其余行程的出差津贴，因陈立德未举证证明系大冠公司安排其出差，故其要求大冠公司支付该部分出差津贴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仲裁委员会裁决陈立德返还大冠公司5,000美元，陈立德对此未起诉，视为服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大冠(上海)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立德2019年1月至3月的工资差额人民币42,200元、2019年4月1日至10日的工资人民币10,960.91元；二、大冠(上海)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立德出差津贴人民币4,488元；三、驳回陈立德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陈立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大冠(上海)纺织有限公司5,000美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汪海燕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顾祎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