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终5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尹之觉，女，193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广西齐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明超，广西齐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宇，男，199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平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文德，广西佰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志敏，男，195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诉人尹之觉因与被上诉人刘宇、原审第三人刘志敏共有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3民初2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2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之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系死者刘志林有抚养关系的继母，被上诉人系死者刘志林的儿子，即上诉人尹之觉系被上诉人刘宇的祖母，被上诉人刘宇为上诉人尹之觉的孙子。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刘某于1975年春节（2月11日）前同居”事实错误，上诉人与刘某在1975年春节（2月11）前已经办理了婚姻登记，是合法夫妻，并非“同居”关系。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对刘志林进行抚养教育”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975年春节（2月11日）上诉人和刘某结婚时子女八人，上诉人尹之觉有做裁缝的收入，还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当时只有刘志敏和玉萍参加工作，刘志林还在上初中，其生活来源必然依靠父母，上诉人对包括刘志林在内的众多子女进行抚养教育。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并非刘志林生前需要供养的亲属，该认定也与客观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的户籍和常住地与刘志林的户籍和常住地无关联、上诉人与他人共同生活的抗辩，并不能作为刘志林作为继子女不依法履行赡养原告尹之觉的法定义务的理由。而事实上，刘志林生前每年春节均会到上诉人家中拜年，2014以后上诉人到桂林现在的居住地后刘志林还在2017年春节前送两次钱给上诉人，刘志林虽生前收入不高，但也尽力履行了对上诉人的赡养义务，也是对上诉人抚养的认可和回报。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刘志林形成了抚养关系，无论抚养年限长短，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法律规定，一审既未将上诉人列为刘志林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未认定上诉人与刘志林之间的抚养关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 刘宇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实尹之觉与刘某于1975年结婚，一审认定“尹之觉与刘志林未形成抚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正确，1975年时，刘志林已经年满16周岁，不需要尹之觉物质上的帮助和生活上的照顾，1977年8月刘志林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后，尹之觉和刘志林之间未形成抚养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原审第三人刘志敏陈述称，上诉人将刘志敏作为第三人起诉完全没有必要，第三人刘志敏是刘志林的胞兄，作为见证人在赔偿协议上签字，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第三人在赔偿协议签字时，被上诉人刘宇是口头承诺给一份赔偿款尹之觉的，但是被上诉人刘宇拿到款后，违反口头承诺，希望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裁判。 尹之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刘志林因工死亡已得到的赔偿款375000元；二、本案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认定事实:死者刘志林的父亲刘某，已于1987年9月死亡，母亲诸葛芦已于1968年6月死亡。原告尹之觉与刘某于1975年春节时同居。原告是死者刘志林的继母，被告刘宇是死者刘志林的儿子。原告提交的刘某1977年干部登记表记载：婚否：婚；姓名：尹之觉；出生年月：35年9月14日；本人成份：家属。刘志林于1977年7月初中毕业，于1977年8月参加工作。刘志林系株洲市腾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成公司）的员工。2018年9月13日，刘志林不幸因工意外死亡。2018年9月15日，被告刘宇与腾成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第三人刘志敏作为见证人在协议签字。协议约定由腾成公司赔偿被告刘宇85万元，已支付75万元，尚欠10万元未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刘志林因工死亡，被告刘宇作为刘志林唯一的直系亲属,与赔偿义务人签订赔偿协议,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刘宇领取的赔偿款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是用于因工死亡职工的安葬费用支出，无须在因工死亡职工亲属之间分配。供养亲属抚恤金是依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本案中，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因工死亡职工刘志林生前需要供养的亲属，因此，供养亲属抚恤金也无须分割。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对死者亲属的物质补偿和精神抚慰。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可参照法定继承的规定，在第一顺序继承人之间分配。那么原告与刘志林之间是否是有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成为本案的焦点。首先，原告尹之觉与刘志林的父亲刘某是何时结婚，从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等证据看，可以认定原告尹之觉与刘某于1975年春节开始同居的事实，但是否进行了结婚登记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提交的刘某1977年干部登记表可以证明尹之觉与刘某结婚的事实，但不能证明他们之间何时登记结婚。因此，原告尹之觉与刘志林之间是继母子关系。其次，原告尹之觉与被告刘志林是否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呢？要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一般情况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判断，一、继子女是否是未成年，继父母是否承担了继子女全部或部分生活教育费；二、继父母与继子女是否共同生活，继父母是否给予继子女在生活上的照料与关怀，是否对继子女进行抚养教育。本案中，刘志林1959年出生，1975年原告尹之觉与刘某同居时刘志林已经16岁，原告提供刘某1977年干部登记表可以证明尹之觉当时已经与刘某结婚，但此时刘志林已经十八岁，且已参加工作。原告也未能提供其对刘志林进行抚养教育的证据，原告提供刘某1977年干部登记表记载，刘某是干部，尹之觉是家属。这份证据无法认定尹之觉对刘志林进行抚养。原告也没有提供刘志林对其进行赡养过的事实。原告尹之觉且已经再婚。从以上各方面情况判断，原告与刘志林未形成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尹之觉请求被告刘宇支付刘志林因工死亡赔偿款375000元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926元，减半收取346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尹之觉负担。 上诉人尹之觉对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刘某与上诉人结婚的时间是1975年有异议，认为1975年刘志林15岁，且刘志林1977年才中学毕业，上诉人有抚养刘志林的事实。 上诉人为证明其上诉请求，二审期间提交一组证据：上诉人尹之觉前夫的档案资料，拟证明上诉人是军人遗孀，在当时的时代及家庭背景下，如果上诉人没有与刘某结婚的话不可能与刘某同居。 被上诉人刘宇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只能证实上诉人第一任丈夫是玉富新，不能证明其与刘某是1975年结婚。 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民事证据规则新证据的要求，不属于新证据。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内容看，该证据仅证明上诉人第一任丈夫玉富新的身份，不能证明其与刘某是1975年结婚的事实。综合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除刘志林于1977年7月“高中毕业”错误认定“初中毕业”外，其余事实认定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尹之觉在刘某死亡后与广西二Ｏ四地质队杨国政再婚，并以家属身份在该地质队按月领取救济人员生活费780元。 综合当事人双方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尹之觉是否是刘志林工伤死亡赔偿款的合法共有人和继承人？ 本院认为，刘志林因工伤死亡，被上诉人刘宇作为其儿子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约定：一次性赔偿金（包括但不限于丧葬费、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伤补助金）85万元。被上诉人已领取了75万元。上诉人尹之觉认为其是刘志林有供养关系的近亲属，与被上诉人刘宇共有该赔偿款而请求分割。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的规定，工伤赔偿范围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关于丧葬补助金。丧葬补助金是用于因工死亡职工的安葬费用支出，从本案的查明的事实，刘志林因工伤死亡后，其丧葬事宜由被上诉人刘宇负责处理，上诉人尹之觉请求分割丧葬补助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供养亲属抚恤金。供养亲属抚恤金是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上诉人尹之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刘志林生前一直对其提供主要生活来源，上诉人尹之觉在刘志林的父亲刘某死亡后已再次改嫁与杨国政结婚，并在杨国政工作单位按月领取救济人员生活费，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8号《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上诉人不具备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法定条件，其诉请分割供养亲属抚恤金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关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对死者亲属的物质补偿和精神抚慰，可参照法定继承的规定进行分配，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虽然上诉人尹之觉曾与刘志林的父亲刘某结婚，与刘志林形成过继母子关系，这种关系只是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因姻亲形成的关系，而继承法“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是指：一是基于生父（母）与继母（父）结婚的法律行为；二是继父母对继子女形成了抚养、教育的事实。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继父母与继子女间才形成拟制血亲关系，是享有继承权的法定条件，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分析，上诉人只提供了证人证言证明其于1975年春节与刘某结婚而无其书面证据相印证，一审判决不予采信是符合民事证据认定规则的。上诉人尹之觉提供的1977年度刘某《干部登记表》是档案书证，只能证明其1977年已与刘某结婚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平桂矿务局工调审批表》证明刘志林于1977年8月参加工作，刘志林生于1959年9月，参加工作时已年近18岁，无法证明上诉人尹之觉与刘志林之间形成抚养、教育的事实。即使存在上诉人主张的1975年与刘某结婚的事实，与刘志林1977年成年参加工作也仅仅短暂的两年时间，形成抚养事实的拟制血亲关系可因为继父母或继子女一方死亡而终止，还可以因为生父（母）与继母（父）婚姻关系的终止而终止，但继父母对继子女抚养时间较长的除外。因此，与刘志林的继母子关系也因刘某死亡后上诉人尹之觉再婚改嫁杨国政而终止。结合本案从上诉人尹之觉与刘志林父亲刘某结婚的时间与刘志林成年参加工作时间、上诉人尹之觉已再婚改嫁的事实综合分析判断，上诉人尹之觉与刘志林没有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因此，上诉人尹之觉请求分割刘志林工伤死亡的一次性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尹之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25元，由上诉人尹之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苑 山 审判员 陈立峰 审判员 黄义奎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法官助理蒙晓华 书记员钟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