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5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人达，女，1982年10月12日出生，白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母德乘，云南南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敏，女，198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为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五华长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海屯路春城慧谷**综合楼。法定代表人：徐凯，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绍琴，女,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琦，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云南庸鹏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陆家社区云南红星广场商业区**楼****。法定代表人：刘敏。上诉人杨人达因与被上诉人刘敏、昆明五华长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村镇银行”）、原审第三人云南庸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庸鹏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3民初8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人达上诉请求：1、撤销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0103民初8942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敏所签订的第二份《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且双方在签订第二份《房屋租赁合同》后，上诉人已经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一审法院也对该事实予以了确认。因此对于该组证据，一审法院应予采纳，但一审法院认可该合同后，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却认为该合同是双方恶意串通，显然属于事实认定矛盾，事实认定错误；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敏所签订的第二份《房屋租赁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第二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金合乎情理，不存在所谓的“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人的不动产”；四、上诉人已经通过租赁的方式，合法占有并使用涉案房屋至今，且租赁时间早于法院查封时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第二份《房屋租赁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7月23日，而涉案执行标的的查封时间为2017年12月11日。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29条“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效力”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敏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应终止对上诉人享有租赁权的执行标的强制执行；五、涉案执行标的现被多家企业实际占用并使用，贸然要求腾房会给多家企业造成严重损失，破坏昆明市盘龙区营商环境，甚至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六、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并错误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敏签订的租赁合同真实有效。被上诉人刘敏辩称，二审答辩理由与一审一致，即:涉案房屋确实出租给杨人达，但并未实际收到全部租赁费，双方签订的第一份租赁合同（租期自2013年10月13日至2018年10月13日）系经长江村镇银行确认过。2014年7月23日，杨人达又叫我签订另一份租赁合同，最后亦确实转款给我，但不足616万元，亦未交保证金。第二份租赁合同确实签过，只是租赁期限写错，多次让杨人达来改，杨人达均说没有时间。被上诉人长江村镇银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杨人达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具体而言，一、上诉人曲解一审判决，其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中确认的是被上诉人刘敏与上诉人“签订过”上诉人所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这一行为，并非是对签订合同的目的进行确认，至于签订该后一份租赁合同的目的应系对长江村镇银行依法就涉案租赁房屋行使抵押权设置障碍；二、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刘敏当庭再三确认，其以案涉房屋为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庸鹏公司向被上诉人长江村镇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时，仅向被上诉人长江村镇银行提交了一份租赁期限为五年的《租赁合同》，被上诉人长江村镇银行也依此接受担保，办理了抵押登记及公证，并向庸鹏公司发放贷款。因此，无论上诉人提交的该后一份《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均不影响善意的被上诉人长江村镇银行依法正常行使抵押权，即使上诉人因此遭受了损失，也应是另行向被上诉人刘敏主张权利，而不应构成阻却本案强制执行的事由。原审第三人庸鹏公司辩称，二审答辩理由与一审一致，即本案与庸鹏公司无关。杨人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止云南省昆明市白塔路387-395号主楼16层房屋强制腾空强制执行行为；2、确认原告杨人达与刘敏就云南省昆明市白塔路387-395号主楼16层房屋租赁合同有效，租期至2029年9月22日；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分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3日，刘敏与杨人达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刘敏将其所有的昆明市白塔路387-395号主楼16层房屋租赁给杨人达，租期为五年，自2013年10月13日至2018年10月13日。租金每年增加10%，即：第一年租金613740元、第二年租金675114元、第三年租金742625.4元、第四年租金816887.94元、第五年租金898638.11元。2015年6月25日，庸鹏公司与长江村镇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向长江村镇银行借款6930000元，刘敏以上述房屋为庸鹏公司进行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提供担保时刘敏向长江村镇银行提交了上述《租赁合同》。2017年8月23日，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发出（2017）云昆明信证执字第115号《执行证书》确认长江村镇银行可持本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长江村镇银行持该《执行证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7年12月11日对昆明市白塔路387-395号主楼16层房屋进行了查封，并于2018年8月20日发出腾房公告，此后杨人达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2019）云0103执异2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杨人达的异议申请。另查明，1、除2013年9月13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外，刘敏与杨人达另行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刘敏将昆明市白塔路387-395号主楼16层房屋租赁给杨人达，租赁期限15.2年，自2014年7月23日起至2029年9月22日止。年租金为491040元，2015年6月30日前交清15.2年租金6166000元，同时交纳房屋使用保证金50000元。2、2014年7月23日杨人达向刘敏转账960000元、2014年8月22日杨人达向刘敏转账576000元、2014年9月23日杨人达向易建春转账500000元（刘敏认可为杨人达向其支付的租金）、2014年9月25日杨人达向刘敏转账500000元、2015年3月17日杨人达向刘敏转账2800000元，杨人达共计向刘敏支付5336000元。3、2014年8月22日刘敏向杨人达转账40000元、2015年2月26日刘敏向杨人达转账104000元、2015年5月19日刘敏向杨人达转账1700000元，刘敏共计向杨人达转账1844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刘敏与杨人达就执行标的签订的第一份《租赁合同》租期为5年，自2013年10月13日至2018年10月13日，租金合计3747005.45元；第二份《房屋租赁合同》租期为15.2年，自2014年7月23日至2029年9月23日，租金合计6166000元。第二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价格明显低于合理价格，刘敏本人当庭陈述其因急需资金才低价出租执行标的，但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双方最后一笔往来款为2015年5月19日刘敏支付给杨人达1700000元，该支付行为系在《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杨人达应在2015年6月30前向刘敏支付6166000元租金，且租金尚未付清的情况下进行的支付，因急需资金低价出租，却并不急于收取租金，反而向承租人支付大笔资金，并不符合常理，结合原告杨人达向法院提交的交付租金的《收条》为虚假《收条》的事实，认为杨人达与刘敏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并伪造交付租金证据，对原告杨人达要求中止腾空执行标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原告杨人达要求确认原告杨人达与刘敏就云南省昆明市白塔路387-395号主楼16层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租期至2029年9月22日的诉讼请求，认为刘敏与杨人达签订的第二份《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恶意串通，为逃避执行，损害抵押权人利益而签订的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对原告杨人达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人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962元，由原告杨人达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已经确认的法律事实与二审查明事实一致，同时，本院二审另查明：一审确认事实中已载明的自2014年7月23日起至2015年3月17日止，杨人达分5笔向刘敏转账支付款项合计5336000元的情形，其中多笔转账金额与杨人达持有并由刘敏签字及捺印的自2014年7月23日起至2015年5月20日止的《收条》载明的收款数额不能一一对应，并且，上述刘敏签字及捺印的《收条》共7张，合计金额6166000元。对于前述二审查明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系一起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其诉讼基础系杨人达主张的2014年7月23日与涉案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刘敏另行订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后合同”），替代2013年9月13日原订5年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前合同”）并已全面履行该后合同的事实能否得到法院确认。本案中，基于长江村镇银行已然就该后合同是否真实订立及其履行情况提出质疑的情况下，杨人达对该待证事实特别是杨人达与刘敏已经有效执行该后合同的问题负有证明责任。结合双方各自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相关案件事实，本院认为，首先，刘敏与杨人达就涉案执行标的物所订前一份租赁合同无论从租期（五年）、租金标准（逐年递增）以及支付方式（即逐年付租）的约定均符合市场交易惯例，而杨人达对前合同履行未满一年的情况下即与刘敏另行订立后合同且对后合同约定的租期（15.2年）及年租金标准（不变）并须提前付清全部租金6166000元等事宜较前合同而言存在重大变更的问题，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其次，虽然杨人达主张该后合同已经全面履行，即已付清全部租金6166000元，但其所提交的刘敏签字的7张《收条》所涉内容与在此期间杨人达向刘敏的转账付款不能一一对应，同时，结合刘敏一审关于前述收条所载款项未全部收到的陈述以及刘敏于杨人达上述转款期间亦同时向杨人达转账（回款）的情况，前述杨人达向刘敏的转款行为不能必然排除双方系在履行前一租赁合同及可能同时存在诸如民间借贷等其他法律关系的相应事宜，故，基于以上两点，本案杨人达就其所主张的订立后合同替代前合同并已全面履行的事实真伪不明，本院依法不予确认。对于杨人达据此要求确认后合同有效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同时，由于前合同的租期已经届满，杨人达应依法交还案涉租赁物即相应执行标的物，并无权阻却执行。综上所述，上诉人杨人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所作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962元，由上诉人杨人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起 俊审判员 郑会利审判员 王 立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李柯颖书记员陈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