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民终16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中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港区）海景东路****。 法定代表人：杨江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泉源，福建安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进，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住所地，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街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楼**建筑**商铺iv> 负责人：陈强，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丛挺，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凡，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中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泉源、严进，被上诉人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丛挺、吴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盈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解除中盈公司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于2014年8月27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下简称《95号抵押合同》）；（二）判令交通银行泉州分行配合办理撤销（注销）抵押登记与他项权证，并返还抵押物权属证书。（三）判决案件受理费与鉴定费由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编号×××00《综合授信合同》（以下简称《1900号授信合同》）应有编号为3550052014Ｂ900001900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下简称《1900号抵押合同》），该《1900号抵押合同》与讼争《95号抵押合同》是两份无关联性的独立合同，二者之间不属于编号变更或合同变更的情况，中盈公司不是该《1900号抵押合同》的签约主体。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原一审答辩称，交司授（2014）95号《综合授信合同》（以下简称《95号授信合同》）与《1900号授信合同》是同一份合同，二者是手工编号与电子合同编号的区别。重审一审时，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改变了该答辩主张，改称《1900号授信合同》是对《95号授信合同》的变更。但无论是“同一合同说”还是“合同变更说”，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的主张均不能成立。交通银行泉州分行重审一审提交的证据4：4份《综合授信项下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使用申请书》（以下简称《额度使用申请书》）以及（2017）闽民初19号交通银行泉州分行诉纳洲公司、中盈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起诉状、证据材料显示，《1900号授信合同》有一套配套对应尾号1900、1901、1902、190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签字时间为2014年8月27日。从2014年8月29日的《额度使用申请书》（编号尾数为1600）可以看出，该份申请书的申请额度为1100万元，申请依据是《1900号授信合同》和1900—19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但并没有《1900号抵押合同》。而之后的3份《额度使用申请书》（编号尾数分别为×××00、×××00、2500）的申请依据中，均增加了《1900号抵押合同》，由此可见，交通银行泉州分行针对《1900号授信合同》在2014年8月29日之后才增加签订了一份对应的《1900号抵押合同》。根据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的举证，应可以认定该份《1900号抵押合同》存在纸质签订版，只是这份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不是中盈公司，因此，交通银行泉州分行隐瞒该证据，未予举证。重审一审法院可能没有注意到存在该份《1900号抵押合同》，所以并没有对此进行审理；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更没有主动对该份在2019年8月29日之后才形成的《1900号抵押合同》做出解释。想必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即便要解释，也是主张《1900号抵押合同》就是《95号抵押合同》的另一编号，没有再行签订纸质合同。但这种解释在逻辑和证据上均不成立：（1）如果该主张成立，各主体分别先签订了纸质版的《95号授信合同》、《95号保证合同》以及《95号抵押合同》，之后无论是因何种原因变更为1900系列合同，如果不存在1900号纸质版抵押合同，则《1900号授信合同》和1900—19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也不应当另有纸质签订版合同。但实际情况是，《1900号授信合同》、1900—19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另行签订有纸质版本，所以不可能唯独《1900号抵押合同》没有纸质签订版，而一定是存在一份纸质签订版的《1900号抵押合同》，否则，根本不符合交通银行作为五大国有银行之一的规范管理要求。（2）如果该逻辑成立，则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于2014年8月29日发放第一笔1100万贷款时，所有原已签订的95号合同对应的1900号合同的系统编号应已经同时生成，则在该《额度使用申请书》的申请依据中应直接打上这份《1900号抵押合同》的编号，而不是只打印了《1900号授信合同》和1900—19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却唯独没有这份抵押合同。（3）如果主合同与保证合同均已另行签署，仅抵押合同未另行签订，则在《额度使用申请书》的申请依据中体现的应当是《95号抵押合同》，或至少明确说明《95号抵押合同》就是《1900号抵押合同》，而不会对《95号抵押合同》没有任何体现。特别是《95号抵押合同》在2014年8月27日申请办理抵押登记，9月10日办结并领取他项权利证书的情况下，不仅第一份《额度使用申请书》中没有体现任何抵押合同，而且后续三份《额度使用申请书》中对已设立抵押登记的《95号抵押合同》与所谓的《1900号抵押合同》之间的关联性（如果存在的话）也没有任何说明，这明显缺乏合理性，唯一的合理解释只能是这两者之间本就不存在关联性。（4）从合同约定的授信时间看，《95号授信合同》和《95号抵押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为2014年8月27日至2016年2月27日；而《1900号授信合同》和1900号至19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为2014年8月27日—2015年8月28日，二者相差6个月。由此说明，95号系列合同和1900号系列合同在授信时间上完全不同，因此，《1900号抵押合同》应当与配套的《1900号授信合同》和1900—19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样，授信期限同样为2014年8月27日至2015年8月28日，而不可能将授信期限不同的《95号抵押合同》“直接当作”《1900号授信合同》项下的抵押合同。（5）本案从2017年6月审理至今已历时两年半，并无任何一份证据或材料直接证明《95号抵押合同》与《1900号抵押合同》存在关联性。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在原二审中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的存疑的《抵押核保书》，重审一审时又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26日的《董事会决议》。这两份材料的落款时间均在2014年9月10日之后，也就是都在《95号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之后，但两份材料却没有任何关于《1900号抵押合同》就是《95号抵押合同》的表述，这本身就说明了两者之间并无关联性。（6）最重要的是，1900—19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签署时间均为2014年8月27日，该四份合同已明确对应的主合同编号为×××00，足以证明在2014年8月27日，《1900号授信合同》已存在，故无论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在原审时的“同一合同说”还是重审一审时的“合同变更说”，纯属其庭审时歪曲事实、胡编乱造。综上分析，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向纳洲公司所发放的四笔合计5000万元的贷款，所依据的《1900号授信合同》与本案《95号抵押合同》对应的《95号授信合同》并非同一份合同，二者也不存在承继关系。（二）重审一审判决关于“中盈公司为纳洲公司提供最高抵押担保的授信合同已经从《95号授信合同》扩展到《1900号授信合同》”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重审一审判决作出所谓抵押担保范围“扩展”认定的依据是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26日的《董事会决议》和核查人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的《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该两点依据，均明显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关于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26日的《董事会决议》。首先，该决议的落款时间“2014年10月26日”肉眼可见是添加在印章之上的，即该落款时间是补签上去的，决议盖章时并没有落款时间。其次，该决议第1条第1款最后一句明确说明“具体以本公司与贷款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第3条是授权林建仁代表公司签署合同。而双方之间唯一签订的合同是2014年8月27日的《95号抵押合同》。由此可推定，该《董事会决议》是形成于2014年8月27日或之前，而不可能形成于《95号抵押合同》之后。在2014年10月26日时点，各方并无另行签署任何文件，该《董事会决议》又未涉及对此前已发生事务的另行确认，因此，中盈公司没有任何事由在该时间要求各董事再行签署这样一份与抵押登记内容基本一致的《董事会决议》，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也没有任何必要求中盈公司另行出具一份如此内容的《董事会决议》。再次，从抵押登记部门调取的档案显示，在2014年8月27日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时报送的材料中已经包括一份《董事会决议》，该份董事会决议的内容均为打字，没有手写内容，落款时间2014年8月25日也是先落款后盖章，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补充提交的文本很多关键内容空白，落款时间在印文之上的《董事会决议》不同。中盈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董事会决议是对外重大签约的法定必备授权文件，而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直至重审一审时才提交这份《董事会决议》，说明这份材料根本不在1900号授信档案中保管。存档于抵押登记部门《董事会决议》与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26日的《董事会决议》的印章是否一致现尚无法确认，但所谓各董事的签名均存在重大差别，该两份《董事会决议》必有一假，可以推断其中一份系伪造或变造的。综上，假设印章一致的情形下，唯一的合理解释是，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提交的这份《董事会决议》只是在办理《95号抵押合同》时，中盈公司应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的要求预先提供仅加盖印章但未有董事签名、捺印的文件以备不时之需，该《董事会决议》根本不是中盈公司在2014年10月26日出具，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只是在重审一审时认为可以利用，才进行了变造并添加了相应内容。（２）关于“核查人”落款时间2014年11月10日的《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该《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只有“核查人”签字处手写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而抵押人盖章处并没有落款时间。从笔迹上看，《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上所有手写内容均为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的“核查人”所填写。该份《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同样是中盈公司在签订《95号抵押合同》时，为便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后续办理内部流程手续的需要，在空白未填写任何内容的《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上加盖了公章和私章后即交给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其余内容留待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核保时填写。这种操作方式从抵押登记部门调取的档案中也有类似空白盖章文件可清楚体现。该签字的核查人蔡某在原一审时也曾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在陈述证言及回某时，也从未提及任何《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基于第一点所论证的，95号合同与1900号合同均有完整的两套纸质版签约合同，由于核保属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的内部流程，中盈公司有理由相信《95号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前，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并没有填写这张空白的《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因此，中盈公司请求二审法院责令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提交《95号抵押合同》对应的《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如其不能提供，则足以证明该份《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就是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利用中盈公司基于《95号抵押合同》提供的空白《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进行的自行添加，其所添加的内容不是中盈公司的意思表示。同时，由于中盈公司根本不知道有《1900号授信合同》的存在，因此，也不能将其视为中盈公司默示的授权。（三）重审一审法院关于抵押权变更无需另行登记的“扩展”认定，不符合抵押权作为对世性担保物权应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法律规定，不能成立。抵押权作为担保物权，其所具有的“优先受偿”的效力基于物权的登记和公示，未经登记、公示，既不产生抵押权，更无对抗第三人的优先权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作为五大国有银行之一，有着完善的风控、法务团队，对物权法的上述规定应当是清楚的，如果按照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一审主张的《1900号授信合同》是《95号授信合同》的变更，则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不可能不去办理抵押权的变更登记。假设属合同变更，因未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依法亦不发生法律效力。更何况，相关证据证明，申请抵押登记时即2014年8月27日，《1900号授信合同》与《95号授信合同》已同时存在，属两份独立的合同。案涉不动产抵押登记的是《95号抵押合同》，而非《1900号抵押合同》，无论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做何种解释，从物权登记生效和物权对世性角度而言，均无法让包括但不限于其他法院在内的第三方认可该针对《95号抵押合同》设定的抵押权能够扩展至另一份未经办理登记的《1900号抵押合同》。即如果存在其他法院针对该抵押物进行执行分配时，是不可能认可所谓《1900号抵押合同》具有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效力的，否则，就无从确定抵押登记的法律效力，将根本性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立法根基。因此，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所作出的抵押权变更不经登记即产生法律效力的“扩展”认定，根本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物权设立、变更均需登记生效的法律规定，是完全错误的。（四）本案二审应予以查明的几个疑点。1．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20日的起诉状，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仍主张按《95号抵押合同》行使优先权，对应债权包括2014年8月29日1100万元贷款，该起诉状从未提及《1900号抵押合同》。2．重审一审时，交通银行泉州分行首次提交的《董事会决议》的落款时间存疑；该决议上董事的签名与存档抵押登记部门的《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名存在明显差异，究竟哪一份《董事会决议》是假的？3．原二审时提交的《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的填写时间及内容存疑。4.重审一审判决书第8页，鉴定结论已对关于《1900号授信合同》手写处前后不一致的反常情形进行描述，且“交司授（2014）95号与×××00均为本合同编号”出现在该处，不符合语境和正常逻辑，事后添加痕迹明显。更重要的是，在中盈公司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交涉时，其提供的《1900号授信合同》第九条并无该文字表述，足以证明这段文字系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在诉讼时才添加上去的。5．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27日的四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应的授信合同为×××00，而案涉抵押登记申请时间也是2014年8月27日，此时《1900号授信合同》已存在，怎会出现抵押登记存档的所有文件均体现主合同为《95号授信合同》？6．编号为×××00、×××00、2500的额度使用申请书对应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是怎么生成的、是何时生成的？如果不存在《1900号抵押合同》，又怎会以打印方式记载在申请书中，并获审批放款？综上所述，在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涉嫌对授信合同等主要证据变造的情形下，重审一审却依据存疑，甚至是伪造、变造的《董事会决议》和《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直接将《95号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从对应《95号授信合同》扩展为对应《1900号授信合同》，这种证据采信和法律推定是完全错误的。因此，重审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交通银行泉州分行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应维持原判。1．关于本案贷款的真实情况。本案之所以出现“95号”和“1900号”两个编号不同的合同，是因为纳洲公司急于使用部分授信额度，但根据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内部规定只得在办理抵押登记后才能够发放贷款，因此各方采取了先办理抵押登记再审批的方式所致。由于纳洲公司急需在2014年8月29日获得1100万元贷款，如果按交通银行的规定先审批再办抵押然后放款，必然无法满足纳洲公司的用款时间需求。在此情形下，各方同意将办理抵押程序提前，一边通过银行内部系统发起“1900号”的审批流程，一边以《95号授信合同》《95号抵押合同》先办理抵押登记，然后再将《95号抵押合同》的抵押范围扩展至最后审批通过的《1900号授信合同》。因此，《95号授信合同》与《1900号授信合同》实质上指向的是同一笔授信，形式上表现为《95号授信合同》变更为《1900号授信合同》，且《95号抵押合同》的抵押范围通过中盈公司出具《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的方式扩展至《1900号授信合同》。2．原审法院认定“中盈公司为纳洲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授信合同已经从《95号授信合同》扩展到《1900号授信合同》”的依据为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无论是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抑或是《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均加盖有中盈公司印章，系中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将该二份文件所载明的内容与《95号抵押合同》相结合，可证明中盈公司自愿以涉案抵押物为纳洲公司于《1900号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理由如下：（1）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载明：“董事会同意本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即涉案担保物）为借款人（即纳洲公司）在2014年8月28日至2015年8月28日期间内向贷款银行申请的授信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伍仟叁佰零肆万伍仟叁佰元整，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具体以本公司与贷款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2014年8月27日《董事会决议》项下，除授信期限、担保的最高债权额、签署日期与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不一致外，其余内容均相同。剥除二份董事会决议项下不一致之处，二者均有关于“中盈公司董事会同意以涉案担保物为纳洲公司在一定期间内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的表述，可见“提供抵押担保”是中盈公司董事会的真实意思表示。（2）《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项下，中盈公司表示“你行与纳洲公司在2014年8月29日签订了金额壹亿元的《综合授信合同》（编号×××00），我单位愿以上述资产抵押为其担保”，并作出“完全同意并信守在2014年8月27日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所订立的一切条款”的表述。据此，中盈公司以单方承诺的方式，变更了《95号抵押合同》项下抵押物所担保的范围，涉案《95号抵押合同》项下抵押担保范围扩展至《1900号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同时，该笔债务发生的期间未超出二份《董事会决议》项下中盈公司董事会确认的纳洲公司债务发生期间，符合中盈公司董事会决议内容。综上，原审法院基于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项下中盈公司董事会的表述，认定中盈公司已作出同意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并进一步根据《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项下内容，最终认定“中盈公司为纳洲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授信合同已经从《95号授信合同》扩展到《1900号授信合同》”，此节与事实相符，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二）《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项下内容为中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无须对其手写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1．中盈公司基于主观臆断质疑《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的真实性，却未提供证据佐证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于中盈公司的上诉意见中，中盈公司基于如下事由，质疑《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的真实性，其对此不予认同：（1）《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上“抵押物是否存在抵押情况”体现为“否”，中盈公司因此得出“《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打印与中盈公司在核保书上盖章的是在2014年8月27日抵押登记之前或者同时”的结论。首先，须明确的是：《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项下并无“抵押物是否存在抵押情况”的表述。其次，若中盈公司指的是“抵押物是否存在出租、在先抵押、查封、扣押、监管等限制情况”体现为“否”的表述，同样无法得出中盈公司的上述结论：因为《95号授信合同》实质上与《1900号授信合同》指向的是同一笔贷款，形式上表现为《95号授信合同》的抵押范围扩展到《1900号授信合同》，既然抵押范围已发生了扩展，当然没有在先抵押之说，核保结论体现为“否”没有问题。（2）其在原二审提供《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中盈公司因此得出“核保书是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利用抵押登记前已经盖章的文本，为达到胜诉目的在原一审败诉后擅自填写而形成的”的结论。首先，民事诉讼中是否提交以及何时提交证据，取决于当事人对于证据价值的主观判断，其在原二审提供《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的行为，并不能直接得出《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形成于原一审后的结论。其次，该《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形成于2014年11月10日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涉案《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授信额度审批通知书》中载明“新增组合额度10000万元（敞口5000万元）……其中风险敞口3700万元提供中盈公司名下133亩国有土地抵押……”的审批结果，首笔1100万元授信额度未涉及上述3700万元风险敞口，放款时无须履行抵押核保手续；而第二笔1500万元授信额度使用申请日期为2014年11月10日，该额度已经涉及抵押担保的额度，其依照规定进行核保。中盈公司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张“《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是在原一审败诉后擅自填写而形成的”，纯属无端指责。（3）核查人蔡某在原一审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在陈述证言及回某时，也从未提及《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中盈公司因此得出“《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就是其利用中盈公司基于《95号抵押合同》提供的空白《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进行的自行添加”的结论。本案原一审诉讼过程中主要的证据资料包括《1900授信合同》《95号授信合同》《95号抵押合同》等，原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开展事实调查，双方代理人也据此进行辩论，因此证人蔡某未提及《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也具备相应的合理性。显然，以上事由皆为中盈公司的主观臆断，缺乏必要的合理性，不能得出《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项下印章及手写内容形成于不同时间以及《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并非中盈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结论，不足以作为认定《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效力的合法依据。本案中，中盈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中盈公司事先出具了加盖公章、法人私章的《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亦未证明《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中手写部分内容不是中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2．即便《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由中盈公司先行盖章后由其填写内容，也无须对《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进行鉴定。假设，确实存在中盈公司主张的“《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由中盈公司先行盖章后由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填写内容”情形，中盈公司作为具备相应行为能力及商事经验的民事主体，对于其出具的空白文件用于提供担保应是明确的，其应当知晓该等行为的法律后果。中盈公司交付空白《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的行为，应当视为中盈公司对其的授权，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盈公司承担，因此也无须对《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项下手写内容的形成时间委托鉴定。（三）涉案抵押权是否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不发生导致交司抵（2014）9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首先，须明确的是，原审判决项下，原审法院仅认定“中盈公司为纳洲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授信合同已经从《95号授信合同》扩展到《1900号授信合同》”，而从未就“涉案抵押权”进行论述，中盈公司刻意歪曲事实，进而认为“原审法院关于抵押权变更无须另行登记的‘扩展’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与原审判决内容不符。其次，中盈公司将“抵押权变更登记”视为“《95号抵押合同》项下抵押担保范围变更”的生效要件，显然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条仅规定了不动产物权的生效要件，而抵押人与抵押权人之间抵押合同的效力不受该条款的约束。本案中，中盈公司主张“解除双方于2014年8月27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的生效、合同条款的变更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相关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无关。中盈公司仍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抵押合同自抵押登记之日起生效”的规定，混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将物权行为（抵押权）的生效要件当作债权行为的生效要件，显然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中盈公司为纳洲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授信合同已经从《95号授信合同》扩展到《1900号授信合同》，结合其已履行《1900号授信合同》项下义务并实际向纳洲公司发放5000万元贷款的事实，中盈公司关于解除《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上诉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其也因此无须承担配合办理抵押登记注销手续、返还抵押物权属证书的义务。 中盈公司起诉请求：（一）立即解除中盈公司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于2014年8月27日签订的《95号抵押合同》；（二）撤销地址在厦门市海沧区××路××路以南“Ｈ2013Ｙ21-Ｇ地块”，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厦国土房证第地00020563”，设定的抵押权人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担保债权最高额为50048600元的抵押登记；（三）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立即配合中盈公司办理撤销（注销）抵押登记与他项权证并返还抵押物权属证书；（四）本案诉讼费用由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27日，纳洲公司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签订了《95号授信合同》，约定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给予纳洲公司综合授信等。2014年8月29日，纳洲公司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签订《1900号授信合同》，约定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给予纳洲公司综合授信额度壹亿元等。中盈公司于同日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签订了《95号抵押合同》，约定中盈公司提供址在厦门市海沧区××路××路以南“Ｈ2×××Ｇ地块”，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厦国土房证第地00×××3号”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为《95号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主债权设定抵押，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50048600元，抵押期限自2014年8月27日至2016年2月27日等。2014年9月10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向交通银行泉州分行颁发厦国土房他证第201446706号他项权证。2014年8月29日、11月10日、12月16日，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根据纳洲公司的申请，分别向纳洲公司发放贷款1100万元、1500万元、1960万元、440万元。2014年10月26日，中盈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载明董事会同意以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为纳洲公司在2014年8月28日至2015年8月28日期间向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申请的授信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53045700元等。2014年11月10日，中盈公司向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出具《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载明：“你行（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与纳洲公司在2014年8月29日签订了金额为壹亿元的综合授信合同（授信业务种类）（编号为：×××00），我单位愿以上述资产抵押为其担保，并重申，完全同意并信守在2014年8月27日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合同）（编号为：交司抵（2014）95号）中所订的一切条款。”该核保书的落款抵押人处加盖中盈公司公章和林建仁私章。 诉讼中，经中盈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1900号授信合同》的第22页第二行“交司授（2014）95号与×××00均为本合同编号”与本段前一句“因为信用证、买方押汇…贵行有权宣布业务提前到期”是否同一时间形成；2014年11月10日的《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中“福建中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公章和“林建仁印”私章是否为原印章加盖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02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送检的《1900号授信合同》原件第22页手写部分“交司授（2014）95号与×××00均为本合同编号”字迹形成于同页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印文盖印之后，而其前一句字迹形成于该印文盖印之前，但不能进一步确定该两部分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间隔。2．送检的《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原件反面的“福建中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印文与供检同名样本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林建仁”私章印文与供检的同名样本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 一审法院认为：中盈公司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于2014年8月27日签订的《95号抵押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盈公司以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未实际履行其所担保的主合同向纳洲公司发放贷款义务即担保的债权不存在为由请求解除该《95号抵押合同》。因此，本案处理的关键在于审查《95号抵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是否已经实际发生。《95号抵押合同》中约定“鉴于纳洲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和抵押权人（债权人）签订了《95号授信合同》，为保证该主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抵押人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财产设定抵押。”即中盈公司于签订《95号抵押合同》时提供抵押担保的综合授信合同是《95号授信合同》。但之后，中盈公司于2014年10月26日召开董事会并作出《董事会决议》，约定“董事会同意本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为借款人（纳洲公司）在2014年8月28日至2015年8月28日期间内向贷款银行申请的授信抵押”。中盈公司并于2014年11月10日向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出具《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向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承诺“你行与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在2014年8月29日签订了金额为（大写）壹亿元的综合授信合同（授信业务种类）（编号为：×××00），我单位愿以上述资产抵押为其担保，现重申，完全同意并信守在2014年8月27日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合同）（编号为：交司抵（2014）95号）中所订的一切条款。”可见，中盈公司为纳洲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授信合同已经从《95号授信合同》扩展到《1900号授信合同》。根据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提供的《综合授信项下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使用申请书》和借款凭证，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已经按照《1900号授信合同》在2014年8月29日至12月16日合计向纳洲公司发放贷款5000万元，符合前述中盈公司为纳洲公司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发生的贷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情形。因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已经实际发生，中盈公司请求解除《95号抵押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与纳洲公司签订的《1900号授信合同》第22页第二行“交司授（2014）95号与×××00均为本合同编号”与本段前一句“因为信用证、买方押汇…贵行有权宣布业务提前到期”是否同一时间形成，并不影响上述认定和处理。中盈公司第二项诉讼请求系请求撤销抵押登记，而抵押登记属于抵押物登记机关的权限，不属于人民法院的民事受案范围。因《95号抵押合同》没有解除，中盈公司要求交通银行泉州分行配合办理撤销（注销）抵押登记与他项权证并返还抵押物权属证书，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中盈公司诉讼请求的第二项不属于人民法院的民事受案范围；第一、三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盈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2043元、鉴定费54200元，由中盈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中盈公司提交如下新证据： 证据一：厦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存档的案涉抵押登记文件资料，包括： （1）《厦门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申请表》，拟证明：抵押登记的申请时间为2014年8月27日，登记的债务合同号为“交司授（2014）95号”，抵押合同号为“交司抵（2014）95号”，担保最高债权额是50048600元，债务履行期间/主债权确定期间“2014年8月27日至2016年2月27日”，上述记载的担保时间及金额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提交的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所载有差异。 （2）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的《董事会决议》，内容包括：“1、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以本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权证编号为厦国土房证第地0020563号，坐落于厦门海沧区××路××海景中路以南，地块编号为Ｈ2×××Ｇ国有土地，为借款人在2014年8月28日至2016年2月27日（以下简称“授信期限”）期间内向贷款银行申请的授信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伍仟零肆万捌仟陆佰元整，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具体以本公司与贷款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因本公司原因致使抵押权未成立或无效的，本公司愿意对借款人的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上述担保授信的延期、展期、周转使用、借新还旧等的我们的和实施，由借款人与贷款银行协商确定，本公司及董事会予以同意。……3、董事会授权林建仁先生／女士（身份证件号码为：35×××616）代表本公司全权办理该贷款担保事宜，其所签章的担保合同、协议、担保书、承诺函和一切贷款担保有关的文件，本公司概予承认，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概由公司承担。……5、本公司保证以下董事的签章真实、完整、合法、有效，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一概由本公司承担。（以下无文）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签章（董事会成员名单及签字样本附后）：”落款处有“王婉怡、邱辉足、李秀香、吴钟灵、林君仁”签名字样，中盈公司加盖印章。决议尾部有“该决议真实合法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字样，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在上述字样上加盖印章。拟证明2014年10月26日，中盈公司董事会同意以案涉土地使用权为《95号授信合同》项下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该决议记载的担保时间及金额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提交的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所载有差异，各董事的签名字样肉眼判断存在较大区别。 （3）《土地估价结果报告》，拟证明案涉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50048600元，与存档的2014年8月25日《董事会决议》所载金额一致，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提供的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所载不一致。 证据二：合同编号尾数为1900、1901、1902、1903的四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拟证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在（2017）闽民初19号一案提交了上述保证合同，该四份保证合同对应的主合同为《1900号授信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8月27日，在该时点《1900号授信合同》已存在，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关于编号变更或合同变更的主张均不能成立。 证据三：《1900号授信合同》复印件，拟证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在交涉过程中提供给中盈公司的合同中，第九条约定并无“交司授（2014）95号与×××00均为本合同编号”字样，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在本案中提交的《1900号授信合同》系其在诉讼过程中变造的。 证据四：（2017）闽民初19号案中由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20日的《民事起诉状》，拟证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直至2017年1月20日起诉时仍自认与中盈公司之间仅有《95号抵押合同》，并无《1900号抵押合同》。 证据五：（2017）闽民初19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中盈公司在（2017）闽民初19号案的庭审中已明确陈述其不是《1900号授信合同》的抵押人，也不是《1900号抵押合同》的当事人，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以“拟与被告庭外和解”为由撤回起诉。 证据六：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在（2015）闽民初字第134号案中提交的《起诉状》，拟证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自认与纳洲公司签订《1900号授信合同》的时间是2014年8月27日。 证据七：（2015）闽民初字第131、133、13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与纳洲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多笔授信业务的合作关系。 交通银行泉州分行质证认为，证据一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根据在案证据，案涉《95号抵押合同》项下抵押担保范围由《95号授信合同》扩展至《1900号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董事会决议》来源于中盈公司，应由中盈公司对《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负责，且从案涉二份《董事会决议》内容看，中盈公司董事会及中盈公司已作出以涉案担保物为纳洲公司在特定期间内发生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证据二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不具有关联性，即便《1900号授信合同》形成于2014年8月27日，也不能否定《95号抵押合同》抵押范围已扩展至《1900号授信合同》的事实。证据三是复印件，中盈公司未提交原件核对并说明合法来源，证据三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证据四、证据五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中盈公司主张的证明对象。证据六、证据七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不具有关联性，且《1900号授信合同》的签订时间应以合同落款的时间即2014年8月29日为准。 本院认证认为，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据三是复印件，中盈公司未能提供原件核对，其真实性应当结合其他在案证据综合认定。证据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审理期间，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中盈公司提出：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14年8月29日签订《1900号授信合同》有误，签订时间应是2019年8月27日；认定双方签订《95号抵押合同》时间不明确，应明确认定签订时间是2014年8月27日；认定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向交通银行泉州分行颁发厦国土房他证第20×××6号他项权证的时间是2014年9月10日有误，该他项权证的落款时间是2014年9月10日，但取件时间应是2014年9月10日之后，通知单上载明的取件时间是2014年9月12日；没有明确认定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分别于2014年8月29日、11月10日、12月16日向纳洲公司发放的贷款1100万元、1500万元、1960万元、440万元，是对应哪一份授信合同、保证合同及抵押合同项下的贷款；认定中盈公司于2014年10月26日作出《董事会决议》有误，该《董事会决议》的落款时间是交通银行泉州分行自行添加的，其也无法确认其是否出具了该《董事会决议》；认定中盈公司于2014年11月10日向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出具《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有误，是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在空白的核保书上自行填写内容和落款时间。中盈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亦提出签订《95号抵押合同》的时间应明确认定是2014年8月27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没有异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95号授信合同》《1900号授信合同》的签订时间的认定 根据双方的一致主张和《95号授信合同》记载双方在合同上的落款时间，可以认定《95号授信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8月27日。《1900号授信合同》记载，纳洲公司在合同上盖章落款的时间为2014年8月27日，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盖章落款的时间是2014年8月29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应以盖章落款在后的时间，即2014年8月29日认定为《1900号授信合同》签订完成并成立的时间。 （二）关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分别于2014年8月29日、11月10日、12月16日向纳洲公司分别发放的贷款1100万元、1500万元、1960万元、440万元，是对应哪一份授信合同、保证合同及抵押合同项下贷款的认定 根据案涉4份《综合授信项下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使用申请书》《交通银行受托支付委托书》所载内容，可以认定上述发放的贷款系《1900号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贷款，至于能否认定为《95号抵押合同》项下的贷款，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三）关于中盈公司是否出具案涉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2014年11月10日《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的认定 中盈公司主张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上董事的签名与厦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存档的2014年8月25日《董事会决议》上的董事签名存在明显差异，落款时间书写在中盈公司印章之上，中盈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应交通银行泉州分行要求出具了加盖公司印章但没有董事签名和落款时间的文件以备用，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应是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根据诉讼需要变造的。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则主张两份《董事会决议》均由中盈公司提供，应由中盈公司负责其真实性。中盈公司于本院庭审后申请对案涉二份《董事会决议》上的董事签名笔迹进行比对鉴定，提出2014年8月25日《董事会决议》是真实的，如经鉴定证明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上董事签名是虚假的，则原审判决认定中盈公司同意将抵押担保范围“扩展”至《1900号授信合同》不能成立。因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落款处加盖了中盈公司的印章，中盈公司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该决议上所签的董事姓名、人数也未提出异议，且未能举证证明其签订合同时向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提供了加盖印章的空白文本，故认定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伪造或变造《董事会决议》证据不足。而无论二份决议上董事签名笔迹是否相同，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在签订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时亦仅对《董事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故中盈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没有意义，本院不予准许。中盈公司主张2014年11月10日《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的内容真实性存疑，亦是由其在签订抵押合同时向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提交了加盖印章的空白核保书，再由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根据需要自行添加相关内容。同上述分析，中盈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向交通银行泉州分行提供了加盖印章的空白核保书，仅根据核保书上手写部分内容是由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工作人员填写认定存在变造或伪造核保书依据不足。且即便中盈公司确有提供加盖公司印章的空白《董事会决议》《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文本，其明知上述文本系用于抵押贷款的用途而自愿交于债权人，亦可认定其授权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在空白文本上填写相关内容，中盈公司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可以认定中盈公司出具了案涉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2014年11月10日《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95号抵押合同》是否符合解除条件，案涉抵押登记应否撤销。对此，分析如下： 中盈公司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于2014年8月27日签订《95号抵押合同》，约定为纳洲公司与交通银行泉州分行签订的《95号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但中盈公司后又向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出具了《授信业务抵押核保书》，根据中盈公司在核保书中的承诺：“你行与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在2014年8月29日签订了金额为（大写）壹亿元的综合授信合同（授信业务种类）（编号为：×××00），我单位愿以上述资产抵押为其担保，现重申，完全同意并信守在2014年8月27日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合同）（编号为：交司抵（2014）95号）中所订的一切条款。”结合中盈公司出具的2014年10月26日《董事会决议》的内容：“董事会同意本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为借款人（纳洲公司）在2014年8月28日至2015年8月28日期间内向贷款银行申请的授信抵押”和《1900号授信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为“自2014年8月27日至2015年8月28日”，可以认定《95号抵押合同》担保的债务范围已经变更并且及于《1900号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交通银行泉州分行已经向纳洲公司发放了《1900号授信合同》项下的贷款5000万元，故《95号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债务已经实际发生。中盈公司主张《95号授信合同》和《1900号授信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份合同，另存在《1900号抵押合同》为《1900号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但不论案涉两份《综合授信合同》是否相互独立，以及是否存在《1900号抵押合同》，均不影响认定中盈公司已经作出按照《95号抵押合同》条款为《1900号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担保的承诺。中盈公司还主张如果抵押合同已经发生变更，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不可能未对抵押登记进行相应的变更。但抵押登记是否变更，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也并非本案抵押合同的解除条件。中盈公司关于解除《95号抵押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交通银行泉州分行配合办理撤销抵押登记与他项权证并返还抵押物权属证书，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中盈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2043元，由福建中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晓文 审判员  高晓嵘 审判员  林峥峥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赵宇宏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