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02民初259号 原告：孙超，男，汉族，1989年1月25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峰，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波，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合肥碧荣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新站工业物流园内**团**宿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N39P52U。 法定代表人：孙继召，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贤玉，北京市炜衡（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声颖，北京市炜衡（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超与被告合肥碧荣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荣公司”）碧荣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峰、被告碧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贤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购房款21137.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第四条约定:单价为每平方12097.89元,《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十条第二款约定:根据国家财政部、税务局相关规定,2016年5月1日起房地产行业执行“营改增”政策:买受人知悉并确认,本合同内载明的单价、总价、面积补差款、违约金、赔补偿金、以及买受人缴纳的定金、首付款、按揭款等所有购房款,均已包含增值税销项税额。买受人在支付房款当日,出卖人凭相应款项支付凭证按实开具收据或增值税发票。第三项约定:根据增值税相关规定,买受人购买本房屋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1%。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宣布,我国增值税基本税率将由目前的16%降至13%,10%降至9%,保持6%不变,其中不动产销售由原来10%降低至9%。截止起诉之日,被告仍未向原告出具增值税票据,被告只需向税务机关按规定9%缴纳增值税。合同签订时,被告按照11%增值税向原告收取,被告预收的款项应当予以退还。 碧荣公司辩称：1、涉案房屋价格为固定单价，房屋总价款仅与面积和单价有关，与房屋增值税税款无关。根据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三条“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基本情况”，该商品房建筑面积共96.97平方米。第四条“计价方式与价款”，出卖人与买受人约定按建筑面积计算商品房价款，该商品房单价（人民币）每平方米12097.89元，总金额（人民币）1173132元（大写金额：壹佰陆拾伍万壹仟柒佰叁拾元整）。因此，本案中的房屋总价计算方式很明确：即单价乘以面积。另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面积误差绝对比值在3%以内（含3%）的，据实结算房价。除此之外，任何因素不影响合同总价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拘束力，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出自买卖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2、补充协议第十条第3款，仅仅是双方在协议中就房屋买卖所适用的税种和税率进行披露，而不是被告预收或代收原告的增值税。《补充协议》第十条第3款的内容：“根据增值税相关规定，买受人购买本房屋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1%”，本条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字表述。协议并没有提到出卖人代收代缴增值税，况且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企业，也不存在替买受人代收代缴一说。除此之外，双方在补充协议中也没有就税率影响总价做任何约定。3、本案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原、被告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另一个是被告与政府之间税收征缴法律关系，这两个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其中一个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变动，对另一个法律关系没有任何影响。本案合同签订在先，税率调整在后，假如增值税上调，被告要求原告补交上调的增值税金额，原告也不会同意的。4、国家降低增值税的税率，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尽管从长远来看，降税行为将产生一系列积极效应和连锁反应，最终惠及广大消费者，但税收调控的具体手段中，增值税直接面向企业，个人所得税直接面向个人，二者区别不容置疑。如果被告作为企业享受到税收优惠，购房人通过诉讼把税收让利剥夺走，那么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意义就落空了，违背了国家政策的初衷。5、不动产买卖为大额财产交易，应维护商品房交易的秩序和稳定性，尊重行业习惯，遵守公序良俗。司法实践对社会生活具有教育和指引意义，如果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会在全国范围内滋生大面积的群体性诉讼，调整税率的不仅仅房地产一个行业，还会波及其他领域，而且今后各行各业的交易成本都会增加，例如合同中若不明确约定价款与税率波动无关，今后税率再调整又将产生退款问题。税收政策对经济的调控是直接的、灵活的，如果因少数人的司法博彩变得笨拙、反复，抬高了社会成本，是各方不愿意看到的。综上所述，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本案房屋单价固定不变，房屋总价款仅与房屋单价和房屋面积有关，与增值税税率无关，被告为纳税义务人，因为政策调整的增值税税率降低，与被答辩人无关，应当驳回被答辩人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10日原告孙超与被告碧荣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第四条约定“出卖人与买受人约定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价款，按上述方式计算的该商品房价款：单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12097.89元，总金额（人民币）1173132元整。”。合同第六条约定“买受人采取按揭方式付款，首付房款人民币423132元，应在2017年8月10日前支付给出卖人；剩余房款人民币750000元，办理按揭贷款。”。双方在《补充协议》第十条第3款中约定“根据增值税相关规定，买受人购买本房屋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1%......”。现原告以国务院增值税税率调整为9%，要求被告向其退还降税部分差额。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系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本案双方争议所涉及的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而增值额是从销售额中扣除当期购进商品与劳务的价值差额后余下的价值量。简言之，增值税系对企业或个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征收的税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本案中双方在补充协议中虽然约定了按11%的税率交纳增值税，但是被告碧荣公司作为增值税纳税人如果按原告主张9%的税率纳税，也是因国务院修改增值税税率而履行的纳税义务，并不构成原告所主张的不当得利。同时，从原、被告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约定可知，原、被告约定的房屋价款系含税价格的固定价款，原告在此之外无须另行再向被告支付其他税款，现原告要求被告退还降税差额，则被告实际退还的是增值额的部分差额，系对合同价款的减少。减少合同价款，亦与原、被告的合同约定相违背。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超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30元，减半收取计165元，由被告孙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彭发传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 徽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