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5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乐雄，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德波，广东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卫彬，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少华，江西童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乐雄因与被上诉人刘卫彬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9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乐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德波，被上诉人刘卫彬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少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乐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刘卫彬协助陈乐雄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刘卫彬持有的深圳市金成伟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成伟业公司）的69%股权变更为陈乐雄所有；二、判令刘卫彬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及股东会决议均为刘卫彬亲笔签署，是刘卫彬真实的意思表示，应予以采信，而一审法院认定刘卫彬是在被羁押的状态下在《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及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一）刘卫彬因拖欠陈乐雄的借款本息2.83亿元，金成伟业公司也对刘卫彬欠陈乐雄上述欠款本息进行了担保[后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商初字第215号判决书判决欠陈乐雄本金1.4683亿元，利息一案还在审理中]，而刘卫彬又无其他财产可还债。金成伟业公司（刘卫彬占100%股份）在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有三层裙楼物业（7000多平方米）处于闲置状态，陈乐雄与刘卫彬为盘活该资产，在刘卫彬被羁押之前就基本上已经与陈乐雄达成有关意向，将该物业交由陈乐雄全权管理，并同意将刘卫彬在该公司的全部股权无偿转让给陈乐雄。双方在2015年7月签订协议同意将章某某代持刘卫彬的31%股份以0元转让给陈某某代陈乐雄持有。办理完变更手续后，再将刘卫彬名下的69%股份无偿转让到陈乐雄名下。但在2015年9月17日刘卫彬因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罪被洞口县公安机关拘留，并羁押在洞口县看守所。为落实之前达成的意向，股东陈某某起草好股东会决议，陈乐雄在深圳制作好《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等文件，并将股东会决议一同带到刘卫彬的羁押监所给刘卫彬签名。后经办案民警批准和陪同，将该文件带到看守所和刘卫彬进行商谈，刘卫彬同意文件有关内容并在文件上签名。（二）刘卫彬在上述文件上签名都是自愿的，刘卫彬在签署文件过程中陈乐雄并没有胁迫刘卫彬。况且刘卫彬是在看守所羁押地签署的文件，整个签名过程都有摄像头摄像，又有民警陪同，陈乐雄不可能能胁迫到刘卫彬在文件上签名。因此刘卫彬说该文件上的签名是陈乐雄胁迫其签名的，明显不符合常理，刘卫彬明显在说谎。（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刘卫彬应该为陈乐雄是胁迫他在文件上签名的过程进行举证，刘卫彬可以向法院申请向看守所调取其签名时的摄像，也可申请要陪同的民警作证，以证实刘卫彬在签名时是否受到了陈乐雄的胁迫。但刘卫彬根本没有提供有关证据，而一审法院在刘卫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就主观上作出判断认为有关签名并非刘卫彬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二、关于转让的价款1元是因为被转让标的公司金成伟业公司担保包括陈乐雄以及他方的资金高达10个亿左右，已资不抵债，因此双方以1元价格转让，完全是一种形式，没有实质意义，不能认定为是有失公平。（一）金成伟业公司作为连带责任的保证人欠陈乐雄本金14683万元，欠国银租赁有限公司2亿元、还担保其他案件债务约6亿元。现在已有几家法院对其名下的物业进行了查封。而金成伟业公司的资产仅仅只有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的鹏益花园7000多平方的三层裙楼物业，现按照市场评估价格最多在2个亿左右，而该公司又没有进行其他经营收益，因此该公司全部财产根本远远不够偿还债务。故双方以1元的转让价格进行转让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实质意义，所以是完全合理的，不存在不公平。（二）一审法院如果认为对1元的转让价格转让是显失公平，应该对该股份价值进行评估，以确定以1元的转让价格转让是否合理和显失公平。而一审法院在没有对对标的公司股权进行任何正规的评估核定情况下，仅从字面判决认定1元就不合理，明显不符合法律程序。（三）股权协议转让，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协议的任何一方完全可以处分自己的权益，现实中也大量存在1元转让的情况。并且另案中将章某某代持刘卫彬的31%股份以0元转让给陈某某代陈乐雄持有，深圳市宝安人民法院也认可该协议的法律效力，并没有认为0元转让不合理。同一个法院的判决，就有二种不同的判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三、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不影响合同成立，一审法院认为陈乐雄对协议中约定的1元转让款的支付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就否定股权转让的效力，是错误的。（一）《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并没有约定合同成就的条件必须要陈乐雄支付完成1元的转让款后才生效。（二）即使陈乐雄没有按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款，刘卫彬可以依据协议约定依法要求陈乐雄支付，况且刘卫彬拖欠陈乐雄款项高达1亿多元，转让款1元完全可以从中抵扣。四、《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股东会决议签订的时间和地点等形式并不能根本上影响合同成立和效力。法律也没有强制规定合同的签订必须是双方同时在同一场地签署才有效。（一）《股权转让协议书》是陈乐雄在深圳签完字，再带到刘卫彬羁押的监所由刘卫彬签名。协议上注明的时间是2016年2月10日及签订地点为深圳，是陈乐雄签名的时间和地点，并不是刘卫彬签名的时间和地点，刘卫彬在签名后并没有写时间，且法律没有规定非得以哪一方签名的时间和地点作为合同签订的时间和地点。但陈乐雄这些合理的解释无法得到一审法院的采信。（二）股东会决议由另一股东陈某某起草后在由陈乐雄带到刘卫彬羁押的监所签名。股东会决议注明的时间是2016年1月16日是股东陈某某签名的时间，刘卫彬在签名后没有写时间，且法律没有规定非得以哪一方签名的时间和地点作为合同或文件签订时间和地点。但陈乐雄这些合理的解释无法得到一审法院的采信。综上所述，协议一经签订，就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必须履行，不能出尔反尔。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在刘卫彬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主观上作出判断认为有关签名并非刘卫彬真实意思表示，从而作出错误的判决。一审法院的判决不但没有维护到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精神，反而给越来越不讲诚信的人有机可乘，只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陈乐雄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卫彬未提交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乐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陈乐雄的上诉，维持原判。陈乐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刘卫彬协助陈乐雄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刘卫彬持有的金成伟业公司的69%股权变更为陈乐雄所有；二、刘卫彬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乐雄提交了以下证据：1.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刘卫彬将其持有的金成伟业公司69%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陈乐雄，金成伟业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陈乐雄在协议生效之日起1天内将转让款支付给刘卫彬，刘卫彬在协议签订后30天内配合陈乐雄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协议第八条约定，协议书经双方签字并经深圳公证处公证后生效，双方应于协议书生效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又约定，如工商行政部门不要求提供公证的股权转让协议，则关于协议公证后生效的约定作废。该协议有陈乐雄、刘卫彬的签名，并注明2016年2月10日签订于深圳。2.一张刘卫彬签名的收条，确认已经收到陈乐雄的股权转让款1元，未注明时间。3.一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为金成伟业公司股东刘卫彬、陈某某一致同意刘卫彬将69%股权转让给陈乐雄，陈某某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刘卫彬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陈某某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该决议有刘卫彬的签名，注明日期为2016年1月16日。对《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及股东会决议，刘卫彬确认签名的真实性，但称上述文件并非签订于深圳市，签订时间是2016年1月14日，当时刘卫彬涉嫌犯罪，在湖南省洞口县看守所服刑，陈乐雄通过非法途径，将《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及股东会决议打印好拿至看守所，迫使刘卫彬签字、按手印，并非刘卫彬的真实意思表示。陈乐雄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及股东会决议是在刘卫彬羁押期间签署，时间为同一天，对款项的支付情况不清楚。金成伟业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26日，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登记股东原为刘卫彬和章某某。2015年7月27日，刘卫彬和章某某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章某某将持有的金成伟业公司股权转让给陈某某。同日，章某某与陈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章某某将其持有的金成伟业公司31%股权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某某。2016年4月14日，金成伟业公司股东由刘卫彬（69%）和章某某（31%）变更登记为刘卫彬（69%）和陈某某（31%）。2016年9月30日，湖南省洞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0525刑初148号刑事判决书，刘卫彬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9月30日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陈乐雄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及股东会决议虽然都有刘卫彬签名，但《股权转让协议书》注明的签订地点为深圳，签订时间为2016年2月10日，收条上仅有签名，未注明时间，股东会决议注明的签署时间为2016年1月16日，实际上《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及股东会决议是在刘卫彬被羁押期间同一天在羁押场所签订。结合《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及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和内容，且陈乐雄对协议中约定的1元转让款的支付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刘卫彬称其在被羁押的状态下在《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及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可信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此，陈乐雄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及股东会决议主张刘卫彬协助陈乐雄将刘卫彬持有的金成伟业公司69%股权变更登记至陈乐雄名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乐雄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陈乐雄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11月21日，刘卫彬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刘卫彬与陈乐雄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案号为（2017）粤0306民初29086号。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民事判决，撤销刘卫彬与陈乐雄于2016年2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陈乐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19）粤03民终3750号民事判决，改判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29086号民事判决，驳回刘卫彬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13日立案，于2017年9月20日开庭审理。陈乐雄向本院提起的诉讼请求是刘卫彬协助陈乐雄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刘卫彬持有的金成伟业公司的69%股权变更为陈乐雄所有。故本案应首先审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刘卫彬于2017年11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刘卫彬应同时申请本案中止审理，待《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确定后，再行处理本案。而刘卫彬并未申请本案中止审理。而一审法院在另案尚未审结的情况下即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进行评判并进而判决驳回陈乐雄的诉讼请求，是不当的。现本院已作出（2019）粤03民终3750号案终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卫彬的诉讼请求，认定刘卫彬、陈乐雄于2016年2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则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刘卫彬应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配合陈乐雄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其持有的金成伟业公司的69%的股权变更为陈乐雄所有。综上所述，陈乐雄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9792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刘卫彬协助上诉人陈乐雄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被上诉人刘卫彬持有的深圳市金成伟业投资有限公司的69%的股权变更为上诉人陈乐雄所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已由上诉人陈乐雄预交，由被上诉人刘卫彬负担。上诉人陈乐雄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上诉人陈乐雄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本院予以退回。被上诉人刘卫彬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5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毓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