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6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健丰，男，197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通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诚，男，1980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冰，男，197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辛锋，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芦健，男，196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卞连兵，广东比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樊健丰、李诚、韩冰因与被上诉人芦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4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健丰、李诚、韩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芦健返还樊健丰、李诚、韩冰各自所支付的合作款共750000元（其中樊健丰300000元、李诚150000元、韩冰300000元）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芦健在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后，利用其经营管理的乐庭公司的经营场所及生产能力，开展光伏路灯项目的生产、销售工作，系其履行《项目合作协议》义务的表现”，属认定事实错误。而本来的事实是：2017年7月19日，樊健丰、李诚、韩冰与芦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合伙经营光伏路灯的生产销售项目，该合伙项目首期投资为90万元；同时约定自签订合同起，把投资资金转入三方约定之甲方指定专用账户，使用资金是必须由芦健及李诚共同签字，并经财务审核签字后方可进行资金支出。为突出该条约定的重要性和不可违反，特将该条的字体加大以引起协议各方的重视及遵守。再者，合同对合伙事务的决定和执行进行了详细的约定，且特别在协议第八条约定：1.禁止合伙人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项目相竞争的业务；2.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禁止任何合伙人私自以合伙项目名义进行业务活动。在该合伙协议签订时，芦健担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中山市乐庭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庭公司）早已存在；按一审认定事实的逻辑，该合伙协议签订时，如芦健利用乐庭公司生产、销售合伙项目的光伏路灯产品即是其履行《项目合作协议》义务表现的话，按常理应在该合伙协议中予以明确约定，但该协议中却只字未提，明显与常理不符；同时在一审中，芦健一直辩称合伙协议各方为节约成本以芦健原有注册的乐庭公司的名义经营合伙约定的光伏路灯项目，却至今没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但不可辩驳的事实却是芦健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且严重违反《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擅自用自己及妻子担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乐庭公司经营该协议约定的产品。况且，芦健提供的证据显示，无论生产设备、工作人员、产品及包装、经营范围、发票的开具及收款都是芦健用自己及妻子担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乐庭公司经营。二、一审中还有如下事实明显认定错误：1.一审中认定韩冰“明确知道并参与了芦健通过乐庭公司开展的合伙事务，长期销售光伏路灯”，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一审中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韩冰销售过光伏路灯，事实是韩冰也未以任何形式委托任何人从事该光伏路灯的任何销售工作，一审法院仅仅凭着芦健的陈述及芦健与案外人的款项往来就如此认定事实，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中仅凭李诚与案外人王新的聊天就推理樊健丰收到账册并“知道或应当知道芦健通过乐庭公司开展合伙事务的情况”，也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事实是樊健丰从未收到任何账册。一审法院未经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就如此轻率的认定事实，极不合理，更不合法。芦健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芦健利用其经营管理的乐庭公司的经营场所及生产能力，开展光伏路灯项目的生产、销售工作，系其履行《项目合作协议》义务的表现”与事实相符，理据充分。除一审法院说理部分论述的观点外，芦健再补充以下意见：1.芦健利用乐庭公司的经营场所及生产能力进行生产销售，以乐庭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有利于合作光伏项目创业。制造业的创业所需生产周期较长，资金回报慢，风险极大，而利用某一合伙人原有公司名义进行生产经营的合作形式可以大大减少合伙资金投入，迅速开展生产经营工作，减少创业风险，因而被许多制造业的创业者所选用，在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芦健与樊健丰、李诚、韩冰在《项目合作协议》中未明确利用芦健的乐庭公司进行生产、销售，但也未约定必须成立新的合伙体经营合伙业务。芦健与樊健丰、李诚、韩冰合伙经营光伏路灯项目，而生产销售光伏路灯必须有生产经营场所，必须有销售人员及相关辅助人员，必须有一个对外经营交易的主体，必须有一个适格的主体开具发票给客户。因此，合伙体利用乐庭公司的经营场所及生产能力进行生产销售，以乐庭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资金、行政费用等成本支出，增加合伙体盈利能力，有利于芦健与樊健丰、李诚、韩冰光伏项目创业。2.芦健在与樊健丰、李诚、韩冰商定终止合作后亦未再经营光伏路灯。根据一审法院查明情况，芦健与樊健丰、李诚、韩冰之所以合作光伏路灯项目，是因为芦健有生产经营小家电的能力、经验和具备生产经营场所、人员等优势，樊健丰、李诚、韩冰有光伏路灯销售方面的渠道优势。光伏路灯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经营是否能盈利主要依靠销售能力。正是在李诚承诺樊健丰、李诚、韩冰三人有销售渠道的情况下，芦健才同意合作经营光伏路灯。在销售业绩不达预期，合伙体面临亏损的情况下，芦健与樊健丰、李诚、韩冰共同商定终止合作光伏路灯项目，而非樊健丰、李诚、韩冰退出合作经营，芦健独自生产经营光伏路灯。芦健在与樊健丰、李诚、韩冰商定终止合作后亦未再经营光伏路灯。3.如果芦健想独自经营光伏路灯项目，还与樊健丰、李诚、韩冰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明显不合情理。如果芦健想独自经营光伏路灯项目，则无法解释芦健与樊健丰、李诚、韩冰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的动机。首先，樊健丰、李诚、韩冰均对光伏路灯行业非常熟悉，芦健如果独自经营光伏路灯，不可能隐瞒不让樊健丰、李诚、韩冰知道。芦健在与樊健丰、李诚、韩冰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后独自经营光伏路灯项目，必定会被樊健丰、李诚、韩冰知悉，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显然不是芦健所要的结果。其次，如果芦健是想借助樊健丰、李诚、韩冰的销售渠道或者资金，那么芦健应该与樊健丰、李诚、韩冰签订相应的销售协议或者借款协议，而非《项目合作协议》。芦健作为经商者，必然知道销售协议、借款协议与项目合作协议的区别，及其中所涉的重大利害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韩冰“明确知道并参与了芦健通过乐庭公司开展的合伙事务，长期销售光伏路灯”与事实相符。除一审法院说理部分论述的观点外，芦健对此作补充说明。1.芦健与韩冰的货款均系通过丁秀侠账户结算。芦健与丁秀侠并不相识，仅因韩冰对合伙项目的投资款通过丁秀侠账户支付，故后续与韩冰的货款亦通过丁秀侠的账户结算。韩冰委托丁秀侠支付投资款给芦健，显然韩冰与丁秀侠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对韩冰除委托丁秀侠支付投资款外，丁秀侠与芦健的其他款项往来与韩冰无关的举证责任在韩冰。韩冰在一审期间未提供证据证明，亦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应认定芦健与丁秀侠的其他款项往来系结算韩冰货款。2.芦健多次以韩冰的名义对其他客户发送光伏产品，有出货单、快递单予以证明。乐庭公司的文员和司机因兼职协助处理发货事宜，知道相关发货细节，出具了书面证言给一审法院，但由于二证人均不在顺德，故不便出庭作证。3.上述发货单、快递单所涉货款金额与芦健通过丁秀侠账户支付的款项的金额相符。4.李诚与韩冰系朋友，在一审时同为原告，在二审中同为上诉人，关系非同一般。李诚不可能不将与芦健开展合伙事务的情况告知韩冰；韩冰作为投资人，在投入资金后一年多时间内，不可能对合伙事务开展情况不闻不问。韩冰对芦健开展合伙事务的情况应是明知的。三、一审法院认定樊健丰“知道或应当知道芦健通过乐庭公司开展的合伙事务的情况”与事实相符。1.李诚的微信聊天记录形成时间在本案诉讼之前，李诚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对樊健丰拿走合伙体经营账册等相关细节情况叙述的非常清晰。结合李诚说话的语气、用词等综合判断，李诚所述事实可信度极高。2.同上述第二大点第4小点意见。四、对部分证据未能在一审法院提供原件供核对的说明。芦健提供的2017年8月至2018年11月的数据汇总打印件、各月份的销售明细表、灯具材料各供应商明细汇总表灯具盘点表、费用汇总表虽为芦健制作，但其背后的数据均有相关的材料印证，只是因为原件被樊健丰、李诚、韩冰拿走，故无法提供。在一审法院组织证据交换和质证后，芦健尽量想办法收集整理了一部分证据原件，包括供应商出具的证明、销货的快递单等，以印证上述统计报表中数据的真实性。但因芦健一审开庭时迟到，而一审法院当日因特殊情况采取戒严措施，导致芦健迟到后未被允许进入一审法院，故在一审庭审中，上述证据及三份李诚光伏太阳灯明细账的原件未能提供核对。虽如此，但事实胜于雄辩，芦健提供的证据已然具有优势，故一审法院驳回了樊健丰、李诚、韩冰的诉请。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樊健丰、李诚、韩冰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樊健丰、李诚、韩冰的上诉请求。樊健丰、李诚、韩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樊健丰、李诚、韩冰、芦健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2.判令芦健返还樊健丰、李诚、韩冰各自所支付的合作款共750000元（其中樊健丰300000元、李诚150000元、韩冰300000元）；3.判令芦健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诚、芦健曾是合作关系，樊健丰、李诚、韩冰是朋友关系（李诚曾在微信中称樊健丰、韩冰是其“师兄”）。2017年7月19日，樊健丰、李诚、韩冰、芦健四人以芦健、李诚为甲方，韩冰为乙方、樊健丰为丙方，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经营光伏路灯的生产销售项目。约定甲方出资300000元（货币出资248000元，技术入股方式折算出资52000元），乙方出资300000元，丙方出资300000元。约定三方盈亏均按33.33%分配。约定项目事务的执行人由甲方担任。约定禁止行为包括禁止合伙人自营或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项目相竞争的业务。《项目合作协议》并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樊健丰、韩冰按约定各向芦健支付出资款300000元（韩冰的出资系由案外人丁秀侠向芦健支付），李诚则出资150000元。另查，芦健、案外人王新（诉讼中芦健自称王新是其妻子）是案外人乐庭公司的股东，芦健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诚曾在该公司内任职。芦健利用乐庭公司的经营场所及生产能力，开展光伏路灯项目的生产、销售工作，并将乐庭公司原有的经营范围变更，增加了生产、加工、销售光伏发电设备、太阳能照明路灯的经营范围。合作期间，芦健主要负责生产工作，李诚主要负责销售工作，芦健通过乐庭公司生产光伏产品，并按李诚的要求将产品发往各地，其中包括以韩冰的名义发送的产品。合作期间，芦健多次与李诚、韩冰存在款项往来，其中与韩冰的款项往来，大部分都是通过丁秀侠的账号完成。再查，李诚在与王新的微信聊天中，承认其将合伙项目的相关账册资料交给了樊健丰用于查账，王新则多次要求李诚将合伙项目的相关账册资料取回。诉讼中芦健自认，因经营过程中各方产生分歧，至2018年11月份就终止了合伙经营，并同意樊健丰、李诚、韩冰主张的解除《项目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到庭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因各方同意解除《项目合作协议》，且《项目合作协议》至今实际上也不再履行，故一审法院对樊健丰、李诚、韩冰的第1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案首要的争议焦点是：《项目合作协议》签订后，芦健是否有实际开展经营合伙业务？结合现有证据和各方的陈述，一审法院确认芦健有按照《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开展合伙事务。第一，芦健在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后，利用其经营管理的乐庭公司的经营场所及生产能力，开展光伏路灯项目的生产、销售工作，系其履行《项目合作协议》义务的表现。另外证据表明，李诚、韩冰同样参与了光伏路灯项目的销售工作，也能佐证相关合伙事务的开展情况。第二，虽然樊健丰、李诚、韩冰主张芦健利用乐庭公司开展光伏路灯项目违反了《项目合作协议》禁止包括禁止合伙人自营或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项目相竞争的业务的相关约定，但是，《项目合作协议》并未约定四人必须成立新的合伙体对合伙业务独立经营，因此芦健利用乐庭公司开展合伙业务，并不必然违反上述约定。樊健丰、李诚、韩冰该主张也无法合理解释，如果芦健利用乐庭公司开展光伏路灯项目属于严重违反《项目合作协议》有关禁止性约定的行为，则为何李诚要深度参与乐庭公司开展的光伏路灯项目，同时不提出异议，也不及时将情况告知韩冰和樊健丰，韩冰和樊健丰在知悉有关“违约”情况后也不明确向芦健提出异议？因此，樊健丰、李诚、韩冰的上述主张明显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从证据上可知，韩冰除了通过丁秀侠向芦健支付出资款300000元外，丁秀侠与芦健还有多次款项往来，对此韩冰无法合理解释。相比较而言，芦健述称，相关款项属于经营合伙事务的过程中，其与韩冰的款项往来，通过丁秀侠的账户进行，该陈述合理可信。再加上在本案诉讼形成之前，芦健或乐庭公司多次以韩冰的名义对其他客户发送光伏产品，也能佐证韩冰明确知道并参与了芦健通过乐庭公司开展的合伙事务。第四，李诚在与王新的微信聊天中明确承认，其将合伙项目的相关账册资料交给了樊健丰用于查账，可知樊健丰知道或应当知道芦健通过乐庭公司开展合伙事务的情况。因此，樊健丰、李诚、韩冰指称芦健并未按《项目合作协议》开展合伙业务，其通过乐庭公司经营光伏产品项目属于严重违约行为，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因樊健丰、李诚、韩冰在明知芦健已开展合伙事务的情况下，仍提出上述主张，有违诚信原则，且由于樊健丰、李诚、韩冰不承认芦健已开展了合伙业务，故逻辑上在本案中不可能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樊健丰、李诚、韩冰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樊健丰、李诚、韩冰主张芦健返还相应的出资款的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各合伙人能否请求对合伙财产、债务进行清算，以及清算后各方是否可要求收回投资款项、分配盈利或承担债务，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审查处理，各方可另循合法途径主张权利。综上，樊健丰、李诚、韩冰诉请超出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樊健丰、李诚、韩冰与芦健于2017年7月19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二、驳回樊健丰、李诚、韩冰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650元（已减半），由樊健丰、李诚、韩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各方当事人并未针对一审判决第一判项提出上诉，故本院对该判项径予维持。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芦健以乐庭公司名义经营光伏产品项目是属于依《项目合作协议》开展的经营合伙业务还是违反《项目合作协议》有关禁止性约定的违约行为。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从《项目合作协议》和乐庭公司名义经营的光伏产品项目之间的联系来看。一方面，《项目合作协议》自2017年7月19日签订生效，约定本案各方当事人共同经营光伏路灯的生产销售项目，芦健、李诚作为甲方出资300000元（货币出资248000元、技术入股方式折算出资52000元），项目事务的执行人由甲方担任并行使包括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主持合伙项目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在内的职责。另一方面，乐庭公司原经营范围仅限加工、生产、销售小家电，自2018年8月30日起变更的经营范围则包括了生产、加工、销售光伏发电设备、太阳能照明路灯，即《项目合作协议》达成合伙经营光伏路灯项目在先，乐庭公司开展经营光伏产品项目在后，此其一。其二，《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合伙项目包括了光伏路灯的生产环节，却没有约定实现产品生产必须依托的具体生产场所、设备、人员等，结合芦健对合伙体的出资包含技术入股折算52000元（即《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甲方出资扣减李诚实际货币出资150000元）的事实分析，芦健主张其利用乐庭公司的经营场所及生产能力开展案涉合伙项目，符合《项目合作协议》对甲方出资方式包含技术（即非货币）方式的约定。其三，合伙项目事务的执行人是芦健和李诚，其二人在乐庭公司主持光伏路灯项目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对外开展销售业务，符合《项目合作协议》对项目事务的执行人职责的约定。因此，乐庭公司名义经营的光伏产品项目不排除是芦健利用乐庭公司的经营场所及生产能力开展案涉合伙项目（即芦健履行《项目合作协议》项下义务）的可能性。其次，从李诚有否实际参与乐庭公司名义经营的光伏路灯项目来看。《项目合作协议》签订前，李诚已在乐庭公司任职，签约后，李诚作为合伙人、项目事务执行人仍长期进驻乐庭公司办公，其理应知道芦健在乐庭公司生产光伏路灯产品并以乐庭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若芦健的上述行为有违《项目合作协议》，李诚却既不提异议也不告知其他合伙人，明显不合常理。此外，据李诚与芦健的妻子王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李诚拿走了芦健一方制作的账册、凭证并转交与之有关的两位“股东”（也是李诚口中的“师兄”）查账，至今并未归还。樊健丰、李诚、韩冰作为共同的上诉人，在否认樊健丰知道以及韩冰知道并参与了芦健以乐庭公司名义开展合伙事务的同时，却不能合理解释李诚拿走的账册、凭证指向的是什么业务内容，转交何人查账，拒绝归还或不能向法院出示的理由。有鉴于此，本院有理由相信李诚作为《项目合作协议》的合伙人之一，深度参与了芦健以乐庭公司名义经营的光伏产品项目。再次，从芦健与丁秀侠账户之间的款项往来来看。芦健称其与丁秀侠并不相识，仅因韩冰对合伙项目的出资款通过丁秀侠账户支付，故后续芦健与韩冰的货款亦通过丁秀侠的账户结算；而韩冰，一方面承认其确曾委托丁秀侠向芦健支付合伙项目出资款并提供了丁秀侠关于该笔代付出资款的《情况说明》，另一方面却简单否认之后芦健与丁秀侠账户之间的款项往来与韩冰有关，也没有提供丁秀侠对该部分款项归属的表态加以印证。一审法院经比较认可芦健的陈述更为可信，并结合芦健在本案纠纷发生前已多次以韩冰的名义向客户发送光伏产品的事实，据以认定韩冰知道并参与芦健以乐庭公司名义经营的光伏产品项目，并无不当。据上分析，结合现有证据和各方陈述，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即芦健以乐庭公司名义经营的光伏产品项目属于依《项目合作协议》开展的经营合伙业务。换言之，芦健以乐庭公司名义经营光伏产品项目并未违反《项目合作协议》有关禁止性约定。综上，樊健丰、李诚、韩冰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上诉人樊健丰、李诚、韩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绮云审 判 员 袁秋华审 判 员 莫志恒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涵玉书 记 员 邓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