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02民初9414号原告：李进委托代理人：吴华，广东凯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一被告：惠州市***景区管理中心委托代理人：何小静，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何书策，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二被告：惠州市***/*事务中心委托代理人：冯智伟，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许丽文，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李进与被告惠州市***景区管理中心、惠州市****事务中心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第一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第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诉辩意见原告起诉称，2012年11月5日，第一被告向社会公开发出《招租公告》和《**湖服务中心经营权招标方案》的要约邀请，将其在惠州市红花湖景区的六处服务点经营权转让。2012年11月30日，原告成功竞标取得了6号服务点经营权，并在2012年12月7日与第一被告签订了由第一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湖服务中心服务点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第三条第1点“服务点用途”明确约定：“经营范围：便利店、冷饮、熟食、包装食品等项目，禁止经营泳衣、泳具等与游泳相关的产品，禁止经营自行车销售、寄存和托管业务”；第7点约定：“乙方必须按已定方案经营，未经批准不得超越经营范围……”。原告由此成为**湖景区第6号服务点实际经营者，并开启了红花湖景区便利店、冷饮、熟食、包装食品等项目独家经营的生意。原告经营6号服务点以来，一直按照约定的经营范围从事商业活动，但自2015年5月份起，原告发现**湖景区1、2、5号等服务点均先后超出各自的经营范围，经营了与原告相同的业务，且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由此直接导致原告经营收入从原有的年利润70余万元跌至年利润不足10万元。并且，原告为证实第一被告管理不当、严重违约事实，于2017年1月9日聘请了惠州市惠城区公证处进行证据保全。同时，原告曾多次向第一被告投诉反映有关情况，但第一被告均未作积极处理，存在严重违约并导致原告重大经济损失。原告亦曾多次向第一被告的上级主管部门，即第二被告，信访、投诉，但第二被告均置之不理。另，原告曾就要求第一被告赔偿损失事宜向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一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等资料后，与第二被告有关人员同原告进行沟通协商。协商期间，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均认可了其在管理上的不当及造成了原告经济损失的事实，并口头承诺会赔偿或补偿原告经济损失。原告信以为真，由此向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撤回起诉。然而，原告撤诉后，被告并未兑现先前的诺言，反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向惠州市惠城区法院起诉原告,更可恨的是，第一被告在（2018)粵1302民初5239号审理期间停止了对原告6号服务点的水、电供应，造成了原告经营不便及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告与第一被告在2012年12月7日签订的格式合同《**湖服务中心服务点承包经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合同条款约束。第一被告明知他人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仍置若罔闻，管理不当、消极处理，已构成严重违约事实，对此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第一被告系第二被告下属企事业单位，第二被告系第一被告上级主管部门，存在监管不力及放纵的嫌疑，也应对第一被告承担的经济损失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诉讼请求：一、判令第一被告、第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2100000元（按700000元/年的经济损失×3年）；二、判令第一被告、第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公证费5000元；(以上两项，共计2105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第一被告惠州市**湖景区管理中心辩称，一、合同未约定被答辩人独家经营便利店、冷饮、熟食、包装食品等项目，答辩人对其不负有排除其他经营者经营同类产品的义务，无须对被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一）涉案《**湖服务中心服务点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承包经营合同》”）未约定被答辩人独家经营便利店、冷饮、熟食、包装食品等项目。在被答辩人于2012年11月30日中标6号服务点的经营权后，双方于2012年12月7日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因此双方权利义务以该书面合同相关约定为准。《承包经营合同》第三条第1项约定“服务点用途：所包服务点由乙方依法进行经营使用，经营范围：便利店、冷饮、熟食、包装食品等项目，禁止经营泳衣、泳具等与游泳相关的产品，禁止经营自行车销售、寄存和托管业务”，并不能体现被答辩人独家经营“便利店、冷饮、熟食、包装食品等项目”，并且第六条“甲方责任”相关条款中，也不存在与被答辩人独家经营前述项目相关的约定或承诺或保证。而《承包经营合同》第七条“乙方责任”关于“乙方必须按已定方案经营，未经批准不得超越经营范围，一经发现，处于500元罚款，经三次警告不整改的可视为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装饰不动产归甲方所有，不作任何补偿”的约定，是对被答辩人经营范围的限制，如被答辩人须超越合同约定的经营范围经营，须向答辩人申请并经批准，因此未经批准不得超越经营范围是“乙方责任”，而不应理解为答辩人对其负有排除其他经营者越范围经营的义务。因此，从《承包经营合同》上下文来看，并没有任何条款约定被答辩人独家经营前述项目，亦没有任何条款能够推定答辩人对被答辩人负有排除其他经营者超越范围经营或经营同类项目的义务。（二）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不负有排除其他经营者经营同类产品的义务，无须对被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一方面，虽然就其他经营者的经营范围，在与对应经营者签订的经营合同中均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但该等限制，均是体现了答辩人对特定经营者超越合同约定经营范围的经营行为享有管理的权利，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等权利性约定，不能认定为是答辩人对被答辩人负有的义务，也就是说，即使答辩人未行使或未完全行使该权利，也不违反与被答辩人所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不构成违约。且根据被答辩人在《民事起诉状》中所称，是“他人侵犯了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而非答辩人侵犯了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如被答辩人认为其他经营者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其权益，应向具体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与答辩人无关。另一方面，从《承包经营合同》内容上来看，该合同本质是房屋租赁合同，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的主要义务应当是保证提供约定的合适的场地、水电等基础设施，而非进行管理。并且，答辩人依合同约定，仅依据服务点的面积收取租金，而未加收管理费，如果认为作为出租人的答辩人应当额外负担管理义务，等于不合理地加重了出租人的义务与责任，有违公平原则，并且不符合租赁合同的一般约定情况。二、作为景区管理单位，答辩人已尽合理管理责任，从这一角度而言，就算认为该合同中答辩人应负担管理义务，答辩人也无须对被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一)1号服务点在被答辩人2017年1月份投诉后，于2017年2月份因经营不善而结业，而5号服务点经营者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存在争议。被答辩人在2017年1月份左右投诉1号点及5号点有超范围经营时，答辩人就立即前往2家店铺进行了解，并要求2家店铺进行自我检查，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得超越合同约定的经营范围经营，同时提出，若需增加或变更经营范围，应向答辩人提出书面申请，经答辩人许可后方可增加经营范围。在处理的过程中，1号服务点经营者声称合同对经营范围有禁止性约定，只要不违反禁止性约定，经批准是可经营与其他店同类产品，况且该店主要经营范围还是运动产品，不会对6号店构成根本性影响，不久该公司因经营不善于2017年2月份停业并撤场，并于2017年6月份申请注销公司，该服务点直至涉案《承包经营合同》在2017年12月9日合同期满均未重新招租。而5号经营者向答辩人提交了书面《情况说明》，表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湖服务中心服务点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的经营范围并非是独家经营，5号店的经营范围也没有限制在合同明确列明的范围之内，依据双方于2016年8月23日签订的《**湖景区服务点租赁合同》，约定的经营用途为：旅游纪念品、工艺口、字画、茶室、特产等项目，其中“特产”的范围就很广，不仅包括食品、农产品，也可以包括各地特产的水果、饮料，而5号经营者销售用该等水果所榨的果汁也不违反合同约定，并且工商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也含有“食品流通”项目，因此认为并未超范围经营。经答辩人调查，1号服务点（惠州市**/湖绿道运动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23日设立，经工商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含有“食品流通”项目；5号服务点（惠州市惠城区我愿购商店）于2016年8月25日设立，工商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也含有“食品流通”项目。答辩人认为此种情况确实存在争议，2家经营者说明的理由并不是毫无道理，故也不能冒然作出处理。（二）无证据证明1号、5号服务点经营者存在无证经营或不正当竞争行为。从上所述，1号、5号服务点经营者就“食品流通”均取得了工商局的经营许可，不存在无证经营行为。被答辩人也无证据证明两经营者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三）答辩人就三方争议已尽合理管理责任，不存在被答辩人声称置之不理的情形。从1号服务点的抗辩理由及5号服务点经营者提供的《情况说明》就可以看出，答辩人就被答辩人提出的异议已经作出了调查和处理，在处理的过程中，1号服务点因公司经营不善已于2017年2月底左右关门并撤场，并于2017年6月份申请注销公司，该服务点直至涉案《承包经营合同》到期均未重新招租。而该5号服务点经营者则坚持自身观点，不仅如此还向答辩人反映遭到过被答辩人夫妻的妨碍经营行为，导致被答辩人夫妇与5号服务点的经营者矛盾激化，使答辩人协调工作顺利进行造成阻碍。另外，虽《承包经营合同》第七条中约定答辩人有对超范围经营者罚款500元处罚权的约定，但答辩人作为公益三类事业单位，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包括各级政府、公安、工商、税务、土地、审计、卫生等部门），因此，答辩人无权处罚。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作为景区管理单位，答辩人已尽合理管理责任，从这一角度而言，就算认为该合同中答辩人应负担管理义务，答辩人也并未违约，无须对被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被答辩人有义务证明其损失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答辩人认为，退一万步来说，假设答辩人存在未排除其他经营者超范围经营行为构成违约，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被答辩人所主张的损失应当是基于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即被答辩人有义务证明其损失的真实性及与违约行为的因果关系。但是，被答辩人所主张的210万元经营损失及公证费不符合前述规定，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理由如下：（一）被答辩人未明确答辩人“违约”的起始时间或“违约”期间。既然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存在未履行排除其他经营者超范围经营行为而构成违约并主张因此发生的经营损失，其首先必须证明答辩人“违约”的起始时间或“违约”期间，但从被答辩人的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并不能准确反映出来。（二）被答辩人未明确所主张的经营损失的计算时间范围，不能证明与“违约行为”存在关联性。在明确答辩人“违约”起始时间或“违约”期间的情况下，被答辩人所主张的经营损失计算期间应与“违约”期间相吻合，但被答辩人在起诉状只称2015年5月起发现其他服务点经营与其相同的业务，导致其年利润从70余万元跌至不足10万元，未明确其所主张的经营损失的计算时间范围。按第一项诉讼请求，被答辩人主张3年的经济损失，如若3年期间系从2015年5月起至2018年4月期间，答辩人认为涉案《承包经营合同》于2017年12月9日因合同期届满已经终止，被答辩人主张合同期限届满后因未尽到管理义务的违约损失显然是不合理的。（三）仅凭进货额对比表不能证明6号服务点2014年至2017年的实际进货量或利润损失，被答辩人应举证证明其经营损失的真实性，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1、进货额对比表不能证明6号服务点2014年至2017年的实际进货量或利润损失。被答辩人未提供合法、完整、准确、有效的6号服务点进货相关单据及付款凭证，无法确认进货额对比表所记载的数据的真实性，不能证明6号服务点2014年至2017年的实际进货量或利润损失。2、被答辩人两夫妻在景区同时经营多家便利店，极有可能将多家店进货额混同。被答辩人配偶张**自2015年1月1日起开始经营**湖南入口服务点便利店至2016年12月30日，并且在2016年8月份开始经营主坝小店服务点至2016年11月1日，因经营困难终止经营。答辩人有合理的理由怀疑被答辩人提供的进货额对比表中，包括该两店的进货额数据，因2016年该两店终止经营不再进货，导致原告夫妻的进货额数据自2016年下半年起下降。3、进货额不能等同经营利润，被答辩人拟证明其利润损失应提供纳税凭证。被答辩人提供的自2014年至2017年的进货额对比表，假设是其在6号服务点的进货额，那么进货额对比表上所记载的数据是否完整，是否完全提供，答辩人根本无法查证，无法排除被答辩人仅提供2016年、2017年的部分进货额数据以证明其进货量减少的情况，并且，进货额对比表仅能体现进货量，并不能代表其实际盈利情况，被答辩人应当提供其个体户字号为惠城区洁莉士多店的纳税情况以证明其每年的利润，或提供其他经营者因超范围经营、经营同类产品所得的盈利额等，若被答辩人无法提供，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答辩人在《承包经营合同》到期后，被答辩人拒不腾房的前提下，停止向6号服务点供应水、电，不属于违约行为。《承包经营合同》的期限为自2012年12月10日起至2017年12月9日止。被答辩人自2016年7月起一直拖欠水、电费并长期拖欠租金，且在合同到期后，仍继续占用6号服务点经营，为此，答辩人已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答辩人多次送达《撤场通知》、告知被答辩人未按时撤离的后果，在经过合理撤离期限后，被答辩人仍拒绝撤离，答辩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2018年11月16日停止供应水、电的行为合理合法，不属违约行为，并无造成被答辩人经济损失。（五）被答辩人应证明“违约行为”与经营损失的关联性，否则，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其诉求。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被答辩人所主张的损失应当是基于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即被答辩人有义务证明其损失与违约行为的因果关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被答辩人应证明“违约行为”与经济损失的关联性。因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存在对超范围经营者管理不当的违约行为，应赔偿经济损失，而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是由于其他商铺超范围经营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所以现有证据更不足以证明答辩人“违约行为”与经济损失的因果关系，依法不予支持其诉求。相反，答辩人作为景区的管理者，经分析，被答辩人年利润下跌有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1.2016年4、5月份开始，景区禁止服务点占道经营。依据《承包经营合同》第七条“乙方责任”第4项约定，6号服务点是不允许在经营场所外经营的，但6号服务点自营业以来，经常将食物摆放在室外，并在室外提供了桌椅，从而吸引了大量游客。但自2016年4、5月份起，因红花湖景区开始进行创5A景区活动，答辩人对所有商铺全面进行整改，要求不得超越合同约定的经营场所经营，不得在走廊、楼梯间、室外空地、广场等摆卖，因此，6号点的占地摆卖行为被禁止，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6号点顾客减少。2.自2016年11月份开始，景区内新设了便民服务亭。因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要求，景区内自2016年11月份开始在18公里绿道内新设置多个便民服务亭（自动售卖机），服务亭内售卖各种冷饮及部分食品，且价格相对便利店更加实惠，而景区内便利店所出售的商品比市场价一般高出二至四倍，许多游客陆续开始自带饮用水及食物，因此许多游客更愿意到便民服务亭购买饮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被答辩人的年利润下降。3.2015年1月1日开始，景区新设南入口，分流了一部分游客。惠州市红花湖景区自开放至2014年，只有一个游客出入口，游客们进入红花湖绿道一般都会经过6号服务点所在的场所，因此营业情况可能相对较好。但自2015年1月1日起，红花湖景区开放了南门出入口（在绿道14公里处），许多出入的游客被分流到了南门，便可能导致部分游客不会经过6号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导致6号点的顾客减少，进而导致年利润下降。4.游客健康养生意识增强，零食、饮料的需求量减少。红花湖景区作为一个休闲运动场所，大部分游客到红花湖是运动和锻炼身材，因此这类游客的健康意识较强，对冷饮、饼干及其他高热量食品的需求较少，并且随着现代人逐渐意识到碳酸饮料、高热量食品不利健康养生，越来越多人在减少该等食物的摄入，这也是可能导致年利润下降的原因之一。5.景区游客人数总体逐年在下降。近年来，惠州新建了越来越多的景区及公园等，市民的选择多了，到红花湖游玩的便减少了，因此，这也可能导致6号点年利润减少。6.被答辩人自身可能存在经营能力下降和产品优势不足的问题。被答辩人配偶张**自2015年1月1日起开始经营红花湖南入口服务点便利店至2016年12月30日，并且在2016年8月份开始经营主坝小店服务点至2016年11月1日，因经营困难终止经营。在被答辩人两夫妻在景区同时经营多家便利店的情况下，被答辩人很有可能分身乏术，经营能力下降，导致6号点年利润减少。另外，景区内就有十余家便利店或类似的便民服务亭（自动贩卖机）提供饮料、食品等服务，在游客减少，竞争愈加激烈的情况下，被答辩人产品优势、价格优势不足，也很可能导致6号点年利润减少。（六）公证费用不是直接损失，与“违约行为“不存在直接、必须的因果关系，不应计算在违约损失范围之内，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答辩人并不能证明其经营损失的真实性，也不能证明年利润减少与其他经营者经营行为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关联性，更不能证明答辩人“违约行为”与经济损失的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七）被答辩人所主张的损失已经远远超过答辩人所能预见的损失，依法应不予支持。《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守约方所主张的损失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年均租金收入15万元左右，5年合同期租金收入也才不足76万元，但被答辩人主张超过210万元的损失赔偿，远远超过了答辩人5年的租金收入，也超过了答辩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能够预见到的，按前述规定，即使认为答辩人应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超过部分也应依法不予支持。四、对于被答辩人故意抹黑行为，答辩人表示强烈反对。被答辩人曾就与本案基本相同的诉求起诉红花湖景区，案号为（2018）粤1302民初1940号。在该案开庭前后，被答辩人曾多次以各种方式要求与答辩人及第二被告进行“和解”，但提出的和解方案尽是不合理的诉求，所以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被答辩人眼见诉讼不能达到其目的，才申请撤诉的，答辩人从未以承诺向被答辩人赔偿或补偿为由，要求其撤诉。而对于停止继续提供水、电的原因及经过，上文已经阐述的非常清晰。对于被答辩人故意歪曲事实，意图抹黑答辩人的行为，答辩人表示强烈反对。综合上述事实和理由，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诉求无事实及合同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全部予以驳回。因此，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驳回被答辩人的各项请求。第二被告惠州市****事务中心辩称，一、本案系民事合同纠纷，答辩人作为第二被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法律依据。首先，本案是民事合同纠纷，被答辩人系以合同违约来起诉的。合同具有相对性，第一被告才是《**湖服务中心服务点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的签约主体及履行主体，第一被告作为独立法人，独立承担合同履约责任。答辩人虽然作为第一被告的上级主管部门，但不是合同签约主体，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法不应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另外，答辩人仅仅是参与第一被告公开招标的过程，对现场公开招标的过程进行公开见证，只是对第一被告在招标过程中进行监督管理，对于双方最终合同的磋商、租金的确定以及合同的管理等方面答辩人均没有参与。因此，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法律依据。二、被答辩人在合同期限内从未向答辩人反映过第一被告存在管理不力的问题，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与第一被告之间的问题尚不知情，不存在监管不力及放纵的嫌疑，更不可能向被答辩人认可答辩人存在管理上的不当及造成了被答辩人经济损失，并口头承诺会赔偿或补偿被答辩人的经济损失，被答辩人起诉书所述与事实不符。**湖旅游景区商铺的日常监管是由第一被告负责监管，被答辩人由此至终从来没有向答辩人反映过第一被告管理不到位的情况。被答辩人系在合同到期后才向答辩人反映并投诉第一被告存在监管不力的情况，要求答辩人处理。但此时双方合同已经到期，第一被告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答辩人已不负管理义务。况且，答辩人并未认可在其在管理上的不当以及给被答辩人造成损失，更未口头承诺会赔偿或补偿被答辩人的经济损失，被答辩人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有过相应承诺及陈述。且被答辩人以第一被告、答辩人口头承诺会赔偿或补偿被答辩人经济损失为由向惠城区人民法院撤回起诉，按照常理，被答辩人应在与第一被告、答辩人签署书面补偿协议或者收到相应的补偿后申请撤诉，被答辩人所述明显不符合常理。三、被答辩人所经营的6号服务点不享有专属经营权，答辩人与第一被告不负有保障被答辩人的专属经营的义务。首先，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并未约定被答辩人享有专属经营权，限定的商铺经营范围是第一被告对所有中标商户的权利，是对商户经营范围的约束。对其他经营者超范围经营行为进行管理或处罚是答辩人对该等中标经营者享有的权利，不能认定为对被答辩人的经营负有相应的保障义务，更不能认定第一被告存在违约事实。其次，根据合同约定，第一被告收取租金是按照每平方来收取租金，除收取300块的垃圾清运费，未向被答辩人收取任何管理费，也就是说，第一被告亦没有额外收取任何费用用于保障被答辩人的专属经营权。四、被答辩人主张三年的经营利润损失无理无据，即便第一被告存在管理上的缺失，其与被答辩人造成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首先，从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看，被答辩人除提供由其本人单方制作的《原告进货额对比表》外，并无其他证据印证其的经营损失，《原告进货额对比表》不具备法定证据的证明标准，不能证明被答辩人经营损失的事实。被答辩人要证实其的经营损失，至少应提供每年的纳税证明、进货单据等相关证明材料。其次，景区属于社会公共资源，景区门票是游客的“必须品”，而景区内商铺的商品是一种非必需品，商铺的经营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例如：1、商户自身的经营能力（商家自身的管理宣传能力、人员销售的积极性以及货品问题等）；2、客流量减少（①惠州的旅游景区越来越多②**湖景区开放了南门，游客分流等）；3、景区商品物价高（部分游客嫌景区物价高选择自己携带饮用水、食品等）；4、当前的经济环境，货币通货膨胀，人们整体消费水平下降。因此，被答辩人经营利润逐年下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不能全部归因于第一被告及答辩人身上。五、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与第一被告连带支付公证费，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公证费作为被答辩人补强证据效力产生的费用，是举证方用来取证所花费的开支，《承包运营合同》未对公证费的支付问题予以约定，明确约定由败诉方来承担，则本案公证费的支出原则应是谁申请谁来承担费用，由被答辩人承担。综上所述，答辩人对被答辩人的经营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判决，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5日，第一被告惠州市***湖景区管理中心将其在惠州市**湖景区的六处服务点经营权转让向社会公开招标，2012年11月30日，原告李进成功竞标取得了6号服务点经营权，2012年12月7日，原告（乙方）与第一被告（甲方）签订了一份《**湖服务中心服务点承包经营合同》（6号服务点）。该合同主要约定：经公开招标，原告以295元／㎡·月的价格投得**湖景区服务中心6号标的经营权。该服务点经营范围：便利店、冷饮、熟食、包装食品等项目，禁止经营泳衣、泳具等与游泳相关的产品，禁止经营自行车销售、寄存和托管业务；原告必须按已定方案经营，未经批准不得超越经营范围等。合同签订后，原告由此成为**湖景区第6号服务点实际经营者，并开启了红花湖景区便利店、冷饮、熟食、包装食品等项目经营的生意。原告以第一被告未能按公开招标规定管理1号、2号、5号等其他服务点先后超出各自的经营范围，经营了与原告相同的业务，由此直接导致原告经营收入损失为由，于2016年开始存在拖欠租金的行为，第一被告为此向原告发出《欠租追缴通知》、《律师函》对原告进行租金催缴。2018年1月30日，李进（即本案原告）以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惠州市红花湖景区管理中心（即本案第一被告），2018年7月5日，李进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作出（2018）粤1302民初19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李进撤回起诉。2018年3月9日，惠州市**湖景区管理中心（即本案第一被告）在李进（即本案原告）涉案租赁房屋外张贴《撤场通知》，要求被告撤场并停止经营。原告拒绝搬离涉案场地，2018年4月27日，惠州市**湖景区管理中心向本院提起诉讼，2018年9月6日，本院作出（2018）粤1302民初52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进腾空并返还案涉场地给惠州市**湖景区管理中心，并由李进支付惠州市**湖景区管理中心租金229056元及利息、从2017年12月10日起至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及利息等。李进不服，上诉至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8）粤13民终45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李进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16日，原告李进（即本案）再次以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本院根据原告李进的申请，经摇选定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原告承包经营的位于惠州市红花湖景区6号服务点自2015年5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9日期间的经营损失。该所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价格评估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价格评估事项不符合规定要求，致使其无法完成该项业务。另查，第一被告惠州市**湖景区管理中心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第二被告惠州市****事务中心是第一被告的上级主管部门。以上事实，有当事人主体资格信息、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惠州市机构改革文件、实业单位法人证书、6号标竞标签到表、《红花湖服务中心服务点承包经营合同》、撤场通知、进货单复印件、民事判决书、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可以认定。裁判理由和结果本院认为，本案系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原告与第一被告应当根据双方签订的《红花湖服务中心服务点承包经营合同》（6号服务点）的约定履行权利并承担义务，但合同中并没有条款明确约定原告具有独家经营权，亦没有条款明确约定第一被告负有排除其他经营者超范围经营行为的义务，更没有竞业禁止条款，原告提出合同依据是第三条与第七条的约定，但合同第三条约定的仅为确认原告的经营范围，并未说明其享有独家经营权，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则是乙方责任，即原告的责任，而并非第一被告的责任。原告提交的《招租公告》及《**湖服务中心服务点经营权招标方案》并未有第一被告的盖章确认，且第一被告也否认其向公众出具过上述两份文件。因此，原告现无证据证明第一被告存在违约，需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提供的进货单因第一被告否认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且第一被告也未提供进货付款凭证等相关有效证据，再者，进货额不能代表销售额。因此，原告请求第一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100000元的诉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第一被告承担公证费5000元的诉求，无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也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进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640元（原告已预交23640元），由原告李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卢 耀人民陪审员  丘小浪人民陪审员  常 乐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徐浩光书记员温璐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