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23民初66号原告：葛大会，女，汉族，1960年11月16日生，贵州省仁怀市人，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开颜，贵州遵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明静，贵州遵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余灿，男，汉族，1958年12月22日生，贵州省仁怀市人，现住贵州省金沙县。被告：王体进，男，汉族，1991年12月23日生，贵州省仁怀市人，现住贵州省金沙县。被告：桑修琴，女，汉族，1966年3月15日生，贵州省仁怀市人，现住贵州省金沙县。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林，贵州龙滔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棋，贵州龙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葛大会与被告王余灿、王体进、桑修琴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葛大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明静、李开颜、被告王体进及王体进、王余灿、桑修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林、杨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葛大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三被告将原告应得的房屋拆迁补偿款452595.15元返还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葛大会与被告王余灿于2007年认识并共同生活在一起，于2008年在仁怀市后山乡从事养殖事业，两人积攒了一部分钱后便于2010年到金沙县修建了房屋一栋。2017年该房屋因棚户区改造被金沙县五龙街道办事处征收，分别有被告王余灿及其儿子王体进签订《金沙县2017年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合同》，两人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共领走征收补偿款905190.3元。2010年修建房屋时王余灿之子王体进才满十八岁，还无经济收入，故该房屋应当是葛大会与王余灿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即该房屋的征收补偿款905190.3元是葛大会与王余灿同居期间的共有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被告将补偿款领走且未将原告应得的部分支付给原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且几被告现均不理睬原告，故原告特提起诉讼。被告王余灿、桑修琴、王体进辩称，一、房屋拆迁征收补偿款是征收部门对被拆迁人因其所有的房屋被拆除而丧失所有权，故对被拆迁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的补偿，其性质是被拆迁房屋存在形式的转化，即从实体物转化为补偿款。本案中，被答辩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主张分割相应的征收补偿款，依法负有举证的责任，首先要证明其对案涉被征收的房屋享有相应的所有权及具体的份额，但从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看，其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案涉被征收的房屋系其出资出力修建，以及其对该房屋享有相应的份额，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其提起诉讼主张分割补偿款的请求权基础并不存在。二、案涉被征收的房屋系答辩人王体进个人出资出力修建，与被答辩人及本案其他被告无关，且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物权的取得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故答辩人王体进在修建案涉被拆迁的房屋完毕时就已经原始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该房屋被征收后获得的补偿款系房屋存在形式的转变，但并不因此而改变所有权的归属，因此案涉征收补偿款仍然属于答辩人王体进所有。三、被答辩人称其与答辩人王余灿于2007年认识并同居生活并不属实，答辩人王余灿早在1985年就与答辩人桑修琴结婚，二者系合法的夫妻关系，至今未离婚，仍然具有合法的夫妻关系，二者于1991年生育答辩人王体进也足以说明婚姻关系的事实，同时也佐证了被答辩人不可能与答辩人王余灿同居。且根据被答辩人在其《民事起诉状》第二页第二至四行称案涉房屋应当属于其与王余灿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这一表述来看，答辩人对自己的主张也不肯定，而是主观上认为应该属于共同财产。四、根据我国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原则，一户农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而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王余灿既不具备夫妻关系，也非答辩人户内的家庭成员，因此对案涉房屋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宅基地均不享有任何权利，也无权主张分割相应的征收补偿款。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依法不能得到支持，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原告葛大会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葛大会立案后在仁怀市后山乡拍的房屋照片三张，拟证明原告葛大会与被告王余灿于2008年在仁怀市共同从事养殖业，二人一直居住生活在该房屋内，2010年二人到金沙县修建房屋后才搬离此处。经质证，被告王余灿、桑修琴、王体进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拍摄的时间及主体和拍摄的载体均不明确，同时照片只是记录某一时间点，不能证明王余灿和葛大会从事养殖到金沙县修房的事实。2、涉案房屋照片一张，拟证明该房屋系原告葛大会和王余灿于2010年修建，房屋共计两层，侧面还有两间偏房，偏房上还有简易棚。经质证，被告王余灿、桑修琴、王体进对真实性认可，确实是案涉房屋，但是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从照片内容来看只有一个人在房屋外面拍照片，只记录了在拍照时她在，但并不能证明该房屋系原告和王余灿修建的房屋。3、礼金簿一本，拟证明原告和被告王余灿将涉案房屋修建好后办了搬家酒，原告及被告王余灿的亲朋好友都参加了酒宴，该房屋系二人共同所有。且在礼金簿第9页记载了庚寅年修建房子一直到癸巳年搞装修和葛大会动手术的经济现金全部总计37800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王余灿、桑修琴、王体进对三性不认可，没有被告方签署确认，原告诉称的原被告亲戚朋友参加酒宴也无具体的证据；对于记载的内容首先没有被告方任何人的签字捺印所以不认可；也没有证明具体的来源，因此合法性不认可；从该条子上内容来看，也无法证明修建的房屋系案涉房屋，因此与本案无关；根据表述的内容来看2010年开始修建房屋至2013年，2017年才出具的该条子，与案涉房屋修建于2010年全部完工的事实不相符，而且上面所载明的款项还包括动手术的费用，显然与案涉房屋修建出资无关。4、被告王体进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王体进生于1991年12月23日，原告与王余灿在2010年修建该房屋时王体进刚满十八周岁，王体进当时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也没有能力共同出资修建房屋，由此可以证明该房屋系原告与王余灿共同修建。经质证，被告王余灿、桑修琴、王体进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案涉房屋是谁的权属无关，而且是否具备修建房屋的能力和经济来源也不能以年龄为依据，同时该份身份证复印件印证原告与王余灿修建在2010年修建房屋的事实。5、（2017）年外寨片区棚改821号、820号合同各一份，拟证明涉案房屋因被拆迁王余灿、王体进作为被征收人。经质证，被告王余灿、桑修琴、王体进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理由：1、根据合同及附件的内容来看载明的产权人并非原告，2、根据两份合同载明被征收房屋的面积相应的补偿金额可以看出两份合同的数据之和与附件中的调查表上的数据总和一致，而调查表上的产权人系王体进，因此该组证据恰好能够证明案涉房屋属于王体进个人所有，之所以以王体进和王余灿二人的名义签订合同，是应相关部门的要求补偿款超过50万元的必须有两个户头。6、金沙县财政局五龙分局打款清单一份，拟证明被告王余灿、王体进的拆迁补偿款均已打到其私人账户。经质证，被告王余灿、桑修琴、王体进无异议。7、证人吴某证言：我与原告是邻居关系，她原来是五马口的人，岩门队接收她的，她和王兵共同修建的涉案房屋，她和王兵结婚了的，但是不知道办证没有。房子修了有十多年了，搬家筹客的依据都还在的。我不认识桑修琴，我和王兵之前是对门，五年前搬到法院旁边，王兵修建房屋位于古新，房子修好后葛大会和王兵一直居住在一起的，包含王兵家孩子都一起住在房子里的。他们来之后就看到他们三个王兵、葛大会及孩子（是王兵前面个夫人所生的）。修房子是包给当地的砖工修的。听说修成十多万，先是修的一层，后面又修二层，二层修好后办酒筹客的，就是看到簿子上的时间修完工的。他们修房子的时候我还居住在当地，搬家筹客的时候我没有去。是你们出示的照片中的房子，房子修好后就是三个人王兵、葛大会、孩子，葛大会就是照片上的人。葛大会捡垃圾、纸壳用于家庭开支，葛大会到我们那里有十多年了，我听葛大会说修房子花了十多万元，她到处都在说，我也衡量过价格。王兵和葛大会修好房子后一直居住在一起的。最近五年我经常下去的，我还有两个孩子在下面居住，他们经常吵，何时分开的我不清楚。他们没有修房子前也是住在这个队（黄中队），修好房子肯定就住在里面的。现在王兵没有住在里面，葛大会还在里面的。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证言充分证实了该房屋系王余灿和葛大会共同生活期间共同修建的，房屋修好后王余灿、葛大会、王体进居住在房屋内，同时也证明葛大会现在也居住在房子里面。经质证，被告对证人证言不认可，证人所称的王兵是岩孔后山五马口的人，是否系王余灿无法证实。其陈述中房屋价格带有主观臆断，就自己的衡量，而且其陈述是听原告说的，是间接证据，证人在表述时说是原告要打官司请他来作证的，明显是为了本案交代而向证人进行交代，误导证人。证人也没有具体陈述原告是否出资及具体金额来修建房屋，证人陈述原告主要是捡垃圾为生和原告代理人所述的卖菜为生相互矛盾，除了这个证人所述提到房屋是原告参与修建，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作证，孤证不立，原告的证人申请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应采纳。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从一开始的陈述他们已经搬来十多年，到最后的他已经搬来法院隔壁5年，也没有说到回家，而是在我们后来的继续发问中证人说因为他有两个孩子还在老房子那里，再到后来我们继续发问时我们问所谓的王兵和葛大会是否一直以来居住在照片上的房子，证人也说是的，再后来我们问到证人已经搬到法院隔壁5年，又是怎么知道他们居住在一起十多年了，后说其天天回家，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其作虚假证词。8、证人葛某前证言：葛大会是我的嬢嬢，原告打电话通知我让我给她证实房子的事情，办酒的时候我是在场的，办的两次酒，一次搬家酒，还有一次办酒说不出名字来。修房子的事情我不知道。搬家酒是在2010年，我以我父亲的名字送的，另一次办酒的时间记不得了，是以我的名字送的，记在簿子上的名字是葛小飞，搬家酒在前，我看了你们出示的礼金簿，就是这个。礼金簿上的葛大猛、葛大强与葛大会是兄弟姐妹关系，礼金簿上姓葛的都是葛家的亲戚。经质证，原告认为证言充分证实了原告及王余灿修建房屋后办了搬家酒，葛大会亲戚葛大猛、葛大强、葛勇、葛燕等人都来参加了搬家酒，其以父亲葛大棋的名义赠送了礼金200元，由此可以证实葛大会与王余灿共同生活在一起，其二人办了搬家酒宴。经质证，被告对证人陈述其对涉案房屋的修建不清楚我方认可，但办了酒不能证明原告参与修建房屋的事实，证人称礼金簿上的是亲戚但是无其他证据佐证，同时证人没有陈述原告与王余灿同居及同居时间，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是2020年3月23日提交，该申请已过期限，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王余灿、桑修琴、王体进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三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主体适格。经质证，原告无异议。2、《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历史流水清单》，拟证明王体进修建房屋的部分资金来源，向大姐王体叶借款4万元，母亲桑修琴资助1万元。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是其向母亲和大姐借款的事实。该流水清单也只能证明有流水交易，不能证明王体进将该款项用于修建房屋。金额也比较零散，没有被告方说的金额这么多。3、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房屋修建好后，王体进陆续转款还给大姐的，2014年还了现金5000元，2019年7月23日还了2万元，7月24日还5000元。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转账给大姐628微信号不能证明就是她亲大姐本人，更不能证明她所转给628的款项是2010年借款修建房屋的还款依据，不排除房屋拆迁后至2019年期间被告王体进与628发生过借款关系转账还款，故该转款与本案无关。4、《拆迁合同》，拟证明涉案被征收房屋系王体进修建，属于其所有，虽然在拆迁时以被告王体进及王余灿名义签订，但这是为了配合征拆部门的政策，从两份合同上来看房屋的主体及附属等各项面积及各项补偿数额可以看出，相应的数据之和与登记在被告王体进名下的调查表、登记表、计算表上载明的数据一致。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被告在举证以及质证过程中均谈到之所以签订两份合同是应拆迁部门的要求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需签两份合同，由此可见本案中真正的权利人系王余灿和葛大会，王体进是为了配合拆迁部门的要求才单独立户头，2010年在修建房屋时以及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修建房屋时王体进均未成年，故拆迁合同上载明的王体进并非房屋的真正使用权人。5、证明一份，拟证明被告王余灿与桑修琴系合法的夫妻关系，至今未离婚，故王余灿与原告并不存在夫妻关系。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并未否认王余灿与桑修琴的婚姻关系，双方是否离婚并不影响葛大会与王余灿共同生活并修建房屋的客观事实，同时该证明也印证了原告所出具的王余灿与葛大会于2008年在仁怀市后山乡共同生活和从事养殖的客观事实。6、居民户口簿，拟证明原告并未在被告户口内，非家庭成员。经质证，原告认为户口只能证明公民的基本信息，户口有没有在同一个户口簿登记上并不能作为认定是否家庭成员的唯一依据；王余灿的户口是在2020年3月13日补签发的，其本人的所在地也是在仁怀市后山乡，对于王体进的户口在2013年2月3日才从仁怀市后山乡迁到金沙县城的，由此可以证明葛大会和王余灿在2010年修建房屋时王体进还居住在仁怀，本人并未参与修建房屋。7、案涉房屋照片6张，拟证明案涉房屋被征收的情况。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该房屋恰好证明了原告葛大会和王余灿在2010年修建房屋的事实。8、证人汪某证言：我与被告没有关系，我是一名司机。王体进小名叫小太平，小太平找我去拖砖、沙、石头，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把砖拖到小太平修房子的地方，以前的老电站叫岩门队（水淹村）。我认识王余灿的，他当时在这边居住。当时拖材料记不清楚了看到王余灿没有，好像没有看到过。我离小太平修房子的地方不远，是小太平家姑爷给他修房子，姑爷（左某）喊小太平来找我的。经质证，被告王余灿、桑修琴、王体进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客观真实，证明案涉房屋确实是被告王体进出资找人修建的。经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不认可，汪某对修建房屋的时间以及修建房屋的所在地点以及拉运相关材料的数量及款项均无法证实，其证言不具有可信度。9、证人左某的证言：我与被告王余灿、王体进、桑修琴是邻居关系。小太平找我来给他修房子，修建的位置位于水××××组，我们当时是口头协议修建的，90元一个平方，我找工人来给他修建的，修完后他就付我工资钱。当时一层5间加天井6间，修的两层。其他的没有修建，但是原来有一间水泥砖砌的只有一个单间。是照片中的房屋这个样子，但是旁边水泥砖修建的是我修房子之后砌的。我找了有5、6个人，有一个已经去世了，其余的都在的。修建过程中是小太平在管理，小太平的学名叫王体进。修建房子的土地是我父亲高粱红转给王余灿的，是否写了协议我不清楚，我父亲于2003年去世的，土地的转让应该在一九九几年左右。我是在我父亲去世那年回来的，至今没有出去过，在我父亲转土地后，该土地上是搭建了土墙房。葛大会要看到才知道是否认识。搭了房子后王余灿、桑老四和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居住在里面。修建房子我总共得的钱具体数额不清楚，应该是在2万元左右。我家离王余灿家有400米左右。房子修好后小太平一家人居住，王余灿也在的。修建房子的过程中就是小太平付款给我，没有其他人付款。给他们修建房子前土墙房垮了的，土墙房垮的时间不记得了，土墙房子垮之前桑修琴已经出家了，出家这些年都回来过的，但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不知道。房子修好后办了搬家酒的，我的尾款是办酒后给我的，我去吃酒了，而且还送了礼金。我之前不认识葛大会，是在2011年去小太平家玩看见的葛大会。搬家后我不清楚，葛大会是否和王余灿生活在一起，我只是去耍的时候看到过葛大会在他家，偶尔的看到。偶尔桑修琴会回来一次，还有小太平的媳妇和孩子。修房子时王余灿在哪里我不知道，当时王体进多少岁我不清楚，修房子前王体进出去打了两年的工。经质证，被告王余灿、桑修琴、王体进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证言能够证实案涉房屋系王体进出资修建，与原告及王余灿没有任何关系，当时王余灿根据证人的陈述不知道在哪里，更加不认识葛大会和没有看到葛大会去过修房子的地方。房屋占用的地基在2003年前已经受让，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桑修琴是否出家、或者经常回家均不能证明原告参与修建房屋的事实，也不能免除原告最基本的举证责任。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言充分证实双方在2010年修建房屋前被告桑修琴已经出家，且该房屋在修建前原有的土墙房屋已经倒塌，由此已证明原告葛大会及被告王余灿在2008年期间居住在仁怀市后山从事养殖业的客观事实，该宅基地使用证在2003年前取得，当时王体进仅十二岁，该宅基地的使用权系王余灿所有，后在与葛大会同居期间共同修建的房屋，同时也证明房屋修建完毕后办了搬家酒，结合我方提的礼金单及礼金单上的记载结合证人证言均充分的证实了葛大会与王余灿共同生活在一起，该房屋系二人共同修建，至于王体进参与了管理，或者对施工进行跟进只是家庭分工不同而已，出资出力方式不同而已，并不能否定未参与管理的人就未出资或未出力修建。10、证人桑某证言：我与被告是亲戚关系。当时修房子时我这个侄儿（王体进）还小，打电话来喊我给他安基脚。因为我们的关系没有给我钱，是帮忙做工，房子是包给他幺姑爷修的，具体名字不清楚。修房子的土地是我四姐在未出家前，和王余灿一起给高家买的，修房子的老地名叫胶坛厂。原来不认识葛大会，修房子后我侄儿结婚时在修的房子里看到过一次。在我给我侄儿安基脚期间没有看到过葛大会，我当初安基脚的地方和来吃结婚酒的时候是你们照片中的房子。被告桑修琴是我亲姐，桑修琴是修房子之前就出家了的。房子修建前是土墙房，有些地方冲垮了的。我是在2010年春天开始安基脚的，房子修好后办过搬家酒，时间不记得了，我当时送过礼的，礼金单上的礼金一千、桃花被一床是我送的。我侄儿是应该2014年结婚的，结婚时我姐桑修琴在家的，当时人多我并不认识葛大会，我是在搬家时听说过葛大会。我姐一直在庙上住，具体在哪里不清楚。修房子的钱我不清楚，修房子我没有收钱。我姐在我侄儿生大闺女时来过，房子里有谁居住我不清楚。经质证，被告王余灿、桑修琴、王体进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足以证明案涉房屋系王体进出资出力修建。王体进的母亲何时出家都不能得出案涉房屋系原告修建的事实，也不能免除原告举证的责任。证人对礼金簿的表述是应该是，而不是明确的肯定，前一个证人对礼金簿是直接没有认可，而且是否送礼不能得出案涉房屋是原告修建的事实，证人陈述是搬家后才认识的原告，说明在此之前原告并没有在修建房屋的地方居住，否则证人应当认识，在证人陈述被告搬家、王体进结婚时桑修琴都在，因此原告不可能修建了该案涉房屋。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清楚的证实被告桑修琴在修建房屋前已经出家，且一直居住在庙上，其本人并没有参与修建房屋，结合证人左某以及桑某的证言已经证实房屋在修建前土墙房已倒塌，不能居住，结合我方提供的2008年至房屋修建前原告葛大会及王余灿居住生活在仁怀后山相互印证，同时左某及桑某均参加了搬家酒，左某已证实其礼金是由其妻子所送，桑某也肯定证实参与了搬家酒并送了礼金一千元及桃花被一床，同时也证明了葛大会居住在案涉房屋的事实，因该房屋在未修建前葛大会与王余灿是居住在仁怀后山，故证人在房屋搬迁前未曾见到过葛大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未曾见到并不代表二人没有共同生活在一起。本院对双方所举证据认定情况：对原告葛大会举证的第2、4、5、6组证据经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举证的第1组证据因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第3组证据因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认定；证人吴某的证言称王余灿家办搬家酒其并未参与，与其陈述的搬家筹客的依据都在的前后矛盾，其陈述葛大会与王余灿共同修建的房屋，但并未陈述出资及组织情况，因该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以及证人证言前后陈述不一致，故本院不予认定；证人葛某前的证言因其称修建房子的事实不清楚，本院对该证言不予认定。被告举证的第1、2、4、5、6、7组证据经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举证的第3组证据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定；对被告申请的证人汪某、左某、桑某的证言证实修建房屋由王体进承包给左某修建、王体进请汪某拖材料、王体进请桑某为其房屋安基础、房屋位置及修建房屋的土地来源的事实与本案相关，能够形成证据链，本院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被告王余灿与桑修琴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1年12月23日生育一子取名王体进。2000年左右，被告王余灿、桑修琴从高粱红处转让了位于贵州省金沙县块，并在该地上修建了一层土墙房屋居住。被告桑修琴于2010年前到庙里居住生活。2010年年初因土墙房屋垮塌，被告王体进组织工人并出资重新修建了现案涉的一栋二层砖混结构房屋，该房屋未办理建房许可及产权证书。2017年5月12日，甲方金沙县五龙街道办事处与乙方王余灿签订《金沙县2017年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合同》，合同约定王余灿被征收房屋座落于金沙县，住宅房屋建筑面积73.57平方米，乙方被征收房屋产权属王余灿所有，居住人口共3人，为王余灿、王体进、桑修琴，甲方应支付乙方补偿款共计人民币219742.6元。2017年5月12日，甲方金沙县五龙街道办事处与乙方王体进签订《金沙县2017年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合同》，合同约定王体进被征收的房屋坐落于金沙县，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76.75平方米，乙方被征收房屋产权属王体进所有，居住人口共3人，分别是王余灿、王体进、桑修琴。甲方应支付乙方补偿款共计人民币685447.7元。现被告王余灿、王体进已获得上述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另查明，被告王体进在2009年10月至2010年4月期间在农村信用社的两个账户发生较大数额的交易共12笔计73450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案涉房屋是2010年其与被告王余灿共同出资修建，但其并未向本院提交出资数额及组织工人修建的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原告虽提供了礼金簿欲证明其参与了修建房屋、筹客及还款，但礼金簿仅为单方依据，加之被告并不认可，即便礼金簿真实，但只能够证明原告参与了筹客，也不足以证明原告葛大会参与建房的事实，况且原告提供的证人中仅有一人证明其参与了修建房屋，但对于原告出资数额等情况均不知情，又无其他证据相佐证,原告葛大会未能就其主张参与案涉房屋修建的基本事实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原告葛大会称修建房屋时被告王体进尚小无修建房屋的能力，根据被告王体进提交的其在农村信用社2009年10月至2010年4月期间发生较大数额的交易共有12笔计73450元，再结合房屋的修建时间及证人证实王体进组织修建房屋的证言看，能够认定王体进参与并出资修建案涉房屋的事实,故原告提出案涉房屋系与王余灿共同修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葛大会要求分割房屋拆迁补偿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葛大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4050元，由原告葛大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龚雪莹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周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