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03民特249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甲25号中国光大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1743X。法定代表人：李晓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林权，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濛，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陈惠瑶，女，汉族，1956年10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晔，广东明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涛，广东明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301374655W。法定代表人：董伯儒，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文君，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培明，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向本院申请撤销华南国仲深裁【2018】D110号仲裁裁决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光大银行向本院申请：撤销华南国仲于2018年3月30日作出的华南国仲深裁【2018】D110号裁决书。事实和理由如下：华南国仲深裁【2018】D110号裁决书裁决的事项不属于《银河资本-新盈系列-荟金新跃2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称《资产管理合同》）仲裁协议的范围，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一、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本案是依据陈惠瑶提交的《资产管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以及书面仲裁申请。但在仲裁庭第三次开庭时，陈惠瑶主张其请求权基础是侵权纠纷，光大银行表示了异议，认为该侵权责任纠纷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华南国仲无权仲裁。二、裁决以《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约定，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均属本会仲裁管辖范围为由，认为无论陈惠瑶请求权基础是侵权纠纷还是违约责任，仲裁庭都有权处理。光大银行认为这样的认定是错误的：1、裁决将本案定性为侵权责任纠纷。陈惠瑶主张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责任，且裁决以过错责任而不是违约责任认定光大银行、银河资本承担责任。2、裁决依据《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销售代理协议》（以下简称《销售代理协议》）裁决光大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并对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之间的责任作出了划分，在《销售代理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情况下，华南国仲无权仲裁，裁决明显超出了仲裁范围。（1）本案作为侵权纠纷，争议焦点是销售、托管案涉资管计划产品过程中，陈惠瑶、光大银行、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资本）各自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大小，对本案焦点的认定、裁决依据的是《销售代理协议》而不是《资产管理合同》。从裁决过程及结果来看，对于这些焦点问题，仲裁庭主要依据的是《销售代理协议》而不是《资产管理合同》。因为《资产管理合同》中光大银行仅为托管行，并未约定应向陈惠瑶解释产品、提示风险的义务，光大银行没有任何违约行为。（2）本案裁决中，关于光大银行的责任认定、责任划分及裁决结果适用《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约定的合同仲裁条款管辖是错误的。仲裁裁决对光大银行的责任认定、责任划分及裁决结果是基于《销售代理协议》作出的，但《销售代理协议》不是《资产管理合同》的附属协议，两者具有独立性。《销售代理协议》第十一条争议解决约定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地点在北，地点在北京《销售代理协议》与《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同的情况下，本案裁决不属于华南国仲的仲裁范围，该会无权进行仲裁。（3）仲裁裁决对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责任的划分，依据的是《销售代理协议》，不仅错误，而且超出了《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约定的合同仲裁范围，并与《销售代理协议》仲裁条款相冲突。仲裁裁决光大银行向陈惠瑶赔偿损失及承担仲裁费用，银河资本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假设本案应对陈惠瑶承担侵权责任，承担责任的也不应是光大银行，而是银河资本，仲裁裁决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对陈惠瑶的侵权责任既不是共同责任，也不是单一责任，更不是各自不同的过错责任，而是连带赔偿责任。这样的责任划分依据的是《销售代理协议》，不仅错误，而且违背了《销售代理协议》对争议解决的不同约定，超出了《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约定的合同仲裁范围，华南国仲根本无权仲裁。综上，华南国仲深裁[2018]D110号裁决书属于仲裁法规定的申请撤销的情形，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审查期间，光大银行补充申请理由如下：一、仲裁庭的组成及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具体表现在：仲裁庭的组成违反了仲裁规则及法定程序。1、仲裁员刘颖在仲裁庭组成前出具的《仲裁员声明书》中，违反仲裁规则要求的独立性、公正性，隐瞒其与仲裁案代理人之一的李伯侨同为暨南大学法学院上下级同事及前后任领导关系而不予声明。2016年9月18日，华南国仲收到光大银行的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光大银行委托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李伯侨、陈晔、柯涵律师及员工张坚、韩诣为代理人参与案件的仲裁，并附有律师证、身份证复印件；2016年9月29日，仲裁员刘颖出具《仲裁员声明书》，在“独立性声明”项下明确“本人声明，本人独立于前述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并将公平审理案件。本人同时确认，就本人所知，不存在可能引起当事人对本人的独立性或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2016年10月9日，华南国仲在郑建江、刘颖、谢石松三名仲裁员出具《仲裁员声明书》后组成仲裁庭。现光大银行得知：仲裁员刘颖为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党委书记、副院长。光大银行委托代理人之一的李伯侨现同为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暨南大学法律系系主任，因此，仲裁员刘颖与代理人李伯侨在案件仲裁过程中为上下级同事关系，同时也是现任领导与前任领导的关系，但仲裁员刘颖隐瞒了这一足以影响仲裁裁决独立性及公正性的情况和事实，没有在《仲裁员声明书》中声明。2、在仲裁庭组成后的全部庭审及仲裁过程中，仲裁员刘颖并未披露其与光大银行代理人之一的李伯侨为上下级同事及前后任领导关系的事实和情况。2016年9月29日，仲裁员刘颖在出具的《仲裁员声明书》“披露及勤勉义务”项下，明确“本人确认，在仲裁程序过程中，如果本人知悉新的可能引起当事人对本人的独立性或公正性产生怀疑的情形，本人将继续履行及时披露义务。”但仲裁案一共开庭三次，分别为2016年11月9日、2017年2月16日、2018年1月29日，庭审中，仲裁员刘颖从未披露其与代理人李伯侨为上下级同事及前后任领导关系的事实和情况。本仲裁案当事人选定适用的《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2年12月1日起实施）》第三十一条规定：“（一）被指定的仲裁员应签署声明书，向仲裁委员会书面披露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二）在仲裁过程中出现应当披露情形的，仲裁员应当立即书面向仲裁委员会披露。（三）仲裁员披露的信息应转交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庭成员（如有）。”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对于仲裁规则，仲裁员必须遵守。但仲裁员刘颖明知自己不仅与代理人李伯侨是暨南大学法学院同事，而且是上下级领导关系，且一个是现任领导，另一个是前任领导，两人关系错综复杂。上述事实及情况是足以影响仲裁裁决独立性及公正性的情况和事实。刘颖作为案件的仲裁员应依据仲裁规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签署声明、开庭及仲裁过程中及时披露，并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作出判断，但直至2018年3月30日，仲裁庭作出裁决，仲裁员刘颖未披露该信息，违反了《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2年12月1日起实施）》第三十一条规定，明显违反了仲裁规则及法定程序。二、仲裁员刘颖隐瞒其与代理人李伯侨上下级同事及前后任领导关系的行为，违反了《仲裁法》应当回避的规定，因此，仲裁违反了法定程序。仲裁员刘颖与光大银行代理人之一的李伯侨现为上下级及同事关系，且一个是现任领导，另一个是前任领导，两人关系错综复杂，这样的复杂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依据《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因此，前述事实和情况属必须回避的情形，即是法定回避情形。但纵观整个仲裁过程，刘颖并未提出回避，严重违反了《仲裁法》的规定。同时，由于仲裁员刘颖在被选定后未披露上述事实和情况，导致光大银行及其他当事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决定是否以上述应当披露的事实和情况为由申请仲裁员回避，客观上影响了光大银行及其他当事人行使申请仲裁员回避的程序权利，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撤销的情形。总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华南国仲深裁【2018】D110号仲裁案属于应当裁定撤销的情形，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陈惠瑶答辩称：一、光大银行认为华南国仲深裁【2018】D110号案件为侵权责任纠纷，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没有依据。华南国仲依据三方的《资产管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以及我方的书面仲裁申请受理了D110案。《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的处理”第二款明确约定：“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申请仲裁。仲裁地点为深圳，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从该仲裁条款的文字表述可以看出，凡因《资产管理合同》而产生的，或与《资产管理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均属于当事人约定交由华南国仲管辖的仲裁范围，而争议的性质并不仅仅局限于违约责任纠纷。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这说明除了合同纠纷之外，当事人之间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也属于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当然也包括涉及财产权益的侵权责任纠纷。因此，《资产管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约定完全符合仲裁法关于仲裁范围的规定。在D110案的审理过程中，我方根据仲裁庭的要求，明确我方的仲裁请求权基础是基于光大银行、银河资本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向不符合投资者资格的我方销售资管计划产品，造成我方财产损失而构成的侵权责任。鉴于光大银行、银河资本的前述侵权行为发生于《资产管理合同》的订立过程之中，且最终各方当事人订立了《资产管理合同》，因此因该侵权行为引发的争议当然属于仲裁条款中约定的“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的范围，也即属于应当交由华南国仲管辖的仲裁范围。商事仲裁机构不仅可以受理合同纠纷，也可以受理财产类的侵权纠纷，只要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这不仅有法律依据，也是法律界包括仲裁界的共识。光大银行认为侵权纠纷不属于仲裁机构管辖范围，企图颠覆法律规定和业界共识，没有依据。二、光大银行以《销售代理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为由主张华南国仲对D110案没有管辖权，完全是企图混淆“认定责任的证据”与“案件管辖权依据"的概念，从而达到拖延执行仲裁裁决的目的。我方作为《资产管理合同》的当事人，在与合同相对方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发生与《资产管理合同》有关的争议之后，向华南国仲提起仲裁的依据是《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而《销售代理协议》只是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之间签订的合同，我方并不是该合同当事人，因此《销售代理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只能作为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之间因《销售代理协议》发生纠纷时的管辖权依据，而不能作为我方与光大银行、银河资本之间争议的管辖权依据。仲裁庭援引《销售代理协议》的相关内容对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之间法律关系以及法律责任作出认定，这说明《销售代理协议》属于D110案审理之中认定责任的证据。任何与D110案有关的协议，都可以作为该案的证据，仲裁庭依据案件证据作出裁决是正确且必需的。光大银行故意混淆“认定责任的证据”与“案件管辖权依据”的概念，完全是为了制造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说辞，从而拖延仲裁裁决的执行。三、光大银行以仲裁员刘颖未披露其与光大银行代理人李伯侨的同事关系为由，主张仲裁庭组成及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其理由不能成立。《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2年12月1曰起实施)》第三十一条规定仲裁员应当向仲裁委员会披露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但并未对应当披露的情形作出列举式的明确规定，因此仲裁员可以基于自己的判断，对何种事实或情况属于“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作出认定，从而决定是否披露。虽然刘颖仲裁员与光大银行的代理人李伯侨律师属于同事关系，只要刘颖仲裁员认为该种关系不会对其秉持公正、独立的原则进行仲裁造成影响，则其不予披露的行为并不违反《仲裁规则》的该项规定。反观光大银行代理人李伯侨律师的行为，其与刘颖仲裁员属于同事关系的事实属于其在D110案首次开庭前就明知的事实，如果其认为刘颖仲裁员担任该案仲裁员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其完全可以且应当依据仲裁法第三十四条以及《仲裁规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对被指定的仲裁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具有正当理由的怀疑时，可以书面提出要求该仲裁员回避的请求”的规定，在仲裁程序中要求刘颖仲裁员予以回避。但是，李伯侨律师在整个仲裁程序中从未提出过要求刘颖仲裁员回避的要求，说明其也不认为刘颖仲裁员与他的同事关系可能对仲裁的公正性、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因此，刘颖仲裁员是否披露其与李伯侨律师的同事关系的判断标准，与李伯侨律师是否申请刘颖仲裁员回避的判断标准是相一致的，即同事关系不属于“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此外，《仲裁规则》第八条“放弃异议权”规定：“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未被遵守，但仍参加或者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未及时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其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根据这一仲裁规则，鉴于光大银行代理人李伯侨律师明知其与刘颖仲裁员属于同事关系，但其仍然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从未就此提出书面异议的行为，也应当认为李伯侨律师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根据光大银行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李伯侨律师为光大银行授予特别代理权限的代理人，其在仲裁程序中的行为完全代表委托人光大银行的行为，即李伯侨律师知悉的事实应当视为光大银行知悉的事实，李伯侨律师在仲裁程序中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均应当视为光大银行的行为。既然李伯侨律师在明知其与刘颖仲裁员属于同事关系的情况下，未申请其回避且仍然继续参加仲裁程序，则其行为应当视为光大银行作出的行为，即李伯侨律师代表光大银行放弃了提出程序异议的权利。此种放弃给光大银行造成的任何后果，均应由光大银行承担。纵观本案事实，光大银行在整个仲裁程序中从未对刘颖仲裁员与其代理人李伯侨律师系同事关系提出任何异议，却在仲裁庭作出生效裁决后，又以刘颖仲裁员未履行披露义务为借口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这种行为完全是违背诚信原则，藐视法律，根本不应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作为D110案唯一的受害人，作为一个弱势人员，我方平白无故损失了2000多万元，仲裁庭却只为我方讨回了不到一半的公道，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光大银行在该案仲裁审理过程中的干扰和胡搅蛮缠。最后，为了尽快能拿回我方的损失款，恳请人民法院依据事实与法律，驳回光大银行的申请。被申请人银河资本答辩称：裁决书第一项和第二项裁决的事项属于《资产管理合同》仲裁协议的范围，且华南国仲有权仲裁。具体而言，侵权责任纠纷属于可以仲裁的范围，华南国仲和本案仲裁庭也不因当事人选择侵权的请求权基础而不得仲裁和处理。本案关于销售系争资管计划过程的争议和仲裁裁决的事项均系在《资产管理合同》签订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因此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第二款的约定，属于《资产管理合同》仲裁协议的范围，本案仲裁庭并未超越仲裁协议范围作出裁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银河资本不同意光大银行在申请书第二部分第2条第（3）项所述的“假设本案应对陈惠瑶承担侵权责任，承担责任的也不应是光大银行，而是银河资本”，银河资本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同时，银河资本注意到，仲裁裁决书对于陈惠瑶和光大银行在销售环节过错的认定、对光大银行的责任认定和责任划分（详见仲裁裁决书第二部分仲裁庭多数意见第三条第3点和第五条）及裁决结果（即第一项和第二项仲裁裁决）并非依据《销售代理协议》作出的。仲裁庭仅在仲裁裁决书第二部分仲裁庭多数意见第（三）条第4点论述银河资本在光大银行销售过错中的法律责任的部分援引了《销售代理协议》。因此，仲裁裁决书第一项和第二项裁决属于资产管理合同仲裁协议的范围。关于光大银行在《补充申请书》中提出的关于仲裁庭的组成违反仲裁规则及法定程序，和仲裁违反法定程序的相关事实和情况，银河资本是在收到法院送达的光大银行提交的《补充申请书》和证据后方才知悉的，对相关情况并不了解。因此，就刘颖仲裁员是否应当回避，以及是否存在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恳请法院考虑光大银行提供的证据后依法裁决。综上，银河资本认为，仲裁裁决第一项和第二项裁决的事项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华南国仲有权仲裁。最后，银河资本对于仲裁裁决银河资本对光大银行应支付给陈惠瑶的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持反对意见，银河资本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银河资本保留通过相关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本院查明：一、仲裁案件相关情况（一）仲裁的基本情况华南国仲根据陈惠瑶与光大银行、银河资本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光银托管2015JX223的《资产管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以及陈惠瑶于2016年7月27日提交的书面仲裁申请,受理了仲裁案件，案号为SHENDF20160297。仲裁请求为：1.裁决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向陈惠瑶连带赔偿损失人民币20,423,532.63元【包括：（1）本金损失人民币17,576,397.40元；（2）人民币1亿元的利息损失人民币2,392,638.89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6月9日起计,计至2015年11月26日止；（3）投资损失人民币17,576,397.40元的利息损失人民币454,496.34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11月26日起计,暂计至2016年6月26日止,要求计至实际付款日止】；2.裁决光大银行、银河资本承担本案全部的仲裁费用以及陈惠瑶因本案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交通费、差旅费（含食宿费）等费用以实际发生的数额为准。仲裁程序适用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陈惠瑶选定刘颖先生作为本案仲裁员,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共同选定谢石松先生作为本案仲裁员,因双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本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而由本会主任指定郑建江先生作为首席仲裁员。上述三名仲裁员于2016年10月9日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仲裁庭分别于2016年11月9日、2017年2月16日、2018年1月29日三次开庭审理。仲裁庭多数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并参照《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作出裁决如下：1、光大银行向陈惠瑶赔偿损失人民币8,788,198.7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人民币8,788,198.7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6月9日起计算至光大银行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仲裁费人民币204,977元,由陈惠瑶承担50%,即人民币102,488.50元，由光大银行承担50%，即人民币102,488.50元。陈惠瑶已预缴的人民币204,977元，抵作本案仲裁费，不予退还。光大银行应将其承担的仲裁费人民币102,488.50元迳付陈惠瑶。本案仲裁员实际开支费用合计人民币13,360.11元，由陈惠瑶承担50%，即人民币6,680.06元，由光大银行承担50%，即人民币6,680.05元。根据仲裁员实际开支费用承担原则进行结算后，陈惠瑶应向银河资本支付人民币1,430.56元，光大银行应向银河资本支付人民币2,624.74元。本案两次鉴定的鉴定费合计为人民币53,020元，由陈惠瑶承担50%，即人民币26,510元，由光大银行承担50%，即人民币26,510元。根据鉴定费承担原则进行结算后，陈惠瑶应向光大银行迳付人民币24,110元，应向银河资本迳付人民币1,200元。3、银河资本应对光大银行在上述裁决项第（一）、（二）项中确定的应支付给陈惠瑶的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驳回陈惠瑶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各项应付款项,各方当事人应于裁决作出之日起15日内支付完毕。（二）裁决书查明的事实2015年4月29日,陈惠瑶在光大银行横琴支行开户,并于5月7日在该账户存入活期存款1亿元。2015年5月21日,陈惠瑶和光大银行、银河资本签订了《资产管理合同》（各方所提交的《资产管理合同》均无具体签署日期，陈惠瑶仲裁申请书陈述签署日为2015年5月21日,其他当事人未反对这一说法，仲裁庭采用此说法），系光大银行横琴支行业务经理谭某受指派找到陈惠瑶,签署了《资产管理合同》。根据谭某证言,她本人未向陈惠瑶解释合同相关内容，但见证了陈惠瑶本人签署。《资产管理合同》第七节“份额的分级”第（一）款分级概述约定：“本资产管理计划通过投资收益分配的安排,将计划份额分成预期收益与风险不同的三个级别,即A类份额、B类份额和C类份额。A类份额、B类份额和C类份额分别募集并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比例进行初始配比,所募集的三类委托人的委托财产合并运作。”《资产管理合同》第七节第（三）款分配规则约定：“本资产管理计划约定的A类份额基准收益率为7.5%/年。如本资产管理合同生效不满半年提前终止的,则A类份额的基准收益按照半年（183天）计算；如本资产管理合同生效半年后提前终止的,则A类份额基准收益按照实际存续期并加计一个月（30天）计算。基准收益率及基准收益均以A类份额认购面值为基准进行计算。本资产管理计划约定的B类份额基准收益率为8.0%/年。如本资产管理合同生效不满半年提前终止的,则B类份额的基准收益按照半年（183天）计算；如本资产管理合同生效半年后提前终止的,则B类份额基准收益按照实际存续期并加计一个月（30天）计算。基准收益率及基准收益均以B类份额认购面值为基准进行计算。本次资产管理计划终止后,计划财产在扣除清算费用、应交税款、应付未付计划费用后的可供分配剩余财产,优先满足A类委托人的委托本金和基准收益,其次满足B类委托人的委托本金和基准收益,最后向C类委托人分配。本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清算时,可供分配的计划财产不足以满足A类委托人的委托本金及基准收益时,将首先由C类委托人以其委托本金为限进行补偿,C类委托人委托本金不足以补偿的,则由B类委托人以其委托本金为限进行补偿,由此导致的B类份额和C类份额资产损失由B类委托人和C类委托人自行承担。本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清算时,可供分配的计划财产在满足A类委托人的委托本金及基准收益后,不满足B类委托人的委托本金及基准收益的,由C类委托人以其委托本金为限进行补偿。由此导致的C类份额资产损失由C类委托人自行承担。”《资产管理合同》第十九节“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分配”第（二）款本资产管理计划的分配规则第（3）款约定：“本资产管理合同提前终止或到期时,本资产管理计划扣除清算费用、应交税金、应付未付计划费用后的剩余资产,按如下顺序分配：1）A类份额的本金；2）A类份额的基准收益；3）B类份额的本金；4）B类份额的基准收益；5）C类份额的本金；6）C类份额追加资金；7）剩余的资产归C类委托人所有。”存续期间,资产管理人于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向委托人报告上月末最后一个交易日的Ａ类、Ｂ类和Ｃ类份额参考份额净值及计划份额净值。”“资产管理人向资产委托人提供的报告,将严格按照《试点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通过以下至少一种方式进行。资产委托人信息查询将通过以下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允许的、本合同约定方式进行。1.网站。2.邮寄服务。3.传真或电子邮件……”《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六节中约定,资产委托人认购份额或参与《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六节中约定,资产委托人认购份额或参与金额确认：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元,认购类别为C类份额。《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第二款约定：“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当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申请仲裁。仲裁地点为深圳,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2015年6月9日,陈惠瑶向光大银行划入1亿元,备注注明“陈惠瑶认购银河资本-新盈系列-荟金新跃2号资管计划壹亿元。”2015年6月15日,银河资本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理了“银河资本-新盈系列-荟金新跃2号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登记手续。2015年10月8日,陈惠瑶向光大银行和广州荟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出《通知函》,要求终止光大银行所有配资,立即归还光大银行等的款项。2015年10月15日,陈惠瑶、光大银行和银河资本签署《提前终止协议》,约定：由于近期证监会意外暂停新股发行,使本资产管理计划以投资参与新股申购为主要策略的开放式投资基金为主的投资策略不能有效实施,对本计划投资造成较大影响，现委托人、管理人、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提前终止本计划。2015年11月光大银行和银河资本出具了《清算报告》,扣除B类委托本金和收益,以及各种费用后,剩余资金82,423,602.60元于2015年11月25日支付给了C类委托人,即陈惠瑶。（三）裁决书对主要争议的意见1、对于鉴定问题仲裁庭认为，鉴于各方对《中国光大银行客户投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适用于个人客户）》（下称《风险评估问卷》）尾页落款处陈惠瑶签名是否为陈惠瑶本人签署产生异议，仲裁庭决定委托鉴定，根据两次鉴定的情况，仲裁庭多数意见认为,《风险评估问卷》中陈惠瑶签字为陈惠瑶所签。2、对争议管辖范围仲裁庭认为，在第三次开庭前,陈惠瑶明确,其仲裁请求系基于光大银行、银河资本违反相关规定向不符合投资者资格的陈惠瑶销售资管计划产品,请求权基础是认为光大银行、银河资本构成侵权责任。陈惠瑶同时认为,《资产管理合同》中约定仲裁的范围为“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光大银行、银河资本违反相关规定向不符合投资者资格的陈惠瑶销售资管计划产品构成侵权责任,是与《资产管理合同》有关的争议,因此属于仲裁范围。光大银行则认为,侵权责任不属于合同约定的仲裁范围。只有当所谓的损害结果发生后各方就损害结果的争议、纠纷解决的方式达成一致情况下,才能通过仲裁程序主张侵权责任,否则陈惠瑶应当通过其它司法途径解决纠纷。陈惠瑶主张侵权责任,违反了商事仲裁中的自愿性原则,也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银河资本认为自己或者光大银行都不存在陈惠瑶所主张的侵权行为,同时陈惠瑶所主张的侵权行为与其损害结果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仲裁庭认为,尽管各方争议焦点之一是光大银行是否严格履行了合格投资者甄别程序,这一争议焦点发生在争议合同签署之前,但该争议焦点依然与争议合同的签署有关,鉴于陈惠瑶、光大银行和银河资本最终签署了《资产管理合同》,而《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明确约定,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均属本会仲裁管辖范围,因此无论其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仲裁庭依据《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约定对争议进行处理,符合当事人约定,于法有据。3、对于光大银行是否具备销售资格仲裁庭认定,光大银行具备基金销售资格。光大银行提交了职员谭某《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的证据,因此仲裁庭确认谭某具备基金销售资格。4、对于光大银行是否履行对陈惠瑶进行合格投资者甄别的义务。仲裁庭多数意见认为,案涉产品系基金管理公司专门设立的资产管理专业子公司所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应当适用《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有关规定,对投资者进行合格投资者的甄别评估。虽然各方对光大银行提交的《风险评估问卷》中陈惠瑶签名真实性存在争议,但依据法定程序委托的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该签名为陈惠瑶所签,因此仲裁庭认定,光大银行对陈惠瑶做过适当的合格投资者尽职调查。依据光大银行、银河资本提交的《资产管理合同》,在正文之前随附了《自然人客户信息表》、《承诺函》和《风险提示函》,均有陈惠瑶签名,各方当事人对这些签名均无异议,仲裁庭据此认定,在《资产管理合同》签订前,光大银行对陈惠瑶合格投资人资格进行了适当甄别。5.对于各方当事人在销售环节过错的认定综合陈惠瑶在《仲裁申请书》和《代理意见》中的陈述,陈惠瑶称其现年60岁,2006年赴其弟陈灿铨公司做清洁工作。2015年4月光大银行横琴支行新任行长许志彬为拉存款找到陈灿铨,根据陈灿铨的安排,陈惠瑶到横琴支行以陈惠瑶名义开户,陈灿铨向陈惠瑶账户存入1亿元。2015年5月21日谭某上门找到陈惠瑶办理理财产品购买手续,因谭某说受领导指派,领导已经与其弟弟说好,陈惠瑶就按照谭某指点签署了合同。根据光大银行证人谭某出庭所做证言,当时她受领导指派,找到了陈惠瑶,并让陈惠瑶在《资产管理合同》预定位置签名,谭某并未向陈惠瑶解释相关合同条款内容及风险。根据《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为多个客户办理特定资产管理业务的,资产管理人在签订资产管理合同前,应当保证有充足时间供资产委托人审阅合同内容,并对资产委托人资金能力、金融投资经验和投资目的进行充分了解,制作客户资料表和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并应指派专人就资产管理计划向资产委托人作出详细说明。”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资产委托人从事资产委托,应当主动了解所投资品种的风险收益特征,并符合其业务决策程序的要求。”仲裁庭认为,从上述各方表述的《资产管理合同》签署过程来看,陈惠瑶和光大银行签署《资产管理合同》过程中,存在不符合《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光大银行作为代理销售机构没有向资产管理委托人详细说明《资产管理合同》并确保委托人有充足时间审阅合同,陈惠瑶作为资产委托人也没有按照《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规定主动了解所投资品种的风险收益特征。对于销售环节中存在的瑕疵,陈惠瑶和光大银行均有过错。6.对于银河资本在光大银行销售过错中的法律责任认定陈惠瑶认为,根据《销售代理协议》,银河资本与光大银行构成委托代理的关系,该协议第三条中有明确的约定,作为委托人的银河资本,有权利、同时也有义务,要求光大银行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投资说明书等协议及《销售代理补充协议》的规定,办理资产管理计划销售代理有关事宜,并对光大银行销售代理业务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据此,银河资本作为委托人既有权利也有义务监督其代理人按照法律的规定代理销售行为。从本案的事实来看,光大银行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来操作,作为委托人的银河资本亦没有尽到监督义务,明知光大银行没有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操作,却放任不理。结合本案情况,第一、银河资本均应对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银河资本认为,尽管《销售代理协议》名称上有代理两字,但是从法律的内涵上讲,光大银行和银河资本之间不是一个民法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不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只是银河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的规定,通过光大银行销售资管产品。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对代理销售的原规定“基金发售由管理人负责办理,管理人可以委托证监会任命的其它机构代为办理”修改为“基金的份额的发售由管理人或其委托的销售机构办理”,表明法律不再认定代理销售为委托关系。陈惠瑶所主张的银河资本知道或应当知道光大银行存在违法行为然而放任的情况,银河资本认为不能成立,因为对于银河资本而言,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所谓陈惠瑶主张的光大银行的违法行为。在光大银行和银河资本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第3项中约定：“在签订资产管理合同前,乙方（指光大银行）应当保证有充足时间供资产委托人审阅合同内容,并对资产委托人资金能力、金融投资经验和投资目的进行充分了解,要求并指导客户填写客户调查问卷和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代为完成投资者尽职调查工作,履行反洗钱义务,并将相关资料提供给资产管理人；乙方应当指派专人就资产管理计划向资产委托人作出详细说明,甲方（指银河资本）应在能力范围内全力予以配合”。仲裁庭认为,《销售代理协议》确立了银河资本和光大银行之间资管产品委托销售和被委托销售的法律关系,鉴于光大银行系受银河资本委托,代理案涉资产管理计划产品销售,因此,对光大银行的过错造成的赔偿责任,银河资本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7、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损失的责任和仲裁费用的承担陈惠瑶在《仲裁申请书》中提出其损失金额为本金17,576,397.40元,银河资本提交的《清算报告》确认了陈惠瑶的投资本金的损失。仲裁庭认为,综合以上事实和分析可知,在陈惠瑶签署《资产管理合同》之时,陈惠瑶存在没有主动了解所投资品种的风险收益特征的情况,光大银行存在未向陈惠瑶详细说明《资产管理合同》并确保其有充足时间审阅合同的情况,陈惠瑶和光大银行均存在过错。仲裁庭也综合考虑了《资产管理合同》签署过程中陈惠瑶作为自然人和光大银行、银河资本作为机构的不同地位、陈惠瑶的损失与市场风险因素的关系、销售环节存在的瑕疵与最终案涉资产管理计划的亏损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经仲裁庭讨论,以多数意见酌情决定,陈惠瑶的损失由陈惠瑶和光大银行对半承担,由光大银行向陈惠瑶赔偿8,788,198.70元,银河资本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仲裁庭多数意见认为,鉴于陈惠瑶系投资行为,对于陈惠瑶提出以其投资金额本金1亿元为基数计算利息损失的赔偿请求,不具有合理性,仲裁庭不予支持。对于因光大银行、银河资本过错而导致的投资损失,仲裁庭决定,陈惠瑶应当获得利息损失赔偿,以陈惠瑶可获得赔偿金额8,788,198.70元为基数,自陈惠瑶付款之日2015年6月9日起算,至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实际支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算。对于本案仲裁费用、实际开支费用及两次鉴定费用,仲裁庭以多数意见决定按照各50%的比例由陈惠瑶和光大银行分别承担,银河资本对光大银行应承担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对于陈惠瑶第二项仲裁请求中所提到的“陈惠瑶因本案而支出的合理费用……”,鉴于陈惠瑶并未提出任何证据对此进行证明,故仲裁庭不予支持。（四）刘颖仲裁员的少数意见要点如下：1、关于光大银行是否履行了对陈惠瑶进行合格投资者甄别义务。本案仲裁过程中对《评估问卷》进行了两次鉴定，因光大银行申请，仲裁庭多数意见决定再次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第二次鉴定报告没有法律依据，仲裁庭应当采纳第一次鉴定报告。基于第一次鉴定报告，故该仲裁员认为光大银行未履行对陈惠瑶进行合格投资者甄别义务。2、关于陈惠瑶是否为合格的投资者，该仲裁员认为陈惠瑶并不是案涉理财产品的合格投资者。3、关于各方当事人在销售环节过错的认定，该仲裁员认为对于销售环节中存在的瑕疵，陈惠瑶与光大银行均有过错，但是主要过错在光大银行。根据《销售代理合同》光大银行系受银河资本委托，代理案涉资产管理计划产品销售，因此，对光大银行的过错造成的赔偿责任，银河资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应承担投资损失60%的责任，即人民币10,545,838.4元,陈惠瑶应承担40%的责任，即人民币7,030,558.96元。二、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一）《资产管理合同》与本案有关的内容其中，“风险提示函”第（二）款载明：“投资者在认购本计划之前，请仔细阅读资产管理合同，全面认识本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理性判断市场，谨慎作出投资决策。”“风险提示函”同时载明：“本人作为资产委托人签署本风险提示函，即表明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上述内容及所有的资产管理计划文件，充分了解并自愿承担本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陈惠瑶在“风险提示函”落款处签名。第三节“声明与承诺”第（二）款约定：“资产管理人保证已在签订本合同前充分地向资产委托人说明了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投资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同时揭示了相关风险；已经了解资产委托人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对资产委托人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充分评估。资产管理人承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除保本资产管理计划外，不保证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第（三）款约定：资产托管人承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安全保管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并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第九节“当事人及权利、义务”第（一）款“资产委托人”第3项“资产委托人的义务”之（4）约定:“及时、全面、准确地向资产管理人告知其投资目的、投资偏好、投资限制和风险承受能力等基本情况；”第3项“资产委托人的义务”之（12）约定:“接受资产管理人进行的尽职调查，应资产管理人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资料，并在上述文件和资料发生变更时，及时提交变更后的相关文件与资料；”第3项“资产委托人的义务”之（18）约定:“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第九节“当事人及权利、义务”第（二）款“资产管理人”第2项“资产管理人的权利”之（4）约定：“根据本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资产托管人，对于资产托管人违反本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第2项“资产管理人的权利”之（5）约定：“自行销售或者委托由基金销售资格的机构代理销售资产管理计划，制定和调整有关资产管理计划销售的业务规则，并对代理销售机构的销售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第2项“资产管理人的权利”之（7）约定：“有关对资产委托人进行尽职调查，要求资产委托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资料，并在上述文件和资料发生变更时，及时提交变更后的相关文件与资料。”第3项“资产管理人的义务”之（16）约定：“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第十三节“违约责任”第（一）款约定“因本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由违约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本合同当事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的违约，根据实际情况，由违约方分别承担各自应付的违约责任。”第（二）款约定“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在履行各自职责的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本合同约定，给计划财产或者资产委托人造成损害的，应当分别对各自的行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不因各自职责以外的事由与其他当事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因共同行为给计划财产或资产委托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二十四节“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第（二）款约定：“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当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申请仲裁。仲裁地点为深圳,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二）《销售代理协议》与本案有关的内容1、2015年1月，银河资本（甲方、委托方）与光大银行（乙方）签订《销售代理协议》。第五条“代理业务安排”第（一）款“账户类及交易类业务安排”第3项“业务申请的受理”约定：“在签订资产管理合同前，乙方应当保证有充足时间供资产委托人审阅合同内容,并对资产委托人资金能力、金融投资经验和投资目的进行充分了解,要求并指导客户填写客户调查问卷和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代为完成投资者尽职调查工作,履行反洗钱义务,并将相关资料提供给资产管理人；乙方应当指派专人就资产管理计划向资产委托人作出详细说明,甲方应在能力范围内全力予以配合”。第十条“违约责任”第（一）款约定：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委托人、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属双方共同违约，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款约定：“如一方承担了按法律法规或本协议规定应由另一方承担的责任，该方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另一方进行追偿。第十一条“争议解决”第（一）款约定：“对于因本合同的订立、内容、履行和解释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当时有效的金融争议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的地点在北京。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2、2015年5月，银河资本（甲方、委托方）与光大银行（乙方）签订《银行资本-新盈系列-荟金新跃2号资产管理计划销售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本资产管理计划B类份额和C类份额由代销机构进行代销。”第五条“违约责任”第（二）款约定：“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之规定并造成对方当事人损失的，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给对方造成的直接损失。一方当事人违约，对方当事人除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外，并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协议的有关规定。“第六条“争议的处理”约定：“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解决适用《销售代理协议》中有关争议解决的规定。”第七条“本补充协议的效力”第（一）款约定：“本补充协议与《销售代理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与《销售代理协议》不一致者，以补充协议为准。”（三）争议的仲裁程序1、仲裁期间，陈惠瑶选定的仲裁员刘颖任暨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光大银行的代理人李伯侨任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刘颖仲裁员在2016年9月29日签署《仲裁员声明书》，其中，“独立性声明”项下内容为“本人声明，本人独立于前述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并将公平审理案件。本人同时确认，就本人所知，不存在可能引起当事人对本人的独立性或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披露及勤勉义务”项下内容“为本人确认，在仲裁程序进行中，如果本人知悉新的可能引起当事人对本人的独立性或公正性产生怀疑的情形，本人将继续履行及时披露义务。……”刘颖仲裁员及光大银行的代理人李伯侨均参加了仲裁庭三次庭审。2、2016年11月9日，仲裁庭第一次开庭时，陈惠瑶补充申请理由：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存在着违法、违约行为，造成了陈惠瑶的损害后果，而且光大银行、银河资本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了陈惠瑶的损失，因此，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陈惠瑶在最后陈述中主张：根据合同约定，如果光大银行、银河资本违法或者违约，给资产委托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是我方主要的合同依据。2017年12月26日，仲裁庭向各方当事人发出《第三次开庭通知及问题清单》，其中，第（一）项内容为：陈惠瑶在《仲裁申请书》和《代理意见》中称，光大银行、银河资本违反相关规定向不符合投资者资格的申请人销售资管计划产品，请陈惠瑶明确这部分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也请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就此发表意见。陈惠瑶主张其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审查。依据光大银行的申请，其主要撤裁理由为：一是裁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二是仲裁庭组成违反法定程序。关于理由一，裁决事项是否属于仲裁协议范围的问题。《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第二款约定：“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当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申请仲裁。仲裁地点为深圳，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依据该条款，陈惠瑶就《资产管理合同》产生的纠纷以侵权为由提起仲裁，未超出上述仲裁条款的范围。涉案仲裁裁决依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及相关规定所作出。至于仲裁庭认定光大银行承担侵权责任及银河资本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属于仲裁庭的实体处理范围，不在本案审查范围内。涉案仲裁裁决亦未就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之间的《销售代理协议》作出裁决。故光大银行认为涉案仲裁裁决超出仲裁协议范围的理由不成立。关于理由二，仲裁庭组成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仲裁申请人陈惠瑶选定的仲裁员刘颖与被申请人光大银行代理人李伯侨同为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且刘颖在被选定为仲裁员后，未披露该关系。仲裁案件中，一方选定的仲裁员与另一方的委托代理人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事实，并不当然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法定回避事实；且本案仲裁机构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也未明确规定仲裁员在该情形下有披露的义务或应予回避。根据上述事实，不应认定本案仲裁庭的组成违反法定程序。综上，经层报请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光大银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人民币400元，由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朱   萍审判员 梁 乐 乐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吴佳（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