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14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大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0007994021652。 法定代表人：李爱民，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龙，广东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磊，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中仁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广安大街汇景国际**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6652645109。 法定代表人：王振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林强，河北韬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以下简称南方医院）因与被上诉人河北中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仁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2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南方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龙、龚磊、被上诉人中仁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方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内容。2、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明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涉案双方合作骨病中心的经营及财务流程。1.2011年7月8日，双方签订《合作合同》双方合作“国医馆、祥鸿宾馆、肾病中心”，被上诉人负责投资、建设。由于政策原因，只有肾病中心进入合作，被上诉人负责投资，并派专人负责财务、场地建设、装修、设备购买。2012年8月12日，双方签订《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河北中仁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被上诉人负责肾病中心的行政、后勤、官传等。2.肾病中心是上诉人的一个科室，不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没有自己的财务账号，收费都是以上诉人医院的名义，肾病中心由被上诉人管理、独立核算。以《合作协议》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为基础，肾病中心按月结算，人力成本、日常成本等都是以被上诉人做账报账的形式领取了现金，药品成本、库房领用消耗、物流管理费都是从医院领取，医院按进货价将肾病中心核算收入付给甲方，按月结算，医闹赔款是肾病中心运作中出现突发事件，如有医疗纠纷、人员伤亡等意外事件时，所需费用经甲乙双方确认后，先由甲方支付病人，再从肾病中心核算拨付给甲方，所有的结算都是医院内部的财务核算，是医院对自己的一个科室（肾病中心）结算，肾病中心并没有向上诉人缴纳各项收入，被上诉人也没有向上诉人缴纳任何各项收入，肾病中心也不完全等同于被上诉人。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各项收入”的内容。1.根据《合作协议》第二十条约定肾病中心分配方案如下：自中心正式开始收容病人之日起计，前五年肾病中心医疗核算收入的3%直接划入甲方账户”，只有此项“分配方案”最接近《借款协议》第六条约定，但是上诉人从未履行《合作协议》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根据双方合作和《合作协议》第二十条、二十一条的约定：“2、肾病中心使用的药品、耗材、试剂、办公用品等各类物质按医院进货价从中心核算收入中拨付甲方，同时按当月领用以上物品金额提取3‰作为甲方仓库、物流管理及耗损费用，从中心核算收入中拨付给甲方，按月结算”“4、肾病中心使用由甲方提供的各类后勤服务，按照市场价格或由双方协议的内部价格从中心核算收入中拨付给甲方，按月结算；5、将肾病中心运作中出现突发事件如医疗纠纷、人员伤亡等意外事件时，所需费用经甲乙双方确认后，先由甲方支付，再从中心核算收入中拨付给甲方；6、肾病中心其他开支从中心核算收入支出”。可见，一审判决书第13页第18行至第21行“上述各项收入”错误，定性为“《借款协议》第六条约定的“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的各项收入”更是错误，肾病中心不能等同于被上诉人。3.一审判决书第13页第18行至第21行“上述各项收入16351484.08元（其中收支结存合计820726.19元、药品成本12686412.06元、库房领用消耗1493556.94元、日常成本928274.38元、物流管理费42514.51元、医闹赔款38万元）”的陈述自相矛盾，“上述各项收入”与括号内的“药品成本、库房领用消耗、日常成本、物流管理费、医闹赔款”是两码事，把肾病中心经营成本牵强变为向上诉人缴纳的“各项收入”，案件事实没有查清。三、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第12页第16行至第13页第1行有异议，上诉人在答辩状、开庭审理、开庭后的代理词均提出异议及理由。1.2012年12月31日之前的利息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提起此部分利息要求的时间是2019年5月6日，被上诉人是2018年11月5日向贵院起诉要求其他逾期利息的。2.2012年12月31日之前的利息是被上诉人同意免除的，被上诉人真正要求支付利息的时间是2013年6月22日。开具收据也是要求上诉人支付2013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借款利息。3.上诉人延期归还借款及利息是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上诉人按被上诉人事先开具的收据及关于归还借款利息的函及利息计算方式要求的数额汇款。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全部利息共15笔，包含2014年10月之后延期还款的利息，全部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4.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7日致函上诉人《承诺书》承诺“若甲方在2017年12月15日前，返还乙方1500万元人民币，只需要支付7月至11月的利息，2017年12月的利息乙方同意免除。此款及利息还清后，甲乙双方2011年7月8日签订的合作合同自动终止”，上诉人已于2017年12月15日汇款15296875元，按被上诉人《承诺书》要求的时间、金额返还1500万元和7月至11月的利息，合作合同按约定条件自动终止。双方关于3000万元借款及利息已清。三、上诉人对一审民事判决书第13页第7行至第21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各项收入16351484.08元一节......上述各项收入16351484.08元（其中收支结存合计820726.19元、药品成本12686412.06元、库房领用消耗1493556.94元、日常成本928274.38元、物流管理费42514.51元、医闹赔款38万元），故被告应依该数额返还原告该款项”有异议，由于是被上诉人当庭变更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在开庭审理、开庭后的代理词中均提出异议及理由。1.被上诉人2019年5月7日当庭提交的新的诉讼请求2及证据《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份肾病中心汇总报表》（以下简称《汇总报表》），上诉人对此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此表是上诉人在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9，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表是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的财务人员提交的财务报表汇总而成，是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财务汇总，任何一方均无权对双方早己认可、已经结算的款项要求返还。2.该《汇总报表》中的财务截止时间是2014年2月，根据双方签署的《肾病中心托管协议》，被上诉人管理肾病中心的时间也是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2014年11月份三年的借款到期，到被上诉人2019年5月7日起诉已过诉讼时效。2017年12月7日被上诉人致函上诉人《承诺书》、2018年2月27日被上诉人致函上诉人《关于协商解决遗留问题的函》、2018年6月18日，被上诉人致函上诉人《再次催促贵院来石商议遗留问题的函》都没有提及返还“各项收入”，所以时效并未中断。3.上诉人在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05民初0305号案件提交该《汇总报表》证明被上诉人做“假账”和经营肾病中心期间己经盈利。4.2011年8月15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第六条有三个含义“如到期不能按时还款，甲方以免除乙方应向甲方缴纳”“各项收入”“作为担保”。2011年8月15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第六条并没有约定减免具体哪一项“收入”，实际上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缴纳过任何“各项收入”。案涉“药品成本、库房领用消耗、日常成本、物流管理费、医闹赔款”全部不是“各项收入”，都是被上诉人管理肾病中心时的成本，且按照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21条约定，是被上诉人有偿使用上诉人的各项资源（药品、耗材、试剂、仓管、物流管理等），从肾病中心的营业收入里直接按月拨付给上诉人的。收支结余820726.19元是上诉人根据双方2011年7月8日签订《合作协议》第二十条约定的双方应得“收益分配”，是被上诉人在经营肾病中心期间，私自利用另外一套财务系统收费，套走部分营业收入后，将经营期间的账务做平，故意做账留给上诉人的“收益”。3.该《汇总报表》总的收入是26383203.71元，支出合计是25562477.52元，其中“财务报销”也是被上诉人报销时从上诉人处领取了现金款项，表中“支出合计”全部是被上诉人的经营成本，其中“医闹赔款38万元”是肾病中心的医疗纠纷，是被上诉人赔款给患者及患者家属。4.该《汇总报表》是肾病中心的经营财务表汇总，肾病中心是上诉人的一个科室，并不等同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直接向病人收费，也没有向上诉人缴纳过“各项收入”。被上诉人的利益分配方案是根据《合作协议》第二十条“核算收入扣除甲方所得以及中心所有成本（不包括设备设施及房屋等折旧）后为乙方收益”。5.2011年8月15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如到期不能按时还款，甲方以免除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的各项收入和/或延长祥鸿酒楼经营权期限作为担保”，双方约定的免除“各项收入”只是担保，也只是暂时免除担保，不是彻底免除。6.2011年8月15日双方签署《借款协议》第六条约定“如到期不能按时还款，甲方以免除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的各项收人和/或延长祥鸿酒楼经营权期限作为担保”至2011年10月25日三千万元借款全部汇入上诉人，2014年10月26日三年的借款全部到期，2017年12月15日上诉人归还完全部借款本金、利息，至此上诉人的保证责任已经完全终结。被上诉人2019年5月7日才提出此诉讼请求，根据《担保法》第25条、26条的规定已经过六个月的保证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应免除上诉人的保证责任。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的规定，2011年8月15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如到期不能按时还款，甲方以免除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的各项收入和/或延长祥鸿酒楼经营权期限作为担保”违反公益法人不得作为保证人的禁止规定，《借款协议》第六条的担保条款无效。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委托资料：《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之中经费来源：财政补助二类。举办单位：南方医科大学、宗旨和业务范围承担综合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和在校生医学理论、临床医学阶段教育等任务、登记管理机关：广东省事业单位改革服务局。故上诉人虽是为自己借款担保，归还本金、利息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上诉人动用其他国有资产、利益提供担保，应属无效条款。综上，1.被上诉人一审2019年5月7日提交的全部诉讼请求都是双方当时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无论《借款协议》如何约定，均以双方后来的自愿行为作为最终的结果。2.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和2015年11月5日之前的利息全部过了诉讼时效。3.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之中的“支出合计”全部是肾病中心的经营成本，不是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缴纳的“各项收入”，且已过担保期限，按照《合作协议》被上诉人应缴纳给上诉人的收入为肾病中心医疗核算收入的3%。4.三千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已经还清，保证责任终结。5.《借款协议》第六条违反公益法人不得作为保证人的禁止规定，担保条款无效。故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中仁公司答辩称，一、南方医院主张一审“未完全查明本案客观事实”没有事实依据。1.南方医院主张的“一审法院未查明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上诉人、被上诉人合作肾病中心的经营及财务流程”，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审查的范围依法应限于借贷的相关事实，而不应包括南方医院与答辩人“合作肾病中心的经营及财务流程”。仅是因为南方医院与答辩人于2011年8月20日所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关于“南方医院如到期不能按时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的约定“甲方以免除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的各项收入和”，涉及到需要查明南方医院的各项收入和，所以本案即使涉及需要审查南方医院与答辩人合作肾病中心的情况，依法也应仅限于审查“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的各项收入和”，而一审法庭依据南方医院提交的《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份肾病中心汇总报表》已经查明了该事实。2.南方医院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各项收入’的内容”是错误的。首先，南方医院与答辩人2011年8月20日所签订的《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南方医院如到期不能按时还款，甲方以免除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的各项收入和”，此条款约定是对南方医院逾期还款违约行为的惩罚性约定，故此处所约定的“应向甲方缴纳的各项收入和”并不是仅指南方医院从肾病中心获取的利润，而是指南方医院从肾病中心获取的所有收入总和。而各项目的具体数额一审法院也依据南方医院提交的该《汇总报表》已经予以查明。上诉状中，南方医院也自认双方合作的肾病中心的结算都是其“医院内部的财务核算”，事实上，肾病中心所收取的所有款项均由南方医院直接扣留在其账户上，故南方医院依约应当返还给答辩人。二、南方医院上诉主张对应当支付给答辩人的借款利息179375元所提出的异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南方医院上诉主张答辩人主张的利息是“2012年12月31日之前的利息，已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一审法庭调查已经查明，南方医院最后一次还本付息是2017年12月5日，答辩人于2018年11月5日提起诉讼主张利息，依法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南方医院上诉主张“2012年12月31日之前的利息是答辩人同意免除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答辩人从未同意免除该部分利息3.南方医院上诉主张“延期归还借款、利息的数额是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与事实不符。答辩人从未就延期归还借款、利息的数额事宜与南方医院自愿协商一致。4.南方医院上诉主张“其依据2017年12月7日签订的《承诺书》返还1500万元及7至11月利息，双方关于3000万元借款及利息已清，不再有遗留问题”，是对《承诺书》内容的故意曲解。《承诺书》中明确约定“2017年12月的利息乙方同意免除”，而本案中答辩人主张的是2012年12月31日之前的利息。三、南方医院上诉主张对应当支付答辩人各项收入16351484.08元所提出的异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南方医院上诉主张其所提交并认可的“该《汇总报表》是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财务汇总”，与事实不符；首先，答辩人从未就该《汇总报表》与南方医院进行过协商一致”，且南方医院在上诉状对此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次，答辩人一审主张南方医院依据该《汇总报表》确定的数额返还各项收入，是依据双方《借款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2.南方医院上诉主张答辩人要求返还各项收入的主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是错误的。答辩人是依据双方《借款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而主张，答辩人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3.南方医院上诉主张其在之前的诉讼中提交该《汇总报表》的证明目的是答辩人做假账和经营肾病中心期间已经盈利，与本案无关；第四，肾病中心形式上虽然属于南方医院的一个科室，但双方《合作合同》约定明确，是双方共同合作经营，且南方医院在上诉状中也一直自认“是被上诉人在经营肾病中心”，同时，根据双方2014年2月21日签订的《“肾病中心”托管协议》可知，南方医院托管肾病中心以前，肾病中心是由答辩人经营的。故肾病中心向南方医院缴纳的收入，应当视同为答辩人向南方医院缴纳的收入。而对于肾病中心缴纳的各项收入，南方医院在上诉状中自认的。南方医院在上诉状中主张其“利益分配方案是核算收入扣除甲方所得以及中心所有成本（不包括设备设施即房屋折旧）后为乙方收益”与本案无关。第五，南方医院在上诉状中主张“双方约定的免除各项收入只是担保”是其对《借款协议》的故意曲解。同时，南方医院上诉状中故意混淆了“抵扣”与“还款”。答辩人主张南方医院退还各项收入是《借款协议》中对南方医院违约行为的惩罚性约定，与南方医院的还款义务并不冲突，违约责任与还款义务是独立的法律行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抵扣”之说。第六，南方医院上诉主张“2017年12月15日上诉人归还完全部借款本金、利息，至此上诉人的保证责任已经完全终结”，是错误的，南方医院作为借款人，依法是不能为自己提供担保的。第七，南方医院上诉主张“根据《担保法》第25条、26条的规定已经过六个月的保证期限，应免除上诉人的保证责任”，是对法律的错误适用。由前述可知，答辩人是追究南方医院退还各项收入的违约责任，并没有追究其所谓的保证责任，故本案并不适用《担保法》的规定。四、南方医院上诉主张“《借款协议》第六条的担保条款无效”，应依法认定《借款协议》第六条“延长祥鸿酒楼经营期限作为担保”这部分无效。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南方医院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中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借款3000万元的逾期利息数额变更为777526元，并限期退还原告各项收入共计16351484.08元（其中收支结余820726.19元、药品成本12686412.06元、库房领用消耗1493556.94元、日常成本928274.38元、物流管理费42514.51元、医闹赔款38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30日，河北艺元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河北中仁投资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 2011年7月8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签订《合作合同》，其中第二条约定“在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真诚合作、互相尊重的原则，就‘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南方国医馆’项目（以下简称国医馆）、‘祥鸿宾馆’项目和‘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肾病中心’项目（以下简称肾病中心）进行合作”。该合同第六条约定“为了甲方能够有一个良好发展平台，按照甲方的要求，乙方同意先期借给甲方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甲方医院建设，双方签订合同后一个月之内由乙方汇入甲方指定账户，自到款之日起计，借期为三年。第一年免息，第二、三年按当时医院向银行贷款的利率下浮50%，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利息。……”。该合同第二十条约定“肾病中心分配方案如下：自中心正式开始收容病人之日起计，前五年肾病中心医疗核算收入的3%直接划入甲方账户，第六年至第十年，肾病中心医疗核算收入的5%直接划入甲方账户，第十一年至第十五年，肾病中心医疗核算收入的7%直接划入甲方账户，第十六年至第二十年，肾病中心医疗核算收入的9%直接划入甲方账户，第二十一年至合同终止，肾病中心医疗核算收入的10%直接划入甲方账户。核算收入扣除甲方所得以及中心所有成本（不包括设备设施及房屋等折旧）后为乙方收益。肾病中心医疗核算收入包括中心的门诊核算收入与住院核算收入；门诊核算收入是指为门诊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所取得的核算收入，包括挂号收入、诊查收入、检查收入、化验收入、治疗收入、手术收入、卫生材料收入、药品收入和其他门诊收入等；住院核算收入是指为住院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所取得的核算收入，包括床位收入、诊查收入、检查收入、化验收入、治疗收入、手术收入、护理收入、卫生材料收入、药品收入和其他住院收入等。以上各类收入按照以下界定的办法进行计算：1、肾病中心病人直接利用中心设备设施和中心单独提供服务所收取的所有医疗费用，包括药品、耗材等收入，全部计入核算收入；2、肾病中心病人利用中心以外甲方设备设施以及由甲方其他科室为中心病人提供服务所收取的医疗费用的20%，计入中心核算收入；3、甲方其他科室的病人使用中心设备设施和由中心提供服务所收取的医疗费用的80%由甲方转入中心账户，计入中心核算收入；4、肾病中心使用管道氧气所取得的氧气收入的20%，计入中心核算收入。”该合同第二十一条约定“根据肾病中心分配方案，按当年甲方提成比例，从中心核算收入先拨给甲方，再按以下办法支付肾病中心各类成本：1、肾病中心水电费按成本价从中心核算收入中拨付给甲方，按月结算；2、肾病中心使用的药品、耗材、试剂、办公用品等各类物资按医院进货价从中心核算收入中拨付给甲方，同时按当月领用以上物品金额提取3‰作为甲方仓库、物流管理及耗损费用，从中心核算收入中拨付给甲方，按月结算；3、肾病中心使用管道氧气按所取得的氧气收入的80%从中心核算收入中拨付给甲方，按月结算；4、肾病中心使用由甲方提供的各类后勤服务，按照市场价格或由双方协议的内部价格从中心核算收入中拨付给甲方，按月结算；5、肾病中心运作中出现突发事件如医疗纠纷、人员伤亡等意外事件时，所需费用经甲乙双方确认后，先由甲方支付，再从中心核算收入中拨付给甲方；6、肾病中心其他开支从中心核算收入中支出。” 2011年8月20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依据双方于2011年7月8日签订的《合作合同》，甲方向乙方借款3000万元，现就借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借款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2、借款期限三年，自到款之日起计；3、借款利息：第一年免息，第二、三年按银行两年同期、同档次利率下浮50%；4、利息支付：从有息日开始，按季度付息；如果到期不能付息，按银行同档次利息上浮20%支付利息；5、还款：按借款期限，到期即由甲方一次性向乙方还款3000万元人民币；6、如到期不能按时还款，甲方以免除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的各项收入和/或延长祥鸿酒楼经营权期限作为担保。 2011年8月31日，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显示付款单位为原告，收款事由为借款，金额为500万元，收款单位处加盖了南方医科大学财务专用章。2011年10月25日，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显示付款单位为原告，收款事由为借款，金额为900万元，收款单位处加盖了南方医科大学财务专用章。2011年10月25日，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显示付款单位为原告，收款事由为借款，金额为900万元，收款单位处加盖了南方医科大学财务专用章。2011年10月25日，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显示付款单位为原告，收款事由为借款，金额为700万元，收款单位处加盖了南方医科大学财务专用章。上述原告转付被告的借款共计3000万元。 自2013年6月22日起至2014年11月止，原告于每个季度给被告出具《关于借款还息的函》，其中载明根据双方的《借款协议》的约定，现结算当季度利息，按银行颁布的中长期贷款利率6.15%下浮50%计算，被告应付原告每季度利息合计人民币230625元。被告依此向原告支付2013年1月起至2014年9月止的利息。 2015年8月3日，原告出具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为被告，收款方式为电汇，金额为1146327元，收款事由为中西医结合医院2014.8-2015.5借款利息。2015年8月4日被告转付原告1146327元。 2015年7月7日，原告出具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为被告，收款方式为电汇，金额为136875元，交款用途为2015年6月应付借款利息。2015年7月10日被告转付原告136875元。 2015年8月5日，原告出具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为被告，收款方式为电汇，金额为393750元，交款事由为2015年第3季度借款利息。2015年8月28日被告转付原告393750元。 被告于2015年12月31日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50万元。原告对此无异议。 2016年1月8日，原告出具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为被告，金额为353807元，交款事由为应付2015年四季度借款利息。2016年1月26日被告转付原告353807元。 2016年4月1日，原告出具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为被告，收款方式为电汇，金额为307694元，交款事由为应付2016年一季度借款利息。2016年4月28日被告的记账凭证显示摘要为中仁1、2月份肾病科收入分成款78533.28元，中仁2016年第一季度借款利息支出为307694元，中仁2015.12-2016.2肾病科设备占用款15万元，中仁12月份肾病科收入分成款50497元，合计586724.28元。2016年4月29日被告转付原告586724.28元。 《中仁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利息计算表》显示2016年1月29日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万元，2月6日偿还本金150万元。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 2016年8月10日，原告出具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为被告，收款方式为电汇，金额为307694元，交款事由为应付2016年二季度借款利息。2016年8月18日被告转付原告296875元。 2017年1月20日，原告出具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为被告，收款事由为电汇，金额为296875元，收款事由为应付2016年三季度借款利息2500万*4.75%。2017年1月20日，原告给被告出具收据，显示交款单位为被告，收款事由为电汇，金额为296875元，收款事由为应付2016年四季度借款利息2500万*4.75%。2017年3月30日被告转付原告593750元。 2017年6月27日，原告出具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为被告，收款方式为电汇，金额为1000万元，交款事由为还借款本金。2017年6月27日，原告出具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为被告，收款方式为电汇，金额为316666.67元，交款用途为2017年利息。2017年6月27日，原告出具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为被告，收款方式为电汇，金额为296875元，交款用途为2017年二季度借款利息。2017年6月27日，《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经费报销单》显示报销用途为归还河北中仁借款利息（2017年一、二季度利息），金额为593745元，付款方式为电汇。2017年6月30日被告转付原告10593745元。 《中仁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利息计算表（2017.7-2017.11）》显示，2017年7-11月，本金1500万元，利息4.75%，月息593750元，月数为5个月，利息为296875元。2017年12月11日，原告出具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为被告，收款方式为转账，金额为1500万元。2017年12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显示，被告转付原告15296875元，用途为还款、利息。 2014年2月21日，原、被告签订《“肾病中心”托管协议》，约定为了适应医院的发展和规范管理，经双方协商同意将“中西医结合医院肾病中心”全部交由被告作为“肾病科”进行管理。 2016年6月26日，被告给原告发送《关于协商终止合作的函》，载明按照广东省审计厅要求和国家政策规定，医院与原告合作设立肾病中心确属违规，经医院党委会研究决定，医院立即安排进行整顿，启动与原告协商终止合作事宜。 2017年12月7日，原告给被告出具《承诺书》，载明经原、被告双方领导友好协商，就欠款返还一事达成协议：原告承诺，如被告在2017年12月15日前，返还原告1500万元人民币，只需支付2017年7至11月份的利息，2017年12月份的利息原告同意免除；此款及利息还清后，双方于2011年7月8日签订的合作合同自动终止。 原告提交的《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份肾病中心汇总报表》显示：收支结存合计820726.19元，收入合计26383203.71元，支出合计25562477.52元，其中药品成本12686412.06元，库房领用消耗1493556.94元，人力成本6817184.38元，日常成本928274.38元，固定资产折旧269173.23元，物流管理费42514.51元，医闹赔款38万元，医疗质量考评26700元，财务报销2918662.02元。庭审中被告称肾病中心系亏损状态，对汇总表的真实性认可。现原告要求判如所请。 上述事实有相关书证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原告依协议转付被告借款3000万元，由此原、被告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后被告付清原告借款本金3000万元，双方对此无异议。 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一节，原告于2011年8月31日转付被告第一笔借款500万元，于2011年10月25日转付被告第二笔借款2500万元，依据《借款协议》约定借款第一年免息，2012年9月1日起被告应支付原告50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2年10月26日起被告应支付原告2500万元借款的利息（原告主张自2012年11月1日起计息，依此时间为准），均至2012年12月31日止，即：500万元×6.15%×50%÷12×4＝51250元、2500万元×6.15%×50%÷12×2＝128125元，共计179375元。被告亦认可未支付原告上述部分利息，故被告应支付原告。被告主张原告当时同意减免该部分利息，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对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故被告应支付原告借款利息179375元。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借款到期日即2014年1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与实际付息的差额一节。被告已按原告给其出具的《承诺书》的约定付款，即表明原告主张的差额利息无依据，故对原告的上述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各项收入16351484.08元一节。被告称原告诉请其返还上述各项收入与本案民间借贷无关，但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协议》第六条约定如到期不能按时还款，甲方以免除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的各项收入。事实上被告未依《借款协议》的约定偿还原告款项，故被告应依《借款协议》第六条和《合作协议》第二十条的约定返还原告收入款项。原告请求返还各项收入是基于《借款协议》的约定，该项诉讼请求与借款事宜存在关联性，是对借款违约后的惩罚，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份肾病中心汇总报表》系原告在广东省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时被告向该法院提交的证据，被告认可其真实性，上述各项收入16351484.08元（其中收支结存合计820726.19元、药品成本12686412.06元，库房领用消耗1493556.94元、日常成本928274.38元、物流管理费42514.51元，医闹赔款38万元），故被告应依该数额返还原告该款项。判决如下：一、被告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河北中仁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利息179375元；二、被告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河北中仁投资有限公司各项收入16351484.0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909元，原告负担9781元，被告负担110128元。 本院审理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肾病医院外敷药汇总表，证明石家庄肾病医院共向肾病中心供货外敷药总价8458750元，并由肾病中心财务人员许茵签字确认；2、石家庄肾病医院7张出库单，证明从2011年8月28日至2013年8月11日肾病医院向肾病中心供货外用中药共计17550包，药品价值8458750元。每张出库单均由肾病中心王苗苗或马超签字确认。3、肾病医院出具的书证。证明石家庄肾病医院向肾病中心销售的药品，肾病中心并未支付药品货款，该部分货款均由肾病医院与被上诉人进行的结算。第二组证据，1、石家庄神通药业有限公司出库单4页。证明自2011年8月27日至2013年5月17日神通药业公司共向上诉人供货肾病专用药脉康合剂13248瓶，药品总价874368元。该4份出库单均由上诉人收货人马超签字确认。2、神通药业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神通药业向肾病中心销售的药品，肾病中心从未支付药品货款，该部分药品货款均由神通药业与被上诉人进行的结算。 上诉人进行质证称，关于第一组证据，1、肾病医院外敷药汇总表，原件与复印件一致，许茵不是我方工作人员。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2、石家庄肾病医院7张出库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马超不是我方工作人员，根据一审证据2证实肾病中心是由被上诉人管理。3、肾病医院出具的书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按照规定肾病中心所有药物必须通过上诉人进行招标，不能用别人的药。关于第二组证据，对石家庄神通药业有限公司出库单4页、神通药业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物流管理费就是前两项*千分之三。医闹赔款实际支出38万元给王艳华；根据一审诉求和合作协议第21条，耗材药品都是我医院进行招标统一采购从我方领取的，不可能用别人的。日常成本928274元是肾病中心按合同支付给医院的房租、水电等耗材。 上诉人提交了广东省卫生厅、物价局等十四个部门的粤卫（2007）12号（2007年1月25日）文件，证明涉案药品必须在网上采购；医院药品供应商的目录，后面有金额，从2011年9月份到2014年2月，数额比较大；医院耗材供应商目录，也是从2011年9月份到2014年2月份。肾病中心没有特殊的药，中西医院都是通用的药。被上诉人质证称，关于十四个部门的文件，第一，对文件的真实性我们没办法核实；第二，文件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我们也有异议，文件只是写2007年发布执行，但是执行的期间是不是在涉案争议的期间没办法核实，所以我们不予认可。关于医院药品供应商目录，真实性不认可，这就是自己打了个白条，不符合证据规则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另外关联性上，上诉人陈述说这是他们医院所有的药品供应商的目录和2011年后根据这上面记载的到2014年的药品的总的金额，但是证实不了本案涉案的是上诉人支付的肾病中心的药品，所以对这个目录我们也不予认可。关于三份医院耗材供应商目录的质证意见同对药品供应商的质证意见；综上这些证据证实不了本案涉案的药品成本和耗材成本是由上诉人支付的。 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合作的肾病中心的总收入是26383203.71元，1-5项是医院（肾病中心）收取病人的，支出是6-14项，共计25562477.52元，收支结存820726.19元，医院收益分配为总收入的3%，即79万余元。 本院应被上诉人的申请到上诉人处调取《肾病中心行政后勤人员工资发放明细表》（下简称《后勤人员表》）、《肾病中心宣传部人员工资发放明细表》（下简称《宣传人员表》）、《关于许茵工资发放说明》；上述显示包括许茵在内的肾病中心工资发放情况；对现在仍在上诉人处工作的许茵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下简称许茵笔录），许茵陈述，2011年底去的肾病中心，冠名为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肾病中心，负责采购、帮助记账，初期是石家庄肾病中心把药寄过来，应该是刘站军、简宁他们负责，后来就不用寄药了，在这边买药、打粉、制包；认可在石家庄肾病医院出南方医院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出敷药汇总表（单位：包）（2014年3月18日）上的签字；治疗用中药的名称叫“中药执奄包”，对石家庄肾病中心的王苗苗、马超有印象、对不上号。 南方医院质证意见：一、对许茵笔录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许茵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许茵笔录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1、许茵陈述2011年底至2014年2月在肾病中心工作，几个月后由医院代发工资、代扣“五险一金”，肾病中心是被上诉人管理、独立核算，质证人只是代发工资、代某。2、许茵陈述不认识马超、王苗苗；3、许茵陈述：“我到住院部收费室每月月底把上个月肾病中心出院的病人一个一个核对费用”，但未详细说明是每个月到肾病中心的住院部收费室还是医院的住院部收费室。4、假设如许茵在《询问笔录》陈述，是到质证人住院部收费室每个人月底把上月肾病中心出院的病人一个一个核对费用（仅仅是假设），《询问笔录》第三页“当时都有底联，每个病人都有底联，再用电脑查询他们的明细项，然后会核出每个月的数据，所有数据：用药、中药、医院治疗、检查、化验等，只要病人的费用都列出来，这个证据中的“中药”的费用是属于治疗范畴，收费的名称叫“中药热奄包”；许茵明确的陈述“石家庄肾病中心寄的药和肾病中心广州制的药”费用是属于治疗范畴，收费的名称叫“中药热奄包”，即本证据中的中药在费用明细中不是药品，而是治疗费用，质证人对照《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份肾病中心汇总报表》中的五项收入之中的“治疗收入及其他”合计4060590.01元，远远没有达到许茵2014年3月18日签名《石家庄肾病医院出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外敷药总汇表（单位：包）》的合计金额8458750元，二者金额相差很大。5、该《汇总报表》中的五项收入之中的“治疗收入及其他”合计4060590.01元是肾病中心的全部治疗收入，“中药热奄包”只是治疗费的一部分。6、假设如许茵陈述肾病中心使用“中药热奄包”属于治疗范畴，该《汇总报表》中的五项收入之中的“治疗收入及其他”合计4060590.01元，再对照该《汇总报表》中的“6至14”的9项“支出合计”，没有将“治疗收入及其他”4060590.01元列为“支出合计”（成本），肾病中心的“治疗收入及其他”已按合作协议约定全部支付给被上诉人。7、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份双方合作期间，被上诉人指派了行政管理人员余宙耀、财务刘国萍管理肾病中心，双方每月对账一次，许茵陈述到住院部收费室每个月底把上个月肾病中心出院的病人一个一个核对费用，再用电脑查询每一个出院病人费用的明细，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份双方正式对账六次，被上诉人以该《汇总报表》为主要证据起诉质证人，即使截止今日，也没有否定该《汇总报表》的内容。被上诉人指派了专门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的财务人员，每个月查询、核算、对账，是不可能遗漏800多万元的药品收费，也不可能出现被上诉人买药、质证人收费、双方不核算、不返还的现象。二、质证人对《关于许茵工资发放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此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质证人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联。2013年1月到2014年2月，许茵属肾病中心员工，肾病中心由被上诉人管理、独立核算。三、质证人对证据三《2012年12月至2014年2月肾病中心工作人员工资发放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此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质证人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一、《后勤人员表》、《宣传人员表》（2012年12月份、2013年2月份至2014年2月份共计14页）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一，证实了许茵的身份，即许茵系南方医院肾病中心行政后勤人员。第二，肾病中心行政后勤人员、宣传部人员工资仅是由上诉人“委托代发”,而并不是由上诉人实际支出，故上诉人在法庭调查中所陈述的肾病中心人力成本（员工工资）是由其支出不是事实。第三，证实了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否认许茵是其工作人员的陈述是虚假的。对许茵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首先，证实了被上诉人所提交的《石家庄肾病医院出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外敷药汇总表》的真实性，以及《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份肾病中心汇总表》中的药品成本一项并不均是上诉人的成本支出，起码该8458750元外敷药是由被上诉人采购的，也证实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所陈述的《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份肾病中心汇总表》中所列各项均是其成本支出与事实不符；再次，证实了王苗苗、马超也是南方医院肾病中心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而证实被上诉人所提交的《石家庄肾病医院出库单》（7页）、《石家庄神通药业有限公司出库单》（4页）的真实性，进一步印证了8458750元外敷药、874368元脉康合剂均是由被上诉人所采购，而并不是上诉人的药品成本支出；证实了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否认许茵、王苗苗、马超是其工作人员的陈述是虚假的。综上，结合证据一、二可证实两个事实，一是上诉人是受被上诉人“委托代发”肾病中心工资，即肾病中心工资事实上是由被上诉人实际支出的，上诉人并不实际承担该部分人力成本；二是自2012年8月才开始由上诉人“委托代发”肾病中心工资。2012年12月份、2013年2月份至2014年2月份共计14个月上诉人“委托代发”肾病中心工资约150万元（每个月代发工资基本都在10万元左右）；上诉人自2012年8月至2014年2月份“委托代发”肾病中心工资共19个月，按照每月11万元的标准计算，上诉人代发肾病中心工资总额约为209万元，而《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份肾病中心汇总表》记载人力成本为6817184.38元，相差三分之二还多，显然是上诉人故意虚增人力成本，那么上诉人就应当返还其多代扣被上诉人的虚增人力成本部分约472万元。法庭调查已经查明，双方合作肾病中心是在2011年9月份至2014年2月份，因此被上诉人申请调取的是“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被申请人（即上诉人）肾病中心员工花名册和发放员工工资的清单”，而上诉人仅向法院提供了2012年12月份、2013年2月份至2014年2月份《肾病中心行政后勤人员工资发放明细表》、《肾病中心宣传部人员工资发放明细表》，结合证据二所知自2012年8月才开始由上诉人“委托代发”肾病中心工资，那么显然上诉人故意隐瞒证据，拒不提交肾病中心完整的工资明细，上诉人隐瞒了2012年8月至11月、2013年1月的工资发放明细；同时，结合证据一中许茵所陈述的王苗苗、马超也曾在肾病中心工作过的情况，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应依法推定王苗苗、马超也是南方医院肾病中心工作人员，足以证实由王苗苗、马超签收的《石家庄肾病医院出库单》（7页）、《石家庄神通药业有限公司出库单》（4页）的真实性。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179375元？该项请求是否超出诉讼时效？二、双方2011年8月2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第六条中的“乙方应向甲方交纳的各项收入”包括哪些？与上诉人提交的肾病中心汇总报表中的内容是否具有关联性？应否向被上诉人返还？ 关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第一个焦点。上诉人认可向被上诉人借款3000万元及签订《借款协议》的事实,被上诉人于2011年8月31日转付上诉人第一笔借款500万元，于2011年10月25日转付上诉人第二笔借款2500万元，依据《借款协议》约定借款第一年免息，2012年9月1日起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50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2年10月26日起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2500万元借款的利息（被上诉人主张自2012年11月1日起计息，依此时间为准），均至2012年12月31日止，即：500万元×6.15%×50%÷12×4＝51250元、2500万元×6.15%×50%÷12×2＝128125元，共计179375元。上诉人亦认可未支付原告上述部分利息，故一审认定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借款利息179375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2012年12月31日之前的利息已过诉讼时效；因借款利息的形成系连续的过程，在本案诉讼前，上诉人汇款给被上诉人15296875元的时间是2017年12月15日，被上诉人提起此部分利息要求时间是2019年5月6日，故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主张2012年12月31日之前的利息是被上诉人同意免除的，但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7日致函上诉人《承诺书》并未明确承诺免除案涉借款期间的利息；故上诉人关于已经结清借款本息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的诉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双方争议的第二个焦点。双方的《借款协议》第六条约定“如到期不能按时还款，甲方以免除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的各项收入和/或延长祥鸿酒楼经营权期限作为担保”。本院查明的事实是上述“各项收入”现在实际由上诉人占有或支配，上述“各项收入”16351484.08元（其中收支结存合计820726.19元、药品成本12686412.06元、库房领用消耗1493556.94元、日常成本928274.38元、物流管理费42514.51元、医闹赔款38万元），被上诉人提交的肾病医院外敷药汇总表证明石家庄肾病医院共向肾病中心供货外敷药总价8458750元，并由肾病中心财务人员许茵签字确认；提交的石家庄肾病医院7张出库单证明从2011年8月28日至2013年8月11日肾病医院向肾病中心供货外用中药共计17550包价值8458750元，每张出库单均由肾病中心王苗苗或马超签字确认；所提交的肾病医院出具的书证证明石家庄肾病医院向肾病中心销售的药品，肾病中心并未支付药品货款，该部分货款均由肾病医院与被上诉人进行的结算；所提交的石家庄神通药业有限公司出库单4页证明自2011年8月27日至2013年5月17日神通药业公司共向上诉人供货肾病专用药脉康合剂13248瓶，药品总价874368元，该4份出库单均由上诉人收货人马超签字确认。上诉人在本院庭审中否认许茵、王苗苗、马超系其工作，主张药品成本12686412.06元系其实际支出，但提交的广东省卫生厅、物价局等十四个部门的粤卫（2007）12号（2007年1月25日）文件以及医院药品供应商的目录不能证明涉案药品系其在网上采购的，故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在上诉人处调取的《后勤人员表》、《宣传人员表》、《关于许茵工资发放说明》及许茵笔录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向肾病中心供货外用中药共计17550包价值8458750元的主张成立；上诉人在本院庭审中否认许茵系其工作人员，没有进行如实陈述。因上诉人提交的《后勤人员表》、《宣传人员表》没有2012年8月至11月、2013年1月的工资发放明细，且许茵称对王苗苗、马超有印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故意隐瞒证据，拒不提交肾病中心完整的工资明细，故本院认定王苗苗、马超系肾病中心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共计提供了价值9333118元（874368元+8458750元）的药品，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返还9333118元的药品款项；被上诉人关于“收支结存820726.19元，库房领用消耗1493556.94元、日常成本928274.38元、物流管理费42514.51元、医闹赔款38万元”也应按照双方关于合作协议的约定确定数额的主张，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院对上述四项数额不予审理，被上诉人可以另案主张。 综上所述，上诉人南方医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207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一、被告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河北中仁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利息179375元”； 二、变更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2070号民事判决“二、被告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河北中仁投资有限公司各项收入16351484.08元。”为，上诉人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上诉人河北中仁投资有限公司各项收入9333118元。 驳回上诉人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其他上诉请求。 驳回被上诉人河北中仁投资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99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9909元共计239818元，上诉人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负担133190元，被上诉人河北中仁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0662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路 审判员 于 英 审判员 孙丽娜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曹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