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91民初51号原告（反诉被告）：朱满强，男，197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免税商务大厦1403，身份证号码：610************034。原告（反诉被告）：王锋，男，197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甘肃省宁县************，身份证号码：622************617。被告（反诉原告）：谷会玲，女，197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南省宜章县*******委会第4村民小组，身份证号码：412************522。委托代理人：王毅，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董扶民，男，196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阆中市***********身份证号码：512************497。委托代理人：王毅，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朱满强、王锋与被告（反诉原告）谷会玲,董扶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朱满强,王锋、被告（反诉原告）董扶民及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满强、王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人谷会玲、董扶民双倍返还定金款60000元整；2、诉讼费由被告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0月28日，被告人董扶民、谷会玲夫妻自愿将大亚湾西区******转让给原告方，双方签署了店铺转让协议书。按协议书约定，原告方分两次向被告方支付了定金30000元整，第一次于2019年10月28日支付了17000元整，第二次于2019年II月8日支付了13000元整。店铺转让协议书第7条约定，交接时被告方须提供餐厅设备购买原始发票及售后凭证、售后联系人电话等。2019年11月9日开始，被告人拒绝提供此条款约定的“原始发票”，被告人违约。由于被告人在收到了定金后，无法提供“原始发票”的违约行为，导致店铺转让无法交接，造成原告方经济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合同法，今向贵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被告人双倍返还定金60000元整，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董扶民、谷会玲辩称，1、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严重违约，在2019年11月30日之前，原告既不支付剩余的转让款，也不办理交接店铺的相关手续，经被告多次催告之后，原告王锋与被告董扶民在2019年11月30日重新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合同延期一个月执行，但是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原告仍然不支付转让款，也不办理交接手续，而是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逼迫被告搬出店铺，对此被告已经报警处理；2、双方签订合同之后，被告已经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其中包括：在签订协议的当天2019.11.8，配合原告与出租方，将涉案店铺的租赁合同办理到原告名下，2019.10.31，被告又配合原告，将店铺的营业执照办理到原告的名下，原告在2019.11.5取得了经营者为朱满强的营业执照，2019.11.8，被告将店铺内设备的部分票据，售后凭证交给了王锋，在合同履行期满之前，被告一直主动打电话催告原告，被告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在此情况下，原告反悔，主要认为转让费金额过高，原告明显是违约，并且原告在被告将店铺的营业执照过户之后，以此为理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被告无证经营，明显有违诚信原则；3、通过原被告双方多次沟通的记录来看，原告明显是有预谋的，利用被告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图谋不支付转让费，原告的行为明显属于欺诈。其他的意见以反诉状为准。反诉原告董扶民、谷会玲向本院提出以下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店铺转让款人民币130000元；2、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10月28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店铺转让协议书》，反诉原告将惠州市大亚湾西区******转让给反诉被告，转让总价为16万元，转让总价包括店铺内的设备及设施（含装修）。合同签订后，反诉被告需支付反诉原告定金8280元，剩余款项需于2019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在双方签订店铺转让协议当天即2019年10月28日，反诉原告配合反诉被告与店铺出租方协商，将涉案店铺的租赁合同办理至反诉被告名下。2019年10月31日，反诉被告要求反诉原告将店铺的营业执照过户至反诉被告名下。考虑到双方已经签订店铺转让协议，店铺转让属于整体转让，反诉原告遂配合反诉被告前往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的相关转让手续，反诉被告于2019年11月5日取得了经营者为朱满强的营业执照。2019年11月8日，反诉原告将店铺内设备的部分票据、售后凭证交给了王锋。反诉被告于2019年10月28日向反诉原告支付定金8280元，2019年11月8日支付了13000元，剩余款项一直未付。2019年11月8日之后，反诉被告就打电话声称店铺及营业执照都在反诉被告名下了，跟反诉原告没关系，要求反诉原告搬走。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剩余转让款，反诉被告称转让费太贵，拒不支付。反诉被告还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诉原告无证经营，市场监管部门前来查处，导致反诉原告无法继续经营。2019年11月30日，反诉原告通知反诉被告前来交接，反诉被告要求延期一个月交接。由于反诉被告未支付剩余转让费，反诉原告遂同意延期，双方就此签订了协议书。2019年12月底，反诉原告又多次通知反诉被告前来交接。反诉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不来，并在电话、微信中恐吓、威胁反诉原告。反诉被告的种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双方的约定。2020年1月初，反诉被告王锋曾经打电话与反诉原告董扶民沟通，明确称朱满强乱搞、坑人，王锋还就此向董扶民道歉。反诉原告认为，双方签订合同后，反诉原告配合反诉被告与店铺出租方协商并签订租赁合同，将店铺的营业执照过户至反诉被告名下，并多次通知反诉被告前来交接，但反诉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接受店铺，并在反诉原告已经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情况下反悔，嫌转让费贵，明显属于违约。反诉被告应向反诉原告支付剩余转让费，并赔偿由此给反诉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综上，为了维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反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反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反诉被告朱满强辩称：我方不认可反诉请求，原因如下：1、我们的主体合同非常明确，在合同签订之后，我尽了我的义务，缴清了3万元定金，违约责任是被告违约，2019年11月9日，由于被告提供不出任何一张合同规定的设备购买的原始发票，主体合同无法执行，合同解除，所以我起诉的目的是主张我的定金双倍返还的权利，被告的答辩是强买强卖的一种延伸，关于被告的其他说法，是因为被告在转让店铺的额时候已经处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我帮被告垫付了房租和其他一些费用给房东，被告主动与房东解除了租赁关系，之后，房东又把店铺租给了我，我和房东的租赁合同是有效的，在2019年11月9日之后，我与被告的店铺转让合同已经解除，被告仍然赖在店铺里不走，数次以自杀、杀人等方式威胁所有人，我也曾数次报警，主张我房东的权利，让被告搬离，所以我认为，在2019年11月9日之后，我与被告所有的冲突和矛盾，都是我行使房东的权利，被告霸占着我租的店铺，是实质性侵害了我的权利，在这里我有我交房租的证据，我也有我给房东转账的银行记录证据，我也有被告在2019年12月19日向我微信支付房租的证据，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我所租的店铺和被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关于我的营业执照，是我在与房东签订了租赁合同之后，合法办理的营业执照，被告的证照注销与我无关，也与房东无关，因为被告丧失了店铺的使用权，答辩完毕。反诉被告王锋辩称，被告刚刚说我拿走了他的票，我其实没到任何的票据。原告（反诉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店铺转让协议书；2、定金收据；补充证据：3、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我给房东交的租金。被告（反诉原告）质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需要说明，2019年11月28日，原告实际上向被告支付的定金款是8280元，被告之所以向原告出具收到17000元的收据是因为在店铺转让的时候被告跟房东协商，店铺转让，房东需要被告补回70天免租期的租金，在扣除被告交给房东的押金之后，大概还剩余2000元左右需要补回房东的租金，以及被告11月应当交给房东的租金，这些款项直接由原告交给房东，在定金中予以扣除，并且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应当在2019年11月30日之前办理店铺交接，并且支付剩余的转让款13万元，店铺转让是包括清单的设备以及装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确实在19年11月8日收到了13000元，但是是工商银行收到的，证据里显示微信支付是不对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其中是否有包含根据原被告双方协商，原告应当向房东交的11月租金和免租期，所以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并且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方向房东交租金，押金是原被告双方以及跟房东协商的结果，质证完毕。被告（反诉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店铺转让协议书及转让设备清单；2、支付宝账单详情；3、谷会玲与店铺出租方的租赁合同、餐厅转让协议书、朱满强与店铺出租方的租赁合同（被告方2019.5.20与房东签订租赁合同，之后被告对店铺进行了装修，房东5.20交付的店铺是毛坯房，被告装修花费了20多万，19年10月28日，原被告双方当着房东的面，签订了一份餐厅转让协议书，被告将店铺转让给原告，同时原告和房东重新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通过这一情况可以看出，被告在签订合同当天，已经配合原告跟房东办理了相关的过户手续）；4、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及注销受理通知书2份（2019.11.31，被告谷会玲陪同朱满强去办理了被告营业执照的注销手续，以及原告营业执照的办理手续）；5、商事信息查询（被告取得了营业执照）；6、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被告11月8日支付的13000元）；7、协议书（19.11.30合同履行期满，被告催原告履行手续，原告一直不来，朱满强委托王锋过来，和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合同延期一个月执行）；8、报警回执2019.12.19（原告以被告无权利使用店铺的理由以暴力手段强制威胁被告，所以被告报警的情况）；9、情况说明（刑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被告报警的情况，被告认为原告涉嫌敲诈勒索）；10、报警回执2020.01.15（因为原告打电话说要找黑恶势力过来强制收店铺，被告报警）；11、收据、发票等（因为当时被告买设备的时候有一些是没有发票，只有收据，所以被告联系了这些店铺，补开了发票，如果原告需要可以提供给原告）。补充证据：12、王锋、董扶民2019.11.30通话录音及文字内容，说明董扶民主动打电话给王锋，问其要不要店铺，王锋说他要问朱满强，他没有权利做主；13、朱满强、董扶民2019.11.30通话录音及文字内容，说明董扶民打电话给朱满强，问朱满强有无安排和打算，朱满强说由王锋处理；所以这两份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两人是相互推诿，不办理交接店铺14、王锋、董扶民2019.12.22通话录音及文字内容，证明王锋说朱满强想要店铺，但是转让价格接收不了，想要减少转让金额，可以证明原告有违约的情况；15、董扶民、王锋、朱满强2019.12.24通话录音及文字内容，王锋说朱满强说6、7万可以协商，也就是说转让费是这个价格，并且朱满强态度十分恶劣，威胁董扶民；16、王锋、董扶民2019.12.26通话录音及文字内容，王锋说朱满强要求6万元解决，朱满强主要是不接受转让价格，觉得合同签订的16万太贵，也可证明原告故意违约的事实；17、王锋、董扶民2020.01.03通话录音及文字内容，王锋打给董扶民的主要目的是向董扶民表达歉意，觉得这件事处理的亏欠于董扶民，并且电话里也明确称朱满强乱搞，通过王锋的态度和说话，也可以说明朱满强一方违约，并且利用被告的善意和老实，在被告已经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情况下，故意违约的情况，明显有违诚信原则；18、谷会玲、朱满强2020.01.15通话录音及文字内容，朱满强打电话威胁被告，要求谷会玲将店铺的装修设备都拉走，并且态度十分恶劣，骂骂咧咧；通过录音都可以证明原告方故意违约的事实。原告（反诉被告）朱满强质证如下：对证据一认可，充分说明了店铺转让协议仅仅只是列了清单的这一部分物品的转让，协议书的第七点，明确记录了被告必须提供原始发票的义务；对证据二予以认可，是当天我给被告转款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我帮助被告转给了房东，被告在签订的协议书上给我写了收到定金17000元的收据；对证据三、四、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六，证明了被告收到了王锋帮我支付的第二笔13000元的定金；对证据七不予认可，我认为是假的，当时是我通知被告要签名，从店铺搬走，当时被告生意好转，苦苦哀求，我们考虑到被告的实际困难，是允许他继续经营一个月，与合同延续一个月没有任何关系，转让合同在2019.11.9已经解除了；对证据八至十，与本案无关；证据十一，收据发票都不是原始发票，与本案无关；第二批清单，所有的录音证据都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原告（反诉被告）王锋质证如下：对证据七补充说明，我有签这个，但是它不是原始的，有增加内容，倒数第二行“若一个月之内未执行本协议”这句话是偷加的，我签名的时候没有这句话。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28日，董扶民、谷会玲作为甲方，朱满强、王锋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店面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1、甲方自愿将在大亚湾西区******转让给乙方，转让总价为16万元，转让总价包括清单所附所有内容；2、协议书签订后，乙方付给甲方定金8280元，剩余款项130000元于2019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11月8日付13000元）；3、转让交接时，甲方店铺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4、交接时，甲方须提供餐厅设备购买原始发票及售后凭证、售后联系人电话等；5、转让总计为160000元加店铺押金13080元，共173080元，10月28日付定金17000元，付押金13080元，共30080元，11月8日付定金13000元，11月30日付完尾款130000元。董扶民作为甲方代表、朱满强作为乙方代表在该协议书上签名捺印。上述协议书签订后，朱满强于2019年10月28日向董扶民支付了定金17000元，董扶民出具收据予以确认。2019年11月8日，谷会玲向王锋出具收据，写明收到王锋13000元。因董扶民、谷会玲所经营的餐厅是租赁他人的商铺进行经营的，在签订店铺转让协议的当日，谷会玲与商铺的出租方解除了租赁合同，由朱满强与商铺的出租方另行签订了租赁合同。2019年10月31日，谷会玲办理了该餐厅的工商注销登记。2019年11月5日，朱满强在该餐厅地址重新登记注册“惠州大亚湾秦岭小镇餐厅”。此后，双方因餐厅设备的原始发票交付等问题发生争议，本案所涉的餐厅未实际交接给朱满强、王锋，朱满强、王锋也未向董扶民、谷会玲支付剩余的转让款130000元。2019年11月30日，王锋与董扶民、谷会玲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双方在该协议书中约定“将牛状元店延期一个月执行合同（即2019年12月31日前执行）”。朱满强在本案庭审中称其已经于2019年11月9日通知董扶民解除了转让协议，董扶民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双方在履行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应当承担何种违约责任。董扶民、谷会玲与朱满强、王锋签订的《店面转让协议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谷会玲和王锋虽然没有在协议书上签名，但谷会玲作为董扶民的妻子对该协议书予以认可，王锋在合同实际履行中也有向谷会玲支付款项，上述事实能够证明谷会玲和王锋均对该协议书予以追认，因此该协议书对董扶民、谷会玲以及朱满强、王锋均具有约束力。按照协议书的约定，董扶民、谷会玲作为转让方，应当向受让方提供餐厅设备购买原始发票及售后凭证、售后联系人电话等材料。但董扶民、谷会玲在合同履行中未能向朱满强、王锋提供所有转让设备的原始发票等材料，在本案的庭审中也只是提交了部分空调、冰柜等设备的发票，并未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董扶民、谷会玲存在相应的违约行为。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朱满强、王锋向董扶民、谷会玲支付了定金30000元。在董扶民、谷会玲存在上述违约行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适应定金罚则，由董扶民、谷会玲向朱满强、王锋双倍返还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以适用定金罚则。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当事人一方不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未履行部分所占合同约定内容的比例，适用定金罚则”。按照上述规定，只有在当事人存在重大或者根本性的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定金罚则。本案中，董扶民和谷会玲作为转让方，其主要的合同义务是向朱满强、王锋交付转让的店铺。交付设备的原始发票虽然也是董扶民和谷会玲的合同义务，但并非主要合同义务，未履行该义务也不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朱满强、王锋以董扶民、谷会玲未履行交付发票等义务要求董扶民、谷会玲双倍返还定金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当然，如董扶民、谷会玲未履行交付发票等义务给朱满强、王锋造成了其他损失，朱满强、王锋可以另行主张权利。董扶民、谷会玲与朱满强、王锋签订的《店面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按照约定，朱满强、王锋应当在2019年11月30日前向董扶民、谷会玲支付剩余转让款130000元，即使是按照董扶民、谷会玲与王锋签订的关于延期一个月执行合同的协议书的约定，朱满强、王锋也应当在2019年12月31日前向董扶民、谷会玲支付剩余转让款130000元。朱满强、王锋未按照约定向董扶民、谷会玲支付剩余转让款130000元构成违约。董扶民、谷会玲提起反诉，请求判令朱满强、王锋向其支付剩余转让款130000元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朱满强称双方签订的《店面转让协议书》已经于2019年11月9日解除，但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因此朱满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朱满强、王锋的诉讼请求；二、反诉被告朱满强、王锋至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反诉原告董扶民、谷会玲支付剩余店铺转让款13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50元，由朱满强、王锋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朱满强、王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会东,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喻 芸 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