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17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刁朝相，男，196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宣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德周，云南凌云（曲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贤超，云南凌云（曲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万达广场南塔写字楼**。负责人：曹**文。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腾云，云南东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燕，云南东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昆明长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科路新时代燃气具酒店用品市场****法定代表人：刘雁。上诉人刁朝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原审第三人昆明长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民初56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刁朝相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云0112民初5696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承担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平安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条款、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三份保险条款）为涉案保险合同条款。1.不能证明投保人和保险人签订过保险合同。根据《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并包括下列事项:（一）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二）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三）保险标的;（四）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五）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六）保险金额;（七）保险费以及支付办法;（八）保险金赔偿或者给付办法;（九）违约责任和争议处理;（十）订立合同的年、月、日。但在本案中，双方没有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签订正式的书面保险合同，三份保险条款上更没有投保人的签章，无法证实保险条款是投保人和保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投保人和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及保险责任约定不明。并且，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单客户回执表显示，保险合同号码一栏为空白，也更进一步证实了双方没有签订过书面的保险合同。2.不能证明投保人和保险人将三份保险条款约定为保险合同的内容或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查阅双方提供的证据，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双方明确约定三份保险条款就是保险合同的内容或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综上，一审法院直接将三份保险条款直接认定为保险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并没有将平安团体保险条款伤残保险责任中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作为免责条款或将该条款向第三人即投保人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1、《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系免责条款，保险人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提交的保险条款并非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平安团体保险条款伤残保险责任中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具有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性质，本应该记载在责任免除条款这一栏，但被上诉人却将其隐藏在伤残保险责任这一栏，也没有对《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尽到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答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由此可知，明确说明义务不仅要在保单上进行提示，而且还要对条款内容进行说明，二者缺一不可。并且《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字样也没有进行加粗和加黑，其仅对给付比例进行加粗加黑，并且保险条款中加粗加黑部分密密麻麻、字体一致，并无显著的识别特征，根本无法达到提示的目的。2.不能证实保险人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第一，客户回执表只有投保人的盖章，没有投保单位负责人、经办人的签字。根据客户回执表投保须知第5项的约定（详见保险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客户回执表中的投保须知），投保单应由投保单位负责人或经办人亲笔填写和签名。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但该回执表仅有投保人的盖章，没有投保人的负责人或经办人签字，甚至盖章处的日期都是空白的。众所周知，投保人作为企业法人投保，法人并不直接具有自然人的思考及理解能力，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应该向投保人的负责人或经办人进行。第二，客户回执表上的签字全部是保险人的工作人员所为。通过回执表上的字迹可以看出，投保人信息一栏的签字笔迹与被上诉人业务员赵俊波的签字笔迹完全一致，可见，被上诉人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形同虚设，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投保须知的要求。第三，为了核实保险单上和客户回执表上记载的“赵师”是否确认为投保人的经办人或负责人，上诉人于2019年12月3日拨通了保险单上“赵师”的181××××****电话号码，接通电话的“赵师”明确表示其是被上诉人办理保险投保的工作人员，其不是第三人的工作人员。由此更进一步证实了保险人所谓的提示和说明义务纯属虚构，提示和说明义务完全是自编自演，欺骗法庭。3.保险人没有向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凭证告知保险责任范围。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促进团体保险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5）14号）第三条四款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向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凭证，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未要求提供纸质保险凭证的，可以提供电子保险凭证，同时应向被保险人提供网络、电话和柜面等保险凭证查询渠道:符合本通知第三条规定的特殊情形的，可以不向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凭证。保险凭证应当载该有的各项权利以及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联系方式）。”根据前述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及时向上诉人签发保险凭证，并注明团体保险责任范围以及被保险人在该团体保险合同项下享有的各项权利。但在本案中，上诉人作为被保险人，对保险内容及保险条款一概不知，被上诉人拒赔的抗辩理由明显不成立。4.被上诉人提交的三份保险条款没有进行过备案，该条款不合法。根据相关规定，保险条款应当向保监会备案才能使用。在本案中，上诉人向保监会进行了核实，被上诉人提交的三份保险条款都没有进行过备案，可见，被上诉人提供的条款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5.本案第三人作为投保人不能向一审法院出示保单及保险条款的行为也更进一步证实了投保人对保险责任、保险条款并不知情，保险人在办理投保中并没有诚实守信的将相关权利义务告知投保人。三、上诉人作出的伤残评定合法有效，应当作为认定事实。1.从效力层级上看，《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是中国保险行业制定的金融行业标准，其效力明显低于两高三部制定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国家标准。2.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201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已经完全取代和废止了2014年颁布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3.《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规定的伤残等级明显不合理，纯属霸王及格式条款，严重侵犯和限制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的规定的伤残范围不仅远远低于《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确定的伤残范围，譬如针对上诉人的脊椎结构损伤的伤残等级只有七级、八级、九级，而《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伤残等级分类规范，分级合理，从一级至十级都有明确的对应标准。如果按《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的标准，也许一个人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为一级伤残，但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却面临着无对应残疾可定的尴尬局面和荒唐结论。四、上诉人购买医疗辅助器具支出的2500元应当获得赔偿。上诉人购买医疗辅助器具支出的2500元属于医疗费的范畴，且上诉人也确实因本次事故受到伤害才购买使用。因此，购买医疗辅助器具支出的2500元应当一并计算为医疗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笔费用明显错误。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第一个判项错误，虽然我方未提出上诉，但二审应当改判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本案涉及的保单、保险条款及发票，保险人已经送达给投保人，即原审第三人，该事实也得到第三人的认可。上诉人认为本案保险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瑕疵或欺诈行为，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第二，《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不属于免责条款，该条款仅是合同约定，不是减轻保险人责任或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免责条款。即使按照上诉人所说是免责条款，我方在一审时已经举证向投保人提供相应保单保险条款、免责条款。第三，本案是保险合同纠纷，不是人身损害赔偿，其主张的医疗辅助器具费在交通事故中属于交强险医疗项下相应的费用，不是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医疗费。原审第三人物业公司未到庭陈述意见。原审原告刁朝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赔付原告保险金共计人民币158302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5月8日，第三人物业公司为39名员工向被告保险公司投保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限12个月，自2018年5月8日至2019年5月7日止，每名员工200元，保费合计7800元。其中载明：平安附加意外伤害住院团体收入保障保险责任名称意外住院津贴每人18000元，39人共计保险金额702000元；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名称意外伤害身故及残疾每人150000元，39人共计保险金额5850000元；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责任名称意外住院及门诊每人40000元，39人保险金额共计1560000元。特别约定注明，被保险人及职业类别以被保险人清单为准，原告刁朝相在第三人向被告投保的平安团体被保险人清单内。平安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条款中载明：“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在符合本附加保险合同第十一条释义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保险人就被保险人的合理住院天数，按照保险单载明的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日额计算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被保险人多次遭受意外伤害进行住院治疗，保险人均按上述规定分别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但保险人一次或多次累计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的天数以一百八十天为限，当累计给付天数达到一百八十天时，本附加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另查明，在保险合同中双方未明确约定保险津贴的数额。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中载明：“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及伤残的，保险人依照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且给付各项保险金之和不超过保险金额……（二）伤残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标准编号为ＪＱＴ0083-2013，以下简称《伤残评定标准》）所列伤残之一的，保险人按《伤残评定标准》所列给付比例乘以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伤残保险金……责任免除：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三）、因被保险人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上述条款即“保险人按《伤残评定标准》所列给付比例乘以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伤残保险金及责任免责条款”被告进行了加粗加黑提示。第三人作为投保人在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投保单（团体）的投保人告知声明书栏投保单位签章处加盖印章，确认：“我单位已就综合福利保险事宜与全部被保险人进行了宣导和沟通，凡参与该保险的全部被保险人均符合险种条款所约定的投保条件，并了解保障内容且同意由我单位统一办理投保事宜；我单位确认已收到了投保险种条款，且保险人对投保险种条款进行了说明，尤其是对保险责任条款、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对投保险种条款尤其是保险责任条款、免除保险人的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以及产品说明书（如有）、投保须知、特别约定等，我单位均已认真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第三人已按上述约定向被告交纳了保险费用7800元。2018年9月11日，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前卫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记载：接到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刁朝相是兴港珑湾保安管理者，因工作上的事说了队员杨字龙，双方发生打架，民警已叫双方先各自看伤，明天到其单位处理，如果处理不成再到派出所。2018年11月12日，第三人向前卫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根据现场监控视频及事后询问，2018年9月11日晚，刁朝相在检查岗位时发现杨字龙串岗聊天，脱离自身工作岗位，杨字龙不服批评，并与刁朝相发生打斗，造成双方受伤，已报派出所处理。此后杨字龙与刁朝相自行进行医治，刁朝相停岗医治15天后恢复工作，杨字龙因违反公司管理制度并打伤管理人员，第三人当即作停职处理至今。”另查明原告因受伤于2018年9月11日到昆明市人民医院检查治疗，支付医疗费1465.9元。2018年9月12日至2018年9月14日原告到昆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天，支付住院费4154元。2018年9月14日，昆明市人民医院《出院证》载明：“原告刁朝相因腰1椎体压缩骨折，头皮裂伤术后入院治疗，医院针对腰1椎体骨折向患者提出可选择治疗方案及利弊，由其知情后选择。其明白病情后针对腰1椎体骨折选择保守治疗，并主动要求出院，经劝阻无效，予办理自动出院。出院时，医嘱建议1、继续住院治疗；2、两日后拆除额部、颅部术口缝线；3、3月内严格卧床休息，尽量减少离床活动，离床活动需佩戴腰围；4、避免再次外伤。”2018年10月16日，原告伤情经云南正大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注》认定原告伤情为轻伤二级，伤残等级为十级，后期医疗费为5500元，误工期15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60日，原告为此支付伤残鉴定费1000元，后期医疗费鉴定费800元，三期评定鉴定费800元。2018年4月12日原告购买腰椎矫形器支出2500元。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陈述：因工受伤后其委托云南正大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对伤情进行了鉴定，上述鉴定机构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评定原告的伤残等级为十级。被告对此不认同，要求原告按照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伤残评定标准重新进行鉴定，对此原告明确在本案中不再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标准重新进行伤残鉴定，要求法院按照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一、原告因履行工作职责受伤产生的损失，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主张的赔偿费用应否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在保险合同上签章，应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确认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第十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依据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原告系被保险人，被告系保险人。被告在保险合同中承诺在保险期间内如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其在承保范围内承担保险理赔的责任。对于原告受伤是否系保险事故，被告应否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原告与被告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三）、因被保险人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原告提交的第三人2018年11月12日向前卫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及事发当日公安机关的接处警记录来看，原告系因在履行保安职责过程中，对工作有问题的下属杨字龙进行批评教育时，下属杨字龙不服批评教育还将原告打伤。原告此次受伤不是因其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打斗或被袭击，原告此次受伤应认定为工作过程中遭受伤害，属于意外伤害，在保险合同规定的承保范围内，原告要求被告在承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被告认为原告受伤系与他人打架斗殴所致，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辩解，无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人为原告向被告投保，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责任意外住院津贴每人18000元、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每人150000元、意外住院和门急诊每人40000元，依法被告应在承保限额内对原告进行理赔。对于原告主张的赔偿费用，一审法院具体认定如下：一、医疗费5620.67元，在被告承保的意外住院和门急诊每人40000元范围内，被告应赔偿原告，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二、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因诉争保险合同及条款均未对住院津贴的数额进行明确约定，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因住院产生的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为住院津贴。原告住院治疗2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每天100元，营养费每天50元，二项费用合计300元，被告应赔偿原告，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其他期间营养费，不在被告承保范围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三、残疾赔偿金66976元，被告在保险条款中明确说明伤残保险责任为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所列伤残之一的，保险人按《伤残评定标准》所列给付比例乘以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伤残保险金。原告提交的鉴定报告认定其伤残十级的标准，与保险合同中约定伤残等级评定标准不一致。被告对原告所作伤残等级不予认可，原告明确在本案中不再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标准，对其伤残等级重新进行鉴定，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残疾赔偿金66976元，无相应事实依据，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可另行途径解决。四、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护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后期治疗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营养费合计152081.33元，未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范围内，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原告医疗费5620.6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住院期间营养费100元，共计5920.67元，对于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刁朝相人民币5920.67元；二、驳回原告刁朝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欲证明该标准为金融行业的标准，效力低于上诉人鉴定时采用的国家标准，上诉人受伤的部位，仅规定了7-9，3个级别，没有1-6级的伤残，其规定不合理。2、录音，欲证明投保人经办人员赵俊波不是投保人物业公司人员，而是保险公司人员，说明被上诉人未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证据1是保险公司一审提交给法院做参考，不是证据，没有1-6级的伤残是保监会的规定，所有保险公司适用的评残标准都是该标准，不能以新的人身致残程度的标准评残；上诉人所说的通话中的赵师不知道是谁，且通话录音说得很清楚，被上诉人已经向物业公司送达了保险单及保险条款，物业公司在一审时也明确表示收到，所以被上诉人的整个投保流程是符合规定的。另，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同时上诉人补充以下事实：投保单上并无投保经办人或负责人的签字。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及所提事实的异议是否影响本案审理，本院在说理部分综合评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上诉人应否承担保险责任？2、若应承担，责任如何认定？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存在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相关规定情形的除外。”上诉人认为客户回执表上的内容均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赵俊波所填，且无投保人的负责人或经办人的签字，但客户回执单上投保人，即物业公司已盖章确认，故即使内容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填写，也视为投保人真实意思表示，亦无法律规定无投保人的负责人或经办人的签字会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第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保险合同，保险条款也未送达投保人，免责条款也未明确告知及说明，但被上诉人已经在相关投保单、客户回执上明确了包含保险人、投保人、保险标的等在内的保险合同的内容，物业公司也在客户回执单所载的内容“我单位确认已收到了投保险种条款，且保险人对投保险种条款进行了说明尤其是对保险责任条款、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合同解除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如有）、投保须知、特别约定等，我单位均已认真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通过盖章的方式确认了收到保险条款及知晓了免责条款，且物业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明确已经收到保险条款，且已知晓免责条款，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主张相关保险条款未在保监会备案，无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物业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第三，物业公司为包含上诉人在内的员工向被上诉人购买了平安附加意外伤害住院团体收入保障保险责任名称意外住院津贴、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名称意外伤害身故及残疾、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责任名称意外住院及门急诊，前述险种均为意外伤害保险，而根据释义部分，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对此根据刁朝相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载明：“刁朝相因工作问题对下属杨字龙进行批评教育，杨字龙拿东西把刁朝相砸伤，尔后刁朝相扯住杨字龙的衣服领子，两人就打了起来，刁朝相动手打了杨字龙，杨字龙也动手打了刁朝相”，故刁朝相是与他人争斗过程中受伤，其受伤不属于非本意，也就不符合意外伤害的范围。综上，上诉人依据前述三份保险合同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进而对《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是否属于免责条款本院不再评述。争议焦点2：如前所述，保险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赔付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5920.67元，因保险公司未提出上诉，故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但裁判结果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3382元，由刁朝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李娜审判员  杨茜审判员  蔡芸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闻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