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5民初2908号 原告：吴光惠，女，196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吴光艳，女，196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 原告：吴光琼，女，1967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原告：吴光莉，女，196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 原告：吴建光，男，197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吴光萍，女，1974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述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艳，女，身份信息如上。 转委托诉讼代理人：吾益平，福建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转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少良，福建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霞飞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76000120H。 法定代表人：陈敏夫，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龙欣，福建昕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唯玮，福建昕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光惠、吴光艳、吴光琼、吴光莉、吴建光、吴光萍与被告厦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庚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光艳及六原告共同转委托诉讼代理人吾益平、谢少良，被告长庚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龙欣、黄唯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六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长庚医院在国家级媒体《人民日报》及长庚医院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上连续30天针对未将甲状腺恶性肿瘤检测结果告知张士英及其家属，导致张士英延误治疗致使甲状腺癌扩散转移至肺部而治疗无效死亡的事实进行赔礼道歉；2.判令长庚医院赔偿六原告各项损失693617.63元（人民币，币种下同）及精神抚慰金100000元，合计793617.63元；3.长庚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鉴定费2500元。事实与理由：六原告吴光惠、吴光艳、吴光琼、吴光莉、吴建光、吴光萍系死者张士英的子女。2010年11月5日至2010年11月15日，张士英因左侧甲状腺肿块到长庚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张士英于2010年11月24日按预约回诊，长庚医院告知张士英及其家属诊断结果是“左侧甲状腺滤泡型腺瘤”、检验报告显示诊断结果为“甲状腺良性肿瘤”，故张士英及其家属便放心出院。2014年4月26日，张士英因身体不适到贵州赤天化医院检查，发现双肺多发结节影，便前往长庚医院治疗。2014年5月2日，长庚医院X光报告显示张士英“双肺多发转移瘤”，后于2014年5月8日住院，期间所做肺部穿刺活检结果显示为“上皮癌，符合甲状腺滤泡型乳头状癌转移”。经张士英家属书面申请，长庚医院提供了2010年11月张士英的病历资料和检查报告，其中发现存在两份病理报告，长庚医院仅告知了2010年11月19日的诊断结果为“甲状腺良性肿瘤”，而从未告知2010年11月24日的诊断结果“完整包膜滤泡型乳头状癌”的报告内容。因长庚医院错误告知诊断结果，导致张士英延误治疗，其甲状腺癌转移至肺部，且发现时已是晚期。自2014年6月13日开始，张士英到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2014年7月1日行右甲状腺根治术和双侧淋巴结区域性切除术，2014年9月、2015年2月、2015年7月做了三次碘131放疗，2015年10月15日又再次前往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2015年11月3日因甲状腺癌转移至肺，肺恶性肿瘤呼吸衰竭死亡。该期间六原告等亲属均有陪护，手术及放疗期间及术后在家休养期间固定为2人每天陪护。张士英所患的甲状腺癌在所有的癌症中系治愈率最高的癌症，长庚医院在发现存在甲状腺癌的情形下，错误告知张士英及其家属是良性肿瘤,导致张士英延误治疗，癌细胞扩散至肺部治疗无效死亡，这不仅是医疗事故，更是不负责任。张士英死亡后，张士英亲属口头交涉无果后于2016年11月2日，通过快递邮寄了书面投诉索赔函件及附件，后长庚医院工作人员电联协商赔偿事宜但拒绝道歉，后张士英亲属再次寄信要求长庚医院赔偿和道歉仍未果。据此，张士英亲属诉至法院，提出如上诉求。 长庚医院辩称，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六原告提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属于人身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一年，结合本案，假设长庚医院存在过失未及时告知张士英病情，张士英亲属在2014年5月复印张士英病历资料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但其直至2016年11月才通过邮寄材料向长庚医院主张权利，迟至2019年4月才向人民法院起诉，期间并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事由，故其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应予以驳回。二、长庚医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且张士英患病死亡与医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要求长庚医院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长庚医院根据张士英病情及相关报告诊断其“滤泡癌的可能性无法完全排除，建议密切追踪”、“完整包膜滤泡型乳头状癌”，并将诊断结果告知张士英，即长庚医院已履行谨慎的告知义务，如实将病情诊断告知患者，诊疗过程不存在任何过错；其次，随着张士英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结合患者既往病史，导致其身体状况恶化的诱导因素众多，且其死亡原因是否为甲状腺肿瘤转移肺部并恶化无法判断，六原告提交证据无法直接证明长庚医院诊疗行为与张士英的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故其要求长庚医院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三、六原告要求长庚医院登报赔礼道歉的诉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长庚医院不存在未将甲状腺恶性肿瘤检测结果告知张士英及其家属的行为，无需进行赔礼道歉；退一步讲，假设长庚医院存在过失，但长庚医院的医疗过失并不是对张士英或其亲属的名誉权的伤害，长庚医院未对张士英及其家事的人格尊严或社会评价造成负面影响，不应适用赔礼道歉方式承担民事责任。四、六原告的索赔不存在事实与法律依据。长庚医院不存在诊疗过错，且诊疗行为与张士英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无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其要求索赔项目及金额不存在事实与法律依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0年11月9日至2010年11月15日，张士英因左侧甲状腺肿块到长庚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行左侧甲状腺全切除术。2010年11月15日出院记录及诊断证明书均载明：左侧甲状腺滤泡性肿瘤。2010年11月24日，张士英到长庚医院回诊，初步诊断载明为“甲状腺良性肿瘤”。2014年4月26日，张士英到贵州赤天化集团医院做DR检查，影像学诊断为“双肺多发结节影，考虑肺部多发性转移。建议进一步检查”。2014年5月8日至2014年5月14日，张士英因肺部肿瘤性质待查到长庚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行CT引导下穿刺活检。2014年5月21日，张士英至长庚医院回诊，得知初步诊断为甲状腺癌并肺转移。2014年5月23日，张士英及其家属向长庚医院申请2010年11月份至2014年5月住院期间病理检查报告，张士英及其家属认为长庚医院未将以下两份病理报告进行告知，具体为：2010年11月19日的病理报告诊断为“滤泡性肿瘤”，2010年11月24日的病理报告诊断为“一个完整包膜滤泡型乳头状癌应该是较妥当的”。2014年6月13日至2014年7月17日，2014年8月21日至2014年9月9日，2015年10月15日至2015年10月30日，张士英以“甲状腺癌术后”为主诉先后三次到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医院诊断为：1.甲状腺恶性肿瘤（术后）；2.肺转移癌（甲状腺乳头状癌转移）；3.甲状腺功能异常（继发性，甲亢）。2015年11月3日，张士英在送医途中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的死亡原因为呼吸衰竭，肺恶性肿瘤。 另查明，一、张士英于1941年9月22日出生，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其配偶吴文学于1977年死亡；六原告吴光惠、吴光艳、吴光琼、吴光莉、吴建光、吴光萍系张士英子女。 二、2016年11月2日，吴光艳向长庚医院邮寄《张士英长庚医院投诉索赔函件及附件》；2018年11月7日，吴光艳向长庚医院财团法人邮寄《张士英关于厦门长庚医院重大失误之投诉》。 三、张士英2010年1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医疗费用合计133934.63元，长庚医院庭审时表示对该金额无异议，但抗辩应当扣除已经报销的费用及非医疗机构出具的药店购药费用5590元，且医疗费用系张世英因自身疾病产生的医疗费，不应由长医院承担。 审理中，六原告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长庚医院在张世英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如果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张世英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厦门市医学会进行鉴定，厦门市医学会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厦门医鉴（损害）[2020]5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张世英死亡原因明确，系因甲状腺恶性肿瘤合并肺转移性恶性肿瘤、呼吸衰竭死亡。张世英2010年11月就诊长庚医院时甲状腺癌已经合并肺转移，提示肿瘤分期属于晚期，本身预后不良，其死亡结果主要系甲状腺癌、肺转移癌发展所致。长庚医院存在漏诊肺部病变和病情告知不到位的过失，该过失影响了张世英甲状腺癌、肺转移癌的及时诊断，延误了治疗，对张世英生存期有一定影响，与张世英死亡结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医方过错参与度为次要责任。六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2500元。 以上事实，有六原告提交的长庚医院门诊病历、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病理报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医疗费用票据、赤天化集团医院医疗记录、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记录、公证书、邮寄单，长庚医院提供的张士英病历，厦门市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以及法庭笔录为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医疗行为存在过错致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长庚医院应否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关键在于其对张世英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张世英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过错参与度是多少。由于医疗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人民法院在确定医院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该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的主要判断依据来自于专家的鉴定意见。本院认为，厦门市医学会作为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程序合法，分析过程符合鉴定规程，形式要件完备，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故本院对该鉴定机构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予以确认，认定长庚医院在对张世英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与张世英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参与度为30%，即长庚医院对张世英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30%的责任。 经核算，六原告因张世英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为：1.医疗费，六原告提供的票据总金额为133934.63元，其中包含了非医疗机构出具的药店购药费用5590元，六原告无法证明该笔费用与本案本有关联性，本院对该笔费用不予支持，至于长庚医院抗辩应当扣除已经报销部分，没有依据，不予采信，据此，本院认定医疗费为128344.63元；此外，因张世英年岁已高，确有必要加强营养，本院酌定为500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80天，按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8000元。3.护理费，按照200元/天标准计算为16000元。4.交通费，酌定为1000元。5.丧葬费，六原告主张参照厦门市2018年度城镇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7097元/月的标准计算，即丧葬费为42582元。6.死亡赔偿金，张士英去世时74周岁，按照厦门市2019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018元/年的标准计算，即死亡赔偿金为354108元。7.鉴定费2500元，予以支持。8.六原告陪护张世英就医以及办理丧葬事宜等产生的误工、交通、住宿等费用，六原告虽无确切证据证明，但该项费用确系必然产生的费用，本院结合具体案情酌定为5000元；关于张世英的误工费，张士英住院治疗期间已退休，不存在误工损失，本院对该项目的主张不予支持。以上各项损失共计为562534.63元，由长庚医院承担30%即168760元。此外，因张士英的死亡，客观上会给作为亲属的六原告造成一定精神痛苦，长庚医院理应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所造成的后果，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关于长庚医院是否需要赔礼道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六原告并无证据证明长庚医院的医疗过失对张士英或其亲属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造成侵害，长庚医院未对张士英及其家属的人格尊严或社会评价造成负面影响，不应适用赔礼道歉方式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对于六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张士英于2014年5月23日获知长庚医院未向其告知病理报告，但因其一直在治疗中，其实际损失无法确定，故诉讼时效的起算应从其死亡之日即2015年11月3日起计算。2016年11月2日，吴光艳通过邮寄材料向长庚医院主张权利，长庚医院答辩时亦承认“原告直至2016年11月份才向被告通过邮寄材料的方式主张权利”，故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时，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本案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制度。再者，吴光艳于2018年11月7日再次通过邮寄材料向长庚医院主张权利，本案诉讼时效再次中断。综上，六原告于2019年7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长庚医院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厦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光惠、吴光艳、吴光琼、吴光莉、吴建光、吴光萍各项损失178760元； 二、驳回吴光惠、吴光艳、吴光琼、吴光莉、吴建光、吴光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厦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318元，减半收取计2159元，由厦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负担486元，由吴光惠、吴光艳、吴光琼、吴光莉、吴建光、吴光萍负担16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叶炎乾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陈纬纬 书 记 员 杨宜超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五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