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669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汕头投资建设总公司（原汕头投资开发房地产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黄山路****。法定代表人：郑祖星，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邵宇力，广东广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云跃，广东广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汕头利鸿基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原汕头经济特区广澳利鸿基厂房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金砂东路金龙大厦**28A-B法定代表人：林丽如，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苏泳生，广东介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涛，广东介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被告：汕头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跃进路**法定代表人：杜川，总经理。第三人：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珠池路**光明大厦****/div>法定代表人：黄振光，董事长。再审申请人汕头投资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汕头投建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汕头利鸿基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鸿基公司）、一审被告汕头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汕头城建公司）、第三人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5民终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汕头投建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利鸿基公司的诉求针对的主体错误。本案系利鸿基公司请求确认合建合同无效而提起的诉讼，案涉的三份协议均是利鸿基公司与汕头城建公司签订，汕头投建公司自始至终没有与利鸿基公司签订过任何协议，互不负合同权利义务。利鸿基公司若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应向汕头城建公司主张权利，而不应对汕头投建公司提出权利主张。2、利鸿基公司支付给汕头投建公司50万元的性质认定错误。根据利鸿基公司与汕头城建公司在2002年签订的解除协议所确定的事实，利鸿基公司仅向汕头城建公司支付了100万元，此外再无其他已付款项。至于利鸿基公司为何向汕头投建公司支付50万元，虽然汕头投建公司在一审期间根据当时有限资料提出该款可能为利润款，但庭后经汕头投建公司多番查询，均没有发现利鸿基公司支付该50万元的合同依据，而且该款既没有在案涉合建合同中予以约定，也没有在2002年解除协议中予以体现，仅有的证据即收款收据显示该款为项目材料款，故利鸿基公司基于何种原因向汕头投建公司支付50万元及该款的用途，现已无法考究。但从现有证据来看，该款极可能为汕头投建公司与利鸿基公司之间的买卖货款，那么所对应的法律关系就应当为买卖合同关系，而本案的案由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因此利鸿基公司基于50万元货款提出的诉求就不属于本案应予审查的范围，应由利鸿基公司另行主张权利。一、二审法院没有厘清利鸿基公司支付50万元对应的法律关系，将50万元买卖货款错误认定为预付款，导致错误判决汕头投建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二）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的《合作建设海滨大厦协议书》、《补充协议》应为有效合同。利鸿基公司与汕头城建公司于1995、1996年就合作合建“海港广场”签订了案涉的《合作建设海滨大厦协议书》和《补充协议》，虽然当时建设项目的土地尚未变更至汕头城建公司的名下，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会议纪要精神，应当认定案涉合建合同有效。在此情况下，利鸿基公司与汕头城建公司于2002年签订的《协议书》已经解除了案涉的合建合同，对债权债务作了清结，利鸿基公司早就不享有提起本案诉讼的法律基础，其提出的所有诉求缺乏法律依据。2、利鸿基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利鸿基公司与汕头城建公司在2002年签订《协议书》解除了案涉的《合作建设海滨大厦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时，已经厘清双方的债权债务，如果利鸿基公司认为权利仍受到侵害需向汕头城建公司主张权利，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利鸿基公司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从2002年3月12日签订解除协议之日起算两年内。退一步讲，如果利鸿基公司就50万元项目材料款的处置问题另行向汕头投建公司主张权利，那么利鸿基公司在2003年收到汕头投建公司退款10万元时，就已清楚其享有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向汕头投建公司提出有关诉求的权利，该权利主张的诉讼时效即从2003年起算两年内。但在2002年签订解除合同以及2003年收到汕头投建公司退款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利鸿基公司既没有向汕头城建公司提出权利主张，也没有与汕头投建公司协商项目材料款的处置事宜，直至2015年才捏造事实向国资委投诉，在2016年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三）一、二审判决程序违法。1、汕头投建公司不是适格的被告。汕头投建公司不是案涉合建合同的签订主体，对利鸿基公司不负合同义务，利鸿基公司在一审起诉时已经弄错了起诉对象，而汕头投建公司与汕头城建公司就案涉“海港广场”建设项目的合作关系已被2004年2月22日双方签订的《海港广场项目退股协议书》所解除，如果利鸿基公司就案涉合建项目主张权利应当向汕头城建公司提出。2、利鸿基公司超过诉讼时效提出的诉讼主张依法应予驳回。一、二审法院对利鸿基公司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进行实体审理，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四）一、二审判决对案涉款项利息的起算时间认定不当，显失公平。即使合建合同为无效合同，汕头投建公司须付还应由利鸿基公司另行主张权利的项目材料款，利息的计算也应按造成合同无效的双方过错大小进行确定，而且汕头投建公司已于2003年退还了部分项目材料款，在合建合同都没有约定应付利息的情况下，应当自利鸿基公司主张权利之日起算利息。一、二审判决支持了利鸿基公司提出的自1996年12月30日起计付利息，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明显偏袒利鸿基公司。据此，请求再审。被申请人利鸿基公司提交意见称：汕头投建公司的再审申请无理，请求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根据汕头投建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本案应审查的问题是：汕头投建公司是否适格的被告；案涉50万元款项的性质；合同的效力；利鸿基公司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返还利息的起算时间。关于汕头投建公司是否适格的被告问题。1993年汕头投建公司与汕头城建公司、万泽公司三方签订《合作开发建设海港广场协议书》，约定合作三方委托汕头城建公司负责经营。1995、1996年汕头城建公司与利鸿基公司签订《合作建设海滨大厦协议书》和《补充协议》。1996年12月30日汕头投建公司收取利鸿基公司50万元。利鸿基公司起诉时将汕头投建公司列为被告，请求确认《合作建设海滨大厦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无效，并请求判令汕头投建公司返还预付款4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据此列汕头投建公司为被告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汕头投建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不是适格的被告，理由不充分。关于案涉5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虽然汕头投建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50万元是“项目材料款”，但汕头投建公司与利鸿基公司在此期间除海滨大厦建设项目外并没有其他业务关系，且汕头投建公司在一审时还以订立《协议书》时已确定汕头投建公司收取的50万元是作为对其在该建设项目经济损失的赔偿而主张无需返还，故一审判决认定该款为利鸿基公司按1996年其与汕头城建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支付给汕头投建公司的款项，有事实依据，且汕头投建公司在上诉时也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该款项为利鸿基公司支付的合同款，并无不当。汕头投建公司申请再审主张一、二审判决对该50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本案不应审查利鸿基公司基于该50万元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1993年汕头城建公司与汕头投建公司、万泽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建设海港广场协议书》合作开发工人文化宫临海滨路段建设“海港广场”工程，但该工程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并未变更登记至汕头城建公司或汕头投建公司、万泽公司名下，在此情况下汕头城建公司与利鸿基公司签订《合作建设海滨大厦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约定该项目由利鸿基公司单方经营，汕头城建公司不再承担任何项目经营风险，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由于汕头城建公司不享有该土地使用权，转让也未办理审批手续，一、二审判决据此确认《合作建设海滨大厦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无效，并无不当。汕头投建公司申请再审主张上述合同有效，依据不充分。关于利鸿基公司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利鸿基公司是基于案涉《补充协议》向汕头投建公司支付50万元，而该合同在2002年3月12日汕头城建公司与利鸿基公司签订《协议书》时已终止，虽然《协议书》对该50万元款项的处理未作出约定，但汕头投建公司在2003年1月24日已退还利鸿基公司10万元，而双方对其余40万元应如何处理未作出约定。由于汕头投建公司在利鸿基公司2015年向国资委投诉前并未明确表示不履行还款义务，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利鸿基公司在2016年7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汕头投建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利鸿基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充分。关于返还利息的起算时间问题。利息是占用款项时产生的法定孳息。汕头投建公司依据无效合同在1996年12月30日开始占用利鸿基公司的40万元款项，因此，一、二审判决汕头投建公司在返还40万元时一并返还该款从1996年12月30日计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汕头投建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汕头投资建设总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余洪春审判员  陈志坚审判员  钟锦华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苏冰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