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17行终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茂银，男，194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昌吉市。 委托代理人许守娟，山东法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山东省单县开发区仟山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7220044892535。 法定代表人刘军，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万继春，女，198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单县。 委托代理人谢怀庆，山东荣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茂银诉被上诉人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县住建局）、被上诉人万继春行政协议一案，不服单县人民法院（2019）鲁1722行初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采取书面方式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原系单县园艺办事处凡楼村村民，于该村拥有宅基一处，上有房屋、树木若干，该宅基与其兄长何茂福的宅基东西相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原告前往新疆生活，并将户口迁离本村。原告离开后，对于空闲宅基及房屋等的处分情况，原告与何芳玲产生争议，何芳玲提交了与原告的书信，用于证明原告于1994年将其原有的宅基及房屋等作价一千元转让于何芳玲，何芳玲将部分款项汇给原告后，原告又于书信中称不要钱了。在此情形下，何芳玲将宅基上原有老房屋扒掉后进行了重新建设，并提交了2001年孙六镇农民建设用地施工许可证为证。但是原告对此提出异议，对书信真实性及记载的内容均不予认可。 2018年，单县城东一片区（樊楼片区）棚户区改造工作启动。被告县住建局为樊楼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征收部门，单县园艺办事处作为征收实施单位受被告县住建局委托，具体负责实施该片区的房屋征收工作，并抽调人员成立樊楼片区棚改指挥部。本案争议房屋及院落位于该棚户区改造范围内，在征收时分三个丈量号进行丈量，由南向北分别为Ａ-80、Ａ-52、Ａ-50。丈量完成后，刘洪旗、万继春、何苏保、何芳玲、何爱苹、王爱英分别以自己的名义与棚改指挥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补偿方式均为产权调换。原告认为被告与上述人员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于2019年5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另查明，原告与何芳玲系叔侄关系，何芳玲与王爱英系夫妻关系，何苏保系何芳玲之子，与万继春系夫妻关系，何爱苹与何芳玲系兄妹关系，刘洪旗系何芳玲表弟。何爱苹户籍位于单县××庄××村，刘洪旗户籍位于单县××镇××村，二人并非凡楼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行政协议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参照上述法律规定，通常情况下，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以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上的权利人为被征收人进行征收补偿活动。但是，受历史原因及档案管理水平的限制，农村宅基证的发放工作及相关地籍档案的管理工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并不十分规范，在涉及农村土地及房屋的征收工作过程中要求被征收户提供宅基证等权属证明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另外，原告在迁往新疆定居后，何芳玲在2001年取得了相关建房许可，在争议宅基上修建房屋后长期在此居住已近二十年，在此过程中未见原告提出异议。在争议房屋征收补偿工作完成后，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以其系被征收不动产的“实际产权人”为由要求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也未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确认其对争议房、地产享有所有权，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茂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何茂银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将案涉房屋和宅基等作价一千元转让给第三人，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据以支持该观点的证据，仅有何芳玲提交的四份书信和200元邮政汇款收据。四份书信笔迹明显不是一人所写，且上诉人不认可书信内容是自己所写。书信形成时间是1994年、2000年，200元汇款时间是2002年，如果房产转让事实存在，为何两年后才支付200元。事实上这200元是上诉人大儿子结婚时，何芳玲给的彩礼，与涉案房产无关。书信和汇款记录不能相互印证房产转让的事实。何芳玲、何某在2018年11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是第三人和其哥哥对拆迁上诉人房产所得宅基地补偿款如何保管的约定。该书证能够证明案涉土地和房产没有转让给何芳玲，协议至少可证明何芳玲认可土地使用权归属于上诉人，如果事实如第三人所称房地产进行了转让，第三人为何还要签订该协议。上诉人认为形成于2018年的书面证据效力要高于何芳玲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没有以何芳玲和上诉人书面认可的事实为依据，且一审判决书中也没有说明不认定该证据效力的理由。2、一审法院认定被拆迁房产系何芳玲将上诉人老房屋扒掉后重新建设的房屋，系认定事实错误。何芳玲在××楼村××，上诉人的老宅基上有房屋还有未建设的空白宅基。何芳玲提交的孙六镇农民建设用地施工许可证不是因在上诉人房产基础上建房产生的，该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的老房产被何芳玲扒掉重建的事实。一审时上诉人申请证人何某、宗某出庭作证，其证实被拆迁房产有上诉人的老房子。何某系何芳玲的哥哥，宗某系何芳玲表哥，证人当庭证实了2018年11月9日协议书的真实性和上诉人老房子被拆迁的事实。两位证人作为上诉人和何芳玲家族成员，对案涉被拆迁房产和宅基的归属及现状非常了解，二人的证言可以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而一审判决书中都没有提及到两位证人所证内容。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也未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确认对争议房、地产享有所有权，故不予支持上诉人诉求。一审法院这一理由与其判决书中论述的“受历史原因及档案管理水平的限制，农村宅基证的发放工作及相关地籍档案的管理工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并不十分规范，在涉及农村土地及房屋的征收工作过程中要求被征收户提供宅基证等权属证明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rdq**;的观点相互矛盾。一审法院既明知被征收户提供宅基证等权属证明不现实，上诉人同样也无法提供相关证件，但上诉人提供的书证和证人足以证明了涉案宅基地及地上房产归上诉人所有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当先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确认所有权，应当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诉讼。而不应径行以该理由驳回上诉人诉求。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审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材料。 被上诉人万继春二审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材料。 经审理，本院认可原审对证据的分析认定和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审卷宗第110页，证人宗某在回答提问“何茂银的宅基地上何芳玲是否盖房子”时回答是“应该是盖了，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上诉人何茂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迁居新疆后至涉案房屋征收前，上诉人对宅基地和房屋并未提出异议。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是基于征收时宅基地上现有房屋作出的，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现有房屋是上诉人何茂银的老房屋，不能证明上诉人对该补偿安置协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条件。综上，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原审法院应当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但原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影响上诉人的权益，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何茂银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天正 审 判 员 庞 宠 审 判 员 岳晓艳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刘书辰 书 记 员 杨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