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14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联大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航空港区云港路北侧润丰悦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FAMW32。法定代表人：孟亚杰，系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柯贤凡，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环，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和利大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大王山社区西环路**上星西部工业园**宿舍楼545会信用代码914403003265735038。法定代表人：俞建中。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迪波，广东深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河南创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自贸试，住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水东路**美盛中心**91410100MA44QKER4N。法定代表人：丁铁拴，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秀荣，广东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南联大物流有限公司（联大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和利大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利大通公司）、原审被告河南创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因公路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6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联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694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无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错误判决，应当予以撤销。本次托运服务中，一直是案外人丁钢在处理签署托运单、安排运输、指定收货人、支付运费、联系处理纠纷等事项。在处理纠纷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接触，丁钢也未交付其接受被上诉人委托代理的文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建立货运服务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不是本案适合原告，其无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二、退一步讲，即使认为被上诉人是货运合同的签订主体，原审判决也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应当发回重审，具体如下：根据被上诉人一审证据四聊天记录可以显示，货物2019年1月25日送至收货人仓库，但根据证据3丁钢的《情况说明》，直到1月26日厂家才初步核查情况，1月27日厂家深圳迈科科技有限公司才给出货物具体损失清单。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以下事实：1、货物是在路途中还是在深圳仓库里丢失的，2、丢失货物的具体数量，3、丢失货物的单价及总价。此外，被上诉人提供的一审证据3丁钢的《情况说明》载明1月27日厂家深圳迈科科技有限公司才给出货物具体损失清单，才得知丢失货物的价值，“此后，正式向我司提出索赔要求”。也就是说，根据案外人丁钢的表述，1月27日厂家才知道货物丢失的数量和总价。在没有清点之前（1月27日），郑州纽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不可能先于厂家于2019年1月25日就向被上诉人发出了《索赔函》，更不可计算出货物丢失的数量和价值。结合前文，可以推定被上诉人一审证据中的《索赔函》可能是伪造的，其所列损失货物数量也不符合常理。综上，原审对事实认定不清，径直认定上诉人弄丢货物，直接根据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表单计算丢失货物的价值，得出错误判决，应当予以发回重审。三、再退一步讲，即使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的计算方法也存在错误。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上诉人与案外人丁钢之间在托运单的明确约定了“承运人的最高赔偿责任是每公斤20元或当票运费的3倍”。根据该约定，即使判令上诉人对丁钢进行赔偿，赔偿金额也应为运费的3倍，即10710元。四、原审判决关于上诉人未安排人到庭的认定不准确，存在程序瑕疵，判决应当予以纠正。上诉人安排了工作人员出庭参与庭审，但因委托手续未及时准备齐全，经询问被上诉人及一审被告河南创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代理人意见，不准上诉人员工代理人参与庭审。上诉人安排人员参与了庭审，法院未准许其参与庭审，亦未就事实部分向其进行调查。综上，因原审法院并未查清的事实，作出错误判决。基于此，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和利大通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时上诉人是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上诉人在一审时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或者抗辩事由成立，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货损的问题，货物运输到目的地之后，我方发现货物被扣洞，并第一时间报警，但上诉人以逃避的心态拒绝承担责任。我方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货物丢失的数量、价值及我方已经赔偿完毕的事实。关于一审程序，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委托代理人，也没有提供合法的委托手续，应承担不利后果。当庭补充答辩意见：1、关于公安机关报案的问题，事件发生以后，被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宝安区东方派出所作了询问调查笔录，开具了报警回执给被上诉人，但是最终没有立案，原因是不能判定货物丢失的范围是在深圳，故没有立案侦查。2、根据《合同法》第313条的规定，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货物安全完整的送到目的地，承担无过错的责任。涉案货物是在仓库丢失或是在运输途中丢失，应由承运人承担举证责任，并不影响承运人责任承担，本次货物运输到送货人仓库时，现场清点，就已经发现货物丢失的事实，因此货物不可能在仓库丢失，通过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在1月25日卸货时，就已经发现货物丢失。3、关于货物丢失的数量，根据现场初步清点的清单以及1月26日厂家仔细清点出具的损失货物清单，被上诉人已经按照损失货物的清单及损失的货物的金额赔偿给托运人及货主。4、关于丁钢与被上诉人的关系，丁钢出具的情况说明已经载明，其属于被上诉人办事处的员工，其与被上诉人关系不影响上诉人合同责任的承担。丁钢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运输合同，该行为后果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立运输合同关系。5、关于赔偿责任问题，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包括索赔函、损失货物清单、银行转账凭证、收款收据、权益转让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被上诉人已完全赔偿给货主。6、上诉人主张应当按照货运单载明的赔偿限额每公斤20元，或者是当票运费的3倍，该约定对被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并没有举证已就该约定对被上诉人进行过何种形式的解释说明和告知，该赔偿责任限制条款，实际上减轻了承运人的责任，排除了托运人的权利，在托运人没有签字盖章或者有特别约定时，为无效条款。原审被告河南创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述称，一、关于上诉人提到一审程序瑕疵问题，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委派的员工并未携带授权委托书，因此一审法院不允许其参加庭审，不存在程序错误。二、河南创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本案被上诉人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也未承运涉案的货物，无需对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承担责任，河南创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诉人上诉事实理由的第1-3点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和利大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联大公司赔付货物损失人民币88061.35元及利息损失1117.27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1月29日计算至实际赔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13日起诉之日）。上述赔偿请求金额合计89178.63元。2、河南创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对联大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负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河南创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联大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和利大通公司与郑州纽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纽维公司）之间存在常年业务合作关系。2018年5月1日，双方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书》，约定郑州纽维公司委托和利大通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有效期为一年，自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2019年1月22日，和利大通公司接受郑州纽维公司的委托，从河南省新郑市运输一批货物至其客户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的工厂仓库。和利大通公司接受委托后向郑州纽维公司开出了《托运单》（单号Ｎｏ：0016979）。和利大通公司接受郑州纽维公司委托后，转委托给联大公司实际运输，该公司接受委托后向和利大通公司开出《往返专线托运单》（单号Ｎｏ：1110471），并指派司机赵平州驾驶豫Ｐ×××**运输货物，和利大通公司为此支付运费3570元。2019年1月25日下午，赵平州将货物运至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收货人工厂仓库。收货人验收货时发现货物主板箱子外包装被抠了洞，经清点发现缺少了37件货物。郑州纽维公司于2019年1月25日向和利大通公司发出《索赔函》并附《货物损失清单明细表》，要求和利大通公司赔偿货物丢失总价值88061.35元。2019年1月27日，和利大通公司与郑州纽维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书》，确认本次运输丢失了2托共37件货物，货物总价值88061.35元；和利大通公司同意赔付该款项。2019年1月28日，和利大通公司支付了赔款人民币88061.35元。2019年4月20日，郑州纽维公司向和利大通公司出具了《权益转让书》，确认已收到本次货物丢失赔偿款人民币88061.35元；并声明将已取得赔偿标的物的一切权益转让给和利大通公司。此后和利大通公司向联大公司追讨赔偿款未果，遂向一审法院提起本诉，并要求河南创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运通公司）承担连带赔付责任。理由是：2019年1月18日，创运通公司曾发出《通告函》告知客户，自2019年1月15日起，郑州市创运通物流公司与联大公司“物流联盟、强强联合”，合并为“河南创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和利大通公司据此认为创运通公司系联大公司合并以后的公司，应对联大公司的赔偿责任负连带清偿责任。经查，联大公司于2016年11月21日成立，注册资本600万元，股东为孟亚杰一人。创运通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成立，注册资本200万元，股东为王全喜、丁铁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货物运输合同损害赔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损毁、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损毁、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和利大通公司委托联大公司托运的货物部分丢失，联大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是和利大通公司所托运的货物出现丢失系不可抗力或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故联大公司应对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丢失货物的价值问题，经收货人清点核定货物价值为88061.35元，并附有货物丢失的明细，和利大通公司对该损失予以认可并已向货主赔付。对此联大公司未能提出反证，故一审法院对该货物的损失价值予以确认，即和利大通公司的实际损失为88061.35元。和利大通公司要求联大公司赔偿损失88061.35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其他损失，不予支持。联大公司与创运通公司系各自独立的法人，和利大通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创运通公司系联大公司合并后的法人，故一审法院对和利大通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创运通公司与和利大通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和利大通公司要求创运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创运通公司向客户发出的《通告函》，没有对联大公司的债务承担给付责任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系债的加入。综上，和利大通公司要求创运通公司连带承担赔付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河南联大物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深圳市和利大通物流有限公司损失人民币88061.35元；二、驳回和利大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5元，由联大公司负担。本院经二审查明，1、和利大通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其与案外人纽维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及其向纽维公司出具的托运单，该托运单中的“托运人须知”栏目中的第3点载明：托运人务必参加货物运输保险，如有损坏、丢失，属本公司责任范围内的已保险货物，按货物和损失程度确定赔偿金额，但最高赔偿金额以不超过保险为限；未参加货物保险运输，遗失由托运人自负，若确有意外，本公司按运费的三至五倍金额赔偿。纽维公司没有在该托运单中签名盖章。2、和利大通公司与联大公司没有签订书面的运输合同，联大公司在接受货物后，向和利大通公司出具了托运单。该托运单的“特别说明”栏目的第2点载明：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托运人须按货物实际价值进行保价运输，未保价运输的货物出现丢失或者损坏的，由于承运人收取运费是根据货物的体积和重量确定，而非货物实际价值确定，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承运人的最高赔偿责任是每公斤20元或当票运费的3倍。和利大通公司没有在该托运单中签名盖章。3、为运输涉案货物，和利大通公司共向联大公司支付运费3570元。4、联大公司确认，涉案货物运抵深圳之后，没有与和利大通公司办理签收交接，原因是当时无法确定丢失的数量。另查，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联大公司的上诉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程序是否违法？2、和利大通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3、联大公司是否应向和利大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4、如果联大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应如何确定？关于第一个焦点，根据联大公司的上诉陈述，其一审中安排员工到庭，但未携带委托手续。本院认为，因联大公司是法人，并非自然人，在没有委托手续的情况下，无法根据到庭人员的身份来判断其是否具有代理资格，因此，一审法院没有准许未能出具委托手续的联大公司员工出庭，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程序违法。关于第二个焦点，和利大通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情况说明等证据，足以证明丁刚是和利大通公司的员工，而不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结合和利大通公司持有联大公司出具的涉案托运单的事实，本院认为，和利大通公司是本案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关于第三个焦点，联大公司确认，其将货物运抵深圳之后，因无法确认丢失的数量，因此没有与和利大通公司办理签收和交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涉案货物已经丢失，联大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承运人，在其无证据证明货物丢失是和利大通公司的过错所致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联大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对联大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第四个焦点，联大公司主张，即使承担赔偿责任，也应当按照托运单上的条款，即每公斤20元或者当票运费的3倍进行赔偿。和利大通公司则主张，联大公司并没有举证已就托运单中的保价条款对其进行过何种形式的解释说明和告知，该赔偿责任条款减轻了承运人的责任，排除了托运人的权利，在托运人没有签字盖章或者有特别约定时，为无效条款。本院认为，因联大公司与和利大通公司未签订书面运输合同，联大公司只向和利大通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托运单，和利大通公司接受联大公司向其发出的托运单，说明其对托运单中的格式条款无异议，因此，该托运单就是双方关于运输关系的书面约定。托运单中关于未保价的货损最高按货物运费的倍数赔偿的规定属于法律规定的格式条款，承运人依法负有向托运人进行提示说明的义务，否则，该条款对于托运人不发生效力。和利大通公司向其委托人纽维公司出具的托运单中虽然有关于保价的格式条款，但纽维公司并未在托运单中签字或者盖章，因此，和利大通公司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向纽维公司赔偿，符合法律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但法律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就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向对缔约相对方负有提示说明义务，这主要是考虑到缔约双方地位不平等，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可能利用其行业、专业优势，通过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或限制其责任，损害缔约相对方的利益。和利大通公司向其托运人纽维公司签发的货运单与联大公司向其签发的货运单对于未保价货物的货损的规定基本类似，说明和利大通公司对于联大公司货运单上的类似约定是知悉的，也即联大公司相对于和利大通公司并没有行业、专业优势。如上所述，和利大通公司本身是从事运输服务的专业公司，且熟知运输行业的保价条款，因此，即使联大公司没有就保价条款向和利大通公司作出特别的提示或说明，在和利大通公司接受托运单的情况下，该托运单中的保价条款应当作为双方之间的有效约定，故本案应以托运单中的保价条款作为赔偿的依据，即联大公司应按照每公斤20元或者运费的3倍进行赔偿。因双方均未明确涉案货物的重量，和利大通公司向联大公司支付的运费合计为3570元，故本院按照托运单中的保价条款，认定联大公司应向和利大通公司赔偿损失10710元。综上，上诉人联大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6940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罗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6940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上诉人河南联大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深圳市和利大通物流有限公司赔偿损失1071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和利大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上诉人河南联大物流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15元，由上诉人河南联大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25元，被上诉人深圳市和利大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890元；二审受理费2001.53元，由上诉人河南联大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45.53元，被上诉人深圳市和利大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756元，被上诉人深圳市和利大通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上诉人河南联大物流有限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邓  亚  玲审判员 张  士  光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静雯（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