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91民初3931号原告：朝恒投资有限公司（EverTreadInvestmentsLimited），代表人：欣平，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向阳，广东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舟，上海国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宏兴（原中国内地身份证使用名：高洪星），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被告：郭小燕，女，汉族，1963年10月11日出生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强，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受理原告朝恒投资有限公司(EverTreadInvestmentslimited)（以下简称朝恒公司）诉被告高宏兴（由于本案所涉主要法律事实发生时，高宏兴当时使用的名均为“高洪星”，为行文方便，以下均简称“高洪星”）、郭小燕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朝恒公司的代表人欣平、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向阳、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朝恒公司提出下列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返还朝恒公司不当得利人民币14,875,710元，及按人民银行同期年贷款利率6%计算自2011年9月19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7年9月18日止的利息为人民币5,355,255元）；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用、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事实与理由：高洪星系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卫视”）的股东。2009年9月，时任香港卫视董事局主席的高洪星邀请朝恒公司入股，投资条件为朝恒公司投资港币1亿元，持有香港卫视49%股份，另51%股份（高洪星不出资）由高洪星代国家有关部门持股，并称因香港卫视创办初期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国家有关部门不方便支出相关费用，需要朝恒公司将每年投资收益的20%支付给高洪星以应付此项开支。朝恒公司轻信其谎言，以为是让利给国家有关部门，故同意了高洪星的要求。2009年9月16日,朝恒公司与高洪星签订了《投资香港卫视收益分配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朝恒公司向香港卫视投资港币1亿元，持有香港卫视49%的股份；在朝恒公司回收投资成本后双方共同分享每年朝恒公司的投资收益，即朝恒公司将可分配投资收益中的20%分配给高洪星。协议书签订后，朝恒公司依约按高洪星要求向香港卫视投资了港币1亿元。2011年6月份，香港卫视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以每股港币2.57元（注：原始股每股港币1元，本次增资每股溢价港币1.57元）将注册资本金从港币1亿元增加到10亿元。期间，为解决香港卫视在增资扩股时超募的资金，朝恒公司经香港卫视股东大会同意，以每股港币2.57元的价格转让了自己持有香港卫视的部分原始股份，获得了相应投资回报。2011年9月19日，高洪星以朝恒公司有了投资收益为由向朝恒公司发函，要求朝恒公司依据《投资香港卫视收益分配协议书》之约定，将本次朝恒公司转让股份所获得的投资收益的20%，折合人民币14,875,710元支付给高洪星，朝恒公司据此按高洪星要求授权香港卫视将代收到的股权转让款中人民币14,875,710元支付给了高洪星指定的银行账户，高洪星同日出具了收款收据确认己收到前述款项。此后，朝恒公司发现了高洪星所谓“北京领导”的骗局，并于2011年报案将骗子抓捕归案。同时该案的破获也戳穿了高洪星空手套白狼，非法占有朝恒公司香港卫视51%股权及朝恒公司20%投资收益的行为，朝恒公司据此向高洪星追讨被侵占的投资收益。高洪星迫于事情败露于2012年3月与朝恒公司签订了《备忘录》，一致确认双方于2009年9月16日签订的《投资香港卫视收益分配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予以撤销。该《备忘录》签订后，高洪星虽又多次向朝恒公司出具了还款承诺书，但以无力偿还为由，至今未能退还其非法占有朝恒公司的投资收益人民币14,875,710元。经查，两被告为夫妻关系，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涉案债务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郭小燕负有与高洪星共同返还的责任。两被告答辩认为：1.朝恒公司投资入股之前，香港卫视已经成立，并且经营了一段时间。朝恒公司以1亿港币取得香港卫视49%的股份，其在2011年出让部分股份获得股权转让款2亿多港币，转让后仍持有香港卫视20%多的股份。朝恒公司投资获得了巨大收益。所以朝恒公司所称的欺骗不是事实。高洪星为朝恒公司赚取如此多的收益，根据前述协议书的约定获取一定的报酬是合理也是合法的。2.撤销合同必须请求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撤销。朝恒公司没有申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其主张涉案协议书被撤销是不成立的。2012年2月13日，双方合意解除2009年《投资香港卫视收益分配协议书》。在今后的多份文件中，高洪星未同意返还款项。直到2017年7月18日高洪星才在朝恒公司的逼迫下，签下承诺，同意用香港卫视股份出售后分期还款，现在高洪星持有的香港卫视的股份并未出售，所以付款条件未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定高洪星应当向朝恒公司返还款项，那么该付款义务也应该在该份承诺出具后才产生，所以朝恒公司此前的利息是没有依据的；3.即使高洪星应当返还款项，朝恒公司主张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并不准确，应当以实际为准，且2019年8月20日起，应当按照同期全国银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高洪星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夫妻财产关系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第一条规定，夫妻结婚后夫妻享有独立的财产，也承担独立的债务。经审理查明：2009年9月16日，朝恒公司与高洪星签订了一份《投资香港卫视收益分配协议书》。协议包括了以下内容：鉴于香港卫视拟增资扩股，高洪星约请朝恒公司投资入股，朝恒公司投资香港卫视港币1亿元，占香港卫视49%的股权比例，并委托高洪星代表朝恒公司对该公司的运营进行全面监管。在朝恒公司收回投资成本后，将可分配的投资收益中的20%分配给高洪星。协议签订后，朝恒公司依约进行了投资。2011年6-9月期间，朝恒公司以每股港币2.57元的价格转让了自己持有香港卫视的部分股份。2011年9月19日，高洪星向朝恒公司发函，要求朝恒公司依据《投资香港卫视收益分配协议书》之约定，将本次转让股份所获得的投资收益的20%，折合人民币14,875,710.45元支付至高洪星指定的香港月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同日，朝恒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委托将人民币14,875,710.4元以投资管理费的名义付至香港月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同日，月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上述人民币14,875,710.4元。收款根据是为上述投资收益分配协议书约定的投资净利润的20%计算的投资管理费。2012年，高洪星（甲方）与江生生、欣平、朝恒公司（共同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双方同意解除2009年9月16日签署的《投资香港卫视收益分配协议书》。同时对于甲方代乙方转让乙方持有的香港卫视的股权的时间、费用负担、奖励、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2年3月，高洪星与朝恒公司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内容为：双方经协商，一致确认双方于2009年9月16日所签署的《投资香港卫视收益分配书》属无效合同，予以撤销。2016年，朝恒公司、江生生、欣平致函高洪星，提出双方之间需要解决的三项问题，其中第二项内容为：朝恒公司按照此前投资协议的约定向高洪星支付了香港卫视股份转让收益的20%为人民币14,875,710元。既然双方已经同意撤销原签署的《投资香港卫视收益分配书》，则该14,875,710元亦应退回朝恒公司。2016年8月5日。高洪星该函件上书写“收到”并签名。2016年8月12日，高洪星向朝恒公司、江生生、欣平出具承诺书，内容为：针对贵方要求本人尽快处置贵我双方之间尚未处置完毕的几项经济往来事项（详见本人8月5日签收的贵方来函），特承诺如下：“本人认为情况属实（8月5日）备忘录，本人已签收。但由于目前本人无能力解决，请谅解，过完春节后解决。”2017年7月18日，高洪星（甲方）给朝恒公司、江生生、欣平（共同为乙方）出具承诺书，内容为：鉴于甲方给乙方的多次承诺书，现就甲方应返还乙方人民币14,875,710元事项，甲方承诺用香港卫视的股份出售后分期还款，最晚在春节前还。前期在国庆后还（2017年国庆），在款还清之前用本人股份（香港卫视）作为抵押。在该承诺书下方，对于双方过往文件清单进行了确认，该清单中包括上述《投资香港卫视收益分配协议书》、2012年3月签署的备忘录、2011年9月19日的付款委托书和收到14,875,710.4元港币收据、2016年8月5日签收的遗留问题函和2016年8月12日的承诺书。另查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以上事实有朝恒公司提交并经两被告当庭质证认可的《投资香港卫视收益分配协议书》、朝恒公司与章前、凤岭投资有限公司、李万绪三人分别签订的三份《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9月19日、20日的两份香港卫视请款报告、高洪星给朝恒公司的《付款委托书》、朝恒公司给香港卫视的《付款委托书》、香港卫视付款支票、月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2012年2月13日的《协议书》、2012年3月的《备忘录》、高洪星于2016年8月5日签收的函、高洪星于2016年8月12日出具的《承诺书》、高洪星于2017年7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等证据证实，足以采信。本院认为：一、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本案涉及两个民事法律关系，其一，朝恒公司与高洪星之间债权法律关系。其二，高洪星的债务是否是郭小燕与高洪星的共同债务，这涉及到高洪星与郭小燕之间的夫妻财产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案件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涉外民事关系时，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对于本案法律适用，应根据相应法律关系的性质分别确定适用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发生地法律。高洪星与朝恒公司之间签订的备忘录、高洪星向朝恒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在双方之间具有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双方此前就法律适用没有约定，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故对于高洪星与朝恒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本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高洪星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郭小燕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居民，两者身份指向的法域不同，亦没有证据显示两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有共同经常居住地。朝恒公司认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两被告认为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依据上述规定，应适用与涉案的债权债务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的高洪星与朝恒公司之间的债务是基于收购香港卫视而产生，朝恒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公司、高洪星、案涉协议的另两主体欣平、江生生均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朝恒公司支付给高洪星的款项亦是通过出售香港卫视的股权所得，高洪星亦承诺用出售香港卫视的股权所得款项用以支付朝恒公司。故依据该条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对于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二、关于高洪星与朝恒公司之间的债务问题高洪星于2012年3月与朝恒公司签订了《备忘录》，就此前双方于2009年9月16日签订的《投资香港卫视收益分配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进行了约定。根据该《备忘录》的约定，双方确认案涉收益分配书属无效合同。双方之间达成关于“合同无效，予以撤销”的合意，是双方对各自权利义务的处分，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协议解除后，高洪星没有法定理由，继续占有收益分配款构成不当得利。同时，2016年8月5日，朝恒公司向高洪星发出通知，提出协议被撤销，所以该收益分配人民币14,875,710元亦应退还，高洪星收到后在2016年8月12日向朝恒公司出具承诺书，认为情况属实，只是因为无能力解决，请求延期解决（过完春节后）。上述意思表示亦可以证明双方对该不当得利的返还已经达成合意。该承诺书是高洪星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具有约束力。两被告称该承诺书或者备忘录是在朝恒公司的“逼迫”下出具的，但却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对其加以证实。从常理来分析，如果高洪星在某一次被原告“逼迫”作出与其真实意愿不符的意思表示，那么完全可以在事后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从本案的事实来看，高洪星不但未就其所辩称的被“逼迫”的事实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反而先后数次向朝恒公司作出还款的承诺，该承诺的内容与双方之间的备忘录的内容也一脉相承。高洪星的此项答辩理由有违常理，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朝恒公司要求高洪星返还收益分配14,875,710元有理，本院予以支持。高洪星迟延还款，还应向朝恒公司支付利息。对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双方发生分歧。合同是否无效属于法律规定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于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了规定。本案合同无效并非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而无效，而是根据双方的合意。因此，相应的后果亦应根据双方之间的合意来处理。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该投资分配协议实际上早已实际履行，朝恒公司基于该协议的履行实际上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如果该合同绝对完全无效，那么朝恒公司的投资行为亦属无效，这显然不是双方的本意。对于朝恒公司已经支付给高洪星的款项如何处理，该备忘录并未作出约定。直至2016年8月5日，朝恒公司向高洪星发出通知，提出返还收益分配人民币14,875,710元，高洪星对此作出承诺，认为情况属实。因此，直至此时，双方对于返还该14,875,710元的事实达成合意。由于该款项未约定还款期限，应视为自朝恒公司提出返还请求时，高洪星即负有返还的义务。高洪星未能返还，自此开始，负有返还利息的义务。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朝恒公司要求高洪星返还款项的请求权基础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基于2012年的备忘录所产生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另一个是基于2016年高洪星的还款承诺所产生的合同之债的请求权。如果基于2012年备忘录的请求权，则该备忘录并未涉及具体款项的返还，而且就2016年之前的利息，亦有超过时效之嫌。因此，就利息而言，原告的请求权只能是基于高洪星对于相应款项返还的承诺。而且，在2016年8月5日的通知中，朝恒公司也仅要求高洪星返还本金，未涉及之前的利息问题。由此可见，双方对于利息的返还问题始终未达成合意，应当依据双方对本金返还达成的合意时间来合理确定利息的计算期间。综上，利息应自2016年8月5日起计算。利率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三、关于郭小燕的债务负担的问题郭小燕不是投资协议的当事人，也从未向朝恒公司出具任何还款或者保证的承诺。朝恒公司要求郭小燕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没有合同依据。虽然郭小燕与高洪星系夫妻关系，本院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官方网站查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第182章）。《已婚者地位条例》第10条内容为：“免除丈夫负起妻子在侵权行为、合约、债务及义务上的责任”，该条规定：“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某女性的丈夫无须纯粹因身为该女性的丈夫而就以下事宜负责——（a）该女性婚前或婚后所犯的侵权行为，或其婚前所订立的合约，或所负的债务或义务；”《已婚者地位条例》第2条规定：“除另有表明外，本条例适用于婚姻双方，不论他们是在本条例生效日期之前或之后结婚。”《已婚者地位条例》第12条“为欺诈债权人而作的馈赠”规定：“本条例内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使以下事项有效——……”在“以下事项”中列明了夫妻之间以欺诈债权人为目的所作的虚假馈赠以及一方使用另一方的金钱进行储存或者投资以欺诈债权人的情形。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夫妻财产关系实行分别财产制，除非另有约定，或者夫妻结婚后，夫妻享有各自独立的财产，且独立承担各自的债务。朝恒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供证据证明两被告之间对于夫妻财产关系、债务负担存在特别约定，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两被告之间存在针对朝恒公司为目的的相互赠予或者其他欺诈朝恒公司的行为，故朝恒公司要求郭小燕承担还款责任亦无法律依据。故对于朝恒公司要求郭小燕承担还款义务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第二十四条、四十一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第182章）第2条、第10条、第1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宏兴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朝恒投资有限公司(EverTreadInvestmentsLimited)支付不当得利人民币14,875,710元；二、被告高宏兴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朝恒投资有限公司(EverTreadInvestmentsLimited)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自2016年8月5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朝恒投资有限公司(EverTreadInvestmentsLimited)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2954.82元，由高宏兴负担117000元，朝恒公司负担25954.82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高宏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郭小燕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朝恒公司和高宏兴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余长勇人民陪审员  李小芳人民陪审员  刘 燕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孙广一书记员丘丽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