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3401民初552号 原告：黄袈原，男，1966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坤，云南优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伟，云南里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迪庆分行，住所：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建塘路**。 负责人：赵立波，系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雯，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淼，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香格里拉支公司，住所：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康定路**。 负责人：张明泉，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霞，云南博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汪丹，男，1972年1月4日出生，藏族，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春，云南大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黄袈原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迪庆分行（以下简称迪庆农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2019年7月16日，迪庆农行以本案应当以（2019）最高法民申3266号案件再审审查结果为依据为由申请中止审理本案，本院经审查依法中止本案的审理。2019年7月22日、2019年7月23日迪庆农行分别向本院申请追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香格里拉支公司（以下简称香格里拉财保）、汪丹为本案第三人，本院经审查后依法予以追加。2019年11月14日，原告黄袈原因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最高法民申3266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申请恢复案件审理，本院依法恢复本案审理。2019年12月3日，第三人香格里拉财保向本院提交管辖异议申请书，请求将本案移送至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迪庆中院）审理，本院依法于2019年12月5日向迪庆中院移送该案件，迪庆中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了（2019）云34民辖1号不同意移送管辖决定书，不同意将本案移送迪庆中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袈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坤、朱建伟，被告迪庆农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雯、贾淼，第三人香格里拉财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霞，第三人汪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袈原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要求迪庆农行向黄袈原赔偿因错误申请强制执行造成黄袈原的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8,293,355.00元；2．由迪庆农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2017年迪庆农行依据其与债务人达成的民事调解书向迪庆中院申请对作为涉案的抵押房产香格里拉市和平路西侧的建塘镇字第××号房屋进行拍卖变卖强制执行。迪庆中院于2018年1月查封该房产后对其进行网络拍卖，并于2018年3月21日作出（2017）云34执2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汪丹通过网络拍卖取得了该涉案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并通知实际承租人黄袈原协助执行。黄袈原以涉案房屋上黄袈原享有合法租赁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迪庆中院依法中止执行。2018年4月3日，迪庆农行申请恢复执行并提供执行担保，要求法院强制黄袈原交出房屋资产，迪庆中院依据迪庆农行的申请恢复执行，并于2018年7月18日强制执行，搬离涉案房屋内属于黄袈原的财物。黄袈原作为案外人的执行异议诉求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作出（2018）云民终906号判决，判决黄袈原对位于香格里拉市和平路西侧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字第××号的房屋在2022年10月31日前享有合法租赁权，在此期间，黄袈原有权阻止租赁物的转移占有。该二审判决于2018年11月22日生效。至此，由于迪庆农行提供担保并申请强制执行的行为造成黄袈原自2018年1月涉案房屋被查封后无法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该部分损失按照对外出租房屋租金标准每月10万元计算，至2022年10月31日止的租金损失为580万元，黄袈原的经营性财产被强制搬离，财产现杂乱堆放于法院安排的仓库里，绝大部分已经损坏，已无恢复原状的可能，该部分财产原价值为5,158,666.00元，按照剩余使用期的使用年限折旧，总使用期限为10年，已使用至2018年1月，已使用62个月，未使用期限为58个月，该部分财产的剩余价值为2,493,355.00元，上述经济损失合计8,293,355.00元，该损失均是由于迪庆农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导致，依法应当由迪庆农行予以赔偿。 被告迪庆农行辩称：一、迪庆农行系根据已经生效的调解书申请的强制执行，执行法院也已经作出（2017）云34执22号裁定书同意强制执行，执行异议之诉二审生效判决并未撤销（2017）云34民初7号民事调解书，也未认定（2017）云34执22号裁定书错误。该两份生效文书被依法撤销前，迪庆农行据此申请强制执行的行为不存在违法性。有关迪庆农行2018年4月申请恢复执行的申请系在其债务未全部受偿的情况下提出的，且中止执行及恢复执行均系执行法院依职权做出而非依当事人申请做出，迪庆农行申请恢复执行也无任何过错。二、黄袈原非本案适格原告，其也未能举证证明遭受的损失。（一）按照迪庆农行提供的证据，涉案房屋自2017年4月1日起已经不由黄袈原占有适用，此时由香格里拉市美人鱼阳光水疗经营，且在法院强制执行时也不由黄袈原占有使用，此时由香格里拉市瑞兴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黄袈原不享有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所保护的权益，无权主张所谓的损失，主体不适格。（二）即使按照黄袈原自行提供的证据，涉案房屋已经于2015年12月1日转租给苏玉华，所谓遭受房屋未能正常使用的损失方应是苏玉华，而非黄袈原。（三）即使按照黄袈原的思路，迪庆农行申请执行本身并未直接侵害涉案房屋的使用，而是由于法院的强制腾房行为才导致所谓黄袈原丧失对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法院的强制腾房时间为2018年7月18日，即黄袈原所谓占有使用房屋的权益直到2018年7月18日才因法院强制腾房行为中断。（四）按照迪庆农行提供的证据，涉案房屋每年的租金应当是40万元，而非黄袈原主张的金额，且黄袈原也未能举证证明真实存在该部分损失。（五）按照迪庆农行提供的证据，涉案房屋中的财产在法院强制腾房前已经经过司法评估，评估价值为102,944.8元，且这些财产目前仍然完好无损的存放于相关仓库内，黄袈原也未能证明该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归其合法所有。三、迪庆农行申请强制执行行为与黄袈原所谓的损失之间无因果关系。（一）执行法院在查封涉案房屋时，采取的是软查封，涉案房屋占有使用人仍然可以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故在2018年7月18日法院强制腾房之前，无任何外力因素阻碍黄袈原正常占有使用涉案房屋。黄袈原主张的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18日期间未能收取的租金损失与迪庆农行无关。（二）按照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及法院执行公告信息，涉案房屋通过带租变卖方式处置给汪丹，执行法院在2018年7月18日经强制腾房后将涉案房屋交给汪丹，系汪丹拒不返还占有侵害黄袈原所谓的权益，相关利益受益人也系汪丹，与迪庆农行无关。四、迪庆农行根据生效裁判申请强制执行不存在构成侵权必须的过错，迪庆农行在主债权尚未完全得到清偿的情况下申请恢复执行也不存在构成侵权必须的过错。五、黄袈原未尽举证责任证明侵权所必需的四个要件即侵权违法行为、损失、过错、因果关系，甚至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结果。六、在法院强制腾房导致所谓黄袈原不能占有使用房屋后，非法占有房屋的是汪丹，据此不当享有本应由黄袈原享有的自2018年7月18日至黄袈原主张的租赁期届满即2022年10月31日占有使用房屋权益的也是汪丹，应由汪丹向黄袈原承担该阶段的所谓未能收取租金损失。七、迪庆农行不构成黄袈原主张的侵权，即使迪庆农行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判决直接由对迪庆农行承担保险责任的香格里拉财保向黄袈原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人香格里拉财保述称：一、本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香格里拉财保并非黄袈原的直接侵权人，保险合同关系系独立的法律关系，应当另案处理。二、本案损失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一）保险单、保函中明确记载：申请人为迪庆农行，被申请人为香格里拉市吸引力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保险标的的财产为被申请人不交出的抵押物即抵押物变卖资产，香格里拉财保并未承保过黄袈原的任何财产或责任，黄袈原的损失不属于香格里拉财保承保的保险责任。（二）现抵押物已经变卖、过户，被保险人迪庆农行的抵押权已经实现，并未给被申请人香格里拉市吸引力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造成损害，不存在包含约定的“因被保险人财产保全申请错误致使被申请人遭受损失”的情形，黄袈原的损失并非保函约定的保险责任。三、黄袈原主张的损失不能成立。（一）租金损失：黄袈原与抵押人寸经琨的租赁合同约定，租金为每年70万元，法院拍卖公告中载明的租金金额同上，黄袈原主张的十年租赁期限也是其与寸经琨的租赁合同所约定。黄袈原将抵押物转租给案外人苏玉华的租赁合同租金尚未实际收取，仅为可期待利益，不能以此标准核定黄袈原的实际租金损失。即便如黄袈原主张按照其转租收益计算有关损失，还应扣除20%的租赁所得税。（二）设备损失：黄袈原主张的各项设施损失均为清单、收条，没有客观证据证实设施系黄袈原添附，没有发票、转账凭证证实设备款系黄袈原实际支出，不应得到支持。（三）损失扩大：迪庆中院在2019年4月9日向黄袈原发出了通知，要求其15天内迁出。此后，时隔三个月才采取强制搬离措施。因此，黄袈原的损失是由于其未按时搬离并且未及时接收所造成的扩大损失，其应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此外，上述设备虽由法院强制搬离，但已妥善保管于仓库之内。黄袈原未能举证证明设备全部损坏，故按照设备全部损害的金额主张的损失，不能得到支持。（四）折旧年限：《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1．房屋、建筑物为20年；2．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3．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4．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为4年；5．电子设备为3年。黄袈原的设备损失按照上述条例，已经超过折旧年限，故其损失不应得到支持。 第三人汪丹述称：一、汪丹是根据迪庆中院的拍卖了解到涉案房屋的相关情况，后通过正当的途径购买了房屋，汪丹本计划将房屋出租或者自己使用，但法院告知其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使用，故汪丹在等待了近一年后，因资金压力向迪庆中院和迪庆农行协调，提出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要求法院和迪庆农行归还资金，但迪庆农行提出，购房款已经偿还了调解书确认的贷款，明确表示不能归还汪丹。后汪丹要求迪庆中院在2019年4月给出答复，否则其将使用自己购买的房屋。二、汪丹不应当承担租赁合同的侵权责任。（一）因涉案房屋系汪丹从迪庆中院处变卖得来，汪丹支付了全额的变卖款项，法院以裁定书的形式明确了从2018年3月22日起汪丹对该房屋具有完全的所有权，所有权也从当日转移到汪丹名下。黄袈原与寸经琨的租赁合同纠纷与汪丹无关。（二）汪丹接受房屋时，并不包含租赁合同需要履行的内容。原因是迪庆中院于2018年3月20日出具的成交确认书明确：“标的物最终成交以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而（2017）云34执22号执行裁定书没有指出汪丹必须执行黄袈原的租赁合同。并且汪丹支付的11,091,733.2元购房款中已经包括了房屋装修（拍卖评估中明确）。迪庆中院在2018年7月18日的强制腾房，将黄袈原的所有可移动物品和室外的太阳能、供水、供电设备悉数拆除并搬离，房子后面的水泵等物品是寸经琨拆除的，事实上导致黄袈原无法执行租赁合同。人民法院的强制腾房也表明租赁合同不包含在汪丹接受的房屋中。如果有租赁合同需要履行，迪庆中院不应将房屋钥匙交给汪丹，可以直接交给黄袈原执行房屋租赁合同。法院没有这样处理，表明汪丹购买的房屋并不需要履行租赁合同。并且汪丹在参加变卖之前向迪庆中院的相关人员咨询，得知租赁合同不包含在房屋中。变卖获得的是完全所有权，不需要履行租赁合同。如果需要履行租赁合同，没有人愿意花费1109余万元购买一个自己不能使用的房屋。（三）汪丹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在本案中，汪丹并未申请强制执行，而是由迪庆农行申请的强制执行和继续强制执行担保。汪丹是直接从法院处接收房屋。如果有黄袈原无法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的直接原因只能是迪庆农行的强制执行申请和法院的强制腾房行为。因此，即使认定侵权，侵权人也不是汪丹，汪丹不存在任何过错。（四）本案中，寸经琨具有重大过错。首先其不履行贷款的偿还义务导致法院拍卖抵押房屋。其次，违反了其与黄袈原在2012年7月2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第九条第2项，根据该条约定寸经琨并未向迪庆农行披露房产在抵押前已经出租的事实，并且根据该条约定寸经琨应当赔偿黄袈原的损失。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因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导致黄袈原无法履行合同，寸经琨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黄袈原的损失。黄袈原不应也不能通过侵权之诉来向迪庆农行主张侵权赔偿。（五）本案中，黄袈原与寸经琨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黄袈原取得的不是物权而是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的规定，债权不在侵权责任法调整的权利中，因此，黄袈原无权提起侵权之诉。（六）黄袈原已将房屋的装修款抵成房租，在其提出房租主张时，不应当单独主张撤出物品的赔偿请求。否则会出现诉讼请求重复的问题。（七）因房屋的装修款抵作了房租，房屋的部分装修已经被人民法院强制搬离，黄袈原提出的房租损失应当进行相应的扣减。而搬离的物品因人民法院已经通知了黄袈原，应当由其自己承担保管责任，此部分的损失不应向迪庆农行主张。（八）因黄袈原提供的证据无法印证其真实性，故应当以迪庆中院强制搬离的物品为准，并且迪庆中院已经做出了评估，即使需要赔偿，也应当以评估的价格为准。（九）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906号判决第二项“黄袈原对位于香格里拉市和平路西侧香格里拉市房权证号建塘镇字第××号的房屋在2022年10月31日之前享有合法租赁权，在此期间，黄袈原有权阻止租赁物的转移占有。”只是明确了黄袈原的租赁权。迪庆中院的强制执行行为发生在2018年7月18日，（2018）云民终906号判决书生效于2018年11月22日。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明确黄袈原有权阻止租赁物的转移占有之前，租赁物已经完成了转移占有。（2018）云民终906号判决书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法律意义。在后续的强制执行申请不被迪庆中院受理也证实了这个观点。因此，黄袈原也应当通过违约之诉向寸经琨主张违约损害赔偿。综上，汪丹并不是本案的侵权人，不应当承担侵权损失。 原告黄袈原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黄袈原、迪庆农行的基本信息。 2．（1）（2017）云34执22号《执行裁定书》、迪庆农行继续强制执行担保申请书、保函、（2017）云34执22号《恢复执行通知书》、2018年7月18日迪庆中院强制执行网络新闻页、（2018）云34执异2号《民事裁定书》；（2）（2018）云民终906号《民事判决书》，送达回证；（3）（2018）云34民初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迪庆农行申请对涉案房产进行拍卖变卖强制执行，迪庆中院于2018年1月份查封涉案房产后并对其进行网络拍卖，并于2018年3月21日作出（2017）云34执2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汪丹通过网络拍卖取得了涉案房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并通知黄袈原协助执行。黄袈原以涉案房屋上黄袈原享有合法承租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迪庆中院中止执行。2018年4月3日迪庆农行申请恢复执行并提供执行担保，要求法院强制黄袈原交出涉案房屋，法院于2018年4月9日作出（2017）云34执22号《恢复执行通知书》，通知黄袈原“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十五日迁出”涉案房屋，并于2018年7月18日强制搬离涉案房屋内属于黄袈原的财物；（2）黄袈原作为案外人的执行异议诉求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案号为（2018）云民终906号判决为：“黄袈原对位于香格里拉市和平路西侧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字第××号的房屋在2022年10月31日之前享有合法租赁权，在此期间，黄袈原有权阻止租赁物的转移占有”。该二审判决于2018年11月22日生效；（3）黄袈原从涉案房屋原产权人寸经琨处承租涉案房屋，租期为10年，自2012年10月31日至2022年10月31日止，黄袈原承租了该房屋后于2015年11月24日又将该房屋租赁给案外人苏玉华使用，每月租金为10万元。 3．香格里拉西部阳光水疗经营物品、投入资金清单及各项结算明细，证明：涉案房屋内黄袈原所属财产总投资额为5,223,666.00元，以及所有财产单项的原购置价格情况；总投资额中扣除消耗用品65,000.00元，其他设备、物品资产价值为5,158,666.00元。 4．涉案房屋及财产搬离后的图片、视频资料，证明：经迪庆农行申请及迪庆中院强制执行后涉案房屋的现状情况以及房屋内财产被搬离后存放情况；涉案房屋内的所有动产以及能拆卸的固定物全部搬离，搬迁至仓库堆放，部分物品在仓库外场地堆放，大部分已经损坏，已完全无恢复原状的可能，应该全部赔付。 5．（2019）最高法民申3266号《民事裁定书》、迪庆农行的《再审申请书》、《黄袈原执行异议再审案答辩状》，证明：（1）迪庆农行在执行案中拍卖抵押物并优先受偿后，其实体债权即消灭，诉权消灭，但其在实现债权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提供执行担保并申请强制执行将黄袈原的财产强制搬离房屋，明显存在滥用诉权的过错，其应该对该过错承担法律责任；（2）迪庆农行滥用诉权提出强制执行、通过编造各种理由再审拖延黄袈原维权的时间，造成在本案未开庭审理前涉案房屋实物就灭失的现状，也应其承担相应的滥用诉权造成黄袈原损失的责任。 经举证质证：迪庆农行、香格里拉财保、汪丹对黄袈原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提出异议：迪庆农行提出其向法院申请继续强制执行，该申请是否启动、是否合法是由法院审查确定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只是确认了黄袈原的承租权，但具体的租金并未确认，且迪庆农行有证据可以推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香格里拉财保提出其保险是针对香格里拉市吸引力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汪丹提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仅仅是有权阻止租赁物的转移，但是涉案房屋在判决前已经强制搬离，已无实际的法律意义，且强制腾房系由迪庆农行提供执行担保引起的，与汪丹无关。对证据3有异议，均提出黄袈原所列清单内的物品与强制腾房时的不一致，黄袈原无法证明所列物品实际存在且系其投资。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内容均提出强制搬离时已通知黄袈原到场，但其拒绝到场，所有物品均已经过评估作价后才搬离的，并已集中堆放在法院指定的仓库。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提出异议：迪庆农行提出其有证据可以推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香格里拉财保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虽驳回了迪庆农行再审申请，但还存在推翻租赁合同的可能性；汪丹提出在汪丹交付拍卖款后，迪庆中院就将钱转给了迪庆农行，债权已经消灭。 被告迪庆农行为支持其答辩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7）云34民初7号民事调解书、迪庆农行于2017年6月12日提交迪庆中院的执行申请书、（2017）云34执22号执行裁定书，证明迪庆农行根据迪庆中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调解书，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申请行为有合法依据，迪庆农行据此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系合法行为、无过错行为，不是侵权行为。 2．香格里拉市美人鱼阳光水疗工商登记内档（包括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冯晶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证明、租赁合同），证明：（1）案涉房屋自2017年4月1日至2026年4月1日已经由出租人苏伟租赁给冯晶，用于香格里拉市美人鱼阳光水疗经营，其租赁经营情况与黄袈原无关；（2）案涉房屋真实租金为每年40万元，并非黄袈原与寸经琨之间的租赁合同约定的每年70万元。 3．黄袈原、寸经琨于2012年7月2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黄袈原、苏玉华于2015年11月24日签订的《洗浴中心租赁合同》，证明：（1）黄袈原与寸经琨之间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为2012年10月31日至2022年10月31日，10年的租金为700万元，折合每年租金70万元。（2）黄袈原与苏玉华之间转租合同约定租赁期为2015年12月1日至2025年12月1日，租金为每年120万元，苏玉华需于每年10月30日前支付下一个年度的租金。（3）该部分证据指向的涉案房屋租赁情况与第二组证据不一致，以该部分证据计算所谓租金损失无事实依据。（4）迪庆农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时间为2017年6月12日，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时间为2018年4月3日，鉴于该时间点错过了所谓苏玉华的支付租金时间，且法院的“软查封”不影响案涉房屋正常经营使用。迪庆农行不可能侵害黄袈原因转租行为形成的租赁债权，黄袈原并未因迪庆农行申请强制执行或申请恢复强制执行受到转租租金损失。 4．（2018）云3401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建塘派出所民警马新云出具的情况说明、2018年5月11日的调解笔录，证明：（1）2017年6月23日，建塘派出所仓房社区民警马新云以案涉房屋未办理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未获得公安机关审核发放的特种行业许可证等属于无证经营为由，要求自当日起停止房屋经营；（2）至少从2017年6月1日起，苏伟、张洪泰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并将其作为“美人鱼阳光水疗”的经营地点；（3）2017年7月13日，“美人鱼阳光水疗”即涉案房屋被查获从事卖淫活动；（4）以上事实结合第二组证据可以证明，迪庆中院于2017年5月19日根据（2017）云34执保4号采取的查封措施属于“软查封”，案涉房屋在民事查封后仍然可以经营使用。（5）结合第六组、第七组证据可以证明自2017年7月13日起，案涉房屋未正常使用经营并非由法院软查封行为引起，而是公安机关查处刑事案件导致。 5．《收费查询》，证明：（1）案涉房屋于2017年1月4日至2018年12月6日，仅生产用水量385吨，水费1155.00元，案涉房屋未正常经营使用，无损失可言；（2）2017年1月4日至法院软查封的时间2017年5月19日或至法院强制腾房之日即2018年7月18日，案涉房屋并未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使用。黄袈原不可能因为法院查封行为、强制腾房导致不能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受到损失或不能获得转租利益，否则应由黄袈原举证证明；（3）案涉房屋自2011年3月22日至2012年6月19日的用水总量为16811吨，平均每月1120吨，说明西部阳光水疗会所在继续经营水疗业务，黄袈原根本未按《室内外装修合同》、《工程款结算书》进行所谓水疗会所装修行为。 6．（2017）云34执保4号执行裁定书、送达回证，证明：（1）迪庆中院于2017年5月19日对案涉房屋进行了软查封；（2）“软查封”行为不影响案涉房屋正常经营使用。 7．（2018）云34委0007号《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鉴定、评估、拍卖委托函》，云南博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2018年1月25日迪庆中院执行笔录、2018年6月19日迪庆中院执行笔录，《对执行现场进行监督的通知》、《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年7月24日《迪庆日报》版面2摘录，（2017）云34执2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及现状照片，证明：（1）云南博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案涉房屋内黄袈原所属资产评估价值为102,944.8元；（2）2018年1月25日执行笔录第二页记载“黄：阳光水疗里有沙发、电视等物品当时说是值几十万元，还有我的使用期到2022年”可证明黄袈原认为案涉房屋内所属财产仅值几十万，而不是在本案起诉状中所称“该部分财产的剩余价值为2,493,355.00元”；（3）2018年6月19日执行笔录证明在对案涉房屋内财产进行评估时，黄袈原、寸经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4）2018年7月18日强制腾房系在州委政法委、州公安局、州交警支队、州信访局、州司法局、州法制办、州委宣传部、州公安局消防支队、州卫生局、香格里拉市人民医院协助，州人大、州政协、州检察院进行现场监督的情况下完成的，当日即完成了案涉房屋内全部动产的搬离以及另行保存，并未造成黄袈原所谓房屋内财产损失；（5）案涉房屋内黄袈原所属财产均正常存储在仓库中，原物并未灭失。（6）案涉房屋内黄袈原所属财产搬运、仓储费用已由迪庆农行支付。 8．（2017）云34执2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送达回证，云南通达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出具的《房地产评估报告》、《致估价委托人函》，案涉房屋的拍卖公告、变卖公告、标的物信息，执行申请书、（2019）云34执4号执行裁定书，证明：（1）2018年3月22日，汪丹收到（2017）云34执2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2）汪丹目前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有关案涉房屋移交给汪丹后的法律责任与迪庆农行无关；（3）案涉房屋在价值评估、变卖过程中都已经充分体现和披露了带租的情况，买受人汪丹不认可该承租权据此给黄袈原造成的所谓损失与迪庆农行无关；（4）黄袈原持（2018）云民终906号民事判决书，于2019年3月22日申请移转案涉房屋，迪庆中院于2019年3月27日作出不予受理裁定，该过程中迪庆农行无过错，黄袈原因未取得房屋占有而遭受的损失不应由迪庆农行承担。 9．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函、续保材料，证明迪庆农行已经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即使法院认定迪庆农行应向黄袈原承担赔偿责任，应直接判决由香格里拉财保向黄袈原直接赔偿。 10．2018年8月15日迪庆中院出具的告知函、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关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告知函》的复函、案涉房屋已经灭失的照片，证明：（1）2019年6月12日，案涉房屋产权证以及相应土地使用证已经办理至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名下；（2）汪丹转让案涉房屋致使黄袈原不能实现租赁债权的损失应当由汪丹负责；（3）案涉房屋已经被拆除。 11．迪庆中院执行通知书及公告，证明实际占有使用人是香格里拉市瑞兴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本案原告不适格。 12．迪庆中院执行案款发放清单表，证明迪庆农行当时收到的执行案款为10,973,004.2元，尚未覆盖迪庆农行全部债权。 经举证质证：黄袈原对迪庆农行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提出2018年4月3日迪庆农行提起的申请系继续强制执行的申请，系错误的申请；对证据2的合法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寸经琨将涉案房屋出租给黄袈原已经法院多次确认，不能因为出现多次转租而推翻黄袈原作为第一承租人的身份，之后转租人之间的租金支付不影响黄袈原向寸经琨交付租金的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提出迪庆中院向黄袈原送达执行通知书表明涉案房屋的使用占有权人是黄袈原，而不是其余转租人，且对软查封不影响实际使用的观点不予认可；对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提出该两组证据不能否定黄袈原的租赁权；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提出该部分内容涉及的是2017年5月19日的诉前查封，不是执行阶段的查封，与黄袈原所诉的错误执行无关；对证据7中的执行笔录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其系断章取义，黄袈原并没有陈述涉案房屋涉及的物品及装修仅值几十万，对评估报告的合法性不予认可，黄袈原未参与评估且已过有效期，其余涉及的证据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可证明所有关于强制腾房的执行行为系违法；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提出强制执行系迪庆农行提出，且因其原因导致无法执行回转，造成损失应由其承担，不应由汪丹承担；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黄袈原所诉的是迪庆农行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排斥香格里拉财保代迪庆农行承担赔偿责任，且迪庆农行举该组证据意味着其认为其有承担黄袈原主张损失的赔偿责任的可能；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第一、三项证明内容予以认可，对第二项证明内容提出汪丹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对证据11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2提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香格里拉财保对迪庆农行提交的对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证据10、证据11、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提出本案系侵权纠纷，保险公司与迪庆农行之间系保险合同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且保函上明确被申请人为香格里拉市吸引力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香格里拉财保未承保与黄袈原有关的任何保险，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汪丹对迪庆农行提交的证据2、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9、证据11、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提出裁定书并未明确带租拍卖；对证据3提出，因无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认可，但对证明内容提出汪丹已通过相关程序合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法院的后续强制腾房行为也说明汪丹不用履行租赁合同，汪丹无需承担黄袈原主张的损害赔偿责任；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第一、三项无异议，对第二项证明内容提出汪丹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第三人香格里拉财保为支持其陈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保险单、保函、保险条款，证明保险合同载明财产保全申请人为迪庆农行、财产保全被申请人为香格里拉市吸引力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故黄袈原并非保险合同的主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保险合同与本案侵权关系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应该另案处理。 2．《继续执行担保申请书》、香格里拉市吸引力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迪庆农行向香格里拉财保申请投保的保险标的财产系香格里拉市吸引力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不交出的300万元抵押变卖资产，本案保险关系与黄袈原的损失无关。 经举证质证：黄袈原对香格里拉财保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相应的保险关系不知情，如若涉及本案的损害赔偿由法院予以裁决。迪庆农行对香格里拉财保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提出保险标的系法院判决迪庆农行承担的赔偿责任。汪丹对香格里拉财保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提出涉案保险系责任保险。 第三人汪丹为支持其陈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汪丹的身份情况。 2．成交确认书、（2017）云34执22号执行裁定书、结算票据、回单，证明汪丹通过迪庆中院拍卖，在向迪庆中院支付了11,091,733.2元对价后依法购买了香格里拉市和平路西侧香格里拉市房权证建塘镇字第××号房屋，其购买的房屋不需要履行房屋租赁合同。 3．迪庆日报节选、强制执行网络直播照片，证明经迪庆农行申请强制执行和提供执行担保继续强制执行申请，迪庆中院在2018年7月18日强制执行，将黄袈原的物品搬离后将房屋交给汪丹，表明汪丹不需要履行房屋租赁合同。 4．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笺、香格里拉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汪丹土地使用权名称及用途变更的请示、香格里拉市城乡规划管理局关于汪丹土地性质变更的复函、不动产权证书、房产分户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明根据迪庆中院的成交确认书和（2017）云34执22号执行裁定书，汪丹花费27万余元办理了不动产证，取得了涉案房屋的完全所有权。 5．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966号民事判决书、执行申请书、迪庆中院（2017）云34执4号执行裁定书，证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906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载明的“黄袈原对位于香格里拉市和平路西侧香格里拉市房权证建塘镇字第××号房屋在2022年10月31日之前享有合法租赁权，在此期间，黄袈原有权阻止租赁物的转移占有”，只是明确了黄袈原的租赁权；（2018）云民终906号判决书生效于2018年11月22日，迪庆中院的强制执行行为发生在2018年7月18日，即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明确黄袈原有权阻止租赁物的转移占有之前，租赁物已经完成了转移占有。 6．迪庆中院（2017）云34民初7号民事调解书、强制执行申请书、提供执行担保要求继续执行申请、迪庆中院的恢复强制执行的通知，证明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的原因是迪庆农行的强制执行申请和提供执行担保要求继续执行申请及迪庆中院的恢复强制执行的通知。 经举证质证：黄袈原对汪丹提交的证据1、证据4、证据5、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提出法律规定买卖不破租赁，因迪庆农行的申请强制执行的行为导致黄袈原合法的租赁权无法实现。迪庆农行及香格里拉财保对汪丹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提出网络拍卖公告已经明确带租拍卖的情况，汪丹于签收裁定书当日即取得房屋所有权，应当履行租赁合同，且汪丹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原因系法院的执行裁定而非迪庆农行的申请行为。 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黄袈原提交的证据2、证据4、证据5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黄袈原提交的证据3系其单方出具，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印证，缺乏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迪庆农行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6、证据8、证据9、证据10、证据11、证据12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证据4中与房屋转租及经营事实相吻合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能够客观反映涉案房屋执行及鉴定过程，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香格里拉财保提交的两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汪丹提供的六组证据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5月8日，黄袈原与寸经琨签订了《室内外装修合同》，约定黄袈原承建香格里拉市西部阳光水疗会所房屋（涉案房屋）的装修。后于2012年5月21日双方对该装修工程进行结算，总工程价款为960万元，寸经琨尚欠黄袈原700万元的工程款。2012年7月21日黄袈原与寸经琨签订《租赁合同》，寸经琨将其名下的香格里拉市西部阳光水疗会所房屋出租给黄袈原，租期自2012年10月31日至2022年10月31日，共计10年。双方并于同日签订了《经营使用权抵偿工程欠款协议》，约定以寸经琨欠黄袈原的700万元的工程款折抵10年期的总租金。2015年11月24日，黄袈原、寸经琨与案外人苏玉华签订《洗浴中心租赁合同》，黄袈原将涉案房屋转租给苏玉华，约定租金为120万元/年。 2011年至2013年间，寸经琨经营的香格里拉市吸引力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先后三次向迪庆农行申请借款，共计借款22,400,000.00元，期间即2013年11月13日，香格里拉市吸引力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以寸经琨名下位于香格里拉市和平路西侧香格里拉市房权证建塘镇字第××号房屋（涉案房屋）及迪土国用（C-17）第5-1号土地为借款进行了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还款期限届满后，香格里拉市吸引力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偿还了前两次借款共计12,400,000.00元，尚余10,000,0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未按期归还。为此，迪庆农行于2017年4月6日起诉，2017年5月15日，迪庆农行向迪庆中院提出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迪庆中院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了（2017）云34执保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涉案房屋，2017年5月16日迪庆中院作出了（2017）云34民初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香格里拉市吸引力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应于2017年5月25日前偿还迪庆农行借款本金10,000,000.00元、利息428,618.35元及罚息、复利，并确认了迪庆农行享有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该调解书生效后，香格里拉市吸引力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迪庆农行于2017年6月12日申请执行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迪庆中院依法对抵押物（涉案房屋）进行拍卖、变卖，经过两次流拍，2018年3月20日变卖成功，迪庆中院于2018年3月21日作出（2017）云34执2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买受人汪丹通过竞拍取得香格里拉市和平路西侧香格里拉市房权证建塘镇字第××号房屋的所有权和迪土国用（C-17）第5-1号土地使用权，并通知涉案房屋承租人黄袈原协助执行。随后，汪丹办理了涉案房屋的相关产权证。 黄袈原于2018年3月28日提起执行异议申请，要求停止执行，保障其合法承租权。迪庆中院中止了案件的执行。迪庆中院于2018年4月2日作出了（2018）云34执异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黄袈原的异议请求。2018年4月4日，迪庆农行提交了香格里拉财保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函并申请继续执行涉案房屋。迪庆中院决定恢复案件执行，并于2018年4月9日向黄袈原发出了（2017）云34执22号恢复执行通知书，要求其迁出涉案房屋。黄袈原不服，于2018年4月23日提出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迪庆中院于2018年7月6日作出了（2018）云34民初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黄袈原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黄袈原对上述判决提出了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了（2018）云民终906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迪庆中院（2018）云34民初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黄袈原对位于香格里拉市和平路西侧香格里拉市房权证建塘镇字第××号的房屋在2022年10月31日之前享有合法租赁权，在此期间，黄袈原有权阻止租赁物的转移占有。迪庆农行不服上述判决，于2019年5月10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32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迪庆农行的再审申请。 2018年6月13日，迪庆中院委托云南博信司法鉴定中心对香格里拉市西部阳光水疗内黄袈原的所属资产进行评估。2018年7月3日，云南博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云博【2018】鉴字第0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估结论为“本次评估的香格里拉西部阳光水疗内黄袈原所属资产，在满足估价的假设条件下，于估价时点2017年6月19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02,944.80元”。2018年7月18日，迪庆中院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强制腾房，涉案房屋内的所有动产及能拆卸的固定物全部搬离至法院指定的仓库堆放。 另查明，2018年4月27日，迪庆中院发出了强制迁出房屋或退出土地公告，并对涉案房屋张贴封条。现涉案房屋已由汪丹出卖给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已完成了过户登记，涉案房屋现已拆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迪庆农行是否应当对黄袈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黄袈原的具体损失应如何确定？3．香格里拉财保及汪丹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针对争议焦点一，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966号民事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266号民事裁定书两份生效裁判已确认黄袈原在2022年10月31日之前享有涉案房屋合法租赁权，并有权阻止租赁物的转移占有。迪庆农行、香格里拉财保、汪丹的相关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黄袈原据此提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主体适格。其次，迪庆农行在黄袈原提出执行异议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后，其已明确知晓黄袈原对涉案房屋主张租赁权，黄袈原有可能被认定为适用“买卖不破租赁”的合法承租人而享有涉案房屋的租赁权，其仍向法院提交保险公司保函并申请继续执行案件，导致涉案房屋被强制执行，现房屋已被再次转卖并被拆除，已无法实现租赁权，给黄袈原造成了损失，迪庆农行存在过错，其申请强制执行的行为与黄袈原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三，黄袈原无法实现租赁权可向出租人提出违约之诉，亦可向侵权人提出侵权之诉，现黄袈原选择向侵权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于法有据。黄袈原要求迪庆农行承担其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二，黄袈原主张的损失包含了租金损失和房屋内物品损失。针对租金损失黄袈原以其与苏玉华签订的《洗浴中心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标准主张租金损失，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在黄袈原转租给苏玉华之后还存在多次转租，现黄袈原与苏玉华之间的租金履行情况亦不明，故其不能作为有效判断黄袈原租金损失的依据。寸经琨因拖欠黄袈原装修工程款而将房屋租赁给黄袈原，并将欠付的装修工程款抵作了租金，黄袈原实际已为该房屋支付了十年的租金700万元，折合每年租金为70万元，双方之间支付的租金具体明确，且已实际履行，以此确定黄袈原的租金损失更符合客观实际。黄袈原主张自2018年1月起算租金损失，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房屋自该时间起已无法使用，经本院核实迪庆中院于2018年4月27日发出了强制迁出房屋或退出土地公告，并对涉案房屋张贴封条，该公告行为具有公示性和针对性，客观上导致涉案房屋无法继续使用，自此之后计算租金损失符合客观实际，有事实依据。根据上述认定，黄袈原自2018年4月27日起至2022年10月31日止产生的租金损失按四年零六个月计算为315万元。针对物品损失黄袈原提交了水疗经营物品及投入资金清单，迪庆农行、香格里拉财保、汪丹均表示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系黄袈原单方面制作，无相关票据予以印证，且其无法证明清单内的物品用于涉案房屋，不能有效证明涉案房屋内物品损失情况。迪庆中院委托云南博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系在多方参与的情况下对现场物品清点后作出的，黄袈原经通知未到场可视为放弃其权利，在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内物品损失的情况下，该份鉴定意见可作为物品损失参考。结合鉴定意见、涉案物品搬离后的现状及利用价值，本院酌情确定黄袈原涉案房屋内的物品损失金额为102,944.8元。黄袈原因无法实现租赁权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总计为3,252,944.8元。 针对争议焦点三，香格里拉财保与黄袈原之间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其与迪庆农行之间系保险合同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汪丹系涉案房屋的合法买受人，现无证据证明汪丹对黄袈原的财产损害存在过错或依法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迪庆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原告黄袈原财产损害赔偿款人民币3,252,944.8元。 二、驳回原告黄袈原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为人民币69,853.00元，由原告黄袈原负担人民币37,029.00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迪庆分行负担人民币32,82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至迪庆中院。 审判长  李学全 审判员  张晓燕 审判员  钱晓鹏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法官助理余靓雯 书记员罗木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