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保龙，男，1988年8月2日出生，壮族，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 法定代理人：蓝美仁，女，1955年4月5日出生，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系黄保龙的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云碧，广西罗挥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英，男，1978年12月3日出生，壮族，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湘，广西都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保龙因与被上诉人卢英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8民初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保龙上诉请求：1.撤销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8民初297号民事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卢英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53462元给上诉人，其中包括残疾赔偿金67950元（11325元∕年×20年×30%，残疾等级按农村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计算），护理费80256元（114元∕天×704天，从2017年1月26日起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共704天），误工费80256元（114元∕天×704天，从2017年1月26日起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共704天），交通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上诉人没有将覃莉蕰绊倒，且被上诉人到达现场后，上诉人没有任何证言和动作，而被上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拿起灭火器击打上诉人头部，这不是正当防卫而是侵权。上诉人没有过错，被上诉人的殴打行为，起诱因作用，其应当全额赔偿。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调解协议，由被上诉人一次性支付上诉人各项费用4万元，今后上诉人及家属不再向被上诉人要求支付任何费用。达成这个协议的前提条件是，协议中的双方共同承认对于上诉人的精神分裂症与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没有定论。现在经过司法鉴定，上诉人的精神分裂症与被上诉人卢英的殴打行为有因果关系。所以，上诉人请求赔偿与该协议不矛盾。 卢英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黄保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53462元，其中包括残疾赔偿金67950元（11325元∕年×20年×30%，残疾等级按农村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计算），护理费80256元（114元∕天×704天，从2017年1月26日起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共704天）；误工费80256元（114元∕天×704天，从2017年1月26日起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共704天）；交通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3日下午14时许，原告驾驶两轮摩托车到拉烈加油站加油，因十元应退零钱与该加油站工作人员覃莉蕰发生口角后，将覃莉蕰绊倒在地，覃莉蕰呼救，被告卢英（覃莉蕰丈夫，也是该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见状后即冲过来拿起一个灭火器打到原告的头部（戴着头盔）致原告受伤。原告于4月23日到都安县人民医院进行头颅ＣＴ检查未见异常。2013年5月26日，原、被告在都安县公安局拉烈派出所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住院治疗费等共计1000元。但之后原告逐渐出现精神分裂症状，被送到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都安县中医医院、都安县康宁医院住院治疗。原告家属不断上访，2017年1月26日双方在都安县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各项费用4万元，今后原告及家属不再向被告要求支付任何费用。双方在调解协议书中也表明对于原告的精神分裂症与被告的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没有定论，被告依约付清上述费用。现双方又因赔偿问题产生纠纷，原告遂诉至法院并提出如上诉讼请求。 在诉讼过程中，本院应原告的申请依法委托南宁市社会福利医院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的精神状态、精神伤残等级及该残疾与被告的殴打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该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南福医司鉴〔2019〕精鉴字第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原告的精神态为精神分裂症，精神残疾等级为八级残疾，原告2013年被打事件对目前所患精神分裂症为轻微作用”。原告支付鉴定费5915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受害人因侵权人的行为遭受损失的，侵权人应当赔偿。原告黄保龙因琐事与覃莉蕰（被告卢英之妻，拉烈加油站工作人员）发生口角后将覃莉蕰绊倒在地，覃莉蕰呼救，被告卢英（该加油站工作人员）见状后即冲过来拿起一个灭火器打到原告的头部（戴着头盔）致原告受伤。原、被告对此事件发生均具有过错，且作用相当，应各负50%民事责任。对于双方在拉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效力问题。在该调解协议书调解结果第一条明确：“由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各项费用4万元，今后原告及家属不再向被告要求支付任何费用”。该调解协议是双方经协商自愿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对于原告在调解协议有效且已经履行之后是否还享有要求被告赔偿的权利问题。因在调解当时，双方共同承认对于原告的精神分裂症与被告的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没有定论，故对于以残疾等级以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作为赔偿依据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不明确的，是无法计算或者纳入判断参考范围的。因此当时的调解协议是未包含该两项尚不明确的费用的，现原告根据相关机构的鉴定结果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该两项费用是有依据的。鉴于双方在人民调解委的调解协议中已经对此事进行调解，协议也明确“原告在收到被告一次性支付各项费用4万元后，不再向被告要求支付任何费用”。该调解协议是原告自愿处分自身权利的意思表示，现原告又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明显与调解协议相互矛盾，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原告诉称在人民调解委的调解协议中，双方仅对2017年1月26日之前产生的费用协商达成的协议，被告赔偿的4万元费用并未包括调解之后产生的费用，因原告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该主张，该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其殴打原告并未造成原告精神分裂疾病，因与客观事实不符，该院亦不予采信。 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相关规定，并参照《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原告黄保龙的精神残疾等级为八级残疾，被告卢英的殴打行为对目前原告所患精神分裂症为轻微作用，原告的残疾赔偿金为16987.50元（11325元∕年×20年×30%×25%，按农村居民标准，八级残疾按30%计算，轻微作用酌定为25%）；因原、被告对损害结果均有过错，各自负担50%责任，故被告应赔偿原告8493.75元（16987.50元×50%）。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打伤原告致残，致使原告遭受严重精神痛苦，故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原告请求数额偏高，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当地生活水平，该院酌定为4000元；前述数额总共12493.75元（8493.75元＋4000元）。该院对前述数额予以支持，对超过部分，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卢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黄保龙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2493.75元；二、驳回原告黄保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南宁市社会福利医院司法鉴定所对黄保龙的精神状态、精神伤残等级及该残疾与卢英的殴打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该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南福医司鉴〔2019〕精鉴字第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原告的精神态为精神分裂症，精神残疾等级为八级残疾，原告2013年被打事件对目前所患精神分裂症为轻微作用”。即黄保龙自身体质是导致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被打是次要原因，这是从医学的角度，结合内外因素判断的结果。对于专业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没有充分的依据，不应否定。从卢英击打黄保龙头部的行为仅是黄保龙精神疾病诱发因素的角度看，一审法院判决双方各承担部分责任符合实际。黄保龙关于“其没有过错，卢英的殴打行为，起诱因作用，其应当全额赔偿”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加之，黄保龙被殴打后，在2013年4月-5月、2015年的两次检查中，也并未检出其患有精神疾病。原审判决当事人各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黄保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71元，由上诉人黄保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礼奎 审 判 员 邵 彬 审 判 员 张桂生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贺 宁 书 记 员 欧 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