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鄄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726民初1861号原告：陈海红，女，197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尊武（特别授权代理），菏泽开发丹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张文华，男，197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系第三人山东鄄城致远科教仪器有限公司的股东，住山东省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特别授权代理），山东亘古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山东鄄城致远科教仪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26683236329Q，住所地鄄城县什集镇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马瑞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江（特别授权代理），男，1962年2月14日出生，系山东鄄城致远科教仪器有限公司的员工，住菏泽市。原告陈海红与被告张文华，第三人山东鄄城致远科教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海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尊武、被告张文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第三人山东鄄城致远科教仪器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海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张文华将其名下400.4万元的股份出资（占第三人的40%）退还给原告并配合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或支付原告400.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2.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三人致远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召开股东会决议，陈海红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将股权40%（400.4万元）转让给张文华。股权依法变更为张文华后，张文华参与了公司经营，也取得了分红，原告也多次口头或书面向被告或通过第三人催要该款，但被告一直未还。现张文华于2018年11月份离开第三人的公司，并将公司所有的鲁Ｒ×××**号奔驰牌商务车开走。2019年3月3日，张文华致函股东袁明华，将本不属于自己的股权欲非法转让他人，侵害了原告的权利。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依法履行，但被告张文华拒不履行购买股权所应付股金的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现原告根据以上事实，主张被告张文华返还股权或支付股权转让金，依法有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张文华辩称，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在2015年的3月13日之前，第三人的股权由袁明华占60%，张文华占40%，当时的公司登记信息为袁明华占60%，张文华占10%，袁某占30%，实际上是张文华占40%，在2015年张文华与袁明华股东之间发生争执，协议进行股权变更，从2015年的3月13日，将登记在袁某及张文华共4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原告未支付股权兑价，就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变更为原告占公司40%的股权。在2015年的5月8日被告张文华与大股东袁明华又协商继续经营，于2015年5月19日进行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将登记在原告名下的40%的股权恢复至被告名下。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在2015年的3月13日至2015年5月19日两个月的时间，股权进行了两次变动，从张文华登记的10%股权及登记的袁某30%股权（40%的股权均是张文华一人的，只是没有进行公司股权变更）转让给原告，又由原告转让给被告，进行了空转，原告在获取40%股权时也没有支付兑价，因此被告认为原、被告双方并没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实际的相互给付股权兑价，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变更登记后至今日原告也没有向被告主张过股权兑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人致远公司述称，原告起诉是事实，该股权转让虽然进行了工商登记，但是被告并没有支付给原告40%的股权转让金400.4万元，原工商登记中张文华持有的10%的股份经公司股东袁明华与张文华2015年4月18日协议将10%的股权款支付给了张文华，后因张文华转让股权的行为，原告多次到公司要求恢复其股东身份并要求张文华支付相应的股金。原告陈海红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致远公司在鄄城县工商局企业登记情况材料一份及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015年3月9日股东会决议、2015年3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系致远公司股东，占40％的股份，股金为400.4万元，原告于2015年5月19日转让给被告张文华；2.股权转让告知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在2019年3月13日发给致远公司股东袁明华的股权转让告知书，将应交给原告股权400.4万元而未付股权，企图非法将股权转让他人，损害了原告的权利；3.2019年3月26日、2019年5月29日、2019年6月23日催款通知书各一份及顺丰快递邮寄单一份，拟证明原告通过顺丰快递通知被告张文华索要股权转让金400.4万元；4.被告张文华在致远公司分红、领取工资的明细各一份，拟证明被告在2016年、2017年、2018年领取股金分红3792000元、工资541768元，被告用原告的股权收益而未付原告一分钱股金；5.致远公司付款审批单三份（部分），拟证明被告张文华在受让股权后，负责公司财务、生产管理，参加了公司经营和管理；6.致远公司复张文华函一份，原告申请书一份，拟证明张文华要求查阅致远公司查账，致远公司回复张文华，将原告申请恢复股东身份、催要股金的通知一并寄于被告。被告张文华对原告陈海红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中的企业变更情况、陈海红身份证复印件无异议，对2015年3月9日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股东会议及股权转让协议是被告将股权转让给原告的程序材料，在2015年的3月9日被告张文华持有致远公司40%的股份，当时致远公司登记的股权情况是张文华持有10%，袁某持有30%，实际上袁某在2012年之前就将股权让与了被告张文华，该文件只是应付股权转让的形式文件，而且原告也没有向张文华支付股权兑价，同时企业变更情况能够证明在2015年的3月9日原告获得了实际有被告张文华享有的公司40%的股权，在2015年的5月19日原告又将40%的股权恢复为被告张文华，在2个月的期限内进行了股权变动，其真实原因是张文华作为公司40%的股东与袁明华作为公司60%的股东，两位股东之间的矛盾出现又化解的过程，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真实有效的股权转让意思表示。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股权实际是张文华所有，张文华对股权处分是他的权利。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顺丰发货单体现的时间是2019年5月29日，但是通知书写的时间却是2019年6月23日。在时间上存在矛盾错误的，也是不真实的，被告本人也没有收到该材料。关于EMS快递同样也存在该问题，邮寄单是2019年6月24日邮寄，但是原告却主张在2019年的3月26日就向被告发出通知，这也是在时间上存在矛盾错误不真实的，而且EMS是否由被告签收，原告也没有提交邮寄结果。因此并不存在原告向被告主张400.4万元股权价款的情况。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现在张文华作为致远公司的小股东已经被致远公司大股东袁明华操控的第三人起诉至法院，现在致远公司的任何行为均是大股东袁明华进行单方决议，在此情况下致远公司出具的证据材料也具有利害关系，特别是致远公司的大股东袁明华与原告系夫妻关系。同时张文华作为致远公司40%的股东获取致远公司分红、工资是合法应该的，与原告追要股权兑价没有因果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张文华作为致远公司的40%股权的股东参与致远公司事务，是被告合法的权利。对于证据6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股东作为公司的权利人是有权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至于股东之间的关系，公司无权参与，而且现在致远公司就两个股东，一个是张文华，一个是袁明华，该组证据均是袁明华一人决议，更何况证据是出给袁明华妻子的，是存在一个明显的利益关系。第三人致远公司对原告陈海红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认为，被告参与了公司经营并取得了分红，也得到了应有的工资报酬，就应当将陈海红股权转让金支付给陈海红。被告张文华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合作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在2015年的5月8日致远公司股东张文华及股东袁明华全体股东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均能证明张文华是致远公司40%股权的股东，也能体现张文华与袁明华两位致远公司股东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化解矛盾的经过，结合原告方提交的企业变更情况更能体现在2015年3月9日股东之间发生矛盾之后进行了股权的变动，在2015年5月8日两股东之间矛盾解除之后，达成协议，于2015年5月19日又将股权变动恢复至张文华名下，因此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真实有效的股权转让意思表示，在股权变动过程中均没有任何人支付兑价。原告陈海红对被告张文华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该协议原告不知情，没有在该协议签字认可，虽然袁明华与原告系夫妻关系，但夫妻关系财产各自独立，袁明华仅代表个人签字，并不能代表原告认可，在该协议中甲方陈海红签名处是空缺的，因此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被告张文华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除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外，补充一下，签订该协议日期是2015年5月8日，这时陈海红是第三人致远公司40%的股东，未经陈海红签字，该合作协议是无效的。被告张文华申请证人袁某当庭作证。证人袁某证明：原告陈海红系证人袁某的侄媳妇，被告张文华系证人袁某的外甥，证人袁某在2011年、2012年期间系致远公司的股东，2012年之后退出致远公司。2007年成立致远公司股东有袁明华和袁某两个股东，袁明华占60%股权，袁某占40%股权。大约2009年张文华作为股东加入致远公司，张文华的股份是10%，袁明华的50%，袁某的40%，当时张文华以其在致远公司工作一年的工资、同时张文华又拿出一部分投资款作为股权转让款，从袁明华手中转让给张文华10%的股权。大约2010年致远公司为了促进股东工作的积极性，为公司创造更大的收益，致远公司股东所占的股权份额进行了变动，袁明华的股份变更为40%，袁某的股份变更为30%，张文华的股份变更为30%。大约2012年袁某退出致远公司，当时袁某的股权份额是30%，因为袁某起初在加入致远公司时投资了3万元，在袁某退出致远公司时，袁某提出退出股份的兑价款30万元，除袁某投资的3万元外，另外再支付袁某27万元兑价款，袁某所占有的30%的股份其中的10%给了张文华，其中的20%给了袁明华，致远公司支付给袁某27万元的兑价款。2012年袁某将其持有30%的股份分别给了张文华和袁明华，当时并没有变更工商登记，只是口头协议。到了2015年3月9日，因张文华也不在致远公司干了，袁某之前30%股份转让并没有变更工商登记，在法律意义上30%的股权仍在袁某名下，所以张文华和袁某一并给陈海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袁某在退出致远公司时，致远公司股东的股权份额没有书面协议，只是口头协议，当时张文华、袁明华、袁某三人都同意，袁某在股权转让书中签字，只是履行手续问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陈海红没有向袁某支付兑价款，是在2012年袁某退出致远公司时，支付了30万元。其他事情袁某就不清楚了。对于证人袁某的证言，原告质证认为其所述有部分不属实，具体为在证人袁某将持有的30%的股份是转给原告陈海红的，且证人股东袁某认可收到退股相应股金，有其签字为证，其余陈述均为袁某单方陈述且原告不认可。被告对证人袁某的证言无异议，认为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在2012年之后，致远公司的股权比例是张文华占40%，袁明华占60%，当时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到了2015年3月9日证人作为名义股东代替张文华进行股权变动，原告未支付股权兑价。退股款是在2012年致远公司支付的退股股金，当时致远公司的股东就是张文华和袁明华二人，在现实生活中致远公司就是两个人的，所以说由致远公司支付就是两个人支付。并不是在2015年3月签订股权转让时支付的退股股金。第三人致远公司质证认为证人虽说有口头约定，但是否定不了工商登记从所记载的将其30%的股权转让给陈海红40%，因此只能认定陈海红所持有的股权，不能认定证人所述的口头协议。第三人致远公司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2015年4月18日袁明华与张文华退股协议书一份，第三人财务室报表一份，转账明细一份，拟证明该协议书约定张文华退出在第三人的股份，外面欠致远公司的款项由张文华受益，袁明华另给张文华40万元，第三人在2015年3月11日也支付了张文华退股金25万元。这充分说明张文华将自己的股份从致远公司撤出，袁明华付给了张文华相应的退股金，作为张文华将自己10%的股份转给原告所取得的报酬。原告陈海红对第三人致远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从而进一步说明，原告所持有的股份转给被告虽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被告并未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被告张文华对第三人致远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时间不是2015年的4月18日，因为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合作协议是2015年的5月8日，在5月8日双方已经解除了矛盾。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当时双方虽然达成了该协议，但是并未履行，协议中的第一项，外欠致远公司款并没有支付给被告张文华，40万元的由袁明华出具的欠条也没有支付，第三项9万元的款项写的很清楚，是张文华借给致远公司的，以及后续的欠张文华的分红也并没有支付，在2015年的5月8日双方化解矛盾该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并且又将股权变回张文华，张文华持有40%的股权。对财务室报表真实性有异议，25万元并不是退股款，如被告收到款项也肯定会向袁明华收条，而且25万元也于原告提交的第一份协议书上的金额不能对应，对于25万元银行明细也不能证明第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款项与退股款的关联性，被告认为第三人如想证明其证明目的还应当提交协议书中全部款项的给付凭证。即便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股权受让人也是袁明华而不是原告，因此不具备关联性。第三人致远公司庭后向本院补交了下列证据材料：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一份，法定代表人信息及董事、监事、经理信息一份，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一份，致远公司2015年5月12日股东会决议一份，致远公司章程一份，致远公司2015年5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袁明华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致远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致远公司股权变更情况。以上证据材料由第三人致远公司复印于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企业档案。对于第三人致远公司庭后补交的上述一宗证据材料，原告陈海红对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认为：1.该份证据显示原、被告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但被告张文华迟迟不将股权款支付原告，在股权转让后被告张文华从第三人致远公司中获取股权分红，如被告能在该案件一审判决前支付原告股权款400.4万元，该股权转让协议仍然有效，如被告不支付股权款，那被告应将所取得的股份从工商登记中予以变更给原告，对被告在公司中取得的分红，原告保留诉权；2.该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股权款偿还期限，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有关解释，原告有权随时主张该权利，诉讼时效应按照20年进行计算。被告张文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工商登记及转让协议是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的形式条件，签署该协议只是为了应付股权转让的程序，双方实际并没有达成400万购买40%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实际是在2015年3月份被告张文华与致远公司大股东袁明华发生争执，被告张文华将工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10%股权以及名义登记在袁某名下的30%股权---即张文华实际拥有的合计40%股权转让给致远公司大股东袁明华。但是在这个支付股权转让金的过程中，被告张文华与致远公司大股东袁明华在2015年5月份又化解了纠纷，就停止了2015年3月份的股权转让（原告陈海红亦未按照2015年3月的股权转让给付股权转让金，致远公司大股东袁明华也未按照2015年4月18日的协议给付完毕股权转让金），并将2015年3月份已经转让给原告的40%股权再次回转到被告张文华名下。因此，2015年5月份原告陈海红转让给被告张文华40%的股权是空转，只是将股权恢复至被告张文华名下。请求法庭注意：1.庭审中原告陈海红没有提交在2015年3月份获取股权而给付被告张文华股权转让金的凭据，对2015年3月份股权转让金数额多少原告的代理人也不知道；2.致远公司的大股东袁明华与张文华的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于股权转让金也没有按照2015年4月18日协议的约定履行；3.2015年5月份后，致远公司继续经营。如果不是股权空转，致远公司大股东袁明华作为原告陈海红的丈夫，在致远公司经营进行分红时完全可以扣除对张文华股金分红作为股权转让金，更不会一直持续到2018年年底持续对被告张文华进行分红及对发工资。第三人质证认为该组证据证明2015年5月12日，致远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议决议，以及原告陈海红和被告张文华股权转让协议的文件签订，第三人认为该决议和转让协议是真实有效的，陈海红将自己在第三人公司的股权的40%即人民币400.4万元转让给张文华，但张文华没有履行股权付款的义务，该转让协议也没有约定具体的付款日期，张文华作为致远公司的新股东，参与了致远公司经营，取得了分红和工资，就应当支付原告陈海红的股权转让价款，因没有约定付款的具体时间，所以该诉讼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如张文华按债权转让协议履行了付款义务，张文华依然是致远公司股东，如不能履行，那么陈海红要求恢复其股东身份的诉请应得到支持。经本院庭审审查和质证，本院对原告陈海红提交的证据1、2、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陈海红提交的证据3、4、6被告张文华虽提出异议，但并没有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本院认定其证明力；对被告张文华提交的证据合作协议书一份及申请证人袁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原告及第三人均不予认可，对被告张文华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第三人致远公司当庭提交的证据及庭后补充的证据一宗，被告张文华虽对其中的部分内容提出异议，但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本院认定其证明力。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致远公司成立于2009年1月6日，注册资本1001万元，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致远公司工商登记企业变更情况载明：2011年9月20日致远公司的股东袁明华持股比例60%，认缴出资额300.6万元，实缴出资额300.6万元；股东张文华持股比例10%，认缴出资额50.1万元，实缴出资额50.1万元；股东袁某持股比例30%，认缴出资额,150.3万元，实缴出资额150.3万元。2013年5月8日致远公司章程修正案和2013年5月8日致远公司工商登记企业变更情况载明：致远公司的股东袁明华持股比例60%，认缴出资额600.6万元，实缴出资额600.6万元；股东张文华持股比例10%，认缴出资额100.1万元，实缴出资额100.1万元；股东袁某持股比例30%，认缴出资额300.3万元，实缴出资额300.3万元。2015年3月9日，致远公司召开股东会，参加人员有张文华、袁某、袁明华、陈海红，一致同意形成了以下股东会决议：一、公司原股东张文华将在本公司所持10%股权（100.1万元）转让给新股东陈海红；公司原股东袁某将在本公司所持30%股权（300.3万元）转让给新股东陈海红；二、同意免去张文华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由新股东选举陈海红为本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三、同意免去袁某的监事职务，由新股东选举袁明华为本公司监事；四、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本次会议持赞同意见的股份占全体股份数的100%，无弃权和反对意见，符合法定条件，本次会议经全体股东签字后生效。袁某、张文华、袁明华在原全体股东签字处分别签名，袁明华、陈海红在现全体股东签字处签名，致远公司在其公司名称处加盖其公司印章。2015年3月9日，张文华、袁某作为出让人，陈海红作为受让人，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出让人张文华将其在致远公司所持10%股权（100.1万元）全部转让给受让人陈海红；出让人袁某将其在致远公司所持30%股权（300.3万元）全部转让给受让人陈海红；二、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平等自愿的原则，签订本协议，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三、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出让人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不再履行股东义务；受让人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四、出让人与受让人应当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协助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张文华和袁某在出让人签字处签名，陈海红在受让人签字处签名，致远公司在落款时间上加盖了公司印章。陈海红与袁明华系夫妻关系，在陈海红受让了张文华在致远公司所持有的10%的股权后，2015年4月18日，袁明华与张文华协商达成协议书一份，袁明华代陈海红以现金转账、以外欠致远公司的债权折抵、以货物折抵、以袁明华和陈海红共同所有的车辆折抵等方式向张文华支付转让给陈海红10%股权的转让款，即张文华从致远公司撤股的股价款。张文华对该协议书的内容予以认可，对协议书的落款时间不予认可，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张文华和袁某虽陈述2012年袁某退出致远公司时，袁某将持有致远公司30%的股权其中的10%转让给了张文华，其中的20%转让给了袁明华，张文华持有致远公司40%的股权，袁明华持有致远公司60%的股权，当时三人是口头协议，当时没有变更股东股权工商登记，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2015年5月12日，致远公司召开股东会，参加人员有陈海红、袁明华、张文华，会议决议以下事项：（1）同意原股东陈海红在本公司所持有的40%的股权（400.4万元）依法转让给新股东张文华，股权转让后，新股东张文华在本公司所持股权40%的股权（400.4万元）；（2）聘任陈海红为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同意对本公司制定新的公司章程。陈海红、袁明华在原股东签字处分别签名，致远公司在其公司名称处加盖其公司印章。2015年5月12日，陈海红作为转让方，张文华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致远公司原注册资本1001万元，陈海红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人民币400.4万元），依法全部转让给受让方张文华；二、股权转让后，受让方张文华则在其受让的股权范围内享受并承担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三、该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四、本协议一式四份，转让方、受让方各执一份，公司存档一份，登记机关备案一份，经双方签字后生效。陈海红在转让方签字处签名，张文华在受让方签字处签名，致远公司在其公司名称处加盖其公司印章。2015年5月12日，致远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将致远公司的股东由原登记股东陈海红、袁明华变更为现股东张文华、袁明华，同时修改了致远公司的公司章程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陈海红将其在致远公司所持有的40%的股权转让给张文华后，张文华作为致远公司的股东参与了致远公司的经营和管理，领取了致远公司的分红、工资。被告张文华庭审中提交了一份2015年5月8日的合作协议，甲方陈海红没有在合作协议中签名，乙方张文华、丙方袁明华及证明人袁训福、张广连均在合作协议中签名。该合作协议甲乙两方作为共同投资人股份比例、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等内容均进行了约定。庭审中陈海红质证称对该合作协议表示不知情，袁明华在丙方处的签名不能代表陈海红认可。2019年3月13日，张文华向袁明华发出股权转让告知书，张文华拟将持有的致远公司4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400.4万元）以人民币400万元的价格，以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方式，转让张文华持有的全部股权。目前张文华持有的致远公司40%的股权没有进行转让。2019年3月26日，陈海红向张文华发出通知，其内容为：2015年5月，致远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定陈海红将持有的致远公司40%的股权（400.4万元）转让给张文华，张文华应付400.4万元给陈海红。经多次催要但张文华到现在未付，陈海红已向公司提出恢复陈海红股东身份和股权的申请，限张文华三日内付清40%的股权400.4万元给陈海红，否则陈海红将依法收回股权。2019年5月29日，陈海红又向张文华发出通知，其内容为：致远公司在2015年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陈海红享有的致远公司40%的股份，以400万元的价格依法转让给张文华，张文华应付400万元的股份转让金给陈海红，但张文华至今未付，现陈海红已向致远公司董事会提出终止张文华、陈海红之间的股份转让，董事会授权陈海红书面通知张文华，张文华应于2019年6月5日上午九时在致远公司召开董事会协商解决该股份转让后应付400万元的股份转让金的事宜，望张文华如期参加，如不参加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有张文华承担。2019年6月23日，陈海红再次向张文华发出通知，其内容为：致远公司和陈海红于2019年5月29日发给张文华的复函、参加董事会的通知、催收股权的通知、恢复股东身份和股权的申请书，用特快专递的方式发出去的运单号为：363936885408的快递，张文华于2019年5月30日已签收，要求张文华三日内付清40%的股权400.4万元人民币给陈海红，但至今张文华也未付股权转让款，陈海红再次通知张文华，望张文华将上述该款付给陈海红，否则陈海红将依法收回股权。张文华对陈海红发出的上述三份通知没有回复明确意见，也没有支付陈海红股权转让金。致远公司40%的股权价值400.4万元是根据致远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资本1001万元计算得来的，被告张文华对40%股权的价值400.4万元不予认可，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告辩称变更登记后至今日原告也没有向被告主张过股权兑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所抗辩的诉讼时效自己认为是债权（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2015年3月9日，致远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并形成决议，全体股东对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同日作为致远公司的股东张文华、袁某与原告陈海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张文华、袁某分别将自己在致远公司持有的10%股权转、30%的股权转让给了陈海红，陈海红受让了张文华在致远公司所持有的10%的股权后，由袁明华代陈海红与张文华协商达成协议书一份，以现金转账、以外欠致远公司的债权折抵、以货物折抵、以袁明华和陈海红共同所有的车辆折抵等方式向张文华支付转让给陈海红10%股权的转让款。2015年5月12日，致远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并形成决议，全体股东对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同日作为致远公司的股东陈海红与被告张文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陈海红将自己在致远公司持有的40%的股权转让给了张文华；同日致远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将致远公司的股东由原登记股东陈海红、袁明华变更为现股东张文华、袁明华。原告陈海红与被告张文华于2015年5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背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陈海红按照合同约定将其持有的致远公司的40%的股权转让给了被告张文华，致远公司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变更了股东登记，同时修改了致远公司的公司章程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张文华作为致远公司40%股权的受让方，作为变更登记后致远公司的股东，实际参与了致远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张文华应当向原告陈海红支付陈海红转让40%的股权转让款400.4万元，但被告张文华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原告陈海红请求判令被告张文华支付400.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由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张文华将其名下400.4万元的股份出资（占第三人的40%）退还给原告并配合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或支付原告400.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为二者选择其一的选择项，因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得到部分实际履行，且已经变更了致远公司的股东登记，故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张文华将其名下400.4万元的股份出资（占第三人的40%）退还给原告并配合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利于原、被告之间的实际执行、变更，故本院选择支持原告陈海红判令被告张文华支付400.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被告张文华提交2015年5月8日的合作协议，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真实有效的股权转让意思表示，在股权变动过程中均没有任何人支付兑价，但该合作协议并不能反驳2015年4月18日袁明华与张文华达成的协议书以及原告陈海红与被告张文华于2015年5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且陈海红并没有在该合作协议甲方处签名，故对被告张文华提交的合作协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张文华辩称虽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进行的空转，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张文华还辩称变更登记后至今日原告也没有向被告主张过股权兑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陈海红分别于2019年3月26日、2019年5月29日、2019年6月23日三次向被告张文华发出通知主张权利，均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计算，至2019年7月9日原告陈海红对本案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因原告没有对第三人提出具体诉讼请求，故本案对第三人不作出实体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文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海红股权转让款4004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832元，由被告张文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文娟人民陪审员  陈继学人民陪审员  陈 浩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 记 员  王增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