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黔2601行赔初3号原告陈焕江，男，1987年3月11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州省丹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郭昌海，贵州贵达（都匀）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地址贵州省丹寨县龙泉镇建设北路**。法定代表人潘治远，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廖强，贵州天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原告陈焕江诉被告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不服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受理后，向被告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相关的诉讼材料，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焕江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昌海、被告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潘治远及其委托代理人廖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焕江诉称：2008年原告返乡创业。2008年12月31日，原告分别向龙泉镇中华村委会、丹寨县国土部门、城管部门提交用地申请，将位于丹寨县合福茶叶加工厂对面的土地用作水泥砖生产厂的工作场地，并获得上述各部门的批准，合法享有该砖厂的所有权。2009年4月，因建设丹寨县万达小镇二期工程项目，丹寨县政府预备对原告所属的房屋进行征收，在未发布任何征收补偿方案且未与原告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丹寨县政府组织龙泉镇政府、丹寨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局共同强制拆除原告厂房及附属设施。事后却未给予原告赔偿，导致原告失去经济来源。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皆严重违法，依据《国家赔偿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赔偿原告损失，特诉请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向原告赔偿违法拆除原告砖厂而产生的各项损失3429760元于2019年4月9日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为证明上述事实和理由，原告陈焕江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身份证、责令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证明原告的主体适格，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2.申请书、用地测量草图、税务事项通知书、中华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据、纳税收据。证明申请书上有相关领导的签字和相关单位的印章，原告砖厂经相关部门审批，原告系合法经营，对涉案砖厂合法享有权益。3.砖厂拆除前原貌图、现场图、原址图。证明涉案砖厂被拆除前的经营状况、原告损失情况、被告拆除行为与原告的损失有关联性。4．同村其他村民补偿安置合同。证明涉案砖厂因万达小镇二期项目而拆除；被告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系征收实施单位，参与强拆过程；被告以强拆之名，行征收之实的事实。5.行政赔偿裁定书及快递单，证明本案起诉没有超过期限。6.本村其他村民的房屋补偿明细表、赔偿清单。证明原告诉请的赔偿依据。被告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不应当得到任何行政赔偿。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此,只有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才应当得到赔偿。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告所建设的砖厂本就不合法,没有任何用地和建设审批手续,甚至在原告的举证中都没有看到营业执照,这种情况下,原告所诉求的权利本身就不合法,加之龙泉镇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并不违法,不需要对原告进行任何行政赔偿。原告提出的赔偿,却没有举证证明,其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当得到支持。由于原告所起诉的案涉建筑违法占用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的“大棚房”,本身就不是合法财产,因此即便认定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存在瑕疵,需要进行补偿,最多也只应当针对其建造成本进行补偿,而不可能按照征收标准计算其房屋和土地价值。而且,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的规定。行政赔偿案件和一般的行政诉讼不同,举证责任不再倒置,原告必须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原告要求赔偿3429760元的巨额赔偿金,却没有向法庭出示任何证据证明其受到了3429760元的损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实际上,为了化解矛盾,和谐执法,被告曾经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对案涉建筑物进行了实地的勘察和评估,即便按照《丹寨县县城规划区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暂行)》对被拆除的建筑物进行计算,也只需要补偿54234.3元,为了减少原告的损失,被告还协调中建四局五公司丹寨万达小镇温泉酒店项目部收购了原告的全部存砖,合计39000元。（二）原告实际上已经在丹寨县自然资源局领取了159100.76元的补偿金,还继续向被告索要赔偿金没有任何依据。虽然原告被拆除的建筑物系违法建筑,但是为了化解矛盾,和谐执法,2019年7月10日,原告已经在丹寨县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领取了共计159100.76元的补偿金。在此情况下,原告依然起诉被告要求进行赔偿,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原告的行为也不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综上,原告起诉的案涉建筑属于违法占用农用地的“大棚房”,本身系违法建筑,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原告也没有向法庭出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受到的损失,甚至在已经领取了补偿金的情况下依然起诉被告要求赔偿,因此,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1.①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的方案》的通知（农农发［2018］3号）；②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部门联合督导的通知（农办农［2018］16号）；③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黔东南州“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黔东南府办函［2018］170号）；④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再次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的通知（黔东南府办函［2018］194号）；⑤黔东南州“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协调推进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大棚房”问题专项排查清理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⑥州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复核和抽验工作的通知（［2019］-50号）；⑦黔东南州“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协调推进小组关于转发《省“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协调推进小组的通知》；⑧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再次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的通知（丹府办函［2018］125号）；⑨关于进一步做好“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旨证（1）对“大棚房”进行集中整治的依据，同时证明对“大棚房”进行整治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推进的遏制农地非农化的整体行动；（2）根据各级政府的相关文件，要求将清理整治任务逐级落实到乡镇一级，因此由龙泉镇人民政府作为本案行政行为的主体；（3）按照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的相关要求，原则上2019年3月28日就必须完成对“大棚房”的整治工作。2.①龙泉镇中华村陈焕江位于水泥砖生产用地地类图斑面积及分布；②丹寨县“大棚房”违法违规用地清理排查统计表；③关于做好“大棚房”问题整治整改工作的通知。旨证原告陈焕江的砖厂属于占用耕地进行非农建设，并且没有任何用地审批手续，属于必须要进行清理的“大棚房”，应当依法拆除。3.①《责令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存根）以及现场张贴照片三张；②龙泉镇人民政府申请对原告进行强制拆除的请示；③丹寨县人民政府的批复以及相对应的会议纪要；④县人民政府关于对龙泉镇中华村三组陈焕江违法建筑拆除有关问题的批复；⑤《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以及送达回证。旨证经丹寨县人民政府批准，由龙泉镇人民政府对原告的违章建筑进行了强制拆除。4.情况说明、领条以及计算凭证。旨证为了减少陈焕江的损失，县人民政府协调中建四局五公司丹寨万达小镇温泉酒店项目部收购了陈焕江的全部存货，合计39000元。5.补偿表2张、银行转账凭证1张。旨证原告在丹寨县自然资源局领取了159100.76元的补偿金。6.①房屋及附属设施征收补偿明细表以及案涉建筑的照片；②测绘机构的营业执照以及资质；③《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丹寨县县城规划区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以及具体的安置补偿方案。旨证由第三方对案涉建筑进行测绘得出的补偿明细，原告被拆除建筑以及相关附属设施的价值为54234.3元。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1号无异议。对2号证据中的申请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不具有合法性，村委会没有权利对农用地转非农进行审批，该申请书只是说明原告进行申请，而不是得到批复，且原告建房已超出了临时用地的年限；税务通知及纳税收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3号证据中砖厂拆除前原貌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现场图上的拍摄时间与被告实施的拆除时间不一致；原址图与本案无关联性。对4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采纳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对5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行政裁定书的被告不是龙泉镇人民政府，不能证明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时效。对6号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且赔偿清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对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仅是规范性文件，被告擅自把原告的房屋认定为“大棚房”没有依据，且超出了文件规定“大棚房”的认定范围。对2号证据的“三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图斑面积及分布图没有具体的制作时间、制作人；排查统计表没有制作时间，证据来源不清；通知中的制作单位与加盖的公章不一致，不符合单位证据要件。对3号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被告作出责令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没有法律依据，送达照片没有制作时间和制作人；被告没有实施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其相关请示和批复不合法；被告没有进行催告、公告，且留置送达不符合规定。对4号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情况说明没有任何单位的公章，仅有个人签字，且个人的身份不明；领条及凭证是被告与施工单位的买卖行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5号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是被告强拆后欺骗原告与之签订，非原告自愿，在签订补偿表之前被告没有与原告协商，也没有签订补偿协议，程序违法；从补偿内容中来看没有涉及原告的主要损失。对6号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该明细表没有原告的签名，且系被告单方制作，虽加盖有测绘公司的公章，但该公司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其公正性不认可；照片没有标注有证据来源、制作人、制作时间及单位；测绘机构资质没有标注有评估资质，未附有测绘人员的专业资格证书；对安置补偿方案的证据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证据1，能证明原告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2中的申请书和中华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能证明原告在2008年底时向相关部门提出用家中的土地办水泥砖厂的申请，相关部门批示可办理临时用地的情况，采纳为本案认定部分案件事实的证据；该组证据中的用地测量草图未标明证据来源、制作单位及制作目的，不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该组证据中的税务事项通知书、纳税收据只能证明原告经营砖厂在2012年的核税、纳税情况，采纳为本案原告证明目的的证据。证据3中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能证明被告认定原告所建砖厂厂房为“大棚房”并责令原告立即拆除，采纳为本案确定部分案件事实的证据；该组证据中的原告砖厂被拆除前的原状貌图、拆除现场图，能证明原告砖厂被拆除前、后的现场情况，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该组证据中的原告砖厂原址图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不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4，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不采纳为本案的定案证据。证据5，能证明本案的来源，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6，系原告自行制作的清单，不作为本案的证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系相关清理“大棚房”的规范性文件，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2，能证明被告认定原告修建砖厂为“大棚房”的相关情况，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3，能证明被告作出《责令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送达给原告后，被告向丹寨县人民政府呈报对原告“大棚房”进行强制拆除的请示，丹寨县人民政府进行批复后，被告作出《责令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送达给原告，采纳为本案确认部分案件事实的证据。证据4，能证明原告生产的水泥砖存货在砖厂被拆除后已被收购的事实，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5，只能证明原告领取相关土地补偿金，相关附着物得到赔偿的情况，采纳为本案的证据。根据以上采纳的证据及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合理一致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原告陈焕江系丹寨县龙泉镇中华村**村民。2008年12月31日，原告提出《返乡农民工创业临时占用地申请书》，申请在自家的土地上建水泥砖厂，同日龙泉镇中华村村民委员会在该申请书上盖公章并写有“经村委会核实同意给予办理手续为谢”的字样；2009年1月5日，丹寨县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局在该申请书盖公章并写有“可办临时用地”的字样。2019年4月4日，被告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作出《责令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并送达给原告，以原告陈焕江擅自在中华村占用耕地修建制砖场地及厂房的行为，属于“大棚房”问题，是“大棚房”清理整治范畴，要求陈焕江立即拆除复垦复绿，否则被告将组织实施强制拆除。2019年4月8日，被告作出龙府呈［2019］11号《关于请求强制拆除龙泉镇中华村三组队陈焕江位于××砖生产“大棚房”的请示》，以原告陈焕江水泥砖生产用地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属于“大棚房”问题，因陈焕江截止当前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呈报丹寨县人民政府指定相关部门实施强制拆除，丹寨县人民政府同日作出丹府函［2019］20号《县人民政府关于对龙泉镇中华村三组陈焕江违法建筑物拆除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由被告对原告违法建筑依法予以强制拆除。2019年4月8日被告向原告作出龙府强拆［2019］1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决定于2019年4月9日对原告违法建筑物实施强制拆除。被告于次日对原告修建的建筑物实施了强制拆除。之后，原告砖厂生产的水泥砖被万达小镇项目部收购，原告得款39000元；2019年7月10日，原告领取了该砖厂位置的土地补偿款（1216.52平方米，72392.67元）、ＰＶＣ水管（1210元）、树木（5702.89元）、修建的堡坎（6804元）、晒坝的简易水泥地坪（1216.52平方米，72991.20元）等共计159100.76元。原告仍不服，以丹寨县人民政府作为被告，于2019年10月10日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该院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9）黔26行赔初22号《行政赔偿裁定书》，以陈焕江错列丹寨县人民政府为被告且拒绝变更为由，裁定驳回陈焕江的起诉。后原告另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并同时向本院提起本案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其损失共计3429760元，其提交赔偿清单包括如下损失：厂房土地（950平方米）1900000元、附属设施（350平方米）、经营性损失200000元、厂房设备70000元、木门（4扇）1600元、铁质门（3扇）1500元、电表（1户）520元、水表（1户）1500元、墙裙（300平方米）72000元、灯（12盏）240元、吊顶（200平方米）25000元、水泥地板（350平方米）35000元、电线（500米）2000元、水管及管件（200米）3000元、插座开关3000元、窗子（8扇）1600元、洗手池（2个）1600元、冲便器（2个）800元、便池（2个）400元、砖60000元。另查明，2019年3月30日，被告委托的测绘公司对原告修建的建筑物进行测绘，其制作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征收补偿明细表（货币补偿）》的补偿金额总计54234.28元，包括以下项目：简易棚一层（有围，91.01平方米）25482.8元、简易棚一层（13.48平方米）3774.4元、活动板房一层（43.99平方米）10645.6元、简易棚一层（18.09平方米）、简易棚一层（9.5平方米）、砖瓦一层（室外厕所，简易砖、1座）550元、普通木门（4扇）1480元、明线开关插座（21个）210元、电表（1只）520元、水池（混凝土，12.87立方米）5148元、筒灯（12盏）300元、电线（91.01米）3640.40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陈焕江户未取得用地审批许可及建设规划许可,在此情况下,陈焕江户擅自使用土地建设砖厂,该砖厂房屋及构筑物产生的利益属法律所否定的利益，其被拆除的建筑物及构筑物不具有合法性,被拆除的损失不属于合法权益损失,因此，即使本院另案因被告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对原告修建的砖厂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存在程序违法而判决确认违法，原告仍不能得到赔偿,本院对于陈焕江户提出的建筑物及构筑物的损失不予支持。但本案中，被告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作出责令拆除通知未明确原告自行拆除期限，导致原告陈焕江无法确定其自行拆除期间，如原告在明确的自行拆除的期限内其建筑材料及装修材料（如原告主张的墙裙、吊顶）可回收部分、可单独拆卸回收另行使用的物品（如原告主张的门、窗、灯、电器、电表、水表、灯、电线、水管及管件、洗手池、冲便器、便池等），属于其合法财产,但因被告存在剥夺了原告自行拆除时间的权利，拆除造成上述财产损失的,被告应当予以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故原告陈焕江要求被告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赔偿其损失,应当对其损害事实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被告认为损失不存在或并非其造成,也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顾轰元户所举证据为其自己计算的损失清单中的物品,未附证人证明、收据或购买发票等证据相印证，不能确定是否有其清单上的物品；但被告亦缺乏对财产清点、登记的有效证据,不能完全证明对被拆除建筑物的材料和物品进行清理和处置的情况。对于财产损失情况,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均不能有效证明己方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在各方证据不足且难以再行取证情况下,综合考虑本案在案证据、陈焕江户违法情形、被告强制拆除情形、当事人主张、被告委托测绘机构的测绘结果及原告已领取的补偿款等情况,本院认为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可能会对违法建筑之外的其他财产造成一定损失,本院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人民币5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陈焕江财产损失50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刘 江人民陪审员  赵华洪人民陪审员  周晓菊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李维君书记员邓汝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