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95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靳哲，男，汉族，1969年11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名宗，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秀雯，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廷忠，男，汉族，1968年10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艳秋，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靳哲因与被上诉人何廷忠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2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靳哲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304民初22178号民事判决，改判何廷忠支付靳哲股份转让款人民币857250元及利息36004元（利息自2017年8月28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7.2%计算至付清之日，暂计算至2018年3月15日）；2、改判何廷忠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没有查清。双方当事人确认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已生效的（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512号判决靳哲需将其名下持有的深圳市霍尼某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下称霍尼某某公司）0.5715%的股份变更至何廷忠名下。何廷忠于2017年8月28日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完成上述0.5715%股份变更登记手续；何廷忠未支付0.5715%股权受让款。一审没有查清的事实：（一）案涉0.5715%股份的来历。靳哲最初持有霍尼某某公司15%股份，2006年8月28日受让柳某峰10%股份，2006年10月17日受让曲某阳35%的股份，合计持有60%股份。为了平衡各股东之间的利益以及保持股东的稳定性及引进投资者，靳哲愿意将其名下30%股份作为公共股份予以分配。因此，形成2012年11月20日及2013年4月20日两份股东会决议。根据该两份股东会决议，案涉0.5715%股份来自靳哲持有的霍尼某某公司30%“公共股份”中的10%，该10%包括4%和6%。4%由当时的股东靳哲、何廷忠、案外人王某英、案外人曲某阳按各自出资比例分配。何廷忠获得的0.5715%（4%ｘ1/7）就来自于上述中的4%。此为所谓“公共股份”的由来。（二）案涉0.5715%股份在被强制转移给何廷忠前谁支付了股价款。公司法规定股东应当履行出资义务。根据“谁出资、谁收益”原则，有必要查明案涉股份的出资人。这是本案的核心和争议焦点，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案涉0.5715%股份来自于靳哲持有的霍尼某某公司的30%“公共股份”，该30%“公共股份”到底是谁出资的？靳哲称其持有的霍尼某某公司60%股份，包括其中的30%“公共股份”及其中的0.5715%股份均由靳哲个人出资获得。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靳哲在提交了靳哲受让柳某峰10%股份及受让曲某阳35%股份的股份转让合同及付款凭证等重要证据，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何廷忠在历次庭审过程中均予以确认，足以证明案涉股份由靳哲个人出资。一审认定：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靳哲在谢某退出，股权变为全体股东共有时，代其他股东支付了对价。由此可以看出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公司历次股权转让的基本事实，即靳哲与原股东谢某没有直接的股权转让关系，谢某名下的股份是转让给案外人曲某阳的,曲某阳向谢某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靳哲于2006年10月17日受让曲某阳35%的股份（其中包括曲某阳原于2004年7月23日受让谢某15%的股份），并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谢某退股后公司另3名股东先后退出，如果有所谓的“公共股份”，为何其股东退出时不主张其权利？何廷忠称30%“公共股份”系当时的股东共同回购，即共同出资。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据此，靳哲提供的证据已经远超解释要求的“合理怀疑证据”，何廷忠理应对其己经出资承担举证义务，证明其共同出资或举证靳哲受让柳某峰及曲某阳股份的股份转让款来自于霍尼某某公司当时的其他股东或霍尼某某公司的利润。（三）一审以靳哲提交的《公证书》、《收条》付款凭证等主要证据均己在（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512号案件中提出未获采信，故否定0.5714%系靳哲出资是错误的。因（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号、1512号、1691号三个案件是同一合议庭法官合并审理，双方在庭审过程中对出资问题争辩的内容与诉讼请求无关，（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512号判决书第17页的表述如下：“对于双方争议的曲某阳从李某处受让的代全体股东持有的霍尼某某公司10%股权的真实价格问题，由于何廷忠、靳哲并未对此提出诉讼请求，该问题亦与何廷忠的诉讼请求无关，故本院在本案中不做审理。”故（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512号判决书并未表明对靳哲提交的《公证书》、《收条》付款凭证等证据是否采信，也未对0.5715%股权出资问题有任何分析判断，“未获采信”结论是本案一审法官的主观臆断，不是（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号、1512号、1691号判决书的观点。故一审以（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512号判决书径行认定0.5715%股权出资不是靳哲出资，何廷忠无需支付对价的认定错误。（4）何廷忠应否支付0.5715%股份对价。公司法规定股东有出资义务，何廷忠应当就其获得的案涉股份支付对价，除非是靳哲明确表示赠予或生效判决明确无需支付对价。本案靳哲从未表示案涉股份由靳哲赠予何廷忠；生效判决也没有判决何廷忠无需对案涉股份支付对价。因此，何廷忠依法应当对案涉股份支付对价。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错误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何廷忠通过法院将靳哲名下持有的霍尼某某公司0.5715%股份强制执行变更到何廷忠名下，属于《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强制转让，但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自愿转让，显然错误。（二）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审判决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但在靳哲已经充分举证证明靳哲个人出资获得霍尼某某公司60%股份的情况下，并未要求何廷忠就其主张的案涉股份系“共同出资回购”举证，反倒认为靳哲应当提供“新”证据证明靳哲对案涉股份履行了出资义务，显然不公。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规定，何廷忠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三、对案涉股权是否是“共同出资”进行司法审计非常必要。靳哲在[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1512、169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涉案股权是否是用公司利润回购还是靳哲个人出资回购，请求法院委托第三方进行司法审计，而何廷忠谎称公司财务文件丢失、资料不全、时间长银行记录无保留等为由阻挠法院进行司法审计。在此，靳哲再次请求法院委托第三方进行司法审计，查明公司出资的真实情况，为公正判决提供有力的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改判，维护靳哲合法权益。何廷忠辩称，一、涉案霍尼某某公司0.5715%的股权从靳哲名下划给何廷忠是基于（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512号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三个事实：（一）霍尼某某公司的股权沿革存在30%的公共股份；（二）公共股份是股东共同出资购买；（三）公共股份中的10%其原股东谢某退出的股份由靳哲代持，故涉案股权的代持股份的返还不是股权转让，也不是股权出资，不涉及靳哲所称支付的股权对价的问题。二、本案中靳哲起诉所依据的股权沿革，以及股权支付均是已被生效判决驳回的主张，靳哲在上诉状中提到的通过的支付的相关的股权转让款，并获得霍尼某某公司60%的股权的主张，已由（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号、1512号、1691号三份生效判决查明，并均未予采信。三、无论股权代持的返还还是股权转让都与霍尼某某公司的出资没有任何关系，公司的出资早已经实缴到位，与本案也不是同一法律关系，靳哲一再的利用已被判决驳回的主张，反复的进行诉讼是恶意的缠讼行为。靳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何廷忠支付靳哲股权转让款857250元及利息36004元（利息自2017年8月28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7.2%计算至付清之日，暂计算至2018年3月15日）；二、何廷忠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霍尼某某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24日。公开的工商信息显示，原股东曲某阳、靳哲、谢某、王某英、柳某锋、郑某新、李某、何廷忠，持股比例分别为20%、15%、15%、10%、10%、10%、10%、10%；2004年7月23日，股东变更为曲某阳、靳哲、王某英、柳某锋、郑某新、李某、何廷忠，持股比例分别为35%、15%、10%、10%、10%、10%、10%；2006年8月28日，股东变更为曲某阳、靳哲、王某英、郑某新、李某、何廷忠，持股比例分别为35%、25%、10%、10%、10%、10%；2006年10月17日，股东变更为靳哲、王某英、郑某新、李某、何廷忠，持股比例分别为60%、10%、10%、10%、10%；2012年7月26日，股东变更为曲某阳、靳哲、王某英、何廷忠，持股比例分别为20%、60%、10%、10%；2017年8月28日，曲某阳、靳哲、王某英、何廷忠的持股比例变更为29.7143%、46.2856%、13.4286%、10.5715%。靳哲提交的《公证书》及进账单显示，2006年8月15日，靳哲与柳某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柳某峰将其持有的霍尼某某公司10%的股权以50万元转让给靳哲。2006年8月至12月间，靳哲向柳某峰付款50万元。靳哲提交的《公证书》显示，2006年9月26日，靳哲与曲某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曲某阳将其持有的霍尼某某公司35%的股权以175万元转让给靳哲。靳哲提交多张收条、转账凭证主张已向曲某阳支付股权转让款。（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21号何廷忠诉靳哲、霍尼某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以下简称3021案）中，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在该案中查明，霍尼某某公司股东靳哲、曲某阳、王某英、何廷忠2012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鉴于霍尼某某公司原有股东谢某、郑某新和李某陆续完成了合计为30%的股权转让，这30%的股份是全体现有股东的公共股份。经现有股东靳哲、曲某阳、王某英和何廷忠的充分讨论，决定对这30%的股份向现有全体股东进行分配，分配后的股份结果如下：靳哲：42.86%；曲某阳：28.56%；王某英14.29%;何廷忠14.29%;以上股份合计占霍尼某某公司100%的比例。”2013年4月20日，霍尼某某公司全体股东靳哲、曲某阳、王某英，何廷忠参加股东会议，内容为关于股权变更，该《股东会决议》显示，全体股东表决通过如下事项：“由于前期部分股东成员先后退出，其所持有的公司30%股权，已由现有股东按各自所持公司股权比例（靳哲30%；曲某阳20%;王某英10%；何廷忠10%）共同出资进行了回购，现该30%股权暂由靳哲代各股东持有10%和曲某阳代持20%，同时靳哲还代持曲某阳原有的20%股权；目前公司暂时注册股权比例如下：靳哲60%；曲某阳20%；王某英l0%；何廷忠10%。同时，公司于2003年另与自然人张某英和深圳市高某投分别签署了各3%公司股权的期权协议，所有股东均知悉此项协议。1、靳哲代持的10%股权中的一部分计4%和曲某阳代持的20%合计24%股权，由现有股东按照各自出资比例（靳哲30%；曲某阳20%；王某英l0%；何廷忠10%）进行分配，靳哲代持的曲某阳原有的20%股权进行变更归还，分配和归还后各自的持股份额分别是：靳哲40.2857%；曲某阳26.8571%；王某英13.4286%；何廷忠13.4286%；签署该股东会决议后即刻履行法定股权变更手续。2、靳哲代持的30%股权中的另一部分，即6%，由现有全体股东与期权持有人进行商谈，如果期权权益人决定行权购买，现有股东需同意并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如果期权权益人行权放弃，所余股权按前款变更后的各股东持股比例分配。3、此次法定变更手续完成后，现有股东在本公司结存有限期内，不得以各种理由提出退股（股东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框架内合法的利益诉求除外）。”当日，靳哲、曲某阳、王某英、何廷忠就香港工蜂和HTC香港股权确认事宜又签署了一份《股东会备忘录》，写明香港工某和H**香港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靳哲：42.8571%;曲某阳：28.5714%;王某英：14.2857%;何廷忠：14.2857%;以上共计两家公司100%的股权，签署该股东会备忘录后即刻履行法定股权变更手续。3021案还查明，霍尼某某公司股东同一时期对工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霍尼某某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这两个关联公司同股同权。李某在法庭上证实：2012年7月其退股时，与全体股东一起协商的，并非转让给某个股东，系当时的其余股东共同出资回购，并由某个股东暂为代持回购的股份。回购其在深圳公司的股份是50万元香港公司的股份450万元，一共500万元，是以公司的利润回购，按股东持股比例再进行分配，其退出的股份当时由曲某阳代持。其退股前，香港公司和深圳公司所有利润都由香港公司截留下来，通过靳哲个人账户进行管理，这些钱是股东的共同利润。3021案再查明，在(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王某英诉靳哲、曲某阳、霍尼某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王某英提交证明其诉求的证据即为本案何廷忠提交的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案的庭审中，靳哲认可该份决议的真实性，确认决议中记载已回购30%的股权由四名股东曲某阳、何廷忠、王某英、靳哲共同购买，并当庭表示愿意按照约定将代持的股权变更到王某英名下。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在3021案中认为，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系靳哲与何廷忠、王某英、曲某阳关于霍尼某某公司股权分配的共同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决议履行义务。何廷忠主张靳哲将其代持的4%股权中的七分之一变更至何廷忠名下，符合各方约定。根据约定，靳哲应将其代持的公司0.5715%股权变更至何廷忠名下。股东会决议约定签署该股东会决议后即刻履行法定股权变更手续，故各方均有义务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要求配合办理变更登记。靳哲在该案中主张何廷忠未支付股权对价。该院认为，涉案的决议，实际上是公司股东共同出资回购股权后，对某股东代持的股权进行具体分配，并非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股东会决议》已写明了对退出股东的30%股权已共同出资进行了回购，由靳哲代持，现决议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配。证人李某系霍尼某某公司原股东，其于2012年7月已退股，无证据显示其与何廷忠、靳哲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以采信。靳哲称由于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中涉及的30%的股权系其一人出资回购，何廷忠没有支付任何对价，故不能变更股权给何廷忠，其当庭提交的2012年11月20日《霍尼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另提交多份内容为代曲某阳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收条，均不能证明其主张，故靳哲主张本案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未支付股权款的抗辩无事实依据。判决靳哲将其名下霍尼某某公司0.5715%股权变更至何廷忠名下；靳哲、霍尼某某公司配合将该公司0.571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何廷忠名下，并办理相关工商手续。靳哲不服该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512号（以下简称1512案）民事判决中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靳哲、曲某阳是否代持霍尼某某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所持份额各为多少，其实质在于查明霍尼某某公司股权变更的真实沿革。靳哲主张，其从最初持有15%霍尼某某公司股权到现在持有60%股权，经历了两次股权变更，一次是从原股东柳某锋处受让10%股权，受让价格50万元，第二次是从曲某阳处受让35%股权，受让价格175万元；而曲某阳将3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靳哲后，再从郑某新和李某处受让20%股权，靳哲代曲某阳支付450万元给李某，此为曲某阳现在持有20%股权的由来。何廷忠主张，曲某阳最初名下股份为20%，其中10%为曲某阳本人所有，10%代徐某勋持有，2004年7月23日谢某退出霍尼某某公司，持有的10%股权为全体股东所有，由曲某阳代持，谢某代持的黄辉5%股权亦转由曲某阳代持；后曲某阳代徐某勋持有10%股权转让给曲某阳，则曲某阳持有35%股权中，20%为曲某阳本人所有，10%为谢某转让的公共股份，5%为代黄辉持有；2006年10月17日，曲某阳将名下30%股权转给靳哲，其中20%为靳哲代曲某阳持有，10%为谢某转让的公共股份，黄辉实际持有的5%股权转让给靳哲；2012年7月26日，郑某新、李某退出霍尼某某公司，该两人持有的20%股权转为公共股份，由曲某阳代持。针对两人的主张，该院评析认为：2012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明确记载谢某、郑某新及李某转让出的霍尼某某公司30%股权为全体现有股东的公共股份，分配方案为：靳哲42.86%、曲某阳28.56%、王某英14.29%、何廷忠14.29%，该四名股东均在决议上签名确认。做出该份股东会决议时王某英、曲某阳、靳哲、何廷忠持有的霍尼某某公司股权比例分别为10%、20%、60%、10%，按照何廷忠的主张，王某英、曲某阳、靳哲、何廷忠的实际持股比例分别为10%、20%、30%、10%，另有30%公共股份，而2012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中的分配结果与何廷忠的主张吻合，故虽然何廷忠没有提交股权代持协议，但2012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能够证明何廷忠所称公共股份为30%且靳哲的实际持股比例为30%的事实。该院同时认可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首页的真实性。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确认了以下事实：1、该份《股东会决议》首页确认前期股东退出的30%股权为公共股份，由现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出资进行回购，靳哲代持10%，曲某阳代持20%。公共股份分配之前，靳哲个人的实际股权为30%，曲某阳的实际股权为20%，为靳哲所代持。2、靳哲代持30%股权中有6%属于股东外的案外人，从该页记载的持股份额分配结果看，该6%未纳入分配股权中，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分配方法同2012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以靳哲为例：30%＋3/7×24%＝40.2857％，正好为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第二页所记载的靳哲分配后的股权）。3、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将该30%公共股份中的24%按4名股东的持股比例（靳哲30%、曲某阳20%、王某英10%、何廷忠10%）进行分配。故按照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靳哲应向何廷忠返还股份0.5715%（4%×1/7）。综上，1512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8月17日，何廷忠向靳哲发出一份《股权转让通知书》，载明何廷忠拟将其持有的霍尼某某公司0.8%的股权以120万元的价格向何某安等人出让，请靳哲书面答复是否购买上述股权。一审法院认为，基于以下理由，靳哲的请求不能成立：第一，靳哲在该案中提交的《公证书》、收条、付款凭证等证据均已在1512案中提出，但未获采信，靳哲并未提交足以推翻上述认定的新证据。对靳哲关于其持股比例为60%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第二，已生效的1512案民事判决查明了霍尼某某公司的股权沿革，按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应将30%公共股份中的24%按4名股东的持股比例（靳哲30%、曲某阳20%、王某英10%、何廷忠10%）进行分配。故靳哲应向何廷忠返还股份0.5715%(4%×1/7)。靳哲将其名下0.5715%的股份变更至何廷忠名下，实则系按照该判决及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的要求履行返还义务。靳哲与何廷忠不存在股权转让的合意。靳哲以股权转让合同起诉何廷忠，理由不能成立。第三，靳哲计算的股权价格没有依据。2017年8月，何廷忠拟将其持有的霍尼某某公司0.8%的股权以120万元的价格向何某安等人出让，靳哲以何廷忠2017对外出售股权的价格计算其返还0.5715%股权的价格，两种价格不具有一致性。按照靳哲主张，靳哲就公共股权支付了对价，何廷忠应向其返还。已生效的1512号民事判决认定，2004年谢某退出公司后，持有的10%的股权由全体股东所有，并由曲某阳代持。2006年10月17日，曲某阳将名下30%的股权转让给靳哲，包括了上述曲某阳代持的10%的公共股权。此系靳哲持有的10%的公共股权的由来。上述10%的股权在2004年时即由谢某持有变为全体股东所有，由曲某阳代持。该案中，没有证据显示靳哲在谢某退出，股权变为全体股东共有时，代其他股东支付了对价。靳哲以支付对价为由向何廷忠主张权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靳哲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靳哲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案件受理费12733元（已由靳哲预交），由靳哲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本院1512号民事判决与前述130号、1691号系同一天作出，该三案分别系霍尼某某公司股东何廷忠、王某英、曲某阳以靳哲或曲某阳为被告诉请该两人对代持的霍尼某某公司24%股权进行变更。1512号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三、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确认了以下事实：1、该份《股东会决议》首页确认前期股东退出的30%股权为公共股份，由现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出资进行回购，靳哲代持10%，曲某阳代持20%。公共股份分配之前，靳哲个人的实际股权为30%，曲某阳的实际股权为20%，为靳哲所代持。2、靳哲代持30%股权中有6%属于股东外的案外人，从该页记载的持股份额分配结果看，该6%未纳入分配股权中，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分配方法同2012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以靳哲为例：30%+3/7×24%=40.2857%，正好为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第二页所记载的靳哲分配后的股权）。3、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将该30%公共股份中的24%按4名股东的持股比例（靳哲30%、曲某阳20%、王某英10%、何廷忠10%）进行分配。故按照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靳哲应向何廷忠返还股份0.5715%（4%×1/7）。”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何廷忠是否应向靳哲支付股权转让款。靳哲上诉主张本院130号民事判决确定其应将所持霍尼某某公司0.5715%的股权变更至何廷忠名下，何廷忠已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完成该0.5715%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靳哲是该股权的出资人，故何廷忠应支付对应的股权转让款。对此，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霍尼某某公司2012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明确记载霍尼某某公司原股东谢某、郑某新及李某转让出的霍尼某某公司30%股权为全体现有股东的公共股份，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确定前述30%的公共股份已由现有股东按各自所持公司股权比例即靳哲30％、曲某阳20％、王某英10％、何廷忠10％共同出资进行了回购，该30％公共股权暂由靳哲代各股东持有10％，曲某阳代各股东持有20％，靳哲还代持曲某阳原有的20%股权。工商登记显示的霍尼某某公司暂时的注册股权比例为靳哲60％、曲某阳20％、王某英10％、何廷忠10％。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同时载明，基于所有股东均知悉的霍尼某某公司有与自然人张某英和深圳市高某投签署各3%公司股权期权协议的考虑，该次会议决议将前述公共股权中的24%（靳哲代持的10%股权中的4%及曲某阳代持的20%）由现有股东按各自所持公司股权比例即靳哲30％、曲某阳20％、王某英10％、何廷忠10％进行分配。本院认为，一方面，霍尼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记载靳哲及曲某阳为全体股东代持的前述30%公共股份已经由当时的四位股东即靳哲、曲某阳、王某英、何廷忠依照其股权比例共同出资进行了回购。靳哲在本案中提交的《公证书》《收条》及付款凭证均在130号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过，且即便属实，因相应的时间发生在前述两次股东会决议之前数年，故应根据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认定霍尼某某公司的原部分股东退出后代持在靳哲与曲某阳名下的30%公共股份的出资状况；其次，《股东会决议》确定对前述30%公共股份中的24%进行分配，该24%股份包含了靳哲代持的4%、曲某阳代持的20%，亦由四位股东靳哲、曲某阳、王某英、何廷忠按各自所持公司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则靳哲应向何廷忠返还0.5715%（4%×1/7），故本院1512号终审民事判决确定靳哲将其名下霍尼某某公司0.5715%股权变更至何廷忠名下并非基于通常意义上的股权转让，而是在认定前述两次《股东会决议》真实性的前提下，支持何廷忠要求靳哲履行股东会决议确定的股权变更手续。综上所述，上诉人靳哲诉请何廷忠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33元，由上诉人靳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霞睿（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