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125民初2228号 原告：莫春风，男，1955年11月30日出生，壮族，住上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壮华，男，1977年5月26日出生，壮族，住上林县。 原告：蓝秀珠，女，1954年10月30日出生，壮族，住上林县。 原告：莫彩金，女，1978年3月15日出生，壮族，住上林县。 原告：莫金芳，女，1980年8月15日出生，壮族，住上林县。 原告：莫金秋，女，1991年10月11日出生，壮族，住上林县。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善贵，男，1951年5月13日出生，壮族，住上林县。 被告：樊蓝明，男，1957年2月10日出生，壮族，住上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盛强，广西桂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莫春风、蓝秀珠、莫彩金、莫金芳、莫金秋与被告樊蓝明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莫春风、蓝秀珠、莫彩金、莫金芳、莫金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壮华、韦善贵，被告樊蓝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盛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莫春风、蓝秀珠、莫彩金、莫金芳、莫金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龙头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无效；2.判令被告退还所侵占原告的部分自留山及拆除其在原告自留山内所违章建造的建筑物。事实和理由：1984年5月之前，原被告属于上林县乔贤镇龙头村兰干庄第五队。1984年5月，本队着手划分自留山时，为了公平分配，避免农户纷争，将全队的所有农户分为二个大组，分别分为五队第1组（简称韦星光组，组长韦星光）和五队第2组（简称樊蓝迎组，组长樊蓝迎），全队还将山林地作了编号（1-8标号）并绘制出山林图，后由二个组长进行抽签。抽签结果，韦星光组抽得1、3、6、7四个标号，樊蓝迎组抽得2、4、5、8四个标号。当时被告归属于五队第1组（即韦星光组），原告归属于五队第2组（即樊蓝迎组）。各标号经过抽签落实到组后，再由各组分配，由此，原告分得本组的第5标号自留山（当时是一整片，中间还未有公路），此标号位于兰干庄塑北鹿全水库坝首右侧一带，面积共计5亩，一直以来是原告的自留山。原告上述的第5标号自留山，面积计5亩，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东面与韦星光组交界，最邻近的农户是韦文辉户；南面邻近鹿全水库坝首；西面邻近樊蓝迎和莫前丰户；北面与韦星光组交界，最邻近的农户是韦快壮户和韦覃阳户；山顶则是以水沟为界。由于手中有自留山证，同时地界及相邻户分明，从1984年6月起原告就一直在自己的自留山内种植林木并经营管理从无他事。2015年起，被告以地界不明为由，擅自到原告的第5标号自留山内挖地种树由此双方发生纠纷。2015年5月，因原、被告双方纠纷矛盾加剧，龙头村委会调解委到场处理，由于村调解委受到被告有人在村委会任职的左右，因而村调解委一概不尊重事实，不以自留山证为依据，便草率错误地制作了一份所谓《调解协议书》，并在无人在场及未当场宣读的情况下便叫原告莫春风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按手印，就这样，原告莫春风未征求全家人意见，未经家人同意，便糊里糊涂地作了签名和打手印。事后，被告持着《调解协议书》为据，继而又在原告的自留山内兴工动土建设猪场，原告多次阻止均无效。就这样，被告持着有靠山，肆无忌惮地强占了原告的一半自留山，摇身一变成了养殖大户，顺理成章被告也从中得到了龙头村委会的大力帮扶及获取了国家补贴。2018年春节，当原告莫金秋等姐妹从广东打工返回知悉自留山被被告侵占后，对龙头村委会调解委所作的《调解协议书》及被告的行为极为不服，曾多次到龙头村委会及乔贤镇人民政府要求重新到场勘查解决，但均被以“双方已协调”为由不予受理，原告请求无果。鉴于上述的事实与理由，原告认为，龙头村委会调解委在勘查、调解的过程中，除了队长黄宗康、第1组组长韦星光及两个群众到场，而会计莫曾荣和绘图人樊汉林及第2组组长樊蓝迎均未到场，处理中村委又无记录材料和到场人的签字，而由村调解委单方面来制作调解协议书，并把本来是原告整片自留山以新修公路为界（原无公路）把公路以上的一半地划归给被告权属，这是有背于法律的，违背事实的，是错误的。为此，原告特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对《调解协议书》确认无效，给予撤除，并判令被告退还所侵占原告的部分自留山，拆除其在原告的自留山内所违章建造的建筑物，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被告樊蓝明辩称，村委会的调解协议书没有违反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被告不管是种树还是办养猪场都是在自己的自留山的界限内，没有越界。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林县乔贤镇龙头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的纠纷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合法有效；2.被告有无侵犯原告的土地建造建筑物；3.原告的诉请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韦快壮、樊分蓝签名的“证词”及被告提交的韦快壮、樊分蓝签名的“证明”，该证据系证人证言，但出具证言的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且“证明”的内容否定“证词”，故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2.原告提交的照片，这些照片不能直接证明被告所建的建筑物侵占了原告的自留山，原告以该照片证明被告侵占其自留山，本院不予确认；3.证人黄某、莫某、蓝某1、蓝某2、樊某等证人的证言，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黄某、莫某陈述被告的修建的养猪场侵占了原告的自留山，而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蓝某1、蓝某2、樊某则陈述被告的养猪场建在被告的自留山，没有侵占了原告的自留山，这些证人的陈述相互矛盾，都是为了维护己方利益的说辞，且有的证人还与原被告有亲戚关系，故上述证人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4.被告提交的蓝光尧、莫保安、黄忠强、蓝常成、莫增荣“证明”，这些证据系证人证言，但出具证言的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莫春风与被告樊蓝明均为上林县乔贤镇龙头村兰干庄第五队的村民。1984年5月，原告户分得本队第5标号自留山5亩，被告户分得本队第6标号自留山7亩，两户的自留山相邻。2015年起，原被告双方因相邻的自留山地界不明发生矛盾，未能协商解决好，于是被告向上林县乔贤镇龙头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龙头调委会）反映情况请求调解。2015年5月15日，龙头调委会通过队长黄某及原老队干韦星光、蓝同英、莫某等一同到现场核查并对双方原集体山林图纸对照核实后，再对双方进行调和协商，双方统一意见后同意调解。2015年6月16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从山岭顶分水界经双方共同开水槽至下底汇水处止为分界线，从山顶分界线的西南面属乙方山林界管理权，东北面属甲方管理权，甲乙双方共同遵守，违者自负；二、甲方从塑北路至六全路归属甲方管理，乙方无权干捷（涉），六全下路属乙方管理权，甲方无权干捷（涉）；三、乙方房化肥养木二年小木共137棵，按理甲方赔偿给乙方一次性人民币叁佰元，从今以后甲乙双方俩清；四、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村调委保存一份，一份交给司法所存档；五、从签字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共同遵守。2019年10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活动。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调解协议。原告与被告之间因相邻的自留山地界不明发生矛盾纠纷，龙头调委会通过黄某、韦星光、蓝同英、莫某等人与原被告双方一同到现场核查，并对原被告双方原集体山林图纸对照核实。经对原被告进行调和协商，双方统一意见同意调解后达成了调解协议，并由原告以及被告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确认，调解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或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等情形，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主张其受欺诈而签订调解协议，但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因此原告请求确认《调解协议书》无效诉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调解协议书》对原被告双方相邻的自留山界线已经作了明确的划分，按照《调解协议书》的约定，被告的建筑物在被告一方界线内，原告以被告侵占原告的自留山为由，请求拆除被告所建造的建筑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莫春风、蓝秀珠、莫彩金、莫金芳、莫金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莫春风、蓝秀珠、莫彩金、莫金芳、莫金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何 健 人民陪审员  吴志刚 人民陪审员  吴玉娟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书 记 员  邓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