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01民初3584号原告：高华良，男，汉族，1989年11月4日生，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嘉宏，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云南华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134001358，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豆腐厂**。法定代表人：李旭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坤，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波，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高华良与被告云南华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华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嘉宏，被告华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坤、彭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审限延长3个月。高华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华信公司依法出具与高华良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书；2.判决由华信公司为高华良补交2012年9月至2018年12月的法定五险；3.判决华信公司支付高华良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1803.21元。诉讼过程中，高华良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判决由华信公司为高华良补交2012年9月至解除劳动关系时的法定五险。事实及理由：华信公司属于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2010年在文山市区域内中标承建移动专用铁塔，为此招聘数名劳工在文山市区域内做工。高华良于2012年9月被聘到华信公司公司从事基站维护员工作，固定工作地址为云南省文山市金玉名园B1区F51-S幢，月工资金额基础工资加提成。工作初期，华信公司组织高华良签订《云南省农民工劳动合同书》。至2016年5月3日，华信公司指示高华良签订一份《云南省用人单位续订劳动合同协议书》，确定高华良的劳动关系至2021年12月31日止。高华良在文山市固定的工作场所为华信公司工作6年零3个月，原本高华良以为华信公司已履行法定的缴纳社保义务，但直到华信公司不安排高华良的工作后才知道华信公司从未给高华良缴纳法定的五险。多次催华信公司补交社会保险，但均遭到华信公司的拒绝。高华良认为，自2012年至今华信公司均未为高华良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属于违法行为，依法应予以补缴。由于华信公司自2019年1月起未在文山市区域内中标工程而导致高华良失业，华信公司依法应向高华良支付经济补偿金。因为华信公司的原因导致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故华信公司依法应向高华良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书。综上所述，为依法维护高华良的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二十九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下发的云高法(2015)27号文件及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支持高华良的前例诉讼请求。华信公司辩称，一、高华良请求华信公司依法出具与高华良《解除合同关系证明书》与事实不符。华信公司已于2019年3月微信通知高华良来公司领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等材料，于2019年6月6日劳动争议仲裁院进行调解时华信公司又当面通知高华良本人领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等材料，但高华良仍未领取。劳动争议仲裁后，2019年8月8日华信公司通过国内挂号信的邮寄方式对高华良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等材料进行邮寄送达。因此，华信公司已经依法向高华良出具并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等材料，高华良请求华信公司再次依法出具与高华良《解除合同关系证明书》不应支持。二、高华良无权要求补缴法定五险。1、《云南省农民工权益保障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办理各种社会保险，可以先行办理工伤、医疗保险，逐步参加养老、失业、生育保险，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华信公司与高华良签署了《云南省农民工劳动合同书》，合同第七条约定“甲方为乙方缴纳工伤保险。”并不违法。上述合同均依法在劳动人事部门办理了合同备案手续，华信公司自2014年8月起至2018年12月按照《云南省农民工劳动合同书》约定为高华良缴纳了工伤保险，至今未受到劳动人事部门的行政处罚。2、华信公司在依法为高华良缴纳了工伤保险的基础上，华信公司在每月工资发放中，对高华良就单位承担部分的保险费还给予了其他四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及失业保险）的现金补贴。具体补贴费用明细见证据《文山市7人劳动争议保险补贴起止时间及金额》及工资表原件，而文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核实的7人劳动争议诉讼保险补贴起止时间及金额与事实不符，华信公司希望法院再行查实后，要求高华良予以返还。因此，文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依法裁决华信公司向高华良发放的工资中，已经包含用人单位承担部分，对上述高华良已经领取的单位承担部分的社会保险费，高华良应当据实予以返还。三、高华良无权要求华信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高华良于2018年12月31日向华信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而且高华良在递交《辞职申请》的同时填写了《辞职人员申报表》《辞职移交手续》并在《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和《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签字，其行为分别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属于劳动者提出辞职且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情形，依法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因此，高华良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综上，因高华良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全部驳回。高华良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高华良的身份信息，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银行卡明细账》《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工资/收入明细》，证明高华良从2012年9月进入云南华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工作，华信公司按月支付高华良报酬至2018年12月；3.文市劳人仲裁字（2019）第09-1、09-2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证明高华良与华信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后，高华良向文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申请仲裁，仲裁院作出文市劳人仲裁字（2019）第07-1、07-2号《仲裁裁决书》，高华良不服该二份裁决书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的事实。经质证，华信公司对高华良提交的第1、3组证据三性认可，证明内容认可；对第2组证据的三性认可，但证明内容中入职时间不认可，高华良的银行流水是从2013年1月开始的，不能证明高华良2012年8月就到公司入职。根据公司提交的工资表和入职记录，高华良的入职时间是2012年9月26日。本院认为，高华良提交的第1、2、3组证据均客观、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予以采信。华信公司针对其辩解,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复印件，证明华信公司以微信通知方式通知高华良领取《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但高华良不来领取，华信公司于2019年8月18日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向高华良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高华良诉请华信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请求事项，华信公司已经履行，对此请求应予驳回。2.《关于在职员工保险费用报销及保险补贴发放的通知》《昆明市单位养老保险参保证明》《工资表》复印件及《文山市7人劳动争议诉讼保险补贴起止时间及金额》，证明根据华信公司公司制度规定，高华良属于农村户口人员，签订《云南省农民工劳动合同》后，同意在昆明参加工伤保险的，由人事部办理工伤保险，其余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生育保险、失业保险金费用公司将在每月发放工资时以保险补贴的方式给予补偿，2012年10月-2017年12月期间，华信公司每月发放的工资中已经含工伤保险外的用人单位承担部分的保险费，共计44093元，而非劳动争议仲裁委认定的42128元，即便被认定补缴，高华良也应当将已经发放的用人单位承担部分予以退还。3.《云南省农民工劳动合同》《续签劳动合同意向通知书》《云南省用人单位续订劳动合同协议书》复印件，证明双方签订的《云南省农民工劳动合同》经昆明市五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登记备案，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华信公司只为高华良购买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并经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签章合法有效，高华良的合同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止。4.《申请书》《辞职人员申报表》《辞职移交手续》《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复印件，证明高华良系自己主动提出辞职，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范围，高华良请求华信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依法不应支持。经质证，高华良对华信公司提交的第1组证据中的《云南认可，但对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是：首先，该证据不合法，是华信公司没有中标文山州区域内的工程，无法安置高华良的工作，在双方未商谈解除劳动关系的任何补偿调解的情况下强行要求高华良及其他工人在该证明书上的乙方（劳动者）处签字，高华良签字后，华信公司事后才在该证明书上填写其他所有内容；其次，高华良没有承诺不需要经济补偿金，该证据不具有关联性。对第1组证据中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待证观点均不予认可，理由是：首先，该证据中的“高华良”的名字不是高华良本人所为；其次，该证据不能证实是邮寄什么材料；再者，高华良未收过华信公司合法的《解除合同证明书》。对第2组证据中的《关于在职员工保险费用报销及保险补贴发放的通知》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首先，该文件没有高华良的签字确认，也没有向高华良公示过，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其次，该文件内容违法，特别文件的第二项就明显违法；再者，该文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第2组证据中的《昆明市单位养老保险参保证明》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中的《工资表》及《文山市7人劳动争议诉讼保险补贴起止时间及金额》的三性不认可，理由是：首先，该证据中所记载的数据来自于华信公司单方所为，该些数据是高华良未认可的，高华良也未领到过华信公司单独发给的保险补贴，故该材料不真实；其次，华信公司列举该组证据中所记载的金额是摘抄于华信公司单方制作的工资表，在表中自己立项。根据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用人单位不能将自己应该承担的保险一并当工资发放，也不能在发放给工人的工资中立项保险金等规定。就算华信公司在发放给高华良的工资中立该保险补贴项目，也属于违法行为。故华信公司列举的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再者，该证据由于不客观、不真实、不合法、高华良也未在该《工资表》中签字确认，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第3组证据中《云南省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部分认可，对合法的部分与本案的关联性认可理由是：首先，该劳动合同书的第五条已经明确“双方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这一部分合法，与本案有关联系。”该合同中的第七条属于部分违法，因为华信公司依法应为高华良购买的社会保险由五个险种，华信公司仅仅为高华良购买工伤保险就属于违法行为，该条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续签劳动合同意向通知书》《云南省用人单位续订劳动合同协议书》的三性认可。对第4组证据中的“高华良”的名字部分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对华信公司的待证观点也不认可，理由是：首先，该组证据中关于“高华良”的名字是本人所签，对签名部分的真实性认可。除了高华良的签名部分外，是华信公司事后单方所为，高华良不认可其真实性；其次，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因为《申请书》的内容是华信公司强迫照着其提供的样本书写的，华信公司因为文山地区没有工程而无法安置高华良及其他工人后为达到非法解聘而在微信群里向高华良及其他工人发出辞职申请的内容并且责令高华良及其他工人必须在2018年12月30日前照着书写后交给华信公司。在要求高华良照着书写《申请书》的同时，又拿出均为空格的《辞职人员申报表》、《辞职移交手续》、《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让高华良分别签自己的名字。高华良签字离开华信公司后，华信公司才单方非法填写《辞职人员申报表》、《辞职移交手续》、《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内容。故关于本案中导致双方应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是华信公司，并非高华良。解除劳动关系不是双方平等协商，而是华信公司强行解除。虽然有高华良签名的《辞职人员申报表》《辞职移交手续》《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些材料均为华信公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单方形成的。故高华良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由于该些证据不合法，故证据对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关于华信公司的待证观点也不应支持，因为不是高华良主动提出辞职。本院认为，华信公司提交的第1组证据中的《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及第3、4组证据均客观、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华信公司提交的第1组证据中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虽然客观、真实，但并不能证明其邮寄给高华良的信函内容为《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华信公司的证明观点本院不予采纳；华信公司提交的第2组中有关社会保险的履行和约定及其他文件部分，因该部分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约定，对该部分本院不予采信，对其他部分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高华良于2012年9月入职华信公司从事基站维护员工作，2014年2月10日双方签订了《云南省农民工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工作地为云南省，合同期限自2014年2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约定了工作时间及工资待遇，合同第五条约定“双方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甲方应在招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乙方签订劳动合同，并及时为乙方办理参加社会保险手续。”第七条约定“甲方（华信公司）为乙方（高华良）缴纳工伤保险。”同时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期满后，经双方协议一致同意续订劳动合同，双方于2016年1月4日签订了《云南省用人单位续订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延至2020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高华良向华信公司递交《申请书》，辞职原因为“因本人个人原因不能正常上班，特向公司申请辞职，望领导同意”，并填写了《辞职人员申报表》、《辞职移交手续》，同时在《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和《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进行了签字。后因高华良认为华信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等发生争议，其依法向文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裁决华信公司出具与高华良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书；裁决华信公司为高华良补交2012年9月至2018年12月的法定五险；裁决华信公司支付高华良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1803.21元。该院于2019年6月30日依法作出文市劳人仲裁字（2019）第09-1号和第09-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高华良返还华信公司保险补贴42128元，并将高华良个人依法按比例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交给华信公司，由华信公司依法为高华良补缴2012年9月至2014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2014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补缴的具体金额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算为准）。自裁定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由华信公司向高华良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驳回高华良的仲裁请求。高华良不服该仲裁裁决，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如前所请。另查明，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华信公司为高华良缴纳了2014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工伤保险，未依法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在2012年10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华信公司每月与工资一起发放了保险补贴给高华良。本院认为，劳动合同纠纷是指在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订立、履行、变更、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本案中，原、华信公司双方签订了《云南省农民工劳动合同》和《云南省用人单位续订劳动合同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对高华良、华信公司双方均具有约束力，高华良、华信公司双方应诚信履行。关于高华良、华信公司双方的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问题。高华良认为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而华信公司辩解认为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对此，高华良列举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其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华信公司列举的证据能充分证实因高华良主动申请辞职，双方已经依法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且双方签订了《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和《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虽然高华良否认辞职申请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其并未就此理由向法庭列举证据予以证实，故应依据华信公司列举的证据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关于高华良要求华信公司依法出具与高华良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书的诉讼请求及高华良要求华信公司为高华良补交2012年8月至解除劳动关系时的法定五险的诉讼请求，本院以裁定的形式另行处理【详见(2019)云2601民初3584号民事裁定书】。关于高华良要求华信公司支付高华良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1803.21元的诉讼请求，因高华良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高华良、华信公司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及事实符合应由华信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而华信公司列举的证据能充分证实高华良、华信公司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系高华良申请辞职，且申请辞职的原因为高华良个人原因，华信公司方同意解除并签订《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华信公司认为高华良应当返还华信公司发放的单位承担部分的社会保险补贴的辩称，因高华良要求华信公司为高华良补交2012年9月至解除劳动关系时的法定五险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且在劳动仲裁审理阶段华信公司并未就上述辩称作为仲裁请求，明确向高华良主张返还，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华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高华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杨景景审判员  王先志审判员  朱应洪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李伦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