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2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涛，男，197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安琴，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悦，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余甄投云联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生态城。法定代表人：李秦鹏，该公司委派代表。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锋，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星，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涛与被上诉人新余甄投云联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甄投中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5民初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7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安琴、曾悦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甄投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锋、刘星通过网络视频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涛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甄投中心的一切诉讼请求；2.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由被上诉人承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原本是担保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仅以“担保合同系单务合同，而本案中任涛在支付了股权回购款后，甄投中心负有将股权转让给任涛的义务，甄投中心与任涛之系双务合同，任涛主张本案为担保合同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几句话，就否认了本案中担保关系的存在，无论在法理上、法律上，还是现实经济关系中，都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担保一般情况下属于单务合同，但在我国法律和经济关系中，并不排除担保关系中也有双务内容的存在。比如甲乙双方在春天约定，到秋天时甲方购买乙方一棵树的水果，而丙方承诺届时若甲方购买不了，则自己无条件负连带责任购买这些水果。在这一买卖关系中，甲乙是买卖双方，丙方是担保人，而且丙方一旦替代甲方买了乙方的这些水果，乙方就必须把那一棵树的水果交给丙方。很明显，在这一担保关系中，就具有双务的内容。因此，担保合同必须是单务合同的说辞，无论在法律还是现实中，都是错误的。事实上，针对股份回购的担保，若与一般金钱给付的担保比较，是单务合同还是双务合同，不应该一刀切。否则，在我国所有的股份回购关系中，就不应该存在担保一说。2.在庭审中合议庭归纳的本案焦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本案是否为担保合同纠纷；二是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是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三是本院（2018）赣民初13号、（2019）赣民终178号的判决是否对本案的判决产生影响。但在判决书中，一审法院却回避了至关重要的第二和三个问题，一味迎合甄投中心的主张和理据，属于选择性执法。作为担保人，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否认自己的担保责任，也有能力和实力履行自己该负的法律义务。但既然江西省两级法院之前的判决都已经判决上诉人担保针对的回购条款无效，那么在本案为什么要对一个被法院判决无效的回购条款承担直接责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前面被上诉人与目标公司的回购条款，何来后面的担保条款？一审法院却对之前判决的内容不予置评，明显回避焦点问题，将责任硬砸给上诉人，对上诉人显失公平。3.在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不仅判决上诉人要承担本该由目标公司回购股份的本金，而且判决要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与目标公司回购协议约定的固定收益内容，但相关的“固定收益”内容，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明确判定“《补充协议》有关运货柜公司回购股权的内容（当然也包括固定收益）应属无效”。因此，一审法院针对被上诉人与目标公司回购协议约定的固定收益由上诉人承担的判决，于法不合，于理不合，必须纠正。4.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甄投中心律师费30万元”的判决不当。上诉人认为，姑且对相关费用的理据和凭据是否真实不论，但上诉人既不是《增资协议》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增资协议》合同的一方，也没有参与《增资协议》签署的过程或者签字，在《补充协议》中并没有任何认可《增资协议》全部内容的承诺或者保障，上诉人仅仅是针对《补充协议》中甄投中心与目标公司之间股权回购的约定款项做了保证，更无针对律师费做过任何约定。因此，一审法院有关该项内容的判决属于强加上诉人，其说理和结论都与事实不符，必须予以纠正。5.一审法院审理此案过程潦草，没有给双方当事人多少法庭辩论的机会。在我方律师12月26日上午在广州向一审法院寄出《代理词》的当日，一审法院就已经制作完成了《民事判决书》。所以，一审法院不顾之前判决已经认定的内容，强加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与目标公司回购协议约定的固定收益，以及被上诉人律师费的内容，无法接受。上诉人不是目标公司，也不是目标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将案由定性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上诉人无法理解，难以认同。二、案由定性不当，本案实为担保纠纷。1.根据被上诉人一审起诉的依据，2016年4月28日，被上诉人与运货柜公司，以及“运货柜公司”股东龙科、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广投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深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了《增资协议》，约定甄投中心以10,500,000元人民币认购“运货柜公司”新增资注册资本，以对“运货柜公司”进行投资。同日，《增资协议》各方及上诉人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其中该《补充协议》以2.1.1条和2.1.2条，约定了“运货柜公司”回购甄投中心所购股份的内容，明确“运货柜公司”为回购的目标公司。同时，该《补充协议》第2.1.3条又明确约定“本协议2.1.1条和第2.1.2条中所述回购最迟在甲方（即甄投中心）通知要求回购之日起三个月内执行完毕。丙方（即运货柜公司）无法履行本条款约定之回购义务时，丁方（即上诉人）依据2.1.1条和2.1.2条之约定承当无条件的全额连带回购责任”。由此可见，《补充协议》约定的回购责任方是“运货柜公司”，上诉人承担的只是在“运货柜公司”无法履行回购义务时，承担全额连带回购的责任。因此，2.1.3条不是与2.1.1条和2.1.2条并列的回购选项条款，而是一种担保条款，其约定的不是回购责任，而是担保责任。2.2018年1月26日，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文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补充协议二》，该协议约定“若甲方（即甄投中心）以诉讼或其它任何司法手段向标的公司主张回购权利，无论判决（或调解）结果如何，乙方（即上诉人）或乙方指定第三方应于前述判决书或调解书下发之日起60天之内，全额回购甲方所持有的公司股权”。据此《补充协议二》约定的内容，上诉人依然不是相关股权回购的责任人，承担的依然是在标的公司不能回购时的连带责任。因此，该协议约定的，依然是担保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3条规定：“股东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定，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这就说明，增资扩股协议的责任方是目标公司或者股东，增资扩股协议的成立，取决于目标公司和股东之间的一致意思表示。非目标公司之外的其他人，对公司增资扩股既没有参与权、决策权，更没有其中的任何权益。因此，作为不是目标公司股东的上诉人，不能成为增资扩股协议的当事人。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是明显错误的。三、本案的本质就是担保纠纷1.《补充协议》以2.1.1条和2.1.2条，约定了运货柜公司回购甄投中心所购股份的内容，明确运货柜公司为回购的目标公司。同时，该《补充协议》第2.1.3条已明确约定“本协议2.1.1条和第2.1.2条中所述回购最迟在甲方（即被上诉人）通知要求回购之日起三个月内执行完毕。丙方（即运货柜公司）无法履行本条款约定之回购义务时，丁方（即本上诉人）依据2.1.1条和2.1.2条之约定承当无条件的全额连带回购责任”。由此可见，《补充协议》约定的回购责任目标公司运货柜公司，上诉人承担的只是在运货柜公司无法履行回购义务时，承担全额连带回购的责任。因此，在2.1.3条中，“连带”二字写的清清楚楚，它不是与2.1.1条和2.1.2条并列的，可以由被上诉人任意选择回购目标的选项条款，而是一种担保条款，其约定的不是回购责任，而是担保责任。意在运货柜公司不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的情况下，承当补充责任。由此，该《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了以下内容：①被上诉人相关股份的回购主体是运货柜公司而不是本上诉人。②本上诉人只是承诺在运货柜公司不能履行回购义务时，才全额承担连带的回购责任。③本上诉人的责任不是与运货柜公司平行的回购责任，而是一种连带责任。④被上诉人没有任意选择回购主体的权利。在这里，白纸黑字，“连带”二字写的清清楚楚，而“连带”作为限制词置于其前，就是为了强调这种连带责任的本质属性是区别于直接责任的“连带”，而不是直接承担责任，目的就在发生民事纠纷时，使司法工作者或者法官抓住“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本质特征”而正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同样，在《补充协议二》中，上诉人认可的，也是在运货柜公司回购不能时的连带责任，而不是撇开运货柜公司直接责任之外的单独责任。因此，本案属于担保纠纷。四、?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责任，属于约定连带责任，而不是法定连带责任。《民法总则》第178条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由此可见，法定连带责任是指由相关法律法规所明确规定，责任人应当而且必须承担的连带责任，法无明文规定不予创设，当事人也不能自己创设。而约定连带责任是指当事人之间相互约定的连带责任。根据本案的情况看，很明显被上诉人诉求上诉人的，是“约定连带责任”。由此，也就明确了以下问题：1.约定连带责任不存在法律上必须有效的问题。根据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也无效的法律和司法原则，在主合同或者主条款无效的情况下，因从合同或者从条款产生的连带责任也就必然无效。2.约定连带责任不是直接责任，而是在直接责任方不能履行在法律上有效的合同义务时，替代直接责任方履行合同义务的一种责任。因此，约定连带责任的成立，受制于直接责任的存在，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3.约定连带责任存在的前置条件，必须是直接责任的合法和有效。众所周知，无论是根据《民法总则》、《物权法》、《担保法》还是《合同法》的规定还是立法原则，因约定而产生的连带责任，必须以直接责任的合法有效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连带责任人只为合法行为产生的有效责任负责。由此可见，直接责任的核心是“利益交换”，连带责任的核心是“代人受过”。因此，既然本案中被上诉人与运货柜公司约定的直接责任已经（2018）赣05民初13号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和（2019）赣民终178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为无效，那么以该直接责任为基础的连带责任也就无效。依据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上诉人已经没有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和责任义务。五、（2018）赣民初13号和（2019）赣民终178号判决对本案具有决定性影响1.在上诉人提交新余中院的《民事答辩状》中，我已明确表示，不否认签署过相关担保内容，但相关担保责任的成立，都必须是以被上诉人与运货柜公司回购协议内容有效为基础的。但被上诉人与运货柜公司约定的回购条款，已经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初13号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为无效。因此，根据主协议无效，与之相关的所有担保协议也就无效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原则，上诉人也就在法律上没有了承担连带回购的责任和义务。2.在一审庭审中，合议庭曾提到《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工作会议纪要》。根据我方的了解，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工作会议纪要》第5条第二项的内容是：“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在这里，该项内容虽然没有说违反《公司法》第35条和第142条必然导致公司回购股权的协议一律无效，但明确说明，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另外，该会议纪要下发于2019年11月8日，其有关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内容，针对2018年11月21日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赣民初13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9年4月1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178号的终审民事判决书内容，并没有溯及力，也不影响以上判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被上诉人与运货柜公司约定的回购条款已经法院判决无效的事实无可改变。此外，该会议纪要第54条明确规定：“如果主合同有效，则担保合同有效，担保人与主债务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合同无效，则该所谓的独立担保也随之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据此，即便是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工作会议纪要》的内容，上诉人也没有回购被上诉人股份的法律依据。3.人民法院的裁判必须具有一致性。本案之前的（2018）赣民初13号、（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判决被上诉人与运货柜公司约定的回购条款无效。在此情况下，本案依据之前的判决内容作出裁判，应当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此外，与（2018）赣民初13号、（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书涉案内容完全一样的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402民初1903号，以及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4民终3014号民事判决书，也以投资方（嘉信企业）与运货柜公司有关回购股权的相关协议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被判决为无效，并明确判定“运货柜公司要求追加案外人任涛为被告，因嘉信企业不同意追加，且嘉信企业要求股权回购的基础已不存在，故不予准许”。在浙江省的这两个判决中，已明确判决作为相关股权回购担保人的任涛，由于股权回购的基础已不存在，不需要承担回购责任。据此，由于与本案相关的（2018）赣民初13号、（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书案件，与（2018）浙0402民初1903号、（2018）浙04民终3014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内容一模一样，上诉人认为从人民法院裁判的一致性和权威性理解，由于本案被上诉人要求股权回购的基础已不存在，上诉人就不应该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上诉人任涛还补充提出以下上诉理由：一、上诉人任涛受胁迫而签订的《补充协议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1．上诉人任涛因顾及高管涉诉的相关信息披露，被迫签订了涉案的《补充协议二》。上诉人任涛自2009年5月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连续三届担任上市公司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宇软件公司）董事一职。2018年初，被上诉人甄投中心起诉运货柜公司要求其履行回购义务，并欲同时起诉上诉人任涛承担全额连带回购责任。上诉人任涛因顾及高管涉诉的相关信息披露，影响华宇软件公司，被迫于2018年1月26日在被上诉人草拟好的《补充协议二》上签名，并同意支付被上诉人起诉运货柜公司的诉讼费用。2．上诉人任涛额外支付了被上诉人起诉运货柜公司的诉讼费。2018年3月，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被上诉人诉运货柜公司履行回购义务一案。上诉人任涛通过其亲戚刘璐额外地替被上诉人支付了其应当支付的诉讼费。如果不是受到信息披露事由的威胁，上诉人任涛不会为被上诉人支付这些费用。从客观上看，在该案的法庭审理中，被上诉人也没有追加上诉人任涛为当事人。2019年4月，该诉讼案最终被法院驳回。3．《补充协议二》损害了上诉人任涛的利益，违背了上诉人任涛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依法撤销。2019年6月27日，上诉人不再担任华宇软件董事，上诉人受胁迫的事由解除。根据《民法总则》143条、150条、152条的规定，《补充协议二》是在任涛受胁迫的情况下，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撤销。对此，请二审法院综合全案作出公平的评判。二、被上诉人怠于行使单方合同解除权，损害了任涛的利益。纵观关联案件的已生效判决文书，被上诉人完全可以根据《增资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追究目标公司运货柜公司的违约责任，通过行使单方合同解除权，保证其投资利益不受损害。1．行使单方合同解除权有法律依据及合同依据。《增资协议》第9.2条约定，乙方和广东运货柜公司发生违约情形的，...如届时投资方已缴付本协议项下全部或部分增资款的，投资方除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全部损失外，还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向投资方返还已缴付的全部款项。在（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载明：《增资协议》约定的责任属于违约责任，《补充协议》约定的则是继续履行回购义务的合同责任，两者的适用情形不同，要求对方承担的责任内容、款项金额均不相同，无法混同后在一案中一并主张。且一审法院庭审时对被上诉人进行了释明，被上诉人明确其主张是要求广东运货柜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履行回购义务。在被上诉人回购之诉被法院驳回之后，被上诉人仍然可以通过另行诉讼的方式，行使单方合同解除权，并要求目标公司返还投资款项，追究目标公司的违约责任。2．被上诉人的诉求有多种司法救济途径，其不应该为追求投资及投资固定收益的溢价款而损害老实人上诉人的利益。目前，被上诉人已掌握目标公司运货柜公司违约的相关事实及证据，在要求运货柜公司承担股权回购责任的诉请得不到法院支持后，被上诉人可以根据《增资协议》9.2条的规定，依法单方解除协议，并要求运货柜公司向其返还已缴付的全部款项，但被上诉人不去追究运货柜公司的违约责任，反而起诉上诉人要求支付具有固定收益性质的股权回购款，不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上诉人任涛是老实人，除了帮同学朋友之外，没有任何利益。尽管回购之后还有股权，但目标公司的经营状况已是今非昔比。一审法院判决损害了无任何过错老实人的利益，也严重有悖于民法所倡导的公序良俗原则。综上，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误判决，驳回甄投中心诉请。针对上诉人任涛的上诉，甄投中心答辩意见为：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的主张。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当”，却未指出任何所谓认定不当的具体事实内容，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主张。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主张“认定事实不当”没有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二、上诉人主张其受胁迫签订《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二》与事实不符且与其一审主张自相矛盾。该主张完全系上诉人凭空捏造，不应予以采信。第一，上诉人无权在二审程序项下提出新的主张和理由。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二审程序审理的范围应当仅限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法律适用以及程序等方面，上诉人在一审从未提出过所谓“受胁迫”并要求撤销《补充协议二》的主张，上诉人提出的该新主张不构成《民事诉讼法》下二审上诉理由，故二审对上诉人新提出的“受胁迫”以及撤销协议的主张不应予以审理，否则将违反《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并损害被上诉人的审级利益。第二，根据民法理论，胁迫指以不法加害威胁他人，使其产生恐惧心理，并基于该恐惧心理而为意思表示之行为。显而易见，本案上诉人所称的胁迫根本不存在。另外，根据《民法总则》第150条、第152条之规定，受胁迫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并非无效，而仅可撤销，且申请撤销的除斥期间为一年。而案涉协议签订后距今早已超过一年，已过了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限。且一审判决也已认定《补充协议二》等相关协议合法有效，因此任涛应依据《补充协议》承担回购责任。第三，上诉人在整个一审程序中一直未否认案涉协议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与其“受胁迫”的主张自相矛盾。比如：其在一审程序中反复认为其与被上诉人构成担保法律关系，且在上诉状中进一步明确表示：“作为担保人，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否认自己的担保责任，也有能力和实力履行自己该负的法律责任”（见《民事上诉状》），表明其完全认可案涉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在二审提出与一审相反的主张违反了禁反言的基本诉讼原则。此外，上诉人的上述陈述构成当事人的自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其在一审及《民事上诉状》中的自认行为，不应予以采信。第四，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受胁迫签署《补充协议二》的主张。上诉人提交的有关上诉人担任上市公司高管、支付被上诉人起诉运货柜公司诉讼费等事实与本案毫无关系，更不能证明其受胁迫而签署协议的主张。另外，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30条之规定，当公司董事涉嫌违法违纪被有权机关调查或者采取强制措施时，上市公司才应披露，故董事因个人债务涉及的民事纠纷并不属于披露范围，上诉人所谓“高管涉诉信息披露影响华宇软件公司”的理由根本不成立。第五，上诉人之所以签订《补充协议二》并代被上诉人聘请律师并提起针对货运柜公司的诉讼，目的在于意图逃避其个人应承担的回购责任。运货柜公司由上诉人以及龙科两人发起设立，上诉人是运货柜公司第二大股东广州广投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0.68%）的实际控制人，并负责运货柜公司所需运营资金的融资。被上诉人与另一投资人嘉兴嘉信潜龙投资合伙企业（“嘉兴嘉信”）经上诉人引荐、介绍接触到运货柜公司投资项目，因当时运货柜公司估值较高（人民币14亿元），任涛为了说服被上诉人及嘉兴嘉信投资，愿意承担连带回购责任。然而运货柜公司的经营情况远未达到预期。回购条件成就后，任涛为了避免承担回购责任，主动为被上诉人及嘉兴嘉信聘用律师代理起诉运货柜公司，并为该案件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等费用；与此同时，任涛与被上诉人、嘉兴嘉信分别签订了《补充协议二》，寄希望于被上诉人、嘉兴嘉信先起诉运货柜公司，由运货柜公司承担回购责任，进而自己可以免于或延后承担责任。因此，完全不存在被上诉人胁迫任涛签署《补充协议二》的情况；恰恰相反，签署《补充协议二》且积极为投资人聘请律师起诉公司的做法，完全是上诉人主动而为，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免于或延后承担回购责任。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构成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非上诉人主张的担保关系。第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构成担保关系。一审判决从双方构成双务合同关系的角度，驳回了上诉人关于双方构成担保关系的主张，认定双方签订的案涉协议合法有效，适用法律正确。除此之外，从合同文义（案涉协议中无任何“担保”、“保证”字样）、法定要件（案涉协议没有任何《担保法》第15条规定的保证合同内容的要件）、履行效果（上诉人对运货柜公司无追偿权）等角度，亦可以得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构成担保或保证关系的结论。第二，（2018）赣05民初13号民事判决书、（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书（“公司回购案判决”）不影响本案双方回购约定的效力。鉴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就案涉协议构成独立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本案双方之间的合同效力与公司回购案判决无关。此外，《补充协议二》第1条也明确约定，上诉人承担绝对无条件的回购义务，不以运货柜公司是否回购原告股权为前提。第三，“连带责任”并不等于担保责任。上诉人反复强调案涉协议约定上诉人承担的是“连带的回购责任，不是直接责任”，所以属于“担保纠纷”。上述主张混淆了“连带责任”与“担保责任”的区别。《民法总则》中关于“民事责任”的第八章第178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因此连带责任是民法体系中多方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而担保责任中的连带保证责任仅属于连带责任的一种。本案双方之间非担保关系，系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案涉协议中“连带责任”不影响本案双方关系的认定以及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回购责任的主张。第四，即使假设双方构成担保关系，根据九民纪要的最新规定，案涉协议也是合法有效的。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二部分第5条规定，“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与运货柜公司之间的回购约定合法有效，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回购约定毫无疑问也同样有效。至于上诉人在补充上诉状中提到的被上诉人应否解除相关协议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该理由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也无法构成有效的二审上诉理由。事实上，被上诉人是否选择向运货柜公司主张合同解除权是被上诉人的权利而非义务。被上诉人是否有权选择解除协议以及被上诉人是否行使该权利均与本案无关。另外，上诉人提及的（2018）浙0402民初1903号与（2018）浙04民终3014号民事判决书（“嘉兴判决”）并认为“明确判决作为相关股权回购担保人的任涛不需要承担回购责任”，该主张完全不符合事实，属于故意歪曲事实的恶劣行为。上诉人任涛并不是嘉兴判决相关案件当事人，所以嘉兴判决没有也不可能对任涛是否应承担回购责任做出认定。四、一审关于律师费的判决正确，上诉人应承担被上诉人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一审法院对律师费的认定完全正确。上诉人应承担被上诉人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的依据如下：《关于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第9.1条：“……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律师费等费用）”；《补充协议一》第3.3条：“《增资协议》和本协议构成各方之间就公司本次增资扩股所达成的完全合意……”；《补充协议二》第1条：“在原《补充协议》约定的各方权利和义务不变的基础上……”。基于上述约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同意《增资协议》项下的有关内容（包括费用承担条款）系各方合意。由于上诉人未履行回购义务，属于违约方，故应根据上述违约责任的约定承担被上诉人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损失。五、一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未损害上诉人的任何程序利益。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判决草率”、“枉法裁判”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充分行使了举证、答辩、质证、辩论等程序权利，程序利益未受到任何损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以驳回。甄投中心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任涛向甄投中心支付回购价款（以10500000元为基数，以每年10%的回购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回购价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0月10日为14038356.16元），用于回购甄投中心所持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2判令任涛承担甄投中心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计人民币300000元；3判令任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28日，甄投中心与龙科、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广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深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运货柜公司）签订《增资协议》，约定甄投中心向运货柜公司增资1050万元。同日，上述人员与任涛签订《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了运货柜公司的回购情形，并约定了回购款总额=甲方（甄投中心）的实际投资款×（1+持股天数／365天×15%）-回购之日甲方已从公司获得的股息、红利。持股天数指增资款支付日后第二天至回购日前一天的日历天数。同时约定，若运货柜公司无法履行回购义务时，任涛承担无条件的全额连带回购责任。2016年5月27日，甄投中心向运货柜公司转款1050万元。2018年1月26日，甄投中心与任涛再次签订《补充协议二》，约定在原《补充协议》约定的各方权利义务不变的基础上，任涛同意若甄投中心以诉讼或其他任何司法手段向标的公司主张回购权利，无论判决（或调解）结果如何，任涛或任涛指定的第三方应于判决书或调解书下发之日起60日内，全额回购甄投中心所持全部标的公司股权，并承诺，回购事宜最迟于2018年12月31日完成，否则，回购利率调整为10%。《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并约定协议中任何条款由于其适用法律而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有效性。《补充协议》同时确认《增资协议》构成各方之间就增资投股的合意。2018年8月，甄投中心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运货柜公司、龙科按《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回购义务，一审法院（2018）赣05民初13号驳回了甄投中心的诉讼请求。甄投中心不服，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178号维持了（2018）赣05民初13号民事判决。2019年12月4日，甄投中心向运货柜公司其它股东发出《关于拟转让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通知函》，征询其他股东是否就涉案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截止本案判决时，尚没有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为担保合同纠纷，任涛与甄投中心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任涛主张本案为担保合同纠纷，因甄投中心与运货柜公司及龙科签订的股权回购条款无效，故本案作为担保合同亦无效，且甄投中心没有任何损失，其不需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担保合同系单务合同，而本案中任涛在支付了股权回购款后，甄投中心负有将股权转让给任涛的义务，甄投中心与任涛之系双务合同，任涛主张本案为担保合同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任涛与甄投中心签订的《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没有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任涛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甄投中心要求任涛支付回购款14038356.16元及并支付自2019年10月11日起以10500000元为基数，按年10%的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甄投中心主张30万的律师代理费诉请，因双方在《补充协议》中认可了《增资协议》亦构成甄投中心与任涛的合意，而增资协议中对律师的支付予以了约定，该院对甄投中心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任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新余甄投云联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回购款14038356.16元并支付自2019年10月11日起以10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款项，用于回购原告新余甄投云联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所持有的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二、任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新余甄投云联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律师费30万元。一审诉讼费107830.1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12830.14元，由任涛承担。上诉人任涛二审提交了七组17份证据：第一组证据上诉人任涛任职情况：1.华宇软件历届董事会成员名单；2.《华宇软件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华宇软件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证明：上诉人任涛自2009年5月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连续三届担任上市公司华宇软件董事一职，上诉人任涛于2019年6月28日起不再担任上市公司华宇软件董事职务。第二组证据涉案的三个协议：3.《增资协议》；4.《补充协议》；5.《补充协议二》；6.2017年4月20日大华会计事务所广州分所《广东运货柜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证明：1.《增资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向目标公司运货柜公司投资1050万元。该《增资协议》与上诉人任涛无关，但在2018年1月26日它却成了《补充协议二》“鉴于1”的内容；2.上诉人任涛与运货柜公司法定代表人龙科是长江商学院粤商二期同学，碍于情面，任涛替运货柜公司担保连带回购，在被上诉人拟好的《补充协议》上签名；但在2018年1月26日它成了《补充协议二》“鉴于2”的内容。该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回购行为已被多家法院判决无效；3.2018年是上诉人任涛在华宇软件担任高管期间，为避免涉诉，避免涉诉的信息披露，避免上市华宇软件受影响，不得已、受胁迫而在该协议上签字，该协议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事先拟定的协议条款，明显损害上诉人的利益；4.第三方大华会计事务所广州分所对运货柜公司的财务审计，是《补充协议》1.2目标公司业绩认定的依据，该审计报告是在2017年4月20日做出，与《补充协议二》中“鉴于3”情况不符，“触发条件”并未实质发生。第三组证据上诉人任涛受胁迫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补充协议二》之后，额外地支付了应当由被上诉人支付的其他案件诉讼费，如果不是受到信息披露事由的威胁，上诉人任涛不会为被上诉人支付这些费用：7.上诉人任涛持有的支付凭证、2018年3月2日《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2019年1月3日《招商银行转帐汇款电子回单》、2019年1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超级柜台客户回执》；8.刘璐身份证复印件及《在职证明》；9.刘璐的《代交诉讼费用的说明》。证明：1.任涛为避免涉诉，除了被迫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补充协议二》之外，还在被上诉人起诉运货柜公司回购股权案件中，通过刘璐以银行转账的方式，额外地代替被上诉人支付了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5民初13号民事判决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的诉讼费；2.刘璐是任涛的亲戚，目前在广州数字方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行政工作；3.刘璐按照任涛的安排，在2018年3月2日、2019年1月3日、2019年1月31日，分别向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转账支付了诉讼费。第四组证据一审法院未对庭审归纳争议焦点进行全面评判：10.（2019）赣05民初333号一审庭审笔录（第四页）。证明：一审判决回避了一审庭审中至关重要的第二、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是选择性执法。在《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了三个争议焦点：“第一、本案是否为担保合同纠纷；第二、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任涛不是标的公司的股东是否影响其签订的补充协议而致协议无效；第三、本院（2018）赣05民初13号，（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书是否对本案的判决产生影响？”；而一审判决书认为的争议焦点只是“本案是否为担保合同纠纷？任涛与甄投中心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第五组证据省外同类的相关协议、文书材料：11.2018年1月26日上诉人任涛与嘉兴嘉信潜龙投资合伙企业签订的《关于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二）》；12.上诉人任涛持有的支付凭证：2018年4月2日《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2018年12月5日《中国农业银行超级柜台客户回执》；13.刘璐的《代交诉讼费用的说明》；14.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402民初1903号民事判决书（第21页）。证明：1.上诉人任涛基于其华宇公司高管的身份，不愿涉诉，被迫与嘉兴嘉信潜龙投资合伙企业签订了与本案被上诉人内容一致的《补充协议二》；2.上诉人任涛为避免涉诉，避免华宇高管涉诉的信息披露，被迫在嘉兴嘉信潜龙投资合伙企业起诉广东运货柜公司回购股权案件中，通过刘璐以银行转账的方式，额外地支付了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402民初1903号民事判决及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4民终3014号民事判决的诉讼费；3.刘璐按照任涛的安排，在2018年4月2日、2018年12月5日，分别向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及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转账支付了诉讼费；判决书明确载明：“被告运货柜公司要求追加案外人任涛为被告，因原告不同意追加，且原告要求股权回购的基础已不存在，故本院不予准许”，证实了嘉兴嘉信潜龙投资合伙企业在实际诉讼中没有追诉任涛。第六组证据本院已生效裁判文书材料关于补充协议回购条款效力的认定，对本案的裁判有直接影响：15.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5民初13号民事判决书（第七页）、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书（第21页）；16.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书（第20页）证明：1.该生效判决关于《补充协议》中广东运货柜公司回购股权的条款因损害公司和公司债权人利益、违反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不得随意减少和抽回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裁判内容，对本案有直接影响，任涛不应对一个回购股权的无效约定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应当保持裁判文书的一致性与权威性，同案同判；2.对被上诉人在该诉讼中多次提到广东运货柜公司及龙科等违约问题，该判决书明确载明，被上诉人有权单方解除增资协议并要求对方返还已缴付的全部投资款。现在被上诉人为获取投资溢价利益，不追究运货柜公司的违约责任，反而起诉任涛，要求其支付回购款，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其诉求不应当得到法庭的支持。第七组证据其他指导性判例：17.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鲁民三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有判例明确“鉴于条款”可以视为合同的附条件。被上诉人甄投中心质证意见为：证据1、2不是新证据，不应采信。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3、4、5真实性无异议，三个协议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涛在两份补充协议上签字恰恰证明其是运货柜公司投资项目的引荐、介绍人。任涛也是第二大股东广州广投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负责运货柜公司的融资，控股股东龙科负责公司业务。二人不仅是同学关系，更是运货柜公司项目经营合作关系。恰恰证明其为了避免被起诉而主动签署《补充协议二》，明显是为了自身利益，不存在所谓的“受胁迫”。证据6不是新证据，不应采信。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该证据恰恰证明运货柜2016年净利润为负的400余万元，回购条件已满足。被上诉人在审计报告出具之前已经通过公司股东会会议了解到了运货柜的财务数据，与《补充协议二》鉴于条款第3条不矛盾。该份证据第一页是一张标题为“广投2017.3.28-4.7日查账期间提供资料”，恰恰证明任涛为广州广投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广州广投行使运货柜股东权利。证据7、8、9不是新证据，不应采信。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任涛为了避免承担回购责任，主动为被上诉人聘用律师代理起诉运货柜公司，并为该案件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等费用。证据10的庭审笔录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三个争议焦点中的前两个确定之后，第三个亦随之确定，不必另行在判决书中说明。即：本案双方之间为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构成担保合同关系，所以与被上诉人与运货柜公司之间的回购约定是否有效无关，在先判决（2018）赣05民初13号、（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书不影响本案判决。证据11、12、13、14不是新证据，不应采信。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嘉兴嘉信系与被上诉人同一时期投资运货柜的投资人。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任涛负责运货柜公司的融资，并在回购条件满足后努力促成各投资人先起诉运货柜公司，避免承担回购义务。证据15、16不是新证据，不应采信。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本案双方之间非担保关系，关于被上诉人与运货柜公司合同争议案件判决不影响本案双方回购义务约定的效力。被上诉人是否行使增资协议单方解除权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被上诉人是否选择向运货柜公司主张合同解除权是被上诉人的权利而非义务，被上诉人是否有权解除协议以及被上诉人是否行使该权利均与本案无关。证据17其他指导性案例不是新证据，不应采信。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补充协议二》“鉴于”条款所述均为双方确认的事实，不影响《补充协议二》的效力。被上诉人甄投中心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庭审后，被上诉人甄投中心书面答复了合议庭2个提问：1.关于案涉《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文本是哪一方起草的。答复：由甄投中心起草后发给任涛一方包括任涛、其助理孟泉忠以及任涛律师等多人审阅、修改并最终确认。2.两份协议的签署过程。答复：双方通过快递邮寄方式完成，双方确认协议文本后，孟泉忠先行打印两份协议请任涛签字，再快递给唐骁，唐骁安排加盖甄投中心公章后快递给孟泉忠。孟泉忠与任涛在广州，唐骁在北京。对上诉人任涛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为：证据3、4、5、11、14、15、16不是新证据，一审双方已质证。其他证据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能否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应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是：1.任涛是否应承担股权回购的义务；2.本案律师费的承担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本案系担保合同纠纷，《补充协议二》也是在运货柜公司回购不能时由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基于甄投中心与运货柜公司的回购条款无效，且相关生效判决对此已作出认定，根据担保法规定，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上诉人作为担保人无过错，不承担任何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为：1.虽然案涉三份协议（增资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存在关联性，但甄投中心诉请任涛承担回购义务主要是依据《补充协议二》，并不是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在《补充协议》中任涛承诺“若运货柜公司无法履行回购义务时，任涛承担无条件的全额连带回购责任”，根据该约定，上诉人任涛对回购股权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是民法体系中多方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法律内涵显然更广），而连带保证责任仅是连带责任情形之一，且有主从债务之分，担保责任系从债务。上诉人将《补充协议》中的“连带责任”理解为“连带保证责任”，并未加重任涛的责任负担，从承担结果看两者基本相当。但上诉人在《补充协议》中的责任是否为担保责任不是本案争议的问题，甄投中心本案的诉请是要求任涛承担直接的回购责任，并非担保证责任。2.《补充协议二》的签约主体仅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方，从文字表述看，并未出现连带保证、担保的字样，其内容亦不具备担保法规定的保证合同构成要件，故《补充协议二》不宜认定为担保合同。合同约定“若甲方（甄投中心）以诉讼或其他任何司法手段向标的公司主张回购权利，无论判决（或调解》结果如何，乙方（任涛）或乙方指定第三方应于前述判决书或调解书下发之日起60天之内，全额回购甲方所持全部标的公司股权，回购价款总额按照以下公式确定……。乙方承诺、无论诉讼/调解是否完成或者标的公司出现任何情况。上述回购事宜最迟于2018年12月31日完成”，该约定具体明确，任涛所应承担的责任不是运货柜公司不履行义务时的保证责任，而是直接的股权回购责任，并不以运货柜公司是否回购为前提。故根据双方约定，任涛系股权回购的主体，应向甄投中心支付回购款并取得相应的股权，双方实质形成了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是《补充协议二》形成的原因，但对任涛而言，《补充协议二》不是之前其承担连带责任的延续或补充，而是甄投中心与任涛经协商就股权回购问题形成的一种新的合意。故本案并非担保合同纠纷，应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对案由的认定以及担保合同是单务合同还是双务合同的评判，并不会对上诉人最终应承担的责任产生实质影响，任涛应按《补充协议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3.《补充协议》签订的主体是投资方甄投中心、目标公司、运货柜公司的全体股东及案外人任涛，该协议中关于“若运货柜公司无法履行回购义务时，任涛承担无条件的全额连带回购责任”的约定是得到了运货柜公司全体股东认可的，且一审诉讼中甄投中心亦向全部股东发出了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函，有的股东放弃有的未回复，根据法律规定此时任涛行使股权回购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故上诉人主张其不是股东，《补充协议二》签订时侵犯了股东受让股权的优先权，与事实不符。4.（2018）赣民初13号民事判决及（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并未认定《补充协议》无效，仅是认定其中目标公司（运货柜公司）回购股权的条款无效，协议其他内容仍然合法有效。任涛基于《补充协议》承担的连带责任与基于《补充协议二》承担的股权回购责任完全不同，故两份判决书对本案纠纷的处理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综上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的观点，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上诉人还提出《补充协议二》不是上诉人任涛真实意思表示，系为避免其上市公司高管身份涉诉需信息披露而受胁迫签订的协议。本院认为，任涛多年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作为商事主体，其对合同签订产生的商业风险及应承担的责任应具有相应的认知能力，对《补充协议二》中的签名任涛不持异议，且一、二审相关法律文书中也自认其有能力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故案涉协议的签订应认定为任涛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提出甄投中心通过中间人传话欲起诉任涛，上诉人因高管身份而受胁迫，该事实并无证据佐证。根据法律规定，受胁迫而签订的合同当事人依法可以撤销，但任涛一直未行使法律赋予的撤销权，且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诉讼费交费证据不足以证实《补充协议二》系受胁迫而签订，综合全案证据及实际情形，上诉人受胁迫而签订协议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关于律师费的承担。因《补充协议二》对此并未明确规定，虽然甄投中心支付该费用系因为任涛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导致，但《补充协议二》中对于任涛未在2018年12月31日前回购股权，则回购利率由8%调整为10%，该约定应认定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甄投中心诉请中回购利率均是按10%计取，故任涛因未履行合同所承担的违约责任已在一审判决第一项中体现。上诉人关于不承担律师费用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5民初3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维持“任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新余甄投云联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回购款14038356.16元并支付自2019年10月11日起以10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款项，用于回购新余甄投云联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所持有的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二、撤销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5民初3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撤销“任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新余甄投云联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律师费30万元”；三、驳回新余甄投云联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9,422.63元，由上诉人任涛负担87,538.1元，新余甄投云联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负担21,884.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章辉审判员  肖玉华审判员  赵建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李源源书记员陈娟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