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3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波元，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景友，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雷太洪。上诉人梁波元因与被上诉人雷太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9）粤0881民初3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波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景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波元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驳回雷太洪的诉讼请求。二、判决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雷太洪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遗漏认定梁波元与雷太洪一并参与赌博活动的重要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雷太洪明知梁波元借款用于赌博的事实，梁波元对此没有异议，根据梁波元一审时提供的《微信支付账单明细》以及《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可得出结论：雷太洪明知梁波元借款用于赌博，且两人直接参与赌博活动。1.根据《微信支付账单明细》可知：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4月28日期间，梁波元与雷太洪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超过44起，转账记录多数发生在凌晨、深夜，转账时间间隔多为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不等，多笔转账金额为1000或2000元，双方之间在没有其他正常资金往来的情况下，双方如此频繁的转账往来明显不符合常理，雷太洪是想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其非法的目的，从侧面可知双方均参与赌博活动。2.依据《微信支付账单明细》的内容可知，2019年4月25日双方就开始频繁出现相互转账行为，从2019年4月25日开始双方就一起参与赌博活动。2019年4月26日，梁波元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余额仅剩104.6元，资金不足以继续参与赌博，但此时雷太洪却怂恿梁波元继续赌，并声称可以提供资金。雷太洪在梁波元赌输升上钱财后故意借款给梁波元诱骗梁波元继续读博。当时雷太洪即向梁波元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转存50000元，同日梁波元通过该银行账户向雷太洪微信转账2000元，如果双方不是直接参与赌博活动，当日梁波元借款后即向雷太洪还款明显不符合常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后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梁波元因无效合同取得的利益予以返还，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双方虽有借贷行为发生，但涉案借款用于支付赌债，用途不合法，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当属无效民事行为，均应认定为赌债，赌债自始不产生债的效力，法律不予保护。本案具体应适用以下法律规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的规定，雷太洪明知梁波元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其借贷关系是不合法，依法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本案借贷合同涉及的标的物因赌博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从保护社会公序良俗的角度出发，赌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双方民间借贷行为不合法，其行为属于赌债的一种，非法赌博行为不应被合法化，不应与国家推行的法制社会方针背道而驰。因赌博活动发生的债务纠纷不应受到保护，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三、一审法院遗漏了重要的事实，雷太洪收取的利息过高，远远高于法定利率，很明显属于高利贷，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严查雷太洪的违法行为。《借据》虽写明月利率是3%，但是从梁波元向雷太洪微信转账的情况可知，实际的月利率是5%，在签订借据当日梁波元已支付利息2500元，2019年5月26日和6月28日微信转账利息共5000元，7月26日支付利息2500元，从签订借据之日至今梁波元已支付给雷太洪利息共计10000元，雷太洪收取的利息过高，远远高于法定利率24%，明显属于高利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的规定，雷太洪无疑是打着民间借贷的外衣旗号，通过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明显属于“套路贷”，企图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其非法目的。法院应严守法定利率红线，严查雷太洪实施“套路贷”的违法行为，并依法驳回雷太洪的全部诉讼请求。退一步说，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涉案民间借贷关系无效，一审法院亦应在梁波元应还款项中扣除梁波元已支付的10000元的利息。被上诉人雷太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雷太洪对一审法院认定雷太洪借款给梁波元的50000元是明知其用于赌博的事实有异议。一审法院根据梁波元转账给雷太洪的转账记录的次数及时间，推断雷太洪借款50000元给梁波元是明知其借款用于赌博过于武断。事实上，雷太洪只认可梁波元微信转账给梁波元款项是兑换现金作为赌博使用，是想说明梁波元转账给雷太洪的资金用途与本案无关。而且根据雷太洪与梁波元微信转账的记录显示，雷太洪通过银行转账出借50000元给梁波元的当天（即2019年4月26日）及前后，双方均有转账记录。因此，可以证实雷太洪借款给梁波元50000元与其他微信转账是没有任何联系的，雷太洪也不可能知道其借款50000元的用途。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微信转账记录的时间及次数推断雷太洪明知梁波元借款用于用于赌博，认定事实错误。虽然雷太洪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有异议，但考虑到一审法院支持了雷太洪大部分的诉讼请求，为避免诉累，因此才没有提出上诉。二、关于本案适用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规定：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属于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属于新法，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进行判决，并无不当。三、关于本案的利息是否过高的问题。1.梁波元既主张其借款属于赌债，不应当返还借款;又主张利息过高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前后矛盾。2.如前所述，除2019年5月26日及2019年6月28日的微信转账属于支付利息外，其它微信转账均与本案无关，至目前为止，雷太洪至今只收到梁波元5000元的利息，该利率并没有超过法律的规定。雷太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梁元波立即偿还借款50000元及支付利息（从2019年7月26日按月利率3%计）给雷太洪，并判决由梁元波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4月26日，梁波元出具《借据》给雷太洪收执，《借据》的主要内容有梁波元向雷太洪借款人民币50000元;借款定于2019年7月26日还清;若逾期还款以月利率3%计付利息至清偿日止；另外按本息总额的30%支付违约金。同日，雷太洪通过银行转账50000元给梁波元。梁波元于2019年5月26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利息2500元给雷太洪。梁波元于2019年6月28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利息2500元给雷太洪。梁波元提供的微信支付账单明细，起始时间为：2019年4月1日00:00:00,终止时间为2019年5月31日23:59:59。雷太洪认为该证据不完整，其另外还有一笔借款于2019年4月28日通过微信转账给梁波元10000元该证据没有反映出来。经双方核对，微信支付账单明细中有这笔转账记录，但没有标示出转账金额，梁波元对收到该笔款项没有异议。雷太洪也没有提供这段时间的微信支付账户明细予以佐证。梁波元提供的微信支付账单明细予以采信。微信支付账单明细可查得雷太洪转账给梁波元的款项如下：1.2019年4月22日1笔3000元；2.2019年4月25日转账3笔共5000元；3.2019年4月26日转账2笔共2045元；4.2019年4月27日转账1笔2000元；5.2019年4月28日转账8笔共22200元；6.2019年5月4日转账2笔共2000元；7.2019年5月5日转账1笔2000元；8.2019年5月6日转账1笔1500元；9.2019年5月9日转账2笔共4000元；10.2019年5月10日转账1笔2000元。雷太洪在此期间微信转账给梁波元共计45745元。微信支付账单明细可查的梁波元转账给雷太洪的款项如下：1.2019年4月25日转账10笔共16900元；2.2019年4月26日转账3笔共4000元；3.2019年4月27日转账8笔共15000元；4.2019年4月28日转账9笔共22000元；5.2019年5月2日转账3笔共5000元；6.2019年5月3日转账1笔1000元；7.2019年5月4日转账1笔8000元；8.2019年5月9日转账2笔共4000元；9.2019年5月26日转账1笔2500元（雷太洪确认收到的利息）。梁波元在此期间微信转账给雷太洪共计78400元。雷太洪曾于2019年8月12日起诉梁波元，要求梁波元偿还借款59000元，后于2019年8月27日申请撤回对梁波元的起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粤0881民初31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雷太洪撤诉。雷太洪明确上述微信转账与（2019）粵0881民初3181号一案中的借款59000元没有关联。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对雷太洪、梁波元所作调查笔录，经征询双方意见，双方同意不需再开庭质证，同意作为已质证的证据由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雷太洪出借涉案借款50000元时是否明知梁波元是用于赌博。二、梁波元是否已经清偿涉案借款本息。关于争议焦点一。梁波元主张雷太洪明知其借款用于赌博还出借其50000元，提供了微信支付账单明细。该微信支付账单明细可查，从2019年4月22日至2019年4月26日，双方往来微信转账达19笔，同日出现频繁的往来转账，梁波元主张这是与雷太洪共同参与赌博的赌资输赢转账。雷太洪否认直接与梁波元赌博，主张梁波元转账给自己是因梁波元需要现金赌博向其请求给付现金而通过转账偿还，而其向梁波元转账是因梁波元有现金支付给自己才向其转账。从转账记录可以看出，雷太洪与梁波元在涉案借款日前后有频繁转账来往，有些转账发生在深夜、凌晨，双方之间没有其他正常的资金来往的情况下，应认定雷太洪知道梁波元在借款之前有赌博行为。雷太洪对于涉案借款的用途是为了收取利息不是给梁波元用来赌博的解释，明显与事实不相符，雷太洪的辩称不能合理排除借款给梁波元时明知其用于赌博的合理怀疑。对梁波元抗辩的雷太洪明知其涉案借款用于赌博的意见，予以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梁波元主张2019年4月27日至2019年5月4日微信转账给雷太洪的21笔共计50000元是用于偿还涉案借款本金；2019年5月3日至2019年6月28日微信转账给雷太洪的5笔共计10000元是用于偿还借款利息。雷太洪承认梁波元2019年5月26日转账的2500元和2019年6月28日转账的2500元是收取涉案借款的利息，主张其余转账均是梁波元与他人赌博需要现金时向雷太洪微信转账相应的金额。根据微信支付账单明细，梁波元主张用于偿还本金部分的转账记录发生很多数发生在凌晨1时到6时，转账时间间隔多为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不等，多笔转账的金额为1000元或2000元，且主张借款的次日2019年4月27日凌晨就开始偿还借款本金，明显不合常理。且在2019年4月27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雷太洪也向梁波元微信转账16笔共计35700元。因此，梁波元主张的上述微信转账用于偿还借款本息，理由不充分，没有足够依据清楚界定这些转账哪些是用于赌博，哪些是用于偿还借款本息。梁波元也认可其诉讼代理人的“雷太洪、梁波元之间转账记录就是属于赌博输赢的资金往来，但原告不肯承认是用于赌博，雷太洪无法说明借款资金的用途，单凭雷太洪片面之词无法证明其主张。故我方主张是偿还原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陈述。因此，除开双方确认的偿还借款利息5000元以外，其他梁波元的抗辩偿还借款本息意见，不予采纳。另，梁波元主张于签订借据当日已支付利息现金2500元及2019年7月26日支付利息现金2500元的抗辩意见，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纳。综上，雷太洪明知梁波元借款是用于赌博，仍向其出借涉案借款50000元，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的规定，认定双方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无效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为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烤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梁波元因无效合同取得的利益，应当予以返还。已偿还的利息5000元，因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不发生法律效力，利息计取无据，应作借款本金扣减，由梁波元返还借款45000元给雷太洪。雷太洪主张梁波元偿还借款利息，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梁波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借款45000元给雷太洪；二、驳回雷太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梁波元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5元，由梁波元负担500元，雷太洪负担25元。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梁波元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梁波元上诉请求的事实理由，本案应厘清以的焦点问题是：关于梁波元应否向雷太洪返还款项的问题。结合本案的证据与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梁波元应向雷太洪返还款项并无不当，具体理由如下：1.给付所依据的合同被认定无效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的规定，因合同所取得的财产一般应予以返还，否则可能造成不当得利的后果，除非该给付具有不法原因，则因不法原因给付并无债务存在，给付人将自己置于法律秩序以外，故无必要对其予以保护。2.不当得利制度是基于衡平原则而设立的调节财产变动的特殊规范，在适用不当得利规范时应衡量当事人的利益予以适当的保护，不宜因为请求救济一方只要存在不当行为则一概拒绝保护，对于已经具有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情况，应当从严认定排除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条件，以避免产生不公平的后果。3.虽然雷太洪明知梁波元有赌博习惯以及梁波元有意将涉案款项用于赌博而仍向梁波元给付涉案款项，但该情况并不等同于雷太洪向梁波元给付的原因，从双方签订的《借据》内容、双方聊天记录等证据分析，雷太洪付款的动机是希望利用资金获益，至于涉案款项是否用于赌博则并非雷太洪给付所必然考虑的基础,而雷太洪向梁波元交付涉案款项原本也非终局性的财产转移。4.雷太洪向梁波元转账汇款后，涉案款项与梁波元账户内原有资金发生混同，梁波元所提供的证据仅能反映涉案款项已被花销，但并未能反映涉案款项的具体去向，故不能认定涉案款项均已由梁波元特定使用于赌博。5.虽然雷太洪的付款行为可能客观上为梁波元提供了赌资，但涉案款项是否用于赌博并不以雷太洪的意志为控制，涉案款项的用途仍由梁波元主导，不宜以客观结果倒推雷太洪给付的主观目的，涉案款项并非在赌场上交付故也不足以认定雷太洪以提供赌资获利。6.虽然雷太洪与梁波元之间有相互赌博的行为，但涉案款项由雷太洪直接转账给梁波元，涉案《借据》所载金额并非赌债，本案亦无证据足以证明涉案款项用于梁波元与雷太洪之间的赌博，故双方之间赌博行为所涉赌资、赌债与涉案款项没有直接关联，梁波元主张雷太洪“怂恿”、“诱骗”梁波元参与赌博，仅凭在案转账记录等证据难以证明。7.人民法院对于民事纠纷的处理不影响法律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行为予以评价，如果雷太洪的付款行为违反其他法律规定，仍可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规范，在有关部门未实际介入处理之前，宜先恢复双方之间财产原有状态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8.梁波元主张本案属于“套路贷”，但梁波元所主张的存在高额利息的情况并非认定“套路贷”的充分条件，本案不存在制造虚假给付事实、恶意垒高借款金额、故意制造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等情况，梁波元该主张依据不足。综上，梁波元主张其不应向雷太洪返还款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梁波元应返还款项数额认定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结合转账汇款时间以及双方交易往来对相关转账汇款情况予以具体详细的分析论述，并对合理的金额予以认定抵减，并无不当，本院不再赘述，予以确认，梁波元主张其应扣除10000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论述涉案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正确，一审判决仍表述应返还款项为借款有误，但该情况并未影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本院不予调整。综上所述，梁波元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梁波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竹审判员 陈小红审判员 郑玉莲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陈菁菁书记员何骁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3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波元，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景友，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雷太洪。上诉人梁波元因与被上诉人雷太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9）粤0881民初3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波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景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波元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驳回雷太洪的诉讼请求。二、判决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雷太洪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遗漏认定梁波元与雷太洪一并参与赌博活动的重要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雷太洪明知梁波元借款用于赌博的事实，梁波元对此没有异议，根据梁波元一审时提供的《微信支付账单明细》以及《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可得出结论：雷太洪明知梁波元借款用于赌博，且两人直接参与赌博活动。1.根据《微信支付账单明细》可知：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4月28日期间，梁波元与雷太洪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超过44起，转账记录多数发生在凌晨、深夜，转账时间间隔多为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不等，多笔转账金额为1000或2000元，双方之间在没有其他正常资金往来的情况下，双方如此频繁的转账往来明显不符合常理，雷太洪是想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其非法的目的，从侧面可知双方均参与赌博活动。2.依据《微信支付账单明细》的内容可知，2019年4月25日双方就开始频繁出现相互转账行为，从2019年4月25日开始双方就一起参与赌博活动。2019年4月26日，梁波元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余额仅剩104.6元，资金不足以继续参与赌博，但此时雷太洪却怂恿梁波元继续赌，并声称可以提供资金。雷太洪在梁波元赌输升上钱财后故意借款给梁波元诱骗梁波元继续读博。当时雷太洪即向梁波元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转存50000元，同日梁波元通过该银行账户向雷太洪微信转账2000元，如果双方不是直接参与赌博活动，当日梁波元借款后即向雷太洪还款明显不符合常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后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梁波元因无效合同取得的利益予以返还，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双方虽有借贷行为发生，但涉案借款用于支付赌债，用途不合法，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当属无效民事行为，均应认定为赌债，赌债自始不产生债的效力，法律不予保护。本案具体应适用以下法律规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的规定，雷太洪明知梁波元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其借贷关系是不合法，依法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本案借贷合同涉及的标的物因赌博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从保护社会公序良俗的角度出发，赌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双方民间借贷行为不合法，其行为属于赌债的一种，非法赌博行为不应被合法化，不应与国家推行的法制社会方针背道而驰。因赌博活动发生的债务纠纷不应受到保护，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三、一审法院遗漏了重要的事实，雷太洪收取的利息过高，远远高于法定利率，很明显属于高利贷，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严查雷太洪的违法行为。《借据》虽写明月利率是3%，但是从梁波元向雷太洪微信转账的情况可知，实际的月利率是5%，在签订借据当日梁波元已支付利息2500元，2019年5月26日和6月28日微信转账利息共5000元，7月26日支付利息2500元，从签订借据之日至今梁波元已支付给雷太洪利息共计10000元，雷太洪收取的利息过高，远远高于法定利率24%，明显属于高利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的规定，雷太洪无疑是打着民间借贷的外衣旗号，通过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明显属于“套路贷”，企图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其非法目的。法院应严守法定利率红线，严查雷太洪实施“套路贷”的违法行为，并依法驳回雷太洪的全部诉讼请求。退一步说，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涉案民间借贷关系无效，一审法院亦应在梁波元应还款项中扣除梁波元已支付的10000元的利息。被上诉人雷太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雷太洪对一审法院认定雷太洪借款给梁波元的50000元是明知其用于赌博的事实有异议。一审法院根据梁波元转账给雷太洪的转账记录的次数及时间，推断雷太洪借款50000元给梁波元是明知其借款用于赌博过于武断。事实上，雷太洪只认可梁波元微信转账给梁波元款项是兑换现金作为赌博使用，是想说明梁波元转账给雷太洪的资金用途与本案无关。而且根据雷太洪与梁波元微信转账的记录显示，雷太洪通过银行转账出借50000元给梁波元的当天（即2019年4月26日）及前后，双方均有转账记录。因此，可以证实雷太洪借款给梁波元50000元与其他微信转账是没有任何联系的，雷太洪也不可能知道其借款50000元的用途。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微信转账记录的时间及次数推断雷太洪明知梁波元借款用于用于赌博，认定事实错误。虽然雷太洪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有异议，但考虑到一审法院支持了雷太洪大部分的诉讼请求，为避免诉累，因此才没有提出上诉。二、关于本案适用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规定：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属于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属于新法，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进行判决，并无不当。三、关于本案的利息是否过高的问题。1.梁波元既主张其借款属于赌债，不应当返还借款;又主张利息过高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前后矛盾。2.如前所述，除2019年5月26日及2019年6月28日的微信转账属于支付利息外，其它微信转账均与本案无关，至目前为止，雷太洪至今只收到梁波元5000元的利息，该利率并没有超过法律的规定。雷太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梁元波立即偿还借款50000元及支付利息（从2019年7月26日按月利率3%计）给雷太洪，并判决由梁元波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4月26日，梁波元出具《借据》给雷太洪收执，《借据》的主要内容有梁波元向雷太洪借款人民币50000元;借款定于2019年7月26日还清;若逾期还款以月利率3%计付利息至清偿日止；另外按本息总额的30%支付违约金。同日，雷太洪通过银行转账50000元给梁波元。梁波元于2019年5月26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利息2500元给雷太洪。梁波元于2019年6月28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利息2500元给雷太洪。梁波元提供的微信支付账单明细，起始时间为：2019年4月1日00:00:00,终止时间为2019年5月31日23:59:59。雷太洪认为该证据不完整，其另外还有一笔借款于2019年4月28日通过微信转账给梁波元10000元该证据没有反映出来。经双方核对，微信支付账单明细中有这笔转账记录，但没有标示出转账金额，梁波元对收到该笔款项没有异议。雷太洪也没有提供这段时间的微信支付账户明细予以佐证。梁波元提供的微信支付账单明细予以采信。微信支付账单明细可查得雷太洪转账给梁波元的款项如下：1.2019年4月22日1笔3000元；2.2019年4月25日转账3笔共5000元；3.2019年4月26日转账2笔共2045元；4.2019年4月27日转账1笔2000元；5.2019年4月28日转账8笔共22200元；6.2019年5月4日转账2笔共2000元；7.2019年5月5日转账1笔2000元；8.2019年5月6日转账1笔1500元；9.2019年5月9日转账2笔共4000元；10.2019年5月10日转账1笔2000元。雷太洪在此期间微信转账给梁波元共计45745元。微信支付账单明细可查的梁波元转账给雷太洪的款项如下：1.2019年4月25日转账10笔共16900元；2.2019年4月26日转账3笔共4000元；3.2019年4月27日转账8笔共15000元；4.2019年4月28日转账9笔共22000元；5.2019年5月2日转账3笔共5000元；6.2019年5月3日转账1笔1000元；7.2019年5月4日转账1笔8000元；8.2019年5月9日转账2笔共4000元；9.2019年5月26日转账1笔2500元（雷太洪确认收到的利息）。梁波元在此期间微信转账给雷太洪共计78400元。雷太洪曾于2019年8月12日起诉梁波元，要求梁波元偿还借款59000元，后于2019年8月27日申请撤回对梁波元的起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粤0881民初31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雷太洪撤诉。雷太洪明确上述微信转账与（2019）粵0881民初3181号一案中的借款59000元没有关联。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对雷太洪、梁波元所作调查笔录，经征询双方意见，双方同意不需再开庭质证，同意作为已质证的证据由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雷太洪出借涉案借款50000元时是否明知梁波元是用于赌博。二、梁波元是否已经清偿涉案借款本息。关于争议焦点一。梁波元主张雷太洪明知其借款用于赌博还出借其50000元，提供了微信支付账单明细。该微信支付账单明细可查，从2019年4月22日至2019年4月26日，双方往来微信转账达19笔，同日出现频繁的往来转账，梁波元主张这是与雷太洪共同参与赌博的赌资输赢转账。雷太洪否认直接与梁波元赌博，主张梁波元转账给自己是因梁波元需要现金赌博向其请求给付现金而通过转账偿还，而其向梁波元转账是因梁波元有现金支付给自己才向其转账。从转账记录可以看出，雷太洪与梁波元在涉案借款日前后有频繁转账来往，有些转账发生在深夜、凌晨，双方之间没有其他正常的资金来往的情况下，应认定雷太洪知道梁波元在借款之前有赌博行为。雷太洪对于涉案借款的用途是为了收取利息不是给梁波元用来赌博的解释，明显与事实不相符，雷太洪的辩称不能合理排除借款给梁波元时明知其用于赌博的合理怀疑。对梁波元抗辩的雷太洪明知其涉案借款用于赌博的意见，予以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梁波元主张2019年4月27日至2019年5月4日微信转账给雷太洪的21笔共计50000元是用于偿还涉案借款本金；2019年5月3日至2019年6月28日微信转账给雷太洪的5笔共计10000元是用于偿还借款利息。雷太洪承认梁波元2019年5月26日转账的2500元和2019年6月28日转账的2500元是收取涉案借款的利息，主张其余转账均是梁波元与他人赌博需要现金时向雷太洪微信转账相应的金额。根据微信支付账单明细，梁波元主张用于偿还本金部分的转账记录发生很多数发生在凌晨1时到6时，转账时间间隔多为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不等，多笔转账的金额为1000元或2000元，且主张借款的次日2019年4月27日凌晨就开始偿还借款本金，明显不合常理。且在2019年4月27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雷太洪也向梁波元微信转账16笔共计35700元。因此，梁波元主张的上述微信转账用于偿还借款本息，理由不充分，没有足够依据清楚界定这些转账哪些是用于赌博，哪些是用于偿还借款本息。梁波元也认可其诉讼代理人的“雷太洪、梁波元之间转账记录就是属于赌博输赢的资金往来，但原告不肯承认是用于赌博，雷太洪无法说明借款资金的用途，单凭雷太洪片面之词无法证明其主张。故我方主张是偿还原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陈述。因此，除开双方确认的偿还借款利息5000元以外，其他梁波元的抗辩偿还借款本息意见，不予采纳。另，梁波元主张于签订借据当日已支付利息现金2500元及2019年7月26日支付利息现金2500元的抗辩意见，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纳。综上，雷太洪明知梁波元借款是用于赌博，仍向其出借涉案借款50000元，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的规定，认定双方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无效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为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烤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梁波元因无效合同取得的利益，应当予以返还。已偿还的利息5000元，因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不发生法律效力，利息计取无据，应作借款本金扣减，由梁波元返还借款45000元给雷太洪。雷太洪主张梁波元偿还借款利息，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梁波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借款45000元给雷太洪；二、驳回雷太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梁波元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5元，由梁波元负担500元，雷太洪负担25元。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梁波元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梁波元上诉请求的事实理由，本案应厘清以的焦点问题是：关于梁波元应否向雷太洪返还款项的问题。结合本案的证据与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梁波元应向雷太洪返还款项并无不当，具体理由如下：1.给付所依据的合同被认定无效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的规定，因合同所取得的财产一般应予以返还，否则可能造成不当得利的后果，除非该给付具有不法原因，则因不法原因给付并无债务存在，给付人将自己置于法律秩序以外，故无必要对其予以保护。2.不当得利制度是基于衡平原则而设立的调节财产变动的特殊规范，在适用不当得利规范时应衡量当事人的利益予以适当的保护，不宜因为请求救济一方只要存在不当行为则一概拒绝保护，对于已经具有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情况，应当从严认定排除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条件，以避免产生不公平的后果。3.虽然雷太洪明知梁波元有赌博习惯以及梁波元有意将涉案款项用于赌博而仍向梁波元给付涉案款项，但该情况并不等同于雷太洪向梁波元给付的原因，从双方签订的《借据》内容、双方聊天记录等证据分析，雷太洪付款的动机是希望利用资金获益，至于涉案款项是否用于赌博则并非雷太洪给付所必然考虑的基础,而雷太洪向梁波元交付涉案款项原本也非终局性的财产转移。4.雷太洪向梁波元转账汇款后，涉案款项与梁波元账户内原有资金发生混同，梁波元所提供的证据仅能反映涉案款项已被花销，但并未能反映涉案款项的具体去向，故不能认定涉案款项均已由梁波元特定使用于赌博。5.虽然雷太洪的付款行为可能客观上为梁波元提供了赌资，但涉案款项是否用于赌博并不以雷太洪的意志为控制，涉案款项的用途仍由梁波元主导，不宜以客观结果倒推雷太洪给付的主观目的，涉案款项并非在赌场上交付故也不足以认定雷太洪以提供赌资获利。6.虽然雷太洪与梁波元之间有相互赌博的行为，但涉案款项由雷太洪直接转账给梁波元，涉案《借据》所载金额并非赌债，本案亦无证据足以证明涉案款项用于梁波元与雷太洪之间的赌博，故双方之间赌博行为所涉赌资、赌债与涉案款项没有直接关联，梁波元主张雷太洪“怂恿”、“诱骗”梁波元参与赌博，仅凭在案转账记录等证据难以证明。7.人民法院对于民事纠纷的处理不影响法律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行为予以评价，如果雷太洪的付款行为违反其他法律规定，仍可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规范，在有关部门未实际介入处理之前，宜先恢复双方之间财产原有状态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8.梁波元主张本案属于“套路贷”，但梁波元所主张的存在高额利息的情况并非认定“套路贷”的充分条件，本案不存在制造虚假给付事实、恶意垒高借款金额、故意制造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等情况，梁波元该主张依据不足。综上，梁波元主张其不应向雷太洪返还款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梁波元应返还款项数额认定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结合转账汇款时间以及双方交易往来对相关转账汇款情况予以具体详细的分析论述，并对合理的金额予以认定抵减，并无不当，本院不再赘述，予以确认，梁波元主张其应扣除10000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论述涉案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正确，一审判决仍表述应返还款项为借款有误，但该情况并未影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本院不予调整。综上所述，梁波元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梁波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竹审判员 陈小红审判员 郑玉莲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陈菁菁书记员何骁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