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04民初4084号原告：广州发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路明华三街8、10号华兴工业大厦六楼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552355475R。法定代表人：谭嘉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林军，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龙，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同大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龙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66921094XM。法定代表人：王东。第三人：刘禹呈（曾用名刘晓野），198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原告广州发现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大连同大食品有限公司、第三人刘禹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发现贸易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林军、张小龙、被告大连同大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东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禹呈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发现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31934元，并从2015年12月14日起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至付清时止。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19日，原告聘用第三人任原告的区域经理，负责原告在大连地区的销售业务。在第三人的撮合下，原告与被告商议共同合作，在大连地区销售并推广原告的红酒，双方于2015年12月11日订立《销售合同》，约定被告购买原告红酒一批，货款总价为431934元，该合同双方均未盖章。原告于2015年12月14日将上述红酒运给被告，被告收到货物后一直没有支付货款，第三人负责与被告洽谈本次合作并跟进本次交易。2016年7月初，第三人告知原告，被告已经答应在近期支付货款。2016年7月底，第三人因个人原因向原告提出辞职，辞职时保证会继续催促被告支付货款。2016年8月14日，原告法定代表人谭嘉宁带第三人去被告在大连营业所在地，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王东见面，三人在被告的会议室开会，主要内容是原告告知被告第三人准备离职，以后的合作转由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直接对接。原告催促被告尽早支付货款，并将打印好的《销售合同》交给王东以便确认交易。王东确认收到了货物，对货款支付的具体时间却各种回避，同时又大谈日后的合作计划。会谈后，第三人从原告公司离职。一段时间后，原告法定代表人再联系被告法定代表人王东催款时，王东却突然说他不知道合同的事情，公司并没打算购买原告的红酒，只是帮原告代销红酒。原告则要求被告退还红酒并结算货款，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既不支付货款又不返还货物。2017年9月8日，原告应被告要求又将《销售合同》以邮件方式发送王东的邮箱，于2017年9月24日发送邮件给被告的大股东谭志勇，详细告知其交易的情况，并请求其出面处理原、被告的交易纠纷。2018年7月19日，原告向被告发出《支付货款通知书》，催告被告支付货款。2018年8月21日，王东向谭嘉宁发送邮件称会“安排将代销库存及相关费用更新后反馈您”，但此后再无下文。2018年10月29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催告被告支付货款，但被告仍旧没有回应。被告收货后拒付货款的行为构成了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第三人作为本次交易的对接人，其向原告反馈的信息与被告现在的抗辩信息并不相符。若第三人存在散布不真实信息的情况，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大连同大食品有限公司辩称，2015年11月，第三人称打算在我公司储存一批红酒，会向我公司支付仓储费，后向我公司发货。原告与被告并没有就该批红酒订立过销售合同，也就不存在催缴货款及相关事实存在，被告保留向原告追索10余万保管费用的权利。原告法定代表人谭嘉宁与第三人于2016年8月14日来被告处属实，但原告方并没有告知被告第三人离职的事，也没有告知第三人和被告的相关业务以后由谭嘉宁负责，谭嘉宁没有打印销售合同交给被告法定代表人王东，王东也没有予以确认。谭嘉宁来被告处是为了了解被告的企业资源，商谈的内容是是否存在合作的机会。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刘禹呈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原告提交的与第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通知书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并在案佐证。原告提交的承运单及承运公司的工商信息、公证书一组（包括英文邮件的中文译本）、支付通知书及律师函等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就案涉红酒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等相关主张。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0月19日，原告广州发现贸易有限公司发给第三人刘禹呈《聘用通知书》一份，主要内容为：本公司决定聘请您担任区域销售总监一职，在阿诗蒂亚中国销售部门负责阿诗蒂亚中国的销售业务。2015年11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用人单位为广州发现贸易有限公司，职工为刘禹呈，合同期限自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工作地点为大连。2016年7月31日，第三人离职。另查，2015年12月8日，第三人刘禹呈向原告广州发现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发送邮件，要求拟定《销售合同》一份，12月13日，原告总经理秘书根据第三人的要求将《销售合同》文本发送给第三人，主要内容：客户信息为大连同大食品有限公司，联系人王东，付款方式为发货后180天内全额支付，交货条件为客户所在地交货，还罗列了商品类型、型号、品牌、描述、单位、数量、单价、包装、总价、交货期等，总价一栏记载为431934元。发货日期为2015年12月14日。该合同原告与被告均未签章，也没有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经办人签字。2015年12月14日，原告将案涉红酒通过广州一物流公司运送给被告，被告共计收到17种品牌的红酒共计1788瓶，分别为：1.特里达维诺阿斯蒂巴贝拉红葡萄酒2010年，数量240瓶，40箱；2.特里达维诺伊必斯科柯蒂斯霞多丽白葡萄酒2012年，数量120瓶，20箱；3.特里达维诺拉戈塔莫斯卡托甜白葡萄酒2011年，数量48瓶，8箱；4.特里达维诺巴巴莱斯科红葡萄酒2010年，数量120瓶，20箱；5.特里达维诺拉莫拉巴罗洛红葡萄酒2008年，数量120瓶，20箱；6.奇埃罗奇埃尼奥多姿桃红葡萄酒2011年，数量120瓶，20箱；7.奇埃罗贝仑奈西巴贝拉红葡萄酒2011年，数量120瓶，20箱；8.百来达小淘气巴贝拉气泡红葡萄酒2012年，数量120瓶，20箱；9.百来达蒙特布鲁娜巴贝拉红葡萄酒2011年，数量120瓶，20箱；10.瓦嘉拉莫斯卡托甜白葡萄酒2012年，数量60瓶，10箱；11.瓦嘉拉朗格内比奥罗红葡萄酒2010年，数量120瓶，20箱；12.瓦嘉拉阿尔巴巴贝拉红葡萄酒2009年，数量45瓶，7.5箱；13.瓦嘉拉艾尔贝巴罗洛红葡萄酒2007年，数量60瓶，10箱；14.瓦嘉拉宝达纳巴罗洛红葡萄酒2007年，数量30瓶，5箱；15.苏提曼诺科塔巴巴莱斯科葡萄酒2008年，数量30瓶，5箱；16.瓦嘉拉阿尔巴巴贝拉红葡萄酒2010年，数量75瓶，12.5箱；17.特里达维诺奥华达多姿桃红葡萄酒2011年，数量240瓶，40箱。2018年8月21日，原告法定代表人谭嘉宁向被告法定代表人王东发送邮件“王总，请问什么时候可以把具体的清单给我”，同年8月27日，王东向谭嘉宁发送邮件回复称“我安排将代销库存及相关费用更新后反馈您，相关事宜随时联系”。双方从未就案涉红酒进行过结算。庭审时，本院释明原告是否变更诉请、请求被告返还案涉红酒，但原告坚持请求被告支付全部货款的主张。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原告主张与被告就案涉红酒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而被告予以否认，对此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提交的《销售合同》文本，原告与被告均未签章，也没有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名，故该销售合同并未成立，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口头买卖协议。本案中，原告提交的承运单系孤证，且不能证明被告收货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不能仅据此认定原告与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否认与原告系买卖合同关系，抗辩系原告的员工即第三人要求与被告建立保管合同关系，并承诺向被告支付保管费用，故被告才收取红酒，被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抗辩和主张。原告提交的王东向谭嘉宁发送的邮件中称“将代销库存及相关费用更新后反馈”原告方，该证据亦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对该邮件中记载的“代销”关系，原告不予认可。因举证责任在原告，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人作为原告的经办人与被告进行的案涉业务接洽。诉讼期间，原告自认第三人向原告反馈的交易信息与被告在抗辩中陈述的事实不一致，证明原告对与被告的案涉交易法律关系的认定，源于第三人的告知。现第三人未出庭进行陈述和抗辩，原告既不能还原客观事实，也不能证明法律事实，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货款431934元的主张，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发现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97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晓琳人民陪审员  于金娥人民陪审员  张丽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 记 员  张 艳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