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民终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工业大麻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国家经济开发区云麻路**。法定代表人：浦仕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江、李晓亚，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龙泉办事处桃源村。法定代表人：隋启君。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珈利，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希美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红土沟。法定代表人：张鸿书。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贵兴，云南冰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南工业大麻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工麻公司）与被上诉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简称农科院）、云南希美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希美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案由：技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1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鉴于目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同意，本院通过网络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工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江、李晓亚，被上诉人农科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珈利，被上诉人希美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贵兴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工麻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我方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我方诉请确认二被上诉人农科院与希美康公司签订的《工业大麻“云麻7号”供种协议》无效的理由，是基于二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系因侵权而应当认定无效，而我方要求二被上诉人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诉请，是基于农科院将“云麻7号”工业大麻种子及相关配套技术提供给希美康公司使用，违反了农科院与我方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第七、八、十三条的约定，侵犯了我方的技术秘密和合同优先使用权，希美康公司在主观上存在故意和明知，与农科院一起构成共同侵权，二者应当共同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因此我方诉请认定二被上诉人的合同无效和承担侵权责任，分别属于独立的诉请，后者并不以前者作为请求的前提，但一审错误理解了这两种诉请之间的逻辑关系，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对我方的部分诉请未进行审理并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农科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应予维持。希美康公司辩称：1、我方与农科院签订《工业大麻“云麻7号”供种协议》，是基于农科院持有云南省公安厅颁发的“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因此我方有权与农科院签订上述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2、工麻公司在本案中既主张我方和农科院对其构成侵权，又主张构成违约，属于请求竞合，违反法律规定，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工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农科院与希美康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签订的《工业大麻“云麻7号”供种协议》无效；2、依法判令农科院停止向希美康公司供应云麻7号工业大麻种子；3、依法判令希美康公司返还其已收取的云麻7号工业大麻种子；4、依法判令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连带赔偿我方损失1960000元；5、依法判令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向我方赔礼道歉，并通过在当地报纸刊登声明的方式为我方消除影响；6、依法判令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23日，工麻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农科院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约定工麻公司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委托农科院研究开发选育出1个籽、纤兼用型工业大麻优质杂交品种和1个高CBD含量的药用工业大麻品种。双方在第七条约定：本合同研究实施所取得的成果（包括两个新品种、新增大麻种植资源、配套栽培技术及相关研究数据）的知识产权由甲乙双方共有，甲方、乙方皆可独立开发利用。如进行合作开发利用，甲方拥有无条件优先权；第八条约定：乙方不得在向甲方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自行将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第十三条约定甲方工麻公司与乙方农科院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农科院的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包括：工麻公司要求保密的市场信息，商业信息、经营信息等以及工麻公司提供给农科院的相关资料；研究得出的成果及技术数据。保密期限自合同生效起至合同期满后三年。2018年5月9日，农科院取得云南省公安厅颁发的云南省麻种准字4号“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种植种类为繁种种植，有效期限为2018年5月9日至2020年5月9日。2019年1月24日，农科院（甲方）与希美康公司（乙方）签订《工业大麻“云麻7号”供种协议》（简称供种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免费提供工业大麻实验种子1000千克，由乙方自行组织在沾益县种植工业大麻云麻7号合计5000亩。双方在该协议第三条中约定，在种植前和种植期间甲方可以为乙方提供技术服务（另行签订“工业大麻种植科技服务协议”）。乙方在种植期间有义务配合甲方的技术人员进行相关的技术测试。第九条约定：本协议有2个附件，附件1为云南省公安厅批准的繁种种植许可证（云南省麻种准字4号）···。2019年1月24日，希美康公司取得曲靖市公安局沾益分局颁发的云南省沾益县市区麻种准字201902号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种植种类为云麻七号，有效期自2019年1月24日至2021年1月23日。一审法院认为，工麻公司的诉讼请求，要求的是确认《工业大麻“云麻7号”供种协议》无效，并要求确认无效后由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返还相应财产及赔偿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工麻公司主张本案合同无效的理由为：1、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了工麻公司的利益；2、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为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的行为，违反国家对工业大麻的经营范围管理和供种秩序，扰乱了市场；3、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为农科院作为事业性单位不能参与市场经营活动。针对工麻公司的第一点理由，工麻公司须举证证明：1、农科院与希美康公司签订的供种协议损害了工麻公司的利益；2、农科院与希美康公司在损害工麻公司利益上存在恶意串通。工麻公司认为基于其与农科院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工麻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研发工业大麻7号种子，但农科院违反约定免费对外供种，使工麻公司丧失了对外供种的机会，无法获得收益。且同样基于该合同，农科院有保密义务，农科院对外供种违反了该保密义务，侵犯了工麻公司的商业秘密。一审法院认为，不论农科院是否违反《技术开发（委托）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工麻公司首先须举证证明的是：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存在恶意串通，但是本案并无证据表明希美康公司知晓工麻公司与农科院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或者农科院向希美康公司披露过该合同及合同内容，况且在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签订供种协议时，农科院取得的云南省公安厅批准的4号许可证（云南省麻种准字4号）是作为该合同的附件备注，希美康公司是在知晓该许可证的情况下才签定了合同，希美康公司在签订供种协议后还取得了曲靖市公安局沾益分局颁发的201902号许可证，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恶意串通的前提不存在，因此工麻公司主张的该理由不能成立。针对工麻公司所述的第二点理由，就目前情况来看，农科院对外供种如何扰乱国家对工业大麻的经营范围管理及供种秩序管理，工麻公司并没有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且从本案证据所反映的事实是，现农科院对外供种的行为不仅未受到相应行政机关的干预和禁止，并且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均提交了自己所取得的行政机关颁发的许可证，因此工麻公司主张的该点理由不能成立。针对工麻公司所述的第三点理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工麻公司主张的农科院作为事业单位签订供种协议的行为，并不符合该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条件，因此该理由亦不成立。由于工麻公司主张供种协议为无效协议的三点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依法不予支持，至于工麻公司所主张的其余诉讼请求，均是以第一项诉求作为前提，因第一项诉求不能得到支持，其余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综上，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云南工业大麻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440元，由云南工业大麻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亦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工麻公司的上诉理由、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审查：一、关于一审遗漏判决的问题上诉人工麻公司在二审中声称，其诉讼请求第一项关于确认农科院与希美康公司签订的供种协议无效的诉请，是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作为法律依据，即工麻公司认为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恶意串通，签订供种协议的行为损害作为第三人的工麻公司的利益，故诉请法院依法确认该协议无效，而其第二至第六项诉请，则是基于农科院违反与工麻公司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侵害了工麻公司的技术秘密和技术开发利用优先权，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向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并据此认为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只对第1项诉讼请求进行了审理和判决，对其余的诉讼请求未进行审理和判决”。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工麻公司自己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及其在一审庭审中的相关陈述，工麻公司是以农科院与希美康公司签订供种协议，并依据此协议向希美康公司提供“云麻7号”工业大麻种子的行为，侵害工麻公司的商业秘密，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四、五项的规定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诉请法院确认供种协议无效，并基于该合同无效的后果，要求法院判令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停止侵权，由希美康公司向农科院返还“云麻7号”工业大麻种子，并共同向工麻公司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见一审“正卷宗”第122-123页）。一审正是根据工麻公司的上述请求和陈述进行了相应的审理和判决，而且一审判决已经清楚表明，由于工麻公司主张供种协议无效的理由均不成立，其关于供种协议无效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而且由于工麻公司“所主张的其余诉讼请求均是以第一项诉求作为前提，因第一项诉求不能得到支持，其余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并不存在工麻公司上诉中所声称的遗漏判决的情形。二、关于本案纠纷的性质问题根据目前查明的事实，本案涉及两个合同，一是农科院与工麻公司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二是农科院与希美康公司签订的供种协议。如前所述，由于工麻公司以供种协议是农科院与希美康公司恶意串通的结果，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应确认无效为由提起本案，因此本案纠纷的性质应当以供种协议的性质来确定。对于供种协议的性质，工麻公司认为属于买卖合同，希美康公司认可该合同内容涉及产品供应，属于买卖合同，农科院则认为供种协议是提供种子的技术服务协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从合同内容分析，虽然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的核心内容，是农科院向希美康公司免费提供“云麻7号”工业大麻种子，在形式上并不完全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的买卖合同，但结合双方在该协议中关于农科院为希美康公司提供种植该种子的技术服务，并为此“另行签订`工业大麻种植科技服务协议'”的约定，可以据此认定供种协议属于非典型性的买卖合同，另行签订的“工业大麻种植科技服务协议”则属于为供种协议提供的配套，如果双方在该服务协议中约定了相关报酬，可以视为希美康公司为供种协议支付的对价。因此，本案纠纷性质应当为买卖合同纠纷，一审认定本案为技术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按照工麻公司在二审中的前述主张，本案实际上涉及两份合同，两个不同性质的纠纷，即：第一项诉请涉及具有买卖合同性质的供种协议，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其余诉请涉及《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属于合同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的委托开发合同，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为委托开发合同纠纷，而且该纠纷是工麻公司基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而选择的侵权之诉。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的规定，只有必要共同诉讼，法院才能直接依职权决定作为共同诉讼受理。而这两个纠纷所涉及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和供种协议虽然有一定的法律联系，即供种协议是否有效，部分取决于希美康公司在签订供种协议时，是否明知《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的存在和内容，但这一联系并不意味着两份合同构成共同诉讼标的，因此，该两个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必要共同诉讼，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诉，由于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在本院庭审时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该两个纠纷合并审理，因此，本案只能结合工麻公司在一审时的意思表示，对因供种协议引发的合同无效之诉及其相应法律后果进行审理和判决，对于因《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引发的侵权之诉，工麻公司只能另案起诉。从这个角度而言，一审也不存在遗漏判决的问题。三、供种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供种协议是否无效，首先取决于作为该合同主体的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工麻公司利益的主观故意。对此工麻公司认为，希美康公司在与农科院签订供种协议时，不仅明知农科院与工麻公司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的内容，而且知道只有工麻公司才有资格对外提供“云麻7号”工业大麻种子，并以农科院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云南省公安厅作出的云公禁传【2016】6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大麻种植加工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及其附件1《许可种植的工业大麻品种名录》（简称省公安厅68号通知及其附件1）作为证据，证明农科院与希美康公司签订供种协议时具有恶意串通，损害工麻公司利益的主观故意。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关于“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反映了立法者对包括恶意串通等待证事实，比一般待证事实拔高了证明标准的意图。具体到本案，首先，由于《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的合同主体是工麻公司与农科院，而工麻公司目前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希美康公司在签订供种协议时，已经知晓《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的存在及其内容，或者农科院向希美康公司披露过该合同的存在及其内容；其次，关于省公安厅68号通知及其附件1，经查该文件是云南省公安厅以内部传真电报的形式，下发给“各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并非向社会公开发布的文件，因此该证据只能证实该文件提交方农科院知晓该文件的存在和内容，但并不能当然证实希美康公司知晓该文件的存在和内容；其三，虽然根据公安厅68号通知及其附件1所载，2016年该通知下发时，“云麻7号”工业大麻种子的品种使用权单位确实只有工麻公司一家进入名录，但根据该通知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只要取得省公安厅审批颁发的繁种种植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就可以从事工业大麻繁种，而得到县级公安机关审批颁发的工业原料种植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和前者签订种子供应合同并购买工业大麻种子，而根据目前查明的事实，农科院于2018年5月取得省公安厅颁发的云南省麻种准字4号“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而希美康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即供种协议签订当天，也取得了曲靖市公安局沾益分局颁发的云南省沾益县市区麻种准字201902号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批准种植种类就是“云麻7号”，由此可见，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在签订供种协议时，已经符合省公安厅68号通知规定的签订供种协议的资格，因此二者签订的供种协议是符合省公安厅的上述规定的。基于以上三点，本院认为工麻公司目前提交的、证明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工麻公司利益这一待证事实的证据，不能证明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因此，工麻公司关于农科院和希美康公司恶意串通的相关指控及其理由均不成立。由于农科院与希美康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工麻公司利益的主观故意，故工麻公司要求确认供种协议无效的诉请也不能得到支持，相应地，工麻公司基于供种协议无效而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也不能得到支持，一审判决虽然在认定本案纠纷性质上不当，但判决适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工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440元，由云南工业大麻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凌萍审判员  任志祥审判员  刘小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朱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