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再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苏某，男，197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尧都区老东关街东关花园**楼****。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某，女，1974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临汾，住临汾市尧都区老东关街东关花园**楼****之妻。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铁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霍某，女，196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尧都区，住临汾市尧都区西关南园**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女，198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系，住北京市海淀区/div>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山西中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樊某，男，198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尧都区中大，住临汾市尧都区中大街君临苑小区**楼****v id='2'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再审申请人苏某、李某因与被申请人霍某、樊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晋民申2646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3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再审申请人苏某、李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申请人霍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贾某，被申请人樊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苏某、李某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霍某并不认识，双方从来没有见过面。本案的真实情况是，申请人苏某与被申请人樊某之间存在经济纠纷，被申请人霍某所持有的借条也是申请人苏某向被申请人樊某出具的，事后申请人苏某按被申请人樊某的指示向多个账户打款的方式归还借款。申请人苏某与被申请人樊某之间存在诸多经济往来，但与被申请人霍某不存在任何交往。对此，申请人苏某在原一审庭审结束后，为了还原案件真实情况，找被申请人樊某进行理论，期间，申请人苏某以录音的方式进行了记录，该录音可以证明申请人苏某是向被申请人樊某借的款，借条也是申请人苏某向被申请人樊某出具的而非向被申请人霍某出具，同时还能证明申请人苏某向被申请人樊某还钱的部分过程。申请人苏某取得上述证据后，于二审时向二审法院提出，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对该证据没有进行任何表述，也未作为裁判根据，该证据属于新证据且足以推翻原判决。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本案与一般的民间借贷案件相比具有一定特殊性，实际上，申请人苏某是向被申请人樊某借款，被申请人霍某系受被申请人樊某的指示向申请人苏某转账。被申请人樊某指示被申请人霍某将借款打至申请人苏某账户后，申请人苏某亦向被申请人樊某归还了绝大部分借款，至于被申请人樊某是否向被申请人霍某偿还债务与申请人无关。从主体上来说，本案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其一，被申请人樊某与被申请人霍某的民间借贷关系。其二，申请人苏某与被申请人樊某的民间借贷关系。被申请人霍某并未提供任何债权转让凭证，其直接起诉申请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从案件事实来看，申请人苏某在向被申请人樊某出具借条后，按照被申请人樊某的指示陆续向多个和被申请人樊某有关的账户打款，该部分应当认定为申请人苏某向被申请人樊某归还借款，如真实借贷关系发生在申请人苏某与被申请人霍某之间，申请人必然不会按照被申请人樊某的要求归还不存在的债务。同时，由于被申请人樊某无能力向被申请人霍某履行偿还义务，便利用借条的瑕疵，捏造法律关系，将申请人苏某向其出具的借条直接交给被申请人霍某，由其提起诉讼。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申请人苏某在原一审庭审后找被申请人樊某理论时做了谈话录音，该录音中，申请人苏某多次质问被申请人樊某，“你不能拿我给你打的条子，你给了他，让他起诉我啊，有啥说啥呢”等言语，被申请人樊某均未否认，该证据能够反映出案件客观事实，可以证明本案真实借贷关系形成于二被申请人之间。但原审法院在已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仍错误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霍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致使本案诉讼主体错误，造成本案法律关系混乱，属于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一、二审判决错误地认定基本事实，导致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判令申请人偿还借款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虽然被申请人霍某以借据等债权凭证提起诉讼，但其提供的证据具有重大瑕疵，对此申请人苏某已就案件基础法律关系提出了抗辩并提供了证据，即涉案民间借贷发生在二被申请人之间，与申请人无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即应以二被申请人为案件主体进行审理。原审法院判令申请人偿还借款明显错误。2.原审法院判令二申请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确有错误。首先，从案件事实来看，申请人苏某与被申请人霍某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认定共同债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无论被申请人霍某是通过何种方式持有了申请人苏某向被申请人樊某出具的借据，该借据上也没有申请人李某的签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只有在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申请人李某并没有在借据上签字，事后也没有追认的行为，无论申请人苏某与被申请人霍某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该债务都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再次，从涉案债务的数额来看，也明显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被申请人霍某的口头陈述便认定为共同债务确有错误。3.原审法院以562900元认定借款本金错误，仅从证据的角度分析，被申请人霍某称申请人苏某归还过其20万元后把30万元的条子撕了，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常理，只有在借款全部还清的情况下，债权人才有可能归还借条。事实上，申请人苏某根本不认识被申请人霍某，也从未向其出具过借条，如果说前面的钱还未还清，后面被申请人霍某必然不会再次将款项借给同一人，同时书写时间在后的借条也没有就原先遗留的10万元进行任何表述，原审法院在被申请人霍某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此进行认定，根本不考虑被申请人霍某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明显错误。再审审理时补充的理由：1.被申请人霍某在第一次起诉时请求的是49万的本金，但是后来变更为59万；2.原一、二审期间，被申请人方并没有就利息的约定提出明确主张，并且两张借条上也没有利息的表述，原一、二审法院均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进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请求：1.撤销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584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霍某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3.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申请人霍某答辩称：1.再审申请人苏某与被申请人霍某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从霍某向法院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2015年7月13日霍某通过阎根翠的账户向苏某转账30万元，2015年9月1日苏某通过他人账户返还20万元。在第一笔中直接扣除利息1万元。2015年9月9日霍某分两笔通过杨冰冰的账户向苏某转账29万元。2015年9月30日霍某直接向苏某转账172900元，扣除3个月的利息，月息3分，同时由苏某向霍某出具借据，由樊某转交霍某。上述事实有银行转账凭证佐证。2.再审申请人李某应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苏某借款的主要用途是用于夫妻二人经营的饭店和孩子出国留学，霍某基于借款的用途才借钱给苏某。本案中一审、二审及再审李某都未提出证据证明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李某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申请人樊某答辩称：樊某和苏某是好朋友，2015年经常在一起，苏某因开饭店需要钱，找过樊某。2015年7月13日，苏某通过樊某介绍向霍某借钱30万元，2015年9月9日，苏某向霍某借钱29万元，2015年9月30日，苏某孩子要出国，又借了19万元，但扣除了1万多的利息，一共支付了172900元。双方约定的利息是3分。以上情况都是事实，苏某应返还霍某借款。本院再审认为，一、本案中借贷关系的主体是谁没有查清。本案中，霍某持有借条起诉苏某，苏某主张其与霍某不认识，没有经济往来，其是向樊某借款，苏某出具的借条也没有明确的出借人，霍某也认可借款时也不认识苏某。正常情况下，霍某作为出借人，应将款项直接汇入被申请人苏某的账户，由苏某为其出具借条。而从本案涉及的三笔借款来看，除霍某2016年9月30日出借的款项是由其账户直接汇入苏某的账户外，其余两笔均是霍某汇入第三人的账户，霍某在本次庭审中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汇入第三人账户后，第三人同日或次日又将款项汇入苏某账户，而非直接汇入苏某的账户，因此霍某与樊某、苏某以及之后汇款给苏某账户的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中，真正借贷关系的主体是谁，原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所涉及三笔借款没有查清。第一笔是10万元：1.在原审中霍某主张该10万元是2015年8月15日出借30万元中，苏某已归还20万元后剩余的10万元，在本次庭审中霍某又主张是2015年7月13日通过阎根翠支付给苏某29万元，而苏某不认可有该笔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霍某作为出借人应该提供证据证明其借款是否到达再审申请人苏某的账户，原审法院让再审申请人证明30万元未进入其账户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2.被申请人霍某在原审中主张再审申请人苏某已归还其中的20万元，在本次庭审中，霍某主张这20万元苏某已通过张姣姣的账户归还，但苏某主张不认识张姣姣，对张姣姣支付给霍某的20万元也不予认可。3.再审申请人苏某2015年12月9日转入被申请人霍某账户的10万元，在听证时霍某主张该笔款项是归还的30万元中的本金部分，而在本次庭审时又主张20万元是通过张姣姣的账户归还，苏某主张该笔款项是归还第三笔款项中的10万元，因此再审申请人苏某2015年12月9日转入霍某账户的10万元属于归还的哪笔款项，原审法院未查清。4.对于该30万元的借条，被申请人霍某未出具30万元借条，其主张再审申请人苏某归还过其20万元，正常情况下在再审申请人归还部分借款后，对未归还的款项应由苏某重新出具借条，而霍某并没有提供剩余款项的借条。第二笔是2015年9月10日的30万元借条：1.被申请人提供2015年9月9日的29万元转账证明该借条的真实性，未付的1万元是利息，再审申请人否认该笔款项是由被申请人账户转入，主张其与樊某发生的借贷关系。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虽然霍某在本次庭审时提供转出账户的名称，但该账户随后将款项转入亢仙丽名下，再审申请人苏某否认该笔款项是否所借。2.被申请人主张利息为3分，而30万元的3分利息应为9000元而非1万元，且在本次庭审时霍某提供的利息凭证中只有金额并没有显示是由谁支付的，苏某不认可由其支付，且从2015年11月8日至2016年9月3日共支付40500元。因此原审法院对该笔款项及利息未予查清。第三笔是2015年9月30日的19万元借条：被申请人霍某提供的17.29万元的转账凭证能够证明该笔款项转入再审申请人苏某的账户，被申请人霍某主张剩余的1.71万元是3个月的3分利息。再审申请人苏某认可该笔借款，但认为其在2015年12月9日转入霍某账户的10万元与2015年12月30日转入张姣姣的10万元共计20万元正是偿还的该笔借款。如前所述，2015年12月9日苏某转入霍某账户的10万元究竟是何款项，原审法院未予查清。三、本案所涉及的利息部分没有查清。被申请人霍某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苏某归还霍某借款49万元及利息；2.判令苏某及李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申请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苏某归还霍某借款59万元及利息；2.判令苏某及李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首先，从被申请人霍某的诉讼请求可以看出，被申请人霍某在起诉时并没有明确利息如何计算及从何时计算，原审法院应向当事人进行释明。其次，被申请人霍某在一审开庭时，被申请人霍某认可利息已支付至2016年8月底，而在本次庭审时认可利息支付至2016年12月，原审法院没有明确。再次，在本次庭审中，被申请人霍某提供了相关证据用于证明三次借款的利息，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利息究竟是按照什么标准支付。四、再审申请人李某是否应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霍某主张李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五、是否涉及职业放贷，原审没有查清。出借人霍某在一定期间内多次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有些款项不直接转入借款人的名下，原审法院未从霍某的身份、资金来源、出借能力等方面进行审查本案是否涉及职业放贷。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撤销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584号民事判决；撤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8）晋1002民初4562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卞俊梅审判员 樊文霞审判员 谢红雯 二○二○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李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