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19）川委赔28号 赔偿请求人：刘某，男，197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赔偿义务机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抚琴西路**。 法定代表人：郭彦，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熊文，女，该院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冠男，女，该院工作人员。 刘某因殴打、虐待等行为致伤申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该院（2019）川01法赔9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10月18日公开质证，赔偿请求人刘某、赔偿义务机关成都中院的委托代理人熊文、刘冠男出庭参加了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申请赔偿称，2017年6月19日开庭过程中，审判长没有责令其退出法庭，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当时审判长有敲下法槌，发出“请法警将刘某带离法庭”的指令，成都中院无相关庭审视频对该事实予以证实，刘某也没有拒绝退出法庭。成都中院法警在执行职务中违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条例》第八条“在法庭审判过程中，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应当按照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的指令，对违反法庭规则，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员等扰乱法庭秩序的，依法予以强行带离，执行罚款或拘留”的规定，擅自带离刘某，造成其左肩锁关节损伤伴撕脱性骨折、左肩袖损伤、左肩Ｂａｎｋａｒｔ损伤及左肩关节功能部分丧失。法警的带离行为与其身体损害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应当予以赔偿。刘某已提出事发当日其到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的急诊病历，2017年8月2日四川省骨科医院的病情证明以及事发以后一年的诊断记录对刘某受伤的事实予以证实。从涉案的笔录看，刘某当场也提出其人身有损害，多次要求送医未果；辖区派出所《伤情鉴定委托》也可以证实事发当天刘某就法警的违法行使职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报警。因此，成都中院法警的行为不符合《人民法院法槌使用规定（试行）》第五条第四项、《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同时，刘某申请本院调查取证，并申请司法鉴定，认为本案案由应为违法使用警械致伤赔偿，定性为殴打、虐待致伤赔偿错误。故，刘某请求：1.撤销成都中院（2019）川01法赔9号国家赔偿决定；2.由成都中院赔偿刘某伤残赔偿金、误工费、医疗费、手术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护理费、后续治疗费用、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经济损失，合计100万元；3.成都中院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成都中院辩称，因刘某在庭审过程中违反法庭纪律，经审判长指出后仍不予改正，还出言侮辱审判长；法警根据审判长指令将其带离法庭系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刘某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成都中院实施了侵犯其人身权的违法行为，其提供的庭审结束当日的《放射科ＤＲ检查报告单》亦载明“肩关节关节面光滑，关节间隙未见异常，周围软组织未见肿胀”，其提供的有关医疗证明载明的病情也不能证明其所受损害与成都中院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刘某的赔偿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19日19:00时，成都中院复庭审理（2015）成民终字第68号成都市成华区宏威高新技术研究所诉四川达宏物联射频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上诉一案时，刘某作为上诉人成都市成华区宏威高新技术研究所的委托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在庭审过程中，刘某不遵守庭审秩序、不服从审判长指挥，还在庭审过程中多次发表诸如“审判长，我好难得表演一回，你肯定要配合我”、“我也不是院长，法院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动不动就释明，你累不累嘛”、“我本来就这个×样子”、“更年期了嗦”等言论。故，审判长鉴于刘某违反法庭纪律，经审判长指出后仍不予改正还出言侮辱审判长的情况，对其进行训诫，请法警将其带离法庭。后法警将刘某带至旁边法庭。刘某接受训诫后于当晚23:08出具《悔过书》，内容为：代理人无侮辱审判长的意思表示，向法庭说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代理人接受法庭的训诫，保证在以后的代理工作中使用文明语言，遵守法庭规则。该案于当晚23:09复庭审理，并于次日凌晨1时21分结束，刘某参加完庭审后离开法院。审理过程中，刘某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受伤后果： 1.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成都市肿瘤医院《放射科ＤＲ检查报告单》（检查号：ＰＩＤ0218592）载明：“姓名：刘某；检查日期：2017年6月20日3:28:23；影像所见：左侧肩关节诸构成骨解剖关系正常化，骨质结构完整，未见骨质破坏及骨折征象。肩关节关节面光滑，关节间隙未见异常。周围软组织未见肿胀；诊断意见：左侧肩关节诸构成骨骨质未见异常。”该院《门诊病情证明单》（4093371）记载：“姓名：刘某；时间:2017年6月20日;病情概况：全身软组织挫伤。处理意见：休息五天，不适就诊。” 2.四川省骨科医院《病情证明》（编号：1456045）载明：“姓名：刘某；时间:2017年6月21日;病情及诊断：左肩袖损伤；治疗建议：全休一周。” 3.四川省骨科医院《放射科影像会诊报告单》（门诊／住院号：0141145683）载明：“姓名：刘某；检查日期：2017年7月3日7:19:32；影像所见：左肩关节对应关系良好，部分骨质呈长Ｔ1信号，部分肩袖信号增高，部分滑囊积液，软组织无明显肿胀；诊断意见：左侧肩锁关节炎，间隙积液；冈上肌腱及肩胛下肌腱炎；肱骨大小结节骨质侵蚀；肩峰下滑囊少量积液；左肩退行性变。” 4.四川省骨科医院《放射科影像会诊报告单》（门诊／住院号：0141181679）载明：“姓名：刘某；检查日期：2017年7月12日；影像所见：左肩翔升对应关系良好，肩胛盂上方可见小骨粒影，软组织未见明显异常密度影；诊断意见：左肩胛盂上方游离体。”2017年7月25日门诊病历载明：“辅检：ＣＴ示：左肩胛盂上方游离体。诊断：左肩袖损伤，左肩锁关节损伤，左肩胛盂撕脱性骨折？” 5.四川省骨科医院《门诊病历》（编号为0141181679）载明：“姓名：刘某；就诊时间：2018年2月27日；诊断：左肩锁关节损伤伴撕脱骨折，左肩袖损伤，左肩Ｂａｎｋａｒｔ损伤。” 6.成都誉美医院《门诊病历》载明：“姓名：刘某；就诊日期：2018年6月15日；诊断：左侧肩锁关节损伤、左侧肩袖损伤、左侧肩关节陈旧性撕脱性骨折。” 7.《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学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川基鉴［2018］临鉴字第879号）载明：“一、基本情况委托人：刘某；委托事项：致残程度评定、后续医疗费评定；委托日期：2018年08月06日；鉴定材料：1.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急诊病历（病案号：ＯＰ0001578856）复印件1页，……鉴定日期：2018年08月06日；被鉴定人：刘某。……三、资料摘要1.据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急诊病历（病案号：ＯＰ0001578856）复印件记载：刘某；就诊时间：2017年06月20日；主诉：全身多处外伤疼痛不适6＋小时；……急诊诊断：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六、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刘某因外伤致左肩关节功能部分丧失，其致残程度为十级。2.被鉴定人刘某的后续治疗费约需5000元。” 8.四川省骨科医院2017年7月12日和2017年8月2日的入院通知单，但无出院证明及住院期间的病情诊疗记载，也未提供住院费用结算情况。 9.刘某提供费用发票情况，共计5063.77元。其中：四川省骨科医院收费发票：2017年6月21日，833元；7月3日，558.7元；7月6日，40元；7月11日，155.1元；7月12日，756元；7月25日，53元；8月2日，21元；2017年11月14日，1438.5元；2018年2月26日，13元；2月27日，644元。四川省人民医院收费发票：2017年7月13日，242.8元；7月26日，113.96元。四川美誉医院发票：2018年6月15日，194.71元。 刘某于2019年6月18日向成都中院申请赔偿，请求成都中院：1.赔偿因违法使用强制措施致伤造成的伤残赔偿金、误工费、医疗费、手术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护理费、后续治疗费用、被扶养人生活费等经济损失合计100万元；2.赔偿义务机关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成都中院认为，因刘某在庭审过程中违反法庭纪律，经审判长指出后仍不予改正，还出言侮辱审判长，法警根据审判长指令将其带离法庭系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刘某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成都中院实施了侵犯其人身权的违法行为，其向成都中院提供的庭审结束当日的《放射科ＤＲ检查报告单》亦载明“肩关节关节面光滑，关节间隙未见异常，周围软组织未见肿胀”，且其提供的其他有关医疗证明载明的病情也不能证明其所受损害与成都中院院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刘某称其左肩锁关节损伤伴撕脱性骨折、左肩袖损伤、左肩Ｂａｎｋａｒｔ损伤及左肩关节功能障碍的人身损害系成都中院采取违法强制措施所致无事实根据。刘某要求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因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成都中院存在违法侵犯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故该项请求亦缺乏事实根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六条之规定，成都中院作出（2019）川01法赔9号国家赔偿决定，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刘某关于请求赔偿其经济损失100万元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国家赔偿申请。 另查明，成都中院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2017）川01司惩3号决定，对刘某罚款人民币5000元。刘某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于2017年7月10日作出（2017）川司惩复5号复议决定，驳回刘某的复议申请。刘某认为其不存在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成都中院作出（2017）川01司惩3号决定错误，向成都中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请求：1.撤销（2017）川01司惩3号决定；2.取消刘某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由成都中院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刘某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4.由成都中院赔偿刘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成都中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川01法赔10号不予受理案件决定，对刘某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刘某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9）川委赔21号国家赔偿决定，驳回刘某的赔偿申请。 以上事实，有（2015）成民终字第68号庭审笔录及庭审视频、《悔过书》《放射科DR检查报告单》《门诊病情证明单》《放射科影像会诊报告单》《门诊病历》《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学司法鉴定意见书》、（2019）川01法赔9号国家赔偿决定书、（2017）川01司惩3号决定书、（2017）川司惩复5号复议决定、（2019）川01法赔10号不予受理案件决定书、（2019）川委赔2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2017年6月19日成都中院的法警将刘某带离法庭过程中是否致其左肩受伤及刘某的赔偿申请应否得到支持。 （一）关于成都中院的法警将刘某带离法庭过程中是否致其左肩受伤问题。成都中院提供了2017年6月19日的庭审视频及开庭笔录，证实庭审过程中，刘某多次使用不文明语言，发言过程中言词不当，违反法庭纪律，经审判长指出后仍不予改正，还出言侮辱审判长。审判长决定休庭，请法警将其带离法庭，并对其进行训诫。后法警将刘某带至旁边法庭，刘某接受训诫后于当晚23:08出具《悔过书》，内容为：代理人无侮辱审判长的意思表示，向法庭说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代理人接受法庭的训诫，保证在以后的代理工作中使用文明语言，遵守法庭规则。因此，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规则》第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刘某进行训诫，并将其带离法庭，并无不当。刘某主张成都中院的法警将其带离法庭过程中致其左肩受伤，虽然因休庭庭审视频未录制刘某被法警带离法庭的过程，但复庭后直至6月20日凌晨开完庭，刘某在法庭上未显示出身体有异常情况。且刘某提供的其于2017年6月20日凌晨在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放射科ＤＲ检查单和2017年7月3日在四川省骨科医院放射科ＭＲ影像会诊单，均记载刘某左肩关节对应关系良好，软组织未见肿胀，左肩未见骨折。直到2017年7月25日，四川省骨科医院才诊断刘某“左肩袖损伤，左肩锁关节损伤，左肩胛盂撕脱性骨折？”，此时，距2017年6月19日的开庭时间已有36天，刘某不能证明其左肩受伤系成都中院的法警执法行为导致。因此，刘某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二）关于刘某的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问题。本案中，因刘某左肩受伤与成都中院的执法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其请求成都中院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成都中院赔偿伤残赔偿金、误工费、医疗费、手术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护理费、后续治疗费用、被抚养人生活费等100万元经济损失，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刘某请求成都中院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因成都中院没有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其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三）关于刘某申请调取证据和司法鉴定问题。刘某于2017年6月20日凌晨向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抚琴西路派出所的报警记录仅能证明其报警情况，不能证明成都中院的法警是否暴力执法以及刘某是否受伤的情况，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不予同意其调查取证的申请。因刘某不能证明其左肩受伤系成都中院法警的执法行为所致，故，对其后续治疗手术费用及误工期限、护理期限等问题，没有鉴定的必要性，对其鉴定申请，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准许。 （四）关于刘某认为本案案由错误问题。刘某主张成都中院工作人员将其带离法庭时，采取制服性措施，反剪其双手，导致其受伤，其请求的理由与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十四个国家赔偿案由中殴打致伤赔偿最接近。刘某认为本案案由应定为违法使用警械致伤赔偿，但成都中院执法过程中未对刘某使用任何警械，仅是由法警将其带离法庭。故，刘某认为本案案由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刘某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成都中院（2019）川01法赔9号国家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驳回刘某的国家赔偿申请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法赔9号国家赔偿决定。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