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12民初2793号原告：毛桂琴，女，196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艳,云南乾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若璠，云南乾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吕健欣，男，1988年9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晋，云南泊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毛桂琴与被告吕健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毛桂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鲁艳、孙若璠，被告吕健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毛桂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吕健欣立即归还毛桂琴借款本金100000元,并以借款本金1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支付自2017年3月1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其中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36个月的利息100000元×1%/月×36个月=36000元，扣除已支付的10450元，应支付该期间的利息25550元）；2.吕健欣承担本案因诉讼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公告费等毛桂琴实现债权的费用。审理中，毛桂琴陈述第1项诉讼请求中是主张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7日期间的借款利息及2020年3月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第2项诉讼请求中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公告费未实际产生，所以不再主张。事实和理由:毛桂琴与吕健欣父亲系同事关系。2015年3月，吕健欣父亲对毛桂琴称吕健欣在长江证券公司工作，公司有工作任务，希望毛桂琴能借钱帮助吕健欣。基于同事及长辈情分，毛桂琴尝试将少量资金多次出借给吕健欣，吕健欣每月均向毛桂琴支付了利息，并按时归还了借款本金。双方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2016年7月22日，毛桂琴再次出借款项100000元给吕健欣，吕健欣每月按月息1%向毛桂琴支付利息。2017年2月后，吕健欣未再按月支付双方各约定的利息，仅于2018年9月14日、2018年10月31日、2019年1月10日先后三次合计支付款项10450元，之后未再支付过利息，更未归还过借款本金。吕健欣长期拒不偿还毛桂琴借款本息的行为，构成了违约。原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吕健欣立即偿还借款本息，并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全部费用。被告吕健欣辩称，毛桂琴与吕健欣之间不存在任何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毛桂琴向吕健欣主张归还款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毛桂琴自始至终均没有出示过任何吕健欣表示借款意思的借条，或其他相关证据。原告负有举证责任，需证明其与吕健欣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毛桂琴提交的吕健欣的身份证复印件，吕健欣认可真实性、关联性，但不认可合法性。因与本院核实的吕健欣的身份信息一致，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信。二、吕健欣提交的职业资格证（复印件），毛桂琴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因未与原件核对，无法确认真实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确认。三、吕健欣提交的《投资委托合同》《债务偿还的保证协议》《债务偿还保证协议的补充协议》、《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毛桂琴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因涉及案外人，且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审理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确认。四、吕健欣提交的微信群对话记录（图片打印件），毛桂琴虽以系超过举证期提交为由不予质证，但认可其被拉入该微信群中，且与本案的审理有关，本院予以采信。综上，结合庭审调查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毛桂琴与吕健欣之间2015年3月31日至2019年1月10日期间的交易记录，具体如下：一、1、2015年3月31日，毛桂琴向吕健欣转账50000元；2、2015年3月31日、2015年4月30日、2015年5月29日，吕健欣每次向毛桂琴转账700元；3、2015年6月30日，吕健欣向毛桂琴转账50000元。二、1、2015年7月20日，毛桂琴向吕健欣转账50000元；2、2015年7月20日、2015年8月20日、2015年9月21日、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1月20日，吕健欣每次向毛桂琴转账700元；3、2015年12月21日，吕健欣向毛桂琴转账50000元。三、1、2015年12月28日，毛桂琴向吕健欣转账50000元；2、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28日、2016年2月29日、2016年3月28日、2016年4月27日、2016年5月27日，吕健欣每次向毛桂琴转账500元；3、2016年6月28日，吕健欣向毛桂琴转账50000元。四、1、2016年7月22日，毛桂琴向吕健欣转账50000元；2、2016年7月22日、2016年8月22日、2016年9月22日、2016年10月22日、2016年11月21日、2016年12月22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2月20日，吕健欣每次向毛桂琴转账1000元；3、2018年9月14日、2018年10月31日、2019年1月10日，吕健欣分别向毛桂琴转账4000元、4100元、2350元。2015年12月28日，原告被邀请加入“融资项目公告群”。同日，该群中在该群中发布信息：“以后这个群就作为融资，进行公告，项目这边的负责人是……”。之后，该群中又发布信息：“本次项目是：东川龙东格公路，3个月之后到期，到期后会有项目接着。”2017年3月20日，吕健欣通过向微信向毛桂琴转账1000元，并发送微信：“孃孃，这个月的利息”。毛桂琴收取了该款项。审理中，毛桂琴与吕健欣一致陈述，2016年7月22日，除毛桂琴向吕健欣转账的50000元外，毛桂琴还向吕健欣交付了50000元，合计100000元。毛桂琴未在“融资项目公告群”中发过信息。毛桂琴陈述，一、本案借款没有借条、借款合同等书面凭证。二、吕健欣的父亲称吕健欣在长江证券公司工作，需要完成任务，需要以毛桂琴的名义在证券公司开立账户，之后毛桂琴转款给吕健欣，但不清楚款项的去向。三、2016年7月22日的借款100000元，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约定的利息是月利率1%，按月支付利息，当月支付次月利息，吕健欣没有归还过借款本金，支付的款项均是支付借款利息；没有约定过逾期利息。吕健欣陈述，一、因吕健欣有理财规划资质，毛桂琴觉得可以委托其进行投资理财，所以从2015年开始就委托吕健欣代为投资理财，双方是委托投资理财关系，但未签订委托合同。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是毛桂琴将资金委托吕健欣进行投资理财，吕健欣将相应的收益支付给原告，投资到期，融资人将本金返还给吕健欣，吕健欣再将本金返还给毛桂琴。二、毛桂琴共委托投资理财四次，即为交易记录中毛桂琴向吕健欣的四次转款，四次委托投资理财，均不需开立投资理财账户，吕健欣借款给融资人，融资人向吕健欣还本付息；没有开立过投资理财账户。三、毛桂琴与吕健欣没有约定理财期限，没有约定由谁承担投资风险。四、吕健欣以自己名义投资理财，并决定投资理财的项目。五、有偿委托，融资人按月利率1.8%向吕健欣支付利息，吕健欣按月利率1%向毛桂琴返还利息，利息差额就是吕健欣的受托报酬。六、没有“融资项目公告群”微信群的原始载体，该微信群也不存在了。七、2017年，融资人资金出现问题，吕健欣与案外人组成维权组。八、2017年1月1日之后融资人没有再偿付过利息，2017年1月至3月，每月1000元的利息是吕健欣垫付的。之后融资公司优先返还本金，吕健欣于2018年9月14日、2018年10月31日、2019年1月10日分别向毛桂琴转账4000元、4100元、2350元，是融资公司返还的本金。本院认为，2016年7月22日，毛桂琴向吕健欣转账50000元，审理中，毛桂琴与吕健欣一致认可，除上述50000元外，毛桂琴于2016年7月22日还向吕健欣交付了50000元，本院予以确认，则2016年7月22日，毛桂琴向吕健欣交付了100000元。就该100000元款项的性质，毛桂琴主张系其出借给吕健欣的款项，吕健欣则抗辩系毛桂琴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投资理财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在审理中陈述没有借条、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则本案系毛桂琴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及双方认可交付的款项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而吕健欣抗辩上述100000元系毛桂琴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投资理财款，则本案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前提，应当适用上述法律规定，首先应由吕健欣提供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吕健欣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后，再由毛桂琴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成立借贷关系。对于吕健欣的抗辩主张，本院作如下评判：首先，吕健欣虽主张2016年7月22日的100000元系毛桂琴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投资理财款，但没有委托合同等书面凭证予以证实。毛桂琴是否曾作出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意思表示，吕健欣也未提交任何其他书面、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等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另，吕健欣还主张毛桂琴于2015年3月31日、2015年7月20日、2015年12月28日每次向其转账的50000元，也是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投资理财款，但吕健欣也未提交任何书面凭证或其他形式的证据证实毛桂琴在上述三次转款过程中曾作出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意思表示，故也不能从双方之前的资金往来推断出毛桂琴交付2016年7月22日的100000元时，是否作出委托吕健欣投资理财的意思表示。其次，吕健欣称因其有理财规划资质，毛桂琴觉得可以委托其进行投资理财，所以从2015年开始就委托吕健欣代为投资理财，但从吕健欣在审理中的陈述来看，其所称的与融资人的投资理财实际上是以借贷方式进行，并不需要投资理财规划资质，且实际上也没有过开立理财账户。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民间借贷与委托投资理财的区分，主要从是否保本、是否具有固定收益、由何方享有资金的控制权及投资理财风险如何分担等方面审查。审理中，吕健欣陈述，委托投资理财系以吕健欣的名义进行，吕健欣决定投资理财项目；毛桂琴与吕健欣没有约定投资理财期限，没有约定投资理财风险由谁承担；有偿委托，融资人按月利率1.8%向吕健欣支付利息，吕健欣按月利率1%向毛桂琴返还利息，利息差额就是吕健欣的受托报酬；2017年融资人资金出现问题，吕健欣与案外人组成维权组。按照吕健欣的上述陈述，1、吕健欣决定2016年7月22日的100000元资金的投资理财项目，融资人资金出现问题，是由吕健欣向融资人主张权利，则吕健欣能控制资金流向，对资金享有控制权；且上述100000元按月利率0.8%计算的投资理财收益差额由吕健欣的享有。2、就是否保本、投资风险如何分担，按照吕健欣的陈述，均没有约定，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本院无法确定是否有约定，但在一般委托投资理财关系中，不对是否保本及投资理财风险如何分担进行约定，不符合常理。且融资人资金出现问题时，向被告方主张权利的是吕健欣，而非毛桂琴，不符合委托法律关系中由委托人承受委托事务法律后果的法律特征。3、从毛桂琴与吕健欣的交易记录来看，吕健欣向毛桂琴转账的时间、金额具有高度规律性，且庭审中，吕健欣陈述2017年1月至3月每月的1000元合计3000元是其垫付的，如果是委托投资理财，由受托人垫付收益与一般市场交易习惯不相符合，且吕健欣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本院认为，吕健欣不论盈亏均需向毛桂琴支付固定收益具有高度可能性，符合民间借贷贷款人享有固定收益的法律特征。上述1-3方面均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并不符合委托投资理财的法律特征。第四，吕健欣于2017年3月20日向毛桂琴转账1000元时称是当月利息，而非投资理财收益。第五，毛桂琴被邀请加入“融资项目公告群”,但毛桂琴未在该群中发过信息。按照吕健欣提交的微信群的图片打印件，只能确定该微信群公告了融资项目及期限，不能确定作此公告的原因，且公告时尚未产生2016年7月22日的100000元，不能以之前的公告判断之后款项的性质。另，吕健欣也未提交该微信群的原始载体，无法确认图片打印件的内容是否是全部内容。综上，吕健欣虽抗辩2016年7月22日的100000元系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投资理财款，但其不能就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反之，综合上述五个方面，2016年7月22日的100000元系其向毛桂琴的借款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本院确认毛桂琴与吕健欣之间形成借贷关系。毛桂琴向吕健欣交付了借款100000元，吕健欣即应按约偿还借款本息。审理中，毛桂琴陈述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无法确认双方是否约定了借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毛桂琴有权提起诉讼要求吕健欣归还借款本金。就借款利息，结合双方的陈述及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每月支付1000元的情况，本院确认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当月支付次月利息。至于吕健欣于2018年9月14日、2018年10月31日、2019年1月10日分别向毛桂琴转账4000元、4100元、2350元，合计10450元，吕健欣主张系归还的借款本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上述三笔款项合计10450元，均应抵充借款利息，其中10000元是抵充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次月的借款利息，即截止2018年2月的借款利息，剩余450元应抵充截止2018年3月22日的部分利息，且截止2018年3月22日，尚欠借款利息550元。吕健欣还应向毛桂琴支付2018年3月23日至2020年3月16日期间的借款利息23757.51元（1000元/月×23个月+1000元/月÷29天×7天+1000元/月÷31天×16天）。以上合计24307.51元（550元+23757.51元）。因吕健欣偿还的款项均已抵充借款利息，毛桂琴要求吕健欣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吕健欣未归还借款本金，毛桂琴有权要求吕健欣支付自毛桂琴起诉之日2020年3月17日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毛桂琴与吕健欣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为月利率1%，则毛桂琴有权主张自2020年3月17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但其只主张自2020年3月18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公告费，毛桂琴陈述未实际产生，所以不再主张，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吕健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毛桂琴借款本金100000元；二、被告吕健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毛桂琴截止2020年3月16日的借款利息24307.51元，并支付自2020年3月18日起至100000元借款本金实际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三、驳回原告毛桂琴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6元（原告已预交，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毛桂琴负担18元，由被告吕健欣负担138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成 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郭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