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初1843号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中天广场1-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X16772187M。负责人:曾盾，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超，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严。被告: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路**湘域中央****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666345240T。法定代表人:彭图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赞辉，湖南伍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金石锌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住所地湖南省沅江县麻溪铺镇有色金属产业园代码914312226918191969。法定代表人:吕小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炼斌，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湘文，男，汉族，1969年1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全，湖南泰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小香，女，汉族，1973年8月9日生，住湖南省华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全，湖南泰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因与被告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公司）、湖南金石锌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石公司）、吕湘文、吕小香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符建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楷人、章海如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徐彬彬担任庭审记录，于2020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超、肖严，被告旭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赞辉、被告金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炼斌、被告吕湘文和吕小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诉称：2013年10月8日，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被告旭日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索权）》（编号：658BL130003）（以下简称“《保理协议》”），约定，被告旭日公司将其尚未到期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原告，原告为被告旭日公司提供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并依申请发放融资款；被告旭日公司对原告未按时受偿的应收账款债权承担回购责任，回购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应收账款余额、相应逾期支付违约金及实际发生的一切费用；如被告旭日公司未能依约足额回购应收账款及利息，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2013年10月21、30日，基于被告旭日公司的申请，原告先后向其发放融资款24,080,653.93元、8，801,254.74元,共计32,981,908.67元。为确保前述款项的收回，被告金石公司、吕湘文、吕小香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自愿为前述《保理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此外，依据《保理协议》第一条第十项“若商务合同无明确的应收账款付款期，而是约定付款事件，则保理期间的届至日以经乙方承诺并经甲方认可的届至日为准”，被告旭日公司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中列明的付款日为“签收之日起4个月内”，商务合同买方总经理李炎芳在2013年10月12日谈话中“我们承诺在4个月内付款”等表述可知，2014年2月12日为还款的最后期限。现还款期限早已届至，但被告旭日公司仅于2013年12月24日、2014年2月17日支付违约金300,637.91元、297,570.11元，于2016年6月8日偿还本金40,224.08元，截止2019年3月29日，被告旭日公司尚欠本金32,941,684.59元、违约金（14,334,638.34）元。最后，《保理协议》中各方约定管辖地为长沙招行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并且《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各担保人也承诺，“本保证人同意采取住合同所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据此，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享有本案的管辖权。故请求判令被告旭日公司向原告偿还编号为658BL130003《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收购本金32,941,684.59元及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3月29日为（14,234,638.34）元；判令被告金石公司、吕湘文、吕小香对被告旭日公司所欠的债务在本金32,941,684.59元及违约金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暂计至2019年3月29日为（14,334,638.34）元；判令四被告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原告为此支付的其他合理费用。被告旭日公司答辩称，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基于本案的保理合同关系要求被告旭日公司承担还款义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被告旭日公司之间虽然签订了“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名义上由被告旭日公司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转让江西煤业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煤业公司）的债权，但被告旭日公司与江西煤业公司并未实际履行《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被告旭日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只向江西煤业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未实际提供货物。被告旭日公司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协议”融资借款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偿还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在2013年10月份的到期贷款3200余万元，即“借新还旧”，根据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提供的证据“新系统历史交易表”显示，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向被告旭日公司发放第一笔融资款24180635.93元是在2013年10月21日23点25分01秒，但在23点41分42秒就被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划扣24180000元；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向被告旭日公司发放第二笔融资款8801254.74元是在2013年10月30日19点41分51秒，但在20点5分14秒被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扣划8801254.74元，新系统历史交易表的“摘要”载明为“偿还我行垫款和其他已有信贷敞口金额”。本案的融资借款发放和扣划都是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自己操作的，所以本案签订保理协议的真实意图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被告旭日公司是清楚明确的。本案被告金石公司、吕小香对被告旭日公司借新还旧是不知情的。以上事实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506号民事判决书佐证。根据被告旭日公司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真实的借贷关系及保理合同中本身所包含金融借款的法律关系，借款本金不能以其他方式或者变相的方式预先扣除，已经扣除的应当从借款本金中抵扣，根据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实际提供给被告旭日公司的融资贷款只有635.93元，所以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依据保理合同法律关系要求被告旭日公司承担32941684.59元还款义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被告旭日公司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其实就是借贷关系的“借新还旧”，本案的保理合同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幌子，且本案的借款本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已经进行扣除，所以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依据保理合同法律关系要求被告旭日公司还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驳回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金石公司答辩称，本案诉争《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的实质内容是作为应收账款债权人的被告旭日公司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作为保理人的原告，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向被告旭日公司提供资金融通。故案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和资金融通均以作为基础合同的《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为基础。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并未提交货物交付的相关证据证明被告旭日公司已经向债务人江西煤业公司实际交付货物的事实；而被告旭日公司与债务人江西煤业公司的往来函件、被告旭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约定的泸溪兴业硫酸厂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认定被告旭日公司未按购销合同约定交付货物。即《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未得到实际履行。《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诉争《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签订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或被告旭日公司将双方存在巨额金融借款合同的事实告知被告金石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或被告旭日公司将被告旭日公司尚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3200余万元未到期借款尚未归的事实告知被告金石公司。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发放保理融资款的用途系偿还银行垫款和其他已有信贷敞口金额，即实际用于归还被告旭日公司在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前期所欠贷款。其次，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或被告旭日公司将以《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的融资款用于提前归还被告旭日公司所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未到期3200余万元借款的蓄意目的告知被告金石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金石公司明知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和被告旭日公司以《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融资款“借新还旧”。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提供的新系统历史交易表证明，诉争《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签订后，2013年10月21日23:25:01，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向被告旭日公司账户汇入融资资金24,180,653.93元，23:41:42收回了被告旭日公司所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前期贷款本息24,181,000元；2013年10月30日19:41:51，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再次向被告旭日公司账户汇入融资资金8,801,254.74，20:05:14收回了被告旭日公司所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前期贷款本息8,801,254.74元。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两次汇入融资资金、收回被告旭日公司前期贷款的时间均为非工作时间，相隔均不到半小时，操作均由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完成而没有被告旭日公司参与。亦足以认定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蓄意恶意以发放保理融资款偿还被告旭日公司在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前期所欠贷款，追求被告金石公司归还被告旭日公司所欠的融资款本息。据此，足以认定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被告旭日公司恶意串通，故意隐瞒了被告旭日公司尚有未清偿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巨额贷款债务的事实，骗取被告金石公司提供保证；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恶意改变《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的融资款的用途，提前归还被告旭日公司所欠其尚未到期的前期贷款。且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要求被告金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已超过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被告旭日公司以保理业务为名，骗取被告金石公司为被告旭日公司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进行保理融资贷款担保，将保理融资所借款项用于归还被告旭日公司此前所借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但尚未到期的金融贷款。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蓄意、明知该保理融资款项的实际用途，但其要求被告金石公司出具担保书时没有告知被告金石公司，亦不能举证证明被告金石公司明知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和被告旭日公司“借新还旧”，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和被告旭日公司恶意串通，欺骗被告金石公司。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三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上海申浦对外技术投资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复函》（[2000]民他字第7，2000年1月1日）的规定，被告金石公司对被告旭日公司偿还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担保债务部分，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吕湘文和被告吕小香的答辩意见和被告金石公司的答辩意见相同。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保理协议及履行证据。1、《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索权）》（编号：65BL130003）；2、《招商银行国内保理业务转账凭证（代借方传票）》；3、《招商银行国内保理业务转账凭证》；4、银行流水；5、新系统历史交易表。证明：保理业务协议约定的内容；2013年10月21日、30日，经被告旭日公司申请，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先后向其提供24180653.93元、8801254.74元的融资。证据二：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证据。6、《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65DB131307）（被告金石公司）；7、《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65DB131308）（被告吕湘文）；8、《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65DB131309）（被告吕小香）。证明：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湘文、被告吕小香承诺对《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及担保范围、通知送达地址、争议解决方式。证据三：购销合同及债权转让、履行的证据。9、《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JMXR-2013-01）；10、《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编号：2013年01号）；11、录音光盘及文字说明。证明：被告旭日公司与江西煤业公司之间的锌精矿购销合同关系；被告旭日公司将其对江西煤业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证据四：被告旭日公司还款证据。12、还款凭证1；13、还款凭证2；14、还款凭证3。证明：被告旭日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24日和2014年2月17日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支付违约金300639.91元、297570.11元；于2016年6月8日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偿还本金40224.08元。被告旭日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方面均有异议。理由：1、被告旭日公司之所以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签订保理协议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归还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到期贷款，即借新还旧，因为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发放的二笔融资贷款在发放的当天就已经被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扣划了（见原告提供的“新系统历史交易表”），对此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是知情的而且是默许这样操作的。2、本案的保理协议所依附的购销合同，被告旭日公司本身也没有向江西煤业公司供货，只提供了增值税发票。所以本案被告旭日公司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真实法律关系其实就是借贷关系，但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事先就将借款本金扣除了，所以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要求旭日公司按3200多万元偿还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证据一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的“担保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金石公司和被告吕小香对“国内业务保理协议”的真实履行情况是为了借新还旧是不知情的。对证据三“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该购销合同不能真实反映本案保理协议的真实合法性，首先根据江西省高院的生效判决书可以认定被告旭日公司本身没有向江西煤业公司供货，只提供了增值税发票，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其次本案根据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被告旭日公司的真实法律关系是金融借贷关系来分析，这个购销合同只是作为签订“保理协议”一个条件，对此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是知情且默许的。对证据四“还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本案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被告旭日公司的真实法律关系就是借贷法律关系，所以被告旭日公司的还款是针对偿还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借款本息，不是为了偿还违约金。被告金石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理由：1、本身不是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2、保理业务实质是债权转让和金融贷款的混合体，以债权转让和金融贷款的基础买卖合同为基础。对证据一的证据2、3、4、5：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反证：1、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以案涉保理融资款偿还被告旭日公司所欠原告前期贷款，恶意改变保理融资款的用途。2、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在非工作日、非营业时间汇入、划转被告旭日公司账户保理融资款，蓄意恶意以发放保理融资款偿还被告旭日公司所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前期贷款，恶意追求被告金石公司归还被告旭日公司所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贷款本息。对证据二的被告金石公司签署的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理由：被告金石公司在签署担保书时：1、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或被告旭日公司没有将双方存在巨额金融借款合同的事实告知被告金石公司，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或被告旭日公司没有将被告旭日公司尚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3200余万元未到期借款尚未归的事实还告知被告金石公司；2、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或被告旭日公司没有将双方或一方将以《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的融资款用于提前归还被告旭日公司所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未到期3200余万元借款告知被告金石公司；3、被告金石公司对被告旭日公司尚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3200余万元未到期借款尚未归的事实毫不知情，对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和被告旭日公司以《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融资款“借新还旧”毫不知情，直至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起诉被告金石公司。对证据三的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1、（2019）赣民终50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存在不同时间签订的两份同一内容的购销合同，故被告金石公司有理由认为债权转让和保理融资的基础不真实。2、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明知作为保理融资基础的买卖合同的货物交付方式、地点、付款条、地点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显然疏于审查、核实买卖合同是否实际履行，货物是否到达交货地点，是否交货。对证据三的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1、清单明细只依据增值税发票记载金额，只有开票日期，既无货物实际交付凭证，也没有货物交付明细、送货单或收货单及交付日期、磅单。2、依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8条，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货物交付依据，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应当另行提供证据证明货物已交付。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尽到保理审查的谨慎义务和防范自身风险的责任。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显然没有尽到审查、核实的义务。对证据三的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1、录音证据的取得方式是否合法不得而知；2、录音是否为完整未经剪辑无法判断；3、案外人没有确认被告旭日公司已经实际向案外人交付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对证据四的证据12、13、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理由：被告旭日公司在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保理融资贷款后，案外人付款期限尚未届至前还款，足以证明本案保理融资纯属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和被告旭日公司恶意串通，蓄意骗取包括被告金石公司在内的保证人提供担保。被告吕湘文和被告吕小香的质证意见与被告金石公司的质证意见相同。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湘文和被告吕小香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针对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提供的四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提供的《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索权）》、《招商银行国内保理业务转账凭证（代借方传票）》、《招商银行国内保理业务转账凭证》、银行流水、新系统历史交易表，被告旭日公司认为该组证据证明是借新还旧，所依附的购销合同没有供货，但实质上未否定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被告金石公司、吕湘文、吕小香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对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提供的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湘文、被告吕小香分别出具的三份《不可撤销担保书》，被告旭日公司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金石公司和被告吕小香对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是借新还旧不知情。其抗辩理由不足以否定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湘文、被告吕小香均确认各自签署的担保书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提供的2013年5月30日签署的《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及附件2013年01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和确认回执、录音光盘及文字说明，被告旭日公司对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其抗辩理由不成立。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湘文、被告吕小香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原告疏于审查、核实购销合同的履行和是否实际交货。因该组证据可以互相印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对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提供的2013年12月24日、2014年2月17日、2016年6月8日的转账流水，被告旭日公司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其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真实法律关系就是借贷法律关联，还款是借款本息，不是违约金。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湘文、被告吕小香亦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30日，江西煤业公司与被告旭日公司签订一份《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JMXR-2013-01）。约定：需方江西煤业公司采购供方被告旭日公司锌精矿产品，以上海有色金属网1#锌锭周均价作为结算参考价格。价格为含税价格，被告旭日公司应向江西煤业公司提供符合国家税务机关规定的增值税发票。本合同数量约2000金属吨每月。被告旭日公司所交产品品位在45%以上为合格产品，低于45%，江西煤业公司有权拒收并由被告旭日公司承担所有费用开支。江西煤业公司货物验收后提供货物合格的验收单据。付款及结算方式约定为货到泸溪兴业硫酸厂，待验收报告及被告旭日公司提供17%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六个月内付清货款。交付方式为被告旭日公司送货至泸溪兴业硫酸厂或双方认可的其他交货地点。双方约定以泸溪兴业硫酸厂磅房计量所得重量作业为计价重量，有包装扣袋重0.5%。双方约定合作期限2014年5月30日。江西煤业公司委托代理人吴强在该合同上签名并加盖了江西煤业公司合同专用章，被告旭日公司委托代理人宋柏林在该合同上签名并加盖了被告旭日公司合同专用章。2013年10月8日，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应收账款受让方，甲方）与被告旭日公司（应收账款转让方，乙方）在长沙签订一份《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索权）》（编号：65ＢＬ130003）。约定：鉴于被告旭日公司根据业务需求，就其在相关商务合同项下对商务合同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申请融资业务，即被告旭日公司将其对商务合同买方享有的尚未到期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支付给被告旭日公司约定的融资额受让该债权。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同意为被告旭日公司提供“有追索权国内保理服务”。被告旭日公司需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申请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的，被告旭日公司应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提交《额度申请书》及买卖双方签订的贸易合同、与买方历史交易情况及买方付款记录以及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提出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的授信额度申请。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经审查并审批通过后，与被告旭日公司签订相关授信文本和本协议。保理合作期间自2013年10月10日至2014年2月16日。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同意办理公开型保理业务。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向被告旭日公司提供的收购款（即转让价）包括基本收购款和追加收购款。本协议项下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同意向被告旭日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34824403.92元的基本收购款。基本收购款为所转让应收账款金额的80%；被告旭日公司授权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在基本收购款内扣除融资费、保理管理费、单据处理费、回购款后，所剩金额向被告旭日公司实际支付后，应收账款转让价即视为支付完毕。本协议涉及费用包括：融资费、保理管理费、单据处理费、提前回购费、其他费用及逾期支付违约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和被告旭日公司一致同意，上述费用的收取与否并不影响应收账款转让的完成。融资费率为5.6%，计费从基本收购款发放至被告旭日公司账户之日起至逐笔应收账款国内保理期间届满日止；融资费由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按实际已发生的费用在收购款发放日一次性收取；保理管理费的费率为所转让应收账款金额的0.125%；逾期支付违约金以基本收购款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按保理期间逾期实际发生天数由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向被告旭日公司收取。在授权额度项下被告旭日公司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提交下列所规定的单据后，相应应收账款即已经转让给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一）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二）商务合同的真实复印件；（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正本；（四）商业发票；（五）商务合约规定提交的其他商业单据（包括但不限于运输、保险单据等）；（六）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所要求提供的其他单据及文件。被告旭日公司有义务配合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对上述转让给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应收账款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操作规则》的要求，在“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中办理登记事宜。发放收购款先决条件：1、商务合同各方之间无违约事件和／或争议和／或纠纷发生或正在持续；2、《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已经被告旭日公司签字盖章确认后生效；3、被告旭日公司已将商务合同、商业发票正本等交易凭证交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收执；4、如为公开型保理，则被告旭日公司已将被告旭日公司发出并由商务合同买方签收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或发票复印件清单交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收执，或送达《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公证文书或律师函或寄送凭证交由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5、下列材料的真实性已经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初步确认：被告旭日公司《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被告旭日公司合法性的法律文件，包括：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验资报告、成立批准证书、合资合同、公司章程等；被告旭日公司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上年度财务报表和近期财务报表等；被告旭日公司关于所涉及交易真实性的交易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商务合同、商务发票等）；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要求的其他有关材料、前述材料范围或数量可以根据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要求增加或减少，惟以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要求为准。上述放款先决条件为被告旭日公司的义务，是否完全具备并不影响国内保理协议的效力。本协议基本收购款发放日在被告旭日公司提交《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并办妥转让手续，经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审批后确定，收购款项入被告旭日公司在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处开立的结算账户，账号为：7319********。基本收购款发放日即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日。自实付基本收购款发放入被告旭日公司上述账户起，商务合同项下被告旭日公司享有的对商务合同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即转让给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国内保理的保理期间参照商务合同中商务合同买方付款的期限，并根据本协议第一条（九）、（十）定义条款确定。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指定应收账款回收专户，户名：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账号为：7319********。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被告旭日公司双方同意上述应收账款回收账户为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委托被告旭日公司回收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所受让的应收账款的专用账户。被告应对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未按时受偿的应收账款债权承担回购责任。要求被告旭日公司对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未按时受偿的应收账款债权承担回购责任是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权利，本条约定并不影响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作为应收账款权利人向商务合同买方主张应收账款支付的权利。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有权向被告旭日公司发出《国内保理回购通知书》，要求被告旭日公司立即回购全部未偿付的应收账款余额及相应逾期支付违约金及费用，或依法对被告旭日公司进行追索。1、被告旭日公司、商务合同买方发生贸易争议，或被告旭日公司所提供的商务合同及其他资料存在虚假情况；2、因商务合同买方本身财务状况变化或其他任何原因而导致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已受让的应收账款到期未及时足额收回；3、商务合同买方已将应收账款金额支付给被告旭日公司，但被告旭日公司未全额转付给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4、被告旭日公司发生本协议约定的违约事件；5、发生本协议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的情形。被告旭日公司在收到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发出的《国内保理回购通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必须以货币资金方式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回购商务合同买方未付应收账款。回购金额计算方式为：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基本收购款＋基本收购款逾期支付违约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所实际发生的所有管理及追索费用；回购金额以《国内保理回购通知书》载明的为准，被告旭日公司放弃任何抗辩和异议。被告旭日公司应将回购款项付至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指定账户。超过此期限而被告旭日公司仍未回购的，被告旭日公司授权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在其结算账户中扣除相应款项。即使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未出具《国内保理回购通知书》，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亦有权在保理期间逾期而未足额受偿时直接对被告旭日公司行使追索权，即包括但不限于采取扣收被告旭日公司有关存款、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向被告旭日公司进行追索（追索金额与被告旭日公司应回购款项相同）。被告旭日公司完成应收账款回购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将对商务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转回至被告旭日公司。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签订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被告旭日公司向江西煤业公司致送《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编号：2013年保字第01号）并附有2013年01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载明：根据权利转让方被告旭日公司与权利受让方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于2013年10月8日签订的65BL130003号《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权利转让方和权利受让方共同通知如下：权利转让方被告旭日公司已将下列《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项下贵司应当向权利转让方支付的应收账款的权利转让给权利受让方。附件《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载明：按照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签署的授信文本（如有）以及65BL130003号《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国内池保理业务协议》的约定，现申请将下表中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应收账款明细清单载明：买方名称江西煤业公司，合同编号JMXR-2013-01，开票日期分别为9月17日、9月29日、10月8日的发票38份，发票总金额43530504.90元，应收款总额34824403.92元，付款日均为签收之日起4个月内。附加约定：上述表中所列明的应收账款贸易背景及内容真实、合法，清单要素记载正确，我司将履行与贵行所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我司拟转让给贵行的应收账款以本清单为准，一旦贵行确认该清单，则本清单所列应收账款视为已转让给贵行。我司将结合转让应收账款的需要不定期向贵行提交拟转让的应收账款清单，新清单经双方签署后形成对原清单的自动更新。本清单自我方签署并经贵行确认之日起生效。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被告旭日公司均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和《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加盖公章，但均未署日期。2013年10月10日，江西煤业公司签署《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的《确认回执》。载明：我司已经收到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于2013年10月8日向我司发出的编号为2013年保字第01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编号为2013年01号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我司谨确认上述应付款项并承诺将按上述通知要求对贵行履行付款责任。江西煤业公司在回执签收方栏和骑缝处加盖公章。2013年10月21日，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湘文、被告吕小香分别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65ＤＢ131307、65ＤＢ131308、65ＤＢ131309）。均约定：鉴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同意向被告旭日公司提供借款／商业汇票承兑／票据贴现，金额总计为人民币叁仟肆佰捌拾万元整，并于2013年10月8日和被告旭日公司签订编号为65ＢＬ130003号的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经被告旭日公司请求本保证人同意出具本担保书，自愿为被告旭日公司在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在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时，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向被告旭日公司提供而未获偿还的贷款、承兑垫款及／或贴现款由本保证人在本担保书第2条所确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国内保理业务协议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如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根据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约定提前向被告旭日公司追索，本保证人亦在本担保书第2条所确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和被告旭日公司之间就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利率、金额等达成展期协议书或变更有关条款，或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在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债务履行期内根据国内保理业务协议规定调整利率的，无需征得本保证人的同意或通知本保证人，且本保证人均予以认可，不影响本保证人依据本担保书所承担担保责任。保证范围：本保证人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被告旭日公司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一切有关费用。保证责任期：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垫款或其他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另加两年。通知：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本保证人之间关于本担保书的通知、要求等应以书面形式发送。由专人递送的，收件方签收视为送达（收件方拒收的，于拒收日视为送达）；以邮政信函方式递交的，寄出后满七日视为送达；以传真方式递交的，收件方传真系统接收传真后视为送达。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以在公众媒体上公告的方式向本保证人催收的，自公告之日视为送达。被告金石公司的联系地址为：沅陵县××镇××村××组。被告吕湘文的联系地址为：长沙市天心区××路××段××号××庄××栋××室。被告吕小香的联系地址为：长沙市天心区××路××段××号××庄××栋××室。2013年10月21日23时25分01秒，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向被告旭日公司在该行的7319××××0306账户转入********.93元，款项用途为“偿还我行垫款和其他已有信贷敞口金额”。被告旭日公司在该笔转账的《招商银行国内保理业务转账凭证（代借方传票）》加盖了公章、财务专用章、吕湘文印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加盖了放款专用章。当日23时41分42秒，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将被告旭日公司在该行7319××××0306账户上的********.00元划转至被告旭日公司在该行731902912810903结算账户。2013年10月30日19时41分51秒，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向被告旭日公司在该行的7319××××0306账户转入8801254.74元，款项用途仍为“偿还我行垫款和其他已有信贷敞口金额”。被告旭日公司在该笔转账的《招商银行国内保理业务转账凭证（代借方传票）》加盖了公章、财务专用章、吕湘文印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加盖了放款专用章。当日20时05分14秒，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将被告旭日公司在该行7319××××0306账户上的8801254.74元划转至被告旭日公司在该行731902912810903结算账户。又查明，2013年10月8日，《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索权）》（编号：65BL130003）时，被告旭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吕湘文。2018年11月2日，被告旭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被告吕湘文变更登记为彭图德。还查明，2014年1月3日，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以旭日公司、金石公司、吕湘文、吕小香为被告，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过程中，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申请，追加江西煤业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江西煤业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并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旭日公司、金石公司、吕湘文、吕小香之间系借贷法律关系，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江西煤业公司之间系债权转让合同关系，案由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分别主张的借贷法律关系和债权转让合同关系，两法律关系之间性质完全不同，彼此独立且无任何关联，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在一个诉讼中管辖不当；同时旭日公司与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书面通知了江西煤业公司，因该债权是基于旭日公司与江西煤业公司之间所签订的锌精矿购销合同产生的，且需依附该合同实现。故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诉江西煤业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应根据旭日公司与江西煤业公司双方所签锌精矿购销合同确定管辖，因双方约定管辖无效，故该案应由江西煤业公司住所地江西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30日作出（2014）湘高法立民终字第76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民二初字第00146-1号民事裁定；二、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诉江西煤业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2015年7月15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诉旭日公司、金石公司、吕湘文、吕小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2016年4月29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长中民二初字第00146-04号民事裁定：准许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撤回对旭日公司、金石公司、吕湘文、吕小香的起诉。另查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诉江西煤业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后，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于2015年1月4日诉至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2月30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洪民二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诉讼请求。2017年3月20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民终482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洪民二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二、发回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2019年3月19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01民初195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江西煤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支付保理融资款12628336.38元及相应利息[自2017年5月24日起以9882505.38元为基数按照《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偿权）》（编号65BL130003）的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但本息计算的结果以不超过34824403.92元及该款自2014年2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为限；旭日公司对保理融资款本息的清偿行为，相应减少判决项下江西煤业公司的清偿义务，反之亦然]；二、驳回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2019年12月2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民终506号民事判决。认为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错误，判决：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初19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关于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的性质及类型。根据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关于“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的规定，本案保理业务即属于以应收账款合法、有效转让为前提的银行保理融资服务。诉争《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索权）》第一条第（十八）追索权和第三条业务种类的约定，“（一）甲方同意按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为乙方办理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故本案属于有追索权的保理。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被告旭日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索权）》，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未就保理合同作出专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亦无保理合同纠纷的案由，故保理合同属于无名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应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参照本法分则或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之规定，本案保理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合同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借款合同的规定确定。关于被告旭日公司的还款责任。对于有追索权的保理，保理商在债权未获清偿的情况下，不仅有权请求基础合同的债务人向其清偿债务，同时有权向基础合同应收账款债权的让与人追索。本案中，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同时向被告旭日公司主张了追索权，又另案向江西煤业公司主张了应收账款债权。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9）赣民终50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要求江西煤业公司支付应收账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不影响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对被告旭日公司行使追索权。依据国内保理业务协议，被告旭日公司将其在基础合同《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项下对江西煤业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并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申请支付收购款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依约在2013年10月21日和30日分两次向被告旭日公司发放了两笔收购款24180653.93元和8801254.74元，合计32981908.67元。被告旭日公司抗辩其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协议融资借款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偿还所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原有借款，保理收购款的发放和扣划都是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操作，不影响被告旭日公司申请并实际取得协议约定的收购款的结果。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已经按照约定向被告旭日公司支付了共计32981908.67万元的收购款，其已经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自认被告旭日公司2016年6月8日偿还的40224.08元为本金，本院予以确认。故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要求被告旭日公司偿还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保理回购款本金32941684.59元及暂计至2019年3月29日违约金14334638.34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湘文、被告吕小香的保证责任。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小香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时，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和被告旭日公司均未将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被告旭日公司存在前期借款债权债务，保理收购款将用于偿还被告旭日公司前期所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借款的事实告知两被告，且被告旭日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与被告旭日公司的前期债权债务情况告知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小香；相反，被告旭日公司以开展保理业务为名，骗取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小香为其保理借款担保，将保理收购款用于偿还前期所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借款。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和被告旭日公司盖章的两份保理业务转账凭证载明的款项用途，以及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在非营业时间向被告旭日公司发放保理收购款并旋即划转该笔保理收购款用于偿还被告旭日公司的前期借款进一步证明，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明知保理收购款的实际用途为偿还被告旭日公司前期所欠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借款，但其在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小香签署担保书时没有告知作为保证人的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小香，亦不能举证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小香明知借贷双方“借新还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之规定，被告金石公司、被告吕小香对被告旭日公司偿还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的前期债务部分，不承担民事责任。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签订时，被告吕湘文作为被告旭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被告旭日公司实际经办了本案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申请保理收购款等保理业务，其向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出具担保书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涉案保理业务项下的债权属于此担保书的保证范围，在被告旭日公司未支付原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回购款的情况下，作为保证人的被告吕湘文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吕湘文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旭日公司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偿还编号为65BL130003《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收购款本金32,941,684.59元及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3月28日为14,334,638.34元，2019年3月29日后的违约金按逾期发生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吕湘文对被告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78182元，由被告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符建华人民陪审员  朱楷人人民陪审员  章海如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徐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