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702民初2047号原告：黑龙江泽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新兴西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230000663876919W。负责人：夏庆军，该律所主任。被告：董文广，男，196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伊春市中心医院副院长，住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冰，黑龙江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黑龙江泽瑞律师事务所与被告董文广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黑龙江泽瑞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夏庆军，被告董文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黑龙江泽瑞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代理费34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因被告妻子身亡，原被告协商代理继承事宜，因原告妻子生前财产甚多，当时无法界定遗产数额，故暂时协议先收取3万元，按标的额最后收取代理费3%，并于2016年7月8日办理委托代理手续。原告经过两年多代理工作，做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工作，付出巨大艰辛，最终完成代理工作。原告为被告代理一、二审及执行案件，诉讼期间涉及案件标的额1200余万元，应收取代理费37万元，去掉之前交付3万元，应给付34万元。案结后，被告推脱给付。董文广辩称，原告起诉要求答辩人给付代理费34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体，事实和理由不客观，请法院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在诉状中称“为被告代理一、二审及执行案件，诉讼期间涉及案件标的额1200余万元，应收取代理费37万余元，减掉已付的3万元，被告还应支付34万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泽瑞律师事务所如果真的与答辩人约定了“按标的额收取代理费”，并且指派律师参与了三个诉讼程序，应当完全了解自己代理的案件具体标的数额。1200余万元，到底余多少？原告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在诉状中却以“1200万余元、37多万元”的词汇进行模糊陈述，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双方约定了按标的额收费，就应当明确约定计费基数和计费期限。基数是“全部财产数额”，还是按答辩人“最终继承的数额”？是一审判决时的数额，还是二审判决的数额，亦或是执行回款的数额？原告提起诉讼诉请的34万元代理费是哪个阶段的？计费期限是一审终结？二审终结？执行终结？还是三个诉讼阶段共同的代理费？本案中均无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答辩人对以上内容有明确具体的约定。因此，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体，事实和理由不客观、不真实，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二、答辩人与原告之间只存在继承案件一审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不存在二审及执行案件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双方约定的一审代理费数额为3万元，不存在“按标的额收费”的其他约定。（1）2016年7月8日，答辩人经人介绍与原告律所的夏庆军律师见面，只协商了继承案件的一审诉讼代理事宜，包括律师代写起诉状、代为立案、调查取证、出庭和参与调解，未协商二审和执行案件的代理问题。（2）因委托前答辩人与其他继承人因财产问题已争议多日，当事人各方均持有财产清单，确定财产有1000余万元，即诉争财产价值已基本明确。委托当日向夏庆军律师介绍案情时也提供了财产清单，并详细介绍了与妻子婚姻关系存续的情况，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协商时“无法界定遗产数额”的事实。夏庆军律师是充分了解案情并看了财产清单后，表示“都是哥们儿，不给钱也会帮忙”后报价一次性收费二万五到三万元，答辩人向其支付了全部代理费三万元，双方未谈过“按标的额收费”的问题，也没有书面进行约定。（3）2016年7月8日，原告律所的夏庆军律师让答辩人签署的一审委托代理合同只有一份，始终在夏庆军律师手中保管，答辩人签字的合同并没有第九条手写内容。代理过程中，答辩人与夏庆军律师没有对代理费进行过变更，不存在“先收取3万元，按标的额最后收取代理费3%”的约定。作为答辩人继承案件的一审诉讼代理人，在一审诉讼的两年时间里及一审审结后，夏庆军律师从未向答辩人提出过“按百分比收取代理费”的主张。原告递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其它约定”中的手写体，是未取得答辩人书面同意和确认，原告单方填写和虚构的，非原被告双方合意而形成，依法不能成立，对答辩人不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4）按照原、被告双方的约定，委托代理关系自签字之日至一审诉讼终结时终止，这与《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第六条的内容以及夏庆军律师给答辩人出具的收条内容均能相互印证。继承案件一审已于2018年4月26日审结并下发民事判决书。答辩人委托当日便支付了全部代理费，已经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无需再向泽瑞律师事务所支付任何费用。原告起诉被告继续给付34万元代理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5）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律师服务收费合同或者在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收费条款。原告律所的夏庆军律师之所以能够介入答辩人的二审和执行程序中，是其主动找到答辩人，称免费帮忙写上诉状、写执行申请书，答辩人为了不欠人情，在二审和执行程序启动前分别向夏庆军律师支付了5000.00元、2000.00元作为报酬。答辩人没有与原告签订二审及执行案件的委托代理合同，夏庆军律师也不是原告指派的二审、执行案件代理人，而是夏庆军律师以个人名义和答辩人私下联系接的私活并私自收取的费用。因此，原告以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审、二审和执行三个程序为由，要求答辩人按1200万的3%向其支付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原告与委托人只签署一份合同且不交给委托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可能性，合同内容具有重大瑕疵，设置了格式条款，原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前所述，原告让答辩人签字的《委托代理合同》是统一模板的格式合同，内容都是原告方打印好，委托人只需要签名捺印即可。在签约时，原告律所的夏庆军律师没有对合同条款向答辩人作出解释，只是要求委托人在甲方处签名捺印，而且只签了一份留在夏庆军律师手里。现在原告递交法院的《委托代理合同》文本，和答辩人当时签字的合同有所不同，即第九条其他约定在答辩人签字时并不存在，也非答辩人与夏庆军律师双方协商的内容，不是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对此不予认可。通过这条“其他约定”，答辩人才明白，为什么原告让委托人只签一份合同，因为只有这样，原告一方才有机会在合同条款上做文章，不能排除原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理怀疑！抛开合同其他条款不谈，仅从合同整体来看，第六条和第九条约定的都是代理费的收费条款。也就是说在同一份合同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收费约定。那么，根据合同法第39条、41条的规定，格式合同中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委托代理合同是原告一方制定好并提供给答辩人的，原告一方后填写的第九条内容给自己增设了权利却没有设定义务义务，且严重增加了委托人的履约义务，合同中没有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必备条款，存在重大瑕疵。《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当中的答辩人董文广，在委托原告一方代理案件之前没有打过官司，根本不懂应该如何交律师费，不可能存在和律师第一次见面就协商按标的额收费的情况，无论是从诚实信用原则还是交易习惯而言，一次性收费3万元的合同第六条约定都是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原告作为合同的提供方，应当承担合同存在重大瑕疵、格式条款中对其不利解释的法律后果。四、原告律师事务所管理混乱，合同文本不规范，办案律师不尽责，侵犯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答辩人保留向原告上级主管单位依法投诉维权的权利。首先，答辩人2016年7月8日委托原告方指派夏庆军律师代理继承案件一审诉讼，对当事人而言，继承案件最重要的就是确定遗产性质和归属，防止其他继承人恶意侵占。但原告指派的夏庆军律师接受委托后，不积极为当事人调查取证和保全证据。答辩人无奈，于2017年5月10日又通过朋友委托了原告律所的巩丽艳律师代理此案并再次交纳律师代理费。在巩丽艳律师的积极工作、调查取证下案件顺利推进。其次，一审诉讼以及二审和执行期间，原告律所的夏庆军律师以需要办案经费和帮忙代书为由，从答辩人处拿走四、五万元现金，没有给答辩人出具任何收款凭证，至今答辩人也没有收到2016年交纳的3万元代理费的正规票据。答辩人碍于情面，没有主动去律师事务所要过票据。因为答辩人总是善良的认为，毕竟律师也做了一些工作，虽然案子历经三年多才终结，但一切都已过去了，答辩人终于可以安静的工作和生活，有没有票据已经不重要了。但让答辩人没有想到的是，原告一方会以无端的事由向答辩人索要钱财。答辩人将保留依法对原告提起控告、投诉的权利。综上，原告起诉答辩人要求给付34万元代理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涉嫌虚构证据、虚假诉讼。黑龙江泽瑞律师事务所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举示：证据一、委托代理合同、发票各一份。证明2016年7月8日原被告办理委托合同，合同约定代理继承一审案件最终按照标的额3%收取代理费。原告为被告开具3万元的代理费发票。董文广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2016年7月8日董文广委托原告律所夏庆军律师代理案件时，双方协商确定一审律师代理费一次性收费3万元，合同第六条可以证明该事实。当日夏庆军律师称立案需要，让董文广签署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和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合同上没有第九条的手写内容。两份文件均由夏庆军律师持有。夏庆军律师代理案件过程中，双方没有就代理费收费标准进行过变更；2、合同上除董文广本人签名外，其他手写文字均是原告律所律师填写的，签约当日没有第九条内容。手写内容是律师未经被告同意擅自填写的，非原被告双方合意，也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未征得被告书面同意单方提高收费数额，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属无效条款，对被告不产生合同效力和法律约束力；3、合同第六条内容为“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和律师业务收费标准规定，甲方应于7月10日前向乙方交纳代理费3万元。”该约定与夏庆军律师为董文广出具的收据内容一致，可以证明原告律师与董文广协商确定了委托的是一审诉讼代理，律师代理费为3万元，代理权限为立案、取证、诉讼保全、诉讼开庭、调解。合同期限至案件一审审结时止，原被告双方并未约定二审和执行案件代理事宜；4、合同第六条中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已于2006年4月13日被国家发改委和司法部废止。原告在《委托代理合同》中引用已经废止的行业办法，合同内容不合法；5、合同第六条与第九条内容均为律师代理费条款，原告作为格式合同文本的提供方、法律专业服务机构，在一份合同中同时约定两种内容相互矛盾的收费标准，且手写内容明显加重了委托方义务，却没有在合同中约定争议解决方式，合同具有重大瑕疵，违反了《合同法》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关于合同构成要件等相关规定，应当作出对原告不利的解释；6、合同第九条原文为“其他约定：按标额最后收取代理费百分之三（案后可协商，只能低于该标准）。”属约定不明，依据法律规定对被告不产生法律约束力。首先，被告此前从未听说过“标额”这个词语，不理解“按标额”是什么意思。其次，“最后收取代理费百分之三”，“最后”是何时？“百分之三”的计算基础是什么？合同中并没有明确。再次，抛开合同手写内容的真实性不论，仅从合同整体来看，结合该合同第一条、第七条的约定，第九条中的“案后”应理解为“一审审结后”，可原告一审、二审诉讼期间从未向被告主张过代理费，却在案件执行后向被告索取高额代理费，显然是不合常理的。最后，条款的括号中注明“案后可协商，只能低于该标准。”该约定相当于变更了合同第六条“按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和律师业务收费标准”收取代理费的约定。但变更后的条款内容约定不明确，按照合同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应当推定为未变更。当事人只需按照原有合同的规定履行即可，任何一方不得要求对方履行变更中约定不明确的内容。原告依据第九条向被告主张补交代理费34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发票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发票的开具时间是2019年9月4日，此时被告一审案件早已终结一年多，原告开具的该发票至今没有提供给董文广，结合原告刚才的陈述可以证实3万元是一审案件代理费，是一次性收费，如果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应按照标的额收费，发票价格不能是3万元，即该发票不能证明双方约定按标的额3%收取代理费。本院经审理认证，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存在并已实际履行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均认可，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为被告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一审诉讼代理的义务，付出了相应的时间和精力。鉴于双方对有争议的合同第九条其他约定内容的形成均不申请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第六条约定：“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和律师业务收费标准规定，甲方于7月10日前，向乙方交纳代理费叁万元。”虽然该条款中引用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已被废止，但不影响其它内容的效力。结合本案争议焦点和具体案情，根据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则，对原告举示该证据所待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伊春区人民法院（2016）黑0702民初75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07民终21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依据合同规定为被告依法代理一审案件，又义务代理二审案件，事实上该案的执行案件也是原告代理的。同时证明一审诉讼标的额为2000万元，其中商厦固定资产1000余万元，在此次诉讼中原告没有记录在内，只计算其他标的额共计17239816.84元，按照规定来讲，原告应收取被告代理费427194.00元，原告仅请求34万元。董文广质证认为，对原告举示的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1、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律师服务收费合同，被告与泽瑞律师事务所从未签订过二审及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夏庆军律师之所以在二审和执行时能够向法院提供事务所公函，是因为夏庆军律师收了被告支付的7000.00元报酬，持有被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其是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公章和文书由其管理，随盖随用，从而才以被告代理人的身份介入案件，不能因夏庆军律师私自接受被告委托，收取被告给付的报酬，就推定泽瑞律师事务与被告建立了二审和执行案件的委托代理关系；2、通过二审判决书也可证明，一审时原告律师未尽职尽责，导致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财产权属没有被确认清楚，认定成被告妻子生前的个人财产，导致被告继承的财产份额降低，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被告认为这也是原告律师不认真履行律师职责的直接证明。根据刚才原告方的陈述，其用判决书计算出的标的额是1400余万元，但是在诉状中陈述是1200余万元，能够证明原告起诉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具有客观性、相互矛盾，34万元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真实。本院经审理认证，原告举示的该证据系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被告对原告举示的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故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对原告举示该证据所待证原告律所的夏庆军律师作为董文广法定继承纠纷案件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及董文广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一审涉诉标的额超过1000万元（依据原伊春区人民法院〔2016〕黑07**民初753号民事判决书）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三、依据一审判决书的内容，原告整理董文广一审标的额明细13项。证明董文广继承案件标的额共是14239816.84元。董文广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明细为原告单方制作，未经人民法院确认，内容不具有客观性，如果按照原告诉称的标的额计算，一审诉讼费数额应为107238.90元，但人民法院收取了诉讼费为柒万余元，具体数额在一审判决中有所确认，能够证明该证据中的标的额不真实、不客观。本院经审理认证，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且从证据的关联性来看，结合原告举示的证据二（法定继承案件民事判决），计算董文广法定继承纠纷案件的一审涉诉标的额与原告举示该证据计算的标的额不一致，应按照民事判决中的财产数额为准。故对原告举示该证据所待证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董文广为证明其抗辩的理由成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举示：证据一、2016年1月至7月8日黑龙江泽瑞律师事务所夏庆军律师代理的民事案件判决书、裁定书共十三份（来源于裁判文书网）。证明原告依据《委托代理合同》诉请被告给付34万元律师代理费，合同号为（2016）黑泽律民字第005号，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8日。从合同号的文字含义上可以推定，董文广委托的继承案件应为原告及夏庆军律师2016年度代理的第5个民商事案件。被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下载的十三份法律文书，可以证明2016年1月1日至7月8日已经公示审结的、原告方夏庆军律师代理的民商事案件就有十三件。该十三起案件还不包括已接受委托但7月8日尚未审结、或已经审结但以调解方式结案文书没有上网公示的案件。可以证明，夏庆军律师在《委托代理合同》上亲笔填写的内容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告质证认为，被告所举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至于委托合同的号与判决书的号肯定是不吻合的。至于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号是由律师事务所内部掌握，与判决书号无关。有的案件当时能确定标的数额的不签订合同，只签订委托书，直接开具收据。没有确定当时诉讼标的额的或者当时有特殊原因的有其他规定的，才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被告的案件属于特殊情况，当时遗产继承标的额不能确定，所以才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以此类推没有任何意义。本院经审理认证，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对该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用以证明原告黑龙江泽瑞律师事务所与董文广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不客观、不真实。双方签订的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以实际履行，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及证据的关联性，对被告举示该证据所待证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二、夏庆军律师为董文广出具的3万元代理费收据一张。证明夏庆军律师为董文广出具的收据内容为“今收董文广代理费3万元整，案结后开正式收据”。该收据含义与数额，与原告举示的《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原被告协商的一审代理费数额为3万元，且为一次性收费。收据中没有“预付”、或“案结后需要补交代理费”、或“案结后按何标准补交代理费”的任何体现，不能证明双方约定的是“按标的额收代理费”，也不能证明“标的额”是1200万元。同时董文广手中仍持有该收据原件，可以证明原告并没有将发票交给董文广，否则按照常识如果董文广收取了收据原件，要么给原告出具收条，要么将收据返还给原告，原告述称已经将发票交付被告事实不存在。原告诉请董文广再给付34万元律师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时证明，原告泽瑞律师事务所收取代理费后至今未向委托人开具代理费合法票据。原告质证认为，这份收据证明原被告当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只能案结后才能一起开正式收据，正由于被告拒绝按照合同约定交付代理费，所以原告才先开具了3万元的代理费然后进行诉讼。这和委托代理合同相吻合，如果当时原告认可3万元，就可以开具3万元的代理费，之所以没有开具，就是案结后一起开具。本院经审理认证，该证据可以证明2016年7月8日原告黑龙江泽瑞律师事务所与董文广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当日收取代理费3万元。但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约定委托代理费用为一次性收取或确定为3万元，故对被告举示该证据所待证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三、黑龙江泽瑞律师事务所出庭函二份、董文广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二份（来源于原伊春区人民法院（2016）黑0702民初753号民事案件卷宗）、巩丽艳律师代理费发票及收据各一张。证明：1、夏庆军律师接受董文广委托后，无正当理由怠于履行律师职责，未及时收集证据材料，导致被告诉争的遗产被其他继承人隐匿、转移。被告与夏庆军律师多次沟通无效，为第一时间调取相关证据，又通过朋友委托了巩丽艳律师代理案件，并向巩丽艳律师另行支付了代理费、交通费、调查取证费；2、夏庆军律师2016年7月11日代董文广向原伊春区人民法院递交立案材料中的出庭函编号为（2016）泽民字第059号，可以证明董文广委托的继承案件是原告律所2016年度受理的第59件民商事案件。该公函与原告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编号相矛盾，结合被告举示的证据一判决书、裁定书，可以证明《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不具有客观性；3、夏庆军与巩丽艳律师接受董文广委托时，同为原告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应当由原告提供统一格式的律师服务专用文书。但两位律师交给法院的出庭函，不仅字体、排版、内容不同，编号更是存在较大差异（分别为〔2016〕泽民字第059号、〔2018〕泽律民字第0021号），可以证明原告律师事务所文书及印鉴管理不规范，不按规定统一使用律师服务专业文书，文书填写及公章印盖具有随意性。原告质证认为，21号、59号二个公函，当时巩丽艳代理这起案件没有跟我打招呼，单位也没有记录，我征求被告意见，被告不记得办理委托手续，后期原告到卷宗中看到21号的文书上的字是刮掉后伪造填写的，回去后原告对巩丽艳律师进行了批评。董文广说朋友关系帮忙，我说我们律师事务所受理案件必须交费用，所以才这样形成的。这并不是本律师事务所管理混乱，我们都是登记造册的，被告举此证据正说明被告与巩丽艳恶意串通欺骗原告，那时候我与董文广唠过说巩丽艳帮忙还以原告为主进行诉讼。本院经审理认证，根据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则，被告举示的该证据可以证实原告律师事务所的夏庆军律师、巩丽艳律师曾作为董文广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一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至于被告举示该证据所待证的夏庆军律师怠于履行职责、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不具有客观性、原告律师事务所文书及印鉴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因被告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加之被告对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事实予以认可，原伊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黑0702民初753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的内容也可以证明原告律所完成了董文广法定继承纠纷案件的一审委托事项，故对被告举示该证据所待证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证据四、2016年7月11日夏庆军律师为董文广起草的起诉状一份（来源于原伊春区人民法院（2016）黑0702民初753号民事案件卷宗）。证明董文广委托原告代理继承案件时，已经向夏庆军律师告知遗产情况。起诉状系董文广向夏庆军律师提供遗产清单后，由夏庆军律师执笔代书而成，遗产清单的原件还在夏庆军律师处。可以证明原告及夏庆军律师接受委托时，对董文广继承案件的遗产价值是明知的，不存在其诉称的“协商代理继承时无法界定遗产数额”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这里写的“若干”是因为对遗产不清楚，第一诉讼请求只是对遗产进行继承，证实签订合同时不知道遗产的数额，举例说，车辆几台，实际经原告取证后车辆仅一台，诉状中体现黄金30万元，但是没有见到黄金，现金20万元，经取证后现金是500多万元，通过该诉状正可以证明原被告当时签订时根本不知道继承遗产的数额，所以签订委托合同，被告称证据在原告手里，原告知道遗产数额，纯属说谎。本院经审理认证，被告举示该证据载明的内容，无法证明“原告及夏庆军律师接受委托时，对董文广继承案件的遗产价值是明知”的事实。原伊春区人民法院（2016）黑0702民初75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页中诉讼请求部分载明的内容亦可以证实被告委托原告代理法定继承纠纷案件时，诉讼初期案涉遗产的具体数额并不明确。根据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则，对被告举示该证据所待证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五、（2016）黑0702民初753号民事判决书、（2018）黑07民终212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董文广委托原告方代理的继承案件立案时间是2016年7月11日，一审诉讼代理人为夏庆军、巩丽艳律师，一审判决时间是2018年4月26日，2018年9月3日案件二审审结。而2019年5月前，夏庆军律师从未向董文广提出过补交律师代理费的主张，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案后按标的额收费的其他约定。结合原告提供的3万元代理费发票及被告举示的3万元收据，可以证实一审代理费为一次性收费。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案结按照合同约定应是判决书，一审判决后就应结案，但是一审判决后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就是没有案结，为什么执行后向被告主张代理费，因为：1、案件确已结束，钱被告已经拿回去，已经有能力交纳代理费了；2、试一试被告的人品如何，原告已经为被告做了大量工作，况且有合同为证，难道不提费用的事情。正因这种情况，原告才开始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从5月份开始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迟迟推脱至2019年10月份，原告不得已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理认证，该份证据为人民法院做出的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可以确定立案时间、一审判决时间和二审审结时间。但不能证明夏庆军律师从未向董文广提出过补交律师代理费的主张，也不能证明一审代理费为一次性收费3万元，故对被告举示该证据所待证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证据六、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黑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黑价联〔2016〕16号）抄件二份。证明：1、2006年4月13日国家发改委和司法部共同制定颁布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原告2016年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原告引用的是已经废止的行业办法，合同内容不合法；2、按照现行有效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律师事务所在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后，不得单方变更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数额。确需变更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董文广根据双方协商一次性交纳了全部代理费3万元，其与夏庆军律师并无其他约定。夏庆军律师在委托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合同中增加合同条款的行为属于单方提高收费数额，该条款未经董文广书面同意，属无效条款，对董文广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质证认为，被告提供证据是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退一万步讲，假设是真实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黑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黑价联〔2016〕16号）是对法律服务所，不是对律师事务所的。关于司法部收费标准办法，真实性无法确定。总而言之，原被告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理认证，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根据证据的关联性原则，对被告举示该证据所待证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董文广的妻子姚林于2016年6月28日在友好蓝莓基地被挖掘机碾压致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姚林的法定继承人为董文广和姚林之子姚胜耀。董文广因与姚胜耀法定继承产生纠纷。被告董文广经朋友介绍，与原告协商法定继承纠纷一审委托诉讼代理的相关事宜。2016年7月8日原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6〕黑泽律民字第005号）。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夏庆军律师为甲方与姚胜耀一案的第壹审代理人。”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立案、取证、诉讼保全、诉讼、开庭、调解。”合同第六条约定：“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和律师业务收费标准规定，甲方于7月10日前，向乙方交纳代理费3万元。”合同第九条其它约定：“按标额最后收取代理费百分之三（案后可协商，只能低于该标准）。”当日，董文广按合同第六条约定交纳代理费3万元，夏庆军律师为董文广出具收据一张，写明“今收董文广代理费3万元整，案结后开正式收据”。另查明，董文广诉姚胜耀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原伊春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0日立案受理，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6）黑0702民初75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载明，被告董文广委托原告律所的夏庆军律师作为该案的诉讼代理人，起诉初期案涉遗产的具体数额不明确，诉讼过程中，董文广变更了诉讼请求。该案一审民事判决中，涉诉标的额超过10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原被告对《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其它约定，产生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委托代理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原告已经完成了受托的事项。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均认可，基于本案具体案情，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合同中第六条约定代理费3万元已实际交付，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为董文广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一审的委托代理事项，付出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对于该合同第六条虽然引用了已被废止的行业办法，但并不影响合同其他内容的效力。法定继承案件律师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根据耗费的工作时间、案件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进行收费。庭审中,对合同第九条其它约定，被告辩称是未取得答辩人书面同意和确认，原告单方填写和虚构的，非原被告双方合意而形成。但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被告对合同第九条书写的约定内容和形成时间，表示不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予以甄别。原告提交诉争的《委托代理合同》为原本，有董文广的签名捺印，符合证据合法性的构成要件，应视为合法有效。且从常理及律师行业惯例来看，原告为被告代理的法定继承纠纷案件涉诉标的已超过千万元、诉讼过程艰辛，付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表明，签订一审委托诉讼代理合同时，董文广作为该案原告提起诉讼时，涉诉标的额并不明确，如果仅收取3万元代理费，显然不符合常理和律师行业惯例。原被告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职业素质，无论是社会经验还是生活阅历均优于常人。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代理事项，其提出给付代理费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依据董文广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一审涉诉标的额，按约定标的额最后收取代理费3%计算，被告给付原告代理费应高于37万元，但是原告只主张代理费37万元，扣除被告已经给付的3万元，原告诉请被告给付代理费34万元，系对其民事权利所作出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尊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董文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黑龙江泽瑞律师事务所代理费34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00.00元，由被告董文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铭立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