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17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度假区优净洗衣店,住所地：昆明市度假区红塔西路**内职工食堂。经营者：陈家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登洪，男，汉族，1974年3月13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湖南省新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雪华，女，汉族，1974年3月13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湖南省新化县。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雄，云南云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嘉惠，云南云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祝廷祥，男，彝族，1996年9月2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原审第三人：廖正得，男，汉族，1980年7月3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原审第三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永平路**鑫都韵城******负责人：张磊。上诉人昆明度假区优净洗衣店（以下简称洗衣店）因与被上诉人刘登洪、陈雪华、祝廷祥，原审第三人廖正得、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民初11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洗衣店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两项事实不清，核心事实证据不足，忽略重要客观证据，自相矛盾。1、“死者到昆明是否已经满一年?”是本案的首要焦点，一审法庭根据用人单位昆明宏顺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顺公司）的法人曾勇事后对交警和法庭的陈述，从而采信、确认了死者刘崇涛于2018年3月已经在昆明工作生活，但是事后旁人的陈述不应作为直接审判的证据。除了刘登洪、陈雪华，其他当事人都不认可。更关键的是由刘登洪、陈雪华举证同样来自于曾勇的直接证据，曾勇向死者的微信工资转账记录第一次转账时间是2018年7月31日，到曾勇的公司上班5个月了才第一次发工资及生活费，不符合常理，恰好证明了上诉人的推断，即死者大约是2018年6、7月份放暑假才从学校出来到宏顺公司工作的。曾勇的两次陈述都与客观证据明显矛盾，其事后陈述是虚假的，是伪证。曾勇和死者是亲戚，时而认可死者2018年2月21日就到昆明，时而陈述2018年3月到昆明，时而称死者无工资，时而举证死者工资10000元一年。一审法庭对转账记录事前客观真实形成、且各当事人都认可的转账直接证据忽略，而是轻信事后形成的陈述。《民事诉讼法》第六章证据明确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我方曾两次申请法庭调取直接证据，法庭也应当注意到了事后的陈述应当核实，于是到交警队调取了事发后的询问笔录，但仍然只是曾勇的事后陈述，其实质与其公司的事后陈述证明没有区别。同时为了佐证事实，法庭向死者曾经就读的学校发出了调查令而被退回。法庭调查无果而终，曾勇的事后陈述没有得到任何有效佐证。我方多次请法庭调查直接有效证据，例如暂住证、工资发放记录凭证、入职登记表、用工合同、日常上班考勤、公司每月必须法定向税务局提交的会计账务，甚至死者到昆明的银行消费记录、日常微信记录、在昆明的工作生活照片等相关辅助证据，哪怕只有一两项，也能够让人心服口服。但很遗憾，原审原告对上述要求均刻意回避，一审法庭也不予理会。2、一审法院认定“事发之时祝廷祥在执行工作任务”证据不足。上诉人认可该肇事司机事发当日是我店的试用期员工，但并不认可其事发之时(下午3点10分许)在执行工作任务。交警队已经核实“下午3点10分许祝廷祥由红塔体育中心往西山途中(距离约7公里)”，而事实是我店司机12点多吃完中午饭就出发工作了，祝廷祥用了2个多钟头才行驶了约7公里，并且是以75.5公里的时速，不符合常理。工作外出时间顺路办点私事的情况非常正常及普遍存在。刘登洪、陈雪华和祝廷祥仅举证证明其是我店员工，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祝廷祥事发之时系在执行工作任务。法院误解了第三人廖正得的陈述“那天他是在工作”，而没有说“事发之时祝廷祥在执行工作任务”，事发之时廖正得也并不在现场，怎么可能知道祝廷祥当时到底去干什么？二、死亡赔偿金适用标准错误:《民事诉讼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审法院已经认可了死者的工资是每年10000元，并依此工资标准认定了死者的18天误工费为493.15元。同时法庭也以实际发生为事实依据否定了营养费、护理费，却采用了另外一个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同案不同标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上诉人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死者是有工作的，并且是有明确工资收入的，恳请二审法院以“死者工资每年10000元”这个重要事实为依据，计算其死亡赔偿金，20年应当为20万元，而不是同案不同标准的669760元。三、一审判决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过错的前提下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对严重违反交通法规、过错致人死亡的肇事司机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连带责任)，显失公平正义，违背公序良俗。《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是规定了“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但也有特殊情况和例外。《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审理本案适用的应当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而不是片面使用《侵权责任法》的单一条款。违反交通法规侵害他人生命的是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肇事司机，不是上诉人。上诉人并不是该起交通事故的参与者，没有任何过错，却被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严重违反交通法规致人死亡的肇事司机却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核心事实证据不足，忽略重要证据，自相矛盾。死亡赔偿金适用标准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平正义，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被上诉人刘登洪、陈雪华答辩称,第一，死者刘崇涛来昆时已经不是在校就读学生，而是社会打工人员。他在2016年9月到湖南省新化县读汽修专业，读了半年后于2017年3月辍学回家。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春节前，在新化县手机超市从事手机维修工作，于2018年2月春节期间经曾勇的亲戚介绍于2018年2月21日到了昆明，到曾勇开设的宏顺公司当学徒。曾勇许诺工资为6万元，第一年1万，第二年2万，每年依次递增。所以刘崇涛的工资发放是不固定的，他已经在昆明生活居住满一年，且收入来源于昆明，其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第二，事故发生时祝廷祥是在履行工作任务。当天下午的工作安排是祝廷祥要到10家酒店收换洗物品，其在出来时发生的交通事故，其所驾驶的车辆虽属于廖正得所有，但是洗衣店公用，所以祝廷祥事发时就是在执行工作任务，一审法院认定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适用法律是正确的。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祝廷祥答辩称，我当时是在工作期间去收换洗物品时发生的交通事故。我也积极配合医院尽最大努力支付死者的医疗费、丧葬费。原审第三人廖正得述称，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当时祝廷祥是去工作还是办自己的私事。原审第三人保险公司未到庭陈述意见，但二审审理中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第一，一审法院已经核实云Ａ×××**号车辆后排拆除改装，并作为经营性用车使用，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且投保人投保前就保险车辆租赁给洗衣店作为公车使用没有进行如实告知，故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第二，保险公司已经先行赔付221000元，保险人保留追偿权。原审原告刘登洪、陈雪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共计290931.49元，具体计算公式为：医疗费115404.7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营养费900元、护理费4026.47元、误工费4026.47元、丧葬费52038.5元、死亡赔偿金66976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家属办理交通事故及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5000元及误工费12831元，以上合计915787.2元，由二被告承担60%，扣除保险公司已支付的220000元、祝廷祥支付的86540.83元，即为290931.49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2日15时10分许，祝廷祥驾驶云Ａ×××**号“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该车登记的车主为廖正得）由昆明市西山区红塔体育中心前往西山途中，与刘崇涛（2001年7月15日出生，湖南省新化县人）驾驶的昆明0716580号防盗技术号牌的“立马”牌电动自行车相碰撞，致刘崇涛连车倒地受伤。事发后，刘崇涛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0医院救治，诊断为：创伤性开放性特重型颅脑损伤，左侧额颞顶部脑挫裂伤，左侧额颞顶部脑出血，全身多处软组织擦挫伤，休克，失血性贫血，低蛋白血症，寰枢关节半脱位可能，肺部感染。刘崇涛在该院住院治疗18天，最终因抢救无效于2019年4月30日死亡。原告支付医疗费113384.83元。2019年6月14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九大队针对此次交通事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此事故的形成原因是由于祝廷祥驾驶机动车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未保持安全车速行驶，加之刘崇涛驾驶非机动车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未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所致；确定祝廷祥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刘崇涛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刘崇涛死亡后，保险公司针对刘崇涛的死亡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项下向二原告赔付11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项下向二原告赔付100000元。2019年7月3日，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嘉惠向廖正得出具承诺书，载明死者家属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廖正得索赔。另，原告刘登洪、陈雪华系刘崇涛的父母，二原告系农村居民。2019年4月20日，昆明市交警支队九大队对昆明宏顺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勇进行询问，曾勇陈述：“刘崇涛系曾勇亲戚的邻居，两家关系较好。刘崇涛不想上学，想到曾勇这里当学徒。2018年3月刘崇涛就从湖南老家到昆明做曾勇的学徒，平时就和宏顺公司的人一起住在马街××路。”根据洗衣店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宏顺公司调取刘崇涛在宏顺公司的收入资料，宏顺公司于2019年9月29日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载明：“刘崇涛于2018年3月入职至2019年4月担任学徒，无月薪，无工资流水，只有基本生活补贴。”一审庭审中，原告陈述：1、祝廷祥已向其支付费用86540.83元；2、刘崇涛第一年工资为10000元；3、二原告主张的营养费和护理费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主张的，实际没有需要加强营养的医嘱，二原告亦未支出护理费。祝廷祥及洗衣店均认为刘崇涛的每月收入应按照每年10000元的标准计算。洗衣店认可祝廷祥系其员工。第三人廖正得及祝廷祥认为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在祝廷祥履职期间。洗衣店和第三人廖正得认可云Ａ×××**号车辆系洗衣店使用。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被告祝廷祥驾驶云Ａ×××**号车辆与刘崇涛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由于云Ａ×××**号车辆在第三人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故对于刘崇涛因死亡产生的损失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进行赔偿。对于剩余部分，首先，由于刘崇涛与祝廷祥承担同等责任，且祝廷祥系机动车一方，刘崇涛系非机动车一方，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原告主张刘崇涛自行承担40%的责任符合上述规定，故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其次，虽然洗衣店未认可祝廷祥系在履职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但由于洗衣店认可云Ａ×××**号车辆系其使用，故在洗衣店未提交证据证明祝廷祥系因其个人原因驾驶云Ａ×××**号车辆的情形下，一审法院结合廖正得及祝廷祥关于祝廷祥在工作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陈述，确认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在祝廷祥履职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对于刘崇涛的死亡，洗衣店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对于廖正得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现无证据证明廖正得对于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再结合二原告不要求廖正得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确认廖正得无需承担责任。第四，由于云Ａ×××**号投保了100000元的商业险，故对于洗衣店承担的责任应先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予以承担，不足部分由洗衣店承担。对于二原告因刘崇涛死亡所产生的经济损失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本案中，对于二原告主张的医疗费115404.76元，根据二原告提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审法院确认医疗费为113384.83元。对于二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因刘崇涛住院18天，按照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二原告主张的营养费，虽然刘崇涛损伤严重，但鉴于其一直处于抢救状态，未实际发生营养费，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对于二原告主张的护理费，因二原告认可未产生护理，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对于二原告主张的误工费，由于洗衣店认可刘崇涛每年10000元的收入，故按照上述标准，一审法院确认住院期间18天的误工费为493.15元（10000元÷365天×18天）。对于二原告主张的丧葬费52038.5元，因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二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根据宏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勇向昆明市交警支队九大队及一审法院所做的陈述，一审法院确认刘崇涛于2018年3月已在昆明工作生活，故按照2018年云南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488元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即为669760元。对于二原告主张的办理交通事故支出的交通费，因刘崇涛系湖南省新化县人，故二原告办理其丧葬事宜期间必然会产生必要的交通费，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2000元。对于二原告主张的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因二原告未提交其收入证明，故一审法院按照2018年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93元的标准计算二原告三天的误工费，即为231.67元。对于二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鉴于祝廷祥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及刘崇涛的死亡后果，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5000元。综上，二原告的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113384.8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误工费493.15元、丧葬费52038.5元、死亡赔偿金66976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2000元及误工费231.67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以上合计844708.15元。对于上述损失，保险公司应首先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120000元，剩余724708.15元由洗衣店承担60%，即434824.89元。对于洗衣店承担的部分，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承担100000元，剩余334824.89元由洗衣店承担。同时由于保险公司已经承担了其份额，故在本案中保险公司不再承担责任。此外，由于祝廷祥已向二原告支付了86540.83元，故扣除上述费用后，洗衣店还应支付二原告248284.06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昆明度假区优净洗衣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刘登洪、陈雪华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48284.06元；二、驳回原告刘登洪、陈雪华对被告祝廷祥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刘登洪、陈雪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祝廷祥及原审第三人未提交证据，上诉人申请曾勇及陈振雄必须出庭作证。被上诉人刘登洪、陈雪华提交证明，欲证明死者来昆明之前的经历。经质证，上诉人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认为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祝廷祥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原审第三人廖正得无异议。另，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祝廷祥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的事实有异议，且认为死亡赔偿金应按每年1万元的标准计算；被上诉人刘登洪、陈雪华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祝廷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有异议；原审第三人廖正得表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楚。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刘登洪、陈雪华提交的证据，均是事发1年前刘崇涛的就读及工作情况，与本案无必然关联性，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所提要求曾勇及陈振雄必须出庭作证、祝廷祥事发时是否在执行工作任务及死亡赔偿金的计算问题，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评判。综上，二审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刘崇涛的死亡赔偿金应如何计算？2、因刘崇涛死亡造成的损失应如何承担？争议焦点1：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故上诉人主张刘崇涛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其工资收入1万元计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上诉人虽对死者在昆明是否生活满一年有异议，并要求曾勇及陈振雄到庭作证，但事发后不久，交警部门即对死者工作单位的负责人进行询问，尔后死者单位同事陈振雄出具证明对死者来到昆明的时间进行了说明，两人虽对死者来昆时间的描述有差异，但都能证明交通事故发生之时，死者已经在昆明生活及工作满一年，之后法院向死者单位再次核实也印证该事实，再结合死者户籍所在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亦能够证明自2018年3月死者就未在户籍地居住，故刘登洪、陈雪华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已经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死者在交通事故发生之时已经在昆明生活及工作满一年，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要求曾勇及陈振雄必须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一审法院对刘登洪、陈雪华主张的其余损失金额的认定，各方无异议，故本院不再评述。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经济损失共计844708.15元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争议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上诉人提出无法核实被上诉人祝廷祥事发时是在执行工作任务，但祝廷祥事发当天是驾驶洗衣店使用的车辆外出去各家酒店收取换洗的物品，上诉人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事发时祝廷祥是办理私事，故一审法院认定祝廷祥是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进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同时本案系因交通事故引发的侵害刘崇涛生命权纠纷，属于侵权纠纷，故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不应适用该法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248284.06元得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5024元，由上诉人昆明度假区优净洗衣店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李娜审判员  杨茜审判员  蔡芸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闻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