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103民初5326号 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1-33-1。 法定代表人:张学东，系单位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莉，系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东，系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男，1952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盖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婷，系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郭丽苹，女，1965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盖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婷，系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阳建通模板厂，住所，住所地沈阳市东陵区白塔镇鸡冠屯**div> 投资人：于显臣，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婷，系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被告（反诉原告）郭丽苹、被告沈阳建通模板厂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莉、赵艳东，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及其与被告（反诉原告）郭丽苹、被告沈阳建通模板厂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理费2227336.24元，并支付违约金(以2227336.24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7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24%计算)。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0年6月在浑南区政府一个拆迁决定内，被告于显臣、郭丽苹夫妇的位于沈阳市东陵（浑南）区白塔街道鸡冠屯村的沈阳建通模板厂、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通分公司、沈阳市东陵区荣盛畜牧养殖场和位于沈阳市东陵（浑南）区白塔街道青堆子村别墅、沈阳市特种胶管厂共5处财产被浑南区政府征收拆迁，在房屋拆除前于显臣以模板厂的名义向政府借款3500万元，而后在没有任何补偿协议及其征收手续的前提下拆除了上述房屋财产，再后来由于无辜的牵涉到拆迁负责人刘明岩受贿案，于显臣虽然行贿20万元中途索回，但也致使浑南区政府搁置了拆迁补偿事宜，在没有相关证据的前提下于显臣更不敢主张拆迁权益，于是在2013年8月26日，原、被告签订《风险代理协议》（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协议中约定；“被告特别授权原告，代理被告所涉及的沈阳建通模板厂、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通分公司、沈阳市东陵区荣盛畜牧养殖场、沈阳市东陵（浑南）区白塔街道青堆子村住房、沈阳市特种胶管厂等与沈阳市东陵（浑南）新区、白塔街道办事处处理拆迁补偿事宜，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执行或协商结案”。协议第三条第1款约定：“按生效判决确定的本、息及其他权益合计20%向乙方支付”；第3款“甲方拖延给付需按给付金额的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协议签订后，原告通过行政、司法、社会协调等方式，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法律智慧成果，取得满足诉讼的初始证据，于是在2014年3月提起民事诉讼，历经民事一、二审，民事发回重审一、二审，至民事最高院再审，原告边诉讼边收集证据，在最高院裁定也认为拆迁补偿纠纷应属于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于2016年1月又开始行政诉讼，在诉讼中将委托协议整体诉讼按照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私人住宅拆分成3个行政案件。在诉讼中由于房屋已经拆除灭失，无法进行财产鉴定，法院摇号确定的几家鉴定单位都不能鉴定，最终在省高院的协调下在大连选中鉴定单位实施评估。在鉴定后期鉴定评估确价数据基本明朗化，于显臣比照区政府做出的评估报告同意《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确定的房屋评估金额，但原告认为存在价格上调法律依据，在相互争持下于2016年10月5日原、被告再次签订《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同意按照补充协议当中列明的一至五项以各自的合计金额为基础，超出部分（含利息）的判决金额被告按照40%奖励原告，但原告必须依法诉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在《风险代理协议》（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项下，将整体财产分拆三个案件进行行政诉讼和申请执行，其中：1194号行政判决书：于显臣、郭丽苹诉浑南区政府的履行补偿职责一案（涉案标的为别墅房屋），依据生效判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行终1194号行政判决书已申请执行，执行款项合计为5190175.73元。434号行政判决书：于显臣诉浑南区政府的履行法定职责一案（涉案标的为于显臣个人投资的三个企业房屋等），依据生效判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行终434号行政判决书已申请执行，执行款项合计为3955779.56元。581号行政判决书：于显臣、沈阳建通模板厂诉浑南区政府、白塔街道办，生效判决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中认定沈阳建通模板厂应补偿金额抵顶3500万元借款，但原告在鉴定并经法院判决模板厂房产合法有效增加2909960.80元,属于《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按照补充协议当中列明的一至五项以各自的合计金额为基础，超出部分（含利息）的判决金额被告按照40%奖励原告”部分。原告认为：1、581号行政判决书：模板厂法院认定3500万元补偿款，不管是否与借款3500万元抵消，但属于原告诉求范畴，理应按20%计费，此费用原告暂在本案不主张，视被告于显臣夫妇情况另诉。2、1194号行政判决书执行款5190175.73元+434号行政判决书执行款3955779.56元=9145955.29元。依据《风险代理协议》（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20%代理费率9145955.29元×20%=1829191.06元。3、58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沈阳建通模板厂房屋价款26005781.92元,减去补充协议中被告确认的差价基数23095821.12元，等于2909960.80元。原告付出劳动和法律智慧成果，并在《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承担法律责任，被告应按照约定支付奖励费用=2909960.80元×40%=1163984.32元。以上原告应取费合计：2993175.38元。4、被告在取得第一笔执行返款3955779.56元后，并没有按约定支付代理费，尤其对奖励40%部分无论从协议还是从事实都不予承认，原告享有不安抗辩权，在仅支付代理费765839.14元的前提下，对尚欠代理费2227336.24元及违约金提起诉讼，以保证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综上，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我方的合法权益，现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辩称，一、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包括增加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等费用由原告承担。基本事实：1、2013年8月26日，于显臣因行政诉讼案件与辽宁オ宇律师事务所签订风险代理协议，协议约定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执行或协商给付结案;律师服务费付费标准和方式:前期费用30万元，其余按生效判决确定的本息及其他权益合计20％由于显臣向才宇律师事务所支付。2、原告诉状中提到的2016年10月5日，双方又签订了所谓的“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于显臣对部分补偿在风险代理协议基础上，对增加部分再按40％奖励才宇律师事务所。于显臣始终不知道有这份“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的存在，直到2019年2月28日李仁财用微信给于显臣发过来这份补充协议时才知道。在原案行政诉讼过程中，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李仁财律师拿来一批表格单子(7个表格)说需要于显臣签字，于显臣当时提出这类表格还需要签字吗？李仁财当时提出这批表格要递送到法院去。其中就有这份表格，于显臣一并签字了。计算五项补偿费的书面表格，即原告诉状中称的“补充协议”表格，签字当时，此表格的上部分没有“编号2013房拆字第××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的文字，也没有最下边部分的“经协议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甲方同意上述一至五项以各自合计金额为基础，超出部分(含利息)的判决金额。甲方按照40％奖励乙方，但乙方必须依法诉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余按照原协议执行”，也没有“甲方”、“乙方”字样，也没有“年月日”的字样，不知现在这个表格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内容。3、风险代理协议签订后，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指派该所李仁财律师作为于显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原行政案件的诉讼，原行政诉讼案件判决情况:581号行政判决一、二审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1194号判决补偿本息合计5190175.73元，434号判决补偿本息合计395579.56元。依据风险代理协议，于显臣已向才宇律师事务所支付了正常代理费30万元及风险代理费182919105元，合计2129191.05元，均转账到李仁财律师个人账户。答辩理由：1、双方于2013年8月26日签订的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及落款为2016年10月5日所谓的“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禁止性规定。根据2006年国家发改委和司法部共同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2014年国家发改委对司法部等部门下发了《国家发腰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12755号)，该通知对部分服务收费包括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价，但又明确强调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及国家赔偿案件除外，仍然禁止风险代理(该通知第四项)。本案中双方代理协议中所涉及的案件均是行政诉讼案件，禁止风险代理，原告要求支付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应支持。2、风险代理协议及所谓的“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应认定无效。《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之所以规定禁止行政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是因为行政诉讼案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行政诉讼是“民告官”，这类案件的结果涉及政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允许行政诉讼案件进行风险代理，律师在风险代理中有了足够的经济动机，会采取非常规手段参与诉讼，最终追求的结果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原告作为律师事务所，是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明知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和国家发改委关于律师服务收费的相关规定，其在代理行政诉讼案件过程中与被告签订风险代理协议及所谓的“补充协议”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禁止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应认定无效。原告依据无效合同要求支付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应支持。(3、原告诉称答辩人仅支付765839.14元不是事实，答辩人已支付正常代理费30万及风险代理费182919105元，具体付款情况是:2013年9月24日给李仁财律师打款30万元2019年3月6日，给李仁财律师打款765839.14元、2531677元，2019年3月27日，给李仁财律师打款1038035.14元，总计已支付2129191，05元。因原告已变更诉讼请求，本条答辩意见不再宣读)。4、所谓的“补充协议”按照原告诉称的计算方式显失公平。(1)、答辩人作为一般公民，对法律专业知识不了解，因此在涉及拆迁维权方面才请律师参与，而原告在与答辩人签订代理协议时，却存在侵害答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案答辩人收到起诉状后，经向有关专业人士请教，才得知与原告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严重损害了被代理人的利益。(2)、所谓的风险代理补充协议关于40％奖励的约定，更是严重侵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显失公平。第一、模板厂动迁项目政府先行支付的3500万元，是政府在指定的评估单位《辽宁艺成房产土地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初次评估41475939.5元(还有缺项和土地补偿都没有给评估)后，在没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基础上，政府以预付部分拆迁补偿款的形式，分别于2011年6月1日付2000万元，2011年8月10日付1500万元，合计3500万元，在收款收据收款事由中记载“预付部分拆迁补偿款”，该3500万元就是政府预付的部分补偿款，该款的作用和性质，在生效的行政判决论理中已认定。这3500万元不是通过诉讼取到的权利，该案的一、二审判决结果是驳回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也进一步证明的这一点。第二、双方签订风险代理协议的时间为2013年9月23日，评估报告是2016年11月17日作出的，而原告是在风险代理协议签订3年后，评估报告正式作出前不到一个月的2016年10月5日与答辩人签订所谓的“补充协议”，时间上不合情理。第三、从内容上看，协议约定按“一至五项以各自的合计金额为基础，超出部分的判决金额按40％奖励原告”，而没有考虑减少项的部分，不是以一至五项总计金额为基础，这种约定方式也不合情理。第四、实际情况是，表格中一至五项中有增加项，也有减少项，总的希望补偿合计金额为2926098620元，而法院最终判决确定的金额是27043867.12元，判决总额低于希望补偿金额。第五、协议应当一式两份，答辩人签订协议当时也应当有一份。而实际情况是，答辩人一直不知道有这份所谓的“补充协议”的存在，直至2019年2月28日原告起诉前，李仁财律师才用微信方式将该协议的图片发给答辩人(3)、原风险代理协议甲方有于显臣、郭丽苹分别签字并按手印，乙方有原告单位公章及经办人李仁财签字，并分别手写签字日期。正常的补充协议应有协议内容并附表格，并由答辩人夫妻二人签字，与基础协议模式应一样，而乙方也应有经办人李仁财签字。(4)、已经签订了风险代理协议，又签订了所谓的“补充协议”，还要在原20％的基础上按照原告的计算方法再奖励40％，作为经商多年的答辩人，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签字的。这让答辩人不得不怀疑原告是在已经知道评估报告的内容后，给答辩人设圈套。综合分析看，当时签字的这些表格均是没有必要让于显臣签字的，之所以签字，就是为了让于显臣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所谓的“补充协议”表格纸上签字。风险代理已经侵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而在风险代理基础上，在答辩人没有得到任何收益的情况下，还要按照原告的计算方法奖励其40％，即1163984.32元，对答辩人相当于“雪上加霜”，显失公平，原告依据显失公平的协议要求支付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应支持。5、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提出的“被告解除代理关系的行为是根本违约行为”的观点不成立。(1)双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合同无效。(2)即使按照补充协议的内容分析，风险代理协议已履行终结。该代理协议的委托期限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执行或协商给付结案，行政诉讼案已经一二审审理终结，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执行款已履行完毕。结论是风险代理合同关系已履行完毕终结。(3)答辩人不服行政诉讼原审判决向最高法院申诉，值得强调的是现在仍然是申诉审查阶段，并不是原告所称的进入再审阶段。在申诉的前期阶段，委托原告的代理是双方形成了新的代理关系，并不是履行前面的风险代理合同。(4)原告作为原行政诉讼案件的代理人已将答辩人起诉，我们之间现在已成为原被告关系对簿公堂，在答辩人申请再审及再审程序中，如果还让原告作为答辩人的诉讼代理人无法保障维护答辯人的合法权益。故答辩人书面通知原告解除申诉程序中与原告的代理关系合情合理合法。同时，答辩人将启动对原告违法违规行为(风险代理、付款给律师个人、不出具发票，不以律师身份而冒用公司经理身份参与诉讼、威胁答辩人等)向有关部门举报的程序。 被告（反诉原告）郭丽苹辩称，应认定协议无效，协议上无郭丽苹签字。 被告沈阳建通模板厂辩称，同于显臣意见一致。 反诉原告（被告）于显臣、反诉原告（被告）郭丽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中关于风险代理约定的内容无效；2、依法判令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多支付的代理费人民币1829191.05元；3、依法判令反诉被告为反诉原告开具代理费发票；4、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8月26日反诉原告因行政诉讼委托反诉被告代理并与反诉被告签订了风险代理协议，协议约定“前期费用30万，其余按生效判决确定的本、息及其他权益合计20％向乙方支付”。约定的前期费用30万元是反诉原告应当支付的正常代理费，而按20％标准收取的就是风险代理费，此约定无效。反诉原告已于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支付了正常代理费30万元，并在法院生效判决作出后，执行款项到达反诉原告账户当日支付了风险代理费，具体情况是:2019年3月6日支付风险代理费79115591元，2019年3月27日支付风险代理费1038035.14元，总计支付风险代理费1829191.05元。反诉原告认为，依据我国《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12条“行政诉讼案件禁止风险代理”的规定，反诉被告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部门，应当知道并且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但反诉被告在行政诉讼案件委托代理过程中，仍与反诉原告签订风险代理协议，明显违反《管理办法》禁止性规定，故双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中关于风险代理的约定应依法认定无效。反诉被告依据无效合同取得的代理费1829191.05元应当返还给反诉原告。依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反诉被告应当开具代理费发票。综上，请法院依法支持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 反诉被告（原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辩称，一、根据涉案的《风险代理协议》约定，该协议是以追债为目的框架协议，按照追债成果收取20%费用，并不是反诉原告于显臣所反诉的专门针对行政诉讼签订的代理协议，该协议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合法有效。原告接受委托采取以非诉为先、视情况以诉讼和执行为合法手段进行追债，反诉原告于显臣等依据该协议已经享受阶段性追债成果4500余万元，原告和反诉原告于显臣等已经实际履行了该协议。（一）先历时200余天非诉追债。原告为了完成《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追债任务，首先采取非诉讼的行政协调方式，追讨浑南区政府与反诉原告于显臣等因拆迁而形成的欠款。原告组成团队几乎日夜工作，历时200余天，在反诉原告于显臣等零证据证明债权金额的前提下，原告在追债中收集和完善了确定债权金额的主要证据。如果没有非诉的工作成果，就没有现今4500万元债权的实现和后续3000余万元债权的追索。（二）原告通过民事诉讼讨债的方式，也证明了该风险代理协议及其收费并不是为了某一民事或行政的诉讼程序而作出的协议。原告在通过行政协调非诉的方式代理反诉原告于显臣等讨债无效的前提下，依据《风险代理协议》可以使用“诉讼、执行”等手段的约定，原告于2014年03月10日代理反诉原告于显臣等提起民事诉讼，正当新行政诉讼法讨论颁布时期，2014年10月25日辽宁省高院认为拆迁补偿纠纷应当归类于行政诉讼范畴，裁定驳回反诉原告于显臣等的起诉。原告又于2014年11月10日代理反诉原告于显臣等提出上诉，2015年3月20日最高院裁定驳回上诉。原告通过民事诉讼讨债的方式，也证明了该风险代理协议及其收费并不是为了某一民事或行政的诉讼程序而作出的意思表示。（三）根据最高院（2015）民一终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的指引实施的行政诉讼。原告在通过民事诉讼讨债无效的前提下，根据最高院（2015）民一终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的指引，原告于2015年5月18日代理反诉原告于显臣等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1月7日沈阳中院按照被拆迁主体状态，将整体行政案件分拆成三案：1、模板厂为原告，诉讼标的47180642.80元及利息。2、三公司为原告，诉讼标的12373011.94元及利息。3、郭丽苹为原告，诉讼标的3949750.00元及利息。总计诉讼标的77424708.13元（含利息），截止2018年9月20日历经省市两级法院历时3年的审理，全部终审判决，部分支持了原告代理主张。（四）再审是协议约定的包括诉讼，但不限于诉讼，最高院已经受案审理，等待裁决。原告认为辽宁省高院对于模板厂和三公司作出的两份行政判决书没有完全支持原告追债诉求，原告受反诉原告于显臣等委托，于2018年10月28日针对模板厂和三公司的两份判决提起再审，最高院已经受案审理，等待裁决。（五）已经判决部分执行完毕。原告对于已经确定的债权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执行，2019年3月27日执行完毕。至此原告履约无过错，反诉原告于显臣等应该按照《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给予原告1163984.32元费用，但反诉原告于显臣等违约拒不支付而引发本案。（六）在拒付代理费用已经违约的前提下，反诉原告于显臣等企图窃取原告的非诉成果和六年来的诉讼积累，于2019年6月26日向原告发出《解除代理关系函》，并以代理案件结束、双方已经进行诉讼为由解除协议，再次严重违约使原告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原告认为以实现合同目的为核心，采取的手段包括非诉、各类诉讼一审、二审、再审程序但不限于再审，原告针对反诉原告于显臣等拒付代理费实施诉讼，不影响原告为达到追债成果而收费的目的。因此根据《风险代理协议》“二、委托期限及相关法律责任3、案件承办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甲方不可单方解除和撤销本协议、中途增加和变更代理人（双方一致同意除外），否则视为乙方完成受托任务，甲方应按其他代理人完成的诉讼生效的判决20%向乙方支付费用”之约定，在条件成就时原告另行起诉追究反诉原告于显臣等的违约责任。二、《风险代理协议》虽然在形式上为风险代理收费，但实际收费金额远远低于《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规定的政府指导价格。原告就实施的非诉程序暂且不计，所涉及的民事诉讼2审、行政诉讼3案共6审，诉讼总标的77424708.13元（含利息），申诉2案共2审、执行2案共2次等，案件复杂、劳动强度大、主体众多，原告并没有高收费。退一万步讲即使所涉及的行政诉讼程序就是按照市场价格风险收费，然而在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已经对《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的内容进行改变，对于本诉的收费情形已经放开。（一）2014年12月1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规范的了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实行政府指导价收费】，什么情况下【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涉案收费符合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其中：第一条(四)律师服务(刑事案件辩护和部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代理除外)。除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包括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提供的下列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1、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反诉原告于显臣等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2、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3、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本案的《风险代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收费既不属于“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也不属于“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所以没有违反该通知的规定。（二）、原告现行已经收到反诉原告于显臣等支付182余万元，加上本案诉讼标的116万元，合计298余万元。如果按照《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的政府指导价计算，原告就实施的非诉程序暂不计，所涉及的民事诉讼2审、行政诉讼3案共6审，诉讼总标的77424708.13元（含利息），申诉2案共2审、执行2案共2次等，原告应收取反诉原告于显臣等代理费总计16807971.02元，远高于现行收取的298余万元的收费。第一、《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关于政府指导价的规定：第二十四条采取行业指导价的法律服务名录，律师事务所收取法律服务费用可以参照下列标准：（一）代理民事诉讼案件：2、涉及财产关系的，按照诉讼（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收费：（5）500万元至1000万元部分（含1000万元）为3%；速算272000元+标的×3%。（6）1000万元以上部分为1.5%。速算422000元+标的×1.5%。（二）代理行政诉讼案件：代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收费标准，参照代理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执行。（三）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申诉：代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各类诉讼案件申诉的收费标准，民事部分参照代理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执行，刑事部分参照代理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执行。（四）代理执行案件：1、单独承办执行的案件，律师费按执行标的额，按一审标准收费；2、曾承办一审或二审的案件，律师费可以适当酌减。第二十五条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与当事人协商增加收费，一般应在收费标准规定的5倍以内进行协商。（二）下列民商事、行政案件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1、当事人一方人数在3人及3人以上的共同诉讼案件；2、取证困难、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律师办案时间明显多于同类案件的;案件涉及疑难专业问题，对律师专业水平要求明显高于同类案件的。第二、原告应收费总计16807971.02元，远高于风险代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298余万元的收费。1、收费计费基数为77424708.13元（诉讼标的额）。（1）诉讼请求本金：模板厂起诉本金47180642.80元+三公司起诉本金12373011.94元+郭丽苹别墅起诉本金3949750.00元=合计起诉本金63503404.74元。（2）诉讼请求利息：13921303.39元（暂计算从2011年6月25日拆除之日起至起诉日2016年1月7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参照政府指导价的一般普通收费金额为8403985.51元。（1）民事2审、行政（三案合并）2审（共4审）：77424708.13元×1.5%+422000元=1583370.62元×4审=6333482.48元。（2）申诉2案合并1审（减去郭丽苹别墅）：73474958.13元×1.5%+422000元=1524124.37元(减去郭丽苹别墅)。（3）执行2案合并1案：执行标的（别墅执行5190175.73元+三公司执行3955779.56元）=9145955.29×3%+272000元=546378.66元。收费总计：8403985.51元。3、涉案案件取证难、耗时长、主体多、审判程序多等特点，符合“第二十五条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与当事人协商增加收费，一般应在收费标准规定的5倍以内进行协商”之规定，原告考虑在一倍内增加。代理费总计：8403985.51元×2=16807971.02元。三、就原告本诉而言，虽然依据《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标准起诉于显臣等给付1163984.32元费用，但该项收费是原告整体追债收费的组成部分，即使单独针对模板厂整体房产鉴定金额26005781.92元而言，收费率仅为0.045%，比《律师收费办法》还低100倍以上。司法部的律师收费办法是部门规章，沈阳律师收费办法是地市级政府的部门文件，规定的行政诉讼不允许风险代理是不允许风险代理方式收费，并不构成协议无效。1、2016.10.5《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是针对鉴定房产价格确定债权的专项协议。该协议约定：“经协议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甲方同意上述一至五项以各自的合计金额为基础，超出部分（含利息）的判决金额甲方按照40%奖励乙方。但乙方必须依法诉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余按照原协议执行”。该协议将法律风险和法律责任都归于原告，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合同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就确定债权的鉴定程序而言，沈阳中院前后两次摇号，先后确定了两个鉴定机构，但因涉案的房屋都已经灭失，均以无标的物而退卷。没有鉴定报告便没有债权依据，通过原告在省市两级法院协调和努力，在省法院系统内协商到大连大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同意鉴定，尤其是在没有鉴定标的物的情况下，鉴定机构的鉴定风险与鉴定费用是成正比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于鉴定事项都需要原告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这就是原、反诉原告于显臣等签署《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40%的奖励条款的缘由。该补充协议条款是对原告进行房屋鉴定专项工作的费用约定，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通过原告法律智慧成果的付出和财务成本的支出，反诉原告于显臣等已经享受到2909960.80元的利益，应该按照40%约定支付费用1163984.32元。3、计算方式：法院在581号行政裁定书中确认了《鉴定报告》关于沈阳建通模板厂房屋总价款26005781.92元,减去于显臣在《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中认可的鉴定金额23095821.12元，差价等于2909960.80元。反诉原告于显臣等应该按照给予原告40%的约定支付费用，即2909960.80元×40%=1163984.32元。4、于显臣在针对原告起诉状的答辩中承认：“对《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这份表格签字了。但原来的表格没有名头文字，没有结尾约定部分，没有甲乙方和年月日，不知到为什么出现这些内容”。原告只有一句话答辩：“于显臣是民法总则规定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对于《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真伪，于显臣可以申请司法鉴定”。四、如果于显臣认为本案收费侵犯了公共利益，那么原告收费来源于模板厂的《鉴定评估报告》和省高院581号行政裁定书的认定，相当于反诉原告于显臣通过诉讼的方式确认和举报原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在代理于显臣鉴定评估工作中，以某种手段为于显臣多争取了利益，侵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在行政诉讼中又以不正当手段促使省高院581号行政裁定书为其诉争4500余万元。于显臣这种占着4500余万元便宜还侮辱为其争取权益的代理律师的行为，严重的违反诚信原则，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恶劣到突破道德底线。如果于显臣确认《鉴定评估报告》无效或重新评估，或者向政府返还4500万元既得利益，或者向政府返还增值差价部分300万元也行，原告愿意放弃本诉116万元费用的追索。最高院第二巡回法庭在“徐东阳与鞍山大孤山镇政府拆迁补偿”一案中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界定。其观点是：目前法律上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明确。《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一原则性条文被一致称为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此所谓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与违反公序良俗含义相同。《最高院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从其中的条文看，有关“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是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可见，尽管法律、司法解释及相关文件目前还没有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统一的、明确的定义或列举，但至少可以认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侵害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或特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主体的利益，其结果是导致民事行为无效。而本案中律师代理风险收费行为涉及了追债环节的行政诉讼，即便是存在收费瑕疵也不存在损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情形，也不可能侵害到不特定多数主体的利益，无论如何也不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社会公共利益”的判定应当在全社会的公共视野下予以审视，而不能狭隘地理解，更不应不加约束地使用。于显臣等以“风险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违反禁止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四）项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为理由认为协议无效，明显是对该法律条文理解错误。五、如果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52条之规定应该确认《风险代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效，请求法庭及法官释明，那么原告将增加诉讼标的额至14978779.96元（代理费16807971.02元－已付1829191.06），及自2019年3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24%利率计算违约利息，原告另行补交诉讼费用。六、关于开具发票问题，原告认为收费开票是必须的，但根据《风险代理协议》二、委托期限及相关法律责任中约定；“3、。（在最终一笔付款后开具票据，税费依法各自承担，）”。因此现状不具备开票条件。 被告沈阳建通模板厂称，同意反诉原告（被告）于显臣、反诉原告（被告）郭丽苹的反诉意见。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9月23日，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被告（反诉原告）郭丽苹、被告（反诉原告）沈阳建通模板厂签订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风险代理协议，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内容为：甲方于显臣（证号一2108241952××××××××）、郭丽苹（证号2108241965××××××××）、沈阳建通模板厂、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通分公司、沈阳市东陵区荣盛畜牧养殖场、沈阳市特种胶管厂，住址：沈阳市沈河区地王国际俱乐部A802。乙方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地址：沈阳市，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1-33-1马志宇。一、合同范围：甲方所涉及的沈阳建通模板厂、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通分公司、沈阳市东陵区荣盛畜牧养殖场、沈阳市东陵（浑南）新区白塔街道青堆子村住房、沈阳市特种胶管厂等与沈阳市东陵（浑南）新区拆迁办公室、沈阳市东陵（浑南）新区白塔街道办事处因拆迁补偿纠纷一案，在双方平等协商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甲方特别授权委托乙方依法追缴本案件的欠款及利息、违约金等相关权益，至执行或协商给付结案。二、委托期限及相关法律责任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执行或协商给付结案。2、甲方根据需求必须提供细致、合法、真实、有效的相关案件材料，办理乙方所需的司法委托手续。3、案件承办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甲方不可单方解除和撤销本协议、中途增加和变更代理人（双方一致同意除外），否则视为乙方完成委托任务，甲方应按其他代理人完成的诉讼生效的判决20%向乙方支付费用（在最终一笔付款后开具票据，税费依法各自承担）。4、案件承办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中的任一环节），甲方未经乙方同意撤诉或于相对人自行和解，否则视为乙方完成受托任务，甲方应按自行和解的20%标准向乙方支付费用。5、甲方先行垫付诉讼、保全、执行、评估、拍卖、公告、审计、鉴定等正常费用，甲方先行垫付的正常费用在结案给付款甲方优先扣除并不占分配比例，但甲方应承担败诉无法收回的风险；乙方应意识到败诉后付出的法律专业成果和相关劳动没有报酬可取、付出的经费无法收回等风险，应通过法律、行政和社会以及协调等手段尽可能实现胜诉。6、涉及工程造价鉴定，由甲方负责资料提供、技术核算，双方都有责任与鉴定机构沟通磋商，确定工程造价鉴定结论。三、律师服务费付费标准和方式1、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国家《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取费，前期费用现款30万元，其余按生效判决确定的本、息及其他权益合计20%向乙方支付。2、方式：前期费用30万元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生效判决、或和解确定的本、息及其他权益合计20%部分在相对人给付款时按比例即时支付给乙方；如索回的是房产等实物或股权、债权等，通过变卖或评估拍卖处理分配，出卖不成按比例分割处理分配。3、甲方拖延给付需按给付金额的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四、争议解决方式友好协商，不成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并由沈阳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甲方于显臣、郭丽苹签字、摁印，乙方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盖章，李仁财签字。2013年9月24日，于显臣通过建设银行转账给付李仁财前期律师代理费300000元，之后，在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的授权委托情况下，李仁财以沈阳建通模板厂总经理身份、郝莉以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身份做为于显臣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因拆迁补偿纠纷为内容的财产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案件，2014年10月2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民一初字第0001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拆迁补偿纠纷，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于显臣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当，裁定：驳回于显臣的起诉。于显臣不服，李仁财、郝莉继续作为于显臣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该案系行政法律关系，非平等的民事主体，应为行政案件，不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一审裁定正确，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嗣后，李仁财以沈阳建通模板厂总经理身份、郝莉以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身份作为于显臣、于显臣和郭丽苹、于显臣和沈阳通用模板厂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提起了（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2016）辽01行初31号、（2016）辽01行初32号履行法定职责和履行补偿职责的行政诉讼案件，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2016年3月1日和8日、2017年1月6日对（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于2016年3月28日对（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于2016年3月18日、2017年1月6日对（2016）辽01行初32号行政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之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1日作出（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于显臣涉案的三个企业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通分公司、沈阳市东陵区荣盛畜牧养殖场、沈阳华兴特种胶管厂拆迁补偿款2805571.2元；二、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于显臣补偿款2805571.2元的利息（自2011年6月2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三、驳回于显臣的其他诉讼请求。于显臣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7）辽行终43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维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判决第三项；三、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于显臣二次运输费用176864元及其利息（自2011年6月2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计算）；四、驳回于显臣的其他诉讼请求。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于显臣、郭丽苹拆迁补偿款3949750元；二、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于显臣、郭丽苹拆迁补偿款3949750元的利息（自2011年6月2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计算）；三、驳回于显臣、郭丽苹的其他诉讼请求。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6）辽行终119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日作出（2016）辽01行初3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于显臣、沈阳建通模板厂的诉讼请求。于显臣、沈阳建通模板厂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上述行政诉讼案件中，郝莉以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作为被告（反诉原告）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参加了（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案件一、二审,（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案件一、二审,（2016）辽01行初32号行政案件一、二审的庭审诉讼，在被告（反诉原告）的授权委托情况下，李仁财以沈阳建通模板厂总经理身份作为被告（反诉原告）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参加了以上行政诉讼审判案件中除（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案件的上诉案件（二审）以外的其他行政案件的庭审诉讼，上述行政诉讼案件均已两审终审，并且已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判决书确定的给付钱款义务均已履行给付完毕，其中包括沈阳建通模板厂于2011年6月1日收到预付部分拆迁补偿款20000000元和于2011年8月10日收到预付部分拆迁补偿款15000000元。 再查明，在李仁财、郝莉作为被告（反诉原告）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履行法定补偿职责的案件诉讼后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所立行政案件开庭后以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所立的（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案件作出判决后，于2016年10月5日，于显臣与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签订《编号2013房拆字第××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内容为：一、沈阳建通模板厂房屋、建筑希望补偿金额23095821.12元。二、沈阳建通模板厂集体工业土地使用权剩余十五年希望补偿金额3453946.00元。三、沈阳北方建通分公司房屋、建筑希望补偿金额568941.60元。四、荣盛养殖场房屋、建筑希望补偿金额是69143.60元。五、特种胶管厂房屋、建筑希望补偿金额1673133.88元，总计29260986.20元。甲方同意上述一至五项以各自的合计金额为基础，超出部分（含利息）的判决金额甲方按照40%奖励乙方，但乙方必须依法诉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余按照原协议执行。甲方于显臣签字，乙方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盖章。 另查明，在被告（反诉原告）收到涉案拆迁补偿款后，于2019年3月6日，于显臣通过盛京银行转账给李仁财风险代理费765839.14元。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3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反诉被告）风险代理费2227336.24元，并支付违约金（以2227336.24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7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24%计算），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9年3月27日，郭丽苹通过盛京银行转账给李仁财风险代理费1038035.14元。2019年5月29日，于显臣通过盛京银行转账给李仁财风险代理费25316.77元。至此，已实际支付风险代理费1829190.77元。2019年6月15日，于显臣、郭丽苹、沈阳建通模板厂向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及李仁财、郝莉律师发出《解除代理关系函》，载明：我因动迁行政赔偿案件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行终434号及（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请求再审该两个案件在前期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阶段委托你们代理申诉，现向你们提出解除再审申请及再审的代理关系，理由如下：1、这两个案件在原一、二审期间由你们代理，依据的是我们双方签订的（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该代理协议的履行截止日为执行或协商给付结案。现该案一、二审已结案并执行，就原代理协议而言已终结，你方不涉及再审申诉的代理义务，我方也不涉及再审申诉的代理费用问题。2、你方已于两个月前就该案原一、二审的代理费问题，在沈阳市沈河区法院对我提起了民事诉讼（此案正在审理中），我们已形成了原被告关系。因此，在申请再审及再审程序中无法保障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基于以上两点，现向你方提出声明，解除该两个案件在再审申请审查及再审程序中的代理关系，同时我方向最高法院递交再审申请审查及再审程序中更换代理人的相关手续及与你方解除该程序中代理关系的声明。特此函告。于显臣、郭丽苹签字、摁印，沈阳建通模板厂盖章。2019年6月26日，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向于显臣、郭丽苹、沈阳建通模板厂复函，载明：贵方书面的《解除代理关系函》于2019年6月26日到达我律师事务所，依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之规定，双方签署的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已经解除。根据《风险代理协议》一、合同范围：“甲方特别授权委托乙方依法追缴本案件的欠款及利息、违约金等相关权益，至执行或协商给付结案。”；二、委托期限及相关法律责任“3、案件承办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甲方不可单方解除和撤销本协议、中途增加和变更代理人（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外），否则视为乙方完成受托任务，甲方应案其他代理人完成的诉讼生效的判决20%向乙方支付费用”；编号2013房拆字第××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2016.10.5经协议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甲方同意上述一至五项以各自的合计金额为基础，超出部分（含利息）的判决金额甲方按照40%奖励乙方”之特别约定，合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至追缴本案欠款及利息结束），再审程序是追缴本案欠款及利息的诉讼程序之一，并且贵方已经出具委托，我律师事务所写出再审申请书，整理证据目录及证据材料，进行再审立案、最高院二巡法庭在受理审查中，（于显臣与浑南区政府、白塔街道案号2019最高法行申3365号，于显臣、沈阳建通模板厂与浑南区政府、白塔街道案号2019最高法行申3368号，主审法官梁凤云。），我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法律智慧成果和劳动成果已经付出，因此我律师事务所将根据《风险代理协议》的相关约定，就预期收益损失、违约损失等追究贵方的法律责任。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盖章。2019年7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提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为：一、确认被告解除代理关系的行为是根本违约行为；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1163984.32元费用，并支付违约金（以1163984.32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7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24%计算）。2019年7月2日，被告于显臣、郭丽苹提出反诉，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中关于风险代理约定的内容无效；2、依法判令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多支付的代理费人民币1829191.05元；3、依法判令反诉被告为反诉原告开具代理费发票；4、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审理中，针对双方签订的《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及《编号2013房拆字第××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效力问题，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提出：如果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52条之规定应该确认《风险代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效，请求法庭及法官释明，那么原告将增加诉讼标的额至14978779.96元（代理费16807971.02元—已付1829191.06），及自2019年3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24%利率计算违约利息，原告另行补交诉讼费用。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风险代理协议》(2013年8月26日签订,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2016年10月5日签订,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房地产项目司法鉴定估价报告》（估价报告编号：大丰房地估字××号）、《行政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行终581号）、律师记录的《工作日志》、（2012）东陵刑初字第213号《刑事判决书》、《村镇居民私有房产证》、《村镇居民建房申请表》、《农村个人建房宅基地申请批复、通知》、白塔办事处收取原告的建筑和土地管理费用收据、模板厂和三个公司的《评估报告》、模板厂和三个公司的《被拆迁户勘查表》、交接现场签字的照片、（2014）辽民一初字第00011号《民事裁定书》、（2015）辽民一终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判决书》、（2016）辽行终1194号《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判决书》、（2017）辽行终434号《行政判决书》、（2016）辽01行初32号《行政判决书》、（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诉讼材料收取清单》、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案件流程信息公开网上的案件详情、《接收诉讼材料收据》、《解除代理关系函》、EMS单据、2019年6月26日原告的《函》、汇款单、收款收据、（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判决书》、（2016）辽行终1194号《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判决书》、（2017）辽行终434号《行政判决书》、（2016）辽01行初32号《行政判决书》、（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微信截图、七份表格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风险代理是指委托代理人与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委托诉讼代理，委托人先支付较少的代理费，或不支付代理费，案件执行后，委托人按照执行到位债权的一定比例，付给代理人作为报酬，如果败诉或者执行不能，代理人将得不到回报，如果债权执行到位，被代理人将按照约定的高额比例支付给代理人，这对双方来讲都存在一定风险，所以称之为风险代理。风险代理可分为部分风险代理和全风险代理。前期支付一定基本律师费用后，再根据结果按比例支付律师费的是部分风险代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第13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民再申字第216号案件中】认为：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中，委托人自身的权利是代理人合法行使代理权的基础，代理人应当依照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和权限，忠实、勤勉地为委托人服务，刑事案件代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代理，如果允许刑事诉讼中进行风险代理，律师在风险代理中有了足够的经济动机，因此可能会采取作伪证帮助犯罪分子或当事人规避刑事制裁，开脱罪责等来谋取胜诉判决，还可能导致司法腐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样，禁止行政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其本意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律师事务所对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是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本案中，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是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区别于普通的代理人，应当明知法律对律师执业相关禁止性规定，却仍然以争议标的作为其履行法律律服务合同的对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0条……（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规定和国家发改委、司法部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2条关于禁止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及《编号2013房拆字第××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律师费约定条款属于风险代理条款，行政风险代理以行政诉讼司法活动结果作为收取代理报酬的条件，其性质和后果干扰了正常的司法审判秩序和司法公正，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社会公共利益，符合《合同法》第52条（四）项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的规定,该风险代理收费条款内容无效。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应当将按该风险代理收费条款内容收取的风险代理费因该条款无效而依法返还给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郭丽苹。为此，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要求被告按双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给付其风险代理费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郭丽苹要求确认风险代理协议风险收费内容无效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返还已实际支付的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8条“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收取律师服务费，应当向委托人出具合法票据”的规定，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先期收取了被告律师代理费300000元，当事人对此没有争议，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应当给出具合法票据，所以，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郭丽苹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开具此300000元代理费发票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因为，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作为被告的诉讼委托代理人根据《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所代理的本案相关行政诉讼案件均以“两审终审”，并且已经执行完毕，符合《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中关于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执行或协商给付结案”的约定，而被告给原告发出的《解除代理关系函》，其内容是被告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再审的新的授权委托行为内容，与根据《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的授权委托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原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要求确认被告解除授权委托原告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再审的授权委托行为，为根本违约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审理，如有纠纷，原告可另案告诉处理。 关于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提出：如果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52条之规定应该确认《风险代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效，请求法庭及法官释明，那么原告将增加诉讼标的额至14978779.96元（代理费16807971.02元—已付1829191.06），及自2019年3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24%利率计算违约利息，原告另行补交诉讼费用问题。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是否需要释明，但是，根据法律精神，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6提出了合同无效时的释明问题，即在双务合同中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并请求继续履行合同，被告主张合同无效的，或者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返还财产，而被告主张合同有效的，都要防止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仅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而应向原告释明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或者向被告释明，提出同时履行抗辩，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避免“诉累”。本案没有不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6提出的内容意见情况。首先，涉案的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内容是风险代理协议的一部分，而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内容并非完全无效，其中无效的部分是本案需要审判的范畴，这与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提出的风险代理协议无效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不属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6提出的内容意见情况。其次，根据本案审理的具体情况，涉案风险代理协议中有关首付代理费的内容中属于不完全的风险代理内容，其中约定先收取的300000元，符合普通代理收费情况，之后的部分属风险代理收费，2014年10月2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民一初字第0001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拆迁补偿纠纷，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于显臣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当，裁定：驳回于显臣的起诉。于显臣不服，李仁财、郝莉继续作为于显臣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该案系行政法律关系，非平等的民事主体，应为行政案件，不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一审裁定正确，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在此之后的诉讼均为行政诉讼案件。根据以上情况，一方面，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明知行政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是法律禁止的情况下，未与被告重新签订收取代理费合同，仍然以风险代理协议中风险代理收费内容作为行政诉讼收取律师代理费的依据，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禁止性规定。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对此部分风险代理收费内容因违反法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后果应负严格的法律责任，不但禁止，也不能准许按普通的代理进行收费，相反，应当将已经收取的违法收费予以退返，并且，还应当受到法律的应有制裁，所以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要求释明后变更诉讼请求的目的，实际是滥用诉权，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另一方面，针对风险代理协议中风险代理收费部分无效内容，反诉原告（被告）于显臣、郭丽苹已提出反诉请求，本院在本案中对反诉请求一并审判，相对于被告而言，其权利义务在本案中得到一并处理，不存在该无效条款确认后留有尚待诉讼裁判的权利义务内容，所以，本案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6提出的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意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四）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及《编号2013房拆字第××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中律师费约定条款属于风险代理收费条款的内容部分无效； 二、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郭丽苹因风险代理收费条款内容收取的风险代理费1829190.77元（包括2019年3月6日给付的风险代理费765839.14元、2019年3月27日给付的风险代理费1038035.14元、2019年5月29日给付的风险代理费25316.77元）； 三、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郭丽苹出具人民币300000元的代理费合法票据； 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和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郭丽苹的其他诉讼请求和反诉请求。 本诉受理费24618元，反诉费39252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负担。 若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福军 人民陪审员  刘 军 人民陪审员  司锡艳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贾 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