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21民初9354号 原告：曾巧玲，女，1991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原告：曾灿强，男，1995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上列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忠，福建闽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某，女，197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被告：曾某1（曾用名曾某2），女，2010年9月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大陆联系地址福建省惠安县，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4075（3）。 法定代理人：陈某，女，197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系曾某1的母亲。 上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雄，福建伟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新榕，福建伟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郑佳明，男，196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揭阳市，现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原告曾巧玲、曾灿强与被告陈某、曾某1、第三人郑佳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曾灿强及曾巧玲、曾灿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忠，陈某、曾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雄、潘新榕到庭参加诉讼。郑佳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巧玲、曾灿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对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于2015年1月19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依法予以变更，即原乙方主体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变更为曾巧玲、曾灿强；二、确认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于2017年3月10日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书》无效；三、判决陈某、曾某1退还曾巧玲、曾灿强不当得利2458060.5元（包括曾和平的工亡赔偿款、陈某房贷、被抚养人生活费用、补偿款等所有不当得利费用）。诉讼中，因法院向曾巧玲、曾灿强释明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简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遗产继承协议书》（简称继承协议书）签订主体不同，约定事项不同，属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并案审理，曾巧玲、曾灿强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将第三项诉讼请求退还不当得利数额变更为100万元。事实与理由：曾巧玲、曾灿强的父亲曾和平于2015年1月17日在为郑佳明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别墅施工管理时，因意外从二层大厅高处坠落，后经抢救无效当天死亡。曾巧玲、曾灿强的父母2009年2月即已离婚，曾巧玲、曾灿强的学习生活费用全由曾和平一人供养。曾和平发生意外时，曾灿强尚是刚满20周岁的在校生，曾巧玲也是懵懂少女，不谙世事，面对噩运，姐弟俩六神无主，精神几乎崩溃，曾和平的后事全凭舅公黄某及堂亲曾志瑜等人操办。2015年1月19日，曾巧玲、曾灿强尚在曾和平灵前守灵，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黄某、曾志瑜等人叫到张坂司法所签订一份协议，协议内容并无细看，不知道所签协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顾及众亲戚颜面，曾巧玲、曾灿强没有细问，更不知道陈某是以乙方主体身份也在协议书上签字，且张坂司法所也未将该份协议书交由曾巧玲、曾灿强持有。事后，自2015年2月2日起，陈某即以各种名义要求黄某从曾灿强名下的账户转账给她，包括曾和平工亡赔偿款、陈某的房贷、房子装修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用、补偿费、安家费等费用，截至2016年7月22日，陈某共向曾灿强索要各种费用合计2458060.5元，其中因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合计支付100万元。在曾和平意外死亡的第三天，尚未出殡的情况下，由黄某及曾志瑜等人出面与郑佳明协商关于曾和平的工亡赔偿事宜，并让曾巧玲、曾灿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本无可厚非，但现曾巧玲、曾灿强知道陈某是以曾和平配偶的身份参与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据此，已给曾巧玲、曾灿强造成重大误解，且显失公平。曾巧玲、曾灿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非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当予以变更。此后，曾巧玲、曾灿强受陈某及其家人胁迫签订继承协议书，并非曾巧玲、曾灿强真实意思表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无效。陈某、曾某1基于人民调解协议书获得的100万元为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 陈某、曾某1辩称，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曾巧玲、曾灿强请求将人民调解协议书乙方主体四人即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予以变更为曾巧玲、曾灿强，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驳回。1.人民调解协议书系陈某、曾某1、曾巧玲、曾灿强与郑佳明自愿达成，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且系在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下达成，具有法律效力。曾巧玲、曾灿强主张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构成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但未能予以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曾巧玲、曾灿强均已成年，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二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已经表明清楚并同意协议内容，愿意受协议约束，知道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后果，不存在不清楚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的情形。何况，曾灿强系大学在读生，其认知水平比普通常人更高。曾灿强十三、四岁时就为曾和平再婚操心，帮曾和平在网络发布征婚启事，曾和平与陈某由此相识。从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见证人构成及签订地点来分析，不存在胁迫以及其他使曾巧玲、曾灿强产生重大误解，导致显失公平的情形。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及郑佳明是在张坂司法所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涉及曾和平工伤死亡赔偿且赔偿金额达160万元的内容，曾巧玲、曾灿强不可能在未看清内容的情况下就在协议书上签字，在场有人民调解员以及曾巧玲、曾灿强的亲友见证签名，其中见证人黄某是曾巧玲、曾灿强的舅公，曾志瑜是曾巧玲、曾灿强的亲堂，骆俊超是曾和平的同学，曾巧玲、曾灿强陈述不符合事实和常理。人民调解协议书明确注明陈某系曾和平次女曾某1的母亲，系曾某1的监护人，曾巧玲、曾灿强诉称“现两原告知道被告陈某是以曾和平配偶的身份参与签订该份协议书，据此，已给两原告造成重大误解，且也显失公平，依法应当予以变更”，其理由与调解协议的记载不符。调解协议载明：“乙方已经充分考虑曾和平所有继承人及相应权利人的权益分配”，因此，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不存在曾巧玲、曾灿强有重大误解的情形，未显失公平。陈某、曾某1与曾巧玲、曾灿强在签订调解协议书前共同生活，曾巧玲、曾灿强不可能不知道曾某1及陈某的身份，重大误解无从谈起。2.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自愿达成，并非一般的民事合同，自各方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已具备相应要件，业已生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曾巧玲、曾灿强未能举证因在订立调解协议时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自己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调解协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要求将人民调解协议乙方主体陈某、曾巧玲、曾灿强、曾某1变更为曾巧玲、曾灿强，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人民调解协议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纠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规范，协议主体不得变更，法律并没有赋予法院变更或去除人民调解协议当事人主体资格的权力。3.陈某、曾某1因人民调解协议取得的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曾巧玲、曾灿强无权要求返还。请求驳回曾巧玲、曾灿强的诉讼请求。 郑佳明未作陈述。 经审理查明，曾巧玲、曾灿强系曾和平的子女。2015年1月17日，曾和平在为郑佳明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别墅施工管理时，因测量灯具尺寸从二层大厅高处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1月19日，郑佳明作为甲方，曾巧玲、曾灿强、曾某1及陈某分别以曾和平的儿子、长女、次女及曾和平次女母亲的身份作为共同乙方，在张坂司法所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郑佳明一次性赔偿给乙方160万元，该费用包含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补偿费等一切费用，赔偿款转入曾灿强建行账户（账号62×××62）；乙方收到赔偿款后应合理分配、处理，分配、处理方式由乙方自行决定，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已充分考虑曾和平所有继承人及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分配，由此引发的争议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等等。郑佳明在该调解协议的甲方签字盖章处签名押印，乙方签字盖章处有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签名押印，曾志瑜、黄某等人在见证方处签名押印，加盖惠安县司法局张坂司法所及惠安县张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2017年3月10日，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签订继承协议书。双方共认2015年2月2日至2016年7月22日期间，从曾灿强账户合计向陈某账户转账2458060.5元。 以上事实，有曾巧玲、曾灿强提供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继承协议书、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关于人民调解协议书能否变更乙方主体，以及陈某、曾某1是否应返还曾巧玲、曾灿强100万元的问题。 曾巧玲、曾灿强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约主体不适格，造成曾巧玲、曾灿强重大误解，依法应当予以变更。1.人民调解协议书涉及的内容是曾和平的工亡赔偿金，按法律规定应该由其近亲属参与分配，近亲属是指父母、子女、配偶，曾和平父母早亡、配偶离婚，曾巧玲、曾灿强才是曾和平的法定继承人。2015年1月17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陈某、曾某1身份不确定。曾和平与陈某的关系未经法律程序确定，只是民间认为双方是夫妻关系共同生活，但我国婚姻法规定1994年以后就不存在事实婚姻。陈某是以曾和平配偶的身份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陈某、曾某1无权参与分配曾和平的遗产，不具备协议乙方主体资格。2.曾巧玲、曾灿强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时，陈某不在场，从签字落款的顺序来看，是曾巧玲、曾灿强先签，陈某、曾某1后签。曾巧玲、曾灿强不持有人民调解协议书，曾巧玲、曾灿强签字时，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第一页是折起来，曾巧玲、曾灿强没有看到乙方主体包括陈某、曾某1，是被告提供人民调解协议书后才知情，曾巧玲、曾灿强对人民调解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应予变更。3.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曾巧玲、曾灿强根据要求邀请亲友参与协商，协议内容并不是曾巧玲、曾灿强作出的意思表示，只是赞同其亲友与郑佳明调解的赔偿方案，陈某、曾某1在乙方主体上签名并不是曾巧玲、曾灿强的意思表示。4.陈某、曾某1在协议书上签字，侵犯了曾巧玲、曾灿强的合法权益，给曾巧玲、曾灿强造成重大误解，应该予以变更。5.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陈某、曾某1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名的行为无效，因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曾灿强转给陈某的2458060.5元，其中包含因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分得的80万元，黄某2015年3月1日另外补贴给陈某、曾某1的20万元，合计100万元，陈某、曾某1应予以偿还。曾巧玲、曾灿强相应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即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及曾和平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以此证明曾和平2009年2月19日离婚后至2015年1月17日，在其户籍所在地未与他人登记结婚。证据2即崇山村委会于2015年1月20日出具的《法定继承人关系证明》，以此证明曾和平的法定继承人只有曾巧玲、曾灿强。证据3即人民调解协议书，以此证明陈某、曾某1并非曾和平的妻、女，无权作为乙方主体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曾巧玲、曾灿强存在重大误解，人民调解协议书乙方主体应当予以变更。证据4即继承协议书，以此证明陈某与曾某1并非曾和平的妻、女，陈某等采用欺骗、胁迫的手段，迫使曾巧玲、曾灿强签订继承协议书，严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证据5即曾灿强的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以此证明陈某、曾某1以曾和平妻、女身份，在2015年2月2日至2016年7月22日期间多次向曾灿强索要不当得利共计2458060.5元。陈某、曾某1质证称：对证据1即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陈某自2009年6月5日开始居住在曾和平崇山村的家里，2010年与曾和平生育曾某1。对证据2即《法定继承人关系证明》不予认可，崇山村委会在2019年5月13日向陈某、曾某1出具两份证明，均证明陈某与曾和平是夫妻关系，双方生育曾某1。对证据3即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曾巧玲、曾灿强的证明目的，陈某、曾某1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陈某、曾某1是曾和平的妻、女，有权参与分配曾和平的遗产，并且不存在曾巧玲、曾灿强重大误解的情形。对证据4即继承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能达到曾巧玲、曾灿强的证明目的，陈某、曾某1已提供证据证明是曾和平的妻、女，且陈某、曾某1不存在采取欺骗、胁迫曾巧玲、曾灿强签订继承协议书的行为，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对证据5即曾灿强的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陈某、曾某1取得的款项并非不当得利，而是分配曾和平工亡赔偿款以及曾某1的抚养费等。 陈某、曾某1在坚持答辩意见的基础上，另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双方自愿达成，且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调解形成，具有法律效力。曾巧玲、曾灿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曾巧玲、曾灿强主张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且内容显失公平，但至今未能举证加以证明。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陈某、曾某1享有分配曾和平遗产的权利。陈某、曾某1取得的相应款项系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取得，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应返还。陈某、曾某1相应提供以下证据：证据6即崇山村委会于2019年5月13日出具的证明（2份）、香港生死登记处出具的出生证明及公证证明书，以此证明陈某与曾和平系夫妻关系，并生育曾某1。证据7即保险单、理赔决定通知书、照片，以此证明曾和平系曾某1的父亲，与陈某系夫妻关系。证据8即照片，以此证明曾灿强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前，与陈某、曾某1共同生活接触，知道曾某1及陈某的身份。曾巧玲、曾灿强质证称：对证据6中崇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有异议，婚姻关系法定，村委会无权证明陈某的身份，更不能证明陈某与曾和平是夫妻关系，该两份证明无效、虚假；公证证明书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6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1月19日，当时乙方主体并没有任何身份信息以及身份证明，况且香港生死登记处出具的出生证明及公证证明书只能证明曾某1的出生信息，无法证明曾某1是曾和平的女儿。证据7中保险单载明的被保险人信息与曾某1的信息不相吻合，照片无法证明任何法律关系。证据8即照片无法证明任何法律关系，曾灿强也不知道照片里面的人是谁。 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向张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林泽明了解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订情况，向崇山村村委会工作人员黄荣聪等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并制作工作笔录，林泽明陈述：曾和平与前妻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因意外去世后抱养了曾灿强。后来曾和平与前妻离婚，曾灿强十三岁时在网上给曾和平发布征婚启事，经陈某妹妹牵线，曾和平与陈某由此相识。陈某也离异过，生育一子归前夫。曾和平有一子一女，加上陈某也育有一子，如果再生育需要缴纳巨额抚养费，所以曾和平与陈某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同居生活在一起，并生育一女曾某1，曾某1是在香港出生，户籍也在香港。陈某现在还生活在曾和平老家，村里红白喜事等人情世故都是陈某在处理，村里口碑不错。曾灿强一定认识陈某，因为曾和平与陈某是曾灿强在网上为曾和平征婚后结识并一起生活的，而且陈某多年来都和曾和平、曾灿强生活在一起，家里大小事情也都是陈某作为女主人在打理，村民也都认识陈某。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张坂镇司法所签订的，曾灿强及当时落款签名人员均在场。黄荣聪陈述：曾灿强一定认识陈某，村里红白喜事都是陈某在处理，村里一些费用也都是陈某向村委会缴纳。黄荣聪在接受本院调查时曾与村支书曾耀聪通话，曾耀聪电话中向本院反映陈某平常在村里口碑不错，村里人情世故都是陈某在处理，曾灿强不能什么都要，要求法院一定要从社会公德角度公平公正处理本案。曾巧玲、曾灿强质证称：林泽明的陈述带有很多主观判断，其陈述不具有客观性，林泽明说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落款签名人员均有在场，但是否前后在场不清楚，曾灿强2009年还是小学生，根本不可能为曾和平征婚。陈某、曾某1质证称：工作笔录真实反映了当时调解的情况及相关事实，合法有效。 本院另向崇山村村民谢英珠、骆玉如、黄玉莲就相关事实进行调查，谢英珠陈述：曾和平之父与谢英珠之父是兄弟关系，听说曾和平与陈某经人介绍相识，生育一女曾某1，今年十岁左右，听说曾和平工亡赔偿款按四份分，当时有签协议，曾和平的亲戚曾志瑜等有在协议书上签名，当时曾巧玲、曾灿强都在场。骆玉如陈述：曾和平的爷爷与骆玉如丈夫的爷爷是兄弟，曾和平与陈某是夫妻，曾和平长年在外，家里世俗事务都是陈某在处理，曾灿强认识陈某，叫陈某阿姨，回崇山村都在一起生活，之前都相处得不错。曾和平与陈某育有一女，在香港出生的，女儿与曾和平很像。黄玉莲陈述：曾和平是黄玉莲夫家的堂小叔，听说曾和平与陈某是曾灿强网上为曾和平发布征婚启事后经介绍认识，二人相识十一、二年了，双方没有举行婚礼，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是因为怕计生罚款，但大家都认陈某是曾和平的妻子，家里的人情世事都是陈某处理，陈某与大家相处得都挺好。曾和平与陈某育有一女，与曾和平很像，当时因为怕计生罚款，所以去香港生，在香港不知道取了什么名字，因为在大陆说不好，曾和平又花了很大力气帮女儿改了名字，女儿好像叫曾某1。曾灿强与陈某在泉州一起生活，回老家也一起生活，曾巧玲不理会陈某，但曾灿强与陈某相处得不错。曾和平工亡后对方赔了一笔款，有签一份协议，是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四个人签的，具体如何分配不清楚。曾巧玲、曾灿强质证称：谢英珠、骆玉如、黄玉莲在之前的诉讼中有为陈某出具过证明。黄玉莲是曾志瑜的母亲，曾志瑜确实有操办曾和平的后事。之后，曾志瑜向曾灿强借过10万元，后来没有还款，曾灿强起诉曾志瑜，因为这件事情，村里人对曾灿强评价都非常不好。陈某处理红白喜事等世俗事务是在曾和平去世后，去世前并没有处理。谢英珠、骆玉如、黄玉莲对曾和平家里的情况并不清楚。陈某、曾某1质证称：谢英珠、骆玉如、黄玉莲的陈述客观真实，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曾巧玲、曾灿强提供的证据1即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等真实合法，能够证明曾和平2009年2月19日与前妻林明玉离婚后，未再与他人包括陈某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张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林泽明、崇山村村委会工作人员以及谢英珠、骆玉如、黄玉莲接受本院调查时，均陈述曾和平与前妻离婚后，经介绍与陈某相识后同居生活，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育有一女，多年来陈某以曾和平妻子身份处理家事及有关世俗事务，曾灿强与陈某共同生活，相处融洽。林泽明作为参与人民调解的工作人员，陈述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曾巧玲、曾灿强及当时落款签名人员均有到场，谢英珠亦陈述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都在场。证据6中的公证证明书由我国司法部委托的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出具办理，香港生死登记处出具的出生证明载明的事项与公证证明书载明的事项对应一致，具有证据效力，予以采信。证据7中的保险单能够证明曾和平为“曾某2”投保，“曾某2”出生日期为2010年9月7日，保单号0106301100042156，投保险种包括“生命附加安心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被保险人：曾和平）”，理赔决定通知书能够证明曾和平工亡后，保险公司就0106301100042156号保单进行理赔，按照生命附加安心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约定，豁免该保单应交的续期保险费，该理赔决定通知书载名投保人为曾和平，被保险人为曾某1，与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曾某2是同一人。上述证据结合林泽明、谢英珠、骆玉如、黄玉莲等人的陈述，能够认定曾和平与陈某经人介绍相识后同居生活，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于2010年9月7日在香港生育曾某1，曾用名曾某2，多年来陈某以曾和平妻子身份与曾和平的家人、族人相处，处理家事及有关世俗事务，曾灿强与陈某共同生活，相处融洽。证据6中崇山村委会2019年5月13日出具的证明（2份）客观反映上述事实，予以采信，证据2即崇山村委会2015年1月20日出具的《法定继承人关系证明》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证据7中的照片及证据8即照片，无法直接证明陈某、曾某1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证据3即人民调解协议书，曾巧玲、曾灿强确认与郑佳明之间的协议内容有效。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上判断，甲方为业主即郑佳明，乙方共四人即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符合工伤事故发生后，业主与工亡者全部家属调解处理善后的惯例，特别载明乙方“受全家委托”与甲方协商处理赔偿事宜，不仅约定甲方郑佳明应赔偿的数额，且约定乙方收到赔偿款后自行决定合理分配处理，乙方已充分考虑曾和平所有继承人及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分配，由此引发的争议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等等，足以说明签订该调解协议书前，各方进行了细致的协商，不仅甲方与乙方对赔偿款数额达成一致意见，亦明确乙方在对赔偿款进行分配时，充分考虑曾和平所有继承人及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分配，如何处理分配则与甲方无关。且赔偿款转入曾灿强的账户明确具体，更加说明曾灿强不仅清楚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且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作了充分准备，才能够提供明确具体的账号供人民调解委员会打印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条款中。可见，曾巧玲、曾灿强是完全了解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签订主体的情况下自愿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曾巧玲、曾灿强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黄某、曾志瑜等人叫到张坂司法所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签名时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第一张是折起来的，不清楚协议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如前所述，陈某、曾某1提供的证据与本院调查的相关情况相结合，能够认定陈某虽未与曾和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同居生活多年，并育有一女曾某1，故陈某以曾和平次女母亲的身份参与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并无不当。曾巧玲、曾灿强现以知道陈某是以曾和平配偶的身份参与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据此给曾巧玲、曾灿强造成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曾巧玲、曾灿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要求将人民调解协议书乙方主体由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变更为曾巧玲、曾灿强，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曾巧玲、曾灿强虽在诉讼中撤回要求确认继承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但并未撤回证据4即继承协议书，曾巧玲、曾灿强在证据4即继承协议书上签名押印，继承协议书约定各方同意陈某参与曾和平工亡赔偿金、所有遗产的分配或继承，曾和平工亡赔偿金和所有遗产由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平均分配和继承，每人各得一份。曾巧玲、曾灿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签订继承协议书时受到陈某或他人的欺骗、胁迫，协议内容亦不存在任何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合法利益或其他导致协议无效的情形，故认定继承协议书合法有效。根据继承协议书约定，曾和平的工亡赔偿金160万元，曾巧玲、曾灿强与陈某、曾某1每人各分得40万元，陈某、曾某1合计应得80万元。曾巧玲、曾灿强转账给陈某的款项未列明款项性质，在庭审中陈述本案要求返还的100万元中的80万元是曾和平的工亡赔偿金，则该80万元是陈某、曾某1应得的份额，无需返还。曾巧玲、曾灿强陈述另外20万元是黄某多补贴给陈某、曾某1的生活费，若曾巧玲、曾灿强陈述属实，该20万元属自愿补贴给付，亦不必返还。 综上事实，本院认为，陈某与曾和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多年并育有一女曾某1，曾和平工亡后，在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及司法所的调解下，陈某、曾某1与曾巧玲、曾灿强共同作为乙方，与业主郑佳明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主体并无不当，曾巧玲、曾灿强在认可与郑佳明协议内容合法的情况下，要求将乙方主体由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变更为曾巧玲、曾灿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人民调解协议书未对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如何分配曾和平工亡赔偿金进行约定，但此后曾巧玲、曾灿强、陈某、曾某1签订的继承协议书约定曾和平工亡赔偿金与所有遗产由四人分配或继承，每人各得一份，故陈某、曾某1合计应分得曾和平工亡赔偿金中的80万元，该80万元及曾巧玲、曾灿强自述补贴给陈某、曾某1的生活费20万元，陈某、曾某1无需返还。曾巧玲、曾灿强要求陈某、曾某1返还100万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曾巧玲、曾灿强主张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且显失公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曾巧玲、曾灿强主张签订继承协议书时受到欺骗、胁迫，无证据支持，不予采纳。郑佳明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审理和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曾巧玲、曾灿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766元，由原告曾巧玲、曾灿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曾巧玲、曾灿强、被告陈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被告曾某1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秀军 人民陪审员  庄炳忠 人民陪审员  庄鸿疆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云潇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