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赤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281民初2658号原告：孙文平，男，汉族，1967年11月29日生，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娜，湖北宁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电话：17364157671。被告：周顺英，女，汉族，1970年10月21日生，住湖北省赤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游伟成，赤壁市蒲圻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第三人：袁小琴，女，汉族，1986年8月16日生，住湖北省赤壁市。原告孙文平诉被告周顺英、第三人袁小琴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文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娜、被告周顺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游伟成、第三人袁小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文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立即停止查封、扣押车牌号为鄂Ｌ×××**的汽车。事实和理由：车牌号为鄂Ｌ×××**的小汽车原为第三人袁小琴与其前夫张忠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按揭购买，贷款数额为110万元，登记车主为袁小琴。2015年1月4日，被执行人袁小琴与张忠林离婚，双方约定该车归张忠林所有，但未办理变更登记，后因张忠林无力偿还车辆贷款，张忠林便将该车交付给袁小琴，由袁小琴偿还贷款，所有权亦归袁小琴所有。此后不久，因袁小琴亦无力偿还贷款，便与原告协商：由原告偿还车辆贷款及担保款项共计825125元后，该车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原告将上述两笔款项支付完毕。第三人将车辆交付给原告占有。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证人证言等证据，足以证明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原告已经实际占有，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本案被查封的小汽车系动产，被执行人于2016年12月13日已交付给原告，其物权已经发生变更，归原告所有。综上所述，请求停止查封、扣押诉争车辆。原告孙文平为证明支持其诉讼请求所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身份证复印件、执行裁定书，拟共同证明诉讼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为转账记录，包括手机短信记录复印件二页、《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原件一页、银行交易流水复印件一页、中国工商银行武汉硚口支行2016年12月27日出具的《结清证明》原件一页，拟共同证明原告孙文平已支付购买第三人袁小琴车辆全部价款共计825125元的事实。上述二组证据系庭前提交。第三组证据《车辆所有权》声明一份，拟证明其与袁小琴之间于2016年12月1日达成转让车辆所有权协议的事实，该证据系庭审中提交。被告周顺英辩称，鄂Ｌ×××**号小车是第三人袁小琴与其前夫张忠林的财产，张忠林死亡后直至赤壁市人民法院本次扣押该车，第三人袁小琴一直使用该车，该车属袁小琴所有；从原告孙文平与第三人袁小琴的多次资金往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原告孙文平仅凭转账记录不能证明二者之间的买卖关系。被告周顺英为证明支持其抗辩所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邮政快递资料一份，拟证明第三人袁小琴的居住地与车辆扣押地一致；第二组证据：本院裁定书三份，拟证明法院对诉争车辆查封三次，原告孙文平没有提出过执行异议；第三组证据：《银行卡取款凭条》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袁小琴与孙文平之间既往存在经济往来。第三人袁小琴述称，诉争车辆系其以按揭贷款方式购买，因无钱偿还贷款，遂将车辆卖给原告孙文平，孙文平替其还清了贷款，有汇款凭证，证明车辆已经卖给了孙文平。第三人袁小琴为支持其述称所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湖北省武汉市江天公证处于2015年8月20日向袁小琴出具的《核实函》一份，拟证明湖北国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大公司”）为袁小琴向工商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申请个人汽车（保时捷）消费贷款人民币110万元提供担保，以及国大担保公司共为袁小琴代为偿还了银行贷款人民币34200元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本院确认以下事实：第三人袁小琴与案外人张忠林（已故）夫妻共同生活期间，袁小琴于2014年5月以按揭贷款方式购买诉争车辆，离婚时，双方协议该车归袁小琴所有。嗣后，本院受理周顺英诉袁小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于2017年7月19日依周顺英财产保全申请作出（2017）鄂1281民初1879号《民事裁定书》，查封诉争车辆，查封期一年。2018年7月6日，本院作出（2017）鄂1281民初187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继续查封诉争车辆，查封期一年。该案判决生效进行执行程序后，本院于2019年7月1日作出（2019）鄂1281执1040号《执行裁定书》，查封、扣押诉争车辆，期限为二年。孙文平以案外人身份对该执行裁定提出异议，称：诉争车辆系袁小琴按揭贷款购买，因袁小琴无力偿还贷款，“2015年12月2日，被执行人将车交付我实际占有。2016年12月1日，被执行人与我协商，将该车抵付给我，其欠银行按揭贷款325125元和担保公司的款项50万元由我待（代）为偿还。12月13日，我向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支付50万元，并将被执行人所欠银行按揭325125元支付给袁小琴偿还其贷款。故查封被执行人车辆虽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而实际占有人、所有权人是案外人。”针对孙文平提出的执行异议，本院（2019）鄂1281执异13号《执行裁定书》审查认为：“案外人支付给被执行人的用于偿还其银行按揭贷款的行为，是双方的一种经济往来，不能认定双方的买卖行为，担保公司工作人员收到的50万元款项，案外人只提供支付此款的银行卡号，不能证明此款是案外人支付。双方协商查封车辆的转让没有任何书面证据支撑，案外人从2015年2月2日实际占有查封车辆至（今）未行使诉讼权利。故案外人的执行异议本院不予支持。”裁定“驳回案外人孙文平的执行异议”。孙文平不服该裁定，遂提起本诉。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孙文平是否于本院2017年7月19日首次查封前，与袁小琴就诉争车辆达成转让所有权协议。孙文平诉称：“袁小琴亦无力偿还车辆贷款，便与原告协商：由原告偿还车辆贷款及担保款项共计825125元后，车牌为鄂Ｌ×××**的小汽车所有权便归原告所有。双方达成一致后，原告将上述两笔款项支付完毕，第三人将车辆交付给原告占有。……。本案被查封的车牌号为鄂Ｌ×××**小汽车系动产，被执行人于2016年12月13日已交付给原告，其物权已经发生变更，归原告所有。”孙文平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张娜庭审中称：“原告孙文平与第三人袁小琴之间存在合法买卖关系。根据原告2016年12月1日前分2笔汇至第三人，由袁小琴当天汇到银行，另外一笔由孙文平汇到担保公司。后袁小琴以车抵债的形式将车抵给了原告，本案孙文平已经履行付款义务，袁小琴也接受该笔款项，并将车辆交付，双方存在合法买卖关系”。亦即，原告孙文平主张其与第三人袁小琴于2016年12月1日就诉争车辆达成买卖协议或以物抵债协议。孙文平为证明其主张的该事实，在庭审过程中向本院提交了《车辆所有权》声明一份。第三人袁小琴对原告孙文平主张的该事实及提交的《车辆所有权》的真实性表示认可，称《车辆所有权》系其向原告孙文平出具，出具的日期即为《车辆所有权》载明的2016年12月1日，并称：“因为没有钱还银行和担保公司贷款，想把车卖掉还钱，所以找孙文平借钱还了贷款，后因我卖车没有成功，孙文平也已经把钱还了，我就把车抵给了原告，当天晚上就出具条子。”被告周顺英对原告孙文平主张的上述事实和其提交的《车辆所有权》的真实性均予以否认，称：“（原告孙文平）没有在合法期间举证，对车辆使用权授权真实性有异议，应该是补写的，不能仅凭该份证据就证明买卖关系，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针对该争议事实，本院对和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核。经审核，《车辆所有权》载明：“本人有一辆保时捷小汽车，车牌鄂Ｌ×××**，这是一辆分期付款的车，2016年12月1日车辆所有分期款由孙文平付清，现在车辆的所有权归孙文平所有，孙文平可以自行处理此车。2016年12月1日。授权人：袁小琴”。本院认为，《车辆所有权》来源于第三人袁小琴，系书证，亦系证明原告孙文平与第三人袁小琴达成买卖协议或以物抵债协议以及达成协议时间的直接证据。虽然孙文平主张的该事实以及证明该事实的《车辆所有权》内容的真实性，得到袁小琴本人认可，但基于以下相反事实、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本院不能对《车辆所有权》内容的真实性及其所证明的事实，形成内心确信：其一，本院在该案的审理和执行期间，共对诉争车辆进行过三次查封，分别是2017年7月19日作出的（2017）鄂1281民初1879号《民事裁定书》、2018年7月6日作出的（2017）鄂1281民初187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及2019年7月1日作出的（2019）鄂1281执1040号《执行裁定书》，查封期分别为一年、一年、二年；《车辆所有权》声明，记载有孙文平与袁小琴达成转让诉争车辆所有权合意以及形成合意的具体时间，是孙文平对诉争车辆享有足以排除执行权益的有力证据，对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说《车辆所有权》记载内容真实，即《车辆所有权》形成于首次查封前的2016年12月1日，孙文平最迟应于其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排除强制执行之时提交本院，然，直至本案举证期间届满，孙文平仍未向本院提交。对此，本院认为最为合理的解释是：查封诉争车辆之时，《车辆所有权》尚未形成。其二，基于孙文平庭审中的自认，孙文平与袁小琴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和经济往来关系等利益关系，该等利益关系亦令本院难以对袁小琴所作出的有利于孙文平的陈述，形成内心确信。其三，孙文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琴的诸多诉讼行为，如：孙文平妨碍袁小琴当庭陈述、袁小琴当庭陈述时接受孙文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指导、袁小琴与孙文平于庭审开始时共同申请同一证人出庭并对证人进行诱导式发问，该等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令本院对孙文平、袁小琴诉讼行为的诚信度产生合理怀疑，难以对二者所陈述的不利于被告周顺英的案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鉴于本院不能对孙文平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以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形成内心确信，亦即，孙文平对其主张的、其于本院首次查封前已与袁小琴达成转移诉争车辆所有权协议并实际取得所有权事实的证明，未能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院遂就《车辆所有权》的形成时间，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该院于2019年12月23日向本院出具了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1883号《司法鉴定科学院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检材《车辆所有权》是否为2016年12月1日书写形成”。鉴此，对《车辆所有权》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综上，作为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原告孙文平主张的其于本院首次查封诉争车辆前已与第三人袁小琴达成转让该车所有权协议的事实，缺乏充分证据证明，该待证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尚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和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对孙文平主张的上述待证事实，本院认定该事实不存在。2.孙文平是否基于取得诉争车辆所有权目的而代袁小琴偿还购车欠款以及偿还数额和时间。原告孙文平称：其基于取得所有权目的，代第三人袁小琴偿还诉争车辆贷款及担保款项共计825125元，其中于2016年12月1日向袁小琴汇款325125元，剩下500000元受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之意，于2016年12月13日汇给了该公司财务人员苏红丽。为证明该事实，其向本院提交了手机短信记录（复印件）、《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原件）。被告周顺英辩称：孙、袁之间一直有经济往来，“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经济往来，转给苏红丽的钱无法证明是购车款，且不应该转给个人”。周顺英向本院提交了《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件）》（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孙、袁之间既往存在经济往来的事实。孙文平对周顺英提交的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取得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虽然有经济往来，但不能否认原告向第三人购买车辆的事实”。第三人袁小琴对原告孙文平主张的该事实，不持异议，并向本院提交了湖北省武汉市江天公证处于2015年8月20日向其出具的《核实函》，拟证明国大公司为其代为偿还银行贷款34200元的事实。针对该等争议，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四份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核：其一，手机短信记录，系书证复印件，原始载体不详，内容为：“您尾号9241的理财卡12月1日16时8分向袁小琴跨行转出支出人民币325125.00元，活期余额22×××59.72元，[建设银行]；您尾号9241的理财卡12月13日17时40分向苏红丽电子汇出支出人民币500000.00元，活期余额9416.72元，[建设银行]”。其二，《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系书证原件，加盖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软件园科技支行业务专用章（1）”字样印章，卡号/账号：43×××41，客户名称：孙文平。其中四笔交易内容为：（1）交易日期20161201，交易金额-325125.00，账户余额22×××59.72，对方账号与户名62×××02袁小琴；（2）交易日期20161213，交易金额-500000.00，账户余额9416.72，对方账号与户名62×××79苏红丽；（3）交易日期20161217，交易金额-1000.00，账户余额4136.72，对方账号与户名62×××02袁小琴；（4）交易日期20161229，交易金额-20470.00，账户余额4886.63，对方账号与户名62×××69袁小琴。其三，《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件）》，系书证复印件，内容为：袁小琴卡号62×××74于2015年2月17日向孙文平账（卡）6228482409156177173转入100万元。其四，《核实函》，系书证原件，全文内容为：“袁小琴：湖北国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大公司）于2015年8月6日向本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对袁小琴予以强制执行，理由是：国大公司与袁小琴于2014年8月5日签订了《个人汽车消费贷款担保协议书》，国大公司为袁小琴向工商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申请个人汽车（保时捷）消费贷款人民币1100000元提供担保，并在我处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4）鄂江天内证字第11228号]。国大公司称袁小琴已有多期上述车辆银行贷款未还，国大公司共为袁小琴代为偿还了银行贷款人民币34200元（2015年7月25日34200元）。现国大公司依据上述协议书要求我处出具执行证书。本公证处现向你寄发此核实函，请书面回复本公证处债务履行情况，本函寄发之日起，十日内不能向本公证处举出完全履行上述还款义务的银行转账证明的，本公证处将依法按国大公司主张的标的额出具强制执行证书，因此产生的责任自负。特此致函”。基于审核，本院对上述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以及证明对象、证明力大小，作出如下认定：其一，手机短信记录虽为复件件，但与经本院确认的证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在交易日期、交易对象、交易金额、交易后账户余额等内容上一一吻合，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确认，其能够与《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共同证明孙文平向袁小琴、苏红丽汇款的事实。其二，《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系书证原件，来源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故其真实可信且具合法性，能够单独证明原告孙文平分别于2016年12月1日、2016年12月17日、2016年12月29日向第三人袁小琴汇款325125元、1000元、20470元，于2016年12月13日向苏红丽汇款500000元的事实。其三，《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件）》虽为复印件，但其真实性得到对方当事人孙文平的认可，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拟证明的事实，即孙文平与袁小琴之间既往存在经济往来关系，孙文平亦表示“有经济往来，我们之间也有过借贷关系”，又，孙、袁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还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记载的孙文平对袁小琴的另外两笔汇款（2016年12月17日的1000元、2016年12月29日的20470元），得到进一步印证，故对《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件）》的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孙文平对“被告取得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对此，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形成及获取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亦不严重违背公序良俗，更未严重损害孙文平的合法权益，依据《民事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对《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件）》的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至此，对被告周顺英提交的《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件）》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均予以确认，结合孙文平自认的事实以及《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印证的事实，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孙文平与第三人袁小琴之间既往存在包括借贷关系在内的经济往来关系。其四，《核实函》来源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天公证处，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七项“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的规定，对该证据之“三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从《核实函》的内容看，湖北省武汉市江天公证处仅是就国大公司声称的事实，即“共为袁小琴代为代偿了银行贷款人民币34200元”，向袁小琴求证，而非对该事实的证明或认定，换言之，湖北省武汉市江天公证处向袁小琴寄发《核实函》时，并不知晓国大公司是否为袁小琴代为代偿了银行贷款人民币34200元。因此，《核实函》仅能证明国大公司为袁小琴向工商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申请个人汽车（保时捷）消费贷款人民币1100000元提供担保，并在该公证处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的事实，不能证明湖北省武汉市江天公证处向袁小琴寄发《核实函》时，国大公司已经为袁小琴代为偿还了银行贷款人民币34200元。基于对上述该等证据的质证和审核、认证，对原告孙文平主张的基于取得诉争车辆所有权目的而向第三人袁小琴及案外人苏红丽共计汇款825125元的事实，作出如下分析、认定:第一，孙文平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汇款目的在于取得诉争车辆所有权。孙文平所提交的手机短信记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均来源于银行，是银行对孙文平所为交易之交易时间、交易金额、交易方式、交易后账户余额、交易对象姓名（名称）和账号等情况的记载，上述该等信息不能反映交易对象之市场主体地位和性质，比如交易对象袁小琴、苏红丽系买卖、借贷抑或其他法律关系主体，亦不能表明往来资金之性质和用途，故手机短信记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仅能证明孙文平向袁小琴汇款325125元、向苏红丽汇款500000元的事实，不能证明孙文平所为汇款行为之目的。第二，孙文平所为汇款行为之目的，亦不能通过其他证据得到印证：首先，如上所述，《车辆所有权》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孙、袁于本院首次查封前达成转移诉争车辆所有权协议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可，进而，基于转移车辆所有权目的而向袁小琴支付购车款的事实，自然不能成立；其次，即便孙文平、袁小琴所言属实，即国大公司为袁小琴代为偿还了银行贷款、孙文平按国大公司授意向该公司账务人员苏红丽汇款500000元，也仅能证明孙文平代袁小琴偿还了购车欠款，不能证明代偿欠款背后的意思和目的；再次，基于孙文平自认的“我们之间也有过借贷关系”，以及《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件）》证明的袁小琴于2015年2月17日向孙文平转入100万元的事实，本院认定孙文平基于既往或新的借贷关系而代袁小琴偿还购车欠款的可能性，合理存在；最后，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比如：孙、袁之间既往存在巨额和较频繁的经济往来和借贷关系、对排除强制执行起决定性作用的《车辆所有权》不及时提交、在面临巨额财产极有可能非因本人法律上的原因而遭到强制执行巨大风险的情况下不办理车辆过户登记手续、在已经取得车辆所有权后车辆保险费非由孙文平本人交纳（孙文平庭审中自认）、在取得车辆所有权后仍由出让人袁小琴继续使用（孙文平庭审中自认），孙文平该等违背常理之行为，着实令本院难以相信孙文平所为汇款825125元之目的，在于取得诉争车辆所有权，相比较，本院更趋于相信，孙文平所为汇款825125元之目的，在于向袁小琴提供借款抑或偿还其对袁小琴的欠款。综上，综合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原告孙文平主张的其所为825125元汇款行为之目的在于取得诉争车辆所有权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3.袁小琴是否将诉争车辆移交孙文平占有以及移交占有的时间。对于第三人袁小琴向其交付诉争车辆的具体时间，孙文平诉称：“被执行人于2016年12月13日已交付给原告”。纵观全案证据材料，能够证明袁小琴实际向孙文平交付诉争车辆的证据，仅有孙、袁二人陈述，无有其他证据佐证。经审核，孙文平诉称的车辆交付时间，与其在执行异议中“2015年12月2日，被执行人已将该车交付本人”的陈述，自相矛盾，亦与第三人袁小琴庭审中“出了条子第二天（即2016年12月2日）就把车及行驶证都交给原告了”的陈述不一致。基于以下事实和理由，对孙文平主张的其于2016年12月13日取得对诉争车辆的占有和所有权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一则，诚如上述，孙文平诉称的诉争车辆交付时间，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且其陈述前后自相矛盾，亦与第三人袁小琴陈述的交付时间不一致；二则，依孙文平庭审陈述，袁小琴系其公司员工，孙文平在取得车辆所有权后仍将价值不菲的车辆借予袁小琴使用，其与袁小琴之间存在经济往来甚至借贷关系，该等事实令本院对孙、袁二人之非常关系形成内心确信，而这恰恰降低了袁小琴所作出的有利于孙文平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三则，如上所述，孙文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琴的诸多诉讼行为，如：孙文平妨碍袁小琴当庭陈述、袁小琴当庭陈述时接受孙文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指导、袁小琴与孙文平于庭审开始时共同申请同一证人出庭并对证人进行诱导式发问等等，令本院对孙文平、袁小琴诉讼行为的诚信度产生合理怀疑。本院认为，原告孙文平诉请排除对诉争车辆的强制执行，应当就其于本院首次查封前已经取得对诉争车辆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的事实，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并达成高度可能性的标准，具体而言，其应当就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实提交证据：一是其于本院首次查封前，已经与袁小琴就诉争车辆达成转让所有权的协议；二是其基于取得车辆所有权目的，而代袁小琴偿还购车欠款825125元；三是袁小琴基于转移车辆所有权之意思，于本院首次查封前向孙文平交付车辆。直至本案辩论终结时，孙文平对上述待证事实的证明，均不能令本院形成内心确信，上述待证事实均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作为对上述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孙文平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诉争车辆由第三人袁小琴购买，至起诉时止仍登记在其名下；原告孙文平主张排除对诉争车辆的强制执行，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文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元（孙文平已交纳）、鉴定费3300元（周顺英交纳），由原告孙文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家明人民陪审员  王 芳人民陪审员  李斌符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李 鑫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交付生效】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案外人排除执行异议的审查】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第二十五条【权属判断依据】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七十五条【当事人陈述】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第二百二十七条【案外人异议】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举证不能后果】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二条【自认】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第九十三条【无需证明的事实】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一百零六条【非法证据排除】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一百零八条【证明标准】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举证责任】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代理人的承认】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第六十四条【认证要求】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七十六条【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第七十八条【证人证言证明力的判断】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