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5民初14729号原告：梁昌明农村承包经营户，住所地重庆市江**鱼嘴镇兴隆村第四农村经济合作社。诉讼代表人：梁昌明，男，1953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晓琴，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永秀，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兴隆村第四农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江**鱼嘴镇兴隆村**。负责人：梁隆平，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祖惠，北京市中伦文德（重庆）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方曦，北京市中伦文德（重庆）律师事务所。原告梁昌明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梁昌明农户”）与被告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兴隆村第四农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兴隆村四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昌明农户的诉讼代表人梁昌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晓琴、洪永秀，被告兴隆村四社社长梁隆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祖惠、余方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昌明农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给付原告应得的林地补偿款（林地上的构附着物及林木）463935.6元。事实及理由：原告梁昌明农户系被告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1979年和1983年兴隆村四社两次划分山林共计110份，由社员承包到户。当时原告一户有4人，梁昌明作为户主，代表全家共承包了4份林地。1986年2月1日，政府向原告颁发了《林权证》，原告一户承包林地后进行了植树造林并管护等经营活动。2017年10月17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发布江北府【2017】34号征收土地公告，对包括原告承包林地在内的江北区鱼嘴镇兴隆村四社的全部土地进行征收。征收单位将征地补偿款全部支付至被告账户中，截止2017年11月6日，被告处共有征地获得的资产32072844.3元。征收单位对其中涉及的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补偿费按面积742.3755亩、每亩22000元的标准计算支付给被告16332261元。此次征地，被告社上林地被征收亩数为579.9195亩，按每亩22000元计算，林地补偿费共计12758229元。因社上共有110份承包林地，每份应得补偿款115983.9元。原告一户共有4份地，应得补偿款463935.6元。但被告在制定分配方案时，却制定每份林地只享受补偿款3万元。该分配方案显失公平，内容不符合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我方不要求撤销分配方案，但是认为分配方案将属于原告个人的财产（青苗费）纳入集体资产一起分配，侵犯了林地承包人的合法利益。现诉讼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兴隆村四社辩称，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1.被告形成的分配方案以及补充方案程序合法；2.征地时航拍的林地面积，不仅仅只有被告下放给农户的林地面积，还包括了当时有未下放给农户的集体林地。还有当时被告处清点位于梁隆平的山林处以上属于四龙碑的国有林地，拿给了四社，有四十亩左右。还有黄角岩以下原药材队一社谭宗全、五社吕月高两位社员承包的地段，大约有60亩左右。还有属于原江北县群生碗厂的地段，群生碗厂在1980年左右拆迁了，这块地大约有150亩左右，也是属于被告的集体林地。另外，被告在2003年的时候，有32户村民在滑坡红线以内搬迁，搬迁之后这32户村民的宅基地、院坝、房前屋后等政府收回拆迁，也形成了林地，面积大约有六七十亩。还有一部分属于航测面积之内的林地是2002年国家退耕还林的号召，全社退耕还林的面积大约是115亩左右，这部分土地在退耕还林之后也形成了航拍出来的林地。因此，2017年开发时，被告的林地579亩当中有400多亩林地不是属于1979年和1982年下户给村民的林地。故，被告制定的分配方案合法合理，原告方的请求于法无据，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本院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7年10月17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公告，征收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兴隆村三社、四社、五社的全部土地。兴隆村四社的土地总面积为744.5655亩，其中林地面积为579.9195亩。按照土地征收补偿办法，每一亩土地上的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综合定额补偿及林地补偿费为22000元。兴隆村四社在1979年和1983年分别两次林地下户，由村民栽种树苗和管护，向村民颁发了林权证书，共计向村民发放110份林地林权证书，本案原告梁昌明农户林权证上记载承包了4份林地，林权证上仅记载了林地四至界限，没有记载林地面积。2019年7月8日，兴隆村四社制定征地补偿费处置分配方案，其中对于林地补偿费按照每份林权证补偿3万元的标准进行分配，剩余的林地补偿费纳入集体资产由本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籍农业人员统一分配。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围绕每一份林权证所代表的林地面积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双方一致认可的事实有：兴隆村四社仅在1979年和1983年两次下户林地，共计向村民发放110份林权证书，梁昌明农户有4份林地。2002年退耕还林时，被告兴隆村四社有115.2亩耕地转换成了林地；2003年兴隆村四社有32户因处于滑坡地带红线范围内而集体搬离兴隆村四社，在兴隆村6社购买了7.678亩耕地用于修建房屋，对于所有搬迁户，对房屋面积进行了调查清理，原告梁昌明农户被搬迁的房屋面积为131.66平方米。双方当事人就搬迁遗留的房屋及房前屋后是否形成林地及面积存在争议，原告梁昌明农户举示其搬迁前的房屋照片，拟证明搬迁前的房屋还存在，该房屋的房前屋后面积没有计入征地公告中的林地范围；被告兴隆村四社质证认为，该房屋的墙壁已经垮塌，该片区域因处于滑坡地带集体搬迁，搬迁后没有人员管护，通过十几年的自然生长，该片区域形成大量自然林木，属于本次征地公告里面的林地范围，而这些自然形成的林地并未下放到户，均属于集体林地资产。庭审中，被告兴隆村四社举示了原江北县群生陶瓷厂的成立及在20世纪70年代末集体搬迁的档案材料，拟证明原江北县群生碗厂在兴隆村四社占有土地，1958年向上级部门申请征地扩建厂房，1959年时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用于种菜解决职工生计，政府批复同意征地10亩用于陶瓷厂种菜，1978年陶瓷厂搬迁，并将陶瓷厂所占有的土地交还给兴隆村四社处理，该片土地自然形成了林地，且此处林地在1979年及1983年林地下户时客观上不可能下户给村民，此处林地是在群生陶瓷厂搬迁后的几十年里自然生长形成，属于集体林地，但是档案信息上对于群生陶瓷厂厂区面积没有明确详细的记载，根据村民回忆有150余亩，这150余亩自然形成的林地属于集体林地，纳入了本次征收的林地面积。原告梁昌明农户质证认为，对于群生陶瓷厂的档案材料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厂总的面积只有10余亩，且陶瓷厂搬迁后，该处土地变成了耕地，因此，与本案争议的林地面积没有关联性。上述事实，有征地公告、林权证、分配方案、退耕还林合同书、江北县群生陶瓷厂档案信息、照片、滑坡搬迁户房屋调查确认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应当举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梁昌明农户主张自己承包的四份林地应当按照22000元/亩的标准获得463935.6元的补偿款项，即梁昌明农户认为兴隆村四社发放的110份林权证对应的林地面积为579.9195亩，但是梁昌明农户向法院举示的林权证仅有四至界限，没有面积记载。双方在庭审过程中对兴隆村四社林地的总面积579.9195亩没有争议，也一致认可在2002年退耕还林时，兴隆村四社有115.2亩耕地转换成了林地，这能够表明退耕还林的115.2亩林地并没有包含在110份林权证之中；另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原江北县群生陶瓷厂在兴隆村四社占用有集体土地，群生陶瓷厂在20世纪70年代末搬离兴隆村四社，该土地交还兴隆村四社管理，虽然双方对群生陶瓷厂所占的面积意见不一致，但能够印证兴隆村四社陈述的除下放给村民的土地之外，还存在有其他集体土地，原告梁昌明农户认为该处土地变为了耕地，但是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2003年兴隆村四社有32户因处于滑坡地带红线范围内而集体搬离兴隆村四社，搬迁后原房屋所在地并未有专人管护，且从原告梁昌明农户举示的照片可以看出，搬迁地房屋墙壁大部分垮塌，房前屋后林木较为茂盛，因此，本院对于被告兴隆村四社关于2003年滑坡搬迁地在之后的十几年间逐步形成了林地的陈述予以采信。综上，原告梁昌明农户认为110份林权证对应的林地面积为579.9195亩与客观事实不符，因此原告梁昌明农户要求按照22000元/亩的标准获得463935.6元的补偿款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昌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59.04元，减半收取计4129.52元，由原告梁昌明农村承包经营户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牟传芳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关 超书 记 员 杨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