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32052号原告：阎国顺，男，196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曹锐,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法定代表人：丘立，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宋珊、王一如，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阎国顺诉被告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系被告的创始人。在2018年2月12日之前,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任职董事长兼总经理。在该日期之后,新任的大股东委任了丘立作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任职董事长。原告则担任董事兼总经理职务。被告的计薪周期为自然月,并于次月15日发放前一个月的工资。所以,2018年7月份发放的工资系2018年6月的工资,依此类推。2018年2月,被告的新任大股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控制公司后,仍按原告的月工资标准8万元的标准发放至2018年6月(2018年7月16日发放)。2018年8月1日,被告未经董事会决议,也未征求原告意见,径行发出了《关于加强美臣集团内部管理的通知》(文号为2018美臣内字第005号),其中第五条“绩效考核方面”规定:“为了体现管理层对集团经营的责任和义务,从8月起,将集团总裁、常务副总裁原工资总额的70%划分为基本工资,30%划分为绩效工资。绩效工资经全年考核后,年底按绩效兑现”。以此为依据,被告单方面将原告的工资降为原来的70%,即月工资标准5万6千元。这样,从2018年7月份的工资开始,直至2018年12月的工资,实际分别发放了64286.90元、56030元、58135元、56030元、56030元、56030元。自2019年1月开始,被告故伎重施,将原告再次降薪,只是这次甚至连通知也懒得发放了。直到劳动仲裁时,听了被告在仲裁庭上的说辞,原告才知道,原来薪水标准“2018年8月起”已调整为税后4万元了。但是,被告自2019年1月起,开始将工资分两部分发放,在个税申报方面,按5490元左右的工资进行申报,以逃避个税的代扣代缴。在仲裁进行期间,被告无故停止发放2019年8月(发放日为2019年9月中旬)及以后月份的原告工资。在此期间,原告的工资为零。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故起诉要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7月份至今拖欠的工资差额511958.86元（暂计至8月，9月之后的工资尚未至发放日期）。被告辩称：一、原告阎国顺、余文以8万/月及5万/月的工资标准主张拖欠工资差额没有事实及合同依据,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原告虽未在本案中提交《劳动合同》作为欠薪的证据,但从仲裁阶段查明的事实、原告为逃避鉴定而谎称《劳动合同》原件丢失无法提供及前后矛盾的陈述,可以清楚地证明该《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标准(8万/月及5万/月)是原告为了谋取不当利益而虚构的事实。仲裁阶段,仲裁委查明以下事实:①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复印件显示的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1月1日,此间由原告持有公章并担任被告实际控制人；②原告陈述,被告经理及董事的《劳动合同》的签订及薪资标准(8万/月及5万/月)均由公司人事部人员决定；③原告对于其职务聘任及薪资标准均未出具任何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人事会决议的内部聘用任命及薪资确认文件;④公司收购过程中,原告未提交任何移交涉案《劳动合同》原件的证据；⑤原告以实际行为逃避提供《劳动合同》原件以供司法鉴定，因被告认为原告利用职务便利,在公司收购过程汇总伪造《劳动合同》而牟取不当利益,为此,被告申请对《劳动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对此,在仲裁庭审中,原告向仲裁庭辩称其将《劳动合同》原件忘在家中,可以庭后补交,但庭后又告知《劳动合同》原件已经丢失无法提供,以阻碍《劳动合同》形成时间的司法鉴定。显然,虽然本案中原告未提交《劳动合同》作为欠薪的证据,但从仲裁阶段查明的事实及原告前后矛盾的陈述及逃避司法鉴定的情形,均可以证明《劳动合同》中约定的阎国顺、余文8万/月及4万/月的工资标准的事实是虚构的。(二)被告调取的2014年度-2018年度7月份的“工资”发放记录显示,原告自己担任实际控制人期间,远远未达到前述工资标准,该事实也进一步印证原告自称的“8万/月及5万/月”的工资标准是虚假的。根据被告调取的2014年度-2018年度7月份的工资发放记录显示,阎国顺及余文的工资发放从未达到原告自称的“税前8万及5万元”,甚至不足2万/月(其中最高年度余文超过3万)。也就是说,自2014年以来长达三年时间内,从未有任何一个年度工资足额发放,原告称以公司利益为重没有提出异议,且称其忘记本人工资发放具体情况,与常理明显不符。因此,原告自称的“8万/月及5万/月”的工资标准与实际公司发放情况明显不符,是虚假的。(三)公司股权收购后,因原告特殊身份关系及职务,收购公司初期暂按原告自称的“8万/月及5万/月”的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及内部管理文件均不能证明原告真实的工资标准为“8万/月及5万/月”的事实。被告自2004年设立以来,一直由原告阎国顺担任被告的董事长及控股股东,由其实际控制被告。后于2018年2月9日,广州市久德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收购被告股权,至此,广州市久德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被告持有49.54%的股权,阎国顺持有34.95%的股权,被告变更董事长为丘立,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由于保险经纪为专业性较强的行业,为保证被告稳定运营,阎国顺仍担任被告董事及总经理,余文为阎国顺配偶,担任被告董事。如前所述,原告自称的“8万/月及5万/月的工资标准是虚假的。那么,基于原告前述特殊的身份关系,在被告股权收购、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后,被告的日常管理仍由原告实际管理、原告仍为被告股东且新股东并未就原告工资标准出具新的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被告暂按原告自称的“8万/月及5万/月”工资标准发放工资是被告因原告欺诈的行为而作出的,并非是对原告虚假的“8万/月及5万/月”的工资标准的确认,因此,2018年2-9月期间,被告暂按原告自称的“8万/月及5万/月”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并不能证明原告真实的工资标准为“8万/月及5万/月”。关于原告提交的《关于加强美臣集团内部管理的通知》,拟证明被告自2018年8月1日后按原工资标准的七折发放的事实,但正如前所述,由于原告自称的“8万/月及5万/月”工资标准是虚假的,之前按虚假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并非对该虚假工资标准的确认,因此,该内部通知亦不能证明被告确认原告自称的“8万/月及5万/月”工资标准是真实的。二、原告阎国顺在被告收购前是被告的控股股东,其与余文系夫妻关系。2018年2月被告股权收购后,依照工商登记显示阎国顺仍担任股东、董事兼总经理,余文担任董事。因此,原告属于在被告有特殊身份及地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与被告并非形成的劳动关系,而应为聘用关系。因原告作为被告的股东,董事及经理,其从被告提取的“资金”即便标注为“工资”,也并不能当然解释称劳动关系中的“薪金报酬”,在没有《劳动合同》的前提下,不能仅仅以银行明细记载为“工资”之孤证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被告法及被告章程的规定,被告经理及董事均由股东会聘任,薪资标准亦由股东会决定,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了聘任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阎国顺及余文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阎国顺请求：一、被告支付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9日的工资差额501301.63元;二、被告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支付原告加付赔偿金501301.63元。余文请求：一、被告支付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9日的工资差额298435.06元;二、被告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支付余文加付赔偿金298435.06元。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穗劳人仲案〔2019〕5960、5961号案受理。该案中查明：原、被告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一、职务:余文2017年11月15日之前是被告的总裁,之后是被告的副总裁。阎国顺2017年11月15日之前是被告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持有被告51.89%的股份,为被告的实际控制人;之后是被告的董事兼总经理,持有被告的股份为34.95%。阎国顺、余文是夫妻关系。二、参保情况:阎国顺、余文均有参加社会保险。三、在职情况:阎国顺、余文仍然在职。四、申请时间:2019年7月25日。原、被告双方存在争议事项：关于支付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9日的工资差额及赔偿金问题。阎国顺、余文主张其于2014年1月1日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余文、阎国顺每月固定工资标准分别为50000元、80000元,劳动合同期限、工资等内容,是由人事人员确定,劳动合同的内容及签订都有得到董事会的同意,但证据掌握在被告处。被告应该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原告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9日的工资差额,以及加付赔偿金。在阎国顺为被告的实际控制人时,原告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一直没有对工资差额提出异议,于2018年8月1日才口头提出异议。被告主张,阎国顺、余文在2014年度至2017年实际控制及管理被告期间,阎国顺的月平均工资2014年为10024.37元,2015年为7903.31元,2016年为18784.72元,2017年为8482.63元;余文的月平均工资2014年为13805.2元,2015年为7903.31元,2016年为29182.56元,2017年为8328.91元,阎国顺、余文的工资从未达到其主张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被告确认从2018年8月起,余文、阎国顺每月工资标准分别为税后25000元和40000元,阎国顺、余文2019年6月的工资因被告经营困难是减半发放。阎国顺是被告的总经理及高管,在被告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之前,公章一直由阎国顺控制。在股权收购过程中,阎国顺、余文没有向新的实际控制人提供涉案的劳动合同原件。被告认为涉案的劳动合同是在广州市久德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2017年收购股权后形成的,阎国顺、余文利用职务之便、伪造涉案的劳动合同,原告涉嫌职务侵占及虚假诉讼罪。被告向仲裁委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对阎国顺、余文提交的劳动合同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仲裁庭审时,阎国顺、余文表示目前没有带劳动合同原件,经仲裁委要求提交,阎国顺、余文庭后书面回复称因签订合同时间距今较长,无法找到劳动合同原件。2019年9月6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5960、5961号仲裁裁决书，驳回原告阎国顺及余文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上述仲裁裁决，于2019年10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另查，被告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变更前阎国顺为董事长兼经理，变更后丘立为董事长，阎国顺为董事兼经理，变更日期2018年2月12日。2017年4月27日，甲方广东银达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乙方（标的企业）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及丙方（乙方控股股东）阎国顺签署《关于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重组协议》，约定：第三条业绩要求及股权调整。3.1经营业绩要求：丙方承诺，重组完成后三年内（2017年—2019年），带领管理团队维持对乙方的经营管理，并使乙方的经营指标达到以下业绩要求：2016年经审计的总收入较前一年增长率30%，2017年经审计的净利润较前一年增长率30%。3.2业绩的保证：丙方以其持有的乙方的5%股权作为3.1条约定的业绩要求的担保保证。其他约定：本次重组完成后，乙方将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运作，设立新的首届股东会、董事会，乙方首届董事会构成：董事会共5人，甲方委派3名，丙方委派2名。董事长由甲方出任。法人代表由丙方担任。总裁由丙方担任。丙方有按公司章程规定、在股东会、董事会的授权下以总裁的职责经营和管理乙方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监事由甲方委派担任。主管财务副总裁由甲方委派担任，财务总监由丙方委派担任。甲方可推荐一名副总裁。上述甲方委派人员在公司管理体系下接受总裁管理。其他管理人员：由丙方委派担任，维持目前乙方的管理团队稳定。如股权重组完成，丙方有负责乙方全面运营的权利。2017年4月27日，甲方广东银达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乙方（标的企业）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及丙方（乙方控股股东）阎国顺签署《关于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基于对重组后乙方的经营管理和对外形象的考虑，重组完成后丙方不再担任乙方的法定代表人，乙方新法人代表由甲方委派。除法定代表人外，乙方的管理架构及人员安排维持原协议中的约定；等。2018年8月1日，被告发出《关于加强美臣集团内部管理的通知》，载：绩效考核方面，为了体现管理层对集团经营负责的责任和义务，从8月起，将集团总裁、常务副总裁原工资总额的70%划为基本工资，30%划为绩效工资。绩效工资经全年考核后，年底按绩效兑现。2018年5月8日，被告发出美臣内字（2018）第001号《任命通知》，任命许长法为公司集团总监，全面负责集团及分支机构的财务管理和审计稽查工作，直接对董事长和总经理负责。2018年9月25日，被告发出美臣内字（2018）第006号《任命通知》，任命张亚娇为公司集团总监，在董事长和总经理领导下，履行以下主要工作职责：……监督控制美臣集团对费用的财务审批机制，除必须的刚性支出外，超过限额的，核准后报董事长等领导审批……。2018年3月至2018年7月，被告每月向原告发放工资58442.24元；2018年8月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42685.70元，2018年9月发放工资42685.70元，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每月发放工资44790.70元；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每月发放工资40000元，2019年5月发放工资39400.39元，2019年6月发放工资36321.84元，2019年7月发放工资20000元，2019年8月发放工资40000元。原告提供的阎国顺《个人所得税查询》载，原告2018年3月至2018年10月月收入80000元；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月收入56030元，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月收入5490元，2019年5月月收入4890.39元，2019年6月至2019年7月月收入5490元。诉讼期间，原、被告确认《关于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重组协议》约定的总裁职位是指总经理。李思聪是被告控股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原、被告确认原告在被降薪后有向被告提出异议。被告主张原告属于有特殊身份及地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经理及董事均由股东会聘任,薪资标准亦由股东会决定,其与原告在《关于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重组协议》中订有对赌条款，故其与原告形成的并非劳动关系，双方形成劳务关系。本院认为,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其决定聘任经理、总裁并决定报酬的行为，是行使公司的管理权限，但其决定只有在取得相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得到执行，故公司与被聘任方均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2017年4月27日签订《关于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重组协议》后，原告任被告总经理至今。原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者主体资格，向被告提供了劳动，接受被告的管理，所提供的劳动是被告业务的组成部分，被告接受原告的劳动成果，双方形成劳动关系。被告主张原告为其公司有特殊身份及地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经理及董事均由股东会聘任,薪资标准亦由股东会决定,故其与原告形成劳务关系与法律规定不符；被告主张其与原告在《关于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重组协议》中订有对赌条款，故双方形成的是劳务关系，民事主体之间可以同时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使双方签订有对赌协议，也不影响双方劳动权利义务关系的履行，本院对被告的劳务关系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工资标准问题。个人所得税是由被告公司向征税部门申报的，原告提供的《个人所得税查询》载，2018年3月至2018年10月原告个人所得税申报月收入80000元，证实此期间原告的工资收入为每月80000元。而在2018年2月12日后，原告已不再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8日起，被告任命许长法为公司财务总监，全面负责集团及分支机构的财务管理和审计稽查工作，直接对董事长和总经理负责，原告本人工资不可能由自己决定，但至2018年10月原告的工资仍申报为每月80000元，证实每月80000元是双方认可同意的,属于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双方的合意应遵守执行。公司股权重组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等行为理应伴随财务审核及相关重要事务交接，被告主张按8万/月及5万/月”工资标准发放工资是公司因原告欺诈的行为而作出的,并非是对原告虚假工资标准的确认有违常理，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从2018年8月起降低原告的工资标准，原告对此提出了异议，被告的行为属于单方变更原告的薪酬标准，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主张按原标准支付工资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每月80000元的工资收入是税前收入，税后收入仅有58442.24元，故被告应向原告补发2018年8月、9月的工资31513.08元[（58442.24元－42685.70元）×2]，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54606.16元[（58442.24元－44790.70元）×4]，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的工资55326.72元[（58442.24元－40000元）×3]，2019年5月的工资19041.85元（58442.24元－39400.39元），2019年6月的工资22120.4元（58442.24元－36321.84元），2019年7月的工资38442.24元（58442.24元－20000元），2019年8月的工资18442.24元（58442.24元－40000元），合计239492.69元。从2019年9月至本案判决前，原告仅提供了至2019年8月前的工资发放数据，本案仅处理2019年8月前的工资补发请求，之后的工资原告可另循途径主张。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的工资239492.69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负担。被告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的受理费直接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叶国钊人民陪审员  胡绮琪人民陪审员  向海英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静贤梁健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