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6民初26175号原告：吴素勇，男，197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现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兰碧群，重庆子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密，重庆皇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施天标，男，197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程双，重庆弘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先莉，重庆弘双律师事务所律。被告：郑爱兰，女，197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程双，重庆弘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先莉，重庆弘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素勇与被告施天标、郑爱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素勇的诉讼代理人兰碧群、田密，被告施天标及其诉讼代理人谭程双，被告郑爱兰的诉讼代理人谭程双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申请了庭外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素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700000元；2.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7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息付清止）。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利息计算的标准为：2019年8月19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原告与二被告口头约定，以原告名义向汉口银行申请贷款，待贷款金额出来后转借二被告一半作为生活开销使用。2015年2月5日，被告施天标向原告转账400000元作为银行贷款保证金使用，贷款审批通过后，原告分别于2015年2月6日和2015年2月15日通过其亲友黄锦辉、黄国良向被告郑爱兰转让1000000元及100000元。后经双方对账确认，二被告还差欠原告借款700000元，被告施天标于2015年12月10日向原告补签了收条一份予以证明。现原告多次催促二被告还款，均未果。被告施天标、郑爱兰共同辩称，二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2015年2月施天标与黄国良约定，以吴素勇的名义从汉口银行贷款2000000元，两人各分一半，其中1000000元作为黄国良对之前尚欠施天标的欠款予以偿还，另外1000000元作为黄国良又借给施天标的钱。所以，只有在2000000元都打给施天标的情况下，才算施天标又从黄国良处借了1000000元。但事实上只打给了施天标1000000元，也就是说黄国良只是把之前欠施天标的1000000元进行了偿还，并没有再借钱给施天标，所以施天标与黄国良之间没有借贷关系，与吴素勇之间也没有借贷关系。收条上所写的内容本是为贷款申请下来，转给施天标所准备。2015年12月，原告再次向汉口银行申请贷款，并告诉施天标申请下来后一人一半，随即施天标在收条上签字，并备注是将原本双方商议2月贷款转为此款，为汉口银行贷款。但该笔贷款实际并未批复下来，原告也并未将款项转给施天标，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被告郑爱兰向原告转账的400000元备注的是货款，并非原告所称的保证金。被告郑爱兰向黄国良的转账也是备注的货款。而二被告与黄国良、黄锦辉之间本就有诸多经济往来，二被告向其转账就是正常的资金往来。由于贷款并未实际转给二被告，被告施天标多次要求原告将收条返还，但原告已收条不见了为由予以拒绝。综上，二被告不应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月6日，原告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汉口银行向原告提供个人经营性贷款2000000元，贷款期限6个月，贷款年利率8.96%；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以每一个月为一期，分期偿还本息，最后一期利随本清，首次还款日为21日；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是存入保证金，在发放贷款前将400000元存入保证金账户；贷款划入账户指定为重庆中贵商贸有限公司的平安银行账户。2015年2月6日，被告郑爱兰通过其平安银行账户向原告的汉口银行账户转账400000元，备注为“货款”，该笔款项转入后该银行账户的余额为400034.11元。同日，原告的汉口银行账户支取400000元进行保证金开户。2015年2月6日，黄锦辉收到重庆中贵商贸有限公司的平安银行账户转账的1000000元。同日，黄锦辉将该笔款项转入郑爱兰的平安银行账户。黄锦辉出庭作证时陈述，该笔款项是黄锦辉受吴素勇的委托转给郑爱兰的，吴素勇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是指定放贷到重庆中贵商贸有限公司，黄锦辉作为重庆中贵商贸有限公司的财务，受吴素勇委托将1000000元从重庆中贵商贸有限公司转出，又转给了郑爱兰，该笔款项与黄锦辉无关，黄锦辉与施天标也没有借贷关系。而被告施天标和郑爱兰陈述，该笔款项是用于偿还2014年11月黄国良找施天标所借的2700000元，当时这笔借款是由黄国良指定转给其子黄锦辉的，但黄锦辉出庭作证时否认其与施天标之间有2700000元的借贷关系。2015年2月15日，黄国良通过其平安银行账户向郑爱兰的平安银行账户转账100000元。黄国良出庭作证时陈述，该笔款项是受吴素勇委托转给郑爱兰的，与黄国良无关。而被告施天标、郑爱兰陈述，该笔款项是用于偿还2015年1月23日施天标叫郑爱兰转给黄国良的97330元，但黄国良在作证时陈述，不清楚这笔钱，并坚称其转给郑爱兰的100000元就是受吴素勇委托转账的。黄国良还陈述，因为眼睛不好，黄国良的平安银行卡并非都是其本人在使用，很多操作都是让黄锦辉在帮忙弄，但黄锦辉作证时又否认使用过黄国良的平安银行卡，对于该张银行卡中与黄锦辉相关的诸多交易，黄锦辉表示只是资金走账所需。2015年12月10日，被告施天标作为收款人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内容是：“今收到吴素勇借款70万元（大写：柒拾万元整）。借款期限为6个月，2015年2月6日至2015年8月6日，借款利息为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在“施天标”签名的上方，施天标又书写了“2015.2.7借款系转为此条，此款为汉口银行贷款一半金额”。被告施天标陈述，其书写内容的意思是2015年2月7日的借条作废，此款为2015年12月10日之后原告答应再次给其汉口银行贷款的一半，但该次贷款审核仍未通过，至于为何是700000元，是因为银行降低了贷款额度。双方还确认，在2015年2月7日，被告施天标还出具过一份金额为1000000元的收条。原告陈述是因借款本金发生了变化，所以重新出具了收条，之前的收条就撕毁了。原告的汉口银行账户流水还显示，在2015年3月20日至2015年11月20日期间，每月由原告的民生银行账户转入款项用于偿还贷款。2015年3月21日归还贷款21404.44元，2015年4月21日归还贷款15431.11元，2015年5月21日归还贷款14933.33元，2015年6月21日归还贷款15431.11元，2015年7月21日归还贷款14933.33元，2015年8月16日归还贷款110.76元，2015年8月17日归还贷款3000元，2015年9月20日归还贷款15432元，2015年9月21日归还贷款13000.20元，2015年10月20日归还贷款17338元，2015年11月20日归还贷款15000元。2015年9月18日，被告郑爱兰通过其平安银行账户转入过7716元到原告的汉口银行账户，备注为“汉口利息”，同日该笔款项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良辉建材商行”支取。原告尾号为5234的民生银行账户流水显示，原告与黄国良、黄锦辉之间有大量的转账往来，原告与被告施天标、郑爱兰之间也有转账往来，这些转账往来中的大部分，摘要信息注明的都是“货款”。在原告与被告施天标、郑爱兰的转账往来中，2015年3月10日，施天标分三次向原告转账123978元、120000元、117198元；2015年3月20日，郑爱兰向原告转账78401元；2015年4月3日，原告向郑爱兰转账121557元；2015年9月1日，郑爱兰向原告转账6704元；2015年9月21日，郑爱兰向原告转账2560元，注明“汉口”；2015年9月25日，原告向施天标的光大银行账户转账3148元；2015年10月20日，施天标向原告转账7585元；2015年10月24日，原告向施天标的光大银行转账3148元；2015年11月20日，施天标向原告转账6562元；2015年11月25日，原告向施天标的光大银行转账3148元；2015年12月20日，施天标向原告转账6562.50元；2015年12月25日，原告向施天标的光大银行转账3148元。另查明，被告施天标与黄子宁产生了如下的微信聊天记录：2015年9月17日，黄子宁发“汉口20号存利息15432，到时候你转7716过来”，施天标回复“好”。2015年9月18日，黄子宁表示已收到，并让施天标“下次直接转吴素勇民生银行，然后统一从吴素勇民生再转汉口”。2015年9月21日，黄子宁告知“上次70万应该是6751.5，多转964.5，这次罚息13000,70万应摊5687.5，减去上次多转964.5，再转4723就够了，转吴素勇民生银行5234上，我一会直接转汉口”、“还有上月8月17号，冯飞叫我们多多少少还点利息，我就存了3000”、“4732加3000平摊1312，共6044”；施天标说“要扣除这个月我还汉口9445除3=3148”；黄子宁说“这个月汉口的我25号再打给你嘛，我刚把钱都拿去还信用卡了，就差你这4千多了”；施天标问“你们8月利息只还3千元，我的是足额算给你”；黄子宁算了一下后又回“当时足额是3484,1312是实际还的，我应该再退你2172，4732-2172等于2560”；随后黄子宁发了一张书写了3-8月应还金额的图片，3-7月的金额与原告汉口银行对应月的还款金额是一致的，8月金额是7964.44；施天标看了后说“这样2560我先打给你，到时候再算”；黄子宁进一步解释“8月本应该还利息7964.44”、“你分摊了3484”、“后来8月没还7964.44，就还了个3000”、“你分摊的3484的钱已经给我了，结果还了3000，你应该分摊1312，所以你多给了3484-1312等于2172”；之后施天标说“已汇吴素勇民生卡”，黄子宁回复“收到了”。2015年9月25日，黄子宁问“我3千多一会转哪里”；施天标回复是其尾号8916的光大银行账户。2015年12月20日，施天标告知“汉口贷款利息6562.5元已汇吴素勇民生银行卡内，请查收”。2015年12月25日，黄子宁告知“施总，存单质押3148打你卡上了，12个月存单质押都付完了”。2016年1月19日，黄子宁告知“这个月汉口还15000，你摊6562.5”。2016年1月20日，施天标回“汉口贷款利息6562.5元已汇吴素勇民生银行卡”。原告陈述，因为原告将还款事宜交给黄子宁负责，所以是黄子宁在与施天标交谈利息的事宜；被告施天标和郑爱兰应支付贷款利息为：还款利息金额÷（2000000元-400000元保证金）×700000元借款金额，施天标和郑爱兰实际转账的金额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且转账时间也都是在汉口银行要求的还贷当天或前一天。而被告施天标和郑爱兰陈述，这些转账不是用于支付利息，而是黄国良找施天标借钱去还利息，叫施天标直接将钱转入原告银行卡。原告还陈述，被告施天标和郑爱兰支付利息至2016年1月。被告施天标亦认可，在2016年1月20日之后没有再向原告的民生银行卡转账。还查明，被告施天标与郑爱兰系夫妻。2014年11月5日，被告施天标通过其光大银行账户向黄锦珍转账2700000元。2015年1月23日，被告郑爱兰通过其平安银行账户向黄国良转账97330元。被告施天标还陈述，实际上就是黄国良与施天标之间有借贷和资金往来，但是黄国良使用了其亲属黄锦珍、黄锦辉、吴素勇的名义来走账，黄锦珍、黄锦辉、吴素勇与施天标、郑爱兰之间没有任何的借贷，而黄国良与施天标之间的借贷和资金往来已基本平账。2017年11月16日，原告曾起诉过施天标、郑爱兰。在该案中，黄锦辉出具过一份《情况说明》，内容是：“2015年2月6日，吴素勇委托我通过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以网银转账的方式向郑爱兰账户进行了转款，该笔款项系吴素勇向施天标出借的款项。本人不会就此700000元转款向施天标及郑爱兰主张任何权利。”被告施永标、郑爱兰陈述，黄锦辉在之前的案件中说借款是700000元，而在本案中又说1000000元，可见黄锦辉转账1000000元、黄国良转账100000元以及施永标向原告转账400000元，都是原告为了迎合收条上所谓的借款而拼凑的转款事实。而原告陈述，因原告在前案中主张的是700000元，当时只是想让黄锦辉就结算金额700000元做一个说明，且黄锦辉也只说明了不会就700000元转款向施天标、郑爱兰主张权利，并非说只出借了700000元给施天标、郑爱兰。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施天标、郑爱兰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原告应当首先举证证明其与被告施天标、郑爱兰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在原告举示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后，被告施天标、郑爱兰要反驳原告主张的事实，也应当举示证据来予以证明。如果被告施天标、郑爱兰反驳原告主张的证据不足，就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本案中，通过原告举示的证据可以看出，第一，原告确实向汉口银行贷款了2000000元，且该笔贷款所需的保证金400000元是被告郑爱兰提供的。该笔贷款指定发放至重庆中贵商贸有限公司的账户后，重庆中贵商贸有限公司又将其中的1000000元转账给了黄锦辉，黄锦辉随后受原告的委托又将该1000000元转账给了被告郑爱兰。之后，黄国良又受原告的委托向被告郑爱兰转账了100000元。据此计算，原告转给被告郑爱兰的款项减去被告郑爱兰转给原告的款项后，刚好是700000元，这与被告施天标出具给原告的收条上确认的借款金额是吻合的。第二，被告施天标向原告出具的收条，直接表明了借贷关系的存在。被告施天标在收条上书写的内容，亦可以印证该笔借款是来自2015年2月的汉口银行贷款。同时，双方还认可在2015年2月被告施天标出具过一份1000000元的收条，结合原告和郑爱兰之间的转账情况来看，原告对两次出具收条的时间、金额的解释具有合理的。据此，结合被告施天标出具的收条以及郑爱兰收到的款项，可以看出被告施天标有向原告借款且借款已经交付。第三，就原告获得汉口银行贷款后的还款情况来看，在黄子宁和施天标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黄子宁是在指示施天标转多少钱到原告的银行账户中，并且在给施天标详细说明为什么是转这么多钱。黄子宁在说明金额的组成时，可以看出确是以700000元为基数在计算施天标需要分摊的利息金额。而施天标在得到黄子宁的指示后就将指定金额转到原告的银行账户并告知转账结果，银行流水亦可以印证施天标实际转账的金额确与两人在微信聊天中确定的金额是一致的。虽然银行流水显示同期原告也有每月向施天标转账3148元，但是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这些款项是用于存单质押，与案涉借款无关。据此，结合原告的银行流水以及黄子宁和施天标的聊天记录，可以确认被告施天标已获得700000元的贷款并在以700000元为基数计算分摊的利息金额。综上，从原告举证的角度来看，已足以证明原告从银行贷款后，出借了700000元给被告施天标，被告施天标也在以700000元为基数支付利息，故原告主张存在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再从被告施天标、郑爱兰举示的证据来看，第一，被告施天标、郑爱兰辩称收到的1000000元和100000元都不是原告出借的款项，而是用于偿还向施天标和郑爱兰所借的款项。其中，1000000是黄锦辉代黄国良偿还的借款，偿还的是黄国良在2014年11月5日找施天标所借的2700000元，该笔借款是黄国良指定施天标转给黄锦珍的。而100000元是用于偿还2015年1月23日郑爱兰出借给黄国良的97330元。针对被告施天标、郑爱兰的该反驳意见，本院认为，被告施天标的银行流水显示，其是向黄锦珍转账的2700000元，而黄国良在作证时明确否认其与施天标之间存在2700000元的借贷关系，黄锦辉在作证时亦否认其与施天标存在借贷关系，且黄国良、黄锦辉都坚称其是受原告的委托向郑爱兰转账。因被告施天标的转账并非指向黄国良，在黄国良已否认存在该笔借款，且又没有其它证据可以印证的情况下，被告施天标、郑爱兰提供的证据就不足以证明施天标与黄国良之间存在2700000元的借贷关系，更不足以证明黄国良转账的1000000元是用于偿还黄国良对施天标的借款。虽然被告郑爱兰确有先向黄国良转账97330元，但是黄国良并不认可这是郑爱兰出借给黄国良的款项，并坚称其转账给郑爱兰的100000元给受原告的委托。因此，在被告施天标、郑爱兰仅有银行转账凭证而无其它证据可以印证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就100000元的性质本院采纳证人黄国良的证言。据此来看，被告施天标、郑爱兰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黄锦辉、黄国良的转账是用于偿还借款而非交付出借的借款。第二，针对被告施天标对收条的辩称，本院认为，双方均确认在2015年2月7日出具过一份1000000元的收条，而这份收条是第二次出具了。在这份收条上已明确载明借款开始日期是2015年2月6日，可与第一份收条相对应，且施天标本人又书写了是2015年2月7日的借款转为此收条。如果如施天标所言，其在2015年2月并未收到借款，且该份收条是针对2015年12月再次从汉口银行贷款，那么施天标在后一份收条中既确认了借款开始时间是2015年2月7日，又确认了该份收条是转化而来，显然被告施天标的说辞与常理不符，而原告对两份收条的解释更符合常理。另，针对被告施天标、郑爱兰就原告是为迎合收条金额而拼凑转款事实的说辞，本院认为原告对情况说明所作的解释具有合理性，不再赘述。第三，针对被告施天标、郑爱兰辩称其不是在支付利息，而是在借款给黄子宁。本院认为，在黄子宁和施天标的聊天中，看不出是黄子宁找施天标借钱用于支付贷款利息，施天标的回复也从未表示过其是借钱给黄子宁的意思，反而表达过“我的是足额算给你”的。综上，从被告举证的角度来看，被告施天标、郑爱兰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收到的款项是用于偿还他人找施天标所借的款项，也就不能反驳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因此被告施天标、郑爱兰应当根据证据规则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对于被告施天标和郑爱兰是否共同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虽然出具给原告的收条上只有被告施天标的签字确认，但是为原告贷款提供保证金的是被告郑爱兰，案涉借款也是转给被告郑爱兰收取的，之后被告郑爱兰还有转账给原告用于支付利息的情况。据此情形，可以认定案涉借款是基于施天标和郑爱兰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案涉借款属于施天标和郑爱兰夫妻的共同借款。综上所述，原告已出借700000元给被告施天标、郑爱兰，事实清楚。虽然原告出借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但是被告施天标、郑爱兰仅是按照原告获得贷款的利率分摊其应支付的利息至2016年1月20日，且原告现主张的也只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截止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故原告不是高利转贷给被告施天标、郑爱兰。因此，原告与被告施天标、郑爱兰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原告要求被告施天标、郑爱兰共同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施天标、郑爱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吴素勇借款本金700000元。二、被告施天标、郑爱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吴素勇利息（以借款本金7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吴素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32元，减半收取计6216元，由被告施天标、郑爱兰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辛灵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