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1民终135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中泰路9号天健·国际公馆A座20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564008657W。 法定代表人：戴育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宇玲，广西华志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15-1号现代·国际13层1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7451191881。 法定代表人：戴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宇玲，广西华志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堃，女，197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育云，男，197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业英，女，1940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莫丽秋，女，197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建家，女，195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育卿，女，1982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育辉，男，197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宇玲，广西华志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文华，女，1978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 以上十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顺，广西程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宁市信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金浦路**金湖帝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6976049701。 法定代表人：陈贞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宁，广西锦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戴华，男，196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顺，广西程和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公司”）、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因与被上诉人南宁市信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义公司”）、原审被告戴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3民初3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方公司等十上诉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桂0103民初3369号民事判决书；二、请求判令驳回信义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由信义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协议应属同业拆解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为普通借款合同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涉案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协议系两家小额贷款公司之间的拆借，未依规履行审批手续，严重扰乱金融监管秩序，影响广西小贷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危害金融安全。涉案协议款项交付方式通过“私转私”方式进行，明显违反了同业拆解应通过双方对公账户交付借贷资金的相关规定，并以普通个人借贷的方式向广西金融办备案，显属恶意串通，逃避金融监管，破坏国家金融监管秩序，损害国家利益。三、四方公司减资前已按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向信义公司履行通知义务，并就减资事项在报纸上进行公告，四方公司的减资程序合法，一审法院认定减资通知程序有瑕疵，系事实认定错误，判决四方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由于案涉协议无效，一审判令四方公司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利率还本付息，事实认定错误。 综上，四方公司减资程序合法，其减资后的注册资本远大于其本案中的债务，一审法院判令四方公司股东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依据。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信义公司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信义公司辩称，一、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中签订的《委托贷款协议》、《同业拆借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是正确的；三、一审法院判令违法减资股东承担相应责任是正确的。 原审被告戴华陈述称，其已不是四方公司的股东，本案债务与其无关。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均为小额贷款公司，双方的经营范围均为：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2015年7月31日，四方公司（甲方、资金拆入方）与原告信义公司（乙方、资金拆出方）签订《同业拆借协议书》，主要约定：一、本合同项下的拆借金额为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二、资金拆借期限共三个月，自2015年7月3日起至2015年10月2日止，拆借的起始日以第一次放款时的借款凭证所载明的实际放款日为准，借款凭证与本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借款凭证为准；三、甲方必须在国家法律、政策及其营业执照允许的范围内合法使用拆入资金；四、合同贷款利率按固定年化利率26.4%计算；五、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且甲方办妥借款手续以及乙方要求的其他全部手续后向甲方拆出资金，甲方拆入资金的指定账户为：开户机构：兴业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户名：张小妮，账号：62×××16，乙方将拆借资金划付至本合同约定的甲方账户即完成了资金拆出义务，即视为甲方已经提取和使用了借款本金；六、本合同项下拆借资金本息的归还方式为每月付息到期偿还本金。2015年7月3日、2015年8月3日，原告信义公司向四方公司指定账户各转款120万元、30万元。 2016年7月28日，原告信义公司（甲方）与四方公司（乙方）签订《同业拆借补充协议》，称甲乙双方2015年7月3日签订《同业拆借协议》，甲方向乙方发放同业拆借款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借款期限三个月，因乙方向第三方发放贷款没有按期收回所以导致乙方向甲方还款逾期，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乙方确认结欠甲方同业拆借款本金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未归还；二、乙方已按照《同业拆借协议》向甲方支付2015年7月3日至2016年2月利息共计人民币贰拾贰万肆仟肆佰元；三、乙方结欠甲方2016年3月至2016年7月利息未付；四、乙方计划于2016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先还本后付利息，同时乙方向甲方还清借款本金前，乙方以欠付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3月开始按照2%每月向甲方支付的利息……。 后因四方公司逾期未还，原告信义公司诉至本院。 另查明，四方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28日，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一亿元，法定代表人为戴育云，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均为四方公司的股东。2016年5月31日，被告戴华将其持有的四方公司的股份转让给被告戴育辉。2016年11月10日，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召开公司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6000万元，并称公司无须清偿的债务。减资前四方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富林公司出资4900万元（占股比例49%）、戴育云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黄堃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袁建家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刘业英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莫丽秋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戴育卿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陆文华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戴育辉出资900万元（占股比例9%）。申请减资时，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共同出具了《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债务情况说明》，其中有内容：“二、公司截止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之日2016年11月1日共有13232.32万元债权、7.84万元债务，至变更之日2016年11月30日又新增62.8万元债权，无新增债务；本公司合计债权总额13295.12万元、债务总额0万元。三、公司截止申请变更之日2016年11月30日已偿还7.84万元债务；无需清偿的债务。四、股东承诺对公司减资前的所有债务（隐形债务）以减资前的投资额为限承担连带责任。五、本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不含虚假内容，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愿承担相应的一切法律责任。”该情况说明在行政机关予以备案。此外，四方公司委托广西同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编制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进行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审计报告。2016年11月12日，四方公司在《广西日报》发布减资公告。2016年12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复同意四方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减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减至4000万元，其中，富林公司减资4100万元；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各减资200万元；戴育辉减资500万元，减资后公司股权结构为富林公司出资800万元，占比20%；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各出资400万元，各占比10%。为完成减资，四方公司向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退回了各自减资款。2017年3月29日，四方公司办理了新的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许可证，公司的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 本案所涉《同业拆借协议书》、《同业拆借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同业拆借协议书》、《同业拆借补充协议》的内容，原告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形成借贷关系，四方公司尚欠原告信义公司借款本金150万元未还，该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原告信义公司有权要求四方公司偿还尚欠本金150万元。此外，原告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在《同业拆借补充协议》约定了利息及利息的计算方法，四方公司逾期未偿还借款，四方公司应按约定向原告信义公司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尚欠本金15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按月利率2%计付。被告提出利息过高，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四方公司支付利息未超过年利率36%，亦符合双方约定，故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信。 关于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是否应对四方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公司的注册资本可视为公司对外公示的债务清偿能力，公司减资必然削弱公司的债务清偿能力，从而影响债权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减资时应依法履行完整的法定通知程序，以便债权人全面、及时获悉减资信息，确保其可采取相应的权衡和行动。因此，对公司减资信息的披露，应以直接通知为主要方式。本案中，四方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减资股东会决议并随后刊登了减资公告、办理工商登记变更，而其在2016年7月28日与原告信义公司已对账确认尚欠贷款金额和还款期限，可见四方公司进行减资期间，其对原告信义公司这一债权人是明知、确定的。四方公司对已知债权人未进行直接、合理、有效的通知，而仅在报纸进行减资公告，其通知程序上存在瑕疵，也使原告信义公司丧失了在四方公司减资前要求其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权利。四方公司辩称其已口头通知原告信义公司，但缺乏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公司是否减资系股东会决议的结果，是否减资以及如何进行减资完全取决于股东意志，股东对公司减资的法定程序及后果亦属明知，但是在此情况下，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作为四方公司股东，仍然未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减资手续，且对于公司通知义务的履行亦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并通过减资取回股金而实际获益，该行为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情形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故其应当对四方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且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均承诺对公司减资前的所有债务以减资前的投资额为限承担连带责任，该承诺系股东在减资时所作出，并在行政机关予以备案，对于减资时未获清偿的不特定债权人而言应发生法律效力，故对原告信义公司要求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以减资前的投资额为限就四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提出依据四方公司的审计报告显示四方公司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但四方公司的审计报告所依据的材料均由其单方编制和提交，属于四方公司单方委托的内部审计，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四方公司对外债权债务情况及偿债能力，故对审计报告不予采信。另对原告信义公司要求被告戴华对四方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四方公司向信义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 二、四方公司向信义公司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尚欠借款本金15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按月利率2%计付）； 三、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分别在4900万元、600万元、600万元、600万元、600万元、600万元、600万元、600万元、900万元范围内，对四方公司结欠信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信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480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由四方公司、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四方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中信银行2014年8月7日的《来账业务回单》以及2014年8月12日的《网银业务回单》，证实信义公司所提交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广西区金融办”）关于同意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拆出资金的批复中所同意的拆除资金2000万元并非案涉款项，而是该两份来账业务回单所记载的款项，从两份回单可知，若为真实的资金拆借，应当从对公账户走账而且应备注为同业拆借款，而非像案涉款项一样从私人账户走账也没有任何备注。 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因四方公司提交了原件予以核对，故本院对四方公司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该证据是否能支持四方公司的主张，本院将结合判决理由部分在下文予以评述。 此外，信义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2014年7月24日广西金融办作出的《自治区金融办关于同意南宁市信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拆出资金的批复》，以证明涉案资金拆借是经由广西金融办审核通过的合法行为。 对于该证据，四方公司认为该批复不是本案所涉贷款的批复，且与本案无关联。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批复并未注明是对具体哪次资金拆出的批复，发生在本案的资金拆出之前，数额与时间上与本案均有出入，且四方公司亦有之前进行资金拆借业务往来的回单为证，故对于信义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该证据不予采信。 另，法院向双方当事人当庭出示了本院在（2019）桂01民终1811号案件中调取的证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同业拆借有关情况的函》。 对于该证据，四方公司、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等十位上诉人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而且其庭前也向法庭申请调取证据，申请调取的内容与本函基本一致，能够证明本案的拆借合同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 信义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且不认可证明的目的，金融办提到的文件没有明确小贷公司融资是需要备案的，所出具的函也没有法律依据。 上述证据涉及的小贷公司同业拆借的程序及监管规范，虽然涉及的借款并非本案借款，但仍与本案涉案认定及法律运用有关联，故对其异议，本院不予认可，本证据可以作为二审定案的依据。至于上述证据能否证明四方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具体阐述。 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9）桂01民终1811号案件的当事人与本案的当事人相同，案件事实相似，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本院向广西区金融办发函询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同业资金拆借的申请程序以及相关规定，广西区金融办于2019年9月2日作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同业拆借有关情况的函》，答复称：“一、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意见》（桂政发【2012】58号）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之间可进行资金调剂拆借，但需经我局审核同意，该程序为必备程序；二、2014年5月20日之前，南宁市信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500万元资金拆借，我局未收到相关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借款合同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二、四方公司减资是否依法有效的履行了通知义务？其股东应否就减资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同业拆借协议书》、《同业拆借补充协议》均加盖有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的公章以及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双方当事人也认可该合同是由其本人所签，故可以认定订立合同为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双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指定银行收款账户进行发放借款和接收还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虽然四方公司抗辩称《同业拆借补充协议》中对于还款事实、借款本金及利息的约定有误，四方公司实际已经偿还了部分本息，但是对于该主张，四方公司至今未提交任何证据以佐证，故应承担举证不利之后果，本院不予认可其主张。 至于四方公司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的问题。四方公司认为案涉合同由于未向广西区金融办审核批准，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合同应属无效，考察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拆借需报批备案的法律依据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意见》的法律位阶，该《意见》为自治区政府发布的管理性、指导性规定，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范畴，虽然本案两家小贷公司进行资金拆借均未向广西区金融办申请审核批准的行为，违反了该《意见》的有关规定，但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虽信义公司、四方公司均是以私人账户交接借款，此举不合规，但并不是造成案涉协议无效的法定理由，且双方均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借款的交付及还款等合同义务，案涉合同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四方公司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四方公司尚欠信义公司借款本金15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借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以1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6年3月至四方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根据资本维持原则，鉴于公司减资会对公司的对外偿债能力造成影响，债权人应尽职履行通知义务。从前述法律条文来看，第一句直接规定了公司在减资时必须履行对债权人的通知及登报公告的义务，而第二句其实是对减资通知义务的形式和法律后果的进一步规定，即减资通知应当以“通知书”的形式到达债权人处，若未依法履行，将引起债权人有权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四方公司并未有证据证明其已对债权人进行直接、合理、有效的书面通知，而仅在报纸进行减资公告，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使信义公司丧失了在四方公司减资前要求其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机会。虽然四方公司主张与信义公司一直保持密切合作，但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并不能免除减资行为所产生的法定通知义务，相反，更说明其履行书面通知义务并不存在任何障碍。因此，四方公司在履行通知义务时，存在着明显的程序瑕疵，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2016年7月28日，四方公司先于在《委托贷款补充协议》中与信义公司对账确认尚欠贷款金额和还款期限，后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减资股东会决议并随后刊登了减资公告、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公司是否减资系股东会决议的结果，是否减资以及如何进行减资取决于股东意志，股东对公司减资的法定程序及后果亦属明知，但是在此情况下，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作为四方公司股东，未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减资手续，且对于公司通知义务的履行亦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并通过减资取回股金而实际获益，该情形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实质以及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本质上并无不同，故应在公司减资数额范围内对四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另，四方公司提出依据审计报告，其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减资行为并没有造成清偿不能的后果，但四方公司的审计报告所依据的材料均由其单方编制和提交，属于四方公司单方委托的内部审计，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四方公司对外债权债务情况及偿债能力，故该证据并足以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对四方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 至于戴华的责任问题，因戴华在四方公司股东减资之前已非公司股东，故不应对四方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3民初336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二、变更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3民初336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上诉人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在其减资范围即41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内对前述第一、二项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案件受理费24800元、公告费26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060元，由被上诉人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共同负担。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桂芬 审 判 员 姚 娟 审 判 员 覃 斯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法官助理 卢立峰 书 记 员 甘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