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6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理军，男，1976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田县********。公民身份号码：432************416。委托诉讼代理人：易伏祥，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琛，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木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42。法定代表人：康毅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生，广东东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郭，男，199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511************159。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春贤，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理军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木公司（以下简称花木公司）、姚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横琴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91民初16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何理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何理军对姚郭不承担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超出姚郭的诉讼请求，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系程序违法。一审庭审中，姚郭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花木公司、何理军连带赔偿372,487元。该诉讼请求372,487元的详细计算应为：姚郭一审提交的起诉状第一项诉讼请求803,855元×30%赔偿责任比例，加上姚郭增加诉讼请求残疾辅助器具费用121,500元、医疗费7771.1元，再加上残疾器具鉴定费2,060元。同时，2019年10月31日一审庭审笔录亦有相关记录“审：原告能否明确第一项诉求本案的两被告应承担的总费用。原代：对被告花木公司、何理军总的诉讼请求金额为372,487元。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但一审法院计算姚郭因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损害赔偿的各项费用合计1,532,173.87元，扣除交强险医疗费及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20,000元，乘以30%赔偿责任比例，应由花木公司、何理军共同向姚郭赔偿423,652.16元，而一审法院最终判决花木公司、何理军共同向姚郭赔偿276,233.16元，系冲减花木公司垫付的款项147,419元后尚欠的赔偿款总额。可见，一审法院不管在计算姚郭因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损害赔偿的总金额1,532,173.87元，还是花木公司、何理军应共同向姚郭赔偿的总费用423,652.16元，均超出了姚郭一审的诉讼请求，显然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退一步说，一审法院倘若认为姚郭计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具体项目以及引用的赔偿标准存在错误或不恰当的话，理应在案件审理中主动向姚郭释明并询问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而不是依据法院的观点在一审判决中直接罗列相关赔偿计算方法及结果。一审法院如此操作，应属程序违法。二、何理军不应向姚郭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花木公司作为景观提升工程的施工单位，负责施工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及采取相应防护措施，何理军不是施工方，亦不是本交通事故的直接责任人，一审法院判令何理军与花木公司共同承担赔偿，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施工作业完毕，应当迅速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消除安全隐患，经道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符合通行要求后，方可恢复通行。”2018年7月31日，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横琴支队作出第440*************03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花木公司、胡光平（肇事车辆小型液压挖掘机的驾驶员）共同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是因为花木公司、胡光平“在道路上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且并未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未采取防护措施……”。景观提升工程的施工单位是花木公司，何理军的车辆系租赁给花木公司使用，胡光平在本案中作为受花木公司指派从事挖掘作业的工作人员，没有义务承担“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等责任，花木公司应承担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范围内的全部赔偿责任，何理军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胡光平在事故发生时，系受姚郭现场指挥操作小型液压挖掘机，履行花木公司的景观施工职务，故花木公司应承担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范围内的全部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姚郭与花木公司为雇佣法律关系。事故发生时，姚郭在现场指挥胡光平操作挖掘机作业，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在现场采取防护措施而未采取防护措施，对本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胡光平虽然受雇于何理军负责操作挖掘机，但胡光平具体履行的景观作业职务行为系在姚郭现场指挥下进行的，而姚郭又受雇于花木公司。可见，胡光平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因此何理军不应替代胡光平对姚郭承担赔偿责任。（三）何理军所有的小型液压挖掘机系出租给花木公司从事景观工程作业，且此交通事故发生在租赁期内，因此由该小型液压挖掘机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应由承租人花木公司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六条“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的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之规定，花木公司是小型液压挖掘机的承租人及使用人，依法对姚郭承担赔偿责任，出租人即何理军不承担赔偿责任。何理军在一审答辩状及庭审中均提出何理军所有的小型液压挖掘机系出租给花木公司在事发地点从事景观工程作业，并提交花木公司支付租金的证据微信截图，其中显示：2018年7月21日14:48,“花木公司杨工”向何理军微信转账2,300元。与证据微信截图相印证的2019年10月31日一审庭审笔录“审：挖掘机为何会到花木公司工地施工？花木公司：可能是承揽工程的工头雇用了挖掘机。审：花木公司，是谁雇请了该挖掘机到现场施工？花木公司：杨桂林”。租赁期间，花木公司是小型液压挖掘机的使用人和实际管理人，应依法承担该小型液压挖掘机引发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范围内的全部赔偿责任。而无过错的何理军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未对何理军的上述答辩意见在一审判决中予以说理及评价，仅在审理查明部分阐述花本公司不予认可向何理军租赁挖掘机一事，这是错误的。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在尚未厘清本案的所有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判令何理军和花木公司共同向原告姚郭赔偿276,233.16元，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何理军认为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且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恳求撤销（2019）粤0491民初1600号民事判决，判如所请。花木公司辩称，何理军应承担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珠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横琴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花木公司和胡光平共同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何理军是小型液压挖掘机的实际所有人，而何理军对发生事实及责任认定无异议。何理军在一审中承认胡光平是何理军聘请的司机，也承认胡光平的工资由何理军发放。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何理军承担赔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姚郭辩称：一、关于何理军提出的一审判决超出姚郭的诉讼请求，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系程序违法。姚郭的诉讼请求为372487元，该诉讼请求并不包含医药费在里面，交通事故造成姚郭受伤产生的医药费为406885.32元，姚郭只是垫付387元。剩余的医药费是珠海市河山运输公司及花木公司垫付的，因为不是姚郭支付的医药费，所以姚郭的诉讼请求并没有包含珠海市河山运输公司及花木公司垫付医药费这一部分的费用。一审法院判决何理军、花木公司向姚郭支付276233.16元，并没超出姚郭的诉求，恳求二审法院给予驳回何理军这一请求。二、关于何理军与花木公司是否存在租赁关系。根据何理军提交的证据，可以确定何理军与花木公司存在挖掘机租赁关系，挖掘机真正的使用人是花木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的276233.16元应该由花木公司承担。姚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理军、花木公司按各自承担责任向姚郭支付误工费、住院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就医交通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金暂共计人民币803,855元；2.一审诉讼费用由何理军、花木公司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姚郭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如下：1.请判令何理军、花木公司承担残疾辅助器具费用121,500元（按75周岁计算、第3年更换一次，需要更换15次，每次27,000元；27,000元×15=405,000元，按责任比例，被告承担121,500元）；2.判令何理军、花木公司支付医疗费7,771.1元。庭审中，姚郭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花木公司、何理军连带赔偿372,487元。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7月10日5时10分，曾令安驾驶粤T*****号重型结构货车，沿横琴环岛东路辅道南往北行驶至洋环村路段时，与在辅道上作业的胡光平所驾驶的小型液压挖掘机（头南尾北）及步行在主道与辅道绿化隔离带上指挥作业的姚郭发生碰撞，造成姚郭、胡光平受伤和车辆及小型液压挖掘机、绿化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8年7月31日，珠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横琴大队作出第440*************03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曾令安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花木公司、胡光平共同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姚郭不承担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粤T*****号重型结构货车车主为何学彬；保险公司为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交强险保险凭证号0218********0332001102；小型液压挖掘机实际所有人为何理军。事故发生后，姚郭被送往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住院治疗192天（2018年7月10日至2019年1月18日）。出院医嘱：加强营养、定期复查、不适复诊，住院期间留有24小时陪护。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于2018年7月10日、2018年7月25日两次对姚郭发出《病重通知书》。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6月10日，姚郭到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住院治疗24天。出院医嘱：建议休息两周，定期复查、不适复诊。2018年7月10日的医疗收费收据（K1921957）显示姚郭的医药费为1,471.82元；2019年1月19日的医疗收费收据（KL895376）显示姚郭的医药费为383,805.37元；2019年6月10日的医疗收费收据（KP859451）显示姚郭的医药费为21,608.13元。2019年5月17日的医疗收费收据（KP860342）显示姚郭的医药费为309元；2019年6月18日的医疗收费收据（KS237409）显示姚郭的医药费为78元。以上医疗费合计407,272.32元。花木公司向医院预交了如下费用：2018年8月4日交住院押金5,000元；2018年8月7日交住院押金30,000元；2018年8月18日交住院押金30,000元；2018年9月3日交住院押金30,000元；2018年11月29日交住院押金10,000元；2019年5月24日交住院押金5,000元；2019年7月3日收到住院治疗费1,609元。姚郭向花木公司借款（垫付）情况：2018年11月29日借住院生活费10,000元；2019年1月19日借生活费、护理费15,810元；2019年7月16日借生活费10,000元。以上共计147,419元。广东科登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粤科登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95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姚郭伤残等级为七级伤残。姚郭为此支付了鉴定费3,230元。姚郭于2019年8月6日向广东科登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申请鉴定。广东科登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8月9日作出粤科登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123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姚郭因意外致双足多处损伤所需残疾器具约需27,000元/次，建议每三年更换一次。姚郭为此支付了鉴定费2,060元。姚郭提交的交通费票据情况：1、姚郭的父亲姚小金，于2018年7月10日13:52，从唐山站乘车到天津西站，票价为104元；于2018年7月10日14:46，从天津西站乘车到徐州东站，票价为449元；于2018年7月10日21:45从上海飞广州，机票费用为1,010元；于2018年7月11日8:00从广州南站乘车到珠海站，金额为70元，合计1,633元。2、姚郭的舅舅杜小果，于2018年7月10日21:45从上海飞广州，机票费用为860元；于2018年7月11日8:00，从广州南站乘车到珠海站，车费为70元,合计930元。3、姚郭的姨妈安秀华（姚郭母亲的妹妹），于2018年7月11日，从四川阆中前往珠海斗门，车票费520元。姚郭称上述1-3交通费为姚郭的亲人探视姚郭所产生的费用。4、姚郭妻子韩霞，于2018年10月18日从阆中乘车前往珠海斗门，票价为350元。5、姚郭于2019年5月15日从阆中乘车前往珠海斗门，票价为450元。6、姚郭的母亲杜小华于2019年5月15日从阆中乘车前往珠海斗门，票价为450元。姚郭称以上4-6交通费，是姚郭及亲人，因姚郭第二次手术，从阆中前往珠海发生的交通费用。2019年9月12日，姚郭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简称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就本案交通事故涉及保险公司的赔偿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1.双方确认姚郭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产生医药费共计406,885.32元。其中，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垫付了10,000元，粤T*****号车方垫付了285,596.82元。按责任比例计算后粤T*****号车方应承担277,819.72元，粤T*****号车方多支付姚郭7,777.1元，多支付部分姚郭同意在其赔款中扣除；2.双方确认本次事故造成姚郭除医药费意外的损失如下：伙食费21,600元、营养费2,000元、误工费35,076元、交通费1,000元、护理费32,400元、残疾赔偿金374,608元、残疾器具25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59,781元、鉴定费3,230元，合计879,695元；3.双方确认扣减粤T*****号车方多支付费用后，由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一次性赔偿姚郭641,280元，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在协议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转账给姚郭；4.双方确认：此协议各方签名后生效，本次交通事故损失赔偿问题自姚郭收到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的赔款后终结，姚郭声明不再就本交通事故向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及粤T*****号车所有人、驾驶人追究赔偿责任，姚郭撤回对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的起诉。何理军提交微信截图显示：2018年7月21日14:48，“广州花木公司杨工”向何理军微信转账2,300元。何理军称该款为花木公司租赁小型液压挖掘机所支付的租金。花木公司不予认可。2019年10月10日，姚郭申请撤回对曾令安、珠海市河山运输有限公司、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2019）粤0491民初1600号民事裁定，准许姚郭撤回对曾令安、珠海市河山运输有限公司、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的起诉。姚郭与韩霞于2014年10月8日登记结婚。2011年7月2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显示姚正彬于2011年4月22日出生，父亲为姚郭，母亲为韩霞。2015年1月19日的《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显示韩雯茜于2014年12月17日出生，父亲为姚郭，母亲为韩霞。珠海市香洲区*****于2019年6月25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姚正彬2015年3月至2017年7月在该幼儿园就读。姚郭的工商银行账户（账号621*************197）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5年12月7日至2018年12月20日均有不定额的收入。珠海市公安局南屏派出所出具的居住证明显示，姚郭于2015年3月2日至2016年3月2日、2018年7月19日至2019年7月19日，办理了居住证。证人钟加发称，2016年4月至2018年6月间，其曾不定时雇请姚郭做零散工，每天250元左右。证人韩邦忠称，2014年认识姚郭，一直都有与姚郭一起做零散工。庭审中，姚郭陈述称，粤T*****号在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庭审中，何理军陈述称，小型液压挖掘机为何理军所有，胡光平为其聘请的员工。庭审中，花木公司陈述称，其为涉案事故地的景观工程的施工单位；花木公司没有租赁何理军的小型液压挖掘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姚郭、花木公司、何理军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事实及责任认定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涉案交通事故由曾令安承担主要责任，花木公司、胡光平共同承担次要责任，姚郭不承担责任。故一审法院酌定对姚郭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由粤T*****号车方承担70%的赔偿责任，花木公司、胡光平共同承担30%的赔偿责任。由于胡光平为何理军雇请的员工且事发时在履行职务，故胡光平的赔偿责任由何理军承担。姚郭主张其在珠海居住、工作，提交了南屏派出所出具的居住证明、姚郭的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人钟加发及韩邦忠的证言证实。经过审查姚郭提交的上述证据结合姚郭受伤时正在工地做工的事实，一审法院确信姚郭的上述主张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故一审法院认定姚郭各项损失应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对姚郭的具体赔偿项目及数额，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姚郭主张医疗费为407,272.32元，有相关的收费收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采纳；2.误工费。姚郭主张其从事建筑业，并有证人钟加发及韩邦忠的证言证实，故其误工费应按建筑业2018年度职工的年平均工资57,397元计算，姚郭主张其误工时间自2018年7月10日计至2019年6月17日为342天，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姚郭的误工费为54,527.15元（57,397元/年÷360天×342天）；3.护理费。姚郭主张住院护理费按照两名护理人员计算，但没有提交医嘱等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确认姚郭的护理费32,400元（150元/×216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姚郭主张住院伙食费21,600元（100元/天×216天），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5.营养费。根据姚郭的伤残等级及医嘱，姚郭主张营养费2,000元（5,000元×40%）,符合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6.交通费。姚郭主张其父亲姚小金为探视姚郭支出交通1,633元、姚郭及其母亲杜小华于2019年5月15日从阆中乘车前往珠海斗门支出交通费900元，合计2,533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姚郭舅舅杜小果的交通费930元、姚郭姨妈安秀华的交通费520元以及姚郭妻子韩霞于2018年10月18日支出的交通费350元，合计1,800元；姚郭主张该交通费1,800元为必要支出，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姚郭主张市内就医交通费6,480元（30元/天×216天），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姚郭的交通费合计9,013元;7.残疾赔偿金。姚郭的残疾赔偿金405,704元（50,713元/年×20年×40%）；8.被扶养人生活费。姚正彬于2011年4月22日出生，韩雯茜于2014年12月17日出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姚正彬的生活费为73,638元（36,819元/年×10年×40%×50%）;韩雯茜的生活费为95,729.40元（36,819元/年×13年×40%×50%）；9.精神损害抚慰金。姚郭因涉案交通事故受伤并致七级伤残，一审法院酌定姚郭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10.残疾辅助器具费。姚郭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为27,000元/次、每三年更换一次，提交了《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姚郭现龄29岁，其主张按75周岁计算，需更换15次，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姚郭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为405,000元（27,000元/次×15年），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确认；11.鉴定费。姚郭主张伤残等级及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鉴定费合计5,290元，提交了相关票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姚郭的损失合计为1,532,173.87元。由于涉案粤T*****号车在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姚郭因与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撤回了对曾令安、珠海市河山运输有限公司、中华联合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的起诉。故姚郭的损失，应首先扣除交强险医疗费及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20,000元后，再由花木公司、何理军共同承担30%的赔偿责任。姚郭的损失1,532,173.87元，应由花木公司、何理军共同向姚郭赔偿423,652.16元[（1,532,173.87元-120,000元）×30%]；花木公司已垫付给姚郭的款项147,419元应予以冲减。故花木公司、何理军对尚欠姚郭的赔偿款276,233.16元（423,652.16元-147,419元）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姚郭诉讼请求花木公司、何理军共同赔偿276,233.16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姚郭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花木公司、何理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姚郭赔偿276,233.16元；二、驳回姚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66元，由姚郭负担3,844元，花木公司、何理军负担2,722元。二审期间，何理军提交以下证据：1.何理军与杨桂林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何理军与杨桂林的通话录音文字稿；3.何理军与何远辉的通话录音文字稿（一）;4.何理军与何远辉的通话录音文字稿（二）；5.光盘（证据2-4相对应的通话录音）。上述证据共同证明了何理军的上诉主张。花木公司质证称，对何理军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姚郭质证称,对以上五组证据认可，从该系列证据看出，何理军与花木公司存在挖掘机租赁关系。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的276,233.16元应该由花木公司承担。本院经审查认为，何理军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一定关联性，本院结合相关事实予以综合认定。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一审法院确定各项费用及金额，何理军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经本院核对，关于医疗费姚郭仅主张自己垫付了387元，姚郭一审诉讼请求主张的赔偿金额中，并不包含广州花木公司垫付的医疗费。一审法院计算出何理军、广州花木公司的赔偿金额423652.16元后，又扣除了广州花木公司垫付的费用，最后确定的赔偿金额276233.16元并未超出姚郭的诉讼请求372487元。何理军主张一审法院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何理军在一审中对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表示了认可，而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姚郭不承担此次事故责任，广州市花木公司和胡光平共同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何理军上诉主张姚郭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不符，违反了禁反言原则，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因何理军是胡广平的雇主，应当与广州市花木公司共同承担次要责任，何理军主张应当由广州市花木公司承担交通事故范围内全部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根据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判决广州市花木公司、何理军向姚郭共同赔偿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中，杨桂林的身份并不影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各方责任的认定。从何理军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来看，杨桂林否认自己是挖掘机的租赁方，何理军也在一审中主张广州花木公司是租赁方，故何理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桂林是挖掘机的租赁方，何理军要求追加杨桂林为本案当事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退一步讲，即使杨桂林是挖掘机的租赁方，或者即使杨桂林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也不影响本案中广州花木公司与何理军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至于二人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后，认为杨桂林基于租赁方或其他身份等原因应当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涉及连带责任人内部责任分担、交通事故责任人承担责任后的追偿等问题，当事人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规定，另循途径解决。综上，上诉人何理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43.5元，由何理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炜杰审判员  贺 心审判员  黄汉源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