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403民初1213号 原告:柴文达，男，194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代，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 法定代表人：曾钦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树华，福建全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区建设开发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 法定代表人：姜大勇，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 法定代表人：许多康，该公司总经理。 以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毓锟，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第三人：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武夷山市国家旅游度假区。 诉讼参与人：柴丽玮，该公司董事。 第三人：吴月琴，女，1957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系柴昭杨母亲。 第三人：翁某，女，1982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系柴昭杨妻子。 第三人：柴某1，男，200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系柴昭杨长子。 法定代理人：杨某，女，系柴某1母亲。 第三人：柴某2，男，201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系柴昭杨次子。 法定代理人：翁某，女，系柴某2母亲。 第三人：柴丽玮，女，198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第三人：武夷山市隆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武夷山市。 法定代表人：柴文达，该公司董事长。 第三人：刘玉泉，男，195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树华，福建全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柴文达与被告福建省三明市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公司）、第三人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王公司）、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区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鼓浪屿公司）、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韵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闽0403民初610号民事判决。柴文达不服判决，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5日，作出（2019）闽04终944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闽0403民初610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同月15日立案后，柴文达向本院申请将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由第三人变更为被告，本院依法将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由第三人变更为本案被告，并根据案件需要，依法追加吴月琴、翁某、柴某1、柴某2、柴丽玮、武夷山市隆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公司）、刘玉泉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柴文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代，被告东南公司、第三人刘玉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树华，被告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毓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大王公司、吴月琴、翁某、柴某1、柴某2、柴丽玮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柴文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东南公司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233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自2005年5月1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东南公司承担。诉讼中，柴文达变更第一项请求为判令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共同返还股权转让款233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自2005年5月1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1992年，鼓浪屿公司用国有资金在武夷市购得国有出让土地36.42亩（经评估，价值8765116元），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2000年8月25日，大王公司成立（股东为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鼓浪屿公司以36.42亩土地入股，天韵公司投入货币30万元），注册资本300万元，实际资产为906万元，许多康为法定代表人。同年11月，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签订《协议书》（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约定以总价709万元转让大王公司，而增加注册资本200万元后，东南公司仍占40%股权。东南公司通过工商登记增加注册资本200万元后，非法获得大王公司40%股权，许多康任命刘玉泉为大王公司总经理，并抽逃大王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在东南公司已违约情况下，鼓浪屿公司仍与东南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变更《协议书》内容，转让费减少、股权比例变动，也未经主管部门批准。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作为乙方，大王公司作为甲方及其代表人刘玉泉等人签订《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将其中70%的股权以63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所有等。自2002年2月1日至2003年2月21日，柴文达先后以其个人和大王公司名义设立的归柴文达个人使用的账户预付转让款合计853万元给东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玉泉指定的收款人（其中原大王公司财务收取柴文达支付的380万元、东南公司收取柴文达以大王公司名义转账款175万元、鼓浪屿公司收取柴文达以大王公司名义转账款200万元、刘玉泉收取柴文达现金及存款98万元）。2005年5月18日，大王公司工商登记的原股东，即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将大王公司所有股份以680万元价款转让给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三人。同日，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分别与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签订了三份《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款合计680万元，东南公司与柴文达约定,东南公司同意将所持公司430万元（占注册资本63.2%）的股权转让给柴文达。根据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夷山法院）作出的（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东南公司实际占有原大王公司40%的股权，按每股6.8万元计算转让款为272万元，东南公司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63.2%的股权收取柴文达股权转让款430万元，因23.2%股权东南公司无处分权，东南公司多收23.2%股权转让款158万元。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680万元，柴文达实际预付853万元，因此，东南公司多收173万元。综上，东南公司实际多收取柴文达股权转让款331万元，扣除刘玉泉收取柴文达现金及存款98万元另案起诉外，东南公司还应返还柴文达233万元。东南公司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故23.2%股权转让行为属无效。由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共同授权刘玉泉担任大王公司总经理，刘玉泉全权负责、全盘操控大王公司期间，与柴文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东南公司实际多收的23.2%股权转让款158万元的行为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共同授权及与东南公司召开股东会并签订《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均有法律上因果关系，另外75万元属于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的不当得利，应当与东南公司共同承担返还责任。 东南公司辩称，一、关于债权债务数额。1.东南公司一方（注:仅以数据而论，不考虑款项性质及相对性，包括刘玉泉、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债权数额875.76万元（175.76万元＋680万元＋20万元）。具体为：（1）（2008）武民初字第485号和（2010）南民终字第39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武夷山市隆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公司）向东南公司的借款数额为400.76万元，扣除隆达公司已还款，隆达公司至今尚欠东南公司借款175.76万元。（注：东南公司在485号案中向隆达公司主张返还借款72.76万元，余欠103万元主张在股权转让案中抵销并保留诉权）。(2)股权转让款680万元。(3)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向刘玉泉所借的20万元借款(柴文达在股权转让纠纷诉讼案中确认用于抵销)。2.柴文达一方（注:仅以数据而论,不考虑相对性，包括大王公司、隆达公司、柴昭扬、柴丽玮，依柴文达《民事起诉状》）：债权数额853万元（98万元＋755万元)。具体为：(1)柴文达个人支付给刘玉泉个人银行存款账户四笔96万元(①2002年2月1日60万元；②2002年4月10日15万元；③2002年11月1日20万元；④2002年7月4日1万元和⑤2002年4月27日刘玉泉“现金贰万元用于1号路接待费用”《领款收据》，计98万元)；(2)支付款项755万元；其中：①2002年3月18日大王公司收柴文达“股权转让金”《收款收据》：330万元；②2002年9月18日大王公司收柴文达“现金”《收款收据》：50万元；③2002年4月30日鼓浪屿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100万元；④2002年7月19日鼓浪屿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往来款”100万元；⑤2002年9月23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材料款”30万元；⑥2002年11月8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材料款”30万元；⑦2002年11月18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投资款”15万元；⑧2003年2月21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土地款”100万元。3.东南公司一方与柴文达一方的债权数额为正22.76万元［注：东南公司依485号判决申请（2011）武执行字第320号执行案，已申请武夷山法院向隆达公司执行72.76万元，实际为22.76万元，现因法院认为该执行与隆达公司“互为执行债权债务关系”而被终结］。二、前述债权债务的性质。1.自隆达公司与原大王公司2002年3月26日签署《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后至2005年5月18日大王公司原三家股东签订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止，结合隆达公司向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大王山庄项目经营在隆达公司账上的《报告》、《承诺书》以及柴文达把大王公司付款认为自己和儿女三人的付款，到柴文达诉讼、撤诉、又诉讼、又撤诉、再诉讼等行为表明，从2002年3月26日起，柴文达是将隆达公司、大王公司、儿子柴昭杨、女儿柴丽玮履行股权受让、出资付款、持股控制、实际经营等诸多行为均混同为股权转让，显然这些行为存在人员、业务、财产等方面交叉和混同。2.2002年3月18日的330万元和2002年9月18日的50万元，均由大王公司开具收取柴文达“股权转让金”、“现金”的《收款收据》，以证据形式来说，大王公司收取柴文达“股权转让金”和“现金”与东南公司就没有关系，只有将大王公司的收款行为与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联系起来，才能作为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收取的是柴文达这一方（包括：隆达公司、柴昭杨、柴丽玮）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因此，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本案有关联，应作为本案关联方参加诉讼。3.柴文达举证2002年9月23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材料款”30万元；2002年11月8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材料款”30万元；2002年11月18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投资款”15万元(合计：75万元)。从前述证据的文字表述来看，“材料款”、“投资款”与本案的“股权转让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款项，且收取的是“大王公司”给付的款项，如不与柴文达、隆达公司、柴昭杨、柴丽玮作关联的话，“大王公司”给付的款项就与柴文达没有关系。柴文达依“大王公司”给付“材料款”、“投资款”来主张东南公司应返还多收的“股权转让款”是没有依据的。4.2002年3月26日《协议书》签订以来，大王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均退出大王公司经营，由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经营管理、获得利益，法定代表人也先后变更为柴文达、柴昭杨。期间，东南公司收到68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将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应得的款项也汇至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而2005年5月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对应转让款也为680万元，柴文达没有支付多余款项，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实际取得大王公司100%控制权，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没有享有或主张股权转让后大王公司任何权益。虽然柴昭杨、柴丽玮提起的股东登记案被武夷山法院在(2015)闽0782民初2037号、2038号案以“合同成立但未生效”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但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早在2008年2月22日即由其主管部门厦门市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管委会以《关于同意转让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厦鼓管(2008)9号］，同意了两家国有或国有持股公司国有资产的转让。结合柴文达（包括隆达公司、柴昭杨、柴丽玮）对大王公司的实际控制、经营、收益等所作所为，涉及大王公司100%的股份均由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控制和持有，2005年5月18日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00054号案判例的裁定规则可以确定：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公司设立时，制定的初始章程应报经工商部门登记后才能生效。公司存续期间经法定程序修改的章程，自股东达成修改章程的合意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工商登记并非章程的生效要件。而大王公司的两家国有或国有持股公司，不仅在转让股权之时立有《股东会决议》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事后也有政府对国有资产处置的决定。大王公司价值680万元的100%股权转让应当是有效的，而不是柴文达诉讼中所说的仅为东南公司的40%。三、综上所述，如严格依证据所体现的相对性来认定，柴文达诉东南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只有将隆达公司、柴昭扬、柴丽玮、大王山庄公司的给付结合起来，才有柴文达诉状中所说的付款853万元。经此结算，隆达公司还欠东南公司22.76万元，柴文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四、转让股权份额是可以确定，但其股价在协议当中并未进行约定，股权份额与股权转让价款不予对等的方式来进行确定，应以合同中约定的价款予以支付，股价与股权可以不对等，本案涉及东南公司股权价款即为协议所约定的价款。五、柴文达在二审出示了柴昭杨、柴丽玮在2008年10月8日将其名下受让股权全部权利转让给柴文达的《声明》，因该《声明》（2015）武民初字第2037号、第2038号民事诉讼柴昭杨、柴丽玮失去原告资格，且（2015）武民初字第2037号、第2038号民事判决，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成立但未生效”，非“无效”，柴文达应持该《声明》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协商解决“生效”问题，而非返还转让款，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辩称，1.案件基本情况。2001年1月10日，因大王公司开发资金不足，经向厦门市鼓浪屿区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同意后，吸收东南公司作为股东。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股东会议确定：大王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500万元，并同意接纳东南公司注入资本金200万元。2001年1月11日，制定了《合资成立大王公司企业章程》。2001年3月4日，大王公司向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关于批准鼓浪屿公司变更股东注册资本金的报告》，要求变更并批准东南公司为新股东，股东注册资本由原300万元增加至500万元。2002年3月15日，鼓浪屿公司与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共同召开股东会，调整大王公司的股权分配比例，调整完成后东南公司持股63.2%，鼓浪屿公司持股29.7%，天韵公司持股7.1%，但并未到工商局办理股权转移登记手续。2002年3月26日，大王公司代表钱骅、陈建平与乙方隆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柴文达签订了630万元的武夷山市国家旅游度假区23号组团（约29亩）土地的《协议书》，将该地块的经营开发权一次性予以转让。2002年7月20日，大王公司董事会议纪要指出：同意除郑爱信等预购房屋及黄鲤预约的房屋外，其余未开发部分出让给柴文达，出让股权为630万元，至今尚有余款252万元未付给公司，经协商，柴文达的付款方式为8月20日付150万元，其中50万元作为钱骅购买大王公司的定金，10月30日付清尾款；公司的公章由钱骅保管，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由叶淑红负责，在余款未付清前，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保管人不变。2005年5月18日，应东南公司及刘玉泉的要求，鼓浪屿公司参加大王公司股东会议并作出决议：东南公司所持股权63.2%转让给柴文达，鼓浪屿公司所持股权29.7%转让给柴昭杨，天韵公司所持股权7.1%转让给柴丽玮，并由新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许多康变更为柴文达。鼓浪屿公司与柴昭杨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天韵公司与柴丽玮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08年2月22日，厦门市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作出《关于同意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厦鼓[2008]9号），同意鼓浪屿公司转让大王公司的股权。2008年9月17日，管委会又作出《关于撤销的通知》（厦鼓[2008]44号），称鼓浪屿公司在向管委会上报的文件中隐瞒了地块违规转让等一系列问题，故撤销了前述同意转让的批复。2015年，柴昭杨在武夷山法院起诉，要求鼓浪屿公司配合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手续，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判决《股权转让协议》成立但未生效，并驳回了柴昭杨的诉讼请求。2.鼓浪屿公司与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情况。2000年11月10日，鼓浪屿公司与东南公司签订《协议书》，将大王公司整体转让给东南公司，《协议书》约定鼓浪屿公司所持股份折价为432万元，天韵公司股权折价为48万元。2000年12月7日，许多康代表大王公司出具《授权书》，授权刘玉泉担任大王公司经理，全权操作大王山庄建设项目有关事宜。2005年3月16日，东南公司与鼓浪屿公司“关于东南公司未付足武夷山大王山庄股权转让金的情况说明及解决计划”的函中提出，由于该开发项目配套不成熟，用地被侵占等问题，按原合同精神，要鼓浪屿公司承担损失，后经协商通往1号公路产生的费用20万元可以在股权转让金480万元中扣减。至今，鼓浪屿公司仍为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在册的大王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54%，天韵公司持股6%，而柴文达则持有大王公司40%的股权，大王公司的营业期限至2015年8月24日。截止至2010年12月19日，大王公司、东南公司、天韵公司累计向鼓浪屿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460万元，其中大王公司分别于2001年3月30日、2002年5月8日、2002年7月23日向鼓浪屿公司转账5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大王公司财务叶淑红于2002年12月24日向鼓浪屿公司转账80万元，东南公司分别于2004年1月14日、2007年12月19日、2010年12月19日向鼓浪屿公司转账50万元、20万元、30万元，2006年9月14日，东南公司转账给天韵公司30万元，天韵公司随即将该款转给鼓浪屿公司。3.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本案纠纷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不应参加诉讼。本案系柴文达与东南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并非合同相对人，与柴文达的诉请没有利害关系。虽然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在东南公司的要求下与柴昭杨、柴丽玮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且管委会作出《关于同意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但该批文已经撤销，且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从未收到柴昭杨、柴丽玮的股权转让款，且亦未将股权转让一事记载于公司章程，而仅仅只是作出了股东会决议，在此情况下，本案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00054号案件所确立的裁判规则，鼓浪屿公司与柴昭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天韵公司与柴文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得到事实履行，应属合同成立但未生效。2002年3月26日，钱骅、陈建平与柴文达签订了标的额为63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并未在该协议中盖章，由此可以说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于2000年11月10日与东南公司签订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并向刘玉泉出具《授权书》之时，就已经事实上将大王公司的经营权移交给了东南公司，东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实际控制了大王公司，2005年则移交给了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经营管理。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已积极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将大王公司的经营管理权移交，从公司角度，公司经营活动最为主要，股权仅是外在表现形式，本案股权转让虽没有完成，但经营管理及收益由柴文达进行和享有，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已履行股权转让相关的合同义务，不应承担返还责任，且转让款非直接支付给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而是由大王公司（柴文达的款进入大王公司，性质变为大王公司的款）支付，与柴文达没有直接法律关系及合同债权债务关系，不承担返还责任。另外，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东南公司之间就股权转让所签订的《协议书》已经在事实上得到了履行，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亦已经收到了东南公司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虽为法律上的大王公司控股股东，却早已在客观上向东南公司让渡了股权，本案所涉纠纷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大王公司述称，1.其对柴文达的起诉没有异议；2.其确认柴文达以个人名义开立的账户，该账户中的所有资金都是柴文达个人所有，与其无关，该账户转账给鼓浪屿公司及东南公司的款项都是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柴丽玮、吴月琴、翁某、柴某2、柴某1述称，1.根据（2015）武民初字第2037号、第2038号民事判决，柴丽玮、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已成立但未生效，未取得股东资格，没有独立请求权，且该《股权转让协议》与案涉股权转让纠纷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不参加本案诉讼。2.其均同意柴文达提出的诉讼请求。 隆达公司述称，1.因其注册资金仅200万元，不能收购大王公司，其与大王公司签订的《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已解除，后变更为柴文达与大王公司签订《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2.其与本案无关，也没有独立请求权，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不参加诉讼。 刘玉泉述称，2002年3月26日，其任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柴文达向其所借的20万元，是向东南公司借款，应予以抵消。 本院经审理，对本案事实作如下认定： 1.1992年10月，鼓浪屿公司在武夷市购得国有出让土地36.42亩（每亩9.8万元，共356.916万元；2000年，武夷山市地价评估事务所以武地评[2000]21号报告书,评估总地价为8765116元;2008年,福建省大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闽大地[2008]估162号报告,评估总地价为5195900元），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同月，成立中外合资武夷山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已吊销）。2000年，合资公司面临破产，外方退股。同年8月21日，鼓浪屿公司与天韵公司签订成立大王公司合同书和章程，同月25日大王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成立，营业期限从2000年8月25日至2015年8月24日。因后续资金问题，同年11月1日，鼓浪屿公司（甲方）、天韵公司（乙方）与东南公司（丙方，原名福建省南平东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现名为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股份转让内容，大王公司的股份权及其所属的固定资产（开发项目用地），转让总金额折价人民币709万元，甲方股份折价661万元，乙方股份折价48万元；在三方签定协议后十天内丙方支付贰佰万元汇入武夷山或其所在地会计师事务所验资，验资后将款项汇入甲、乙方所指定的账户内。甲、乙、丙三方同意注册资本增资至500万元，出资额按709万元计，鼓浪屿公司占股权的54%、天韵公司出资30万元占股权的6%、东南公司出资200万元占股权的40%。东南公司在付足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转让金509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由东南公司担任法人和组成新的股东等。同月10日，鼓浪屿公司（甲方）、天韵公司（乙方）与东南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股份转让内容，大王公司的股份权及其所属的固定资产（开发项目用地），转让总金额折价人民币480元，甲方股份折价432万元，乙方股份折价48万元；丙方支付贰佰万验资后由三方向武夷山市工商局申请办理新增股东和注册资本增资手续；甲、乙、丙三方同意注册资本增资至500万元，出资额按680万元计，鼓浪屿公司占股权的63.5%、天韵公司占股权的7.1%、东南公司占股权的29.4%，东南公司在付足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转让金480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由东南公司担任法人和组成新的股东等。同年12月7日,大王公司根据上述三方协议条款内容出具《授权书》，决定授权刘玉泉为大王公司总经理，全权操作大王公司建设项目相关事宜。2002年3月15日，大王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纪要》，主要内容为：鼓浪屿公司将所持之63.5%的股权转让其中的33.5%（此处为33.8%，应为笔误）给东南公司，其股份折价230万元。天韵公司所持股份不变，按三方总出资额680万元计股份调整变更后的比例分配如下：1.鼓浪屿公司占股权29.7%。2.天韵公司占股权7.1%。3.东南公司占股权63.2%等。但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中，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登记为54%、6%、40%。 2.2002年2月间，柴文达与东南公司就大王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柴文达为此于同年3月18日支付给大王公司380万元。同月26日，大王公司作为甲方、隆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甲方：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乙方：武夷山市隆达房地产有限公司（该栏为已打印好的文字）一、根据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1号决议：同意将大王公司的位于武夷山国家度假区团土地经营开发权（约29亩）占7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隆达公司（见甲方原规划图和甲方转让的红线图为准，土地使用证号：武国用［2001］字第**）。三、1.甲方同意将其中70%土地的股权以630万元转让给乙方所有，630万元金额中含土地使用权、施工用电、水开通100接口，本地块通向1号路的有关批文。2.签完协议同时乙方付给甲方押金50万元，乙方付款分二期付清，第一期于甲方手续办好10日内付280万元（包括押金330万元，占36%股权），甲方收到款后10天内向工商局办理乙方股权登记手续组成新股东。3.第二期款300万元于甲方手续办好后三个月内交清（占34%股权，合计占70%股权），并办好公司法人变更手续。八、附件：甲方应提供如下手续：1.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01号文件（原件）；2.武夷山市政府该地块2002年新批准的商业用地批文，及本地块通向1号路手续（该批文限期在签定协议即日起60天内办齐），否则应退还乙方押金50万元等。大王公司在甲方处盖章，刘玉泉、钱骅、陈建平在甲方代表处签字，隆达公司在乙方处盖章，柴文达在乙方代表处签字。同日，大王公司又与柴文达签订《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柴文达在“乙方”及“乙方代表签字”栏后签名，刘玉泉还在该协议第二页尾部手书“通1号路为9米刘玉泉”，该协议内容和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签订的协议内容除“乙方”及“乙方代表签字”栏后主体不同及增加刘玉泉手书“通1号路为9米刘玉泉”外，其他内容一致。大王公司将该协议书复印，在该复印件上甲方栏后加盖了大王公司的印章后交给柴文达。 3.2002年4月3日，柴文达向中国工商银行武夷山支行申请开立了供个人使用的大王公司基本账户，账号为：14×××39。同年4月30日、7月19日，柴文达通过其个人开立的大王公司14×××39账户付给鼓浪屿公司各100万元，计200万元。同年9月23日、11月8日、18日、2003年2月21日柴文达通过其个人开立的大王公司14×××39账户分别付给东南公司付3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材料款）、3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材料款）、15万元（汇款用途注明投资款）、10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土地款），计175万元。另外，柴文达还现金存款给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建设银行账户96万元及刘玉泉领用现金2万元，计98万元，其中2002年2月1日存60万元、4月10日存15万元、7月4日存1万元、11月1日存20万元，2002年4月27日刘玉泉领取柴文达支付的现金2万元，并注明款项内容：“用于1号路接待费用”［该98万元，本院已以（2018）闽0403民初611号民事判决，判决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98万元等，该判决现已生效］。 4.鼓浪屿公司收款情况：2001年3月30日，收大王公司支付50万元、2002年12月24日，收大王公司支付80万元（该公司财务叶淑红转账），2004年1月14日、2007年12月19日、2010年12月19日，分别收东南公司支付50万元、20万元、30万元，2006年9月14日，东南公司支付天韵公司30万元，天韵公司随即将该款转给鼓浪屿公司，计260万元，加上收柴文达通过其个人开立的大王公司账户支付的200万元，共计460万元。 5.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个人出具借条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借款20万元。 6.为完善股权转让事宜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2005年5月18日，大王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原股东会议决议》。大王公司原三家股东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一致同意将所持有的大王公司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持有，组成新股东，并由新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当日，柴文达与东南公司、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柴丽玮与天韵公司分别补充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东南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大王公司股权（占注册资本63.2%）以430万元转让给柴文达，鼓浪屿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大王公司的股权（占注册资本29.7%）以202万元转让给柴昭杨，天韵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大王公司的股权（占注册资本7.1%）以48万元转让给柴丽玮，并分别约定转让生效前出让方的债权债务由东南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转让生效后以及受让方本人经手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7.2002年3月《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签订后，柴文达实际经营、管理、控制大王公司，并享有经营收益，经营中，柴文达既有以隆达公司名义经营，亦有以其个人名义经营。2005年5月24日，大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许多康变更为柴文达，2008年6月18日，法定代表人又变更为柴昭杨，并选举柴文达为董事长、柴昭杨为董事兼执行董事、柴丽玮为董事。2016年11月7日，大王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变更为柴文达。 8.2008年2月22日，厦门市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作出《关于同意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厦鼓管［2008］9号），主要内容为“同意将鼓浪屿公司及其下属天韵公司拥有的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给东南公司及柴昭扬、柴丽玮。要求以收回投资，不造成损失为原则，确保国有资产安全。持本批复按有关规定向武夷山市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有关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等。同年9月17日，管委会又作出《关于撤销的通知》（厦鼓管［2008］44号），主要内容为“近日，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纪工委在协同厦门市查处开发公司在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过程中的有关问题时，鼓浪屿公司在其2008年1月11日和29日上报管委会的两份文件中隐瞒了地块违规转让等一系列问题暴露了出来，有关问题正在查处中，鉴于此，管委会于2008年9月11日专门召开主任会议，决定撤消2008年2月22日厦鼓管［2008］9号《关于同意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 9.2008年9月4日，柴文达将东南公司诉至武夷山法院，要求东南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73万元并自2005年5月1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该案诉讼中，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通过东南公司向武夷山法院提交书面声明，表示在与柴昭杨、柴丽玮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股权转让结算事宜，授权东南公司与柴昭杨、柴丽玮进行结算。武夷山法院于2009年1月8日作出（2008）武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认为隆达公司与东南公司的借款和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对应主体不同，相互间的法律关系不同，且东南公司已另行起诉，隆达公司的债务可另案解决，对东南公司主张债权债务混同和抵销不予支持，但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的20万元借款发生在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间，且刘玉泉的行为可以视为代表东南公司的行为，该借款发生在柴文达与东南公司之间，与本案原、被告主体相同，且标的相同，故该笔借款依法可以抵销。据此，判决东南公司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153万元，并自2005年5月19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东南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南平中院，南平中院于2009年7月29日作出（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8月22日，东南公司向福建高院申请再审，福建高院审查认为，从柴文达提供的支付凭证上看，凭证上记载的支付时间是从2002年2月1日至2003年2月21日先后13次支付款项，但股权转让合同订立的时间是2005年5月18日，是先付款后订立合同还是其他原因，原判决未作说明。从支付凭证记载的付款人看，有时是柴文达，有时是大王公司，并非都是柴文达本人。从支付凭证记载的收款人看，并非都是以出让人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或天韵公司为收款人，有时是东南公司，有时是刘玉泉个人。从支付凭证记载的支付项目来看，凭证中记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仅有一份，其他是各种项目，如施工用电用水费用。所以，原判决认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书证记载的内容作为依据。从案件事实看，双方当事人并非仅建立了股权转让关系，而是建立了多种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既有股权转让关系，又有土地转让关系；既有东南公司与柴文达的股权转让关系，又有柴文达与刘玉泉个人之间的借款关系；既有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的股权转让关系，又有东南公司与隆达公司的借款合同关系。因此，原判决简单地将上述款项都认定为股权转让款缺乏证据，故于2009年12月14日作出（2009）闽民申字第11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指定南平中院再审。南平中院再审后，于2010年11月24日作出（2010）南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本院的（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东南公司不服，再次向福建高院申请再审，福建高院认为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2年11月8日作出（2012）闽民提字第1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南平中院（2010）南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及武夷山法院（2008）武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发回武夷山法院再审。2013年11月27日，柴文达以需要进一步收集相关证据材料为由，向武夷山法院申请撤回原审起诉，武夷山法院于2013年11月29日作出（2013）武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柴文达撤回原审起诉。 10.许多康与鼓浪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思民初字第2888号民事判决，该院认为大王公司土地的市场价值，应以闽大地[2008]估162号报告为准，许多康股权转让的价格，与该份报告接近，可以认定，许多康股权转让的行为，未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鼓浪屿公司以许多康存在严重失职,违规操作,造成重大利益损害解除与许多康的劳动关系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判决确认鼓浪屿公司于2010年11月2日作出解除与许多康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等。鼓浪屿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1）厦民终字第1496号民事判决，认为讼争股权存在场外交易情形，但股权交易非许多康一人私下进行，许多康已履行了有关股权交易的报告职责。讼争股权非许多康一人自行完成，许多康就讼争股权交易向其上级主管部门鼓浪屿管委会申请，并经由批复同意讼争股权交易。虽之后撤销该批复，但该撤销不足以否认鼓浪屿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曾同意批复的事实，且此时股权交易也已完成。许多康已履行相应审批手续。闽大地[2008]估162号报告系为市场价值提供参与依据，较为客观反映讼争股权交易的真正市场价值，应以该评估报告为依据，同时，该报告包含被武夷山政府划走的2.38亩土地价值，扣除被划走部分，讼争股权实际市场价值应为4856184元，与讼争股权转让价格480万元并无实质差异。综上，许多康不构成严重失职，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1.2015年11月16日，柴昭杨以鼓浪屿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鼓浪屿公司到工商局协助柴昭杨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法院经审理认为鼓浪屿公司系国有企业，根据工商登记其持有大王公司54%股权，柴昭杨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鼓浪屿公司转让其所持大王公司股权的行为已经相应级别的人民政府批准，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已成立但未生效，故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5）武民初字第20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柴昭杨的诉讼请求。2015年11月16日，柴丽玮以天韵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东南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天韵公司到工商局协助柴丽玮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法院经审理认为天韵公司系国有企业持股企业，根据工商登记其持有大王公司6%股权，柴丽玮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天韵公司转让其所持大王公司股权的行为已经相应级别的人民政府批准，柴丽玮与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已成立但未生效，故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5）武民初字第20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柴丽玮的诉讼请求。2016年1月6日，柴文达以东南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东南公司到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协助柴文达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法院审理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的东南公司在大王公司的持股比例与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并不一致，股东持有股权和股权变动的情况必须以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记为准，故对东南公司的持股比例应以工商部门登记的持股比例40%为准，据此，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东南公司协助柴文达将其持有的大王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至柴文达名下。上述三份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11月7日，大王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变更为柴文达。 12.柴丽玮、柴文达、吴月琴等人于2019年11月，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等人赔偿因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造成的损失等。 13.经本院查询，大王公司现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上述事实，柴文达提供的《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及授权书复印件各1份、付款凭证复印件14张（其中收款收据2张、储蓄存款凭条4张、工商银行电汇凭证6张、厦门市企事业机关单位资金往来统一票据1张、领款收据1张）及工商银行开户申请书1份、《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3份、2005年5月18日大王公司原股东会议决议复印件1份、（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复印件各1份、大王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复印件1份、（2008）武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书、（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书、（2009）闽民申字第1164号民事判决书、（2010）南民再终第5号民事判决书、（2012）闽民提字第132号民事裁定书、（2013）武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及撤诉申请书、（2016）闽0782民初989号民事裁定书、（2016）闽0782民初2223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各1份、大王公司董事会纪要复印件各1份、证明复印件4份及通知书复印件2份、隆达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复印件各1份、2000年11月1日的《协议书》复印件1份、大王公司全体董事、经理、监事住所表、东南公司提供的（2008）武民初字第485号民事判决书、（2010）南民终字第390号民事判决书、（2010）闽民申字第1015号民事裁定书、（2010）闽民申字第1744号民事裁定书、（2012）闽民申字第695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诉状、(2011)武民初字第626号案受理案件通知书、(2011)武民初字第626号案开庭传票、(2011)武民初字第626号案中止审理民事裁定书、(2011)武民初字第626号案撤诉申请、(2011)武民初字第626-1号准许撤诉民事裁定书、（2011）武执行字第320号执行裁定书、2002年3月26日《借条》；柴文达（2016）闽0782民初989号民事起诉状；柴文达（2016）闽0782民初990号民事起诉状、《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2004年4月29日隆达公司给市工商局的《报告》；2005年3月25日隆达公司《承诺函》；《中国工商银行开户申请书》，隆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大王山庄有关文件材料移交情况》；(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起诉状；(2016)闽0782民初326号证据目录、(2006)武民初字第565号民事判决书；隆达公司与杜章旺、魏玉英《土地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二）、（三）、《承诺书》、《收条》；隆达公司与郑顺水《大王山庄1、2、5、7号地块合作开发协议》、《大王山庄3、4号地块合作开发协议》、《收条》；隆达公司与赵艺瑞《协议书》、《收条》、(2015)闽0782民初2037号民事判决书、(2015)闽0782民初2038号民事判决书、(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武夷山大王山庄建设项目大事记》复印件各1份、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提供的转让武夷山大王山庄款项明细及相关凭证、2002年《股东会纪要》、厦门市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作出《关于同意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关于撤销的通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厦民终字第1496号民事判决书等及法庭笔录证据证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对柴文达提供的2004年8月的确认书、工商银行现金存款凭证7张，因系复印件，且东南公司提出异议，不予采信；对柴文达提供的陈建平与大王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予采信。 对柴文达提供的两份声明，柴文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提供证据不具合法性，且从2019年11月柴丽玮、柴文达等人的另案起诉看，柴文达又推翻该证据，不予采信。 对东南公司提供的2000年12月7日的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补充协议书》，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予以认可，但提出实际未履行，结合2002东南公司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召开股东会所作的《股东会纪要》，可以确认该《补充协议书》未履行，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且柴文达对该证据提出异议，不予采信。 对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提交的2008年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因系在2005年5月18日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后所签订，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作确认。 本案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为： 一、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柴文达签订的《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认定问题。 柴文达认为，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签订的《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已变更为其与大王公司签订的《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隆达公司的主体已变更为柴文达。该协议书基于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未发生法律效力，实际上被2005年5月18日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所替代。 东南公司认为，柴文达提供的大王公司与柴文达签订的《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系复印件，应确认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签订的《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 本院认为，1.柴文达提供的柴文达与大王公司签订的《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虽系复印件，但该复印件加盖了大王公司的印章，且和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签订的《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相比对，大王公司在甲方栏后的盖章及钱骅、陈建平、刘玉泉在甲方代表签字栏后的签字位置明显不同，刘玉泉还在“协议书”第二页尾部手书“通1号路为9米刘玉泉”，故可以确认大王公司当日分别与隆达公司、柴文达签订了《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2、从大王公司与柴文达签订的《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的内容（“一、根据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1号决议：同意将大王公司的位于武夷山国家度假区团土地经营开发权（约29亩）占7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隆达公司（见甲方原规划图和甲方转让的红线图为准，土地使用证号：武：武国用［2001］字第**”及“附件：甲方应提供如下手续：1、大王山庄股东会议［2002］01号文件”）看，大王公司依据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1号决议，将股权转让给隆达公司，而非转让给柴文达，现无证据证实大王公司股东会议已改变［2002］1号决议，结合柴文达系隆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本院确定大王公司与柴文达签订的《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系柴文达代表隆达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签订的，而非柴文达个人签订，故大王公司与柴文达签订的《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的权利义务主体为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而非柴文达个人。该《协议书》签订后，柴文达实际经营、管理、控制大王公司，并享有经营收益，直至2005年5月18日，柴文达与东南公司、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柴丽玮与天韵公司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因《股权转让协议》与该《协议书》均是转让大王公司的股权，转让的是同一标的，柴文达、刘玉泉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确认，柴文达同时作为隆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刘玉泉作为大王公司总经理（全权操作大王公司建设项目相关事宜）及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签字确认的行为和之后股权转让实际已转给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的行为均表明该《协议书》已于同日解除，且柴文达、东南公司等案涉主体均将隆达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视为支付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应支付的上述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至于隆达公司与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因该款项产生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属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 二、股权转让款支付金额认定问题。 柴文达认为，其共支付853元，扣除另案判决的98万元，为755万元，而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分别与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款合计680万元，其已多支付75万元（755万元减680万元）。 东南公司认为，柴文达举证2002年9月23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材料款”30万元；2002年11月8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材料款”30万元；2002年11月18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投资款”15万元(合计：75万元)。从前述证据的文字表述来看，“材料款”、“投资款”与本案的“股权转让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款项，且收取的是“大王公司”给付的款项，如不与柴文达、隆达公司、柴昭杨、柴丽玮作关联的话，“大王公司”给付的款项就与柴文达没有关系。柴文达依“大王公司”给付“材料款”、“投资款”来主张东南公司应返还多收的“股权转让款”是没有依据的。 本院认为，1.诉讼中，柴文达、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刘玉泉均确认本案系股权转让关系，股权转让中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案涉当事人实际不存在土地转让关系。另外，东南公司与隆达公司的借款合同关系，业经法院判决生效，案件正执行中，与本案无关；2.东南公司于2002年3月18日收到的330万元、于2012年9月18日收到的50万元、于2003年2月21日收到的土地款100万元属于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鼓浪屿公司于2002年4月30日收到的100万元、于2002年7月19日收到的100万元，亦属于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以上共计680万元，因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3.东南公司虽辩称2002年9月23日的30万元、2002年11月8日的30万元均载明“材料款”、2002年11月18日的15万元载明“投资款”，与本案的“股权转让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款项，但东南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柴文达在2002年11月18日前，双方还存在材料买卖或投资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且14×××39账户系柴文达以大王公司名义开立并使用，2002年11月18日前，除柴文达向刘玉泉借款20万元外，柴文达与东南公司之间没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期间只发生了案涉股权转让关系，在《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中也约定“630万元金额中包含土地使用权、施工用电、水开通100接口，本地块通向1号路的有关批文”，即施工用电、水、开通接口等费用亦属股权转让款。另外，东南公司在答辩意见中也认可该75万元属于柴文达一方对东南公司一方享有的债权，并可用于抵销隆达公司尚欠东南公司的债务，说明双方并不存在材料买卖或投资关系，该75万元不是材料款或投资款，结合款项发生在股权转让期间的实际情况，该75万元是柴文达支付给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综上，可以确认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755万元（680万元加75万元）；4.2005年，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分别与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股权分别以430万元转给让柴文达、202万元转让给柴昭杨、48万元转让给柴丽玮，合计680万元。且柴昭杨、柴丽玮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从柴文达支付的755万元中予以抵扣，柴文达实际支付755万元，确已多支付75元（755万元减680万元）。因柴文达直接支付鼓浪屿公司共200万元，其他555万元由柴文达支付给东南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且《股权转让协议》还约定“转让生效前的债权债务由东南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柴文达要求东南公司返还多支付的7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三、2000年11月10日的《协议书》、2002年的《股东会纪要》及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23.2%股权转让效力认定问题。 柴文达认为，1.2000年11月10日的《协议书》，与同月1日的《协议书》内容明显不符，1日的《协议书》东南公司股权占40%，与大王公司章程一致，而10日的《协议书》东南公司占股权29.4%，与大王公司章程不一致，说明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签订阴阳合同，且属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属无效合同，涉嫌贪污国有资产；10日的《协议书》，违反国务院1996年《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且10日的《协议书》，因大王公司与柴文达签订的《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而实际终止，故10日的《协议书》不具证据三性特征；2.东南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根本违约情况下，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反而再将持有的33.5%股权转让给东南公司，属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转让行为无效；股权转让未经厦门鼓浪屿管委会批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因2002年3月柴文达受让大王公司股权，10日的《协议书》即被变更、终止履行，该《股东会纪要》具有欺诈性；《股东会纪要》出具时间为2002年4月25日与鼓浪屿公司辩称2002年3月15日召开股东会相矛盾，故《股东会纪要》不具证据三性特征；3.2005年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23.2%股权工商登记为鼓浪屿公司所有，东南公司没有处分权，东南公司转让行为系欺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该23.2%股权转让无效。 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均认为，10日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股东会纪要》及2005年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合法有效。 本院认为，1.1日的《协议书》，柴文达虽未提供原件，但该证据能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所作的“1日的《协议书》未实际履行，已被10日的《协议书》替代”辩称相印证，证实1日的《协议书》确实客观存在；2.从1日的《协议书》及10日的《协议书》看，该两份《协议书》签订主体一致（均为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内容发生了变化与更改（1日的《协议书》约定，股份及所持固定资产股份转让总金额折价709万元，其中鼓浪屿公司股份折价661万元，天韵公司股份折价48万元，另有中介费等杂费29万元，由董事会委托东南公司直接支付；注册资本增资至500万元，总资产按709万元计，其中鼓浪屿公司占股权54%，天韵公司占股权6%，东南公司出资200万元，占股权40%，东南公司在付足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转让金509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由东南公司担任法人和组成新的股东；10日的《协议书》变化和更改为，股份及所持固定资产股份转让总金额折价480万元，其中鼓浪屿公司股份折价432万元，天韵公司股份折价48万元；注册资本增资至500万元，总资产按680万元计，其中鼓浪屿公司占股权63.5%，天韵公司占股权7.1%，东南公司出资200万元，占股权29.4%，东南公司在付足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转让金480万元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即退出全部股份，由东南公司担任法人和组成新的股东），故10日的《协议书》实际是对1日的《协议书》的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经协商，变更合同内容符合法律的规定，柴文达提出该两份《协议书》属阴阳合同，因无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纳；且对比该两份《协议书》内容，1日的《协议书》比10日的《协议书》，东南公司要多付29万元（509万元减480万元），但东南公司股权增加10.6%（40%减29.4%、按柴文达诉称每股6.8万计算，价值为72.08万元），东南公司多付29万元但多得股权10.6%（价值72.08万元），10日的《协议书》与1日的《协议书》确有不同，但1日的《协议书》对东南公司更有利，故不能确认双方有恶意，且互相串通；3.柴文达提供的1992年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委行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及国务院1996年《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针对的是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并非国有资产产权转让审批，直至2003年5月27日国务院公布并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其中，转让全部国有股权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股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才明确规定，而10日的《协议书》于2000年11月签订、《股东会纪要》于2002年3月召开并形成决议，无需上报厦门鼓浪屿管委会批准同意，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能依据该条款确定合同无效，《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均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故即使违反该两《管理办法》，也不影响《协议书》、《股东会纪要》效力，本院确认10日的《协议书》及2002年的《股东会纪要》合法有效；4.从《关于撤销的通知》内容看，厦门市纪委、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纪工委查处时，发现的是隐瞒了地块违规转让等一系列问题及有关问题正在查处中，现历经10多年，未发现双方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且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厦民终字第1496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故现有证据不足以确认《协议书》及2002年《股东会纪要》、《股权转让协议》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对于柴文达提出该两份《协议书》转让款相差258万元（738万减480万元），系柴文达只解读《协议书》个别条款，未全面解读《协议书》；对于柴文达提出涉嫌贪污国有资产的主张，因柴文达已向有关部门控告，由有关部门查证；5.柴文达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及《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原股东会议决议》于2016年向武夷山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以（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东南公司应协助柴文达将大王公司4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柴文达名下，该判决已生效且已执行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四）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因柴文达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判决，本院对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即《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因该《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是63.2%股权，而非40%股权，23.2%股权是该《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的部分，故本院确认23.2%股权转让合法有效。且10日的《协议书》、2002年的《股东会纪要》及2005年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上，具有连贯性，东南公司依据10日《协议书》、2002年《股东会纪要》，已支付相应对价，取得23.2%股权（只是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东南公司没有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不能认定为欺诈，故柴文达提出2005年，其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23.2%股权工商登记为鼓浪屿公司所有，东南公司没有处分权，东南公司转让行为系欺诈，该23.2%股权转让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四、《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东南公司转让大王公司股权63.2%，但工商登记显示其享有的股权为40%，该差额部分股权23.2%所对应的股权款158万元是否应退还柴文达问题。 柴文达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东南公司将其享有大王公司63.2%的股权以43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柴文达，但东南公司工商登记中仅享有40%的股权，按每股6.8万元计算转让款为272万元，东南公司收取了股权转让款430万元，多收取了158万元，该款应当退还。 东南公司认为，虽然柴昭杨、柴丽玮提起的股东登记案被武夷山法院在(2015)闽0782民初2037号、2038号案以“合同成立但未生效”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但大王公司已被柴文达（包括隆达公司、柴昭杨、柴丽玮）实际控制、经营、收益，涉及大王公司100%的股份均由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控制和持有，2005年5月18日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已得以实际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00054号判例的裁定规则可以确定：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公司设立时，制定的初始章程应报经工商部门登记后才能生效。公司存续期间经法定程序修改的章程，自股东达成修改章程的合意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工商登记并非章程的生效要件。而大王公司的两家国有或国有持股公司，不仅在转让股权之时立有《股东会决议》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事后也有政府对国有资产处置的决定。大王公司价值680万元的100%股权转让应当是有效的，而不是柴文达诉讼中所说的仅为东南公司的40%。 本院认为，1.武夷山人民法院（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柴文达在大王公司中已依法享有63.2%的股权，且已实际交付，因大王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没有参与大王公司经营活动，不享有原大王公司任何权益，柴文达等人实际控制了大王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进行管理收益,23.2%股权未变更登记，不影响柴文达等人对大王公司的控制、经营、收益，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未变更事项并非无效，而仅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故柴文达提出股权23.2%所对应的股权款158万元应退还的主张，无事实、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对23.2%股权的变更登记，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柴文达仍可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救济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因属另一法律关系，其可另行主张。 五、柴文达与刘玉泉之间借款认定问题。 柴文达认为，其支付刘玉泉的98万元，已另案判决且生效，其向刘玉泉借款20万元，属个人借款，应另案处理。 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刘玉泉认为，柴文达向刘玉泉所借20万元，刘玉泉是职务行为，应在本案中抵销。 本院认为，1.柴文达支付给刘玉泉的98万元，本院已以（2018）闽0403民初6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现该判决已生效，与本案无关；2.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的20万元借款发生在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间，且刘玉泉的行为可以视为代表东南公司的行为，柴文达提交给武夷山法院的民事起诉状中也认可该20万元用于抵销股权转让款，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该20万元依法可以抵销本案股权转让款。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柴丽玮与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大王公司原三家股东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亦召开股东会对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表决，原三家股东对自己及他人转让名下所有股权不持异议，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依据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大王公司股权转让款为680万元，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出让方除收取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680万元外，东南公司还额外收取了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75万元，东南公司收取该款无合同和法律依据，应当返还给受让方。案涉75万元，由东南公司收取，且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转让生效前的债权债务由东南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故柴文达要求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对该75万元与东南公司共同承担返还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隆达公司与东南公司的借款纠纷和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对应主体不同，相互间的法律关系不同，且东南公司与隆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另案解决，东南公司主张债权债务混同和抵销，本院不予支持，但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的20万元借款，依法可以抵销本案股权转让款。据此，东南公司还应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55万元。东南公司多收取股权转让款应当在2005年5月18日返还，但至今未予返还，已给柴文达造成利息损失，故柴文达要求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柴文达要求东南公司返还超出股权比例23.2%的股权转让款158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已在上述焦点问题中予以阐述。同理，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对23.2%股权所对应的转让款158万元，不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故柴文达提出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应对23.2%股权所对应的转让款158万元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大王公司、吴月琴、翁某、柴某1、柴某2、柴丽玮对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依法予以缺席审理与判决。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55万元； 二、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还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柴文达利息[以55万元为基数，从2005年5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柴文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440元，由柴文达负担19440元，由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6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章薛 审 判 员  余明丽 人民陪审员  姜莲红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韦桂明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及申请执行提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 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第一百一十九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一百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5、《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其中，转让全部国有股权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股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申请执行提示：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