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继苏，男，壮族，1965年1月15日生，住环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东明，广西永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南新西路**。 负责人:韦景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萍，北京市中银（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琳，北京市中银（南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洲，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彩英，女，壮族，1938年2月3日生，住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海，男，系韦彩英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国线集团（河池）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富华路**iv> 法定代表人：林格,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建冠，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卢继苏、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韦彩英、新国线集团（河池）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国线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6民初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卢继苏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卢继苏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韦彩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卢继苏“因覃荣江在车上病发而拒载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对这一事实予以认可”错误。“盖然性”是指应该能够从证据中获得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覃荣江被拒载和自己决定下车两个事实上是0%和100%之间的区别，所以不存在盖然性的问题。韦彩英对其主张卢继苏拒载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然而一审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卢继苏有拒载行为就以“盖然性”来掩饰自己的推断，显然是错误的。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这是提醒承运人注意条款，非承担民事责任条款。承运人和乘客是依据合同法履行各自义务的，责任和权利完全平等，旅客付费和承运人把旅客运送到目的地是平等义务关系，如果再加上以“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作为民事赔偿义务内容，显然增加了承运人的义务，违背合同法权利义务平等关系。那么《合同法》为什么还要求承运人“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呢？这不是民事赔偿义务，而是增加承运人作为专业运输主体的注意义务，而不是民事赔偿义务，注意义务并不当然转化为民事赔偿义务。一审适用该条款来认定责任显然是错误的。三、没有证据证实覃荣江是具有“急病”的表症，卢继苏运营的是短途客车，特点是按照乘客要求上下车，覃荣江当天已经喝酒，且其上车前是完全健康的人，甚至还自己购买两袋60斤的红薯，可见其隐藏的病情一般人是无法判断的。当其要求下车是其自己要求，承运人无法阻拦的。其可能是晕车，可能是酒后乘车难受等等因素要求下车，作为承运人的卢继苏不是医生，无法从医生角度看清覃荣江的病症，特别是覃荣江患有脑出血，其前期从外表是看不出任何症状的，一审要求卢继苏采取急救措施显然远远超出了卢继苏的认知能力。试想，如果旅客要求下车，承运人不绐下车，那是什么结果？同时，证人宋某送覃荣江上车到其下车，前后只有5分钟，覃荣江告知其到目的地“果立坳”（地名）之（地名么覃荣江要求在博洞路口下车属于正常行为，承运人没有义务要求乘客一定要达到家或是回家的路口。四、按照一审的逻辑，客运行业将是灭顶之灾，以后任何人只要身上带有疾病，不管是隐蔽或是显现的病情，下车后都可以主张赔偿，这显然违背了客观、公正、公平原则。五、一审排除太平洋公司是不正确的，新国线公司与太平洋公司签定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协议》之《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广西地区）附加条款》第一条“扩产类”之第11条约定，太平洋公司应当在其承保范围内承担责任。六、一审尚未明确赔偿责任主体具体责任大小。七、覃荣江死亡完全是自己脑出血以及得不到及时治疗已经提前终止治疗导致死亡的，这个结果是客观的，不以承运人“盖然性的拒载”为转移的。一审在“本院认为”第二部分已经明确覃荣江死亡主因是其自身状况、疾病因素，辅因是其家属延误送医甚至怠于治疗两个原因造成的，那么卢继苏是因为什么原因、什么责任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呢？一审没有说出卢继苏承担赔偿义务的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支持卢继苏的上诉请求。 太平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韦彩英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韦彩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宋某证言：其与韦彩英的儿子（即本案死者覃荣江）于2019年6月7日去赶集，后宋某与覃荣江一共购买了2大袋红薯藤，宋某送覃荣江上车后自己又继续赶集，宋某称自己只是和司机说了“果立坳”，且自己离开时车子未开走。而韦彩英在起诉状中却称“覃荣江与宋某一共购买了3袋红薯藤”。一审庭审中韦彩英仍然称来到现场时覃荣江就直接面朝下趴在三袋红薯藤上。一审没有查清为什么红薯藤由2袋变成了3袋。因为证人宋某送覃荣江上车后就离开继续去赶集，其也承认他离开当时车辆并未马上开走，而红薯藤数量从2袋变成3袋，极有可能是覃荣江认为购买的数量不足，自行下次再购买了1袋，即覃荣江自行下车了，宋某并不知情，覃荣江并未乘坐新国线公司的车辆。2、宋某、覃海得知覃荣江“晕倒”在路边后便赶去找覃荣江，按照常理，如果真的发生病人被甩客，一般人（包括路人）的反应会打110或120求助或投诉，而宋某或覃海，甚至连其他围观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宋某等覃荣江的弟弟覃海来后与其一起送回家也不合常理。宋某在庭审时都自认，其到现场时覃荣江意识还清醒，自称“昨晚喝了酒，头有点晕，并告知弟弟覃海的电话，但并未主动告知为何会出现在半路”。这首先和其称得知“覃荣江晕倒后赶去找覃荣江”事实不符，并且覃荣江见到宋明起后主动说了自己为何下车的原因，如果覃荣江自己真的是被司机拉下车的，肯定第一反应会告诉宋某自己是被拉下车，但是覃荣江不但没有说，而是告诉了宋某自己弟弟的电话，就是知道自己的身体原因，认为自己需要休息，所以才会叫宋某找自己弟弟接自己回家。即事情的真相是覃荣江是因为自己喝了酒，觉得头晕，自行要求下车，而非被甩客。3、新国线公司、卢继苏没有理由将覃荣江拉下车。新国线公司、卢继苏本来就是以拉客为生，多一个客人多挣点钱，根据当时的监控可知，车上还有很多空位，卢继苏恨不得多点人上车多收钱，怎么可能还赶客人？韦彩英称路人说是卢继苏“甩客”，首先没有证人出庭证实。况且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如果真的发生卢继苏将病发病人“甩客”的情形，车上的其他乘客既会发朋友圈，也会有人打投诉电话。而且新国线公司还购买了足额保险，根本不需要要把病人拉下车。韦彩英称“上车时司机还帮忙拿红薯藤上车”，司机主动帮客人拿车西上车说明其热心肠，服务态度好，怎么可能才过五分钟就变成拉客下车？说明司机行为与韦彩英所称明显与事实不符。司机跑这条线路十多年，都是乡里乡亲，中途两人并未发生冲突，怎么可能—个热心肠的人突然变得冷血呢？而且卢继苏是要继续在这条线上运营的，被蒙上这种不白之冤，今后要接受乡亲们的指指点点，说就是这辆车把病发的病人强行拉下车，谁还敢坐这辆车？所以司机不可能做出这种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事。因为卢继苏的车辆是属于招手即停的，不可能记得每个人到达地点，何况覃荣江是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客人要求下车，司机不可能不给下的。所以事实只可能是覃荣江因为昨晚喝了酒，觉得坐车时难受，所以想下车透透气而要求司机停车后自行下车，其更没有向司机说明自己病发要求救助，司机不可能有医学常识，知道其有高血压，当然只能按其要求开门给其下车。一审没有证据证实覃荣江是被拉下车的，就推断卢继苏甩客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如果按照一审的逻辑，只要有人上过车，只要下车病发就必然是“被甩客”，那是否所有老人乘车时，司机都要求有年轻人同行才敢给其上车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1、韦彩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为依据要求卢继苏赔偿，案由也是公路运输合同纠纷。按照卢继苏的说法，本案中覃荣江没有购买车票即下车，双方并没有建立运输合同关系。2、覃荣江是自行下车，即便双方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也已经结束。3、覃荣江至宋某来时仍能说明其下车原因，没有证据证实覃荣江在车上已经发病，更没有证据证实其向司机求助。要求司机非医疗专业人士能判断一个人是否急病，无疑是加重司机方的责任。试想，收了5元的车费，或者连5元车费都没有收到，就因为这个人曾经上过车，就被赔近5万元，这对司机公平吗？4、本案是公路运输合同纠纷，韦彩英的证据也说明了覃荣江的死亡是因为高血压、脑出血死亡。即其死亡是自身疾病及家人延误治疗所致，而一审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认定覃荣江的死亡与卢继苏有因果关系，从而承担15%责任是错误的。因为司机让覃荣江下车不是其死亡的原因，更没有因果关系。试想，如果覃荣江是在车上病发身亡，卢继苏都还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以免责，怎么一个正常下车的客人因病死亡了，反而侵权了？三、太平洋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予以改判。 韦彩英辩称，卢继苏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一审时卢继苏、新国线公司及太平洋公司称覃荣江根本没有乘坐该车辆，后面又说覃荣江在博洞路口自行要求下车，这自相矛盾。这前后矛盾的说词中证实一个问题，覃荣江确实乘坐该车辆，并且在车上发病，被车主拉下车甩在半路。前后矛盾说词说明他们在掩盖事实，推卸责任。二、覃荣江上车时就声明到目的地（果立坳），如果是正常人绝对不会在博洞路口下车，因为在博洞没有亲朋好友，并且还携带红薯藤。卢继苏说覃荣江在博洞路口要求下车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三、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正常人在博洞路口会使博洞民众报警吗（这在一审时已出具出警证明），这就说明覃荣江在车上发病而被车主拉下车。四、卢继苏是个老司机，做运输十余年，他也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关于“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的规定。因为卢继苏本人当天没有尽到救助，没有拨打120、110，也没有通知受害人家属，自知理亏，所以才有之前说覃荣江根本没有乘坐他的车，之后又说覃荣江在博洞路口要求下车这一说法来掩盖事实。 韦彩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卢继苏、新国线公司、太平洋公司向韦彩英赔偿149533.5元（死亡赔偿金12435*20=248700+丧葬费6129*6=36774+医疗费321.85+被扶养人生活费10617*5/4=13271.25，以上共计299067.1元*50%=149533.5元）；2、本案诉讼费由卢继苏、新国线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7日，韦彩英之子覃荣江与同村的宋某相约到环江县上赶集，二人各自出资分别购买了两袋重为32斤、28斤的红薯藤。约9时许，宋某将覃荣江送上卢继苏驾驶的“雅京至金城江”班线的桂Ｍ×××××号客车（挂靠于新国线河池公司），并协助司机卢继苏将两袋红薯藤放置于车厢底部，在告知司机到“果立坳”（地名）下（地名离开继续赶集。宋某离开约5分钟左右，便接到熟人电话告知，发现覃荣江倒在博洞路口。宋某即乘车赶到博洞路口，看到覃荣江连同两袋红薯藤一起倒在路边，边上众人围观却无人敢扶，并听到围观路人说是“车甩人下来”。宋某将其扶起后发现其神智尚还清醒，其自称昨晚喝了点酒，头有点晕，并告知了其弟覃海的电话号码。宋某当即通知了覃海，约半小时左右，覃海驾车赶到并将覃荣江接回家，宋某搭乘到“果立坳”自家路口便下车离开。覃海将覃荣江送至覃荣江位于的家中上床睡觉，未就医或服药，晚饭也不愿吃。第二日（即6月8日）早上，发现覃荣江发烧并讲不出话，其亲属方才拨打120电话并乘急救车将其送至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救治。但当日其亲属感觉救治无望而要求出院，医院的出院诊断为：1、脑出血；2、脑疝形成；3、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组；4、肺部感染；出院医嘱及建议：院外继续住院治疗。但覃荣江脱氧出院不久即死亡。另查明，覃荣江住院医疗费用为3218.64元，由于其是环江县建档立卡贫因户，在享受政府兜底90%的医疗费用后，其家属实际支付321.85元。再查明，覃荣江未婚未育，腿部高低脚，患有四级残疾，生前有高血压史。其母即韦彩英育有三子一女，与其共同生活，系覃荣江唯一财产继承人。 一审法院认为，一、证人宋某出庭作证时称，吉祥街至“果立坳”车费5元，当地惯例多为先上车后补票。其证言符合农村当地实际情况，真实、可信，应予采纳。覃荣江生前患有四级残疾，腿脚不便，又携带两袋重达60斤的红薯藤，其既为赶集购买红薯藤，按照常理亦会留存车费返程，况且车费较低，新国线河池公司抗辩覃荣江无钱购买车票而半途下车，无说服力，不符常理，一审不予采信；卢继苏抗辩覃荣江未搭乘其车辆，与证人指证及之前自认的录音资料不符，又无其他有力证据反驳，一审对该抗辩不予采信。覃荣江搭乘桂Ｍ×××××客车，由司机卢继苏协助放置好其携带的物品，并载其离开前往目的地，从双方的行为中可以推定双方有订立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的合意，亦符合当地先上车后补票的交易习惯，是否购买车票并非合同成立的唯一要件，卢继苏、新国线公司抗辩覃荣江未购票亦未形成合同关系的主张不成立，一审不予采纳。卢继苏作为桂Ｍ×××××营运客车的实际承运人，与覃荣江构成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负有将覃荣江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的合同义务。新国线公司作为桂Ｍ×××××客车的挂靠单位，对合同的履行亦负有连带责任。 二、关于覃荣江是自行下车还是被拒载的问题。一审认为，根据证人宋某的证言，覃荣江上车时未发现有异常，但在5分钟后却得知覃荣江已晕倒在路边。而覃荣江腿脚不便，又携带两袋重约60斤的货物，在车辆业已开出的情况下，覃荣江却在路口下车，结合司机卢继苏及其妻在录音资料中对覃荣江在车上状况的描述及覃荣江所患高血压疾病的基本表症、特点，一审认为韦彩英主张的司机卢继苏因覃荣江在车上病发而拒载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对这一事实予以认可。卢继苏在录音资料中所称覃荣江为自行下车的说法不符常情，一审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的规定，卢继苏未对搭载的乘客尽力提供帮助甚至中途拒载，存在合同违约和一定的民事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覃荣江自身的身体状况、疾病因素是死亡的主因，其家属延误送医甚至怠于治疗是辅因，因此，卢继苏的民事责任应予减轻，据此，经综合上述因素及过错责任大小，一审酌情认定卢继苏所负责任比例为15%。卢继苏、新国线公司、太平洋公司均未对韦彩英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299067.1元的数额提出异议，且该数额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予以确认。故卢继苏应按15%的责任比例承担44860元（即299067.1元*15%）的经济赔偿。新国线公司作为卢继苏营运的桂Ｍ×××××号客车的挂靠单位，应与卢继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外，新国线公司虽向太平洋公司投保道路运输承运人责任险，但该保险合同与本案诉争合同系另一法律关系，且是否应予理赔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而本案为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该诉争一审暂不予处理，可由双方协商或另诉解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九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新国线公司、卢继苏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赔偿韦彩英因覃荣江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44860元；二、驳回韦彩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3791元（韦彩英免交），由卢继苏、新国线公司共同承担570元。 二审中，卢继苏、太平洋公司、韦彩英、新国线公司均无新证据提交。 韦彩英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卢继苏对一审关于覃荣江上了卢继苏的车、宋某听到围观路人说“车甩人下来”的认定有异议，其认为以上事实无证据证明。太平洋公司对一审关于覃荣江和宋某购买两袋红薯藤的数量、宋某听到围观路人说“车甩人下来”的认定有异议，其认为以上事实无证据证明。新国线公司对一审认定事实的异议与卢继苏、太平洋公司一致。针对以上异议主张本院认定如下：一、覃荣江和宋某购买两袋红薯藤的数量与本案无关，故对相关异议主张不予采信；二、宋某是否听到围观路人说“车甩人下来”，一审时除了证人证言外无其他证据佐证，故该项异议主张本院予以采信。 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当地客运车辆在吉祥街至“果立坳”这一线路运输上存在先上车后付费补票的交易习惯，卢继苏的车辆运输时亦遵循该交易习惯。在旅客先乘车后付费补票的情况下，客运合同的成立时间是乘客上车之时。一审时出庭作证的证人宋某的证言，以及一审韦彩英提供的证据录音资料均反映，2019年6月7日覃荣江搭乘过卢继苏的客运车辆，卢继苏、新国线公司主张覃荣江当日未搭乘涉案车辆但缺乏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认定覃荣江当日已搭乘卢继苏的客运车辆，涉案客运合同在覃荣江上车时已成立。在涉案客运合同成立的情况下，卢继苏作为承运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关于“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的规定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卢继苏依法负有对覃荣江的救助义务，但卢继苏是否应对覃荣江履行该项义务并承担不履行该项义务的不利后果，还需满足以下条件：一、覃荣江在运输过程中存在急病发作的情况；二、卢继苏已注意到或应当注意到覃荣江存在急病发作的情况，且卢继苏不履行救助义务；三、覃荣江的死亡和卢继苏不履行救助义务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案系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无法举证证明的，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第一，覃荣江在乘车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具有自行选择下车地点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韦彩英主张覃荣江是被卢继苏赶下车，该主张除宋某的证言外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覃荣江在运输过程中急病发作。覃荣江下车后，宋某未将其送医，覃荣江回家当天，其家人亦未将其送医，可见宋某和覃荣江的家人亦未感知到覃荣江存在急病发作应当立即送医的情况，故从一般人的注意能力角度考虑，无法推定覃荣江在运输过程中急病发作，亦无法认定卢继苏已注意到或应当注意到覃荣江急病发作。第三，根据本案证据《疾病证明书》和一审查明的“当日其亲属感觉救治无望而要求出院，医院的出院诊断为：1、脑出血；2、脑疝形成；3、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组；4、肺部感染；出院医嘱及建议：院外继续住院治疗。但覃荣江脱氧出院不久即死亡。”这一事实，一审关于覃荣江自身的身体状况、疾病因素是死亡的主因，其家属延误送医甚至怠于治疗是辅因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事实无法证明卢继苏的运输行为对覃荣江的死亡结果起到了促进作用，故本院认定卢继苏的运输行为和覃荣江的死亡结果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综前所述，对卢继苏关于其不应承担责任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同理，新国线公司、太平洋公司亦无需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卢继苏、太平洋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和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6民初876号民事判决； 二、改判驳回韦彩英的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361元，由被上诉人韦彩英负担。上诉人卢继苏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61元，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22元，均由本院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剑峰 审 判 员 韦海平 审 判 员 陈一锋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黄奕通 书 记 员 兰小盆 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第三百零一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