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1民终135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中泰路9号天健·国际公馆A座20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564008657W。 法定代表人：戴育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宇玲，广西华志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15-1号现代·国际13层1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7451191881。 法定代表人：戴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宇玲，广西华志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堃，女，197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育云，男，197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业英，女，1940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莫丽秋，女，197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建家，女，195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育卿，女，1982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育辉，男，197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宇玲，广西华志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文华，女，1978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 以上十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顺，广西程和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宁市信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金浦路**金湖帝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6976049701。 法定代表人：陈贞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宁，广西锦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戴华，男，196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顺，广西程和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因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公司”）、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与被上诉人南宁市信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义公司”）、原审被告戴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3民初3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四方公司、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信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协议属同业拆借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为普通借款合同属事实认定错误。二、案涉协议因违反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有效错误。1、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意见》【桂政法（2012）58号】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案涉协议系两家小贷公司之间的资金拆借，未依规履行审批手续，严重扰乱了金融监管秩序，影响小贷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2、案涉协议款项交付方式是通过“私转私”方式进行，明显违反了同业拆借应通过双方对公账户交付借贷资金的相关规定，并以普通个人借贷的方式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金融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广西区金融办”）备案，属恶意串通。由于案涉协议无效，四方公司此前支付的利息已远远大于全部借款本金，因此四方公司无需再向信义公司支付案涉款项的利息，则一审判决四方公司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利率还本付息，没有依据。三、四方公司在减资前已按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向信义公司履行通知义务，并就减资事项在报纸上进行公告，四方公司的减资程序合法，一审法院认定减资程序有瑕疵，判决四方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在减少注册资本时，其债权人是确定的，公司如未履行通知义务，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责任的性质应属于侵权赔偿责任，由于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只有在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即瑕疵减资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结果时，债权人方能请求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减资股东向债权人赔偿损失的范围也应仅限于减资后公司财产不足偿债的部分，责任性质应是补充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另外，四方公司在减资后的资产远多于本案债务，故应有足够的偿债能力，无需公司股东对案涉款项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信义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戴华陈述称，其已不是四方公司的股东，本案债务与其无关。 信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四方公司向信义公司偿还尚欠借款本金100万元；2、四方公司向信义公司支付借款利息52万元（利息计算方法：2016年1月以前的利息四方公司已付清。2016年2月至今的利息暂计算到2018年3月=100万元×2%×26个月=52万元。此后的利息要计算到四方公司等责任人还清借款本金日为止，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3、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在非法减少资本金的金额范围内对四方公司应该偿还或支付给信义公司的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应付利息，在非法减资的金额范围内向信义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对四方公司应该偿还或者支付给信义公司的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应付利息，以减少资本金之前的投资额为限，对信义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所有诉讼费用，全部由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均为小额贷款公司，双方的经营范围均为：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2014年4月，信义公司（甲方）与四方公司（乙方）签订《委托贷款协议》，约定：一、甲方自愿将自有资金100万元委托乙方以贷款方式有偿使用；二、甲方转入资金在乙方开立委托贷款基金存款专户，用于乙方自行选定的贷款项目，所有风险评估及经济责任由乙方自行负责；三、委托贷款的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均由乙方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核定；四、委托贷款客户的选择，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项目及有良好信用的企业及自然人；五、乙方应该接受甲方或者甲方代理人对委托贷款的调查、监督和检查贷款使用情况；六、甲方对乙方的委托款项，按月利率2.2%计息，期限2014年4月25日至2014年5月24日，每月付息到期还本（以委托款项实际到达双方账户为准）。七、委托贷款收回后，甲方可指定新的委托贷款项目，或收回委托贷款资金。……十、乙方指定委托贷款收款账户：户名：戴育辉，帐号：62×××11。十一、甲方指定委托贷款本金付出账户：户名：何冬兰，账号：62×××44。2014年4月25日，信义公司向四方公司指定账户转款100万元。2016年7月28日，信义公司（甲方）与四方公司（乙方）签订《委托贷款补充协议》，称甲乙双方2014年4月25日签订《委托贷款协议》，甲方向乙方发放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佰万元，借款期限一个月，因乙方向第三方发放贷款没有按期收回所以导致乙方向甲方还款逾期，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乙方确认结欠甲方贷款本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未归还；二、乙方已按照《委托贷款协议》向甲方支付2014年4月25日至2016年1月利息共计肆拾陆万贰仟元；三、乙方结欠甲方2016年2月至2016年7月利息未付；四、乙方计划于2016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先还本后付利息，同时乙方向甲方还清借款本金前，乙方以欠付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2月开始按照2%每月计算向甲方支付的利息……。后因四方公司逾期未还，信义公司诉至法院。 另查明，四方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28日，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一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戴育云，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均为四方公司的股东。2016年5月31日，戴华将其持有的四方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戴育辉。2016年11月10日，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召开公司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6000万元，并称公司无须清偿的债务。减资前四方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富林公司出资4900万元（占股比例49%）、戴育云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黄堃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袁建家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刘业英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莫丽秋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戴育卿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陆文华出资600万元（占股比例6%）、戴育辉出资900万元（占股比例9%）。申请减资时，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共同出具了《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债务情况说明》，其中有内容：“二、公司截止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之日2016年11月1日共有13232.32万元债权、7.84万元债务，至变更之日2016年11月30日又新增62.8万元债权，无新增债务；本公司合计债权总额13295.12万元、债务总额0万元。三、公司截止申请变更之日2016年11月30日已偿还7.84万元债务；无需清偿的债务。四、股东承诺对公司减资前的所有债务（隐形债务）以减资前的投资额为限承担连带责任。五、本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不含虚假内容，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愿承担相应的一切法律责任。”该情况说明在行政机关予以备案。此外，四方公司委托广西同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编制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进行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审计报告。2016年11月12日，四方公司在《广西日报》发布减资公告。2016年12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复同意四方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减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减至4000万元，其中，富林公司减资4100万元；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各减资200万元；戴育辉减资500万元，减资后公司股权结构为富林公司出资800万元，占比20%；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各出资400万元，各占比10%。为完成减资，四方公司向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退回了各自减资款。2017年3月29日，四方公司办理了新的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许可证，公司的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委托贷款协议》、《委托贷款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贷款协议》、《委托贷款补充协议》的内容，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形成借贷关系，四方公司尚欠信义公司借款本金100万元未还，该行为已构成违约，故信义公司有权要求四方公司偿还尚欠本金100万元。此外，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在《委托贷款补充协议》约定了利息及利息的计算方法，四方公司逾期未偿还借款，四方公司应按约定向信义公司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尚欠本金1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至四方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按月利率2%计付。四方公司提出利息过高，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四方公司支付利息未超过年利率36%，亦符合双方约定，故一审法院对四方公司的抗辩不予采信。 关于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是否应对四方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的注册资本可视为公司对外公示的债务清偿能力，公司减资必然削弱公司的债务清偿能力，从而影响债权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减资时应依法履行完整的法定通知程序，以便债权人全面、及时获悉减资信息，确保其可采取相应的权衡和行动。因此，对公司减资信息的披露，应以直接通知为主要方式。本案中，四方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减资股东会决议并随后刊登了减资公告、办理工商登记变更，而其在2016年7月28日与信义公司已对账确认尚欠贷款金额和还款期限，可见四方公司进行减资期间，其对信义公司这一债权人是明知、确定的。四方公司对已知债权人未进行直接、合理、有效的通知，而仅在报纸进行减资公告，其通知程序上存在瑕疵，也使信义公司丧失了在四方公司减资前要求其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权利。四方公司辩称其已口头通知信义公司，但缺乏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公司是否减资系股东会决议的结果，是否减资以及如何进行减资完全取决于股东意志，股东对公司减资的法定程序及后果亦属明知，但是在此情况下，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作为四方公司股东，仍然未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减资手续，且对于公司通知义务的履行亦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并通过减资取回股金而实际获益，该行为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情形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故其应当对四方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且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均承诺对公司减资前的所有债务以减资前的投资额为限承担连带责任，该承诺系股东在减资时所作出，并在行政机关予以备案，对于减资时未获清偿的不特定债权人而言应发生法律效力，故对信义公司要求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以减资前的投资额为限就四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四方公司提出依据四方公司的审计报告显示四方公司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但四方公司的审计报告所依据的材料均由其单方编制和提交，属于四方公司单方委托的内部审计，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四方公司对外债权债务情况及偿债能力，故一审法院对审计报告不予采信。另对信义公司要求戴华对四方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四方公司向信义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二、四方公司向信义公司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尚欠借款本金1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至四方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按月利率2%计付）；三、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分别在4900万元、600万元、600万元、600万元、600万元、600万元、600万元、600万元、900万元范围内，对四方公司结欠信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信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48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由四方公司、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共同负担。 鉴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据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四方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日期为2014年8月7日、2014年8月12日的来账业务回单，证实信义公司所提交的广西区金融办关于同意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拆出资金的批复（桂金办函[2014]617号）中所同意的拆出资金2000万元并非案涉款项，而是该两份来账业务回单所记载的款项，从两份回单可知，如为真实的资金拆借，应当系从对公账户走账而且应备注为同业拆借款，而非像案涉款项一样从私人账户走账也没有任何备注。 信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针对四方公司的举证，信义公司提交其在一审时已提交过的作出时间为2014年7月24日的《区金融办关于同意南宁市信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拆出资金的批复》（桂金办函[2014]617号），该批复载明：“你们《关于与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资金拆借业务的请示》、《关于与南宁市信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资金拆借业务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一、同意南宁市信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拆出资金2000万元，期限12个月。二、你们双方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规范经营，并及时做好广西小额贷款公司监管信息系统相关信息的填报工作。”信义公司以此证明本案案涉借款已经过广西区金融办批准并备案登记。 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因四方公司提交了原件予以核对，故本院对四方公司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该证据是否能支持四方公司的主张，本院将结合判决理由部分在下文予以评述。 本院二审期间调取了另案审理的（2019）桂01民终1811号案件中广西区金融办于2019年9月2日就小额贷款公司同业资金拆借的申请程序以及相关规定向本院的回函，该回函载明：“一、小额贷款公司相互之间进行资金拆借须符合法定条件并事先取得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自治区金融办）同意。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意见》（桂政发[2012]58号）第三条第二款：‘有序拓宽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渠道：（二）稳步拓展融资渠道。……。对运行情况良好、合规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经自治区金融办审核同意，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地、地方资产交易平台开展资产转让等业务从股权投资基金融入资金，融入资金余额暂不超过公司资本净额的50%；可在一定范围的小额贷款公司之间进行资金调剂拆借。……。’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之间可进行资金调剂拆借，但须经我局审核同意，该程序为必备程序。二、小额贷款公司同业拆借申请材料由申请单位提供，拆借金额、利率执行及资金用途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2008]2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桂政发[2009]7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指导意见》（桂金办发[2009]14号）等有关文件规定。……。” 对前述调取证据，各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能够证明本案的贷款协议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信义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亦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且不认可上诉人所称的证明目的。 上述证据涉及小贷公司同业拆借的程序及监管规范，虽然涉及的借款并非本案借款，但仍与本案事实及法律适用有关联，故对各方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上述证据能否证明各方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阐述。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委托贷款协议》、《委托贷款补充协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二、上诉人四方公司的减资行为是否履行了完整充分的通知义务？其股东应否就减资行为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委托贷款协议》、《委托贷款补充协议》均加盖有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的公章以及有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可以认定系订立合同为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双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指定银行收款账户进行发放借款和接收还款，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并实际履行。但签订双方对《委托贷款协议》、《委托贷款补充协议》的法律效力存在争议，四方公司主张前述合同属于小贷公司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由于未经广西区金融办审核批准，且是通过私人账户走账，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五）项的情形，故合同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四方公司主张案涉协议存在签订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但却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四方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对于案涉协议是否属于前述合同法中第（五）项规定情形的问题，从前述条文可知，合同无效的情形系以直接、明确、有限列举的方式通过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的，因此对合同无效的认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的具体规定，即依据前述法规第（五）项来认定合同无效必须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前提，超出前述情形以外的合同不宜认定为无效。本案中，四方公司与信义公司作为小额贷款公司，其行政主管部门是各地方金融办，从本院向广西区金融办函询的答复可知，案涉两家小额贷款公司之间的资金调剂拆借，所依据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意见》（桂政发【2012】58号），前述文件的性质并不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其作出的具体规定亦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违反前述文件的资金调剂拆借行为并不符合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仅为行政机关对违规方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各上诉人以案涉两家小额贷款公司违反前述文件为由主张案涉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另外，虽信义公司、四方公司均是以私人账户交接借款，此举虽然不合规，但不是导致案涉协议无效的法定理由，且双方均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借款的交付及还款等合同义务，故本院对四方公司的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案涉《委托贷款协议》、《委托贷款补充协议》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四方公司尚欠信义公司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四方公司称其已将案涉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但却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四方公司主张其股东即上诉人对四方公司进行减资时已就减资事项对信义公司进行口头通知并且在报纸上刊登了减资公告，应当视为充分履行了通知义务，不应以未履行通知义务为由要求四方公司的股东在减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公司资本规模是交易相对方判断公司财产责任能力的重要依据，公司股东负有诚信出资以保障公司债权人交易安全的责任，公司减资时对其债权人负有通知债权人并根据债权人要求进行清偿或提供担保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从前述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看，第一句直接规定了公司在减资时必须履行对债权人的通知及登报公告的义务，而第二句其实是对减资通知义务的形式和法律后果作出的进一步规定，即对于已知债权人，减资通知应当以书面通知书的形式到达债权人处，进而据此确定收到通知或未收到通知的时间，引起债权人有权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法律后果，因此公司进行减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已知债权人，尽职履行完整的法定通知程序，以便债权人全面、及时获悉减资信息，确保其可采取相应的权衡和行动。本案中，四方公司对已知债权人未进行直接、合理、有效的书面通知，而仅在报纸进行减资公告，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通知程序上存在瑕疵，也使信义公司丧失了在四方公司减资前要求其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机会。四方公司还辩称双方一直保持密切合作且其已口头通知信义公司，但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并不能免除减资行为所产生的法定通知义务，相反更说明其履行书面通知义务并不存在障碍，故本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其次，四方公司先于2016年7月28日在《委托贷款补充协议》中与信义公司对账确认尚欠贷款金额和还款期限，后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减资股东会决议并随后刊登了减资公告、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四方公司在明知其向信义公司负有债务的情况下，在减资时既未依法通知信义公司，亦未向信义公司进行清偿，损害了信义公司的合法权益。再次，公司是否减资系股东会决议的结果，是否减资以及如何进行减资完全取决于股东意志，股东对公司减资的法定程序及后果亦属明知，但是在此情况下，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作为四方公司股东，未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减资手续，且对于公司通知义务的履行亦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并通过减资取回股金而实际获益，该情形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实质以及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本质上并无不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作为参与四方公司减资的股东，因四方公司减资行为存在瑕疵，致使减资前形成的公司债权在减资后清偿不能，应在公司减资数额范围内对四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于信义公司又另行请求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对四方公司的债务以减资前的投资额为限对信义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属于对同一事实的重复认定，本院不再重复处理。四方公司还提出依据审计报告显示其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减资行为未造成清偿不能的后果，但四方公司的审计报告所依据的材料均由其单方编制和提交，属于四方公司单方委托的内部审计，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四方公司对外债权债务情况及偿债能力，故仅以审计报告作为认定四方公司在减资后依旧具有清偿能力的依据不足，本院对四方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至于戴华的责任问题，因戴华在四方公司股东减资之前已非公司股东，故不应对四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方面除对股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认定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以外，其余均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3民初336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二、变更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3民初336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上诉人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在其减资范围即41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内对前述第一、二项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案件受理费1848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由被上诉人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740元，由被上诉人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共同负担。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桂芬 审 判 员 姚 娟 审 判 员 覃 斯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法官助理 石轲予 书 记 员 苏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