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渝0103民再1号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男，汉族，1959年5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孔华，重庆万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海涛，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男，汉族，1964年12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萍，重庆渝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男，汉族，1973年2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被申诉人：邹圣莉，女，汉族，1958年8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因与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被申诉人邹圣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2年8月8日作出的（2012）中区民初字第00266号民事判决书，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申诉，该院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和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作出渝检五分院民监（2016）50850000243号民事抗诉书，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渝05民抗4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并在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于2017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潘明心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乾玉、人民陪审员张莉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8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王妍担任法庭记录。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指派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邢光旭出庭。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孔华、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渝，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萍到庭参加了诉讼，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审理过程中，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解除了对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渝的委托，重新委托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兰海涛进行诉讼。2018年12月19日，本院适用普通程序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骆漪担任法庭记录。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指派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邢光旭出庭。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孔华、兰海涛，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萍到庭参加了诉讼，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被申诉人邹圣莉经本院传票传唤及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2019年5月27日，本院适用普通程序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柯彧担任法官助理，书记员刘贇担任法庭记录。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指派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邢光旭出庭。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孔华、兰海涛，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萍、被申诉人邹圣莉到庭参加了诉讼，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经本院传票传唤及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1年11月15日，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黄政强、被告杨文庆立即向原告潘声贵归还459200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时止，按照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资金占用损失。事实及理由：杨文庆与潘声贵系朋友关系，2009年11月26日，杨文庆带黄政强找到潘声贵，要求潘声贵借款459200元购买承兑汇票，并承诺在其承兑了汇票后（大概30-35天）归还潘声贵借款，并支付月息5%。潘声贵考虑到朋友交情，答应了黄政强和杨文庆的请求，但又不放心黄政强和杨文庆是否将款项用于承诺用途，于是陪同黄政强和杨文庆去购买承兑汇票，并帮助黄政强和杨文庆支付购买价款，黄政强和杨文庆得到承兑汇票后给潘声贵出具了《收条》一份。之后，二人承兑了汇票，但却一直不归还潘声贵的借款及利息。潘声贵多次找到二人，二人都承诺归还潘声贵的借款，黄政强还承诺用其在世荣机械公司的债权归还潘声贵的借款，但由于世荣机械公司已经破产，潘声贵一直未得到黄政强和杨文庆归还的借款，遂向本院提起诉讼。黄政强与杨文庆、邹圣莉均没有到庭参加原审诉讼，没有参与答辩。原审查明：潘声贵和杨文庆系朋友关系，潘声贵通过杨文庆认识黄政强。2009年11月26日，黄政强、杨文庆向潘声贵借款459200元购买承兑汇票。当日，黄政强、杨文庆在用潘声贵的借款购入承兑汇票后向潘声贵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潘声贵银行承兑汇票肆张。第一张票号中行04398671,6万元整；第二张票号中行04398672,4万元；第三张票号光大银行5A/0100293943,10万元；第四张票号建行********，额度259200元。此肆张银票已由潘声贵支付现金收购。此票执票期30至35天。另外，“邹圣莉”也在该《收条》上签名。2011年1月22日，黄政强向潘声贵出具《委托书》一份，其中载明：本人黄政强与璧山县世荣机械有限公司李盛荣借款纠纷一案，在璧山县人民法院审理清楚，判决书已下，此案所有应收金额（人民币），全部由潘声贵代收，已偿还本人在潘声贵处的借款。此后，潘声贵并未从重庆市璧山县人民法院收到世荣机械公司和李盛荣的案款。至今，黄政强和杨文庆并未向潘声贵偿还借款，潘声贵遂提起本次诉讼。原审另查明，潘声贵明确表示无法提供在《收条》上签字的“邹圣莉”的具体身份情况。同时，本院向公安机关查询仍不能确定“邹圣莉”的身份。本院原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潘声贵举示的《收条》上载明了潘声贵向黄政强和杨文庆支付现金459200元的事实，而《委托书》可以确认黄政强差欠潘声贵借款的事实，最后通过录音资料可以认定杨文庆已承认潘声贵向黄政强和杨文庆出借的459200元供两人购买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综上，黄政强和杨文庆并未向潘声贵偿还上述借款，属于违约，应当承担偿还借款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法律责任。关于潘声贵要求黄政强和杨文庆支付按照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标准计算资金占用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潘声贵与黄政强和杨文庆就上述借款并未有利息的约定，潘声贵也未举示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约定了利息标准，故本院认定该笔借款在借款期限内视为不支付利息。现潘声贵以起诉的形式要求黄政强和杨文庆偿还借款，应当给予黄政强和杨文庆合理的还款期限。黄政强和杨文庆至今也未支付借款，应当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本院考虑借款金额较大，结合本案案情，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黄政强和杨文庆支付借款的合理期限为2个月，故黄政强和杨文庆应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起算时间是从潘声贵起诉后2个月（2012年1月15日）起；资金占用损失计算标准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逾期付款的规定，本院现酌定资金占用损失计算标准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0%计算。虽然“邹圣莉”也在《收条》上签名，现因潘声贵不能提供在《收条》上签名的“邹圣莉”的具体身份情况，且不以“邹圣莉”为被告要求其承担责任，故本院对“邹圣莉”的身份也无法确定，在本案中无法追加邹圣莉作为被告。黄政强和杨文庆经本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于2012年8月8日作出（2012）中区民初字第00266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黄政强和被告杨文庆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潘声贵归还借款459200元，并支付从2012年1月15日起至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0%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二、驳回原告潘声贵的其他诉讼请求。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不服原审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提出抗诉意见，认为本院（2012）中区民初字第00266号民事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适用公告送达，剥夺了杨文庆的辩论权利。第一，原审法院在未确认杨文庆下落不明或者穷尽其他送达方式的情况下，即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采用公告送达有明确规定，即“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卷宗中记明原因和经过。”公告送达是法院采取的最后送达方式，采用公告送达必须是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用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法送达时，才能适用的送达方式。本案中，原审法院通过EMS特快专递向杨文庆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材料，邮政速递公司投递后以杨文庆“迁移新址不明”为由将该特快专递退回原审法院。原审法院遂通过公告方式向杨文庆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经审查，原审法院在特快专递上填写的杨文庆的地址，系杨文庆身份证上载明的住址，该住址在本案诉讼前已拆迁，通过该地址向杨文庆邮寄送达相关文书当然无法送达。邮政速递公司以“迁移新址不明”而退回的送达结果，既不能认定杨文庆存有“拒收”等过错，亦不足以证明杨文庆下落不明。此时，原审法院理应查询杨文庆新住址并采取直接送达等方式向杨文庆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或者调查核实杨文庆是否下落不明。但原审卷宗中并无法院查询及穷尽直接送达等其他送达方式的材料和记载，亦无认定杨文庆下落不明的相关证据。故原审法院在邮寄送达未果的情况下，即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向杨文庆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第二，原审法院刊登公告方式不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定法院公告发布工作的通知》[法（2005）72号]第二条规定：“……各级法院应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文件关于法院公告一律由《人民法院报》刊登的规定。”经审查，原审法院于2012年2月18日在《重庆日报》刊登公告，向杨文庆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于2012年8月22日在《重庆法制报》刊登公告，向杨文庆送达本案判决书。即原审法院刊登公告方式不规范，未按照上述规定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而是在重庆本地报纸上刊登公告，致使杨文庆不能及时有效查询了解公告内容，损害了其参与庭审、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综上，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适用公告送达，剥夺了杨文庆的辩论权利，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裁判，应当予以纠正。二、原审判决认定潘声贵与杨文庆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民间借贷的债权人应当对借贷金额、期限利率以及款项交付等借贷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潘声贵为证明其与黄政强、杨文庆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举示了《收条》、《委托书》和录音资料等证据。经审查，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潘声贵与杨文庆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第一，《收条》仅能证明潘声贵以现金形式收购银行承兑汇票4张，然后将汇票交给黄政强等人。首先，从该《收条》的形式看，其载明的是“收条”，从内容上和性质上与借款合同或借据有明显不同。而且杨文庆在《收条》上的签名位置是在收条日期“2009年11月26日”之后，而不是与黄政强、邹圣莉一样签在“收票人”之后。即从形式上看，杨文庆应为见证人，而不是收票人。其次，从该《收条》的内容看，并无潘声贵与杨文庆发生借款事实的内容。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即汇票的交付本身并不代表权利的转移，只有票据背书后交付，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才能作为借款生效条件。”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潘声贵将汇票背书给杨文庆，故不能证实潘声贵有向杨文庆交付资金的行为。第二，《委托书》系黄政强出具给潘声贵，与杨文庆并无关联。且结合重庆市璧山县人民法院出具的（2011）璧民初字第286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可以证实黄政强实际持有上述《收条》中载明的4张银行承兑汇票，黄政强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向璧山县世荣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荣机械公司）支付借款459200元。第三，经审查录音资料，杨文庆未主动说过其与黄政强共同向潘声贵借款等内容，且杨文庆多次提及潘声贵与黄政强签订的《合作协议》。结合杨文庆向检察机关提交的新证据《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协议》以及杨文庆的陈述，可以证明黄政强与潘声贵双方合作从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潘声贵交付银行承兑汇票的目的系查询汇票真伪，而并非出借资金。综上，潘声贵向原审法院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潘声贵与杨文庆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该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应当予以纠正。三、原审判决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以及未对邹圣莉的责任进行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本案审查期间杨文庆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一份新证据，即潘声贵与黄政强于2009年11月28日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协议》，该协议证明黄政强与潘声贵双方合作从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潘声贵负责资金投入以及回收产出资金，黄政强负责银行的收票、鉴定、查询、贴现或转让等业务运作，购得且未贴现或转让的银票，处于保管期内的保管人只能由黄政强、潘声贵或双方共同认定的银行工作人员分别担任。该证据可以证明本案《收条》对应的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杨文庆与潘声贵并不存在借款合意，原审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现原审法院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并作出判决，其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二，即使原审判决认定潘声贵与黄政强、杨文庆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其对另一债务人邹圣莉的法律责任未予处理亦属错误。经审查，在《收条》上“收票人”处签名的为黄政强、邹圣莉。如果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邹圣莉作为共同债务人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对于邹圣莉的身份确认问题，潘声贵在出借款项时应对债务人的真实身份进行审慎确认，并承担债务人身份不明的风险责任。原审法院虽然对邹圣莉的具体身份情况进行了调查，但经审查原审卷宗中审判人员所作的《情况说明》，显示公安机关以涉及公民隐私为由并未对邹圣莉的身份信息进行查询。即邹圣莉的身份并非无法确定，原审法院理应确定邹圣莉身份后将其追加为本案共同被告，对其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认定。现原审法院以无法追加邹圣莉作为被告为由，未对邹圣莉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处理，确有不当。综上，本院原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特依法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称，一、原审定案的证据不能证明杨文庆系债务人，原审是通过《收条》、《委托书》、录音认定杨文庆承担债务人责任，《收条》仅能证明黄政强等人收到潘声贵交付的银行承兑汇票，不能证明潘声贵与黄政强、杨文庆、邹圣莉存在借贷关系，即使在《委托书》真实的情况下也只能证明黄政强可能与潘声贵存在借贷关系，杨文庆未在录音中承认其与黄政强共同向潘声贵借款的事实。二、《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协议》应认定真实有效，该协议证明黄政强与潘声贵双方合作从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潘声贵负责投入资金及回收产出资金，黄政强负责银行的收票、鉴定、查询、贴现或转让等业务运作，购得且未贴现或转让的银票处于保管期内的保管人只能由黄政强、潘声贵或双方共同认定的银行工作人员分别担任。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可以与潘声贵提交的录音资料相印证，证明其真实存在，潘声贵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潘声贵的代理人当庭陈述：“潘声贵承认2009年11月与黄政强签订合作协议，对《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协议》的签字页予以认可”，签字页已完整表述了黄政强与潘声贵合作开展承兑汇票业务。潘声贵的代理律师辩称既存在借贷关系又存在银行承兑汇票合作协议，出具《收条》时间为2009年11月26日，黄政强与世荣机械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时间为2009年11月27日，《银行承兑汇票合作协议》时间为2009年11月28日，在连续三天的时间内发生没有关联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可能性较小，且《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协议》最后形成，应属于最新的意思表示。三、若潘声贵无证据进一步证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潘声贵应举证证明收购承兑汇票的票号、从何处收购、收购款项的资金支出、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的凭证等，不能因杨文庆在《收条》中签字推定其有经济利益。四、本案应适用《票据法》，严格审查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的程序。《票据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才能作为借款生效条件。”五、杨文庆在录音证据中有关利息的表述，不能确认其为本案的债务人。代理人庭后向杨文庆询问关于向黄政强支付利息的情况，据杨文庆陈述其与世荣机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盛荣系朋友关系，世荣机械公司因资金紧张向黄政强借款75万元，约定每月支付利息，但世荣机械公司资金紧张，就向杨文庆借款十余万元，并由杨文庆直接将款项支付给黄政强。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潘声贵的全部诉讼请求。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无误。原审认定潘声贵与黄政强、杨文庆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有《收条》、《委托书》、通话录音及璧山县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可以据此认定潘声贵与黄政强、杨文庆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首先，从收条上可以看到黄政强亲笔书写收到潘声贵支付现金收购的银行承兑汇票四张，黄政强、杨文庆、邹圣莉分别在《收条》下方收票人处签名，结合录音第6分50秒杨文庆承认该票据系黄政强联系的，因此认定三人在购买汇票前已经形成合作的合意，而潘声贵受三人指示向其指定的票据持有人支付现金替三人购买银票且票据持有人将票据交付该三人时，潘声贵已完成借款的出借义务。其次，潘声贵与杨文庆的录音中可以反映出来本案涉案款项系借款。从录音的第10秒至第13分43秒中可以听到，潘声贵多次向杨文庆表示其借款给黄、杨、邹三人用于购买涉案的四张汇票，杨文庆未对此表示反对，反而多次表示其因此还向黄政强支付过十余万的利息。再次，黄政强向潘声贵出具的收款委托书也可以证实该笔款项系借款的事实。二、杨文庆在《收条》上签字的性质为共同借款人签字。首先，杨文庆签字是在收票人的下方，而未写明“见证人”身份。其次，杨文庆自己对其签订性质的陈述存在矛盾，其在抗诉书中称只是见证汇票交付的事实，但在检察院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是为证明将汇票交给银行去查询了。再次，杨文庆的代理人在庭审中针对为何进行鉴定表述不一致。最后，杨文庆既向黄政强支付了涉案款项的利息，又利用职务之便，冒着被银行查处的风险免费鉴定票据真伪，还有可能承担在票据保管及鉴定过程中原件毁损、丢失的风险，同时在涉案银票出借后无法回款的情况下，多次来回找借款人主张债权，不符合正常逻辑，这些行为也远超作为介绍人、见证人、保管人的义务，只有在相关款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才可能承担如此大的风险。三、杨文庆在庭审中反复强调本案涉案款项系潘声贵与黄政强合作协议的组成部分的问题，系杨文庆为推卸责任而进行的张冠李戴，该协议与本案承兑汇票无任何关联性。首先，其提供的协议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内容的真伪，杨文庆有义务提交原件。其次，在能与黄政强取得联系的情况下，黄政强未出庭应诉，也未向杨文庆提供原件，足以说明黄政强是认可原审判决的。再次，该协议签订于2009年11月28日，黄、杨、邹三人取得票据的时间为2009年11月26日，涉案款项支付在前，协议签订在后，协议中未提及案涉的四张汇票，也未进行追认，足以说明该协议与本案无关。最后，协议中约定是以开封东伟建筑有限公司的名义，结合璧山县法院的判决，最后向世荣机械公司主张权利的是黄政强而非东伟建筑公司，说明该协议与本案无关。综上，潘声贵认为其与黄政强、杨文庆、邹圣莉三人的借款法律关系证据充分，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采用多种方式向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材料未果，遂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其送达起诉书副本及三次庭审的开庭传票，但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或证据材料。被申诉人邹圣莉，经本院上门送达开庭传票后于2019年5月27日到庭参加了庭审，其当庭答辩称，《收条》上签字是其本人签字，但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理由如下：一、邹圣莉仅为黄政强雇佣的工作人员，负责给黄政强及公司其他员工买菜、做饭并收发文件，没有参与黄政强公司的具体业务中，仅是见过杨文庆几次，不认识潘声贵；二、《收条》上的签字是黄政强让邹圣莉签的，因为邹圣莉会垫付相关费用，邹圣莉认为签字应为报账性质，没有细看《收条》的内容，没有见过案涉的四张汇票，没有参与汇票的买卖。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为证明其申诉理由在审理过程中举示了黄政强与潘声贵于2009年11月28日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协议》复印件、黄政强与潘声贵于2009年11月28日签订的《印章持有责任书》复印件、未标注日期也没有核算人员签字确认的疑似结算单据复印件、世荣机械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盛荣出具的《情况说明》；并陈述上述三份资料复印件均由黄政强的朋友邮寄给杨文庆，疑似结算单的证据是潘声贵就其与黄政强合作业务进行结算时书写的，上述资料原件在潘声贵和黄政强处保管，杨文庆无法提供原件。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提出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但陈述潘声贵确于2009年11月与黄政强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该协议系黄政强和杨文庆准备的，没有给潘声贵备份，且协议内容没有实际履行，印章没有实际交付。被申诉人邹圣莉提出，因其系在黄政强处打工，不清楚黄政强与杨文庆是否有签订过协议，也不清楚是否进行过结算，上述证据中涉及的人物均不认识，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为证明其辩解理由在审理过程中再次举示了其已在原审审理过程中举示的《收条》、原重庆市璧山县人民法院（2011）璧民初字第286号民事判决书、黄政强于2011年1月22日向潘声贵出具的《委托书》、杨文庆与潘声贵于2011年底（原审起诉前）在九龙坡区杨家坪华慢酒店商谈的录音资料。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质证意见为：证据《收条》能够证明潘声贵以现金形式收购四张承兑汇票并将汇票交付黄政强的事实，但杨文庆签字仅为见证作用，该《收条》不能证明潘声贵与杨文庆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据《判决书》只能证明黄政强委托潘声贵代收款项，款项的构成不清楚，且债权已经转移；证据《委托书》能够证明黄政强与世荣机械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与杨文庆无关，且该判决也没有核实银行承兑汇票的相关证据；证据录音中与潘声贵对话的确系杨文庆本人，但潘声贵在原审及再审过程中仅截取了一部分，从完整的录音资料来看，潘声贵一直有意的套话，杨文庆在第51分至61分反复强调潘声贵与黄政强之间存在合作协议，如果潘声贵起诉应回到合作协议的内容来，潘声贵称为了方便起诉需要杨文庆的配合，目的是便于认定潘声贵与黄政强的借贷关系，杨文庆明确不应起诉其本人和对此事不知情的邹圣莉。杨文庆在录音中所提及的10万余元的利息，并非是杨文庆与黄政强向潘声贵支付的利息，而是代世荣机械公司法人李盛荣支付的璧山法院判决所涉借款的利息，该利息共计105000元，李盛荣已向杨文庆偿还85000元，尚欠20000元。被申诉人邹圣莉提出，其在《收条》上签字是受黄政强授意的，是在公司对着黄政强签的，不清楚什么情况，黄政强签字是属实的，对于其余证据不清楚是否真实存在，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被申诉人邹圣莉没有举示证据。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举示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协议》复印件、《印章持有责任书》复印件，虽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承认确实曾与黄政强签订有相同内容的协议，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也无法提供原件以供核实，本院认为，潘声贵作为签订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该协议原件，现对方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认定潘声贵与黄政强于2009年11月28日签订《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协议》的事实；对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举示的疑似结算单，系复印件，且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结合其他证据亦未能够形成证据锁链，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举示的《情况说明》，其内容已经出具人李盛荣核实无异，具备证据效力，本院予以采信。对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举示的全部证据，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至于确认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将结合案件事实予以评判。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事实认定如下：2009年11月26日，收票人黄政强、邹圣莉向潘声贵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潘声贵银行承兑汇票肆张。第一张票号中行04398671,陆万元整；第二张票号中行04398672,肆万元整；第三张票号光大银行5A/0100293943，壹拾万元整；第四张票号建行********，额度贰拾伍万玖仟贰佰元整。此肆张银票已由潘声贵支付现金收购。此票执票期30至35天。黄政强、邹圣莉在该《收条》收票人处签字确认并签署时间，杨文庆在《收条》下方签字确认，没有标明身份，没有备注时间。2009年11月27日，黄政强与世荣机械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由黄政强向世荣机械公司提供借款750000元，借款期限为30天，1个月利息为15000元整，借款本金和利息于2009年12月26日前一并还清，签订合同时，世荣机械公司已收到黄政强现金750000元，其中459200元为银行承兑汇票，还款以转账支票加现金支付。2009年11月28日，黄政强与潘声贵签订《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协议》一份，约定：黄政强与潘声贵合作从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由潘声贵负责资金投入以及回收产出资金，由黄政强负责收票、查询、鉴定、贴现或转让等业务运作；潘声贵跟随黄政强见银票付款或见款付银票时不参与和干涉黄政强的业务办理，黄政强全力维护潘声贵投入资金的安全，并对双方合作业务的具体流程、资金管控、利润分配、印章管理等进行了约定。2010年11月17日，因世荣机械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偿还黄政强的借款，双方又签订了《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世荣机械公司向黄政强最后承诺750000元的借款本息计765000元于2010年12月15日一定向黄政强还清，若未兑现承诺的当从2009年11月27日起，以借款额的2%计月息，于2010年11月30日开始向黄政强支付借款利息。因世荣机械公司仍未按约还款，黄政强以世荣机械公司为被告向原璧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1年1月11日作出（2011）璧民初字第286号民事判决对上述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及借款发放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判令由世荣机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归还黄政强借款本金750000元，并从2009年11月27日起至2010年12月24日止，以7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向黄政强计付利息，案件受理费13250元，减半收取计6625元，由世荣机械公司负担（此费黄政强已垫付，由世荣机械公司随案款一并给付黄政强）。2011年1月22日，黄政强向潘声贵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本人黄政强与世荣机械公司李盛荣借款纠纷一案，在璧山县人民法院审理清楚，判决书已下，此案所有应收金额（人民币），全部由潘声贵代收，已偿还本人在潘声贵处的借款。审理过程中，根据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案涉承兑汇票的详细档案。该档案载明：光大银行票号为GA/0100293943的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09年10月22日，到期日为2010年4月22日，金额为10万元，出票人为重庆科瑞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重庆金谷包装有限公司，该公司将该汇票背书给重庆渝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此后又历经数次背书，被背书人先后为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重庆缔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庆市鞍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电力公司璧山供电局、重庆市电力公司、重庆金威智能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该汇票最终收款账户为重庆金威智能控制工程有限公司尾号为7871的重庆银行账户，于2010年4月26日已解付。关于案涉的另外三张汇票，其中中行的两张汇票，因没有开户行、出票人、出票日期信息且票号不完整，无法进行查询，另外建行的一张汇票，因无出票行信息亦无法进行查询。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将案涉四张承兑汇票交付给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等人是否代表权利转移的问题。二、关于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与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的问题。三、关于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四、关于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被申诉人邹圣莉的责任问题。现具体评述如下：一、关于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将案涉四张承兑汇票交付给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等人是否代表权利转移的问题。抗诉机关及杨文庆均提出潘声贵必须以背书方式将案涉四张承兑汇票交付给黄政强等人方能认定为生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潘声贵以现金形式收购银行承兑汇票4张，通过对其中光大银行票号为GA/0100293943的承兑汇票流转进行查询，从出票人、收款人及历任被背书人及最后收款单位均与本案当事人无关，包括潘声贵、黄政强、世荣机械公司均未在该汇票中有记载，结合潘声贵举示的《收条》内容及黄政强在出具《收条》的第二日即与世荣机械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并将该四张承兑汇票作为出借款项交付内容的一部分，可见，本案潘声贵交付给黄政强等人的汇票并不以背书后交付为权利转移的唯一方式，其实际是将票据及处置票据的权利一并交付给黄政强等人。故对抗诉机关及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提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与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的问题。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举示的《收条》、《委托书》、民事判决书及录音资料不能证明双方已达成借贷合意。第一，从《收条》载明的内容来看，能够认定潘声贵已将汇票交给黄政强等人，并未有任何包括“出借人”、“借款人”、“借款期限”、“利息标准”等体现借贷合意的词语，且从该《收条》的形式看，其载明的是“收条”，而非“借条”或“借据”、“借款合同”，故该《收条》不能证明双方已达成借贷合意。第二，《承诺书》能够证明黄政强委托潘声贵收取世荣机械公司欠付黄政强的借款本息，“已偿还本人在潘声贵处的借款”，但用于偿还的“借款”是否指向《收条》中潘声贵出资收购四张汇票的款项或票据权利不明确。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黄政强在出具《收条》后又与潘声贵签订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协议》，潘声贵虽陈述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但认可其与黄政强之间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故黄政强系向潘声贵出具了一份没有明确指向案涉《收条》的《承诺书》，无法确定该“借款”是包含案涉借款与其他经济往来结算款在内的全部款项，还是仅为案涉《收条》的已付款项或票据权利，亦或是案涉出资款项之外的其他经济往来。《委托书》委托收取的款项与《收条》中的出资款或票据权利金额严重不符，且潘声贵无法对金额差异作出合理解释。《委托书》中委托潘声贵收取的（2011）璧民初字第286号民事判决中所有应收款项，根据判决主文确定世荣机械公司应偿还黄政强的款项为借款本金750000元，以及以750000元为基数并从2009年11月27日起至2010年12月24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193500元，此外还有已由黄政强垫付但应由世荣机械公司承担的案件受理费6625元，上述款项共计950125元，而潘声贵出资购买汇票的款项仅为459200元，即便按潘声贵所称要按月息5%的标准计算该款的利息，在黄政强出具《委托书》时，其委托收款的金额亦远超出出资款及相应的利息之和。《委托书》中“已偿还本人在潘声贵处的借款”的含义，现潘声贵称该已偿还中的“已”为书写过程中的笔误，实际应为“以”，但从该《承诺书》载明的全部内容来看，若系笔误，则应对无法收款的后果进行表述，不排除该“已偿还”有双方债权债务相抵消的意思表示。故该《委托书》不能证明双方已达成借贷合意。第三，关于录音资料的内容。潘声贵与杨文庆均确认该录音的真实性，从内容来看，虽潘声贵一直称将借款借给“你们”，杨文庆没有明确承认，仅是在录音后半部多次提及潘声贵与黄政强签订合作协议的事情，且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杨文庆在录音中所称支付的十余万元的利息并非是二人支付给潘声贵的利息，而是杨文庆受世荣机械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盛荣的委托代世荣机械公司支付给黄政强的利息，故录音资料的内容亦不能证明双方已达成借贷合意。上述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举示的证据之间未形成证据锁链，不能证明双方已达成借贷合意。三、关于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责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潘声贵作为出借人应当对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内容等事实承担举证责，其举示的《收条》在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形式效力上存在瑕疵，故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但其举示的《委托书》及录音资料均无法体现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现杨文庆在再审中举示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协议》和潘声贵的陈述内容能够证明潘声贵与黄政强之间的款项往来可能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是否与《收条》所载明的内容存在关联性不明确，即潘声贵所主张的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系由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这一事实并不确定，待证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本院应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予以审查，现潘声贵无法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举示其他证据，经本院释明，仍坚持诉讼请求，应承担因举证不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四、关于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被申诉人邹圣莉的责任问题。本案中，黄政强、邹圣莉以收票人的身份向潘声贵出具了《收条》，杨文庆在“黄政强”和“邹圣莉”签字的下方签字确认，但没有标明身份，没有备注签字时间。此后，黄政强在出具《收条》的第二天即与世荣机械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并以交付承兑汇票的形式向世荣机械公司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借款合同》及《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的出借人仅为黄政强，在世荣机械公司出现未按约还款的情况下，黄政强又以唯一权利人的身份向法院起诉要求世荣机械公司向其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在判决生效后，黄政强又以唯一权利人的身份将对世荣机械公司收取全部案款的权利转让给潘声贵，在此过程中，杨文庆、邹圣莉从未以案涉承兑汇票权利人的身份参与处置过承兑汇票或主张过权利，同时，根据前述分析，潘声贵举示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黄政强、邹圣莉、杨文庆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无法认定邹圣莉和杨文庆为本案的共同借款人。综上，本案原审关于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与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申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庆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判令黄政强、杨文庆承担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予以纠正。对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的抗诉意见予以采纳。现经本院释明，潘声贵仍坚持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黄政强、杨文庆偿还借款，依法应驳回起诉。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黄政强经本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民事诉讼权利，本院依法可以缺席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2）中区民初字第00266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潘声贵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潘明心人民陪审员  黄乾玉人民陪审员  张 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柯 彧书 记 员  刘 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