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2民再3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夏卫东，男，197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琦、李宣贺，安徽浩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被上诉人）：张勇，男，196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冶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天，北京市仁人德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夏卫东因与被申请人张勇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鄂02民终1946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日作出（2019）鄂民申202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夏卫东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宣贺、被申请人张勇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卫东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2018）鄂02民终194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案涉所谓欠款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清，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欠款为股权转让款明显错误；2、本案不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其与张勇就怀宁公司不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更不存在欠付股权转让款。即使按照张勇的陈述，案涉股权转让是溢价转让不是平价转让，该溢价转让也是发生在股权转让双方黄军与夏卫东之间，与张勇无任何关系；3、其成为怀宁公司股东后，张勇多次来矿山闹事，严重影响矿山的正常生产经营。怀宁公司另一股东曹庭富称因张勇原对矿山进行过投资，张勇退出后矿山认可给张勇300万补偿，曹庭富个人另欠张勇100万元，曹庭富承诺若矿山认可对张勇的前述共计400万元欠款，则矿山全部交由其经营管理。其基于矿山需要尽快恢复正常经营的考虑，代表怀宁公司认可了该400万债务，并在张勇拟好的《还款计划书》上签字。后其认识到该还款协议内容不妥而从张勇处要回原件销毁，另代表怀宁公司向张勇出具欠条，并在此后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约定“甲方（夏卫东）正常生产保证每月支付乙方（张勇）壹拾叁万元”，“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甲方生产经营”。原审法院仅以《还款计划书》中有股权转让的表述，就认定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错误；4、夏卫东从黄军处受让股权并全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其不差欠张勇任何款项。其代表怀宁公司出具的欠条等，完全是为了矿山的正常生产经营，系职务行为，应由怀宁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再则，前述所谓欠款属赠与，怀宁公司现无法正常生产经营，依法可以要求撤销赠与；5、在前述欠条、还款协议出具后，其又向张勇支付了13万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张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夏卫东偿还欠款249万元本金及逾期利息17.43万元（自2016年9月3日起，按年利率4.75%暂计至2017年11月3日止，共426天）后期利息继续计算至夏卫东实际清偿之日止；2、要求夏卫东承担违约金100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夏卫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0月12日，张勇与周祥、黄胜田投资设立怀宁新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宁公司），经营铜矿采选，法定代表人为周祥。2008年9月11日，周祥将怀宁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张勇、黄桂林。同日，黄胜田亦将在怀宁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张勇。怀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胜田变更为张勇，股东张勇、周祥、黄胜田变更为张勇、黄桂林。2011年4月20日，黄桂林将其在怀宁公司股份转让给曹庭富。2011年5月11日，怀宁公司的股东由张勇、黄桂林变更为张勇、曹庭富。2012年，夏卫东以400万元购买张勇在怀宁公司的股权。夏卫东向张勇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万元后，于2013年2月4日向张勇出具《还款计划书》，计划书内容为：兹有夏卫东购买张勇在怀宁新兴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份及法人，欠350万元人民币，计划分批在2013年6月31日前付清此款项后，张勇在新兴矿业有限公司所有事情两清。夏卫东又向张勇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后，于2014年12月30日向张勇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张勇人民币249万元（此欠条为准，以前欠条作废），证明人曹庭富亦在欠条上签名。2015年1月3日，张勇与夏卫东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夏卫东同意偿还张勇人民币249万元债务。夏卫东正常生产保证每月支付张勇13万元，直至付清张勇债务。协议签订后，张勇与夏卫东必须保证按本协议执行。夏卫东不得因任何理由拒绝还款，张勇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夏卫东生产经营，否则违约方支付守约方人民币壹佰万元。现张勇以夏卫东拒不支付下欠股权转让款249万元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还认定，工商登记资料载明，2012年6月20日，张勇将其在怀宁公司50%的股权以25万元转让给黄军，曹庭富将其在怀宁公司1%的股权转让给黄军，黄军持怀宁公司51%的股权，曹庭富持有公司49%的股权。2012年6月26日，怀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勇变更为黄军，股东张勇、曹庭富变更为黄军、曹庭富，黄军占怀宁公司51%股份，出资额为25.5万元，曹庭富占怀宁公司49%股份，出资额为24.5万元；2013年元月17日，黄军将怀宁公司51%的股份以25.5万元转让给夏卫东。2013年1月17日，怀宁公司的股东黄军、曹庭富变更为夏卫东、曹庭富，夏卫东占怀宁公司51%的股份，出资额为25.5万元。曹庭富占怀宁公司49%的股份，出资额为24.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为股权转让纠纷。张勇提交的《还款计划书》虽为复印件，但夏卫东庭审中认可《还款计划书》的尾部系其本人的签名。夏卫东辩称其只在《还款计划书》中签名，但不清楚《还款计划书》的内容。夏卫东作为成年人，在相关文书签名确认，应知晓其所产生的后果。夏卫东辩称其不知晓《还款计划书》的内容，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对还款计划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夏卫东出具的《还款计划书》、欠条及张勇与夏卫东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夏卫东向张勇购买股权的事实真实存在，且为张勇和夏卫东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认。夏卫东辩称其未向张勇购买股权且向张勇出具的《欠条》及《还款协议》系履行怀宁公司职务行为，均不予采信。夏卫东下欠张勇股权转让款249万元，有张勇提交的欠条及《还款协议》为证，予以确认。现张勇要求夏卫东支付股权转让款249万元，予以支持。张勇要求夏卫东从2016年9月3日起按年利率4.75%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张勇与夏卫东双方于2015年1月3日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夏卫东正常生产保证每月支付张勇13万元，直至付清张勇债务。但张勇与夏卫东并未明确何种情形为正常生产，张勇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夏卫东经营的怀宁公司一直处于正常生产状态，故张勇与夏卫东双方对于付款期限约定不明确，张勇可随时要求夏卫东履行。本案应从起诉状送达夏卫东之日即2018年1月20日视为张勇向夏卫东主张权利，逾期付款利息应从2018年1月21日开始计算，按年利率4.75%计算至夏卫东付清之日止。张勇要求夏卫东承担违约金100万元是否合理。根据张勇与夏卫东双方于2015年1月3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约定，张勇与夏卫东双方约定的是夏卫东正常生产保证每月支付张勇13万元，张勇未提交证据证明夏卫东经营的怀宁公司处于正常生产状态，张勇以此要求夏卫东承担100万元的违约责任，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张勇要求夏卫东承担违约金100万元，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1、夏卫东自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张勇股权转让款249万元及利息，利息以下欠股权转让款为基数，从2018年1月21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2、驳回张勇其他诉讼请求。夏卫东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勇负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所谓欠款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清，原审将欠款认定为股权转让款明显错误。本案原审是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在其提出相关证据后，原审法官当庭变更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但张勇并未说明向其主张的款项性质。故原审定性错误。2、本案不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原审认定“2012年，夏卫东以400万元购买张勇在怀宁公司的股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案涉《还款计划书》、《欠条》、《还款协议》的形成有一定原因，是其代表怀宁公司出具的，责任应由怀宁公司承担，而非其个人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观点，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性质；2、原审认定“2012年，夏卫东以400万元购买张勇在怀宁公司的股权”这一事实的依据；3、夏卫东应否承担责任。本院作如下评述：一、关于本案的性质问题。夏卫东提出原审立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庭审后变更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制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关于案由的确定标准明确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因立案所确定的案由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一致，原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予以变更案由并无不当。故夏卫东提出本案定性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二、原审认定“2012年，夏卫东以400万元购买张勇在怀宁公司的股权。”这一事实的依据问题。张勇提交的2013年2月4日夏卫东出具的《还款计划书》内容为“兹有夏卫东购买张勇在怀宁新兴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份及法人，欠350万元人民币……最后注明：张勇总款项400万元，已付款50万元，下欠350万元。”该证据足以证明夏卫东差欠张勇股权转让款这一事实。夏卫东提出《还款计划书》原件其已收回，张勇所提交的系复印件，不应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材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原物一致的。”张勇在提交《还款计划书》复印件的同时，提交了夏卫东出具的《欠条》、《还款协议》，印证《还款计划书》所表述的事实。故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夏卫东提出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没有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三、夏卫东应否承担责任。夏卫东认为其出具的《欠条》、《还款协议》是职务行为，应由怀宁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本案中，张勇所主张的是股权转让款，而接受股权一方的是夏卫东，本案的性质为股权转让纠纷，合同的相对人为张勇与夏卫东，应由接受股权一方的夏卫东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故夏卫东提出应由怀宁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夏卫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查明事实，再审庭审中夏卫东提交张勇于2015年2月16日、6月17日收款收条二张，证明张勇收到夏卫东支付的13万。另提供了黄军作为甲方于2013年1月17日与乙方夏卫东签订的怀宁新兴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同日的银行卡取款凭条。协议约定内容为：“1、甲方将所有的怀宁新兴矿业有限公司的51%股份转让乙方，价格为150万元；2、本协议签字生效后，甲方将与怀宁新兴矿业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甲方不再享有怀宁新兴矿业有限公司的任何权利和义务；3、本协议签字生效后，甲方以前所有有关怀宁新兴矿业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都与乙方无关”。曹庭富以担保人的身份在该协议上签了字。另外银行卡取款凭条显示2013年1月17日夏卫东通过银行转账支付黄军1245000元。再审庭审中张勇亦提交2019年12月18日下午曹庭富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1、张勇在新兴矿业公司占股50%，后因个人原因转让新兴公司50%股份给黄军。2、黄军因个人原因导致矿山无法运转等各种因素，将个人全部股份转让至夏卫东。3、因黄军在购买张勇股权时，个人资金缺口未付清张勇股权转让费，此时夏卫东通过马鞍山市黄大维介绍购买股份，后认识黄军。黄军此时正准备转让矿山股权，同时夏卫东同意收购黄军全部股份（由张勇转让至黄军）。经张勇、黄军、夏卫东等人协商（曹庭富在场），夏卫东同意替黄军来偿还公司股权转让费给张勇。黄军在新兴矿业公司股权全部归夏卫东所有，同时黄军在转让获得张勇股权后应付给张勇的股权转让费全部由夏卫东支付。”另外，在一审已庭审质证的2017年1月24日安徽省怀宁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曹庭富的询问笔录：“问：你可是怀宁新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答：我一直是新兴矿业的股东，之前我占公司50%的股份，夏卫东来了之后我才改为49%的股份。我是通过马鞍山一个姓黄的介绍认识夏卫东。姓黄的讲夏卫东要买矿，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并且我们在铜陵谈了多次，我讲矿山我一个人卖不了，只能卖别人的50%，这50%是黄军他们的，夏卫东私人只出了200万元，这钱只付给黄军了，夏卫东还欠张勇400万元。问：谈谈新兴矿业的股东变更情况及法人代表变更情况？答：2012年夏卫东只付给黄军200万元，然后打了一个欠条给张勇，欠张勇400万元，并且约定还款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矿业的法人代表变更为夏卫东。”此外，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2012年，夏卫东以400万元购买张勇在怀宁公司的股权。”事实不予认可外，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再审庭审中夏卫东提交的黄军作为甲方于2013年1月17日与作为乙方的夏卫东签订的怀宁新兴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格为150万元，该份协议上并无黄军本人签名，曹庭富以担保人的身份在该协议上签了字。而工商登记资料中显示的夏卫东与黄军2013年1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为25.5万元，夏卫东与黄军均在协议上签字。结合张勇在再审庭审中提交的曹庭富于2019年12月18日出具的证词内容分析，黄军与夏卫东二人股权转让交易的真实交易金额从现有证据并不能确定。由于曹庭富是怀宁公司的股东，从目前案件的相关证据来看，本案涉及的怀宁公司股权份额的转让及夏卫东与张勇之间欠款的形成过程曹庭富均全程参与，结合怀宁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曹庭富的询问笔录、2019年12月18日曹庭富出具的证明内容，以及夏卫东向张勇出具的《还款计划书》、《欠条》、《还款协议》等证据内容综合分析，曹庭富的证词证明力要大于夏卫东再审提交的证据，故对曹庭富的证词内容，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曹庭富证词内容及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内容判断本案的争议事实为：2012年6月20日，张勇将其怀宁公司的50%股权转让黄军，但黄军由于资金缺口未付清张勇的股权转让费。2013年元月17日，黄军将怀宁公司51%的股份转让给夏卫东。经张勇、黄军、夏卫东等人协商（曹庭富在场），夏卫东同意替黄军来偿还股权转让费给张勇。从上述事实分析张勇、黄军、夏卫东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债务转移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本案的案由应为债务转移合同纠纷。原审判决认定夏卫东直接向张勇购买怀宁公司股权的事实，及将本案的案由定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有误，对此本院予以纠正；夏卫东再审提出其为了矿山的正常生产经营，代表怀宁公司向张勇出具《还款计划书》、《欠条》、《还款协议》的行为性质属于赠与，现作为赠与人怀宁公司已无法正常生产经营，依法可以要求撤销赠与请求返还已经赠与的款项的再审理由，由于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愿意接受赠与的合同。从夏卫东出具给张勇的《还款计划书》、《欠条》、《还款协议》的内容及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夏卫东的行为明显不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故对夏卫东的上述再审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夏卫东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对此本院予以纠正。虽然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已对上述瑕疵予以纠正，故对原审判决的裁判结果予以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鄂02民终194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詹军审判员  童威审判员  吕林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万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