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豫民申357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继中，男，196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义马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慧霞，女，1969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朱继中之妻。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贞勤，河南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华伟，男，1978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义峰，河南裕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朱继中、杨慧霞因与被申请人梁华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2017）豫16民终3404号民事判决，向法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朱继中、杨慧霞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请求法院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2012年4月28日，河南迈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特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范华东、刘炎、梁华伟、马义涛、裴永红、李某分别出资220万元、70万元、130万元、130万元、300万元、150万元。2012年7月6日，范华东、刘炎、梁华伟、马义涛、裴永红、李某分别与义腾公司签订《迈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六人将其持有迈特公司的股权分别以出资额相等的价格转让给河南义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腾公司）。2012年7月11日，义腾公司分别向上述六人账户转款共计1,000万元。2012年7月27日，梁华伟、刘炎、马义涛、范华东（以下简称梁华伟等四人）的股权经工商登记变更至义腾公司名下，梁华伟等四人与义腾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梁华伟等四人已经不再是迈特公司股东。2012年7月11日，梁华伟等四人将收到义腾公司转给的550万元款项又付给迈特公司会计范雪华，范雪华又转给朱继中，这只是范雪华与朱继中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与股权转让无关。更何况，朱继中分别于2013年10月10日、10月21日又支付给上述四人550万元，故上述四人对迈特公司的出资并非1,925万元，且其与义腾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二）朱继中并未受让迈特公司股权，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梁华伟等四人持有的迈特公司股权转让给义腾公司，即使朱继中向四人出具确认函，确认朱继中欠四人的股权转让款，也与朱继中未受让上述四人持有的迈特公司股权的事实不符。（三）2013年10月10日、10月21日，朱继中向梁华伟等四人支付550万元，此时，迈特公司股权已经归义腾公司所有，故该550万元并不是朱继中支付给梁华伟等四人的股权转让款。（四）原审判决依据的确认函上签字的证人并没有到庭作证，且原审法院未将本案以及相关案件所涉及的当事人作为第三人或者共同原告加进来，导致案件事实未能查清。二、案涉《确认函》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至今未成就。朱继中出具确认函时，义腾公司正在谋求被上市公司收购，且德尔未来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已经发布了参股公告，所以确认函暗含的一个条件是（双方也是这样口头约定的）：朱继中以迈特公司进入义腾公司资产范围而被上市公司收购为条件，设立了与梁华伟等四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条件成立，则以“承诺书”确定的价格条款收购梁华伟等四人的股权，如果该条件不成就则不予收购。三、案涉《确认函》即使不被认定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存在重大误解，应当予以撤销，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一)梁华伟等四人在2012年7月股权转让给义腾公司以后，已经不是迈特公司的股东，但在签订确认函时，朱继中还认为上述四人仍然是迈特公司股东，属于对对方当事人的认识错误。（二）朱继中对实际股权数额产生错误认识。梁华伟等四人向迈特公司累计投资1,925万元，但朱继中于2014年7月份之前已经支付给梁华伟等四人790万元，故四人的投资款就只有1,135万元，确认函仍按照投资款1,925万元计算并扩大三倍即5,775万元是朱继中对四人实际股权的错误认识。（三）朱继中的行为后果与其真实意思相悖。朱继中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及交易经验，对上市公司能否收购义腾公司产生误判，朱继中系在重大误解情形下按照梁华伟等四人原投资额的三倍价格签署确认函，该确认函的签订给朱继中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四）河南省义马市人民法院已经作出（2018）豫1281民初528号民事判决，撤销了本案所涉确认函。三、原审判决杨慧霞承担法律义务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杨慧霞并不是相关交易的当事人一方，既没有受让迈特公司股权，也没有签署任何法律文件。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该债务是朱继中的公司经营举债，杨慧霞与朱继中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并非为了夫妻共同生活，且债务的数额远远超过了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的数额。第三，朱继中举债在前，苏州德继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在后，杨慧霞对朱继中与梁华伟等四人的交易并不知情，原审判决以杨慧霞后来参与了义腾公司经营，对朱继中和梁华伟等四人股权转让显然知情为由判决杨慧霞与朱继中共同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四、原审法院违反级别管辖规定，程序违法。除本案之外，与朱继中签署同一份确认函的还有范华东、刘炎、马义涛，上述三人也已起诉朱继中、杨慧霞，案件事实诉讼标的、证据以及四人的起诉状均相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当为共同诉讼案件。但是梁华伟、范华东、刘炎、马义涛四人将本应当为一个案件拆分成四个案件，其目的在于规避级别管辖。梁华伟提交意见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朱继中、杨慧霞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事实与理由：一、案涉确认函和承诺书是在2016年2月及5月份签订，梁华伟等四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在2016年8月26日，其原因是2016年8月23日，朱继中、杨慧霞成立苏州德继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把朱继中名下的全部股权转入苏州德继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梁华伟等四人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提起诉讼。二、确认函和承诺书是在双方反复磋商之后签订，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有见证人李某、裴某签字，确认函明确了朱继中以梁华伟等四人投资额三倍价格收购其持有的迈特公司股权，而不是必须等到其他公司收购之后确认函才成立。朱继中按照梁华伟等四人投资额三倍支付款项是基于上市公司以三倍价格收购义腾公司股权的前提，故按照投资额的三倍支付梁华伟等四人并不显失公平。本案所涉股权转让的真实情况均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朱继中申请再审称关于并未受让股权，梁华伟等四人的出资额不真实的问题缺乏事实依据。三、杨慧霞与朱继中为夫妻关系，二人成立苏州德继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并转让资产，原审判决杨慧霞共同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四、梁华伟等四人对朱继中、杨慧霞有独立的请求权，均有权单独提起诉讼，原审法院未合并审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股权转让的事实。主要争议问题是《确认函》是否存在重大误解，股权转让的主体和价款如何确定。首先，梁华伟等四人原持有的迈特公司股权已转让给朱继中。朱继中主张其并未受让迈特公司股权，受让股权的是义腾公司，义腾公司与梁华伟四人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与查明事实不符。尽管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案涉股权已于2012年7月27日转让给义腾公司，后由义腾公司转让给范华东、李俊海持有，但根据梁华伟等四人与朱继中签订的《确认函》以及朱继中出具的“声明”能够认定，梁华伟等人因不同意朱继中提出的将迈特公司并入义腾公司然后被上市公司收购以获取更大资本收益的经营计划而退出迈特公司，其股权由朱继中收购。工商登记资料所显示的梁华伟等四人持有的迈特公司股权转让给义腾公司，以及义腾公司又将持有的迈特公司股权转让给范华东、李俊海，其实际出资人均系朱继中。该事实有《确认函》、朱继中出具的声明能够证明，且有2012年7月11日梁华伟等四人在收到朱继中转款550万元后又通过他人将款项转给朱继中，以及2014年11月13日，朱继中将796.88万元转给范华东，范华东将该款转给义腾公司的事实能够印证。其次，《确认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朱继中主张其对对方当事人、实际股权数额产生错误认识，对上市公司是否能收购义腾公司产生误判，系在重大误解情形下，按照梁华伟四人原投资额的三倍价格签署《确认函》，《确认函》应予撤销，不应作为证据使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分析如下：1.朱继中对梁华伟四人的股东身份和实际股权数额不存在重大误解。梁华伟四人与朱继中于2016年2月1日签订《确认函》时，涉案股权转让已经部分履行。该《确认函》明确了双方投资设立迈特公司、梁华伟等四人出资占比以及转让股权的原因；还确认了双方已经协商的股权转让价格、朱继中已支付的价款以及剩余价款的支付方式。朱继中、梁华伟等四人和见证人均在《确认函》上签字，系朱继中与梁华伟等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朱继中在签订《确认函》时对梁华伟等四人原为迈特公司股东的身份、出资额以及由义腾公司代其受让的股权数额具有清晰认识，不存在重大误解。2.朱继中所称其对上市公司是否能够收购义腾公司产生误判，亦不属于存在重大误解、应予撤销《确认函》的情形。朱继中所称的上市公司收购是指朱继中控制义腾公司完成对迈特公司股权收购之后，将义腾公司整体资产转让给上市公司并获得回报。根据朱继中在二审中的陈述能够确认，朱继中参照了上市公司收购义腾公司整体资产的价格与梁华伟等四人确定了案涉股权转让价格，即按梁华伟等四人出资额的三倍价格确定股权转让总价款。故朱继中控制义腾公司收购梁华伟等四人持有的迈特公司股权与之后朱继中将义腾公司整体出售给上市公司是两个独立的商事交易行为，朱继中与上市公司交易失败，系其应当独立承担的商业风险。朱继中以对上市公司能否收购义腾公司产生误判为由主张对股权转让价格存在重大误解缺乏事实依据。3.朱继中申请再审称，案涉《确认函》因朱继中存在重大误解已为河南省义马市人民法院（2018）豫1281民初528号民事判决所撤销。经查明，梁华伟等四人因不服（2018）豫1281民初528号民事判决，向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6月6日，该院作出（2018）豫12民终2247号民事裁定，撤销了河南省义马市人民法院（2018）豫1281民初528号民事判决，驳回朱继中的起诉。4.梁华伟等四人对迈特公司的出资额是1,925万元，而非1,135万元。公司的注册资金来源于股东的投资，但是股东对公司的投资并不仅体现在公司登记的注册资金上。本案中，工商登记显示的迈特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梁华伟等四人占比55％，出资额为550万元。但是，《确认函》对迈特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及股东出资的真实情况进行了确认，即迈特公司系梁华伟等四人与朱继中等人出资3,500万元设立，梁华伟等四人占比55％，出资额为1,925万元。且双方在《确认函》中还根据出资1,925万元的事实确定了梁华伟等四人转让股权的价格，朱继中还出具承诺书明确表示按照此价款予以付款。朱继中仅根据迈特公司在工商登记中公示的注册资金及出资比例来否认梁华伟等四人的出资额为1,925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再审审查期间，朱继中称其在《确认函》签订时对梁华伟等四人实际出资额认识错误，朱继中认可梁华伟等四人在设立时出资1,925万元，但认为在确认函签订之前已经支付梁华伟等四人790万元，梁华伟等四人的实际出资额应为1,135万元。合议庭认为，梁华伟等四人与朱继中签订《确认函》的目的在于对双方已经发生的股权转让事实的确认并对之后的履行进行约定。朱继中在2014年7月份之前支付给梁华伟等四人的790万元系在双方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之后支付转让款的履行行为，根据《确认函》的确定，已经折算在股权转让总价款中，而不是从梁华伟等四人在设立迈特公司中的出资额中扣除，故朱继中的该项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后，朱继中应当根据《确认函》、《承诺书》的约定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朱继中称案涉《确认函》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该《确认函》约定的内容不符，也缺乏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另，根据前述分析，《确认函》不存在重大误解、可撤销的情形。故原审法院判令朱继中按照约定向梁华伟四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并无不当。二、关于杨慧霞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朱继中与杨慧霞系夫妻关系，杨慧霞虽未直接参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但是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分析，在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履行期间，朱继中与梁华伟等四人签订了《确认函》，约定了朱继中继续履行股权转让价款的时间及方式。2016年5月19日，朱继中向梁华伟四人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6年7月15日前还清欠梁华伟四人本金6596.47万元及利息。朱继中本应按照《确认函》及《承诺书》的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但在此期间，其与杨慧霞于2016年8月份成立了苏州德继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并将所持有的绝大多数义腾公司股权转让至苏州德继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名下。朱继中持有的义腾公司股权是其履行支付股权转款的重要保障。原审法院基于杨慧霞与朱继中为夫妻关系，且参与了朱继中转让义腾公司股权的事实，并考虑到梁华伟等四人债权实现与该股权转让之间的关系，判决杨慧霞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三、原审法院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案中，虽然梁华伟、范华东、刘炎、马义涛四人共同向朱继中转让股权，其签订的《确认函》也约定了朱继中应当支付给梁华伟等四人股权转让款的总额，但是，梁华伟等四人原为迈特公司股东，各自持有迈特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且四人也达成了等额分配股权转让款的协议，梁华伟等四人对朱继中享有独立的债权请求权，均有权独立起诉朱继中请求支付相应数额的股权转让款，并非法定的必须共同诉讼的情形。此外，朱继中在一审审理期间，已经就该问题提出管辖权异议，被一审法院驳回，且该问题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进行再审的情形。故朱继中、杨慧霞的该项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朱继中、杨慧霞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朱继中、杨慧霞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  福  蕾审判员 孙  艳  梅审判员 李  智  刚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支尚斌（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