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浙0382行初256号原告黄志霄，男，1977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被告永嘉县公安局，住所地永嘉县南城街道沙门路**。法定代表人林志佩，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叶国赛，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董腓利。原告黄志霄不服被告永嘉县公安局其他行政行为，于2019年7月1日向永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永嘉县人民法院于同日立案，经审查后，认为该院存在回避情形，将本案报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浙03行辖5号函，决定将本案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收件立案后，于2019年9月28日向被告永嘉县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志霄、被告永嘉县公安局副职负责人叶国赛、委托代理人董腓利到庭参加了诉讼。因疫情原因，2020年1月31日至2020年2月19日依法不计入本案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永嘉县公安局开展“警灯工程”工作，2019年6月26日晚安排一位民警和两位辅警在永嘉县××街道“警灯工程”梦江岗亭值守，当晚19时19分两位辅警拦停了原告驾驶的车辆，并查问了原告的公民身份号码和手机号码（以下简称被诉行政行为）。原告黄志霄诉称，2019年6月26日19时19分时许，原告驾驶车牌为浙ＣＹ××**的现代轿车带着两个儿子出去逛街，经永嘉县××街道××道梦江大酒店对面时，有两名身着警察字样反光服的“警察”示意其停车。原告停车后，“警察”要求原告报公民身份号码，原告报了之后，发现该“警察”似是辅警。“警察”将原告公民身份号码输入一台手持机器后继续盘问原告的手机号码，原告因怀疑其为辅警，拒报手机号码，并质问其“是不是辅警”，并拿出手机开始录像。这时其中一位辅警去岗亭叫了一位民警过来，原告刚好认识，民警示意原告可以离开了，原告质问为什么辅警拦车盘查，民警再次示意原告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有权进行当场盘问、检查的是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人民警察进行当场盘问、检查前应当出示相应证件。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中，进行检查的仅是两名辅警，而非执勤民警，在检查前或检查过程中，执勤民警均未曾与原告照面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向原告亮明身份，在此情况下，显然无法确认当时是执勤民警在作盘查，辅警在民警的带领下辅助盘查的事实。现原告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决：1.确认被告于2019年6月26日19时19分许在永嘉县××街道××道梦江岗亭对原告进行盘问、检查的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黄志霄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行车记录视音频，以证明盘查身份证前后，现场没有警察，只有辅警拦车盘查的违法事实。3.手机视音频，以证明盘查身份证前后，现场没有警察，只有辅警拦车盘查的违法事实。被告永嘉县公安局答辩称：一、被告推进的“警灯工程”是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建立更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二、原告诉称我局于2019年6月26日对其进行盘问、检查，实为我局“警灯工程”中实施的路面信息采集工作。1.信息采集和盘查表现出来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公安信息采集指的是采集相对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为了保障采集信息的准确性，公安机关在采集信息的过程中必然要求当事人出示身份证件或者报出身份信息，用以进行核对，否则信息采集的意义将不复存在。这一点，与盘问、检查存在相似之处，公安民警在执行盘查的过程中也会要求当事人出示身份证件，用以查明相对人信息。但是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信息采集终止于信息记录完毕，而盘查的重点在于盘问、检查，即对相对人的家庭情况、来往路线、装载物品等情况进行盘问，并检查相对人的身体、车辆有无携带管制器具或其他违禁物品。特别是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中对盘查进行了详细规范。由此可见盘查系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是行政强制措施。而在2019年6月26日当天信息采集过程中我局辅警要求原告报出公民身份号码和手机号码后，仅进行了手持终端的信息采集，整个过程并没有行政强制措施，也没有强制采集其手机，全程都体现的是一个信息采集的过程。2.法律赋予了公安机关进行信息采集的职权。依据《浙江省公安机关查找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工作规范（试行）》[浙公通字[2018）2号]第六条规定：县级公安机关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失踪人员警情处置工作规范，做好失踪人员的警情处置和信息采集录入工作。《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9号）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建立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队伍，协助开展流动人口信息采集等工作。以上法律法规依法赋予了公安机关进行信息采集的职权。而我局依据工作安排，在人员车辆比较密集的瓯北梦江酒店对面的沿江公园一带设立“警灯工程”，一方面是将警力投入街面增加快速反应能力，另一方面利用驻守岗亭空余时间进行信息采集，依法履行了法律赋予的职责。3.法律赋予了辅助人员可以辅助进行信息采集的职权。依据《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行政执法辅助人员在行政机关及行政执法人员的指挥和监督下，可以配合从事宣传教育、信息采集、接收或者受理申请、参与调查、劝阻违法行为、送达文书、后勤保障等工作。此规定中明确了辅助人员可以辅助进行信息采集的职权。综上，我局2019年6月26日对原告的执法活动实为我局“警灯工程”中实施的路面信息采集工作。我局民警带领二名辅助人员进行信息采集工作符合法律规定。三、2019年6月26日我局梦江岗亭的信息采集行为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我局在执行“警灯工程”过程中随机抽取不特定的社会个体进行信息采集的行为，未损害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显然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所述，被告信息采集行政行为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应当驳回其起诉；若法院认定其起诉符合受案条件，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永嘉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情况说明，以证明永嘉县公安局瓯北派出所自2019年4月以来，为全力开展扫黑除恶工作，安排民警“警灯工程”进行岗亭值守、日常巡逻及信息采集，同时开展扫黑除恶宣传和线索排摸工作。瓯北派出所安排民警方南、辅警应杨锋、李茂伟于2019年6月26日晚上在梦江岗亭开展“警灯工程”工作的事实。2.亲笔证词，以证明永嘉县公安局瓯北派出所民警方南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梦江岗亭部署辅警应杨锋、李茂伟开展信息采集工作，对过程车辆进行信息采集，对刚好经过的原告黄志霄的身份信息进行了采集的事实。3.2019年6月警灯工程民警岗亭值班表、岗亭安排表，以证明永嘉县公安局瓯北派出所2019年6月警灯工程民警及辅警值班情况。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四十条、《浙江省公安机关查找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工作规范（试行）》第六条、《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第四条等。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对被告信息采集的说明不予认可，被告败诉的（2016）浙0324行初58号案件也是查身份证和手机号，当时被告承认是盘查行为，该案败诉后被告现辩称为信息采集行为。对证据2中“路边声音嘈杂”，方南主张当时不在现场是去接电话的说辞不予认可，被告应提供方南当时的通话记录；对“信息采集时原告不予配合”的说法证明该行为是行政强制行为，需要原告配合；对“信息采集也是工作安排之一”有异议，现场辅警并没有告诉原告可以不配合，实际上该行为具有强制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对行政机关单方面制作的材料内容无法确认，现场辅警身份可以通过原告拍摄的视频中的辅警号确认，方南是辅警认为原告不配合检查才叫过来的，也证明该检查行为具有强制性，执法人员从始至终并未告知原告可以不配合检查。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只是示意原告报出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并未强制检查，现场是有民警在岗指导监督。证据3证明原告提出异议后民警示意原告可以离开，在原告再三要求民警到场后，辅警告知等民警过来，并不是不让原告离开。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均予以认定。2.对被告提交证据1～3中关于事发当晚“警灯工程”梦江岗亭值守情况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且与原告提交的视频资料内容相符，对该部分内容及其所待证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中内容为“我向其解释刚去到一边接打电话，信息采集也是工作安排之一，并示意采集工作并非强制”，因与原告提交的视频资料不符，对该部分内容本院不予采信。3.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本院均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被告永嘉县公安局瓯北派出所于2019年6月26日18时许，安排一位民警和两位辅警在瓯北街道梦江岗亭开展“警灯工程”工作。当晚约19时19分许，原告驾驶牌照为浙ＣＹ××**的现代轿车经过该岗亭时，被两位身穿制式服装的辅警拦下。原告停车后，辅警要求原告报公民身份号码，原告报后，辅警要求原告再报手机号码。此时原告怀疑执法人员是辅警，拒报手机号码，并拿出手机开始拍摄视频。一位辅警告诉原告，“等民警到了先，你不接受配合检查，没关系”，另一位辅警去将民警叫到现场。民警到场后，原告质问民警，辅警有什么权利拦车、查原告的身份证和手机号码。民警解释自己刚因接听电话临时走开，并示意原告可以离开。原告离开后对被告拦车并要求原告报公民身份号码及手机号码的行政行为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现场视听资料内容，可以证明现场两位辅警及后到的民警均未向原告出示证件，也未告知对原告进行拦车、要求原告报公民身份号码及手机号码，是在履行路面信息采集工作职责，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警灯工程”工作内容包括路面信息采集。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浙江省公安机关查找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工作规范（试行）》、《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可以证明公安机关有信息采集的职责，但该两个法律依据所适用情况与本案情况并不相符。据此，对被告辩称被诉行政行为属信息采集行为，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从现场辅警说原告不配合检查等内容来看，现场辅警也是认为其对原告是在作检查行为，且被诉行政行为符合盘查特征，可以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属于盘查行为。因此，被告辩称被诉行政行为为信息采集行为，且信息采集行为未损害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对当事人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可见，有权进行盘问、检查的执法人员是人民警察。辅警作为警务辅助人员，不具备执法人员资格，不能直接参与公安执法工作，应当在公安民警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浙江省行政程序规定》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执法辅助人员在行政机关及行政执法人员的指挥和监督下，可以配合从事宣传教育、信息采集、接收或者受理申请、参与调查、劝阻违法行为、送达文书、后勤保障等工作。可见，不管辅警或其他行政执法辅助人员都不能直接从事执法工作，辅警即使是从事信息采集工作也要在民警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本案原告驾车经过现场，被两名辅警拦住盘查时，民警并不在场，只是在原告不配合的情况下民警才被叫到现场，因此不能认定辅警是在民警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故被诉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原告黄志霄要求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永嘉县公安局于2019年6月19日19时19分许在永嘉县××街道梦江岗亭对原告黄志霄进行盘查的行政行为违法。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永嘉县公安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乐珍人民陪审员  李丽萍人民陪审员  李秋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法官 助理  余珂君书 记 员  周婉倩?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