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吉0202民初758号原告：于锋锴，男，汉族，1974年7月24日出生，住吉林市。原告：徐茹环，女，汉族，1944年9月21日出生，住吉林市。两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仁昌，男，汉族，1952年12月18日出生，住吉林市。被告：何佳峰（以下统称为何佳峰），男，汉族，1974年7月26日出生，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宫海茗，吉林中证（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明，吉林中证（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浩铭（以下统称为朱浩铭），男，汉族，1974年3月28日出生，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华（系朱浩铭之父），男，汉族，1947年8月1日出生，住吉林市。被告：何延梅（以下统称为何延梅），女，汉族，1970年12月19日出生，住吉林市。原告于恒昌诉被告何佳峰、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豪时公司）、第三人朱浩铭、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吉林分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我院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2016）吉0202民初217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于恒昌的诉讼请求。于恒昌不服，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院）提起上诉，中院于2017年9月22日作出（2017）吉02民终225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恒昌仍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院）申请再审，高院于2018年5月23日作出（2018）吉民申144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中院再审，中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进入再审程序，再审过程中，于恒昌撤回对平安人寿吉林分公司的起诉，并追加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吉林支公司）为第三人，同时撤回对新豪时公司的起诉。中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8）吉02民再105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7）吉02民终2250号民事判决书、（2016）吉0202民初217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本案于2019年3月22日受理，重审中于恒昌将平安人寿吉林支公司列为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于恒昌死亡，其继承人于锋锴、徐茹环作为原告继续参加诉讼。诉讼中于锋锴、徐茹环撤回对平安人寿吉林支公司的起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锋锴、徐茹环及其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仁昌、被告何佳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宫海茗、赵海明、被告朱浩铭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何延梅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锋锴、徐茹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何佳峰向原告返还新豪时公司14,000股股权的套现款921,340元及该股权自2005年至2015年分红款49,980元（共计971,320元）；2、判令何延梅承担侵权连带责任；3、朱浩铭在本案没有做好和履行好受托人义务的责任（后表示不追究朱浩铭的责任）；4、诉讼费等一切损失由被告何佳峰承担。事实与理由：摆事实，讲道理，本案要从于恒昌（2010）昌民一初字第28号案件、（2012）昌民二初字第38号案件和赵传德（2010）昌民一初字第625号案件查起，当事人本人都到庭了，这两个案件内容一样，证据一样，正卷里一切都是证据。1、在2000年朱浩铭受何佳峰夫妻的委托找到原告于恒昌等人投资，经朱浩铭介绍说，内弟何佳峰夫妻在平安公司上班、公司号召员工招投资，有认购任务，每股1.76元，股权股息归实际出资人所有，当时招投资是很难的事情，何佳峰没有钱，为完成工作业绩、认购任务，找朱浩铭帮忙，朱浩铭也没有钱，其同意并知道朱浩铭筹集第三人于恒昌等人投资。没有明确规定禁止他人介入的情形，谁投资都行的情形。当时何佳峰、朱浩铭、于恒昌等人是招投资关系。2、当时原告等人知道以何佳峰夫妻名义代购公司股权，按何佳峰提出的认购条件，约定谁投资谁享有参加公司股权股息一切利益，赔赚代理人不负责任，一经入股不能退股，股票成功上市就能赚钱。原告等人出于对被告的信任，为挣钱，依照约定在2000年9月24日于恒昌出资24,640元、赵传德出资28,160元（其中有徐茹环6,000股）、徐志斌出资17,600元、徐杰出资8,800元，共计79,200元现金交给朱浩铭，通过朱浩铭转交何佳峰夫妻，其二人同意并知道朱浩铭筹集于恒昌等人投资以何佳峰夫妻名义代购公司股权的事实，共计45,000股，被告们互相出收据和交款凭证。双方约定股权股息归实际出资人所有。法院多次审理本案，都查明了何佳峰夫妻把包括原告于恒昌等人出钱交给公司投资股权的事实，何佳峰夫妻是名义股东，于恒昌等人是实际出资人、是转委托投资关系的事实。3、根据朱浩铭的证词，何佳峰说公司有认购任务，找他帮忙他没有钱，他和父母及原告说了这事。朱浩铭向何佳峰交了33,440元，包含原告14,000股。问：“45,000股都是谁的钱？”答：“我母亲5,000股、大姨夫于恒昌14,000股、大舅徐志斌10,000股、赵传德16,000股。是亲属于恒昌和朋友赵传德等人出钱。”何佳峰说：“这些人我不熟，我知道这事就行，给你签收据，到时和你说话就行。”朱浩铭说明是原告等人出资，当时朱浩铭向何佳峰表明是第三人投资，何佳峰表示知道的事实。4、何佳峰证词：“以我和爱人名义购买的，当时我们一人购买50,000股”，“有45,000股是朱浩铭认购的，但这45,000股有多少、是谁的，我不清楚。”何佳峰同意朱浩铭筹集了45,000股，2005-2006年红利给了朱浩铭，何佳峰知道这钱并非由其父母全额购买，大部分为其他亲属购买，何延梅主张出资亲属全部在场才能转交本金。何延梅跟朱浩铭说了认购新豪时公司股权，证明以何佳峰夫妻俩名义购买股权和有认购50,000股任务，何佳峰姐俩找朱浩铭帮忙招他人投资，何佳峰表示知道有亲属于恒昌和其他人投资，对投资人没有异议。投资每个人和何佳峰夫妻有投资关系。5、法庭上朱浩铭问何延梅：“何延梅从何时知道我代于恒昌、赵传德购买股票的事？”何延梅答：“你将钱交给第三人（何佳峰夫妻）之后”，证明何佳峰大姐何延梅开始参与买股权知道原告等人出资，其弟何佳峰在通常情况下也就自然知道，应当知道事实。以上是被告们符合本案情形的供词，是直接证据，证明何佳峰夫妻签订合同时知道受托人朱浩铭与原告等人有代理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该条司法解释规定，必须存在意思表示或者某些伴随意思表示的情形，将间接代理赋予代理的效果，是法律依据。证明原告于恒昌等人和何佳峰夫妻是委托关系、代理投资关系和间接代理关系的事实，符合常理，受法律保护。6、何佳峰说“不认识原告、如果替原告买，我是不会帮这个忙的，新豪时股权和原告没有关系”不符合本案情形，不认识没关系，何佳峰知道有亲属和其他人投资就行，当时原告等人和何佳峰无冤无仇，于恒昌是朱浩铭大姨夫、何延梅和朱浩铭结婚时，于恒昌夫妻都参加婚礼，和何佳峰见了面在一起喝喜酒，是亲属都认识，当时招投资是很难的事情，原告等人投资是帮被告完成工作业绩、认购任务，知道原告等人投资是很高兴的事情，把原告等人投资交给新豪时公司代购股权，公司和原告等人就有关系，符合常理。比如你掉到水里有危险，有人来救你，你能说不认识，不用你来救？何佳峰欺骗法院、虚假陈述，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害原告权利，把原告等人一切股份财产利益霸占为己有。朱浩铭供词中说，何佳峰说朱浩铭和何延梅解除婚姻关系，不帮朱浩铭提取红利。何佳峰供词中说，朱浩铭和何延梅离婚，本金还给朱浩铭。证明何佳峰因他姐何延梅和朱浩铭离婚不履行合同。当时有约定不允许退股，从2002年到2006年何佳峰将红利款交给朱浩铭履行合同6年，朱浩铭又转交给原告等人实收到三年又两个月红利款，以后原告等人就没有收到红利款，原告经多方了解方知，在2005年朱浩铭和何佳峰大姐何延梅离婚时，朱浩铭要给何延梅100,000元钱，如不给，何延梅支配在公司原告等人的股票，在2007年朱浩铭按承诺将100,000元钱交给何延梅，赎回抵押的股票，何佳峰、何延梅早已等在现场，并认识到股票不是朱浩铭实际出资的，没有股票所有权，是背着实际出资人损害原告的抵押行为，何佳峰、何延梅只留20,000元，拿出80,000元返给朱浩铭，说是返给朱浩铭100,000元的一部分，并让朱浩铭在他们早已拟好的协议书上（没有写什么钱）就签了字，后来说朱浩铭和何延梅已离婚，把返给朱浩铭的钱变成退股票本金，强行解除合同关系，朱浩铭坚决反对，何佳峰再没有交股票收益。原告等多次找朱浩铭履行合同，朱浩铭披露，何佳峰因何延梅和朱浩铭离婚不履行合同，被告们争议、决定和离婚，原告管不了，跟原告无关，损害原告就不行。被告何佳峰见股票升值有巨大经济利益，以仗他姐何延梅在公安局工作有人脉关系，利用何延梅和朱浩铭离婚时的经济纠纷，抵押看不行，又变相退本金，在没有经过所有第三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行不履行合同，何延梅不回避参与本经济案，知道原告等人实际出资，对其弟何佳峰侵权行为不制止、为其弟和自己辩解，违反公安部禁令规定，妨碍了司法公正，有侵权连带责任。被告何佳峰、何延梅损害原告等人的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该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第三人。第403条规定，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其规定。证明委托人于恒昌可以行使受托人朱浩铭对何佳峰的权利。7、本案朱浩铭和何佳峰夫妻有合同关系，该合同涉及原告等人投资利益，主要是投资的钱，都是原告等人出的。卷宗里有受让人朱浩铭、何延梅、杜金明、王彩霞、赵传德、徐志斌的证明，知道原告投资的事实。如酒瓶不一样，里面内容一样都是酒。在2000年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吉林支公司投资变动，把于恒昌等人出钱转给加入新豪时公司投资股权，又投资加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事实。在何佳峰夫妻名下新豪时公司股份证里的于恒昌和赵传德的股份利益归实际出资人所有，在何佳峰夫妻名下股份证，叫新豪时公司股份证，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调整，符合法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6条的规定，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除外。第106条的司法解释规定，不必由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但当债权是他人权利的标的时，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合同不能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一）第19条的规定，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实际出资人主张名义出资人转交股息和其他股份财产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若干问题规定第31条规定，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法第32条规定，实际出资人能够证明受让人、质权人或者其他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除外。第35条规定，其中一人行使股权的效力及于全体共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8、（2018）吉02民再105号卷宗的正卷里第28、29、30、31、45页，新豪时公司股东会决议，深圳市新豪时变更西藏林芝新豪时，有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景傲实业公司、新豪时公司盖的公章，证明中国平安、新豪时、景傲实业在深圳市时就都是股东，是一家关系的事实。9、中国平安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中国平安股在2007年3月1日在上海市成功上市，名称“中国平安”股，代号601318，在2010年3月江城晚报、平安8.6亿股解禁新闻和凤凰网，征集新豪时平安持有人分红情况，中国平安股年度分红派息公告，以及中国证券报、新豪时减持中国平安员工股。说明新豪时、景傲实业、江南实业为平安三大股东不能单独上市，是加入中国平安股上市，新豪时股就是平安股规定将在5年里，以58.19至65.81元价位逐步减持套现款和分红款。10、贝证券交易所，国家全国炒股人下载同花顺炒股软件，代号601318，中国平安股和分红走向是原始真实计算股益题材价位（本案以这价位算套现款更多）在2010年每股67.20元、2011年每股63.21元、2012年每股46.85元、2013年每股53.27元、2014年每股86.28元、2015年每股94.30元。以上证据证明，新豪时股是依照原始真实平安股价位，定以58.19元至65.81元价位计算套现款分红款的事实。11、当时原告没有股份分红和套现款的证据，有知情权，何佳峰有报告股息股份情况义务。原告也申请法院查明股份分红和套现款情况，被告何佳峰是占有证据一方当事人，就是故意隐瞒不说，给法院和原告制造难题，原告在无奈情况下先提出300,00元的诉讼请求有瑕疵。现在原告有证据知道分红套现款情况重新提出追加诉讼请求。法庭上何佳峰证词说，兑现了，多钱记不住，是打到工资卡还有别的钱，具体的公司也没有公布，公司同意解禁的，从2010年以后，都是现金，证明何佳峰收到公司给套现款和分红款，并故意隐瞒具体数额，也证明我举的证据符合本案性质和内容、具体情况的事实。何佳峰说，从2010年以后逐步减持套现款，证明不含2010年套现款。12、本案从2011年到2015年是依照公司规定，以58.19元至65.81元价位，就高不就低原则，以65.81元价位计算套现款有依据，符合常理。计算本案套现款有两个方法：（1）（按5年平均值计算套现款）用于恒昌14,000股，每股65.81元=92.1340.万元、是于恒昌的套现款5年给完。用赵传德16,000股×每股65.81元=105.2960.万元，是赵传德的套现款5年给完；（2）（5年分开单算套现款）把于恒昌14,000股÷5=2,800元千股，是于恒昌每年股份，用65.81元每股×2800股=184,268元×5=92.1340万元。是给于恒昌的套现款，分5年给完，和第一种方法（按5年平均值计算）一样，计算赵传德的套现款。何佳峰给朱浩铭2002年到2006年分红又转给原告等人实收到2002年到2005年2月分红、2001年和2005年8月到2015年分红，原告没有收到，公司每年都有分红款，原告是2000年9月24日投资加入公司，当年原告没有分红）、2001年每股0.09元×14,000股=1,260元没给，为好计算分红款把2001年分红款，代替2005年2月，原告没有收到的分红款。13、计算：本案分红款有两个阶段。（1）用于恒昌14,000股乘上每年每股、每年于恒昌14,000股里每股分红情况和每年赵传德16,000股里每股分红情况：2001年0.09元×14,000股=1,260元，代替2001年0.09元×16,000股=1,440元，代替2002年0.12元×14,000股=1,680元；2002年0.12元×16,000股=1,920元；2003年0.16元×1.4股=2,240元；2003年0.16元×16,000股=2,560元；2004年0.18元×1.4股=2,520元；2004年0.18元×16,000股=2,880元；2005年0.36元×14,000股=5,040元没给；2005年0.36元×16,000股=5,760元没给；2006年0.48元×14,000股=6,720元没给；2006年0.48元×16,000股=7,680元没给；2007年0.56元×14,000股=7,840元没给；2007年0.56元×16,000股=8,960元没给；2008年0.96元×14,000股=13,440元没给；2008年0.96元×16,000股=15,360元没给；2009年0.20元×14,000股=2,800元没给；2009年0.20元×16,000股=3,200元没给；2010年0.40元×14,000股=5,600元没给；2010年0.40元16,000股=6,400元没给。共计41,440元是于恒昌分红，47,360元是赵传德分红。（2）（5年分开算分红）于恒昌14,000股÷5=2,800股是每年股份，2011年套现款了没有分红，2012年有4年股分红2800元×4=11,200元（2012年0.3元×11,200股=3360元）+2013年有3年股分红2,800元×3=8,400元（2013年0.45元每股×8,400股=3,780元）+2014年有2年股分红2,800元×2=5,600元（2014年0.25元×5,600股=1,400元），2015年套现款了没有分红.共计8,540元是下5年的分红。用2005年到2010年分红41,440元+2011年到2015年分红8,540元=49,980元，共分红款+套现款921,340元=971,320元，是于恒昌共有股份款。赵传德算分红同样0.3+0.45+0.25=1,16,000股=16,000元+47,360元分红+套现款1,052,960元=1,116,320万元，是赵传德共有股份款。注：2010年新豪时股迁西藏，税收优惠。依照证据法第188条占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有隐匿、毁损、遗弃，或有导致该证据难以使用行为后果的情形时，如果该证据为证明本案事实的唯一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他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性质和内容的主张成立，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当事人事实主张成立。是法律依据。以上原告的主张和证据，符合本案性质和内容具体情况。法院应该认定原告主张证据成立。14、在2010年原告于恒昌和赵传德以合同纠纷，把被告们告上吉林市昌邑区法院和中院，要看在前的赵传德案件。（2010）昌民一初字第625号和中院原判决，经中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判决有错误应予再审。再审认为，赵传德与何佳峰夫妻没有合同关系不支持原告，再审维护原判决说有瑕疵，错误和瑕疵不一样。法院乱作为，原告不服。法院都维护赵传德案件原一审错误判决。来审理于恒昌案件，法院认为于恒昌和何佳峰没有合同关系不支持原告，原告不服。在2015年原告于恒昌和赵传德都向法院又提交申诉状，中院对于恒昌和赵传德两个案件进行三级复查，到至今都没有正式说法，法院不作为，中院对赵传德案件说，这两个案件内容一样，要看吉林市昌邑区法院审理于恒昌案件结果。在赵传德案件中院二审认为，原告可向被告们主张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证明中院认为被告有侵权损害原告的事实。在2016年原告于恒昌以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把被告何佳峰上诉吉林市昌邑区法院和中院，法院又依原错误判决来审理于恒昌案件，法院以没有直接委托关系为由否定了何佳峰侵权行为，法院乱作为、官官相护、不公平、原告不服，一切都要问为什么。要给原告法律上说服人的说法，本案依照法律规定，从哪个角度看原判决，都是违反法律规定明显错误的判决，在2018年原告于恒昌上诉到高院，高院指令中院再审本案，中院撤销原判决，发回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重审。（2018）吉02民再第105号。本案股份是于恒昌和赵传德实际出资产生的，股份分红和套现款一切财产利益归实际出资人所有，符合常理。本案要纠正在2010年于恒昌和赵传德原一审和中院错误判决，本案才完整。原告于恒昌为维护合法投资权益，请求法院判令何佳峰侵权损害霸占原告于恒昌的14,000股套现款、分红款和一切股份财产利益收归原告于恒昌所有。支持原告于恒昌的诉请、诉讼费一切损失由被告何佳峰承担。也支持原告赵传德的诉请。被告何佳峰辩称：原告在诉状中所述与实际情况不符。被告与原告素不相识，故不存在委托关系或转委托关系。被告将股票红利交付给了朱浩铭，因被告与原告不相识，故从未向原告交付过股票红利，也没有义务向原告交付红利。被告朱浩铭未曾将股票抵押给何延梅。朱浩铭向何延梅支付的100,000元与股票没有任何关系，是双方于2005年4月4日签订离婚协议书中的朱浩铭应履行的给付义务。被告朱浩铭向何佳峰支付了人民币79,200元用于购买股票（1.76元/股，总计45000股），2008年10月30日何延梅向朱浩铭返还股本金79,200元，朱浩铭明确表示放弃股票所有权。原告的诉讼请求应有证据加以证明，如未能提供何佳峰应承担责任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被告何佳峰与原告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朱浩铭辩称：我是这个案件的相关人，不知道说我是被告有什么意义，股票不在我手里。我曾经到昌邑公安分局管他要钱，做了起诉，调查了一部分，公安机关说不能受理，由法院受理，后来我想到法院起诉，但是同一案件的两个被害人，于恒昌和赵传德，两个案子已经先于我起诉了，我想这两个案子已经起诉了，我再起诉有点过早，等判决后再说怎么办，这个钱都是通过我交给何佳峰及其爱人冯亚楠，我想这是个事实。下一步法院重审以后，我会作出下一步诉讼行为。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何延梅为何佳峰之姐，朱浩铭与何延梅曾为夫妻关系，于恒昌是朱浩铭的姨父。2000年9月24日朱浩铭收到于恒昌现金24,640元，用途为通过何佳峰代购平安保险公司原始股票，每股1.76元，共计14,000股（本案所谓的股票即“平安员工投资集合”，也被称为“平安职工合股基金”，何佳峰时任平安保险公司经理，当时只有平安保险公司的高管、经理等有权认购）。朱浩铭向于恒昌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于恒昌现金24,640元，通过何佳峰代购平安保险公司原始股票（每股1.76元），共计14,000股，并约定朱浩铭于春节前偿还于恒昌欠款2,520元后，其中2,000股归朱浩铭所有。朱浩铭于2001年春节前向于恒昌偿还了欠款2,520元，于恒昌将其中2,000股转给朱浩铭。2000年9月25日朱浩铭将33,440元交给何佳峰（该款包括于恒昌的资金24,640元，其余为他人资金），由何佳峰代购平安保险公司的原始股票，每股1.76元，于恒昌有14,000股，其他人有5,000股，共19,000股。何佳峰于2000年9月25日向朱浩铭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现金33,440元，用途为代购平安保险公司19,000股的原始股，股权全归朱浩铭所有。朱浩铭已向于恒昌告知，股票系从何佳峰处购买。朱浩铭称，给何佳峰钱时，向其说明是其亲属购买的，未说明具体是谁。何佳峰、何延梅均称，朱浩铭给他钱时说股票是给其父母买的。于恒昌与何佳峰当时就购买股票问题没有直接接触。2001年5月29日新豪时公司向何佳峰发放股份编号为0000022237号的股份成员证一张。2001年至2004年何佳峰将新豪时公司派发的红利通过朱浩铭转给了于恒昌，分红情况为：2001年1,080元、2002年1,440元、2003年1,920元、2004年2,160元。2005年4月4日何延梅与朱浩铭因感情不和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朱浩铭承诺在2006年12月30日前给何延梅100,000元，如没有履行承诺，何延梅可以在2006年12月30日后自由支配朱浩铭在平安保险公司的所有股票，共45,000股原始股（每股1.76元，股票价值79,200元）。2005年起何佳峰表示，其与朱浩铭不再是亲属关系，不想再冒风险，要将股权本金向朱浩铭返还，朱浩铭表示拒绝，后何佳峰将股权本金79,200元（该款为45,000股的股票本金，除包含于恒昌的资金外，另有其他人的资金）交给何延梅，何延梅多次向朱浩铭返还该款，均被拒绝，2008年10月30日朱浩铭将该款取回。平安保险公司设立员工收益所有权计划，由参与员工认缴员工投资集合资金并获得单位权益，而该投资集合分别通过新豪时公司及林芝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投资于平安保险公司。新豪时公司由原深圳平安综合服务公司（平安职工合股基金）改制而来，该公司从平安保险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职能机构的员工处认购合股基金，并对员工股进行集中托管和入股资金投资运作。本案中的股票即为此合股基金，又被称为“平安员工投资集合”。平安保险公司的员工股管理办法，适用于新豪时公司。新豪时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因决议解散而注销。本院于2020年1月12日作出（2019）吉0202民初758号民事裁定书，责令何佳峰限期向本院提供00000022237号新豪时公司股份成员证项下历年红利、套现款派发详细流水账。何佳峰向本院提交说明，称年代久远，无法调取当初的证据，相关银行卡已经注销，超出银行可调取记录的年限，明确表示不能提交裁定书中要求提交的材料。案涉股权收益分减持套现和发放股息红利两部分。1、减持套现情况：2010年12月31日减持16.4409%，每股75.1453元；2011年6月14日减持1.3075%，每股64.1626元；2012年5月14日减持49.3509%，每股57.7393元；2012年5月25日减持32.9007%，每股58.2952元。至此全部减持完毕。2、派发红利情况：2010年中期每股派发红利0.135元、2010年度每股派发红利0.36元、2011年中期每股派发红利0.135元、2011年度每股派发红利0.225元。2012年1月9日于恒昌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何佳峰向其返还案涉股权12,000股自2005年至2009年股权红利款22,800元，朱浩铭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于2012年5月22日作出（2010）昌民二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于恒昌的诉讼请求。于恒昌不服，提起上诉。中院于2013年9月22日作出（2013）吉中民三终字第313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恒昌仍不服，向中院申请再审，中院于2014年7月28日作出（2014）吉中民申字第7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于恒昌的再审申请。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陈述、朱浩铭给于恒昌出具的收据、何佳峰给朱浩铭出具的收据、何佳峰出具的证实材料、朱浩铭出具的说明书、何佳峰出具的说明书、股份成员证、离婚协议书、庭审笔录、2010年3月22日江城晚报、平安8.6亿股解禁财经新闻、凤凰网财经新闻、（2018）吉02民再105号民事裁定书、2018吉民申1444号民事裁定书、证实材料、离婚协议、收据等。以上证据经当事人质证及本院认证，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一、关于重复起诉问题，2012年1月9日于恒昌向本院起诉，请求何佳峰向其返还案涉股权12,000股自2005年至2009年的股息红利，朱浩铭承担连带责任。本次起诉要求何佳峰向其返还案涉股权14,000股的股份套现款和股息红利，何延梅承担侵权连带责任。本次诉讼中12,000股股权红利部分与2012年于恒昌所起诉的案件，诉讼请求基本相同，只是计算数额有所差异，当事人基本相同，均是请求判令何佳峰承担给付股权红利，虽然2012年的诉讼是要求朱浩铭承担连带责任，本次诉讼是要求何延梅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为何佳峰是否承担给付责任，两诉本质仍属同一诉讼，故于锋锴、徐茹环要求何佳峰给付12,000股股权红利部分的诉讼请求，属重复起诉，应予驳回。本次诉讼虽比之前诉讼多要了2,000股的红利，但2001年时于恒昌已将其中2,000股转给了朱浩铭，该部分收益与于恒昌无关，于锋锴、徐茹环无权向何佳峰主张返还该部分股权收益。二、关于何佳峰是否将股权款退回给朱浩铭的分析：何佳峰提供返还股票款的证据为一份由朱浩铭出具、日期为2008年10月30日的收条，内容：“今收到何延梅返还人民币柒万玖仟贰佰元整。”其他佐证为何延梅的陈述。于恒昌亦陈述，听何延梅说股权本金返给了朱浩铭。对此朱浩铭予以否认，称：“何佳峰未把股票本金向其返还，79,200元是其借给何延梅的钱，还了一部分，与购买股票数额一致的原因是与何延梅私下签订了一个协议，该协议是非法的，因何延梅系何佳峰姐姐，为保全股权，当时其给了何延梅100,000元，但何延梅不是股票的合法持有人，无法保全股权，所以何延梅还了一部分钱，给一部分的原因是何延梅没有足够的钱。”何延梅对朱浩铭的说法予以否认，承认收到100,000元，但称：“是离婚分割财产的钱，朱浩铭打收条的钱是何佳峰退还的股票本金。”2005年4月4日朱浩铭与何延梅签订离婚协议，协议载明：“朱浩铭与何延梅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朱浩铭除拥有电视机、电脑、现住房外其余一切物品由何延梅随意支配。双方离婚后，何延梅需在最短时间内搬出现住房。朱浩铭承诺在2006年12月30日前给何延梅100,000元，如朱浩铭没有履行承诺，何延梅可以在2006年12月30日后自由支配在平安保险公司的所有股票（共45,000股原始股）。在2006年12月30日前平安股票（45,000股）的所有权和其所产生的所有效益等仍归朱浩铭所有。如乙方兑现了在2006年12月30日前给何延梅100,000元，平安保险的所有股票的所有权以后仍归朱浩铭所有。”对上述证据分析如下：何延梅称是分割财产的钱，离婚协议中朱浩铭拥有电视机、电脑、住房，朱浩铭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何延梅100,000元，逾期不给何延梅可支配其股票，可以认定朱浩铭在离婚时分割给何延梅的财产是100,000元。何延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处置股票的内容，明显具有保证的性质。而朱浩铭陈述给何延梅100,000元是为了保全股票，100,000元是给何延梅的好处费，后发现何延梅不能保全股票，返给其79,200元。朱浩铭的说法没有证据予以佐证，且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在（2012）昌民二初字第38号案件庭审笔录中，审判人员问朱浩铭：“100,000元与79,200元是否有包含关系，是否是两笔钱？”朱浩铭回答：“这是两笔钱。”依通常语义理解，朱浩铭给何延梅的100,000元与何延梅返给朱浩铭的79,200元不具有包含关系。此外，依一般人的处事方式，朱浩铭拿着于恒昌等人的钱直接到何佳峰处购买股票，且知道所购的是何佳峰名下的员工内部股，为保住股票完全可以直接找何佳峰解决，没必要把钱交给已经因感情不和而离婚的何延梅，让其保全股权。且朱浩铭先说是借给何延梅的钱，后又说给钱希望何延梅保住股票，又称79,200元为何延梅偿还100,000元中的一部分，何延梅当时只有这么多，前后自相矛盾。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应当认定何佳峰已将49,000股的本金79,200元通过何延梅返还给了朱浩铭。三、关于于恒昌与朱浩铭、何佳峰的法律关系问题：朱浩铭收到于恒昌用于购买案涉股权的本金，并将该款交给何佳峰，何佳峰虽否认认识于恒昌，但却知晓朱浩铭所付钱款为其他人的投资，在股权产生红利后，其将红利交给朱浩铭，由朱浩铭再转给于恒昌，其与于恒昌形成事实上的转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内容为何佳峰代持案涉股权，于恒昌取得该股权的相关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何佳峰作为受托人，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2008年10月30日何佳峰将股票本金返给朱浩铭，委托关系即解除。四、关于何佳峰、何延梅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2008年10月30日于恒昌与何佳峰的转委托合同关系解除，此后案涉股权产生的收益与于恒昌无关。该股权收益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股权套现款，套现开始于2010年，于恒昌对该部分收益不享有所有权，何佳峰取得该部分收益，不构成侵权。第二部分为股息红利，2005年至2009年的红利，如前所述，属重复起诉，不予支持；2009年之后的红利，于恒昌不享有所有权，何佳峰取得该部分收益，亦不构成侵权。故对于锋锴、徐茹环以侵权为由，要求何佳峰向其返还案涉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何延梅只是将何佳峰退还的股票本金转交给朱浩铭，没有侵权行为，于锋锴、徐茹环要求其承担侵权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锋锴、徐茹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13元，由原告于锋锴、徐茹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邵明强人民陪审员 王 宏人民陪审员 赵 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程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