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初31号 原告遵义正通顺达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遵义市播州区龙坑街道中山社区******60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1322161317W（1-1）。 法定代表人高允庭，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开舰，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俊南，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遵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地址：遵义市汇川区人民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902115Q。 法定代表人申剑，局长。 出庭负责人祝佑斌，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黎安洪。 委托代理人黎成祥，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遵义正通顺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通公司）不服被告遵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遵义市执法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正通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开舰、杨俊南，被告遵义市执法局副局长祝佑斌及委托代理人黎安洪、黎成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0月16日，遵义市执法局作出〔2019〕遵综执06字第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主要载明︰2016年8月10日18时53分，在原南部新区忠庄办事处银河路半岛酒店路段发生一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一辆号牌为贵Ｃ×××××的渣土车与一辆号牌为贵Ｃ×××××的摩托车相撞，致摩托车所乘人员3人中2人当场死亡，1人受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250余万元。经市人民政府成立的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并经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正通公司，未按规定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 2019年9月24日，本机关向正通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该公司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并告知该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在法定期限内，正通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提出陈述、申辩，同时申请举行听证。 本机关复核后认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正通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所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根据正通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公司经营范围为“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根据事故车辆（贵Ｃ×××××）驾驶人杜怀强笔录，事故发生时，其本人是驾驶事故车辆准备前往温州路工地拉渣土的过程中发生了事故，杜怀强虽非正通公司员工，但其驾驶公司车辆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事故，应视为该事故在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2、正通公司未按规定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是在原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经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并经市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组提交的《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进行批复同意认定的，而非本机关《行政处罚告知书》中认定。3、正通公司未依法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导致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我局依据事故调查组调查结论和市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批复，将该公司作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主体是适当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安监部门是否有权适用及对道路交通安全问题予以行政处罚及适用法律问题的回复》（［2010］行他字第12号）中明确︰“没有特别规定的，安监部门可以适用《安全生产法》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处理”。《道路交通安全法》未对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经营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相应规定，所以，我局适用《安全生产法》对正通公司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4、根据《遵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关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要职责第二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组织起草和审核指导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文稿以及以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公文”之规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作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有权代表市人民政府下发此通知。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对本次事故展开调查”，而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决定成立，所以此次事故调查组是由市人民政府组织成立的，而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综上，本机关对正通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不予采纳，维持处罚告知意见。 本机关认为：正通公司对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决定对正通公司作出：处罚款人民币五十万元的行政处罚。对此原告正通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原告正通公司诉称，2019年10月16日，遵义市执法局作出〔2019〕遵综执06字第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对原告处罚款50万元。原告认为《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 （一）《决定书》认定原告系生产经营单位错误。1、涉案交通事故并非原告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其不是《安全生产法》上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其处罚对象错误。“8?10”交通事故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系张黔川，该车挂靠于原告名下，肇事司机为张黔川聘请的驾驶员，并非原告聘请，其从事运输业务也非原告自行经营业务，故本次交通事故不是原告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原告不是《安全生产法》上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至于张黔川挂靠行为是否合法，并不在本案审理范围，被告仅凭事故车辆登记于原告名下就认定是安全产生责任主体没有足够证据，此与实际事实不符。 （二）案件来源不合法。1、《决定书》认定，原告未按规定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是原告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8?10”事故原因之一，但被告在作出上述认定时没有说明原告是未按什么样的规定履行什么样的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也没有证据证明所谓未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而是简单照搬照用《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简称《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内定，把《事故调查报告》直接作为定案处罚证据，把《事故调查报告》认定事实直接作为案件事实来源。原告认为：《事故调查报告》是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前的内部程序，是解决案件来源，立案程序问题，不是产生在行政处罚过程中。2、《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已严重违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限定的时间范围内作出并由被处罚单位签收、对外公示等，超过时效范围。《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从2016年8月10日发生本次交通事故至今3年多时间，原告从来没有收到过，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曾经向原告送达，原告在被告组织听证会前不知晓有《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客观上原告无法律救济途径。另，被告在南部新区已撤销的情况下仍以《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不合法。3、导致案涉事故发生原因主要有：一是杜怀强操作不当；二是程军酒后驾驶。案涉机动车已经按规定参加年检并合格；杜怀强作为合法持有A2E型机动车驾驶证，作为从业多年驾驶经验的人，对驾驶机动车具有相应操作知识及专业技能，故操作不当完全是其个人因素，并非单位安全教育及监督管理原因。况且，本次交通事故另一名当事人系酒驾、超载。当时原告担责也是基于各方面原因所致。 （三）《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安监部门是否有权适用〈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对道路交通安全问题予以行政处罚及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阐明，未履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义务不是发生交通事故直接原因的，安监部门适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对相关运输企业实施行政处罚不妥。本案中，如前所述，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不是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而是驾驶员本身的过错，因此，适用此条进行处罚是错误的。 （四）《市人民政府关于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程序违法。《批复》作出后没有直接送达原告，没有给原告陈述申辩机会和告知其法律救济途径，由于《批复》对涉案事故原因、性质、责任划分等已明确，客观上对原告后续产生拘束力，是一种被外化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行为，不向原告送达将严重剥夺原告陈述申辩等重要民事权利，程序严重违法。况且，几乎未见涉及此类行政处罚案件从事故发生之日起3余年后作出。 综上所述，请求撤销〔2019〕遵综执06字第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遵义市执法局辩称，(一)原告系案涉安全生产事故的责任承担单位，以其作为被处罚对象正确。我局认为原告是案涉车辆的生产经营单位。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十八条、第十九条、二十五条等相关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对从业人员应当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我局认为，车辆挂靠法律关系中，挂靠人一般为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被挂靠单位一般为名义所有人被挂靠人收取挂靠费用，理应对其名下挂靠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监管及从事运输经营活动的车辆是否符合安全条件进行监管。若被挂靠人仅是收取有关费用，不承担安全生产经营的法律责任，则国家通过《安全生产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管目的将落空，其后果不光是威胁到对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其从业人员自身的健康安全，也会给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转带来威胁。车辆实际所有人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属生产经营企业的不可分割的义务活动，其借用生产经营企业的资质，相关生产经营企业具有安全生产保障的职责。 （二）《事故调查报告》及市人民政府的批复合法有效，同时亦非本案审查范围。上述报告及批复作为我局行政处罚的证据之一，原告在其诉讼中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我局认为，首先上述报告及批复作为本案我局出示的证据，其本身并非本案审理的对象；其次该报告及批复能够客观还原案涉生产事故的情况，能够体现出市政府、市安监等单位对本次安全生产事故的重视及教训总结。上述报告及批复只是行政机关内部对本次事故调查形成的结论，其本身并不直接对原告的权益产生影响，真正对原告权益产生影响的是我局依据上述结论及本案其他证据对原告实施的处罚行为。 （三）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在诉状中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安监部门是否有权适用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和调查处理条例对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子以行政处罚及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的回复，我局认为这系原告对该回复的误解。根据该回复的内容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只是明确运输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第21条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安监部门可以适用安全生产法第83条第2款予以处罚(第83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3)未按照本法第21条、第22条的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本法第36条的规定如实告知从业人员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未履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义务不是发生交通事故直接原因的，安监部门适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37条(第37条规定︰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1)发生一般事故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2)发生较大事故的，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3)发生重大事故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4)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运输企业实施行政处罚不妥。该意见适用的前提系运输企业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安监部门认定其违反21条，然后再依据上述条例第37条进行处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若非21条之直接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则适用37条进行处罚不当。该法律逻辑较为明晰。本案我局并非依据安全生产法第21条或上述条例第37条对原告进行处罚，而是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9条第2项进行的处罚。从安全生产法第六章规定法律责任来看，该条款本质上系安全事故发生后，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罚，其不以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第21条为前提，我局亦没有认定原告因为违反了该21条的规定导致发生本次安全事故从而给予处罚。 （四）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我局作出行政处罚过程中，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举行了听证，询问了有关证人，对案件进行了集体讨论。程序正当、合法。原告称市人民政府批复未送达，未听取其意见，其主张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亦不能以此作为抗辩我局行政处罚的理由。具体理由我局在前面已经论述，不再赘述。从本案的事实来看，事故发生后，市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事故起因、事故经过、当事人情况、对责任人员的处理尤其对一大批国家干部的处理能够体现市人民政府对本次事故的重视，避免今后发生类似安全生产事故的决心，目前车辆挂靠运输企业从事生产运输在我市乃至全国已成为普遍现象，运输企业从事生产经营工作的场所绝非仅仅只在建设地等场所，其往返于各个运输场所之间的活动均属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义务的组成部分，若如原告主张成立，车辆所有人(一般为个人)则承担了安全生产法律主体责任，相关运输企业逃避安全生产监管，极容易给整个运输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安全运转造成威胁，背离了安全生产法的立法本意。 综上，原告的诉称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遵义市执法局为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说明其证明目的。 第一组： 1、市应急管理局案件移送函； 2、立案审批表、立案通知书及送达回证； 3、《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证》； 4、企业信息查询单； 5、《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告知书》及送达回证； 6、《陈述、申辩书》、《听证申请书》、民事判决等辩解材料； 7、集体讨论记录4份； 8、听证笔录及听证报告； 9、《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 第一组证据证明目的：1、案件的来源以及原告的主体信息；2、行政执法程序合法、正当。 第二组： 1、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的通知； 2、遵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案涉事故的请示； 3、市人民政府关于本次事故的批复； 4、遵义市监察局的文件； 5、事故调查报告。 第二组证据证明目的：市人民政府、市安监局等机关单位对本次事故非常重视，经过联合多部门对事故形成原因、经过、责任分析等形成调查报告，并且因为该次事故处分了相应国家工作人员。 第三组： 1、交通事故车辆司法鉴定报告书2份； 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3、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 4、红花岗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文书3份。 第三组证据证明目的：相关单位对本次事故及车辆、人员等进行专业的司法鉴定后形成相关结论。 第四组：对冉孟君、佘先强、刘军、周守兵、黎安亚、李志平、田锦波、龙绪芳、刘振国、杜怀强、骆漫的询问笔录。 第四组证据证明目的：证明原告违法事实清楚。 经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1号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应急管理局适用的法律条款不是《应急管理法》，且与本案原告不具有关联性，该案件移送函是时隔三年时间才作出，故不具有合法性，对2、3、4号证据，从立案审批表可以看出原告是在2019年才知晓了该案，严重超过时限，未告知原告救济途径，对6号证据关联性有异议，7号证据与本案无关，对8号证据无异议，对9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的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对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3、5号证据是被告方补充制作的，我方不予认可，4号证据没有关联性。对第三组证据中的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2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恰恰证明该案是道路交通事故，对3、4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 庭审中，原告提供了2020年4月3日遵义市应急管理局出具的涉案交通事故的情况说明。证明因为机构改革原因应急管理局在3年时间将本案移送遵义市执法局处理。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系逾期提供，且与本案无关。 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供了（2019）黔03民终407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张黔川是事故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正通公司在这次事故中没有责任。被告对该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经庭审举证、质证，综合全案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1-8号证据“三性”予以确认，也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但其中6号证据中的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仅作参考，9号证据是本案审查的对象，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第二组证据1-5号证据“三性”予以确认，也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也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中冉孟君、佘先强的询问笔录“三性”予以确认，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其他人员的调查笔录仅作参考。被告庭审中提交的遵义市应急管理局作出的情况说明，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也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庭审中原告提供的（2019）黔03民终4074号民事判决书的“三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张黔川将其所属车辆贵Ｃ×××××号重型自卸货车挂靠在原告正通公司名下并聘请驾驶员杜怀强从事货物运输业务。同年8月10日，杜怀强驾驶贵Ｃ×××××号重型自卸车由共青大道二号线沿新联大道、银河路往高桥方向行驶，当日18时53分，杜怀强行驶至银河路半岛酒店路段改变行驶轨迹过程中，该车右前部车体与从共青大道往高桥同向行驶，由程军驾驶的贵Ｃ×××××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后部车体相撞，导致二轮摩托车向左侧翻倒地，其车上所乘人员被贵Ｃ×××××号重型自卸货车右侧车轮碾压，造成贵Ｃ×××××号普通二轮摩托车乘坐人陈孝勇、卢伦力当场死亡，驾驶人程军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两车均不同程度损坏。 该交通事故发生后，2016年8月18日，遵义市人民政府成立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对本次事故开展调查查明并认定︰（一）原告正通公司安全管理员没有参加培训，也没有取得资格证书。（二）该交通事故经（1）2016年9月7日，遵义环模交通事故安全检测司法鉴定所对重型自卸货车鉴定，该车前下视镜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该车和摩托车制动和转向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规范；（2）2016年9月27日，遵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红花岗大队作出责任认定，其中事故形成原因分析︰杜怀强驾驶安全机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机动车，在行使至事发路段改变行驶轨迹过程中，疏忽大意未尽注意义务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且在发生事故后采取措施不当是造成较大事故的主要原因；摩托车驾驶员程军驾驶机动车载人超过核载人数，且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摩托车驾乘人员未戴安全帽与事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故认定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承担次要责任；摩托车乘坐人陈孝勇、卢伦力不承担责任。（三）2016年10月18日，该事故调查者，作出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经市人民政府成立的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并经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正通公司，未按规定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 其中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正通公司，未按规定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建议由遵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该公司实施行政处罚；由遵义市交通部门按有关规定监督该公司限期整改。同年12月30日，遵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遵义市人民政府提出处理建议，2016年12月30日，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的处理意见。 2019年6月25日，遵义市应急管理局将南部新区“8?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移送遵义市执法局，7月19日，遵义市执法局依法立案受理。2019年9月24日，该机关向正通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该公司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并告知该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在法定期限内，正通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提出陈述申辩，同时申请举行听证。10月16日，被告遵义市执法局作出〔2019〕遵综执06字第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该规定具体包括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一、关于被告遵义市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问题。 涉案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已构成较大安全事故。本案焦点是原告对发生涉案交通事故是否负有责任。原告正通公司作为运输企业，其所属车辆在道路上行驶属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收取挂靠管理费，依法应当对挂靠其名下从事运输经营活动的车辆是否符合安全标准依法进行监管和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车辆实际所有人张黔川将其车辆挂靠到原告正通公司经营是为了加强对营运车辆及从业人员的安全管理。但原告正通公司安全管理员未经培训，也未取得资格证书，不具备与其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原告正通公司没有尽到其管理职责。故原告正通公司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关于“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的规定，和第二款关于“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的规定。涉案交通事故主要原因是︰（1）原告正通公司驾驶员杜怀强驾驶的机动车安全机件不符合国家标准；（2）原告正通公司驾驶员杜怀强在行驶至事发路段改变行驶轨迹过程中，疏忽大意未尽注意义务，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3）原告正通公司驾驶员杜怀强在发生事故后采取措施不当。发生涉案交通事故有事故车辆司法鉴定报告和交通警察大队事故责任认定书等相关证据充分证明，足以认定。从发生涉案交通事故原因分析，与原告正通公司没有按照法律规范要求对其公司进行管理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被告认定原告正通公司对发生涉案交通事故负有责任，有事实根据，于法有据，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遵义市人民政府依法安排相关执法部门派人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有关问题进行调查，其体现人民政府对发生安全事故查处的力度、强度、重视程度及工作效率，该调查组调查的证据材料更具有证明力。事故调查组根据调查证据材料形成综合的《事故调查报告》，事故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属于行政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形成的内部材料，并报遵义市人民政府《批复》，是属于程序性质。《事故调查报告》内容来源于事故调查组调查的证据材料，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批复》是针对《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意见。调查材料、《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都能全面客观充分证明事故具体经过、事故原因等。即被告根据事故调查组调查的证据、《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对原告作出处罚，事实认定证据确凿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该法是对安全生产经营单位的适用范围和调整事项的规定，本案原告作为运输企业性质的特殊性，其车辆行驶往返于各个运输场所之间应属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涉案事故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从事运输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如何处罚并没有罚则规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27日就关于安监部门是否有权适用《安全生产法》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对道路交通安全问题予以行政处罚及适用法律问题予以答复，答复中明确︰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对道路交通安全有关问题有特别规定的，应当适用特别规定。没有特别规定的，安监部门可以适用《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处理。故被告遵义市执法局对涉案交通事故适用《安全生产法》予以处罚，于法有据。且《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也规定：“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 综前所述，被告遵义市执法局根据涉案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及后果，认定原告对该交通事故负有责任，有其事实根据。被告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关于“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规定，对原告正通公司作出〔2019〕遵综执06字第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正通公司罚款五十万元，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被告遵义市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问题。 本次事故发生后，遵义市人民政府根据事故性质，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对相关事实及事故原因等展开全面调查并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作出《事故调查报告》，并依法报经遵义市人民政府《批复》，对此，遵义市应急管理局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关于“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的规定，依法将该案移送有处罚职权的被告遵义市执法局作出处理，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遵义市执法局依法受理后，在涉案交通事故调查组调查的事实认定证据确凿后，依法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原告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处罚结果，同时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期间被告依法根据原告申请组织听证并经负责人集体讨论后，依法作出〔2019〕遵综执06字第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 关于原告诉称涉案交通事故从2016年8月10日至作出行政处罚三年多时间，超过处罚时效问题。对此被告提供证据证明是因行政机关机构改革原因所致，属于正当事由，本院予以采纳。综前所述，原告正通公司诉称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遵义正通顺达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遵义正通顺达运输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钱朝友 人民陪审员  王章辉 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