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内07民辖终4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江康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水荣，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亚明，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鑫，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医院。法定代表人：付松林，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卞大玮。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宏亮，内蒙古适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珠海市蓝海之略医院科室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志林，执行董事。原审被告：珠海市大医精诚医生集团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尹鹏，执行董事。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房长波，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文，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珠海市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志林，执行董事。上诉人浙江康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康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鄂温克医院）、原审被告珠海市蓝海之略医院科室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室建设公司）、珠海市大医精诚医生集团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疗管理公司）、珠海市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疗股份公司）服务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2019）内0724民初629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浙江康安公司上诉称，首先，一审法院对该案并无管辖权，应适用协议管辖，由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审理。浙江康安公司与鄂温克医院之间签订了《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和《设备租赁销售付款协议》，根据《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第十二条第4项约定：因本合同所产生的一切争议，由甲方所地在人民法院管辖，合同的甲方即为浙江康安公司；《设备租赁销售付款协议》第九条第3项约定：因执行本协议产生的纠纷，任何一方均可以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的甲方即为浙江康安公司。双方对管辖法院的约定并没有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为有效约定。浙江康安公司注册地为浙江省海宁市，故该案依法应当由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管辖。其次，该案所涉的法律关系有两个，一为鄂温克医院与一审被告科室建设公司、医疗管理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二为浙江康安公司与鄂温克医院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系两个不同主体之间互为独立、完整的民事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服务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之间的主从合同问题是该案的焦点问题，需要通过庭审来审查，这一观点无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且会导致程序违法。管辖权是处理该案首先要解决的最基本的程序问题，一审法院在无管辖权的情形下审理融资租赁合同，本身就是程序违法，在此情形下审理，实体合法无从谈起。更何况该案中并不存在主合同、从合同的说法，一方面浙江康安公司未参与鄂温克医院与科室建设公司、医疗管理公司之间所签订的《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医院微创技术科室标准化建设与技术、人文建设项目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微创技术服务协议》）的订立、履行；另一方面，科室建设公司、医疗管理公司亦未参与浙江康安公司与鄂温克医院所签订的《设备融资租赁合同》《设备租赁销售付款协议》的订立、履行。事实上，《微创技术服务协议》与《设备融资租赁合同》《设备租赁销售付款协议》之间完全没有谁为前提和互相制约的情形，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也并不是以《微创技术服务协议》为前提而订立的，更不可能因《微创技术服务协议》的解除、无效、可撤销而受到影响，将该案所有合同关系混为相同法律关系也是错误的。再次，该案存在程序瑕疵，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更正。该案审理中将不同民事主体之间的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合并在一起审理，明显不符合同案受理的条件。鄂温克医院变更诉讼请求后，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中不仅包含了请求解除《微创技术服务协议》，也包含了请求解除与浙江康安公司签订的《设备融资租赁合同》《设备租赁销售付款协议》，即一个案件中既包含了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又包含了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这两个案由是独立的第三级案由，放在一个案件中审理违反了同案受理的原则。另外，浙江康安公司系《设备融资租赁合同》《设备租赁销售付款协议》的相对方，解除此两份合同明显与浙江康安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鄂温克医院将浙江康安公司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列为第三人，直接排除了浙江康安公司作为一审被告可以提起反诉的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予以更正。综上，若继续由一审法院审理该案，在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明显存在有效管辖权约定的情形下，势必导致程序违法。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该案应当由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审理，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浙江康安公司的上诉请求。鄂温克医院答辩称，1.该案各方在合同中约定由鄂温克医院所在地法院管辖。鄂温克医院于2017年6月14日同医疗股份公司、科室建设公司、医疗管理公司签订的《微创技术服务协议》第十四条约定“如因本协议发生争议的，三方同意向原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鄂温克医院据此于2019年3月18日向其住所地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该院于2019年4月9日依法立案受理。2.该案服务合同关系是主法律关系，其他合同是从法律关系。主合同《微创技术服务协议》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四条等条款均对合作各方合作目的、设备融资租赁、合作利益分成、租金代垫偿还、设备清单价款等合作事宜进行了详细约定。为了实现《微创技术服务协议》签约目的，鄂温克医院、浙江康安公司及医疗股份公司、科室建设公司又签订了三份从合同即《设备租赁销售付款协议》《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代垫款协议》，这三份合同是《微创技术服务协议》中的三个附件，没有服务合作就没有融资租赁，所以该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服务合同关系，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是从法律关系，他们属于同一主体、同一法律事实、同一诉讼标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发[2008]11号）第四条规定，该案应由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一并审理。3.该案是由《微创技术服务协议》产生的争议，不适用《设备租赁销售付款协议》《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代垫款协议》中的管辖权约定。4.浙江康安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到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参加了庭审，期间没有提出管辖异议，闭庭后提出管辖异议已超过管辖权异议期限。依据1990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批复》：“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动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应视为承认和接受了受诉法院的管辖，因而不发生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问题”之规定，浙江康安公司不能再提出管辖权异议。5.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5日作出的（2019）内0724民初628号民事判决认定，医疗股份公司、科室建设公司、医疗管理公司人格混同与另案第三人串通欺诈鄂温克医院。在各方签约过程中，医疗股份公司、科室建设公司、医疗管理公司及拉赫兰顿融资公司（第三人）利用自身优势和鄂温克医院缺乏经验，采取虚假宣传、诱导、利诱、串通的行为，与鄂温克医院签订了显失公平的《眼科服务协议》《融资租赁协议》《买卖合同》《代垫款协议》；融资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医疗股份公司作为科室建设公司和医疗管理公司的关联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合作的结果，三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医疗股份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判决解除了鄂温克医院与医疗股份公司及拉赫兰顿融资公司签订的《眼科服务协议》《补充协议》《融资租赁协议》《买卖合同》《代垫款协议》。6.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07民辖终63号民事裁定书已裁定驳回该案一审被告科室建设公司对该案提出的管辖异议，一审法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综上所述，浙江康安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浙江康安公司的上诉请求。科室建设公司、医疗管理公司、医疗股份公司未作答辩。本院经审查认为，2017年6月14日，鄂温克医院与科室建设公司、医疗管理公司签订《微创技术服务协议》；2017年8月9日，鄂温克医院与浙江康安公司、医疗股份公司签订《设备租赁销售付款协议》（编号：KAZL-2017-030）；随后鄂温克医院与浙江康安公司签订《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编号：KAZL-2017-FCS-0145）；2017年9月1日，鄂温克医院与科室建设公司签订《代垫款协议》（编号ZHEWK2017080902）。因合同履行问题产生争议，鄂温克医院于2019年3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将科室建设公司、医疗管理公司、医疗股份公司列为一审的被告，将浙江康安公司列为一审第三人，要求三被告支付违约金、继续履行《微创技术服务协议》或解除与各方签订的协议。依据鄂温克医院的诉讼主张，该案为服务合同纠纷。审理中，科室建设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和本院经审理驳回科室建设公司的管辖权异议后，鄂温克医院于2019年8月16日将诉讼请求明确为：1.三被告向其支付违约金；2.解除与三被告签订的《微创技术服务协议》，以及所有与三被告、第三人浙江康安公司签订的从合同、协议。鄂温克医院明确诉讼请求后，该案的法律关系包含了服务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两种法律关系,浙江康安公司亦于2019年8月23日提出管辖权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将服务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两种法律关系合并审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对鄂温克医院诉请解除与浙江康安公司签订的合同的起诉是否享有管辖权；三、浙江康安公司作为第三人是否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四、浙江康安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是否超过法定期限。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的规定，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的案件除了要符合人数的要求以外，还要同时符合“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经当事人同意”的条件。该案中，《微创技术服务协议》《代垫款协议》《设备租赁销售付款协议》《设备融资租赁合同》虽具有关联性，但分属于四个内容不同且各自独立的合同，该案不仅包含服务合同法律关系，还包含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故该案诉讼标的不相同。鄂温克医院明确诉讼请求后，浙江康安公司不同意对服务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两种法律关系合并审理。综上，该案诉讼标的不是共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同意合并审理，一审法院对该案合并审理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经本院审查，鄂温克医院与浙江康安公司签订了《设备租赁销售付款协议》《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并且在两个合同中均约定了发生争议向浙江康安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的管辖条款，该管辖条款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认定为有效管辖约定。一审法院对鄂温克医院提起的解除与浙江康安公司签订的合同的起诉无管辖权。关于争议焦点三，鄂温克医院主张，浙江康安公司作为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认为，鄂温克医院在起诉时将浙江康安公司列置为第三人虽然属于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范畴，但是在鄂温克医院明确要求解除与浙江康安公司签订的合同之时，浙江康安公司与该案已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浙江康安公司作为鄂温克医院诉讼主张的相对方，其应当享有被告的诉讼权利，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鄂温克医院要求解除与浙江康安公司签订的合同，却将浙江康安公司列置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则该起诉没有明确的被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二）有明确的被告”规定的起诉条件。关于争议焦点四，鄂温克医院认为，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向浙江康安公司邮寄送达起诉状、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浙江康安公司收到后，于2019年8月23日提出管辖权异议，已经超过法定期限。浙江康安公司认为，鄂温克医院起诉时的诉讼主张为继续履行与一审三被告签订的《微创技术服务协议》或解除与各方签订的协议，鄂温克医院的此种表述，应理解为继续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所指向的相对方均为一审三被告，不包括浙江康安公司，且鄂温克医院将浙江康安公司列置为一审第三人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要解除与浙江康安公司签订的合同，浙江康安公司有理由认为鄂温克医院的该诉讼请求与自身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此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但鄂温克医院于2019年8月16日明确诉讼请求后，其要求解除与浙江康安公司签订的合同，浙江康安公司此时的诉讼主体地位应当为被告，则浙江康安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提出管辖权异议不超过法定期限。本院认为，浙江康安公司的主张成立。综上，浙江康安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2019）内0724民初629号之一民事裁定；二、驳回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医院对浙江康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上诉人浙江康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高福良审判员薛忠卫审判员刘佳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谢楠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二）有明确的被告；……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