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4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丰琦皮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莫肇雄，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谭国好，广东泽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邱乐伟，局长。原审第三人：龙英，女，1965年9月8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泸溪县**********，公民身份号码433************048。原审第三人：杨叶菊，女，1985年10月7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泸溪县********，公民身份号码433************022。原审第三人：杨利群，女，1990年9月21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泸溪县**********，公民身份号码433************022。原审第三人：杨勤，男，1996年6月10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泸溪县**********，公民身份号码433************032。上诉人广州市丰琦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琦皮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花都区人社局）及原审第三人龙英、杨叶菊、杨利群、杨勤工伤认定决定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428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民喜生前系丰琦皮具公司员工，工作岗位是仓库工人。2018年3月18日13时8分左右，杨民喜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两轮摩托车与他人小客车发生碰撞，杨民喜当场死亡。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民喜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2018年5月25日，龙英、杨叶菊、杨利群、杨勤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杨民喜在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18日期间与丰琦皮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1月13日，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18〕1116-111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杨民喜与丰琦皮具公司在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2月26日，龙英、杨叶菊、杨利群、杨勤向花都区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居住证明等材料，申请工伤认定。花都区人社局于2019年3月12日受理该申请，于2019年3月15日向丰琦皮具公司发出花人社工伤举〔2019〕037号《举证通知书》。丰琦皮具公司于当日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及三名公司员工的书面证明，认为杨民喜死亡当天是休息日，且龙英、杨叶菊、杨利群、杨勤未能提供公司通知杨民喜回公司加班的证据等。2019年4月10日至4月29日期间，花都区人社局分别向丰琦皮具公司的仓库主管王春林、杨民喜的女婿杨必男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2019年4月30日，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9〕00238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杨民喜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定为工伤，并依法送达。丰琦皮具公司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丰琦皮具公司虽提供该公司三名员工出具的书面证明，称杨民喜发生事故当天系星期日公司不存在上班或者加班的事实，但花都区人社局经向丰琦皮具公司的员工、杨民喜的部门主管王春林调查，结合杨民喜与王春林的通话记录，确认并采信了龙英、杨叶菊、杨利群、杨勤提交的与王春林之间的电话录音，进而认定杨民喜系接王春林通知回厂加班的事实，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丰琦皮具公司提供的王春林的书面证言与花都区人社局提供的王春林在调查中的陈述有不一致之处，但王春林作为丰琦皮具公司的员工，所作的对丰琦皮具公司有利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花都区人社局提供的调查笔录证明效力较高且有其他证据补强，原审法院予以认定采纳。《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本案中，杨民喜前往公司加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其在交通事故中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而非主要责任。花都区人社局据此认定杨民喜符合在上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情形，作出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至于丰琦皮具公司主张王春林通知杨民喜回公司属于个人行为，不应由公司负责，因王春林、杨民喜均为公司员工，王春林要求杨民喜加班是以完成公司任务为目的，故丰琦皮具公司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丰琦皮具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丰琦皮具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花都区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的依据仅仅是丰琦皮具公司主管王春林与杨民喜家属的通话录音，通话内容反映王春林叫杨民喜回来装车，但花都区人社局并未查明王春林叫杨民喜回来装车的货物归属、装车地点，以及王春林的通知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原审法院认为王春林有电话通知加班，但“有电话通知”并不等同“通知回厂加班”，应当查明王春林通知是否为回厂加班装公司的货物。而且，王春林作为公司的仓库主管，在工伤认定期间已出具书面证明证实当天公司不存在加班装货，结合通话录音内容，可以证明王春林叫杨民喜是回其经营的铺料商行帮忙装货。据此，请求判令：撤销原审判决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9〕00238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花都区人社局承担。被上诉人花都区人社局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龙英、杨叶菊、杨利群、杨勤二审期间未陈述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且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丰琦皮具公司与杨民喜于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业经生效仲裁裁决予以确认。2018年3月18日13时8分许，杨民喜返回丰琦皮具公司加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其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花都区人社局受理龙英、杨叶菊、杨利群、杨勤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丰琦皮具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经审核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询问相关人员并制作调查笔录，认定杨民喜死亡的情形符合上述法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丰琦皮具公司上诉主张杨民喜返回系帮王春林自己经营的铺料商行装货，而非为丰琦皮具公司装货，不应认定为工伤。经查，杨民喜作为丰琦皮具公司的仓库工人，收到仓库主管王春林要求其返回加班的电话后，返回公司装货具有合理性，丰琦皮具公司亦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杨民喜返回系王春林个人原因所致。因此，丰琦皮具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丰琦皮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丰琦皮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作斌审 判 员 张 珣审 判 员 王 硕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宋艳云书 记 员 邓欢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