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703刑初98号公诉机关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刘国辉，男，1957年2月1日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汉族，初中文化，群众，无业，户籍地：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捕前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因本案于2018年12月7日被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11日被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锦州市看守所。辩护人何长斌，辽宁山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许贵富，男，1947年5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黑山县，满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退休干部，捕前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因本案于2018年12月7日被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11日被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锦州市看守所。辩护人戚迎明，辽宁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郭艳华，男，1960年2月2日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满族，文盲，群众，无业捕前住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1983年12月7日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因本案于2018年12月7日被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11日被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锦州市看守所。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检察院以锦凌检公诉刑诉（2019）9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国辉、许贵富、郭艳华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刘晓光、检察官助理张蕾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国辉及其辩护人何长斌、被告人许贵富及其辩护人戚迎明、被告人郭艳华到庭参加诉讼。期间于2019年10月9日退回公诉机关补充侦查一次，2019年11月6日公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2020年1月17日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10月，被告人刘国辉伙同被告人许贵富、被告人郭艳华，以被告人刘国辉声称“在1988年曾向被害人张某1申请审批贷款，给其送了好处费人民币5000元，并将此事录音，后贷款未办下来，张某1也未退还其好处费人民币5000元”为由，意欲找张某1就此事讨要说法。三被告人找到锦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凌河分局前局长钱某（现已退休）一起在锦州市松山新区饭店吃饭，刘国辉对钱某说起给张某1送钱及录音的事，并说当年的录音带是钱某帮着张某1要回的，让钱某联系张某1处理此事，如处理不好，三被告人就去纪委告张某1。过了几天，在钱某给张某1发完短信后，因此事与刘国辉发生争吵，钱某明确表示不再参与。刘国辉与许贵富商议，由许贵富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的方式给张某1施压。张某1于2017年10月，迫于压力委托禹某1与刘国辉等人沟通解决此事，许贵富便以此事为借口胁迫禹某1，于2017年11月6日、2017年11月8日、2017年11月30日，分三次以借款的名义敲诈张某1人民币共计50万元。2017年12月，三被告人在锦州市凌河区元都酒店内设局，又以通过北京的杨某1认识中纪委的领导为由要挟，向禹某1提出让张某1拿200万元了结此事，席间郭艳华用言语威胁恐吓，通过禹某1向张某1施压，最终经协商，被告人刘国辉同意收取100万元便不再提起此事。禹某1在得到张某1同意后，于2018年1月23日在位于财富中心13楼自己的办公室给刘国辉现金人民币100万元。之后，刘国辉等人又以此事威胁禹某1，要求禹某1为其在北京租住房屋作为办事处，2018年7月15日，由被害人张某1出资，禹某1迫于压力在北京市朝阳区财富中心租下A座51号公寓供刘国辉等人使用，共花费人民币15.4万元。至此被告人刘国辉、许贵富、郭艳华敲诈勒索被害人张某1财物共计人民币165.4万元。在多次敲诈勒索得手后，被告人刘国辉、许贵富、郭艳华等人仍不罢休，继续通过禹某1威胁张某1为他们办理贷款业务，三被告人先后提出要贷款4.8亿元、2亿元、2千万元等要求，禹某1均未答应，张某1也未对此事给予回应，刘国辉便指使许贵富、郭艳华于2018年11月13日至14日到锦州银行北京分行闹事，并授意许贵富、郭艳华各给张某1写了一封恐吓信。2018年12月2日，被害人张某1委托他人报案。公诉机关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提供了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国辉、许贵富、郭艳华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三被告人系共同犯罪，提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处罚。被告人刘国辉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有异议。其辩解自己没有敲诈过张某1，也没有敲诈勒索的想法，起诉指控的三笔钱款的给付事实存在，但与敲诈勒索无关。其辩护人辩护称，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是公诉机关指控威胁、要挟的内容不清，二是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所使用的威胁、要挟内容不足以使被害人产生恐慌、惧怕的心理，三是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威胁、要挟内容与给付财产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刘国辉应无罪。被告人许贵富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有异议，其辩解自己与张某1关系较好，没有敲诈张某1。其辩护人辩护称，公诉机关指控许贵富犯敲诈勒索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建议宣告许贵富无罪。一是本案证据不能证明许贵富有对张某1实施威胁、恐吓、要挟的行为，二是本案证据不能证明张某1对许贵富给其发短信、写信的行为感到恐惧，进而产生财产损失，三是公诉机关认定本案被害人为张某1的证据不足，四是对禹某1给付刘国辉100万元，许贵富事前不知情，事中未参与，事后未获利，并且刘国辉获取此款与许贵富给张某1发短信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五是许贵富向禹某1的借款不应认定为犯罪行为，六是许贵富未参与北京租房，也未使用，租房损失与许贵富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被告人郭艳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有异议，其辩解称，其只替刘国辉去北京找张某1讨说法，让他给道歉，没有想要钱的意思，对方想给好处费其也没收，在与杨某1等人与禹某1在元都酒店吃饭期间离席，其不知道内情，也没有威胁张某1。关于贷款4.8亿元，刘国辉委托其就是给禹某1送个条，没有别的行为，根本不存在诈骗。在北京租房子和许贵富在禹某1处借款其都不知道，其没有获利。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的一天，被告人刘国辉、许贵富、郭艳华三人商量，以被告人刘国辉声称“在1988年曾向被害人张某1申请审批贷款，给其送了好处费人民币5000元，并将此事录音，后贷款未办下来，张某1也未退还其好处费人民币5000元”为由，意欲找张某1讨要说法。刘国辉让许贵富约钱某，三被告人与钱某一起在锦州市松山新区饭店吃饭，刘国辉对钱某说起给张某1送钱及录音的事，并说当年的录音带是钱某帮着张某1要回的，让钱某联系张某1处理此事，如处理不好，三被告人就去纪委告张某1。过了几天，在钱某给张某1发完短信后，因此事与刘国辉发生争吵，钱某表示不再介入。刘国辉与许贵富商议，最终由许贵富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的方式给张某1施压。2017年10月中旬，张某1迫于压力委托禹某1，与刘国辉等人沟通解决此事。后禹某1代表张某1通过许贵富约刘国辉见面。2017年11月的一天，三被告人在锦州市凌河区元都酒店内设饭局，邀请杨某1、禹某1参加，以通过北京的杨某1认识中纪委的领导为由，向禹某1提出让张某1拿200万元了结此事。席间郭艳华声称“刘国辉是我大哥”、“能为刘国辉玩命”，通过禹某1向张某1施压。最终经协商，被告人刘国辉同意收取100万元便不再提起此事。禹某1在得到张某1同意后，于2018年1月8日在位于财富中心13楼自己的办公室给刘国辉现金100万元。后刘国辉又以此事威胁禹某1，要求禹某1为其在北京租住房屋作为办事处，2018年7月15日，禹某1在北京市朝阳区财富中心租下A座51号公寓供刘国辉使用，与房主约定租金为每年26.4万元，按季度交，另交押金2.2万元。刘国辉实际使用房屋半年，因违约实际花费15.4万元。至此被告人刘国辉、许贵富、郭艳华共同敲诈勒索张某1财物共计100万元，刘国辉敲诈勒索张某1财物15.4万元。此后张某1给付禹某1176.4万元。后三被告人多次通过禹某1要求张某1为他们办理贷款，禹某1均未答应，张某1也未对此事给予回应，刘国辉让许贵富、郭艳华于2018年11月13日至14日到锦州银行北京分行找张某1，并授意许贵富、郭艳华在未见到张某1的情况下，各给张某1写了一封信，表明“现在果然出了大麻烦”、“现在最后给你个时限，周五前必须给我答复”。2018年12月2日，张某1委托赵某1报案。案发后，三被告人均被抓捕到案。诉讼过程中，张某1于2019年12月19日因病死亡。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明：1、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立案决定书、立案告知书、案件来源，证明本案系张某1委托赵某1报警而案发。2、抓捕经过、拘留证、逮捕证、逮捕通知书，证明本案三被告人均系被抓捕到案。3、被害人张某1陈述称，他们给我们打电话、发短信、写信，并且称要伤害我的家人等方式威胁恐吓我。我认识刘国辉和许贵富两人，刘国辉是原凌河区燃料公司经理，现在做什么我不清楚。许贵富是退休的公职人员。在2017年年末，10月份左右，我相继接到了刘国辉和许贵富的短信和电话，大致内容是说刘国辉称他在28年之前通过前凌河区工商局局长钱某认识了我，当时他想找我申请一笔贷款，还给了我5000元好处费，后来贷款没办成，我没把5000元好处费退给他，刘国辉和许贵富等人以此事要挟我，并且想要和我小范围解决这件事，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刘国辉称在北京有人，认识中纪委的领导，要把我告到中纪委，还要到我单位去闹，让我负法律责任，搞坏我的名声，并且知道我家在哪，家里啥情况，要是这件事我不处理就不让我消停，要让我在单位名声扫地，让我家庭不得安宁。刚开始他们给我发短信打电话我没当回事，但是他们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发短信威胁我，后来他们说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并且知道我家的地址，了解我家里人的情况，我当时听他们说这个事之后我并不怕他们去有关部门举报，我害怕他们真对我家人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来，我年纪大了，身体还不好，真要是家人出了事我根本承受不了，刘国辉和许贵富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发短信，每天我都觉得被折磨，干什么都没有精力，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10月中旬我的一个朋友禹某1来北京办事，我们在一起聚了一下，当时禹某1看我心情不好就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我就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对他说了，我还对他说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受不了他们无休止的纠缠，更不想因为这件事把家人牵扯进来。当时我就问禹某1认不认识刘国辉和许贵富，禹某1说认识许贵富，他对我说他可以帮我跟许贵富刘国辉他们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件事解决了，我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没有精力处理这些事，并且我也怕对方真对我的家人做出过激行为，那样的后果我没有办法接受。于是我就跟禹某1说这件事就拜托他跟对方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件事解决了。禹某1回锦州之后，大约是2017年11月末还是12月份初我记不准了，当时禹某1给我打电话对我说并且见面也对我说，他跟刘国辉和许贵富谈了，刘国辉他们想找我要钱，要200、300万，而且刘国辉和许贵富还带了两个人，有一个自称是杨院长（杨某1），认识中纪委的领导，能把举报信直接送上去，还有一个姓郭（郭艳华）的人，在饭桌上就说纪委不管的事他能管，他坐过牢，为了刘国辉能玩命。我不认识自称杨某1和姓郭的这两个人，但是姓郭的给我写过一封信，自称是郭艳华，刘国辉委托他跟我解决这件事，信件我可以提供给公安机关。当时我听了禹某1跟我说这个过程，像姓郭的这样的人都参与进来了我就感觉挺害怕的，我就跟禹某1说：“我不怕举报，我没收过他钱，关键是他们说过要对我的家人不利，我就怕他们做出过激行为”，不行就给他们钱解决得了，别跟他们耗着了。又过了几天禹某1又给我打电话，电话里他对我说对方要100万元，我当时就说：“这么多，能少点吗”，禹某1说：“少不了了，再少对方就不干了”。我当时在电话里就没表态，让禹某1等我信，我考虑好了再给他回话，当天我就考虑了，感觉还是怕不给他们钱他们做出出格的事，干脆给他们钱买个平安，第二天我就给禹某1打电话说：“给他们钱得了，图个消停”，并且我告诉禹某1钱先让他垫上过后我给他。当时我觉得这件事已经解决了，后来到了2018年11月份的时候许贵富带了一个叫郭艳华的人来锦州市银行北京分行来闹了，他们两个人每个人给了我一封信，大致意思还是要我把刘国辉这件事解决了，而且还用这件事威胁我要求银行给他们贷款。我就打电话问禹某1事怎么回事，禹某1在电话里跟我说，这件事他没给我处理好，不好意思跟我说，而且许贵富因为这件事在他手里以借款的名义陆续借了50万，一直不肯还，还有刘国辉从他手里取走100万现金，杨某1租了一套房子共花了26.4万元，前后一共花了176.4万元，我听了之后就对他说这个钱不能让他承担，我一起都给他，并且告诉他别再管这件事了，我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件事，后来我就委托赵某1去报警了。禹某1给刘国辉、许贵富等人的176.4万元，我于2018年11月末左右让赵某1给禹某1送过去的。刘国辉没有向我提起过他有我收取他好处费的录音，对于当年刘国辉在去凌云信用社找你交谈时是否录音，我不知道，不存在刘国辉称当年向我贷款、给我好处费5000元并将双方谈话过程进行录音，钱某把此事告诉我后，我承诺过给刘国辉200万元换回录音带，后来刘国辉把录音带给我，200万元刘国辉也没有向我索要的事实。2018年11月郭艳华和许贵富到北京来，到锦州银行北京分行找过我，当时我不在，郭艳华和许贵富每个人给我留了一封信，在信里威胁我，扬言要去告我，当时我以为都被他们勒索100万元了，这事都过去了，没想到他们还是来北京分行闹事。他们离开北京后，我怕他们采取更出格的行为，造成更恶劣的后果我就让我的下属赵某1去接触他们，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诉求。同时我觉得我都被他们勒索100万元了他们还来北京分行闹事，这个时候我已经有报警的想法了。在许贵富和郭艳华离开北京后，我给禹某1打了个电话问他们没有处理好这件事，禹某1告诉我：“对方胃口太大了，对方提出来要在锦州银行贷款，一会说贷款4.8亿元，一会又说贷款1、2亿，后来还说要贷款2000万。”后来赵某1也对我说刘国辉、郭艳华和许贵富他们开始说贷款几个亿，现在又说要贷款2000万。我当时感觉对方越来越得寸进尺，我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了，而且我不能让银行利益因为我受到损失，所以我就决定报警了。4、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赵某1受张某1委托报案，许贵富和郭艳华去北京后，赵某1受张某1委托和三被告人谈贷款的事，张某1给禹某1176.4万元。5、证人禹某1的证言称，我和张某1是多年的朋友，他现在是锦州银行的董事长，我们关系一直很好。2017年10月中旬，我到北京出差，期间我去见了张某1，当时我看张某1好像有心事，情绪不太好，我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张某1就跟我说了大致的经过。他说有叫刘国辉和许贵富的人最近经常给他打电话，发短信，称在28年之前刘国辉曾通过前凌河区工商局局长钱某认识了张某1，当时刘国辉想通过张某1申请一批贷款，还给了张某15000元好处费。后来贷款没办成，5000元没退给他。刘国辉和许贵富称想和张某1小范围解决这件事，还说自己在北京有人，认识中纪委和各级领导，并且知道张某1家在哪，家里啥情况，要是这件事张某1不出面处理就不让张某1消停。许贵富也说要跟张某1小范围解决这件事。当时张某1跟我说了这个情况，我就问他当时收没收刘国辉5000元钱，张某1告诉我他当时并没有收刘国辉的钱，后来这笔贷款好像是没办下来，因为刘国辉后来自己不申请贷款了。当时张某1说自己年纪大了，而且身体不好，受不了他们无休止的纠缠，更不想把家人牵进来，怕家里人谁有个好歹。张某1还问我认不认识刘国辉和许贵富。我说我认识许贵富，但不认识刘国辉。张某1说那正好，让我出面找许贵富处理一下这件事。我答应了，张某1说这件事全权委托给我办。之前我不认识刘国辉，我是因为帮张某1去和他们沟通这件事之后才认识的刘国辉，我之前认识许贵富，很多年之前就认识，但是我们就是见面打个招呼，这么多年一顿饭都没在一起吃过，这么多年我俩都没有办过事，也没有什么经济往来，基本没有来往。我回锦州之后就跟许贵富联系，要跟刘国辉寻求解决这件事，我和刘国辉、许贵富见面之后刘国辉称中纪委和社会上他都有人，不行就和张某1说道说道，当天刘国辉也没说怎么解决这件事，过了两天许贵富来找我说张某1和刘国辉的事，说要处理好，要不然对张某1不利。我当时没办法就借给了他20万元钱，当时是通过转账打到了许贵富的卡上，他还给我打了借条，隔了一天许贵富又来我办公室找我称还要借10万元，我当时也不想借他，因为这么多年都跟他没啥来往了，但是因为他趁着刘国辉要找张某1闹这个节骨眼来找我借钱，我实在没办法不借他，我就又借了许贵富10万元钱。过了20多天许贵富还是找我来借钱，这次又要借20万元，当时我有点不高兴了，问他：“这咋还没完没了了，到底是你自己用还是你们一起用啊，这可是最后一回了。许贵富说：“真是我用。”我说：“这50万你要是还上了就是借，要是还不上就是变相要。”许贵富说：“大哥不能这么办事。”我就说那看结果。我又借了他20万元，这三次许贵富以借的名义在我这借了50万人民币，都是通过转账打给许贵富名下的账上，我能提供转账的凭证。这50万元我后来找许贵富要过，因为当时许贵富给我打了欠条，还款期限到了之后我公司的财物人员找他要过钱，要了10多次，许贵富都拒绝还钱了。我和许贵富没有经济往来，这么多年我和他都没有往来，我本来不想借他钱，但是许贵富来找我借钱之前先跟我说刘国辉这事你得处理好，要不然的话对张某1不利，我一听就没法不借他钱了，因为我跟张某1说帮他解决这件事，我怕没处理好的话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2017年11月份末我从国外回来，刘国辉约我见面，我们见面的地点就定在了锦州市凌河区元都酒店的413房间，我到了元都之后发现不光是刘国辉来了，他还带了一个叫杨某1的人，还有一个叫郭艳华的人。我听许贵富介绍说杨某1是北京某医院的退休院长，郭艳华是社会人，外号叫华子。我之前都不认识杨某1和郭艳华，这是第一次见他们。当时在包间里刘国辉就说他还是得找张某1要钱，起码得要200、300万，我和刘国辉争执起来，就跟他说他这是敲诈，刘国辉就说这事不是针对我，是冲张某1来的，钱得张某1给我，他要不给就给中纪委写举报信，杨某1在这呢，他能把举报信直接送到中纪委。而且郭艳华还叫嚣说：“纪委不管我管，我打过罪，为了大哥（刘国辉)我能玩命，谁不让我大哥好我就不让谁好”。杨某1还说：“我认识中纪委的人，举报信我能递上去，但是我不想走到这步，这钱得要，是跟张某1要不是跟你禹总要的，这事能在小范围处理最好，要不然对谁都不好”。当时我不想把事情弄大，就跟他们商量能不能换个方式解决，但是当时刘国辉、许贵富、杨某1他们说就要钱，当天我们也没商量出什么结果，后来我们就散了，事后我和张某1讲了这个过程，张某1当时就表态：“我不怕举报，我没收过他钱，无非就是摊点埋汰，关键是他们说过要对我的家人不利，我怕他们做出点出格的事，不行就给他们点钱解决得了”。过了两天我和刘国辉、许贵富又见了一面，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我们就商量钱数，从200、300万说到100万，以后他们就不再找张某1的麻烦了。又过了几天，刘国辉来我位于松山新区金融中心大厦A座13楼的办公室来取钱，当时我和我侄子禹某2在办公室，当时我把100万元现金给了刘国辉。我给刘国辉100万元不是自愿的，因为当时刘国辉和许贵富他们几个人用张某1这件事相威胁，声称要找张某1的麻烦，我也是没办法才给他们100万元。而且给刘国辉100万元之后我给张某1打电话商量过这件事，当时我跟张某1说对方要100万元，张某1问我还能再少点不，我回答说再少对方就不干了，张某1电话里说自己考虑考虑再给我回话，第二天张某1给我打电话说“行吧，别跟他们耗着了，这钱你先垫上，过后把钱都给你，花钱买个消停。”刘国辉是自己来我办公室取钱的，当时办公室我和我侄子在场。我给刘国辉的钱当天我是从我的朋友的博宇麒资产评估事务所还有信德投资有限公司各拿的现金。当时是用一个黑色的皮箱装的，刘国辉来取钱的时候我公司走廊有录像。当时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没想到刚过正月十五，刘国辉、许贵富、郭艳华分别多次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提出要求要向锦州银行贷款，让我跟张某1办给他们贷款的事。否则就给张某1找麻烦，我当时没有同意，结果他们每次都让郭艳华拿着贷款的资料来我的办公室找我，一会说要贷款4.8个亿，一会儿说要贷款2个亿，后来又说要几千万。我一拒绝他们就说要去北京找张某1的麻烦，2018年4月左右，刘国辉和许贵富来找到我要求我给他们在北京租一套房子，用作给杨某1使用，我开始不同意给他们租这套房子，结果他们说我如果不给他们租就去找张某1的麻烦，后期许贵富还对我说，让你给租房子你就给他租了得了，要不他们还去张某1闹去。后来我因为怕他们去骚扰张某1，2018年6、7月份左右没办法我就同意在北京给他们租了一套房子。刘国辉、许贵富以找张某1相要挟，让我在北京给他们租这套房子，然后他们在北京搞其他项目，让别人投资。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北京搞什么项目，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项目，我也不可能参与投资他们的项目，我只是因为张某1这个事才与他们有接触的。租房子时我与刘国辉、许贵富没签过协议。我不是自愿的，是刘国辉、许贵富、郭艳华用张某1的事相威胁，不给钱就找张某1闹事，我没有办法。钱是我拿的，因为张某1之前把这件事委托给我了，但是后来张某1把钱都给我了，钱是张某1通过赵某1送到我办公室的。我受张某1委托办这事给许贵富50万元，给刘国辉100万元，给刘国辉他们在北京租住个房子实际花了15.4万元。我认为许贵富、刘国辉、郭艳华他们合伙借着张某1这个事敲诈张某1，我怕对张某1不利，我之前答应过张某1帮他解决这事，我迫于无奈把钱给了许贵富、刘国辉他们，还给他们在北京租了房子。他们之间是如何分配这钱，我就不清楚了。在我给他们这些钱之前张某1并不知情。6、证人杨某1的证言称，当时刘国辉想通过我给张某1和禹某1施压。2017年左右，刘国辉声称很多年前，具体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他因为求张某1办事，给张某1送了5000元钱，张某1把钱收了，但是事没办。现在要求张某1出面解决这件事，禹某1是帮张某1找刘国辉解决这件事的，刘国辉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禹某1，而我是刘国辉找来给禹某1和张某1施压的，因为刘国辉知道我认识中纪委的领导。四、五年前，刘国辉对我提过张某1收他好处费的事，后来我们见面机会也不多，每年也就见个一两面，直到2017年大约9、10月份，刘国辉给我打电话、来北京我们见面时对我又提起这件事，刘国辉说他通过许贵富给张某1打电话、发短信，告诉张某1他要重新启动多年之前张某1收取他好处费的这件事，通过许贵富给张某1打电话、发短信，张某1也害怕了，委托禹某1出面和刘国辉解决这件事。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他要找禹某1，谈怎么解决这件事，刘国辉叫我到锦州跟着一起参与这次谈判，让我亮出我认识中纪委领导、能把举报信直接递到中纪委的身份，给对方施加压力，让他们害怕，于是我就来到了锦州，到锦州之后，在和禹某1谈判之前，刘国辉带着许贵富和郭艳华来我住的元都酒店，在我的房间我们一起商量的，当时许贵富和刘国辉已经商量完达成一致了，刘国辉说，之前张某1许诺给他100、200万，现在就要找张某1要钱，肯定不能比之前少，许贵富原话是怎么说的我记不住了，但是大致意思就是这次谈判就直截了当要钱，要不他们就通过我把张某1收5000元钱的事举报到中纪委，刘国辉当时也同意了。在饭桌上，刘国辉对禹某1说，之前大哥说的话不能算数了，就当个屁放了，然后刘国辉就提到当年张某1收了他5000元好处费，结果事没给办，当时张某1说给他100、200万他都没要，现在得给他钱作为补偿。禹某1当时具体说什么不记得了，许贵富在饭桌上就说，敬华，这事怎么的张某1也得给点补偿。我印象里许贵富没有明确提出来具体要多少钱。当时禹某1就不高兴了，气氛有点僵，这时候郭艳华就站出来说，我和国辉大哥有过命的交情，我能为刘国辉玩命。因为刘国辉和郭艳华当时的态度很强硬，就是在唱黑脸，为刘国辉撑场面，震慑对方。我怕局面太僵，就让刘国辉和郭艳华先出去一会。我、许贵富、禹某1我们三个在屋里，我对禹某1说，国辉写的举报信我确实能送到中纪委，但是我不想把事情搞这么僵，这件事国辉的脸得圆上，具体要多少钱你们自己去谈。我还让许贵富把这件事给协调好。这时候刘国辉和郭艳华回来了，后来饭桌上也没定下来最终要张某1给刘国辉拿多少钱。第二天我就回北京了。刘国辉也没给我他写的举报信。之后过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刘国辉给我打电话说：“禹某1给我拿了100万元”，禹某1也给我打电话说：“大哥，我给刘国辉100万元，这样行了吧，许贵富之前还分三次在我这借了50万元钱”，我对禹某1说：“这事你们处理好就可以了。”后来刘国辉对我说他又让禹某1在北京财富中心A座51给刘国辉租了一套房子，一个月租金2万多元，具体花多少我不太清楚，这个房子刘国辉大概的意思是作为他以后在北京的一个据点，刘国辉研究让罗强在北京做点生意，所以让禹某1在北京给他租房子。2018年11月份左右，许贵富给我打了电话，跟我说：“老大哥，我到北京也没去看你，我这次来是要钱来了，要完钱我就能把那10万元钱还你。”过了十多天我着急让许贵富还钱，给刘国辉和郭艳华打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许贵富带着郭艳华来锦州银行北京分行闹事来了，并且刘国辉还对我说闹完之后张某1同意给他们贷款了。现在张某1还委托一个锦州的副行长跟我们谈贷款的事。7、证人钱某的证言称：2017年10月份左右的一天中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许贵富就给我打电话说去吃饭。我到饭店的时候刘国辉和许贵富还带了一个人已经到了。见面之后吃饭期间，刘国辉说当年找张某1办贷款给张某1送5000元，但张某1没给他办贷款，钱也没有退，还说当时他给张某1钱的过程都录音了。后来张某1知道他有录音带，就返过来找到他给了他几万元钱，但是他没要。刘国辉说当年是张某1找的我，让我帮张某1把录音带要回来。刘国辉还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事一点下文都没有、音信全无怎么回事，我说不记得了。之后许贵富跟我说不行你给张某1打个电话，让他抽空回来一下，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如果张某1回来处理不好，刘国辉就要到纪委去告张某1。我一听就明白了，处理好不好的意思就是想管张某1要钱。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张某1一点联系都没有啊，我也没有张某1电话，这时刘国辉和许贵富说：“你不是有张某1电话吗，不行你就给张某1打个电话吧”。因为许贵富的儿子还在锦州银行上班呢，不方便。这时许贵富说不行把张某1电话给我，让我给张某1打电话，当时我也没有给张某1打电话，因为我没什么要跟张某1说的，后来吃完饭我就要走，郭艳华就不让我走，说一起去他歌厅坐会，喝点水，我也没好意思拒绝，就跟他们去了，到歌厅我们就没再谈这个事情，后来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我老伴就问我为什么回来这么晚，我骗她说去刘国辉的山地去看看，我没跟她说去歌厅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事情跟我老伴张某2讲了，我老伴还埋怨我说管这个事情干什么，过了几天，许贵富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奥林中心一趟，说他参加婚礼呢，想跟我见一面，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俩也没说什么就是许贵富跟我定了一下哪天去他位于海锦大厦的办公室，我俩订好之后就走了，到日子的时候我就去了许贵富位于海锦大厦的办公室，到了之后，就许贵富自己在办公室，许贵富就让我给张某1打电话，说把刘国辉给张某1钱的事情跟张某1说一下，让他抽空回来处理一下，我刚开始不同意，我说我没有张某1电话，后来许贵富说给我一个张某1的电话，是一个北京的座机号码，没有办法我就打了，是一个工作人员接的电话，说张某1不在家出差了，我挂电话之后刘国辉也来了，这时许贵富又给了我一个手机号码，许贵富说这个号码是张某1的，不行给张某1打个电话，我不同意，许贵富就让我给张某1发个短信，当时我没发，我说我回家考虑考虑怎么发，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我就又把这件事跟我老伴说了一遍，张某2不让我发，但是我也不多想就编辑一条短信给张某1发了过去，过后许贵富问我给张某1发短信了没有，我就把给张某1发的短信又给许贵富发了一遍，短信在我手机里存着的，内容是“我是原凌河工商局长钱某，最近刘国辉找我，说在88年前后他找你办贷款，他给你5000元钱，你没有给他办，整个过程他录音了，后来你知道有录音，你想给钱把录音要去，他没有给你，最后他说你通过我把录音要回去了。到现在将近30年你没有反应，他现在要告你，你看怎么处理”。当时张某1也没有给我回短信，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过了几天好像是刘国辉给我打的电话，让我去郭艳华的歌厅一趟，我老伴不放心我就跟我一起去了，于是我俩就坐公交车到了郭艳华的歌厅，到了之后许贵富、刘国辉、郭艳华都在，刘国辉跟我说钱大哥这个事当年是冲你的面子把有给张某1钱录音的录音带给了张某1，为什么张某1当年给他几万元钱他都没要，就是冲着我的面子，说这个事跟我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音信都没有，张某1也不回来解决一下，他准备去纪委告发张某1，还说这个事情跟我也有直接关系，我包庇张某1，我跟张某1同罪，还说我否认也否认不了，我们几个几天前吃饭的时候他都全程录音了，说张某1肯定也给我好处了，要不然为什么我给张某1发完短信，张某1对刘国辉一点反应也没有，还说锦州市就这么大，我搬哪去住都能找到我，我跑不了，其实刘国辉就是为了吓唬我让我出来作证，证明张某1收过钱，这个时候我老伴就急眼了，就对刘国辉说这么多年你叫钱大哥钱大哥的，你怎么翻脸不认人了，怎么能瞎说呢，刘国辉和我老伴就吵吵起来了，我当时也很生气，我就跟刘国辉说你爱上哪告上哪告，我不怕告，我老伴还把瓶子摔地下了，之后就不欢而散了，我和老伴就走了。后来刘国辉几个人也没有再找我了，倒是禹某1找到了我，说张某1委托他让他问问我给张某1发短信是什么事情，我就跟禹某1说刘国辉、许贵富、郭艳华找我的要告张某1这件事，我还说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都是刘国辉他们说的，后来我和禹某1就都各自走了。再后来就再也没有人因为这件事找我了，这件事就过去了。许贵富、刘国辉、郭艳华为什么要找我说这件事情不太清楚，但是刘国辉说当时是冲我面子把录音带给张某1了，还没收张某1钱，但是这件事我确实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分析肯定是刘国辉他们骗我的，就想让我找张某1，敲诈张某1钱。8、证人张某2（系钱某的妻子）的证言，证明其认识许贵富；许贵富给了钱某张某1的电话号码，让钱某给张某1发短信，以三十年前刘国辉想找张某1批贷款，给张某1拿了5000元好处费没给退，向张某1要说法。许贵富多次找钱某要他给张某1打电话，发短信，要张某1出面解决这件事。9、证人徐某1的证言，证明其与许贵富认识几十年了，与刘国辉是朋友关系，郭艳华和杨某1都是通过刘国辉认识的。其自2018年7月起在北京市朝阳区财富中心A座5楼51号公寓居住，是刘国辉让其来这住的，并把钥匙给他了。徐某1在此配合杨某1做藏学研究中心的项目。贾某1和李红叶夫妇，他们有时间来北京在这房子休息，也是刘国辉让他们到这来的。10、证人贾某1的证言，证明涉案房屋禹某1租的房子。租金每月2万多，其是通过刘国辉认识的杨某1，其和刘国辉是朋友关系。刘国辉让其和妻子到北京的涉案房屋居住，徐某1也在这里住。期间刘国辉来过两次，都是家里有事，杨某1来过五、六次，来这喝会茶。刘国辉说房子是禹某1给杨某1租的喝茶的地方。11、证人禹某2的证言，证明2018年1月8日，禹某1让其准备100万元的现金交给了刘国辉，并送刘国辉上了出租车。其回到公司就问禹某1这个钱是刘国辉借的还是怎么的，禹某1告诉其这钱是刘国辉要的，钱回不来了。12、证人杨某2的证言，杨某2系大禹投资公司的出纳，证明2017年11月许贵富向公司借款50万元，同时与许贵富签订了借款合同，其在借款人处签字，许贵富一直未还。13、证人贾某2的证言，证明贾某2按照公司领导禹某1的指示租过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路7号财富中心公寓A座51号房屋，约定租金为一年26.4万元，按季度付款，即每个季度6.6万元，另交2.2万元的押金。房屋租好后交给徐某1。实际交了两个季度的租金。第三个季度的租金还没交时公安机关来了解该房屋情况，徐某1联系说不需要这个房屋，因此未再交租金。但因违约，押金2.2万元未退，总共花费租金和押金15.4万元。14、证人董某的证言，证明其不知道北京市朝阳区财富中心A座51号公寓是谁租的，但杨某1带其去过一个公寓喝过两次茶，去的时候公寓有个男同志和一个女同志，均不认识。其没有和杨某1、刘国辉说过要拍一部张某5将军进西藏的电影，是刘国辉说的要给张某5将军拍一部电视连续剧，禹某1给拿钱，其和张某5将军的儿女都不赞同。15、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2016年许贵富向王某1借款3万元钱未还。16、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2018年初秋许贵富向王某2借款1万元未还。17、证人蔺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5月23日许贵富向蔺某借款3万元钱未还。18、证人鄢某的证言、借据复印件、银行转账凭证、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证明2018年5月到11月期间，许贵富多次向鄢某借款，共借款9.55万元钱未还。19、证人赵某2的证言、赵某2提供给许贵富转款的银行流水截图及许贵富给赵某2发送的短信截图，证明2017年3月12日许贵富给赵某2发送短信，向其借2万元钱，至今未还。20、证人孙某的证言、孙某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孙某2018年7月30日通过微信借给许贵富1万元至今未还。21、证人李某的证言、李某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许贵富于2016年8月18日向李某借款5万元至今未还。22、证人徐某2的证言、接受证据清单、徐某2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转账记录截图、转账记录截图、借条复印件，证明许贵富于2017年10月11日向徐某2借款2万元，现尚有1万元至今未还。23、证人张某3的证言、接受证据清单、张某3提供转账凭证，证明张某32017年4月11日借给许贵富1万元，至今未归还。24、证人汤某的证言、接受证据清单、汤某提供银行流水，证明2017年4月11日许贵富向汤某借过1万元人民币，2018年3月18日许贵富将欠款还给汤某。25、证人付某的证言、接受证据清单、付某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还款明细表，证明许贵富以帮忙办理房地产项目审批土地手续为名从付某和其合伙人赵某3处收取140万，至今归还付某五六十万左右。26、贾某2提供发票等购物凭证，证明贾某2提供的给财富中心51号公寓购买生活用品的凭证，共计花费2170.15元。27、授权委托书、报案材料，证明张某1委托赵某1作为其合法代理人，全权代理向锦州市公安局申请报案及后续的相关手续，并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报案材料。28、收条，证明2018年12月7日禹某1收到赵某1替张某1转交的现金人民币176.4万元。29、赵某1提供的郭艳华、许贵富给张某1发的短信截图和郭艳华、许贵富给张某1写的书信复印件，证明郭艳华、许贵富针对刘国辉30年前从张某1处办理贷款的事情多次以短信和书信的方式与张某1联系，提出诉求，让张某1解决，通过这种方式转达他们的想法和威胁。30、2018年12月8日许贵富自书悔过书，证明许贵富到案后自己手写的悔过书，证明其交待向张某1施加压力；刘国辉从禹某1处拿到100万元，并让禹某1在北京租房屋。31、借款合同三份、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三份，证明在2017年11月6日、8日、30日分别与杨某2签订三份借款合同，共计50万元，杨某2将50万元钱转到许贵富银行卡里。32、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二份、锦州银行取款凭证二份，证明车某、杨某4分别于2018年1月8日取款30万、50万，2018年1月23日禹某2向车某、杨某4转款30万、50万。在禹某1向被告人支付100万元款中80万元的来源。33、合同会签单、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三份，证明禹某1公司工作人员贾某2租用北京市财富中心公寓A座51的房屋，租金15.4万元，锦州银行网上电子回单一次是8.8万元，一次6.6万元，两笔合计15.4万元。34、搜查证、提取笔录、扣押笔录、扣押清单，证明公安机关对刘国辉家中进行了搜查，并扣押了刘国辉在禹某1公司取100万元现金时的黑色皮箱。35、指认、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刘国辉、禹某2分别指认出禹某1给刘国辉拿100万元现金用来装钱的黑皮箱；禹某2辨认出刘国辉、许贵富；杨某1辨认出郭艳华、刘国辉、许贵富、禹某1；张某1辨认出刘国辉、许贵富；禹某1辨认出许贵富、刘国辉、郭艳华、杨某1；张某2辨认出许贵富、刘国辉；赵某1辨认出许贵富；钱某辨认出郭艳华、刘国辉、许贵富。36、提取笔录及聊天记录截图照片，证明公安机关在被害人张某1手机中提取张某1与许贵富、郭艳华的聊天记录，证明许贵富、郭艳华多次与张某1联系。37、刘国辉取钱录像，证明2018年1月8日刘国辉去禹某1公司取100万元。38、锦州银行录像，证明刘国辉、郭艳华、许贵富去锦州银行北京分行找张某1。39、赵某1对郭艳华录音、录音的谈话记录，证明因刘国辉找张某1要钱贷款的事郭艳华参与本案。40、钱某对刘国辉录音，证明刘国辉想向张某1要钱，钱某拒绝参与。41、三被告人的常住人口详细，证明三被告人犯罪时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42、被告人刘国辉的供述与辩解称：2017年具体几月份我记不清楚了，我去铁路二剧场找许贵富办事，我俩见面之后碰到了钱某，当时我们三个就聊了几句，我提起30年前找张某1批贷款，给了张某15000元好处费的事，当初我把张某1收我好处费的事录音了，当年张某1是通过钱某把我录的录音带要去的，我问钱某还记得这件事不？钱某说恍惚，记不清这件事了，然后我们就散了。过了大约20多天我找许贵富让他联系钱某出来一起吃顿饭，我们是在钱某家附近的一家饭店吃的饭，我带着我的朋友郭艳华、许贵富一起去的，当天吃饭就我们四个人，在饭桌上我用手机录音了，然后我问钱某还记得当初张某1收我好处费的事吗，钱某就推脱说记不清楚了，我又问他还记得他给我打电话帮张某1要录音带的事吗？钱某也推脱说记不清，在饭桌上我提出来要让钱某出面去和张某1联系，让张某1出面解决这件事，给我个说法。钱某当时左右摇摆，没明确表态联系张某1，但是许贵富当时把张某1的号码给钱某了，钱某当时还跟许贵富说：“你有张某1号码你就直接联系他呗”郭艳华说：“贵富大哥的儿子在张某1手下上班，贵富大哥出面不方便”。钱某也没说什么。我们吃完饭之后就去郭艳华的歌厅坐了一会，大约晚上6点左右我们都各自回家了。在这之后我又因为张某1这件事跟钱某接触几次，第一次是在海锦大厦许贵富的办公室，我、许贵富和钱某我们三个又见了一面，我和许贵富还是让钱某给张某1打电话、发短信，敦促他联系张某1，钱某在许贵富的办公室给我和许贵富看了他给张某1打电话发短信的记录，并且我拜托许贵富平时勤敦促钱某去联系张某1，第二次是我接到钱某的电话，电话里钱某的妻子说要跟我见一面，我约他们在郭艳华的歌厅见面，钱某和他妻子到了之后，他的妻子就质问我：“是不是穷不起了，要是没钱大嫂子给你拿，你和张某1这点事别找我老头。”我当时也很生气，我就质问钱某这事跟他有关系没有，钱某就说这事跟他没关系，这事都过这么多年了他不记得。我就对钱某说那你要是不站出来，你就是包庇张某1，和他同罪，我举报张某1连你一起告，有责任谁也跑不了。我们起争执的时候郭艳华也在场，不过后来待了一会他就出去了，当时钱某的妻子态度很强硬，我们就彻底吵起来了，最后不欢而散。在这之后我就再没找过钱某。钱某退出后，我就让许贵富去跟张某1联系，让张某1出面解决我当年收我好处费的事，这期间我没跟张某1联系过，我都是让许贵富去跟张某1联系，许贵富和张某1联系之后会把对方的回应告诉我。持续了大约半个多月许贵富给我打电话说禹某1为张某1的事要和我接触，过了大约一周许贵富带我去了禹某1位于桥南金融大厦的办公室见面，当时就我、许贵富、禹某1、还有个女服务员在场，一直在给我们倒水，办公室里禹某1说他是来帮张某1处理这件事，我就跟禹某1说了我要求张某1出面对当年收我5000元钱好处费的事给我个说法，当时禹某1也同意了促成张某1出面解决这件事，我们也没说别的事，聊了会天我们三个就散了。许贵富、我多次和禹某1沟通、面谈，在这个阶段许贵富曾多次对我说：“国辉，咱们得把握这个机会，能贷款就贷点款，整点钱。”结果过了很长时间禹某1也没有动静，我就不愿意了，心里压了股火，我就打电话给杨某1，让他来一趟锦州。杨某1以前是北京陆军总院的副院长，现在退休了，认识中纪委的领导，所以我让他来锦州。我对他说：“杨某1，我们这小平头老百姓往上递材料费劲，还得麻烦您老出马。”杨某1到锦州之后，我约的禹某1在元都酒店见面，见面前我们在杨某1的房间里对杨某1、许贵富、郭艳华他们三个说了，当年张某1许诺过给我200万元的事，当时杨某1说，我去亲自听听禹某1怎么说，许贵富说：“这件事主要往争取点贷款和补偿这方面谈。”我就说：“这个脸，我得圆上。”郭艳华说：“大哥你别太倔，这事让院长给你拿个主意，把把关。”禹某1来了，我们五个人在元都酒店吃的饭。当时我们到酒店之后，谈到了张某1这件事，我就说张某1在30年前知道了我给他录音之后曾经许诺给我200万元，许贵富当时也很活跃，也发表了意见，我记得在桌上他还提了贷款和补偿的事，具体他说的多少钱，这个我记不清楚，当时禹某1说：“辉哥你不应该出尔反尔啊”。然后郭艳华就说：“我命都是辉哥给的，辉哥交代的事我咋的都得给办了”。然后气氛就比较僵，这时候杨某1让我和郭艳华出去等一会，我出去之后杨某1在屋里怎么说的我就不知道了，吃完饭之后杨某1跟我说，我和郭艳华出去之后，他在屋里对禹某1说：“国辉的脸得圆上，钱也得要，但是钱多少可以谈。”当天我们在饭桌上并没有定下来这件事到底怎么解决，过了多长时间我没有印象了，禹某1约我和许贵富去的禹某1办公室，当时许贵富离开了一会，禹某1就对我说：“也别提几百万了，我给大哥预备现金100万，以后咱们朋友细水长流，以后有事看我实际行动。”第二天我自己去禹某1办公室取的钱。用的是黑皮箱装着的，当时禹某1和他侄子在场，他侄子送我下的楼。禹某1给100万元现金是他替张某1给我的封口费，因为张某1怕我告他，而且我表示过我要告他，我可以把材料递到中纪委。这100万中有80万元我用于还债了，我20多年前有一块地抵押给了银行，还有20万用于我个人消费了，钱没给别人分，郭艳华跟我去北京，平时吃饭花的是这个钱。有一次我自己到禹某1办公室去，是不是去取那100万我忘记了，当时禹某1跟我说：“辉哥，许贵富有个事，半年之后我得跟你说。”当时我就感觉这里有事，因为许贵富在社会上欠了很多外债，连自己家房子都抵押出去了，我当时就判断许贵富应该是背着我在禹某1手里拿钱了，当时禹某1没跟我说，我就回去质问许贵富，许贵富当时承认了在禹某1手里借的钱，当时我们还有别的朋友在场，我就没多说，回头我就问禹某1许贵富在他那里借了多少钱，禹某1说分三次借了50万元人民币，我就问禹某1：“许贵富咋还到你这连着借3次钱，再一再二不再三啊。”禹某1当时就跟我说：“辉哥，我没法说不借啊，我要是不借他，他上你那说点破话”。然后我就去海锦大厦许贵富的办公室里找他质问他，我问他：“你这不就是拿我这点事跟人禹某1借钱吗。”我还问他：“这钱你到底能不能还上。”当时许贵富就说：“肯定能还上，但是你生意啥的都干起来的话你能看大哥还不上钱吗？”许贵富用张某1收我好处费的事去和张某1、禹某1并不完全是帮我，他也有自己的私心，就是想趁这个机会捞点。在这之后我还跟禹某1还谈过两次贷款的事，一次是我帮孙振元跟禹某1谈贷款，当时孙振元在海南三亚开木化石的项目，需要贷款，因为我和孙振元是朋友，我就帮孙振元去和禹某1谈的贷款，当时郭艳华也在场，我跟禹某1说想贷款一两个亿，后来禹某1没给我办这事、第二次是我给禹某1打电适咨询我的53亩地抵押能贷款多少钱，禹某1又把我拒绝了。因为贷款的事我就埋怨禹某1了，他在电话里骂我，所以我让许贵富和郭艳华去北京直接找张某1，我跟许贵富和郭艳华找张某1必须去北京把我的脸儿找回来，当时许贵富和郭艳华去的锦州银行北京分行找张某1并且一人给张某1留了一封信。写信内容我知道，他俩跟我说了，许贵富就表达了我的意思，张某1收我好处费没给我批贷款，张某1还派禹某1这样的人与我谈判，承诺的事都没做到。郭艳华在信里就是强调了当年张某1收我钱的事他知道，并且限张某1三日内给我答复，不然就一直往上找，还得到中纪委告这事。当时谈张某1这件事，我跟禹某1说：“之前你说的那些事你也做不到。那这次我也实不相瞒。我找杨某1从北京过来，就是要把举报信递上去，直接递到中纪委”。当时禹某1说，辉哥，你不应该出尔反尔啊。我也来火了，说不是我出尔反尔，是你的承诺你都没有做到。杨某1当时怎么说的我没听见。我说过要求禹某1在北京租房子，我跟禹某1说过董某在北京拍电影，需要个工作室，我把这事跟禹某1说了，禹某1就帮董某租房子了。禹某1不认识董某，是通过我认识的。43、被告人许贵富的供述与辩解称：2017年10月份，刘国辉通过我找到钱某在锦州市太和区曼哈顿附近的一个饭店吃饭，当时饭桌有我、刘国辉，钱某，还有一个叫郭艳华的人。郭艳华是刘国辉的一个小兄弟，以前也是刘国辉公司的人。刘国辉主要就是想找钱某说说28年前贷款的事情，想让钱某找张某1把这件事说说。当时在饭桌上，刘国辉就把当年贷款的事情和钱某说了，钱某说自己不知道刘国辉给张某15000元的事情，想让钱某联系联系张某1。三人在一起说清楚，当时钱某答应刘国辉了，后来钱某告诉刘国辉，他给张某1打电话没有通，就发了个信息，说要见面，把事情说清楚。刘国辉就找了几次钱某，让钱某给张某1打电话，钱某也没有打电话。后来有一次，刘国辉就约了钱某在锦州和平路郭艳华一个朋友开的歌厅里见面，那次我没有去。后来刘国辉和我说，当天钱某妻子也去了。他质问过钱某当年是不是把这5000元钱自己留下了，钱某的妻子就急眼了，和刘国辉吵吵起来了，然后就不欢而散了。后来钱某给张某1发短信说的这事。刘国辉我俩在我办公室谈的，当时刘国辉说和我说的拿这个事儿找张某1，整出点儿钱来或者弄点贷款，然后咱们一起干点项目，并说给我干股，多少股份他没有说。然后我说我就负责联系张某1，就是给他发短信，就是给张某1增加压力，拿钱解决问题或者给我们贷款。张某1出钱后或者贷款下来后，刘国辉负责项目的启动等。我给张某1发了几条短信，内容大概是刘国辉现在情绪很激动，事态严重，要启动举报张某11988年的事。禹某1在2017年11月份找过我一次，想帮张某1解决一下他和刘国辉矛盾的事情，想和刘国辉见一面，我当时答应帮禹某1联系见面的事情。我后来联系的刘国辉和禹某1在元都大酒店见面，当时刘国辉把事情和禹某1说了，还说自己心里不平衡，禹某1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有事慢慢解决。2017年12月份具体哪一天我记不住了，刘国辉告诉我说约完禹某1下午2点到元都酒店吃饭，我不到两点就去了，到那后就看见杨某1了。我、刘国辉和杨某1还有郭艳华就在元都酒店杨某1的房间，谈事儿。刘国辉说当年张某1答应200万给我，现在就想要钱，其余的都扯淡。杨某1说这次我来了，我谈谈这200万的事儿，我说既然别的都不行那就围绕这200万做工作，其他的都没用。吃饭的时候有我、刘国辉、郭艳华、禹某1、杨某1，杨某1就说我中纪委有人，其他方面也没问题，意思是他上面有关系，如果刘国辉需要，杨某1可以帮助找关系反映张某1的问题，其实就是给禹某1施加压力。要谈这200万的时候，我就把刘国辉和郭艳华撵出去了，当时杨某1说让他俩回避下。他俩出去后杨某1和禹某1说，“敬华，当年张某1同意给刘国辉200万，现在这200万问题咋解决，商量一下，贵富你过问一下子。”禹某1听完也没表态。再后来我陪刘国辉去禹某1位于桥南金融中心的办公室谈事，有时候他们俩谈事我就出去，刘国辉怎么向禹某1要的钱我不太清楚，一共去了两三次，后来我才知道刘国辉在杨某1走后的四、五天，自己去禹某1办公室取了100万元现金。这100万刘国辉说里面有80万赎地了。杨某1、禹某1、刘国辉，他们要在北京做钱鼎老酒博物馆。禹某1出钱租个房子弄一个办事处，杨某1任办事处主任。杨某1来锦州的时候和刘国辉、禹某1谈过这个事，我就知道了。禹某1谈在北京租房子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场，但是我没有说话，是刘国辉提出来的。具体是大约在2018年4月份左右，刘国辉邀请董某（原西藏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主任）、杨某1来锦州看了禹某1企业。我和刘国辉、郭艳华、禹某1一起陪同看了禹某1的笔架山那的仓储、金融中心等企业。看完董某和大家说要为禹某1的企业保驾护航，然后我们一起就去笔架山的仓储那食堂吃饭去了，董某、杨某1住了一晚就回北京了。过了几天，我和刘国辉去禹某1的金融中心那说点别的事儿，过程中刘国辉和禹某1说要成立一个大禹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同时也是进军西藏的办事处，禹某1当时也同意了，说让自己公司在北京的人联系，我也没说啥表示同意。后来禹某1一共花了有20、30万在北京把这办事处给弄下来了。禹某1花钱弄这个办事处是因为禹某1害怕，怕刘国辉再继续对张某1的事儿纠缠不放，禹某1给我们做的所有事都是害怕这一个事儿。这个房子由郭艳华、杨某1、刘国辉在那里办公。我没去过北京那个出租房，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刘国辉得到100万之后，刘国辉和禹某1闹得很僵，扬言要告张某1，要给说法，把脸找回来，我就去自己去北京找张某1，劝劝他和张某1见一面，但是那次没有见到张某1。第二次我要去北京，也是刘国辉执意要告张某1，我和刘国辉说要去北京见见张某1，刘国辉知道后就派了郭艳华和我一起去北京找张某1，我们到了锦州银行北京分行找到张某1，但是他没有在，我就把之前晚上写的一封信给当时北京分行的一个副行长了，信件内容还是说现在事态严重，把刘国辉的态度写在信里，张某1干到现在不容易，让他妥善解决这件事情。我负责给张某1传递情况，告诉张某1问题的严重性，事态的紧迫，也就是给张某1施加压力，让张某1赶紧把事情整平了，整平了或者是给刘国辉贷款，或者是给刘国辉拿钱。刘国辉是诉主，他负责提条件。郭艳华负责冒充“社会人”，说自己明白社会上这一套，说自己为了刘国辉大哥可以肝脑涂地。杨某1是北京过来的，来锦州跟禹某1谈的意思就是，他在北京认识中纪委的人，如果刘国辉要是举报张某1，杨某1可以很顺利的把信递到中纪委去。我们还向禹某1提出要贷款2000万，禹某1没同意。然后我们又向禹某1提出4.5亿的贷款又被禹当场拒绝了，然后我们就闹翻了，后来我又去了二趟北京，其中一次我和郭艳华去的，去找张某1，给张某1施加压力，说是为了要脸儿，实际是想让张某1拿钱或者给贷款。我给张某1施加压力，第一，我和张某1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俩关系不错，而且我儿子许哲也在锦州银行工作，我想通过这事向张某1示好。第二，通过我给张某1施加压力，如果张某1真的能给刘国辉批下一笔贷款，或者给刘国辉一笔钱，我从中也能得到一些利益。敲诈张某1这事主要是我和刘国辉商量的，杨某1和郭艳华没参与商量。我和刘国辉说我主张通过向张某1要贷款或者要钱来解决刘国辉举报张某1这件事，但是我更倾向于贷款，这样比较安全，要钱就会涉嫌违法犯罪。2017年年底的时候，半个月之内我分三次向禹某1借款50万元，有两次每次借了20万，最后一次借了10万，我都和禹某1签了借款协议。如果没有张某1的那事儿，禹某1不可能借我钱，但是这次我真是借而且也准备还钱的。44、被告人郭艳华的供述与辩解称：2017年9、10月份左右，刘国辉就给我打电话说找我吃饭，说有许贵富还有钱某，于是我接的刘国辉去的桥南的一家饭店，到了之后我和刘国辉、许贵富、钱某就一起吃饭，许贵富给钱某介绍了我一遍，说我是刘国辉的小老弟，开歌厅的，之后大家就一边吃饭一边互相吹捧。吃饭的过程中，刘国辉就说三十年前找张某1办贷款给张某1拿了5000元，但是贷款没给办，钱也没退。刘国辉说当时给张某1送钱谈贷款时都录音了，后来张某1知道这件事就给刘国辉拿了点钱想把录音带要回去，但是刘国辉没要钱说当年还是冲钱某的面子把录音带给的张某1，刘国辉就问钱某这钱是不他收了，钱某说想不起来这件事了，刘国辉就让钱某好好想想，钱某说他肯定没拿这钱，刘国辉就让钱某给张某1打个电话问问张某1，钱某说跟张某1都联系不上了，没有张某1电话号码了，许贵富说他有张某1的电话号码，钱某就让许贵富给张某1打个电话，我就说了一句许贵富大哥儿子在张某1手底下上班呢，这许贵富惹那人干啥啊，许贵富就把电话号码给了钱某，钱某给张某1打电话对面没有人接，刘国辉就问钱某说当年他给张某1这钱他到底花没花到，如果钱某花到了这事就算了，如果钱某没花到，这事他就找张某1唠唠，张某1要是不承认就去纪委告发他，吃完饭后我们就去我开的歌厅待了一会，过了不几天，刘国辉就和钱某还有钱某老婆一起来到我开的歌厅，钱某老婆见面就跟刘国辉急眼了，就问刘国辉是不是活不起了，想要钱就吱声，刘国辉一听这话就急眼了，说他怎么缺钱了，当年给张某1的钱肯定是钱某留下了，这事我高低跟他整明白，不行他就去锦州市纪检委告钱某去，之后大家就都散了，这事就这么撂下了。然后许贵富说他出面找张某1，让张某1解决这件事。具体是怎么谈的我有点儿记不清了，当时刘国辉和许贵富谈这件事的时候背着我，但我天天跟着刘国辉在一起待着，怎么背着我也能听到一点，刘国辉自己找没找过张某1，我不知道，听刘国辉和许贵富谈话，许贵富肯定是联系过张某1，就说刘国辉提起了28年前找张某1办贷款，给张某1拿了5000元钱，但贷款没给办，钱也没拿回来，现在刘国辉不干了，想解决这件事，要不就去纪委告张某1，大概就是这样的话，然后刘国辉和许贵富商量，通过这事找张某1贷款，整个几百万。然后刘国辉把抵押的地赎回来，做点儿啥项目。后来我又听刘国辉和许贵富谈，说禹某1跟他们联系了。之前他们怎么谈的我不知道，禹某1找到许贵富和刘国辉唠张某1这件事，但是我都没在场，都是听许贵富和刘国辉过后给我讲的，说张某1派禹某1来找刘国辉商量这件事情怎么解决。他们之间具体怎么谈的我不知道。又过了几天，北京的杨某1就来锦州了，刘国辉找他来的，说办点什么事。第二天，刘国辉就找我说，禹某1从外地也回来了，给禹某1接风杨某1也参与，定的在元都酒店吃饭。于是我就去了元都酒店。我到的时候，许贵富、刘国辉、杨某1都在元都一楼大厅喝水，我到了之后，刘国辉给禹某1打的电话，不一会儿禹某1就来了，我们去了包厢。我之前没见过禹某1，杨某1也没见过禹某1。刘国辉就介绍了一下，说这是北京的杨某1，介绍我的时候说，这是我的好兄弟，我说了一句，我的命都是我大哥刘国辉给的，他有事儿，我玩儿了命的给他办。之后我们就开始吃饭，刘国辉和许贵富说，当年张某1这事儿必须得解决明白，心里太窝火了，要张某1帮刘国辉从锦州银行贷款贷个200、300万元钱，这事儿就这么拉倒了，禹某1就跟刘国辉说，国辉大哥，你怎么出尔反尔、不守信誉呢，我坐在刘国辉旁边，就问了刘国辉一句，你答应禹某1啥了？许贵富就让我先出去，我就出去了，我就去隔壁房间了，不一会儿刘国辉也出来了，屋里就剩许贵富和禹某1、杨某1了。大概过了十多分钟，就来个服务生招呼我们说让我们回屋，我和刘国辉就回屋了，回去之后就散局了，禹某1让我跟他司机下去一趟，说他给刘国辉买了一件衣服，让我帮取一下，于是我就拿上来给刘国辉了，之后我就开车回家了，后来禹某1和刘国辉、许贵富怎么商量的我就不知道了。直到有一天，刘国辉让我跟他去国资委把一个土地使用证书赎回来，刘国辉跟我说，我才知道禹某1给了刘国辉100万元钱现金，当时赎这土地使用证，一共花了80万元钱。当时跟禹某1说刘国辉有事玩命给他办，就是想帮刘国辉站脚助威，好能跟禹某1他们谈解决那5000元钱的事。禹某1给刘国辉100万元钱封口费，为了不让刘国辉再找张某1的麻烦。这一百万是怎么定的不知道，是后来刘国辉、许贵富他们跟禹某1谈的，具体怎么谈的我也不知道。2018年10月、11月份左右，有一天，我和刘国辉就在茶楼喝水，就碰到锦州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老板孙振元了。刘国辉就问孙振元最近生意怎么样，孙振元说他海南那边有个项目，现在需要投资。刘国辉就问需要多少钱，孙振元说那地方投资了4.8个亿。最好能从银行多贷点款。刘国辉就说了一句他去找禹某1帮贷款，让孙振元把手续给他拿过来，孙振元说如果贷款成功了，就给刘国辉点股份。之后孙振元的外甥就把贷款的手续都给我了。刘国辉让我把这些手续给禹某1送过去，于是我就给禹某1送了过去，说想贷款用个一个亿，禹某1说贷不了。我回去之后就把这件事跟刘国辉说了，刘国辉就给禹某1打电话并在电话里面吵吵了起来。挂电话之后刘国辉就给许贵富打个电话说他和禹某1骂起来了，许贵富就跟我说让我劝劝刘国辉，别跟禹某1吵吵，我就去找刘国辉跟他说，大哥你别生气了，改明儿个我去给你找个脸，于是我就找到许贵富一起去的北京找张某1。到北京，我俩就来到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张某1办公室。到了之后，张某1也没见我们，我和许贵富就一人给他留了一个条，许贵富留的条是什么内容我没看，我留的条就写了，我是刘国辉的代理人郭艳华，30年前和他谈那笔贷款时，我就在身旁，现在最后给你个期限，周五之前必须给我答复。之后我就和许贵富就走了。过了不几天就来了一个姓赵的副行长找许贵富谈张某1这件事，许贵富和我一起见的赵行长。那次跟赵行长也没谈明白什么，我说我去北京就是给刘国辉找个脸，让张某1跟刘国辉见个面，他俩一谈就完了。后来我们就走了，再后来就被公安局抓了。我给张某1写那张条是给刘国辉站脚助威，吓唬吓唬张某1。我是给刘国辉打工，在他的厂子当副总，但是这个厂子是停业状态，还有我也想刘国辉要是有钱能把他的厂子重新办起来做点啥好项目，我能跟着挣点钱，说白了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刘国辉要是能通过张某1得到一些钱，许贵富也能分点，他自己也有项目要启动。许贵富从禹某1那拿过钱，不是三十万，就是五十万。我听禹某1说的，具体事情我不清楚。我知道禹某1是租了个房子，好像是给董某用了。当时董某来过锦州，杨某1跟一起来的，我、刘国辉、许贵富带着董某、杨某1去找了禹某1，我陪着跟他们吃了饭。说董某想写关于解放西藏的电影，具体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禹某1给董某租了房子。45、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锦太法（1983）刑字第179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被告人郭艳华于1983年12月7日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46、张某1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张某1已于2019年12月19日因病死亡。上述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国辉、许贵富、郭艳华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以到中纪委举报相威胁，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三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三被告人分工合作，实施犯罪，即刘国辉提出犯意，指使许贵富实施，许贵富直接向张某1发手机短信暗示威胁，郭艳华站脚助威。三被告人共同与张某1委托的禹某1联系，向禹某1表达其确有能力将张某1告至中纪委。三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应按共同犯罪处罚。其中刘国辉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许贵富、郭艳华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关于三被告人共同实施敲诈勒索100万元的犯罪事实，从主观犯罪故意上，三被告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被告人刘国辉、郭艳华虽辩解只是为了找回面子，没有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但公诉机关提供的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证人钱某、禹某1、杨某1的证言及三被告人的供述可相互印证，证实三被告人先通过要求钱某与张某1联系，因钱某不愿，后由许贵富给张某1发短信。三被告人与张某1委托的禹某1沟通。后在元都酒店饭桌上所谈的内容，明确就是向张某1要钱。从作案手段上，三被告人实施威胁的行为，一是许贵富通过多次给张某1发手机短信，以担心对方的口气转述了刘国辉的想法，手机短信内容虽未直接体现三被告人敲诈勒索张某1的目的，但其手机短信内容足以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二是向张某1委托的中间人禹某1介绍了具有北京某医院副院长、能将举报信递送至中纪委身份的杨某1，间接地向张某1传递了确可向中纪委举报的信息。客观上，三被告人的行为最终使被害人张某1被迫委托禹某1给付现金100万元。因此三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采取威胁的手段，强行索取他人财物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关于无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不予支持。另被告人刘国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又以同种犯罪手段，以要求租赁房屋为名，单独实施敲诈勒索一起，数额巨大，其行为亦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应予刑罚处罚。该起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指控系由三被告人共同实施，但经查，涉案房屋的租赁是在刘国辉与禹某1之间完成的，期间无许贵富与郭艳华的参与，租赁完成后，由刘国辉安排的徐某1使用该房屋，许贵富与郭艳华未管理使用该房屋。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证人杨某1、董某、徐某1、贾某1、贾某2的证人证言及三被告人的供述予以证实，证人禹某1虽称房屋的租赁是基于三被告人的威胁，但许贵富、郭艳华均予否认，且其他的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刘国辉个人以租赁房屋为名实施敲诈勒索，故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许贵富、郭艳华参与此起犯罪，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被告人许贵富及其辩护人、被告人郭艳华关于此节的辩解、辩护意见予以支持。关于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共同参与、许贵富直接实施以借款的名义敲诈张某150万元的事实，经查，禹某1确借款给许贵富50万元，对此有禹某1、杨某2的证言，借款合同，银行流水予以证实，但对此款的性质，禹某1证言显示禹某1对该笔钱款的性质认知也是借款，后来也有催还行为，因此应认定为民间借贷，故对公诉机关关于此节的指控事实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人刘国辉及其辩护人、被告人许贵富的辩护人辩解、辩护称取得财物与敲诈勒索无关的意见，经查，三被告人与张某1、禹某1此前并无经济往来，从财物的给付理由上看，三被告人在供述中均明确称100万元的性质是封口费，从财物的给付时间上看，均发生在三被告人通过许贵富给张某1发手机短信之后，从财物给付的结果上看，三被告人确未实际向纪委举报张某1。三被告人的威胁行为，通过最初钱某被迫的信息传递、许贵富手机短信的滋扰、杨某1特殊身份的介入及三被告人分工合作的共同作用，使被害人张某1产生恐惧心理，进而交付财物，因此，三被告人的威胁行为与被害人财物的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关于此节的辩解、辩护意见不予支持。至于许贵富、郭艳华是否实际获得分得赃款，不影响其构成犯罪。对被告人许贵富的辩护人关于此节的辩护意见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被害人的认定，虽与三被告人直接联系的人是禹某1，财物也是由禹某1直接交付，但三被告人主观目的是通过以向中纪委举报张某1的名义，非法占有张某1的财物，客观上张某1也在事发后将涉案的钱款给付禹某1，张某1是本案最终财物受损失的人，禹某1只是与被害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者，因此本案被敲诈勒索的对象和财物的受损失人均为张某1，故对公诉机关指控认定本案的被害人为张某1的事实，予以支持。综上，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刘国辉系主犯。被告人许贵富、郭艳华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被告人郭艳华有前科，酌定从重处罚。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主观恶性程度、分赃、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在量刑时综合予以考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国辉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7日起至2032年6月6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至本院。）二、被告人许贵富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7日起至2026年12月6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至本院。）三、被告人郭艳华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6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至本院。）四、责令被告人刘国辉、许贵富、郭艳华共同退赔被害人张某1权利义务承受人人民币一百万元，责令刘国辉退赔被害人张某1权利义务承受人人民币十五万四千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审 判 长  张旭芳人民陪审员  吕红梅人民陪审员  耿 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王馨晨书记员毕佳玉书记员吴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