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6行终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少梅，女，197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边旦娜，浙江慈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耶溪路**。 法定代表人俞小红，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鲁筝，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胡元长、陈珊珊，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余国良，男，196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沈少梅因房屋征收行政补偿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行初19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少梅的委托代理人边旦娜，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鲁筝，委托代理人陈珊珊到庭应询，被上诉人余国良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一审诉称，2013年，原告与前夫余国良协议离婚，协议约定位于越城区××街道××村陈家溇民居房一幢归原告所有。2019年，因越城区城中村改造建设需要，需拆除该房屋。2019年5月30日，原被告签订《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安置人口2人，可加计安置人口1人，合计可安置人口3人，安置补偿面积为120平方米。后得知，协议中的安置人口仅为余国良和原告之子余东，被告并未将原告列为安置人口。原告认为，原告户口尚在本村，且合法拥有上述房屋，长期居住在该房屋内，平常也享受村里的全部福利待遇，完全符合拆迁安置对象的要求。被告未将原告列为安置人口，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特提起诉讼，请求1.增补原告为安置人口，按当地拆迁政策对原告进行安置，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88年，余国良向原绍兴县东浦乡审批建房，获批建造建筑占地面积36.1平方米二层楼屋1间。2003年12月19日，原告沈少梅因与余国良结为夫妻后，户口由贵州省开阳县马场镇新凤村陈家湾组迁入越城区××街道××村陈阿耐户（余国良母亲）。2013年，原告与前夫余国良协议离婚，协议约定位于越城区××街道××村陈家溇民居房一幢归原告所有，但未办理房产转移登记，且户口也仍在该户，未独立分户。2019年，因越城区城中村改造建设需要，需拆除该房屋，在公告截止日户内人口有：余国良、沈少梅及子余东（1998年11月9日出生）。2019年5月30日，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甲方）与余国良、沈少梅户（乙方）签订了《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现有房屋丈量总建筑面积503.8ｍ2,认定为具有合法审批手续的住宅房屋确权面积98.34ｍ2，政策性确权面积21.66ｍ2。认定乙方实际安置人口2人，可加计安置人口1人，合计可安置人口3人。根据上述情况，乙方可安置补偿面积为120ｍ2；被征收房屋补偿款253901元。协议还对搬迁方式、补偿款支付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其中该协议约定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有效；其他约定事项：“沈少梅安置期房120ｍ2一套。”原告沈少梅作为乙方或委托代理人在协议上签名捺印。同日，原告提交承诺书：“本人沈少梅愿放弃在庆丰村安置的相关权利。”嗣后，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系被绍兴市越城区政府批准确定的涉案房屋拆迁组织实施人，其具有签订案涉协议的主体资格，案涉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其他无效的情形，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行政协议签订后，原告要求变更行政协议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法院审理行政协议类案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现原告请求法院变更双方签订的行政协议，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也就是说，案涉协议签订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被告是否采用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才能作为原告行使变更权的法定事由。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沈少梅应否列入安置人口。根据《东浦街道大葛、湖口、庆丰、联盟等四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东办【2019】43）第四条第（五）项“已离婚三年以上，征地房屋补偿公告发布时未再婚，且在征地房屋补偿公告发布前一年已将户口迁入征地房屋所在村或一直在征地房屋所在村，本人名下无单独合法产权的，可在父母处(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合法产权的，可挂靠兄弟姐妹处)挂靠计入一个安置人口。”第七条第（一）项第1目规定：“择房标准：被征收人户名原则上以权证登记或批文等相关权源资料为依据，被征收人可择安置房套数为每户一套”的规定，原告离婚后虽户口一直与前夫余国良同户，未独立分户，从权证登记或批文等相关权源资料显示案涉房屋仍归余国良所有，原告名下无单独合法产权，其仍挂靠在前夫余国良处，而非父母或兄弟姐妹，不符合计入余国良户一个安置人口的条件。原告确认协议上的签名及手印为其本人所签及所按捺，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采用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与其签订协议，且从原告书写的“愿放弃在庆丰村安置的相关权利”的承诺书，应该认为原告对所签协议未将其列入安置人口，不存在重大误解，因而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可变更合同的条件，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沈少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沈少梅负担。 上诉人沈少梅上诉称：上诉人沈少梅系庆丰村在册人口，符合安置对象条件。1998年1月9日，上诉人沈少梅与原审第三人余国良登记结婚，2003年上诉人将户口迁入庆丰村，2013年双方协议离婚，约定位于越城区××街道××村陈家溇居民房一幢归沈少梅所有。故沈少梅在该村合法拥有房屋，平时也享受村里全部福利待遇。根据东办（2019）43号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文件《关于印发的通知》（以下简称“《征收实施方案》”）第四条征收人口对象和条件：（一）安置人口截止时间以房屋征收公告规定日止所在村在册人口为准。2.出具放弃安置权利的承诺书并非上诉人沈少梅真实意思表示。系在被上诉人带有胁迫意味的误导劝说下，才写下该承诺书。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答辩称：1.上诉人虽系庆丰村在册人口，但不符合安置人口条件。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与原审第三人余国良离婚后，未办理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征收实施方案》规定，被征收人户名原则上以权证或批文等相关权源资料为依据，被征收人可择安置房套数为每户一套的规定，从权证登记或批文等相关权源资料显示涉案房屋仍归第三人余国良所有，故上诉人名下无单独合法产权。同时根据《征收实施方案》规定，“已离婚三年以上，征地房屋补偿公告发布时未再婚，且征地房屋补偿公告发布时未再婚，且在征地房屋补偿公告发布前一年已将户口迁入征地房屋所在村或一直在征地房屋所在村，本人名下无单独合法产权的，可在父母处（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合法产权的，可挂靠兄弟姐妹处）挂靠计入一个安置人口”的规定，上诉人不符合该种可增加安置人口的情形。2.上诉人对所签安置补偿协议未将其列入安置人口，不存在重大误解，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亦缺乏依据。上诉人代签余国良户安置补偿协议时，提交由余国良出具的委托书，承诺上诉人签字的协议余国良及户内成员均承认，上诉人也出具自愿放弃在相关权利的承诺书。上诉人在一审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在受欺诈、胁迫等情形下代签涉案安置补偿协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房屋项下土地登记在原审第三人余国良名下，沈少梅与余国良于2013年8月离婚，不再属于余国良户的家庭成员。双方虽然签有离婚协议书，但协议书中“陈家溇民居房一幢，是夫妻共同财产，归女方所有”的约定指向余国良在拆迁丈量中三处房屋中的哪一处并不明确。另沈少梅作为余国良的委托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当时，承诺了放弃在庆丰村安置的相关权利，故余国良名下房屋征收的相应安置补偿行为已经结束。故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增加其为安置人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基于离婚协议的约定主张相应的安置补偿利益，系民事法律关系，可以通过其他诉讼程序主张。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沈少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毕金刚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傅芝兰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谈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