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20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大朗辉度服饰厂。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900L88697123L。经营者：林孝鸡，男，汉族，1968年5月17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福建省晋江市************，公民身份号码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卫国，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博罗县******加工厂。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322L42624615R。经营者：刘顺辉，男，汉族，1974年2月17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湖南省宁远县*********，公民身份号码为************6。委托诉讼代理人：卜金辉，广东泰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德城，男，汉族，1990年4月26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福建省晋江市************，公民身份号码为************。原审第三人：东莞市大朗合辉针织厂。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900MA517XDC6U。经营者：林育辉，男，汉族，1986年4月4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福建省晋江市************，公民身份号码为************。原审第三人：陈杰英，女，汉族，1971年9月6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福建省晋江市************，公民身份号码为************。上诉人东莞市大朗辉度服饰厂（以下简称辉度厂）因与被上诉人博罗县*洲镇天力源服装加工厂（以下简称天力源厂），原审第三人陈德城、东莞市大朗合辉针织厂（以下简称合辉厂）、陈杰英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1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天力源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辉度厂支付加工费7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8月1日起分段计算至加工费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23日为21716.36元）；2.本案诉讼费由辉度厂负担。在一审法院追加第三人后，天力源厂表示对陈德城、合辉厂、陈杰英没有诉讼请求，理由是与天力源厂发生交易的不是陈德城、合辉厂、陈杰英。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限辉度厂（林孝鸡）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天力源厂（刘顺辉）支付加工费700000元；二、限辉度厂（林孝鸡）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天力源厂（刘顺辉）支付上述加工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7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3月23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并按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天力源厂（刘顺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11018元,由天力源厂（刘顺辉）负担254元，辉度厂（林孝鸡）负担10764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1727号民事判决。辉度厂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天力源厂的诉讼请求；3.判令天力源厂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错误。1.天力源厂与辉度厂之间并未发生承揽合同法律关系，而是陈德城作为委托人委托天力源厂承揽加工，辉度厂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1）一审判决内容存在重大错误，辉度厂从未认可与天力源厂存在相应交易。相反，辉度厂在一审中一直主张天力源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与辉度厂发生了相关交易。首先，收料单、送货单上“辉度”为天力源厂方单方书写，从未得到辉度厂的确认，该收料单、送货单上也没有任何辉度厂的公章或授权代表签字。其次，收料单、收货单上“叶雄”的签字仅占极小部分，并且当时叶雄并不是辉度厂的员工而是合辉厂的员工，叶雄更没有得到辉度厂的授权去签字。最后，无论陈德城还是合辉厂的经营者林育辉，从未在辉度厂处任职，辉度厂从未授权二人代表辉度厂与他人建立任何合同关系、履行任何合同。（2）陈杰英非因接受辉度厂委托付款，而是接受陈德城的委托付款，一审过程中，陈杰英和陈德城对该事实进行了确认。（3）2019年3月23日林育辉在《2018年辉度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辉度厂对此情况并不知情，其签字行为也从未得到辉度厂的确认，辉度厂不应当对林育辉的行为承担责任。2.天力源厂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1）一审判决认为辉度厂与天力源厂于2015年-2017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就认为其间于2018年也存在同样的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逻辑推理错误。一审判决明显忽视了以下事实：2015年至2017年，辉度厂洽谈业务的代表人并不是陈德城或林育辉。2015年至2017年，辉度厂从未安排加工物运送到合辉厂。而合辉厂的住所地（即生产车间地址）与辉度厂的住所地（即生产车间地址）距离在600米以上。2015年至2017年，天力源厂经营者刘顺辉是在辉度厂的住所地洽谈业务、安排对账等事宜。但是，在2018年，刘顺辉从未在辉度厂的住所地洽谈业务、安排对账等事宜，也未与辉度厂的经营者或授权代表洽谈业务、安排对账等事宜。在2018年，刘顺辉是在合辉厂的住所地与林育辉、陈德城进行洽谈业务、安排对账、催收账款等事宜。2015年至2017年，辉度厂按时结清业务款项，从未发生拖欠。（2）一审判决认为陈杰英是老板娘，进而认为辉度厂的经营者林孝鸡为老板、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天力源厂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陈杰英付款，但其付款行为是接受陈德城的委托，天力源厂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陈杰英参与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通过陈杰英为老板娘而认定林孝鸡为老板，明显与常识不符，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天力源厂未有证据证明林孝鸡参与了本案合同关系。实际上，林孝鸡本人根本未参与本案合同关系，也从未授权他人与天力源厂建立本案的委托加工合同。二、一审判决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存在重大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天力源厂在原审中，应当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与辉度厂发生了承揽合同关系。但是，天力源厂不能提供相关证据：（1）天力源厂不能提供有效的书面合同。（2）天力源厂提供的收料单、送货单、《2018年辉度对账单》仅为其单方制作的文本，未有辉度厂公章和辉度厂授权代表的签字。（3）未有陈德城、林育辉、叶雄等由辉度厂签发的《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文件。（4）未有任何证据证明陈杰英代表辉度厂支付有关款项。（5）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辉度厂的经营者或辉度厂的授权代表订立和履行了本案的承揽合同。（6）未有任何证据具有足够的权利外观，表明天力源厂与辉度厂发生了承揽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天力源厂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正是因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严重不当，造成本案错误适用要求辉度厂承担责任的法律。四、辉度厂从未实际占有天力源厂的劳动成果，一审判决要求辉度厂承担付款责任，对辉度厂极其不公平，请法院依法裁判，维护辉度厂的合法权益。天力源厂辩称：一、天力源厂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天力源厂与辉度厂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和结合辉度厂及陈德城、合辉厂、陈杰英的庭审陈述可知，与天力源厂发生承揽合同关系的主体是辉度厂，而非陈德城。因此，辉度厂称其与天力源厂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而是陈德城委托天力源厂承揽加工的，明显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亦缺乏证据支持。二、辉度厂反驳天力源厂的主张，依法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辉度厂为了逃避本案债务反驳天力源厂的主张，并提出与天力源厂发生承揽合同关系的是陈德城的反驳主张。因此，辉度厂对其反驳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辉度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反驳主张，故其反驳主张明显不成立。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辉度厂的上诉理由明显不成立，恳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德城、合辉厂、陈杰英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过阅卷和书面询问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仅对上诉人在上诉中提出的问题予以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与天力源厂发生承揽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否为辉度厂。本院对此分析如下：天力源厂主张其自2015年起开始为辉度厂提供毛织品染色加工服务，辉度厂尚有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加工费700000元未支付。辉度厂认可双方2015年至2017年间存在交易，但对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的交易予以否认，认为是天力源厂与他人产生的交易。合辉厂及其实际经营者陈德城（自认）则主张在前述期间与天力源厂进行交易的是合辉厂，并认可所欠的加工费数额。关于收货。天力源厂提交了2017年以及2018年6月-2019年1月的收货单、送货单。前后两组单据的格式一致，客户均载明为“辉度”，收货单的送货人和送货单的收货人一致，大部分单据上有“叶”、“叶雄”签名。辉度厂认可叶雄是其员工，但主张叶雄2018年初离职，2019年3月又回到辉度厂上班，案涉交易期间不是该厂员工。合辉厂则确认叶雄自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在该厂工作。本院认为，辉度厂和合辉厂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叶雄的入职、离职时间，结合两厂经营者存在亲戚关系，本院对两厂关于案涉交易期间叶雄在合辉厂上班的主张不予采信。叶雄作为辉度厂的员工，在收货单、送货单上签字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视为辉度厂签收了相应的货物。虽然货物大部分送去了合辉厂，但并不能据此否认辉度厂签收货物的行为。辉度厂亦认可其直接收取了少部分货物，但主张是员工代合辉厂收货，但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员工在签收时亦未注明是代收，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对账及付款。天力源厂提交了一份《2018年辉度对账单》，上有林育辉手写签名。天力源厂还提交了其经营者与林育辉自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期间在谈到付款问题时，林育辉多次表示要“老板娘”决定，其在庭审中确认微信中的老板娘是指陈杰英，系辉度厂经营者林孝鸡的妻子。从天力源厂提交的转账记录来看，2016年至2019年陈杰英均有向天力源厂付款，且付款时间与微信聊天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本院认为，陈杰英与林孝鸡是夫妻，其为辉度厂支付加工费既符合常理，也与既往辉度厂与天力源厂交易付款方式相符。陈杰英主张其是受陈德城的委托代合辉厂支付2018年至2019年期间的加工费，并提交了一份《承诺书》，但承诺书即便真实，也无法直接证明承诺书中所说的欠款与陈杰英向天力源厂支付的款项有关，故本院对陈杰英的主张不予采信。虽然林育辉是合辉厂登记的经营者，但从微信聊天记录并结合陈杰英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林育辉当时实际上是代表辉度厂就案涉交易与天力源厂进行沟通。虽然事后林育辉和辉度厂对此均予以否认，但却对为何案涉交易付款事宜要老板娘陈杰英决定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此外，虽然合辉厂及陈德城自认是其冒用“辉度二厂”的字号与天力源厂进行交易，但自认其在登记成立前是以“合盛厂”的名义对外经营。登记成立后，对外交易既不沿用“合盛厂”字号也不使用登记的合辉厂字号，而是用“辉度二厂”字号，与常理不符。另，辉度厂自称其2018年10月起发现合辉厂使用其字号对外交易，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采取了相应的制止措施。综上，虽然辉度厂否认与天力源厂发生案涉交易，合辉厂自认其才是案涉交易的相对方，但辉度厂和合辉厂既未对上述本院指出的疑问给出合理解释，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主张，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天力源厂主张与其产生交易的相对方是辉度厂更为可信，本院予以支持。各方对加工费金额无异议，本院予以维持。辉度厂应当依法支付所欠加工费及逾期付款利息。综上所述，辉度厂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28.54元，由东莞市大朗辉度服饰厂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国鹏审判员  叶志超审判员  王九龙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周令妮叶倩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