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0606行初1309号 原告周某1，男，2004年9月13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周某2，男，1979年8月10日出生，系原告父亲。 委托代理人李毅骅，广东泽康（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雪谊，广东泽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中心城区。 法定代表人黄伟明，镇长。 委托代理人李嘉鹏，该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曦，广东金信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村罗南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社区。 负责人杨国洪，社长。 原告周某1不服被告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作出的狮府行决〔罗村〕（2019）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19年11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村罗南股份合作经济社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毅华、唐雪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嘉鹏、黄曦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9年6月3日作出狮府行决〔罗村〕（2019）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以下事实：原告的父亲周某2于1979年8月10日出生，属第三人原生产队成员，持有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享有成员同等待遇。2002年2月1日，周某2与黎某结婚，婚后双方于2004年8月31日生育一女孩。2004年9月13日，周某2在与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户籍居民陈某生育一男孩，但其出生后并未随父入户第三人所在地。2007年6月16日，周某2与黎某生育第二个女孩。2014年9月18日，周某2与黎某协议离婚。2015年5月11日，周某2与陈某登记结婚。2015年5月28日，将周某1户籍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迁入至第三人所在地，与父亲周某2同户，同年7月21日变更姓名为周某1（即本案原告）。截止本决定作出之日，原告的户籍仍保留在第三人所在地。2015年5月7日及5月14日，原佛山市南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分别以周某2于2004年9月13日与陈某重婚生育一子女，以及周某2于2007年6月16日超生一子女为由，向周某2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周某2已于2015年5月7日及14日分别缴纳了社会抚养费，周某2的违法生育行为已处理完毕。2015年5月6日第三人表决通过了《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经济联合社辖区罗村罗南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以下简称《2015年章程》）。该章程的附表《罗南经济社固化后股权名单及预留表（截止至2015年5月6日）》中显示，户序号125一栏处，原告本人股数10股，预留配偶股数10股，预留子女股数10股，预留股数合计20股。2016年8月9日，第三人向原告所在的股权户发放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载明原告属于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2015年5月6日确权时点，原告配置10股股权。被告认为，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以及《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南办发〔2008〕59号）第三条的规定，原告的父亲周某2虽为第三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原告出生后随母入户至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直到2015年5月28日才将户口迁入第三人所在地。因原告属于户口迁入人员，故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由组织章程或者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原告的情形不符合《2015年章程》规定的可确认成员资格及配置股权的情形，且也没有证据证实第三人已召开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原告的成员资格。为此对于原告要求确认其享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和成员待遇，并落实出资购股的申请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和《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决定驳回原告的全部申请请求。 原告诉称，一、根据《2015年章程》及股权证，原告是当然的在册股东，被告适用法律和规范性文件错误，理解章程错误。 （一）原告属于《2015年章程》规定的在册股东。《2015年章程》第七条规定：“股东（成员）资格确定：1.固化时在册股东，以具体时点表决通过日的24时止本经济社登记在册的股东（包括：出嫁女；已婚女配偶和已出生的子女）……”第二十一条规定：“本社股权固化到户后，股权证发至每户，每户一本，载明每户享有的股权数额，股权不再明晰到个人名下，股权证记载本社股权固化时点时该户的在册股东成员名单、每户享有的总股权数，同时原股权证作废，股权和股东成员发生变动时须持股权证到股权管理中心办理变更手续。”在《2015年章程》的附件《罗南经济社固化后股权名单及预留表（截止至2015年5月6日）》中，户序号125一栏处记载，原告本人股数10股，预留配偶股数10股，预留子女股数10股，预留股数合计20股。2016年8月9日，第三人向户代表周某2核发《股权证》，亦记载了户总股数40股，其中原告本人股数10股。 《2015年章程》规定的在册股东的“在册”，是指股权固化时记载在该章程附件股东名册内股权名单，原告不但记载于该股东名册内，同时也记载在《2015年章程》规定的凭证《股权证》中，且股数与《2015年股权名单》完全一致，足见原告属于《2015年章程》第七条规定的“固化时在册股东”，具体属于该规定括号列举的“已出生的子女”这种情况，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南办发〔2008〕59号文第三条的规定，原告当然具有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二）被告错误理解“在册股东”的含义。被告认为，原告直到2015年5月28日才将户口迁入第三人所在地……情形不符合第三人《2015年章程》第七条、第十条规定的任何一种可以确认成员资格及配置股权的情形。这是被告错误理解“在册股东”的概念，将股东名册误解为户籍底册，其实二者差别巨大。户籍底册是公安户籍部门出于社会管理而制作，以实现社会管理目的。虽然，《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和南办发〔2008〕59号文的规定中，在确定股东资格方面和户籍所在地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户籍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不必然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决定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是否依赖农村集体土地为生活保障作为基础条件，而不是仅靠户籍登记。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户籍在农村，但不能认定为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情形。另一方面，具备股东资格的社员并非要求户籍必须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而可以由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或者意思自治机关来决定，即便是在本案中章程也规定可以将户口迁出而保留部分社员权，《2015年章程》第十五条第2点规定“本社户内股东成员将户籍迁出本社的，在本社内只能享受股份分配，不再享有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被告仅凭原告户籍回迁至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日期晚于章程通过20天，而全然不考虑原告的情况符合《2015年章程》的规定，已经记载于股东名册内，即否认原告的股东资格，是对法律、规范性文件和章程的错误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规定，被告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应予撤销。 二、被告认定事实错误。 （一）被告认为第三人股权固化名单错漏无事实依据，且严重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本案一个极为关键的事实出现在被告《行政处理决定书》的“本府认为”部分，被告认为《2015年股权名单》以及《股权证》中记载了原告享有10股股权，是“基于被申请人当时股权固化名单的错漏而造成”。对于这个关键事实，在该《行政处理决定书》“经本府调查核实，确认如下事实”的部分，完全没有提及，也未说明有何证据以支持该事实的认定，在行政处理过程中更没有向各方当事人认真调查该“错漏”是如何造成的，是什么人为什么登记错漏。在毫无依据，也未听取原告对该事实陈述申辩的情况下，被告即自行认定该重要的案件事实，并据以作出决定，严重违反正当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规定，被告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应予撤销。 事实上这不可能是一个错漏，因为第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原告的股权情况确认过三次，并且上报南海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南海区人民政府确认过一次，总共四次之多，而四次确认的股权信息完全一致。具体分别为：1.第三人于2015年5月6日在《2015年章程》的附件股权名单记载原告享有10股，预留配偶股数10股，预留子女股数10股，预留股数合计20股；2.第三人于2016年8月9日在《股权证》确认股权户代表为周某2的户总股数为40股，其中原告10股；3.第三人于2016年8月9日《户代表推选及成员确认书》确认户代表为周某2的股权户中，原告自然配股10股，预留配股20股；4.在2017年10月30日核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记载了原告持股数量10股，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经过佛山市南海区城乡统筹办公室审核，由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发证。因此，对于原告享有股权的事实，不但不是错漏，而且是经过多次确认，且由上级人民政府认可的事实。 被告否认《罗南经济社固化后股权名单及预留表》及《股权证》是原告取得第三人成员资格和享受股权的法定依据。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第四条第十一款“……建立集体资产股权登记制度，记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持有的集体资产股份信息，出具股权证书”，股权证应当是农民享有集体资产、收益的重要凭证。根据《股权证》的记载，足以令原告相信其享有第三人成员资格和成员待遇。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亦是根据《股权证》的记载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成员待遇。若如被告所述，那么记载在股权证上的村民是否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成员待遇仍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股权证亦丧失其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二）《2015年章程》表决结果就包含有原告具有股东资格的内容，被告遗漏重要事实。被告在《行政处理决定书》中查明“无证据反映被申请人已召开成员大会表决确定申请人的成员资格”。事实上记载了原告股权信息的《2015年股权名单》作为《2015年章程》的附件，本来就是该章程的一部分，与章程同时公示同时表决，时间均为2015年5月6日。《2015年章程》第三十六条规定：“股东大会由本社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股东组成，是本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第六十四条规定：“本章程经本社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自表决通过日的次日零点起实施，同时原章程自动废止。”说明《2015年章程》以及附件《2015年股权名单》已经由第三人股东大会也即是成员大会表决通过，确认了原告的股东资格。 三、第三人的行为和被告的行政处理违反章程规定，且对原告造成的权益损害大大超过社会管理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经营所必须，严重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第三人未按照《2015年章程》规定给予原告本社成员的同等待遇，而被告则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驳回原告的全部申诉请求，究其实质原因都源于原告的户口没有在2015年5月6日迁回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而是在同月28日才迁回，其中相差了22日。户籍对于经济社社员身份的意义，从《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来理解，核心内容是要求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将户口落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作为一个社员的义务，这种义务包括法律法规的规定，也包括章程的规定。要求作为一名社员，基于其身份关系的连结，承担该经济社的义务，通过参加劳动生产、经营行为，乃至是遵循经济社的民主程序参与决策等，使自身付出劳动、融入群体，以形成经济社的共同财产，在此基础上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分配权和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利。 原告的父亲周某2是第三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在2015年5月6日股东资格界定以前户籍不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也未享受过股东的权益。在本次股东资格界定期间，原告的父亲主动接受了计生的处理，并将作为未成年人的原告接回家乡，此后原告完全可以和经济组织内的其他未成年人一同成长，参加经济社的生产经营，为经济社的发展壮大承担义务，作出贡献。如果说因为在办理迁移户口的过程中晚了22日才将户口迁回集体经济组织，完全可以作出相应的处理，维持社会管理的必须和集体经济的公平性即可，而现在被告的处理结果是原告“并不属于被申请人股权固化时点登记在册的股东，也不符合固化时点后新出生子女的规定”，在逻辑上剥夺了原告成为股东的一切可能性，因为这22天的户口迁移时间，同样也剥夺了原告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一生的股东权利以及相应的福利待遇，大大超过社会管理和生产经营管理所必须，该处理决定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规定，被告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应予撤销。 由于原告应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依法应享有成员同等待遇，其预留配偶股数和预留子女股数也应保障，第三人也应落实该待遇。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一、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二、确认原告具有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享有成员同等待遇，并责令第三人落实出资购股；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周某2身份证、户口本，被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第三人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证明原告、被告、第三人的主体资格。周某2与原告是父子关系，是原告的法定代理人。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在2017年10月30日核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记载了原告持股数量10股，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经过佛山市南海区城乡统筹办公室审核，由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发证。 3.狮山镇罗村社区罗南股份合作经济社户代表推选及成员确认书，证明第三人于2016年8月9日《户代表推选及成员确认书》确认户代表为周某2的股权户中，原告自然配股10股，预留配股20股。 4.周某2股权户股权证，证明第三人于2016年8月9日在《股权证》确认股权户代表为周某2的户总股数为40股，其中原告10股。 5.《2015年章程》及附件《罗南经济社固化后股权名单及预留表（截止至2015年5月6日）》，证明第三人于2015年5月6日在《2015年章程》的附件股权名单中记载原告享有10股，预留配偶股数10股，预留子女股数10股，预留股数合计20股。《2015年章程》第三十六条规定：“股东大会由本社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股东组成，是本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第六十四条规定：“本章程经本社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自表决通过日的次日零点起实施，同时原章程自动废止。”说明《2015年章程》以及附件股权名单已经由第三人股东大会也即是成员大会表决通过，确认了原告的股东资格。。 6.佛山市南海区2020年基本医疗保险费代收凭证，证明原告已在第三人处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享受第三人的股东待遇，但没有得到相应的股东分红收益。 7.《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剥夺了原告的股东资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撤销。 被告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和《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镇）、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接受各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监督……”，被告受理原告的申请，并就其申请事项作出处理，是行使职权的表现，符合法律规定的职权范畴，其后将《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予原告及第三人，程序合法。 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本案证据，被告查明如下事实：原告的父亲周某2于1979年8月10日出生，属罗南经济社原生产队成员，持有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享有成员同等待遇。2002年2月1日，周某2与黎某登记结婚，婚后双方于2004年8月31日生育一女孩。2004年9月13日，周某2在与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陈某生育一男孩，但其出生后并未随父入户第三人所在地。2007年6月16日，周某2与黎某生育第二个女孩。2014年9月18日，周某2与黎某协议离婚。2015年5月11日，周某2与陈某登记结婚。2015年5月28日，周某3将户籍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迁入至第三人所在地，与父亲周某2同户，同年7月21日变更姓名为周某1（即本案原告）。截至涉案决定作出日，原告的户籍仍保留在第三人所在地。 2015年5月7日，原佛山市南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向被征收人周某2作出南计生征决字（罗村）[2015]第038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以周某2于2004年9月13日与陈某生育一男孩构成重婚生育一个子女为由，决定周某2应缴纳社会抚养费69300元。2015年5月7日，周某2向南海区罗村街道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缴纳社会抚养费69300元。2015年5月14日，原佛山市南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向被征收人周某2作出南计生征决字（罗村）[2015]第04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以周某2于2007年6月16日的生育行为构成超生一个子女为由，决定周某2应缴纳社会抚养费36324元。2015年5月14日，周某2向南海区罗村街道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缴纳社会抚养费36324元。周某2的违法生育行为已处理完毕。 2015年5月6日表决通过的《2015年章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三十六条对成员资格确认、股权配置及固化以及组织机构的职权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该章程附表《罗南经济社固化后股权名单及预留表（截止至2015年5月6日）》中显示，户序号125一栏处，原告本人股数10股，预留配偶股数10股，预留子女股数10股，预留股数合计20股。 2016年8月9日，第三人向原告所在的股权户发放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载明原告属于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2015年5月6日确权时点，原告配置10股股权。另外，截至涉案决定作出日，无证据反映第三人已召开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原告的成员资格。 （二）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被告认为：《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南办发〔2008〕59号文第三条规定：“以下人员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或成员大会表决确定。1.出生时或被合法收养时不是随其具有成员资格的父或母一方入户，后来才入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成员子女；……”本案中，原告的父亲周某2虽为第三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原告出生后随母入户至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直到2015年5月28日才将户口迁入第三人所在地，故原告属于户口迁入人员，根据上述规章、南海区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确定原告是否具有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由组织章程或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原告的情形不符合第三人《2015年章程》第七条、第十条规定的任何一种可以确认成员资格及配置股权的情形，而且本案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第三人已召开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原告的成员资格，故原告要求确认其享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和成员待遇，并落实出资购股的申请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被告不予支持。 虽然在《罗南经济社固化后股权名单及预留表（截止至2015年5月6日）》中载明原告享有10股股权，且2016年8月9日核发的《股权证》亦载明在2015年5月6日确权时点，原告配置10股股权。但这是基于第三人当时股权固化名单的错漏而造成，事实上原告并不属于第三人股权固化时点登记在册的股东，也不符合固化时点后新出生子女的规定。《罗南经济社固化后股权名单及预留表》及《股权证》对原告享有10股股权的记载，并非原告取得第三人成员资格和享受股权配置的法定依据。原告要享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仍需符合《2015年章程》规定的可以确认成员资格及配置股权的条件，而原告的情形并不符合上述条件。故在未经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原告成员资格的情况下，第三人不给予原告股份分红，属于第三人的自主决策和自我纠错行为，是其行使自主管理权的体现，被告对此予以支持。 三、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无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原告的成员资格应依法律法规规定由《2015年章程》或成员大会表决通过确认，原告在不符合《2015年章程》规定的成员资格条件及未经成员大会表决的情况下，本不应属于第三人股权固化时点登记在册的股东。原告在《2015年章程》通过时被记载于股权名单及股权证中，系由于当时的第三人的错漏所致。股权证是股东持有股权后发放的凭证，原告在没有持有第三人股权的情况下，并不能以其被记载于股权证中反过来证明其持有股权。 综上，被告认为被诉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 被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供了下列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 1.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被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2.《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凭证（送达回证、EMS邮寄单、邮件追踪记录），行政处理陈述申辩权利告知书、行政案件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凭证（EMS邮寄单、邮件追踪记录）、《关于周某1股权纠纷的情况说明》、申请书，证明被告应原告的申请就其请求事项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书》，其后将《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予原告和第三人，程序合法。 3.原告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原告父母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原告父亲的股权证，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2015年5月7日）及送达回证、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调查（询问）笔录，原告父亲的户口簿、身份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原告的出生医学证明、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2015年5月14日）及送达回证、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调查（询问）笔录，原告父亲的户口簿、身份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原告的出生医学证明、南海区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EMS快递单及邮件追踪记录（原告寄给第三人），证明被告经调查后根据上述材料查明：（1）原告父亲周某2于1979年8月10日出生，属第三人成员，持有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享有成员同等待遇。2002年2月1日，周某2与黎某登记结婚，婚后双方于2004年8月31日生育一女孩。2004年9月13日，周某2在与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陈某生育一男孩，但其出生后并未随父入户第三人所在地。2007年6月16日，周某2与黎某生育第二个女孩。2014年9月18日，周某2与黎某协议离婚。2015年5月11日，周某2与陈某登记结婚。2015年5月28日，周某3将户籍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迁入至第三人所在地，与父亲周某2同户，同年7月21日变更姓名为周某1。截至涉案决定作出日，原告的户籍仍保留在第三人所在地。（2）2015年5月7日及2015年5月14日，原佛山市南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向被征收人周某2分别征收社会抚养费69300元及36324元，周某2向南海区罗村街道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缴纳社会抚养费69300元及36324元。周某2的违法生育行为已处理完毕。 4.《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南办发〔2008〕59号）、《2015年章程》，证明根据章程规定，原告的情形不符合南办发〔2008〕59号文及《2015章程》规定的可以确认成员资格及配置股权的情形。 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如下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 第三人在诉讼中没有陈述意见，也没有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下列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提供的证据1、7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据1，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上述证据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2-5及被告提供的证据2-4，各方仅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内容或关联性有异议，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6，原告已当庭提供了证据原件予以核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的父亲周某2于1979年8月10日出生，属第三人原生产队成员，持有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享有成员待遇。2002年2月1日，周某2与黎某登记结婚，婚后双方于2004年8月31日生育一女孩。2004年9月13日，周某2在与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陈某生育一男孩，但其出生后并未随父入户第三人所在地。2007年6月16日，周某2与黎某生育第二个女孩。2014年9月18日，周某2与黎某协议离婚。2015年5月11日，周某2与陈某登记结婚。2015年5月28日，周某3将户籍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迁入至第三人所在地，与父亲周某2同户，同年7月21日变更姓名为周某1（即本案原告）。原告迁入后，其户籍一直留在第三人所在地。2015年5月7日及5月14日，原佛山市南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分别以周某2于2004年9月13日与陈某重婚生育一子女，以及周某2于2007年6月16日超生一子女为由，向周某2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周某2已于2015年5月7日及同月14日缴纳了社会抚养费。 第三人于2015年5月6日表决通过的《2015年章程》第七条规定：“股东（成员）资格确定：1.固化时在册股东，具体时点以表决通过日的24时止本经济社登记在册的股东,包括：出嫁女、已婚女配偶和已出生的子女。2.固化后新婚女配偶……3.固化后新出生子女……②以具体时点表决通过日的24时止登记在册的本经济社未婚男性股东，于表决实施之日起，婚后按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并入户到本经济社的一名新出生子女。”第十条规定：“……3.从本章程实施之日起，固化时点时登记在册的男性股东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一名子女入户本社后可享有预留10股，须在90天内出资购股，次年才能享受股份分红。……”第二十二条规定：“本社股权证的户是指以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核发的户口簿为依据，户口簿内所有具有本社成员资格的登记人口的统称。……”第三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五）表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本社章程未明确规定的人员是否具有本社股东资格；……”《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南办发〔2008〕59号）第三条规定：“以下人员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或成员大会表决确定。1.出生或被合法收养时不是随其具有成员资格的父或母一方入户，后来才入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成员子女。……”另外，《2015年章程》的附表《罗南经济社固化后股权名单及预留表（截止至2015年5月6日）》中显示，户序号125一栏处，原告本人股数10股，预留配偶股数10股，预留子女股权数10股，预留股数合计20股。2016年8月9日，第三人向原告所在的股权户发放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载明原告属于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2015年5月6日确权时点，原告配置10股股权。庭审中，原告确认第三人从未向原告分配股份分红，但有为原告提供基本医疗补贴。 另查，2019年3月29日，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确认原告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受成员同等待遇，并落实出资购股。被告受理原告的申请后，向第三人邮寄《行政处理陈述申辩权利告知书》及《行政案件举证通知书》，要求第三人就原告的申请陈述意见及提供证据，但均被退回。第三人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关于周某1股权纠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认为，原告的出生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属于超生人员；在股权固化时，原告的户口并未迁入第三人所在地，不属于第三人的在册股东；第三人不确认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股权证》上之所以登记有原告的成员身份信息，是由于股权固化名单出现错漏，误将其成员身份进行确认，误向原告发放了股权证。原告实际上并不符合出资购股的条件，也没有出资购股，为此请求被告驳回原告的全部申诉请求。被告经审查，于2019年6月3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驳回原告的全部申诉请求。上述决定书，被告于2019年6月18日向原告送达，次日向第三人送达。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是镇人民政府的法定职权。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具有保护本行政区域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障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权益以及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活动的法定职责。被告收到原告的申请后，经调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当事人，告知其复议和诉讼的权利，行政主体适格，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南办发〔2008〕59号）第三条规定：“以下人员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或成员大会表决确定。1.出生或被合法收养时不是随其具有成员资格的父或母一方入户，后来才入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成员子女。……”本案中，原告出生后并未随父入户至第三人处，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成员资格的确认应由第三人的章程或成员大会表决确认。由于原告在第三人实施股权固化时，其户籍并不在第三人所在地，也不属于自《2015年章程》实施之日起第三人的股东周某2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子女，不符合《2015年章程》第七条及第十条关于成员资格界定的规定。虽然《罗南经济社固化后股权名单及预留表（截止至2015年5月6日）》已经随《2015年章程》经第三人的成员会议表决通过，但在行政处理阶段也书面说明是由于当时经济社的股权固化名单出现错漏，才误将原告列入股权名单。况且，上述名单出具是原告尚未将户籍迁入第三人所在地，《2015年章程》表决通过后，第三人也一直没有承认原告的成员资格，也没有向原告发放股份分红，故被诉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不具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及购股资格，并决定驳回原告的申请事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认为，在册股东应是指《2015年章程》所附的股权名单，故不能以户籍为依据。另外，《罗南经济社固化后股权名单及预留表（截止至2015年5月6日）》列明原告属于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股权固化后的成员，且配置了10股股权，而该名单已随《2015年章程》经第三人的股东大会表决通过。随后颁发的《股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载明原告属于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持有股权10股。为此被诉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本院认为，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均需要以户籍为依据。第三人通过的《2015年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也可以反映，第三人对于在册股东的界定也是以户籍为依据。同时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在2015年第三人实施股权固化时已经存在股东册，故关于原告提出的不能以户籍界定在册股东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外，虽然《罗南经济社固化后股权名单及预留表（截止至2015年5月6日）》及《股权证》记载原告属于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拥有10股股权，但正如前文所述，原告不符合《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及《2015年章程》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条件，也没有证据证实第三人在《2015年章程》表决通过后给予原告成员同等待遇，即第三人实际上一直没有确认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第三人在行政处理阶段也书面说明是由于当时经济社的股权固化名单出现错漏，才误将原告的身份进行确认，误将《股权证》核发给原告。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户代表推选及成员确认书》也是根据错误的股权名单核发，为此不能以《股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户代表推选及成员确认书》直接认定原告具有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请求本院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诉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此外，确认原告的成员资格是被告的行政职权，并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处理范畴，故对原告主张的请求本院确认原告具有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享有成员同等待遇，并责令第三人落实出资购股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某1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嘉莹 人民陪审员  车小芸 人民陪审员  伍少婷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黎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