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40858号原告：刘利军，女，1987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安陆市烟店镇关堰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蒙娜，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欧鼎工艺礼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澄浏公路****。法定代表人：李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宏，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圆，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利军与被告上海欧鼎工艺礼品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利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被告上海欧鼎工艺礼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利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于2013年11月8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3月9日至2019年3月22日期间停工留薪期工资人民币(币种下同)677.50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7日期间的工资708.05元；4、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000元；5、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665.0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3年11月8日进入被告处，担任组长一职。2019年8月5日，被告处张家宏口头通知原告调岗，让原告自组长岗位调岗至打样工岗位。原告当即表示不同意。张家宏让原告“滚”。原告即要求被告出具书面的辞退通知。当日临下班前，原告拿到了调岗通知书，并向被告申请了2天年休假。2019年8月7日，原告先去仲裁，后至被告处补办了请假手续，将不同意调岗书交给了被告，并告知被告将回原岗位工作。2019年8月8日，原告回原岗位上班，发现被告已将原告的卡删除，致原告无法正常打卡。2019年8月9日，原告收到被告出具的辞退书。原告认为，被告属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应按月工资5,00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原告为确认劳动关系及赔偿金等事宜申请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上海欧鼎工艺礼品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于2016年11月8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在此之前，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月工资应以工资单为准。双方劳动关系因原告主动离职而终结，被告从未主动解除过双方的劳动合同。辞退书是被告在受到原告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2019年8月7日，原告到被告处补办请假手续，并出具书面意见表示拒绝调岗。被告遂要求原告回原岗位工作，原告亦表示不同意并离开。2019年8月8日，原告到被告处，要求被告出具辞退书，一直到晚上8时许才离开。期间，原告坐在办公室，扬言只要被告不出具辞退书，其就不吃不喝、赖到底。在此过程中，被告一直陪着原告，安抚其情绪。后被告迫于无奈出具了辞退书，原告才离开被告处。辞退书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被告受到原告胁迫后出具的，是无效的。故被告不同意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双方签订有期限自2016年11月8日起至2019年11月7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采用计时工资，被告按月支付原告基本工资2,420元。2019年8月5日，被告出具调岗告知书，内载：“员工刘利军：鉴于目前工厂和公司的发展需要，加强工厂的团队管理能力，提升公司的服务水平，并充分利用好公司的人力资源配置，经公司集体协商，目前需要将你从生产部调到公司设计部门工作，岗位职责为纸盒打样工，薪酬标准暂时不变化，希望你于2019年8月6日早上9点在公司办理手续并到岗，8月6日之后在工厂生产部继续到岗的行为不能视作上班并不记录在工资考勤当中，如你不能及时到办公室到岗或拒绝到岗，公司将视作自动离职，请知晓。”2019年8月7日，原告出具不同意公司调岗申请书，内载：“公司人事部：……现于公司要把我从工厂部调到公司设计部岗位为纸盒打样工，我不同意，因为是公司现在给我调的岗位胜任不了，并殷切盼望领导对于我的申请能够给予批准……”。2019年8月9日，被告出具辞退书，内载：“刘利军为我公司普通员工，根据目前公司的发展情况，考虑到发挥每个人的基本价值作用，公司于2019年8月对刘利军作出调岗决定，薪酬标准保持不变，由原来的生产岗调到打样工岗，刘利军表示反对，并对公司做出调岗的决定进行了各种恶意的猜测，同时伴随着不稳定的情绪，说是公司想要辞退自己，公司申明这次只是普通的一次调岗行为，并无他意，经过多次的交涉，刘利军强力要求公司写出辞退她的书面证明，考虑到员工的身体状态与情绪状况，公司在不情愿且不得已的情况，写出了违心的辞退书证明公司辞退刘利军。”2019年8月7日，原告以本案讼争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同年9月20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4961号裁决书，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3月9日至2019年3月22日期间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677.50元、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7日期间的工资708.05元、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665.05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8,078元，对原告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中，被告提供张爱的证人证言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以证明其受原告胁迫出具辞退书。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前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不存在被告所称的2019年8月8日原告要求被告出具辞退书、不吃不喝的情况。为此，原告提供2019年8月8日被告处张家宏打电话给原告的电话录音。被告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张家宏电话里的意思是不让原告做原来的工作，即坚持要求原告调岗。被告并表示庭后提交公司录像以证明其受原告胁迫出具辞退书。然，被告并未于本案中予以提供。庭审中，原告称，其于2013年11月8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入职后双方即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但被告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原告持有。原告的工资由基本工资3,300元、代班费300元、工龄工资1,000元(每年递增200元)、全勤奖100元、绩效奖金300元及加班工资组成，故原告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应按照月工资为5,000元的基数计算。2018年9月之前，被告均以现金发放原告工资。2018年10月以后，被告以部分工资银行转账、部分工资现金发放的方式发放原告工资。为此，原告提供：1、优秀员工奖状、原告配偶与张家宏的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原告QQ空间截图、2019年员工休假单、趣味运动会照片。其中，优秀员工奖状内载：“刘利军：因你的努力，获得了大家公认的好评，在2015年度‘优秀员工评比’中荣获优秀员工奖……”，落款注明被告公司名称，并注明时间为2016年1月29日；电话录音中包括原告配偶称：“就是说我老婆刘利军在你们公司干了六七年有吧？”，张家宏回复：“嗯”等内容；原告QQ空间截图中，包括一张原告与被告厂长张爱的合照，照片发布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2019年员工休假单首行载明入职时间为2013年11月8日，下方为列表，3月和8月原告分别请病假和年假，并分别由张爱、高建平、张家宏签字审核；趣味运动会照片中有原告、张家宏等人的合影，另有一张照片上显示日期为2014年1月24日。2、银行转账记录。被告对证据1中的优秀员工奖状真实性不予确认，该奖状上没有公章；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资料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自始至终都是原告配偶在描述，张家宏未作任何意思表达；确认原告QQ空间截图照片上的人物系张爱，确认曾拍摄过这张照片，原告拍摄照片时穿着的是否系被告的工作服，被告无法确认，原告未于2014年在被告处做临时工，不排除原告到被告处玩，穿了被告的工作服拍摄照片的可能性；对2019年员工休假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内容不认可，事由上有明显的修改痕迹，但原告请年休假的事情是真实的，且系领导审核过后，再由原告填写入职日期的；对趣味运动会照片真实性无异议，运动会很多人都可以参加，不清楚原告是否可以临时工的身份来参加运动会，被告办理的活动，员工、员工亲属、员工朋友都可以参加，原告参加运动会不代表原告就是被告员工或者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对银行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称，2018年10月起，除银行转账金额外，不存在原告所述现金发放部分工资的情形。且2014年12月社保审计的在职参保人员及未参保人员名单中均无原告，双方于2014年12月24日前不存在劳动关系；2016年10月劳动保障监察时，在职参保人员及补缴人员名单中亦无原告，双方于2016年10月前亦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已于2019年10月为原告补缴了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供工资发放单、2014年社保审计材料、2016年劳动保障监察材料、个人账户补缴变更核定表、个人账户基本信息调整核定表。原告对工资发放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工资发放单记载的不是原告全部工资的发放情况，且如被告主张原告自2016年11月8日入职，被告应当提供2016年11月的工资签收记录，看该月工资是否系全月工资；对其余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所载明的内容，社保经办机构只审核材料形式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不对用人单位需要缴纳社保的员工人数进行任何调查，被告提供的证据反而证明其未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在被调查时仍然隐瞒真相。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调岗告知书、不同意公司调岗申请书、辞退书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根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于2013年11月8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并为此提供了照片、2019年员工休假单、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等证据材料。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被告确认原告曾参加其于2014年1月举办的趣味运动会，但认为参加运动会不能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然被告未就原告为何参加该次趣味运动会作出合理的说明，故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其次，被告确认2019年员工休假单的真实性，只是认为系领导审核过后，再由原告填写入职日期。然从该材料的文字布局看，入职日期在领导审核的上方，现被告就入职日期系领导审核以后再填写之主张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被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亦难以采信。再次，通话录音中，原告配偶称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六七年，而被告于通话中并未予否认。最后，被告虽举证证明2014年12月、2016年10月的社保审计名单等材料上并无原告，但从原告的社保缴费情况看，即使按被告所述的原告于2016年11月入职，原告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亦由被告于2019年10月补缴，故2014年12月、2016年10月被告的社保缴费名单上并无原告并不能说明当时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锁链，以证明其入职时间早于被告主张的2016年11月8日。根据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现被告未就原告的入职时间进行举证，应承担对被告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采信原告关于其于2013年11月8日进入被告处工作之主张。结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之情形，原告主张确认双方于2013年11月8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之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0,000元之请求，本院认为，被告于2019年8月9日出具辞退书，以书面形式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被告虽于辞退书中注明了“考虑到员工的身体状态与情绪状况，公司在不情愿且不得已的情况，写出了违心的辞退书证明公司辞退刘利军”，然如被告并无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完全可以以其他方式安抚原告的情绪。且被告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是在受到原告胁迫的情况下出具辞退书。现被告作为用人单位，未就解除劳动合同之行为作出合理、合法的解释，故应承担支付原告赔偿金之责。关于工资一节，原告虽主张被告提供的工资发放单记载的不是原告全部工资的发放情况，被告另以现金形式发放原告部分工资，但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且被告亦予以否认。因此，本院根据上述认定的原告入职时间，结合被告发放原告工资之情形，认定被告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6,836.04元。原告此项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因被告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其同意按仲裁裁决履行，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2019年3月9日至2019年3月22日期间停工留薪期工资677.50元、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7日期间的工资708.05元、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665.05元之请求，本院均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刘利军与被告上海欧鼎工艺礼品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8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上海欧鼎工艺礼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利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6,836.04元；三、被告上海欧鼎工艺礼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利军2019年3月9日至2019年3月22日期间停工留薪期工资677.50元；四、被告上海欧鼎工艺礼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利军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7日期间的工资708.05元；五、被告上海欧鼎工艺礼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利军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665.0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刘利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顾洪磊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法官助理 施凌虹书 记 员 刘中一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