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5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用，男，196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春，河南迅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大红，女，1966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春，河南迅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淮河，男，197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水县。委托代理人：杜炳富，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喜艳，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国用、刘大红因与被上诉人顾淮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民初28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国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春，上诉人刘大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春，被上诉人顾淮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喜艳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国用、刘大红上诉请求：1.请求变更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民初2817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张国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顾淮河借款本金7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6月5日开始按照7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2.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诉讼费的负担进行调整，并判决顾淮河承担本案的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借款仅剩余7万元未偿还，一审判决认定欠款375000元缺乏依据。1.根据顾淮河向法庭提供的“证明”以及和“证明”相对应的转款流水，该笔款项是顾淮河向河南中康药业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然后转为张国用本人的借款。在证明中前后多次记载。第一次是顾淮河转款当天出具的，内容为“?证明，7月9日顾淮河打农信货款社壹拾万元整。”加盖有张国用在中康药业的法定代表人印章。该记载证明该10万元款项原为货款，而不是借款。第二次记载为左下方的“此款为借款，月息1000（壹仟元正），每月付息一次，张国用，2012年7月11日”同时在“证明”两字后面加注“（借条）”。该记载证明相应的10万元货款转为张国用的借款。第三次记载是2016年1月5日，内容为“利息截止2015年12月30日”分别由胡娜和顾淮河签字，并注明日期为“2016.1.5号”。证明截止到2015年12月30日之前的利息已经全部付清。第四次记载是2017年7月11日，记载内容为“（余10万）”同时有顾淮河和“刘红”的签名及日期。证明之前利息已经付清，仅剩余10万元借款本金。第五次记载是“①2016年1月到2016年12月31号已付12000（壹万贰仟元正）”和“②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31号付12000（壹万贰仟元正）”该两条记录为补记，证明2017年12月31日之前的利息已经全部付清。但对支付的时间、方式均没有注明。第六条记载内容为“③已付本金￥15000元（壹万伍仟元整），2019.6.4”和“④已付本金￥15000元（壹万伍仟元整），2019.6.5”。第七次记载内容为右上角“余7万”。七次记载虽然在一张书面凭证上，但七次记载是七个内容不同而相互关联的书证。每一次记载内容也是上次记载事实的确认。根据该七次不同时间的书证可以充分证明借款截止到2019年6月5日利息已经全部清偿，本金已经清偿3万元，借款剩余本金为7万元。该“证明（借条）”是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书证，根据该证据可以清楚的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仅剩余7万元及相应的2019年6月5日之后的利息未付。然而对于该笔款项2016年1月份之前的利息已经偿还的事实被上诉人未予认可，一审法院竟然也支持了被上诉人的主张，显然是对事实认定的错误。上述“证明（欠条）”中的七次记载也证明上诉人在偿还被上诉人借款的时候通过多种方式偿还，而并非是仅通过银行转帐偿还。然而一审法院仅依据双方之间的转帐记录确定上诉人的还款是否偿还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帐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帐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推定上诉人的欠款还有375000元缺乏依据，且与事实不符。首先，该处的证据不应当仅限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主张事实的，仍然应当认定被告所主张的事实。本案中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明（借条）”已经充分证明被告（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而一审仍然以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明显错误。其次，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不仅有转帐凭证，而且还有其所持有的“证明（欠条）”。并不是仅依据转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转款流水，其从2012年3月29日向刘大红转款255000元，2012年12月3日向刘大红转款100000元，2013年2月17日向刘大红转款100000元。但却主张张国用直到2014年1月5和1月6日才分别偿还100000元和50000元。对于2014年1月5日之前一直否人有还款。那么在没有任何还款，又没有出具任何借款凭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怎么可能陆续向上诉人提供借款？“证明（欠条）”所证明的借款并不是第一笔转款，也不是最后一笔转款。而是发生在中间的一次转款即2012年7月9日。不可能上诉人仅对该笔款项出具手续。事实上所有借款或者货款均向被上诉人出具有相应的借据或者证明，因其中的借款部分已经偿还，相应的借据已经销毁，被上诉人所持有的仅剩余未清偿的借款的借据，其所持有的“证明（欠条）”是双方所有债权债务的凭证。最后，该“证明”的七次记载也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转款存在着货款的情况。而且根据该证明，上诉人的欠款陆续进行偿还，直到2019年6月5日并不欠被上诉利息。并且上诉人的欠款均出具有相应的借款手续。即使存在其它借款，也不可能一直不予偿还。同时该“证明（欠条）”证明了上诉人偿还借款的方式并不限于银行转帐，很多时候是通过现金偿还。本案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计算缺乏依据。即使抛开其它的银行转帐是否全部是借款，以及相应的借款是否已经偿还的问题。仅就相应款项的利息的判决也缺乏依据。除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欠条）”之外，并没有约定其它的款项的利息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也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他转帐的款项对利息的约定，而一审法院却判决从借款之间起按照1%的利息缺乏依据。本案中，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欠条）”所记载的借款10万元本金的利息均已经全部清偿，但一审判决中却对于该部分借款的利息继续给予计算，要求上诉人再次偿还，对利息进行了重复计算。刘大红不是本案的借款人或者担保人，不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任何责任。刘大红是河南中康药业有限公司的会计，其个人帐户是张国用指定的收款帐户，并不能因张国用指定其帐户收款而判决刘大红承担还款责任。“证明（欠条）”中刘大红的签字并不是在借款的时候所签，而是在2017年7月11日所签，其签字的内容是对于张国用截止到2017年7月11日欠款为剩余本金10万元的确认，并不是作为借款人或者担保的人的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不应当判决刘大红对本案的借款承担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变更一审判决的内容。顾淮河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剩余未偿还的本金是375000元，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国用和刘大红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理由是：1.顾淮河和张国用同为周口老乡，顾淮河自小认识张国用，顾淮河的姐夫雷某在张国用经营的河南中康药业有限公司上班，基于此信赖关系，顾淮河将55.5万元的借款转账至张国用的妻子刘大红的银行账户，所有转出的款项均有银行转款凭证予以证明，其中10万元的借款，张国用、刘大红于2012年7月11日出具了借条，借条中明确载明月息是1000元，每月付息一次，张国用和刘大红称此借款为货款并申请延期开庭，在一审法院为其延期半个月时间内仍未提供任何关于货款的证据。此行为也证明张国用和刘大红故意拖延诉讼时间，为其转移资产争取时间。实际上，张国用和刘大红早已经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名下5个执行案件未履行支付义务，其财产已转移至亲属名下。2.张国用和刘大红仅以其中一笔10万元借条中标注7万元来否认55.5万元借款只剩下7万元未偿还，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下自己的一个主观猜想。二、一审法院关于利息的计算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为谨慎认定本案的借贷事实，还对证人雷某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并作了笔录，雷某的证言也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月息为一分。且张国用、刘大红出具的10万元借条中也明确载明月息1000元，每月付息一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本案中张国用、刘大红未按时足额支付利息，也未注明已支付的利息所属的借款本金及期间，据此，应当先抵充费用、然后抵充利息，在上期利息未清偿时应先清偿利息，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计算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三、刘大红应当承担还款责任。1.案涉55.5万元的借款全部由刘大红银行账户收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法〔经〕复〔1991〕5号文规定，刘大红违法出借账户，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刘大红和张国用是夫妻关系，刘大红在借条中也签名确认，表明其对借款明知，且该款用于二人共同经营的河南中康药业公司（河南中康药业公司共有两名自然人股东，即张国用、刘大红），因此刘大红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国用、刘大红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顾淮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国用偿还借款本金405000元及利息329592元（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2.判令张国用以本金40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的标准自2019年8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本金之日的利息；3.判令张国用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4.判令刘大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庭审过程中，顾淮河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金额为本金39万元，利息为31.5577万元；第二项为以本金39万元为基数。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7月9日，顾淮河尾号为9090的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向刘大红尾号1889的账户转款100000元。2012年7月11日，张国用向顾淮河出具证明，载明：7月9日顾淮河打农信社货款100000元。落款有顾淮河及“刘红”签字。后该证明上添加有“此款为借款，月息1000，每月付息一次”；“①2016年1月到2016年12月31号已付12000元”；“②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31日付12000元”；“③已付本金15000元，2019.6.4”；“④已付本金15000元，2019.6.5”。右侧有2016年1月5号，胡娜及顾淮河共同签字确认的“利息截止15.12.31”。右上角有“余7万”字样。另查明，2012年3月29日，顾淮河尾号为9090的账户向刘大红尾号为1889的账户转款127000元、尾号为7126的账户向刘大红尾号为1889的账户转款128000元；顾淮河尾号为9090的账户分别于2012年12月3日、2013年2月17日向刘大红尾号为1889的账户转款100000元。2014年1月5日，刘大红向顾淮河账户转款100000元；2014年1月6日，刘大红向顾淮河账户转款50000元。顾淮河另自认，张国用于2016年12月20日还款5000元；2017年1月1日还款12000元；2017年2月27日还款5000元；2018年1月1日还款12000元；2018年2月12日还款19000元；2019年6月4日还款15000元；2019年6月5日还款15000元。庭审中，张国用、刘大红称刘大红与张国用系夫妻关系，办理的有结婚登记手续，证明上的“刘红”就是刘大红，张国用指定刘大红的账户作为收款账户。以上事实有顾淮河提交的证明、转款记录，张国用、刘大红提交的证明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顾淮河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张国用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张国用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顾淮河共计向刘大红账户转款555000元，除2012年7月9日100000元的转款外，张国用称双方之间既有货款也有借款分不清了，且借款仅剩余7万元，其余均已清偿完毕，但张国用、刘大红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对其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确认顾淮河、张国用之间的借款金额为55.5万元，张国用已于2014年1月5日、6日，2019年6月4日、5日偿还本金10万元、5万元、1.5万元、1.5万元，共计18万元，尚欠37.5万元。对顾淮河要求张国用偿还其借款本金39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37.5万元的部分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顾淮河主张月息1%，张国用认可10万元的借款月息为1分，并称之前的借款约定的有利息，但清偿完了，但张国用对利息的具体约定及其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采纳顾淮河主张。月息1%的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按该标准自每笔借款实际提供日起分别计算，截至2014年1月4日，本金为555000元，应付利息为95648.22元。张国用于2014年1月5日还本金10万元、1月6日还本金5万元，故截至2017年1月7日剩余本金为405000元，应付利息为96113.42元。以剩余本金405000元为基数计算，截至2019年6月3日应付利息为358819.73元，在此期间，张国用支付利息共计53000元（5000+12000+5000+12000+19000），故尚欠利息305819.73元。张国用于2019年6月4日还本金1.5万元、6月5日还本金1.5万元，故截至2019年6月6日，剩余本金为375000元，应付利息为306204.38元。以剩余本金为375000元为基数计算，截至2019年8月20日应付利息为315450.96元。顾淮河主张利息为315577元，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后续利息应以37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自2019年8月2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张国用自认款项系其本人借用，用于其担任法人和股东的公司的实际经营，刘大红系公司的财务人员，且与张国用系夫妻关系，二人办理有结婚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张国用作为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刘大红作为张国用的妻子，系涉案款项的实际接收人，也系用款公司的财务人员，且其在证明上签名确认，表明其对涉案借款明知且该款项系张国用、刘大红的共同意思表示，用于二人的共同经营，故刘大红应对张国用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国用、刘大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顾淮河借款本金375000元、利息315451元及自2019年8月2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后续利息（以37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二、驳回顾淮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56元，减半收取5428元，由顾淮河负担116元，张国用、刘大红共同负担531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中的陈述，张国用与顾淮河之间并无货物买卖关系，仅是张国用向顾淮河借款，张国用也认可双方之间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1分，张国用上诉称其欠顾淮河的借款本金仅剩7万元，其余已清偿完毕，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根据顾淮河向张国用转款的金额、顾淮河提交的证明条中记载的张国用支付的款项及顾淮河认可张国用偿还的款项，一审按照法律规定的先息后本的原则计算出张国用尚欠顾淮河借款本金37.5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不予采纳，故张国用、刘大红上诉称一审对借款本金及利息计算不当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对张国用、刘大红上诉称刘大红对涉案借款及利息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因顾淮河将55.5万元转入刘大红账户，用于了顾淮河和刘大红为股东、刘大红为财务人员的河南中康药业有限公司，且刘大红在证明上签名确认，故一审认定涉案款项用于张国用、刘大红夫妻二人共同经营，亦无不当，刘大红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对张国用、刘大红的该上诉理由一部与支持。综上，张国用、刘大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56元，由张国用、刘大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锴审判员 李剑锋审判员 王 怡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张彩娟书记员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