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1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得七，男，196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俊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润民，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有清，女，196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俊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润民，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时德义，男，197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珍妮，山东睿扬（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洁，山东睿扬（青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登市鲲安水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龙山办事处文山路**。 法定代表人：张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蔚，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潘得七、沈有清、时德义因与被上诉人文登市鲲安水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鲲安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得七、沈有清上诉请求：1.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806号民事判决，改判时德义与鲲安公司连带赔偿潘得七、沈有清各项损失共计1816474.27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时德义与鲲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丧葬费标准错误。丧葬费应为34395.50元，而非34098.5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2018年青岛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8791元，据此丧葬费应为34395.50元(68791元÷12月×6月)。二、一审判决不支持潘得七、沈有清主张的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合理费用14632.10元(包含误工费4176.60元、交通费5455.50元、住宿费5000元)错误。《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三、一审判决不认定潘得七、沈有清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司法解释》）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鲁高法[2011]297号)的规定，潘得七、沈有清主张的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四、一审判决认定潘明和时德义对潘明死亡承担的责任比例分别为30%和70%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时德义与鲲安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潘明对于自身的死亡存在过错，因此时德义与鲲安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五、一审判决认定仅由时德义承担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已经查明涉案“鲁文渔53617”号渔船登记在时德义名下，而鲲安公司系涉案渔船的实际生产经营和使用管理者，且是慧德海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德公司）全资子公司。时德义是慧德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大股东。因此时德义与鲲安公司在涉案渔船生产经营中存在合作关系。第二，从调取的海警部门的卷宗材料看：(1)大多数船员均可以证实负责管理“鲁文渔53617”号船员的经理为张海平，管理渔船的经理为刘政杰。(2)船长张悦称，“‘鲁文渔53617号船’属于威海慧德有限公司或者是鲲安公司，我们老板有这两个公司，船具体属于哪个公司我不清楚，老板叫时德义，但是我没有见过老板，平时负责管理船的是经理张海平”“事发当天，潘明一落水我就用微信通知经理张海平了”。(3)刘政杰称，“当时也是我接到的公司通知，让我报警”“我是鲲安公司负责渔船管理的经理，一般船上的事情都是我处理”“鲁文渔53617船是个人的船，只是现在我们公司负责管理”。因此，结合案件查明的其他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时德义与鲲安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鲲安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依法驳回潘得七、沈有清对鲲安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一、潘得七、沈有清上诉请求鲲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鲲安公司不是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人。《船舶所有权等级证书》可以证实船舶所有权人为时德义。其次，鲲安公司与潘明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潘明及船舶其他人员由船主时德义雇佣、管理、支付薪酬，鲲安公司不参与船舶人员招募和管理，潘明也从未向鲲安公司提供任何劳务。第三，潘得七、沈有清不应向鲲安公司主张赔偿责任。1.时德义是慧德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鲲安公司是慧德公司的下设公司，但时德义、慧德公司、鲲安公司均是独立自主经营的实体，潘得七、沈有清因各方存在出资关系即主张鲲安公司与时德义存在合作关系，不能成立。2.张海平在鲲安公司负责人事，刘正杰在鲲安公司负责经营管理。张海平、刘政杰系受时德义个人之托帮助出面协调处理相关事务，并非履行鲲安公司职务行为。3.无任何证据证明鲲安公司是涉案船舶实际管理人、使用人和控制人。船主时德义并未出租船舶给鲲安公司或委托鲲安公司进行船舶管理。二、潘明作为成年人，不会游泳，却从事风险极大的海上作业，未按要求穿戴救生衣，过错较为严重。综上，鲲安公司非船舶雇主，与潘明不存在雇佣或其他法律关系，潘得七、沈有清上诉请求鲲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时德义上诉请求：1.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80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潘得七、沈有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首先，对潘明如何落水的事实，一审法院未查清，在未查清该事实的前提下，认定时德义对潘明的落水失踪存在过错，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山东海警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出具的询问笔录记载，接受询问的17名人员中没有能够说明潘明落水的原因。因此，在潘明落水原因不明的情况下，认定时德义对潘明死亡存在过错没有事实依据。其次，潘明死亡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从海警出具的询问笔录可知，出海作业时船长要求船员穿救生衣，潘明不会游泳，被发现落水时却未穿救生衣，作为出海作业船，船上的救生衣等救生物件齐全，潘明明知自己不会游泳还不穿救生衣，是导致其死亡的重要原因，应对其自身存在的重大过错负责。而在发现潘明落水失踪前，船舶并没有操作失误和异常的情况。第三，潘明落水后船上人员已尽力救助，时德义对其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潘明落水时，作为雇主的时德义并不在船上。船舶是经过检验后出海，船上救生器材、人员等均配备齐全，在船员发现潘明落水后，也尽到了应尽的救助义务。第四，将潘得七、沈有清的经常居住地认定为上海，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潘得七、沈有清提交的《居住证查询情况》仅能证明上海是潘得七、沈有清的曾居住地，而不能认定是他们的经常居住地，且潘得七、沈有清的身份证显示的户籍地均为湖北省黄陂区农村。本案诉讼过程中，潘得七、沈有清的相关身份证明均是由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道楼子田村村民委员会开具。沈有清持有的《残疾证》家庭地址一栏亦是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楼子田村老屋湾40号，这均证明潘得七、沈有清应当常年在湖北的农村户籍地居住生活。故一审法院将潘得七、沈有清的经常居住地认定为上海无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应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一审法院依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一条作出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侵权责任法》是由全国人大颁布的法律，自2010年施行；而《人身损害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文件，于2004年施行。本案发生于《侵权责任法》施行以后，无论是根据法律位阶原则，还是新法优于旧法原则，本案的法律适用都应适用《侵权责任法》。《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雇主责任是推定过错责任，无端加重了雇主的责任，特别是作为个人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对雇主责任要求过高过重。《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文将个人间的劳务(雇佣)关系回归到普通的侵权责任关系，即个人间劳务关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一审判决同时引用了《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和《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条、第十一条，逻辑上存在混乱。而且，一审判决对时德义“在与潘明订立雇佣合同时，没有了解潘明是否具备船员基本技能”“在船舶生产作业过程中，没有严格履行有关法律法规对船员生产作业的要求”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在时德义已经提供了安全船舶、合规救生器材，在风险预防控制、安全保障方面尽到了责任，且在潘明落水后其船员已采取了充分适当救援的情况下，让雇主时德义承担过错责任，违反了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按上海标准计算，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同时适用上海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青岛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混乱，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的受诉法院是青岛海事法院，所以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应按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第二，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一审判决引用了该条款，而赔偿权慰问利人潘得七、沈有清住在武汉黄陂的农村，若武汉黄陂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才有适用该条的必要。第三，一审法院错误地将潘明认定为赔偿权利人，对潘明是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潘明在哪里居住生活作为论证的重点，导致错误引用法律，错误适用赔偿标准。本案赔偿权利人住在农村，应在考察湖北农村赔偿标准的基础上适用法律，计算赔偿金额。 潘得七、沈有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鲲安公司和时德义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1667446.67元、丧葬费34395.5元、误工费4176.6元、交通费5455.5元、住宿费5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上述各项损失共计1816474.27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11月中旬，潘明到时德义所有的“鲁文渔53617”号渔船从事临时船员工作。2018年11月20日，潘明随船出海作业时落水失踪。山东海警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对船上17名船员的询问笔录显示，有多名船员确认潘明是新船员、潘明落水时未穿救生衣、船上船员有不穿戴救生衣的情况。青岛海事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判决宣告潘明死亡。 时德义自认其雇佣潘明，时德义在与潘明订立雇佣合同时，没有了解潘明是否具备船员基本技能。鲲安公司否认其雇佣潘明，潘得七、沈有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鲲安公司雇佣潘明。 潘明于2009年8月3日在上海市杨浦区办理临时居住证，且该证发放完成，居住地址为杨浦区，该居住证的最后更新日期为2013年10月30日。自2014年4月9日起，潘明属于未办证人员，且因原址迁移，潘明先后在杨浦区（华忻坊）点、杨浦区（鸿德坊）点和杨浦区（海州路）点（该点自2016年2月16日起，至2018年6月12日止）变更相关信息。另外，潘明自2010年8月30日至2018年4月4日在上海上实南洋大酒店有限公司上海四季酒店工作，并自2010年9月起至2018年2月止在上海参加职工医保。 潘明户籍住址为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梁安里**，潘得七、沈有清主张潘明未婚。潘明之父潘得七，1961年3月14日出生；潘明之母沈有清，1961年6月20日出生，持有残疾人证；潘得 七、沈有清住址均为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老屋湾40号，来沪人员居住证信息查询显示，潘得七、沈有清于2007年取得临时居住证，且相关业务办理地点也是在杨浦区（华忻坊）点、杨浦区（鸿德坊）点和杨浦区（海州路）三个地点。潘明另有一弟、一妹，二人均已成年。 另查明：2018年度上海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034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6015元；2018年青岛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8791元。 一审法院认为，时德义自认其雇佣潘明，鲲安公司否认其雇佣潘明，而且潘得七、沈有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鲲安公司雇佣潘明，因此，时德义和潘明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潘明系受时德义雇佣；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潘明与鲲安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以户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视为住所。”潘明于2009年8月3日取得上海市杨浦区临时居住证，该居住证上登记的居所应视为其住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条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但住医院治病的除外。公民由其户户籍所在地迁出后至迁入另一地之前，经常居住地的，仍以其原户户籍所在地为住所。rdquo;2014年以后，潘明在杨浦区其他地点变更相关信息，其中，自2016年2月16日起至2018年6月12日止，潘明信息显示在杨浦区（海州路），则杨浦区（海州路）应视为潘明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其经常居住地。《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因此，潘明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标准应按照上海城镇标准。依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为：68034元×20年＝1360680元； 沈有清于2007年取得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先后在杨浦区（华忻坊）点、杨浦区（鸿德坊）点和杨浦区（海州路）点变更相关信息。因此，沈有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标准亦应按照上海城镇标准。依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6015元×20年÷3＝306766.67元。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故不再单列被扶养人生活费，潘明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总额应为1667446.67元。 依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为68791元÷2=34395.5元，对于潘得七、沈有清超出此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潘得七、沈有清主张的因办理丧葬事宜而支出的费用不符合《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规定，故潘得七、沈有清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因没有证据证明时德义和鲲安公司对潘明实施了侵权行为导致潘明死亡，依据《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七条、第十条的规定，潘得七、沈有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潘明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落水失踪后被依法宣告死亡。潘明是新船员，其本人应对海上作业的特殊风险存在一定的认知；时德义在与潘明订立雇佣合同时，没有了解潘明是否具备船员基本技能，而且在船舶生产作业过程中，没有严格履行有关法律法规对船员生产作业的要求。因此，潘明和时德义对于潘明的死亡均有过错。综合双方的过错，确定潘明和时德义对于潘明死亡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分别为30%和70%。 潘得七、沈有清主张鲲安公司作为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潘得七、沈有清对鲲安公司提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潘得七、沈有清的部分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五条，《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七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时德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潘得七、沈有清支付潘明死亡赔偿金1167212.7元；二、时德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潘得七、沈有清支付潘明丧葬费24076.85元；三、驳回潘得七、沈有清对时德义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潘得七、沈有清对鲲安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时德义对潘明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应当承担责任的比例；二、鲲安公司对潘明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关于损失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之后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两者对雇主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不同，前者是无过错责任，后者是过错责任。本案损害事实发生在2018年11月份，所以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处理。时德义作为从事海上捕捞作业的船主，在与潘明订立雇佣合同时有责任了解潘明是否具备船员基本技能，尤其是在船舶海上捕捞作业过程中，更应对船员海上捕捞作业负有重要的安全监管职责。而本案时德义在与潘明订立雇佣合同时没有了解潘明是否具备船员基本技能，并且根据海警询问笔录多数船员可以证实在船舶海上捕捞作业过程中并非全程穿戴救生器材，时德义作为涉案船主没有严格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对船员安全生产作业的要求，未尽到海上捕捞作业的安全监管职责，对潘明的死亡负有重大过错。而潘明作为成年人，明知自己不识水性，在受雇到渔船上从事海上作业过程中，却没有穿戴救生衣，对事故的发生和导致自己死亡，也负有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结合双方的过错事实，一审法院确定潘明和时德义对于潘明死亡分别承担30%和70%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本案中，鲲安公司并非案涉船舶的登记所有人，并且潘得七、沈有清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鲲安公司为船舶实际经营人、管理人，或鲲安公司与时德义在涉案渔船生产经营中存在合作关系，故潘得七、沈有清主张鲲安公司对潘明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潘得七、沈有清提供的海警部门对船员的调查笔录等，所陈述的内容本身不明确，且相互之间不完全一致，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鲲安公司即为船舶的实际经营人、管理人。 关于焦点三，关于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问题。《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死亡赔偿金是赔偿义务人因死者的死亡而对近亲属的赔偿，赔偿的是因受害人死亡而丧失的收入损失。故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死者自身的情况确定，如果受害人死亡前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收入标准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本案中，潘明死亡前已在上海市杨浦区（海州路）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上海市杨浦区应视为潘明死亡前的经常居住地。因此，本案死亡赔偿金应以潘明经常居住地上海市城镇标准进行计算，一审对此认定正确。关于沈有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沈有清于2007年取得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先后在杨浦区（华忻坊）点、杨浦区（鸿德坊）点和杨浦区（海州路）点变更相关信息，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沈有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标准按照上海城镇标准计算并无不当。时德义主张死亡赔偿金应以潘德七、沈有清的居住地收入标准确定以及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以湖北农村赔偿标准计算，与上述法律规定以及所查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丧葬费的问题。潘得七、沈有清上诉主张2018年青岛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8791元，一审法院认定为68197元，并依此认定丧死费为34098.50元错误。对此问题，一审法院已于2020年4月7日以（2019）鲁72民初806号之一裁定补正，将青岛市2018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补正为68791元，将丧葬费相应的补正为34395.50元。《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但本案中潘得七、沈有清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实其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了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合理费用14632.10元，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根据侵权的具体情节、双方的过错程度、侵权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经济能力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确定。本案中,受害人潘明仅向时德义提供了几天劳务后即发生落水事故，时德义对潘明的死亡不存在故意的直接侵权行为，且潘明对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对潘得七、沈有清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潘得七、沈有清以及时德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572元，由上诉人潘得七、沈有清负担10055元，时德义负担1551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亮 审判员 王爱华 审判员 邝 斌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石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