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豫01行初938号原告商春花，女，汉族，1968年1月24日出生，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被告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郑州市国槐街**。法定代表人王新亭，主任。委托代理人陈建峰，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沟赵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赵玉辉，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商春花因诉被告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行政协议一案，于2019年12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26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于2020年4月16日通过线上法庭的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商春花，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陈建峰、赵玉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我村于2015年8月份开始拆迁，在拆迁前期政府张榜公布了《西连河行政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安置方案》），我们根据《安置方案》签订了《郑州高新区沟赵办事处西连河行政村合村并城拆迁补偿回迁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1》）。当我签完协议后向被告政府工作人员索要协议书的时候，被告工作人员说协议晚几天和拆迁赔款（房屋补偿款）以及过渡费一起发放。事后我们积极配合政府工作，依依不舍地挥泪搬离了养育我们几十年的家园。十几天后，被告按照协议发放了部分房屋补偿款（每平方米仅给我们400-680元），但是拆迁协议书和过渡费，政府称还要晚几天才能一起发放。岂料被告言而无信，沟赵办事处和高新区管委会骗签协议后，得寸进尺，公然毁约，要求我们放弃原有协议，重新改签新的更损害我利益的协议，要求我家去掉一个人的安置房分配指标。我不同意，沟赵办事处和高新区管委会便不给协议书。我的家庭上有八十多岁的老人，××的我们夫妻，还有在上高中的女儿，两岁多的孙女，生活不易，其中的辛酸岂能为外人所道。被告扣押《安置协议1》，拖欠被拆迁户2015年到2019年至今的过渡费，属于严重违约、侵权行为。请求：一、确认被告扣押原告的《安置协议1》行为违法；二、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的《安置协议1》；三、判令被告赔偿2015年到2019年至今的过渡费和损失费；四、判令被告给原告安置回迁房；五、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当庭补充以下意见：原告与高新区沟赵办事处西连河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连河村委会）签订了两份安置协议（即《安置协议1》和《安置协议2》），这两份安置协议编号相同都是075，但是内容不同。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提交了其中一份《安置协议2》的复印件，这份协议是伪造的，因为该协议没有加盖西连河村委会公章，而且这份协议中只有安置办法里面的3个“4”以及最后的签名是原告本人填写，其余部分在签订时都是空白，指印也不是原告本人的。原告与西连河村委会签订的另一份协议即《安置协议1》，被被告扣押，该份协议加盖有西连河村委会公章，是真实的协议，其中约定的安置人口为5人，原告认可该份协议但手中没有该份协议，原告本案诉讼请求中要求返还和履行的都是这份《安置协议1》。原告当庭明确其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都是根据真正的那份《安置协议1》主张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中的过渡费从2015年7月计算至2020年6月，共392500元，具体计算方式为：2015年7月到12月，再加一个月奖励，共7个月，按照4个人，每人每月1400元计算（根据被高新区管委会扣押的《安置协议1》计算），共计39200元；2016年，共12个月，按照4个人，每人每月1400元计算，共计67200元；2017年，共12个月，按照4个人，每人每月1400元计算，2017年7月增加一个小孩，共6个月，每月1400元，另有计划生育奖励500元，以上共计76100元；2018、2019年，共12个月，按照5个人，每人每月1400元计算，共计168000元，2020年同样方式计算到6月份，共42000元。第三项诉讼请求中的损失费包括：上访费、误工费、生活费、精神损失费，共计110万。第四项诉讼请求具体是要求被告给付原告5个人的安置房，共计450平方米。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答辩称：一、原告提交的《安置协议2》中，因杨赛赛不属于西连河村安置对象，审核未通过，该协议未发生法律效力。原告称被告扣押该协议与事实不符。第一，杨赛赛系杨全朝的女儿，在杨全朝与原告商春花结婚时杨赛赛已成年，且已经结婚，杨赛赛作为继女与原告商春花不具有事实上的抚养、教育关系，不属于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规定，不属于西连河村的安置对象。2001年9月，原告商春花与连书安结婚，双方均为二婚，连书安育有一女连丽，系1991年3月6日出生。2002年1月6日，原告商春花与连书安生育婚生女连梦砚。2013年12月，连书安死亡。2015年5月19日，原告与杨全朝结婚，杨全朝之女杨赛赛26岁（杨赛赛出生日期1989年5月29日）。2015年6月17日，杨全朝从河南省鲁山县城关镇迁入西连河村。2015年8月31日，杨全朝的已婚成年子女杨赛赛从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迁入西连河村。2015年8月31日，西连河村委会公布了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安置方案》，方案第二条（1）明确写明，按照被改造村庄村规民约，补偿安置对象是户口在被改造村且享受村民待遇、履行村民义务的人员。在《安置方案》公布当日，西连河村委会在与原告商春花签订安置协议时，才知道原告商春花的再婚丈夫杨全朝的成年子女杨赛赛于协议签订当日，以继女身份迁入商春花名下，而根据户口本显示，杨赛赛的出生时间为1989年5月29日，婚姻状况为：已婚。商春花与杨全朝结婚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因此，西连河村委会及审核组经审议认为杨赛赛作为成年人，且已经结婚，与原告商春花不具有事实上的抚养、教育关系，不属于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规定，不属于西连河村的安置对象。第二，因为杨赛赛不属于西连河村的拆迁补偿方案的安置对象，因此，原告商春花签字的《安置协议2》，经审核未通过，西连河村委会未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该协议未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原告提供的回迁安置协议，因杨赛赛不属于安置对象经审核并未通过，且西连河村委会未在协议上加盖公章，该协议未发生法律效力，原告称被告扣押其协议与事实不符。二、在2015年8月31日的《安置协议2》经审核未通过，协议未生效的情况下，原告商春花又拒绝与西连河村委会签订协议，在此情况下，对原告的诉请应予驳回。西连河村委会及审核组经审核后，认定原告提交的《安置协议2》不符合拆迁方案，西连河村委会未在《安置协议2》上加盖公章，该协议未生效。西连河村委会多次通知原告按照《安置方案》签订安置协议，但是，原告均以必须对其不具有抚养、教育义务的成年、已婚继女杨赛赛进行拆迁安置为由拒绝，原告截止到现在并未与西连河村委会签订协议，在无拆迁安置协议的情况下，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原告诉请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拆迁补偿安置问题，关系到所在村委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如果对不具有拆迁安置条件的人员进行安置，势必会损害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西连河村的拆迁方案系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的，明确写明按照被改造村庄村规民约，户口在被改造村且享受村民待遇、履行村民义务的人员才予以安置。本案中，原告要求对其不具有抚养、教育义务的成年、已婚继女，且户口是在公告当日迁入西连河村的杨赛赛按照西连河村委会的《安置方案》进行安置，侵害了西连河村全体村民的利益，对原告的诉请应当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当庭补充以下答辩意见：对于原告商春花提出的签了两份协议的事实不予认可，原告只签了一份安置4个人的协议即《安置协议2》，其女儿连丽单独签订了一份协议，对于原告称其代表家庭签了安置5口人的协议即《安置协议1》的意见，被告不认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原告商春花主张其与西连河村委会签订了《安置协议1》、《安置协议2》两份协议，其认可其中约定5个人安置待遇的《安置协议1》，并据此提出本案四项诉讼请求。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则明确否认原告上述意见，仅认可原告与西连河村委会签订了就4个人进行安置补偿的《安置协议2》且该协议亦未发生法律效力。在此情况下，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所述的《安置协议1》客观存在，但原告在本案中并未提供合法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涉及5个人安置待遇的《安置协议1》现实存在。且原告陈述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中过渡费具体计算方法的部分期间（其中涉及2015年7-12月、2016年、2017年1-6月）系按照4人计算，也与原告提出的第三、四项诉讼请求系要求履行约定5个人安置补偿问题的《安置协议1》的主张存在矛盾。故在无法确定《安置协议1》现实存在情形下，原告提出本案诉讼要求确认扣押行为违法、予以返还《安置协议1》（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以及履行《安置协议1》（第三、四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其起诉应予驳回。另外，原告本案中提出的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本身也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商春花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待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八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胡 涛审判员 付保东审判员 耿 立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袁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