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2民初18708号原告：朱涛，男，汉族，1977年11月11日出生，住湖北省宜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晓峰，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祥伟，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A2-6-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621990596Q。法定代表人：李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治，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忠琴，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涛与被告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曾庆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晓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治和傅忠琴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较为复杂，本院依法将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再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晓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治和傅忠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348340.48元（8个月×2倍×21771.28元/月）；2.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工资补贴119400元（包括2019年一次性支付的购车补贴8万元、2018年高级工程师奖励1万元、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的一级建造师补贴4200元/月×7个月）；3.被告支付原告2011年5月9日至2019年4月2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待遇160156.54元（21771.28元/月÷21.75天/月×80天×2，2011年5天，2012年至2018年每年10天，2019年5天）；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1年5月9日到被告处工作，于2013年10月被任命为总裁办副主任。2019年4月28日，被告在没有任何理由且未与原告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解除前原告月平均工资为21771.28元。在解除劳动合同前被告还拖欠原告工资补贴119400元。自入职之日起原告未休年休假也未享受过未休年休假待遇。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依法判决。被告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合法，不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赔偿金。（一）被告依据法定情形解除劳动合同且与原告进行了协商沟通。被告因国家政策调整以及外部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故被告急需调整经营方式，精简机构并调整组织架构，经被告内部研究后决定进行经济性裁员。被告于2019年3月7日向工会委员会发出《关于通知工会函》，向工会委员会说明了被告拟进行经济性裁员的相关情况，并征求工会委员会意见。2019年3月11日，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向被告出具《关于的答复函》，告知经工会研究，认为被告拟进行的经济性裁员与实际情况一致，且《经济性裁员方案》并无不当，故同意被告的《经济性裁员方案》。2019年4月22日，被告向重庆市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出具《关于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裁员备案的情况说明》，对被告拟进行经济性裁员的相关情况向重庆市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作了报告。被告基于经济性裁员方案，对公司组织机构进行精简，经会议研究撤销了原告所在部门及其岗位，并免去原告原总裁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双方劳动合同已于2019年4月28日解除。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系合法解除。（二）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已履行相应通知程序并已支付经济补偿金。在被告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前，被告已与原告就劳动合同内容变更进行协商，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在解除劳动合同前，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将解除理由通知工会，工会回复同意解除。被告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已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7913.08元（包括但不限于8个月经济补偿金及1个月代通知金）。二、原告不享有证书补贴和购车补贴。（一）被告无义务向员工发放证书补贴和购车补贴。1.《制度文件汇编》不适用于被告及其员工。被告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独立法人，有权独自自主进行管理和经营。原告提交的另一注册于开曼群岛（英属）的独立法人康达国际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国际）《制度文件汇编》，被告无认可适用该《制度文件汇编》的相关规定，也未与原告约定适用该《制度文件汇编》向原告发放补贴，故《制度文件汇编》不适用于被告及其员工，原告主张依据该《制度文件汇编》享有相关待遇、补贴无法定和约定的依据。2.原告与被告之间无原告享受补贴的合意。《劳动合同书》中未约定原告应当享有证书、购车补贴，原告与被告无原告享有证书补贴的协议、安排、约定等合意。3.被告此前发放的相关款项中包括鼓励性的款项。《劳动合同书》第二十二条约定：“根据乙方的工作表现以及甲方的生产经营状况，甲方可以向乙方发放和其表现相应的奖金。但是此奖金属额外鼓励性质，并非月工资及补贴的部分。此奖金的发放与否，其数额以及形式均由甲方根据生产经营状况与乙方工作表现决定。”被告此前向原告发放的相关款项是基于原告的工作表现和被告的生产经营状况发放的鼓励性款项，不属于工资及补贴，被告亦有权根据原告的工作表现和被告的生产经营状况决定不予发放。被告工作人员在计算应支付给原告的经济补偿金时，将2019年2月支付的12600元和2019年3月支付的4200元鼓励性款项纳入原告工资属于计算错误。（二）即使按照《制度文件汇编》的规定，原告亦无法享有其主张的全部补贴。1.原告不符合享受相关车贴的条件。（1）原告不属于享受购车补贴80000元的人员范围。《制度文件汇编》第三十一条第3款第（1）项明确规定：“购车补贴、车辆使用费补贴及交通费用补贴的实施范围仅针对集团本部各层级人员。”原告为重庆康达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人员，而非康达国际环保有限公司人员，不应享受购车补贴。《制度文件汇编》第三十一条第1款明确规定，享受80000元购车补贴人员的职务级别为二级高管。根据被告《差旅费管理规定》第二条注4“相应职级对照表”的规定，集团“二级高管”是指“总裁助理、中心总监及副总监、副总工程师和副总经济师”，集团“中层管理”是指“正副部长、主任和部长助理”。原告离职前为总裁办副主任，根据原告提交的《关于段海燕同志职务任命的通知》载明“任命段海燕同志为总裁助理，分管总裁办工作”，即作为二级高管的总裁助理分管总裁办工作，即总裁助理为总裁办副主任的上级，总裁办副主任不可能与其上级同属二级高管，故而原告不属于二级高管。（2）原告申请享受购车补贴的审批程序不符合规定。《制度文件汇编》第三十一条第1款明确规定：“中层正职及以上级别管理人员购车补贴、车辆使用费补贴标准如下，具体使用情况按公司领导审批后的结果执行。”原告于2019年3月5日提交的《购车补贴报销申请》，审批人职务为“总裁助理”，不能证明属于被告的“公司领导”。2.原告不符合《制度文件汇编》规定的享有证书补贴的条件，亦无法同时享有两个证书补贴和全额享有证书补贴。（1）原告不具备享受证书补贴的条件。《制度文件汇编》第三十二条第2款规定：“对于取得工程类及经济管理类职称的（其中工程类职称证书经重庆市建设委员会鉴定与公司资质对口的）入职后的次年年终一次性发放。”原告的工程类证书未经重庆市建设委员会鉴定，无法享受此待遇。《制度文件汇编》第三十二条第3款第（1）项规定：“以上证书（建筑及造价类）须经重庆市建设委员会鉴定认可后方为有效证书，享受此待遇。”原告的建筑及造价类证书未经重庆市建设委员会鉴定认可，无法享受此待遇。（2）证书补贴仅可享受最高级别证书的补贴。《制度文件汇编》第三十二条第3款第（4）项规定：“持有多种证书者：对于同时拥有建筑、造价及工程类的两个以上证书的，按一个最高级别证书的标准补贴，不得重复享受……”原告主张同时享受工程类的“高级工程师”补贴和建筑及造价类“一级建造师”补贴，属于重复享受，应当按照最高级别证书建筑及造价类“一级建造师”的标准享受补贴。（3）证书补贴应当减半执行。原告主张其享有康达国际《制度文件汇编》规定的相关待遇，但是《制度文件汇编》第三十二条第3款第（5）项规定：“证书由公司负责办理或者实行年薪制者，按此标准减半执行。”原告《劳动合同书》第十五条明确约定原告执行年薪制的薪酬形式，证书补贴应当减半执行。三、原告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待遇计算错误。（一）原告主张的累计工作时间有误，其应享受的应休带薪年休假为5天/年。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有关问题的复函》（人社厅函〔2009〕149号）第二条的规定，劳动者证明其累计工作时间应当仅限于在单位处工作，根据原告提交的《宜昌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证明）》，单位名称为“自由个体”且无缴费单位具体名称，无法证明原告在2002年1月至2011年5月之间有在单位工作，亦无法证明工作时间为累计。根据2014年至2018年原告的《员工请假申请单》,原告的应休带薪年休假应为5天/年。（二）未休带薪年休假待遇计算错误。1.未休年休假天数有误，原告在被告处享受未休年休假待遇的天数为1天。（1）2011年至2013年，被告已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待遇。2011年至2013年，被告均已安排原告休假，未休假的，被告已将足额未休年休假待遇支付给原告。原告于2011年5月9日入职，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五条的规定，经折算，原告2011年享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天数为3天。（2）2014年至2016年，原告已享受年休假共计14天，剩余1天（2015年未休1天）未休年休假待遇已支付给原告。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无义务保存向原告支付2015年未休年休假待遇的记录，事实上被告也无法查找到。（3）2017年至2018年，原告请事假共计121天，其中2017年请事假63天，2018年请事假58天，被告并未因此扣除原告工资，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原告在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不应享受带薪年休假，在此情况下，原告于2017年至2018年期间在被告处仍享受了共计10天的带薪年休假，故关于原告要求支付2017年至2018年期间未休年休假待遇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4）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经折算后，原告在2019年应当享有的年休假天数为1天。2.未休年休假待遇计算有误。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告工资不包含鼓励性质的款项，原告的日工资应当为19969.08元，故2017年至2019年4月，原告在被告处应休未休年休假应当补发工资为1836.24元（19969.08元÷21.75天×2倍×1天）。综上所述，原告提出的第1项、第2项诉请不应得到支持，第3项请求应当依法减少为1836.24元。经审理查明：原告自2011年5月9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1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原告担任项目副部长。其后，双方当事人再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5月9日至2019年6月30日，原告担任总裁办公室副主任工作，执行固定年薪，年薪标准为20万，根据原告的工作表现以及被告的生产经营状况，被告可以向原告发放和其表现相应的奖金，但是此奖金属额外鼓励性质，并非月工资及补贴的一部分，此奖金的发放与否，其数额以及形式均由被告根据生产经营状况与原告工作表现决定。原告工作内容为从事人事、行政总裁事务以及其他事务统筹管理，包括组织ISO认证体系的申报、认证、年审等相关工作，负责流程管理工作，协助主任搞好与安永内控咨询人员对接，实施内部管理评估，负责ESG管理工作，参与策划企业文化活动，参与宣传稿件审核，全面负责信息化管理工作，拟定集团部分管理制度，网站及舆情管理，搞好领导服务工作，完成领导交办其他任务。被告于2011年9月28日印发的《差旅费管理规定》载明：集团所属的副总裁、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为一级高管，集团所属的总裁助理、中心总监及副总监、副总工程师、副总经济师为二级高管，集团所属的正副部长、主任、部长助理为中层管理。2019年3月5日，原告书面提交《购车补贴报销申请》，载明有“根据公司福利制度的规定，现申请报销购车补贴8万元整，特提出报销申请，以便本人办理财务报销事宜”。被告公司总裁助理段海燕在该申请上签名。2019年3月7日，被告公司向工会出具《关于通知工会函》，告知工会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急需调整经营方式，精简机构，公司决定在国家相关法律范围允许范围内进行经济性裁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将经济性裁员具体方案报告至工会，并征求工会意见。裁员方案为计划裁员38人（包括原告），签订固定期限合同员工按在公司服务年限，每年一个月标准进行补偿，同时支付一个月工资作为代通知金。2019年3月11日，被告公司工会委员会作出《关于对的答复函》，表示同意被告公司的经济性裁员方案。被告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关于集团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及相关人事任免的决定》，决定对集团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具体包括设立综合部、人力资源部、工程技术部等七部一中心。原总裁办公室、行政管理中心、投资协同部并入新设立的综合部，免去段海燕原总裁助理、原总裁办公室主任职务，免去朱涛原总裁办公室副主任职务。2019年4月12日，被告向其工会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函》，载明“因公司组织机构调整，原总裁办公室、行政管理中心、投资协同部撤销并入新成立的综合部，现无合适岗位安排朱涛的工作，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经公司研究决定，与朱涛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9年4月28日”。2019年4月15日，被告工会函复同意被告依据有关法律和公司的规章制度解除与朱涛的劳动关系。2019年4月22日，被告公司作出《关于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裁员备案的情况说明》，向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说明了裁员方案。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4月24日收到前述《关于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裁员备案的情况说明》。2019年4月22日，被告公司人力资源副总监王玲玲与原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对话双方就补偿事宜进行沟通，原告还提及高级职称、建造师补贴。2019年4月24日和2019年5月15日，被告人力资源部总监周威与原告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双方对话涉及建设类岗位专业人员须持证上岗通知和补偿金支付。2019年4月24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该通知载明“公司从2018年至今经营出现严重困难。公司为持续健康发展，撤并机构，对业务进行调整，人员富余，岗位减少。您部门裁撤后，已无合适岗位安排，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公司将于2019年4月28日与您解除劳动合同。现将各事项通知如下：1.工资结算至2019年4月28日，并请您于次日前完成公司规定离职交接手续。2.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您的经济补偿金为壹拾陆万柒仟玖佰壹拾叁元零角捌分（小写：167913.08元）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包括但不限于8个月经济补偿金和1个月代通知金）”。原告于次日在该通知上手写“本人签订固定期限合同马上到期，且符合续签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件，现贵司单方面解除本人合同，我不同意，我已书面函告贵司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并签名。2019年4月2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并送达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其中载明“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于2019年4月28日解除劳动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随即终止”。2019年5月21日，被告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67913.08元。2019年5月24日，被告公司员工文莉通过EMS邮政快递向原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一级建造师证书、高级工程师证书。2019年5月23日，原告向重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48340.48元、拖欠的工资补贴119400元、未休年休假待遇160156.54元。2019年7月12日，重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由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差额125174.92元、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964.97元，并驳回了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另原告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应发合计分别如下：2018年4月19847元、2018年5月19877元、2018年6月19877元、2018年7月19877元、2018年8月19877元、2018年9月20722元、2018年10月19877元、2018年11月19877元、2018年12月19877元、2019年1月20167元、2019年2月31477元、2019年3月25077元。另查明，宜昌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载明，原告分别先后以宜昌市夷陵区污水处理厂、宜昌市夷陵区环境污染防治项目管理中心、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污水处理厂为缴费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缴纳期间自2002年1月起至2011年5月。2019年6月21日，宜昌市夷陵区环境污染防治项目管理中心出具一份证明，内容载明：朱涛同志（身份证号为4227211977********）为我单位原职工，2002年1月入职，2011年5月20日离职，期间我单位为朱涛交纳了五险一金。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其余的报销款大多数通过现金发放，当月工资在当月月底发放，计薪周期为上月26日至当月25日。庭审中，被告陈述：原告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报销款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计薪周期为上月26日至当月25日，工资在当月26日至次月10日前发放。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劳动合同书、银行交易明细、社保参保证明、《宜昌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证明）》、《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明细）》、证明、仲裁庭审笔录、《关于通知工会函》、《关于对的答复函》、《关于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裁员备案的情况说明》、《关于集团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及相关人事任免的决定》、《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函》、《关于的复函》、微信截屏、《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快递单、工商银行业务回单、情况说明、报销单、票据、原被告陈述等证据为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对于原告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请，根据被告向原告送达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经综合分析判断原被告举示的证据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缺乏依据，系违法解除，理由如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包括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根据被告提供的《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被告提出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系指被告公司2018年至今经营出现严重困难，被告公司撤并机构。但被告对于公司经营严重困难的事实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缺乏前提条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还规定依据该款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还需先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进行协商且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本案中，被告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曾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与原告进行过协商且经协商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据此，被告亦缺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的条件。综上，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解除与原告之间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本院认定被告系违法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关于赔偿金的具体金额，应当根据原告的工作年限及工资标准确定。根据被告向原告出具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被告提出于2019年4月28日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原告也确认被告系于2019年4月28日单方违法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据此，本院认定双方之间劳动合同于2019年4月28日解除，又因原告系于2011年5月9日入职被告公司，故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1年5月9日至2019年4月8日。对于原告在劳动关系解除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标准，根据双方一致确认的原告在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的应发工资情况，本院认定原告在劳动关系解除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21369.08元[（19847元+19877元+19877元+19877元+19877元+20722元+19877元+19877元+19877元+20167元+31477元+25077元）÷12个月]，该标准已经超过本市2018年度社平工资的三倍，故本院以本市2018年度社平工资的三倍金额作为计算基数，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本院认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27072元（6814元×3倍×8个月×2倍），减去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的167913.08元，被告尚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158.92元（327072元-167913.08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工资补贴119400元（包括2019年一次性支付的购车补贴8万元、2018年高级工程师奖励1万元、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的一级建造师补贴4200元/月×7个月），原告系依据其举示的《差旅费管理规定》和《制度文件汇编》主张其应享受二级高管的购车补贴，但原告系总裁办副主任，其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系被告公司二级高管，且《制度文件汇编》系康达国际环保有限公司制度而并非被告公司制度，原告不能当然适用该《制度文件汇编》主张权利。另原告虽举示了《购车补贴报销申请》，但该申请中并未被告公司的盖章确认，申请中虽有“段海燕”字样的签名，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段海燕有权代表被告确认原告可享受二级高管的购车补贴，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购车补贴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依据《制度文件汇编》主张的高级工程师奖励和一级建造师补贴，前述本院已认定《制度文件汇编》并非被告公司制度，且原告主张的一级建造师补贴期间系在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后，故原告不能据此向被告主张高级工程师奖励和一级建造师补贴。综上，本院对于原告主张工资补贴119400元的诉请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主张的年休假工资，根据原告举示的社保参保记录和宜昌市夷陵区环境污染防治项目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原告于2011年5月9日入职被告公司之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且并未间断超过一个月以上，故原告自2011年5月9日入职时即可享受带薪年休假。又根据原告入职被告之前的累计工作时间情况，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以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经折算，原告在2011年可享受3天年休假，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每年可享受10天年休假，在2019年可享受3天年休假。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的规定，被告保存未休年休假工资等工资支付凭证的义务期限为原告申请劳动仲裁前两年，原告于2019年5月23日申请仲裁，则被告保存向原告支付工资的凭证的义务期限为2017年5月23日至2019年5月22日。又因未休年休假工资一般系在当年年底或次年年初支付，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应当保存2017年至2019年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相关凭证。对于2017年之前（不包括2017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支付情况，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因被告在庭审中抗辩称为原告发过未休年休假工资，故在原告未能举示证据证明被告未向其支付2017年之前（不包括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情况下，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1年5月9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请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请，根据原告自述，其入职后未实际休过年休假，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安排原告实际休过年休假，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认定原告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各有10天年休假未休，在2019年尚有3天年休假未休。被告虽抗辩称原告在2017年和2018年请事假121天而不能享受年休假，但被告为此提供的休假费用报销明细为其单方制作，提供的报销单及票据反映相关费用属于差旅费，据此，本院对于原告提出的被告请事假121天的抗辩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工资基数标准，本院酌情以双方均认可的原告在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的月平均应发工资为准，即为21369.08元[（19847元+19877元+19877元+19877元+19877元+20722元+19877元+19877元+19877元+20167元+31477元+25077元）÷12个月]，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2017年至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45194.38元（21369.08元÷21.75天×10天×200%+21369.08元÷21.75天×10天×200%+21369.08元÷21.75天×3天×20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158.92元；被告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涛支付2017年至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45194.38元；驳回原告朱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曾 庆人民陪审员  刘云祥人民陪审员  向维界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法官 助理  粟 兮书 记 员  潘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