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03民初261号原告：吕增云，男，1970年5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蒙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镇宇，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娴，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张凤，女，1993年1月2日生，彝族，农民，住蒙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有，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吕建东，男，1991年3月11日生，彝族，农民，住蒙自市。第三人：张建国，男，1970年12月17日生，彝族，农民，住蒙自市。原告吕增云与被告张凤、吕建东、第三人张建国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增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镇宇、朱娴、被告张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有、被告吕建东、第三人张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增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吕建东、被告张凤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蒙自市的房屋（一层浇灌房）归女方所有”的约定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吕增云的长子吕建东与被告张凤于2015年9月7日结婚，于2019年2月12日离婚。原告名下有位于蒙草公路东面、8754部队西面的0.5亩饲料用地（四至：东至部队交界、南至陆永发地、西至加明河、北至农厂交界）。2007年，经原告申请，草坝镇仙景村委会同意将该0.5亩饲料用地上的150平方米土地变更为原告的宅基地。2014年10月至2015年8月，原告在该土地上建盖了4间平层房屋（其中3间为铺面，1间为楼梯间），在原告儿子吕建东与被告女儿张凤结婚后，原告又在上述4间房屋的旁边加盖了2间平层房屋，建房款由被告娘家人垫付。2019年2月12日，被告张凤与被告吕建东协议离婚，双方约定上述6间房屋归被告张凤所有。原告认为，上述6间房屋占用的是村集体分配给原告使用的土地和宅基地，地上6间房屋是原告筹资修建，原告是这6间房屋及所用土地、宅基地的合法权利人。二被告在离婚时约定这6间房屋归女方所有，属于无权处置，非法处置，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利，是无效协议。在此，原告恳请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判令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张凤辩称：一、吕增云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恳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吕增云及其家庭成员通过《家庭协议书》的形式将涉案0.5亩土地及其上面的150平方米的宅基地的管理使用权分配被告。被告又通过《离婚协议书》的形式明确了涉案的房屋归被告张凤所有。根据《物权法》第9条、《婚姻法》第19条相关法律精神，夫妻间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以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为物权合意，以夫妻婚姻关系的解除为生效条件，双方就涉案房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在双方办理离婚登记后，即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该《离婚协议书》在被告张凤与吕建东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之时就发生法律效力。即被告对涉案房屋享有无可争辩的所有权物权，并且是唯一的所有权人。综上所述，无论是涉案的0.5亩菜地、150平方米宅基地的管理使用权，还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与吕增云都没有任何关联性，吕增云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恳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吕增云以《离婚协议书》向法院提起诉讼，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规定的权利，并承担该合同规定的义务，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更不负担合同中规定的义务。《离婚协议书》的当事人是被告张凤与吕建东，只有二人可以就《离婚协议书》相关内容主张权利和承担义务。吕增云不是《离婚协议书》的当事人，无权就《离婚协议书》主张权利。三、涉案《离婚协议书》约定不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原告主张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认定协议无效，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五种情形来认定。《家庭协议书》是家庭成员对土地、宅基地在家庭成员内部的分配；《离婚协议书》是被告与吕建东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对夫妻财产进行的分割。也就是说，无论是《家庭协议书》还是《离婚协议书》都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不存在合同无效的说法。四、原告诉称涉案房屋系其筹资修建不符合客观实际。吕增云因缺少资金，原本计划修建一套很小的房屋，浇灌了一部分房屋地基。被告的父亲张建国考虑到涉案房屋是为被告与吕建东二人所建，为提高二人的生活水平、改善居住条件，张建国才接手继续修建涉案房屋，购买建房所需各种材料、雇佣工人、与施工方签订《建房施工协议》，以及支付高达数十万元的各种建房施工费用。原告在被告父亲张建国负责接手修建房屋后，再没有参与过房屋修建，也没有支付后期的各种款项，甚至连其前期浇灌房屋地基的款项都是被告的父亲张建国支付。纵观本案，无论是建房之初的原告承诺新建的房屋归被告所有，还是《家庭协议》中协议约定的土地、宅基地归被告管理使用，都是原告及其家庭成员真实意愿表示，也正是基于原告及其家庭成员真实意愿的表示，被告的父亲张建国才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建涉案房屋。但现在原告枉顾承诺，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有违公序良俗和社会道义，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情理上，均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恳请依法驳回原告起诉或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吕建东辩称，对原告的起诉无异议，签订家庭协议时其父母并不知道其与张凤已离婚的事实，离婚协议中关于“蒙自市的房屋（一层浇灌房）归女方所有”的约定是无效的。第三人张建国述称，张凤和吕建东订婚后，吕增云将土地分给了张凤和吕建东，其为了两个孩子能好好的过日子，才出资建盖了涉案的房屋。吕增云只是出资了修石脚的料子钱，吕增云的父亲吕自祥出资了4万余元，其余所有的钱都是其出资的，包括工人砌石脚的工钱。其出资盖房子的初衷是赠予张凤、吕建东，现在的意见是涉案的房子归其所有，等孙女18岁后，再给孙女。离婚协议是双方自愿签的，家庭协议是在离婚协议之后签的，双方父母都清楚是为了让两个孩子复婚后好好过日子，自愿签了家庭协议，两份协议都是有效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身份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居民建住宅用地申请表》、《证明》、《宗地测量协议书》、《宗地图》、《界址签章表》、《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申请书》复印件各一份，能证实原告经依法审批获得0.5亩饲料用地（包含150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等事实，予以采信。但不足以证实原告享有该土地上所建盖房屋的所有权，对原告的该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原告提交《商品销售明细单》、《水泥购买明细表》、《沙土运输明细表》、《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结合被告及第三人陈述，能证实原告及其父亲吕自祥出资购买建筑材料，进行土地平整，修建房屋地基（石脚）等事实，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离婚协议书》、《家庭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结合本院对分别对原告父亲吕自祥、妻子张燕红、次子吕建友及在场证人张某的《调查笔录》内容和当事人陈述，能综合印证，证实因被告吕建东的过错，造成二被告于2019年2月12日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时约定：“蒙自市的房屋（一层浇灌房）归女方所有”及2019年2月23日，原告吕增云及其父吕自祥、妻张燕红、长子吕建东、次子吕建友、“儿媳”张凤，基于张凤同意与吕建东复婚的事实，自愿签订《家庭协议书》，将0.5亩菜地（含150平方米的宅基地）分给张凤、吕建东管理使用等事实，予以采信。对原告关于被告张凤、吕建东隐瞒离婚事实欺骗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提交《建房施工协议》、《收条》、《建房材料费用明细》复印件各二份，结合当事人陈述，能证实第三人张建国出资建盖涉案房屋的基本事实，予以采信。但不足以证实第三人出资的具体金额。本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被告张凤并非蒙自市村民，虽然家庭协议将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分配给张凤、吕建东二人管理使用，但在张凤与吕建东未复婚的前提下，张凤无权单独取得相应宅基地使用权。而被告吕建东与被告张凤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涉案房屋归张凤所有，将导致张凤变相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因此，被告吕建东与被告张凤在离婚协议中关于“蒙自市的房屋（一层浇灌房）归女方所有”的约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侵害了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原告户内土地使用权共有人的合法权益，原告有权提起诉讼。故原告吕增云要求确认被告吕建东、张凤于2019年2月12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蒙自市的房屋（一层浇灌房）归女方所有”的约定无效的请求，应予以支持。本案原告仅就合同效力问题提出请求，关于涉案房产权属确认，应由相关权利人依法另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吕建东与被告张凤于2019年2月12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蒙自市的房屋（一层浇灌房）归女方所有”的约定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吕增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文勃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陆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