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3771号原告：张国发，男，1970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庆，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明，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蒋先清，男，197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被告：郑小英，女，1971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坤，广东立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群，北京市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国发与被告蒋先清、郑小英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国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庆、郑晓明，被告蒋先清及被告蒋先清、郑小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国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l.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蒋先清、郑小英支付张国发加工费742972.8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张国发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蒋先清、郑小英支付张国发加工费674357.8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事实与理由：张国发与被告素来有生意往来。由张国发为被告提供牛仔服装洗水加工，从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两被告拖欠张国发加工费共计742972.8元。该加工费经张国发多次催要，两被告以种种理由推诿至今拒不支付。另查，两被告是夫妻关系，共同经营广发服装厂（没有进行工商登记），该债务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夫妻共同债务。为了维护张国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蒋先清辩称：本案原、被告主体不适格，蒋先清也将所有的加工费支付完毕，张国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张国发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张国发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张国发的起诉。张国发起诉所涉及的加工项目是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之间的交易，这段时期“冠丰洗水服装工艺厂”（下称冠丰洗水厂）是由张国发的外甥张风浪在经营，张风浪才是冠丰洗水厂的负责人，案涉交易也是与张风浪达成的，与张国发没有任何关系。冠丰洗水厂未进行工商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行为人即以该法人或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以行为人为当事人”，张国发并非案涉交易期间冠丰洗水服装工艺厂的负责人，与案涉交易也没有任何关系，不是案涉交易的“行为人”，不能作为案涉交易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张国发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主体不适格，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张国发对蒋先清的起诉。2.蒋先清作为被告系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张国发对蒋先清的诉讼请求。蒋先清于2014年1月13日设立了东莞市中堂川发制衣厂，主要经营范围为服装加工，案涉交易系张风浪经营的冠丰洗水厂与蒋先清经营的东莞市中堂川发制衣厂之间的交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故应将东莞市中堂川发制衣厂列为被告，不可以直接将经营者蒋先清列为本案被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张国发对蒋先清的诉讼请求。3.张国发主张的案涉交易的742972.80元加工费没有计算基础和依据，案涉交易的加工费总额应为438163元。张国发提供了一张载有蒋先清签字的于2018年1月24日签字的《冠丰洗水厂与广发制衣厂洗水单价确认表》（以下简称《确认表》），并以此作为计算案涉交易加工费的依据，计算出案涉交易加工费总额为742972.80元。案涉交易发生在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之间，《确认表》的签字日期为2018年1月24日，此时距离交易时间已过去一年多，并且《确认表》也没有任何地方表明是针对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期间交易的单价的确认，故以该《确认表》作为计算加工费的依据明显与事实不符。案涉交易往来账目繁多，张国发提供的起诉状仅笼统的将案涉交易的加工费总额定为742972.80元，具体每笔交易的计算方式不明确，742972.80元加工费的计算过程没有任何体现。案涉交易订单量很大，冠丰洗水厂应该有完整的对账记录以便交易双方核实加工费用，张国发并未提供案涉交易的完整对账单。事实上，冠丰洗水厂针对每笔交易都有在对账单上记载，在月底会将对账单交付给蒋先清以供其核对每笔订单的加工费以及加工费总额。蒋先清核对后，将修改意见向汪某提出，修改意见在获得张风浪同意后，蒋先清将加工费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现金支付的方式支付给汪某。蒋先清提交的由冠丰洗水厂提供给蒋先清的对账单，可以证明案涉交易的加工费单价、数量以及加工费总额，经计算加工费总额为438163元。且张国发并未提供催要加工费的记录证明其多次催要加工费。故张国发称加工费为742972.80元的主张不足以令人信服，应按照蒋先清提供的对账单的数额总和460236元扣减相应的次品数额、单价错误导致的计算误差、搬运费、购买服装费用合计22100元后，剩余438163元确定加工费。4.蒋先清已经将案涉交易的加工费全部付清，不存在拖欠加工费的情形，张国发要求蒋先清支付742972.80元加工费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交易由蒋先清与冠丰洗水厂的员工汪某进行直接对接，汪某负责业务跟单，蒋先清将加工费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现金支付的方式直接支付给汪某，汪某将收到的加工费一部分直接支付员工工资，一部分交付财务张国兰，案涉交易加工费已全部支付给汪某，不存在拖欠加工费的情形。冠丰洗水厂出具的收货单和送货单上载明“该签收单经客户签名或盖公章即生效，作为本厂送货及收款的凭证”，可见收货单、送货单本身即可作已经收款的凭证，冠丰洗水厂出具的送货单、收货单已经双方签字确认，并且冠丰洗水厂已经将案涉交易的所有送货单、收货单的财务联交付给蒋先清，一般来说，财务联是供出具单据的单位的财务做账使用，冠丰洗水厂将财务联交付给蒋先清可以说明双方的交易已经全部结清，财务没有必要留下财务联做账，而且冠丰洗水厂的交易习惯也是在所有加工费用结清后将收货单、送货单交付给交易对方，这一点也足以说明蒋先清已经将所有加工费全部支付完毕，不再拖欠任何加工费。张国发在没有核实清楚事实的情况下仅以存根联作为依据主张蒋先清没有支付任何加工费进而要求其支付742972.80元加工费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张国发的诉讼请求。郑小英辩称：张国发以郑小英为本案被告属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张国发对郑小英的诉讼请求。张国发以郑小英和蒋先清系夫妻关系为由将郑小英列为被告，要求郑小英为张国发与蒋先清之间的加工合同纠纷承担责任。事实上，郑小英与蒋先清之间自始至终都没有存在过夫妻关系，郑小英只是蒋先清聘请的员工，负责将待加工的服装交给冠丰洗水厂，以及接收冠丰洗水厂加工完毕的服装。故张国发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将郑小英列为被告，并要求郑小英承担责任，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张国发对郑小英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国发为证明其诉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24日，由汪某、蒋先清、张国发、郑某签名《冠丰洗水厂与广发制衣厂洗水单价确认表》一份。证明张国发与被告之间存在生意往来，由张国发为被告提供牛仔服装洗水加工，双方约定洗水加工的单价，并于2018年1月24日签字予以确认；2.冠丰洗水服装工艺厂送货单和收货单，从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证明张国发履行了送货义务，蒋先清也在相应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货；3.汪某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内容为：其向蒋先清出具的证人证言为蒋先清打印后由其签名，汪某未看内容即签名；自2016年8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汪某是广发制衣厂的跟单，并负责把广发生产的服装发到各个洗水厂洗水并跟进度（包括冠丰洗水厂）。证明汪某出具给蒋先清的证人证言是蒋先清打印的，汪某在未确认内容的情况下签字，实际上汪某是蒋先清的员工；4.郑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本案加工洗水单价的事实，是原、被告双方找到行业内的专业人士共同协商确认涉案加工费单价，亦证明汪某是蒋先清的员工。两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对单价确认表中蒋先清本人签字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表是对2018年后所作出的交易的单价的确认。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张国发提供的收货单及送货单是存根联，存根联仅能证明广发与冠丰存在交易往来，无法证明广发拖欠冠丰货款。且从张国发提交的送货日期为2016年9月17日和10月16日的四张编号分别为2193、2000、2001、2002的送货单中送货人签名均为“汪”可证明汪某是张国发的员工。对证据3，三性不予确认，汪某的证人证言应当以其最初的意思表示，即蒋先清提交的证人证言才是汪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汪某作为成年人，不看内容就签署证人证言有悖常理。对证据4，三性不予确认，其陈述的单价协商与本案无关。蒋先清为证明其辩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明蒋先清经营的是东莞市中堂川发制衣厂，蒋先清作为被告属主体不适格；2.蒋先清户口本，证明蒋先清与郑小英并非夫妻关系，并未共同经营广发服装厂，郑小英与本案无关，郑小英作为被告属主体不适格；3.对账单、送货单、收货单，证明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的货款已经结清；4.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收据，证明货款支付情况，部分收据由汪某出具；5.汪某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汪某在2016年8月15日至2017年3月10日期间在冠丰洗水厂工作，负责业务跟单并称该期间由张国发的外甥张风浪负责冠丰洗水厂的工作，案涉交易由其进行；蒋先清通过向汪某付款，再由汪某将款项交给冠丰洗水厂，蒋先清已经支付了全部的加工费，不存在拖欠加工费的情形。证明蒋先清已经向张国发付清加工费。6.对账单，证明蒋先清根据原始对账凭证计算对账货物的损耗、次品及搬运费；7.赵俊峰手写的次品明细，证明留存在2016年10、11、12月及2017年1月份次品清数明细；8.送货单，证明留存的9月份赵俊峰收到张国发货物时开具的清单，上面备注有次品情况。赵俊峰是蒋先清的合作商，货物交由张国发洗水完毕后，张国发会将货物送给赵俊峰签收，由赵俊峰验收、挑出次品，把合格的货物打包装。蒋先清根据赵俊峰的次品明细与张国发进行对账。9.2018年12月10日张国发、蒋先清及汪某、张风浪、郑某等6人（还有一个姓夏的四川人）的聊天录音。证明汪某是张风浪的业务员，当时张国发接手冠丰厂后要求重新结算。张国发质证认为：对证据l，关联性不予确认，虽然蒋先清注册了川发制衣厂，但与张国发交易的时候是以“广发制衣厂”的名义进行。对证据2，关联性不予确认，郑小英承担本案责任并不基于其与蒋先清的夫妻关系，郑小英同时也是涉案交易的相对方，收、送货单也有郑小英的大量签名。对证据3，对账单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账单没有张国发的签名确认，对账单中手写部分也并非张国发书写，是被告方单方制作的对账单，无论单价还是总金额均未得到张国发确认。对送货单及送货单的三性予以确认，但对送货单中送货人“汪”的身份需要与当事人核实。对证据4，对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三性不予确认，上述流水款项的去向均不是张国发，无法证明蒋先清向张国发支付了加工费。对汪某个人出具的日期为2016年10月15日、ll月10日、12月20日及2017年1月2日的四张收据三性均不予确认，因经手人为汪某，汪某为“广发制厂”的员工，不可能替张国发收款。对张国兰签名的收据虽明显存在篡改，但我方确认收到了张国兰签字确认收据的相应款项。对证据5，汪某为被告的员工，且汪某未到庭，不予质证。对证据6，三性不予确认，是被告单方制作的，并无任何人员盖章确认。对证据7，三性不予确认，该次品明细并未表明是张国发洗水加工的货物，抬头也是记载“渭南市益达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案无关。且该明细中也无张国发签字确认。对证据8，三性不予确认，原、被告所提供的收、送货单，均未出现赵俊峰，蒋先清陈述赵俊峰是做包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方不清楚，但可以明确的是赵俊峰是原、被告交易之外的第三方，与本案无关。该送货单中赵俊峰是作为送货人，收货人是谁并不清楚，该送货单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三性均予确认，该录音可证明双方有进行洗水加工交易；张国发提交洗水工序单价表是真实的；无法确认汪某是张国发或蒋先清的员工，汪某是收过蒋先清的钱但数额不详；郑某曾为张国发、蒋先清双方进行调解，但双方没有接受并达成调解协议。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通知证人郑某、汪某出庭作证。汪某未到庭，郑道出庭作证。证人郑某发表证言称：2018年春节前，张国发称因张国发与蒋先清交易一直没有确定的单价，双方没有进行过对数，双方发生争议后，要求我去协调，然后我及张国发、蒋先清、汪某四个人，一起查看货物后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了加工单价，并签订了一份单价表确认加工费单价，该单价是确认之前所做的裤子的单价价格。但是具体支付了多少加工费我就不清楚了。加工费协商完之后我就回老家了，其余的我也不清楚，只是帮忙确认了涉案加工费的单价。汪某是职业跑单人，从制衣厂拿货到洗水厂去洗，从中获得提成，至于是跟谁拿提成证人不清楚。据证人所知汪某并非为张国发或蒋先清的员工。张国发对证人郑某发表的证言经质证无异议。蒋先清对证人郑某发表的证言的质证意见为：对证人陈述的三性不予认可，理由是，郑某对汪某的职业的陈述前后矛盾；所陈述的加工工序与实际不符；涉案交易在张风浪和汪某合伙期间已经结算完毕。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本案交易相对方的争议事实。首先，关于郑小英是否与蒋先清为夫妻关系及共同经营“广发制衣厂”。对此，因张国发所提交的证据中无任何证据证明郑小英与蒋先清为夫妻关系，且张国发提交的证据也仅能证明郑小英作为收货人收过货，但不能排除郑小英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或事实接收货物的可能，故在张国发未进一步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对张国发主张郑小英与蒋先清共同经营“广发制衣厂”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张国发是否为加工方。对此，蒋先清主张张风浪才是加工方而非张国发，虽蒋先清在交易过程中不排除其是与张风浪联系的，但联系人并不一定就是交易相对方，在张国发持有送、收货单据原件且被告蒋先清未提供证据证明张国发持有的证据是其与张风浪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情况下，本院对被告蒋先清称张国发不是加工方的主张不予采纳。第三，关于被告蒋先清是否为委托加工方。被告蒋先清虽然在答辩时认为交易双方为“冠丰洗水厂”和其经营的东莞市中堂川发制衣厂，但是其在庭审中陈述“广发制衣厂”为其经营，且在张国发提交并经蒋先清质证无异议的多张“冠丰洗水服装工艺厂”的送货单上有蒋先清本人的签名，再结合其支付加工费的纪录，故本院确认被告蒋先清为委托加工方。综上，本案案涉加工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张国发和蒋先清。二、关于汪某身份的争议事实。首先，关于张国发、蒋先清先后向本庭提交了由汪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能否证实汪某为对方的员工。因上述证据为证人证言，证人应依法出庭作证，由于证人汪某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且陈述相互矛盾，故本院对该份证人证言不予采纳，并不能据此确认汪某在交易中的身份。其次，关于张国发主张汪某为蒋先清的员工。从张国发提交的送、收货单显示：2016年9月16日，编号为NO.0002332的冠丰洗水厂送货单上记载的送货人为“汪”，收货人为“郑”；2016年9月17日，编号为NO.0002193的冠丰洗水厂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送货人为“汪”；2016年10月16日，编号为NO.0002002及NO.0002001的冠丰洗水厂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送货人为“汪”，收货人为“蒋”。张国发在庭审确认上述送货单上的“汪”为汪某所签，“郑”为郑小英所签，“蒋”为蒋先清所签。据此，本院认为，在张国发与蒋先清交易的过程中，汪某有代表冠丰洗水厂向“广发制衣厂”送货的行为。此外，汪某与张国发的姐姐张国兰共同签名的两收据显示，汪某与张国兰共同签名向“广发制衣厂”出具收到加工费的收据。也就是说，汪某有以冠丰洗水厂的名义向蒋先清收取加工费且曾有将收到的费用交回冠丰洗水厂的行为。基于汪某以上的行为，对张国发主张汪某为蒋先清的员工，本院认为理由并不充分，不予支持。第三，关于蒋先清主张汪某为张国发的工作人员。虽在交易过程中，蒋先清多次向汪某付款，而汪某也多次单独或与张国兰共同出具收据收取加工费，但是收取费用的行为也有可能是因代理而产生。故此，仅凭汪某的上述行为并不足以证明蒋先清的主张。综上，原、被告均无法证明汪某为对方的员工，但是现有证据可证明汪某曾代表过张国发向蒋先清送货和收取加工费。再结合证人郑某称汪某是职业跑单人并非为张国发或蒋先清的员工；以及由蒋先清提交且张国发对真实性无异议的录音中显示，张国发方人员表示认可汪某代表张国发收取加工费。本院认为汪某并非张国发或蒋先清的员工，汪某曾代表张国发向蒋先清送货和收款。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9月11日到2017月10日间，张国发以“冠丰洗水服装工艺厂”（未工商登记注册）的名义、蒋先清以“广发制衣厂”的名义进行服装洗水加工交易往来。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由“冠丰洗水服装工艺厂”从“广发制衣厂”收取服装进行加工后，再送货至“广发制衣厂”的方式进行加工往来。双方之间的交易由汪某进行联系。在交易过程中，“冠丰洗水服装工艺厂”加工完毕向“广发制衣厂”送货的过程中共形成送货单180多张，在送货单上均只注明加工方式及数量，未标明洗水加工的单价及每批次加工费的总价。其中，2016年10月4日、10月5日、10月7日、10月10日、10月11日、10月25日、10月30日、11月2日、11月3日、11月5日、11月8日、11月9日、11月11日、11月12日、11月14日、11月15日、11月18日、11月19日、11月21日、11月23日、11月24日、11月26日、11月28日、11月29日、11月30日、12月1日、12月5日、12月10日、12月11日、12月12日、12月18日、12月20日、12月22日、12月23日、12月25日、12月26日、12月28日、12月30日、12月31日的送货单上均标注有送货时存在的质量问题，另有部分送货单标注“没看货”。双方进行交易的过程也未形成经双方签名确认的对账单。蒋先清于2016年7月1日、7月11日、2016年9月10日，分别向汪某转账10000元、70000元和10000元；于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3月16日期间共向汪某转账519320元，其中，2016年9月20日转账20000元、2016年9月30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0月20日转账50000元、2016年10月21日转账12350元、2016年11月4日转账13161元、2016年11月7日转账50000元、2016年11月25日转账60709元、2016年12月4日转账40000元、2016年12月22日转账100000元、2016年12月28日转账6765元、2017年1月11日转账68000元、2017年1月18日转账38335元、2017年3月16日转账50000元。汪某于2016年10月15日及2016年11月10日分别出具收到“广发”9月及10月预付洗水加工费50000元和90000元收据、于2016年12月20日出具收到“广发”11月洗水费140000元的收据（备注用超15569元）、于2017年1月2日出具收到广发洗水费20000元的收据给蒋先清，以上汪某单独出具的收款收据总额为300000元。张国兰于2017年1月11日出具收到“广发制衣厂”预付洗水费30000元的收据给蒋先清，张国兰与汪某于2017年1月19日出具收到“广发制衣厂”货款20000元的收据给蒋先清。此外，张国兰与汪某另出具了一张日期模糊，内容为：“收到广发制衣厂交来2016年货款18615元”的收据给蒋先清。对上述收据，张国发确认收到有张国兰签名的款项68615元。2018年1月24日，汪某、蒋先清、张国发、郑某签订了《冠丰洗水厂与广发制衣厂洗水单价确认表》一份，表中列明各种洗水工艺的价格为：普洗0.8元，酵么漂2.2元，酵染2.8元，酵么怀旧2.5元，高锰漂3.5元，拖色0.3元，吊么0.05元/位，割烂0.8元，手缝0.05元/位，猫须0.6元/对（加一对0.4元），马骝0.8元，全喷1.7元，手抺马骝位1.5元，全抺2.5元，压皱1对2.5元，复合加20%，烂边0.5元，水压皱1元，加重位0.5元，手擦0.8元。另表中备注：童装8折，洗水打折、工艺不打折，并在签名上方有“以此单价结算”字样。此后，双方对交易过程中蒋先清是否付清货款产生争议，张国发遂诉至本院。在诉讼过程中，张国发向本院申请对被告所有的价值742972.80元的财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并由广东泓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具财产保全担保函提供担保。本院经审查作出（2019）粤0118民初37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予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为此，张国发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4235元。庭审中，张国发认为其诉讼请求金额应扣减张国兰签名或张国兰、汪某共同签名的收据中所记载的收款数额即68615元。庭后，张国发又称双方交易的数额实际数额为772704.88元，但不再变更诉讼请求。庭后，汪某接受本院询问时称，汪某与张风浪是合作关系，合作方式是广发制衣厂将货物交给汪某，再由汪某交给冠丰洗水厂加工，汪某负责向广发制衣厂收钱，汪某收款后再转交给张风浪，再由张风浪向汪某支付提成。汪某在冠丰洗水厂并无工资收入，并非是“冠丰洗水厂”或“广州发制衣厂”的员工。涉案加工费已经于2017年2月份左右收齐。本院认为，张国发与蒋先清虽未签订书面的加工合同，但双方的加工行为已实际发生，并已交付了加工成果，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故双方的加工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汪某是否有权代表张国发收取蒋先清支付的加工费。二、张国发称蒋先清应向其支付加工费674357.80元的主张证据是否充分。关于汪某是否有权代表张国发收取蒋先清支付的加工费。首先，汪某在原、被告双方交易过程中曾以“冠丰洗水服装工艺厂”的名义将经洗水加工后的货物向蒋先清交货且曾与张国发认可的人员共同向蒋先清出具收据，故可确认张国发曾认可汪某代表其向蒋先清收款的行为。其次，据蒋先清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张国发与蒋先清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汪某联系。且张国发方人员多次表示对汪某收取蒋先清款项均予认可。也就是说，即使在原、被告双方产生争议后，张国发依然对汪某代理其向蒋先清收取加工费的行为是认可的。故此，本案中，张国发与汪某之间应构成代理关系，在张国发与被告蒋先清的交易过程中，汪某有权代理张国发向被告蒋先清收取加工费。关于张国发称蒋先清应向其支付加工费674357.80元的主张证据是否充分。首先，由于双方未对洗水加工过程中应付的加工费形成双方确认的对账单。即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未形成双方认可的交易金额。其次，张国发主张按汪某、蒋先清、张国发、郑某在2018年1月24日签订的《冠丰洗水厂与广发制衣厂洗水单价确认表》确认洗水加工费的总金额，由于该单价表中所确认的单价存在与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送货单相比较，既存在单价表对如“过水”“过水成品”“轻全喷”“酵洗过色”等等加工项目未约定单价的情形，也存在“多位手擦”“多位马骝”“轻全喷”与“手擦”“马骝”“全喷”之间存在差异时无明确计算方法的情形，导致在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依照单价表及送货单对双方的交易总额无法进行计算，甚至张国发在起诉时和庭后进行计算也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如张国发对2016年9月20日送货单号为“002258”的加工货物单价就出现其两次自行计算结果不同及按单价表计算结果无法计算的情形。也就是说，张国发称凭该计算表和送货单可计算出总交易金额的主张，依据并不充分。第三，据蒋先清向汪某的转账记录显示，蒋先清在2016年9月11日至2017年3月间已经向汪某转账519320元，且蒋先清最少收到了汪某、张国兰分别或共同出具的金额共计368615元的收据。即蒋先清称款项已经付清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第四，从张国发所提交的送货单中标注存在质量问题的内容且部分送货单标注“没看货”来看，蒋先清方的收货人是对加工的货物提出了质量异议或保留了提出异议的权利的。张国发以送货单上的送货总数计算蒋先清应付加工费的金额，并不合理。故此，张国发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持张国发的诉讼请求，在张国发未提交证据证明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应由张国发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张国发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蒋先清拖欠加工费的事实。因此，张国发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国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30元，财产保全费4235元，合计15465元由原告张国发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毛冠贤人民陪审员  罗国球人民陪审员  黄洪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张 政附一：本案判决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