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8601行初339号 原告尹迪辉，女，1956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代理人尹亮辉，女，196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系原告姊妹。 委托代理人聂珍，湖南如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路**。 法定代表人黄健元，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新宇，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雄伟，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尹迪辉不服被告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行政处罚一案，于2020年1月24日以邮寄方式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依法释明，原告尹迪辉于同年3月19日提交补正材料后本院立案，并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尹迪辉的委托代理人尹亮辉、聂珍，被告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新宇、张雄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于2019年8月3日作出雨公（黎）决字［2019］第248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查明2019年8月1日，原告到北京市非正常上访且在北京天安门地区滞留，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查获并训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七日。 原告尹迪辉诉称：1．原告因房屋被政府强拆，2019年7月31日乘火车去北京，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交信访材料，到达北京车站后便被自称长沙截访的人控制。下午1点多，原告趁机逃出酒店，计划先参观故宫再去信访局，从故宫出来又被截访人员控制，后被村干部带回长沙。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事实不清。2．原告被送至黎托派出所后，派出所民警使用手铐将原告拷住，并实施暴力，造成原告双腿、双手受伤。在未出示拘留证和处罚决定书的情况下，关押了原告七天。被告未依法告知原告陈述申辩权及复议和诉讼的权利，原告于2019年8月20日才收到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被告的处罚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综上，请求法院：1．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赔偿金2,211.58元，并公开赔礼道歉。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尹迪辉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录音（当庭播放）； 2．《处罚决定书》；拟证明原告8月20日拿到该决定书。 3．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当庭提交）；拟证明原告上访的前提合法，系行使正常权利。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辩称：1．原告2019年8月1日到不是信访接待场所的北京天安门走访、滞留，主观是以制造影响的方式反映信访问题，客观上扰乱了天安门地区的秩序，被告对原告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作出处罚决定的过程，保障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对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也向原告进行了告知。2019年8月3日，原告已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名确认处罚书已向其宣告及送达，被告作出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处罚决定书》；拟证明公安机关对原告的处罚情况。 2．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所受行政处罚的事实。 3．受案登记表； 4．到案经过及案件来源； 5．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 6．权利义务告知书； 7．处罚告知笔录； 8．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 证据3-8拟证明，原告所受行政处罚的相关法律程序。 9．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书》；拟证明原告所受行政处罚的事实。 10．长沙市驻京维稳劝返办公室《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 11．黎托街道公共安全管理办公室《关于黎托街道处理尹迪辉信访事项的证明》； 12．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拟证明原告身份。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处罚决定书》不符合格式要求，且没有及时送达，处罚事实不清，且被告不具有该处罚的职权。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的询问笔录上没有原告的签字，尹君、方义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对其证言的效力质疑；杜正江也是上访人员，他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只能说明原告离开了宾馆，但不能证明原告妨害了公共场所的秩序。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有非法妨害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在北京并未受到行政处罚。对证据5-8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对证据9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1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是在多次向当地部门反映，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才进京上访的，但不能证明原告违反了法律。对证据12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不应采取非法行为解决问题。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未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被告提交的证据，形式合法，内容真实可信，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本院结合当庭陈述综合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户籍属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2019年7月31日，原告因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前往北京，次日到达。同年8月1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对原告走访、滞留天安门地区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年8月2日，原告被接回长沙。同日，长沙市驻京维稳劝返办公室向被告发出《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建议被告依法处理原告在天安门地区上访扰乱首都治安秩序的行为。后被告对原告、接回原告的两名社区工作人员和与原告同行前往北京的人员进行了询问。2019年8月3日，被告认定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原告处行政拘留七日。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原告的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均记录原告拒绝签字，并有两名办案民警的签名。处罚决定送达回执上原告签有“尹迪辉不服，2019年8月3日”，并摁有指纹，能证实被告已将有关文书送达原告。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被告作为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对原告在北京市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管辖权。本案中，原告虽未在询问笔录上签字，但根据接回原告的两名社区工作人员的陈述，长沙市驻京维稳劝返办公室作出的《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及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作出的《训诫书》，被告认定原告在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法信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得当。在原告拒绝签字的情况下，经被告的两名办案人员签字的权利义务告知书、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原告签有不服的处罚决定送达回执可证明，被告在作出治安行政处罚过程中，履行了处罚前的告知及处罚后的送达程序，保障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行政程序合法。原告的起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信访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本案中，原告采取走访形式，到北京天安门周边地区进行上访，其行为明显违反《信访条例》有关规定，原告庭审中的辩论理由，本院亦不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此有违法行政行为的存在是原告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本案中，不存在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也未提出被告暴力执法致其受伤的证据，故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尹迪辉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尹迪辉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洪波 人民陪审员  周泽英 人民陪审员  张 萍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尹馨 书记员罗珊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