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21民初171号原告：内蒙古陆桥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台阁牧镇讨尔号村。法定代表人:蔚焦,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艳玲，内蒙古伊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超，内蒙古伊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昌都)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昌都卧龙街码塘名居******楼**。法定代表人:刘俊杰,该公司总经理。被告:刘俊杰,男,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昌都)有限公司经理，现住呼和浩特市。以上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晋，北京德和衡（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内蒙古陆桥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陆桥公司）与被告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昌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都公司）、刘俊杰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9年5月21日立（2019）内0121民初1869号案件，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陆桥公司的起诉。原告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以（2019）内01民终4117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作出的（2019）内0121民初1869号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案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万道伟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与人民陪审员杜乐乐、霍树明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陆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653444元;2.判令二被告支付违约金196033.20元，以上合计849477.20元；3.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8月份签订《钢模板加工合同》(第一份合同)。依约履行完毕后,双方约定由原告继续为被告昌都公司加工I型梁外模,2018年12月5日双方补签了《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第二份合同)。约定原告陆桥公司在被告昌都公司场所内为被告昌都公司加工钢材,成品为I型梁、箱梁、I型梁台座等,此外,原告还承揽了部分I型梁拆除及利用等劳务。并对加工费用、结算方式和期限、违约金计算方式及其他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陆桥公司即按照合同约定为昌都公司加工钢材,并在约定的期限内向昌都公司交付了全部成品并完成了其他劳务内容,双方对劳务价款也进行了最终结算。经结算陆桥公司完成加工承揽价款,两份合同共计1803444元,昌都公司共计支付陆桥公司加工承揽费115万元,尚欠原告653444元至今未付。按照合同约定昌都公司应支付陆桥公司违约金196033.20元,上述款项多次索要未果。被告昌都公司辩称，（一）因为本案是加工承揽合同，合同的相对方是公司，公司行为与作为法人的刘俊杰个人没有关系，因而刘俊杰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二）被告昌都公司认为应该驳回原告陆桥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是：首先，本案共有两份承揽合同，2018年8月签订的第一份合同，名称为《钢模版加工合同》，约定加工的是箱梁、I型梁。之后因I型梁需要外膜，双方又于2018年12月5日签订了第二份合同《桥梁模版加工合同》，约定制作I型梁外膜。能够从两份合同的第一条内容看出，两份合同加工的是不同产品。第二份合同加工的外膜是用于第一份合同的I型梁，除I型梁外膜外没有其他项目。第一份合同的内容是做箱梁和I型梁，该合同定价775789元，价款已经全部支付，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第二份合同加工的是I型梁外膜，这份合同因为不知道总重量，所以合同只约定了单价，总价格需要以实际产品生产后称重才能确认，需据实结算（详见合同第八条第二项）。从常理上来说，本份合同只是第一份合同的一个延续，总金额不可能超过第一份合同，但本案原告起诉剩余价款63万元，如果再加上已经支付的20万元，就成了83万元，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第二份合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进行过结算。截至目前，我方从未收到过陆桥公司向我方提供的结算单，也没有确认过结算单。根据合同第八条第二项的约定，提供结算单的义务在于陆桥公司。因而在双方没有进行对账的情况下，不存在违约的问题。最后，在履行第二份合同过程中，根据合同约定钢材是由昌都公司提供，而陆桥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施工期间通过调秤的方式来多占钢材，后被昌都公司人员发现，要求返还钢材，否则不予结算，并将追究其法律责任，这也是陆桥公司不敢找昌都公司对账的真正原因。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本案所涉的两份合同是否履行，第二份合同的履行内容，两份合同是否进行过结算；二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三是刘俊杰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陆桥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五组证据并申请了证人陈某出庭作证。第一组证据：《钢模板加工合同》及进料单、汇总表、结算单等共24张，拟证明，一是原、被告在2018年8月份签订第一份合同，约定陆桥公司给昌都公司加工钢模板337.299吨，单价2300元/吨，合同总价775789元；二是发货单、接货单、进料明细、汇总表等各种单据上有昌都公司的工作人员邢淑珍、高奎元、李令新、庞根九、尚权朝、曹长久、蒲攀的签字，也有陆桥公司工作人员杨光、马利波、王干的签字；三是陆桥公司已按时完成加工任务，昌都公司已付加工费775789元，该合同已履行完毕。第二组证据：《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内含履行过程中的证据：4张结算单及其他材料，连同合同一共39页。进一步说明该组证据中：（1）2018年11月7日结算单中有被告工作人员邢淑珍的签字，有原告的工作人员王干的签字，金额是295349.9元；（2）2018年11月21日结算单中有被告工作人员邢淑珍的签字，有原告的工作人员杨光的签字，金额是11631.1元；（3）2018年12月3日结算单中有被告工作人员邢淑珍的签字，有原告的工作人员杨光的签字，金额是7599.2元；（4）2019年1月13日结算单中有被告工作人员高奎元的签字，有原告的工作人员杨光的签字，金额是713075元。四张结算单共计1027655.20元。第二份合同原、被告已经结算，并非被告所述没有结算。该组证据拟证明，一是原、被告在2018年12月5日签订第二份合同，约定原告给被告加工I型梁外模，单价2300元/吨，实际结算数量以收货地点收到产品的实际重量为准；二是一方违约，违约方支付守约方合同总价款80%违约金；三是经结算，原告共为被告加工I型梁、台座等共计1027655.20元；四是结算单上有被告工作人员邢淑珍、高奎元签字，发货单、任务单上有被告工作人员庞根九、李令新、蒲攀、高奎元的签字，有原告工资人员王干、杨光签字确认。第三组证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9张）、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3份），拟证明，一是2018年8月30日-2019年1月14日间，被告刘俊杰通过其个人账户打入杨光个人账户59万元，被告公司打入原告公司对公账户20万元。2018年10月24日中铁二十一局代被告给原告工人直接发的工资21万元（这21万元等于被告给了原告的加工费），合计100万元；二是2018年11月16日被告刘俊杰通过其个人账户打入原告合作伙伴王干个人账户5万元，2018年12月26日被告刘俊杰通过其个人账户打入王干个人账户5万元，2018年12月28日被告公司打入原告指定的土左旗远东钢材经销部账户5万元，合计15万元。以上被告共计给原告支付加工费115万元。第四组证据：内蒙古鑫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丰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与鑫丰公司是合作关系，两家合作完成了涉案两个合同约定的加工钢模板的工作。第五组证据：（2019）内01民终4117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一是涉案合同的承揽加工方为原告，原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鑫丰公司是原告的合作方；二是原、被告均认可2018年10月5日双方签订的《钢模板加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被告对2018年12月5日原、被告补签的《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原、被告均认可结算单中载明的涉案钢板用于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工地。证人陈某出庭作证称，其是鑫丰公司员工，有鑫丰公司的证明，证明鑫丰公司与原告方合作的关系，合作的内容是桥梁模板、钢结构加工。被告质证意见为，一是对第一组、第二组证据中2份合同的真实性认可，对其他证据不认可。除邢淑珍是我公司的会计外，其他人员包括高奎元、李令新等均非我公司人员。第一份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款项不存在争议。第二组证据中邢淑珍所签字的结算单是鑫丰公司制作的，而非本案原告，第二份合同没有结算。二是对第三组证据中中铁二十一局代付的21万元、我公司的两张转款单认可，对其余证据不认可。三是对第四组证据不认可，如果要证明鑫丰公司与原告方是合作方，应该提供相应的合作合同；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裁定本身的意义在于认定案件事实不清，需要发回重审。对证人陈某证人证言质证意见为，与原、被告的争议内容无关，而且证人并不负责合同的签订，也不了解，因而其证言没有任何意义。根据被告质证意见，结合证据本身，本院对原告所举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的问题综合全案分析认定；对第三组证据中中铁二十一局代付的21万元及被告公司的两张转款单予以确认，对其余证据综合全案分析认定；对第四组证据以及证人陈某证言综合全案分析认定。被告昌都公司向本院提交二组反驳证据。第一组证据：《钢模板加工合同》，拟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关于钢模板的加工承揽合同，该合同的具体约定了价格、交货时间、总价款等，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第二组证据：《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拟证明，一是该合同加工的是第一份合同中I型梁的外膜；二是合同约定单价、套数等，根据合同第一条约定“实际计算数量以收货地点收到产品的实际重量为准”、第八条第二项“定作方收到双方约定的标的物后，承揽方及时向定作方提供结算单，定作方在收到结算单1个工作日应给予确认、如有异议在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截止到目前，被告从未收到原告任何结算单，所以无法确认最终的合同总价款，其责任在原告；三是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12月5日，两份合同内容可以看出是两个独立的合同；第三组证据：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的承揽费用，其中第一份合同的775789元已经全部支付，第二份合同因为没有最终确认总价款，所以无法支付，因责任在原告，所以也不存在被告违约的情形。原告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认可；对第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的问题不认可。本院对被告所举的第一组证据予以确认，对第二、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问题综合全案分析认定。通过审理，本院已经查明的事实是，（一）2018年8月份，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签订的《钢模板加工合同》（第一份合同），约定陆桥公司为昌都公司加工钢模板，规格型号为箱梁、I型梁，数量337.299吨，单价2300元（含税），总价款775789元，交货日期2018年10月5日。对该份合同双方共先后进行三次结算，其中：第一次2018年9月22日结算190.126吨，价款463944.80元。发货单、收条、或接货单中，收货方的签字为李令新、庞根九或尚权朝；第二次2018年9月28日结算73.268吨，价款168516.40元。发货单收货方签字为庞根九；第三次2018年10月17日结算57.244吨，价款143328.20元。钢模板制作任务单任务下发人为李令新、收货人签字蒲攀，以上内容详见原告第一组证据。三次计算吨数合计为320.638吨，价款合计为775789.40元。与该合同约定的吨数误差16.661吨，但总价款一致。原、被告一致称第一份合同已履行完毕，价款已支付。（二）2018年12月5日，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签订了《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第二份合同）。该合同约定陆桥公司为昌都公司加工I型梁外模，规格型号为32.1米，数量10套，单价2300元，实际结算数量以收货地点收到产品的实际重量为准，交货日2019年1月15日。约定定做方对结算单无异议并确认后支付标的物的全部价格，及时将价款打入承揽方刘爱林建设银行的账号。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均认可两份合同，均称第一份合同已履行完毕，第二份合同尚未最终结算。争议的焦点是昌都公司否认陆桥公司提供的结算单，理由是：一是结算单的制作方为第三人鑫丰公司，并非陆桥公司。鑫丰公司与陆桥公司如果是合作方，应该提供相应的合作合同；二是结算单、发货单、任务单上的签字人员，包括邢淑珍、高奎元、庞根九、李令新、蒲攀等人，除认可邢淑珍是昌都公司的会计外，其他人员均非昌都公司人员；三是先后的两份合同加工的是不同产品。第一份合同的内容是做箱梁和I型梁，第二份合同加工的是I型梁外膜，是用于第一份合同的I型梁。第二份合同是第一份合同的一个延续，总金额超过第一份合同不符合常理；四是第二份合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进行过对账结算。未对账结算的原因是陆桥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施工期间通过调秤的方式来多占钢材，后被昌都公司发现，要求返还钢材，并将追究法律责任。本院通过分析认证如下：（一）审查第一份合同履行过程中往来材料，整理出如下内容：一是《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厂结算单》3张，其中：第一次2018年9月22日结算190.126吨，价款463944.80元。发货单、收条、或接货单中，收货方的签字为李令新、庞根九或尚权朝；第二次2018年9月28日结算73.268吨，价款168516.40元。发货单收货方签字为庞根九；第三次2018年10月17日结算57.244吨，价款143328.20元。三次计算吨数合计为320.638吨，价款合计为775789.40元。与该合同约定的吨数误差16.661吨，但总价款一致。原、被告一致称第一份合同已履行完毕，价款已支付。二是任务单7张，其中：2018年8月10日《钢模板制作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并载有“请近快安排加工”字样，2018年10月15日蒲攀在该任务单上验货签字；2018年8月11日《钢模板制作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并载有“请抓紧时间加工”字样；2018年8月21日《钢模板制作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并载有“急用请近快加工”字样；2018年8月27日《钢板制作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2018年8月30日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并载有“急用，四川队用料”字样；2018年9月18日《加工料斗和二次封端模板》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并载有“请抓紧时间给加工”字样；2018年10月4日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并载有“请安排将此规格数量下料”字样。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李令新系该合同定做方在“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钢模板”项目中履行“任务下达”职责的管理人员。三是《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场现场钢模板厂发货单》4张，其中：2018年9月15日发货单，发货方为杨光签字，收货方为李令新签字；2018年9月15日发货单，收货方为庞根九签字；2018年9月28日发货单，发货方为马利波签字，收货方为庞根九签字；2018年10月13日发货单，发货方为马利波签字，收货方为李令新签字。从而可以看出，在该合同“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钢模板”项目中杨光、马利波作为承揽方人员，履行有“发货”职责；而李令新、庞根九作为定做方人员，履行有“收货”职责。四是《验收单》、收条、接收单等收货、验货凭据中，经常为蒲攀、李令新、曹长久、尚权朝等人签字，可以看出蒲攀等人在定做方的“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钢模板”项目中履行“收货、验货”职责。五是《中铁二十一局5套I型中梁模板进料明细》中手写“内蒙古鑫丰钢模板进料明细”，并有邢淑珍代表定做方、王干代表承揽方分别签字确认。可看出，在履行第一份合同过程中内蒙古鑫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就已经参与进料加工。六是《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汇总表》，预制场负责人处有高奎元签字，模板在制作方处有杨光签字。从而可以看出，高奎元、杨光分别代表定做方、承揽方履行有“负责人”职责。综上，经审查原、被告第一份加工承揽合同，可以看出，1、该项目定做方人员及其职责：预制场负责人为高奎元，李令新兼有下达任务、收货等管理职责，庞根九、蒲攀、曹长久、尚权朝履行有收货、验货职责，邢淑珍为财务人员，负有结算职责；2、该项目承揽方人员及其职责：模板制作方负责人为杨光，杨光、王干、马利波代表承揽方负有发货、管理、结算等职责；3、在履行第一份合同过程中鑫丰公司就已经参与进料加工，与原告陆桥公司合作共同完成了该项目。又因，第一份合同的定做方为昌都公司，承揽方为陆桥公司，结算单等单据形成证据链，能够相互佐证证明，能够认定以下事实：一是高奎元、李令新、邢淑珍、庞根九、蒲攀、曹长久、尚权朝等人在履行第一份合同中，代表着定做方即昌都公司；杨光、王干、马利波代表承揽方，即陆桥公司；二是鑫丰公司在履行第一份合同时已经参与“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钢模板”项目，结合证人证言及鑫丰公司证明，能够认定鑫丰公司与陆桥公司的合作关系。（二）原告提交履行第二份合同材料，包括：1、《五套I型中梁钢模板制作任务单明细》2张、名称为《加工》的任务单1张；2、《发货清单》26张；3、《中铁二十一局I型梁模板重量明细单》2张；4、《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厂结算单》4张；5、《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制作汇总表》1张。审查以上材料如下：一是《五套I型中梁钢模板制作任务单明细》2张、名称为《加工》的任务单1张，时间发生在2018年12月间，均有定做方高奎元签字确认，为高奎元发出的加工定制任务。二是《发货清单》26张，时间发生于2018年10月23日至2018年11月21日期间，载明以下内容，包括：产品名称为I型梁中梁模板、I型梁中梁模板调整节；发货单位内蒙古鑫丰钢模板有限责任公司，发货人王丰，收货单位中铁二十一局。2018年10月23日2张、2018年10月24日8张、2018年10月25日1张、2018年11月19日1张、2018年11月20日1张、2018年11月21日1张，共计13张发货单中收货人由庞根九签收；2018年10月27日4张、2018年10月31日2张、2018年11月1日1张、2018年11月3日4张、2018年11月5日2张，共计13张发货单中收货人由李令新签收。三是《中铁二十一局I型梁模板重量明细单》2张均为鑫丰公司制作。2018年11月6日的重量明细单虽无确认签字，但其内容与《发货单》记载内容一致；2018年11月21日重量明细单，定做方邢淑珍确认签字，承揽方杨光签字，其内容与发货单一致。四是《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厂结算单》4张，其中2张制作方为鑫丰公司，包括：2018年11月7日结算货物为I型梁5套，128.413吨，单价2300元/吨，价款295349.90元。有邢淑珍、王干签字确认；2018年12月18日结算货物为30箱梁4个，3.304吨，单价2300元/吨，价款7599.20元。有邢淑珍、杨光签字确认；另2张未显示结算单制作方，其内容记载：2019年1月7日结算货物为I型梁5套，128.876吨，价款296414.80元，发货方场内模板厂，有高奎元、杨光签字确认；另一张未载明结算时间，结算货物为I型梁10套、I型梁台座40个、台座拆除及利用4个，261.772吨，价款713075元，有预制板场负责人高奎元、模板制作方杨光签字确认。四次计算吨数合计为522.365吨，价款合计为1312438.90元。五是《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制作汇总表》1张，经对比该汇总表与第一份合同中汇总表为同一份内容。从记载内容上看，其汇总内容涉及了二份合同的时间段：包括：1、2018年8月，30米箱梁外模3套、内膜3套、I型梁5套，重量280.462吨；2、2018年12月，I型梁10套，重量261.772吨。（三）将第一份合同履行情况与第二份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对比，能够认定的是两份合同定做方、承揽方确认签字人基本一致，且符合其相应职责。但经审查原告所举的证明第二份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有以下疑点和矛盾：一是《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签订于2018年12月5日，但原告提交的发货单、明细单最早日期为2018年10月23日；二是下达任务的时间2018年12月，晚于发货时间2018年10月23日；三是同一张《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制作汇总表》被原告重复用于第一份合同和第二份合同，且汇总金额与第一份合同、第二份合同均无法匹配；四是原告起诉称经结算原告完成加工承揽价款,两份合同价款共计1803444元，其中第一份合同价款为775789元，第二份合同价款为1027655元。但经本院审核原告提交的3张履行第一次合同的结算单，价款合计775789元，4张履行第二次合同的结算单，价款合计为1312438.90元，两份合同价款总计2088227.90元，与原告诉状及庭审陈述所称的金额相差284783.90元。五是原告举证时提交证明第二份合同履行情况的结算单中，其中一张“2019年1月7日结算货物为I型梁5套，128.876吨，价款296414.80元，发货方场内模板厂，有高奎元、杨光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与原告诉称的“2018年11月21日结算单中有被告工作人员邢淑珍的签字，有原告的工作人员杨光的签字，金额是11631.1元”，无法匹配。即4张结算单中，没有原告所称的“2018年11月21日结算单中有被告工作人员邢淑珍的签字，有原告的工作人员杨光的签字，金额是11631.1元”的那张结算单，但有1张原告没有陈述的“2019年1月7日结算货物为I型梁5套，128.876吨，价款296414.80元，发货方场内模板厂，有高奎元、杨光签字确认”的结算单，所提交证据与待证事实严重不符。六是第一份合同约定定做产品为箱梁、I型梁。第二份合同约定定做产品为I型梁外模。原、被告均陈述，第二份合同是继第一份合同的延续，同时合同内容也约定加工承揽的内容为I型梁外模，型号为32.1米，数量为10套，单价为2300元/吨，实际结算数量以收货地点收到产品的实际重量为准。但原告提交的4张结算单显示为：I型梁20套、30米箱梁4个、I型梁台座40个、台座拆除及利用4个，与第二份合同约定的加工承揽内容严重不符。在庭审中，本院询问原、被告第二份合同是否已经履行？原告陆桥公司称：“第二份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我们之间已经算过账了，该结算单就是算账的证据，只是本案不是算账的事，是拿结算单要钱的事。”被告昌都公司称：“合同已经履行，就剩下双方在一起算账了。只是原告方提交的结算单并非第二份合同履行的内容，而是应该在一起坐下来先算账。同时，原告方也说曾找我们算账，我们没给算，你哪怕说给我们发邮件或者邮寄，我们不收，这都算你找过我们结算，但是你们根本没来找。”本院进一步向原告释明：“既然第二份合同已经履行，为什么不再重新一起进行确认、结算，本案也就一目了然了？”但原告坚持不接受重新确认，并称：“现在工地已经撤了，人也回河南了，我们没办法重新确认结算了，我认为既然已经算过账了，就没有必要重新算一次。”在审理过程中，被告称第二份承揽合同未对账结算，要求双方对账结算；原告称已对账结算，在本院释明后，原告坚持不予重新对账结算。鉴于，原告所提交的履行第二份合同的证据间存在诸多疑点和矛盾，尤其是对账单与起诉状中金额相差较大，提交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不符等严重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情形。虽然本院通过审理能够认定鑫丰公司与陆桥公司之间有合作关系，也能够认定在履行过程中签字人的代表方向，但履行第二份合同证据之间的诸多疑点、矛盾无法排除，严重影响本案的主要事实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而在本案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清第二份合同对账结算情况下，导致无法最终确定第二份合同的实际总价款。同时在此前提下，本院去认定原、被告之间资金往来、给付情况会损害当事人的最终利益，故本院暂不对原、被告间的资金往来证据进行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虽然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第二份加工承揽合同《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已履行。但正确、无误的对账结算是合同双方结算价款的前提。本案原告提交的履行该合同的证据，与第一份合同之间，起诉状、庭审陈述与提交证据之间，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履行内容与合同内容之间，证据与证据之间存在诸多疑点、矛盾无法排除。原告陆桥公司在本院释明下，坚持不予重新对账结算。其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同时，在本案对账结算不清，无法确认最终的合同总价款的前提下，原、被告之间付款情况也不能单独确认，违约责任也无法认定。另外，《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的当事人分别为昌都公司和陆桥公司，刘俊杰作为昌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的行为、债务由公司自身承担，因而刘俊杰并非本案的责任主体，故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内蒙古陆桥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刘俊杰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内蒙古陆桥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95元由原告内蒙古陆桥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万道伟人民陪审员杜乐乐人民陪审员霍树明 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姣姣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第二百五十四条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承揽人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