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终11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黎雄华，男，197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娜，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莹，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希，男，1965年10月6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雨岑，广东连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海平，广东连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小娃，女，1966年2月28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雨岑，广东连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海平，广东连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凯，男，1990年6月21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上诉人黎雄华因与上诉人陈国希、潘小娃及被上诉人陈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6民初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黎雄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娜和张鑫莹、陈国希及其与潘小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雨岑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雄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改判陈国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黎雄华返还4334382元，改判陈国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黎雄华支付利息、逾期违约金（从2010年11月26日起至2015年12月15日止，以未还股权收益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以上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自2015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4334382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改判陈凯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国希、潘小娃、陈凯负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为陈国希2016年7月22日归还的500000元应用于归还欠款本金有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陈国希在严重违约的情况下才归还的500000元，理应先行归还违约金，而非用于抵扣本金。1.陈国希到期没有归还欠款，已严重违约。2015年12月16日，陈国希与黎雄华签订《确认函》，双方明确约定：“陈国希承诺，自本确认函出具之日起至2016年7月18日内向黎雄华清偿完毕上述全部款项，否则应自本确认函出具之日起按日万分之五向黎雄华支付违约金，直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但陈国希在2016年7月18日前没有向上诉人归还任何款项，已严重违反约定。2.陈国希已占用上诉人主张款项长达7年之久，逾期程度严重。陈国希拖欠的款项是其自2010年11月26日开始就无理占用黎雄华的股权收益，且陈国希在长期拖欠股权收益拒不返还的同时，还不断转移其与潘小娃夫妻二人名下财产，主观恶意明显，其行为已给黎雄华造成了巨大损失。为此，一审法院认为陈国希逾期程度不重明显违背客观事实。3.陈国希所归还的500000元是在违约情况下支付的，理应优先用于清偿违约金。陈国希是在已经违反《确认函》关于还款期限的约定的情况下，经过黎雄华的多次催收，才在2016年7月22日归还500000元，为此，该笔款项理应优先用于清偿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该笔款项应用于归还欠款本金属于偏帮债务人，没有任何依据，应予改判。（二）一审法院驳回黎雄华关于要求陈国希支付2010年11月26日起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并将自2015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计算标准降低为10%没有任何依据，应予改判。1.一审法院以黎雄华未提供证据证明财产损失的客观存在为由不支持黎雄华要求陈国希支付2010年11月26日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的利息明显违背客观事实，没有任何依据。陈国希自2010年11月26日开始无理占用黎雄华的股权收益超过5000000元，经黎雄华多次催收仍拒不归还，陈国希长期占用黎雄华的股权收益至今已超过七年，给黎雄华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即使从最低限度来讲，陈国希至少也需要赔偿其无理占用该款项期间给黎雄华造成的利息损失。为此，黎雄华要求陈国希自2010年11月26日起至2015年12月15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五年以上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要求陈国希支付利息没有任何依据，依法应予改判。2.一审法院降低双方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没有任何依据，依法应予改判。2015年12月16日，陈国希与黎雄华签订《确认函》，双方明确约定违约金计算标准。该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任何强制性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在《确认函》中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为日万分之五，即年利率18%，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18%的标准远低于一般的民间借贷利率，为此，18%的利率约定并未超出法律限制的范围，不符合违约金约定过高法院可以调整的情况。同时，考虑到陈国希在拖欠债务的情况下恶意转移资产、利用双重身份企图逃避债务等恶劣行为，按照18%计收违约金合情合理合法。综上，一审法院不顾双方关于违约金标准的合法约定，偏帮债务人，将违约金降低为10%没有任何依据，依法应予改判。（三）一审法院认为陈凯无须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有误，应予改判。黎雄华自2010年开始多次向陈国希追讨股权收益，但陈国希一直以各种借口拖延搪塞、拒不还款。与此同时，陈国希与潘小娃还将其名下资产（包括位于佛山市顺德区的房产等）秘密转移到还在读书、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的儿子陈凯名下。陈国希及潘小娃的行为明显属于恶意逃避债务。陈凯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有能力购买涉案已查封的房产，相反黎雄华已提供证据证明了陈凯在房产取得期间，仍在上学且无任何经济来源，黎雄华提供的证据已足以证明陈凯与陈国希、潘小娃的资产明显混同，本案债务属于陈凯与陈国希、潘小娃的共同家庭债务，陈凯应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陈凯无须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有误，应予改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黎雄华的全部上诉请求。陈国希、潘小娃口头答辩称：（一）黎雄华依据《欠条》与《确认函》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不存在，陈国希既不拖欠《欠条》与《确认函》中的所谓代持股份分红，对于黎雄华声称的840.3万股股份转让投资收益，黎雄华也无权参与分配。黎雄华所称的股份交易过程，是其偷换了关于“交易主体”、“原股东”与“隐名股东”的概念，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无法自圆其说。首先，在2011年2月17日订立的《关于丰凯公司股份转让的确认函》中已经明确，当时840.3万股股份转让投资收益的交易主体是陈国希与戴某晗，该份函件是包括黎雄华在内的所有佛山市瑞丰达投资部（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丰达）合伙人，以及陈国希与戴某晗之间的内部协议，订立该份协议，就是为了理清本次交易收益的归属与分配，避免以后产生争议。《关于丰凯公司股份转让的确认函》证实了840.3万股股份的交易合同主体特定为陈国希与戴某晗，并没有黎雄华。而且当时北京君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联公司）是基于上市而需要对在上市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关键人物陈国希与戴某晗也即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这样的身份而进行的讲指定他二人为840.3万股股份的中间受让者。这种指定与二人是不是股东或者是原股东，没有任何的关联。当时840.3万股股份的四位买家，是陈国希与戴某晗引进并谈判的，这是广东丰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凯公司）所有的高管有目共睹。所以瑞丰达的全部合伙人，同时也是丰凯公司的所有高管才确认本次交易的收益归属是陈国希与戴某晗二人，否则难以服众。而黎雄华只是丰凯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其职位在公司只是属于中层，其职位不可能去协商股份的受让、转让过程。增资合同定义的“原股东”并没有黎雄华，君联公司在并不知道黎雄华是股东的情况下，就没有奖励黎雄华的意思，也不可能考虑将黎雄华作为840.3万股的受让主体，更不可能与黎雄华协商出让的过程。那么黎雄华无法作为840.3万股的受让中间主体的情况下，更加不可能去参与找买家的过程。在该笔交易中，陈国希与戴某晗是基于丰凯公司即将上市，在上市规则中大股东的股份不能发生重大变更的情况下，才协商以瑞丰达作为交易平台来处理该笔交易。黎雄华仅仅是瑞丰达的工作人员。如果黎雄华以瑞丰达的工作人员身份来收取该笔交易款项，那么当时参与交易的还有瑞丰达的另外13名合伙人，该13名合伙人全部是丰凯公司的高管，而且其职位至少有五名是高于黎雄华的，同时这些合伙人也是丰凯公司的间接持股股东。如果按照黎雄华的主张，那么这些高管没有理由不参与分配该笔款项。在本次交易于2010年9月23日已经完结的情况下，陈国希与黎雄华在2010年10月13日订立双方之间的代持协议，这份协议并没有提及黎雄华有权参与分配840.3万股股份转让投资收益的相关事宜。陈国希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第六项，详细地写明了陈国希与黎雄华另外出让126万股丰凯公司股份的转让金的分配，更加印证了双方对于代持股期间的利益是有所结算的。对于126万股小额的转让金，双方都会清晰明确约定，但是却没有提及840.3万股股份转让收益，这也印证了黎雄华从一开始就没有权利参与分配该笔款项。2015年9月18日的《欠条》是陈国希受胁迫签订的，而《确认函》是根据《欠条》而来，其意思表示本身就是受到限制的。即便是由于我方无法充分举证，而不能认定胁迫的情节。但是《欠条》与《确认函》中不存在黎雄华声称的真实债权债务，也不能由于陈国希曾经向黎雄华支付款项来印证《欠条》与《确认函》之间存在真实债权债务。而且即使按照黎雄华的说法，忽视《欠条》与《确认函》中表述的代持股份分红于840.3万股股份转让投资收益的文义区别与法律属性区别，将《欠条》与《确认函》中的代持股份分红理解为840.3万股股份转让收益。那么《欠条》与《确认函》的意思至多是在黎雄华从一开始参与分配840.3万股股份转让投资收益的前提下，陈国希许诺将自己曾经合法取得的收益部分处置给黎雄华，该处置行为是在黎雄华无权参与分配840.3万股转让投资收益，并且该笔收益早已该笔收益早已消灭的情况下而许诺的，陈国希原本没有义务向黎雄华支付该笔款项。陈国希以拒绝履行的方式撤销了合同的剩余款项。此即为民法上的非债清偿，并最类似于合同法上的赠与合同。即使认定欠条事实存在，偿还的500,000元是属于本金，黎雄华诉称的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给付不足时的清偿顺序说的是优先抵扣费用和利息，没有提到违约金。黎雄华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对方诉请的利息与违约金属于重复诉讼请求，且主张金额过高，已经远超黎雄华声称的实际损失。陈凯提交答辩状称，陈凯于2013年8月26日毕业于香港公开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此后从事证券投资等工作，有稳定收入来源，且收入较为丰厚。2015年底，案外人张某琪因工作临时变动，急于抛售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房产。陈凯因对该长期居住房产存在深厚感情，且原本就不赞成父母将该房产出售以还债，遂不顾父母的反对，筹措资金以200余万元的价格向张某琪购买了该房产，并办理了房屋转让登记手续。在购买涉案房产前，陈凯因在广州工作，与妻子一起筹措首付款并向银行申请贷款购买了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的房产，用于婚后居住。陈凯作为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成年人，有决策能力和经济能力自行购买房产，并不存在与父母资产混同的情形，且陈凯与黎雄华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黎雄华的上诉理由属于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主观猜测，请求法院驳回其针对陈凯的上诉请求。陈国希、潘小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至三项，改判驳回黎雄华的全部诉讼请求，由黎雄华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存在事实不清，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未查明2015年12月16日《确认函》所涉债权的基础法律关系，导致事实认定错误。黎雄华在一审起诉状及2017年7月7日的庭前证据交换中均称《确认函》所涉债权性质为“股份分红”，在陈国希、潘小娃于2017年7月12日向法院申请追加丰凯公司为本案第三人要求调查丰凯公司历年股份分红后，黎雄华才当庭改口称《确认函》所涉债权性质为“股权投资收益”，并在之后庭审中认为《确认函》所依据《欠条》中的5750000元均特指来自于君联公司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黎雄华的说法前后不一致，同时已经改变了《确认函》表述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一审判决未审查来自于君联公司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有无黎雄华分配份额，导致事实认定错误。1.君联公司取得该840.3万股股份系对丰凯公司增资取得，与陈国希代持黎雄华的股份没有关联。君联公司对陈国希、戴某晗转让840.3万股丰凯公司股份也不是退股，而是为了激励二人为丰凯公司上市引进风险投资者。2007年2月，君联公司以现金向丰凯公司缴付出资35000000元，增资入股丰凯公司，占注册资本24.01%。陈国希以及陈国希代持黎雄华的股份合计66%系被稀释为50.15%，根本就不是陈国希、黎雄华、戴某晗个人向君联公司转让股权。该事实在陈国希与黎雄华于2010年10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补充》中有所反映。2010年8月，君联公司因丰凯公司优秀业绩奖励当时丰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董事长陈国希与总经理戴某晗，以及激励该二人为丰凯公司上市做准备，引进风险投资者。君联公司将其持有1680.6万股丰凯公司股份中的840.3万股转让给受陈国希、戴某晗委托的瑞丰达，再由瑞丰达受陈国希、戴某晗委托转让给风险投资者。君联公司至今仍然持有840.3万股丰凯公司股份，并没有退股。君联公司之所以指定由陈国希与戴某晗受益，与该二人在丰凯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相关。当时丰凯公司董事长陈国希与总经理戴某晗是丰凯公司具体经营发展的重要决策者与执行者，正是由该二人的努力为丰凯公司奠定上市基础。2.黎雄华在本案诉讼之前从未向陈国希主张过来自于君联公司的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的分配份额。（1）黎雄华在参与840.3万股股份的过程中没有向陈国希主张过分配份额。2010年8月23日，瑞丰达受陈国希、戴某晗委托与君联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君联公司持有的840.3万股丰凯公司股份。2010年9月23日，瑞丰达受陈国希、戴某晗委托分别与蔡晓东、隆盛一期、富成创业及富晨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对外转让其持有的840.3万股丰凯公司股份。上述股份转让产生的投资收益29423280元，瑞丰达缴纳个人所得税5884656元后收益为23538624元。黎雄华作为瑞丰达执行事务合伙人全程参与瑞丰达受陈国希、戴某晗委托受让并转让来自于君联公司的840.3万股股权，期间从未向陈国希主张过分配所谓投资收益。（2）黎雄华在2010年10月13日与陈国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补充》时，也没有向陈国希主张过关于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的分配份额。《股权转让合同补充》的内容，详细记载了关于陈国希与黎雄华之间交叉代持丰凯公司股份的历史变更，甚至包含陈国希、戴某晗委托黎雄华在瑞丰达代持的丰凯公司股份转让、转让款分配、受让股东退股回购比例。该份《股权转让合同补充》是陈国希与黎雄华在签订时点（2010年10月13日）对双方关于丰凯公司股份代持权益的全部结算，但并没有提及关于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的分配份额。黎雄华作为瑞丰达执行事务合伙人在2010年9月23日就完成了受陈国希、戴某晗委托的840.3万股股份受让与转让的全过程，产生一笔两千余万元的收益。而且黎雄华掌管了瑞丰达的公章，事实上黎雄华也是用自己的个人账户收取该笔款项的，完全具备谈判优势。如果黎雄华认为当时该笔收益有其分配份额，为何不在2010年10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补充》中约定呢？（3）黎雄华在以自身个人账户收取了关于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款，既没有扣除其诉称分配份额，也没有向陈国希主张过份额。瑞丰达收到840.3万股股份转让款后，由黎雄华安排瑞丰达纳税后23538624元转入自身个人账户中。之后2010年11月26日，黎雄华将该笔款项扣除银行手续费后转入陈国希个人账户。如果黎雄华认为当时该笔收益有其分配份额，为何不扣留或向陈国希主张？（4）对于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款，黎雄华从未向陈国希主张过。黎雄华是以股份分红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的，直至陈国希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丰凯公司为第三人要求查明股份分红具体情况时，黎雄华才改口称其主张的是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款。3.黎雄华早在2011年2月17日就签订《确认函》，明确来自于君联公司的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归上诉人陈国希与戴某晗个人享有。第一，黎雄华本人签名同意2011年《确认函》如下内容：（1）瑞丰达2010年8月23日受让君联公司所持有的840.3万股股份，是受陈国希和戴某晗委托代为受让并持有，陈国希和戴某晗为该840.3万股股份的实际所有人；（2）瑞丰达2010年9月23日向蔡晓东、隆盛一期、富成创业及富晨投资转让840.3万股丰凯公司股份，也是受陈国希和戴某晗委托代为转让，陈国希和戴某晗为该840.3万股股份转让收益的实际所有人；（3）瑞丰达在受让和转让上述840.3万股股份期间产生的投资收益29423280元归陈国希和戴某晗所有，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由陈国希占66%，戴某晗占34%的比例进行分配。第二，2011年《确认函》本身就是对来自于君联公司的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的处置行为，所有瑞丰达的合伙人都同意并确认前述收益由陈国希与戴某晗个人分享，而陈国希与戴某晗之间的具体分配比例是该二人的处置自由。如果黎雄华认为当时有其分配份额，为何在该《确认函》中没有任何关于黎雄华的信息呢？（二）黎雄华以2015年《确认函》主张债权缺乏基础法律关系，该函件中列明的“股份分红”与黎雄华于2017年7月12日庭审中改口诉称的来自于君联公司的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没有关联。1.一审庭审中因陈国希申请追加丰凯公司作为第三人以调查丰凯公司历年股份分红情况，黎雄华已承认了2015年《确认函》文义表述的丰凯公司历年股份分红并不存在。2.2015年《确认函》中列明的“股份分红”与来自于君联公司的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没有关联。（1）股份分红与股份转让所得收益的性质不同。来自于君联公司的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是由股权转让而产生的差价收益，是股东与股东之间的交易。而股份分红是基于丰凯公司盈利后的利润分配，是应当由丰凯公司向股东支付的。黎雄华作为一名企业高管，应当具备区分股份分红与股权转让差价收益的基本财务常识。（2）2015年《确认函》所列的“股份分红”是以陈国希代持黎雄华股份为前提，而君联公司转让840.3万股股份中无论是股份来源、转让对象还是转让行为均与黎雄华无关，更与陈国希代持黎雄华股份无关。第一，被转让的840.3万股股份是君联公司所持有的1680.6万股丰凯公司股份中的840.3万股。而君联公司是以35000000元增资丰凯公司获得股份的，并不是向股东受让股份。君联公司持有的840.3万股股份的来源，与陈国希代黎雄华持有的股份没有关联。第二，君联公司是指定将840.3万股股份转让给陈国希与戴某晗的，与陈国希、戴某晗在丰凯公司不可替代的职位属性密不可分。君联公司对840.3万股股份的转让对象与黎雄华没有关联，更与陈国希代黎雄华持有股份无关。第三，北京君联公司将持有的1680.6万股丰凯公司股份中的840.3万股对外转让，是基于上市准备，引入其他风险投资者。君联公司并没有退股，至今仍然持有840.3万股丰凯公司股份。北京君联公司对840.3万股股份的对外转让行为与黎雄华没有关联，更与陈国希代黎雄华持有的股份无关。（3）黎雄华述称的2015年《确认函》中“股份分红”高达5750000元。而来自于君联公司的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即使按黎雄华主张的其应得分配份额23.294%，具体金额为5482963.6元。两者差距近三十万元。（三）2015年《确认函》所依据的《欠条》是黎雄华胁迫陈国希签订的，违背了陈国希的意愿，印证了2015年《确认函》缺乏基础法律关系的原因。2015年9月18日，黎雄华与陈国希相约于德胜中路喜来登酒店对面的公交车站牌谈事。黎雄华将自己的车横在陈国希车前，并安排一辆载满人的车顶在陈国希车后，使陈国希车辆无法动弹。随后，陈国希经黎雄华要求下车来到公交车站牌前，黎雄华拿出已准备好的一叠关于融科公司划转至黎雄华账上，实际为丰凯公司变卖厂房所得的属于公司所有的500余万元资金的资料，要求陈国希签字确认归黎雄华所有。陈国希知悉黎雄华的意图后，非常震惊，不同意签署相关的文件，于是撕掉了那叠资料。在陈国希要离开之际，黎雄华拦住上诉人陈国希，并用手指着顶在陈国希车后的那辆车说“你走不了，那辆车里都是我的人”，陈国希迫于无奈，只能按黎雄华的意思在公交车站的石凳上签署了《欠条》。以上场景，陈国希当时的司机即证人霍某在陈国希的车上全程予以见证。1.证人与黎雄华、陈国希陈述的《欠条》签订时间、地点、人物、场景等关键性事实基本一致，可以证实在当天的情景下所签署的文件就是本案中案涉《欠条》。2.证人与黎雄华、陈国希陈述的关于黎雄华准备了一叠资料要求上诉人陈国希签字，而陈国希撕毁了该叠资料的细节一致，证实陈国希是不愿意签署该文件的。3.黎雄华与陈国希一致陈述，被撕毁的该叠资料是黎雄华准备的关于融科公司划转至黎雄华账上、实际为丰凯公司变卖厂房所得的属于公司所有的500余万元资金，黎雄华要求陈国希确认该500余万元归黎雄华所有。这个一致的细节可以证实黎雄华意图将公司所有的500余万元非法据为已有，也解释了《欠条》意思表示虚假。黎雄华真实的意思是非法占有公司财物，而在《欠条》上以股份分红等莫须有的名目向陈国希索要款项。4.黎雄华的陈述中隐匿了其用一辆车顶在陈国希车尾，并用手指向那辆车胁迫陈国希的事实。黎雄华隐匿的该事实是对其不利的事实，应以证人的陈述为准。证人已在2015年12月与丰凯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不再担任陈国希的司机，与陈国希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加之，陈国希已经撕毁了黎雄华为其事先准备的文件，不愿意也不配合黎雄华签署文件的要求。在这种前提下，黎雄华述称没有胁迫陈国希签署后面的《欠条》，不符合常理。根据证人霍某的证言以及黎雄华、陈国希的庭审陈述可证实《欠条》系黎雄华胁迫陈国希签订。综合以上第一、二、三条，对于2015年《确认函》中所述形成的陈国希与黎雄华之间债权债务的基础法律关系，不管是“股份分红款”还是“欠条”，或者是840.3万股股份的转让收益，均与黎雄华无关或不真实存在。一审判决在未查明基础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仅根据《确认函》的表面内容及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即草率认定《确认函》系陈国希、黎雄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并进而认定其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存在认定方式简单，认定事实不清，并导致错误判决的问题。（四）对于陈国希曾向黎雄华支付款项，及黎雄华以自身应承担债务即瑞丰达股东退股回购款抵扣2015年《确认函》中的“股份分红”，陈国希将另案起诉要求黎雄华返还。1.被威胁签订《欠条》后，陈国希是在要退出丰凯公司有求于黎雄华，加之黎雄华又以小孩生病为由索要款项的背景下向黎雄华支付款项的。一份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的《欠条》并不能因之后的付款行为而佐证其真实合法性。2.依据陈国希与黎雄华在2010年10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补充》，瑞丰达股东退股回购款应当由黎雄华按23.294%承担。黎雄华不能以莫须有的“股份分红”抵扣前述瑞丰达股东退股回购款。对于陈国希已支付的90万元款项，以及黎雄华在2015年《确认函》中要求抵扣的1015618元瑞丰达股东退股款，陈国希将另案起诉黎雄华要求返还。（五）即使一审判决采纳认定黎雄华主张的《欠条》中575万元性质即为来自于北京君联公司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的分配款，一审判决还存在如下错误：1.黎雄华自认对于来自于北京君联公司840.3万股股份转让所得收益享有的分配份额为23.294%，那么黎雄华可分得的具体金额为23538094元×23.294%＝5482963.6元。与《欠条》中575万元相差的267036.4元，一审判决未扣减该金额，以“相当”二字含糊过去，存在错误。2.陈国希与黎雄华在签订《欠条》与2015年《确认函》时对其所表达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在诉讼中争议如此之大，以致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都未可知。加之，陈国希签订《欠条》及2015年《确认函》时存在黎雄华胁迫及乘人之危的因素，陈国希拒不向黎雄华支付2015年《确认函》中的款项不应认定为违约，陈国希不应当承担违约金，或者不应当承担如此之高的违约金。3.一审判决仅支持了黎雄华的部分诉讼请求，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不应当将案件受理费与保全费全部由陈国希与潘小娃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黎雄华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陈国希拖欠黎雄华款项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陈国希拖欠黎雄华款项是处置丰凯公司股权所产的股权收益，黎雄华多次要求陈国希支付收益款，但其一直以各种借口拖延，拒不还款。2006年4月7日，陈国希与黎雄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确认陈国希持有丰凯公司的股权比例为42.706％，黎雄华持有丰凯公司的股权比例为23.294％，两人合计持股66％，黎雄华持有的股权由陈国希代持，此时，另外34％的股权由戴某晗持有。2007年2月，君联公司出资3500万元购买丰凯公司的股权，该部分股权由陈国希、黎雄华、戴某晗按自身原始的持股比例进行转让，即陈国希转让了丰凯公司10.2537%的股份、黎雄华转让了5.5929%的股份、戴某晗转让了8.1634%的股份，合计转让了24.01%的股份给君联公司。2009年5月，由于丰凯公司2008年业绩没达到君联公司投资约定的要求，根据《广东丰凯增资合同》补充协议二的内容，“原股东同意向投资人无偿出让4%公司注册资本”。陈国希与黎雄华也按双方合共所持股份66%的比例，转让了2.64%的股份给君联公司（陈国希与黎雄华在2010年10月13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补充》的条款内清晰地注明本次变更），戴某晗转让了1.36%的股份给君联公司。君联公司持股比例变成28.01%。2010年8月，因丰凯公司未能如期上市，君联公司作为风投公司需收回出资3500万元，要求原始股东陈国希、黎雄华及戴某晗回购其持有丰凯公司840.3万股（占14.005%）的股权。因有其他投资人愿意购买股权，基于税费安排的考虑，君联公司及陈国希、黎雄华、戴某晗经协商采用了以下交易方式进行处理：2010年8月23日，君联公司与瑞丰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840.3万股（占14.005%）的股权以3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瑞丰达。转让该股份后，君联公司依然持有丰凯公司的840.3万股（占14.005%）的股权；根据真正权利人陈国希、黎雄华、戴某晗的指示，瑞丰达分别与广州隆盛一期投资合伙企业、广东富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富晨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蔡晓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对外转让840.3万股的股权，转让总价为64423280元，扣除成本价3500万元及个人所得税等，股权转让收益为23538624元；瑞丰达出具确认函，确认该股权交易与瑞丰达无关，收益应由陈国希、黎雄华、戴某晗作为实际所有人按各自的投资比例（42.706%：23.294%：34%）进行分配，黎雄华应分得的收益为：23538624＊23.294％＝5483087元。在陈国希代为收取全部转让收益款23538624元后，黎雄华、戴某晗多次要求其支付收益款，但其一直以各种借口拖延，拒不付款。2.陈国希签署《欠条》《确认函》，并偿还部分款项等做法，足以证明其对本案债务予以确认。陈国希一直拖延并拒付收益款，但鉴于双方仍处于合作关系，且两家交情甚深，黎雄华当时虽然催其尽快分配，但还没有采取法律手段。但时至2015年，因陈国希的问题导致丰凯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资金方和债权银行不同意陈国希继续担任丰凯公司法人及实际控制人，要求其退出公司经营。经过追讨，另一股东戴某晗在2015年7月份收回了其所占份额的收益款。在此情况下，黎雄华为结清款项顺利退出丰凯公司多次要求陈国希还款。经反复的沟通协商，陈国希于2015年9月18日出具《欠条》，确认拖欠黎雄华款项575万元（该款项包括股权收益款5483087元及部分利息，因该笔款项拖延时间已有几年，而且还要拖到2016年7月才全部归还款项，故双方商定总额为575万元）。陈国希在签署上述《欠条》后，先后归还了两笔款项，分别是10万元、30万元，双方在收条中签名确认。因考虑退还瑞丰达其他小股东款项的问题，陈国希和黎雄华协商按照各自持股比例（黎雄华为23.294％）承担退还的责任，故在575万元的欠款中扣除了应退还给小股东的款项约101万元及陈国希40万元的还款后，双方再次于2015年12月16日签署了《确认函》，陈国希确认欠款本金为4334382元。陈国希签署《欠条》《确认函》，并偿还部分款项等做法，足以证明其对本案债务予以确认。3.《确认函》中所称的“股份分红款”并不是指丰凯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股份分红，而是处置丰凯公司股权所产的股权收益按陈国希、黎雄华、戴某晗的持股比例（42.706%：23.294%：34%）应分配给黎雄华的股权收益，对此，黎雄华已在原审中予以明确。（二）陈国希主张其签署《欠条》是被胁迫签订，《确认函》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自始至终无法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在黎雄华与陈国希协商、确认欠款的整个过程中，陈国希对其拖欠黎雄华债务一直是清楚知悉的，不仅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还一直向黎雄华强调其只是暂时资金紧张，会尽快还款，根本不存在陈国希所称的不清楚该笔债务的由来，被迫写下《欠条》等情况。陈国希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是受到胁迫而签署了欠条，其说法明显是虚构事实，企图以此逃避债务，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陈国希、黎雄华及证人霍某的陈述，签署欠条时只有黎雄华和陈国希两人在场，签署的地点是在公交车站旁边的石凳，陈国希一方除了他本人还有司机，黎雄华一方只有一个人，根本没有人对陈国希进行胁迫。2.欠条签署的地点是开放的公交车站，公交站是公共场所，人来人往，如黎雄华对其采用胁迫的手段，根本不可能选在此种公共场所。3.陈国希及证人认为签署欠条时有一辆车停在了陈国希的车后进行夹击，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并且，陈国希称是一辆别克堵住车尾，但证人称停在车辆后面的是一辆东风风行面包车。两人的描述自相矛盾，进一步证明所谓的车辆夹击是陈国希与证人相互串通并捏造的，根本不存在。4.如果真如陈国希所称其签署欠条是被胁迫的，那他在离开现场后理应第一时间报警，但陈国希不仅没有报警，反而还在签署欠条及《确认函》后还归还了部分款项，其还款行为足以证明其确认拖欠黎雄华款项。5.陈国希在一审中承认2015年12月16日签署的《确认函》是在其办公室签署的，其签署时没有受到任何的压力或胁迫。对此，陈国希解释称因为觉得已经签了欠条，担心被威胁才签署该份《确认函》，但该解释明显不符合常理。如果陈国希真是被胁迫签署欠条的，其应该选择报警，而不是在没有任何胁迫的情况下继续签署《确认函》进一步确认其欠款情况。实际上，陈国希签署《确认函》是为了拖延时间、恶意转移财产，企图借此逃避还款责任。如果黎雄华确实采取胁迫手段，其应该在陈国希名下尚有资产的情况下逼迫其还款，而不是在《确认函》中给予陈国希一年多的还款时间，最终无奈通过启动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追偿。（三）2011年2月17日的《确认函》中没有提及黎雄华的股东身份及收益分配问题仅仅是因为黎雄华是丰凯公司的隐名股东，其股份由陈国希代持，陈国希主张收益不应分配给黎雄华没有任何依据。根据陈国希提供的2010年10月13日的《股权转让合同补充》显示：2006年4月7日，陈国希、黎雄华持股比例为：42.706%及23.294%，合计66%，即黎雄华的持股比例在两人持股的总份额中占比35.29%；其后经过多次股权转让后，陈国希、黎雄华持股比例为：26.4747%及14.4353%，合计40.90%。此时，黎雄华的持股比例在两人持股的总份额中的占比仍为35.29%；由此可见：虽然2007年后因君联公司等其他股东加入，陈国希、黎雄华持有的股权比例有所减少，但股权减少的比例与2006年4月7日两人各自持股比例在两人总持股份额中的占比是一致的，证明在此期间，即使对外以陈国希名义进行的股权处置，实际上仍是对陈国希持有的股权以及陈国希代黎雄华持有股权的一并处分。因丰凯公司未能上市，陈国希、黎雄华、戴某晗作为丰凯公司的原始股东按君联公司的要求回购其持有丰凯公司840.3万股的股权，并通过瑞丰达经营部对外转让该部分股权，扣除相关款项后，共取得投资收益23538624元。故该投资收益属于陈国希、黎雄华、戴某晗所有，理应按各自的持股比例进行分配。2011年2月17日的《确认函》中没有提及黎雄华的股东身份及收益分配问题仅仅是因为黎雄华是丰凯公司的隐名股东，其股份由陈国希代持，但是实际上《确认函》中所称陈国希“66%”的股权比例正是其自身的持股比例42.706%，与其代黎雄华持有23.294%的股权比例之和。故，通过回购君联公司840.3万股丰凯公司股份再转让给其他投资人所取得的投资收益23538624元，黎雄华理应按其持股比例23.294%进行分配。丰凯公司未能上市，且《广东丰凯增资合同》《广东丰凯增资合同补充协议》《广东丰凯增资合同补充协议二》中关于对原股东的奖励均已被《〈广东丰凯增资合同〉补充协议（三）》终止，陈国希称君联公司是为了奖励陈国希、戴某晗丰凯公司为上市所作业绩指定其作为股权受让方没有任何依据，且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四）陈国希未按《确认函》约定期限还款，经黎雄华的多次催收仅在2016年7月22日归还50万元，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理应按约定支付违约金。综上，陈国希拖欠黎雄华款项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签署欠条、《确认函》，并偿还部分款项等做法，足以证明其对本案债务予以确认。陈国希不仅长期拖欠款项拒不归还，还企图通过虚构案件事实，恶意转移资产达到其逃避债务的目的，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护黎雄华的合法权益。黎雄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陈国希向黎雄华返还代持股份分红款4,334,382元及利息、违约金（从2010年11月26日起至2015年12月15日止，以未还股份分红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五年以上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从2015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4,334,382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违约金）；（二）判令潘小娃、陈凯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判令陈国希、潘小娃、陈凯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0年10月13日，陈国希、黎雄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补充》，确认2006年4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双方所占丰凯公司股权的比例为：陈国希42.706%，黎雄华23.294%，合计66%；在经历多次股权变更后，双方按原来持股比例共同持有丰凯公司的股权：陈国希26.4647%，黎雄华14.4353%（8,661,175股），合计40.90%；黎雄华所持8,661,175丰凯公司股份由陈国希代持。2015年11月13日，陈国希、戴某晗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确认陈国希代黎雄华持有丰凯公司14.43%的股权。（二）2010年11月26日，黎雄华向陈国希转账汇款23,538,094元。2011年2月17日，陈国希、戴某晗、黎雄华（瑞丰达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及瑞丰达的其他合伙人共同签署《关于广东丰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事宜的确认函》。该函件确认：瑞丰达受让和转让君联公司持有的丰凯公司840.3万股而产生的投资收益29,423,280元归陈国希、戴某晗所有，并已由瑞丰达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通过黎雄华支付至陈国希的银行账户；该收益由陈国希统一收取，按照陈国希、戴某晗两人所持丰凯公司的股权比例进行分配，陈国希占66%，戴某晗占34%。（三）2015年9月23日，黎雄华、陈国希共同签署《收条》，确认黎雄华于2015年9月21日收到陈国希归还2015年9月18日所立欠条项下30万元还款，现陈国希仍欠黎雄华545万元。2015年10月8日，黎雄华、陈国希再次签署《收条》，确认黎雄华于2015年10月8日收到陈国希归还2015年9月18日所立欠条项下10万元还款，现陈国希仍欠黎雄华535万元。2015年12月16日，黎雄华、陈国希签订《确认函》，约定因黎雄华委托陈国希代持丰凯公司股份期间，陈国希取得股份分红但未支付给黎雄华，截止2015年12月4日，陈国希仍欠黎雄华分红款535万元，该款以陈国希于2015年9月18日出具给黎雄华的欠条减去陈国希已还款给黎雄华的数额后，由陈国希所确认；从上述拖欠的分红款中扣除退还瑞丰达股东款项之后，暂计至2015年12月4日，陈国希仍拖欠黎雄华股份分红款4334382元；陈国希承诺从该确认函出具之日起至2016年7月18日向黎雄华清偿上述全部款项，否则自该确认函出具之日起按日万分之五向黎雄华支付违约金直至实际清偿之日。同日，黎雄华、戴某晗、陈国希签订《委托持股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黎雄华委托陈国希持有丰凯公司股份8661175股，占丰凯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4.4353%，黎雄华同意将该股份转让给戴某晗；黎雄华、陈国希确认陈国希代黎雄华持有上述股份期间有关股份分红款支付问题以陈国希在同日签订的《确认函》为准。从2016年7月11日至2016年7月22日黎雄华、陈国希的电话短信记录反映，黎雄华催促陈国希还款，陈国希回复称需要筹款；黎雄华提示陈国希7月18日还款期将至，并指示陈国希汇至黎雄华在农行德胜支行账户（账号62×××14），陈国希回复称已按照黎雄华指示的账户汇款50万元。2016年7月22日，陈国希向黎雄华（账号62×××14）转账汇款50万元。（四）1981年，陈国希、潘小娃在内地登记结婚。陈凯是陈国希、潘小娃的儿子。（五）2017年5月22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606民初14637号民事裁定，以黎雄华与陈国希、潘小娃、陈凯、张某琪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的审理须以本案审理结果作为依据为由，中止该案的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陈国希、潘小娃、陈凯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具有涉澳因素，属于涉澳民商事纠纷，需要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黎雄华、陈国希、潘小娃在本案中明示选择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陈凯是陈国希、潘小娃的儿子。陈国希、潘小娃确认陈凯在内地工作、生活。陈国希、潘小娃在内地登记结婚并经常在内地生活。诸被告在内地有一定财产。黎雄华在本案请求陈凯基于家庭成员身份对家庭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内地与黎雄华、陈凯在本案的纠纷有密切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黎雄华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2015年12月16日《确认函》是否陈国希、黎雄华的真实意思表示；（二）陈国希已经支付给黎雄华的50万元是否应抵扣案涉债务本金；（三）潘小娃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四）陈凯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从2015年12月16日《确认函》的形式来看，该函件正文是以打印方式完成；签署函件的双方当事人均签名及按捺手印；函件首部填写有双方当事人的内地身份证号码。陈国希、黎雄华对该函件上各自签名予以确认。因此，2015年12月16日《确认函》依法成立。从《确认函》的内容来看，其中所涉事项与当事人的陈述、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具体表现为：1.陈国希在本案中承认其代黎雄华持有丰凯公司的股份。黎雄华提供的2015年11月13日《股权转让合同》、陈国希提供的2010年10月13日《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均确认上述代持事实，并对代持股份的比例予以明确。可见，陈国希代黎雄华持有丰凯公司股份的事实足以认定。此节与《确认函》序言部分第一条的内容相符；2.《确认函》在序言部分第一条提及陈国希所代持股份拟转让给戴某晗，黎雄华已与其另行签订协议书之事。黎雄华提供的《委托持股股份转让协议书》与《确认函》形成于同一日。经比照，《委托持股股份转让协议书》所载事项与《确认函》序言部分的上述内容相一致。与此同时，《委托持股股份转让协议书》第四条提及《确认函》的存在，确认黎雄华、陈国希之间有关股份分红支付问题以《确认函》为准。该条款也与《确认函》序言部分第二条关于陈国希取得股份分红但未支付给黎雄华的表述相符。上述两份合同均有陈国希的签名，其间的条款能够相互印证；3.黎雄华提供收条两份，证明陈国希曾在2015年9月18日出具欠条并经两次还款，尚欠黎雄华535万元。陈国希抗辩称其出具欠条给黎雄华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所为。陈国希为此提供证人证言，但除了该证人证言外，其并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何况，根据两份收条所示，陈国希在出具欠条后分别按照其中的承诺向黎雄华两次还款共计40万元。该支付款项及签署收条行为是陈国希的个人行为，发生在欠条出具以后。从时间先后顺序来推断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上述事实足以说明陈国希对欠条的出具以及此后的分期履行的因果关系是明确的，并且，还表明陈国希是自愿而为的。因此，一审法院对陈国希关于受胁迫出具欠条的主张不予采信。此外，随后形成的《确认函》正文第一条对上述事实经过予以描述。可见，黎雄华提供的两份收条能够与《确认函》相互印证；4.2011年2月17日《关于广东丰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事宜的确认函》由陈国希、戴某晗、黎雄华等人签署。该函确认陈国希、戴某晗按照66%与34%的比例分配丰凯公司股权转让的收益29,423,280元。相对于戴某晗而言，陈国希所占分配比例66%与陈国希、黎雄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补充》所确认的2006年4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陈国希、黎雄华所占丰凯公司股权的比例合计66%相同。该部分收益在扣除税负后由瑞丰达执行事务合伙人黎雄华向陈国希转账支付23,538,094元。按照陈国希、黎雄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补充》所确认的2006年4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黎雄华占丰凯公司股权的比例为23.294%，23,538,094元*23.294%=5,482,963.6元。该计算所得数额与2015年12月16日《确认函》正文第一条确认的陈国希为黎雄华代持丰凯公司股份期间的股份分红575万元（535万元+10万元+30万元）相当。黎雄华在庭审中业已明确其在本案中请求陈国希返还的就是上述股权转让的两千多万收益的一部分；5.《确认函》第二条涉及退还瑞丰达股东款项问题。陈国希提供的瑞丰达协议书、瑞丰达工商登记变更材料表明黎雄华是瑞丰达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个人有权代表瑞丰达处理合伙事务。该事实能够与《确认函》第二条的约定相吻合；6.在《确认函》签署后，黎雄华曾经与陈国希进行电话短信交流。在短信记录中，黎雄华要求陈国希按照《确认函》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向其清偿欠款。陈国希对此未予否定。除此之外，黎雄华还曾经在短信中向陈国希提供还款账号，要求其偿还2016年7月18日即将到期的欠款。2016年7月22日，陈国希按照黎雄华指定的账户汇款50万元并以短信方式提示黎雄华查收。双方当事人的上述电话短信对话及陈国希的付款行为说明陈国希、黎雄华正在履行《确认函》的内容。根据以上六点分析，2015年12月16日《确认函》是陈国希、黎雄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其为合法有效的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陈国希、黎雄华应当严格按照《确认函》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由于陈国希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确认函》所约定的还款义务，其应当在本案中向黎雄华清偿相应欠款。（二）《确认函》约定陈国希偿还4,334,382元给黎雄华的最后期限是2016年7月18日，否则，陈国希还须支付逾期违约金。陈国希在2016年7月22日向黎雄华支付50万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短信记录，该款可以视为对《确认函》的履行。至于该款的性质，陈国希主张该款是对欠款本金的归还；黎雄华则认为该款是支付逾期违约金。针对该争议，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确认函》约定的所须返还款项并非借款，而是股权收益。从其法律性质来说，支付方不负有对该收益款除返还本金外还须支付利息的义务。其次，双方当事人对按期归还股权收益款仅约定有逾期违约金条款。该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是按日万分之五（年利率18%）计收，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3倍左右，具有较重的违约惩罚性。最后，对于逾期还款情形的出现，《确认函》并没有特别约定在陈国希出现不足额还款之时，该部分不足额还款是用于抵扣欠款本金还是逾期违约金。从黎雄华提示还款到陈国希不足额还款并提示查收的过程来看，陈国希在逾期还款后的第4天向黎雄华转账支付50万元，其本意应当是尽力归还欠款——陈国希根据黎雄华催促还款的要求，部分归还股权收益款。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推定陈国希并未考虑先支付违约金，剩余部分才清偿欠款本金。此时，逾期的程度也不重。至于黎雄华，其在接收陈国希50万元还款后也没有即时对陈国希说明该款先用于清偿违约金，剩余部分才抵偿欠款本金。此外，根据欠款的内涵，黎雄华并非以坐收逾期违约金为利。取得违约金不是黎雄华向陈国希收回股权收益款的根本目的。综上，从合同约定以及当事人的履约行为来看，陈国希的50万元还款应当视为归还股权收益款本金，不应先用于抵偿逾期违约金。因此，在扣除该50万元后，陈国希尚需归还股权收益款3,834,382元（4,334,382元-500,000元）给黎雄华。关于黎雄华主张的利息问题，如前所述，黎雄华在本案中请求陈国希返还的是股权收益，不属于借贷范畴。从该返还款项的性质来看，股权收益不具有换取利息的对价属性及逐利目的。《确认函》对该款项的计付已做出安排，其中并没有陈国希因持有该笔款项而需支付资金占用费的约定。此外，黎雄华主张陈国希逾期还款造成其财产损失，但黎雄华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财产损失客观存在，而且，双方当事人在《确认函》中已约定有逾期违约金条款，其计算标准高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基准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陈国希逾期还款的损失。所以，无论是就欠款性质而言还是就当事人约定而言，陈国希均无须为该款的返还额外支付利息。黎雄华请求陈国希支付从2010年11月26日至2015年12月15日的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黎雄华主张的违约金问题，《确认函》第四条约定，若不能在2016年7月18日以前向黎雄华返还4,334,382元，陈国希同意从2015年12月16日起按日万分之五向黎雄华支付违约金直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该约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陈国希未按期归还股权收益款给黎雄华，其应当为此支付逾期违约金。虽然如此，陈国希在庭审中抗辩称上述违约金的计算标准约定过高，应予适当调低。经审查，《确认函》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是日万分之五，即年利率18%。该标准确实高于商业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以及通行的逾期还款罚息利率（上浮30%-50%）。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对该违约金计算标准予以适度调整。结合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通行规制，本案适用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以年利率10%为宜。该计算标准略重于商业银行逾期贷款利率通常上浮50%的惩罚力度。鉴于陈国希在逾期后偿还50万元本金的事实，案涉股权收益款逾期返还的违约金计算方法具体如下：1.以4,334,382元为本金，从2015年12月16日起至2016年7月22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2.以3,834,382元为本金，从2016年7月23日起至该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三）陈国希与潘小娃在内地登记结婚，目前仍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案涉债务发生在陈国希、潘小娃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黎雄华请求陈国希返还股权收益款，该债务虽由陈国希一人所举，但却可以视为夫妻共同债务。潘小娃抗辩称其不知道该笔债务的存在，陈国希举债所得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潘小娃对其主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反观黎雄华提供的证据，在其提供的与陈国希电话短信交谈记录中，陈国希向黎雄华提及此前其本人、潘小娃与黎雄华的谈话，涉及双方纠纷的协商解决。该短信发生在《确认函》形成之前，案涉债务确定于该函之中。一审法院据此推定潘小娃知悉案涉债务的存在。因此，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潘小娃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四）黎雄华请求陈凯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理由为：陈凯是陈国希、潘小娃的家庭成员，应当对家庭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陈国希、潘小娃与陈凯之间有涉嫌逃避债务的行为。一审法院对该问题分析如下：首先，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并未规定所有家庭成员必须为某一家庭成员对外负债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其次，虽然陈凯是陈国希、潘小娃的家庭成员，但是，案涉债务并不是以陈凯名义所负。陈凯也没有对《确认函》所涉债务作出加入或承担的意思表示。案涉债务不应认定为陈凯与陈国希的共同债务。最后，黎雄华认为陈国希、潘小娃、陈凯之间存在无偿转让财产，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对于该项主张，黎雄华已经另案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其能够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本案不是撤销权纠纷诉讼，无须审查当事人之间与撤销权相关的行为。综上，黎雄华请求陈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支持黎雄华的该项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陈国希应当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黎雄华返还3,834,382元；（二）陈国希应当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黎雄华支付逾期违约金（1.以4,334,382元为本金，从2015年12月16日起至2016年7月22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2.以3,834,382元为本金，从2016年7月23日起至该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三）潘小娃对本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四）驳回黎雄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323.62元、保全费5,000元，由陈国希、潘小娃共同负担。二审期间，陈国希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关于陈国希代持黎雄华股份期间的《丰凯公司股东变化历史图》；2.三份2000年11月23日颁发的《股权证书》；3.2000年10月10日陈国希与黎锐新（黎雄华）的父亲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4.2003年5月18日陈国希与黎雄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与《合同补充协议》；5.2006年4月7日陈国希与黎雄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与《合同补充协议》；6.《广东丰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第8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7.2015年12月29日广东丰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上述证据拟证明840.3万股股份的转让与陈国希代持黎雄华股份无关，从交易习惯看，双方订立多份合同结算利益，但均未提到过本案争议的840.3万股股份的转让收益。从双方订立合同的内容看，具备区分代持股分红与股份转让投资收益的能力；第二组证据：1.《广东丰凯增资合同》《〈广东丰凯增资合同〉补充协议》；2.《〈广东丰凯增资合同〉补充协议（二）》；3.《〈广东丰凯增资合同〉补充协议（三）》；4.《一致行动协议书》，上述证据拟证明当时840.3万股的交易背景，一是君联公司为了收回投资成本，二是为了奖励陈国希、戴某晗为丰凯公司上市所作的特殊贡献；第三组证据：1.陈国希与戴某晗向瑞丰达转让5%丰凯公司股份的《股权转让合同》；2.《关于840.3万股股份转让投资收益历史图》；3.佛山市瑞丰达退伙入伙资料，上述证据拟证明黎雄华收到交易款项后全额支付给了陈国希，印证了黎雄华无权参与分配。上述第一组证据及第二组第4份证据有原件。本庭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黎雄华质证认为，对第一组第2至6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第一组第1项证据不予质证，该证据系陈国希单方制作，不属于新证据。对第一组第7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黎雄华主张的股权转让收益分配没有关联，正好证明陈国希承认其受黎雄华委托代持股权，则回购股份产生的利益应由三位股东按持股比例分配。对第二、三组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且第三组第2份证据系单方制作，不属于新证据。对第二、三组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陈国希关于股权转让收益系君联公司奖励陈国希和戴某晗的主张没有任何合同依据，黎雄华作为瑞丰达的普通合伙人，严格按协议约定将收到的股权转让收益一次性转给陈国希，再由陈国希按持股比例分配，但陈国希拒绝分配。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第一组证据2至6，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第一组证据1、第三组证据2，系陈国希单方制作的说明，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依法不作为二审新证据采信。对第一组证据7、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1、3，因陈国希未能提供原件，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陈国希、潘小娃、陈凯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是涉澳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处理本案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法庭调查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国希是否应当根据2015年12月16日《确认函》约定向黎雄华支付涉案款项；（二）陈凯是否应向黎雄华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陈国希支付的50万元款项是否应当先扣除本金；（四）陈国希应当向黎雄华支付的利息数额及承担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关于陈国希是否应向黎雄华支付涉案款项的问题。陈国希与黎雄华存在代持股关系。双方当事人确认，2006年4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陈国希与黎雄华所占丰凯公司股份比例为42.706%，黎雄华23.294%，共计66%。2010年10月13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补充》载明，陈国希持股26.4647%，黎雄华持股14.4253%，合计40.90%。黎雄华所持的14.4253%对应8661175丰凯公司股份由陈国希代持。2015年11月13日《股权转让合同》亦确认陈国希代黎雄华持有14.43%的股权。双方当事人确认2010年期间，因君联公司要求股份回购而出现丰凯公司840.3万股份的相关交易，即交易丰凯公司股份的收益产生于陈国希代黎雄华持股期间。因此，黎雄华主张陈国希按照2015年12月16日《确认函》，向其支付代持股期间交易丰凯公司股份取得的相应收益，有充分的事实依据。陈国希主张股份交易价款系君联公司作为股东指定由陈国希及戴某晗受益，但该主张缺乏证据证明。并且，陈国希、戴某晗作为丰凯公司股东委托瑞丰达收购另一股东君联公司股份，并向第三人出售，由此取得的差价君联公司作为出售股份一方，无权单方指定受益人。因此，陈国希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陈国希主张2015年12月16日《确认函》系受胁迫签订，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亦与其签署《确认函》后多次向黎雄华支付款项的行为相悖，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确认函》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陈国希认为《确认函》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证据证明，其主张不应按《确认函》约定内容向黎雄华支付涉案款项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凯是否应向黎雄华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陈凯与陈国希系父子关系，现有法律并未规定陈凯应对其父亲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故黎雄华要求陈凯对陈国希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对于陈国希、潘小娃是否存在无偿转让财产以逃避债务的行为，属于另案债权人撤销之诉的审查范围，不影响本案关于陈凯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认定。因此，黎雄华上诉主张陈凯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国希支付的50万元款项是否应当先扣除本金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确认函》中并未约定陈国希未足额还款的情况下，所还款项优先用于抵扣欠款本金还是逾期违约金。现有法律亦未明确规定逾期还款所还的部分款项应当先抵扣违约金。从双方履行情况看，陈国希在逾期还款后的第4天向黎雄华转账支付50万元，而黎雄华收款后亦未明确表示该款项先用于清偿违约金，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上述履约行为的目的系归还股权收益款本金并无不当。关于陈国希应当向黎雄华支付的利息数额及违约金计算标准问题。黎雄华主张陈国希依《确认函》支付的款项性质为股权收益，并非借贷款项，黎雄华要求陈国希支付利息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此外，《确认函》亦无资金占用费的相关约定，因此，黎雄华要求陈国希支付利息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国希应当承担的违约金计算标准问题。陈国希于一审期间抗辩称《确认函》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应予适当调低。双方当事人于《确认函》中约定的年利率为18%，该标准高于商业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及通行的逾期还款罚息利率。并且，黎雄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财产损失客观存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关于“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的规定，一审法院结合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将本案违约金计算标准酌定调整为年利率10%，该标准仍然略高于商业银行逾期贷款利率通常上浮50%的计算标准。黎雄华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调低违约金计算标准不当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黎雄华、陈国希、潘小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275.05元，由黎雄华负担8,800元，由陈国希、潘小娃负担人民币37,475.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饶 清审判员 辜恩臻审判员 王 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罗洁书记员李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