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302民初182号原告：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18468264XT，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和平路**。法定代表人：张建文，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军，男，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坤毅，湖南力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卓迪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743047838，，住所地湘潭市九华经济示范区纬二路以北伏林路**法定代表人：王俊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雪辉，女，湖南卓迪机械有限公司出纳。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邵湘，女，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岳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娜，女，湖南卓迪机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后被撤销委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会军，湖南绥之律师事务所律师（后被撤销委托）。原告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建公司）与被告湖南卓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迪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益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军、张坤毅，被告卓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娜、张会军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益建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因当事人未提交补充资料且未交纳鉴定费用，锦鑫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退回鉴定。本院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益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军、张坤毅，被告卓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雪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益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拖欠的工程款（含农民工工资）1044079.0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益建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将诉讼请求中的欠付工程款金额减少为1026103.37元，并增加要求被告卓迪公司支付从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共计3年的利息61568.22元（1026103.37元×0.02%×3）及律师工作费用102610.3元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6月13日、2013年8月30日、2014年8月6日、2013年11月27日、2014年8月18日、2014年9月13日、2014年9月14日、2014年11月30日、2015年1月21日分别签订10份合同及协议、签证等（钢结构厂房补充协议未填日期），合同总价格8405466元，被告已经支付原告8237380元，拖欠168086元。此外，2015年3月21日双方对账，原告按双方约定完成的18项工程增加项目的工程款与相关企业管理费、约定的企业利润，合计为1365237.37元（含被告已直接支付给混凝土供应商李超的货款507220元），实欠原告增加项目工程款858017.37元，被告在没有通知原告现场核实及与原告协商的情况下只认可1110811.18元（含被告已直接支付给李超的混凝土货款507220元），双方对账差额较大。经多部门协调，被告至今仍欠原告工程款1026103.37元。被告卓迪公司辩称：到2017年5月27日止，被告累计已支付给原告工程款14117402.5元（含合同总价8262660元、综合楼4690000元、劳保基金610720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100000元），比原告诉称的合同总价多支付1164742.5元，被告已履行了施工合同付工程款的义务，原告应返还多得的工程款。关于原告益建公司诉称的工程增加项目工程款，由于原、被告双方在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标时存在较大金额差距，原告认可的金额为1365237.377元（原文如此），而被告卓迪公司认可的金额为1110881.18元，双方差额为254356.197元（原文如此）。原告在2014年4月14日从湘潭市建筑企业劳动保险行业管理处取走被告所交劳保基金610720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100000元，也应一并计算在工程款内。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3年6月13日，原告益建公司（乙方）与被告卓迪公司（甲方）就卓迪公司厂房基础及附属工程签订《承包施工合同》，约定合同价款（含税）为2800000元。2013年8月30日，原告益建公司（乙方）与被告卓迪公司（甲方）就卓迪公司钢结构厂房工程签订《承包施工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不含税）为4728660元。此后双方签订《钢结构厂房补充协议》（未注明签订时间），对双方于2013年8月30日的《承包施工合同》中的项目进行了5项修改和增加，约定由卓迪公司补偿16000元给益建公司，完成以上所有项目不再另行收费。2014年8月6日，原告益建公司（乙方）与被告卓迪公司（甲方）就卓迪公司公用厕所、工厂大门、1#、2#车间相连钢结构屋盖工程签订《承包施工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不含税）为718000元，被告卓迪公司股东、总经理杨毅及时任股东胡建仁在合同上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合同签订后，原告益建公司组织进行施工，上述工程已竣工并交付使用，其中2013年6月13日签订的卓迪公司厂房基础及附属工程《承包施工合同》（合同价款2800000元）中的车间内厕所未实际施工，而是由原告益建公司在车间外搭建一处简易厕所，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应从工程款中扣除未施工厕所的工程款金额为29349.92元，但对应增加计算的车间外厕所的工程款金额不能达成一致，本院酌情认定车间外厕所的工程款金额为2000元。此外，双方当事人之间还存在以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1.被告卓迪公司（甲方）于2013年11月27日与原告益建公司（乙方）就卓迪厂区道路硬化工程签订《协议（增加工程）书》，约定按50元/立方米计价，工程完工后按实际进场方量结算，乙方在进场后二日内支付20000元，施工过程中根据乙方的资金需要，按95%的付款条件分次支付，工程完工经甲方验收合格后，剩余5%一年内一次性付清。被告卓迪公司时任股东胡建仁在合同上甲方处签名。2013年12月9日，施工人员钟安生出具领取该道路施工工资（728平方米）34580元的领款凭证，胡建仁在该领款凭证上签名。该领款凭证上注明“按施工合同50元/平方米计算=36400元整，减去5%的质保金，36400元×0.95=34580元”；2.被告卓迪公司时任股东胡建仁于2014年8月29日在原告益建公司制作的《自来水入户工程清单》上确认该工程款为13216元；3.被告卓迪公司（发包方）与原告益建公司（承包方）于2014年9月13日签订《车间压缩空气管路安装协议》，约定管道总长约1100米（按实结算），单价为13元/米，后协议上手写注明工程款为14300元。被告卓迪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李运南与时任股东胡建仁在该协议的甲方代表签字处签名；4.被告卓迪公司（发包方）与原告益建公司（承包方）于2014年9月14日签订《办公室及仓库施工》，约定由乙方承接甲方车间彩板办公室及仓库制作安装工程，按230元/平方米计价（不含税），室内照明、空调、办公用电线路另加800元，将原定木制楼层板改为3mm厚人字钢板另加1500元。被告卓迪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李运南与股东、总经理杨毅在该协议的甲方代表签字处签名。2014年10月6日，原告益建公司制作《车间内仓库结算单》，载明该工程项目工程款共计65940元。被告卓迪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李运南于2014年10月7日在结算单上签名，被告卓迪公司时任股东胡建仁在结算单上签名并书写“按陆万伍仟玖佰元正结算，先付伍万元正”；5.原告益建公司于2014年11月30日就卓迪综合楼大门雨棚项目制作《工程结算单》，载明工程款合计11589.69元。被告卓迪公司股东、总经理杨毅于2014年12月1日在该结算单上签名并书写“按9800元结算”；6.原告益建公司于2015年1月17日制作《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载明工程款总价（不含税）1365237.377元（原文如此），被告卓迪公司时任股东胡建仁在结算单上签字载明“工程增加项目已核，工程量金额数核实需有关审计部门审计，报董事长、总经理审核”；7.办公楼213房间装修产生费用3190元。被告卓迪公司陆续支付了部分涉案工程款，原告益建公司认可收到8237380元（包含被告卓迪公司制作的《支付益建公司工程款明细表》中第1、21、23、24、25、27、28、30、31、34、36、38、40、42、44、49、50、51、52、55、56、57、61、62、63、66、68、70、72、74、75、77、78、81、83、84、85、86、89、91、92、93笔款项，其中原告益建公司仅认可收到第61笔款项的100000元中的50000元）及被告卓迪公司直接支付给供应商的混凝土货款507220元，共计8744600元。第11笔1312元付款虽然仅有送货单而不是直接支付给原告益建公司，原告益建公司对该笔付款也不予认可，但考虑到该送货单中的客户名称中含有“马总”字样，结合原、被告付款过程中多次出现“马总”（即原告益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军）字样，本院认定该笔款项系被告卓迪公司支付给原告益建公司的款项；虽然第61笔付款凭证中仅有50000元的转账凭证，但考虑到原、被告付款过程中存在较多的现金支付等非转账支付方式，且有原告益建公司工作人员马立军出具的100000元领据，本院认定该笔付款金额为100000元。被告卓迪公司主张已支付给原告益建公司的其他款项，因原告益建公司不认可系支付本案工程款，且该部分款项中的一部分并未直接支付给原告益建公司也无原告益建公司指示付款给他处的证据，另一部分虽然是直接支付给原告益建公司或有原告益建公司指示付款给他处的证据，但付款凭证上体现该款项系支付原告益建公司与被告卓迪公司之间的综合楼工程项目，非本案涉及的工程项目，因此均不应认定为被告卓迪公司已支付的本案工程款项当中。综上所述，被告卓迪公司已支付的本案工程款项为8795912元（8744600元+1312元+50000元）。被告卓迪公司向相关职能部门于2014年4月14日交纳了劳保基金610720元，于2015年10月20日交纳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100000元。原告益建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领取了拨付的劳保基金488576元。2015年7月3日，在九华管委会住建局、劳动局、产业局等部门协调见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关于解决卓迪机械厂房民工工资协调意见》，其中约定原告益建公司配合被告卓迪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前办理好竣工验收手续，被告卓迪公司督促股东在2015年12月1日前为原告益建公司办理工程结算。另查明，原、被告双方另行签订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18日的《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由原告益建公司总承包卓迪公司钢结构厂房、综合楼工程，工程造价总额为9868000元大包干；工程结算以经卓迪公司认可的竣工实际工程量、以该合同工程造价计价方法为依据由益建公司作出竣工结算，经卓迪公司审定。2014年12月25日，税务部门开具了一张金额为9868000元的建筑业统一发票，该发票税款593066元由被告卓迪公司交纳，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原告益建公司应开税务发票的2800000元工程款的税款为168280元。民事诉讼法本院认为，本案涉案工程项目，虽然部分合同（协议）、结算单未加盖被告卓迪公司印章，但有被告卓迪公司的相关人员签字确认，且被告卓迪公司在庭审过程中认可上述工程项目均由原告益建公司实际施工完成，故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均予以确认，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原告益建公司已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卓迪公司应履行支付全部工程款的义务。关于原告益建公司于2015年1月17日制作《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的结算金额问题，原告益建公司主张按结算单上打印的1365237.377元（原文如此）计算，被告卓迪公司未在该结算单上确认结算金额，在答辩状中仅认可该工程款金额为1110881.18元，此后又以该结算单所附签证单中有部分签证单无卓迪公司加盖公章或由其工作人员签字认可为由，认为应将无卓迪公司盖章或签字的签证单金额予以扣除。本院对此评析如下，第一、虽然部分签证单无卓迪公司加盖公章或由其工作人员签字，但卓迪公司时任股东胡建仁在《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上签字“工程增加项目已核，工程量金额数核实需有关审计部门审计，报董事长、总经理审核”表明已对工程增加项目核实清楚，仅是对增加工程量的金额需要经审计后报董事长、总经理审核；第二、上述结算单上除去手写核减金额后计算的金额为1110881.18元，一方面表明卓迪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审核，另一方面，该金额与被告卓迪公司在答辩状中认可的金额一致，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答辩状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综合以上分析，考虑到双方在本案中其他工程项目结算金额中存在核减原告益建公司所主张金额的情况，因此，本院认定该部分的工程款为1110881.18元，因此被告卓迪公司应付的工程款总额为9488997.26元（2800000元+4728660元+16000元+718000元+36400元+13216元+14300元+65900元+9800元+3190元+1110881.18元﹣29349.92元+2000元）。根据总承包合同金额所缴纳的税款593066元由被告卓迪公司支付，原告益建公司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其中2800000元工程款的税款168280元，原告益建公司虽主张其应承担的168280元税款已由被告卓迪公司从应支付的工程款当中扣除，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应在本案中从未支付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因此被告卓迪公司未支付的工程款为524805.26元（工程款总额9488997.26元﹣已支付的本案工程款项8795912元﹣应扣除的税款168280元）。关于相关职能部门拨付给原告益建公司的劳保基金488576元是否应从被告卓迪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中予以抵扣的问题，原、被告双方之间无关于劳保基金的约定，根据湖南省住建部门的相关规定，劳保基金应由建设单位（在本案中为被告卓迪公司）交纳，再由相关职能管理部门拨付给建筑企业（在本案中为原告益建公司），因此交纳劳保基金系被告卓迪公司的法定义务，原告益建公司领取拨付的劳保基金符合相关规定，相关职能部门拨付给原告益建公司的劳保基金488576元不应从被告卓迪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中抵扣。被告卓迪公司未举证证明原告益建公司领取了被告卓迪公司交纳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100000元，故本院对被告卓迪公司提出的从工程款中抵扣该10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益建公司诉讼请求中表述的年利率为0.02%，但根据其计算方式及金额，其真实意思应为年利率2%，按年利率2%计算从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共3年期间欠付工程款利息的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约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卓迪公司应支付的利息为31488.32元（524805.26元×2%×3年）。关于原告益建公司主张的律师费用，双方未约定该费用的负担，该费用具有违约金性质，而原告益建公司已在本案另行主张了同样具有违约金性质的利息且得到了本院的支持，故本院对该部分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益建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南卓迪机械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524805.26元及利息31488.32元，共计556293.58元；二、驳回原告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13元，由原告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8263元，被告湖南卓迪机械有限公司负担72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 刚人民陪审员  黄志文人民陪审员  谢海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罗贝代理书记员  冯 钊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