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2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润强，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13。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劲，广东华法（三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广东华法（三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高兵，男,汉族,住湖北省潜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22************19X。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巨华,广东千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远,广东千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泽辉，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39。原审被告：黄凤仪，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4X。上诉人蒋润强因与被上诉人熊高兵、原审被告黄泽辉、黄凤仪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7民初3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蒋润强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熊高兵的诉讼请求，蒋润强无需退还租金204266.67元、押金50000元、定金50000元，合计304266.67元及其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熊高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第一，蒋润强、黄泽辉、黄凤仪与熊高兵之间除了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之外，案涉的猪栏均是由熊高兵委托蒋润强、黄泽辉、黄凤仪代建而成，之所以《肉猪栏出租合同》约定两年租金一次性缴清、收取较高的押金、定金等都是基于代建行为需大量资金而产生的特殊约定，而事实上，蒋润强、黄泽辉、黄凤仪在收取熊高兵租金、押金、定金后，也将大部分款项用于猪栏建设和设备购入当中。第二，蒋润强、黄泽辉、黄凤仪于2018年12月23日收取熊高兵的50000元新增猪栏定金是属于第二次新增猪栏(本次新增猪栏约为1100㎡，该猪栏未单独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蒋润强投入达162300元)，并非系添注于《肉猪栏出租合同》所约定的新增猪栏(该新增猪栏约为257平方米，只收取了两年租金51400元)，该定金并非《肉猪栏出租合同》的附属定金。二、一审尚有未查明的事实。第一、佛山三水区防控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关于规范生猪养殖场防疫取得管理的告知书》，该告知书仅规定了各养殖场(户)需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才允许继续养殖新猪，熊高兵作为实际养殖人，一直怠于申请相关《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未有积极继续履行合同。第二，虽然熊高兵没有继续在案涉猪栏和案涉新增猪栏继续养殖，但针对案涉猪栏和案涉新增猪栏，熊高兵并未与蒋润强、黄泽辉、黄凤仪办理交接撤场手续，实际上，熊高兵在养殖期间对案涉猪栏和案涉新增猪栏有大量损坏行为。第三，熊高兵在养殖期间，排放了大量排泄物进入蒋润强承包的鱼塘内，导致蒋润强承包的鱼塘未能正常使用。基于上述可知：第一，在地方政府未明确出具禁养文件且熊高兵怠于申请相关《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未有积极继续履行合同的前提下，一审法院直接以不可抗力为由支持熊高兵解除案涉《肉猪栏出租合同》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有误。第二，即使二审法院认可一审以不可抗力为由解除案涉《肉猪栏出租合同》，鉴于案涉猪栏均是蒋润强、黄泽辉、黄凤仪受熊高兵委托而建成，蒋润强、黄泽辉、黄凤仪一次性收取的租金、押金大部分均已转化为猪栏的工程款和设备款，案涉租赁合同无法履行的风险应由熊高兵承担，蒋润强、黄泽辉、黄凤仪无需退还。即使案涉猪栏投入巨大，一审判决直接将相关风险确认由蒋润强、黄泽辉、黄凤仪作为出租人单方承担，也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第三，蒋润强、黄泽辉、黄凤仪于2018年12月23日收取熊高兵的50000元新增猪栏定金并非是《肉猪栏出租合同》的附属定金，一审法院直接根据《肉猪栏出租合同》的解除而判令由蒋润强、黄泽辉、黄凤仪直接退还给熊高兵，显然也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第四，即使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正确，但熊高兵仍有修复案涉猪栏及鱼塘的责任，相应的修复费用应从判令返还的租金、押金、定金中予以扣除。被上诉人熊高兵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二审期间，原审被告黄泽辉、黄凤仪未进行陈述。熊高兵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黄泽辉、黄凤仪、蒋润强退还押金和剩余租金388422元和利息6470.15元（利息从2019年2月28日起暂计至2019年6月3日止）；2.判令黄泽辉、黄凤仪、蒋润强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黄泽辉是黄凤仪的父亲。蒋润强是黄凤仪的丈夫。黄泽辉、黄凤仪、蒋润强共同经营位于佛山市三水区********的鱼塘，并在鱼塘上搭建了猪栏（以下简称案涉猪栏）。2018年4月18日，案外人何某为租赁案涉猪栏向蒋润强交纳定金100000元。其后，案外人何某放弃租赁，经协商将已交纳的定金转让给熊高兵。2018年5月26日，熊高兵与蒋润强就租赁案涉猪栏签订租用猪栏订金协议，约定案涉猪栏订金为100000元。同日，熊高兵转账付给黄凤仪100000元。2018年6月17日，熊高兵转账付给黄凤仪236600元。2018年6月18日，熊高兵与黄泽辉签订《肉猪栏租赁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1.案涉猪栏的租金为194800元/年。租金两年一交。2.租期为2018年6月18日至2020年6月17日。3.押金50000元。租赁期满，押金不计利息返还给熊高兵。4.租赁期间，如政府禁养，要终止合同的，熊高兵养大本批猪，押金由黄泽辉全部返还熊高兵，租金按剩余月份予以退还。同日，熊高兵付给蒋润强现金3000元。黄泽辉立据确认收到熊高兵两年租金389600元、押金50000元,合计439600元(含上述案外人何某定金100000元、熊高兵付订金100000元、熊高兵付236600元、熊高兵付3000元)。同日，黄泽辉、黄凤仪、蒋润强将案涉猪栏交付熊高兵使用。2018年7月5日，黄泽辉向熊高兵出租新增猪栏（以下简称案涉新增猪栏）一批，约定案涉新增猪栏两年的租金为51400元。双方将租赁新增猪栏事宜添注于上述《肉猪栏租赁合同》中。2018年7月25日，熊高兵转账付给黄凤仪26400元，熊高兵委托他人向蒋润强转账25000元。同日，蒋润强立据确认收到熊高兵案涉新增猪栏租金51400元，案涉新增猪栏的租期为2018年7月5日至2020年7月4日。2018年12月23日，熊高兵转账付给黄凤仪40000元、付现金10000元。同日，蒋润强出具《收条》，确认收到熊高兵案涉新增猪栏定金50000元。2019年1月9日，佛山市三水区防控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向各养殖场（户）发布《关于规范生猪养殖场防疫管理的告知书》，该告知书的主要内容为：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生猪养殖场，采取只出不进的方式逐步减少生猪存栏，须于2019年5月31日前清栏完毕，主动关闭。逾期未自行关闭的，将从2019年6月开始强制关闭，不作任何补偿。2019年2月18日，佛山市三水区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关于暂停外地生猪调入我区的紧急通知》，规定从通知之日起暂停外地生猪调入三水区。2019年6月18日,熊高兵提起本诉。2019年7月19日，黄泽辉、黄凤仪、蒋润强收到起诉状副本。同时查明，熊高兵已从案涉猪栏和案涉新增猪栏撤场。一审法院认为，熊高兵与黄泽辉签订的《肉猪栏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内容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非洲猪瘟发生后，地方政府出台了规范生猪养殖的规定，导致生猪养殖条件和养殖成本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规范生猪养殖是双方签订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难以克服的客观因素，属不可抗力。该不可抗力是导致熊高兵租赁案涉猪栏和新增猪栏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根本原因，故熊高兵有权请求解除《肉猪栏租赁合同》。因熊高兵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起诉前向黄泽辉、黄凤仪、蒋润强提出了解除合同的正式请求,故一审法院确认《肉猪栏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为黄泽辉、黄凤仪、蒋润强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即2019年7月19日。《肉猪栏租赁合同》解除，熊高兵应承担其实际使用案涉猪栏和新增猪栏期间的租金。熊高兵实际使用案涉猪栏的期间为2018年6月18日至2019年7月19日，该期间的租金为194800元÷12个月×13个月（实际使用月份数）≈211033.33元。熊高兵实际使用案涉新增猪栏的期间为2018年7月25日至2019年7月19日，该期间的租金为51400元÷24个月×12个月（实际使用月份数）=25700元。因此，熊高兵应付案涉猪栏租金211033.33元+新增猪栏租金25700元=236733.33元，熊高兵已付给黄泽辉、黄凤仪、蒋润强案涉猪栏租金389600元+新增猪栏租金51400元=441000元，故黄泽辉、黄凤仪、蒋润强应退还熊高兵租金441000元-236733.33元=204266.67元。《肉猪栏租赁合同》解除，黄泽辉、黄凤仪、蒋润强应全额退还熊高兵已交纳的案涉猪栏租赁押金50000元+案涉新增猪栏租赁定金50000元=100000元。熊高兵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请求合理，但利息起算时间应为合同解除之日即2019年7月19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黄泽辉、黄凤仪、蒋润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熊高兵退还租赁租金204266.67元、押金50000元、定金50000元，合计304266.67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304266.67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9日起至304266.67元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熊高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即3612元（熊高兵已预交），由黄泽辉、黄凤仪、蒋润强共同负担2829元，熊高兵负担783元。保全费申请费2470元（熊高兵已预交），黄泽辉、黄凤仪、蒋润强共同负担1935元，熊高兵负担535元。二审期间，蒋润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收条》《收款收据（NO0588605）》，拟证明：第一，《收条》拟证明蒋润强为熊高兵代建猪舍所支出的工程款一共是318600元。第二，《收款收据（NO0588605）》拟证明蒋润强应熊高兵的邀请，第二次为其新建猪栏，本次猪栏面积为1100平方米，支付的工程款项为162300元，蒋润强于2018年12月代建的1100平方米的猪栏并非案涉合同添注的案涉新增猪栏，于2018年12月23日收取的50000元定金亦非案涉新增猪栏的租赁定金。经审查，本院对蒋润强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蒋润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期间，熊高兵、黄泽辉、黄凤仪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系蒋润强应否向熊高兵退还租金、押金、定金，合计304266.67元并支付利息。案涉《肉猪栏出租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在租赁期间，佛山市三水区防控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向各养殖场（户）发布《关于规范生猪养殖场防疫管理的告知书》，该告知书的主要内容为：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生猪养殖场，采取只出不进的方式逐步减少生猪存栏，须于2019年5月31日前清栏完毕，主动关闭。逾期未自行关闭的，将从2019年6月开始强制关闭，不作任何补偿。这是双方签订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难以克服的客观因素，属不可抗力。该规定的出台导致生猪养殖条件和养殖成本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导致熊高兵租赁案涉猪栏和新增猪栏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熊高兵请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蒋润强抗辩主张不属于不可抗力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合同解除后，熊高兵应承担其实际使用案涉猪栏和新增猪栏期间的租金，蒋润强、黄泽辉、黄凤仪应退还熊高兵多缴纳的租金和熊高兵已缴纳的案涉猪栏和新增猪栏的定金，并支付利息。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蒋润强、黄泽辉、黄凤仪应向熊高兵退还租金、押金、定金合计304266.67元并支付利息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蒋润强上诉主张案涉猪栏是受熊高兵委托而建造的，其一次性收取的租金、押金已大部分转化为猪栏的工程款，且其于2018年12月23日收取的50000元定金并非系添注于案涉合同所约定的新增猪栏的租赁定金，故其无需退还相应的租金、押金、定金。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蒋润强应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于本案诉讼中未能举证证明其与熊高兵之间除了存在租赁关系外，还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亦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于2018年12月23日收取的50000元定金并非是案涉新增猪栏的租赁定金，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蒋润强的该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蒋润强还上诉主张熊高兵在租赁期间对猪栏及其鱼塘造成一定损失的问题。蒋润强对其该主张亦未能举证证明，其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蒋润强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64元，由上诉人蒋润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珂珂审 判 员 李 虹审 判 员 黄玉凤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 黄结仪书 记 员 蔡依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