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10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城东三塔。负责人：何睿，该银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承诚，女，198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该银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奎锡，男，1989年12月6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该银行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德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公园南路****[市府社区]法定代表人：张林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奇炎，贵州法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0079978。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普，贵州法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011430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贵阳市急救中心），，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博爱路**法定代表人：张云强，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祝玮，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811054650。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德卡科技有限公司、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2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1月16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被上诉人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贵州德卡科技有限公司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上诉请求：请求撤销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115民初267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判决书未准确区分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主体，误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市一医认定为共同“买方”，判决上诉人对《销售合同》之外被上诉人德卡科技自行供给被上诉人市一医的95台读卡器中的65台承担共同付款中责任，属事实认定错误。二、即便如被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德卡科技于2015年陆续供给被上诉人市一医的95台读卡器中包含上诉人向德卡科技采购的30台读卡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德卡科技于2016年签订的《销售合同》也可证明，对于被上诉人德卡科技无书面购销合同及上诉人书面订单情形的供货行为，上诉人只认可了其中30台为符合上诉人采购需求的有效供货行为。对此，被上诉人德卡科技并未提出异议并与上诉人签订了上述合同，同时开具了与30个读卡器价款相符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若前述95台读卡器真是应上诉人采购要求进行供货，被上诉人德卡科技的上述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三、《致交通银行贵州分行函》佐证，案涉65台读卡器购买主体为被上诉人市一医。《致交通银行贵州分行函》并非被上诉人市一医直接出具并提交给上诉人，且被上诉人市一医也未能提供上诉人对于上述函件的书面签收记录，而是被上诉人市一医为逃避付款责任而出具给德卡科技的权宜之计，上诉人知晓该函件是因德卡科技事后将其提交上诉人，以寻求上诉人帮助协调被上诉人市一医履行付款责任，但上诉人在知晓函件内容当时即口头告知德卡科技相关设备款支付责任主体为市一医，与上诉人无关。2015年德卡科技供应的95台设备为应被上诉人市一医的供货要求进行供应，故德卡科技多年来才会一直向被上诉人市一医追要货款而未向上诉人追索。四、被上诉人德卡与市一医已经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应由市一医支付案涉65台读卡器价款及利息。贵州德卡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一审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应予维持。贵阳市第一人民医辩称，案件相应款项支付由交行支付，我们未提出上诉。贵州德卡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与被告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共同支付原告设备款174,200元，并赔偿原告逾期付款损失（自2015年6月26日至2019年3月31日，暂为47,084.11元；自2019年4月1日至清偿完毕前述款项之日的利息，以174,2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数利率上浮50%计算）；二、本案的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25日，被告市一医（甲方、医院方）与被告交行贵州分行（乙方、银行方）签订《交通银行“银卫安康”自助医院项目合作协议》一份，主要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建设医院门（急）诊、住院部的自助缴费项目……由乙方提供相关硬件设备，主要包括专用自助设备、读卡设备及相关电子设备等。医院信息系统与该项目对接产生的软件改造费用乙方承担，甲方须配合乙方完成与医院信息系统的对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送货单共6张：第一张编号0572666，日期15年5月15日，收货单位为“交通银行（市一医项目）”，其余5张日期分别为15年5月22日（2台）、15年5月28日（13台）、15年6月8日（30台）、15年6月9日（8台）、15年6月25日（45台），收货单位均为“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6张送货单所载货物，共计95台案涉T10读卡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有“邵建华”签名。2016年9月18日，原告（乙方、供方）与被告交行贵州分行（甲方、需方）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被告交行贵州分行向原告购买D＆C品牌T10型号的30台多合1读卡器用于被告市一医各窗口的刷卡业务，单价2680元，价款合计80,400元。原告按约供货后，被告交行贵州分行于2016年11月9日向原告支付了80,400元货款。2019年1月29日，被告市一医向被告交行贵州分行发送《致交通银行贵州分行函》，载明“贵单位与我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共同合作的银医一卡通项目，于2015年开始建设，并已经使用了好几年了，作为项目的医院收费窗口使用的刷卡机。设备是由贵州德卡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德卡公司）提供，共95台，型号为：T10N。已经在我院正式使用近4年了。据德卡公司提供的文件材料，贵单位已经在2016年9月和德卡公司签订了30台的合同，并在同年12月支付过30台的费用。剩下的65台费用，一直未支付给德卡公司。自2016年贵单位支付第一笔款后，德卡公司向贵单位追要货款，未得到结果。德卡公司连续几年来我单位追要货款，因我单位与德卡公司未签订合同依据，不能支付此货款给德卡公司。项目时间已经很长，设备已经使用好几年了，本着诚信合作，贵单位作为合同主体，请及时把货款支付给德卡公司，兑现当初的承诺。”该函底部加盖“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印章。另查明，被告市一医已收到案涉读卡器95台。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交通银行“银卫安康”自助医院项目合作协议》、《销售合同》、送货单、《致交通银行贵州分行函》、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及一审法院审查，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市一医于庭审中陈述其已收到原告供应的案涉读卡器95台并实际使用。被告交行贵州分行辩称其仅向原告采购30台读卡器，且读卡器应由交行收货后再提供给被告市一医使用，其余65台读卡器由被告市一医直接向原告采购。经查，首先，原告向被告交付95台读卡器的时间为2015年5月到6月期间，时间上具有连续性，且未能明显区分30台与65台分批次进行供应；其次，案涉6张供货单的收货人均为“邵建华”，据被告交行贵州分行的陈述，收货人系被告市一医的工作人员。被告交行贵州分行辩解30台读卡器是由其先行收货后再交由被告市一医使用，但被告交行贵州分行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故在无法明显区分30台读卡器与65台读卡器分批次供应的情况下，送货单上的收货人又系同一人，收货形式前后一致，应视为同一批货物；再者，原告与被告交行贵州分行签订《销售合同》的日期为2016年9月18日，与原告供货时间间隔较长，期间被告交行贵州分行并未对货物数量提出异议，虽仅对30台读卡器支付货款，但在对原告供货95台读卡器的事实清楚知悉及三方有买卖合同关系前提下，又经过被告市一医向其发送了《致交通银行贵州分行函》，未明示拒绝对余下65台读卡器进行支付，此举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被告交行贵州分行的辩解与查明事实相互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编号为“0572614”的送货单提出异议，辩称该送货单日期进行过修改，经查，该张送货单仅在“2015年”处有涂改痕迹，其余地方无修改，且二被告未对该送货单所载货物数量、收货人签名等提出异议，故该送货单的形式瑕疵对本案无实际影响，一审法院不再赘述。被告交行贵州支行与被告市一医签订的《交通银行“银卫安康”自助医院项目合作协议》系两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协议中虽有“由乙方提供相关硬件设备，主要包括专用自助设备、读卡设备及相关电子设备等。医院信息系统与该项目对接产生的软件改造费用乙方承担，甲方须配合乙方完成与医院信息系统的对接。”的约定，但该约定仅约束两被告，效力无法及于本案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三方通过口头约定订立买卖合同，原告已按约履行供货义务，被告市一医亦已实际使用案涉读卡器多年，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因案涉买卖合同仅约定标的数量、价款、供货方式等主要条款，按照一般常理，两被告作为买卖合同中的“买方”，应向“卖方”即本案原告支付货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的规定，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174,200元货款的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息，因两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损失，应向原告进行赔偿，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因双方未约定价款支付时间，故一审法院酌情以未付款174,200元为基数，从原告起诉之日（2019年4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欠款清偿完毕之日为止支持原告该项诉请。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共同支付原告贵州德卡科技有限公司设备款174,2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未付款174,200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欠款清偿完毕之日为止）；二、驳回原告贵州德卡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310元，由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交通银行提交以下证据：提交一份内部审批单及立项申请，证明当时我们只要30台，多出的65台与我们无关。市一医质证称，是交通银行内部材料，与市一医没有达成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是事前还是事后无法证实。德卡科技质证称，三性不认可。该证据是交行内部资料，是事前还是事后无法证实，无法约束德卡和市一医。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的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涉案65台读卡器的购买主体，因读卡器的购买起因系市一医与交行于签订《交通银行“银卫安康”自助医院项目合作协议》，在该协议中约定由乙方交通银行提供设备，且并未约定购买读卡器的数量。实际供货时，各方未签订书面的购买合同，德卡公司实际交付了95台读卡器，时间为2015年5月到6月期间，时间上具有连续性，且未能明显区分30台与65台分批次进行供应，应当视为一个分批次履行的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交通银行作为《合作协议》中设备的提供方，其对设备的采购事宜应当清楚，如其对供货数量有异议又经过市一医向其发送了《致交通银行贵州分行函》，交通银行未明示拒绝对余下65台读卡器进行支付，此举明显不符合常理。交通银行虽在德卡公司连续供货95台供货后，仅就其中30台签订书面合同，但并不影响95台读卡器事实买卖合同的成立。综上所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20元，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永霞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邰滢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