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3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晓斌，女，197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346。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芳琼、何紫妍，均系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涛，男，197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31。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浩亮、王韵，均系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卫南，男，196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房，公民身份号码：440************31X。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斌、金树志，均系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敏仪，女，196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92X。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斌、金树志，均系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晓斌、黄海涛因与被上诉人余卫南、原审第三人王敏仪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4民初14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晓斌、黄海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卫南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余卫南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分期还款协议书》、《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是借款性质的法律文件，本案案由应定为民间借贷纠纷。从《分期还款协议书》、《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的内容来看，内容中多次提到“还款”、“还款期限”、“利息”、“欠条”、“本金”、“债务人”、“担保人”等可以证明本案法律关系为借款关系的字眼，没有任何涉及“股权转让”、“转让款”、“康辉公司”、“康侨公司”的约定或意思表示。由此可见，《分期还款协议书》、《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是两份借款性质的法律文件，并非为各方就江门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辉公司”）或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侨公司”）股权转让而签署的法律文件。如一审阶段陈述的事实，《分期还款协议书》、《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签订的事实背景是因为余卫南、王敏仪、黄海涛、冯晓斌共同投资经营的康侨公司在装修开业阶段资金不足、经营困难，余卫南及王敏仪不愿再以股东身份追加投资，希望由股权投资者变更为资金投资者。为此，各方就余卫南、王敏仪在康侨公司退股事宜达成了股东会决议，约定余卫南、王敏仪以人民币135万元的对价退股。另由于当时公司资金确存在困难，且黄海涛、冯晓斌无力立即支付人民币135万元康侨公司股权转让款。故各方就借款事宜签署了《分期还款协议书》，由余卫南提供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其中人民币135万元用于冲抵黄海涛、冯晓斌应向余卫南、王敏仪支付的康侨公司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35万元，其余人民币165万元为康侨公司经营借款，用于康侨公司的日常资金周转。事实上，各方在签署《分期还款协议书》后，余卫南并未依约向黄海涛、冯晓斌或康侨公司提供借款。再者，黄海涛代理人在第三次庭审中向余卫南及其代理人发问：“《分期还款协议书》中是否有关于股权转让或转让款约定的合同条款”，但余卫南及其代理人一直含糊其辞，至一审完结仍未给予合理的解释和回复。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对两间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已形成合意不能成立，以《分期还款协议书》、《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认定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300万元欠缺事实基础。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且余卫南与黄海涛、冯晓斌之间所发生的实际借款金额仅为人民币135万元。二、康辉公司股权转让款并非本案受案范围，不应一并处理。如余卫南的书面诉状所述；“2017年1月6日，原、被告及案外人签订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书，将原康侨公司原告及案外人王敏仪持有的股份分别转让给黄海涛、冯晓斌。2017年1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原告为债权人，被告黄海涛为债务人，被告冯晓斌为担保人的分期还款协议书，约定由二被告分期将原告和案外人的投资款300万元支付给原告等等”，由此可见，余卫南在本案中仅就各方投资康侨公司及退出康侨公司的相关争议提出了主张，不涉及康辉公司。余卫南在第一次庭审辩论结束后，在二、三次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并更改其陈述的事实与理由，认为《分期还款协议书》约定的债务人民币300万元包括了康辉、康侨两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属于超出举证期限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一审法院不应予以认可并采纳。余卫南在一审庭审中多次变更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在黄海涛、冯晓斌完成答辩以后又提出将康辉公司股权转让纳入本案一并审理，目的仅是为了弥补《分期还款协议书》中康侨公司周转借款165万元没有实际支付的法律风险，意图增加《分期还款协议书》所对应债务项目，混淆事实，以解释其主张款项与实际发生款项之间的金额差距，规避其无法提供借款付款凭证的诉讼风险。余卫南的这种诉讼行为并不属于对其原有诉讼主张的合理解释或补充说明，其行为实为滥用诉讼权利，实际变更了诉讼请求以及增加了新的诉讼事实。三、关于康侨公司股权转让的有效性及股权转让款金额的认定。就康侨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各方已在2017年1月6日形成了书面的决议，即《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约定：“一、同意王敏仪将占公司注册资本30%的股权，共90万元以90万元转让给冯晓斌；二、同意余卫南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5%的股权，共45万元以45万元转让给黄海涛等等”。一审阶段，余卫南、王敏仪均表示其认可股权转让的结果，但认为《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并非其本人签字，所约定的转让对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无法自圆其说。另外，在一审庭审中，黄海涛、冯晓斌代理人及一审法院已多次就《分期还款协议书》中的款项构成向余卫南及其代理人发问，但余卫南及其代理人却一直反复就投资款、股权转让款的主张项目问题左右摇摆，不停变更。对于《分期还款协议书》是否实为股权转让协议及《分期还款协议书》项下款项是否包含康辉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既解释不清楚，也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因此，若余卫南、王敏仪均不认可《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则康侨公司转让应为无效。退一步而言，即使余卫南、王敏仪追认了《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字，康侨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应以各方签字确认的人民币135万元为准，不应以《分期还款协议书》约定确定股权转让款总额。四、基于前述，既然《分期还款协议书》中165万元借款并未实际出借，黄海涛无需承担返还义务，则冯晓斌无需对前述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五、一审法院未予受理冯晓斌提出的反诉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基于一审庭审中，余卫南、王敏仪明确表示对于2017年1月6日《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否认为其真实签名，又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那么康侨公司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直接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应针对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进行审查，因此冯晓斌提出康侨公司股权转让无效的反诉应一并在本案中予以审理，才足以对本案事实予以查明从而作出准确判决。一审法院在余卫南、王敏仪否认《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为其真实签名的情况下，直接忽略对康侨公司股权转让行为效力进行审查认定，不予受理冯晓斌基于此提出的反诉，明显缺乏法律依据。若康侨公司股权转让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则康侨公司股权应恢复至变更前，余卫南的诉求应予以驳回；若余卫南、王敏仪对《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予以追认，则本案康侨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应以该份决议约定的135万元为准，而该135万元也已实际上付清，余卫南的诉求无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应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分期还款协议书》实际发生的人民币135万元借款及利息已分两次(第一次10万元、第二次150万元)向余卫南付清。一审认定股权转让纠纷的案由及人民币3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确实有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予以改判，支持冯晓斌、黄海涛的全部上诉请求。六、本案一审判决据以认定余卫南、王敏仪己支付投资款300万元的《股东出资证明书》是虚假的，一审判决依法应予撤销。根据冯晓斌、黄海涛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可见，事实上康侨公司自成立之日起至余卫南、王敏仪变更股权之日止，没有任何收入，更未进行任何经营活动。虽然上述公司曾向余卫南、王敏仪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书》，但余卫南、王敏仪并没有向康侨公司支付任何出资款，其作为原始股东的出资义务依法不能免除。故涉案《股东出资证明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明显是虛假的。但一审判决在未查清上述事实的情况下，直接“但结合余卫南、王敏仪对两间公司的总投入300万元”为由，判决由冯晓斌、黄海涛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七、本案一审判决在未追加康侨公司、康辉公司作为诉讼参与人（即第三人）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余卫南、王敏仪对上述两间公司总投入300万元，已经影响上述两间公司对余卫南、王敏仪追缴出资款的实体权利，属于遗漏必要的诉讼当事人，故依法应予撤销。根据工商登记资料与双方实际合作情况可见，康侨、康辉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300万元（合共600万元）。而余卫南、王敏仪作为上述两间公司的原股东，上述现金出资义务应由其两人承担，故其两人与康侨公司康辉公司之间就出资款一事存在实际权利义务。一审判决遗漏必要的诉讼当事人，应予撤销。另在本案第一次二审法庭调查过程中，黄海涛补充如下上诉理由：余卫南以及王敏仪并未向涉案的康侨公司实际出资，股东出资证明书与事实不符，由于康辉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康侨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因此，余卫南以及王敏仪相关款项实际是在2014年底以及2015年初提供给康辉公司，因该等款项不能作为康侨公司的出资款。余卫南辩称，我方认为冯晓斌、黄海涛的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理据充分，应予以维持。1、关于分期还款协议书，《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是何种性质，本案的案由是什么的问题，分期还款协议书的内容明确了存在300万元的欠款，其签订的内容是如何分期偿还该300万元的欠款，并不存在相关民间借贷的内容，而且从其内容来看，该欠款的事实在签订协议之前已经发生，不会存在冯晓斌、黄海涛所说的民间借贷的借款尚未支付的事实。将上述的协议书执行情况和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包括股权转让的事实，投资额300万元为各方均确认的事实，分期还款协议已得到部分履行的事实，微信聊天中相关的聊天内容也显示该还款协议和投资款有关，可以确认分期还款协议书中欠款的性质，实际上是转让款，本案的案由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是符合按客观事实的。2、关于康辉公司股权转让款是否属于本案受案范围的问题。冯晓斌、黄海涛向法院主张的是分期还款协议中的欠款，该欠款来源于股权转让款，根据查明的客观事实，股权转让款是指康侨公司和康辉公司两家公司股权转让的对价，所以康辉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应当属于本案受案范围。3、关于股权转让的有效性问题，涉案的股权转让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余卫南一审时否认相关股东会决议中签名的真实性，但未否认股权转让行为的意思表示真实，仅仅是对其中的价款提出异议，所以本案并不存在股权转让无效的问题。4、关于股权转让款的金额认定问题，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是要和本案的核心证据即分期还款协议书相互印证整体来看的，此外，还有投资款共为300万元已为各方所确认，在一般情况下，股权转让款是和投资款息息相关，投资转让款为300万元的事实也可以说明股权转让款300万元的合理性。另外，分期还款协议书签订后，在本次诉讼前，各方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并且得到了部分履行。在微信聊天中，冯晓斌、黄海涛一方确认该欠款实际上是投资款，并且对该欠款的数额未提出任何异议。而对于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余卫南和王敏仪否认了其签名的真实性，更何况股东会决议是用以进行工商注册变更备案，其金额和公司注册资金金额是相对应的，但实际上公司注册金额并反映真实的投资情况，所以股东会决议的转让金额既非真实，也没有用于实际履行。5、余卫南、王敏仪在本案中共投资了300万元，这一事实在一审中已经得到了冯晓斌、黄海涛的确认，一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也没有错误。康侨公司和康辉公司是黄海涛、冯晓斌一手操办成立作为运作经营的平台，余卫南、王敏仪的资金具体由康侨公司还是康辉公司使用，是完全由冯晓斌、黄海涛支配。余卫南、王敏仪投资了300万元这一事实无可非议。康侨公司向余卫南、王敏仪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是得到了冯晓斌、黄海涛的确认，并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认定。康桥公司自成立起有没有进行经营活动，由于运作经营完全是由冯晓斌、黄海涛进行，冯晓斌、黄海涛具体用哪个平台进行经营活动，余卫南、王敏仪不是很清楚。即使是冯晓斌、黄海涛提交的电子税务资料属实，也不能证明康侨公司没有进行经营活动，只能证明其向税务进行了零申报。退一步说，即使康侨公司没有经营，也不可能改变余卫南、王敏仪共向两家公司投资了300万元这一事实。再退一步说，冯晓斌、黄海涛愿意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我方，也不一定要与我方当时投资的数额相互对应，也不一定要与当时康侨公司、康辉公司的经营状况相对应。其次，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追加康侨公司、康辉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我方认为，本案余卫南提供了分期还款协议书，证明了冯晓斌、黄海涛欠款300万元的事实。我方只需要提供合理的证据证明该300万元实为股权转让款即可，至于康侨公司、康辉公司的经营情况，甚至是当时的投资情况，对本案都没有实质影响。所以，本案只是涉及冯晓斌、黄海涛与余卫南、王敏仪之间的权利义务，且冯晓斌、黄海涛在一审中已经确认了投资300万元的事实，本案事实非常清楚，不必追加康侨公司、康辉公司作为第三人。王敏仪述称，其同意余卫南的答辩意见。余卫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海涛支付股权转让款140万元给余卫南，并以14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5‰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从2019年1月1日暂计至2019年3月31日为21000元）；2、判令黄海涛支付2017年1月至10月的利息18万元，2018年1月至12月的利息17.4万元给余卫南；3、判令冯晓斌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黄海涛、冯晓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2日，余卫南、冯晓斌、王敏仪三人签订《鹤山市鹤汽卓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章程》，约定：王敏仪以货币认缴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余卫南以货币认缴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冯晓斌出资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同日，三人又签订了《鹤山市鹤汽卓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投资补充协议》，其中第三条约定“因业务发展需要，在公户外开设银行私人账户”。2014年11月20日，三人再次签订了一份《鹤山市鹤汽卓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投资补充协议》，其中第三条约定“鉴于鹤汽卓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股权还没有变更到投资者的名下，故现时三方投资本金，集中到公司管控下的个人银行账号内，以备公司正常运作使用”。一审庭审中，余卫南、冯晓斌、王敏仪均表示在签订《鹤山市鹤汽卓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章程》及两份《鹤山市鹤汽卓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投资补充协议》之前，鹤山市鹤汽卓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已经存在，且由冯晓斌经营，余卫南、王敏仪两人均没有投入该公司，该公司也没有变更股份。冯晓斌表示《鹤山市鹤汽卓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章程》及两份《鹤山市鹤汽卓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投资补充协议》没有实际履行。2015年1月8日，康辉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冯晓斌，黄海涛、冯晓斌、余卫南、广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为该公司股东。2017年1月23日的《江门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余卫南将占公司注册资本25%的股权，共75万元以75万元转让给黄海涛;同意冯晓斌将占公司注册资本4%的股权，共12万元以12万元转让给黄海涛。2017年1月23日，康辉公司的《章程修正案》载明：公司股东共三个，冯晓斌以货币认缴出资147万元，黄海涛以货币认缴出资147万元，广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6万元。2017年1月24日，康辉公司的股东由冯晓斌、黄海涛、余卫南、广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变更为冯晓斌、黄海涛、广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2015年9月18日，余卫南、冯晓斌、黄海涛、王敏仪四人签订《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成立“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共计出资300万元，由余卫南现金出资100万元，占股权比例15%；王敏仪现金出资200万元，占股权比例30%；冯晓斌以原有旅行社业务及行业资源为技术入股，占股权比例35%；黄海涛以原有旅行社业务及行业资源为技术入股，占股权比例20%。该协议书还对董事会成员以及权利义务、利润分配、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2015年11月3日，康侨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海涛，注册资本为300万元。2015年11月3日的康侨公司章程载明：股东为王敏仪、余卫南、冯晓斌、黄海涛四人，其中王敏仪以货币出资90万元，余卫南以货币出资45万元，冯晓斌以货币出资105万元，黄海涛以货币出资60万元。2016年3月7日，康侨公司向余卫南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证明余卫南于2015年11月1日向公司缴纳出资100万元。同日，康侨公司向王敏仪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证明王敏仪于2015年11月1日向公司缴纳出资200万元。2017年1月6日的《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王敏仪将占公司注册资本30%的股权，共90万元以90万元转让给冯晓斌；同意余卫南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5%的股权，共45万元以45万元转让给黄海涛。2017年1月16日，康侨公司的《章程修正案》显示，公司股东共2个，冯晓斌以货币认缴出资195万元，黄海涛以货币认缴出资105万元。2017年1月18日，康侨公司的股东由冯晓斌、黄海涛、余卫南、王敏仪变更为冯晓斌、黄海涛。2017年1月12日，余卫南为债权人，黄海涛为债务人，冯晓斌为债务担保人，三方签订《分期还款协议书》，载明：就黄海涛向余卫南偿还欠款事宜，达成还款协议，还款金额为300万元，分三期还款，2017年12月30日偿还50万元，2018年12月30日偿还250万元，并约定由2017年1月1日起，按应还未还金额的月息千分之五计算，每年12月30日前付当年利息。2017年12月27日，余卫南为债权人，黄海涛为债务人，冯晓斌为债务担保人，三方又签订了《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约定债务人黄海涛应在2017年12月30日前向余卫南归还300万元本金中的50万元及2017年1月至12月的利息18万元，因黄海涛资金周转困难，向余卫南提出在第一期还款计划中，暂时归还部分本金10万元，定于2017年12月30日汇入余卫南账号，余款40万元在2018年1月至10月平均每月还款4万元；协议一式三份，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各执一份。后黄海涛于2018年2月9日向余卫南归还了10万元；2018年12月30日，冯晓斌向余卫南支付了150万元。2017年12月27日，康辉公司、康侨公司与余卫南签订《退还余卫南银行卡的声明》，确认两间公司在2014年10月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曾使用余卫南名下的银行卡，使用卡内资金作为运作资金，并计划在2017年12月30日前将余卫南名下的银行卡内资金全部转到公司其他账户，并在2018年1月1日将银行卡退还给余卫南，同时，康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晓斌在声明的法定代表人项下签名，康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海涛在声明的法定代表人项下签名。余卫南、冯晓斌、黄海涛、王敏仪四人曾组建名为“江门康辉股东群”的微信聊天群，群内聊天内容显示曾协商还款事宜。冯晓斌、黄海涛亦分别单独通过微信聊天与余卫南协商还款事宜。2019年10月9日，冯晓斌向一审法院提交反诉状，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余卫南及黄海涛、王敏仪四人就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2．请求法院判令要求被反诉人余卫南及王敏仪、黄海涛按原股权比例协助办理变更上述公司的股权工商登记手续。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4日裁定对冯晓斌的反诉不予受理。一审中，余卫南明确其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为康辉公司、康侨公司两间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冯晓斌确认王敏仪出资200万元，但认为是对康辉公司的出资，黄海涛确认余卫南出资100万元，但认为是对康辉公司、康侨公司的出资。王敏仪表示《还款协议书》中所涉及的款项是康辉公司与康侨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由余卫南收取后再转交给王敏仪。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余卫南、冯晓斌、黄海涛的诉辩及王敏仪的陈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2．关于股权转让的价款问题；3．关于黄海涛尚欠余卫南转让款、利息及冯晓斌责任的问题。首先，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本案中，余卫南依据《分期还款协议书》《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向黄海涛、冯晓斌主张股权转让款，结合余卫南和王敏仪向康侨公司、康辉公司出资的实际情况及在签订《分期还款协议书》的前后，余卫南或王敏仪在两间公司的股份均转到黄海涛或冯晓斌名下的事实，本案为余卫南及王敏仪转让康辉公司、康侨公司股份给黄海涛或冯晓斌而引起的纠纷，本案应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黄海涛、冯晓斌认为股权转让款为135万元，其余为未发生的借款，但从余卫南提供的《分期还款协议书》《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两份证据内容来看，内容明确载明为归还欠款及协商分期还款事宜，并无黄海涛意欲向余卫南借款的意思表示，同时结合余卫南、黄海涛、冯晓斌、王敏仪四人的聊天记录，均印证欠款事实已成就，故黄海涛、冯晓斌提出欲向余卫南借款而签订协议，本案应定性为民间借贷的辩解，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股权转让的价款问题。虽然在康辉公司及康侨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中记载余卫南、王敏仪两人转让持有的两间公司全部股份，股份转让款共为210万元(其中康辉公司转让款75万元，康侨公司转让款135万元)，但结合余卫南和王敏仪对两间公司的总投入300万元，余卫南提供的《分期还款协议书》《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余卫南、黄海涛、冯晓斌、王敏仪四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实，各方当事人对该两间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已形成合意，确定股权转让价款为300万元，并约定由黄海涛作为债务人向余卫南支付，由冯晓斌作为债务担保人提供担保责任。因此，对余卫南主张股权转让价款为300万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另,余卫南提供的《分期还款协议书》《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法律法规，余卫南据此主张黄海涛支付尚欠的股权转让款、利息以及冯晓斌对黄海涛所欠余卫南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黄海涛尚欠余卫南转让款、利息及冯晓斌责任的问题。黄海涛、冯晓斌在签下《分期还款协议书》《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后，共向余卫南支付了转让款160万元，尚欠转让款140万元未付，故余卫南请求黄海涛支付股权转让款140万元，理据充足，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余卫南请求的利息问题，余卫南、黄海涛、冯晓斌三方约定自2017年1月1日起按未还款额月5‰计算利息，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余卫南主张黄海涛支付2017年1月至12月的利息18万元（300万元×5‰×12个月）、2018年1月至12月的利息17.4万元（290万元×5‰×12个月），以及从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款日止，以实欠转让款额为基数，按月利率5‰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余卫南、黄海涛、冯晓斌三方在《分期还款协议书》《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中明确约定冯晓斌对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故余卫南请求冯晓斌对上述黄海涛所欠余卫南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符合双方的约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黄海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余卫南支付股权转让款140万元及利息（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为35.4万元，从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款日止的利息，以实欠转让款额为基数，按月利率5‰计算）；二、冯晓斌对上述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黄海涛欠余卫南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775元、保全费5000元，诉讼费合共25775元（已由余卫南预交），由冯晓斌、黄海涛负担。余卫南已预交的诉讼费25775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冯晓斌、黄海涛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诉讼费25775元。二审中，黄海涛针对其上诉主张的事实理由提交了如下证据：1、电子税务材料—江门康侨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原江门市康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证明（1）康侨公司自成立之日起至余卫南、王敏仪对外转让股权时，根本没有进行实际经营，亦没有收取相关出资款。（2）余卫南、王敏仪提交的《出资证明》是虚假的，没有事实依据。（3）一审判决关于“结合余卫南和王敏仪对两间公司的总投入300万元”的认定明显是错误的，上述判决依法应予撤销。2、康辉公司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报表及公司财务发给余卫南的邮件记录，证明：（1）余卫南、王敏仪未实际向康侨公司出资。（2）康侨公司未实际应于经营、没有实际意义的经济价值。（3）截至2016年12月31日康辉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仅有1421126.66元，其应付帐款达到了2881202.61，余卫南主张退款对价为人民币300万元显然严重背离了康辉公司、康侨公司的实际价值，不合情理。余卫南、王敏仪针对黄海涛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是打印件，无法证明真实性，故对其三性不予确认。但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只能证明康侨公司向税务局进行了零申报，不能证明康侨公司没有实际经营没有收取相关的出资款，也不能证明出资证明是虚假的，更不能证明一审法院关于总投资款300万元的认定是错误的。另外强调，康侨公司、康辉公司是冯晓斌、黄海涛进行经营运作的平台，两公司具体如何运作，完全是由冯晓斌、黄海涛控制，并且两公司成立直到所有文件，余卫南和王敏仪都没有签过名，全部都是冯晓斌、黄海涛操办的。证据2，无法证明真实性，对其三性不予确认。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即使该QQ邮箱是余卫南的邮箱，也不能证明冯晓斌、黄海涛想要证明的内容。由于康侨公司、康辉公司实际上都是由冯晓斌、黄海涛经营，冯晓斌、黄海涛以哪家公司名义经营及向我方汇报相关情况，我方也不关心。因为在我方看来，无论哪家公司经营，都是冯晓斌、黄海涛和余卫南、王敏仪的合作经营，使用的都是余卫南、王敏仪投资的300万元资金。经营是盈利或是亏损，与本案无关，因为都不影响冯晓斌、黄海涛愿意以300万元受让我方的股权。另外，该证据证明的实收资本确实有300万元，这与我方的主张以及冯晓斌、黄海涛在一审中的确认是一致的，至于该300万元如何使用是冯晓斌、黄海涛控制的。冯晓斌针对黄海涛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余卫南在一审出庭时其本人是确认清楚知道康侨公司是没有实际经营的。对证据2的三性没有异议。由该证据可以反映出，余卫南是一直清楚并参与到康辉公司的运营当中。本院对黄海涛二审提交的证据审查认为：证据1，只能反映康侨公司的税务申报情况，但仅根据康侨公司自己的税务申报行为，不足以证实康侨公司没有开展过实际经营的事实，更加不能根据该份证据推导出康侨公司没有收取过余卫南、王敏仪投资款的结论。证据2为康辉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因影响股权转让价格的因素有很多，康辉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盈亏与否，只能是当事人股权转让时可能的考虑因素之一，并不能作为当事人之间确定股权交易对价的唯一依据，该份证据也不能支持黄海涛拟证事实。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分期还款协议书》所涉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否为民间借贷；2、如果《分期还款协议书》所涉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那么该份协议书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否为股权转让，是否同时包括康辉公司以及康侨公司的两个股权转让法律关系；3、本案应否追加康辉公司、康侨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关于焦点一。虽然《分期还款协议书》中并未载明其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但《分期还款协议书》的签订必定是以一定的基础合同关系为前提，其只是基础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一部分。签订《分期还款协议书》并不等于基础法律关系的其他权利义务消灭，当事人依然享有就基础法律关系中其他权利义务提出抗辩或者主张的权利。当事人提出抗辩的，应当对抗辩的内容进行审查。同时，提出抗辩的当事人也有责任对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义务。黄海涛、冯晓斌主张《分期还款协议书》实质上是借贷性质的法律文件，所涉的300万元款项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由于黄海涛、冯晓斌受让余卫南、王敏仪持有的康侨公司股份，双方之间产生135万元的股权转让债权债务关系，后因黄海涛、冯晓斌无力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遂与余卫南协定将股权转让款转化为余卫南对黄海涛的借款债权并由冯晓斌提供保证担保。其二是余卫南承诺另行提供给黄海涛的借款165万元。有关转化的135万元债务及利息已经支付完毕，有关165万元借款，因余卫南在签订协议后未履行支付义务，故黄海涛与冯晓斌不负有偿还义务。但从《分期还款协议书》的文义来看，该份协议书明显是对已经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是当事人为确定债权而出具的法律凭证，是对以往双方经济往来的结算结果，反映的是一种状态。《分期还款协议书》中并无余卫南与黄海涛设定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将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转化为借贷关系的内容。此外，协议书中存在的有关“还款”、“还款期限”、“利息”、“欠条”、“本金”、“债务人”、“担保人”等字样并非民间借贷的专属概念，黄海涛、冯晓斌以协议书中存在前述内容主张余卫南与黄海涛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显属无理，不应获得支持。即便协议书中未有“股权转让”、“转让款”、“康辉公司”、“康侨公司”的约定，也不能排除协议书产生的原因来源于股权转让的可能。况且从《分期还款协议书》的履行来看，黄海涛、冯晓斌自协议书签订后共计支付了160万元的款项给余卫南。黄海涛、冯晓斌主张其中的150万元系支付康侨公司的股权转让款135万元及利息15万元。按照黄海涛、冯晓斌的该项主张，即其确认各方已经结清康侨公司股权转让债务。那么在余卫南未实际出借165万元借款的情况下，黄海涛仍另行多给付10万元，明显有悖正常商业交易行为。黄海涛、冯晓斌又称该10万元也是支付康侨公司股权转让款的利息，但该项陈述又与《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中有关10万元款项性质为本金的内容相悖。在无证据能够证明黄海涛、冯晓斌签署《第一期还款执行情况》并非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不能采信黄海涛、冯晓斌有关10万元款项的性质的陈述。综上，黄海涛、冯晓斌有关《分期还款协议书》是借贷性质的法律文件的主张，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诉讼中，对于余卫南与王敏仪曾经共计出资300万元用于与冯晓斌、黄海涛合作开展投资活动的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黄海涛虽认为余卫南与王敏仪投资的款项中有部分款项系用于鹤山市卓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康辉、康侨两公司无关，但从余卫南提交的300万元划款凭证、《退还余卫南银行卡的声明》以及《余卫南名下银行账户交接明细》反映的交接时资金情况，可以看出康辉公司、康侨公司已经确认前述300万元资金在2014年10月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实际经由两公司经营使用，故对黄海涛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2017年1月6日、1月23日，余卫南、王敏仪与黄海涛与冯晓斌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余卫南、王敏仪持有的康辉公司、康侨公司的股份分别转让给黄海涛与冯晓斌。2017年1月18日、1月24日，康辉公司、康侨公司分别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基于上述事实，在康辉公司、康侨公司的股权将要或者各方已然签订股权转协议的情况下，各方当事人之间因两公司股权转让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处于应予清结的状态。在此情况下，余卫南主张其于2017年1月12日与黄海涛、冯晓斌三人签订《分期还款协议书》就是针对两公司的股权投资以及清退事宜达成的整体性解决方案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黄海涛、冯晓斌上诉认为《分期还款协议书》只包括各方对于康侨公司的股权转让款135万元，但如第一个焦点所述，其不能证明135万元与协议书约定的300万元之间差额款项165万元的性质为另外的借款。同时，黄海涛、冯晓斌也未举证证明在康辉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其与余卫南就康辉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另行达成了协议或者已经处理完毕。此外，从江门康辉股东群的聊天记录来看，也可以印证余卫南有关《分期还款协议书》是针对康辉、康侨两公司的股权投资以及清退事宜达成的协议的主张。综上，比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综合余卫南与王敏仪的实际出资情况、出资的使用情况、康辉与康侨两公司的股权变更情况、《分期还款协议书》签订后当事人的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考虑，从盖然性占优势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角度出发，本院认为可以采信余卫南的主张，认定《分期还款协议书》是余卫南、王敏仪以及黄海涛、冯晓斌针对康辉、康侨两公司的股权投资以及清退事宜达成的协议这一事实。关于焦点三。黄海涛、冯晓斌上诉认为本案直接认定余卫南、王敏仪对康辉、康侨两公司的总投入300万元，已经影响康辉、康侨两公司对余卫南、王敏仪追缴出资款的实体权利，要求在本案中追加康辉、康侨两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首先，对于公司而言，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在股东出资协议本身没有就协议与公司章程不一致时的处理设置冲突解决条款，后期股东之间也没有就此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出资协议应当让位于公司章程。根据康辉、康侨两公司的公司章程，余卫南认缴康辉公司的出资额为75万元，余卫南、王敏仪认缴康侨公司的出资额为135万元，而根据前述第二个焦点问题的论述理由，本案能够认定余卫南、王敏仪共计出资300万元给康辉、康侨两公司使用，即余卫南、王敏仪实际出资已经大于章程中认缴出资，并未损害康辉、康侨两公司的权益。其次，本案处理的是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康辉、康侨两公司虽然是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但并非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合同主体，余卫南、王敏仪与黄海涛、冯晓斌之间的纠纷，不涉及康辉、康侨两公司的利益，本案最终的处理结果与康辉、康侨两公司亦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康辉、康侨两公司不属于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对本案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黄海涛、冯晓斌关于一审遗漏当事人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在二审中要求追加诉讼主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承诚实，恪守信誉。案涉《分期还款协议书》是系余卫南、王敏仪与黄海涛、冯晓斌就康辉、康侨两公司股权转让的结算，黄海涛、冯晓斌在本案中并未举证证明该协议书具有无效或可撤销的事由，其确认的欠款金额及还款期限等内容对本案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根据《分期还款协议书》签订后的实际履行情况以及协议书的约定，判决黄海涛应向余卫南支付股权转让款140万元及利息，并由冯晓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院予以维持。此外，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冯晓斌的反诉后，冯晓斌并未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其在二审中再行提出一审不予受理其反诉不当的问题，本院不作审查。综上所述，冯晓斌、黄海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775元，由上诉人冯晓斌、黄海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黎景欣审 判 员  张萍辉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