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26行终3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10522206388。住所地：文山市开化北路**。法定代表人陈桂秀，办事处主任。出庭应诉负责人傅德忠，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事处办副主任。委托代理人侬宁，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文山市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1574655129W。住所地：文山市西正街**法定代表人邱昌海，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左伟，文山市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木生将，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光景，男，彝族，1978年4月14日生，云南省砚山县人，家，家住砚山县/div>委托代理人张权珏，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张前方，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卧龙街道办事处）与被上诉人杨光景、文山市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因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行初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出庭应诉负责人傅德忠及卧龙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侬宁，被上诉人杨光景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权珏、张前方，被上诉人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出庭应诉负责人左伟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木生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一审原告杨光景与文山市卧龙街道办事处××花社区灰土××村民王建康、王建方、赵永刚签订租地合同，租用三人的位于盘龙河河堤两岸500米禁养区范围内的土地上建盖了砖墙石棉瓦房屋用于居住及生猪养殖。2018年3月13日文山市“两办”下发《关于印发〈文山市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文市办通【2018】19号，以下简称19号通知），对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全方面的部署，并设立4个联合执法工作组，由各乡镇、街道以及市级各单位人员抽调组成。19号通知第5页载明联合执法工作组的主要工作任务“具体负责盘龙河各排污口的整治工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调查摸清盘龙河排污现状，对排污个体经营户及排污企业调查取证、督促整改、采取强力措施，查处沿河违章建筑，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第7页职责分工载明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调查摸底、对沿河村寨垃圾、环境卫生清理整治、对垃圾的堆放采取必要的措施等工作；第8页载明文山市综合执法局负责盘龙河城区段污水管网管护、环境整治以及配合做好盘龙河沿河违章建筑的依法拆除工作。2018年3月16日，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下发《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关于印发××龙河××街道辖区段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文卧办发【2018】34号，以下简称34号通知），对盘龙河卧龙街道办事处辖区段的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卧龙街道办事处辖区设立5个联合执法工作组。34号通知第5页载明卧龙街道办事处5个工作组的主要工作任务为“具体负责辖区内排污口的整治工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调查摸清盘龙河排污现状，对排污个体经营户及排污企业调查取证、督促整改、采取强力措施，查处沿河违章建筑，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第7页载明第二联合执法组（组长：卧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熊友发）的工作职责为对整治范围内37户违章养殖建筑、4处违章建筑进行下发通知，于3月20日前全面清除，第五联合执法组（组长：卧龙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燕）的工作职责为负责卧龙街道辖区河段两侧清理、打捞及处理。2018年4月13日文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文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文市政办发【2018】88号，以下简称88号文件），对文山市畜禽养殖的禁养区、限养区作出了详细的划定方案。88号文件第12页载明街道办事处职责为在上级要求的时限内组织关闭或搬迁各自辖区内禁养区内的养殖场，第13页载明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的职责为协助做好畜禽养殖禁养区内养殖场关闭或搬迁有关工作。2018年3月15日，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向一审原告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一审原告在规定时限内限期拆除其建盖的用于养猪的砖墙石棉瓦房。2018年6月13日，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组织卧龙辖区联合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含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对一审原告建盖的砖墙石棉瓦房予以强制拆除。2019年6月5日，一审原告对一审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行政诉讼一审被告的确认应依据“谁作出，谁负责”的基本原则，即行政机关依据自身的意思表示，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或相关人作出增减其权利义务的行为，该行政机关即为一审被告。结合本案证据，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组建了卧龙辖区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及其余成员单位开展联合执法行为对一审原告养殖场予以强制拆除，对一审原告的实体权利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故一审被告主体适格，一审被告认为不属于本案适格被告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被告谁是本案的责任主体；2.责任主体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针对焦点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机构的行政机关为一审被告。”的规定，行政诉讼中责任主体确认须遵循被诉行政机关应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这一基本条件。结合本案证据，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系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行政机关。34号通知是由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依据文山市“两办”的19号通知所作出的对外生效的法律性行政文书。34号通知中明确载明其法定代表人为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卧龙街道办事处辖区领导小组组长，下设五个联合执法工作组，工作组包含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等单位成员，各工作组根据工作需要实行有分有合，由卧龙街道办事处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调配。其中第二联合执法组系由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直接领导的小组，职责为对37户违章养殖建筑、4处违章建筑进行下发通知，于3月20日前全面清除，第五联合执法组系由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直接领导的小组，职责为负责卧龙街道办事处辖区河段两侧清理、打捞及处理等工作。上述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组在行政诉讼法意义上并不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以对外生效文件形式成立的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小组，进行联合执法，并对各成员单位的执法时间、方式、目的、职责范围等进行具体安排部署。虽然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及其余成员单位直接实施了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但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及其余成员单位必须依照19号通知及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34号通知规定的职责范围协助配合并完成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交办的工作事项，并且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依据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34号通知确定的职责范围只是负责卧龙街道辖区河段两侧清理、打捞及处理等工作，故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实际是以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卧龙街道办事处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组的名义参与对一审原告的行政强制拆除工作，其在是否执法以及具体执法方式上没有自行判断权和选择权，即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在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组建的领导小组中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本案责任主体应为卧龙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盘龙河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的组建单位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依据34号通知的规定，向一审原告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该行为系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前的程序性环节，对一审原告的权利义务的增减不会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终局性，且该程序性行为也是在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的组织领导下，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予以配合的行为，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对其不承担责任的辩称，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针对焦点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条：“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第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的规定，本案强制拆除属行政强制范畴，应当有行政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授权，即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应当遵守行政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法定执行程序，即程序正当原则。本案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并无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授权，系无权实施，且在19号通知中明确载明对违章建筑的拆除应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故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组织领导的拆除行为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上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授权或委托，该拆除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并未按照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法定程序进行，未告知一审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也未作出最终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而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一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一审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的规定，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在法定期限内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其主张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系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单独作出也无证据予以佐证，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认为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强制拆除行为系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组建的无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组作出的行政行为，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不承担责任后果。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系本案责任主体，强制拆除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且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亦未在法定期限内针对其强制拆除行为提交相应证据，该行政行为违法。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1.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6月13日对一审原告杨光景建盖的位于卧龙街道办事处××花社区灰土××村养猪场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驳回一审原告杨光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事处承担。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上诉称：（一）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体适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根据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的要求，作出了《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关于印发××龙河××街道辖区段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文卧办发【2018】34号），上诉人在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中主要职责为对违章建筑等违法行为进行摸底调查，将调查落实的违章建筑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上诉人并不具有强制执行权，文卧办发［2018］34号文件也已明确对于违章建筑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本案强制拆除行为发生在2018年6月，而上诉人作出的文卧办发［2018］34号文件是明确三个工作组对相关范围内的违章建筑下发通知后，于2018年3月20日移交市拆违指挥部全面依法拆除，本案强制拆除时间与上诉人文件明确的时间不一致，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证明强制拆除行为是由文山市政府下属职能部门实施完成的，上诉人只是履行了违章建筑调查摸底工作，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强制拆除的组织领导者，上诉人并没有向被上诉人发出任何行政文书，没有对被上诉人作出任何行政强制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是本案行政强制的主体，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上诉人具有主体资格的基础上，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养猪场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上诉人为强制拆除主体的基础上，认为上诉人在没有法律、法规及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且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中明确违章建筑的拆除应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故上诉人的拆除行为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上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授权或委托，该拆除行为违法。同时认定上诉人实施强制拆除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错误、证据采信错误。首先，根据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的要求，作出了文卧办发［2018］34号文件，一审法院认定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中明确违章建筑的拆除应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而上诉人作出的文卧办发［2018］34号文件同样规定了违章建筑的拆除应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作出的上述内容没有认定和采信，片面的采信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的内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其次，上诉人是根据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的要求，在文山市的领导下，履行辖区内违章建筑等违法行为的摸底数据调查，成立工作组，对相关范围内的违章建筑下发通知，于2018年3月20日移交市拆违指挥部全面依法拆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且程序违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遗漏重要当事人，程序违法。上诉人在整个行动中履行了辖区内违章建筑等违法行为的摸底调查，对违章建筑下发通知，移交文山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等相关义务。上诉人并非强制拆除的责任主体，强制拆除程序是否违法的责任，也不应由上诉人来承担。一审法院遗漏了本案当事人，属于程序违法。（四）本案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强制拆除发生在2018年6月初，被上诉人起诉时间为2019年5月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依据本案的事实真相和法律法规，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作出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文山市综合执法局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是盘龙河城区段污水管网管护工作和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以及文山市城区畜禽禁养区养殖场拆迁关闭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两违建筑”处置工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对杨光景的砖墙石棉瓦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属于盘龙河城区养殖场拆迁关闭工作中的一部分，强制拆除的主体是卧龙街道办事处辖区联合工作小组，并非答辩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答辩人不是实施强制拆除的责任主体，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实施强制拆除的主体是卧龙街道办事处辖区联合工作小组，卧龙街道办事处系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行政机关。文卧办发34号文件是由卧龙街道办事处依据文市办通19号文件作出的对外生效的法律性行政文书。文卧办发[2018]34号文件中明确载明其法定代表人为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卧龙街道办事处辖区领导小组组长，下设五个联合执法工作组，工作组包含文山市综合执法局等单位成员，由街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调配。卧龙街道办事处以对外生效文件形式成立的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小组，进行联合执法，虽然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及其余成员单位直接实施了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但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及其余成员单位是依照文市办通19号文件及文卧办发34号文件规定的职责范围协助配合并完成卧龙街道办事处交办的工作事项，故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实际是以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卧龙街道办事处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组的名义参与对杨光景的行政强制拆除工作，在卧龙街道办事处组建的领导小组中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本案责任主体应为卧龙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盘龙河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的组建单位卧龙街道办事处。文山市综合执法局依据文卧办发34号文件的规定，向杨光景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但对杨光景的权利义务的增减不会产生实际影响，且该行为也是在卧龙街道办事处的组织领导下，文山市综合执法局予以配合的行为，答辩人虽然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及街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调配履行了相应的协调配合义务，但是，答辩人仅是联合执法工作组的成员之一，所作出行为的法律责任应由组建机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杨光景答辩称：（一）上诉人具体实施了行政强制行为，其诉讼主体适格。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对诉讼主体资格作了明确规定。本案中，文山市人民政府文市政办发［2018］88号文件中也明确规定：“街道办事处按属地管理原则，在上级要求的时限内组织关闭或搬迁各自辖区内禁养区内的养殖场”、“确需关闭或搬迁的，由养殖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责令限期拆除、关闭或取缔”。后上诉人按照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要求，于2018年3月16日另下发文卧办发［2018］34号《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关于印发××龙河××街道辖区段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具体部署上诉人所属辖区段的整治工作，明确整治实施步骤，通知内容有具体的组织保障，且由上诉人主任担任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并确定领导小组下设五个联合执法工作组，对于各个工作组的职责、组长、成员以及整治范围以及清拆除期限均作了具体部署。按照上诉人下发的文件内容可认定本案上诉人既是整治工作的领导人、组织者，又是具体关闭搬迁、清拆除工作的实施者和责任人，无论是哪一联合执法组对杨光景的养殖场或者建筑进行拆除，均是以上诉人的要求和名义进行，对此所产生的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其次，再结合2018年6月16日文市政办发［2018］168号文件内容：“按照属地原则，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本辖区内关闭搬迁工作的责任主体”，据此进一步确定了上诉人是养殖场搬迁工作的责任人。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规定，街道办事处系依法享有行政职权并能够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组织成立联合执法小组并实施具体行政强制行为，其诉讼主体适格的事实清楚。（二）一审判决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实施具体行政强制行为于法无据。首先，如前所述，在确定上诉人系本案行政强制的实施主体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条的规定，虽然上诉人属于享有行政职权并能够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但法律并未赋予其行政强制职权。而本案涉及的政府文件非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上诉人依据文件实施具体行政强制行为于法无据。其次，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申述、申辩的权力，行政机关作出影响、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时，均应依法告知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以及相应复议、诉讼权利。本案上诉人否认其实施了行政强制行为，上诉陈述其系负责摸底数据调查，成立工作组，对相关范围内的违章建筑下发通知的理由与其下发的文件内容严重不符也相互矛盾。因此，本案中不论上诉人是否具有行政强制职权，就其对杨光景养殖场及其建筑进行拆除时并未依法告知杨光景如上权利，其行政行为违法。因此，一审判决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对杨光景实施行政强制行为于法无据。（三）一审未遗漏诉讼参与人，上诉人系本案行政强制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一审被告主体资格适格，故一审审理程序合法。（四）本案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结合本案证据可知，上诉人在作出强制拆除行为时，并未告知杨光景起诉期限，故本案的起诉期限为一年，从上诉人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日起算。本案强制拆除行为发生于2018年6月13日，杨光景起诉时间为2019年6月5日，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在法定期限内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被上诉人文山市综合执法局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为：第一组：文市政办发[2018]88号文件、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文市政办发[2018]168号文件、文卧办发[2018]34号文件。以证明原告建盖的石棉瓦房位于盘龙河河堤两岸500米范围内，属于在禁养区范围，原告在盘龙河河边建盖石棉瓦房用于居住和养殖。在文山市城区畜禽禁养区养殖场拆迁关闭工作中，卧龙街道办事处才是实施主体，被告仅是起到协调配合的作用，并不是实施文山市城区畜禽禁养区养殖场拆迁关闭工作的责任主体，被告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第二组：《责令改正通知书》、文书送达回证、照片。以证明2018年3月16日，被告向原告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原告在规定时限内拆除其建盖的砖墙石棉瓦房的事实，被告依照相应的文件精神履行了协调配合的义务。被上诉人杨光景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为：第一组：租地合同协议书2份，证明2014年7月原告与王建康、王建方、赵永刚分别签订租地合同协议书租赁土地从事生猪养殖，已合法取得土地的管理、使用权。第二组：1.《云南省畜禽免疫户口册》、2.《情况说明》，证明原告自2014年从事生猪养殖以来，已取得文山市卧龙街道办事处畜牧兽医工作站和文山市农业和科学技术局的许可，并已按照规定每年向工作站申请对所养殖生猪进行疫苗注射，原告养殖场被强制拆除后不得不自行搬迁转移至砚山县进行继续饲养，该事实有文山市农业和科学技术局予以确认。第三组：照片6张，证明2018年6月13日，被告在未向原告下发任何行政强制文书的情形下，即对原告养殖圈舍进行强制拆除，被告在实施行政强制行为中并未依法告知原告具有的相应提起复议或者诉讼的权益救济权利，强制拆除过程中造成原告养殖场圈舍损害以及部分养殖生猪死亡。一审法院认为，一审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部分证明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部分证明观点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被告文山市综合执法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文市政办发（2018）168号文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组其余证据以及第二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能证明本案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上述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审核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本案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经审查，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本院认为，结合庭审审理情况，本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1.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责任诉讼主体；2.本案的被诉行政强制行为是否违法；3.一审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4.本案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1．关于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责任诉讼主体的问题。按照文市办通［2018］19号《关于印发〈文山市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文卧办发［2018］34号《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关于印发××龙河××街道辖区段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两份文件内容，卧龙街道办事处组建了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联合执法工作组，五个联合执法工作组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实施对杨光景的养殖场进行强制拆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联合执法组虽然实施了具体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但其并不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且联合执法组也是以卧龙街道办事处的名义实施强拆，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卧龙街道办事处承担，因此，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是该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其诉讼主体适格，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认为其不是适格被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本案被诉行政强制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第三十五条：“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履行义务的期限；（二）履行义务的方式；（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四）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第三十六条：“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七条：“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在催告期间，对有证据证明有转移或者隐匿财物迹象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立即强制执行决定。”、第三十八条：“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行为应当严格遵循作出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义务，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并送达，公告后，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方能实施行政强制行为。本案中，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的行政强拆行为均不符合上述行政强制程序，且不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其行政强拆行为违法，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认为被诉行政行为未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一审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6月13日实施了行政强拆行为，被上诉人杨光景于2019年6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起诉未超过一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认为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4．关于本案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的规定，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因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并未提交有关证据证明对杨光景的养殖场实施的行政强拆行为系其他行政机关所为，其认为一审法院审理遗漏当事人，程序不合法的主张，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事处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巧玲审判员  陈古洪审判员  王汉水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盘日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