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14895号原告：叶鸣，男，196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梅，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晓辉，男，196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告：益阳金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资江大桥北端**。法定代表人：杨帝林。原告叶鸣与被告杨晓辉、益阳金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金易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梅到庭参加诉讼。两被告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期满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叶鸣诉称：2011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杨晓辉签订《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原告于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期间，在最高额度25000000元限额内，根据被告杨晓辉的需要向其出借款项用于收购被告金易公司的股权和开发房产项目的费用，并明确了相关款项的收款单位和个人以及借款利率等。合同签订后，原告在2011年7月26日至2012年7月31日期间，先后通过原告账户及原告委托的付款账户向被告杨晓辉指定的收款账户转账了20810000元，以及另向被告杨晓辉交付了现金1340000元。被告杨晓辉在2012年2月24日向原告出具《关于资金往来的情况》，确认收到原告借款20000000元。2013年5月12日，被告金易公司向原告出具《担保函》、《股东会决议》并附《借款明细》，同意对上述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同年12月31日，被告杨晓辉在上述《借款明细》签字确认了借款总额。同日，原告与被告杨晓辉再签订《借款补充协议书》，将借款期限延长至2015年12月31日，被告金易公司的担保期限也随之延长。此后，因两被告均未按约履行。原告于2015年12月18日对被告杨晓辉、金易公司诉至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6092号，下称“第6092号案”】。该案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判决后，被告金易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2018）粤01民终1613号】认为本案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作出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该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明若“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的，叶鸣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2019年3月13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2019）湘09刑终30号《杨晓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二审刑事裁定书》，证实本案民间借贷行为与被告杨晓辉所涉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没关系。原告现起诉请求：一、被告杨晓辉归还原告欠款22150000元；二、被告金易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被告杨晓辉、益阳金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未答辩，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30日，原告（乙方、贷款人）与被告杨晓辉（甲方、借款人）签订《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同意在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止，在最高额度25000000元内，根据借款人的需要和贷款人的可能，分次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用于收购金易公司股权和开发房产项目的费用；借款由借款人所指定的单位和个人收款，借款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借款月息3％，按月计息；借款期限2013年12月31日；借款人如逾期不还借款，从到期日起按日息5‰支付利息等。2012年2月24日，被告杨晓辉向原告出具《关于资金往来的情况》（详见本判决书附表一序号1至12），表示“20000000元金额属实”。2013年5月12日，被告金易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鉴于叶鸣与杨晓辉在2011年6月30日签订《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由叶鸣在2011年6月30日至2012年9月30日止在最高额度25000000元内，根据借款人的需要和贷款人的可能，分次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用于收购金易公司股权和开发房产项目的费用，借款月息3％，借款期限2013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同意为上述借款实际到账金额及应付利息做全额担保”。该《股东会决议》附有《借款明细》（详见本判决书附表一序号1至19），并有股东签名“杨晓辉”、“杨帝林”。2013年5月12日，被告金易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帝林签字出具《担保函》，表示“鉴于叶鸣与杨晓辉在2011年6月30日签订《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由叶鸣在2011年6月30日至2012年9月30日止在最高额度25000000元内，根据借款人的需要和贷款人的可能，分次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用于收购金易公司股权和开发房产项目的费用，借款月息3％，借款期限2013年12月31日止。本保证人同意为上述借款实际到账金额做全额担保，保证如下：一、如借款人未能如数偿付所借款项，包括本金、利息，不论由何原因造成，本保证人保证承担连带偿付责任和连带赔偿责任；二、如果借款人未能如数偿付所借款项，包括本金、利息，你（债权人）即有权直接向本保人索偿，而无须先行向借款人追偿；本保证书是连续性的担保，自开立之日起生效，直至所借款项全部偿清后自动失效”。2013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杨晓辉签订《借款补充协议书》，就《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还款，达成协议。即“贷款人同意借款期限由2013年12月31日延长至2015年12月31日；延长还款期限内的利息仍按合同约定的正常利息也即按月利率3%计算；益阳公司为杨晓辉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期限相应贷款期限延长而延长”。被告杨晓辉并在上述《借款明细》中书写“以实际到账为准”。另查明，原告就上述借贷纷争曾于2015年12月18日向本院对两被告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第6092号案）。原告要求被告杨晓辉归还欠款22150000元；被告金易公司对被告杨晓辉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经审理后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金易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2018）粤01民终1613号】，认为该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并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终审裁定，撤销第6092号案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在第6092号案中，被告杨晓辉对原告举证的《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关于资金往来的情况》、《股东会决议》、《借款明细》、《担保函》、《借款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金易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但表示《股东会决议》、《担保函》及《借款补充协议书》并无被告金易公司的签章，故担保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未生效。原告在本案及第6092号案中，提供工商银行《网上汇款查询指令》与《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兴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流水单》与《单位汇款委托书》、九江银行《汇兑凭证》、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汇兑凭证》、广发银行《汇兑凭证》、邓远添《工商银行个人账户历史明细信息》与《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以及相关付款人出具的《证明》等证据，拟证明或由原告自己或委托他人，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杨晓辉或其指定的收款人交付了借款20810000元（详见本判决书附表一）。两被告在第6092号案中对该等款项交付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相关款项的付款人并非原告本人，且原告提供的付款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系相关款项的权利人。同时，两被告提供证据：一、湛江银行《对公存款账户回单（补打）》、广东南粤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在2011年5月17日至2012年8月17日期间，通过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长沙分公司向原告还款合计2250000元（详见本判决书附表二）；二、借条与收条、《领款凭证》、《金易房地产公司资金审批单》、《借支单》、《汇款凭证》等，拟证明在2012年8月28日至2014年10月14日期间，由被告金易公司向原告还款合计1520000元（详见本判决书附表三）。原告对该等还款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证据一的账户回单所记载的转账原因均为“往来款”，两被告未就该等款项的用途进一步举证证明，款项的收款人也并非全部都是原告，而且序号10、13、14、16、17、30、31、33、37、38、39，合计11笔款项系重复计算。另外，转账发生期间为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2日，该期间案涉借款尚未到期，原告也仍在不断向被告杨晓辉出借款项。在这种情况下，两被告向原告还款，明显不合常理；证据二虽然有原告签名，但原告在当时担任被告金易公司的财务总监，对相关公司的支出做出签字是履行工作的行为，且相关款项是用于公司的运营，并不能证明是两被告的还款。另外，在被告金易公司提供的2013年3月7日金额500000元的《领款凭证》中，虽然记载了“还我个人借款”内容，但两被告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该款项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给了原告，原告事实也未获得该款，故不予确认该证据。两被告认为证据一中的收款人“广州市天河兆裕贸易行”系原告指定的收款人，但承认没有证据证明；收款人“邓远添”亦系原告指定的收款人，原告亦有通过“邓远添”向被告杨晓辉交付款项；对于证据二中款项用途“招待”、“办事款”同意予以剔除。经审查，原告主张上述11笔重复计算的款项的银行凭证号存在完全一致的情形。在第6092号案中，原告表示其在被告金易公司曾担任财务总监一职，被告金易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再查明，被告金易公司股东为被告杨晓辉与案外人杨帝林。在本案中，原告提供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检察院2018年9月27日的《证明》，证明：“安化县公安局移送至本院审查起诉的被告人杨晓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被告人杨晓辉与叶鸣之间的债务纠纷没有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该笔事实未起诉至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法院”。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法院对安化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晓辉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湘0923刑初252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杨晓辉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杨晓辉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9）湘09刑终3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刑事案查明，杨晓辉在2010年任广东省吴××建筑集团长沙分公司总经理，与长沙市长建集团刘××合伙承建安化县“江南华府”项目的土建工作。2012年5月，杨晓辉收购了负责开发“江南华府”项目的益阳金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即金易公司）。2012年至2013年期间，金易公司和杨晓辉自有资金不足，无力继续开发“江南华府”项目，便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计7300000元等。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杨晓辉案涉借款关系与被告杨晓辉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不存在关系，案涉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被告杨晓辉应当清偿原告借款。关于案涉借款出借数额的问题。一、被告杨晓辉与原告在2011年6月30日签订《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原告同意根据被告杨晓辉的要求提供最高限额25000000元的资金。此约定确定了借贷数额的范围；二、被告杨晓辉在2012年2月24日向原告签字出具《关于资金往来的情况》，确认向原告借款20000000元。此事实与该情况表所列的截至2011年11月15日借款数额相符；三、被告金易公司2013年5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附有《借款明细》，当中借款数额包括了《关于资金往来的情况》所截至2011年11月15日的金额。这表明被告杨晓辉再一次确认已经发生的借款数额；四、原告提供的相应银行转账凭证与相关付款人出具的《证明》等，能够印证被告杨晓辉再次确认的借款数额；五、被告杨晓辉2013年12月31日在《借款明细》中签字“以实际到账为准”，但并未具体对哪笔借款的数额提出异议。由于《借款明细》列明了出借日期、数额、付款人、收款人及付款方式（转账/现金），若被告杨晓辉对当中哪笔借款的数额有异议，完全可以标示提出。因此，被告杨晓辉签字“以实际到账为准”不足以否定其已一而再确认的借款数额。综上辨析，本院依法认定原告向被告杨晓辉出借的借款数额为22150000元。关于还款问题。两被告提供相关银行转账凭证及被告金易公司的借支凭证、领款凭证、资金审批单等，拟证明被告杨晓辉通过被告金易公司及其他公司向原告归还部分款项。一、关于本判决书附表二所涉款项的问题。（一）本判决书附表二的付款人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长沙分公司与被告杨晓辉存在关联关系，亦系接收原告案涉出借款的收款人之一，被告杨晓辉通过该公司银行账户偿付原告款项合理可信；（二）本判决书附表二的收款人，除原告外还包括邓远添和广州市天河兆裕贸易行，而原告存在通过邓远添银行账户交付出借款，则被告杨晓辉通过邓远添银行账户偿还款项亦合理可信，但原告并未通过广州市天河兆裕贸易行交付出借款，而该公司收取的相当款项，系在案涉借贷发生之前，且两被告承认没有证据证明此贸易行系原告指定的收款人。因此，该贸易行收取的款项不能视为两被告还款；（三）原告主张重复计算的11笔次款项，银行凭证均为“补打”，且银行凭证号相一致，因此该11笔次款项不能视为两被告还款。综上，本院依法认定本判决书附表二序号5、7至9、12、15、18至29、32、35、36属于偿还案涉借款的款项，合计1050000元；二、关于本判决书附表三所涉款项的问题。两被告提供了该等款项相应的借条与收条、《领款凭证》、《金易房地产公司资金审批单》、《借支单》、《汇款凭证》等单据凭证，原告承认其在当中签名。由于原告系被告金易公司的财务总监，应当清楚签名的法律后果。原告签字但未取得款项，或者签字后未完善款项会计记账事项，明显有违常理和其财务总监的身份，何况《领款凭单》上还载明“还我个人借款”内容。因此，考虑当中部分款项记载的用途事实与案涉借贷无关，和受款人并非原告以及两被告亦同意剔除用途“招待”、“办事款”的部分，本院依法认定本判决书附表三除序号4、9、13至15、19款项外，其余均属于偿还案涉借款的款项，合计1075000元。原告仅起诉要求被告杨晓辉偿还借款而未涉及利息，因此上述偿还款项应予抵充借款，即被告杨晓辉应当偿还原告借款20025000元（22150000元－1050000元－1075000元）。原告主张超过该数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金易公司的承责问题。在2013年5月12日的《担保函》上虽无被告金易公司盖章，但杨帝林作为被告金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该担保函上签字应视为其代表被告金易公司的行为。而且，杨帝林与被告杨晓辉作为被告金易公司股东，向原告出具《股东会决议》用以表明被告金易公司提供担保是经过股东会决议的一致同意。因此，被告金易公司以《担保函》无其签章而抗辩称其不应对案涉债务承责，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与被告金易公司存在保证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担保函》中明确了借款的期限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并表示“本担保书是连续性的担保，自开立之日起生效，直至所借款项全部偿清后自动失效”。因此，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规定，原告在2015年12月18日提起诉讼（第6092号案），主张被告金易公司对案涉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未超过两年保证期间。原告要求被告金易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金易公司承责后，有权向被告杨晓辉追偿。综上所述，两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晓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叶鸣清偿借款20025000元；二、被告益阳金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杨晓辉上述借款债务向原告叶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向被告杨晓辉追偿；三、驳回原告叶鸣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2550元，由原告叶鸣负担14635元，被告杨晓辉、益阳金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13791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绍基人民陪审员  欧阳燕人民陪审员  叶少冰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马妮娜陈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