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469号原告：雷瑞云，男，197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原告：廖喜花，女，1980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慕珊，广东焯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翔路**。法定代表人：孟振平。被告：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负责人：廖建平。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月梅，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负责人：林武汉，任局长职务。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月梅，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府前路**/div>负责人：潘国，任镇长职务。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文，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树赞，该单位工作人员。原告雷瑞云、廖喜花与被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网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以下简称广州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以下简称增城供电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塘镇政府）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瑞云、廖喜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慕珊，被告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月梅，被告新塘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文、梁树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南方电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雷瑞云、廖喜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南方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连带赔偿原告因雷凯伦触电死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60%的责任，即1070088元×60%=642052.8元；2．判令上述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24日凌晨1:30分许，雷凯伦与朋友在增××××官湖村钓鱼时受高压电线电击致死。2019年8月30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雷凯伦死因进行鉴定，并出具中大法鉴中心[2019]病鉴字第B11732号《鉴定意见书》，认定雷凯伦符合电击致死。原告认为：被告南方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作为高压线路的所有权人或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的规定应承担无过错责任。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11条规定，电力管理部门在必要的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区界上，应设立标志，并标明保护区的宽度和保护规定，但被告并未标明保护区的宽度和保护规定，未尽到充分的安全警示和保护义务，存在管理上的过错，该过错最终导致此次触电事故发生，给无辜的原告带来了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上述三被告依法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60%的责任。鉴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在庭审中，原告要求被告新塘镇政府对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辩称：原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1月1日被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原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全部合同及权利义务均由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承继。同时，原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已改制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增城供电局。结合有关法律规定，答辩人提出如下答辩意见：1．受害人雷凯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不可在高压线路下钓鱼，仍在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违法冒险夜钓，将自身置于高度危险境地，还有意使用长度约为3.5米的钓鱼竿、选择在临近高压线路的位置、能见度低的夜晚进行夜钓，显著增加了其触电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显然，雷凯伦在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是导致其死亡的根本原因，其自身依法应负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责任，原告主张其仅需承担40%责任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新塘镇政府作为案涉鱼塘的产权人，未尽到对案涉鱼塘及周围环境的安全管理、警示等义务和责任，对雷凯伦的死亡具有过错，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新塘镇政府作为案涉鱼塘的产权人依法负有对鱼塘及周围环境进行安全管理、警示等义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在案涉鱼塘设置禁止钓鱼的警示牌、委派专人定期、不定期对案涉鱼塘及周围环境进行巡视、及时制止野钓等等，但其却未对案涉鱼塘采取任何安全管理措施，也未尽到警示义务，显然对雷凯伦的死亡存在过错，其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受原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的委托，增城供电局在案涉事故发生前后依法对案涉线路进行了日常维护管理，也设置了相关警示牌，已充分尽到了管理、警示义务，答辩人对雷凯伦的死亡没有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责任。4．原告主张的人身损害赔偿项目缺乏依据，依法不应获得支持，具体为：（1）丧葬费，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但本案中，原告主张未提供雷凯伦生前从事的职业应按照前述标准计算的证据；（2）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亲属”应当仅限于近亲属或者日常关系较为密切的亲属，且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以3人为限，且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误工人员的固定收入或最近三年平均收入，其以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上一年度平均工资作为计算依据显属牵强；尽管原告提交了廖喜良、雷海军和雷海英的银行流水，但该银行流水并不能证明前述三人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在用人单位的工资收入、因参加丧葬事宜而耽误工作等事实，本案不存在前述三人误工的客观事实，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没有依据；（3）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原告应依法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实，但其只提交了汽车租赁公司出具的发票，而该发票所列费用产生的原因、时间、该项费用与丧葬事宜的关联性等均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上述丧葬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因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原告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4）精神损害抚慰金，如前所述，雷凯伦对于自身的死亡具有故意或重大过错，应根据雷凯伦自身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免除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和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被告新塘镇政府辩称：1．答辩人不是案涉高压线路的经营者，对遇难者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系从事高空、高压活动的经营者，而案涉高压线路的经营者为电力企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答辩人是该高压线路的经营者，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增城供电局申请追加答辩人作为本案被告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将答辩人列为被告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以及原告的处分原则，既然本案原告没有起诉答辩人，是其行使处分权的表现，增城供电局作为不利后果的可能承担者申请追加答辩人作为被告，是在行使原告的诉权，违背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民事诉讼中，原告不愿意行使权利或者放弃权利的情况下，任何人不能代替原告行使这些权利。因此，增城供电局无权申请追加答辩人为本案被告。3．遇难者违法钓鱼，是其死亡的根本原因，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下列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向导线抛掷物体”的规定，遇难者在高压线路下抛竿钓鱼，违反了上述强制性规定。遇难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损害后果的发生，其将自己置身于高压线下的危险境地钓鱼，具有重大过错，在高压电线下钓鱼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遇难者违法钓鱼是其死亡的根本原因。4．原告诉请的赔偿金额错误，具体如下：（1）原告不能举证证明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城镇标准赔偿；（2）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廖西良、雷海军、雷海英是遇难者的亲属，且误工费、交通费计算错误，主张伙食费没有依据。其中，处理丧葬事宜人数过多，一般应以3人为标准；误工费计算有误，原告提供的廖西良、雷海军、雷海英的银行流水不能作为误工费计算的基础，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有固定收入或实际误工造成损失的，应按照具体办理丧葬事宜的亲属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计算；交通费计算错误，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交通费损失为2000元，交通费应凭交通费发票据实计算，证明交通费的必要证据包括死亡证明、交通费发票及近亲属关系证明；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住宿费损失，住宿费应凭住宿费发票据实计算，证明住宿费的必要证据包括死亡证明、住宿费发票及近亲属关系证明；伙食费不属于合理费用，原告主张赔偿伙食费没有依据，也不合理。（3）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数额过高，遇难者死亡的根本原因是其违法在高压线路下钓鱼，遇难者本身具有重大过错，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充分考虑事件发生的原因。综上，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南方电网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的答辩意见及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24日凌晨许，受害人雷凯伦在广州市增××××官湖村钓鱼时，因触发高压电力线路（电压10KV）导致死亡。另查明，原告雷瑞云、廖喜花是受害人的父母。为证明受害人于事发前在城镇已经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受害人的居住证、驾驶证以及微信收入账单等予以证实。庭审中，被告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共同确认：广州供电局是案涉高压电力线路的所有人，增城供电局受广州供电局的委托负责对该高压电力线路进行日常维护与管理。而被告新塘镇政府承认案涉高压电力线路的所在土地是由其依法征收。此外，被告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为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管理、警示义务，向本院提交了一组照片（未显示拍摄时间），该照片显示该高压电力线路所在的周围环境设置了“禁止在高压线路下钓鱼”的警示牌。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同样向本院提交一组现场照片，而该组照片未显示有任何警示标志。同时，为了反驳被告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提出的上述主张，原告还申请证人隆某出庭作证，隆某作证称：其在事发时也在现场，但并未看见事发现场周围设置了警示标志。在本案作出判决之日，被告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提及的“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增城供电局”尚未正式登记设立。本院认为：本案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中，受害人雷凯伦因触发高压电力线路导致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对于高压触电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论经营者在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只要其行为或所管理的危险设施造成了他人损害，且该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经营者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除非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据此，被告广州供电局作为案涉高压电力线路的经营者，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无论其在该起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均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被告增城供电局是受广州供电局的委托对案涉高压电力线路履行日常维护与管理职责，双方形成委托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应由委托人即被告广州供电局予以承受。关于被告广州供电局提出其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管理与警示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应当减轻或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对此，被告广州供电局向本院提交了一组显示设置了警示牌的现场照片，但该照片没有显示形成时间，不能证明该警示牌是在事发前还是在事发后设置。而原告并不认可在事发时已经在现场设置了警示牌，并向本院提交了不同的照片予以反驳，且证人隆某也出庭作证表示并未看见事发现场周围设置了警示标志。在此情况下，被告广州供电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警示义务，其抗辩认为适用上述规定应当减轻或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新塘镇政府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被告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认为被告新塘镇政府是案涉鱼塘的征收人及所有权人，其未对鱼塘采取任何安全管理措施，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本案属于因高压电力线路触电死亡而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而并非属于因鱼塘设施造成他人伤亡或者溺水身亡等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被告新塘镇政府是否对案涉鱼塘负有管理职责，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即使该鱼塘的所有权人对鱼塘负有管理职责，也并不等同于其对周边的高压电力线路也同样负有管理义务，上述属于不同的管理职责范畴，两者在管理措施、保障规范与技术维护上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不能混为一谈；第二，事实上，被告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提出对案涉鱼塘进行管理的意见，本质上应定义为对案涉高压电力线路所在周边环境进行管理。被告广州供电局是高压电力线路的经营者，其除了对高压电力线路本身负有维护与管理职责以外，对于高压电力线路延伸与覆盖的一定危险区域范围内的周边环境，同样负有附随的保护与管理职责，该附随管理职责是基于避免高压电力线路对周围环境造成安全隐患而产生，在保障措施上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与技术性，天然应由专业的电力设施经营者予以担当，不能因为电力设施的所在土地为他人所有，而将该电力设施的附属管理责任转由他人承担；第三，被告新塘镇政府不是高度危险作业的经营者或管理者，若其作为侵权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应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即应由主张其承担责任一方的当事人举证证明被告新塘镇政府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该举证责任依法应由提出请求一方的当事人承担。而在本案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新塘镇政府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该情形不符合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综上，被告新塘镇政府并非案涉高压电力线路的经营者或管理者，也没有证据表明其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被告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提出被告新塘镇政府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广州供电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尽管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减轻经营者的赔偿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七十三条又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依照上述规定并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被告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及新塘镇政府均提出，被侵权人本身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对此，本院分析认为，受害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知道高压电力线路的危险性，并应避免在高压电力线路下及周边危险区域内进行钓鱼，但受害人却放任其不当危险行为的发生，在深夜选择在高度危险的高压电力线路下钓鱼，该行为在主观上具有重大过失。据此，上述各被告提出受害人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的抗辩意见，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广州供电局可以减轻大部分的赔偿责任，其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次要责任，即应酌情在20%至40%的幅度比例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再考虑到被告广州供电局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在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内履行了警示义务的情节，本院酌定其应当承担40%的赔偿责任。根据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陈述，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有关规定，本院对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841320元。根据原告提供的受害人居住证、驾驶证以及微信收入账单等证据，可以基本证实受害人于事发前在城镇工作与居住的事实，在各被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对于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计得死亡赔偿金为841320元（42066元/年×20年）。2．丧葬费：53289.5元。原告主张按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106579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计得丧葬费为53289.5元（106579元/年÷2）。3．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492.79元。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处理丧葬事宜的具体误工人员以及该误工人员的具体误工损失情况，但其提出误工标准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农、林、牧、渔业”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3327元/年计算，该主张并不过高，本院认可上述计算标准。而误工人员应酌情按3人、误工时间应酌情按7天计算为宜。据此，计得误工费为2492.79元（43327元/年÷365天×3人×7天）。4．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考虑到受害人近亲属处理该起事故和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交通费用支出，结合原告的居住地点和处理丧葬事宜的往返距离，原告主张交通费为2000元合理，本院予以支持。5．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住宿费：5400元。原告的住所地均不在本院辖区范围内，其主张必要的住宿费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规定广州地区的住宿费标准为450元/天，原告主张按住宿4天计算合理。此外，住宿人员应酌情参照上述误工人员即按3人计算。据此，计得住宿费为5400元（450元/天×3人×4天）。6．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该起事故造成了受害人死亡，对原告造成了精神痛苦，综合本案的损害后果，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理，本院予以支持。7．鉴定费：13920元。原告提供了鉴定费发票予以证实，且该鉴定是定性本案成因的重要证据之一，该项主张合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伙食费，该赔偿项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法定赔偿项目，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全部损失合计1018422.29元，如前所述，应由被告广州供电局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被告广州供电局承担应向原告赔偿各项损失407368.92元（1018422.29元×4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雷瑞云、廖喜花赔偿各项损失407368.92元；二、驳回原告雷瑞云、廖喜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10元，由原告雷瑞云、廖喜花负担1320元，被告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负担22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温展翔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英杰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第七十六条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