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民终50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左宾（ＪＥＮＮＹＢＩＮＧＺＵＯ），女,1971年12月31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国籍人，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英，北京市尚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虞文磊，男，1969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宇，上海尚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广西红旗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 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叶建纯（已于2013年8月6日死亡） 一审被告：叶福来，男，192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乐清市，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一审被告：陈月眉，女，汉族，1939年2月11日出生，户籍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乐清市，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叶福来、陈月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轶，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叶福来、陈月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莉莉，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叶旭丹（ＸＵＤＡＮ，ＹＥ），女，1996年8月6日出生，汉族，美利坚合众国国籍人，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英，北京市尚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凌某，女，2013年2月12日出生，壮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法定代理人：凌语（系凌某之母），女，1976年1月24日出生，壮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敬雅，广西云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蒋晓儿，男，197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系广西红旗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户籍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乐清市，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 上诉人左宾因与被上诉人虞文磊、一审被告广西红旗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叶福来、陈月眉、凌某、叶旭丹以及一审第三人蒋晓儿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柳市民二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左宾和一审被告叶旭丹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英，被上诉人虞文磊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宇，一审被告叶福来、陈月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轶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一审被告凌某、一审第三人蒋晓儿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左宾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柳市民二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和保全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虞文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法律事实的认定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认定规则。一审庭审表明虞文磊所提供的证据2、4、5关于欠款资料都是复印件，且相关文书是已经死亡的叶建纯与虞文磊以及案外人上海红旗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红旗电缆公司）之间签订，上诉人左宾对复印件以及欠款事实无法确认。二、一审判决认定所欠股权转让价款与虞文磊所转让给叶建纯的股权份额及对价不一致。从被上诉人虞文磊提交的证据显示，其转让42%股权的对价是1359万元，而证据3《股东会决议》以及工商局股权变更登记均证明叶建纯只受让32%的股权，另外的10%转让给第三人蒋晓儿，因此，如叶建纯欠有股权转让款也应按照实际受让的股权份额计算，应扣减10%即135.9万元价款及利息。二审庭审中，左宾修改该上诉理由，认为叶建纯是受让虞文磊42%股权，其中有10%挂名在蒋晓儿名下，蒋晓儿并没有支付任何对价，蒋晓儿只是名义股东，但仍应扣减该10%份额。三、一审判决对虞文磊提交的证据5和证据9之间的还款所附条件与利息计算的合理性和事实没有查明并错误认定利息计算开始的时间。2013年5月29日《确认书》表明，如果债务人为其承担的银行贷款担保责任未解除，债务人不用向虞文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虽然确认书中有确定利息计算开始的时间，但该条款的约定明显显失公平，应该按照事实查明被上诉人贷款偿还完毕的时间，也就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担保责任解除的时间，而虞文磊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松江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并没有明确贷款偿还完毕的时间，显然，债务人叶建纯还款条件如还没有成就，就不能支付和计算利息。四、如本案事实存在，一审判决对利息的计算也显失公平。1.虞文磊不及时提起诉讼自行造成资金成本损失。债务人叶建纯于2013年8月6日死亡，虞文磊明知却直至2015年5月4日才起诉，且从2015年至2018年3月26日一直都在申请追加被告，导致本案久拖不决。2.本案债务人意外死亡属于不可抗力，一审法院需要等待债务人的继承案件的确认才能进行审理，故本案利息在不可抗力情形出现时应停止计算。3.虞文磊自认所收到的承兑汇票是抵扣剩余所欠货款，既然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所欠货款，则该公司现有股东不应对公司欠款及利息承担偿还责任。一审判决的认定与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原则相违背。4.一审判决利息计算是在付款条件未成就之前，就开始先计算利息，虞文磊是2013年7月9日才向工商局递交变更登记资料，2013年7月11日股权变更给叶建纯，所以利息从2013年2月8日起算首先违背双方所签《协议书》第二条第3款第2项转让款支付方式，该条约定款项在递交变更登记资料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5.假设被继承人叶建纯个人欠股权款项，继承人也只是继承其死亡时遗留的债务，债务利息至其死亡时止不应再继续计算。五、一审判决对五个继承人各自如何承担债务责任不明确，与继承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债务由五个继承人共同负责是不准确的，而应明确在继承遗产前共同有责任先用遗产来偿还债务，现在遗产继承纠纷已经有生效判决，则应明确各继承人按具体的份额（叶福来、陈月眉、凌某各占16.325%，叶旭丹占13.325%、左宾占37.7%）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否则在履行中会产生歧义。六、一审判决内容与虞文磊在起诉状中的事实及理由不符。被上诉人在民事起诉书中是把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并在事实和理由中陈述该债务人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而不是叶建纯，一审法院自行改变被上诉人的诉讼理由和事实导致本案错误判决。上诉人左宾在庭审中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在程序方面存在错误。1.本案是因虞文磊与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签订《付款协议书》后因公司未能全面履行付款义务而被提诉，则按照双方的协议书本案应为合同纠纷，而不是股权转让纠纷。虞文磊以股权转让纠纷提起诉讼，对实际履行中《付款协议书》没有被确认无效的情形下，一审自行将股权转让纠纷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混同一起审理。2.一审诉讼主体存在错误。如果是股权转让纠纷，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就不应该与该公司股东成为一审共同被告；若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被告也只能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不能将公司的股东追加为共同被告。二、一审判决对《付款协议书》是否有效存在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在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直接对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付款协议书》判定无效，则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判令虞文磊将无效所得的款项5448481.67元返还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一审判决在事实上否定左宾是实际控制人，以不构成表见代理推翻协议书的有效性，该认定是错误的，表见代理和实际控制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一审判决混为一谈，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如果左宾不是实际控制人、签订协议书不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可能安排公司将262.5万元款项转给虞文磊还债，也不可能让公司和虞文磊，还有股东叶福来、陈月眉的代理律师以及左宾、叶旭丹的代理律师共同确认以货抵债给虞文磊。 被上诉人虞文磊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说理充分、全面，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1.左宾主张虞文磊一审提交的证据2、4、5都是复印件没有原件，与事实不符。虞文磊在一审中提供了上述证据的原件，判决书和庭审记录中均已经载明，各证据中所记载的股权转让事宜及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对上海红旗电缆公司所负债务内容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符合证据规则。2.上诉人主张工商变更登记中叶建纯受让股权为32%，另外10%是蒋晓儿受让，应当扣减该部分股权转让款。10%的股权由蒋晓儿受让是根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二条第3款第2项的约定，蒋晓儿是叶建纯指定的股权受让人，其付款义务应当由合同相对人叶建纯承担。3.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叶建纯出具的欠条和确认书均明确利息起算时间为2013年2月8日，确认书补充了付款条件，而付款条件和利息起算时间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并不影响利息的起算时间。4.关于利息计算显失公平。本案在叶建纯死亡后，虞文磊已经及时并积极地向左宾等主张权利，《付款协议书》也可以证实，虞文磊是在左宾没有切实履行《付款协议书》的情况下提起诉讼，不存在拖延诉讼，审判阶段因叶建纯的法定继承人发生变化而导致审理期限延长，并非虞文磊的原因造成，且叶建纯的死亡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不存在免责。一审判决对各继承人债务承担事项符合继承法相关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充分。5.虞文磊在一审中增加诉讼请求、追加当事人属于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的情形。针对上诉人左宾当庭提交的补充上诉理由，如《付款协议书》无效，即使存在虞文磊返还的情形，左宾也不是被返还的主体，应当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协议书中已经非常明确，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是代付不是支付，是其代叶建纯支付股权转让款。关于左宾提及一审中虞文磊自认收到的承兑汇票是抵扣剩余货款，这应是一审判决的笔误，这不是支付货款而是支付股权转让款。 叶福来、陈月眉述称，本案中，叶福来、陈月眉作为叶建纯的父母，是叶建纯的法定继承人，根据一审认定的事实以及判决结果，叶福来、陈月眉在继承叶建纯遗产的范围内向虞文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合理合法，应予以维持。其余关于上诉人左宾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同意被上诉人虞文磊的答辩意见。 虞文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左宾、叶福来、陈月眉、叶旭丹、凌某共同向虞文磊偿付欠款人民币4274343.03元；2.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左宾、叶福来、陈月眉、叶旭丹、凌某共同支付利息人民币2096938元（以上利息暂计至2014年12月31日，之后的利息以欠款本金人民币4274343.03元为基数，按每月1.2%的利率计算至全部欠款付清时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六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 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原有股东为虞文磊与叶建纯，两人持股比例分别为42%与58%。2012年11月20日，虞文磊作为甲方与叶建纯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虞文磊将所持有的上海红旗电缆公司42%股权转让给叶建纯，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359万元。同时，由于虞文磊作为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在上述协议中约定就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欠上海红旗电缆公司未结清的货款一并结清。为此，虞文磊与叶建纯在《协议书》第二条第2点中确认，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尚欠上海红旗电缆公司货款为人民币6493824.7元，并在第二条第3点中就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及尚欠货款分期支付的时间、数额进行了约定。 2013年2月8日，叶建纯向虞文磊出具《欠条》，载明“依照本人叶建纯与虞文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人尚有人民币9722824.7元的股权转让款未支付，该股权转让款从2013年2月8日开始计算利息，利息为每月1.2%”。 2013年5月29日，叶建纯、虞文磊、上海红旗电缆公司三方签订《确认书》，确认如下事项：1.2012年11月20日，虞文磊与叶建纯签订《协议书》中约定叶建纯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1395元，确认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应向上海红旗电缆公司支付的货款为人民币6493824.7元，上海红旗电缆公司委托虞文磊代收上述货款。2.截止2013年5月28日，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及叶建纯共支付人民币10721000元，至此，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应支付的货款已支付完毕，且叶建纯已向虞文磊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227175.3元，还需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9722824.7元。3.虞文磊同意在以下条件未成就前叶建纯不需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722824.7元：（1）由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作为担保方，担保上海红旗电缆公司对外借款的款项归还完毕，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担保义务免除；（2）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未因向上海红旗电缆公司提供担保而遭受损失。4.若以上条件成就，叶建纯向虞文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722824.7元，叶建纯逾期支付的行为不视为违约，不需向虞文磊承担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但应从2013年2月8日起按每月1.2%的利率向虞文磊支付逾期付款金的利息，若以上条件未成就，叶建纯不需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也不需支付相应利息，相应股权由叶建纯完整享有。 2013年7月9日，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召开股东会，出席股东为虞文磊与叶建纯，列席人员为蒋晓儿。决议内容为：同意虞文磊将其持有的广西红旗电缆公司32%股权转让给叶建纯，将其持有的10%股权转让给蒋晓儿。同日，各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持股情况为，叶建纯持有广西红旗电缆公司90%股权，蒋晓儿持有该公司10%股权。 叶建纯于2013年8月6日遇害身亡，同年11月28日，左宾作为甲方，虞文磊作为乙方签订《付款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广西红旗电缆公司被列为丙方，协议落款处有左宾与虞文磊的签名，但丙方仅盖有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公章，并无签约代表签名。在《付款协议书》起首部分载明，鉴于：（1）虞文磊要求左宾尽快协调解决叶建纯与虞文磊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协议书》所确认的股权转让款和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所欠货款债务中未支付的人民币9722824.7元；（2）左宾对叶建纯与虞文磊上述《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并非完全知晓，且在叶建纯身亡后至今的期间内左宾虽一直争取但未能与叶福来、陈月眉就包括上述协议在内的与叶建纯有关的事物情况及处理方案进行过任何方式的联系、沟通；（3）为保障虞文磊合法权益的实现和继续获得虞文磊的信任，左宾作为叶建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之一，愿意协商叶建纯的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有关单位解决虞文磊的债权；左宾与虞文磊协商一致签订该协议。《付款协议书》约定：一、左宾愿意协调叶建纯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叶建纯生前投资或任法定代表人的有关单位后并争取促成在2013年12月31日前代为向虞文磊支付人民币300万元债务本金；二、左宾愿意继续协调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叶建纯生前投资或任法定代表人的有关单位后，争取在2014年12月31日前代为向虞文磊支付上述第一条之外的剩余债权；三、如虞文磊未能在本协议所确立的时间内取得人民币9722824.7元债权，则虞文磊未能实现的债权由广西红旗电缆公司负责清偿。 上述协议签订后，虞文磊自认于2014年1月20日收到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向虞文磊交付的编号为3130005224744544、1050005322143048、4020005222212490的银行承兑汇票三张，票面金额合计262.5万元，出票日期分别为2014年1月14日、2013年12月24日、2013年12月18日，汇票到期日分别为2014年7月14日、2014年6月24日、2014年6月18日，出票人与收款人均不是本案当事人，虞文磊还认可将上述汇票抵扣相应票面金额的股权转让款。之后，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18日至20日期间以货抵债的方式代为向虞文磊偿还合计人民币2823481.67元债务。由于未有主体继续向虞文磊清偿本案剩余债务，虞文磊故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以上诉讼请求。 关于《付款协议书》签订的过程，虞文磊称系其与左宾两人协商后，由左宾一方律师起草并经左宾签字、上盖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印章后以快递的方式邮寄给虞文磊，虞文磊签字后再将该协议回寄给左宾。虞文磊自认，左宾作为叶建纯的妻子，在其遇害生亡后，其认为左宾应当有处理叶建纯生前相关事物的权利，故由左宾代表对方与之协商本案事宜，且在双方协商时达成口头协议，若左宾和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按时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则虞文磊放弃利息，若未能按时支付完毕则仍然要支付利息。左宾在庭审中认可，叶建纯死亡后左宾为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掌管该公司公章，在左宾与虞文磊两人就本案争议涉及的债务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双方签订《付款协议书》，在签订该协议时询问了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另一股东蒋晓儿的意见，但并未询问叶福来、陈月眉的意见，并通过蒋晓儿向其二人传达该协议的内容。左宾还自认，其自始至终并未在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对《付款协议书》签订的经过，蒋晓儿与叶福来、陈月眉均表示并不知晓，左宾、叶旭丹认可左宾为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蒋晓儿表示，自叶建纯死亡后该公司没有实际控制人，经营停滞也无人管理。 另查明，（2018）桂02民终47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叶福来、陈月眉为叶建纯的父母，左宾为叶建纯妻子，叶旭丹为叶建纯婚生女儿，凌某为叶建纯亲生女儿，以上五人均为叶建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且继承了叶建纯的遗产。 建行松江支行于2016年10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该行分别于2012年9月21日及11月9日向上海红旗电缆公司发放了人民币2000万元（贷款合同编号为937123020122213）及人民币1600万元（贷款合同编号为937123020122217）流动资金贷款，由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提供担保，上述贷款均已经全部结清。 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工商登记显示的法定代表人，至今仍然为叶建纯。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适用的准据法问题。涉案的当事人左宾、叶旭丹为美利坚合众国永久居民，本案具有涉外民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本案中，各方在庭审时均明确表示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应适用我国法律。 一审法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虞文磊在本案中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及其利息是否合理有据？以上款项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二、《付款协议书》是否对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产生效力？三、本案的义务主体为谁，而各义务主体应如何承担债务？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叶建纯与虞文磊签订的《协议书》、叶建纯自行出具的《欠条》，以及叶建纯、虞文磊与上海红旗电缆公司签订的《确认书》，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以上内容均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故上述协议及叶建纯自行出具的《欠条》均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上述书面材料中确定的债权予以认可。虽其二人在《协议书》中同时确认了叶建纯与虞文磊之间因转让广西红旗电缆公司股权而形成虞文磊对叶建纯享有的个人债权，以及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欠上海红旗电缆公司的货款，两种债权债务关系，但从之后签订《确认书》记载的内容来看，叶建纯及债权人虞文磊、上海红旗电缆公司均明确，由于叶建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一方陆续支付了10721000元，截止2013年5月28日，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所欠上海红旗电缆公司的货款债务人民币6493824.7元已清偿完毕，且叶建纯向虞文磊支付了人民币4227175.3元股权转让款，尚欠股权转让款确认为人民币9722824.7元。同时，在叶建纯自行出具的《欠条》中亦明确尚欠虞文磊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数额与《确认书》中记载一致，均为人民币9722824.7元。由此可知，人民币9722824.7元的剩余债权不再包含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所欠货款，仅为叶建纯应支付给虞文磊的股权转让款，即属于叶建纯个人债务。 又因，自叶建纯与虞文磊确认上述剩余股权转让款后，虞文磊认可收到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代为支付票面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62.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及以货抵债方式抵偿的人民币2823481.67元债务，并自认以扣除以上数额后就剩余股权转让金人民币4274343.03元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则一审法院对债权人虞文磊对自身权利的处置予以确认，故虞文磊享有的剩余股权转让款本金为人民币4274343.03元。 其次，关于虞文磊在本案中主张的利息，各方当事人对按照1.2%/月的标准计算利率均表示认可，且该标准没有超过虞文磊因对方未及时支付款项受到的资金占用损失，故一审法院对以上利率予以确认。 关于利息计算的起时间，虽《确认书》中约定叶建纯在付款条件成就时才向虞文磊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但同时约定利息自2013年2月8日起算，并且在叶建纯向虞文磊出具的《欠条》中，叶建纯亦承诺自上述日期起算利息，由此可知，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并不影响利息计算的起时间，故一审法院对虞文磊主张从2013年2月8日起计算利息的观点予以支持。 关于利息计算的基数，叶福来、陈月眉抗辩认为应扣除虞文磊已获得的全部款项，以人民币4274343.03元为基数从2013年2月8日起算。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虞文磊认可的代付行为均发生在上述利息起算之后，即在应付利息起算之日尚未发生债权本金减少的事实，叶福来、陈月眉主张以之后减少的债权数额作为在前应付利息计算基数的观点，无法律以及合同依据，而债权人虞文磊对此亦未表示同意，故一审法院对叶福来、陈月眉该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就利息计算的基数问题，左宾、叶旭丹还提出，就虞文磊自认以汇票方式支付的款项，应自各银行汇票开出当日即开始抵扣剩余股权转让款，故对虞文磊此部分款项主张从其自认收到银行汇票之日，即2014年1月20日才开始抵扣的观点提出异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争议涉及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和收款人并非本案当事人，而左宾与叶旭丹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自各银行承兑汇票开出之日就将三张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虞文磊，则其二人应就未能举证证实该抗辩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虞文磊自认在汇票开出之后到期之前即2014年1月20日收到以上银行承兑汇票，并同意自此抵扣剩余货款，则一审法院对债权人虞文磊的自认予以认可。据此，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并结合虞文磊的自认，本案中应付利息计算的基数应以虞文磊每次获得部分清偿之日作为节点，分段计算，具体而言，2013年2月8日起至2014年1月20日，以人民币9722824.7元基数，从2014年1月21日起至2014年6月18日以剩余欠款人民币7097824.7元（人民币9722824.7元-人民币262.5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19日起以剩余欠款人民币4274343.03元（人民币7097824.7元-人民币2823481.67元债务）为基数。 还需要指出的是，左宾、叶旭丹抗辩称，其与虞文磊协商之时已达成口头协议无需支付利息，但因虞文磊未认可双方曾协商在对方逾期付款的情况下仍然同意放弃利息，且左宾、叶旭丹所主张的口头协议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则应由抗辩提出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此抗辩理由不支持。 按照以上确认的利息支付方式，通过计算，2013年2月8日起至2014年1月20日止应支付的利息为人民币1349531.26元（人民币9722824.7元×347天×1.2%/30），从2014年1月21日起至2014年6月18日止应支付的利息为人民币423030.35元（人民币7097824.7元×149天×1.2%/30），从2014年6月19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应支付的利息为人民币335108.51元（人民币4274343.3元×196天×1.2%/30），以上合计人民币2107670.13元。就上述期间段，虞文磊现仅主张要求义务主体支付人民币2096938元的利息，该数额小于上述可支持利息，故一审法院对虞文磊所主张的利息予以支持。关于2015年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虞文磊可获得的利息，应以尚欠剩余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2%的标准计算。 再次，关于左宾、叶旭丹提出由于虞文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为上海红旗电缆公司对外债务提供的担保责任已经免除，即本案已达到《确认书》第三条中约定的付款条件，故无需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虞文磊就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为上海红旗电缆公司对外银行贷款提供建行松江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就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为上海红旗电缆公司与该行之间合同编号为937123020122213及合同编号为937123020122217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项下贷款债务已经全部结清，由此可知，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就上海红旗电缆公司对外银行贷款承担担保的主债务已经清偿完毕，且未发生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履行担保责任的情形，故本案已达到《确认书》中第三条约定的付款条件。左宾、叶旭丹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除以上银行贷款外，还存在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为上海红旗电缆公司其他对外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的事实，则应由其二人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此辩称不予支持。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可知，虞文磊尚有人民币人民币4274343.03元的股权转让款未得清偿，而根据虞文磊与叶建纯之间的约定并尊重虞文磊对自身权利的处置，虞文磊获得的利息截止至2014年12月31日为人民币2096938元，此后至清偿之日的利息，以尚欠剩余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2%的标准计算。又因本案已满足《确认书》中约定的付款条件，虞文磊要求义务主体履行上述债务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就《付款协议书》签订经过的描述，以及协议首部中关于该协议系经虞文磊与左宾协商一致后达成合意的记载来看，《付款协议书》的协商主体仅为虞文磊与左宾，合同内容体现的是其二人的意思表示。又因在《付款协议书》签订之时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建纯已身亡，该公司另一股东蒋晓儿对《付款协议书》的内容及左宾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并不认可，而叶建纯其他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对协议内容亦表示不清楚，且左宾自认其虽自始至终未在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但在签订《付款协议书》之时掌控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公章并代表该公司签订上述协议的具体案情来看，在签订《付款协议书》之时，未有证据证实左宾有权代表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作出还款承诺，故本案未有充足的证据证实该协议内容体现了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意思表示。 其次，根据虞文磊的自认及《付款协议书》首部记载的事实来看，虞文磊明知在签订上述协议时，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法定代表人缺失，且左宾作为叶建纯其中一位法定继承人在未与其余法定继承人协商的情况下，虞文磊仅因左宾系叶建纯的配偶即相信左宾有权利代表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作出承诺签订上述协议的情形，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外部特征，故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知，《付款协议书》中并未体现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意思表示，左宾签订上述协议并代表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就叶建纯个人债务作出承担责任的承诺，对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未生效，虞文磊及左宾、叶旭丹认为本案剩余债务应由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承担的观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驳回。 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本案中，虞文磊主张的债权为被继承人叶建纯的个人债务，左宾、叶福来、陈月眉、叶旭丹以及凌某作为叶建纯第一顺位继承人并未放弃继承遗产，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五人应在所继承的遗产范围内对叶建纯身前所欠债务承担共同责任，又因该五人所继承的遗产并不止于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股权，据此，虞文磊要求左宾、叶福来、陈月眉、叶旭丹以及凌某就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责任的观点正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虞文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的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左宾、叶福来、陈月眉、叶旭丹、凌某在继承被继承人叶建纯遗产的范围内，向原告虞文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274343.03元；二、被告左宾、叶福来、陈月眉、叶旭丹、凌某在继承被继承人叶建纯遗产的范围内，向原告虞文磊支付利息，利息截止至2014年12月31日为人民币2096938元，自2015年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的利息，以尚欠剩余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2%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虞文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399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公告费（以实际数额为准），均已由虞文磊预交，上述款项除公告费应由被告左宾、叶旭丹单独负担外，其余费用由左宾、叶福来、陈月眉、叶旭丹、凌某共同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左宾提交四组证据：1.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一）字第1666-1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左宾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一）字第1666-7号、1666-16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全体继承人同意用查封的财产与虞文磊进行抵债，法院才作出解封财产的裁定。3.2014年4月30日《声明书》、《授权委托书》，拟再次证明左宾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4.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2民终474号民事判决书，假设本案是叶建纯个人之债，继承人应该按照继承案件的终审判决的内容在各自所继承遗产份额内对债务进行承担，而不是共同连带之债，同时还证明左宾是持有广西红旗电缆公司51%股权的控股股东。 虞文磊质证认为，上诉人左宾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应予以采信。对于以货抵债的事实一审已经做出认定，虞文磊也认可，银行承兑汇票也确认收到过，都不属于新证据；对于三份民事裁定以及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一）字第1666-18号裁定中并没有涉及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左宾的事实或认定，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叶福来、陈月眉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左宾提交的声明书和委托书是自行制作的，无法证明其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叶建纯去世后，所有继承人都有控制权，从法律角度说左宾并不是实际控制人。 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各方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一）字第1666-18号裁定中并没有涉及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其次，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2民终474号民事判决确认左宾拥有广西红旗电缆公司51%的股权无法倒推得出2013年-2014年左宾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结论，公司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也并非同一概念；最后，声明和委托书都是左宾自行制作出具，与其他证据一样均无法达到证明左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目的。 二审中，上诉人左宾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一审判决第14页第10行的“上海红旗电缆公司”应为广西红旗电缆公司。2.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叶建纯、虞文磊、上海红旗电缆公司三方于2013年5月29日签订的《确认书》内容提出异议：（1）“上海红旗电缆公司委托虞文磊代收上述货款”的认定有误，首先案卷中并无上海红旗电缆公司的委托文件，即使有委托代收关系，虞文磊也只有代收权利没有诉讼权利；（2）对于“截止2013年5月28日，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及叶建纯共支付人民币10721000元”的认定没有收款收据等证据证实，属于推断；（3）对于“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应支付的货款已支付完毕”的认定与事实不符；（4）对于“还需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9722824.7元”的认定有异议，尾数824.7正好与货款的尾数相吻合，而股权转让款是一个整数，不可能出现824.7这种数字，不符合交易习惯。综上，对《确认书》的真实性有异议。3.一审认定左宾未能与叶福来、陈月眉就案涉协议书在内的叶建纯有关事务进行任何方式的沟通有误，虽然左宾未能直接与叶福来、陈月眉进行沟通，但有通过第三人蒋晓儿进行沟通，他们也同意以货抵债，在六张以货抵债清单上有叶福来、陈月眉代理律师李法宝等人的签字确认。 叶福来、陈月眉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补充陈述叶福来、陈月眉并不知晓左宾在2013年11月签订的案涉《付款协议书》，案涉抵债清单发生在2014年6月19日，不能以叶福来、陈月眉代理人在抵债清单上签字确认来推认其知道并认可《付款协议书》的签署。 本院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1.根据案涉《协议书》原件，双方转让的应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股权，一审判决存在笔误，上诉人的该项事实异议成立，本院予以纠正。2.一审判决引述叶建纯、虞文磊和上海红旗电缆公司三方签订的《确认书》内容并无错误，左宾实际是不认可《确认书》，故不属于事实异议，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详述。3.各方对叶福来、陈月眉在2014年6月同意以货抵债的事实并无异议，但左宾主张2013年11月其与虞文磊签订《付款协议书》时，已通过蒋晓儿将协议书相关事宜转告叶福来、陈月眉，叶福来、陈月眉当时已经同意以货抵债的事实缺乏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其该项事实异议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除笔误更正外，其他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2年11月20日，虞文磊作为甲方与叶建纯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虞文磊将所持有的广西红旗电缆公司42%股权转让给叶建纯，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359万元。 上海红旗电缆公司与建行松江支行分别在2012年9月21日、2012年11月9日签订贷款2000万元和1600万元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编号为937123020122213和937123020122217），贷款到期时间分别是2013年9月20日和2013年11月8日。2012年9月21日，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与建行松江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为上海红旗电缆公司提供最高限额为6000万元的保证担保。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左宾上诉认为，本案系因虞文磊与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签订《付款协议书》而引发，案由应为合同纠纷，若是股权转让纠纷，则根据合同相对性，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不应作为当事人。本院认为，案涉《付款协议书》是股权转让协议后就如何支付转让款达成的协议，故基础法律关系仍然是股权转让，因付款协议的主体涉及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一审据此将其列为被告并无不当，至于是否实际承担付款义务则需经实体审理后作出判断，故左宾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左宾、叶旭丹是美利坚合众国国籍人，其法律冲突问题应依照我国涉外案件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之规定，本案中，当事人在一审中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叶建纯与虞文磊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如存在，对应的股权转让款数额是多少？支付主体和支付方式如何？ 一、关于叶建纯与虞文磊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问题 上诉人左宾主张一审认定股权转让关系依据的《协议书》、《欠条》、《确认书》等证据只有复印件，合同一方当事人叶建纯死亡，内容的真实性因无法核对而存疑。经查，一审中虞文磊已经提交了上述证据的原件给左宾进行质证，二审庭审中再次提交原件核对，左宾并未否认证据中叶建纯签名的真实性，只认为其不是股权转让的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真实性不确认。本院认为，2012年11月20日叶建纯与虞文磊签订的《协议书》，2013年2月8日叶建纯出具的《欠条》，2013年5月29日叶建纯、虞文磊和上海红旗电缆公司三方签订的《确认书》均有原件核对，涉及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亦能相互印证，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叶建纯与虞文磊之间就转让广西红旗电缆公司42%股权的约定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双方应按照股权转让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一审的认定正确。 二、关于剩余股权转让款数额及支付问题 1.转让的股权份额。左宾上诉主张叶建纯实际受让32%股权，应扣减转让给蒋晓儿的10%股权对应的转让款139.5万元。本院认为，虞文磊系按照与叶建纯签订《协议书》的约定，将转让的42%股权中的10%变更登记至叶建纯指定的蒋晓儿名下，左宾亦认可蒋晓儿只是名义的持股人，叶建纯才是10%股权的实际权益人，则其主张要求扣减该10%股权对应的转让款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剩余股权转让款数额。一审中，各方对于已经支付的下列款项并无异议：（1）截止2013年5月28日虞文磊已收到10271000元；（2）2014年1月20日虞文磊收到三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共计2625000元；（3）2014年6月18日至20日通过以货抵债方式向虞文磊支付2823481.67元。但对前两笔款项是否作为股权转让款存在争议。本院认为，首先，叶建纯与虞文磊在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确认了两种债权债务关系，一是因虞文磊转让广西红旗电缆公司42%而形成的虞文磊对叶建纯享有的个人债权，二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欠上海红旗电缆公司6493824.7元货款，二人分别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约定从而形成上海红旗电缆公司对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债权关系。2013年5月29日，叶建纯、虞文磊和上海红旗电缆公司三方签订《确认书》确认，截止2013年5月28日叶建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已经支付10271000元，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所欠货款已清偿完毕，叶建纯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4227175.3元，尚欠股权转让款9722824.7元。同时，在2013年2月8日叶建纯出具给虞文磊的《欠条》中亦明确尚欠股权转让款9722824.7元。上述实际付款情况虽与《协议书》的约定不一致，但应视为双方对合同履行变更后进行的确认，同时《确认书》也已明确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拖欠上海红旗电缆公司的货款已经结清，双方只剩叶建纯与虞文磊因股权转让的个人之债。其次，左宾上诉主张一审虞文磊自认2014年1月20日收到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是抵扣货款，并据此反推2013年5月29日签订《确认书》时货款并没有清偿，已经支付的10271000元应全部为股权转让款。然，从一审庭审记录以及一审判决查明事实看，虞文磊和左宾均认可该三张银行承兑汇票是用于抵扣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第22页第12行说理部分“现虞文磊自认在汇票开出之后到期之前即2014年1月20日收到以上银行承兑汇票，并同意自此抵扣剩余货款”系笔误，本院予以更正。综上，左宾对于尚欠股权转让款数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叶建纯尚欠股权转让款本金4274343.03元（13950000元-4227175.3元-2625000元-2823481.67元=4274343.03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3.支付条件及利息计算问题。关于支付条件是否成就，主要涉及《确认书》第三条中约定付款条件的认定，即上海红旗电缆公司的贷款是否已经还清以及何时还清，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为贷款所负的担保责任是否已经免除。本院认为，结合上海红旗电缆公司与建行松江支行签订的两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与建行松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建行松江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上海红旗电缆公司已经清偿贷款，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也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支付条件已然成就。左宾上诉主张上海红旗电缆公司还款时间不明导致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是否免除担保责任不清楚，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因前述贷款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发生，且因建行松江支行作出清偿完毕的确认，上海红旗电缆公司是否是在借款期限内清偿贷款并不影响剩余股权转让款项支付条件的成就，故本院对左宾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利息的问题。首先，虞文磊在诉讼时效内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因受让人叶建纯死亡在诉讼中追加继承人而导致的诉讼期间延长并非债权人虞文磊的原因，左宾据此主张停止上述期间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叶建纯的死亡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不可抗力情形，不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左宾要求叶建纯死亡后停止计算利息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问题。《确认书》约定叶建纯在付款条件成就时向虞文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但同时约定利息自2013年2月8日起算，该约定与叶建纯向虞文磊出具的《欠条》中载明的利息起算时间一致，左宾混淆了利息支付时间和利息起算时间，其关于利息计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对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和数额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4.关于继承人承担债务份额是否明确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叶建纯的继承人应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叶建纯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责任，此处虽有“共同”二字，但结合一审判决的说理和主文来看，一审判决并未违反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限定继承原则，且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2民终474号民事判决主文中也未有左宾占总继承遗产份额37.7%的判项，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左宾、叶旭丹、叶福来、陈月眉、凌某应在各自所继承的遗产范围内向虞文磊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并无不当，左宾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5.关于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2013年11月28日左宾与虞文磊签订《付款协议书》，就叶建纯死亡后股权转让的后续履行达成协议。协议中约定左宾愿意协调其他继承人继续支付剩余债务（股权转让款），还约定若未按时支付，虞文磊未取得的款项由广西红旗电缆公司负责清偿，协议尾部盖有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公章，但没有经手人签字。左宾上诉认为自己是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实际控制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2民终474号民事判决亦确认其取得广西红旗电缆公司51%股权，故有权代表公司签订案涉《付款协议书》。本院认为，叶建纯死亡后，继承人继承其持有的广西红旗电缆公司90%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左宾作为继承人之一，并非广西红旗电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未获得其他继承人同意以及广西红旗电缆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在《付款协议书》上加盖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公章的行为不能视为广西红旗电缆公司对债务负担行为作出意思表示，故一审判决未认定左宾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付款协议书》对广西红旗电缆公司不发生效力继而不用承担案涉还款责任是正确的，左宾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左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399元（上诉人左宾已交纳），由上诉人左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宗艳 审判员  李萍萍 审判员  王华妍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