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04民初2632号原告：玉林市传喜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玉林市玉州区城西街道江岸村十队。法定代表人：聂志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力于，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朗薇，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金羚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云沁路********，**。法定代表人：YannickPierreHubertFierling，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斌，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夏勋，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玉林市传喜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喜公司）诉被告金羚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4月8日作出（2018）粤0704民初190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传喜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粤07民终23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704民初190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传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聂志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力于、谭朗薇，被告金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斌、吕夏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传喜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接收原告退回的397台洗衣机，向原告返还货款667771.80元及利息损失暂计96062.79元（以667771.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计算期限暂计从2015年9月1日起至2018年9月27日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折价销售损失1241805.57元及利息损失暂计184296.02元（以1241805.57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计算期限从2015年9月1日起至2018年9月27日止）；3.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仓储费暂计220781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预期可得利益损失994319.82元及利息损失暂计147566.73元（以994319.82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计算期限从2015年9月1日起至2018年9月27日止）；以上合计3532112.93元；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自2010年10月起，被告与原告即建立洗衣机销售业务合作关系，原告作为被告约定区域的代理经销商，每年销售金羚洗衣机的业绩都位列被告全国区域代理经销商的前列。2014年12月1日，原、被告双方就2015年度的合作签订《供货合同》（编号：0000231），并于2015年1月1日签订《金羚公司洗衣机2015销售年度销售协议》（以下简称《2015销售协议》），约定被告授权原告为其2015年度金羚品牌洗衣机在玉林市、梧州市、贺州市及南城华联综超系统区域的独家代理经销商，代理权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2015年4月24日，原告根据被告要求及行业惯例，接收了由被告取消经销代理权的三个代理商（南宁羚杰、桂林卓航、桂林卡迪）后退回的912台洗衣机，总金额合计1367665元，以上金额计入原告2015年度销售规模及返利，同时被告给予原告42020元补贴。2015年7月26日，被告在江门市举行的“全国代理商开盘大会暨与优秀代理商三年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会议上，给予原告“2015年度优秀代理商”奖，并与原告签订“意大利CANDY集团金羚公司和优秀代理商三年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合期为三年即至2018年止。2015年9月2日，被告委托销售财务经理凌健蓉书面告知，愿意通过广发银行“链式易”合作项目的方式与原告合作。2015年10月16日，被告南宁分公司向原告出具《折让证明书》，明确上述42020元的补贴于2015年9月以折让的方式兑现，可在原告下一次提货开票时以折让方式抵减双方的往来账款。2015年10月底，原告得知被告擅自在原告的代理区域内委任新的代理商，原告提出了交涉，被告表示愿意协商，但被告对于委任新的代理商对原告造成的影响迟迟不作答复。被告的任性行为已导致原告无法正常销售其库存产品，在合同约定的代理区域内，可预期收益大大减少，因被任意夺去代理权而造成经销圈内人士误解，商誉因此遭受了损失，包括原告大量库存积压，以及为保管库存产生的仓租费和预期可得利益等损失，原告发函催告后仍未有答复。因此，原告只能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被告虽然同意协商处理接收库存和赔偿等问题，但最后都未予以解决，原告在库存严重积压影响公司资金周转无法运营的情况下为求生存自保，只能折价销售大部分库存以减少损失、解决困境。上述的912台洗衣机亦是被告调整广西部代理商时对这些代理商库存的处理。据了解，2016年7月14日，被告取消其于2015年9月在原告代理区域内新发展的独家代理商资格时，均有对该代理商的库存及在代理经销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和返利作出处理。原告认为，被告行为直接导致原告持有的产品无法正常销售，已构成违约，且事后区分对待不予解决，此违反商业诚信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讼过程中，原告补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2015销售协议》已成立并实际履行，结合双方多年合作的交易惯例，原告是该区域的总代理无疑；二、原告是被告金羚牌洗衣机广西玉林、梧州、贺州等区域的总代理商，也是唯一的代理商，具有排他性，被告擅自在原告的代理区域内委任新的代理商，构成严重违约；三、被告没有通知原告委任新代理商，也没有给予原告合理的宽限期和对存货作出妥善的安排，违反诚信原则，使原告遭受巨大损失，构成违约；四、原告的各项诉求之间互相牵连，概括包含在与被告协商要求作出处理的请求中，被告直至2018年6月21日才明确拒绝处理、履行相关赔偿义务，因此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五、原告与被告自2010年开始一直合作良好，原告成为被告的区域总代理商是通过被告层层审批的，且被告知晓原告的股东之一是原告法定代表人聂志坚。被告金羚公司辩称：一、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我方就《2015销售协议》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原告提交的该协议不仅没有成立，也因缺乏我方的印章、江**仑不构成表见代理而从未生效。（一）按照原告提交的双方盖章的《供货合同》，约定原告与我方之间签订的协议、合同及业务往来函件，代理人签名后还必须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章方能生效，原告提供的《2015销售协议》第八条也有约定，该协议因缺乏我方的盖章而未能生效，且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我方就该销售协议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该协议甚至并未成立；（二）即便《2015销售协议》上的签字属于江**仑本人，我方也并未授权江**仑签订销售协议、供货合同等，江**仑从没有被我方授予代理权的外表或假象，因此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协议不对我方生效；（三）原告主张因双方签订了《供货合同》，因此推断其与我方之间也应当签订销售协议、存在经销关系，但根据《2015销售协议》第五条约定，年度销售协议是供货合同的补充条款，并不是供货合同的内在条款，因此双方在2015年期间曾经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等同于必须存在经销关系，事实上我方在《2014销售年度销售协议》到期后、自2015年起未新签销售协议也表明原告在法律意义上已经不是我方的代理商；（四）原告在2014年有7个月未能完成销售目标，年度任务仅完成61.33%(实际销售金额÷任务金额)，因此，我方在2015年是无意与原告签订新一年度的销售协议的，我方没有任何法定义务要告知原告无意续签销售协议一事。二、原告在2015年1月、2月、3月的实际采购量也没有达到其提交的《2015销售协议》中约定的销售目标，不应认定为“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且原告2015年6月起已无向我方采购的记录，亦不再履行协议约定，因此退一步讲，即使《2015销售协议》有实际履行，也是原告违反该销售协议在先，我方无过错责任，不存在违约行为，且该协议明确约定原告是代理商/经销商，而非独家经销商或总代理，其代理权不具有排他性，我方有权在同一地区签约第二家代理商/经销商，假设原告是独家代理或总代理，则应该在合同或对外文件中充分体现。三、原告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库存中真实存在397台洗衣机，即使原告库存确有相应数量的洗衣机，原告要求我方回收洗衣机的依据是《供货合同》第十三条第6款，但原告库存的洗衣机并非是通过该合同购买的，而是回收其他仓库的库存低价购入的，我方并未因此获得任何利益，还向原告提供了补贴，因此原告无权要求我方按照《供货合同》回收非经该合同购买的洗衣机，也无权将本应由自身承担的商业风险转嫁到我方身上、要求我方为其兜底。（一）原告自始至终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目前的库存的真实数字，在本案原一、二审诉讼期间，原告对库存洗衣机的数量陈述是前后矛盾的；（二）原告是自愿回收其他仓库的库存的，原告法定代表人聂志坚（原我方广西分公司总经理）积极主动参与了回收库存事宜，甚至回收的价格也是原告法定代表人聂志坚亲自参与制定的，因此不存在我方强制要求原告回收库存这种说法，回收其他仓库的库存是原告经营方式和经营策略的体现；（三）原告作为经营多年的成熟的代理商/经销商，对自身的库存水平、销售能力和客户需求应有明确的认识，其无法及时清理库存是自身经营方式和经营策略发生错误和偏差导致的；（四）原告最后一次接收其他代理商的库存是在2014年9月-12月，由于公司结算的滞后性，2015年4月24日，原告通过江**仑向我方申请回收补贴，2015年10月16日，我方才完成上述补贴的折让计算，上述证据同时可以佐证：1.江**仑帮助原告申请回收库存的补贴，江**仑与原告关系良好；2.原告获得优秀代理商称号主要是因为其在2014年9月-12月回收了大量库存，但均为低价回收，而且该回收行为已经使原告获得了大量利润及表彰，因此其获得的荣誉称号并不能证明《2015销售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并且在2015年年中颁发的奖状也无法证明其2015年全年销售量优异。四、原告是合格的商业主体，应当自负盈亏、承担法律风险，在我方已经预留充分的销售空间、销售时间给原告清理库存的情况下，原告无法及时清理库存而产生的额外开销与我方没有关联性。我方为保护原告的销售空间已尽合理义务，2015年除玉林地区签约新代理商外，梧州地区、贺州地区以及南城华联保超系统区域均未授权代理商，我方已经空出大部分市场，承担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即使如此，原告仍不愿接受任何经营风险诉求折价销售损失、仓储费、预期可得利益，严重违背公平原则。五、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提供的用于证明损失的证据大多是自行制作的，没有经过第三方的审查，而其提交数量最多的发票大多发生于2010年-2014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与其在原庭审中主张397台洗衣机是回收其他仓库洗衣机的观点相互矛盾。（一）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397台洗衣机是真实存在的，以及397台洗衣机的采购依据，即便存在符合条件能够调换的洗衣机，我方回收洗衣机的价格也应按2019年同一型号的最低价格计算；（二）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折价损失，也无法证明损失为1241805.57元，由于我方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主张损失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即使计算损失利息也不会从2015年9月1日起计算全部损失的利息，因为原告主张的折价销售的洗衣机主要在2016年间销售，利息也不应追回2015年9月1日起算；（三）关于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仓储费220781元的计算公式是2015年9月至2017年10月的仓库租金计算总和，但双方从未约定仓储费的赔偿条款，该计算公式没有合同依据，不具有合法性；（四）关于原告第四项诉讼请求，其主张预期可得利益994319.82元及损失利益147566.73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2015年损失是否真实存在，并且我方2016年、2017年均未与原告签订供货合同，原告没有向我方主张预期可得利益的权利基础，同时，原告也无法准确给出合理的计算公式。六、原告的相关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4年12月1日，金羚公司（甲方、供方）与传喜公司（乙方、买方）签订《供货合同》（编号0000231），约定：1.甲方向乙方供应各种规格的洗衣机，总价款为2550万元;2.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合同期届满，若双方均不提出异议，视合同有效期自动顺延90天，以利双方签署新合同前的业务连贯；双方一旦签署本合同，则执行本合同，之前签订的供货合同自行废止；顺延30天内双方无签订新合同的，双方合同关系终止；3.签订的协议、合同及业务往来函件，代理人签名后，还必须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章方能生效；4.凡涉及费用承担的展（促）销活动、广告发布、残损机折价处理等，双方应事先签订有关协议或广告代理合同，明确费用的最终承担人及结算费用的时间、方式，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后，才能生效；5.对乙方的滞销机，只要包装完好，甲方给予进行调换；退货价按乙方最近一次提货价执行，若乙方最近一次提货非年度发生，退货价则按甲方本销售年度最低供货价执行等。金羚公司在供货方栏加盖合同专用章，传喜公司在购买方栏加盖公章。二、2015年1月1日的《2015销售协议》载明：金羚公司授权传喜公司为其2015年度金羚品牌洗衣机在玉林市、梧州市、贺州市及南城华联综超系统区域的代理商/经销商；协议执行有效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等。甲方金羚公司盖章栏没有加盖任何印章，甲方代表栏有“江**仑”字样的签名。三、2015年4月24日的《关于玉林传喜接收原代理商商业库存给予相关补贴的申请》载明：2014年9月至12月，金羚公司广西部调整了部分代理商，为了避免总部接收其商业库存造成积压和增加营销费用，经授意，与桂东代理商传喜公司协商由其接收原几个代理商（南宁羚杰、桂林卓航、桂林卡迪）的库存，由金羚公司给予一定补贴，合计42020元已折让方式体现给传喜公司，接收以上三个代理商商业库存总金额合计1367665元算入传喜公司2015年度销售规模及返利等。该申请加盖有“金羚公司南宁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并签有“OK”字样。四、2015年9月23日，金羚公司向传喜公司出具的《商函》载明，“玉林市瑜展贸易有限公司”自同年9月1日起成为金羚洗衣机在玉林市场的总代理。五、2015年10月16日的《折让证明书》载明：传喜公司在2014年9月至12月南宁羚杰、桂林卓航、桂林卡迪三个代理商库存补贴及运费补贴合计42020元，此款2015年9月以折让的方式兑现，等传喜公司下次提货开票时以折让方式抵减双方的往来账款等。该证明书加盖有“金羚公司南宁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六、2018年9月4日，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向金羚公司发出的《律师函》载明，该律师所接受传喜公司的委托，要求金羚公司就如下事实进行答复：1.2014年12月1日与传喜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约定向原告分批供应货物金羚洗衣机；2.《2015销售协议》约定金羚公司委托传喜公司为2015年度在玉林市、梧州市、贺州市及南城华联综超系统区域的金羚品牌洗衣机独家代理经销商；3.2015年10月，传喜公司发现其代理区域内有其他代理经销商销售金羚洗衣机，使传喜公司在代理区域内的商业利益因此大大缩减；4.传喜公司多次与金羚公司交涉未果，故委托律师提出法律意见，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金羚公司应及时采取相关举措，以维护传喜公司的合法权益。金羚公司于2018年9月5日收到该邮件。七、传喜公司提交一份自行制作的盘点日期为2018年9月10日的《金羚卡迪洗衣机盘点表》以及部分库存照片，并提交一份自行制作的《金羚卡迪洗衣机库存进货明细》，以及部分《广西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金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八、证人黄创秾出庭陈述，1、我从2007年至2017年在金羚公司任职，2015年期间是在市场部担任品牌及推广经理；2、2015年7月金羚公司组织了一次比较大的开盘大会，传喜公司有参加；3、广西区域范围内，传喜公司在2015年是贵港、玉林、梧州、贺州区域的唯一代理商；4、金羚公司对于被撤销代理权的代理商的库存要经过协商签订协议再进行处理，一般做法是转给新的代理商，或者给予一定的补贴，这个要视乎库存的大小；5、我于2010年认识聂志坚，当时他是金羚公司广西部的经理，金羚公司相关负责人知道聂志坚是传喜公司的股东。证人朱庆雄出庭陈述，1、我与传喜公司是经销商与代理商的关系，从2010年开始直至玉林市瑜展贸易有限公司成为新的代理商；2、传喜公司是金羚公司在广西贵港、玉林、贺州、梧州等区域的唯一代理商，当时开展大会有宣传。九、庭审中，传喜公司陈述，1、2014年我方是金羚公司在广西区域玉林、贵港、梧州、贺州四个地区的代理商，2015年不包括贵港；2、双方从合作以来的合作协议均加盖公章；3、2015年聂志坚从金羚公司离职，其熟悉金羚公司的流程，2015年年初已经请当时的区域经理来传喜公司签订销售协议，按照金羚公司的流程，销售协议先由区域经理签订后，再寄回金羚公司进行盖章，盖章后再返回代理商，盖章应返回给我方的《2015销售协议》一直扣押在金羚公司总部；4、《2015销售协议》不能视为必须盖章才生效；5、我方在2015年6月份后没有向金羚公司进货，对于现在库存的洗衣机，我方没有代理权销售，只能折价销售；6、我方要求金羚公司到场清点库存产品的数量及是否残损；7、我方主张的库存洗衣机大部分是直接向金羚公司进货，数量不确定，小部分是从其他代理商回收，库存洗衣机涉及到2010年至2015年。金羚公司陈述，1、2014年传喜公司是我方在广西区域玉林、贵港、梧州、贺州四个地区的代理商；2、双方从合作以来的合作协议均加盖公章，经销合同、代理商合同一定要公司盖章才能生效；3、我方没有该份《2015销售协议》；4、传喜公司的库存机可以销售，库存是残损机，至于价格高低与我方没有关系；5、我方不同意到场清点库存产品的数量及是否残损，因为我方没有义务回收残损品，应是传喜公司的举证责任。另查明：一、2006年10月30日至2015年1月份期间，传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聂志坚在金羚公司内从事驻外销售工作。二、传喜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23日，“聂志坚”、“高美玲”均以货币出资认缴50%的股权。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传喜公司与被告金羚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编号0000231），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2015销售协议》是否成立，原告是否为被告授权区域范围内的独家代理商？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在《供货合同》赋予原告退换洗衣机的权利，但对退换期限没有约定，应视为被告允许原告随时要求被告退换洗衣机。故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接收397台洗衣机并返还货款667771.80元及赔偿相关利息损失的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至于原告主张判令被告赔偿折价销售损失1241805.57元及相应利息、仓储费暂计220781元、预期可得利益损失994319.82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与前述原告主张被告接收397台洗衣机并返还货款及赔偿相关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实质相互关联，均为双方因履行合同而引发的纠纷，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整体考虑。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故其主张的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也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以《供货合同》、《2015销售协议》佐证，主张被告已授权原告为广西玉林市、梧州市、贺州市及南城华联综超系统区域的独家代理经销商，即使江**仑无权代表被告签订《2015销售协议》，也构成表见代理，《2015销售协议》成立生效。被告辩称其没有与原告签订过《2015销售协议》，该协议没有加盖被告印章，手写的“江**仑”也不是江**仑的亲笔签名，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确认，并以《供货合同》、《金羚公司洗衣机2014销售年度销售协议》、《劳动合同协商解除协议》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供货合同》中约定，签订的协议、合同及业务往来函件，必须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章后才能生效，《2015销售协议》没有加盖被告的印章，不符合《供货合同》的约定，难以认定《2015销售协议》已成立。原告法定代表人聂志坚在被告公司内从事多年驻外销售工作，应当知道被告与代理商、销售商签署相关销售代理合同须加盖印章，故原告关于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不成立。《2015销售协议》不足以证明被告授权原告为广西玉林市、梧州市、贺州市及南城华联综超系统区域2015年度的金羚品牌洗衣机独家代理经销商。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对于原告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在诉状中提出库存洗衣机是其接收的其他代理商的库存，但在庭审中其又陈述库存洗衣机大部分是直接向被告进货，小部分是从其他代理商回收，原告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对此原告没有作出合理说明；其次，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库存洗衣机涉及到2010年至2015年，由于双方从2010年开始有业务往来，原告在长达五年时间内对库存洗衣机没有与被告进行协商处理亦不符合常理；第三，根据《供货合同》约定，被告同意调换包装完好的滞销机，退货价按原告最近一次提货的价格执行，若最近一次提货非年度发生，则按被告本销售年度最低供货价执行。原告提交的库存机照片显示，部分库存机外包装已有破损，不符合约定的退换条件，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库存机的数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接收397台洗衣机并返还货款667771.80元及赔偿相关利息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折价销售的数量以及损失数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仓储费和逾期可得利益损失及相应利息，因《供货合同》对此并没有约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上述费用及损失应由被告承担，故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玉林市传喜商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220.82元（已由原告玉林市传喜商贸有限公司预交），由原告玉林市传喜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明亮人民陪审员  唐桐训人民陪审员  区小岳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万 洋书 记 员  梁志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