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626行初14号原告：宋江伟，男，汉族，1984年11月6日出生，保康县人，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林，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保康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保康县城关镇东沟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626011200489U。法定代表人：黄伟，保康县城关镇人民政府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帮立，保康县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保康县农业农村局。机构地址：保康县城关镇新街1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626011199924N。法定代表人：王建新，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红波，男，汉族，1980年11月13日出生，保康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住保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超，保康县城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宋江伟诉被告保康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保康县农业农村局不按国家规定支付补偿款行为违法纠纷一案，于2019年11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江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林，被告保康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帮立，被告保康县农业农村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红波、陈德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江伟诉称：1、请求确认被告不按国家规定上报原告饲养生猪非洲猪瘟疫情和因非洲猪瘟疫情强制扑杀原告饲养的生猪后不向原告支付补偿款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按国家规定向原告支付因非洲猪瘟疫情强制扑杀的生猪补偿款4968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10日，原告饲养的生猪出现了患病的迹象，同日上午原告自行抽了10头猪的血送到保康县农业农村局化验室检测，结果是非洲猪瘟。同日下午，原告又将血液送到襄阳市职业技术学院化验室，检测结果也是非洲猪瘟。2019年8月11日上午，原告立即从襄阳回到保康县向被告上报了疫情。但两被告并没有依法将该非洲猪瘟疫情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2019年8月13日才出面封锁了原告的猪场，2019年8月15日对60头进行了扑杀。截止到2019年9月6日，由被告封锁原告饲养的生猪414头全部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在原告向被告报告非洲猪瘟疫情后，被告依法应当立即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但被告为了隐瞒疫情，拒不向原告告知检测结果，拒不履行向上级政府报告义务，因非洲猪瘟疫情封锁、扑杀了原告饲养的生猪后，也不按规定向原告进行了补偿，并以原告在当地收购的仔猪未经检疫为由，以采取罚款、追究刑事责任等手段对原告及其家人进行恐吓、威逼，逼迫原告写承诺书。被告这种做法就是想掩盖事实真相，不支付原告应当享受的国家规定的补偿，被告的行为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利。因此，原告现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请，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宋江伟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019年8月23日农业农村部非洲猪瘟应急指挥部文件一份，拟证明二被告行为违法性，被告在接到报告后没有采样检测，在未经诊断的情况下排除了非洲猪瘟；证据2、[2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拟证明原告饲养的生猪均来自于保康县境内，没有调出调入的情况；证据3、2019年10月29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一份，拟证明被告保康县城关政府在扑杀原告60头猪的时候只同意给20000元的补偿，不同意按非洲猪瘟进行补偿；证据4、领取疫苗的证明1份，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8月2日在保康县××镇兽医站领取了防疫疫苗对饲养的猪进行了注射；证据5、原告的职业资格证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对普通动物疾病有治疗和诊断的能力；证据6、光碟和谈话录音各一份，拟证明二被告在处置该事件上没有合法、合规的处置，而是对原告及家人进行了威胁逼迫的处置；证据7、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文件一份，证明被告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没有及时报告。被告保康县××镇人民政府辩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驳回原告宋江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用由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告在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因生猪市场价格的不断上涨，原告认为养殖生猪值得一赌，在未按法律规定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更没有向当地畜牧部门报备和办理养殖场备案登记、申报检疫等手续情况下，擅自租用保康县××镇郭家庄叶寿军闲置多年的养猪场，于2019年7月下旬分多批购买无检疫证明的仔猪进行违法的生猪养殖经营活动。原告养殖的仔猪于8月初陆续开始发病并部分死亡，原告对仔猪治疗无果且自称采血送检诊断为“非洲猪瘟”情况下，于2019年8月11日才电话告知城关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报告情况。随后，城关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积极组织专人到养殖场进行查看，当时存栏仔猪为329头。城关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立即将情况向保康县××镇人民政府报告，城关镇人民政府严格按照程序于2019年8月12日将原告猪场出现病死猪情况报告了县畜牧局。2019年8月12日，对原告经营动物未附检疫证明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了立案、调查。2019年8月12日，经诊断原告饲养的仔猪为猪瘟、蓝耳病、附红细胞体混合感染，认为治疗的意义不大并建议停止治疗，全群予以扑杀。8月15日，城关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似对该批未经检疫的仔猪全部进行扑杀，因原告要求按非洲猪瘟标准进行补偿，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处置过程中，经对原告反复宣讲政策，原告提出按“拔牙”方式扑杀1栋内已发病的仔猪，保留未明显发病的2栋仔猪269头，原告同时书面写下承诺“以后再发病或死亡，自行主动做好无害化处理，保证不找政府索要任何补偿”。在此前提下，城关镇政府组织人员、在县乡畜牧部门现场指导下，当时对其中1栋栏舍内部分已出现病症的仔猪进行了全群扑杀，共计60头，并按深埋法作无害化处理；在扑杀过程中，同时挖好其余仔猪的掩埋坑。当天，城关镇人民政府安排4人在猪场进出口设置了应急值守点进行封锁和消毒，24小时轮流值守，防止该养猪场仔猪流出。此后，原告饲养的仔猪陆续不断死亡，饲养人员将死亡的仔猪丢入预留的掩埋坑中，存栏快速减少。在此情况下，原告于8月下旬向城关镇政府提出扑杀要求，出尔反尔要求补偿。城关镇人民政府再次将处理情况向保康县人民政府进行了报告，保康县人民政府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向城关镇人民政府作出了保政防办函（2019）8号《关于进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力度的函》。9月2日，保康县农业农村局向保康县人民政府作出了书面的《关于宋江伟养殖生猪的核实情况报告》，9月4日保康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到原告生猪养殖场进行物流病学调查，现场对存栏的54头仔猪随机采取血样2份，解剖死亡仔猪1头。经诊断为疑似猪瘟与附红细胞体病混合感染，同时不排除药物中毒。县乡畜牧部门及时将情况向城关镇政府进行通报，并结合饲养的仔猪病情已经完全失控状态，完全没有治疗价值和意义的情况下，再次建议予以全群扑杀。截止9月6日，饲养的仔猪全部死亡时，应急值守点坚持对所有进出口养殖场人员进行登记和规范消毒，没有仔猪流出和造成疫情的扩散。9月9日，保康县人民政府防治重大动物检疫指挥部办公司给县委作出了保政防办（2019）9号《关于宋江伟饲养生猪发病及处置情况的报告》。9月9日保康县畜牧兽医局向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作出了保牧字（2019）13号《保康县畜牧兽医局关于宋江伟饲养生猪发病及处置情况的报告》。2019年9月12日，保康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将10份样品送至襄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检测，结果为该10份样品非洲猪瘟病毒阴性。因原告经营动物未附检疫证明的违法行为，保康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为原告作出了保（动物）罚（2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处以33120元的罚款处罚。二、保康县××镇人民政府已按照法定程序履行了上报义务。如前所述，原告宋江伟在2019年8月11日发现自己的生猪发病后才迟迟以电话告知城关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报告情况，随后城关镇人民政府、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采取多种方式依法积极的处理，分别于9月2日、9月9日向保康县人民政府、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履行了上报义务。三、原告要求补偿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请求贵院确认答辩人因非洲猪瘟强制扑杀原告饲养的生猪不支付补偿款行为违法的主张与事实和法律不符，答辩人主张的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且答辩人并不是法律所规定应给予补偿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66条虽然规定：“对在动物疫病和控制、扑灭过程中强制扑杀的动物、销毁的动物产品和相关物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偿。具体补偿标准和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但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下发的农办计财（2019）4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防控财政补助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对检测阳性的养殖场（户）给予补助。”第三条规定：“非洲猪瘟疫情防控中，存在调运生猪不按规定申报检疫的情况引发疫情或导致疫情扩散蔓延的，扑杀的生猪不纳入中央财政强制扑杀补助的范围。”本案中的原告调运生猪并没有按国家规定申报检疫，已违反国家法律，同时，保康县人民政府防治重大动物疾病指挥部办公室文件保政防办函（2019）8号-9号文件、保康县畜牧兽医局（2019）保牧13号文件，都明确释明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损失均由宋江伟个人承担。根据以上规定，原告要求给予补偿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原告已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了书面的《保证书》，该保证书足以证明答辩人没有采取恐吓、威逼、逼迫等手段使原告做出不索要补偿的意思表示，更能证明原告已自愿放弃了其补偿的权利。为此，原告再次以诉讼的方式要求补偿不符合保证内容。四、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告的损失与被告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补偿的行为，其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原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没有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更没有向当地畜牧部门报备和办理养殖场备案登记、申报检疫等手续情况下违法从事的生猪养殖活动。民以食为天，饮食安全重于泰山。若原告的诉讼请求得以支持，势必导致原告乃至更多的违法行为得以合法化，将违背立法的本意，导致违法行为滋生蔓延而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被告保康县××镇人民政府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城关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12向县畜牧局作出的《关于宋江伟猪场出现病死猪情况的报告》一份，拟证明城关镇政府及时向原告部门报告了情况；证据2、城关镇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动物扑杀通知书》一份，拟证明已扑杀60头病猪；证据3、宋江伟的保证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宋江伟承诺不找政府索要任何补偿；证据4、保康县人民政府保政防办函(2019)8号文件一份，拟证明人民政府对城关镇作出的函告；证据5、保康县人民政府保政防办(2019)9号文件一份，拟证明县政府已将原告宋江伟饲养生猪发病及处置情况上报给保康县委；证据6、宋江伟饲养生猪病情现场调查诊断报告，拟证明宋江伟饲养的生猪疑似猪瘟，附红细胞体感染；证据7、襄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报告》一份，证明宋江伟饲养的生猪不是非洲猪瘟病情；证据8、保康县农业农村局向县政府作出核实情况报告，拟证明农业农村局向县政府报告了相关情况；证据9、保康县畜牧兽医局保牧字[2019]13号文件一份，拟证明保康县畜牧兽医局向省畜牧兽医局报告关于宋江伟饲养生猪发病及处置情况；证据10、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和财政部办公厅农办计财[2019]4号文件一份，拟证明原告宋江伟饲养的生猪被扑杀，不应纳入补偿的范围；证据11、2010年第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拟证明宋江伟违反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十一条规定；证据12、《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证明宋江伟违反该法第二十条规定；证据13、《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拟证明宋江伟违反该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被告保康县农业农村局辩称意见、事实及理由，与被告保康县××镇人民政府一致。被告保康县农业农村局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保康县农业农村局向县政府《关于宋江伟养殖生猪的核实情况报告》2份，拟证明被告核实情况后依法向县政府进行了上报；证据2、保康县畜牧兽医局向省畜牧兽医局进行了《关于宋江伟饲养生猪发病急处置情况报告》及畜牧局办公室曾主任与省防控办之间关于原告的情况的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已经将原告饲养生猪发病及处置情况向省畜牧兽医局进行了上报；证据3、县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畜牧兽医局）向县委作出《关于宋江伟饲养生猪发病急处置情况报告》，拟证明向县委报告了原告饲养生猪发病急处置情况，并给予意见；证据4、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力度的函1页，证明指挥部办公室指示及善后等工作；证据5、宋江伟饲养生猪病情现场调查诊断报告2页，拟证明原告宋江伟饲养的生猪发病不是非洲猪瘟；证据6、襄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报告2页，拟证明原告宋江伟饲养的生猪发病不是非洲猪瘟；证据7、保康县动物卫生监督所询问笔录、处罚告知书、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7页，拟证明原告经营动物未付检疫证明被处理；证据8、城关镇动物扑杀通知书及宋江伟保证书2页，拟证明原告承诺生猪扑杀后不要任何补偿；证据9、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做好非洲猪瘟防控财政不出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2页，拟证明原告饲养生猪死亡不属于合补助范围；证据10、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动物防疫条例等17页，拟证明疫情上报、饲养经营动物应附具检疫证明，原告宋江伟违反相关规定。在庭审质证证据过程中，二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4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有涂改现象，系复印件且证据来源无任何单位加盖公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要证明的目的。原告宋江伟对被告保康县××镇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陈述的事实不是很准确，原告报案的时间是8月11日，这个报告是8月12日作出的，签发的时间是8月13日，这个时间有假；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扑杀宋的60头猪的理由不合法，以未经检疫的理由扑杀猪是不符合法律规定；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是宋江伟本人写的，但这个证据是在相关部门对其威胁且不予补偿的情况下写的；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作出的时间是8月30日，处理的主要意思是一种猜测，处理意见没有法律依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是2019年9月9日作出的，但对描述的事实与事实不符；证据6、7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8只是强调原告饲养的生猪没有检疫合格证，对什么疾病没有描述；证据9记载的内容不具有客观性没有证据支持；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1与本案无关；证据12、13与本案关系不大。原告宋江伟对被告保康县农业农村局提交的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0其中2019年7月24日文件，政府说的从歇马调到城关属调运，国家规定是大范围的才属调运。二被告相互对对方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宋江伟提交的证据4不予采信；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据来源合法，依法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7月下旬，原告宋江伟租用保康县××镇郭家庄叶守军闲置的养猪场，分批购买仔猪进行生猪养殖。8月初，原告养殖的仔猪陆续发病并部分死亡。2019年8月11日，原告宋江伟向城关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报告了仔猪发病的情况，自称已采集病猪的血液送检，诊断为“非洲猪瘟”。随后，城关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组织专人到养殖场进行查看，并将仔猪发病情况向被告保康县××镇人民政府报告。2019年8月12日，被告城关镇人民政府将原告宋江伟经营的养猪场出现病死猪情况报告了县畜牧局，报告情况如下：宋江伟于2019年7月23日租用郭家庄村叶守军猪场开始饲养仔猪，分三批进栏仔猪计414头，所购进的仔猪没有相关检验检测报告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宋江伟8月12日16时向城关镇畜牧中心反映其猪场死亡仔猪48头。保康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得知情况后，认为原告宋江伟经营动物未附检疫证明行为违法，进行了立案、调查。保康县动物疫控中心初步诊断（未经实验检测）原告饲养的仔猪为猪瘟、蓝耳病、附红细胞体混合感染，认为治疗的意义不大并建议停止治疗，建议全群予以扑杀。8月15日，城关镇人民政府向原告宋江伟送达了《动物扑杀通知书》，以原告购买无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为由，决定先扑杀销毁已发病的60头仔猪，并立即执行。在处置过程中，原告宋江伟于8月15日出具了《保证书》，内容为：“本人截止2019年8月15日总存栏猪329头，分三栋猪圈饲养，其中两栋猪圈肉眼观察猪正常无发病症状，另一栋猪圈发病和死亡以后还剩60头病猪。经城关镇政府和县畜牧兽医局做工作，本人自愿服从政府和畜牧部门的管控措施，将扑杀这一栋猪圈所有猪。从今以后剩下的两栋猪圈内共计269头猪，本人加强管理精心饲养，主动做好疫病各项防控措施，如果再发病或者死亡，自己主动做好无害化处理和自行处置，存栏生猪每天按时消毒，按时防疫。如果真到疫情无法控制的时候保证无条件服从政府和畜牧部门的扑杀和无害化处置。本人承诺2019年8月16号以后本人自行处置销毁的的猪，保证不找政府索要任何赔偿。”当日，被告城关镇人民政府安排人员在猪场进出口值守，进行封锁和消毒，防止该养猪场仔猪流出。此后，原告饲养的仔猪陆续不断死亡，饲养人员将死亡的仔猪进行了掩埋。2019年9月4日，保康县动物疫控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到原告宋江伟的养猪场进行了现场调查，检查时存栏仔猪剩余54头，临床检查猪群整体情况较差，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被毛粗乱，部分猪只耳尖发绀、腹泻、尿黄，少数出现血红蛋白尿、发烧。经病理剖析，兽医实验室检测结果为1、附红细胞体检测阳性；2、非洲猪瘟病毒抗原试纸条检测阴性。该中心的结论为：依据流行病学、临床症状以及兽医实验室检测结果，可初步诊断为疑似猪瘟、附红细胞体混合感染。9月12日，该中心在养殖场××环境样品××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结果为病死的仔猪非洲猪瘟病毒阴性，排除了原告宋江伟饲养的仔猪为非洲猪瘟病毒死亡。在疫情处置过程中，被告保康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将处理情况向保康县人民政府进行了报告。2019年8月30日，保康县人民政府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向城关镇人民政府作出了保政防办函（2019）8号《关于进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力度的函》，对原告宋江伟饲养生猪无检疫证明、生猪发病的处置作出了明确的要求。9月2日，保康县农业农村局向保康县人民政府作出了书面的《关于宋江伟养殖生猪的核实情况报告》。9月9日，保康县人民政府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司给县委作出了保政防办（2019）9号《关于宋江伟饲养生猪发病及处置情况的报告》。9月9日，保康县畜牧兽医局向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作出了保牧字（2019）13号《保康县畜牧兽医局关于宋江伟饲养生猪发病及处置情况的报告》，详细报告了原告饲养生猪发病及处置情况。2019年9月30日，保康县卫生监督所以原告宋江伟经营动物未附检疫证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之规定，决定给予宋江伟处以33120元的罚款处罚。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所持观点及审理情况，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宋江伟饲养的生猪发病死亡是否因非洲猪瘟病毒；2、原告宋江伟饲养的生猪发病后，二被告是否不按国家规定上报非洲猪瘟疫情；3、原告宋江伟饲养的生猪发病被强制扑杀是否应当按照非洲猪瘟疫情相关规定予以补偿。首先，原告宋江伟于2019年8月11日向城关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报告了仔猪发病的情况后，保康县动物疫控中心初步诊断发病仔猪为猪瘟、蓝耳病、附红细胞体混合感染。2019年9月4日，保康县动物疫控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到养猪场进行了现场调查，经病理剖析、兽医实验室检测，结论为：初步诊断为疑似猪瘟、附红细胞体混合感染。9月12日，襄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经环境样品检测，结果为病死的仔猪非洲猪瘟病毒阴性，排除了原告宋江伟饲养的仔猪为非洲猪瘟病毒死亡。因此，原告宋江伟诉称饲养的生猪发病因非洲猪瘟病毒死亡，并要求按非洲猪瘟疫情相关规定对被强制扑杀的病猪予以补偿，与事实不符，无事实、法律和政策依据。关于二被告是否不按国家规定上报原告饲养生猪非洲猪瘟疫情的问题。因原告宋江伟饲养的生猪发病后，已被诊断排除为非洲猪瘟，故二被告不存在应当按非洲猪瘟疫情进行上报疫情。因此，原告宋江伟诉称“被告不按国家规定上报原告饲养生猪非洲猪瘟疫情……行为违法”，与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二被告在原告宋江伟饲养的生猪发病后，不但及时进行了调查、处置，并且分别上报了情况。原告宋江伟于2019年8月11日向城关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报告了仔猪发病的情况后，被告城关镇人民政府次日将情况报告了县畜牧局，并及时安排人员在猪场进出口值守，进行封锁和消毒，防止该养猪场仔猪流出，对死猪进行了依法、依规处置。被告保康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向县人民政府报告了疫情处理情况，县政府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于2019年8月30日专门发文对原告宋江伟饲养生猪无检疫证明、生猪发病的处置作出了明确的要求、部署。9月2日，保康县农业农村局向县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宋江伟养殖生猪的核实情况报告》。9月9日，保康县畜牧兽医局向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作出了书面报告，详细报告了原告饲养生猪发病及处置情况。综上，原告宋江伟诉称之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江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宋江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款汇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农业银行襄阳市万山支行，户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56。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韩兆锦审 判 员  陈**青人民陪审员  李吉洪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彭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