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2民终2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云，女，198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西省大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鑫，女，199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西省大同市。原审被告：张降云，女，1980年6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西省大同市。上诉人张建云因与被上诉人郭鑫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法院（2019）晋0214民初14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建云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法院（2019）晋0214民初148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郭鑫要求上诉人退还办理工作款140000元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的事实是：2014年12月11日，王丽将郭鑫委托王丽通过张降云办理工作的钱250000元交付张降云，由上诉人在不知是由谁书写的一份收据上签字。但上诉人当时只记得内容为“今交给张建云代办郭鑫进入大同市事业单位有编制工作一事的办理费25万元。”现不知何因，上面竟然多了“此事在2015年上半年未能办理，张建云退还郭鑫全部25万元”的内容。但由于此收据并非上诉人亲自书写，上诉人张建云只是个代签人。此款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上诉人不会承诺“此事在2015年上半年未能办理，张建云退还郭鑫全部25万元”，这肯定是被上诉人此后自行又填加上去的。由于事后王丽多次威胁上诉人，上诉人无奈才于2016年5月2日、2017年10月17日、2018年7月10日按照王丽指示给王静（上诉人不认识郭鑫、王静）的账户付款10999元，该款系上诉人自己的。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张建云、张降云、韩锋三人本身亦为刘的彪诈骗犯罪活动的对象，上诉人张建云系基于对姐姐张降云，姐夫韩锋的信赖而在收据上签字。钱是王丽直接交付给张降云的，而张降云、韩锋因出于对刘的彪的信赖在收取后第二天交给刘的彪。刘的彪却诈骗了本案的钱财。上诉人认为，在不当得利关系中，亦应区分受益人的善意与否，以此确定不同的返还义务范围，如受益人主观上是善意的，其返还义务的范围应以现存利益为限，没有现存利益的，不再负有不当利益的返还义务；如受益人主观上为恶意，即使没有现存利益，也不能免除其返还所受不当利益的义务。而在本案中，上诉人张建云只是在收据上签了个名字，并非收到钱，张降云在收取王丽委托办理工作的钱后，张降云丈夫韩锋就将钱交给了能办理工作的刘的彪。故本案中上诉人张建云的行为主观上是善意的，不负有不当利益的返还义务。如果存在退还义务，退还的范围也应以现存利益为限，但由于上诉人没有现存利益，相反自己还因此损失了10999元（通过郭鑫母亲王静的账户支付10999元），因而上诉人已不应也不再负有不当利益的返还义务。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退还办理工作款14万元没有法律依据。郭鑫、张降云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郭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剩余钱款140000及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23812.64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1日,郭鑫向张建云交付了25万元,委托张建云代为办理进入大同市事业单位工作的事宜。张建云收到25万元后,向郭鑫出具了收据一份,并约定“此事在2015年上半年未能办理,张建云退还郭鑫全部25万元”,作为交款人,郭鑫也签署了姓名。之后,工作事宜未能办理,张建云于2016年5月2日、2017年10月17日、2018年7月10日通过郭鑫母亲王静的账户共退还109999元,余款未退。一审法院认为,郭鑫委托张建云办理工作,双方约定2015年上半年未能办理,张建云应当退还郭鑫全部款项。张建云未能按照约定为郭鑫办理工作,之后,张建云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继续占用郭鑫的资金,属不当得利,应当依法退还。现张建云已退还了其中的10999元,故对郭鑫要求张建云返还尚未退还14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郭鑫要求张建云支付占用资金期间利息,对于不当得利,法律中只规定应当返还不当利益,对于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故不应支持。关于郭鑫要求张降云共同承担责任的主张,根据收据的证明内容,占用郭鑫资金的是张建云,郭鑫未提供证据证明张降云共同占用其资金,张降云也未认可占用郭鑫的资金,故郭鑫的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张建云提出的原告主体不适格的问题,张建云当庭所指称的是接受“王丽”的委托办理工作,但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且郭鑫与张建云共同签名的收据上,已明确的写明是为郭鑫办理工作,双方对于委托办理工作的相关事项也进行了约定,由此可以确认委托张建云办理工作的是郭鑫,郭鑫作为权利人主张权利,并不存在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故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张建云提出的实际办理工作的是刘的彪、韩峰将郭鑫办理工作的款项交付了刘的彪及被刘的彪诈骗等问题,根据郭鑫提供的收据,郭鑫是委托张建云办理工作,而不是韩峰或者刘的彪,至于张建云是否另外委托他人办理该事,属于张建云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故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张建云提出的郭鑫委托的事情不应当受法律保护,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意见,根据双方在收据中的约定,并没有涉及如何办理工作,不能说明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若按照张建云提出的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则会导致双方之间的协议无效,张建云亦没有占用郭鑫资金的法律依据,仍属不当得利,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郭鑫要求张建云退还占用资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郭鑫要求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郭鑫要求张降云共同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张降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张建云退还郭鑫办理工作款14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二、驳回郭鑫对张降云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郭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76元,由郭鑫负担476元,由张建云负担31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郭鑫。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由张建云返还郭鑫办理工作款14000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案涉款项实际由谁收取及是否应予返还的问题。张建云上诉称案涉款项系张降云收取，其只是在收条上签字，此款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且收据上“此事在2015年上半年未能办理，张建云退还郭鑫全部25万元”的内容系郭鑫自行填加。本院认为，首先，张建云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4年12月11日当天，王丽把25万现金给了张建云让给郭鑫办理工作”（见一审庭审笔录P5）、“钱是张建云收的”（见一审庭审笔录P7），可以认定讼争款项实际由张建云收取。其次，张建云在上诉状中自认记得收据内容“今交给张建云代办郭鑫进入大同市事业单位有编制工作一事的办理费25万元”，亦承认签字，可以认定张建云明知收取款项的性质。其称收据上“此事在2015年上半年未能办理，张建云退还郭鑫全部25万元”的内容系郭鑫自行填加，但未就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所述不予采信。最后，张建云接受郭鑫请托办理工作事宜并收取办理费用，不具有合法性，且请托事宜未办理，构成不当得利，所收取的款项应予以返还。故一审法院在扣除其通过郭鑫母亲王静的账户退还109999元后，判决张建云退还郭鑫办理工作款140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张建云上诉主张其系不当得利关系中的善意受益人，且无现存利益，无返还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民法理论，不当得利关系中，区分不当得利受益人的善意与否，只需判断受益人是否明知无法律上的原因即可。具体到本案中，张建云在一审答辩状、庭审中均陈述“本案事情不合法，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可以认定张建云对讼争款项的收取无法律上的原因是明知，其主观上并非善意，须返还所受不当利益，其主张系善意受益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建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张建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常 春审判员 智绪鲁审判员 陈大涵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史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