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19行终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富章，男，汉族，1962年6月2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714。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住所地：东莞市南城区*******正腾大厦（原三联大厦）五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20A。法定代表人：林儒森，该单位主任。委托代理人：陆倩，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罗丽珍，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安迅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桥头镇岭头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38U。法定代表人：叶伟兴，该单位总经理。上诉人戴富章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以下简称“东莞公积金中心”）以及原审第三人东莞市安迅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迅公司”）其他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行初59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16日，戴富章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一、撤销东莞公积金中心于2019年7月2日所作《回复函》；二、东莞公积金中心责令安迅公司限期为戴富章缴存2000年9月至2017年12月的住房公积金（按月缴存基数6383元缴纳，共计6383/月×12×17.5年×0.05＝67021元）；三、若东莞公积金中心未如期处理致使戴富章诉求无法实现，则判令东莞公积金中心承担因其不作为给戴富章造成的损失；四、本案诉讼费用由东莞公积金中心承担。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4月10日，戴富章向东莞公积金中心投诉安迅公司未按规定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要求东莞公积金中心责令安迅公司补缴。2019年4月28日，东莞公积金中心向安迅公司发出《调查函》，调查核实戴富章与安迅公司的劳动关系、戴富章在职期间的工资等情况。2019年6月11日，东莞公积金中心向安迅公司发出《核查通知书》，并将《住房公积金应缴数额表》作为附件一并送达，告知安迅公司核实戴富章反映的工作年限、相关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比例正确与否等情况，如有异议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提出意见或异议。2019年6月25日，东莞公积金中心亦将上述《住房公积金应缴数额表》送达戴富章。戴富章对该表核定的应缴数额持有异议，同日向东莞公积金中心提交书面异议书。2019年7月2日，东莞公积金中心向戴富章作出《回复函》，主要内容为：你提出异议要求我中心应按6383元作为你入职以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无法律依据，我中心不予采纳；我中心向你送达的《住房公积金应缴数额表》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你提供的证据材料核算的，并无不妥，若你对我中心核算的缴存基数有异议，请于15日内向我中心提交新的有效证据以便我中心再次核查。戴富章收到上述回复后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东莞公积金中心庭审上明确本案尚未作出《责令限期补缴住房公积金通知书》。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住房公积金应缴数额表》是东莞公积金中心收到戴富章的投诉后所进行调查核实行为，是该中心作出《责令限期补缴住房公积金通知书》而实施的调查核实的过程性行为，该过程性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东莞公积金中心基于此过程性行为对戴富章所提异议作出的《回复函》，显然同样也属过程性行为，对戴富章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依据上述规定，戴富章针对该《回复函》所提本案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起诉条件，对其本案起诉，原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戴富章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原审宣判后，戴富章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支持一审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诉讼费由东莞公积金中心承担；三、撤销原审裁定，《住房公积金应缴数额表》和《回复函》侵犯了戴富章的合法权益。事实与理由：戴富章于2000年9月入职安迅公司，但直至戴富章与安迅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安迅公司仍未为戴富章缴纳过任何一个月的住房公积金。安迅公司的行为已经违反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戴富章于2018年前往安迅公司，要求东莞公积金中心协助戴富章向安迅公司追缴，但东莞公积金中心没有在法定期间向安迅公司依法作出《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且其认定的月缴存款基数有误，应按照6383/月的基数缴纳，正确的计算方式应为：6383/月×12×17.5年×0.05＝67021元。东莞公积金中心按东莞市社会平均工资计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违反了（2018）粤1973民初6242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19民终9175号《民事调解书》所认定的事实。东莞公积金中心的不作为侵害了戴富章的合法权益，东莞公积金中心应按照正确计算方式为戴富章向安迅公司追缴住房公积金。为维护戴富章的利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上诉求，恳请判如所请。被上诉人东莞公积金中心答辩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东莞公积金中心对戴富章作出的《回复函》属于过程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二、戴富章主张的住房公积金应补缴数额有误。1.戴富章主张的补缴年限有误。根据（2018）粤1973民初6242号民事判决书可知，戴富章于2000年9月入职于安迅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解除与安迅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因此，按照法律规定，安迅公司应为戴富章缴存2000年10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共计207个月即17.25年。2.戴富章主张的补缴基数有误。（2018）粤1973民初6242号民事判决书仅对戴富章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作出认定，该处的月平均工资6383元并非是指自戴富章入职以来的平均工资，戴富章据此主张其2000年9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均为6383元显然是错误的。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的规定，前款所称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可见，此处所指的月薪6383元也并非指自戴富章入职以来的平均工资，戴富章据此主张其2000年9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均为6383元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三、东莞公积金中心已履行自身的法定职责，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综上所述，东莞公积金中心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戴富章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安迅公司未在二审法定期间提交陈述意见。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六）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的规定，东莞公积金中心作出案涉《住房公积金应缴数额表》是其决定是否对安迅公司追责而作出的调查核实的过程行为，而东莞公积金中心对戴富章提起异议作出的案涉《回复函》尚不具备最终的、对外的法律效力，亦属该过程行为。戴富章可以通过对东莞公积金中心是否对安迅公司追责的最终行政行为的起诉获得救济。因此，戴富章针对案涉《回复函》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戴富章的起诉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原审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戴富章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案无需交纳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树良审判员  韦艳芹审判员  陈彩玲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詹舒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