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54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叶某1，男，2010年07月15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博南新区。法定代理人：叶某2，男，1984年0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系叶某1之父。上诉人（一审原告）：叶某2，男，1984年0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国曾，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宋继泉，女，1964年05月24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宋继军，男，1962年07月26日出生，苗族，供电局职工，住贵州省凯里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杜秀云，女，1941年11月22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生，贵州七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红旗，贵州七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某2、叶某1因与被上诉人宋继泉、宋继军、杜秀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9）黔2601民初5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叶某2、叶某1的上诉请求：撤销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9）黔2601民初541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涉案协议所涉及标的物不明确，由此佐证被上诉人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存在隐瞒财产事实的情形，导致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对协议条款存在重大误解的事实。涉案协议第3条、第6条等存在对叶某2显失公平，且损害叶某1未成年人权益，一审对此未作审查。2、一审认定涉案协议书成立并生效，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规定，但忽视该条第二款规定及本案基本事实。在未查清本案基本事实的情形下，原审错误认定该协议书成立并生效。且上诉人在起诉书中提出主张部分条款无效，一审却未此作审理说明。3、上诉人在一审并未诉请确认协议书有效，但一审主动审查认定该协议书有效，此明显超越审判权限，程序不当。被上诉人宋继泉、宋继军、杜秀云书面答辩称，涉案协议书系叶某2自愿签订，不存在可撤销情形，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维持原判。叶某2、叶某1在一审提出请求：1、撤销叶某2与三被告于2019年5月22日在贵州省凯里市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叶某2与宋继梅原系夫妻关系，并生育有一子叶某1。杜秀云系宋继梅母亲，宋继军和宋继泉分别系宋继梅哥哥和姐姐。2019年5月15日，宋继梅因意外死亡。2019年5月22日，叶某2与宋继泉、宋继军、杜秀云在律师的主持下，经协商签订了《协议书》，对宋继梅遗产继承问题进行处理，该协议经叶某2阅读修改后，双方均在协议书签字并捺手印。协议载明叶某2、杜秀云均自愿将其享有的遗产份额赠与叶某1，并约定由宋继泉、宋继军、杜秀云负责杜秀梅生前财产的管理和资产代持。该协议同时约定叶某1年满十九岁后协议终止等。现以协议显失公平、与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严重损害自己利益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本案中，原告叶某2与被告宋继泉、宋继军、杜秀云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为书面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和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该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并捺印后即成立并且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合同的撤销应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及以欺诈、胁迫等违背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方能行使撤销权,原告叶某2撤销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叶某2以被告宋继军威逼其在协议上签字，协议内容与其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并且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协议书，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受到威逼和违反自己真实意思表示。庭审中，原告自己也承认协议书的修改部分和签字捺手印均系其自愿行为，视为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约定将叶某2和杜秀云应分配的遗产继承份额全部赠与叶某1，叶某1为纯获利方；同时约定被告只是尽义务为原告叶某1管理和代持财产，但不得损害原告叶某1的权益，否则要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协议书并未损害原告叶某1的权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叶某2、叶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元，由叶某2负担。经审查，除协议载明杜秀云自愿将其享有的遗产份额赠与叶某1外，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叶某2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凯里市人民法院（2019）黔2601民初5417号民事判决书，拟佐证一审认定涉案协议书成立并生效，属认定事实错误。宋继泉、宋继军、杜秀云经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关联性、客观性以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判决尚未生效，内容载明的事实不具有法律效力。且该判决并未对合同条款的效力进行否决。第二组证据，凯里市人民法院（2019）黔2601执保538号民事裁定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佐证被上诉人具有非法利用协议书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意图和行为。宋继泉、宋继军、杜秀云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主动审查涉案协议效力，超越审判权限，程序不当问题。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属于人民法院裁判权范围。即使当事人未提出请求或者抗辩，人民法院仍应依职权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上诉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叶某2提出一审认定涉案协议成立并生效，属认定事实错误问题。首先，撤销涉案协议的前提和基础是涉案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上诉人主张撤销涉案协议，说明其对涉案协议已成立且生效并无异议。其次，涉案协议并不存在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方能生效的情形。故上诉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涉案协议第1.1条、第1.2条存在重大误解问题。从第一条乙方声明的内容看，该条主要内容为叶某2放弃遗产继承、放弃其应享有的夫妻共有财产份额等，此均为叶某2作出的单方法律行为，并未存在无效的情形，且叶某2在该声明末尾中明确载明上述声明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未受到欺诈和胁迫，其已知晓该声明的法律意义和后果。叶某2亦并未提供其作出的单方法律行为存在重大误解的相关证据。故叶某2提出的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叶某2提出第三条、第六条对其显失公平，且损害叶某1权益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合同撤销权中的显失公平是否成立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的构成要件进行考察和认定。一是主观上，是否存在一方当事人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二是客观上，是否造成当事人之间在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利益严重失衡或者利益严重不平衡。首先从主观方面看，叶某2在签订协议时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表明叶某2在签订协议时处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情形。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叶某2还曾对涉案协议进行部分修改，其签字、捺手印亦均系其自愿行为。现已查明的事实无法得出宋继泉、宋继军、杜秀云存在利用叶某2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使叶某2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的结论。其次从客观方面看，协议书约定将叶某2应分配的遗产继承份额全部赠与给叶某1，叶某1为纯受益方。而且涉案协议约定，为了维护叶某1的权益，叶某2作为法定监护人同意宋继泉、宋继军、杜秀云管理及代持叶某1因继承而取得的财产，双方均不得作出有损叶某1合法权益的行为，否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由此可见，该协议并未存在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利益严重失衡或者利益严重不平衡情形，亦未损害叶某1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叶某2、叶某1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叶某2、叶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志红审判员  田 嫄审判员  王山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邹井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