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205民初1924号原告：丘建新，男，1945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7。原告：丘集力，男，1975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39。原告：丘锦全，男，194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33。原告：丘祥清，男，1954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2。原告：丘武斌，男，197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30。原告：丘锦年，男，195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X。原告：丘植廷，男，194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韶钢集团公司**六分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18。原告：丘年新，男，195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37。原告：丘福新，男，1959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X。原告：邱建奎，男，196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1。原告：丘万清，男，1975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53。原告：丘建华，男，196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4。原告：丘建军，男，195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2。原告：丘庆先，男，197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7。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建新，年籍同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友强，广东旭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韶关市曲江区***************民小组，住所地：韶关市曲江区**********。负责人：丘建春，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海群，广东粤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丘桂清，男，196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38。第三人：丘集就，男，195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4。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小龙，男，198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系第三人丘集就儿子。原告丘建新、丘集力、丘锦全、丘祥清、丘武斌、丘锦年、丘植廷、丘年新、丘福新、邱建奎、丘万清、丘建华、丘建军、丘庆先诉被告韶关市曲江区***************民小组（以下简称山子背村小组），第三人丘桂清、丘集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丘建新、丘锦全、丘武斌、丘植廷、丘年新、邱建奎、丘庆先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友强，被告山子背村小组负责人丘建春、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海群，第三人丘桂清、第三人丘集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小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山子背村小组的土地肖湾田片的26.34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14家农户所有。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丘建新在肖湾片2亩，丘集力1.83亩，丘锦全2.12亩，丘祥清2.69亩，丘庆先1.58亩，丘武斌0.69亩，丘锦年1.68亩，丘植廷2.87亩，丘福新1.96亩，丘年新1.15亩，邱建奎0.94亩，丘万清2.21亩，丘建华2.26亩，丘建军2.36亩，合计总共26.34亩。事实和理由：山子背村小组肖湾田片的26.34亩在1984年山子背村小组(发包方)已发包给山子背村民14家农户承包，耕至1987年，在1987年原干部又将肖湾田片的26.34亩收回划拔给山子背村委会种果树，当时原告14家农户不懂法律知识，认为土地是村小组的，村小组有权随意调整土地，14家农户不敢提出反对，事实上，当时村小组干部已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法律规定，在五年后村委会又将这26.34亩果园又转包其它五家村民承包，几年后有二家农户又转给外地人承包，直至2018年4月份，曲江区人民政府因建设莞韶工业园而依法征收了这片26.34亩耕地，众所周知，这肖湾田片26.34亩就已发包给我14家农户承包的，我村小组从1984年分田发包至今，从未调整变更。然而，被告在2019年1月25日公布的各农户被征收的田数目中，原告在核对后，发现肖湾田片被征收的责任田的田亩数中，没有原告等人在肖湾田片的名单及田数。后来，原告14家承包农户找到现任村小组干部，要求查核更正。现任村干部拒绝原告的请求，后原告在2019年3月份又找山子背村委会请求解决，可是村委会又以调解无效为由，终结处理。至此，原告经协商一致，即依法依理，按实向曲江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维权诉讼，请求曲江法院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承包权益。被告山子背村小组辩称：一、本案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依法应予驳回起诉。原告主张涉案26.34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但原告未举证证明与被告签订过涉案耕地的书面承包合同，也未举证证明政府部门就涉案耕地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政府部门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权属归属于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本案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依法应予驳回原告的起诉。二、经被告多方寻找、核实，至今未找到案涉26.34亩土地1984年的承包合同、承包证、缴交公粮凭证等书面材料。而原告丘建新等14人也不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案涉26.34亩土地1984年发包给其家庭承包经营(如承包合同、承包证、缴交公粮凭证等)。因此，原告丘建新等14人主张案涉26.34亩土地1984年发包给其家庭承包经营，没有事实依据。同时，2018年曲江区政府征收被告的土地1776.59亩(包括案涉26.34亩)，每户家庭的承包地被征收的亩数经公示，并由每户家庭的代表签名确认。公示的每户家庭的承包地被征收的亩数并没有包括案涉26.34亩土地，也就是说案涉26.34亩土地没有计入任何村民的家庭承包地里，而原告丘建新等14人均签名认可。也就是说，原告丘建新等14人已经签名认可案涉26.34亩土地不计入他们的承包地。三、原告丘建新等14人自述1987年原村干部将其26.3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收回，给山子背村委会种果树，损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而原告丘建新等14人于2019年9月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案涉26.3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本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案涉26.34亩土地已经于2018年被曲江区政府征收，原告丘建新等14人现要求取得承包经营权，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丘建新等14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丘桂清述称：涉案土地1987年当时是管理区，村小组是村委，涉案的14家人承包土地的人有6人是当干部，从1981年到2005年都是他们任职村小组干部和村委干部，是他们经手将涉案土地及其他土地收回村小组，然后发包给果树办种果树，有曲江县果树办的合同，原告他们是很清楚的，难道他们不知道土地是丘建新经手将田地收回将土地给果树办，不单单收回涉案土地，还收回了山子背以北的十多个鱼塘，包括很多土地都是他们回收的。而且上次出庭的证人也是之前的村委干部。对于原告的起诉，土地是1997年国家发了经营权证，土地是按1984年还是1997年的，1997年有签合同，1984年的有分田地，但是没有签合同。1997年的每家每户都有经营权证。第三人丘集就述称：我认为涉案土地在1997年是重新发包了，全村都是统一收回了。按照第三人丘桂清所说的，14个原告中有6个是村干部，他们是清楚程序的，他们说不知道事实，我们不认可，都是他们一手操办的，现在又否认自己做的事情。他们也没有证据证明土地是他们的。我们有1997年的合同，也有交公余粮的相关手续，村里有收款，原告没有履行承包地的任务，却来争夺涉案土地的经营权，我认为是毫无理由的。至于被告提到的以其他方式承包，我不认可，不是其他形式承包，我们有1997年承包合同，只是地名没有写，实际上就是这一片地。经审理查明，争议土地“肖湾田片”是被告山子背村小组的土地，涉案面积为26.34亩，为半旱田，按当时的标准划分为五类地。原告丘建新、丘集力、丘锦全、丘祥清、丘武斌、丘锦年、丘植廷、丘年新、丘福新、邱建奎、丘万清、丘建华、丘建军、丘庆先，第三人丘桂清、丘集就均系被告山子背村小组的村民。1984年期间，山子背村小组实行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涉案的“肖湾田片”也因此由被告划分承包到户。1988年，曲江县果树生产办公室（以下简称曲江果树办）与原马坝镇山子背管理区（即现在的山子背村委会）在山子背白坟岭片联办果场，要使用包含“肖湾田片”、“大圳下”等地在内的约70亩多片土地。被告当时按政府及山子背管理区的要求，将涉案的26.34亩“肖湾田片”的土地统一从承包的农户中收回，由当时的山子背管理区发包给曲江果树办种植果树，承包期为三十年。此后，曲江果树办在上述土地上种植了果树。1991年8月19日，曲江果树办与丘桂清、丘集就及丘建军、丘福生签署《果场承包合同》，约定将上述果场移交给四人承包经营，承包时间由1991年8月至2017年12月31日，同时，双方必须履行曲江果树办与山子背管理区于1988年3月28日签订的联办果场合同的有关条款。丘福生经营果场一段时间后，退出了果场的承包，期间有一个外村人李平接手承包了一段时间后，又退出，丘建军也在此期间退出果场的经营。而第三人丘集就、丘桂清则一直承包经营至土地被征收。对于丘建军、丘福生、李平退出经营的“肖湾田片”的土地，则由被告负责管理至该土地被征收。1995年，果树办退出果场经营。诉讼过程中，第三人丘桂清向本院提交一份时间为1995年9月30日的《果场承包合同》，合同甲方为山子背管理区办事处、山子背村委、莲塘岗村委、瓦子坵村委，乙方为第三人丘桂清、丘集就及丘建军、李平，合同显示1994年12月18日山子背管理区办事处与山子背村委、莲塘岗村委、瓦子坵村委接收果树办在肖湾田等地兴办的一个果场，移交给乙方丘桂清、丘集就、丘建军、李平使用，承包时间由1995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该合同落款处为打印的名字，无签名、盖章。原告对该合同不予认可。1997年被告山子背村小组实施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由山子背村委（甲方）与各承包户（乙方）签署了《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承包期限从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承包期30年；合同中约定了集体耕地的亩数，及其中水田、旱地的亩数，未对具体地名进行约定。本院依法于2019年12月3日到韶关市曲江区档案馆对十四名原告是否于1997年签订了《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进行了调查，经查，在该馆所存档的山子背村小组1997年《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中，除未找到丘植廷、丘庆先、丘万清当时所签订的合同外，其余11名原告均在当时签订了《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后被告称丘植廷是由其妻子孔亚翠、丘庆先是由其父亲丘锦寿、丘万清是由其父亲丘志廷签订的上述合同。后经核对，孔亚翠、丘锦寿是有签订上述合同，未找到丘志廷签订的合同。在本案2020年3月12日的庭审中，原告认可其确实参与签订了1997年的《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本院所调取的《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都是真实的，且上述原告所签订的合同中不包括涉案的“肖湾田片”的田亩数在内。但同时认为之所以会这样签订此合同，是为了确保当时缴公粮及农业税，而不是对1984年承包经营权的调整。2005年1月31日，第三人丘桂清（甲方）与被告山子背村小组（乙方）签订《租赁土地合同》，约定山子背村小组租赁丘桂清承包的肖湾田旱地5亩兴办耐火材料厂，租赁期间为2005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0日止。同年8月30日，被告山子背村小组（甲方）与第三人丘集就（乙方）签订《租用土地协议》，约定甲方租用乙方承包地肖湾田旱地5.7亩兴办耐火材料厂，租用期间从2005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0日止。2018年，因建设华南先进装备产业园项目，政府征收被告山子背村小组的土地。山子背村小组对征用田亩数进行公示，其中第三人丘集就的鱼塘面积5.31（亩），片名为“肖湾田”；第三人丘桂清的责任田3.2（亩），片名为“茶园门口、肖湾田、大圳下、庙背”。被告山子背村小组提交的《山子背村小组土地征用补偿分配方案》载明：“鉴于2018年政府征用我村小组土地共1776.59亩，其中包括（耕地、林地、园地、鱼塘、建设用地），经村小组提议，本村的分配方案，按2017年东环线，科技大道的分配比例分配执行，土地补偿款归集体、青苗款归个人所得。与村集体有争议的土地补偿款项，暂由村集体保管，商议好再发放。”下方的“同意以上分配方案的家长签名”处有多人签名并摁指印，其中有原告丘锦年、丘集力、丘武斌、丘建华、丘建军、丘福新、丘祥清的签名。原告于庭审中明确其诉请是要求确认其于1984年至涉案土地征收前，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其中：丘建新2亩、丘集力1.83亩、丘锦全2.12亩、丘祥清2.69亩、丘庆先1.58亩、丘武斌0.69亩、丘锦年1.68亩、丘植廷2.87亩、丘福新1.96亩、丘年新1.15亩、邱建奎0.94亩、丘万清2.21亩、丘建华2.26亩、丘建军2.36亩。原告于庭审中还申请证人丘建均、丘来安出庭作证。其中丘建均证人证言为：其原来是在山子背大队任会计的，也就是现在的村委会。八十年代初期，涉案的土地如何分配，其不清楚，具体分给谁其不知道，但当时已经分配到了各家各户。当时有要求这片土地一定要收回给曲江果树办种植果树，并划定了一个界址，具体由谁收回其不记得了。当时的山子背大队与曲江果树办签有合同，山子背大队与山子背村小组也签有合同；14户农户中有些不同意，但派出所说不同意也不行。丘来安的证人证言为：其在1984年是任被告的会计，并参与了当时的土地分配。涉案的26.34亩土地当时是分配给14户农户耕种，当时没有发放承包经营权证，只发放了缴粮食任务的小册子。当时村中分田的原始分田册可以体现是由原告十四户农户承包的；涉案的土地属于旱田，是五类田，是最差的，比较贫瘠难种植的。后来什么原因被曲江果树办种植，其不清楚。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到山子背村委会进行了调查，该村党支部书记述称：争议的“肖湾田片”26.34亩地已经于2018年全部被征收。1988年，曲江果树办来肖湾田联系需要用地，村民自愿响应政府号召将肖湾片的26.34亩地交给果树办承包，果树办在每棵果树中拿出一定果子给村民作为回报。果树办承包不久就不种果树了，该14户村民未要求退还土地，就交给其他三到五户（具体数字其不清楚）的村民承包种果树，并由这三到五户村民交纳公余粮和农业税等。在该次调查中，该村委会干部找到分别由邱建奎、丘建军、丘祥清、丘福新、丘植廷与山子背村委会于1987年签订的《村承包种果合同书》，在上述合同书中，村民同意村委会将“大圳下”的土地用于种植果树，同时还注明“乙方（农户）保证在规划地内种完果树，如不愿在规划地种植果树的，其土地由甲方（山子背村委会）收回使用权另作处理。”但涉及“肖湾田片”土地及其他村民的《村承包种果合同书》则未找到。另外，本院依法向韶关市曲江区农业局就本案“肖湾片田”的土地是否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进行了调查。该局向本院出具《关于丘建新等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情况的说明》，称原告及第三人等16户农户因内部承包经营权纠纷未解决，调查成果公示无法通过，故该16户农户未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以上事实，有原告的起诉状、身份证、《果场承包合同》、《1997年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租赁土地合同》、《租用土地协议》、《山子背村小组征用田亩数公示》、《山子背村小组土地征用补偿分配方案》及本院开庭笔录、调查笔录等予以证实，并经审理在案。本院认为，本案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争议的焦点有：一、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原告在1984年是否取得“肖湾片田”的承包经营权；四、1988年，被告将涉案的土地承包给曲江果树办种植果树，是否合法的收回土地，原告对涉案的土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民事案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于1984年已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并非主张其对涉案的土地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的民事诉讼，因此，本案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关于焦点二，本案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上是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时，应参照物权的相关规定，允许权利人提起物上请求权之诉，该物上请求权与物权共存亡，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原告的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三，从本案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及山子背村委会干部的调查笔录来看，原告十四户在1984年第一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确实有取得“肖湾片田”的承包经营权。但是，原告各户所取得经营权和面积是否如其所主张的一致，具体四至如何，则应看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其主张。本案中，原告为证明其上述主张，仅向本院提供了一份《山子背村调整土地分配数》予以证明。该《山子背村调整土地分配数》登载的内容模糊，多处有涂改，虽然在庭审中，原告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但是，该证人证言不能明确地反映当时原告各户实际承包的耕地面积等情况。在涉案的原告在本案中无一户可以提供1984年的承包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或是当时缴纳公粮、农业税的凭证等材料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山子背村调整土地分配数》不能证明原告在1984年对“肖湾片田”实际经营的亩数及四至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要求确认对涉案土地丘建新2亩、丘集力1.83亩、丘锦全2.12亩、丘祥清2.69亩、丘庆先1.58亩、丘武斌0.69亩、丘锦年1.68亩、丘植廷2.87亩、丘福新1.96亩、丘年新1.15亩、邱建奎0.94亩、丘万清2.21亩、丘建华2.26亩、丘建军2.36亩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关于焦点四，本院认为，涉案的土地已由被告合法收回，理由如下：（一）原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当时是强行收回涉案的土地。从原告的起诉状中，原告陈述“认为土地是村小组的，村小组有权随意调整土地，14家农户不敢提出反对”，也就是说，当时被告将“肖湾田片”等多块土地收回，发包给曲江果树办种植果树，原告方并无提出异议，即当时原告是同意的；这一点，从本院向山子背村委会干部的调查中“当时是由村民自愿报名”的内容中亦得以体现；（二）1991年，曲江果树办将涉案土地在内的果场转包给包括同村的原告丘建军、丘福生及第三人丘集就、丘桂清经营；1995年曲江果树办退出果场经营由山子背村委会等接收后，涉案土地由第三人等继续经营，一直到涉案的土地被征收前，原告等一直未提出异议，亦未向被告主张过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三）1997年，第二轮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告明知当年所签订的《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中，未将“肖湾田片”的土地包括在内，仍绝大部分签订了上述合同，且一直到上述土地被征收前，未提出过异议，亦未向任何机关主张过该片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事实上，原告当时对被告收回涉案的土地是认可的；（四）本案的土地被征收后，被告在村中公示了《山子背村小组征用田亩数公示》，对各户被征用的土地的片名、面积等进行了公示，并注明“如有错漏请到会计丘监清处登记，确认有错漏的与村干部、村代表到核实”，原告明知其公示的土地中，未包括“肖湾田片”的土地，大部分仍进行了签名确认。虽然事后原告称对此提出了异议，但是，原告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可证明其在《山子背村小组征用田亩数公示》的签名是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综上，应认定涉案的土地原告作为原承包经营户，在1988年是自愿同意由被告将涉案的土地收回的。原告主张被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违法收回土地，对此，因在1997年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之前，当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8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2003年11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发布）等法律、规章尚未制定，因此，被告在1988年收回涉案的“肖湾片田”的土地应当依据当时的相关国家政策，被告该行为并未违反当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主张对涉案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丘建新、丘集力、丘锦全、丘祥清、丘武斌、丘锦年、丘植廷、丘年新、丘福新、邱建奎、丘万清、丘建华、丘建军、丘庆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述原告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 红人民陪审员  许如威人民陪审员  何日梅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 助理  廖 颖书 记 员  赖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