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行终14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爱洞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卢捌索，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爱洞第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卢炮语，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南洞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覃帐兄，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南洞第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覃国勋，组长。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平，广西罗挥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思恩镇江滨路**。 法定代表人黄炳峰，县长。 诉讼代表人李万峰，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梁志敢，环江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谭俊儒，广西永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江北东路** 法定代表人唐云舒，市长 委托代理人蒙波，河池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平治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卢克谋，主任。 一审第三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平治村洞柳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卢雨碟，组长。 委托代理人覃长山，广西金城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爱洞第一村民小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爱洞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爱洞一组、爱洞二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南洞第一村民小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南洞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南洞一组、南洞二组）因与被上诉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环江县政府）、河池市人民政府、一审第三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平治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平治村委会）、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平治村洞柳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洞柳村民小组）土地行政确权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2行初13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爱洞一组、爱洞二组、南洞一组、南洞二组的诉讼代表人卢捌索、卢炮语、覃帐兄、覃国勋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平，被上诉人环江县政府的诉讼代表人李万峰及委托代理人梁志敢、谭俊儒，河池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蒙波，一审第三人平治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卢克谋、洞柳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卢雨碟及委托代理人覃长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争议地名称白岩山、洞莫林场，位于原告西北面，第三人西面，其四至范围、面积及争议地现状如环政处〔2018〕9号《关于驯乐乡大吉村爱洞屯、南洞屯与平治村民委员会、平治村洞柳屯山林权属纠纷的重新处理决定书》所认定。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未经政府确权。各方当事人均提供了1979年《山权证》。经被告环江县政府调查核实，第三人平治村委会提供的《山权证》记载有地名“塘岭”，其四至范围记载西面为赶马坡到铁凹洞莫倒水一带，涉及到争议地；原告爱洞一二组、南洞一二组1979年《山权证》均不涉及争议地；第三人洞柳村民小组1979年《山权证》记载地名“肯宁坡”，“肯宁坡”南面界线“肯勇”位置与实际不符，“肯勇”实际位置在“肯宁坡”的西北面，涉及到争议地的南面。第三人洞柳村民小组的1983年自留山权证及自留山划定表中，黄朝然户的土地涉及到争议地。 原告与贵州省荔波县茂兰公社立化大队瑶寨曾在争议地白岩山发生争议。1982年茂兰、上朝镇人民政府报请五县联防指挥部协调，经荔波县茂兰管委会、环江县上朝镇人民政府调解，双方于1983年1年11日达成《山林纠纷调解协议书》，当时参加调解的双方群众代表、队干及镇政府领导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认可，该协议书明确了当时两省之间的边界。被告环江县政府经核对，发现贵州省荔波县茂兰公社立化大队瑶寨群众代表到现场指认的协议书界线，与原告主张的争议地权属界线不相符，且各方指认的具体管辖界线之间还有一块较大的带状土地尚未明确权属，没有当事人主张权属，从而形成了与荔波县相邻面的权属界线不完全吻合的情况。 2009年至2011年林改时，原告爱洞一组、爱洞二组与第三人洞柳村民小组之间的界线示意图已指明林地区域范围。2018年6月28日，原告爱洞屯村民卢捌晋（又称卢八俊）到现场指认2001年在洞莫林区开荒造林情况以及第三人洞柳屯村民黄朝然对照自留山划定表指认的林地地点，正好在各方当事人主张的土地权属纠纷范围内，且与2001年上朝镇人民政府《关于平治村洞莫林地纠纷的处理意见》中的地点一致。2012年发生纠纷前，第三人平治村委会分别与洞柳村民小组、板柳村民小组签订《林地管护协议书》，由平治村委会代为管护生态公益林，并领取生态公益林金。2012年发生纠纷后，相关部门停止发放涉及争议地部分的生态公益林金。 2012年11月16日，原告爱洞一二组、南洞一二组向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苗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驯乐乡政府）提交林地权属纠纷调解申请书。驯乐乡政府于2013年6月24日作出驯政处（2013）4号《关于大吉村爱洞屯、南洞屯与平治社区洞柳屯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归平治居委会所有。2013年10月10日，被告环江县政府作出环政复决字〔2013〕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驯政处（2013）4号处理决定。2016年1月30日，被告环江县政府作出环政处〔2016〕1号《关于驯乐乡大吉村爱洞屯、南洞屯与平治社区居委会、洞柳屯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被告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6月27日，被告河池市政府作出河政复决字〔2016〕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处理结果明显不当、适用依据错误为由，决定撤销环政处〔2016〕1号处理决定，由环江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8年12月18日，被告环江县政府重新调查后作出环政处〔2018〕9号《关于驯乐乡大吉村爱洞屯、南洞屯与平治村民委员会、平治村洞柳屯山林权属纠纷的重新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被告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河池市政府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河政复决字〔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环政处〔2018〕9号《关于驯乐乡大吉村爱洞屯、南洞屯与平治村民委员会、平治村洞柳屯山林权属纠纷的重新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是单位之间发生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有权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林地、林木所有权争议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对于被告环江县政府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以及河池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的主体资格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九）项规定：“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九）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处理决定、调解协议。”本案中，争议各方主张争议地权属均提供了证据证实，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有爱洞一组、爱洞二组的1979年《山权证》，南洞一组、南洞二组的1979年《山权证》以及1983年《山林纠纷调解协议书》；第三人平治村委会提供的主要证据有1979年《山权证》、2009年协议书；第三人洞柳村民小组提供的主要证据有1979年《山权证》、自留山权证、自留山划定表。为核实各方主张权属的证据是否成立，被告环江县政府在调处本案纠纷过程中，多次组织各方当事人到现场指界，于2015年7月7日组织当事人到实地核实第三人平治村委会《山权证》以及洞莫林场范围，绘制《平治村委山权证四至范围》、《洞柳屯认可洞莫林场范围》；于2015年8月7日组织贵州与广西两省人员对1983年《山林纠纷调解协议书》指界，现场绘制《2015年8月7日现场勾绘1983年茂兰公社立化大队瑶寨生产队与环江县上朝镇大吉大队艾洞村、南洞村（现爱洞、南洞屯）林地林木纠纷界线图》；于2018年6月28日再次组织当事人到争议地实地指认对照核实各方《山权证》以及1983年《山林纠纷调解协议书》，并绘制《2018年6月28日三方当事人现场各方指认对照山权证和协议书的事实》。根据各方现场指界核实的情况，可以确认以下事实：原告爱洞一组、二组的《山权证》、南洞一组、二组的《山权证》，均不涉及争议地；原告提供的1983年《山林纠纷调解协议书》，虽然明确了当时贵州与广西两省的边界，但是经贵州省荔波县茂兰公社立华大队瑶寨群众代表现场指认，发现与原告主张的争议地权属界线并不相符，各方指认的具体界线中间存在一块很大缝隙带状土地，从而形成了广西与贵州荔波县相邻面的权属界线无法完全吻合的现状。第三人平治村委会《山权证》中记载的“塘岭”，其西面“赶马坡到铁凹洞莫倒水一代”涉及到争议地。第三人洞柳村民小组《山权证》中记载的“肯宁坡”南面“肯勇”涉及到争议地南面，但“肯勇”的位置与实际位置不相符；洞柳村民小组村民的自留山山权证及自留山划定表中黄朝然户的土地涉及到争议地。从上述调查核实的事实可知，本案证据均不足以证实争议各方对争议地享有全部权属。在此情形下，被告环江县政府依职权调查各方对争议地的经营管护情况，组织当事人现场勘界，先后于2014年9月24日绘制《驯乐乡平治村洞柳、平治村委与大吉村南洞屯、爱洞屯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现实管护图》、2018年6月28日绘制《争议地现场指认洞柳现实管护情况》，并对各方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制作调查笔录。上述材料可以证实，原告爱洞一二组、南洞一二组、第三人平治村委会、第三人洞柳村民小组，均对争议地有一定程度的经营管护。因此，被告环江县政府根据争议地的历史状况、各方当事人主张权属的依据以及争议地的现实管护情况，将争议地划分为三块，分别确权给原告爱洞一二组、南洞一二组，第三人平治村委会和第三人洞柳村民小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本案中，原告于2012年11月16日提出争议地确权申请，尽管驯乐乡政府、环江县政府之前作出的处理决定分别被复议机关予以撤销，但被告环江县政府在反复处理本案的过程中，已经多次组织当事人到争议地现场踩界勘查，调查取得了包括争议地范围图、现实管护图、洞莫林场范围图、现场调查笔录、调查询问当事人及知情人员的笔录在内的充分证据，在组织调解无果后重新作出本案被诉的处理决定，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程序，处理结果并无明显不当。原告诉称被告处理结果有失公平、明显不当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环江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明显不当，被告河池市政府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亦正确。原告请求撤销被诉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爱洞第一村民小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爱洞第二村民小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南洞第一村民小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南洞第二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爱洞第一村民小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爱洞第二村民小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南洞第一村民小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南洞第二村民小组负担。 上诉人爱洞一组、爱洞二组、南洞一组、南洞二组上诉称：1、本案争议地块“白岩山”（地名（地名放前是上诉人祖宗林地，解放后也一直耕种，从1960年到1980年之间与贵州省的瑶寨屯也争议这片地，环江县上朝镇人民政府与贵州省荔波县立化乡人民政府多次达不成协议，双方政府报请五县联防指挥部参加，并深入实地勘查，作出最后决定。当时上朝镇人民政府同双方当事人都认为服从领导公正处理，把“白岩山”一带一分为二，上方由贵州省的瑶寨屯管理使用，下方由爱洞、南洞两屯管理使用（有协议书为证）。1983年五县联防指挥部调解时根本没有涉及第三人平治村委会、洞柳村民小组的土地，因此两个第三人也没有要求参加当时调解。2012年环江县划林改生态公益林资金时，环江县驯乐林业站擅自将上诉人林地错划归第三人洞柳屯，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012年11月16日上诉人向环江县驯乐乡人民政府递交林地权属纠纷调解申请书，环江县驯乐乡人民政府在调处该案时也认定事实错误，以驯政处（2013)4号处理决定把上诉人的林地权属划给平治社区所有。上诉人不服，向环江县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13年10月10日被上诉人环江县政府以环政复决字（2013)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驯政处（2013)4号处理决定。上诉人又在2014年9月20日向被上诉人环江县政府申请调处。环江县政府于2016年1月30日作出环政处[2016]1号《关于驯乐乡大吉村爱洞屯、南洞屯与平治社区居委会、洞柳屯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书》，将确权线的西北面林地林木权属归爱洞屯、南洞屯小组集体所有，将确权线的东南面林地林木权属归平治社区居委会。上诉人不服，向河池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河池市人民政府河政复字[2016]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一、撤销环江县政府环政处[2016]1号《关于驯乐乡大吉村爱洞屯、南洞屯与平治社区居委会、洞柳屯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书》；二、由环江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河池市人民政府在决定书中认定：环政处[2016]1号处理决定将土地所有权确认给平治社区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其可以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环政处[2016]1号决定将土地所有权确认给平治社区委员会，属使用依据错误。2018年12月18日，被上诉人环江县政府又作出[2018]9号《关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爱洞屯，南洞屯与平治村民委员会、平治村洞柳屯山林权属纠纷的重新处理决定书》,认为：争议地自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几个历史时期未经政府确权,1979年划分山界林权时,平治大队一直管理洞莫林场至发生争议，且平治大队山界林权界线走向很明确，争议地内还掺杂有洞柳屯的人工林及自留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30条第二款及第34条第六、第九项的规定决定：争议地具体划分A,B,C三个区域：从标高879.0（白岩山）沿山顶向南（贵州与广西行政界线）经过标高920.79（赶马坡）向东沿明显山脊到断崖直到沟，由沟向北为A区城，归上诉人大吉村爱洞、南洞村民小组集体共有，面积365亩；从由标高920.79（赶马坡）处沿山顶向南（贵州与广西行政界线）经过标高919.5,892.5向南沿贵州与广西行政界线100米，向东南方向沿明显冲槽弧形到大沟大沟向北到A区域邻界线为B区域归第三人平治村集体所有（由村民委负责代管）面积878.22亩；从892.5、向南沿贵州与广西行政界线100米处向南经过标高831.0,824.9向东南沿老小路沿山脊到标高734.5向北弧形至标高612.1的断崖处，至冲沟到B区城邻界线为第C区域，面积353.98亩，归第三人洞柳村民小组集体所有。被上诉人环江县政府简单以第三人提供的“山权证”涉及争议地为由作出的[2018]9号处理结果，有违事实，有失公平。 一审判决错误。（1）被上诉人环江县政府没有认真核实第三人提供的山权证的四至范围，第三人平治村委会提供的山权证记载的“塘岭”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在争议地形图上没有标出，而“塘岭”是在争议地的东北面，争议地是在西南面，平治村委会“山权证”记载西面赶马坡到铁凹倒水一带不涉及争议地，平治村委会提供的“山权证”与争议地无关。第三人洞柳村民小组的“山权证”也没有一处涉及到争议地。而上诉人的“山权证”及1983年《山林纠纷调解协议书》包括了整个争议地。（2）平治社区委员会是农村基础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性质等同于村委会，不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环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将土地所有权确认给平治社区委员会，属使用依据错误。 3、1983年山权纠纷调解争议地时只涉及爱洞屯与南洞屯，当时在调解时广西方面只有南洞与爱洞两个村，没有涉及到平治村委会与洞柳村民小组，当时不仅解决了双方省与省之间的问题，还解决了南洞与贵州长期存在的纠纷。根据1983年《山林纠纷调解协议》，平治村委会与洞柳村民小组都不在协议的范围，平治村委会与洞柳村民小组对争议地不享有权利，环江县政府将争议地确权给平治村委会与洞柳村民小组没有法律事实和依据。 请求：1、撤销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2行初131号行政判决；2、依法撤销被上诉人环江县政府环政处[2018]9号《关于驯乐乡大吉村爱洞屯、南洞屯与平治村民委员会、平治村洞柳屯山林权属纠纷的重新处理决定书》；3、依法撤销被上诉人河池市人民政府河政复决字[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4、依法责成被上诉人环江县政府再次确认本案所争之地的权属；5、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环江县政府答辩称：1、所有证据材料都已经证明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材料足以支撑作出处理决定的结论。2、上诉人所说的1983年与贵州纠纷的分界线问题。现场调查和与贵州方面的现场指认及相关证据说明了事实。把最靠近贵州这边划分给上诉人，即**确认给上诉人，就是根据当年与贵州的这个协议。3、上诉人要求争议地都确权给他们也是根据1983年的协议，认为界限往南边所有土地都应该归上诉人所有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样的主张没有依据。B区确权给平治村集体，有1979年的山权证证实。4、县政府将土地使用权确权给平治村，处理决定明确B区归平治村集体所有，而不是给社区，已经明确村委会负责代管，权属是平治村集体所有。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河池市人民政府答辩称：同意环江县政府的答辩意见。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第三人平治村委会答辩称：二审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 一审第三人洞柳村民小组答辩称：1、两级政府作出的决定包括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有物证人证、山界图证明，程序方面也是合法的。2、1983年协议描述了山脊往上为贵州，下方为广西，不能把这个理由作为土地确权的依据。环江县政府也说明如果所有南下的土地都属于上诉人，与2001年的协议又有矛盾，土地应按照环江县政府1979年的山权证确权。3、该案纠纷已经多年，政府也多次作出处理决定。支持政府的处理决定，不再有其他诉求。请求人民法院支持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爱洞一组、二组及南洞一组、二组提出“平治村委会与洞柳村民小组都在不1983年《山林纠纷调解协议》的范围内，平治村委会与洞柳村民小组对争议地不享有权利”，“一审判决认定的第三人洞柳村民小组《山权证》中记载的‘肯宁坡’南面‘肯勇’涉及到争议地南面，但‘肯勇’的位置与实际位置不相符不当，《山权证》中记载的‘肯宁坡’南面‘肯勇’的位置与实际位置相符”。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它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环江县政府在调处本案纠纷过程中，多次组织各方当事人到现场指界，于2015年7月7日组织当事人到实地核实第三人平治村委会《山权证》以及洞莫林场范围，绘制《平治村委山权证四至范围》、《洞柳屯认可洞莫林场范围》；于2015年8月7日组织贵州与广西两省人员对1983年《山林纠纷调解协议书》指界，现场绘制《2015年8月7日现场勾绘1983年茂兰公社立化大队瑶寨生产队与环江县上朝镇大吉大队艾洞村、南洞村（现爱洞、南洞屯）林地林木纠纷界线图》；于2018年6月28日再次组织当事人到争议地实地指认对照核实各方《山权证》以及1983年《山林纠纷调解协议书》，并绘制《2018年6月28日三方当事人现场各方指认对照山权证和协议书的事实》，环江县政府在调处本案纠纷过程中深入现场指界核实，组织各方当事人协商调处，环江县政府对本案调处程序合法。根据各方现场指界核实的情况，一审法院确认爱洞一组、二组及南洞一组、二组的《山权证》均不涉及争议地，爱洞一组、二组及南洞一组、二组提供的1983年《山林纠纷调解协议书》，虽然明确了当时贵州与广西两省的边界，但是经贵州省荔波县茂兰公社立华大队瑶寨群众代表现场指认，发现与上诉人主张的争议地权属界线并不相符，各方指认的具体界线中间存在一块很大缝隙带状土地，从而形成了广西与贵州荔波县相邻面的权属界线无法完全吻合的现状；第三人平治村委会《山权证》中记载的“塘岭”，其西面“赶马坡到铁凹洞莫倒水一代”涉及到争议地；第三人洞柳村民小组《山权证》中记载的“肯宁坡”南面“肯勇”涉及到争议地南面，但“肯勇”的位置与实际位置不相符；洞柳村民小组村民的自留山山权证及自留山划定表中黄朝然户的土地涉及到争议地。对一审判决确认的上述事实，上诉人爱洞一组、二组及南洞一组、二组上诉中虽提出了“平治村委会与洞柳村民小组都不在1983年《山林纠纷调解协议》的范围内，平治村委会与洞柳村民小组对争议地不享有权利，环江县政府将争议地确权给平治村委会与洞柳村民小组没有法律事实和依据”及“一审判决认定的第三人洞柳村民小组《山权证》中记载的‘肯宁坡’南面‘肯勇’涉及到争议地南面，但‘肯勇’的位置与实际位置不相符不当，《山权证》中记载的‘肯宁坡’南面‘肯勇’的位置与实际位置相符”问题，经二审庭审组织各方当事人对环江县政府于2018年12月18日绘制的《驯乐苗族自治乡大吉村爱洞一、二组村民小组、南洞一、二村民小组与平治村委、平治村委洞柳村民小组林权纠纷确权界线图》进行质证、核实，并参照卫星地图进行比照，上诉人爱洞一组、二组及南洞一组、二组上诉中提出上述问题并无证据证实。上诉人爱洞一组、二组及南洞一组、二组上诉中提出“平治社区委员会是农村基础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环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将土地所有权确认给平治社区委员会错误”问题，由于环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已明确B区域归平治村集体所有并由村委会负责代管，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案环江县政府依职权调查各方对争议地的经营管护情况，组织当事人现场勘界，绘制《驯乐乡平治村洞柳、平治村委与大吉村南洞屯、爱洞屯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现实管护图》，在此基础上根据争议地的历史状况、各方当事人主张权属的依据以及争议地的现实管护情况，将争议地划分为三块，分别确权给上诉人爱洞一、二组、南洞一、二组，第三人平治村委会和洞柳村民小组，该确权兼顾历史及现实管护情况，处理决定并无不当。环江县政府在反复处理本案的过程中，已经多次组织当事人到争议地现场踩界勘查，调查取得了包括争议地范围图、现实管护图、洞莫林场范围图、现场调查笔录、调查询问当事人及知情人员的笔录在内的充分证据，在组织调解无果后重新作出本案被诉的处理决定，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程序，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驳回爱洞一组、二组及南洞一组、二组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爱洞一组、二组及南洞一组、二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50元，由上诉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爱洞第一村民小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爱洞第二村民小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南洞第一村民小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大吉村南洞第二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伟强 审 判 员 曾亦桦 审 判 员 韦志勇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梁 慧 书 记 员 陈安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