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20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三水区灿华交通拯救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法定代表人：梁庆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虎，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圳瑶，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三水区万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法定代表人：陈志球，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圣操，广东浩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珠，广东浩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负责人：孙建国。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超鹏，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该大队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琦，佛山市三水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三水区灿华交通拯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华公司）与佛山市三水区万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以及被上诉人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三水交警大队）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7民初5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灿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三水交警大队对尚未支付的违章车辆、事故车辆及报废车辆的停车费、拖车费、应急处理费、吊车费共计5177626元与万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三水交警大队对以5177626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与万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三水交警大队、万达公司共同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灿华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形成了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该事实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同时，即使三水交警大队委托万达公司保管涉案违法事故车辆，三水交警大队在2017年1月11日向灿华公司发出的《关于将交通违法/事故暂扣车辆移交佛山市三水区万达公司的函》也表明其对万达公司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灿华公司的是知情和同意的，三水交警大队应对灿华公司诉请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车辆拖停服务的委托与受托发生在三水交警大队与灿华公司之间，灿华公司所提供拖停服务的车辆均是三水交警大队查扣的，车辆拖停服务由三水交警大队委托于万达公司，并由万达公司转委托给灿华公司，三水交警大队对此是知情和认可的。自2011年起，三水交警大队将其辖区内的违章车辆、事故车辆和公告处理车辆，委托灿华公司拖至灿华车场停放。而且，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的（2018）粤06民终8756号民事裁定，已确认灿华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是在双方自愿协商并达成合意后，灿华公司协助三水交警大队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拖曳、保管其查封、扣押的相关辆，灿华公司是为配合三水交警大队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向其提供拖曳、保管等相关服务，两者之间形成的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保管合同关系。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灿华公司提供的现场事故处理照片及车辆放行条显示，车辆放行条有交警部门盖章或交警人员签字确认，且大部分违章车辆统计表均有三水交警大队下属中队的盖章认可，相关印章与三水交警大队在车辆放行条上加盖的印章完全一致。因此，灿华公司、三水交警大队形成了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二、三水交警大队、万达公司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交通违章、肇事、故障等行政执行指定集中保管的车辆保管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以及《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的收费标准向灿华公司支付费用，法院不应酌定削减灿华公司的费用。由于涉案车辆均由三水交警大队查扣，故三水交警大队和万达公司应按法律规定，连带承担支付涉案车辆拖停的保管费及利息的义务。灿华公司承接业务时长和业务量的多少，与三水交警大队、万达公司依法支付费用之间并无关联，不能以此作为减免费用的理由和依据。万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灿华公司针对万达公司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灿华公司、三水交警大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车辆拖停服务的委托与受托直接发生在三水交警大队与灿华公司之间，万达公司从未参与过该双方合作的相关业务，且前述委托及受托双方均未就相关服务的发生及存续情形告知过万达公司，灿华公司也从未就相关费用向万达公司主张过权利，甚至在起诉时也未将万达公司列为被告。（一）灿华公司所提供拖停服务的涉案车辆均是由三水交警大队直接委托，并没有提前或事后告知过万达公司，更没有经过万达公司同意或授权。由于相关车辆均是违章或事故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的规定，三水交警大队是唯一合法的处置机关，因此，如果没有三水交警大队进行委托授权，相关车辆的拖停服务就不可能发生。而且，从拖停服务的发生状态分析，由于车辆违章或事故的发生都是突发的，事先不可能被统一预见或安排，灿华公司每次承担拖停服务任务时都是由三水交警大队临时直接电话联系并委托交办，因此，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三水交警大队或灿华公司征得万达公司同意后才开始提供拖停车辆服务的情形。（二）灿华公司承租的广州军区干休所停车场（位于佛山市三水区321国道碧云路广州干休所**门）与万达公司完全无关，经营使用该停车场是灿华公司的自主行为，亦与万达公司完全无关。（三）万达公司与灿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庆华开办的佛山市三水区*****联汽车修配厂（以下简称东联汽修厂）之间的《租赁合同》不能直接适用于灿华公司。证据表明，灿华公司与东联汽修厂虽然属于同一自然人梁庆华开办的企业，但该两家企业是互相独立的，在未经万达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万达公司与东联汽修厂之间的《租赁合同》依法不能直接适用于灿华公司。一审判决以灿华公司与东联汽修厂同属梁庆华支配为由，推定灿华公司为三水交警大队提供车辆拖停服务的行为是履行前述《租赁合同》的判断是不真实、不客观的，因而也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根据前述《租赁合同》的约定，东联汽修厂承担涉案车辆的拖停服务是无偿的，其经营权益的保障是通过经营使用大塘停车场期间向相关事故车辆收取拖车费用及对报废车辆拆卸汽车零件等得以实现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万达公司同意将该停车场以每平方米1元的超低单价出租给该东联汽修厂，并免费提供一台托运车辆供其使用。（四）万达公司在2016年间与灿华公司签订的《拖运车辆租赁合同》，直接证明万达公司与灿华公司之间并没有就涉案车辆的拖停服务达成过委托和受托合意，否则，双方就根本无需另外再签订此类合同。（五）灿华公司在承担三水交警大队交办的车辆拖停服务期间，从未向万达公司主张过相关服务费用，甚至在起诉时也只是将三水交警大队列为被告，而没有将万达公司列为被告，表明在灿华公司心目当中，涉案车辆拖停服务任务的委托方只有三水交警大队一方，并不存在其他参与者。在本案经数次开庭审理之后的2019年9月30日再次庭审期间，灿华公司仍然认为灿华车场所拖停的车辆是三水交警大队直接委托交办的，三水交警大队是其委托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及服务费用的合法承担者。（六）灿华公司在最后一次开庭后变更诉讼请求并增加请求万达公司对涉案车辆的拖停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完全是出于获得其诉讼权益最大化的投机心理，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以及其在前期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和陈述，不应当受到支持。二、万达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没有建立过长期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早期的委托与受托都是单次的且各自独立的，彼此之间互无约束，故也无须终止合同关系或发生转委托的情形。（一）如前所述，由于违章、事故车辆是突发的，事先不可能统一预见或安排，在2010年9月之前，三水交警大队每次都是临时电话通知万达公司或其他单位承担车辆拖停任务的，双方从未签订过委托合同，也未形成过长期合作的法律文件，因此，万达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在历史上的委托与受托是多次单独委托合同的组合，而并非在一个统一的合意之下完成的多次单独任务。三水交警大队交办每次车辆拖停服务任务的委托均是口头的、也只能约束该次委托事务，并不能对下一次或之后的时期内双方是否继续委托或接受委托持续产生法律约束力。（二）万达公司于2008年4月正式与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脱钩，改由佛山市三水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即现三水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归口管理；此前由于万达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同属一个国家机关，万达公司在该未脱钩期间从事三水交警大队委托交办的车辆拖停服务可以说是一种公安系统内的任务，而在脱钩之后，万达公司再承接此类服务就已经属于企业的自主经营行为了，不再接受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的统一领导和行政安排，在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或形成其他书面的长期委托关系的法律文件的情况下，三水交警大队的每次委托交办的此类服务任务就只能视为是单次委托，每次委托与受托分别成立单独的委托合同关系，且该委托合同关系不能约束下一次或以后的同类服务。因此，一审判决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该委托合同关系已经终结”是无视双方之间关于涉案车辆拖停服务委托关系的特殊性以及万达公司从公安系统分离后有权独立经营的错误推断。（三）万达公司与东联汽修厂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关于“乙方（东联汽修厂）负责协助交警大塘中队将事故、违法车辆拖至该场停放”的约定，只是双方对停车场用途的限制性约定，与社会上常见的在《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场所不得用于经营桑拿、娱乐等并无本质区别。并且，东联汽修厂承租的万达大塘停车场属于万达公司所有，而灿华公司承租的广州干休所停车场（位于云东海街道）并不属于万达公司所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灿华公司也无须受万达公司签署的前述《租赁合同》的约束。一审判决因东联汽修厂与灿华公司同由梁庆华开办而推断前述《租赁合同》适用于灿华公司，并从而推断灿华公司承接的涉案车辆拖停服务是由万达公司接受三水交警大队委托之后转委托的后果，纯粹是无视客观事实和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主观臆断。事实上，灿华公司自2011年成立后一直是直接接受三水交警大队的委托承办涉案车辆的拖停服务，委托及受托双方均没有就其双方的委托事项告知万达公司，更没有经过万达公司的同意或授权。三、关于转委托。一审判决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万达公司经委托人三水交警大队同意，将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业务转委托给东联汽修厂，故灿华公司与三水交警不成立转委托关系”。该认定存在明显的以下错误：（一）灿华公司与东联汽修厂是两家互相独立的企业，不管东联汽修厂承接的同类业务是否存在转委托，都不影响灿华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直接建立委托关系的客观事实。（二）由于万达公司曾长期与三水交警大队同属一个行政机关管辖，三水交警大队对万达公司从事相关业务的人员十分熟悉，不存在将灿华公司人员误认为是万达公司职员的可能。而灿华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曾历经多年的涉案车辆拖停服务的委托合作关系，三水交警大队显然知道其是在与灿华公司的人员在合作，其所谓的未经其同意发生转委托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三）退一步说，即使存在所谓的转委托，那么三水交警大队实际上也同意了该种转委托关系。《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是万达公司于2015年1月发给三水交警大队的，尽管万达公司发出该函的目的在于在未来投标中体现业务优势，但自收到该函之后三水交警大队已经明知万达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是分别由东联汽修厂和灿华公司经营使用并由该两家企业直接向其提供涉案车辆的拖停服务，假设要讨论转委托，则从转委托的合意上分析，三水交警大队在收到该函之后并未提出过异议，即可以认为其是同意此项转委托关系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可见，即使存在转委托关系，在灿华公司已经选择三水交警大队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之后，就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了。因此，本案即使存在转委托关系，由于灿华公司已经选定了三水交警大队承担相关费用的清偿责任，也就不能再向万达公司提出同类主张。四、关于灿华公司收费的合理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灿华公司在2016年1月27日才取得三水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价格监督检查所发放的《同意收费公示监制通知书》,表明其在此前并未取得相关的行政许可，该公司在该日之前的相关服务收费并不存在合理性。因此，一审判决认为“灿华公司向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价格监督检查所申请公示获批，可参照公示的收费标准收取恰当的费用”，是忽视历史事实和法律规定的错误判断。无论本案相关服务费用最后确定由谁支付，确认灿华公司在2016年1月27日申请价格公示获批之前有权计算和收取相关费用均是不合法的。五、关于涉案车辆的确定。一审判决认为：“而在本院组织三方移交车辆时，三水交警大队也没有明确指出哪些车辆不属于其查扣的车辆，也没有证据证明无记录车辆的其他来源。故本院认定灿华公司提交的车辆清单所记载的车辆均为三水交警查扣的车辆”。这一认定完全忽略了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灿华公司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不能排除其在灿华车场停放的车辆当中有一些是由其自行拖停的车辆，灿华公司对于哪些车辆是由三水交警大队委托拖停的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其无法证明，则应当从涉案车辆中予以剔除。尤为重要的是，由于万达公司并未参与过灿华公司承办的车辆拖停业务，对涉案车辆中哪些是由三水交警大队查扣也无法作出甄别，一审判决在推定由万达公司承担相关费用之前，并没有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涉案车辆一一排查，而是主观地推定全部车辆均为三水交警大队查扣，并认定万达公司承担付费责任，显然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对万达公司尤其不公平。六、一审判决在推定由万达公司承担涉案费用的同时，并没有释明万达公司承担费用后的救济途径，是明显的缺陷。涉案车辆中除了灿华公司自行拖停的之外，均系由三水交警大队所查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可见，如果因涉案车辆的拖停合理发生保管费用，则应当由履行行政强制职责的行政执法主体即三水交警大队承担。即使要推定相关费用先由万达公司支付，那么也应当在判决中释明，万达公司在支付相关费用之后有权向三水交警大队追讨。但一审判决却只是推定由上诉人承担费用，而没有对万达公司如何获得权利救济作出任何表述，从而导致万达公司的权利出现了真空。针对灿华公司的上诉，万达公司称其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另外，万达公司补充如下答辩意见，从一审证据来看，灿华公司与万达公司之间就涉案车辆业务没有形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协议，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万达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万达公司2015年1月向三水交警大队发出的函件中所称的灿华车场并非是指灿华公司，灿华公司是在2015年6月才申请注册成立，至2016年才被核准，故上述函件不能作为证明灿华公司与万达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依据。针对万达公司的上诉，灿华公司称其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针对灿华公司、万达公司的上诉，三水交警大队答辩称：一、案涉灿华车场的交警执法查扣车辆的拖停服务系由万达公司转包给灿华公司实施的。（一）三水交警大队与万达公司均认可，万达公司在2008年脱钩改制之前就承担着三水交警大队执法查扣车辆的全部拖停服务。而三水交警大队提供的2011年9月16日《关于进一步完善车辆保管场所管理工作的函》、《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毕勇军关于《三水区交警大队与万达公司拖车停车业务情况说明》则证明2008年脱钩改制之后，万达公司继续承担以上拖停服务。万达公司具有将该拖停服务转包的可能。（二）2010年9月万达公司与东联汽修厂签订的《租赁合同》虽然名为场地租赁关系，但从内容上看，该合同约定东联汽修厂将三水交警大队大塘中队的事故车、违法车拖至该停车场停放，并且万达公司提供一台拖车给东联汽修厂使用。结合万达公司一直承担三水交警大队执法查扣车辆拖停服务的事实，《租赁合同》足以证明万达公司将交警执法查扣车辆的拖停服务转包给了东联汽修厂。（三）因大塘车场无法满足车辆停放需要，东联汽修厂负责人梁庆华2011年3月开办了个体工商户佛山市******灿华交通拯救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灿华拯救中心，2015年6月该中心改制为灿华公司），2012年承租了灿华车场，用于对交警大队执法查扣的车辆提供拖停服务。以上事实为灿华公司代理人在一审庭审时所承认。从该事实可认定灿华车场提供的拖停服务是从大塘车场业务分流而来的，而根据《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的内容，万达公司声称灿华车场是自己的车场，并向公安分局为该车场主张拖停费用，应视为万达公司将执法查扣车辆的拖停服务部分转包给了灿华公司。二、交警大队与灿华公司之间并未形成车辆拖停服务合同关系。灿华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与三水交警大队就拖停服务达成了合意，三水交警大队与万达公司的往来函件则证明拖停服务关系是发生在三水交警大队与万达公司之间的。而万达公司通过《租赁合同》将大塘车场的拖停服务转包给东联汽修厂并未经过三水交警大队同意，三水交警大队更不清楚该拖停服务后来又进一步分流给了灿华车场。灿华公司持有灿华车场的车辆放行条仅证明三水交警大队执法查扣的部分车辆停放在灿华车场，并不足以证明其与三水交警大队间形成了车辆拖停服务合同关系。三、本案所涉法律关系是服务合同关系，而非委托合同关系，灿华公司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向三水交警大队行使请求权。根据诉辩各方的陈述答辩，三水交警大队并非委托他人代办自身事务，而是将行政执法活动所需要的拖停服务外包给有资质的企业完成，属于服务合同关系，应比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五章承揽合同的规定，而承揽合同应严格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万达公司将自己承接的拖停服务转包给灿华公司，灿华公司只能向万达公司主张债权，而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向交警大队主张。四、一审法院认定万达公司应支付的拖停费用本息数额是正确的，灿华公司对数额的上诉不成立。（一）灿华公司的上诉请求数额（本金5177626元）超出了其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数额（本金2375093元），超出部分二审法院应当不予审理。（二）灿华公司承接的拖停业务具有常年稳定大量发生的性质，其主张按单次计费标准合计全部车辆拖停费用显然过高，应当以包干批量计费更为合理。因此一审法院参照万达公司中标后签订的《服务项目合同书》约定的总包价款以及灿华车场在万达公司经营的各车场中所占面积比例，最后酌定的万达公司应支付拖停费用1000000元是合理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所确定的拖停费用付款义务主体和付款金额均无误，万达公司与灿华公司的上诉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灿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水交警大队向灿华公司支付灿华车场2015年-2016年违章车辆、事故车辆及报废车辆停车费、拖车费、应急清理费、吊车费共计2375093元（暂计至2016年11月30日，实际金额计算至三水交警大队接管灿华公司保管车辆之日）；2.判令自起诉之日三水交警大队以2375093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灿华公司支付利息；3.判令三水交警大队承担本案受理费。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灿华公司增加诉讼请求：1.判令三水交警大队清点接收停放在灿华车场的车辆226台；2.判令万达公司对三水交警大队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庆华于2008年10月8日开办了东联汽修厂，经营至今。2010年9月13日，东联汽修厂与万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1.万达公司将位于大塘镇大㘵沙241号停车场及地上建筑物即大塘车场出租给东联汽修厂做停车场地使用，由东联汽修厂负责协助三水交警大队大塘中队将事故车辆、违法车辆拖至该场地停放，若大塘中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每次处理机动车在20辆以上的，万达公司协助东联汽修厂将车辆拖至该停车场；2.东联汽修厂禁止向拖曳、保管的交通违法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支配人、驾驶人等收取拖车费和及保管费，对事故车辆可以收取费用的项目，东联汽修厂必须严格按物价部门许可的收费标准执行；3.东联汽修厂必须妥善保管交通违法和事故车辆，严禁使用该车辆及车上物品；4.万达公司提供车牌号为粤E*****拖车给东联汽修厂使用，该车所产生的费用和安全责任由东联汽修厂承担；5.东联汽修厂在租赁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所有事故及造成他人损失与万达公司无关；6.租赁期为5年……第一年月租金为3247.6元。自此，东联汽修厂实施拖吊停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业务，车辆停放在大塘车场。由于大塘车场面积太小，梁庆华认为满足不了停放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需要，于2011年3月23日开办灿华拯救中心，经营范围是交通拯救服务和停车服务。2015年6月1日，灿华拯救中心改制为灿华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为梁庆华。其后，三水交警大队处理停放在灿华车场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时，向车主发出的暂扣车辆放行条载明领车地点为灿华车场。交警大队对于因涉嫌交通违法行为被扣押的、驾驶人或所有人均未按法定期限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的车辆依法进行回收处理时，灿华公司移交了相应车辆进行回收处理。灿华公司和三水交警大队对拖曳车辆数量、拖曳和保管的收费标准没有进行约定，三水交警大队也没有向灿华公司支付过拖曳和保管费用。万达公司于1999年1月18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成立，原为三水区公安局开办的企业，在其成立后，承接了三水区公安局暂扣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曳和保管业务。2006年6月14日，三水区人民政府发文将万达公司移交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经营管理并于2008年4月正式移交。2015年1月12日，万达公司向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发出《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称，一直以来万达公司交通服务部协助区公安局分局开展各项整治路面违章、运载违规、事故车辆等工作；去年，万达公司协助区公安分局负责违章车辆和事故车辆的拖吊工作，并提供停放场地，截至2014年12月底，由此产生的拖车费及停车费经统计合计金额为8611843.5元，请予以支付。函件的附件1为《2014年各停车场车辆停放统计表》，包括了万达车场、大塘车辆和灿华车场；附件2《2014年万达车场经济损失统计表》，包括万达车场、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的停放车辆费用。2016年11月，万达公司参与了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召集的执法暂扣车辆拖曳及停放服务项目的招投标活动并中标，其后与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签订了《服务项目合同书》，约定三水公安分局负责三水区范围内交通执法、交通事故、刑事行政办案、维稳工作、专项整治行动、大型安保活动及临时性工作中扣押的车辆及需清障的车辆由万达公司负责拖曳、停放保管；委托服务合同期限为2016年11月23日起至2019年11月22日止；合同金额22860000元。2017年1月11日，三水交警大队向灿华公司发函，要求灿华公司将停放在其下属车场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移交万达公司接管。万达公司于2017年2月8日和3月6日，向东联汽修厂和灿华公司发函要求将三水区公安局在2016年11月30日前停放在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尚未处理的执法暂扣车辆移交万达公司保管。东联汽修厂和灿华公司委托律师向三水交警大队和万达公司发函，称三水交警大队和万达公司未结付拖欠的保管费，拒绝移交车辆。另查明，三水区物价局2008年6月24日颁布《关于印发的通知》（三价[2008]30号）规定，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分别实行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三种价格管理形式，实行政府定价的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者，必须履行有关收费的审批手续，携有关部门允许开设停车场的批准文件、证照及经营成本等资料，到区物价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实行亮证收费；机动车因交通违章、肇事或故障和乱停放等原因被公安、交通、城管执法部门依法暂扣、拖曳至指定停车场停放产生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该通知的附件5《交通违章、肇事或故障等行政执法指定集中保管的车辆保管服务收费标准》规定以下收费标准：小车，10元/辆/天；大车，15元/辆/天；超大车，20元/辆/天；二轮摩托车，3元/辆/天；三轮摩托车，5元/辆/天，机动车停放服务应按“谁委托，谁付费”的原则，由机动车停车场向委托停放车辆的主体收取；行政执法部门以证据保存为由暂扣车辆所产生的车辆停放服务费用，应由行政执法部门承担，不得向行政管理相对人收取。三水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于2014年7月24日颁布《佛山市三水区发展和统计局转发关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三法统价[2014]48号）规定，交通事故车辆拖移至公安交警管理部门指定地点停放……按“谁委托，谁付费”的原则收取停车费，停车收费标准按照辖区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定执行；……取消违章车辆拖车费标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拖移公路违章停放车辆，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也不得指定救援服务单位实施并收取费用，但可以参照本通知规定收费标准向救援服务单位购买服务。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于2015年7月28日发出《广东省关于废止普通公路交通事故、故障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规定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5]3216号），规定我省普通公路交通事故、故障车辆救援服务收费由实行政府定价改为市场调节价管理。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2015年8月18日发出《关于放开住宅小区、商业配套、露天停车场停车保管服务收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5]483号）规定，商场、娱乐场所、宾馆酒店、写字楼、物流园区、专业市场等配套停车场，以及政府列管停车场以外的露天停车场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机动车辆因交通违法、肇事等原因被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拖曳至指定停车场产生的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收费，按照停车场分类实行不同的价格管理形式。再查明，2016年1月27日，三水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价格监督检查所向灿华公司发出《同意收费公示监制通知书》两份，同意灿华公司拖车收费公示、吊车收费公示和停车场收费标价，其中吊车收费标准为从二轮摩托车至50吨货车，价格在120元/车/次至3200元/车/次不等，拖车收费标准为从二轮摩托车至50吨货车，价格在100元/车/次至1100元/车/次不等，停车收费标准为：二轮摩托车3元/辆/天、三轮摩托车5月/辆/天、小客车10元/辆/天、中型货车15元/辆/天、大型货车20元/辆/天、牵引车35元/辆/天。灿华公司用于停放案涉车辆的灿华车场属于露天停车场。经一审法院协调，在2019年7月9日至25日期间，灿华公司将停放在灿华车场的汽车及摩托车合计266辆移交给三水交警大队委托的万达公司接收。一审法院认为，灿华公司主张其接受三水交警大队委托，对三水交警大队在执法过程查扣的事故车辆、违章车辆进行拖吊并保管，现主张三水交警大队支付拖欠的拖车费和保管费，故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1.案涉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的委托合同权利义务主体分别是谁；2.灿华公司主张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停费用应否得到支持，具体金额是多少。关于委托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问题。灿华公司认为三水交警大队将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业务交给灿华公司；三水交警大队认为其将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业务委托给万达公司；万达公司认为其与三水交警大队、灿华公司之间均不存在拖吊停业务的委托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灿华公司主张委托关系存在于其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应当举证证明双方订立合同的事实，但从本案证据和双方陈述来看，灿华公司未能提供证据直接证明其与三水交警大队就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委托拖吊停业务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合意，三水交警大队也不予确认，故不能仅以灿华公司实施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的事实即推定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和双方陈述，法院认定灿华公司实施的拖吊停业务由万达公司委托实施，即在万达公司与灿华公司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在2008年前，万达公司承接了三水交警大队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委托业务，没有证据证明该委托合同关系已经终结。万达公司认为自2008年4月正式移交区公有资产管理部门后即已终结上述业务。三水交警大队不认可万达公司所述的双方委托业务关系终结，认为三水交警大队一直基于历史沿袭而委托万达公司实施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业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万达公司从公安机关划归区公有资产管理部门，不表示万达公司经营的上述业务即已终结。万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与三水交警大队就终结委托业务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经过行政管理程序或司法裁决程序终结了该委托关系。万达公司这一主张，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其次，万达公司与东联汽修厂就由东联汽修厂实施事故、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达成了合意。从万达公司和东联汽修厂2010年9月签订的《租赁合同》的内容及意图看，万达公司通过这一合同赋予了东联汽修厂开展上述业务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只有在万达公司自身有权开展事故车辆、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的前提下，万达公司才能允许东联汽修厂协助开展相关业务，否则，就应由三水交警大队直接与东联汽修厂签订合同，万达公司只需与东联汽修厂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将其名下的大塘车场出租给东联汽修厂即可，无权约定东联汽修厂协助开展上述业务，并在合同中对收费、车辆保管等作出禁止性约定。万达公司持有对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的业务，没有证据证明万达公司的这一业务已经终结，也没有证据证明在签订该《租赁合同》前东联汽修厂具有拖吊停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权利和义务，应当认定万达公司将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业务通过《租赁合同》委托给东联汽修厂实施。因东联汽修厂向万达公司承租的大塘车场无法满足案涉车辆的停放需求，梁庆华于2012年承租了位于佛山市三水区321国道碧云路广州军区干休所2号门地块经营灿华车场，用于拖吊停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第三，没有证据证明万达公司经委托人三水交警大队同意，将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业务转委托给东联汽修厂，故灿华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不成立转委托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万达公司经得三水交警大队同意，将其委托事务转委托给东联汽修厂实施，故转委托关系不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不直接发生在三水交警大队与东联汽修厂之间。而且，从2011年9月16日三水交警大队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车辆保管场所管理工作的函》可见，三水交警大队致函对象为“三水区万达公司大塘车场”，说明三水交警大队认为的委托对象即受托人仍是万达公司。东联汽修厂是从2016年11月才发函给三水交警大队，告知其与万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实施上述业务的情况。三水交警大队坚持认为案涉委托业务的受托方是万达公司，同时认为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均是万达公司用于停放案涉车辆之处，而且没有明示或者确认与东联汽修厂、灿华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也无证据证明三水交警大队在2016年11月前对万达公司与东联汽修厂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是知情的，故不能据此认定三水交警大队与东联汽修厂、灿华公司形成了直接的业务委托关系。虽然三水交警大队发出的车辆放行条记载的停车场是“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但放行条记载的是车辆停放地点，指示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权利人到具体车场领取车辆，不能据此认定三水交警大队与灿华公司形成委托拖吊停业务关系。第四，万达公司以自己名义向三水交警大队主张灿华车场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费用。2015年1月12日，万达公司向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发出《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中一并主张了万达车场、大塘车辆和灿华车场截至2014年12月底的拖车费和停车费合计8611843.5元。经过比照函件记载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数量和拖吊停费用金额，与本案中讼争的灿华公司主张的车辆数量和费用金额及另案中东联汽修厂主张的车辆数量和费用金额大致相当。虽然万达公司称其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并无真实的合同关系，该函件是为了投标区公安局在2016年底发出全区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而制作的，但其并未提供证据推翻其自身发出的函件所记载的内容，法院认为万达公司的辩解与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而且，灿华公司自称2014年以前的费用凭条已经交给万达公司，但不能对为何要将费用依据交给万达公司作出合理解释，表明灿华公司亦清楚其相对方为万达公司，据此推定不排除灿华公司与万达公司之间对拖吊停费用方面有一定的约定。综上分析，足以认定万达公司将其从三水交警大队承接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部分委托东联汽修厂实施，东联汽修厂在实施这一业务时，其经营者梁庆华又成立灿华公司，由灿华公司一并实施拖吊停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业务，因此而产生的拖吊停费用，应由万达公司向灿华公司支付。关于灿华公司主张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停费用应否得到支持、具体金额是多少的问题。灿华公司实施了万达公司委托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在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灿华公司向三水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价格监督检查所申请收费公示获批，可参照公示的收费标准收取恰当的费用。灿华公司在起诉状中主张拖车费、停车费、应急清理费和吊车费，但案涉费用统计表中没有计算应急处理费和吊车费，对案涉事故车辆在本案中只主张停车费，对案涉违章车辆主张拖车费和停车费，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法院依其诉请酌情认定拖停费用。对于如何确定2015年至2016年11月期间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停费用，法院从以下三个方面综合考虑：1.收费标准。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拖、吊服务收费标准在2014年8月31日由政府定价改为市场调节价；停车收费标准在2015年7月28日由按照政府指导价收取改为实行市场调节价，按照停车场分类实行不同的定价，灿华公司将案涉车辆停放在露天停车场，应按露天停车场标准计价。2.案涉车辆的具体数量。对于灿华公司在2015年至2016年11月期间受托为交警部门实施了多少拖、吊业务，停放保管了多少台车辆、每台车辆保管了多长时间的问题，灿华公司提供了该期间按月统计的车辆清单、放行条以及2019年7月9日至25日期间移交给万达公司接收的266台车清单、事故现场照片予以证明。三水交警大队认为放行条没有记载具体的进出场时间，无法确定保管时间，并认为经过核对三水交警大队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登记平台，所移交车辆中只有40%的车辆有采取查扣强制措施记录，且有部分强制措施记录时间与灿华公司主张的进场时间不一致，故不认可灿华公司主张的拖停费用。对此，放行条形成于三水交警大队对车辆予以放行之时，灿华公司在车辆权利人持放行条领取车辆时根据其自行记载的入场时间在放行条上加注入场时间，符合停车场管理登记的一般习惯。对于所移交的车辆，虽然三水交警大队称部分车辆找不到查扣强制措施记录，鉴于相关文件规定查扣车辆需要停放在专用车场，灿华公司也表示灿华车场没有停放三水交警大队查扣车辆以外的其他车辆；而在本院组织三方移交车辆时，三水交警大队也没有明确指出哪些车辆不属于其查扣的车辆，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无记录的车辆的其他来源。故法院认定灿华公司提交的车辆清单所记载的车辆均为三水交警大队查扣的车辆。3.具体计费标准。根据双方的陈述，双方未对委托业务的收费标准进行约定。灿华公司承接了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停业务，该项业务基本以年为单位核算，年度内业务量稳定，该收入模式明显优于其他以单次拖吊停业务计费的停车场经营主体。且从万达公司出具的《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和东联汽修厂自行统计的数据来看，东联汽修厂承接了该业务六年之久，业务量稳中有升，故在计费中如果按照灿华公司主张的以其停车场经审批的单次停车收费标准计算，从整体收费而言较为偏高，故应当以批量、包干形式计费更为合理。从2016年11月万达公司通过投标形式签订的《服务项目合同书》来看，万达公司也是以包干价完成全区范围内交通执法、交通事故等扣押的车辆及需清障的车辆拖曳、停放保管业务的。而根据现有证据来看，车辆登记清单的车辆信息过于简单，除能确定属于二轮摩托车、三轮车还是四轮及以上车辆外，大部分四轮车已经无法确定属于相关收费文件规定以及市场收费标准中的超大车、大车或小车。故法院根据东联汽修厂和灿华公司提供的年业务量、参照2015年前政府指导价及2015年后市场定价标准，参考2016年11月万达公司与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签订的《服务项目合同书》约定的合同金额22860000元，酌定2015年至2016年11月期间万达公司应当支付给灿华公司的车辆拖停费用。据三水交警大队陈述，全区全年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停业务均委托给万达公司承接。万达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向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发出《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主张拖吊停费用包括金本车场、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说明在2010年至2016年11月期间停放三水交警大队查扣车辆的有金本车场、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且以上三车场停放的车辆比例约为74%:17%:9%。从万达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所称在2010年将大塘车场出租给东联汽修厂后，万达公司只经营了金本车场和河口车场，其中金本车场用于停放三水交警大队查扣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金本车场占地70亩，大塘车场占地5.27亩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停车场的业务量；《情况说明》称2017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拖停放车辆大概10000辆左右。根据车辆拥有量逐年上升的实际情况，2017年以前的拖停业务相对2017年来说较为减少一些。根据以上因素，法院酌定万达公司应支付灿华公司1000000元费用。对于利息问题，灿华公司主张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1月17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灿华公司完成万达公司委托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停业务，万达公司至今没有支付相应费用，灿华公司主张利息，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自该日期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灿华公司主张支付2015年至2016年违章车辆、事故车辆拖停费用共计2375093元及利息，并主张计付至三水交警大队接管车辆之日止，主张过高，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灿华公司主张三水交警大队对该费用承担支付义务，根据上述分析，灿华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没有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其向三水交警大队主张费用，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灿华公司请求判令三水交警大队清点接收停放在灿华车场的车辆266台，在本案审理期间，灿华公司于2019年7月9日至25日已将停放在灿华车场的汽车及摩托车合计266辆移交给三水交警大队委托的万达公司接收，灿华公司的该项请求法院不再作出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万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灿华公司支付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停费用1000000元，并支付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月1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以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灿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不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801元，由灿华公司负担14960元，万达公司负担10841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灿华公司在二审期间申请本院对万达公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灿华公司在二审法院调查期间述称，灿华公司在一审期间请求的费用暂计至2016年11月30日，并要求计至三水交警大队实际接管涉案保管车辆之日，故灿华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金额没有超出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灿华公司坚持自己提出的上诉请求；开始时，灿华公司是通过万达公司洽谈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讼争车辆拖停费用的付款义务主体应如何认定；2.灿华公司主张的车辆拖停费用金额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灿华公司主张其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并据此认为三水交警大队应向其支付本案讼争车辆拖停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灿华公司应举证证明其提出的上述合同关系主张。经审查，灿华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即本案并无直接证据显示灿华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成立保管合同关系，而灿华公司上诉提及的（2018）粤06民终8756号民事裁定并未对灿华公司、三水交警大队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实质性的认定。因此，灿华公司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三水交警大队存在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应由灿华公司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在二审期间作出的陈述，灿华公司系与万达公司洽谈承接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而本案现已查明，万达公司原属于三水区公安局开办的企业，其成立后承接了三水公安局暂扣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曳和保管业务。虽然万达公司上诉提出其自2008年4月归口三水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管理后已不再承接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但灿华公司与万达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三水交警大队于2011年9月16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车辆保管车场管理工作的函》以及万达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发出的《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等证据均反映万达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基于历史原因就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而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并未终结，故本院对万达公司所提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从万达公司与东联汽修厂签订的《租赁合同》有关万达公司将大塘车场出租给东联汽修厂使用，由东联汽修厂负责将事故、违法车辆拖至该场地停放，万达公司在特定情况下协助东联汽修厂拖车以及万达公司提供号牌为粤E*****的拖车给东联汽修厂使用等约定内容分析，该合同的确有由万达公司赋予东联汽修厂开展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的意图，因此，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认定万达公司实际上是通过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的方式将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委托给东联汽修厂实施，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而东联汽修厂、灿华公司均属梁庆华开办的经营实体，梁庆华认为大塘车场满足不了停放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需要，其才在后来成立灿华公司的前身即灿华拯救中心继续开展涉案车辆的拖吊停业务，上述主张基本可信。从万达公司在2015年1月12日发出的《关于收回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中向三水交警大队包括灿华车场在内的费用等事实来看，亦可印证梁庆华的上述说法。由此可见，灿华公司开展的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实际上是东联汽修厂所承接业务的一种延续。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灿华公司开展的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与东联汽修厂一样，在本质上均是受万达公司委托而实施的，并无不妥。关于灿华公司、万达公司以三水交警大队是明知且认可由灿华公司承接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为由提出的三水交警大队应直接向灿华公司承担支付拖停费用的主张，从证据角度分析，本案并无有效证据显示，万达公司在将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委托给灿华公司实施之前已经征得三水交警大队的同意，故灿华公司与万达公司就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形成的合同关系不能直接约束三水交警大队。而且，从三水交警大队于2011年9月16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车辆保管场所管理工作的函》和万达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发出的《关于收回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的内容来看，即使在灿华公司实际承接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后，万达公司、三水交警大队仍认为彼此之间仍存在原先形成的、直接的合同关系。另外，合同关系中的主体变更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构成重大影响，故合同主体的变更应由当事人以明示的方式作出意思表示。在三水交警大队未作出清晰确认的情况下，灿华公司、万达公司在本案中根据三水交警大队发放的车辆放行条以及三水交警大队未明确提出所谓异议等事实，认为三水交警大队已认可与灿华公司之间已形成事实的合同关系并据此主张三水交警大队应向灿华公司支付费用，依据不足。由此可见，灿华公司、万达公司要求三水交警大队在本案中直接承担支付涉案车辆拖停费用的主张，缺乏理据。综上几点，一审法院在综合分析本案案情的基础上，认定万达公司从三水交警大队处承接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业务后，将部分业务委托给灿华公司实施，并认定灿华公司只能向万达公司主张有关拖停费用，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上所述，灿华公司、万达公司之间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因灿华公司与万达公司未对涉案车辆的拖吊停业务的具体收费标准作出明确的约定，故灿华公司在本案中单方主张的计费标准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费用金额的依据。但鉴于灿华公司实际上履行了为涉案车辆提供拖吊停服务的义务，根据诚实信用及等价有偿原则，万达公司应向灿华公司支付合理的对价。首先，涉案拖吊停业务针对的是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相关政府文件对拖、吊服务收费标准作出了具体的指导性规定，因此，一审法院结合相关政府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对本案讼争车辆拖停费用金额作出认定，合理有据。其次，在报酬价款约定不明的委托合同关系中，委托人根据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具体情况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价款，是委托合同的应有之义。因此，涉案拖停车辆的具体数量是确定有关费用的重要指标之一。一审法院根据灿华公司提交的统计车辆清单、放行条和2019年7月9日至25日的移交车辆清单、事故现场照片等证据对涉案拖停车数量作出综合认定，并将其作为确定最终费用的依据之一，理由充分。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价款约定不明的，可以参照有关交易习惯予以确定。万达公司在2016年11月已通过投标形式与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签订了《服务项目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由万达公司负责拖曳、停放保管三水区范围内交通执法、交通事故等扣押的车辆及及清障的车辆，合同期限为2016年11月23日起至2019年11月22日止，合同金额为22860000元。上述事实表明，在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领域，采用包干形式计费较为合理。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服务项目合同书》约定的合同金额以及万达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发出的《关于收回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载明的内容综合分析涉案车辆拖停费用的合理计费标准，并将其作为确定本案讼争车辆拖停费用最终金额的重要依据，并无不妥。因此，一审法院在全面分析本案案情的基础上，为避免当事人诉累，在综合分析以上三方面因素后，依据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酌情确定灿华公司可收取的车辆拖停费用应以1000000元为限，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灿华公司上诉请求中主张的车辆拖停等费用共计5177626元超出上述1000000元的部分，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万达公司拖欠灿华公司上述车辆拖停费用无理，一审法院判令万达公司向灿华公司相应利息，处理亦无不当，本院亦予维持。综上所述，灿华公司、万达公司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021元，由上诉人佛山市三水区灿华交通拯救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0221元，上诉人佛山市三水区万达有限公司负担13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三水区万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