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4833号原告：姜皓琪，女，198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南车站路****。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治(系原告丈夫)，男，户籍地上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v>被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大道****楼。负责人：孙红英，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素宝，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姜皓琪与被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本院于2020年2月3日因疫情事宜作出裁定，裁定本案中止审理。本院于2020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皓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治，被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素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皓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劳动报酬差额人民币26,727.59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劳动报酬差额42,571.2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第1项、第2项请求拖欠劳动报酬差额的百分之一百的赔偿金69,298.79元。审理中，原告撤回要求被告支付第1项、第2项请求的拖欠劳动报酬差额百分之一百的赔偿金69,298.79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3年6月24日进入被告处工作，薪酬模式为固定年薪制，每年税前304,080元。2019年6月20日，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之后，被告未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差额，为此，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经仲裁裁决，原告不服，故向法院提出起诉。被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辩称：原告于2016年6月24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的期限从2016年6月24日至2019年6月23日止。原告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期限从2017年3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双方从未约定过固定年薪304,080元。原告主张的2016年度工资差额系其自己根据与2015年、2017年、2018年的平均工资比较后得出的工资差额，该计算方式无事实依据，被告不予认可，被告已足额支付了原告2016年度工资，不存在工资差额。原告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期限从2017年3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从2017年3月1日起原告与被告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从该日起原告与被告上级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原告的工资由该公司发放，工作亦由该公司安排。原告主张的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的工资差额，系原告根据其提供的工资条上所载的目标全薪304,080元计算的。据被告向上级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了解的情况，原告与该公司未约定年薪，仅在原告的工资条上载明目标全薪304,080元，工资条反映目标全薪中固定发放工资60%，另40%属于绩效年薪，而绩效年薪分二部分，其中一半作为年终奖发放，一半作为季度奖发放。该公司已发放原告2019年第一季度奖金，2019年第二季度奖金因原告于同年6月20日已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其未完成该季度工作，故该公司未支付原告第二季度奖金。原告主张的上述2019年1月1日至6月20日的工资差额与被告无关。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如下：原告于2016年6月24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双方签订了期限从2013年6月24日至2016年6月23日止的劳动合同，2016年6月24日双方续签期限从2016年6月24日至2019年6月23日止的劳动合同。原告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期限从2017年3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2019年6月20日，原告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原告认为被告尚拖欠部分工资，为此，原告于2019年8月13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被告支付：1.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6,727.59元及100%赔偿金；2.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20日工资差额42,571.20元及100%赔偿金。经仲裁，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遂向法院提出起诉。审理中，1.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大连银行组织架构改革方案补充文件的通知及附件总行岗位体系，因系复印件，不予认可；经审查，因原告的异议成立，本院采信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大连银行总行工作人员名单，原告表示从未看到过，不予认可；经审查，因被告未提供已告知原告的依据，本院不予确认。同时，原告认为其主张2016年度工资差额系依据双方口头约定的固定年薪304,080元；且2015年、2017年、2018年被告均基本按该工资标准发放，虽有小的浮动，原告不再计较。因此，原告根据上述3年的平均工资数额与2016年度实发工资数额之间的差额得出了2016年未发放的工资差额。另当时在被告的要求下原告与其上级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自2019年3月1日起的劳动合同，原因为了方便管理，但原告之后的工作地点、工资发放、工作内容与原工作无任何变化，一直担任单证审批岗位。上述劳动合同签订后，2017年8月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实支付了原告部分劳动报酬，但原告仍始终与被告在履行原劳动合同。2019年5月27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辞职，但被告要求原告向上级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辞职，故原告只能向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辞职，并与该公司办理了工作交接手续。2.被告则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自行制作的2015年至2019年工资流水表及拖欠金额计算说明，对表格中的工资数额无异议，但计算说明系原告自行制作，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查，因被告的异议成立，本院采信被告的质证意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部门工作群微信截图，对微信中2019年5月18日的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微信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查，因被告认可微信中通知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微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被告表示因原告原从事的单证审批业务划归上级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管理，故从2017年3月1日起原告与被告上级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告系上海市居民，其社会保险费由上级公司委托被告代缴，故原告的基本工资由被告代上级公司发放，但上级公司发放了原告除基本工资外的其他工资。从2019年起因个人所得税合并计税，故原告的工资均有被告代为发放。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固定年薪为304，080元，其主张的2016年度工资差额系根据该年薪标准，并与2015年、2017年、2018年的平均工资数额比较后得出的工资差额。但被告对原告主张双方口头约定了上述年薪予以否认，原告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原告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劳动报酬差额26,727.5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劳动报酬差额42,571.2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原告2017年3月1日与被告上级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反映，从上述日期起原告与被告上级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其2019年5月27日亦向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辞职，离职交接手续亦与该公司办理，说明原告知道已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虽然原告的劳动关系转移前后的工作内容等未发生变化，但从劳动合同的主体看，原告的用人单位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主张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实际并未履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原告与被告上级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该期间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在此被告对原告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劳动报酬差额42,571.2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审理中，原告撤回要求被告支付第1项、第2项请求的拖欠劳动报酬差额百分之一百的赔偿金69,298.79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姜皓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蔡 瑜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宣永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