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1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沈瑞云，男，195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肖辰，浙江泽大（平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国华，浙江东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冬仙，女，196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香明，江西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反诉被告）：上饶县应家乡郑坞煤矿，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应家乡石门村，注册号360000310000700。主要负责人：沈瑞云，该煤矿投资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国华，浙江东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瑞云与被上诉人王冬仙、原审被告上饶县应家乡郑坞煤矿（以下简称“郑坞煤矿”）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1民初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瑞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肖辰、俞国华，被上诉人王冬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香明、原审被告上饶县应家乡郑坞煤矿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国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瑞云上诉请求，1.撤销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11民初299号判决书；2.改判并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沈瑞云以合伙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不管是从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裁判的瑞恒公司与王冬仙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还是本案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来看，沈瑞云及瑞恒公司确实向陈保冲、徐方观等人进行了汇款，汇款事实确凿无异，但对该汇款的性质及用途双方存在不一致的看法。在平湖法院否认该案作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处理，且在未改变本案案由的情况下驳回瑞恒公司诉请后，沈瑞云变更案由，以更符合事实情况的合伙纠纷案由及主体进行诉讼合情合理，也符合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则，并无不当。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在按合伙比例分配可获得的补偿款及保证金前是否应当首先扣减沈瑞云主张的应收债权，一审法院从六个方面否定了沈瑞云对郑坞煤矿享有的应收债权，均属明显认定事实不清。具体如下：1.一审法院仅凭汇款凭证中载明的“往来”“往来款”“货款”的事实就直接认定该些款项不是沈瑞云对郑坞煤矿的借款或投资款，未就“往来款”向当事人询问具体的事实情况。2.一审未就陈保冲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制衣厂的财务收支事实、经营事实进行询问，却因陈保冲的多重身份而全盘否认沈瑞云汇至陈保冲的款项与郑坞煤矿的关联性。3.一审法院未传唤陈保冲、徐方观等人询问其经济状况，也未当庭询问沈瑞云的经济状况，在仅运用法理知识却脱离实际调查的情况下，主观否定沈瑞云及瑞恒公司提供给陈保冲、徐方观等人的资金与陈保冲、徐方观等人用于郑坞煤矿生产经营的资金二者不属于同一资金。4.沈瑞云在2017年以后持续向煤矿投入是为了煤矿的顺利关停及向应急管理局和铁路办争取最优的补偿方案和补偿数额。一审法院在法庭调查时从未询问煤矿关停过程及产生费用支出情况。5.一审法院对郑永华九年来对煤矿没有分红这一情况从未提出过异议，这一不合常理的事实没有调查清楚。6.一审法院在庭审时就煤矿收入从未询问过沈瑞云，也未询问过王冬仙，连基本的收支情况都不了解，直接不以清算为前提直接分配了补偿款及保证金，裁判错误。三、本案所涉补偿款及保证金的所有权主体为郑坞煤矿，一审法院判决由煤矿股东直接向相关部门领取确属不当。1.一审法院将案外第三人的利益直接判为案件当事人享有，存在超越双方一审诉讼请求范围、超越法律主体裁判的情形。一审沈瑞云及王冬仙的诉请均为要求分配补偿款及保证金，从未要求直接可以向相关部门申领上述款项。2.郑坞煤矿是否存在对外债务，债务的数额本身不以郑坞煤矿或沈瑞云自述为准，应由郑坞煤矿债权人（潜在债权人）参与确定或由法院裁判。王冬仙辩称，一、沈瑞云以其本人缺乏必要法律知识为由，主张沈瑞云及瑞恒公司汇给案外人陈保冲等人的款项就是本案郑坞煤矿借款的上诉理由，既缺乏法律依据，又缺乏事实依据。1.沈瑞云对民间借贷中是否应当约定利息、借期，是否应当直接支付借款，是否应当出具借据等基本常识，具有足够认知能力；2.浙江嘉兴两级法院已经判决驳回沈瑞云实际控制的瑞恒公司要求郑坞煤矿返还本案借款的纠纷，沈瑞云败诉后改变案由，“出借人”由“恒瑞公司”变成“沈瑞云”，提出本案诉讼，于理于法均应驳回。二、沈瑞云认为本案一审存在六个事实认定不清并主张本案应扣除所谓“应收债权”的上诉理由，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本案所有几十张汇款凭证无一份载明“郑坞煤矿向沈瑞云或瑞恒公司借款”，无一笔收款人是郑坞煤矿，双方也未因此形成任何书面或者口头借款协议，不符合民间借贷常理。2.沈瑞云主张煤矿需要协调、沟通等需要大量费用，但是根本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3.沈瑞云在一审提交的所谓反映煤矿收入支出的表格，均为单方制作，且制作于本案双方发生争议后，不能客观反映煤矿的实际支出、收入。三、沈瑞云主张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范围、一审未查明郑坞煤矿是否存在对外债务的上诉理由，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王冬仙一审反诉请求第二项即请求判决王冬仙有权按照确定的股份比例直接向上饶县、上饶市相关部门申领补偿款及保证金，一审判决并未超出王冬仙的反诉请求范围；2.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郑坞煤矿的债权债务实际亦由沈瑞云、王冬仙承担，沈瑞云作为本案一审原告，诉讼请求也是主张分配补偿款，故各合伙人依法对合伙煤矿的补偿款主张分配，并无不当。3.关于郑坞煤矿的债务问题，沈瑞云一审认可了郑坞煤矿并无其他较大外债，郑坞煤矿在本案及浙江嘉兴两级法院审理的另案中从未主张过存在其他外债的事实，且即使郑坞煤矿存在部分小债务，债权人亦可另案主张。综上，郑坞煤矿系个人合伙，其债权债务实际上也由各合伙人承担，沈瑞云、王冬仙作为合伙人请求分割分配补偿款，并无不当。原审被告郑坞煤矿述称，1.沈瑞云借给郑坞煤矿的钱用于工人工资和煤矿改造等，应认定为郑坞煤矿的债务。2.本案并非合伙协议纠纷，而是合伙清算纠纷。双方争议的补偿款系郑坞煤矿所有，郑坞煤矿本身存在对沈瑞云的债务，因此，应当先对郑坞煤矿进行清算，再由合伙人分配资产。3.补偿款应由郑坞煤矿领取，其他任何人无权领取。沈瑞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郑坞煤矿偿还沈瑞云借款本息总计人民币11,498,287.54元；2.郑坞煤矿剩余资产1,366,312.49元，由沈瑞云和王冬仙按股权份额分担；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诉讼中，沈瑞云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请求确认郑坞煤矿合伙债务本金7,866,114.3元及利息3,632,173.24元（本息合计11,498,287.54元），由沈瑞云、王冬仙承担。2.请求郑坞煤矿取得的补偿款及风险保证金在偿还上述合伙债务后，由沈瑞云按63%、王冬仙按37%的比例分配。3.撤回对郑坞煤矿的起诉。4.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冬仙承担。王冬仙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上饶县铁路建设办公室、上饶市应急管理局为本案第三人，并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郑坞煤矿立即向王冬仙支付分配款4,759,902元；2.判决沈瑞云、上饶县铁路建设办公室、上饶市应急管理局对上述第一项请求予以协助；3.本案反诉的诉讼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诉讼中，王冬仙提出申请不将郑坞煤矿列为当事人，放弃追加上饶县铁路建设办公室、上饶市应急管理局为本案第三人，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请求法院确认郑坞煤矿关停后所得补偿款及相关部门返还的保证金不应扣除沈瑞云主张其在郑坞煤矿的应收债权，应直接按照沈瑞云占有63%、王冬仙占有37%的比例进行分配。2.请求判决王冬仙有权按照股份比例直接向上饶县、上饶市相关部门申领补偿款及保证金。3.本案反诉的诉讼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法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郑坞煤矿成立于2002年7月12日，登记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为原煤开采，投资人现登记为沈瑞云。2008年7月26日，郑坞煤矿股权人郑永华（甲方）与沈瑞云（乙方）签订《上饶县郑坞煤矿产业扩股重组合同》，约定：郑坞煤矿经甲方两年多开发经营，目前已初具规模，系符合国家安全开采标准的中型煤矿；甲方意欲再扩大生产，将资产扩大到1000万元，由于资金短缺愿意转让部分煤矿开采权；乙方经招商引资应允参股；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原投资郑坞煤矿目前一切固定资产抵值设备作价650万元；甲方保留240万元出资，其余410万元由乙方支付给甲方，甲方占煤矿股份24%；乙方出资760万元，其中410万元支付给甲方，由甲方收回部分投资，另350万元用于煤矿扩大生产，乙方出资后占有煤矿76%的股份，乙方控股；扩股后成立合伙企业，双方另行签订合伙协议和章程，并进行合伙企业登记，由乙方为法定代表人；合伙协议和章程以本协议为蓝本，如因行政登记上的巨大成本或者其他困难而难以登记为合伙企业的，则仍登记为个私企业，业主更换为沈瑞云，不妨碍双方按照合伙共负盈亏。该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09年6月5日及13日，郑永华（甲方）与沈瑞云（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2008年7月26日双方签订《上饶县郑坞煤矿产业扩股重组合同》后，甲方履行了合同的全部内容，乙方尚有部分未履行，现双方经自愿协商，变更部分内容：1、缩小投资规模至730万元，甲方保留2,701,000元的出资，甲方占煤矿股份37%。2、乙方出资4,599,000元，其中3,799,000元用于支付给甲方，其余80万元用于投入煤矿生产和安全风险押金，乙方占煤矿股份63%。该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7年5月，郑永华因病去世。王冬仙在本案中主张其为郑永华唯一合法继承人，沈瑞云不持异议。2017年5月16日，上饶县人民政府印发饶县府发〔2017〕6号《上饶县人民政府关于淘汰关闭上饶县应家乡郑坞煤矿等四处煤矿的决定》，主要内容为：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精神，根据上级下达的2017年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结合该县实际，经属地镇（乡）提请、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淘汰关闭郑坞煤矿等四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产业政策、浪费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小煤矿，去产能16万吨/年。2018年12月28日，京福闽赣铁路客运专线有限公司上饶指挥部、上饶县铁路建设办公室、浙江之源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闽赣分公司、郑坞煤矿联合签署了《关于合福铁路工程（江西段）建设拆除上饶县境内应家乡郑坞煤矿补偿纪要》，主要内容为：就合福铁路工程（江西段）建设需要拆除郑坞煤矿的补偿问题，经过与会各方商谈，同意基础补偿额为7,498,600元，由京福闽赣铁路客运专线有限公司补偿；以上补偿金额须经相关各方的补充完善及审核、审价、审计等方可最终确定；以上补偿费用由上饶县铁路建设办公室在江西省铁办预付征地拆迁补偿款和京福闽赣铁路客运专线有限公司预付压覆矿补偿款中列支，由上饶县铁路建设办公室按有关协议规定支付给郑坞煤矿。据此，本案双方一致认可郑坞煤矿现已在上饶县铁路建设办公室处可得煤矿拆除补偿款7,498,600元。委托人郑坞煤矿沈瑞云与被委托人上饶市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签订《煤炭产能指标交易委托书》，主要内容为：本煤矿企业已于（承诺于）2017年将郑坞煤矿关闭到位，退出煤炭产能4万吨，本煤矿企业无条件承诺并保证该煤矿关闭退出符合标准、不可恢复、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本煤矿企业已完全知悉并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煤矿产能置换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关于“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可选择委托政府有关部门统一交易，也可选择自行交易”的相关规定，完全自愿决定选择委托统一交易的方式，将郑坞煤矿退出的煤炭产能4万吨，委托给上饶市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统一开展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据此，本案双方一致认可郑坞煤矿现已在上饶市应急管理局处可得产能置换补偿款4,716,000元。另外，王冬仙与沈瑞云一致确认郑坞煤矿可得安全生产保证金650,000元。2018年9月18日，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平湖市瑞恒衣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恒公司）与被告郑坞煤矿及第三人王冬仙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瑞恒公司诉讼请求为:1.郑坞煤矿立即偿还瑞恒公司借款7,511,415.88元，并支付利息3,756,220.07元；2.本案诉讼费由郑坞煤矿承担。该案庭审过程中，瑞恒公司以其在2017年8月28日至2019年1月30日出借郑坞煤矿354,698元为由，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郑坞煤矿合计归还借款本金7,866,113.88元及利息。被告郑坞煤矿的法定代表人沈瑞云在该案中承认瑞恒公司的起诉是事实，认可郑坞煤矿应当承担该案的还款责任。王冬仙在该案中则辩称原告瑞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秀华，但实际控制人是沈瑞云，被告郑坞煤矿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沈瑞云，因此该案是典型的原、被告主体混同、虚构债务、骗取合法财产的虚假诉讼。王冬仙在该案答辩中还提及郑坞煤矿因当地政策性关停并由政府给予补偿，由于高铁建设也给予补偿。郑永华去世后，才有该案所涉的《借条》。该案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包括以下内容：《上饶县郑坞煤矿产业扩股重组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沈瑞云先后委派徐方观、陈保冲管理郑坞煤矿。该案所涉《借条》载明：“我矿于2009年6月至2017年7月共向瑞恒公司借款7,511,415.88元，利息3,756,220.07元，合计11,267,635.95元。借款方式包括瑞恒公司转账、沈瑞云个人账户转账或者现金汇款形式，汇给我司员工徐方观、陈保冲、黄兆伟账户，由该三位员工负责代表煤矿支付职工工资、煤矿三级达标、达标设备、钻井、探煤、钻矿道等费用的支付，及黄兆伟代交风险保证400,000元等。”该《借条》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8日、载明的借款单位为郑坞煤矿，并由陈保冲加盖郑坞煤矿公章确认。2017年8月28日至2019年1月30日，瑞恒公司向陈保冲转账合计354,698元。现瑞恒公司持借条及汇款凭证、转账凭证等起诉要求郑坞煤矿返还借款本金7,866,113.88元及利息。该院还认定以下事实：瑞恒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秀华系沈瑞云妻子；瑞恒公司账面记载沈瑞云欠其款项，郑坞煤矿并未欠款；除2010年12月31日的转账凭证载明用途为“货款”外，其他凡注明用途的转账凭证均将用途备注为“往来”；郑坞煤矿的4册账本中将汇款记载为“公司转入”、“邮政汇入”或“沈瑞云筹资款”。2019年3月15日，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482民初463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瑞恒公司、郑坞煤矿间虽有资金上的流转，但结合分析，不能确定款项性质为借款，故瑞恒公司的诉请，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瑞恒公司该案全部诉讼请求。瑞恒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瑞恒公司的诉讼请求。2019年5月22日，嘉兴中院作出（2019）浙04民终10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1月30日，上饶县人民法院受理原告王冬仙与被告沈瑞云合伙企业纠纷一案。原告王冬仙以其与沈瑞云就郑坞煤矿股权份额及收益分配发生纠纷为由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定王冬仙对郑坞煤矿的37%股份份额。经该院主持调解，上饶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赣1121民初518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工商登记在沈瑞云名下的郑坞煤矿王冬仙（郑永华继承人）占该煤矿股份37%，沈瑞云占该煤矿股份63%。此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以下事实：1.陈保冲在沈瑞云设立在上饶的制衣厂担任法定代表人。2.本案双方一致确认郑坞煤矿目前基本没有外债，要有也只是微小的一点外债，且目前没有案外人要求过参与案涉补偿款及保证金的分配。3.本案双方一致确认没有进行过合伙清算，但一致同意在没有进行合伙清算的情况下仍对案涉补偿款及保证金进行分割。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沈瑞云向徐方观、黄兆伟、陈保冲等人付款的相关问题。1、沈瑞云主张的已付金额。沈瑞云在民事诉状中主张，2009年6月至2017年7月期间沈瑞云通过其关联的瑞恒公司向徐方观、黄兆伟、陈保冲等人提供了出借款7,511,415.88元，并在2017年7月郑坞煤矿政策性关停期间通过上述方式向徐方观、黄兆伟、陈保冲等人提供了出借款354,698.42元，上述两项出借款本金合计为7,511,415.88+354,698.42=7,866,114.3元。此外，在本案庭审举证阶段，沈瑞云又依据《上饶县应家乡郑坞煤矿原始凭证复印件（总册）》中的付款清单及相关凭证，主张其已将8,666,133.88元出借款交付给徐方观、黄兆伟、陈保冲等人。因此，沈瑞云主张其已向徐方观、黄兆伟、陈保冲等人支付的款项金额，分别有7,866,114.3元与8,666,133.88元两种不同的主张。2、沈瑞云主张的已付金额如何与本案证据相对应的问题。沈瑞云提交的《上饶县应家乡郑坞煤矿原始凭证复印件（总册）》中，列入了三张付款清单，分别为：①总额为1,350,200+400,000=1,750,200元的付款清单一份；②总额为6,561,215.88元的付款清单一份；③总额为264,605元的付款清单一份。但是，经一审法院核算，上述①②③项三张付款清单的总额为8,576,020.88元，该项合计总额既大于沈瑞云在民事诉状中主张的7,866,114.3元的已付金额，又小于沈瑞云在本案庭审举证阶段主张的8,666,133.88元的已付金额，故沈瑞云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与其分别主张的两种已付金额保持一致。3、沈瑞云主张已付款项的真实性及资金用途。沈瑞云主张其通过关联的瑞恒公司向徐方观、黄兆伟、陈保冲等人支付的款项为出借款，且该款项已实际用于郑坞煤矿的生产经营。经一审法院核查，上述①②③项三张付款清单所对应的凭证，具体情况如下：第①项总额为1,350,200+400,000=1,750,200元的付款清单中，400,000万元安全生产风险保证金未附凭证，另外所列的1,350,200元款项，所对应的证据均为《现金日记账》。该《现金日记账》中载明的资金用途大部分为“公司转入”、“公司汇入”，一小部分载明为“收沈瑞云筹资款”。据此，沈瑞云主张上述款项实际用于郑坞煤矿的生产经营。一审法院认为，《现金日记帐》系单方制作的资金往来账目，在无其他事实依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因此，沈瑞云主张的第①项总额为1,750,200元的已付款项及其资金用途，一审法院无法确认。第②项总额为6,561,215.88元的付款清单中，2010年11月15日徐方观出具给沈瑞云的85,000元的收条，没有其他事实依据相印证，故对其真实性一审法院无法确认。该份清单中的其他款项，均有相应的汇款凭证，且王冬仙对上述汇款凭证未提出异议，故对上述款项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确认。上述汇款凭证中绝大部分载明的资金用途为“往来”、“往来款”，一小部分凭证中没有载明资金用途，个别凭证载明为“货款”、“支出”等，且上述汇款凭证中载明的收款人多数为陈保冲，少数为徐方观。据此，沈瑞云以陈保冲、徐方观为沈瑞云派驻郑坞煤矿的负责人且陈保冲、徐方观收取了上述款项为由，主张上述款项实际用于郑坞煤矿的生产经营。第③项总额为264,605元的付款清单中，均有相应的汇款凭证，且王冬仙对上述汇款凭证未提出异议，故对上述款项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确认。上述汇款凭证中，只有一张载明为“往来借款”，其他凭证全部载明为“往来”。上述汇款凭证中的收款人均为陈保冲。据此，沈瑞云主张上述款项实际用于郑坞煤矿的生产经营。4、沈瑞云提供了“利息清单”一份，拟证明2009年6月4日至2019年6月10日沈瑞云垫资给郑坞煤矿的资金共产生利息3,632,173.64元。王冬仙对该份“利息清单”的“三性”均有持异议，认为本案根本不存在沈瑞云垫资煤矿的事实，且借款月利率4.35%更是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为，该份“利息清单”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只能视为沈瑞云的陈述与主张。二、关于郑坞煤矿收支的问题。沈瑞云依据其提交的《上饶县应家乡郑坞煤矿原始凭证复印件》总册中的《上饶县应家乡郑坞煤矿收入支出汇总表》以及《上饶县应家乡郑坞煤矿原始凭证复印件》第二至第五册中的相关凭证，主张郑坞煤矿经营期间产煤收入2,252,758.6元、对外支出102,501,393.54元，郑坞煤矿支出大于收入，负债部分均系通过沈瑞云处借入资金解决。王冬仙对该组证据中所有税务发票、银行盖章的转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该组证据中所有其他凭证、手写收据、清单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达到沈瑞云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证意见：1.王冬仙对该组证据中所有税务发票、银行盖章的转款凭证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该组证据中的手写单据等其他证据，无事实依据相印证，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三、关于郑坞煤矿关停的问题。沈瑞云依据饶县煤监字〔2009〕22号、饶县煤字〔2011〕44号、饶县煤字〔2013〕29号、饶县府发〔2017〕6号文件及郑坞煤矿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工作相关事项的《情况说明》，主张2009年沈瑞云参股后郑坞煤矿一直连续经营至2017年。王冬仙则依据《上饶县应家乡安监站现场检查记录》及2018年12月19日上饶县应家乡石门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拟证明郑坞煤矿实际于2013年1月16日前就已经关停了，并且至今未生产，处于荒废状态，根本不存在借款生产或者维持的情形。四、关于对公账户问题。本案诉讼中，沈瑞云主张其参与本案合伙后郑坞煤矿没有使用过对公账户。王冬仙则认为，郑坞煤矿始终都有对公账户，沈瑞云参与本案合伙后，郑永华将有关账户连同公章一并移交给了沈瑞云。一审法院认为，围绕本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双方请求分割郑坞煤矿补偿款及安全生产保证金是否合法；2.本案分割的财产中是否应当扣减沈瑞云主张的应收债权；3.本案分割的财产如何分配。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双方请求分割郑坞煤矿补偿款及安全生产保证金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中，王冬仙的丈夫郑永华与沈瑞云签订《上饶县郑坞煤矿产业扩股重组合同》，对各自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故郑永华与沈瑞云形成了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郑坞煤矿虽然登记为投资人为沈瑞云的个人独资企业，但事实上郑坞煤矿属于沈瑞云与郑永华个人合伙。本案双方一致确认郑坞煤矿没有进行过合伙清算，但是，关于合伙清算程序，我国法律对个人合伙中的清算程序未予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个人合伙未经清算而对财产予以分割处置，不影响合伙人对合伙债务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进而不足以确认个人合伙中的财产分割必然会对案外债权人的实际利益造成损害。况且，在郑坞煤矿实际已经停产停业的情况下，本案双方一致同意就争议款项进行分割，也没有证据表明分割争议款项必然损害第三人利益。因此，本案双方一致要求分割郑坞煤矿补偿款及安全生产保证金，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二、关于本案分割的财产中是否应当扣减沈瑞云主张的应收债权的问题。沈瑞云主张其通过瑞恒公司账户或沈瑞云账户向徐方观、黄兆伟、陈保冲等人提供了8,666,133.88元出借款（沈瑞云在其民事诉状中主张的出借款为7,866,114.3元），且徐方观、黄兆伟、陈保冲等人系沈瑞云派驻郑坞煤矿的负责人，相关出借款也用于支付郑坞煤矿职工工资、煤矿三级达标、达标设备、钻井、拌煤、钻矿道、风险保证金等支出。据此，沈瑞云在本案诉讼中要求确认郑坞煤矿的合伙债务本金7,866,114.3元及利息3,632,173.24元（本息合计11,498,287.54元）由沈瑞云、王冬仙承担，并请求郑坞煤矿取得的补偿款及风险保证金在偿还上述合伙债务后，由沈瑞云按63%、王冬仙按37%的比例分配。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沈瑞云的诉讼请求以及沈瑞云陈述的案件事实与理由，沈瑞云在本案诉讼中的核心诉求为郑坞煤矿取得的补偿款及风险保证金应当首先扣减沈瑞云主张的应收债权，然后再由本案双方按比例进行分配。围绕沈瑞云的诉讼请求，本案应当首先对沈瑞云主张的应收债权进行审查认定。沈瑞云主张其向郑坞煤矿提供了8,666,133.88元出借款（在其民事诉状中主张的出借款为7,866,114.3元），但是，其所提供的《上饶县应家乡郑坞煤矿原始凭证复印件（总册）》中相关证据存在以下问题：1.第①项总额为1,750,200元的付款清单中，所对应的证据均为《现金日记账》。但是，该《现金日记帐》系单方制作的资金往来账目，在无其他事实依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2.第②项总额为6,561,215.88元的付款清单以及第③项总额为264,605元的付款清单中，虽然绝大部分都有相应的汇款凭证，但是，仅凭这些汇款凭证依然无法证明相关款项为沈瑞云提供给郑坞煤矿的出借款或投资款，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款项性质不明。汇款凭证中载明的资金用途为“往来”、“往来款”甚至是“货款”，不足以确认为沈瑞云向郑坞煤矿提供的借款或投资款。其次，收款人具有多重身份。徐方观、陈保冲系独立的自然人，不排除其实施的收款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的可能。徐方观、陈保冲同时又是沈瑞云派驻到郑坞煤矿负责经营管理人员，不排除其实施的收款行为属于完成沈瑞云指定或委托事项的可能。因此，不能因收款人为郑坞煤矿负责人，其实施的收款行为就必然属于郑坞煤矿的收款行为。沈瑞云在本案诉讼中承认陈保冲在沈瑞云设立于上饶的制衣厂担任法定代表人，也能说明陈保冲所收款项的实际用途存在不确定性。唯一一份2018年1月2日的汇款凭证中载明为“往来借款”，但仅凭该份凭证无法确认陈保冲个人借款还是郑坞煤矿借款。第三，收付的金钱属于种类物。沈瑞云及其瑞恒公司提供给徐方观、陈保冲的资金，与徐方观、陈保冲实际用于郑坞煤矿生产经营的资金，二者并不当然属于同一资金。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在沈瑞云没有与郑坞煤矿及其他股东签订借贷或投资合同的情况下，沈瑞云及其瑞恒公司提供给徐方观、陈保冲的资金并不当然等同于沈瑞云及其瑞恒公司提供给郑坞煤矿的资金。第四，汇款时段不合常理。2017年5月16日上饶县人民政府印发淘汰关闭郑坞煤矿的决定，沈瑞云与也在《煤炭产能指标交易委托书》中签字确认郑坞煤矿已于（承诺于）2017年关闭到位。在2018年9月18日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瑞恒公司与被告郑坞煤矿及第三人王冬仙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中，王冬仙提及郑坞煤矿拆迁补偿等事实，说明此时本案双方已经为案涉补偿款发生争议。在此情况下，沈瑞云仍持续向郑坞煤矿支付出借款至2018年11月26日，显然不合常理。第五，付款方式不符合常理。沈瑞云入伙时与合伙人签署比较严谨的扩股重组合同及补充协议，说明其知晓合伙投资的法律常识。但是沈瑞云主张其持续九年向郑坞煤矿提供出借款，却无法提供其与郑坞煤矿或其他股东签订的借贷或出资合同，也无法提供郑坞煤矿还款或投资分红的相关证据，显然不合常理。此外，无论是向企业借贷还是出资，通常应当通过企业的对公账户打款，但沈瑞云却向企业相关的个人打款，也不合常理。第六，郑坞煤矿收支情况不明。沈瑞云提供的《郑坞煤矿收入支出汇总表》以及相关凭证，未经过清算程序予以确认，不足以证明郑坞煤矿支出大于收入，沈瑞云据此主张其向郑坞煤矿提供资金的合理性，依据不足，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综上，沈瑞云主张的应收债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无法采信。依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当由沈瑞云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沈瑞云关于先行扣减其应收债权后再行分配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郑坞煤矿补偿款及安全生产保证金如何分配的问题。虽然郑坞煤矿未经合伙清算，但是本案双方均明确表示同意在未经清算的情况下仍继续进行补偿款等财产分割，故本案处理亦不再考虑是否以合伙清算为前提条件。沈瑞云要求先行扣减其应收债权后再行分配的主张现已明确不应得到支持，且本案双方对沈瑞云占有63%、王冬仙占有37%的比例分配并无异议，故郑坞煤矿补偿款及安全生产保证金应当直接按照沈瑞云占有63%、王冬仙占有37%的比例分割。王冬仙要求确认其有权直接向相关部门申领其应得部分的补偿款及保证金，不违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沈瑞云请求先行扣减其应收债权后再行分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冬仙的反诉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郑坞煤矿因煤矿拆除、产能置换所得的补偿款及返还的安全生产保证金，直接由沈瑞云、王冬仙按照63%、37%的比例进行分割。沈瑞云占有郑坞煤矿所得款项中63%的财产，王冬仙占有郑坞煤矿所得款项中37%的财产。二、王冬仙有权按照上述第一项判决所确定的财产内容直接向上饶县、上饶市相关部门申领郑坞煤矿名下的补偿款及安全生产保证金。三、驳回沈瑞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988元、反诉费22,439.61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沈瑞云负担。二审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当事人的讼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沈瑞云主张对郑坞煤矿享有债权是否成立；2.沈瑞云和王冬仙是否能对郑坞煤矿的补偿款和保证金进行分配；3.王冬仙是否有权按分配比例直接向有关部门申领补偿款和保证金。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判如下：一、关于沈瑞云主张对郑坞煤矿享有债权是否成立问题沈瑞云要求确认郑坞煤矿的合伙债务本金786.6114万元，即为其出借的款项。首先，现有证据难以支持。从借款发生的过程来看，沈瑞云主张的借贷持续八年，次数频繁，数额巨大，却没有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数额、借期、还款时间和利息等事项，从未对款项进行结算，期间沈瑞云亦未主张还款，而是在郑坞煤矿被当地政府决定关停以后，由郑坞煤矿向瑞恒公司出具《借条》，将所有汇款均确认为郑坞煤矿向瑞恒公司的借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常理和交易习惯。从借款数额来看，沈瑞云在本案一审起诉状主张借款本金7,866,113.88元，并提供《上饶县应家乡郑坞煤矿原始凭证复印件（总册）》中的付款清单及相关凭证予以证明，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其起诉主张与上述证据所载明的借款本金数额并不一致，沈瑞云对此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其提供的证据无法支持其借款数额，本院无法确认其主张的具体借款数额。从款项的流向和用途来看，沈瑞云主张借钱给郑坞煤矿系由沈瑞云或通过瑞恒公司打给陈保冲、徐方观个人，汇款凭证载明“往来”“往来款”“货款”，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款项未明确载明“借款”，亦未打入郑坞煤矿公账，导致陈保冲、徐方观个人账户与郑坞煤矿公账资金难以区分。而对打入陈保冲、徐方观账户的款项沈瑞云仅笼统主张用于支付职工工资、煤矿改造等费用，未提供证据证明打入陈保冲、徐方观账户的款项与煤矿各项经营支出的对应关系。因此，沈瑞云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沈瑞云或通过瑞恒公司打给陈保冲、徐方观账户的款项系郑坞煤矿借款，也无法证明用于煤矿经营。其次，两合伙人对煤矿借债问题没有形成任何协议。郑坞煤矿为沈瑞云和郑永华两人合伙，双方按照合伙比例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在重大合伙事务上亦应享有共同决策权。沈瑞云作为郑坞煤矿的实际控制人，如郑坞煤矿确因经营需要拆借巨额资金，应得到另一合伙人郑永华同意或确认，否则会严重损害郑永华的利益，本案沈瑞云未提供证据证明得到郑永华同意或确认。再者，从二审庭审双方陈述来看，郑永华不参与经营，煤矿由沈瑞云实际经营和控制，双方未对煤矿进行过清算，也未分配过利润。故沈瑞云主张要抵扣以其实际控制的煤矿名义出具的借条所称欠瑞恒公司的款项（实际是欠其自己出借的款项），于法无据，于理不符。再次，以相同事实、相同证据主张存在借款关系的诉讼已有生效判决予以驳回。沈瑞云在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以瑞恒公司作为原告,以与被告郑坞煤矿存在借款关系为由提起诉讼,主张郑坞煤矿偿还借款7,866,113.88元及利息，并提供了汇款凭证、后期补制的郑坞煤矿帐册及出借人为瑞恒公司并加盖郑坞煤矿公章的《借条》作为证据，案经平湖法院和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不能确定款项性质为借款的理由驳回诉请。现本案沈瑞云更换瑞恒公司为自己作为原告，依据与浙江案件相同事实、相同证据再次起诉郑坞煤矿主张相同债权。对此，本院认为，瑞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秀华系沈瑞云妻子，沈瑞云作为瑞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浙江案中以瑞恒公司为债权人的主张与本案中以自己为债权人的主张相互矛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且浙江案件生效判决驳回诉请的理由并非因原告主体不适格，而是对该事实作出了不能确定款项性质为借款的认定。综上，沈瑞云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系郑坞煤矿的借款，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沈瑞云和王冬仙是否能对郑坞煤矿的补偿款和安全生产保证金进行分配问题沈瑞云二审提出郑坞煤矿未经清算确定外债前两合伙人不应进行分配。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存在合伙债务，债务人可以合伙人为被告要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沈瑞云作为郑坞煤矿的实际控制人，对郑坞煤矿是否存在对外债务应是清楚的，其在一审自认郑坞煤矿除案涉债务不存在其他对外债务，要有也是小额债务，且没有案外人要求过参与案涉补偿款及保证金的分配。因此，即使不经清算分配财产，也不会影响其他债务人的利益。沈瑞云二审庭审时还提出对郑坞煤矿账册进行鉴定，确定是否存在亏损，由双方分担亏损后再行分配。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沈瑞云和王冬仙均提出诉请要求直接分配案涉补偿款及保证金，并一致同意在不进行合伙清算的情况下进行分配。是否组织合伙清算的决定权在当事人，沈瑞云一审并未提出对郑坞煤矿的债权债务进行司法鉴定的书面申请，二审庭审时才提出对此进行鉴定的申请，超出一审诉请范围，且王冬仙以账目系单方制作、未经合伙人同意、也未入公账户为由不同意鉴定，故对沈瑞云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审理。据此，沈瑞云和王冬仙可以对郑坞煤矿的补偿款和安全生产保证金进行分配。三、关于王冬仙是否有权按分配比例直接向有关部门申领补偿款和保证金问题沈瑞云主张本案所涉补偿款及保证金的所有权主体为郑坞煤矿，该些款项均属于郑坞煤矿的资产，理当用于煤矿的负债，一审法院判决由煤矿股东直接向相关部门领取不当。对此，本院认为，因双方已就补偿款及安全生产保证金的分配产生纠纷，如以郑坞煤矿名义申领补偿款和保证金后再行分配，由于郑坞煤矿由沈瑞云实际控制，王冬仙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另，沈瑞云认为原判第二项超出一审双方的诉请亦属不实，本案一审王冬仙反诉第二项请求为“王冬仙有权按照股份比例直接向上饶县、上饶市相关部门申领补偿款及保证金”，沈瑞云一审诉请亦要求分配郑坞煤矿补偿金和保证金，因此，一审判决支持王冬仙该项反诉诉请，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未超出双方诉请范围。针对沈瑞云提出的上诉请求中，质疑一审未就“往来款”向当事人询问具体的事实情况，未传唤陈保冲、徐方观等人询问其经济状况，未当庭询问沈瑞云的经济状况，未询问关停产生费用及煤矿收入等，而否定了其对郑坞煤矿享有的应收债权，判决明显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本院认为，沈瑞云主张的以上事由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范围。沈瑞云如认为上述事由中有能证明发生借款的事实以支持其诉讼请求，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有责任及时提交相关证据来证明，未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沈瑞云主张对郑坞煤矿享有债权的上诉请求缺乏证据支持，其要求扣除该笔款项后再行分配郑坞煤矿的补偿款和安全生产保证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由王冬仙按判决确定的财产内容直接向有关部门申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98,988元，由沈瑞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训荣审判员  段亦枫审判员  王慧军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骆丽玲书记员万苗苗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