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民终6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为思，男，196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梅太华，男，196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飞，江西深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珊玲，江西深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为思因与被上诉人梅太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2019）赣0803民初1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为思与被上诉人梅太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飞、李珊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为思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梅太华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梅太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为“受托人梅太华成为合作协议的一方不影响其获得委托报酬”错误。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2013年7月25日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梅太华应当以刘为思代理人的身份与第三人进行磋商洽谈。且该合同第四条约定：受委托人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进一步明确了梅太华作为代理人身份的独立性，和支付代理报酬的前提。但2013年8月18日，梅太华和谢剑平作为合同相对方与刘为思签订了《合作协议》。由此可见，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因梅太华成为合同相对方而未实施代理行为已自动解除。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商业活动亘古不变的定律，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明确转让费必须确保1600万元，这是授权的底线，可《合作协议》的转让费恰恰就是1600万元，这正是梅太华由受托人转换成合同相对方造成。因为委托人势必将其所有的真实情况（含商业秘密等）及权利底线告知受托人，梅太华由受托人转换成合同相对方存在极大商业风险及道德风险，其依法不应当获取报酬，否则刘为思的权益势必造成巨大损失。梅太华明知自己及第三人谢剑平无履行《合作协议》的能力，为获暴利和谢剑平恶意串通来签订《合作协议》，后四处借高利贷导致以股权抵债而使该项目瘫痪至今。刘为思应当获得的股权溢价1600万元至今未依约依法获得，梅太华的行为导致刘为思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严重损害了刘为思的利益。二、原审依据刘为思与谢剑平的两份《调解协议》认定刘为思已获益1600万元，属于断章取义。两份《调解协议》就相同事实约定有冲突时，依法应当以后一份为准。第一份《调解协议》的确约定冲抵，但是2016年1月16日第二份《调解协议》只明确了吉安项目刘为思应分利1600万元，并未约定冲抵。故刘为思并未获得1600万元的股权转让收益款。且梅太华未履行委托代理行为，是否获益与本案无关。三、案涉《承诺书》是刘为思基于错误的法律认识及在相互结算和股权转让的前提下作出的。之后刘为思发现梅太华与谢剑平恶意串通，就于2015年向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张解除《委托代理合同》，该行为也反映出对该承诺书不予认可。且案涉《承诺书》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而做出的，本案委托代理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成立，故该承诺书不成立。原审未全面审查，认定《承诺书》有效，并以此倒推《委托代理合同》的履行效力，显属本末倒置。综上所述，梅太华根本没有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委托事项，其主张获得委托代理报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梅太华辩称，一、刘为思对梅太华即是代理人又是合作人的双重身份并无异议。《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约定，所有代理受让合同均由委托人刘为思签字后有效，未经委托人签字的第三方合同没有法律效力。即梅太华在寻找合作伙伴过程中，合作伙伴是否可行须经刘为思签字确认才有效，刘为思与梅太华、谢剑平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表明其对梅太华即是介绍人又是合作方的身份不持异议。2014年6月9日刘为思再次以承诺书的方式认可梅太思的双重身份。二、梅太华依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已经为刘为思寻找到了合作伙伴并明确了其有取得1600万元债权的权利。梅太华、谢剑平签订合作协议后也按约支付了3000万元的土地款。故梅太华并没有侵害刘为思的合法权益，更不存在为了暴利与第三人谢剑平恶意串通的情形。三、梅太华为有偿受托，其完成委托事项后有权取得代理费，且2014年6月9日刘为思明确尚欠代理费320万元并重新约定了付款时间。无论本案委托代理合同为什么解除，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在受托人完成了委托事项的情况下，委托人必须支付代理费。四、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取得1600万元是支付代理费的条件，但2014年6月9日的承诺书，重新约定了委托代理费的支付时间和条件。故刘为思是否取得1600万元并不影响其应当支付梅太华320万元代理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梅太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为思立即向梅太华支付人民币32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刘为思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24日，刘为思以北京迪依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名义取得吉安市青原区河东经济开发区A2-2地块（面积27.975亩）和原818厂2号地块北边土地（面积18亩）两宗土地开发权（以下简称吉安项目）。2013年7月25日，刘为思作为委托人，梅太华作为受托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一、委托事项：委托人以北京迪依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政府签订“百望电子网购商城”项目，商业用地27.975亩，单价239.6068万元/亩，商住用地18亩，单价70万元/亩。二、委托人全权委托受托人联系合作对象，将商业用地27.975亩合作开发经营权的40%寻求合作对象，将818厂商住地18亩寻求合作对象。其中如果分割联系合作方应满足：1、商业用地27.975亩合作开发经营权的40%合作对象应支付委托人收益共计1000万元。2、818厂商住地18亩合作对象应支付委托人收益共计600万元。如整体打包联系合作方，应确保委托人在二个项目中收益1600万元。三、所有代理受让合同均由委托人刘为思签字后有效，未经委托方授权的项目，受委托人不得承诺，未经委托人签字的第三方合同没有法律效力。四、代理报酬支付方式：受委托人不具有公司股东，但有权获得代理报酬的权力，受委托人应按与合作方签订合作合同后，收取合作对方的收益（1600万元）的20%（即320万元）向受委托方支付代理报酬。在合作对方支付转让费后的一个星期之内，委托方需支付相应的代理费给受托方。五、本合同有效期到至本项目结束，本合同自动失效，本合同自委托人及受托人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二份，委托人、受托人各一份。2013年8月28日，刘为思作为甲方，梅太华及案外人谢剑平作为乙方，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一、刘为思（甲方）与谢剑平、梅太华（乙方）就吉安市青原区A2-2地块中的40%进行合作开发（另60%的股权属于案外人邵宪明）。开发过程中甲方不再承担出资义务，由乙方承担。甲方在合作中所占股份全部交由乙方进行经营管理。乙方保证甲方在该宗土地使用权证办到合作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之日起24个月之内支付刘为思1000万元分红；二、吉安市原818厂保障房也列入合作开发项目中，甲方占股20%，乙方占股80%。在该宗土地使用权证办到合作开发的房地产公司之日起24个月内，乙方应支付甲方600万元分红。两项固定利润合计，乙方应当支付甲方1600万元。签订协议后，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双方将协议中的A2-2地块合作项目的部分股权转让。吉安市原818厂保障房因故退还，没有实际合作开发。2014年6月9日，刘为思向梅太华及案外人谢剑平出具《承诺书》：刘为思欠谢剑平南城项目赔偿款计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整，吉安项目补偿梅太华人民币叁佰贰拾万元整，刘为思同意两个半月归还，两个半月内未归还，刘为思用A2-2吉安项目股权质押给谢剑平、梅太华，梅太华、谢剑平同意直接转给谢剑平名下。以上款项由谢剑平、梅太华内部结算。承诺书后谢剑平注明：如转股权在本人名下，梅太华收益部分由本人负责支付。2015年初，刘为思向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梅太华于2013年7月2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最终二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代理合同，但对梅太华是否完成委托合同约定的事项未作认定。现梅太华认为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虽已解除，但其已完成委托事项，且刘为思也以《承诺书》及在其他案件中的陈述等方式认可了该代理费的存在，该代理费应予支付。刘为思则认为代理合同已终止，梅太华没有完成代理事项，虽刘为思曾经因为错误认识而做出了承诺，但该支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付。双方为此发生争议而诉讼至法院。诉讼期间，依梅太华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对刘为思名下的房产进行了财产保全。另查明，2013年7月30日，刘为思以北京迪依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名义取得了抚州市南城县河东双江汇合处地块优先使用权（以下简称南城项目）。2013年8月13日，刘为思同样以收取合作对方收益1800万元的20%向梅太华支付代理报酬的方式与梅太华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3年11月20日，刘为思与梅太华再次以支付介绍费为内容签订《支付业务介绍费协议》约定：甲方（刘为思）同意在2013年11月27日前向乙方（梅太华）支付介绍费伍拾万元，甲方在2014年2月20日前一次支付乙方业务介绍费叁佰万元，甲方另外向乙方支付一辆新款全新奔驰越野350车（价格90万元以上），车辆手续具全。后因介绍费履行问题，梅太华将刘为思起诉至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中，刘为思的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本案所涉的2014年6月9日的《承诺书》证明刘为思已支付的339万元并不是给梅太华吉安项目的补偿款，2014年6月9日刘为思作出承诺时还尚欠梅太华吉安项目补偿款。梅太华则认为该339万元已付款中有320万元系吉安项目应支付的320万元介绍费。最终该案的一、二审法院均没有采信梅太华的观点。同时又查明，刘为思与谢剑平就双方的债权债务纠纷均曾起诉至法院，双方又于2015年8月10日、2016年1月16日分别签订了两份《调解协议书》。2015年8月10日的《调解协议书》明确：1、截止2015年7月31日止，刘为思尚欠谢剑平1500万元；2、在吉安开发项目中按协议谢剑平应支付刘为思分利款1600万元；3、经双方协商，上述两项欠款相互冲抵，双方债权债务结清；4、刘为思代持谢剑平10%股权予以退还，并将该10%股权变更至饶玉珍名下。2016年1月16日《调解协议书》明确：1、刘为思欠谢剑平南城项目解除合作协议赔付款计人民币1200万元整，已付100万元，余欠1100万元整。另违约金800万元，谢剑平不予追究，双方同意用吉安市华鑫置业有限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黄博，并用吉安市华鑫置业有公司盖章担保；2、吉安市两个项目，刘为思按合同应分利1600万元，如刘为思向法院提起诉讼与谢剑平无关，牵涉到第三者由第三者承担责任，无论胜诉或败诉双方互不追究，刘为思所欠谢剑平的约400万元，谢剑平放弃追究；3、双方签字并经吉安市华鑫置业有限公司盖章后谢剑平到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诉。后谢剑平撤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刘为思是否依据梅太华介绍的合作投资获益1600万元；二、介绍人梅太华同时又是投资人身份是否影响其获取介绍费用；三、刘为思向梅太华出具的承诺书的效力。关于焦点一，刘为思与谢剑平2015年8月10日《调解协议》、2016年1月16日《调解协议》均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两调解协议中都明确了谢剑平在吉安项目中应该分利1600万元给刘为思，且双方对此收益是否用以抵销进行了约定和处理。故此可以认定，刘为思依据吉安项目对谢剑平享有了1600万元的债权，也即刘为思据此获益1600万元。关于焦点二，从2013年7月25日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内容分析，刘为思作为委托人，其目的就是寻找共同开发的合作伙伴，取得资金，获取1600万元的分红。梅太华只要进行了委托事项，达到了委托人的委托目的，即使受托人成为合作协议的一方也不影响其获取委托报酬。该合同既无需要保密的底价也不涉及商业机密，且刘为思并未举证证明受托人在委托过程中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在2013年8月28日刘为思、梅太华及谢剑平签订《合作协议》近一年时间后，刘为思再次以《承诺书》的形式明确尚欠梅太华代理费320万元。故对刘为思认为受托人在转为投资方时即解除委托合同，不能获取委托报酬以及受托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抗辩不成立。关于焦点三，刘为思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从事多个所涉金额较大的开发项目，同时与梅太华又存在多次的业务来往与交易，而且在（2014）抚民三初字第1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此代理费的给付予以了认可，可见其对承诺的内容以及给付的金额应是了解和明确的，在无证据证明该承诺具有可撤销的情形下，应对承诺的内容予以兑现。况且刘为思依据梅太华的介绍而获取了签订《合作协议》的机会，且据此获得了对谢剑平享有1600万元的债权。虽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已经解除，但并不影响代理人已进行的委托事宜而获取委托代理报酬的权利。故对刘为思认为梅太华获取代理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抗辩不予支持。刘为思作为委托人，依据受托人的介绍而获取了合同约定的收益，且在事后向受托人出具了承诺书，其应支付约定的代理费。由于双方存在诸多资金及业务往来，梅太华主张的利息从判决生效之日起按年利率6%起算至实际付清日止较适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刘为思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梅太华代理费320万元及利息（从判决生效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案件受理费32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7400元由刘为思承担。二审中，刘为思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5年12月21日的《协议书》，证明刘为思欠谢剑平、梅太华1100万元，谢剑平、梅太华欠刘为思1600万元；2、2014年6月8日的《承诺书》，证明梅太华逼迫刘为思写了多张承诺书，此承诺书梅太华已经诉至南城县人民法院，梅太华败诉；3、（2019）赣10民终107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梅太华凭承诺书和股东身份向刘为思追究1100万元的诉求不成立，梅太华败诉；4、（2019）赣10民终107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梅太华以各种名义向刘为思要钱，法院没有支持梅太华的诉求。5、2014年8月15日的《股东抵押协议书》，证明谢剑平、梅太华已将吉安市华鑫置业有限公司股份抵押给了饶银华，致使华鑫公司至今没有动工、工地烂尾。梅太华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南城项目的解除协议，刘为思所欠债务除1100万元之外，还有800万元违约金，共计1900万元。刘为思与谢剑平之间还有其他个人债务，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刘为思只欠1100万元的事实。该协议书是刘为思与谢剑平所签，梅太华不是合同当事人，与梅太华没有关联性。该证据不能证明谢剑平、梅太华欠刘为思1600万元的事实。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性，也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两份判决书认定刘为思与谢剑平签订的两份调解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只是认为刘为思与谢剑平之间的债权债务不明确，故没有支持梅太华的诉请。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没有原件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证据2与本案诉争并无关联，不予采信；证据5未提交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刘为思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综合阐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为思应否向梅太华支付320万元代理费及利息。梅太华主张刘为思应当支付320万元代理费是基于双方2013年7月2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刘为思与梅太华签订该委托合同时意思表示真实，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按照该委托合同，梅太华应为刘为思寻找合作对象，并确保刘为思实际取得项目收益1600万元。在《委托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刘为思于2014年6月9日向梅太华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也是基于案涉委托合同的相关约定，承诺补偿梅太华320万元。但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已于2015年11月23日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令解除，至解除该委托合同之时，刘为思尚未取得项目收益1600万元，即梅太华未能按约履行其合同义务，故刘为思依据委托合同承诺支付的补偿款也无法履行。至本案诉讼之时，梅太华主张刘为思已经取得了1600万元的债权收益。该笔款项是基于刘为思与谢剑平之间相应债权债务而形成，但刘为思与谢剑平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双方2016年1月16日签订的最后一份《调解协议书》无法证实其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目前生效的法律文书也均未对双方的债权债务进行金额上的确认。该1600万元仅仅是刘为思与谢剑平基于本案项目涉及到的债权债务，刘为思是否对谢剑平享有该1600万元债权，该笔债权是否已经得到实现等事实均尚不明确。综上，梅太华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刘为思已实际取得1600万元项目收益，其主张已完成委托事项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在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刘为思对谢剑平享有了1600万元的债权，刘为思据此获益1600万元”确有不当，二审予以纠正。梅太华称刘为思是否取得1600万元并不影响其应当支付320万元代理费，与案涉委托合同的约定不符，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刘为思尚未依据梅太华的介绍获得合同收益，梅太华诉请刘为思向其支付320万元代理费及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为思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2019）赣0803民初134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梅太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0元；共计69800元；由梅太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爱平审判员  张才长审判员  龙 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曾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