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691行初1135号 原告刘某，女，1968年12月18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原告袁某某，男，1997年12月13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代理人丁大虎，江苏启秀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 被告南通市崇川区狼山镇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 法定代表人孙亚栋，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黎立，系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玉华，江苏通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袁某，男，1968年11月7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第三人袁丽某，女，1949年11月16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第三人袁雪某，女，1974年3月28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第三人南通市某经济实业总公司，住，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狼山镇街道某社区/div> 法定代表人许蓉蓉，系该公司负责人。 原告刘某、袁某某诉被告南通市崇川区狼山镇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狼山街办）、第三人袁某、袁丽某行政协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被告在规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材料。本院依法追加袁雪某、南通市某经济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某、袁某某及委托代理人丁大虎，被告狼山街办委托代理人周玉华、黎立，第三人袁雪某，第三人袁丽某，第三人袁某，第三人某公司负责人许蓉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袁某某诉称，原告刘某与第三人袁某于1991年6月12日结婚。因遇拆迁，1993年7月1日原告刘某与第三人袁某等一家七人申请建房，所建房屋为南通市崇川区狼山镇街道洪山居72号的案涉拆迁房，建房时的常住人口为7人，建房宅基地面积为213平米，建筑面积为128.73平米。在上述房屋中，户口登记簿中记载的户主为袁丽某（袁某之母），原告和第三人袁某为常住人口。2016年9月28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下设的某公司与第三人袁丽某签订了案涉2016版0004000号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中的被搬迁人为袁丽某户（袁佩林已故），乙方签字也是袁丽某一人所签字。原告在分家析产的诉讼中得知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属无效协议，原告认为被告在没有得到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就与第三人袁丽某签订案涉协议，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作为常住人口的原告，应当被告知安置补偿的事宜，并在相应的搬迁补偿协议中签字。故原告认为，被告下属某公司与第三人袁丽某签订的协议无效，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该协议为无效协议，并判令重新作出对原告的拆迁补偿安置。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该协议签订时刘某和袁某在场，并要求在该协议上签字未获准许，签订协议时是空白的；2.民事裁定书，证明有关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注意到该份协议书是存在瑕疵的；3.建房用地审批表，证明当时的建房申请人为袁丽某、袁某、袁雪某、刘某等人，刘某是房屋共有权人之一；4.户口本和离婚证书，证明房屋拆迁上的户口人员袁某和刘某原为夫妻关系，在签订协议的前一日登记离婚，袁某某是刘某和袁某之子；5.死亡登记表、户口注销证明、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袁桂姑娘是袁某的曾祖母，袁巧英是袁桂姑娘之女；6.赠与协议书，证明袁巧英将拆迁权益赠与袁某某，毛淑华将拆迁权益赠与袁某。 被告狼山街办辩称，一是案涉房屋原来批建人为7人，分别是袁佩林（袁某之父，已故）、袁丽某、袁某、刘某、袁雪某（袁丽某之女）、毛淑华（袁某祖母，约于2018年初死亡）、袁桂姑娘（袁某曾祖母，已故），在华新水泥厂周边环境整治项目搬迁时，袁佩林、袁桂姑娘已经死亡，在对案涉房屋进行评估的基础上，袁丽某作为该户代表与有关方面进行商谈，并且其以户主的身份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也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各方均已拿到安置房屋，袁某、袁雪某、袁丽某各拿一套安置房屋。袁某、刘某、袁雪某等都实际参与了选择安置房的活动。二是案涉协议签订的被搬迁人为“袁丽某（袁佩林已故）（户）”，而不是袁丽某个人，袁丽某作为该户代表签字，该协议项下的搬迁补偿安置权益依法属于全体共有权人。袁丽某作为户主签字并无不当之处，各方共有权人对于搬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权益可以依法进行主张分配，原告方的合法权益并未受到任何侵害。相关民事案件的裁判文书对行政协议进行评价，不具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综上所述，原告诉请确认案涉协议无效，并要求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对原告的拆迁补偿安置，从根本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当得到支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华新水泥厂周边环境整治项目搬迁政策简明读本封面，证明搬迁之前进行了广泛地宣传发动；2.选房单、房屋评估报告、购买普通商品房申请表，证明房屋安置的实际情况。 第三人袁某述称，其认为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是无效的，当时签订协议之前其母亲袁丽某和其本人、刘某及拆迁公司的人都说好了将来的房屋的分配情况，在家里说好的情况下才签订这个协议的，签字的时候其和前妻刘某都在现场，他们要求在上面签字，但拆迁人员不要他们签字。 第三人袁丽某述称，其认为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是有效的，签订的时候儿子和儿媳妇都在现场，在拆迁办的办公地点签订的。 第三人袁雪某述称，其认为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是有效的，签订的时候哥哥、嫂子都在现场，协议经履行完毕了，房屋都已经安置妥当。 第三人某公司述称，原告要求确认袁丽某代表袁佩林户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被告狼山街办成立了“华新水泥厂周边、污水处理厂周边项目房屋搬迁指挥部”，在协议搬迁区域公示了协议搬迁的有关政策和搬迁补偿安置方案，发放了《华新水泥厂周边、污水处理厂周边环境整治项目搬迁政策简明读本》，与有关的被搬迁人进行商谈。第三人根据被告指挥部的安排，参与了上述协议搬迁项目的推进和实施工作。在袁丽某户的搬迁过程中，对该户房屋进行了评估，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2016年9月28日袁丽某代表该户与我单位签订了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2016年12月下旬领取了房屋搬迁补偿款和推进费，2018年7月13日该户选定的三套安置房已经实际交付完毕。上述协议的签订，是在袁丽某、袁某、刘某、袁雪某四人全面参与的情况下，由第三人代表狼山街办与袁佩林户签订的，协议的内容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房屋交接验收表》，证明袁某已经于2018年7月13日实际接受了安置房屋新城新苑13幢305室和B123的车库；2.《业主信息登记表》，证明13-305和B123室实际占有有人是刘某和袁某；3.《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证明袁某以“袁丽某”的名义与物业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协议，首部和尾部的签字都是袁某签字的，实际占有人是刘某和袁某；4.《车位管理服务协议》、地、地下车位维护费收款收据明原告刘某于2018年7月13日以业主的身份与物业公司签订相应协议并交纳相关费用；5.《消防安全责任书》，证明袁某以袁丽某的名义签订相应责任书；6.装修保证金收款收据，证明原告夫妇在2018年7月13日向物业公司交纳了13幢305室的装修保证金。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及第三人某公司提交的证据各方不持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5各方不持异议，上述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6中的袁巧英的赠与协议，因在相关民事案件庭审中，袁巧英方予以认可，故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毛淑华与袁某之间的赠与协议在本案中无法查证。 经审理查明，因华新水泥厂地块拆迁，袁丽某户原老房屋全部拆除，故而在1993年7月1日重新申请建房。当时建房用地审批表中的常住人口为袁佩林（袁丽某丈夫，2017年7月21日去世）、袁丽某、袁某、袁雪某、刘某、毛淑华（袁某祖母）、袁桂姑娘（袁某曾祖母），建房宅基地面积为213平米，建筑占地面积为128.73平米，所建房屋位于狼山××××号。2016年因华新水泥厂周边环境整治项目搬迁需要，原告与第三人袁某（原系夫妻关系，在协议签订前一日登记离婚，但各方均在一个户口簿上，户主为袁丽某）、袁丽某等共同居住的狼山××××号房屋面临拆迁，项目由被告狼山街办推进实施，协议由某公司代为签订。2016年9月28日，袁某电话通知袁丽某到相应地点签订协议，但在协议签订之前，袁丽某就将来的房屋分配等与袁某等人形成了相关意见，故而袁丽某以户主身份与某公司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协议，协议签订之时袁某和刘某均在场。协议中载明了被搬迁人为袁丽某（户），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257.46平米，合法用地面积为213平米，各方对中房评估公司出具的搬迁房屋评估报告予以确认，安置房屋限定价为1800元/平米，协议甲、乙方有某公司和袁丽某的签字和盖章。协议签订后，该户目前取得安置房屋分别为新城新苑13-305室及13-B123车库、新城新苑14-603室及14-B222车库、临江家园3-204室及3-B110车库。其中，新城新苑13-305室及B123车库相应的领取房屋、装修保证金及车库费用等手续均由袁某和刘某于2018年7月13日予以办理。 另查明，袁桂姑娘还育有子女袁巧英，袁巧英于2017年3月11日将拆迁权益赠与袁某某；袁某、刘某、袁某某与袁丽某、袁雪某等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4日受理，袁某、刘某、袁某某在该案中请求依法分割新城新苑13-305室及13-B123车库、新城新苑14-603室及14-B222车库、临江家园3-204室及3-B110车库，依法分割拆迁安置补偿款共计622611.39元，该院以补偿协议效力存疑等为由，裁定驳回了袁某、刘某、袁某某的起诉。 本院认为，在房屋协议搬迁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推进实施部门委托相应组织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依法由其予以承担，案涉争议在于案涉协议是否存在无效之情形。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根据本院查明的情况，并未发现本案中存在上述规定之无效情形。原告主张协议无效主要理由在于认为案涉协议签订未得到其同意，其未在相关协议中签字。首先，第三人袁丽某作为户主签订协议之时，有评估基础且协议签订双方之间形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从庭审查明的情况来看，被告在推进实施拆迁工作时，以某公司名义与原告户签订协议之时，事先进行过了评估，双方是在评估基础上再行商谈安置补偿协议事宜，应该说对于协议的签订处理，各方之间是在评估的基础上形成了合意。本案中，协议签订之前，被告方已对相关的房屋状况等进行了评估，案涉协议签订各方在协议中也共同确认了中房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签订之时原告刘某和第三人袁某均在现场，并无证据证明刘某、袁某作为房屋批建成员对此协议予以反对。其次，协议由原告户家庭的户主签字，这符合搬迁工作的惯常做法。基于房屋的整体性、农村宅基地的唯一性、家庭成员生活共同性，在搬迁工作实践中，通常都是以户为单位进行补偿安置。因此，在洽谈协商时，也通常是与户代表或者户主进行协商并签订协议。本案中，实施搬迁之时，该处房屋应系袁丽某（户主）、袁某、刘某、袁某某等家庭成员共同居所，在与原告户家庭商谈签订案涉协议时，协议最终由袁丽某作为户主签字，其签字行为应系代表该户签订案涉协议，袁丽某作为一户之主具有相应的家事代理之权限。在协议签订之前，各方家庭成员对将来的房屋分配事宜，从庭审各方陈述情况来看，应该是存在大家庭内部之合意，不然后续也无法形成安置房各自选房结算之客观事实。又参照相关民事法律规范，本案协议的签订也并不存在各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损害公共利益之情形，亦不存在非法之目的，也未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之情形。再次，案涉房屋所涉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亦已经进行了结算安置。协议签订后，被拆迁户对相应的安置补偿款、安置房屋、物业费等进行选定结算，实际上是该搬迁户以结算安置行为对案涉协议的进一步认可。如若该搬迁户在内的各方家庭成员对相应的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存有异议，对协议签订存在巨大分歧，各方之间也不可能顺利完成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所涉的安置房面积确认、选房、结算、交房、入住等一系列补偿安置行为。本案中，在协议签订后刘某和袁某已经就新城新苑13-305室及B123车库，与相关物业公司等进行了实质交接房屋处理，应该说各方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进一步表明其认可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从安置房的结算的情况来看，也能够进一步印证在协议签订之前袁丽某就相关安置房分配与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相关意见，在此情形下方才签订了协议。究其实质，各方当事人提起本案诉讼的诱因在于有关家庭成员对所分安置房产的分配和归属有异议，进而提起本案诉讼，对于本案安置房屋已经结算选定入住的情况下，各方完全可以通过民事分家析产之诉讼予以妥善处理，也不存在分家析产条件不成就之情形。综上所述，案涉协议不存在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无效之情形，协议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被告狼山街办与户主袁丽某签订的案涉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刘某、袁某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某、袁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某、袁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 审 判 长  万流兵 人民陪审员  陆修兵 人民陪审员  沈忠良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 佳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