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11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超越，男，1979年3月5日出生，现住美国纽约市。公民身份号码：440************295。中国护照号码：E60308550。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仕杰，男，1992年6月3日，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017。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励君，广东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晓红，女，199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725。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子谦，广东雄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惠军，广东雄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超越、黄仕杰因与被上诉人陈晓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1民初3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超越、黄仕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陈晓红返还赵超越、黄仕杰人民币33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以33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4月10日起至付清款项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陈晓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一审证据可确认以下事实：陈晓红于2018年4月9日收取赵超越、黄仕杰人民币33万元；陈晓红自认与案外人余某为代理关系，其在收取33万元后于2018年4月10日按照余某的指示，向陈某转汇334515元及283515元；陈晓红提供的证据《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仅2018年4月9日、11日两天，并无固定工作收入的陈晓红账户竟然存有八笔大额款项交易[分别为：312180元、330000元、252400元、334515元、283515元、259600元、216000元]。从上述事实可知，陈晓红和余某相互认识且一直存在业务来往，其在收取33万元前已知悉赵超越、黄仕杰与余某间的交易；从其银行交易明细可知，陈晓红应是专职从事外币兑换业务或是涉嫌从事地下钱庄业务。二、一审存在以下错误。首先，赵超越与余某在美国口头协议兑换货币，且已履行该口头协议，向陈晓红及另案钟某合共支付63万元人民币，故本案赵超越、黄仕杰再无举证证明口头协议存在的必要；口头合同只能以实际履行来证明，根本无一审所要求的“举证”义务。其次，本案的外币兑换[含另案金额]合同标的额折算达十万美元之多，赵超越、黄仕杰与陈晓红(包括余某)间的兑换外币的合同及民事行为依法应属无效，故无论赵超越、黄仕杰对口头合同举证与否，本案所涉民事行为及口头合同均属无效，依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陈晓红应返还赵超越、黄仕杰33万元，一审判决有悖法律规定。再次，陈晓红与身居美国的余某间私下从事兑换外币业务本已违法，但于本案中却仍相互配合，利用兑换外币幌子收取赵超越、黄仕杰63万元人民币后[含另案金额]后隐匿，刻意侵吞赵超越、黄仕杰钱财，构成诈骗。一审驳回赵超越、黄仕杰的诉讼请求不仅有违公序良俗，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纵容。最后，从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对证据的审核认定方面来看：第一，陈晓红客观上收取了赵超越、黄仕杰33万元，应对其收取33万元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第二，陈晓红辩称其与余某间属委托代理关系且于收款后的两天(4月10日)转汇款618030给陈某，但其对自身与余某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无法举证且对转汇款给陈某618030元款项的性质、用途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第三，本案存在赵超越、黄仕杰主张陈晓红与余某间存在合伙或同伙关系以及陈晓红主张其与余某间存在代理关系，双方均无法否定对方的情形，但赵超越、黄仕杰一方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陈晓红一方，依照公平原则，陈晓红理应返还赵超越、黄仕杰涉案款项。一审判决举证责任硬性错误分配予赵超越、黄仕杰承担以及在运用自由心证过程中，也没有遵循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判决结果于理不合、于法不公。三、补充上诉意见。第一，如按陈晓红所陈述的代理关系，陈晓红应该将涉案款项转给余某，但陈晓红转款均为国内的伍某等人，不但数额不相符，且也没有证据显示其代理余某进行外币兑换等关系。第二，请求二审法院查明陈晓红与本案中涉及的收款人伍某、陈某以及余某等关系。三、陈晓红对赵超越、黄仕杰与余某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且陈晓红也从事外币兑换等行为，由于陈晓红事实上收取了赵超越、黄仕杰的转账款项，该案无论存在违约或违法兑换外币、涉嫌诈骗等，陈晓红均应退还赵超越、黄仕杰涉案款项。陈晓红辩称，请求驳回赵超越、黄仕杰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赵超越、黄仕杰上诉主张的不属实。1、陈晓红与案外人余某仅是委托代理关系，陈晓红代余某收取案涉款项，并不清楚赵超越、黄仕杰与余某之间的交易，更加不清楚赵超越、黄仕杰与余某之间的协议内容。2、陈晓红和陈晓红根本不是赵超越、黄仕杰所说的“专职从事外币兑换业务或是涉嫌从事地下钱庄业务”，更加不存在“诈骗”行为。3、余某在国外经商，主要经营耳机等与电子产品有关商品，案涉款项的性质系货款还是外币兑换款项陈晓红并不知情也没有责任举证证明。二、一审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赵超越、黄仕杰在一审和二审中均主张与余某存在口头协议，赵超越、黄仕杰按照余某的指示汇款至陈晓红的银行账户。陈晓红不是合同相对人，赵超越、黄仕杰与余某之间的协议对陈晓红没有法律约束力。陈晓红与余某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陈晓红代余某收取案涉款项的法律效力直接作用于余某，案涉款项属于余某所有，赵超越、黄仕杰以陈晓红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赵超越、黄仕杰主张陈晓红返还案涉款项也没有任何依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18年4月9日，黄仕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陈晓红名下为621************1610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330000元。2018年4月10日，陈晓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陈某转账334515元及283515元，在2018年4月1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伍某转账259600元及216000元。2018年7月20日，黄仕杰对陈晓红提起不当得利纠纷诉讼，案号为（2018）粤0781民初2225号，案中诉称：“黄仕杰与陈晓红互不相识、亦无任何经济生意往来。2018年4月9日，黄仕杰在代远在墨西哥经商的表哥支付相关付款时，误将款项330000元转入陈晓红账户中。事后，黄仕杰通过朋友与陈晓红协商返还前述款项未果……”2019年1月2日，黄仕杰以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主张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2019年9月3日，赵超越、黄仕杰以二人与陈晓红、案外人余某因兑换外币发生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判决：驳回赵超越、黄仕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250元，由赵超越、黄仕杰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是：陈晓红应否返还赵超越、黄仕杰人民币330000元及支付相应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赵超越、黄仕杰主张与案外人余某存在口头外币兑换协议、余某与陈晓红之间为从事外币兑换的合伙关系，则应对其主张存在基础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涉案的转款系赵超越、黄仕杰的主动给付行为，属积极事实的范畴，故赵超越、黄仕杰的举证证明责任应为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非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只有赵超越、黄仕杰在其举证证明其与案外人余某存在外币兑换关系且陈晓红取得案涉款项系基于与余某从事外币兑换的合伙关系的情况下，举证责任方可发生转移，即由陈晓红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经审查，赵超越、黄仕杰主张与余某之间存在口头外币兑现协议，但仅有其单方陈述，本院难以确认。赵超越、黄仕杰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仅能证明其向陈晓红转款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其转款行为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即外币兑换协议的存在。因赵超越、黄仕杰不能举证证明其与余某之间的外币兑换协议，进而其主张陈晓红与余某存在合伙关系显然亦不能成立。至于陈晓红与余某之间系因何种原因发生代理关系，陈晓红是否应基于该代理关系及其收款的事实承担涉案款项的返还责任，在赵超越、黄仕杰未起诉余某及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本案难以审查处理。综上，赵超越、黄仕杰就其诉请所举证据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未尽举证证明责任，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对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妥之处，驳回赵超越、黄仕杰诉讼请求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赵超越、黄仕杰上诉认为余某与陈晓红存在诈骗的意见，其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赵超越、黄仕杰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已预交），由上诉人赵超越、黄仕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陈 炜审 判 员 杨维国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麦芷菁书 记 员 陈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