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9民终1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文兰，女，汉族，1971年10月14日出生，住广西博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燃，男，汉族，1966年11月出生，住广西博白县。系沈文兰的丈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庚，广西顺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白支公司，住所地广西博白县人民北路**。 负责人：周文宣，该支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燕宇，男，198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玉林市玉州区。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林中心支公司员工。 上诉人沈文兰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白支公司（如下简称中国太保博白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民法院(2019)桂0923民初2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文兰上诉请求：⒈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790650元；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⒈关于被上诉人应否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790650元的事实认定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多年，每次保险事故发生，上诉人报案后，被上诉人都会安排保险理赔人员到场进行调查确认保险事故，并不需要严格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的程序进行，而是由保险理赔员现场调查时自行制作材料上报被上诉人进行理赔，按照1：3的比例进行赔付，即按照上诉人缴纳保险费的三倍进行限额赔付（保险费57000元的三倍为171000元），并不按照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进行赔付，超过部分被上诉人不予理赔。故才会出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经营的金达养殖场养殖的950头能繁母猪中死亡的97头进行了足额赔付，123头未足额赔付，730头未予赔付的情况。（1）根据双方的合同，上诉人投保的母猪每死亡一头，被上诉人即应赔偿1000元，无需进行称重赔付。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已经报案并经到现场调查确认已经死亡的123头母猪未进行足额赔付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仅赔了62350元，尚欠60650元。（2）自2019年2月9日起至2019年4月17日止，上诉人经营的金达养殖场剩余的能繁母猪死亡发生保险事故时，上诉人共19次报案，被上诉人都不予安排理赔员到现场调查确认保险事故，要求上诉人自行对死亡的母猪进行处理。故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辩称保险事故发生时，上诉人没有报案，是违背事实真相的。（3）上诉人经营的金达养殖场系经博白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批准的具有自行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资格的养殖场，并且在养殖场设有无害处理点，对养殖场内的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时受径口镇水产畜牧兽医站的严格监管。故，上诉人自行无害处理本养殖场的病死猪，符合规定。（4）被上诉人不尊重事实，故意制造障碍致使上诉人无法理赔，造成上诉人经济损失790650元，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予以赔偿。⒉一审判决依据错误的事实认定，致适用法律错误。代理人提出的代理意见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守执行。上诉人已按保险合同履行了已方的义务，被上诉人拒保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违反保险合同。在本案中，保险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及时向被上诉人报案，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并按照政府部门要求采取了必要的合理措施，将死亡的能繁母猪撤离猪圈隔离处理，对猪圈进行消毒灭菌，以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在被上诉人拒赔的情况下，对死亡的能繁的母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符合当时的政策和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不尊重事实，始终以1：3（投保人实际缴纳保险金的三倍）的理赔标准，坚称已足额赔付，并故意制造障碍致使上诉人无法理赔，造成经济损失913000元（上诉人根据一审诉求，只请求赔偿790650元），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予赔付。 被上诉人中国太保博白支公司答辩称：上诉人亦承认，与被上诉人合作多年，熟悉保险公司的报案理赔流程。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期限内，每死亡一头母猪，被上诉人赔付1000元。根据报案记录，在保险期间，上诉人报案36次，被上诉人赔付了35次，赔付死亡母猪是37头。上诉人提出97头死亡母猪足额赔偿，123头未足额赔偿，730头未予以赔偿，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沈文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⒈判令被告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790650元；⒉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7日，原告沈文兰与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白支公司签订了能繁母猪养殖保险（中央政策性）保险合同，保险期间为2018年4月28日0时起至2019年4月27日24时止，投保数量为950头，每头的保险金额1000元。2018年4月28日起，原告的能繁母猪数次因投保的小部分猪发生死亡保险事故而向被告报案，被告也按合同条款的约定派员查勘核实理赔，并通过银行汇款赔付保险金给原告。2019年9月4日，原告以其投保的全部猪均已死亡，被告应再赔偿790650元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本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沈文兰与被告中国太保博白支公司签订的能繁母猪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认真履行。本案中，原告诉说在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承保的全部950头能繁母猪死亡了，发生猪死亡的事故时均已经通知被告且在被告的指导下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被告只赔偿了部分，应再赔偿790650元。原告为证明其在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告承保的全部950头能繁母猪死亡主张，提供照片的黑白复印件4张和《无公害畜禽产地无害化处理记录表》，该照片的黑白复印件来源不明、时间不明、地、地点不明象不具体不明确，而《无公害蓄禽产地无害化处理记录表》上登记死亡的全部都是保育小猪并无能繁母猪死亡的记录，因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县政府令和媒体报道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具体事实。原告主张因投保的猪死亡向被告报案请求理赔而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抗辩称原告因投保的猪死亡而向其报案的，其已经按保险条款足额理赔，本案所诉请的所谓投保的猪死亡均未向其报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投保的猪死亡报案而被告未理赔。原告称被告未送达保险条款给其，且认为保险条款是格式化条款，对条款限制内容不认同，而被告主张该合同条款印在保险单正本的背面，原告只提供该保险单正本的复印件，故意不提供原件质证。经查证，原告提供的保险单载明：鉴于投保人已向本保险人投保能繁母猪养殖保险（中央政策性）保险合同，并按本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照《能繁母猪养殖保险（广西地区）条款》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保险条款，作为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同当事人应严格按合同条款全面履行生效合同。原告投保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央财政能繁母猪养殖保险条款第十九条规定：“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该：（一）尽力采取必要合理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否则，因此扩大的损失，承保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二）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难以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事故发生的除外；（三）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对于拒绝或者妨碍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导致无法认定事故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或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不得擅自处理死亡的保险母猪。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对死亡的保险母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取得畜牧兽医部门出具的相应证明材料。不能确认无害化处理的，保险人不予赔偿。”保险条款第二十条规定：“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一）保险正本和分户清单；（二）索赔申请书和损失清单；（三）政府畜牧防疫管理监督机构出具的真实合法的诊断证明、死亡原因证明、无害化处理证明和防疫记录等证明材料；（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有关的其他证明材料。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综合上述，原告对其诉讼主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证据不足，依法不应采纳，原告请求被告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经济损失790650元，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沈文兰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853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沈文兰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下列证据：⒈太保公司电话报案记录，意证明上诉人在保险期间积极履行了自己的报案义务，向被上诉人告知保险事故的发生，请求理赔的事实；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意证明上诉人经营的金达养殖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⒊径口镇水产畜牧兽医站《证明》，意证明上诉人经营的金达养殖场在2019年2月9日至5月1日，没有出售过能繁母猪；⒋《情况说明》、动物检疫员证、径口镇动物产地检疫政务公开栏，意证明博白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的秦彬证明上诉人经营的金达养殖场在2019年2月9日至5月1日期间养殖的能繁母猪大量死亡的事实；⒌博白县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意证明上诉人经营的金达养殖场具有自行无害化处理病死猪的资格；⒍金达养殖场死猪无害化处理现场照片及视频、博白县金达养殖场大型沼气工程综合利用规划图、金达养殖场死猪无害化处理点现场视频，意证明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拒绝理赔，上诉人对死亡的母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事实及处理点的具体位置等情况。上诉人申请的证人黎某、胡某出庭作证。黎某陈述，2019年2月份，金达养殖场的母猪全部死亡，被埋在猪场附近的深坑。胡某陈述，看到有猪死亡，就打电话通知老板，老板就通知相关部门的人过来，如果是保险公司的人来到后，先打耳标，然后拍照，拍照之后就拉去无害化处理点处理。猪场的母猪在2019年4月份全部死亡。被上诉人提交了报案记录、报案登记表、查勘照片，意证明在承保期间，上诉人共报案36起，符合理赔条件的35件，共赔付37000元。流程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报案后，被上诉人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查勘，对死亡母猪进行称重、拍照等留档，每次报案均有独立的编号，对能繁母猪的最后报案日期为2019年2月9日，已全部赔付完毕。 经组织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意见是：对证据1，报案记录并非上诉人诉请的能繁母猪的出险记录，而育肥猪出险记录，这些记录已经赔付完毕；对证据2、5，由法院认定；证据3不能证明上诉人提出的待证事实；对证据4三性提出异议。检疫员的个人证明不能代表检疫单位，对死亡的母猪的数量亦不明确；证据6不能证明是多少母猪死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人均是上诉人养殖场的工作人员，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可信。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提出异议，认为恰好证明被上诉人只赔付37头，其他的尚未赔付。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提出是上诉人对育肥猪死亡的报案记录，与本案无关。经核查，上诉人在投保能繁母猪险的同时，也投保了育肥猪险，两个险种的保险期间是一样的。上诉人提交的19次报案单，均是育肥猪出险，被上诉人全部赔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亦承认19次报案中的育肥猪均已得到赔付。故不能认定为能繁母猪发生保险事故的报案。证据2，上诉人经营的养殖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与本案能繁母猪死亡无关联性；证据3，无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该证明材料没有证据效力，且只能证明在证明单位的电子出证系统中未搜索出有母猪出栏的记录，不能证明上诉人没有出售母猪。证据4，仅依据检疫员的个人说明，真实性不能确定。证据5、6，上诉人有自行无害化处理病死猪的资格、能力，不能证明投保的母猪全部死亡的事实，两者之间无因果关系。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本案事实。综上，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均不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不予采纳。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双方无异议，可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纳。 经二审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沈文兰在一、二审中均提出一个问题，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白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虽然合同条款投保的能繁母猪数量为950元，如发生保险事故，每头赔偿金额为1000元，但实际操作中，不论死亡的母猪有多少，被上诉人赔偿的金额均是保险费的3倍。也就更说死亡母猪一头与死亡950头，赔付的金额是没有区别的。上诉人投保的能繁母猪养殖保险，是政府政策性支持项目，由政府补贴部分保费。本案保费为57000元，上诉人支付11400元，其余的由政府财政补贴。上诉人提交的民事诉状，请求被上诉人赔偿的金额为790650元，其计算方式是：根据保费与赔付比例1比3，保险费为57000元，被上诉人已赔偿171000元。171000元赔付款中，足额赔付97头共97000元（97头×1000元/头），未足额赔付123头，尚欠60650元，730头完全未赔付，共730000元，两项合计则为790650元。而实际上，被上诉人赔付的金额仅为37000元，并非上诉人所说的171000元。所谓被上诉人已足额赔付97头，未足额赔付123头，仅是上诉人单方的陈述，不是事实。在二审中，上诉人又提出，所谓的按1比3赔付，不是按应缴纳的保费即57000元计算，而是按上诉人实际应缴纳的11400元计算，按3倍计约为35000元，与被上诉人已赔付的37000元基本吻合。上诉人在二审中还提出，被上诉人实际应赔付的金额实为913000元，而不是790650元，因限于一审请求的范围，上诉请求范围为790650元。综上分析，上诉人对于所谓1比3的赔付比率中保费金额的确定及被上诉人已赔付的金额，在一、二审中的陈述不一，大相径庭，明显是为了附和其主张所需，是不可信的。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一比三的赔付比例，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违反了合同的约定，达不到保险的目的，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很明显，如按上诉人二审所言，按其个人所交的保费11400元3倍计算，赔付总金额为34200元，而国家补贴的保费则为45600元，也就更说即使被保险母猪全部死亡，赔付的金额比国家补贴的保费金额都不到，完全达不到保险目的，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上诉人提出的赔付的金额为保险费的3倍的意见，不符合双方的约定，亦无事实依据，依法不能认定。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央财政能繁母猪养殖保险条款第十九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该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未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不得擅自处理死亡的保险母猪；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对死亡的保险母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取得畜牧兽医部门出具的相应证明材料。本案中，被上诉人已赔付的35笔，均有报案记录，被上诉人现场查勘记录及照片，详细记录出险日期、地、地点勘日期、查勘人员、出险标的等，之后进行赔付。而本案中，上诉人请求赔付的依据中，均没有上述材料，其提出被上诉人拒绝查勘，除其陈述外，无其他没有证据佐证，依法不能认定。此外，上诉人没有报案的记录，而报案记录是理赔的基础。还有，上诉人沈文兰提交的《无公害畜禽产地无害化处理记录表》，记录时间至2019年6月份，而该记录表登记死亡的全部都是保育小猪并无能繁母猪死亡的记录，而对同一时期死亡的能繁母猪不作没有无害化处理记录，上诉人没有合理说明。由于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履行保险合同约定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判决被上诉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沈文兰的上诉无理，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11706元（上诉人沈文兰已预交），由上诉人沈文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泉清 审 判 员 吕海欢 审 判 员 郑燕冰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法官助理 周冬梅 书 记 员 庞世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