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4民初547号原告：谭根龙，男，196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双，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代琳，女，1976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天竺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媛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亮，男，1980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媛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谢鹏。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松生，上海通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谭根龙与被告代琳、刘亮、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久游戏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根龙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双，被告刘亮、代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英，被告游久游戏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松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谭根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7,560,690.6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以及因财产保全担保所支付的保险费20,486.94元，合计7,581,177.54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在2015年1月18日至2016年1月12日之间买入游久游戏股票，并于2016年1月12日后仍持有或卖出，因此造成损失。2017年4月26日，游久游戏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代琳、刘亮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沪[2017]1号、沪[20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代琳、刘亮存在以下违法事实：2015年1月18日，刘亮与代琳登记结婚，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达19.59%，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99%后，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八十六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违法行为。据此，对刘亮、代琳处以警告和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债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若干规定》)，刘亮、代琳的上述行为构成虚假陈述，属于重大遗漏和不正当披露行为，刘亮、代琳应就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同时，游久游戏公司系上述信息的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和披露平台，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七条，游久游戏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应承担无过错责任。认定是否构成虚假陈述及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以行政处罚的认定为前提。退而言之，上述信息发布过程中，游久游戏公司应尽到审查义务，应知刘亮、代琳的实际关系。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上述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5年1月18日，揭露日为2016年1月12日。原告遭受的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具有法定因果关系，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原告投资行为符合《虚假陈述若干规定》，交易上因果关系成立。原告于2015年3月19日首次买入游久游戏的股票，并于2016年1月12日后仍持有，投资行为符合《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第二，代琳、刘亮的虚假陈述行为已被上海证监局处罚，具有重大性，会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造成影响。第三，在事实上，代琳、刘亮结婚未依法披露对原告投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代琳、刘亮结婚的时间点与重大资产重组过会仅隔两个月，且违反重大资产重组的承诺，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审核通过的方案扩大股权，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即便代琳放弃3,000万股份表决权，但单方面、可撤销、无违约责任的承诺，并不能保证游久游戏公司控制权的稳定。在二人结婚消息披露后，市场对此也多为负面报道。由此可见，代琳、刘亮隐瞒其因结婚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实际是隐瞒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的事实，涉嫌规避“借壳上市”，对公司持续稳健经营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原告的投资决策。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损失间具有因果关系。第四，2015年“股灾”不属于系统性风险，且在此期间游久游戏股票停牌，不受股灾的影响，也无证据证明复牌后股价补跌是受股灾影响；2016年1月发生的熔断与原告投资损失关联性较小。第五，揭露日至基准日游久游戏股价上涨并不能据此否认损失因果关系。原告是基于游久游戏公司良好前景而投资，虚假陈述行为导致股票价格处于不公正的状态，故原告买入股票即已产生损失。同时，揭露日后游久游戏公司发布了一系列利好消息，是股价上涨的原因。如果没有利好消息的对冲，游久游戏股价下跌会更严重。原告在基准日后继续买卖游久游戏股票，是因为游久游戏公司其后又发布了众多利好消息，与本案无关联性。综上，因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纠纷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投资人只需证明存在损失即应认定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虚假陈述行为人应予赔偿。被告刘亮、代琳共同辩称：第一，代琳、刘亮所涉行政违法行为系未及时披露因登记结婚而形成的一致行动人关系的信息，不属于《证券法》规定的应当对投资者承担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形。该一致行动人关系事项并未导致游久游戏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投资损失均没有因果关系。退一步而言，即便上述行为构成虚假陈述，也属于“诱空型”虚假陈述，不属于《虚假陈述若干规定》认定的需要对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的虚假陈述类型。第二，代琳、刘亮不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属于《证券法》和《虚假陈述若干规定》规定的承担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非本案适格被告。《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了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被告范围，代琳、刘亮不属于其中第一项“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更不属于第二至六项，至于第七项“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明确指向违反《证券法》(1998年《证券法》)第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情形。1998年《证券法》上述条文规制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以及“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虚假陈述或信息误导行为。第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的交易决策有因果关系，是虚假陈述行为人对投资者投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虽然《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了“推定信赖”，但这种“推定信赖”属于“可抗辩的推定信赖”，被告可以提出反证，证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根据司法解释和司法判例，如果有证据证明二者之间无交易因果关系，则投资损失和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如果原告在揭露日后仍频繁、持续、稳定买入涉案股票，则该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没有收到涉案行政违法行为的影响，没有交易因果关系。第四，从股价表现看，代琳、刘亮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的信息揭示后，游久游戏的股价持续上涨，证明二被告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被市场理解为利好消息。实际上，投资人购入游久游戏股票大多是因为本案实施日(2015年1月21日)至更正日(2016年1月12日)期间正处我国A股市场“牛市”的大背景及受游久游戏公司更名、主营业务调整等重大利好消息的影响；而投资人的亏损主要因2015年下半年场外配资去杠杆，A股震荡下行“股灾”期间及2016年1月A股市场实施熔断机制期间。原告以较高价格买入游久游戏股票，在揭露日前已经下跌到较低的价位，揭露日之后不跌反涨。从数据看，上证指数下跌12.15%的情况下，游久游戏股价逆市上涨21.56%。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原告的投资损失完全是由市场风险因素造成的，代琳、刘亮的行政违法行为不构成《虚假陈述若干规定》规定的重大事件，与原告投资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第五，原告所述相关游久游戏公司发布的利好消息并非是揭露日后游久游戏股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游久游戏公告中的增资公司系游久游戏孙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咨询，并非游久游戏的主营业务，不会推动游久游戏股价连续上涨；下属公司认购股份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而代琳、刘亮作为游久游戏核心业务的核心管理层，两人结婚有利于游久游戏主营业务的发展，才使得游久游戏股价在股灾及熔断的背景下逆势上涨。被告游久游戏公司辩称：第一，游久游戏公司不是虚假陈述侵权行为人，不是虚假陈述责任主体，不应承担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主体是代琳和刘亮，上市公司游久游戏公司并未受到行政处罚。《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资人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是行政处罚决定或刑事裁判文书，虽然本案追加上市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但上市公司未被处罚的情况下公司无需承担民事责任。第二，游久游戏公司未违反监管部门关于信息披露方面的规定，未参与也不知晓刘亮和代琳违规事实。游久游戏公司组织刘亮参加了相关信息披露的培训学习，但刘亮在就职董事时没有向公司说明婚姻状况，刘亮、代琳未向公司履行通知义务。游久游戏公司已尽相关责任，不应承担投资损失赔偿责任。第三，刘亮、代琳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不足以影响投资人的投资判断，不属于应承担虚假陈述赔偿责任的情形。第四，原告在本案中的观点建立在根据事实进行的猜测和判断上。代琳和刘亮行为的行政违法性不在于结婚，而在于未及时披露一致行动人关系。原告对二人结婚是否存在不合法目的进行了猜测，并据此得出被告对其损失应予赔偿的结论，缺乏客观的基础事实。其余具体答辩意见同被告刘亮、代琳的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7年4月26日游久游戏公司《关于股东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2.2016年1月12日游久游戏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第一组证据证明刘亮、代琳因信息披露违法被证监会处罚，构成虚假陈述；该违法行为属于《虚假陈述若干规定》规定的“重大事件”；代琳、刘亮结婚的消息并非利好消息，本案并非“诱空型”虚假陈述案件；虚假陈述实施日是2015年1月18日，揭露日是2016年1月12日。第二组证据，3.游久游戏公司关于代琳、刘亮结婚登记、减持事件的澄清公告。4.股吧新闻《听过为拆迁结婚的没听过为减持结婚的A股首现“结婚减持法”？》。5.新浪财经报道《A股无奇不有游久游戏两股东因结婚或减持》。6.新浪财经报道《游久游戏两股东翻出一年前结婚证绞尽脑汁为减持》。第二组证据证明代琳、刘亮结婚这一事件影响投资者决策并对游久游戏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是利空消息。第三组证据，7.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使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节选)。8.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向刘亮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第三组证据证明代琳、刘亮通过结婚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成为游久游戏公司第一大股东，违反不谋求控制权的承诺，二人因登记结婚违反承诺，并非利好消息。第四组证据，9.游久游戏公司《关于第三大股东继续放弃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对应的相关权利公告》四份。10.游久游戏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公告》。第四组证据证明代琳、刘亮登记结婚导致游久游戏公司控制权不稳定，并非利好消息。第五组证据，11.2016年1月16日游久游戏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12.2016年1月16日游久游戏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认购PulseEvolutionCorporation股份的公告》。13.2016年1月19日《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14.2016年1月20日《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说明公告》。15.刘亮于2016年1月18日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报道。第五组证据证明揭露日后游久游戏股票短暂上涨并非因代琳、刘亮登记结婚，而是因为游久游戏公司发布了子公司增资、下属公司认购股份、公司业绩超预期等一系列利好消息。第六组证据，16.《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十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17.《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第六组证据证明刘亮任职游久游戏公司董事及副董事长时已与代琳登记结婚，但未将这一情况向游久游戏公司披露。刘亮作为虚假陈述行为人系本案适格被告。第七组证据，18.2015年6月12日《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19.2015年6月27日《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20.2015年11月21日《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复牌提示性公告》。第七组证据证明2015年6月12日至2015年11月20日期间游久游戏股票一直处于停牌状态，股价不受期间市场因素影响。第八组证据，21.证监会公告[2015]21号，证明2015年6月至8月股市异常波动不属于系统性风险。第九组证据，22.原告证券账户卡。23.原告游久游戏股票交易明细。24.原告损失计算清单。25.财产保全保险费发票、保全费发票。第九组证据证明原告的损失情况及涉案损失与三被告虚假陈述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被告刘亮、代琳对原告证据1至3，7至23及证据25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二被告结婚是合法行为，从未以此谋求扩大上市公司表决权数量；代琳承诺三年内放弃相应股份对应表决权，不能以此推测刘亮和代琳结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涉案股票在2015年下半年停牌，但开盘后股价即出现补跌，股价与大盘整体趋势相对一致；证监会公告中认定上述时期股票异常波动不属于系统性风险，但该系统性风险与《虚假陈述若干规定》中“系统风险”含义不同，前者指类似金融危机的风险，后者指整个市场面临的全局性的系统风险。对证据4至6及证据2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认为证据4至6仅是部分媒体的推测，并非真实情况，刘亮和代琳除了刘亮在2019年6月13日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被动减持1%公司股份外，实际并未减持公司股份，游久游戏公司实控人从未发生过变化，从未发生因控制权不稳定引发股价大幅波动的情形；证据24系原告自行制作，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游久游戏公司对原告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在揭露日后，原告所谓游久游戏公司“利好消息”发布之前，游久游戏股价已逆市上涨10.03%，说明原告称刘亮、代琳结婚与股价上涨无关的结论没有事实依据。游久游戏公司不是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主体，不应承担原告投资损失赔偿责任。其余意见同被告刘亮、代琳质证意见。被告刘亮、代琳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7年4月26日游久游戏公司《关于股东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2.2016年1月12日游久游戏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3.游久游戏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节选)、《2017年年度报告(修订稿)》(节选)、《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公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节选)、《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节选)。第一组证据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刘亮、代琳违反《证券法》第八十六条关于持有上市公司5%股份的投资者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每增加5%时，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游久游戏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天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科技)相关股东，因此刘亮、代琳自始至今不是游久游戏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是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责任主体。第二组证据，4.即证据2。5.2014年4月4日爱使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节选)。6.2014年4月3日至4月16日，游久游戏股票开盘价、收盘价数据，证明收购游久时代(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久时代)并转型游戏业务，对于游久游戏公司和投资者均属利好消息。7.游久游戏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节选)、《2015年年度报告》(节选)、《2016年年度报告》(节选)、《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2015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报告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节选)。8.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5月6日，游久游戏股票开盘价、收盘价数据，证明被告刘亮、代琳结婚导致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有利于游久游戏公司经营业绩持续提升、提振市场对游久游戏公司发展的信心，是利好消息。第二组证据证明被告刘亮、代琳被处罚的行政违法行为系未及时披露登记结婚而形成的一致行动人关系，该事项未导致游久游戏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未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判断，不属于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虚假陈述。即使构成虚假陈述，也属于隐瞒利好消息的“诱空型虚假陈述”，不会诱导投资者作出买入该股票的交易决策，故原告买入股票的决策及其投资亏损与被告代琳、刘亮无关。第三组证据，9.关于2015年“牛市”的新闻报道。10.2015年2月5日爱使股份《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11.2015年3月14日《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证券简称公告》。12.关于游久游戏公司更名的新闻报道。13.2015年2月4日至2015年3月18日游久游戏股票收盘价数据。第三组证据证明原告在本案实施日2015年1月18日至更正日2016年1月12日期间买入游久游戏股票，主要受2015年A股“牛市”行情及游久游戏公司更名、主营业务调整的重大利好消息影响，与被告刘亮、代琳未及时披露一致行动人关系没有因果关系。第四组证据，14.关于2015年“股灾”的新闻报道。15.关于2016年“熔断”的新闻报道。16.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1月12日，游久游戏股票收盘价数据。17.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1月28日，游久游戏股票、上证指数、游久游戏股票所属板块“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盘价数据。18.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1月28日游久游戏股票、上证指数、所属板块股价波动对比图。19.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1月28日，游久游戏股票所属“传媒、移动互联网服务行业”的收盘价及涨跌幅。第四组证据证明原告买卖股票发生于2015年至2016年A股异常波动期间，原告以较高价位买入股票，在揭露日前已经跌至较低价位，而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游久游戏股价不降反升，说明原告投资损失由市场风险因素造成，与被告刘亮、代琳的行政违法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原告对于上述被告刘亮、代琳提供的证据除证据3以外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均无法证明被告刘亮、代琳的待证事实，代琳单方承诺不能保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二被告隐瞒结婚事实已将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置于涉嫌规避“借壳上市”的风险中，对投资者并非利好消息。对于证据3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游久游戏公司公告的实际控制人不一定真实准确。代琳、刘亮是游久游戏公司第一大股东，也是证监会认定的虚假陈述行为人，游久游戏公司是否被处罚不影响代琳、刘亮成为本案被告。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代琳、刘亮是本案适格被告。被告游久游戏公司对于被告刘亮、代琳提供的证据均予认可。被告游久游戏公司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沪[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沪[20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第**证据证明游久游戏公司并非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人，未受到行政处罚。第二组证据，3.被告刘亮、代琳结婚证书。4.公司向刘亮发放的《勿闯虚假信息披露禁区知识手册》等上市公司高管学习培训资料以及《上市公司董监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5.2015年2月27日刘亮签署的《董事声明及承诺书》，证明刘亮并未向游久游戏公司披露婚姻状况变动情况。6.刘亮参加2015年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培训班的培训通知及报名回执。7.2016年5月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纪律处分决定书[2016]26号《关于对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刘亮、代琳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以下简称《纪律处分决定书》)，证明上交所也查明刘亮、代琳未告知游久游戏公司一致行动关系。第二组证据证明被告刘亮、代琳未向游久游戏披露结婚事实，游久游戏公司对高管的培训教育到位，公司无过错。第三组证据，8.2016年1月8日上交所上证公函[2016]0052号《关于对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及第三大股东关联关系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上交所通过媒体报道注意到刘亮、代琳成为一致行动人的相关线索。9.2016年1月10日刘亮对问询函的回复。10.2016年1月10日代琳对问询函的回复。11.2016年1月12日游久游戏对问询函回复的公告。第三组证据证明游久游戏公司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虚假陈述行为。第四组证据，12.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4.证监会对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等《行政处罚决定书》。第四组证据证明被告刘亮、代琳登记结婚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不足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判断，《证券法》第八十六条作为行政处罚依据，不属于应当对投资者承担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形，原告要求游久游戏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第五组证据，15.虚假陈述期间游久游戏股票和所属板块及大盘波动情况汇总。16.证监会2016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的新闻报道。17.2015年2月4日证监会新闻发布会；2016年1月5日、1月7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及新闻报道。第五组证据证明2015年下半年股市异常波动，2016年1月股市实施熔断机制。被告刘亮、代琳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与原告的交易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原告的投资损失依法应自行承担。原告对于被告游久游戏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予认可，但认为不能实现游久游戏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排除游久游戏公司的民事责任。被告刘亮、代琳对于被告游久游戏公司第一组证据及第三至第五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第四组证据中另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与本案完全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对第二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刘亮、代琳是技术人员，2014年初涉资本市场，不知道在港结婚是需要披露的事项；游久游戏公司对二人结婚确不知情。本院就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不持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就关联性提出的异议及真实性提出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事实认定及判决理由进行综合评析。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游久游戏公司前身爱使股份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刘亮、代琳、大连卓皓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游久时代100%股权。2014年11月公司为前述重大资产重组而发行的股份在上交所上市，股票名称为游久游戏，股票代码为600652。刘亮与代琳分别为第二和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10.28%、9.31%，其中代琳放弃所持有的3,000万股股份在重组完成后36个月内所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70%。2015年1月18日，刘亮、代琳登记结婚。二人因此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2016年1月8日，上交所向游久游戏公司发出《问询函》，要求游久游戏公司确认刘亮、代琳在重组报告书中反映双方之间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披露是否真实、准确；目前双方是否存在婚姻关系并由此形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权是否已发生变更；双方是否违反重组时不谋求公司控制权等承诺。刘亮、代琳于2016年1月10日向游久游戏公司董事会作了书面回复。2016年1月12日，游久游戏公司发布《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首次对外公开披露上述事项。公告明确，代琳和刘亮持股数量合计163,123,054股，持股比例合计19.59%，超过了原公司第一大股东天天科技17.11%的持股占比；因代琳对其所持部分股份放弃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故二人合计持有有表决权的股份比例为15.99%，低于天天科技17.11%的持股占比。刘亮、代琳经书面征询确认，虽然因登记结婚新增一致行动关系，但主观上并无谋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意图，且实际上也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刘亮、代琳补充承诺，将继续履行2014年重组时已作出的重组完成后36个月内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相关承诺。2016年1月18日，刘亮、代琳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并披露《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16年1月16日，游久游戏公司就游久时代对其子公司增资事宜发布公告。同日，游久游戏公司就下属子公司股份认购事宜发布公告。2016年1月19日，游久游戏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载明经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除前述增资公告及股份认购公告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2016年1月20日，游久游戏公司发布《说明公告》，对公司业绩预测略超预期进行说明。2016年5月18日，上交所出具[2016]26号《关于对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刘亮、代琳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的纪律处分决定书。上交所查明刘亮、代琳结婚后一直未告知游久游戏公司并披露二人的一致行动关系，也未及时披露相关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直至经上交所问询后才分别进行了补充披露，故决定对游久游戏公司股东刘亮、代琳予以通报批评。2017年4月18日，上海证监局作出沪[2017]1号和沪[20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代琳、刘亮形成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达19.59%，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99%后，未按照《证券法》第八十六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违法行为。根据上述违法行为，对代琳、刘亮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2017年4月26日，游久游戏公司发布《关于股东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本案审理中，各方认可实施日为2015年1月21日，揭露日为2016年1月12日，基准日为2016年1月28日，基准价为16.86元。各方确认，游久游戏股票于实施日2015年1月21日收盘价6.62元/股；揭露日2016年1月12日收盘价14.47元/股，当日涨幅0.35%；基准日2016年1月28日收盘价为17.59元/股。自揭露日至基准日游久游戏股票涨幅为21.56%。上证指数2015年1月21日收于3323.61点；2016年1月12日收于3022.86点，当日涨幅0.20%；2016年1月28日收于2655.66点。自揭露日至基准日上证指数跌幅12.15%。2015年6月至8月，上证指数自最高5100余点跌至2800余点。2016年1月1日上交所根据相关规定实行指数熔断机制，于2016年1月8日暂停实施。2016年1月，上证指数自3200余点跌至2700余点。自实施日至揭露日，游久游戏股票的涨跌态势与上证指数基本一致。根据原告谭根龙提供证券历史交易情况表，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谭根龙多次买卖游久游戏股票。截至2016年1月12日揭露日，谭根龙持有游久游戏股票1,115,332股。揭露日至基准日间，谭根龙未买卖游久游戏股票，至基准日谭根龙持有游久游戏股票1,115,332股。本案首先需明确被告刘亮、代琳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是否属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证券欺诈行为。本院认为，信息披露违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但不一定构成诱多、诱空的民事证券欺诈行为。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基本涵盖了所有投资者决策可能需要的信息。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否则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部门即可认定相关主体构成信息披露违法，并责令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在本质上属于侵权责任，其构成须具备过错、损害和因果关系三要件。在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审理中，法院审查行为违法性和过错的同时，也需审查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所涉信息不会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股票价格产生实质影响致投资人损失，那么该行政违法行为与投资者的损失之间即缺乏因果关系。从本案行政处罚的行政违法行为看，《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刘亮、代琳因登记结婚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未公告，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六条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即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继承、赠与等方式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变动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股份比例每增加或减少百分之五，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进行报告和公告。故被告刘亮、代琳因缔结婚姻形成一致行动关系而导致共同持有游久游戏股份比例上升需要报告和公告。登记结婚行为本身无违法性，二人未及时披露信息才使该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的特征。但二人一致行动关系未改变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天天科技的现状，刘亮、代琳未掌握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故二人因登记结婚而产生的一致行动关系对于公司的稳健持续经营无直接明显影响，难以得出可能会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实质影响，并致投资者损失的结论。原告认为代琳放弃3,000万股股份表决权系单方承诺，因代琳与刘亮结婚使该承诺具有不确定性，且二人结婚也违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承诺，涉嫌规避“借壳上市”，具有违法性，从而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上述观点均系推论，代琳相关承诺系公开发布，无证据证明其违反承诺。原告主张的“借壳上市”无行政监管部门作出认定，提供的代琳、刘亮结婚是为减持股份等相关新闻报道，用语含糊，未下结论，仅为猜测性报道，证明效力较低。原告以推论证明刘亮、代琳结婚具有违法性，依据不足。涉案行政处罚事项为二被告结婚后未及时披露一致行动人关系，而非二被告结婚。原告亦未证明其投资损失与上述推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院对原告上述理由及证据不予采信。从游久游戏股价走势看，虚假陈述实施日2015年1月21日至揭露日2016年1月12日期间，游久游戏股价快速上涨，2015年6月11日左右涨至峰值后快速下跌，2016年1月12日揭露日左右止跌作小幅反弹，至2016年1月28日基准日股票仍处小幅上升趋势。而同期上证指数自2015年1月21日亦处快速上升趋势，至2015年6月12日左右升至峰值后下降，2016年1月12日仍处下降通道，至2016年1月28日期间继续保持下降态势。从上证指数2015年至2016年的走势可以看出，被告称2015年上半年股市过热，下半年大盘走低，2016年1月实施熔断机制使股市出现下跌情况符合实际情况。在此背景下，游久游戏个股受到公司重组与大盘走强的双重影响，自实施日左右股价上涨，至年中与上证指数同时到达峰值后同时下跌，到揭露日后大盘继续下跌，游久游戏股价反而出现小幅反弹，至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计算的基准日，游久游戏股价仍在上涨中。从涉案个股股价走势可以看出，市场价格并未受到虚假陈述的影响，即遗漏披露的内容被更正、揭露后，并未对游久游戏股票的市场交易价格产生负面影响。原告同时提出揭露日后游久游戏公司发布了系列利好消息导致股价上涨。原告所称游久游戏公司相关利好消息最早于2016年1月16日发布，在该日之前，游久游戏股价亦未发生较大波动，总体呈上涨态势。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刘亮、代琳未披露因登记结婚形成的一致行动关系与原告投资损失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刘亮、代琳承担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游久游戏公司并非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对象，《行政处罚决定书》未认定游久游戏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对刘亮、代琳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而上交所《纪律处分决定书》查明刘亮、代琳在结婚后未告知公司二人一致行动关系。故游久游戏公司并无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侵权行为，不能作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主体。原告要求游久游戏公司承担其投资损失的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六条，《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谭根龙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868.20元，由原告谭根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峻雪审 判 员  孙 倩人民陪审员  于翠英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楼雨薇书 记 员  薛 恺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六条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二、《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