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3民申39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应文虎，男，汉族，1966年8月2日出生，住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公民身份号码：330************839。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张啸，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圣益饰品（东莞）有限公司，住所：东莞市******。法定代表人：张朝宗，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芷葵，广东旗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军，广东旗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应文虎因与被申请人圣益饰品（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益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1302民初4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应文虎诉称，1.原审法院未就合同效力依职权审查，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未就被申请人是否系涉案房屋所有权人进行审查。被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但从未向原审法院提交其作为厂房所有权人的证据。被申请人是否有权向再审申请人提出要求再审申请人支付租金的主张有待举证证明。原审中，再审申请人未委托代理人，而对方有两名代理人，再审申请人对相关法律规定了解浅薄，未就合同效力及被申请人主体资格提出异议。但原审法院未就该事项向再审申请人释明，也未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申请人。虽然再审申请人未就与被申请人订立有厂房租赁合同提出异议，但并不表示该合同不存在效力瑕疵或被申请人就应当系涉案厂房所有权人。根据物权法第三十九条和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只有房屋所有权人有权处分房屋，并就此获得收益，但本案中被申请人从未举证证明自己系房屋所有权人或举证证明其为涉案厂房使用权人，有权出租涉案厂房。再审申请人在向涉案厂房所在地不动产登记机构查询后发现，被申请人在涉案厂房所在地并无所有土地或房屋。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涉案厂房租赁合同效力待定。且至原审判决生效，也未得到厂房所有权人的追认。涉案厂房租赁合同，应当认定无效。2.原审法院未审查涉案厂房是否具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第三条规定，“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涉案厂房建设应当具备相关手续，并获得自然资源局或住建部门批准。根据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点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注意无效与可撤销、未生效、效力待定等合同效力形态之间的区别，准确认定合同效力，并根据效力的不同情形，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审法院未就上述影响涉案厂房租赁合同效力的基本事实查明，在未依职权确定涉案租赁合同效力的情形下径直判决涉案合同合法有效，明显错误。再审申请人向涉案厂房所在地自然资源局和住建部门查询后发现，涉案厂房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其他在建设厂房时所应当取得的审批手续。根据《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就涉案厂房订立的租赁合同应当认定无效。再审申请人认为，原审法院未依职权就涉案厂房租赁合同效力进行审查，在未确定涉案厂房租赁合同是否有效，被申请人是否具有涉案厂房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情形下，判决涉案合同有效，再审申请人支付涉案租金，系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理应纠正。3.再审申请人非本案适格主体。涉案合同签订主体系“温州市瓯海三洋塑胶厂”，该企业名称与再审申请人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温州市瓯海三垟塑胶厂”仅一字之差，显然系书写错误。温州市瓯海三垟塑胶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OM，系股份合作制企业。根据《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法人，以企业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主要由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出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再审申请人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代表企业签订合同，不论涉案合同是否有效，其责任承担均应由企业承担，而非法定代表人或出资人个人承担。再审申请人签订涉案合同行为，仅系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企业签订涉案厂房租赁合同，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涉案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均应由温州市瓯海三垟塑胶厂承担。因此，再审申请人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再审申请人并非本案诉讼适格主体，被申请人权利主张对象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未就涉案主体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依职权审查，对被申请人诉讼裁定不予受理，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4.原审对再审申请人涉案承租面积事实认定不清。再审申请人于2016年10月退还承租面积5000多平米，实际租赁面积仅为4030平米。在（2019）粤1302民初9430号，2019年10月22日谈话笔录中，被申请人的代理人邓金灿对再审申请人承租面积仅为4030平方米予以认可，并未提出异议。且现场租赁情况也能反映出，再审申请人仅租赁了4030平方米作为厂房使用。综上，再审申请人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1302民初4680号一至四项判决，改判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无效，返还再审申请人涉案租金400436.5元及占用费620052.6元、迟延履行金65871.4元、管理费28000元。被申请人圣益饰品（东莞）有限公司辩称，1.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其再审申请。原审判决已于2018年3月20日发生法律效力并已经强制执行。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申请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既未上诉也未申请再审，再审申请人于2020年1月6日提起再审申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6个月的再审期限。2.再审申请人提交的（2019）粤1302民初9430号案2019年10月22日《谈话笔录》是法院另案处理相关事务而制作的笔录，是当事人对一个问题的陈述，且陈述的内容与本案的基本事实无任何关联，依法不属于本案的新证据。另外，《谈话笔录》解决的只是另案需要处理的具体位置，并未涉及再审申请人承租的租赁物的具体面积问题，对于承租的总面积并不具有任何的证明力，也没有任何的自认，根本不能推翻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首先，《谈话笔录》是法院针对再审申请人对案涉租赁物恢复原状，包括垃圾清理、修复墙面、运走固体物、拆除烟囱及清理修复费用进行评估等事宜所作的笔录，是法院另案为解决相关的问题而进行的谈话，当事人陈述的范畴，与申请再审的案件基本事实无关，根本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其次，《谈话笔录》不具有证明力，不能推翻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谈话笔录》中提到的4030平方米只是须进行垃圾清理、修复墙面的车间面积，并非指再审申请人实际承租的租赁物面积，实际承租面积有的有垃圾需要清理或修复，有的没有垃圾需要清理或修复，清理面积并不能得出实际承租面积是4030平方米的结论。再审申请人明显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以偏概全，垃圾清理面积与实际租赁面积系两个不同的概念与范围，不能混为一谈。《谈话笔录》仅仅是对租赁物垃圾清理的面积以及评估垃圾清理费用的书面确认，与实际租赁面积无任何关联。3.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再审申请人的再审事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二百零一条的规定，依法应驳回再审申请。根据最高院关于买卖合同的解释，连无权处分的合同依法都属于有效合同。被申请人是否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不影响租赁合同效力，更不能否定被申请人已将房屋出租给再审申请人之事实。更何况，在广东省无取得产权证的房产进行出租比比皆是，再审申请人以无产权证为由主张原审判决错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原审法院已经作了审查判断，超过法定再审申请期限无需再对此进行任何审查。关于租赁合同的效力及再审申请人主体资格问题，原审法院已经对此进行了审理，认定涉案租赁合同有效，且租赁合同承租方系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在原审庭审过程中自始至终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其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依法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案件事实无关，该资料也根本无法证明涉案合同签订主体为温州市瓯海三垟塑胶厂的事实。而事实上，再审申请人签署租赁合同后即成立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富鑫服装辅料厂进行经营，从原审判决第五页第三行可以证明再审申请人租赁涉案租赁物经营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富鑫服装辅料厂。关于租赁面积，再审申请人在原审庭审中已确认其实际租赁面积为9324.1平方米，从原审判决书第七页第17、18、19行可以证明该事实。现在再审申请书中主张实际租赁面积为4030平方米明显与其在庭审中确认之事实自相矛盾，不具有可信性，依法应不予采纳。综上，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在再审申请阶段，再审申请人应文虎提交三份证据：1.《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拟证明被申请人对涉案厂房无所有权的事实。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再审申请人系温州市瓯海三垟塑胶厂的法定代表人，温州市瓯海三垟塑胶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3.（2019）粤1302民初9430号案件2019年10月22日《谈话笔录》，拟证明再审申请人租赁涉案厂房面积仅为4030平方米的事实。被申请人圣益饰品（东莞）有限公司对再审申请人应文虎提交的上述证据，未提出书面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再审申请人应文虎向本院提出的再审申请是否超过法定再审申请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再审申请人应文虎应在法律规定的再审申请期限内提出再审申请。本案中，原审判决已于2018年3月20日发生法律效力，再审申请人应文虎于2020年1月6日向法院申请再审，已超过法律规定的“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再审申请。关于再审申请人应文虎在申请再审阶段提交的新证据《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和《谈话笔录》能否证明其再审申请未超过法定再审申请期限的问题。本院认为，新证据《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只能证明被申请人圣益公司在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无登记房产，而圣益公司有无房产登记并不能直接导致《厂房租赁合同》无效。关于新证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证据是有关温州市瓯海三垟塑胶厂的企业信息，与本案无关。再审申请人应文虎称涉案《厂房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温州市瓯海三洋塑胶厂”应为“温州市瓯海三垟塑胶厂”，故主张再审申请人应文虎非本案适格主体。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厂房租赁合同》末尾签字处有再审申请人应文虎的签字，但没有“温州市瓯海三洋塑胶厂”的公章。另外，再审申请人应文虎在原庭审中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作为原审被告的主体身份并未提出异议。因此，被申请人圣益公司将再审申请人应文虎作为原审案件被告提出起诉，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应文虎主张原审被告应为“温州市瓯海三垟塑胶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新证据《谈话笔录》，该证据是另案法官针对被申请人圣益公司要求再审申请人应文虎拆除、修复、清理案涉租赁物范围等事宜所作的笔录。从该笔录内容中看，4030平方米是指再审申请人承租的车间，是再审申请人清理、修复、拆除范围，无法证明是再审申请人应文虎租赁厂房的实际总面积。因此，再审申请人应文虎主张原审法院认定其自2016年10月起的租赁面积是9324.1平方米错误，无事实根据，不予支持。另，再审申请人应文虎称其向涉案厂房所在地相关部门查询后发现涉案厂房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其他在建设厂房时所应当取得的审批手续，因其未向本院提交相关有力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应文虎在再审申请阶段提交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和《谈话笔录》，并不能证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裁判结果错误，其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之情形，故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关于“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综上，再审申请人应文虎的再审申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再审申请期限，对其再审申请应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应文虎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瑞南审 判 员 王 丹审 判 员 许海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刘 英书 记 员 蓝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