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民初133号 原告：自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解放路**。 法定代表人：何跃，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文庭，北京天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昌伟，北京天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瓜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东灵北路**。 法定代表人：周黎明，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砚军，北京金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艳，北京金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自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贡银行）与被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瓜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以下简称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8日立案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于提交答辩状期间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2017）川民初133号民事裁定，驳回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不服该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1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辖终123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14日、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自贡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文庭、杨东委，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砚军、张秀艳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4月11日，自贡银行将其原委托代理人杨东委变更为杨昌伟。本案管辖权异议审理期间及依当事人申请调取新证据的期间依法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自贡银行的起诉请求：1.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支付自贡银行汇票金额4.5亿元并划付至自贡银行的指定账户；2.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先行支付自贡银行迟付利息，从到期日2015年11月29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商业承兑汇票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17日，为人民币161775000元）；3.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向自贡银行先行支付律师费300000元，其余费用待本案结案时申报；4.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5年5月29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时任负责人倪科峰本人经与自贡银行工作人员洽谈，与自贡银行签订了一份《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及其负责人倪科峰个人名章。合同约定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向自贡银行提交的转贴现商业承兑汇票10份，合计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亿元。同时约定，票据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至自贡银行指定账户，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违反此约定，由民泰商行瓜沥支付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和相应利息。自贡银行依据合同约定于2015年5月29日向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支付了转贴现款。随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将10份商业承兑汇票进行了背书流转。上述汇票到期后，持票人向付款人平安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进行委托收款，除一张票面金额为5000万元的汇票于2015年12月3日兑付外，其余票面金额共计4.5亿元的九张汇票，因付款余额不足被拒付。现自贡银行已被两票据后手追索。2015年12月10日，自贡银行要求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承担付款义务。至今为止，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故提起本案诉讼。 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答辩称：一、本案涉嫌经济犯罪，不属于经济纠纷，应当裁定驳回起诉。1.光大国际建设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公司）是案涉九张汇票的出票人，华夏金石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是收款人。经查询，光大公司原是华夏公司持股50%的股东，后从五个自然人股东处受让50%股权，华夏公司成为光大公司全资子公司。光大公司在其账户余额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向华夏公司签发十张共计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我方有理由怀疑光大公司与华夏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华夏公司取得票据并未支付对价。2.2016年4月28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向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报案，该局当天以涉嫌报案人印章被伪造一案立案受理。2016年5月10日，该案被移送四川省自贡市公安局（以下简称自贡市公安局）侦办。在本案诉讼中，自贡银行已先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于2016年4月21日以案涉伪造公司印章和票据涉嫌诈骗向自贡市公安局报案，该局分别予以立案。自贡银行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票据追索权诉讼中已认可其工作人员被逮捕，可见案涉票据行为存在经济犯罪。3.北京二中院票据追索权案件中，存在两个涉嫌经济犯罪的问题。一是经北京二中院庭审核实，自贡银行支付的转贴现款是从自贡银行在其银行内部私自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名义开立的账户转至假冒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名义在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中央广场支行（以下简称甘肃银行中央广场支行）开设的账户中，两个账户都是冒名开设的，自贡银行不仅未尽审慎注意义务甚至是故意为之。二是冒名在甘肃银行中央广场支行开设的账户中资金走向是颠倒的，是自贡银行先向该账户转款，然后该笔款项分两部分转出，4.86亿元转到华夏公司，70余万转到舟山博凯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凯博公司江西分公司）。这家分公司是一家服务中介，结合案涉票据的流转行为，该公司应是为联系案涉违法票据行为牵线搭桥，从中获取高额的中介服务费。上述信息可知，自贡银行支付转贴现款的资金流向是以冒名的甘肃银行中央广场支行账户作为走账的跳板，光大公司与华夏公司不存在正常的交易关系，该账户的资金流向及中介服务公司的参与也是涉嫌票据诈骗中的一环。4.本案与自贡市公安局侦办的票据诈骗和伪造印章案事实密切相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本案与2018年3月23日自贡银行在北京二中院提起票据追索权纠纷诉讼构成重复起诉，本案应当驳回起诉。尽管两案分属不同纠纷，但请求权均指向同一笔债权和利息，存在请求权竞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属于重复起诉，应当依法驳回自贡银行起诉。三、自贡市公安局侦办的行为人伪造印章用以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方法进行票据诈骗，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上述行为中不存在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更无因果关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公章及汇票专用章、倪科峰的私章从刻制、使用、保管、销毁均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从印章刻制、使用、保管、销毁都按照总行公示的《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会计核算专用印章与重要机具管理办法》严格执行，尽到了应尽的注意义务，主观上不存在错误，且与自贡银行的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关于“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及总行要求的印章刻制规定执行，不存在过错。四、自贡银行主观上存在恶意，并非善意无过失，应当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法律责任。1.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将商业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给自贡银行，双方应当在交易一方营业场所内逐张办理票据审验和交接，但自贡银行并未提供在任何一方办理审验和交接的证据，不能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票据业务监管促进票据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认定双方进行了合法的审验和交接。2.《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票据业务监管促进票据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第四条第五项规定，办理转贴现业务，应当将资金划入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的存款准备金账户或在本银行开立的账户。而案涉贴现款是打到冒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名义在甘肃银行中央广场支行开设的同业账户上，既不合法也不符合常理。3.自贡银行未经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同意私自在自己银行内部开设同业账户及支付贴现款“倒打款”的行为，都证明自贡银行的主观恶意。4.根据《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中小商业银行设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办发［2013］277号）的要求，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作为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单户授信余额不超过500万元。自贡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没有就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与华夏公司之间5亿的授信业务向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上级核实，其主观上具有恶意。综上，自贡市公安局正在侦办的伪造印章案和票据诈骗案与本案事实存在重叠，且与北京二中院审理的案件构成重复起诉，应当裁定驳回自贡银行的起诉。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票据行为中无过错，不应承担自贡银行的损失。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分别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具体情况如下： 自贡银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拟证明自贡银行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于2015年5月29日签订票据转贴现合同。 第二组证据：商业承兑汇票，拟证明双方按约定办理转贴现业务。 第三组证据：1.贴现凭证；2.特种转账传票；3.《关于开设浙江民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瓜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账户的说明》；4.账户转账明细。拟证明自贡银行已按时向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支付转贴现款。 第四组证据：拒绝付款理由书。拟证明票据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款。 第五组证据：自贡银行向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行使追索权的函。拟证明因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违约，自贡银行向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发出书面追索通知。 第六组证据：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双方签订转贴现合同时，倪科峰为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工商登记的负责人。 第七组证据：1.自贡银行与北京天铎（成都）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2.律师费前期30万元费用发票。拟证明自贡银行聘请律师的相关费用。 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该商业承兑汇票系伪造，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并未签订及履行该合同。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合同的履行建立在合同真实合法有效的基础上，但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未签订案涉合同，更没有义务履行该合同。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这是自贡银行违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承兑转贴现相关规定的违规行为，贴现凭证及转账传票的付款单位和收款单位均是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是自贡银行没有经过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同意擅自设立的账户。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没有签订案涉转贴现合同，也没有履行案涉合同所约定的票据背书转让行为。因此，拒绝付款理由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由平安银行开具的，是出票人光大公司在平安银行开的户。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没有实施案涉合同行为及背书的票据行为，自贡银行的追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回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七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没有实施签订案涉合同行为及背书的票据行为，由此产生的损失不应由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承担。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系《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第二组证据系九张《商业承兑汇票》，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对其“三性”均不认可的前提下，本院将结合本案印章鉴定等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合同和汇票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中的《贴现凭证》及《自贡市商业银行特种转账传票》，虽然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对其“三性”不认可，但该两份证据系自贡银行贴现票据的凭证，加盖了自贡银行的印章，且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也将《自贡市商业银行特种转账传票》作为证据提交，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第三组证据中自贡银行于2018年6月7日出具的《关于开立浙江民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瓜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1020××××0629账户的说明》系一审开庭前作出的，属于当事人陈述，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第三组证据中的《交易流水信息》加盖自贡银行的公章，显示了贴现款的流向，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系平安银行开具的九份《拒绝付款理由书》，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并依法采信该证据。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对第五组、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该两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第七组证据系自贡银行与北京天铎（成都）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及支付律师费用的相关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光大公司的相关涉诉材料；2.光大公司、华夏公司的企业信息。拟证明：光大公司没有资金实力开具高额的商业汇票，自2013年起涉及多起诉讼且基本败诉，经营困难，可能资不抵债；华夏公司是光大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有极强的关联关系；两家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贸易关系。 第二组证据：3.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拱墅派出所出具的受案回执、拱墅区分局移送案件通知书；4.自贡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调取证据通知书及相关材料；5.自贡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调取证据通知书（自公＜经＞调证字［2016］906号）及相关材料；6.自贡银行向自贡市公安局提交的报案、立案申请书；7.自贡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决定书；8.北京二中院的开庭笔录；9.《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同业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票据业务监管促进票据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10.特种转账传票；11.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甘肃银行兰州中央广场支行账户的银行流水；12.凯博公司江西分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3.舟凯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1.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向公安机关报案情况，以及自贡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情况，案涉票据纠纷并非经济纠纷，而是涉嫌重大经济犯罪；2.自贡银行自认案涉票据出票及流转的行为并非经济纠纷、而是涉嫌经济犯罪的重大事实；且相关伪造印章及票据诈骗刑事案件仍在侦查中；3.自贡银行冒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名义在本行开设的账户及他人冒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名义在甘肃银行兰州中央广场支行开设的账户均涉嫌经济犯罪；4.案涉票据贴现款项是违规倒打款且涉嫌经济犯罪的一个环节；5.凯博公司江西分公司提供违规票据中介服务，从中获取非法中介费用，涉嫌经济犯罪。 第三组证据：14.北京二中院传票、起诉状。拟证明自贡银行就转贴现合同所涉的票据已向北京二中院提起追索权诉讼，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北京二中院审理的案件与本案的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基本相同，构成重复诉讼，应当依法驳回起诉。 第四组证据：15.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民泰银发[2014]12号）通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公章、汇票专用章、倪科峰私章申请单、保管登记薄、领用单及城市银行资金清算中心（城镇清[2014]176号）通知。拟证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刻制、保管、适用、销毁印章的过程中均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执行，不存在过错。 第五组证据：16.《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中小商业银行设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办发[2013]277号）。拟证明自贡银行在明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作为小微支行仅可办理500万元以下授信业务，仍与其签订5亿元的票据转贴现合同，自贡银行的上述行为存在重大明显的过错。 第六组证据：17.受案回执；18.立案告知书；19.立案决定书。拟证明案涉转贴现合同的印章存在被伪造，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已向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报案，因此本案也涉嫌经济犯罪。 自贡银行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是打印件，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三性”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3-8、证据14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证据9应该是部门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证据；对证据10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11-13、证据15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据16是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证据；证据17-19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关联性不认可。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证据1、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自贡银行对证据3-8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采信。证据9和16是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文件及通知，不属于证据。自贡银行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采信。证据11系甘肃银行的查询清单及业务凭证，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并采信。证据12、1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确认证据14的真实性并采信。证据15中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内部的印章刻制申请单及相关印章使用记录系其内部资料，在自贡银行不认可真实性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至于能否证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未签订过案涉票据贴现合同还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民泰商行制定的相关管理办法是其银行内部管理规定，是否能达到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刻制汇票专用章的通知》，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证据17-19系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出具的相关文书，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并采信。 一审庭审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向本院提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终1号-9号共计九份民事裁定，拟证明自贡银行在北京二中院提起的另案诉讼已作出生效裁定。 自贡银行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该九份民事裁定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并采信。 2018年8月13日，自贡银行递交《申请书》，申请本院向自贡市公安局、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调取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材料，包括倪科峰、洪波、戴西林等等犯罪嫌疑人的询问笔录及其他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材料。2018年11月23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递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调取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自贡银行工作人员李符玉、张正意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的刑事案件材料。本院认为自贡银行及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予以准许。本院向自贡市公安局及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了以下证据： 1.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2018）川0302刑初73号刑事判决一份，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3刑终162号刑事判决及刑事裁定各一份； 2.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福森特司鉴[2016]文鉴字第78号、福森特司鉴[2016]文鉴字第1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3.自贡市公安局于2016年5月5日对张怀璞进行询问制作的一份询问笔录； 4.自贡市公安局分别于2016年6月30日、2016年11月1日对倪科峰进行询问制作的两份询问笔录，于2017年3月13日、2017年5月17日、2017年7月28日对倪科峰进行讯问制作的三份讯问笔录； 5.自贡市公安局分别于2015年5月11日、2016年10月21日、2016年11月17日对李符玉进行询问制作的三份询问笔录，于2017年5月23日、2017年9月12日对李符玉进行讯问制作的两份讯问笔录； 6.自贡市公安局于2016年10月21日对张正意进行询问制作的一份询问笔录，于2017年8月21日对张正意询问制作的一份讯问笔录； 7.自贡市公安局于2017年7月26日对洪波进行讯问制作的一份讯问笔录； 8.自贡市公安局于2017年7月26日对洪虎良进行询问制作的一份讯问笔录； 9.自贡市公安局于2017年7月1日对陈志增询问制作的一份询问笔录； 自贡银行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刑事判决并未认定李符玉存在违规操作、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实，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自贡银行的工作人员在办理票据业务时存在违规行为。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该两份鉴定意见只对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公章和汇票专用章进行了鉴定，不能据此否认倪科峰身为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负责人的个人名章的效力。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该笔录证明倪科峰是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出票环节，并于自贡银行工作人员商谈案涉业务。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倪科峰的讯问笔录证明：第一，倪科峰在北京与洪波、戴西林、自贡银行李符玉等见面时，仍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行长的身份，让自贡银行李符玉相信其有代表权限，且倪科峰是工商登记的行长，自贡银行作为一般债权人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有理由相信票据业务的真实性；第二，倪科峰本人明知案涉个人名章的存在，且使用、认可其效力，该个人名章与倪科峰个人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三，倪科峰对洪波办理案涉票据业务的授权文件是真实的。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李符玉的询问笔录证明自贡银行在办理案涉票据业务时，符合相关规定及流程，现场核实出票流程及交易对手情况，不存在故意违规办理业务的情形。证据6证明倪科峰、洪波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负责人、员工的身份鉴证光大公司出票，并办理了后续贴现业务。对证据7-10的“三性”无异议，证据7、8能够证明洪波为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员工，任行长助理，有发工资、工牌及名片、工作证明及洪虎良的讯问笔录；证据9证明自贡银行的工作人员在办理票据业务时不存在故意违法违规办理业务的行为。 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质证意见为：1.法院调取的证据进一步印证本案涉及经济犯罪嫌疑。刑事判决直接载明参与案涉转贴现合同签订的戴西林、蔡嵘等人被另案处理，可以证明案涉转贴现合同仍有涉及经济犯罪。李符玉的询问笔录表明李符玉于2015年5月27日在光大公司见证了出票日期为2015年5月29日的汇票，其对票据绝对记载事项中出票日期伪造的事实明知且放任，其行为直接导致转贴现业务和汇票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本案应当驳回起诉。2.自贡银行与案外人洪波签订的案涉转贴现合同不构成表见代理。李符玉的询问笔录证明与自贡银行进行交易、签订、履行案涉合同的人一直是洪波，自贡银行工作人员明知洪波不具有授权，仍为了非法利益与洪波签订案涉转贴现合同。自贡银行李符玉及其领导在知晓自贡银行所做的是过桥业务且存在转贴现业务违规倒打款的情况下，仍然签订案涉合同，放任巨大风险的存在。证据7-9证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尽到了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自贡银行的损失不应当由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承担洪波与倪科峰共谋实施在合同上加盖伪造公章的行为构成犯罪，不发生民事法律行为后果。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本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调取的证据来源于自贡市公安局刑事案件卷宗材料以及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卷宗材料，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待证事实相关，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其中多份询问笔录及讯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判定其证明力。 自贡银行根据本院调取的证据，于2019年3月28日向本院提交《申请书》，申请本院调取光大公司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自贡银行认为，根据倪科峰的询问笔录，该合同上有倪科峰的亲笔签名，倪科峰使用并认可案涉个人名章。本院认为，自贡银行向本院提交该申请后不久即自行向自贡市公安局复印了该合同，已无调取的必要，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自贡银行向本院补充提交一组证据：1.自贡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出具：《关于光大国际建设工程总公司与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瓜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调取情况说明》；2.自贡市公安局调取《保证合同复印件》1份。 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质证意见为：该组证据来源不合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属于逾期提供证据，不应当采纳。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保证合同》复印于自贡市公安局，自贡市公安局也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该合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及来源合法；但该《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倪科峰名章与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上加盖的倪科峰名章是否是同一枚名章无法确定，不能仅凭《保证合同》加盖了倪科峰个人名章即认定倪科峰认可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上加盖其个人名章的效力，该证据不能达到自贡银行的证明目的。 2019年11月28日本案复庭时，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新的证据。 自贡银行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1.自贡银行营业执照；2.《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拟证明自贡银行更名的事实。第二组：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初20号《应诉通知书》；4.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初20号民事裁定;5.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3民初39-47号《应诉通知书》；6.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3民初39-47号《通知》；7.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3民初97-105号《应诉通知书》；8.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3民初97-105号民事裁定；9.《四方和解协议》；10.《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11.《资金代付情况说明》；12.兴业银行成都分行普通汇兑业务报文。拟证明自贡银行被后手追索及代偿票据款项的相关事实。第三组：13.中国银监会自贡监管分局《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拟证明自贡银行被银监局处罚的事实。第四组：14.《自贡市商业银行商业汇票贴现业务管理办法》；15.《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商业承兑汇票查询查复书》。拟证明自贡银行已核实交易对手信息的事实。第五组：16.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被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拟证明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因无真实交易背景承兑汇票被银监部门处罚的事实。 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我方不是证据3-12的当事人，且自贡银行的损失系其自身违规行为造成，不能基于签订四方协议即取得向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追偿的权利。对证据1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5的“三性”不认可，查复书上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印章是伪造的。对证据16的“三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意见为：证据1-14的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虽对证据15的“三性”不认可，但该查复书上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印章的真实性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证据16系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的其他分行被行政处罚的情况，不涉及本案被告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1.《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转授权撤销通知书》；2.《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关于给予杭州萧山瓜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行长倪科峰处罚的通报》。拟证明：2014年12月17号，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杭州分行行长戚玉林撤销对倪科峰授信业务审批权；2015年3月18日，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给予倪科峰撤职处分，倪科峰不再具有行长身份及权限。第二组：3.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杭州分行《转授权书》。拟证明倪科峰担任负责人期间的授权范围明确其不能签订转贴现合同和授信额度的上限。第三组：4.浙民泰银发（2015）57号文件、浙民泰银杭报（2015）35号文件。拟证明2015年3月18日，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聘任方志坚为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代理行长；2015年3月27日，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杭州分行上报方志坚担任行长的任职资格申请。第四组：5.《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6.《任职资格考试通知单》。拟证明2015年4月14日，方志坚按照中国银监会的相关规定要求参加了任职资格考试。第五组：7.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浙银监复（2015）257号文件、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浙民泰银发（2015）210号文件。拟证明继任行长方志坚是按照中国银监会规定的程序逐项完成后才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倪科峰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中不存在过错。第八组：8.自银监罚决字[2018]1-5号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拟证明自贡银行主管存在过错，不构成表见代理。 自贡银行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6系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内部文件，对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7、8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证据1-3虽系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的内部文件，但均加盖了印章，且文件反映的内容与倪科峰本人的陈述相印证，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并采信。证据4中的浙民泰银发（2015）57号文件未加盖印章，本院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对浙民泰银杭报（2015）35号文件真实性确认并采信。证据5系中国银监会的部门规章，不属于证据。证据6未加盖印章，本院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对证据7、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 一、案涉合同及汇票的相关情况 2015年5月27日，光大公司开具10张金额均为50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汇票显示的出票日期均为2015年5月29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11月29日，付款人为光大公司，收款人为华夏公司。之后，10张商业承兑汇票依次背书转让给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自贡银行、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自贡银行提交一份《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内容显示该合同系自贡银行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合同约定，自贡银行为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办理10张商业承兑汇票，合计金额5亿元。扣除转贴现利息后，自贡银行需实际支付转贴现款487666666.7元，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甘肃银行兰州中央广场支行开设的账户（账号：×××20）为收款账户。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承诺，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自贡银行指定账户。自贡银行在该合同尾部甲方签章处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何跃印鉴，乙方签章处加盖一枚显示为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印章及其负责人倪科峰的私章。 2015年5月29日，自贡银行办理10张商业承兑汇票的转贴现业务，开具《贴现凭证》及《特种转账传票》各一张，自贡银行在其银行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名义开立一个内部临时账户，并将票据贴现款项487666666.70元从该内部临时账户转账至在甘肃银行中央广场支行开设的户名为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银行账户内。同日，该笔贴现款分两笔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甘肃银行中央广场支行的账户转出，其中，转至华夏公司在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开立的账户4********.30元，转至凯博公司江西分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南昌青山湖支行的账户770833.40元。 10张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持票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向付款人光大国际公司的开户行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委托收款，其中1张票面金额为5000万元的汇票于2015年12月3日兑付。因付款人余额不足，平安银行于2015年12月4日出具9份《拒绝付款理由书》，拒付其余票面金额共计4.5亿元的9张汇票。之后，自贡银行被其后手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追索。 2015年12月10日，自贡银行向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发出《关于商业承兑汇票行使追索权的函》，函告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按照双方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行使追索权。时任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负责人方志坚在该函件尾部手书表示该行未做此单商业承兑汇票业务。 2016年6月20日，受自贡市公安局委托，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对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及拒付的9张商业承兑汇票上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印章、汇票专用章印文与自贡市公安局调取的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印章印文样本进行司法鉴定，出具福森特司法鉴[2016]文鉴字第78号、第1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和9张商业承兑汇票上加盖的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印章和汇票专用章，与自贡市公安局调取的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印章印模和汇票专用章印模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2017年9月13日，自贡银行向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发出《催收函》，函告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按照双方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支付未承兑的汇票金额4.5亿元。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于2017年9月13日出具《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关于自贡银行催收函的回函》，载明：经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查证，该行从未与自贡银行签订《催收函》所示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该行从未办理10张商业银行承兑汇票的转贴现业务。 另查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于2013年8月2日成立，2015年9月11日前其工商登记的负责人为倪科峰。 2014年12月17日，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作出《转授权撤销通知书》，撤销倪科峰授信业务审批权限。2015年3月18日，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作出浙民泰银发（2015）54号《关于给予杭州萧山瓜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行长倪科峰处罚的通报》，决定给予倪科峰撤职处分，处分期限24个月。2015年3月27日，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杭州分行向浙江银监局报送《关于核准方志坚任职资格的请示》，拟聘方志坚担任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行长，提请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银监局）对任职资格进行审核。2015年7月16日，浙江银监局作出浙银监复[2015]257号《关于方志坚任职资格的批复》，核准方志坚的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行长的任职资格。2015年9月11日，负责人由倪科峰变更为方志坚。2016年11月22日，负责人由方志坚变更为周黎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庭审中认可倪科峰于2015年1月即已未实际履行行长职责，与倪科峰本人的供述相一致。 再查明，2018年3月23日，自贡银行就9张被拒付的商业承兑汇票向北京二中院提起票据追索诉讼，起诉出票人光大公司、收款人华夏公司、第一手贴现银行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要求三被告支付汇票金额及利息。北京二中院作为九个案件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京02民初84-92号。北京二中院审理后认为自贡市公安局已就案涉票据流转过程中是否存在伪造公司印章以及票据诈骗的犯罪行为进行侦查，侦查的事实与该案事实重叠，且侦查行为并未终结，遂裁定驳回自贡银行的起诉。自贡银行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中自贡银行基于票据追索权而产生票据纠纷所涉事实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涉及伪造公司印章犯罪、光大公司涉嫌票据诈骗犯罪所涉事实属于同一法律事实，进而涉及相同的票据法律关系，一审裁定驳回自贡银行的起诉正确。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二审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相关刑事案件的情况 2016年4月21日，自贡银行向自贡市公安局递交《报案、立案申请书》，认为在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诉光大公司、华夏公司、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自贡银行、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票据追索权纠纷可能涉嫌犯罪，向自贡市公安局报案，请求立案侦查。 2016年10月8日，自贡市公安局作出自公（经）立字[2016]225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2016.4.22伪造公司印章案立案侦查。经核实，该案现已侦查完毕，但尚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7年3月9日，自贡市公安局作出自公（经）立字[2017]63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2015.5.29票据诈骗案立案侦查，经核实，该案现已侦查完毕，但尚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于2018年9月9日向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报案称其被伪造、变造、买卖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该分局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杭拱公（预）立字[2018]12311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被伪造印章案立案侦查。 倪科峰在2016年6月30日自贡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对其第一次询问时陈述：“做第二次贴现，就是2015年5月份牵涉到自贡银行那次，在银行还能查到我还是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行长，虽然我已不任此职，但因为免职文件还没下来，在网上还能查到我为行长。这就是蔡嵘、戴西林他们找我出面的原因，这样我到场更有说服力。我于2015年5月26、27号左右到北京，蔡嵘、戴西林、洪波（男，30岁左右，浙江人）在北京等我，一起跟自贡银行的李总见了面，一起见证光大公司出票。当天我就回了杭州，蔡嵘、戴西林、洪波办了手续后，一起又去了自贡。办理相关手续所需的我的身份证复印件是我提供的。蔡嵘他们冒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名义在甘肃银行兰州分行开设了账户我是知道的，但没具体经办。联系下手银行以及去下手银行转贴现我都没有参加。银行与光大公司以及银行之间签订的合同资料都是蔡嵘、戴西林他们准备的。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公章、汇票专用章、法人私章都被银行严格管控，无法拿出”。倪科峰于2016年11月1日陈述：“2015年1月份之后，我就没有担任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行长，调到民泰商行杭州分行办公室工作。2015年5月28日上午，在光大国际公司与自贡银行的李总相互介绍了身份，我告诉了他我是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行长”。倪科峰于2017年5月17日供述：“第三次是2015年5月27日，戴、蔡联系我，让我继续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行长的身份并冒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名义进行商票贴现。瓜沥支行作为直贴行，开票公司是光大公司，收票公司是华夏公司，出具的商票金额是5亿，当时我只知道自贡商业银行是过桥行”。 李符玉在2016年5月11日自贡市公安局对其询问时陈述：“我和单位的张正意于5月26日或27日一起去北京的出票单位光大国际建设工程总公司见证该公司的出票过程，当时还有光大公司的董事长张怀璞、自称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行长倪科峰（男、杭州口音、三四十岁、一米七左右），该行职员洪波（男，说普通话、二十多岁、一米七左右），另外有蔡嵘、戴西林在场。同时见证了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对光大公司的授信。当时倪科峰和洪波代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对光大公司现场办理相关手续，光大公司出具的10张商业汇票交到洪波手里。5月27日晚，戴西林、洪波、蔡嵘、我、张正意五人一起坐飞机回了自贡。5月28日，我行办好搭桥手续，将5亿汇票背书给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5月29日，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将资金转到我行后，我行扣除贴现差价将资金转账给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兰州的一个账户”。李符玉于2016年10月21日陈述：“27日见证出票后，我和张正意、蔡嵘、戴西林、洪波同一班飞机到了自贡。28日在票据中心，我们和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洪波签了两家银行的转贴现合同，并且把承兑汇票背书给我行。洪波把承兑汇票从北京带回来的，他也带上了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公章、汇票专用章、倪科峰的私章。汇票上的章和合同上的章都是洪波盖上去的”。2016年11月17日自贡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对李符玉的《询问笔录》载明：“问：你是否对光大公司和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相关情况进行过核实？答：针对光大公司我就是在网上搜了一下他的基本信息；关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我也是在网上查看了相关信息，对蔡嵘传真过来的资料进行了核实。问：按照自贡银行的相关规定，你需要到光大公司和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去进行核实吗？答：在商业承兑汇票的业务中，按照自贡银行的规定，我们只需要到出票的公司对票据进行核实，不需要对上手银行进行核实。问：你到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去实地核实或电话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进行核实过吗？答：都没有。问：为什么没有这么做？答：我认为我已经通过网上核实了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相关情况，并且蔡嵘告诉我出票当天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行长倪科峰要到场，所以我认为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情况是真实的”。2017年9月12日自贡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对李符玉的《询问笔录》载明：“问：（出示自商银办法[2012]24号，关于印发《自贡市商业银行商业汇票贴现业务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你看一下，是不是你行的文件？答：是。问：该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银行向你行申请转贴现时应提供上级部门对开办转贴现业务的文件、授权书（首次办理业务和变更后提供），为什么在档案中没有这些材料？答：在当时瓜沥支行提供的营业执照上是有票据贴现的经营范围，我也在互联网上看到有银监局对瓜沥支行做票据贴现业务的批文，我误认为只要瓜沥支行能做票据业务就可以进行票据转贴现，也就不需要上述提到的这些资料”。 洪波于2017年7月26日在自贡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对其讯问时供述：“2017年7月12日，我因涉嫌票据诈骗罪被杭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5月26日晚我和倪科峰一起乘飞机从杭州到了北京，去前他向我交代这次去北京市见证企业开票，然后我要带票到自贡和自贡银行交割。5月27日我和倪科峰和票据中介戴西林还有叫老蔡的一起到了光大公司，在场的还有自贡银行的票据主任（名字忘了，男，50来岁，较瘦，戴眼镜）、还有票据部一个姓张的年轻人。光大公司姓张的董事长、姓牛的法人代表都在场。光大公司的工作人员开票，我将倪科峰给我的票据担保资料交给张、牛签字盖章，票据开好后倪科峰将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汇票专用章和倪科峰的私章在票据背书栏盖好，然后票据就用信封封存了交给了我。5月28日，我和戴西林、老蔡到了自贡银行，我将票据交给了自贡银行的工作人员，我代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与自贡银行的转贴现协议上盖了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公章。我是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行长助理身份去办理的这次票据业务”。 张正意于2016年10月21日自贡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对其讯问时供述：“2015年5月27日上午，我们参观完光大公司后，光大公司就开具了5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当天晚上，戴西林、蔡嵘、洪波和我们就一起返回了自贡。5月28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客服经理洪波和我行签订了合同，把那十张汇票背书后，李符玉就叫我把票据送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去”。张正意于2017年8月21日供述：“该笔商票业务中票据交割有瑕疵，比如说在该笔业务中，就我行而言，我行应该到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去接收商票，待我行的相关手续办完后我行就应该将商票送往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但实际情况是光大公司在开具出商票后就直接将商票送到了我行，我行实际又是将商票送往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票据流程上是不对的”。 三、自贡银行工作人员所涉刑事案件的判决情况 自贡银行原工作人员李符玉、张正意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川0302刑初73号刑事判决，判决李符玉、张正意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及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李符玉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川03刑终162号刑事判决，改判李符玉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维持其余判项，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该生效判决认定：自贡银行系国有参股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李符玉、张正意分别为自贡银行票据中心总经理、员工。2015年3月左右，戴西林、蔡嵘、肖驰为开展票据中介业务而成立了凯博公司江西分公司。同年5月初，戴西林、蔡嵘、肖驰经商议决定为光大公司办理融资中介业务，即光大公司开出商业承兑汇票，使银行为其贴现的方式进行融资。光大公司董事长张怀璞承诺事后支付凯博公司江西分公司出票金额6%至7%的中介费（包括银行资金成本等费用）。2015年5月中旬，戴西林、蔡嵘找到李符玉，向其提出自贡银行能否作为光大公司签发的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的转帖过桥银行，并承诺给其出票金额0.3%的费用。李符玉经向自贡银行汇报后同意承接此笔业务。2015年5月27日李符玉、张正意与戴西林、蔡嵘、倪科峰等人来到北京见证了光大公司出票过程。2015年5月28日，李符玉安排张正意前往四川省自贡市汇东新区中国银行自贡分行营业部对面大快乐餐厅楼下的公路边收受凯博公司江西分公司戴西林所送现金150万元。之后，张正意将该款交给李符玉。2015年5月29日李符玉经过银行运作程序将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顺利完成转贴过桥业务。事后，李符玉将所收现金150万元中的70万元分给张正意，自己得款80万元。2015年12月初，票据到期后，出票人光大公司支付5000万元，尚有4.5亿元未支付。李符玉当得知承兑汇票到期不能兑付后，遂将用后余下的70万元交由张正意保管。张正意将其中10万元交给其母存入银行，其余赃款埋藏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凤凰乡济公村2组某处土地下。2015年12月10日和2016年5月20日，自贡银行两次收到下手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的票据追索函。之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就票据纠纷起诉自贡银行，案件已审理完毕。 四、其他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情况 2012年7月4日，自贡银行印发自商银办发[2012]24号《自贡市商业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管理办法（修订）》，该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银行向本行申请转贴现时，应向本行提供以下纸质资料：（一）加盖有申请银行公章的营业执照、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二）上级部门对开办转贴现业务的文件，授权书；（三）申请转贴现预留印鉴卡2张；（四）法定代表人（业务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申办委托书；（五）经办人员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单位介绍信；（六）经申请银行完全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原件及其正反面复印件；（七）已办理贴现（或转贴现）凭证第一联复印件（加盖有申请行公章）；（八）商业承兑汇票查询查复书复印件（加盖有申请行公章）；（九）转贴现票据清单（加盖有申请行公章）；（十）转贴现买入行和卖出行签订的转贴现协议/合同；（十一）加盖有预留印鉴的贴现凭证。 2017年2月16日，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川工商）登记内变核字（2017）第1876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自贡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名称变更登记为自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6日、4月7日，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兴业银行成都分行诉光大公司、华夏公司、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自贡银行、民生银行宁波分行票据追索权纠纷共9件，案号为（2016）川03民初39-47号。2017年6月29日，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03民初39-47号《通知》，告知各方当事人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光大公司、华夏公司涉嫌诈骗，已将该案移送自贡市公安局。 2017年7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法院受理民生银行宁波分行诉自贡银行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浙民初20号。民生银行宁波分行于2018年2月9日提出撤诉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法院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2017）浙民初20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民生银行宁波分行撤诉。 2017年11月16日、11月24日，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3民初97-105号《应诉通知书》，载明，自贡市公安局对该院此前移送的案件经审查后认为，光大公司涉嫌票据诈骗犯罪已在立案侦办之中，同时查明该票据流转环节相关当事人存在其他刑事犯罪事实，但这些事实并不影响票据权利人向有关当事人主张票据权利的诉权存在，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审理，遂受理上述9件票据追索权纠纷。 2017年12月27日，甲方民生银行宁波分行、乙方自贡银行、丙方华景川集团有限公司（自贡银行当时的大股东，以下简称华景川公司）、丁方兴业银行成都分行签订《四方和解协议》，约定：由自贡银行委托票据外当事人华景川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前向兴业银行成都分行支付票款本金274930555.56元及利息25069444.44元。若2018年1月31日偿付剩余票款本金175069444.44元及利息-2114253.95元（本息合计应付为172955190.49元），则兴业银行成都分行同意免除涉案票据项下的剩余利息及其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若2018年3月31日偿付剩余票款本金175069444.44元及利息12203803.53元，则兴业银行成都分行同意减免涉案票据项下的1000万元利息，且免除其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协议还约定了款项支付后相关权利证明的交付、民生银行宁波分行和兴业银行成都分行撤回相关起诉、违反该协议的违约责任等内容。 2017年12月28日，华景川公司向兴业银行成都分行转款人民币3亿元，用途备注“代自贡银行付0010006123588652-56商承本息及6123588657部分本金”。2018年1月31日，华景川公司向兴业银行成都分行转款人民币172955190.49元，用途备注“代自贡银行付0010006123588658-60商承本息及23588657剩余本息”。华景川公司代自贡银行向兴业银行成都分行支付案涉票据本息共计472955190.49元。 2018年5月30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自贡监管分局（以下简称自贡银监局）作出自银监罚告字[2018]1号《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对自贡银行未执行内控制度审查交易对手真实性、逆程序办理业务、违规划付转贴现资金的三项违法违规行为处以合计罚款150万元的行政处罚。该告知书载明，自贡银行在办理案涉票据转贴现业务中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1.未执行内控制度审查交易对手真实性。2015年5月29日，自贡银行办理的光大公司签发的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买入和卖出业务系事先联系业务，前手票据转出行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和后受票据转入行民生银行宁波分行均为事先确定。自贡银行在对该笔业务转出行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进行资格审查时，根据对方提供的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等资料明知其为分支机构且仅具备办理小微企业票据承兑和转贴现业务的资格，仍未要求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提供法人授权证明资料。且自贡银行在对票据及其跟单资料进行审查后也未按照《自贡市商业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管理办法（修订）》操作规定进行查询查复，未能及时发现倪科峰身份的真实性以及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办理业务的真实性。2.逆程序办理业务。经查明：2015年5月28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业务员洪波将十张商业承兑汇票带至自贡银行并进行了背书转让，自贡银行对票据及跟单资料审核后，双方签订了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但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29日。自贡银行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买入票据后又向民生银行宁波分行进行了背书转让，但未将票据送至交易对手民生银行宁波分行，二是直接送至最后出资行兴业银行成都分行。经询问相关经办人员及调阅自贡银行用印记录，自贡银行与民生银行宁波分行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为后补且签章时间为2015年6月23日。2015年5月29日15:33:03，民生银行宁波分行将转贴现资金488437500元划付自贡银行。同日15:54:47，自贡银行将转贴现资金487666666.7元划付至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甘肃银行中央广场支行开立的账户。3.违规划付转贴现资金。经查明：2015年5月29日，自贡银行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办理转贴现买入业务后，将转贴现资金划付至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在甘肃银行中央广场支行开立的账户。 2017年8月14日，甲方自贡银行与乙方北京天铎（成都）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甲方因光大公司票据逾期违约纠纷各案，代理费为基础代理费用30万元加上追回资金金额0.5%的风险代理费用。2017年8月15日，自贡银行向北京天铎（成都）律师事务所开具了三张金额均为1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 本院认为，根据自贡银行起诉的请求、事实理由及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答辩意见，本案一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为：1.本案相较北京二中院审理的票据追索权纠纷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是否应当驳回起诉；2.本案是否涉嫌经济犯罪，是否应当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3.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本案相较北京二中院审理的票据追索权纠纷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是否应当驳回起诉的问题 首先，判断是否是重复起诉应当是看在后提起的诉讼是否与在先受理的诉讼构成重复，受理在先的诉讼不可能构成重复起诉。本案系2017年12月8日立案受理，而北京二中院受理9个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是在2018年，本案立案在先，不存在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当事人为自贡银行和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而北京二中院受理的票据追索权纠纷涉及的当事人除自贡银行、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外，还涉及票据的出票人及收款人，案件的当事人不完全相同，不符合上述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此外，北京二中院已裁定驳回自贡银行的起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也维持原裁定，自贡银行在北京二中院提起的票据追索权诉讼并未进行实体审理。因此，本案的审理不受北京二中院票据追索权诉讼的影响，就此点而言，本案不应当驳回起诉。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提出本案构成重复起诉、应当驳回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本案是否涉嫌经济犯罪，是否应当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根据该规定，本案是否应当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关键在于判断本案与相关刑事案件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自贡银行依据《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起诉要求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支付不能兑付的商业承兑汇票款项；同时，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及商业承兑汇票上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印章涉嫌被伪造、洪波等相关嫌疑人涉嫌票据诈骗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与相关刑事案件均涉及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及商业承兑汇票的真伪等事实，涉及相同的法律事实，但本案主要解决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而刑事案件主要针对相关嫌疑人因涉嫌伪造印章、票据诈骗行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涉案财物追赃的问题。两者虽然存在交叉，但因主体不尽相同、承担的责任的形式和内容不同，相关刑事案件不能完全涵盖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因此本案与相关刑事案件并非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可以继续审理而并非必须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认为应当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 根据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3刑终162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倪科峰、洪波等人在公安机关陈述（供述）中相互印证的内容，自贡银监局作出行政处罚时查明的相关事实以及本案的其他证据，案涉事实脉络基本清晰，即：票据中介戴西林、蔡嵘等为光大公司办理融资中介业务，以光大公司向其关联公司华夏公司开出商业承兑汇票，使银行为其贴现的方式进行融资。2015年5月27日，自贡银行原票据中心主任李符玉、票据中心工作人员张正意，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当时工商登记的负责人倪科峰、票据中介戴西林、蔡嵘等人一起到光大公司见证了案涉10张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过程。汇票开出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作为第一手贴现银行将汇票背书转让给自贡银行，自贡银行作为票据贴现过桥行再依次将汇票背书转让给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经鉴定，自贡银行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以及案涉9张汇票上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印章均系伪造的。在此前提下，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是否对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发生法律效力还需结合全案证据依法据实判定。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根据该规定，构成表见代表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行为人需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而本案查明的事实显示，倪科峰于2015年1月被停职、2015年3月被正式撤销行长职务，案涉转贴现合同签订时倪科峰实际上已不再是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行长;且上述法律规定主要解决的是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越权行为的效力问题,倪科峰已实际不是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行长的情况下所从事的行为自然谈不上是否超越职权范围,本案不存在负责人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是否超越职权范围、是否构成表见代表的问题。自贡银行认为倪科峰代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签订案涉转贴现合同构成表见代表的主张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根据李符玉、洪波、倪科峰等人的一致陈述，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是洪波冒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四川省自贡市与自贡银行签订的，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当时工商登记的负责人倪科峰仅参与见证了光大公司的出票过程，并未到四川省自贡市参与签订案涉转贴现合同。合同上加盖的倪科峰的私章虽未经鉴定，但结合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印章管理的记录及相关当事人的一致陈述，倪科峰的个人名章也应当是伪造的。虽然倪科峰未亲自参与合同的签订，但其见证出票时默许洪波等人使用伪造的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印章及其个人名章，表明其认可假印章及名章的效力。在此前提下，需审查洪波冒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工作人员的身份与自贡银行签订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的构成，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具体到本案，一方面，光大公司开具汇票时，倪科峰实际已不是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负责人，但工商登记显示其仍为负责人，倪科峰以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负责人的名义到场见证出票，使得自贡银行相信其即将交易的对手确系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而倪科峰默许洪波冒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工作人员的身份使用伪造的公章及个人名章签订案涉合同也使得自贡银行进一步相信洪波经负责人的授权能够代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签订合同。倪科峰、洪波等人的行为客观上形成了洪波有权代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签订合同的表象。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现行涉及票据的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并未对银行办理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具体的审查标准及操作流程作出明确的规定，但自贡银行在办理案涉票据转贴现业务时理应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案涉票据的第一手贴现银行为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虽然该行的直贴行为已经为信用程度较低的商业承兑汇票增加了银行信用，为票据转贴现提供了更好的信用基础，但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毕竟系一家小微企业专营支行，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中小商业银行设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小微支行单户授信余额不超过500万元；而案涉票据金额合计高达5亿元，自贡银行理应更加谨慎，但自贡银行并未主动核实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是否能够办理如此高额的票据转贴现业务，甚至连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票据转贴现都未进行核实。自贡银行在2012年针对商业汇票贴现业务制定了《自贡市商业银行商业汇票贴现业务管理办法（修订）》，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转贴现行应当提供的纸质资料包括了其上级部门对开办转贴现业务的文件、授权书，但自贡银行并未严格按照本行的规定进行核实。自贡银行是在收到其下手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的票据款项后再向民泰商行瓜沥支行贴现，流程上属于违规的倒打款；且自贡银行向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支付票据贴现款系转入冒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名义在甘肃银行兰州中央广场支行开立的账户，不符合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监管的通知》第七条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交易资金账户统一管理。票据转贴现、买入返售、卖出回购资金应由票据转入行将资金划入票据转出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的存款准备金账户，或票据转出行在本行开立的一般存款账户，不得转入票据转出行在他行开立的账户，防止随意开户和资金体外循环”的规定。本案中虽无证据表明自贡银行办理案涉转贴现业务时具有恶意，但也并非无过失。因此，自贡银监局针对自贡银行在办理案涉票据转贴现业务中未执行内控制度审查交易对手真实性、逆程序办理业务、违规划付转贴现资金的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也表明自贡银行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 综上，洪波冒用民泰商行瓜沥支行工作人员身份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对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合同对民泰商行瓜沥支行不发生法律效力。自贡银行依据《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起诉要求民泰商行瓜沥支行支付未承兑的票据款项及利息并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自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102175元，由自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 审判长  邓长玉 审判员  许 静 审判员  李 莉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向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