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16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宁，女，汉族，1964年6月5日出生，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福民，男，汉族，1951年10月1日出生，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伟，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杰，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文汇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威海路**。法定代表人：桂国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伟，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杰，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樊宁因与被上诉人高福民、上海文汇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称文汇出版社）侵害作品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5民初4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3日进行了听证、12月13日进行了开庭，上诉人樊宁及被上诉人高福民、文汇出版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伟、丁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认定被上诉人高福民侵害了上诉人原创作品的署名权、复制权、汇编权，文汇出版社侵害了上诉人原创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即出版权，判令两被上诉人停止侵权，向上诉人公开赔礼道歉；2.判令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因侵权而应承担的赔偿8万元；3.判令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的涉案文章是具有独创性的原创作品。1.樊宁撰写的作品虽系在整理、研究清代顾文彬所写家书、日记的基础上形成，但相关史料系零散的文字且为文言文，樊宁作品则主要以现代文表述，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向世人描述了清代顾文彬等历史人物的相关事迹，以及苏州园林怡园的构思、建造和沿革过程，同时也夹杂樊宁对顾文彬等历史人物的点评以及对清末苏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思考。樊宁的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引用顾文彬所写日记、家书的原文，但樊宁在内容编排、文字衔接和引用内容之外的遣词造句上付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劳动，樊宁所写文章是原创作品，具有较高的独创性，应当认定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文字作品。2.一审时，被上诉人表示没有质疑上诉人作品的原创性，承认上诉人涉案的作品是原创作品。二、《过云楼梦》69处被诉侵权内容与上诉人的作品表达方式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一）《过云楼梦》在写作架构上采用章节结构，全书各章节各有其相应主题，均可独立成文，其中涉及抄袭的17个章节为：内忧外患、校邠同道、暖男安家、兴楼过云、浙东任上、阜康浮沉、探骊得珠、风雅真率、子孙承业、当代虎头、怡园画社、鹤逸避“康”、“守株待兔”、新风扑面、日侵劫难、公雄丹心、公硕殉道。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清单16对照表中，被诉侵权内容全部位于《过云楼梦》上册。在字数上：1.共有15段合计1609字的文字涉嫌抄袭总计4208字的《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具体而言第11页202字（含标点符号，下同）、第17页404字、第27-30页82字合计5段文字与《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中相应内容文字表达相同，第17页319字、第17-18页203字、第18页一段193字、第27-30页82字合计8段文字与《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中相应内容文字表达几乎完全相同，仅有个别文字的调整。2.第36页245字、第37-38页349字合计4段文字与《顾文彬父子十年心血建造过云楼》中相应内容文字表达高度相同，仅有个别文字的调整。3.第50页158字、第51页288字合计3段文字与《顾文彬与胡雪岩的故事》中相应内容文字表达几乎完全相同，仅有个别文字的调整，第51页1段171字的文字与《顾文彬与胡雪岩的故事》中相应内容文字表达完全相同。4.第71页256字合计2段文字与《过云楼人间至宝的收藏故事》中相应内容文字表达高度相同，仅有个别字句的调整。5.第84页263字合计3段文字与《重见吴郡真率会图》中相应内容文字表达高度相同，仅有个别字句的调整。6.第44-45页86字、108页95字合计2段文字与刊登于《博览群书》杂志的《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中相应内容文字表达相同，第108页39字、第129页106字、第131页60字、第132页58字、第164-165页217字合计5段文字与刊登于《博览群书》杂志的《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中相应内容文字表达高度一致，仅有个别字句的调整。7.第122页359字合计1段文字与《顾麟士婉谢康有为》中相应内容文字表达几乎完全相同，仅有个别字句调整。8.第165页246字合计1段文字与《过云楼往事记略.怡园琴会与怡园画社》中相应内容文字表达高度一致，仅有个别字句的调整。9.第243页149字合计1段文字与《帮助过云楼转移珍藏逃脱日寇魔爪》中相应内容文字表达高度一致，仅有个别字句的调整。10.第38页64字、第101页209字、第243页348字、第273页132字、第276页121字、第281页181字合计10段文字与《走进顾氏过云楼》中相应内容文字表达高度一致，仅有个别字句的调整。在内容编排上：1.“校邻同道”章节共计3342字，涉嫌抄袭《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的15段共计1609字。2.“兴楼过云”章节共计2327字，涉嫌抄袭《顾文彬父子十年心血建造过云楼》的6段共计696字，涉嫌抄袭《走进顾氏过云楼》1段共计64字，涉嫌抄袭刊登于《博览群书》的《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1段共计86字，涉嫌抄袭刊登于《现代快报》的《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1段共计29字，涉嫌抄袭《瓦砾场上建造怡园》1段共计57字。3.“阜康浮沉”章节共计6505字，涉嫌抄袭《顾文彬与胡雪岩的故事》4段共计617字，涉嫌抄袭《瓦砾场上建造怡园》1段44字。4.“风雅真率”章节共计2885字，涉嫌抄袭《过云楼人间至宝的收藏故事》2段共计256字。5.“子孙承业”章节共计3366字，涉嫌抄袭《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3段共计338字，涉嫌抄袭刊登于《博览群书》的《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2段共计115字，涉嫌抄袭《走进顾氏过云楼》1段共计71字。6.“当代虎头”章节共计1376字，涉嫌抄袭《走进顾氏过云楼》3段共计280字，涉嫌抄袭刊登于《现代快报》的《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1段共计74字。7.“鹤逸避‘康’”章节共计3586字，涉嫌抄袭《顾麟士婉谢康有为》1段共计359字。（二）上诉人的证据清单16对照表具体反映了抄袭的详细内容：“校邠同道”章节，在对照表中，序号5至序号12（对应被上诉人的证据清单编号5至编号12）、序号13、序号14（对应被上诉人的证据清单编号13、编号14），《过云楼梦》的被诉侵权内容与上诉人作品文字表达相同、段落安排相同，即表达方式相同。序号16（对应被上诉人的证据清单编号16）《过云楼梦》的被诉侵权内容与上诉人作品文字表达相同，均为现代文，而序号16所源自的年谱（见补充证据4）为文言文，并无定语“著名的”、转折语“继而”之意，证明被上诉人抄袭自上诉人作品。序号6、序号7所源自的年谱（见补充证据5）中并无“祖母舍不得唯一的孙子”、“文采卓然”、“奇怪地问”、“赏识其才华”等意，证明被上诉人抄袭自上诉人作品。“阜康浮沉”章节，在对照表中，序号27至序号30（对应被上诉人的证据清单编号27至编号30），除了引用的顾文彬家书外，其他的文字表达相同、段落安排相同，即表达方式相同，证明被上诉人抄袭自上诉人作品。“探骊得珠”章节，在对照表中，序号32至序号33（对应被上诉人的证据清单编号32、编号33-1、编号33-2），《过云楼梦》的被诉侵权内容与上诉人作品文字表达相同，对原始史料的翻译、解读不可能与他人相同，证明被上诉人抄袭自上诉人作品。“新风扑面“章节，在对照表中，序号59至序号61（对应被上诉人的证据清单编号59、编号60-1、编号60-2、编号61），《过云楼梦》的被诉侵权内容与上诉人作品文字表达相同、段落安排相同，即表达方式相同。被上诉人的证据并不与被诉侵权内容相匹配，没有关联性。即使是同一采访对象顾文彬的后人顾笃璜的原话，因为被诉侵权内容不是采用问答式的口述实录写作方式，每个人写文章时的构思、语言组织各不相同，不可能遣词造句相同。表达方式相同只能是抄袭。“日侵劫难”章节，在对照表中，序号62至序号65（对应被上诉人的证据清单编号62至65），《过云楼梦》的被诉侵权内容与上诉人作品文字表达相同、段落安排基本相同。即使是同一采访对象顾文彬的后人顾笃璜的原话，因为被诉侵权内容不是采用问答式的口述实录写作方式，每个人写文章时的构思、语言组织各不相同，不可能遣词造句相同。文字表达相同只能是抄袭。（1）序号1、3、4、15、18、19、20、22、23、25、26、31、34-39、40-47、50-53、56-57、59-60、62-63、66-69被诉侵权内容表达方式与上诉人作品实质性相似。（2）序号2、5、13、14、16、17、21、24、27、48-49、55、61被诉侵权内容文字表达与上诉人作品相同。（3）序号6至序号12，除去引自顾文彬家书、日记的史料外，其他的与上诉人作品相同的遣词造句、相同的段落安排，即表达方式相同，证明《过云楼梦》的被诉侵权内容抄袭自上诉人的原创作品。（4）序号28、29除去引自顾文彬家书的史料，其他遣词造句的文字表达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证明抄袭，因为对于原始史料的翻译不可能与他人相同。（5）序号30、54遣词造句的文字表达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证明抄袭，因为对于原始史料的翻译、解读不可能与他人相同。（6）序号32、33与上诉人的作品遣词造句的文字表达相同，对原始史料的翻译、解读不可能与他人遣词造句相同。（7）序号58被诉侵权内容表达方式与上诉人的作品实质性相似，遣词造句基本相同。（8）序号64-65被诉侵权内容表达方式与上诉人的作品相同。即使是同一采访对象顾笃璜的原话，因为被诉侵权内容不是采用问答式的口述实录写作方式，每个人写文章时的构思、语言组织各不相同，不可能遣词造句相同。表达方式相同只能是抄袭。《过云楼梦》上述被诉侵权内容与上诉人作品中相应内容在文字表达上高度一致，仅有个别字句调整，一些文字表达则完全相同，10%以上的复制比例，已经实际起到部分替代作用，足以对原作品市场价值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在未加以任何注释的情况下也不当获取了原作者通过其独创性文字可产生的学术声誉，应当认定为侵权行为。因此，被上诉人辩称的“有限性表达不是认定侵权的标准”不成立。被诉侵权内容与上诉人作品表达方式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的涉案文字字数为7431字，其中上诉人是唯一作者的作品涉案文字字数为4836字。除了《过云楼梦》参考文献及资料提及的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编《怡园志》中的《过云楼往事记略●怡园琴会与怡园画社》涉案291字外，上诉人的其他涉案作品均未被列入《过云楼梦》参考文献及资料。（三）上诉人所统计的《过云楼梦》69处被诉侵权内容，是其与上诉人的作品具体的文字表达方式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的实际字数，并非是根据字的相同而判定抄袭。统计被诉侵权内容的具体字数7431字并无不妥，判决书称“原告主张的‘我的原创作品计7431字被《过云楼梦》编著其中’的说法也不成立”系认定事实错误。三、被上诉人提出的69处被诉侵权内容另有出处的证据与被诉侵权内容没有关联性。（一）将被上诉人的证据清单中的证据与69处被诉侵权内容相对比，结果如下：1.编号1-1、3-1、3-2、4、11-2原文与证据并不匹配，没有关联性。2.编号1-2证据并非处于公有领域。3.编号5、9证据中并无原文，没有关联性。4.编号6证据年谱中并无“祖母舍不得唯一的孙子”、“孝顺的”之意，证明被诉侵权内容抄袭自上诉人的作品。见上诉人的补充证据5年谱。5.编号7证据年谱中并无“文采卓然”、“奇怪地问”、“赏识其才华”等之意，证明被诉侵权内容抄袭自上诉人的作品。6.编号10证据中并无“顾文彬父亲顾大澜开布号一度亏折”、“文彬曾在家书中深情回忆”、“己亥年乃指道光十九年（1839）”等语，这些语句与上诉人的作品相同，证明编号10的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而并非出自其所举证据。7.编号11-1证据中并无“而冯桂芬科甲及第后，授翰林院编修，曾充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广西乡试正考官，官至詹事府左春坊右中允”，这些语句与上诉人的作品相同，证明编号11-1的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而并非出自其所举证据。8.编号12证据中并无“文彬充刑部湖广司主稿，在京城的居所又与冯桂芬为邻”，这些语句与上诉人的作品相同，证明编号12的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而并非出自其所举证据。9.编号13证据家书中并无“同治十二年(1873)，文彬位于苏州××瓶巷的宅第扩建，过云楼同时修建，文彬嘱咐儿子：“直接送钱未免太俗气，大家也不便开口直言报酬”、“征询儿子意见”、“他对冯桂芬书法造诣敬服不已”之语，这些语句与上诉人的作品相同，家书是文言文，对原始史料的翻译不可能与他人相同，证明编号13的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而并非出自其所举证据。10.编号14证据家书中并无“冯桂芬在苏州病逝，远在宁波道署的文彬惊闻噩耗，在家书中悲叹”之语，这些语句与上诉人的作品相同，家书是文言文，对原始史料的翻译不可能与他人相同，证明编号14的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而并非出自其所举证据。11.编号16证据年谱中并无定语“著名的”，转折语“继而”，编号16原文与上诉人作品相同，年谱为文言文，对文言文的翻译、解读不可能一模一样，证明编号16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12.编号17证据家书中并无“文彬便对天一阁心驰神往”之语，此语句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证明编号17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13.编号19证据家书中并无“不与楼房合墙，独立而建。防火防盗，并关照要用大砖灌浆实砌，以达到固若金汤的效果”之语，此语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证明编号18原文、编号19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14.编号21证据家书中并无“早早地物色幕友赵松坡为监工人选”、“他叮嘱儿子”、“建造过云楼的匠头曾随顾承专程到宁波道署，文彬于百忙之中耳提面命，关照他们回到苏州后，依照讨论的结果将所画出的细图再寄来。家人钮卓卿来到宁波道署，文彬又询问过云楼的进展，考虑到爱子顾承里外料理又要处理书画，忙碌异常，即令正在道署的大孙子顾麟祥返苏，协助三叔”等语，这些语句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证明编号21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15.编号22证据家书中并无“尽量收购白显桥、濂溪坊等处战后拆房的旧料，故而建造时的厅柱、楼板多为旧料改造而成”之语，这些语句与上诉人作品实质性相似。16.编号24证据年谱以及《过云楼记往》一文中并无“进门处特意布置了一排竹篱、一间茅屋、一丛翠竹，还饲养了一对孔雀，便是对造园初衷的纪念”之语，这些语句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证明编号24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17.编号28证据家书中并无“社会上有关阜康传闻又纷纷扰扰，文彬隐约担忧起来，”、“不仅巨额官项存放在阜康银号，他私人的银两也存放在阜康银号，一旦崩盘，后果不堪设想，他由此萌生弃宁绍台道美缺而去的念头”之意，这些语句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证明编号28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18.编号29证据家书中并无“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十三日，文彬密告顾承”之语，此语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证明编号29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对原始史料的翻译不可能与他人相同。19.编号30证据家书中并无“所谓祸兮福所倚，就在文彬为浙海关与胡雪岩的阜康银号感到剪不断理还乱之际，户部要求浙海关上缴十五万两关平银。正巧关税亏空，只能东挪西借，因此没有多余的税钞存在阜康银号”之意，这些语句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证明编号30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被上诉人所谓对原始史料的翻译、解读之说站不住脚。20.编号32证据《过云楼书画记》中并无“同治九年(1870)五月十四日，尚在京城候官的顾文彬”之意，此句与上诉人作品相同，“隋朝僧人智永，是书法大家，本姓王，名法极，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七代孙”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过云楼书画记》原文为“公名法极，右军六代孙”，被告原文却为“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七代孙”，如果被告确实是对原始史料的翻译、解读，不可能出现“七代孙”的错误，证明编号32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而且将“六代孙”错抄为“七代孙”。21.编号33证据家书以及《过云楼书画记》中并无“文彬狂喜不已”，“同年十月五日，他在家书中仍难掩喜色”，“将《释智永真草千文卷》列为卷首，足见对其推崇备至”之意，这些语句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证明编号33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22.编号35证据日记中并无编号35原文内容，除了引用的《吴郡真率会图卷》题跋外，其他的编号35原文与上诉人作品实质性相似。23.编号36证据《邵氏闻见录》中只有“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其余原文内容均无，编号36原文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证明抄袭自上诉人作品。24.编号38证据《吴郡真率会图卷》并无“光绪五年(1879)，‘集真率会觞咏之叙，互相举行，倩胡岫云写照，各执一图’，就是文彬邀虞山画家胡岫云画《吴郡真率会图》”之语，这些内容与上诉人作品实质性相似。25.编号39证据日记中“坐客李香严、彭讷生、沈仲复、潘养闲、吴谊卿”，编号39原文中并无“吴谊卿”，即“吴大澂”，证明编号39原文并非是对日记的翻译、解读，而是抄袭自与之实质性相似的上诉人作品。26.编号40证据家书以及《君自故乡来》一文并无“有人推荐虚谷(18231896)，但因虚谷是僧人，似不大方便”之语，此句与上诉人作品相同。发表于2011年9月的《君自故乡来》并不与被诉侵权内容相匹配，没有关联性，且晚于涉案的上诉人2008年8月发表的《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证明编号40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27.编号41证据《君自故乡来》一文并无“胡三桥(1839一1883)，名锡珪，以字行，苏州人，尤擅工笔人物、仕女花卉”“在怡园习画六七年”、“否则他的成就会更高”等语，这些语句与上诉人作品相同。除引用的家书外，证据《君自故乡来》并不与被诉侵权内容相匹配，没有关联性。证明编号41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28.编号42证据《故宫博物院七十年论文选》并无编号42原文内容，编号42原文与上诉人作品实质性相似。29.编号43证据《情况证明》中并无“看重他的学识和修养，生前曾在家族中协议：过云楼珍藏全部交由六孙鹤逸继承，因此，鹤逸继文彬、顾承之后，承继了顾家书画，支付一些钱物给其他房”之语，此语与上诉人作品实质性相似。30.编号45原文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证明抄袭自上诉人作品。31.编号46、52、53、59原文与上诉人作品实质性相似。32.编号47证据《顾工论书文选》、《苏州文化手册》并不与被诉侵权内容相匹配，没有关联性。编号47原文与上诉人作品实质性相似。33.编号48、49、63原文表达方式与上诉人作品相同。34.编号51证据《苏州文化手册》并无编号51原文内容，“成立怡园画社，恐怕吴大澂也没这个好心情”与上诉人作品“很难想象他会有好心情立即投入画集活动”实质性相似。35.编号54证据康有为信札并无“汪甘卿与鹤逸既是世交又是姻亲，从中穿针引线。鹤逸却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谢”、“1921年重九后一日，63岁的康有为又欲拜访56岁的顾鹤逸，仍被称病婉谢。康有为回上海后挥毫书写袖诗一首《怀顾君鹤逸》”、“将诗笺交给汪甘卿，嘱托他交给鹤逸。康有为明白鹤逸并非完全是健康原因，因此显得尴尬，于是同年冬至前三日，又挥毫重新书写《怀顾君鹤逸》”、“康有为附上名片，寄给苏州汪甘卿，再次托他交给鹤逸”等意，这些语句与上诉人作品相同，不属于康有为信札内容，因此不是对康有为信札的翻译、解读，证明编号54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36.编号55原文表达方式与上诉人作品相同，如果出自顾笃璜的情况证明，不可能连遣词造句都与上诉人相同，证明编号55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37.编号58、60原文表达方式与上诉人作品相同。38.编号61证据《过云楼旧影录》并不与被诉侵权内容相匹配，没有关联性。编号61原文表达方式与上诉人作品相同。39.一审时，编号62证据《过云楼书画集萃》原件未出示，证据《六十风华上海博物馆建馆60周年纪念文集》原件及复印件均未提供，上诉人质疑其真实性。证据《过云楼书画集萃》与被诉侵权内容并不完全匹配。编号62原文表达方式与上诉人作品相同。40.编号64原文表达方式与上诉人作品相同。即使是同一采访对象顾文彬的后人顾笃璜的原话，因为被诉侵权内容不是采用问答式的口述实录写作方式，每个人写文章时的构思、语言组织各不相同，不可能遣词造句相同。表达方式相同只能是抄袭。41.编号65证据《君自故乡来》与编号65原文并不完全匹配，其发表于2011年9月，晚于上诉人发表于2010年4月的《走进顾氏过云楼》。编号65原文与上诉人作品相同。即使是同一采访对象顾文彬的后人顾笃璜的原话，因为被诉侵权内容不是采用问答式的口述实录写作方式，每个人写文章时的构思、语言组织各不相同，不可能遣词造句相同。表达方式相同只能是抄袭。42.编号68证据《苏州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与编号68原文并不完全匹配，编号68原文与上诉人作品相同。即使是同一采访对象顾文彬的后人顾笃璜的原话，因为被诉侵权内容不是采用问答式的口述实录写作方式，每个人写文章时的构思、语言组织各不相同，不可能遣词造句相同。表达方式相同只能是抄袭。43.编号69证据《顾公硕残稿拾影》复印件无法辨识，出版于2011年9月的证据《君自故乡来》与编号69原文并不完全匹配，且晚于发表于2010年4月的上诉人作品《走进顾氏过云楼》。编号69原文表达方式与上诉人作品实质性相似。（二）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清单中，以下编号的证据均为并不含有的含意，却在与之相应的编号原文中出现，而这些证据中并不含有的含意语句与上诉人的作品相同，证明这些编号的原文并非是被上诉人翻译自其所举的证据，而是抄袭自上诉人的作品。这些编号为：编号6、编号7、编号10、编号11-1、编号12、编号13、编号14、编号16、编号17、编号19、编号21、编号22、编号24、编号28、编号29、编号30、编号32、编号33、编号38、编号39、编号40、编号41、编号43、编号51、编号54。被诉侵权内容中，除了引用的顾文彬所写家书、日记这些史料外，内容编排、文字衔接和引用内容之外的遣词造句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即表达方式与上诉人作品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尤其是其列举的证据中并不含有的含意语句与上诉人的作品相同，证明被诉侵权内容并非源自其列举的证据，而是直接抄袭自上诉人作品。而且上诉人的原创作品发表于《过云楼梦》出版之前，被上诉人具备了掌握上诉人的原创作品的条件。因此，判决书所称“原、被告作品中部分段落虽然在表达方式上相似，但都基于相同来源，将文言文以白话文叙述，不能认定为抄袭”系认定事实错误。（三）判决书称上诉人所列的69处涉嫌抄袭的内容，高福民提交了资料，针对每一处都列举了来源出处。一审却未逐一判别被上诉人所提交的69处证据是否与69处被诉侵权内容具有关联性，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随机抽查了对照表中5处内容，为序号2、序号7、序号13、序号24、序号35，一审判决书称被上诉人均能列举出其参照资料的来源出处，却不判别被诉侵权内容与这些参照资料是否具有关联性。除了序号2的内容外，这些参照资料与被诉侵权内容并非具有关联性。具体如下：编号7证据年谱中并无“文采卓然”、“奇怪地问”、“赏识其才华”等之意，证明被诉侵权内容抄袭自上诉人的作品。见上诉人的补充证据5年谱。编号13证据家书中并无“同治十二年(1873)，文彬位于苏州××瓶巷的宅第扩建，过云楼同时修建，文彬嘱咐儿子”、“直接送钱未免太俗气，大家也不便开口直言报酬”、“征询儿子意见”“他对冯桂芬书法造诣敬服不已”之语，这些语句与上诉人的作品相同，家书是文言文，对原始史料的翻译不可能与他人相同，证明编号13的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而并非出自其所举证据。编号24证据年谱以及《过云楼记往》一文中并无“进门处特意布置了一排竹篱、一间茅屋、一丛翠竹，还饲养了一对孔雀，便是对造园初衷的纪念”之语，这些语句与上诉人作品相同，证明编号24原文抄袭自上诉人作品。编号35证据日记中并无编号35原文内容，除了引用的《吴郡真率会图卷》题跋外，其他的编号35原文与上诉人作品实质性相似。（五）被上诉人称采用“渐拓渐变”之说，说明我们不迷信古人的记载，而是请教了顾笃璜，以此证明“渐拓渐变”一词并非来源于上诉人。事实上，采用“渐拓渐变”之说恰好证明了“渐拓渐变”之说并非来源于其列举的证据，因为顾文彬是怡园的建造者，他在年谱中明确记述怡园是“渐拓渐广”，他的记述是最真实可靠的。而顾笃璜比顾文彬晚出生117年，他的说法并不准确。既然《过云楼梦》声称是依据顾文彬年谱记述，就应该是“渐拓渐广”，从而证明《过云楼梦》中的“渐拓渐变”来自于上诉人的作品。（六）原审认为称上诉人发表的作品与《过云楼梦》的写作来源较为相近，大部分来源于《艮庵老人手订年谱》、《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以及顾笃璜口述等公有领域资料，且多数为古文来源，对于相同的古文来源，后人翻译为白话文，大致内容相近是可以理解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艮庵老人手订年谱》应为《艮庵手订年谱》，至今尚未出版，并非是公有领域资料。2.上诉人的涉案作品中，涉及采访顾笃璜的的原创作品为《走进顾氏过云楼》、《道不尽的苏州顾氏过云楼》、《帮助过云楼转移珍藏逃脱日寇魔爪》。这3篇作品并不是采用问答式的口述实录写作方式，即使上诉人和高福民采访的同是顾笃璜，每个人写文章时的构思、语言组织各不相同，不可能遣词造句相同，甚至段落安排相同，表达方式相同只能是抄袭。顾笃璜于2018年9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证明所称“采访时，我与樊宁怎么讲，当然与高福民、沈慧瑛等也怎么讲”，判决书据此认定顾笃璜口述是公有领域资料系认定事实错误，因为涉案文字并非实录顾笃璜的口述，而是上诉人重新构思文章、润色加工、组织语言，付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劳动，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绝非是公有领域资料。（七）判决书称上诉人提供的对照表所列举的抄袭内容大部分均为发生的史实的记载，判决书列举对照表中第一处，认定两者均叙述了太平军进逼上海、官绅逃难的史实，并无语句抄袭的表现。事实上，对照表中第一处被诉侵权内容表达方式与上诉人作品实质性相似，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清单编号1-1原文与证据并不匹配，没有关联性，编号1-2证据并非处于公有领域。因此，对照表中第一处并非出自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并无语句抄袭的表现”的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四、被诉侵权内容侵害了上诉人对其原创作品享有的署名权、复制权、汇编权、发行权。1.《过云楼梦》一书共有15段合计1609字的文字涉嫌抄袭总计4208字的《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一文，占原作品比例38.2%；《过云楼梦》一书共有6段合计760字的文字涉嫌抄袭总计4388字的《顾文彬父子十年心血建造过云楼》一文，占原作品比例17.3%；《过云楼梦》一书共有1段计359字的文字涉嫌抄袭总计2481字的《顾麟士婉谢康有为》一文，占原作品比例14.5%；《过云楼梦》一书共有12段计1002字的文字涉嫌抄袭总计7924字刊登于《博览群书》的《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一文，占原作品比例12.6%；《过云楼梦》一书共有12段计1167字的文字涉嫌抄袭总计11549字的《走进顾氏过云楼》一文，占原作品比例10.1%。2.上述涉嫌抄袭内容，在具体的文字表达上与原作品高度一致，仅有个别字句调整，一些文字表达则完全相同，可以认定为复制行为。10%以上的复制比例，已经实际起到部分替代作用，足以对原作品市场价值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在未加以任何注释的情况下也不当获取了原作者通过其独创性文字可产生的学术声誉，应当认定为侵权行为。《过云楼梦》被诉侵权内容侵害了上诉人就其原创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同时也构成对上诉人署名权的侵权。3.被上诉人不仅汇编了历史史料，还将上诉人的原创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过云楼梦》的部分内容，侵犯了上诉人的汇编权。4.被诉侵权内容所涉及的上诉人原创作品在网上都能检索到，如果文汇出版社在数据库中进行重复率检测，就会发现雷同的被诉侵权内容系抄袭，因此，其对出版的《过云楼梦》一书的内容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侵害了上诉人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即出版权。5.上诉人的涉案文字作品虽然引用了清代顾文彬所写家书、日记，但是上诉人在引用史料与原创文字之间的内容安排上付出了独创性劳动，引用部分与文字相辅相成，不可分割。6.被诉侵权内容均非对上诉人作品的整体复制、抄袭，而是分别攫取上诉人作品中的部分片段，同样构成侵权。7.《过云楼梦》一书分不同章节，各章节内容各有其相应主题，均可独立成文。《过云楼梦》所称的字数350千，包括大量图片空位所占篇幅所能容纳的字数，还包括各章节后面占了大量篇幅的注释，正文的实际字数应为从350千字中扣除以上两部分。将35万字的版面字数代替文字字数，同样有失妥当。一审判决比对方式不当，导致侵权定性错误。8.《过云楼梦》被诉侵权内容在具体的文字表达方式上与上诉人作品高度一致，作品的表达并非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的。同一题材任何人都可以写，但要有独创性，不能以此为借口为抄袭行为、反对个人垄断史料开脱。五、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因侵权而应承担赔偿8万元于法有据。《过云楼梦》不仅在全国线上线下发行、销售，而且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发行范围广，影响广泛，侵犯了上诉人原创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即出版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从未与樊宁订立许可使用合同，擅自大量篇幅抄袭上诉人的原创作品。《过云楼梦》公开发行销售，售价220元，系商业行为，不符合《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构成合理使用的法律规定，也不符合第二十二条所列的使用他人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任何条款。3.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符合《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侵权情形。《过云楼梦》系文学领域的抄袭行为引发的侵权纠纷，同时涉及著作权人的精神权益和财产权益。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侵权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找相关人员核实的车旅费、餐费开销、支付给律师事务所的费用、购买《过云楼梦》、诉讼材料打印等合理开支。文学艺术领域的抄袭行为具有隐秘性，权利人维权不易，此点在考虑侵权赔偿数额时也应当予以考虑。4.《过云楼梦》是苏州市社科联重大课题、苏州市文化研究立项资助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获得多项资金资助，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不当获取了上诉人作为被抄袭作品的作者通过其独创性文字可产生的学术声誉。被诉人因侵权而应承担的8万元，包括不当获利，即其抄袭上诉人作品而不当获取的学术声誉及因此获得的多项资金资助的赔偿额。5.《过云楼梦》还将于2019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影响力扩展至海外。综合《过云楼梦》侵权行为方式、侵权情节轻重、侵权内容的传播范围以及上诉人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8万元于法有据。六、责任承担。《过云楼梦》在删改相应侵权内容之前不得继续刊印、发行。被上诉人高福民、文汇出版社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具有事实依据。第一，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和客观事实，判定是否抄袭应把史料相关事实、相关人员名称、时间地点等撇除，上诉人将字数相同作为比对的基础违反著作权法。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作品写作背景和立意不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文章相关史料都来源于一个人，这类作品表达方式有限甚至是唯一的，在表达的时间程序、人物先后可能会出现相同，不能据此认为抄袭。樊宁主张被上诉人侵害其对作品享有的复制权、署名权和汇编权等均不成立。第二，文汇出版社在出版被控侵权书籍时履行了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樊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认定高福民、文汇出版社侵犯樊宁原创作品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判令停止侵权，向樊宁公开赔礼道歉；2.判令高福民、文汇出版社支付樊宁因侵权而应承担的赔偿8万元；3.高福民、文汇出版社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5日，樊宁购买了文汇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过云楼梦——大变革时代江南文脉之一隅》（以下简称“《过云楼梦》”）一书，编著高福民，该书抄袭了樊宁之前发表在报刊上的多篇原创作品。《过云楼梦》并非“著”，而是“编著”，属于汇编作品，高福民编著的《过云楼梦》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其原创作品，未注明出处和作者，未支付报酬，侵犯了樊宁的著作权。文汇出版社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过云楼梦》不仅在全国经销，而且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发行范围广，影响广泛，严重侵犯了樊宁原创作品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且至今未向其支付报酬。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樊宁分别于：1.2008年在第8期《博览群书》杂志上与张仲和联名发表《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2.于2009年6月21日在《姑苏晚报》上发表《顾麟士婉谢康有为》。3.于2010年4月4日在《姑苏晚报》上与张锺吴联合发表《走进顾氏过云楼》（上）。4.于2010年4月11日在《姑苏晚报》上与张锺吴联合发表《走进顾氏过云楼》（中）。5.于2010年4月18日在《姑苏晚报》上与张锺吴联合发表《走进顾氏过云楼》（下）。6.于2010年10月17日在《姑苏晚报》上发表《顾文彬、潘祖荫：左宗棠的救命恩人》。7.于2011年1月16日在《姑苏晚报》上发表《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8.于2011年1月30日在《姑苏晚报》上发表《顾文彬父子十年心血建造过云楼》。9.于2011年5月8日在《姑苏晚报》上发表《顾文彬与胡雪岩的故事》。10.于2011年8月14日在《姑苏晚报》上发表《过云楼人间至宝的收藏故事》。11.于2011年9月25日在《姑苏晚报》上发表《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12.于2012年在第1期《苏州杂志》上发表《重见吴郡真率会图》。13.于2010年1月12日在《现代快报》上与张锺吴联合发表《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上）。14.于2012年1月13日在《现代快报》上与张锺吴联合发表《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下）。15.于2012年5月6日在《姑苏晚报》上发表《瓦砾场上建造怡园》。16.于2012年7月29日在《姑苏晚报》上发表《帮助过云楼转移珍藏逃脱日寇魔爪》等作品。顾笃璜于2014年3月23日出具情况证明，称：“《苏州杂志》、《博览群书》、《姑苏晚报》、《现代快报》等媒体上所刊登的署名‘张仲和、樊宁’、‘张锺吴、樊宁’的文章，均由我提供材料，樊宁独立执笔成文，樊宁将文章交给我修改定稿，俩人联合署名发表。”其中“张仲和”、“张锺吴”都是顾笃璜的笔名。2015年5月29日被告高福民与被告文汇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了《走进过云楼——兼读顾公硕遗稿（上）、（下）》一书的出版意向。后经证明，该书于2017年7月出版时更名为《过云楼梦——大变革时代江南文脉之一隅》，即本案系争作品。一审诉讼期间，顾笃璜于2018年9月27日出具情况证明，称：“关于过云楼写书或写文章，高福民、沈慧瑛、樊宁等，我都接受过他们的采访，其中高福民采写时间最长。2013年春节前，我与钱璎同志专门委托高福民同志研究过云楼文化。采访时，我与樊宁怎么讲，当然与高福民、沈慧瑛等也怎么讲。我不支持樊宁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官司，搞得别人鸡犬不宁。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是你写了别人就不能写了。我以‘张仲和、张锺吴’笔名与你合作的文章，我是第一署名人，请你不要越权。”由于顾笃璜于2014年和2018年先后出具了两份情况证明，为了审判公正，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4日外出调查，询问顾笃璜并做了相关笔录，笔录中顾笃璜承认樊宁《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等文章中第一作者“张仲和”“张锺吴”均为其本人，并且史料均是顾笃璜向樊宁和高福民分别提供的，对于樊宁列举的七千多字的抄袭内容，顾笃璜认为：“我没仔细比对过，但是过云楼的史料我已经捐出来了，是公开的，不存在抄袭的情况，这些内容史料中都有出处。”经一审法院询问顾笃璜作为涉案作品第一作者是否要加入本案诉讼，顾笃璜明确表明不参加本案诉讼，对于樊宁要求的金钱赔偿也不参与分配。另查明，樊宁于2018年6月5日购买了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高福民编著的《过云楼梦》一书。鉴于樊宁列出的对照表中列出了69处共计7431字的涉嫌抄袭内容，庭审过程中，在征得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随机抽查了对照表中五处内容，高福民均能列举出其参照资料的来源出处，大部分为《艮庵老人手订年谱》、《吴郡真率会图卷》等公开的历史资料。樊宁所列的69处涉嫌抄袭的内容，高福民提交了资料，针对每一处都列举了来源出处。其中樊宁提交的对照表中第24处证据，《过云楼梦》中表述为“初念不过一丘一壑，后渐拓渐变”，其认为这是抄袭了樊宁《博览群书》杂志上发表的《苏州顾式过云楼往事记略》中的内容，因为顾文彬手订年谱手稿中为“渐拓渐广”，由于编辑修改错误，写成了“渐拓渐变”，而《过云楼梦》中也出现了“渐拓渐变”的说法，因此樊宁认为这是高福民抄袭原告原创作品的有力证据。高福民针对“渐拓渐变”的说法提交了《艮庵老人手订年谱》、《传统文化研究》第163-170页和2018年9月27日顾笃璜本人出具的情况证明三份证据。高福民称在创作的时候考虑到怡园在苏州园林中并不大，称不上“广”，在采访了顾笃璜之后才采用了“渐拓渐变”的说法。《传统文化研究》中顾笃璜与沈慧瑛合著的《过云楼记往》一文中即表述为“渐拓渐变”。顾笃璜出具的情况证明里写道：“在这过程中，我为他们提供了《顾文彬手订年谱》资料、康有为给顾鹤逸的两封信实物、顾公硕生前残稿等第一手素材，以及详细讲述了过云楼的历史。重点包括过云楼和怡园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先祖顾文彬、顾承为抢救大批稀见书画而呕心沥血，建怡园时‘渐拓渐变’……”高福民据此证明“渐拓渐变”一词并非来源于樊宁。经一审法院查阅相关资料，樊宁发表的作品与高福民编著的《过云楼梦》的写作来源较为相近，大部分来源于《艮庵老人手订年谱》、《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以及顾笃璜口述等公有领域资料，且多数为古文来源，对于相同的古文来源，后人翻译为白话文，大致内容相近是可以理解的。且顾笃璜出具的情况证明中也写道：“采访时，我与樊宁怎么讲，当然与高福民、沈慧瑛等也怎么讲。一审法院校对了樊宁提供的对照表中具体内容，发现其所列举的抄袭内容大部分均为发生的史实的记载，例如对照表中第一处，《过云楼梦》中表述为：“避居在沪上租界。太平军进逼上海，上海集聚了苏州许多官绅”，樊宁于《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中写道：“太平军长驱直下常州、苏州，威逼上海，江苏、浙江的官绅纷纷逃到上海租界避难。”从对比来看，两者均叙述了太平军进逼上海，官绅逃难的史实，并无语句抄袭的表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福民的《过云楼梦》一书中的内容是否构成对樊宁已发表作品的抄袭。著作权法旨在通过保护独创性的表达，促使文化繁荣，而并不保护思想和内容。双方的作品都是基于相同或类似的公有领域的素材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只要创作的表达形式具有独创性，则依据该素材所完成的作品都各自享有著作权。其次，樊宁所列举的抄袭字数对照表中根据字的相同而判定抄袭的比对方式是不符合著作权法的，判定抄袭应当是两者的表达方式完全相同或者构成实质性相似，而非使用的字的一致。正如上文所列举的第一处，并不构成抄袭的内容，樊宁认为抄袭了28个字，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双方作品中部分段落虽然在表达方式上相似，但都基于相同来源，将文言文以白话文叙述，不能认定为抄袭。樊宁列举的自己涉嫌被抄袭的内容散见于各个报刊上登载的各个作品，而《过云楼梦》一共约35万字，樊宁列举的高福民涉嫌抄袭的7431个字的内容也并非连续成篇，而是散布于整本著作的各个章节，且很多均来源于史料，故不能称之为抄袭。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高福民的《过云楼梦》一书中的内容不构成对樊宁已发表作品的抄袭。樊宁起诉称高福民侵犯了其原创作品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樊宁并非《过云楼梦》的作者，因此并不享有对《过云楼梦》的署名权；高福民也并未在樊宁作品上署名，因此高福民也没有侵害其作品署名权。文汇出版社与高福民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在图书出版的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且《过云楼梦》是高福民的合法出版物，因此高福民、文汇出版社并未侵害樊宁的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过云楼梦》确系高福民的编著作品，其中涉及到一些作品的汇编，但是并没有涉及到樊宁的原创作品，樊宁主张的“我的原创作品计7431字被《过云楼梦》‘编著’其中”的说法也不成立，因此，高福民、文汇出版社并未侵害樊宁原创作品的汇编权。综上所述，高福民、文汇出版社并未侵害樊宁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无需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故樊宁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十七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樊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樊宁负担。二审中，樊宁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一份，系案外人徐刚毅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樊宁早在2010年即开始研究过云楼相应历史。对此高福民、文化出版社质证认为：首先该份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其次于本案无证明力，其不否认樊宁曾写过过云楼的文章。对该份证据本院经审查认定其真实性，但就说明内容而言樊宁在先所做研究和发表文章的事实，并非本案争议事实，其证明效力本案结合在案其他事实下文一并认定。另，本院二审中向案外人顾笃璜进行调查，就涉案争议的顾文彬与冯桂芬相关历史，相关历史资料是否系其提供，顾笃璜陈述：“应该主要是当时顾家的手札、手稿，这些是我提供的，资料都在档案馆了。冯桂芬的事情应该主要是家书里提到的”。对此樊宁质证认为，顾笃璜将其先祖顾文彬所写的家书、日记等交给其和高福民，并不代表其原创作品与《过云楼梦》相应内容表达方式相同或实质性相似是必然的，高福民、文汇出版社质证予以认可。针对樊宁一审提交的《抄袭樊宁的原创作品对照表》中列明的该书中69处抄袭其作品的部分及相应樊宁作品的对应内容，本院二审中予以整理形成附件附表。其中，《过云楼梦》中《校邠同道》一文，摘录全文如下：文彬和冯桂芬三十余年前结交于科举，与林则徐重视年轻人才选拔和亲民之风有关。林则徐于道光三年至道光四年、道光十二年至道光十六年，在苏州先后任江苏按察使和巡抚共七年。文彬于道光十一年（1831）乡试中举后，就全力备考京城会试，可是祖母舍不得唯一的孙子，“我已年高，不愿汝远离膝下”，孝顺的文彬只能遵从。林则徐当巡抚后，有一天，从三元坊书院弄抚署，穿过护龙街（今人民路），前往苏州最有名的可园正谊书院考课。遇到正在那里的文彬，见他的试卷文采卓然，奇怪地问道：“为何不参加会试？”文彬如实禀告。林则徐赏识眼前这个小年轻的才华和人品，便将他拔至超等。林则徐择正谊书院能文之士，如胡若卿（清授）、冯林一（桂芬）、洪铭之（鼎）、陆稷民（元纶）、王汉槎（熙源）、金霭如（凤诏）、王柳塘（希旦）、姚芷塘（琳）、张宝卿（璐）、刘子香（嗣龙）等十余人，“每月逢一，进署会课，公子楫之（林则徐长子汝舟）亦与焉，藉收观摩之益”。那年，文彬和冯桂芬分别为二十二岁和二十四岁。文彬在手订年谱中详述此事，尊称“林文忠师则徐”，表明他被林则徐收为门生。史料称冯桂芬乃林公的门生，亦指此也。其间，顾文彬父亲顾大澜开布号一度亏折，“不能支矣”，便典租古城内申衙前孙氏之屋，文彬随父母从桐溪浜迁居入城始于此。东落小有园亭，为冯桂芬所居。文彬与冯桂芬为邻。文彬曾在家书中深情回忆“我与校邠（冯氏自称“校邠先生”，校邠即冯桂芬）同居申衙前是己亥年事，己亥年校邠已廿八岁，此四五年中，确算朝夕相聚”。己亥年乃指道光十九年（1839）。文彬与冯桂芬多次结伴同行，赴京赶考。三次会试，三次寓京城阡儿胡同五圣庵。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冯桂芬先中式会魁，甚是风光，而文彬仍然卷未出房，再次落榜。文彬感慨万千：“余与林一同居有年，一升一沉，相形之下，似难为情。”“多有劝他（指冯桂芬）留京者，他浩然竟归，行至常州，已得冯桂芬高居榜眼之信。”翌年正月，有志气的文彬中式一百七十三名，殿试二甲第六十名。文彬以部属用签分刑部湖广司行走。而冯桂芬科甲及第后，授翰林院编修，曾充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广西乡试正考官，官至詹事府左春坊右中允。道光二十九年（1849），文彬充刑部湖广司主稿，在京城的居所又与冯桂芬为邻。他的夫人浦氏从苏州北上，适逢冯桂芬的家眷进京，于是搭档伴行，带着次子廷熙、女儿随侍。为安排家人进京生活，文彬在京城西河沿租房，与冯桂芬为同一宅院。房屋有三进，第一进为会客厅，冯桂芬住第二进，他住第三进，南北俱有院子，后院小有花木，一亭高峙，东有小楼，楼外有平台可以眺远，后墙外琉璃厂窑古木参天，颇有城市山林之意，有径可通，出游甚是方便。冯桂芬和顾文彬都敬仰顾炎武，凡抵京城，必前往慈仁寺祭顾炎武。桂芬做学问，继承顾炎武思想，讲求经世致用，即经国济世、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不是光四书五经、八股之类。但冯桂芳的仕途并不顺畅。据说，潘世恩曾将他引荐给咸丰帝，后冯桂芬因丁忧返乡，咸丰帝又倚重军事，此事便无下文。之后，桂芬先后主讲南京惜阴、上海敬业、苏州紫阳、正谊诸书院近二十年。同治三年（1864）应李鸿章之聘，出任战后已是一片废墟上重建的正谊书院山长三年，培养了吴大澂、叶昌炽、陆润庠、王颂蔚等众多人才。晚年移居木渎，开修志局，纂修成《苏州府志》一百五十三卷。同治十二年（1873），文彬位于苏州××瓶巷的宅地扩建，过云楼同时修建，文彬嘱咐儿子：“艮庵”、“可自怡斋”两匾均可照题，一请冯桂芬、二请俞樾，书之最妥。冯桂芬“或真草隶篆，听其所为”，“润笔费必不可少，直接送钱未免太俗气，大家也不便开口直言报酬”。此前，文彬曾寄回浙江的土特产于术，征询儿子意见，若未开价过去，可否即以于术作为润笔。他对冯桂芬书法敬服不已，“此老书我所心折，即重复（多题几幅）亦无妨”。于术，菊科，多年生草本白术的根茎，可入药，主产于浙江、两湖等地，其中产于浙江于潜者最佳，称为“于术”。冯桂芬在苏州病逝，远在宁波道署的文彬惊闻噩耗，在家书中悲叹：“校邠作古，绅士中少一老成，深为可惜，著作等身，已足不朽。”在日记中又回忆：冯林一与余四十余旧交，今于十二日病故，余寄挽一联云：“文社共驰驱，邀我同居，赁庑曾经三度约；交情深患难，附君不朽，乞师属草万言书。”余与林一三次同居，第一次在申衙前孙宅，第二次在铁瓶巷，第三次在京师西河沿，上联指此；同治元年，余与林一同避兵上海，余首创乞师于曾文正之议，嘱林一代草信稿，下联指此。余与林一交情一言难尽，此特举其大者言之耳。冯桂芬（1809—1874），晚清思想家、散文家、政论家，字林一，号景亭，晚号怀叟，别号邓尉山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曾入李鸿章幕府，协助李鸿章以英美兵器、经验自创淮军。咸丰十一年（1861），避兵于上海的冯桂芬写就政论代表作《校邠庐抗议》。这部政论集共由四十七篇组成，堪称彼时中国士人对中西问题观察最具深度的作品。其中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等建议被洋务派所采纳。他在世时，书稿即有抄本流传于友人之间，并寄呈两江总督曾国藩，请为作序，代为推荐给朝廷。做事一向谨慎的曾氏担心自己递折会招致猜忌，也许曾氏想起了自己做京官时曾经一连上书五道议论时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于是寄给挚友、军机大臣李棠阶代为转呈。李氏也十分欣赏，但不久病逝，而搁浅。此书稿便在曾国藩幕僚、同僚中传播开来。曾国藩读过《校邠庐抗议》后，在日记中说：“冯敬（景）亭，名桂芬，寄《校邠庐》初稿二册，共议四十二篇，粗读十数篇，虽多难见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论。”（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二年九月十七日条）办洋务、造枪炮是那个年代的当务之急，曾国藩从筹组湘军开始，就考虑军队的武器装备问题，他坚持湘军水师必须配备大量洋炮，湘军水师正是凭借洋炮的炽盛火力，在咸丰四年（1854）打破太平军水师而攻陷武昌的。咸丰十一年（1861）冬，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不仅是洋枪洋炮，翌年徐寿、华蘅芳所制造火轮船名“黄鹄号”演试江面，曾国藩“激赏之”。安庆军械所的创建，吹响了洋务运动即将到来的号角。苏州也是最早兴办洋务企业的地方。同治二年（1863）十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将建于松江的洋炮局（原淮军军械所）移驻苏州，占据桃花河街（现桃花坞大街）单家桥原太平天国纳王府（即上世纪80年代做广告为“长城电扇，电扇长城”的苏州电扇厂旧址），从英国购买机器设备，建立苏州洋炮局，成为苏州也是中国第一家工业化兵工厂，能够制造多种枪炮弹药。同治四年（1865）五月，清廷命曾国藩到山东镇压捻军，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到南京（金陵）后，扩大洋炮局规模，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苏州洋炮局整体迁往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成为洋务派四大军工之一。这里顺带说一下，太平天国在苏州时也有一个军械所，位于王天井××与××路之间的“马大箓巷”（当地人叫“马达头巷”）。原为建于明代的“慎修堂”，庚申之年，太平军进入苏州城前，宅主携眷逃离，战后返宅，见厅堂庭院中有煤、铁、炮、炮弹之类。现为太平天国军械所遗址，1994年苏州市文管部门对其进行整修，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因时值观前地区开发，文化系统苏州市剧团留守处须搬迁，文化部门将其迁入，兼为剧团老同志的活动场所。笔者见门口挂一块“和平里”的地名牌，想起石路地区开发而暂闭颇有名气的“和平书场”（后恢复改名“梅竹书苑”），觉得可惜，遂取名“和平里书场”，内设评弹书场，对市民开放至今。冯桂芬的书开始时，只是由作者自刊，社会反响并不大，至光绪年间才出现各种刻本。光绪十五年（1889），帝师翁同龢向光绪帝推荐，亟力促使光绪帝接受维新主张。光绪二十三年（1897），同为近代著名思想家的王韬，于去世前，校印《校邠庐抗议》并撰写跋文，影响较大。光绪二十四年（1898），《校邠庐抗议》问世三十七年后，也就是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下令将该书印制一千份，发给部院、卿司、堂司各官广泛讨论，并要求官员“悉心覈（核）看，逐条签出，各注简明论证，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内咨军机处，汇覈进呈，以备采样”。然而，此时甲午战争惨败于日本的局势，已非当初遭受英法侵扰时所能比拟，冯桂芬也已去世十四年。樊宁《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一文，摘录全文如下：“文社共驰驱，邀我同居，赁庑曾经三度约；交情深患难，附君不朽，乞师属草万言书。”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二十日，时任浙江宁绍台道员的顾文彬惊闻冯桂芬去世的噩耗，书写此挽联寄到苏州，寄托哀思，上联指俩人苏州城两次同居，京城一次同居；下联指避兵上海，顾文彬首创乞师之议，冯桂芬代草致曾国藩书。挽联高度概括了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携手科举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苏州府吴县人。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紫珊，晚号艮庵，苏州府元和县人。俩人结交始于科举。苏州是江苏省城，江苏巡抚抚署就设在苏州。顾文彬于道光十一年（1831）乡试中举后，就全力备考会试。道光十三年（1833），又值会试，祖母舍不得唯一的孙子远赴京城，“我年已高，不愿汝远离膝下，此次会试，可勿往。”孝顺的顾文彬即遵谕不行。顾文彬时在正谊书院攻读，正值江苏巡抚林则徐甄别正谊书院，见他的试卷文采卓然，奇怪地问他为何不参加会试，他以实相告，林则徐赏识其才华，即将他拔置超等，嗣后择正谊书院中能文之士，如胡若卿（清绶）、冯林一（桂芬）、洪铭之（鼎）、陆稷民（元纶）、王汉槎（熙源）、金霭如（凤诏）、王柳塘（希旦）、姚芷塘（琳）、张宝卿（璐）、刘子香（嗣龙）等十余人，“每月逢一进署会课，公子楫之（汝舟）亦与焉，藉收观摩之益。”冯桂芬也备受林则徐青睐，同进抚署会课，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也参与其中。身为布衣之子，顾文彬能够出入抚署会课，不仅体现了林则徐亲民如子的平易作风，也为顾文彬金榜题名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在手订年谱中详述此事，尊称“林文忠师则徐”，表明他被林则徐收为门生。史料称冯桂芬乃林则徐的门生，当指此也。道光十七年（1837），顾文彬与冯桂芬为邻，朝夕相处，交往密切。是年，顾文彬父亲顾大澜所开布号连年亏折，“不能支矣”，家计益加窘迫，拟典租申衙前孙氏之屋，孙氏的内屋俱已典去，止剩大厅，幸亏有厢房、翻轩、东西书房及楼可以居住。顾家捉襟见肘，典价五百千文已无所出，顾文彬无奈与夫人浦氏商量，售去首饰，以充典价，从桐溪浜迁居入城始于此。东落小有园亭，为冯桂芬所居。俩人至交密迩，凡考书院及文社出入必同行。顾文彬随父母典居苏州申衙前孙氏之屋，而冯归芬则住在东落，俩人“朝夕相聚”。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廿一日，顾文彬在家书中深情回忆亡友，“我与校邠同居申衙前是己亥年事，己亥年校邠已廿八岁，此四五年中，确算朝夕相聚，但我记性不好，其事皆茫如隔世，奈何。”己亥年乃指道光十九年（1839）。冯桂芬晚年归隐吴县木渎镇居所“校邠庐”，故称校邠。顾文彬与冯桂芬中举后，埋头准备会试，相互切磋，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结文会及写殿试卷会，紧张而忙碌，与会者冯桂芬、金霭如、金吟香（宝树）、马雨峰（昂霄）、潘赋梅（绍棻）。每人轮当一会，月必三举，又有约课不在此列。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顾文彬与冯桂芬同行，赴京会试，寓阡儿胡同五圣庵，同寓者冯桂芬、金吟香、郑子雅（之侨）、陈月垞（焵）。会试文题“言必信”二句。同寓惟金吟香中式，顾文彬与冯桂芬卷未出房，均落榜。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顾文彬与冯桂芬再次结伴赴京赶考，仍旧下榻五圣庵，会试文题“如琢如磨者”两句。顾文彬仍旧卷未出房，再次落榜，而冯桂芬中式会魁。不同的境遇，令顾文彬感慨万千，“余与林一同居有年，一升一沈，相形之下，似难为情。”多有劝他留京者，他浩然竟归，行至常州，已得冯桂芬高居榜眼之信。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正月，顾文彬又进京赶考，依旧寓五圣庵，这次天遂人愿，中式第一百七十三名，殿试二甲第六十名，他以部属用签分刑部湖广司行走。而冯桂芬科甲及第后，授翰林院编修，曾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官至詹事府左春坊右中允。道光二十九年（1849），顾文彬充刑部湖广司主稿，在京城的居所又与冯桂芬为邻。事情的原委是，他的夫人浦氏拟从苏州北上，适逢冯桂芬的家眷进京，遂附伴同行，挈次子顾廷熙、女儿随侍。家人进京生活，顾文彬遂在京城西河沿租赁房屋，居所与冯桂芬为同一宅院。其屋三重，第一重为会客厅，冯桂芬住第二重，他住第三重。南北俱有院子，后院小有花木，一亭高峙，东有小楼，楼外有平台可以眺远，后墙外琉璃厂窑古木参天，颇有城市山林之意，有径可通，出游甚为便利。乞师援沪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长驱直下常州、苏州，威逼上海，江苏、浙江的官绅纷纷逃到上海租界避难。顾文彬在手订年谱中记述：咸丰十一年，方余之初至上海也，目击所募之勇及军装、器械皆不堪用，与同乡之避居上海者，如冯林一、潘顺之、季玉、汪秉斋，及浙江之吴平斋、应敏斋诸公，皆蒿目时艰，相与咨嗟太息，谋挽救之策。余曰：“非尽汰此间兵勇，另易劲旅，事必无济。”皆曰：“安所得劲旅而易之？”余曰：“余在汉口时，闻安徽初复，曾帅因勇多饷少，欲撤去万人，此万人者皆百战之余，弃之可惜，招之可用，在转移间耳。”众皆称善。冯桂芬（字林一）、潘遵祁（字顺之）、潘曾玮（号季玉）、汪锡珪（字秉斋）、吴云（号平斋）、应宝时（字敏斋），均在上海避难，顾文彬首创乞师援沪之议，向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求援，洋洋洒洒的《公启曾协揆》书即由鸿儒冯桂芬执笔，李鸿章率淮军解了上海之围。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后，参与乞师之举的冯桂芬、潘曾玮、潘馥、钱鼎铭、潘心田，“皆收之幕中”，成为受倚重的幕僚，惟独顾文彬“屡经中丞派差，皆辞之”，就连中外会防局每月百两白银的薪水，也“独辞而不受”，他“名心益淡”，李鸿章赞叹“公真可谓肥遁矣”，赞赏他退隐之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清军从太平军手中收复苏州，顾文彬偕家眷回到苏州××瓶巷旧居。他回到苏州赋闲后，仍受到李鸿章青睐，同治四年（1865），被委司著名的正谊书院董事，继而，复委他与冯桂芬、体仁阁大学士潘世恩之子潘曾玮分办三善堂事，在程藻安家拈阄，他拈得育婴堂，冯桂芬拈得女普济堂，潘曾玮拈得男普济堂。患难之交加深了俩人的深厚友谊，冯桂芬的孙子入赘，顾文彬自然要亲往木渎镇贺喜，“同治九年（1870）三月十六日，辰刻，往贺冯林一令孙入赘之喜。”而同治十年（1871）正月廿二日，他即将到宁波赴任宁绍台道员，冯桂芬专程从木渎镇赶到苏州城，俩人约会于胥门码头。翰墨因缘同治十二年（1873），顾文彬位于苏州××瓶巷的宅第扩建，藏画楼过云楼同时动工修建，三子顾承在家负责建造事宜，同年十二月初十日，顾文彬嘱咐儿子，“艮庵”“可自怡斋”两匾，均可照题，一请冯桂芬，一请国学大师俞樾，书之最妥，而金石大家吴云的小行草尚好，大字他不甚取，冯桂芬或真草隶篆，听其所为，种种入妙也。冯桂芬旧日书写的“过云楼”匾额若嫌小，再书亦可。艮庵、可自怡斋均位于扩建的顾文彬宅第，艮庵是三间平房，乃顾文彬的书房。冯桂芬曾题写过云楼匾额，想请他再次题写。请大家题匾，润笔费必不可少，直接送钱未免太俗气，大家也不便开口直言报酬。此前，顾文彬曾寄回浙江的土特产于术，征询儿子意见，若未开价过去，可否即以于术作为润笔，因为“此老不愿白书，而又不便受我家现物，只可送礼物酬之。”他对冯桂芬的书法造诣敬服不已，“此老书我所心折，即重复亦无妨也。”此外，对联顾文彬也请冯桂芬挥毫，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初七日，他嘱咐顾承，“我前撰一联，拟托香严（正），退楼（草），荫甫（隶），校邠（篆），分写四体小对，汝可陆续求书，书就即裱好寄来。”顾文彬撰写的对联，分别请李鸿裔（号香严）书写正书、吴云（号退楼）书写草书、俞樾（字荫甫）书写隶书、冯桂芬（居所名“校邠庐”）书写篆书，四人乃晚清巨擘耆硕，“分写四体小对”，精彩纷呈。作古警醒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十三日，冯桂芬在苏州病逝，远在宁波分巡宁绍台道公署的顾文彬惊闻噩耗，在四月二十日的家书中悲叹，校邠作古，绅士中少一老成，深为可惜，著作等身，已足不朽，惜二子均未送终，一孙新丧，为美中不足耳。好友辞世，强烈震撼了顾文彬，翌日，写于灯下的家书反思道：“校邠亦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人生如电光石火，见此尚不醒悟，岂不大愚耶？”人生苦短，顾文彬更加坚定了告老还乡的信念，宁绍台道员是旁人垂涎三尺的美缺，他任期未满，随即接二连三向浙江巡抚杨昌浚呈递告病禀。四月廿五日，他关照顾承，校邠开吊，拟送匾额、挽联、祭幛，其匾字及联俱做就，托许颖叔代书，对联或用绫或用纸。两天后，顾文彬询问儿子，汝是日赴木渎，必是探校邠之丧，未审申之昆季已到否？他感叹，校邠用蒋法于三杀头起造高楼，意在伊子速发，且自己住在楼下镇之，乃制克不住，反以身殉，伊子仍未得中功名，由于天定命定，岂人力所能强求？如此聪明人，竟大惑不解，可为叹惜。闻有黑团出现，见者立病，此即是煞神，理宜迁居避之，不识申之昆仲作何布置也。在木渎，冯桂芬建造居所于人称三杀头处，意在儿子科举高中，不料未能如愿，自己反而撒手人寰。一代名士辞世，吊唁者众多，顾文彬感慨，“校邠未及开吊，挽联已如此之多，大抵皆稳妥，亦未见十分出色也。”《同治苏州府志》由冯桂芬、谭钧培、李铭皖纂修，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十九日，顾文彬关切地询问顾承，“校邠故后，府志局何人接手？昔年我创议迎师一节，为克复苏城及全省一大关系，《府志》中必应详载。此事惟校邠深悉情形，必能详哉言之，未知已起有草稿否，若问培之，必知细底，晤时务必细询之，此是我生平得意事，可传之后世者也。”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刻本的《同治苏州府志》，果然如实记载了顾文彬首创乞师之议。时隔六日，他致信顾承，“申之昆季接办志局，甚妙，不但迎师一事必可详记，校邠于此事颇有浮言，得此可以掩盖矣，女堂亦可冀稍加振顿耳。”冯桂芬生前主办女普济堂，顾文彬期望它今后能够重振旗鼓。冯桂芬为世人缅怀，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顾文彬在家书中感慨，“校邠入乡贤祠本无愧色，立专祠则非意计所及也，非申之昆季力求李相，何能及此，可谓不死其亲矣。”冯桂芬身后入乡贤祠当之无愧，而修建专祠及撰写墓志铭，则需恳请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光绪三年（1877）四月廿五日，已回到苏州颐养天年的顾文彬在日记中写道，“冯校邠入乡贤祠，午后往送，郡绅毕集。是日，吴子主祭。”冯桂芬入乡贤祠，江苏巡抚吴子健主祭。翌年，冯桂芬又入专祠，江苏布政使主祭。光绪四年（1878）三月初八，顾文彬在日记中记述，“巳刻，至史家巷××一入专祠，方伯来主祭。”顾文彬、冯桂芬携手踏上科举仕途，又共同成就了乞师援沪之举，扭转了乾坤，是晚清重要历史事件，被载入史册。盖棺定论，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判。其中关于樊宁主张的被控侵权文字部分（详见附件附表5-15），高福民提供了《艮庵老人手订年谱》、陈巍：《历史上的冯桂芬》、《过云楼家书》、《过云楼日记》出处，相关内容如下：《艮庵手订年谱》:十三年癸巳二十三岁又值会试，先祖妣谕余曰：我年已高不愿汝离膝下，此次会试可勿往，余即遵谕不行。林文忠师（则徐）甄别正余书院见余卷问何不会试，余以实告即拔至超等，嗣后择书院中之能文之士如胡若卿（清绶）、冯林一（桂芬）、洪铭之（鼎）、陆稷民（元纶）、王汉槎(熙源)、金霭如(凤诏)、王柳塘(希旦)、姚芷塘(琳)、张宝卿(璐)、刘子香(嗣龙)等十余人，每月逢一，进署会课，公子楫之(汝舟)亦与焉，藉收观摩之益。十六年丙申二十六岁正月……家计益窘拟典申衙前孙氏之屋，内务俱已典去，止剩大厅，幸有厢房翻轩，东西书房及楼可居，典价五百千文已无所出，谋诸浦夫人售去首饰以充典价迁居入城始于此。东落小有园亭，为冯林一所居，至交密尔，凡考书院及文社出入必携。十七年丁酉二十七岁，结文会及写殿试卷会，与会者冯林一、金霭如、金吟香、宝树、马雨峰、昂霄、潘赋梅、绍叶，每人轮当一会，月必三举又有约课不在此列。二十年庚子三十岁，正月赴京会试，仍寓五圣庵，会试文题如琢如磨者两句，卷未出房，冯林一中式会魁，余与林一同居有年一升一沉相形之下似难为情，多有劝余留京者，余浩然竟归，行至常州已得林一榜眼之信。二十一年辛丑三十一岁，正月赴京会试，……榜发中试第一百七十三名……殿试二甲第六十名……钦点主事签分刑部时同乡陶桂门为湖广司主事邀入其司。二十九年巳酉三十九岁，浦夫人拟北上适冯林一之家眷进京，附伴同行留廷熏夫妇暨延烈侍奉。祖庭挈延熙、五女随侍，余得此信赁屋于西河沿与林一同居其屋三重。第一重为会客厅，林一住二重，余住第三重，南北俱有院子，后院小有花木，一亭高峙东有小楼，楼外有平屋台可以眺远，后墙外琉璃厂窑古木参天，颇有城市山林之意，有径可通，出游甚便。陈巍：《历史上的冯桂芬》，《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988年刊:1840年，冯桂芬32岁，庚子殿试一甲二名，按常例授翰林院编修。……其后五年间久居编修之位，并历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广西乡试正考官。《过云楼家书》：“艮庵”“可自怡斋”两匾，均可照题，一请校邠，二请荫甫，书之最妥。退老小行草尚好，大字我不甚取，校邠或真草隶篆，听其所为……前寄去于术，若未开价过去，可否即作为润笔费？此老不愿白书，而又不便受我家现物，只可送礼物酬之。此老书，我所心折，即重复亦可无妨也。“校邠作古，绅士中少一老成，深为可惜！著作等身，已足不朽。”《过云楼日记》：余寄挽一联云：“文社共驰驱，邀我同居，赁庑曾经三度约；交情深患难，附君不朽，乞师属草万言书。”余与林一三次同居，第一次在申衙前孙宅，第土次在铁瓶巷，第三次在京师西河沿，上联指此；同治元年，余与林一同避兵上海，余首创乞师于曾文正之议，嘱林一代草信稿，下联指此。另查明：发表于2011年1月16日《姑苏晚报》上《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一文中，亦附有艮庵手订年谱图片及文字“顾文彬手订年谱中有关林则徐、冯桂芬的内容”。再查明：2018年5月10日《苏州日报》《高福民与过云楼》一文记载：《过云楼梦》是整套丛书的总册，全面回顾过云楼的历史、人物、收藏、贡献，有副题曰“大变革时代江南文脉之一隅”，那是确切的。以过云楼的历史来说，它起建于“同光中兴”，传至顾麟士，已时势嬗递，高门大族已作星散，算是告一段落；再传至顾公硕，由“山雨欲来风满楼”而进入“文革”的急风暴雨，终因失望而弃世。在这个“大变革时代”，新旧文化冲突，艺术和文化活动都命运多舛，这一切都与时代风云紧密联系着。作者以过云楼为中心，以苏州作背景，以140多年的历史为线索，全面解析了过云楼的内核和外延，介绍了它的生存环境，以及由盛而衰、由衰又起的过程。这既是对一个文化世家的考察，又从一个文化世家反映了晚近苏州的历史和文化现象，乃至反映出在更大空间里的情形，以小见大，正是有它的典型性。本院二审其余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1号张晓燕诉雷献和、赵琪、山东爱书人音像图书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裁判要点载明：判断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应当从被诉侵权作品作者是否接触过权利人作品、被诉侵权作品与权利人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相似等方面进行。按照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保护作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即思想或情感的表现形式。对创意、素材、公有领域信息、创作形式、必要场景，以及具有唯一性或有限性的表达形式，则不予保护。就本案而言，樊宁主张享有著作权的十六篇文章均已公开发表，故高福民具备接触涉案权利作品的条件。本案主要争议在于，被控侵权作品与涉案权利作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对此本院认为被控侵权作品未落入涉案权利作品著作权保护范围，具体分析如下：历史叙事类文学作品系将散见于史料中的历史记载内容进行整理、挑选、归纳、翻译后，按照特定的文章结构脉络，通过富有文学性的表述加以表达，以此展现特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体现作者对于特定历史人物个性、命运及人物关系的个性化理解。该类作品中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是作者围绕作品主题思想所形成的表达，具体包含：文章整体的谋篇布局、脉络结构；作者对史料的选取和提炼；作者针对史料的观点和论述以及描述历史事实具有独创性的遣词造句。在前述表达内容中，对于来自公共领域的客观历史事实本身，不应为作者所独有，故作品中对于历史事件的情节描写和先后顺序排布相似的部分，如都来自于公开发表或相同来源的历史资料，则作者不能据此主张构成侵权。樊宁上诉主张采用计算抄袭数字比例的方法认定实质性相似，本院认为，本案中樊宁指控被控侵权作品中抄袭其文章的内容部分，并非构成文字上的一一对应即“镜面复制”，在此情况下，本案中无法简单依照数字比例方式认定抄袭，应以涉案权利作品文章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范围为基础，判断被控侵权作品是否与其构成实质性相似。本案中，樊宁主张《过云楼梦》中《内忧外患》、《校邠同道》、《暖男安家》、《兴楼过云》、《浙东任上》、《阜康沉浮》、《探骊得珠》、《风雅真率》、《子孙承业》、《当代虎头》、《怡园画社》、《鹤逸避“康”》、《守株待兔》、《新风扑面》、《日侵劫难》、《公雄丹心》、《公硕殉道》十七篇文章侵害了其享有著作权的涉案十六篇作品（详细对应关系见附件附表），十七篇文章均独立成篇，其中1-9篇位于第一章“重温一段历史：惊涛骇浪，乱世中首创过云楼收藏”，10-15篇位于第二章“回忆几桩往事：穿云拨雾，开一代江南人文渊薮”，16-17篇位于第三章“点亮盏盏心灯：亘古不变，递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院逐一分析如下：（一）《校邠同道》（以下称校文）樊宁主张与其《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以下称顾文）构成实质性相似。对此本院认为，从《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一文主题来看，其开篇描述“挽联高度概括了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故该文章系以顾文彬所作挽联所述顾、冯二人人生相交中苏城京城同居、乞师援沪等事件为主线，串联起二人长达一生的患难交情。事实上，《顾》文即以“携手科举”、“乞师援沪”、“翰墨因缘”、“作古警醒”四个板块叙述了顾冯二人在晚清时代背景下的相识、相交、共事的历史事件。其中“携手科举”部分按照顾文彬因祖母放弃会试、为林则徐赏识择能文之士进署会客（附相应评论）、顾冯二人苏州同居、二人共同准备会试、同行赴京会试、二次赴京冯高中顾落榜、顾再次赴京及第并授官、顾冯在京同居的情节顺序铺陈描述；“乞师援沪”描述了顾冯在上海向曾国藩乞师援护之壮举及由此进一步加深的患难友情；“翰墨因缘”部分描述了顾家请冯桂芬赐墨匾额及润笔费的趣事以及顾文彬一联四书的文化盛事；“作古警醒”部分记述了冯桂芬作古顾文彬的悲叹和反思。观之《校》文，其主题系在晚清洋务运动的时代背景下描述顾冯二人同道友情，在铺陈介绍了二人数次同住、共同科举、仕途发展、兴楼赐墨、悲叹缅怀等历史事实后，施以重墨详细阐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和冯桂芬“中体西用”思想传播，并在文终辅以林则徐、冯桂芬画像、苏州可园、校邠庐抗议等图，形象还原了晚清社会大变革时期知识分子济世救国之情怀，赋予了二人友谊立体的历史意义。故两文从立意主题、整体谋篇布局和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就樊宁所主张的顾文中存在11个片段（即附件附表编号5-15），与校文构成实质性相似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前述截取的片段本身并未构成连贯、完整的文章，其次二者尽管在部分历史事件的描述顺序和表达上存在一定相似性，但依照高福民提交的双方共同创作的来源《艮庵手订年谱》、《过云楼家书》等公有领域资料，编号5-8、10-12均来自于《艮庵手订年谱》、编号13、14来自于《过云楼家书》，且相关事件先后顺序均体现在《艮庵手订年谱》记载中，且从文章的具体文字表述来看顾文与校文也存在一定差异，结合顾笃璜先生所述“采访时，我与樊宁怎么讲，当然与高福民、沈慧瑛等也怎么讲”、顾冯二人历史“应该主要是当时顾家的手札、手稿，这些是我提供的”，对于前述情节描写的相似部分，应基本来自于公有领域的历史资料，樊宁以该部分内容相同为由主张高福民抄袭并侵害其著作权，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二）《兴楼过云》、《风雅真率》、《子孙承业》、《怡园画社》、《新风扑面》、《日侵劫难》、《公硕殉道》《兴楼过云》文编号17-22樊宁主张与其《顾文彬父子十年心血建造过云楼》构成实质性相似，首先其攫取的17-22片段本身并非两文中连贯的片段，其次编号18、19、20均有大量内容直接援引自或来源于《过云楼家书》、《过云楼日记》；《风雅真率》文编号为34-39樊宁主张与其《重见吴郡真率会图》构成实质性相似，但相似部分均有大量内容直接援引自《过云楼日记》、《真率铭》等；《子承父业》文编号40-43与樊宁所主张的《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略记》（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略记》上（现代快报）、《走进顾氏过云楼》文仅系涉及到了个别相同的历史事实；《怡园画社》文编号47-53与樊宁所主张的《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略记》（博览群书）、《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过云楼往事略记●怡园琴会与台园画社》，仅系不同文章中个别历史事实或评述的一致。《新风扑面》文编号59-61与樊宁所主张的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略记》（博览群书）、《过云楼往事略记●怡园琴会与台园画社》仅系涉及到了个别相同的历史事实。《日侵劫难》文编号62-65与樊宁所主张的《帮助过云楼转移珍藏逃脱日寇魔爪》、《走进顾氏过云楼》中、下仅涉及到了个别相同的历史事实。《公硕殉道》文编号68-69与樊宁所主张的《走进顾氏过云楼》中仅系涉及到了个别相同的历史事实。且前述主张实质性相似的片段对于相关历史事实的描述在双方的文章中均在不同的上下文结构中展开，所用具体文字表述也不相同，亦从侧面体现了两人基于基本相同的历史题材和资料来源分别进行创作的特点，樊宁据此主张前述文章侵害其作品复制权不能成立。（三）《内忧外患》、《暖男安家》、《浙东任上》、《阜康沉浮》、《探骊得珠》、《当代虎头》、《鹤逸避“康”》、《守株待兔》、《公雄丹心》《内忧外患》文与樊宁所主张的《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顾文彬、潘租荫：左宗棠的救命恩人》两文，对应的文字相似处部分极少，且其中大部分为援引自顾文彬手订年谱中的原文；《暖男安家》与樊宁所主张的《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一文，《浙东任上》与樊宁所主张的《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略记》（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略记》上（现代快报）、《瓦砾场上建造怡园》三文，《当代虎头》与樊宁所主张的《走进顾氏过云楼》上、《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略记》分别对应的文字相似处部分极少；《阜康沉浮》文与樊宁所主张的《顾文彬与胡雪岩的故事》对应的文字相似处部分很少，且其中大部分为援引自《过云楼家书》原文；《探骊得珠》文与樊宁所主张的《过云楼人间至宝的收藏故事》对应的文字相似处部分极少，且其中部分为援引自《过云楼家书》原文；《鹤逸避“康”》文与樊宁所主张的《顾麟士婉谢康有为》对应的文字相似处部分极少，且部分援引自信札、题诗原文。《守株待兔》与樊宁所主张的《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略记》（博览群书）、《走进顾氏过云楼》下对应的文字相似部分很少；《公雄丹心》与樊宁所主张的《走进顾氏过云楼》中对应的文字相似部分极少。且前述片段对于相关历史事实的描述在双方的文章中均在不同的上下文结构中展开，所用具体文字表述也不相同。故樊宁主张前述文章侵害其作品复制权不能成立。最后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既鼓励创作，又促进传播，以实现作品创作与利用之间、权利人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针对以历史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应立足其特点，妥善划定保护范围和界限，以更好实现著作权立法目的。本院二审再次至顾笃璜九旬老人处了解调查本案事实时，其说到：“感谢樊宁、高福民等人付出的努力，但不赞成打官司，希望可以有人继续好好写顾家的事”。顾氏过云楼的历史兴衰和文化内涵是苏州重要的历史文化宝藏，苏州有识有志之士将其收集、整理、挖掘、抒写，均应予以尊重并鼓励。然，优秀传统文化系全社会共有，无法为个人所独占，诚然个人在整理、收集史料过程中确实付出心血和劳动，但后人亦可受其启发、循其即有成果而进一步深入研究、扩大，亦可基于相同的历史资料来源再行创作，以此更大丰富顾氏过云楼的历史文化著述，于文化溯源、保护和繁荣而言均有裨益。若动辄以后人之适当借鉴，即苛以著作权法上抄袭侵权之责，则不符著作权法保护之本意，亦与顾氏后人之真意相悖。此亦是本案二审下判所遵循之要旨。综上，本院认为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樊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庄敬重审判员  王蔚珏审判员  林银勇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 莹附件：            序号              《过云楼梦》              樊宁主张其文章对应的文字内容              高福民主张出处                  一              《内忧外患》              《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顾文彬、潘祖荫：左宗棠的救命恩人》                                1              避居在沪上租界。太平军进逼上海，上海集聚了苏州许多官绅              《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      平军长驱直下常州、苏州，威逼上海，江苏、浙江的官绅纷纷逃到上海租界避难。              《空间的想象和经验》      1860年以忠王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发动东进，攻克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宁波等苏南浙北城市，破使数以万计的苏南、浙北难民进入上海租界避难，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      《历史上的冯桂芬》      以冯桂芬为首，潘增玮、顾文彬、吴云等苏州乡绅极力倡言，放弃鄙视外国人的成见而图谋协作之利，组织会防局，商议请祝扎安庆的曾国藩出师援救。                  2              文彬在手订年谱中又记述：咸丰十一年，方余之初至上海也，目击所募之勇及军装、器械皆不堪用，与同乡之避居上海者，如冯林一、潘顺之、季玉、汪秉斋，及浙江之吴平斋、应敏斋诸公，皆蒿目时艰，相与咨嗟太息，谋挽救之策。余曰：“余在汉口时，闻安徽初复，曾帅因勇多饷少，欲撤去万人，此万人者皆百战之余，弃之可惜，招之可用，在转移间耳。”众皆称善。              《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      顾文彬在手订年谱中记述：咸丰十一年，方余之初至上海也，目击所募之勇及军装、器械皆不堪用，与同乡之避居上海者，如冯林一、潘顺之、季玉、汪秉斋，及浙江之吴平斋、应敏斋诸公，皆蒿目时艰，相与咨嗟太息，谋挽救之策。余曰：“非尽汰此间兵勇，另易劲旅，事必无济。”皆曰：“安所得劲旅而易之?”余曰：“余在汉口时，闻安徽初复，曾帅因勇多饷少，欲撤去万人，此万人者皆百战之余，弃之可惜，招之可用，在转移间耳。”众皆称善。              《艮庵老人手订年谱》      居上海者如冯林一、潘顺之、季玉、汪秉斋及浙江之吴平斋诸公皆蒿目时艰，相与咨嗟太息，谋挽救之策。余曰：“非尽汰此间兵勇，另易劲旅，事必无济。”皆曰：“安所得劲旅而易之?”余曰：“余在汉口时，闻安徽初复，曾帅因勇多饷少，欲撤去万人，此万人者皆百战之余，弃之可惜，招之可用，在转移间耳。”众皆称善。                  3              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求援的《公启曾协揆》书即由冯桂芬挥毫执笔。              《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      向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求援，洋洋洒洒的《公启曾协揆》书即由鸿儒冯桂芬执笔              《冯桂芬与西方异质文化》      冯氏逃至东山又转至东山由转往上海，曾参与组建会防局，调合中外关系，又和逃沪的苏州绅士庞重璐，潘曾伟，顾文彬等级机活动向曾国藩求救。      《苏州旧（史）志》      时钦差总督曾国藩军已克安庆，诸将遵江东略，兵力甚厚。苏绅顾文彬自楚归，知其状，始创乞援之议。                  4              湖广总督官文在他的日记中被称为“恩师大人”，不仅出手营救左宗棠，而且当官文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不相和谐，间或抵牾时，从中劝解，受胡林翼称赞“不愧端人正士”。               《顾文彬、潘祖荫：左宗棠的救命恩人》      赞赏顾文彬为“端人正士”的胡林翼，“胡中丞素与官制军不协”二公偶有二公偶有龃龉，余皆暗中调停，他善于化解矛盾，在他的巧妙调解下，左宗棠逢凶化吉。              《过云楼梦》（从首次发现的第一手资料顾文彬墓志铭书条石录出）      抚军胡文忠与文恭不相中，任官敷政，时或抵牾，得公一言辄解。文忠叹曰：制府，忠厚长者，惜用人太鑑。如顾某者，不愧端人正士。      左文襄为某镇所诬，朝廷命文恭及钱副宪宝青治是狱。文襄惧辱，书抵文忠，誓死不就逮。公稔文襄非常人，力请请于文恭，狱得解。                  二              《校邠同道》              《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                                5              文彬和冯桂芬三十余年前结交于科举              冯桂芬、顾文彬俩人结交始于科举              《艮庵手订年谱》      十七年丁酉二十七岁，结文会及写殿试卷会，与会者冯林一、金霭如、金吟香、宝树、马雨峰、昂霄、潘赋梅、绍叶，每人轮当一会，月必三举又有约课不在此列。                  6              文彬于道光十一年(1831)乡试中举后，就全力备考京城会试，可是祖母舍不得唯一的孙子，“我已年高，不愿汝远离膝下”，孝顺的文彬只能遵从              文彬于道光十一年(1831)乡试中举后，就全力备考会试……祖母舍不得唯一的孙子远赴京城，“我年已高，不愿汝远离膝下，此次会试，可勿往。”孝顺的顾文彬即遵谕不行。              《艮庵手订年谱》      十三年癸巳二十三岁又值会试，先祖妣谕余曰：我年已高不愿汝离膝下，此次会试可勿往，余即遵谕不行。                  7              林则徐当巡抚后……前往……正谊书院考课。遇到正在那里的文彬，见他的试卷文采卓然，奇怪地问道：“为何不参加考试?”文彬如实禀告。林则徐赏识眼前这个小年轻的才华和人品，便将他拔至超等。              顾文彬时在正谊书院攻读，正值江苏巡抚林则徐甄别正谊书院，见他的试卷文采卓然，奇怪地问他为何不参加会试，他以实相告，林则徐赏识其才华，即将他拔置超等。              《艮庵手订年谱》      林文忠师（则徐）甄别正余书院，见余卷问何不会试，余以实告即拔至超等                  8              林则徐择正谊书院能文之士，如胡若卿(清绶)、冯林一(桂芬)、洪铭之(鼎)、陆稷民(元纶)、王汉槎(熙源)、金霭如(凤诏)、王柳塘(希旦)、姚芷塘(琳)、张宝卿(璐)、刘子香(嗣龙)等十余人，“每月逢一，进署会课，公子楫之 (林则徐长子汝舟)亦与焉，藉收观摩之益。”              嗣后择正谊书院中能文之士，如胡若卿(清绶)、冯林一 (桂芬)、洪铭之(鼎)、陆稷民(元纶)、王汉槎(熙源)、金霭如(凤诏)、王柳塘(希旦、)姚芷塘(琳)、张宝卿(璐)、刘子香(嗣龙)等十余人，“每月逢一进署会课，公子楫之(汝舟)亦与焉，藉收观摩之益。”              《艮庵手订年谱》      嗣后择书院中之能文之士如胡若卿（清绶）、冯林一（桂芬）、洪铭之（鼎）、陆稷民（元纶）、王汉槎(熙源)、金霭如(凤诏)、王柳塘(希旦)、姚芷塘(琳)、张宝卿(璐)、刘子香(嗣龙)等十余人，“每月逢一，进署会课，公子楫之 (汝舟)亦与焉，藉收观摩之益。                  9              文彬在手订年谱中详述此事，尊称“林文忠师则徐”，表明他被林则徐收为门生。史料称冯桂芬乃林公的门生，亦指此也              他在手订年谱中详述此事，尊称“林文忠师则徐”，表明他被林则徐收为门生。史料称冯桂芬乃林则徐的门生，当指此也。              《艮庵手订年谱》      林文忠师（则徐）                  10              其间，顾文彬父亲顾大澜开布号一度亏折，“不能支矣”便典租古城内申衙前孙氏之屋，文彬随父母从桐溪浜迁居入城始于此。东落小有园亭，为冯桂芬所居。文彬与冯桂芬为邻。文彬曾在家书中深情回忆“我与校邠(冯氏自称“校邠先生”校邠即冯桂芬) 同居申衙前是己亥年事，己亥年校邠已廿八岁，此四五年中，确算朝夕相聚”己亥年乃指道光十九年(1839)。              是年，顾文彬父亲顾大澜所开布号连年亏折，“不能支矣”家计益加窘迫，拟典租申衙前孙氏之屋，孙氏的内屋俱已典去，止剩大厅，幸亏有厢房翻轩、东西书房及楼可以居住。顾家捉襟见肘，典价五百千文已无所出，顾文彬无奈与夫人浦氏商量，售去首饰，以充典价，从桐溪浜迁居入城始于此。东落小有园亭，为冯桂芬所居。俩人至交密迩，凡考书院及文社出入必同行。顾文彬随父母典居苏州申衙前孙氏之屋，而冯归芬则住在东落，俩人“朝夕相聚”。顾文彬在家书中深情回忆亡友，“我与校邠同居申衙前是己亥年事，己亥年校邠已廿八岁，此四五年中，确算朝夕相聚”己亥年乃指道光十九年(1839)。冯桂芬晚年归隐吴县木渎镇居所“校邠庐”故称校邠。              《艮庵手订年谱》      十六年丙申二十六岁正月……家计益窘拟典申衙前孙氏之屋，内务俱已典去，止剩大厅，幸有厢房翻轩，东西书房及楼可居，典价五百千文已无所出，谋诸浦夫人售去首饰以充典价迁居入城始于此。东落小有园亭，为冯林一所居，至交密尔，凡考书院及文社出入必携。                  11              文彬与冯桂芬多次结伴同行赴京会试。三次会试，三次寓京城阡儿胡同五圣庵。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冯桂芬先中式会魁，甚是风光，而文彬仍然卷未出房，再次落榜。文彬感慨万千：“余与林一同居有年，一升一沉，相形之下，似难为情。”“多有劝他(指冯桂芬) 留京者，他浩然竟归，行至常州，已得冯桂芬高居榜眼之信。”翌年正月，文彬中式第一百七十三名，殿试二甲第六十名。文彬以部属用签分刑部湖广司行走。而冯桂芬科甲及第后，授翰林院编修，曾充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广西乡试正考官，官至詹事府左春坊右中允。              顾文彬与冯桂芬同行，赴京会试，寓阡儿胡同五圣庵……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顾文彬与冯桂芬再次结伴赴京赶考，仍旧下榻五圣庵……顾文彬仍旧卷未出房，再次落榜，而冯桂芬中式会魁。不同的境遇，令顾文彬感慨万千，“余与林一同居有年，一升一沈，相形之下，似难为情。”多有劝他留京者，他浩然竟归，行至常州已得冯桂芬高居榜眼之信。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正月，顾文彬又进京赶考，依旧寓五圣庵，这次天遂人愿，中式第一百七十三名，殿试二甲第六十名，他以部属用签分刑部湖广司行走。而冯桂芬科甲及第后，授翰林院编修，曾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官至詹事府左春坊右中允。              《艮庵手订年谱》      二十年庚子三十岁，正月赴京会试，仍寓五圣庵，会试文题如琢如磨者两句，卷未出房，冯林一中式会魁，余与林一同居有年一升一沉相形之下似难为情，多有劝余留京者，余浩然竟归，行至常州已得林一榜眼之信……二十一年辛丑三十一岁，正月赴京会试……榜发中试第一百七十三名……殿试二甲第六十名……钦点主事签分刑部时同乡陶桂门为湖广司主事邀入其司。      陈巍：《历史上的冯桂芬》，《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988年刊。      1840年，冯桂芬32岁，庚子殿试一甲二名，按常例授翰林院编修。……其后五年间久居编修之位，并历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广西乡试正考官。                  12              道光二十九年(1849)，文彬充刑部湖广司主稿，在京城的居所又与冯桂芬为邻。他的夫人浦氏从苏州北上，适逢冯桂芬的家眷进京，于是搭档伴行，带着次子廷熙、女儿随侍。为安排家人进京生活，文彬在京城西河沿租房，与冯桂芬为同一宅院。房屋有三进，第一进为会客厅，冯桂芬住第二进，他住第三进，南北俱有院子，后院小有花木，一亭高峙，东有小楼，楼外有平台可以眺远，后墙外琉璃厂窑古木参天，颇有城市山林之意，有径可通，出游甚是方便。              道光二十九年(1849)，顾文彬充刑部湖广司主稿，在京城的居所又与冯桂芬为邻。事情的原委是，他的夫人浦氏拟从苏州北上，适逢冯桂芬的家眷进京，遂附伴同行，挈次子顾廷熙、女儿随侍。家人进京生活，顾文彬遂在京城西河沿租赁房屋，居所与冯桂芬为同一宅院。其屋三重，第一重为会客厅，冯桂芬住第二重，他住第三重。南北俱有院子，后院小有花木，一亭高峙，东有小楼，楼外有平台可以眺远，后墙外琉璃厂窑古木参天，颇有城市山林之意，有径可通，出游甚为便利。              《艮庵手订年谱》      二十九年巳酉三十九岁，浦夫人拟北上适冯林一之家眷进京，附伴同行留廷熏夫妇暨延烈侍奉。祖庭挈延熙、五女随侍，余得此信赁屋于西河沿与林一同居其屋三重。第一重为会客厅，林一住二重，余住第三重，南北俱有院子，后院小有花木，一亭高峙东有小楼，楼外有平屋台可以眺远，后墙外琉璃厂窑古木参天，颇有城市山林之意，有径可通，出游甚便。                  13              同治十二年(1873)，文彬位于苏州铁瓶巷的宅第扩建，过云楼同时修建，文彬嘱咐儿子：“艮庵”“可自怡斋”两匾，均可照题，一请冯桂芬，二请俞樾，书之最妥。冯桂芬或真草隶篆，听其所为”，“润笔费必不可少，直接送钱未免太俗气，大家也不便开口直言报酬”。此前，文彬曾寄回浙江的土特产于术，征询儿子意见，若未开价过去，可否即以于术作为润笔。他对冯桂芬书法造诣敬服不已，“此老书我所心折，即重复(多题几幅)亦无妨”              同治十二年(1873)，顾文彬位于苏州铁瓶巷的宅第扩建，藏画楼过云楼同时动工修建，三子顾承在家负责建造事宜，同年十二月初十日，顾文彬嘱咐儿子，“艮庵”“可自怡斋”两匾，均可照题，一请冯桂芬，一请国学大师俞樾，书之最妥……冯桂芬或真草隶篆，听其所为……润笔费必不可少，直接送钱未免太俗气，大家也不便开口直言报酬。此前，顾文彬曾寄回浙江的土特产于术，征询儿子意见，若未开价过去，可否即以于术作为润笔……他对冯桂芬的书法造诣敬服不已，“此老书我所心折，即重复亦无妨也。”              《过云楼家书》      “艮庵”“可自怡斋”两匾，均可照题，一请校邠，二请荫甫，书之最妥。退老小行草尚好，大字我不甚取，校邠或真草隶篆，听其所为……前寄去于术，若未开价过去，可否即作为润笔费？此老不愿白书，而又不便受我家现物，只可送礼物酬之。此老书，我所心折，即重复亦可无妨也。                  14              冯桂芬在苏州病逝，远在宁波道署的文彬惊闻噩耗，在家书中悲叹：“校邠作古，绅士中少一老成，深为可惜，著作等身，已足不朽。”               冯桂芬在苏州病逝，远在宁波道署的顾文彬惊闻噩耗，在四月二十日的家书中悲叹，校邠作古，绅士中少一老成，深为可惜，著作等身，已足不朽，              《过云楼家书》      “校邠作古，绅士中少一老成，深为可惜！著作等身，已足不朽。”                  15              余寄挽一联云：“文社共驰驱，邀我同居，赁庑曾经三度约；交情深患难，附君不朽，乞师属草万言书。”余与林一三次同居，第一次在申衙前孙宅，第二次在铁瓶巷，第三次在京师西河沿，上联指此；同治元年，余与林一同避兵上海，余首创乞师于曾文正之议，嘱林一代草信稿，下联指此。              “文社共驰驱，邀我同居，赁庑曾经三度约；交情深患难，附君不朽，乞师属草万言书。”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二十日，时任浙江宁绍台道员的顾文彬惊闻冯桂芬去世的噩耗，书写此挽联寄到苏州，寄托哀思，上联指俩人苏州城两次同居，京城一次同居；下联指避兵上海，顾文彬首创乞师之议，冯桂芬代草致曾国藩书。              《过云楼日记》      余寄挽一联云：“文社共驰驱，邀我同居，赁庑曾经三度约；交情深患难，附君不朽，乞师属草万言书。”余与林一三次同居，第一次在申衙前孙宅，第土次在铁瓶巷，第三次在京师西河沿，上联指此；同治元年，余与林一同避兵上海，余首创乞师于曾文正之议，嘱林一代草信稿，下联指此。                  三              《暖男安家》                                               16              文彬被李鸿章委司著名的正谊书院董事，继而，复委他与冯桂芬、潘曾玮分办三善堂事，在乡绅程藻安家拈阄，他拈得育婴堂，冯桂芬拈得女普济堂，潘曾玮拈得男普济堂。              《顾文彬与冯桂芬的患难之交》      同治四年(1865)，被委司著名的正谊书院董事，继而，复委他与冯桂芬、体仁阁大学士潘世恩之子潘曾玮分办三善堂事，在程藻安家拈阄，他拈得育婴堂，冯桂芬拈得女普济堂，潘曾玮拈得男普济堂。              《艮庵老人手订年谱》      李少荃中丞委司正谊书院董事，复委余兴冯林一、潘季玉分办三善堂事，在程藻俺家拈得育婴堂，林一拈得女普济堂季玉挽得男普济堂。                  四              《兴楼过云》              《顾文彬父子十年心血建造过云楼》、《走进顾氏过云楼》                                17              早前文彬便对天一阁心驰神往。              《顾文彬父子十年心血建造过云楼》      早在未被授宁绍台道员前，顾文彬就对宁波的天一阁心驰神往              《过云楼家书》      我素有起造小天一阁之愿，常耿耿于心，所难者无此地步耳。再四思之。      以故群相推服，推为江南收藏第一家，然既聚此尤物，保护之方尤须尽善。      末进楼房，或三开间，或五开间，尚在未定。我意决造三开间，与一层楼相对，东首只须留出一小间地步，造一楼一底，纯用砖石，不露片木。其式样大约与葑门钟楼相仿，块然独立，四面落空，于末进正楼至厢房一小门，与小天一阁相对，以小桥通之。书画图籍之上品贮于阁上，中下之品贮于楼下，其楼与内屋相连，颇为谨密，无偷窃之虞。汝若能为我设法造成，则夙愿已偿，中心大悦矣。                  18              同治十二年(1873)，身在宁绍台道任上的文彬在与三子顾承的书信往来中说“以故群相推服，推为江南收藏第一家”“我素有起造小天一阁之愿，常耿耿于心…………我意决造三开间，与前一层楼相对，东首止须留出一小间地步，造一楼一底，纯用砖石，不露片木。”他又说：”其式样大约与葑门钟楼相仿，块然独立，四面落空。”              《顾文彬父子十年心血建造过云楼》      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廿七日，顾文彬致信顾承，“以故群相推服，推为江南收藏第一家”。……我素有起造小天一阁之愿，常耿耿于心，所难者，无此地步耳，再四思之，末进楼房，或三开间，或五开间，……我意决造三开间，与前一层楼相对，东首止须留出一小间地步，造一楼一底，纯用砖石，不露片木。其式样大约与葑门钟楼相仿，块然独立，四面落空                  19              是整个宅院建筑中单独的一座，不与楼房合墙，独立而建。防火防盗，并关照要用大砖灌浆实砌，以达到固若金汤的效果。“于末进正楼之厢房，开一小门”，这门乃是与过云楼相对，中间修有小桥相连，书画中的上等品存放在阁楼上，中下等品则储藏在楼下。这幢楼与内屋相连，这样，遭窃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小。              《顾文彬父子十年心血建造过云楼》      至于过云楼块然独立，乃指不与楼房合墙，并且用大砖灌浆实砌，以冀固若金汤，防火防盗。于末进正楼之厢房，开一小门，与小天一阁相对，以小桥通之，书画图籍之上品，贮于阁上，中下之品，贮于楼下。其楼与内屋相连，颇为谨密，无偷窃之虞                  20              文彬赴甬上任，在杭州拜会上司后，曾结友游览一个叫四面楼的景点，顿觉此楼与“意与造之过云楼同，可谓先得我心”，可转眼一想，“非我力之所能为矣”，遂抛弃此念，以实用为主。              《顾文彬父子十年心血建造过云楼》      他尚在省城杭州未前往宁波赴任，就与同僚吴引之同游著名的藏书楼四面楼，与他欲建造的过云楼不谋而合，“可谓先得我心”，“非我力之所能为矣”              《过云楼日记》      可谓先得我心。四面天井甚宽，皆环以太湖石，凿池两处，又有回廊榭点缀，即此工程非数万金不可，非我力之所能为矣。                  21              精明细致的文彬甚至还早早地物色幕友赵松坡为监工人选。赴任不久，三月三十日，他叮嘱儿子，起房造屋，先请风水先生度地择日，方可动工。建造过云楼的匠头曾随顾承专程到宁波道署，文彬于百忙之中耳提面命，关照他们回到苏州后，依照讨论的结果将所画出的细图再寄来。家人钮卓卿来到宁波道署，文彬又询问过云楼的进展，考虑到爱子顾承里外料理又要处理书画，忙碌异常，即令正在道署的大孙子顾麟祥返苏，协助三叔。|顾承性格偏柔，而孙辈麟祥偏猛，宽柔相济，一定可以合作顺利。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十，过云楼破土动工。翌年，早春二月，江南细雨绵绵，过云楼耽误了一个月工期。时至三月，仅五个月时间，已如期竣工。               《顾文彬父子十年心血建造过云楼》      是顾文彬、顾承父子久酿于胸的夙愿，未雨绸缪，他们早早物色监工等重要岗位合适人选。顾承选定家中幕友赵松坡为监工，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三十日，他殷殷嘱咐儿子，起造房屋，必须先请素有声望的风水先生度地择日，方可动工。建造过云楼的匠头专程跟随顾承来到分巡宁绍台道公署，顾文彬对他耳提面命，叮嘱他回到苏州后，依照所议，画出细图寄来。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初六日，家人卓卿从苏州来到分巡宁绍台道公署，顾文彬关切地询问过云楼的进展，虑及顾承外而应酬俗务，内而料理家务，旁及书画，忙碌异常，他特令正在道署的大孙回苏州，协助三叔料理一切。他劝慰顾承，得一帮手，未为不可，况汝性偏于宽柔，大孙性偏于刚猛，宽猛相济，可冀酌乎其中也。过云楼破土动工，转眼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进入二月，苏州淫雨兼旬，以致工程稍稽，他估计，过云楼大约三月初必可完工。              《过云楼家书》      起造房屋，必先请素由声望之风鉴度地择日，方可动工。我特令大孙回家一走，帮汝商定大概章程，出月仍然宁度岁，早春即吃掣眷回里，帮同料理一切，定于初八日起身，由沪至苏，汝外而应酬俗务，内而料理家务，旁及书画，忙碌异常，得一帮手，未为不可，况汝性偏于宽柔，大孙性偏于刚猛，宽猛相济，可冀酌乎其中也。淫雨兼旬，以致工程稍稽，大约三月初必可完工。                  22              尽量收购白显桥、濂溪坊等处战后拆房的旧料，故而建造时的厅柱、楼板多为旧料改造而成，              《顾文彬父子十年心血建造过云楼》      苏州城白显桥、濂溪坊有拆胚两所，出售房屋旧料，旧房料已买得厅柱、楼板，建房计划如期进行。              《过云楼家书》      惟旧房恐有糟朽虫蛀等毛病，先令匠人细细查看，如毫无毛病，亟须向购，价值稍有增添亦不必过于计较，总较新料便宜多矣。                  23              逢年过节时，在大厅天井里搭一个临时戏台，那时男女不能混杂看戏，顾氏特在备弄上建一阁楼，有门通过云楼，女眷可在上面观戏，称偷看戏               《走进顾氏过云楼》      这里是大厅，又是戏厅，每逢喜庆，常常会请戏班“唱堂会”。一种是搭建一个临时舞台，那个时代，女眷是不能在厅堂与男客混坐看戏的，只能偷看，大厅的侧面顶部有几块活络的木板，女眷们就躲在备弄的阁楼上，只要除去木板，便可透过孔洞，偷偷地看戏，这就叫“偷看戏”              情况说明：为采访顾笃璜老先生原话而来，其中他“备弄”、“女眷”、“偷看戏”为苏州话的转译。                  五              《浙东任上》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现代快报:《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上、《瓦砾场上建造怡园》                                24              嘱咐顾承购下吴宽“复园”故址“垒石为山，坎地为池”，并扩建西部。“初念不过一丘一壑”，“后渐拓渐变”。故怡园建成后，进门处特意布置了十排竹篱、一间茅屋、一丛翠竹，还饲养了一对孔雀，便是对造园初衷的纪念。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嘱承儿(即其第三子顾承)购得尚书巷废地，垒石为山，坎地为池，初念不过一丘一壑而已，继而渐拓渐变…...在怡园进门处，曾特意布置了一养了一对孔雀，便是纪念造园初衷的              《艮庵老人手订年谱》《过云楼往记》      余石尚多嘱承儿购得尚书巷废地垒石为山，坎地为池，初念不过一丘一壑而已，继而渐拓渐广，又购得杨家曹家数园之石以实之，比余归田，功已及半……余与承儿互相斟酌添造亭台、广搜树石名曰怡园。      并采访顾笃璜先生原话、借鉴顾老著作而来                  25              一般的放出去，精品收进来，纳精汰次，以藏养藏，以藏变钱，文彬称之为“推陈出新”。               现代快报:《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上      他们采取的方针是：“过云楼”收藏精益求精，中下之驷必须推陈出新。”即不断收进精品、珍品，同时把旧有中下等的藏品淘汰出售。              情况说明：采访顾笃璜老先生原话而来，为习惯表述，与樊文显著不同。“推陈出新”是老一代文化干部习惯使用的成语，用来形容过云楼更新书画收藏。                  26              亲家吴云劝顾承不必造花园。文彬心想，吴云也是见多识广的人，说的话未必不对；而顾承亟欲处理这些湖石，用来造园也是因势利导，好像不能说这样做就不好。                《瓦砾场上建造怡园》      亲家吴云(晚号退楼)是听枫山馆的主人，劝顾承不必造花园，顾文彬认为，此乃深于世故之言，不能谓之不是。顾承亟欲造园，是为养志起见，亦不能谓之不是。              《过云楼家书》      退老劝汝不必造园是深于世故之言，不能谓之不是。汝亟欲造园是为养志起见，亦不能谓之不是。惟退老不应趁此偶尔姿势，说现成话，汝不必嗔，亦不必悔也。园图与我意相合。                  六              《阜康沉浮》              《顾文彬与胡雪岩的故事》                                27              文彬刚赴任浙江时，兴奋地写信给儿子：向来历任关钞解京交库，均由阜康银号经手，得缺之后，阜康管事曹恬波既托人来说，“需用银钱不拘多少，情愿应付，不要利钱，到任后陆续归还。苟非美缺，安得有此便宜之事?前信所云预备三竿之说，可作为罢论矣。济成折出一节，今昔情形不同，德馨如肯再展，自可无庸改议，否则汝径向阜康管事熟商，谅必乐从。              《顾文彬与胡雪岩的故事》      他在闰十月廿五日的家书中告诉顾承，“幸而向来历任关钞解京交库，均由阜康银号经手，得缺之后，阜康管事曹恬波既托人来说，“需用银钱不拘多少，情愿应付，不要利钱，到任后陆续归还。苟非美缺，安得有此便宜之事?前信所云预备三竿之说，可作为罢论矣。济成折出一节，今昔情形不同，德馨如肯再展，自可无庸改议，否则汝径向阜康管事熟商，谅必乐从。              《过云楼家书》      幸而想来历任关钞解京交库均有阜康银号经手，得缺之后，阜康管事曹恬波即托人来说，需用银钱，不拘多少，情愿应付，不要理利钱，到任后，陆续归还，苟非美缺，安得有此便宜之事？前信所云，预备三竿之说，可作为罢论矣。济成折出一节，今昔情形不同，德馨如肯再展，自可无庸改议，否则汝迳向阜康管事熟商，谅必乐从。                  28              社会上有关阜康传闻又纷纷扰扰，文彬隐约担忧起来，他在十一月十五日写给顾承的书信中坦言，“胡雪岩家计深浅不可测度，然以巨款存之(指官项而言)，乃日夜不安之事，而又无法改动。我之不愿久恋此缺，盖为此也。折上所存，必须苏中有安顿处，方可来拔取，听汝之信可也。”对文彬而言，不仅巨额官项存放在阜康银号，他私人的银两也存放在阜康银号，一旦崩盘，后果不堪设想，他由此萌生弃宁绍台道美缺而去的念头。              《顾文彬与胡雪岩的故事》      社会上有关胡雪岩的传闻纷纷扰扰…...顾文彬仍不免忐忑不安，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十五日，他向顾承透露，“胡雪岩家计深浅不可测度，然以巨款存之(指官项而言)，乃日夜不安之事而又无法改动。我之不愿久恋此缺，盖为此也。折上所存，必须苏中有安顿处，方可来拔取，听汝之信可也。不仅巨额官项存放在阜康银号，顾文彬私人的大量银两也存放在阜康银号，一旦崩盘，后果不堪设想，危机四伏，他因此萌生弃宁绍台道员美缺而去的念头。              《过云楼家书》      胡雪岩家计深浅，不可测度，然以巨款存之，乃日夜不安之事，而又无法改动，我之不愿久恋此缺，盖为此也。折上所存，必须苏中有安顿处，方可来挟取，听汝之信可也。                  29              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十三日，文彬密告顾承：此间关税解部，入不敷出，屡请中丞将亏空情形或奏或咨，中丞不允。现在续拨十五万之部文已 到，五月内应解十三万部款，竭力挪凑，尚短五万，只得向厘局暂借，谅中丞不能不允，因舍此无款可筹也。从历来亏空滚算至五月止，几及二十万，从今以后，即下半年收数稍旺，亦止彀还各欠，断不能存留。胡雪岩倒帐一层，反可无虑耳              《顾文彬与胡雪岩的故事》      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十三日，顾文彬密告顾承：此间关税解部，入不敷出，屡请中丞将亏空情形或奏或咨，中丞不允。现在续拨十五万之部文已 到，五月内应解十三万部款，竭力挪凑，尚短五万，只得向厘局暂借，谅中丞不能不允，因舍此无款可筹也。从历来亏空滚算至五月止，几及二十万，从今以后，即下半年收数稍旺，亦止彀还各欠，断不能存留。胡雪岩倒帐一层，反可无虑耳              《过云楼家书》      此间关税解部入不敷出，屡请中丞将亏空情形或奏或咨。中丞不允，现在续拨十五万之部文已到，五日内应解十三万部款，竭力挪凑，当短五万，只得向厘局暂借，谅中丞不能不允，因舍此无款可筹也。从历来亏空滚算至五月止，几及二十万，从今以后，即下半年收数稍旺，亦只够还各欠，断不能存留，胡雪岩倒账一层，反可无虑耳朵。                  30              所谓祸兮福所倚，就在文彬为浙海关与胡雪岩的阜康银号感到剪不断理还乱之际，户部要求浙海关上缴十五万两关平银。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不但如此，正巧关税亏空，只能东挪西借，因此没有多余的税钞存在阜康银号。              《顾文彬与胡雪岩的故事》      浙海关又要往户部解十五万两关平银，因为关税亏空，只能东挪西借，因此没有多余的税钞存在阜康银号，反而没有了胡雪岩倒帐之忧一一正所谓祸兮福所倚。浙海关与胡雪岩的阜康银号千丝万缕的联系，剪不断理还乱。              《过云楼家书》      胡雪岩家计深浅，不可测度，然以巨款存之，乃日夜不安之事，而又无法改动，我之不愿久恋此缺，盖为此也。折上所存，必须苏中有安顿处，方可来挟取，听汝之信可也。此间关税解部入不敷出，屡请中丞将亏空情形或奏或咨。中丞不允，现在续拨十五万之部文已到，五日内应解十三万部款，竭力挪凑，当短五万，只得向厘局暂借，谅中丞不能不允，因舍此无款可筹也。从历来亏空滚算至五月止，几及二十万，从今以后，即下半年收数稍旺，亦只够还各欠，断不能存留，胡雪岩倒账一层，反可无虑耳。                  31              “知承儿忽然吐血”“承儿复发肝气，血未净，肠红少而未至止，请停后园工程”。而文彬这时自己也吐血不止              《顾文彬与胡雪岩的故事》      顾承肝气又发，吐血、肠红均未能止。顾承经手怡园工程，不如索性将土、木、石三工全行停止，即将踏上返乡之旅的顾文彬，也因操心劳神吐血不止。              《过云楼日记》      知承之忽然吐血，服童便而止。      知承儿于十七夜复发肝气，血未净，肠红少而未止，请停后园工程，发十七号信。      知承儿吐血已止，不服药而静养。                  七              《探骊得珠》              《过云楼人间至宝的收藏故事》                                32              同治九年(1870)五月十四日尚在京城候官的顾文彬，过松筠庵时，心泉和尚出示智永千字文墨迹纸本，真草相间，百六十行，行十二字，“龙师火帝”起头，卷后有董其昌两长跋。隋朝僧人智永，是书法大家，本姓王，名法极，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七代孙。              《过云楼人间至宝的收藏故事》      同治九年(1870)五月十四日，尚在京城候官的顾文彬，在家书中兴奋地告诉顾承：“心泉和尚藏有智永千文墨迹纸本，卷后有思翁两长跋。”隋朝僧人智永，是书法大家，本姓王，名法极，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六代孙。真草相间，百六十行，行十二字，果“龙师”起，且有香光长跋，              《过云楼书画记，续记》      同治庚午，候简入都，暇辄过松筠庵于僧心泉谈，谓曰：“欲见墨林环宝乎？”则《永师千文》也。真草相间，凡百六十行，行十二字；果“龙师”起，且有香光长跋，却为是卷。狂喜，倾囊够归。      夙昔往复余心者，忽据为余有，文字之福未渠央也，偿亦永公版余乎，公名法极，右军六代孙，年至百岁。                  33              文彬狂喜不已，同治十年(1871)四月二十五日的家书中又道：“智永卷反复审玩，的是奇宝，京中赏鉴家不少，磋跎至今，仍落吾手，殆有夙缘。”同年十月五日，他在家书中仍难掩喜色：“近来所得之物，只要智永，无疑便已探骊得珠。”后来在《过云楼书画记》，将《释智永真草千文卷》列为卷首，足见对其推崇备至              《过云楼人间至宝的收藏故事》      文彬所著《过云楼书画记》，将《释智永真草千文卷》列为卷首，足见对其推崇备至，顾文彬狂喜不已，写于同治十年(1871)四月廿五日的家书，仍欣喜若狂，“智永卷反复审玩的是奇宝，京中赏鉴家不少，磋跎至今，仍落吾手，殆有夙缘。”同年十月初五日，他在家书中仍难掩喜色，“近来所得之物，只要智永，无疑便已探骊得珠，此外皆鳞爪耳。”              《过云楼家书》      智永卷反复审玩，的是奇宝。京中赏鉴家不少，蹉跎至今，仍落吾手，殆有夙缘。近来所得之物，只要智永无疑，便已探骊得珠。      《过云楼书画记，续记》      同治庚午，候简入都，暇辄过松筠庵与僧心泉谈。                        八              《风雅真率》              《重见吴郡真率会图》、《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                                34              光绪元年(1875)六月初一日，“张子青招饮，坐有沈仲复、潘季玉，在远香堂(拙政园)设席。余亲携巨然(五代著名画僧)去，子青留观子青亦出黄子久山水、梅道人山水、山谷小像轴、徽宗《竹禽图》，皆绢本，王叔明山水轴、钱选舜举山水卷， 皆纸本，见出皆真迹也。”              《重见吴郡真率会图》      六月初一日午刻，张之万在其弟张之京(字菊垞)的拙政园招饮，顾文彬偕李鸿裔至杜文澜寓，并吴雲同赴席，沈秉成、潘曾玮已至，设席在远香堂。顾文彬亲携五代宋初画家巨然之卷而至，张之万爱不释手，留下观赏。张之万也捧出《黄子久山水》《梅道人山水》《山谷小像轴》《徽宗竹禽图》，元四家黄公望(字子久)及吴镇(号梅道人)、宋代书法名家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宋徽宗赵佶，妙作皆绢本。元四家王蒙(字叔明)的山水轴、南宋画家钱选(字舜举)的瓜卷，皆纸本，皆真迹也。              《过云楼日记》      并吴退楼同赴张子青招饮用，坐有沈复、潘季玉、在远香堂设席，余亲携巨然去，子青留观，子青亦出黄子九山水、梅道人山水、山谷小像轴，徽宗《竹禽图》，皆绢本王叔明山水轴、钱舜举山水卷，皆纸本，见出皆真迹也。                  35              光绪五年(1879)二月始，由顾文彬、沈秉成召集，与 勒方錡、潘曾玮、吴云、李鸿裔、彭慰高诸人构成“吴郡真率会”。他们大多是退隐乡绅或在苏休养的官员，才学都是一流的，有共同语言，以新修的园林为活动场所，书画鉴赏、诗酒酬咏、游园赏花，雅集频频。诚如文彬所述真率会的主旨：坐无杂宾，肴止五簋，位以齿序，酒随量饮，礼数不拘，弗流放诞，庄谐并作，弗涉讥弹。酒阑之后，继以品茗各出法书名画，互相欣赏，              《重见吴郡真率会图》      顾文彬在卷轴上描述了真率会场景：“同人之举斯会也，坐无杂宾，肴止五簋，位以齿序，酒随量饮，礼数不拘，弗流放诞，庄谐并作，弗涉讥弹。酒阑之后，继以品茗各出法书名画，互相欣赏。      《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晚清时，人称“吴中七老”的苏州缙绅名宿仿而效之，组成真率会，他们定期在各自的私家花园雅集，秉执清奇，结林下之交，品评书画，吟诗作赋。“吴中七老”乃指吴云、李鸿裔、沈秉成、潘曾玮、勒方錡、顾文彬、彭慰高，他们皆为缙绅，学富五车，在金石、书画、收藏等领域造诣深厚，颇具声望。              《吴郡真率会图》      坐无杂宾，肴止五簋，位以齿序，酒随量饮，礼数不拘，弗流放诞，庄谐并作，弗涉讥弹。酒阑之后，继以品茗各出法书名画，互相欣赏。      《过云楼日记》      十二楼，举七老真率会，移樽于潘西圃之三松堂，与会者蒋心香，彭钝舫、吴引之、吴语樵、潘羏闲，期而未至任筱园。庭前安罗花盛开，西圃手剪数枝分赠座客，首唱七律两章，余与诸公各有和章，并乞顾若波绘《西圃看花图》，请会中人各书和诗于后。                  36              “真率会”的取名来之于“宋司马光罢官回洛(阳)，尝与故老游集，相约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司马光在《真率铭》中说：吾斋之中，不尚虚礼。不迎客来，不送客去。宾主无间，坐列无序。真率为约，简素为具。有酒且酌，无酒且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闲谈古今，静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论官事。               《重见吴郡真率会图》      “真率会”典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司马光罢归洛阳，常与王安之、王不疑等故老游集，相约宴饮时酒不过五巡，食不过五味，号“真率会”，并作《真率铭》以自警，铭曰：吾斋之中，不尚虚礼。不迎客来，不送客去。宾主无间，坐列无序。真率为约，简素为具。有酒且酌，无酒且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闲谈古今，静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论官事。              《邵式闻见录》      宋司马光罢官回洛(阳)，尝与故老游集，相约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      吾斋之中，不尚虚礼。不迎客来，不送客去。宾主无间，坐列无序。真率为约，简素为具。有酒且酌，无酒且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闲谈古今，静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论官事。                  37              光绪二年(1876)七月，由潘吟香从广东约来林翰池了数幅油画，“画宗西法，用油漆画于洋布上，远望凹凸毕现神态如生。”              《重见吴郡真率会图》      光绪二年(1876)六月，他倩广东人林翰池画两照，“画宗西法，用油漆画于洋布上，远望凹凸毕现，神态如生。”              《过云楼日记》      广东林启联为余画照，潘吟香从广东约来者。      《艮庵老人手订年谱》      画宗西法，用油漆画于洋布上，远望凹凸毕现神态如生。”                  38              光绪五年(1879)，“集真率会觞咏之叙，互相举行，倩胡岫云写照，各执一图”，就是文彬邀虞山画家胡岫云画《吴郡真率会图》。大概文彬嫌画上人物的姿势摆得太正，不生动有趣，不反映生活，于是再请著名画家任阜长补图，补画三个“僮于坐隅，一摘阮，一无琴，一吹笛”              《重见吴郡真率会图》      光绪五年十 一月初二日，真率会中人皆倩胡岫云写照，顾文彬为介绍，至是始毕，各执一图，已成七帧矣。余与任君阜长再三商榷，画三僮於坐隅，一摘阮，一抚琴，一吹笛，俾坐客皆作凝神谛听状，而敛容自持之意庶几少化焉。              《吴郡真率会图》      集真率会觞咏之叙，互相举行，倩胡岫云写照，各执一图                  39              光绪五年(1879)八月十九日，吴云在听枫山馆又邀顾文彬、李鸿裔、彭慰高、沈秉成、潘曾玮聚会。酒酣席散，顾文彬带《吴中七老图》至隔壁俞樾家，请曲园居士题写。               《重见吴郡真率会图》      光绪五年(1879)八月十九日午刻，顾文彬前往听枫山馆，赴吴雲招饮，李鸿裔、彭慰高、沈秉成、潘曾玮、吴大衡在座。席散后，顾文彬来到邻近的曲园，往晤俞樾，送与胡岫云绘制的《吴中七老卷》，求题。              《过云楼日记》      午刻，赴愉庭招饮，坐客李香严、彭讷生、沈仲复、潘羏闲、吴谊卿。席散后，往晤俞荫甫，送与《吴中七老》卷，求题。                        九              《子孙承业》              《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现代快报《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走进顾氏过云楼》                                40              顾沄(1835一1896)，字若波，号云壶、壶翁，以字行，苏州人。山水宗“四王”，清丽疏古，气韵秀出。怡园有一种聘任的职位叫“西席”，怡园西席则是礼宾兼画师。开始，有人推荐虚谷(1823一1896)，但因虚谷是僧人，似不大方便，于是物色了顾沄。文彬在宁绍台道任上给顾承的家书中写道：“若波之画，亦要成家，倘能在我家临摹数年，意可直接“四王”，未知有此缘分否?”顾沄接受了邀请，在顾家临画三年，成为同光年间画坛的山水画大家，顾沄是得到顾文彬培养的一位画家。              《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      顾沄(1835一1896)，字若波，号云壶、壶隐、壶翁、云壶外史、濬川、颂墨、病鹤，室名自在室、小游仙馆，苏州府吴县人，布衣，工画山水，清丽疏古，得清初六家之长，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当怡园建成后，顾文彬拟聘请一位画家驻园，享受西席的待遇，任务是有时要做一点礼宾工作，当时有人推荐虚谷，但顾文彬考虑虚谷是一位僧人，住在家园内似有不妥，后来决定聘请胡三桥。过云楼落成前一年(1872年)，画家顾若波也曾在顾家临画，顾文彬在宁绍台道任上给儿子顾承写信道：“若波之画，亦要成家倘能在我家临摹数年，意可直接“四王”，未知有此缘分否?”这缘分当然是有的，对于一位初露头角的青年画家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他不但享有一份西席的待遇，生活有了着落，又有了临画进修的优越条件      现代快报《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在胡锡圭之前，画家顾沄(字若波)早年也曾在顾家临画前后3年光景，画艺大进。              《过云楼家书》      若波之画，亦要成家，倘能在我家临摹数年，竟可直接四王，未知有此缘分否也了？      《君自故乡来——苏州文人文事稗记》      画家顾若波青年时在过云楼临画三年，还享受西席待遇，免其生活之忧，终成大家。                        41              顾沄后去外地做幕僚，西席为崭露头角的胡三桥。胡三桥(1839一1883)，名锡珪，以字行，苏州人，尤擅工笔人物、仕女花卉，在怡园习画六七年，可惜早逝，中岁而殁，否则他的成就会更高。              《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      胡锡圭与顾文彬、顾承、顾鹤逸祖孙三代有翰墨之缘，光绪元年(1875)，怡园修建完毕，他即被聘为驻园画家。胡锡圭(1839一1883)，原名文，字三桥，号红茵馆主，苏州府人，工画人物、花卉，画风秀逸。可惜他在怡园六七年时间，便英年早逝，否则成就必定会更高，传世作品会更多。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十三年(1874)十一月，顾若波欲应某县令廖公聘，为幕友，顾文彬欣然同意，并赠路费。              采访顾笃璜先生原话，并参考《君自故乡来——苏州文人文事稗记》：      曾聘请青年画家胡三桥驻园，享受西席待遇，平时除代表主人做一点接待礼宾工作外，让其在过云楼临画，真正目的是造就画坛新人。胡三桥因病早逝，传世作品不多，但其画风清新脱俗，人称当代仇十洲。                  42              “海上四任”是人们对活跃在清末沪上画坛的职业画家任熊、任薰、任颐、任预四任的称呼，他们与苏州、与过云楼与后来的怡园画的因缘甚深。顾文彬在《宧游鸿雪》中述及曾竭力推举任薰作怡园的设计图。任薰(1835一1893)，字舜琴，又字阜长，浙江萧山县人，其父任椿是画家，早逝，从兄任熊(1823一1857，字渭长)学画。任熊在苏娶妻，生子任预(1853一1901，字立凡)。任颐、任预从任薰学画，人物画随任薰师法陈洪绶，兼工人物、花鸟、山水、肖仕女，画法博采众长，面貌多样，富有新意              《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      任熊、任薰、任颐、任预，人称“四任”，其中任薰、任预与真率会、怡园画社关系密切。任薰(1835一1893)，字舜琴，又字阜长，浙江萧山人，其父任椿、兄任熊都是画家，他是晚清著名画家，既工画又善造屋，不仅为真率会作画，还应顾承之邀，参与怡园设计；任薰的侄子任预则是怡园画社成员。任预(1853一1901)，一名豫，字立凡，浙江萧山人，任熊之子，从任薰、任颐学画，笔墨初无师承，尽变任氏宗派，人物、花鸟无所不精。              《故宫博物院七十年论文选》（510-519页）                        43              文彬有七个孙子、四个孙女，尤对顾承的三子鹤逸宠爱有加，看重他的学识和修养，生前曾在家族中协议：“过云楼珍藏全部交由六孙鹤逸继承，因此，鹤逸继文彬、顾承之后，承继了顾家书画，支付一些钱物给其他房               《走进顾氏过云楼》      顾文彬在世时，主持分家，立下协议，过云楼的珍藏全部由六孙顾鹤逸继承，因为惟有他具备这样的学养能继承过云楼的事业。反过来顾鹤逸补贴给各房一些钱。              情况说明：为采访顾笃璜先生的原话。                  十              第二章回忆几桩往事：穿云拨雾，开一代江南人文渊薮《当代虎头》              《走进顾氏过云楼》（上）、《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44              顾麟士(1865一1930)，名麟士，又字谔一，谔，以字行，号西津、又号筠邻、晋叔、西津散人、西津渔父、一峰亭长、鹤庐主人，又署顾六，室名鹤庐、海野堂、甄印阁。顾鹤逸是近代著名书画家、藏书家、鉴赏家。著有《过云楼续书画记》《鹤庐画赘》《鹤庐题画录》《因因庵石墨记》(未定稿)《顾麟士山水真赏》《顾鹤逸仿宋元山水士二帧》《顾西津仿古山水册》《鹤庐画识》《鹤庐画趣》《鹤庐集帖》等。              《走进顾氏过云楼》（上）      顾麟士(1865一1930)，字鹤逸、谔一，号西津、筠邻、西津散人、西津渔父、一峰亭长、鹤庐主人，又署顾六，有乃祖、乃父遗风，是顾文彬孙辈中最优秀的上位，近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      《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有《顾鹤逸山水册》《顾鹤逸中年山水精品》《顾鹤逸仿宋元山水册》《顾西津仿古山水册》上下集等书画作品集，另著有《鹤庐画识》《鹤庐画趣》《鹤庐画学》，未刊印。              《江苏文艺志——苏州卷》（1475-1476页）      《吴县志》（第46页）                  45              顾鹤逸继承家业，家学精湛，所作山水多逸气，自成高格，初学“四王”，后追宋元明诸大家。被誉为“当代虎头”(东晋画家顾恺之，小字虎头)。精于鉴赏，张大千称赞誉鹤逸先生为“当代鉴赏第一人”              《走进顾氏过云楼》（上）      他继承祖业，家学精湛，取经明贤，上规宋元，又兼综于国初六家，寝馈以之，被称为“当代虎头”(东晋画家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多才艺，尤工丹青)张大千赞誉他为“当代鉴赏第一人”                                46              他少年应试，目睹一老童生跪求试官将自己不慎弄污的试卷另换一张，遭试官厉声呵责。从此产生逆反心理，讨厌科举考试。一生不仕，将全部心血倾注于书画、诗词、金石、版本以及鉴赏、收藏。              《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顾鹤逸曾参加童子试，见到一位老年的应试者跪求考试官更换一张被污染了的试卷，受到大声训斥和侮辱，从此绝意功名，终身不仕，毕生致力于书画艺术，享誉画坛。              情况说明：为采访顾笃璜先生的原话。                  十一              《怡园画社》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过云楼往事记略·怡园琴会与台园画社》                                47              江南名城苏州也诞生了一个“怡园画社”，以过云楼收藏为依托，这是苏州近代史上第一个有固定的成员、活动场所和章程规约的美术团体，对这个时期的江南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自清末至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以前，依托过云楼的收藏以及怡园这一活动场地，在苏州展开了一系列以书画为中心内容的文化活动，为促进苏州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称怡园画集或称怡园画社，这样订有章程规约的画社组织，在苏州历史上尚属首创              《顾工论书文选》      光绪二十一年，顾承之子顾麟士与吴大澂创“怡园画集”于园中，吴大澂任会长，成员有沙馥、顾沄、金心兰、吴昌硕、吴榖祥、陆恢、任预、费念慈、倪田、郑文焯、翁绶琪等人，这是近代苏州第一个画社。上海书画家蒲华，任伯年、王一亭等人也曾经来此雅集。据说会员每月聚集三次，“研讨六法、切磋艺事”。这些人大多是职业书画家，也有的是进士出身兼好书画的名流。      《苏州文化手册》      “怡园画集”，这是苏州第一个画会组织，宗旨为“研讨六法，切磋艺事”，规定每月聚会三次，会后进行聚餐。席间，讨论金石书画，研究画理书学。散席后，把个人所带名人墨迹、文物古玩——观赏鉴定；或当场挥毫，然后互相切磋，点评。      “怡园画集”的全盛时期是在结集后的四五年，1901年以后，因为吴大澂，顾若波、费念慈先后故世，金心兰年老退隐，吴昌硕径去上海定居，“画集”活动遂告停止。                  48              光绪庚寅十六年(1890)六月，吴大澂题怡园第二集合作画轴：“光绪庚寅六月二日，怡园第二集，心兰写山水树石，秋农补人物，吴大澂为之署款，时大风满园，墨沛淋漓，欢笑之声与林木相震撼，亦纳凉一乐也。”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庚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六月，吴大澂题怡园第二集合作画轴：“光绪庚寅六月二日，怡园第二集，心兰写山水树石，秋农补人物，吴大澂为之署款，时大风满园，墨沛淋漓，欢笑之声与林木相震撼，亦纳凉一乐也。”               吴大澂《题怡园第二集合作画轴》                  49              当初怡园雅集大型合作绘画是每年一次，如此推算，那么第一集应在光绪十五年(1889)。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这一时期的怡园雅集合作绘画是每年一次，推算起来，那第一集应在光绪十五年(1889)。              情况说明：基于吴大澂《题怡园第二集合作画轴》史料推断。                  50              吴大澂(1835一1902)，字清卿，号恒轩，白云山樵、憲斋等，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书法以篆书最为著名，将小篆、古籀文结合，功力甚深，并对金石文字有精深研究。实授河道总督，赏头品顶戴。              《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      吴大澂(1835一1902)，本名大淳，后避同治帝讳而易名，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晚年号斋、白云山樵、白云病叟、二田居士，曰窸斋，苏州府吴县人，授河东河道总督，并赏加头品顶戴兼兵部尚书衔。他一生痴嗜金石，并工诗文书画              情况说明：常识                  51              言归怡园画社，如果说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吴大澂与顾鹤逸发起，也就是说朝廷要查办他时成立怡园画社，恐怕吴大澂也没这个好心情。               《过云楼往事记略·怡园琴会与台园画社》      吴大澂因甲午战争失败受谴回到苏州，很难想象他会有好心情立即投入画集活动，所以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天那一集的合作画轴，却没有吴大澂的题款，可知这一集他还未曾参加。              《苏州文化手册》       “怡园画集”，这是苏州第一个画会组织，宗旨为“研讨六法，切磋艺事”，规定每月聚会三次，会后进行聚餐。席间，讨论金石书画，研究画理书学。散席后，把个人所带名人墨迹、文物古玩——观赏鉴定；或当场挥毫，然后互相切磋，点评。      “怡园画集”的全盛时期是在结集后的四五年，1901年以后，因为吴大澂，顾若波、费念慈先后故世，金心兰年老退隐，吴昌硕径去上海定居，“画集”活动遂告停止。                   52              这里便是怡园画社的所在地。最兴盛时，每月雅集三次，故又名怡园画集，聚集苏州城最有影响的书画界精英，研讨画理书学，或当场挥毫泼墨，或相互之间评点。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晚清时，苏州最有影响的书画界精英们常常在过云楼临画，在怡园聚会。      《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      怡园画社每月在怡园集中三次，讨论金石书画，研究画理书学或挥毫自娱                  53              之后，一方面时局动荡，一方面因胡三桥、顾沄、吴大澂、费念慈相继故世，王同愈赴京为官，金心兰年老退隐，吴昌硕等多位画家移居上海，鹤逸又中风，画社及雅集活动渐渐淡出。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因为吴大澂、顾若波、任立凡、吴榖祥、金心兰等先后去世，吴昌硕移居上海，延至宣统元年(1909)怡园画集活动逐渐停顿。                  十二              《鹤逸避“康”》              《顾麟士婉谢康有为》                                54              1921年重九后一日，康有为因仰慕过云楼，欲登门拜访。汪甘卿与鹤逸既是世交又是姻亲，从中穿针引线。鹤逸却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谢，这一年康有为木十三岁，鹤逸五十六。康有为回上海后挥毫书写袖诗一首《怀顾君鹤逸》：“海内于今 有虎头，画师樗散挹浮邱。闭门高谢人间世，聊写丹青作卧游。”将诗笺交给汪甘卿，嘱托他交给鹤逸。康有为明白鹤逸并非完全是健康原因，因此显得尴尬，于是同年冬至前三日，又挥毫重新书写《怀顾君鹤逸》，诗中改四字，“高谢人间世”改为“高卧谢尘世”“丹青作卧游”改为“丹青当卧游”，并用小字加注“重九后一日拟访，而闻有病。近想安吉，诗以讯之。辛酉冬至前三日”。康有为附上名片，寄给苏州汪甘卿，再次托他交给鹤逸。汪甘卿第二天收到康氏的信，马上提笔写信给鹤逸，信中说，康氏特意又寄了一封信过来，内容与第一封信一致，只是多加了一行小字，他将康氏的住址写在信中，恳切希望鹤逸能前去与康氏一见。               《顾麟士婉谢康有为》      顾鹤逸与汪甘卿既是世交又是姻亲，于是，汪锺霖就成了康有为拜访顾鹤逸的穿针引线者。而顾鹤逸却以身体不适为由屡屡婉谢，1921年重九后一日，63岁的康有为又欲拜访56岁的顾鹤逸，仍被称病婉谢。康有为思见顾鹤逸之情难以释怀，临回上海，在长27厘米、宽18.1厘米的宣纸上，挥毫书写袖诗一首《怀顾君鹤逸》：“海内于今有虎头，画师樗散挹浮邱。闭门高谢人间世，聊写丹青作卧游。”他将诗笺交给汪锺霖，“嘱转送览”顾鹤逸。回到上海，阅历丰富的康有为大约也明知顾鹤逸是托病，而并非果真有恙，因此更是萦萦于怀，于是年冬至前三日，挥毫在长24.2厘米宽18.1的宣纸上，重新书写《怀顾君鹤逸》：“海内于今有虎頭，畫师樗散挹浮邱。闭门高卧谢塵世，聊寫丹青當卧遊。”他在宣纸右下角用小字加注：“重九后一日拟访，而闻有病。近想安吉，诗以讯之。辛酉冬至前三日”康有为将原句“高谢”改为“高卧”，康有为将诗笺放入信封，并附名片，寄给汪钟霖，再次托他转交给顾鹤逸。而汪钟霖于1921年冬至前二日致顾鹤逸的信札表明，他第二天即收到了康有为的信，当即致函顾鹤逸：“昨南海邮寄一书，属专致公者突然于何事，拆视，仍仅前诗而新写，特寄，大约以弟前次未径奉上也。敬送呈，祈便中径复为荷。现住愚园路**新屋。专上西津老兄我师、顾六大人。钟霖顿首。冬至前二日。”              《康有为信札原件》                  十三              《守株待兔》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走进顾氏过云楼》（下）                                55              起初鹤逸并不想卖自己的画但是应付不了友人求画，中年后听从朋友建议，订立润格，定了一个与同辈画家画酬十倍至五十倍的天价，意在使求画者却步。谁知，求画者偏偏大增，多者要三年后才能交画，鹤逸苦不堪言，年届六旬便封笔。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起初，顾鹤逸并不“卖画”，后来求画的人太多了，又不便推辞，便听取友人的劝告，于中年后订立润格，并且定了一个怡园画集诸家画酬十倍至四十倍的天价，以为这样可使求画者却步，谁知适得其反，求画者数量大增，竟致预约3年后才能交件，顾鹤逸苦不堪言，所以年届六旬便“封笔”了。              情况说明：采访顾笃璜先生的原话。                  56              鹤逸好友孙伯渊，年轻能干是过去楼西席，有眼力，专管鉴定、收购事宜，主要是初选和议价，二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后来他也成了收藏家。                《走进顾氏过云楼》（下）      平时，过云楼有人负责接待，顾鹤逸在世时，专门接待的人叫孙伯渊，他是名古董商人，后来成为收藏家。书画拿到过云楼，把关、谈价钱的就是孙伯渊，他认为可以，再送上去，由主人定夺。              情况说明：采访顾笃璜先生的原话。                  57              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热衷 由来已久，过云楼顺理成章成为他们的访问对象。画家山本由定、白须直和一些汉学家都曾渡海前来拜访。鹤逸却一向深居简出，从未回访日本，即使邀他去日本举办画展，也从未出席。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顾鹤逸与日本文化人士有不少交往，他们往往渡海来访，但顾鹤逸深居简出，从未回访过日本，应邀在日本举行画展，也从未亲自出席。              《苏州美术史》      鹤逸也名传国外，和日本友人山本由定、白须直交往、鹤逸故后日本人还举行追悼会纪念。                  58              1930年5月，鹤逸去世，日方还为他举行追悼会，特地到苏州取他的生活用品，陈列在追 悼会上，可见他在日本文化界的影响和地位。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他去世后，1930年5月，日本友人还在日本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特意到苏州取走他的几件生活用品，陈列在追悼会上，可见对他的推重。                  十四              《新风扑面》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过云楼往事记略·怡园琴会与怡园画社》                                59              1919年元旦，寒风凛冽。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第一个全国性美术展览一一首届苏州美术画赛会，由颜文梁与杨左甸等人发起，于古城旧皇宫(又称万寿宫，吴县教育会所在，民治路老年大学校址) 开幕。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到了1918年，颜文梁、杨左等人发起举办“苏州画赛会”联合展出中国画、西洋画，这也属画坛首创。第一次画展于1919年元旦在万寿宫(今苏州市人民文化宫市老年大学校址)展出。              《苏州美术界的几个组织》      一九一九年春，颜文梁和杨左甸发起第一节“画赛会”，经地方人士的赞助，草拟会章，征集名作，于元旦开幕于苏州旧皇宫，树国内美术展览会的先声。                  60              在1920年成立，被誉为苏州美术事业先声的“苏州美术会”，也是由颜文梁和杨左甸发起。最初的“苏州美术会”聘请怡园画社元老顾鹤逸为会长，会址初在怡园，吸收会员七十多人，同时刊印《美术半月刊》，编辑工作由顾公柔、蒋吟秋负责。之后“苏州美术会”不断发展壮大，由顾鹤逸出资，顺公柔设计，在铁瓶巷顾宅对门建造了一个希腊式立柱会所，后来的沧浪亭东侧苏州美专的设计仿照了它的式样。1923年，“苏州美术会”正式落成迁入，当时的会员已增至三百余人，分雕刻、绘画、音乐、诗歌、刺绣、演讲等六部。之后兴办的苏州美术馆苏州美专科都是从这里酝酿产生的。卢沟桥事变后一度停止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会务工作趋于正常。              博览群书《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画展获得成功，“苏州美术会”进而成立，作为常设机构。1922年，共议扩充组织，假怡园为会址，聘请顾鹤逸为会长，又出版《美术半月刊》，顾公柔主持编务。为了推进苏州美术会发展，顾鹤逸出资，顾公柔设计，在铁瓶巷顾宅对门，建造会所，会所于1923年落成，苏州美术会迁入办公。其时，会员已增至300余人，分雕刻、绘画、音乐、刺绣、演讲等六部。以后在苏州兴办的“苏州美术馆”以及“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等都是从这里酝酿产生的。1937年，因日军进犯苏城，苏州美术会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曾计议复会              《苏州美术界的几个组织》      画会闭幕后，即由发画会发起人组织苏州美术会，以期永久。直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前，从未间断。      一九二二年一月，顾公柔等议将美术会扩充，假怡园为会址，征求会员得七十余人，每月开常会一次，又刊印“美术”半月刊，以广事宣传加强会员之间的联络，一九二三年铁瓶巷新会所落成，迁入办事。又重征会员，得三百余人。内部组织，分绘画、雕刻、音乐、诗歌、刺绣、演讲六部。一九二四年起，美术馆不再续征会员。至于“苏州美术馆”的筹设、“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的建立和扩充，由于美术会中坚分子的共同努力居多。      《君自故乡来——苏州文人文事稗记》      公柔不仅擅长山水画，又精于建筑装潢设计，偶然亦作西洋水彩画，而且是位社会活动家，他参加筹组苏州画赛会，苏州美术会，这是苏州西画家与国画家的联合组织，公推顾麟士为会长，他出资在顾宅对面建造会所。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便是在苏州美术会的基础上筹建起来的。                  61              1930年初，笃瑾又与苏州同辈画家吴辟疆、樊伯炎、蔡震渊、王**青、潘博山，朱梅邮等，  组建“东方美术会”共推吴辟疆为主干，参加者均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画家。鹤逸老人欣然应聘为名誉会员，以示支持，另一位名誉会员是吴湖帆。会址也设在怡园，除举办画展外，发行美术周刊《东方美》。1930年5月，顾鹤逸逝世，为纪念先人，顾家七房里的顾彦平重组怡园画社，又称“小怡园画社”，参加者除顾氏后人顾彦平(则正)、顾公雄(则扬)、顾公硕(则奂)、顾荣木(笃瑾)、顾季文(笃宪)外，有徐沄秋、朱梅邮、丁惕予、贝聿昭、吴诗初等二十多人。                  《过云楼往事记略·怡园琴会与怡园画社》      在此之前，还有成立于1930年初的“东方美术会”，主办者为吴辟疆、顾荣木等，参加者有樊伯炎、蔡震渊、王**青、潘博山，以及女画家樊颖初、樊诵芬、贝聿昭、彭萃英、殷绥贞、朱青薇等20多人，均为年在20岁左右的青年画家。东方美术会会址当然设在怡园，会员们到过云楼临画自是常事。这些小青年们联名敦聘顾鹤逸老人为名誉会员，另一位名誉会员是吴湖帆。他们还出版刊物名为《东方美》。1930年5月，顾鹤逸逝世，为纪念先人，顾彦平发起重组怡园画社，时在1931年，参加者除顾氏后人顾彦平(则正)、顾公雄 (则扬)、顾公硕(则奂)、顾季文(笃宪)、顾荣木(笃瑾)外，还有徐云秋、朱梅邮、丁惕予、吴诗初等20多人，其中不少是画坛新人。顾彦平发起成立的怡园画社，晚于东方美术会，却为第二代，被称为小怡园画社，而东方美术会为第三代，则被称为小小怡园画社。              《过云楼旧影录》      一九三零年荣木又与吴辟疆、樊伯炎、蔡震渊等得先生支持与鼓励成立了东方美术会，先生欣然接受该会敦聘为名誉会员。惟以为发扬东方美术，首须有文字宣传，发行刊物，实属必要。该会秉承此旨，共推吴辟疆为主干，王**青，樊伯炎，潘博山，蔡震渊，顾荣木任编辑，发行美术周刊曰《东方美》，吴湖帆书其端。该刊搜集各家所藏金石书画，分期登载，并其递遵源流，真伪鉴别，笔法画理，胥一一发为文章，故为世所重，刊物甫出两期，而先生溘然长逝。                  十五              《日侵劫难》              《帮助过云楼转移珍藏逃脱日寇魔爪》、《走进顾氏过云楼》（下）、《走进顾氏过云楼》（中）                                62              1938年初，顾公雄在姐姐顾延和姐夫陆楚善的帮助下，将书画藏品从常熟搬至上海。天香味宝厂何维石派了本厂卡车司机、田本友人酒井润藏开车带他们，一路上都有日本兵层层把守。不料卡车刚出发就发生意外，停在常熟城外的路上，车上每个人都遭到日本兵的盘问。危急之中，公雄决定将两个儿子留在常熟汽车站旁边小店，自己押车先将画箱辗转运到上海。              1938年初，在妹妹顾延及妹夫陆楚善帮助下，顾公雄决定将书画随同全家搬至上海租界。何维石再次派酒井润藏驾驶卡车，穿越封锁线到达常熟县，途中在常熟城外往光福寺接人时，遭到日本兵盘问，幸亏酒井润藏从容应对，才通过检查。但车上装满画箱，没有位置接载所有家人，顾公雄决定先将书画送走，将两个儿子留在常熟汽车站的小店，直到第二天才另行派车接到上海。              《过云楼书画集萃——顾公雄家属捐赠上海博物馆》      1938年初，在上海妹妹顾延和妹夫陆楚善的帮助下，又从光福寺逃到上海，因是战争年代，交通很不方便，没有日本人出而不得通行，陆楚善请了一位天香味精厂的技术员，日本友人酒井润藏，开车去光福寺接他们，但是一辆汽车装了书，人就坐不下了，公雄决定把两个儿子留在常熟汽车站的一家小店阁楼上，自己带了书画历经艰辛，将文物安全带到上海，当亲戚们问及家人时，他才想起还有两个儿子留在常熟小店里。                  63              1927年，鹤逸建造醋库巷西津别墅、朱家园别业。公柔住西津；公雄、公硕住朱家园；鹤逸自己先住西津，后搬至朱家园。               《走进顾氏过云楼》（下）      20世纪20年代，顾鹤逸买了位于醋库巷及位于朱家园的两所旧屋加以整修后，顾公柔住在醋库巷，名西津别墅，顾公雄、顾公硕住在朱家园。顾鹤逸先是住在西津别墅，1929年，顾公柔去世，他于是搬到朱家园居住。              情况说明：采访顾笃璜先生的原话。                        64              顾家将主要藏品转移到上海等地外，留存有一部分藏品。 又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 了一个十余平方米的地窖，地，地窖从紧挨院子的后房地板下开挖直通到院子里，有一人多深，里面铺油毛毡防潮，上面再抹水泥。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就焊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直到抗战胜利，顾家重返家园。地。地窖虽未被发现已进水，焊死的白铁皮箱被潮气侵蚀，箱底生锈，箱内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走进顾氏过云楼》（中）      他们先把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四行储蓄会的保险库，其余部分仍旧藏匿在家中。他们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地，地窖从紧挨院子的后房地板下开挖，地板是活络的以掀起。地。地窖一直通到院子里一人多高，里面铺油毛毡防潮，其上再抹水泥。苏州产水泥，到处可以买到。“地窖等于防空洞”，顾公硕之子顾笃璜说，地，地窖面积有10多平方米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密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待抗战胜利，顾家人重返家园。地。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却已进水，变成了水窖，白铁皮箱浸润在潮气中，箱体生锈，白铁皮箱中的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65              发现两处都被掘地三尺，劫掠一空，朱家园住宅遭日军搜索七天，醋库巷西津别业遭搜查了整整十五天。来的日本兵全是行家里手，有备而来，目标明确，房间里到处堆满了字画的裱头、卷轴，而画芯都被挖掉了。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青铜器也全部不知去向。                《走进顾氏过云楼》（中）      苏州沦陷后，顾公雄、顾公硕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寇搜索了7天，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整整15天，正所谓掘地三尺。等局势稍稍平静后，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家园惨遭蹂躏，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不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寇翻箱倒柜劫掠，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芯子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商周青铜器全部不知去向，这些虽非过云楼主要藏品，但其艺术价值都是不低的。原来这些穿着军装的搜索者竟全是行家里手，且是有备而来，目标非常明确。              《君自故乡来——苏州文人文事稗记》      文化掠夺是日本人蓄谋已久的事情，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日本人就做了细致的调查工作，他们以做生意、学习汉文化为名，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苏州沦陷后，日本人自然不会放过收藏大家，苏州几户收藏颇丰的名望大族都成为了他们掠夺的对象，无一幸免，顾公雄与顾公硕在筑家园的住所被日本人搜索了七天，顾文柔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整整十五天，等局势稍稍平静后，顾家人回到苏州，发现早已面目全非。在动荡的战乱年代，为了保存名家真迹，稀世珍宝，顾公雄兄弟在上海节衣缩食、艰难度日。按照常规的思维方法，他们随便卖掉一件藏品，就够他们全家吃用好多年了，但常人无法理解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之情。      情况说明：采访顾笃璜先生原话，为习惯表述。                  十六              第三章  点亮盏盏心灯：亘古不变，递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雄丹心》              《走进顾氏过云楼》（中）                                66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战争离乱和世事沧桑大起大落的公雄，于1951年临终前，终于向家人倾吐了隐藏在心底的愿望：“把我们珍藏的那份书画捐献给国家吧，私人保管总是靠不住的，这样的财产，应该是国家的。”夫人沈同樾携子女秉承遗志，分别于1951年、1959年将家藏宋元明清迄20世纪40年代书画，计308件，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走进顾氏过云楼》（中）      终于盼来了新中国，顾公雄萌生了将书画收藏捐给国家的想法，1951年，临终前向家人倾吐蕴藏心底的愿望一一将书画捐赠给国家。他病逝后，他的夫人沈同樾及其子女顾笃瑄、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于同年首次将所藏部分书画捐赠国家。1959年，沈同樾及其子女将余下的书画再次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二次捐赠，共计393件书画、明刻善本和罕见稿本10多部，书画以宋元以来的著名文人画家为主，名家真迹不胜枚举。              《过云楼书画集萃——顾公雄家属捐赠上海博物馆》      1951年，在其临终的时候，对家人倾吐了蕴藏在心底的愿望：“把我们珍藏的那份书画献给国家吧，私人保管总是靠不住的，这样的财产，应当是国家的，”沈同樾女士暨子女顾笃瑄，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秉承遗志，慨然将四代相传的三百余件书画以及明正德、万历、崇祯时期的善本书和罕见稿本十余部，分别于1951年、1959年一并捐献给国家。                  67              1951年为褒奖顾公雄家属，文化部颁发奖状及两千元奖金，他们当即将奖金全部捐献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走进顾氏过云楼》（中）      首次捐赠，沈同樾及其子女将国家给予的数千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支持抗美援朝。              《过云楼书画集萃——顾公雄家属捐赠上海博物馆》      1951年，为褒奖顾公雄家书，中央文化部颁发奖状及奖金；二千元，他们当即把奖金全部捐献，作为抗美援朝之用。                  十七              《公硕殉道》              《走进顾氏过云楼》（中）                                68              1959年，他参与苏州博物馆的筹备工作，广泛征集文物，并带头捐出珍藏。他先后所捐的124件珍贵文物中，有元王蒙的《竹石图》和明戴进、祝允明、文徵明、唐寅、董其昌等传世珍品。沈寿生肖屏四条屏不仅针法缜密，而且色泽鲜艳、生动活泼，跃然凌空于绢素状，绣品曾为南通张謇所藏。              《走进顾氏过云楼》（中）      苏州博物馆建立伊始，急需充实藏品，顾公硕与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博物馆人员，四处征集散存于社会上的珍贵文物，自己则带头踊跃捐献。他认为藏于私不如藏于公，将珍藏的元代王蒙，明代文徵明、唐寅、祝允明、董其昌等传世珍品和清代刺绣等文物124件无偿捐献给苏州博物馆。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国初年刺绣名家沈寿的绣品生肖屏四条，针法缜密、生动活泼，因沈寿的作品大多为南通清末状元张謇所藏，故生肖屏绣品尤显得珍贵。              《苏州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顾公硕为建立苏州博物馆，毅然将祖传的国家级文物如明代唐伯虎行书《漫兴》字轴、元代王蒙《竹石》图轴、明代戴进《归舟》图轴等稀释珍宝无偿捐献。党从统战角度出发，聘其为首任馆长。                  69              1966年秋，“文革”骤起。公硕先生的儿子笃璜，与周良、潘伯英一起成了苏州“三家村”“文艺黑线人物”最早被批斗，关入牛棚。有所预感的公硕主动写了个字条，请求苏州博物馆来“抄家”，没其他原因，就是怕文物遭“破四旧”之不测。那时顾家还有堆满五间房的收藏，连书箱带书柜，来抄家的用小卡车装了七卡车，运到博物馆。当天，又来了一批剧团造反派，将公硕及夫人拖到大门外当街批斗。公硕先生因不堪凌辱，愤然离家出走，留下一张字条：“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去了”在虎丘一号桥畔找到被人从水中捞起的父亲。              《走进顾氏过云楼》（中）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苏州。顾公硕之子顾笃璜首当其冲，被定为苏州三家村之一而被打倒。顾公硕主动请求苏州博物馆前来抄家(包括西津别墅顾公柔家属居处)，以免文物遭“破四旧”毁灭之灾。是日，苏州博物馆造反派及江苏省苏昆剧团的造反派同时到达，竟先将顾公硕及其夫人张娴拉到大门外当街批斗，然后才把他家的珍藏全部运走。顾公硕不堪凌辱，当夜离家出走，自沉于虎丘一号桥，留下遗书说“士可杀，不可辱，我先走了”。              《顾公硕残稿拾影》（上）：当时我作为苏州的“三家村”之一，最早被打倒，关入“牛棚”。1966年8月24日，“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要“把顾公硕家里的黑货统统摧毁”。父亲担心家中尚存文物的安全，主动写了条子，请求苏州博物馆来抄家，但第二天下午，来了两批“造反派”，一批将藏画藏书抄了个底朝天，一批将父母亲拖到家门口横加批斗。因不堪凌辱，父亲当夜留下“士可杀不可辱，我去了”的遗书，自沉于虎丘1号桥。1978年沉冤得雪。      《君自故乡来——苏州文人文事稗记》：“文革”风暴席卷苏州，顾老是苏州“三家村”之一，首批被打倒。顾公硕担心家里的珍贵文物遭到不测，主动要求苏州博物馆来抄家。不久，博物馆的造反派登门，顾公硕夫妇被拉到家门口批斗。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重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顾公硕无法预测这场灾难的尽头，于是在当天夜晚，造反派还未离开时，他留下了“士可杀不可辱，我去了”的字条，深夜出走，投入到滚滚清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