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5民初43578号原告：刘元朋，男，195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思焱，重庆法缘律师事务所律师，系重庆市江北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被告：重庆长青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建北一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74749351XJ。法定代表人：黄柏，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中举，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兀阳洋，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元朋与被告重庆长青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青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元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思焱，被告长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柏及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中举、兀阳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元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其与长青公司在2003年3月至2019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解除其与长青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解除时间为长青公司收到解除通知之日）；3.判令长青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95000元；4.判令长青公司支付其2018年10月、11月的工资10000元。审理中，刘元朋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其与长青公司在2003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确认其与长青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6月7日解除；3.判令长青公司支付其2003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7日期间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82500元（在职期间的月平均工资5000元×16.5个月）；4.判令长青公司支付其2018年9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10000元（5000元/月×2个月）。事实和理由：我从2003年3月起在长青公司处从事焊工工作，平均工资为5000元/月，工资由长青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私人账户向我转账支付。2018年11月14日，长青公司的管理人员黄松电话告知我，说由于公司经营困难，不再安排我具体的工作。从我入职至今，长青公司没有与我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会保险，因此，我依据法律规定，向长青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并要求长青公司予以补偿，但长青公司予以拒绝。现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如所请。长青公司辩称，1.我公司与刘元朋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刘元朋主张其在2003年的平均工资是5000元是不真实的，且明显偏高；3.刘元朋主张劳动关系存续至2019年6月7日，但其在仲裁庭审阶段中陈述的离职时间是2018年11月14日；4.刘元朋在仲裁阶段已经撤回仲裁申请，仲裁庭亦在2019年6月5日作出准许刘元朋撤回仲裁申请的决定；5.“黄松”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6.刘元朋的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元朋为农业户口。长青公司的股东为黄柏、宋英、黄立力。2013年6月6日，长青公司曾委托李厚琴办理工商年检手续。2019年6月5日，刘元朋出具了一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该通知书上载明“重庆长青航运有限公司：本人刘元朋自2003年3月起到你公司工作至今，你公司一直未为我购买社会保险，现本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之规定，通知与你司解除劳动关系。”同日，刘元朋向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请求裁决：1.确认其与长青公司在2003年3月至2019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长青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95000元；3.确认其与长青公司的劳动关系在2019年6月5日解除；4.长青公司支付其失业保险待遇损失293472元；5.长青公司支付其2018年10月、11月的工资10000元。后因该委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刘元朋遂诉至本院。2019年6月6日，刘元朋通过EMS向长青公司邮寄了一份快件，快递单上载明的邮寄物品为“文件”。该文件在同月7日显示“他人代收”。另查明：1.李厚琴在2014年9月12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1550元，备注为“工”；11月14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5370元，备注为“工”；12月5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5849元，备注为“工余”；2015年1月15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3000元，备注为“工余”；1月24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4140元，备注为“工”；2月5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1320元，备注为“工”；2017年3月28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2750元，备注为“工”；4月25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5500元，备注为“3月工”；5月17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5500元，备注为“工”；6月16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5500元，备注为“工”；7月16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5500元，备注为“工”；8月16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5500元，备注为“工”；9月16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5500元，备注为“工”；10月20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6000元，备注为“代刘存”；11月20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5000元，备注为“代刘存”；2018年2月11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3200元，备注为“工”；4月11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6140元，备注为“工”。2.黄立力在2018年2月14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10400元；6月19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3097元；7月20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1350元；9月10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4550元，但未注明用途。3.案外人刘启琴在2015年12月10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10000元，备注为“工资”；2016年3月21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4810元，备注为“工资”；5月18日向刘元朋转账支付了2280元，备注为“工资”。4.刘元朋在2015年2月15日、2016年1月29日各收到一笔金额为100元，摘要为“工资”的款项，但未显示对方户名；2017年1月22日、2018年2月11日各收到重庆市南岸区广阳镇人民政府支付的100元，摘要为“工资”。庭审中，长青公司还举示了一份形成于2007年9月9日的《刘元朋伤害事故处理座谈记录》和《协议》，拟证明该公司和刘元朋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刘元朋只是承包劳务的一个修船的工头。刘元朋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召开这次座谈的原因是刘元朋在江津珞璜船厂帮工时受伤，在《刘元朋伤害事故处理座谈记录》上载明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长青公司的代表黄松、刘元朋和案外人长兴船厂的负责人付建军，且三人均在座谈记录上签字，在该次会上黄松说“船在进场前和刘元朋达成口头协议，刘元朋作为人工总承包，以4.8万承包，整个船的人工组织是刘元朋负责组织……”、“刘元朋你是承包者，又是指挥者，工伤是上班受的伤，不承担任何责任”，刘元朋在会上说“错我是错了，安排是黄松、付四安排了的”、“我是上班受的伤”，该会议形成的意见是对于刘元朋受伤的事故按照意外伤害事故处理，责任划分按照长青公司、长兴船厂各承担40%，刘元朋承担20%处理。《协议》上载明的甲方为“江津珞璜船厂付建军”，乙方为刘元朋，该协议上没有加盖长青公司的公章。庭审中，长青公司还申请了证人李厚琴出庭作证。李厚琴陈述：1.她从2007年、2008年开始在长青公司上班，从事出纳的工作，一直工作到2013年年底左右；2.刘元朋来长青公司修船，修了船就到她那儿去领钱，也不是每个月都固定给钱，船不是天天修，有需要修就叫他来，修了就拿钱，有时候打卡，有时候发现金，但不清楚刘元朋和长青公司之间有没有劳动关系，反正按照工资表发钱，但工资表上没有过刘元朋的名字，也不记得是刘元朋先来长青公司还是她先去长青公司的，她和刘元朋没有私人经济关系；3.2013年之前是代表长青公司向刘元朋转钱，2013年之后就去了天助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助公司）上班，之后就代表天助公司给刘元朋发修架子和打石子的工钱；4.黄松在她在长青公司上班的时候也在长青公司上班，她2013年从长青公司离职后，刘启琴接了她的班，不清楚黄立力是哪个公司的。庭审中，刘元朋还陈述：1.最后出勤的时间是2018年10月14日；2.在长青公司主要是负责修船和抽沙，没有修船的时候就抽沙，没有沙抽了以后黄松就让他去天助公司上班，主要是负责打石子搞维修、修铲车、修船，黄松是黄柏的大哥，帮助黄柏管公司所有内勤，在天助公司时，工资表是天助水泥厂的厂长邓孝洪造的，邓孝洪也是黄松的妻弟；3.2014年之前的工资都是发的现金，签字后发放，2014年之后有时是现金，有时是转款，发放周期有时一个月、半个月发，有时候要迟延，主要是一个月发的多；4.他是2016年下半年去的天助公司，2017年春节又回到长青公司工作，2017年下半年又调回天助公司，就一直工作到2018年11月14日；5.其曾在2019年6月5日前申请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也开了庭，但后来因为证据问题，其撤回了仲裁申请，并在2019年6月5日重新申请了仲裁。庭审中，长青公司还陈述：1.黄立力是该公司的员工，但是他向刘元朋所支付的钱并不是工资，而是该公司临时聘请刘元朋来修船的劳务费，该公司并没有长期聘请刘元朋作为员工；2.该公司没有收到刘元朋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3.该公司和刘元朋有长期的合作，2014年之后公司的船舶出现损坏，也会再次找到刘元朋来修，并支付劳务费；4.黄松是天助公司的负责人之一，但不清楚具体的职务，该公司和天助公司有业务上的关系，黄松是黄柏的大哥，在私底下该公司会让黄松临时办点事情，但是没有在该公司直接任职，同时因为黄松和黄柏是兄弟关系，有些公司承接的业务就直接转包给黄松；5.刘元朋、李厚琴去天助公司工作并不是该公司的安排，而是天助公司工资高，他们自行跳槽；6.该公司工资的发放周期是在每个月15号发放上个自然月的工资，有时候用现金，有时候打卡；7.该公司没有为刘元朋缴纳失业保险。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户口本、工商档案、《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劳动仲裁申请书》、《逾期未作出决定证明书》、EMS快递单及查询结果、银行流水、《刘元朋伤害事故处理座谈记录》、《协议》、《鉴定书》、《仲裁决定书》、庭审笔录、病历等书面证据、证人证言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庭审中，刘元朋还举示了一份工资表（复印件），长青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对于该证据，由于为复印件，且长青公司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刘元朋主张其与长青公司在2003年3月1日起至2019年6月7日存在劳动关系，应对此负举证证明责任。综合本案所有证据，本院认为刘元朋的上述主张不成立，理由如下：第一，从刘元朋所举示的银行流水来看，从2014年起才有李厚琴给刘元朋转账的记录，但此时付款人李厚琴陈述已不在长青公司任职，即不是代表长青公司向刘元朋转账，且转账记录上也未明确载明所支付的款项的性质；第二，从2018年起才有黄立力给刘元朋转账的记录，但黄立力所支付的款项未明确载明性质，且刘元朋自认其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就在天助公司上班了；第三，虽然长青公司的出纳刘启琴曾向刘元朋支付过3笔名为“工资”的款项，但支付时间和款项金额不具有规律性，不符合工资的一般特征；第四，刘元朋主张从长青公司所举示的《刘元朋伤害事故处理座谈记录》、《协议》上可以看出双方在2007年就存在劳动关系，但该座谈记录上载明刘元朋是承包了修船的事宜，而非受长青公司的安排非自主工作，且刘元朋在座谈记录上签字，也即表明其是认可座谈记录上所载明的内容的。据此，在刘元朋所举示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长青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其在本案中所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对其全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按照刘元朋的陈述，其2017年下半年回到天助公司工作至其主张的最后出勤时间2018年10月14日，即使刘元朋与长青公司曾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于2017年下半年解除，刘元朋在2019年才提出第一次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其请求也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对长青公司提出的刘元朋的请求已经超过仲裁申诉时效的辩解，本院予以采纳，由此，本院对刘元朋的所有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元朋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刘元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 敬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赵树龙书 记 员  宋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