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赣民申18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建设路**。法定代表人：张良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名清，该公司法务部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颖梅，北京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聂旭，男，1967年9月14日生，汉族，住江西省丰城市。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鸿财，男，1961年7月19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再审申请人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聂旭，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鸿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终1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四建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第二、三项，驳回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二审判决错误。1、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一致，且二审判决还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那么，毫无疑问一审判决：“聂旭本身就是四建公司第九分公司的法务主管，对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应非常了解，其在接受四建公司为刘鸿财个人提供担保时，未取得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保决策机构关于同意担保的决议，并进行形式审查，因此聂旭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主要事实认定，聂旭仅以加盖四建公司公章的行为，要求四建公司对案涉民间借贷承担担保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的认定就正确的。2、二审判决在确认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一致的同时，却又对已经查明和认定的事实进行人为的模糊和举证责任的混淆处理，导致二审判决认定的以下事实错误：（1）二审判决认为：“虽然聂旭负责四建公司或者四建公司九分公司在赣州项目的法务工作，可以接触到四建公司的印章，但四建公司也自认四建公司的印章及加盖事宜是由专人管理。聂旭负责四建公司或四建公司九分公司在赣州项目的法务工作，并不当然就可以推定案涉借款合同中四建公司的印章就是聂旭私自加盖的。四建公司一审、二审期间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借款合同中四建公司的印章是聂旭私自加盖的。”申请人认为二审法院的这一认定，以及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错误的，与客观事实不符，完全无视本案中聂旭的特殊身份，以及聂旭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主要举证责任。首先，被申请人聂旭是本案“担保人”即申请人的法务负责人，负责申请人的对外合同审查、风险控制等主要工作。那么，假如本案的债务人提出需要申请人为其偿还借款提供担保，则在是否需要为其提供担保，以及就借款担保合同审查的第一关就是本案的被申请人聂旭，即聂旭应该在第一时间向公司负责人提出并按照审批流程进行逐级申报审批和盖章，若此笔案涉借款中债务人请求申请人为其提供还款担保的事由真实存在，则相关申请和审批流程毫无疑问是有据可查的，但是非常奇怪的如此重大的担保行为竟然无据可查，显然是极为不正常的。其次，本案的被申请人聂旭，不仅是申请人的法务负责人，还是案涉借款的债权人。聂旭在将自己的资金出借给本案的被告刘鸿财个人时，如果聂旭需要刘鸿财提供还款担保，那么按照常理应当是债务人刘鸿财自己向申请人提出为其归还借款提供担保的请求。但是根据债务人刘鸿财当庭陈述证实，案涉借款仅仅是他个人此前陆续向聂旭所借的款项，聂旭据以主张申请人需要承担担保责任的《借款合同》，是聂旭事先准备好要求刘鸿财签字的，刘鸿财当时就要求删除该协议中的第四条即要求申请人为其还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的条款。因为刘鸿财明确的告诉聂旭他没有办法能够请申请人为他个人借款提供担保，所以他不会去找申请人的负责人，也不敢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但当时被申请人聂旭只要他签好名字就拿走了，此后聂旭怎么盖到申请人的公章他就不清楚了。据此足以证实这份《借款合同》中涉及到申请人担保的问题，以及申请人的公章是如何加盖的问题需要重点查清。那么，聂旭既然是本案的债权人，又是申请人的法务负责人，按照常理对涉及自己的债权需要自己供职的公司，即申请人为自己的借款提供担保时，应当更加注重审理流程的严谨与合规。自然在债务人刘鸿财要求申请人为其还款提供担保时，就是否提供担保和担保是否存在风险等问题上，主动向申请人的主要领导请示汇报，并严格按照审理流程将《借款合同》交给申请人分公司主要领导初审，在报申请人风控部门审查批准，而申请人绝不可能随便为个人借款提供担保，公章专管人员也不可能擅自冒如此大的风险私自在《借款合同》上加盖申请人的公章，为刘鸿财个人借款还款提供到期后两年的连带担保责任。因此，对《借款合同》中申请人提供担保是否为真实意思的表示，以及《借款合同》中申请人的公章是如何加盖上去的，应当有本案的被申请人聂旭举证加以证实。除非聂旭不是本案申请人的法务部负责人，不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私自加盖公章的可能性，那么相关举证责任就应当在于申请人。（2）二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根据该条规定，加盖印章即具有表达意思表示的效力。案涉借款合同载明由四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加盖了四建公司的真实印章，即可以推定四建公司具有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在四建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该推定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担保条款成立生效，四建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申请人认为二审的这一认定过于机械、草率，且相关认定完全抛开本案的客观事实，以及聂旭本身在本案中具有的双重且特殊的身份对案件具有的重大影响而不顾。因为按照二审法院针对本案的裁判原则，即只要《借款合同》上的申请人的公章是真的，就无需查明申请人为本案债务人刘鸿财的还款担保是不是真实意思的表示，也无需对借款合同中申请人的印章是谁加盖的进行必要的审理查明，就可以直接判定申请人承担担保责任。（3）二审判决认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适用必须以成文法为据，一审法院关于债权人在接受以公司资产提供担保时，有义务向债务人索取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保决策机构关于同意担保的决议，并对其进行形式审查，否则债权人因未尽到必要注意义务而存在过错担保行为归于无效的认定，目前缺乏法律依据，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申请人认为二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有失偏颇，明显与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相背离，也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的明确规定。因为一审法院就是参照最高院类似的指导性案例做出的相关认定，二审法院抛弃最高院关于指导性案例适用的相关规定，简单机械的以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和法律适用必须以成文法为据为由，认为一审判决的相关认定是适用法律错误的观点是不对的，况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4）二审判决认为：“即使认定担保无效，也并不是如一审法院当然认定担保人就不要承担责任，应审查担保人、债权人的过错情况，确定各方的赔偿责任。”申请人认为，二审法院一边在指出一审法院存在有关“问题”的同时，自己一边又继续犯同样的错误，即二审法院同样未能查明本案的债权人、债务人和担保人，在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到底是谁请求申请人为债务人刘鸿财提供还款责任担保?尤其是本案债权人聂旭身为申请人的法务负责人，为何自己借款给刘鸿财个人时，竟然无法证明自己是按照申请人即公司正常的对外担保审批过？在刘鸿财否认自己曾经要求申请人为其提供还款担保，以及明确指证案涉《借款合同》就是聂旭单方一手炮制的情况下，仍然不查清相关事实，导致二审做出错误的判决。第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判决认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故根据该规定，四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刘鸿财追偿。然而，申请人认为二审法院适用前述相关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前提，必须是申请人确实为刘鸿财提供了还款连带担保责任，以及聂旭在借款给刘鸿财时若真的请求过自己担任法务负责人的公司，即申请人为其个人借款的债务人提供还款担保责任时，有证据能够证明申请人按规定进行了审查批准并登记盖章确认担保的证据！否则，在本案债务人刘鸿财否认自己曾请求申请人为其还款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仅凭聂旭单方提供的《借款合同》出现了申请人的公章，就认定申请人承担还款担保责任，并适用前述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明显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鉴于本案聂旭既是本案的债权人和原告，又是本案申请人的公司法务负责人，具有利用职务之便在自己与他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上加盖申请人公章的便利条件，且本案一审时债务人刘鸿财不仅做出书面声明，还当庭否认自己曾经要求申请人提供还款担保的事实，并指出案涉《借款合同》就是聂旭自己的单方炮制的。因此，二审判决在未查清本案事实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定申请人需承担担保责任，同样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错误的问题。申请人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几个问题，即聂旭应否尽合理注意义务、聂旭是否私自加盖公章的举证责任分配、能否根据加盖的真实印章推定四建公司具有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债权人是否有对担保进行形式审查义务等，并非事实认定问题，而是法律适用问题。申请人提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二审判决是否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案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是四建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聂旭与刘鸿财的借款合同上注明：“丙方（四建公司）自愿为甲方（刘鸿财）归还上述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承担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的连带还款保证责任。”并加盖了四建公司的印章。聂旭虽在四建公司负责法务工作，但四建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公章系聂旭私自加盖，二审判决据此认定四建公司具有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及民诉法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二审判决认为四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刘鸿财追偿，亦符合担保法的规定。综上，四建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田甘霖审判员  邓名兴审判员  江都颖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袁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