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3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德成，男，1948年3月6日生，汉族，农民，住红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伪牛，女，1956年7月7日生，哈尼族，农民，住红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杨丹妮，女，1999年10月6日生，哈尼族，学生，住红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璐函，女，2001年7月7日生，哈尼族，学生，住红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2010年11月19日生，哈尼族，学生，住红河县。上诉人（原审：杨林英，女，1976年8月21日生，汉族，农民，住红河县。系上诉人张某1的母亲。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海，云南谣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鹏，云南谣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营业场所：红河县迤萨镇跑马路。负责人：杨亚磊，职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阮荣兴，云南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宣，云南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刘许，男，1982年2月24日生，汉族，农民，住红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精宏，男，1968年3月28日生，汉族，住红河县。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因与被上诉人杨刘许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红河县人民法院（2019）云2529民初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林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海、杜鹏，上诉人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宣，被上诉人杨刘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精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赔偿六上诉人因张达明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抚养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990607.25元（死亡赔偿金6697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56808.75元，丧葬费52038.5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2000元）。其中杨刘许应承担40%责任合计396242.9元，扣除杨刘许已支付的163800元，还需支付232442.9元；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应承担40%责任合计396242.9元；二被上诉人还需支付至少601685.8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张达明将升降梯安装在高压线旁和用尼龙绳捆绑以及在升降机已经与高压线接触产生火花，明知危险的情形下，未告知供电局，自行爬上升降机处理属于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因此认定张达明对自身损害存在主要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60%的责任”。明显不符合事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第一，该升降梯是被上诉人杨刘许和另一工人（李乔法）安装的，并非张达明自己安装的，证人刘某1、李某1、张某2的证言证实事发前一天，不知道是谁安装了升降机和搅拌机，且受害者张达明在2019年1月12日、2019年1月13日均不在场；事实上该升降机是被上诉人杨刘许和另一工人（李乔法）安装的；其次在监控视频中并不能看出张迖明用尼龙绳捆绑的行为，受害者张达明只是使用过充电式电动扳手，而充电式电动扳手上有一背带，受害者张达明在触电前已经将带背带的电动扳手扔下。受害者张达明并未捆绑过在电线上的尼龙绳。一审判决认定张达明在电线上捆绑尼龙绳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第二，一审判决采信证人杨某的证言“升降机的齿轮碰到电线起火而停止操作，张达明爬上升降机去拴线，有人劝阻无果”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证人杨某的证言中并未明确具体是谁劝阻过张达明，张达明妻子杨林英在现场并未看见升降机的齿轮碰到电线起火，也并未听见有人劝阻过张达明，一审判决认定张达明对自身损害存在主要过错，应当承担60%的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张达明只是在正常施工中触电，张达明只具有过失行为，并非存在主要过错，被上诉人杨刘许未提供合法安全的施工用地，且任选没有相关资质且无相关安全生产许可的张达明承建房屋，存在任选过失,且未尽到安全提示及监督义务，被上诉人杨刘许应承担至少40%的连带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第三，张达明帮被上诉人杨刘许建房，房屋周围的高压线塔离房屋建设处距离近及电线距房屋垂直距离不足1米，且高压线杂乱、有悬挂物，对于运营线路的现状和对于该线路的巡查情况，被上诉人供电局未及时安全告知或者处理，最终导致张达明因电击死亡，是造成受害者张达明触电死亡的直接原因，供电局作为电力经营者，根据现场照片可以明显看出房屋周围的高压线塔离房屋建设处距离近及电线距房屋垂直距离不足1米，且高压线杂乱、有悬挂物，《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不论张达明是否有过错，供电局均应承担责任，而本案中供电局仅承担20%的赔偿责任明显不合理，供电局对张达明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至少40%的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张达明死亡引起的各种损失以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各种损失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第一，张达明系居民，户口册首页户别为居民户，而非农村家庭户，红河县浪堤镇属于由云南省政府直接批准乡改镇建制的镇，已经转化为居民户，并且其与杨林英共有的房屋位于浪提镇，就在浪堤镇政府附近，张达明居住在该房屋，因此张达明系城镇居民，另外张达明没有承包地，也可以证明其不是农村户口。第二，张达明已连续在城镇生活满一年以上，其收入来源于城镇。一审判决仅以房屋建设进度推断所需时间，认为张达明生前未连续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不符合客观事实，在2017年8月7日至2018年2月7日居住在思茅区，2018年2月7日后一直居住在红河县城，在红河县城帮郭某及郭学勇建房（其中郭某房屋至今尚未完工），受害者张达明长期居住于红河县城张达明大姐的房屋，平时因为小儿子张某1在思茅上学，经常往思茅跑，长期跟随张达明干活的刘某2、李乔发及房主郭某可证明。因此，张达明平时长期居住在城镇，各种损失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第三，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张德成、李伪牛长期居住在张达明家中，张璐函、张某1上学长期居住于城镇，也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而一审判决确定被抚养人生活费时按照农村居民消费标准计算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杨林英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被上诉人杨林英等人因本案受害人张达明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一、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完全可以认定受害人的行为属故意行为，而一审法院只将其认定为具有重大过错，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庭调查中，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刘某1、李某1、张某2证言；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视频监控；被上诉人杨刘许申请的证人杨某证言均能证实造成本案事故的起因系由于受害人张达明私自将搅拌机升降梯安装在高压线旁并用白色尼龙绳进行捆绑，在看到升降梯与高压线摩擦产生火花，明知危险的情况下，不顾他人劝阻仍然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自行攀爬升降梯导致触电后发生高坠头部着地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受害人张达明作为具有一定建筑施工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客观上实施了搭建搅拌机升降梯并将其与上诉人运维的10ＫＶ高压绝缘导线相互固定捆绑的行为。主观上明知出现了火花在具有高度危险性的情况下，仍不顾自身安危攀爬升降梯，从而导致了本案事故的发生，显而易见，该行为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故意行为。故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电力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不可抗力；（二）用户自身的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进一步解释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设施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不可抗力；（二）受害人以触电方式自杀、自伤；（三）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为而引起触电事故；（四）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从事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很明显，根据法庭调查查明的案件事实及在案证据均能证实能受害人张达明系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因此，本案中上诉人具有免责事由，不应就被上诉人等人的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被上诉人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受害人张达明系触电死亡，而一审法院却认定触电是造成受害人张达明死亡的直接原因，判决上诉人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并不否认受害人在攀爬升降梯过程中发生过触电迹象，但从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死亡证明》来看，该证明仅能反映出受害人张达明的死亡时的体表特征，但并不能据此就能确定受害人的死亡系触电造成的。另从一审法院依职权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视频监控以及上诉人提供的视频监控中明显可以看到，受害人是因为从升降梯上头部直落着地，经旁边施工人员将其抱起，从现场拿木板垫底后，在现场人员的帮忙下送到附近浪堤卫生院进行抢救，而在搀扶的过程中受害人身体机能还有反应（手部还有反映），而在受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后，被上诉人等人也没有就受害人张达明的死因做司法鉴定。故浪堤镇卫生院出具《死亡证明》并不能直接确定受害人张达明系触电死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上诉人等人有责任向法院提供证据证实受害人张达明真实死亡的原因，故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三、尽管上诉人对受害人张达明的死亡深感同情，但上诉人作为电力经营者，已依法行使对电力线路运行管理和悬挂安全警示的义务，且该电力线路系绝缘导线。受害人触电从高空跌路砸伤治疗无效死亡，完全系其故意行为所致，一审法院片面、教条地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以无过错责任原则判决由上诉人承但了本案赔偿责任，显然忽视了公平原则，同时不利于供电企业的长期运维发展，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其一，法庭已查明涉案的电力线路弧线垂地距离符合电力安全规程，且该电力线路系绝缘导线，上诉人对该线路的运行管理履行悬挂、安置了安全警示的义务，没有任何过错。其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涉案的搅拌机及升降梯安装时间很短（系案发前两天之内安装的），上诉人作为涉案线路的管理和运行人，在没有案外人举报或是反映的情况下，如此短的时间内对受害人张达明等人的违法建房行为显然是无法预见的，无法阻止的，事故发生具有突然性、偶然性。故上诉人在本案事故中亦没有任何过错。且本案中受害人张达明在建房过程中，为便于搅拌机的使用将升降梯搭建在高压线上并用白色尼龙绳进行捆绑的故意行为如此之明显。而一审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适用无过错规则原则判决上诉人承担20%的赔偿责任，对于诸如上诉人一样的供电企业而言显然是不利的，尽管上诉人就被上诉人等人的损失深表同情，但是为了供电企业的长远发展，不得不据理力争。否则，对于供电企业而言，诸如此类事件的发生都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话，无疑加大了供电企业的管理运维责任，也让在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中“受害人故意”的免责事由成为一纸空文，也会造成更多的诸如此类案件当事人对高压线路畏惧情绪降低，架空上诉人等供电企业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因此，上诉人恳请上级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综上，涉案事故完全是由于被上诉人等人违法建房行为导致的，这才是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要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就要从源头抓起。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的认定事实有误，证据不充分，被上诉人等人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能够在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保障人权的司法原则指引下，兼顾社会的安定着想，据实秉公对本案作出公正裁判！杨刘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关于责任承担比例。答辩人将其房屋交由张达明建盖，张达明自行组织人员并自带机械设备建盖好房屋后交付答辩人并取得报酬，双方为承揽合同关系。建房过程中，张达明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升降梯安装摆放在高压线附近有较高危险性，但其作为建房工地负责人，不但没有改变升降机和搅拌机的摆放位置，还使用尼龙绳将高压电进行捆绑。后其发现升降梯与高压线接触产生火花时，不听他人劝说，未通知专业部门进行处理，而自行爬至升降梯进行处理。最终触电导致死亡。综上，张达明在本次事件中存在主要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对于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说“升降梯和搅拌机不是张达明所安装摆放”的问题，并不影响本案责任认定。因为张达明作为建房工地的负责人、管理人，作为机械设备的所有权人，其所管理的工人如何施工，如何摆放机械设备是由张达明控制和决定的。作为房东的答辩人只是提供材料，支付报酬，并没有插手、干预张达明的建房，所以本案关于搅拌机和升降机的安装摆放问题虽无直接证据，但可以推定是张达明或其指示、授权他人安装摆放的。退一步说，即使机械设备不是张达明或其指示安装摆放，事后作为负责人的张达明应及时纠正其没有纠正放任发生本身就存在过错。使得建房工地处于高压电危险情形之下。对于被答辩人所说“张达明没有捆绑高压线的行为”的问题，同样不影响本案责任认定。因为用尼龙绳捆绑高压线的行为是案发前所进行的，该行为并没有改变“将搅拌机和升降梯摆放在高压线附近后进行施工”的危险情形，对本案的发生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被答辩人提到不能采信证人杨某证言——“升降机的齿轮碰到电线起火而停止操作，张达明爬上升降机去拴线，有人劝阻无果”的问题。被答辩人在庭审质证中对该证人证言的质证表示认可“真实性”。—审法院也是基于该质证意见认定了事实。同时，证人杨某所陈述的情况与答辩人同其他当时在场的工人所询问的一致，在场人员均指出“起火花后，大家叫张达明不要上去，但张达明不听，还是上去了”。这一情形是本次事件发生的直接、重要原因。二、关于赔偿标准。本案中，张达明系农村户口。其虽然提供2017年8月7日至2018年2月7日在思茅区居住的证明，但没有提供2018年2月7日后生活居住于城镇以及生活来源于城镇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至于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例举的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第一、张达明是农村居民户，而非城镇居民户，户口册首页的“居民”只是一种统称；第二、浪堤虽撤乡设镇，但浪堤村委会仍是农村，而张达明及其家人都居住生活在浪堤村委会辖区，浪堤镇政府所在地在浪堤村委会并不改变浪堤村委会属于农村的性质；第三、是否有承包地不是认定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标准，张达明名下无承包地不代表其不属于农村户口。至于被答辩人所述“张达明已连续在城镇生活满一年”的问题，被答辩人应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但被答辩人在一审程序中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即使被答辩人在本次二审程序中提交相关证据，但其也不属于《民事诉讼法》“新证据”的范畴，不能被采纳。被答辩人仍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被答辩人本次上诉提出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三、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判决。事故发生后，答辩人多次去被答辩人家中协商赔偿事宜，当时被答辩人家中除被答辩人外还有其他亲戚在场。后双方协商，扣除答辩人已经支付的63800元，答辩人再支付10万元来了结此事。只是答辩人暂时没钱，双方对于10万元交付的时间发生分歧。后被答辩人杨林英委托本案证人马某、孙某转告答辩人“在不给钱就走法律程序”。后答辩人借到钱后便相约张达明的家属一同至红河县城司法局签订了《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并当场履行了10万元一次性赔偿款。一审法院认定《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仅对杨林英、张璐函、张某1有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主要理由：1.除63800元外的10万赔偿款数额的确定是答辩人与张达明家属协商后的结果。答辩人在一审提供的录音可以证实双方围绕10万交付时间进行协商，当时在场的张达明家属包括六名上诉人及其他兄弟姐妹；2.证人马某、孙某能证实杨林英委托其转告杨刘许立即支付10万赔偿，否则将采取法律手段。之所以要让第三人转告，是因为答辩人与张达明是“干亲家”，张达明生前两家人的关系非常好，因为双方对于10万元交付时间没有达成一致，张达明的家属碍于情面不好开口，遂让第三人转告；3.张达明的家属包括六上诉人在内均知悉并同意《人身损害赔偿协议》的内容。答辩人与杨林英去红河县城司法局签署协议时，杨林英带着张达明父母的户口册原件，表明接受张达明父母的授权。同时，张达明的姐姐张某3受张达明其他家属的委托去到司法局签字和接收款项。答辩人一审提交的照片有张某3核对款项的照片可以证明。综上所述，《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是答辩人与张达明的家属经协议达成的赔偿合意，张达明的父母虽未签字，但其知情并同意协议的内容，该协议书对张达明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具有法律效力。现答辩人已按协议履行完义务，赔偿责任终结。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赔偿六原告因张达明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1081977.1元，扣除被告杨刘许已支付的163800元，二被告还需支付918177.1元；2，律师费30000元，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张达明系原告张德成、李伪牛的儿子，与原告杨林英系夫妻关系，系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的父亲。2018年11月被告杨刘许因其房屋拆除重建，以顶面积计算，按照“包工不包料”的方式以每平方米350元的价格将房屋建设发包给张达明，交付方式为当地的惯例“扫地搬家”。被告杨刘许的原房屋为上、下二层，由于该房屋位于夹角，上、下二层均面临街面。被告供电局运营的032ＫＶ高压线及0.4ＫＶ线路均从被告杨刘许的二层屋顶上前方通过。2019年1月13日张达明雇佣的工人因要浇灌第二层的柱子，将张达明所有的搅拌机及运送混凝土用的升降机安装在与第二层地面齐平的公路上。为施工方便，张达明将被告供电局运营的032ＫＶ线路的电线用尼龙绳捆绑拉拢。1月14日，在施工过程中，因升降机上方的滑轮触碰了高压线，造成高压线绝缘层破损，导致短路起火。张达明爬上升降梯排除障碍，导致触电死亡，死亡时张达明年满40周岁。2019年2月25日原告杨林英与被告杨刘许签订了《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被告杨刘许已赔偿163800元。被告供电局运营的10ＫＶ浪堤032线路于2011年进行农网改造，竣工后，2012年8月7日验收合格。被告杨刘许拆除重建未经相关部门的审批。被告杨刘许现所建的房屋与被告供电局的变压器所在位置比较临近，房屋与现场破损的10ＫＶ高压线的平面距离为1.26米。因被告杨刘许的旧房已拆除，现房屋加层的行为，改变了与被告供电局运营的原电线路与房屋的距离。张达明死亡时居住在红河县浪堤镇政府所在地，属农业户口，因死亡于2019年1月29日办理户口注销手续。原告张德成、李伪牛、张璐函、张某1为张达明的被扶养人，均属农业户口。张达明死亡时，原告张德成年龄为70岁零10个月，李伪牛系62岁零6个月，已丧失劳动能力。原告张德成、李伪牛生育四个子女。原告张璐函系17岁零6个月，张某1系8岁零1个月。原告张杨丹妮、张某1在普洱上学，原告张璐函在红河县城上学。另，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案由变更为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张达明与被告杨刘许系提供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合同关系的问题。被告杨刘许将其房屋的建设以顶面积计算，按照每平方350元交由张达明建设。张达明对房屋建设仅仅是按照被告杨刘许的要求完成工作，张达明交付工作成果即取得报酬，且双方在工作中不具有人身的从属性，故张达明为被告杨刘许建房的法律关系为承揽合同关系。二、关于张达明及原告杨林英在本案中是否有过错，过错的比例为多少的问题。张达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知道升降梯安装在高压线旁和用尼龙绳捆绑，发生摩擦会导致绝缘层破损的危险性。在其搭建的升降机已经与高压线接触产生火花，明知危险的情形下，未告知被告供电局，自行爬上升降机处理，导致触电死亡，故张达明在本事件中存在主要过错。本案中的证据虽证实原告杨林英在事发现场，但均无法证实原告杨林英在现场是否进行劝阻的行为，故原告杨林英不承担责任。由于本案中张达明对自身的损害存在主要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60%的责任，故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杨林英与被告杨刘许签订的《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中的甲方虽为六原告，本案中所有证据均无法证明原告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已经授权委托原告杨林英代理其签订协议，故《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的效力不及于原告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原告张璐函、张某1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杨林英作为法定代理人，可代表被监护人作出意思表示，故《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效力仅对原告杨林英、张璐函、张某1有效。四、关于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作为本案的被告是否适格，应否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造成张达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触电，被告供电局系电力经营者，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被告供电局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适格。在本案中的证据显示，被告供电局建设032浪堤10ＫＶ线路建设时与被告杨刘许原房屋二层有足够的空间距离，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并无被告供电局建设该线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证据且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被告供电局现所运营的线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对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不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均要承担民事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损害后果是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被告供电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损害的发生是由于不可抗力或受害人故意造成的，因此被告供电局对张达明死亡产生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20%的赔偿责任。五、关于张达明死亡引起的各种损失应以什么标准计算，原告计算的损失是否合理的问题，张达明虽在2017年8月7日至2018年2月7日居住在思茅区，但无法证明2018年2月7日后，张达明生活的地点及收入来源。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8年11月起，被告杨刘许的房屋拆除重建，事发时，该房屋已经建盖至第二层，根据房屋建设的进度需要的时间，无法证明张达明生前连续在城镇生活满一年及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故原告要求因张达明死亡产生的各种损失以城镇标准计算的要求，不予支持。一审确认因张达明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0768元／年×20年＝215360元；丧葬费104077元÷12×6＝52038.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月”为单位进行计算，张德成计算110个月：9123元÷12×110÷4＝20906.875元，李伪牛计算210个月：9123元÷12×210÷4＝39913.125元，张璐函计算6个月：9123元÷12×6÷2＝2280.75元，张某1计算119个月：9123元÷12×119÷2＝45234.875元。但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分段计算，分段方式为：0-6月段：（张德成、李伪牛）9123元÷12×6÷4×2＋（张璐函、张某1）9123元÷12×6÷2×2＝6842.25元；6-110月段：（张德成、李伪牛）9123元÷12×104÷4×2＋（张某1）9123元÷12×104÷2＝79066元；110月至119月段：（李伪牛）9123元÷12×9÷4＋（张某1）9123元÷12×9÷2＝5131.6875元;119-210月段：（李伪牛）9123元÷12×91÷4＝17295.6875元。分段计算后，0-6月段的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额为9123元÷12×6＝4561.5元，实际产生的数额已经超出，故确定该段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561.5元。其余段部分均未超出，故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为4561.5元＋79066元＋5131.6875元＋17295.6875元＝106054.875元。交通费，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交通费的支出，综合考虑原告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生活的地点，交通是否便利及当时特殊情况，一审酌情确定交通费为1200元。综上，因张达明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374653.375元。被告供电局对张达明死亡产生的损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20%的赔偿责任，即74931元。六、关于被告杨刘许的建房行为是否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在建房过程中是否尽到足够的安全措施及安全提醒义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杨刘许未经相关部门的审批，擅自在原宅基地上拆除重建，且加层的行为的确不当。被告杨刘许选任不具备建筑资质的张达明承建房屋，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相应的20%的赔偿责任，即74931元。因与原告杨林英签订《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后，被告杨刘许已经赔偿163800元，被告杨刘许已经履行了义务。多支付部分，系被告杨刘许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原告可以不返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杨刘许因张达明死亡产生的损失再行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不属必需的支出，故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因张达明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74931元。二、驳回原告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82元，由原告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负担12232元；由被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负担105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提交视频截图及情况说明，欲证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张达明爬上搅拌机架子的目的是为紧固拉杆扣件的螺丝，并不清楚漏电起火花一事，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张达明用尼龙绳捆绑拉拢电线。另外张达明与一审证人及法院现场询问笔录人员无言语及肢体上的交流；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欲证实2016年4月27日，红河县住建局准许郭某建盖一幢五层共527平方米的住宅；提交施工协议4份，欲证实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2日张达明所承包施工的项目均位于城镇；提交通话录音和通话录音文字稿，欲证实陈吉爱与张达明的三份施工协议均在红河县签订；提交银行流水，欲证实张达明的收入情况，其收入来源于城镇建房施工。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提交上诉人户口本复印件、亲属关系证明、户口注销证明，欲证实上诉人的主体身份、户籍等相关内容；提交死亡证明、触电受伤部位照片、安葬证明，欲证实张达明电击死亡的事实；提交金豪酒店监控视频、金豪酒店监控视频截图、涉案电力线路照片、李某2的证言、段利红的录音证言，欲证实张达明对自身的死亡并不存在主要过错，而只是一半过失行为。红河县供电局的巡查管理流于形式，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杨刘许亲自将升降机安装在高压线附近，创设了危险，且在建房过程中没有尽到足够的安全措施及安全提醒义务；提交房屋所有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承包土地证明、暂住登记证明、在外经商打工情况证明、张达明2018年银行流水、学籍证明、李某2的证言、郭某的证言、刘某2的证言，欲证实张达明的房产位于浪堤镇镇政府所在地。张达明未承包土地，且连续在城镇生活满一年及收入来源于城镇。经质证，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认为上诉人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提供的均不属二审法院认定新证据的范围，对张达明2018年银行流水的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张达明的收入来源于城镇；对视频截图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施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无法核实该合同真假。经质证，杨刘许对上诉人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提交的证据均不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提交的证据与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相同。二审庭审中，依上诉人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提交申请郭某、李某2、刘某2、张某3、管某出庭作证，法庭传唤证人郭某、李某2、刘某2、张某3、管某出庭作证。证人郭某陈述：证实2016年到2018年张达明均在红河县城帮我建盖房屋。期间停过工，做过其他事情。张达明是我哥哥的舅子。未签订过合同。我不清楚结算，是我哥帮我结算后拿钱给我。施工期间，张达明和我哥哥一起住在我家。证人李某2陈述：2017年6月份，郭某的房屋建盖到三层时，我才去参加建盖。之后又去杨刘江家建盖。没有参加安装升降机。张达明出事那天我不在场。证人刘某2陈述：我是张达明的小工，我与张达明在郭某家建盖房屋，2016年5月份，房屋建盖到三层时，我就未参与了。施工期间，张达明和我一起吃住在张达明的姐姐家。证人张某4陈述：我是张达明的姐姐。他从2013年开始接教育局的工程便一直在我家居住。我家的房子是2016年5月份建盖的，有一间客房，张达明来县城都是来我家住。证人管某陈述：我与张达明认识，是因为张达明与我鉴合同承包建盖宿舍，地点是在红河县城里。除此外，我们没什么合作。经质证，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对郭某的证言三性均不认可，双方关系在法律关系上存在利害关系，在证言中不能证明张达明帮其建盖房屋；认可李某2的证言在事发前一天搭建升降机，其他均不认可；对刘某2的证言三性及证明方向均不认可；对张某3的证言三性及证明方向均不认可；对管某的证言是张达明与他签订的协议无异议，其他均不认可。经质证，杨刘许对签合同建盖房屋的事实予以认可，其他均不认可。本院认为，证人郭某、李某2、刘某2、张某3、管某的证言仅能证明张达明曾在红河县城做过工程，期间居住在县城，但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刘许将其房屋交由张达明建盖，与张达明是“干亲家”，双方口头约定，其房屋的建设以顶面面积计算，按照每平方350元。张达明对房屋建设是按照杨刘许的要求完成工作，张达明交付工作成果即取得报酬，且双方在工作中不具有人身的从属性，故张达明为杨刘许建房的法律关系为承揽合同关系。在建房过程中，为提高工作效率，张达明自行组织人员并自带升降机和搅拌机等机械设备进行施工建房。张达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施工中可能预见的各种危险情况应当明知，升降机安装摆放在高压线附近有较高危险性，不但没有改变升降机和搅拌机的摆放位置，仍然继续施工。后其发现升降机与高压线接触产生火花时，停止升降机使用。此时，张达明应知道升降梯安装在高压线旁和用尼龙绳捆绑，发生摩擦会导致绝缘层破损的危险性。在其搭建的升降机已经与高压线接触产生火花，明知危险的情形下，未告知被告供电局，自行爬上升降机处理，导致最终触电死亡。客观上实施了搭建搅拌机升降梯并将其与10ＫＶ高压绝缘导线相互固定捆绑的行为。主观上明知出现了火花在具有高度危险性的情况下，仍不顾自身安危攀爬升降机，从而导致了本案事故的发生，张达明在本次事件中存在重大过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认为不论张达明是否有过错，杨刘许和供电局存在重大过错，均应承担至少40%的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证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对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不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均要承担民事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损害后果是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损害的发生是由于不可抗力或受害人故意造成的，因此对张达明死亡产生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诉人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认为涉案事故完全是由于张达明、杨刘许等人违法建房行为导致的，其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主张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杨刘许未经相关部门的审批，擅自在原宅基地上拆除重建，且加建楼层的行为的确不当。杨刘许选任不具备建筑资质的张达明承建房屋，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张达明系农村户口，从事职业系粮农。其虽然提供2017年8月7日至2018年2月7日在思茅区居住的证明，但没有提供2018年2月7日后生活居住于城镇以及生活来源于城镇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张达明是农村居民户，而非城镇居民户。虽然浪堤撤乡设镇，但浪堤村委会仍是农村，而张达明及其家人都居住生活在浪堤村委会辖区，浪堤镇政府所在地在浪堤村委会并不改变浪堤村委会属于农村的性质，张达明名下无承包地不代表其不属于农村户口。上诉人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认为相关赔偿费用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主张与实际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及上诉人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82元，由张德成、李伪牛、张杨丹妮、张璐函、张某1、杨林英负担12232，由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红河县供电局负担10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彦斌审判员  佘华锋审判员  焦 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雷荞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