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0881民初3340号 原告：永济市马铺头养鸡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永济市城东街道马铺头村。 法定代表人：吴旺民，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顺，男，汉族，永济市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养林，男，汉族，永济市居民。 被告：永济市城东街道南郭沟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永济市城东街道南郭沟村。 法定代表人：程国栋，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学，山西瀛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伟，男，汉族，永济市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建中，永济市栲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姚治军，男，永济市居民。 原告永济市马铺头养鸡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马铺头养鸡合作社”）与被告永济市城东街道南郭沟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郭沟村委会”）、第三人黄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1月16日，本院依职权追加姚治军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铺头养鸡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顺、姚养林，被告南郭沟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程国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学、第三人黄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建中、第三人姚治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铺头养鸡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将原告承包的土地又发包给第三人黄伟的土地承包合同。2019年12月24日，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将原告承包的土地又发包给第三人黄伟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事实和理由：2012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南郭沟村委会原法定代表人姚治勇订立了期限为30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地位于南郭沟村南，土地承包金每三年交付一次，每亩每年160元，共应付410400元，原告已交过三年的土地承包金。承包地东至南郭地界，西至南郭沟村通山路，南至黄家窑地界，北至南郭沟村三组地界，承包面积为85.5亩。该土地承包合同经过永济市城东街道办事处的审查和鉴证，还经过山西省“一县一业”肉鸡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的批准。2018年12月，被告新的法定代表人程国栋以原告没有及时续交土地承包金为由，将原告上述的承包地发包给第三人黄伟。本案属于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被告在原告的土地承包合同期限内，将同一宗土地发包给第三人黄伟，不但违反合同，侵害村集体利益，也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禁止的行为。 2020年1月22日，原告再次向本院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提出增加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姚治军订立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第三人姚治军立即返还原告承包的土地及其所附着基建设施、水电设施。 被告南郭沟村委会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012年9月1日被告将本集体所有的荒滩地发包给原告;2015年2月3日，原告与第三人黄伟签署的转让协议，原告同意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转让给第三人黄伟，被告也同意了。根据2015年2月3日原告与第三人黄伟所签的转包协议，被告与第三人黄伟于2018年7月12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由第三人缴纳了承包费。至此，被告的发包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均不存在任何过错，被告与第三人黄伟所签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2020年1月22日增加的诉讼请求与本案原告原先起诉的与第三人黄伟的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实际应当列姚治军为被告，故不应合并审理。 第三人黄伟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015年2月3日，因原告欠第三人的工程款149000元不能清偿，加之原告另有其他生意发展，便与第三人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同意将自己承包被告的土地转让给第三人，从签订转让协议之日双方之间的工程款予以结清，且该协议也经过了被告的同意。2018年7月12日第三人与被告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依约缴纳了承包费，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2020年1月22日增加的诉讼请求与第三人黄伟的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没有关联，不应合并审理。 第三人姚治军辩称，原告2020年1月22日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其最初诉被告与第三人黄伟的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合并审理。 原告马铺头养鸡合作社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下列证据：1.原告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2.2012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南郭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3.原告2014年“一县一业”肉鸡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规划图。被告南郭沟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对营业执照的正副本、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土地承包合同上记载的承包面积有异议；“一县一业”肉鸡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与本案无关联性；规划图系原告单方制作，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承包地四至。第三人黄伟的质证意见为：原告提交的规划图系原告自行制作，不能证明承包地四至。第三人姚治军的质证意见为：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已将该土地承包合同部分权利转让给了第三人姚治军。 被告南郭沟村委会围绕其答辩理由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5年2月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与第三人黄伟签订的转包协议；2.2018年7月12日南郭沟村委会会议记录；3.2018年12月13日，第三人黄伟与南郭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承包费交费票据两张。原告的质证意见为：2015年2月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与第三人黄伟签订的转包协议属实，但是在原告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严禁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协议应属无效；该协议侵害了南郭沟村集体的利益，承包地面积为85.5亩，该协议却将面积缩小为33.2亩；村委会会议记录属实、对承包费交费票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此时南郭沟村委会与原告的合同尚未解除；2018年12月13日的承包合同应当是在2015年转包协议签署后短时间内签订，故真实性存疑。第三人黄伟的质证意见为：被告南郭沟村委会陈述属实，当时原告因欠第三人黄伟件鸡舍工程款所以将土地转包给第三人黄伟。 第三人姚治军向本院提交了2015年2月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旺民与第三人姚治军签订的转包协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当时原告只欠第三人姚治军工程款149000元，但第三人姚治军以合同形式侵占原告价值200余万元的资产；原告与南郭沟村委会、被告与第三人黄伟、原告转让给第三人姚治军的承包地范围明显有重合又相互矛盾。被告南郭沟村委会、第三人黄伟对该协议均予以认可。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记录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9月1日，原告马铺头养鸡合作社与被告南郭沟村委会签订“永济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将其85.5亩荒滩地发包给原告用于养殖（合同载明的四至为：东靠南郭地界，西靠南郭沟村通山路，南靠黄家窑地界，北靠本村三组地），承包期限自2012年9月1日至2042年8月31日止，承包费按160元/亩.年，每三年交一期（41040元），原告可在承包地范围内修建鸡舍用于养殖。原告已向被告交纳了第一期（2012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的承包费用41040元，此后承包费用未再交纳。 2015年2月3日，原告马铺头养鸡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吴旺民因拖欠第三人黄伟、第三人姚治军施工款项，分别与第三人黄伟、姚治军各签订了内容基本相同的转包“协议”各一份，协议约定：因吴旺民欠第三人黄伟（姚治军）工程款项149000元，故吴旺民将其“在南郭沟村所建的养鸡场土地承包合同”转让给黄伟（姚治军），自协议签署之日起以后南郭沟村的土地承包金由黄伟（姚治军）负担；吴旺民在南郭沟养鸡场所建设的基建、水、电等一切事宜由黄伟（姚治军）接管，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该协议上除吴旺民、黄伟（姚治军）签署外，被告南郭沟村委会亦签章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2018年12月13日，黄伟与南郭沟村委会签署“永济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将南郭沟荒滩“高杨树地”地块33.2亩发包给第三人黄伟（合同载明的四至为：东靠南郭地界，西靠南郭沟村通山路，南靠黄家窑地界，北靠本村三组地），承包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起至2045年12月31日，承包费按160元/亩.年，每三年交一期（15936元），黄伟已向被告交纳了6年承包费用31872元。姚治军尚未向南郭沟村委会交纳承包费。被告南郭沟村委会、第三人黄伟、第三人姚治军一致认可第三人黄伟自原告处转包的土地范围及南郭沟村委会发包给第三人黄伟的承包地范围为南郭沟养鸡场北侧四个鸡舍所占土地；被告南郭沟村委会、第三人黄伟、第三人姚治军一致认可第三人姚治军自原告处转包的土地范围为南郭沟养鸡场南侧四个鸡舍所占土地。 2020年1月15日，本院工作人员前往本案争议的南郭沟村养鸡场实地测量，当事人对于整块承包地南北界均无异议，经测量南北长约180米。当事人对于承包地的东西宽度存在争议，现场有东西走向、由南向北排列共八个鸡舍及部分附属设施。 本院认为，原告诉请确认被告与第三人黄伟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对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进行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2012年9月1日，原告马铺头养鸡合作社与被告南郭沟村委会签订“永济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不违法法律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 2015年2月3日，原告马铺头养鸡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吴旺民因欠第三人黄伟、姚治军施工工程款而与第三人黄伟、姚治军分别签订转包“协议”，将其“在南郭沟村所建的养鸡场土地承包合同”转让给第三人黄伟、姚治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将合同进行转让，该协议上除吴旺民、黄伟（姚治军）签署外，被告南郭沟村委会亦签章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亦签字、签章，应当视为经过被告即发包人许可进行了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六）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是对土地发包方的行为限制，本案转包协议系承包方即原告将其承包土地权益自愿转包行为，不属于该法禁止范围。 至于两份转包协议的具体承包地范围及面积表述存在重合的问题。因当事人合同记载的承包地东西长度、当事人认可的长度、本院实际测量的长度均不一致，既存在测量的技术问题，也存在合同描述不严谨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之规定，原告与第三人黄伟、姚治军签署的转包协议均载明原告将“在南郭沟村所建的养鸡场土地承包合同”转让给黄伟（姚治军），对于两第三人各自的具体受让范围记载存有冲突。但对于原告而言其向第三人黄伟、姚治军转包的范围即原告与被告2012年9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全部范围；且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被告均一致认可第三人黄伟受让的是北侧、第三人姚治军受让的是南侧，则在两受让人之间已不存在争议，故应当认为原告已于2015年2月3日将原告与被告2012年9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全部范围区分南北分别转包给了第三人姚治军、黄伟。至于原告与第三人转让交易的价格（各149000元）是否公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告将其承包权益转让给第三人，相关交易价格与原告、第三人的意志与经营理念、预期收益亦或亏损、发展前景预测甚至私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不存在政府指导价等强制性标准，不能简单地以第三方的角度去评价相关转让是否公平，而应当以交易当时和交易过程中当事人是否充分知悉相关信息及其是否自愿达成协议为审查重点。原告诉称被告使用胁迫等手段迫使原告签署该协议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不能认定被告、第三人存在胁迫等行为；自2015年2月3日相关转让协议签署后，原告亦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合同撤销权之诉。从原告自2012年9月1日承包相关地块到2015年2月3日转包给第三人，原告应当对涉案承包地的情形是充分知悉的，故应当认定两份转让协议系原告、被告及第三人自愿签署。相关转让行为经过了发包人（被告）同意，亦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之处，转包协议依法有效。故对于涉案南郭沟村养鸡场承包地块而言，自2015年2月3日起的合同当事人已经变更为被告南郭沟村委会与第三人黄伟、被告南郭沟村委会与第三人姚治军，此后相关承包地合同的履行已与原告无关。 被告南郭沟村委会与第三人黄伟于2018年12月1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载明的承包地范围虽然与原告2012年9月1日与被告南郭沟村委会签订“永济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四至记载一致而面积数额大幅减小，但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第三人黄伟均一致认可2018年12月13日的土地承包合同实际范围以经测量所附图为准---即仅限于北侧鸡舍；2018年12月13日合同的承包地价格与原告转让给第三人黄伟的承包合同的承包价格一致均为160元/亩.年；且第三人黄伟亦向被告依约交纳了承包费用。故被告与第三人黄伟于2018年12月13日签署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法有效。 原告于2020年1月22日再次向本院提交的增加请求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姚治军订立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判令第三人姚治军立即返还原告承包的土地及其所附着基建设施、水电设施的请求，与原告最初起诉及变更后的请求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且被告、第三人均不同意合并审理，本案不宜合并审理。 综上所述，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永济市马铺头养鸡专业合作社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永济市马铺头养鸡专业合作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梅 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泽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