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内08民终15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个体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内蒙古鹿城联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1，个体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2，个体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内蒙古扬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内蒙古日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胡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闫某1、闫某2及原审被告胡某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2018）内0802民初5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的委托代理人李某2，被上诉人闫某1、闫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王某1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胡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某1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临河区人民法院（2018）内0802民初553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闫某1、闫某2的起诉。二、依法裁定本案移送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属于重复诉讼：根据一审及二审审理的事实与理由，本案一审及二审已驳回闫某1的起诉。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案件已盖棺定论。临河区法院对本案的处理出现重复立案，重复诉讼。2016年初，闫某1又拉了一个名叫闫某2的人，以二原告的身份，再次起诉李某1、胡某进行重复诉讼。而临河区法院立案庭，不顾临河区法院（2013）临民初字第47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闫某1起诉和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巴民一终字第89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意见，又错误给予立案。2016年3月18日，临河区人民法院（2016）内0802民初443号民事判决书，作出了与（2013）临民初字第474号民事裁定书截然相反的判决意见，造成同一原告，事实相同，诉求相同，在同一个法院出现二份不同的法律裁判结论：一个是驳回起诉，另一个是支持诉求。李某1、胡某不服（2016）内0802民初443号民事判决书，向巴彦淖尔巿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经过巴巿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临河区法院（2016）内0802民初4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裁定结论如下：1、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2016）内0802民初443号民事判决书。2、发回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重审。该案发回重审后一审又经过两次审理，作出驳回起诉及实体判决两种法律结论，故本案属于重复诉讼。二、关于管辖权的问题，二审已表明不作为上诉理由。三、闫某1与闫某2不是实际借款人。2013年7月9日，闫某1自己书写的“情况说明”，该证据能充分证明临河区人民法院（2018)内0802民初5532号民事判决书是一份认定事实错误的法律文书，该证据证实了闫某1是委托人，闫某1不是给吕红生资金的贷款出借人。闫某1与闫某2形成的是委托代理关系。2、证明了受托人闫某2以昌融小额贷款公司的名义向吕红生借款1000万元，闫某2也不是贷款出借人的事实。实际支付本金982万元，18万元预扣了利息的事实。以上二点足以证明，闫某1、闫某2都不是本案的贷款出借人。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某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临河区人民法院（2018）内0802民初553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三项，依法改判驳回闫某1、闫某2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全部由闫某1、闫某2承担。闫某1、闫某2辩称：一、关于程序方面的问题上诉人不上诉，不再赘述。二、关于本案是否系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重复诉讼的问题。《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而本案与2013年闫某1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相比较：从案件当事人来看，本案原告为闫某2与闫某1，该案仅为闫某1；本案被告为李某1与胡某，该案为吕红生及李某1与胡某，可见当事人并不相同。从诉讼标的来看，本案为保证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争议，该案为民间借贷关系项下借款人还款义务的履行，诉讼标的也不相同。从诉讼请求来看，本案系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该案为请求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请求事项亦不相同。由此可见，上诉人所谓“重复诉讼”之说毫无依据。另外，闫某12013年提起诉讼，之所以被裁定驳回起诉，系因借款人吕红生涉嫌经济犯罪，从裁判结果来讲，驳回起诉仅系程序上的处理，实质涵义是指不符合起诉条件，并非是对案件的实体处理。上诉人称该次诉讼形成的（2013)临民初字第474号民事裁定及巴市中院（2015)巴民一终字第897号维持裁定已经对案件“盖棺定论”于法无据。《民间借贷解释》第八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更何况，该次诉讼作为共同出借人的闫某2并未参与，更不会因他人的诉讼行为导致自身丧失诉权。因此，临河区法院受理本案完全合法。巴市中院（2018)内08民终773号民事裁定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巴市中院（2018)内08民终773号民事裁定是将案件指令临河区法院继续审理，而非发回重审。上诉人称巴市中院“第二次将案件发回临河区法院重审”严重背离客观事实。发回重审系因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或程序违法，从而撤销原裁判重新进行审理；而指令继续审理系针对一审误认为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从而驳回起诉不予审理的错误裁判行为，要求予以审理的处理结果。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次，上诉人认为，二审未进行开庭审理属程序违法，更属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认识。《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明文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上诉人质疑的巴市中院（2018)内08民终773号案件恰恰是因答辩人不服临河区法院（2016)内0802民初4589号驳回答辩人起诉的错误裁定提出的上诉案件，巴市中院不开庭审理完全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无可非议。三、关于出借人主体的问题。1.答辩人作为出借人的主体身份始终得到借款人吕红生的明确认可。2013年1月6日，因借款人吕红生对已到期的1000万元债务没有按时偿还，答辩人之一闫某1向债务人吕红生发出《催款通知书》载明“2012年3月份至4月份，吕红生作为借款人、李某1作为保证人向我借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现还款期限已过，你却未偿还借款和利息。现向你送达催款通知书，……”等内容，借款人吕红生在该通知书上签字捺手印，写明收到日期为2013.1.9。该《催款通知书》清楚明了的确认答辩人闫某1给吕红生借款1000万元，上诉人李某1作为保证人。该通知书还确认借款是在2012年3月至4月期间借的，符合本案借款的履行是分批支付的实际情况。2.依据2014年10月25日临河区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吕红生所作的《询问笔录》记载，借款人吕红生自认该借款是向闫某2提供的，提供了四、五笔款，周利军和沈燕霞向葛鹏、吕凤芩汇款也是吕红生让代收的，2013年1月6日《催款通知书》也是吕红生签的。该份笔录进一步确认了答辩人就是本案10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3.至于借款的支付，实践中，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情况比比皆是，且第三人代为履行本身是《合同法》规定的合法履行方式，此种履行方式也并不改变合同内容和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涉案1000万元出借款的经办人周利军、沈艳霞均能够证明汇给借款人吕红生的款项都是按答辩人指示代为履行，而昌融小额贷款公司本身就是闫某2开办且担任法定代表人。司法审判解决的是实际生活中的权利义务纠纷，对具体案件的审理更不应脱离生活实际。本案在已有充分证据（催款通知、询问笔录、相关人员证明）足以证实答辩人的出借人的主体身份。4.何时将答辩人填写到合同出借人栏目并不影响对答辩人出借人主体身份的确认。当事人在合同上的签字落款必有先后顺序之分，绝对意义上的同时签署是不存在的。那么，是否会因为先签与后签的问题影响到合同的真实性和效力？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实中，合同由双方异地签署的情况也比比皆是，难道说，由一方签署完毕后，邮寄给另一方签署，就会因为中间间隔数日便导致合同效力出现瑕疵吗？以此类推，间隔时间再长一些，同样不会影响合同的真实性和效力。也即，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并不取决于当事人签字的时间早晚或双方签字的间隔时长，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一方在合同上签字时间过晚会影响到合同的真实性和效力。即便单纯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民间借贷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据此，即便是债权凭证未载明债权人，也应推定持有该债权凭证的当事人为债权人，除非债务人能够提供有效证据否定当事人的债权人身份。本案中，尽管对于借款合同中的出借人主体何时填写存有争议，但答辩人作为该合同的持有人提起诉讼，即便再无其他证据证明自己债权人的主体身份，人民法院也应受理。更何况，答辩人提交的借款人吕红生签收的《催款通知书》明确承认案涉款项系向答辩人所借的，人民法院的《询问笔录》均能充分证明答辩人的出借人身份且债务人吕红生对此始终明知。四、关于李某1担保责任范围的问题。上诉人之前以“不知债权人是谁”为由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在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称“只对20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此种抗辩理由就如同其最初矢口否认案涉《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签名捺印是其本人所为一样，无非是意图逃避保证责任的承担。司法鉴定结论表明，《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签名捺印是李某1本人所为，也正是在该合同中，借款金额一栏从始至终都是1000万元，上诉人虽然对于出借人及签订日期提出质疑，但对于白纸黑字的该1000万元的借款、担保内容从合同签订之日就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却是上诉人找任何借口都无法否认的。上诉人所谓的“只对其中200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明显违背在卷书面证据所证明的客观事实。双方之间除案涉《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之外，并未就担保事宜签订过其他任何文件，上诉人声称其仅对200万元提供担保毫无事实依据。即便其所述属实，也仅仅是李某1与吕红生之间的内部约定，在最终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明确借款和担保范围为全部借款金额1000万的情况下，李某1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责任，其双方曾经的内部约定，也不能对抗作为债权人的答辩人。综上，本案有充分完整的证据能够证明答辩人就是出借人和债权人，上诉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临河区法院作出的（2018)内0802民初5532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闫某1、闫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李某1、胡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连带清偿原告借给吕红生的借款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3分计算。其中500万元的利息从2012年8月1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400万元的利息从2012年8月26日起至清款之日止，100万元的利息从2012年8月28日起至清款之日止。二、案件受理费由李某1、胡某承担。一审查明：2012年3月，李某1与吕红生签订了《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内容有：借款人吕红生，担保人李某1，第一条自2012年3月17日起，由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人民币壹仟万元（10000000元），还款期限至2012年9月16日止，共计陆月，利息按月30‰计算。第三条借款人应按月偿还贷款利息。本合同中的担保人愿作为借款人对合同载明的全部贷款正当使用和按时还本付息的担保人。本合同各担保人与债权人不约定保证份额，担保人之间互负连带保证责任。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担保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等。2012年3月17日，吕红生给闫某1出具了借款金额为壹仟万元整的《借款凭证》，内容有：借款人名称吕红生，借款金额壹仟万元，借款日期2012年3月17日至2012年9月16日（共计六个月），利率30‰，贷款单位闫某1，借款单位吕红生。2012年3月17日，从中国农业银行户名沈燕霞，账号×××，给户名吕红生，转入账号×××转账1860000元；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出户名沈燕霞，转出账号×××向转入账号×××转账880000元；从中国建设银行付款方姓名沈燕霞，付款账号×××向收款方姓名吕红生，收款账号×××转账970000元；向河套农村商业银行户名吕红生，账号×××交易1140000元。2012年3月23日，巴彦淖尔市昌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吕凤芩、吕红生各建立了200万元的借款关系，合同失效日期2012年9月26日，合同期限6个月。并上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同年3月26日，以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给收款人吕红生个人贷款200万元，给收款人吕凤芩个人贷款200万元。2012年4月28日，从中国农业银行户名沈燕霞，账号×××向转入户名葛鹏，转入账号×××转账214000元；从中国农业银行户名周利军，卡号×××向转入户名葛鹏，转入账号×××转账756000元。以上合计款982万元。2013年1月9日，闫某1向吕红生发出《催款通知书》，吕红生签收。2013年2月7日，闫某1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并向法院提供了《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该合同的第一页贷款人处和第三页贷款人处均为空白。2016年1月14日，闫某1、闫某2作为原告，以保证合同为案由向法院起诉李某1、胡某，并向法院提供了《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并在起诉前闫某1在该合同的第一页贷款人处签名按手印，在第三页贷款人处签字按手印，填写了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闫某1、闫某2认可两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为同一份合同。一审法院审理（2016）内0802民初4589号案件时，根据李某1的申请，法院调取了闫某1与周利军、巴彦淖尔市昌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沈燕霞在3、4月期间的账务往来情况，依法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查询，闫某1与周利军、巴彦淖尔市昌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沈燕霞在2012年3、4月期间没有账务往来。另，在庭审中闫某1、闫某2提供的证人刘某2，证实借给吕红生、吕凤芩各200万元，是个人分别向昌融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公司散伙时归在闫某2名下。庭审中闫某1、闫某2认可该两笔借款包括在《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1000万元内。2014年10月28日，法院向吕红生做的询问笔录，内容有：“向闫某2借的，他这个钱也不是他的，给我打了三、四次，以闫某2名义给我借的；当时签字时合同是空白的，我就在空白合同上签的字；葛鹏代收的钱是我让收的，吕凤苓也是我让代收的；向闫某2借的，借的200万元，当时说的也是担保200万元等内容”。2017年10月26日，法院向吕红生做的询问笔录，内容有：“闫某2让我找个保证人，我就找的李某1，闫某2也知道李某1，所以闫某2同意李某1作为保证人。李某1问我向闫某2借多少，我说闫某2暂时有200万元，以后的钱慢慢才能给借。李某1签这个保证合同时借款金额等内容均没有，是个空白合同。闫某2说先给我200万元，2个月内给够我1000万元，具体的借款金额以大款小票为主，最后李某1所签的保证合同金额就成了1000万元；问：该1000万元是谁给你支付的。吕红生：是闫某2给我付的等内容”。上述事实有闫某1、闫某2提供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借款凭证》、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账凭单、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单、河套农村商业银行（回单）、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吕红生的询问笔录、《催款通知书》、证人刘某2；被告提供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两份、法院质证笔录、巴彦淖尔市昌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在其经营过程中上传给市金融办监管系统中的合同数据单、法院向吕红生作的询问笔录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在吕红生、李某1未履行义务的情况下，闫某1、闫某2持借款人吕红生签字捺印，担保人李某1签字捺印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向保证人李某1主张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其诉讼主体适格。李某1在吕红生、闫某2持有的空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担保人处签名捺印，是出于对借款人吕红生的充分信任，吕红生在法院向其询问时亦认可是自己持《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向闫某2借款1000万元，在给闫某2出具1000万元借款凭证后，闫某2分8次安排人员给吕红生或吕红生指定的收款人实际转款计982万元，因该笔借款的数额巨大，款项来源存在从多个渠道筹备的可能，但多渠道筹备款项并不影响吕红生借款、李某1担保的事实，故应认定《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履行了出借款义务，借款人、担保人应当履行还款、担保义务。《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中约定“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担保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在借款人吕红生未按期还款情况下，闫某1、闫某2要求李某1承担担保责任符合合同约定；李某1在《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担保人处签名捺印时未对借款金额予以明确，自己存在过错，出借人闫某2、闫某1对此并无过错，该担保行为应视为对吕红生实际借款额的担保，故闫某1、闫某2的债权权利应受到保护，李某1应承担民事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李某1担保行为所负的债务，不是用于其与胡某的夫妻共同生活中，且胡某也没有从该担保行为中获得利益，故不属于李某1与胡某的夫妻共同债务，闫某1、闫某2要求胡某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闫某1、闫某2要求李某1按月息3分计算承担利息，该利息的请求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其利息的承担应按年利率24%计付，超额部分不予支持。故闫某1、闫某2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闫某1、闫某2借款本金982万元及利息（其中485万元从2012年3月17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清款之日止；400万元从2012年3月26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清款之日止；97万元从2012年4月28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清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闫某1、闫某2对被告胡某的诉讼请；三、被告李某1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借款人吕红生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800元，由原告闫某1、闫某2负担3900元，由被告李某1负担89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李某1负担。二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双方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二审中李某1对管辖权不再上诉。经二审审理查明：关于582万元借款，一审审理时闫某1曾陈述：吕红生向我借款，我在外地，我委托我哥让吕红生在借款手续上签字，我同意补签，钱是我打给我哥，由我哥转给吕红生。又陈述：合同是委托闫某2办理，款是原告的妹妹沈艳霞收的，再转给吕红生，原告如何将钱给沈与本案无关。沈艳霞庭审中陈述：我是昌融公司的出纳，该5笔款是闫某1、闫某2个人款项，但款在我个人账户中存的了，这5笔款的转入我账户时都是从闫某1、闫某2转入我的账户中。周利军陈述：闫某1与昌融公司没有关系，昌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闫某2，是闫某1的哥哥，我与闫某1是朋友关系。闫某1、沈艳霞给我打款，我再给吕红生或者葛鹏、吕凤芩转款，昌融公司转给吕红生、吕凤芩各200万元也是借款中的一部分。二审中其又陈述：：钱是闫某2安顿给我卡上打钱呀，从网银转过来50万元，从个人账户转给我25.6万元，我给葛鹏转过去了。这笔钱的来源不清楚。我是昌融小额贷款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2、本案主体是否适格。一、关于是否重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与2013年闫某1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相比较：从案件当事人来看，本案原告为闫某2与闫某1，上案仅为闫某1；本案被告为李某1与胡某，上案为吕红生及李某1与胡某，当事人并不相同。从诉讼标的来看，本案为保证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争议，上案为民间借贷关系项下借款人还款义务的履行，诉讼标的也不相同。从诉讼请求来看，本案系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上案为请求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请求事项亦不相同。另外，闫某12013年提起诉讼，被裁定驳回起诉，因借款人吕红生涉嫌经济犯罪，从裁判结果来讲，驳回起诉仅系程序上的处理，实质涵义是指不符合起诉条件，并非是对案件的实体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院（2018)内08民终773号民事裁定是将案件指令临河区法院继续审理，而非发回重审。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二、关于本案主体是否适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2条高利转贷规定：“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第53条职业放贷人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认定无效。”根据上述法律及规定并结合本案事实认定：闫某1认可在办理诉前保全时提供没有签字的复印件，立案时也提供没有签字的复印件，此签字是在立案时签在保证合同原件上及借款凭据原件上。故在签订《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时闫某1并未在现场，也未签字。在第一次闫某1起诉吕红生、李某1案中，并未陈述闫某2也是借款主体。而吕红生一直陈述其向闫某2借款及向昌融公司借款，并不认识闫某1。一审中刘某1也陈述400万元借款是昌融公司给吕红生出借，之后在公司散伙时归结到闫某2名下，但没有书面证据证实公司是否散伙及如何结算的依据。故本案从昌融公司出借的400万元出借主体应该是昌融公司。另外582万元借款，通过在案卷宗显示，昌融公司的出纳沈艳霞和办公室主任周利军作为工作人员，其所陈述的款项来源相互矛盾，闫某1所陈述的款项来源也自相矛盾。且闫某1、闫某2均未能提供其转给沈艳霞、周利军及昌融公司款项的证据。沈艳霞及周利军也未陈述是其个人款项出借给闫某1及闫某2，又转借给吕红生及其他债权债务转让的情形，因此，对于该案中的582万元的借款，闫某1、闫某2均不能提供其来源。本案是否存在高利转贷行为，闫某1、严海生在不能提供借款系其自有资金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二人为本案的借款主体。综上所述，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2018）内0802民初553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闫某1、闫某2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退还闫某1与闫某2，李某1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毛爱萍审判员 杜 彬审判员 韩 姣 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力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