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2民终22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梓铭，男，1966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祖源，男，196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胜，男，197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现于韶关市戒毒所强制戒毒。原审被告：黄时乐，男，196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原审第三人：付品华，男，1975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上诉人朱梓铭因与被上诉人付祖源、张国胜，原审被告黄时乐及原审第三人付品华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乐昌市人民法院（2018）粤0281民初1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梓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张国胜向付祖源偿还挖机租金及利息；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付祖源、张国胜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朱梓铭与付祖源无任何关系，不存在债权债务纠纷。付祖源的挖机不是朱梓铭、黄时乐或沙场派出的管理人员租用的。对付祖源与张国胜签订的结算单，朱梓铭不知情，朱梓铭对该份结算单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即使该份结算单是真实的，也是付祖源与张国胜俩人之间的关系，与朱梓铭无关。一审庭审过程中，付祖源确认结算单中的“欠刘工资2000元”是张国胜欠下的钱，付祖源帮张国胜垫付了，据此可证明该份结算单是付祖源与张国胜之间的交易。二、一审判决认定张国胜是沙场员工，其签订结算单是职务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张国胜是付品华派来协调沙场与村民关系的，工资由沙场支付，但张国胜无权参与沙场的经营管理，不是沙场员工。朱梓铭与张国胜、付品华之间已清算完毕，无债权债务纠纷。《合作协议》中已明晰了各方的职责，张国胜的行为属越权和违规，其超出职权范围的行为应由其本人负责，付祖源主张的挖机租金应由张国胜偿还。付祖源辩称，其只想收回租金。张国胜、黄时乐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二审庭询，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及证据。付品华未陈述意见。付祖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国胜、朱梓铭、黄时乐向付祖源偿还挖机租金83700元及利息（利息以拖欠租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6年10月24日起计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张国胜、朱梓铭、黄时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20日，付品华（甲方）与朱梓铭、黄时乐（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付品华以每年20万元的价格将位于乐昌市大源镇沙罗坝沙场和上下1000米所有的沙坝交给乙方朱梓铭、黄时乐经营；乙方经营期间，甲方负责协调当地政府以及村民的关系，保障沙场能够正常运营。沙场经营期间，朱梓铭、黄时乐聘请了刘石祥做沙场管理者，付品华为协调当地村民关系，介绍了张国胜到沙场工作，工资由沙场支付。2009年至2010年7月期间，付祖源经朋友介绍，提供了一台挖机为朱梓铭、黄时乐的沙场进行工作。因挖机租金长期未结，2011年1月30日，付祖源要求当时在沙场工作的张国胜出具了一张结算单，内容：“2009年挖机租金20000元，2010年5月19日结算欠40000元，欠刘工资2000元，共62000元。5月20日至7月14日（中途停10天）共33700元，挖机3000元，共98700-15000=83700元。”张国胜在经手人处签名确认。付祖源称15000元已经支付，故在结算中予以扣除。庭审过程中，付祖源确认结算单中的“欠刘工资2000元”是张国胜欠下的钱，其帮张国胜垫付了。原一审过程中，付祖源称，在沙场工作期间，只见过张国胜，故此在原一审中只起诉了张国胜，要求其支付相关费用。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将付品华、朱梓铭和黄时乐列为本案第三人。案件审理过程中，付祖源向一审法院递交了《追加被告申请书》，要求追加朱梓铭、黄时乐为被告，并共同偿还其挖机租金83700元、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起到还清全部租金之日止，按24%的年利率计算）以及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朱梓铭确认沙场是由其和黄时乐共同经营，原一审中张国胜提交的《合作协议》也可以佐证，故此，一审法院确认涉案沙场的经营者为朱梓铭和黄时乐。对于付祖源的挖机租金应该由谁偿还的问题，本案第一次庭审过程中，朱梓铭答辩时表述：“被告张国胜是付品华请过去协调工作的，工资由沙场支付”。虽然其在第二次庭审中表述为：“我们没有给过他发工资……”但是，一审法院结合庭审情况、证据以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张国胜为朱梓铭、黄时乐沙场的员工，张国胜所签结算单为职务行为，相关权利义务由黄时乐、朱梓铭承担，付祖源主张张国胜支付挖机租金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结算单中“欠刘工资2000元”，付祖源确认是帮张国胜个人垫付的费用，此费用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付祖源可另行主张，故挖机租金为81700元。黄时乐、朱梓铭应共同偿还付祖源挖机租金81700元。关于付祖源主张利息问题。付祖源与朱梓铭、黄时乐、张国胜没有对利息及给付期限进行约定，本案为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为有偿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之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付祖源请求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超出了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确定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为年利率7.125%。付祖源主张从起诉之日起即2016年10月24日开始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8）粤0281民初1644号民事判决：一、朱梓铭、黄时乐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挖机租金81700元及利息（以本金81700元从2016年10月24日起按年利率7.125%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给付祖源；二、驳回付祖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92元，由付祖源负担45元，由朱梓铭、黄时乐负担1847元。保全费920元由付祖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仅针对朱梓铭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朱梓铭应否向付祖源支付挖机租金81700元。关于朱梓铭应否向付祖源支付挖机租金81700元的问题。朱梓铭认为张国胜并非其聘请的员工，其出具结算单的行为不能代表沙场经营者朱梓铭、黄时乐，涉案挖机租金应由张国胜清偿。对此，本院认为，付祖源将其所有的挖机提供给涉案沙场使用，虽双方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但不论是张国胜还是沙场经营者朱梓铭，均未否认涉案沙场使用了付祖源的挖机。现付祖源依据张国胜出具的结算单主张挖机租金，在张国胜、朱梓铭、黄时乐均未就租金标准、拖欠租金的数额等事项提出异议或提供足以推翻该结算单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张国胜出具的结算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张国胜出具该结算单的性质，朱梓铭称张国胜并非沙场员工，但其未否认涉案挖机在沙场作业期间，张国胜确在沙场工作、工资由沙场支付。对于持续在沙场工作的张国胜，付祖源有理由相信其有权对挖机工作时长和结算款金额予以确认。从本案证据及现已查明的事实来看，亦未显示张国胜出具结算单的行为恶意损害了沙场利益。故，作为沙场经营者的朱梓铭、黄时乐应对沙场工作人员张国胜出具结算单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在扣除张国胜个人拖欠付祖源的2000元后，认定朱梓铭、黄时乐应向付祖源支付挖机租金81700元及按年利率7.125%计算逾期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朱梓铭的该项主张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朱梓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2.5元，由朱梓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焦晓巍审 判 员 神玉嫦审 判 员 赖洁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美园书 记 员 李馨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