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4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丽，女，197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兰根，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圣安迪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稔海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126K。法定代表人：周锦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霞，广东瀛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炽鹏，广东瀛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山市嘉美之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绩东一万和工业区万寿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59E。法定代表人：黄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兰根，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丽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圣安迪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安迪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中山市嘉美之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之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9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黄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圣安迪公司的全部诉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应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庭审时，圣安迪公司称涉案质量保证金10万元系双方往来货款转为质量保证金。事实上，黄丽于2008年后只受让“江门嘉美厂”的企业名称。圣安迪公司主张的质量保证金10万元实为赵杰峰经营“江门嘉美厂”期间产生的货款，只是两张收据于2009年4月20日、2009年5月23日出具而已，与黄丽无关。其次，涉案质量保证金10万元的两张收据出具时间在2009年4-5月期间。在质量保证金收据形成后，圣安迪公司从未就质量保证金10万元向黄丽及江门市蓬江区荷塘嘉美照明电器厂（以下简称江门嘉美厂）提出任何权利。圣安迪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起诉至法院，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1.按照合同法规定，本案涉及的质量保证款必然在产品无质量问题或者交易结束后便成就退还。2.一审庭审时，圣安迪公司称10万元质量保证金原是江门嘉美厂拖欠其的货款，2009年黄丽和圣安迪公司说明该10万元货款转为质量保证金，交易结束后产品无质量问题时再退还。3.一审庭审中，圣安迪公司称曾多次催促归还保证金，但又不能说清具体时间，事实上，江门嘉美厂于2011年3月份之后便未与圣安迪公司来往，2014年3月19日江门嘉美厂注销工商登记。4.圣安迪公司与嘉美之光公司存在其他交易往来，但江门嘉美厂、嘉美之光公司的经营地址、收货地点均不同。因此，圣安迪公司在2014年已明确知悉其与江门嘉美厂的交易往来已结束，故诉讼时效应当从江门嘉美厂注销登记之日（2014年3月19日）起计算。二审庭审中黄丽补充事实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对保证金的退还未约定履行期限错误。事实上，双方对于保证金的退还已约定履行期限。1.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三页圣安迪公司明确提出2009年黄丽与圣安迪公司说明10万元货款转为质量保证金，交易结束后产品无质量问题再退还；2.一审庭审第一次笔录第十页法庭询问圣安迪公司关于黄丽提出超过诉讼时效有何意见，圣安迪公司表示双方的交易一直持续到2016年5月28日，应当由2016年5月28日向后退三年，诉讼时效截止日2019年5月28日，由此可看出虽双方对交易结束的具体时间存在分歧，但双方对于黄丽退还保证金有约定履行期限即为交易结束后无分歧，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的核心应在于查明双方交易结束的时间。圣安迪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圣安迪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对诉讼时效作出回应，一审判决也进行了详细说明。嘉美之光公司的意见与黄丽的上诉意见一致。圣安迪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黄丽向圣安迪公司支付货款15298元、退还保证金10万元及利息（以11529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6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货款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门嘉美厂成立于2005年10月19日，属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黄丽。2006年5月29日，该厂因转负责人而注销。同日，江门嘉美厂又由案外人赵杰峰注册成立，属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赵杰峰。2008年2月26日，赵杰峰与黄丽签订《企业名称转让协议书》，将江门嘉美厂的企业名称转让给黄丽。2008年2月28日，黄丽投资设立江门嘉美厂，属个人独资企业，登记投资人为黄丽。2008年4月8日，赵杰峰名下的个体工商户江门嘉美厂注销。2014年3月19日，黄丽名下的个人独资企业江门嘉美厂注销。嘉美之光公司系黄丽投资经营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23日。黄丽系该公司登记的唯一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圣安迪公司与江门嘉美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圣安迪公司向江门嘉美厂供应灯饰配件。2009年4月20日，江门嘉美厂向圣安迪公司出具收据1份，确认收到圣安迪公司质量保证金5万元。同年5月23日，江门嘉美厂又向圣安迪公司出具1份确认收到圣安迪公司质量保证金5万元的收据。2018年7月24日，圣安迪公司提交上述两份收据和3张发货单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黄丽退还上述质量保证金并支付拖欠的货款15298元及相应利息。该3张发货单记载的日期分别为2016年4月8日、同年5月14日和同年5月28日，收货单位均为“中山嘉美”，金额分别为30元、14868元和400元。其中，2016年4月8日的发货单无收货人签名，但记载了顺丰单号；同年5月14日和同年5月28日的发货单分别由罗健祥和“炎”签收。圣安迪公司称，上述10万元质量保证金原是江门嘉美厂拖欠圣安迪公司的货款，2009年黄丽和圣安迪公司说明该10万元货款转为质量保证金，交易结束后产品无质量问题时再退还。其与江门嘉美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系应江门嘉美厂的要求将上述3张发货单上的货物交付至嘉美之光公司，故应由江门嘉美厂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黄丽对圣安迪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上述质量保证金欠款发生在赵杰峰经营江门嘉美厂期间，与黄丽无关，且该债权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3张发货单项下的货物买方系嘉美之光公司，而非江门嘉美厂或黄丽。为此，黄丽提交了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委托代理合同和发票等证据，拟证明江门嘉美厂系赵杰峰经营的个体工商户。黄丽还提交了OEM产品报价表、嘉美之光公司的入仓单和其与圣安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锦垣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圣安迪公司与嘉美之光公司于2011年3月1日开始业务往来，嘉美之光公司尚欠圣安迪公司货款9802元。OEM产品报价单由圣安迪公司与嘉美之光公司于2011年4月25日签署，载明从2011年3月1日订单开始执行。黄丽与圣安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锦垣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是双方对账和催收货款的内容。两张嘉美之光公司的入仓单系该公司单方制作，并无对方签名。圣安迪公司对上述OEM产品报价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其与黄丽的“嘉美”公司交易过程中并未严格区分江门嘉美厂和嘉美之光公司。圣安迪公司对黄丽提交的两张入仓单不予确认，对微信聊天记录予以确认，确认黄丽尚欠圣安迪公司货款9802元。嘉美之光公司对圣安迪公司提供的3张发货单予以确认，确认其系买方，并称该3张发货单货款共计15298元，扣减退货306元和2017年1月23日支付的货款1万元后，其尚欠圣安迪公司该3张发货单项下的货款4992元。一审法院认为，圣安迪公司提交的两份收据黄丽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该两份收据显示，圣安迪公司于2009年4月20日和同年5月23日向江门嘉美厂支付了共计10万元的质量保证金。一审法院依据江门嘉美厂的工商登记资料查明此时的江门嘉美厂系黄丽投资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案外人赵杰峰名下的个体工商户性质的江门嘉美厂早已注销。据此可以认定系黄丽在经营江门嘉美厂期间收取了圣安迪公司支付的涉案10万元质量保证金。黄丽辩称收取该10万元质量保证金时江门嘉美厂系赵杰峰经营，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并无证据显示圣安迪公司与江门嘉美厂明确约定了返还质量保证金的条件和期限，故圣安迪公司有权在双方结束交易后随时要求江门嘉美厂予以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圣安迪公司要求江门嘉美厂或在江门嘉美厂注销后要求该厂的投资人即黄丽返还上述质量保证金的诉讼时效应从圣安迪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其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算。黄丽辩称圣安迪公司的该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的规定，圣安迪公司诉请黄丽返还该10万元质量保证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丽未及时返还该质量保证金给圣安迪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圣安迪公司诉请黄丽支付相应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该利息应自圣安迪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其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算。圣安迪公司诉请自2016年6月1日起算，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圣安迪公司提交的3张发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为“中山嘉美”，发货时间为2016年4月和5月，而江门嘉美厂早已于2014年3月注销，且嘉美之光公司亦认可其系该3张发货单项下的买方，据此足以认定该3张发货单项下的买方系嘉美之光公司，而非江门嘉美厂。黄丽的相关抗辩意见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圣安迪公司诉称其系应江门嘉美厂的要求将上述货物交付至嘉美之光公司，但当时江门嘉美厂已经注销，且其亦未提供证据证实系黄丽以其个人或江门嘉美厂的名义向圣安迪公司购买上述货物，并要求交付至嘉美之光公司，故圣安迪公司诉请黄丽支付涉案3张发货单项下的货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圣安迪公司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理据不足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黄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圣安迪公司返还质量保证金1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实欠质量保证金的数额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24日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圣安迪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34元，财产保全费1154元，合共3988元，由圣安迪公司负担668元，黄丽负担3320元；该款已由圣安迪公司预交，黄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迳付3320元给圣安迪公司。二审期间，黄丽提交五张收款收据，拟证明自2011年3月1日开始，圣安迪公司都是与嘉美之光公司发生交易往来，江门嘉美厂与圣安迪公司未再发生交易往来。案涉货款应该是由嘉美之光公司支付，且黄丽与圣安迪公司的交易结束时间是2011年3月。圣安迪公司没有新证据提交，其质证称：确认收据的真实性，但不确认证明内容。圣安迪公司已在一审表示双方交易以及与江门嘉美厂的交易都是与黄丽进行的，黄丽使用的品牌一直是嘉美之光，所以收据都会写嘉美或嘉美之光，几张收据无法反应真实的交易主体，故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故本案争议焦点为：圣安迪公司关于要求黄丽退回质量保证金10万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黄丽一方面否认以个人或江门嘉美厂的名义分别于2009年4月20日、5月23日收取了10万元质量保证金，又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显然自相矛盾，而圣安迪公司提交了收据原件，该两张收据的真实性黄丽予以确认，收据上加盖江门嘉美厂的财务专用章，且案外人赵杰峰经营的江门嘉美厂于2008年4月8日注销，故关于该两张收据款项并非其收取的辩解，本院不予以采信。关于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应在坚持诚信、更好地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有关诉讼时效条款的相关精神，按照“从旧兼从长”的原则确定《民法总则》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溯及力问题。即：权利人之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已经届满的，义务人已经确定取得了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该抗辩权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消灭。但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在2017年10月1日尚未届满的，义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系在《民法总则》施行后产生，基于新法施行及新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等因素考虑，此时《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应产生溯及力，不再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双方自2006年始已有交易往来，持续交易长达十余年，期间虽然黄丽个体经营的江门嘉美厂历经注销登记、受让企业名称、再登记设立江门嘉美厂个人独资企业、再注销以及再设立嘉美之光公司，但登记字号及企业名称中均含有“嘉美”字样，经营者或法定代表人均为黄丽，双方也确认交易中主要由黄丽进行联络沟通。黄丽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江门嘉美厂注销后及成立嘉美之光公司后告知对方交易主体的变化或变更。从交易的连续性、稳定性及联络对象的单一性来看，也不能苛求圣安迪公司能自主发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算。本案关于质量保证金的退回条件双方的陈述基本一致，即“交易结束后产品无质量问题”。故对“交易结束”的认定是关键。基于前述双方长期形成的交易习惯、交易对象的持续性，圣安迪公司提交的3张送货单最后日期为2016年5月28日，圣安迪公司应自该日期起知道双方交易结束，即诉讼时效自次日即2016年5月29日起算，至我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即2017年10月1日，显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圣安迪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亦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故黄丽关于已过法定诉讼时效的抗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现双方交易已结束，黄丽并无证据证明圣安迪公司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故收取的质量保证金应予退还。一审判决黄丽返还该质量保证金及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但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取消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并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此后有关同期贷款利率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本院对一审判决中的利息表述部分予以调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原审判决的判项表述修正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91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91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黄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佛山市顺德区圣安迪电气有限公司返还质量保证金1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黄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阮碧婵审 判 员 伍青花审 判 员 蔡惠群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皓晖书 记 员 刘梦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