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1民终18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宁市信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金浦路**金湖帝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6976049701。 法定代表人：陈贞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宁，广西锦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中泰路9号天健·国际公馆A座20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564008657W。 法定代表人：戴育云，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15-1号现代·国际13层1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7451191881。 法定代表人：戴焜，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堃，女，197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育云，男，197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业英，女，1940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莫丽秋，女，197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建家，女，195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育卿，女，1982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文华，女，1978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育辉，男，197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原审被告：戴华，男，196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以上十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顺，广西程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十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潇莉，广西程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宁市信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公司”）、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5民初2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信义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在违法减资范围内对四方公司应偿还和支付信义公司的借款本金及应付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方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违法减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在减少资本时必须通知已知债权人，并在报纸上公告，通知行为与公告行为是并列的，两者皆为公司减资的必经程序。实际上，信义公司从未收到四方公司的口头或书面通知，而四方公司主张已经履行通知义务，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方未就减资事宜通知信义公司，直接在报纸上发布减资公告，剥夺了信义公司在四方公司减资前要求其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权利。之后，被上诉人向金融管理部门提交公司零债务的虚假材料，骗取同意其减资的批文，领取新的经营许可证，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从而完成减资。被上诉人方减资程序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仅以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业务联系密切，信义公司未能要求四方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来推断四方公司已将减资情况口头通知信义公司较为可信，与事实不符。（2）一审法院认为四方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高于信义公司的债权金额，四方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显示其有资产余额78156977.7元，对信义公司具备偿债能力，与事实不符。公司的注册资本是股东对公司的投入资本，用于生产经营，不等同于可实际用来偿还债务的能力，偿债能力要看公司经营成果。四方公司一审提交的是审计报告复印件，未能提供原件，信义公司也未对该证据进行质证，故审计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四方公司没有偿债能力，其违法减资的行为已将公司掏空。理由如下：（1）在诉讼过程中，信义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四方公司进行财产保全，经调查后发现，四方公司名下仅有十几平米的房产，且处于被查封的状态，此外无任何其他财产可保全，实为空壳公司。四方公司资产已被通过违法减资行为抽逃至其股东名下，诉讼保全到的财产基本都是减资股东的名下财产，被上诉人方通过减资，从而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明显。（2）被上诉人方提供的审计报告正好能证明其不具备偿债能力。首先，审计报告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其内容是2017年度的审计报告，用于证明公司在2018年度、2019年度具备偿债能力是不科学的。其次，资产负债表显示四方公司2017年度的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不足以支付该年的职工薪酬，七千多万元的应收贷款和应收利息都是烂账，通过诉讼也无法追回。第三，股东权益表显示的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都不是现实的资产，均为虚数，不能构成偿债能力。第四，资产负债表显示，四方公司23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已被法院查封了。第五，四方公司应收贷款七千多万元，2017年度利润仅为118万元左右，本案本息500多万元债务，加上四方公司与信义公司的其他案件，总计尚欠信义公司本息3000多万元，四方公司根本无法偿还尚欠信义公司的债务。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认为在公司确定已知债权人的情形下未履行通知义务进行减资，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股东与债权人之间无直接法律关系，只有在公司财产无法清偿债务时才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该解释第十三条的适用对象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而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股东均已实际出资，但未尽到维持公司注册资本充实的责任，本案不应适用该解释第十三条。（2）四方公司未将减资事项通知已知债权人，该情形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实质以及对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影响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应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3）抽逃出资的股东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为法定责任，即《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产生该责任的条件为股东出现抽逃出资的行为，即使公司具备偿债能力也并不能免除股东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定责任。（4）本案中，四方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从根本上损害其偿债能力，且其未直接通知信义公司的行为剥夺了信义公司要求四方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权利。尽管减资及通知行为的主体为公司，但公司是否减资以及如何减资系股东会决议的结果，股东会决议结果则又完全取决于股东的意志，股东对公司减资的法定程序及后果亦属明知，公司办理减资手续需股东配合，履行公司通知义务股东亦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故股东的违法过错行为直接侵害了信义公司的权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四方公司等十个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信义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四方公司的任意股东均无需承担本案诉争借款的任何法律责任，理由如下：1．案涉《企业保证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是无效的。本案借款并未在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之间发生，根据一审信义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本案500万元借款流进和流出的账户均为私人账户，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及广西金融办的文件，任何小贷公司如果与另一小贷公司进行资金拆借，首先必须报广西金融办批准，在备案之后才可进行资金拆借。而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均未向广西金融办提交相应的材料报备及申请批准手续，因此信义公司的行为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五款的规定，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致使合同无效；2．信义公司要求四方公司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所依托的事实主要为公司的减资行为没有书面通知上诉人，四方公司认为减资行为已经尽到通知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减资有两种方式履行通知义务，第一种是减资决议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第二种是在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这两个通知方式互相弥补，都是为达到通知的效果，所以四方公司采取在报纸上公告的方式即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信义公司主张四方公司在减资时做了虚假的材料以及未向金融办反映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之间债务的行为属于违法减资，其实四方公司在减资时已向广西金融办提出申请，履行了相应的手续和进行减资，因此信义公司的主张并不属实。为查清事实，四方公司申请法院调取信义公司向金融办所做的关于本案借款的会计报表、备案登记等材料，实际上信义公司向广西金融办报备的是个人资金借贷，而非两个公司之间的拆借，四方公司报备的资料同样也是如此；3．虽然四方公司表面上与信义公司签订资金拆借合同，但是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信义公司所提交的银行流水，还有信义公司向广西金融办报备的资料同时还有双方签订合同的条款明确提到借款的用途来看，四方公司并不是本案借款的真实主体。 原审被告戴华述称的意见与四方公司等十个被上诉人的意见一致。 上诉人信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四方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2．四方公司向信义公司支付借款利息（利息计算方法：2016年2月前利息四方公司已付清，2016年3月后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按月利率2%计取，利息暂计至2018年3月为144万元）；3．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在非法减资范围内对四方公司应当偿还和支付信义公司的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应付利息向信义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对四方公司应当偿还和支付信义公司的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应付利息，以减少资本金之前的投资额为限，对信义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戴育云对富林公司、黄堃、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的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承担信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148000元；7．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四方公司、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均为小额贷款公司，双方的经营范围均为：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双方之间的业务联系密切。2014年5月20日，信义公司作为甲方与四方公司（乙方）签订《企业借款保证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借款期限为5个月，乙方承诺合同项下借款仅限用于资金周转，合同项下借款利率为月息2.3%，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还约定“因乙方违约，甲方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催收费用、鉴定费、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由乙方承担”。当日，信义公司通过指定的账户向四方公司指定账户转款500万元。2016年7月28日，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签订《企业借款保证合同补充协议》，内容有：“甲乙双方2014年5月20日签订《企业借款保证合同》，甲方向乙方发放贷款人民币伍佰万元，借款期限五个月。因乙方向第三方发放贷款没有按期收回所以导致乙方向甲方还款逾期，双方协商补充协议：一、乙方已向甲方归还企业保证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乙方确认结欠甲方企业保证借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未归还；二、乙方已按照《企业借款保证合同》向甲方支付2014年5月20日至2016年2月利息共计人民币贰佰肆拾壹万伍仟元；三、乙方结欠甲方2016年3月至2016年7月利息未付；乙方计划于2016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利息，先还本金后付利息，同时乙方向甲方还清借款本金前，乙方以欠付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3月开始按照2%每月向甲方支付的利息”。此后，因四方公司未再偿还借款本金和支付利息，信义公司诉至本案，形成本案的诉讼。信义公司起诉时委托广西锦康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支出代理费148000元。 四方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28日，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一亿元，法定代表人为戴育云，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均为四方公司的股东。2016年5月31日，戴华将其持有的四方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戴育辉。2016年11月10日，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召开公司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6000万元。同日，四方公司在《广西日报》发布减资公告。2016年12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复同意四方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减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减至4000万元，其中富林公司减资4100万元，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各减资200万元，戴育辉减资500万元。2017年3月29日，四方公司办理了新的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许可证，公司的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 四方公司对其资产进行审计，广西同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四方公司的资产2017年12月31日期未余额为78156977.7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签订《企业借款保证合同》、《企业借款保证合同补充协议》的内容，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形成借贷关系，四方公司尚欠信义公司借款本金300万元未偿还，信义公司起诉要求四方公司偿还尚欠的300万元借款本金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予以支持。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在《企业借款保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了利息及利息的计算方法，四方公司逾期未偿还借款，四方公司应向信义公司支付利息，四方公司向信义公司支付的利息计算为：以尚欠本金3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按月利率2%计取，暂计至2018年3月为144万元。四方公司提出2016年2月之前的利息超出法定四倍利率，应当返还超出利息的主张，从双方《企业借款保证合同》的内容看，虽然合同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2.3%，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借款期限5个月，但双方在《企业借款保证合同补充协议》中确认四方公司支付2016年2月前的利息为241万元，四方公司支付利息是按月利率2.3%计取的，未超过年利率36%，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不予支持。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签订的《企业借款保证合同》中约定四方公司发生违约行为时同意信义公司向其追索代理费，信义公司提供了律师代理费发票，信义公司委托的律师也出庭参加了诉讼，诉讼中四方公司对支付信义公司的律师代理费148000元也不持异议，因此，信义公司关于四方公司应向其支付148000元律师代理费的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予以支持。 关于四方公司的股东（即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是否应对四方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上述法条和司法解释可知，公司在减少注册资本时，其债权人是确定的，公司没有履行通知义务，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责任的性质属于侵权赔偿责任，由于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只有在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即瑕疵减资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结果时，债权人方能请求股东承担赔偿责任。不当减资造成的债权无法全额受偿的风险，仅仅是潜在的可能，在减资后的公司财产依然足够偿债的情况下，这种潜在的可能便不会实际发生。因此减资股东向债权人赔偿损失的范围，限于减资后公司财产不足偿债的部分，责任性质是补充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本案中，鉴于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业务联系密切，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于2016年7月28日签订《企业借款保证合同补充协议》，认可了四方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前偿还本案债务，四方公司的减资决议在公告后四十五日内，信义公司也没有要求四方公司清偿本案债务或提供担保等情况，四方公司关于已将减资情况口头通知了信义公司的陈述较为可信。且信义公司的债权为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四方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远大于四方公司的本案债务。根据四方公司的审计报告显示，四方公司的资产2017年12月31日期未余额为78156977.70元，远多于四方公司的本案债务，四方公司对本案债务有偿债能力，信义公司于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四方公司没有偿还本案债务的能力。综上，四方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大于其在本案中的债务，且提交证据证明其对本案债务有偿还能力，信义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四方公司减资时未通知，也没有证据证明四方公司没有偿还本案债务的能力。故对信义公司关于四方公司的股东（即富林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戴华）对四方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的主张均不予支持。判决：一、四方公司偿还信义公司借款本金300万元；二、四方公司向信义公司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以尚欠借款本金3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至实际清偿之日，按月利率2%计取）；三、四方公司向信义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148000元；四、驳回信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504元，公告费350元，保全费5000元，由四方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四方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意见》，证明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签订的《企业借款保证合同》未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金融工作办公室审核批准，合同无效；2．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及通函拆借台账复印件，证明2012年至今，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信义公司对减资是知情的。 本院组织上诉人信义公司与被上诉人四方公司进行了质证，信义公司认可四方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四方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予以采纳，但该证据是否能支持四方公司的主张，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评述。鉴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本院向广西区金融办发函询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同业资金拆借的申请程序以及相关规定，广西区金融办回函答复：“一、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意见》（桂政发【2012】58号）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之间可进行资金调剂拆借，但需经我局审核同意，该程序为必备程序。二、小额贷款公司同业拆借申请材料由申请单位提供，拆借金额、利率执行及资金用途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2008]2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桂政发[2009]7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指导意见》（桂金办发[2009]14号）等有关文件规定。三、2014年5月20日之前，南宁市信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500万元资金拆借，我局未收到相关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借款合同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二、被上诉人四方公司减资是否依法有效的履行了通知义务？其股东应否就减资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企业借款保证合同》、《企业借款保证合同补充协议》均加盖有信义公司与四方公司的公章以及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可以认定订立合同为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双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指定银行收款账户进行发放借款和接收还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至于四方公司称案涉合同由于未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广西区金融办”）审核批准，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合同应属无效。考察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拆借需报批备案的法律依据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意见》的法律位阶，该《意见》为自治区政府发布的管理性、指导性规定，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范畴，虽然本案两家小贷公司进行资金拆借均未向广西区金融办申请审核批准，违反了该《意见》的有关规定，但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案涉合同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四方公司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四方公司尚欠信义公司借款本金30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借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以3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6年3月至四方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需要书面通知债权人并且在报纸上公告，同时满足两种通知方式，才属于完全履行通知义务。本案中，四方公司减资的行为仅采用报纸公告的方式，并未书面通知债权人信义公司，属于履行通知义务不当，导致信义公司对四方公司的减资行为未及时知晓，丧失了要求四方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虽然四方公司主张与信义公司一直保持密切合作，但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并不能免除减资行为所产生的通知义务，故信义公司要求四方公司的股东在公司减资范围内对尚欠借款本金和应付利息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5民初255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 二、撤销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5民初255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三、被上诉人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在被上诉人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减资范围内对尚欠上诉人南宁市信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本金300万元及支付利息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案件受理费43504元、公告费35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504元，由被上诉人南宁市四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黄堃、戴育云、刘业英、莫丽秋、袁建家、戴育卿、陆文华、戴育辉共同负担。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或与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若鹏 审 判 员 覃 斯 审 判 员 罗 晖 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 法官助理 蓝 凯 书 记 员 甘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