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陕01刑再1号原公诉机关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原审被告人邵俊忠，男，1960年7月3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系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唐延路派出所民警，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2005年3月9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7日被依法逮捕，2005年6月13日被取保候审。2005年6月10日被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原审被告人邵俊忠徇私枉法罪一案，本院于2005年9月19日作出的(2005)西刑二终字第91号刑事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邵俊忠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陕刑申24号再审决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钟某、曹某出庭履行职务，被告人邵俊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003年12月22日，被告人邵俊忠在本市雁塔区甘家寨村守候并抓获了涉嫌持有假币的张某，当场查获假币609张，面值34420元，随后将该张带回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唐延路派出所进行审查，张某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次日被告人邵俊忠遂指使白俊杰违背事实给张某做了一份张持有假币9张面值900元的虚假笔录。之后向派出所所长王某作了汇报并建议对张某作治安处罚。取得同意后即让张某与其家属联系交纳罚款事宜。12月24日被告人邵俊忠在先后两次收取张某的姐夫代均理交来的7万元之后将张某释放。同年12月26日被告人邵俊忠仅将其中的2万元上缴派出所内勤何永刚处。2004年8月12日张法兵又因运输假币307760元被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警队抓获。被告人邵俊忠获悉后才向所长王某说明真相，并给内勤何永刚交款3.5万元，剩余的1.5万元辩称用于办案公务支出。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被告人邵俊忠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赃款五万元依法没收，由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本院二审查明，邵俊忠在抓获张某后，将张某愿意协助抓获上下线的情况做了汇报，建议对张某先取保候审。王某同意并要求张某交纳保证金。后邵俊忠责令张某通知其亲属交纳保证金。12月24日张某亲属向公安机关交纳人民币7万元，邵俊忠又安排治安员让张某写出保证书后将其释放。但上诉人邵俊忠在释放张某之前，却按照治安处罚的具体规定，为张某制作了一份该张持有假币9张，面值900元的讯问笔录。后张某并未到公安机关办理正式取保候审手续，邵俊忠将此情况向王某汇报，王某指示邵俊忠安排警力抓捕。2004年8月张某再次因涉嫌犯贩卖假币罪被抓获归案。邵俊忠得知后，即将卷宗中的虚假讯问笔录撕毁，又利用提审张某之机，让张某在其补开的扣押5万元的清单上签字捺印。对扣押的7万元，邵俊忠将其中的2万元交给派出所内勤处。张某再次发案后，邵俊忠向内勤补交3.5万元，剩余的l.5万元经王某同意以办案公务支出由内勤核销。2004年10月19日，邵俊忠将扣押张某的34420元假币移送中国人民银行进行鉴定，并将张某的案件材料移交刑警队并案处理。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邵俊忠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诉，其行为巳构成徇私枉法罪。对辩护人提出邵俊忠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本案上诉人邵俊忠明知张某是有罪之人，虽然经王某同意将张某取保候审，但邵俊忠却查阅关于贩卖假币案件治安处罚规定，擅自为张某制作虚假的讯问笔录，此节王某并不知情。而张某也认为自己已经被作了治安罚款处理，这份笔录也导致当张某再次贩卖假币被抓获后，依此向公安机关进行狡辩，企图逃避法律制裁。当邵俊忠得知张某再次被抓，即将该份虚假讯问笔录撕毁。综上，上诉人邵俊忠主观上使张某不受追诉的故意明显，客观上实施了制作虚假讯问笔录的包庇行为．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关于徇私枉法罪的特征。故其辩护人提出的此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邵俊忠提出对张某做治安处罚是王某决定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持，应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邵俊忠犯徇私枉法罪的主要事实清楚、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邵俊忠再审称，检察院包庇王某，不向有关人员调查，用哄骗和威胁手段作假案，栽赃陷害我，法院腐败审判，层层保护。请求排除王某的关系，排除层层包庇，还我清白。还我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权利。一、公安机关没有办案经费常以罚款解决，本案也属此类。二、事实真相是案件是王某一手安排的，线人也是王某的，王某指示只要交钱就可以按照治安处罚处理，我是按照王某要求给张某做了900元笔录并放人的，在放人前我让张某写了保证书。后王某知道张某又被抓获，让我补齐钱送交检察院并撕掉900元笔录。案发后，王某让我不要牵扯他。三、雁塔检察院作假案。法院枉法裁判。不顾事实真相和何永刚的真实证言，不做调查，偷梁换柱，恶意栽赃陷害我，是对贪官的包庇。四、诸多证据明确指明王某贪污，法检两院熟视无睹。五、多年申诉上访无人能管。六、本案不符合徇私枉法罪要件，我不存在包庇，我只是执行决定和命令。再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所查事实属实。本院再审认为，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这两种表现都是徇私枉法的主观表现形式之一，既然刑法将徇私、徇情专门区别规定，那就是两种形式都可以构成，依据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徇私一般认为是徇私利，包括金钱、财物或者其他物质性、非物质性利益。徇情包括亲情、友情、爱情、乡情、色情等。本案中邵俊忠认为自己不认识张某，不存在徇情，但其也多次承认自己将张某案按照治安案件处理，就是为了搞罚款、弄些办案经费及提成，给所里搞福利，这情节也应属徇私的表现。其次，徇私有徇单位、小团体之私，也有个人之私。设立该项罪名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关对社会所进行的正常管理活动，考察的宗旨是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故无论司法工作人员是以国家机关名义徇单位、集体之私，还是徇个人之私，都是为了局部利益而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枉法行为，理应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刑事责任。邵俊忠再审认为，自己是受了王某的指示，执行王某的命令才将张某释放，但证据不足，且邵俊忠当时明知张某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却故意给张某另做了一份笔录，将假币数量从609张写成9张，使张某逃脱法律的制裁，正是这种伪造、篡改、隐匿证据的行为，使案件客观事实发生了变化，依据这些虚假证据和事实的刑事追诉、裁判或者不予追诉自然是枉法行为的客观表现。故是否存在王某授意或指使，不影响邵俊忠罪行的成立。至于王某是否够罪，是否应当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因本案当年检察机关只对邵俊忠立案侦查并起诉，即使王某构成犯罪，也应按照程序，调取证据，依法实施，另案处理。综上，原审被告人邵俊忠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在办理张某案件中，明知张某已经构成犯罪，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却出于私心，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使张某免受追诉，其行为已经构成徇私枉法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四条、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维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05）雁刑初字第123号刑事判决书和本院(2005)西刑二终字第91号刑事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车 宾审判员 王笑天审判员 张 磊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贾磊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