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11民初1407号原告：张瑞明，男，1989年10月3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策，辽宁典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三叶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1118568806H，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山西街**。法定代表人：林治玖，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超，男，系该公司工作人员，住大连市中山区。原告张瑞明与被告大连三叶食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日立案，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9）辽0211民初209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大连三叶食品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0日，该院作出（2019）辽02民终9120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辽0211民初2092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瑞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策、被告大连三叶食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被告于2016年8月1日签订《承包车协议》，双方约定原告无底薪、被告按照馒头、面包销售额综合14%提成发放工资。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28日期间，被告未按前述标准发放工资，2018年1月1日经仲裁机构调解，双方签订《协议书》，被告给付原告5万元并承诺履行《承包车协议》。后被告于2018年1月至6月仍然未按照《承包车协议》发放工资，原告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工资35,000元，甘井子区仲裁委仅支持原告部分申请。原告不服，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2,089.63元。被告辩称并诉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2018年1月至6月工资已经足额发放，原告在工资单上的签名表示原告认可且已实际领取。根据《承包车协议》，销售额是14%提成，销售额是指原告自行销售的产品的金额，而商超大客户是由被告开发并且由客户直接向被告订货，而且原告不承担残次品的售后服务，故商超客户的配送金额只适用于计算商超专柜补助的工资项；原、被告于2016年8月签订《承包车协议》后工资单上明确了项目金额，项目是商超专柜补助，补助金是1,900元/月，2017年1月调整为2,200元/月，2017年5月调整为配送额的5%并延续至今，原告对每月的工资单都签字领取，说明原告认可商超专柜补助部分的工资构成；原、被告于2018年1月2日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关于工资的约定是按照甲方依法制定的工资分配制度确定，故原告工资构成由销售额的14%及商超大客户配送额的5%及学校配送200元/月构成；根据劳动法规定同工同酬，被告所有承包车的司机都是按照前述工资分配制度执行，原告提出的工资差额是不合理的，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2018年1月至6月工资差额23,077元。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定以下事实：1、原告自2015年8月起在被告处工作。2016年8月5日，原、被告签订《承包车协议》，约定自2016年8月1日起，原告实行承包车工资标准即馒头、面包每月按销售额综合14%提成，馒头退货率6%（6-9月8%）由公司承担，面包退货率13%（6-9月15%）由公司承担，退货率超出部分由个人承担，新品单独考核。该协议中还约定辽Ｂ×××**车辆所有权为被告，以10,000元转让给原告，车款从2016年9月25日至2017年2月25日间分6次从工资中扣除等。2、原告曾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举报被告存在拖欠劳动报酬、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等问题。在劳动行政部门调查干预下，2017年12月29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被告为原告补缴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间的社会保险费，因被告未按《承包车协议》向原告支付提成工资及未签订劳动合同，被告向原告支付50,000元，原告不再追究与被告在2017年12月28日前所有的劳动争议事项等。后被告按照协议约定为原告补缴了社会保险费用，并向原告支付了前述5万元。3、2018年1月2日，原、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期限一栏中填写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合同期限倒签至自2015年8月15日起。该合同约定甲方（被告）按照甲方（被告）依法制定的工资分配制度确定乙方（原告）工资。被告从2018年1月起按月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4、2018年1月至6月期间，被告实际向原告按月支付工资的数额分别为：7,447元、5,378元、8,635元、9,146元、8,345元、5,713元。被告以现金形式支付原告工资，原告每月在领取工资时在被告制作的工资条上签字确认。2018年1月至4月原告的工资条中的工资构成包含目标任务考核、线路提成、残次处罚、线路配送补助、奖金、保险扣除、净领金额七项；其中目标任务考核又包含实际销售总额、额外销售总额、目标销售总额、销售额四项；线路提成项下标注为“总额提成比例14%”；线路配送补助又包含商超大客户销售额、商超大客户补助、快客配送补助、配送学校销售额、学校补助五项。考察原告2018年1月至4月工资条，其净领金额一栏的数额大体等于按照工资条上记载的实际销售总额14%计算的提成加上按照商超大客户销售额5%计算的提成，加上学校补助200元及奖金，并扣除残次处罚和保险扣除额。被告将原告2018年5月、6月的工资拆分成《外雇司机基本工资》和《外雇司机绩效考核》两部分，并分别制作了工资条，原告亦在前述共四张工资条上签字确认。《外雇司机基本工资》中将原告工资分为目标任务考核、基本工资、公休补助、保险扣除额、净领金额四项，其中目标任务考核亦包含实际销售总额、额外销售总额、目标销售总额、销售合计四项；基本工资项下标注为“综合提成比例4%”，公休补助项下标注为“综合提成比例4%”。考察《外雇司机基本工资》，其净领金额一栏的数额大体等于按照销售合计金额8%计算的提成扣除保险扣除额。《外雇司机绩效考核》将原告工资分为目标任务考核、运费提成、残次处罚、线路配送补助、净领金额五项，其中运费提成按照是否完成销售额区别计算，完成销售额的按照7%计算提成；未完成销售额的按照5%计算提成。其净领金额一栏的数额大体等于按照前述标准计算的销售提成扣除残次处罚加上按照商超大客户销售额5%计算的提成及学校补助200元。对于前述所有的工资条，原告仅认可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并认可其收到了工资条上净领金额对应的工资，对于工资条所记载的工资构成及其计算方式均不予认可。另据工资条显示，原告在2018年1月至6月间每月的商超大客户销售额分别为57,432元、32,040元、59,453元、53,106元、68,187元、58,429元，配送学校销售额分别为6,887.7元、163元、4,651.0元，3,129.1元、7,614元、8,276元。5、被告另向法庭提供《线路大客户商超补助申请》（2017年6月23日）及《线路学校配送补助申请》（2017年5月12日），两份补助申请中记载自2017年5月起线路大客户商超补助调整为销售额的5%提成，自2017年4月起各线路学校配送费用按月补助，补助数额依据线路确认为100元、200元或500元。两份补助申请上有若干人员签名，被告主张签名者均系其工作人员。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两份补助申请均不予认可，原告表示两份补助申请上均无其本人签字，其在工作期间，公司无此规定，该两份申请系被告将原告强行辞退后形成，被告未向原告出示及告知该规定。被告亦提供了与原告岗位相同的其他劳动者2017年部分月份的工资条，其中可见与原告同岗位的其他劳动者的工资待遇亦按照被告所主张的计薪方式计算。6、原告因与被告就追索劳动报酬再次产生纠纷，于2018年8月8日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19年2月18日该委作出甘劳人仲案字（2018）第49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5月31日间的工资共计23,077元。原、被告对甘井子区仲裁委做出的该裁决均不服，先后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书、承包车协议、协议书、工资条、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仲裁裁决书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予以采信。本院认为，现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原告2018年1月至6月期间的工资构成情况，即原告工资应当依原告主张的按照《承包车协议》约定的综合提成14%计算，还是依被告主张的工资条上自行销售提成14%、商超大客户5%、学校补助200元/月累加计算。本院首先需指出，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计件工资是指对已做工作按计件单价支付的劳动报酬，其中应当包括按营业额提成或利润提成办法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因此，双方约定按照销售额计算提成工资，并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其次，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关于劳动者工资计算方式的证明责任在于用人单位。依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六条第三款之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持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对此，被告提供了有原告签字的工资条以及《线路大客户商超补助申请》、《线路学校配送补助申请》，用以证明原告的工资构成情况及被告已及时足额发放原告的全部工资。现被告提供的工资条上已载明原告的工资构成及相应计算方式，且原告亦在工资条上签字并领取了相应工资，虽然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提供的《线路大客户商超补助申请》及《线路学校配送补助申请》已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民主程序并可以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但是依照前述法律和规章之规定，仍然应当认为被告已经完成了其证明责任。现原告主张被告应当支付其工资差额，其应当对被告所提供的工资条等提出反驳证据。再次，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工资差额的依据主要系双方于2016年8月5日签订的《承包车协议》。该协议仅约定馒头、面包每月按销售额综合14%提成，并无关于区分商超大客户及学校补助等的约定。对此，双方《承包车协议》签订于2016年，被告所提交的工资条形成于2018年，其间虽然双方于2017年12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被告承诺继续履行《承包车协议》；双方于2018年1月2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亦约定“甲方（被告）按照甲方（被告）依法制定的工资分配制度确定乙方（原告）工资”，但前述《协议书》及书面劳动合同均是在劳动行政部门调查干预下签署的，且劳动合同系倒签日期形成，形式上存在一定瑕疵，故前述协议与合同均不足以证明双方达成了按照总销售额14%计算原告工资待遇的意思表示。且庭审中，被告亦提供了与原告岗位相同的其他劳动者2017年部分月份的工资条，可见与原告同岗位的其他劳动者的工资待遇亦按照被告所主张的计薪方式计算。因此，现原告主张按照其销售总额14%计算其2018年1月至6月期间的工资待遇并由被告支付其工资差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瑞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子林人民陪审员  李 伟人民陪审员  蔡延珍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邹靖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