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3民初2460号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统称原告）：广东宝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沈欧力，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艾玲，系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昭，系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统称被告）：余启丞，男，汉族，2000年11月17日出生，公民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1************872。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顺钊，系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蓝丽，系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宝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力公司）诉余启丞及余启丞反诉宝力公司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3日、2020年3月17日分别受理本诉、反诉后，依法由审判员杨欢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宝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艾玲、邱昭，余启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顺钊、蓝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宝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厂房预定协议书》（以下简称《预定协议书》）于2020年1月20日解除；2、确认自2020年1月20日《预定协议书》解除之日起，宝力公司有权自行出售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二期厂房；3、确认宝力公司有权没收余启丞交纳的预定定金200000元；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余启丞承担；5、余启丞向宝力公司支付宝力公司因提起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30000元。事实和理由：宝力公司与余启丞于2017年8月15日签订了《预定协议书》，约定：余启丞认购宝力公司开发的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二期厂房编号；物业单价为3200元/㎡，暂测面积为818.22㎡，物业总价2618304元；余启丞应于签订《预定协议书》之日起支付定金200000元，在收到宝力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7日内以在常平注册的公司名义到宝力公司现场销售中心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若余启丞不能在约定的时间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宝力公司有权没收余启丞已支付的定金并解除《预定协议书》，且宝力公司有权将该物业另行出售；预定物业面积为暂测面积，最终以政府相关部门最终测绘数据为准，多退少补。《预定协议书》签订后，余启丞于2017年8月16日支付了预定定金200000元。2019年12月4日，宝力公司向余启丞发出《通知函》，要求余启丞在收到该《通知函》之日起7日内携带拟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意向入驻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公章、法人章、近两年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同时填写《东莞市产业转型升级基地入驻企业核准表（修订版）》，一并到宝力公司销售中心提交，否则视为余启丞逾期前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余启丞于2019年12月5日收到该《通知函》，但并未理会。2020年1月14日，宝力公司给余启丞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告知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预定协议书》约定，解除双方于2017年8月15日签订的《预定协议书》，并没收其已交纳的定金，收回预定物业另行出售。综上，余启丞逾期提交与宝力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材料，逾期与宝力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宝力公司特向法院提起诉讼。针对宝力公司的起诉，余启丞辩称：余启丞不同意宝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宝力公司才是严重违约方，存在数种严重违约情形，根本无权解除《预定协议书》，更无权没收定金。1、宝力公司未按约与余启丞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构成严重违约之一。案涉厂房在2019年初就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余启丞也于2019年5月份向宝力公司提出要求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要求，但宝力公司却一直置之不理，不与余启丞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这分明是宝力公司违约在先，因此宝力公司要求解除《预定协议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2、宝力公司恶意隐瞒了厂房存在税收、入驻审批等足以影响买卖的重要要求，这是严重违约之二。在本案发生后，余启丞才知晓，原来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早就在2016年被认定为市产业转型升级基地，而早在东府办〔2016〕号文中就规定了产业转型升级基地厂房的购买人需要具备严苛的准入资格，其中包括提供进入基地后年平均缴纳税收不低于1000元/㎡的税收效益承诺保证、必须履行入驻审批手续、符合入驻基地的可行性报告、规划建设和招商运营方案的相关要求等等。但宝力公司却一直隐瞒上述事实至今，存在恶意欺诈，构成严重违约。3、宝力公司单方无正当理由解除《预定协议书》，这是严重违约之三。宝力公司于2019年12月份向余启丞发出《通知函》，提出诸多超出合同约定之外的不合理要求，因此余启丞要求宝力公司如实告知案涉厂房情况。但宝力公司并未向余启丞告知有关情况，未有任何协商，单方解除了《预定协议书》，构成严重违约。综上，余启丞认为，宝力公司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宝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余启丞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宝力公司向余启丞返还双倍定金400000元；2、宝力公司向余启丞退还购房款475031元；3、宝力公司向余启丞支付律师费51000元；4、本案受理的全部费用由宝力公司承担；5、解除双方于2017年8月15日签订的《预定协议书》。事实和理由：宝力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与余启丞签订了《预定协议书》，约定：余启丞购买宝力公司位于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的二期厂房第29栋第20层，单价为3200元/㎡，总价款为2618304元，余启丞应在签订协议之日支付200000元购房款作为定金；宝力公司应在签订协议前向余启丞充分告知产业中心项目状况，并提交相关产业中心开发、建设、买卖的合法性文件；余启丞应以在常平注册的公司名义来签订正式的销售合同，除此之外并无任何限制要求；宝力公司预计于2019年6月1日将厂房交付给余启丞使用；任何一方违约导致守约方提起诉讼的，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由违约方承担。上述协议签订后，余启丞就依约支付了定金200000元，并且，由于案涉厂房的购买单价实际为5500元/㎡，购房总价为4500210元，而宝力公司要求支付至购房总价的15%，因此余启丞应宝力公司的要求又预付了购房款475031元。但宝力公司一直未通知余启丞前去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严重超出了预定交付厂房日期。2019年12月4日，宝力公司向余启丞发出《通知函》，声称其依据东莞市产业转型升级基地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文件，要求余启丞先办理入驻审批手续，更要提交近两年财务报表、填写《东莞市产业转型升级基地入驻企业核准表（修订版）》，经市工信局审定后方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宝力公司从来没有向余启丞告知过存在任何限定购买人资格的政策要求，更未告知过余启丞购买厂房要办理入驻审批手续与要求。因此，余启丞在收到这一无理函件后立即向宝力公司复函，希望其不要单方擅自增加、设置任何形式的条件及义务，更希望其能如实告知案涉厂房的有关情况，否则视为违约。但宝力公司并未向余启丞告知有关情况，未有任何协商，居然就单方解除了《预定协议书》，并提起了诉讼。在宝力公司起诉后，余启丞才得知，原来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早在2016年就被认定为市产业转型升级基地，东府办〔2016〕2号文中就规定了产业转型升级基地厂房的购买人需要具备严苛的准入资格，其中包括提供进入基地后年平均缴纳税收不低于1000元/㎡的税收效益承诺保证，必须履行入驻审批手续、符合入驻基地的可行性报告、规划建设和招商运营方案的相关要求等等。综上，余启丞认为：首先，宝力公司与余启丞签订《预定协议书》时，故意隐瞒了足以影响购买案涉厂房的税收效益承诺、入驻审批条件等重大情况，存在欺诈，已构成严重违约；其次，宝力公司从未与余启丞沟通过相关政策要求、解释厂房实际情况，就单方给余启丞增加、设置约定以外的不合理要求；最后，宝力公司更是单方无正当理由解除了《预定协议书》。因此，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余启丞特向法院提起反诉。针对余启丞的反诉，宝力公司辩称：1、由于余启丞经宝力公司通知后逾期未交付与宝力公司签订本约的企业主体资格资料进行审核，故宝力公司依据《预定协议书》行使单方解除权。余启丞于2020年1月20日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函》，案涉《预定协议书》已于2020年1月20日解除。2、本案所涉《预定协议书》为预约合同，目的在于订立本约，而宝力公司从未对订立本约增设任何阻碍条件：（1）余启丞自始清楚案涉厂房的入驻条件及入驻程序，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基地的入驻条件及入驻程序已于2016年1月份就由东莞市人民政府颁布，而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早于2016年9月份就已经被认定其性质为市产业升级基地。余启丞作为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签订的合同涉及上百万的资产，其在签订《预定协议书》时应当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而宝力公司也已经依据《预定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向余启丞充分介绍了产业中心的项目状况，相关的政府规章也已经打印并公示在公告栏内。余启丞在签约时完全清楚其作为入驻企业应当履行的程序。（2）余启丞实际上与宝力公司的股东之一傅羡英为近亲属关系，案涉物业也是由傅羡英介绍给余启丞购买的，在此情况下余启丞声称其不了解物业情况并不属实。（3）宝力公司没有变更过购买人的入驻条件也没有增设过办理入驻园区手续及程序，而政府的发文也仅仅对审核单位进行变更，从未影响余启丞的实体权利。故余启丞应当按约在接到通知的7天内提交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审核通过后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3、宝力公司在履约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余启丞要求宝力公司承担定金罚则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纵观本案所有的文件均属于当地政府对产业转型基地的监管而制定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其提出的入驻条件、入驻程序均属于政府加强事务管理的行政行为，无论政府作出何种变更，均不可归责于宝力公司。其次，宝力公司根据《预定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在2019年12月4日向余启丞发出《通知函》，要求余启丞在7日内提交拟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入驻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财务报表等材料并填写《东莞市产业转型基地入驻企业核准表（修订版）》。该要求与东府办〔2016〕2号文的要求并无差异，但是余启丞直至2020年1月13日均没有提供上述材料，导致宝力公司一直处于无法处置案涉厂房的情形，丧失了众多的商业机会。余启丞已经以其行为表明不愿继续履行合同，故宝力公司有权根据《预定协议书》单方解除合同没收定金。4、宝力公司至今未收到余启丞交付的475031元的购房款，余启丞声称其支付款项给傅羡英没有任何合同依据。宝力公司认为余启丞作为傅羡英的近亲属，存在共同串通损害宝力公司利益的行为，而余启丞声称的案涉厂房购买价格为5500元/㎡也没有任何的依据，宝力公司一直是按3200元/㎡要求履行合同。综上，宝力公司认为，宝力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余启丞的反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余启丞的反诉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15日，宝力公司与余启丞签订了一份《预定协议书》，约定：余启丞向宝力公司购买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项目二期的厂房，暂测建筑总面积约818.22㎡，最终以政府相关部门测绘面积数据为准；建筑面积单价3200元/㎡，合计总价款为2618304元；余启丞需在协议签订之日支付购房款200000元给宝力公司作为定金，在收到宝力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7日内到宝力公司销售中心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当日支付购房首期款1109152元；剩余50%房价款1309152元，余启丞可以选择一次性支付或选择银行按揭方式支付；若余启丞不能按期付款的，宝力公司有权自余启丞违约之日起按日向余启丞以应付未付款的千分之一收取违约金，余启丞逾期超过30天的，宝力公司有权解除协议，没收余启丞已付定金将物业另行销售；本协议是签订正式的销售合同的依据，余启丞在签订正式的销售合同时必须以在常平注册的公司名义来签订；宝力公司预计于2019年6月1日前将厂房交付余启丞使用（如遇政府行为或不可抗力因素、监理单位或有关部门出示的影响该项目的工程建设进度的因素或余启丞未能及时办理完毕按揭手续及其他逾期付款行为等非宝力公司原因造成除外），具体时间届时以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约定为准；若宝力公司逾期交付物业，宝力公司应当自逾期之日起至宝力公司实际通知余启丞交付之日止，宝力公司按日以余启丞已付房价款的千分之一的标准向余启丞支付违约金，并于每月5日前支付上个月的违约金，若宝力公司逾期超过3个月，余启丞有权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要求宝力公司无息退还余启丞已付房价款，宝力公司收到余启丞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30日内退还给余启丞；宝力公司按工程实际施工进度情况向余启丞发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通知，余启丞须在接到宝力公司通知之日起7日内同宝力公司办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付清应付款项并缴纳税费等相关手续，若余启丞存在逾期不与宝力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付清应付款项并缴纳税费或余启丞单方提前解除本协议书等违约行为，则宝力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书，已收取余启丞的定金不予退还，并有权将余启丞原认购的厂房另行出售，已收取的其余房款及代收付款不计息退还，宝力公司要求余启丞继续履行本协议的，余启丞应自逾期履行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按日以应付未付款项的千分之一为标准向宝力公司支付违约金；有关买卖上述厂房所产生的具体权利义务，双方同意届时以正式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为准。2017年8月16日，余启丞向宝力公司转账支付了200000元；2017年8月17日、18日，余启丞向傅羡英转账支付了475031元（300000元+175031元）。2017年8月16日，宝力公司向余启丞出具了一份编号为576的《收据》确认收到余启丞交付的2期厂房29栋20楼定金200000元；2017年8月18日，宝力公司向余启丞出具了一份编号为607的《收据》确认收到余启丞交付的2期厂房29栋20楼房款475031元。两组收据样式完全一致，收款人均为李凤玲，单位盖章处均为宝力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编号为576的《收据》核准人处空白，编号为607的《收据》核准人处有傅羡英的签名。2019年5月22日，余启丞向宝力公司发出一份《通知书》，明确已经支付了675031元，请宝力公司根据《预定协议书》与余启丞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宝力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签收，但未予回复。2019年12月4日，宝力公司向余启丞发出了一份《通知函》，要求余启丞在收到《通知函》之日起7天内携带拟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意向入驻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公章、法人章、近两年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到宝力公司销售中心提交给宝力公司，同时填写《东莞市产业转型升级基地入驻企业核准表（修订版）》，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若余启丞未按约前来提交前述材料，视为余启丞逾期前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届时宝力公司将按照《预定协议书》约定，解除与余启丞签订的《预定协议书》，并不退还余启丞已支付的定金，同时有权将余启丞认购的厂房另行出售；根据《关于对产业转型升级基地入驻企业审批实行市镇两级共同把关的通知》规定，宝力公司只可与经市工信局审定的意向入驻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故若余启丞提供的拟签约企业最终未能通过东莞市工信局审定而导致宝力公司未能与拟签约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视为余启丞违约，届时宝力公司将按照《预定协议书》约定，解除与余启丞签订的《预定协议书》，并不退还余启丞已支付的定金，同时有权将余启丞认购的厂房另行出售。余启丞于2019年12月5日收到上述《通知函》后，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了一份《复函》，提出《预定协议书》中并没有任何关于余启丞需要办理入驻审批手续的约定，宝力公司也从未通过任何形式告知余启丞存在或将会存在所谓入驻审批手续及办理的条件，希望宝力公司不要擅自增加、设置任何形式的条件及义务；据悉，宝力公司物业所在土地已被法院查封，且暂时不能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请宝力公司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希望宝力公司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否则仍视为未有依约履行《预定协议书》的义务，属于宝力公司违约。2020年1月14日，宝力公司向余启丞发出了一份《解除合同通知函》，告知余启丞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函》之日起，宝力公司与余启丞于2017年8月15日签订的《预定协议书》解除；没收余启丞已支付的定金200000元；宝力公司有权将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二期厂房另行出售，余启丞无权就该物业主张任何权利。余启丞于2020年1月20日签收该《解除合同通知函》。后，宝力公司与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将有关诉讼事务委托该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并约定律师费为30000元。2020年3月17日，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一份《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确认收到宝力公司支付的律师费30000元。2020年3月6日，余启丞与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将有关诉讼事务委托该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并约定律师费为51000元。2020年3月12日，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一份《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确认收到余启丞支付的律师费51000元。本院于2020年2月3日、2020年3月17日分别受理了宝力公司提起的诉讼及余启丞提起的反诉。庭审中，宝力公司陈述，傅羡英为宝力公司的股东；案涉厂房于2019年1月16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另查明，2016年1月6日印发的《关于印发的通知》（东府办〔2016〕2号）要求，入驻企业必须产业属性符合基地的产业定位；在东莞注册成立独立法人；提供税收效益承诺保证，自进驻基地后年平均缴纳税收不低于1000元/㎡；符合所入驻产业转型升级基地的可行性报告、规划建设和招商运营方案的相关要求；各镇街（园区）负责受理入驻企业的准入申请。2016年9月12日印发的《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定“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为市产业转型升级基地有关事项的通知》（东府办会函〔2016〕94号）认定“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为市产业转型升级基地，按照《关于印发的通知》（东府办〔2016〕2号）享受产权分割销售等优惠政策。2018年2月5日印发的《关于印发的通知》（东产管办〔2018〕2号）要求，基地项目进行产权分割销售后，须待入驻企业税收贡献达到《实施办法》规定的“最近连续2年的年平均缴纳税收不低于1000元/㎡”效益产出，并经项目所在镇街（园区）审核认定后，市房管部门方可予以核发不动产权证，即“达标一家、办理一家”。2019年9月2日印发的《关于对产业转型升级基地入驻企业审批实行市镇两级共同把关的通知》（东产管办函〔2019〕2号）要求，即日起凡通过购买或租赁产业转型升级基地产业用房入驻基地的企业，均须填写《东莞市产业转型升级基地入驻企业核准表（修订版）》，经属地镇人民政府出具初审同意意见后，集中批量报市工信局加具最终审核意见；基地开发企业只可与经市工信局审定的意向入驻企业签订产业用房预（销）售或租赁合同。宝力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签收了包括反诉状在内的应诉材料。上述事实，有《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厂房预定协议书》、《存款账户回单》、《收据》、《关于印发的通知》、《关于印发的通知》、《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定“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为市产业转型升级基地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对产业转型升级基地入驻企业审批实行市镇两级共同把关的通知》、《通知函》、《解除合同通知函》、《邮单》、《邮寄记录》、《投递记录》、《销售信息公示栏照片》、《委托代理合同》、《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账户交易明细》、《通知书》、《材料清单》、《复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等证据以及《情况说明》、本院庭审笔录附案证实。本院认为，宝力公司与余启丞签订的《预定协议书》在宝力公司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也仅对厂房的基本状况、总价款、定金条款、签署正式买卖合同的期限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并非是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故双方之间应为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个：一、傅羡英所收款项的性质；二、《预定协议书》何时解除；三、解除《预定协议书》后违约责任的承担及损失。关于焦点一：傅羡英是宝力公司的股东，编号为607的《收据》样式与编号为576的《收据》样式完全一致，且均有宝力公司加盖的财务专用章和李凤玲的签名确认。故本院认定余启丞向傅羡英支付的475031元是余启丞向宝力公司支付的案涉《预定协议书》的购房款。关于焦点二：宝力公司与余启丞签订的《预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预定协议书》中只约定了余启丞在签订正式的销售合同时必须以在常平注册的公司名义来签订，并未约定其他事项。而宝力公司于2019年12月4日向余启丞发出的《通知函》却要求余启丞在收到《通知函》之日起7天内携带拟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意向入驻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公章、法人章、近两年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到宝力公司销售中心提交给宝力公司，同时填写《东莞市产业转型升级基地入驻企业核准表（修订版）》，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余启丞未按约前来提交前述材料，视为违约；余启丞提供的拟签约企业最终未能通过东莞市工信局审定而导致宝力公司未能与拟签约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也视为余启丞违约。宝力公司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已经告知过余启丞签订正式合同前需要入驻审批、税收承诺、近两年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等影响合同签订的重大事项，其所提交的《销售信息公示栏照片》的证明效力较弱，因此，本院认定双方未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责任在宝力公司。余启丞在反诉状中提出反诉请求，要求解除宝力公司与余启丞签订于2017年8月15日的《预定协议书》，宝力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签收了包括反诉状在内的应诉材料，故案涉《预定协议书》于2020年3月20日解除。余启丞的该部分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宝力公司请求确认《预定协议书》于2020年1月20日解除、确认自2020年1月20日《预定协议书》解除之日起，宝力公司有权自行出售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二期厂房物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争议焦点三：由于案涉《预定协议书》已经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规定，宝力公司应返还余启丞购房款475031元、双倍定金400000元并支付律师费51000元。余启丞的该部分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宝力公司请求确认有权没收余启丞交纳的预定定金200000元、余启丞向宝力公司支付宝力公司因提起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3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广东宝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余启丞于2017年8月15日签订的《常平珠宝文化产业中心厂房预定协议书》于2020年3月20日解除；二、限广东宝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余启丞返还购房款475031元、双倍定金400000元并支付律师费51000元；三、驳回广东宝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余启丞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2375元、反诉受理费6530元，均由广东宝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 欢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吴丹苗附判决引用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