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9民终18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忻州市宁武县阳方口镇。法定代表人：张某1，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星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男，1969年6月10日生，汉族，神池县人，农民，住神池县。原审原告：丁某，男，1969年7月12日生，汉族，神池县人，农民。唐某与丁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神池县龙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唐某与丁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芦某，神池县虎鼻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唐某、原审原告丁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宁武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925民初274号民事判决，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晋09民终2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还重审。一审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晋0925民初40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上诉人唐某、原审原告丁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芦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宁武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5民初4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原审中，唐某提供的买卖煤炭的证据均与上诉人无关，原审法院基于这些存在瑕疵的证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唐某在时效期内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姑且不考虑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明显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书中称“经庭审查明，原告在各任董事长在任期间以及现任董事长在任期间均主张过权利”，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不存在瑕疵的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仅提供了证人宋某的证言，作为证明其向上诉人催要欠款的事实，但证人的证言中说不清催要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催要的当事人情况，很显然证人证言真实性存在问题。并且证人系被上诉人唐某的司机，出于其身份考虑，以及出庭作证时回答上诉人代理人的问题时前后证言矛盾，并且存在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提示证人回答的举动。在没有其他任何时效证据的情况下，单凭一个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事实。一审法院强行认定被上诉人唐某及原审原告丁某的诉讼请求不超时效，一审法院的判决属于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的违法判决。三、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多项证据的认定，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33号]的相关规定，程序严重违法。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依据的其中神池法院对赵西旺、杜某、刘国义的询问笔录，这一证据取得的方式本身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神池县法院立案后，上诉人就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管辖权异议期间，神池县法院在对本案无审理权限的情况下，对案件事实进行了调查，制作的对赵西旺、杜某、刘国义的询问笔录，程序上违反法律规定，询问内容上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将其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违反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应予纠正。其次，一审法院对刘国义的《询问笔录》显示：法官询问时已明确被上诉人提供的卖煤结算《证明》是由被上诉人出具的，法官的这一说法本身是与事实不符的，并且对于被询问人具有明显的指向性，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在问题，依法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法官询问被询问人《证明》是否真实，被询问人并非《证明》的出具人，无法确认《证明》的真实，同时上诉人一再指出该份《证明》上的公章明确是经营公司，与上诉人无关，证据的关联性存在问题。事实上，刘国义2006年并非上诉人的职工，笔录上他当时负责化验质检，没有结算权，他当时签字的入库单与上诉人无任何关联。一审法院的《询问笔录》中对于催要的事实询问了刘国义，但刘国义早在2008年就已调离上诉人的总公司，其无法证实原告向被告主张过债权。审理法官直接问刘国义有无主张过权利，询问内容违反民诉法法官不能主动释明时效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该份《询问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再次，被上诉人提交的《收煤证明》，出具单位为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经营公司，并不是上诉人。因此，上诉人并不是煤炭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和经营公司混为一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煤炭入库单》没有加盖单位公章。在入库单上签字的人也没有阳方口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最重要的是入库单抬头为神池县太平庄乡狮子沟煤矿，因此，入库单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无关，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增值税发票》出具方为神池县太平庄乡狮子沟煤矿。被开具方为山西阳方口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无关联。《经营公司月报表》没有单位公章，也与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根据这些与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明显没有关联的证据，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显然是于法无据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在采纳证据和调查询问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唐某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丁某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某、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754768元以及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利息从欠款之日2016年6月11日起至归还完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6年2月10日在神池共同口头协商，从神池县太平庄乡狮子沟矿给被告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送煤5848.2吨，经双方结算款额为754768.69元，有被告经手人杜某、刘国义签字，后因神池发票不能记账，让等待解决。原告每年多次去被告地讨要此款，被告只是让等待。以上事实已形成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无任何纠葛，请求依法解决。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告分别于2006年2月4日、2006年2月5日、2006年2月8日、2006年2月9日、2006年2月10日收原告唐某户头经销煤1019.5吨、1644.9吨、754.8吨、939.7吨、1489.3吨，共计5848.2吨。双方约定不含税价105.19元/吨，含税价129.09元/吨。原告以神池县太平庄乡狮子沟煤矿名义出具煤炭入库单，载明2006年2月份实收煤5848.2吨，单价129.06元，合计754768.69元，并有被告同煤阳矿主管杜某、制单赵西旺、审核刘国义签名。原告唐某一直向被告主张索要煤款，因原告唐某提交的发票不符合规定被告未支付煤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唐某虽未提供书面合同，但其将5848.2吨煤售予被告的事实有经手人赵西旺、杜某、审核人刘国义证实，故对原告唐某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认可。被告收受煤之后至今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被告称原告主张权利已经过诉讼时效，经庭审查明，原告在各任董事长在任期间以及现任董事长在任期间均主张过权利，煤款至今未支付的原因即原告提交的税票不符合形式，故对于原告唐某请求被告支付拖欠煤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丁某因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被告给原告唐某2007年8月18日出具的证明以及经营公司2月份外购煤炭月销表中记载唐某户头销煤5848.2吨，不含税价105.19元，因原告唐某未完税，故被告应按照105.19元/吨进行结算。因被告同煤阳矿出具的煤炭入库单载明煤炭入库时间为2006年9月15日，原、被告对于支付价款时间未明确约定，被告作为买受人应当在收到煤时支付价款，被告现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构成违约，故被告应从2006年9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唐某煤款615172.16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2006年9月15日起计至煤款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丁某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48元，由被告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经审理查明，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唐某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2007年8月18日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经营公司收唐某煤炭证明、神池县太平庄乡狮子沟煤矿营业执照、原神池县太平庄乡狮子沟煤矿矿长崔某的证人证言以及崔某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以上证据证明神池县太平庄乡狮子沟煤矿是案涉煤炭产出地，非实际的出卖人，本案系唐某、丁某从神池县太平庄乡狮子沟煤矿购买煤炭之后又出卖于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经营公司，神池县太平庄乡狮子沟煤矿对该煤炭买卖合同没有权利义务。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责任有限公司质证认为：一、关于收煤证明，首先，此证据庭审已经质证过，盖章的主体是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经营公司，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名称为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经营公司的工商登记并不存在。此“证明”与上诉人没有关联;其次，证人杜某未到庭作证，其证人证言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再次，杜某没有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也不是我公司煤炭经销部门的负责人，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我公司存在煤炭买卖的事实，我公司对“证明”上杜某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存在异议。综上，我公司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二、关于“狮子沟煤矿营业执照”、“崔某的证明”、“法人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首先，证人崔某未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证人证言所述内容与本案纠纷无关联性，唐某卖煤的主体不是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于本案而言，被上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都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无法证明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证人证言因证人都没有出庭作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另外，姑且不考虑事实情况，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其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的问题，第一，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责任有限公司及其在上诉状中提及的“山西阳方口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公司的基础均是来源于原国营企业阳方口煤矿，后随着经济发展、体制更新，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企业模式。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责任有限公司煤炭经营公司就是在此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上诉人对于“2017.8.18收煤证明”上的“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经营公司公章”并未提供否定其真实性的得力证据；第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刘国义早在2008年就已经调离上诉人的总公司”也印证了以上公司演变的事实，也印证了上述公司之间并非不存在权利义务上的承继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让上诉人承担本案的民事义务是适当的。关于证人证言，崔某系2006年、2007年间神池县太平庄乡狮子沟煤矿的法定代表人，崔某提交证据以证明唐某、丁某从神池县太平庄乡狮子沟煤矿购买煤炭之后又出卖于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经营公司，神池县太平庄乡狮子沟煤矿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神池县太平庄乡狮子沟煤矿对该煤炭买卖合同没有权利义务，该证人证言对案涉合同中煤炭的来源以及确认案涉合同的出卖人产生直接影响，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所诉时效问题，因本案货款属于无给付期限的民事义务，故时效抗辩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同理，被上诉人所诉利息，也只能按照其向人民法院主张货款权利之日起予以计算。故对一审判决错误之处，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宁武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5民初4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唐某煤款615172.16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5月4日起计至煤款还清时止）；二、维持宁武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5民初4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3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52元，由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阳方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爱萍审判员 梁晓峰审判员 梁晓莉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刘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