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兵06民终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才，男，195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伟，新疆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住所地:乌鲁木齐市天池路91号。   法定代表人:于爱平，党委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丽霞，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新，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玉才因与被上诉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自治区医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0601民初2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玉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伟，被上诉人自治区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丽霞、唐建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玉才上诉请求：撤销（2019）兵0601民初274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遗漏了共青团农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高科技医疗服务部（以下简称高服部）两个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本案涉及的八个合同或协议，涉及到的合同相对人主要有刘玉才、自治区医院、共青团农场、高服部，高服部和共青团农场系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未通知其参加诉讼，属于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1997年6月2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后续补充协议，由共青团农场与被上诉人的高服部签订，而一审法院却错误地认定为与被上诉人签订；2.涉案承包土地并未收回，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承包地被收回错误。根据2019年4月12日《第六师五家渠市开发性经营清查地清查处置工作推进情况的通报》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对涉案承包经营地，共青团农场允许承包人续签3年的承包合同并且原承包条件不变；3.一审法院未查清自治区医院是否为高服部权利义务的继受人。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出现法定解除事由，属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七种法定终止事由均未在本案中出现；2.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属于情势变更的规定，是指继续履行对一方不公的救济，而且只能用解除的方式救济，而本案被上诉人采用的救济方式为“终止”；3.一审法院混淆了“解除合同”与“终止合同”的概念；4.被上诉人以“通知”方式单方终止合同，没有法律依据。四、被上诉人的《终止协议通知书》无效。1.《终止协议通知书》未加盖单位公章，不产生书面通知的法律效果，应认定无效；2.没有约定或法定终止事由；3.被上诉人明知涉案土地尚有3年的承包期，恶意提前终止承包合同，应属无效；4.共青团农场从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过“土地承包协议”，被上诉人无权与共青团农场签订所谓的“终止协议书”，且事后亦未得到合同相对人的追认。   自治区医院辩称，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正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不存在遗漏诉讼主体问题。1.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自治区医院2019年8月1日向刘玉才发出的《终止协议通知书》无效”，并非共青团农场与自治区医院签订的《终止协议书》无效，《终止协议通知书》与《终止协议书》属于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本案审理的是《终止协议通知书》是否有效，无需追加共青团农场为本案当事人；2.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并未将共青团农场、高服部列为案件当事人。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1.与共青团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虽然加盖的是高服部的印章，但所有土地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及备忘录上载明的合同主体均为自治区医院；合同签订后也是由自治区医院实际履行的，否则，自治区医院也无法将承包地交上诉人管理和经营；高服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产物，实质上是自治区医院的一个下属部门；2.涉案土地已经被共青团农场收回，目前已经对外发包，否则将错过农时，给国有资产造成损失；3.共青团农场作为涉案土地的所有人和发包人，一直与被上诉人履行《土地承包合同》，故双方之间有权就合同的终止达成协议；4.高服部在《土地承包合同》上盖章后，并没有向共青团农场履行合同义务，也没有行使过任何权利，已不是《土地承包合同》的相对方和实际履行者。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自治区医院向刘玉才发出《终止协议通知书》，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是由于共青团农场为落实国家政策收回土地，共青团农场收回土地后，自治区医院与刘玉才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将在现实中不可能履行，所以向刘玉才发出了《终止协议通知书》；2.至于终止还是解除，只是文字表述不同，其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四、《终止协议通知书》合法有效。自治区医院向刘玉才送达《终止协议通知书》时已经加盖了公章，且自治区医院对于刘玉才起诉向法院提交的未加盖印章的《终止协议通知书》无异议，该通知是否加盖公章并不影响该通知的效力。退一步讲，即便是口头通知的，意思表示到达刘玉才，也产生通知的法律效果。由于共青团农场与自治区医院的合同中明确载明，共青团农场有权依据政策收回土地，故当共青团农场根据政策收回承包地时，自治区医院与刘玉才之间的委托管理协议自然无法履行。   刘玉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自治区医院于2019 年8月1日向刘玉才发出的《终止协议通知书》无效；2.依法判决自治区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6月23日，共青团农场与自治区医院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将其辖区内4000亩土地交由自治区医院承包经营，经营期限为1997年至2012年，共15年。1998年4月28日，共青团农场又与自治区医院签订《关于“土地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书》，将承包年限由15年延长至30年，即从1997 年8月1日至2027年合同终止。2000年8月1日，自治区医院与刘玉才签订《自治区医院委托刘玉才经营管理虹志农场协议书》（以下简称《委托管理协议》) 及《补充协议》，将共青团农场与自治区医院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中的案涉经营土地及所有资产交刘玉才管理并使用，经营期限为2000年至2027年。2018年，第六师五家渠市根据国家有关深化兵团农牧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相关文件精神，对六师辖区开展了经营地清查处置工作，全面收回团场各类经营地。经清查，共青团农场与自治区医院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经营地属于此次清查处置范围。共青团农场遂于2019年5月14日向自治区医院发出了《关于对国有经营地收回的函》，于2019 年6月I2日发出《关于协助第六师开展经营地清查处置工作相关事宜的函》，告知自治区医院将协商终止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关于“土地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书》，收回原发包经营地。2019年7月30日，共青团农场与自治区医院经协商签订《终止协议书》，约定于2019年10月30日终止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关于“土地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书》。鉴于此，2019年8月1日，自治区医院向刘玉才发出《终止协议通知书》，通知刘玉才因发包方共青团农场与自治区医院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因国家政策调整而终止，现终止与刘玉才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刘玉才须于2019年10月30日前将受托管理的资产完好无损的移交自治区医院。刘玉才收到《终止协议通知书》后，认为该通知无效，向法院提起诉讼。刘玉才自2000年至2018年，共向自治区医院缴纳管理费6 300 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自治区医院委托刘玉才经营管理虹志农场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终止协议通知书》、自治区医院与案外人共青团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关于“土地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书》、《关于连片开发荒地的有关问题备忘录》、《关于对国有经营地收回的函》、《关于协助第六师开展经营地清查处置工作相关事宜的函》、《终止协议书》、《收款收据》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自治区医院向刘玉才发出的《终止协议通知书》是否有效。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本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案涉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因案外人即案涉土地的发包人共青团农场依据国家有关深化兵团农牧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相关文件要求，于2019年7月30日与自治区医院达成《终止协议书》，将其发包给自治区医院的承包经营地收回，终止了其与自治区医院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关于“土地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书》，从而导致自治区医院与刘玉才之间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自治区医院向刘玉才发出《终止协议通知书》，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遇政策调整, 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属于合同当事人意志之外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 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解除。”的规定，自治区医院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其向刘玉才发出的《终止协议通知书》符合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刘玉才主张确认《终止协议通知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予以支持，应予驳回。庭审中，刘玉才认为与共青团农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及《关于“土地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书》的相对方是高服部，自治区医院无权解除。经审查，虽然上述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落款所盖公章为高服部，但与刘玉才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书》将案涉经营土地交由刘玉才管理和使用的是自治区医院，刘玉才也按协议约定向自治区医院缴纳了管理费，故可以认定与共青团农场实际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是自治区医院，故刘玉才主张自治区医院无权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玉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邮寄送达费80元，合计180元，由刘玉才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刘玉才提交了《第六师五家渠市开发性经营地清查处置工作推进情况的通报》打印件，欲证明案涉土地还可以与共青团农场续签3年的承包合同并且原承包条件不变。被上诉人自治区医院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无来源、无落款，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由于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不能讲明来源，且为打印件，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定。   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本院另查明，1.《土地承包合同》载明的承包方为高服部（乙方），落款处乙方为“自治区医院”，加盖高服部的印章；2.《关于“土地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书》称“由于自治区医院（乙方）是第一个在共青团农场（甲方）进行荒地开发的单位……”，落款处乙方为“自治区医院”，加盖高服部的印章；3.《关于连片开发荒地的有关问题备忘录》载明的乙方为高服部，加盖高服部的印章；4. 《委托管理协议》及《补充协议》载明的甲方为自治区医院，加盖的印章为自治区医院计划财务科合同专用章；5. 2019年9月24日，刘玉才以自治区医院为被告，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自治区医院2019年8月1日向刘玉才发出的《终止协议通知书》无效的诉讼；6.2019年10月2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新0102民初8637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   本院认为，必要的共同诉讼要求共同诉讼人必须一同起诉或应诉，未一同起诉或应诉的，应予追加，人民法院也必须合并审理，且作出合一判决。其特征为：诉讼标的唯一，数人对诉讼标的享有共同权利承担共同义务；诉讼实体权不可分，数人必须共同实施诉讼行为方为有效；若该数人未共同参诉，则当事人不适格，法院必须强制其余人进入诉讼或是驳回起诉。本案中，上诉人刘玉才在一审主张无效的《终止协议通知书》，是被上诉人自治区医院通知刘玉才终止履行双方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而发，并不是《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当事人权利义务与《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并不相同。因此，《委托管理协议》引发的《终止协议通知书》与《土地承包合同》的诉讼标的不同，诉讼实体权利亦不同，《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人共青团农场并非本案争议的必要共同诉讼人。故对上诉人刘玉才上诉称应当将共青团农场追加为本案当事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将涉他合同的第三人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刘玉才提起一审诉讼时亦未将高服部作为当事人进行罗列，其在一审败诉后，以人民法院未依职权追加高服部为当事人而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故本案追加高服部为当事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上诉人刘玉才的此项请求，应不予准许。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这里的签字盖章的效力是表明合同内容为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据以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具有使合同相对人确信交易方、从而确定合同当事人的作用。本案中，《土地承包合同》载明的承包方为高服部（乙方），落款处乙方为“自治区医院”，加盖的印章为高服部；《关于“土地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书》称“由于自治区医院（乙方）是第一个在共青团农场（甲方）进行荒地开发的单位……”，落款处乙方为“自治区医院”，加盖的印章为高服部；《关于连片开发荒地的有关问题备忘录》载明的乙方为高服部，加盖的印章为高服部；《委托管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载明的甲方为自治区医院，加盖的印章为自治区医院计划财务科合同专用章及以刘玉才向自治区医院交纳管理费的事实，足以证明对《土地承包合同》实际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是自治区医院，《土地承包合同》中合同相对方为自治区医院和共青团农场。高服部作为自治区医院的内设机构，其在《土地承包合同》及后续补充协议签章的行为，是代表自治区医院的行为，相应的责任亦由自治区医院承担。否则，刘玉才也无法与自治区医院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指向的土地再行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故对上诉人刘玉才上诉称一审法院未查清自治区医院是否为高服部权利义务继受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合同解除发生合同关系终止的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再有效，合同的解除是合同终止的一种方式。合同的终止，是指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消灭，当事人不再受合同关系的约束。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对于通知的形式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法律并未作规定。因此，只要有通知即可，重点是解除合同的通知应当明确，即将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明白准确地表达出来。解除合同的通知，以送达另一方当事人时生效。合同解除通知一经送达对方当事人，即可产生使合同终止的法律效力。本案中，刘玉才在收到《终止协议通知书》后，于2019年9月24日即向人民法院提出了对《终止协议通知书》确认无效的诉讼，足以说明刘玉才对于收到自治区医院《终止协议通知书》这一表达载体认可。虽然该《终止协议通知书》无自治区医院的印章，但自治区医院对其真实性认可，证明自治区医院向刘玉才作出的《终止协议通知书》已送达给刘玉才，产生发出通知的法律效力。故对上诉人刘玉才上诉称被上诉人自治区医院向其发出的《终止协议通知书》未加盖单位公章，不产生书面通知的法律效果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委托管理协议》涉及的土地属于共青团农场依据国家有关深化兵团农牧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相关文件精神应当收回的范围。国家关于深化兵团农牧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相关政策具有公共政策的性质，根据该政策的精神和要求，共青团农场与自治区医院就涉案土地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事实上已经不能继续履行，为此，共青团农场与自治区医院协商后签订《终止协议书》，解除了《土地承包合同》。《终止协议书》签订后，必然致《委托管理协议》不能继续履行。同时，共青团农场与自治区医院如何终止《土地承包合同》的履行，是共青团农场与自治区医院之间权利义务进行协商的结果。故对上诉人刘玉才称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0月30日共青团农场收回涉案土地错误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刘玉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玉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宏   审判员  赵群   审判员  李霞       二○二○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杨雪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