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302民初10647号 原告：李富刚，男，194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琴，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穆贵利，男，198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 第三人：陈俊，男，196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 法定代表人：游劲松，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洪清，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富刚与被告穆贵利、第三人陈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红花岗区政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富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和唐琴，第三人红花岗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洪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穆贵利、第三人陈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富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李富刚与被告穆贵利于2009年5月1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穆贵利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三人红花岗区政府因修建东联线汽贸城的需要，成立了红花岗区东线改造（汽贸城）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全面负责该项目红线范围内的拆迁安置事宜。原告的房屋系红线范围内，2016年11月19日指挥部向相关组织发送《关于协助对李富刚房屋建房时间进行认定的函》，经南关镇南岭村村委会及南关镇人民政府一致认定原告的房屋面积为1945.32平方米。在签署《东联线改造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时，原告多次打电话给指挥部员工李辉，要求补偿协议的签订由其本人来签订。2016年6月3日，李辉在未通知原告情况下私自让陈俊代替其签订了补偿协议，并在补偿人员中擅自增加了被告穆贵利，分得80.45平方米的补偿安置房并取得补偿金额5239.90元。原告委托律师到第三人红花岗区政府调取相关房屋的拆迁档案后，发现除了他人冒充原告的名义签订了116.15平方米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外。另外，冒充原告李富刚与被告穆贵利于2009年5月1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内容有“穆贵利购买李富刚位于南关××××核桃组的住房，建筑面积81平方米，单价每平方米820.00元，合计金额66420.00元”，对此，原告并不知情，也表示不认识被告穆贵利，也没有与被告穆贵利签订任何《房屋买卖合同》。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恳请予以支持。 被告穆贵利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第三人陈俊未到庭述称，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红花岗区政府述称，原告是东联线的红线范围内的被征收户，其2015年2月2日委托第三人陈俊全权办理有关征收补偿事宜，区政府组建的指挥部根据该委托书与包括穆贵利及有关其他人员签订了相对应的补偿协议，这些都在2016年内完成，同时原告本人也于2016年6月3日与指挥部签订了补偿协议，之后原告多次以第三人陈俊超越权限为由，主张有关被补偿的房屋面积应由其自身享有向指挥部反映过情况，并于2017年3月6日向指挥部发出《关于撤销对陈俊委托的声明》，由于上述声明是在补偿协议签订并履行之后，指挥部也明确告知原告可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其与第三人陈俊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纠纷。因此，从全案过程中看，指挥部是严格按照原告的授权办理的有关当事人的征收拆迁手续，其本人也与指挥部签订补偿协议，并签字确认了，所以，作为第三人在本案过程中并无过错，至于原告诉请要求确认两份合同无效，如果原告是以越权代理来主张合同无效我们是支持的，如果是以合同法五十二条恶意串通来主张合同无效的应予驳回，请法院依法裁决。 经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红花岗区政府因修建东联线汽贸城的需要，成立了指挥部，负责该项目红线范围内的拆迁安置事宜。2015年2月2日，李富刚向陈俊出具了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兹委托陈俊同志全权办理东联线汽贸城改造指挥部拆迁我住房、还房及赔付事宜”。2015年，指挥部委托遵义质业测绘有限公司对东联线改造用地范围内的李富刚房屋进行建筑面积测量；2015年10月20日，遵义质业测绘有限公司出具了《李富刚房屋建筑面积测量技术报告》，显示：李富刚房屋建筑总面积1945.32平方米。2016年5月16日，拆迁人指挥部与被拆迁人穆贵利签订了《东联线改造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2017年3月6日，声明人李富刚向指挥部提交了《关于撤销对陈俊委托的声明》：“本人李富刚，身份证号码：5221211948××××××××，汉族，现年69岁。2015年2月（空白）日，为办理东联线汽贸城改造指挥部拆迁事宜，我全权委托陈俊办理我住房还房及赔偿事宜。由于陈俊同志在代理我办理以上事宜过程中，擅自将我名下拆迁房产办到陈俊个人名下，侵占我的资产和合法权益，故撤销我于2015年2月2日对陈俊出具的委托书，现特此声明：从2016年3月3日起，我李富刚不再委托陈俊代理我办理与东联线汽贸城改造拆迁，还房和赔偿有关的任何事情，陈俊的任何行为与我无关”。 另查明：甲方李富刚与乙方穆贵利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载明：“关于乙方购买甲方位于南关××××核桃树组的住房，建筑面积约81平方米，单价每平方米820.00元，合计金额66420.00元，大写：陆万陆仟肆佰贰拾元整。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同具法律效力。甲方：李富刚，乙方：穆贵利，2009年5月18日。该复印件由本人提供真实有效，如有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由本人自行承担。承诺人：穆贵利”。 诉讼中，原告李富刚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红花岗区政府于2016年6月3日签订的《东联线改造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原告李富刚代理人王颖称原告李富刚的所有证据都来源于指挥部。 以上事实，有原告的陈述，委托书、《李富刚房屋建筑面积测量技术报告》、《东联线改造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关于撤销对陈俊委托的声明》、《房屋买卖合同》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李富刚所举示的证据以及第三人红花岗区政府所举示的证据均来源于指挥部，而原告李富刚出具给被告穆贵利的委托书以及《关于撤销对陈俊委托的声明》的指向对象也是指挥部，故可推断上述证据中凡涉及李富刚签字之处均系由第三人陈俊所为。换言之，原告李富刚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涉及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李富刚签名也应认定为系陈俊所为。故本院对原告李富刚当庭提出的要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虽然原告李富刚向第三人陈俊出具了委托书，但该委托书的内容并非赋予其有权将原告李富刚的房屋予以出售，并结合原告李富刚发出的《关于撤销对陈俊委托的声明》等而言，原告李富刚也并未对《房屋买卖合同》进行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之规定，本案所涉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对原告李富刚发生效力，故对原告李富刚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原告李富刚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其系请求确认被告穆贵利与第三人红花岗区政府于2016年6月3日签订的《东联线改造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但原告李富刚的该项诉讼请求涉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效力判断问题，而协议中的拆迁人是红花岗区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之规定，上述诉请事项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其起诉。 综上，根据判决吸收裁定的原则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李富刚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李富刚要求确认《东联线改造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60.00元、公告费200.0元，两项合计260.00元，由原告李富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游 红 人民陪审员  刘伟康 人民陪审员  王成忠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法官 助理  张兴成 书 记 员  田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