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726民初176号 原告（被告）：郭冬生，男，1967年1月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太谷城内居民，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马，男，山西敦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告）：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中市太谷火车站南。 法定代表人：李凌云，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国清，男，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强，男，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被告）郭冬生与被告（原告）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2020年1月20日先后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并案审理。原告（被告）郭冬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马、被告（原告）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国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被告）郭冬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属于无效协议；2.依法判令被告（原告）恢复原告（被告）的劳动权利，保障享受与在岗员工的平等待遇与权利；3.依法判令被告（原告）补偿原告（被告）从内退之日起与在岗员工的收入差距；4.诉讼费用由被告（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原告）的前身为太谷县粮食局直属库、北阳粮站、郝村粮站、面粉厂，2008年10月，上述一库两站一厂合并上划为现在的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原告（被告）于1985年11月入伍，1989年3月退伍，1989年原告（被告）被安排在被告前身直属库参加工作。2009年8月30日，原、被告之间重新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1年7月7日，在被告（原告）的诱导欺诈下，原告（被告）与被告（原告）签订了《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原告（被告）认为：关于《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属于无效协议，理由如下：①根据《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国务院令第111号）第九条之规定：“职工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经本人申请，企业领导批准，可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但是原告（被告）并不符合“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法定情形。②由于像被告一样的企业在分流富余职工时，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对距退休年龄不到5年的职工，强迫退出岗位休养，剥夺甚至侵害了职工的正当劳动权利的情形存在，《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问题的通知》（劳部发259号）再次明确强调：企业对距退休年龄不到5年的职工，应经本人提出申请，企业领导批准，方可办理退出工作岗位休养。③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职工内部退养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12]111号）也明确提出：“严格按照国家和我省的规定办理内退。”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之规定》明确规定，国有企业“职工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经本人申请，企业领导批准，可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五）项及第四十五条相关规定的，企业也可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办理内退。国有企业在为职工办理内退时，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距退休年龄不足五年、本人申请、企业领导批准或者同意。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划定内退年龄，不得采取一刀切方式单方面强制职工办理内退，由此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企业应当承担主体责任。很显然，被告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自行划定内退年龄，强迫原告（被告）办理内退，其行为违背上述法律规定，该《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当属无效协议。④被告在对待内退员工的待遇上显失公平，并有欺诈行为。为逼迫包括原告（被告）在内的职工签订该协议，企业领导多次在不同场合、大小会议中宣传企业亏损、人员多等困难，在短时间内企业难以扭亏，诱导一部分包括原告（被告）选择内退。但是在一部分员工办理内退后，在岗职工的收入直线上升，成倍猛长。办理内退前后新旧两重天。⑤在签订该协议时，被告（原告）有欺诈行为的存在，声称“若不签订协议，原告（被告）将面临严苛的考核，并威胁原告（被告）解除与原告（被告）的劳动合同”。关于原告（被告）要求被告（原告）补偿从内退之日起与在岗员工的收入差距的理由如下：如前所述，根据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职工内部退养的通知》（晋人社厅[2012]111号），被告（原告）采取一刀切方式单方面强制职工办理内退，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被告（原告）应当承担主体责任，即被告（原告）应当补偿原告（被告）从内退之日起与在岗职工的收入差距。关于原告（被告）要求被告（原告）恢复原告（被告）郭冬生的劳动权利，保障享受与在岗职工的平等待遇与权利如下：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据此被告（原告）依法应当保障原告（被告）的劳动权利，给原告（被告）提供岗位，保障原告（被告）享受与在岗员工的平等待遇与权利。 被告（原告）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辩称，1.《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科级及以下员工新一轮续聘工作方案》（以下简称：续聘工作方案）[2011]15号合法、有效，原告（被告）郭冬生应严格遵守。“续聘工作方案”是被告（原告）在用工管理方面行使企业用工自主权的范畴，该方案由被告（原告）库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并于2011年6月8日向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山西分公司请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山西分公司于2011年6月22日批复，同意该方案在被告（原告）处实施。被告（原告）向各部门通知、印发该方案，并召开了动员大会，上述方案开始正式实施，故上述方案系合法、有效的公司制度，且从实施开始在被告（原告）公司贯彻落实至今，应依法遵守。此外，从维护企业合法的自主经营权利之角度出发，从保障公司合法的经营秩序之角度考量，以及落脚于维护被告（原告）在内的粮食储备系统之安全、稳定，也均不得轻易否定上述两方案的合法性。2.原告（被告）与被告（原告）依据上述“续聘工作方案”签订的《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完全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且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应对原告（被告）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理由在于：第一，《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系依据合法有效的“续聘工作方案”签订，该协议签订具有合法依据。第二，在“续聘工作方案”中提供了内部退养、内部在家待岗等选择去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具备辨识并作出选择的能力，其基于自身利益，在充分考量后主动申请，并选择了进行内部退养，其行为本身便是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同时也意味着其应当预见相应后果并自愿承受。第三，基于原告（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下的自主选择行为，被告（原告）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欺诈或欺骗的行为，原告（被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原告）对其进行欺骗的情况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应由其承担相应举证不利的后果。至于在岗人员工资上涨，受市场因素影响，在岗职工工资上涨属正常现象，并无不当。3.原告（被告）根本不具备返岗的客观条件，被告（原告）事实上无法安排其返岗，其要求返岗的诉求无法实际履行。第一，中储粮系统用工制度改革完成后，集团公司及包括山西分公司在内的各分公司作了全局统筹安排，即制定了严格的人员编制，目前被告（原告）处于人员超编状态，因此，根本没有空余岗位，原告（被告）客观上无法返岗就业。第二，原告（被告）已长期未实际在被告（原告）公司从事劳动，几乎没有在被告（原告）处从事工作所要求的的资质、资格及劳动技能，无法胜任被告（原告）处的工作。《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中关于职工内退之规定系取缔性（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告（被告）列举的其他规范之位阶不属于法律、法规的范畴，原告（被告）据此主张内部退养协议违反规定并无效，于法无据。首先，只有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可导致协议无效，其余位阶之规范不得作为认定协议效力的依据。而就《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而言，目前没有任何司法解释、批复或者解读认定《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按照2007年5月30日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强制性规定可作效力性与取缔性（管理性）规定之区分，违反取缔性（管理性）规定，不再认定合同无效，只有违反效力性规定才可认定合同无效。二者的区分标准在于：其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属效力性规范；其二，法律、法规虽未明确规定违反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将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属效力性规范；其三，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并不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则应认定该规定属于取缔性（管理性）规范。本案中，《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既未明确规定违反其规定之合同无效，也不存在任何损害国家过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国有职工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系取缔性（管理性）规范，不得据此认定内部退养协议无效。就本案法律适用而言，被告（原告）与原告（被告）签订《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实际上系对原劳动合同的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经协商一致可以在劳动合同中就不在岗期间的有关事项作出规定。本案中，经原告（被告）本人申请并自愿与被告（原告）签订《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故该协议应受上述法律保护被严格遵守，太谷县仲裁委依据上述规定裁决《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合法有效于法有据。5.本案仲裁请求已超过劳动仲裁时效期间，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被告）的仲裁请求。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申请人在仲裁申请及庭审中均明确表示其签订内部退养协议系在受欺诈和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按照其陈述，其应当自其签订离岗协议之日起一年内申请仲裁，其与被告（原告）之间的内部退养协议签订于2011年7月7日，故申请仲裁的期限最晚为2012年7月7日之前，而本案中其申请仲裁的时间为2019年11月8日，显然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故应驳回其仲裁申请。此外，退一步讲，申请人仲裁申请书中自认，其知悉2016年10月份有部分寿阳直属库人员曾就内部退养进行仲裁，并最终返岗，故按照其主张至迟2016年10月份便知悉其权利受到侵害，应从当时起起算一年为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超过便应依法驳回其仲裁申请。时至申请仲裁时显然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故据此也应依法驳回其仲裁申请。第二，本案不属于追索劳动报酬的情形，不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追索劳动报酬的特别仲裁时效，即本案争议的核心焦点在于《员工内部退养协议》是否合法，原告（被告）在申请事实和理由及诉请中未提及拖欠工资，事实上，被告（原告）向原告（被告）支付的也一直系生活费，而非工资，故根本不属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情形，故依法应严格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6.原告（被告）趋利避害的行为不仅违反了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也违背了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出于对在岗职工的公平考量，以及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鼓励诚实信用的社会风气，其仲裁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原告（被告）基于自身利益自愿选择内部退养，在取得既得利益后，又基于自身利益否认内部退养协议之合法性，意图在未提供劳动的情况下占取他人劳动成果，其趋利避害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此外，上述方案系被告（原告）在经营环境恶化，经济形势下行的大背景下制定、实施，原告（被告）在公司经营最困难的时期选择了离开公司，经在岗职工奋力拼搏，被告（原告）经营得以好转后，原告（被告）却在未提供任何劳动的情况下，要求重新上班并补足与在岗员工同样的待遇，这对为被告（原告）发展长期坚持付出的在岗员工来讲也无任何公平、公正而言。支持其诉请，便是鼓励其不诚实、不信用的行为。综上，原告（被告）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被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原告）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原、被告继续按照双方于2011年7月7日签订的《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履行直至被告退休；2.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6月，为扭转严重亏损，被告（原告）按照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山西分公司“三项制度”改革的有关精神，经库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开展新一轮的科级及以下员工续聘工作。为此，被告（原告）指定了《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科级及以下员工新一轮续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向山西分公司进行了书面请示，山西分公司书面答复同意方案实施。此后，被告（原告）召开动员大会、向全体员工通知、印发后实施。方案除科级干部续聘程序外，在本人自愿的前提下，为员工提供了内部退养及在家待岗的去向。方案实施后，本案原告（被告）郭冬生主动申请内部退养并向被告（原告）提交了《选择去向申请书》，自愿申请内部退养，原告（被告）的申请经被告（原告）审批同意后，双方签订了《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协议书对原告（被告）的退养期限、退养期间生活费的发放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书签订后，原告（被告）未再向被告（原告）提供过任何劳动，并一直领取协议书约定的生活费及福利至今。2019年11月，原告（被告）以被告（原告）为被申请人向太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请求确认协议书无效等事项。经太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认定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但裁定被告（原告）给原告（被告）提供适当的岗位上岗工作。被告（原告）认为，第一，原告（被告）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期间。第二，原告（被告）与被告（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经太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系有效协议，故该协议应依法严守。该协议第八条约定：“从乙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日起，本协议自行终止，甲方按有关规定为乙方办理退休手续。”根据该约定原告（被告）直至退休均应处于退养状态，太谷仲裁委裁定被告（原告）给原告（被告）提供适当的岗位上岗工作违反了双方协议约定，缺乏依据。第三，协议书已执行多年，原告（被告）客观上根本不具备返岗条件，被告（原告）岗位目前处于超编状态，事实上也无法安排其返岗，故仲裁裁决也无实际履行的可能性。综上，被告（原告）认为太谷县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太劳人仲裁字（2019）第55号仲裁裁决存在明显错误，为维护被告（原告）合法权益，故具状起诉。 原告（被告）郭冬生辩称，答辩意见同起诉意见一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太劳仲裁字（2019）第55号仲裁裁决书、《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退养通知书等，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郭冬生于1985年11月入伍，1989年3月退伍后在太谷县粮食局直属库参加工作。2008年10月，太谷县粮食局直属库、北阳粮站、郝村粮站、面粉厂合并上划为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2009年7月3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山西分公司向各整体接管库印发了《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山西分公司整体接管库三项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所指三项制度改革是指人事、用工、分配制度改革。2009年7月6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山西分公司批复同意《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三项制度改革方案》。2009年7月16日，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制定了《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三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方案对人事、用工、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2009年8月30日，郭冬生与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合同于2009年9月1日生效。2011年6月8日，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向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山西分公司就《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关于科级及以下员工新一轮续聘工作方案》作出请示。2011年6月22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山西分公司批复同意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请示的新一轮续聘工作方案。该新一轮续聘方案为包括郭冬生在内的员工提供了内部退养、内部在家待岗等富余人员安置办法，科级干部续聘、科级以下员工岗位聘任等多种人事调整办法。2011年7月4日，郭冬生提交了本人签名的《选择去向申请书》，自愿申请内部退养并于2011年7月7日根据《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关于科级及以下员工新一轮续聘工作方案》与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签订了《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该协议书对郭冬生的内部退养生活费、内部退养期限（至法定退休年龄）及社会保险缴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向郭冬生发出了内部退养通知书。协议签订后，郭冬生未再向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提供过劳动，并一直按协议书约定领取生活费。2017年9月21日，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更名为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2019年8月28日，郭冬生以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太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人事争议冲裁，提出确认双方签订的《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无效，并恢复其劳动权利，享受与在岗职工平等待遇，及补偿收入差距等请求。2019年12月27日，太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太劳仲裁字（2019）第5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给郭冬生提供适当的岗位上岗工作。二、驳回郭冬生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郭冬生与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签订的《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是否有效。一、关于郭冬生签署《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是否自愿的问题。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根据山西分公司的要求，制定了《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关于科级及以下员工新一轮续聘工作方案》，并经山西分公司审批后予以实施，该方案符合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相关国家政策，系有效方案。方案实施后，郭冬生提交了《选择去向申请书》，申请内部退养并与中央储备粮食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签订了《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郭冬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非自愿情况下签订该协议，故本院认为双方系自愿签订《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二、关于《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是否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问题。本案所涉及的内部退养，是国有企业在改革中为了妥善安置富余人员提供的解决方案，涉及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原劳动关系的基本内容进行的相应变更，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的规定。虽然郭冬生办理内部退养手续时未达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中退出工作岗位休养的年龄，但考虑到随着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涉及到国企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新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也不断出现，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优先适用新的法律，故本院认为《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未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综上所述，《山西中储粮太谷直属库关于科级及以下员工新一轮续聘工作方案》及《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有效。《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系郭冬生与用工单位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是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郭冬生要求恢复其劳动权利，保障其享受与在岗员工的平等待遇与权利；要求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补偿其从内退之日起至安排工作岗位之日止与在岗员工的收入差距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协议约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郭冬生与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按照双方2011年7月7日签订的《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约定继续履行。 二、驳回郭冬生的诉讼请求。 郭冬生预交案件受理费10元，中央储备粮太谷直属库有限公司预交案件受理费10元，合计20元，由郭冬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萍 人民陪审员  王文花 人民陪审员  冀 军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杨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