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1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肇清，男，1972年1月5日生，汉族，住赣州市南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燕，江西大榕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利华，男，1970年11月2日生，汉族，住赣州市南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青常，男，1977年9月21日生，汉族，住赣州市南康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平，江西金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海平，江西金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光林，男，1982年8月23日生，汉族，住赣州市南康区。上诉人廖肇清因与被上诉人曾利华、廖青常、金光林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2018）赣0703民初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肇清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2018）0703民初58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廖肇清既未与曾利华、廖青常签订书面的《厂房转让合同》，亦未将案涉厂房交付给曾利华、廖青常，该《厂房转让合同》也未实际履行，但一审法院认定该《厂房转让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就本案事实部分认定错误。一、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已对《厂房转让合同》中甲方签名处“廖肇清”三个字作了笔迹鉴定，鉴定出该签名不是廖肇清本人所写，系曾利华、廖青常伪造的。《厂房转让合同》中关于上诉人身份证号“3××××××××”、“石塘村猪麻坑”、“壹佰壹拾万”三处根本不是上诉人本人所写，该三处字都是较简单的字，被上诉人极易模伤，一审法院依据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即认定上诉人对该转让合同的内容知晓，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认为，《厂房转让合同》要生效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该合同中甲方处的签名，既然甲方处的签名都是伪造的，说明该合同就是曾利华、廖青常伪造的，该转让合同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上诉人未在该三处签名，上诉人要求向二审法院对该三处的笔迹申请笔迹鉴定。且二被上诉人关于该合同签订时的诸多细节，多处陈述自相矛盾。二、金光林关于“其系在征得上诉人的同意后在《厂房转让合同》落款处签名”仅是金光林单方陈述，该事实并无其它证据予以佐证，因金光林在本案中是被上诉人的身份，其与上诉人有明显的利害关系。上诉人认为，金光林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陈述，法院仅依据该陈述而无其它证据亦以佐证，金光林的陈述系孤证，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相反，法院对该厂房土地的出租人朱忠华、李民英、袁庚娣等一一做了询问笔录。在询问笔录中，土地出租人均表示其不知厂房已转让的事，他们是在一份材料上签了字，但并不清楚其本人是在什么材料上签的字，也不认识曾利华和廖青常，其并不清楚该《厂房转让合同》上的内容。上诉人认为，大部分厂房土地出租人处于中立的立场，与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土地出租人的陈述相对比较可信。而金光林的身份与廖肇清明显对立，金光林的陈述又无其它证据予以佐证，其陈述不能被法庭采信。三、曾利华、廖青常提供的五张借条（除13万本金，其余均系利滚利产生的），有两张借条（10万和20万）系发生在伪造的《厂房转让合同》之前，另三张系发生在伪造的《厂房转让合同》之后。被上诉人伪造的《厂房转让合同》第三点第2小点注明：“转让款由甲方（廖肇清）开具收据”。如果该《厂房转让合同》不是伪造的，如果曾利华、廖青常实际支付了80万元的厂房转让款，则依据该条，廖肇清应该向二被上诉人出具“收据”而不是“借条”。廖肇清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其真的把厂房转让给了二被上诉人，其知道“收条”与“借条”的本质区别，上诉人不可能把本应该收的80万元厂房转让款写成“向二被上诉人借了80万元”。上诉人后面书写的这三张“借条”，曾利华、廖青常抗辩说是上诉人写错了，其抗辩理由明显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不能被法庭采信。但一审法院仅依据五笔借款的总金额110万元与《厂房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总价款一致，即认定该《厂房转让合同》已实际履行，属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因为求实鉴定中心已经证明该《厂房转让合同》系二被上诉人伪造的。既然是伪造的，二被上诉人当然会把《厂房转让合同》中的转让总价款写成与五笔借款的总金额一致。四、土地出租人朱忠华、李民英、袁庚娣、朱文新等人在一审法院做的询问笔录中，均表示该土地租金一直都是由廖肇清支付至2018年拆迁，曾利华只是有一次（2015年4月）和廖肇清一起来付的租金。实际情况是，2015年4月，因廖肇清无钱支付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给上述土地出租人的租金，曾利华主动向上诉人提出其愿借38000多元给上诉人付该租金，且曾利华多次催上诉人并要求同上诉人到出租人家付租金。该租金是上诉人向曾利华借的，从曾利华处拿到现金后，再经上诉人的手给到出租人手中。各出租人笔录中说“一直是廖肇清付的，有一年是姓曾的付的”即是指这一次。上诉人认为，如果上诉人2015年5月12日即把厂房转让给了曾利华、廖青常，则该厂房应该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了，上诉人不可能再于2016年4月、2017年3月（土地租赁协议约定廖肇清应于每年4月左右向出租人支付当年4月至下一年4月的土地租金）再向各土地出租人支付2015年5月后至2018年3月厂房拆迁时的土地租金（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5年5月12日后上诉人支付租金后出租人出具的收条），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仅依据“曾利华向土地出租人朱忠华、李民英、袁庚娣等支付过一次租金”，即认定厂房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而对土地出租人在询问笔录里“一直是廖肇清付的，只一次是姓曾的付的”这一陈述却视而不见。且诸多出租人在法院的询问笔录中均表示其不认识曾利华、廖青常。上诉人认为，如果厂房确实已转让给二被上诉人，如果真像曾利华陈述，2015年转让后的租金一直由二被上诉人支付，则土地出租人不可能不认识二被上诉人。二被上诉人的陈述与土地出租人的陈述相矛盾，土地出租人的陈述更为客观，更符合本案事实，应被法院采信。五、二被上诉人曾拿伪造的《厂房转让合同》骗取了南康区东山街道办事处拆迁办工作人员的信任，街办工作人员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份伪造的《厂房转让合同》，误以为厂房已经转让给了曾利华、廖青常，所以才与廖青常、金光林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廖肇清曾与东山街办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沟通，说本案还在诉讼过程中，请不要把拆迁款打到廖青常账户上，工作人员承诺说等官司结束了再打拆迁款。但不知何故，东山街办在本案一审结束前即把拆迁款打给了廖青常。法院依据该拆迁协议和拆迁款，即认定二被上诉人已对该厂房进行了实际管理，进而认定厂房转让已实际履行，属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上诉人廖肇清并未将案涉厂房交付给曾利华、廖青常，系二被上诉人强占该厂房，强行收取该厂房租金，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2016年起一直在诉讼中；曾利华、廖青常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支付了厂房转让款，二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履行支付厂房转让款给上诉人的义务；《厂房转让合同》系曾利华、廖青常伪造，双方亦未实际履行。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各土地出租人的询问笔录采信有失偏顺，导致其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以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被上诉人曾利华、廖青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1.《厂房转让合同》的相关内容系上诉人廖肇清本人填写，廖肇清认可了厂房转让的事实。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已经鉴定出2015年5月12日《厂房转让合同》原件中手写字迹“3××××××××”，“石塘村猪麻坑”，“壹佰壹拾万”等内容系廖肇清本人所填写。既然《厂房转让合同》上的内容系廖肇清本人填写，这说明廖肇清对厂房转让，是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廖肇清现失口否认，纯属狡辩。2.厂房承租人金光林证实，其是征得上诉人的同意后在《厂房转让合同》落款处签名，将2016年4月10日至2017年4月9日、2017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9日的租金支付给了曾利华，证明上诉人本人知晓该《厂房转让合同》。实际上，上诉人本人在法庭上也自认了这个事实，也即认可了同意房承租人金光林将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4月9日的厂房租金支付给答辩人曾利华。所以上诉人在其起诉和上诉时所称的不知晓《厂房转让合同》的存在，根本与事实不相符。3.上诉人出具的5张借条金额，即答辩人向上诉人支付的金额，与《厂房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总价款一致，说明双方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已实际履行。2015年4月2日上诉人向答辩人借款10万元，2015年5月2日又借款20万元，该两笔借款发生于《厂房转让合同》签订之前，与《厂房转让合同》第三条第1项约定的首付款30万元正好相符。《厂房转让合同》签订后，答辩人又向上诉人支付了相应金额，支付的总金额与《厂房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款金额一致。这说明答辩人已按《厂房转让合同》的约定履行了支付转让款的义务。4.上诉人自认与答辩人同时在场时，答辩人向土地出租人（即农户）支付了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的租金，农户也证实答辩人向他们支付过租金。5.厂房的实际管理人是答辩人廖青常、曾利华。案涉厂房已于2018年3月拆迁，南康区东山街道办事处与答辩人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并向答辩人发放了拆迁补偿款，说明大家都知晓，包括政府都知晓厂房的实际管理人是答辩人廖青常、曾利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以《厂房转让合同》“廖肇清”签名不是其本人所写，该《厂房转让合同》系答辩人伪造为由，要求确认《厂房转让合同》无效，并要求答辩人返还已收取的厂房租金，该理由不成立。《厂房转让合同》并不是答辩人伪造的，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出《厂房转让合同》上填写的内容“3××××××××”、“石塘村猪麻坑”、“壹佰青拾万”是上诉人的笔迹，说明该《厂房转让合同》上诉人知晓，并不是答辩人伪造。并且，从上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上诉人已将厂房交付了答辩人，答辩人也履行了支付转让款的义务。所以，上诉人声称的答辩人伪造厂房转让合同，这根本与事实不相符。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上级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被上诉人金光林辩称：我坚持一审的意见，和我无关，该交的房租我也交了。廖肇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曾利华伪造的与廖肇清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无效；2.确认曾利华、廖青常与金光林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对廖肇清无效，并判令曾利华、廖青常共同返还出租廖肇清厂房产生的不当得利64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廖肇清于2009年、2010年期间向南康区朱忠华、朱忠龙、朱忠礼等人租赁土地并搭建厂房。2013年4月10日，廖肇清（甲方）与案外人陈国强（乙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由案外人陈国强承租原告位于南康区猪麻坑的厂房，租期自2013年4月10日至2016年4月9日。案外人陈国强与金光林系合伙办厂，两人在该租赁合同签订后，均向廖肇清支付过厂房租金。金光林称案外人陈国强已于2015年春节后退伙。2015年4月2日，廖肇清向曾利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曾利华人民币拾万元整。注：本人自愿用石塘村猪麻坑厂房做抵押，租方是陈国强这个厂”，廖肇清称该借款的利息为2000元／天。同年5月2日，廖肇清向曾利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曾利华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注：用石塘村猪麻坑厂房做抵押，租厂人：陈国强”。同年6月6日、6月30日、8月10日，廖肇清又分别向曾利华出具借条，分别载明借款200000元、200000元和400000元。廖肇清称上述三笔200000元的借条和400000元的借条，总金额累计1000000元是利滚利产生，是曾利华逼迫其书写，且每书写一张借条，曾利华都不会将前一张借条返还给廖肇清。2015年5月12日，廖肇清（甲方）与曾利华签订《厂房转让合同》一份，载明转让的厂房位于南康区石塘村猪麻坑，面积为7千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和厂房建筑物及设备转让共计壹佰壹拾万元，“本转让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订后，乙方已向甲方支付首付款叁拾万元整，余下转让款乙方每月10日前向甲方支付人民币现金壹拾贰万元整直到结清为止”。金光林及村民朱忠龙、朱忠华、朱忠虎等共十一人亦在该合同中签字，其中金光林称其系在清楚该合同内容并在询问廖肇清意见后签名的。曾利华、廖青常称廖肇清向其出具的借条金额共计1100000元，即其支付的厂房转让款。2015年10月19日，金光林（乙方）与廖青常、曾利华（甲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案涉厂房租给乙方使用，厂房面积5989.20平方米、住房面积为135.20平方米、外面住房面积为402平方米，单价为每月每平方米四元，余坪面积为600平方米，单价为每月每平方米1.30元，总面积租金每年320000元；租金一年一付，后一年提前一个月付下一年租金，租赁时间从2015年10月19日至2019年4月10日，厂房租金从2016年4月10日起算。金光林称其在征得廖肇清同意后将2016年4月10日至2017年4月9日、2017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9日的厂房租金共计640000元支付给了曾利华；廖肇清亦认可2016年4月10日至2017年4月9日的厂房租金共计320000元系其同意金光林直接支付给曾利华的。案涉厂房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的土地租金，廖肇清、曾利华均认可系两人在场的情况下向土地出租人支付，土地出租人未出具收条；被告称系其在廖肇清陪同下支付的租金，并由土地出租人在《厂房转让合同》签名；廖肇清曾起诉曾利华、廖青常返还厂房租金，并在该案庭审时称系曾利华将租金支付给土地出租人，但于本案庭审时却称系其向曾利华借款并支付的租金，支付时曾利华让土地出租人在一张折起的空白纸上即《厂房转让合同》签了名。案涉厂房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的土地租金，廖肇清称其已支付，并向法庭出示了由部分土地出租人出具的收条，收条总金额计38371.70元；曾利华、廖青常称其在廖肇清的陪同下已向土地出租人支付，土地出租人未出具收条。案涉厂房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的土地租金，廖肇清称其已支付，并向法庭出示了由部分土地出租人出具的收条，收条总金额计29319元；曾利华、廖青常称其于2017年3月向朱忠龙的妻子张启英支付，并向法庭提交了张启英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曾利华2017年石塘村租地租金合计人民币38441元。”2018年3月9日，南康区东山街道办事处与廖青常、金光林分别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并将厂房拆迁补偿和时限奖励349542元发放给了廖青常，将搬迁奖励116514元发放给了金光林。诉讼中，被告申请对2015年5月12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中甲方处签名是否是廖肇清本人所写进行笔迹鉴定，并申请对该合同中填写的“3××××××××”、“石塘村猪麻坑”、“壹佰壹拾万”是否是廖肇清本人所写进行笔迹鉴定。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将《厂房转让合同》的甲方处签名设为检材，并将2013年4月10日《厂房租赁合同》甲方处签名、2015年8月10日借条廖肇清签名和2018年4月13日的廖肇清签名作为取样比对后，鉴定该《厂房转让合同》中甲方签名处“廖肇清”签名不是廖肇清所写；经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厂房转让合同》中的上述三处填写内容字迹与廖肇清所书写的样本字迹是同一人笔迹。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厂房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首先，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得出《厂房转让合同》中填写内容字迹与廖肇清所书写的样本字迹是同一人笔迹的鉴定结论，表明廖肇清对该合同的存在及内容是知晓的，与廖肇清“从来没有见过”该合同的庭审陈述相矛盾。其次，金光林自2013年4月开始承租案涉厂房至该厂房拆迁，其陈述系在征得廖肇清的同意后在《厂房转让合同》落款处签名，并将2016年4月10日至2017年4月9日、2017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9日的租金支付给了曾利华，均表明廖肇清知晓该《厂房转让合同》。再次，曾利华、廖青常提交的五张借条虽未提供相应的取款凭证或转账凭证，但五张借条确实系廖肇清本人所写，借款金额总计1100000元，与《厂房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总价款一致，其中2015年4月2日的借款100000元与2015年5月2日的借款200000元更是发生于《厂房转让合同》签订之前，与该合同约定的首付款支付情况相符。廖肇清主张除2015年4月2日的借款100000元外，其余借条均系在曾利华、廖青常的逼迫下出具，但在未收到实际借款1000000元的情况下出具借条，与常理相悖，故廖肇清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四，案涉厂房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的土地租金，廖肇清、曾利华均认可系两人在场的情况下向土地出租人支付的租金，土地出租人未出具收条，且朱忠华、李民英、袁庚娣等土地出租人在一审法院对其的询问中均陈述曾利华支付过租金。最后，案涉厂房已于2018年3月被拆迁，南康区东山街道办事处与廖青常、金光林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并发放了拆迁补偿和时限奖励、搬迁奖励，亦从侧面反映出系廖青常在对案涉厂房进行实际管理。综合上述五点事实，应当认定廖肇清已将案涉厂房交付给曾利华、廖青常，曾利华、廖青常也已履行了支付厂房转让款的义务。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虽作出《厂房转让合同》中甲方签名处“廖肇清”签名不是廖肇清所写的鉴定结论，但与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的事实不相符合，故对该鉴定结论，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廖肇清要求确认《厂房转让合同》无效，并以曾利华、廖青常对案涉厂房不具处分权为由要求确认曾利华、廖青常与金光林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对廖肇清无效，要求曾利华、廖青常共同返还其已收取的厂房租金6400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廖肇清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200元，由廖肇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廖肇清提交如下证据：照片两张及视频两份。证明2017年4月上诉人到案涉厂房收取租金，当时与曾利华起了冲突，还报了警，厂房并未转让给被上诉人，从2016年至今上诉人都未放弃过对厂房权利的主张。曾利华、廖青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组照片和视频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不能证明上诉人代理人提到的证明对象。金光林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2018年廖肇清用车子拦住我的厂门，我就报了警。对于廖肇清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当事人交涉的内容，故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曾利华、廖青常、金光林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一是廖肇清与曾利华2015年5月12日《厂房转让合同》是否成立。二是2015年5月12日《厂房转让合同》效力问题。三是曾利华履行《厂房转让合同》的情况。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厂房转让合同》背面落款甲方处的签名经笔迹鉴定非廖肇清所签，但同时鉴定意见认为合同正面的廖肇清身份证号、厂房转让地址、转让金额大写数字系廖肇清笔迹。由于《厂房转让合同》中还有合同以外的当事人（如承租人金光林、租赁土地村民）签字，加上《厂房转让合同》发生之前廖肇清向曾利华出具的10万元、20万元的借条中言明同意用厂房作为借款抵押，廖肇清将土地租赁、厂房出租合同交给了曾利华，上述情节表明廖肇清不可能对《厂房转让合同》不知情，其应当对合同文本内容是明知的且在诉前未作出否认表示，故《厂房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关于焦点二，从廖肇清在2015年4月2日至2015年8月10日期间出具借条来看，厂房转让双方在《厂房转让合同》之前、之后均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这就涉及双方订立《厂房转让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为借贷合同设定担保还是为了通过支付对价获得厂房的所有权。双方现有书面证据并无明确约定“如果借款人廖肇清不能清偿债务时，需将厂房所有权转让给出借人曾利华；如果借款还清时，厂房则返还借款人廖肇清”，因此，《厂房转让合同》不宜认定为对借款的担保。廖肇清对《厂房转让合同》发生之前借条载明的30万元借款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故曾利华可随时要求其归还借款。从《厂房转让合同》约定曾利华已向廖肇清支付30万元首付款来分析（实际上曾利华也未重新向廖肇清支付30万元），表明曾利华将廖肇清之前借款的30万元转化为其应支付的转让款。之后剩余80万元，曾利华未按《厂房转让合同》约定以每月付12万元，廖肇清开具收据的形式来支付，反而是由廖肇清在2015年6月6日、2015年6月30日、2015年8月10日向曾利华出具没有约定借款期限的借条。诉讼中，曾利华明确表示廖肇清未欠其借款，可见其同样将廖肇清在《厂房转让合同》发生之后的80万元借款转化为其应支付的转让款。《厂房转让合同》实为以物抵债后转化的买卖合同关系，曾利华支付的对价就是出借借款，本院经审查《厂房转让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故一审法院驳回廖肇清请求确认《厂房转让合同》无效并返还财产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焦点三，案涉《厂房转让合同》与双方的借款合同属并立又有联系的两个法律关系，两份合同涉及的款项为同一笔，购买厂房的款项由借款转来的，因此，即便在确认《厂房转让合同》真实有效的情况下，也不能按照一般的买卖合同约定来审查合同的履行，应当注意到本案厂房转让是在双方原借款关系基础上这一特殊背景下达成的，所以对于曾利华是否已经实际履行支付110万元转让款的义务，还应当结合廖肇清实际尚欠其借款本金和合法利息数额等予以认定，以避免当事人通过签订《厂房转让合同》的方式将超出法定保护范畴的高额利息合法化。正是因为双方厂房转让合同关系是建立在借款合同关系上的，故廖肇清在本案中起诉请求确认《厂房转让合同》无效并返还财产，曾利华主张合同有效并履行支付转让款，且在廖肇清对借款关系结欠的借款数额有异议时，一审法院本应向廖肇清做好释明。曾利华、廖青常是否付清110万元转让款的事实应待双方原借款债务清算后再作评判，一审法院在未对廖肇清与曾利华之间的借款关系予以查明和审理的情况下，仅以廖肇清出具5张借条载明总计110万元与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总价款一致，就认定曾利华已履行支付厂房转让款的义务，理据不充分，应予纠正。根据不告不理原则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不影响合同效力的法理，一审法院就廖肇清诉请作出的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但本案实体处理结果并不影响今后廖肇清与曾利华对原借款债务的清算。综上所述，上诉人廖肇清的上诉请求，理据不充分，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除直接认定曾利华、廖青常履行支付厂房转让款义务的事实不妥外，对其余事实认定基本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00元，由上诉人廖肇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宁审 判 员  傅 忠审 判 员  赖国东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代理书记员  葛颖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