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3民终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冰兰，女，196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合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霄，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凡宏，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洋，男，1980年4月20日出生，瑶族，户籍地：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现住广西钦州市钦**。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四海，男，1973年4月6日出生，瑶族，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福明，男，1987年10月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武宣县。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功兵，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恒，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李冰兰因与被上诉人杨洋、韦四海、陈福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合山市人民法院（2019）桂1381民初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冰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杨洋、韦四海、陈福明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杨洋、韦四海、陈福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认定陈福明作为引资合作方，与杨洋、李冰兰、韦四海共同签订《煤炭引资合作协议》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已生效的合山市人民法院（2018）桂1381民初70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杨洋、李冰兰和案外人韦四海经充分协商，于2014年3月17日签订了一份《煤炭合作协议》。这份判决书中的三人并没有与被上诉人陈福明签订《煤炭引资合作协议》。（二）《煤炭合作协议》与《煤炭引资合作协议》为同一天签订，但被上诉人杨洋的签名明显是两个不同的签名，也就可以证实了，两份协议并不是同一天签订。《煤炭引资合作协议》中对于被上诉人陈福明的出资金额以及占股比例并没有约定，被上诉人陈福明并没有实际出资，不是该合伙组织的成员，是一种合作关系。（三）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陈福明的两份《收条》来看，被上诉人陈福明于2015年6月7日、2015年10月10日分别收到被上诉人杨洋的撤资款15万元、5万元。如果被上诉人陈福明是该合伙姐织的成员，其撤资并没有经过上诉人李冰兰的同意，该撤资行为无效，应当返还共计20万元的撤资款给该合伙组织，或由被上诉人杨洋承担私自同意被上诉人陈福明撤资的法律责任。（四）《煤炭引资合作协议》中并不是上诉人李冰兰本人亲自签名。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李冰兰、杨洋、韦四海与陈福明签订的《煤炭引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即上述四人均为合伙成员，陈福明为本案诉讼主体适格是错误的。据前所述，被上诉人陈福明并不是该合伙组织的成员，且《煤炭引资合作协议》上诉人并不认可，被上诉人陈福明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二）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8月2日，李冰兰与杨洋经对账结算出具的欠条，属于合伙内部的结算有误。上诉人与所有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经过合伙组织解散的清算程序，单凭上诉人出具的《欠条》，不足以认定该合伙组织清算的数额。值得强调一点的就是，从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出资与撤资明细表》来看，并没有上诉人和其他合伙人的签字，这只是被上诉人杨洋单方面制作的明细表，且该表也不能反映出尚欠有95.2万元的货款，为此，上诉人在二审提交了对账单，其中对于货款的实际数额进行了核算。三、原判应认定被上诉人陈福明没有实际出资，不是该合伙组织的成员，而没有认定是错误的。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并没有被上诉人陈福明实际出资的证据。四、原判应当认定本次诉讼为重复起诉而没有认定，是错误的。根据前述所述，被上诉人陈福明不是该合伙组织的成员，且《煤炭引资合作协议》上诉人也不认可，原判在没有查明《煤炭引资合作协议》是否真实有效的情况下，就认定被上诉人陈福明是该合伙组织的成员，且没有认定本次诉讼为重复起诉，是错误的。五、原判违反法定程序，是错误的。（一）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煤炭引资合作协议》以及结合前述所述，在《煤炭引资合作协议》中并没有约定被上诉人陈福明的投资款项以及占股比例，也就可以证实被上诉人陈福明并不是该合伙组织的成员，其最多只是与上诉人、被上诉人杨洋、被上诉人韦四海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因此，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并不是合作纠纷，在被上诉人陈福明不是该合伙组织成员的情况下，原判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审理，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二）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来看，并没有要求上诉人支付95.2万元的货款，且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也撤回了第3项诉讼请求，原判违反法定程序，在被上诉人没有请求上诉人支付95.2万元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支付95.2万元的货款，已经超出了本案审理范围，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判对应当认定的事实没有认定，且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还存在包括适用法律错误在内的错误，程序也违法，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杨洋、韦四海、陈福明辩称，一、关于陈福明诉讼主体资格，被上诉人认为陈福明是适格诉讼主体。（一）四方签订有《煤炭合作协议》，有李冰兰、杨洋、韦四海、陈福明四人签名，一审期间李冰兰认可《煤炭合作协议》上的“李冰兰”签名为其本人签名，一审法院向李冰兰释明是否需要进行笔迹鉴定，李冰兰认可是其本人签名也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这些在一审的庭审笔录中有记录。（二）陈福明在2014年3月23日按协议约定向杨洋账户转款出资款40万元，在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第21页有陈福明转款40万元的银行卡流水明细。（三）在2014年5月6日和2014年10月10日杨洋分别与陈福明和韦四海转款两次，其中一次是10万元，还有一次是5万元，转给陈福明撤资款形成完整证据链来证明陈福明的主体资格是适格的。二、关于合伙组织清算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就先查明的事实判决李冰兰向合伙组织返还95.2万元，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第2项是请求法院进行清算和分配，要进行清算就要先进行对账，被上诉人的账目是清晰的，但是李冰兰不认可，也无法提供自己出资30万元的明细。（二）李冰兰对欠条有异议，但又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所以一审法院认为李冰兰对其主张不能提供反驳的证据证明，判决李冰兰向合伙组织返还95.2万元并无不当。三、关于被上诉人诉讼请求问题，李冰兰负责对外销售和对外联系，只有李冰兰知道对外销售情况，被上诉人认为对于还有未收回的货款，应由李冰兰对外收回。李冰兰认可只有谭茂清的4车煤货款没有收回，但是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所以，对于谭茂清货款要么是李冰兰虚构，要么是李冰兰收取了谭茂清的货款。李冰兰认为一审判决第2项超过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不对的，没有依据。四、关于李冰兰应返还数额问题。2015年8月2日李冰兰亲自向杨洋出具了119.8万元欠条，直至2018年2月14日李冰兰一直按欠条向杨洋打款。在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第190页-191页的杨洋与李冰兰的短信记录中，李冰兰在里面多次向杨洋道歉，杨洋多次催款，李冰兰已经明确了欠款，但是又以理由推脱。五、上诉人一直拿来做挡箭牌的，也就是杨洋第一次起诉的（2018）桂1381民初705号案件，认为被上诉人属重复起诉，但是实际上705号案与本案是两个不同的事由。该判决已认定李冰兰出具欠条以及还款和尚需返还95.2万元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李冰兰向杨洋、陈福明、韦四海返还119.8万元是正确的，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六、关于重复诉讼问题，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根据民诉法第二百四十七条，构成重复诉讼的情况有：同一当事人，同一诉讼标的，同一诉讼请求。而本案中，这三方面都与第一次诉讼完全不同。综合以上三个方面，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是正确的。七、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上诉人在上诉状说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不是合作协议纠纷，实际上一审就是按合伙协议纠纷来立案的，这就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程序上有问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洋、韦四海、陈福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李冰兰、杨洋、韦四海、陈福明签订的《煤炭合作协议》、《煤炭引资合作协议》；2.请求判令对合伙资产进行强制清算，并在清算之后分配合伙财产；3.请求判令李冰兰负责收回应收的煤炭销售款，并先行向合伙组织返还相应的货款（如果查实有尚未回收的应收账款）；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冰兰负担。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杨洋、韦四海、陈福明撤回第3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洋、李冰兰、韦四海经充分协商，于2014年3月17日签订了一份《煤炭合作协议》，约定杨洋出资50万元、李冰兰出资30万元、韦四海出资50万元，三人合伙经营煤炭贸易，由杨洋、李冰兰具体合伙的运作和管理，韦四海协助监理，员工韦芳代理负责资金的统一调配和资金运行安全等，为确保公司安全运作，公司财务统一账号专人管理，公司银行专用账号为：户名杨洋，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防城支行，账号62×××60，专款专用于本公司煤炭投资运作，不得另作他用，控股投资方任何一方可查看账户明细，与各厂方资金结算一律经本账户进行结算，控股投资方每月或不定期对本账户进行对账，李冰兰主要负责货物质量和市场拓展和管理等。合作协议还对年利润分成比例、运营费用比例及引资方分红比例等事项作出了约定。同日，陈福明作为引资合作方，与杨洋、李冰兰、韦四海共同签订《煤炭引资合作协议》，其中约定引资方分红比例（引资总额所占的利润）：扣除年利润的20%作为运作成本，剩余80%作为公司与引资方分红，公司提取其中50%利润分成，剩余部分给引资方分红，遇上亏损时引资方与公司同担，按出资份额在公司总额所占的比例分担，每年对引资和引资分红比例重新确定。管理方面的约定基本与上述《煤炭合作协议》一致。合作协议签订后，合伙人各方依约进行煤炭经营，李冰兰实际负责市场开拓、煤炭销售及回款等，在合伙过程中，杨洋发现李冰兰未按期将合伙经营取得的货款汇入合伙专用银行账户，2015年8月2日，经杨洋与李冰兰对账，李冰兰向杨洋出具了一份欠条，载明欠杨洋货款119.8万元。同年8月，合伙经营煤炭停滞，此后，杨洋多次向李冰兰催索货款，自2015年8月24日至2018年2月14日期间，李冰兰分15次共向杨洋的账户转账货款246000元，尚余95.2万元货款未转至合伙专用转户。2018年11月6日，杨洋起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变更为合伙协议纠纷），请求判令李冰兰支付尚欠货款95.2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152925.58元。2018年12月29日，本院作出（2018）桂1381民初705号民事判决，认为杨洋、韦四海、陈福明与李冰兰合伙关系仍处于存续期间，留存在李冰兰手上的财产归各合伙人共有，因合伙人未对合伙财产进行盈余分配，杨洋即以李冰兰欠其货款提起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判决驳回杨洋的诉讼请求。之后，杨洋、韦四海、陈福明作为共同原告，以合伙给营煤炭已停滞，要求解除合伙协议，对合伙资产进行清算及分配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一审法院组织了杨洋、韦四海、陈福明与李冰兰到庭进行对账清算，杨洋、韦四海、陈福明提供了合伙经营的相关账目清算证据材料，该证据以李冰兰自已记录的笔记流水账为依据，结合银行流水账等证据，可证明李冰兰未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及对账后的欠条将款项95.2万元转入合伙专用银行账号，李冰兰未能举出相关证据证明其与杨洋结账时写下的欠条有错漏未扣减的款项，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一审法院庭后再行组织杨洋、韦四海、陈福明与李冰兰质证对账过程中，同意解除合伙协议，杨洋、韦四海、陈福明表示撤回第3项诉讼请求，同时鉴于李冰兰未能出具可供清算的证据，认为无强制清算的必要，由法院在诉讼中主持双方对合伙账目进行对账，并对已经查清的应由李冰兰返还的款项判令李冰兰向杨洋、韦四海、陈福明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杨洋、韦四海与李冰兰签订的《煤炭合作协议》以及李冰兰、杨洋、韦四海与陈福明签订的《煤炭引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本案合伙人之间的关系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即上述四人均为合伙成员，陈福明为本案诉讼主体适格。合作协议终止后，合伙人应当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合伙经营运作管理由杨洋和李冰兰负责，2015年8月2日，李冰兰与杨洋经对账结算出具的欠条，属于合伙内部的结算，欠条上注明欠杨洋的货款，实为欠合伙组织的货款，也证明李冰兰未依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将收到的货款全部转至合伙组织专用账号。自出具欠条后，李冰兰将部分款项转至杨洋账号，尚有95.2万元欠款未转至合伙专用账号，事实清楚。虽然另外的两个合伙人韦四海、陈福明不在场共同对账，但在诉讼中经一审法院组织杨洋、韦四海与李冰兰进行了对账清算，韦四海及陈福明对杨洋与李冰兰对账得出的欠条等行为予以认可，李冰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尚有其他应扣减款项未扣减，未能否认其出具欠条确认尚欠合伙组织货款的事实，其主张杨洋、韦四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应不予采纳。因此，李冰兰应按合伙协议约定，将其所欠95.2万元合伙组织款项支付至合伙组织专用银行账号上。鉴于涉案合伙经营煤炭活动于2015年8月停止，已无继续合作的基础，杨洋、韦四海关于解除《煤炭合作协议》、《煤炭引资合作协议》的请求，李冰兰无异议，应予支持。诉讼中杨洋、韦四海变更并撤回其部分诉讼请求，系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解除2014年3月17日杨洋、韦四海与李冰兰签订的《煤炭合作协议》和杨洋、韦四海、陈福明与李冰兰签订的《煤炭引资合作协议》；二、李冰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货款95.2万元转入合伙专用银行帐户（户名：杨洋，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防城支行，账号：62×××60）。案件受理费13320元，由李冰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冰兰向本院提供证据：《合伙经营煤炭经营资金收支明细表》1份、《被告登记的公司账》1份；三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供证据：《李冰兰还款及代付记录》。本院已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4年3月17日，杨洋、韦四海与李冰兰签订的《煤炭合作协议》及李冰兰、杨洋、韦四海与陈福明签订的《煤炭引资合作协议》，约定合伙经营煤炭贸易，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合同签订后，李冰兰实际负责市场开拓、煤炭销售及收回货款等。2015年8月2日，经杨洋与李冰兰对账后，李冰兰向杨洋出具欠杨洋货款119.8万元的欠条。后李冰兰分15次共向杨洋账户即合伙专用账户转货款24.6万元，尚余95.2万元至今未转至合伙专用转户。本院认为，杨洋与李冰兰通过对账后，李冰兰向杨洋出具欠条，该欠条实质为合伙结算，且其他合伙人对该结算均予认可。为此，李冰兰应按结算结果支付全部货款119.8万元，现李冰兰仅支付24.6万元，尚欠95.2万元未支付，三被上诉人据此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李冰兰支付尚欠货款95.2万元，证据和理由充分，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李冰兰将货款95.2元转入合伙专用银行帐户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上诉人李冰兰上诉主张119.8万元的欠条不足以认定为合伙组织结算的数额。本院认为，该欠条是通过杨洋与李冰兰对账后立下的，且多年来李冰兰对该欠条并未明确提出异议，更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使撤销权，且在立下欠条后履行了部分付款义条，分15次向杨洋账户即合伙专用账户转账24.6万元。李冰兰该上诉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清算后的数额，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李冰兰上诉另提出陈福明存在非法撤资行为，其不应是合伙组织成员，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问题。本院认为，该主张没有得到其他合伙人的认可，也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且李冰兰、杨洋、韦四海与陈福明于2014年3月17日签订了《煤炭引资合作协议》，其作为本案诉讼主体适格，故李冰兰该上诉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李冰兰又提出一审法院判决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本案属重复诉讼等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已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判决，以减少诉累，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本案被上诉人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案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两案并非属重复诉讼。上诉人李冰兰该上诉主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解除《煤炭合作协议》、《煤炭引资合作协议》问题。鉴于涉案合伙经营活动于2015年8月停止至今，且在一审诉讼期间李冰兰对解除上述合同亦表示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解除《煤炭合作协议》和《煤炭引资合作协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冰兰的上诉请求证据和理由不充分，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20元，由上诉人李冰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晓志 审判员  邓 媚 审判员  黄月秀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龙 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