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8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聪德，男，汉族，1955年12月26日出生，住广州市萝岗区********，身份证号码：440************332。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敬松，男，汉族，1948年8月20日出生，住广州市天河区***********,身份证号码：440************814。上诉人（原审被告）：姚佛照，男，汉族，1945年1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身份证号码：440************130。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羡玲、彭培锋，广东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聪德与上诉人姚佛照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7）粤1322民初3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聪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全部判决；2、改判为:被上诉人因其侵权（投毒）行为造成上诉人的3号鱼塘损失共471293.55元；3、判令被上诉人退赔因其投毒3号鱼塘行为，造成上诉人其他鱼塘的一切连带直接损失（以正规公司评估为准）；4、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在2015年9月1日，上诉人与广东省惠州市xxxx水产发展有限公司老板梁某签订鱼塘租赁合同（三手租赁——土地权属人租赁给被上诉人——又再转租赁给梁某——第三手再转租赁给上诉人）。租赁其转租的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山猪山冚塘的鱼塘，共300亩。【共有8个鱼塘；分别是1号：110亩左右（在大坝上）；2号：90亩左右（在大坝上）；3号；30亩左右（在大坝下）；4号：22亩左右（在大坝下）；5号：7亩左右（在大坝下）；6号；4亩左右（在大坝下）；7号：4亩左右（在大坝下）；8号：4亩左右（在大坝下）】。时至2020年9月1日止（这些鱼塘都用于生产养鱼，每年租金550000元），租赁期共5年。到2016年3、4月间，因生产经营中的部份鱼塘，遭到第三方在山上工地建设，向鱼塘倾泻了大面积、大量的余泥，最终，致使上诉人受到严重的损失，上诉人面临极度的经济困难。按“租赁合同”第十条规定:如在生产中有第三方人员妨碍乙方正常生产的，甲方必须无条件出面解决。于是，上诉人联系“梁某”，但对方一直以各种理由，推搪不见，而梁某自己却静静地向第三方（倾泻泥土方）以“塘主”身份追讨并得到一笔巨额赔偿（上诉人后来听知的）。到了2016年6月份，在上诉人为此事不断到政府部门（综治办等）处投诉时，“梁某”才在当地村委约见上诉人，答应，解除“租赁合同”，不收上诉人所有租金，至于鱼塘的存剩鱼，则由上诉人自行处理（后双方正在商谈草拟协议过程中，就发生被上诉人投毒事，至使最终未能签成）。在2016年7月6日，上诉人发现涉案的3号鱼塘有大批被毒死的鱼浮出后，出于担心危及人命和安全生产，于是报警求助，警察到达现场后，被上诉人（曾做过上诉人几个月的工人，后被解雇，投毒时前几个月已不是上诉人的工人了），竟然当着上诉人（是被投毒的鱼塘，当时100％的合法权益人）的面拍了拍警察肩膀说:阿“sir”，这塘的死鱼是我毒死的，帮忙处理。当日（6号），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去博罗县福田派出所录了口供。在第二天（7号）傍晚，广东省博罗县福田派出所警察又通知上诉人（父子两人）再去录口供（问话内容，同6号基本一样），在录完口供后走时，在派出所内便遭到被上诉人，纠合的十几人围堵，不敢回家，躲在里面一角过夜。直至第二天上午，在上诉人（父子两人）通过向惠州市、广东省和北京等部门报警求助，又在互联网上了公安网，并实名发出信息，在广东博罗县福田派出所内受困。后才得到有关人员，干预此事，并驱赶走了被上诉人所召集的所有人。至此，上诉人（父子两人）在经过多时惊恐后，才得以回家。至这以后几天，上诉人的工人陆某（看鱼塘）也被被上诉人用些“手段”逼走回了乡下。然而留下的8个鱼塘（除了2号空塘），其他剩鱼（除了3号涉案鱼塘，其它6个剩鱼鱼塘价值共约几百万元）全都被被上诉人“夺”去了。时至今天，上诉人都不敢返回鱼塘。上诉人在2016年7月6日为此事报警，直至2017年3月上旬上诉人才收到“不立案通知书”博公（刑）不立字[2017]003号这也是上诉人通过“多种诉求”和提起“行政诉讼”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行初24号案后，博罗县公安局才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而不予立案的理由是:姚佛照（被上诉人）的行为没有投毒故意，不构成犯罪。为此，上诉人不服，就按程序：1、向博罗县公安局申请刑事复议（博公刑复字[2017]004号）。2、向惠州市公安局申请刑事复核（惠公刑复核字[2017]11号）。3、向博罗县人民检察院申请刑事立案监督（博检控申控复字[2017]18号）。以上三个程序三个单位，都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维持原决定。随后上诉人在：1、2017年7月24日到惠州市人民检察院。2、2017年8月24日上午到广东省公安厅。3、2017年8月24日下午到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诉求。最后被告知此“程序”走完了！如是利益受损，可通过民事诉讼索赔。故此，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按省检察官指引特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因其自行投毒行为，造成上诉人的一切经济损失。这就是（2017）粤1322民初3614号（本案一审案号）,一审法院在2017年9月4日立案，到2019年6月4日才作出判决书。另外，关于李聪德、梁某和姚佛照三个人之间的“租赁鱼塘纠纷”案件有：1、（2016）粤1322民初3804号。2、（2017）粤1322民初3614号（上诉本案）。3、（2018）粤1322民初523号。上诉人对整个审判过程中的表述、思维到判决行为而提出5点质疑：第一，在2案中原告在2017年9月7日起诉立案，一审法院在2019年6月4日制作出了判决书，而又拖延5个多月后，还是在原告多次催促下才于2019年11月17日寄出。第二，在2案（本上诉案）中，见判决书第3页的10行，被告至第6页的9行请法院驳回。这段文字是被上诉人的表述辩称，仅凭口头说事，根本上无真凭实据（协议书），就说自己对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完全占有和处分权！而一审法院竟然会采信被上诉人的“主张”认定:被上诉人对鱼塘享有合法权益【见判决书第12页12行的—综上，本案3号鱼塘的损失共计254821元（239821元15000元），上述损失应由被告负责赔偿50％即赔偿127410.5元给原告】。也就是说，无论涉案鱼塘有任何损失或收益，至少被上诉人享有50％的“股权”？第三，在2案（本上诉案）中，被上诉人由于自己的“投毒侵权行为”造成了上诉人的3号鱼塘经济损失25821元，因此而又造成增值损失218704.85元共471293.55元。另外：有其它7个鱼塘（除去2号鱼塘当时无鱼）剩鱼，足可卖出一百多万元，后来，上诉人不敢回去鱼塘，到最终，这些财产被被上诉人“夺”去了，这就是直接的连带损失这是客观事实的存在。第四，在1案中，由于上诉人在经营养鱼过程中，鱼塘受到山泥倾泻，严重影响生产。依“合同”笫十点约定同原告交涉求助，后来在当地村委谈过，梁某老板当时也曾口头答应过解除“合同”不收上诉人一分钱塘租（但最终无签成“协议”，此事在庭审中，上诉人也提出过主张）。为什么还是最终还是要判上诉人交塘租537945.21元。第五，在3案中，判决上诉人需要还被上诉人欠款148700元。因为被上诉人曾口头对上诉人讲过欠单退还（因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发生过债务争议，被上诉人曾经说过这句话，虽然无“协议”，但“天地可鉴”）。为什么还是最终判决被告还欠款1487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本案中多处认定事实不清，关键事实却排除书面证据，仅凭被上诉人辩解的口头说明即予以釆信，同时部分判决无法律依据，对上诉人极为不公。请求二审法院能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查明事实真相，依法改判！姚佛照答辩称：与我方的上诉意见一致。姚佛照上诉请求：撤销（2017）粤1322民初361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向案涉鱼塘投入“杀扑磷”，系未经原告同意，从而认定上诉人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原审法院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与本案的证据证明的事实背离。根据原审法院依法向公安部门调取上诉人、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儿子李某、钟某、梁某、钟某某、李某某、宾某的《询问笔录》，上述全部人的笔录均陈述在2016年6月25日，被上诉人、上诉人、钟某等人已经通过协商一致，被上诉人同意将案涉鱼塘的鱼交由被上诉人、钟某等人去处置，用于抵偿被上诉人欠下上诉人、钟某及工人的债务。甚至连被上诉人儿子李某也在笔录中确认该事实。因此，对案涉鱼塘的鱼交由上诉人处置，是被上诉人同意的，是经过双方口头协商确认的，虽然没有书面协议，但结合《询问笔录》是可以认可该事实的。既然被上诉人已经同意案涉鱼塘交由上诉人处置抵债，那么上诉人为管理好鱼塘，向鱼塘投杀扑磷专杀罗非鱼的行为，无需再经过被上诉人的同意，因为上诉人已经取得了对鱼塘以及鱼合法的处置权，因此，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向案涉鱼塘投入“杀扑磷”，系未经原告同意，从而认定上诉人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系与本案事实违背的。另、根据前述第一点事实，被上诉人系确认同意将鱼塘的鱼交由上诉人处置抵债的，双方对鱼塘及债务的事宜已经是达成一致意见的。上诉人并不是误认为被上诉人将鱼塘的鱼交由上诉人处置，被上诉人单方陈述说双方因为债务偿还先后顺序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而未签订书面合同不符合事实，只是上诉人的单方面陈述，与《询问笔录》其他人的陈述内容不符。因此，原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第11页第1-10行）作出“虽然原告与案外人钟某、被告及另两名工人因偿还的先后顺序及能否足够偿还债务等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而未签订书面合同，但该原告的上述将鱼塘的鱼抵偿相关债务意思表示让被告误以为鱼塘的鱼已抵偿原告欠其及案外人的债务的表述，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上诉人的行为并无过错，不应对本案承担侵权责任。二、原审法院抛开鱼塘的实际情况，以评估报告认定鱼类的损失以及租金损失，违背了客观事实。1、根据本案事实，被上诉人在2016年5、6月份，对鱼塘进行了清池，一共卖了70万元的鱼款，用于偿还上诉人。之后上诉人并没有对鱼塘重新投入鱼苗养殖。因此，2016年7月，上诉人投入“杀扑磷”时，3号鱼塘已经没有什么鱼种剩余了，3号鱼塘的情况并非像评估报告描绘的那么理想。因此，评估报告对鱼塘鱼损失的评估，是没有结合鱼塘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损失缺乏客观真实，原审完全采信评估报告认定鱼的损失为184821元，无事实根据。而且，“杀扑磷”只针对罗非鱼，对其他鱼种不会产生伤害，根本不会造成鱼塘的其他鱼的死亡以及损失。2、敬元春公司已经向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其在收回涉案鱼塘之后，对鱼塘进行了清池，所卖的鱼收入约3万元而已。该证据可以进一步证明，在被上诉人2016年5、6月份卖鱼后，敬元春公司2018年9月份收回鱼塘后再次进行了清池，所卖的全部鱼款只有3万元。因此，评估报告认定鱼的损失为184821元，与鱼塘的实际情况不相符。3、要求上诉人承担鱼塘一年的租金损失没有事实根据。上诉人2016年7月投放入“杀扑磷”，被上诉人2016年8月23日与敬元春公司解除合同，退出鱼塘。就算上诉人要承担租金损失，最多也只能承担2016年7月至2016年8月的租金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李聪德答辩称：被告认为在2016年6月，原告与被告在涉案地方大家口头协商，被告向原告追讨债务14万多元，当时原告称没有钱还，用鱼塘里的鱼还债，如果这样就愿意将鱼给被告。第一退回欠条，第二把租金饲料其他开支大概200万元，帮原告还掉这些，鱼塘的鱼就全给被告。当时被告答应退回欠条，其他饲料人工由他负责就两清，原告同意这样做。当时原告说口说无凭要签协议，被告不同意签协议。既然没有签协议，就没有成交了。原告就跟被告说不同意签协议，以后就不要动我的鱼，要动我的鱼我就报公安局。2016年7月6日，原告的工人通知原告，鱼被人放毒了，所以我们就报警。现在被告的反诉意见认为原告口头答应给他，他就认为这个鱼就是他的，所以他就以他的方式，没经过原告的同意，把原告的鱼毒死了。当时涉案鱼塘的权利和义务是归原告的，原告是合法的从梁某老板那里租下来的。被告在没有任何合法证据下，以违法行为对原告的合法财产侵害，造成原告的损失。现在被告竟然在上诉状中称对涉案鱼塘有所有权，就凭说原告曾说鱼塘是他的，他就这么认为。当时发生投毒，涉案鱼塘的权利和义务是归原告的。侵权就要负法律责任。原告报警后，警察到现场，被告拍警察的肩膀说“鱼是我毒死的，你帮我搞定”。原告提起刑事自诉，最终确认不属于刑事行为。到广东省检察院，关于申请要向被告提起刑事诉讼，程序虽然已终结，但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向被告追讨所造成的全部损失。鱼塘主梁某也把原告告上法庭，要求原告支付租金，判决已经生效了。被告不同意签协议的情况下侵权。被告抓住原告的欠条14万多元要求原告归还，欠的钱又要，鱼也要，债又不还，被告是恶霸行为。一审法院违背客观事实存在，对于被告口头陈述就采纳，鱼塘损失一半归原告，一半归被告。对于涉案一方的利益与损失，被告占有50%，什么依据都没有。当时鱼塘100%是原告的财产，被告要赔偿全部责任。二、伤害鱼塘损失，造成1、4、5、6、7、8号鱼塘的损失都要全部赔偿，我方要求通过评估。2号鱼塘我方不申请，2号鱼塘封塘，3号鱼塘是本案鱼塘。李聪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被投毒鱼塘损失356027元及连带损失252588.7元【184821元÷30亩×41亩,4、5、6、7、8鱼塘面积共41亩，其中4号鱼塘22亩，5号鱼塘7亩，6、7、8号鱼塘各4亩】和由于其造成的50%的增值损失218704.85元【鱼塘损失184821元+连带损失252588.7元】及原告原来已经投资的61万，共计1437320.55元；二、本案的诉讼费和评估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日，原告及案外人钟某与惠州市xxxx水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鱼塘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承租惠州市xxxx水产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山猪冚塘山塘的鱼塘，共300亩，租赁期限为2015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止，为期五年。2016年4月15日，钟某与原告签订《退股协议》，约定钟某单方面退股，签订合约之日起，山塘的一切经营业务及所有的支出和收入与钟某无关。2016年7月6日上午，被告向涉案3号鱼塘投放“杀扑磷”，致使鱼塘的鱼部分死亡。博罗县公安局福田派出所于2016年7月6日20时28分至21时35分对被告作《询问笔录》，被告陈述其向李聪德鱼塘投放一瓶“杀扑磷”，将鱼塘的罗非鱼毒死，对方报了警，鱼塘面积约28亩，因为原告欠被告鱼塘鱼钱100000元及48700元工资，还欠钟定发60000元及两个工人工资约30000元，原告说将鱼塘交由被告等四人管理，剩下的鱼作为钱还给被告等人，鱼塘的鱼卖了的钱由被告等人分成，被告在鱼塘下药时未经原告同意。本院依据被告的申请，依法调取公安部门向梁某、钟某某、李某某、钟某、宾某作出的《询问笔录》，在笔录中上述人员均陈述在2016年6月25日原告与钟某及被告在内的三个鱼塘工人，就欠款及工钱的事，口头协商将鱼塘的鱼交由钟某及被告等三个工人去处理；钟某陈述原告欠其投资款70000元，欠被告及另两名工人工资共70000元，被告在鱼塘对其说鱼塘中鱼的密度过大，他就用药毒死部分价值不高的罗非鱼，让其他鱼类生长好点。本院调取的原告儿子李某的《询问笔录》，李某在笔录中陈述，其父亲欠被告鱼苗款约100000元，原告就剩下的鱼塘里面的鱼交给被告只有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协议，被告说签订的，但是“军长”说不用，所有没有签订和合同。原告在公安部门作出的调查笔录中陈述，2016年6月25日，原告与钟某、被告及另两名鱼塘工人有就债务问题协商，钟某、被告及另两名鱼塘工人提出用鱼塘抵偿原告所欠他们的债务及工人工资，原告说可以用我鱼塘的鱼抵偿他们的债务，但先付工人工资，并叫他们签份协议给原告，并把原告写的欠条返还给原告，被告准备写协议，二名工人说怕鱼塘的鱼不够钱抵偿他们的债务，原告说其鱼够抵偿他们的债务，被告说要先收回他的十万元欠款，二名工人说先还工资，周边的被告的亲属就说不用写协议捉鱼卖了再说，大家协商不成原告和儿子李某就离开了。原告于2016年7月6日向博罗县公安局福田派出所报警，该所出具报警回执给原告。2017年2月28日，博罗县公安局作出博公（刑）不立字[2017]00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被告的行为没有投毒的故意，不构成犯罪为由，不予立案。原告收到上述通知书后向博罗县公安局申请刑事复议，博罗县公安局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博公刑复字[2017]004号《刑事复议决定书》，认为该案没有犯罪事实，决定维持原决定。原告向惠州市公安局申请刑事复核，惠州市公安局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惠公刑复核字[2017]11号《刑事复核决定书》，认为该案无犯罪事实，不符合刑事立案条件，决定维持原复议决定。之后，原告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向博罗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2017年7月17日，博罗县人民检察院作出博检控申控复字[2017]18号答复函，认为被告等人没有投放危险物质的故意，也没有实际危害公共安全，同意博罗县公安局不立案的理由。另查，原告向本院提起刑事自诉，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7）刑初421号刑事裁定书，认为自诉人李聪德诉被告人姚佛照犯投放危险物质罪，根据其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被告人姚佛照构成犯罪。本院委托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涉案的3号鱼塘的鱼类损失及租金费用损失及鱼塘清污损失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穗华价估（惠州）[2018]188号《关于投毒造成涉案鱼塘经济损失价格评估结论书》：投毒造成涉案鱼塘经济损失=养殖鱼类的损失+投毒涉案鱼塘租金费用损失+鱼塘清污费用=184821+55000+116206=356027元。原告用去评估费用15000元。另查，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2016）粤1322民初380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与惠州市敬春源龟水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鱼塘租赁合同》于2016年8月23日解除。原告向本院提供惠州市xxxx水产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该公司注明上述民事判决判决合同解除，原告并无对涉案鱼塘进行清理就退场，该公司收回涉案鱼塘时的现状仍是鱼塘未经清理的现状。被告于2018年1月19日向本院起诉请求原告李聪德支付鱼底款及人工款共计148700元，并提供原告出具的欠据，本院于2019年6月5日作出（2018）粤1322民初5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李聪德支付148700元给被告。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向原告承租的3号鱼塘投入“杀扑磷”导致鱼塘鱼部分死亡的行为，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是否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及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的相关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博罗县公安局作出的博公（刑）不立字[2017]00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博公刑复字[2017]004《刑事复议决定书》及惠州市公安局作出《刑事复核决定书》、博罗县人民检察院作出博检控申控复字[2017]18号答复函、本院作出（2017）刑初421号刑事裁定书，均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且根据本院调取的公安部门对原、被告及案外人梁某、钟某某、李某某、钟某、宾某、李某的询问笔录及原、被告庭审意见，原告与案外人钟某、被告及另两名工人于2016年6月25日对债务协商时，原告明确向对方提出鱼塘的鱼抵偿他们的债务，并先偿还工人工资，虽然原告与案外人钟某、被告及另两名工人因偿还的先后顺序及能否足够偿还债务等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而未签订书面合同，但该原告的上述将鱼塘的鱼抵偿相关债务意思表示让被告误以为鱼塘的鱼已抵偿原告欠其及案外人的债务，被告作为主要债权人为了提高鱼塘的经济价值向3号鱼塘投放“杀扑磷”导致鱼塘的鱼部分死亡，双方由此产生纠纷，之后，原告作为涉案鱼塘的承租人，未及时对涉案鱼塘进行清理，导致损失扩大，原告亦有过错，根据本案上述实际情况，对于3号鱼塘的损失酌情由原、被告各承担50%为宜。关于损失的认定问题。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涉案的3号鱼塘的鱼类损失及租金费用损失及鱼塘清污损失进行评估作出的《关于投毒造成涉案鱼塘经济损失价格评估结论书》，鉴定程序合法，且鉴定人员具备相应的资质，依法应予以采纳。上述评估结论书中注明投毒造成涉案鱼塘经济损失=养殖鱼类的损失+投毒涉案鱼塘租金费用损失+鱼塘清污费用=184821+55000+116206=356027元，按照原告向本院提供惠州市xxxx水产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原告并无对涉案鱼塘进行清理就退场，该公司收回涉案鱼塘时的现状仍是鱼塘未经清理的现状，故原告并无实际产生鱼塘清污费用，对评估结论书中的该部分费用本案不作处理，本案原告3号鱼塘的损失实际为养殖鱼类的损失184821元及投毒涉案鱼塘租金费用损失55000元，合计损失共计239821元。至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连带损失252588.7元【184821元÷30亩×41亩,4、5、6、7、8鱼塘面积共41亩，其中4号鱼塘22亩，5号鱼塘7亩，6、7、8号鱼塘各4亩】和由于其造成的50%的增值损失218704.85元【鱼塘损失184821元+连带损失252588.7元】及原告原来已经投资的61万，因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供充分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述损失与被告的侵权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15000元的问题，原告请求被告支付鉴定费15000元，并向本院提供相应的票据证实其确有该部分费用的支出，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案3号鱼塘的损失共计254821元（239821元+15000元），上述损失应由被告负责赔偿50%即赔偿127410.5元给原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姚佛照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27410.5元给原告李聪德。二、驳回原告李聪德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是否有达成将涉案鱼塘交由姚佛照管理的合意；二、鱼类损失金额的认定问题；三、租金损失的问题。对此分析如下：第一，关于双方是否有达成将涉案鱼塘交由姚佛照管理的合意的问题，经查，双方就涉案鱼塘管理及欠款问题进行协商，但最终是否有达成合意，双方各执一词，亦无书面的合同予以确认，因此，不能认定双方就鱼塘交由姚佛照管理达成一致意见。姚佛照投放“杀扑磷”系出于提高鱼塘经济价值的目的，针对特定鱼种而投放，而李聪德作为承租人，未及时对投药后的鱼塘进行清理，导致损失扩大，一审判令双方各自承担50%的责任适当。第二，关于鱼类损失金额的认定问题，因双方均不能举证涉案3号鱼塘在投放“杀扑磷”时的鱼种及数量，因此，一审采信鉴定结论的意见适当。第三，关于租金损失的问题，李聪德二审要求赔偿其7、8月份的租金9.16万元，该金额系以其承租全部鱼塘年租金55万元标准计算，但姚佛照仅向3号鱼塘投放“杀扑磷”，因此，李聪德主张的租金计算方式与客观情况不符，又鉴于投放药物产生影响需要清塘进行修整，一审采信鉴定结论确定租金损失并无不当。另外，对于李聪德要求赔偿其他鱼塘的损失问题，因李聪德未举证证明其他鱼塘有损失的情况及损失金额，因此，对于李聪德的该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李聪德、姚佛照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用20584.21元，由上诉人李聪德负担17736元，由上诉人姚佛照负担2848.2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 莹审 判 员  于海砚审 判 员  卫书平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  林 琳书 记 员  黄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