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甘09行终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住甘肃省敦煌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敦煌市公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20982013923349M。法定代表人吴某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敦煌市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209820139230748。法定代表人贾某。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崔某1，住甘肃省敦煌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某，个体工商户，现住敦煌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任某与被上诉人敦煌市公安局、敦煌市人民政府、崔某1、周某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甘肃省瓜州县人民法院（2019）甘0922行初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2日凌晨1时许，原告任某、第三人周某、案外人刘某酒后乘坐出租车送刘某至敦煌市迎宾花园南门口时，被小区门禁杆阻挡，因等待门禁杆未升起，原告任某下车用手抬动门禁杆。第三人崔某1系小区门房保安，其发现门禁杆被人为抬起，遂不让出租车进入小区，之后任某与崔某1发生争吵，后周某、刘某也下车，崔某1、任某、周某三人争执并相互撕扯，在撕扯过程中,任某在崔某1右眼处捣了一拳，致崔某1右眼眉弓部受伤。随后任某、周某离开现场。当日事发后，崔某1向敦煌市公安局沙州派出所报案称，“刚才在敦煌市迎宾南门口，我被人打了”，敦煌市公安局沙州派出所受案登记，同日给崔某1发受案回执。后于2017年12月12日、20日、28日，2018年3月20日、5月22日分别对崔某1、任某、周某进行询问，在此期间对证人吴某2、刘某、崔某2进行询问，同时进行视频辨认和违法行为人指认。2017年12月20日向敦煌市迎宾花园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调取2017年12月12日00时至2017年12月12日02时敦煌市迎宾花园南门口监控视频，2017年12月29日被告敦煌市公安局办案单位沙州派出所委托甘肃省敦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崔某1人体损伤程度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1月3日作出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崔某1的损伤属轻微伤。”于2018年1月4日送达崔某1，3月20日送达任某、周某。2018年3月20日对任某进行行政处罚前告知，5月31日进行行政处罚审批，同日作出的敦公(党)行罚决字[2018]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任某给予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2018年6月1日向任某送达行政处罚，当日将任某送往敦煌市拘留所执行拘留。同日任某提出暂缓执行拘留申请，6月2日敦煌市公安局作出不予暂缓执行拘留决定书，并送达。2018年6月6日，敦煌市公安局对任某的的拘留期限届满，作出解除拘留决定。任某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8年8月3日向敦煌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敦煌市人民政府受理，向任某出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同时向敦煌市公安局发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向第三人崔某1、周某发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经过审查，敦煌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敦行复决字[2018]6号行政复议决定，以敦煌市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撤销敦公(党)行罚决字[2018]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任某不服复议决定于2018年10月15日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2月27日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甘07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敦行复决字[2018]6号行政复议决定。被告敦煌市人民政府收到判决后，重新审查了《敦煌市公安局党河派出所任某、周某殴打他人案》案卷、监控视频等证据材料，结合当事人的书面意见，经负责行政复议工作的负责人同意，认为敦煌市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敦行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敦公(党)行罚决字[2018]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3月4日向各方当事人及原告进行了送达。任某不服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于2019年3月20日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4月2日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甘07行初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不予立案。后任某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9)甘行终39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2019年10月10日任某收到裁定后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敦公(党)行罚决字[2018]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敦行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敦煌市公安局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对本案有管辖权，敦煌市人民政府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本案中，被告敦煌市公安局立案受理后，及时制作受案登记表，依法进行了相应的调查核实工作。调查核实后，依法对原告任某进行处罚前告知，并经负责人审批后，对原告作出敦公(党)行罚决字[2018]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宣告并送达，该被告的办案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被告敦煌市公安局经调查取证，根据相关询问笔录、被侵害人陈述、指认、辨认笔录、证人证言、视频资料等证据材料，认定原告酒后与第三人崔某1因双方为进入小区抬升门禁杆发生纠纷，在双方撕扯过程中，任某在崔某1右眼处捣了一拳，致其右眼部轻微伤，被告对原告违法事实的认定清楚。第三人崔某1及证人吴某2在案发后敦煌市公安局调查时所作的询问，能明确陈述并指认任某打伤崔某1致其右眼受伤的事实，并在公安机关指认、辨认时明确指认任某系打伤了崔某1右眼的人员，且在相关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中对此情节有明确表述。虽原告提供证人吴某2当庭作证，但吴某2在法庭作证时未提出和提供公安机关对其调查时存在不合法取证的行为及情形，对其在法庭的陈述，称未看到任某打伤崔某1右眼经过，但并未否认任某与崔某1发生争执，相互撕扯，任某有伸手的动作。根据证人证言采信规则，对证人吴某2事发后近两年在法庭上所做的陈述与案发后在公安机关所做的陈述不一致的方面的证言，不予采信。该案敦煌市公安局于2017年12月12日受理立案，2018年1月10日审批延长办理期限，同年在1月22日周某受伤人体损伤鉴定作出后，1月24日转为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查明后，对违法行为人不涉及刑事责任追究的人员依法作出治安行政处罚，符合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交叉办案的实际情况和相关办案规定。被告对原告于2017年12月20日，2018年3月20日进行调查询问时，被告均使用传唤证，原告在传唤证上有签名，笔录中有明确征求通知家属的事项，原告回答自行通知。2018年3月20日，被告依查明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原告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笔录中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原告在笔录上签名；虽告知内容与行政处罚书上载明内容不完全一致，但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未超出或扩大处罚告知内容，对此可认定被告对任某处罚前告知是依法告知，不存在告知程序违法问题。被告根据任某与第三人崔某1发生纠纷的原因，相互撕扯过程中原告致伤受害人的情节，致伤的部位、伤情后果，综合分析比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处罚显示公正问题。被告敦煌市人民政府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依法予以受理，经过向被告敦煌市公安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书面审查敦煌市公安局提交的材料、依法审批等程序，认定敦煌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适用依据正确，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并依法予以送达，该被告作出的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本案第三人崔某1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被告敦煌市公安局作出的敦公(党)行罚决字[2018]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敦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敦行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主要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任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任某负担。任某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的所谓“法律事实”严重错误，与本案事实真相不符。根据涉案视频证据显示，上诉人与崔某1身体接触仅3秒钟，因崔某1首先动手撕拽上诉人，其迫于防卫挣脱崔某1，自始没有殴打崔某1及举臂挥打其面部的动作，原审第三人周某有举右臂挥拳击打崔某1头部的动作，崔某1被打后其头部后仰，身体退靠在出租车右前侧车头部位，上述过程经现场视频慢放清晰可见。原审法院在举证、质证、辩论等环节中忽视本案重要的视频证据，未反复多次播放该视频及认真辨识视频中各当事人动作等情况，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任某在崔某1右眼处捣了一拳”的事实无确凿证据支持。被上诉人敦煌市公安局所提交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非其作出涉案行政行为的依据，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崔某1、证人吴某2的证言与《处警经过》、周某的证言等其他证据相互矛盾，不能够相互印证。根据本案证据可证实周某致伤崔某1的事实，并非上诉人。2.原审判决违背证据规则，将有利于上诉人的2份《处警经过》、吴某2的当庭陈述、书证不予采信，反而采信敦煌市公安局提交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违反证据规则，采信证据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倾向性。3.原审法院违背《行政诉讼法》法制原则精神，采用双重标准，刻意包庇袒护被上诉人，背弃公平正义。被上诉人敦煌市公安局、敦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复议决定均未能得出明确上诉人殴打致伤崔某1的事实。敦煌市公安局存在超期办案、先决定、先处罚、再取证和未作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就将上诉人强行拘留的违法行为，也未履行告知义务、不出示传唤证等执法违法行为，执法程序方面存在严重违法问题。本案崔某1首先寻衅滋事，打伤周某，但其并未受到处罚，明显有失公允，同案不同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瓜州县人民法院（2019）甘0922行初22号行政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敦煌市公安局、敦煌市人民政府、崔某1、周某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一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法律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相关证据均经一审开庭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敦煌市公安局负责敦煌市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有依照该法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敦煌市人民政府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本案中，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视频资料、证人证言、询问笔录、辨认笔录、司法鉴定文书、医院诊断证明、照片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2017年12月12日凌晨，上诉人任某、原审第三人周某等人在敦煌市某住宅小区门口与门卫原审第三人崔某1因进入小区发生争执，任某在崔某1右眼处捣了一拳致其轻微伤，任某的上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殴打他人的事实要件，被上诉人敦煌市公安局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案件起因及任某在殴打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性质、危害结果给予任某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处罚适当。任某上诉称打伤崔某1的实际行为人是周某，其在争执过程中自始未殴打崔某1，周某事发后虽否认其第一次询问笔录中所作陈述，称其是殴打致伤崔某1的行为人，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陈述不真实，且后陈述内容与视频资料显示不完全一致，故对任某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证人吴某2根据上诉人申请到庭后，认可其在公安机关出具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询问笔录与其辨认笔录能够相互印证，原审法院对其前后陈述不一致的证言不予采信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任某主张原审法院违法采信证人吴某2证言、公安机关存在违法取证的理由不成立。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证据包括物证、书证等多种形式，视听资料并非证明案件事实的唯一证据，被上诉人敦煌市公安机关结合各方当事人询问笔录、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任某的违法行为。原审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全案证据，采信关联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综上，任某主张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缺乏确凿证据及原审法院违法采信证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敦煌市公安局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过程中，依法履行了受理、传唤、询问、告知、决定、送达及送交执行等法定程序，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程序性规定，故任某主张敦煌市公安局存在违法办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案件具有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转为刑事案件办理的，应当予以结案。据此，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项规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本案中，敦煌市公安局于2017年12月12日将崔某1报案称其被打伤一案受理为行政案件查处，直至2018年5月31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已经超过法定办案期限，因本案与被上诉人敦煌市公安局立案查处的周某被殴打刑事案件存在关联和办案交叉的情形，该程序瑕疵对上诉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应属程序轻微违法，一审法院未依法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因被上诉人敦煌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对敦煌市公安局办案超期的程序违法行为未予纠正，其作出的复议决定违反法律规定，也应依法判决确认违法。综上，上诉人任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甘肃省瓜州县人民法院（2019）甘0922行初22号行政判决；二、确认被上诉人敦煌市公安局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的敦公(党)行罚决字[2018]131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三、确认敦煌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的敦行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违法。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100元，由被上诉人敦煌市公安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平审判员 董 海审判员 张耀泽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高小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