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21民初271号 原告：青岛亨得鑫纸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胶州市营海工业园郭家村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1679085468B 法定代表人：姜晓州，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黑雪梅，山东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冷延平，山东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淄博永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振兴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1326185658H 法定代表人：周丽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女，淄博永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德刚，山东法德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青岛亨得鑫纸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得鑫公司）与被告淄博永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亨得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黑雪梅，被告永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毕德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亨得鑫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永丰公司返还货款130000元；2.判令永丰公司支付亨得鑫公司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以13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永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自2016年8月份开始至今，亨得鑫公司共计向永丰公司采购箱纸板四次，前三次永丰公司均能按照亨得鑫公司的货值和采购数量向亨得鑫公司发货，并向亨得鑫公司开具等额的增值税发票。但是在亨得鑫公司第四次向永丰公司采购箱纸板时，永丰公司却在收到亨得鑫公司的130000元货款后，拒绝向亨得鑫公司发货。亨得鑫公司多次要求永丰公司返还货款，均被拒绝，故提起起诉，请依法判如所请。 永丰公司辩称，永丰公司与亨得鑫公司之间不存在涉案诉求的130000元买卖合同关系，永丰公司也从未收到过亨得鑫公司诉求的所谓130000元货款。 亨得鑫公司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如下证据：1.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一份，拟证明2018年9月20日永丰公司单方解除与郑新华的劳动关系，在2018年9月20日前郑新华是永丰公司的工作人员；2.2018年1月7日的银行转账记录、销售出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各一份，拟证明2018年1月7日亨得鑫公司向永丰公司采购箱纸板，并向永丰公司账户汇款128910.70元，永丰公司依约发货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2018年4月8日的银行转账记录一份、销售出库单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拟证明2018年4月8日亨得鑫公司向永丰公司采购箱纸板，并按要求将货款159637.80汇入指定的郑新华账户,永丰公司依约发货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短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2018年9月6日银行汇款记录一份，拟证明亨得鑫公司向永丰公司采购箱纸板，并按永丰公司销售人员郑新华的指示将130000货款汇入郑新华个人账户，但永丰公司没有依约向亨得鑫公司发货。同时亨得鑫公司还主张证据2、证据3也证明了自2018年4月8日开始亨得鑫公司与永丰公司的交易习惯变更为收款人为郑新华，但永丰公司仍依约向亨得鑫公司发货并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亨得鑫公司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和郑新华是永丰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关系，能够充分相信郑新华销售箱纸板收取货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 永丰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是其与郑新华到人社部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备案手续，其在2018年8月31日就已经作出对郑新华的处理决定，郑新华在决定上签字确认，自该决定下发之日就已与郑新华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因此与郑新华实际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事项有异议，2018年1月7日双方发生过付款提货的买卖业务关系，根据银行转账记录，能够证明亨得鑫公司在2018年1月7日就已知道其业务收款银行账户；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事项有异议，2018年4月8日，是星期天，郑新华向永丰公司垫付货款159637.80元，其收款后发货，亨得鑫公司提交的2018年4月8日的银行转账记录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转账，从证据本身看不出与本案原、被告有任何关联性；对于证据4中的短信聊天记录，亨得鑫公司应提交证据的原始载体，单纯的复印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同时根据聊天记录显示的时间是下午1点至3点，2018年8月31日是星期五，若该聊天内容真实，其显示的“公户这个点下班不能打了,打上面个人户吧”这一陈述与正常工作时间应该能够进行正常的财务交易的事实不符，并且根据亨得鑫公司的陈述及举证，其实际转账时间为2018年9月6日星期四，也是单位正常工作时间能够进行正常收付款，郑新华告知亨得鑫公司要求转账给个人的原因是公户不能收款，亨得鑫公司未经核实，便进行转账自身存在过错，同时也违反了会计法及财务会计准则规定的公对公业务应公对公付款的规定，对于证据4中的银行汇款记录有异议，从证据本身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仅能显示在2018年9月6日转入郑新华个人账户130000元，不能证明付款人及款项用途；亨得鑫公司提交的上述四组证据仅能证明在2018年1月7日和2018年4月8日双方发生过即时结清的买卖业务关系，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亨得鑫公司主张的2018年9月6日的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合同成立应具备的实质要件，如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单价、质量等，总之亨得鑫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既不能证明2018年9月6日原被告之间产生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亨得鑫公司已经向永丰公司支付过货款。 永丰公司为反驳亨得鑫公司的诉讼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6年8月3日的银行业务回单一份，拟证明自2016年8月3日原被告发生第一笔买卖业务时，亨得鑫公司就已经知道了永丰公司的对公收款账户，并且双方是按照会计法的规定进行的公对公付款，结合亨得鑫公司提交的证据2、证据3能够证明前两笔业务均是依法公对公付款，不能认定亨得鑫公司主张的个人对个人付款就是双方存在的业务交易习惯；证据二、2018年8月31日永丰公司的处理决定一份，拟证明永丰公司与郑新华于2018年8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郑新华在该决定书上签字捺印予以确认；证据三、郑新华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拟证明2018年9月6日，从姜晓州个人银行卡转入郑新华银行卡130000元，同日郑新华转支刘恒玉15000元，转支刘宏100000元，转支牟丽运15000元，也就是说郑新华所收130000元系由姜晓州个人支付，郑新华收款当日全部转支他人，永丰公司未收到过分文；同时永丰公司还主张就亨得鑫公司起诉的2018年9月6日与其发生买卖业务并不存在，因为在2018年8月31日其已与郑新华解除劳动关系，况且不论亨得鑫公司支付130000元时，郑新华是否是永丰公司的业务员，作为业务员的工作职责仅是销售公司的商品，假设郑新华确实收了亨得鑫公司的款项，其也只能是个人行为，而不是职务行为。 亨得鑫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不认可，该证据结合其提交的证据2、证据3恰好证明了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自2018年4月8日开始变更为收款人为郑新华；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该证据系永丰公司单方制作不应当采信，永丰公司与郑新华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应当以亨得鑫公司提交的证据1为准；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不认可，姜晓州系亨得鑫公司的负责人，在此之前也都是其与郑新华联系，其打款的行为代表公司，郑新华将钱款转至他处的行为与亨得鑫公司无关，是永丰公司内部行为。 关于亨得鑫公司主张的2018年9月6日买卖业务的发生经过。亨得鑫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其与永丰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是其负责人姜晓州与郑新华电话联系订购的160*1300箱纸板，单价每吨三千五六百元，一车大约30多吨，总金额为130000元。对此永丰公司认为，对于亨得鑫公司陈述的2018年9月6日发生的所谓的买卖关系，均无任何证据支持，也与事实不符，2018年4月8日，160克箱纸板的价格是每吨4200元，2018年的价格一直是上涨的趋势，2018年9月份160克的箱纸板的价格是每吨4350元，根本不存在每吨三千五六百元的单价。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1.2016年8月3日，亨得鑫公司和永丰公司发生了货值为55455元的箱纸板买卖业务，亨得鑫公司向永丰公司银行账户转账55455元。 2.2018年1月7日，亨得鑫公司和永丰公司发生了货值为128910.70元的箱纸板买卖业务，亨得鑫公司向永丰公司银行账户转账128910.70元。 3.2018年4月8日，亨得鑫公司和永丰公司发生了货值为159637.80元的箱纸板买卖业务，亨得鑫公司向郑新华银行账户转账159637.80元。 4.2018年9月6日，姜晓州的银行账户向郑新华的银行账户转账13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8年9月6日永丰公司与亨得鑫公司之间是否发生了买卖箱纸板合同关系。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亨得鑫公司的诉讼请求及依据的事实理由可以看出，亨得鑫公司主张在2018年9月6日其与永丰公司之间发生买卖箱纸板合同关系，因此亨得鑫公司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合同成立至少要具备三个要件即当事人、标的、数量。亨得鑫公司仅是提供了姜晓州向郑新华的个人账户转账130000元银行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其主张的2018年9月6日买卖合同已具备了上述要件，而且在本院询问2018年9月6日的买卖合同洽谈的过程时，亨得鑫公司陈述是其负责人姜晓州跟郑新华电话联系订购160*1300箱纸板，但对所购货物的数量、单价也不能清楚的说明，仅是含糊的表示单价每吨三千五六百元，一车大约三十吨，这与双方前三笔交易时无论货物的规格、数量、单价、总货款都相当精确，明显不同。 第三，亨得鑫公司还主张自2018年4月8日双方的交易习惯变更为收款人为郑新华，根据交易习惯和郑新华是永丰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关系，能够充分相信郑新华销售箱纸板收取货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结合亨得鑫公司提交的证明存在交易习惯的证据及陈述可以看出，亨得鑫公司主张的交易习惯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但本院查明的事实是在2018年9月6日前，亨得鑫公司和永丰公司存在三笔即时结清的买卖箱纸板交易，其中两次是亨得鑫公司转账至永丰公司账户，一次是亨得鑫公司转账至郑新华账户，而法律规定只有符合“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的情形下才可以认定为交易习惯，因此亨得鑫公司关于自2018年4月8日双方的交易习惯变更为收款人为郑新华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另外，亨得鑫公司只有在证明了其是因为与永丰公司存在买卖箱纸板交易才向郑新华支付130000元款项的前提下，主张郑新华收款符合“交易习惯”以及郑新华收款是职务行为才有必要，否则在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箱纸板交易的情况下，主张郑新华收款符合“交易习惯”以及郑新华收款是职务行为不符合逻辑，故对亨得鑫公司关于根据交易习惯和郑新华是永丰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关系，能够充分相信郑新华销售箱纸板收取货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亨得鑫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永丰公司在2018年9月6日产生了货值总额为130000元的箱纸板买卖合同关系，从而也就不能证明其是因履行买卖合同而向永丰公司支付货款130000元，故对亨得鑫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青岛亨得鑫纸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计1450元，由青岛亨得鑫纸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春晖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法官助理张蔷 书记员王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