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5民初12979号 原告：郭某，女，193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林妹，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良英，女，1947年9月6日出生，汉族，现租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宋良德，男，194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被告：宋良芳，女，195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宋良勇（曾用名宋良昌），男，1958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以上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琴美，女，56岁，系被告宋良勇的妻子。 被告：宋轶，女，198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原告郭某与被告宋良英、被告宋良德、被告宋良芳、被告宋良勇、被告宋轶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某的委托代理人程林妹，被告宋良英、被告宋良德、被告宋良芳、被告宋良勇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孙琴美，被告宋轶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某诉称：原告原住杭州市××巷××号，因国家旧城改造拆迁异地安置，于1993年4月起承租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房屋，该房系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拱墅）辖下直管公房。2003年根据国家房改政策，原告郭某申请参加了房改购房，并根据“房改购房付款通知”交纳了购房款24197.24元和扩面费967.20元。付款后，原告郭某于2003年10月25日遵章向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管理中心申请办理房产交易和产权登记，经获准后于2003年10月29日完税并获得了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房屋的财产所有权。原告郭某在儿子宋良泉生病期间为挽救其生命尚欠下一百多万元债务未偿还（宋良泉已于2009年4月30日因病死亡），也自知年事已高再无能力清偿债务，决定卖房。在委托房产中介卖房中，被告知该房在房改购房时有宋玉华的工龄投入，必须明确产权后方可办理房屋买卖手续。宋玉华是原告郭某的男友，宋良琼和被告宋轶之父宋良泉是原告郭某与宋玉华所生的非婚生子女。因为宋玉华在与原告郭某相识相恋前，已在上海有妻子周爱如和四个子女，即本案被告宋良英、被告宋良德、被告宋良芳、被告宋良勇（以下称四被告），因此原告郭某与宋玉华不可能办理结婚登记，即便在宋玉华妻子周爱如于2004年8月4日死于上海后，原告郭某与宋玉华也未登记结婚。因此，原告郭某与宋玉华自始至终都只是朋友而不是夫妻，彼此间没有婚姻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约束。对于宋玉华在帮原告郭某办理申请房改购房的过程中，他以申请人配偶身份加入了他的工龄一事，原告郭某在此前确实不清楚。在参加房改购房时原告郭某已65岁了，小学文化程度，房改购房手续是原告郭某托宋玉华帮忙办理的，宋玉华把作为购房福利的工龄偷偷赠与原告郭某，或许是对原告郭某表示一生的愧疚，而绝非想在这套住房中拥有一定的份额，因为在共有人一栏中宋玉华并没有填上他的名字。至于宋玉华虚构配偶的身份只能说是为利益骗取了政府的福利，但骗术的成功还离不开相关部门审查的疏漏，而并非原告郭某之过。原告郭某通过卖房获知的这一房改购房的瑕疵已向杭州市住建局报备，也得到了谅解。原告郭某在卖房过程中办理产权变更时受挫，房管部门根据在该房房改时宋玉华以配偶身份投入其工龄的行为，误认为该房系郭某与宋玉华夫妻共有而不予变更，致使宋玉华与周爱如所生四个子女即四被告理解为该房的一半系宋玉华的遗产要求分割继承。为明确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房屋产权，原告郭某曾委托律师与宋玉华和周爱如的四位子女进行沟通，但协商未果。综上，原告郭某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以及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房屋从房改购房申请、房款的支付、房屋产权登记申请和交纳契税等一系列房改购房的档案资料均显示为原告郭某一人所为，以及该房从申请购房至获准产权登记及房屋所有权证的资料中并无出现该房屋有共有权人及其共有份额的登记的客观事实，应确认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房屋为原告郭某的个人产权。为维护原告郭某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座落在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房屋为原告郭某个人财产（房屋价值约计160万元）。 原告郭某为证明其诉称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杭州市共有住宅租用证一份，以证明房改购房前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房屋系原告郭某承租； 2、杭州市市区职工、居民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一份，以证明原告郭某于2003年8月18日申请购买大关东四苑14幢1单元204室房屋； 3、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杭州市直管公房出售收件单，以证明原告郭某以住房购买人身份于2003年10月23日与杭州市房产管理局订立《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购买大关东四苑14幢1单元204室房屋； 4、杭州市出售公有住房职工工龄证明单，以证明原告郭某购房时除了自己的工龄证明外，同时提供了宋玉华以配偶身份的工龄证明单； 5、房改购房付款通知、售房款储存监收证明单，以证明原告郭某于2003年10月23日全额缴付购房款24197.24元和扩免费967.20元； 6、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以证明原告郭某于2003年10月25日以权利人身份将通过房改购房获得的大关东四苑14幢1单元204室房屋申领该房权证，该房无申请共有权人； 7、房屋所有权证、契证，以证明原告郭某于2003年10月29日完税后取得大关东四苑14幢1单元204室房屋产权，该房无共有权人； 8、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以证明宋玉华已于2017年5月2日死亡，于2017年5月4日火化的事实； 9、宋玉华在杭州江城制扣厂工作时填写的履历表，以证明宋玉华的配偶周爱如及他们的四个子女在上海市南市梅家街124弄8支弄8号居住，另有一儿子名宋良泉。该五名子女对宋玉华的遗产有继承权； 10、上海市公安局户籍证明，以证明宋玉华的配偶和上海居住的四个子女的身份情况； 11、宋良泉的死亡证明，以证明宋良泉已于2009年8月12日死亡，其生前户籍地址在上城区××村××幢××单元××室。 12、户口档案查询情况，以证明被告宋轶系宋良泉之女，对宋玉华的遗产有代为继承权； 13、摘抄上海市黄浦区小东门派出所户籍信息，以证明宋玉华配偶周爱如于案涉房屋房改后的2004年8月4日死亡，以此证明原告郭某与宋玉华无合法的婚姻关系。 被告宋良英、被告宋良德、被告宋良芳、被告宋良勇共同辩称：1、原告郭某原系宋玉华在上海私人开的五金厂做学徒工，宋玉华是私人企业老板。1957年开始在宋玉华与妻子周爱如婚姻期间（宋玉华与周爱如也没有结婚证），原告郭某与宋玉华相好并怀孕威逼宋玉华，宋玉华在万般无奈下抛弃妻子和四个未成年的子女带着怀孕的郭某以夫妻名义去杭州生活并生下一儿一女（女儿送给外人抚养了），两人共同生活了61年直至2017年5月宋玉华死亡。宋玉华与郭某在一起生活期间经济由郭某一人掌管，宋玉华的经济收入都交给郭某由其负责家庭开销、养育子女。虽然没有开过结婚证书，但他们在杭州各自所处企业建档以及二人户口薄、社保档案记载、房屋买卖档案记载，宋玉华死亡的墓碑上都是夫妻，所以他们二人共同生活创造的财富属二人共同所有，不属于郭某一人所有。2、原告郭某与宋玉华原住杭州市××巷××号房屋系租赁房，权利人为吴秀英。二人于1981年10月29日同一天从双方各自单位宿舍迁入该住址。户主是儿子宋良泉，宋玉华与原告郭某属同住人。3、原告郭某在起诉状中提出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苑东四苑14幢1单元204室为原告郭某个人财产与事实不符：原告郭某与宋玉华都是杭州市××巷××号房屋拆迁安置对象，分入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属动迁使用权房屋，所以是共同所有。2003年8月20日，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房参与改房使用权房变产权房，原告郭某在起诉书中说是其委托宋玉华去办理，宋玉华把购房福利的工龄偷偷赠与原告郭某并虚构配偶身份与事实不符。该房屋从一开始办理就由郭某一人单独办理（表格填写及签名都是郭某本人所为，可核对起诉书签名），宋玉华没有参与过，宋玉华只提供了杭州市出售公有住房职工工龄证明单一份（因宋玉华为房屋共同所有人）。杭州市市区职工、居民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由郭某本人填写，申请人一栏由其本人的签名，配偶姓名：宋玉华，也是她亲自填上的。1994年9月27日交纳的扩面费967.20元属共同出资，收据写郭某名字因是她本人办理行为，和2003年8月20日交纳24197.24元属双方共同出资行为。根据杭州共有产权住房2004年3月1日前房改房政策，房改房做产证可一人一证，也可只做一证，户口簿上同住人可作为隐形产权人，享有同等权利和份额。至于原告郭某在起诉书上说产证共有人一栏中宋玉华并没有填上他的名字，我们窗口咨询了杭州市产证交易中心，此一栏不是必填项。至于产证上写郭某一人名字是因为遵守当时使用权变产权房购房政策规定，因此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产权应归双方共同所有，户口簿上同住人作为隐形产权人具有该套房屋的同等份额即产权份额。综上，四被告认为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的情况。4、鉴于以上事实，四被告认为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苑东四苑14幢1单元204室为原告郭某与案外人宋玉华的共有财产，请求人民法院对原告郭某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同时请求法院评估该套房屋的价值并判定分割我们父亲宋玉华生前共同所有的产权房50%份额，即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苑东四苑14幢1单元204室这套面积66.58平方米房屋产权份额。 被告宋良英、被告宋良德、被告宋良芳、被告宋良勇为证明其辩称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户口档案查询情况一份，以证明下兴忠巷55号居住人员户口，户主宋良泉，父亲宋玉华，母亲郭某； 2、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一份，以证明下兴忠巷55号权利人为吴秀英； 3、户籍查询信息二份，以证明宋玉华去世前居住在拱墅区××幢××单元××室户籍信息； 4、履历表一份、照片一张，以证明父亲宋玉华履历表证明与原告郭某为夫妻一起生活及宋玉华墓碑上刻字郭某为妻子的事实； 5、呈批表一份，以证明父亲宋玉华因出轨受处分及开始第二段婚姻生活的事实； 6、杭州市市区职工、居民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一份、公有住房出售价格申报表一份、工龄证明单两份、被拆迁人扩大面积付款结算清单一份、收款收据一份、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一份、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一份，以证明宋玉华与原告郭某以各自工龄及夫妻关系共同出资购买拱墅区××幢××单元××室，以及下兴巷55号安置人口的事实； 7、户籍证明三份，以证明宋玉华与被告宋良英、被告宋良德、被告宋良芳、被告宋良勇系亲子关系，同时证明宋玉华的儿子宋良勇，曾用名为宋良昌，周爱如的婚姻状况配偶为宋玉华。 被告宋轶辩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 被告宋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当庭举证和质证，结合当事人意见，本院作如下认证： （一）关于原告郭某提供的证据 被告宋轶均无异议。四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里面有同住人的，有宋玉华的名字的。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申请表系原告郭某自己填写，都注明了配偶为宋玉华。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证据5、证据10、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6、证据7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房产证上没注明共有权人不能证明所有权人只有一个，需要通过房管内部信息显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8、证据9、证据12、证据13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些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二）关于四被告提供的证据 被告宋轶均无异议。原告郭某对证据1、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户籍所在地并不一定是居住地。本院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并不完整。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6、证据7无异议，认为拆迁安置是安置人，但申请购房时，房产证上只有夫妻才可以写一个人的名字。另外一个配偶可行使婚姻权利，享受同等财产待遇；但是本案中宋玉华与原告郭某并不是夫妻关系。本院对该些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及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ＮＯ：20180146004617户籍证明显示：宋玉华于1927年11月5日出生，户籍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街××弄××弄××号；妻子周爱如，两人共同生育了四被告，即宋良英、宋良德、宋良芳、宋良勇四位子女。后宋玉华在与原告郭某非法同居期间又共同生育宋良琼、宋良泉姐弟二人，其中宋良琼被送养他人抚养。周爱如、宋玉华分别于2004年8月4日、2017年5月2日去世，其非婚生子宋良泉也于2009年4月30日去世。被告宋轶系宋良泉之女。 根据杭州市公安局户口档案查询情况显示，原住杭州市××巷××号户口登记情况如下：户主：宋良泉，父：宋玉华，母：郭某。宋玉华、郭某于1981年10月29日分别从长征五金厂宿舍、杭州力车厂宿舍迁至下兴忠巷55号。后上述房屋被拆迁，原告郭某作为被拆迁人被统一易地安置在大关住××小区××幢××单元××室，被安置人口为4＋1（独生子女），即原告郭某、宋玉华、宋良泉及被告宋轶（独生子女）。2003年8月，原告郭某作为上述公有住房的承租人提出购买公有住房申请，在购房申请表中载明的配偶为宋玉华。另据《杭州市市区公有住房出售价格申报表》中显示：原告郭某及宋玉华双方工龄之和59年，工龄折扣为35.4%；住房成新折扣18%；等等，总售房价款额23608.01元。2003年10月23日，原告郭某（乙方）与杭州市拱墅区房产管理局（甲方）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将坐落于杭州市××幢××单元××室房屋出售给乙方；该房建筑面积为66.58平方米（其中乙方出资拆迁扩面2.26平方米）。经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审批号030820049）核定的总售价为人民币23608.01元，原告郭某应于2003年11月30日前以现金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等。2003年10月28日，原告郭某取得了上述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次日取得了该房屋《契证》。 又认定，2018年10月25日由杭州市公安局大关派出所出具的《户籍查询信息》显示，郭某，女，1939年5月24日出生，户籍地址：××幢××室；夫：宋玉华，2017年10月9日死亡注销；子：宋良泉。在审理中，原告郭某于2019年7月16日向杭州市公安局大关派出所提交了《关于纠正郭某在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户籍登记中婚姻状况一栏为“已婚”的错误记录，并据实变更为未婚》的申请，该所已于同年8月12日予以了纠正，原告郭某的户口簿上婚姻状况一栏为空白。 2018年11月5日，原告郭某将诸被告诉至本院，要求确认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系原告郭某一人所有。 本院认为，宋玉华与周爱如于解放前在上海建立家庭，两人共育有宋良英、宋良德、宋良芳、宋良勇四位子女。后宋玉华又与原告郭某在杭州以夫妻名义对外生活，并生育了宋良琼、宋良泉姐弟二人。当周爱如于2004年8月4日去世后，直至宋玉华于2017年5月2日去世前，宋玉华与原告郭某仍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继续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依法应认定两人属非法同居关系。案涉房屋即位于杭州市××幢××单元××室系原告郭某在与宋玉华非法同居期间，以夫妻名义并使用双方的工龄优惠政策按成本价于2003年10月向杭州市拱墅区房产管理局购买的房改房。显然原告郭某与宋玉华以家庭名义并享受了房改优惠政策所购得涉案房屋的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向城镇职工家庭出售公有住房的相关规定，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予以纠正。在此之前，因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取得存在重大瑕疵，故本院对原告郭某提出要求确认案涉房屋系其所有之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原告郭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石 红 人民陪审员  张更泗 人民陪审员  胡 敏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沈紫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