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881民初454号原告：柴晓鹏，男，汉族，运城市盐湖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山西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迪，女，汉族，永济市卿头镇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代奇，永济市法学会会员。被告：邵文革（系被告邵迪之父），男，汉族，永济市卿头镇居民。被告：姚红俊（系被告邵迪之母），女，汉族，农民，永济市卿头镇居民。原告柴晓鹏与被告邵迪、邵文革、姚红俊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受理，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晋0881民初2272号民事判决书，三被告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晋08民终324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9)晋0881民初2272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柴晓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被告邵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代奇、被告邵文革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姚红俊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柴晓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依法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彩礼款88000元、“喜钱”3000元、购买手机费用2800元及棉花80斤；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邵文革、姚红俊系被告邵迪的父母。原告与被告邵迪于2015年相识，2018年初确立恋爱关系，4月8日订立婚约。2018年9月16日原告与被告邵迪按习俗举行结婚仪式同居生活，但仅仅共同生活两个月，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办理结婚登记均被被告拒绝。订立婚约及“结婚”时，原告共给付被告方95000元财物，应予返还。被告邵迪辩称，原告方通过媒人手给付被告78000元，但其中68000元才是彩礼款，其余为“三金”款；本案相对其他婚约案件给付彩礼数额较少，且系原告提出分手，返还彩礼比例亦应较少；被告姚红俊、邵文革不是同居关系当事人，应驳回原告对被告邵文革、姚红俊的起诉；陪嫁物应当返还被告。被告邵文革辩称，本案系原告提出分手；当时原告方共给付款项88000元，其中包含“三金”款项20000元；88000元中的78000元系由媒人手给付被告邵文革，被告已经给了邵迪，另外10000元系原告直接给付被告邵迪。被告姚红俊未作答辩。原告柴晓鹏围绕其诉讼请求申请调取本院（2019）晋0881民初2272号案件庭审笔录。被告邵迪的质证意见为：庭审笔录属实，但其中10000元系原告直接给付被告邵迪，应当属于男女恋爱期间一般赠与行为。被告邵文革的质证意见为：原庭审笔录属实，证人当时说的钱数属实，但是是“大包”一共88000元；订婚当日给原告回礼2800元。被告邵迪、被告邵文革均质证认为原告柴晓鹏与被告邵迪实际同居生活时间为十个月。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邵文革、姚红俊系被告邵迪的父母。原告柴晓鹏与被告邵迪经人介绍相识并于2018年4月8日订立婚约，2018年9月16日按照习俗举行结婚仪式开始同居生活，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现原告柴晓鹏与被告邵迪无法继续缔结婚姻关系。在订立婚约时，原告给付被告彩礼金88000元（其中78000元交付被告邵迪的父母、10000元系直接交付被告邵迪），被告给原告回礼2800元。对被告陈述的陪嫁物情况，被告要求返还的陪嫁物以原审提交的陪嫁物清单为准（品牌四件套2套、普通四件套4套、蚕丝被2床、手工被6床、床单6条、毛毯2条、门帘2条、枕头1对、枕巾4对、盆壶碗等小件物品若干、兰姬酷尔牌化妆品2套、金项链1条、金戒指1枚、女式服饰若干），原告的质证意见与原一审一致（除兰姬酷尔牌化妆品2套、金项链1条、金戒指1枚、女式服饰外，其余陪嫁物现在原告处）。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所诉之请求并非同居关系所产生之同居财产、子女等纠纷，根据其诉讼请求应确定为婚约财产纠纷。婚约是一种传统习俗，既不受法律保护，也不被法律所禁止。青年男女按照习俗为了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对方一定的财物，是一种以男女双方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行为（区别于普通赠与行为），不论男女双方因何解除婚约，结婚目的未能实现的，赠与行为所附条件未成就，该附条件赠与行为就不发生法律效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彩礼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在订婚过程中，男女双方往往都是通过其家长、介绍人或其他人从中协商斡旋，以成人之美，或化解矛盾，其相关约定尤其是财物部分的约定效力应及于婚约当事人双方及其家长，故原告柴晓鹏作为原告诉被告邵文革、姚红俊并无不当，被告邵文革、姚红俊系被告邵迪的父母，积极参与了原告柴晓鹏与被告邵迪缔结婚约过程中的彩礼金额的商定、彩礼的接受等，应当与被告邵迪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对原告在订立婚约过程中给付被告方的88000元，被告予以认可，本院予以认定；扣减被告回礼2800元后，实际给付被告方85200元。不论被告辩称该85200元之中的见面礼为10000元亦或20000元，均系在通常经济条件下的青年男女正常交往中不可能给与的赠与，只有为缔结婚姻之目的才可能给付（10000元或20000元）“见面礼”，故该85200元系原告为与被告邵迪缔结婚姻之特别目的之给付，均应当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而给付的彩礼。原告、被告之间互相给付的其他过节钱、喜钱、购置手机等财物，不论是否属实，在性质上应当属于双方及其亲友为增进感情而作出的赠予而非附条件赠与的彩礼，双方互不负返还义务。被告主张的现在原告处的陪嫁物，对原告否认的兰姬酷尔牌化妆品2套、金项链1条、金戒指1枚、女式服饰外，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故现在原告处的被告邵迪的陪嫁物品牌四件套2套、普通四件套4套、蚕丝被2床、手工被6床、床单6条、毛毯2条、门帘2条、枕头1对、枕巾4对、盆壶碗等小件物品若干，应属于被告邵迪所有，原告应予返还。故三被告应对原告给付的彩礼款85200元予以返还；考虑到被告邵迪为与原告柴晓鹏缔结婚姻关系，其本人及家人亦从精神、物质上有所付出，双方同居时间不超过十个月，故可酌情减轻被告的彩礼返还责任;原告应当返还被告邵迪的陪嫁物以纺织品、盆壶碗等小件物品若干构成，相关物品自为缔结婚姻采购至今已近两年，为减少道德风险、执行纠纷，上述陪嫁物原告不再返还;综合考量，本院酌定由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彩礼60000元即可。综上所述，应由被告邵迪、邵文革、姚红俊共同返还原告柴晓鹏彩礼60000元。被告姚红俊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邵迪、邵文革、姚红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返还原告柴晓鹏彩礼款60000元；二、驳回原告柴晓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75元，由原告柴晓鹏负担801元，被告邵迪、邵文革、姚红俊共同负担137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梅 博人民陪审员  薛列娟人民陪审员  侯姣姣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一日书 记 员  王泽旭裁判文书履行事项告知：1、生效的裁判文书确定的付款义务人应当按照裁判文书确定的期限及时主动履行给付义务，如将执行款项支付至本院执行款账户的，请在支付完毕后及时联系案件承办法官及权利人,并提供具体汇款时间、金额及付款凭证；否则，因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产生的执行费用、迟延履行金将由给付义务人承担。2、永济市人民法院账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济支行行号：102181203982户名：永济市人民法院账号：05110398292********注意：汇款时，请备注清楚案号，写明是执行款/担保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