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0923行初3号原告孙国楼，男，1949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灌南县,（系死者孙兆成父亲）。联系电话17751698093。委托代理人王占明，男，1970年2月1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灌南县，灌南占明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法人，联系地址江苏省灌南县，联系，特别授权。被告高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高安市瑞阳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883014736182W。法定代表人梁宏波,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曾文明，系该局工伤科科长，一般代理。第三人江西瑞州汽运集团华鸿汽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高安市华林山下观街，现地址江西省高安市汽运6栋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3674970222J。法定代表人胡忠，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刘昕，江西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告孙国楼不服被告高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高安人社局）、第三人江西瑞州汽运集团华鸿汽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鸿汽运公司）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并通知第三人华鸿汽运公司参加诉讼。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国楼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占明、被告高安人社局委托代理人曾文明、第三人华鸿汽运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昕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高安人社局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高人社伤不认字[2019]23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孙兆成受到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告孙国楼诉称，原告之子孙兆成生前受雇于挂靠在第三人名下的牌照为赣Ｃ×××**号机动车车主范洪岩，在2018年12月7日，原告之子孙兆成驾驶第三人名下的牌照为赣Ｃ×××**号机动车在送货的途中，行驶于205国道1084ＫＭ十860Ｍ处与马佳驾驶的苏Ｎ×××**／苏Ｎ×××**机动车相撞。导致原告之子孙兆成死亡的交通事故，经江苏省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第3213221201800005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之子孙兆成负该起事故的次要责任。2019年1月14日，原告曾向高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原告之子孙兆成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被高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最高院2013民一他字第16号文件的规定予以驳回。但原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个人挂靠其它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故向被告提起了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以原告之子孙兆成与第三人之间不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及原告资格不够为由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高人社伤不受字［2019］232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原告依法向宜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复议，宜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被告作出的高人社伤不受字［2019］232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属于认定主要事实不清，适用依据错误。且于2019年8月28日依法撤销了高人社伤不受字［2019］232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责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决定。现被告又以原告没有对高劳人仲案字（2019）第10号仲裁裁决书提起诉讼为由，错误地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事实劳动关系，即第三人对孙兆成死亡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依据错误。故被告作出的高人社伤不认字［2019］23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应是错误的。原告请求法院：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高人社伤不认字［2019］23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原告之子孙兆成死亡属于工伤的决定；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孙国楼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名下牌照为赣Ｃ×××**号机动车的驾驶员孙兆成之间是父子关系的事实。证据二、赣Ｃ×××**号机动车车辆信息复印件，证明赣Ｃ×××**号机动车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事实。证据三、车辆挂靠合同复印件，证明第三人名下的赣Ｃ×××**号机动车的实际经营人是范洪岩的事实。证据四、道路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调解协议书复印件，证明第三人名下赣Ｃ×××**号机动车的经营人雇用原告之子孙兆成开车以及可以申报工伤要求赔偿的事实。证据五、货物运输协议书复印件，证明赣Ｃ×××**号机动车是以第三人身份对外经营的事实，此证据存在怀疑时请对此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为感。证据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复印件,证明原告之子孙兆成在此次事故中负次要责任的事实。证据七、沭公物(法病)字[2018]242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复印件，证明原告之子孙兆成是交通事故致胸部损伤死亡的事实。证据八、火化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之子孙光成已火化的事实。证据九、孙兆成驾驶证信息、货运资格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之子孙光成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的事实。证据十、机动车保险事故车辆委托维修协议（四方协议），证明第三人对赣Ｃ×××**号机动车有负责管理的事实。证据十一、高劳人仲案字(2019)第10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原告曾经向被告提起劳动关系裁决的事实，以及被被告驳回的事实。证据十二、高人社伤不受字[2019]232号工伤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复印件，证明原告向被告曾经提起工伤认定的申请，被不予受理的事实。证据十三、复议申请书原件、申请人复印、第三人信息，证明原告对被告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提起复核的事实。证据十四、高人社伤不认字[2019]23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对原告的工伤认定不予认定的事实。证据十五、宜人社复决字[2019]第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的[2019]232号不予受理的通知书被宜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撤销的事实以及责令其重新作出认定的事实。被告高安人社局辩称，一、不予认定孙兆成工伤的证据、依据。2019年5月14日，孙国楼向本局提交孙兆成工伤认定申请和相关证据材料，依照《工伤保险条例》和《江西省工伤认定工作规程》规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答辩人认为，高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4月5日已经裁定孙兆成与第三人华鸿汽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和《江西省工伤认定工伤规程》第三章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一)申请人不具备申请资格的；”答辩人决定对孙兆成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2019年8月28日,宜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宜人社复决字[2019]第7号)，撤销本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要求本局重新作出决定。答辩人查明:2019年3月13日，申请人孙国楼与第三人华鸿汽运公司就确认劳动关系事宜,在高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4月3日，高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高劳人仲案字[2019]第10号)，认为申请人孙国楼提出的有关孙兆成与华鸿汽运公司之间事实劳动关系成立的主张，因未能重新举证证明，不予采信，孙兆成与华鸿汽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而申请人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并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局认为，申请人在收到仲裁裁决书后，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诉讼，视为自动放弃自身权利，是对仲裁裁定结果的认可和肯定。因此,根据高劳人仲案字[2019]第10号仲裁裁决书裁定，华鸿汽运公司不是承担孙兆成工伤保险责任主体单位。孙兆成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二、答辩人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的高人社伤不认字[2019]第23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证据依据，综上所述,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维持本局高人社伤不认字[2019]第23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高安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工伤认定申请书、孙国楼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孙国楼代孙兆城申请工伤认定时对孙兆城事故伤害情形表述及身份证证明；证据二、仲裁裁决书，证明高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孙兆城与华鸿汽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三、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孙国楼与孙兆城父子关系证明；证据四、车辆挂靠合同，赣Ｃ×××**车辆实际所有人范洪岩将车辆挂靠在江西瑞州汽运集团华鸿集团华鸿汽运有限公司；证据五、道路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调解协议书，证明范洪岩对孙兆城事故伤害进行了赔偿；证据六、工商信息，证明华鸿汽运公司登记信息；证据七、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被告高安人社局不予受理孙兆城工伤认定申请；证据八、邮政送达快递和流程，证明被告高安人社局发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情况；证据九、《工伤保险条例》、《江西省工伤认定工伤规程》，证明根据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和规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对孙兆城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证据十、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宜春人社局撤销高安人社局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证据十一、举证通知书和送达回证，证明高安人社局向华鸿汽运公司发出孙兆城工伤认定申请通知；证据十二、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回证，证明高安人社局发出工伤认定文书送达情况；证据十三、《工伤保险条例》，证明孙兆成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情形。第三人华鸿汽运公司述称，1.首先我方的观点是认为高安人社局依法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该驳回原告诉请。原告一直存在对事实和法律理解的错误，原告在诉状中所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人员因工伤亡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原告认定的事实法律错误就是个人挂靠，而事实上本案是车辆挂靠，并不是个人挂靠，原告提供的合同写的很清楚，是车辆挂靠，车辆挂靠合同第六条第二项明确了本合同不属于劳动合同，车辆挂靠期间，一方与另一方的雇佣人员，也就是本案的原告，不属于甲方职工，不享受甲方职工待遇，与甲方既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因此，不适用刚刚陈述的上条，高安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高劳人仲字[2019]10号裁决，正是认定了这是车辆挂靠协议，而不是个人挂靠协议。因此，作出了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该裁决已经生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他字第16号司法解释》：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以对外名义对外经营的2018年1月1日起实行的劳动合同法精神，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不具备特定的劳动关系，不宜认定其形成了劳动关系。因此，我方认为原告在事实上将车辆挂靠当成了个人挂靠，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以及工伤认定都是有法有据的；2.原告之子发生交通事故，已经得到了雇主的足额赔偿，因此，我方认为原告也不具备提起劳动争议的资格。综上，原告应该遵循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撤回起诉，或者由法院驳回诉请。第三人华鸿汽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一、二、三、四的“三性”均无异议；2.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显示范洪岩对原告之子孙兆成死亡之后进行精神上的补偿，其该协议约定了原告可以提起工伤认定的事实，该份证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3.对证据六的“三性”均无异议；4.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对合法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不合法，已经被宜春市人社局责令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5.对证据八的“三性”均无异议；6.对证据九“三性”均无异议，但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7.对证据十、十一、十二的“三性”均无异议；8.对证据十三的“三性”均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被告提出的证据全部均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工伤认定关联性有异议；2.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没有法律依据；3.对证据五货物运输协议书“三性”均有异议，没有印章；4.对证据六、七、八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5.对证据九、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6.对证据十一仲裁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这个证明目的恰恰可以证明原告之子孙兆成不可以认定为工伤；7.对证据十二、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提出异议，可以证明原告之子孙兆成的死亡不可以认定为工伤；8.对证据十四的“三性”均无异议；9.对证据十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提出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其中，1.证据一至十，这些证据已经在仲裁劳动关系的时候都是这些证据，高安仲裁委员会根据这些证据没有劳动关系的裁决；2.对证据十一至十五高安人社局依法作出的不予受理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3.对证据一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4.对证据二、三刚好证明车辆是挂靠在第三人名下，挂靠协议的第二条第六项明确载明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5.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明雇佣关系是不能申报工伤的；6.对证据五货运协议的“三性”均有异议，对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7.对证据七、八、九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有异议；8.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9.对证据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的“三性”均无异议。综上，是涉案车辆挂靠在第三人处，也证明第三人的答辩观点。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认证：对证据一户口本复印件、证据二赣Ｃ×××**车辆信息、证据三范洪岩与第三人签订的《挂靠合同》，被告和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对证据四道路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调解协议书，被告和第三人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予以采信；对证据五货物运输协议书，与《挂靠合同》相互印证，予以采信；对证据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证据七沭公物（法病）字［2018］242号尸检鉴定书、证据八火化证明，予以采信，可作为认定原告之了孙兆成在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依据；对证据九孙兆成驾驶证信息，予以采信；对证据十事故车辆维修协议，与《挂靠合同》相印证，予以采信；对证据十一至十五，被告和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与孙兆成受伤认定工伤存在关联，予以采信。对被告高安人社局提供的证据认证：对证据一、二、三、四、六、八、九、十、十一、十二的“三性”均无异议，予以采信；对证据五交通事故赔偿调解协议，对该证据的内容事实予以认可，但与本案审理没有关联，不予采信；对证据七不予受理通知书，已被宜春市人社局予以撤销，不予采信；对证据十三工伤保险条例为法律法规范畴，不属于证据，不作为证据认证。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21日，案外人范洪岩与第三人华鸿汽运公司签订《车辆挂靠合同》，约定范洪岩将其从第三人华鸿汽运公司处购买的涉案货车赣Ｃ×××**靠于第三人名下，以其名义对外从事货运经营；挂靠期限为2014年3月21日至2022年3月21日止。事后，范洪岩聘请原告之子孙兆成为该涉案货车驾驶员。2018年12月7日，原告之子孙兆成驾驶涉案货车送货，途经205国道1084ＫＭ＋860Ｍ处与马佳驾驶的苏Ｎ×××**／苏Ｎ×××**机动车相撞，导致孙兆成死亡，经江苏省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第3213221201800005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兆成负该起事故的次要责任。2019年1月14日，原告向高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裁决孙兆成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该仲裁委予以驳回。2019年5月14日，原告向被告高安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同日，被告高安人社局作出高人社不受字［2019］232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于2019年7月12日向宜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复议。该局于同年8月28日作出宜人社复决字［2019］第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被告高安人社局作出的高人社伤不受字［2019］232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责令被告高安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决定。同年10月22日，被告高安人社局作出高人社伤不认字［2019］23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孙兆成受到的事故伤害（死亡），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高安人社局具有受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本案争议的焦点：孙兆成在事故中受伤（死亡）是否为工伤，第三人是否要对其承担劳动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孙兆成生前与第三人公司没有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均无争议。孙兆成生前系范洪岩雇佣司机，为范洪岩驾驶案涉货车赣Ｃ×××**。该车的所有权人为范洪岩，范洪岩与第三人公司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将其所有的案涉车辆货车赣Ｃ×××**靠在第三人公司名下，以第三人的名义从事货物运输经营。对于上述事实，双方也无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第三人公司作为涉案货车的挂靠单位，应当对孙兆成承担劳动工伤保险责任。被告高安人社局认定孙兆成与第三人之间没有劳动关系，据此不认定其为工伤的行政行为，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上述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是从有利于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是对《工伤保险条例》中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的一般规定之外的特殊情形所作的规定。第三人辩解本案《挂靠合同》为涉案车辆挂靠，非涉案车辆实际车主范洪岩的个人挂靠，不应对孙兆成的事故受害承担劳动工伤保险责任。案外人范洪岩与第三人华鸿汽运公司的挂靠关系，实为“借用”第三人华鸿汽运公司的道路运输经营资格从事货物运输业务，是一种个人从事货物运输的“经营”挂靠关系，因此，车辆所有人及其道路运输证都必须登记在第三人华鸿汽运公司名下。第三人将这种个人运输经营的挂靠关系，理解为纯粹的车辆挂靠，将车辆的挂靠与实际车主的运输经营割裂开来，断章取义，是对上述法规的曲解，故本院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纳。综上，原告之子孙兆成受到事故伤害（死亡），符合认定工伤的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被告高安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高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的[2019]23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0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诉讼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高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缴纳上诉费至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设于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账上，逾期按自动放弃上诉处理。审判员  简顺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八日书记员  彭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