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20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三水区****联汽车修配厂，经营场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经营者：梁庆华，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虎，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圳瑶，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三水区万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法定代表人：陈志球，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圣操，广东浩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珠，广东浩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负责人：孙建国。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超鹏，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该大队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琦，佛山市三水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三水区****联汽车修配厂（以下简称东联汽修厂）与佛山市三水区万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以及被上诉人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三水交警大队）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7民初5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联汽修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三水交警大队对尚未支付的违章车辆、事故车辆及报废车辆的停车及拖车费共计12273881元与万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三水交警大队对以12273881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与万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三水交警大队、万达公司共同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东联汽修厂与三水交警大队形成了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该事实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同时，即使三水交警大队委托万达公司保管涉案违法事故车辆，三水交警大队在2017年1月11日向东联汽修厂发出的《关于将交通违法/事故暂扣车辆移交佛山市三水区万达公司的函》也表明其对万达公司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东联汽修厂的是知情和同意的，三水交警大队应对东联汽修厂诉请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车辆拖停服务的委托与受托发生在三水交警大队与东联汽修厂之间，东联汽修厂所提供拖停服务的车辆均是三水交警大队查扣的，车辆拖停服务由三水交警大队委托于万达公司，并由万达公司转委托给东联汽修厂，三水交警大队对此是知情和认可的。东联汽修厂于2010年9月13日与万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承租大塘车场作为停车场，负责按照三水交警大队的要求将其辖区内的事故、违法车辆及公告强制报废车辆拖至该车场停放保管。三水交警大队于2011年9月16日发函给大塘车场，确认其下辖大塘中队处理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所暂扣的车辆委托大塘车场保管。而且，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的（2018）粤06民终8757号民事裁定，已确认东联汽修厂与三水交警大队是在双方自愿协商并达成合意后，东联汽修厂协助三水交警大队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拖曳、保管其查封、扣押的相关辆，东联汽修厂是为配合三水交警大队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向其提供拖曳、保管等相关服务，两者之间形成的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保管合同关系。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东联汽修厂提供的现场事故处理照片及车辆放行条显示，车辆放行条有交警部门盖章或交警人员签字确认，且大部分违章车辆统计表均有三水交警大队下属中队的盖章认可，相关印章与三水交警大队在车辆放行条上加盖的印章完全一致。因此，东联汽修厂、三水交警大队形成了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二、三水交警大队、万达公司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交通违章、肇事、故障等行政执行指定集中保管的车辆保管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以及《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的收费标准向东联汽修厂支付费用，法院不应酌定削减东联汽修厂的费用。由于涉案车辆均由三水交警大队查扣，故三水交警大队和万达公司应按法律规定，连带承担支付涉案车辆拖停的保管费及利息的义务。东联汽修厂承接业务时长和业务量的多少，与三水交警大队、万达公司依法支付费用之间并无关联，不能以此作为减免费用的理由和依据。万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东联汽修厂针对万达公司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东联汽修厂、三水交警大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万达公司没有委托过东联汽修厂拖停本案相关车辆，双方在2010年9月签订的《租赁合同》当中关于“乙方（东联汽修厂）负责协助交警大塘中队将事故、违法车辆拖至该场停放”等的表述也只是对场用途的限制性约定，不能因此推定是关于相关业务的转委托。而且，根据该合同的约定，东联汽修厂无权就相关车辆收取拖停费用。因此，东联汽修厂自2017年初向法院起诉开始，就一直声称涉案车辆的拖停费用应当由三水交警大队承担，甚至在2018年12月3日一审庭审中还当庭表示撤回对万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这表明该东联汽修厂没有产生过由万达公司承担相关费用的期望。（一）东联汽修厂就涉案车辆所提供拖停服务均是由三水交警大队直接委托的，其没有提前或事后告知过万达公司。由于相关车辆均是违章或事故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的规定，三水交警大队是唯一合法的处置机关，因此，如果没有三水交警大队进行委托授权，相关车辆的拖停服务就不可能发生。而且，从拖停服务的发生状态分析，由于车辆违章或事故的发生都是突发的，事先不可能被统一预见或安排，东联汽修厂每次承担拖停服务任务时都是由三水交警大队临时直接电话联系并委托交办，因此，不可能存在三水交警大队或东联汽修厂征得万达公司同意后才开始提供拖停车辆服务的情形。（二）万达公司与东联汽修厂在2010年9月签订的《租赁合同》中“乙方负责协助交警大塘中队将事故、违法车辆拖至该场停放”的表述，只是对所出租场地用途的限制性约定，这与物业租赁合同中常见的“不得用于经营桑拿、娱乐”之类的约定并无本质区别，不能视为是万达公司对东联汽修厂的委托授权。（三）根据前述《租赁合同》的约定，东联汽修厂依该合同提供涉案车辆的拖停服务是无偿的，其经营权益的保障是通过经营使用大塘停车场期间向相关事故车辆收取拖车费用及对报废车辆拆卸汽车零件等得以实现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万达公司同意将该停车场以每平方米1元的超低单价出租给该东联汽修厂使用，并同时提供了一台车牌号为粤E*****的拖车供其无偿使用。（四）东联汽修厂在承担三水交警大队交办的车辆拖停服务期间，从未向万达公司主张过相关服务费用，甚至在起诉时也是将三水交警大队列为第一被告并要求法院判令其承担涉案车辆的拖停费用，表明在东联汽修厂心目当中，涉案车辆拖停服务任务的委托方就是三水交警大队，而不是万达公司。在本案一审经数次开庭审理之后，2018年12月3日再次开庭审审时，东联汽修厂仍然认为拖停车辆是三水交警大队直接委托交办的，三水交警大队是其委托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及服务费用的合法承担者，并当庭表示撤回对万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五)东联汽修厂在最后一次开庭后恢复请求万达公司对涉案车辆的拖停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完全是出于获得其诉讼权益最大化的投机心理，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以及其在前期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和陈述，不应当受到支持。二、万达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没有建立过长期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早期的委托与受托都是单次的且各自独立的，彼此之间互无约束，故也无须终止合同关系或发生转委托的情形。（一）如前所述，由于违章、事故车辆是突发的，事先不可能统一预见或安排，在2010年9月之前，三水交警大队每次都是临时电话通知万达公司或其他单位承担车辆拖停任务的，双方从未签订过委托合同，也未形成过长期合作的法律文件，因此，万达公司有理由认为自己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在历史上的委托与受托是多次单独委托合同的组合，而并非在一个统一的合意之下完成的多次单独任务，三水交警大队交办每次车辆拖停服务任务的委托均是口头的、也只能约束该次委托事务，并不能对下一次或之后的时期内双方是否继续委托或接受委托持续产生法律约束力。（二）万达公司于2008年4月正式与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脱钩，改由佛山市三水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即现三水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归口管理，此前由于万达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同属一个国家机关，万达公司在该未脱钩期间从事三水交警大队委托交办的车辆拖停服务可以说是一种公安系统内的任务，而在脱钩之后，万达公司再承接此类服务就已经属于企业的自主经营行为了，不再接受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的统一领导和行政安排，在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或形成其他书面的长期委托关系的法律文件的情况下，三水交警大队的每次委托交办的此类服务任务就只能视为是单次委托，每次委托与受托分别成立单独的委托合同关系，且该委托合同关系不能约束下一次或以后的同类服务。因此，一审判决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该委托合同关系已经终结”是无视双方之间关于涉案车辆拖停服务委托关系的特殊性和万达公司脱离公安系统后有权独立经营的错误推断。（三）万达公司与东联汽修厂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关于“乙方（东联汽修厂）负责协助交警大塘中队将事故、违法车辆拖至该场停放”的约定，只是双方对停车场用途的限制性约定，由此推断东联汽修厂承接的涉案车辆拖停服务是由万达公司接受三水交警大队委托之后转委托的后果，纯粹是无视客观事实的主观臆断。（四）一审判决认定：“……东联汽修厂未能提供证明直接证明其与三水交警大队就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委托拖吊停业务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合意，三水交警大队也不予确认，故不能仅以东联汽修厂实施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的事实即推定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这一表述完全忽视了涉案车辆拖停业务的突发性，也忽视了只有三水交警大队愿意委托及东联汽修厂愿意接受委托才能完成每次拖停服务的客观事实。由于三水交警大队交办该类业务时都是临时电话通知委托，且每次委托都是独立发生的，因此，不能因为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就否认双方就各次单独委托的合意。三、关于转委托。一审判决认定：“没有证据证明万达公司经委托人三水交警大队同意，将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业务转委托给东联汽修厂，故东联汽修厂与三水交警之间不成立转委托关系”。该表述存在如下明显错误：（一）由于万达公司曾长期与三水交警大队同属一个行政机关管辖，三水交警大队对万达公司从事相关业务的人员十分熟悉，不存在将东联汽修厂人员误认为是万达公司职员的可能。而东联汽修厂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曾历经多年的涉案车辆拖停服务的委托合作关系，三水交警大队显然十分肯定地知道是在与东联汽修厂的人员在合作，其所谓的未经其同意发生转委托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二）退一步说，即使存在所谓的转委托，那么三水交警大队实际上也同意了该种转委托关系。《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是万达公司于2015年1月发给三水交警大队的，尽管万达公司发出该函的目的在于在未来投标中体现业务优势，但起码自收到该函之后三水交警大队已经明知万达大塘车场是由东联汽修厂经营使用并由该企业直接向三水交警大队提供涉案车辆的拖停服务，假设要确认转委托关系，那么从转委托的合意上分析，三水交警大队在收到该函之后并未提出过异议，即可以认为其是同意此项转委托关系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可见，即使存在转委托关系，在东联汽修厂已经选择三水交警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之后，就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了。因此，本案即使存在转委托关系，由于东联汽修厂已经选定了三水交警大队作为相对人承担相关费用的清偿责任，就不能再向万达公司提出同类主张。四、关于东联汽修厂收费的合理性。（一）东联汽修厂没有经营车辆拖吊停业务的资质，依法不能从事涉案车辆的该类服务业务，即使其声称是借用案外人三水区灿华交通拯救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资质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企业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条第（四）项规定：“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或者经营方式从事经营活动的，视其情节轻重，予以警告，没收非法所得，处以非法所得额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该条第（六）六规定：“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营业执照的，没收非法所得，处以非法所得额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由于东联汽修厂没有涉案车辆拖停服务业务的经营资质，因而也就不可能向三水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价格监督检查所申请收费公示监制,表明其要求对相关服务收费并不存在合理性。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东联汽修厂虽然没有向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价格监督检查所申请收费公示监制，但其的确受托完成了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业务，应当根据其提供的服务，参照其时的收费标准收取恰当的费用”，是忽视东联汽修厂没有该业务经营资质的事实和法律相关规定的错误判断。很显然，由于东联汽修厂没有涉案车辆拖吊停服务的经营资质，因此其对相关业务计收费用是不合法的。五、关于涉案车辆的确定。一审判决认为“而在本院组织三方移交车辆时，三水交警大队也没有明确指出哪些车辆不属于其查扣的车辆，也没有证据证明无记录车辆的其他来源。故本院认定东联汽修厂提交的车辆清单所记载的车辆均为三水交警查扣的车辆”。这一表述完全忽略了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东联汽修厂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不能排除其在大塘车场停放的车辆当中有一些是由其自行拖停的车辆，东联汽修厂对于哪些车辆是由三水交警大队委托拖停的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其无法证明，则应当从涉案车辆中予以剔除。尤为重要的是，由于万达公司并未参与过东联汽修厂承办的车辆拖停业务，对涉案车辆中哪些是由三水交警大队查扣也无法作出甄别，一审判决在推定由万达公司承担相关费用之前，并没有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涉案车辆一一排查，就这样主观地推定全部车辆均为三水交警大队查扣并责成万达公司承担付费后果，显然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对万达公司尤其不公平。六、一审判决在推定由万达公司承担涉案费用的同时，并没有释明万达公司承担费用后的救济途径。涉案车辆中除了东联汽修厂自行拖停的之外，均系由三水交警大队所查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可见，如果因涉案车辆的拖停发生保管费用，则应当由履行行政强制职责的行政执法机关即三水交警大队承担。即使要推定相关费用先由万达公司支付，那么也应当在判决中释明，万达公司在支付相关费用之后有权向三水交警大队追讨。但一审判决却只是推定由万达公司承担费用，而没有对万达公司如何获得权利救济作出任何表述，从而导致万达公司的权利出现了真空。针对东联汽修厂的上诉，万达公司称其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针对万达公司的上诉，东联汽修厂称其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针对东联汽修厂、万达公司的上诉，三水交警大队答辩称：涉案大塘车场的交警执法查扣车辆的拖停服务系由万达公司转包给东联汽修厂实施的。三水交警大队与万达公司均认可，万达公司在2008年脱钩改制之前就承担着交警大队执法查扣车辆的全部拖停服务。而三水交警大队提供的2011年9月16日《关于进一步完善车辆保管场所管理工作的函》、《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毕勇军关于《三水区交警大队与万达公司拖车停车业务情况说明》则证明2008年脱钩改制之后，万达公司继续承担以上拖停服务。万达公司具有将该拖停服务转包的可能。2010年9月万达公司与东联汽修厂签订的《租赁合同》虽然名为场地租赁关系，但从内容上看，该合同约定东联汽修厂将三水交警大队大塘中队的事故车、违法车拖至该停车场停放，并且万达公司提供一台拖车给东联汽修厂使用。结合万达公司一直承担大塘交警中队执法查扣车辆拖停服务的事实，《租赁合同》足以证明万达公司将交警执法查扣车辆的拖停服务转包给了东联汽修厂。二、三水交警大队与东联汽修厂之间并未形成车辆拖停服务合同关系。东联汽修厂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与三水交警大队就拖停服务达成了合意，三水交警大队与万达公司的往来函件则证明拖停服务关系是发生在三水交警大队与万达公司之间的。而万达公司通过《租赁合同》将大塘车场的拖停服务转包给东联汽修厂并未经过三水交警大队同意，三水交警大队事后也不知道该转包关系的存在。东联汽修厂之所以持有大塘车场的车辆放行条是因为其承租了大塘车场且三水交警大队执法查扣的部分车辆停放在该车场，该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其与三水交警大队间形成了车辆拖停服务合同关系。本案所涉法律关系是服务合同关系，而非委托合同关系，东联汽修厂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向三水交警大队行使请求权。根据诉辩各方的陈述答辩，三水交警大队并非委托他人代办自身事务，而是将行政执法活动所需要的拖停服务外包给有资质的企业完成，属于服务合同关系，应比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五章承揽合同的规定，而承揽合同应严格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万达公司将自己承接的拖停服务转包给东联汽修厂，东联汽修厂只能向万达公司主张债权，而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向三水交警大队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万达公司应支付的拖停费用本息数额是正确的，东联汽修厂对数额的上诉不成立。（一）东联汽修厂的上诉请求数额（本金12272881元）超出了其在原审的诉讼请求数额（本金8252820元），超出部分二审法院应当不予审理。（二）东联汽修厂承接的拖停业务具有常年稳定大量发生的性质，其主张按单次计费标准合计全部车辆拖停费用显然过高，应当以包干批量计费更为合理。因此一审法院参照万达公司中标后签订的《服务项目合同书》约定的总包价款以及大塘车场在万达公司经营的各车场中所占面积比例，最后酌定的万达公司应支付拖停费用4000000元是合理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所确定的拖停费用付款义务主体和付款金额均无误，万达公司与东联汽修厂的上诉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东联汽修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水交警大队向东联汽修厂支付违章车辆、事故车辆及报废车辆停车费及拖车费共计8252820元（暂计至2016年11月30日，实际金额计算至三水交警大队接管东联汽修厂保管车辆之日止）；2.判令三水交警大队以8252820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向东联汽修厂支付利息；3.判令万达公司对三水交警大队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交警大队和万达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东联汽修厂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判令三水交警大队清点接收停放在大塘停车场的车辆1191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联汽修厂成立于2008年10月8日，经营者是梁庆华，经营范围是二类机动车维修、汽车配件零售、机动车辆险服务。2010年9月13日，东联汽修厂与万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1.万达公司将位于大塘镇大㘵沙241号停车场及地上建筑物出租给东联汽修厂做停车场地使用，由东联汽修厂负责协助交警大塘中队将事故、违法车辆拖至该场地停放，若大塘中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每次处理机动车在20辆以上的，万达公司协助东联汽修厂将车辆拖至该停车场；2.东联汽修厂禁止向拖曳、保管的交通违法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支配人、驾驶人等收取拖车费和保管费，对事故车辆可以收取费用的项目，东联汽修厂必须严格按物价部门许可的收费标准执行；3.东联汽修厂必须妥善保管交通违法和事故车辆，严禁使用该车辆及车上物品；4.万达公司提供车牌号为粤E*****拖车给东联汽修厂使用，该车所产生的费用和安全责任由东联汽修厂承担；5.东联汽修厂在租赁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所有事故及造成他人损失与万达公司无关；6.租赁期为5年……第一年月租金为3247.6元。2011年9月16日，三水交警大队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车辆保管场所管理工作的函》，致函对象为“三水区万达公司大塘车场”，函件内容为交警大队大塘中队处理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所暂扣的车辆，均委托贵场拖曳保管，请加强内部管理，妥善保管暂扣车辆。2010年至2016年期间，三水交警大队处理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向车主发出的部分暂扣车辆放行条上记载的领车地点是大塘车场；交警大队对于因涉嫌交通违法行为被扣押的、驾驶人或所有人均未按法定期限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的车辆依法进行回收处理时，大塘车场也移交了相应车辆进行回收处理。东联汽修厂和三水交警大队对拖曳车辆数量、拖曳和保管的收费标准没有进行约定，三水交警大队也没有向东联汽修厂支付过拖曳和保管费用。万达公司于1999年1月18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成立，原为三水区公安局开办的企业。在其成立后，承接了三水公安局暂扣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曳和保管业务。三水交警大队和万达公司对拖曳车辆数量、拖曳和保管的收费标准没有进行约定，三水交警大队也没有向万达公司支付过拖曳和保管费费用。2006年6月14日，三水区人民政府发文将万达公司移交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并于2008年4月30日正式移交。2015年1月12日，万达公司向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发出《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称，一直以来万达公司交通服务部协助区公安局分局开展各项整治路面违章、运载违规、事故车辆等工作；去年，万达公司协助区公安分局负责违章、事故车辆的拖吊工作，并提供停放场地，截至2014年12月底，由此产生的拖车费及停车费经统计合计金额为8611843.5元，请予以支付。该函附件1《2014年各停车场车辆停放统计表》包括了万达车场、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三个车场的停放车辆数量；附件2《2014年万达车场经济损失统计表》，包括万达车场、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的停放车辆费用。2016年11月，万达公司参与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召集的执法暂扣车辆拖曳及停放服务项目的招投标活动并中标，其后与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签订了《服务项目合同书》，约定三水公安分局负责三水区范围内交通执法、交通事故等扣押的车辆及需清障的车辆由万达公司负责拖曳、停放保管；委托服务合同期限为2016年11月23日起至2019年11月22日止；合同金额22860000元。2016年11月份开始，东联汽修厂和案外人佛山市三水区灿华交通拯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华公司）多次向三水交警大队发函，称三水交警大队将事故车辆、违章车辆委托万达公司大塘车场保管，万达公司通过《租赁合同》将该业务转委托给东联汽修厂。2017年1月11日，三水交警大队向灿华公司发函，要求灿华公司将停放在其下属车场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移交万达公司接管。万达公司于2017年2月8日和3月6日，向东联汽修厂和灿华公司发函，要求将区公安局在2016年11月30日前停放在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尚未处理的执法暂扣车辆移交万达公司保管。东联汽修厂和灿华公司委托律师向三水交警大队和万达公司发函，称三水交警大队和万达公司未结付拖欠的保管费，拒绝移交车辆。另查明，三水区物价局2008年6月24日颁布《关于印发的通知》（三价[2008]30号）规定，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分别实行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三种价格管理形式，实行政府定价的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者，必须履行有关收费的审批手续，携有关部门允许开设停车场的批准文件、证照及经营成本等资料，到区物价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实行亮证收费；机动车因交通违章、肇事或故障和乱停放等原因被公安、交通、城管执法部门依法暂扣、拖曳至指定停车场停放产生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该通知的附件5《交通违章、肇事或故障等行政执法指定集中保管的车辆保管服务收费标准》规定以下收费标准：小车，10元/辆/天；大车，15元/辆/天；超大车，20元/辆/天；二轮摩托车，3元/辆/天；三轮摩托车，5元/辆/天；机动车停放服务应按“谁委托，谁付费”的原则，由机动车停车场向委托停放车辆的主体收取；行政执法部门以证据保存为由暂扣车辆所产生的车辆停放服务费用，应由行政执法部门承担，不得向行政管理相对人收取。三水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于2014年7月24日颁布《佛山市三水区发展和统计局转发关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三法统价[2014]48号）规定，交通事故车辆拖移至公安交警管理部门指定地点停放……按“谁委托，谁付费”的原则收取停车费，停车收费标准按照辖区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定执行……取消违章车辆拖车费标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拖移公路违章停放车辆，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也不得指定救援服务单位实施并收取费用，但可以参照本通知规定收费标准向救援服务单位购买服务。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于2015年7月28日发出《广东省关于废止普通公路交通事故、故障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规定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5]3216号），规定我省普通公路交通事故、故障车辆救援服务收费由实行政府定价改为市场调节价管理。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2015年8月18日发出《关于放开住宅小区、商业配套、露天停车场停车保管服务收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5]483号）规定，商场、娱乐场所、宾馆酒店、写字楼、物流园区、专业市场等配套停车场，以及政府列管停车场以外的露天停车场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机动车辆因交通违法、肇事等原因被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拖曳至指定停车场产生的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收费，按照停车场分类实行不同的价格管理形式。又查明，梁庆华在经营东联汽修厂的同时，于2011年3月23日成立灿华拯救中心，灿华拯救中心的经营范围是交通拯救服务和停车服务。2015年6月1日，灿华拯救中心改制灿华公司，灿华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为梁庆华。2016年1月27日，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价格监督检查所向灿华公司发出《同意收费公示监制通知书》两份，同意灿华公司拖车收费公示、吊车收费公示和停车场收费标价，其中吊车收费标准为从二轮摩托车至50吨货车，价格在120元/车/次至3200元/车/次不等，拖车收费标准为从二轮摩托车至50吨货车，价格在100元/车/次至1100元/车/次不等，停车收费标准为：二轮摩托车3元/辆/天、三轮摩托车5月/辆/天、小客车10元/辆/天、中型货车15元/辆/天、大型货车20元/辆/天、牵引车35元/辆/天。东联汽修厂没有向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价格监督检查所申请收费公示，其用于停放案涉车辆的停车场属于露天停车场，使用了灿华停车场的收费标准。经一审法院协调，在2019年7月9日至25日期间，东联汽修厂将停放在大塘车场的汽车及摩托车合计1191辆移交给三水交警大队委托的万达公司接收。一审法院认为，东联汽修厂主张其接受三水交警大队委托，对三水交警大队在执法过程查扣的事故车辆、违章车辆进行拖吊并保管，主张三水交警大队支付拖欠的拖车费和保管费，故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1.案涉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的委托合同权利义务主体分别是谁；2.东联汽修厂主张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停费用应否得到支持，具体金额是多少；3.东联汽修厂的诉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委托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问题。东联汽修厂认为是三水交警大队将对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业务交给东联汽修厂；三水交警大队认为其将上述业务委托给万达公司；万达公司认为其与三水交警大队、东联汽修厂之间均不存在拖吊停业务的委托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东联汽修厂主张委托关系存在于其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应当举证证明双方订立合同的事实，但从本案证据和双方陈述来看，东联汽修厂未能提供证据直接证明其与三水交警大队就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委托拖吊停业务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合意，三水交警大队也不予确认，故不能仅以东联汽修厂实施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的事实即推定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和双方陈述，法院认定东联汽修厂实施的拖吊停业务由万达公司委托实施，即在万达公司与东联汽修厂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万达公司承接了三水交警大队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委托业务，没有证据证明该委托合同关系已经终结。万达公司认为自2008年4月正式移交区公有资产管理部门后即已终结上述业务。三水交警大队不认可万达公司所述的双方委托业务关系已终结，认为三水交警大队一直基于历史沿袭而委托万达公司实施上述业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万达公司从公安机关划归区公有资产管理部门，不表示万达公司经营的上述业务即已终结。万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与三水交警大队就终结委托业务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经过行政管理程序或司法裁决程序终结了该委托关系。万达公司这一主张，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其次，万达公司与东联汽修厂就东联汽修厂实施事故车辆和违法车辆拖吊停业务达成了合意。从万达公司和东联汽修厂2010年9月签订的《租赁合同》的内容及意图看，万达公司通过这一合同赋予了东联汽修厂开展上述业务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只有在万达公司自身有权开展车辆拖吊停业务的前提下，万达公司才能允许东联汽修厂协助开展相关业务，否则，就应由三水交警大队直接与东联汽修厂签订合同，万达公司只需与东联汽修厂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将其名下的大塘车场出租给东联汽修厂即可，无权约定东联汽修厂协助开展上述业务，并在合同中对收费、车辆保管作出禁止性约定。万达公司持有对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的业务，没有证据这一业务已终结，而没有证据证明在签订《租赁合同》前东联汽修厂已具有拖吊停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权利和义务，故应当认定万达公司将上述业务通过《租赁合同》委托给东联汽修厂实施。第三，没有证据证明万达公司经委托人三水交警大队同意，将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业务转委托给东联汽修厂，故东联汽修厂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不成立转委托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万达公司得到三水交警大队同意，将其委托事务转委托给东联汽修厂实施，故转委托关系不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不直接发生在三水交警大队与东联汽修厂之间。而且，从2011年9月16日三水交警大队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车辆保管场所管理工作的函》可见，三水交警大队致函对象为“三水区万达公司大塘车场”，说明三水交警大队认为的委托对象即受托人仍是万达公司。东联汽修厂是从2016年11月才发函给三水交警大队，告知其与万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实施上述业务的情况。三水交警大队坚持认为案涉委托业务的受托方是万达公司，同时认为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均是万达公司用于停放案涉车辆之处，而且没有明示或者确认与东联汽修厂、灿华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也无证据证明三水交警大队在2016年11月份前对万达公司与东联汽修厂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是知情的，故不能据此认定三水交警大队与东联汽修厂、灿华公司形成了直接的业务委托关系。三水交警大队发出的车辆放行条记载的停车场是“大塘车场”，目的是指示车辆权利人到车辆停放地点即具体车场领取车辆，不能据此认定三水交警大队与东联汽修厂形成委托拖吊停业务关系。第四，万达公司以自己名义向三水交警大队主张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费用。2015年1月12日万达公司向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发出《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中一并主张了万达车场、大塘车辆和灿华车场截至2014年12月底的拖车费和停车费合计8611843.5元。经过比照函件记载的事故车辆、违章车辆数量和拖停费用金额，与本案中讼争的东联汽修厂主张的车辆数量和费用金额及另案中灿华公司主张的车辆数量和费用金额大致相当。虽然万达公司称其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并无实质的合同关系，该函件是为了参与区公安局在2016年底发出全区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招标而制作的，但其并未提供证据推翻其自身发出的函件所记载的内容，万达公司的辩解与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在灿华公司诉三水交警大队主张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停费用的案件中，灿华公司承认2014年以前的费用依据已经交给万达公司，但不能对为何要将费用依据交给万达公司作出合理解释，表明灿华公司亦清楚其相对方为万达公司，据此推定不排除灿华公司、东联汽修厂与万达公司对于拖停费用负担问题有一定的约定。综上分析，足以认定万达公司将其从三水交警大队承接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部分委托东联汽修厂实施，因此而产生的拖停费用，应由万达公司向东联汽修厂支付。关于东联汽修厂主张的交通事故车辆、违章车辆的拖停费用应否得到支持、具体金额是多少的问题。东联汽修厂承接万达公司委托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吊停业务，在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东联汽修厂虽然没有向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价格监督检查所申请收费公示监制，但其的确受托完成了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业务，应当根据其提供的服务，参照其时的收费标准收取恰当的费用。东联汽修厂在起诉状中主张拖车费、停车费、应急清理费和吊车费，但案涉费用统计表中没有计算应急处理费和吊车费，对案涉事故车辆在本案中只主张停车费，对案涉违章车辆主张拖车费和停车费，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法院依其诉请酌情认定拖停费用。对于如何确定2010年9月13日至2016年11月期间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停费用，法院从以下三个方面综合考虑：1.收费标准。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拖、吊服务收费标准在2014年8月31日由政府定价改为市场调节价；停车收费标准，在2015年7月28日由按照政府指导价收取改为实行市场调节价，按照停车场分类实行不同的定价，东联汽修厂将案涉车辆停放在露天停车场，应按露天停车场标准计价。2.案涉车辆的具体数量。对于东联汽修厂在2010年9月13日至2016年11月期间受托为交警部门实施了多少拖、吊业务，停放保管了多少台车辆、每台车辆保管了多长时间的问题，东联汽修厂提供了该期间按月统计的车辆清单、放行条以及2019年7月9日至25日期间移交给万达公司接收的1191台车清单、事故现场照片予以证明。三水交警大队认为放行条没有记载具体的进出场时间，无法确定保管时间，并认为经过核对三水交警大队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登记平台，所移交车辆中只有40%的车辆是有采取查扣强制措施记录，且有部分强制措施记录时间与东联汽修厂主张的进场时间不一致，故不认可东联汽修厂主张的拖停费用。对此，放行条形成于三水交警大队对车辆予以放行之时，东联汽修厂在车辆权利人持放行条领取车辆时根据其自行记载的入场时间在放行条上加注入场时间，符合停车场管理登记的一般习惯。对于所移交的1191台车，虽然三水交警大队称部分车辆找不到查扣强制措施记录，鉴于相关文件规定查扣车辆需要停放在专用车场，东联汽修厂也表示大塘车辆没有停放由三水交警大队查扣车辆以外的其他车辆；在法院组织三方移交车辆时，三水交警大队也没有明确指出哪些车辆不属于其查扣的车辆，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无记录的车辆的其他来源。故法院认定东联汽修厂提交的车辆清单所记载的车辆均为三水交警大队查扣的车辆。3.具体计费标准。根据双方的陈述，双方未对委托业务的收费标准进行约定。东联汽修厂承接了三水交警大队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停业务，该项业务基本以年为单位核算，年度内业务量稳定，该收入模式明显优于其他以单次拖吊停业务计费的停车场经营主体。且从万达公司出具的《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和东联汽修厂自行统计的数据来看，东联汽修厂承接了该业务六年之久，业务量稳中有升，故在计费中如果按照东联汽修厂主张的以灿华停车场经审批的单次停车收费标准计算，从整体收费而言较为偏高，故应当以批量、包干形式计费更为合理。从2016年11月万达公司通过投标形式签订的《服务项目合同书》来看，万达公司也是以包干价完成全区范围内交通执法、交通事故、刑事行政办案、维稳工作、专项整治行动、大型安保活动及临时性工作中扣押的车辆及需清障的车辆拖曳、停放保管业务的。而根据现有证据来看，东联汽修厂提供的车辆登记清单所载车辆信息过于简单，除能确定属于二轮摩托车、三轮车还是四轮及以上车辆外，大部分四轮车已经无法确定属于相关收费文件规定以及市场收费标准中的超大车、大车或小车。故法院根据东联汽修厂的每年业务量、参照2015年前政府指导价及2015年后市场定价标准，参考2016年11月万达公司与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签订的《服务项目合同书》约定的合同金额22860000元，酌定2010年9月13日至2016年11月期间万达公司应当支付给东联汽修厂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停费用。根据三水交警大队陈述，全区全年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停业务均委托给万达公司承接。万达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向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发出《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主张拖吊停费用包括金本车场、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说明在2010年至2016年11月期间停放三水交警大队查扣车辆的有金本车场、大塘车场和灿华车场，且以上三车场停放的车辆比例约为74%:17%:9%。从万达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所称在2010年将大塘车场出租给东联汽修厂后，万达公司只经营了金本车场和河口车场，其中金本车场用于停放三水交警大队查扣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金本车场占地70亩，大塘车场占地5.27亩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停车场的业务量；《情况说明》称2017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拖停放车辆大概10000辆左右。根据车辆拥有量逐年上升的实际情况，2017年以前的拖停业务相对2017年来说较为减少一些。根据以上因素综合考虑，法院酌定万达公司向东联汽修厂支付4000000元费用。对于利息问题，东联汽修厂主张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1月17日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东联汽修厂完成万达公司委托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停业务，万达公司至今没有支付相应费用，东联汽修厂主张利息，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自该日期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东联汽修厂主张支付暂计至2016年11月30日的违章车辆、事故车辆拖停费用共计8252820元，并主张计付至三水交警大队接管车辆之日止，主张过高，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东联汽修厂主张三水交警大队对该费用承担支付义务，根据上述分析，东联汽修厂与三水交警大队没有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其向三水交警大队主张费用，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东联汽修厂的诉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三水交警大队认为东联汽修厂的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万达公司以其名义向三水交警大队主张金本车场和大塘车场、灿华车场截止到2014年12月的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费用，说明万达公司确认债务。其次，三水交警大队和万达公司在2017年期间多次发函要求东联汽修厂将区公安局的执法暂扣车辆移交给万达公司保管，东联汽修厂委托律师向三水交警大队和万达公司发函，称三水交警大队和万达公司未结付拖欠的保管费，拒绝移交车辆，说明东联汽修厂一直在主张讼争的拖停费用，已导致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故东联汽修厂在2017年1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三水交警大队关于东联汽修厂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东联汽修厂请求判令三水交警大队清点接收停放在大塘停车场的车辆1191台，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东联汽修厂于2019年7月9日至25日已将停放在大塘车场的汽车及摩托车合计1191辆移交给三水交警大队委托的万达公司接收，故东联汽修厂的该项请求法院不再作出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万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东联汽修厂支付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拖停费用4000000元，并支付以4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月1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东联汽修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9570元，由东联汽修厂负担35840元，万达公司负担3373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东联汽修厂在二审期间申请本院对万达公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东联汽修厂在二审法院调查期间述称，东联汽修厂在一审期间请求的费用暂计至2016年11月30日，并要求计至三水交警大队实际接管涉案保管车辆之日，故东联汽修厂提出的上诉请求金额没有超出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东联汽修厂坚持自己提出的上诉请求；开始时，东联汽修厂是通过万达公司洽谈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讼争车辆拖停费用的付款义务主体应如何认定；2.东联汽修厂主张的车辆拖停费用金额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东联汽修厂主张其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并据此认为三水交警大队应向其支付本案讼争车辆拖停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东联汽修厂应举证证明其提出的上述合同关系主张。经审查，东联汽修厂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即本案并无直接证据显示东联汽修厂与三水交警大队之间成立保管合同关系，而东联汽修厂上诉提及的（2018）粤06民终8757号民事裁定并未对东联汽修厂、三水交警大队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实质性的认定。因此，东联汽修厂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三水交警大队存在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应由东联汽修厂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在二审期间作出的陈述，东联汽修厂系与万达公司洽谈承接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而本案现已查明，万达公司原属于三水区公安局开办的企业，其成立后承接了三水公安局暂扣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曳和保管业务。虽然万达公司上诉提出其自2008年4月归口三水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管理后已不再承接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但东联汽修厂与万达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三水交警大队于2011年9月16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车辆保管车场管理工作的函》以及万达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发出的《关于收回区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等证据均反映万达公司与三水交警大队基于历史原因就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而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并未终结，故本院对万达公司所提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从涉案《租赁合同》有关万达公司将大塘车场出租给东联汽修厂使用，由东联汽修厂负责将事故、违法车辆拖至该场地停放，万达公司在特定情况下协助东联汽修厂拖车以及万达公司提供号牌为粤E*****的拖车给东联汽修厂使用等约定内容分析，该合同的确有由万达公司赋予东联汽修厂开展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的意图，因此，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认定万达公司实际上是通过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的方式将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委托给东联汽修厂实施，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东联汽修厂、万达公司以三水交警大队是明知且认可由东联汽修厂承接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为由提出的三水交警大队应直接向东联汽修厂承担支付拖停费用的主张，从证据角度分析，本案并无有效证据显示，万达公司在将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委托给东联汽修厂实施之前已经征得三水交警大队的同意，故东联汽修厂与万达公司就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形成的合同关系不能直接约束三水交警大队。而且，从三水交警大队于2011年9月16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车辆保管场所管理工作的函》和万达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发出的《关于收回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的内容来看，即使在东联汽修厂实际承接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后，万达公司、三水交警大队仍认为彼此之间仍存在原先形成的、直接的合同关系。另外，合同关系中的主体变更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构成重大影响，故合同主体的变更应由当事人以明示的方式作出意思表示。在三水交警大队未作出清晰确认的情况下，东联汽修厂、万达公司在本案中根据三水交警大队发放的车辆放行条以及三水交警大队未明确提出所谓异议等事实，认为三水交警大队已认可与东联汽修厂之间已形成事实的合同关系并据此主张三水交警大队应向东联汽修厂支付费用，依据不足。由此可见，东联汽修厂、万达公司要求三水交警大队在本案中直接承担支付涉案车辆拖停费用的主张，缺乏理据。综上几点，一审法院在综合分析本案案情的基础上，认定万达公司从三水交警大队处承接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的拖吊停业务后，将部分业务委托给东联汽修厂实施，并认定东联汽修厂只能向万达公司主张有关拖停费用，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上所述，东联汽修厂、万达公司之间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因东联汽修厂与万达公司未对涉案车辆的拖吊停业务的具体收费标准作出明确的约定，故东联汽修厂在本案中单方主张的计费标准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费用金额的依据。但鉴于东联汽修厂实际上履行了为涉案车辆提供拖吊停服务的义务，根据诚实信用及等价有偿原则，万达公司应向东联汽修厂支付合理的对价。首先，涉案拖吊停业务针对的是事故车辆和违章车辆，相关政府文件对拖、吊服务收费标准作出了具体的指导性规定，因此，一审法院结合相关政府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对本案讼争车辆拖停费用金额作出认定，合理有据。其次，在报酬价款约定不明的委托合同关系中，委托人根据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具体情况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价款，是委托合同的应有之义。因此，涉案拖停车辆的具体数量是确定有关费用的重要指标之一。一审法院根据东联汽修厂提交的统计车辆清单、放行条和2019年7月9日至25日的移交车辆清单、事故现场照片等证据对涉案拖停车数量作出综合认定，并将其作为确定最终费用的依据之一，理由充分。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价款约定不明的，可以参照有关交易习惯予以确定。万达公司在2016年11月已通过投标形式与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签订了《服务项目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由万达公司负责拖曳、停放保管三水区范围内交通执法、交通事故等扣押的车辆及及清障的车辆，合同期限为2016年11月23日起至2019年11月22日止，合同金额为22860000元。上述事实表明，在涉案车辆拖吊停业务领域，采用包干形式计费较为合理。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服务项目合同书》约定的合同金额以及万达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发出的《关于收回万达公司拖车、停车款项的函》载明的内容综合分析涉案车辆拖停费用的合理计费标准，并将其作为确定本案讼争车辆拖停费用最终金额的重要依据，并无不妥。因此，一审法院在全面分析本案案情的基础上，为避免当事人诉累，在综合分析以上三方面因素后，依据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酌情确定东联汽修厂可收取的车辆拖停费用应以4000000元为限，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东联汽修厂上诉请求中主张的车辆拖停费用共计12273881元超出上述4000000元的部分，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万达公司拖欠东联汽修厂上述车辆拖停费用无理，一审法院判令万达公司向东联汽修厂相应利息，处理亦无不当，本院亦予维持。综上所述，东联汽修厂、万达公司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517.16元，由上诉人佛山市三水区****联汽车修配厂负担69717.16元，上诉人佛山市三水区万达有限公司负担38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三水区万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