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84刑初308号公诉机关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贺建勇，男，1967年8月3日出生于湖北省竹山县，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原襄阳市第二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管理教育中队长（科员），住襄阳市襄城区。因涉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受贿罪，2019年2月21日被宜城市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同年8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宜城市看守所。辩护人高立春、刘雄文，湖北盛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宜城市人民检察院以宜检公诉刑诉〔2019〕26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贺建勇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受贿罪，于2019年11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宜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邱德忠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贺建勇及其辩护人高立春、刘雄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宜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一、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被告人贺建勇在担任襄阳市第二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管理教育中队中队长期间，受该所在押聚众斗殴犯罪嫌疑人童某1家属及同案犯罪嫌疑人闫某所托，利用职务便利，为在押犯罪嫌疑人串供提供帮助。1.2017年9月17日和2017年10月16日，涉嫌聚众斗殴的犯罪嫌疑人童某1、闫某先后被襄阳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刑事拘留，被羁押在襄阳市第二看守所第38号、第39号监室。2017年11月的一天上午9时许，正值监室放风时间，38号监室的童某1和同监室的在押人员王某2在监室聊天，管教民警贺建勇将其管理的39号监室的在押人员闫某带到38号监室门口，打开风门，并叫童某1的名字。王某2先跑到门口，贺建勇对其摆摆手，示意王到旁边去，然后童某1来到风门口，透过风门闫某对童某1说：“事莫往我和吉某身上扯，我想办法先出去，再想办法救你出去，你按纸条上说的去做”，后将一张纸条递给童某1，然后离开。童某1见纸条上写的内容为：“你一定咬死人是周某喊的，我是被周某喊去襄阳玩的，不要扯到老表（吉某）”。童某1看后将纸条撕毁扔进厕所冲走。2.2017年11月的一天下午，羁押在38号监室的童某1到监区草坪上收被子，走到39号监室门口时，贺建勇站在监室门口，闫某从39号监室出来走到童某1身边，将写有“9.17”案件的事千万别往我和吉某身上扯，检察院的工作我已经做好，周某把事情承担了，待我和吉某出去后再想办法逐个救出去，你一口咬住我和吉某没有到现场”内容的纸条递给童某1后返回监室。贺建勇目睹了闫某走出监室与童某1见面，并传递纸条的全过程，但未予制止。童某1回到38号监室，打开纸条看完后将纸条撕毁并扔进厕所冲走。2017年11月13日，高新区公安分局对闫某、吉某等人涉嫌“9.17”聚众斗殴犯罪一案向高新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2017年11月20日，高新区检察院对童某1、周某、闫某、吉某等人进行提审，童某1、周某均按照传递纸条串供的内容，隐瞒了闫某、吉某参与“9.17”案聚众斗殴涉嫌犯罪的事实。同日，高新区检察院以吉某、闫某涉嫌聚众斗殴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犯罪嫌疑人闫某、吉某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决定。3.2017年11月下旬，闫某事先让同监室在押人员黄某给童某1写好了串供纸条，11月21日闫某被取保候审后，为方便串供，立即要求贺建勇将童某1从38号监室调换到贺建勇管理的39号监室，并安排童某1妻子王某1于2017年11月27日购买了一部华为手机和蓝牙耳机交给了贺建勇，为此贺建勇还与闫某一起找到38号监室的管教干部张某1，送给了张一箱梦之蓝白酒及2000元的红包，之后贺建勇便将童某1调换到了39号监室，黄某将为闫某代写的纸条交给了童某1。贺建勇还通过谈话形式将童某1带入自己的谈话室内，让童某1戴上蓝牙耳机，蹲在谈话室监控摄像头看不到的厕所内，由贺建勇先用手机拨通电话后将手机放入抽屉里，让童某1通过蓝牙耳机与外面通话。在童某1通话过程中，贺建勇为其望风，若发现有人靠近，便提醒童某1停止通话。致使童某1在羁押期间多次与妻子王某1、妹妹童某2及同案犯闫某、吉某等人联系并串供。4.2017年11月底，闫某被取保候审后的一天，贺建勇将童某1带到自己谈话室，让监管民警朱某将19号监室的同案犯周某也带到贺建勇的谈话室，童某1与周某见面后，周某对童某1说他已将案件的所有事情全部揽下，让童放心。违反监管规定，让未决同案犯罪嫌疑人见面谈话。二、受贿罪2017年11月的一天，闫某被取保候审后，其母喻某找到童某1的妻子王某1，称为了将童某1从38号监室转入贺建勇管理的39号监室，便于童某1在二看羁押期间与王某1通话，让王某1准备50000元现金、一部手机和蓝牙耳机送给贺建勇。王某1于2017年11月27日在老河口市宏运达通讯经营部购买了一部华为手机和蓝牙耳机，同日14时48分王某1从中国工商银行襄阳春园西路支行支取现金50000元，并用报纸包好。然后闫某、喻某、王某1等人乘坐两台轿车，一同来到襄阳市附近的一个钓鱼场所与贺建勇会面。后在闫某的车内，闫某、王某1请求贺建勇将童某1转入他监管的39号监室，并希望其对童某1多加关照。王某1将携带的50000元现金、手机和蓝牙耳机交给了贺建勇，贺建勇便在2017年11月底，未经看守所领导批准，擅自将童某1从张某1管理的38号监室转入其所管理的39号室，为童某1与外界联系及串供提供便利。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贺建勇身为负有查禁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犯罪分子串供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对以上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列举了被告人贺建勇的户籍、身份证明及任职文件，刑事判决书等书证；证人童某1、王某1、喻某、朱某、张某1、王某2、闫某、周某、童某2等人的证言；被告人贺建勇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被告人贺建勇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不认可，提出起诉书指控其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第一、二起事实根本不存在。第三起事实是因其所管理的39号监室内有在押人闹监，经过领导口头同意将在押人员童某1调至39号监室，帮助其做闹监人的思想工作，其在管理童某1期间，没有为童某1提供通讯工具，其在监区内从未同外界打过电话，监区内也不允许带电话进入，有时童某1需要日常生活用品或需要交生活费时，会让其同他家人联系，其出看守所后按照童某1说的内容同他家人电话联系。第四起事实，其带童某1到谈话室谈话是其工作程序，没有要求民警朱某带周某来其谈话室与童某1见面，不可能串供。关于受贿罪，其同王某1没有不正常经济往来，更没有收受王某1送的5万元现金。辩护人刘雄文、高立春的辩护意见是，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贺建勇的两个罪名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相互矛盾而不能成立。理由为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第二起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事实中明确载明有传递纸条的行为，纸条是否存在？未查证属实；纸条撕毁后扔到厕所的行为没有证据证明；证人之间对纸条内容的陈述亦不一致。证据存疑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故指控的事实因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起诉书指控的第三起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事实中“闫某为方便串供，要求贺建勇将童某1从38号监室调换到39号监室，并安排王某1于2017年11月27日购买了一部华为手机和蓝牙耳机交给了贺建勇，之后贺建勇便将童某1调换到了39号监室”，辩护人申请法院调取的襄阳市第二看守所2017年11月26日值班记录，记载“童某138号调39号，监室张志勇闹监”，童某1调监室时间是2017年11月26日，故该起指控认定调号时间、原因均不能成立，此项指控不能成立。起诉书指控的第四起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事实，因被告人贺建勇不具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故意，故本次行为不应作为犯罪处理。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贺建勇犯受贿罪，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具相互矛盾，指控受贿罪的罪名不能成立。理由是：证人王某1先后在办案机关进行8次陈述，前5次陈述内容稳定，均证实其将5万元交给了喻某，喻某在闫某的车上和贺建勇进行交易，此后又陈述称其在闫某的车上直接将5万元交给了贺建勇，王某1的证言和喻某、闫某的证言相互矛盾，对受贿罪的事实认定应当综合全案的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因指控认定受贿的事实未查清，故指控受贿罪不能成立。经审理查明：一、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事实被告人贺建勇在担任襄阳市第二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管理教育中队中队长期间，受该所在押聚众斗殴犯罪嫌疑人童某1家属及同案犯罪嫌疑人闫某所托，利用职务便利，为在押犯罪嫌疑人串供提供帮助。分述如下：2017年9月17日和2017年10月16日，涉嫌聚众斗殴的犯罪嫌疑人童某1、闫某先后被襄阳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刑事拘留，被羁押在襄阳市第二看守所第38号、第39号监室。2017年11月的一天上午9时许，正值监室放风时间，38号监室的童某1和同监室的在押人员王某2在监室聊天，管教民警贺建勇将其管理的39号监室的在押人员闫某带到38号监室门口，打开风门，并叫童某1的名字。王某2先跑到门口，贺建勇对其摆摆手，示意王到旁边去，然后童某1来到风门口，透过风门闫某对童某1说：“事莫往我和吉某身上扯，我想办法先出去，再想办法救你出去，你按纸条上说的去做”，后将一张纸条递给童某1，然后离开。童某1见纸条上写的内容为：“你一定咬死人是周某喊的，我是被周某喊去襄阳玩的，不要扯到老表（吉某）”。童某1看后将纸条撕毁扔进厕所冲走。2017年11月的一天下午，羁押在38号监室的童某1到监区草坪上收被子，走到39号监室门口时，贺建勇站在监室门口，闫某从39号监室出来走到童某1身边，将写有“9.17”案件的事千万别往我和吉某身上扯，检察院的工作我已经做好，周某把事情承担了，待我和吉某出去后再想办法逐个救出去，你一口咬住我和吉某没有到现场”内容的纸条递给童某1后返回监室。贺建勇目睹了闫某走出监室与童某1见面，并传递纸条的全过程，但未予制止。童某1回到38号监室，打开纸条看完后将纸条撕毁并扔进厕所冲走。2017年11月13日，高新区公安分局对闫某、吉某等人涉嫌“9.17”聚众斗殴犯罪一案向高新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2017年11月20日，高新区检察院对童某1、周某、闫某、吉某等人进行提审，童某1、周某均按照传递纸条串供的内容，隐瞒了闫某、吉某参与“9.17”案聚众斗殴涉嫌犯罪的事实。同日，高新区检察院以吉某、闫某涉嫌聚众斗殴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犯罪嫌疑人闫某、吉某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决定。2017年11月21日闫某被取保候审，从襄阳市第二看守所放出来后，要求贺建勇将童某1从38号监室调换到贺建勇管理的39号监室，为此贺建勇还与闫某一起找到38号监室的管教干部张某1，送给了张一箱梦之蓝白酒及2000元的红包。贺建勇将童某1调换到了39号监室后，多次通过谈话形式将童某1带入自己的谈话室内，给童某1提供通讯工具，让童某1与外面通话，致使童某1在羁押期间多次与妻子王某1、妹妹童某2及同案犯闫某、吉某等人电话联系。2017年11月底，闫某被取保候审后的一天，贺建勇将童某1带到自己谈话室，让监管民警朱某将19号监室的同案犯周某也带到贺建勇的谈话室，童某1与周某见面后，周某对童某1说他已将案件的所有事情全部揽下，让童放心。违反监管规定，让未决同案犯罪嫌疑人见面谈话。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审查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吉某、闫某。（2）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说明理由为：现有证据不足于证实吉某、闫某系聚众斗殴的组织者、指挥者，也不能证实二人系本案的积极参与者，故认定吉某、闫某涉嫌聚众斗殴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3）证人王某1提交的手机支付凭证截屏打印件，证明王某1于2017年12月30日在老河口、丹江口接待贺建勇等人时消费付款情况。（4）襄阳市第二看守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童某1于2017年9月17日送押襄阳市第二看守所，2017年11月26日，管教干部贺建勇在没有领导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将童某1调至自己分管的39号监室。2、证人证言（1）证人童某1的证言，证实其因涉嫌聚众斗殴犯罪于2017年9月17日晚羁押在二看38号监室，管教干部叫张某1。同案犯闫某关在二看39号监室。有一天公安机关提审完毕收押回监室时，其蹲在38号监室门口等待协警开门，这时一个警察对其说：“我叫贺建勇，是闫某的管教干部，这个事情因你而起，你要把责任承担起来。”这样其认识了贺建勇。有一天上午9时许，其在监室“放风”，和在押嫌疑人王某2聊天时，监室风门被打开，有人在叫其名字，王某2跑到风门口去看是谁，去后又躲开了，其跑到风门口，看见闫某站在风门口，贺建勇站在旁边，闫某对其说：“事（意思是指9.17聚众斗殴案）莫往他和吉某身上扯，我想办法先出去，我出去之后再想办法救你出去，你按照信上说的去做。”说后递给其一张小纸条。其打开纸条，纸条内容和闫某说的大致意思一致，其看后就将纸条撕了，扔进厕所用水冲走了。第二天，管教干部张某1将其喊到谈话室问情况，并说他看了看守所的监控录像，发现闫某在风门口和其说话，并有传递纸条的动作。其当时觉得事情暴露，于是都承认了，纸条的内容也对张某1说了。还有一次是一天下午5点多钟，管教干部张某1让其和王某2去收被子，当时39号监室门也开着，贺建勇站在门口，闫某也在收被子，在晒被子的地方，闫某再次给其一张纸条，回到监室后，其打开纸条，纸条上写的意思是：9.17的事千万别往他和吉某身上扯，检察院的工作他已经做好了，周某把事情承担了，你的事也不大，他和吉某出去之后，再逐个把其、周某、马某等人弄出来。其看后把纸条扔在马桶里冲了。闫某被放出去后，贺建勇将其从38号监室换到39号监室。此后，只要闫某有事找其，贺建勇就将其提到谈心室，每次他把电话号码拨好之后，就将无线蓝牙耳机交给其，其就和闫某通话，其在里面总共和闫某通了十几次电话。2018年元旦前，贺建勇把其叫到谈心室，说要到老河口、丹江去玩，让其联系家人接待。其通过贺建勇和妻子王某1、吉某、妹妹童某2通了电话，安排了接待事宜。2017年12月的一天，贺建勇跟其说周某想见其，将其带到了他的谈心室，朱某也将周某带到贺建勇的谈心室，当时贺建勇给其、周某、朱某各发了一支黄鹤楼香烟，在抽烟过程中，周某说他继父死了，家里缺钱，还说事情（9.17案件）他都扛了，闫某都跟他交代了，斧头是他买的，人是他喊的，事同其、闫某、吉某没有关系，让其心态放好些。其和周某在谈心室待了半个钟头。其在公安机关没有如实交代9.17案件事实，回避了闫某、吉某参与打架。检察院提审时，其仍然没有说闫某、吉某参与打架。（2）证人闫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其被羁押于襄阳市第二看守所39号监室，管教干部是贺建勇。在看守所内其和童某1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其向监室值班员提出书看完了，需要到其他监室换书，值班员跟贺建勇说了，贺建勇就带其来到38号监室，其打开风门，叫了童某1的名字，童某1跑到风门口，其把书给了童某1让他拿几本书给其，童某1就拿了几本书给其，并问其要不要月饼？当时贺干部站旁边说了一句“不能说话”，其拿着书就回到了监室。第二次是其在收被子时碰见童某1也在收被子，童某1问其“9.17案”的一些情况，问是否有警察找其问情况，其说没有。童某1说别人问其什么也别说，其和他简单聊了一两句，就回监室了。其从第二看守所放出来后，没有和童某1通过电话，其希望贺建勇能多照顾童某1，将童某1调到他管理的监室。贺建勇说他尽量想办法。2017年11月下旬，贺建勇让其带一箱梦之蓝白酒及2000元红包，其开车和贺建勇一起将酒、红包送给了当时管童某1的姓张的干部。（3）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童某1在襄阳市第二看守所，和其关在一个监室，2017年10月、11月的一天上午，其和童某1在监室聊天，管教贺干部将风门打开叫童某1，其赶紧跑到风门口，只见贺干部对其用手摆了摆，意思让其到一边去，然后童某1就跑到风门口和一个人说话，大约有一两分钟。其问童某1啥事？童某1说跟他说话的人叫闫某，闫某和另外一个人要取保，童某1说的时候，还把手伸开，手里有一个小纸团，然后童某1到厕所用水将纸团冲走了。第二天，管教干部张某1将其喊到谈话室问监室情况，其将该情况告诉了他。张某1又把童某1叫到谈心室问情况。还有一天下午5点多钟，童某1到外面收被子，其看到闫某和童某1抱着被子回各自的监室。（4）证人谢某的证言，证实其因涉嫌羁押在二看39号监室，管教干部叫贺建勇，其当了一年多39号监室值班员，闫某在39号监室关了30多天，他放出去后，贺干部把童某1从38号监室调到39号监室。（5）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18日，其因非法拘禁被公安机关羁押在襄阳市第二看守所39号监室，管教干部叫贺建勇。闫某在39号监室关押期间，闫某口述由其代笔给童某1写信，信的大致意思是“打架的人是周某喊的，我是周某叫去襄阳玩的，不要扯我和老表”，信中还写闫某出去之后再活动关系把童某1也弄出去，让童某1的妻子王某1全力配合，快过年了，给同案被关某的人的家属搞点钱。信写好之后闫某拿走装在他衣兜里了。闫某放出去之后，童某1从38号监室调到39号监室，期间，童某1说他用贺干部的电话与他妹妹通了电话，当时他妹妹在哭。（6）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份的一天，管教干部朱某将其从监室叫到贺干部的谈心室，其去时贺干部带着童某1已经在谈心室内，之后贺干部给其、童某1、朱某各发了一支烟，在抽烟的过程中，童某1问：“怎么瘦这么多，过得还好吧？”其说：“过得就是这个样，事已经出了，我该揽的我已经揽了，心态也还好。”朱某还安慰说“你们的事没有多大，莫谈案子。”其和童某1就没有谈案子了。烟抽完了，朱某带其回到19号监室，不知道童某1啥时候离开谈心室。（7）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其于2017年11月27日，将购买的一部手机和蓝牙耳机送给贺建勇。2017年12月20日以后，童某1在看守所第一次给其通电话，让她不要着急，他马上就能出来，还交代孩子上学和生意上的事。2017年12月30日前，童某1又跟其通电话，说贺干部要来玩，让其安排。30日上午其接待了看守所贺干部、朱干部等一行10人，带他们到丹江玩了一天。（8）证人吉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底，其被取保候审从襄阳市第二看守所放出来不久，接到童某1的电话，童某1对其说元旦期间贺干部等人去老河口、丹江玩，让其和王某1接待一下，当时其不想再和这事情有太多牵连，让他以后不要再联系其，之后就挂了电话。后王某1又让其到时候陪一下贺干部，考虑到王某1是个女的，就答应了。（9）证人童某2的证言，证实2018年12月底的一天上午10点多钟，有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过来，说“我是二看的，有人要跟你说话”，之后童某1就跟其通电话，因为其好久没有见到哥哥了，就在电话里哭，童某1听见其哭，就把电话给挂了。（10）证人张某1（襄阳市第二看守所民警）的证言，证实童某1、王某2都是犯罪嫌疑人，羁押在二看其管理的38号监室。2017年11月的一天，其把王某2叫到教育室了解38号监室所有在押嫌疑人的情况，王某2说：昨天贺干部将风门口打开叫童某1，然后和童某1说话，说的啥他没有听到。接着其把童某1叫到教育室，问童某1：“昨天是不是有人打开风门和你说话？”童某1当时还想抵赖，其说看了监控，还进行了截屏。事实上其看了监控，但监控打不开，更没有截屏保存。童某1听其这样说后才说是贺干部找他说话，并将闫某给他传递纸条的情况向其如实交代，纸条的内容就是所犯的事，让童某1一口咬定与闫某他们无关，会有人担着，并说闫某出去后会想办法救他出去。其严厉批评了童某1。2017年11月下旬，贺建勇和闫某一起开车来到其住的王胖子大厦超市门口，送其一箱梦之蓝白酒及2000元红包，贺建勇说要把童某1转入他管理的39号监室，让其不要阻拦。此后不久，童某1就调到39号监室。2017年12月的一天上午，其在所里上班，期间到贺建勇的谈话室上厕所，碰见贺建勇、童某1、朱某及另一个在押人员在贺建勇的教育室内，当时其没怎么太在意，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上完厕所后其就离开了。（11）证人胡某（原襄阳市第二看守所所长）的证言，证实看守所内在押人员需要有特殊情况才能调换监室的，一是出现打架斗殴，不服从管理的报领导批准后可以调换监室；二是管教民警布控安排耳目，报领导批准后可以调换监室；三是有在押人员重大疾病，不适合在原监室待着，报领导批准后可以调换监室，其他情况是不允许调换监室的。调换监室首先是由监管民警报所内分管领导批准，分管领导批准以后，由管教民警给在押人员调换监室，并在值班记录上登记。其在担任襄阳市第二看守所所长期间，贺建勇将在押童某1调换监室的事其没印象，也没听负责在押人员管理教育工作的李某副所长说过。（12）证人李某（原襄阳市第二看守所副所长）的证言，证实每个管教民警有自己负责的监室，在监室内出现在押人员严重影响监室正常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才将在押人员调换监室，调换监室需要经过领导同意，以前没有文字性的审批手续，但也要领导口头同意才行。贺建勇给童某1调换监室，从来没有向其汇报过，直到襄阳市的领导来调查贺建勇的事情，才知道有此事，为此所里让贺建勇检讨，监管支队的领导也批评过贺建勇。（13）证人朱某（襄阳市第二看守所民警）的证言，证实贺建勇将童某1从38号监室调到了他所管理的39号监室后，贺建勇告诉其，童某1想见周某说点事，让其把周某带到他教育室里去。其考虑到与贺建勇私交比较好就同意，其在带周某到贺建勇的教育室路上，告诉周某，童某1在那，你不能与童某1谈案情，否则终止你们见面。周某答应了。其将周某带到贺建勇的教育室后，贺建勇给童某1、周某和其发烟抽，童某1一边抽烟一边问周某在二看过得怎么样，周某回答的大致意思是那个事他全部承担了，让童某1放心，接着周某又跟童某1说了一些生活上的事。其看他俩在一起说案情对口供，就让他们不要再说案情了，再说案情就把他们带走，于是他们就没再说案情了，顺便又聊了一两句，之后其就将周某带回19号监室，贺建勇将童某1带回39号监室。（14）证人张某2（襄阳市第二看守所民警）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的一天，其在所里上班时到贺建勇的教育室上厕所，碰见贺建勇、童某1、朱某、周某在贺建勇的教育室内，其见他们正在抽烟，就跟贺建勇说给包烟抽，贺建勇拿出一盒芙蓉王的香烟递给其，其上完厕所后就立马离开了。3、被告人贺建勇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9月17日童某1等人聚众斗殴一案中，其管理过该案在押人闫某和童某1，其在管理闫某和童某1期间，根本没有传纸条一事，也不可能传递纸条。其在监区内从未同外界打过电话，监区内也不允许带电话进入。闫某从39号监室释放后，由于39号监室内的一个姓张的在押人员在监室内闹事，其在大会上向领导反映此事，希望调几个在押人员到39号监室协助其对姓张的监护，当时其没说调哪几个在押人员，胡某所长和李某副所长都同意了，领导同意后其才将童某1调入39号监室。其管理的谈心教育室同监区内的厕所、开水房在一个房间，其没有要求朱某带周某到其谈话室与童某1见面，即使其要求，朱某也不会答应。其带童某1去谈话室谈话是每天的程序，张某2、张某1到其教育室上厕所、打开水，要烟抽，确实有这事，但绝对不会让童某1和周某串供。二、受贿的事实2017年11月的一天，闫某被取保候审后，王某1在老河口市宏运达通讯经营部购买了一部华为手机和蓝牙耳机，并于2017年11月27日14时48分从中国工商银行襄阳春园西路支行支取现金50000元，用报纸包好，然后闫某、喻某、王某1等人乘坐两台轿车，一同来到襄阳市附近的一个钓鱼场所与贺建勇会面，闫某、王某1请求贺建勇将童某1转入他监管的39号监室，并希望其对童某1多加关照。在闫某的车内，王某1将携带的50000元现金、手机和蓝牙耳机交给了贺建勇。贺建勇未经看守所领导批准，擅自将童某1从张某1管理的38号监室转入其所管理的39号室，为童某1与外界联系提供便利。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证人童某2、王某1提供的记载流水账复印件，证明王某1于2017年11月27日在童某2处借50000万元。（2）宜城市监察委员会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及银行回单，证明了2017年11月27日13时59分，童某2在中国建设银行老河口支行营业部给王某1的银行卡转账51000元。2017年11月27日14时48分王某1持其银行卡在中国工商银行襄阳春园西路支行柜面取款50000元、ATM机取款1000元现金情况。（3）老河口市宏运达通讯经营部出具的出货清单和情况说明，证明王某1于2017年11月28日在该经营部购买了一部华为手机和蓝牙耳机。2、证人证言（1）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11月23日上午，吉某从看守所出来的第三天，其到他家问童某1案件情况，喻某也在，离开时喻某说要其准备10万元，并让其下午3点前给她5万元，过几天再准备5万元。其从吉某家出来后就到处筹钱，于当天下午送给喻某5万元。2017年11月25日左右的一天下午，其在家里，喻某给其打电话，让其下楼见面，其与喻某见面，喻某让其买一部华为手机，千把块钱的，还买一个通话质量好的耳机，耳机要小，声音清楚的，到时候童某1的管教干部拿着这个手机给童某1，童某1就可以和其通电话。过了一两天，其找张某3联系买了一部华为手机和一个无线耳机，共950元，当时没付款。手机买好之后，其给喻某打电话，说手机和耳机买好了。2017年11月27日，喻某给其打电话让其和她一起到襄阳，当时开车的是喻某的老公刘某，喻某坐副驾驶座位上，在去襄阳的路上，喻某问其5万元钱准备好了没有，其当着喻某的面给童某2打电话，让其给其卡上打钱。喻某的老公开车带着其和喻某来到襄阳市民发盛特区酒店停车场以后，其下车到附近的工商银行柜台上取了现金5万元（5捆，每捆1万元），用报纸包了起来，之后来到了喻某停车的位置，发现闫某正跟他妈妈喻某说话，其上车后，等了一两分钟，喻某上车了，其和闫某、喻某、刘某还有闫某的女朋友冷瑞雪五人开了两辆车，在到达邓城大道拐到乡村一个钓鱼的地方后，看见贺干部从一个农家乐的大门口出来了，大家下车后过去与贺干部打招呼，接着闫某、贺干部、喻某就上了前面闫某的车，他们在车上待了5分钟左右，喻某就下了车，让其上闫某的车，其上闫某车后，闫某给其介绍了贺干部，又给贺干部介绍了其，其礼貌地对贺干部说了句“贺叔叔你好”。接着闫某对其说，他准备让贺干部帮忙，将童某1从其他干部管理的监室调到贺干部管理的监室。其对贺干部说了些感激的话，希望他能多关照一下童某1，接着其拿出了从银行取的5万元现金（用报纸包着）及购买的手机和蓝牙耳机一并交给了贺干部，贺干部收下钱和手机、耳机后，在车上拿了一个蓝色装酒的布袋子把钱和手机、耳机装好后就下车走了。2017年11月28日，其到手机店付了买手机的钱，张某3给其出具了出货单。（2）证人喻某证言，证实2017年11月份的一天中午，闫某给其打电话，让其联系王某1，把王某1接到襄阳，其联系王某1后和其丈夫刘某开车接的王某1，赶到襄阳市樊城民发国际酒店那儿等闫某，在路上王某1告诉其，她与闫某联系当天要与贺干部见面，还拿出了一个没开封的手机和蓝牙耳机给其看，说贺干部让她买一部便宜点的新手机和一个蓝牙耳机，好让童某1跟她通话，王某1还说她想把童某1转入贺干部的监室里，以前的管教干部不同意将童某1转走，为此她还给以前的管教干部送了一两万元，那个干部才同意将童某1转入贺干部管理的监室。到民发酒店等闫某的时候，王某1还跟其说为了将童某1转入贺干部监管的39号监室，她准备给贺干部送5万元钱，当时王某1还把她的包打开让其看了一下，钱是用报纸包着放在王某1的包里面。其和闫某见了面，闫某和贺干部联系上之后，闫某和冷瑞雪（闫某前妻）开了一辆黑色的轿车走在前面，其开着车跟在后面，一起到了一个钓鱼塘旁边，看到贺干部一人在那，其看见王某1手中拿着用报纸包的钱，闫某手中拿着王某1买的手机、蓝牙耳机，他俩和贺干部见面之后，王某1将手中用报纸包的钱递给了贺干部，说了几句话，然后贺干部、闫某、王某1一起上了闫某的车，他们在车上说了一会儿话，后贺干部下车就朝钓鱼的地方走了，其看见贺干部走时手里提了一个蓝颜色装酒的布袋子，袋子里面放的什么其不清楚。（3）证人闫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1月下旬，王某1找到其说想找贺干部将童某1转入贺干部管理的39号监室，并想请贺干部吃饭，于是其就给贺建勇打电话，贺建勇告诉其说他在附近一个鱼塘钓鱼，于是其和王某1、喻某、刘某、冷瑞雪开着二台车去，其和女朋友冷瑞雪开的一辆车走在前面，到了往老河口方向的一个鱼塘旁边，贺建勇一个人在那儿等着，车停下来后，冷瑞雪下来走到后面车旁边，王某1从后面的车上下来走到前面来，其下车和王某1一起去跟贺建勇打招呼，把王某1介绍给贺建勇，说王某1是童某1的媳妇，想请贺建勇吃饭，贺建勇说钓鱼的人多，不方便。然后其就跟贺建勇说王某1有些事想找他帮忙，让他们互相留下电话，说完其就走开了。王某1和贺建勇单独说了一会话，时间也没说很长，贺建勇喊其说到车上坐，其把车门打开，其和王某1、贺建勇上了车，其跟王某1说有什么事直接跟贺干部说，说完就下车走到车前面。王某1、贺建勇在车上说了几分钟的话，两人下车后，贺干部和其打了一声招呼就走了。王某1这次来时背了一个大包，包里装什么东西其不知道，另外看见她拿了一个手机，贺建勇走时手里提了一个袋子，袋子装的什么东西其不清楚，王某1从其车上下来后，没有看见王某1手里拿的手机。（4）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实在2017年11月28日前几天，王某1同其电话联系在其手机店购买了一部手机和蓝牙耳机，当时是童某2过来取走的，2017年11月28日，王某1过来付款950元，手机店里的员工按照惯例给王某1开具了出货单。3、被告人贺建勇的供述和辩解，闫某被放出来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闫某、王某1开了两辆车，到了附近的钓鱼塘找到其，其和闫某、王某1见面后，王某1什么也没跟其说，后来闫某让其上了他的车，闫某说想请其吃饭，其说那天晚上有事，没答应，闫某指着一个袋子跟其说，给其带了两条烟，其说其没开车，不要，就下车走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辩护人高立春、刘雄文向本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本院调取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如下：1、书证一，襄阳市第二看守所2017年11月26日值班记录复印件，记载当班民警为崔某、赵某、石某、余某，该记录上当班民警签字仅为贺建勇，无带班领导和接班民警签字，当班重要情况记录为：童某138号调39号，监护张志勇（闹监）。2、书证二，襄阳市第二看守所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襄阳樊城分公司于2019年1月3日签订的下行干扰器替换合作协议。3、证人贾某（襄阳市第二看守所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实2019年12月20日，宜城市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到襄阳市第二看守所监区内能够打手机正常通话。2016年以前，该所监区内手机信号屏蔽效果很强，干扰了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居民向有关部门投诉，于是2016年以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襄阳樊城分公司主动给监区重新安装了一套信号不是很强的屏蔽调设备，出现了监区内可以给外面打电话的情况。襄阳市第二看守所此前没有和移动公司签订任何合同或协议，直到2019年1月对该设备升级时才签订了一份下行干扰器替换合作协议。4、证人张某1（襄阳市第二看守所民警）的证言，证实所内手机信号屏蔽系统至少是三年前更换的，目前所使用的这套手机信号屏蔽系统屏蔽效果也不好，覆盖面也不大，监所内有些地方无法屏蔽到，经常进行维护和检修。5、证人张某2（襄阳市第二看守所民警）的证言，证实所内手机信号屏蔽系统至少是三年前更换的，原因之前安装的手机信号屏蔽范围太广，覆盖面大，给周围居民和商铺店主的手机使用造成了影响，居民来所反映情况，所里重新更换了手机信号屏蔽系统，该系统屏蔽效果也不好，覆盖面也不大，监所内有些地方无法屏蔽到，而且设备经常会出问题，经常有人来维护，因手机信号屏蔽不怎么好，所里管理并不怎么严格，有民警将手机带入监区与外界联系的情况。本案其他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被告人贺建勇的身份信息，证明：贺建勇，男，汉族，1967年8月出生，湖北竹山人，1985年10月参加工作，1987年8月入党，2009年12月至5月襄阳市二看工作，2012年5月任襄阳市第二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管理教育中队中队长。2、干部任免审批表、人民警察警衔变动审批表、中共襄阳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委员会文件（监公委[2012]1号）关于张某4等同志任职的通知（2012年6月12日发），以上证据证明贺建勇干部身份及任职、工作简历。3、到案经过，2019年2月21日，宜城市监察委对贺建勇宣布留置决定，并将其带至襄阳市纪委监察委留置场所留置。4、襄阳市第二看守所对贺建勇的有关情况说明，证明贺建勇于2010年1月至2018年1月在襄阳市第二看守所从事管教工作，在押人员童某1于2017年9月17日送押襄阳市第二看守所，2017年11月26日管教民警贺建勇在没有领导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将童某1调至自己分管的39号监室。5、看守所执法细则。6、搜查证及宜城市监察委员会扣押清单，证明2019年2月21日宜城市监察委员会扣押贺建勇人民币38000元。7、被告人贺建勇的户籍信息证明。8、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人童某1、周某因2017年9月17日犯聚众斗殴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9、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本院依照刑事一审程序对本案进行审判。本院认为，被告人贺建勇系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人民警察，私自将犯罪分子调到自己管理的监室，向犯罪分子提供通讯工具，帮助犯罪分子串供，逃避处罚，其行为已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被告人贺建勇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亦构成受贿罪；应当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的有关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证人胡某、李某证明，被告人贺建勇将犯罪分子童某1调入39号监室时均不知情；证人闫某和张某1证明，被告人贺建勇为将童某1调入39号监室，与闫某一起给当时管理童某1的民警张某1送礼；证人童某1、王某2、闫某、黄某的证言，均证明闫某、童某1关押于襄阳市第二看守所期间，被告人贺建勇为闫某、童某1串供提供便利；证人童某1、王某1、童某2、吉某证实，童某1关押于襄阳市第二看守所期间，通过贺建勇给他们打过电话；证人贾某、张某1的证言证实，目前第二看守所使用的手机信号屏蔽系统屏蔽效果不好，监所内有些地方无法屏蔽到；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因手机信号屏蔽不好，有民警将手机带入监区与外界联系的情况；证人童某1、周某和襄阳市第二看守所民警朱某、张某1、张某2均证实，童某1和同案犯周某在贺建勇的谈话室内谈论案情。上述证据足于认定被告人贺建勇实施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犯罪行为，关于被告人贺建勇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的有关受贿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记流水账凭证和银行交易记录等书证，客观证明了2017年11月27日，王某1在同被告人贺建勇见面前找童某2借款，而后王某1持个人银行卡在襄阳民发盛特区对面春园西路工商银行支取5万元现金；证人王某1、喻某、闫某的证言均证实闫某和贺建勇联系后，开车一起从襄阳民发盛特区来到一个鱼塘处同贺建勇见面；证人王某1、喻某的证言证明，和贺建勇会面后，王某1将5万元现金交给了贺建勇，贺建勇下车时手里提了一个蓝色装酒的布袋子；证人闫某亦证实贺建勇下车走时手里提了一个袋子；被告人贺建勇供认在一个鱼塘处同闫某、王某1、喻某见面，但否认收受5万元现金。综合分析上述证据，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被告人贺建勇收受王某15万元现金的犯罪事实，故关于被告人贺建勇受贿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贺建勇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贺建勇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的，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21日起至2022年2月20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二、扣押在案的被告人贺建勇违法所得人民币38000元，予以没收，由宜城市监察委员会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贺建勇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0元，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石 磊人民陪审员  刘晓燕人民陪审员  汪金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邬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