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27民初127号原告：余某，女，1972年2月2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原告：黄天荣，男，193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原告：黄浪，男，1999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原告：黄某1，女，2007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法定代理人：余某（黄某1之母），女，1972年2月2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原告：黄某2，男，200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法定代理人：余某（黄某1之母），女，1972年2月2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五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栋，贵州元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廖国洪，男，197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万福。被告：袁子万，男，197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凤冈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远。本院立案受理原告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2、黄某1（以下简称五原告）与被告廖国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后，在审理中，五原告申请追加袁子万为被告，本院依法准许五原告提出的前述申请，追加袁子万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余某（同时以黄某2、黄某1的法定代理人身份）、黄浪及五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栋，被告廖国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万福，被告袁子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2、黄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廖国洪、袁子万共同向五原告赔偿1440973.23元［死亡赔偿金631840元、丧葬费35017.90元（70036÷12×6）、黄天荣生活费17323.33元（20788×5÷6）、余某生活费415760元（20788×20）、黄某1生活费124728元（20788×6）、黄某2生活费166304.00元（20788×8）、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11月5日，廖国洪雇佣受害人黄强及袁子万为其伐树木，廖国洪按250元／天为标准支付工资。在砍伐树木过程中，被倒下树木的丫枝击落旁边树木的丫枝后砸中受害人黄强的头部（重型颅脑损伤等），经抢救无效，受害人黄强于当日死亡。受害人黄强死亡后，五原告将受害人黄强遗体安葬，花费了相关的丧葬费用。黄天荣生育了黄强等6个子女，黄强与余某共同生育了黄浪、黄某2、黄某13个子女。黄天荣、余某（高位截肢，经评定为三级伤残）、黄某2、黄某1系法定的被扶养人，廖国洪、袁子万应当赔偿生活费。廖国洪未加强安全管理、未提供安全防护用品，对导致黄强死亡的后果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在所砍伐树木倒下的瞬间，袁子万有阻挡黄强逃生的行为，对黄强的死亡后果存在相应过错，应承担过错责任。廖国洪辩称，1.廖国洪以1150元的价格（包括砍伐树木的费用和搬运装车费用）向黄强购买6棵枫香树，黄强将枫香对砍伐后并搬运装车即为交付。黄强在砍伐出卖给廖国洪的枫香树过程中受伤所遭受的损失，与廖国洪无关；2.退一步讲，如人民法院不支持廖国洪的前述诉讼主张，因五原告所举证证据不能证明黄强雇佣黄强及袁子万，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及生活情理，只能认定廖国洪与黄强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黄强在完成承揽事项中遭受损害，如不存在选任指示过失，廖国洪不应承担责任。3.在未进行尸体解剖的情况下，五原告所举证证据不能证明黄强死亡的原因明确。在黄强死亡的原因不明确的情况下，自然无法明确如何承担责任。4.余某因其他事故导致高位截肢，已获得全部赔偿，其不是法定的被扶养人，不应计算生活费；应按贵州省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9170元／年）计算黄天荣、黄某2、黄某1的生活费；丧葬费的数额应为33975.99元、对死亡赔偿金数额为631840元无异议；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可酌情确定为1万元。5.如人民法院判决廖国洪承担赔偿责任，应扣减廖国洪向五原告先行支付的5万元，多退少补。袁子万辩称；1.对受害人黄强在伐木工作中受伤、死亡的事实无异议。2.在案涉事故发生前，受害人黄强曾联系袁子万、张官高到陈家山砍伐过树木。在当天砍伐结束并将木材装上车后，廖国洪将砍伐树木、装车应负的工资交黄强，黄强向袁子万等支付工资240元。在案涉事故发生的前一天、以及当天早上，受害人黄强联系袁子万砍伐树木。鉴于双方之间的信任及交易习惯，袁子万与受害人黄强未谈及支付工资的相关问题（由谁支付、按什么标准支付等问题）。袁子万不清楚廖国洪与受害人黄强之间存在具体的法律关系。3.袁子万的位置是在受害人之后，在所砍伐树木倒下的瞬间，袁子万在跑步躲避危险的同时，用手拉了受害人黄强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受害人黄强及时躲避危险，而不是阻挡黄强逃生。4.对赔偿项目及数额的答辩意见与廖国洪的答辩意见一致。总之，袁子万对造成黄强的死亡的后果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五原告对袁子万提出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9、10月间，廖国洪在陈家山向他人购买一批树木。黄强联系袁子万、张官高、侯元坤一道到陈家山砍伐廖国洪所购买的树木。当天早上，廖国洪将自己的车辆开到陈家山后离开。黄强、袁子万、张官高、侯元坤将廖国洪所购买的树木砍倒、按相应的规格锯成收木材，并将木材搬上廖国洪的车辆。当天下午，廖国洪将砍伐树木的工资、搬运费等（具体数额不详）交给黄强，黄强接过廖国洪所交的现金后，向袁子万、张官高、侯元坤每人支付240元。2019年10月30日前后，廖国洪、黄强一道与杨某协商购买枫香树，协商结果为，以650元的价格购买6棵枫香树。廖国洪向杨某支货款250元，尚欠货款400元。黄强于2019年11月4日、11月5日联系袁子万到张家堡、黑滩砍伐枫香，双方未谈及支付工资的相关问题（由谁支付、按什么标准支付等问题）。当天早上，廖国洪将砍伐树木的油锯等工具送到袁子万处后离开。后黄强、袁子万并到张家堡、黑滩砍伐枫香树（杨某所出卖的枫香树）。当天中午，黄强联系张某，让张某于当日下午到张家堡、黑滩参加搬运木材装车，黄强在通话中表示支付报酬50元。黄强、袁子万砍倒第一棵枫香树后，伐木工具油锯（廖国洪提供）发生故障，不能继续使用。黄强回到家中拿自己的油锯，与袁子万继续砍伐枫香树。在黄强、袁子万共同砍倒5棵枫香树后，继续砍伐第6棵棵枫香树。黄强、袁子万确定所砍伐的枫香树要倒下的方向后，用定向绳将所要所砍伐的枫香树与作支撑、牵引树木进行了固定，然后进行开口、砍伐。由于黄强、袁子万的力量不能将枫香树牵引断裂，黄强联系廖国洪帮助牵引树木。当日下午四时许，廖国洪到现场后，与黄强、袁子万共同牵引定向绳以使倒下。枫香树在倒下时，枫香树的丫枝击落旁边树木的丫枝，落下的丫枝砸中黄强的头部。黄强被立即送到凤冈县人民医院抢救。凤冈县人民医院诊断意见：呼吸心跳停止；重度颅脑损伤；多发颅盖骨折、颅底骨折、脑内多发挫伤伴脑内血肿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胸5椎爆裂性骨折；双脑多发挫伤。经凤冈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黄强于当日19时40分死亡。五原告安葬黄强的遗体，花费了相关的丧葬费用。另查明：1.黄天荣夫妇共生育了黄强等6个子女；黄强与余某共同生育了黄浪、黄某2、黄某13个子女；余某于2015年因交通事故右下肢被截肢，经残疾人联合会评定为三级肢体伤残，赔偿义务人共向余某等赔偿68万元。2.经凤冈县进化镇相关部门调解，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在调解过程中，相关部门明确由廖国洪先垫付5万元，用于安葬黄强的遗体等。3.枫香树为禁伐树种（天然林保护工程禁伐树种）。4.贵州省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为9170元／年，贵州省2018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7448元。5.案涉事故发生后，至今，黄强、袁子万所砍伐的枫香树仍未被运走，袁子万未收到砍伐枫香树的工资。6.黄强、袁子万在砍伐枫香树作业过程中，未佩戴具有安全作用的头盔、防护眼罩。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门诊病历》《火化证》《证明》（进化村民委员会出具），电子数据，证人张某、杨某的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如何确认五原告遭受损失的总额？各方廖国洪与黄强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应否及如何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本院对当事人的前述争议焦点作如下评判：一、关于如何确认五原告遭受损失的总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受害人黄强在为被告廖国洪砍伐树木的过程中受伤，最终不治身亡，给四原告造成了相关的损失，四原告作为赔偿权利人依法享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等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应按2018年度相关数据计算赔偿数额。（一）关于如何丧葬费的数额问题。《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贵州省2018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7448元，故本院确认安葬黄强遗体的丧葬费为33975.99元（67952元÷12月×6个月）。（二）关于如何确认死亡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具体数额问题1.余某于2015年因交通事故导致右下肢被截肢，经残疾人联合会评定为三级肢体伤残，赔偿义务人共向余某等赔偿68万元。其所获得的赔偿款中包括残疾赔偿金和对黄某2、黄某1的生活费等，在本案中，赔偿义务人不应向余某赔偿生活费。2.受害人黄强是黄天荣夫妇生育的六个子女之一，其对黄天荣负有相应的扶养义务。《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黄天荣已年满90周岁，计算生活费的年限应为5年，故黄天荣的生活费应为7641.66元（9170元/年×5年÷6人）。3.在受害人黄强死亡时，黄某2年满12周岁、黄某1年满10周岁，黄某2、黄某1系受害人由黄强、余某共同扶养的扶养人，黄某2的生活费应为27510.00元（9170元／年×6年÷2人），黄某1的生活费应为36680.00元（9170元／年×8年÷2人）。本院确认死亡赔偿金为703671.66元（631840元＋黄天荣的生活费7641.66元＋黄某2的生活费27510.00元＋黄某1的生活费36680.00元）。（三）关于如何确认精神抚慰金数额问题。生命权是自然人最重要的人身权利，五原告与受害人黄强具有特殊的身份关系，因受害人黄强的意外受伤并最终死亡而遭受精神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五原告应获得适当数额的精神抚慰金赔偿。《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结合受害人黄强本人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认精神抚慰金数额为20000元。本院确认五原告遭受的损失总额为757647.65元（丧葬费33975.99元、死亡赔偿金为703671.66元（含黄天荣的生活费、黄某2的生活费、黄某1的生活费）、精神抚慰金20000元。二、关于廖国洪与黄强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五原告提出廖国洪按250元/天为标准向受害人黄强支付工资的形式，雇佣受害人黄强及袁子万为其伐树木，属雇佣关系的诉讼主张，廖国洪提出其以1150元的价格（包括砍伐树木的费用和搬运装车费用）向黄强向购买6棵枫香树，属买卖合同关系的诉讼主张，五原告、廖国洪均未举证证明各自提出的诉讼主张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二）由廖国洪向给付杨某货款250元的事实，可认定廖国洪向杨某购买枫香树。结合在案涉事故发生前一、两个月，廖国洪在陈家山购买树木，黄强联系袁子万、张官高、侯元坤一道到陈家山砍伐廖国洪所购买的树木，黄强、袁子万、张官高、侯元坤将廖国洪所购买的树木砍倒、按相应的规格锯成收木材，并将木材搬上廖国洪的车辆。当天下午，廖国洪将砍伐树木的工资、搬运费等（具体数额不详）交给黄强，黄强接过廖国洪所交的现钞后，向袁子万、张官高、侯元坤每人支付240元。再结合廖国洪认可黄强砍伐枫香树需支付相关费用等事实，可认定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廖国洪以支付相应的对价，由黄强等将廖国洪向杨某所购买的6棵枫香树砍倒、按相应的规格锯成收木材，并将木材搬上廖国洪的车辆。根据优势证据原则，考虑当事人黄强、袁子万、廖国洪均为近邻关系，基于之前的交易习惯等因素，本院认定廖国洪与黄强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三、关于各方当事人应否及如何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的问题（一）《森林采伐作业规程国家标准》规定“专业森林采伐作业队伍应具有合法的资质证书；作业队伍的组成包括：管理人员、采伐作业人员、设备操作和维修人员等；采伐作业人员（伐木员、检尺员和机械集材人员）应持证上岗；能理解执行有关规程或文件对采伐作业的要求（包括森林采伐作业规程等）；作业人员应佩戴具有安全作用的头盔、防护眼罩等”，《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害人黄强并不具有伐木员的从业资格，而承接具有一定风险的砍伐树木业务；在进行砍伐作业过程，未遵守砍伐作业操作规程，将所砍伐的树木倒下时可能击落的树木、树丫先进行砍伐或修剪；未佩戴具有安全作用的头盔、防护眼罩等原因，对自己在砍伐树木的过程中受伤、死亡，具有较大过错。廖国洪将具有一定风险的砍伐树木业务发包给不具有从业资格的黄强，存在选任过失；同时，廖国洪存在未督促黄强佩戴具有安全作用的头盔、防护眼罩等过失。另：受害人黄强砍伐树木的过程中受伤、死亡，不需解剖尸体即能明确死亡原因，廖国洪辩称死亡原因不明确，不能确定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二）在伐木工作开始后，袁子万及受害人黄强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相互协作的临时群体；在该群体中，从是否具有伐木工作经验、邀约他人参加伐木工作、实际伐木工作的组织实施等诸多方面来看，受害人黄强是该群体事实上的召集人和组织者。因伐木工作需要群体协作，每个成员之间应履行安全生产、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及相互提醒、相互照顾等义务。受害人黄强在伐木过程中受伤，与其本人及袁子万未尽前述义务有关。受害人黄强本人未佩戴具有安全作用的头盔、防护眼罩等；未尽本人应尽的注意观察和小心防范危险事项发生的义务；在树木倒地的过程中未及时躲避，是其受伤的直接原因。在进行砍伐作业过程，袁子万未遵守砍伐作业操作规程，未提醒受害人黄强将所砍伐的树木倒下时可能击落的树木、树丫先进行砍伐或修剪，致使存在的隐患最终变成了现实，同样是受害人黄强受到损害的原因之一，但综合全案事实而言，袁子万的过错责任较小。综上所述，受害人黄强自身存在较大过错，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百分之六十五的赔偿责任。廖国洪应承担百分之三十三的赔偿责任[即应赔偿250023.72元（757647.65元×0.33）]，扣除廖国洪先行支付的5万元，廖国洪还应向五原告实际赔偿200023.72元（250023.72元-50000元）；袁子万应承担百分之二的赔偿责任[即应赔偿15152.95元（757647.65元×0.0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廖国洪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2、黄某1赔偿200023.72元；二、限袁子万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2、黄某1赔偿15152.95元；三、驳回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2、黄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859元，减半收取计3930元，由余某、黄天荣、黄浪、黄某2、黄某1承担3000元，由廖国洪负担860元，由袁子万负担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时友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龙霞书记员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