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赣10行终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迦南公司），住所地抚州市临川区嵩湖乡下泽村。法定代表人胡沛，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邓文波，江西抚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庆喜，江西抚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州市临川区嵩湖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嵩湖乡政府），住所地抚州市临川区嵩湖乡政府大道**。负责人帅应泉，党委书记。委托代理人周虎儿，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元保荣，男，1964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抚州市临川区。上诉人迦南公司因行政补偿协议一案，不服南城县人民法院（2019）赣1021行初9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查明，2016年8月26日，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政府作出临府字［2016］73号《关于印发的通知》。《临川区廖坊水利枢纽灌区二期工程建设土地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中主要载明，2016年8月底完成工程建设红线房屋内的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任务；乡（镇、场）负责完成房屋征收的协议签订及付款工作。本案涉案财产位于抚州市临川区嵩湖乡下泽村，在被征收与补偿的范围内。2017年3月13日，江西神州不动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编号：江神估字（2017）0210号《征收补偿估价报告认定备案表》，该表中“资产方基本情况”一栏载明，资产方占用人：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资产方地址：抚州市临川区嵩湖乡；资产征收补偿价格评估总价：人民币叁拾肆万零伍佰柒拾伍元贰角柒分（340575.27元）。江西神州不动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在“评估机构意见”栏内盖章。抚州市临川区廖坊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委托方意见栏”盖章。抚州市临川区财政局在“备案意见栏”中盖章并注明“经核实，认定价值为贰拾肆万零捌佰贰拾陆元玖角陆分（240826.96）”。2017年5月9日，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出具一份《委托书》，主要载明，因廖坊灌区二期工程需用地涉及仓库拆迁原有的基础设施破损（含养植场的路、公水设施），为了使工程能顺利进行，本公司委托嵩府实施拆迁用地，备注：公司资产补偿按股东比例发放个人。2017年5月27日，胡沛、胡志远、周军兴与嵩湖乡政府签订《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相关补偿合同》。该合同中主要载明，甲方：嵩湖乡人民政府；乙方：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因廖坊水库灌区二期工程途径嵩湖乡下泽村委会饶家自然村造成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的仓库拆除及基础设施的破损，现经甲乙双方同意，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给予乙方的补偿金额以评估公司和评审机构认定的数据为准（具体金额见评审附件）；2、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要主动配合甲方拆迁，否则甲方在合同款到位后进行强拆。2017年7月12日，嵩湖乡政府与第三人元保荣签订《合同》，合同主要载明，因廖坊灌区二期西干区工程所需，而抚州市远大牧业生态养殖场部分仓库、果园、基础设施等位于工程桩号（32+250—32+350）内，导致该公司的资产和元保荣的个人独立资产（详见评估公司的清单）应拆、搬迁和毁坏，现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1、评估清单项目内容补偿：嵩湖乡人民政府（甲方）按照评估报告清单内容补偿340575.27元（项目内容详见评估清单）；2、甲方补给乙方老母鸡的赔偿款1万元；3、甲方补给乙方补偿款为第一项和第二项的总金额，合计350575.27元。7、若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因资产补偿等相关问题找到嵩湖乡政府，责任由元保荣、周军兴负责。2017年7月13日，嵩湖乡政府通过银行汇款给了第三人元保荣18万元，2017年7月24日，嵩湖乡政府通过银行汇款给了第三人元保荣170575.27元。2017年7月24日，第三人元保荣出具《承诺书》，主要载明“国家重点工程廖坊灌区二期西干渠建设需要征集占用抚州市远大牧业生态养殖场（原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位于工程桩号（32+250—32+350）内部分仓库、果园等基础设施及元保荣个人独立资产（详见评估公司的清单），抚州市远大牧业生态养殖场系我个人独资创办的养殖场，为此，我作出如下承诺：1、我领取完评估清单上的补偿款340575.27元及老母鸡补偿款1万元共计叁拾伍万零伍佰柒拾伍元贰角柒分后，不再阻碍工程正常施工，否则，由政府依法打击。2、若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或该公司股东胡沛、胡志远、陈文斌、陈飞娥、周军兴等人因本次资产补偿等相关问题找嵩湖乡政府，因全部补偿款被我个人领取，所以责任全部由我元保荣承担，与嵩湖乡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嗣后，迦南公司认为其履行了补偿合同中的义务，但嵩湖乡政府不支付征收补偿款，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嵩湖乡政府履行2017年5月27日与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签订的相关补偿合同即支付迦南公司征收补偿款340575.27元。另查明，迦南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29日，由胡沛、周军兴、胡志远、陈文斌、周伟喆共同出资设立，法定代表人为胡沛。2009年1月13日，迦南公司成立公司清算小组，组长胡沛，组员胡建兴、周军兴。2018年6月27日，迦南公司换发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00799478709L）。2019年8月5日，迦南公司出具一份《证明》，主要载明“2017年5月27日胡沛、胡志远和周军兴代表我司与嵩湖乡人民政府签订《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相关补偿合同》，我司认可该合同的效力”。原审认为，2017年5月27日，嵩湖乡政府与迦南公司股东胡沛、胡志远、周军兴签订《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相关补偿合同》，约定嵩湖乡政府给予迦南公司仓库拆除及基础设施的破损的补偿，补偿金额以评估公司和评审机构认定的数据为准（编号：江神估字（2017）0210号《征收补偿估价报告认定备案表》载明的资产征收补偿价格评估总价为340575.27元）。而2017年7月12日，嵩湖乡政府又与第三人元保荣签订《合同》，约定嵩湖乡政府按照评估报告清单内容补偿第三人元保荣340575.27元（项目详见评估清单）和老母鸡的赔偿款1万元。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对于涉案征收财产嵩湖乡政府分别与迦南公司、第三人元保荣签订了补偿合同。诉讼中，嵩湖乡政府辩称迦南公司不是涉案征收资产的所有权人，涉案征收补偿项目与迦南公司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三人元保荣亦述称涉案征收财产系其所有，并提供了相关材料。从而可知，涉案征收财产的权属存在争议。而涉案征收财产的权属问题系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范围，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故迦南公司提起的本案行政诉讼要求嵩湖乡政府履行《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相关补偿合同》，在涉案征收财产的权属问题未经有权机关确认的情况下，其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迦南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迦南公司。上诉人迦南公司上诉称，⒈原审法院追加元保荣为本案第三人的行为违法。本案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依约履行案涉行政协议，审查的范围应当是被上诉人拒不履行协议的行为是否合法。原审第三人元保荣与上诉人的诉请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不应当追加元保荣为本案第三人。⒉案涉行政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应当依约履行。⑴2017年5月27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了《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相关补偿合同》，该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临府字［2016］73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负责完成案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协议的签订及付款工作，故被上诉人在其职权范围内与上诉人签订了前述相关补偿合同属于合法、有效的行政协议。被上诉人作为一级政府，行政相对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在履行房屋征收、协议签订的职责过程中，是在认真核查案涉资产的权属后，才与上诉人签订行政协议。该协议截至目前为止，未经过司法机关依法确定为无效，被上诉人应当依约履行该协议。⑵被上诉人拒不履行行政协议是因为其与上诉人签订行政协议后，又与原审第三人元保荣签订行政协议，并向元保荣支付了征收补偿款。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就案涉被征收资产前后与不同主体签订两份行政补偿协议的行为违法，被上诉人在与元保荣签订行政协议之前，未依法请求司法机关确定其与上诉人签订的行政协议无效。在之前的行政协议未依法被确定为无效之前，被上诉人就案涉资产与元保荣签订行政补偿协议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合理信赖原则。⒊案涉被征收资产属于上诉人所有。无论是从被上诉人基于职权与上诉人签订的行政补偿协议看，还是从江西神州不动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资产作出的评估报告的内容看，上诉人作为案涉资产的所有权人毋庸置疑，且元保荣提供的证据显然无法证实案涉资产属于其个人所有。⒋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十)项之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理由不充分。本案应当围绕着被上诉人是否有合法、正当的理由拒不履行与上诉人签订的行政协议，在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合法的理由拒不履行行政协议的情况下，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依法受理该案，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相关补偿合同》属于真实、合法、有效的行政协议，被上诉人应当依照行政协议的约定向上诉人支付征收补偿款。为此，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南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1021行初94号行政裁定，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嵩湖乡政府辩称，⒈原审法院追加元保荣为本案第三人，合法有据。本案元保荣与嵩湖乡政府另行签订了拆迁补偿合同，领取了涉案资产征收补偿款，并向嵩湖乡政府书面承诺涉案资产的权属归其所有，自愿承担发生的任何权属责任。因此，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元保荣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元保荣为第三人正确。⒉上诉人不是涉案征收资产的所有权人，涉案行政协议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⑴涉案资产系元保荣所有，上诉人不是涉案征收资产的所有权人。首先，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元保荣。其次，涉案资产系元保荣实际建造。涉案征收的所有资产包括厂房、厕所、猪栏等建筑物和附属物，均系第三人元保荣于2004年左右建造。再次，上诉人于2009年1月13日进入清算程序后便停止了一切实际经营活动，2017年涉案地块征收时，是元保荣独资设立的抚州市远大牧业生态养殖场在该地块上从事生猪养殖等生产经营活动。最后，涉案资产被征收时，上诉人已经不再拥有对涉案地块上的猪舍等建筑物的合法使用权，更没有所有权。2007年3月29日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成立时，公司股东均是通过货币形式入股，并未将猪舍等建筑物以实物方式或将其评估作价的形式入股。且该公司章程第三十一条明确约定，公司的经营期为10年。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于2007年3月29日成立，至2017年3月28日也已到期。因此，2017年5月涉案资产征收时，上诉人已经不再拥有对涉案地块上的猪舍等建筑物的合法使用权，更没有所有权。⑵嵩湖乡政府和上诉人签订的《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相关补偿合同》是无效合同。⒊上诉人不能证明涉案资产属于其所有，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⑴上诉人主张涉案资产系上诉人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6月，嵩湖乡政府在与元保荣签订征收协议前，告知了上诉人，元保荣对涉案资产的所有权提出了异议，并要求上诉人提交相关证据材料来证明涉案被拆除建筑物系其所有，但上诉人一直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涉案资产属于其所有。上诉人与元保荣、林平飞签订的《迦南公司猪栏出租协议》不能证明本次征收时涉案资产系上诉人所有或合法占有。因为当时上诉人十年经营期未到，且上诉人当时存有许多生猪，所以上诉人与元保荣签订了该出租协议。⑵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案涉征收补偿款被元保荣领取后，上诉人如果有证据能证明涉案资产系其所有，应当通过提起民事确权诉讼或其他途径解决，而这种权属问题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裁定，驳回上诉。原审第三人元保荣二审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对于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的，应当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系上诉人迦南公司因被上诉人嵩湖乡政府未按照约定履行补偿协议而提起的行政协议案件。经查，被上诉人嵩湖乡政府就涉案征收的猪栏等相关资产先后与上诉人迦南公司签订了《抚州市迦南生态养植有限公司相关补偿合同》，与原审第三人元保荣签订了《合同》，并根据其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已将案涉征收补偿款向元保荣进行了支付。且在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嵩湖乡政府辩称迦南公司非涉案征收资产的所有权人，原审第三人元保荣亦述称涉案征收资产系其所有，并提供了相关材料。由此可知，涉案征收的猪栏等相关资产的权属存在争议。而涉案征收资产的权属问题系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范围，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因此，上诉人在涉案征收资产的权属问题未经有权机关确认的情况下，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上诉人迦南公司的上诉理由于法不符，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余惠娇审判员  陈 辉审判员  王康季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刘凯超书记员黎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