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再23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徐利明，男，汉族，1971年2月16日出生，住浙江省慈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才，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天曜，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穴市郭冲矿业有限公司（原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穴市田家镇。法定代表人：万志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炽玲，广东德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卓敏，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姚智铧，男，汉族，1964年2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五华县。再审申请人徐利明因与被申请人武穴市郭冲矿业有限公司（下称郭冲公司）、姚智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6民终4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7）粤民申931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徐利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才，郭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炽玲、曹卓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利明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6民终4130号民事判决，改判维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民一初字第68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判决郭冲公司对姚智铧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由郭冲公司、姚智铧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二审判决第二判项与第三判项互相矛盾，错误十分明显。二审判决第二判项是“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民一初字第689号第二项、第三项”，而一审判决第三项是“驳回原告徐利明的其他诉讼请求”，这是二审判决第二项需要撤销的判项。但二审法院的判决第三项也是“驳回徐利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也就是说，二审判决一方面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判项，另一方面又支持该判项。可见，二审法院的二审判决第二判项与第三判项互相矛盾，错误十分明显。（二）二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七）、（九）、（十）项规定，本案应当再审并撤销二审判决第二判项。1、二审期间，二审法院确定开庭时间后既不提前三天向姚智铧寄送开庭传票和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也不依法公告送达，致使姚智铧无法出庭质证相关证据，同时导致本案核心证据《担保声明书》上加盖郭冲公司公章的事实经过无法查明。二审法院违反程序的做法直接导致本案基本事实不明，致使二审判决第二判项错误。2、二审法院剥夺再审申请人法庭辩论的权利。二审法院开庭审理的时间前后不足15分钟。开庭时，主审法官根本不让再审申请人的代理律师发表辩论意见，剥夺再审申请人的辩论权利。3、二审法院组成合议庭之后没有提前告知再审申请人，只是在开庭时宣读合议庭成员，致使再审申请人无法申请回避。（三）二审法院以涉案《担保声明书》涉嫌恶意串通而认定郭冲公司无需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担保声明书》是核心证据之一。一、二审判决均认定该《担保声明书》上的郭冲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姚某兰的签名都是真实的，同时既认定姚某兰在2013年4月12日至2015年6月8日期间担任郭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认定《担保声明书》在2014年7月之后签署，即姚某兰担任郭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签署。但二审法院仅仅“结合徐利明坚持称涉案《借款合同》和《担保声明书》系在落款日签署”，怀疑《担保声明书》涉嫌“恶意串通”而认定郭冲公司无需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四）二审判决在改判免除郭冲公司的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时，仅引用作为程序法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没有引用任何实体法律规定，因此，二审判决没有法律依据。1、本案中郭冲公司是否应当对姚智铧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首先应当根据《合同法》和《担保法》的相关规定认定《担保声明书》的法律效力。但二审判决仅引用作为程序法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没有引用任何实体法律的规定。2、二审判决引用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也与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判项不相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再审申请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姚智铧在《担保声明书》上加盖郭冲公司的公章涉嫌恶意串通的核心事实”。如该核心事实不成立，则二审判决免除郭冲公司的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就足以被推翻。新证据有：1、姚智铧在2015年9月22日和2016年2月24日接受武穴市公安局调查时回答：“2013年我是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的控制人、股东和承包人，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中，我妹妹姚某兰名义持股51.43%，但我妹姚某兰是代我持股，我是出资人，我妹代我持股，实际控制人是我”。“2013年12月25日前的一天，刘某平到武穴市龙潭宾馆，他找到我，让我在《借款合同》和《担保声明书》签字盖章。……，因为公章在办公室张某手中，……是张某送到龙潭宾馆房间盖的。”“2013年2月份，我注资1800万元到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占51.43%，成为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是我让妹妹姚某兰代我持股，并在公司注册变更时让她成为公司的法人，她平时不在武穴这边。公司是我承包打理”。2、姚智铧的妹妹姚某兰在2016年2月25日接受公安的提问时回答：“2013年3月份，我哥投资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时，借用我的名义代他去郭冲建材公司持股。名义上我是郭冲建材公司的法人，但是我是代我哥进行持股，因为我哥在广东这边欠了一些债务，让我代他持股做法人是为了免去一些诉讼上事。我没有投钱到公司。”“只有在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或开股东会时我才去武穴。主要是签字或办理手续。平时我不去武穴，主要是我哥姚智铧对公司进行管理。”上述证据证实：1、姚智铧通过其妹妹姚某兰持有郭冲公司51.43%的股份，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和承包人；2、姚智铧作为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的身份，他在《担保声明书》加盖郭冲公司的公章为自己的借款担保一事，即使需要召开股东会，他妹妹代他持股51.43%的客观事实，足以通过股东会决议；3、姚智铧作为郭冲公司的承包人，在承包郭冲公司期间自负盈亏。他在《担保声明书》加盖郭冲公司的公章为自己的借款担保一事，根本无需经过郭冲公司股东会的表决通过。（六）二审判决以“姚智铧在《担保声明书》上加盖郭冲公司的公章涉嫌恶意串通”判决免除郭冲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事实上是认定姚智铧在《担保声明书》上加盖郭冲公司的公章未经股东会决议通过，这严重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指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二期）确定的裁判规则，“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不得以未经股东会决议通过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七）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关于涉案《借款合同》《担保声明书》的形成过程和时间认定不清。上述《借款合同》的署名均系出借人和借款人真实签署。《担保声明书》上的印章系郭冲公司在工商档案登记备案使用的印章，其法定代表人签名也系在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期间之内真实签署。对此，郭冲公司均予以认可，事实上也无任何相反证据。郭冲公司作为直接参与的当事人对自己的法人行为也有陈述和举证的责任，而不是提出疑问又不予以说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借款合同》《担保声明书》上印章和签名的真实性，与汇款凭证回单、《借条》《结算业务委托书》《特种转账凭证》《电子交易回单》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借款和担保关系。《借款合同》《担保声明书》的形成过程和时间与本案无直接关联。2、关于《担保声明书》项下的担保期限是否已经过期认定不清。郭冲公司认可《担保声明书》的实质性。原审判决关于认定《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还款期限、诉讼时效、担保期限是正确的。二审判决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3、关于《担保声明书》是否倒签，未经郭冲公司其他股东同意认定不清。《合同法》《担保法》均没有禁止合同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从时间上倒签《借款合同》《担保声明》。《民法通则》第58规定，关于民事行为无效的七种情形均不含倒签情形。另外，倒签也可视为对先前行为的追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指导案例确定的裁判规则，不得以姚智铧在《担保声明书》上加盖郭冲公司的公章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对外担保为由认定《担保声明书》无效。郭冲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期间经过第三方鉴定发现涉案《借款合同》《担保声明书》的借款时间、还款时间、落款时间上多次出现笔误、倒签，徐利明在一审、二审中对此非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还在法庭上坚称上述时间就是签署时间。徐利明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根据鉴定报告，实际签署的时间在落款时间之后。即实际签署时姚某兰可能已经不是法定代表人。徐利明、姚智铧为了使在2015年5月7日已过诉讼时效的本案能续期倒签时间。姚智铧、徐利明在明知违背公司股东意志，未经股东同意的情况下，恶意串通将个人债务转稼给郭冲公司。因此，《担保声明书》并非郭冲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对郭冲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二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的判决合法合理。按常理，涉及如此巨额的借款标的，对于时间节点不可能出现笔误，甚至倒签时间，而且姚智铧在担保责任未到之前转让股权退出郭冲公司，之后即发生多笔疑点重重的巨额担保之债，发生诉讼后要么原告主动撤诉、要么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结合徐利明对于倒签时间与落款时间的不实陈述，甚至在一审、二审、再审期间徐利明对此仍然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无法说明真实的签署时间及倒签目的。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9条关于证据盖然性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排除合理怀疑，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二审法院通过查明以上事实，据此认定徐利明与姚智铧恶意串通损害郭冲公司合法权益，判决郭冲公司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法合理。（二）关于徐利明申请再审理由的几点回应：1、二审判项之间的内容并不矛盾。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驳回徐利明的其他诉讼请求”，这不是申请再审的理由。2、至于姚智铧是否交上诉费、如何接收开庭传票等事项属于姚智铧的诉讼权利，与徐利明无关。这同样不能成为申请再审的理由。3、二审举行的是对事实的查询，根据法律规定，二审既可以书面审理，也可以开庭审理。本案二审期间通知各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况且，二审法院已经充分听取各方对事实的补充意见之后，经充分辩论，徐利明关于二审“粗暴地剥夺申请人的辩论权利”纯属无稽之谈。4、姚智铧虽然承包郭冲公司的生产经营任务，但根据法人资格恒定的公司法原理，任何人承包公司不可能改变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徐利明申请再审关于“姚智铧承包郭冲公司期间自负盈亏，他在《担保声明书》加盖郭冲公司公章为自己的借款担保一事，根本无需经过郭冲公司股东同意”之说，不但否认公司法人的治理结构，与法相悖，更进一步印证徐利明明知郭冲公司股东不同意担保，依然强行要求盖章担保的事实。5、还需要说明的是，徐利明民间借贷一案没有涉及公安机关的侦查，徐利明在再审申请中表达的有关公安侦查询问笔录的内容是另案刘某平的证据材料。这是徐利明混淆了与刘某平案的证据材料，更进一步印证了刘某平与徐利明是同伙，共同串通姚智铧违背郭冲公司意志，避开股东会，以盖章担保的形式，将个人债务非法转嫁给郭冲公司承担。（三）关于与本案有关联的几个问题。目前已经发现姚智铧在承包郭冲公司期间有三宗与本案雷同的作案手法，加盖郭冲公司印章为姚智铧的个人债务作担保，在未产生担保责任之前，姚智铧转让股权退出公司，中止承包关系。很明显是与他人串通将个人债务通过非法设定担保的方式转嫁给郭冲司承担，而且都是姚智铧与债权人恶意串通的结果。其中一笔，在2016年1月债权人名叫吴某华的人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的民间借贷案件，案号(2016)粤0104民初1524号，郭冲公司收到起诉材料后，发现该案仅有《还款协议》，涉及375万元之巨的借款，没有资金交付过账的记录，姚智铧私自在《还款协议》上加郭冲公司公章作为保证人，明显存在虚假诉讼。郭冲公司通过其他途径告知当事人吴某华涉及虚假诉讼的法律后果，吴某华自知无法瞒骗，最终按撤诉处理，至今不了了之；另一宗与本案徐利明同伙的刘某平，于2015年8月在佛山市顺德区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案号(2015)佛顺民一初字第495号，该案原告刘某平与本案徐利明同为恒宇达公司股东。该案经过武穴市公安局侦查，提取刘某平与姚智铧关于《担保声明书》形成过程的询问笔录，刘某平的表述与姚智铧的表述完全一致，主要内容为：刘某平要求姚智铧的其他股东签名，姚智铧表示其他股东不可能同意担保，刘某平问律师后告知姚智铧只要公司盖章即可，于是双方隐瞒郭冲公司股东，在《担保声明书》上盖章。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郭冲公司的行为，被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刘某平关于郭冲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请求。上述两宗涉及姚智铧与刘某平、徐利明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刘某平、徐利明实质是同一利益主体，同为恒宇达公司股东，根据公安机关侦查证实，均是姚智铧与刘某平、徐利明在2012年前后因其他生意往来，姚智铧拖欠刘某平、徐利明的欠款，得知姚智铧承包郭冲公司后故意避开郭冲公司股东，甚至刘某平、徐利明告知姚智铧，只要盖上郭冲公司公章，即可万事大吉。实质刘某平、徐利明均恶意要求姚智铧利用承包郭冲公司保管公章的便利加盖公章担保，转嫁个人无力偿还的债务。徐利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姚智铧立即偿还徐利明借款本金人民币700万元；2、判令姚智铧立即偿还徐利明的借款利息人民币3851903.07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其中，300万元本金自2013年2月8日起算，400万元本金自2013年8月5日起算，暂计算至2018年10月7日止，之后的利息另行计算，直至还清全部本金和利息之日止。具体计算方法详见附表）；3、判令姚智铧立即赔偿徐利明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217038元；以上三项诉讼请求合计人民币11068941.07元；4、判令郭冲公司对上述一、二、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姚智铧、郭冲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徐利明变更诉讼请求，利率变更为按月利率2%计算；律师费只要求300万元借款部分，律师费变更为10万元。事实和理由如下：姚智铧分两次向徐利明借款共计人民币700万元以及郭冲公司为姚智铧的两次借款均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一）第一笔借款人民币300万元。2013年2月7日，徐利明与姚智铧在佛山市顺德区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3**01），该合同约定：姚智铧向徐利明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3年(注：合同上笔误写成2015年)2月8日起至2013年5月7日止；借款期限内的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双方同意上述借款期限届满之后，如姚智铧未能偿还借款本息，则最迟不得晚于2015年5月7日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和利息。在此期间，姚智铧除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外，还应支付相当于上述第1项借款本金和利息之和的20%的违约金给徐利明；姚智铧指定其在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市景山支行开立的银行账号(6222****5194)接受上述借款；徐利明委托佛山市顺德区恒宇达××公司转账支付上述借款给姚智铧，姚智铧收到上述借款之后出具借据给徐利明；双方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都可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起诉，败诉方承担对方的诉讼费、律师费用。上述借款合同起订之后，徐利明于2013年2月8日委托佛山市顺德区恒宇达××公司转账支付300万元至姚智铧指定的上述银行账号，姚智铧收到该笔借款后，于2013年2月8日出具借条给徐利明，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徐利明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万），借款期限于2013年2月8日至2013年5月7日，共九十天归还，此借款用于投资湖北省黄冈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款项。”与此同时，姚智铧在徐利明的银行转账回单上签名确认。2013年8月3日，姚智铧的妹妹姚某兰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即郭冲公司作为担保人，向徐利明出具《担保声明书》，载明：“致徐利明：2013年2月7日，贵方徐利明与姚智铧及姚某兰签署了一份编号为2013**01号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1、借款本金为人民币叁佰万元；2、借款期限为2013年2月8日至2013年6月7日；3、借款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四倍；4、若逾期偿还，逾期还款违约金为未偿借款总额之每日万分之二十。依据该编号2013**01号的《借款合同》，贵方徐利明于2013年2月8日实际借给姚智铧人民币叁佰万元，我司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知悉、了解该借款合同，并完全清楚贵方徐利明已按照该借款合同履行了款项借出义务。我司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在此审慎声明：1、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知晓贵方徐利明与姚智铧及姚某兰签署的编号为2013**01号的《借款合同》，愿意为姚智铧向贵方提供连带还款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人民币叁佰万元、利息、违约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限直至2013**01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得到清偿为止。2、本担保声明书已取得我司全部注册登记备案股东之签名同意。我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即视为我司真实意思表示。任何内在或外在因素都不能否定本担保声明书的真实性。3、本担保声明书在贵方债务未得到清偿前不可撤销。”郭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某兰在该《担保声明书》上签字并加盖公章。（二）第二笔借款人民币400万元。2013年8月3日，徐利明与姚智铧在佛山市顺德区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3**301)，该合同约定：姚智铧向徐利明借款人民币400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3年8月5日起至2013年11月4日止；本借款利息按照同期银行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执行。利息为每月一次性支付；若姚智铧未能在2013年11月4日前偿还其向徐利明所借全部借款人民币肆佰万元整（人民币400万元），姚智铧除应支付逾期借款利息外，还愿意自2013年11月5日起，按未偿借款金额之每日万分之二十向徐利明支付违约金；若发生逾期还款违约事项，致违约金产生，双方均不对违约金计算标准发生异议；若因本合同引起的纠纷，可向佛山市顺德区有管辖权人民法院起诉。上述借款合同签订之后，徐利明于2013年8月5日分别转账支付300万元和100万元合计人民币400万至姚智铧的银行账号。2013年8月3日，姚智铧的妹妹姚某兰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即郭冲公司作为担保人，向徐利明出具《担保声明书》，载明：“致徐利明：2013年8月3日，贵方徐利明与姚智铧签署了一份编号为2013**301号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1、借款本金为人民币肆佰万元；2、借款期限为2013年8月5日至2013年11月4日；3、借款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四倍；4、若逾期偿还，逾期还款违约金为未偿借款总额之每日万分之二十。依据该编号2013**301号的《借款合同》，贵方徐利明于2013号8月5日实际借给姚智铧人民币肆佰万元，我司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知悉、了解该借款合同，并完全清楚贵方徐利明已按照该借款合同履行了款项借出义务。我司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在此审慎声明：1、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知晓贵方徐利明与姚智铧及姚某兰签署的编号为2013**301号的《借款合同》，愿意为姚智铧向贵方提供连带还款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人民币肆佰万元、利息、违约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限直至2013**301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得到清偿为止。2、本担保声明书已取得我司全部注册登记备案股东之签名同意。我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即视为我司真实意思表示。任何内在或外在因素都不能否定本担保声明书的真实性。3、本担保声明书在贵方债务未得到清偿前不可撤销。”郭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某兰在该《担保声明书》上签字并加盖公章。上述两份《借款合同》签订至今，姚智铧没有偿还分文本息，郭冲公司也没有履行连带担保责任。郭冲公司一审辩称：对于徐利明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我公司认为如果法庭判决我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话，我们只应承担四百万的保证责任；对于徐利明第二项诉讼请求的利息计算方法没有依据，要求依法认定；对于徐利明第三项的律师费，由于徐利明律师的收费标准是根据标的额计算的，我公司认为本案所涉及的两笔借款中的第一笔三百万借款不应当在本案当中提出，故我司认为律师费的计算有误；对于徐利明第四项诉讼请求，我方不予答辩。再审期间，郭冲公司补充答辩称：（一）《担保声明书》非属徐利明善意取得，该声明书对郭冲公司没有效力。本案涉及的两份《担保声明书》虽然由姚某兰签名，但加盖了非郭冲公司存公安备案的假印章，且未依据《公司法》第16条以及郭冲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姚某兰以外的其他股东过半数表决通过，是无效的。徐利明作为专业的借贷及担保机构从业者，未对前述《担保声明书》必要的股东会决议进行任何审查，非属善意。因此，涉案的两份担保文件对郭冲公司均没有约束力。1、涉案两份《担保声明书》未经法定程序表决通过是无效的。《公司法》第16条和郭冲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六章第12条均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决议。被担保的股东或者被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被担保股东，在股东会上不得参与该担保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通过。”事实证明，本案涉及的两份《担保声明书》均未经上述股东会决议程序，因此是无效的。姚某兰签署该等担保书的行为属于越权代表。2、徐利明作为专业借贷和担保公司的负责人，未审查与《担保声明书》相关的郭冲公司股东会决议，非属善意。最高人民法法院2019年8月6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19条对何谓债权人善意提出了意见，即“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与公司有关联关系的主体提供担保，《公司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须由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构成越权代表。因此，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所记载的内容符合《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情况下，二分之一以上股东表决同意。债权人能够提供上述证明的，应认定构成善意。”本案中，徐利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姚某兰提供涉案两份《担保声明书》时曾经查阅郭冲公司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因此徐利明的行为不属善意。另外，有多项证据证明徐利明是借贷、融资担保行业的从业人员，对公司对外担保或者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保应经过股东会决议的法律规定必定知悉。但本案中徐利明并未查阅郭冲公司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充分证明其取得两份《担保声明书》的行为非善意。鉴于徐利明取得涉案两份《担保声明书》非为善意，所以姚某兰/姚智铧越权出具该等文件的行为对郭冲公司没有约束力，郭冲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3、《担保声明书》上的印章非郭冲公司备案公章，不代表郭冲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所以郭冲公司对姚智铧的债务不承担担保责任。（二）涉案的两份《担保声明书》是倒签的，未经郭冲公司其他股东同意，且徐利明和姚智铧对此是明知的，该担保文件对郭冲公司没有约束力。从郭冲公司历来股权变更情况可知，2013年2月7-8日，徐利明声称向姚智铧提供首期300万借款期间，郭冲公司的股东是姚某兰、郭某晋、翟某姣；但到2014年7月之后即《担保声明书》实际形成之时，郭冲公司的股东已经变更为姚某兰、郭某晋、郭某星、郭某勇、曾某明。按照常理，《担保声明书》形成之时的郭冲公司的新股东不可能同意为发生在旧股东持股期间的债务提供担保。由此证明，涉案的两份《担保声明书》形成之时均应未经郭冲公司当时的其他股东同意，而徐利明作为文件补签的共谋，对担保文件未经其他股东同意明显是知情的。因此，两份《担保声明书》是徐利明和姚智铧串谋，在未经郭冲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伪造的，应属无效的，郭冲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三）编号为2013**01的《借款合同》及相关的《担保声明书》（担保金额300万）的形成过程和时间足以说明涉案的文件是伪造的。该《借款合同》标示的签订时间是2013年2月7日，相关的《担保声明书》标示的签订时间则为2013年8月3日。但根据《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前述两份文件的实际形成时间为2014年7月之后，具体日期不明。由此可以证明：1、两份文件上标示的签署时间不是实际签署时间；2、两份文件实际的签订时间孰先孰后不明，也就是说《担保声明书》在《借款合同》之前或者之后签署都有可能。此外，2013年2月8日姚智铧单方手写的《借条》表明，借款期限为2013年2月8日到5月7日，共90天。形成时间在2014年7月以后的《担保声明书》记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2013年2月8日到6月7日，担保期限到该《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清偿完毕之日。该《借款合同》记载，借款期限为二个月从2015年2月8日到2013年5月7日（徐利明声称“2015年2月8日”是笔误，应该是“2013年2月8日”），若迟延不还，则最迟还款期是2015年5月7日。从以上文件看，姚智铧的《借条》是手写的且出具时间在先，因此可证明借贷双方初始约定的借款期限仅为3个月，没有延长到2015年的约定。《担保声明书》记载，“2013**01《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2013年2月8日到6月7日”，并没有提及借款期可延长到2015年5月7日的，这与姚智铧《借条》所反映的情况一致。假若《担保声明书》是对徐利明在本案提交的2013**01《借款合同》的担保，那么在《担保声明书》形成之时，不可能对《借款合同》将借款期限延长两年的敏感条款视而不见，由此证明《担保声明书》形成在先，徐利明于本案提交的2013**01《借款合同》形成在后，所以《担保声明书》所担保的债务不是本案徐利明所提供的2013**01《借款合同》所反映的债务。事实上，《担保声明书》所描述的债务在债务人、借款期限、逾期还款违约金等关键方面与徐利明所提交的2013**01的《借款合同》所描述的债务均不相同，与常理不符，进一步证明《担保声明书》并不是担保2013**01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两文件极可能是徐利明串谋姚智铧假造的。（四）担保金额为300万元的《担保声明书》项下的担保期限已经过期。担保金额为300万的《担保声明书》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为2013年2月8日到2013年6月7日”，该陈述只是表明担保期直至债务清偿为止，不等于认同编号为2013**01的《借款合同》所述的借款期延展两年；若《担保声明书》作出时相应的《借款合同》已经存在关于借款期可延展两年的约定，按常理《担保声明书》应将借款期限延展的内容纳入担保范围，但事实上却并未如此。因此，可以证明，《担保声明书》的担保人郭冲公司并无同意借款期可延展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就是说，按照该《担保声明书》条款郭冲公司的担保义务应从2013年6月7日起两年，到2015年6月6日止，而徐利明起诉日期为2015年11月2日，所以徐利明起诉之时，郭冲公司在该担保书项下的担保责任已经过期。（五）姚智铧与他人串通恶意制造虚假担保危害性大。姚智铧未作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鉴定意见书二份，当事人在质证意见中虽对鉴定结论有异议，但双方均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鉴定报告的鉴定人已就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作出了回复，该鉴定报告形成程序合法，鉴定机构具备相应资质，鉴定人已就原被告提出的质证意见作出书面回复，鉴定结论亦没有不当之处，故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二、2013年2月7日借款合同一份、2013年2月8日借条、2013年8月3日借款合同均为原件，同时有对应的转款凭据，该证据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姚智铧向徐利明借款的事实。三、2013年8月3日担保声明书两份，经鉴定担保声明书上的郭冲公司的印章虽与公安局备案印章盖印不同，但与登记申请书上的印章盖印相同。由此可见，担保声明书上郭冲公司的印章虽非公安局备案印章，但该印章郭冲公司亦曾使用，徐利明作为一般自然人，在郭冲公司同时对外使用两枚印章的情况下，其难于分辨该印章是否为备案印章。郭冲公司应对其在备案印章处再行使用其他未经备案的违规印章承担责任。鉴定意见认为两份担保声明书上徐利明、姚某兰字迹及郭冲公司的印章印文均形成于2014年7月之后。经查，姚某兰担任郭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时间为2013年4月12日至2015年6月8日，在2014年7月之后姚某兰仍为郭冲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此期间，担保声明书有姚某兰及郭冲公司的印章，即可对外体现为郭冲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郭冲公司在2014年7月之后表示愿意为案涉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亦为有效。即使签订时间与鉴定时间不符亦不能改变郭冲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故该证据予以采信，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的借款是否真实；二、各被告对案涉债务应如何承担责任。就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案涉的借款是否真实。本案中，徐利明提供的《借款合同》及转款凭据反映其向姚智铧分两次合共借出700万元的事实。《借款合同》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效力规定，一审法院对《借款合同》予以确认，依法具有约束力。据此，一审法院对借款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各被告对案涉债务应如何承担责任。（一）姚智铧的责任。1、关于本金的计算。姚智铧向徐利明借款后，已超过约定期限未向徐利明偿还借款，构成违约。徐利明要求姚智铧支付欠款本金700万元，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关于利息的计算。依《借款合同》约定，300万元借款的利息起算时间为2013年2月8日，400万元借款的利息起算时间为2013年8月5日。庭审中徐利明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利息按月利率2%。该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没有超出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综上，利息计算方式为：300万元本金从2013年2月8日起计，400万元本金从2013年8月5日起计，至欠款清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3、关于律师费，徐利明与姚智铧双方在2013年2月7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败诉方应承担对方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因姚智铧逾期还款，徐利明要求姚智铧支付因起诉该借款所支出的律师费，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徐利明就300万元借款部分请求已向律师事务所支付的部分律师服务费10万元，没有超出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二）郭冲公司的责任。1、关于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2013年2月7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如姚智铧未能偿还借款本息，则姚智铧最迟不得晚于2015年5月7日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和利息。《担保声明书》约定：保证期限直至2013**701号的《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得到清偿为止。据此，300万元借款最后还款期应到2015年5月7日止，诉讼时效依上述规定，应至2017年5月。原告于2015年11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尚未超过诉讼时效。2、郭冲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在《担保声明书》担保人栏内签名、盖章。《担保声明书》约定：郭冲公司愿意为姚智铧的债务向徐利明提供连带还款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徐利明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郭冲公司对本案借款本金、利息及律师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法有理，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徐利明诉请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016年11月11日，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2015）佛顺法民一初字第689号民事判决：一、姚智铧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利明偿还借款本金700万元、律师费10万元及利息（计算方式：300万元本金从2013年2月8日起计，400万元本金从2013年8月5日起计，至欠款清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郭冲公司对姚智铧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徐利明的其他诉讼请求。郭冲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利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鉴定意见，编号2013**01《借款合同》及对应的《担保声明书》上的落款时间均非实际签署时间，两份文件孰先孰后签订不明。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借款合同》在2013年2月7日形成，上述《担保声明书》在2013年8月3日形成，明显错误。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姚智铧手写的借条出具时间在先，反映借贷双方最初约定的借款期限仅为三个月，并没有延长到2015年的约定。《担保声明书》中记载“编号为2013**01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2013年2月8日至6月7日”，亦没有提及借款期限可延长到2015年5月7日，与上述借条反映的情况一致。如果《担保声明书》是对徐利明在本案提交的编号为2013**01的《借款合同》的担保，不可能对《借款合同》中将借款期限延长两年的敏感条款视而不见。可见，《担保声明书》形成在先，徐利明提交的编号为2013**01的《借款合同》形成在后，且《担保声明书》所担保的债务并非上述《借款合同》对应的债务，真正的借款合同并没有关于借款期限延长两年的约定，借贷双方是在未经担保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借款期限延长两年，而形成涉案的《借款合同》。2、一审庭审期间，徐利明的代理人对郭冲公司追问的涉案《借款合同》及《担保声明书》的形成过程闪烁其词，对文件形成的时间、地点、草拟过程、签署及交换过程等均无法说明，加之《担保声明书》所描述的债务关键方面与徐利明所提交的编号为2013**01的《借款合同》所描述的债务均不相同，可以推定《担保声明书》担保的并非编号为2013**01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两份文件极可能是徐利明与姚智铧串通虚假制作。综上，郭冲公司不承担上述借款延期后的担保责任。（二）一审法院忽略重要事实，即本案起诉时，担保金额为300万元的《担保声明书》的担保期限已过。退一步讲，假使一审法院认定的编号为2013**01的《借款合同》形成在先，但《担保声明书》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为2013年2月8日至2013年6月7日”，郭冲公司并未同意借款延期到2015年5月7日。一审法院以“《担保声明书》中含有保证期限直至2013**01号的《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全部得到清偿为止”，即认定郭冲公司同意借款期限延长到2015年5月7日，明显不成立。如果《担保声明书》作出时相应的《借款合同》已经存在借款期可延长两年的约定，那么《担保声明书》应当将借款期限延展的内容纳入担保范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此可知，郭冲公司并没有同意借款期可延展的意思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郭冲公司的担保期间应当为从2013年6月7日起的两年。徐利明起诉时间为2015年11月2日，已经超过担保的诉讼时效。（三）涉案的两份《担保声明书》均系倒签，未经郭冲公司其他股东同意，且徐利明和姚智铧对此明知，故该担保文件对郭冲公司没有约束力。从郭冲公司的股权变更情况可知，2014年7月后《担保声明书》实际形成之时，郭冲公司的股东已经变化。按照常理，新股东不可能同意对发生在旧股东持股期间的债务提供担保。可见，涉案两份《担保声明书》是徐利明和姚智铧串谋，在未经郭冲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伪造，应属无效，郭冲公司无须承担担保责任。（四）一审法院未如实引述和评议郭冲公司的答辩意见，明显存在不公。徐利明二审辩称：（一）关于一审法院未查明涉案两份《借款合同》和《担保声明书》的形成过程及时间问题。1、两份《借款合同》的署名均系出借人和借款人真实签署，《担保声明书》上的印章系郭冲公司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备案时使用的印章，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也系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真实签署。这是本案的主要事实，郭冲公司均予以认可，也无任何相反证据推翻。2、关于涉案两份《借款合同》和《担保声明书》的形成过程和时间。郭冲公司作为直接参与其中的当事人，对相关事实亦有陈述和举证的责任，不应只是提出疑问而不予以说明；一审庭审中徐利明也已作必要说明；《借款合同》和《担保声明书》已与汇款凭证回单、姚智铧手写借条、《结算业务委托书》《特种转账凭证》及《电子交易回单》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借款和担保关系的存在。《借款合同》及《担保声明书》的形成过程和时间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二）郭冲公司认为《担保声明书》项下的担保期限已过，进一步说明郭冲公司认可《担保声明书》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关于编号为2013**01的《借款合同》的还款期限的认定以及相关诉讼时效及担保期间的计算正确。（三）关于郭冲公司提出的《担保声明书》是倒签，未经郭冲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均没有禁止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倒签《借款合同》《担保声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民事行为无效的七种情形亦不包含倒签情形。此外，倒签也可视为对先前行为的追认。2、担保协议为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的外部关系，公司内部程序不能否定合同对外的效力。况且《担保声明书》中已载明担保已取得备案股东同意。3、郭冲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所述情形为实。（四）一审法院在庭审时充分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其中甚至包括郭冲公司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郭冲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法院除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原武穴市郭冲建材工业有限公司已变更登记为武穴市郭冲矿业有限公司。二审法院认为，姚智铧未对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还款责任提出上诉，本院迳予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郭冲公司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徐利明主张郭冲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是涉案两份《担保声明书》，但是，根据相关鉴定意见，两份《担保声明书》的签署时间均在2014年7月之后，而从落款为2013年8月3日的《担保声明书》中记载的“贵方徐利明于2013年8月5日实际借给姚智铧人民币肆佰万元，我司……完全清楚贵方徐利明已按照该借款合同履行了款项借出义务”等内容可知，《担保声明书》的真实出具时间确实非落款时间。故二审法院采信鉴定机构关于相关签署时间的鉴定意见。徐利明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申请重新鉴定，二审法院不予接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查，姚某兰担任郭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期间为2013年4月12日至2015年6月8日。故涉案《担保声明书》于2014年7月之后真实签署时，姚某兰可能已经不是郭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徐利明存在不实陈述行为，即其坚持称涉案《借款合同》和《担保声明书》系在落款日签署，以及姚智铧最初向徐利明出具的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3年5月7日，至徐利明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而约定借款展期两年、使得徐利明的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的编号为2013**01的《借款合同》系2014年7月之后倒签，二审法院采信郭冲公司关于徐利明与姚智铧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郭冲公司合法权益的上诉主张。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郭冲公司承担担保责任错误，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郭冲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二审法院予以接纳。2017年7月20日，二审法院作出（2017）粤06民终413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徐利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再审期间，徐利明提交下列三组证据材料，分别是证据一：《合作投资采石场框架协议书》《合作投资采石场框架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承包经营合同》，证据二：姚智铧于2015年9月22日、2016年2月24日及姚某兰于2016年2月25日的询问笔录，证据三：姚智铧于2018年11月29日出具的《胁迫案情说明》。徐利明主张上述材料为新证据。郭冲公司经质证后认为上述证据一、证据二均不属新证据，在一审期间已经质证，对于证据三无法确认其来源。本院对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再审申请人徐利明的再审请求及理由、被申请人郭冲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再审焦点问题是：涉案《担保声明书》的效力问题；涉案《借款合同》（编号为2013**01）担保行为的期限问题。关于涉案《担保声明书》效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公司的担保行为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因此，订立担保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成为认定该合同效力的标准。本案中，姚某兰作为郭冲公司的名义法定代表人违反法律规定、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为其兄长姚智铧的个人债务以郭冲公司名义出具《担保声明书》，承诺承担涉案债务的保证责任，结合《担保声明书》属于倒签的事实，姚某兰的越权行为显然属于恶意。根据徐利明提供的《合作投资采石场框架协议书》《合作投资采石场框架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承包经营合同》，以及其向本院申请再审的材料，徐利明清楚知悉姚智铧为郭冲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姚某兰是代姚智铧持有郭冲公司51.43%股权，姚智铧实为持有郭冲公司51.43%股权的股东。徐利明作为融资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从事融资担保工作的专业人士，应当知道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本案中徐利明并未要求郭冲公司在提供担保过程中出示已经该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担保的证据材料。显然，徐利明未尽谨慎审查义务。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徐利明不符合善意的情形。因此，涉案《担保声明书》因违反法律规定及徐利明不构成善意，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徐利明主张涉案《担保声明书》有效，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之规定，本案属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判断郭冲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无效担保的赔偿责任，关键在于担保人郭冲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20条“依据前述3条规定，担保合同有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按照担保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担保无效的规定处理。公司举证证明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或者机关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案徐利明明知姚某兰超越权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故徐利明请求郭冲公司承担担保合同无效的民事责任，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涉案《借款合同》（编号为2013**01）担保行为的期限，如上所述，郭冲公司因《担保声明书》无效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故对涉案《借款合同》（编号为2013**01）担保行为期限的认定，无需审查处理。综上，徐利明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6民终413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王 庆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