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29057号原告：彭某1，男，1970年6月9日生，汉族，无业，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明，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1，女，1969年12月2日生，汉族，无业，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1（刘某1之夫），男，1970年6月9日生，汉族，无业，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原告：刘某，女，1992年12月13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1（刘某之公公），男，1970年6月9日生，汉族，无业，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原告：彭某2，女，2013年1月11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法定代理人：刘某，女，1992年12月13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1（彭某2之祖父），男，1970年6月9日生，汉族，无业，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原告：彭某3，女，2017年1月2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法定代理人：刘某，女，1992年12月13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委托代理人：彭某1（彭某3之祖父），男，1970年6月9日生，汉族，无业，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被告：白彦贵，男，1968年7月10日生，蒙古族，维苏威高级陶瓷（中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河北震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玲玲，女，1988年4月14日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保德县。原告彭某1、刘某1、刘某、彭某2、彭某3（以下同时出现简称五原告）与被告白彦贵、韩玲玲（以下同时出现简称二被告）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某1（兼其他四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明，被告白彦贵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到庭参加诉讼。韩玲玲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原告刘某1、刘某、彭某2、彭某3在本案2019年12月10日庭审时未到庭，彭某1通过微信联系王少明，告知其本人及作为其他四原告代理人的庭审意见以王少明意见为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赔偿五原告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65353元、丧葬费63552元、急救费400元；2、判令二被告向五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以上各项赔偿由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彭某4为个体门窗经营者。2016年9月25日下午13点左右，彭某4按照韩玲玲的要求为其居住的北京市朝阳区水碓子东路6号楼3门x号房屋（以下简称x号房屋）安装隐形纱窗。安装完毕，韩玲玲提出另外一扇窗户需要维修，想请彭某4帮忙看看是否可以修理。于是彭某4便按照其指示踏上窗台，脚踩在窗台边上护栏，此时韩玲玲却没在彭某4身旁，未提醒和告知彭某4相关安全注意事项，同时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彭某4在帮忙查看窗户的过程中，由于白彦贵所属房屋门窗护栏安装不牢固，膨胀螺丝没有固定的情形下，便直接从涉案房屋六楼随同护栏一起坠落，致使其颅内损伤严重，四肢多发骨折，经抢救后于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室死亡，后经司法鉴定所鉴定为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五原告作为彭某4的近亲属，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现实，同时认为二被告与彭某4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在本案中的各项诉讼请求计算依据如下：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90元乘以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包括彭某2、彭某3的，彭某2是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42926元乘以14岁除以2，彭某3是42926元乘以17岁除以2；丧葬费是2018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10592元乘以6个月；急救费是实际支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酌定的。五原告多次主张赔偿，被告均拒绝。故此，诉至法院。被告白彦贵辩称，我方只同意支付一部分精神损害抚慰金以表示对死者家属的同情，不认可五原告所述的事实和理由。事实上是x号房屋厨房窗户一直打不开需要维修。2016年9月23日，韩玲玲给白彦贵妻子刘某3发微信请求修厨房窗户，窗户一直打不开。刘某3让韩玲玲找503房屋的贺叔，让贺叔找负有门窗维修经验的张某。2016年9月24日，张某和彭某4二人至603房屋对厨房窗户维修情况进行查看，称维修窗户后需要加纱窗，否则会有蚊子，与韩玲玲达成一致意见后加做纱窗，商定好的价格是三百多元。韩玲玲将该价格告知刘某3，连同维修冰箱、窗户及更换纱窗的费用共计500多元，刘某3于2016年9月24日当晚22:26转给韩玲玲550元。2016年9月25日下午，彭某4携带纱窗独自到x号房屋对厨房内的窗户进行维修，其自己独立通过厨房内的另一扇窗户处阳台站在需要维修窗户外对应的防护栏的位置，使劲拔窗户，彭某4身高175、体重180多斤，从五原告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出彭某4站在防护栏上对窗户进行维修，防护栏在不能承重的情况下被彭某4踩塌，彭某4连同防护栏一同飞出墙外，导致彭某4坠落。彭某4作为专业的制作维修窗户的个体工商户，未系安全带，违反常人知晓的高空作业需要系安全带的常识，过于自信，导致自己高空坠落，应由彭某4自己承担完全责任。从彭某4坠落地面的血迹与墙体的距离不难看出是彭某4用力过猛导致了高空坠落。房主白彦贵对该起意外事件没有任何过错。因此白彦贵不同意原告的事实和理由。请求驳回五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韩玲玲未到庭应诉，但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我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理由：1、彭某4是经营门窗的个体户，彭某4与张某于2016年9月24日测量完以后离去。后，彭某4与我商定了维修价，因此彭某4不是去帮忙而是从事自己经营的业务。彭某4系门窗个体经营者，其自身应当具备一定的安全知识，对自己安全有注意义务。2、x号房屋的所有权人是白彦贵，我是该房屋的承租人。2016年6月30日，我与白彦贵之妻刘某3签订了x号房屋的租赁合同，合同第六条约定了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因自然属性合理使用而导致的损耗由房东承担维修维护义务。2016年9月23日，我与刘某3通过微信方式交流了需要维修的情况，刘某3同意维修，因其本人也不知谁能维修，告知韩玲玲找503室的（贺叔叔），韩玲玲找到503室贺叔叔，是贺叔叔帮忙联系的维修人员。2016年9月24日22:36，刘某3向我通过微信转账550元，可以证明韩玲玲仅是按照房东的指示办理维修事宜。3、彭某4维修更换纱窗是加工承揽性质的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我不是房屋的所有人，也不是承担维修义务人，没有对彭某4的工作进行过任何指示，彭某4作为专业人员应当按照高空作业的要求，自己做好安全措施。综上，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常住人口登记表、暂住证、照片、病案资料、司法鉴定意见书、死亡证明书、租赁合同、微信聊天记录、原一审卷宗资料等证据材料，本院经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并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认定的材料，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彭某4，男，1991年1月6日生，生前身份证号×××，系原告彭某1与刘某1之子，原告刘某之夫，原告彭某2（2013年1月11日生）、彭某3（2017年1月25日生）之父。彭某4生前从事门窗安装、修理、纱窗、五金件，系个体户，无相关认证资质。白彦贵与刘某3系夫妻，二人于1998年3月2日登记结婚。2002年12月4日，x号房屋（建筑面积62平方米）所有权登记至白彦贵名下，该房屋所在楼层为六层。2016年6月13日，韩玲玲（乙方）从刘某3（甲方）处承租了x号房屋，并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第六条载“房屋维护及维修……（二）租赁期内，甲乙双方应共同保障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处于适用和安全的状态：1、对于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因自然属性或合理使用而导致的损耗，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修复。……”2016年9月23日，韩玲玲在承租x号房屋期间通过微信联系刘某3，称冰箱不制冷、主卧空调不能用，厨房窗户一直开不了，询问其能否找人修理。刘某3回复：“亲我不确定谁能修，你问问503吧，我可以付钱没有问题。冰箱可以让他来看看空调是大金的吗？你能直接给厂家打电话吗。如果修不了就给你们换一个”韩玲玲回复：“麻烦楼下阿姨好多次了，很不好意思，想着明天周末附近就有修的，叫来看看吧”刘某3回复：“好的，谢谢”2016年9月24日，韩玲玲微信给刘某3：“桂红姐，冰箱和空调都修了，现在可以使用，窗户约了人改天过来修顺便装窗纱，总费用五百多，我想自己来付，房租我一直知道，比附近的租金都要便宜很多，特别感恩您！以后有维修的事情就我自己来修就好。您工作也忙，我这边您就别费心了，您看这样可以吗？”刘某3当天微信转账550元给韩玲玲，并回复：“没事的，谢谢”韩玲玲收款。白彦贵对刘某3出租管理603房屋及其与韩玲玲沟通维修事宜知晓。韩玲玲称，2016年9月23日，其与房东沟通后按照指示找到503室贺某，咨询维修事宜，贺某帮忙联系了维修人员。次日，张某与彭某4到603房屋查看、测量。后，彭某4与韩玲玲商定了价格。2016年9月25日下午13时许，彭某4独自至x号房屋，进行该房屋内厨房窗户维修及纱窗安装，在作业时连同该窗户外的防护栏一同坠落。经报120后，由北京急救中心抢救并送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救。当日，彭某4于该院急诊室死亡。后经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鉴定并出具京盛唐司鉴所[2016]病鉴字第79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彭某4符合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诉讼中，五原告提交署名为张某的《情况说明》，内容为：“9．24号吃过中饭，我跟他说：'有个纱窗你做吗？'他说做，但他又说他我找不到地方，他说你没事就带我去呗。我想了想说好吧！事情经过是这样子的：水碓子6号楼3单元503号老大爷打电话给我，打电话说：'我这有一隐形纱窗要换，还有一个窗户不太好使，来帮我们看看。'我就带着他去了（这里的他就是彭某4）当时上楼也是503老爷子带上去603的，进去后，屋内有两名女性，一个在做饭，另一名女性接待我们的。就进去量了纱窗、看了下窗户，我们就下楼了，下楼后他问我纱窗多少钱，我说你自己谈，我不管的，我也不知道你们纱窗的价格，后来是彭某4自己打电话给她谈的价格，具体多少钱只有他（她）们俩自己知道，之后我自己回来了，他告知我它去九仙桥。132XXXXXXXX。”白彦贵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称是2016年9月23日韩玲玲找贺叔，贺叔让张某去603房屋，张某不知道韩玲玲需要做纱窗，张某没有理由打电话给彭某4询问是否安装纱窗。白彦贵提交了署名为贺某的《介绍人说明情况》：“2016年9月22日，韩玲玲找我去她家（租住地水碓东路6-3-603）看看窗户并找人修理厨房窗户一事，当时的窗户打不开，（窗户已坏）我说：我有熟人给你看看。我回家当天就给张潮打了电话，并把窗户情况刚告诉他，他说我去看看实际情况。9月23号来了俩人，一个是涨潮，另一个是小伙子，（小伙子我不认识）当时我想可能是张的助手，我把他俩领到603室，当时韩玲玲在家。我们四人（韩、张、小伙子和我）到厨房看窗户，厨房小我站在门口外面，小伙子到窗前面排查了一会，韩玲玲说修好了要装一个纱窗，小伙子排查完了并用尺子量了尺寸，做了记录，然后，小伙子记下了韩玲玲的联系电话，韩玲玲并说最好周六日来修，这时大家都分别离开了。后来，9月25日来几个人修理，和发生的意外事故，我不在现场。备注：我和涨潮2012年认识，他租水碓子东路6-3-103阳台开门面，大约有两年左右，因租金高搬到朝阳公园东门（具体地址不详）做防护栏，钢窗等业务，门面前摆好多护栏，活多红火，为人热情，活做的好，有专业水平，施工时一般是他和助手一起干活，室外作业有安全带。我家护栏是他做的，本单元301室602室也是我介绍由他承做的。贺某2016年11月30日110105194310011831”。关于2016年9月25日彭某4到603室维修时的事发现场情况，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在事发后当天下午对603室的居住人甄然、靳艳星、韩玲玲进行了询问，三人的询问笔录反映：此前因厨房窗户一直打不开，由韩玲玲联系找人维修。事发当天三人各自在自己房间。维修工人（指彭某4）当天下午13时许独自一人带窗纱至603室。入户时，由甄然开门，并告知其他两位同居人维修人员已到，后回自己房间。后彭某4自己到厨房对厨房窗户进行维修作业。韩玲玲称其到厨房时已看到彭某4站在窗台上了，当时提醒他小心点，后准备出门回自己房间收拾东西，不久便听见巨响，随后发现彭某4坠落楼下。之后拨打120及110报警。经询，彭某4在作业时未采取系安全带等安全防护措施。五原告认为彭某4事发时至白彦贵的x号房屋是安装窗纱，维修窗户属于帮工行为，二被告认为维修窗户加制作安装窗纱是一个整体承揽关系。另，诉讼中，五原告提交了《北京市急救车收费收据》，证明因急救彭某4支出医疗费400元。白彦贵认可。诉讼中，五原告还提交了北京市朝阳区平房派出所颁发的《暂住证》，显示彭某4于2008年6月2日来本市，暂住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亮马厂310号5号，有效期为2015-12-15日至2016-12-14。本院对于上述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综合予以认证。本院认为，本院对彭某4的离世致以深切哀悼，并对其亲属致以诚挚的慰问。案件事发至今虽已三年有余，但各方围绕二被告是否应担责及承担何种程度的民事责任仍争议较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虽经多次调解，仍差距较大。从法律上而言，为明确各方责任，主要需明确三个问题：一、事发时，彭某4至白彦贵的x号房屋作业属于承揽还是帮工？二、彭某4、白彦贵、韩玲玲在本案中是否有责任及责任比例；三、五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有无合理依据。现就此分析如下：一、事发时，彭某4至白彦贵的x号房屋作业属于承揽还是帮工？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在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必须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但定作人的目的不是工作过程，而是工作成果，承揽合同的标的物具有特定性，是为了满足定作人的特殊要求而订立的，承揽人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等完成工作任务。这些均有别于单纯提供劳务的合同。本案中，结合韩玲玲与白彦贵之妻刘某3的微信聊天记录、事发时x号房屋的居住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修窗户并非是事发当天临时提出的需求，彭某4至白彦贵的x号房屋作业内容主要包括厨房窗户维修及纱窗测量、定制及安装。彭某4于事发前一天至x号房屋实地查看，了解x号房屋厨房窗户的状况及客户需求后，进行相关排查及测量，并于次日携带纱窗再次到该房屋内进行现场作业，这一系列行为明显具有定制的特性，同时，就定作人而言，追求的目标不是彭某4在厨房窗户处排查、测量的过程，而是将无法打开的窗户修好并装上纱窗的效果。故此，彭某4在x号房屋的作业内容应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就此而言，彭某4在x号房屋的作业应认定为承揽，而非帮工。二、彭某4、白彦贵、韩玲玲在本案中是否有责任及责任比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就彭某4的责任情况，根据已查明的事实，x号房屋位于六层，事发时彭某4在x号房屋厨房窗户作业属于高空作业，其不仅未取得相应资质，在作业时又未能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彭某4作为承揽人，对相关风险及自身安全防护未能尽到相关从业人员应尽的审慎注意和保护义务，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对这一不幸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就白彦贵与韩玲玲而言，白彦贵系x号房屋业主，事发时，韩玲玲虽从刘某3处承租房屋，但刘某3与白彦贵系夫妻，白彦贵知晓刘某3对该房屋的出租管理及维修指示等内容，此处白彦贵夫妻对x号房屋的出租管理维修指示等处分行为构成混同，据此，应认定白彦贵与韩玲玲二人系因x号房屋产生的租赁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双方在租赁合同第六条中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因自然属性或合理使用而导致的损耗，承租人应及时通知出租人修复亦有约定。由此可知，白彦贵作为603室的出租人，对韩玲玲提出的厨房窗户打不开等应承担维修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白彦贵也在积极履行维修义务，只是将维修一事包括维修人的选任等委托给韩玲玲代办。从现有证据上看，白彦贵对维修人的选任，虽向韩玲玲提出了寻找途径的建议，但未作出审查维修人相关资质的提示，也存在一定的过失。结合日常经验法则，白彦贵之所以找人维修窗户等，更多是基于对维修人员专业性的信任和依赖。基于此，对于维修人的不幸坠落，白彦贵其作为定作人虽在选任上存在一定的过失，但也不应过分苛责。而关于韩玲玲是否担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韩玲玲作为x号房屋维修的受托人，结合现已查明的事实，虽无证据表明韩玲玲对彭某4的资质进行过审查，但其在接受x号房屋窗户等维修委托后，已按照白彦贵夫人提供的建议即从503号房屋寻找到维修人，且从韩玲玲收取业主维修款及其数额可以看出，所收到的价款与其实际将发生的款项基本持平，可以认定白彦贵与韩玲玲之间为无偿委托。就彭某4作业过程中坠落一事，因现场见证人有限，根据公安机关在事发后第一时间的询问，韩玲玲自述进厨房看到彭某4已上窗台，并提示其注意安全。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因无其他证据表明在选任维修人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等过错，故韩玲玲不应赔偿责任。有鉴于此，根据彭某4自身过错及白彦贵的过失情况，考虑到本案所涉意外事件的确给彭某4家属带来了巨大痛苦和经济负担，但并非各方所愿等因素，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由白彦贵对彭某4的死亡承担15%的赔偿责任。三、五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有无合理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关于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彭某4户别系居民家庭户，另结合原告提交的彭某4的《暂住证》，可以显示彭某4生前的经常居住地为北京市城镇地区，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项目。据此，本院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90元乘以20年再乘以15%的责任比例计算死亡赔偿金，由被告白彦贵赔偿203970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彭某4去世时彭某23岁，彭某3属遗腹子，二人除彭某4外，还有母亲刘某为扶养人，本院按照北京市2018年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42926元计算，彭某2的生活费（42926元乘以15年除以2=321945元）+彭某3的生活费（42926元乘以18年除以2=386334元）=708279元，由白彦贵按照15%的责任比例，赔偿共计106242元。本院依法将此数额计入死亡赔偿金中。关于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案中，白彦贵对彭某4的死亡承担15%的赔偿责任，应当承担合理的丧葬费。本院按照北京市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7855元计算六个月再乘以15%得出7070元，由白彦贵承担。关于急救费，本案中，彭某4坠楼后发生急救费400元，由白彦贵按照15%的责任比例负担60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赔偿，但五原告的主张过高，对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二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白彦贵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彭某1、刘某1、刘某、彭某2、彭某3急救费60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310212元、丧葬费707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以上共计337342元）；二、驳回原告彭某1、刘某1、刘某、彭某2、彭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95元，由原告彭某1、刘某1、刘某、彭某2、彭某3负担8809元（已交纳），由被告白彦贵负担208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晓佩人民陪审员  邢浴智人民陪审员  陈艳海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刘旭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