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1603行初332号 原告罗洪山，男，汉族，生于1967年10月21日，住四川省大竹县。 委托代理人王晓宇，重庆美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海波，重庆美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安市广安区穿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安市广安区穿石镇老街1号。 法定代表人杨桂林，镇长。 委托代理人夏成，四川华蓥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洪山诉被告广安市广安区穿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穿石镇政府）行政协议一案，于2019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诉讼中，由于部分乡镇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原告所诉广安市广安区广罗乡人民政府被撤销，广罗乡人民政府的行政区域调整后为穿石镇政府的行政区域，本院依法变更被告为穿石镇政府。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12月10日和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洪山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晓宇、赵海波，原广安市广安区广罗乡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曲波及其委托代理人夏成到庭参加了参加了2019年12月10日庭审，原告罗洪山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海波，被告穿石镇政府的法定代表人杨桂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夏成到庭参加了2020年4月14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请求判决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广安区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拆除协议》无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8年12月12日，原告与广罗乡学堂村一组、七组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约定在2009年3月24日至2043年3月24日期间，该地用于养殖蛋鸡。原告对此进行了大量投入，被告告知原告因养殖场不符合环境整治要求，需要关闭并限期拆除，原告迫于压力及出于对被告的配合信任，于2016年5月9日与被告签订了《广安区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拆除协议》，被告承诺将按照广安区政府制定的标准对原告进行补助，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公开拆除依据、政策及标准，被告均予以推诿，便是未制定相关文件，补助标准是由广安区政府、区畜牧局制定并进行核算。原告于2019年6月19日分别向被告广罗乡政府，广安区人民政府及农业农村局申请公开相关政府信息，公开的信息称，2015年、2016年广安区政府、畜牧食品局为制定有关养殖场、畜禽、设施等拆除、畜禽转运方案，补偿方案及补偿标准等。被告广罗乡政府在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以及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欺骗、诱导、胁迫原告签订的协议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并应按照广安府发〔2013〕13号《广安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的标准，对原告进行赔偿。 原告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广安区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拆除协议书； 2、2008年12月12日土地租赁协议、转让协议； 3、《广安市广安区农业农村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延期答复通知书》、《广安市广安区农业农村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4、《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延期答复通知书》、《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5、广安区2016年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拆除补助资金汇总表； 6、光盘（录音文件）； 7、录音文件文字整理材料； 8、（2018）最高法行申2496号行政裁定书； 9、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452号建议的答复； 10、关于广罗乡学堂村宏丰养殖场拆除补偿的申请； 11、法律法规依据。 被告穿石镇政府辩称：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应收法律保护。拆除协议系双方自愿并经协商一致签订，原告所称欺骗、诱导、胁迫签订协议不实；原被告的签约主体合法，拆除协议依法成立，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8、23条的规定，被告有责任及义务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有权与辖区内的企业或个人签订停产关闭拆除的相关协议；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的起诉期限，原被告于2016年5月9日签订的拆除协议，原告认为无效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应在2016年11月9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广区洁指（2015）3号文件； 2、广区洁指（2015）4号文件； 3、案涉法律法规依据； 4、原告身份信息、营业执照； 5、广安区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拆除协议书、补助资金汇总表； 6、申请书； 7、领款单及银行转账依据。 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调取了以下证据：广安区2016年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拆除补助资金汇总表（四季蛋鸡场）。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后认为，证据1三性没有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赞同，被告有权利对辖区内的环境进行保护；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与本案无关，不涉及要其他部门的政府信息是否公开；证据4与本案无关；证据5自行编制的汇总表三性不予认可，是原告自行编写，原告的养殖场不能适用征地安置补偿，不是实施强制征收，计算标准是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单方制定出来要求对方接受没有依据。录音资料的整理三性不认可，没有办法辨认哪个领导说的话，无法识别内容是否一致；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做工作时并非胁迫，某领导说的也是符合规定的并非胁迫；确认合同无效要追溯到合同签订时，若变更为撤销就受时间的限制；证据10，根据协议约定不仅仅是被告要履行协议，原告也要履行义务，原告应先对建筑物进行拆除，这是履行义务的前提，原告将建筑物交由村委会后被告付款，被告进行威胁胁迫事由是不存在的；相关法律法规由合议庭审查。 对被告的证据，原告质证后认为，证据1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被告仅仅是配合，没有签订协议，决定补偿标准呢的权力；证据2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责任单位是区水务局，而不是被告，被告仅仅是配合；证据3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乡政府无权进行补偿，参照国有土地及征地，应当是市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权力需要明确授权；证据4没有异议；证据5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告无资格，并未制定相关标准，该协议是在欺骗、胁迫下签订，原告仅在空白处签字，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证据6三性不予认可，系原告受胁迫按照被告要求书写；证据7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明显缺乏诚信，变相增加领款难度，领款是在乡财政，明显与规定不符。 对法院调取的证据，原告认为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补偿标准是按照2013年5月20日广安发布的征地补偿标准进行补偿的，原告属于砖混加琉璃瓦，造价高些，根据补偿办法，原告的标准也应该高于调取证据的标准。被告认为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原告认为应该高于养鸡场的标准没有证据，补偿标准是公平合理的，没有大的出入，即使有出入也是材料不一样。 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4，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5，由于系原告进行了修改，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但可以反映出原告希望补偿的标准；证据6-7，真实，能够反映出进行拆除补偿协商的事实；证据8-9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0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能够证实原告领取款项申请的事实；证据11法律法规依据，属于依据法律适用依据，不属于证据，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据3属于法律法规依据，不属于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其余证据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法院调取的证据，原被告均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8年12月12日，原告与广罗乡学堂村一组、七组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用于养殖蛋鸡；同时，原告与广罗乡学堂村种兔场原业主就该《土地租赁协议》所涉及的土地上的养殖场签订转让协议。2015年4月11日，广安市广安区洁净水行动指挥部作出广区洁指〔2015〕3号文件发出《关于印发等九个方案的通知》、广区洁指〔2015〕4号《关于进一步抓好2015年洁净水行动工作的通知》。广区洁指〔2015〕4号文件中任务分解表中养殖污染源治理中包括广罗乡，责任单位为区水务局。2016年5月9日，原告罗洪山与广安市广安区广罗乡人民政府签订《广安区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拆除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补助金额为779，791.00元，还对拆除时间、付款时间及双方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9年2月22日，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请书，申请书中载明，原告申请按照四季养殖场的作法，承诺放弃其养殖场的一切权利并交由所在村委会所有及使用，希望广罗乡政府能早日将拆除补偿款发放给原告。2019年3月5日，被告提供的领款单记载同意支付给原告78，000元，实际转款时间为3月7日，2019年3月22日，被告提供的领款单记载同意支付原告662，801元，实际转款时间为3月27日。 原告不服，遂起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同时查明，2019年12月，广罗乡被撤销，原穿石乡和原广罗乡所属行政区域为穿石镇的行政区域。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所涉行政协议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是否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本案中，被告为确保土河水环境质量，作为基层人民政府，与原告就畜禽养殖场的拆除补偿问题达成的协议，系行政协议。 无效行政行为，从开始就无效，不因时间的经过而生效，起诉确认无效，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由于本案的行为发生在2015年5月1日之后，因此，原告提起确认无效的诉讼，并不超过起诉期限。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故，审查行政协议是否具有无效情形，首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可以适用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行政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指的是完全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情形，不同于有行政主体资格但无相应职权的情形，原告认为被告不是责任单位，没有签订协议的资格，签订的协议就属于无效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只有违法程度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才属于无效行政行为，“重大且明显”应是已经重大明显到任何有理智的人均能够判断的程度，“重大且明显”的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被告仅承担“一般违法”情形下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的协议，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能证实该协议存在“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故，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广安区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拆除协议书》不属于无效行政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原告认为涉案行政协议系欺诈、胁迫、诱导下签订，应属无效，原告的该理由不足以导致协议无效；原、被告签订的协议，现无证据证实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等无效合同的情形。故，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广安区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拆除协议书》不属于无效合同。 综上，经本院向原告释明所主张的行政协议不属于无效情形后，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故，对原告主张的行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洪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罗洪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代君万 人民陪审员  朱春恩 人民陪审员  彭 涛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沈丽华 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行政行为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