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5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枣强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枣强县枣强镇平原西街8号。 法定代表人：刘元文，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玉，河北晨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世波，男，194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枣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臣，男，196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枣强县，系张世波之子。 上诉人枣强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房屋征收办）因与被上诉人张世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2020）冀1121民初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辉、张宝玉，被上诉人张世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房屋征收办上诉请求：请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2009年枣强县枣北新区一期工程拆迁工作中拆迁被上诉人的房屋，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协议书。2014年8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回迁门店时，被上诉人以回迁门店的使用价值减损为由，不接受回迁门店。后，双方就被上诉人的回迁安置是采用房屋安置方式还是采用货币补偿安置方式及货币补偿的数额多次进行协商，2015-2016年间被上诉人陆续从上诉人处支取拆迁款补偿款50万元。2019年8月26日，双方达成回迁安置协议书，上诉人以货币安置补偿的方式一次性补偿被上诉人2891560元，并注明：商业门店货币补偿2819460元，临时安置费72100元，被上诉人预支的50万元在补偿款中扣除。上诉人认为：1,被上诉人在2015--2016年间支取拆迁补偿款的行为是认可回迁补偿采用货币补偿的方式；2,2019年8月的协议书第二款中的：商业门店货币补偿款2819460元和临时安置补偿费72100元，已经包含了2014年8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对被上诉人所谓经济损失的补偿。既然被上诉人接受货币补偿的方式，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交付沿街商业门店，造成其门店出租可得利益的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就不应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该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另，原判在错误认定被上诉人沿街门店出租经济损失的同时，在诉讼双方认可拆迁处回迁门店的租金为45000元每年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在2014年8月--2019年8月期间能够全时段将回迁门店出租出去并能获取足额租金的判决也不符合客观情况；毕竟商业门店在五年的时间段中存在出租不出去的现象才是客观存在的。在诉讼双方均不能提交回迁门店是否全时段能够出租出去及获取全额租金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原判不能直接确定回迁门店能够全时段出租出去，并以此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回迁房2014年8月-2019年8月五年期间的租金经济损失492187.5元。综上，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属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请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辩称，枣强县人民法院（2020）冀1121民初2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答辩人与上诉人达成的货币补偿安置的时间是2019年8月26日，并非上诉人所述的2015年。2009年4月8日，答辩人响应枣强县委、县政府枣北新区一期工程拆迁工作的号召，拆除了沿街门店，并于上诉人的前身枣强县一拆两改指挥部签订了回迁协议，约定房屋拆除完毕后，该宗土地仍归答辩人，在政府统一建成沿街门店结算建筑款后给付答辩人同等面积的回迁门店。2014年上诉人开始交付回迁门店，但并未通知答辩人，等答辩人得知消息找到上诉人询问时，发现在答辩人所属的土地上所建的门店已分配给其他拆迁户，而将在住宅楼底座处无法作为门店使用的所谓“门店”留给答辩人。这与双方签订的协议及《枣强县枣北新区沿街门店拆迁补偿安置标准》严重不符，上诉人构成违约。因答辩人原址所建门店已经给了其他拆迁户，答辩人为息事宁人，同意上诉人给答辩人在其他区域协调置换沿街门店的意见，但一拖再拖未果。2018年答辩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上诉人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交付沿街门店房。2018年10月22日枣强县人民法院以该协议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为由驳回了答辩人的起诉。直至2019年8月份，上诉人还在提出建议，在恒大御景湾对面给答辩人置换门店，考虑到该地段的门店尚在规划中，何时开工建设，何时交付是未知数，我们的房屋已经拆迁了十年，还没等到回迁房，如果同意在此地置换，不知道又要等多少年，我们没有同意上诉人的建议，万般无奈之下同意以货币补偿的形式结束这长达十年的拆迁问题。期间双方协商的过程上诉人应该是非常清楚，何来2015年就已经同意货币安置了？建议上诉人的代理人问清楚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再发表意见，不要罔顾事实，信口开河。毋庸置疑，答辩人同意以货币补偿的形式，安置时间是2019年8月26日。2.关于上诉人所称预支的50万元补偿款的情况说明，2015年至2016年间答辩人从未在上诉人处支取过50万，直至2019年8月26日，双方签订回迁补偿安置协议时，上诉人称张英智支取的50万元用于扣除。张英智是答辩人的长子，但我从未委托他处理任何拆迁事宜，他从上诉人处支钱也从未告诉过我，上诉人也从未告知我张英智支款的事情，经与张英智核实方知其支款的事情。张英智不是拆迁当事人，我也没有授权其办理此事，上诉人擅自给付张英智款与我无关。但签订协议时我没有让上诉人难堪，就同意张英智支取的款项可从中扣除。没想到我一步步退让，被他人着想，倒成了他人推脱责任的借口。鉴于上诉人提出此种理由，我现在提出不同意扣除张英智支取的款项，由上诉人赔偿我其擅自交付张英智的50万元。3.关于2014年8月至2009年8月，该门店能否全时段出租的问题：答辩人所拆迁的地段是整个建设路的黄金地段，全时段出租，且租金要高于双方认可的数额。在2009年4月8日拆迁补偿协议签订时，我们问何时能回迁，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称拆了随时盖，很快就回迁，我们相信政府的承诺，没想到这一盖就是五年，一等又五年，十年的时间，我们拆迁户颠沛流离，损失远远大于诉求，你们上诉人难道不清楚吗？综上，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有违事实，有悖常理，应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张世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违约交付沿街门店的经济损失50万元。事实和理由：2009年4月8日，原告按照枣北新区一期工程拆迁工作的要求与被告前身枣强县“一拆两改”指挥部办公室签订协议，对原告位于枣北新区一区拆迁区域内的回迁沿街商业门店（南北长度17.5米）进行了拆迁。2014年8月，回迁房进行分配，被告未能向原告交付回迁商业门店。2019年8月26日，原、被告就沿街门店的回迁达成协议，双方一致同意采取货币安置补偿方式进行补偿，部分内容已达成协议。同时协议约定：双方就2014年8月回迁至今，对原告的经济损失赔偿费尚存异议，原告可通过诉讼解决。被告在2014年8月未向原告交付回迁沿街商业门店，应自2014年8月起给付原告因逾期交付沿街商业门店造成的门店出租损失。同一地段同等面积商业门店的年租赁费为10万元，2014年8月至2019年8月原告的租金损失为50万元。 被告房屋征收办辩称，1、不同意被告违约导致原告未能回迁商业门店，未能回迁原因是原告对回迁楼设计有意见，造成拖延责任不能由被告一方承担；2、2019年回迁安置协议书第二条已明确原告已支取2014-2019年临时安置费72100元，该临时安置费即为未能及时回迁所给予原告的经济补偿，原告50万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及事实依据。 一审查明，2009年4月8日，原告张世波与枣强县“一拆两改”指挥部办公室签订协议书，约定：1、乙方张世波依据枣强县政府（2004）7号文件，将坐落于建设北路东侧（沿街南北长17.5米，东西10米，计175㎡）房屋拆除；2、待枣北新区一期工程规划完成确定回迁方案后，甲方按乙方所属土地使用权面积给予同等面积的商用门店回迁……。之后，张世波如约拆迁。2009年8月26日，枣强县“一拆两改”指挥部制定了《枣强县枣北新区沿街门店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对回迁安置标准进行了细化。 2014年8月份，被告房屋征收办张贴公告对枣北新区回迁门店进行分配。因回迁门店有一少部分系住宅楼的底座，室内有剪力墙和承重柱影响使用，其他正常门店被回迁户分配完毕后，原址附近只剩住宅楼底座的门店供张世波回迁，但张世波拒绝接受。双方洽谈其他安置方案，直到2019年8月26日，双方达成货币补偿的回迁安置方案，但约定“双方就2014年8月回迁至今，对原告的经济损失赔偿费尚存异议，原告可通过诉讼解决”。 另查明，原告张世波长子张英智自2015年到2016年间从被告处陆续支款50万元，该50万元计入张世波的补偿安置款予以扣除。2014年以来，张世波拆迁处回迁门店（8米跨度的门店）的租金为45000元/年。枣强县“一拆两改”指挥部办公室职责由枣强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世波与被告房屋征收办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被告房屋征收办依约向原告张世波回迁安置时，提供的安置门店系住宅楼底座处门店，与正常门店差异明显，室内承重柱和剪力墙对商业门店的使用价值构成减损，存在违约行为。被告辩称交付房屋不存在违约行为的辩解本院难以采纳。被告辩称已向原告按约支付了72100元的安置补偿费，即赔偿了经济损失。该辩解中的安置补偿费系拆迁户临时租住的房租补偿，与本案讼争的回迁房租金损失无关，亦与回迁安置协议中损失另诉的约定相悖，因此不能成立。被告以房屋未必能出租为由不认同租金计算依据和标准。该辩解与庭审中双方认可同等地段房租45000元/年（8米门店）的事实相悖，本院无法采纳。原告要求被告自同期回迁房安置到安置完成期间的门店租金损失，符合可得利益的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应按双方认可的租金标准计算，即租金损失为：45000元/年*5年*17.5米/8米=492187.5元，超出部分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枣强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张世波回迁房租金损失492187.5元；2、驳回原告张世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开庭中上诉人提出，即使按2014年的标准交付拆迁安置房，该房屋也应该进行装修后才能对外出租，装修时间一般应为六个月，应当扣减六个月的可得利益。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在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二审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应否补偿被上诉人2014年8月至2019年8月的损失。 首先，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商业门店货币补偿款2819460元和临时安置补偿费72100元，是否已经包含了2014年8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被上诉人所谓经济损失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主张上述款项包括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回迁安置方案矛盾，该方案明确约定，“双方就2014年8月回迁至今，对原告的经济损失赔偿费尚存异议，原告可通过诉讼解决”。从该协议的内容可知，双方仅就商业门店的价值补偿、临时安置补偿达成一致意见，对于2014年至2019年的经济损失，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故上述补偿款中不包括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经济损失。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2015--2016年间支取拆迁补偿款50万元的行为是认可回迁补偿采用货币补偿的方式问题。该问题涉及到货币安置的时间节点问题，虽然被上诉人在此期间支取了部分款项，但本案双方当事人直到2019年8月26日才重新变更了原拆迁安置协议为货币安置，双方当事人明确确认该50万元计入张世波的补偿安置款予以扣除，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与被上诉人在2015年－2016年期间达成货币补偿协议，其主张不能支持。2019年8月26日应是本案双方当事人货币安置协议的签订时间节点，该时间节点应当作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经济损失补偿的时间节点。 第三，关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既然接受货币补偿的方式，可得利益的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就不应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自2009年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回迁安置协议，2014年被上诉人应当获得安置门店，至2019年双方当事人又变更了原安置协议为货币安置，历时十年。补偿虽然可以适当滞后，但仍需要在合理期限内完成。2019年被上诉人接受货币安置，未主张2009年至2014年的经济损失，自2009年至2014年可认定为上诉人进行补偿的合理期间，但2014年被上诉人未得到回迁安置，上诉人长期不解决补偿问题，应当认为本案的拆迁补偿已明显超过了合理期限，对于2014年被上诉人应取得商业门店而没有取得，上诉人应当承担此后的补偿损失的责任。上诉人称既然接受货币补偿就不应支持经济损失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关于上诉人上诉称诉争门店并不能全时段进行出租，二审开庭中又主张应当扣除六个月装修期间租金问题。该问题实际涉及到本案的损失补偿标准问题，本案根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同等地段租金标准作为本案损失补偿的参考，给予被上诉人适当的经济损失补偿，租金补偿仅仅是一种补偿参考方式，并不需要考虑争议的门店的实际租赁情况，上诉人对该问题的理解有误，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枣强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83元，由上诉人枣强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倪庆华 审判员  李成立 审判员  李守文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马国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