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永善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云0625行初11号原告廖锡会，女，1963年9月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永善县人，居民，住云南省永善县。委托代理人秦发华、陈欣（特别授权），山东金华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永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1260151425034。住所地永善县溪洛渡镇玉泉路。法定代表人蒋彬，局长。出庭负责人唐玉美。委托代理人薛松（特别授权），男，197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永善县人，居民，住永善县。委托代理人邓几明（特别授权），云南滇东北（永善）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谭琼，女，197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委托代理人魏国江（特别授权），云南泓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永善县鸿顺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顺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25557757019E。住所地永善县溪洛渡镇校园社区十四组十四号。法定代表人万先鸿，公司执行董事。原告廖锡会因不服永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第三人谭琼、鸿顺公司工商股权质押登记一案，于2020年2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受理后，同年2月24日通知永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应诉。因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永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延期举证，并在延期期限内提供了证据、依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新冠病毒疫情的因素，本院于2020年4月1日通过远程网络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廖锡会及其委托代理人秦发华、被告唐玉美及委托代理人薛松、邓几明和第三人谭琼及委托代理人魏国江到庭参加诉讼。鸿顺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被诉行政行为：2018年4月17日，鸿顺公司作为出质人、谭琼作为质权人向永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股权质押登记。当日，永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鸿顺公司的股东100%的股权（1000万元）进行了质押登记。其中股东万先鸿出质股权数额574万元占股份57.4%，通知书文号（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2号，登记编号530625201804170006；杨明勇80万元占股份8%，通知书文号（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3号登记编号530625201804170007；姜浩100万元占股份10%，通知书文号（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4号，登记编号530625201804170008；刘某246万元占股份24.6%，通知书文号（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5号，登记编号530625201804170009。原告廖锡会诉称，鸿顺公司系2010年6月23日依法设立的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2018年4月17日，万先鸿持股57.4%、杨明勇持股8%、姜浩持股10%、刘某持股24.6%。2018年4月17日，鸿顺公司作为出质人、第三人谭琼作为质权人向被告申请股权质押登记。当日被告对鸿顺公司100％的股权(1000万元)进行了质押登记。而被告实际股权质押登记显示的股权质押的出质人却变更为了鸿顺公司的股东，即股东万先鸿出质股权数额574万元、杨明勇80万元、姜浩100万元、刘某246万元。并分别作出了（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2号，股质登记编号为530625201804170006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3号，股质登记编号为530625201804170007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4号，股质登记编号为530625201804170008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5号，股质登记编号为530625201804170009股权出质设立登记。2019年9月26日刘某依法提起诉讼，云南省永善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云0625行初10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5号，股质登记编号为530625201804170009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过上述判决得知，被告进行的质押登记是鸿顺公司作为出质人与质权人谭琼共同提起的出质登记，所提供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股权质押合同》中的出质人为鸿顺公司，被被告在办理出质登记时将原告的股权出质登记给了谭琼，存在严重的错误。被告的登记行为，违反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关于出质登记的相关规定，且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原告系杨明勇的妻子，经永善县公证处依法公证，杨明勇的股权由原告继承。请求依法撤销被告2018年4月17日作出的（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3号股质登记编号为530625201804170007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的行政行为。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为此，原告廖锡会提供了以下证据：1、廖锡会身份证复印件、云南省永善县公证处（2020）云永公证字第8号公证书、杨明勇的户口注销证明以及企业信用信息公司报告。欲证明（1）杨明勇在永善县鸿顺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依法享有股权，杨明勇去世其合法权利由原告廖锡会享有，原告廖锡会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2）2018年4月7日被告实施了将原告合法持有的永善县鸿顺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进行质押的行为。2、永善县人民法院（2019）云0625行初109号行政判决书一份。欲证明本案进行的诉讼与该行政判决书案件具有一致性，该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与本案是相同。被告进行的股权质押登记行为，没有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依法办理，未尽到基本的合理审查义务，违反了法定程序。原告在知道被告行为错误后，依法提起诉讼，符合法定的程序要求，没有超出起诉期限。3、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写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018年4月第一版）第333页等图片资料。欲证明，在司法实践中。“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与“知道行政行为内容”是有本质区别的。证明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律程序。被告永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辩称，1、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应驳回原告的起诉。杨明勇会自2018年4月17日起就知道或应当知道他在公司的80万股权已被出质进行股权出质登记的内容。刘再海作为公司的代理人办理出质登记，刘再海应将办理的情况告知杨明勇，原告称直到（2019）云0625行初109号行政判决后，才知道登记内容显然不符合常情。同时刘再海作为代理人签收后未给公司汇报，那不属于被告的职责。同时2018年4月17日出质登记之日，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公示。2、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方面，被告作出的股权出质登记设立登记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登记结果合法，符合法定程序，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公司股东将各自持有的该公司100%的股权质押给谭琼，符合股东的本意。被告将公司股权的股东登记为出质人，符合实际，也符合法律规定。为此，被告永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了如下依据和证据；1、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鸿顺公司第十一次股东会决议、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3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股权出质登记信息打印件。欲证明（1）鸿顺公司员工刘再海接受委托，代为办理本次股权质押手续。（2）被告2018年4月17日作出（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3号、质权登记编号530625201804170007股权出质设立登记当天，即向刘再海送达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杨明勇自当日起即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3）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2、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鸿顺公司股东名册》、股权质押合同及出质人、质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鸿顺公司第十一次股东会决议（同第一组证据，证明目的不同）、鸿顺公司营业执照、股权出质登记审核表、归档文件目录。欲证明（1）鸿顺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和实缴出资额均为1000万元，股东万先鸿实缴出资574万元，对该公司持股比例57.4%，股东姜浩实缴出资100万元，对该公司持股比例10%，股东杨明勇实缴出资80万元，对该公司持股比例8%；（2）第十一次股东会决议，股东均同意将持有的该公司100%的股权质押给谭琼；（3）出质人、质权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该公司股东作为出质人（在股权质押合同上进行了签字按手印），将其持有的该公司100%的股权进行出质设立登记（质权人是谭琼），符合其本意，也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4）被告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3、在办理本次股权出质设立登记之前鸿顺公司提交给被告的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欲证明（1）出质人在办理本次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时向被告提交的股东名册，其载明的股东姓名、认缴出资额等内容，与此前该公司向被告提交的《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记载的一致。（2）被告所办理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的出质人、出质股权数额、质权人等登记内容，与股东姓名及其持有的股权数额相一致，且符合法律规定。4、法律法规《担保法》、《物权法》、《公司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欲证明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只有股东才能享有公司股权，公司对自己本身不可能享有股权，只有公司股东才能成为出质人，公司本身不能成为出质人，被告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符合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第三人谭琼述称,1、原告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1）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行政案件的起诉期为6个月。（2）原告主张没有告知起诉期限，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64条规定，起诉期限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2018年4月17日办理股权质押登记，到2019年4月17日起诉期限届满，故应驳回原告的起诉。（3）原告主张其代理人没有把该凭证交付给原告，其主张没有依据，代理人收到即视为本人收到，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2、原告的陈述不实，本案原告才是出质人，并非鸿顺公司。（1）鸿顺公司向谭琼借款并且逾期时间长。从2014年鸿顺公司不断向谭琼借钱，并从未偿还，2015年、2016年承诺还款但一直没有还。经谭琼多次要求，鸿顺公司股东的股权质押给谭琼，才引起本案诉讼。借款经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6民初50号民事调解确认，鸿顺公司借谭琼3200万元，欠利息890余万元。鸿顺公司申请再审已被驳回。（2）股东根据法律规定出质其持有鸿顺公司的股权。2018年4月16日，股东大会通过，鸿顺公司股东将持有公司的股权出质给谭琼，原告及其他股东均在会议纪要签字捺印。虽然原告主张出质人是公司，但是会议纪要明确鸿顺公司的股权出质给谭琼，表述虽然不是特别明确，对于不明确的，应该根据合同签订背景确定其真实含义，即可确定会议纪要是把公司股东的股权出质给谭琼。（3）鸿顺公司没有持有其他公司股权，鸿顺公司作为股权出质人属于事实上的不能。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鸿顺公司持有股权，仅有鸿顺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股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谭琼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鸿顺公司股东的股权质押给谭琼，并非是鸿顺公司持有其他股权公司股权质押。股东名册是鸿顺公司股东持有鸿顺公司的股权，并加盖了公司印章，故而得出股东知晓股权质押给谭琼。如果原告认为出质是鸿顺公司，应该向本案被告提供鸿顺公司持有其他公司股权的股东名册。（5）股权出质登记载明信息与客观事实相符。原告收到股权出质登记之时并未直接提出异议，结合原告准备出质登记的材料，不难看出原告持有鸿顺公司股权出质的意思表示。3、本案即便有瑕疵也不应该撤销。出质合同写的是鸿顺公司，但在出质合同落尾处股东在合同上出质人下方签字捺印。股东会议纪要在出质登记前未经其他会议纪要撤销或诉讼撤销，会议纪要对股东有约束力。公司股东的股权出质给谭琼是出于股东本意，虽然合同有瑕疵，但不影响本案结果。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二）项的规定，行政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判决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为此，第三人谭琼提供了以下证据：1、谭琼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第三人身份信息与诉讼主体资格。2、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1份、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1份。欲证明鸿顺公司多次向谭琼借款，后谭琼向法院起诉，以此证明鸿顺公司自愿将股权质押给谭琼。3、股权出质通知书。欲证明本案中股权质押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第三人鸿顺公司未发表意见，未提供证据。当事人争议的问题：1、原告的起诉是否过了起诉期限。2、被告的股权质押登记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经质证，1、被告对原告提供第1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2组109号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判决书撤销被告作出的股权质押登记，是基于刘某没有在股权质押合同中签字，而本案中，三位原告均在股权质押书中签了字；对第3组证据仅是一个行政审判庭的理解，并不是按相关规定出台的法律或地方规章，不能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根据相关规定，行政庭对行政案件合法性进行审查，不能按照一本书上的内容进行审查。第三人谭琼对原告第1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同意被告质证意见。另外本案中三位原告知晓股权质押给谭琼的事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109号判决中刘某在出资人中并没有签字，不能用该判决书来证明本案的诉讼时效。对第3组证据同意被告质证意见。2、原告对被告第1组证据1、2、3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均不具有合法性。不认可被告的证明观点。《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恰恰表明了出资人为永善县鸿顺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所办理的事项也是办理“本公司股权”质押相关事宜，并不是“公司股东的股权”质押登记事宜。被告完全混淆了公司与公司股东分属于不同的法律主体，法律主体认知错误，从而导致了本次股权质押的错误。持该委托书办理公司股权质押登记尚属于有效委托，但办理公司股东的股权质押属于无效委托，不属于合法授权。《股东会决议》表决的内容是质押公司的股权，而不是公司股东的股权，并且该公司对外不持有股权，该股东会决议内容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另外，公司股东的股权质押，完全不需要召开股东会决议，只有公司的股权在对外质押时，才可以由公司的股东进行表决。被告持有的证据都是应被告的要求提交的，该股东会议决议，也充分表明了进行质押的是公司的股权，而不是公司股东的股权。《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仅能反映被告在作出股权质押登记时履行文书送达的工作记录情况。并不能反映所作出的行为性质，更不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将公司股东的股权进行质押登记的行政行为已经作出的事实告诉股东。但不能证明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履行了告知“起诉期限”以及告知“行政行为内容”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写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018年4月第一版）第333页，对《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65条的条文释义，“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不仅包括相对人知道行政机关已经告知作出行政行为，还要使相对人知道作出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包括认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处理内容。鉴于该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第46条规定、《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65条、第64条的规定原告的起诉期限，应当从（2019）云0625行初109号行政判决书生效之日起6个月的期间。对被告提交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股权出质登记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不具有合法性。上面承载的信息都是恰恰证明了被告方在办理股权质押方面存在的严重瑕疵，不能证明被告作出该股权质押登记的行政行为时符合法律要求的要件及符合相关程序。《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载明的信息内容以及该系统公示的内容属于对公司股东股权进行出质的相关信息，与授权委托书所委托事项恰恰是相矛盾的。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均不具有合法性。不认可被告的证明观点。具体为:《股权出资设立登记申请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具备合法性。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六条关于出资登记的相关规定，办理股权出质登记，应当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提出申请，并且提交出资人和质权人共同签字或者盖章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而实际上，被告提交的该证据恰恰证明了其所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所依据的股权登记申请书是错误的。不符合法定的必备要件。该申请书是质权人与公司之间签订的，不是与公司的股东签订，而被告办理的却是公司股东的股权登记质押登记。可见错误是必然。《鸿顺公司股东名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没有关联性。被告主持证明的公司股东认缴出资以及各股东持股情况与证明被告行为合法没有证明意义。《股权质押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不具有合法性。该合同的主体列明的出资人是公司，而不是公司股东。以股东身份在合同为公司的一方签字，不导致合同主体的变更。从该合同内容上分析也属于无效合同，本公司不可能对本公司的股权持股，该股权质押合同在法律上属于从合同。该合同中没有表述所质押担保的主合同债权，没有主债权合同，股权质押合同也是无效。该股东会决议是“同意将本公司所持有的”100%的股权质押给谭琼，而不是被告主张的“股东”均同意将持有的该公司的100%的股权质押给谭琼。两者的表述是有本质区别，被告方故意对此进行“偷换概念”。《股权出资登记审核表》真实性无异议，同样不具有合法性。属于被告内部审核资料，不具有对外效力，并且所审核的内容与所依据的《股权出资设立登记申请书》不符合，该审核表又将主体转换为公司的股东进行出资。进一步证明了被告行为的违法性。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义，不同意原告的证明观点。该证据仅能证明从公司的角度，证明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情况，与办理股权质押行为没有关系。第4组只是一些法律依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是我们不同意被告方对这些法律的理解。正是结合这些规定，根据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也可以看出，被告在作出股权出质登记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办理，再办理质押登记过程当中必须收集的资料，与其做出的登记行为不相符，违反相关规定，尤其违反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六条关于出资登记的相关规定。第三人谭琼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三性无意见。第三人鸿顺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3、原告对第三人谭琼提交的第1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不同意第三人的证明观点，原告已依法提起相关程序依法维权，调解书关于股权的出质违反了调解的合法性，本案与民间借贷不具有关联性；对第3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第三人的证明观点，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具体意见与对被告的质证意见相同。被告对第三人出示的三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第三人鸿顺公司未发表意见。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证实原告的身份及基本信息，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系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与本案相关联，予以采信；第3组证据属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著的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丛书，系法律理解与适用，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不作证据使用。被告提交的第1-3组证据，系被告办理股权质权登记时申请人提交的办理质押登记的相关材料、股权出质登记办理情况及信息公示情况，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第4组证据属作出行政行为的所适用法律法规方面的依据。第三人谭琼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所载明的情况与本案相关联，予以采信。根据庭审及质证，本院确定如下法律事实：2018年4月16日，鸿顺公司召开十一次股东大会，公司股东万先鸿、杨明勇、姜浩、刘某出席了会议。会议决议：1、同意将本公司所持100%的股权质押给谭琼、陈治兵。2、委托本公司员工刘再海办理公司股权质押手续。同年4月17日，鸿顺公司为出质人与第三人谭琼作为质权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鸿顺公司将公司1000万股权及其派生权益出质给第三人谭琼（占股份的100%）。2018年4月17日，受鸿顺公司（出质人）及谭琼（质权人）的委托，鸿顺公司职工刘再海代表鸿顺公司和谭琼向被告永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股权质押登记。被告告知质押登记只能出质给一人时，便将第十一次股东会决议中“陈治兵”用笔划掉，加盖了鸿顺公司印章，申请办理股权质押登记。向被告提交了《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第十一次股东会决议》、《股东名册》、《股权质押合同》、《营业执照（副本）》及谭琼、万先鸿、杨明勇、姜浩、刘某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被告永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当日制作了股权出质登记审核表对申请进行了准予登记的审核，并制作了《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对永善县鸿顺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100%的股权（1000万元）进行了质押登记，权利人为谭琼。其中股东万先鸿出质股权数额574万元占股份57.4%，通知书文号（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2号，登记编号530625201804170006；杨明勇80万元占股份8%，通知书文号（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3号，登记编号530625201804170007；姜浩100万元占股份10%，通知书文号（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4号，登记编号530625201804170008；刘某246万元占股份24.6%，通知书文号（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5号，登记编号530625201804170009。当日，受委托人刘再海在被告留存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上注明签收人刘再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载明“杨明勇，根据申请，我局于2018年4月17日办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手续，质权自登记之起设立。现将登记事项情况通知如下：质权登记编号530625201804170006，出质股权所在公司永善县鸿顺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质股权数额80万元，出质人杨明勇，质权人谭琼。2018年4月17日”。杨明勇于2019年6月5日死亡（农历5月5日），2019年6月6日注销户口。2020年1月14日，经永善县公证处公证，杨明勇在鸿顺公司所持8%的股份，由杨明勇的妻子廖锡会继承。《股权质押合同》载明，出质人（甲方）永善县鸿顺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质权人（乙方）谭琼，股权质押合同标的：甲方持有的永善县鸿顺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0万元（人民币）股权及其派生权益。质押合同上永善县鸿顺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加盖了公司印章，公司法人代表处有万先鸿签名，质权人处有谭琼签字，公司股东万先鸿、杨明勇、姜浩在合同上签名。刘某不同意质押给谭琼一个人，未在质押合同上签字。2019年9月26日，公司股东刘某认为永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质押登记错误而提起诉讼，2019年12月18日，永善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0625行初10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被告对刘某持有永善县鸿顺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押登记。股权质押登记档案中原告杨明勇的居民身份证上备注有“此证件只做工商股权质押用”的字样。另查明，2018年8月14日，谭琼与鸿顺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2018）云06民初5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载明，鸿顺公司确认尚欠谭琼借款本金3200万元，利息895万余元，约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分六次付清。谭琼对鸿顺公司股东万先鸿、杨明勇、姜浩、刘某为本案欠款提供质押担保股权[（昭永）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302号、303号、304号、305号]享有担保物权，如鸿顺公司未按约定偿还欠款，谭琼对该物权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鸿顺公司不服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3日作出（2019）云民申308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鸿顺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企业登记机构是股权出质登记机构”。被告是鸿顺公司的工商登记机关,依法具备合法的行政主体资格和管理职权,有权作出本案股权出质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涉案的股权出质登记行为与杨明勇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杨明勇死亡，廖锡作为会继承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对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六条【起诉期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本案所涉行政行为是属于登记类行政行为，准予登记的，申请人的申请请求事项得到了准许，不需要告知申请人起诉期限。只有不予登记或者登记行为不符合申请请求的，行政机关就应当告知起诉期限。本案中，杨明勇不属股权质押登记申请的申请人，对被告将属于他的股权作出质押登记设立，应适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杨明勇作为股权质押登记申请人鸿顺公司的股东之一，在质押合同上签字；申请股权质押登记的全权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公司职工刘再海在2018年4月17日收到《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之日，即应视为杨明勇已知道股权出质登记的内容。因此，杨明勇不服的起诉期限应从2018年4月17日起至2019年4月16日止。对被诉行政行为不服，就应在一年内起诉。杨明勇在2019年6月5日死亡时，已过了一年的起诉期限。原告作为杨明勇股份继承人，于2020年1月14日经公证继承了杨明勇在鸿顺公司的股份，在继承时，已过了起诉期限。故原告廖锡会于2020年2月20日提起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行政诉讼法设定起诉期限的目的是为了促使行政当事人尽快行使诉权，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法秩序的稳定。起诉期限是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不服某项行政行为时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的时间限制。起诉期限是法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超过起诉期限将丧失进入实体审查的程序权利。故对争议的第二个问题，不作评判。对于原告认为股权质押合同的效力问题，原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确认，股权质质押合同一但确认无效，原告可依照生效的裁判文书，向被告申请撤销质押登记。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廖锡会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廖锡会。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 海审 判 员  金泰祥人民陪审员  高宾鞠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杨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