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72号原告：杨术山，男，195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原告：谭柱，男，1971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原告：王利军，男，1969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三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利，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志慧，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乔森，男，1960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杰，北京市青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晓琪，北京市青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建邦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龙太路1-19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GBTQ1C。法定代表人：朱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贝贝，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杨术山、王利军、谭柱与被告乔森、北京建邦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邦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术山、王利军、谭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利，被告乔森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杰、彭晓琪，被告建邦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术山、王利军、谭柱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二被告针对原春风袜厂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2005年8月28日，原告杨术山、谭柱、王利军及被告乔森四人合伙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处购买了原春风袜厂，因三原告与被告乔森系亲属关系，因此当时由乔森一人代为与村委会签订《春风袜厂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以下简称“转让合同”），转让合同约定“如遇有国家及有关部门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土地房屋所有一切补偿费用归乙方所有”。2018年12月28日，三原告与被告乔森签订协议约定“如遇国家拆迁征地，四人必须达成一致，经王利军签字后生效，其他任何人签字无效”。2019年。原春风袜厂拆迁，三原告与被告乔森曾共同多次找到拆迁办沟通商谈拆迁事宜，并说好拆迁需三原告及乔森四个人均到场签字认可。此后，因拆迁安置补偿尚未谈妥，迟迟未能与被告建邦公司签订协议。2019年10月23日，三原告得知被告乔森与被告建邦公司恶意串通，在三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于2019年9月28日就原春风袜厂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现春风袜厂里面还有三位原告的东西未拿出。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三原告依法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协议无效。被告乔森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虽然我方已在拆迁协议上签字，但被告建邦公司是否已经盖章我方尚不清楚，且建邦公司并未将合同副本给我方。我方作为涉诉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及房屋的所有权人与建邦公司签订协议也是有效的。被告建邦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严格按照集体土地非住宅搬迁补偿方案进行拆迁，乔森是唯一适格的被拆迁人。庭前我方提交了一份拆迁方案，其中有关于非住宅被拆迁人的认定条件。我方了解到涉诉土地是乔森与村委会签订的，所以我方与乔森签订的合同。本案不存在合同无效、恶意串通的事实，其一是因为乔森是唯一符合签约条件的签约人，所以二被告签订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操作空间；其二我公司作为中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依照相关政策进行拆迁，也不存在与被告乔森签约后获得相对利益的可能性；其三拆迁政策中并未提及所谓的需要考虑该宗非住宅土地的其他权利人推选代表进行签约的规定。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乔森没有达成一致，与本案拆迁协议效力无关。现补充一点事实，我方尚未在涉诉的拆迁协议上盖章，也没有给乔森合同副本。因为在履行盖章手续的过程中，法院作出了暂停发放补偿款的裁定，故没有推进相关的盖章事宜。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术山、王利军、谭柱自述三人与乔森合伙，共同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购买了原春风袜厂的房屋用于经营，现因北京市顺义区×镇×村棚户区改造，其所购买的房屋被建邦公司拆除，因拆迁补偿问题三人与乔森、建邦公司产生纠纷。为证明与乔森存在合伙关系，杨术山、王利军、谭柱在庭审中提供有如下证据：1.《春风袜厂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05年8月28日，签约当事人为×村委会（甲方）与北京乔森农用车修理部（乔森，乙方）。合同内容为：为发展经济，盘活闲置资产，甲方经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将原春风袜厂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让于乙方；土地使用面积为3076.6平方米，房屋共计49间，共计人民币40万元整（同时交付给乙方集体建设土地使用证一份）交款时间即合同签订之日，一次付清；遇有国家及有关部门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土地、房屋所有一切补偿费用，归由乙方所有。乔森及建邦公司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称该证据无法证明杨术山、王利军、谭柱与乔森存在合伙关系。2.《北京市行政事业性统一银钱收据》（复印件），该收据的收款单位为北京市顺义区×村经济合作社，收款时间为2005年8月28日，内容为：今收到乔森、王利军交来袜厂转让费人民币肆拾万元整。乔森不认可该收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称收款单位与上述合同签约主体不一致。建邦公司称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3.《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件编号为：顺-×镇集建（证）字第086号，土地使用者为：×春风袜厂，用地面积为1880平方米。乔森及建邦公司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经核实，该证件原件现在×村委会处。乔森称，2012年王利军声称其有能力将土地使用者变更到乔森农用车修理部名下，所以将上述证件交给了王利军，但后来并未变更，王利军称证件丢失了。王利军称，该证件原件原来一直在其手中，2012年因×村委会答应给办理过户，所以交给了×村委会。为证明乔森无权单独与建邦公司签订拆迁协议，杨术山、王利军、谭柱另提供如下证据：1.2018年12月28日杨术山、王利军、谭柱、乔森签订的协议，内容为：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乔森、王利军、杨术山、谭柱，经四人达成以下协议，王利军出资四分之三，乔森、杨术山、谭柱四分之一，经四人协商由乔森代理与×村委会签订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转让书（发票，乔森10万，王利军30万，共40万），如遇国家拆迁征地，四人必须达成一致，经王利军签字方可生效，其他任何人签字无效。乔森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称上述协议的签订时间应为2019年10月，协议内容是杨术山、王利军、谭柱三人所写，乔森是在三人的胁迫下签的字。涉诉房屋及土地是经王利军介绍，由乔森一人出资购买的，当时乔森向王利军借了10多万元，后来已经还清了。2.2019年9月29日乔森出具的“×春风袜子厂拆迁补偿款委托书”，内容为：现春风袜子厂拆迁补偿款人杨术山、王利军、乔森、谭柱，我乔森放弃领取春风袜子厂拆迁补偿款，由杨术山代理领取春风袜子厂拆迁补偿款，任何人不得私自领取春风袜子厂拆迁补偿款。乔森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即使委托书真实有效，也只代表乔森让杨术山代为领取补偿款，不代表其放弃相应权利。3.2019年10月23日乔森出具的字据，内容为：×春风袜子厂拆迁补偿款于9月28日下午由乔森擅自签订补偿款协议，乔森确认为春风袜子厂补偿款286万，配合奖5万，共计贰佰玖拾壹万。乔森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建邦公司称无法核实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即使上述证据真实有效，也不能证明乔森无权签订拆迁协议书。4.2019年10月31日乔森、王利军、谭柱签订的“×春风袜厂拆迁补偿款委托书”，内容为：×村委会于2005年8月28日将春风袜厂转让给王利军、杨术山、谭柱、乔森，遇有国家及有关部门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土地、房屋所有一切补偿费用归由乙方所有。现已棚户区改造，经四人协商达成一致方可签字。我乔森没与杨术山、王利军、谭柱协商，我于2019年9月28日下午擅自签春风袜厂拆迁补偿款，我对不起合伙人，我乔森于2019年9月29日与春风袜厂没有任何关系，我乔森放弃领取拆迁款，经乔森、王利军、谭柱协商同意，由杨术山代领×春风袜厂拆迁补偿款。乔森称该证据系杨术山、王利军、谭柱当庭提交，已经超过举证期，故不予质证。建邦公司称该证据只能证明由谁领取拆迁补偿款，与拆迁协议的效力无关。审理中，乔森提供2010年7月1日的《合作协议书》一份，证明其与他人合作办厂的事实。该协议的当事人为：甲方乔森、张桂青（北京乔森农用车修理部）、乙方曹宝胜、丙方刘群。协议内容为：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合作建设宝胜塑料制品厂，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原春风袜子厂）现乔森农用车修理厂内，总投资人民币90万元，其中甲方负责提供土地4.6亩为集体建设用地，乙方负责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不占股份，丙方负责出资90万元人民币建设厂房及生产设备和经营管理等；股份100%占比如下，甲方占有百分之二十股份，乙方不占股份，只享有经营生产利润分红，丙方占有百分之八十股份；本合作项目经营期限为二十年，经营期间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甲丙双方共同承担；合作期间如遇国家政府对该地块征用时，应得拆迁补偿款总额按照以上比例分配。杨术山、王利军、谭柱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建邦公司提供《集体土地非住宅搬迁补偿方案》一份，证明乔森符合拆迁协议签约人的资格，其中对“非住宅被搬迁人的认定”按照《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证载权利人进行认定；未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但具有发改、国土、规划、建设等部门批准文件的，按照批准文件规定的权利人进行认定；未取得上述文件的，按照与村民委员会签署的租赁合同或相关证明材料上标明的承租人进行认定；若集体土地被搬迁人确定有争议的，由项目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认定。杨术山、王利军、谭柱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称建邦公司明知该宗土地及房屋系共同共有。乔森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建邦公司另提供仅有乔森签字确认的《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非住宅搬迁拆除补助协议书》（复印件）及《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非住宅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复印件），证明上述两份协议均未经建邦公司盖章确认，协议尚未成立。上述两份协议均载明：乙方（乔森）应在2019年11月20日前完成搬迁交房。乔森认可上述两份协议的真实性，但认为协议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杨术山、王利军、谭柱亦认可上述协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协议的内容。经核实，乔森已将涉诉土地及房屋交由建邦公司拆除，现涉诉土地上的房屋大部分已被建邦公司拆除。上述事实，有《春风袜厂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集体土地非住宅搬迁补偿方案》《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非住宅搬迁拆除补助协议书》《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非住宅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及本案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乔森是否有权与建邦公司签订《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非住宅搬迁拆除补助协议书》及《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非住宅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根据查明的事实，乔森系涉诉土地的合法占有和使用权人，亦是涉诉土地上房屋的所有权人，建邦公司根据拆迁政策规定选择与乔森签约并无不当，故乔森有权代表涉诉土地及房屋的权利人与建邦公司签订上述两份协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二是乔森与建邦公司签订的《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非住宅搬迁拆除补助协议书》及《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非住宅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乔森已在上述两份协议中签字确认且已将涉诉土地及房屋交由建邦公司拆除，故乔森已经实际履行了上述两份协议中的主要义务，虽然建邦公司尚未在上述两份协议中盖章确认，但其已经接受了乔森交付的土地及房屋并实施了拆除行为，故上述两份协议均已合法成立。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三是乔森与建邦公司签订的《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非住宅搬迁拆除补助协议书》及《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非住宅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乔森与建邦公司在签订上述两份协议中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和其他合同无效的情形，该两份协议均系乔森与建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属合法有效。至于乔森与杨术山、王利军、谭柱之间达成的协议，因其属于内部约定，不能以此对抗上述两份协议的效力。故杨术山、王利军、谭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术山、王利军、谭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原告杨术山、王利军、谭柱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留意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