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0323行初51号 原告韩继新，男，1988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沂源县。 法定代理人韩某，男，1948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韩继新之父。 委托代理人李化传，沂源天行剑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沂源县民政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230042235006，住所地沂源县城胜利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徐统智，局长。 出庭负责人许永成，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唐春玲，山东民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琳，女，1989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沂源县。 委托代理人马友锋，沂源公正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韩继新不服被告沂源县民政局（以下简称民政局）婚姻行政登记，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韩继新的法定代理人韩某、委托代理人李化传，被告民政局出庭负责人许永成、委托代理人唐春玲，第三人杨琳的委托代理人马友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9月4日被告为原告韩继新和第三人杨琳办理了离婚登记。认定二人符合离婚条件，准予离婚登记，并于当日向二人颁发了离婚证。 原告韩继新诉称，原告韩继新与第三人杨琳原系夫妻关系，原告自2015年开始患有××,至今未愈，2019年5月6日经残联评定为二级残疾（精神）。在原告患病期间，第三人于2018年9月4日私自带着原告到被告处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协议约定将房产、存款归第三人所有，债务归原告负担。原告的家人对此一直不知情，直到2019年春节后才知道两人已经离婚的事情，发现离婚协议显失公平，遂于2019年5月27日诉至人民法院，要求重新分割家庭财产。原告为证明自己在办理离婚手续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遂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原告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后原告要求撤销离婚登记，于是撤回民事诉讼，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因第三人杨琳在办理离婚登记时，故意隐瞒了原告患有××和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等重要事实，客观上导致被告作出的离婚登记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行政行为违法，该离婚登记应予撤销。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原告与第三人杨琳L370323-2018-000645号离婚登记证。 原告韩继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2.残疾证、父子关系证明复印件各一份；3.山东安康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4.（2019）鲁0323民初1881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5.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病例复印件一份、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病例复印件一份、沂源县××防治院住院病历复印件三份、济宁市××防治院住院病历复印件一份。 被告民政局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超过法定期限。原告与第三人于2018年9月4日到被告处协议离婚，距原告提起诉讼已超过6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第一款规定，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予以驳回。二、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L370323-2018-000645号离婚登记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1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原告与第三人杨琳符合离婚的法定条件。三、被告实体审查和登记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严格依照《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第12条、第13条规定，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仔细审查，并向当事人询问相关情况，制作询问笔录。原告韩继新、第三人杨琳在监誓人面前亲自签名捺印声明系自愿离婚，双方声明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患有精神方面疾病，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双方提出的离婚申请及条件符合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规定，故当场予以登记，发给了离婚证，已尽到了法定的审查义务且程序合法。四、原告韩继新申请协议离婚至取得离婚证，从始至终均无异常表现，期间当事人均声明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登记过程中的签字、声明均是原告亲自实施，被告尽到了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五、原告鉴定民事行为能力的时间是离婚以后，不能证明在被告处申请离婚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综上，被告对原告韩继新、第三人杨琳的离婚申请，实体审查和登记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且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民政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复印件一份；2.韩继新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离婚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3.杨琳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各一份；4离婚登记声明书复印件两份、告知书复印件一份、询问笔录复印件两份。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第一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1条；3.《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第12条、第13条。 第三人杨琳述称，第三人和原告办理的离婚手续合法有效，在办理离婚手续过程中原告并没有精神疾病。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的1-3号证据没有异议，对4号证据询问笔录有异议，因该笔录是固定格式的印刷文本，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进行了核实，被告存在疏忽和过错。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第三人对原告的2号证据无异议，对1号、3-5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仅能证明原告在鉴定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证明在办理离婚登记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虽然患有精神疾病，但精神疾病与民事行为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病例不能作为原告无权申请离婚的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到被告处办理了离婚登记及原告患有精神疾病并被鉴定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至于被告作出的离婚登记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应当撤销，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 经审理查明，原告韩继新与第三人杨琳于2010年10月10日登记结婚。2018年9月4日，原告韩继新与第三人杨琳在被告处办理离婚登记。原告和第三人向被告提供了结婚证、户口簿、双方身份证，并填写了制式《离婚协议书》，对子女及财产问题作出处理，由原告与第三人签字、按手印，婚姻登记员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被告向原告、第三人发放了《离婚登记告知单》，告知双方离婚的权利义务，原告与第三人在告知单上签名、按手印。被告分别对原告和第三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离婚登记询问笔录》，在该询问笔录中的第3项载明“双方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否患有精神抑郁及精神障碍等方面的疾病？”原告与第三人的回答均是“我们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双方都没有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原告与第三人分别签署了《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载明“双方自愿离婚，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事项已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并共同签署了离婚协议书”等内容，由原告、第三人及监誓人在声明书上签字。被告审查完毕后，填写《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作出“符合离婚条件，准予登记”的审查意见，由原告、第三人及登记员分别签名，加盖婚姻登记专用章，并向当事人颁发了离婚证。 同时查明，原告于2018年4月4日至2018年4月16日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出院诊断记录中载明“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伴有××性症状的躁狂发作”。出院记录中显示患者仍无自知力。在入院记录中病史陈述人一栏书写“病史属实，杨琳，夫妻”。在现病史一栏中载明患者于2015年11月无明显诱因出现情绪低落，少语懒动，不愿与他人交往等现象，并多次入院就诊。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21日在沂源县××防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伴有××性症状的躁狂发作”，出院记录中记载患者无自知力。2019年2月12日至2019年3月18日，2019年3月20日至2019年4月30日，原告先后两次在沂源县××防治院住院治疗。2019年7月30日至2019年9月9日，原告在济宁市××防治院住院治疗。2019年10月22日，经山东安康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结论为原告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伴有××性症状的躁狂发作；原告目前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在该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中载明“被鉴定人因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目前存有思维联想迅速、夸大妄想、情感高涨等精神症状，受精神症状的影响，认知能力受损，不能完全理解本案中涉及的民事行为代表的意义和性质，以及对自己带来的后果及影响；不能充分自主客观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另查明，原告韩继新于2019年6月6日起诉杨琳要求重新分割家庭财产，于2019年11月1日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被告作为法律授权的婚姻登记机关，具有办理离婚的法定职权。案件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在为原告和第三人办理离婚登记时，是否履行了法定的审查义务。《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的结婚证；（三）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第十三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五十九条规定：“颁发离婚证，应当在当事人双方均在场时按照下列步骤进行：（一）向当事人双方询问核对姓名、出生日期、离婚意愿；（二）见证当事人本人亲自在《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当事人领证签名并按指纹’一栏中签名并按指纹；‘当事人领证签名并按指纹’一栏不得空白，不得由他人代为填写、代按指纹；（三）在当事人的结婚证上加盖条型印章，其中注明‘双方离婚，证件时效。××婚姻登记处’。注销后的结婚证复印存档，原件退还当事人；（四）将离婚证颁发给离婚当事人。”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在为原告和第三人办理离婚登记时，对原告和第三人提供的材料和离婚意愿进行了合理审慎审查。 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以及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五十五条“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的条件是：……（三）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受理离婚登记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根据原告提供的住院病例、山东安康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各方当事人对原告自2018年以来患精神疾病无异议的事实，原告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应当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三人在没有变更原告监护人、没有通知原告父母的情况下，与原告到被告处办理离婚登记，违背了自愿合法原则。由于第三人刻意隐瞒了原告韩继新的病情，导致被告认定事实与客观实际不符，该离婚登记不符合法律规定。但被告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已经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履行了法定职责，被告没有过错，对该离婚登记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该离婚登记客观上违反法律规定是由于第三人隐瞒事实造成的，应由第三人承担责任。 缔结婚姻关系唯一的方式是双方自愿办理结婚登记，离婚登记一旦生效，要想重新缔结婚姻关系，双方当事人必须重新办理结婚登记，无法通过行政行为或者司法行为对离婚登记予以撤销而恢复婚姻关系，即离婚登记是不可逆的行政行为，不能通过撤销离婚登记而恢复婚姻关系，因而对本案违反法律规定的离婚登记行为，不能使用撤销判决，应当依法确认其违法。 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原告父母于2019年1月知道原告与第三人办理了离婚登记，原告于2019年12月6日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沂源县民政局于2018年9月4日准予原告韩继新与第三人杨琳离婚登记并颁发L370323-2018-000645号离婚证的行政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沂源县民政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烨 审判员 江兆剑 审判员 张文梅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王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