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2119号原告：任燕平，女，199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代理人：李浩仪、张狮岭，分别为广东刘志均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人员。被告：广州优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道鹤正街1号1栋P453号。法定代表人：冯东东，任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梁玉敏、陈俊，均为该公司职员。被告：吴明星，男，199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高邮市，原告任燕平诉被告广州优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减公司）、吴明星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10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曹子彦独任审判，于2020年3月6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任燕平的委托代理人李浩仪，被告优减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玉敏、陈俊，被告吴明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任燕平诉称：我在2019年4月得知两被告正在寻找产品代理商，遂与吴明星联系，约定我支付99000元成为产品“优减轻食蛋白棒”的省代级别代理商，两被告额外送100个精准创业客户资源给我。我依约向吴明星支付了代理费99000元，但吴明星收款后未及时安排给我发货，经我多次催促也仅向我交付价值13800元的货物。两被告承诺的额外送100个精准创业客户资源也一直未履行到位，严重影响我的经营销售。我在优减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优减健康科技”及公司网页中未能查询到我的代理权，导致我无法合法销售代理产品，不能对外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故我自2019年7月起多次向两被告提出退回代理费，但两被告一直拒绝退回。因此我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向我退还代理费85200元并支付利息（按852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两被告共同向我退还货款5060元，我向两被告退回44盒优减轻食蛋白棒；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被告优减公司辩称：原告要求我公司共同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吴明星与我公司并非代理关系。我公司与吴明星之间仅签署过一份《产品销售合同》，我公司授权吴明星的范围仅为销售我公司的产品，并非代理我公司且以我公司的身份对外销售产品，吴明星的身份在商业实践中被称之为“经销商”。吴明星从我公司处购进产品，独立销售给其他经销商或消费者，我公司根据吴明星指示代发货或直接向吴明星发货。我公司已按吴明星的指示发货，已履行了相应交货义务。吴明星与原告之间为产品购销关系，该关系独立于我公司与吴明星之间的产品购销关系。原告支付的99000元的性质是货款而非代理费，不同的货款金额对应的代理级别不同导致的后果仅为后续购入货品的单价不同而已。原告诉请要求退还的代理费扣减了其已收到的货物的金额，证明原告认知到其所支付的99000元的性质为货款而并非代理费。根据吴明星的陈述，其是从我公司处采购产品，在原告支付货款且指示发货后将产品邮寄至原告处。故吴明星明确清楚自己的身份为经销商而非我公司的代理人，同时认可其自身与原告之间为产品购销关系。另外原告支付货款的对象为吴明星而非我公司，可知原告与吴明星之间形成独立的购销关系。我公司作为产品的供货方，需要承担的法定责任仅为货品本身质量问题产生的瑕疵责任。原告主张的代理费和货款明显并非产品质量问题产生。我公司对吴明星对原告的履行情况毫不知情，不存在主观恶意的可能性。我公司与吴明星之间不存在共同侵权的情形。我公司有两种发货模式，一是根据吴明星的指示代发货，二是吴明星直接在我公司处下单购货送至其仓库。我公司从未收到吴明星要求我公司向原告代发货的指示，即我公司根本无法预见需要发货的事实。我公司从未直接收过原告的任何款项，原告已收到的货物是吴明星直接发货的，我公司一直履行的是与吴明星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我公司不存在向原告返还货款的事实基础。除本次起诉外，原告从未向我公司主张过权利，吴明星也没有向我公司披露原告的任何信息，我公司作为第三方无从获知另外两方的实际付款、履行情况。即使原告陈述的违约情况属实，其追究责任的对方应为吴明星而非我公司。综上，债权具有“相对性”是民法的基本准则，突破合同相对性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本案并不存在可以突破相对性的情形，故原告主张我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吴明星辩称：原告起诉无理。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吴明星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发布了关于优减公司寻找代理商的广告，对此优减公司不予确认，吴明星则表示其并无主动发布，是原告主动找其拿货。该广告载明“顶级操盘启动，9.9万做最高级别；额外：每人送100个精准创业用户”。该广告亦载明优减公司出售的“优减轻食蛋白棒”的代理政策如下表：            名称              单价（元）              数量              总价（元）                  省代              115              57箱              198000                  市代              165              4箱              19800                  县级代理              200              20盒              4000                  区域代理              235              3盒              705                  全国统一零售价：298元/盒（30盒/箱）      原告主张其与跟吴明星沟通时，吴明星一直以自己是优减公司员工和创始人的身份介绍自己，使其误以为吴明星可代表优减公司，故其通过跟吴明星的沟通与优减公司形成了代理关系。吴明星则表示其仅以优减公司代理商的身份与原告协商代理事宜，相当于发展原告成为其下线，原告是与其形成代理的协议，并非与优减公司形成代理的协议。优减公司则提供其与吴明星签署的《产品销售合同》主张其与吴明星仅形成产品购销关系，提供微信聊天记录、物流单主张其是根据吴明星的指示发货，提供“优减管家”APP的界面主张须由原代理商发起邀请、输入个人资料、提交货款凭证并经优减公司审核通过后才能取得经销商资格。原告于2019年4月28日至2019年5月6日期间通过支付宝账户向吴明星支付99000元。原告主张该款项是支付给吴明星的代理费，吴明星则表示该款项实为原告支付的订货款。吴明星主张其在微信聊天中与原告协商确认该99000元一旦支付不得退回。吴明星表示其庭后提供该聊天记录证明双方有不退款的约定，但其至今未能提供。原告则表示吴明星从未说过不退款。原告与吴明星确认吴明星共向原告提供了四箱“优减轻食蛋白棒”。原告主张该货物应按上述代理政策表格中的省代价格计算，共计13800元。吴明星则主张虽原告向其支付了99000元，符合省代标准，但原告在其后申请退款，且其已向原告支付了部分款项，故原告已不属于省代级别，应按该表格中的市代价格计算货物价格为19800元。原告表示上述大部分货物已被其服用，44盒货物要求以5060元的价格退还给吴明星。吴明星则表示不予退货。原告还补充提供不知日期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要求吴明星提供发货记录，据此主张吴明星未按约定发货。本院向吴明星邮寄该份证据时被其拒收。吴明星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原告自2019年7月24日开始以个人理由要求吴明星先向其退款，并表示待其出售自有房屋后会将款项补齐，其后吴明星表示其可借钱给原告解决此事，并于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共通过微信账户向原告转账支付57000元。原告确认收到吴明星支付的57000元。吴明星表示若法院认定其需要向原告退款，该57000元应当予以抵扣退款，对此原告同意抵扣。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与优减公司形成代理关系，但原告仅与吴明星沟通，其主张的代理费亦直接支付至吴明星处，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直接与优减公司形成代理关系。原告主张吴明星代表优减公司与其协商建立代理关系，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吴明星有权代表优减公司。原告提供的吴明星的微信朋友圈记录并未载明吴明星有权代表优减公司发展代理商，即原告未能证明吴明星与优减公司形成代理关系或表见代理关系。故原告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因此原告据此主张优减公司承担退款、退货义务亦无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原告与吴明星对原告支付的99000元的性质各执一词，但无论是何种性质，双方均确认该99000元可用于向吴明星购买“优减轻食蛋白棒”货物。吴明星主张该款项一旦支付不可退款，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未转化为货物的款项，吴明星应当退还给原告。关于吴明星向原告提供的货物的价格问题，原告主张按省代价格计算，吴明星则主张按市代价格计算。从双方认可的代理政策表格可见，货物价格优惠应在购货达到一定数量上体现，即原告应购买99000元货物时，货物价格才可按省代价格计算。现原告仅从吴明星处购得四箱货物后就主张吴明星退款，则原告在未达到大额进货的情况下主张按省代价格计算货物价格，既无依据亦不合理。故本院采纳吴明星的意见，认定该四箱货物应按市代价格计算。因此本院认定吴明星已向原告提供价值19800元的货物。原告主张其向吴明星退还44盒货物，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吴明星曾约定货物未出售或使用完毕可退货处理，亦未举证证明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原告在收货数月后才主张退货，已远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七天无理由退货期。因此原告该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吴明星已向原告提供价值19800元的货物，原告亦同意吴明星向其支付的57000元可扣减吴明星应向其支付的退款。故吴明星还应向原告退还的款项数额应为22200元。原告主张吴明星退还其他款项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利息，因吴明星拒不退款将导致原告产生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故原告主张吴明星自其起诉之日计付利息合法合理，本院对此予以支持。该利息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明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任燕平退还订货款22200元，并自2019年10月25日起对该订货款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任燕平计付利息直至款项退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任燕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097元由原告任燕平负担1595元，被告吴明星负担502元。被告吴明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直接支付给原告任燕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曹子彦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晓燕付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