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沪0106行初677号原告戴娟琴，女，194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徐行村**，法律文书送达确认地上海市嘉定区迎园路**XXX支弄****。委托代理人朱黎英，女，196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迎园路X，住上海市嘉定区迎园路**XXX支弄****>被告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新建一路**。法定代表人邵刚，镇长。行政机关负责人程勤，该镇副镇长。委托代理人平立峰，该镇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贺艳玲，上海久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朱黎明，男，196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徐行村**，住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徐行村**，法律文书送达确认地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启源路******'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第三人上海新行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曹新公路******/div>法定代表人王振荣，董事。委托代理人霍建霞，该公司员工。原告戴娟琴诉被告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人民政府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经济损失一案，本院曾于2019年1月18日，以(2019)沪0106行初5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对原告的起诉不予立案。原告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7月30日以(2019)沪02行终11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本院(2019)沪0106行初58号行政裁定；二、本案由本院予以立案。后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因朱黎明、上海新行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新行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上有利害关系，故本院分别追加朱黎明、新行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9年9月24日，2020年4月2日本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代理人朱黎英、被告委托代理人平立峰、贺艳玲到庭参加了二次庭审，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程勤参加了第一次庭审。第三人朱黎明经本院传票传唤，二次庭审均未到庭参加，第三人新行公司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系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徐行村徐行组533号(下简称涉案房屋)-1号的户主，居，居住于涉案房屋**内018年8月30日，在未经原告签字同意、且原告不在家的情况下，被告组织相关人员对原告的房屋进行暴力非法拆除。被告无视法律，非法拆除原告所有房屋的行为已构成行政侵权。故请求：1、确认被告的强拆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恢复涉案房屋原状，赔偿房屋被拆除后无家可归在外租借房屋的经济损失；3、赔偿原告房屋内的财产和生活用品。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称涉案房屋-1号内所有物品总价值人民币30万元(以下币种相同)。庭审后，原告明确赔偿经济损失金额为30万元，组成如下：1、涉案房屋-1号内全整的家用电器、日常生活用品、衣服等计50000元；2、涉案房屋-1号内老红木家具三件套计220000元；3、现金6000元；4、房屋被拆后至2019年8月3日期间居无定所、担惊受怕、上访等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50000元。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报警人张某某验伤通知书、就诊记录。证明被告暴力拆房致其家属受伤；2、2018年8月30日、11月28日的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3、原嘉定县人民法院(88)嘉法字第569号及44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在涉案房屋中的份额权利得到法院判决确认；4、相关照片及信访接待号码。证明拆房当天，被告拆迁办主任、征收办副主任在现场；5、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于2009年7月15日出具给原告的编号XXXXXXX的编订(变更)门弄(楼)号牌通知。证明原告是单独一户，有单独门牌号；6、原告户籍资料、徐行镇徐行村第二经济合作社社户代表推荐表。证明原告户和其他人没关系；7、1981年8月社员建房用地申请表、基地拆迁入户调查表。证明原告是立基人，是单独一户；8、上海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居住房屋估价分户报告单。证明原告权利未得到体现；9、拆房光盘。证明拆房当天过程；10、原告自行制作的30万元物品等经济损失估价清单。原告对经济损失部分，称房屋被强拆，物品均被压毁，故无法提供其他证据材料。被告辩称，原告系涉案房屋户主朱黎明的母亲，朱黎明一家与原告共同居住在涉案房屋内。2017年涉案房屋纳入徐行镇徐南城中村改建项目协议动迁范围，由新行公司实施补偿。同年11月3日，朱黎明以涉案房屋户主代表与新行公司签订了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同月29日腾房交付了涉案房屋钥匙。之后，新行公司委托拆房公司对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房屋实施拆除，拆除费用亦由新行公司支付。故涉案房屋的拆除系基于平等主体间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自愿履行，而非政府征收，并非被告实施，不属于行政行为。被告征收办人员在协议动迁中仅是参与化解，给予指导。原告在涉案房屋中的份额，是其家庭内部的分家析产，并不能以此对抗宅基地户主代表其户对外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在该宅基地户主朱黎明代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交付房屋钥匙后进行的拆房，是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并未侵犯原告权利，也不存在暴力拆除。原告以其为分立户口的户口薄的户主未签字确认补偿安置协议为由，进而认为房屋被非法强拆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至于原告所称房屋被拆除后在外租房损失，新行公司已向该户提供了一套现房用于居住，故不应产生原告所称损失，同时，被拆房屋内并无财产和物品，即使存在损失，也不是被告造成。故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徐行镇农村房屋土地登记表(朱黎明户)；2、2017年11月3日的《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3、徐行镇徐行村徐南地块“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4、新行公司付款凭证；5、第三人朱黎明2019年9月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6、新行公司2019年9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第三人朱黎明未作陈述、未提交证据。第三人新行公司陈述，其公司与涉案房屋户主朱黎明达成安置补偿协议，支付了补偿，朱黎明交付了钥匙等，其是根据协议内容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拆除，并非暴力拆除。当天被告工作人员在现场系进行宣传疏导，调解矛盾的，被告并没有实施拆除行为。新行公司未提交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1、3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4、5、6均不认可，认为均与本案无关，第三人朱黎明出具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证据6新行公司所述不是事实，公司与原告无关。被告对原告证据1、2、3、5、6、7、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所需证明的目的；证据2仅是报警人的自述，并未得到相关确认；证据3只能反映原告有份额；证据5、6是原告个人理解，不能以门牌号来认定动迁上的户；证据7是原先的建房申请，并非涉案房屋的材料，涉案房屋户主是第三人朱黎明；证据9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人员在现场主要是进行释法和协调工作。对证据4、8认为不清楚，照片不知何时拍的，动迁也不是被告实施；证据10系原告单方制作，不予认可。新行公司对原告证据1至6、8、9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2、5、6无本案无关，对证据3认为不能证明原告观点，仅是原告方内部分家析产，对证据4认为被告工作人员是公司邀请到现场进行宣导疏导、调解矛盾的，对证据7认为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9认为不能证明系被告拆房，对证据10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对真实性不认可。新行公司对被告证据无异议。本院对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原告的报警记录、证据4中的照片、证据3、5至9，能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客观存在和原告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等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证据1、2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原告证据10系原告单方制作，本院将结合案情后予以综合考虑；被告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1988年12月29日，原告与案外人朱伟华、朱黎英及第三人朱黎明经原嘉定县人民法院(88)嘉法民字第5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坐落于嘉定县徐行乡徐行村徐行生产队的原告与案外人朱伟华共同所有的二上三下楼房(涉案房屋前身)，东面楼上一间、楼下客堂一间及东面底层平顶间的西半间归原告和案外人朱伟华所有；东面底层平顶间的东半间归朱黎英所有；西面一上一下归朱黎明所有。1989年1月30日，原告与案外人朱伟华经原嘉定县人民法院(88)嘉法民字第4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前述房屋中的客堂的东半间、房屋东面底层平顶间的西半间、东面平顶间上层归原告所有。2005年10月，前述房屋以第三人朱黎明为户主申请翻建成三上三下楼房(即为涉案房屋)，2012年5月，涉案房屋经徐行镇农村房屋土地登记表显示，户主为第三人朱黎明，房屋建筑面积核定为218.52平方米。2018年1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朱黎明经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4民初1402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涉案房屋东面一上一下楼房归原告所有；西面二上二下归朱黎明所有。当地公安机关派出所给涉案房屋东面一上一下楼房编制了门牌号为533号-1号，原告并向公安机关派出所亦单独申领了户口薄，原告为533号-1号户主。2017年涉案房屋纳入徐行镇徐南城中村改建项目协议动迁范围，由新行公司与动迁范围内的单位、居民协议解决补偿事宜。同年11月3日，朱黎明以涉案房屋户主代表与新行公司签订了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新行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安置。安置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建筑面积为234平方米，朱黎明户应于2017年11月3日前将涉案房屋的《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或《房地产权证》交付有关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并应于同月18日前搬离原址。因原告始终认为法院判决确认涉案房屋东面一上一下楼房归其所有，其有单独门牌号码及户口薄，故应对其作为一户单独安置，朱黎明签署的补偿安置协议其不认可，故原告未搬离涉案房屋。2018年8月30日上午，涉案房屋被拆除。当天在拆房现场的有被告拆迁办、征收办相关工作人员，有拆房操作工人及一些身着“特保”字样衣服的人员。案外人张某某于同日10时23分许报警称，在涉案房屋门口与拆迁队有纠纷。同年11月28日原告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其居住的涉案房屋-1号在未经其签字同意情况下遭二、三十名男子强拆，房屋内现金及财物均被压毁。原告认为涉案房屋由被告组织实施拆除，但被告未出具任何法律文书，属违法强制拆除行为。故向本院提起诉讼。审理中，本院经向第三人朱黎明了解，朱黎明陈述其系涉案房屋户主，有权签署动迁安置协议。戴娟琴知晓动迁相关事宜，因与朱黎明为动迁分配的安置房的权属发生争议，双方间遂又产生矛盾，戴娟琴不愿搬离涉案房屋。戴娟琴居住、使用的房屋内确有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淋浴器等家用电器、生活用品及一组六门衣橱、电视机柜、红木的箱子、床上用品、衣服等。朱黎明并称，对前述物品的具体细节也不清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该法第八条又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本案第三人朱黎明以宅基地户主代表与新行公司协商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后，如协议一方认为另一方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的，则应当通过正当途径予以解决，而不应采取非常手段，被告作为一级政府机关，更应引导辖区内相关单位、部门依法行使权利。本案中，原告在第三人朱黎明与新行公司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后，认为其未被作为一户得到安置，故而未搬离涉案房屋，仍生活居住在涉案房屋中，对此纠纷，安置补偿协议各方应当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2018年8月30日，新行公司组织一批身着“特保”字样服装等人员，驾驶挖掘机等设备进入涉案房屋，明知涉案房屋内有相关当事人的生活用品等未予搬离，强制拆除了涉案房屋。事后，新行公司虽然出具了情况说明，认为涉案房屋是由该公司委托上海翼展拆房公司进行拆除，但在当天拆房现场，被告下属拆迁办、征收办的部门领导、相关工作人员均出现在现场，对当天的强制拆除行为未加以阻止，并称当天相关工作人员至现场系受新行公司邀请至现场进行释法及协调工作，被告此辩解明显属于规避责任的行为。新行公司依法不具有强制执行权利，在涉案房屋拆除前，新行公司及被告均未告知原告不搬离房屋后果及原告有陈述陈述申辩权利，在强制拆除房屋前也未对涉案房屋内的原告留存的物品进行清点、妥当保存，明显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被告当天参与强制拆房的行为应当被确认违法，并依法应当承担相关损害赔偿责任。新行公司作为强制拆除实际实施主体，对原告在涉案房屋内物品的灭失亦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鉴于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征询原告意见，原告表示不要求新行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此属原告自行处分自己权益的权利，相应法律后果由原告自行承担。至于原告诉请第二项要求恢复房屋原状等一节，本院认为，涉案房屋已由宅基地户主朱黎明与新行公司协商签署动迁安置补偿协议，且新行公司亦实际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相应补偿安置，原告就动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异议及房屋上的享有的动迁安置权利，应通过民事途径主张，本院对原告诉讼请求第二项不予支持。对原告诉讼请求第三项房屋内物品等损失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就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而言，原告是更接近事实真相的一方，也更有能力还原客观事实，因被告、新行公司原因导致原告对物品受损情况无法举证证明的，也不当然免除原告证明其存在损失及损失范围的举证义务，因此，原告亦应当就其损害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拆除房屋当天，被告、新行公司未依法对原告屋内留存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清单并交原告签字确认，致原告无法就物品受损情况举证，被告及新行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情况等，在原、被告均未能充分举证情况下，本院根据原告主张的、符合一般家庭实际情况的屋内物品，包括衣服、家具、日常生活必须品、家用电器等进行综合确定，对原告提出的物品损失赔偿金额酌情确定为人民币35000元。至于原告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原告的该项诉求不属于本案应当赔偿的范围，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八)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30日参与强制拆除原告居住房屋的行为违法。二、被告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人民政府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折价赔偿原告房屋内损毁物品人民币35000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坚军人民陪审员  洪幸福人民陪审员  顾慎吾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胡晓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条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第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