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11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良旭，男，汉族，1986年11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毅，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玉萍，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成君，男，汉族，1980年2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岱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宇杰，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亚红，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俞晓颖，女，汉族，1973年12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嘉磊，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萍霞，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良旭因与被上诉人袁成君、原审被告俞晓颖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53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良旭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袁成君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本案合同的主体审查不明，事实调查不清，应当予以纠正。（一）本案所涉合同相对方为俞晓颖及受托人林良旭与杭州正××资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公司）。本案中，林良旭系俞晓颖与赵清月的共同受托人，实际借款方为正××公司。《借款协议》中虽然签字人是袁成君，但林良旭、俞晓颖、赵清月至今均不认识袁成君，更无任何磋商接洽。本案中，无论是事先的沟通磋商、协议的签订、利息的支付还是事发后的承诺、对账结算请求等所有事宜，均是由正××公司与林良旭之间进行的。而且，协议上袁成君的签字与诉状中的原告的签字明显不同，也足以证明协议中签字人并非袁成君本人，而系正××公司单方安排。（二）正××公司对于上述相关情况已经在另案中自认，本案相关事实已经可以得到确定。2018年6月，林良旭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另案起诉了正××公司，正××公司员工代表沈某在庭审中明确认可了以下几点：第一，关于林良旭出借两个账户的所有借款事宜的洽谈过程都是由沈某来谈的，林良旭只联系沈某和沈某的下属余某；第二，案涉《借款协议》是由沈某草拟拿来给林良旭签字，并加盖了正××公司的公章，林良旭并不认识袁成君；第三，案涉借款利息等款项均是在正××公司安排下转给林良旭的；第四，最后有关该两个账户的利息等结算清单也是沈某要求林良旭结算并最终确认的；第五，案涉《承诺书》确实是爱建账户严重亏损后，由沈某代表正××公司作出承诺并确认盖章的。因此，沈某在另案中的上述自认也足以说明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为正××公司。（三）本案是由借款人正××公司引发的两起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应当一并审查，不应割裂来看。从一审庭上林良旭提供的证据来看，无论是正××公司盖章的《借款协议》还是正××公司出具的《承诺书》，都证明了正××公司是实际借款方的事实。由于林良旭在2017年7月将中山证券账户和爱建证券账户一并借给正××公司操作使用，正××公司才会愿意出具承诺书，担保该两账户的安全。林良旭也是根据正××公司向其出具的《承诺书》，启动联保程序，用中山证券账户中的保证金补足了爱建证券账户的损失，林良旭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借款人正××公司的承诺，并无任何不当。一审法院将两个账户割裂处理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驳回林良旭追加第三人正××公司、沈某的申请，是对本案的简单化处理，从而导致了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前述事实，正××公司是本案的关键主体，应当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而一审法院在审查本案时，未能做到全面审查客观事实，对于本案的关键主体正××公司、公司员工沈某在本案中的身份、作用、行为均予以忽视，驳回了林良旭提交的追加第三人的申请，对于整件事情只是简单化、书面化的处理。并没有考虑到整个事件的完整性、关联性，因此错误地认定了本案的事实，应当予以纠正。（五）俞晓颖是林良旭的委托人，是该证券配资的共同投资人，不应由林良旭承担责任。本案中，袁成君已经举证证明林良旭系受俞晓颖委托处理赵清月、俞晓颖与正××公司之间的配资具体事宜，不论是中山证券账户，还是爱建证券账户，这两个账户的资金组成实际上都是由俞晓颖和赵清月两个人共同投入的，二人达成合意后才共同委托林良旭具体操作两账户的相关事宜。对于此事实有俞晓颖的委托书为证，虽然该委托书为复印件，但上诉人有证据表明，俞晓颖对该委托书的内容及事项是予以确认的，且俞晓颖在一审庭审当中也提交其与赵清月合作的转款凭证及后续结算的清单。为此，即使袁成君被认定为适格的原告，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承担还款责任的主体也应当是俞晓颖而非林良旭。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402条及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相关法律关系。（一）《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作为实际借款方的正××公司从一开始就知道真正的配资方为俞晓颖和赵清月，林良旭仅为代理人。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俞晓颖应当为直接受《借款协议》约束的相对方，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认定俞晓颖并非《借款协议》的主体，系适用法律错误。（二）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中第七条的规定，场外股票融资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五）项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但对于当事人民事责任的裁决，应参照场外股票融资的市场背景、交易特质、亏损因果关系及操作性等因素，并结合合同的约定、当事人履约的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予以综合考虑。本案是由正××公司引发的两起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根据上述指引规定，即使本案三方当事人均系适格主体，《借款协议》也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并在此基础上分配各方之间的责任，而不应当适用协议中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责任约定。一审法院忽略了上述指引，直接认定《借款协议》有效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审判程序错误。（一）一审法院驳回林良旭追加第三人正××公司、沈某的申请，是对本案的简单化处理，从而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对《借款协议》中“袁成君”签名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属于严重程序违法。（三）与本案相关联的当事人沈某、袁成君、郑某元等人因涉嫌刑事犯罪，刑事犯罪的案件事实与本案有重大关联，本案应当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袁成君辩称,1.袁成君是涉案合同的当事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根据涉案的《借款协议》的内容及落款，均可以证明袁成君是该借款合同纠纷中的实际借款人，正××公司只是账户监管方，且林良旭已对该借款协议做了签字确认。林良旭在一审程序中举证的《补充协议修改要点》，代理人虽不认可该证据，但该文件的落款也可以证明正××公司只是账户监管方。且袁成君已根据合同约定向林良旭支付了483万元保证金，履行了合同义务，若袁成君不是合同相对方，根本无需支付上述保证金。如果正××公司是合同当事人，该保证金应当是正××公司支付。涉案的480万保证金，许某原本已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许某将债权转让给王某华，王某华获得转让债权后另行向江干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现江干区法院已受理。上述事实可以证明许某是受袁成君指使才将480万元保证金打入俞晓颖账户，所以袁成君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2.林良旭在杭州市湖法院起诉正××公司一案中，正××公司员工沈某所表达的言论，袁成君对此均不知情，对其言论不予认可。关于爱建账户及《承诺书》中载明的两账户联保事宜，袁成君对此不知情，对其真实性存在怀疑，即便林良旭所属均属实，也与本案毫无关系。因此，爱建账户的配资合同纠纷与本案不应当联系来看。3.本案的合同当事人是袁成君、俞晓颖、林良旭，涉案的483万元保证金系袁成君及其指定的第三人（许某）支付到林良旭指定的账户，所以无论是合同的当事人还是保证金的提供方，均与正××公司及员工沈某没有关系，因此正××公司与沈某的另外一个配资合同纠纷与本案无关，也不应当追加正××公司和沈某为本案的第三人。4.林良旭认为俞晓颖也应当是承担还款责任的主体，袁成君对此没有异议，也认为俞晓颖也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5.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该文件的出台主要是针对场外配资行为造成的资金亏损，本案配资结果最终是盈利的，所以并不适用该裁判指引第七条的规定。即便是该文件的相关规定，认定《借款协议》无效，但袁成君在本次借款过程中，均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故袁成君没有任何的违约行为，不应当承担任何过错责任。林良旭和俞晓颖未经袁成君同意，私自将账户中的所有存款取走，其中包括袁成君的483万元保证金和所得的盈利，已经构成违约。6.本案的受理法院根据《借款协议》第12条约定，凡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本合同签订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因此本案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进行立案受理，且林良旭所提的刑事案件与本案无关，故不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侦查。7.涉案《借款协议》的字是由袁成君签的，其中还有一份林良旭没有提供的合同原件也是由袁成君签的，且协议是否是袁成君亲笔所签与本案没有关联，所以不需要再申请鉴定。俞晓颖述称，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俞晓颖与袁成君之间并无存在合同关系，涉案借款协议系林良旭与袁成君之间签订，应当由林良旭与袁成君之间解决，与俞晓颖无关。同时袁成君并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表明其放弃对俞晓颖的权利主张。因此虽然林良旭、袁成君要求俞晓颖承担责任，袁成君并未上诉，因此对该主张二审法院不应受理。2.本案并不涉及犯罪，林良旭所提供的报案材料，是对沈某和正××公司的控告，但并非本案的当事人，因此与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应当分别审理。袁成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林良旭、俞晓颖共同返还袁成君款项5396988.50元并支付违约金（自2017年8月2日起至林良旭、俞晓颖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2.林良旭、俞晓颖支付袁成君一个月利息53130元（483万元×1.1％）；3.林良旭、俞晓颖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借款协议内容显示，林良旭（出借方、甲方）、袁成君（借款人、乙方）和正××公司（账户监管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甲方以其资金向乙方提供借款，乙方将其资金存入甲方指定账户作为乙方向甲方借款保证，质押给甲方，乙方同意支付约定利息和相关费用。甲方提供俞晓颖中山证券账户（账户姓名：俞晓颖，资金账号：02×××87，开户营业部：中山证券上海长宁路营业部）作为质押账户；乙方向甲方借款2100万元，并以自有资金700万元作为该借款保证金，甲方借款及乙方保证金统称为账户初始资金，存入上述质押账户；借款2100万元，月利率1.1%，借款期限为3个月，协议期限内，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并甲方本金划入证券账户起按照甲方本金支付利息，以后每个月支付甲方一个月利息。如因甲方原因提前终止协议，甲方须免去乙方当月使用利息，另赔偿乙方保证金一个月利息；如因乙方原因提前终止协议，乙方须支付使用当月利息（不足一月按月计算），另赔偿甲方借款一个月利息；乙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上月利息231000元至甲方指定账户（户名：林良旭，账号：62×××08，开户行：交通银行杭州城西支行）；乙方逾期还款，除应向甲方归还本金及利息外，每天还应按借款金额0.05%支付违约金；甲方逾期划款或违反协议责任，未经乙方同意私自调拨资金，造成乙方权益受损，每天应按照归属乙方金额的0.05%支付违约金；如甲方违约，须赔偿乙方损失，乙方有权决定继续履行或解除协议，乙方若决定解除协议，甲方除赔偿乙方损失外，须支付乙方一个月利息作为补偿金；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乙方将资产划入监管账户之日起生效；双方发生争议，可向合同签订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和义务。协议甲方（出借方）处有林良旭名字，乙方（借款人）处有袁成君名字，账户监管方盖有正××公司合同专用章。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21日的委托书复印件内容显示，俞晓颖委托林良旭全权代表其签订股权配资相关业务协议。2017年7月3日，俞晓颖中山证券上海长宁路营业部账户（账号02×××87）银行转证券入账2100万元。2017年7月14日至2017年8月3日，俞晓颖上述账户对相关股票进行了买卖。上述账户银行款项转入和取出情况如下：2017年7月3日转入2100万元，2017年7月14日取走12170.28元，2017年8月2日取走200万元，2017年8月3日分6次共取走1355万元，2017年8月4日分3次共取走6016988.50元。2017年8月22日，撤销指定。2017年7月14日许某转账支付俞晓颖480万元。2017年7月5日和11日，袁成君分别向林良旭转账支付1万元和2万元，合计3万元。许某与袁成君、第三人叶某、俞晓颖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民事起诉状（落款时间2017年12月20日）、证据目录、借款协议书、转账电子回单等内容显示，许某要求袁成君及第三人叶某、俞晓颖连带返还袁成君占用资金824000元及利息、保证金500万元及盈利收益。其中2017年6月25日袁成君（甲方、出资方）与许某（乙方、实际操作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内容显示，甲方出资4500万元，乙方出资1500万元（该款付至甲方账户）；合作期限3个月（2017年6月26日至2016年9月25日）；乙方每月支付甲方提供资金额的利息和管理费54万元，不足一个月的，甲方按照一个月收取，首次支付日期为2016年6月26日。2017年8月3日，正××公司出具承诺书，确认甲方（正××公司）向乙方（林良旭）借款、借账户给第三方进行股票操作。乙方提供的账户分别为：1、中山证券02×××87，俞晓颖账户本金（借款额）2100万元，操盘方由甲方指定，盘方保证金为700万元（实际到账480万元）；2、爱建证券09×××75，历骁账户本金（借款额）2000万元，操盘方由甲方指定，盘方保证金为1000万元，实际到账105万元。以上两账户均由甲方指定的盘方进行股票买卖和操作。为确保乙方利益，甲方承诺两个账户的保证金和利润对乙方实行连保。即乙方提供的某个账户亏损时，另一账户的保证金及利润对亏损账户进行本金利息的补足，以保证乙方本金和利息的安全。2017年8月3日情况说明载明，正××公司问林良旭（代表）借款借证券账户给第三方郑某元（杭州国录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国录公司），郑某元分别给操盘方。林良旭（代）给的账户分别为：1、中山证券上海长宁路营业部02×××87，俞晓颖账户本金（借款额）2100万元。郑某元属下财产（许某）打给俞晓颖账户保证金480万元，按协议要求700万元，尚欠俞晓颖账户220万元；2、爱建证券无锡青扬路营业部账户09×××75，历骁账户本金（借款额）2000万元，操盘方由正××公司向郑某元落实。即操盘方实际由郑某元提供。历骁账户密码因正××公司验资要求，由林良旭告诉正××公司余某，由余某转告沈某，沈某把密码转告郑某元。在历骁不知情的情况下，潘某打入105万元保证金。郑某元把密码告诉古某，古某再告诉潘某。此间，沈某曾提醒林良旭修改密码，林良旭到早上8时后才修改。沈某和郑某元在该情况说明右下方签名并确认“同意以上情况属实”。补充协议修改要点载明，出资方和借款方同意在监管方公司设立共同监管账户（由正××公司指定）。保证金和利息均通过监管账户，由监管账户打给出资方，到账户结算时，账户中超出出资方本金和利息部分，出资方须将余额部分打给监管账户，由监管账户打给借款方。借款总额2000万元，借款时间为3个月，借款方需打的保证金不少于600万元，借款利息为月息1.15，即年化13.8%，借款方所买股票，必须事先报备监管方和出资方，以三方书面确认为准后方可正式交易。出资方签有“林良旭”名字，监管方签有“沈某（杭州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字等内容。俞晓颖上海银行账户（账号：62×××14）内容显示，俞晓颖中山证券资金2100万元由以下部分组成：赵清月2017年7月3日转账支付200万元，杜秋萍2017年7月3日转账支付500万元，寿江峰2017年7月3日转账支付500万元，俞晓颖自有资金900万元。2017年7月25日，俞晓颖向历骁转账1000万元。结算单载明俞晓颖、历骁账户情况，相关内容显示，俞晓颖2017年8月4日汇款7239426.90元至赵清月账户。林良旭在结算单下方签名予以确认。诉讼中，林良旭认为借款协议中“袁成君”的签名与民事起诉状中袁成君的签名是否出自同一人有异议，请求进行笔迹鉴定。另外，林良旭申请追加正××公司、沈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庭审中，林良旭称，1、2017年7月14日12170.28元是其购买国债的收益，与本案无关，故涉案款项盈利数额为566988.50元；2、袁成君只支付保证金480万元，违约在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是否需要进行笔迹鉴定、袁成君主体是否适格；二、林良旭、俞晓颖是否需要对袁成君承担民事责任。对此，原审法院分述如下：一、本案是否需要进行笔迹鉴定、袁成君主体是否适格。借款协议“乙方（出借人）”一栏签有“袁成君”的名字，即便上述名字并非袁成君本人所签，袁成君持有该借款协议原件，且依据该借款协议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视为袁成君愿意接受该借款协议条款的约束。综合案件实际情况，林良旭关于笔迹鉴定的申请没有必要，原审法院不予准许。借款协议内容显示，袁成君是合同乙方（出借人），其作为袁成君提起诉讼，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林良旭关于袁成君主体不适格、本案应进行笔迹鉴定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二、林良旭、俞晓颖是否需要对袁成君承担民事责任。按照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满，林良旭收回账户内借款本金及应得利息后，剩余资产归袁成君所有。庭审中，袁成君和林良旭、俞晓颖均确认涉案款项盈利数额为566988.50元。按照上述协议约定，该款应退还袁成君。2017年7月14日许某转账支付俞晓颖480万元以及2017年7月5日和11日，袁成君分别向林良旭转账支付1万元和2万元。上述款项合计483万元，为袁成君向林良旭支付的借款保证金。借款协议期满后，上述保证金亦应退还袁成君。综上，林良旭应退还袁成君款项5396988.50元（盈利款项566988.50元+保证金483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8月2日起至林良旭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另外，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袁成君主张的利息和违约金均是对林良旭违反合同约定，迟延履行合同义务产生的损失的赔偿金。本案中，林良旭只有一个违约行为，即迟延履行合同义务。袁成君主张的利息和违约金都是由同一违约行为产生，均是对非违约方损失的一种补偿，如能同时适用，则非违约方将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受益，这有违我国民事立法关于违约损失所实行的补偿性原则。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借款合同中逾期利息具有违约金性质，袁成君同时主张利息和违约金不当。故袁成君要求林良旭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俞晓颖并非借款协议主体，其亦未在借款协议中签名确认与林良旭共同承担民事责任，且袁成君提供的有俞晓颖签名的委托书是复印件，俞晓颖对此不予确认，袁成君据此要求俞晓颖与林良旭共同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借款协议由袁成君和林良旭签订，俞晓颖账户为质押账户。林良旭称与案外人账户所涉保证金及利息实行联保的抗辩理由，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林良旭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成君偿还款项5396988.5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8月2日起至被告林良旭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袁成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869元（已由袁成君预交），由林良旭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另查明，许某于2018年9月5日向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其与袁成君、第三人叶某、俞晓颖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起诉，该法院已准许。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主体的问题。涉案《借款协议》由林良旭、袁成君签订，正××公司仅在账户监管方处加盖合同专用章，且根据该《借款协议》约定，林良旭为出借方，袁成君为借款人，正××公司为账户监管方，俞晓颖为涉案证券账户的所有人，故涉案合同的主体应为林良旭、袁成君。袁成君持有涉案《借款协议》并据此提起本案诉讼，袁成君系本案的适格主体。林良旭关于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应为林良旭及俞晓颖与正××公司，袁成君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主张，与查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林良旭与俞晓颖、林良旭与正××公司之间关系与本案属于不同法律关系，林良旭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本案合同性质的问题。场外股票融资合同是指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约定融资方向配资方交纳一定现金或一定市值证券作为保证金，配资方按杠杆比例，将自有资金、信托资金或其他来源的资金出借给融资方用于买卖股票，并固定收取或按盈利比例收取利息及管理费，融资方将买入的股票及保证金让与给配资方作担保，设定警戒线和平仓线，配资方有权在资产市值达到平仓线后强行卖出股票以偿还本息的合同。涉案《借款协议》约定，袁成君向林良旭交纳保证金，林良旭向袁成君提供借款及证券账户用于买卖股票，按出借金额收取固定收益，且不承担股票买卖的盈亏风险，袁成君将买入的股票及保证金让与给林良旭作担保，设定警戒线和平仓线，林良旭有权在资产市值达到平仓线后强行卖出股票以偿还本息，总体来看，双方的权利义务符合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的法律特征，涉案《借款协议》应定性为场外股票融资合同。关于本案合同效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涉案《借款协议》违反了上述规定，应为无效合同。关于各方责任承担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收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林良旭应返还袁成君交纳的保证金。因合同无效，袁成君无权依据合同约定取得收益及要求林良旭支付违约金、利息。袁成君主张其向林良旭支付的保证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2017年7月5日和11日其分别向林良旭转账支付的1万元和2万元，另一部分为许某2017年7月14日转账支付给俞晓颖的480万元。对第一部分的3万元，有转账记录为证，本院予以认定。对由许某支付给俞晓颖的480万元，林良旭并不认可是许某代袁成君支付，许某虽然曾以袁成君为被告，以叶某、俞晓颖为第三人向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借款合同纠纷之诉，但其随后又撤回起诉，即其相关事实并未经法院生效判决予以认可，在袁成君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仅凭许某起诉的行为尚不足以证明袁成君有权对该480万元主张权利。综上，林良旭应返还袁成君保证金3万元。另，林良旭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故其关于应驳回袁成君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林良旭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对不成立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537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537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林良旭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袁成君返还款项3000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袁成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869元（已由袁成君预交），由林良旭负担869元，由袁成君负担5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935元,由林良旭负担835元，由袁成君负担49100元；林良旭已预交的49935元，由本院予以退回49100元。袁成君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4910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向军审判员 叶 艳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赖启彤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