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7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1，男，汉族，1968年9月13日出生，住河北省东光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2，女，汉族，1970年9月10日出生，住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3，女，汉族，1972年12月8日出生，住河北省东光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4（曾用名刘某4），男，汉族，1979年6月10日出生，住河北省东光县。 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玲，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汉族，1946年4月13日出生，住河北省东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培云，河北冀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某2，女，汉族，1983年5月13日出生，住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 原审被告：刘某3，女，汉族，1986年5月13日出生，住东光县。 上诉人马某1、马某2、马某4、马某3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原审被告刘某2、刘某3赡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东光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3民初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某1、马某2、马某3、马某4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起诉，或裁定发还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有失偏袒。一、一审法院认定××××年××月××日被上诉人与王秀各结婚，系认定事实错误。王秀各与四上诉人生父马福全于××××年××月××日结婚，马福全于1979年5月15日去世。××××年底被上诉人与王秀各生活在一起，被上诉人吃住都是用的王秀各和马福全的财产。自××××年至王秀各去世，被上诉人与王秀各从未办理过结婚登记。在王秀各病重期间，被上诉人对王秀各不管不顾，在王秀各不知情、不同意且未到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让村委会出具了虚假的婚姻关系证明并凭借该虚假证明在2018年7月份向东光县民政局补办结婚证。王秀各于2018年9月30日因病去世。该结婚证显示被上诉人与王秀各在××××年××月××日结婚。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民政局不应该给被上诉人办理结婚登记，更不应该补办结婚证；且王秀各未到登记现场，也未亲笔填写补办结婚证申请表，民政局未尽到对材料进行审慎审查的注意义务，程序违法。故一审法院仅根据错误的结婚证，就认定被上诉人与王秀各于××××年××月××日登记结婚，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婚后被上诉人与王秀各及王秀各的子女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4共同生活，系认定事实错误。四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实际生活在一起，被上诉人也未对四上诉人尽到抚养照顾教育的义务。上诉人马某1在13周岁去姑姑家生活了三年左右，之后外出在天津、深圳、辽宁等多地打工，直至结婚前回到老家，马某1从来没有与被上诉人生活在一起。在外打工期间上诉人马某1自理更生，维持生计，基本未回过家中；马某1结婚，被上诉人也未出过一分钱。被上诉人也未以继父身份悉心照顾过四位上诉人。上诉人刘某4与被上诉人在户口本上的关系为侄子关系，一审法院在双方当事人未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生活在一起，系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共同生活时四上诉人均在10周岁以下，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势必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因此四上诉人应对进入古稀之年的被上诉人依法履行赡养义务，系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没有与四上诉人共同生活，即便共同生活时也是在××××年底，那时候上诉人马某1己经年满12周岁，上诉人马某2年满10周岁。双方没有共同生活在一起，即便共同生活在一起，由于被上诉人对四上诉人都是非打即骂，不管不顾，也没有对上诉人进行抚养照顾，没有尽到继父的义务，致使四位上诉人均早早辍学，在家从事繁重的劳作。四上诉人都是在接受其姑姑张云秀的经济和物质帮助下长大成人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四上诉人不应对被上诉人履行赡养义务。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每人分别给付被上诉人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的赡养费1138.30元，系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四上诉人每年过节都看望被上诉人，每次都会带礼物或食物，且看在母亲和妹妹的面子上善待被上诉人，每次会留下几百块钱。上诉人已经尽了赡养义务，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的赡养费是错误的。赡养费的计算首先应计算子女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子女人均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时，视为该子女无力向父母提供赡养费。子女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时，超出部分；二个子女以内的按50%计算赡养费；三个子女以上的按40%计算赡养费，应付的赡养费除以被赡养人数得出付给每个被赡养人的赡养费。根据一般司法实践，人民法院认定赡养费的标准包括：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赡养人的经济能力。上诉人年近50多岁，没有文化，没有工作，靠务农维持生计，没有其他收入，其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上诉人都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家人，更是无力承担高额的赡养费。2018年10月1至至2019年4月1日的赡养义务己经履行完毕，即便没有履行完毕，被上诉人名下有承包地，有农村军民社会养老，根本不需要半年花费5700元，一审法院判决五个子女分别给付被上诉人2018年10月1至2019年4月1日的赡养费1138.30元，金额过高，超过四上诉人的经济给付能力，也超出了被上诉人的实际需要，显然不当。五、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每人逐年按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海费支出的1／5向被上诉人支付赡养费，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赡养费的计算方法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即便履行，也不具备实际操作性。赡养费过高，上诉人马某1没有其他收入，仅靠种田维持生计，且患有多种严重疾病，需要常年吃药，没有经济能力支付高额的赡养费。上诉人刘某4患有抑郁症等疾病，需要常年住院治病，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其他收入。刘某4在外面租房居住，家中尚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家中的房子和耕地均由被上诉人霸占，上诉人马某3和马某2没有工作，家中都有三个未成年子女，生活非常困难，也没有能力支付高额的赡养费。六、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每人按1／5比例承担被上诉自2019年4月2日起因病发生的医疗费（农合报销部分除外）,系认定事实错误。医疗费的给付，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个人存款较多，完全不需要上诉人另行支付医疗费。 刘某1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结婚证等证据，充分证实被上诉人与四上诉人母亲王秀各于××××年××月××日登记结婚，结婚时四上诉人均在十周岁以下，双方形成继子女与继父的关系。婚后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势必形成抚养关系。现被上诉人年过古稀体弱多病，四上诉人依法应当对被上诉人履行赡养义务。原审法院依据婚姻法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判令四上诉人履行赡养义务、给付赡养费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某2称，王秀各和刘某1结婚属于事实，结婚后不是居住在王秀各和马福全的家，是直接将王秀各接入我爷爷家。马某4和马某1结婚用的房子都是王秀各和刘某1共同的财产，王秀各父亲由刘某1发葬，刘某3是当时因人口普查，有四上诉人需要抚养，经济上无法负担所以才送人的。对一审判决无意见。 刘某3未提交陈述意见。 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分别给付原告自2018年10月至今（2019年4月1日）的赡养费1138.3元；2、被告分别按照河北省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按月给付原告后续赡养费及医疗费；3、被告负担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年××月××日，原告与案外人王秀各结婚。婚后，原告与王秀各及王秀各的子女被告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4共同生活，后又与王秀各连续生育刘某2、刘某3二个女儿。其中，刘某3在未满一周岁时送养给了本村村民刘胜利。2018年9月30日，王秀各因病去世。此后，原、被告因赡养问题发生纠纷。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身份证、结婚证在卷佐证，该院予以确认。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因缺乏真实性，该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子女（包括继子女）对父母（包括形成抚养事实的继父母）有赡养扶助义务；子女（包括继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包括形成抚养事实的继父母），有要求子女（包括继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原告刘某1与被告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4共同生活时该四被告均在10周岁以下，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势必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因此四被告应对进入古稀之年的原告刘某1依法履行赡养义务。被告刘某2系原告刘某1的婚生女儿，亦应依法赡养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出生后不满一周岁，便送养他人，故其无需对原告刘某1尽赡养之责。鉴于原告刘某1名下有相应的承包地，依法领有农村居民社会养老金的事实，该院考量原告刘某1主张被告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4、刘某2按每人1138.3元，向其支付2018年10月份至2019年4月1日的赡养费并无不当，依法予以支持。另，被告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4、刘某2应自2019年4月2日起，每人均按照河北省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的1／5向原告刘某1支付赡养费，并按此比例向原告刘某1支付实际发生的医疗费（农合报销部分除外）。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被告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4、刘某2在本判决生效后每人分别立即给付原告刘某1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的赡养费1138.3元；二、被告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4、刘某2自2019年4月2日起，每人逐年按河北省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的1／5向原告刘某1支付赡养费，于每年的4月2日支付当年度应承担的赡养费数额（2019年度赡养费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三、被告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4、刘某2每人按1／5比例承担原告刘某1自2019年4月2日起因病发生的医疗费（农合报销部分除外）；四、驳回原告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四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1、马某12016年1月21日在沧州市传染病医院住院的诊断证明书一份；马某12017年2月23日在沧州市传染病医院住院的住院病历一份及住院收费票据一张；马某12019年1月6日在沧州市传染病医院住院的住院病历一份及住院收费票据一张；马某12019年1月12日的住院收费票据一张；拟证明马某1多年来患有严重的病毒性××乙型慢性，四处求医，每年都需要在沧州市传染病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且花费大量医疗费，导致目前生活困难。2、马某1户口本及东光县龙王李乡西洼刘村村委会出具的生活困难证明一份；拟证明马某1体弱多病，劳动能力差，经济来源微薄，生活困难。3、东光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3民初79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刘某1在2019年初对马某1提起返还土地的诉讼，刘某1对马某1没有亲情可言，更没有尽到做继父的责任。4、马某2的户口本及沧州市新华区小赵庄乡顾官屯村委会证明一份；拟证明马某2和丈夫育有三个子女，其丈夫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需要常年吃药，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困难。5、马某3的户口本及东光县龙王李镇大耿村生活困难证明一份；拟证明马某3育有三个子女，生活压力大，居住条件差，经济困难。6、马某4的老户口本及新旧身份证各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随意篡改马某4的户口页上的姓氏，给马某4带来严重的名誉上及精神上伤害，导致马某4患上了抑郁症，目前正在治疗中；户口本上显示马某4和被上诉人系叔侄关系，非继父子关系。7、马某4的门诊病历一份；拟证明马某4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具有焦虑的躯体表现，需要服用药物治疗。8、2018年9月29日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一份协议书；该协议系四上诉人母亲在奄奄一息之时被上诉人逼迫四上诉人签署的，被上诉人让上诉人拿出四万块钱来，否则让上诉人的母亲在临死之际都不得清净，协议书内容，签署的时间体现了上诉人的无奈和委屈，被上诉人的无情无义。9、证人马某5的书面证人证言及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拟证明王秀各与马福全××××年××月××日结婚，婚后育有四个子女，即本案四上诉人，马福全在1979年5月15日因病去世。王秀各和刘某1是在××××年之后开始同居。他们同居之后，马某1、马某2、马某3就辍学外出打工，并没有和刘某1实际住在一起，也没有得到刘某1的照顾和抚养，他们与刘某1之间没有形成继父子女关系。被上诉人刘某1、原审被告刘某2、刘某3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8及证据4、证据5、证据6中户口本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刘某2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证据5、证据6中村委会的证明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刘某2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系刘某4的门诊病历记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9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刘某2均提出异议，该证言的内容与民政部门颁发的结婚证及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的陈述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四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刘某1与王秀各结婚时间的问题。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结婚证系民政部门依法颁发，本案在民事诉讼中无权对行政机关的颁证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该结婚证未被依法撤销前，其证据效力明显大于四上诉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一审法院依据该结婚证认定刘某1与王秀各的结婚时间，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四上诉人应否承担对被上诉人的赡养义务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第二十七条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本案中，四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与王秀各结婚时尚未成年，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形成继父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马某1主张其未与刘某1共同生活、与刘某1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经查，马某1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陈述“我们在一起生活的2年多里我曾几次被原告赶出家门......14、5岁出门打工，每年所挣工钱3000元如数交给原告”，从其陈述中可以看出，马某1认可双方曾共同生活，只是主张刘某1并没有善待上诉人，应认定该陈述为马某1对其与刘某1共同生活的事实的自认；二审中其提交的证人马某5的证言与其在一审中的答辩及陈述均不一致，该证言不能单独做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马某1关于双方未形成受其抚养教育的继父子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马某4在一审当庭陈述中认可刘某1跟上诉人在一起，并同意管刘某1；上诉人马某2、马某3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未与刘某1共同生活，故对马某2、马某3、马某4关于双方未形成受其抚养教育的继父子（女）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三、关于一审判决确定的赡养费数额是否过高的问题。被上诉人刘某1系农村居民且年逾七十岁，一审判决各赡养义务人按河北省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负担刘某1的赡养费，符合法律规定。马某1、马某2、马某3、马某4上诉主张已经对被上诉人刘某1尽了赡养义务，一审判决四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的赡养费1138.30元，系认定事实错误，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四上诉人还主张一审判决的抚养费金额过高，超过四上诉人的经济给付能力和被上诉人的实际需要；经查，一审判决四被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的赡养费1138.30元，合每人每月负担189.7元，该数额未明显超过各上诉人的负担能力，赡养费总额也不过分高于当地生活水平，并无不当。四上诉人主张其生活困难，无能力负担被上诉人的赡养费用，但均未提交民政部门关于四上诉人生活困难，属于低保户的证明，故本院对四上诉人无能力负担赡养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四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有个人存款，不应由四上诉人承担医疗费，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四上诉人上诉主张的其他事实均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马某2、马某1、马某3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马某1、马某2、马某3、马某4各负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盼书 审判员  任俊杰 审判员  刘海玉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孙文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