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11民初286号原告：张嘉杰，男，汉族，1985年7月16日生，住广西柳州市鱼峰区。委托代理人：葛武霖，河南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陈建军，男，汉族，1969年3月21日出生，户籍洛阳市洛龙区，现住址洛阳市洛龙区。被告:宋亚红，女，汉族，1969年6月11日出生，户籍洛阳市洛龙区，现住址洛阳市洛龙区。被告:魏明珍，女，汉族，1941年11月15日出生，住址洛阳市西工区。原告张嘉杰诉被告陈建军、被告宋亚红、被告魏明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嘉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武霖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建军、被告宋亚红、被告魏明珍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嘉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陈建军、被告宋亚红共同向原告清偿借款63万元及利息73.08万元(以该借款总额为基数，依据约定的并司法准许范围内的年利率的24%，即月息2分，从被告最后一次未能综合付息之日，即2014年12月1日起至本案诉讼时，58个月计算，此后被告占用本金期间的利息依法仍按该标准主张至上述借款总额清偿完毕时止)。2.判令被告魏明珍在其连带责任担保范围内对上述被告陈建军、宋亚红其中的2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陈建军以夫妻二人投资生意为由，向原告陆陆续续借款本金总计63万元五笔，未能归还，即：一、2012年3月27日，被告陈建军用其事先准备好的格式性《投资合作协议》，说社会上借款都是用这种版本，并在其称呼是姨的魏明珍担保下，三人共同签署了该合同。合同约定，被告陈建军向原告借款10万元，按照年化固定收益率40%付息，一年期限（已自动续期）。于次日即28日，扣除首付利息3350元，原告通过工商银行城中支行转账96650元至被告陈建军银行账户。二、2012年7月5日，被告陈建军再次向原告借款10万元，依然用其格式化的《投资合作协议》，并在其姨魏明珍的担保下，三人共同签署了该合同。合同约定，本金10万元，按照年化固定收益率40%付息，三个月期限（已自动续期）。扣除约定的首付利息5400元，于当日原告通过光大银行转账94600元至被告陈建军银行账户。三、2013年3月31日，被告陈建军再次向原告借款10万元，原告当时手头没有这么多钱，答应向自己母亲借10万元转借给被告陈建军，被告陈建军依然让原告签署了其格式化的《投资合作协议》。合同约定，本金10万元，按照年化固定收益率40%付息，六个月期限（已自动续期）。于次日即4月1日，原告通过中国银行将10万元整转账至被告陈建军妻子被告宋亚红银行账户，随后被告陈建军又向原告出具了该合同借条一份。四、2013年9月10日前后，被告陈建军的妻子被告宋亚红打电话向原告借款20万元，当时由于原告已长期落户至现住址广西柳州市，在被告长期履约付息都很稳定，当时充分信任被告等人的情况下，仍按一直以来约定并履行的年化固定收益率40%支付原告利息，双方因此没有签署以往的合同，但事后补打的一份《借条》。于9月11日，双方为了避免相互转账的麻烦，原告在扣除双方约定的以往应付原告利息10600元的基础上，通过光大银行向被告陈建军银行账户转账189400元。五、2014年5月12日，被告陈建军的妻子被告宋亚红再次打电话向原告借款，鉴于双方长期合作的诚信和惯例，双方至此没有再签署任何合同和凭证，原告通过光大银行将13万元款项直接转账至被告陈建军妻子被告宋亚红银行账户。上述共计五笔款项共计63万元，即便有合同约定期限的，期满也自动续期，直至2014年11月份被告陈建军基本上一直都能够不定期的如约支付原告上述款项的利息。但在2014年12月份以后，被告陈建军声称暂时无法支付原告利息收益，同时本金也暂时无法归还，让原告务必充分的信任他，给他一两年的时间，待他东山再起时，一并还本付息。期间，被告陈建军为取得原告信任，多次向原告出具有关借款本金和利息的《借条》，以及自己家庭成员的户口本复印件，以示诚意。但近期，据洛阳的朋友了解，被告等人应有还本付息的履约能力，然而被告却长期占用原告资金，总是搪塞原告，迟迟不予还本付息，故原告不得已通过法律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特诉诸贵院上述诉讼请求，请予以及时裁判，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被告陈建军、被告宋亚红、被告魏明珍均未答辩。原告张嘉杰向法庭提交证据为：证据一：2012年3月27日《投资合作协议》一份（三页），2012年3月28日原告张嘉杰银行卡号为62×××47的《交易记录》一份（一页，自2012年3月26日至2012年4月5日期间）。证明：该《投资合作协议》名为投资合作，实为民间借贷。因为该协议不仅约定了固定的收益率，即“甲方（陈建军）对乙方（张嘉杰）的资金合作做出每年40%的收益承诺”，“协议每年总收益为人民币肆万元”，且支付方式也是固定的，即“经双方协议定于每月的30日”，“注：平均至每月￥3350.00元”，而且明确约定“合作期限原则上为一年。合作周期结束时，甲方无条件退还所有投资资金和兑付相应收益”，实属民间借贷合同的变相性条款，不属于投资合作合同中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实质性要件。故该协议认定为民间借贷更符合客观事实和公平、公正、合理的民事交易原则。另外，上述合同签署次日，即2012年3月28日，原告用自己的账号为62×××47银行卡通过工商银行柳州市城中支行“网转”的方式向被告陈建军62×××80工商银行卡转账96650元，且出现了事先扣除约定的3350元，又符合民间借贷“砍头息”的特征，含此利息为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0万元。本次诉讼原告自愿要求降息至国家法律允许的上限额度年化利息24%向各被告主张此债权。同时，该笔款项有被告魏明珍提供连带责任的担保。证据二：2012年7月5日《投资合作协议》一份（三页），原告张嘉杰中国光大银行账号62×××65的银行卡《对账单》一份（两页，自2012年7月3日至2012年7月7日期间）。证明：该《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出借金额10万元，固定收益仍为每年40%，月化收益3400元，每月25～30日付息，期限原则上为三个月，其他合同条款与证据一的《投资合作协议》一致，也是名为投资合作，实为民间借贷，具体陈述同证据一的陈述一致，不再赘述。同时，该银行《对账单》印证了原告张嘉杰履行了本次合同的出借义务10万元，即扣除“砍头息”5400元，于合同签署的同一天分两笔44600元和50000元，“网银转账”至被告陈建军62×××93银行账户，共计94600元。同时，被告魏明珍依然为该笔款项提供了连带责任的担保。证据三：2013年3月31日的《投资合作协议》一份（四页），2013年3月31日被告陈建军出具《借条》一张，原告张嘉杰2013年4月1日当日的中国银行账号62×××37的银行卡《借记卡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两张。证明：通过该《借条》，进一步印证了原被告之间属于典型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此后的证据也有《借条》予以印证这一点。该《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出借金额也是10万元，固定收益仍为每年40%，月化收益3400元，每月30日付息，期限原则上为6个月，其他合同条款与上述证据中《投资合作协议》一致。次日，即2013年4月1日，原告张嘉杰通过其中国银行账号62×××37的银行卡转账至账号为62×××24被告宋亚红（与被告陈建军系夫妻关系）的银行卡上，即原告张嘉杰业已履行了该笔合同约定的10万元资金的出借义务。证据四：2013年9月11日当日的原告张嘉杰中国光大银行账号62×××90的银行卡《对账单》一份（两页）；被告陈建军出具的《借条》一份。证明：由于双方的长期交往的信赖，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合同，被告依然承诺按照一贯的约定支付利息，原告张嘉杰于2013年9月11日通过自己的光大银行卡分四笔，即三笔50000元、一笔39400元，共计189400元，“网银转账”至被告陈建军62×××93银行账户。后来，原告张嘉杰见到被告陈建军后，被告陈建军给补打了这份没有落款日期的“今借到张嘉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期限6个月。陈建军”的《借条》。同时，进一步印证了被告向原告借款的行为属于客观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证据五：2014年5月12日至17日的原告张嘉杰中国光大银行账号62×××90的银行卡《对账单》一张。证明：原告张嘉杰应被告陈建军的请求，2014年5月12日向被告陈建军妻子被告宋亚红名下62×××24的银行卡分三次“网银转账”出借款项共计13万元的事实，由于双方关系的进一步信任，此笔款项被告未出具借据。证据六：2014年7月22日、2017年11月5日被告陈建军分别向原告张嘉杰出具的《借条》两份。证明：2014年7月22日，被告陈建军就其本人名下所借款项本金为50万元整，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条》，内容是“今借到张嘉杰（￥500000.00元）人民币伍拾万元整。陈建军，2014年7月22日”，由于时间较长当时陈建军为什么没有将2014年5月12日宋亚红向原告所借的13万元包含在内原告也一时难以记忆。2014年12月份之后，被告说其炒黄金期货赔了，暂时无法支付本息了。期间，原告多次催要，于2017年11月5日被告陈建军向原告出具了以往利息核算并减让后的一个整数，特意注明是“现金”字样，内容是“今借到张嘉杰现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陈建军，2017、11、5日。”进一步印证了原被告双方上述陆陆续续三年间尚有五次共计63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其利息至今未能清结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客观存在的事实，二被告作为夫妻共同经营的生意的亏损的责任不能让出借人债权人原告来承担。合同应诚实守信，全面履行的法律原则，对各相关合同义务人即本案被告人应予以约束，以保障民事交易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展。被告陈建军、被告宋亚红、被告魏明珍均未对原告所出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以下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认定如下：一、2012年3月27日原告张嘉杰与被告陈建军、担保人魏明珍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一份及其与合同金额相对应的2012年3月28日原告张嘉杰银行卡号为62×××47的《交易记录》一份；二、2012年7月5日原告张嘉杰与被告陈建军、担保人魏明珍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一份及其与合同金额相对应的原告张嘉杰中国光大银行账号62×××65的银行卡《对账单》一份；三、2013年3月31日原告张嘉杰与被告陈建军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一份及其与合同金额相对应的2013年3月31日被告陈建军出具《借条》一张，以及原告张嘉杰2013年4月1日的中国银行账号62×××37的银行卡《借记卡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两张；四、被告陈建军出具的《借条》一份及其与其金额相对应的2013年9月11日的原告张嘉杰中国光大银行账号62×××90的银行卡《对账单》一份；五、2014年5月12日原告张嘉杰中国光大银行账号62×××90的银行卡《对账单》一份；六、2014年7月22日、2017年11月5日被告陈建军分别向原告张嘉杰出具的《借条》两份。上述证据均系原件，本案予以确认；原告的庭审陈述，借款的基本事实真实可信，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3月27日、2012年7月5日原告张嘉杰与被告陈建军、担保人魏明珍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和2013年3月31日原告张嘉杰与被告陈建军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虽然名为“投资合作”，但就其合同内容分析，既不属于规范的合伙法律关系，又不属于企业投融资的法律关系，而这两种法律关系的特征均应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合同的实质性要件。而这三份《投资合作协议》的内容中明确约定的“甲方（陈建军）对乙方（张嘉杰）的资金合作做出每年40%的收益承诺”，“协议每年总收益为人民币肆万元”，“经双方协议定于每月的30日”，“注：平均至每月￥3350.00元”，“合作期限原则上为一年。合作周期结束时，甲方无条件退还所有投资资金和兑付相应收益”，以及第一、第二、第四笔交易者均出现的“砍头息”（指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现象，以及第三、第四笔交易资金和2014年7月22日、2017年11月5日均出现的被告陈建军分别向原告张嘉杰出具的四份《借条》，以及这些条款均属于固定的资金数额和资金使用周期，且具有稳定的收益率和收益时间，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交易习惯和实质性特征，故本院认定上述协议所反映的系原告张嘉杰和被告陈建军，被告魏明珍，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之间的法律关系实质为民间借贷合同法律关系，即应由我国合同法之中的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来调整。本院认为，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应予保护，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定。原被告双方第一、二、三笔后，双方不再签署相关书面合同，但均出具有《借条》相佐证，尤其是2014年5月12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宋亚红的13万元借款，在原告只有银行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并没有要求借款人无论是被告陈建军，还是其妻子被告宋亚红出具任何借据这一事实分析，原被告双方的借贷行为逐渐的充分的予以了信任，同时这些行为也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而且原告陈述上述借款的全部利息被告一直按约付至2014年11月份，因此原告按照原被告双方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中“甲方（陈建军）对乙方（张嘉杰）的资金合作做出每年40%的收益承诺”的利率之下的“年利率24%”继续从2014年12月份之后主张利息的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所允许的“年利率24%”的规定，对此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该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但根据有所诉有所审的民事诉讼法律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具体规定，因无借款人的具体要求，本院对被告已支付的超出年利率36%的部分认定为无效但不予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因此，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2012年2月28日第一笔实际借贷金额为96650元；2012年7月5日第二笔实际借贷金额为94600元；2013年4月1日第三笔实际借贷金额为100000元；2013年9月11日第四笔实际借贷金额为189400元；2014年5月12日第一笔实际借贷金额为130000元，上述五笔实际借贷金额共计610650元，本院依法认定为本案原被告双方借贷本金的总数额。根据当前洛阳市公安局伊滨派出所提供的户籍信息显示，1992年8月被告宋亚红因与被告陈建军结婚由南宋庄婚迁入二人现居住地至今，未发现婚姻关系变化情况，本院认定被告陈建军和被告宋亚红系夫妻关系存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并结合本案证据显示被告陈建军和被告宋亚红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共同向原告张嘉杰借款的事实。有关2014年7月22日被告陈建军向原告张嘉杰出具的《借条》，虽然注明“今借到张嘉杰（￥500000.00元）人民币伍拾万元整。陈建军，2014年7月22日”，但是并没有同时段同金额的银行转账凭证佐证，本院认定为该《借条》所反映的50万元的借款，是除2014年5月12日原告张嘉杰直接银行转账给被告宋亚红的13万元实际借款外，是被告陈建军对其经手的以往经手是尚未偿还原告借款总额这一债务的认可，不具有单笔实质性借款行为的发生事实。另外，有关2017年11月5日被告陈建军向原告张嘉杰出具的《借条》，依然没有同时段同金额的银行转账凭证佐证，不具有单笔实质性借款行为的发生事实，在本案四份《借条》证据中，唯独这张《借条》特别注明了“现金”字样，结合原告的陈述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交易中的习惯，可以认定是原被告双方协商对以往借贷本金所产生的利息的“欠条”，但由于没有注明具体的本金数额和利率起止时间，是否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年利率36%”无法得知，原告也未能有效地予以准确的计算和证明该数额的来源。故本案仅就2017年11月5日《借条》所记载的50万元的金额不予采信。根据2012年3月27日、2012年7月5日原被告双方签署的两份《投资合作协议》的证据显示，被告魏明珍作为担保人在该两份协议上均签署了姓名和捺印，为借款人被告陈建军的借还款的债务行为提供了担保，而该两笔合同的实际借贷金额分别为96650元和94600元，共计19125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魏明珍应在其担保的范围内对这191250元及相应的其利息（利息应以191250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原告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经合法传票传唤均未到庭答辩和质证，经本院对原告上述证据和陈述审查后，予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被告陈建军、被告宋亚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张嘉杰借款人民币61065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应以610650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二、被告魏明珍对上述借款610650元中的191250元及其利息（利息应以191250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在其担保责任的范围内与被告陈建军、被告宋亚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张嘉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23.50元，由被告陈建军、被告宋亚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 静人民陪审员  刘志宏人民陪审员  卢小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 记 员  王利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