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1002号原告：广州市兆通皮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石滩大道北1号2幢（厂房A-2）。法定代表人：廖国柱。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稳，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凤棉，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汤伯棉，女，198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倩茜，广东法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兆通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通公司）诉被告汤伯棉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兆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稳、被告汤伯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倩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兆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改判原告向被告应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工资为3687元；2.改判原告向被告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为24947.5元；3.改判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3月至2019年7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在增城区仲裁委庭审中争议事实为2019年5月至7月期间工资数额、被告入职原告时间及是否存在重新入职的事实。双方确认事实为被告工资是“多劳多得”、被告在2019年5月至7月期间有部分天数未上班。针对双方确认的事实，仲裁委应重点核查被告该期间实际上班天数及缺勤天数，以及2019年5月以前被告每月的上班天数及工资数额，从而折算出原告应支付被告2019年5月至7月的工资数额，但仲裁委仅直接根据2019年5月前12个月平均工资数额，足额裁决被告2019年5月至7月的工资，明显是错误的，损害了原告利益。针对原告提出被告重新入职的问题只字未提，遗漏了案件的重要事实。原告为保护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法院作出令双方信服的判决。被告汤伯棉辩称：被告同意仲裁裁决，没有提起诉讼。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双方在本案庭审中确认：被告在原告处工作至2019年7月31日、被告月平均工资为2935元、被告2019年5至7月份工资未结算。2019年7月4日，原告发出通告，通告员工因订单大幅度下降，经营艰难等，公司决定从2019年7月份开始全部员工工资统一下调到2100元。2019年7月29日，原告发出通知，通知员工因无法经营下去，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正式结业。2019年5月31日，包括被告、吴绍坚在内共20名员工向劳动部门投诉称原告公司已面临停产或半停工，要求补发放假期间基本工资、生活费、社保等。2019年8月5日，被告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兆通公司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工资8400元；2.兆通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3000元；3.确认2008年7月21日至2019年7月31日与兆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4.兆通公司支付2008年7月2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3000元。2019年10月19日，该委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130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兆通公司支付汤伯棉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工资8400元；2.兆通公司支付汤伯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2285元；3.确认汤伯棉与兆通公司于2008年9月9日至2019年7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4.驳回汤伯棉本案的其他仲裁请求。兆通公司不服该裁决第一、二、三项，在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主张被告因个人原因辞职后于2011年3月重新入职原告处，具体重新入职日期记不起，被告在2010年6月至2011年2月不在原告处工作，原告按时薪计算被告工资，因公司生意不好，从2019年4月底开始有员工不上班，被告2019年5月份没有出勤无工资，6、7月份按被告实际出勤天数计算工资；并提交考勤记录、工资表。其中：考勤记录显示被告2019年5月份、6月1至11日、7月1至3日和30至31日均无考勤记录，6月12日至30日期间除15、16、17、23日外有考勤记录、7月4日至29日期间除8、14、21、28日外有考勤记录；2010年6月份至2011年2月份吴绍坚所在部门的工资表显示无被告工资发放记录，2011年3月份吴绍坚所在部门的工资表显示被告有工资发放记录，2011年3月份吴绍坚所在部门的工资表显示该部门员工除2011年1、2月份的员工外，新增了吴*钻、刘*凤、汤伯棉三名员工，且吴*钻上班天数为5天并备注“夏工衣”、刘*凤上班天数为23天、汤伯棉上班天数为14天并备注“冬工衣”；2011年4月7日支付证明单显示发1月份工资共343881元，各部门工资表累计发放工资金额也是343881元，且刘*凤、吴绍坚2011年1月份的工资不是在同一部门发放，2011年1月份各部门工资发放名册均无被告名字；2011年3月30日支付证明单显示发2011年2月份工资共309053元，各部门工资表累计发放工资金额共306853元，相差2200元，且刘*凤、吴绍坚2011年2月份的工资不是在同一部门发放，2011年2月份各部门工资发放名册均无被告名字；2011年5月24日支付证明单显示发3月份工资共411819元，各部门工资表累计发放工资金额也是411819元，且刘*凤、吴绍坚、被告2011年3月份的工资是在同一部门发放，2011年3月份吴绍坚所在部门的工资发放名册中有被告名字；2019年5至7月份工资显示被告5月份工资3260元、上班0小时、实发工资0元，被告6月份工资3260元、上班152.5小时、实发工资1657元，被告7月份工资2100元、请假扣70元、实发工资2030元。质证中，被告对考勤记录、工资表均不予确认，称被告2008年入职原告处，期间并未离职，2010年6月至2011年2月的工资是现金发放，被告月固定工资3260元，不出勤要扣工资，公司订单减少才转流上班，2019年4月24日公司法人口头通知5月份休息，至6月10日告知上班，被告6月10日正常上班至2019年7月31日；并提交通告、通知、工资条、工卡、银行流水、（2017）年度工龄奖表、2011年4月3日的收据等；其中:（2017）年度工龄奖表显示被告入职日期为2008年7月21日；2011年4月3日的收据显示收到被告20元并加盖“学习费辞工批准后依此据退回”印章。质证中，原告否认曾通知过被告不用上班，称被告2011年3月重新入职后接受公司培训产生学习费。对此，被告不予认可，称2011年4月3日收取的是调整岗位后到新岗位的培训费。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仲裁裁决被告月平均工资为2935元、劳动关系至2019年7月31日止均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11年3月是否重新入职问题。原告主张被告2011年3月重新入职原告处，具体入职日记不起。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被告中途没有离职，其从2008年7月21日入职原告处一直工作到2019年7月31日，2011年4月3日原告收取的20元是调整岗位后到新岗位的培训费。2011年4月3日的收据加盖了“学习费辞工批准后依此据退回”印章，从字面意思理解20元的学习费在离职后可凭该收据退回，相对而言该费用也应是在入职时收取。故被告主张原告因内部岗位调整而收取其培训费不符合常理。依前所述，原告提交的工资表与支付证明单显示2011年3月份吴绍坚所在部门新增的三名员工即被告、吴*钻、刘*凤，刘*凤2011年3月份上班天数为23天且其2011年1、2月份的工资是在其他部门名册中，而被告、吴*钻的上班天数分别为14天、5天并备注“冬工衣”、“夏工衣”，且在2011年1、2月份原告各部门的工资名册中也没有被告、吴*钻的名字。因此，被告仅凭提交（2017）年度工龄奖表不足以证明其2008年7月21日入职原告公司连续一直工作至2019年7月31日。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是在2011年3月重新入职，其与被告于2011年3月至2019年7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予以采信。据此，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3月至2019年7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原告在2019年7月29日发出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结业的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项“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劳动合同终止”、第四十六条第六项“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和第三款“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规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依前所述，被告2011年3月重新入职至2019年7月31日，在原告处工作年限为8年4个月，故按8.5个月计算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为24947.5元（2935元/月×8.5个月）。关于2019年5月份工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2019年5月份没有出勤工资为0元，其亦未通知被告不用上班。被告自述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6月11日未上班，且未上班并非其本人原因，是公司通知其不用上班。从原告提交的考勤记录显示被告2019年5月无打卡记录，2019年6月份最早打卡时间为12日，被告长达一个多月未上班，而原告并没有依规章制度对被告作出处罚，明显与常理不符，故本院采信被告主张，认定被告2019年5月份没有上班原因在于原告的经营出现问题。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被告从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6月11日没有上班，没有上班天数已超过30天，故原告应支付被告2019年5月份生活费1680元（2100元/月×80%）。关于2019年6、7月份工资问题。被告对原告主张的6、7月份工资数额不予认可，但其对仲裁裁决按月平均工资计算并无异议。原告未提交证据佐证其工资表的实发工资是如何计算得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从2019年7月开始下调工资至2100元/月是其与员工协商后达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原告应按月平均工资2935元/月的标准向被告支付2019年6、7月份工资。因此，原告应支付被告2019年5、6、7月份生活费及工资共7550元（1680元＋2935元/月×2个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州市兆通皮具有限公司与被告汤伯棉于2011年3月至2019年7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广州市兆通皮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被告汤伯棉工资7550元；三、原告广州市兆通皮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被告汤伯棉经济补偿金24947.5元；四、驳回原告广州市兆通皮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市兆通皮具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玉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黎柳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