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46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竹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沈砖路建新221号1071室。 法定代表人：张羽，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昌邑市国宇巾被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昌邑市北孟镇塔耳堡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忠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国友，山东商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竹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竹丽纺织公司）与被上诉人昌邑市国宇巾被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宇织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8日作出（2017）鲁0786民初1938号民事判决，竹丽纺织公司不服该判决而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鲁07民终1349号发回重审裁定，原审法院重审后作出本案（2019）鲁0786民初194号民事判决，竹丽纺织公司不服该判决，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竹丽纺织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羽、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国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竹丽纺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国宇织造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的全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一、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庭审中提交的与案涉面纱交易时间严重不符的增值税发票以及部分送货单即认定被上诉人共向上诉人供货2805400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审庭审提供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棉纱买卖合同起始日期系2016年11月15日，多数为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也只能证明双方存在棉纱买卖关系，并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交付货物。2.被上诉人提供的物流证明及买卖明细中无上诉人盖章确认，无法认定被上诉人已按照买卖明细履行送货义务。物流证明在本案中属于证人证言，仅有一份达不到证明目的，且该物流公司与被上诉人属于合作单位，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明及电脑截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即上诉人并未收到运送棉纱证明项下的货物。3.被上诉人提交的电子送货单打印件系伪造，被上诉人提供的电子送货单打印件与杨志晓微信聊天记录存在不符，杨志晓于2009年一2016年在上诉人处工作，任职内勤，负责文秘及售后服务工作，于2016年底离职，本案业务关系起始于2017年，杨志晓与陈博微信内容与本案业务无任何关系；仅有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及电子送货单没有原始载体的情况下，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电子送货单打印件中无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名及盖章，无法证实被上诉人已按照送货单打印件履行了送货义务；杨志晓发送给陈博的物流单据、开票信息等与本案无关联，无法证实双方存在棉纱买卖关系及被上诉人履行了交货义务。4.被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发票起始时间为2016年6月12日，与买卖合同起始时间2016年11月15日不符，无法证实案涉增值税发票与本次交易有关，同时，增值税发票应与发货单项下的货物或供送货单项下的货物保持一致，本案中增值税发票只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过棉纱买卖业务，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已收到发票项下的棉纱及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自认欠被上诉人货款447625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3日作出（2017）鲁0786民初1938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曾在庭审中自认欠被上诉人货款447625元并据此作出判决。上诉人上诉至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3日作出（2018）鲁07民终1349号民事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该裁定明确载明发回事由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一审判决又认定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自认欠被上诉人货款447625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自认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共计2138994元，且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予以采信，但被上诉人仅提供价款为1129800元的送货单，因此，被上诉人应返还上诉人1009194元的货物。四、被上诉人的货物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供了检测报告及纺织品样品证明被上诉人的货物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但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另，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后要求双方补充证据，但在上诉人补充证据后没有再组织开庭质证即作出判决，审理程序违法。 国宇织造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事由均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在案的相关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2805400元棉纱及尚欠666406元货款未付的事实；2.对于上诉人庭后补充的证据，被上诉人已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一审法院无需再次开庭，审理程序并无不当。 国宇织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竹丽纺织公司给付货款587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5日，国宇织造公司与竹丽纺织公司订立合同编号为ZL16－02的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买方（竹丽纺织公司）购卖方（国宇织造公司）100%B32S/2赛络纺棉纱10吨，单价23000元/吨，总金额230000元；交（提）货时间为合同确认后一个月内分三次发完；质量标准为国标一等；交（提）货地点、方式为常州市，1.买方指定地点，卖方负责运输；2.买方应于收货时在卖方的送货单（或发货单）上签字或者盖章，任何情况下在买方收到与送货单（或发货单）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进项抵扣的，视为买方已经如数收到卖方交付的送货单（发货单）项下的货物；3.如由卖方送货或委托运输公司代为送货，而买方要求卖方所送货地址或收货单位系买方以外的第三方所在地，买方需以书面并加盖公章的方式向卖方提交“送货地址/收货单位确认书”，并作出具体明示，只有在收到买方加盖公章的“送货地址/收货单位确认书”后，卖方方可将买方订单项下的货物送达买方指定的第三地；运输方式和费用负担为卖方负担；包装标准为中性包装；结算方式及期限为货到付款；验收标准、方法及对质量提出异议期限为，若买方对质量有异议，自提货（或收货）之日起三十天内向卖方提出，并同时提供相关国家商检部门出具的正式书面检验报告；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传真件具有同等效力）。 2016年12月14日，国宇织造公司与竹丽纺织公司订立合同编号为ZL16－03的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买方购卖方100%B21S棉纱15吨，单价20200元/吨，总金额303000元，100%B32S棉纱2.5吨，单价21000元/吨，总金额52500元，交（提）货时间为合同确认后发货，质量标准为国标一等，其他约定同2016年11月15日合同。 2016年12月26日，国宇织造公司与竹丽纺织公司订立合同编号为ZL16－02的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买方购卖方100%B32S棉纱5吨，单价22500元/吨，总金额112500元，交（提）货时间为合同确认后两天内发货，质量标准为国标一等，其他约定同2016年11月15日合同。 2017年1月16日，国宇织造公司与竹丽纺织公司订立合同编号为ZL17－01的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买方购卖方100%B40S赛络纺棉纱50吨，单价24300元/吨，总金额1215000元，交（提）货时间为合同确认后两个月内分批交清，质量标准为国标一等，其他约定同2016年11月15日合同。 2017年1月20日，双方订立合同编号为ZL17－02的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买方购卖方100%B21S/4棉纱11吨，单价23000元/吨，总金额253000元，交（提）货时间为合同确认后一个月内分批交清，质量标准为按小样，其他约定同2016年11月15日合同。 2017年1月20日，双方订立合同编号为ZL17－03的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买方购卖方100%B25S赛络纺棉纱30吨，单价21500元/吨，总金额645000元，交（提）货时间为合同确认后一个月内分批交清，其他约定同2016年11月15日合同。 2017年2月8日，双方订立合同编号为ZL17－04的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买方购卖方100%B21S/2赛络纺棉纱5吨，单价23000元/吨，总金额115000元，交（提）货时间为合同确认后十天内交清，质量标准为按小样，交（提）货地点、方式为南通市，其他约定同2016年11月15日合同。 2017年3月8日，双方订立合同编号为ZL17－05的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买方购卖方100%B25S赛络纺棉纱30吨，单价22300元/吨，总金额666000元，交（提）货时间为合同确认后一个月内分批交清，质量标准为按小样，交（提）货地点、方式为大丰，其他约定同2016年11月15日合同。 2017年3月27日，双方订立合同编号为ZL17－06的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买方购卖方100%B32S赛络纺棉纱12吨，单价23300元/吨，总金额279600元，交（提）货时间为合同确认后十五天内交清，质量标准为按小样，交（提）货地点、方式为大丰，其他约定同2016年11月15日合同。 另查，国宇织造公司委托高密市畅茂物流有限公司将棉纱运送给竹丽纺织公司指定的收货人。 竹丽纺织公司于2016年6月12日付款14294元，2016年7月4日付款67200元，2016年10月14日付款11500元，2016年11月17日付款90000元，2016年11月21日付款23000元，2016年12月8日付款69000元，2016年12月17日付款100000元，2016年12月20日付款21500元，2017年1月6日付款112500元，2017年2月20日付款200000元，2017年2月24日付款180000元，2017年3月1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3月3日付款200000元，2017年3月12日付款300000元，2017年3月14日付款300000元，2017年3月28日付款250000元，2017年3月31日付款100000元，以上共计向国宇织造公司付款2138994元。 再查，竹丽纺织公司反诉要求国宇织造公司返还其货款721700元及利息，竹丽纺织公司未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竹丽纺织公司欠国宇织造公司货款的具体数额？ 国宇织造公司对此提供以下证据： 1、2016年11月15日、2016年12月14日、2016年12月26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1月20日2份、2017年2月8日、2017年3月8日、2017年3月27日买卖合同共计9份，证明国宇织造公司与竹丽纺织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国宇织造公司业务经理陈博手机中与竹丽纺织公司工作人员杨志晓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存放的2016年12月14日原始电子版合同，2016年11月15日是竹丽纺织公司通过传真发送给国宇织造公司的，合同左上角有传真发送的具体时间，2016年12月26日合同是通过微信发送的； 2、双方买卖棉纱明细一份，证明自2016年6月12日至2017年4月14日竹丽纺织公司从国宇织造公司购买棉纱121吨，价款共计2760400元； 高密市畅茂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该公司代国宇织造公司向竹丽纺织公司发送棉纱的电脑记录截图四份，证明自2016年6月12日至2017年4月14日国宇织造公司向竹丽纺织公司发送棉纱121吨。电脑截图中收货人刘峰系竹丽纺织公司的业务员、张先生系竹丽纺织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羽； 3、高密市畅茂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送货单8份，分别为：2017年3月1日100%B21S/4棉纱1吨、2017年3月8日100%B21S/4棉纱3吨、2017年3月13日100%B40S赛络纺5.5吨、2017年3月13日100%B25S赛络纺4.5吨、2017年3月19日100%B40S赛络纺6吨、2017年3月19日100%B25S赛络纺6吨、2017年3月28日100%B25S赛络纺10吨、2017年4月1日100%B40S赛络纺6吨、2017年4月1日100%B32S赛络纺4吨、2017年4月11日100%B21S/2赛络纺1.25吨、2017年4月14日100%B25S赛络纺1.5吨； 4、竹丽纺织公司工作人员杨志晓通过微信发送给国宇织造公司业务经理陈博的电子送货单打印件7份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23张，杨志晓发送给陈博快递单照片、开票资料照片、买卖合同照片打印件10张，送货单时间分别为2016年12月15日、2016年10月14日、2016年12月30日、2016年8月23日、2016年12月5日、2016年12月28日二份； 5、增值税发票30张，证明国宇织造公司为竹丽纺织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共计2378400元，分别为：2016年6月12日112500元、2016年7月16日67200元、2016年9月18日5400元、2016年10月21日11500元、2016年11月21日113000元、2016年12月5日69000元、2016年12月12日69000元、2016年12月15日52500元、2016年12月26日112500元、2017年1月13日45000元、2017年1月20日97200元、2017年2月21日92000元、64500元、2017年2月22日72900元、2017年3月6日75000元、97200元、107500元、92000元、48600元、107500元、67500元，2017年3月14日69000元、112875元、97200元、97200元、34950元、112875元，2017年3月27日72900元、94400元、107500元。 竹丽纺织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 1、国宇织造公司提交的2016年11月15日、2016年12月14日、2016年12月26日三份买卖合同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国宇织造公司提供的2017年1月16日、2017年1月20日二份、2017年2月8日、2017年3月8日、2017年3月27日六份合同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棉纱的合意，并签订上述买卖棉纱的合同，并不能证明该棉纱买卖合同的送货履行情况。 2、对物流证明及国宇织造公司提供的买卖明细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中无竹丽纺织公司盖章确认，无法认定国宇织造公司已按照买卖明细履行送货义务。物流证明在本案中属于证人证言，仅有一份达不到证明目的，且该物流公司与国宇织造公司属于合作单位，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明及电脑截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即竹丽纺织公司并未收到运送棉纱证明项下的货物。 3、对送货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竹丽纺织公司称该送货单项下的货物中2017年3月28日9.7吨的100%B25S棉纱、2017年4月1日4吨100%B32S棉纱及2017年4月1日6吨100%B40S棉纱为假货，即该送货中共有447625元为假货。 4、竹丽纺织公司对于电子送货单打印件真实性有异议，国宇织造公司提供的电子送货单打印件与杨志晓微信聊天记录中存在不符，即电子送货单打印件系国宇织造公司捏造的；竹丽纺织公司于庭后提供情况说明，称杨志晓于2009年-2016年在其公司工作，任职内勤，负责文秘及售后服务工作，于2016年底离职，称本案业务关系起始于2017年，杨志晓与陈博微信内容与本案业务无任何关系；竹丽纺织公司认为仅有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及电子送货单没有原始载体的情况下，竹丽纺织公司对其不予认可；对电子送货单打印件中无竹丽纺织公司工作人员签名及盖章，无法证实国宇织造公司已按照送货单打印件履行了送货义务；对杨志晓发送给陈博的物流单据、开票信息等与本案无关联，无法证实双方存在棉纱买卖关系及国宇织造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 5、对国宇织造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竹丽纺织公司已全部认证，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增值税发票应与发货单项下的货物或供送货单项下的货物保持一致，本案中增值税发票只能证明竹丽纺织公司与国宇织造公司发生过棉纱买卖业务，并不能证明竹丽纺织公司已收到发票项下的棉纱及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国宇织造公司提交的开票日期分别为2016年6月12日112500元、2016年7月16日67200元、2016年9月18日5400元、2016年10月21日11500元、2016年11月21日113000元、2016年12月5日69000元、2016年12月26日112500元、2016年12月15日52500元、2016年12月12日69000元有异议，本案中竹丽纺织公司向国宇织造公司支付货款第一笔时间为2016年12月17日，故上述发票与本案交易无关。国宇织造公司不可能多次向竹丽纺织公司开具发票，而竹丽纺织公司不支付上述款项，故上述交易是双方之前的交易，与本案无关联。竹丽纺织公司2016年度票、款、货已结，2017年国宇织造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未实际交付货物。 竹丽纺织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1、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九份，竹丽纺织公司付款情况：2016年6月12日付款14294元，2016年7月4日付款67200元，2016年10月14日付款11500元，2016年11月17日付款90000元，2016年11月21日付款23000元，2016年12月8日付款69000元，2016年12月20日付款21500元，2017年1月6日付款112500元，2017年3月1日付款100000元。以上共计508994元。 付款凭证十六份及所附银行承兑汇票三份，竹丽纺织公司付款情况：2016年12月17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2月20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2月20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2月24日付款80000元，2017年2月24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3月3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3月3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3月12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3月12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3月12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3月14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3月14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3月14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3月28日付款250000元，2017年3月31日付款50000元，2017年3月31日付款50000元。以上共计1630000元。 竹丽纺织公司另提供票据号码为313××××6038票面金额为1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用以证明竹丽纺织公司付款100000元，该承兑汇票未附有国宇织造公司出具的付款凭证，国宇织造公司亦未在银行承兑汇票上盖章。 2、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报告二份，竹丽纺织公司用以证明送货单中2017年3月28日中9.7吨的100%B25S棉纱、2017年4月1日的4吨100%B32S棉纱、2017年4月1日的6吨100%B40S棉纱为假货。 国宇织造公司对竹丽纺织公司提供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 1、国宇织造公司对竹丽纺织公司提供的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九份共计付款数额508994元、付款凭证十六份及所附银行承兑汇票三份共计付款数额1630000元均无异议，国宇织造公司认可竹丽纺织公司付款数额共计2138994元；对竹丽纺织公司提供的票据号码为313××××6038票面金额为1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有异议，该汇票没有国宇织造公司出具的付款凭证予以佐证，不能证明竹丽纺织公司支付了该汇票载明的款项，国宇织造公司对此不予认可。 2、对检测报告真实性有异议，该检测报告中所检测的检材并不能证明系国宇织造公司出卖给竹丽纺织公司的货物，因此，检测报告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竹丽纺织公司的主张。 另查，在原审卷宗中，法院于2017年7月14日调查竹丽纺织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羽调查笔录中，张羽陈述尚欠国宇织造公司货款447625元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竹丽纺织公司认可与国宇织造公司之间存在买卖棉纱业务关系，并认可收到国宇织造公司票面金额共计2378400元的增值税发票，竹丽纺织公司对国宇织造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无异议，并称已经认证，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对本案事实具有证明力，依法确认有效；上述增值税发票开具时间为2016年6月12日至2017年3月27日，国宇织造公司称2017年3月27日后竹丽纺织公司继续购买国宇织造公司的棉纱，国宇织造公司就上述棉纱给竹丽纺织公司开具了部分增值税发票，部分未开具增值税发票，国宇织造公司提供高密市畅茂物流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日、2017年3月8日、2017年3月13日、2017年3月19日、2017年3月28日、2017年4月1日、2017年4月11日、2017年4月14日出具的八份送货单，证明竹丽纺织公司收到了国宇织造公司相应的货物，上述送货单中未开具和未全部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为：2017年3月28日、2017年4月1日、2017年4月11日、2017年4月14日，原审及本次庭审中竹丽纺织公司对国宇织造公司提供的上述送货单均无异议，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对本案事实具有证明力，依法确认有效；竹丽纺织公司称2017年国宇织造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未实际交付货物，但上述送货单均系2017年竹丽纺织公司收到国宇织造公司的棉纱，故对竹丽纺织公司所称的2017年增值税发票项下国宇织造公司未实际交付货物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上述送货单记载的货物数量，分别为：2017年3月28日100%Ｂ25Ｓ赛络纺10吨、2017年4月1日100%Ｂ32Ｓ赛络纺4吨、2017年4月1日100%Ｂ40Ｓ赛络纺6吨、2017年4月11日100%Ｂ21Ｓ／2赛络纺1.25吨、2017年4月14日100%Ｂ25Ｓ赛络纺1.5吨。根据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100%Ｂ25Ｓ赛络纺单价22300元／吨，100%Ｂ40Ｓ赛络纺单价24300元／吨，100%Ｂ32Ｓ赛络纺单价23300元／吨，100%Ｂ21Ｓ／2赛络纺单价23000元／吨，根据送货单上载明的棉纱数量及买卖合同约定的单价，2017年3月28日100%Ｂ25Ｓ棉纱价值为223000元、2017年4月1日100%Ｂ40Ｓ棉纱价值为145800元（已开具97200元的增值税发票）、100%Ｂ32Ｓ棉纱价值为93200元、2017年4月11日100%Ｂ21Ｓ／2棉纱价值为28750元、2017年4月14日100%Ｂ25Ｓ棉纱价值为33450元，上述未开具增值税发票但竹丽纺织公司已收到国宇织造公司的棉纱价值共计427000元。结合前述的竹丽纺织公司认可收到国宇织造公司票面金额2378400元增值税发票的事实，根据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买方应于收货时在卖方的送货单（或发货单）上签字或者盖章，任何情况下在买方收到与送货单（或发货单）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进项抵扣的，视为买方已经如数收到卖方交付的送货单（发货单）项下的货物”，另国宇织造公司还提供高密市畅茂物流有限公司电脑记载的为国宇织造公司送货的明细及竹丽纺织公司工作人员杨志晓与国宇织造公司业务经理陈博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电子送货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国宇织造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竹丽纺织公司辩称不欠国宇织造公司货款，但在原审中自认欠国宇织造公司货款447625元，其陈述相互矛盾，竹丽纺织公司未提交证据推翻国宇织造公司的主张，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国宇织造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结合双方买卖合同的约定，足以证明国宇织造公司向竹丽纺织公司供货增值税发票上所载数额2378400元及未开具增值税发票但竹丽纺织公司认可送货单所载明的棉纱价值427000元的事实，故国宇织造公司共计向竹丽纺织公司供货2805400元，国宇织造公司认可竹丽纺织公司付款数额共计2138994元，竹丽纺织公司提供的票据号码为313××××6038、票面金额为1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经国宇织造公司质证后有异议，竹丽纺织公司未提供确实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国宇织造公司已收到该1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故对该份银行承兑汇票拟证付款事实不予认定。据此，国宇织造公司供货数额2805400元与竹丽纺织公司付款数额2138994元相抵后，竹丽纺织公司尚欠国宇织造公司货款666406元。国宇织造公司仅向竹丽纺织公司主张587000元，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予以支持。竹丽纺织公司主张国宇织造公司供货中价值447625元为假货，国宇织造公司不予认可，竹丽纺织公司未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对其答辩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国宇织造公司要求竹丽纺织公司偿还货款587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竹丽纺织公司应予偿还。国宇织造公司主张利息以587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竹丽纺织公司辩称不欠国宇织造公司货款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竹丽纺织公司辩称尚有价值712700元的货物国宇织造公司未发货，竹丽纺织公司反诉要求国宇织造公司返还其货款712700元及利息，竹丽纺织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原竹丽纺织公司之间存在预付货款的约定及存在实际履行的情形，且双方买卖合同中均约定货到付款，竹丽纺织公司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且竹丽纺织公司未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故对其反诉请求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上海竹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偿还昌邑市国宇巾被织造有限公司货款587000元及利息（以587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70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共计13190元，由上海竹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竹丽纺织公司补充提交买卖合同复印件三份，称该三份合同才是案涉业务的真实合同，签约地为上海，合同履行半个月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陈博与上诉人内勤联系，要求重新作三份合同并称为贷款而要改合同签约地，上诉人为了双方合作而予答应重做了三份合同，被上诉人的目的是为了卖假货进行欺骗后能够在昌邑市起诉。国宇织造公司质证称，证据是复印件且均系上诉人单方伪造，上诉人在一审中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多份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且上诉人也从未提出管辖权异议，故其拟证目的不成立。本院认证认为，上述证据并非民事诉讼法所界定的二审新证据，且存在证据形式瑕疵，国宇织造公司对证据真实性及拟证事实亦不认可，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依法不予确认。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另，竹丽纺织公司二审中主张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称其在庭后补充提供的证据未经开庭质证。经查，一审法院对此已经组织进行了证据交换，国宇织造公司以书面复函形式发表了对应质证意见并入卷存档。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间的案涉买卖合同系自愿签订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根据竹丽纺织公司的上诉请求与事由，二审讼争焦点为：1.一审对买卖合同签订与履行事实的认定是否正确；2.竹丽纺织公司有关买卖标的物存在质量问题对应主张的认定与处理。 其一，竹丽纺织公司对于双方存在买卖业务予以认可，虽对国宇织造公司提供的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及内容提出部分异议，但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有效证据，其二审补充证据亦不具有效证明效力，一审法院对合同签订事实及合同内容的认定正确。关于竹丽纺织公司收货及欠付款事实的认定，国宇织造公司就其诉求及事实主张已对应举证，其陈述与所提交的买卖合同、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物流公司证明、送收货记录截屏、双方工作人员关于合同履行的聊天记录、电子送货单等证据的内容及增值税发票已抵扣、被联系人曾系竹丽纺织公司人员等关联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已构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综合审核证据并结合双方举、质证意见作出的具体证据认证，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确定的认定标准，对应作出的合同履行包括收发货与欠付款事实的认定，亦符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待证事实存在具高度可能性的采信与确定标准。竹丽纺织公司对国宇织造公司所提供证据的效力及一审的对应事实认定在本案诉讼中未提供足以反驳的有效证据；其有关增值税发票与实际交易无关的抗辩，与双方合同约定相悖；其有关未收货、不欠款的抗辩，与查明事实不符，亦与其法定代表人张羽在原审法院对双方业务往来询问调查时尚欠货款447625元未付、收货为假货并予封存的陈述不符；竹丽纺织公司应据此负担不利法律后果，对其抗辩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其二，竹丽纺织公司主张国宇织造公司所供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应就此负举证责任，但其所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所主张的国宇织造公司于2017年3月28日与4月1日的三批供货、价值447625元的货物系假货的事实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竹丽纺织公司应对此负担不利法律后果，即对其上述主张本案中不予支持。竹丽纺织公司可待证据补足后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对应查明事实，竹丽纺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670元，由上诉人上海竹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兰 审判员  孙 涛 审判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一日 书记员  赵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