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4民终3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夏井居委会七组，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夏井居委会七组。负责人：夏伟，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智，云南周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文祥，男，1976年2月2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钢，男，1977年3月15日生，回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利学，云南红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赵林元，男，1951年8月2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夏井居委会七组。上诉人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夏井居委会七组（以下简称夏井七组）因与被上诉人夏文祥、付钢及原审被告赵林元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19)云0402民初47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井七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支持夏井七组的诉讼请求，即判决确认夏井七组与夏文祥、付钢于2009年12月16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判令夏文祥、付钢将其取得的合同项下的42.88亩土地返还夏井七组；3、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夏文祥、付钢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对合同名称与内容不一致的性质与效力认定错误。一审认为“本案双方之间产生纠纷的合同标的物虽然是农村土地，但夏井七组与夏文祥、付钢签订的涉案合同并非土地承包合同，而是土地租赁合同，对夏井七组在庭审过程中提出涉案合同的订立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观点，不予采纳。”一审只看表面现象、脱离了实质作认定，根据法律及最高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土地租赁合同的客体为国有土地，用途是将土地使用权及附地上建筑物交付使用，而本案涉及的土地为农村集体土地，用途是依法用于农业种植。当合同名称与合同内容不一致时，应根据合同的内容特征所涉法律关系进行准确判定。本案涉案的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土地，赵林元与夏文祥、付钢签订的《租赁合同》名为租赁实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22条规定：“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对召开村民会议及作出决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五）签订承包合同。”上述法律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赵林元与夏文祥、付钢签订的《租赁合同》，关系村民的切身利益，依法应当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但赵林元在未形成决议的情况下擅自以夏井七组集体名义与夏文祥、付钢签定《租赁合同》，违背多数村民意志，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赵林元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在权利人夏井七组拒绝追认的情况下是无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5条第2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59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一）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本案中付钢并不是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夏井居委会七组的村民，是属于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但赵林元以小组名义将土地承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既没有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表决通过，也没有报镇人民政府备案，就让外来人员承包并收益，在赵林元不能举证证明合同的订立已经履行了民主议定和相关部门审批程序的情况下确认《租赁合同》因违反法律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才符合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二、一审脱离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分析，判断当事人的主观真意有误。一审认为：“对于夏井七组提出的赵林元与付钢、夏文祥之间签订上述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及村民利益的情形，根据庭审过程中夏井七组及证人的陈述，此合同在出租时约定的租金单价与夏井七组同时期出租给案外人的相同，且夏井七组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涉案合同存在上述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对夏井七组主张合同无效的观点，不予采纳”的认定，忽视了恶意串通属于赵林元与夏文祥、付钢之间主观内心动机的活动，必须通过对案件客观事实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才能判断的判定条件。本案中，《租赁合同》是当时身为夏井七组组长的赵林元与夏文祥、付钢签订的，其行为具有二重属性，夏文祥系赵林元的儿子，付钢系赵林元的女婿，可以认定，对赵林元单方面制作的合同上的内容与村民约定并不一致，村民约定的合同期限为10年，而合同上的期限是25年，是非常清楚的，以此实施会损害夏井七组的利益，将土地转租给他人，从中能获取可预期的差价，经过对调查笔录、证人证言的分析，结合《租赁合同》附件上迖80%的村民签字捺印是伪造的事实，足以认定，赵林元与夏文祥、付钢主观上具有恶意，具有串通性，其实施的行为损害了夏井七组及村民的利益。在夏井七组已完成举证后，夏文祥、付钢否认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应由夏文祥、付钢承担举证责任，在夏文祥、付钢未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由夏文祥、付钢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楚。首先，为什么立案及判决书载明的案由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而一审不根据该案件事实在法律上的定性来判决。第二，《租赁合同》是怎样产生的，通过了什么议定程序，付钢不是夏井七组成员，凭什么包（租）夏井七组的土地，为什么有村民签字捺印的合同附件是复印件，原件去哪里了，上边有村民签字捺印中为什么大部分（占80％)是别人代签代捺的，为什么赵林元在会上讲的租期为10年，后合同上却变成25年。第三，夏文祥、付钢通过《租赁合同》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为什么自己不种植经营，后又是怎样转给别人的，前后两次合同有哪些不同。第四，为什么一审庭审中夏井七组强调损害集体利益的主要反映在租赁期限上，一审判决会不作阐述。第五，一审超过夏井七组的诉讼请求范围，认为是土地租赁合同，其证据和理由在哪里。第六，既然一审认定本案是土地租赁合同纠纷，那么对超过20年部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会不作认定。四、一审没有体现合法的正当程序。根据一审认定及认为，本案存在《租赁合同》的订约目的与诉讼目的重大出入，存在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作出的认定不一致，应当向夏井七组释明并询问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没有释明这一正当程序，就没有实体的公平、正义和理性。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夏井七组的上诉请求。夏文祥、付钢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林元未作陈述。夏井七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赵林元与夏文祥、付钢于2009年12月16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2、判令夏文祥、付钢将其取得的合同项下的42.88亩土地返还夏井七组；3、本案诉讼费用由夏文祥、付钢承担。诉讼过程中，夏井七组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决确认夏井七组与夏文祥、付钢于2009年12月16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林元于2004年至2013年7月期间担任夏井七组的组长。2009年12月16日，夏井七组作为甲方，付钢和夏文祥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夏井七组营下给农户的责任田共计42.88亩租给乙方，租期25年，即从2010年5月1日至2035年4月30日止；租金及支付方式为第一个五年每年1200元/每亩，第二个五年每年1400元/每亩，第三个五年每年1600元/每亩，第四个五年每年1800元/每亩，第五个五年每年2000元/每亩，先交租金后使用，乙方必须在每年5月1日至5日前一次性交清当年租金；乙方在正常使用租赁物的情况下，甲方不得以任何借口提前终止合同；在租赁期间，不因甲方代表人（村委会主任、组长）的变更而变更本合同。合同签订后，夏文祥、付钢按约履行了交付租金的义务，现已交付了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的租金。后夏井七组认为上述合同系赵林元利用职务之便、为牟取不当利益与付钢和夏文祥互相串通所订立，夏文祥、付钢、赵林元的行为损害了夏井七组及其村民的利益，并以此为由诉至红塔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庭审过程中，夏井七组还提出涉案土地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发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程序及民主议定原则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夏井七组在本案中主张涉案合同违反了上述法条第（二）项和第（五）项的规定，因此无效。经审理查明，本案双方之间产生纠纷的合同标的物虽然是农村土地，但夏井七组与夏文祥、付钢签订的涉案合同并非土地承包合同，而是土地租赁合同，对夏井七组在庭审过程中提出涉案合同的订立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观点，不予采纳；对于夏井七组提出的赵林元与夏文祥、付钢之间签订上述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及村民利益的情形，根据庭审过程中夏井七组及证人的陈述，此合同在出租时约定的租金单价与同时期出租给案外人的相同，且夏井七组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涉案合同存在上述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对夏井七组主张合同无效的观点，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夏井七组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的观点不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夏井居委会七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百元，减半收取计五十元，由原告负担。”二审审理过程中，夏井七组提交了《假冒签名捺印人员名单》。证明土地租赁合同是没有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并且大部分人的签字捺印都是伪造的。土地租赁合同的附件是夏文祥、付钢伪造的。夏文祥、付钢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夏井七组提交的证据不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要件。夏井七组所举证据中最后一个证明人夏某，在本案中并没有出租土地。当时的运作方式是合同签订前组织有地的农户开会，愿意出租的就签字认可，不愿意出租的地就自行栽种，农户对土地出租的情况是了解并同意后亲笔签名出租土地。本院认为，夏井七组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要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二审中，夏井七组对一审判决提出如下异议：1、一审法院判决第8页第4自然段第4行至第5行“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夏井七组营下给农户的责任田共计42.88亩租给乙方，租期25年，”应为“订立合同之前，赵林元和村民商量的大家认可的租期是10年”。2、遗漏了租赁合同的附件上，有42人的签名捺印是虚假伪造的，应当作为事实加以认定。且该附件是复印件，没有提交原件。本院认为，夏井七组认为租期应为10年及附件上42人的签名捺印虚假，无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确认。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是指农村土地承包人依法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给他人经营而签订的合同。本案《租赁合同》实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涉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的方式包括家庭承包方式和其他方式。夏井七组的村民在《租赁合同》附件中签名捺印，由夏井七组代表村民与夏文祥、付钢签订《租赁合同》，有委托夏井七组的意思表示，又征得了发包方夏井七组的同意，夏井七组有权与夏文祥、付钢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未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本案争议的租赁期限，夏井七组不能证明本案的租赁期限已经超过土地承包期限，夏井七组的上诉理由，均无充分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夏井七组提出《租赁合同》的订立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及夏井七组当时的组长赵林元与夏文祥、付钢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及村民的利益，《租赁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上诉人夏井七组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夏井居委会七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东审判员 刘 惠审判员 方 芳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冯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