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饶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122民初151号原告：卓家喜，男，195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饶平县人，住饶平县*************，公民身份号码：440************613。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桂海，广东凤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钰仪，广东凤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丁加佑，男，195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汕头市人，住汕头市澄海区*******省南1横2号，公民身份号码：440************833。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孝义，广东烨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卓振松，男，1948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饶平县人，住饶平县汫洲镇山家树仔尾南9巷17号，公民身份号码：440************630。第三人：饶平县******民委员会，住所地饶平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45122ME1933516E。法定代表人：卓伟盛，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琦，广东乔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广东乔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卓家喜与被告丁加佑、第三人卓振松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作出（2019）粤512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被告丁加佑不服，提出上诉。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粤51民终467号民事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追加饶平县******民委员会为第三人，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卓家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桂海、张钰仪、被告丁加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孝义、第三人饶平县******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琦、李瑞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卓振松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卓家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原告卓家喜和被告丁加佑于2012年6月24日签订的养殖场（汫洲镇山家村船港边）转让《协议书》以及被告丁加佑和第三人卓振松的养殖场转让关系无效；2、判决被告和第三人卓振松停止破坏养殖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5000元。同时将养殖场归还原告；3、判决被告付还原告自2012年至今（共计7年）的租金19320元；4、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卓家喜于1995年与饶平县汫************船港边土地，租赁面积4.6亩，每年租金2760元，原告租赁后将该土地建成养殖场，并在租赁期内按期缴纳租金至今。2012年6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约定：“1、甲方同意将养殖场转让给乙方，场租由乙方支付给甲方。3、养殖场不可转让给第三方，如确须转让应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已将养殖场交给被告，但至今被告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付还原告租金。自2012年至今（共计7年）的租金19320元都由原告向饶平县汫*****民委员会交纳，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租金，被告都是拖延搪塞，至今总欠原告租金19320元。2019年3月12日被告丁加佑违反《协议书》第三条的规定，在没有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养殖场转让给第三人卓振松。第三人私自施工毁坏养殖场墙体，原告于当天下午报警，汫洲派出所干警到现场要求被告及第三人停止施工，但第三人仍然在破坏和侵占中。综上所述，有身份证、《协议书》、《村委会证明》、《现金支出凭证》、现场照片等事实为据。为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丁加佑答辩称，原告签订的6年《租地合同》于2001年12月31日期限届满，原告和卓振辉已于2002年退出本租赁场地的合伙经营，养殖场归答辩人一人经营，并由答辩人以自己的名义和按山家村要求的租金数额进行交纳租金；从2002年开始，答辩人是本案租赁场地的承租人，原告对本案租赁的场地不再拥有权利。因此，原告于2012年6月24日（即退出合伙的10年之后）再与答辩人签订处置本租赁场地的协议书，原告是一种无权处置行为，该处置协议无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答辩人请求如下：1、确认原告于2012年6月24日与答辩人签订的处置本租赁场地协议书，是一种无权的处置行为，该处置协议无效；2、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所述严重不符合事实，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虽当时原告与答辩人合伙租赁山家村的土地以原告名义签订合同，但2001年12月31日期限届满后，原告已于2002年开始退出，归答辩人一人租赁经营并自行向山家村交纳租金。因此，原告从2002年开始，不再是本案讼争场地的承租人，其对答辩人与第三人卓振松签订的《转让协议》提起民事诉讼，属于主体不适格。1、1996年2月，原告与答辩人二人筹备合伙承包山家村的土地，并由以原告为代表与山家村委会签订承租山家船港边土地的合同，期限从1996年2月20日至2001年12月31日，每亩年租金1600多元。2、租地合同签订后，答辩人提供资金将租赁的场地建设养殖场，与原告共同合伙经营，1998年原告同意吸收其叔伯兄弟卓振辉入股，该养殖场转为三人合伙经营。3、2001年12月31日土地租赁权期限届满，原告和卓振辉自愿退出合伙，一致同意养殖场的投资折价15万元，从2002年开始，养殖场归答辩人一人经营，由答辩人付给原告和卓振辉各5万元。答辩人分别向卓振辉和原告支付了5万元、42000元的拆伙补偿款（因当时原告小孩读书、父亲去世等原因，向答辩人借8000元，故答辩人抵扣8000元，付还原告42000元）。4、从2002年1月开始，山家村委会没有再对本案讼争场地进行另行发包，也没有再签订承租合同，让实际承租人经营和交租金。5、答辩人从2002年1月开始，按山家村委会新调整的租金数额（每亩每年600元，4.6亩，每年租金2760元），以自己的名义向该村委会交纳本案讼争场地的租金，山家村委会都予以确认。从上可见，原告从2002年开始不再是本案讼争场地的承租人，原告卓家喜对该土地已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其对答辩人于2019年3月与第三人卓振松签订的《转让协议》提起诉讼，属于主体不适格。二、答辩人从2002年开始以自己名义向山家村委会交纳租金时，村委会也予以确认，没有对本案租赁场地另行出租，继续让答辩人承租经营，由此印证答辩人从2002年开始，是本案租赁场地的承租人。1、如上所述，从2001年12月31日租地场地合同届满之后，从2002年开始，原告和卓振辉作为本租赁场地的合伙人已经退出，养殖场归答辩人一人经营，并由答辩人以自己的名义向山家村委会交纳租金。2、山家村委会在2001年12月31日本案承租场地期限届满之后，也没有对本案的场地另行出租，而是上门向本案讼争场地的实际承租人丁加佑（答辩人）催收租金或通知答辩人到村委会交纳租金。山家村委会出具以丁加佑为承租人的《租金收据》，证明村委会从2002年开始，已经确认答辩人丁加佑是本案租赁场地的承租人。3、值得说明的是，山家村委会在2001年12月31日（即上一轮租赁期限）届满后，由于养殖市场行情的不景气和养殖户收益差，为鼓励经营者继续承包经营，从2002年开始，将租金统一下调为每亩每年600元。因此，答辩人丁加佑以每亩每年600元，4.6亩每年合计2760元，向山家村委会缴纳租金。从上可见，从2002年开始，山家村村委会已经确认答辩人为本案租赁场地的承租人。三、2012年6月24日，原告胁逼答辩人签订处置本案讼争场地的协议书，不是答辩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真实和不合法，该协议无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已经退伙10多年，其已经对本案讼争场地没有任何权利，却胁逼答辩人签订处置本案讼争场地的协议书，现又以这份无效的协议书为依据，向答辩人主张权利，显然是违法和无理的。其理由如下：1、如上所述，原告、答辩人和卓振辉在2001年承包期限届满后，于2002年对本案讼争的养殖场折价15万元，原告和卓振辉退出，由答辩人一人独自经营，答辩人付给原告卓家喜和卓振辉的退伙补偿款各5万元。此后，答辩人以自己的名义向山家村委会交纳养殖场租金时，山家村委会也予以认可。原告从2002年开始，对本案讼争的养殖场不再享有任何权利；答辩人是养殖场的唯一权利人。2、2012年初（即原告2002年退伙的10年后），原告见答辩人这几年养殖有收益，就多次向答辩人提出无理的要求，不但要求答辩人对原来2002年退伙时抵债的8000元付还，而且还要补到3.5万元，并且还要答辩人按其要求签订对答辩人进行权利限制的处置协议。3、开始，答辩人不同意，原告就抢先向山家村委会交纳2012年本案租赁场地的租金，并多次带人上门找答辩人。当时答辩人的养殖场有100多万元的牛蛙，加之，答辩人不是山家村人，如不答应原告的要求，将会影响养殖场的正常生产经营。答辩人不得已，只好违心地按原告的要求签订了这份2012年6月24日处置本租赁场地养殖场的协议书，并按原告的要求，在签订协议之时再向其支付了3.5万元。4、2012年6月24日这份协议签订后，答辩人十分委屈，继续于2013年到山家村委会交纳本案讼争场地的租金。5、这份2012年6月24日协议，不是答辩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不真实，也不合法，不受法律保护，不具法律约束力。其一、原告从2002年开始不再拥有本案租赁场地的权利，其无权处置答辩人租赁场地的财产，更无权对答辩人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进行限制。其二、答辩人从原告于2002年退伙开始，租赁场地已经转由答辩人一人租赁经营，并得到村委会的确认，到2012年6月24日已经10年之久。而这份协议却规定原告于2012年6月24日转让本案租赁场地给答辩人。显然这份2012年6月24日协议的内容不真实。其三、协议中规定答辩人在处分自己租赁场地的权益，需要经过原告的同意，显然，这一规定违反民法总则关于所有权人对自己的财产有占有、使用、处分、收益这一原则，该规定内容违法。其四、根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同时，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该法第58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据上述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2012年6月24日这份协议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无效。四、答辩人于2002年开始取得本案讼争土地的承租权，该承租行为不违反当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的行为；答辩人于2019年3月将本案讼争的土地转给山家村民卓振松，也不违反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原则，应予以鼓励。1、答辩人虽是外村人，但答辩人于2002年开始取得本案讼争场地承租权，该取得行为不违反当时法律的强制规定。其一、如上所述，答辩人丁加佑于2002年开始以每亩每年600元，4.6亩每年合计2760元的租金，以自己的名义向山家村委会缴纳，山家村委会不但没有异议，而且予以接收，在收据上写上承包人丁加佑的名字。这印证从2002年开始，山家村村委会已经确认答辩人为本案租赁场地的承租人，这证明答辩人已于2002年开始取得本案讼争场地承租权。其二、《农村土地承包法》是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因此，农村土地承包法不适用于本案。其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是2005年3月1日施行的，不适用于本案。其四、本案2002年答辩人取得土地租赁权，村委会收租金也写答辩人的名字，故不存在土地流转没有到村委会备案这个问题。因此，本案2002年答辩人取得本案承租权不违反当时法律的强制规定。2、答辩人于2019年3月将本案讼争的土地转给山家村民卓振松，该转让行为不违反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原则。其一、卓振松是山家村民。其二、答辩人丁加佑是外村人，其将自己于2002年开始已经取得的本案讼争土地的承租权，在村委会没有收回重新出租的情况下，将自己承租场地上的财产转让给山家村村民卓振松，不违反现行的法律规定，应予以鼓励。五、原告于2012年、2014年至2019年强行到山家村委会交纳答辩人经营租赁场地的租金，原告此行为，实质是要推翻已经履行完毕18年的退伙协议，原告此举违反了民法总则和合同法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现原告却以其违法交纳这几年租金为依据，诉称“2012年及2014年至2019年，多次向被告催讨租金，被告拖延搪塞，……”，是倒打一耙，无理和不合法的说法。1、如上所述，原告、答辩人和卓振辉于2002年自愿达成退伙协议，由答辩人一人承租本案讼争的场地并以自己的名义向山家村委会交纳租金。该退伙协议已经履行了18年，答辩人也在该场地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并在该场地生产经营18年。2、原告是一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遵守“诚实、信用”这一法律规定的民事活动原则，是原告应履行的义务和责任。3、原告于2012年见答辩人这几年略有收益，无视该退伙协议已经履行了10多年，强行到山家村委会缴纳2012年租金，并胁迫答辩人签订协议，然后，又于2014年开始强行到山家村委会缴纳租金。原告强行交纳租金的行为违反已经履行完毕18年的退伙协议。4、民法总则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原告的起诉，实质是要推翻18年前（即2002年）经过原告、答辩人和卓振辉自愿协商达成，并已经履行完毕18年的退伙民事交易行为，原告此举违反了民法总则和合同法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破坏法律保护的经济秩序，不利于生产和生活，会使各方矛盾进一步激化，不利于辖区内的社会稳定，会造成答辩人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侵犯了答辩人合法的财产权。从上可见，原告以其违法交纳这几年租金为依据，诉称“2012年及2014年至2019年，多次向被告催讨租金，被告拖延搪塞，至今还被拖欠19320元”，是倒打一耙，强盗的逻辑，是不合法的说法。六、原告诉称“1995年与饶平县*************船港边土地，租赁面积4.6亩，每年租金2760元，原告租赁后将该土地建成养殖场，并在租赁期内按期缴纳租金至今”，原告这种说法严重与事实不符。其事实如下：1、1996年2月20日至2001年12月31日第一期租赁期，每年每亩租金1600多元，4.6亩计每年租金7000多元，而不是每年租金2760元。只有1996年2月20日至2001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是合伙人共同投资，共同以原告的名义交纳租金。故这段时间不是原告一人投资，原告是代表合伙人交租金。2、如上所述，2002年开始，原告、卓振辉已经退伙，由答辩人一人独自经营和投资本案讼争场地，并由答辩人以自己的名义向村委会交纳租金。村委会此时开始，将租金调减为每亩600元，4.6亩，每年的租金合计2760元。因此，2002年开始，原告没有经营，更没有投资本案讼争场地。3、从2002年至2011年，是答辩人一直以自己名义缴纳，原告没有缴纳租金。4、2012年原告见答辩人有收益，才强行抢先向村委会缴纳这一年的租金，然后胁迫答辩人签订协议书和支付3.5元的款项。5、答辩人不服，于2013年再以自己的名义向村委会缴纳租金。6、2014年开始，原告以本村人这一优势，无视退伙协议已经履行10多年，违背民事活动诚实、信用原则，强行到村委会缴纳租金。从上可见，原告诉称“1995年与饶平县*************船港边土地，租赁面积4.6亩，每年租金2760元，原告租赁后将该土地建成养殖场，并在租赁期内按期缴纳租金至今”，这种说法严重与事实不符。七、本案原告从2002年退伙之后，对答辩人承租的本案讼争养殖场，不享有优先承包权。1、根据《农村农业承包法》的规定，村委会对外公开出租或发包土地时，本村村民都有优先承包权。本案中，村委会并没有将答辩人的场地收回，另行对外发包或出租，因此，不存在本村村民享有优先承包权这个问题。并且原告虽是山家村人，但其不能代表所有的山家村民，更不能在村委会没有对外公开发包或出租之时，直接向答辩人主张优先承包权。2、本案中，本案原告从2002年退伙之后，对答辩人承租的本案讼争养殖场，不享有优先承包权。依据卓家喜与丁加佑于2012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应视为无效协议）中第四条“国家征用土地賠偿，乙方应先得15万元正赔偿费，如超过15万元正（拾伍万元正），超过部分家喜、振辉、加佑三人平分，如不足15万元正，归乙方所有”的约定，可以证明2002年散伙时三方存在约定协议（由卓家喜保管），也足以证明三方自愿约定将该养殖场的财产及承包权归丁加佑所有。因此，本案不存在卓家喜享有优先承包权。鉴于上述理由，请法院按答辩人的请求进行判决。第三人卓振松无到庭应诉、答辩。第三人饶平县******民委员会述称，一、关于案涉养殖场承包权问题的答辩：答辩人只与原告在1996年订立了养殖场开发合同，与其成立承包合同关系，此后即没有收到过被告想要承包养殖场的意思，也没有收到过原告想要转让养殖场的意思表示。原告于1996年2月20日向答辩人承包案涉土地，后原告与被告经常一起出入该养殖场，他们之间是合伙关系，是雇佣关系，还是其他关系，答辩人既不知情，也不属于答辩人的管理范围，因此被告所主张的在2002年拆伙后，原告将养殖场承包权转让给被告一事，答辩人自始至终完全不知情，被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有告知答辩人或经答辩人同意。且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作为外村人要承包本村土地应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而被告主张其承包了案涉土地，但其根本没有征得答辩人的同意。哪怕退一步讲，其主张承包土地时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尚未实施，但被告连与答辩人订立承包合同最为基本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向答辩人做出，更谈不上已建立承包合同关系。因此在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案涉土地有来缴纳钱款，答辩人则没有收回养殖场，原承包关系顺延。二、关于收受承包款问题的答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认定应以承包合同中的承包方为准，答辩人在案涉地块发包后无论是向原告还是向被告收取钱款的行为，均是对1996年承包合同的延续，向原、被告出具收据只代表是由原、被告前来缴钱，不代表认定其为承包权人。被告举证了其缴纳案涉土地2009年至2011年、以及2013年承包款的收据，并主张2002年至2008年的承包款也是其所缴纳的。但被告缴纳承包款的行为并无法证明其即为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因为答辩人于1996年发包出的所有地块（包括涉案地块），均是到期后有来缴钱则视为原承包期的延续，原、被告就涉案地块向答辩人缴钱，答辩人则向他们出具了收据，至于收据上写谁的名只代表当时是由谁来缴钱，承包关系以原承包合同的记载为准，且自1996年至今，该养殖场有时由原告缴钱，有时由被告缴钱，答辩人只按照合同履行，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是何关系，由法庭依法查明。综合上述两点答辩意见，答辩人认为，答辩人自始至终是与原告成立承包合同关系，原告为涉案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请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公正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6年1月29日，原告卓家喜通过公开投标中标向饶平县*************船港边土地4.6亩，承包期限为1996年2月20日至2001年12月30日。承包后，原告与被告丁加佑合伙将该承包地建设成为养殖场并共同经营，后案外人卓振辉加入合伙，三人共同经营该养殖场。承包期限届满后，发包方山家村委会未收回该承包地。2002年，原、被告及卓振辉拆伙，协商养殖场财物折价15万元，由被告给付原告及卓振辉各5万元，该养殖场由被告经营。2012年6月2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将养殖场转让给被告，场租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同时约定养殖场不可转让给第三方，如确须转让，应原、被告双方协商同意。协议签订后，该养殖场由被告经营至今。期间，2012年及2014年至2019年每年承包款2760元由原告向山家村委会缴纳，2013年承包款2760元由被告向山家村委会缴纳。2019年3月，被告将该养殖场流转给第三人卓振松，并对该场进行改造，原告得知后不同意并进行阻止而发生纠纷。另查明，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6月24日签订《协议书》转让养殖场及被告于2019年3月将养殖场转让给第三人均未向发包方山家村委会备案或提出转让申请并经山家村委会同意。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请求及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2012年6月24日签订的处置涉案场地的租地合同的协议书是否有效？原告是否主体适格？2、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关于焦点1，讼争养殖场系原告通过公开投标中标向山家村委会承包，该土地承包的发包方为山家村委会，承包方为原告。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6月24日签订《协议书》转让养殖场及被告于2019年3月将养殖场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均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行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承包方与受让方达成流转意向后，以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承包方应当及时向发包方备案；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承包地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否则转让协议无效，原、被告于2012年6月24日签订《协议书》转让养殖场的行为未向发包方山家村委会备案或提出转让申请，并经其同意，故该转让行为因未取得发包方同意，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依法认定无效。因此，原、被告于2012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应依法认定无效。本案中，第三人饶平县******民委员会至今只确认原告卓家喜是案涉土地的承包人，村委会与丁家佑不存在承包关系，故讼争养殖场的承包经营权应归还原告。关于原告是否主体适格的问题，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规定，被告不是案涉土地的承包人，其作为养殖场的受让方于2019年3月将养殖场流转给第三人卓振松应当取得原承包方（即原告）的同意，但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与第三人之间的流转行为经原告同意，故该流转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因此原告作为案涉土地的承包人，主张确认被告丁加佑与第三人卓振松之间的流转关系无效，主体适格。关于焦点2，讼争养殖场2012年至2019年期间由被告实际经营管理，期间，原告向山家村委会缴纳了2012年及2014年至2019年的承包款，共1932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讼争养殖场2012年至2019年期间由被告实际经营管理，受益人为被告，依照公平原则，原告向山家村委会交纳的承包款，被告应予付还，原告该请求应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及第三人赔偿经济损失25000元的请求，原告未举证证明改建破坏部分价值25000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卓家喜和被告丁加佑签订的关于汫洲镇山家村船港边养殖场转让《协议书》及被告丁加佑和第三人卓振松的养殖场流转关系无效。被告丁加佑及第三人卓振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该养殖场移交原告卓家喜管理使用。二、被告丁加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还原告卓家喜19320元。三、驳回原告卓家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8元，由原告负担512元，被告负担396元。原告起诉时已先预交，被告还款时一并迳付给原告，本院不再收退。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炎昌人民陪审员  郑旭阳人民陪审员  黄少英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 记 员  黄瑞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