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3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发良，男，汉族，1975年4月6日生，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杰，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绍林，男，彝族，1984年4月6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山市长城建筑设备租赁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2621MA6KTOFGOU。经营者：王建，男，汉族，1966年2月2日生，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家微，女，云南云誊（文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陈发良、王绍林因与被上诉人文山市长城建筑设备租赁站（以下简称“长城租赁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3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3月2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及调解，上诉人陈发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杰，被上诉人长城租赁站的经营者王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家微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王绍林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发良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378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长城租赁站主张支付租金及返还原物的请求由王绍林一人承担；3、判令王绍林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认为陈发良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王绍林委托代其在《建筑作业用料租赁合同》上签字，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判决陈发良与王绍林一同承担租金给付及租赁物返还的责任。这一处理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陈发良在庭审中已经明确：1、《建筑作业用料租赁合同》系因王绍林有事无法到场签订，王绍林委托陈发良代为签订，合同中所列设备也全部为王绍林一人使用；2、发料单上的签字不是陈发良本人所签；3、65000元款项系王绍林支付给长城租赁站，而非陈发良支付。但原审法院只是要求陈发良提供证据证明其受王绍林委托在租赁合同上签字的事实，却并未对陈发良提出的第2、3条答辩意见进行审查。发料单上所写的陈发良名字的字体与陈发良本人的字体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原审法院却并未对此进行审查。同时对陈发良提出的65000元的租金不是本人支付，系王绍林支付的主张也未进行审查，亦未要求长城租赁站提供证据证明其所提出的65000元系陈发良支付的主张。即在字迹存在明显差异、租金给付对象不明等未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仅凭一个签字即认定陈发良系《建筑作业用料租赁合同》的签订主体，并判决陈发良与王绍林共同承担租金支付及租赁物返还的责任，这明显违背常理及法律规定，对陈发良严重不公。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陈发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的事实，依法改判如陈发良所请，以维护陈发良的合法权益。长城租赁站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陈发良是合同的签订主体，且是陈发良指派王绍林、夏昌文作为提货人，我方已履行了交付租赁物的义务。王绍林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王绍林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由陈发良支付长城租赁站租金，租金从2016年12月26日起按约定单价计算至租赁物返还之日止及归还租赁物资（即钢管2628.10米、扣件5941个、项托42个、加接杆39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陈发良负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12月26日陈发良与长城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王绍林并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只是作为双方约定指派的提货人，并且王绍林已经将大部分租赁物资返还长城租赁站，剩余租赁物资（即钢管2628.10米、扣件5941个、顶托42个、加接杆39节）一直是由陈发良使用。王绍林虽使用了部分租赁物资，但也已经支付了租金65000元给长城租赁站。对于陈发良使用的租赁物资及由此产生的租金不应由王绍林与陈发良共同承担，应由陈发良自行承担。2、王绍林没有无故拒不到庭参与诉讼，而是陈发良告知该事其会自行处理。加之王绍林因有事情未及时到庭，其赶到法庭时庭审已经结束。3、租金计算错误，租金的计算（数量及时间）应当扣除已经返还的租赁物资及已经支付的租金65000元，已经返还的租赁物资不应继续计算只应计算剩余租赁物资（即钢管2628.10米、扣件5941个、顶托42个、加接杆39节）的租金。综上，请二审依法采纳，支持王绍林的上诉请求。长城租赁站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陈发良是合同的签订主体，且是陈发良指派王绍林、夏昌文作为提货人，我方已履行了交付租赁物的义务。陈发良称，对王绍林答辩意见与陈发良的上诉状一致。长城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解除与陈发良于2016年12月26日签订的《建筑作业用料租赁合同》；（二）判决陈发良、王绍林支付租金117571.00元（暂计算至2019年8月7日止）之后的租金计算至返还物资之日止；（三）判决陈发良、王绍林返还钢管2628.10米、扣件5941个、顶托42个、加接杆39节；（四）判决陈发良、王绍林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6日，陈发良与长城租赁站签订《建筑作业用料租赁合同》，约定陈发良承租长城租赁站的钢管、扣件等建筑物资，明确约定的单价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约定指派王绍林、夏昌文为提货人。根据长城租赁站要求，陈发良加盖了云南锐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与该公司备案公章不一致)。合同签订后，长城租赁站按约定和陈发良的实际需要将租赁物出租给陈发良使用。陈发良和王绍林、夏昌文在长城租赁站提供的租赁发货单及收货单上签名，载明租赁的物资数量。租赁期内，王绍林支付了租金65000.00元。租赁期限届满后，陈发良和王绍林未按约定归还租赁物资，也未与长城租赁站进行结算和支付租金。长城租赁站依据双方约定租赁价格计算至2019年8月7日止的租金为182571.00元，扣除王绍林支付65000.00元，现尚欠117571.00元一直未付及租赁物未归还。经长城租赁站方多次催要未果。为此，长城租赁站诉至一审法院并提出如前所请。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租赁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了《建筑作业用料租赁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诚信地履行。原告已经按约定履行了其合同约定，而陈发良、王绍林未按约定履行其归还租赁物和支付租金义务，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本案双方虽然未进行结算，但是双方约定的租金单价是明确的，依法应当以双方约定计算欠付的租金。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一）长城租赁站方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有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庭审中长城租赁站列举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与云南锐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因该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与云南锐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备案公章不一致且无法定代表人李俊清的签名，同时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该公章不是云南锐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的事实，故本案的租赁合同依法应认定为陈发良、王绍林与长城租赁站签订的。因陈发良、王绍林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故陈发良、王绍林方请求解除租赁合同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陈发良辩解其是代理王绍林签订租赁合同的理由，因其未列举证据证实且陈发良签订合同后也在发料单上签名，故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长城租赁站关于主张三被告支付租金并返还租赁物资请求，因庭审中查明该租赁合同与云南锐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无关且长城租赁站方自愿撤回对被告云南锐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属于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予以准许。本案的租金依法应认定为陈发良和王绍林共同与长城租赁站方签订租赁合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二人共同承担。关于焦点问题（二）本案的租金是由三被告共同赔还还是由某个被告单独赔还？基于上述理由，依法应当由陈发良、王绍林共同承担。王绍林明知长城租赁站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支付租金及返还租赁物资，经合法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对长城租赁站起诉的事实及金额提出辩解意见，视为其放弃辩解权，也未提供任何证据，本院依法缺席判决。长城租赁站诉讼请求部分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文山市长城建筑设备租赁站与被告陈发良、王绍林于2016年12月26日签订的《建筑作业用料租赁合同》；二、被告陈发良、王绍林共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支付欠原告文山市长城建筑设备租赁站的租金，租金从2016年12月26日起按约定单价计算至租赁物资返还之日止，执行时在总租金中扣减被告王绍林已经支付的65000.00元;三、被告陈发良、王绍林共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文山市长城建筑设备租赁站的租赁物资（即钢管2628.10米、扣件5941个、顶托42个，加接杆39节）；四、驳回原告文山市长城建筑设备租赁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50.00元，减半收取1325.00元，由被告陈发良、王绍林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陈发良向本院提交二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协议书》一份、录音光盘一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是陈发良自己收集的，用于证明王绍林系《建筑作业用料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的实际承担主体，因一审中王绍林未出庭对此进行说明，导致一审法院认定陈发良也应当承担租金给付责任，后双方于2019年11月14日签订《协议书》，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王绍林系《建筑作业用料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的实际承担主体，陈发良仅受其委托代为签字；一审判决确定的所有义务也应由王绍林承担的事实。经长城租赁站质证后，认为对陈发良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协议书》与长城租赁站无关，不能证明租赁物资就是王绍林自己使用，按照合同权利义务对等主体，在合同上是陈发良签的字，不是王绍林签的字，且不是二审新证据，该协议是陈发良、王绍林为了逃避本案责任而签订的。陈发良签订租赁合同时没有出具王绍林的授权委托，若有王绍林的授权委托，我方也不一定会签订该租赁合同。王绍林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陈发良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但是不能证明陈发良与长城租赁站签订的《建筑作业用料租赁合同》系受王绍林委托的事实。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陈发良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四份、领款单二份、收款收据二份，是陈发良到农业银行等单位收集提供，用于证明王绍林系广南那洒四中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工程款由发包人直接发放给王绍林，涉案租赁物也由其自行在该工地租赁使用。经长城租赁站质证后，认为对第二组证据，不同意陈发良的证明观点，不能证明涉案租赁设备是王绍林自己使用，租赁关系客观存在，不能仅凭几张电子回单就证明租赁物资哪个工地使用，在谁的工地使用的情况。王绍林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陈发良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够证明王绍林在广南四中施工项目中领款的事实，但是不能证明涉案建筑物资使用在该工地上的事实。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王绍林、长城租赁站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查明本案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依法对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陈发良、王绍林在本案中是否均负有支付租金及返还租赁物的义务。本院认为，据审理查明，2016年12月26日，陈发良与长城租赁站签订《建筑作业用料租赁合同》，约定陈发良承租长城租赁站的钢管、扣件等建筑物资，明确约定的单价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约定指派王绍林、夏昌文为提货人。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及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长城租赁站按约定和陈发良的实际需要将租赁物出租给陈发良使用。陈发良和王绍林、夏昌文在长城租赁站提供的租赁发货单及收货单上签名，载明租赁的物资数量。租赁期内，王绍林支付了租金65000元。租赁期限届满后，陈发良未按约定归还租赁物资，也未与长城租赁站进行结算和支付租金，构成违约。结合长城租赁站及陈发良的陈述，涉案租赁物资中有部分是属于王绍林个人使用，且王绍林也以自己的名义向长城租赁站支付过租金65000元。二审中,王绍林认可自己与陈发良在广南四中的施工项目中系合伙关系，部分涉案租赁物资就用在该工地上。本院认为，王绍林虽未与长城租赁站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但王绍林与陈发良属合伙关系，且均以实际行为履行合同，故王绍林和陈发良均负有向长城租赁站支付租金及返还剩余租赁物的义务。至于陈发良与王绍林二人之间内部如何约定，均不影响长城租赁站向二人主张权利。另外，陈发良上诉主张长城租赁站起诉租金总额182571元是如何计算无事实依据，但在一、二审庭审中，陈发良并未举证证明长城租赁站一审提交的三组证据中的全部或部分租赁物资不是自己使用的事实。故对陈发良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发良、王绍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50元，由陈发良负担1325元，由王绍林负担13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吴 会审判员 张雯静审判员 陆启慧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刘镇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