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41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1，女，汉族，1964年9月16日出生，湖北省枣阳市人，住枣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2，女，汉族，1962年8月30日出生，湖北省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3，女，汉族，1960年3月8日，住武汉市青山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向东，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男，汉族，1952年3月8日出生，北京市人，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2，男，汉族，1953年9月23日出生，湖北省枣阳市人，住枣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3，男，汉族，1954年10月17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武昌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9，男，汉族，1956年6月6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江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4，女，汉族，1958年6月18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武昌区。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9（本案另一上诉人），男，汉族，1956年6月6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江汉区。上诉人赵某1、赵某2、赵某3因与被上诉人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9、孙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3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某1、赵某2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向东，被上诉人孙某2、孙某9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1、赵某2、赵某3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3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未确定遗产范围，导致案件的实体处理不当，违反了继承法的规定，未保护上诉人的继承权。本案系继承纠纷，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应当先确定遗产范围，而一审只考虑了房屋的权属问题，事实上房屋的来源也已经查明，但没有进一步确定遗产。导致上诉人的继承权没有得到保护，实体处理与案件定性（性质）严重相悖；2.否定贾某9遗产份额是错误的。《关于孙某6遗留房产的处理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争议很大。由于是被上诉人事先拟定的，有无其他人在场，不排除采取了欺诈胁迫等行为。一审对其定性为合同，即便如此也不能排除贾某9的遗产份额的存在，不排除上诉人的继承权，而一审对贾某9的遗产不做处理不当。换句话讲，贾某9与孙某1的合同关系仅涉及产权归属，贾某9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财产权益，何况贾某9当年特意声明自己的房屋出资情况，即特别注明出资为33600元。一审以“房屋不是贾某9遗产”为由确定贾某9没有遗产，是事实与概念产生了错误逻辑认识。房屋产权一遗产范围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依法应当进行区分，充分考虑贾某9遗产份额，以便由上诉人依法继承。据此，一审只审理认定合同关系而没有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否认贾某9遗产份额的存在，明显不当；3.确定遗产范围，在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时，涉及司法鉴定问题，由于一审没有依法启动鉴定程序，致本案在处理上存在严重的缺陷。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9、孙某4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9、孙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位于枣阳市书院街××单元××室的房屋。2、判令被告支付自2017年2月1日起至交付房屋之日止的使用费（每日按50元计算）。事实与理由：××××年××月××日，被告之母贾某（曾用名：贾某）与原告之父孙某6领取结婚证。2005年5月8日原告之父孙某6因病去逝，遗留枣阳市书院街94号5幢1号301室的单位福利房一套。原告之父去逝后，被告之母告知原告，原告之父遗留的房改房是老干部应享有的福利，其不要求所有权，但由于原告之父是南下老干部、老市长，作为原告之父的续弦遗孀，考虑到世俗眼光及个人面子，要求继续在此房中居住。原告念及被告之母年近七旬，出于人道及对老人的尊重，同意了上诉意见。2007年5月5日，被告之母贾某找到原告孙某1，谈及他人在议论老市长去世二年之久她还不搬走等闲话，经过慎重考虑，希望与原告签订一个文字协议，说明是原告同意其居住的。于是，她提出两点意见：1、该房屋所有权归孙某6与原妻所生子女；2、贾某可居住该房屋，不居住后，该房屋产权归还孙某6子女。孙某1与其弟妹协商后，同意并与贾某签订了“关于孙某6遗留房产的处理意见”。2018年1月30日被告之母贾某因病去世，被告以其也享有遗产继承权为由，占有并拒绝交还该房。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令如诉所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年××月××日，五原告父亲孙某6与三被告母亲贾某（又名贾某）在枣阳市民政局登记结婚，二人均为丧偶再婚。孙某6是枣阳市退休老干部，退休在枣阳市行管局，2000年上半年，行管局根据国家房改政策，将本单位自管公有住房按一定价格向本单位干部职工销售，购买后，房屋产权归个人所有。孙某6按政策购买的是书院街94号5栋1单元301室一套四室二厅单元房，并于2001年11月28日同行管局签订了《枣阳市城镇单位自管公有住房买卖契约》，约定：一、房价计算。甲方（行管局）以成本价、市场价、出售给乙方（孙某6）的四室两厅一套住房，按《出售办法》核定住房面积为195.11平方米，（其中分摊面积为8.28平方米。出售面积为1868.3平方米），核定住房售价总额为121026.41元。其中：基本房价为85696元，各项装修加价18252.80元，单项设施加价2412元。根据《出售办法》规定，甲方给予乙方现住房折扣5318.04元，工龄折扣31616元。共计折扣36934.04元，乙方实际应付购房款84092.37元。二、结算付款方式。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清房款按售价折扣20%即16818.47元，甲方实收乙方购房款67273.90元。······七、房屋产权归属。乙方以成本价、市场价购买的住房，拥有全部产权。乙方因故将住房销售时，在同等条件下甲方有优先购买权。双方在契约中还对其事项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之后，孙某6按照约定价格付清了购房款，2001年12月26日，该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证书编号为：枣房字第××号。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孙某6，房屋坐落：枣阳市北城书院街94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5幢第3层。孙某6与贾某再婚后一直居住在该房屋。2005年5月8日，孙某6因病去世，贾某仍一直居住在该房屋。2007年5月5日，贾某与孙某6大儿子孙某1经商量后共同签订了一份《关于孙某6遗留房产的处理意见》，内容为：经商定，孙某6在枣阳市政府老家属院老干部楼遗留的房产按以下意见处理：孙某6后妻贾某可居住该房屋，该房屋所有权归孙某6与原妻所生子女，贾某本人不居住后，该房产归还孙某6子女。(购此房产时贾某曾交孙某6叁万叁仟陆百元整)。该份处理意见主要内容由孙某1先行拟好（黑色字迹部分），有两处涉及到贾某姓名的地方均预先空留，在二人见面签字时，再按贾某告知的名字填写上去。此外，“购此房产时贾某曾交孙某6叁万叁仟陆百元整”的内容，系签字时孙某1根据贾某的要求添加。贾某在处理意见中落款签名是“贾某”，预留处最后填写的也是“贾某”。另，在原告复印的孙某6和贾某的结婚登记档案中，贾某作为申请人在结婚登记申请书上签的名字也是“贾某”。在庭审中，经被告当庭核对，孙某6去世后，贾某到行管局领取抚恤金时所签的名字也是“贾某”。经被告辨认，房屋处理意见中落款署名的“贾某”是其母亲笔迹。2018年1月30日，贾某去世，前述的房屋由其三个女儿（即本案三被告）占有使用。五原告要求三被告交还房屋，引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本案原、被告双方对涉争房屋登记在原告父亲名下以及房屋的来源等基本事实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是该房屋是否属孙某6与贾某的共同财产，三被告是否有权继承？对此，法院认为，本案涉争的房产是原告父亲所在单位基于原告父亲属于该单位人员而向原告父亲出售的，虽然在原告父亲与被告母亲结婚前即已统计、销售，但孙某6与单位签订房屋买卖契约是在二人结婚之后，产权也是在婚后才登记在孙某6名下，且其中一笔购房款也是在二人结婚一年之后才交纳的，而通过原告所举的涉案房屋《处理意见》，被告母亲贾某在意见中明确说明“购此房产时其曾交付孙某633600元”，由此可见，贾某在孙某6购买该房时有出资，该房屋应是孙某6与贾某在婚后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根据房屋买卖契约，孙某6单位在出售该房时给予有孙某6工龄折扣和现住房折扣等，并考虑孙某6一家有三代同堂的情况，因此，贾某与孙某6仅对该房屋折扣之后的份额共有。由于本案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退还房屋主要还需审查被告方对该房产是否具有继承权问题，因此，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应当是继承纠纷，而非通常意义的返还财产纠纷。虽然被告的母亲贾某对该房屋享有一定份额的所有权，但其在身前已与孙某6的大儿子孙某1共同签订了一份处理意见，明确约定孙某6去世后遗留的该房屋所有权归孙某6与原妻所生子女（即本案五原告），贾某可以居住该房屋，其本人不居住后，该房产归孙某6子女。该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合法有效，依法具有法律约束力。贾某约定本人可以居住该房屋，不居住后，该房产归孙某6子女，属附条件和附期限的约定，即产权虽然归孙某6的子女，但贾某有权在该房屋居住，不居住后，房产才归孙某6子女。其约定的“不居住后”既有其生前可能不需要居住该房屋的情况，又有其去世后当然不再居住的情况，现贾某已去世，不可能再居住该房屋，约定所附的条件已成就，因此，该房产按照约定应归孙某6子女即本案的五原告。由于贾某生前已对其共有的该房产所有权进行了处分，且未要求对其出资的份额进行分割，因此，该房产不属于贾某的遗产，三被告以法定继承为由占有该房屋，与法不符，原告请求三被告退还该房屋有理，法院予以支持。贾某与孙某1签订的《处理意见》实为双方协议，而非遗嘱，因此，被告辩称该《处理意见》不符合遗嘱的法律形式要件之理由，法院不予采纳。由于三被告是基于对其母亲贾某的财产继承权占有该房屋，与原告之间就该房屋存在继承纠纷，其在纠纷裁决前占有该房屋具有一定的合理理由，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在此之前占有该房屋的使用费，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七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赵某1、赵某3、赵某2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其占有的枣阳市书院街94号登记在孙某6名下房产证号为枣房字第××号房屋退还给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9、孙某4。驳回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9、孙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81元，由被告赵某1、赵某3、赵某2共同负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年××月××日，孙某6与贾某在枣阳市民政局登记结婚，二人均为丧偶再婚。2001年11月28日，孙某6、贾某购买枣阳市书院街94号5栋1单元301室单元房一套，该房屋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属孙某6、贾某夫妻共同财产。2005年5月8日，孙某6因病去世。2007年5月5日，贾某与孙某6大儿子孙某1经商量后共同签订《处理意见》一份，约定孙某6去世后遗留的房屋贾某可以居住，该房屋所有权归孙某6与原妻所生子女，贾某本人不居住后，该房产归还孙某6子女。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贾某已去世，其不可能再居住该房屋，约定所附的条件已经成就，该房产应归还孙某6子女。一审判决赵某1、赵某3、赵某2将房屋退还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9、孙某4并无不当。赵某1、赵某3、赵某2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未确定遗产范围，导致案件的实体处理不当，违反了继承法的规定，未保护上诉人的继承权。贾某生前已将自己分得和继承的房产作出处理，诉争房屋已不属于贾某的遗产，赵某1、赵某3、赵某2请求继承，本院不予支持。赵某1、赵某3、赵某2上诉又称，一审否定贾某9遗产份额是错误的。《处理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争议很大。由于是被上诉人事先拟定的，又无其他人在场，不排除采取了欺诈、胁迫等行为。一审法院对贾某应享有的房屋所有权是认可，只因贾某在《处理意见》中放弃了对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将房产归还孙某6子女，才导致其子女对该房屋不享有继承权。另外，上诉人赵某1、赵某3、赵某2虽然对《处理意见》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对赵某1、赵某3、赵某2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赵某1、赵某3、赵某2上诉还称，确定遗产范围，在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时，涉及司法鉴定问题，由于一审没有依法启动鉴定程序，致本案在处理上存在严重的缺陷。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如因遗产范围无法确定，可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无须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综上所述，赵某1、赵某3、赵某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81元，由上诉人赵某1、赵某3、赵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玉学审判员  徐正道审判员  王佼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沐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