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鸿州通风设备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之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605MA51AER44Q。经营者：郭延河。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延河，男，1970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叙永县*************，公民身份号码510************970。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峰，广东历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作梅，广东历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梅，女，198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27号，公民身份号码522************042。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新德，广东人可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红石，广东人可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佛山市南海鸿州通风设备厂（以下简称鸿州厂）、郭延河因与被上诉人陈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8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鸿州厂、郭延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梅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陈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基本事实存在逻辑错误。首先，即使陈梅主张用以代支货款与代收货款的差额作为出借款项的事实为真，一审在未查明陈梅代支货款与代收货款差额的前提下，即认定了代支货款大于代收货款，属于逻辑错误。经鸿州厂、郭延河对账，陈梅代收货款远大于代支货款，陈梅主张用该差额履行出借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一审依据郭延河在2019年3月16日向陈梅承诺2019年8月底先归还10万元的事实采信陈梅向郭延河出借235000元的主张不当。陈梅所主张的出借款项为235000元，在其统计的代支货款与代收货款的差额表中支出减去收入的金额为237710.36元，郭延河统计的数据中显示陈梅尚欠郭延河372948.01元货款未结清。上述金额并不一致且数额相差较大，即使郭延河在微信中陈述“2019年8月底先归还10万元”为真实，也不能据此直接认定涉案借款金额为235000元。一审未就上述款项关联性进行阐明而直接认可陈梅的诉求，理据不足。再次，一审既然已经认可陈梅用代支货款与代收货款的差额作为出借款项的事实，则应一并查明该差额的具体数额，但一审对具体货款数额未作审查，前后矛盾。二、民间借贷以借贷双方有借贷意思表示为合同成立的前提，鸿州厂、郭延河与陈梅之间始终没有形成借贷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又无实际交付的借贷行为发生，本案不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陈梅与郭延河之间属同居关系，郭延河的收入基本上由陈梅保管，两人只是在分割同居期间的财产，并不成立借贷关系。陈梅在郭延河醉酒的情况下，以20万元作为以后生活保障为由，要求郭延河出具欠条，作为其家人同意结婚的理由。后陈梅并未使用身份证和户口本与郭延河登记结婚。民间借贷以双方有借贷意思表示为合同成立的前提，鸿州厂、郭延河与陈梅之间不存在借贷的合意，本案借贷关系不能成立。陈梅实际上亦未履行出借义务，没有实际交付的借贷行为发生，缺乏成立借贷关系的实质要件。陈梅提供的微信、银行流水记录只能显示郭延河在经营公司过程中的营收状况，无法证明陈梅已经向郭延河履行了出借义务。借贷关系以款项实际交付为合同的生效要件。陈梅提供的微信、银行流水未能显示陈梅已将涉案款项交付给郭延河，两者之间不形成借贷关系，陈梅要求郭延河偿还欠款没有事实依据。三、从陈梅提供的微信、银行流水来看，陈梅出借涉案款项时并不具备出借能力。若陈梅主张出借的事实为真，则其需要举证证明出借的真实情况，但其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佐证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陈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所证明的事实不能达到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性及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陈梅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又称其履行出借义务的款项是同居期间垫付的金额及65000元的工资款，可说明2017年12月2日、2018年2月27日的欠条所涉款项并非双方的借款凭据。陈梅的上述自认可以否定205680元欠条和20万元的欠条具有合法性，可以印证双方不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五、言词证据具有不稳定性和可变性的特点，可能会因各种因素影响而失真。本案中，陈梅在郭延河醉酒的情况下，以20万元作为以后生活保障为由，要求郭延河出具欠条，作为其家人同意结婚的理由。郭延河出于希望与陈梅结婚的意愿，认为自身具有支付该20万元作为陈梅以后生活保障的义务，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才会出现“八月底我会还你10万元”等陈述。该陈述具有随意性和可变性，会因郭延河的感知能力、心情状态而受到影响，从而使言词证据与案件真实情况不符。陈梅不具备出借能力，亦无出借款项的转账凭证，不能形成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的完整证据链条，一审对上述不稳定性的言词证据予以采信，忽视了陈梅举证未达到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性及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六、一审依据涉案款项包含陈梅的工资及陈梅代支货款与代收货款之差额，即认定涉案债务与鸿州厂有关，进而推定鸿州厂、郭延河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依据上述规定，欠条上虽有鸿州厂的盖章，但并未载明鸿州厂是保证人的身份，鸿州厂也未作出愿意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一审认定鸿州厂共同承担涉案款项理由不足，缺乏法律依据。七、鸿州厂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也并非担保人，不应对本案承担责任。陈梅主张在2017年将涉案款项支付给郭延河，但鸿州厂于2018年1月26日才设立，从时间上看，陈梅主张郭延河将涉案款项供鸿州厂使用不能成立；其次，陈梅利用与郭延河同居的便利，将公章占为己用，并在欠条上私自加盖公章，该盖章并非鸿州厂真实意思表示；再次，欠条上仅有鸿州厂的盖章，并未载明“保证人”字样，鸿州厂也没有明确表示愿意对涉案债务承担担保或清偿责任，不能直接推定鸿州厂为保证人，鸿州厂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逻辑错误，导致判决不当。陈梅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一审认定欠款事实是基于鸿州厂、郭延河没有异议的欠条及双方两次对账结果，并非如鸿州厂、郭延河所称是基于支出与收款之间的差额。一审依据郭延河在2019年3月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承诺推定郭延河拖欠陈梅款项，而非以其承诺先归还10万元作为认定事实的唯一依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有多份证据予以印证。三、关于涉案借款的真实性。一审庭审中，郭延河并未否认涉案借款、借条及对账签名的真实性，其在一审诉讼期间及上诉意见中均称涉案借条及对账均是其在醉酒状态下书写。该民事行为是否有效与其是否醉酒无关，且其并无证据证实其签订时处于醉酒状态。对于欠条及对账单上的签名，郭延河均予以承认，其在签名时并未丧失完整的行为能力。四、关于鸿州厂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陈梅支付的款项均为郭延河购买材料用于鸿州厂生产使用，鸿州厂、郭延河对此亦未予否认。鸿州厂亦拖欠陈梅的工资，相应的证据均可予以证实，故鸿州厂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鸿州厂、郭延河向陈梅支付欠款235000元及从2019年1月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上浮50%计算的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6789元)；2.本案诉讼费由鸿州厂、郭延河承担。一审认定事实如下：陈梅与郭延河原为情侣及同居关系。2017年8月23日，郭延河在一张送货单上向陈梅书写欠条，确认欠陈梅现金31778元。郭延河对该欠条解释称，当时其与陈梅一起去顺德拉材料，因郭延河的钱不够，故陈梅取款15000元，回来后郭延河又向陈梅借了1万元，另外还有5000元是当时陈梅卖衣服给郭延河的亲戚并把货款计于郭延河名下，后来郭延河又借了现金1000多元，故出具了金额为31778元的欠条，但该款陈梅已在所收货款中抵消，故该款已经结清。2017年12月2日，郭延河又在一张送货单上向陈梅书写欠条，确认欠陈梅现金205680元，2018年12月底全部还清。郭延河对该欠条解释称，陈梅叫郭延河教其写欠条，郭延河遂书写了该借条，“郭延河”签名以上内容由郭延河书写，签名以下内容不是由郭延河书写。郭延河于2018年2月27日向陈梅出具一份欠条及一份借条，其中，欠条确认欠陈梅20万元，此款包括车在内，2018年12月底前还清；借条确认借陈梅35000元。郭延河对该欠条及借条解释称，2月27日是郭延河的生日，当天郭延河喝了酒，陈梅说要和郭延河结婚，但为了防止郭延河以后不管陈梅导致陈梅没有保障，故陈梅要求郭延河出具欠条及借条。现陈梅所持欠条及借条的打印件均加盖了鸿州厂的印章，郭延河否认印章由其加盖。2018年7月30日，郭延河代表鸿州厂与陈梅签订《协议书》，双方确认陈梅在2018年7月30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在鸿州厂担任董事长一职，是鸿州厂的员工，每月工资4000元；鸿州厂从2016年9月1日起拖欠陈梅工资，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共拖欠工资65000元；鸿州厂从2018年11月31日起每月向陈梅支付2000元起。同日，郭延河与陈梅签订《还款协议书》确认截至2018年7月30日止郭延河欠陈梅借款17万元，郭延河从11月31日起每月付款5000元以上，2019年12月31日还清。鸿州厂、郭延河同时向陈梅出具确认欠陈梅17万元借款的收据。《协议书》、《还款协议书》及收据均加盖了鸿州厂的印章，郭延河否认印章由其加盖，并对上述材料解释称，陈梅当时承诺拿到户口本及签署上述材料后马上和郭延河结婚，故郭延河在上述材料上签名。现陈梅仅持有《协议书》、《还款协议书》及收据的打印件。郭延河在本案中提交的收款和支出明细单显示，陈梅与郭延河曾就存现、提现、收取货款、支付货款、信用卡刷卡、不明原因支出、理财产品及供车等项目进行对账。庭审中，一审法院核查了郭延河手机上与陈梅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显示，2019年3月16日，陈梅说：“你可以把借我的钱写借条给我了吧，因为我已经不相信你了”；郭延河答：“八月底我会还你十万”、“八月我可贷款了”；陈梅又说“你不承认还我钱是不是”；郭延河答：“我说了八月底如果我赚不了那么多钱，我用保单贷十万还你”；陈梅说：“从过年到现在你欠我多少钱你一点也不提，你还不认账，还说八月，你都不承认以前的账，你还说什么八月，现在算出来超过你写给我欠条上面欠我的钱，你又反悔不认账……”；郭延河说：“都说八月如果赚不了十万，贷款都贷给你，听不懂吗”、“我不是说给十万就清账了”、“处处逼着有意思吗”。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陈梅主张与郭延河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要求行使债权请求权，应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已履行交付款项的义务负有举证责任。对于借贷合意，陈梅提交了2017年的两份欠条、2018年2月27日的借条和欠条、2018年7月30日的《协议书》和《还款协议书》为凭，并明确案涉235000元包含应付未付的工资65000元及借款17万元。虽然陈梅未能提供2018年的借条、欠条、《协议书》及《还款协议书》的原件，但郭延河确认曾向陈梅出具上述材料。郭延河辩称2018年2月27日的借条和欠条是在其醉酒的情况下出具的，2018年7月30日的《协议书》和《还款协议书》是在被陈梅骗婚的情况下签署的，但不能对此举证，且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没有任何有关陈梅要求与其结婚且前提是签署上述材料的内容，故一审对此不予采信，并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而且，郭延河将未向陈梅支付的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65000元转化为借款。对于款项交付，陈梅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财付通微信交易明细、微信收入和支出统计表、银行卡支出和收入汇总表等证据，结合郭延河提交的收款和支出明细单可知，二人有就相关款项进行对账，故陈梅主张其出借款项的方式包括代支货款与代收货款之差额、信用卡取现等，合理可信，而且，郭延河在庭审中亦确认曾借取陈梅现金3万多元。另外，郭延河在2019年3月16日仍向陈梅承诺于2019年8月底先归还10万元。综上，一审认定案涉借条、欠条、《协议书》和《还款协议书》是陈梅与郭延河对账的结果，陈梅主张向郭延河出借235000元，一审予以采信，陈梅请求郭延河归还该款，一审予以支持。2018年2月27日的借条对欠款35000元没有约定还款期限，2018年2月27日的欠条约定欠款20万元定于2018年12月底前还清；《协议书》约定欠款65000元从2018年11月31日起每月归还2000元起，《还款协议书》约定欠款17万元从2018年11月31日起每月归还5000元以上，并于2019年12月31日还清。因此，一审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核定相应的利息以235000元为本金从本案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陈梅有关利息的诉讼请求超出一审核定部分，一审不予支持。至于郭延河提出的陈梅尚欠鸿州厂货款未结清，应由双方对账后另行厘清，一审法院在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之诉中不作审查。关于鸿州厂的责任承担问题。2018年的借条、欠条、《协议书》、《还款协议书》及收据均加盖了鸿州厂的印章，鸿州厂、郭延河辩称该印章由陈梅保管及加盖，但不能对此举证，且陈梅不予确认，故一审不予采信。而且，案涉款项包含有陈梅在鸿州厂工作的工资及陈梅代支货款与代收货款之差额，即与鸿州厂有关。因此，陈梅请求鸿州厂对郭延河的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郭延河、鸿州厂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235000元及以该款为本金从2019年8月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予陈梅；二、驳回陈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4926.84元，减半收取2463.42元，财产保全费1728.95元，合共4192.37元(陈梅已预交)，由陈梅负担84.87元，鸿州厂、郭延河负担4107.5元(受理费2412.5元、财产保全费1695元)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逾期交纳的，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陈梅多预交的4107.5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陈梅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二审期间，鸿州厂、郭延河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网上立案系统查询截图，拟证明鸿州厂、郭延河就陈梅非法占有款项的行为已另案提起诉讼，陈梅所主张的借款来源不具备合法性，双方不存在借贷事实。2.印章备案登记表、预留印鉴卡，拟证明鸿州厂的公章已被陈梅取走，至今尚未归还。鸿州厂、郭延河报失后重新补办鸿州厂公章，说明陈梅一审所提交的债权凭证中鸿州厂的公章是其私自加盖，并非鸿州厂的真实意思表示。3.资料交接清单，拟证明陈梅从鸿州厂、郭延河委托的会计服务公司处代鸿州厂、郭延河取走该厂的相关材料，该厂公章未予归还，亦可证明陈梅一审所提交的债权凭证中鸿州厂的公章是其私自加盖，并非鸿州厂的真实意思表示。4.中国邮政快捷支付扫码卡，拟证明陈梅使用其自有的银行账户收取鸿州厂的货款，至今未结算与对账，其存在非法占有鸿州厂、郭延河货款的行为，陈梅据以主张涉案债权的借款来源不具备合法性，本案不存在借贷的事实。陈梅二审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述证据涉及本案二审争议问题，本院下文再作认定。二审审理过程中，鸿州厂、郭延河向本院申请对本案中止审理。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郭延河在二审诉讼中称，2017年12月2日的欠条不能确定是否为其本人所签，2018年7月30日的收据、还款协议书、协议书中的“郭延河”签名确定不是其本人所签，但在本院充分释明的情况下，其未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笔迹鉴定书面申请。二、鸿州厂、郭延河确认其拖欠陈梅工资65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鸿州厂、郭延河以其另案对陈梅提起不当得利、同居析产诉讼为由申请本案中止审理，但经审查，上述另案诉讼不足以影响本案的审理，即本案审理无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其中止审理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对于鸿州厂、郭延河二审提交的证据1网上立案系统查询截图，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陈梅与郭延河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经查，为证明双方存在真实、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陈梅提交了涉案欠条、借条、协议书、还款协议书、收据、交易明细等证据。郭延河在一审期间及上诉状中仅辩称涉案债权凭证是其在醉酒、被骗婚的情况下出具，可见其在一审及上诉状中对于涉案债权凭证中“郭延河”签名的形式真实性实际上已予确认；但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郭延河辩称涉案协议书、还款协议书及收据等均非其本人所签，即对签名的形式真实性予以否认。对此，本院认为，郭延河在一审及上诉状中对其签名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属于对己方不利事实的自认；现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推翻前述自认，且在本院充分释明的情况下，未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笔迹鉴定书面申请，故本院确认涉案债权凭证“郭延河”签名的形式真实性，即上述债权凭证均由郭延河本人出具。至于郭延河与陈梅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债权债务关系，经综合审查，本院认为陈梅主张郭延河欠其235000元债务成立，理由如下：其一，郭延河在诉讼中对案涉31778元欠条所涉债务及65000元工资债务不持异议，说明双方之间虽存在情侣及同居关系，但亦同时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二，郭延河多次出具债务凭证，包括2017年8月23日的欠条、2017年12月2日的欠条、金额为20万元的欠条及金额为35000元的借条、2018年7月30日的收据、协议书、还款协议书，可见，郭延河多次对其债务进行了确认，该确认行为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出具债务凭证的法律后果。郭延河在一审中辩称涉案债务凭证是在醉酒、被骗婚的情况下出具的，既无证据证实，亦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三，郭延河多次出具债务凭证后，在与陈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承诺清偿债务，其表示于8月底先偿还10万元，说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金额明显高于10万元，此与郭延河的上诉意见明显不符。其四，2018年7月30日的还款协议书中明确记载：“经甲乙双方对账确认，截止至……”，且有见证人签名，说明双方对此前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对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双方的对账行为，与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款中规定的“清算”在含义方面并无实质差异，故本案可参照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款处理，无需再对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全面而详细的审查。在郭延河未能提交证据推翻还款协议书效力的情况下，本院确认还款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对陈梅代支款与代收货款差额部分在本案中不再进行具体审查，对鸿州厂、郭延河二审提交的证据4中国邮政快捷支付扫码卡不作认定。综上，一审根据2018年7月30日的还款协议书及协议书认定郭延河欠陈梅235000元并判令郭延河还本付息，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鸿州厂是否承担清偿责任问题。经查，2018年7月30日的收据、还款协议书及协议书均有鸿州厂的盖章，在没有特别注明该厂作为见证人或担保人等身份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厂是共同债务人，一审判令鸿州厂与郭延河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鸿州厂、郭延河上诉称该厂印章系陈梅擅自加盖，但其二审提交的证据2印章备案登记表、预留印鉴卡和证据3资料交接清单，不足以证明陈梅擅自加盖印章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鸿州厂、郭延河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妥当，本院予以维持。鸿州厂、郭延河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4825元，由佛山市南海鸿州通风设备厂、郭延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学彬审 判 员 蔡成中审 判 员 何美健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法官助理 吴奎霖书 记 员 陈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