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11736号原告：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长堤大马路270号一层、二层、三层、四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80369886J。法定代表人：游炳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龙，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莉，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39729668K。法定代表人：林毅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思宇，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根公司）与被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立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龙和摩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宋思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立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被拒绝付款的票据金额100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9月20日起至清偿日止，以10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追索该款项产生的合理费用律师费125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10日，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嘉公司）向原告贷款，并将被告向其开具的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20日的支票（支票编号：25398239）背书给原告并出具声明书载明上述支票用于还款。2019年9月20日，原告至广州银行鱼珠支行提交上述支票提示付款。2019年9月23日，广州银行鱼珠支行以“账户己冻结和印不过”为由向原告出具《广州区域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摩登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与立嘉公司恶意串通非法取得案涉支票，以“票据背书”之名，通过“债权人封存保管并在逾期时启封票据”的方式，行“违规担保”之实,故原告无权行使票据追索权。1、案涉支票的出票目的是为了满足原告要求由上市公司为立嘉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要求；摩登公司系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公众公司，股票代码002656。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直接持有摩登公司28.56%的股权，系摩登公司的控股股东；林永飞直接持有瑞丰集团70%股权，并同时直接持有摩登公司9.32%股份，系摩登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瑞丰集团直接持有立嘉公司53%股权，系立嘉公司的控股股东，林永飞亦同时担任立嘉公司的董事。2018年4月10日，原告立根公司与立嘉公司签订了编号为S20180402的《最高额贷款授信合同》，由原告向立嘉公司授信1亿元，约定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申请贷款额度，立根公司同意向立嘉公司授予贷款额度，授信额度为1亿元，授信期限从2018年4月10日起到2019年6月10日止；瑞丰集团、林永飞以及立嘉公司的其他自然人股东为该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同时瑞丰集团还以其持有的412万股摩登公司股票提供质押担保，而当时质押股票的价值已足以全额覆盖原告授信额度。此后，在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原告共计向立嘉公司放款10笔，合计1.35亿元，立嘉公司均已清偿完毕。但是由于摩登公司股价持续下跌，在瑞丰集团已经无力追加物保的情况下，原告便要求瑞丰集团、林永飞利用其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地位，向原告提供上市公司担保。2、为规避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的实体及程序要求，原告与立嘉公司恶意串通，以“票据背书”之名，通过“债权人封存保管并在逾期时启封”的方式，行“违规担保”之实：a、立嘉公司系摩登公司的关联法人，双方之间如若发生任何交易（含担保）则依法构成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在实体上必须真实、有偿、不得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在程序上必须经股东大会决议并履行信息披露程序；由于上市公司大股东（直接持股5%以上）、实际控制人（通过瑞丰集团及自身直接持股）、时任董事长林永飞，通过瑞丰集团直接控制立嘉公司，因此立嘉公司为摩登公司法定的关联法人，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如发生任何交易（含担保）均依法构成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根据法律规定，在实体上，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须具有商业实质，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交易行为的透明度，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输送利益、控股股东或实控人不得利用关联交易直接或间接地侵占上市公司资金，交易不得损害上市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在程序上，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须依法履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先发表独立意见且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进行决议（含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议决议通过后再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决议（含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程序，以及由上市公司发布公告进行信息披露程序后，方才能够进行。原告明知由上市公司为立嘉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根本无法满足关联交易的实体条件，也无法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更无法取得信息披露文件，在此情况下，原告、立嘉公司密谋实施违规担保。b、原告与立嘉公司恶意串通，以“票据背书”之名，通过“债权人封存保管并在逾期时启封票据”的方式，行“违规担保”之实；2019年12月19日，在（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的开庭中，摩登公司在核对原告证据原件时发现了原告编号为SJ20180402-10号、SJ20180402-11号的两份《贷款合同》（即原告本案主张立嘉公司用涉案支票偿还其借款的两份贷款合同）所对应的原告《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原告在案涉两份贷款合同的《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关于“相关放款的要件资料”部分的“其他”中均明确记载：“质押支票一张，专项用于该笔贷款还款保证，该笔贷款结清后归还立嘉公司”，因此原告已自认案涉支票是其要求的上市公司为立嘉公司贷款所提供的担保物，而非是立嘉公司以案涉支票用于偿还其借款。另外，除案涉支票提供物保外，原告还串通立嘉公司在未经上市公司前置决议程序以及信息披露程序的情况下，违规以上市公司名义为案涉授信合同项下的立嘉公司贷款（现本金余额8000万元，含票据担保的其中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号的两笔共计2000万元）进行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就编号为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号《贷款合同》的原告《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在“相关放款的要件资料”部分的“其他”中均明确记载：“摩登大道签《最高额保证合同》SB2018002-2，属于抽屉协议，已封包（内有4份《最高额保证合同》、董事会决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待授信终结后该封包归还立嘉公司”，相关表述与SJ20180402-10、SJ20180402-11号关于质押支票的表述高度一致，显示案涉票据物保与该保证担保都是原告明知的以上市公司名义违规进行的担保。在六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中，原告各部门上下审批意见均为“同意”，但在对应的《借款凭证》中“担保合同”一栏却未记载上述上市公司票据担保、上市公司保证担保，进一步证明原告系明知案涉票据物保、保证担保没有经过上市公司法定决议程序以及信息披露程序，属于违规的“抽屉质押”以及“抽屉担保”，不能对外披露。二、无论是根据《民法总则》还是《票据法》，原告均不享有任何票据权利：1、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原告与立嘉公司恶意串通非法取得案涉支票，以“票据背书”之名，通过“债权人封存保管并在逾期时启封票据”的方式，行“违规担保”之实，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合法权益，出票及背书转让法律行为均无效；2018年8月30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立嘉公司先后向原告提供过6次共计13张上市公司支票。每次操作作过程为：首先由立嘉公司、原告一起通过瑞丰集团擅自以上市公司名义开立收款人为立嘉公司、兑付期限为2-3个月不等的远期支票；其次由立嘉公司将支票填写背书给原告，连同立嘉公司出具的《声明书》一起密封好交给原告保管（即预背书，如果债务人未逾期则退回票据，逾期则启封保管的票据，主张背书转让的票据权利）；最后，根据原告指示，开立新的支票重新进行置换，将旧的到期支票退还给立嘉公司。说明原告取得案涉支票并非为了行使票据权利（否则原告大可拿到支票后直接去银行承兑后偿债，而无需不断与立嘉公司进行担保支票置换）。2、依据《票据法》的规定，原告及立嘉公司均系非法取得案涉支票，依法不享有任何票据权利。a、原告出于恶意取得案涉票据，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首先，如前所述，原告系与立嘉公司、瑞丰公司、林永飞恶意串通，明知被告与立嘉公司不存在真实交易、上市公司并未为立嘉公司提供担保进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及信息披露程序，操控上市公司越权开立远期担保票据。因此，原告取得案涉支票是将上市公司开具的支票作为其贷款的违规担保物，系以“票据背书”之名，通过由原告封存保管并在逾期时启封票据主张票据权利的方式，故意规避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含担保）的实体要求和程序要求，其取得行为本身就违法，其次，原告工作人员全程参与6次支票的开具、背书、封包、置换全过程，说明原告不仅明知而且直接参与了整个违法出票及担保业务，该等非法担保完全是原告所要求的，其主观恶意非常明显。b、原告明知立嘉公司与上市公司无真实交易，上市公司依法对立嘉公司享有抗辩权，原告不享有票据权利；对于如此金额巨大的交易，原告有义务也有能力进行必要的审查，其只需要在网络上查询上市公司是否公告过该等关联关系便可确认，但本案中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上述决议和信息披露文件，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进行了审查，属于典型的无决议、无披露的违法关联交易（担保）。三、原告在本案中重复主张了2000万债权。2019年8月9日，原告已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号为（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要求摩登公司就立嘉公司的贷款（总本金余额8000万元，其中包括案涉支票质押担保的编号为SJ20180402-10、11号《贷款合同》项下的2000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此可见，就相同的2000万元主债权，原告一方面在越秀法院诉讼中要求摩登公司承担连带保证的2000万元金钱支付义务；另一方面又在本案诉讼中要求摩登公司承担票据拒付的2000万元金钱支付义务，构成重复主张债权。鉴于原告在越秀区法院诉讼中仍坚持被告对8000万贷款本金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则本案应当径行驳回其诉讼请求，否则将构成原告向被告重复主张了2000万债权。综上所述，根据《民法总则》和《票据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不仅不享有任何票据权利，而且已经构成重复主张债权。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立根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声明书、广州银行支票（25398239）、广州区域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交通银行进账单、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等作为证据，被告摩登公司提交了《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节选）、瑞丰集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摩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立嘉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摩登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节选）、摩登公司章程、《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最高额贷款授信合同》（编号S20180402）、《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SB20180402）、《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SB20180402-1）、《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SZ20180402）、摩登公司股价图、编号SJ20180402号、编号SJ20180402-1、2、3、4、5、6、7、8、9号《贷款合同》、摩登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证人证言、《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SB20180402-2）、编号SJ20180402-10、SJ20180402-11、SJ20180402-12号、SJ20180402-13号、SJ20180402-14号、SJ20180402-15号《贷款合同》及相应《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及《借款凭证》、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民事起诉状及应诉通知书、证据清单、庭前举证交换笔录、广州银行支票及声明书等作为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立根公司持有一张号码为25398239广州银行支票，该支票记载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20日，票面金额壹仟万元正，收款人为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付款行广州银行鱼珠支行，出票人签章处盖有摩登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时任摩登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永飞的个人印章，该支票第一背书人盖有立嘉公司财务专用章及严炎象个人印章，被背书人为立根公司；第二背书人签章为立根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游炳俊个人印章，被背书人为交行沿江路支行委托收款。立嘉公司向原告立根公司出具了一份《声明书》，主要内容为：立嘉公司合法取得的摩登公司的转账支票2张，支票号码为25398239、25398238，合计金额2000万元，现背书给立根公司作为合同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的《贷款合同》项下的还款。2019年9月20日，原告立根公司持上述两张支票到广州银行鱼珠支行处提示付款，同月23日，广州银行鱼珠支行向立根公司出具《广州区域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退票事由为“账户己冻结和印不过”。另原告就25398238支票也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粤0112民初11738号。另查明：原告摩登公司（原名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002656，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林永飞。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摩登公司28.56%股权、林永飞持有摩登公司9.32%股权；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林永飞曾担任瑞丰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持有瑞丰集团70%的股权；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企业性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严炎象，林永飞担任立嘉公司的董事，瑞丰集团持有立嘉公司53%的股权。摩登公司2018年上半年年度报告显示立嘉公司与摩登公司为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2018年4月10日，原告立根公司（授信人）与立嘉公司（被授信人）签订一份《最高额贷款授信合同》，约定由立根公司向立嘉公司授信1亿元，授信期限从2018年4月10日至2019年6月10日。同日，瑞丰集团、林永飞以及立嘉公司的其他自然人股东严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与立根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授信合同项下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三年；同日，瑞丰集团与立根公司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瑞丰集团以持有的摩登公司412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为借款提供质押担保。2018年10月8日，原告立根公司与被告摩登公司签订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摩登公司为授信公司项下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原告立根公司在2018年分别与立嘉公司签订了编号为SJ20180402、SJ20180402-1、SJ20180402-2、SJ20180402-3、SJ20180402-4、SJ20180402-5、SJ20180402-6、SJ20180402-7、SJ20180402-8、SJ20180402-9、SJ20180402-10、SJ20180402-11、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贷款合同》，立根公司向立嘉公司发放贷款。其中双方在2018年10月10日签订的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的《贷款合同》中约定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贷款，贷款金额均为一千万元，贷款期限均自2018年10月10日起到2019年1月10日止。因立嘉公司拖欠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共6份《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8000万元，立根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立嘉公司、瑞丰集团、摩登公司及林永飞、严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司、翁雅云，要求借款人立嘉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000万元及逾期利息，其他被告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案案号为（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摩登公司在该案中辩称摩登公司与立根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未经上市公司法定决议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立根公司也知情，属于恶意违规担保，保证合同无效。针对（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与本案是否存在重复起诉问题，原告立根公司在本案庭审时称因25398238、25398239支票未能兑现，故在（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中一并主张了这两张支票所对应的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项下的欠款，若在本案中胜诉，其会在（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中相应变更诉讼请求。摩登公司否认与立嘉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摩登公司向本院提交了6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复印件及（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的庭前举证交换笔录，拟证实涉案支票用于为《贷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摩登公司称该6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对应的是前述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的6份《贷款合同》，上述复印件来源于（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在（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进行庭审前质证过程中，摩登公司在核对立根公司提交的证据原件时发现了该6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原件，摩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场进行拍照，并当场作为该案的补充证据提交给了法庭，同时向该案的合议庭出示了相关证据原件，在合议庭确认了证据原件由立根公司掌握且整个过程是录音录像记录后，将证据原件退还给了立根公司。经审查，《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复印件记载，编号为SJ20180402-10号的《贷款合同》中“相关放款的要件资料”部分的“其他”中记载：“质押支票一张（号码000××××0990），专项用于该笔贷款还款保证，该笔贷款结清后归还立嘉小贷”；编号为SJ20180402-11的《贷款合同》中“相关放款的要件资料”部分的“其他”中记载：“质押支票一张，专项用于该笔贷款还款保证，该笔贷款结清后归还立嘉小贷”；编号为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的《贷款合同》中“相关放款的要件资料”部分的“其他”中均记载“摩登大道签《最高额保证合同》SB20180402-2，属于抽屉协议，已封包（内有4份《最高额保证合同》、董事会决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待授信终结后该封包归还立嘉小贷。”（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的庭前举证交换笔录记载了摩登公司在质证时从立根公司提交的材料中发现上述《贷款合同》的《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原件，摩登公司即作为证据当庭提交并请求法庭记录该证据原件来源于立根公司，立根公司则辩称因未收到上述证据，不清楚证据内容，故不予质证，立根公司对上述6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摩登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多份证人证言：1、立嘉公司总经理潘振华的证人证言。证言主要内容为：瑞丰集团为《综合授信合同》提供了412万股摩登公司股票进行质押，由于摩登公司的股价持续下跌，立根公司要求瑞丰集团补仓，但瑞丰集团无法补仓，在此情况下，立根公司要求补充提供上市公司担保；2、瑞丰集团的财务人员胡雪娇的证人证言。证言主要内容为：2018年11月7日，立根公司的业务经理罗林辉、风控专员陈智慧到摩登公司办公室楼，在胡雪娇、立嘉公司的周某、罗林辉、陈智慧的共同见证下，摩登公司《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被封存后交给立根公司罗林辉、陈智慧。胡雪娇、罗林辉、陈智慧在封存包装上签字确认，之后封存的文件包被罗林辉、陈智慧带走；3、立嘉公司财务人员周某的证言（摩登公司称周某本人现在国外，因疫情无法回国）。周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其系立嘉公司的财务人员，是立嘉公司与立根公司业务经办人员之一，据其所知，立嘉公司共向立根公司提供过6次共计13张上市公司支票。其中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立嘉公司先后向立根公司提供过5次共计10张摩登公司的支票，均使用于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每次由周某（参与4次）或立嘉公司的财务人员朱雯怡（1次）与立根公司的业务经理罗林辉或合规专员陈智慧、黄鑫到摩登公司总部，由瑞丰集团安排人员开具2张支票，金额均为1000万元、收款人均为立嘉公司，由立嘉公司在该2张支票上背书，被背书人一栏空白，最后连同立嘉公司出具的该2张支票用于偿还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的《声明书》一起密封好交给立根公司保管，几个月后立嘉公司将该2张支票退回后重新置换出票日期较新的2张支票，其中，2018年10月9日开具的支票编号为00070989、00070990，出票日期为2019年1月10日，该2张支票于2019年6月13日退回；2019年1月11日开具的支票编号为00070991、00070992，出票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该2张支票于2019年6月13日退回；2019年4月18日开具2张金额共计2000万元的支票，此次立嘉公司的参与人是朱雯怡；2019年6月18日开具的支票编号为25398236、25398237，出票日期为2019年7月10日，该2张支票于2019年7月18日退回；2019年7月18日开具的支票编号为25398238、25398239，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20日。原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摩登公司还提交了多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周某与立根公司的业务经理罗林辉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2019年6月17日罗林辉问：“情况如何？支票开在7月10日”，周某回复：“等集团回我，请稍等”，随后周某又向罗林辉发了一张微信截图，截图内容为：“明天是开2张，各1000万的，日期7月10日，如果可以明天早上找哪位，请通知我……领导，立根的罗经理明天下午要出差，所以请安排上午换支票……”。原告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没有进行公证。2、经公证的周某与瑞丰集团财务人员陈静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7月18日，周某将立嘉公司出具的《声明书》（内容与立根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声明书》内容一致）、编号为25398238、25398239的涉案广州银行支票2张以及涉案支票密封后的包装（密封包装上面有周某、罗林辉的签字及落款日期）拍照片发给了陈静。原告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二人与原告无关。摩登公司还提交了编号分别为25398234、25398235、25398236、25398237的广州银行支票复印件及声明书复印件，该复印件摩登公司称是周某提供，原件保存在周某手机上，是周某截图后转发摩登公司员工手机后截图形成，摩登公司为此进行了公证，拟证明上述截图是周某发至摩登公司员工翁文芳手机。庭审中，原告立根公司陈述称：立嘉公司曾于2018年10月10日向原告立根公司贷款，后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交付了涉案支票用于偿还前述贷款，立嘉公司交付该张支票时尚欠立根公司6份借款合同共计8000万贷款未还，具体开票时间已记不清了。被告摩登公司陈述称林永飞在2019年9月18日前一直担任摩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董事长；立嘉公司系摩登公司的法定关联法人，双方之间如若发生任何交易（含担保）都构成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再查明，立根公司因本次诉讼与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作为其在一审诉讼阶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告按该合同约定的收费方式支付了律师费125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立根公司是否合法取得票据以及能否获得相应的票据权利；二、本案是否系重复起诉。关于争议焦点一。通常而言，合法持票人是指在票据完整、正常，且没有过期的情况下，出于善意，不知悉出让人的权利存在瑕疵，合法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立根公司主张其所持有的案涉支票系案外人立嘉公司用于偿还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项下贷款而交付的，摩登公司辩称案涉支票系立根公司与立嘉公司、林永飞恶意串通，为规避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的法定前置决议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利用林永飞对摩登公司的实际控制，以票据背书为名，通过开具远期支票，债权人封存保管并在逾期时启封票据的方式进行违规担保，立根公司系非法取得票据，不具有票据权利。本院综合双方的证据及陈述，采信摩登公司的主张，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析：1、涉案支票的出票人为摩登公司，收款人为立嘉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摩登公司否认与立嘉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而摩登公司属于上市公司，其与立嘉公司之间是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属于关联公司。摩登公司如与立嘉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都须经过摩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以及信息披露公告，但本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摩登公司有此股东会决议或进行过披露；而原告作为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金融公司，本应有更高的审查能力和注意能力，其未对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进行审查，有违常情，因此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存疑。2、摩登公司提交的6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中对应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的审批表中“相关放款的要件资料”部分的“其他”中均明确记载该两笔贷款“均各有质押支票一张，专项用于该笔贷款还款保证，该笔贷款结清后归还立嘉公司”，反映这两笔贷款均存在质押支票的情况。其他四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则记载摩登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抽屉协议。立根公司否认《合同及放款审批表》的真实性，但摩登公司提交的（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的庭前举证交换笔录反映该证据系摩登公司在核对立根公司提交的证据原件时发现，摩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场进行拍照，并当场作为该案的补充证据提交给了法庭，同时向该案的合议庭出示了相关证据原件，在合议庭确认了证据原件由立根公司掌握且整个过程是录音录像记录后，将证据原件退还给了立根公司，说明该证据的取得经过，《合同及放款审批表》真实存在，本院予以确认。而立根公司未向法庭提交《贷款合同》的审批资料，亦未对《合同及放款审批表》质押支票的情况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认定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存在以质押支票进行担保的情形。3、摩登公司提供了立嘉公司财务人员周某的证人证言，周某陈述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立嘉公司先后向立根公司提供过5次共计10张摩登公司支票，每次的操作过程为：由立嘉公司、立根公司通过瑞丰集团以摩登公司名义开立2张金额均为1000万元、收款人为立嘉公司的支票，由立嘉公司在该2张支票上背书，被背书人一栏空白，最后连同立嘉公司出具的说明该2张支票用于偿还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的《声明书》一起密封好交给立根公司保管，支票退回后重新置换，最后一次更换支票时间是2019年7月18日，置换后的2张支票号码为25398239、25398238的支票。摩登公司提供的周某与立根公司业务经理罗林辉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双方在2019年6月17日协商支票的开票日期；周某与瑞丰集团的财务人员陈静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周某将《声明书》及涉案支票的封包照片发送给陈静，该封包上有周某、罗林辉的签字。立根公司以证人未出庭作证为由对本案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本院认为，摩登公司已说明证人周某因疫情原因未能回国出庭作证，该情形属于民诉法七十三条规定的客观情形，可以通过书面证言作证，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未能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只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周某的证言中涉及的支票号码为00070989、00070990两张支票与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对应的《合同及放款审批表》中记载的支票编号完全一致，周某证言中提及的涉案支票也与其和陈静的微信聊天记录一致，因此周某的证言能够与《合同及放款审批表》的内容及周某的两份微信聊天记录相印证，反映支票的开具、背书、封包、置换全过程，立根公司全程有参与。基于以上三点，摩登公司的证据彼此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达到证明标准，涉案票据系以背书为名通过“债权人封存保管并在逾期时启封票据”的方式行担保之实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且关于担保，我国《公司法》亦明确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上市公司还需公开披露担保事项，否则属于越权担保，本案以票据进行的担保显然并没有履行上述决议程序及披露程序，构成越权担保，而立根公司全程参与了该担保过程，理应知悉该担保属于越权担保，因此不论是虚假的意思表示还是本身的票据担保行为均归于无效。但立根公司所持涉案票据在形式上符合票据法的规定，属有效票据，只是由于立根公司取得该票据，系出于为借款提供担保的目的，与摩登公司、立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通谋虚伪行为取得，因此立根公司取得涉案票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情形。据此，立根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摩登公司对案涉支票享有拒付权利。关于争议焦点二。立根公司在本案起诉前，已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立嘉公司偿还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号的6份《贷款合同》项下8000万元贷款；此后，立根公司又以票据追索权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对摩登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主张案涉支票用于偿还前述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的《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立根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属于重复起诉，原告不可能获得双重利益，由于立根公司已先行选择了以原因债权来行使权利，故本案应驳回立根公司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55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郝芬梅审 判 员  陈 蓉人民陪审员  林丽梅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张靖怡书记员叶丽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