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24民初3718号原告：雷炳忠，男，汉族，1989年4月15日生，住商城县。系余某丈夫。原告：余维术，男，汉族，1965年8月14日生，住商城县。系余某父亲。原告：陈宗群，女，汉族，1967年3月20日生，住商城县。系余某母亲。原告：雷某甲，男，汉族，住商城县。系余某长子。法定代理人：雷炳忠，本案第一原告。原告：雷某乙，男，汉族，住商城县。系余某次子。法定代理人：雷炳忠，本案第一原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河南宇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谢福新，男，汉族，1974年9月8日生，住商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传金，河南誉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丹，女，汉族，1991年1月15日生，住商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光伟，河南誉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传军，男，汉族，1974年4月4日生，户籍地商城县，现住商城县。被告：李明玉，女，汉族，1975年5月16日生，户籍地商城县，现住商城县。原告雷炳忠、余维术、陈宗群、雷某甲、雷某乙与被告谢福新、杨丹、王传军、李明玉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炳忠、余维术、陈宗群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被告谢福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传金、被告杨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光伟、被告王传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明玉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向五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抚养费、误工费共计936496.8元；2、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7月1日，被告谢福新、杨丹与余某相约去县城玩，下午又去某地玩，晚上在被告王传军、李明玉共同经营的农家饭庄处吃饭并饮酒，余某在饮了啤酒和白酒后，晚上21时许，谢福新与余某为付账发生争吵，后余某独自外出，四被告无人跟随，余某醉酒后在某水库某地大桥段溺水身亡。综上所述，原告认为余某在跟随谢福新、杨丹外出大量饮酒后，在夜晚21时许独自外出时又无人看护才溺水身亡的，酒店店主未尽到最基本的安全提示义务，四被告在余某外出联系不上的情况下既未报警，也未通知余某的家人，置余某于危险之中，最终不幸溺水身亡，因此四被告应对五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谢福新辩称，《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谓过错，又分为故意或过失。而本案中，我没有任何故意或过失，余某溺水死亡纯属个人原因导致的意外事件，我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首先，我不是酒局的组织者。事发那天下午，我们三人不期而遇，在她们的要求下，我先驾车带她俩在某河游玩，后回到公安局办理港澳通行证，然后在某酒店斗会儿地主，后三人商量到某地吃饭，点菜是三人共同点的，付款是我出于仗义，自己自告奋勇付的餐费。其次，我并没有劝酒行为。刚开始上了三瓶啤酒，喝完后，余某提出喝啤酒不过瘾，要求喝白酒，我从车里拿了两小瓶125克42度白酒，当我要给她们分酌时，余某自己拿了一瓶自己喝。根据余某丈夫雷炳忠和杨丹的陈述，余某可以喝四瓶啤酒，并且她当时没有醉意，整个喝酒过程没有任何人劝酒。第三，余某喝酒后，自己起身出去打电话，并且将自己的挎包留在了座位上，让人以为其是上厕所或打电话，我作为男士，不可能询问其干什么。杨丹也在公安机关陈述，余某平时就有接了电话直接离开的情况。我不可能也没必要履行注意义务。第四，当过了不到一根烟的时间，我和杨丹发现余某没回来后，即出门寻找，并与饭店老板王传军开车在附近转了几圈，均没有寻见，加之余某当时没有醉酒，也有不告而辞的习惯，所以大家都离开了现场。因为我和杨丹均没意识到可能的危险或必然发生的危险，也就没有必要报警和通知其家属，换言之，即使意识到危险，报警或通知家属，也不可能避免危险的发生，并且余某溺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公安机关侦查也没有得到结论，但余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失足落水负有全部责任。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共同饮酒引起民事侵权责任，是以共同饮酒人在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这种过错与其死亡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确定的。本案中，我在共同饮酒过程中没有劝酒，余某也没有醉酒，余某离座出门，并没有拿走随身挎包，让人误以为上厕所、打电话等事由，当发现余某长时间未入座，我也及时进行了寻找。同时，余某也是一个性格开放、急躁之人，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她的私生活，至于被告李明玉陈述双方在院内发生过争执，实际不是争执，而是余某在获知三个菜我就付款220元后，就怪我不该付那么多钱，并说我真有钱。以上事实，有公安机关侦查卷宗为证，因此请求法院驳回五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杨丹辩称，对于余某的溺水身亡，我没有过错，之间也没有相应的因果关系。在我们共餐共饮期间，喝酒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劝酒行为。当时余某离开饭桌是接打电话，并没有显示出其有喝醉或者特别醉的状态，我没有意识到她会离开饭店或去其他地方，而我和谢福新在结账后发现她迟迟未归，就多次电话联系她，刚开始电话还能打通，后来就无法接通了，我误以为她到他处有其他事情要做。本案中余某溺水死亡属于意外事故，而不是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王传军辩称，余某死亡发生在我们经营场所之外，且是在我们经营场所接受餐饮服务之后，其死亡结果与我们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我们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余某死亡发现地点与我们经营场所相距数公里，远在经营场所之外，我们没有义务对于经营场所之外的他人履行注意安全防范义务。二、余某死亡是意外，与我们无任何因果关系。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请法院驳回原告对我们的诉讼请求。被告李明玉未到庭，但书面提交答辩状，答辩意见同被告王传军。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7月1日晚上七点左右，被告谢福新开车带着余某与被告杨丹一同在某地某路路边的“某农家乐”饭店吃饭，被告王传军、李明玉系该饭店的实际经营者。吃饭期间，余某与被告谢福新、杨丹均有饮酒行为，其中在该饭店购买“哈尔滨小麦王”啤酒5或6瓶，余某与被告杨丹各饮2瓶，被告谢福新饮1瓶或2瓶，后被告谢福新在其车中拿出两瓶42度高粱白酒，每瓶二两左右，余某喝了一瓶，被告杨丹与谢福新分了一瓶，餐费是由被告谢福新支付的。席间，余某离开包间，并将自己的提包留在了包间内的椅子上，后二被告发现余某一直未归，即电话联系了余某，被告杨丹在公安机关陈述其在当晚9点多拨通了余某的电话，但是听不清余某说话，只是感觉余某的声音很小、很弱，后来就打不通了。后二被告便与被告王传军一同在某地附近进行了寻找，未果。后被告谢福新就开车带着被告杨丹回到了某镇，杨丹又与他人在某镇街夜宵店吃夜宵、喝酒，被告谢福新回家睡觉。当天夜晚十点多，原告雷炳忠发现余某未回家，多次电话联系未果，就打电话给被告杨丹了解情况，后两人又一同前往某地寻找未果。2019年7月5日，原告雷炳忠向公安机关报案。2019年7月8日上午，商城县公安局某地派出所接报：在某地某村某组某水库一回水窝边（某水库某地大桥往东400-500米），发现一具女尸，经勘验调查证实系余某。商城县公安局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关于商城县余某死亡的调查报告，分析认定：对余某死亡一事，经综合现场勘查、初步尸检、调查走访情况、手机通话及轨迹、视频侦查等来分析，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没有证据证明余某的死亡是他人所为。另查明，河南省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74.19元/年，人均消费支出20989.15元/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5997元/年，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人均收入为40990元/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余某在与被告聚餐时饮酒，中途离席后落水溺亡，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在饮酒时注意自身安全，其未能控制饮酒量，酿成不幸，自身行为系此次意外发生的主要原因。被告谢福新、杨丹作为共同聚餐者，互相之间负有一定的照顾义务，两人在发现余某在饮酒中途离席未归时，已是夜晚九点多，且在电话联系余某时，发现余某的声音很弱小，听不清其说话，吃饭地点又邻近水库，二被告应当预见到其可能有危险发生，但两人只是在饭店周边寻找，且在未能最终确认余某安全时便一同离去，并未告知其家属，或者进行报警处理，未能很好地履行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失。根据各方过错程度，本院酌情判决被告谢福新、杨丹承担30%的连带赔偿责任。在被告谢福新、杨丹内部责任划分上，考虑到被告谢福新是本次饭局的组织者，又是白酒的提供者，同时余某等人亦是乘坐被告谢福新的车辆来到某地，被告谢福新具有较大的安全注意义务，故本院酌定被告谢福新承担18%的责任，被告杨丹承担12%的责任，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王传军、李明玉作为饭店经营者，仅在经营的场地对于顾客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负有必要的保护义务，余某在饮酒后中途外出并落水溺亡，已超出了饭店经营者的责任范围，故被告王传军、李明玉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方提交的结婚证、房屋转让协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等证据可以证实余某生前长期在城镇生活，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其相关损失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因余某的死亡，给原告方造成一定的精神伤害，结合本案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精神损害赔偿为15000元，其中被告谢福新承担9000元、被告杨丹承担6000元。原告方因余某死亡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637483.8元（20年×31874.19元／年）；2、被抚养人生活费209891.5元[（9年+11年）×20989.15元／年÷2人）]；3、丧葬费27998.5元（55997元／年÷2）；4、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123元（10天×40990元／年÷365天）；5、精神抚慰金15000元。以上合计891496.8元。综上所述，原告方因余某死亡造成的合理损失，被告应予赔偿。为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谢福新赔偿原告雷炳忠、余维术、陈宗群、雷某甲、雷某乙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计166769.42元[（891496.8元-15000元）×18%+9000元]；被告杨丹赔偿原告雷炳忠、余维术、陈宗群、雷某甲、雷某乙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计111179.62元[（891496.8元-15000元）×12%+6000元]。被告谢福新与被告杨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雷炳忠、余维术、陈宗群、雷某甲、雷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执行内容当事人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164元，由原告方承担9257元，被告杨丹承担1563元，被告谢福新承担234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吕祥庭审 判 员  倪有为人民陪审员  黄真勋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代书 记员  李继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