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6623号原告：生某1，男，196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传芳，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16号中关村公馆E座102。法定代表人：魏俊冰，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沙云翠，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文龙，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中方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20号百富国际大厦11D。法定代表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鑫，北京市中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生某1与被告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凯律所）、北京市中方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方律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生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曹传芳、被告信凯律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沙云翠、柳文龙、被告中方律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生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信凯律所、中方律所向我连带赔偿损失75万元；2．判令信凯律所、中方律所向我连带赔偿本案律师费5万元；本案诉讼费由信凯律所、中方律所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的（2016）京0108民初32732号生某2、生某3诉我、我母亲迟某、生某4继承纠纷案（以下简称32732号案）中，我委托信凯律所代理案件，信凯律所指派李静山律师代理。2017年，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的（2017）京0108民初30002号迟某诉生某3赡养费纠纷案（以下简称30002号案）中，我委托信凯律所代理案件，信凯律所指派李静山律师代理。2017年1月10日，我与信凯律所签订《非诉讼事务委托协议》，约定我因遗嘱见证和赠与见证事宜，委托信凯律所提供法律服务。信凯律所指派李静山、胡阿丽律师为我提供服务。2018年7月6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18）京0108民初34096号生某3诉我、生某2、生某4继承纠纷案（以下简称34096号案）中，我委托中方律所代理，中方律所指派李静山律师代理。该案判决认定我提交的律师见证遗嘱因见证律师是我的利害关系人，不符合法律规定，认定遗嘱无效。我上诉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民终8012号案（以下简称8012号案）判决，维持原判，认定“．．．．．．而在本案审理的本次继承纠纷案件中，李静山律师又作为生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在生某3、生某2、生某4对所涉《遗嘱》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李静山律师亦无法作为证人陈述订立遗嘱的过程。．．．．．．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无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至此，信凯律所为我办理的律师见证遗嘱被法院确认无效。如遗嘱有效，按照遗嘱第二条，我应当取得1488750元遗产中的1122187．5元，但我按照生效判决与其他继承人一样仅获得了372187．5元。二律所指派律师代理过程中的一系列过错行为导致我少获得遗产75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在代理案件前进行利益冲突审查。信凯律所未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未进行利益冲突审查。李静山律师因之前案件已存在利害关系，信凯律所却仍然指派其见证并代书遗嘱。而中方律所同样未做利益冲突审查，在李静山律师已经作为遗嘱见证人的情况下，仍然指派其作为遗嘱继承纠纷中我的诉讼代理人，导致见证人身份与委托代理人身份冲突，李静山律师无法作为证人陈述订立遗嘱的过程，最终造成遗嘱无效，给我带来巨大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二律所的代理行为均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对我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信凯律所辩称，不同意生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我所为相关委托人提供了完整的法律服务，生某1所诉损失与我所不存在因果关系，我所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李静山在我所任职期间，被指派为迟某、生某1提供了32732号案、遗嘱见证、30002号案的法律服务。李静山在代理32732号案后，并无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其不能给迟某立遗嘱提供律师见证服务。在做上述律师见证后，也并无相关规定不能代理与见证无关的30002号案。所以在提供上述法律服务过程中，我所指派李静山的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李静山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人员，故能够作为见证人，提供涉案《遗嘱》的律师见证服务。我所在李静山为迟某、生某1代理过案件的情况下，指派李静山、胡阿丽为迟某立遗嘱做见证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且见证收取了费用，开具了发票，并非风险代理，与遗产分配数额无关，不会影响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遗嘱的真实性。律师见证遗嘱符合法律规定，不违反禁止性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李静山在做了上述律师见证后，代理迟某参加30002号案的诉讼。该案与律师见证没有任何关系，代理该案件并不违反规定。二、中方律所管理上的主观过错，导致了所涉见证遗嘱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应该承担相应责任。2017年李静山转所至中方律所后，作为生某1诉讼代理人参加了34096号案、8012号案的审判程序。一审法院关于李静山在遗嘱见证前后代理案件，与继承人具有利害关系的认定，二审法院并未确认，可见此事实认定是不正确的。二审法院确认了一审法院遗嘱部分无效的认定，是因为在生某3、生某2、生某4对所涉《遗嘱》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李静山亦无法作为证人陈述订立遗嘱的过程。所涉《遗嘱》被认定无效，不是因为李静山曾在见证前后，作为迟某、生某1的诉讼代理人参与了32732号案、30002号案，从而被一审法院认定是所谓的利害关系人导致的，而是因为李静山在作为遗嘱见证人的情况下，又作为相关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无法作为证人陈述订立遗嘱的过程，从而否定了其证人的身份，导致《遗嘱》无效。在李静山明知自己已经是所涉《遗嘱》见证人，应当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中方律所没有进行利益冲突审查，反而给李静山出具了出庭函；生某1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也没有申请另一位见证人胡阿丽出庭作证的综合因素下，所涉《遗嘱》被法院认定无效。彼时李静山已经在中方律所执业，其所代理案件如何，已与我所无关，且我所没有能力审查、把控，我所在《遗嘱》无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017年9月4日，我所与中方律所、李静山在李静山转所时签订了三方协议，李静山也做了个人承诺。李静山在转到中方律所后，中方律所承担对李静山代理活动的审查义务。中方律所及李静山明知代理参加34096号案，会导致在前的见证遗嘱无效的情况下，还是代理参加了34096号案，导致遗嘱无效。中方律所管理上的主观过错，导致了李静山此前做的见证遗嘱被法院认定为无效，这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所以说应该由中方律所承担责任，并且中方律所具有向李静山进行追偿的权利。中方律所辩称，一、法院认为遗嘱见证无效的根本原因是李静山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虽然一中院判决书称李静山无法作为证人陈述遗嘱见证过程，但是否作为证人陈述过程与遗嘱无效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反言之，如果李静山能作为证人陈述过程，显然也不能认定其与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进而认定遗嘱有效。二、李静山的代理身份已经得到山后法庭的审查认可，法官并没有提出李静山作为委托代理人有何不妥，所以我所没有责任。遗嘱见证过程发生于李静山在信凯律所执业期间，我所无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生某5、迟某夫妇共生育生某1、生某4、生某2、生某3四子女。生某5于1990年5月12日去世。2016年9月7日，本院立案受理32732号案。迟某、生某1共同委托信凯律所的李静山律师代理其二人参加诉讼。2016年12月12日，本院就该案作出判决。2017年1月10日，迟某（甲方）与信凯律所（乙方）签订《非诉讼事务委托协议》，约定：甲方因遗嘱见证和赠与见证事宜，委托乙方提供法律服务，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李静山、胡阿丽律师为甲方提供服务。第二条、乙方的代理事项为：为迟某代书遗嘱和赠与合同并见证。第四条、乙方必须认真、负责地为甲方提供代理权限范围内的法律服务，并为甲方保守秘密。第五条、甲方按照以下1项约定向乙方支付律师费。1、协议签订后一次性支付两万元。2017年1月14日，迟某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因遗嘱见证一事，委托信凯律所李静山、胡阿丽律师代书遗嘱并做见证。同日，李静山、胡阿丽为迟某制作谈话笔录，代书并见证《遗嘱》，出具《律师见证书》。《遗嘱》内容为：“一、我孙女生悦因买双榆树东里的房子（门牌号×）在银行贷款，等我卖房的钱到账后用我的钱还清，由生某1去办理；二、去世后剩下的钱给生某1100万元，如果还有剩余，剩的50万元以上四个子女平分，如果50万给生某120万，其余子女每人10万元。三、生某1负责迟某生养死葬，如果生某1没有完全尽到义务，此遗嘱作废，不给生某1遗产。以上遗嘱是我本人意愿。”该《遗嘱》上载明代书人为李静山。迟某因缺乏书写姓名的能力，故未在立遗嘱人处签名，但按捺手印。2017年3月31日，信凯律所出具购买方为迟某的律师费1万元的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2017年6月9日，本院立案受理30002号案。迟某委托信凯律所的李静山律师代理其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李静山转所至中方律所。2017年9月4日，中方律所（甲方）与信凯律所（乙方）、李静山（丙方）签订《三方协议》，约定：丙方拟从乙方转到甲方，因有一起案件未结，如以后需要甲方配合，甲方承诺予以配合并承担管理责任，乙方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同日，李静山向信凯律所出具《承诺书》，载明：李静山承诺未结案由我自己负责办理，所有案件如发生退费予以配合。2017年12月18日，本院就30002号案作出判决。2018年6月17日，迟某去世。2018年7月6日，本院立案受理34096号案。生某1委托中方律所的李静山律师代理其参加诉讼。生某1在该案辩称：其名下有迟某的遗产存款1087850元；迟某生前立有遗嘱，应按遗嘱继承，不应按法定继承；生某3在迟某生前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依据继承法规定应该少分或不分遗产。审理过程中，生某1未申请胡阿丽出庭作证。2019年6月14日，本院就34096号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综上，本院确认迟某出售104号房屋所得售房款遗留1488750元。上述钱款应作为迟某遗产予以分配。．．．．．．本案中，遗嘱见证人李静山曾先后作为生某1、迟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与继承人具有利害关系，加之生某1未就迟某不具备书写姓名能力提交证据，三被告亦均不予认可。故生某1提交的迟某遗嘱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仅确认《遗嘱》中第二条、第三条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要件，应属无效。对于迟某的遗产，应当依法按照法定继承，由其第一顺位继承人生某3、生某1、生某2、生某4予以继承。生某1虽曾与迟某共同生活，但时间较短，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应当多分、少分或不分遗产的情形，故生某3、生某2、生某4对迟某的遗产应当均等继承。生某1作为遗产保管人负有相应给付义务。其中，生某4已经自生某1处支取迟某遗产7万元，计算其最终应得遗产时将对此予以扣除。诉讼中，各当事人就相关人员未尽到赡养问题，以及生某3所称104号房屋买卖中买房人与生某1签订阴阳合同，生某1私自侵吞遗产100万元等主张，均未提交充分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判决如下：一、生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生某3支付迟某遗产三十七万二千一百八十七元五角；二、生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生某2支付迟某遗产三十七万二千一百八十七元五角；三、生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生某4支付迟某遗产三十万零二千一百八十七元五角；四、驳回生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生某3、生某1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中，生某1向法院提交光盘、公证书，证明订立遗嘱前，迟某没有书写能力，无法书写自己的名字。生某3、生某2、生某4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称迟某能书写自己的名字，并且认识自己的名字。审理过程中，生某1未申请胡阿丽出庭作证。2019年9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8012号案作出民事判决，认为“关于生某1上诉主张改判依据遗嘱继承或发回重审一节，本院认为，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生某1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14日的《遗嘱》系由李静山律师代书，生某3、生某2、生某4对该遗嘱不予认可。根据查明的事实，李静山律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年12月12日判决的生某2、生某3诉迟某、生某1、生某4继承纠纷一案中担任生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之后代为起草代书本案中所涉《遗嘱》。而在本案审理的本次继承纠纷案件中，李静山律师又作为生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在生某3、生某2、生某4对所涉《遗嘱》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李静山律师亦无法作为证人陈述订立遗嘱的过程。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生某1未能就《遗嘱》中涉及迟某去世后处分财产的部分合法有效进行充分举证，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无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生某3在本案中申请调取证据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一审法院按照法定继承对相关财产作出分割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生某3、生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0月7日，生某1向生某3、生某2、生某4分别转账支付法院判决其支付的迟某遗产款，三人向生某1分别出具收条。审理中，经询问，生某1称2016年其就32732号案委托律师代理事宜去信凯律所咨询时，前台向其推荐李静山；其向李静山说明情况后办理了其与迟某共同委托李静山的事宜，并在律师事务所交纳了两人的律师费2．5万元；该款系迟某所出，其此后又给迟某2万元作为补偿；卖房时迟某身体不好，怕有遗留问题，就让其找李静山作见证；其电话联系李静山，李静山之后过来的，见证时其不在现场；见证律师费系其母亲委托其交纳的，先交钱再开票，记不清交钱时间。34096号案审理时其方未申请胡阿丽出庭，也未提交证明迟某不具备书写姓名能力的光盘、公证书，其不清楚原因，因为都是李静山处理的；34096号案判决后，其准备上诉时问李静山是否需要胡阿丽出庭，他说不用，等二审调查时候再说，二审时其曾向李静山要求过胡阿丽出庭，但是李静山说不用；信凯律所指派李静山律师为迟某见证《遗嘱》的侵权行为以及中方律所指派李静山律师担任其遗嘱继承纠纷案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侵权行为均足以导致《遗嘱》第二条被生效判决认定无效，应对其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信凯律所称生某1应明知遗嘱见证人李静山不应作为代理人，且未申请见证人胡阿丽出庭，对其损失有过错；32732号案生某1支付了律师费2．5万元；见证律师费系生某1于2017年1月10日支付；李静山于《三方协议》签订前已办完转所手续，具体时间不清楚，协议上的未结案件系30002号案。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信凯律所、中方律所是否应向生某1连带赔偿损失75万元；二、信凯律所、中方律所是否应向生某1连带赔偿本案律师费5万元。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要构成一般侵权民事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1)损害事实客观存在；(2)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3)行为具有违法性；(4)行为人有过错。依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生某1须对上述四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对于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结合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分别予以评述。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法院生效判决认定迟某所立《遗嘱》第二条无效，按照法定继承的遗产分配原则判决生某1与其他三位继承人均等继承迟某遗产1488750元中的372187．5元，而如该条有效，遗嘱受益人生某1据此可继承迟某遗产1122187．5元，故生某1因《遗嘱》第二条无效而损失75万元的损害事实客观存在。生某1主张信凯律所指派李静山律师为迟某见证《遗嘱》的侵权行为以及中方律所指派李静山律师担任其遗嘱继承纠纷案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侵权行为都存在重大过错，均足以造成其因《遗嘱》第二条无效而损失75万元，应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管理、利益冲突审查等制度，对律师在执行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第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本案中，迟某委托信凯律所指派律师为其代书并见证遗嘱，目的是通过律师提供的专业法律服务，使其所立遗嘱具有法律效力，从而使生某1在其去世后可依据《遗嘱》第二条继承其更多遗产。信凯律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应当明知迟某的合同目的，理当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职地完成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关于代书遗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第十八条规定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不符合上述法定要件的代书遗嘱将失去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未对第十八条规定中的“利害关系”作进一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规定，继承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但该条系对“利害关系”情形的补充，对于不属于该条规定情形的见证人与继承人是否有利害关系，仍需由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依法认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7年制定的《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九条规定，律师不得办理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业务；第二十五条规定，重大见证和疑难见证应提交主任办公室集体讨论研究决定。信凯律所在明知李静山律师曾在32732号案中担任继承人生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情况下，如进行审慎的利益冲突审查或充分的集体讨论研究，本应能够通过另行指派其他律师的方式来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但其仍指派李静山律师为迟某见证对生某1有利的《遗嘱》，导致34096号案判决据此认定《遗嘱》第二条因见证人李静山律师与继承人生某1具有利害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要件而无效，生某1不服上诉后，8012号案判决虽未明确表述见证人李静山律师与继承人生某1具有利害关系，但李静山律师在32732号案中担任继承人生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后又为迟某见证对生某1有利《遗嘱》的情形仍系该判决确认34096号案判决认定《遗嘱》第二条无效正确的考虑因素。综上，信凯律所指派李静山律师为迟某见证《遗嘱》的行为存在过错，且该行为足以导致《遗嘱》第二条被生效判决认定无效，造成生某1因该条无效而损失75万元，故信凯律所对生某1的75万元损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信凯律所主张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信凯律所称生某1应明知遗嘱见证人李静山不应作为代理人，且未申请见证人胡阿丽出庭，对其损失有过错，本院认为，上述问题涉及法律专业知识，生某1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且在该案中已委托律师，故对上述问题的出现并无过错。生某1委托中方律所的律师为其代理与《遗嘱》有关的继承纠纷案。中方律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应当知道在继承人之间关于《遗嘱》效力有争议的情形下，遗嘱见证人李静山律师、胡阿丽律师均应作为证人出庭陈述订立遗嘱的过程，否则法院无法确认《遗嘱》第二条合法有效，但中方律所仍指派李静山律师担任生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导致8012号案判决据此认定李静山律师无法作为证人陈述订立遗嘱的过程，成为该判决确认《遗嘱》第二条无效的考虑因素。综上，中方律所指派李静山律师担任生某1的遗嘱继承纠纷案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行为存在过错，且该行为足以导致《遗嘱》第二条被生效判决认定无效，造成生某1因该条无效而损失75万元，故中方律所对生某1的75万元损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方律所主张其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信凯律所和中方律所分别实施的上述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生某1因《遗嘱》第二条无效而损失75万元，故应对该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生某1可以本人名义参与全部的诉讼活动，法律并未强制要求其诉讼行为必须由律师代理，因而本案律师费5万元系其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是否聘请律师而产生的，故该律师费与信凯律所和中方律所实施的侵权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故本院对于生某1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方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生某1连带赔偿损失75万元；二、驳回生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生某1负担369元；由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方律师事务所各负担2765．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崔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