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76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遵义天磁锰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法定代表人:石开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莉，贵州与之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明休,男,汉族,1966年8月23日出生,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莉，贵州与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负责人：卢雪，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关街道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春燕，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遵义天磁锰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磁公司）、王明休与被申请人遵义市红花岗南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南关街道办）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2民初9572号民事判决和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3民终1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天磁公司、王明休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的损失属于市场经营风险，属事实认定不清。第一，国家产能政策调整属于合同双方不可预见,且不属于商业风险范畴的重大变化,符合“情势变更”原则,依法应当对双方合同约定进行调整。由于矿山开采具有投资大、回报慢的特性，申请人才与被申请人签订长达30年的承包经营协议，同时向省国土厅缴纳近4000万元的矿业权价款取得采矿许可，申请人无法预料协议签订后短短几个月,国家产能政策调整原本可以开采经营的矿场达不到生产经营条件,也无法预料南茶锰矿地处偏远在承包期不足五分之一的时间,就被征用,且被征用时投资过亿仍无法开采经营；第二，申请人在矿场即将被征用前曾向被申请人作出重新签订《补充协议》的紧急报告,被申请人同意将赔偿款比例调整为5%,但最后因上级机关不同意而未能重新签订协议，但从被申请人自愿与申请人签订《补充协议》可知本案符合情势变更原则，继续履行原合同条款有悖于公平原则。（二）案涉征收补偿分配条款真实意思为:南茶锰矿场被征用后,被申请人享有申请人收益的20%，并非是享有申请人补偿款的20%，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于法无据。《遵义市南茶锰矿场承包经营协议》（以下简称《承包经营协议》）第六条约定“承包期满后,申请人自行购置的机器设备可自行拆走,所建厂房不能拆走的,申请人按资产使用价格和净值交付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支付相应对价”，由此可知,即使30年的承包期满,申请人所购置的资产和所修建的厂房依然归其所有,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财产不享有任何权利。据此，国家对申请人的资产进行征用后所给付的补偿款，被申请人无权分割。承包经营协议第八条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是被申请人享有国家对申请人投资补偿款的20%,而是享有申请人收益的20%。由于申请人在矿场被征用时仍未开采经营,不存在任何收益,故被申请人无权对申请人的补偿款予以扣留。（三）一、二审法院认定700万的补偿款里包含了对被申请人原有厂房及附属设施的补偿,认定事实错误。第一，被申请人向一审法院举证了申请人与案外人艾秀伦签订的《转让租赁经营协议书》,足以证明申请人在受让南茶锰矿场时将前投资方艾秀伦投资的财产及承包经营权折价1300万元一并转让,被申请人明知该事实的情况下与申请人另行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取代了申请人与艾秀伦签订的《转让租赁经营权协议书》,其认可了原有的厂房及附属设施已折价归申请人所有的事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中也无约定被申请人在南茶锰矿有投资财产,因此,可以认定申请人在受让该矿场经营权时,被申请人除该矿场的土地使用权外,已无任何财产；第二，《承包经营协议》第五条约定“对矿山所作全部投资及进行钻探投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申请人所有，被申请人不承担任何经济投资”，据此，申请人承包矿场后，被申请人对该矿场未进行任何经济投资，无任何投资财产；第三，被申请人未举证该700万元的补偿款里包含了对其资产补偿的相关证据,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认定该700万的补偿款仅为对申请人投资的补偿。（四）一审开庭时,申请人向一审法院当庭出示相关政策规定并提交法院,后经查询二审卷宗却无申请人提交的政策文件。被申请人代理律师提交的案外人艾秀伦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转让租赁经营协议书》也未在一审卷宗中。省高院应调取核查双方证据及事实情况。（五）依法变更《遵义市南茶锰矿承包经营协议》第八条约定为被申请人获得南茶锰矿场的赔偿款比例为1%,更符合公平原则。综上,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南关街道办提交意见称，第一，南茶锰矿场系集体企业，归属南关街道办管理。2007年，南关街道办将该矿经营权承包给艾秀伦，后艾秀伦将租赁经营权转让给天磁公司，南关街道办基于申请人的要求，2012年与其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2007年艾秀伦将租赁经营权转让给天磁公司时，南茶锰矿已有二、三号井开采区域及相关附属设施。天磁公司承包经营该矿场后，进行扩大经营，现该矿场属于正常经营状态；第二，艾秀伦签订的《转让租赁经营权协议书》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其中关于南茶锰矿采矿权和附属设施设备的转让不能约束南关街道办。案涉《承包经营协议》并非对南茶锰矿财产的转让；第三，南茶锰矿的资产包括采矿权、可拆除的设备、无法拆除的矿井设施和修建的建筑物。采矿权和土地使用权属于南关街道办所有，而且在天磁公司承包经营以前，南茶锰矿就修建了2号、3号、4号矿井以及相关建筑物。南关街道办并没有将上述财产的所有权转让。案涉700万元的补偿款是对签订案涉《承包经营协议》以前就存在的，南关街道办所有的二号井相关资产进行补偿，该补偿款本应全部属于南关街道办，但南关街道办仅留存了20%，是履行《承包经营协议》所致，560万元补偿款是申请人在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基于合同受益；第四，双方约定被征用后财产的分配并非是受益的20%，没有任何歧义，无需进行任何推定和解读；第五，协议履行期间并没有情势变更，南关街道办从未有与申请人变更合同的意思，也未签署任何协议。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一、二审法院对于申请人提出的因国家产能政策调整导致其遭受损失属于情势变更情形的相关认定是否错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所谓“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商业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本案中，申请人以国家对有色金属产能政策调整导致其遭受巨大损失属于情势变更为由主张对《承包经营协议》第八条“国家建设征用或因政策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国家或第三人对南茶锰矿场的所有赔偿归甲、乙双方所有，甲方占20%、乙方占80%”的约定进行变更，一方面，国家对有色金属的产能调整的影响属于采矿行业的日常生产、经营范畴，与国家因建设征用南茶锰矿并对相关资产进行补偿并无直接关联；另一方面，“国家因建设征用”这一不属于采矿行业日常生产、经营范畴的外部偶发客观因素，既然已在合同中明确予以约定，显然不属于双方当事人无法预见的情况。一、二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申请人的相关再审理由不成立。（二）关于一、二审法院对案涉征收补偿分配条款意思表示的认定是否错误的问题。第一，案涉《承包经营协议》第六条是关于合同期满后双方就资产权属进行分配的约定，与合同第八条的适用前提不同，不能以此条对合同第八条进行解释；第二，案涉《承包经营协议》第八条的约定为“……国家建设征用或因政策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国家或第三人对南茶锰矿场的所有赔偿归甲、乙双方所有，甲方占20%、乙方占80%。对土地赔偿及约定的集体资产部分补偿归甲方所有”，此条约定的文义明确、具体，在申请人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就该条款进行了协商变更或作出了其他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根据明确、具体的合同文本所作理解，并无不当，申请人的相关再审理由不成立。（三）关于一、二审法院认定700万的补偿款里包含了对被申请人原有厂房及附属设施的补偿,认定事实是否错误的问题。第一，本案案涉《承包经营协议》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对于申请人与南关街道办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应当以此为据，而从本案《承包经营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亦不足以否定南关街道办的相关权利。至于案外人艾秀伦与天磁公司签订的协议，不能成为确定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第二，申请人主张南茶锰矿原有厂房及附属设施已归其所有，南关街道办除土地使用权外已无任何财产，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二审法院基于天磁公司与南关街道办签订《承包经营协议》的相关事实和协议约定作出的相关认定，并无不当。申请人的此项再审理由不成立。至于申请人主张相关证据材料未在卷宗中的问题。首先，经查阅一审卷宗，天磁公司与案外人艾秀伦签订的《转让租赁经营协议书》，存于一审卷宗中；其次，关于国家产能政策调整的相关文件，二审判决中已有明确记载。再审申请人的此项主张亦不成立。综上，天磁公司、王明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遵义天磁锰业集团有限公司、王明休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朱 进审判员 冉依依审判员 王 君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杨婷婷书记员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