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行终10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宜田，男，195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水珍，女，196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2，女，1990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三上诉人（原审原告）委托代理人周宁泽，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南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南虹路528号。 法定代表人顾华铭，该街道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袁钧涛。 委托代理人王蓉,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新君，女，198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周宁泽，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某1，女，2006年7月22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杭某，男，1978年2月28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系高某1父亲。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顾某，男，2016年8月21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高某2，女，1990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顾某母亲。 上诉人高宜田、高水珍、高某2、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南阳街道办事处、高新君、高某1、顾某因房屋行政协议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行初4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6月5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南阳街道办事处（简称南阳街道办）（甲方）与高新君就高宜田户（乙方）位于××村××组××房及附属设施的补偿安置问题签订《杭州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因地铁一号线延伸段工程建设及新城开发，南阳街道办需征收高宜田户主房425.28平方米，南阳街道办向高宜田户支付补偿及奖励等合计2055460元。安置方式为在甲方提供的安置区块实行调产安置，乙方签约时安置人口6人，安置面积420平方米。协议还对安置房安置价格的具体确定、补偿款付款方式、腾房、过渡方式等作了约定。 高宜田、高水珍、高某2于2019年3月13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南阳街道办与高新君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高宜田、高水珍、高某2是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南翔村8组村民，其中，高宜田与高水珍是夫妻，高某2是二人的女儿。高新君是高某2的姐姐，高某1是高新君的女儿，顾某是高某2的儿子。2018年6月5日，南阳街道办（甲方）与高新君就高宜田户（乙方）位于××村××组××房及附属设施的补偿安置问题签订一份《杭州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因地铁一号线延伸段工程建设及新城开发，南阳街道办需征收高宜田户主房425.28平方米，南阳街道办向高宜田户支付补偿及奖励等合计2055460元。安置方式为在甲方提供的安置区块实行调产安置，乙方签约时安置人口6人，（具体是高宜田、高水珍、高某2、高新君、高某1、顾某），安置面积420平方米。协议还对安置房安置价格的具体确定、补偿款付款方式、腾房、过渡方式等作了约定。高新君在协议的乙方代表处签了“高宜田”、“高新君”的名字。协议签订后，高新君领取了补偿款390846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高新君与案外人杭某是夫妻关系，杭某户籍在××街道××村××组××。2015年9月，杭某向岩峰村村民委员会申请在该村新建房屋，申请时填写的建房审批人口是杭某、杭某的母亲陈水琴、女儿高静瑜（写为“杭静瑜”）和高某1。在村委会和南阳街道办于2015年12月审批同意后，杭某在岩峰村建造了一处房屋。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在没有高宜田委托的情况下，高新君无权以高宜田的名义签订被诉协议。同时，被诉协议涉及高宜田夫妇、高新君母女、高某2母子等人的共同利益，签约人应当具有代表性，而实际签订人高新君虽然是高宜田户的户内成员，但高新君的丈夫杭某在岩峰村另行建造有住宅，高新君与杭某作为一家人也会在岩峰村自己的住宅生活，考虑到高宜田户家庭成员的实际生活状态，高新君本人不能代表高宜田户的整体签订被诉协议。因此，高宜田、高水珍、高某2提出确认被诉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确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南阳街道办事处与高新君签订的《杭州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南阳街道办事处负担。 高宜田、高水珍、高某2、高新君、高某1、顾某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案涉协议所涉地块未取得土地征收、房屋征收手续这一事实未进行认定。案涉地块在未取得合法征收手续的情况进行房屋协议搬迁，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二、原审法院未对南阳街道办是否具有签订案涉协议的职权进行判断。案涉协议的签订实际上属于被上诉人滥用职权。三、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4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6，即两份评估报告的认定有误。四、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5——录音不予认可错误，该证据可以证明签订案涉协议时被上诉人有欺诈的情形。五、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7、8、9、10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反映的是协议履行的问题。为此，请求对案涉事实、证据重新作出认定，维持原审的判决结果。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南阳街道办事处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高宜田户萧土个宅字（99）第11号《农村村民建房用地呈报表》中在册人口为高宜田、高水珍、高新君、高某2。案涉协议签订前，高宜田户提交了南阳街道南翔村村委会的证明，证明高新君符合农村入赘条件，高某2出嫁。高新君隐瞒了其夫杭某户已审批建房的情况。一审庭审中，高新君、杭某提供了杭某户的建房用地审批表，欲证明高新君已与杭某审批建房，审批表中家庭人数4人包括高新君，但我办调取的建房审批人口表反映该4人中不包括高新君。通过高新君等提供的签约谈判录音，高新君有“我回去跟爸商量一下”的陈述，可以证明本案签约事宜高新君是与高宜田商量过的。高新君与杭某2006年结婚，杭某户2016年建房，据我办向南翔村村委了解，高新君与杭某居住在高宜田户房屋内。高新君与我办签订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补偿款，我办有理由相信高新君系代表高宜田行使权利，高新君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案涉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高宜田、高水珍、高某2的诉讼请求。 经审查，原审判决对证据的采信基本无误，但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5，可以证明在案涉协议签订过程中，动员高宜田户签约的工作人员提出向高新君的丈夫提供做工程的机会，协议签订后，相关动迁工作人员又否认了此项承诺的事实，该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同时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并另查明，高宜田育有二女，长女高新君，次女高某2。 高新君在案涉协议签订前的较长时间里，一般周一至周五均在高宜田户案涉协议所涉房屋内居住。 在南阳街道办与高新君商谈案涉协议过程中，高新君曾表明，要回去和爸爸（即高宜田）商量一下；动员高宜田户签约的工作人员则曾提出向高新君的丈夫提供做工程的机会，并欲藉此令高新君同意案涉协议的签订。协议签订后，相关动迁工作人员又否认了前述承诺。 本院认为，本案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案涉杭州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尾部由高新君签字，但其既签了其本人的名字，还签了其父高宜田的名字。对于如此签名的原因，高新君在二审调查中回答称，高宜田的名字是其代表高宜田签的，至于为何还要签上高新君自己的名字，高新君称，是对方工作人员签约时要求的。本院认为，在高新君未明确表示其签具其本人姓名是认为其有权处置案涉房屋的权利、南阳街道办也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宜认为高新君是在以其个人的名义处分案涉房屋，高新君在案涉协议上签名的行为应认定为代理行为。 对于高新君代理高宜田的案涉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农村中，由农户户主的成年子女代表户主处理该户的重大事宜并不鲜见，且在此过程中，户主往往不会正式地出具委托手续。本案中，高宜田育有二女，长女即高新君，高新君长期在高宜田户案涉协议所涉房屋内居住；在南阳街道办与高新君商谈案涉协议过程中，高新君也曾表明，要回去和爸爸（即高宜田）商量一下。根据以上事实，南阳街道办认为高新君就高宜田户房屋的搬迁事宜具有代理权，并无不当。高新君签订案涉协议构成表见代理。 但是，在案涉协议签订过程中，动员高宜田户签约的工作人员提出向高新君的丈夫提供做工程的机会，并欲藉此令高新君同意案涉协议的签订。协议签订后，相关动迁工作人员又否认了此项承诺。据此，南阳街道办在促成案涉协议时，使用了明显不当的手段，案涉协议的签订存在重大明显的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据此，原审法院判决确认案涉协议无效，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高宜田、高水珍、高某2、高新君、高某1、顾某负担25元，上诉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南阳街道办事处负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洵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姚攀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