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7964号原告：刘蕊，女，1971年12月23日出生，回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邦慧，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婷，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魏天才，男，1984年8月1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芬，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健超，男，199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翊竞，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蕊与被告魏天才、梁健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邦慧，被告魏天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芬，被告梁健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翊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我与被告魏天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2．判令两被告返还我股权转让款366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13日，我与被告魏天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案涉协议），约定魏天才将其持有的广州某2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2公司）的30%股份，以1500000元的价格转给我，并在协议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某2公司所在地的工商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如恶意不协助我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应按我已付金额3倍赔偿给我。同年4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后我按照被告魏天才的指示向被告梁健超的账户（交通银行天河支行，62×××00）转账500000元，而后被告魏天才未按照约定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经我多次催促仍不办理。后我得知，被告魏天才与我签订该协议时仅持有某2公司的15%的股权，根本无法向我转让30%的股权。此后，我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以及承担赔偿责任，但被告魏天才在2018年5月25日返还134000元后就再也没有下文。被告魏天才一直明知自己仅持有某2公司15%的股权仍然与我签订案涉协议，被告魏天才在签订合同时所持有的股权远不足协议约定的30%，且没有按约定在协议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某2公司所在地的工商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现起诉，望判如所诉。魏天才辩称：原告与我以及某2公司其他股东共同签订的案涉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履行。原告作为违约一方，并不具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原告的诉讼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应依法予以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存在多次严重违约，其并不具有单方解除合同权利。1．原告是通过我的名义受让广东某1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1公司）所持有某2公司的30%股份，在签订案涉协议的同一天，我与某1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某1公司持有的某2公司50%的股份。依据补充协议，以及原告提供验证码并通过其本人与某2公司负责人（即被告梁健超）共管银行账户向某1公司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150000元的事实，足以证明原告是完全知悉并确认通过我名义受让某1公司所持有某2公司的部分股份、以及某1公司退股的事实。另，结合原告发给我的《律师函》，以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06民初20354号民事判决等，亦可进一步证明该事实。2．原告受让某2公司的股权比例已作变更，不再是确定的30%，根本不存在原告多次催促我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事实。（1）案涉协议约定原告应在协议签署当日即2018年4月13日支付第一笔投资款500000元，2018年4月15日前支付第二笔投资款500000元。但原告并未按时支付该两笔投资款，并要求某2公司的股东于2018年4月16日签署了补充协议。依据补充协议约定：原告支付第二笔投资款的时间是在公司发布会后，同时原告受让某2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更为不再是之前确定的30%，而是按原告最终的实际付款情况确定。（2）事实上，原告至今仍未支付第二笔投资款，即便是按照原告支付500000元投资款折算，原告实际受让的股权比例也仅为10%。我在回复原告《律师函》的复函中已明确要求原告及时确认最终投资数额，并催促原告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直到现在，原告仍然未与我及某2公司的其他股东确认其最终投资的数额及实际受让的股权比例，根本不存在原告多次催促我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说法。（二）由于原告单方违约，已给我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害，我保留追究原告法律责任的权利。原告自2018年5月中旬开始，就以各种理由和借口要求单方退出投资和退款，我及某2公司的其他股东一直未同意。原告为达到其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拿家里人病重进行各种威胁、恐吓。某2公司的股东被迫无奈，考虑大家存在合作关系，只好配合先将共管账户中的部分款项134000元提供给原告用于家人治病，而并非原告所称的是我返还的款项。由于原告单方违约，导致我未能按约定履行与某1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某1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2018)粤0106民初2035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作出后，某1公司已退出某2公司，其原持有某2公司50%的股权亦早已登记至我名下，法院同时还判决我需向某1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及按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三）本案不存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首先，案涉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以股东的身份参与某2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某2公司的每一笔业务支出均须由原告本人确认后才可执行。因此，原告已经实际获得股东资格，行使股东权利，原告订立案涉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其次，如前面所述，原告是通过我受让某1公司所持有某2公司的部分股份，某1公司也早已退出某2公司，所持有某2公司50%股权已登记至我名下，该转让股权我无法返还给某1公司，同时我还要承担违约责任。案涉协议及补充协议若随意解除，必然损害作为守约方的我及公司其他股东等相关者的利益。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梁健超辩称：1．案涉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我作为某2公司股东之一，签字同意该转让行为。2．返还转让款的义务不应当由我承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我并非案涉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当事人，不承担合同项下义务。3．我对协议至今未能履行不存在过错，不承担返还义务。其余同意被告魏天才的答辩意见。综上，为维护我以及某2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裁判。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据此认定如下事实：1.案涉协议由魏天才（出让方，甲方）与刘蕊（受让方，乙方）于2018年4月13日签订，约定甲方将其所持某2公司的30%股权以15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应分别于协议签署之日、2018年4月15日前、2018年5月10日前各向甲方支付500000元至甲乙双方共管账户（户名：梁健超，开户行交通银行，账号：62×××00）；逾期付款连续超过15天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乙方已支付金额甲方有权不予退还；双方约定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某2公司所在地的工商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协议签订后及履行过程中，若乙方单方解除或终止本协议，乙方已支付金额甲方全部不予退还；若甲方单方解除或终止本协议，或恶意不协助乙方变更工商股权登记，应按乙方已付金额三倍赔偿给乙方。2．魏天才（出让方，甲方）与刘蕊（受让方，乙方）于2018年4月16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的投资款需专款专用，甲乙双方共同监管，除给与甲方之前公司股东退股的150000元外，其他款项全部用于公司业务拓展和团队建设使用；第二笔投资款将在公司发布会后安排付出；乙方投资款因特殊原因不能付出时，甲方可按照乙方已付投资款的股份比例占有公司应有股份。甲方不追讨乙方任何责任。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就刘蕊已付款项的性质问题。刘蕊主张其按照魏天才的指示向梁健超账户转账500000元，为此提供了收据（有原件）及手机银行转账截屏。经质证，魏天才、梁健超仅对收据予以确认。经查，收据载明收款人为某2公司。手机银行转账截屏虽由刘蕊单方提供且没有原件，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该截屏中显示的收款账户为案涉协议约定的共管账户。结合案涉协议关于由刘蕊向魏天才支付股权转让款且应将款项支付至该共管账户的约定，本院认定刘蕊于2018年4月16日所付500000元是为履行案涉协议而向魏天才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就刘蕊收到的134000元款项的性质及双方是否达成退股合意的问题。本案中，魏天才提供了律师函及复函、双方于2018年5月21日的通话录音、（2018）粤0106民初20354号民事判决、（2018）粤0106民初20482号民事判决、工商登记信息查询等证据。律师函由刘蕊委托律师于2018年6月15日向魏天才发送，内容为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及要求赔偿，其中提到魏天才于签订案涉协议当天又收购了某2公司的另外一个股东某1公司的全部股权。复函由魏天才委托律师于2018年6月26日向刘蕊寄达，内容为要求书面确认是否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明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具体时间。通话录音内容为刘蕊要求退还款项，不继续投资；魏天才未同意，称需要开股东会再确定后续处理意见。（2018）粤0106民初20354号民事判决由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在该案中，本院查明魏天才与某1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300000元的价格受让某1公司所持某2公司50%的股权，但魏天才仅支付了第一期款项150000元，逾期未付第二期款项，故本院判令魏天才向某1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并协助某1公司办理有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8）粤0106民初20482号民事判决由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在该案中，刘蕊诉请确认案涉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及支付贷款利息等，本院查明刘蕊确认其受让的股权可能涉及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故魏天才要求其将股权转让款中的150000元给其他股东，以办理股权的重新分配；本院认为刘蕊在签约时对于其受让的股权可能来自其他股东的事实及魏天才尚未持有30%股权的事实是知晓或应当知晓的，魏天才确实于案涉协议签订当天拟受让某1公司的50%股权，为履行案涉协议作准备，且无证据证明魏天才与梁健超存在恶意串通，刘蕊主张的合同无效事由均不成立，故本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工商登记信息查询显示魏天才现持有某2公司65%的股权。经质证，刘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据此主张其很早之前即行使合同解除权，要求退出投资，而魏天才对此也进行了部分同意，退回了134000元，即双方对合同解除达成了部分合意。为证明其主张，刘蕊补充提供了其与梁健超于2018年5月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与黄志生于2018年5月25日、2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于2018年5月29日在某2决策群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其要求梁健超、黄志生处理其退款事宜，以及其要求某2各股东退款。经质证，魏天才认为上述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刘蕊退出投资事宜曾与其及某2公司的其他股东达成一致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除刘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之外，双方对其他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刘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已核对其原始载体，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据此，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对于在（2018）粤0106民初20354号、（2018）粤0106民初20482号民事判决中已认定的事实，本案不再赘述。就梁健超在共管账户向刘蕊支付的134000元，结合该款项由共管账户支出的事实与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认定是魏天才向刘蕊退回的134000元股权转让款。刘蕊主张其与魏天才已达成全部退款合意，但无论是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是魏天才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显示双方就剩余366000元款项的退款事宜存在纠纷，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仅凭已退134000款项的事实，无法推断出魏天才已作出同意向刘蕊退还剩余366000元款项的意思表示。3．就刘蕊委托律师于2019年1月21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是否到达魏天才的问题。刘蕊为此提供了《公证书》，显示刘蕊的代理人于2019年1月21日通过EMS向魏天才的身份证地址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刘蕊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行使合同解除权，并要求魏天才退回股权转让款366000元。经质证，魏天才称未收到该解除合同通知。鉴于刘蕊未能提供该相关邮件的妥投证明，且本院在向魏天才送达本案诉讼材料时亦并非向其身份证地址寄送，故本院认定该解除合同通知未送达魏天才。本院认为：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刘蕊于2018年5月21日明确向魏天才表示不再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其在本案中陈述的原因包括魏天才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尚不持有某2公司的30%的股权无法向其履行转让股权义务，以及经其多次催促魏天才仍不为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依据上述条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解除案涉协议及补充协议。首先，刘蕊作为未依约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且先行表示不再继续付款的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刘蕊称因共管账户信息错误致使其于2018年4月16日才成功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但根据其提供的案涉协议显示，其中共管账户信息处虽然有涂改，但涂改处有指模确认，可认定该账户信息明确，不存在错误的情形。刘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涂改的时间在案涉协议签订之后，或者提供证据证明其曾于2018年4月13日付款而未能成功，故本院对其陈述不予采信。其次，刘蕊所述解除合同的两项理由不成立。本院在（2018）粤0106民初20482号民事判决中已认定刘蕊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对于其受让的股权可能来自其他股东的事实及魏天才尚未持有30%股权的事实是知晓或应当知晓的。且根据补充协议，魏天才可按刘蕊实际付款金额确定其持股比例，刘蕊截止目前付款金额为500000元，占某2公司各股东总出资额的10%，而魏天才一直持有某2公司不低于15%的股权，不存在其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无法向刘蕊转让股权的情形。双方约定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某2公司所在地的工商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该义务并非魏天才单方的义务，需要双方以及某2公司配合才能完成。在刘蕊未举证证明其在2018年5月21日前曾向魏天才主张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魏天才拒不配合办理的情况下，无法认定魏天才存在违约行为。故刘蕊所述解除合同的上述两项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刘蕊据此要求解除案涉协议、补充协议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股权转让款返还的问题。刘蕊基于案涉协议、补充协议的解除主张返还剩余366000元股权转让款的前提不能成立。本案也无证据证明刘蕊与魏天才就剩余366000元款项的退还达成了合意。据此，刘蕊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366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梁健超的责任问题。梁健超并非案涉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当事人，刘蕊要求梁健超返还366000元股权转让款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原告刘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刘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 扬人民陪审员  胡雪军人民陪审员  关东英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郑苗璇陈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