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2民初12191号原告：王泽辉，男，198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华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斌，广东济律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媛，广东济律本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告：东莞市涵衣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博美园下二路43号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3519214506。法定代表人：程进，该公司总经理。被告：程进，男，1977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原告王泽辉与被告东莞市涵衣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涵衣公司）、程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被告程进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依法出具（2019）粤1972民初121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程进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程进对上述民事裁定书不服，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被告程进的上诉，维持原裁定，现上述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为双方重新指定举证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本案有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遂依法转换成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斌，被告涵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进（同时作为本案被告）到庭参加了两次诉讼。管辖权异议处理及双方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货款437368元及利息（以437368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系原告的供应商，给原告供货（服装）。2016年3月27日、2016年4月16日、2016年4月28日、2016年9月24日原告分别向被告支付了50000元、20000元、135000元以及232368元购买服饰货款。被告收款后本应在3个月内送货，但被告收到款后没有送货给原告，经沟通，被告承诺尽快将已收取的货款返还给原告，截至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437368元，原告多次催讨，未果。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两被告辩称，两被告是给原告进行纯加工的，每月做好货后给原告送货，原告之后再向两被告支付加工款，不存在原告预付加工款的情况，原告在本案中诉讼的款项是双方过往交易所产生的加工费。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其与两被告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其向两被告预付了加工款共计437368元，但两被告并未向原告交货，故要求两被告返还预付款。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了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为据。其中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显示原告分别于2016年3月27日向被告程进支付了50000元、于2016年4月16日向被告程进支付了20000元、于2016年4月28日向被告程进支付了135000元；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原告于2016年9月24日向被告程进支付了232368元。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于2019年4月25日向被告程进发送了以下内容“程进，总共你还欠我507368元（2016年9月24号232368元，2016年4月28号135000元，2016年4月16号20000元，2016年3月27号50000元，2016年3月3号70000元），请你尽快归还”。被告程进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案涉共计437368元，但主张该款项是双方对过往加工款的结算，并非原告主张的预付加工款；被告程进亦确认收到原告发送的微信，但认为其不拖欠原告款项，两被告已通过电话的方式向原告否认了欠款的存在，故没有书面回复的必要。原告为进一步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程兴服装厂送货单》为据。这些《程兴服装厂送货单》日期从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之间，客户均为“王总”，简单记载了货物的货号、码数、数量等信息。原告称上述《程兴服装厂送货单》是双方过往交易的凭证，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并主张双方的交易模式为原告刚开始经营天猫店时并没有自己的工厂，故原告找到两被告代为加工，有时是原告提供材料由两被告加工，原告根据双方口头协商确定的金额在本季度预付下一季度或者下下季度的加工款，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加工合同，虽然两被告在原告支付了前三次的预付款后并未交付加工的货物，但原告基于信任还是再次向两被告支付了第四次预付款232368元，该金额也是双方沟通确定的。两被告对于《程兴服装厂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了确认，但两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主张上述《程兴服装厂送货单》不涉及案涉四笔付款，在第二次庭审中主张案涉的437368元是用于支付上述《程兴服装厂送货单》所涉加工款的，而两被告不能区分支付的是哪些《程兴服装厂送货单》所涉的加工款。另外，两被告还称因为工厂搬迁的原因，已不能提供双方之间案涉款项所涉的交易凭证，也不能提供案涉四笔款项所涉的订单记录和对账记录，但称双方在2017年之后还有合作关系，故两被告不可能存在拖欠原告预付款的情形。为此，两被告提交了《初绽商贸有限公司服装成品加工合同》、《送货单》等为据。上述《初绽商贸有限公司服装成品加工合同》显示甲方为初绽商贸有限公司、乙方为程进，日期在2017年4月至6月之间，《送货单》收货单位显示为“初绽”，日期亦为2017年。两被告主张初绽商贸有限公司是原告经营的另一公司，两被告不存在拖欠原告2016年预付款的情形才会有双方2017年的交易。原告对于两被告提交的《初绽商贸有限公司服装成品加工合同》、《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另，两被告还申请了刘杨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陈述称：1.证人与原告及被告程进均是朋友，证人通过被告程进认识原告，证人曾与原告有过一次合作，该次合作模式是先加工后付款，该次合作加工款已结清；还称行业内的交易习惯也是先加工后付款的。2.证人不清楚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加工关系，也不清楚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合作模式和合作时间，也不清楚行业内其他人之间的加工是否采用预付款的模式。原告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认为证人证言于本案没有关联性。两被告则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了确认，并认为其与原告之间的合作模式与证人和原告之间的合作模式是一样的，都是先加工后结算。另查，被告涵衣服饰公司是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程进为被告涵衣服饰公司的唯一股东。庭审中，原告称案涉款项是支付给被告程进的，但因被告涵衣服饰公司由被告程进经营，案涉订单本应由被告程进经营东莞市涵衣服饰有限公司加工，故要求两被告共同履行向原告返还预付款的义务。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现金支出证明单、工商查询结果、《程兴服装厂送货单》、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两被告提交的《初绽商贸有限公司服装成品加工合同》、《送货单》，证人证言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调查笔录等附卷为据。本院认为，本案是加工合同纠纷，立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被告程进确认收到了原告支付的款项437368元，本院对此予以认可。本案争议焦点为：两被告应否向原告返还该437368元。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合同相对方的问题。虽然案涉款项由原告直接支付给被告程进，但被告程进作为被告涵衣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其用个人账号接受公司款项并未违背一般商事交易习惯，且被告涵衣服饰公司并未否认其在本案中的交易主体地位，只是否认款项的性质，故本院认为案涉合同交易相对方为被告涵衣服饰公司。二、关于是否为预付款的问题。其一，两被告提交了其与案外人“初绽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初绽商贸有限公司服装成品加工合同》、《送货单》拟主张双方在2017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但《初绽商贸有限公司服装成品加工合同》、《送货单》显示的交易相对方为“初绽商贸有限公司”，而非本案原告，在原告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两被告提交的《初绽商贸有限公司服装成品加工合同》、《送货单》与本案并无关联。其二，两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主张案涉四笔付款为双方过往交易的结算款，但两被告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亦不能明确四笔付款支付的是哪个时间段的加工款，且与第一次庭审陈述存在矛盾之处。其三，证人的陈述只是说明了证人与原告之间的一次合作模式，但证人明确表示不清楚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合作模式，其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合作模式为先加工后付款。其四，原告曾在2019年4月25日向被告程进提出欠款的情况，而被告程进并未举证证明其对该欠款情况进行过否认。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在两被告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四笔付款为双方过往交易的结算款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关于案涉四笔付款为预付款的主张予以采信。综上，在被告涵衣服饰公司未履行加工义务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涵衣服饰公司返还预付款共计437368元，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利息。利息属于孳息，原告要求被告涵衣服饰支付利息，合法有据，但利息应以43736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6月4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全部款项返还之日止。对于符合上述计算方式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予以驳回。关于被告程进的责任问题。被告程进是被告涵衣服饰公司的唯一股东，在被告程进未能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被告涵衣服饰公司的情况，原告要求被告程进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东莞市涵衣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王泽辉返还预付款437368元；二、限被告东莞市涵衣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王泽辉支付利息（以43736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6月4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全部款项返还之日止）；三、被告程进对本判决第一、二判项所确定的被告东莞市涵衣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王泽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收取受理费7860元，由被告东莞市涵衣服饰有限公司、程进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映华人民陪审员  何淑贞人民陪审员  伍秩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陈皓泓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