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15民初699号 原告：罗倩，女，199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温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馨悦，广东广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宁馨，女，199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温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保川，四川兰上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顺兰，四川兰上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倩诉被告黄宁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馨悦，被告黄宁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保川、曾顺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返还原告货款65,600元，并赔偿原告损失25,800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诉讼中，原告将返还的货款金额变更为39,600元。事实和理由：2020年2月11日，被告在朋友圈发布售卖口罩广告，并称“明天工厂统一发货！．．．．．．，口罩质量出现问题？全额退”。原告出于对被告的信任，在被告处购买2万个口罩，每个口罩的价格为3.85元。经微信协商一致后，2020年2月12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向被告全额支付口罩货款7.7万元。后因被告迟迟不发货，原告向被告提出退款，被告同意退款，并于2020年2月17日向原告支付宝分两次退款11,400元。因被告保证下单后次日发货，原告于2020年2月12日与杭州展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博公司）签订了《防护口罩买卖合同》，并约定若违约则需要向展博公司赔偿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原告将在被告处所购买的口罩，直接由被告发货至展博公司指定收货人。指定收货人拆开一箱发现该口罩无任何合格证明以及生产厂家的信息且产品肉眼可见质量不合格，在留下样品后，将2箱口罩一并寄回发货地。原告于2020年2月23日向展博公司支付了违约金25,800元。2020年3月7日，被告联系原告称其上家愿意退回货款，并将原告拉入其组建的群，实际向原告退款26,000元。3月8日退款后的上家又要求原告将退款退回他们，原告认为该笔款为被告退还的货款表示拒绝退回，原告之前并不知道这些上家。原告多次催促被告退款并赔偿损失，被告均拒绝，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请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黄宁馨辩称，原被告并不存在口罩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不是真正的卖方，对口罩不享有所有权、处分权。原告也不是真正的买方，实际买方是原告哥哥许凯的单位。被告明确告知案外人许凯只有单位才能购买口罩，许凯也按要求提供了案外人展博公司的采购证明，但实际的收货方是许凯单位投资控股的广州公司。被告只是为许凯单位和被告上游卖家王九超口罩买卖提供牵线的居间服务，货款实际由案外人王九超收取，被告只收取1,000元的红包费。由于“工厂”发货出现问题，许凯于2月17日请示其公司领导后决定解除合同要求退款，被告告知上游卖家王九超后也表示同意。被告居间服务就此解除，也向原告退还了1,000元居间费用和上游各卖家退还的部分货款。原告只表明是其哥哥单位需要购买口罩，被告不知道原告与展博公司就案涉口罩签订了买卖合同，若被告知道该风险就不会居间牵线，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自身违约的损失25,800元显示公平，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0年2月11日，黄宁馨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口罩信息：工厂明天统一发货，大量订购可私发资质，厂家承诺口罩被截留或有质量问题退全款，从源头控制口罩价格。同日，罗倩通过微信向黄宁馨咨询口罩情况：口罩3.4元/个，欲订购3万个，发货地仙桃市，生产厂家仙桃市华夏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附有华夏公司营业执照和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货款直接转给黄宁馨，保证不发货即退款。罗倩因其哥即案外人许凯有口罩需求，随即将黄宁馨微信直接推给许凯。许凯通过微信继续向黄宁馨咨询口罩情况：口罩3.85元/个，欲订购口罩3万个，可供货2万个，支付宝全额支付，由罗倩向黄宁馨转账支付，保证2020年2月12日发货，不发货即退款。许凯按黄宁馨要求开具2020年2月11日展博公司《企业采购需求证明》，载明：“由于我司项目需要，口罩缺口大约30000只，项目地为广州地区，特此证明”，约定送货方式为顺丰，邮费自付，2万个口罩分两批发送至许凯指定的广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和百事饮料（广州）有限公司的收货地。 2020年2月12日，案外人展博公司（甲方）与罗倩（乙方）签订《口罩买卖合同》，约定因甲方企业复工在即，甲方向乙方购买用于新冠肺炎性预防的一次性防护口罩20000个，单价4.3元/个，总价86,000元，乙方供给的用于新冠肺炎性预防的一次性防护口罩至迟不得晚于2020年2月20日到达甲方所在地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十六区12幢3单元1006#，若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时间及方式将全部产品交付至甲方，甲方有权通知乙方单方面解除本合同，且有权要求卖方赔偿相当于合同总额30%的违约金即25,800元。 2020年2月12日，罗倩通过支付宝向黄宁馨转账7.7万元，黄宁馨表明只从中赚取1,000元。同日，黄宁馨向王九超支付宝转账7.6万元。罗倩付款后，许凯一直催促黄宁馨提供工厂发货运单号，但口罩并未按黄宁馨提供的运单号发货。2020年2月17日，许凯和罗倩要求黄宁馨退款，黄宁馨同意并通过支付宝分两次向罗倩退还11,400元。2020年3月7日，黄宁馨通过建群方式又让其上游部分卖家向罗倩陆续退款26,000元。以上合计退款37,400元。2020年2月23日，罗倩向展博公司转账支付25,800元违约金。 庭审中，罗倩陈述，其作为中间商向黄宁馨购买口罩是为了转手卖给案外人展博公司，但当时并未向黄宁馨告知此事。在与黄宁馨解除合同后，又收到了存在质量问题的口罩，由于物流运单上没有载明发货地和发货人，不清楚口罩的来源。该收货的运单号与黄宁馨微信中提供的运单号也不一致，黄宁馨并未履行过发货义务。黄宁馨陈述，与罗倩解除合同后，对罗倩又收到存在质量问题口罩一事不知情。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罗倩提交的原被告身份信息、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转账、《口罩买卖合同》、电子回单，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账单详情等证据在案佐证，经庭审调查核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居间合同关系；二、黄宁馨是否应该向罗倩返还剩余货款39,600元及赔偿损失25,800元。 针对焦点一，本院认为本案系疫情期间当事人通过微信平台买卖口罩引发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罗倩作为口罩中间商具有买受人的主体资格，其通过微信朋友圈获知黄宁馨有口罩资源，并就口罩的价格、数量、货源、生产资质等向黄宁馨进行了询问，确保不发货即退款。黄宁馨辩称是案外人许凯急于寻找口罩资源为其广州单位大批量采购，真正的买受人是许凯所在单位，不是罗倩、也不是许凯，但该辩称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许凯虽在罗倩之后继续向黄宁馨详细咨询了口罩的规格、价格、数量、生产资质、购买条件、物流方式等情况，但在许凯确保稳妥后，是罗倩通过支付宝向黄宁馨转款支付了7.7万元的口罩货款，不是许凯也不是许凯所在单位直接向黄宁馨支付的货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对于许凯或许凯所在单位是否具有购买口罩的意图在所不问。黄宁馨辩称其不是出卖人而是居间人，对口罩不享有所有权和处分权，除获得的1,000元居间费外，货款实际都转给上游卖家王九超，王九超才是本案真正的出卖人，但该辩称不符合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黄宁馨不能以不享有口罩所有权和处分权，否认其具有出卖人的主体资格。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黄宁馨并未向买受人罗倩充分披露过其上游卖家王九超，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王九超披露过买受人罗倩，口罩款项并非是罗倩直接支付给王九超，而是黄宁馨全程参与口罩咨询和收取了罗倩口罩货款。黄宁馨在不能履行发货义务同意解除合同后，通过直接返还或协助罗倩要求上游各卖家返还了部分货款。因此，黄宁馨具备出卖人的主体资格，而不具备居间人订约媒介的特点。对于黄宁馨向王九超的转款行为，系黄宁馨与王九超之间形成的另一个法律关系，罗倩与王九超之间并不存在实质的口罩买卖关系。故，本案罗倩与黄宁馨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居间合同关系。 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基于罗倩与黄宁馨之间建立了事实上的口罩买卖合同关系，罗倩按照约定向黄宁馨支付了口罩价款，但黄宁馨并未按照要求向罗倩履行交货义务，双方于2020年2月17日达成一致解除了口罩买卖关系，黄宁馨应该向罗倩返还口罩货款。对于罗倩要求黄宁馨返还剩余货款39,600元的主张，符合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黄宁馨的违约导致罗倩与案外人展博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法按约履行并承担了违约金25,800元，但在疫情期间，口罩作为紧缺资源，在全国各大药店、网络电商平台均缺货脱销的情况下，罗倩作为买受人轻信他人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口罩信息，在向黄宁馨支付全部货款而未实际收取合格口罩的前提下，当即与案外人展博公司签订了口罩买卖合同，这无疑加重了自身违约的风险。但罗倩并未预先向黄宁馨告知这一风险，后罗倩向展博公司支付违约金所造成损失一事，是黄宁馨在与罗倩形成口罩买卖关系时，不能预见到或不应当预见到的因其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对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对于罗倩要求黄宁馨赔偿损失25,800元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黄宁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倩返还货款39,600元。 二、驳回罗倩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717.5元，由黄宁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马克西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彭成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