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6321号原告：广州清沣高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迎宾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FWCJ5G。法定代表人：窦建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华标，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毕韵诗，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塘贝村新镇庄西街自编**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15544421778。法定代表人：邓佩云。被告：邓佩云，女，198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席胜，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卢翔，男，1995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被告：席泉勇，男，198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席胜，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清沣高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沣高公司）与被告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寰公司）、邓佩云、卢翔、席泉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清沣高公司申请追加席泉勇为共同被告。第一次庭审由法官刘豪娜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小玲、傅小英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审理，原告清沣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华标、毕韵诗，被告经寰公司、邓佩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席胜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由法官刘豪娜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晓英、曾桂妹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审理，原告清沣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华标、毕韵诗，被告经寰公司、邓佩云、席泉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席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卢翔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两次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清沣高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经寰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587901.9元及利息[利息以所欠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分段累计:（1)2018年7月货款221315元，从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利息为802.27元；（2)2018年7月、8月货款共476858.14元，从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的利息为1786.23元；（3)2018年7月、8月、9月货款共587901.9元，从2018年11月1日起计算利息至付清货款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5月29日为14918元];2.判令经寰公司向原告支付律师费25000元；暂合计630408.4元；3.判令邓佩云、卢翔、席泉勇对经寰公司的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26日，原告与经寰公司签订《广州清沣高纸业有限公司纸板购销合同》（以下简称《纸板购销合同》），约定经寰公司向原告购买纸板，邓佩云、卢翔出具《担保书》，对经寰公司所欠原告款项（包含但不限于货款本金、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经寰公司于2018年7月、8月、9月购买货物金额分别为221315元、255543.14元、111043.76元，合共587901.9元。被告至今没有如期还款，已经构成违约。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经寰公司、邓佩云共同辩称，一、原告就同样的事实理由曾提起过(2018)粤0114民初11977号一案民事诉讼，该案庭审时我方对原告提交的大量证据申请了真伪司法鉴定，原告迫于压力主动撤回了该案起诉。原告现又重新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浪费司法资源。二、我方未与原告就涉案纸品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即《纸板购销合同》《担保书》《货款收付方式确认书》、2018年6月-8月份各月《月结单》中“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邓佩云”的签名及指印均不真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有关的“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规定，我方就上述印章及签名、指印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如果鉴定意见认为证据系伪造，我方申请法院依法对原告进行处罚。三、原告不能证明已将涉案货物交付给了我方，其送货单中的“刘沛祺”“萧某”“黄文静”等均不是我方员工或授权代表。四、原告主张25000元律师费的依据是《担保书》中关于承担实现债权费用的约定，鉴于该《担保书》中“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邓佩云”的签名及指印是伪造的，因此原告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综上答辩意见，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席泉勇辩称，席泉勇不是适格的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作为经寰公司的股东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卢翔未作答辩。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合同签订及交易情况。原告提交了原告作为供方、“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作为需方签订的《纸板购销合同》，记载经寰公司的联系电话为“020-3645****”，传真为“020-36452627”，地，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塘贝新镇庄西街**”方向供方下订单，表示需方对本合同条款和供方报价单条款无异议，需方确认回传供方报价单后，供方开始接受需方订单，供方接受需方订单以需方传真为准，供方于每月2日前将上月需方购货情况、付款情况以《对账单》形式与需方核对，需方于5日前复核确认回传；供方为了统筹资金，给予需方每月总信用额度为30万元，货款按月结30天方式结算；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8月26日至2018年8月25日。该合同供方处由原告的工作人员文建忠签名，需方处加盖“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印章。原告提交了2017年8月26日有“邓佩云”“卢翔”在担保人一栏处签名并按手印的《担保书》，记载“我们自愿为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所欠广州清沣高纸业有限公司所有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货款本金、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限从本担保书签订之日起直至广州清沣高纸业有限公司债权的诉讼时效届满之日止”。上述“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文字内容处加盖有“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印章。原告还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26日的《货款收付方式确认书》记载，原告要求客户就货款收付方式的相关注意事项进行确认，该确认书的客户公司处加盖有“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印章，在公司负责人处有“邓佩云”签名。原告还提交了邓佩云的身份证彩印件，其上亦有“邓佩云”的签名并书写有“仅供签清沣高购销合同使用”的文字内容。该身份证彩印件与邓佩云应诉本案时所展示的身份证原件相同。2017年10月、11月，原告向经寰公司送货纸板金额分别为141791.8元、16400元，在该两个月份的《月结单》客户签字盖章处均加盖有“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印章，其中10月份所对应的《纸板送货单》中有两处“黄文静”的签名。2017年12月25日，原告向经寰公司开具了两份金额合计为141791.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均记载购买方为经寰公司、地、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塘贝新镇庄西街**”话为“020-3645×××5”。经寰公司已收到该发票。2018年5月，原告向经寰公司供应纸板17405元，该月的《月结单》客户确认签字盖章处加盖有“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印章，该月金额为17405元的《纸板送货单》客户签收处有“萧”的签名内容。2018年6月份,原告向经寰公司供应纸板8次，该月的《月结单》记载，截至2018年5月30日未付金额为17405元，6月份的送货金额合计97605.05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尚欠货款为115010.05元，客户签字盖章处加盖有“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印章。在2018年6月份相应《纸板送货单》客户签收处有“刘沛祺”“萧′S”签名。2018年7月13日，原告向经寰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15010.0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于2018年7月20日被经寰公司的员工萧结玲签收，该发票亦记载购买方为经寰公司、地、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塘贝新镇庄西街**”话为“020-3645×××5”。2018年7月27日，经寰公司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原告转账支付115010.05元。原告提交了2018年7月、2018年8月的《月结单》传真件2份，其客户签字盖章处均加盖有“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印章，其中2018年7月份的《月结单》记载2018年7月27日对公收款115010.05元，2018年7月份送货金额为221315元，累计截至2018年7月31日所欠货款为221315元；2018年8月份的《月结单》记载上月未付金额为221315元，该月的送货金额为255543.14元，截至2018年8月31日尚未付货款为476858.14元。原告还提交了与上述2018年7月、2018年8月份《月结单》内容中当月相应的送货日期、送货单号、金额基本一致的《纸板送货单》50余份，客户签收处有“刘沛祺”、萧结玲、“萧′S”“黄′S”等多次签名。原告还提交了2018年9月份的《月结单》，记载截至2018年8月30日未付金额为476858.14元，2018年9月合计送货金额为111043.76元，累计截至2018年9月30日尚未付金额为587901.9元，该《月结单》客户签名处无盖章或签名。另外，原告提交了与上述2018年9月《月结单》中记载送货日期、送货单号、金额基本一致的14张《纸板送货单》，送货单上分别由“刘沛祺”“萧结玲”“萧′S”“黄文静”签名。经比对，以上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纸板送货单》抬头、格式、客户名称、地址、电话等均相同，并均记载客户为经寰公司，地，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塘贝新镇庄西街自编**”系人为“邓佩云”，电话为“186××******、3645×××5”，部分送货单上“业务员”一栏还记载“卢翔”或“厂单”的内容。以上2017年10月、2018年9月《纸板送货单》中“黄文静”中的“黄”字与2018年7月、2018年8月《纸板送货单》中有“黄′S”签名中“黄”字的字体一致；萧结玲于2018年7月20日签收原告向经寰公司开具的2018年5月、6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签名与上述《纸板送货单》中签名“萧”“萧′S”“萧结玲”中的“萧”字的行文也基本相同。以上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各月的《月结单》亦记载了与上述《纸板送货单》基本相同的抬头、客户名称、地址、电话。二、原告电话催款情况。2018年10月29日，原告的员工李江川电话联系邓佩云，称邓佩云是经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经寰公司欠原告货款7月份的221315元、8月份的255543.14元、9月份的111043.76元要求对账，并称7月份、8月份已回传对账单了，但9月份的没有回传。邓佩云答复自己没有管这事，让其询问席泉勇。2018年10月29日，原告的员工李江川电话联系席泉勇，催问2018年7、8、9月份共计587901.9元货款怎么支付，是否还用设备抵扣，尤其7月份货款要给出一个交代。席泉勇回复说这几个月份的都无所谓，关键是钱怎么支付，数额多少你对好数就可以，这个错不了，看一下是否拿设备按原计划做，不是故意拖延。李江川说7、8月已经对好账回传了一共476000多元，9月份的11万多元没有回传，要求席泉勇11月10日前支付。席泉勇回复说尽量想办法怎么解决。2018年11月7日，原告的员工李江川再次电话联系邓佩云，说6、7、8、9月交易了4个月，6月份已结清且发票已开，7、8、9月一直不对账，还剩587901.9元，席泉勇让找邓佩云，找财务对账，但是你们对对账单不签字。邓佩云回复说问问财务再说。2018年11月13日，李江川再次电话催问席泉勇关于7、8、9月份货款共587901元的对账问题，说有签字的单子，6月份的11万多元已经结清也开了发票，并说已经找过邓佩云，邓佩云说让找席泉勇，席泉勇最清楚，是否用设备抵扣。席泉勇回复说设备还在弄，并说这笔数不用找邓佩云，因为她不清楚，这笔数当初是我们来落实的。2018年11月19日，李江川与席泉勇电话联系，席泉勇询问是以机器抵货款还是要钱，李江川说当然要钱。席泉勇说自己缺钱，对所欠钱面子上过意不去，不会少付一分钱。三、鉴定情况。经寰公司、邓佩云对涉案《纸板购销合同》《货款收付方式确认书》《担保书》中加盖“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印章及有邓佩云签名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也不认可2018年6月、7月、8月《月结单》中加盖“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印章真实性，并申请对上述印章及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其所提交的拟做样本的加盖有“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的2014年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变更税务（社保）登记表》。原告对该拟做样本的材料不认可。三、其他事实。卢翔在涉案争议货款交易期间是原告的员工。2008年7月11日，邓佩云、席泉勇登记结婚。经寰公司系于2010年5月17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登记股东为邓佩云（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占股50%）、席泉勇（监事，占股50%），并登记企业联系电话为186××******，经营范围包括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等。2018年11月15日，原告曾因买卖合同纠纷以经寰公司、邓佩云为共同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连带偿还货款共计587901.9元及利息，案号为(2018)粤0114民初11977号，后原告申请撤诉，本院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该案民事裁定书，裁定予以准许。原告为本案诉讼委托律师出庭，并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及金额为25000元的律师费发票。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二、原告与经寰公司2018年7月至9月期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如果存在，是否有拖欠货款情况；三、邓佩云、卢翔、席泉勇是否应承责。一、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问题。原告虽曾提起过(2018)粤0114民初11977号一案诉讼，但该案中原告申请撤诉，未经实体处理，现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重复诉讼，故对经寰公司、邓佩云关于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原告与经寰公司2018年7月至9月期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如果存在，是否有拖欠货款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与经寰公司2018年7月至9月期间存在买卖关系，评论如下：第一，原告提交了加盖“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印章的《纸板买卖合同》，并出示有邓佩云的身份证彩印件。该印章在双方已结清货款的对账中多次出现，该印章延续使用。另外，原告持有随合同附带的经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彩印件，一般来说，个人身份证若未经允许不会轻易被别人所复印。第二，原告提交了2017年10月、2018年5-6月期间《送货单》及金额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经寰公司还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原告付清了相等金额款项的2018年5-6月期间货款，经寰公司确认收到上述发票，萧结玲还作为经寰公司的代表签收了2018年5-6月份的发票。在已结清货款的2018年5月、6月份《送货单》中有“萧”“刘沛祺”“萧′S”的签名，2018年7月、2018年8月份多达几十份的《纸板送货单》的客户签收处也有“刘沛祺”“萧结玲”“萧′S”“黄′S”多次签名内容，而2018年的9月送货单上有“刘沛祺”“萧结玲”“黄文静”等人员的签名。上述“萧”“萧′S”“萧结玲”中的“萧”字的行文基本相同，“黄′S”“黄文静”字的“黄”字的行文也基本相同。并且，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送货单》抬头、格式、客户名称、地址、电话等内容相同，这些送货单中均记载联系人为邓佩云，所记载联系电话186××******与经寰公司企业工商登记注册的联系电话也相同。第三，邓佩云、席泉勇是夫妻关系，其二人作为经寰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监事，在原告向其二人电话催款时，邓佩云告知去找席泉勇，而席泉勇对原告多次催款的587901.9元金额并未否认，甚至其还考虑以设备抵扣货款。第四，从原告提交的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纸板送货单》《月结单》来看，时间发生在涉案合同签订日之后。经寰公司已经向原告付清2017年10、11月份及2018年5、6月份货款，并已收取了原告开具的相应发票，而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期间《月结单》除金额不同外，其他格式、内容基本一致，其上均加盖有“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印章，且有相同人员签名。即便涉案《纸板购销合同》《货款收付方式确认书》《担保书》《月结单》中加盖有“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印章及邓佩云签名，与经寰公司2014年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变更税务（社保）登记表》中印章不同，也不排除经寰公司之后变更印章或使用多套印章的可能性。因此，对经寰公司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原告所交《纸板购销合同》《货款收付方式确认书》《担保书》《月结单》、送货单、发票、银行付款凭证、电话录音等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实经寰公司欠原告2018年7月至9月期间货款587901.9元，该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所交以上证据本院均予以采信。《纸板购销合同》约定，货款月结30天，本案中原告于2018年7月、8月、9月向经寰公司供货分别为221315元、255543.14元、111043.76元，经寰公司应依约分别于2018年8月31日、9月30日、10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上述三个月份的货款，但经寰公司至今未付清货款，已造成原告的孳息损失，应从逾期之日即分别从2018年9月1日、2018年10月1日、2018年11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标准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的利息。截至2019年8月19日，2018年7月份、8月份、9月份的货款分别逾期352天、322天、291天。则截至2019年8月19日，2018年7月货款的利息计算为：221315元×352天×4.35%÷365天=9284.316元，2018年8月货款的利息计算为：255543.14元×322天×4.35%÷365天=9806.556元，2018年9月货款的利息计算为：111043.76元×291天×4.35%÷365天=3851.089元，合计为22941.96元。从2019年8月20日起，以587901.9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三、关于邓佩云、卢翔、席泉勇是否应承责问题。经寰公司的股东为邓佩云、席泉勇，两股东是夫妻关系，公司成立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邓佩云、席泉勇未提供证据证明经寰公司登记时两股东是以各自独立的财产进行出资，则应视为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该出资体是单一的，经寰公司是夫妻公司，其客观上为同一利益团体所共同拥有，实质上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经寰公司、邓佩云、席泉勇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夫妻共同财产，涉案债务发生在邓佩云、席泉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邓佩云、席泉勇应当对经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律师费及卢翔责任问题。原告为本案诉讼委托律师出庭并产生了律师费25000元。经寰公司在《担保书》盖章，并有法定代表人邓佩云及卢翔在其上签名自愿为经寰公司所有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货款本金、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限从本担保书签订之日起直至经寰公司债权的诉讼时效届满之日止。原告于2018年9月向经寰公司最后送货，合同约定月结30天，则经寰公司应于2018年10月30日前向原告付款货款，则主债权货款的诉讼时效自2021年10月30日前届满，而原告于2018年11月15日提起诉讼，时效中断，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在保证期间内。《担保书》中有经寰公司盖章，应视为其对《担保书》中关于债务范围包括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的认可，邓佩云、卢翔应对经寰公司所欠货款、违约金及律师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清沣高纸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87901.9元及利息（利息截至2019年8月19日计算为22941.96元；从2019年8月20日起，以587901.9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清沣高纸业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25000元；三、被告邓佩云、卢翔、席泉勇对上述第一、第二判项确定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卢翔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广州市经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广州清沣高纸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04元，由被告广州清沣高纸业有限公司、邓佩云、卢翔、席泉勇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豪娜人民陪审员  朱晓英人民陪审员  曾桂妹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书 记 员  王恩怡速 录 员  戚玉妃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