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渝0116行初172号 原告黄晓洲，男，汉族，1971年1月29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 委托代理人郑建伟，重庆中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6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3814505593468。 法定代表人朱文良，局长。 出庭负责人付伟，被告单位分管领导。 委托代理人李茂平，被告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龚鉴波，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艾坪山美林小镇还房小区3栋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YY4PP75。 法定代表人杨祖虎，董事长。 原告黄晓洲诉被告原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现该单位已撤销，由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承接其权利义务）交通运输行政强制一案，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我院于2019年10月9日受理该案。立案后，于同年10月1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于同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因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黄晓洲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建伟，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的出庭负责人付伟及委托代理人李茂平、龚鉴波，第三人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祖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晓洲诉称，2019年9月9日9时，原告独自驾驶第三人所有的渝AC1D27租赁汽车，正常行驶至江津区长城路大西门转盘路口时，被告采用前后两车夹击，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和公共安全的不恰当执法方式，将原告驾驶的租赁汽车逼停。在原告无任何违法行为，无抗拒执法检查的情形下，强行将原告驾驶的第三人所有的租赁汽车扣押。2019年9月9日11时，被告向原告送达涉案扣押决定，其理由是原告实施了非出租汽车安装使用标志顶灯违法行为。第三人租赁汽车上的灯具既无中文“出租”标志，也无英文“TAXI”标志，车内也无空车标志和计价器，机动车行驶证上明确记载“使用性质租赁”，如何界定第三人租赁汽车上的灯具为出租汽车标志顶灯？被告至今也不告知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出租汽车顶灯标志具体标准，这是典型的“不教而诛”式的执法，被告扣车是因为原告安装了出租汽车标志顶灯，还是使用了出租汽车标志顶灯。江津区出租汽车标志顶灯到底是什么样的标准？与原告驾驶的车辆的灯具具有什么样的一致性？综上，原告无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23条第2款之行为，无拒不接受现场检查的行为，不符合强制扣车法定情形。被告强制扣车行为不具有适当性和必要性，故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津交执强[2019]1402030105号《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 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1.机动车行驶证，证明涉案车辆系是使用行质为租赁的机动车，非客运出租汽车，车辆的所有人系本案第三人。 2.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 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辩称：一、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被告行政强制行为程序合法。2019年9月9日上午9时15分，被告执法人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原告驾驶安装了标志顶灯渝AC1D27大众牌小型轿车在重庆市江津几江城区巡游，在行驶至江津区长城路大西门转盘路口，执法人员依法出示证件，要求原告停车接受检查并告知其驾驶的渝AC1D27大众牌小型轿车存在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涉嫌违反了《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二款之规定。由于原告拒不接受现场检查，被告执法人员现场告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将对原告驾驶的渝AC1D27大众牌小型轿车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被告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拍照取证并制作了现场笔录。由于原告现场阻碍被告执法人员对其驾驶的车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经报警后，在公安民警的协助下，将原告带到被告办公地点并在公安民警的协助下进行了调查询问，依法告知其陈述申辩等权利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后依法送达了《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违法行为通知书》、《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等法律文书，并告知其权利义务。二、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行为涉嫌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三条二款:“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计价器、空车标志”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九条(三)项、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一款，及《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二款之规定，被告对原告驾驶的车辆采取了扣押的强制措施。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驾驶车辆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1.立案登记表，证明被告认定原告的违法事实和对被告驾驶的车辆渝AC1D27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合法。 2.现场笔录，证明被告执法人员执法的过程程序合法，原告违法事实清楚。 3.现场照片，证明原告的违法事实。 4.标志顶灯对比图（正面、背面），证明原告违法事实清楚。 5.执法现场视频资料，证明原告违法事实清楚。 6.几江派出所关于20190909出警经过说明，证明原告拒不接受现场调查，以及阻碍执法的过程。 7.询问笔录及佐证资料，证明原告违法事实以及被告告知原告的权利义务说明被告的执法程序合法。 8.证明(非客运出租汽车书面证明材料)，证明涉案车辆未取得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的事实。 9.当事人及车辆证明材料，证明行政行为相对人的信息及证明涉案车辆的具体信息。 10.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原告送达法律文书的有效地址。 11.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违法行为通知书及送达凭证，证明告知原告涉嫌违法的行为并通知接受调查，依法送达程序合法。 12.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证明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经过审批程序合法。 13.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及送达凭证，证明原告拒不接受调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送达程序合法。 14.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处罚告知书及送达凭证； 15.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一般程序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凭证； 被告以14-15号证据证明告知原告的违法事实，被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证明被告依法送达程序合法。 16.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解除强制措施决定书及送达凭证，证明解除对原告的行政强制措施，证明被告依法送达程序合法。 17.暂扣车辆放行单，证明解除对原告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接收车辆。 第三人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陈述：一、被告没有扣车的资格，没有职权依据，没有行政强制权，扣车的违法事实不存在。二、原告的起诉有理可依，安装灯具是我公司行为，不是原告个人行为，与原告无关，车辆及附属设施是公司所有。原告是我公司股东，开车为公司办事，有证人。三、扣车的适当性和必要性不具备，被告认为有违法使用灯具，可依通过强制拆除的方式当场消除违法行为，而不是强制扣车，车是公司所有。事发当时被告未通知公司负责人。四、原告没有拒不接受现场检查的行为，而是被告隐瞒配合的事实，故意报警，民警到现场也未发现原告拒不配合的情形，有视频为证。五、《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标志顶灯，计价器，空车标志三项为出租车的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三项具备才属违法事实，被告的行为目的是为了罚款5000元，因为在车辆暂扣放行的时候并未拆除我车的灯具标志，并未消除违法行为，为什么不拆除我司车灯的标志。 第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 1.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违法扣押了我公司渝AC1D27号租赁车辆。 2.光盘视频资料2盘，证明江津区运输管理处工作人员违法堵截，并在股东配合的情况下不现场处理，利用报警将原告强制带离现场，违法强制扣押原告车辆。 3.公安部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公安部关于特种车辆安装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具范围的通知、GB13954-2009文件、公安部89号令、渝府令[2002]128号，证明公安部对出租汽车标志顶灯没有作出强制规定。特种车指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对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标志灯具的术语2和定义、分类和命名、要求、实验方法，安装、检验规则、标志合格证和包装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所有文件中没有对出租汽车标志顶灯作出强制规定。 4.交通运输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64号），证明交通运输部未制作客运出租汽车标志顶灯规格标准、安装标准、关于巡游出租汽车顶灯有关规定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64号）第一张第五十条明确、投入营运的巡游出租汽车应设置有中文“出租汽车”字样的顶灯和能显示空车、暂停运营、电招等运营状态的标志。原告驾驶的是租赁车标志，被告滥用法规。 5.照片10张，证明顶灯标志根据车辆用途有多种标志，不是出租汽车的唯一标志。 第三人申请证人邱芳元、郭福兰出庭作证。 证人邱芳元陈述：我与原告同是第三人公司股东，没有其他特殊关系，我是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9月9日大概上午，我与郭福兰乘坐原告开的车辆去办事，然后被告的交通执法人员将我们拦截后没有要求我们下车，没有出示证件，只是要求原告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执法人员说等到领导来处理，原告是主动下车，我当时也在车上也下车了，在车外。除了交通执法人员外，几江派出所人员到场，到了后叫原告和民警一路，原告没有拒绝。 证人郭福兰陈述：我与原告都是第三人公司股东。2019年9月9日上午我在原告驾驶的车辆上，交通执法车在我们车辆前后，执法人员让原告出示驾驶证、行驶证，原告主动下车与被告执法人员交谈，无任何拒绝行为，被告执法人员没有出示证件，下车后被告执法人员让等一下，后李茂平科长就来了，在大西门转盘还有个执法车，转盘里还有3个执法车，但我不清楚原告是否出示被告要求出示的证件，我看到原出租公司的人员，我认为他们与被告是联合执法。与李科长对话没多久后警察就到了。警察来了之后说了解情况，就把原告喊走了。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1号证据不能单独证明审批程序合法，应当结合证据12号才共同构成审批程序，对12号证据所记载的内容有异议与事实不符。对2-4号证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5号证据三个执法记录仪中提取2号视频完整性有质疑，我们可以通过第一段视频看到被告工作人员到现场后没有出示执法证件，根据《重庆市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未出示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执法。第二段视频中李茂平到场后出示了执法证件，但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要求原告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检查驾驶证和行驶证的行驶权属于交警，检查租赁汽车备案证属于被告职权范围，但是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听到原告已经向被告工作人员申明备案证正在办理中，同时原告向被告的执法人员询问要查看何种证照，我要配合什么。第一段视频中被告执法人员并没有叫原告下车，所以不存在拒不接受检查，是原告自己下车。视频中看不到时间不知道执法人员什么时候到达的现场，在第一段原告申明自己是开车出来办事，第三段视频中警察是何时到达的？是谁报警？是否如被告证据6所说，出警的警察亲眼见到原告与交通人员对质不配合不下车检查，是听说？还是执法记录仪记录的过程？我们看到警察到的时候原告已经在车外，对被告的证据真实性质疑，被告提供的三段视频不能完整反映原告拒绝检查拒绝下车，与被告进行对质的状况，反而证明被告超越职权，原告也明确说明公司正在办理相关证件。所以三段视频不能证明原告存在违法，而是说明被告执法存在违法。对6号证据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证明材料中警察姓名被遮盖，警察执法是公开的，不涉及隐私，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要求通知该警察出庭证明，证明中提到驾驶员不配合，原告驾驶仿出租的轿车，这些事实需要向出警的民警核实，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有录制视频，所以法院依职权应当通知该民警出庭，否则该证据不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材料予以采信。对7号证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8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因为涉案车辆使用性质为租赁，涉案车辆为非客运出租汽车是无需证明的事实。对9-10号三性无异议。对11-12号证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14-15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且达不到证明目的。对16-17号证据真实性认可。综上我们认为被告举证中缺乏对职权依据的举证，对其举示行政强制的过程也缺乏原告有违法行为和拒不接受检查的行为，被告举示的证据16-17能够反证涉案车辆安装的灯具并未被拆除，被告认为的原告的违法行为持续存在，根本达不到被告实施行政强制的效果。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三性认可。对2号证据认为三性无异议，同时这三段视频证明被告的执法地点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明确向李茂平表示了配合，但是李茂平明显超出其范围要求原告出示驾驶证、营运证，从业资格证，原告明确表示在申请备案过程中，依然要求原告提供尚未取得的证件，并且视为抗法不配合，因此证明被告超越职权违法行政，还证明派出所民警到场后原告立即配合民警进行调查，并无任何抗拒，原告也没有拒绝下车，民警到达时原告已经在车外，反证被告的证据6民警的证明不真实。对3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公安部关于特种车辆安装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具范围的通知，该通知针对特种车辆，出租车和租赁汽车不属于特种车辆，我认为第三人出示该证据是排除法证明出租汽车和租赁汽车不在该通知禁止之列，同时也为了说明非客运出租汽车顶灯的安装国家没有强制标准和禁止性规定。对4号证据三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巡游出租汽车标志顶灯应该是何种形式。对5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同时认为第三人举示的照片证明标志顶灯有多种形式，并无统一标准。原告对出庭证人的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1、二证人的证言足以证实几江派出所出具的说明与客观事实不符。2、被告的证据2与客观事实不符。3、原告无拒不接受检查的行为。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不全，行驶证除附页以外应还有车辆照片，应当出示完整行驶证，行驶证上不能显示该车辆的性质系租赁车辆。对2号证据三性无异议。 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2号证据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第三人证明目的，其理由是上述证据客观印证被告通过出示证件告知其权利义务要求配合接受调查，以及不配合调查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至视频结束原告也未出示被告要求其出示的相关证件，因此，原告拒不接受配合调查的事实成立。对3号证据中的答复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对公安部关于特种车辆安装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具范围的通知三性无异议，该通知第四条二款强调上述范围以外的车辆均不能安装警报器和标志灯具，说明原告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行为违法。对4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5号证据除了照片两张出租车和一张帅民租赁的照片三性无异议以外，其他除了邮政1张以外其他6张照片不能证明第三人证明目的，该6张照片均是违法安装标志顶灯，不符合第三人提供的公安部关于特种车辆安装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具范围的通知第四条二款的规定。被告对出庭证人的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1.证人和第三人及原告有利害关系，系第三人公司股东，并任职经理和副总经理，与原告之间是同事，其证言有明显的主观及偏向性，主要体现在是否配合被告执法的问题，这不是客观阐述事实，而是推断是否有配合被告执法的问题。2、对不利于被告的证言因证人与原告及第三人之间有关系，建议合议庭不予采信。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不认可。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1-3号证据有异议不认可。4号证据不清楚，模糊。对5号证据存在合法性问题，执法人员到现场没有出示证件，没有叫原告下车，从视频中清楚看到执法人员说等付处到了再说，根据9号令二十二条，李茂平到现场后出示了证件，但是他作为执法科科长视频中明确听到他在向原告索要原告不能提供的营运证、从业资格证，作为租赁车我公司正在申请备案证，租赁车是不需要营运证和从业资格证的，这是《重庆市租赁汽车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因此，在执法现场原告拿不出他所要的营业证，所以造成时间上的推移，同时原告在视频中对李茂平科长表明了我配合执法，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几江所的民警是原告下车以后才到来，但几江所的证明（6号证据）原告不下车拒绝执法是不成立的。对7号证据也不认可。对8号证据证明不成立不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9-10号证据三性认可。对11号证据不认可。对12号证据不认可，认为记载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一，不是巡游是去办事。对13号证据有异议，只能证明被告扣押我公司车辆，但是不合法，根据是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9号令第二十五条。对14号证据不认可。对15号证据体现了被告以罚款为目的，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14.15号证据中原告明确写明以上内容与事实不符，我有异议，车是公司的车。对16-17号证据反证了被告以罚款为目的，没有法律依据拆除第三人租赁车的标志。第三人对出庭证人的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证人证言充分证实了执法人员在不当的地点，拥堵的路段进行执法，同时也证明李茂平当时不在现场，付伟也不在现场，原告一直在配合执法，执法人员一直在等待领导出来处理事情，几江派出所在原告下车之后才到达的现场，并且没有问任何事由将原告带离现场，原告一直是配合警察到派出所，这些都是体现原告一直在配合执法，而不是被告所说的不配合，被告说不配合的原因在于执法人员不出示证件。 上述证据经合议庭评议：第三人提交的3-5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被告提交的14-15号证据系作出强制扣车行政强制措施后才做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证人邱芳元、郭福兰系第三人公司股东，与原告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均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被告提交的13号证据；第三人提交的1号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行政强制行为。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证明了渝AC1D27号车辆基本信息，第三人提交的2号证据证明了涉案当天的客观情况，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证明被告作出津交执强[2019]1402030105号《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的证据、程序，及现已解除对渝AC1D27号车辆的扣押。且真实、合法，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9日上午9时15分，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原告驾驶安装了标志顶灯的渝AC1D27大众牌小型轿车在重庆市江津几江城区巡游，当渝AC1D27号车辆行驶至江津区长城路大西门转盘路口时，被告单位执法人员身穿制服，佩戴证件，向原告表明工作单位后要求其出示行驶证、驾驶证、备案证等相关证件接受检查。原告以被告单位执法人员无权要求其出示行驶证、驾驶证为由拒不下车接受现场检查，检查过程中，被告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拍照、录像取证并制作了现场笔录。现场笔录载明：......现场人员基本情况：黄晓洲，与案件关系：当事人车号渝AC1D27，车类型：大众牌小型轿车。主要内容：在检查中发现……告知驾驶员违法安装使用标志顶灯，涉嫌违反了《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二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采取扣押渝AC1D27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黄晓洲拒绝在该笔录上签字。后经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几江派出所出警协助，被告单位工作人员将原告带到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几江交管所进行了询问调查，制作了调查笔录，该笔录载明：“……问：车号渝AC1D27顶灯是谁安装的？答：是自己安装的打着帅民租赁标志顶灯。问：顶灯是在什么地方安装的？答：在重庆市江津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安装的。问：今天你在使用标志顶灯吗？答：我开车，我在使用标志顶灯打宣传广告。……问：2018年8月9日，我处查处驾驶员胡长华驾驶该车存在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违法行为，现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你是否知道？答：知道。问：你是明知违法行为故意为之吗？答：租赁车可以安装标志顶灯。问：你车上安装的是标志顶灯？答：是。……”。随后，被告做出津交执通[2019]1402030105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违法行为通知书》并送达原告。经审批，被告作出了津交执强[2019]1402030105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当事人黄晓洲；身份证号510225197101293659；车号渝AC1D27；理由：于2019年9月9日9时15分，在重庆市江津区长城路大西门转盘路口驾驶渝AC1D27大众牌小型轿车实施的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种类：扣押渝AC1D27大众牌小型轿车；期限：30日，自2019年9月9日至2019年10月8日。原告黄晓洲在该决定书当事人意见栏签字。2019年9月30日被告作出津交解强[2019]1402030105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解除强制措施决定书》，决定解除对渝AC1D27大众牌小型轿车的暂扣，并于同日送达原告，原告于当日领回渝AC1D27大众牌小型轿车。2019年10月9日原告因不服被告对其采取的扣押渝AC1D27大众牌小型轿车的行为诉讼来院，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津交执强[2019]1402030105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 另查明，渝AC1D27大众牌小型轿车所有人为第三人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使用性质：租赁。该车未在重庆市江津区取得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通过政务内网门户也未查询到该车在重庆市范围取得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相关信息。 本院认为，《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市、区县（自治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被告系我区的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故被告对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的行为有采取相应强制措施的职权。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程序是否合法？2.被告做出的津交执强[2019]1402030105号《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是否事实清楚？3.被告做出的津交执强[2019]1402030105号《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针对焦点1，2019年9月9日，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发现原告驾驶安装了标志顶灯的渝AC1D27大众牌小型轿车在道路上巡游，遂要求其停车接受检查，检查过程中被告单位执法人员身穿制服，佩戴证件，向原告表明工作单位，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录像并制作了现场笔录，之后对原告进行了询问调查，向原告送达了津交执通[2019]1402030105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违法行为通知书》及津交执强[2019]1402030105号《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故被告程序合法。被告虽未向第三人送达津交执强[2019]1402030105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但从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来看，其已实际知道津交执强[2019]1402030105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的相关内容。且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临时约束，其目的在于预防、制止或者控制危害社会的行为产生，不需对案涉车辆权利达到确认无误，故被告对本案实际实施人即原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合法。第三人认为被告未将津交执强[2019]1402030105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第三人，属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针对焦点2，《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计价器、空车标志。”本案中，原告黄晓洲驾驶的渝AC1D27大众牌小型轿车未在重庆市江津区取得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属于非客运出租汽车。原告黄晓洲驾驶安装了标志顶灯的渝AC1D27大众牌小型轿车在重庆市江津几江城区巡游，使用标志顶灯打宣传广告，被告据此作出的津交执强[2019]1402030105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认定该行为属于“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顶灯”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针对焦点3，《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拒不接受现场检查、无证经营、在限期内拒不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的，可以扣押机动车辆或者设备，出具扣押凭证，并责令其限期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在被告单位执法人员要求原告黄晓洲出示相关证件接受检查时，原告以被告无权检查相关证件为由予以拒绝，实属变相拒绝现场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本案中，被告对案涉车辆的扣押期限未超过三十日，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被告作出的津交执强[2019]]1402030105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津交执强[2019]1402030105号《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晓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晓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柯润菲 人民陪审员  程焰玲 人民陪审员  周利容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郭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