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民终6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薛季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惜，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建平，男，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斌，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濮庆，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某甲，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翠凤，女，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上诉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国投）、蒋建平因与被上诉人庄某甲、余翠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7日以远程视频形式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建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斌、濮庆，上诉人陕国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惜、孙新依法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庄某甲、余翠凤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陕国投上诉请求：1、改判蒋建平股票收益权实现款所应支付利息及违约金数额至实际支付之日。2、改判庄某甲对上述款项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3、改判余翠凤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与本案有关的二审受理费、差旅费、律师费、公告费、邮寄费、公证费等由蒋建平、余翠凤、庄某甲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遗漏了判决给付之日至蒋建平实际向陕国投清偿全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之日的利息及违约金错误，应当在判决主文中予以明确。原判决只支持了2018年1月1日至判决给付之日的违约金，遗漏了判决给付之日至实际付清全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期间的违约金，依据转让合同的约定、法律规定，该部分违约金应予支持。（二）庄某甲对上述款项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余翠凤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陕国投与庄某甲签订《陕国投・联储保千里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证合同》(简称“保证合同”)，约定庄某甲为转让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余翠凤与庄某甲系夫妻关系，于2017年3月7日签署《担保人配偶知悉函》(简称“知悉函”)知悉并同意庄某甲为周皓琳融资一事提供担保，该知悉函2017年3月13日经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公证。因知悉函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余翠凤为庄某甲所担保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与本案有关的二审受理费、差旅费、律师费、公告费、邮寄费、公证费等由蒋建平、庄某甲、余翠凤共同承担。根据陕国投与蒋建平签署的转让合同第十条第一款的约定，“对于本合同项下所有乙方应付甲方款项，无论是乙方主动偿付还是甲方依本合同约定行使追索权，按下列顺序清偿，甲方享有清偿顺序的选择权(1)甲方为实现股票收益权而支出的费用”同时蒋建平签署的两份《陕国投・联储保千里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股票质押合同》第三条第3.4款质押担保的范围约定“为实现主合同项下的权利及担保权利所产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送达费、公告费”。再根据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三款约定担保范围“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公告费)”庄某甲就该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承担保证责任，其配偶余翠凤依据知悉函的约定应当就承担该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此，与本案有关的二审受理费、差旅费、律师费、公告费、邮寄费、公证费等由蒋建平、庄某甲、余翠凤共同承担。 蒋建平针对陕国投的上诉答辩称，陕国投对一审判决主文理解有误，一审判决违约金和利息已经计算到清偿之日。 蒋建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蒋建平无须支付陕国投利息以及违约金；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陕国投负担。事实以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案涉信托合同有效，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未对案涉合同进行合法性审查，忽视了陕国投与案外人上海银行之间恶意串通，洗白金融机构资金进入股市的违法操作，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虽然陕国投向蒋建平交付了资金，但因本案信托合同尚未生效，且案涉合同为格式合同，强加给蒋建平的义务，合同约定的生效条款冲突，原审法院以资金已经交付为由，认定合同已经生效，没有证据支持。同时，案涉信托计划在陕国投的公开网站上并未查询到，本案究竟是陕国投以自有资金违规购买股票还是上海银行提供资金假借陕国投名义虚假信托入市，一审法院未予审查，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一审法院未通知上海银行参加诉讼，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程序违法。陕国投在明知蒋建平在上海银行存管绑定银行账户资金汇入会被上海银行扣划，却虚构信托产品，在合同尚未生效的情况下向该账户转款，款项支付与上海银行的借贷合同无缝对接，实质是陕国投与上海银行恶意串通，规避金融监管，本案合同与上海银行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性，因此，应当追加上海银行参加诉讼。 陕国投针对蒋建平的上诉答辩称：（一）本案纠纷争议的实质是蒋建平与陕国投通过股票收益权转让+回购的方式进行的融资行为，因蒋建平未能按期还款发生纠纷，本案基础的法律关系为合同关系而非信托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本案定为合同纠纷，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审理裁判本案，适用法律正确。1、“股票收益权转让”作为非标准化金融产品，在资管新规出台前被广泛应用，已经形成一种较规范的行业惯例，且已获得司法实践的认可【(2017)最高法民终907号】。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交易结构，完全符合金融市场上以该种手段进行融资贷款的交易模式。从交易惯例来判断，《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的实质也并非权利转让，而是通过标的股票收益权转让的形式而进行资金的融通行为。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本案此类交易行为并无禁止性规定，从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和维护诚信的角度出发，应认定案涉合同有效。2、信托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与信托活动有直接的最密切关系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蒋建平等不是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也不是受托人和受益人。本案陕国投提出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基于《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提出的，与信托合同没有关联性，本案不涉及信托法律关系，而是合同关系。3、涉案《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蒋建平也没有依据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陕国投于2017年3月21日之后已向蒋建平(合同第二条约定的账户)汇入资金15，220，000元，该资金来源合法，系“陕国投・联储保千里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简称“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资金，蒋建平已经收到了款项，现在又主张资金来源不合法，不符合合同约定。4、陕国投受银监会、证监会、交易所的监管或自律性管理，所成立的信托计划都要向监管机构银监会报备，如果出现不合规情形，早已受到处罚。蒋建平在上诉状中称“上海银行与陕国投恶意串通，虚构信托计划资金违规进入股市”，没有证据。涉案合同的最终资金来源于资产管理计划向合格投资者依法募集的资金，涉及众多个人投资者的利益且不存在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形。涉案资金来源的链条为: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联储证券”)成立“联储证券慧享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通过非公开募集的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共募集资金2.0335亿元，联储证券将募集资金用于认购陕国投设立的“陕国投·联储保千里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份额为2.0335亿份(证据03)，成为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受益人;另有自然人认购信托计划份额100万元，信托计划共募集信托资金2.045亿元，陕国投与蒋建平等18位自然人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并向18位自然人支付资金2.045亿元。5、涉案合同不存在《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之合同标的不能确定的情形。涉案《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是陕国投与蒋建平签订的，合同目的是通过股票收益权转让的形式向蒋建平等出借款项以获取资金收益。《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约定转让标的是蒋建平持有的保千里210万限售股股票(简称“标的股票”)的收益权以及限售股股票的处置收益、股票在约定收益期间所取得的股息及红利、配股、标的股票和派生股票产生的其他收入等。该条明确约定了陕国投所取得的标的股票收益权的数量、权利内容及边界，已经使得陕国投取得的标的股票收益权明确和特定，不存在合同标的不能确定因而无效的情形。6、蒋建平主张合同无效，又称“股票收益权转让理解为权利转让，由受让人承担权利升值、贬值的收益及风险”，违背了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本案是以股票收益权为标的，通过卖出+回购的方式，向自然人蒋建平融出资金，陕国投通过融出资金获取固定的资金收益。《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并没有约定陕国投承担风险，反而在第三条约定每季度末月的第20日按时支付股票收益权部分实现款项，该收益是按照固定年利率8.0％计算的，不存在因股票收益较低或为负数而不支付收益的约定。合同第三条P8约定“甲方收到乙方全部…款项之日起，本合同项下标的股票收益权移转至乙方享有和行使”可以看出，陕国投并没有持续受让股票收益权的意思表示。且蒋建平与陕国投签署了两份《股权质押合同》(一审原告证据06、08)，将示的股票质押给陕国投，并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办理了质押登记，限制了蒋建平等通过处置、转让标的股权产生收益的可能。陕国投通过股票质押登记，限转让股票，时收取固定资金收益，并不承担股票的任何风险。7、《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自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该第十五条第4本合同自甲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且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且乙方签之日其生效”，蒋建平称涉案合同没有生效、“一审法院也未就合同是否生效的事实进行调查”与事实不符。8、涉案合同明确约定了蒋建平享有的权利及应承承担的义务，不存在以格式条款强加给蒋建平义务以免除陕国投自己责任的条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蒋建平的上诉请求。（二）本案合同依据是《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争议焦点应围绕涉案合同展开，信同项下的信托资金来源、信托目的、信托财产等均与本案没有关系，上海银行作为蒋建平账户的监管银行，与本案没有法律关系，不应参加诉讼。 陕国投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蒋建平向陕国投提前支付股票收益权实现款15243351.23元，利息（按8%/年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违约金（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利息、违约金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利息数额为13364.03元，违约金数额为18383.20元，股票收益权实现款、利息、违约金三项合计为15275098.47元；2.依法拍卖、变卖蒋建平持有的质押证券80万股、庄某甲持有的2,400万股保千里股票，陕国投对变价后所得款项在1+3项范围内优先受偿；3.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评估费、鉴定费、执行费、差旅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等全部费用均由蒋建平承担；4.判令庄某甲对上述全部款项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5.判令余翠凤与庄某甲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陕国投与蒋建平于2017年3月6日签订了《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7-28-ZY002），该合同主要约定：陕国投以信托资金人民币15,220,000.00元受让蒋建平持有的保千里210万股限售股股票的收益权，蒋建平按约定支付该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股票收益权实现款的利率为8%/年。信托计划期限不超过24个月。该协议第三条2（1）约定其他信托期限内各季度末月的第20日向陕国投支付股票收益权部分实现款项（即15,220,000.00元×8.0%×上一季度第20日（含该日）至当个季度第20日（不含该日）的实际天数/365），并约定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情形。陕国投与蒋建平分别签订《股票质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28-ZY002二）、《股票质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28-ZY002三）质押财产为蒋建平持有的保千里42万股及63万股股票及其派生权益，质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中出质人应履行的一切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违约金，质权人为实现转让合同项下的权利及担保权利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告费等。蒋建平已于2017年9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42万股保千里股票质押登记。 庄某甲作为保证人与陕国投于2017年3月6日签订了《保证合同》（编号：1728002），该保证合同主要约定了保证方式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至主合同项下还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范围为主债权、罚息、复利、违约金和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告费等）。庄某甲与陕国投签订《股票质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28-ZY002），质押财产为庄某甲持有的保千里2400万股股票及其派生权益，质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中出质人应履行的一切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违约金，质权人为实现转让合同项下的权利及担保权利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告费等。庄某甲已于2017年3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2400万股保千里股票质押登记。2017年3月7日庄某甲向陕国投出具《承诺函》承诺在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间留存不低于4000万股保千里股票，该部分股票不得对外提供质押或担保。庄某甲配偶余翠凤出具《担保人配偶知悉函》公证书，表明其已知悉并同意担保人的上述担保情况。 上海银行业务回单记载陕国投已于2017年3月21日将15,220,000.00元的信托资金发放至蒋建平账户。根据主合同第三条2（1）的约定，2017年12月20日为新的股票收益权部分实现款项付款日，蒋建平应于2017年12月20日支付股票收益权部分实现款项303,566.03元，但蒋建平迟延支付。另保证人庄某甲违反《承诺函》“留存不低于4,000万股股票”的承诺，丧失担保能力，已质押股票因股票价值大幅缩水致价值减少，保证人庄某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根据主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的约定，陕国投认为蒋建平、庄某甲的行为已违反合同约定有权宣布主合同项下全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提前到期，并要求蒋建平支付全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陕国投已于2017年12月27日向蒋建平、庄某甲发送《通知函》，宣布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项下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全部到期，要求蒋建平、庄某甲于2017年12月27日向陕国投归还全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及违约金等。 以上事实有陕国投的陈述、证据材料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陕国投的起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蒋建平是否应当向陕国投偿还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利息、违约金；二、庄某甲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配偶余翠凤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公告费、律师费是否应当由蒋建平、庄某甲、余翠凤承担。 关于本案的第一个焦点问题。陕国投与蒋建平所签订的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陕国投在庭审中提交的第四组第14-21份证据证明蒋建平、保证人庄某甲出现了“未按期支付合同项下的股票收益权部分实现款（相当于利息），担保人庄某甲违反《承诺函》“留存不低于4,000万股股票”的承诺，担保人丧失担保能力，已质押股票因股票价值大幅缩水致价值减少，蒋建平及庄某甲、余翠凤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等违约事件，已经违反《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第八条第2款的约定，依据第八条第3款第（7）项的约定，陕国投有权要求蒋建平提前支付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转让合同对于提前到期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因此蒋建平应当提前履行合同项下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义务，并根据转让合同第八条第3款的约定计收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利息及违约金等。 根据转让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2）项约定，蒋建平应于信托终止日即2017年12月27日一次性支付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计算方式为“15,220,000.00×（1+8.0%*本信托计划实际存续天数/365）-乙方在信托终止日前已付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金额”，信托实际存续天数为陕国投支付购买价款之日至信托计划终止日，根据陕国投提交的第五组第22份证据《通知函》，转让合同项下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于2017年12月27日全部到期，故实际存续天数为281天；“乙方在信托终止日前已付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金额”在陕国投提交的诉讼请求计算中，自认金额为914,033.97元；依据转让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蒋建平应于2017年12月27日支付的全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金额为15,220,000.00×（1+8%×281/365）-914,033.97=15,243,351.24元。 信托终止日之后，蒋建平应当向陕国股支付未偿还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利息。因蒋建平未能按照陕国投的要求于2017年12月27日支付全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则信托终止日之后的第一日即2017年12月28日起，蒋建平应当向陕国投支付未偿还款项的利息直至实际付清之日，以未偿还款项为基数，该期间的利率适用信托计划期间的年利率8%。依据转让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陕国投主张自2017年12月28日（含该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率适用8%/年，符合法律规定，信托终止日即2017年12月27日蒋建平未付款项金额为15,243,351.24元，以此为计算基数，则信托计划终止后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计算公式为：15,243,351.24*8%/年*天数【2017年12月28日（含当日）至实际付清之日】/365，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含该日）利息为13,364.03元。 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转让合同第八条第3款第（1）项作出了约定“乙方未按时足额支付相关款项的，甲方可要求乙方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并按照约定期间每日[应付未付金额×0.03%×违约天数/365]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为变量，随着天数的变化，违约金的利率逐日变大，两年后违约金利率与利息利率之和将超过24%；结合第八条第3款第（2）项约定的利率为每日0.03%。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陕国投申请对违约金的利率进行调整按照每日0.03%要求蒋建平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1）根据转让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1）、（3）项的约定“其他信托期限内各季度末月的第20日向甲方支付上述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乙方需在信托期限内各季度末月第20日的一周前及信托终止日的一周前支付股票收益权部分实现款”，2017年12月20日是蒋建平应当向陕国投支付2017年第四季度股票收益权部分实现款（利息)的时间，但蒋建平未能于该日前支付当期股票收益权部分实现款303,566.03元，托管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于2017年12月21日通过系统扣划该笔股票收益权部分实现款，蒋建平迟延支付当期股票收益权部分实现款，应当支付迟延1日的违约金。迟延支付利息的违约金以303,566.03元为基数，按照每日0.03%计算1日的违约金，金额为303,566.03元*0.03%*1=91.07元。（2）被告蒋建平应当于2017年12月27日向陕国投支付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15,243,351.24元，但未能支付，自次日即2017年12月28日构成违约，应当从次日起根据转让合同约定计收违约金，以截至2017年12月27日被告应付未付款项（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即15,243,351.24与迟延支付利息的违约金即91.07之和）为基数，计收2017年12月28日（含该日）至实际付清全部款项之日的违约金，利率按每日0.03%，信托终止日之后的违约金计算公式为（15,243,351.24+91.07）*0.03%/日*天数【2017年12月28日（含该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含该日）的金额为18,292.13元。 关于本案的第二个焦点问题。陕国投与保证人庄某甲于2017年3月6日签署的编号为1728002《保证合同》（第三组第11份证据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保证合同约定了保证方式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债权、罚息、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告费等）；保证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至主合同项下还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蒋建平未按时偿还股票收益权部分实现款，保证人庄某甲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陕国投于2017年12月27日向保证人庄某甲发送《通知函》，宣布“您作为保证人应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于2017年12月27日当日向我司偿还全部债务人应支付的全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及违约金等。”庄某甲已签收，但截至陕国投起诉之日，保证人庄某甲仍未履行保证责任，因此庄某甲应当依据《保证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余翠凤与保证人庄某甲系夫妻关系，且已知悉并同意保证人庄某甲的担保，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庄某甲配偶余翠凤于2017年3月7日向陕国投出具《担保人配偶知悉函》公证书（第三组第13份证据）声明“本人已知悉并同意担保人的上述担保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一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既然余翠凤知悉并同意庄某甲的担保，已对庄某甲所负债务进行了事后追认，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共同债务人余翠凤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关于本案的第三个焦点问题。根据陕国投与蒋建平签署的转让合同第十条第一款的约定，“对于本合同项下所有乙方应付甲方款项，无论是乙方主动偿付还是甲方依本合同约定行使追索权，按下列顺序清偿，甲方享有清偿顺序的选择权（1）甲方为实现股票收益权而支出的费用”，同时蒋建平签署的两份股票质押合同第三条第3.4款质押担保的范围约定“为实现主合项下的权利及担保权利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送达费、公告费”，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也属于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而支出的费用。因此蒋建平应当就主张的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承担责任；再根据《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三款约定了担保范围“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公告费）”保证人庄某甲就该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承担保证责任，其配偶余翠凤依据《担保人配偶知悉函》的约定应当就承担该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审法认为，113,451元的诉讼费用及300元的公告费是陕国投为了实现自己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应当由蒋建平、庄某甲、余翠凤共同负担。对于陕国投主张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30,550.20元和保全费5,000元。诉讼财产保全系为了维护财产保全申请人的权利而产生的制度，防止因被申请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申请人的判决利益无法实现或者产生其他损失。因蒋建平违约引起本案诉讼，陕国投为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和74,480元的律师费系其为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因此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和保全费、律师费应由三原审被告共同负担。 关于陕国投所主张的依法拍卖、变卖蒋建平持有的42万股、庄某甲持有的2400万股保千里股票，陕国投对变价后所得款项在陕国投诉讼请求范围内优先受偿。陕国投分别与蒋建平签订编号为：2017-28-ZY002（二）《股票质押合同》（第二组第6份证据），质押财产为其持有的保千里42万股股票及其派生权益，与庄某甲签订编号为：2017-28-ZY002《股票质押合同》（第三组第9份证据第三条），质押财产为其持有的保千里2,400万股股票及其派生权益；质押担保范围包括转让合同中出质人应当履行的一切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违约金……，质权人为实现转让合同项下的权利及担保权利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告费等。并于2017年9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蒋建平42万股保千里股票质押登记，于2017年3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庄某甲2,400万股保千里股票质押登记。根据《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质押合同已于登记之日起生效，陕国投是蒋建平持有的保千里42万股股票及庄某甲持有的保千里2,400万股股票的合法质权人，有权就该股票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原告诉讼请求范围内优先受偿。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蒋建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陕国投支付股票收益权实现款15,243,351.23元，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的利息13,364.03元、违约金18,383.20元（2018年1月1日之后的利息以15,243,351.23为基数，按年利率8%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违约金以15,243,442.30为基数，按日利率0.03%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以及律师费74,480元；二、庄某甲、余翠凤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陕国投对蒋建平持有的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2万股股票、庄某甲持有的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400万股股票在上述第一项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3,451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00元，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30,550.20元，由蒋建平、庄某甲、余翠凤共同负担。 二审中，蒋建平提交了如下两组证据：（一）第一组证据：1、新闻报道《保千里“蒙骗”职工违规贷款》；2、上海银行零售贷款审批通知书；3、上海瑞金-保千里员工持股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公告以及网页；4、蒋建平与上海银行关联公司上海瑞金的《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以及回购合同》；5、深圳银监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6、本案《股权转让合同》；7、蒋建平以及其他同事的银行流水；8、保千里风险提示公告、保千里2016年3月季报和年报节选、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巨潮网页打印、交易软件截屏。证明陕国投在保千里处于可能退市以及暂停上市的巨大风险下，以保千里净资产4倍以上的价格接盘上海银行的违规信贷，该合同的目的是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来减轻上海银行的违法责任，本案信托系违法违规操作，系无效信托合同。（二）第二组证据：1、陕国投信托产品网页查询；2、联储证券慧享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3、陕国投联储保千里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集合资金信托合同。证明案涉信托计划不仅目的违法，而且陕国投自己提交的证据也证明该计划违反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的规定，案涉信托合同应为无效。 陕国投质证称：蒋建平一审无故不参加诉讼，不进行举证，其二审证据不予认可。对案涉的信托合同、集合资管产品公示信息、银监局对上海银行的处罚、蒋建平银行账户信息、保千里员工持股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公示均无异议，但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因无证据原件，均不予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 陕国投二审提交的证据为：1、证券公司集合资管产品公示；2、陕国投资金信托合同；3、上海银行业务回单。证明案涉合同项下资金来源合法。 本院将结合本案焦点问题对上述证据在下文分析认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二）本案应否追加上海银行参加诉讼；（三）一审判决关于违约金和利息的计算时间点是否正确。 （一）关于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首先，关于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的性质。《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主要约定陕国投以信托资金人民币15,220,000.00元受让蒋建平持有的保千里210万股限售股股票的收益权，蒋建平按约定支付该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利率为8%每年，蒋建平同意以人民币15,220,000.00元×（1+8.0%,本信托计划实际存续天数/365）元支付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上述交易行为系信托公司在资金信托成立后，以募集的信托资金受让特定资产收益权，属于信托公司在资金依法募集后的资金运用行为，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应当认定为营业信托纠纷。本案中案涉的交易结构使得陕国投无需承担股权收益权的任何风险，即使收益为零其亦可以通过回购取得固定收益。综合上述约定，蒋建平的主要合同目的在于向陕国投融通资金，陕国投的主要合同目的在于向蒋建平收取相对固定的资金收益，双方当事人的真实交易目的在于通过出卖而后回购的方式，以价金名义融通金钱。同时，蒋建平在本案二审庭审中亦明确认可其实际收到了资金。案涉《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根据协议性质结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双方应为合同纠纷，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处理本案纠纷，并无不当。 其次，关于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其一，当事人双方以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的形式融通资金，合同目的合法，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其二，蒋建平主张《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属于陕国投自有资金违规购买股票抑或上海银行提供资金假借陕国投以虚假信托名义入市。《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陕国投通过拟设立的“陕国投.联储保千里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信托资金受让蒋建平持有的上述股票之收益权，并无违反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关于银行不得从事信托投资规定的情形。蒋建平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购买其股票收益权的资金违规，故其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三，蒋建平主张《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中关于“蒋建平将标的股票收益权之购买价款用于归还上海银行借款”的约定，属以合法形式掩盖为上海银行洗白的非法目的。该条约定属陕国投对出借资金用途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蒋建平亦未提供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故其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合以上分析，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应属有效。蒋建平依据有关新闻报道、证监局对上海银行的处罚、保千里风险提示等主张案涉合同资金来源合法性存疑，因而案涉受益权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证据不足。 （二）关于本案应否追加上海银行参加诉讼的问题。首先，本案《股权收益转让合同》中仅第四条第五项约定上海银行对蒋建平资金账户与资金使用进行监管，上海银行既非合同主体也非合同相关权利义务的直接享有人和承担者。其次，根据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所反映的双方实质权利义务，本案系蒋建平和陕国投之间的资金融通法律关系，上海银行与该权利义务无直接关系，不应参加本案诉讼。另，蒋建平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项下的资金来源于上海银行的违规资金入股市，故其主张上海银行参加本案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关于一审判决中违约金和利息的计算时间点是否正确的问题。本案中，陕国投对于一审判决的利息和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并无异议，仅认为一审判决遗漏了判决给付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和违约金。经查，一审中，陕国投起诉请求将利息和违约金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一审法院在判决主文中已经对利息和违约金的计算时间点进行了表述，将违约金和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而本案一审判决陕国投履行清偿义务的日期为本案判决生效后的十日内，逾期不履行的，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处理。已经对陕国投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回应和处理，其关于利息以及违约金的时间节点计算，并无不当。 关于陕国投上诉称余翠凤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节。余翠凤与庄某乙系夫妻关系，且对本案庄某甲的担保知悉并同意，但因庄某甲系案涉合同的保证人，余翠凤不是本案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项下共同还款人，陕国投上诉主张余翠凤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理由，无事实以及法律依据。 综上，陕国投与蒋建平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543元由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94元，蒋建平负担2794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晓平 审判员  杨晓梅 审判员  赵 敏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史小英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