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民终5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宇信，男，198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菊生，男，196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系何宇信父亲。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年秀，女，1987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系何宇信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菊生，男，196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系何宇信父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省新干县华兴箱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城南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247599886596。法定代表人：李水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卫香，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何宇信、李年秀因与被上诉人江西省新干县华兴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箱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干县人民法院（2019）赣0824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菊生与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卫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宇信、李年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华兴箱包公司的诉讼请求；2、责令华兴箱包公司退还何宇信、李年秀超付的货款定金50075元，责令华兴箱包公司召回约2万元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或补偿何宇信、李年秀的损失2万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华兴箱包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2015年12月何宇信、李年秀的代理人何菊生与华兴箱包公司原天津经销商曾新龙、华兴箱包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毛子三方就接手曾新龙天津箱包买卖业务中相关财产和债务等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没有依据。一审仅凭曾新龙的询问笔录就认定曾新龙签字的33万余元债务由何宇信、李年秀偿还错误。三方未就曾新龙的33万余元债务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不能认定该债务已转让给何宇信、李年秀。事实上，何菊生是用15万元的价格接手了剩余箱包，并当场签写了一张15万元的欠条。2、华兴箱包公司2015年12月底的对账单把何宇信、李年秀的账户与曾新龙的账户嫁接在一起，该对账单是错误的。账单上的352442.5元欠款已经由曾新龙签字确认，欠款人应为曾新龙。上述欠款何宇信、李年秀一方未签字认可，这份嫁接的对账单是错误的，故以该对账单为基础的其后一系列对账单中的数据均是错误的。最初与华兴箱包公司商谈和投入启动资金的都是何菊生，何宇信、李年秀对于商谈结果和投资数额并不了解。由于华兴箱包公司没有出示第一张对账单导致何宇信、李年秀在之后的对账单上错误签字，这些签名均是无效的。何宇信2016年6月2日签的15万元欠条，是对何菊生2015年12月的15万元欠条的认可，说明除了要业务来往货款外其只需承担15万元债务。3、根据合同约定，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无法修理的应退回。但何宇信、李年秀要求退回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时，华兴箱包公司总以各种理由拒绝。现要求华兴箱包公司召回约2万元有问题的产品或补偿何宇信、李年秀2万元。4、对账单数据与原始发货清单数据有两处不符（2016年4月29日对账单数据是45814元，原始发货清单数据是45439.8元、2017年4月20日对账单数据是27701元，原始发货清单数据是25001元），合计相差3074.2元，应以原始单据数据为准，故华兴箱包公司共发货1608945元（1612019.2元-3074.2元）。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查明事实。华兴箱包公司辩称，华兴箱包公司并未将欠款混淆。何宇信一方2015年12月出具15万元的欠条，华兴箱包公司要求其支付的也只是这笔欠款，该欠款何宇信在2016年7月24日的对账单中亦签字认可了。本案中华兴箱包公司并没有追讨曾新龙的35万元欠款。华兴箱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宇信、李年秀立即支付货款155441.20元、违约金11891.20元（按日万分之五自2019年3月13日起暂算至2019年8月12日），合计167332.40元；2、本案诉讼费由何宇信、李年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宇信、李年秀自与华兴箱包公司发生箱包买卖业务至今系夫妻关系。华兴箱包公司系从事箱包制造、批发及零售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12月，何宇信接手案外人曾新龙（系何宇信舅舅）在天津箱包买卖业务，开始与华兴箱包公司发生箱包购销合同关系，直至2016年6月2日何宇信与华兴箱包公司才补充签订了《华兴箱包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一份，主要约定：华兴箱包公司授权何宇信经销区域为天津地区，销售渠道为批发式层级经销，经销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合同期内，华兴箱包公司向何宇信提供的铺底货款为15万元，合同终止时，何宇信应一次性以货币形式全额返还给华兴箱包公司；货款支付方式为先付款后装货，但经过华兴箱包公司允许可以先发货后付款，合同终止时何宇信应一次性以货币形式付清欠款等等。签订上述合同当天，何宇信向华兴箱包公司出具了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江西省新干县华兴箱包有限公司现金（大写）：壹拾伍万（小写：150000元），欠款人承诺在任何一方提出终止经销合作时，欠款人一次性还清上述欠款；欠款人逾期未还，应承担违约金（每日万分之五计算）和损失（包括律师费、通讯费、交通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等损失），欠款人何宇信，联系电话：158××××9009，16年6月2日。”2016年7月24日，何宇信在华兴箱包公司出具的对账单上签名确认，截止2015年12月31日还欠149984.50元，同时截止2016年7月5日结欠华兴箱包公司货款377177元。2016年9月24日，李年秀在华兴箱包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上签名确认，截止2016年9月1日尚欠华兴箱包公司货款合计272438元。2017年和2018年，华兴箱包公司与何宇信、李年秀先后签订了《华兴箱包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两份，双方继续进行合作，期间分别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和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其中何宇信在2017年5月24日签订2017年合同时已确认截止当天其尚欠货款244489元，李年秀在2018年5月25日签订2018年合同时已确认尚欠货款192002.30元。2018年11月7日，何宇信在华兴箱包公司出具的对账单上签名确认，截止2017年12月31日还欠货款212647.30元，同时截止2018年10月8日结欠华兴箱包公司货款合计180935.80元。2019年之后，双方未再签订书面购销合同。2019年3月11日，何宇信、李年秀向华兴箱包公司支付货款65000元。2019年3月12日，华兴箱包公司向何宇信、李年秀发货一次，价值39329.40元。之后，双方未再发生箱包购销业务，何宇信、李年秀也未支付货款。华兴箱包公司认为何宇信、李年秀尚欠其货款155441.20元，多次催付未果，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华兴箱包公司先后与何宇信、李年秀夫妇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何宇信、李年秀拖欠华兴箱包公司货款共计155265.20元未付的事实，有华兴箱包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对账单、发货单、询问笔录和何宇信出具的欠条等证据予以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华兴箱包公司主张2019年1月14日何宇信、李年秀应补差价176元，因缺乏有效证据证明该主张成立，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债务发生在何宇信、李年秀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何宇信、李年秀在华兴箱包公司与其分别发生买卖业务时都参与了合同签订和对账等活动，应视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此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何宇信、李年秀应共同承担偿付责任。何宇信、李年秀辩称至今已不欠华兴箱包公司货款，因其提交的2017年和2018年账单系单方制作，华兴箱包公司不予认可，真实性存疑，未获一审法院确认，且何宇信、李年秀未提交其他相关有效证据佐证，故该辩称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华兴箱包公司诉请何宇信、李年秀自2019年3月13日起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因双方在何宇信出具的欠条和2017年、2018年购销合同中已明确约定逾期付款时应按日万分之五（即月15‰）支付违约金，该约定标准未违反法律规定，故何宇信、李年秀未按约定支付货款，构成了违约，华兴箱包公司该诉请理由正当，依法有据，予以支持。何宇信、李年秀辩称华兴箱包公司需将向其销售的有质量的产品予以召回或向其补偿2万元，但因何宇信、李年秀未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提起反诉，故对此一审法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何宇信、李年秀应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偿付华兴箱包公司货款155265.2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1877.79元（按日万分之五自2019年3月13日起暂算至2019年8月12日止），合计167142.99元；二、驳回华兴箱包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元3646元，减半收取1823元，由何宇信、李年秀负担。二审期间，何宇信、李年秀提交了以下证据：1、没有签名的对账单，2、曾新龙签字认可的账单，3、何宇信签字的欠条，4、第一次汇款给华兴箱包公司的账户明细，5、第一次的发货清单，6、支付曾新龙（赖春红）货款的汇款单，7、与对账单数据不相符的发货清单两张，8、账单明细汇总三张；证明35万余元的欠款是曾新龙的，并不是何宇信、李年秀的。华兴箱包公司质证称证据1、2、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015年12月6日曾新龙说要把生意转交给何宇信来做，他欠的35万元要何宇信还清，三方并没有签订协议，何宇信出具的欠条是15万元的货款铺底，只要双方有生意存在，该15万元可以先不还；证据4、5无异议；证据6不清楚；证据7发货清单中单价计算错误，双方沟通后已重新计算并由何宇信、李年秀在对账单中签字确认；证据8不清楚。本院认为，华兴箱包公司对证据1、2、3、4、5、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证据6与本案买卖合同无关，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8系单方制作且没有任何签字或盖章确认，不予采信。双方在二审中均认可2015年12月7日何宇信接手案外人曾新龙在天津箱包买卖业务时，曾新龙还欠华兴箱包公司货款352442.5元，三方就该欠款并未签订书面协议。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何宇信2015年12月7日接手案外人曾新龙在天津的箱包买卖业务，截止当时曾新龙尚欠华兴箱包公司352442.5元货款。三方未签订协议约定上述欠款由谁承担，华兴箱包公司主张该欠款应由何宇信一方承担，何宇信、李年秀则主张其只帮曾新龙偿还150000元欠款。2015年12月7日至12月30日期间，华兴箱包公司向何宇信发货72992元，何宇信支付货款275450元。若何宇信一方只需承担150000元欠款，则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其已不欠华兴箱包公司任何货款。但华兴箱包公司提供的2016年7月24日和2016年9月24日的对账单上均载明截止2015年12月31日何宇信还欠华兴箱包公司149984.5元，何宇信及李年秀分别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了该欠款。依据何宇信与华兴箱包公司2016年签订的购销合同，华兴箱包公司2016年向何宇信提供150000元铺底货款，何宇信签订合同时向华兴箱包公司出具欠条确认了尚欠150000元的事实。该150000元铺底货款与对账单中确认的2015年欠款数额亦能相互印证。上述事实均表明曾新龙所欠352442.5元货款应由何宇信一方承担。何宇信、李年秀主张其只需替曾新龙偿还150000元欠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何宇信、李年秀还主张对账单记载的数据与原始发货清单中的有两处不符，应以原始发货清单中的数据为准。华兴箱包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均有何宇信或李年秀的签字，该对账单系双方对货款数额的最终确认，故货款计算应以双方认可的对账单为依据。一审依据对账单判令何宇信、李年秀支付华兴箱包公司货款155265.20元并无不当。何宇信、李年秀称其在对账单上的签名系被华兴箱包公司误导所致，却未提供足够证据推翻其签名，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何宇信、李年秀上诉请求华兴箱包公司召回约2万元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或补偿其损失2万元，该诉请属于反诉范围，因何宇信、李年秀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反诉，本院对此不予审理，其依法可以另行起诉。综上所述，何宇信、李年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58元，由上诉人何宇信、李年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爱平审判员  张才长审判员  龙 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曾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