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3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尤耀嵩，男，汉族，1944年11月5日出生，住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立，广东富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尤耀红，男，汉族，1967年4月26日出生，住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耀超，广东橘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林仕仁，男，汉族，1949年12月5日出生，住化州市****************。上诉人尤耀嵩因与被上诉人尤耀红及原审第三人林仕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2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尤耀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立，被上诉人尤耀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耀超和原审第三人林仕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尤耀嵩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982民初2846号民事判决，改判尤耀嵩与尤耀红于2008年2月10日签订《转让土地协议》无效，驳回尤耀红原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尤耀红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应追加第三人化州市******塘北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塘北经济合作社）参与诉讼而没追加，遗漏诉讼主体，程序违法。首先，涉案的土地为尤耀嵩所在的塘北经济合作社所有，属尤耀嵩家庭的承包地。其二，事因尤耀嵩与尤耀红于2008年2月10日签订《转让土地协议》，尤耀红同时又与林仕仁签订《耕地对换合约》将《转让土地协议》所涉的土地互换给林仕仁。2016年12月，林仕仁起诉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其与尤耀红的《耕地对换合约》无效一案中，经（2017）粤09民终1831号民事裁定，认为（2016）粤0982民初2455号民事判决程序违法，而撤销该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主要是因原审遗漏了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塘北经济合作社和化州市******新屋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新屋经济合作社）。所以，在后来化州法院重审期间便追加了土地所有权人（发包方）的塘北经济合作社和新屋经济合作社参加诉讼。重审期间，林仕仁撤销再起诉，亦已经（2019）粤0982民初2575号民事判决确认林仕仁与尤耀红签订的《耕地对换合约》无效。同样，由于尤耀红在2006年已不属塘北经济合作社的社员，尤耀嵩与尤耀红关于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否合法有效，完全与土地所有权人（发包方）塘北经济合作社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法属本案的第三人，原审遗漏没追加塘北经济合作社参与诉讼，显属主本不当，程序违法。二、原审混淆法律事实，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所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很明显是关于承包人进城后与发包人因收回土地、交回承包地、或鼓励承包人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而本案是尤耀嵩与作为城镇非农人口的尤耀红因2008年2月10日签订《转让土地协议》的效力和履行发生的争议，应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所规定之（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所以，原审判决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确认《转让土地协议》合法有效，理由是不成立的。2.原审既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却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和相反的判决，是完全错误的。根据上述法律、解释的规定，尤耀嵩将《转让土地协议》的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尤耀红是否合法，关键在于：尤耀红在2008年2月10日时是否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尤耀嵩作为流转土地的承包方是否经发包方塘北经济合作社同意转让；转让是否经政府登记。然而，双方2008年2月10日签订《转让土地协议》时，并不合符上述法律的规定。第一、尤耀红虽然原籍为化州市******塘北（村）经济合作社，但因2006年农转非，已丧失了塘北经济合作社的社员资格，不再享有该社的社员（农户）的权利，也不再承担该社的社员（农户）的义务，即属于该社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所以，相对于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方的尤耀嵩（承包人）而言，尤耀红并不属于尤耀嵩所在的“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至于，原审另查明关于化州市人民政府2018年6月16日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尤耀红，这只是基于上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关于在承包期限内（农转非）进城落户的尤耀红1999年1月1日取得黄泥峡的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和确权登记的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并不因尤耀红是黄泥峡的原承包人，而仍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的身份和性质。第二、《转让土地协议》的涉案土地至今没有登记给尤耀红，反而，在2018年政府确权中仍登记为尤耀嵩家庭所有。第三、双方为转让涉案土地而于2008年2月10日签订《转让土地协议》至今已长达11年，从未经塘北经济合作社同意。对此，在林仕仁诉尤耀红的（2019）粤0982民初2575号民事判决已查实认定。所以，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关于“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的情形，且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主张合同有效的一方负有举证证明合同有效的责任，尤耀红也未能提出确凿的证据证实“经发包方同意”。综上所述，本案属于尤耀嵩（承包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尤耀红）的情形，未经尤耀嵩所在的塘北经济合作社召开社员会议讨论同意，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本应确认无效且涉案土地从未交付，也就不存在判决尤耀嵩将地交还尤耀红。原审判决显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支持尤耀嵩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尤耀红辩称：一、尤耀嵩上诉认为原审应追加第三人塘北经济合作社参与诉讼而没有追加，属遗漏诉讼主体，程序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尤耀红是诉请法院确认尤耀红与尤耀嵩于2008年2月10日签订的《转让土地协议》合法有效。尤耀红与尤耀嵩是该《转让土地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因该协议享有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的当事人是尤耀红与尤耀嵩，塘北经济合作社对该转让土地协议既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义务，与该土地转让协议没有利害关系。根本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的情形。且在原审诉讼期间，尤耀红、尤耀嵩、林仕仁也没有提出或申请追加塘北经济合作社参加诉讼。故原审法院没有追加塘北经济合作社，具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合法。2、尤耀嵩以林仕仁起诉尤耀红请求确认2008年2月10日《耕地对换合约》无效一案需追加塘北经济合作社与新屋经济合作社参加诉讼，即认为本案亦必须追加塘北经济合作社参加诉讼，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尤耀红与林仕仁签订的《耕地对换合约》涉及现塘北经济合作社与新屋经济合作社的土地互换，故在该案中可追加塘北经济合作社与新屋经济合作社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本案仅属塘北经济合作社内部社员间的土地转让，根本不需追加塘北经济合作社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两案根本没有可比性。二、原审判决认定尤耀红与尤耀嵩签订的《转让土地协议》合法有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尤耀红原是塘北经济合作社的社员，2006年尤耀红虽然农转非为城镇居民，在承包期内进城落户的同时，尤耀红虽然在小城镇有房居住，但其仍在岭下塘木迳村居住，继续从事农业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对尤耀红至今仍属塘北经济合作社的承包户，享有作为塘北经济合作社社员承包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权利，并承担依法开展家庭承包经营义务的事实。由化州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16日颁发给尤耀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尤耀红一直享受作为塘北经济合作社社员享受广东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证据足以证实。据此可知，尤耀红至今未退出承包地，仍属塘北经济合作社所有土地的承包户，即尤耀红与尤耀嵩均属塘北经济合作社的承包农户，两人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合法有效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可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主体是原承包经营方，采取何种方式流转、流转期限、流转对象等的决定权在原承包经营方，而不是原发包方。塘北经济合作社作为发包方，有监督的权利的，但发包方是否同意或登记，不是土地转让合同生效的前提或必要条件，未经登记，仅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同时，2008年2月10日尤耀红与尤耀嵩签订《转让土地协议》当日，尤耀红即与林仕仁签订《耕地兑换合约》，尤耀信作为塘北经济合作社的社长，明显清楚尤耀红兑换给林仕仁的土地原承包人是尤耀嵩，尤耀信在《耕地兑换合约》上签名，足以证明尤耀信对尤耀红与尤耀嵩签订《转让土地协议》是同意的。退一万步讲，如尤耀信所称其不同意，也应当是知情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据此认定尤耀红与尤耀嵩签订的《转让土地协议》合法有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适当，程序合法，判决正确。尤耀嵩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尤耀嵩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以维护尤耀红的合法权益。原审第三人林仕仁述称：同意改判。原告尤耀红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于2008年2月10日就位于化州市平定镇岭下高郎底即亚姨涌口大石刚东边的水田（面积5分5厘，四至：东至尤耀球田边，南至尤国坚田边，西至尤国坚田边，北至尤祖荣田边）签订的《转让土地协议》合法有效；2.判令被告尤耀嵩将位于化州市平定镇岭下高郎底即亚姨涌口大石刚东边的水田（面积5分5厘，四至：东至尤耀球田边，南至尤国坚田边，西至尤国坚田边，北至尤祖荣田边）交还原告尤耀红使用；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尤耀嵩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尤耀红原是塘北经济合作社的社员，2006年农转非为城镇居民，被告尤耀嵩是塘北经济合作社的社员，第三人林仕仁是新屋经济合作社的社员。2008年2月10日，原告尤耀红与被告尤耀嵩签订《转让土地协议》，约定：尤耀嵩将其家庭承包位于高缸底即亚姨涌口大石刚东边的田一坵（面积5分5厘，东至尤耀球田边，南至尤国坚田边，西至尤国坚田边，北至尤祖荣田边）转让给尤耀红经营，转让费为23000元。此后该田永远归尤耀红所有，特立此协议，永不反悔。同日，原告与第三人林仕仁签订《耕地对换合约》，约定将涉案土地与第三人林仕仁位于灰沙陂头面坑边水田一坵（面积5分6厘）相对换。2016年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登记，被告称其与原告签订的《转让土地协议》无效，要求取回土地使用权，导致双方发生纠纷，现原告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8年2月10日签订的《转让土地协议》有效并将土地交还给原告使用。第三人林仕仁于2019年7月26日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其与原告于2008年2月10日签订的《耕地对换合约》无效。原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6日对案外人谢寿坤进行调查，谢寿坤陈述涉案的《转让土地协议》以及《耕地对换合约》上的内容均由其撰写，且其看到原告尤耀红已将转让费23000元通过现金支付给被告尤耀嵩。另查明，化州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16日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化府农地承包权[2018]第440************022J号）给原告尤耀红，该经营权证登记载明：塘北经济合作社作为发包方将黄泥峡地块（面积4.24亩）发包给原告尤耀红承包经营，承包期限从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身份证、《转让土地协议》、《耕地对换合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调查笔录及庭审笔录予以佐证。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其流转土地经营权。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以及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的规定，原告尤耀红虽然已于2006年农转非为城镇居民，但其是在承包期内进城落户的，其与被告尤耀嵩均属于塘北经济合作社的承包农户，可以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尤耀嵩辩称其与原告签订《转让土地协议》后，其至今未收到原告尤耀红的转让费，且其家人反对以及塘北经济合作社亦不同意。首先，对于被告辩称没有收到23000元的土地转让费，根据原审法院对案外人谢寿坤的调查，其陈述《转让土地协议》系由其撰写，原告在签订协议当日已将23000元的转让费通过现金支付给被告尤耀嵩；其次，被告尤耀嵩作为户主，其有权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转让，其家人反对并不影响其与原告签订《转让土地协议》的效力；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的规定，发包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的监督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如果发包方借口监督而拖延表态或者无法定理由而不同意转让的，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综上所述，《转让土地协议》系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该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原告已履行了支付转让费的义务，被告亦应履行交付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给原告的义务。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尤耀红与被告尤耀嵩于2008年2月10日签订的《转让土地协议》合法有效；二、被告尤耀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化州市平定镇岭下高朗底即亚姨涌口大石刚东边的水田（面积5分5厘，东至尤耀球田边，南至尤国坚田边，西至尤国坚田边，北至尤祖荣田边）交还给原告尤耀红经营使用。案件受理费187.5元，由被告尤耀嵩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尤耀红提交新证据：《广东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分户登记清册》复印件和两个存折首页复印件，共同拟证明：尤耀红一直享受种粮补贴，虽然不是涉案土地的种粮补贴，但尤耀红作为塘北经济合作社社员身份而享受的种粮补贴，证明尤耀红具有塘北经济合作社的社员资格。上诉人尤耀嵩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因为并不是涉案土地的种粮补贴，其仅是基于尤耀红在1984年第一轮承包时原属于塘北经济合作社的社员而取得的其他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到1999年第二轮延长承包时，延续30年的经营权所取得的权利；由于尤耀红在2006年已经转为非农户口，为城镇居民，不再是塘北经济合作社的社员，所以尤耀红原是其他土地的承包者，不等于其再是塘北经济合作社的社员及拥有该社的权利；所以不能证明是其与尤耀嵩转让土地协议合法有效的理由。原审第三人林仕仁没有发表质证意见。上诉人尤耀嵩和原审第三人林仕仁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尤耀红与尤耀嵩是堂兄弟关系。尤耀红原是塘北经济合作社的社员，2006年将户口迁移至化州市********，转为城镇居民；尤耀嵩是塘北经济合作社的社员；林仕仁是新屋经济合作社的社员。2008年2月10日，尤耀红与尤耀嵩签订《转让土地协议》，约定：“尤耀嵩将坐落于高缸底（即亚姨涌口大石刚东边的田一坵，面积为伍分伍厘，东至尤耀球田边，南至尤国坚田边，西至尤国坚田边，北至尤祖荣田边）转让给尤耀红经营，转让费为贰万叁仟元（23000元）。此后该田永远归尤耀红所有，特立此协议，永不反悔。”同日，尤耀红与林仕仁签订《耕地对换合约》，约定将涉案土地与林仕仁位于灰沙陂头面坑边水田一坵（面积5分6厘）相对换。原审庭审中，林仕仁称“我准备用来换原告土地的土地，现在谁也不用，一直丢荒。我没有拿到原告的土地。”2019年7月26日，林仕仁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其与尤耀红于2008年2月10日签订的《耕地对换合约》无效。另查明，原审庭审询问中，尤耀嵩、尤耀红与林仕仁均确认，位于高缸底的《转让土地协议》所涉的土地，目前是尤耀嵩家庭使用和控制。以上事实有双方身份证、《转让土地协议》、《耕地对换合约》及庭审笔录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和主张，结合查明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遗漏主体？2.尤耀嵩与尤耀红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本院评述如下。关于本案是否遗漏主体问题。涉案的《转让土地协议》是尤耀嵩与尤耀红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塘北经济合作社不是合同当事人，因此本案不存在遗漏主体的问题，不需追加塘北经济合作社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关于涉案《土地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一、尤耀红不具备转让土地的主体资格，也未履行转让土地的合法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的规定，尤耀红虽然原是塘北经济合作社的社员，但其于2006年将户口迁移至化州市********，转为城镇居民，不再属于塘北经济合作社的农户，因而不具备与尤耀嵩进行转让土地的主体资格。二、该协议因违法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涉案的《转让土地协议》约定的是作为城镇居民的尤耀红通过支付对价的方式取得农村居民的尤耀红所承包的土地，尤耀嵩与尤耀红签订《转让土地协议》是买卖承包地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因违法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故双方签订《转让土地协议》无效。因尤耀红和尤耀嵩在本案的一、二审中，均没有提出合同无效后要求相互返还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规定，合同无效后的权利义务，由双方另辟途径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尤耀嵩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2846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尤耀嵩与被上诉人尤耀红于2008年2月10日签订的《转让土地协议》无效；三、驳回被上诉人尤耀红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8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5元,均由被上诉人尤耀红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艳审 判 员  罗 文审 判 员  徐忠圣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董世宁速 录 员  李松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