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13行终3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明丽，女，1989年4月6日出生，壮族，现住来宾市兴宾区。 委托代理人朱宁，广西众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怡，广西众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来宾市公安局兴宾分局，住所地来宾市兴宾区城南新区盛安路1号。 法定代表人袁世坤，该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韦周练，该分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庞小钦，该分局民警。 上诉人周明丽因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桂1302行初8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23日9时许，原告周明丽在来宾市兴宾区小平阳镇老街因韦爱琼水果摊遮雨篷布上的雨水溅到对面周明丽的婶婶覃某1经营综合店门外的物品，为此周明丽与韦爱琼发生争执并互相扭打。在扭打过程中，韦爱琼的左手拇指被周明丽咬伤，周明丽也被韦爱琼用拳头捶打抓伤至脸部多处外伤，后被人隔开停止扭打。韦爱琼当日即向来宾市公安局小平阳派出所报警，公安机关当日对本案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理，并开展了调查取证、收集证据等工作。2019年4月24日，公安机关及小平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小平阳派出所组织当事人韦爱琼、周明丽调解，因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果。同日被告兴宾分局向韦爱琼、周明丽送达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韦爱琼、周明丽的行为均构成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告知对她们进行处罚，同时告知韦爱琼、周明丽可以提出陈述和申辩。2019年4月24日，兴宾分局作出来兴公行罚决字〔2019〕009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来兴公行罚决字〔2019〕009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周明丽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对韦爱琼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原告周明丽以被告来宾市公安局兴宾分局对其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由，不服兴宾分局的处罚决定，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被告兴宾分局作出的来兴公行罚决字〔2019〕009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并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被告对原告进行国家赔偿（315.94×5=1579.7元）1579.7元。 另查明,韦爱琼经来宾市兴宾区小平阳镇中心卫生院诊断：左手拇指被人咬伤；周明丽经来宾市人民医院诊断：耳鸣；下颌、颈部、双肩软组织挫伤；脑震荡等多处损伤，法医鉴定为轻微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兴宾分局具有该案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包括：一是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二是被诉处罚决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一、关于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行政机关作出影响相对人合法权利的行为，必须满足法律所确定的事实要件。一定事实要件是否存在，需要一系列的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周明丽陈述因韦爱琼水果摊遮雨篷布上的雨水溅到对面周明丽的婶婶覃某1经营综合店门外的物品，为此，其与韦爱琼发生争执，后韦爱琼用拳头先动手打她，她也还手打韦爱琼手臂两三下并咬了韦爱琼，与韦爱琼陈述因摊位篷布与周明丽发生争执扭打，周明丽咬伤其左手拇指，其也用手抓了周明丽的脸部，周明丽、韦爱琼两人陈述与证人陈述周明丽、韦爱琼因摊位篷布发生争执扭打，与医院出具的疾病证明书诊断周明丽、韦爱琼各自的伤情相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被告兴宾分局依据上述证据认定周明丽、韦爱琼的扭打行为均构成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对周明丽、韦爱琼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周明丽提出被诉处罚决定事实不清的意见，理由不当，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诉处罚决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30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的通知（公通字〔2006〕12号）第十二条规定，对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治安案件的办理期限，应当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中，被告兴宾分局于2019年2月23日对本案作为治安案件予以受理，期间进行了调查取证，收集证据等工作。本案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违反了治安管理行为，于2019年4月24日组织当事人韦爱琼、周明丽调解,因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果。同日被告兴宾分局向韦爱琼、周明丽送达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韦爱琼、周明丽的行为均构成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并对她们进行处罚，同时告知韦爱琼、周明丽可以提出陈述和申辩。2019年4月24日作出来兴公行罚决字〔2019〕009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来兴公行罚决字〔2019〕009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周明丽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对韦爱琼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并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周明丽、韦爱琼，兴宾分局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履行了告知、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因此，兴宾分局作出来兴公行罚决字〔2019〕00998号行政处罚决定，并没有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当履行的法定程序。原告周明丽提出兴宾分局行政处罚决定，超过法定期限，程序违法的意见，理由不当，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兴宾分局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周明丽提出被告兴宾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诉请撤销被告兴宾分局对其行政处罚决定的意见，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明丽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周明丽上诉称，一、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殴打韦爱琼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存在违反程序调取证据的情形，一审判决未査明排除而错误采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证人的身份情况来看。被上诉人的证人为覃某3、覃某1、覃某2和韦某。这四个证人中，覃某3是当事人韦爱琼的丈夫，覃某1是上诉人的婶婶，覃某2与韦爱琼同村，韦某是韦爱琼的侄媳。四证人中就有三人（覃某3、覃某1和韦某）与双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即存在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唯一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覃某2亦与韦爱琼同村。故，与当事人韦爱琼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作出对韦爱琼有利而对上诉人不利的证词，其证明力和可信度小于其他人的证人证言。2.从证人覃某2的证言来看。被上诉人对覃某2进行了两次询问取证，第一次为案件发生的当日即2019年2月24日，第二次为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之后，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之前的2019年4月24日21:18至22:50，两次取证时间间隔2个月之久，且第二次取证的时间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告知（2019年4月24日20:53）之后。可见，从时间上来看，第二次取证极为不正常，被上诉人对覃某2第二次取证的时间明显是违法补证。覃某2的第二次证言内容不仅与第一次证言自相矛盾，而且第二次证言内容本身也前后矛盾。从被上诉人第二次询问的内容来看，被上诉人问话明显带主观倾向性，证人覃某2的证言亦是以其主观感觉、猜测、认为而对案件情况进行的主观判断，并非对事实的真实描述，且具有不合理性，亦与上诉人提交的医院诊断证明不符。上诉人有理由认为覃某2第二次证言是被上诉人授意而为，是非法证据。此外，覃某2陈述其将上诉人抱开与其他证人的证言不符，且由于覃某2与韦爱琼是同村熟人，与上诉人并不认识，其抱开上诉人也不具有合理性。可见，覃某2陈述其抱开上诉人，且上诉人一直咬着韦爱琼的证言不应当被采信。3.从韦某的证言来看。被上诉人在对韦某调查取证时，没有依法询问证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韦某与当事人韦爱琼为同村人且是亲属关系，而在其证言中却陈述不认识当事人韦爱琼，明显是虚假陈述。而且，其证言中陈述别的什么都没有看到，就只看到了上诉人咬韦爱琼，明显具有不合理性，且与其他证人的证言不符合。4.从上诉人的医院诊断证明来看。医院诊断上诉人为“双眼钝挫伤；脑震荡；耳鸣；牙挫伤（创伤性根尖炎）；下颚、颈部、双肩部软组织挫伤”，从上诉人受伤的情况可见，韦爱琼的陈述只是将上诉人抓伤，一直被上诉人咬住不放不是事实。同时，也证明了上诉人受到严重殴打的时候，双眼看不清楚的情况下，出于本能将韦爱琼殴打上诉人嘴巴并伸进其嘴巴的手指咬住的陈述是与事实相符的。5.韦爱琼陈述上诉人抓住其一个手指放进嘴巴咬的内容明显不合常理。上诉人出于自卫本能将韦爱琼殴打上诉人嘴巴并伸进其嘴巴的手指咬住的陈述是符合客观事实且合理的。从以上5个方面可见，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殴打他人的事实，被上诉人没有对案件全面的调查，进行合法、及时、客观、全面地收集、调取证据材料，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对行政案件进行调查时，应当合法、及时、客观、全面地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并予以审查、核实”，第五十条：“需要调查的案件事实包括：（二）违法行为是否存在；（四）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第七十九条第3款：“询问前，应当了解被询问人的身份以及其与被侵害人、其他证人、违法嫌疑人之间的关系”的规定。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被上诉人在没有查明上诉人存在殴打他人事实，事实不清的情况下，确认上诉人“殴打他人”而给予上诉人行政处罚，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殴打韦爱琼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存在违反程序调取证据的情形，一审判决未查明排除而错误采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不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1款：“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规定，被上诉人在告知对上诉人进行行政处罚时，应当取证完毕，但是，被上诉人却在告知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之后，再向证人覃某2取证，属于事后补证，程序违法。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1款：“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及《公安机关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2款：“公安派出所承办的案情重大、复杂的案件，需要延长办案期限的，应当报所属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的规定，本案的立案时间为2019年2月23日，而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24日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超过三十日的办案期限。此外，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任何延长办案期限的批准文件。被上诉人在2019年4月24日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时就已经超过了三十日的办案期限。本案存在事后补证及超过办案期限的情况，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没有违反法定程序，是认定事实错误。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与韦爱琼同样为行政拘留五天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合理且违法，一审判决没有对该事实进行认定，是认定事实错误。从被上诉人对韦爱琼作出了行政拘留五天的行政处罚来看，被上诉人确认了韦爱琼殴打上诉人的事实，但是，与韦爱琼受到的伤害仅为手指咬伤相比，上诉人受到的伤害要严重得多，且经伤情鉴定已构成轻微伤，达到了刑事自诉追究韦爱琼刑事责任的程度，而被上诉人却对上诉人作出与韦爱琼同样的行政处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1款:“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九十五条：“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一）确有依法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处罚决定”的规定，是明显不合理且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且处罚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六）明显不当的”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同时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被拘留五日的经济损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1、撤销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1302行初86号行政判决书；2、确认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来兴公行罚决字〔2019〕00998号）违法，并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3、判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国家赔偿1579.7元（315.94×5=1579.7元）；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兴宾分局答辩称，一、本案的程序合法。2019年2月23日，9时许，小平阳派出所接到本案的报警后，随即赶赴现场，并进行了受案登记，且对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了调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因本案系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小平阳派出所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2019年4月24日经调解双方不达成协议后，该局于当日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之规定。在作出处罚前，将处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周明丽、韦爱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该局2019年4月24日对周明丽、韦爱琼作出处罚后，于同日向被处罚人周明丽、韦爱琼宣告了各自处罚决定书，并将各自的处罚决定书交付给被处罚人周明丽、韦爱琼，于2019年4月25日凌晨0时许将各自的处罚决定书送达了对方，并于2019年4月25日将被处罚人周明丽、韦爱琼的行政拘留处罚分别通知了各自的家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于2019年4月25日将被处罚人周明丽、韦爱琼送来宾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由此可见，该局对周明丽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上诉人在上诉状当中诉称对覃某2的第二次询问是在行政处罚告知之后进行，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取证。此种说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处罚告知，是告知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之后，处罚作出之前，仍可以对相关事实进行进一步核查。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对覃某2进行第二次询问，不属于事后补证，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另上诉人在上诉状当中诉称被上诉人超期办案。此种说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本案系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依法可以进行调解，2019年4月24日经调解双方不达成协议后，该局于当日依法作出处罚决定。依照《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治安案件的办理期限，应当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之日起开始计算，即本案没有超期办案。二、本案认定事实清楚。2019年2月23日9时许，韦爱琼与覃某1因摊位雨篷纠纷而发生争吵，接着周明丽（上诉人）加入与韦爱琼争吵后，周明丽、韦爱琼发生了打架，直至有人将扭打在一起的两人隔开后打架才停止。打架过程中，韦爱琼将周明丽脸部等部位打伤，周明丽将韦爱琼左手拇指咬伤。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周明丽、韦爱琼的陈述，及证人覃某1、覃某3、覃某2等人的证言，疾病证明书等。即本案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诉称，本案的证人当中有上诉人的婶婶覃某1，有当事人韦爱琼的丈夫覃某3，且覃某3、覃某1、韦某与双方当事人均有亲属关系，其证明力和可信度小于其他证人。此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本案系邻里纠纷引发的打架，双方及相关证人相互熟知甚至有亲戚关系是正常的，但不能据此否认知道案情的人的证人资格，也不能据此得出其证言可信度较小，且认定本案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仅仅是证人证言，也依据当事人双方所作的陈述。证人证言，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其他在案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不属于仅仅依据利害关系人的陈述作出事实认定。另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诉称覃某2的第二次询问是覃某2以其主观感觉、猜测、认为对案件进行主观判断。此种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覃某2的第二次询问与第一次询问并不存在矛盾之处，只不过第二次询问较为详细，且覃某2在双方当事人打架时在场，并有劝架、隔开双方打架的行为，其前后两次询问当中所陈述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说其以自己的猜测等方式对案件进行主观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覃某2的证言能够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其他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是足以采信的。三、本案适用法律正确。经调查，周明丽、韦爱琼均构成殴打他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周明丽、韦爱琼均处以五日的行政拘留处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上诉状当中诉称周明丽的伤情是轻微伤，达到了追究韦爱琼刑事责任的程度，却对上诉人作出与韦爱琼同样的行政处罚，是明显不合理且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此说法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人周明丽的伤势只是轻微伤，没有达到轻伤以上程度，不足以追究韦爱琼的刑事责任，韦爱琼的伤势也是轻微伤，同样不足以追究周明丽的刑事责任。依法给予周明丽、韦爱琼均处以行政拘留五日，是在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内进行的裁量，不存在处罚不适当的情形。综上所述，兴宾区人民法院（2019）桂1302行初86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维持并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按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本案上诉人周明丽与韦爱琼两人之间因民间纠纷发生打架争斗，经小平阳派出所立案进行调查，确认双方行为已经构成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纠纷双方予以各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行政处罚“过罚相当”的原则；上诉人周明丽上诉认为被上诉人在调查取证中存在程序违法，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周明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闭振鹏 审 判 员 韦柳林 审 判 员 韦霄倩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樊鳚聪 书 记 员 韦淑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