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41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30号益来国际广场39层。负责人：海世伟，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真明，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某，女，1986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某，男，200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城市。法定代理人:代某，系被上诉人廖某之母。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沐阳远大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沭阳县悦来镇越来街。法定代表人：薛志香，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安邦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代某、廖某、沐阳远大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2019)鄂0684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邦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真明、被上诉人代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远大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邦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撤销2018年3月6日上诉人安邦保险公司与被上诉人签署的《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判令被上诉人代某、廖某返还上诉人的保险理赔款41392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13927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8年3月16日开始计算至返还之日止）；3.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涉及的廖进耀的死亡损害赔偿纠纷，不论是交通事故责任赔偿还是医疗损害责任赔偿，均属于侵权责任纠纷，应当遵循《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本案上诉人的理赔显失公平，被上诉人也认可显失公平。廖进耀的死亡属多因形成，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余30%的赔偿责任由交通事故责任方承担，而死者廖进耀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被保险人负次要责任，本案上诉人理赔至被上诉人代某账户的款项大大超过上诉人应当赔偿数额，显失公平。二、本案中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导致损失数额的错误计算和赔付。2018年1月2日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被上诉人代某、廖某起诉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损失责任纠纷案件，代某显然知晓造成廖进耀死亡医疗过错情况或者说有重大怀疑，不排除已咨询过相关鉴定机构。但在2018年3月6日与上诉人签订《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时，代某、廖某故意隐瞒已进行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起诉的重大情况，致使上诉人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三、一审法院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没有约定上诉人的权利义务，被上诉人代某、廖某不存在欺诈行为错误。《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记载了甲方（被保险方）：远大公司、乙方（代某）对于赔偿金额以及赔偿比例的情况，丙方（安邦保险公司）员工也在协议上签字，之后安邦保险公司根据约定在2018年3月16日向受害方就行了赔付，这种赔付符合《保险法》对六十五条的规定，但这种赔付是在受到欺骗情况下进行的显失公平的赔付。被上诉人代某、廖某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安邦保险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代某、远大公司三方在签订《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时，协议内容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任何胁迫、欺诈、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的情形，该协议是在上诉人的主持下，约定代某和远大公司之间的责任承担比例，上诉人在该协议中没有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至今为止，远大公司对该协议的内容没有任何异议，且该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二、被上诉人代某、廖某因交通事故侵权取得的赔偿和因医疗事故侵权取得的赔偿，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和重合。1.代某、廖某是根据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取得赔偿，案由和请求权基础不同。2.不管医疗事故是否成立，安邦保险公司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必定要承担赔偿责任。3.代某、廖某取得交通事故赔偿是弥补交通事故所受损失，取得医疗事故的赔偿是弥补医疗侵权损失，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三、上诉人安邦保险公司要求撤销2018年3月6日的《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的理由不成立。1.上诉人是一家专业的保险公司，交通事故发生后，该公司有专业的人员对该事故进行审查甄别，调解过程中，上诉人也知道被上诉人代某、廖某于2018年1月2日，就医疗损害赔偿在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起诉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并配合将部分原件退还给代某、廖某用于诉讼之用，不存在被上诉人故意隐瞒一说。2.代某、廖某知道医疗事故成立的时间是2018年8月2日，而《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在2018年3月6日，因此，不存在代某、廖某主观上故意欺诈、隐瞒上诉人的事实。四、上诉人提起的撤销权之诉已过一年的除斥期间。远大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时间、地点、责任划分等无异议。二、答辩人对原审判决无异议。三、涉案车辆（苏Ｎ×××××）系马绪超购买的车辆挂靠于我公司经营，许彦飞系马绪超个人雇佣的驾驶员。挂靠的原因系该车按揭贷款之需要。车辆实际运营主体系马绪超，我公司对该车辆无任何实际运营和控制之行为，该车辆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皆应由马绪超自行承担；马绪超和我公司签订了书面挂靠合同，对车辆挂靠经营期间的法律风险进行了明确约定，我公司对车辆运营期间的法律风险不承担责任。此次保险理赔款也是赔偿到实际车主驾驶员名下。故此次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我公司不承担。安邦保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2018年3月6日签署的《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二、代某、廖某返还保险理赔款41392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13927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8年3月16日计算到返还之日）；三、诉讼费用由代某、廖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代某与廖进耀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一子，即廖某。2017年10月29日凌晨4时31分许，廖进耀驾驶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沿兴奔路由南向北行驶时遇前方停于道路右侧的许彦飞驾驶的苏Ｎ×××××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苏Ｎ×××××车，电动自行车前部与重型厢式货车左后部相撞，致廖进耀连人带车倒地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廖进耀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许彦飞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2017年11月10日凌晨2时32分，廖进耀在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治疗无效死亡。2018年3月5日，代某发函安邦保险公司，就2017年10月25日发生的报案号为9045303202017001210的保险事故，同意安邦保险公司将本次事故中的413927(元)损失赔款直接支付到代某的银行账户。2018年3月6日，在安邦保险公司的主持下达成人身损害赔偿协议，协议第一条是人伤损失核定为932319元，第二条为赔偿金额，其中第一款为交通事故责任比例，廖某、代某承担60％，第三人远大公司承担40％。第二款为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安邦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金额为／元(大写／)，(理算公式:／)。第三款为安邦保险公司依照远大公司、廖某、代某双方愿意，仅就廖某、代某人伤损失向远大公司支付赔偿款／元(大写／)，向廖某、代某支付赔款／元(大写／)。备注:未确定部分用“／”划除不留空格。本协议为各方当事人真实愿意表示，不存在任何胁迫、欺诈、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情形，各方完全认可人伤调解项目／金额的合理性、准确性以及本协议的法律效力，履行赔偿后不得就本次事故造成的相同损失再主张赔付。各方按照协议书约定履行自己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2018年3月16日，安邦保险公司分89000元、324927元两笔，共计413927元，通过银行支付到代某的银行账户中。安邦保险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1月2日，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受理廖某、代某起诉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审理中，安邦保险公司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请求廖某、代某返还该公司支付的赔偿款261048.72元。2018年8月2日，镇江医学会根据廖某、代某的申请及法院委托出具医疗损害鉴定，鉴定意见为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过错与廖进耀的死亡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主要因素，建议医方承担主要责任。2018年12月5日，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作出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赔偿廖某、代某的各项损失751442元及驳回廖某、代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和安邦保险公司的请求的民事判决。安邦保险公司不服上诉，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2019)苏04民终658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之诉。合同效力是指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拘束力。根据合同是否具备相关法律要件的区别，可以分为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以及效力待定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欺诈是指以使人发生错误认识为目的的故意行为。安邦保险公司以廖某、代某故意隐瞒医疗事故，属于欺诈行为为由，请求撤销其与廖某、代某及远大公司签订的人身损害赔偿协议。该协议是否符合可撤销合同的构成要件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从主观上看，2018年1月2日，虽然廖某、代某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起诉了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但是，廖某、代某在2018年3月6日达成人身损害赔偿协议时，并不知道廖进耀的死亡与医院过错之间是否具有一定因果关系。2018年8月2日，镇江医学会才作出廖进耀的死亡与医院过错之间是否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鉴定，也就不存在廖某、代某故意隐瞒医疗事故，更不属于欺诈行为。从客观上看，安邦保险公司是一家专业的保险公司，对每一起理赔案件都有各种专业人员从事审查鉴别。该协议是在安邦保险公司的员工主持下，由廖某、代某与第三人远大公司达成的协议，约定的是廖某、代某的损失明细及金额，以及他们双方之间各自应该承担损失的比例，没有约定安邦保险公司的权利或义务，廖某、代某的行为亦构不成欺诈行为。综上，安邦保险公司请求撤销人身损害赔偿协议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55元，保全费3020元，共计6775元，由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上诉人安邦保险公司以被上诉人廖某、代某故意隐瞒医疗事故，属于欺诈行为为由，请求撤销其于2018年3月6日与廖某、代某及远大公司签订的人身损害赔偿协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2018年3月6日签订人身损害赔偿协议时，被上诉人廖某、代某是否存在欺诈，上诉人安邦保险公司请求撤销2018年3月6日的人身损害赔偿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虽然2018年1月2日，被上诉人廖某、代某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起诉了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但到2018年8月2日，镇江医学会才作出廖进耀的死亡与医院过错之间是否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鉴定，在2018年3月6日签订人身损害赔偿协议时，被上诉人廖某、代某，并不知道廖进耀的死亡与医院过错之间是否具有一定因果关系，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故不存在廖某、代某故意隐瞒医疗事故，进行欺诈的情形。此外，上诉人安邦保险公司是一家专业的保险公司，对每一起理赔案件都有专业人员进行审查鉴别。该协议是在安邦保险公司的主持下，在审查事故相关情况后，由安邦保险公司与廖某、代某及第三人远大公司自愿达成的，约定的是廖某、代某的损失明细及金额，以及廖某、代某与远大公司各自应该承担责任的比例。综上，上诉人安邦保险公司主张廖某、代某存在欺诈行为，请求撤销2018年3月6日签订的人身损害赔偿协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安邦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55元，由上诉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波审判员  刘茂强审判员  余以祥二０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杨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