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2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建山，男，198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枣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路路，衡水市桃城区众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彬，男，196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玲玲，河北中衡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军，衡水市桃城区衡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亚琴，女，1973年4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住所地：衡水市开发区杜团马新村8号楼3单元202室。 法定代表人：曹同月，该公司经理。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玲玲，河北中衡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军，衡水市桃城区衡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韩建山、刘彬因与被上诉人徐亚琴、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荣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8）冀1102民初5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建山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路路，上诉人刘彬、被上诉人徐亚琴、被上诉人欣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玲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建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8）冀1102民初5045号民事判决，改判为刘彬、徐亚琴共同承担赔偿韩建山损失20万元，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对刘彬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彬、徐亚琴、欣荣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本案合同解除原因在于刘彬在明知涉案大棚和看护房被政府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列为强制拆除范围内，仍将大棚和看护房租赁给韩建山，造成韩建山为修缮看护房及大棚花费2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韩建山的该项损失应由刘彬予以赔偿。第二，欣荣公司收到政府职能部门的处罚决定书后，仍放任自己的股东刘彬将被列为强制拆除范围内的大棚、看护房租赁给韩建山，造成韩建山损失，欣荣公司对此具有重大过错，应对刘彬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徐亚琴系刘彬之妻，刘彬收取了韩建山的租金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徐亚琴对于退还韩建山租金及赔偿损失应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韩建山的上诉请求，刘彬辩称，第一，本案承包合同应继续履行。第二，案涉土地来源合法，案涉的项目也经有关部门依法备案。第三，在将土地转包给韩建山的过程中，刘彬没有任何过错。第四，韩建山违反合同约定，自行对大棚房装饰装修所产生的费用应自行承担。第五，徐亚琴不是合同当事人，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针对韩建山的上诉请求，徐亚琴答辩意见同刘彬答辩意见。 针对韩建山的上诉请求，欣荣公司辩称，欣荣公司没有收到韩建山的承包费用，不应承担责任。其他的同刘彬的答辩意见。 刘彬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冀1102民初50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韩建山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韩建山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认定涉案合同标的物和法律性质有误。刘彬与韩建山及欣荣公司签订的20171016号《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大棚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是土地承包合同而非租赁合同。该《承包合同》的标的物是以农业种植土地为主体，温室大棚及管户房只是为农业种植服务的地上附属设施。案涉合同通篇使用的法律用语是“承包”、“转包”二字，更加明确订立依据是《土地承包法》，合同各方应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并非“租赁关系”。第二，涉案合同签订时刘彬不存在过错，合同履行时刘彬并非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不应为本案的被告。（1）涉案合同虽是三方签署，但属于合同的概括转让，而且是全部转让，签订完成后，刘彬便退出承包关系，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变更为欣荣公司与韩建山。（2）案涉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韩建山违反合同约定在涉案土地上进行非农建设，对农用设施变性，改变承包土地的用途，导致大棚及管护设施被行政机关强制拆除。对此后果，韩建山本人存在严重过错。（3）行政机关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直接认定涉案管护房自始就是违法建筑。事实上，是由于众多承包户的违约对管护房和温室大棚的加建改造行为，才引起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韩建山对其管护房的装修装饰和对温室大棚的改建行为，无疑属于政府的重点处罚对象。虽然行政处罚在前（2017年10月），但因国家政策变更和执法深度不定等原因，政府一直未予实施；也正因为韩建山等人继续实施使土地性质发生改变的一系列行为，才导致政府痛下决心，终于2018年6月实施强行拆除。第三，韩建山签订涉案承包合同的目的仍能够实现，不符合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涉案承包合同为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标的物主要是大棚下的土地，其用途是农业种植，而今被拆除的对象是辅助大棚种植的违规建筑物和构造物，拆除后根本不会影响农业种植合同目的，承包人仍可以在清除与大棚种植无关的附属设施后，继续使用该宗土地进行大棚种植，所以韩建山的合同目的仍然可以实现，故不存在导致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 针对刘彬的上诉请求，韩建山辩称，应驳回刘彬上诉请求，维持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作出的（2018）冀1102民初504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同标的物和法律性质正确无误，应予以维持。涉案合同虽然名称为“承包合同”，但实质就是租赁合同。一个合同到底是什么性质不是取决于它的名称，而是取决于实际权利义务约定，即合同的实质内容决定了它的性质，合同内容上都是在约定租赁关系的权利义务，实质上为租赁合同。涉案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刘彬将看护房、大棚等物品交由韩建山使用，韩建山支付刘彬使用费用，韩建山对该费用的支付是对大棚及看护房本身的存在价值而支付使用费用，并非是对经营模式作出使用约定。因此，一审法院综合认定涉案合同约定使用物品名称、使用时间、支付费用等事项约定，涉案合同实质为租赁合同，一审法院并无认定错误。第二，刘彬为涉案合同当事人，应为本案适格被告。涉案合同第七条约定，刘彬转包给韩建山3排11号大棚共计32万元，丁桂荣、丁永贺将32万元转给刘彬，这说明韩建山与刘彬之间存有租赁合同关系。一审中韩建山提交的证据二，丁桂荣、丁勇的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显示涉案合同约定的使用费用32万元韩建山已经转到刘彬账户内，这足以认定刘彬与韩建山之间存有租赁合同关系。涉案合同不能履行，韩建山要求解除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刘彬作为出租方，作为本案被告并无任何错误。欣荣公司根据涉案合同中的约定内容显示，欣荣公司与韩建山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自然不能作为韩建山解除合同的主体及解除合同后履行义务的主体。刘彬作为韩建山租赁合同的出租方，收取了涉案合同约定的使用费用32万元，因刘彬的恶意行为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合同解除后刘彬理所当然应将已收取韩建山的租赁费用32万元依法退回。韩建山没有违反合同约定在涉案的土地上进行非农建设。涉案合同中的大棚和看护房被行政机关依法拆除的原因是在刘彬出租给韩建山涉案大棚及土地前就被认定为违章建筑、非法占地被行政机关列为强制拆除范围，这在韩建山一审提交的证据三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能够显示，涉案中的大棚及看护房已在刘彬与韩建山签订合同前就被国土部门作为违章建筑物及强拆范围，因此，涉案大棚及看护房被行政机关拆除与韩建山无关。刘彬陈述由于众多承包户的违约对管护房和温室大棚的加建改造行为，才引起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该陈述与本案没有关系，而且对于该陈述，刘彬没有证据证明。至于本案涉案大棚及看护房被强制拆除是否因国家政策变更和执法深度不定等原因，政府一直未予以实施所引起也不属于本案民事审理范畴。至于刘彬陈述韩建山等人继续实施土地性质发生改变的一系列行为，才导致政府于2018年6月实施强行拆除，无证据证明。而且，政府强制拆除早于涉案合同签订时就已经下发行政通知。因此，刘彬对此上诉理由无证据证实。第三，涉案合同的目的确已不能实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通过政府国土部门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内容显示，涉案使用的土地被行政机关决定为违法用地并要求强制拆除，要求将涉案土地归还西团马村委会。韩建山不能使用合同约定的大棚及看护房，其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故韩建山要求解除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 针对刘彬的上诉请求，徐亚琴辩称，徐亚琴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对于该份合同的签订、履行毫不知情，一审判决徐亚琴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 针对刘彬的上诉请求，欣荣公司辩称，第一，本案案涉合同应继续履行，韩建山请求解除合同于法无据。1、本案应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而非“租赁合同纠纷”，案涉合同明确记载是依据《土地承包法》而签订的承包合同。2、案涉合同可继续履行，韩建山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依据。韩建山所承包的地块、大棚现在处于正常承包状态，适于农业种植，不妨碍实现合同目的；园区的公共设施（包括道路、库房、水电等）均正常，能为园区承包户提供有效的服务，案涉合同的继续履行不存在任何事实障碍和法律障碍。3、案涉项目合法合规案涉项目土地来源合法，受法律保护。2013年10月20日，欣荣公司与西团马村委会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承包该村300亩土地，承包期20年。案涉合同交易，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流转，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保护。案涉项目已经通过政府审查并合法备案，合法性不容置疑。2014年8月13日，衡水市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下发《关于〈衡水欣荣生态园有限公司衡水欣荣生态园建设项目〉备案的审查意见》（衡开经字【2014】89号），认为案涉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并符合省市区有关规划；不属于政府核准、审批项目……经研究，同意备案。”可见，案涉项目从立项之初就处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阳光运作。第二，欣荣公司未收取韩建山的承包费，只是见证人，且无任何过错，因此欣荣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三，韩建山对看护房进行装饰装修的行为不合法，也不符合合同约定，韩建山要求返还承包费、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根据。1、案涉合同第三条第2款约定“乙方在大棚内必须进行合法种植和经营，不得改变农业用地性质……乙方无故单方面终止合同和违反合同约定甲方不予退款和赔偿。”看护房本身是为农业种植服务，并非长期稳定的居住生活场所，韩建山对看护房的装饰装修的行为不符合有关土地管理的法规，同时也违反了案涉合同“不得改变农业用地性质”的约定。综上，案涉合同不存在无法履行的问题，韩建山应该恪守诚信，继续履行合同，而不应该解除合同。因此韩建山要求返还承包费，既无合同根据，也无法律依据。 韩建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韩建山与刘彬、欣荣公司签订的《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大棚承包合同》无效，如认定该份合同有效，则要求解除该份合同；2.判令刘彬、徐亚琴共同退还韩建山承包费用320000元；3.判令刘彬、徐亚琴赔偿韩建山损失200000元；4.判令欣荣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彬、欣荣公司、徐亚琴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3日刘彬与欣荣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0311的《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大棚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欣荣公司将位于衡水市管护房承包给刘彬使用，承包期限为2014年11月13日至2033年10月1日，管户房为砖混结构、轻钢房顶，室内毛坯及地暖，大棚为镀锌圆钢管骨架结构。2017年9月28日，衡水市国土资源局向欣荣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各一份，告知书显示欣荣公司未办理相关用地手续，于2014年10月擅自占用人民路南侧约500米、西外环西侧约100米集体土地建设宿舍及储物间，占地面积8.41亩，该地块已建成1层砖混平方103栋，建筑面积5604.35平方米。欣荣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拟对欣荣公司作出行政处罚。2017年10月12日，衡水市国土资源局向欣荣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决定对欣荣公司作出处罚，处罚措施中包含限其在15日内拆除非法占用土地8.41亩（5604.35平方米）上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5604.35平方米，并恢复地貌。2017年10月16日，韩建山与刘彬、欣荣公司共同签订转字20171016号《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大棚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于刘彬各种原因无法继续承包案涉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3排11号温室大棚及管护房，经协商转让给韩建山，欣荣公司作为见证，转包价格为320000元价款支付给了刘彬。在韩建山经营期间，衡水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于2018年4月12日向欣荣公司送达《催告通知书》一份，催告欣荣公司自觉履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后衡水市国土资源局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冀1102执155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衡水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强制执行，由衡水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衡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关部门于2018年6月16日在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张贴通告，称因案涉建筑没有合法手续，为违法建筑，将于2018年6月23日对该违建进行集中拆除，要求相关人员在2018年6月20日前将该处建筑物内物品自行清理。 一审法院认为，韩建山与刘彬、欣荣公司签订的《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大棚承包合同》约定了标的物的坐落、状态、期限以及转包价款等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依法成立。该份合同系当事人约定将刘彬与欣荣公司租赁的案涉标的物（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3排11号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租给韩建山使用，案涉合同名为“承包”实为租赁。韩建山的租赁期限为2017年10月16日起至2033年10月1日止。刘彬的转租行为已取得了欣荣公司的同意，案涉《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大棚承包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韩建山已通过丁桂荣、丁勇贺将合同价款320000元给付刘彬，履行了租金给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由其他违法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现案涉标的物因系非法占地被强制拆除，韩建山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韩建山要求解除案涉《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大棚承包合同》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刘彬及欣荣公司主张案涉标的物被强制拆除的原因系韩建山的私搭乱建行为但未提供相应证据，相反，韩建山在租赁案涉标的物之前，衡水市国土资源局向欣荣公司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认定欣荣公司构成非法占用土地，故对于刘彬、欣荣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自2017年10月16日至2018年6月16日（拆除违建的通告发布之日），韩建山的租赁时间为244日，按照日租金54.89元[320000元÷5830天（2017年10月16日至2033年10月1日）]计算租金共计13393.16元，现涉案租赁物不能继续使用，故刘彬应当将剩余租金306606.84元返还给韩建山。韩建山主张对方应当赔偿其因维护、装修案涉3排11号温室大棚及管护房产生的费用200000元，并提供其与衡水嘉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但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该份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且案涉租赁物已经被拆除，无法通过现场勘验的方式证明其已经实际进行装饰装修，故韩建山对该项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因徐亚琴非缔约合同当事人，韩建山亦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案涉债务用于徐亚琴及刘彬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且徐亚琴亦未进行事后追认，故对于韩建山要求徐亚琴与刘彬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当事人合同约定，欣荣公司仅为见证人，韩建山亦未将案涉租赁费用交付欣荣公司，故对于韩建山要求欣荣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韩建山于2017年10月16日与刘彬、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签订的转字20171016号《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大棚承包合同》。二、刘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韩建山剩余租赁费306606.84元。三、驳回韩建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500元、保全费2520元，由被告刘彬负担5020元，原告韩建山负担2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韩建山与刘彬、欣荣公司签订的《衡水欣荣农业生态园大棚承包合同》性质问题。合同性质的确定并不是依据合同的名称，而应以合同的具体条款来认定。案涉合同第三条两方责任中约定“1.甲方完成管护房及大棚建造并交付使用。交付标准为符合种植标准的温室大棚，水电入户。管护房：砖混结构、轻钢房顶，室内毛坯及地暖。大棚：镀锌圆钢管骨架结构。2.乙方享有承包期内该大棚及管护房的使用权。如乙方将承包的温室大棚及其他地上物进行转租或转让须通知甲方，甲方同意后协助乙方办理相关手续。乙方擅自转租或转让无效。乙方在大棚内必须进行合法种植和经营，不得改变农业用地性质”，从这些约定看，该合同并非单纯的承包农村土地搞农业生产，而是将大棚、看护房及水电暖的配套设施是否齐全，一并作为是否租用的考量范围，进行休闲农业种植。故一审认定案涉合同性质为租赁合同，亦无不当。 关于刘彬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问题。根据案涉合同第七条约定，欣荣公司仅是作为合同签订的见证人，其未接收韩建山给付的转让价款，亦未与韩建山另行签订合同。而刘彬作为合同的当事人，已按约定将案涉租赁物转租给韩建山，且认可已经收到合同全部价款32万元，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刘彬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 关于案涉合同应否解除问题。一审法院依韩建山申请，调取了（2018）冀1102执1551号卷宗中衡水市国土资源局对案涉土地所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相关材料，刘彬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在韩建山签订案涉合同之前，衡水市国土资源局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内容显示因欣荣公司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故决定由欣荣公司将案涉土地退还给西团马村村委会，并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地貌等处罚措施。显然，刘彬及欣荣公司关于案涉标的物系因韩建山私搭乱建导致拆除的主张不能成立。现案涉标的物已经因非法占地被强制拆除，韩建山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一审判令解除案涉合同，由刘彬返还剩余租金306606.84元，并无不当。 关于韩建山称刘彬在明知案涉大棚和看护房被政府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列为强制拆除范围的情况下，仍租赁给韩建山，造成韩建山为修缮看护房及大棚花费20万元，该项损失应由刘彬赔偿问题。首先，韩建山未能证实刘彬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已知晓该处罚决定；其次，韩建山未能证实其对标的物进行修缮系经刘彬同意，且双方合同中亦无相关约定；再次，韩建山所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损失数额，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债务应否认定为刘彬与徐亚琴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韩建山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债务用于刘彬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夫妻双方有共同偿债的意思表示。因案涉合同系刘彬个人与韩建山签订，徐亚琴并未参与其中，该笔款项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韩建山未能证明刘彬收取合同价款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韩建山主张徐亚琴对案涉租金返还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欣荣公司应否对刘彬返还租金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因欣荣公司并不是案涉合同的主体，韩建山亦未将租金交付给欣荣公司，故韩建山要求欣荣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韩建山、刘彬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66元，由上诉人刘彬负担4433元，由上诉人韩建山负担443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天杲 审判员  关信娜 审判员  朱一麟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