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2民初2649号原告：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XXX号主楼12楼。法定代表人：徐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史雪珍，上海金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金贇，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XXX号。法定代表人：濮韶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黄巍，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陆利锋，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5月16日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由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沪0109民初13516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9年11月2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并于2020年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史雪珍、金贇，被告委托代理人黄巍、陆利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于2013年12月起委托原告为进口澳优牛奶产品提供进口代理与包装置换服务。双方签订了《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及《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仓库包装置换服务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承诺一年委托原告处理的集装箱数量不会少于816个，如果没有达到此数量，被告仍应按照816个箱子的数量向原告支付差额部分费用。协议签署后，被告于2014年7月2日实际委托原告为第一批集装箱货物提供进口代理和包装置换服务。自2014年7月2日至2015年7月1日，被告实际委托箱量仅为579个，少于保底箱量。原告为此曾于2017年8月起诉至上海海事法院，并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向原告支付人民币70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以解决上述纠纷。然而，在双方合同履行的下个年度，被告委托的箱量仅为100余个，给原告造成更大的损失。原告认为，原告为履行双方协议，专门租赁了与合同预定业务量相当的仓库，购买专门运作设备以及培训员工，这一切是基于双方预定的保底箱量，也正因为这一保底箱量，原告给予被告一定程度的费用折让。被告在第二个合同年度内委托箱量大大低于合同约定的保底箱量，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保底的进口代理服务费和包装置换服务费共计XXXXXXX元(按照保底箱量差额716个集装箱计算)。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支付保底的进口代理服务费和包装置换服务费共计XXXXXXX元(按照保底箱量差额500个集装箱计算)。被告辩称：对双方存在涉案进口代理及包装置换服务协议并无异议。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期限应自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原告已经就2014年7月2日至2015年7月1日这一年度被告委托箱量不足保底箱量这一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已经解决该纠纷。自2015年7月2日至2016年3月31日合同终止，原告实际履行合同的期间不足9个月，更不足一个自然年度。原告无权援引合同中一个年度保底816箱量的条款来主张被告支付差额的费用。在2016年3月31日后，双方另行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这两份协议从其约定背景和具体条款内容来说，都与原合同有本质上的变更，两份补充协议是针对特定的集装箱货物而签订的协议，并非原合同的延续。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1、《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仓库包装置换服务协议》以及双方随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以证明双方就涉案货物的进口代理及包装置换签订协议，约定了进口代理费用以及包装置换费用的计算标准以及保底的委托箱量为816个。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根据该协议，保底箱量应当按年计算，而2015年7月2日至合同到期日2016年3月31日，不足一个年度，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按照保底箱量支付费用。本院认为，双方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该组证据显示了双方签订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事实情况，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内容均予以认定。2、进口集装箱货物提货单、提单、装箱单一组，以证明在2015年7月2日以后被告委托的箱量仅为100个。被告对该组证据并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及证明内容予以认定。3、2016年1月28日被告工作人员发送给原告方的一封电子邮件，以证明被告工作人员曾发送电子邮件给原告称，双方合同于2015年年底到期，合作关系不再继续。被告对该邮件真实性不持异议，并认为根据该邮件，被告已经通知解除了双方的合同，涉案合同应于2016年1月28日即结束。本院认为，双方对邮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至于该邮件的效力问题，将在下文中阐述。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如下：1、《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及置换协议补充协议》两份，以证明双方分别于2016年3月17日和2016年6月7日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分别就40个集装箱货物和85个集装箱货物签订补充协议，协议就费用标准进行了重新约定，并约定完成相应货物代理和置换事项并结算完毕后，该补充协议自动解除。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份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补充和延续，即便将两份补充协议的箱量计算进去，也不足约定的保底箱量。本院认为，双方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内容均予以认定。2、(2017)沪72民初2430号案起诉状及民事调解书，以证明原告曾就2014年7月2日至2015年7月1日期间被告委托箱量不足保底箱量的纠纷起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由被告向原告支付700000元解决了上述纠纷。原告所主张的2015年7月2日至合同到期之日2016年3月31日的箱量不足保底数的问题，因为该时段不足一年，故原告的诉请并无合同依据。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在每一个年度委托箱量均不足保底数，每个年度均应按照保底数支付费用。本院认为，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并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内容均予以认定。本院查明：原、被告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仓库包装置换服务协议》，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为进口的澳优牛奶产品提供进口代理与包装置换服务。两份协议约定，被告进口箱量一年不得超过820*40GP，超出部分原告按照比例收取超出部分服务费用，不足816*40GP原告可以依然按照此数量收取代理服务费和包装置换费用，并约定代理服务费为每个集装箱3415.84元，包装置换费为每个集装箱6210.45元。协议均约定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按照该协议各项原则订立的附件，均为该协议的组成部分，与该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协议生效后，协议一方有权终止协议，但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另一方。该协议到期前双方若无终止要求，协议有效期将自动顺延一年。在签订上述两份协议后，2014年7月左右，双方签署了《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和《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仓库包装置换服务协议补充》，在原协议基础上调整了计费方式，进口代理服务费调整为每个集装箱4055.84元，包装置换服务费调整为每个集装箱8036元。上述两份协议到期后，双方并未表示终止协议，协议自动顺延，双方仍按照上述两份协议及补充协议继续履行。2016年1月28日，被告工作人员曾发送电子邮件给原告方，称双方进口代理和包装置换协议于2015年底到期，双方合作不再继续，并要求原告进行费用结算和确认剩余货物翻箱的时间节点。其后，双方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于2016年3月17日和2016年6月7日，又续签了两份《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及置换协议补充协议》(《关于原合同短期延续补充协议》及《关于原合同短期延续补充协议二》)，写明双方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并依据双方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的《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仓库包装置换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原合同)，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补充协议，约定由原告为被告处理后期进口的40个集装箱和85个集装箱的澳优产品的进口代理与包装置换工作。并约定价格与相关特殊问题的价格按照新报价为结算依据。第一份补充协议有效期为：自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之日起至外经贸公司完成40个集装箱的量，外经贸公司在完成40个集装箱的代理服务并且与光明公司结算完成后，此补充协议自动解除。第二份补充协议有效期为：自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之日起至外经贸公司完成85个集装箱的量，外经贸公司在完成85个集装箱的代理服务并且与光明公司结算完成后，此补充协议自动解除。两份补充协议均约定，除本补充协议对原合同相关条款的变更外，原合同其他条款仍然有效。签订上述两份补充协议后，光明公司实际委托外经贸公司代为处理9份提单下89个集装箱澳优产品的进口代理与包装置换。其中前40个集装箱是第一份补充协议项下，余下49个集装箱是第二份补充协议项下。实际到港时间为2016年3月14日到港10箱，4月24日到港10箱，5月22日到港10箱，5月30日到港9箱，6月19日到港10箱，6月26日到港10箱，7月24日到港20箱，9月11日到港5箱，10月23日到港5箱。2017年8月，原告曾就2014年至2015年度原告实际操作的集装箱量与被告承诺的保底箱量之间的差额纠纷诉至本院，原告主张自2014年7月2日至2015年7月1日，原告实际操作箱量为579个，比原定的816个集装箱少了237个，要求被告按此支付差额费用。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就两案于2018年1月31日达成调解协议，本院据此作出(2017)沪72民初2430号和243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700000元。2018年9月，被告以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将原告诉至本院，主张原告在履行前述2016年3月17日和2016年6月7日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过程中，由于迟延履行包装置换服务，导致被告大量牛奶货物过期造成货物损失，要求解除两份补充协议，并赔偿货物损失，原告在该案中提出反诉。2019年12月24日，我院对该案作出(2018)沪72民初字第4207号一审判决，确认双方2016年3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自动解除，双方签订的第二份补充协议于2018年10月12日解除。并判决原告向被告赔偿货物损失XXXXXXX.55元及利息，赔偿公估费、仓储费等费用309378元；被告向原告支付爆仓移库、仓储费230186.68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一致确认在2015年7月2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被告实际委托原告从事了100个集装箱货物的进口代理及包装置换服务。双方确认，如认定被告违约，应按照每个集装箱代理费4055.84元，包装置换服务费8036元来计算应补足的费用。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履行进口货物代理服务和包装置换服务合同而引起的纠纷，属于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光明公司与外经贸公司签订了《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仓库包装置换服务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合同的存续期间；二、原告是否有权依据合同主张保底箱量的相关费用。一、涉案合同的存续期间涉案合同于2013年底签订，根据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4月1日起，故涉案合同起始时间应为2014年4月1日。合同有效期原为一年，但另约定到期前如双方无终止要求，合同自动顺延一年。2015年3月31日后双方均未提出终止并继续履行该合同，合同应自动顺延一年至2016年3月31日。2016年1月28日，被告员工曾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称，双方合同于2015年底到期，合作关系不再继续。该邮件并非正式的要求终止协议的函件，其中对涉案合同的到期时间表述并不准确，也没有对该邮件送达之日合同即告解除的意思表示，同时结合双方后续签订原合同短期延续补充协议等事实，本院认定该邮件不具有终止双方协议的意思和法律效力，双方合同并未提前解除，其自然到期时间应为2016年3月31日。2016年3月17日，在涉案合同到期之前，双方签订名为《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及置换协议补充协议》(《关于原合同短期延续补充协议》)，在2016年6月7日,又签订《关于原合同短期延续补充协议二》)。上述补充协议均写明依据双方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的《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仓库包装置换服务协议》达成该补充协议。无论从补充协议的名称还是内容上看，均为双方原合同的短期延续。从双方对补充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最晚一批实际到港的货物到港时间为2016年10月23日，在此之后没有新到港的货物，但包装置换和提货的行为仍在持续，双方一直到2017年仍未完成合同中的包装置换业务和费用结算工作。二、原告是否有权依据合同主张保底箱量的相关费用被告的主要抗辩主张是认为涉案合同2015年7月1日之前关于保底箱量的纠纷已经经过调解解决，而2015年7月2日之后合同履行未满一个年度，故原告无权依据合同而主张每年816个集装箱的保底箱量费用。本院认为，关于原告是否有权主张保底箱量，应结合整个合同的履行期限和履行情况来看待。如前所述，涉案合同自2014年4月1日起生效，至2016年3月31日到期，即便不考虑双方在到期之前签订并履行的原合同短期延续协议，涉案合同存续期间也达两个整年，足以触发合同中关于保底箱量的条款约定。按照合同，被告应当在两年中给予原告操作不少于1632个集装箱的业务量，否则原告有权主张被告按照上述箱量支付费用，原告主张在这两年中实际操作的集装箱量为689个(其中2015年7月1日前579个，2015年7月2日之后110个)，对此数量被告也未提出质疑，可见被告两年中所委托的业务量远远不足合同约定的保底箱量。原告曾在2017年主张上述权利，并就2015年7月1日前保底箱量不足的纠纷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获赔70万元。但2015年7月2日之后合同仍在持续，甚至在原告于2017年7月提起前述诉讼的时候，双方业务也尚未结算了结。双方达成前述调解协议，并不意味着双方就涉案合同保底箱量问题的纠纷已经彻底解决，不影响原告就后续合同履行过程中保底箱量不足的问题继续主张权利。被告抗辩称自2015年7月2日至2016年3月31日，合同不足一个年度，不能主张一个年度的保底箱量，这一主张实际是将双方合同履行的时间割裂开来看待。本院认为，计算保底箱量的条件是否成就，应结合整个合同的存续期间和履行情况来看待，而不是因为原告在前一案件中主张了自2014年7月2日至2015年7月1日时段的保底箱量权利，就将整个合同的存续期间割裂开来。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的期限已经远超一年，并不属于因履行期限短，无法判断如正常履行是否能够满足保底业务量的情况。从双方合同履行的整个过程来看，整体上被告所委托的业务量是远远低于约定的。特别是在2015年7月2日之后的时段，一直到2016年3月31日仅仅实际委托了100余个集装箱的业务量，这一时段虽然尚不足一年，但以双方处理涉案货物的速度和能力以及被告最终进口的货物数量来看，在一年内满足原定816个箱量远无可能，已经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足以认定被告的违约行为。如果在此情况下，被告还能以原告所主张时段不足一年为由不承担违约责任，将有鼓励和放任违约行为之嫌。根据原告陈述，涉案合同签订后，第一批货物于2014年6月23日到港，被告于2014年7月2日实际指示原告为第一批货物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原告在前一案件中主张自2014年7月2日起至2015年7月1日止一个年度的保底箱量不足的问题。即便按照这一计算方式，自2015年7月2日之后，双方继续履行合同的期限也已经实际超过一年。如前所述，涉案合同在约定期限届满之前经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延续。虽然双方对合同的结算价格、履行方式做了变更和调整，但同时约定补充协议中未做变更的条款仍按照原合同履行。该补充协议中并未约定变更或废除双方在原合同中约定的保底箱量条款，故原合同中的该条款仍应得以适用。合同中约定保底的业务量是商业实践中惯用的方式，这一般会影响合同中的价格谈判，以及一方为这一合同的投入程度，这一条款是对合同一方的重要保障。双方在涉案合同中对这一保底业务量的约定是明确的，在本案审理中双方对此也毫无争议，故本院对原告依据该合同条款所享有的权利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其因此而遭受损失，并依据合同主张赔偿，是符合情理的。原告实际主张按照500个集装箱的业务量差额计算被告因委托箱量不足而应支付的费用，并未超出合理范围，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关于每个箱子费用的计算单价，原告主张按照每个集装箱进口代理服务费4055.80元、包装置换服务费8036元计算，符合合同约定，被告也对这一计算方式并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支付XXXXXXX元；如果被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121元，由被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健审 判 员  李海跃人民陪审员  计文闻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鲍海跃书 记 员  鲍海跃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