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18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59号招商海运9楼909-918房。法定代表人：张金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杰，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彦伟，男，198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营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彦辉，男，198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营山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亮，广东威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洪荒之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荔横村樑头围街9号1楼A区。法定代表人：庞汉翔，总经理。上诉人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康彦伟、康彦辉及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洪荒之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3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裁决显失公平。康某无证驾驶“超标准电动自行车”造成身亡，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其驾驶的“超标准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该事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上诉人不应予以赔偿。一审法院否认了交通管理部门的认定，制造出“超标准电动自行车”的概念，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车辆分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在对车辆管理及行政处罚中均应按照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分类来区分车辆类型，“超标准电动自行车”不是法律规定的区分车辆类型的概念。电动自行车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那么超标准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一审法院未按法律规定对“超标准电动自行车”进行归类，否认“超标准电动自行车”是机动车，进而裁决康某无证驾驶“超标准电动自行车”不属于免责事由，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另，公安部下发文件说明超标电动车发生事故可向生产商索赔。因此，一审院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是对交通管理部门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性的否定，无疑是鼓励使用“超标准电动自行车”和无证驾驶的行为，违反公平公正原则，没有体现法律的警示、教育作用。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将“超标准电动自行车”认定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外，认定事实错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车辆分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1页中认定为“涉案电驱动两轮车属超标准电动自行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尚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4.1条中规定的电动自行车标准为：“整车质量小于或等于55kg，电动机额定连续输出功率小于或等于400w。”康某驾驶的肇事电动车，总质量为60kg，电动机额定输出功率800w，显然并不符合电动自行车的标准；并非以人力或畜力驱动的，也不符合非机动车的标准，是“超标准电动自行车”，故不能认定为非机动车，应认定为机动车。一审法院仅将其认定为超标准电动自行车，而没有进一步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把超标准电动自行车归类到机动车中，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对康某未能登记及领取牌照的原因，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的第12页中“保险合同签订时的法律法规尚未对涉案超标准电动自行车需要办理以上事项进行规定。”双方于2017年8月24日订立《前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在合同订立前就有对超标准机动车需要登记等事项的法律规定，未能登记及取得相应牌照是因为该肇事电动车不符合机动车、非机动车的登记、领取牌照的审核标准，并非所认定的无法律法规规定导致无法办理。《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知》规定：“四、加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管理。各地公安机关要根据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动自行车的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公布的生产企业及产品办理注册登记，认真核查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最高车速等是否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标准。对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得按照非机动车进行注册登记，并将违规生产、销售企业和产品情况通报工业和信息化、质监、工商部门。要通过增设牌证办理点、简化办理程序、推行电动自行车‘带牌销售’等方式，为群众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提供便利。五、严格电动自行车通行秩序和治安管理。各地公安机关要加大路面巡查力度，严厉查处电动自行车无牌无证上路行驶、占用机动车道行驶、超速行驶、逆向行驶、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对电动自行车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标准但未按规定登记的，要督促车主及时办理注册登记，发放非机动车号牌。要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治安管理，交管、治安、刑侦等部门要加强配合，联合组织民警深入社区、单位，对在用电动自行车进行摸底排查，开展对电动自行车无牌无证、盗抢电动自行车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专项整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规定了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需要登记，第18条规定了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需要登记。因此，涉案车辆未登记和领取牌照的原因不是法律没有规定，而是该车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动车、非机动车的登记与领取牌照的标准，当然无法进行登记及取得有关证件，一审法院把无法登记、办证的原因归于无法律法规支撑办理，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有关认定缺乏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将康某驾驶的电动车认定为“超标准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认定为机动车而没有认定，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将康某驾驶的电动车在判决书第11页中认定为“涉案电驱动两轮车属超标准电动自行车”，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把超标准电动自行车区分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单独制造并列出“超标准电动自行车”概念，试图用其自创的划分标准，在法律适用上避开既有的法律，对“超标准电动自行车”的性质作出随意解释；判决书第12页中“从通常解释看，对机动车的理解通常为以燃油为燃料的四轮机动车。”按照一审法院的解释，那么请问：燃油摩托车只有两个轮子，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电动汽车不以燃油为动力，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显然车辆是否为机动车不是取决于有几个轮子，也不是取决于是否以燃油为动力。康某驾驶的“超标准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对行人的人身安全性而言同样具有与燃油摩托车同等的危险性，不能仅仅因为电动车不燃油就忽视其危险性，电动车的速度是可以与燃油摩托车相媲美的，高速行驶中的电动车对行人造成的危害是可以达到重伤程度的，而把电动车等同于自行车一样的危险程度，这显然是违反了立法宗旨的。在存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优先适用法律，而非任意解释。2.一审法院否认交警对事故车辆性质的认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而没有适用，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2页中“是行政机关处理交通事故时将超标电动自行车按机动车处理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对机动车的类推解释。”的认定，否认了交警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是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得知，法律赋予了交通管理部门事故认定的权力，而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事故车辆性质是否属于机动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认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把车辆的性质分为两类，仅此两类，即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交警对康某驾驶的电动车认定为机动车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4.1条规定的标准，该认定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是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进行了一定推理而得的，而类推解释是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外，参照该法律规定推理而得出的，交通管理部门的认定区别于类推解释的，故不属于类推解释。此外，若认同一审法院认定的“是行政机关对机动车的类推解释”来否认交警执法权效力，那么交通事故应当由谁来认定？由谁来处理？交警在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时，被上诉人并没有提出异议，也未在合理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这表明被上诉人是认可交警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在未经合法程序来推翻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认定书效力的情况下，交通管理部门将电动车认定为机动车的认定均为合法有效的，应当予以采用。3.一审法院将交警认定的机动车范围与保险合同约定的机动车范围认定为不一致，缺乏法律依据：认定上诉人应支付保险金的行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解释（二）》第11条而没有适用，是适用法律错误的行为。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3页中认定的“虽被交警认定为机动车，伯不属于涉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的机动车范围。”却没有解释该条款与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具体有何不同，此机动车和彼机动车在概念上有何区别？一审法院的认定明显故意歪曲事实，强行解释，有故意的嫌疑，故意把“超标准电动自行车”排除在机动车范围之外，进而要求保险公司向无证驾驶无有效证件机动车的驾驶人予以赔偿，这显然是违法的，不公正的。首先，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第7.10条规定的机动车为“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在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该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中关于机动车范围的规定是字字吻合的，故交警认定的机动车的范围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机动车范围是相一致的，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不属于涉案保险合同免贵条款约定的机动车范围”。一审法院仅作出两者不一致的认定，对此机动车非彼机动车的具体区别未作出解释，缺乏论据支撑。另外，保险合同对机动车的约定不存在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形，该约定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其次，康某无证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超标准电动自行车”，违反了《前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4）条款》中第2.4条的约定，属于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解释（二）》第11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诉人已对康某尽到最大程度的说明、提示义务，免责条款应当有效。一审法院以“即使有不同理解，双方对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约定的机动车存在不同理解时，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一方的解释”来排除适用免责条款，显然不当，这种解释只有在无相关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才能适用，本案属于有相关法律规定情形的，故不应适用该解释。三、公安部对超标准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的救济途径引导。公安部《关于转发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涉及超标电动车生产销售企业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关判决的通知》表明了其对超标准的电动车生产商予以严格责任，并鼓励大家不要购买、驾驶超标准的电动车，但现实中超“超标准电动自行车”的购买、驾驶行为仍广泛存在，无奈之下，只能通过鼓励驾驶人在驾驶“超标准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时都向厂商主张赔偿的方式来加大厂商的法律责任，以逐步达到取缔的目的。一审法院的认定恰恰与公安部转发的通知对超标准电动车的严格责任相违背，无疑是在鼓励大家都无证驾驶、鼓励厂商生产不符合标准的电动车。四、一审法院显失公平的裁判会带来的社会影响。一审法院因被上诉人作出了不同于法律规定的理解而予以采纳，并因此作出了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这不仅加重了保险公司的法律责任，还鼓励了其他作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行为的被保险人也能通过法院的判决来获得赔偿的情形，实则是向社会鼓励无证驾驶、鼓励使用超标准电动自行车的行为，这并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也没有体现法律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存在显失公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康某驾驶的“超标准电动自行车”是属于机动车，没有办理登记并领取相应牌照，是因为其驾驶的“超标准电动自行车”不符合非机动车、机动车的审核标准，并非无法律规定而无法办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车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一审法院未将“超标准电动自行车”进行归类，是故意避开法律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了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车辆认定权力及认定结果的合法性，在交通管理部门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后，被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也未申请行政复议，在未经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能随意认定为无效。保险合同对“机动车”的约定与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为“机动车”的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字字吻合，实际上是同一概念，一审法院歪曲事实，对“超标准电动自行车”随意解释，进而排除适用《保险法解释（二）》，并作出由上诉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判决。对驾驶“超标准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时，应当向生产商索赔，而一审法院的裁判，无疑是在鼓励社会无证驾驶、鼓励厂商生产“超标准电动自行车”，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体现法律的警示、教育作用。二审调查时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一、对于交管部门认定涉案车辆为机动车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审法院没有采纳。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或者错误，需要经过行政诉讼程序，而不是在一审民事案件中直接予以否定。二、本案中涉案车辆是否为机动车已经过鉴定，对于鉴定结果，被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因此法院应予以采纳，即涉案电动车为机动车。康某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酒后驾驶机动车，属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情形。被上诉人康彦伟、康彦辉答辩称，一、上诉人的理由完全无法成立。二、一审判决中已对上诉人上诉状中的理由和疑问及当庭补充的两点理由已进行详细的解释和阐述。因此，建议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康彦伟、康彦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依法支付两原告之父因死亡而产生的意外身故保险金人民币4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一、投保事实。2017年8月24日，第三人向被告购买团体险，保险期限为一年，生效日期为2017年8月25日，被保险人为康某等第三人的员工。险种包含前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4）：含意外身故保险金40万元、意外伤残保险金40万元等。关于保险责任，被告前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4）2.3保险责任条款约定：被保险人于其个人保险期间内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身故的，保险公司按其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关于责任免除，2.4责任免除条款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的，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见7.7条款）、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见7.8条款），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见7.9条款）的机动车（见7.10条款）。7.5条款规定，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7.7条款规定，酒后驾驶指经过检测或鉴定，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或醉酒后驾驶。7.8条款规定，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指下列情形之一：（1）没有取得驾驶资格；（2）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3）持审验不合格的驾驶证驾驶；（4）持学习驾驶证学习驾车时，无教练员随车指导，或不按指定时间、路线学习驾车。7.9条款规定，无有效行驶证指下列情形之一：（1）未取得行驶证；（2）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3）未依法按时进行或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7.10条款规定，机动车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二、出险情况。2017年11月9日，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清溪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当事人康某，男，56岁，住址四川省营山县双流镇福祠村5组19号，身份证号码：，驾驶车辆：无号牌二轮电动车；当事人海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名称为东莞市清溪镇截污次支管网工程（二期），现场为混合式道路，路面性质为水泥，交通事故时间为2017年10月12日23时00分；在上述时间，康某无证驾驶无号牌二轮电动车从河板桥往银湖信号灯方向行驶，通过道路截污次支管网工程（二期）施工路段时失控倒地，造成康某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经广东康怡司法鉴定检验：1.送检的康某血液中检出乙醇含量9.22mg/100ml；未检测正丙醇成份，证实无因为腐败产生的乙醇。2.可排除无号牌电驱动两轮车事发时与其他车辆发生过接触、碰撞。经检验：该无号牌电驱动两轮车属于机动车。康某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时对路面注意不够，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海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没有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未采取防护措施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康某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康某负事故主要责任，海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事故次要责任。三、鉴定情况。2017年10月18日，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受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清溪大队委托，对康某的血液中乙醇含量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送检的康某血液中检出乙醇含量9.22mg/100ml；未检出正丙醇成分，实无因为腐败产生的乙醇。2017年10月13日，东莞市广协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受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清溪大队委托，对涉案无号牌电动车进行了鉴定。技术参数为：车辆长度160cm，高度为108cm，宽度为68cm；车辆前轮胎宽为80cm，后轮胎宽为80cm；车辆总质量（净重）为60kg；车辆电动机额定输出功率为800W；车辆蓄电池标称电压为48V。鉴定结论：根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国家标准，制动系统、转向系统、灯光系统中的主要技术安全部件均符合安全技术要求标准（合格）。四、理赔情况。2017年12月22日，被告向原告康彦辉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载明：原告方于2017年12月6日递交的理赔申请（被保险人：康某，证件号码：），经详细审核，基于以下原因，被告对原告方本次递交的申请未予赔付。被告作出上述决定的理由是：责任免除（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五、其他情况。1.2017年11月23日，四川省营山县双流派出所出具证明：兹证明四川省营山县双流镇，康某，身份证号码：。妻子张某已死亡，该员在户籍上有两个儿子，分别为儿子：原告康彦伟：身份证号码：；次子：原告康彦辉，身份证号码：。2.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509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载明：（1）原告康彦伟、原告康彦辉为康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2）康某事故前在第三人公司工作。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第三人员工人身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康某系第三人的员工。合同约定意外身故保险金40万元，保险期限为一年。交通事故发生于2017年10月23日，在合同保险期限内。第三人依据合同的约定支付了保险费，履行了合同的义务。如果符合约定，被告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被告辩称，康某属于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依据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的相关约定，被告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关于康某是否属于酒后驾驶。首先，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清溪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未认定事故的原因系康某酒后驾驶；其次，《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3.3规定，饮酒驾驶的行为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鉴定结果显示康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22mg/100ml，因此康某不构成酒后驾车行为。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适用涉案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具体为康某驾驶的电驱动两轮车是否属于涉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的机动车？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法院评判如下。涉案保险合同7.8条款规定，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是指下列情形之一：（1）没有取得驾驶资格；（2）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3）持审验不合格的驾驶证驾驶；（4）持学习驾驶证学习驾车时，无教练员随车指导，或不按指定时间、路线学习驾车。7.9条款规定，无有效行驶证是指下列情形之一：（1）未取得行驶证；（2）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3）未依法按时进行或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7.10条款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综合7.8、7.9、7.10条款表述，涉案保险合同所述的机动车应当是指驾驶人需要取得合法有效的驾驶证和行驶证才能驾驶的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标准》（GB17761-1999）规定，电动自行车是指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两个车轮，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重量）应不大于40kg。从上述通用技术标准来看，涉案电驱动两轮车属超标准电动自行车。关于康某驾驶的无号牌电驱动两轮车是否属于涉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的机动车。首先，保险合同签订时的法律法规未对涉案电驱动两轮车需要机动车行驶证进行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十八条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的种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非机动车的外形尺寸、质量、制动器、车铃和夜间反光装置，应当符合非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如果将超标电动自行车纳入机动车的范畴管理，就意味着可能需缴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登记上牌等，而保险合同签订时的法律法规尚未对涉案超标准电动自行车需要办理以上事项进行规定。其次，保险合同签订时的法律法规并未规定驾驶电驱动两轮车需要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涉案电驱动两轮车客观上无法办理机动车驾驶证。因此，涉案电驱动两轮车不属于具有通常的机动车外观及动力和需履行办理证照等准入审批义务的狭义上的机动车。再次，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清溪大队根据鉴定结果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康某无证驾驶的电驱动两轮车属于机动车，是行政机关处理交通事故时将超标电动自行车按机动车处理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对机动车的类推解释。从通常理解看，对机动车的理解通常为以燃油为燃料的四轮机动车，如未进行明确约定，应不会产生涉案电驱动两轮车属于保险免责条款所约定的机动车的理解。即使有不同理解，双方对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约定的机动车存在不同理解时，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一方的解释，即解释为涉案无号牌两轮电动车不属于涉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的机动车。综上分析，康某驾驶的电驱动两轮车虽被交警部门认定为机动车，但不属于涉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的机动车范围，亦未构成酒后驾驶，因此不适用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被告应按约定支付保险金。原告康彦伟、康彦辉作为被保险人康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依法享有对保险金的请求权。原告康彦伟、康彦辉诉求被告支付因被保险人康某意外死亡而产生的意外身故保险金40万元，具有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康彦伟、康彦辉支付保险金人民币40万元。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300元，由被告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上诉人上诉请求无需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本案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清溪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康某无证驾驶无号牌电驱动两轮车发生事故，经检验该无号牌电驱动两轮车属于机动车。第二，当事人对于涉案前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4）人身保险合同的合同内容没有异议，应当依照涉案人身保险合同的内容审查本案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根据涉案人身保险合同的2.4责任免除条款约定，因“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见7.8条款），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见7.9条款）的机动车（见7.10条款）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的，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涉案人身保险合同7.8条款规定“（1）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是2.4责任免除条款约定的“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的情形之一，7.9条款规定“（1）未取得行驶证”是2.4责任免除条款约定的“无有效行驶证”的情形之一，7.10条款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第三，康某无证驾驶属于机动车的无号牌电驱动两轮车发生事故，依照当事人确认的涉案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上述条款的约定，康某无证驾驶机动车既属于7.8条款规定的“（1）没有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况，也属于7.9条款约定的“（1）未取得行驶证”的情况，故涉案事故的发生过程符合2.4责任免除条款中约定的“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见7.8条款），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见7.9条款）的机动车（见7.10条款）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的”这类情形，故保险公司可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认定涉案车辆为非机动车，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据此作出的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338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康彦伟、康彦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共计14600元，由被上诉人康彦伟、康彦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邓 懿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