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229民初3978号 原告：刘启新，男，1957年10月6日生，汉族，农民，住玉田县。 委托代理人：王霞，玉田县方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被告：刘小东，男，1983年11月29日生，汉族，农民，住玉田县。 委托代理人：史岐杰，河北马健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龚尚福，男，1949年11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玉田县。 被告：王树林，男，1955年5月5日生，汉族，农民，住玉田县。 被告龚尚福、王树林的委托代理人：杜万生，男，1951年5月15日生，汉族，农民，住玉田县，特别授权。 原告刘启新与被告刘小东、龚尚福、王树林身体权纠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启新及委托代理人王霞，被告刘小东的委托代理人史岐杰，被告龚尚福、王树林及二人的委托代理人杜万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启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三被告赔偿医药费、治疗费、护工费、误工费、营养费、二次手术费等共计60660.75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原告自愿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由三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2660.75元、住院期间误工费3800元、护理费4142元、伙食费1520元、营养费1900元、交通费500元，共计34522.75元，三被告负连带赔偿责任。 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18日被告龚尚福通知原告参加秧歌队参加商业演出，演出结束后根据收益给予劳务报酬。当日11时被告刘晓冬驾驶无号牌农用翻斗车（秧歌队组织者雇用），准备载二十余秧歌队成员从鸦鸿桥出发到下一场地演出。秧歌队成员登上翻斗车后，驾驶人刘晓冬未给出启动通知突然启动，因翻斗车内无扶手，造成多人腿部撞击翻斗车，原告从车上头朝下栽下车，当时陷入昏迷状态。秧歌队组织者立即将原告送往玉田县虹桥镇医院，经医院检查确诊脑溢血、左手大拇指粉碎性骨折。在医院救治40多天后，经过一次手术后又做了二次手术，现尚未完全恢复。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为秧歌队成员，系该队组织者雇佣。原告受伤是参加演出过程中乘坐秧歌队雇佣的刘晓冬驾驶的翻斗车所导致，秧歌队组织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条“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要附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刘晓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翻斗车禁止载人、预见搭乘翻斗车存在极高危险性，但其开车启动时未告知乘车人致原告人身受到伤害，刘晓冬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家庭条件困难，两次手术已负债累累，被告刘晓东只支付4000元医药费。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刘晓东姓名应为“刘小东”，事实与理由中2019年2月18日应为2019年2月8日左右，刘小东驾驶无号牌农用翻斗车更正为农用货车，诉状第二页在医院救治40多天改为38天。王树林联系原告出去演出跟着扭秧歌，不是被告所说的。 刘小冬辩称，我受被告龚尚福雇佣为秧歌队队员提供接送劳务，并非原告诉状所述“刘小东未给出启动通知，突然启动车辆致原告从车上摔下”。我车辆行驶过程中遇路口有车辆会车减速，该过程中不知原告因何突然站起，从车斗内右侧走向左侧，在走到车斗左侧时从车斗上摔下。原告摔下致伤责任不在我，我无过错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龚尚福、王树林辩称，二被告的小套村秧歌队是群众自发组织，没有组织者。原告提前找龚尚福问什么时间参赛后，在2019年正月初一秧歌队到鸦鸿桥银河大街、刘现庄新村参赛。参赛时在银河大街、解放路大街、文化路大街门市邀请，一个门市挨着一个门市，当一个门市演完后另一个门市继续演。参演时领队为原告，原告参赛中角色是在表演小车的前面领着走，这样形成领队是原告。被告龚尚福和王树林不是组织者、不是雇主也不是领队。该组织属民间组织，没有受益人和组织者，没有一定的活动范围，是一场所演出后再由领队带到下一场所演。秧歌队中被告龚尚福管账、王树林管音响，二人分工受全体秧歌队成员指派，并非受被告龚尚福、王树林雇佣。秧歌队在受到各门市招引后才形成表演，表演过程中四个街道的门市招引该秧歌队在本门市表演，表演到门市前由秧歌队领队原告带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7条、29条规定，原告因过错主张的权利，二被告不予赔偿。 当事人围绕各自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提供证据为：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二、被告龚尚福书所写工资表复印件一份；三、玉田骨科医院住院收费票据和唐山虹桥骨科医院住院收费票据各一张；四、玉田骨科医院诊断证明书、住院病历，唐山虹桥骨科医院诊断证明书、住院病历各一份；五、玉田骨科医院住院费用明细汇总、唐山虹桥骨科医院住院费用明细汇总；六、肖桂平、杨某与被告刘小东电话录音刻录的光盘及录音内容整理笔录一份；七、证人杨某当庭证言。被告刘小东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二不能证明原告受伤前每日工资均为155元，该工资表无法证明原告工资收入标准；对证据三、四、五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我无过错不同意赔偿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及医疗支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由三被告对原告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证据七不能证明原告诉求。被告龚尚福、王树林认为，原告在秧歌队表演的工资标准没有具体数额，按当天参演收入所得数额平均分配，每天达不到150元，大概在50元至100元之间。原告提交工资表并非证明自己的工资标准，如原告主张工资达到155元，超出秧歌队支领的工资标准；雇佣被告刘小东的车每天租车费120元到150元，三被告形成租赁关系，按天数按时交租赁费。租赁期间有明确规定车辆必须符合规定，车辆发生事故有车主负责；其他意见同被告刘小东代理人意见；证据七，证人与原告是直系亲属，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不应采纳。原告对自己证据七无异议。 被告刘小东提供证据：1、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各一份，路边商户视频一份；2、手机视频。原告认为，原告记着事发当天被告刘小东所驾车没有车牌号，视频地点是否为事发地点不能确定，视频上从车上掉下一个人，是不是原告看不清。视频拍的比较模糊，车辆缓慢行驶过程中从后车斗上掉下一个人，说明驾驶人疏忽大意，不能证明车上人过错导致掉下车辆。通过视频看车辆是货车，不能在后车斗上载人，说明车辆驾驶人存在过错，其他没有。被告龚尚福、王树林认为，视频资料是真的，车走的时候大伙让原告坐下，原告说他当过兵练过，不坐下，大伙都劝他，他不坐下。 被告龚尚福、王树林提供证据为：一、工资协议复印件一份；二、安全协议、自愿参赛协议书的复印件各一份；三、证人韩某、郑某当庭证言。原告认为，证据应提供原件，安全协议是2019年7月30日原告受伤后印制的，秧歌队签字没有原告姓名，该证据与本案无关；2018年8月6日责任书正面没有任何人签名，背面有一些人签名，但这些签名不能证实与该责任书有关，原告名字非原告亲自书写；2019年正月初一的工资协议，不是原告签名，内容是被告所写的，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能证实原告确实参加2019年正月被告龚尚福、王树林组织的秧歌队。被告龚尚福、王树林雇佣车辆是，说明二人是秧歌队组织者；证据三，证人郑某说原告当过兵、练过不属实，原告没有说这话。郑某说让原告坐下不属实，当时原告蹲坐着。杨全旭当时不在场，郑某隐瞒了和王树林是夫妻的事实，对证言不认可。对韩某证言真实性无异议，能证明龚尚福是秧歌队组织者，证明原告掉下车是车速不稳导致。被告刘小东认为，对安全协议书、自愿参赛责任书不知情，无质证意见。该二份证据应为秧歌队全体成员制定并遵守的共同约定，对原告应具有约束力。2019年正月初一工资表，不能证明原告的实际误工，该表也约定秧歌队成员磕碰后果自负，该约定是对秧歌队每个成员的约束。证人证言能印证我提供的视频中事故发生过程，是车辆缓慢行使过程中原告起身行走造成坠地。被告龚尚福、王树林对证据三的证人证言无异议，郑某是王树林妻子，也扭秧歌。韩某和郑某的证言，证明秧歌队组织者是杨全旭，不是龚尚福和王树林。原告考虑到杨全旭和他是一村的，诉讼中没有反映秧歌队的真实情况。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春节期间原告与被告龚尚福、王树林等人参加“小套秧歌队”在当地演出。2019年2月18日“小套秧歌队”因演出所需，经被告龚尚福租用被告刘小冬的货运汽车用于运送锣、鼓等用具及人员（租车费150元）。当日被告刘小冬驾驶上述车辆拉着演出用具及原告和被告龚尚福、王树林等人行驶至鸦鸿桥镇大埝时，原告从车上摔下受伤。原告受伤当日即到玉田骨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9年3月23日（共33天），原告之伤经该院诊断为：左颞顶脑挫裂伤、左第一掌骨基底粉碎骨折、背部软组织损伤。2019年6月16日至同年6月21日原告因需二次手术，在唐山虹桥骨科医院住院5天对原告左手第一掌骨骨折进行内固定物取出手术治疗。原告受伤后，被告刘小冬给付原告医疗费4000元。根据民政部相关规定，玉田骨科医院后更名为唐山虹桥骨科医院。 另查明，2019年8月28日原告起诉时即申请对伤残级别、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本院经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室委托唐山证源司法鉴定所进行上述鉴定。鉴定过程中，原告于2020年4月7日书面申请撤回上述鉴定请求。 关于原告摔伤所受合理损失的认定： 2019年度河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农民年均工资23461元、居民服务业年均工资39947元。原告伤后先后两次住院治疗共计38天，分别支出医疗费22366.76元、4293.99元，共计26660.75元。根据原告住院病历等现有在案材料，原告两次住院期间应得到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及交通费，原告要求营养费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应得住院伙食补助费1520元（38天*40元）、误工费2442.52元（23461元/365天*38天）、护理费4158.87元（39947元/365天*38天）。原告主张交通费500元虽未提供相关票据，但该费用必然发生，本院可以采信。原告以上损失为：医疗费26660.7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20元、误工费2442.52元、护理费4158.87元、交通费500元，共计35282.14元。 关于原告损失赔偿责任的确定： 原告称受“小套秧歌队”组织者雇佣，在演出时乘坐被告刘小冬所驾家用货车过程中受伤，故秧歌队组织者、货车车辆方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刘小冬称系受被告龚尚福雇佣为秧歌队队员提供接送劳务，当时车辆行驶遇路口有车辆会车减速过程中，不知原告因何突然站起从车斗摔下，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龚尚福、王树林称，二被告非秧歌队组织者，该队是群众自发组织没有组织者，系原告找的被告龚尚福，在2019年正月初一到鸦鸿桥等地参赛，原告系领队。二被告分工受全体秧歌队成员指派未雇佣原告，对原告损失不予赔偿。根据原、被告各方陈述，原告与被告龚尚福、王树林均参加秧歌队进行演出，结合本地农村习惯及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被告龚尚福、王树林系秧歌队组织者并雇佣原告演出。被告龚尚福支付租车费150元租用被告刘小冬车辆运送秧歌队成员及演出用具，应属秧歌队的租用行为。秧歌队租用的被告刘小冬车辆属货运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通安全法》第五十条“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要附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被告刘小冬驾驶货运车辆用车斗载运原告等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潜在安全隐患进行预知或防范，但原告仍乘坐在上述货车车斗内并在行驶过程中摔伤。原、被告对原告具体摔伤过程存在争议，但根据各方陈述及相关证据材料，并考虑相关方过错程度等因素，被告刘小冬应对原告摔伤所受人身损失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故被告刘小冬赔偿原告刘启新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共计35282.14元的70%，即24697.5元（35282.14元*70%）。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龚尚福、王树林等人参加小套秧歌队演出过程中，该秧歌队租用被告刘小冬货运车辆用于运送秧歌队成员及演出用具。原告等人乘坐被告刘小冬所驾货车车辆的车斗，原告在行驶过程中摔下受伤。被告刘小冬驾驶货车载运原告等人，违反货车机动车禁止载客的规定并造成原告摔伤，直接侵害了原告的人身权利，应对原告人身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原告作为成年人亦未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应适当减轻被告刘小冬的赔偿责任。故被告刘小冬应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24697.5元，被告刘小冬已支付的医疗费4000元应扣除。原告主张被告龚尚福、王树林作为秧歌队组织者及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诉讼中原告自愿撤回对伤残等级及“误工期等三期”进行司法鉴定，系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小冬赔偿给原告刘启新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24697.5元，扣除已付4000元后再赔偿20697.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负担120元，由被告刘小冬负担180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召民 人民陪审员  王洪秋 人民陪审员  陈颖思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邱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