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3民再7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温晓萍，女，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代理人程地昌，重庆继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文俊，重庆继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徐前华，女，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代理人邓茹月，重庆渝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林，重庆渝敏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温晓萍因与被申请人徐前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渝0103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渝0103民申1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日和2020年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第一次开庭时，再审申请人温晓萍的委托代理人程地昌、王文俊，被申请人徐前华的委托代理人邓茹月到庭参加诉讼。在第二次开庭时，再审申请人温晓萍的委托代理人程地昌，被申请人徐前华的委托代理人罗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温晓萍申请再审称，1、请求撤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渝0103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驳回被申请人徐前华的原审诉讼请求；3、由被申请人徐前华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徐前华故意隐瞒温晓萍的联系方式，导致渝中区法院的文书无法直接送达。徐前华与温晓萍二人经常一起参加社会活动，互相十分熟悉，徐前华熟知温晓萍的经常居住地和联系电话。从2015年5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至2019年4月28日温晓萍知道（2018）渝0103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时止，二人一直保持有畅通的联系方式。徐前华为了达到缺席审理的目的，故意隐瞒温晓萍的真实送达地址和联系电话，导致渝中区法院无法及时向温晓萍送达法律文书，导致温晓萍没有依法收到本案开庭通知书，不能及时参与本案诉讼程序。徐前华涉嫌故意规避法律、利用公告送达的方式，故意制造缺席审理，意图达到个人非法目的，其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导致温晓萍无法提交答辩意见，无法及时提供证据，更无法对徐前华的证据进行质证,温晓萍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温晓萍的实体权利受到侵害。二、渝中区人民法院没有在人民法院公告网刊登开庭传票，导致温晓萍无法通过合理的渠道获知本案诉讼信息。人民法院公告网是法院公告发布刊登的主阵地，法院公告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诉讼公告是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能不能规范及时地刊登发布，事关当事人诉权和诉讼进程，事关审判工作的公正和效率。本案的起诉状、开庭传票等重要公告文书，没有在人民法院公告网依法刊登，导致温晓萍不能及时获取信息、不能依法行使诉权。本案的诉讼程序不合法，导致判决结果失去公正。三、被申请人徐前华故意隐瞒证据，导致渝中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没有查清。在（2018）渝0103民初2945案件的缺席审理中，徐前华只向人民法院举示了双方于2015年5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却故意隐瞒了双方于2016年4月17日签订的《关于贵玺公司类型变更的相关确认》。徐前华故意误导合议庭，导致本案的事实没有查清。2015年5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温晓萍将其持有的重庆贵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玺文化公司）4%的原始股权转让给徐前华，转让价为20万元，转让协议生效后365日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4月17日的《关于贵玺公司类型变更的相关确认》约定：2015年4月温晓萍转让贵玺文化公司4%的股权给徐前华和6%的股权给徐前生，两人共计10%的股权。徐前华和徐前生（兄妹关系）持有贵玺文化公司股权10%，现转为重庆贵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玺实业公司）的股权，并正在工商局办理贵玺实业公司的登记手续，徐前生的股权由徐前华代持，不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由徐前华在工商局办理10%的股权登记。原贵玺文化公司的10%股权作废，所有股东及义务转为在贵玺实业公司的权益及义务。2016年4月22日，重庆市工商局渝中区分局批准设立贵玺实业公司，股东温晓萍持90%股权，股东徐前华持10%股权。徐前华在（2018）渝0103民初2945案件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本案申请人温晓萍出庭应诉的权利没有得到保护，案件事实仅仅凭借被申请人徐前华的单方陈述和举证，直接侵害了温晓萍的诉讼权利。四、徐前华的行为已经涉嫌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徐前华故意提供虚假信息、隐瞒真实信息，导致温晓萍无法到庭；徐前华故意隐瞒真实证据，导致本案判决错误。徐前华涉嫌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温晓萍的合法权益，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公信力，浪费了司法资源。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诉讼程序错误、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法院依法再审并判决：1、撤销（2018）渝0103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被申请人徐前华在（2018）渝0103民初2945号案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被申请人徐前华支付全部诉讼费。被申请人徐前华辩称，一、徐前华在原审案件庭审过程中并未隐瞒温晓萍的联系方式，在原审案件立案时徐前华在起诉状中载明的电话号码18680817027就是徐前华知晓的温晓萍本人的号码，徐前华之所以起诉温晓萍就是因为长时间无法联系上温晓萍。在案件原审过程中徐前华也从未与温晓萍联系过，生活也并无交集。二、徐前华并未隐瞒证据。《关于贵玺公司类型变更的相关确认》的原件并未在徐前华手中，该份文件出现的背景是温晓萍征求作为贵玺文化公司股东徐前华对该公司的类型变更意见，并非对双方2015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变更。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公司形式需要有股东会作出决议，而该文件上仅有温晓萍和徐前华的签名，还未经其他公司股东的签字，因此该文件并非一个有效的文件。三、按照股东转让协议的约定，徐前华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温晓萍后，徐前华就享有作为贵玺文化公司股东的权利。实际上徐前华支付转让款后却从未享受过任何权利，贵玺文化公司在徐前华与温晓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还进行过股权变动，但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温晓萍从未协助过徐前华行使股东权利，也未曾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期限即将届满之时，温晓萍为了规避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义务假意与徐前华设立新的公司，并承诺可以将原公司的所有业务转入新公司。然而新公司设立后并未实际经营，原公司却仍经营至今，现在徐前华通过合法的途径维权，却被温晓萍认为涉嫌虚假诉讼，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温晓萍在再审程序中提出所谓的新证据，在程序上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88条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在实体上也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温晓萍的再审请求。被申请人徐前华在本院原审中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20万元股权转让费并承担违约责任（从2016年5月6日起，以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违约金至付清时止，暂时计算至2017年12月5日为551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院原审认定事实：2015年5月5日，徐前华与温晓萍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温晓萍将其持有的贵玺文化公司4%的原始股权（认缴出资额为40万元，已实际出资8万元）转让给徐前华，股权转让款为20万元。转让协议生效后365日内温晓萍负责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徐前华给予一切必要配合；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徐前华即成为贵玺文化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约定若温晓萍未按协议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每逾期一日，应当向徐前华支付违约金1000元。徐前华于2015年4月29日支付转让款20万元，温晓萍于2015年5月5日出具了一张20万元的收条。截止2018年2月28日，温晓萍未按照协议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院原审认为，徐前华、温晓萍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温晓萍未按约定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致使徐前华合同目的不达，构成根本违约，徐前华请求解除上述协议，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徐前华支付了标的股权对价，但未取得股权，对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予以支持。另，徐前华主动降低违约金标准，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案原审判决：温晓萍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徐前华20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5月6日起算以200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至付清时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126元，由温晓萍负担。再审申请人温晓萍在再审中举示了如下证据：证据1、（2018）渝0103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法律文书生效证明；拟证明：民事判决书是在温晓萍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该判决已生效，符合申请再审的条件。且渝中区法院已经作出了再审裁定，本案再审程序合法。证据3、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温晓萍与徐前华于2015年5月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4.3条，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徐前华即成为贵玺文化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证据4、放弃转让股权优先购买权声明书3份；拟证明：贵玺文化公司的其他三位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了优先购买权。证据5、关于贵玺公司类型变更的相关确认；拟证明：温晓萍与徐前华在2016年4月17日签订了该协议，双方约定徐前华持有贵玺文化公司10%的股权，现转为贵玺实业公司的股权，原贵玺文化公司的10%股权作废，证明双方在2016年变更了2015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温晓萍无需再履行原协议的义务。证据6、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下载资料；证据7、贵玺实业公司工商档案资料；拟证明：徐前华占贵玺实业公司10%的股份，温晓萍已履行完毕变更后的义务，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结清。温晓萍并无违约行为。证据8、费用报销单18张；拟证明：徐前华参与了贵玺文化公司的经营，在该公司费用报销过程中作为审核人将相关费用报销给了不同的报销人。证据9、债权转让协议。拟证明：徐前华投资款全部用于了贵玺文化公司，贵玺实业公司对贵玺文化公司享有债权。被申请人徐前华质证后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审判决存在程序错误，且本案再审适用的情形是出现了新证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也不属于新证据，该份材料并非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变更，其内容是关于贵玺文化公司类型变更的相关确认，该份确认应由贵玺文化公司股东会作出，而非仅由温晓萍和徐前华作出，而且该协议还涉及到关于徐前生对于贵玺文化公司的股权，徐前生也并未在该文件上签字，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7显示贵玺实业公司发起设立的时间是在4月11日，早于证据5形成的时间，达不到温晓萍称其没有违约，已履行完毕义务的证明目的，即便将证据5认定为双方的协议，其主要内容也是将贵玺文化公司所有的资源客户、债权债务及亏损全部转入贵玺实业公司中，但至今贵玺文化公司仍在经营，而贵玺实业公司自设立后从未实际经营。证据8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徐前华是在会计栏签的字，不能证明徐前华行使了股东权利，徐前华之所以签字，是因为其参与了贵玺文化公司的部分工作。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温晓萍基于股权转让获得的转让金是其个人财产，其如何处置个人财产是其自己的事情。被申请人徐前华在再审中未举示证据。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1、贵玺文化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2、贵玺实业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再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没有异议。根据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的陈述和再审中的证据，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杨玉琴出资50万元成立了贵玺文化公司。2015年3月2日，贵玺文化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温晓萍、青勇、杨大陆、温秀梅、杨玉琴，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将原股东杨玉琴变更为温晓萍、青勇、杨大陆、温秀梅、杨玉琴；同意杨玉琴将本公司55%的股权以2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温晓萍，将本公司20%的股权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青勇，将本公司10%的股权以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杨大陆，将本公司10%的股权以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温秀梅；同意增加贵玺文化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50万元增资为1000万元。此次增资950万元，温晓萍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522.5万元，青勇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190万元，杨大陆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95万元，温秀梅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95万元，杨玉琴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47.5万元，首次出资时间2015年3月2日，第二次出资时间2019年12月31日；变更后贵玺文化公司的出资情况为：温晓萍持有公司55%的股权（550万元），青勇持有公司20%的股权（200万元），杨大陆持有公司10%的股权（100万元），温秀梅持有公司10%的股权（100万元），杨玉琴持有公司5%的股权（50万元）；选举温晓萍为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等。2015年3月2日贵玺文化公司章程载明的出资情况为：2015年3月2日温晓萍缴纳出资额27.5万元，2019年12月31日温晓萍缴纳出资款522.5万元。2015年3月4日，杨玉琴分别与温晓萍等人签订了贵玺文化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款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以现金方式支付。2015年5月5日，温晓萍与徐前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温晓萍将其持有的贵玺文化公司4%的原始股权（认缴出资额为40万元，已实际出资8万元）转让给徐前华，股权转让款为20万元。转让协议生效后365日内温晓萍负责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徐前华给予一切必要配合；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徐前华即成为贵玺文化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若温晓萍未按协议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每逾期一日，应当向徐前华支付违约金1000元。徐前华于2015年4月29日支付转让款20万元，温晓萍于2015年5月5日出具了一张20万元的收条。2015年6月20日，温秀梅与温晓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贵玺文化公司10%的股权（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其中实缴出资额5万元）以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温晓萍。同日，贵玺文化公司召开股东会，参会股东有温晓萍、青勇、杨大陆、温秀梅、杨玉琴，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将原股东温晓萍、青勇、杨大陆、温秀梅、杨玉琴变更为温晓萍、青勇、杨大陆、杨玉琴；同意温秀梅将持有的公司10%的股份（出资额100万元）转让给温晓萍；股东变更后，股东及出资情况为：温晓萍出资6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5%……2015年6月25日，就温秀梅与温晓萍股权变更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2015年8月31日，徐前华在贵玺文化公司的费用报销单会计栏签字。2016年3月20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贵玺实业公司出具了《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预先核准注册资本（金）或资金数额1000万元，名称贵玺实业公司。2016年4月5日，温晓萍填写了贵玺实业公司《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所填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2016年4月11日《贵玺实业章程》载明：贵玺实业公司由温晓萍和徐前华2个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温晓萍认缴出资额90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90%，出资时间为2032年12月31日前，徐前华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10%，出资时间为2030年12月31日前。2016年4月11日，贵玺实业公司召开了首届股东会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参加人员为温晓萍和徐前华。2016年4月17日，温晓萍、徐前华签订了《关于贵玺公司类型变更的相关确认》载明：因公司发展需要，增加经营范围，原贵玺文化公司变更（重新注册）成为贵玺实业公司，现贵玺实业公司已正在工商登记办理中。原贵玺文化公司的所有资源，客户，账务，债权债务，投资及亏损全部转到贵玺实业公司中。2015年4月温晓萍转让贵玺文化公司4%的股权给徐前华，转让贵玺文化公司6%的股权给徐前生，两人共计10%。徐前华和徐前生（兄妹关系）持有贵玺文化公司10%的股权现转为贵玺实业公司的股权，并正在工商局办理贵玺实业公司的登记手续，徐前生的股权由徐前华代持，不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由徐前华在工商局办理10%的股权登记。原贵玺文化公司的10%股权作废，所有股东权益及义务转为在贵玺实业公司的权益及义务。2016年4月22日，贵玺实业公司成立，其法定代表人为温晓萍。另查明，贵玺文化公司和贵玺实业公司均于2019年5月17日公布了2018年度年度报告。据温晓萍称两公司现均未实际经营，并称徐前华支付给温晓萍的20万元转让款已全部用于贵玺文化公司。再查明，温晓萍在再审中举示了三份《放弃转让股权优先购买权声明书》，落款人分别系贵玺文化公司的股东杨大陆、杨玉琴、青勇，落款日期为2015年4月25日，内容为：自愿放弃对温晓萍对外转让公司10%股权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同意股东温晓萍向徐前华、徐前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0%股权。再审中还查明，原审中，徐前华提供的温晓萍的地址为重庆市江北区兴隆路18号2单元1-1，本院查询的温晓萍公民身份信息载明的地址为重庆市江北区兴隆路18号2单元1-1，服务处所为重庆外商服务公司（建新北路65号外经贸大厦14层），本院原审在通过上述地址向温晓萍邮寄送达传票等法律文书无果，且徐前华提供的温晓萍电话号码一个为空号，一个无接听的情况下，在重庆法院公众服务网上向温晓萍公告送达了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原审对温晓萍送达法律文书适用公告送达是否违法以及温晓萍与徐前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温晓萍是否应当返还徐前华股权转让款20万元。原审中，本院在向温晓萍口卡载明的地址和服务处所邮寄送达传票等法律文书无果，且徐前华提供的温晓萍电话号码一个为空号，一个无接听的情况下，在重庆法院公众服务网上向温晓萍公告送达了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原审期间，法院无法与温晓萍取得联系，通过公告的方式向其送达传票等法律文书，并无不当，送达程序不存在违法。关于温晓萍与徐前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温晓萍是否应当返还徐前华股权转让款20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2015年5月5日，温晓萍与徐前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温晓萍将其持有的贵玺文化公司4%的原始股权转让给徐前华，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徐前华即成为贵玺文化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徐前华支付了相应的转让款。再审中，温晓萍也举示了贵玺文化公司的其他股东除温秀梅外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出具了《放弃转让股权优先购买权声明书》，表示自愿放弃对温晓萍对外转让公司10%股权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同意股东温晓萍向徐前华、徐前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0%股权。温晓萍是否已将其持有的贵玺文化公司4%的股权实际转让给了徐前华，徐前华是否已成为贵玺文化公司的实际股东？经再审中查明，就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的2015年6月20日，贵玺文化公司的股东温秀梅将其持有的贵玺文化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温晓萍，贵玺文化公司当日即召开了股东会，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徐前华并未被通知参加该次股东会，温秀梅与温晓萍之间的股权转让于同年6月25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温晓萍所持有的贵玺文化公司的股份由原来的55%变更为65%，温晓萍转让给徐前华4%的股份和转让给徐前生6%的股份并未从温晓萍所持有股份中扣减。由此可见，温晓萍并未将其持有的贵玺文化公司的股份实际转让给徐前华，无意让徐前华成为贵玺文化公司的股东，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徐前华有例如参加股东会、制定章程、分红等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故徐前华并未成为贵玺文化公司的实际股东。2016年4月17日，温晓萍与徐前华签订了《关于贵玺公司类型变更的相关确认》，该确认看似温晓萍与徐前华对不再履行2015年5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有了新的合意，但由于该确认“原贵玺文化的所有资源，客户，账务，债权债务，投资及亏损全部转到贵玺实业中。”等内容未经过贵玺文化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无法履行，故只能回到2015年5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上来。温晓萍在再审中称贵玺文化公司已经没有经营，故继续履行该《股权转让协议》已没有必要，对徐前华要求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返还转让款的诉讼请求，理应支持。由于徐前华于2015年4月29日将转让款20万元支付给了温晓萍，故温晓萍应从其收到转让款之日起向徐前华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综上，由于本案原审漏判了第一项诉讼请求，即要求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故原审判决结果依法应予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渝0103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书；二、解除温晓萍与徐前华于2015年5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三、温晓萍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徐前华20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4月29日起至付清时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以20万元为基数，2019年8月20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5126元、再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合计9426元，由温晓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 敏审 判 员  赵文康人民陪审员  王晓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 记 员  赵代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