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11民初2464号原告：范孝奎，男，汉族，1994年3月18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红，贵州一策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111996362，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顺友，贵州一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证号：2301190411113，特别代理。被告：贵州远卓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孟关乡（汽贸城）。法定代表人：戴国岑。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婉，贵州齐之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811067885，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芳林，贵州齐之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210584476，特别代理。原告范孝奎与被告贵州远卓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孝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红，被告远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婉、孙芳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孝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之间于2019年11月30日签订的《吉利购车合同》；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86,8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机动车交强险、商业险、车置税和车船税损失12872.85元；4.判令被告增加赔偿原告三倍购车款260400元；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30日,原被告签订《吉利购车合同》，合同主要约定被告向原告出售吉利牌新款缤瑞(2019款)轿车,车型为1.4TCVT缤致版,车价为86,8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购车款,并缴纳了保险和相应税费。原告提车后,发现被告所售车辆并非2019款新款缤瑞,而是老款缤瑞,排放标准为国五(新款的排放标准为国六),且目前已经停产。原告认为被告作为专业汽车经销商,对所售车辆进行虚假宣传,严重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已经构成欺诈。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如前。被告远卓公司辩称，第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交易车辆的车型为1.4TCVT缤致版,车架号为L6T7824Z6KW143113,车价为86,800元。被告实际交付给原告的车系严格按照合同中所约定的车种、车型交付,被告已按购车合同履行相应的交车义务并无欺诈行为；第二，根据吉利汽车官网汽车型号所示,原告所述排放标准为国VI的缤瑞汽车的车型为缤瑞200T-6DCVT与合同中约定的交易车辆的车型1.4TCVT缤致版并非同一型号。因此,被告是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车种、车型履行交车义务的,并无欺诈行为；第三，吉利汽车官网并没有以年份区分车款、车型。购车合同中所述2019款是为明确交易车辆1.4TCVT缤致版为2019年生产，而此车汽车合格证中载明的制造日期是2019年,被告已按购车合同履行相应的交车义务,并没有如原告所述对车辆进行虚假宣传；第四，在被告与原告签订购车合同时为2019年年底，原告所述排放标准为国六的车辆(缤瑞200T-6DCT)的售价为87,800元,而被告按约交付的交易车辆(1.4TCVT缤致)售价为86,800元,二者仅相差1,000元，且合同约定车辆1.4CVT缤致版并无国六标准，被告无理由欺诈原告。综上所述,被告已按照合同约定的车种、车型和制造时间向原告交付车辆,已完全履行完此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且并无欺诈和虚假宣传的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1月30日,原被告签订《吉利购车合同》，合同主要约定被告向原告出售吉利牌新款缤瑞（2019款）轿车,车型为1.4ＴＣＶＴ缤致版,底盘号为Ｌ6Ｔ7824Ｚ6ＫＷ143113,车价为868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购车款868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同日，被告在交车确认表上签字确认，被告向原告交付案涉车辆（车架号Ｌ6Ｔ7824Ｚ6ＫＷ143113），并随车交付机动车统一发票，使用说明书，车辆一致性证书等随车文件。机动车合格证显示车辆制造日期为2019年11月8日。车辆一致性证书载明最终阶段车辆ＣＣＣ证书编号（版本号）签发日期为201801110162341（00）／2018-04-16，车辆制造日期为2019年11月8日。环保信息随车清单载明排放阶段为国五。2019年12月4日，原告为案涉车辆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编号为贵Ｆ×××××，同日，原告交纳车辆购置税7681.42元，购买交强险花费1000元，购买商业险4191.43元。后原告认为被告所售车辆并非2019款新款缤瑞,而是老款缤瑞,排放标准为国五，而新款的排放标准为国六,且目前已经停产停售。据此认为被告作为专业汽车经销商,对所售车辆进行虚假宣传,严重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已经构成欺诈。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如前。上述事实，有原、被告举证的原告身份证明、被告企业信息、《吉利购车合同》、机动车统一发票、车辆一致性证书、合格证、环保信息随车清单、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购置税发票、保险单等相关证据在卷佐证，且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被告在本案买卖合同中是否构成欺诈？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属欺诈消费者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构成欺诈行为一般应具备四个要件：一是欺诈人有欺诈的故意；二是欺诈人实施了欺诈的行为；三是被欺诈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四是被欺诈人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本案中，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吉利购车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出售吉利牌新款缤瑞2019款轿车,车型为1.4TCVT缤致版,底盘号为L6T7824Z6KW143113,车价为86,800元。第一，从被告交付标的物来看，被告已向原告交付吉利牌汽车车辆（车架号L6T7824Z6KW143113），车型为1.4TCVT缤致版，车辆出厂日期为2019年11月8日，车架号系车辆识别标志，因此被告交付的标的物符合合同约定；第二，从举证责任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被告交付的车辆并非2019款新款缤瑞,而是老款缤瑞,其有责任提供证据，庭审中，原告虽然举证了其自行从汽车之家网络查询的车型分类并截图，欲证明2019款200TDCT缤致版与2018款14TCVT缤致版的区别，但该网络截图无法核实其客观真实性，汽车之家网络提供的分类也无法客观反映本案争议的车辆系2019款新款缤瑞还是老款缤瑞，故该证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关于排放标准及是否停售问题，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购车合同并未对排放标准进行特别说明，故排放标准及是否已经停产停售并不影响本案合同的效力，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严重侵害其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本院不予采信；第四，从汽车交易价格来看，原告自行举证的网络截图显示“2019款200TDCT缤致版”指导价为9.98万，经销商参考价为8.98万起，而原告向被告实际支付的车价为8.68万元，该成交价格亦并未明显高于“2019款200TDCT缤致版”指导价及经销商参考价，故被告并未存在价格欺诈问题。因此，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欺诈而主张撤销合同，本院不予支持，相应地，其主张“退一赔三”，赔偿保险费，税费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孝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51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范孝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谢茂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