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82747号原告(反诉被告)：杨玉华，女，197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锋，上海融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齐，上海融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徐苗，女，198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汨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华伟，上海正贯长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玉华诉被告徐苗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徐苗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将本诉案件与反诉案件合并审理，并于2019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锋、陈思齐、被告徐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华伟到庭参加庭审。审理中，双方共同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玉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10日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的承包费，按每月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500元计算；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房屋租金垫付款2017年6月10日至2018年6月9日的66,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上海豆子美容中心原名上海君舒美容美发中心，投资人为案外人玉某。2016年5月25日，玉某与原告签订《转让合同》，以为13万元的价格将该美容中心出让给了原告，原告取得了该店的承包经营权，双方约定营业执照暂不变更，经营权归原告，盈亏自负。2019年9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合作合同》，约定由被告负责经营该美容院，每月付给原告合作款9,000元，每6个月支付一次。2019年1月10日起被告开始未付款。另外，原告还替被告垫付了2017年6月10日至2018年6月9日的房屋租金66,000元。现合作期限到期，被告仍拖欠付款且仍在美容院内继续经营。原告遂起诉来院。审理中，原告撤回第2项诉请，并表示，《合作合同》的性质是承包经营合同，每月“合作款”9,000元中有5,500元是租金，不再在本案中主张，其余3,500元性质为承包费，原告明确诉请的是承包费，而非租金。被告徐苗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理由如下：一、上海君舒美容美发中心2004年设立，为个人独资企业。自2014年11月4日至2017年10月27日，案外人玉某是工商登记的投资人。2017年，案外人黄某某自玉某处受让取得投资人权利，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因黄某某小名“豆豆”，故2017年9月4日上海君舒美容美发中心更名为上海豆子美容中心。2017年9月30日，黄某某与被告签订了《商铺转让协议》，以20万元价格将该美容中心转让给被告，转让标的包括美容中心投资人身份。被告已足额支付该20万元。案外人李英是被告的内部合伙人，李英和玉某于2017年10月20日签订《企业所有权转让协议》，约定玉某将上海豆子美容中心的所有权转让给李英，该协议已在企业工商内档中备案。2017年10月27日，玉某配合被告办理过户，将投资人变更登记到被告指定的李英名下。后因李英不再与被告合伙，2017年12月29日，李英以0元对价将美容中心转让给被告，将投资人变更登记到被告名下。退一步说，即使黄某某出让美容中心属于无权转让，但已得到投资人玉某的认可。美容中心为个人独资企业，其所有权即投资人身份亦属于财产性权益，参照善意取得的规则，被告作为善意受让人，在支付了合理对价并办理工商登记的情况下，亦已合法取得美容中心的所有权。因此，被告是涉案美容中心的投资人。原告无权将美容中心承包给被告经营，更无权收取所谓承包费。二、原告提交的其与玉某的《转让合同》是伪造的，其中“玉某”的签名与工商内档中《企业所有权转让协议》上玉某的签名字迹完全不同，不是玉某本人书写。玉某也未与原告办理过工商变更登记。退一步说，即使玉某与原告存在内部关系，《合作合同》签订时，原告亦未向被告披露。三、该美容中心位于金台路XXX号，该房屋的产权人为案外人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2017年9月30日，原告自称从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承租取得该房屋使用权，以二房东身份与被告签订了《合作合同》。金台路XXX号当时房租市场价仅每月5,000多元。被告想直接和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签约，但原告予以阻挠，称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不认可被告，被告只能以9,000元/月的价格从原告处承租。故《合作合同》实为转租合同。被告已足额支付转租租金。原告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支付的2017年6月10日至2017年9月30日的房租与被告无关，原告无义务承担。《合作合同》中“若管理中心房租调整造成甲方成本上升”的表述亦表明，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付房租的义务本就应由原告承担。四、原告承租涉案房屋的租期至2017年12月31日已届满。自2018年1月1日起，一直由被告以涉案美容中心名义与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直接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支付房租。故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2018年1月1日起的租金亦无依据。事实上，2018年1-6月的房屋租金被告已提前于2017年12月23日通过李英付给了原告，共4万元，原告再转而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付了33,000元。被告2018年1月1日才和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签约，首年房租6,000元/月，半年房租36,000元，为此被告还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补交了3,000元。针对被告徐苗的答辩，原告杨玉华补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告与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没有合同关系，是玉某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承租涉案房屋后，将房屋交付给原告使用的。玉某经营了一段时间后觉得经营状况不好，就发包给了黄某某，但未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之后黄某某也退出了，原告就发包给了被告。二、《合作合同》约定若被告不再继续经营，应当为原告找好合作人员并交接运营。可见该合同性质应是承包经营。且该合同2019年6月10日到期后，被告也未要求解除，而是继续经营，故原告认为双方已默认合同继续履行。三、2018年1月1日前，房租是由被告交给原告，原告再交给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的。2018年1月1日起，为了交租便利，才由被告直接与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签订租赁合同，由被告直接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交租，原、被告之间只结算承包费。被告与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间租赁关系的成立，不代表原、被告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解除。四、原告为承包该店铺付出了巨额转让费和装修费，不可能无偿出租给被告。《合作合同》自签订至今，涉案房屋的房租市场价也就是5,000-6,000元/月，对此被告是知晓的。而《合作合同》约定9,000元/月，远超市场价，超出部分就是承包费。合同第6.5条还约定了合同可自动延续，合作费每年以200-500元递增，但原告仍是按当初的9,000元/月作为计算依据。反诉原告徐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反诉原、被告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合作合同》；2.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返还52,000元；3.判令反诉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反诉原告签订《合作合同》的目的是从反诉被告即二房东处转承租涉案房屋。但因自2018年1月1日起，反诉原告已直接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承租，则反诉被告已非二房东，不能再履行转租合同义务。故反诉原告请求解除《合作合同》。反诉原告于2017年9月30日向反诉被告支付了押金1万元。之后，为支付2017年12月10日后的房租，反诉原告分别于2017年12月23日、2018年1月21日、2018年9月25日向反诉被告支付了4万元、2万元、21,000元，共计81,000元。但其中2018年9月25日所付21,000元并非是扣除租金后支付的所谓承包费，而是因当时双方已出现争议，反诉被告多次闹事影响美容中心正常经营，反诉原告才付的。反诉原告认为，上述81,000元中，扣除2017年12月10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转租租金6,000元和反诉原告交给反诉被告用于支付给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的2018年1-6月租金33,000元后，反诉原告超额支付了42,000元。再加上前述押金1万元，反诉被告应返还52,000元。反诉被告杨玉华辩称，不同意全部反诉诉请，不同意解除合同，也不存在多支付房租的情况，反诉被告之前与黄某某的合同标准也是9,000元/月。2018年1-6月的房租是反诉被告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支付的，反诉原告只是补了500元/月的差价。为证明本诉诉称，原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原、被告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合作合同》，证明双方的权利义务；证据2.原告和玉某2016年5月26日签订的《转让合同》，证明原告从玉某处取得了该店的承包经营权；证据3.上海君舒美容美发中心的营业执照(2014年11月5日)，证明该美容中心位于金台路XXX号，当时的投资人为玉某；证据4.原告和玉某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关于金台路XXX号的证明》，证明原告和玉某约定营业执照暂不变更，但经营权归原告；证据5.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2017年1月9日开具给玉某的增值税普通发票1张，金额为33,000元，证明2017年1-6月的租金为33,000元，每月5,500元，低于《合作合同》的合同价；证据6.原告网银支付凭证截图，证明原告2017年12月25日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支付租金33,000元。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本诉证据1、3、5、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中“玉某”的签名与美容中心工商内档中玉某的签名字迹完全不同，不是玉某本人所签；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无法判断其上玉某的签名是否是本人书写。为证明本诉辩称，被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被告与黄某某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店铺转让协议》，证明被告以20万元价格受让上海豆子美容中心；证据2、3.上海豆子美容中心工商内档25页(2017年10月、2017年12月)、国家信用信息网公示报告(2019年10月25日)，证据2-3共同证明2017年10月27日玉某将美容中心投资人登记至李英名下，12月19日李英又无偿登记给了被告；证据4.上海豆子美容中心工商内档2页(2017年9月)；证据5.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玉见美甲店国家信用信息网公示信息；证据6.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玉见美甲店实景照片，门牌为“豆美人”，证据4-6共同证明上海君舒美容美发中心于2017年9月4日更名为上海豆子美容中心；证据7、8.被告代表上海豆子美容中心与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2018年1月1日、2019年1月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证明上海豆子美容中心已直接承租涉案房屋；证据9.2018年3月22日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转账5万元的手机银行转账截图1张，证明被告委托李英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支付房屋押金5万元；证据10.向尾号为889613的招商银行账户(原告的手机银行)转账截图3张，证明被告于2017年12月23日支付4万元、2018年1月21日支付2万元、2018年9月25日支付21,000元；证据11.原告2017年9月30日出具的《收据》，证明原告收到被告支付的押金1万元。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本诉反驳证据2-8、10-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认可，但原告对被告和黄某某之间的关系和约定内容不清楚；对证据9的形式真实性无法核实。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传唤证人黄某某出庭。证人黄某某作证称：2017年2、3月时，我为经营店铺寻觅房屋承租，通过“58同城”结识原告。我知道原告是二房东，看完店铺后，原告用铅笔手写了一份很简单的合同，约定租期两年，第一年房租9,000元/月，押金1万元，第二年涨租200元。租下来后，因为我和原告经营的美容产品不同，所以原告把产品都拿走了，只留下房屋和简单装修，产品和设备都是我自己的。营业执照上的投资人是玉某，这个名字没去做变更，就把店名变成了“豆子”。2017年6、7月，我怀孕了，店铺经营情况也一般，我结识了被告，就打算让被告接替我。为了防止原告乱涨价，被告要求我与原、被告一起洽谈转租事宜。我和被告会同清点了店内产品，签订了《店铺转让协议》，合同价中含有我出让的设备、美容产品、部分装修(包括电脑、仪器、空调、电视机等)的价值；还含有我已预付的半年不到一个多月的房租；大众点评年费、网络宽带也都变更给被告了；又因我曾向原告交了押金1万元，故被告直接向我支付1万元，这样原、被告间就不必退付了。因为更换了承租人，我和原告之前的协议原件就当场撕掉了。被告也已将《店铺转让协议》合同款都支付给我了。至于原、被告间的合同我不清楚。经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店铺转让协议》标的既不包括店铺经营权，恰证明了原、被告间《合作合同》的承包经营性质。经质证，被告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店铺转让协议》的转让标的包括店内物品和经营权，但因经营状况不好，经营权比重很小。为证明其反诉诉称，反诉原告提交了证据(同本诉反驳证据)。反诉被告的质证意见同对本诉反驳证据的质证意见。反诉被告未提交反诉反驳证据。经审查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被告对原告本诉证据2中“玉某”的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而比对该合同与涉案企业工商备案中的玉某签名，二者确实存在明显差异。本院要求原告解释，原告庭后提交书面意见，称该《转让合同》是玉某让案外人李某某于2016年5月26日转交而来，原告收到时对方已签好，落款日为2016年5月25日，至于“玉某”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原告不清楚，也没注意过，原告已于2016年5月27日，通过POS机分三笔向安徽省长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账号共支付了13万元，付清了全部转让费。对此，本院认为，该合同虽有原件，但被告对当事人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提供了反驳证据。而由原告陈述的签约过程可合理推知，系争签名是否玉某本人书写显然存有重大疑点，原告所称的付款行为亦无法体现与该合同的关联性。故依据现有佐证，本院对该《转让合同》不予认可。二、被告对原告本诉证据4中“玉某”的签名是否本人书写表示无法判断。本院认为，该证据原告已提供原件，其中“玉某”的签名与涉案企业工商备案中的玉某签名字样不存在明显差异。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三、被告证据9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电子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四、五、八条，对该类证据的书面形式及原件形式的法律要求是能够有效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且能保证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被告提交的该证据形式上为截图打印件，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内容上更缺乏汇款人、汇款账号等基本要素，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2004年6月8日，上海君舒美容美发中心成立，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由投资人方玲出资5万元设立。企业地址登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台路XXX号底层。该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为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2014年11月5日，上海君舒美容美发中心投资人变更登记为玉某，登记机关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玉某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承租金台路XXX号，2016年上半年的租金价格为5,500元/月。2016年6月1日，玉某与原告签订《关于金台路XXX号证明》一份，该文件载明：1、金台路XXX号经营权归现任经营者；2、现营业执照无偿暂用玉某的，营业执照使用期间经营所产生的盈亏及法律责任均由现任经营者承担，与玉某无关，玉某无权参与运营。3、玉某配合工商税务方面的工作，工商税务产生的费用由现任经营者承担；每年定时去签租房合同并将合同交给现任经营者。4、(手写)玉某不能以任何理由收回或转让此店，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玉某负责，因政策问题，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收回与玉某无关。2017年2、3月间，黄某某因寻觅经营场所事宜结识原告，双方会同查看金台路XXX号现场后签订合同一份，约定租期两年，第一年房租9,000元/月，押金1万元。2017年8月19日，上海君舒美容美发中心经工商登记更名为上海豆子美容中心，经营范围由“美容”变更为“美容服务、化妆品的销售”。登记机关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变更前后的经营项目均载明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7年9月30日，黄某某(出让方、甲方)与被告(受让方、乙方)签订了《店铺转让协议》，约定黄某某将金台路XXX号的美容院转让给被告使用。合同第二条第1款约定，双方于2017年9月30日盘点库存并签订了《转让交接盘点库存表》，2017年10月1日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员工薪资及社保、水电煤、电话、网络、物业等由甲方承担。第二条第2款约定，商号名称沿用原名或乙方自行变更，甲方协助办理。第二条第4款约定，甲方收到转让金后，店铺原有装修装饰、设备产品、进货及广告渠道归乙方所有，租赁期满后不动产归房东，动产归乙方。第二条第5款约定，甲方存量客户(办理会员卡但尚未到期)由乙方继续服务。第三条第1款约定，甲方协助乙方租赁房屋，租金为9,000元/月，半年一付，押金为1万元。第三条第2款约定，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款共20万元，2017年9月28日乙方已付定金1万元，合同签订后乙方支付剩余转让金18万元，乙方暂扣1万元作为交接保证金，在交接完毕后支付。第三条第3款约定，转让费包括：1、租金押金1月；2、2017年12月10日前的房租；3、《转让交接盘点库存表》内所有物资和事项等。第三条第4款约定，甲方应保证房东同意甲方转让店铺，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房东或甲方收回店铺，甲方向乙方支付转让费的10%作为违约金。同日，原告(甲方)又与被告(乙方)签订《合作合同》一份。该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愿意将坐落于金台路XXX号的美容院由双方合作，乙方根据自我需要变动房屋装修、投入设备、人员等一切运营所需，甲方不需支付款项且与甲方无责，乙方承诺向甲方支付9,000元/月，期限为2年，自2017年6月10日至2019年6月10日止，6个月一付，押金1万元，乙方结清所有费用后无息押金退回，期间若投资管理中心房租调整造成甲方成本上升，乙方承诺给予甲方相同金额的合作补偿。第二条约定，限定于美容服务项目，不得擅自变更或作其他用途。第三条第2、3款约定，甲方承诺签约前所有客户无纠纷，之前所有员工工资、水电、电话、宽带均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乙方承诺接收本店原有顾客，无偿为原顾客提供后期服务，自签约起，店内运营管理产生的费用及债务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第四条约定，协助乙方办理营业执照、工商税务等相关手续，费用由乙方负责。第五条约定，必须保持房屋卫生整洁，不得破坏房屋基础结构。第六条第3款约定，乙方需提前10天支付合作金，拖欠按合作金2倍支付滞纳金，拖欠累计20天解除合同，押金不退，另外造成的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第六条第4款约定，期间如乙方准备搬离、期满不继续(提前3个月告知)，乙方需提前为甲方找好合作人员(甲方同意的情况下)并做好运营、工商税务的工作交接，下任合作者确认签字后乙方才能离开，乙方如原有设施因自己原因需要更换过的，不准拆除或拿走。第六条第5款约定，甲乙双方无异议则合同可自动延续，合作金递增200-500元。第七条约定，双方合作中所产生的盈亏、工商税务、客诉等问题及其法律责任由乙方解决、承担。甲方不以任何理由参与运营管理。因不可抗力或投资管理中心政策变动而导致无法经营或其他问题的，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该合同签订当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押金1万元，原告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徐苗合作押金1万元，若合作结束(依据合作合同)，押金无息退还付款方。”2017年10月20日，玉某(转让方、甲方)与李英(受让方、乙方)签订《企业所有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上海豆子美容中心的企业所有权作价0元转让给乙方，企业所有权附属的其他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同日，上海豆子美容中心持该合同等材料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2017年10月26日，上海豆子美容中心投资人变更登记为李英。登记机关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2017年12月8日，李英(转让方、甲方)与被告(受让方、乙方)签订《企业所有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上海豆子美容中心的企业所有权作价0元转让给乙方，企业所有权附属的其他权利义务一并转让。2017年12月11日，上海豆子美容中心持该合同等材料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2017年12月15日，上海豆子美容中心投资人变更登记为被告。登记机关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2018年1月1日，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出租方、甲方)与上海豆子美容中心(承租方、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金台路XXX号的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用途为美容院。合同第2条约定，租赁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乙方如需续租，应在租赁期满前1个月提出续租要求，经甲方同意后双方重新签约，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租权。第3.1条约定，租金每月6,000元，先付后用，每3个月支付一次，支付日为季末25日。第5.1条约定，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转租、部分转租、转让、无偿借用、与他人调换使用、与他人合用等。该合同落款处，乙方由被告签名，并加盖上海豆子美容中心印鉴。第二年，双方又签订《租赁合同》续租金台路XXX号房屋，约定租赁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年租金75,600元，交房当日预付三个月租金，其余租金先付后用，每半年支付一次，于每月25日前支付；合同并载明不得整体或部分转租。另查明，被告分别于2017年12月23日、2018年1月21日、2018年9月25日向原告支付了4万元、2万元、21,000元，共计81,000元。再查明，本案庭审后，上海豆子美容中心于2019年12月13日将投资人变更登记为案外人高某某。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合同》的性质。在明确合同性质的前提下，方能确定当事人义务及其履约情况。原告认为合同性质是承包经营，被告则认为是转租。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涉案美容中心是个人独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七条规定，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该法第十五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变更投资人，应在变更事由发生之日起15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涉案美容中心由方玲投资设立后，投资人依次变更登记为玉某、李英及被告，其企业所有权的流转过程连续、明晰。自2017年12月15日被告登记成为投资人起，对涉案美容中心依法享有所有权。原告声称于2016年从玉某处受让涉案美容中心，但未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承包经营系以合同方式分离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既原告对该企业的财产从未享有过所有权，当然不具有发包经营权的法律基础。其次，合同性质应依内容及其设定的权利义务而确定。《合作合同》虽名为“合作”，但对双方就该美容院如何开展“合作”却未约定任何具体内容。而纵览该合同，其关于期限、费用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须按约定用途使用房屋、不得改造破坏房屋结构等约定，与房屋租赁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吻合。原告称9,000元中有5,500元是租金，另3,500元是承包费，该主张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鉴于原告陈述由被告向其支付房租，其再将房租交给房屋所有权人即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而当时的投资人玉某的承租价格为5,500元/月，被告辩称原告作为“二房东”赚取租金差价的说法更为合理。综上，本院认定《合作合同》的性质为房屋转租合同，每月9,000元“合作金”的性质为转租租金。再次，根据《合作合同》第一条、第六条第3款的约定，被告本应于2017年6月10日支付该日起至2017年12月9日的第一期租金54,000元，于2017年11月30日支付2017年12月10日起至2018年6月9日的第二期租金54,000元，于2018年5月31日支付2018年6月10日起至2018年12月9日的第三期租金54,000元，于2018年11月30日支付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19年6月10日的第四期租金54,000元。既然涉案美容中心自2018年1月1日起已直接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承租涉案房屋，原告丧失“二房东”的资格，对转租合同势必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亦再无存在必要，故被告主张解除，本院予以准许。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作合同》第二期租金54,000元中，2018年1月1日(含)起的部分被告无义务继续向原告支付，而2017年12月10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的租金被告仍需承担，该部分按比例计算为6,000元。原告向被告索要2019年1月10日后的租金，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涉案美容中心与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涉案房屋2018年1-6月的租金计为36,000元，应由被告直接付给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而结合双方陈述，可知被告于2017年12月23日向原告付了4万元，原告收取后按玉某的承租标准5,500元/月计算，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转交了33,000元，余款3,000元再由被告直接向上海金杨投资管理中心补足。因此，被告2017年12月23日起向原告支付的合计81,000元中，实际应付的仅为《合作合同》第二期租金中的6,000元和被告委托原告转交产权人的2018年1-6月租金33,000元，二者合计39,000元，其余42,000元，原告收取缺乏合同或法律依据，应予退还；既《合作合同》已解除，原告也未主张被告在合同项下尚欠租金，押金1万元亦应退还，前述合计52,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反诉原告徐苗与反诉被告杨玉华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合作合同》；二、反诉被告杨玉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反诉原告徐苗52,000元；三、驳回原告杨玉华的全部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600元，减半收取计800元，由原告杨玉华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50元(已减半收取)，由反诉被告杨玉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炜二〇二〇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吴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一十三条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租赁物维修等条款。第二百二十四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十五条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作出变更决定之日起的十五日内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第十七条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