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11民初4224号 原告：管明斗,男,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被告:刘青松，男，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綦卫肖，山东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管明斗与被告刘青松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管明斗，被告刘青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綦卫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管明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委托代理劳务协议》约定2、3项，有甲方（刘青松）给付乙方（管明斗）代理劳务费28800元；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一、2019年9月3日，刘青松依法推荐公民管明斗，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并依法成立的“授权委托书”包括，代理人的身份户籍、授权范围和代理人权限。被告刘青松签字捏印，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在2019年9月3日依法成立“委托代理劳务协议”。 二、理由法定：《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劳务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劳务协议)。第二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所以，管明斗依法起诉请求法律保护，提交《民事起诉状》。 三、刘青松不履行“委托代理劳务协议”自己约定的义务，就刘青松承诺2、3项支付方式，第一次开庭，休庭后，有甲方(刘青松)给付乙方(管明斗)代理劳务费28800元。刘青松以违法的手段拖欠管明斗劳务费28800元，在2019年11月22日收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行初219号行政裁定书，诉讼代理劳务活动一审程序结束。表面没有胜诉。但是，法院一审没有开庭，未进行法庭调查审理。法院以书面审查是把一审案件当成二审；当成二审还需询问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因此，不服一审裁定。管明斗认真履行授权和劳务协议的义务，于2019年11月26日为刘青松依法上诉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向原审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行政上诉状》等材料。二审诉讼活动开始了。原告管明斗要求刘青松履行自己的义务“委托代理劳务协议”约定3，甲方刘青松给付乙方管明斗28800元(劳动报酬)。但刘青松拒绝给付。 四、原告管明斗依法申请支付令：请求法院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使债务人给付拖欠管明斗28800元劳务费。管明斗提出的支付令请求合法，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向债务人发出[2019]鲁0211民督2号支付令。刘青松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刘青松承认与管明斗依法签订《委托代理劳务协议》等约定。刘青松说委托管明斗代理刘青松(2019)鲁02行初219号行政诉讼一案，诬陷管明斗隐瞒其代理资格的情况，无法担任该案委托诉讼代理人，导致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劳务协议》无法履行。该案经青岛中院书面审理后驳回起诉。刘青松严重违背事实真相，诬陷管明斗未实际履行诉讼代理职责。刘青松是胡说八道，不懂人之常情，更是不懂法律规定。就管明斗和刘青松一起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的两天时间和所消费的差旅费300多元以及三番五次写作法律文书并递邮费，管明斗说协议没有约定，管明斗自己负担了。管明斗依法为其代理诉讼案件，付出了最佳的写作艺术、付出了脑力和体力的辛勤劳动。刘青松故意诬陷管明斗隐瞒代理资格，是故意抗拒法律实施，违反依法成立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劳务协议及约定，刘青松亲自签署的法律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五、本院对刘青松提出的异议书，终结本案督促程序，本院（2019）鲁0211号自行失效。申请费175元，由申请人管明斗负担。2020年1月21日，管明斗向本院提出，驳辩异议不成立，恢复支付令申请。法官过目后说，终结本案的督促程序，只是个程序，不影响民事起诉状效力，还要把申请费给管明斗。刘青松应当禁止的是：《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款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刘青松)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委托代理劳务协议)，不得代理。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劳务协议”以及约定的条件，是公开的并受法律保护。刘青松违反了法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拖欠管明斗的代理劳务费28800元事实清楚。刘青松触犯有关法律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条立法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刘青松)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管明斗)的合法权益。 被告刘青松辩称，第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劳务协议》为无效合同。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虽然名为委托代理劳务协议，但协议序言部分及协议第二条均明确约定，原告是为被告代理诉讼事项，是代理被告对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青黄政复决字[2019]103号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本案属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案由104项下的（4）诉讼代理合同纠纷，而非劳务合同纠纷。2、关于行政诉讼中的诉讼代理人，《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作出了规定，原告并非法律规定的诉讼代理人，无权代理诉讼案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劳务协议违反行政诉讼法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且，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10年9月16日对重庆高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费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保护。”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代理费。第二，原告故意隐瞒不具备诉讼代理人资格的事实，存在重大过错。1、从原告为被告代书诉状、起草《委托代理劳务协议》、要求原告签订授权委托书、向法院申请支付令、提起诉讼等行为可以看出，原告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应当了解诉讼代理人的相关规定，但却故意隐瞒不具备诉讼代理人资格的事实，更未将诉讼风险告知被告，致使被告对“获得安置补偿120㎡住宅面积”存在过高的期望，从而与其签订了协议，但该行政诉讼的实际结果却是未经开庭审理，被直接驳回起诉。2、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劳务协议因原告不具备诉讼代理人资格而无效，且无法履行。被告并不存在违约情况，虽然原告为被告代书过诉状，陪原告一起到法院立案，但相关差旅费用均是被告承担，原告无权再向被告主张任何费用。综上所述，原告故意隐瞒不具备诉讼代理人资格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效，无权要求被告支付代理费或相关劳务费，请法庭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9年9月3日，刘青松作为委托人、甲方，管明斗作为受托代理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劳务协议》，约定甲方因行政行为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特委托乙方劳务代理诉讼，望获得安置补偿120㎡住宅面积。(一)甲方承诺：1、甲方向乙方应及时、真实、详尽的提供与本案有关的全部文件和背景材料。2、甲方(刘青松)愿意按标的额(96万)或者按人民法院案件受理费标的3%向乙方支付代理劳务费28800元。3、支付方式：第一次开庭，休庭后，有甲方(刘青松)给付乙方(管明斗)代理劳务费28800元。(二)乙方(管明斗)承诺：1、乙方必须实事求是的为甲方代理本案诉讼事项，不得有欺诈行为。2、乙方为甲方代理本案诉讼，不得任意放弃。(三)甲、乙双方不得泄露本案有关的诉讼材料、内容：双方必须忠诚可靠、互信、互相支持，不得有抵触行为，一切为了胜诉。(四)甲、乙双方署名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不得反悔。(五)甲、乙双方署名：刘青松签名并捺印，管明斗签名并捺印。 二、2019年9月3日，刘青松向管明斗出具《授权委托书》1份，载明委托管明斗代理行政行为及行政赔偿纠纷案，委托权限包括代写程序性法律文书，调查收集证据，代理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等特别授权，代理权限自委托之日起至结案为止。 三、2019年11月18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2行初21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刘青松的行政诉讼。该裁定书上未列管明斗为刘青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四、庭审中，管明斗称，其以前代理过许多案件，代理过劳动仲裁、行政案件、劳动教养案件，代理过黄岛区人民法院的案件，代理过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代理过民事案件，刑事自诉案件等；对于其实际支出费用，管明斗称申请支付令支出173元，本案诉讼费520元，其他款项在协议书上未约定，不跟刘青松要。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劳务协议》、授权委托书等证据，被告提交的行政裁定书等证据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在案为凭，经庭审审查和质证，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委托代理劳务协议》是否有效，被告是否应支付代理劳务费？ 综合本案的案情及相关的法律规定，本院作如下分析判定： 第一，从立法目的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公民个人作为民事诉讼代理人，仅限定三种情形：当事人的近亲属、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当事人近亲属基于亲属关系作为诉讼代理人，自愿无偿提供法律帮助;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基于工作任务，接受单位指派或者委派参加诉讼，亦不发生有偿法律服务问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基于基层组织、单位、团体推荐作为诉讼代理人，如果被推荐的公民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将置当事人所在基层组织、单位或者团体于营业性社会中介机构的地位，明显与其职能定位不符。因此，法律虽然允许特定的公民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代理人，但应当是无偿的。 第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的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本案中，管明斗作为公民个人接受刘青松的委托参加行政诉讼活动，未取得刘青松所在社区的推荐，未得到法院的许可，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2行初219号行政裁定书也未记载管明斗是刘青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故管明斗未依法取得社会团体、单位或者刘青松所在社区的推荐，无权代理刘青松的行政诉讼案件，而且，即使管明斗作为刘青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行政诉讼活动，其请求支付法律服务费亦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第三，根据管明斗的陈述，其之前代理过很多诉讼案件，说明管明斗以公民个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具有职业化倾向，与司法行政管理规定相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方法，对于受到法律保护的律师执业而言，尚需要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证书才得以律师名义承揽业务，收取代理费用，而管明斗作为未取得律师执业资格的个人，更没有法律依据以公民代理身份请求获得报酬。 综上，本院认为，管明斗以公民个人身份，作为刘青松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行政诉讼，未取得社区推荐，不符合担任代理人的资格，所订立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不具有合法性，应为无效合同，且管明斗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为刘青松的诉讼活动支出费用情况，其根据《委托代理服务协议》及授权委托书主张代理劳务费288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另，管明斗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故参与本案应当由本人(刘青松)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委托代理劳务协议)，不得代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本案中，刘青松委托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是法律赋予的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管明斗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属于法律对民事主体实体权利义务的规定，不适用于诉讼案件中程序性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规定，管明斗以该条文为依据主张刘青松不得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管明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26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正品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侯衍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