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12民初10049号 原告：钟秀连，女，汉族，1973年6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前娅，重庆圣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高汇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道90号23-办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92411535C。 法定代表人：包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吉蔚滨，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钟秀连与被告重庆高汇投资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徐振中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彭钦梅、晏慧耘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秀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前娅，被告重庆高汇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吉蔚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钟秀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3月28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839908元（计算方式详见工资明细表，明细表上的实发工资是被告已经支付的工资数额）；2、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72000元（43000元/月×2月×2）。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6年3月28日到被告公司处担任财务总监，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标准为43000元/月。但被告每月仅实际支付1万余元工资，称公司效益好转后补发，后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仍然拒绝支付尚欠工资，并于2018年3月12日（原告生病住院期间）以原告旷工为由违法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被告恶意拖欠工资，捏造原告旷工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本院。 被告重庆高汇投资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所述均不是事实，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为3000元/月，实际按10000元/月支付，且原告对于每月所发工资及所扣个税均予以认可；因为原告严重违纪，被告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故不应支付经济赔偿金；被告也不欠原告工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在原告举示的劳动合同（甲方为重庆高汇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为钟秀连，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上载明：一、劳动合同期限：本合同为固定期限合同，从2016年3月28日起始，至2019年3月27日终止。二、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与工作任务和条件：甲方安排乙方从事财务总监工作。三、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甲方工时制度按标准工时制执行。乙方月工资为人民币43000.00元。……七、劳动合同变更、续订和解除的条件：……（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随时通知乙方解除劳动合同，而且不负任何经济补偿责任，如果乙方行为造成甲方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赔偿责任：……2、乙方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十二、特别事项：乙方签字后，乙方即持有本合同一份，不需另进行签收手续。该劳动合同上“43000.00”为手写内容，原告称劳动合同除了第一页和最后一页手写内容是原告书写外，其他内容均不是原告所写。被告称对该份合同劳动报酬的约定有异议，对其他内容无异议，合同只是写的3000元，3000元/月之前的“4”是原告事后自行添加的，“4”和3000也不是同一支笔写的，是原告事后自行添加的。 在原告举示的另外一份劳动合同复印件（甲方为重庆高汇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为钟秀连，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上加盖有被告印章，同时有手写注明“购社保用”，该合同约定乙方月工资为人民币3000.00元。 在被告举示的劳动合同（甲方为重庆高汇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为钟秀连，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该合同封面备注有购社保用）上载明：一、劳动合同期限：本合同为固定期限合同，从2016年3月28日起始，至2019年3月27日终止。二、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与工作任务和条件：甲方安排乙方从事财务总监工作。三、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甲方工时制度按标准工时制执行。乙方月工资为人民币3000.00元。……七、劳动合同变更、续订和解除的条件：……（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随时通知乙方解除劳动合同，而且不负任何经济补偿责任，如果乙方行为造成甲方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赔偿责任：……2、乙方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十二、特别事项：乙方签字后，乙方即持有本合同一份，不需另进行签收手续。 2016年3月28日，原告填写员工信息登记表，该登记表有以下内容：入职申请人同意遵守公司的依法订立的规章制度，如有违反，同意接受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处理。入职申请人已学习并知晓了公司关于日常纪律、员工考勤、福利管理、绩效管理、财务管理等所有管理和规章制度。 在被告举示的《员工考勤管理制度》中有以下内容：公司采取双休制，正常工作日为周一至周五。员工连续旷工3天（含）以上的，为严重违纪，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在原告举示的复印件薪资通知单上显示原告入职时间为2016年4月1日，部门：财务管理部，职级：总监，通知事项为转正核薪，现薪资标准20000元/月，综合管理部处有王燕芳签字，经办人处有余亚东签字，财务部签收处有陈娟签字，公司总经理处无人签字。该薪资通知单备注年薪人员，见《年薪确认函》。原告称薪资通知单上除了王燕芳外，其余人员均已离职。 在原告签字的制度评审表上载明：制度名称：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权限表、相关表单样表，发起部门：财务部，发起人：钱开海，评审方式：会签，相关主要内容：有关“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权限表、相关表单样表”等初稿评审，请相关领导将以上制度与权限评审意见如实填写后并签字核实，备财务部根据修改意见后重新修订后经领导审批后执行。钟秀连于2016年9月27日作出的评审意见为无修改意见，同意试行；徐旭于2016年10月9日作出的评审意见为请财务明示“审计、审批、审核”内涵，并参照公司章程构架设置权限。包静于2016年10月21日作出的评审意见为请财务部根据财务制度，结合各部门意见制定出方便实用，又能监管高效的报销审批流程。彭子商于2016年11月2日作出评审意见为本制度可以作为财务管理的总纲制度。 在财务管理制度（从2016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附件财务管理权限表上显示各职能部门、公司部门经理以下人员的聘用及薪酬决定的审批流程为综合管理部经办、部门领导审核、会计审核、总经理审批，关键岗位及薪酬、特殊岗位用工的审批流程为综合管理部经办、部门领导审核、会计审核、总经理审核、股东会审批。 在原告举示的用印申请表中载明：申请部门综合部，经办人王燕芳，用印时间2016年11月8日，印章单位高汇投资，文件去向对外，文件等级普通文件，文件等级处例行文件后的手写内容为：北清大116500.11元，专兴97100元，合计213600.11元，原因（手写）：公司要求超出报个税工资开发票报账，否则拒绝付款，文件标题或主要内容（手写，其中“工资”二字用铅笔书写，其余内容为签字笔书写）：业务约定书.（2份）专兴企业管理公司.（工资）。原告称用印申请表中原因处的内容和例行文件后的内容是原告书写，但是在原告填写好之后经办人王燕芳以及法定代表人包静签字，因该内容是与原告相关的事项，本就应该由原告填写，并且文件标题和主要内容处“工资”二字是王燕芳所写。被告称对用印申请表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有2处内容（即原因处的内容和例行文件后的内容）是原告自行添加的，被告包静及王燕芳签字的时候没有原告自行添加的内容。原告申请对用印申请表上用铅笔书写的“工资”二字是否是王燕芳书写进行鉴定。被告称不能提供王燕芳的签字样本，被告也认为没有必要鉴定，而且这个字是用铅笔书写，与用印申请表上的其它字体不一样，不符合常理，用印申请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文件的去向是对外，明显与本案无关，请法庭不予准许本次鉴定。 在原告2019年6月10日庭审中举示的业务约定书（甲方为重庆高汇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为重庆北清大科技有限公司，日期为2016年11月8日）中有以下内容：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决定，甲方聘请乙方担任甲方2016-2018年度的管理顾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代编山水故乡商业计划书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本合同期限为3年，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甲方应付乙方服务费用共计人民币116500.11元。本约定书签订后，由甲方在合作期内按进度以乙方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通过银行付清款项。在原告2019年6月10日庭审中举示的业务约定书（甲方为重庆高汇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为重庆专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日期为2016年11月8日）中有以下内容：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决定，甲方聘请乙方担任甲方2016-2018年度的管理顾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代编高汇金控集团金融板块商业计划书、管理咨询服务”等。本合同期限为3年，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甲方应付乙方服务费用共计人民币97100元。本约定书签订后，由甲方在合作期内按进度以乙方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通过银行付清款项。对于上述两份业务约定书，被告曾申请鉴定业务约定书上所盖被告公章的真实性，后原告在本院2019年7月16日询问中请求撤回上述证据，被告予以同意，后被告撤回上述鉴定申请。 在原告举示的高汇投资公司2016年人员薪资统计表（制表日期为2017年1月20日，制表单位为综合管理部）显示原告为财务管理部总监，陈娟为财务管理部会计，原告工资方式为年薪制，年薪总额400000元，基本年薪240000元，绩效工资160000元，月工资20000元。该表上有原告加盖的复核章，有打印的王燕芳名字，有陈娟手写的“经与薪资通知单核对，年薪数据相符。2017.1.20”。原告在2019年6月10日庭审中举示了其与陈娟的一段通话录音（原告称谈话时间为2017年1月20日），该录音有以下内容：原告：你签了一个40万一年的，是她要求你签，不是要你签，是要所有会计签。陈娟：究竟是多少，她叫我签，我就签了，王燕芳自己制的表。原告：你做事很细心，你看了薪资确认单，你写了一个与薪资确认单一致。陈娟：对，薪资确认单也是她们给我们的，通知我们的，我这些人按这个……。原告：薪资确认单有老板签字的。陈娟：薪资确认单有没有老板签字？原告：肯定有王燕芳签，还有领导签，不然你们是不得认的，我跟你讲。你记一下，我不记得了。陈娟：反正这个东西都是她通知我们的，她给我们的，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谁多少钱？原告：我也搞不懂，当时钱开海拿给我，我也觉得奇怪，这个薪资统计表，你签了与薪资确认单一致，又没有老板签字，是不是？陈娟：没有。原告：当时就是王燕芳写的？陈娟：对，就是王燕芳写的。原告：王燕芳打的表？ 在2017年11月23日培训申请表上载明：申请部门：财务部，培训类型：外训，培训时间：2017年11月28日至30日，参训人员：钟秀连，申请部门审核意见为同意并加盖复核章。 在被告举示的有原告签字的移交清册上载明2017年11月27日原告向钱开海移交高汇复核印章、德同复核印章、汉鸿复核印章、天玺泰复核印章。说明处内容有：管印章外出学习期间，需要盖复核章需在微信上向钟总请示，待钟总同意后通知钱会计盖复核章备走下一个流程。 在原告举示的请假日期为2017年12月27日员工请假申请单（复印件）上显示请假时间开始时间：2017年12月27日，结束时间：2017年12月31日，申请假期时间：4天。请假时间开始时间：2017年12月27日，结束时间：2017年12月31日，批准假期时间4天。上述请假申请单上的时间均系打印字体。请假申请单上请假事由为产假调休。 在原告举示的请假日期为2018年1月1日员工因公外出申请单（复印件）上显示因公外派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为方便工作外派时间外派人员无需回公司报到，以完成工作任务为主，工作进度汇报以电话或微信向公司领导包静汇报，外派期间属公司正常上班核算薪资，公司有事会通知外派人员。 2018年3月9日，被告作出通知，该通知载明：钟秀连：你于2018年1月11日向公司提交的《请假申请单》，申请休流产假3个月，即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2018年1月10日-15日未休）。根据公司规章制度和你提交的病历等实际情况，公司同意在国家规定“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的基础上增加18天，即同意你休假60天。根据请假时间计算，你应于2018年3月7日回公司报道上班，但至今未归。根据公司《员工考勤管理制度》第七条（二）的规定：“一年内累计或连续旷工三天以上的，处以除名处罚”，现在你已经旷工3日。现你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请接到本通知1日内回公司报到上班，如未按规定时间到岗，公司将继续按旷工进行处理，并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原告称其是2018年3月11日收到该通知的。被告称休假至3月31日只是原告的申请，公司批准的是60天，原告应于3月7日回单位上班，原告是2018年3月10日收到该通知的。 在重庆建设医院2018年2月12日出院记录上显示原告2018年2月4日入院，2018年2月12日出院，住院天数8天。入院情况：1+月前在外地医院行死胎引产术，自诉引产经过顺利。入院诊断为急性盆腔炎。在重庆建设医院2018年3月19日出院证上显示原告入院时间为2018年3月11日，出院时间为2018年3月19日。出院诊断：……3、引产术后感染。出院医嘱为：1、增强体质，保持外阴清洁。2、外院继续治疗。3、建议转大医院治疗。 2018年12月25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一、基本情况：委托鉴定事项：1.检材字迹1中“4”和“3000”是否同一时间形成、同一支笔书写；是否同一人书写、是否原告（钟秀连）书写、是否余亚东书写；2.检材字迹2是否原告（钟秀连）书写。……三、检验过程及分析说明：（一）“43000.00”数字形成时间和书写工具鉴定。《劳动合同》第3页第1行右端“43000.00”数字组笔迹采用显微镜检验发现：所有数字均硬笔（签字笔）黑色墨水书写……唯万位“4”字排列位置高低不当，与前面“币”字和后面千位“3”字间距异常、前后距离紧挤，笔画有重描痕迹（“4”的“/”部）……综上检验结果判断，检材上“43000，00”数字组字迹中，“3000，00”应书写在前，万位“4”字书写在后；由于“4”字有重描痕迹，基于现有检测条件，倾向认定万位“4”字与“3000.00”数字组属同一支笔书写形成。至于该“4”字是何时书写、何人书写，因检材字迹数量限制，无条件进行检验鉴定。（二）《出院证》上两处书写字迹笔迹鉴定。综上检验结果判断，检材与样本笔迹间不同特征表现与各个方面，数量占绝大多数，其中多为独特稳定的个性特征，其总体构成不同，反应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四、鉴定意见：1.标称日期为“2016年3月28日”的《劳动合同》第3页上手写字迹“43000”数字组中“3000,00”是先写字迹，前面万位“4”字是后写字迹；倾向认定两者为同一支笔书写。2.标称日期为“2018年03月19日”的《重庆建设医院出院证》上手写字迹“引产术后感染”及“建议转大医院治疗”与供检的钟秀连实验样本字迹均不是同一人书写。为此，被告支出鉴定费用8200元。 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显示：报警时间为2018年3月12日，简要报警信息：2018/3/1211:01:17报称：在土星A223楼投资公司，纠纷。民警赶到现场，报警人钟秀连称自己是高汇投资公司财务总监在休产假期间公司将钟秀连办公室的物品拿走，现报警人钟秀连就与重庆高汇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一案在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通过相关程序解决。 2018年3月12日，被告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通知载明：根据《劳动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劳动合同第七项第（三）款第2条的约定，现对该劳动合同按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第七项第（三）款第2条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原告称其是在2018年3月12日收到被告当面送达的该通知书,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8年3月12日。被告称双方不是在2018年3月12日解除的劳动关系，而是通过邮寄送达上述通知书，双方是在2018年3月14日解除的劳动关系。 在被告举示的重庆高汇投资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工资表（部分工资表上有财务总监复核章，陈娟签字复核）均显示钟秀连的岗位工资为10000元/月、餐补150元/月（其中2016年8月餐补为130元/月）。在2017年12月工资表显示原告实际出勤天数为0，社保扣款358.85元，转账金额0，备注12月事假。 在被告举示的员工请假申请单上载明：姓名：钟秀连，所属部门财务，请假日期2017年1月1日，假期类型为产假，请假时间开始时间：2017年1月1日，结束时间：2017年1月10日，申请假期时间栏空白。请假时间开始时间：2017年1月15日，结束时间：2017年3月31日，批准假期时间栏空白。上述请假申请单上的时间均系打印字体。请假申请单上请假事由为7个月以上小孩引产后休息，部门负责人签字处加盖复核章，综合管理部意见（签字日期为2018年1月11日，签字人王燕芳）为同意按国家规定休假42天，考虑实际情况，增加18天，共休60天，请于2018年3月7日回公司上班，补齐医院盖章证明。总经理意见（签字日期为2018年1月11日，签字人包静）为同意综合部意见。被告称员工请假申请单上面的复核章是原告加盖的，复核章是2018年1月11日原告回来上班的当天由财务人员交回给了原告，原告当天请假后又将复核章交还给了被告；上面打印的请假日期是错误的，应该是2018年。原告称对员工请假申请单的真实性有异议，上面没有原告本人的签字，原告没有见过该请假申请单，原告自己也写了一个请假申请单，请假的时间和该请假申请时间一致，打印的年份2017年应为2018年，原告自己写的请假申请单在被告公司留存，被告是同意了原告的请假申请，请假截止时间是到2018年3月31日。 被告在2016年5月至2018年3月期间为原告缴纳了生育保险，其中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缴费基数为3370元/月。 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李桃陈述了以下内容：我以前和原告在一起合作过地产方面的事情，被告给原告说要招聘金融方面的CEO，原告就介绍我去，我就去了，面试我的人是杨光義，杨光義满脸愁容，说公司欠了很多钱，找个方法去债务，找我去就是做这个事情，他说，他出个初步的框架，比如说公司欠外面10个亿，就去外面找那种不良资产花2个亿买过来，然后再准备以10个亿的价格去抵债，就可以少付别人8个亿。我问别人不愿意怎么办，他说如果不要这个钱什么都拿不到，我就觉得这个人太有气魄了。我就问他我们的工资，他说CEO都是几十万，税后60万元，我说口说无凭，但他说可以签协议，协议拿过来都是写好的3000元，他说可以我看了之后自己补加或者修改。我觉得不靠谱，我就觉得他信用有问题，就没有同意这个事情，最终没有入职。我记得协议中间有个3000元，其他记不清楚了，补加修改是由公司进行。我记不清楚和原告合作过哪些项目。原告认可该证言的真实性，被告不认可其真实性。 在本院2020年1月6日庭审中，原告举示了46组证据。在本院2020年4月16日组织的质证中，被告对原告举示的6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在本院释明原告应对其举示的证据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并告知原告若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应申请鉴定。原告表示其不申请鉴定。 原告在2018年6月7日庭审中还陈述了以下内容：原告休假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原告因为2017年12月流产及产后附带病症，分别于2018年2月4日至2018年2月12日、2018年3月11日至2018年3月19日住院。原告2017年12月27日回江西就医。被告公司刷脸卡进入公司，2017年12月我没有刷到脸卡，被告将原告的记录清除了，原告是高管，公司规定总监级别以上的都无需考勤。 原告在2019年12月17日、2020年1月6日庭审中还陈述了以下内容：原告从2018年4月1日起没有再在被告处上班，之前一直在被告处正常上班。原告做的流产手术的时间是2017年12月27日，当天我就到被告单位找王燕芳拿请假单，找包静签字，请假单写的休假期为2017年12月27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共4天,后面就一直在被告处正常上班，没有请假。原告请假时间是2017年12月27日，王燕芳、包静在2017年12月27日签字,原告在2018年1月1日申请因工外出，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属于因工外出，被告认可属于正常出勤，以实际完成工作任务为主，这段时间原告是在正常工作，没有请假。陈娟已经离职了，不记得其离职时间。原告岗位是财务总监，但没有实权，没有签字权，签字权由王燕芳和杨光義共同操控，王燕芳代表杨婕以所有关联公司的实际人事总监的岗位出面，同时管理所有的印章，杨光義以集团总裁和关联公司副总裁的身份以资金审批权、控制权、支付权控制所有的关联公司，证明杨光義和王燕芳都是有实权的，但不给原告实权，原告签字都不能签，如果有实权，就是关键岗位。 在本院2020年4月21日庭审笔录中有以下记载：审：原被告分别向本院申请了多少个司法鉴定（之前陈述与本次庭审不一致的，以本次庭审陈述为准）？原：原告申请了一个司法鉴定，对2016年11月8日的用印申请表上用铅笔手写的“工资”二字是否是王燕芳所写,但对方不提供鉴定样本，并拖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没有鉴定，该案件诉讼拖了近三年。 被告在庭审中还陈述了以下内容：原告从未将住院资料提交给被告，原告并非一直按照住院出院记录住院治疗，期间多次对多个单位提起诉讼并参加庭审。原告2017年12月27日回江西就医，原告是2018年1月11日回单位提交的请假单。被告公司刷脸卡考勤，每天进公司都要刷脸卡，原告需要进行考勤。原告从2017年11月23日请假三天，之后就一直没有回被告处上班。2018年1月11日回到公司请产假，被告批准原告休假至2018年3月7日。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是因为原告没有在2018年3月7日回单位上班，之后属于旷工，被告遂按照规章制度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同时在解除合同之前，被告也获悉原告在休假期间到渝北区仲裁委员会、巴南区仲裁委员会对被告等单位申请劳动仲裁，显然也属于滥用了休假的权利。王燕芳还在被告处上班。原告岗位是财务总监，是关键岗位。原告工资里的餐补属于工资的一部分。被告没有工会。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以下内容：原告的计薪周期按自然月计算，当月工资次月10日左右发放。被告在2016年3月28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按10150元/月的工资标准支付了原告工资。被告在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按5000元/月的工资标准支付了原告工资。2016年11月8日用印申请表上涉及的文件内容是原告2019年6月10日庭审举示的2份业务约定书中的内容。原告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社会保险个人承担部分是358.85元/月，该费用已经由被告代扣代缴。生育保险基金能支付原告的生育生活津贴标准为3370元/月。 2018年4月19日,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明原告请求事项为：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6年3月28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出勤工资72.6万元；2、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止产假工资12.9万元；3、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80444元。该证明书载明受理日期为2018年2月28日。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鉴定意见书、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等证据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是否应准许原告申请对2016年11月8日用印申请表上用铅笔书写的“工资”二字是否是王燕芳书写进行鉴定。第一，该用印申请表申请部门为综合部，非原告所在的财务管理部，而且文件去向是对外，不是对内，不能说明是与原告的工资具有关联性。第二，该用印申请表经办人为王燕芳，但却有原告在原因处和例行文件书写的内容，不符合常理。第三，该用印申请表手写内容均系墨水笔书写，但唯独工资二字用铅笔书写，因此该二字即使是王燕芳书写，在被告不认可其添加的情形下，此种明显不符合常理的书写方式也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第四，工资二字即使是王燕芳所写，但从原告在2019年6月10日庭审举示的业务约定书中可以看出该用印申请表涉及的文件内容不能证明是与原告的工资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原告工资数额的目的。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如上所述，因原告申请的该鉴定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加之双方也不能提供王燕芳书写的“工资”二字作为鉴定样本，故对原告的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在于能否采纳原告举示的劳动合同中关于原告工资为43000元的约定。因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已经认定该合同中“3000”是先写字迹，“4”是后写字迹，而且万位“4”字排列位置高低不当，与前面“币”字和后面千位“3”字间距异常、前后距离紧挤，此种明显不符合常理的书写方式已经足以令本院不能依据该合同的约定来认定原告的工资，因此本院认定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时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月工资为3000元，但在被告举示的劳动合同中注明了该劳动合同是购买社保用，故本院也不能直接依据被告举示的劳动合同来确定原告实际的工资标准，原告的实际工资标准需由本院依据现有证据进行认定。对于该鉴定所产生的鉴定费用，虽然鉴定意见可以认定43000元的书写明显不符合常理，但也无法证明是何人添写“4”，故该鉴定费用仍应由被告承担。 本案争议焦点之三在于如何认定原告的工资标准。第一，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需基于证据，基于证据所查明的法律真实只能尽最大可能去接近客观真实。第二，原告为证明其工资为税后年薪40万元，举示了高汇投资公司2016年人员薪资统计表、薪资通知单（复印件）及原告与陈娟的录音。首先，薪资通知单为复印件，本院不予采信，且薪资通知单载明的原告转正工资为20000元/月，与原告举示的2016年人员薪资统计表不一致。况且原告在与陈娟录音中也提到薪资确认单要有老板签字，要不然是不得认的，而该薪资通知单却没有总经理签字，程序也不完备，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原告举示的2016年人员薪资统计表仅有同属财务管理部的陈娟手写内容和原告加盖复核章，却无王燕芳签字，也没有原告在与陈娟的录音中提到的老板签字，王燕芳作为制表人（制表单位为综合管理部）及综合管理部人员却不在该文件上签字，其他人却签字或盖章，该统计表的制作明显存在不合常理之处。况且2016年人员薪资统计表显示陈娟是原告的下属且已经离职，难免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加之原告与陈娟的对话中提到的王燕芳自始至终未参与该对话，故原告举示的2016年人员薪资统计表及原告与陈娟的录音均难以采信。再次，陈娟在2016年人员薪资统计表手写“经与薪资通知单核对，年薪数据相符”，但薪资通知单上并无年薪数据的记载，仅载明原告薪资标准20000元/月，故从现有证据来看，陈娟所写内容也与薪资通知单不符。最后，原告举示的与陈娟的录音紧紧围绕薪资确认单与薪资统计表签字展开，按照2016年人员薪资统计表，两者同属财务管理部、存在上下级关系，该录音显示的内容不符合双方正常的业务活动，存在可疑之处，例如原告在对话中仔细描述陈娟在薪资统计表上写的内容是什么，陈娟既然已经写了该内容，原告再重述该内容毫无必要；原告与陈娟一再强调薪资确认单是王燕芳给我们的，而王燕芳未参与该对话；在关于薪资统计表的问题上，原告说“当时就是王燕芳写的？”陈娟答“对，就是王燕芳写的。”两者的问答方式令人怀疑其是刻意要共同突出王燕芳的主导地位。据此，因该录音的内容不符合同一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对话的常态，且王燕芳未参与该对话，故该录音不能作为本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第三，原告岗位为财务总监且属于关键岗位，原告称其没有实权，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在原告签字同意试行的财务管理制度中载明关键岗位的薪酬审批流程为综合管理部经办、部门领导审核、会计审核、总经理审核、股东会审批，由此可以看出，原告的薪酬问题必须最终经过股东会审批才能确定，而由此也可以认定高汇投资公司2016年人员薪资统计表与薪资通知单（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原告工资标准的依据。第四，从被告举示的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的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工资表可以看出原告岗位工资10000元/月，餐补每月150元/月，在原告没有证据其工资标准的前提下，本院按照实际履行的原则确认原告工资标准为10150元/月。 本案争议焦点之四在于原告何时在休流产假。第一，原被告均确认原告在2017年12月27日回江西就医，结合被告举示的请假申请单，可以认定原告存在因流产需休假的事实，原告称其在2017年12月27日行流产手术，本院予以采信，故本院认定原告从该日起可以享受流产假并可依法享受生育生活津贴。第二，该争议焦点还涉及到被告举示的员工请假申请单能否采信的问题。首先，虽然原告不认可该请假申请单，但原告认可其写了一个和该请假申请时间一致的请假申请单，而且原告认可其打印的请假申请单上打印的年份和被告举示的请假申请单上都存在同一个错误，即打印的年份2017年应为2018年，由此可见该请假单的申请请假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0日、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3月31日。其次，被告举示的请假申请单请假日期为2018年1月1日，但在原告举示的请假日期为2018年1月1日员工因公外出申请单（复印件）上显示因公外派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该请假单并无任何打印错误，明显与原告所述的存在打印错误自相矛盾，而且按照常理，如果原告举示的员工因公外出申请单（复印件）属实，就没必要再请一个期间相同的产假，据此本院可以认定原告举示的员工因公外出申请单（复印件）不属实。再次，原告在2018年3月12日报警时也称自己还在休产假，可见原告在2019年12月17日庭审中称其2018年4月1日之前一直在被告处正常上班明显不属实。因被告已经举示了其留存的原告提交的请假申请单且原告举示了不属实的请假证据，加之原告关于其休假的陈述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例如原告在2018年6月7日庭审中称其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休假，在2019年12月17日庭审中称其2018年4月1日之前一直在被告处正常上班），故本院对被告举示的员工请假申请单予以采信。最后，该请假申请单的内容也能与原告收到的被告2018年3月9日作出的通知内容相吻合，鉴于原告在本案关键事实即请假事实上进行了严重的矛盾陈述且举示了明显不属实的证据，被告在2018年3月9日作出的通知中关于原告请假过程及事实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可采性。该通知载明原告2018年1月10日至15日未休，该内容也与请假申请单原告申请请假的时间相吻合，因此本院对被告2018年3月9日作出的通知中关于原告请假过程及事实的内容予以采信。虽然请假申请单批准假期时间栏为空白，但在请假申请单综合管理部意见及总经理意见处均已经载明被告要求原告于2018年3月7日回公司上班并补齐医院盖章证明，因此本院认定被告批准的原告休假日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6日。原告称被告同意了原告请假申请（即请假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31日），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且与被告举示的其留存的请假申请单载明的内容矛盾，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原告在2018年6月7日庭审中称其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休假，被告称原告2017年11月23日请假三天后就再未回来上班，据此本院至少也可以认定原告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6日期间在休假。第四，《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规定：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法律并未规定产假可以中断或产假期间上班应发放加班工资或进行调休，据此被告在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2月6日期间可享受法定的42天产假（即使产假期间上班，因产假期间工资待遇不低于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标准，故产假期间上班仍按产假享受工资待遇），因被告同意增加18天产假且被告自愿将产假截止日期计算至2018年3月6日，这可以视为被告的福利措施，故本院认定原告在2018年2月7日至2018年3月6日期间仍然享受产假，《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据此，被告应照发原告2018年2月7日至2018年3月6日期间的工资。 本案争议焦点之五在于原告在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26日期间是否正常上班。因原被告均认可原告进入公司需要刷脸卡进入，该证据由被告掌握，但被告并未向本院举示，故本院认定原告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26日期间在正常上班，被告应支付该期间工资8400元（10150元/月÷21.75天/月×18天，四舍五入，取整数）。 本案争议焦点之六在于原告2018年3月6日以后是否正常上班。第一，原告自述其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休假，可见原告2018年3月6日以后未再上班，且原告享受的产假期远超过国家规定的产假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同意原告继续休产假至2018年3月31日。第二，原告在2018年3月12日收到《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即报警，报警仍然称自己在休产假，且原告在2018年2月28日就已经提起仲裁请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故原告庭审中变更陈述称其2018年4月1日前一直在被告处正常上班，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鉴于原告在关键事实上的矛盾陈述行为，本院可以认定原告在2018年3月6日以后没有正常上班。据此，因原告2018年3月6日以后未向被告提供劳动，故被告无需支付原告2018年3月6日以后的工资。 本案争议焦点之七在于被告是否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第一，本案被告解除原告劳动关系的依据为原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被告未向本院举示证据证明其《员工考勤管理制度》经过民主程序，故被告现依据规章制度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本院认定其系违法解除。第二，被告在2018年3月9日作出通知，通知原告在接到通知后1日内回公司报到上班，可见被告在此时是不欲以原告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的，而是给予了谅解并给予了原告一个改正的机会即要求原告接到通知后1日内上班，因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收到通知的时间，故本院依据原告的陈述认定原告收到该通知的时间为2018年3月11日。原告回到被告处的时间为2018年3月12日，该时间在被告2018年3月9日作出通知的时间范围内，该日原告报警称被告将其办公用品拿走，被告在该日作出《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可见即使原告回到被告处，被告也已经解除其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并未给予原告改正的机会，被告的此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合同履行过程中应有的诚实信用，即先通知原告回公司，却又以原告旷工为由解除其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对于该种行为，不应予以鼓励。据此，本院认定被告系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第三，对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因原告称其系2018年3月12日收到《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而被告未举示其邮寄通知书的证据，故本院认定原被告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8年3月12日。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40600元（10150元/月×2月×2）。 对原告在本院2020年1月6日庭审中及2020年4月16日组织的质证中举示的证据，对被告认可真实性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举示的其他证据，或者为复制件，或者与本案无关，加之原告在本院释明后也不申请鉴定真实性，故对其他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原告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2月6日期间享受法定42天产假期间的工资，《重庆市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参保单位女职工符合政策生育或终止妊娠的，产假期间由领取工资改按下列规定享受生育生活津贴。故原告在产假期间可依法领取生育生活津贴，该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但因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产假期间不得降低劳动者工资，且双方共同确认生育保险基金系按3370元/月支付原告生育生活津贴，故被告还应支付原告该期间工资9492元（10150元/月÷30天/月×42天-3370元/月÷30天/月×42天），需要说明的是，若生育保险基金最终不能核发原告生育生活津贴，原告此时可再行起诉被告赔偿该部分损失。对于原告2018年2月7日至2018年3月6日期间的工资，因被告自愿按产假对待，故被告仍应支付该期间原告工资9473元（10150元/月÷30天/月×28天，四舍五入，取整数）。综上，扣除被告已经发放的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及被告已经为原告代扣代缴的2018年2月至2018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个人承担部分，被告还应支付原告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6日期间的工资共计16647.3元（8400元+9492元+9473元-5000元/月×2月-358.85元/月×2月）。对原告主张的2016年3月28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因双方确认被告已经按10150元/月的工资标准支付了原告该期间的工资，故被告无需再支付原告该期间的工资。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重庆高汇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支付原告钟秀连工资16647.3元； 被告重庆高汇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支付原告钟秀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40600元； 驳回原告钟秀连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及鉴定费用8200元，由被告重庆高汇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振中 人民陪审员  彭钦梅 人民陪审员  晏慧耘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法官 助理  周 文 书 记 员  谭青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