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9民初823号原告：吴江市苗圃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松陵八坼社区。法定代表人：滕士元，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建东，江苏剑桥颐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东，江苏剑桥颐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栋森，男，1980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被告:孙守月，男，1976年9月13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厚兵，江苏通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云闯，江苏通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江市苗圃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苗圃公司）与被告王栋森、孙守月企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潘景信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苗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旭东，被告王栋森、孙守月以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厚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苗圃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关于吴江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园林公司）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于2019年12月19日解除；二、二被告立即向原告移交园林公司的所有证照（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银行开户许可证、资质证书等）、印章（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及会计账簿（含记账原始凭证）；三、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09年11月至2013年10月的承包费2241307.37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四、二被告支付原告款项2041314.87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五、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11月1日，原告与园林公司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约定两被告承包经营园林公司，期限为2009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承包费按工程决算审计额的比例计算，第一年6%、第二年7%、第三年8%、第四年9%。同时，《经营承包协议书》还约定原告有权不定期查看、检查园林公司的财务情况。两被告以园林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在《经营承包协议书》上签名。《经营承包协议书》订立后，原告按约履行约定义务，但两被告却未按约支付相应的承包费。2017年12月，原告与两被告委托内审人员对两被告承包经营园林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审计并形成了原告与两被告共同确认的《内审报告》，依据该《内审报告》所显示的原告与两被告均确认的往来金额，在相互扣减后，两被告应支付原告承包费2241307.37元，支付原告其他款项2041314.87元。对该部分款项，两被告一直拒不支付；同时两被告也拒绝对双方未确认的金额进行核算确认。鉴于上述情况以及承包经营期限早已届满的事实，原告于2019年11月19日致函两被告，希望两被告支付结欠款项并提供2017年7月1日起至今的财务资料。但两被告未付款也未提供资料。无奈之下，原告于2019年12月18日向两被告发出解除《经营承包协议书》的通知并要求两被告办理结算和交接，但两被告未予理睬。原告认为，《经营承包协议书》实质上系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内审报告》亦确认了这一事实。两被告拒不支付承包费及其他相应款项，也拒不回应原告提供相关财务资料的要求，表明两被告已经严重违约且不会履行承包经营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故原告有权解除《经营承包协议书》并要求两被告履行付款及返还证照、印章和财务资料等的义务。现起诉至法院，请依法判决判决。被告王栋森、孙守月辩称，一、王栋森、孙守月并非本案适格被告。2009年11月1日签订的《经营承包协议书》的签约主体分别是苗圃公司和园林公司，承包期间是2009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在上述承包期内，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均为滕士元，根据二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书可以看出，二被告当时的工作岗位为总经理助理，二被告应滕士元的要求在协议书上签字是代表园林公司，是职务行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园林公司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园林公司一直有滕士元实际控制并开展经营活动，二被告并未实际控制和经营园林公司。首先，园林公司有公章一枚、合同专用章一枚、财务章一枚、法定代表人印鉴一枚。公司因招投标工作的需要，公章在承包协议书签订前以及签订后均是由工程部实际保管；合同专用章、财务章一直由苗圃公司保管；法定代表人印鉴也一直由苗圃公司的财务保管。其次，从园林公司的《报销汇总表》、《预付款凭证》、《付款申请》、《付款计划》、《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等资料可以得知，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园林公司的一切活动均由滕士元决定。再次，根据二被告提交的《2012员工工资调整表》、《2013年度园林公司工资调整计划》等，可以得知园林公司的人事安排、员工福利、工资也全部由滕士元决定。三、关于本案的几个事实。1、园林公司成立于1991年12月10日，滕士元持股90%，王金华持股10%。2007年9月20日，滕士元将51%的股权转让给苗圃公司，转让后，滕士元持股39%，王金华持股10%，苗圃公司持股51%。2009年2月24日，园林公司增资500万元，增资后滕士元持股43.8%，王金华持股5.2%，苗圃公司持股51%。2016年9月1日以后，苗圃公司将51%的股份转让给滕士元，转让后滕士元持股94.8%，王金华持股5.2%。2、关于《经营承包协议书》的形成背景及履行情况。园林公司的项目起初采用的是项目经理负责制，但运营的结果并不理想，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后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公司加大了对各个项目的管控力度，因考虑到原来各个项目经理都是公司的老员工，资历也比较老，所以滕士元便委派两被告以园林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对各个项目进行监督。《承包协议书》签订后，园林公司的大小事务仍由滕士元决定，《承包协议书》在后来的企业运营中也并未得到有效执行。3、关于王栋森成为园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原因。2014年以后，相关招标单位在开标时要求中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必须到场，因为滕士元有多家公司事务要处理，所以在其要求下，2014年7月22日，王栋森成为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4、《内审报告》存在的问题及签字过程。《内审报告》为原告方事先准备好的文本，文中不少事项与事实情况有较大出入。在查看报告时，时间极为仓促，报告内容很多，数据需要大量基础财务数据来核算，同时不少事项双方对审计有方向性异议。因此，被告要求回去核算后再进行确定，但原告方聘请的会计称此次报告只是初稿，如有异议可以再进行协商，确定后再出最终报告。当时二被告是拒绝签字的，但滕士元要求二被告必须签字，二被告考虑到毕竟跟随滕士元近二十年，况且自己代表的是园林公司，所以就在最后一页签了字，并注明：“有异议、内容待议，不作为确定数定。”因此，从《内审报告》具体内容及形成的经过来看，该报告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两被告承包关系的成立以及承担责任的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1日，苗圃公司（甲方）与园林公司（乙方）签订《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一份，协议第一条约定，协议业务范围：按资质许可承接绿化工程项目。第二条约定，协议时间：2009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共四年（以云龙西路工程、白米湾工程为起点）。第三条约定，资金来源与占用：乙方需用资金主要由甲方安排解决（乙方须提前计划报告甲方），占用资金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0万元民工工资担保金不计息。第四条约定，人事管理：乙方自主确定劳动人事及报酬（岗补），对合同制工人任免及工资调整需报甲方批准。第六条约定，管理费上交：甲方按照乙方工程决算审计额第一年6%，第二年7%，第三年8%，第四年9%，按开票凭证金额和工程合同签订年度为依据上交甲方。第七条约定，乙方分配：原则按当年工程决算到账资金除去决算工程成本费（苗木、税金、资金占用利息、管理费、业务费、工资等）盈余数作为乙方分配；在工程已基本完成，但未决算审计的情况下，乙方需预支盈余分配的，要做出该工程收支预决算报甲方审核，盈余部分按到账资金的80%预支分配。合同甲方处有苗圃公司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滕士元签字；合同乙方处有园林公司加盖公章并由孙守月、王栋森签字。2008年8月1日，园林公司与王栋森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份，约定王栋森担任总经理助理职务，劳动合同自2008年4月1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止。2008年8月15日，园林公司与王守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份，约定王守月担任总经理助理职务，劳动合同自2008年4月1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止。2017年12月18日，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签订《内审报告》一份，《内审报告》载明：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于2009年11月1日签订了经营承包协议书，承包期限为4年，2009年11月1日开始因承包人（王栋森、孙守月、陈明华三人）负责园林公司所有事务的需要，园林公司的所有印章移交三人负责，所有债权债务及扣除承包费后的净利润归承包人负责。《内审报告》对承包期间的涉及款项、垫付款项等进行了审计。孙守月、王栋森在“园林公司所有承包人签订确认”处签字，并注明“有异议、内容待议，不作为确定数定。”庭审中，王栋森、孙守月提交2009年至2013年园林公司的《报销汇总表》、《预付款凭证》、《付款申请》、《付款计划》、《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等证据，证明在2009年至2013年，上述报表、合同均由滕士元签名，在该期间内，园林公司由滕士元实际控制并经营。苗圃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证据只是园林公司财务凭证的一部分，是王栋森、孙守月有意挑选出来的，不能反映财务凭证的完整性，有滕士元签名的凭证主要涉及园林公司在承包时尚未完工的原有工程项目，不能证明在承包期内滕士元对园林公司具有控制权；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系关联企业，在企业经营的利益归属上具有一致性，两者之间没有承包经营的必要，所以，王栋森、孙守月是园林公司的承包人。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内审报告》、催告函、通知书，被告提交的《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工资单、工资发放凭证、劳动合同、《报销汇总表》、《预付款凭证》、《付款申请》、《付款计划》、《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等，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苗圃公司主张其将园林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被告王栋森、孙守月，王栋森、孙守月系园林公司实际控制人，原告应当就该主张提供证据证明。首先，从原告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签订的《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来看，该协议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其规范的均是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均未显示原告将园林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二被告，并且原告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原告将园林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二被告，缺乏法律依据；被告王栋森、孙守月虽在乙方处签名，但二被告系园林公司的员工，其签字行为不足以证明二被告系园林公司的承包人。其次，被告王栋森、孙守月在《内审报告》“园林公司所有承包人签订确认”处签字，但明确注明对《内审报告》内容有异议，该行为亦不足以证明二被告系园林公司的承包人。再次，退一步讲，即使被告王栋森、王守月系园林公司的承包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是园林公司与王栋森、王守月，在企业外部，王栋森、孙守月仍应以园林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园林公司，原告不能依据《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向二被告主张权利。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明不足以证明二被告系园林公司的承包人，其要求确认被告与园林公司之间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解除的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原告并非园林公司相关证照及会计账簿的权利人，其要求移交相关证照及会计账簿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承包费等款项的请求，均建立在二被告系园林公司的承包人的基础之上，并且即使二被告系园林公司的承包人，根据《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的约定，承担相应责任的主体也应当是园林公司，故原告的该项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江市苗圃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530元，由原告吴江市苗圃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户名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76），并将交纳上诉费的凭证提交本院。审判员  潘景信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聂艺天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