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20民特22号申请人：中山市纸箱总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岐关西路62号之五。法定代表人：杜佳贵，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君雅，广东励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睿琳，广东励而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刘灿权，男，197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申请人中山市纸箱总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纸箱公司）与被申请人刘灿权申请撤销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纸箱公司申请请求：依法撤销中劳人仲案字〔2019〕5990号仲裁裁决。事实与理由：纸箱公司已按时足额向刘灿权支付2017年和2018年港方年终奖金，仲裁裁决适用简易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且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当依法撤销。一、本案争议较大，社会影响重大，仲裁委使用简易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应当依法撤销仲裁裁决。纸箱公司属于老牌“三来一补”企业，近年来利润下滑，企业用工矛盾尖锐，多次爆发罢工，且“港方年终奖金”作为全员福利待遇，在2017年已有两起关于“港方年终奖金”的集体争议，2017年及2018年迫于经营压力全员降低港方年终奖金发放标准，如被认定为纸箱公司未足额发放则可能再次激化用工矛盾，导致全员集体申请仲裁或者罢工，影响企业运营，甚至会发酵成巨大的社会问题。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五十七条规定：“争议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简易处理：（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本案争议较大，社会影响重大，因此不宜简易处理，仲裁委采取简易程序审理违反法定程序，应当撤销仲裁裁决。二、仲裁裁决将港方年终奖金将计算“基数”错误理解为“最终金额”，从而错误认定纸箱公司拖欠工资，事实上，纸箱公司并未拖欠刘灿权港方年终奖金，仲裁裁决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应当予以撤销。1.刘灿权港方年终奖金的合同依据是签订在后的《劳动合同》及《雇员服务指南（2012）版》，而非《雇佣协议（管理/专业人员）》。《雇佣协议（管理/专业人员）》于2007年6月29日签订并生效，而《劳动合同》于2007年6月30日签订，《雇佣服务指南（2012版）》于2012年修订并告知刘灿权，该三份文件均是刘灿权自愿签署，对其有约束力。且《劳动合同》及《雇员服务指南（2012版）》签订时间明显在后，因此港方年终奖金的发放内容已由《雇员服务指南（2012版）》实际变更，因此纸箱公司港方年终奖应当依据《雇员服务指南（2012版）》进行发放。2.除《雇佣服务指南（2012版）》外，纸箱公司于2016年的内部通告中也告知刘灿权：下一年度的港方年终奖金不是必然的，同时是浮动的，公司将根据每年业绩、发展战略等方针之变化，有权进行相应的调整。刘灿权未提出异议，故其多次确认同意按照《雇员服务指南（2012版）》的规定进行发放。3.且刘灿权在领取2018年港方年终奖金后，已对收到的港方年终奖金进行书面确认，即刘灿权同意纸箱公司发放港方年终奖金的计算标准及金额。4.“基数”并不等于港方年终奖金的最终发放金额，仅是一个计算的基础数据。纸箱公司港方年终奖金的计算公式为：基数×比例，其中的基数=中方工资-港方工资。根据《雇佣协议（管理/专业人员）》（下称：雇佣协议）第四条规定：“按每年甲方业绩厘定，年终奖金以（合同工资-中方工资）为基数，于农历新年前发放……”，此处的“基数”是指计算港方年终奖金数额的一个基本数据，而非最终的港方年终奖金金额。仲裁裁决仅因为刘灿权2011年至2016年的港方年终奖金金额与“基数”金额恰巧一致，便想当然的得出“基数”=“港方年终奖金”的荒谬结论，进一步认定纸箱公司拖欠港方年终奖金，适用法律错误。5.纸箱公司调整港方年终奖金具有合法性。港方年终奖金并非工资中的法定事项，发放标准及金额由企业与员工协议决定。根据《雇员服务指南（2012版）》第7.3条规定：“……港方年终奖金不是必然的，同时是浮动的，公司将根据每年业绩、发展战略等方针之变化，有权进行相应的调整……”，故纸箱公司有权根据业绩及发展战略等具体情况，在该“基数”的基础上相应浮动发放（即相应调整“比例”）。纸箱公司2011年及2016年的港方年终奖金“比例”为100%,并不意味着基数是固定的最终发放金额。如认定“基数”等于港方年终奖金最终发放的固定金额，则与《雇佣服务指南（2012版）》中第7.3条规定自相矛盾，不合常理，仲裁裁决认定事实明显有误。6.调整港方年终奖金具有合理性。纸箱公司属于老牌“三来一补”企业，专门从事来料加工，订单由外方合作方腾讯科技亚太有限公司提供，同时，腾讯科技亚太有限公司每年会向纸箱公司支付港方年终奖津贴，纸箱公司收到补贴后将该款项作为“港方年终奖金”进行发放，即港方年终奖金仅来源于腾讯科技亚太有限公司。2017年及2018年因企业利润严重下滑且双方合作业务减少，腾讯科技亚太有限公司向刘灿权发放的津贴随之严重下滑。2017年以来，纸箱公司利润亦变薄，故将2017年及2018年“比例”分别调整为50%、20%，因此该调整具有合理性。7.纸箱公司对2017年及2018年港方年终奖金调整事宜已告知工会，并根据工会意见做好发放及通知工作。且刘灿权已阅读《雇员服务指南（2012版）》，其领取2017年港方年终奖金以来仅两年时间未提出异议，足见其知悉并认可纸箱公司调整港方年终奖金的行为。因此，纸箱公司对刘灿权港方年终奖金进行调整合法合理，且依法告知工会，不存在拖欠情形，仲裁裁决认定事实有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驳回。三、纸箱公司已提供证据充分证明2017年及2018年港方年终奖金的发放标准及按照该标准足额发放港方年终奖金相关事宜，但仲裁裁决罔顾事实及证据，认定纸箱公司举证不能并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属于适用法律有误，因此应当予以撤销仲裁裁决。四、仲裁意见应具有稳定性、一致性，但本案裁决与以往裁决观点相反。2018年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类案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8〕555号”及“中劳人仲案字〔2018〕1296号”两份仲裁裁决书，均支持了纸箱公司调整港方年终奖金的做法，现在本案中又否定纸箱公司调整港方年终奖金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形成完全相反的裁判意见，如本案仲裁裁决不被撤销，将会导致其他员工纷纷以本案为例申请仲裁，甚至会酿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刘灿权答辩称，一、本案仲裁简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1.纸箱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年终奖金，违反双方约定。劳动者合法权益被侵害，中劳人仲案字[2019]5990号裁决书裁决纸箱公司应支付刘灿权被拖欠的劳动报酬，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2.纸箱公司所提到的罢工和集体仲裁，刘灿权并无参与，与本案无直接联系。本案是个案，年终奖金是双方约定，作为连续在同一单位工作长达25年的老职员，如果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劳动报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反而会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纸箱公司在仲裁期间清楚知道采用简易程序，但未提出异议。因此，仲裁简易程序不违反规定。二、长期以来港方年终奖金均以基数发放，并非按比例。1.《雇佣协议(管理/专业人员)》第四条明确规定：“……年终奖金以(合同工资-中方工资)为基数，于农历新年前发放……”。在2008至2016年的年终奖发放的内部通告中可以了解到，年终奖金均以(合同工资-中方工资)为基数发放，可见实际履行与合同约定的计算公式一致。当年入职不足一年者才按年资比例计算。纸箱公司以此曲解港方年终奖金的计算公式为基数x比例，实在荒谬。2.刘灿权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25年，长期以来每年收到的年终奖金均为基数金额，是年固定收入的一部分，是第十三个月工资，就是通常意义的年终双薪。《雇员服务指南(2012版)》第7.3条有关年终奖金的规定，并没提及基数。并且，该指南发布后，2012年至2016年的年终奖金计算公式均与指南发布前的计算公式一致。因此，截至2016年终奖金的实际履行均与雇佣协议有关年终奖金的约定一致，并没有按该指南关于年终奖的规定执行。而纸箱公司谎称2017、2018年终奖金发放以指南为依据，分别减至基数的50%、20%，但没发布通告。按照《雇员服务指南(2012版)》第7.3条(b)“.……具体以通告公布为准……”。因此，2017、2018年终奖的发放，既违反了雇佣协议的约定，也没有严格按照指南相关规定执行。3.纸箱公司妄图以总利润下滑为由调整年终奖金数额，然而此论点过于片面。纸箱公司辨称，港方年终奖金来自外方合作方腾讯科技亚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科技）。既然如此，那么，年终奖金应该与腾讯科技的企业利润相关，而非纸箱公司，但纸箱公司并没有举证腾讯科技的相关数据。再者，纸箱公司与腾讯科技以三来一补形式合作，而腾讯科技于2015年11月于原地成立独资子公司中山雅特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特生科技）。自2016年1月起，随着雇员逐渐由三来一补的劳动合同转签雅特生科技的劳动合同，按三来一补计算的雇员人数逐年减少，自然地三来一补合作业务的总量随之减少，举例说，原来一千人减少到一百人，其总业务量的变化可想而知。总利润下滑并不代表人均利润就低。然而，纸箱公司并无举证人均利润。此外，2017年11月和12月离职的职员，享有的年终奖金依然按往年一样以基数为计算公式发放。在此，刘灿权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调取2017年11月12月离职的职员当年年终奖金相关材料，以查清事实。以此证明纸箱公司辨称因业绩下滑而调减2017年终奖金50%自相矛盾。另外，纸箱公司每次以经济下滑为由调减年终奖金。总所周知，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全球经济环境严峻，但当年的年终奖金仍按基数发放。2017、2018年经济并不是2008年以来最差的。因此经济下滑而调整年终奖金只是借口。更重要的是，本案的雇佣协议关于年终奖金有明确约定，其计算公式也很具体。年终奖金是刘灿权固定的收入，其性质与月工资相同，与业务量增减无关。并且，雇佣协议抬头是腾讯科技，签署处有腾讯科技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朱秀琼的印章和纸箱公司的公章。因此，雇佣协议对腾讯科技和纸箱公司均有约束力。故此，纸箱公司调整刘灿权的年终奖金既不合理也不合法。4.纸箱公司所提及的工会函及其复函，如此重要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行为，纸箱公司和工会均未予以公告，也没有通知刘灿权。可见，工会偏袒纸箱公司一方。直至刘灿权签收工资条时才知道年终奖调整了，当即对此提出异议，不认可该调整的行为。工会函及其复函也是刘灿权在仲裁时才知道，并且，工会代表及其委员会并无三来一补业务雇员参与，因此其复函意见不具有代表性。由此可见，仲裁裁决正确，纸箱总厂确有违反双方约定，未足额发放年终奖金，其年终奖金的调整不合理不合法。三、纸箱公司所提供的证明2017及2018年终奖金发放标准的证据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无法改变双方的约定以及2016年以前的年终奖以基数发放的实际履行事实。四、案件的仲裁结果受多个因数影响，其中举证不同、主张不同、认清事实不同，仲裁裁决自然就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纸箱公司妄图用前两个仲裁案例，来推翻本案仲裁结果，实在荒谬。若以此推翻本案仲裁结果，则有违契约精神，有违公平合理原则，于法不合，影响甚大。经审查查明：2020年1月3日，广东省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9〕5990号仲裁裁决，终局裁决：纸箱公司须于裁决生效后即支付刘灿权2017、2018年港方年终奖差额分别4738.5元、7581.6元，合计12320.1元。仲裁查明，刘灿权系纸箱公司员工，于1995年7月25日入职，任高级工程师，双方于2007年6月30日签订自2007年7月1日生效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时就刘灿权的工资标准、津贴、年终奖金、假期、工伤职责等问题签订《雇佣协议（管理/专业人员）》，协议第四条关于年终奖约定：“按每年甲方业绩厘定，年终奖金以（工资总额-中文工资）为基数，于农历新前发放，而详情请留意甲方通告版。”；协议未约定终止条件或终止时间。纸箱公司已支付刘灿权2017年、2018年港方年终奖分别为4738.5元及1895.4元。2017年12月“税前合同工资”、“税前中方工资”分别为9947元、452.52元，2018年12月“税前合同工资”、“税前中方工资”分别为9947元、456.51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无管辖权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的，当事人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裁决是否属于终局裁决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二条的规定，仲裁裁决的类型以仲裁裁决书确定为准，因此本院对涉案仲裁是否属于终局裁决不作审查。本案中，关于年终奖的发放，除纸箱公司制作的《雇员服务指南（2012版）》有规定外，双方还单独签订《雇佣协议（管理/专业人员）》，该协议对双方有约束力。至于年终奖发放具体金额、基数、比例等问题均属于事实争议，不属于上述条文规定的应予撤销的情形，故其申请撤销的理由不成立，其申请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中山市纸箱总厂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中山市纸箱总厂有限公司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瑄审判员 钟平春审判员 王小红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邹以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