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9民初6805号原告：上海浪韵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科技园区。法定代表人：姚沈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翠萍，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明月，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会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476号12层14室。法定代表人：朱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亮，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浪韵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会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翠萍律师、方明月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亮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887,151.29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2,887,151.29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收购合同》，编号为F1827US4370，约定原告作为供货方向被告提供女士T恤衫，合同总价2,887,151.29元，总价中包括出口包装费、增值税及运费，交货时间为2018年11月27日前。原告依约于2018年11月3日装货上船，并将提单寄送至被告负责人胡文旗。然被告未能按约付款，原告多次与其沟通未果。2019年11月27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被告至今尚未支付。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述并非事实，双方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出口委托代理关系，双方签订有相关协议，货物的买家系国外客户。2019年3月2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一份保函，原告承认外商拒付货款，系争业务做开票不退税处理，原告放弃就所开发票要求被告付款的权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持有一份加盖被告公章印文的《收购合同》，合同编号为F1827US4370，签订日期为2018年9月10日，合同约定原告按质按量按时向被告提供总额为2,887,151.29元的出口产品，即女士T恤衫，合同总价包括出口包装费、增值税及到上海运费，交货期限为2018年11月27日前。合同中载明了被告的海关代码、外销合约号为F1827US4370。之后原告按约交付了货物。2019年3月29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总额为1,166,500.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年4月3日，原告又向被告开具了总额为1,720,650.4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年11月27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称被告未能按合同支付货款，被告应于收函后五日内付清货款及利息。被告此后未能付款，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2018年6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书》，协议编号F18US4300，约定被告接受原告委托，以自己名义对外签约，出口商品。被告代为办理出口手续，费用均由原告承担。被告不承担收汇风险，如未收汇，被告不承担结算人民币给原告的责任等。因外商违约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被告免除责任，但应代理被告对外理赔(应属笔误，实为索赔，下同)，并将理赔所得转给原告，理赔所发生的费用由原告承担，若因被告过错为对外理赔，损失由被告承担。若因原告过错未对外理赔，损失自负。第十一条约定“为执行本协议所派生的文件、订单、要货单等均为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同等效力”。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提供的证据和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1、编号为F18US4300的《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书》，用以证明双方系出口代理委托合同关系。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是第一次进行出口贸易，所有的文件、材料都是被告提供的，被告要求原告签订该份协议的时候，原告并不清楚实际的意思。该协议中对代理费的约定采用了两种以上的方式，不符合一般签订合同时所确定的唯一支付方式，约定不明，由此可见该协议从未想过要履行。该协议签订于2018年6月12日，该双方的《收购合同》签订于2018年9月10日，双方是完全按《收购合同》履行的，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2、2019年3月18日的《开票保函》和3月28日的《保函》，其中《保函》载明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出口合同F1827U4370，出口货值373,161.60美元，增值税发票26张并罗列了号码，“由于我司(即原告)客户提出拒付货款，恰逢退税截止期限，我司决定作开票不退税处理，承诺放弃追索上述增值税发票货款的权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补税款，给贵司(即被告)造成的麻烦深表歉意！”落款处均加盖原告公章印文。用以证明双方就类似情况进行过沟通，本案所涉业务原告放弃基于其开具的发票向被告的货款支付请求权。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保函》中提及的发票一部分开具于2019年3月29日，还有一部分开具于2019年4月3日，而《保函》是在2019年3月28日出具的，早于发票开具时间，原告并未出具过该份《保函》。《开票保函》与本案无关，亦不予认可。针对《保函》的形成过程，审理中本院当庭电话联系原告总经理潘建忠，其述称《保函》是被告员工胡文旗到原告处，带了很多材料包括《保函》，当时被告称要办理索赔，所以要加盖原告公章，而原告公章在自己处保管，胡文旗持原告公章加盖，但自己没有仔细看每一份文件，因为材料比较多。对此原告无异议。被告表示公章是潘建忠自行加盖，不可能是胡文旗持原告公章加盖，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又当庭电话联系被告胡文旗，其称因外商未付款，原告开票后不能向被告催要货款，所以需要出具《保函》。自己带《保函》至潘建忠办公室，公章是潘建忠自行加盖，《保函》和发票的先后时间，自己已经记不清了，印象中是同步进行的。系争货物的国外客户是原告的，被告负责出货，收到货款后支付原告。针对《保函》的内容，原告称对胡文旗的说法有异议，当时完全可以不要求原告开票或暂缓开票。被告表示，自己是善意的，《保函》中已经明确退税截止期要到了，按规定从出运之日起180日内要办理退税，如果不办理双方的损失更大。办理退税需要有真实的出口行为、外汇到账、开具发票，因为系争货物4月中旬就是截止退税日期了，过了退税日期，即使收到外汇也无法办理退税，所以经协商，原告先开票。但开票要厘清付款义务，即原告放弃基于发票向被告追讨货款的权利。根据外贸实践操作，如果外汇未收到，无法进行核销，所涉出口金额要足额缴税，由此原告还要承担补税义务。因此才有《保函》中的内容。庭审结束前，原告提供一份其总经理潘建忠与被告经办人胡文旗2019年8月22日、2019年9月25日、11月12日的录音及文字材料，用以证明原被告之前的操作均是按照买卖合同履约的。被告则表示应以胡文旗当庭的表述为准，且原告提交该份证据时已经超过举证期限。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出口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依《收购合同》向被告主张货款是否具有法律依据。首先，从《收购合同》的内容来看，其中已经明确系争合同用于出口，合同总价中包括出口包装费等内容，对此原告与被告均应是明知的。结合双方之前签订的《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书》，被告主张《收购合同》系出口委托代理合同项下所订立的说法，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次，《保函》的形成过程，经原、被告经办人向法庭陈述，可以认定落款处加盖的原告公章印文真实、有效。潘建忠称系被告工作人员持原告公章加盖的说法有违常理，本院难以采信。即使该说法属实，潘建忠作为原告公章的持有人，亦未在《保函》加盖公章印文的过程中提出异议，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该印文的加盖是被告通过非法手段实现。针对《保函》的内容，被告作出了解释说明以作证系双方合意形成，该说法并不有违常理，结合双方的出口委托代理关系，《保函》中关于原告放弃基于增值税发票向被告的货款请求权的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系双方对权利义务的自愿约定。对于原告提供的录音材料，不足以推翻《保函》中的约定，原告称之前双方均按买卖合同履行，但被告提供的3月18日的《开票保函》，其内容与《保函》基本一致，同样在函中表示被告无需支付增值税发票项下货款，由此反而可以证明原告自始至终都是知晓双方系出口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发票对应货款的支付义务主体并非被告，而应是国外客户。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与其在《保函》中的意思表示自相矛盾，原告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根据《保函》的内容，足以确认系争《收购合同》系双方出口委托代理合同项下所形成，现原告依买卖合同关系向被告主张价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浪韵服饰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774.90元，减半收取为15,387.4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海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练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