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12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荣霞，女，汉族，1962年4月17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吉祥，男，汉族，1957年9月9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越，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核深圳凯利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5002号联合广场A座2705-2707室。法定代表人：刘录，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沁怡，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荣霞、杨吉祥因与被上诉人中核深圳凯利集团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0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唐荣霞、杨吉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唐荣霞无须向被上诉人返还1998年7月至2013年12月被上诉人发放的企业年金及利息合计145397.24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唐荣霞无须向被上诉人返还1999年1月至2007年8月期间被上诉人以待岗名义发放的206518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上诉人杨吉祥无须对上诉人唐荣霞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其上诉理由是：一、上诉人唐荣霞在待岗期间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依法病退，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享受待岗待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根据该司法解释，法律并不禁止劳动者与两家或以上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尤其对于待岗、停薪留职等人员，不仅在法律上不禁止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甚至在政策上更是鼓励其再就业。在待岗初期，由于被上诉人效益不佳，没有向上诉人唐荣霞发放基本生活费，导致上诉人唐荣霞生活困难，为了解决基本生活，上诉人唐荣霞响应国家政策，积极主动在其他用人单位再就业，并不违法相关法律规定，更不存在违纪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返还企业年金以及待岗工资。二、上诉人于2007年9月返回被上诉人处工作直至2014年4月24日，在此期间上诉人以劳动者身份享受企业年金有理有据。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工作期间，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缴纳企业年金，是基于上诉人提供劳动的事实，上诉人理应享受企业年金。三、被上诉人在2014年3月知道上诉人病退的事实，就应当知道权利受损害，诉讼时效也应当自2014年3月起算。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24日提起诉讼，已过诉讼时效。四、本案属于劳动争议，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被上诉人因追回待岗工资以及企业年金为由提起诉讼，属于劳动纠纷，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被上诉人中核深圳凯利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所述的“待岗期间”的范围应当是1997年6月至1998年6月，在此期间唐荣霞在被上诉人下属单位待岗。1998年7月，唐荣霞的社保关系从被上诉人处转至深圳市佳庆利贸易有限公司，并于当月从社保局个人账户办理了社保病退手续。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医疗期规定》的规定，唐荣霞自1998年7月办理了病退手续开始，其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即终止，上诉人混淆并自行扩大了“待岗期间”的时间范围，因此被上诉人继续支付“待岗工资”的前提已不存在，其也不属于上诉人企业年金缴交的主体范围。二、1998年7月起，唐荣霞在法律上既非上诉人单位员工（包括待岗），也非从被上诉人单位退休的正式员工，其已不属于被上诉人企业年金缴交主体范围，应退出企业年金计划，其所领取的1998年7月至2013年12月企业年金账户中被上诉人单位用款及产生的利息145397.24元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返还。2007年9月至2014年4月24日期间，唐荣霞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劳务关系，受合同法的调整。三、被上诉人于2014年3月发现唐荣霞档案未在单位，向其了解情况，唐荣霞于2014年4月9日向被上诉人出具了书面说明，被上诉人着手进行相关的调查，自2016年1月29日通过党委调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对相关材料的调取及梳理，以及向两上诉人的核实，最终于2016年1月发现并明确了两上诉人利用职务便利获取不当利益，侵害国有资产，以及不当得利的具体金额。被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6年1月起算，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24日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四、自1998年7月起，上诉人唐荣霞与被上诉人已存在劳动关系，本案的诉争也并非劳动关系履行期间所发生的争议，两上诉人刻意隐瞒私自转移档案及病退的事实，致使被上诉人错误地向唐荣霞支付了涉案款项，在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所谓劳动纠纷的前提及基础是不存在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核深圳凯利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唐荣霞返还原告378689.7元，包括：1998年7月至2013年12月以企业年金名义发放的172171.7元、1999年1月至2007年8月以待岗工资名义发放的206518元；2、被告杨吉祥就上述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唐荣霞于1992年10月进入原告处工作，1992年10月至1997年5月在原告下属公司深圳达力不锈钢紧固件公司（下称达力公司）工作，1997年6月至2002年6月从达力公司下岗待业，1998年7月唐荣霞的社保关系从原告处转至深圳市佳庆利贸易有限公司，并在当月从深圳市社保局个人窗口办理了社保病退手续，唐荣霞于2007年9月重新到中核凯利集团物业管理分公司赛格物业管理处上岗，原告与唐荣霞于2014年4月24日解除聘用关系。双方均确认原告在1999年1月至2007年8月期间向唐荣霞支付了待岗工资共206518元。根据原告提供的招商银行养老金账户管理系统个人账户月结结算汇总单，原告在1997年7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向唐荣霞的招商银行企业年金账户支付了112914元，该期间原告向唐荣霞支付的企业年金产生利息32483.24元，唐荣霞确认已领取上述企业年金及利息。根据《深圳凯利集团公司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方案》，企业年金参保范围：1、在岗员工（含在职培训人员）；2、正式退休员工；3、按规定应安排而未安排或安排后下岗的员工；4、经批准享受补充养老待遇的员工。被告辩称，法律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根据《广东省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规定，离岗休养人员在社会从事其他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其收入经原所在单位认可达到或者超过企业发给的离岗休养费时，企业可以适当减发其离岗休养费。故唐荣霞虽为待岗人员，但仍然可以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在原单位领取离岗待遇，唐荣霞不存在违纪所得和不当得利。再查，被告唐荣霞与被告杨吉祥为配偶关系，杨吉祥自1995年2月至2013年10月在原告处担任综合部经理，主管人事、行政、财务工作，2013年10月被调至原告全资子公司深圳意中利实业有限公司处担任党支部书记，2014年8月被免去党支部书记职务，未安排具体岗位。根据原告纪委党委于2016年1月18日与杨吉祥的谈话记录，杨吉祥称按照当时原告处关于夫妻双方必须下岗一个的规定，其妻子唐荣霞从原告处下岗，在待岗期间因其妻子在外打工时患病，因此1998年7月其妻子在原打工的公司办理病退。在谈话记录中，杨吉祥称其当时向当时的原告处总经理叶其彬请示过其妻子办理病退事宜，叶其彬是知道并支持的，叶其彬说这样为企业节省了成本，但是因为后来忙，原告没有向后任的总经理汇报。杨吉祥在回答“为什么在其他单位病退后还在凯利待岗”问题时称“承认没向领导汇报，个人忽视了，承认错误”。该谈话笔录有杨吉祥的签名。被告称，唐荣霞待岗待遇的发放除了表格制作之外还需要财务人员审核并发放，唐荣霞退休手续的办理以及社保的转移不可能由杨吉祥一人独自完成，唯一的可能是当时的总经理同意并且允许，才可能在公司的配合下完成这些工作。另查，原告在2014年3月发现唐荣霞档案遗失，原告纪委党委于2016年1月18日与杨吉祥谈话后，于2016年1月29日给予杨吉祥行政处分并责令追回上述待岗工资和企业年金，并以扣减杨吉祥工资的方式主张权利，但深劳人仲案[2017]649号仲裁裁决书裁定原告扣减杨吉祥工资的行为不当。原告于2017年8月9日作出《关于唐荣霞退还款项的通知》并于同月10日寄发被告唐荣霞。被告主张诉讼时效应当自2014年3月起计算，不应当按原告算清向唐荣霞支付的所有的待岗工资和企业年金之日起计算，原告自2014年3月起至2016年1月止，近两年时间原告没有向唐荣霞主张过任何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原告于2014年3月知悉唐荣霞已于1998年7月办理病退的事实，并于2016年1月确定杨吉祥是否与唐荣霞办理病退事宜有关以及原告向唐荣霞支付的待岗待遇的具体数额，故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6年1月起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原告于2018年4月24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六条规定，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应当退出劳动岗位，终止劳动关系，办理退休、退职手续。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第一条以及国务院《关于严格执行工人退休、退职办法的通知》(国发〔1981〕164号)第二条规定，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条件退休、退职的，一律不得聘用。根据上述规定，唐荣霞已办理病退手续，享受退休待遇，唐荣霞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依法终止，原告依法无需再向唐荣霞支付工资。唐荣霞于1999年1月至2007年8月期间收取了原告向其支付的待岗工资206518元没有依据，应予以返还。唐荣霞于1998年7月在深圳佳庆利贸易有限公司办理退休手续后，其既非原告单位员工（包括待岗），也非从原告单位退休的正式员工，唐荣霞已不属于原告企业年金缴交的主体范围，应退出企业年金计划。唐荣霞领取的原告于1998年7月至2013年12月向其账户缴交的企业年金单位供款及单位供款部分产生的利息合计145397.24元（112914元+32483.24元）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返还。关于杨吉祥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未有证据证明杨吉祥已将唐荣霞待岗期间在其他单位办理病退的事宜告知原告。且即使如杨吉祥所述，杨吉祥已就唐荣霞在其他单位办理病退事宜取得原告时任领导的同意，但是杨吉祥作为原告处主管行政人事的经理，理应知道公司相关规定，理应知道原告与唐荣霞的劳动关系依法终止，原告不应再向唐荣霞支付工资福利待遇，但是如杨吉祥在谈话记录中所述，杨吉祥未向原告领汇报唐荣霞退休后，仍在原告处继续待岗的情况，也未敦促原告终止与唐荣霞的劳动关系，停发唐荣霞的工资福利待遇，致使唐荣霞以待岗职工的名义，从原告处持续领取待岗工资多年，导致原告向唐荣霞承担了依法无需承担的工资及福利待遇责任，杨吉祥存在严重失职，且因涉及的不当得利人唐荣霞系杨吉祥的配偶，杨吉祥亦间接获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根据上述认定，原告享有请求唐荣霞返还不当得利的债权，唐荣霞获得不当得利的期间为唐荣霞与杨吉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原告请求杨吉祥对返还不当得利承担连带责任，可予以支持。依照上述认定的事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唐荣霞向原告中核深圳凯利集团有限公司返还1998年7月至2013年12月中核深圳凯利集团有限公司发放的企业年金112914元以及利息32483.24元，合计145397.24元。二、被告唐荣霞向原告中核深圳凯利集团有限公司返还1999年1月至2007年8月期间中核深圳凯利集团有限公司以待岗工资名义发放的206518元。三、被告杨吉祥对被告唐荣霞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中核深圳凯利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款项，被告唐荣霞、杨吉祥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逾期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80元（已由原告预先交纳），由被告唐荣霞、杨吉祥负担6486.5元，原告负担493.5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唐荣霞于1997年6月从被上诉人下属公司下岗待业，唐荣霞在下岗待业期间与被上诉人仍存在劳动关系，唐荣霞可领取相应下岗待业工资。1998年7月，上诉人唐荣霞的社保关系从被上诉人处转至深圳市佳庆利贸易有限公司，其后办理病退手续，上诉人唐荣霞办理病退手续后，上诉人唐荣霞已退出劳动岗位，属退休人员，依法领取退休待遇，其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已终止。上诉人唐荣霞病退后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支付下岗待业工资。唐荣霞病退后于2007年9月再到中核凯利集团物业管理分公司赛格物业管理处上岗，被上诉人在1999年1月至2007年8月期间向上诉人唐荣霞支付了待岗工资共计206518元，上述期间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唐荣霞支付待岗工资，上诉人唐荣霞收取上述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招商银行养老金账户管理系统个人账户月结结算汇总单，被上诉人在1997年7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向上诉人唐荣霞的招商银行企业年金账户支付了112914元，该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唐荣霞支付企业年金产生的利息32483.24元。根据《深圳凯利集团公司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方案》，上诉人唐荣霞无权领取上述款项，上诉人唐荣霞收取上述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上诉人唐荣霞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办理病退后，已不能在被上诉人处待岗，上诉人关于在办理病退后仍可待岗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上诉人杨吉祥与上诉人唐荣霞系配偶关系，上诉人杨吉祥自1995年2月至2013年10月期间在被上诉人处任职，负责人事、行政工作，根据相关调查，上诉人杨吉祥存在向被上诉人隐瞒上诉人唐荣霞待岗期间在其他单位办理病退等违纪失职行为，其行为导致唐荣霞退休后，仍在被上诉人处继续领取待岗工资等款项，且从中获利。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要求上诉人杨吉祥对上诉人唐荣霞返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该请求依据充分，可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在2014年3月发现上诉人唐荣霞档案遗失，被上诉人公司纪委党委于2016年1月18日与上诉人杨吉祥谈话后，于2016年1月29日给予上诉人杨吉祥行政处分并责令追回上述待岗工资和企业年金，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方能确定上诉人杨吉祥是否与上诉人唐荣霞办理病退事宜有关以及上诉人唐荣霞获取待岗待遇的具体数额，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2016年1月起计算，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24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980元，由上诉人唐荣霞、杨吉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  向  军审判员 叶    艳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刘振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