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67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木安，男，195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身份证号码：442************。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绍文，广东江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博罗县罗阳镇商业街北面87号三至五层。法定代表人：黄伟灵，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二）：黄伟灵，男，1963年12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身份证号码：442************。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温志刚，广东宏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温志坚，广东宏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黄伟锋，男，198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身份证号码：441***********。原审被告四：金惠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博罗县罗阳镇商业街北面87号三至五层。法定代表人：黄伟灵。原审被告五：李伟，男，1975年12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身份证号码：441************。上诉人田木安因与被上诉人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黄伟灵、黄伟锋、原审被告四金惠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李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民初5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木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绍文、被上诉人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黄伟灵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志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田木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如下：判令三被上诉人连带支付上诉人鱼苗款人民币51145元及利息（利息以51145元为基数，从2017年5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每日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算）；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一、二与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根据工商登记及原审的庭审情况可得知，被上诉人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都公司）与原审被告四金惠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惠融公司）为关联公司，两公司股东及主要组成人员均一致，均分别为被上诉人黄伟灵（其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股东）、被告五李伟（其任监事）、毕某（其系公司股东）、李某（其任经理）。且在原审庭审时已查明被上诉人黄伟锋与被上诉人黄伟灵为叔侄关系。由此可见与本案相关的被告一、二、三、四、五之间均存在利益关系，实为同一个利益整体，其实际控制人为被上诉人黄伟灵。2、在本案的鱼苗交付过程中，首先被上诉人黄伟灵于2017年3月亲自到上诉人的鱼苗场自称系被上诉人帝都公司的老板，并为其经营的惠州吉祥．玫瑰园鱼塘采购鱼苗。其后被上诉人黄伟灵指派帝都公司监事李伟对2017年4月7日的鱼苗进行了验收（送货单号0000364），并指派员工被上诉人黄伟锋对剩余批次的鱼苗进行验收。为此，在上诉人在知悉验收人李伟与黄伟锋均为被上诉人黄伟灵的利益关系人，且被上诉人帝都公司对外声称其经营惠州吉祥．玫瑰园鱼塘的情况下，作为平民百姓的上诉人也理所当然的认为被上诉人黄伟灵是代表帝都公司与上诉人进行鱼苗交易。同时，前述交易情形亦完全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情形。3、在本案的鱼苗结算过程中，被上诉人黄伟灵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7年4月10日、2017年8月16日共向上诉人支付鱼苗款共计62947元，并特别分别注明为“付玫瑰园鱼苗款XX镇鱼苗场”及“鱼苗款”。并且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中被上诉人黄伟灵于2017年4月10日支付上诉人的鱼苗款金额42947元与2017年4月7日由帝都公司监事李伟验收的鱼苗金额（送货单号0000364）是一致的。因此被上诉人黄伟灵为涉案交易的实际结算人。综上，本案各被告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且在涉案的交易中，由被上诉人黄伟灵代表被上诉人帝都公司进行交易，并指派被上诉人黄伟锋、被告五李伟进行鱼苗验收，最后由被上诉人黄伟灵与上诉人进行鱼苗款结算，因此被上诉人一、二与上诉人实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承担鱼苗款的付款义务。二、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黄伟灵支付的鱼苗款系为被上诉人黄伟锋代为支付的，被上诉人黄伟锋需独立承担鱼苗款的付款义务，属事实认定错误。在本案的涉案鱼苗交易中，被上诉人黄伟锋从始至终只验收了上诉人的部分鱼苗，且除鱼苗验收外从未与上诉人有过任何鱼苗采购及结算的来往事实，已支付的部分鱼苗款均为被上诉人黄伟灵支付的，且被上诉人黄伟锋与被上诉人黄伟灵存在利益关系、血缘关系。为此，依据市场的交易习惯及社交习惯，涉案的鱼苗交易并不符合被上诉人黄伟锋为实际采购方的情形。再者，在庭审过程中三被上诉人虽均陈述惠州吉祥、玫瑰园鱼塘由被上诉人黄伟锋实际承包经营，被上诉人黄伟锋亦自愿承担拖欠上诉人的鱼苗款的偿还责任，但根据本案的原审庭审情况及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帝都公司与被告金惠融公司为关联公司，五被告均具有利益关系，仅凭被上诉人一、二所提交的不知真伪的《水产养殖承包合同》并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黄伟锋为涉案鱼塘经营者的事实，且并不足以排除被上诉人黄伟锋“自认欠款”的行为是被上诉人帝都公司、黄伟灵故意为逃避债务而作出的可能性。为此，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黄伟灵支付的鱼苗款系为被上诉人黄伟锋代为支付的、被上诉人帝都公司、黄伟灵并非为涉案鱼苗的实际交易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帝都公司、黄伟灵与上诉人实际存在鱼苗交易及结算，被上诉人帝都公司、黄伟灵与上诉人实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所提交的《鱼苗收据》、《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足以证明前述事实。但鉴于在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黄伟锋自愿承担对上诉人的鱼苗款偿还责任，为此被上诉人一、二、三应对拖欠上诉人鱼苗款5114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认定错误，请求贵院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黄伟灵辩称，一、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案涉鱼塘由原审被告金惠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租，该公司于2017年1月1日将案涉鱼塘发包给被上诉人黄伟锋承包经营，承包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止。2017年4月7日至18日期间，黄伟锋多次向上诉人购买鱼苗，上诉人出具9份《XX镇鱼苗场收据》。黄伟锋验货后在上诉人出具的其中8份收据备注一栏注明“验货黄文锋”，2017年4月7日因没空，委托原审被告李伟代为验收并在上诉人出具的收据上签名。上述事实足以认定，黄伟锋是案涉鱼塘的实际经营者，上诉人运送的鱼苗由黄伟锋验收及支配使用，上诉人与黄伟锋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关系，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诉请答辩人支付鱼苗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仅凭主观臆想推定与答辩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相应证据证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以答辩人与原审其他被告是关联公司或存在亲属关系，答辩人黄伟灵与其他被告之间存在利益关系，是实际控制人，由此推断黄伟锋购买鱼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答辩人是鱼苗实际购买人，但上诉人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答辩人黄伟灵在2017年4月10日、同年8月16日以鱼苗款名义向上诉人分别转款42947元、20000元，是因其是黄伟锋叔叔，应黄伟锋请求代其支付鱼苗款。综上，上诉人认定与答辩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被上诉人黄伟锋、原审被告四金惠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李伟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答辩。上诉人田木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全额支付鱼苗款共计人民币59645元及利息（利息以欠款数额59645元为基数,从2017年5月1日起至付款日止，每日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的计算，暂计至2018年11月30日止利息4165.71元）；2、本案件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田木安变更诉讼请求：被告一、二、三对剩余的鱼苗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田木安在博罗县******经营鱼苗场，被告三黄伟锋承包了被告四金惠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博罗县*************内的8个鱼塘。2017年4月，原告共7次将鱼苗运送给被告三，具体时间和购买鱼苗价格如下：2017年4月7日42947元，2017年4月8日5700元，2017年4月9日27290元，2017年4月11日4188元和8300元，2017年4月12日20775元，2017年4月13日8357元和8125元，2017年4月18日8410元，上述鱼苗共计134092元，原告已收取鱼苗款82947元（包含诉讼过程中支付的8500元）。被告三收到鱼苗后在《XX镇鱼苗场收据》备注一栏注明“验货黄伟锋”，其中一张2017年4月7日的《XX镇鱼苗场收据》备注一栏由被告五李伟注明“验货李伟2017.4.7”，被告三向一审法院陈述因为当天没空，所以就叫被告五代其验货。原告于2018年12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一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二黄伟灵、被告三黄伟锋连带支付剩余鱼苗款。诉讼过程中，原告又收到鱼苗款8500元，原告及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确认原告仍有51145元鱼苗款未收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鱼苗款由谁支付。原告请求被告三承担还款责任，被告三承认收到原告售卖的鱼苗，庭审中其亦向法庭表示鱼苗款系其所欠，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因鱼苗是被告三验收，一审法院确定被告三应对剩余鱼苗款承担还款责任。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明、被告营业执照、收据、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来看，无法证实鱼苗是由被告一所购买，亦无其他证据证实原告与被告一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主张其与被告二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其支付剩余鱼苗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三应对剩余鱼苗款承担还款责任。原告与被告三双方均认可剩余鱼苗款51145元，故一审法院确认被告三仍欠原告鱼苗款51145元。被告三未支付全部鱼苗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三除了应清偿原告鱼苗款外，还应当向原告支付利息。对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应以51145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2018年12月5日）起以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款日止。被告四、被告五既未举证亦未出庭质证，视其放弃举证、质证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三黄伟锋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田木安付清剩余鱼苗款项51145元及利息（以51145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从2018年12月5日起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田木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6元，由被告三黄伟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黄伟灵是否应就涉案货款承担清偿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黄伟灵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黄伟灵应就涉案货款向其承担清偿责任。但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水产养殖承包合同》可知，涉案鱼苗款发生于被上诉人黄伟锋承包经营涉案鱼塘期间，且鱼苗由被上诉人黄伟锋验收，上诉人亦在收到鱼苗款后出具的收据中明确写明所收鱼苗款系黄伟锋支付。据此，应认定与上诉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系被上诉人黄伟锋。虽然上诉人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以证明鱼苗系被上诉人黄伟灵以被上诉人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购买，黄伟灵为此支付了62947元鱼苗款。但上诉人提供的转账凭证属孤证，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鱼苗是由被上诉人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且被上诉人黄伟灵对其之所以付款62947元给上诉人是因为被上诉人黄伟锋与其是叔侄关系，在黄伟锋的要求下代为支付了62947元的解释合理。至原审被告李伟曾在上诉人运送鱼苗后提供的一张收据上签字确认，亦不能据此即认定鱼苗由被上诉人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且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李伟在收据上签名确认是受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指派。综上，上诉人主张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涉案鱼苗的实际购买方，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其请求被上诉人博罗帝都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黄伟灵向其承担涉案鱼苗款的清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申请对《水产养殖承包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因上诉人提出鉴定的申请是在2020年4月17日二审庭审结束后，故上诉人请求对《水产养殖承包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已超过法定期限，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6元，由上诉人田木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兵勤书 记 员  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