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023民初2714号原告：郭少海，男，197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监利县人，经商，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代理人：程瑞光，监利县阳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吴土山，男，197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监利县人，经商，住监利县。委托代理人：潘传雄，湖北司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张沈锋，湖北司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郭少海与被告吴土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的原、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因双方均愿调解，延迟审限两个月，又恰遇新冠××疫情，被再次延迟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少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5.75万元及相应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11月22日，被告以经营周转所需为由，向原告立据借款3万元，口头约定了利息，并承诺尽快还款。此后，被告又陆续向原告多次借款，自2012年11月22日至2016年7月21日，累计借款11笔，金额总计85.75万元。后来原告多次讨款，被告口头承诺待其工程结算后向原告还款。2018年底，原告催款时，被告拒不偿还。为此依法起诉，请求判决如前所请。被告吴土山辩称，原告起诉内容不实，并不是因经营周转借钱，而是双方合伙搞工程项目时，由他经手在原告处借支打的借条，他还款时原告谎称借条不在手上，后又称借条已撕毁，由于双方继续合作，他没有追究此事，因此2016年之前的借支都还了。2016年7月21日的借款2万元，实际上是用于工地。即便他向原告借款了，但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他不再承担偿还责任。为此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系容城镇宋家湾居住的邻居，平日关系友好，二人曾多次合作从事小产权房开发。被告吴土山自2012年11月22日至2016年7月12日先后11次向原告郭少海借款或欠款共85.75万元，借款或欠款明细如下：2012年11月22日借款3万元；2012年12月12日借款7万元；2012年12月27日借款3万元；2013年元月11日借款两笔分别为5万元和1万元；2013年元月22日借款1万元；2013年3月11日借款14.75万元；2016年2月4日欠款11万元；2016年6月5日借款5万元；2016年4月6日借款33万元；2016年7月21日借款2万元，均由被告吴土山向原告郭少海出具借条或欠条。原告郭少海主张被告吴土山是因资金周转困难所借，11笔借款共85.75万元至今未还；被告吴土山主张除2016年2月4日的欠款11万元和所谓“2016年4月6日的借款33万元”两笔外的9笔借款是其与原告郭少海合伙期间为合伙工程所借，并且已还清，2016年2月4日的欠款也还清，在欠条上有注明，2016年4月6日的借款不存在。2016年2月4日欠条内容为：“欠条今欠到郭少海拾壹万元整（110000)，欠款人吴土山，2016年2月4日，全部已清（组成：杨卜3万，办证5万，喂母猪2.5万，商务局0.5万）”。原告郭少海主张被告吴土山于2016年2月4日欠其11万元是由四笔组成，被告吴土山尚未偿还；被告吴土山主张已还清。2016年4月6日，被告吴土山向原告郭少海出具了一份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郭少海现金33万元整，借款人吴土山，2016年4月6日”。对于该笔借款，双方各有说法，原告郭少海认为：他没有借现金给吴土山，说成现金是为了简便，实情为：“2015年3月朱为利向吴土山借款50万元，吴土山要我代付，朱为利就用天邑广场商铺做抵，后来因为该商铺卖给别人无法实现利益，于2015年9月2日朱为利改用两套商品房抵给我和吴土山各一套商品房，为什么要抵给吴土山呢？是因为我入股吴土山涵管厂15万元，人民医院的工程分红10万元，我应给吴土山25万元，就用这套房子作抵。2016年4月，吴土山要购买朱为利儿子朱飞在武汉的商品房，就要求我把朱为利网签给我的这套商品房借给吴土山作购房款，经三方协商，2016年4月6日，由吴土山立据借我33万元”；被告吴土山认为：2016年4月6日，他给郭少海出具借条33万元是事实，郭少海承诺次日付款给他，却未付，他要收回借条时，郭少海称已撕毁。朱为利向他借款50万元，用商铺作抵后改为网签两套房属实，为什么要分给他一套呢，是因为他和郭少海合伙从事县人民医院绿化工程中，他投资30万元，分得利润13万元，郭少海欠他43万元，郭少海同意还25万元，就给他网签了一套房子，郭少海的那套房子确实收回了，但没有抵作他买武汉的房款。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10张借条、1张欠条、借款房屋抵押合同、转帐凭证、房屋网签合同书、房屋委托公证、《关于2016年4月6日吴土山立据欠我借款33万元的说明》和被告提供的赵某、李某、胡小芳、乾凤桃、高某等人的证言、吴土山于2016年4月7日向朱为利付房款的收条在卷佐证，庭审时，原告方申请证人郭某(原告的叔父)出庭作证，其证实他于2015年3月17日受郭少海之托，转款46.5万元和付现金3.5万元给朱为利，从而印证原、被告之间33万元借款的形成；被告方申请证人李某、高某、赵某出庭作证，三证人证实原、被告系合伙关系。经庭审质证，被告方对原告的身份证、部份借条没有异议，对其它证据均有异议，要么不真实，要么与本案无关；原告方对被告的几个证人证言均不认可，仅认可二人为合作关系。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本院对朱为利作了调查笔录和收集了监利县公证处有关朱为利的儿子朱飞在武汉房子的买卖情况，该二证证实：朱为利向吴土山借款50万元，由郭少海出资，他将天邑广场两套房抵给郭吴二人各一套，后吴土山买他儿子武汉的房子，吴土山又用这两套房抵作购房款。经庭审质证，原告郭少海认可该二证；被告吴土山对其中郭少海一套房抵作购房款一节不予认可，对其它事实均予认可。对于双方认可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在论理部分一一予以评析。结合本案案情可归纳本案的争执焦点为：1、原、被告认可的9笔借款，被告是否已还款，是否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2、2016年2月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欠条上反映的“全部已清”是什么意思；3、2016年4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款33万元的借条是否真实存在；4、如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如何还款，原告所主张的利息是否支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各持己见，以致调解不能成立。但原告郭少海经反复考虑愿撤除其中11万元欠条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吴土山或因合作，或因经营周转而向原告郭少海借款，双方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真实自愿，合法有效，所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应予保护。原、被告均认可的9笔借款共计41.75万元，应予认可，但被告吴土山主张其已偿还，却未提供相关证据，不足为信。双方争议的2016年2月4日形成的一笔欠款11万元，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不宜并案审理，并且欠条上有“全部已清”的表述，原告郭少海再主张权利未提供相应证据，其在诉讼中撤回了该部分的诉求，本院应予准许。双方争议的2016年4月6日形成的一笔借款33万元，双方各有说词，本院作如下评判：原告郭少海的陈述与参加本次民事活动的朱为利的证词以及与此相关的公证文书相印证，而且被告吴土山于2016年4月6日书写借条真实自愿，该证据属书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第1项之规定，本院应确认其证明力；被告吴土山的陈述没有相应证据佐证，不予采信。所认定的10笔借款中，原告郭少海主张口头约定了利息，被告吴土山予以否认，本院难以支持，但本院可依照“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进行调整，由于双方未规定还款期限，有证据表明其主张的时间为起诉之日，因此计算利息的起始时间为2019年10月16日。被告方还提出原告方的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本院认为，10张借条的形成时间确实超过了3年，但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原告方现主张权利应予保护。既然原、被告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依照合同应当全面履行的规定，被告吴土山应当清偿借款本息。至于双方争议借款期间是否为合伙关系，并不影响借款用途之合法，不属本案所考查范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吴土山偿还给原告郭少海借款本金74.75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74.75万元为本，自2019年10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定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郭少海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75元，减半收取6187.5元，由被告吴土山负担5637.5元，原告郭少海负担5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时军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罗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