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沪0115行初1042号原告王金明，男，1965年1月1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代理人陈博扬，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张宁勇。委托代理人庄聪，男。委托代理人庄菁，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金明诉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闵行住房局)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金明及委托代理人陈博扬，被告闵行住房局的委托代理人庄聪、庄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闵行住房局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关于王金明《请求闵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以下简称被诉回复)，主要内容为：经查,原告户原住址为闵行区颛桥镇中心村王家里10号,所在地块经上海市闵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2004年12月14日核发闵房地拆许字(2004)第3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开始进行新建合生城邦项目建设动迁。2007年1月22日颛桥镇与开发商上海龙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盟房地产公司)签订了委托动拆迁承包合同,对商品房基地合生城邦四期(金平路788弄)198号199号两个门幢按4800元/㎡进行收购,用于该地块动迁居民安置。按闵行区法院于2014年4月11日作出(2014)闵行审字第1号司法裁定,准许执行闵房管[2013]66号房屋拆迁裁决有关事项,司法裁决安置用房安置在金平路XXX弄XXX号XXX室、1702室、1002室、301室。因该基地动迁采用商品房安置的方式,根据《上海市动迁安置房管理办法》(沪府发[2011]44号)相关规定,不属于动迁安置房范围,不能开具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原告王金明诉称，其系闵行区颛桥镇中心村村民，原居住于该村王家里10号，并持有《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原告房屋所在地块于2004年12月被纳入“合生城邦城”开发项目的拆迁范围。龙盟房地产公司于同年获得拆迁许可证后多次延期，直至2008年7月才对原告所在区域实施拆迁。根据龙盟房地产公司发布的补偿安置方案，原告被拆房屋以产权房屋调换为安置补偿方式，动迁调换安置房地址均位于“合生城邦城”项目内，原告调换安置的合生城邦城第四期788弄198号1701室、1702室、1002室、301室均属动迁调换安置房,原告应当享有前述房屋对应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原告于2019年7月1日向被告申请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前述房屋依法制作对应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被告于同年7月22日作出被诉回复，告知原告不能开具。原告认为被诉回复显然违法，首先，被告在拆迁中严重违法，龙盟房地产公司申请房屋拆迁许可证提供的相关材料不一致，依法不应获得拆迁许可证。合生城邦四期作为安置房源，应当在建设规划批复时即有相应合法手续，在项目规划设计初始阶段即做好配套商品房的规划和相关建设用地的规划。事实上，龙盟房地产公司取得的用地规划并无相应配套商品房住宅规划内容，也无配套商品房建设用地规划。其次，产权置换作为拆迁安置补偿方式，被安置人应当有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原告作为动迁安置对象，因动迁而补偿安置的房屋属于动迁安置房，且原告在闵行区房地产交易中心查询显示原告置换的房屋认定信息确实系动迁调换安置房。被告在被诉回复中亦认可原告所在地块系用于动迁居民安置。被告以该基地动迁采用商品房安置为由，认定原告房屋不属于动迁安置房范围，进而不开具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前后矛盾。根据《上海市动迁安置房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动迁安置房在供应和使用上应当根据置换的房屋开具相应的供应单。被告不予开具，属于严重失职。综上，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诉回复并判令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开具上海市闵行区金平路XXX弄XXX号XXX室、1702室、1002室、301室房屋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被告闵行住房局辩称，被告不存在所谓行政不作为的情形。首先，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所谓的商品房配套供应单即使存在，提供人也应当是拆迁人，而非被告。原告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且将被告的裁决机关身份与拆迁人身份相混淆，将拆迁人提供安置房源的义务强加被告。其次，根据《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六)项及《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相关规定，用于安置的房屋只要符合拆迁人所有、产权清晰、无权利负担即可。被告裁决认定的安置房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被告没有提供配套商品房供应单的法定义务，不存在所谓的行政不作为。另，原告关于违法用地的观点与本案无关，配套商品房供应单系专用名词，基于配套商品房存在。配套商品房特指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限定建设标准，供应本市重大工程，重点旧区改造等建设项目被拆迁居民的政策性商品房，2011年的44号文中动迁安置房也特指此类房屋。因此，并非用于动迁安置的房屋即为配套商品房或动迁安置房，而是根据置换房屋性质而定。本案中用于原告户产权置换房屋是开发商自有商品房，非政策性商品房，不存在原告要求获取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即使原告的房屋是配套商品房或动迁安置房，开具配套商品房供应单的主体是拆迁人，而非被告，被告仅为备案机关。综上，被告并无开具配套商品房供应单的法定义务，并非行政不作为，原告房屋不具备开具配套商品房供应单的条件，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1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原告称其位于闵行区颛桥镇中心村王家里10号的房屋于2014年6月被拆迁，通过产权房屋调换安置了涉案四套房屋,原告所属的动迁产权房屋调换安置房应当享受国家给予的动迁产权房屋调换安置房处置的相关优惠税费政策。经原告咨询，闵行税务部门表示如果不能提供相应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就无法享受相关优惠税费政策，将按照商品房的税率予以征收。因此，原告申请被告闵行住房局依法制作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中心村王家里10号王金明所属动迁产权房屋调换安置房对应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2019年7月22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被诉回复，告知原告不能开具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原告不服，遂涉诉。另查明，原告原居住于闵行区颛桥镇中心村王家里10号，该房屋所在地块于2004年被纳入拆迁范围。2013年3月18日，闵行住房局作出闵房管[2013]66号房屋拆迁裁决书，裁决由龙盟房地产公司提供上海市闵行区金平路XXX弄XXX号XXX室、1702室、1002室、301室房屋，对原告户进行安置。原告不服，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7日作出(2013)闵行初字第41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8日作出(2013)沪一中行终字第19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决房上海市闵行区金平路XXX弄XXX号XXX室、1702室、1002室、301室已经进户，庭审中原告表示1701室、1702室用于自住，301室用于出租，1002室意欲出售，还未办理产权移交手续，四套房屋均未办理产证。再查明，空白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系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印制，右下角需要拆迁实施单位，居(村)民委员会、拆迁人(或重大工程拆迁项目主管单位)、拆迁管理部门四个主体盖章开具，一式五联，第一联交所购房屋所在区(县)房地产交易中心，第二联交拆迁管理部门备案，第三联交房屋开发单位，第四联交拆迁实施单位存档备查，第五联交上海市住宅建设发展中心备案。以上事实，由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被诉回复、空白配套商品房供应单、房屋拆迁裁决书、行政判决书等证据，结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申请履职的事项应当具备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要求被告开具配套商品房供应单，经本院核实，原告取得的四套安置房屋，备案信息为商品房，系用于动迁安置的商品房房源，不属于可以开具配套商品房供应单的范畴，故被告答复原告无法开具，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根据201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转的《上海市动迁安置房管理办法》规定，该办法规定的动迁安置房，是指政府组织实施，提供优惠政策，明确建设标准，限定供应价格，用于本市重大工程、旧城区改建等项目居民安置的保障性安居用房。故原告安置房屋不属于该办法所特指的动迁安置房，原告以该办法为依据要求被告开具供应单，缺乏依据。本院也注意到，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实质为了解决动迁安置房源应当享受税收优惠的问题，原告房屋确系因动迁而来，依法应当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原告若确有证据证明其无法享受应当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依法另行主张。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金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王金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寒娟审 判 员  常新宜人民陪审员  王丽娜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刘 莉书 记 员  汪雯绮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