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116行初192号原告何灼深，男，汉族，1981年6月25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代理人郑建伟，重庆中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6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3814505593468。法定代表人朱文良，局长。出庭负责人付伟，被告单位分管领导。委托代理人李茂平，被告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龚鉴波，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第三人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艾坪山美林小镇还房小区3栋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YY4PP75。法定代表人杨祖虎，董事长。原告何灼深诉被告原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现该单位已撤销，由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承接其权利义务）交通运输行政强制一案，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我院于2019年10月23日受理该案。立案后，于10月2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因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灼深及委托代理人郑建伟，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的负责人付伟、委托代理人龚鉴波、李茂平，第三人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祖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灼深诉称，2019年9月18日21时20分，原告独自驾驶第三人所有的渝A××租赁汽车，正常行驶至江津区××大道与××路交叉路口时，被告方十多位执法人员将原告驾驶的租赁汽车逼停。在原告无任何违法行为，无抗拒执法检查的情形下，强行将原告驾驶的第三人所有的租赁汽车扣押。2019年9月20日，被告向原告送达涉案扣押决定，其理由是原告实施了非出租汽车安装使用标志顶灯违法行为。原告清楚的记得***总理说过:“对公民而言，法无禁止即可行;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告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第三人租赁汽车上的灯具既无中文“出租”标志，也无英文“TAXI”标志，车内也无空车标志和计价器，机动车行驶证上明确记载“使用性质租赁”，如何界定第三人租赁汽车上的灯具为出租汽车标志顶灯?被告至今也不告知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出租汽车顶灯标志具体标准。让原告想遵纪守法，都不知道法律规定的出租汽车标志顶灯的具体标准，这是典型的“不教而诛”式的执法。原告还想知道的是，被告扣车是因为原告安装了出租汽车标志顶灯，还是使用了出租汽车标志顶灯。江津区出租汽车标志顶灯到底是什么样的标准?与原告驾驶的车辆灯具有什么样的一致性?同时，被告在执法过程中，未出示证件、未制作现场询问笔录，程序违法。综上，原告认为被告滥用职权，以个人看法代替法律规定，无故扣车，属于典型的权大于法，违法行政，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驶证;证明案涉车辆为第三人所有。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证明保险情况。3、《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就涉案车辆做出了行政强制行为。4、公安部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证明标志顶灯有法律规定的是特种车辆，而对出租客运和租赁车辆标志顶灯的安装无禁止性规定和行政许可。5、交通运输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6号;证明巡游出租汽车顶灯的规定依据交通部令2016第64号，在答复的第三段说明没有相关规定。6、交通运输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5号;证明交通部没有禁止租赁汽车安装租赁标志顶灯的依据和规范性文件。7、对比照片2张，一张是江津区出租车辆顶灯照片，一张是涉案租赁车辆顶灯标志照片;证明两种车辆有明显区别。8、经营权相关法条规定。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辩称，一、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被告行政强制行为程序合法。2019年9月18日，被告执法人员在城区进行执法巡查，对违法违规行为履行监督检查，发现一辆类似于江津区出租汽车外观、安装有标志顶灯的渝A××大众牌小型轿车在几江城区、鼎山城区巡游。21时20分许，该车行驶至江津区××大道与××路交叉路口时，交巡警设卡例行检查，对驾驶员驾驶证、行驶证相关信息进行了登记。鉴于该车涉嫌违法，我处执法人员上前对接民警，将驾驶员何灼深身份信息进行登记，并对驾驶员何灼深出示证件，亮明身份，要求依法接受检查，告知其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涉嫌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何灼深拒不接受检查，硬要求执法人员说普通话，无理取闹，未遵守一个公民应配合执法的义务。执法人员再次告知其违法事实，如有异议，可以申请行政复议、诉讼的权利，要求何灼深依法配合调查询问，但何灼深仍拒不配合，执法人员告知将依法采取扣押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执法人员经现场拍照取证，制作现场笔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涉事车辆进行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依法开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违法行为通知书》《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但驾驶员何灼深已逃离现场。后执法人员将涉案车辆渝A××大众牌小型轿车拖离现场。后经运政服务系统查询，该车不属于出租汽车，并提取了标志顶灯正面、背面对照图。2019年9月19日，执法人员通过邮寄的方式将上述文书送达给何灼深。何灼深驾驶渝A××大众牌小型轿车存在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程序合法。其行为已经违反了《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规定。二、适用法律正确。何灼深违法行为发生后拒不接受检查和调查询问，现场态度恶劣，引起不明真相群众围观聚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何灼深明知安装使用标志顶灯行为违法，拒不配合调查，逃离现场;同时，何灼深通过电话告知其同伴，到达执法现场，干扰执法，故意挑衅执法人员，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何灼深的行为涉嫌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二款:“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计价器、空车标志”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九条(三)项、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一款，及《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二款之规定，被告对原告驾驶的车辆采取了扣押的强制措施。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何灼深驾驶车辆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事实证据:1.现场笔录;证明原告违法事实。2、照片10张，4张是现场照片，6张是标志顶灯对比图;证明原告违法事实。从照片可以清晰看出，原告诉称的租赁车外观形态与正规的出租车外观形态非常相似，这种相似程度应针对普通大众的认知，根据他们的认识来区分是出租车还是租赁车，在法律的框架下，有对出租车和租赁车的明确区分，在《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中对两类车辆做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对租赁车辆而言，是不能配备驾驶人员的，也就是说租赁车辆的驾驶人员由实际承租人驾驶，而不能上街巡游揽客，因此对普通大众而言，是无法区分帅民公司的租赁车辆和实际出租车的。3、执法现场视频(提取于被告的现场摄像);证明原告违法事实。4、涉案车辆信息;证明涉案车辆未取得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5、原告身份信息;证明行政行为相对人的信息。第二组:程序证据:6、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对原告送达法律文书的有效地址。7、立案登记表;证明对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合法。8、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证明对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经过审批程序合法。第三组:法律文书:9、《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违法行为通知书》证明告知原告涉嫌违法的行为并通知接受调查。10、送达回证;证明依法送达《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违法行为通知书》，程序合法。11、《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原告拒不接受调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25条款、《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87条2款之规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法律正确。12、《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依法送达《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程序合法。13、《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解除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解除对原告的行政强制措施。14、《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解除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回执;证明解除对原告的行政强制措施并依法送达法律文书。15、暂扣车辆放行单;证明解除对原告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接收车辆。第三人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陈述，何灼深驾驶帅民租赁车辆是事实，我公司车辆依法经过车管所登记有行驶证，可以正常上路行驶，何灼深作为帅民公司的股东，他有驾驶证，驾驶本公司车辆，上路合法。至于标志灯箱，上面明确载明帅民租赁跟出租车标志顶灯有明显的区别，关于道条第二十三条非出租车客运禁止安装出租车标志顶灯，计价设备、出租标志，这是完整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四号令明确要求出租汽车顶灯应当具备中英文出租字样，标志性顶灯，根据他的使用性质是分类不一样，警车有警车的标志性顶灯，消防车有消防车的标志性顶灯，出租车有出租车的标志性顶灯，被告将标志性顶灯混为一体，作出了他具有唯一性的标志性顶灯，曲解了法律的条款。同时，案涉车辆是我单位所有，被告并没有将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给我，属程序违法。第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照片三张，证明两个标志有明显区别，另外两张证明出租车标志顶灯不具有唯一性，其他的车辆也可以安装顶灯。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三性不认可，达不到证明目的，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且被告举示的6张对比图照片非常明确的显示了原告所驾驶的第三人车辆，明确为帅民租赁，只要识字的人都应当明白这四个字，而且照片显示的车辆照片颜色也与江津区出租车车辆的颜色不一致，所以被告所说误导大众这观点不成立，被告只是站在执法的立场去猜测大众对帅民租赁和车身颜色的认知，这是一种被告的主观臆断，另外4张现场照片不能证明原告存在不配合执法的事实，对3号证据有异议，这3段视频并非现场执法记录仪提取，而根据这三段视频显示现场是有执法记录仪的，同时这三段视频并非整个完整的执法视频，存在截取，根据原告观看此视频后向代理人表示此前还有20分钟左右的人身限制，而且通过现有的三段视频不足以显示原告的驾驶证和车辆行驶证是如何到执法人员手中的，按照法律的授权，被告执法人员是无权查扣驾驶证和行驶证，该项职杈属于交警，如果这个视频完整体现，就应该显示交警将原告驾驶证和行驶证移交给被告执法人员，很显然这三段视频是裁剪过的，根据被告代理人陈述这是现场摄像所录制，被告有义务将手持摄像完整执法视屏提交法庭，交由我方质证，因为这个视频能够充分显示原告在现场是否配合执法的行为，被告提供的三段视频可以证实原告多次提出我配合执法，同时在视频中原告要求被告说普通话，这是对执法人员的要求，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原告在现场反复向被告执法人员陈述说车辆正在办理租赁车备案，不能因此判定原告的行为就是违法，而本案强制的理由并不是没有道路运输证，而是使用了出租客运标志顶灯，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本案中的行政相对人不止是原告，第三人也是行政相对人，因为车辆是第三人所有，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据7/8三性有异议，因为涉案车辆只是一个适用性质为租赁的车辆，并没有其他违法行为，而被告认为原告驾驶的第三人车辆安装了出租客运顶灯，这行为是第三人的行为，并非原告行为，被告应该找第三人，而不是对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同时，这个车辆上的标志顶灯并非出租客运标志顶灯，按照交通部2016年64号令第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出租车标志顶灯必须包含中英文出租客运字样，而《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中没有这样的标准规定，被告的这样的立案审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于证据9-15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被告做出行政强制决定后发现不应当扣押的应当立即退还，但是被告提交的13/15号证据证明扣押了30天，车辆属于第三人所有，没有向第三人送达，因为安装使用行为不仅包含原告也包含第三人，被告举示的三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认可，达不到证明目的，对证据2反证了出租车和租赁车明显有区别的，其他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达不到证明目的，因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违法扣押了原告的租赁车辆，才有后面的一系列被告提供的证据，如果依法没有对原告的车辆进行强制扣押，被告后面提供的一切证据将不存在。其他质证意见与原告相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该行驶证不完整，除了登记的正副页以外还有车辆照片，原告没有提供车辆照片是回避车辆现有状态和登记状态的区别，所以我们要求补齐车辆的照片，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原告没有提供证据是指称的相关证明内容，证据5，与本案无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没有对原告作实质性的答复，证据6，同证据5质证意见，是对雷勇敢的回复，与本案无关，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出租车的标志顶灯是可以进行招商的，对比两张照片从普通人的认知来看根本无法区分租赁和出租的内涵，原告举示这张照片正好印证了被告针对普通大众的认知做出的符合重庆市道条第23条二款的行政条款，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到达原告的证明目的，质证意见同证据7。第三人对原告提交证据的三性均认可，没有意见。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张照片质证意见同对原告出示的证据7质证意见，另两张照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同意第三人的证明目的，安装了标志顶灯并不意味着其行为合法。上述证据经合议庭评议:原告提交的2、4、5、6、8号证据、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另二张装有其他顶灯的照片与本案无关联，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原告提交的3号证据、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11号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行政强制行为。原告提交的1、2、7号证据，第三人提交的车辆对比照片，证明案涉车辆的相关情况。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相互形成证据链条，证明被告作出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的证据、程序及依据，且真实、合法，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18日21时20分左右，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在执法巡查时，发现原告驾驶安装了标志顶灯的渝A××大众牌小型轿在江津几江城区巡游（具体位置为××大道与××路交叉路口），认为原告的行为涉嫌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立案。在查处现场，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对原告何灼深出示了执法证件，要求原告配合调查。但原告以要求被告单位执法人员说普通话为借口，拒绝回答被告单位执法人员的提问。被告单位的执法人员制作了现场笔录，并对执法过程进行了录像。此后，被告调查查明：原告驾驶的渝A××大众牌小型轿车属第三人所有，第三人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范围:出租汽车客运;旅游客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汽车租赁(以上范围需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以从事经营)……。同日，被告作出《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违法行为通知书》(津交执通(2019)140203××号)，该通知书载明:经查你(单位)于2019年9月18日21时20分在重庆市江津区××大道与××路交叉路口驾驶渝A××大众牌小型轿车，实施了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行为，涉嫌违反了《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于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到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接受处理。执法人员在该通知书上签名。被告提交的送达回证载明:该通知书送达原告时间为2019年9月18日22时，对通知书上的相关内容已当面告知原告，原告借口上厕所逃离。被告单位执法人员作出强制扣押渝A××大众牌小型轿车意见。该意见经被告单位领导审批同意。同日，被告作出《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该决定书载明:当事人何灼深，身份证号××××，车号:渝A××，理由:2019年9月18日21时20分，在重庆市江津区××大道与××路交叉路口驾驶渝A××大众牌小型轿车，实施的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种类:扣押渝A××大众牌小型轿车，期限:30日，自2019年9月18日至2019年10月17日。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在该决定书上签字。9月19日被告向原告邮寄《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原告于9月20日收到。此后，原告以被告作出的《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属被告滥用职权，以个人看法代替法律规定，无故扣车，典型的权大于法的违法行政，且程序违法为由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庭审中，原告与第三人均认可原告系第三人单位公司股东，有驾驶案涉车辆的权利。原告明确2019年9月18日开车去几江城区是自已私自决定，目的是去做可以免费乘车的公益活动。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第三人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范围出租汽车客运；旅游客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汽车租赁业务第三人还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第三人明确案涉车辆购买的目的是用于租赁。另查明，案涉车辆因暂扣期限届满，已于2019年10月22日由原告领回。被告未向第三人送达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但在被告实施扣车行为的6天左右，原告将被告已扣押案涉车辆的行为告知了第三人。再查明，案涉车辆外观由第三人进行了改变，现外观为:绿色，贴有腰线和门徽，加装有江津帅民租赁的标志(在江津二字上面一弧形装饰)。江津区出租车外观:绿色(比案涉车辆颜色稍淡)，贴有腰线和门徽，加装有顶灯，顶灯上有taxi的标志。本院认为，《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市、区县(自治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被告系我区的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故被告对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的行为有采取相应强制措施的职权。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程序是否合法？2、被告作出的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是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3、被告作出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针对焦点1，2019年9月18日，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发现原告驾驶的渝A××大众牌小型轿车存在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行为，进行立案后，向原告出示执法证，对原告进行调查，制作了现场笔录，并对执法过程进行了录像。后于同日作出《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违法行为通知书》(津交执通(2019)140203××号)，虽原告未在相关送达回证上签字，但由于被告已将上述通知书的相关内容当面告知原告，原告拒绝签收该通知书，应视为已送达原告。被告单位执法人员经调查后作出强制扣押渝AU××大众牌小型轿车的意见，该意见经被告单位领导审批同意，被告作出《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并于9月19日被告向原告邮寄《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原告于9月20日收到，其程序合法。被告虽未向第三人送达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但由于在被告实施扣车行为的6天左右，原告已将被告扣车行为告诉了第三人，即第三人实际已知道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的相关内容。且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临时约束，其目的在于预防、制止或者控制危害社会的行为产生，不需对案涉车辆权利达到确认无误，故被告对本案实际实施人原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合法。原告及第三人认为被告未将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第三人，被告作出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针对焦点2，《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计价器、空车标志。”首先，案涉渝A××大众牌小型轿车，系第三人购买打算用于租赁，但直到案发时涉案车辆均未获得有关部门许可或审批同意其用于租赁等的业务，应属非客运出租汽车;其次，渝A××大众牌小型轿车外观经过改装后加装了顶灯，且在我区主城区巡游，存在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行为，至于原告称事发当日是驾驶案涉车辆在江津几江城内巡游，是为免费乘车作公益活动，一方面该理由不能否认存在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的行为，另一方面案涉车辆加装了门徽、腰线，与我区出租汽车外形极为相似，足以造成普通民众误认为该车系我区出租车的后果。故被告作出的《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认定：“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顶灯”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针对焦点3，《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系对拒不接受现场检查的情形作出处理的法规依据。由于原告在被告对其调查时，以要求被告单位执法人员说普通话为借口，拒绝回答被告单位执法人员的提问，实际是变相拒绝原告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本案，被告对案涉车辆的扣押期限为三十日，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被告作出的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的《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灼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何灼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迎春人民陪审员李建伟人民陪审员刘晓容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陶 小 明  书   记 员 何 俊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