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8民终6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瑞丞，男，198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府谷县府谷镇。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东，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祁向军，男，197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府谷县府谷镇。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永强，陕西华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利，男，198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府谷县府谷镇。原审被告：高调娥，女，198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府谷县府谷镇。上诉人周瑞丞因与被上诉人祁向军，原审被告刘利、高调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法院（2019）陕0822民初9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瑞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周瑞丞不承担保证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被上诉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上诉人主张保证责任，涉案债务的保证期间早已届满，上诉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1、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被告刘利向被上诉人祁向军出具借据的时间应是2015年8月1日，上诉人也是为该时间形成的债务提供了保证担保，并没有为2013年8月1日形成的任何债务提供担保。2、一审已查明，本案借款并未约定还款期限，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双方确认于2016年8月1日以一辆“丰田车”抵账45万，其中抵付本金20万，利息25万，故本案借款的还款期限应以债务抵付之日，即2016年8月1日为准。3、本案诉争债务的借据形成于2015年8月1日，同日，上诉人以连带担保人的身份在借据上签字，为该笔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本案诉争债务的保证期间为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如被上诉人未在该保证期间内要求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则免除保证责任。4、根据上述事实，本案借款的还款期限为2016年8月1日，保证期间为：2016年8月1日起至2017年2月1止。但在该保证期间内，被上诉人并未要求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故上诉人依法免除了该笔债务的保证责任。一审判决仍认定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实属有误。二、上诉人于2018年2月5日在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对账单上列明原身份签字系对原担保债务这一事实的确认，不应当以此认定上诉人仍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被上诉人在保证期间内从未向上诉人主张保证责任，直至2018年2月5日，其与原审被告就之前债务双方对账后，才要求上诉人在明确具体署名为“结账”的对账单上列名原身份签字，并未要求上诉人重新提供担保，上诉人也再无自愿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的任何意思表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依法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或清偿责任，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况且本案中，上诉人仅仅是在对账单上列名原身份签字，故上诉人于2018年2月5日在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对账单上签字系属于对原担保责任这一事实的确认，不应当以此认定上诉人仍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判决明显有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祁向军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双方在2018年2月5日重新结算的借款本息属于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与2015年8月1日出具的借款的金额、利息均不一致，不应认定为是对2015年8月1日借款的催要，故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刘利、高调娥未答辩。祁向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刘利、高调娥返还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及从2017年8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15‰计算到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被告刘利、高调娥向原告偿还2017年8月1日之前所欠借款利息428000元；3、被告周瑞丞承担保证责任，连带偿还上述借款本息；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保全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日，被告刘利向原告祁向军出具借据一支，借据载明，“今借到，祁向军人民币柒拾万元整（￥700000.00），利息从2013年3月6日结至2015年8月1日共计肆拾陆万贰仟元整（￥462000.00），本息合计壹佰壹拾陆万贰仟元整（￥1162000.00），本金利息1.5分计结，利息肆拾陆万贰仟元不计利息，身份证612723**********借款人刘利，连带担保人周瑞丞612723**********，2015年8月1日”；2018年2月5日，经原告祁向军与被告刘利、周瑞丞对账，被告刘利、周瑞丞在借据下方记载，“2016年8月1日顶丰田车一辆折合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450000.-），双方协商抵顶本金贰拾万元整（￥200000.-），顶利息贰拾伍万元整（￥250000.-），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本金为70万，利息合计126000.-，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1日本金为50万利息合计90000.-，于2017年8月1日欠利息合计为肆拾贰万捌仟元整（428000.-），结账后本金伍拾万元整（￥500000.-）利息15‰，借款人刘利，担保人周瑞丞，2018年2月5日”。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刘利向原告祁向军借款并出具借据的行为，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被告刘利与原告祁向军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2015年8月1日，被告刘利向原告祁向军出具借据载明，欠付原告借款本金700000元，2013年3月6日至2015年8月1日期间利息结算为462000元，2018年2月5日，经原告祁向军与被告刘利、周瑞丞对账，双方于2016年8月1日确认以丰田车一辆抵账450000元，其中抵付本金200000元、利息250000元，原告主张，2015年8月1日之前的利息按照月利率15‰计算，但所结算的利息超出月利率15‰，因此，该期间的利息应为303100元，欠付该期间利息应为53100元，按照月利率15‰结算的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欠付借款本金700000元的利息为126000元，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1日借款本金50万元的利息为90000元，截至2017年8月1日欠付利息应为269100元，因此，被告刘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500000元，支付利息269100元，并从2017年8月2日起按照月利率15‰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500000元的利息，直至借款本金返还之日止；关于对被告高调娥的诉讼请求，因涉案借款发生在二被告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笔债务为被告刘利的个人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被告高调娥应与被告刘利对该笔债务共同承担清偿义务；被告周瑞丞自愿在借据中以“连带担保人”的名义签名，并在2018年的对账单中签名，被告周瑞丞应对该笔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周瑞丞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利、高调娥追偿；被告刘利、高调娥、周瑞丞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原告起诉的事实及诉讼请求抗辩权的放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利、高调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原告祁向军返还借款本金500000元，支付利息269100元，并从2017年8月2日起按照月利率15‰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500000元的利息，直至借款本金返还之日止。二、被告周瑞丞对本判决第一项中被告刘利、高调娥应承担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被告周瑞丞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利、高调娥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8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6540元，由被告刘利、高调娥、周瑞丞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周瑞丞与原审被告刘利在2015年8月1日的借条和2018年2月5日的结账单上，借款人和担保人的身份都有明确约定，上诉人周瑞丞认为其只为2015年8月1日出具的借据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018年2月5日的结账单属于各方当事人重新结算借款所书写的借据，上诉人周瑞丞自愿在借据中以“担保人”的名义签名，故周瑞丞应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上诉人周瑞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40元，由上诉人周瑞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乔幼涛审判员  曹小蕊审判员  高锦胜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马潇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