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36148号原告：杨国霖，男，汉族，1991年10月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揭西县，委托代理人：莫倩怡，女，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嗨马乐动（广州）运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618号、620号，会展南一路1号、3号101房自编号F106-112、F116-121、F123-124单元。法定代表人：温学志，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董彦宁，女，系被告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李西平，女，系被告公司员工。原告杨国霖诉被告嗨马乐动（广州）运动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嗨马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莫倩怡，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董彦宁、李西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7年8月25日入职被告处，担任业务经理一职。2017年11月升迁为销售经理，于2019年5月1日因各种原因申请离职，并于2019年5月31日与被告办理交接后离职。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经常加班加点，但被告没有支付原告相应的待遇，也没有支付年终奖。原告向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被驳回全部仲裁请求。鉴于此，原告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加班费合计78743.83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度年终奖22177.27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辩称：原告主张年终奖的所依据的证据材料来源不明，并非被告所出具，也与被告集团公司制订的《奖金管理总则》规定不符，被告从未与原告约定过年终奖。原告个人原因离职的，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单方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我单位有权不予支付原告所余工资、奖金收入。另外，原告主张加班费，但被告从未要求原告加班，且被告处的销售、教练每天工作时间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加班费没有依据。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7年8月25日入职被告，从事销售岗位，被告与原告分别作为甲、乙方签订了期限为2017年8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24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安排乙方执行标准工时。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的劳动者，不执行上述规定；乙方月工资2400元（含工资、交通、电话费补助及各项社会保险）;甲方每月25日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上月工资；甲方与乙方共同约定的服务期内，因乙方单方面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则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即退还甲方为乙方出资提供培训等相关特殊待遇的等额费用；并且甲方有权不予支付乙方所余工资、奖金收入。具体特殊而正当情节者，经公司总部总经理特批的不受此项条例约束；等等。原告于2019年5月1日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申请，双方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办理离职手续。原告入职后，岗位调整为销售经理，月工资为4500元+提成。双方约定原告每周上班5天，实行打卡考勤。原告主张2019年1月前被告每月对其当月的加班时数进行统计并安排补休，2018年12月被告突然告知其2018年的全部加班时数清零，但未支付加班费，故其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1月至8月（每天超出8小时的）工作日延长工时420小时、休息日加班44天和法定节假日加班4天，2018年1月至8月的加班费分别为2864.4元、695元、1673.1元、10789.02元、12401.3元、15008.11元、22216.64元、13096.26元，合共78743.83元。原告提交了银行流水（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和打卡明细（2018年1月至9月）拟证明其上述主张。其中，打卡记录显示原告上下班时间存在超出法定工作时间的情形；户口交易明细表显示原告2018年1月至10月每月实发工资数额为4153.35元至14423.74元不等。被告确认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不确认该打卡记录和不确认原告存在加班情况，并主张其单位规定员工加班需要提前向领导审批；即使原告存在加班，但其离职前已进行补休，无权主张加班费。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供了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因本人申请离职，原2019年1月至4月加班时长13天，申请补休到5月31日，因此未有打卡记录，望批准。杨国霖，2019年5月1日。原告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主张2018年1月-8月的加班费，与2019年1月至4月的加班无关。原告主张人主张双方有年终奖的约定，被告未支付其2018年度年终奖。原告提交了《空气湃工资标准及提成方案》、《关于对审核的回复意见》、《嗨马乐动（广州南丰汇）年终奖分配办法》、《请示卡》、《特殊情况说明》、《嗨马乐动（广州）运动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年终奖分配明细》、《羚动体育组织架构及高管任命决定》和《关于体育运动子集团高管人员职务任命决定》拟证明其上述主张。上述证据除2018年年终奖分配明细为复印件外，其余证据均为影印件，部分文件内容中载有相关人员的签名，部分证据盖有“嗨马乐动（广州）运动科技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原告称，上述部分证据系行政人员将文件拍照后上传到工作群让职工传阅，因其曾更换过手机，故无法出示上述证据的原始载体，该2018年年终奖分配明细系问其他同事复印所得。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并否认双方有年终奖的约定。杨国霖于2019年9月4日向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一、嗨马公司支付杨国霖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加班费合计82357.35元；二、嗨马公司支付杨国霖2018年度年终奖22177.27元。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穗海法劳人仲案字【2019】2102号仲裁裁决书，裁定驳回杨国霖的全部仲裁请求。杨国霖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被告是否需要向原告支付加班费；二是被告是否需要向原告支付2018年年终奖。关于被告是否需要向原告支付加班费的问题。被告对原告实行打卡考勤管理，原告提供了打卡明细证明其上班时间。被告虽不确认该证据，但被告未能在本院指定的期限提供原告的考勤记录，而原告的考勤记录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故应由被告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该打卡明细予以采信。但加班并非单纯的时间经过，而是需要以特定的工作作为内容支撑，至于该时间内劳动者是否从事用人单位的工作以及该工作的进行是否为用人单位分配工作任务所致，应当综合劳动者岗位工作的情况、用人单位的业务特定以及报酬的给付标准来认定。考勤记录并非证明劳动者存在加班情况的唯一证据。本案中，除打卡明细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在超出法定工作时间另外安排原告工作的情况。其次，原告工作岗位是销售经理，月工资4500元+提成。提供工资的发放系以工作量为前提，即提成的数额与工作完成数量和质量存有密切关联。本案中，原告的月工资高或低与业务完成量多或少存在关系，若其欲获取较高工资收入，则必须增加业务的完成量，此过程具有多劳多得的性质。实际上，原告每月实发工资数额与原告主张每月的加班时数成正比也印证了上述情形。再次，原告主张2018年4-8月份的加班费金额高于原告当月的实发工资金额，这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本案并无任何证据显示原告在职期间领取工资时就工资数额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应视为原告对被告每月发放的工资数额系明确知悉且认可的，否则明显有违普遍大众对劳动者正常提供劳动和领取劳动报酬行为的认知常理。鉴于本案并无任何证据显示原告在职期间对此工作时间存在异议，故根据其正常提供劳动的行为，本院认为在法定工作时间外，额外提供劳动的行为，应视其为了提高劳动报酬而自主决定的增加工作量的意思行为表示。据此，本院认为，原告劳动强度的增加，已通过提成方式体现为工资收入的上升，此工资分配方式应视为系对劳动付出后所给予的相应劳动报酬，与工作内容及时间相对应。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年终奖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作为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对自身陈述的事实应履行首要的举证义务，只有在已提供初步有效证据的情况下，被告才具有承担反证证明的责任，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原告应对其主张双方有年终奖的约定承担举证责任。虽原告提交了《空气湃工资标准及提成方案》等证据拟证明其该主张，但原告均未能提供上述证据的原件或原始载体予以核对，且被告对上述证据亦不予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原告举证的上述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双方有约定年终奖的依据。此外，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对年终奖达成合意，或被告有向职工支付过年终奖等情形，即本案缺乏认定原、被告双方有约定年终奖的依据，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度年终奖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林湛河人民陪审员  梁洁英人民陪审员  王 莹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书 记 员  徐文慧谭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