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终38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熊建峰，男，1976年3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现住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玲，女，1981年11月15日，汉族，湖南省永州市人，现住广西钦州市钦南区，系上诉人熊建峰的妻子。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文健，男，1977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广西灵山县人，住广西灵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劳英波，广西立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刁树锋，广西立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熊建峰因与被上诉人黄文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702民初2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熊建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玲、被上诉人黄文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劳英波、刁树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熊建峰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702民初2262号民事判决；二、判决黄文健返还租赁物扣件957个、顶托12个；三、判决黄文健支付租金63111元；四、本案一切诉讼费由黄文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租赁物没有事实和依据错误，认定2014年2月28日即完成承台部分工程并于当日退还大部分扣件和顶托的事实错误。1、同一个工地，被上诉人及总包方代表曾泽阳(郭伟芳)分别租上诉人的材料，郭伟芳是被上诉人老板方的人，郭伟芳想退材料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想租材料和节约装运费，于是被上诉人于2014年2月28日分二次私自从郭伟芳处拿走材料去用。出现坏顶托、坏扣件，事后三方约定：上诉人出具《收条》给郭伟芳，同时出具《出租证明单》给被上诉人，三方均确认并签字认可。一审认定的2014年2月28日《出租证明单》为“退租证明”，出租与退租搞反，认定事实错误。2、《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约定实际租用数量以出租证明单为准。3、2014年3月4日黄文健承台处还在拿材料用，有2014年3月4日《出租证明单》为证，一审法院却认定2014年2月28日即完成承台部分工程并归还材料，前后矛盾。一审法院无视2014年2月28日到2014年3月4日双方签字认可的《出租证明单》，剥夺了上诉人对租品的所有权，因为《出租证明单》上出现了坏顶托和坏扣件就武断证明为退租，有失公平。二、一审认定统计的《出租证明单》和《收条》的时间从2014年3月29日至2014年10月31日错误，根据《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第三条第4项约定超过合同租期或超过合同约定的规格及数量都按下表进行计算租金。第十四条约定，承台、地梁所用器材不计在租期内，租金另付。合同不但约定了计划内13万内外架租金及内外架租期内的事情，也约定了所有超期超量的部分的计价方式及单价，均为合同的一部分，所有承台地梁及超期、超量的均进行了计算，符合合同条款。所以统计时间应从起租的第一张《出租证明单》到退租的最后一张《收条》，即从2014年2月27日至2014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租赁扣件28488套，顶托2592套，2014年4月26日至2015年4月1日，被上诉人退还扣件27531套，顶托2580套，仍有957套扣件和12套顶托尚未退还，而且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唯一供货方，认定被上诉人超量退还扣件872套，顶托892套，与事实不符。三、一审认定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合同期内超量租赁租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己过诉讼时效错误。《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的内外架的规格、数量、时间，第三条第5项约定如超过合同注明的租用数量和时间按下表计收租金。内外架均有明确的起租时间，内架从2014年4月2日起租，外架从2014年4月23日起租，《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第三条第2项约定内架租期以第一次发货单上的日期为起租日，《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第三条第3项约定外架租期以外架第一次发货单上的日期开始计算为租期的第一天。内架约定：钢管1～1.2米2000根，2.6～2.8米2000根，3米2000根，4米460根，6米800根，扣件8500个。外架约定1～1.2米4000根、6米1900根、3米1000根，扣件18000个。所有超过内外架约定的规格、数量、时间按合同计算，被上诉人计划以外的租金符合合同的约定。《出租证明单》证实了被上诉人确实超计划规格、超计划数量、超计划时间拿走了许多材料，按合同理应计算租金，所有材料原用于承台地梁或内架或外架的被上诉人搞乱了，但不影响上诉人供货，也不影响被上诉人退货，满足了被上诉人内外架计划内的规格数量和时间，超计划的规格数量和时间就按合同计算租金，符合合同约定。还有租品扣件957个、顶托12个，还没有返还，也没有结算或作出赔偿，续租期内就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延退或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这不但剥夺了所有租金，也剥夺了未返还租品的所有权，显失公平。四、一审认定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支付租金102111元(未抵扣上诉人应付劳务费39000元)远超过租赁物本身的价值错误。租金是被上诉人计划外超期超量的租金总和(即钢管51456.5米，扣件28488套、顶托2592套，计划使用的时间之外和规格之外及数量之外的租金总和)，并不是最后没返还部分(扣件957个、顶托12个)的租金。故而一审认定的租金超过租赁物价值的21倍之多，标的相差太大，自然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为了追回租品及租金，上诉人尝试联系被上诉人，曾亲自到被上诉人身份证所在地寻找，被上诉人村里人故意不告知位置，后多次打电话联系被上诉人，被上诉人逃避责任，致使上诉人得不到租金和租品。五、对于中轻物流工地，上诉人作为包料方，被上诉人作为包工方，包工方如果从汇海工地中拿部分材料到中轻工地中去，上诉人认可此部分租品租金即行遏止，不够的部分从上诉人处拿，双方开具《出租证明单》并签字认可数量和时间，只为证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拿走的规格数量和时间，并不结算租金，双方均认可。所有材料归还，双方依然开具《收条》并签字认可，此部分材料的数量以中轻物流工地的所有《出租证明单》减去所有中轻物流工地的《收条》，即为被上诉人归还的租品数量，租金按中轻开工之日计算，租金即行遏止，并约定包工单价为39000元。中轻物流工地的《出租证明单》及《收条》只为方便计算证明被上诉人拿了多少材料进中轻工地，也方便此部分材料的租金遏止，证明最终汇海工地返还的租品数量。六、一审认定的出租统计日期从2014年3月29日开始，那双方认可签字的2014年3月4日的《出租证明单》以及《出租证明单》成为一纸空文，一审认定的2014年2月24日开工做地梁承台，2014年2月28日就己归还大部分材料，工地才开工，就归还材料，与常识不符，且如果归还了也应要求上诉人出具《收条》以退租。对于2014年2月28日的两张《出租证明单》，有郭伟芳跟上诉人的退租《收条》可以证明，是黄文健私自拿走郭伟芳本应退还给上诉人的租品，并留下字据给郭伟芳，郭伟芳拿着黄文健开的收货便条，要求上诉人写退租《收条》，在得到黄文健的认可和证实后，上诉人开具退租《收条》给郭伟芳，并开具出租的《出租证明单》给黄文健，所以开具给郭伟芳的《收条》数量和时间与开具给黄文健的《出租证明单》的数量和时间完全一致。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4月1日已经全部退还扣件、顶托，应视为合同已经解除错误，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出租证明单》以及退租时的《收条》均能映证上诉人的说法。证明在汇海粮油工地中在2014年2月27日至2014年10月31日出租数量为扣件28488套，顶托2592套，2014年4月26日至2015年4月1日退租的数量为扣件27531套、顶托2580套，尚欠租品为扣件957个、顶托12个。七、一审判决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从2015年4月1日，显失公平，租品至现在尚欠扣件957个，顶托12个，此租品所有权属于出租方，就算2015年12月12日之前的租金过诉讼时效，2015年12月13日之后的租金未过诉讼时效，追要租品的所有权未过诉讼时效。租品没赔付也没结算，续租期内，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失公平。综上，一审认定合同的起租日从2014年3月29日算起的事实错误，此日期仅为被上诉人计划的内架起租日期，合同也约定了计划外的租金结算方式和计算单价，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黄文健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熊建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2月24日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二、判决被告返还租赁物扣件957个、顶托12个；三、判决被告支付租金63111元（含合同期内超量租赁部分的租金及合同约定期满后不定期租赁的租金，其中不定期租赁期间的内架租金从2014年7月11日计至2018年12月10日，外架租金从2014年10月20日计至2018年12月10日，租赁物单价按双方合同约定）；四、判决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6000元；五、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24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被告向原告租赁钢管、扣件、顶托筹建筑内外架设备，用于其在钦州港汇海粮油工程施工使用。经双方协商，合同对租赁物及规格数量（超量材料按实际数量计算租金）、租赁时间（其中内架为105天，外架为180天）、单价、超期超量费用、违约责任、纠纷解决方式、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等作出厂约定，其中合同约定：1、内架数量为钢管1-1.2米、2.6-2.8米及3米的各2000根，4米的460根，6米的800根，扣件数量为8500个，顶托2000个，内架租期为105天（租期以第一次发货单上的日期为起租日期），第二层内架拆完后需退回3米的1000根；2、外架数量为钢管1-1.2米的4000根，6米的1900根，3米的1000根，扣件18000个（含活动扣、接扣），外架租期为180天。租期以外架第一次发货单上的日期开始计算为租期的第一天；3、同时合同第三条第四款约定按以上注明的租期和租用的钢管扣件顶托的数量，承租方付给出租租金为130000元，在超期超量的情况下按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租金，其中钢管15元/米，租金0.012元/米/天，扣件6.5元/套，0.01元/套/天,扣件螺杆1元/个，顶托20元/套，租金0.06元/套/天，顶托帽5元/个；4、合同第五条还约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未归还租赁物的，视为承租人仍承租租赁物，本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合同签订后，原告依被告的要求于2014年2月27日起陆续提供了相应的建筑材料，双方并对出库的租赁物及规格、数量签字确认。被告于2014年3月5日、5月8日、6月9日、7月8日向原告共支付了押金140000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承接了原告位于保税区中轻物流外架的工程。根据原告提供的出租证明和收条，2014年3月29日至2014年10月31日，被告向原告租赁扣件合计30139套，顶托合计1688套。2014年4月26日至2015年4月1日退还原告扣件合计31001套，顶托2580套（退还的扣件、顶托包括保税区中轻物流工程使用的部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被告是否已经返还原告租赁物。根据原告提供的出租证明和收条，2014年3月29日至2014年10月31日，被告向原告租赁扣件合计30139套，顶托合计1688套。2014年4月26日至2015年4月1日退还原告扣件合计31001套，顶托2580套。其中被告退还的扣件、顶托包括在保税区中轻物流外架工程使用的扣件、顶托。本案中，双方均无举证证明保税区中轻物流外架工程使用的扣件、顶托是被告租赁还是原告自己提供以及数额的多少，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被告已经超额归还扣件、顶托的情况下，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争议焦点二、原、被告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2月24日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新的租赁合同，但是被告仍然租用原告的部分租赁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因双方没有续签书面的租赁合同，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转为不定期的租赁合同关系。对不定期租赁，可以随时解除。被告于2015年4月1日已经全部退还原告的扣件、顶托，应视为合同已经解除。但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争议焦点三、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合同期内超量租赁部分的租金及合同约定期满后不定期租赁的租金。被告庭审中提出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案中，被告已于2015年4月1日全部退还原告租赁物。原告于2019年7月10日提起诉讼，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而本案亦不适用在民法总则施行（2017年10月1日）的诉讼时效情形。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合同期内超量租赁部分的租金及合同约定期满后不定期租赁的租金，不予支持。据此，对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6000元的诉求，亦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熊建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8元，由原告熊建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熊建峰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证据1、租用情况统计表和退回情况统计表；证据2、租赁费用统计；证据3、熊建峰与曾泽阳的《钢管、扣件租赁合同》；证据4、熊建峰与郭伟芳的《钢管、扣件租赁合同》；证据5、黄文建签字单2份；证据6、收条两份，以上证据拟证明:1、合同计划用钢管39840米，结果用钢管51456.5米，超用钢管11616.5米材料增加29％；2、合同计划用扣件26500个，结果用扣件28488个，增加扣件1988个，扣件增加7.5％；3、合同计划用顶托2000个，结果用顶托2592个，增加592个，顶托增加29.6％；4、计划时间从2014年3月29日内架材料进场，2014年4月23日外架材料进场，到2014年10月19日完工，前后工期为205天，结果从2014年10月19日延后到2015年3月31日之后还在做工，还在退材料，增加时间79.5％，超过计划工期163天之后还在做工，还有材料没退完；5、计划正负零以上用，结果正负零以下也在用，工程增加；6、计划综合楼用，结果冷水塔也在用，工程增加。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2，不是新证据，一审已经提交了，统计是计算错误的，具体以租赁单和返还证明综合认定返还情况；证据3-4，与本案无关，不能证实合同是否是真实的，只是上诉人一方提供的，内容是否属实无法查证；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是作为归还还是租用不清楚；证据6，两份收条，第一张收条的承租人是郭伟芳，对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不知道是否是郭伟芳签字的，对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郭伟芳与其他人在汇海工地也有工程，但是与被上诉人做的工程无关，对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2，是上诉人的单方统计，应以双方签字的结算单为准；证据3-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5，具有真实性；证据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经二审审理查明，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租赁物扣件、顶托是否有事实依据；二、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租赁物租金理由是否成立。 一、关于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租赁物扣件、顶托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租赁钢管、扣件、顶托等建筑器材，工程施工地址为汇海粮油工地，并不包括保税区工地使用的扣件、顶托。汇海粮油工地施工完成后，被上诉人退还汇海粮油工地租赁的钢管、扣件、顶托等建筑器材，其中被上诉人退还的扣件、顶托包括在保税区工地使用的扣件、顶托。因此，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租赁物扣件957个、顶托12个，应提交保税区工地被上诉人接收使用的扣件、顶托数量的相关证据，同时提交被上诉人已返还扣件、顶托数量，才能得出被上诉人尚未返还的数量。本案中，因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对保税区工地扣件、顶托进行结算，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只是其单方统计，被上诉人对此并不认可。因此，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扣件、顶托，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二、关于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租赁物租金问题。被上诉人在保税区工地使用的扣件、顶托，并不在双方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约定之内，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对保税区工地使用的扣件、顶托数量、期限和租金应当独立核算，不应计入内架和外架租赁数量，由双方另案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在本案中依据《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的约定，请求被上诉人支付保税区工地租赁物的租金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28元，由上诉人熊建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应锐 审 判 员 阮 真 审 判 员 何 海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杨雯民 书 记 员 陆瑞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