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4008号原告：无锡五棵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新路**A5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6301840732X。法定代表人：张立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隆崇东，广东金山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铭，广东金山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于2019年7月17日被取消授权委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吉，该公司股东。（于2019年7月17日取得授权委托）被告：广州麦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583383671E。法定代表人：黄秀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尔枝，该公司员工。（于2019年7月16日被取消授权委托）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怀，该公司员工。（于2019年7月16日被取消授权委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于2019年7月16日取得授权委托）委托诉讼代理人：资满燕，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于2019年7月16日取得授权委托）原告无锡五棵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棵松公司）与被告广州麦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五棵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立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隆崇东、王吉，被告麦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资满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棵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我公司退回货款261585.2元；2．判令被告向我公司支付利息（利息以261585.2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21日起至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5%计算，截止本案起诉之日的利息约为645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我公司与被告双方签订《2016-2017年度拜耳消毒系列产品经销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案涉协议），执行时间为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止。在履行合作协议期间，双方又于2016年7月22日、2017年2月1日分别签订了《补充协议》和《2017年补充协议2》，前一份约定“如有无法消化的季节性下架库存造成退货，由甲方（被告）承担”;后一份则约定“若遇到渠道季节性下架等原因，甲方（被告）有义务全部处理由此带来对乙方（我公司）库存问题”。根据上述协议约定，被告业务经理万某于2017年11月2日出具了《说明》，确认被告将按照我公司的进货金额退款。截止2017年12月止，应退的库存货物金额为261585.2元。我公司于2018年7月9日正式发函被告要求退货，但被告却于2018年7月21日复函我公司，声称退货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拒绝退货。为维护我公司合法权益，现起诉，望判如所诉。麦和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双方签订的经销合作协议仅针对问题产品约定为可退换货，下架后的库存商品不能退货。案涉协议第六条第四款第一项约定“售出产品因产品质量、保质期等产品问题由甲方（我公司）负责，甲方提供等额产品予以换货或对问题商品以乙方（原告）实际支付价格予以退换货”，现原告要求退货的产品并非案涉协议约定的问题产品，故我公司没有退换货的义务。2．《补充协议》约定的下架库存商品退货已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双方合意改变为不可退货。《2017年补充协议2》已变更双方此前约定，明确约定“甲乙双方约定为不退货可换货条款，换货（指产品残次、破损、无包装）比例不得超过累计进货额的10%”，由此可见，双方的合意为季节性下架库存商品不退货，但针对产品残次、破损、无包装的情况，我公司提供换货的售后服务且换货比例需控制在五棵松公司累计进货额的10%以下。双方的合意真实、合法有效，故根据双方约定，对季节性下架库存商品我公司没有退回货款的义务。3．根据双方约定，任何修改退换货和售后服务政策，必须有我公司的盖章方能执行，万某个人出具的书面说明没有我公司的盖章，不符合案涉协议约定，对我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五棵松公司应知且明知万某个人签名的书面说明不能代表我公司的意思表示，对我公司并不发生法律效力，故我公司没有退款的义务。4．万某个人签名的《说明》真实性无法确认，假设该《说明》为真实的，但万某出具说明的时间已超过双方签订的经销合作协议的有效期，故对我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我公司与五棵松公司签订的经销合作协议的有效期间为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万某出具《说明》的日期为2017年11月2日，该日期已远超过经销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万某已无权代理我公司，五棵松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应知晓万某的行为为个人行为，对我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五棵松公司要求我公司退回货款没有合同及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21日，五棵松公司（乙方）与麦和公司（甲方）签订案涉协议，约定由乙方经销甲方拜耳消杀系列产品，经销区域包括华润苏果等超市系统，执行时间为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止，协议自届满日失效。甲方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如下：1．售出产品因产品质量、保质期等产品问题由甲方负责，甲方提供等额产品予以换货或对问题商品以乙方实际支付价格予以退换货。2．乙方的任何修改退换货和售后服务政策，必须在甲方书面盖章批准后执行。退换货的商品以甲方收到的实际数量为准。产品因甲方生产原因造成严重质量问题的，经甲方质管人员巡访核实后，给予乙方无条件调换。对于残次滞销品，最终处理退换货方案按甲乙双方约定执行。乙方提货政策：乙方提货按照甲方既定的产品零售价格的58%提货。乙方提货奖励政策：1．月度返利政策：甲方给予乙方提货金额的4%的返利。2．年度返利政策：甲方给予乙方提货金额的1%的返利。3．残损处理补贴：甲方给予乙方按提货金额的2%作为残损处理补贴。2016年7月22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售后服务：渠道方面定性拜耳消杀产品为季节性商品。过季下架前期，乙方与甲方会在共同协商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尽力做到库存管理，库存消化，但如有无法消化的季节性下架库存造成退货，由甲方承担。乙方退回甲方的货物需保质期在一年或以上（以乙方实际进货日起计）。2017年2月1日，双方签订《2017年补充协议2》，主要约定：基于案涉协议及2016年7月22日《补充协议》，双方协商一致更正如下：原《补充协议》条款中“售后服务”关于“渠道方面定性拜耳消杀产品为季节性商品。过季下架前期，乙方与甲方会在共同协商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尽力做到库存管理，库存消化，但如有无法消化的季节性下架库存造成退货，由甲方承担。乙方退回甲方的货物需保质期在一年或以上（以乙方实际进货日起计）”更改为：“甲乙双方约定为不退货可换货条款，换货（指产品残次、破损、无包装）比例不得超过累计进货额的10%。”“若遇到渠道季节性下架等客观原因，甲方有义务全部处理由此带来对乙方库存问题，乙方与甲方会在共同协商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尽力做到库存管理，库存消化，以合理生产、到货，日期为条件下，尽可能保证12月以上的有效日期。”等。2017年11月2日，麦和公司业务经理万某出具了《说明》，主要载明：五棵松公司代理麦和公司拜耳品牌系列产品，根据合同约定，在本地区销售的产品为季节性产品，过了季节将会被超市下架，所有产品将退回麦和公司，麦和公司将按五棵松公司的进货金额退款。为证明其主张，五棵松公司申请证人到庭作证。经本院准许，证人万某到庭述称：我于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麦和公司处任职华东区经理。《补充协议》是麦和公司的另一员工陈某负责签订的。《2017年补充协议2》是我负责签订的，是麦和公司要求签订的，对之前的退换货条款作了更改，其主要原因是为避免经销商(五棵松公司)浑水摸鱼把季节性下架的产品和经销商仓库的产品一起退回麦和公司，故当时将季节性下架产品和库存产品的退货分开了两条进行约定。库存货物是指没有送到门店的货物。案涉协议所约定的经销产品都属于季节性产品。渠道是系统的，全部有连锁性、规模的超市就是一个渠道；案涉协议约定的华润苏果等超市系统就是渠道。季节性退货在进场时已经与麦和公司说好，《补充协议》是为了确定(季节性退货)才签订的，后来麦和公司认为《补充协议》不完善，故重新签订了《2017年补充协议2》，条款变为两款，第一款是针对原有的库存，残次包装或者客户退回的包装承担10%，第二款是遇到季节性产品的条款和《补充协议》的条款是一样的。《2017年补充协议2》中“更改为……甲方有义务全部处理由此带来对乙方库存问题”中的“处理”有两种办法，即退货或者换货。当时我跟我的主管领导郑泽鹏沟通请示过，认为货物应该是可以退货。2017年11月2日的《说明》是我于离职前一两个月出具给五棵松公司的，内容也属实。当时因为产品季节性下架，我准备离职，基于上述补充协议，货也是从我这里走的，整个经营状况都是我经手，为了作一个陈述就向五棵松公司出具了该《说明》。该《说明》的出具虽然没有经麦和公司的授权，但该《说明》的内容是依据《2017年补充协议2》而来，因我当时是麦和公司的华东区经理，我认为该《说明》是代表麦和公司出具的。我与麦和公司之间也没有任何争议。为证明其主张，五棵松公司申请证人到庭作证。经本院准许，证人陈某到庭述称：我于2015年6月至2016年11月在麦和公司任职全国销售总监，经手麦和公司与五棵松公司签订案涉协议和《补充协议》，因为消杀产品基本上是夏天热的时间有销售，冷的时间没有销售，故被定为季节性商品，就是指案涉协议的产品。因季节性产品也属于残次滞销品，故《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与案涉协议约定的残次滞销品退货条款是一个意思，因为商场通过人为的损坏，会造成表面不完整的产品，故造成的退货约定由甲方（麦和公司）承担。《补充协议》中的渠道是指超市，其中的季节基本指夏季，月份是每个区域不一样的，我管理的大统华和苏果超市定义的季节是夏季，一般是3月至10月期间。《补充协议》中“过季”是指过了这个季节，不能完全是夏天，反正就是热的时候，12月份下架，过完年上架。如果渠道方面因过季下架，一般不会告知经销商（五棵松公司）或者麦和公司相关季节性下架。因麦和公司是通过五棵松公司与超市合作，超市会给五棵松公司相关说明，上面是否明确是属于季节性下架我不了解，因为当时我已经不在麦和公司工作。《补充协议》中“……乙方与甲方会在共同协商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尽力做到库存管理，库存消化，但如有无法消化的季节性下架库存造成退货，由甲方承担。”中的无法消化是指渠道无法卖完的，退货由甲方（麦和公司）承担，但有个前置条件是甲乙双方要共同努力将货卖完。经质证，五棵松公司、麦和公司均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麦和公司认为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存在重大冲突，无法定义案涉协议约定的产品为季节性商品，且证人万某因虚假报销、与麦和公司谈条件未果而提出离职，实际与麦和公司存在多项争议，其证人证言不可信。五棵松公司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验货结算单、商品验收单、公司经销结算单、经销结算单和相应的数据明细等显示，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苏果超市向五棵松公司退回货物包括：拜耳拜灭士杀蟑蛟饵（12g）1396盒（单价57.42元），拜耳拜灭士杀蟑蛟饵（5g）1317盒（单价28.42元），拜耳除敌广谱杀虫（悬浮剂）1320盒（单价28.42元），拜耳凯素灵溴氰菊酯（40g）1446盒（单价21.4元）；通过无锡汇全物流有限公司退回的货物包括：拜耳拜灭士杀蟑蛟饵（5g）624盒，拜耳凯素灵溴氰菊酯（40g）841盒；五棵松公司称该两种方式退回的货物均是渠道退货，金额共221777.74元。另，五棵松公司称尚有联营门店库存货物包括拜耳拜灭士杀蟑蛟饵（12g）98盒，拜耳拜灭士杀蟑蛟饵（5g）858盒，拜耳除敌广谱杀虫（悬浮剂）109盒，拜耳凯素灵溴氰菊酯（40g）313盒，金额共39807.5元。上述退货金额合计261585.24元。经质证，麦和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并认为上述证据材料显示的退货时间有1月、5月、7月、11月、12月，跨越多个季节，属于正常退货，与季节性退货毫无关联。对此，五棵松公司提供了上述证据原件供本院核对，并认为麦和公司未对上述退货金额提出异议。五棵松公司未就联营门店库存货物部分是否属于渠道退货作出说明或提供证据，亦未提供退货凭证，但称联营门店是以代销形式销售。对于退货时间，五棵松公司称2017年5月的退货属于无有效期的不合格产品，其他属于季节性下架而退货的产品。2018年7月9日，五棵松公司向麦和公司发送《公函》，要求将2017年12月零售部门产品下架的总金额为261585.2元的拜耳产品进行退货。2018年7月21日，麦和公司向五棵松公司回复《公函》，称根据案涉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等文件，“双方约定为不退货”,因此五棵松公司主张“退货”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后双方协商未果，遂成讼。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五棵松公司要求麦和公司退回货款261585.2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2017年2月1日的《2017年补充协议2》中“若遇到渠道季节性下架等客观原因，甲方有义务全部处理由此带来对乙方库存问题，乙方与甲方会在共同协商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尽力做到库存管理，库存消化，以合理生产、到货，日期为条件下，尽可能保证12月以上的有效日期”的约定内容，退货的条件为：渠道（超市）季节性下架等客观原因。五棵松公司确认有221777.74元产品因渠道季节性下架而要求退货，并为此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验货结算单、商品验收单、公司经销结算单、经销结算单和相应的数据明细，可以互相佐证，且五棵松公司亦提供了上述证据原件供核对，真实性可以确认。结合《说明》中“过了季节将会被超市下架，所有产品将退回麦和公司，麦和公司将按五棵松公司的进货金额退款”的内容，以及证人证言中关于“（《2017年补充协议2》的签订）是为避免经销商(五棵松公司)浑水摸鱼把季节性下架的产品和经销商仓库的产品一起退回麦和公司，故当时将季节性下架产品和库存产品的退货分开了两条进行约定”“因季节性产品也属于残次滞销品，故《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与案涉协议约定的残次滞销品退货条款是一个意思”等内容，本院确认五棵松公司主张退回上述221777.74元产品[包括：拜耳拜灭士杀蟑蛟饵（12g）1396盒（单价57.42元），拜耳拜灭士杀蟑蛟饵（5g）1941盒（单价28.42元），拜耳除敌广谱杀虫（悬浮剂）1320盒（单价28.42元），拜耳凯素灵溴氰菊酯（40g）2287盒（单价21.4元）]依法有据。就其余39807.5元的货物，五棵松公司确认是库存货物，且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货物属于渠道季节性下架产品及退货凭证，故对五棵松公司要求麦和公司退还该部分39807.5元货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就麦和公司辩称有关产品不属于案涉协议约定的可退货产品，万某个人出具的《说明》对其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辩解意见。万某在出具《说明》时仍是麦和公司的工作人员，且负责案涉货物的经销和《2017年补充协议2》的签订等工作，该《说明》出具时虽然未经麦和公司授权，但其中内容与《2017年补充协议2》的约定内容并不冲突，真实性可以认定。结合本案其他相关证据，可以佐证五棵松公司所述相关产品系由渠道方因季节性下架而产生退货的主张。就麦和公司辩称认为退货时间包括夏季，不属于季节性下架退货的辩解意见，五棵松公司已陈述其中5月退货的是不合格产品，且有证据证实该部分货物确由渠道退货，且在双方当事人未对季节性下架退货是否包括渠道滞销退货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五棵松公司已经力所能及地提供证人证言、验收结算单等证据佐证其关于案涉货物系由超市退回、属于季节性下架产品的主张，而麦和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不利后果应由麦和公司承担。据此，麦和公司的上述辩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麦和公司理应依约处理有关产品的退货退款事宜，但麦和公司却明确拒绝五棵松公司的退货要求，结合上述论述，五棵松公司要求麦和公司退回货款221777.74元及利息（利息以221777.74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7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5%计付）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同时，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五棵松公司理应向麦和公司退回该部分货物，否则应按未退回产品数量乘以对应单价折抵麦和公司的应退货款。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麦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无锡五棵松科技有限公司退回货款221777.74元；原告无锡五棵松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广州麦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退回上述货值221777.74元的产品[包括：拜耳拜灭士杀蟑蛟饵（12g）1396盒（单价57.42元），拜耳拜灭士杀蟑蛟饵（5g）1941盒（单价28.42元），拜耳除敌广谱杀虫（悬浮剂）1320盒（单价28.42元），拜耳凯素灵溴氰菊酯（40g）2287盒（单价21.4元）]，否则按未退回产品数量乘以对应单价折抵被告广州麦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应退货款；二、被告广州麦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无锡五棵松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利息以221777.74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7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5%计付）；三、驳回原告无锡五棵松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20元，由原告无锡五棵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90元，被告广州麦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5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 扬人民陪审员  肖建香人民陪审员  李杏容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 记 员  王施琪陈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