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行终17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昌，男，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贵德，男，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明，男，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友贵，男，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朝俊，男，汉族。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文婷，贵州清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里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龙里县太平寺。法定代表人陈曦，该县政府县长。委托代理人罗勇，贵州晟仲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荣华，男，汉族。上诉人王永昌、张贵德、王志明、罗友贵、孙朝俊因与被上诉人龙里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里县政府）以及原审第三人张荣华行政不作为一案，不服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7行初32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经审理查明：王永昌等五人与张荣华同属龙里县冠山街道办事处平地村3组村民。2015年因龙里县冠山高新技术产业园二期项目征用平地村3组林地，王永昌等五人与张荣华因双方林地临界位置发生争议。王永昌等五人向龙里县政府申请撤销张荣华及案外人杨小春分别持有的《林权证》。龙里县政府先后作出龙府行决字（2017）02号、龙府行决字（2017）06号《行政决定书》，维持张荣华及案外人杨小春持有的《林权证》。王永昌等五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南州政府）先后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17）54号、黔南府行复决字（2018）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龙里县政府作出的前述行政决定。张荣华遂于2018年2月向龙里县政府提出确权申请，请求确认其持有的编号为52××14号《林权证》载明的林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归其所有。龙里县政府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龙府行决字（2018）第7号《行政决定书》，决定：张荣华与王永昌等五人争议小地名“猪槽井”林地，四至界线：东至杨小春山界，南至本党至龙里公路，西至王永昌等5户山界，北至杨小春山界，林地使用权属归张荣华所有。王永昌等五人不服，向黔南州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黔南州政府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18）8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龙里县政府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的龙府行决字（2018）第7号《行政决定书》。王永昌等五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2018）黔27行初46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王永昌等五人的诉讼请求。王永昌等五人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2019）黔行终727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3月5日，王永昌等五人的委托代理人以邮寄的方式向龙里县政府递交了《林地权属争议确权申请书》，申请龙里县政府对王永昌等五人林地“猪槽井”权属予以裁决，龙里县政府于同年3月6日以单位签章形式签收王永昌等五人的《林地权属争议确权申请书》，但至一审开庭前未作出处理决定，也未向王永昌等五人进行答复。王永昌等五人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龙里县政府行政不作为行为违法，责令龙里县政府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林地确权法定职责；2.本案诉讼费由龙里县政府负担。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王永昌等五人是否向龙里县政府提出了林地确权申请；二、王永昌等五人如提出了林地确权申请，其要求龙里县政府履行林地行政裁决法定职责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王永昌等五人是否向龙里县政府提出了林地确权申请的问题。王永昌等五人提供的EMS邮政特快地递单及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证实王永昌等五人于2019年3月5日以邮寄的方式向龙里县政府递交了《林地权属争议确权申请书》，龙里县政府于同年3月6日以单位签章方式签收王永昌等五人的《林地权属争议确权申请书》。据此，应认定王永昌等五人向龙里县政府提出了林地确权申请，且龙里县政府已收到了王永昌等五人的林地确权申请。龙里县政府关于未收到王永昌等五人林地确权申请的辩称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关于王永昌等五人要求龙里县政府履行林地行政裁决法定职责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本案王永昌等五人与张荣华之间发生的林地权属争议，属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据此，龙里县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具有对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依法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本案中，王永昌等五人申请龙里县政府对其持有的龙府林证字（2008）第××号《林权证》，地名为“猪槽井”，四至界线为东至王福兴、王菊发、张荣华山界，南至龙里至平地公路，西至五组集体山，北至王志明土的林地进行确权。但从王永昌等五人的起诉状内容、当庭陈述及提供的张荣华持有的编号为52××14号《林权证》、申请表、四至范围图来看，其实质是对张荣华持有的编号为52××14号《林权证》载明的林地发生权属争议。该权属争议已经行政程序、行政诉讼、最终由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黔行终727号《行政判决书》确定张荣华持有的编号为52××14号《林权证》载明的林地归张荣华所有。至此，双方有关林权归属问题已有定论。在上述张荣华申请对其持有的编号为52××14号《林权证》载明的林地确权阶段，王永昌等五人虽非申请人，本案中其作为申请人虽不属于重复申请，但其申请实质上仍属于对张荣华持有的编号为52××14号《林权证》载明的林地归属问题进行确权，显然与（2019）黔行终727号《行政判决书》内容重复。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龙里县政府不宜再作出处理。综上所述，王永昌等五人要求龙里县政府履行林地行政裁决法定职责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永昌等五人要求确认龙里县政府行政不作为行为违法，并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林地确权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永昌等五人负担。一审宣判后，王永昌等五人不服，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其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1.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上诉人的林地确权申请作出处理和答复的行为，确认被上诉人行政不作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未进行处理，属于遗漏诉讼请求。2.一审判决超越审理范围，未经法定的行政前置程序，代为作出应由林地确权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的具有行政裁决实质的判决结果，违反法定程序。二、在行政程序和诉讼过程中，根本未对上诉人林权证范围内的林地使用权归属问题进行过任何确权，上诉人在本案之前也没有向被上诉人提出对自己的林地进行确权的申请，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龙里县政府答辩称，被上诉人已经对上诉人与张荣华林地确权纠纷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书，上诉人的行为属于滥用诉权。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该纠纷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永昌等五人于2019年3月5日向龙里县政府邮寄《林地权属争议确权申请书》，龙里县政府3月6日以单位签章方式签收。根据当时生效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龙里县政府具有处理本案权属争议申请的法定职责，其在收到该申请后，应对王永昌等五人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查处理。本案中，龙里县政府未就王永昌等五人提交的申请进行答复或作出其他处理，存在行政不作为，本院予以指出。王永昌等人2019年3月5日提交的《林地权属争议确权申请书》要求“确认龙府林证字（2018）第070100192号《林权证》界内的林地使用权权属属于申请人所有”，其理由为与第三人张荣华就土地归属发生争议。该申请的实质，与一审法院（2018）黔27行初464号案件审理的对象龙里县政府作出的龙府行决字（2018）第7号《行政决定书》及黔南州政府作出的黔南府行复决字（2018）8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涉及的林地争议纠纷一致，且一审法院已就该案作出行政判决，驳回王永昌等人的诉讼请求，在二审上诉期间，王永昌等五人才在2019年3月5日向龙里县政府提交本案所涉确权申请。故王永昌等五人提出的确权申请，实质属于就同一纠纷，已经行政确权处理且在诉讼期间，要求再次进行行政确权处理，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现王永昌等五人与第三人张荣华的土地权属争议已经行政确权处理且经我院（2019）黔行终727号生效判决予以明确，故王永昌等人提出的该确权申请不能成立，现其要求龙里县政府继续履行确权职责亦已无实际意义，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一审法院作出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判决处理，并无明显不当。上诉人王永昌等五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永昌、张贵德、王志明、罗友贵、孙朝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敏审判员 孟 婷审判员 谢璐凯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黄千柏书记员严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