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161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明贵，男，197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玉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国继，江西六尺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明，江西六尺条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黄小芳，女，197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江西六尺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饶汽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带湖路33号。 法定代表人：高煌，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上饶市昌泰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带湖路13号1幢1－1。 法定代表人：张明贵，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上饶市新东方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解放路16号。 法定代表人：黄小芳，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张明贵、黄小芳因与被申请人上饶汽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运公司）、一审被告上饶市昌泰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泰公司）、上饶市新东方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2019）赣民终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明贵不服原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判决，提审本案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事实与理由： 一、原判决不应以昌泰公司、新东方公司的股权未登记到汽运公司名下作为案涉股权转让是否实际履行的标准。双方虽签订《合作意向书》，但对于收购的标的、价格等股权转让的实质性内容已作出约定，汽运公司也已经提前支付了1000万元股权收购款。实质上，双方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事宜。 （一）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并非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就股权转让行为的性质而言，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在公司内部产生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就股权转让行为的外部效果而言，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仅为行政管理行为。该变更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而是宣示性登记，旨在使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效力。换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应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生效或有效问题，仅应产生当事人是否违约以及是否具备对抗第三人效力的问题。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但并不能从上述规定中得出工商登记是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要件。所以原判决不应当将是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作为判断股权转让是否履行的标准。 （二）张明贵与汽运公司在2015年2月15日签订第三份《合作意向协议书》后次日，便在汽运公司办公室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为“汽运公司与昌泰公司、新东方公司股权转让资产交接事宜”，包含汽运公司总经理曾运忠在内的公司领导均在会议纪要上签字。2月17日，双方就公司资产全面交接完毕，就股权转让资产交接完成，应当认定为双方已经实质履行了股权转让事宜。 （三）根据张明贵在一审提出反诉时提供的第十五组证据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显示，在汽运公司实际接管昌泰公司后，昌泰公司财务便另行开立结算账户，并使用昌泰公司公章及张明贵私章，这证实双方就资产完成交割手续后，汽运公司已经全盘管理昌泰公司的财务事项，并实际掌握了昌泰公司的单位公章及法人私章的事实。自此，汽运公司就成为昌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汽运公司与张明贵虽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汽运公司已经全盘接管昌泰公司、新东方公司，并完成资产的分割及管理层的更换，属于股权转让的实际履行和股权交付中的权能转移，应视为双方已经形成了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 二、原判决认定汽运公司与张明贵就昌泰公司、新东方公司的资产进行交接是为了履行双方于2014年8月5日签订的《托管协议》属事实认定错误。双方在签订《托管协议》后并未进行资产的交接，之后汽运公司对昌泰公司、新东方公司的接管也未依《托管协议》履行。该协议自始未发生效力。双方进行资产的交接应当认定为股权转让事宜已经实际履行。 （一）原判决认定汽运公司与张明贵就昌泰公司、新东方公司资产进行交接是为了履行双方于2014年8月5日签订的《托管协议》，但是依照该《托管协议》约定，在协议签订后5日内，双方需办理企业托管的移交手续，汽运公司按照两公司托管期间的利润4%收取托管费。但实际在《托管协议》签订后，双方一直到2015年2月17日才办理资产移交手续，且在汽运公司接管昌泰公司、新东方公司后，两公司经营期间的收益也被汽运公司收取，故《托管协议》实际在签订后并未得到履行。2015年2月15日，张明贵与汽运公司签订的第三份《合作意向书》，约定“汽运公司托管”昌泰公司、新东方公司期间，收益全额归属汽运公司所有，张明贵及黄小芳不享有分配权。自此，该份《合作意向书》已经对原《托管协议》的实质性内容作出变更，《托管协议》的效力也被《合作意向书》所代替，故更无所谓资产交接是为履行《托管协议》一说。 （二）汽运公司虽以“托管”为名接管昌泰公司、新东方公司，但一般情况下的企业托管，受托方仅是派驻管理团队进入委托公司负责经营管理，并约定从企业可分配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托管费用。在经营期间，受托方是以委托方名义开展业务。而本案汽运公司在经营昌泰公司、新东方公司期间，对外以汽运公司名义经营，且在经营期间将两公司的全部经营收入收归汽运公司，这突破了托管的范围，也不符合《托管协议》的约定。 三、原判决认定张明贵未按约定归还1000万元诚意保证金构成违约，要求张明贵归还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从2015年4月18日起算），显失公平。 （一）根据第三份《合作意向协议》约定，优先权的期限为60日，至2015年4月18日届满。如根据该协议约定，汽运公司认为无法与张明贵达成转让协议，则应当在2015年4月18日前将昌泰公司及新东方公司交还张明贵。但从2015年2月17日起至2016年4月30日止，该时间段内两公司一直由汽运公司经营管理，且经营收益也被汽运公司获取。故原判决未考虑《合作意向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而单方面认定张明贵构成违约，要求张明贵依照《合作意向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显失公平。 （二）汽运公司在二审庭审中主张，该1000万元交归张明贵使用的财务成本作为其无偿使用两公司资产的对价，也违背常理。根据由汽运公司提交的昌泰公司、新东方公司公车成本表显示，在汽运公司使用期间，仅车辆折旧就近500万元，再综合考虑汽运公司一年多的获利，已远超1000万元的数额。故从公平原则考虑，应当驳回要求张明贵、黄小芳归还1000万元的诉讼请求。 四、张明贵提出要求汽运公司支付车辆垫付款5580995元的反诉请求与本诉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反诉与本诉的请求是基于相同的事实，故原判决以本案反诉诉请与本诉诉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为由驳回张明贵针对反诉提出的上诉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故反诉的实质条件是指反诉与本诉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即反诉标的及请求与本诉标的及请求有牵连，反诉与本诉的牵连关系包括反诉的诉讼请求和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者属于同一法律关系。 本案中，因张明贵与汽运公司之间形成了股权转让的合意，故为进一步履行双方达成关于的股权转让的约定，从而张明贵同意汽运公司接管昌泰公司、新东方公司，汽运公司在经营两公司期间，在外与第三方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因汽运公司之后无故终止合作，给张明贵带来损失，张明贵要求汽运公司返还车辆垫付款的反诉请求与汽运公司起诉要求申请人返还1000万元诚意保证金的本诉请求是基于相同的事实基础，二者具备一定的牵连关系，故原判决应当就张明贵针对反诉提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黄小芳不服原判决，依照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判决，提审本案或者将本案发货重审。 事实和理由： 一、黄小芳未曾与汽运公司签订任何协议，也未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磋商，更未曾收取汽运公司1000万元，故判决黄小芳归还汽运公司1000万元诚意保证金并支付利息，属事实认定错误。 （一）原判决查明的张明贵与汽运公司签订的三份《合作意向书》及《托管协议》，虽然涉及到新东方公司股权转让事宜，但张明贵并非新东方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黄小芳也未曾向其出具任何授权委托手续，张明贵无权代表黄小芳及新东方公司与第三方签订任何协议，故黄小芳也不应当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后果。 （二）汽运公司所主张的1000万元诚意保证金是分两次向张明贵支付，同时也是张明贵个人向汽运公司出具收条，黄小芳从未收取汽运公司支付的任何款项，也未曾从汽运公司向张明贵支付的1000万元款项中获益，故汽运公司主张黄小芳与张明贵共同承担该笔款项的偿还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二、原判决认定黄小芳与张明贵之前是夫妻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黄小芳与张明贵自始都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双方之间的财产也各自独立，故原判决认定黄小芳与张明贵是夫妻关系并无证据支撑，黄小芳也无义务与张明贵共同承担对汽运公司的还款责任。 三、退一步讲，即便原判决认定张明贵单独与汽运公司签订协议的行为构成有权代理，但汽运公司与张明贵之间已经就收购新东方公司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协议，汽运公司也已经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至张明贵账户，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已经实际履行。 （一）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只是产生对外宣示股权变更的公示效果，但是股权是否发生变更，应当从公司实际经营，人事、财务管理等方面考虑。故原判决不应将是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作为股权转让是否实际履行的判断标准。 （二）2015年2月17日，新东方公司便与汽运公司办理资产移交手续，汽运公司对新东方公司已实现全面控制，之后汽运公司也对新东方公司的管理层进行更换。在汽运公司经营新东方公司期间，公司的全部经营收入都收归汽运公司，此时应当认为股权转让已经进入实际履行阶段。汽运公司单方面毁约要求终止履行，已经严重损害新东方公司及黄小芳等人的权益，如再支持黄小芳及张明贵返还汽运公司1000万元股权预付款则有失公平。 四、汽运公司与新东方公司完成资产的全面交接，是基于股权转让已经处于实质履行阶段，但原判决却认定是履行《托管协议》约定，属事实认定错误。《托管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依照该协议履行，汽运公司在接管新东方公司的过程中也明显突破了《托管协议》的要求，该《托管协议》实际一直处于未履行状态。 （一）依照汽运公司与新东方公司、昌泰公司签订的《托管协议》约定，在协议签订后5日内，双方需办理企业托管的移交手续，汽运公司按照两公司托管期间的利润4%收取托管费，但实际在《托管协议》签订后，双方一直到2015年2月17日才办理资产移交手续，且在汽运公司接管新东方公司后，公司经营期间的收益全部收归汽运公司所有，故双方一直未按照《托管协议》履行。 （二）汽运公司对新东方公司的控制行为，名为托管实为股权转让，在汽运公司与新东方公司完成资产移交后，已经实现对新东方的全面控制，也突破了一般托管的要求，应视为股权转让已经进入实质履行阶段。 本院经审查认为，张明贵、黄小芳的再审申请，均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情形。 （一）张明贵、黄小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第一，原判决对双方之间未成立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认定，证据充分。首先，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合作意向书》中4-3“尽职调查完成之后，双方经协商确定具体合作方案后，应在本合作意向书的基础上尽快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相应的法律手续。如果双方经协商无法就具体合作方案达成一致，本合作意向书自动终止，双方互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文义已经表明，这份《合作意向书》仅为将来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基础，而非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本身。再结合其中约定如果双方无法就具体合作方案达成一致，该意向书就终止的表述足以证明该协议仅为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之前的预约合同。 其次，关于汽运公司支付的案涉1000万元，根据《合作意向书》1-6“甲方同意签订意向书后五个工作日内预付诚意保证金1000万元至一方名下指定账户，签订正式产权转让协议后可冲抵产权转让款，如60日内未能签署转让协议，乙方应即日将此保证金全额退回甲方账户”1-7“甲方支付诚意保证金1000万元后，昌泰公司及新东方公司由甲方托管”从其文义可知，汽运公司支付诚意保证金有两个目的：一是，汽运公司为打消张明贵、黄小芳对汽运公司违反《合作意向书》和昌泰公司及新东方公司由汽运公司托管的顾虑，表达其将来会按《合作意向书》《托管协议》约定履行的诚意；二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保证金用于冲抵股权转让款。故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保证金的交付，并不是在实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 再次，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行为一般是《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主要内容，而非判断《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签订的标准。但原判决并未以是否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来判断是否存在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具备对抗第三人效力，而是以其作为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实际形成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一个依据。 最后，案涉《会议纪要》《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股权转让协议》。理由在于：其一，案涉《会议纪要》中并未明确约定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内容，反而是约定“关于汽运公司与新东方公司、昌泰公司交接事宜”。也即仅针对的是两家公司名下具体资产的交接，而非汽运公司与张明贵、黄小芳之间关于其名下两家公司股权的转让交接。其二，汽运公司接管昌泰公司后，另行开立财务结算账户的行为，与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是否转让无关。事实上，公司股权转让并不必然引起公司账户的变更，更不能因公司内部开立新结算账户的生产经营行为，直接倒推存在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第二，原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资产交接是为履行《托管协议》有充分证据证明。首先，双方之间的资产交接行为是为履行《托管协议》和最后一份《合作意向书》的相关约定。案涉《托管协议》内容和最后一份《合作意向书》1-7“甲方支付诚意保证金1000万元后，昌泰公司及新东方公司由甲方托管”的约定，证明案涉资产交接及其具体方式是履行双方之前的协议约定。这从最后一份于2015年2月15日签订《合作意向书》的，第二天就召开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约定案涉资产交接内容也可以印证前述约定。虽然双方并未严格遵守《托管协议》约定时间实施资产交接且后期的《合作意向书》对前述《托管协议》内容有调整，但只能说明《托管协议》的履行内容有所变化，并不能否认双方实际进行的案涉资产交接属于履行《托管协议》行为，更不能得出该资产交接行为是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结论。其次，汽运公司是否按《托管协议》约定进行资产托管经营，只涉及是否违反《托管协议》，与该协议性质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股权转让协议本身也只涉及股权转让，一般没有资产交接的必要。故不能以资产交接来证明双方事实上存在并履行股权转让协议。 第三，汽运公司主张诚意保证金的相应利息，依据充分。最后一份《合作意向书》1-6已经明确约定，如果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签订，1000万元诚意保证金应当退还。现张明贵、黄小芳违约不予退还，应依法承担相应利息给付责任。至于张明贵、黄小芳申请再审，在上饶汽运公司托管经营期间有收益的情形下还主张利息，显失公平，但最后一份《合作意向书》1-7已经明确约定，托管期间收益全额归属甲方所有，而且其并未提供证据足以证明托管期间，汽运公司确实存在收益并未明确具体数额，不予支持。 （一）张明贵、黄小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情形。张明贵提出要求汽运公司支付车辆垫付款的反诉请求与汽运公司主张返还诚意保证金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后者要求返还诚意保证金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合作意向书》，但该意向书中并不涉及车辆垫付款的问题。故两者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张明贵申请再审主张其与第三方签订车辆买卖关系与本案《合作意向书》存在牵连法律关系，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而且，《合作意向书》中并无关于其主张的与第三人签订车辆买卖关系的任何内容，故也不予支持。 至于黄小芳其他申请再审的理由，主要是其与张明贵并非夫妻关系，没有收到案涉1000万元，未在有关协议上签字，故协议与其无关。但从原审查明事实，虽然有些协议没有黄小芳签名确认，但其作为昌泰公司的小股东、作为新东方公司的大股东，在两家公司资产移交过程中并未提出反对意见，应视为其认可了上述协议对其的约束力，而且，根据黄小芳的一审反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可以认定黄小芳在一审中已经自认其是相关协议的缔约一方。故其该申请再审主张，也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明贵、黄小芳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肖峰 审判员  张颖 审判员  何君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秦润芝 书记员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