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381民初1637号原告:张某1，女，199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长春市人，现住吉林省公主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晓梅，女，196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公主岭市人，现住公主岭市。系张某1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璋宁，系吉林响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某，女，1957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长春市人，现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被告：张某2，男，1987年2月7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长春市人，现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阿凛，系吉林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某1与被告于某、张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9日作出（2018）吉0381民初3989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不服该判决，向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吉03民终409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晓梅、邹璋宁,被告于某、张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阿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继承人张某3口头遗嘱有效；2.请求依法判令被继承人张某3享有所有权部分的公主岭市范家屯林场出让给张某3的房屋、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归原告所有；3.请求依法判令原告对被继承人的财产享有法定继承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张某1系死者张某3与杜晓梅的非婚生子女，于某系张某3妻子，张某2系于某与张某3的婚生子。2015年11月15日上午八时被继承人张某3在李某、刘淑芬、崔玉红、王智、张建刚的见证下立有口头遗嘱。遗嘱内容为：“公主岭市范家屯林场出让给我的房屋、土地及后来建在土地上的附属物（公主岭市建华木制装潢材料厂）。属于我和我的经营合伙人杜晓梅共同拥有。我过世后由杜晓梅全权处理，处理后所得，属于我的部分财产由我的非婚生女张某1继承；我生前所有债权债务及过世后事宜也由杜晓梅全权处理。”上述遗嘱订立后次日，被继承人离世。但原告于2016年年末发现上述财产被二被告占有，经多次协商被告拒绝返还。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裁判。二被告辩称，原告称2015年11月15日张某3立有口头遗嘱，二被告辩称口头遗嘱根本不存在，系原告编造，张某3死亡时不具备立口头遗嘱的紧急情况；二被告对原告系张某3非婚生女均不认可，原告提供的户籍证明等信息与事实不符，不能证明原告与张某3的血缘关系，故其不享有法定继承权，且诉争的范家屯林场已被合法继承，无法进行第二次继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庭审情况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于某与被继承人张某3系夫妻关系，张某2系于某与张某3婚生子。2015年11月16日张某3去世。张某3生前与杜晓梅在范家屯林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张某1系杜晓梅之女。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张某3的死亡证明、原被告户籍信息、（2018）吉0381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以及原被告当庭陈述。本院认为，张某1与于某、张某2间系继承纠纷。一、张某3口头遗嘱是否存在以及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五款的规定，遗嘱人在危机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机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口头遗嘱无效。根据证人证言，当时张某3意识清楚、状态稳定，谈吐自然，饮食正常，张某3与几个证人经商量后决定找律师立遗嘱，并由证人李某帮助联系好立遗嘱的律师。张某3并不具备立口头遗嘱的危机情况，且当时有条件以其他更加确定的方式立下遗嘱，但其选择了更加稳妥的方式，待翌日由律师代书遗嘱，因此张某3联系几位证明人到场，商讨立遗嘱的相关事宜以及在其去世后，证人依据与张某3商议其财产处理意向的相关谈话内容，而为张某1出具的口头遗嘱内容情况说明不能视为张某3所立的口头遗嘱，且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原告张某1请求被继承人张某3口头遗嘱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张某1据此请求由张某3享有所有权部分的公主岭市范家屯林场出让给张某3的房屋、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归原告所有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张某1是否享有张某3遗产的法定继承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张某1主张其系张某3与杜晓梅非婚生女，享有张某3遗产的法定继承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载明其为张建刚侄女的户口本（张建刚系张某3弟弟）；长春市公安局净月大街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其中监护人一栏为张某3，监护关系为父亲；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18）吉0381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被告人杜晓梅与张某3在公主岭市××镇建华木制装潢材料厂内以夫妻名义生活，并育有一女儿名叫张某1。”以及证人证言。二被告辩称，张某3的户口没有迁动过，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是不合法的，张某1的登记出生日期与实际出生日期不符，且仅凭张某1系张建刚侄女无法说明其为张某3的女儿。二被告虽对原告举证的书证内容提出质疑，但对于张某1户籍登记的出生日期与实际出生日期不符，以及张某1出生病例中父亲一栏登记为“张殿华”等相矛盾处，也并非有悖于常理，更不能据此认定上述书证违法。根据法院调取的张某1办理户籍时的出生证明信息，其中父亲一栏载明为张某3并标明张某3的身份证号码，出生证明作为落户登记的依据能够充分证明张某1的父亲为张某3，二被告因出具出生证明的医院并非张某1实际出生的医院而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但因张某1为非婚生，医院无法为其出具出生证明用于登记落户实属正常，故不排除张某3设法取得其他医院的出生证明为张某1落户，也正因张某1系非婚生，张某3不可能将其落户于他和于某、张某2的户籍内，因此张某1与张某3母亲赵淑荣、弟弟张建刚在同一户籍内也符合情理。二被告出具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吉03民终48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人民法院认为父女关系是较为重要的身份关系，户籍信息不足以证明张某3与张某1的父女关系。由于该案系借款合同纠纷，一审、二审法院审理该案的焦点并非张某1与张某3的关系，且该案一审判决已被二审法院撤销，并未生效，其中认定的事实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亦不具有证明力。二被告向法庭提交的《公证书》用以证明张某3除二被告外不存在其他合法继承人，《公证书》虽具有极强的法律效力，但因公证处的职能范围受限，其无法在无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查明所有事实，尤其该《公证书》作出时张某3已故，公证处依据申请人即于某、张某2提供的证据对申请事项做出公证，而张某1系非婚生，户籍也未与张某3登记在一处，公证处无从知晓到张某3是否存在非婚生子女这一情况，张某1亦无法得知此公证事项从而提出异议。故公主岭市公证处对张某3被继承人一事做出的《公证书》并不当然排除张某1作为张某3非婚生女的继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18）吉0381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杜晓梅与张某3在公主岭市××镇建华木制装潢材料厂内以夫妻名义生活，并育有一女儿名叫张某1。”认定上述事实的其中一项证据为"被害人于某的陈述",被告于某在该刑事案件中称"杜晓梅与张某3生有一女,姓名张某1"，并且杜晓梅因重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在杜晓梅重婚罪这一刑事案件中，被告于某对张某1系张某3非婚生女这一事实亦无争议，但在本案中被告于某对张某1的非婚生女身份却加以否认。张某1欲与张某3做亲子鉴定，但因张某3已故，无法提供比对的样本，而二被告强烈反对对张某3尸体进行鉴定比对，亦拒绝张某1与被告张某2进行亲属关系鉴定。我国婚姻法解释中有关于夫妻一方拒绝进行亲子鉴定，人民法院可据此推定作出不利于拒绝一方的裁判。本案为继承权纠纷，人民法院虽不能适用该法律规定，推定张某1与张某3亲子关系成立，而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判，但二被告放弃运用亲子鉴定这一高效快捷准确的手段推翻原告的主张，反而选择调取各种书证来反驳原告的主张，与情理不符。庭审中证人也均证明，自张某1出生以来，张某3一直对外宣称张某1系其女儿，并将其抚养长大。综合上述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事实推定，本院对张某1系张某3非婚生女予以确认，张某1对张某3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张某1对张某3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二、驳回张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张某1负担1150元，由于某、张某2负担11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成立人民陪审员  刘志文人民陪审员  周锦侠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杨 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