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4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志华，男，197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仉玺钰，黑龙江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宝泉，男，197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阜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连上，河北畅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志华因与被上诉人张宝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阜城县人民法院（2019）冀1128民初1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志华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阜城县人民法院(2019)冀1128民初1532号民事判决；2、请求作出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14万元的货款。2016年1月19日，上诉人用思威牌车辆一台作价20万元抵偿给被上诉人，为此，双方签订车辆买卖合同一份。在原审法院，被上诉人称以车抵货款属于另一笔货款，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原审法院未进行认真调查，主观认定被上诉人起诉事实成立是完全错误的。原审法院为什么不问清楚被上诉人二十万元的车辆抵的什么账？有上诉人承认的欠据吗？证据在哪里？事实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此案明显是被上诉人虚假诉讼，恶意侵占他人财产 二、被上诉人在起诉状自诉2015年9月26日止，上诉人孙志华共计欠款19万余元，而购车协议中日期为2016年1月19日，孙志华写下欠条19万余元后，款未筹到，所以将新车（新Ａ×××××购买车日期为2015年6月16日）作价20万元。比欠款19万余元多出近万元（因为该车买时裸车就20万元，又落完牌照交完税）,无奈卖给被上诉人，当时口头协议多出的钱抵车辆违章、罚款及应摊交易费，所以卖车款与欠据价格不符。 三、关于被上诉人所说的2015年11月20日还款15000元。该款不是还款，是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购的输送机款。输送机被上诉人发货到内蒙科右中旗金桥粮贸公司，法人胡建华，联系电话138××××4035,用于我们给建的7500吨仓配套用的。关于被上诉人另外2笔一次15000元，一次20000元，也不是还款，是购输送机款。于2017年7月2日被上诉人发货到新疆福海县福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王卫全，联系电话：135××××0551,法官可以调查。而且在2018年6月7日在新疆额敏县打瓜乐农业合作社，法人宋宏伟，联系电话137××××4555与我们签订了仓储设备，于6月25日我们与被上诉人定购了玉米清选筛150吨／时一台，价格4万元。被上诉人于8月份将清选筛发货到额敏县上诉人给付4万元设备款，但被上诉人提供的设备，根本无法使用，到现场二天清选筛就架子散了，减速机传动轴也断了，无法使用，我们找被上诉人要求修复或退换（第三方宋宏伟经理大发雷霆，一定要退货）,但被上诉人不予理睬，多次联系无果，无奈将被上诉人起诉到法院，最后被上诉人将设备款退回，有佳木斯东风区人民法院判决书为证，因此被上诉人为了报复我们（也由于我本人疏漏，当时被上诉人在新疆取车时没要回欠条，我本人已回东北老家没在新疆）,被上诉人的律师公开与我们讲，就是因为退筛子货款的事，就是要祸害你们，才发生一案件，但原审法官故意偏袒被上诉人，关于我们提供的购车协议不予审查，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就草结案件,我的一台新车被上诉人侵占。 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法律规定，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张宝泉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宝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孙志华偿还货款140,000元及利息（以14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日起按年6%计算至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孙志华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开始被告孙志华在原告张宝泉处购买输送带，到2015年9月26日孙志华共计欠张宝泉输送带款19万元，同日被告孙志华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张宝泉输送带款壹拾玖万余元，欠款人：孙志华2015年9月26日”。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2015年11月20日还款15,000元，2017年7月2日还款15,000元、8月21日还款20,000元，现尚有140,000元未付清。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孙志华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被告不欠原告所谓的货款140,000元。2015年原被告之间的输送带货款经协商于2016年1月19日，原被告签订了购车合同一份，被告用思威牌车辆一台作价200,000元已抵偿所欠原告货款，合同签订后，抵账车辆交付了原告，原告又转让过户给他人。但被告所出具的欠条在原告处，一直未返还被告，被告根本不欠原告货款。因此，原告所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孙志华自2015年在原告张宝泉处购买输送带，至2015年9月26日共计欠原告张宝泉输送带款190,000元，同日被告孙志华为原告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张宝泉输送带款壹拾玖万余元，欠款人：孙志华。2015年9月26日”。被告分别于2015年11月20日还款15,000元、2017年7月2日还款15,000元、8月21日还款20,000元，至诉前共计还款50,000元，尚欠原告140,000元未付。上述事实由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交的被告为其出具的欠条一份、原告的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清单4份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宝泉与被告孙志华订立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被告孙志华验收后应及时向原告付清货款，久拖不还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剩余货款的诉求，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提交的“购车合同书”显示与欠款数额不一致，合同约定车辆移交时200,000元欠条收回，故被告辩称的用车抵欠款的事实不可信，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被告孙志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张宝泉支付剩余货款140,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孙志华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机械设备加工厂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2015年10月份与孙志华签订仓储设备安装合同，其中包括7500吨钢板仓及输送设备，于2015年11月份由河北阜城张宝泉提供的皮带输送机25米共计15000元，由河北货车运到内蒙古科右中旗桥粮贸施工现场，经我方验收同意使用，就设备安装问题与张宝泉多次电话沟通解决，特此证明此事存在。”该证明落款为“机械设备加工厂”，未加盖公章，有韩冬个人签字。证据二、福海县齐乡福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载明，“我粮库于2017年4月份与孙志华签订2个万吨仓及配套设备采购合同（其中包括封闭式输送机2条，仓底通风网板），2017年7月由河北阜城张宝全提供的输送机2条共30米×900元/m，通风网板160片×50元/片，合计货值35000元，由河北的货车直接送到粮库内，送货时间为2017年7月29日，设备的质量与价格由孙志货负责。”证明由福海县齐乡福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盖章。孙志华提供上述证据证明目的是证明张宝泉诉称的已偿还19万元欠款中的5万元，实际是这两笔业务的货款，用于证明19万元欠款已还清。张宝泉对于上述两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称１９万元欠条出具后，2015年、2017年付款５万是偿还19万元，期间还发生过其他业务，都是即时结清。 二审诉讼中，经本院通知，张宝泉本人出庭对于本案汽车抵顶货款的事实接受了询问，其诉称19万元欠条出具后双方又发生过一笔20万元的业务，但没有书面合同。这笔业务是１３０米的封闭式输送机还有一台滚筒筛，这两样货价值２０万零几千。货物是孙志华自己找车拉走的，没有出具欠条，这笔欠款形成后，我们双方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用汽车抵顶了２０万元货款。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孙志华上诉的主要理由是汽车买卖合同抵顶的是19万元的欠条，本案争议欠款已还清。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分析评断如下： 首先，对于诉讼中上诉人提交的韩冬签字和福海县齐乡福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盖章的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韩冬签字的证明因韩冬本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证，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不能确定，对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福海县齐乡福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盖章的证明只有单位公章，没有负责人签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上诉人提交的上述单位证明，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以上述两份证明证实该5万元支付的是货款，否认用于偿还19万元欠款的事实，不能认定，其以此为由主张19万元欠条已还清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对于本案诉争的购车合同书，载明，“因甲方（孙志华）欠乙方（张宝泉）20万元，甲方同意将此车抵给乙方。待乙方确认后，将甲方欠据人民币20万元交给甲方。”该合同书表明本案双方当事人存在20万元欠款的事实，汽车抵价为人民币20万元，抵项欠款20万元，张宝泉提车后，将20万元欠据交还孙志华。本案诉争的欠条为19万元，与上述合同书载明的欠款数额明显不一致，并且合同书约定抵顶后将20万元欠条交还孙志华，但本案诉争的19万元欠条一直由张宝泉持有。孙志华诉讼中提出汽车抵顶的实际是本案诉争的19万元欠条，孙志华提出的理由和证据不足以否定张宝泉持有19万元欠条和购车合同书载明的事实，其主张不能支持； 第三，对于本案诉争19万元欠条形成后，双方是否又发生了20万元的业务的事实，张宝泉在本院要求其出庭接受询问时诉称19万元欠条形成后，孙志华又与其发生20万元的业务，但没有付款，所以双方协议以车抵顶货款。本院认为，对于双方形成欠款19万元后，也有发生该笔20万元业务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也有以汽车抵顶该20万元货款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对张宝泉陈述的上述事实，孙志华未能否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上诉人孙志华所提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提出的以汽车抵项本案诉争19万元欠款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综上所述，孙志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上诉人孙志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倪庆华 审判员  李守文 审判员  李成立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安厚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