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5民初24729号原告：任中英，女，1974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皮开顺，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法律服务所工作者。被告：何鸿彬，男，1995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被告：田超，男，199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被告：王群，女，197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章虎，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沛菲，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杰，男，198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原告任中英与被告何鸿彬、张杰、王群、田超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中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皮开顺，被告何鸿彬、张杰、田超及被告王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章虎和彭沛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中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由被告共同退还原告截留的贷款资金3.51万元；2.由四被告共同支付从2018年9月4日起、以3.51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损失至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及理由：因原告需要将案外人阳传兵的房屋要过户至原告名下，原告需要办理贷款。2018年7月24日，原告与何鸿彬签订《融资贷款办理服务合同》，约定为原告贷款100万元，按2.5%收取服务费。后来原告实际获得的贷款金额为90万元，按2.5%的约定原告支付服务费的金额为2.25万元。2018年7月25日，案外人阳传兵在公证处办理公证，委托王群办理房屋查档、还款、解押等事项。原告在2018年8月6日办理完房屋过户手续。2018年9月3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老顶坡分理处向原告发放贷款90万元，该笔90万元随即转入张杰账户。2018年9月4日，田超向原告指定的收款人转款34.94万元。原告认可90万元中扣除被告垫资的45万元和服务费2.25万元，被告应返还原告42.75万元，但只支付了34.94万元给原告指定人员，尚欠7.81万元。后来，田超退还原告4.3万元，剩余3.51万元原告至今未收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共同承担退款责任。何鸿彬辩称，原告提供的《融资贷款办理服务合同》有我的签名，但是这个材料是田超拿给我签字的，说是帮他签个合同。此后我并没有参与原告贷款业务的办理，没有收取原告任何款项，这个合同在我和原告之间实际并未履行。原告要求我承担退款义务缺乏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我的诉求。田超辩称，对何鸿彬的意见予以认可，我后来叫王群帮原告办贷款，张杰转给我39万元，我给原告指定的收款人转款34.9万元，后来我个人还退了4.3万元给原告，我已经不欠原告钱了，请求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讼请求。王群辩称，王群不是合同当事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从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可以看出，答辩人王群未参与《融资贷款服务办理服务协议》的签订，未实际履行该协议，也未截留贷款资金4.24万元。原告提交的证据与王群均不具有关联性，这也可以反证，王群未参与《融资贷款服务办理服务协议》的签订，未实际履行该协议，也未截留贷款资金4.24万元。王群不是《和解协议》的当事人，该《和解协议》不能作为为答辩人王群设定义务的依据。原告与被告何鸿彬、被告田超之间达成了怎样的权利与义务约定，以及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被告垫资、银行扣款等事项，答辩人王群未参与也不知情。请求权基础是诉讼请求得以支持的前提，对答辩人王群而言，答辩人王群与原告之间没有成立任何法律关系，不存在履行义务这一说，答辩人王群也未截留贷款资金4.24万元，王群从张杰处收到的款项与原告无关，原告的诉讼请求无请求权基础，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且证据不足，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张杰辩称，我与原告不认识，我不清楚我的账户为什么会收到90万元款项。我收到90万元后，向田超转款39万元，事前是田超让我转的，剩下的钱我全部转给了王群，我没有截留原告的款项。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举证质证，原告举示了《融资贷款服务办理服务协议》、公证书复印件、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治安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张杰提交了账户明细，田超、何鸿彬、王群未提交证据，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提取了（2019）渝0105民初18602号案件庭审笔录作为本案证据，结合原、被告针对上述证据发表的举证质证意见，本案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8年期间，任中英需要将登记在案外人阳传兵名下的房屋过户，拟向银行申请贷款，遂与田超联系。通过田超的介绍，任中英在2018年7月24日与何鸿彬签订了一份《融资贷款服务办理服务协议》。案外人阳传兵在2018年7月25日向王群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委托王群办理房屋在不动产登记部门查档、房屋提前还款、房屋解除抵押、领取房地产权证等事务，该份委托书在重庆市公证处办理了公证。2018年9月3日，任中英收到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90万元。当日，该笔90万元由任中英的账户转入了张杰的账户。张杰在当天向王群转款50.3万元，向田超转款39.7万元。田超在收到张杰的转款后，向任中英指定的账户转款34.94万元。任中英认为自己向银行申请的90万元贷款中有部分款项被田超、何鸿彬、王群截留，遂多次进行催要。2019年3月26日，任中英因为此次贷款办理问题报警，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石桥铺派出所对任中英和田超进行了调解。2019年3月29日，田超与任中英签订一份《和解协议》，田超承诺向任中英退还4.7万元并协助任中英向张杰、王群追回款项。此后，田超向任中英退还了4.3万元。任中英在2019年8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2019）渝0105民初18602号）]，要求何鸿彬、王群、田超返还款项，但未在此次诉讼中将张杰列为此案被告。任中英随后撤回了此次起诉。本案庭审中，任中英认可王群为办理房屋解除抵押手续而垫资45万元。田超在本案庭审中陈述，已经按照2019年3月29日的《和解协议》向任中英退款，任中英认可收到田超的退款4.3万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争议焦点为四被告是否有义务向原告返还款项。对于原告要求何鸿彬返还款项的请求，原告提供了与何鸿彬签订的协议，但何鸿彬辩称并未实际履行此协议，原告也没有其他证据进一步证明何鸿彬实际参与了贷款办理或收取了款项，本院对何鸿彬的辩解意见予以采纳，对原告要求何鸿彬返还款项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田超返还款项的请求，田超认可接受原告委托办理贷款的事实，虽然原告与田超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是原告和田超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成立。田超通过张杰的账户收取了部分款项，原告举示的《和解协议》能够证明田超已承诺向原告退款4.7万元，该协议对田超及原告有约束力，庭审中原告认可已经收到田超退款4.3万元，剩余4000元田超仍有义务向原告返还。对于原告要求王群返还款项的请求，王群辩称和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未截留原告资金、从张杰处收取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原告陈述为了办理贷款联系了田超，田超在庭审中陈述叫王群帮忙办理贷款，原告出示了一份经公证的委托书也能佐证王群参与了贷款办理事务，结合原告在2018年9月3日当天获得的90万元款项进入张杰账户后，其中50.3万元在当日转款给王群的事实，王群口头陈述收取的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但此项意见缺乏相应证据佐证。综合上述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内容，本院对田超陈述的联系王群帮忙办理贷款的事实予以采信，原告和王群之间虽无书面合同但服务合同关系成立。在王群收取的50.3万元中，原告认可其中45万元是垫付的款项、原告也认可支付2.25万元的服务费用，扣除这两笔款项后，王群应向原告返还的费用为30500元。对于原告要求张杰返还费用的请求，由于原告没有举证证明款项进入张杰账户的原因，张杰出示的账户明细显示90万元转入其账户后，当日分别转给王群50.3万元、转给田超39.7万元，张杰并未截留款项，原告要求张杰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从2018年9月4日起按年6%计算资金占用损失的请求，由于原告与田超、王群之间并无此类明确约定，本院对原告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田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任中英合同款项4000元；二、被告王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任中英合同款项30500元；三、驳回原告任中英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2.89元，由被告田超负担25元、被告王群负担337.8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文 莲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兰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