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7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永波，男，196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汇程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法定代表人：周永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益军，男，1992年10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县，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周永波与被上诉人重庆汇程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程铝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0民初3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永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汇程铝业公司支付拖欠工资1112709.11元，分别为：2016年280673.42元；2017年340138.45元；2018年491897.24元。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清，上诉人对判决认定不能接受。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身份特殊--董事长，其工资标准就由股东会决定，周永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股东会确定的工资标准。上诉人虽为被上诉人公司的董事长，但和公司其他员工一样，也要上班，同样也要工作，也要有劳动报酬，身为公司一名在职职员，可提供劳动合同书、工资欠条、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工资表，足以证明上诉人身份及工资标准。公司成立初两个股东以口头的约定形式确定的公司管理人工资标准，并在后期经营中通过汇程铝业公司月工资明细表及2015年度应补工资明细表中分别体现，足以证明上诉人工资标准，也可以向朱进和胡鸣、杨晓光求证。二、认定上诉人2016年至2018年期间被上诉人拖欠工资出具欠条只加盖财务专用章，无具体经办人签名确认，未能提供应发工资额和已发工资数额，对工资欠条真实性提出质疑。工资欠条无明文规定须经办人签字，且财务专用章同属被上诉人公司的法定印章，可代表被上诉人公司对外证明与财务相关事务，同公章一样具备法律效力，私盖印章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院若对证据真实性存疑，可前往被上诉人公司查看账务账册，进行调查、取证。若有弄虚作假本人承担刑事责任。上诉人提供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018年3月20日后再无被上诉人支付工资转账记录，经被上诉人公司财务人员核查，被上诉人公司管理层2016年后的年度应补工资未支付，共欠上诉人年度应补工资为：960950.32元。2018年的月工资未支付，共欠上诉人月工资151758。79元。被上诉人公司的工资支付是每月25日开上个月的工资。中层以上的领导每月发固定工资，年末补齐所欠工资部分，比如：我们高管每月发15000元，年末补发所欠部分。被上诉人汇程铝业公司答辩称：上诉人是公司董事长，我个人不清楚其工资欠款总额，但我从其他方面了解到上诉人工资欠款总额与其欠条金额一致。周永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汇程铝业公司支付周永波拖欠的工资1236829.46元，补交社会保险13268.376元、住房公积金98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日，周永波、汇程铝业公司签订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周永波职位为董事长，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汇程铝业公司于次月25日前支付周永波当月工资，汇程铝业公司根据周永波表现及工作业绩不定期调整工资。2017年1月1日，双方签订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周永波从事管理工作，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汇程铝业公司对周永波实行基本工资和综合奖金相结合的工资分配办法，其中基本工资元/月，综合奖金由汇程铝业公司根据周永波的绩效考评情况、劳动成果和汇程铝业公司的效益进行确定，汇程铝业公司于每月25日前以法定货币形式，转账或现金足额支付周永波上月工资。2018年12月26日和2018年12月29日，汇程铝业公司向周永波出具三份《工资欠条》，分别载明“员工姓名：周永波，身份证号：X，欠工资月份：2016年度，欠工资数额：280673.42元”、“员工姓名：周永波，身份证号：X，欠工资月份：2017年度，欠工资数额：340138.45元”、“员工姓名：周永波，身份证号：X，欠工资月份：2018年度，欠工资数额：491897.24元”。2019年3月14日，周永波向重庆市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3月20日，该委以周永波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处理范围为由通知不予受理。周永波不服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周永波举示的重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周永波2014年度每月打卡工资分别为：13130元、13130元、13130元、13130元、13205元、13280元、13280元、13280元、13205元、13205元、13205元、13205元，共计158385元；周永波2015年度每月打卡工资分别为：13205元、14105元、13205元、13205元、13205元、13280元、13280元、13280元、13205元、13205元、13205元、13205元，共计159585元。汇程铝业公司财务祝应伟于2015年2月2日和2016年2月4日分别向周永波转款342740元和342740元。周永波举示的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3月22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汇程铝业公司通过银行代发方式向周永波支付工资共计24次，工资数额分别为：10867.5元、12437.3元、12629.2元、12629.2元、12639.86元、12714.86元、12694.23元、12570.43元、12619.23元、12619.23元、12634.23元、12634.23元、12634.23元、12634.23元、12634.23元、12634.23元、12634.23元、12709.23元、12563.17元、12613.36元、12688.36元、12538.36元、12185.86元、12185.86元。再查明，汇程铝业公司现已停产，一审法院受理涉及汇程铝业公司的债务纠纷众多，其中很多已处于执行程序阶段。审理中，周永波自愿撤回要求汇程铝业公司补交社会保险13268.376元和住房公积金9800元的诉讼请求。另，周永波为证明其年薪为500000元，举示了加盖有汇程铝业公司财务专用章的《2015年度应补工资明细表》（复印件），载明“2015年度周永波年薪为500000元，2015年度应补工资为342740元”。再，周永波陈述“我不是汇程铝业公司的股东，我的年薪是50万元，我的工资是平时每个月发一部分，年终一次性补差额。祝应伟是汇程铝业公司财务副经理。汇程铝业公司在2018年3月份左右停产，但现在还没有申请破产，停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处理债权债务纠纷和妥善安置职工，我一直都想辞去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但是因为无法召开股东会，也没有人愿意来接替我的工作，所以我只能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又，一审法院基于周永波系汇程铝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特殊身份，向汇程铝业公司发出《通知书》，要求汇程铝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议指派或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但汇程铝业公司并未指派或委托代理人参加庭审。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汇程铝业公司聘请周永波担任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周永波向汇程铝业公司提供了劳动，汇程铝业公司应当及时足额向周永波支付其应得的劳动报酬，但基于周永波的特殊身份，以及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周永波通过诉讼程序主张的差欠工资，一审法院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对于2016年至2018年期间周永波的工资标准问题。周永波陈述其2014年至2018年期间每年的年薪均为500000元，并举示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015年度应补工资明细表等证据予以证明，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之规定，周永波作为董事长，其工资标准应由股东会决定，但周永波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股东会确定的工资标准，加之周永波、汇程铝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周永波的工资并不是固定工资，而是根据周永波工作业绩和汇程铝业公司的效益进行确定，故周永波举示的前述证据仅能证明周永波在2014年和2015年领取的年薪为500000元，不足以证明周永波2016年至2018年期间应得的年薪为500000元，故对周永波述称其年薪为500000元，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2016年至2018年期间汇程铝业公司是否差欠周永波工资的问题。周永波主张该期间汇程铝业公司差欠数额为1236829.46元，并举示了工资欠条予以证明，但工资欠条中仅书写了差欠金额，其上只是加盖了汇程铝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并无具体的经办人员签名确认，加之周永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至2018年期间每年度的应发工资数额和已发工资数额，致使工资欠条中记载的差欠金额的真实性无法得到佐证，故单以工资欠条为据，不足以证明2016年至2018年期间汇程铝业公司是否差欠周永波工资以及差欠的具体数额，故对周永波要求汇程铝业公司支付差欠的工资1236829.46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周永波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周永波负担。二审中，周永波举示了重庆卓能达铝业公司出具的证明、杨晓光证明（复印件）、被上诉人公司人事部经理钟声、财务部经理郝志威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周永波的税后年薪为50万元；欠条系郝志威经手办理的。被上诉人代理人质证后，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并结合被上诉人答辩意见，本院归纳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拖欠上诉人工资。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1、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公司的职位决定了上诉人不是一般劳动者。上诉人至今仍为被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指依法自动享有对外代表公司实施法律行为的自然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独人制的公司机关。根据《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必备、常设的一元化业务执行机关。董事长是董事会的核心组成人员，对董事会的正常运转负有重大责任。《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通常有以下职权，主持股东会；召集和主持董事会；董事会上的一票表决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公司的职位决定了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公司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而不是一般劳动者的被管理者地位。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更要受《公司法》的调整。上诉人认为其等同于一般公司员工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公司的职位决定了其薪酬标准既要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又要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上诉人受聘于被上诉人公司股东会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其与公司的关系既有劳动关系的性质，也有接受公司股东会委托管理公司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根据该规定，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公司的董事长，其薪酬标准应当由该公司股东会决定。本案中，上诉人周永波并未提供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其与公司约定的薪酬标准。上诉人在二审中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公司股东会决议其年薪为50万元/年。上诉人提供的其与被上诉人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也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公司对上诉人实行基本工资和综合奖金相结合的工资分配办法，其中基本工资--元/月（并无具体金额），综合奖金由被上诉人公司根据上诉人的绩效考评情况、劳动成果和被上诉人公司的效益进行确定。该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上诉人的薪酬标准，故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公司股东会决定上诉人2016年至2018年期间应得的年薪为50万元/年。3、没有股东会决议，不能凭加盖了被上诉人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欠条就认定被上诉人公司欠上诉人2016年至2018年薪酬1112709.11元的事实。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为该公司一元化业务的执行机关及依法自动享有对外代表公司实施法律行为的自然人，其本身有权利掌控被上诉人公司的印章及财务专用章。上诉人提供的欠条虽盖有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不排除其依据自己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意思表示而为之的情况。即使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对上诉人的请求及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可，但是被上诉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并非由公司股东会授权，被上诉人代理人的身份来自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公司的意思表示机关），被上诉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又系该公司员工，其与上诉人之间系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关系加之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对上诉人诉讼请求及证据的全部认可本身就与通常情况下诉讼双方应该表现为相互博弈的过程不符。同时，因上诉人系被上诉人公司的一元化业务执行机关，其有权决定公司日常工资的支出，故即使在被上诉人公司面临已停产，对外债务诉讼众多，公司濒临破产的情况下，在公司有能力支付工资时，上诉人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也每月领取了1万余元的薪酬，并不低于本市同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上诉人作为公司高管，在公司濒临破产时，试图通过诉讼，确定其对公司因薪酬享有的债权，可能会损害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对掌控公司的董事长等高管的薪酬从严进行审查。故即便被上诉人公司认可，但因上诉人系被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其与被上诉人公司的行为混同，可能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在没有被上诉人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也不能凭加盖了被上诉人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欠条就认定被上诉人公司欠上诉人2016年至2018年薪酬1112709.11元的事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公司应补发其薪酬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周永波负担，本院准许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雪方审判员  江信红审判员  邓方彬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肖 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