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1104号原告：包琦，男，196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原告：包容钢，男，200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理人：包琦，男，196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系原告包容钢的父亲。原告：包瑾，女，196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原告：刘诗琴，女，199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瑾，女，196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被告：包珍，女，1970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男，1972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原告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与被告包珍人格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于2020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包琦作为原告及原告包容钢的法定代理人、包瑾、刘诗琴及被告包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因侵害原告人格权中的祭奠权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被告因造成原告精神损害，故被告应向四原告赔偿每人1万元，共计4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包琦、原告包瑾、被告皆为包小红的子女，原告包容钢(原告包琦的儿子)系包小红的孙子，原告刘诗琴(原告包瑾的女儿)系包小红的外孙女。包小红的妻子唐惠娟于2014年去世后，被告为了得到包小红与唐惠娟的全部财产，将包小红藏匿，不告知四原告包小红的实际居住地，拒绝四原告探望包小红。在包小红健在的情况下，被告把包小红的房产及财产全部违法变卖，导致包小红病情快速恶化。被告隐瞒包小红生病、手术住院、病重、死亡、开追悼会、入葬等信息，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四原告的祭奠权，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永久的和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为此，四原告诉诸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四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包珍辩称：不同意四原告的诉讼请求。包小红的妻子唐惠娟于2014年去世后，包小红单独居住在上海市罗城路XXX弄XXX号XXX室的住房内。2015年包小红查出患XXX疾病，包小红进行了手术治疗后，无法照顾自己，就开始居住至被告处，直至去世。原告包琦对包小红缺乏照顾；2014年4月6日，原告包瑾因欠款问题与前夫上门殴打包小红，故包小红对原告包琦、原告包瑾的表现失望至极，写下书面遗嘱，并拍了视频，要求与原告方断绝往来，临终以及生后办事都不要通知他们到场。被告是按包小红的生前意愿操作的，不存在侵犯四原告的祭奠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本案原告包琦、原告包瑾、被告皆系包小红的子女，原告包容钢(原告包琦的儿子)系包小红的孙子，原告刘诗琴(原告包瑾的女儿)系包小红的外孙女。包小红的妻子唐惠娟已于2014年去世。2014年前，原告包瑾、原告刘诗琴多次带包小红旅游。2014年4月6日，原告包瑾及其前夫因家庭琐事与包小红在上海市罗城路XXX弄XXX号XXX室住房内发生肢体接触，当时包小红报警，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长桥派出所民警为包小红开具验伤通知书。原告刘诗琴系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2014级会计学专业4班学生，于2018年本科毕业。2015年，包小红因XXX疾病手术后，无法照顾自己，开始居住至被告处。2015年10月2日，原告刘诗琴曾打电话给被告要去被告家看望被告及包小红，被告因忙无空，没有同意。2017年8月12日，包小红在事先拟好的书面遗嘱上签名，见证人沈宝娣、李士金、周荣康、周美萍也在该书面遗嘱上签名，被告的丈夫王云为包小红签遗嘱时拍了视频。该书面遗嘱写有“我叫包小红，今年已经80岁，养了三个子女。大儿子包琦给了他两套房(两室一厅和一室半)，十多年来未尽过照顾父母的义务。大女儿包瑾给了她一套一室半的房子，母亲落葬后的第二天，她就与丈夫动手打我，有110和我植物园的朋友作证，从那天后，我与大儿子和大女彻底断绝了来往……”，“……多年来我与大儿子包琦和大女儿包瑾断绝往来，我病危、临终以及生后办事都不要通知他们到场……”，“2015年我得了XXX疾病，小女儿及小女婿陪同看病，精心照顾，出钱出力，我心里很感激。”，“长期以来，包珍照顾最多……”。签遗嘱时所拍的视频中包小红也有类似的语言表述，如“……对大儿子、大女儿，坚决与他们断绝往来”，“我今后一切都由小女儿包珍操办”等。2017年10月19日，包小红因患XXX疾病死亡。被告未通知四原告关于包小红的死亡、追悼会及入葬信息。四原告在不知包小红死亡的情况下，未能参加包小红的追悼会及入葬。审理中，四原告对包小红签书面遗嘱时所拍视频的真实性皆无异议，但四原告认为包小红签书面遗嘱时其身体状况不太好，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当时被告的丈夫王云在场拍摄视频，包小红是在被胁迫下签书面遗嘱及拍视频的，但四原告无法提供当时包小红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相关医学证明及包小红系被胁迫签书面遗嘱及拍视频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四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审理中，四原告认可2017年8月12日书面遗嘱的签名是包小红所签，但认为包小红是文盲，没有书写遗嘱能力，故书面遗嘱不是包小红本人书写，是被告恶意伪造包小红口气所写的遗嘱，并向本院申请对该书面遗嘱进行笔迹鉴定。本院认为除了2017年8月12日的书面遗嘱外，包小红在签书面遗嘱时所拍的视频中的语言表述同样能反映包小红要与原告方断绝往来的意思表示，故本案审理中，无需对该书面遗嘱是否是包小红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本院认为，依公序良俗，自然人对亡故的近亲属有祭奠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在共同近亲属亡故后，与死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和参与办理丧事的近亲属有义务将死者去世的信息和将要举办的丧事事宜通知死者的其他近亲属，以协助其他近亲属实现祭奠权。不尽通知义务，导致其他近亲属未能实现祭奠权的，则构成对其他近亲属的侵权。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在原、被告共同的近亲属包小红去世后，未将该近亲属包小红去世的信息通知四原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四原告的侵权。本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不具有过错，不构成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过错是一般侵权行为构成的要件之一，判断被告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则需要判断被告不将近亲属包小红去世的消息通知四原告的行为是否具有过错。我国民间历来奉行子女对父母进行养老送终，养老即指赡养，送终即指祭奠与安葬，两者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同时两者之间具有相关性。如果四原告在包小红生前尽赡养父亲的义务及探望长辈的义务，那么被告在包小红去世后当然有义务通知四原告。即便四原告与包小红之间有矛盾，但不妨碍四原告对包小红尽赡养父亲的义务及探望长辈的义务。包小红在签书面遗嘱时的视频中语言表述：原告包琦不尽照顾义务，原告包瑾曾为欠款之事殴打自己，故坚决与原告包琦、原告包瑾断绝往来。审理中原告包容钢未提供其探望包小红的依据。2014年以后，原告刘诗琴虽于2014年至2018年在外省市读大学，但寒暑假及法定节假日也可以探望包小红，而原告刘诗琴仅能证明其于2015年10月2日试图通过被告联系探望包小红，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其他途径联系探望包小红，故原告刘诗琴对包小红尽探望义务的证据不充分。原告方知道包小红的手机号码，原告方陈述试图通过手机号码联系包小红，但包小红的手机始终是无人接听状态，故由此可以推断包小红坚决与原告包琦、原告包瑾断绝往来，且包括其家庭成员。包小红所作的意思表示有其合理性，该意思表示应予以尊重。四原告在包小红生前不尽赡养义务及探望义务，被告根据包小红的意思表示不通知四原告关于包小红的死亡、追悼会、入葬等信息，被告不具有过错，不构成对四原告的侵权。此外，根据四原告在包小红生前多年不与包小红往来的事实，可以判断四原告未参加葬礼并不会对四原告的精神造成严重损害。根据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的，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般不予支持。四原告诉称因被告原因才导致包小红与四原告关系不睦，而包小红签书面遗嘱时的视频恰恰反映了四原告行为深深伤害了包小红，而致使包小红要断绝与原告方往来。四原告现称因被告侵犯其祭奠权，给其造成了严重的、永久的和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显然难有说服力。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无需对四原告进行赔礼道歉及精神损害赔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原告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 炜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陆宁晨书 记 员  陆宁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