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辽0291行初145号 原告孙日瑞，男，195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代理人王玉敏,大连市沙河口区春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东港派出所，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105号港东七街7号。 法定代表人梁猛，所长。 委托代理人任广宇，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东港派出所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邵诗伟，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民警。 第三人周维萍，女，196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 原告孙日瑞诉被告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东港派出所、第三人周维萍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日瑞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玉敏，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任广宇、邵诗伟，第三人周维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东港派出所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中公（东）行罚决字[201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现查明，2017年8月18日9时许，在大连市中山区金广东海岸小区外的529路公交车站处，孙日瑞与周维萍因纠纷产生争吵后，孙日瑞用脚踹了周维萍一下，将周维萍踹倒在地，造成周维萍软组织损伤。以上事实，有孙日瑞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急诊病历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孙日瑞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孙日瑞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撤销中公（东）行罚决字[201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与理由：在（2019）辽0291行初13号行政判决已经生效的情况下，被告再次违法对原告进行处罚，显然是一种严重的公报私仇的违法行为，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东港派出所辩称，我所依法作出的中公（东）行罚决字[201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裁量适度。原告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请求维持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 第三人周维萍述称，同意被告的意见。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9年1月5日及2019年1月9日对周维萍制作的询问笔录、2019年1月4日及2019年1月9日对孙日瑞制作的询问笔录、2019年1月4日和2019年1月9日及2019年1月18日对周某制作的询问笔录、2018年12月24日对付某制作的询问笔录、2018年12月24日对曲某制作的询问笔录、2017年11月27日及2018年7月31日对葛某制作的询问笔录、2018年1月26日及2018年7月31日对戴某制作的询问笔录、2019年9月18日对钱某制作的询问笔录、2019年9月20日对宋某制作的询问笔录、曲某的陈述材料、葛某及戴某的证明、周维萍的陈述材料，拟证明孙日瑞殴打周维萍的违法事实成立、周维萍及孙日瑞均不同意调解。 证据二、周维萍的急诊病志及病情介绍单，拟证明周维萍受伤。 证据三、周维萍、付某、曲某、戴某、葛某、周某、孙日瑞、钱某、宋某的身份信息，拟证明上述人员的自然情况。 证据四、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传唤证、通（告）知记录、接受证据清单及伤情照片、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拟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程序合法、公安机关积极履职。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7年8月18日对周维萍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2019年1月5日对周维萍制作的询问笔录（同被告举证），拟证明曲某、付某母女与周维萍关系密切，其出具的有利于周维萍的证言缺乏真实性，不应被采信。 证据二、2017年11月27日对葛某制作的询问笔录、2018年1月26日对戴某制作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在周维萍与周某吵架时进行劝架，周维萍是在与周某撕扯过程中不慎摔倒在地的，葛某及戴某夫妇并未看清周维萍如何倒地，葛某及戴某证言客观公正，应予采信。 证据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对任广宇制作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中公（春）行罚决字[20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造成周维萍软组织挫伤”的字样是公安机关应周维萍的要求添加的，并非公安机关通过监控或其他充分有力证据予以证明的。 证据四、原告夫妻与任广宇的谈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拟证明被告在案件的办理和审查上存在严重瑕疵，其对原告是否将周维萍踢倒在地并造成所谓软组织损伤是不清楚、不确定的。 证据五、受案登记表（同被告举证）、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同被告举证），拟证明其中记载接报时间及发案时间为2017年8月18日，而周维萍自认案发于2017年8月17日9时许，周维萍2017年8月18日的所谓被打受伤与原告无关。 证据六、情况说明（复印件），拟证明其中显示被告于2017年8月17日受理周维萍被打一案，却查明原告于2017年8月18日9时许踹了周维萍，被告涉嫌伪造证据。 证据七、曲某的陈述材料（同被告举证），拟证明其中注明书写时间为2017年1月5日，即案发前七个月，被告的认定缺乏证据。 证据八、急诊病历（同被告举证）、病情介绍单（同被告举证）、CT检查报告单，拟证明急诊病历和病情介绍单造假，不能证明周维萍的伤情由原告造成。 证据九、出租车发票（复印件），拟证明公安机关于2018年8月18日对周维萍制作的询问笔录在时间上和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该询问笔录虚假。 证据十、**与原告夫妻的谈话录音（原告未能提交该录音证据的原始载体），拟证明公安机关的办案民警及副所长接受了周维萍的宴请。 证据十一、（2019）辽0291行初13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该生效判决对本案相关事实和法律适用的认定。 第三人周维萍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下列证据持以下异议：2018年12月24日对付某制作的询问笔录及2018年12月24日对曲某制作的询问笔录的制作地点为沈阳市公安局北站地区分局站前治安派出所，但并无相关证明或其他录音录像对该笔录予以证实，故对该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付某及曲某在笔录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二人陈述的内容高度一致，不能排除此二人事先串通。对周维萍的急诊病志及病情介绍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其中“颈、腰部软组织损伤”属医学诊断，不能证明该损伤由原告造成，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下列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虽然曲某、付某、孙日瑞及周维萍均是亲属关系，但曲某、付某的陈述客观真实，且与另外两名证人戴某、葛某的陈述相互印证，符合客观逻辑，故公安机关于2017年8月18日、2019年1月5日对周维萍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以及公安机关于2017年11月27日及2018年1月26日对葛某和戴某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真实。原告夫妻与任广宇的谈话录音恰恰可以证实公安机关基于纠纷双方的亲属关系多次进行调解。关于受案登记表及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以及曲某书写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此前的行政诉讼中已指出受案登记表及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中的时间错误是办案民警的失误，情况说明中的时间错误是曲某本人的书写错误。原告提交的出租车发票（复印件）不足以证明周维萍的急诊病历属造假。对**与原告夫妻的谈话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并没有提供**的具体身份信息，并且其中显示**是听其他人说派出所所长及办案民警接受了周维萍的宴请，并没有直接证据予以证实，且所述内容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对原告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的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由于原告提交的2017年8月18日对周维萍制作的询问笔录、出租车发票等证据均为复印件，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由于原告提交的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对任广宇制作的询问笔录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由于原告未能提交**与原告夫妻的谈话录音的原始载体，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原、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均符合法定形式，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依据本院予以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孙日瑞与第三人周维萍治安纠纷一案，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春海街派出所（以下简称春海街派出所）于2018年2月9日作出大公中（治）行罚决字[2018]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孙日瑞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经孙日瑞申请复议，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以大公中行复字[2018]第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孙日瑞至本院对上述二份决定书提起撤销之诉。2018年12月20日，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以中（行）撤字[2018]第6号《撤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上述二份决定书，并责令春海街派出所重新作出处罚决定。之后，孙日瑞到本院撤回起诉。2019年1月23日，春海街派出所对孙日瑞与周维萍治安纠纷一案再次作出中公（春）行罚决字[20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孙日瑞对该决定书不服，至本院提起诉讼。2019年8月29日，本院作出（2019）辽0291行初13号行政判决，撤销了中公（春）行罚决字[20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春海街派出所重新做出处理。 由于机构变更，春海街派出所对孙日瑞与周维萍治安纠纷案件的管辖职能调整至本案被告。被告于2019年9月26日对原告作出案涉中公（东）行罚决字[201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孙日瑞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2017年8月18日9时许，在大连市中山区金广东海岸小区外529路公交车站处，孙日瑞与周维萍因纠纷发生争吵，其间孙日瑞用脚踹了周维萍一下，将周维萍踹倒在地。周维萍于当日前往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根据当日病历的记载，初步诊断其“颈、腰部软组织损伤”。 周维萍于2017年8月18日10时许向春海街派出所报案，该所于同日受理该案。春海街派出所于2019年1月5日及2019年1月9日对周维萍制作询问笔录，于2019年1月4日及2019年1月9日对孙日瑞制作询问笔录，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9日及2019年1月18日对周某制作询问笔录，于2018年12月24日对付某制作的询问笔录，于2018年12月24日对曲某制作询问笔录，于2017年11月27日及2018年7月31日对葛某制作询问笔录，于2018年1月26日及2018年7月31日对戴某制作询问笔录，并调取曲某的陈述材料、葛某及戴某的证明、周维萍的陈述材料。被告于2019年9月18日对钱某制作询问笔录，于2019年9月20日对宋某制作询问笔录。 2019年9月25日，被告告知孙日瑞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征询其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孙日瑞表示不提出。 被告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中公（东）行罚决字[201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七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具有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作出处罚的法定职责。 本案中，被告对孙日瑞是否殴打他人进行调查，从调查的情况看，孙日瑞否认其殴打了周维萍，孙日瑞的妻子亦否认孙日瑞殴打了周维萍。本院对此经审查认为，因孙日瑞的妻子与孙日瑞有利害关系，故其所作的有利于孙日瑞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被告在此情形下，结合作为孙日瑞及周维萍的共同亲属即付某及曲某的陈述，以及与纠纷双方均无利害关系的在场人葛某及戴某的陈述，作出“孙日瑞用脚踹了周维萍一下，将周维萍踹倒在地，造成周维萍软组织损伤”的认定，属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孙日瑞作出罚款500元行政处罚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在作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履行了受理、调查询问、取证、告知陈述申辩权等行政程序，该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孙日瑞作出的中公（东）行罚决字[201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孙日瑞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有鉴于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日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孙日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欣欣 人民陪审员  杨 红 人民陪审员  张广军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 立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