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56261号原告陆海塘，男，1936年8月26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被告陆海国，男，1966年6月24日，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安福路XXX号，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星光村前进3组xx号。原告陆海塘与被告陆海国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邬晓红独任审理。2019年9月30日，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邬晓红，人民陪审员梅天红、姚静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改由审判员张志军、邬晓红，人民陪审员梅天红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2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陆海塘、被告陆海国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陆海塘诉称，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星光村前进3组644号(原系3组户号37)374.7平方米祖宅及157.5平方米竹园系原告与被告父亲陆福彬共同拥有的祖宗遗产，土改时经政府确权并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1956年兵役局在原告的兵役登记政审表中也记载了祖宅的相关情况。1974年，在长辈等人的鉴证下，原告代表母亲与陆福祥、被告父亲一起签订了《周桂珍遗产(房屋)分配立据》，该分配立据详细载明了祖宅拥有人分得房屋的位置及分得细则。但在2011年，被告作为非产权人和非使用权人在未与原告商量的情况下，私自对原全部374.7平方米祖宅进行了翻建，其中包括属于原告的187.35平方米祖宅。后原告与被告交涉，要求被告恢复祖宅原样，被告一方面承诺将翻建的部分新屋划归原告所有(但至今未兑现)，另一方面又谎称有宅基证。自2014年被告新屋建成至2016年间，原告先后走访村委会、镇政府、区政府及市政府，而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政府办、信访办等相关部门也一致认为被告违法侵权。2016年至2019年间，原告又先后走访了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土地所和城乡办、市规土局等部门，而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土地所和城乡办一致认为1991年宅基地登记时，因陆福彬户有异议而未进入审查程序，故不可能发给宅基证。综上，被告所谓持有宅基证纯属骗人的谎话，因被告非祖宅的产权人和使用权人，私自翻建属于原告的187.35平方米祖宅系侵权违法行为，且被告无解决问题的诚意，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赔偿187.35平方米祖宅的经济损失500,000元。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1951年6月《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证明该证据中注明产权人为陆福彬(户主)、周慧珍、菊金仙、陆琴芳以及原告；2.1974年10月3日《补周桂珍遗产(房屋)分配立据》。证明该证据中原告与母亲鞠金仙拥有一半祖宅，在第一条中已明确表述，其余一半祖宅归陆福彬所有；3.原告根据证据2制作的祖宅平面图；4.《房屋完损检测报告》及部分祖宅被拆现场照片；5.《宅基地使用权申报表》、《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证明虽被告称领到了宅基证，但《宅基地使用权申报表》系陆福彬自己填写，未经过多方相关部门确认签字盖章，《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盖章处也均为空白，而事实上陆福彬在填了申报表后被所在生产队就给否定了。因此，陆福彬实际上并未领到宅基证；6.《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农村个人住房危房翻建申请、审核表》。证明祖宅系由被告申请拆除并翻建；7.《兵役登记表》。证明该登记表上写明了原告家有房产，且也是经过兵役局调查的；8.原告自己制作的祖宅分布图。证明祖宅的一半属于原告及其母亲所有，另一半属于陆福彬所有。被告陆海国辩称，其不同意原告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求。1.其不应为本案被告。祖宅的翻建行为是由被告父亲陆福炳(彬)所为，非被告本人所为。原告目前无任何证据能够反映出祖宅的翻建行为系被告所为；2.原告诉状中陈述的祖宅情况与事实不符。祖宅并非系原告与被告父亲陆福炳(彬)共有，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系原告与被告父亲陆福炳(彬)共有，且祖宅实际面积只有72.75平方米，并非原告所述的374.7平方米。原告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未在祖宅居住，祖宅一直由被告父母或被告及被告家人居住使用至今；3.祖宅的翻建行为并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由于原告无法证明祖宅系原告与被告父亲陆福炳(彬)共有，故原告并不享有祖宅项下的任何权利，因此翻建行为亦不构成对原告存在侵权；4.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祖宅的面积并非374.7平方米，故原告主张赔偿一半祖宅面积即187.35平方米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另外，原告举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上户主已经是被告父亲陆福炳(彬)，且根据1974年10月2日、3日的医学费等结算清单及遗产分配单、遗产清单以及周桂珍遗产(房屋)分配立据显示，房屋已折价分了四份，钱款暂存于被告父亲陆福炳(彬)处，说明当时财产已全部归被告父亲陆福炳(彬)。综上，原告诉请没有依据。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补周桂珍遗产(房屋)分配立据》；2.《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3.《宅基地调查表》；4.《宅基地使用权申报表》；5.1974年10月2日《关于家长周桂珍患病期间医学费等结算清单及遗产分配单》《全部可作价遗产清单》《收支单》。其中结算清单上原告是执笔人，而上面所有财产均已分配好，而遗产清单也证明财产已全部分割完；6.《宅基地使用证》。证明该证上的土地使用者“陆福宾”与其父亲陆福炳(彬)系同一人。上述证据1-4系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致。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提出该证据中只显示祖宅户主为被告父亲陆福炳(彬)，在此栏并未记载原告名字，因此不能证明祖宅是由原告与被告父亲陆福炳(彬)共有；对证据2，提出因无原件比对，无法判断该证据上的签名是否系签名人本人亲笔所签，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上并无周桂珍的另一个儿子陆福兴的签名，故该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证据3，提出系原告个人的主观自述，无任何人签字确认，故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中翻建房屋的主体是被告父亲陆福炳(彬)，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侵权行为并非被告所为，与被告无关，祖宅照片只是对房屋外观的描述，无法证明被告存在翻建的侵权行为；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提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显示祖宅的权利人系被告父亲陆福炳(彬)，与原告无关；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可。该证据中均能显示被告及被告父母是权利人，故不存在被告损害原告的财产；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只能用作兵役登记之用，并不具备记载房屋状况的用途，且其中内容也是原告本人的自述，并非对房屋状况的客观反映；对证据8不予认可，原告制作的图不符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1、2、4与原告提供的一致，故原告对该些证据坚持自己的意见；对证据5，原告提出该证据实际只包含了动产、家具等，并不包含房屋，现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是被告损害了其房屋的问题，故该2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原告提出：(1)被告于2019年11月21日庭审后提交的任何证据均为过了时效而不予采纳的无效证据；(2)该证据没有加盖上海市浦东新区档案资料确认章，属来路不明的无效证据；(3)陆福炳户在1991年递交的宅基地使用权申报表时，因私自变更使用权人而遭到所在生产队的否决未进入审核程序，故不可能发给宅基证。祝桥镇政府城乡办负责人也说因陆福炳户的申报审核表上一片空白，不可能送批。故如陆福炳手中有宅基证，肯定是非正常手续正常渠道办理的非正规文件，其来路值得置疑；(4)“陆福宾”与“陆福炳”系两个不同名字，属非正规的无效证据；(5)该证据中土地使用者只有“陆福宾”一人，与《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载明的5个权利人不吻合，“陆福宾”为何许人？故该证据系与本案无关的无效证据；(6)该证据上载明的核定使用面积仅为196平方米与《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载明面积及1991年相关部门实地测量的面积以及被告2014年申请翻建的374.7平方米差距极大，是不予置信的无效证据。另本院从(2015)浦行初字第370号案件中调取的原告在该案中提起行政诉讼一案时由该案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宅基地调查表》、《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农村个人住房危房翻建申请、审核表》以及《房屋完损检测报告》及部分祖宅照片等证据。经质证，原、被告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称该些证据与其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相一致。此外，原、被告对本院从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规划建设和环保办公室调取的《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亦均无异议，均确认该2份证据与本院从(2015)浦行初字第370号案件中调取的以及他们各自提供的均一致。另原告对本院至现场拍摄的房屋现状照片无异议。同时，原、被告确认《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上的房屋地址座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前进3组，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星光村前进3组644号。根据上述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堂兄弟关系。现原告主张的祖宅在1951年6月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中显示位于原南汇县祝桥乡霍公村(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星光村前进3组xx号)，间数2间半，其中人口5人，即“户主陆福彬、周慧珍、菊金仙、陆海塘、陆琴芳”。1979年，被告父亲陆福炳(彬)在祖宅前面建造了两层楼房。1991年4月8日《宅基地使用权申报表》上记载了上述地址的房屋人口情况为户主“陆福炳、妻金星南、子陆海国”，《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也记载了上述地址的房屋户主为“陆福炳”。1994年1月28日，原上海市南汇县土地管理局对上述地址的房屋颁发了《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为“陆福宾”，核定使用面积为196平方米。2011年3月13日，由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管理所委托上海市房屋安全监察所对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星光村前进3组644号房屋进行检测，房屋建筑面积为374.7平方米，房屋户主为陆福炳。2011年6月，该房屋经上海市房屋安全监察所检测后出具《房屋完损检测报告》，检测结论和建议：“1.祝桥镇星光村前进3组644号房屋未进行正规设计和建造，房屋存在先天性缺陷。在多年的使用过程中维修保养等措施也不完善，房屋目前自然老化和损坏现象较严重。2.经现场检测：房屋存在屋面构件下挠、墙体开裂和混凝土构件铁胀等结构性损坏现象，致使房屋存在结构安全隐患。根据《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上述房屋为一般损坏房，其中屋面和存在铁胀的混凝土构件存在危险点。3.建议委托人在综合考虑上述房屋现状以及适修性的基础上，采取拆砌整修或其他有效解决方法保证房屋的结构和使用安全”。期间，被告曾于2011年4月19日作为申请人申请对该房屋进行翻建申请，宅基用地为374.7平方米。2011年7月14日《祝桥镇农民个人住房翻建施工许可证》显示，被告为翻建户户主。2011年，被告在拆除1979年建造的两层楼房及残破的祖宅后建造了新楼，将全部祖宅位置覆盖。被告父亲陆福炳(彬)于2017年8月1日去世。现原告以被告侵害了其权利为由，故要求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另查明，1974年10月2日，由原告代其母亲与被告父亲陆福彬、陆福祥、陆福兴作为立据人共同签订了《关于家长周桂珍患病期间医学费等结算清单及遗产分配单》、《全部可作价遗产清单》、《收支单》，在该2份证据中并未对有关周桂珍的房屋作出明确分配。同年10月3日，又由原告代其母亲与被告父亲陆福彬、陆福祥作为立据人共同签订了《补周桂珍遗产(房屋)分配立据》，内容为：“兹有周桂珍遗产座落南汇祝桥公社前进大队三小队朝南正平瓦房一座(包括……等)全部估价920元，分别平分给鞠金仙、陆福祥、陆福兴和陆福彬，每人得贰佰叁拾元正(现存陆福彬处)。顾虑到现实情况和今后退老还乡等情况，作如下申诉：一、鞠金仙仍住客堂东壁间，若今后退老还乡(户口迁至乡下)需拦开时，沿芦壁树脚拉直至外壁(即内间包括外间)。但估价平分值不变；二、若陆福祥、陆福兴还乡，侧(则)与陆福彬之目前占用面积内商量解决，不影响鞠金仙之居住面积。同样，估价平分值不变。今后如有纠纷，应以此据为准。……”。再查明，原告与案外人陆琴芳曾于2015年7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号(2015)浦行初字第370号】，要求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及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履行法定职责，为其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星光村(即上述地址的房屋)的祖宅两间半的一半房屋办理宅基地使用证。该案经本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对祖宅疏于管理，在1991年宅基地总登记时不及时申请确权登记等，故原告要求该两被告对已灭失的房屋办理宅基地使用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对原告认为持有1951年房屋所有权证理应可以换发宅基地使用证的主张不予采纳，最后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后原告上诉，但该案经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及《补周桂珍遗产(房屋)分配立据》上记载的“陆福彬”即被告父亲“陆福炳”及该2份证据中记载的“周慧珍”与“周桂珍”系同一人。另原告确认《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中记载的“菊金仙”即其母亲“鞠金仙”，其母亲共生育了其及胞妹陆琴芳，并称其母亲的房产均由其继承。此外，原、被告一致确认他们的爷爷与奶奶周慧珍(周桂珍)共生育了陆炳鑫(已去世，即原告父亲)、陆福英(已去世)、陆福祥(已去世)、陆福兴、被告父亲陆福炳(彬)。另在审理中，对被告父亲陆福炳(彬)于1979年建造的两层楼房，原告称虽该两层楼房与祖宅无关，但因该两层楼房是建造在1951年祖宅的土地上的，故土地是与其有关的。第二次庭审后，被告提供了《祝桥镇农民个人住房翻建施工许可证》，该表中载明“翻建户户主陆海国，翻建地点祝桥镇星光村前进3组”，并加盖了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办公室公章。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主张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系基于其对祖宅房屋的所有权所生发，因此本案的焦点也在于被告2011年翻建房屋时祖宅房屋的权属问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从证明责任上看，对于祖宅的原貌及面积，原、被告双方存在争议，凭在案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亦难以确定。原告提交了自制的地理位置及平面图，并以被告房屋完损检测报告上注明的建筑面积374.70平方米作为祖宅的面积。结合其陈述祖宅系两间半平房，显然如此大的面积并不符合实际。原告应当承担于己不利的证明责任。第二，从宅基地制度的历史沿革看，我国尚未建立农村房屋所有权登记制度，宅基地房屋历经土改登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以及农村村民不断新建、翻建及改扩建的演变。本案涉案祖宅虽经土改登记，但1979年被告父亲在祖宅所在宅基地范围内新建了两层楼房，1991年宅基地使用权登记时在相关部门留档的《宅基地使用权申报表》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显示的权利人为被告及其父母，1994年颁发的《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证》上载明的土地使用者系被告父亲陆福炳(彬)。2011年，被告在拆除1979年建造的两层房屋及残破的祖宅后建造了新楼房，已将祖宅原先位置全部覆盖。故原告以土改登记为证据主张土地权利，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从地上建筑物的权属状况看，在案的1974年10月2日的《关于家长周桂珍患病期间医学费等结算清单及遗产分配单》以及次日的《补周桂珍遗产(房屋)分配立据》，系周桂珍的继承人达成的遗产分割协议，鉴于当时我国法律制度并不完善，故应依照协议所使用的词句、社会习惯、相关行为、诚信原则来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两份协议内容互相关联，后者是鞠金仙、陆福祥、陆福彬三方对前一份协议尚未处分的房屋问题做出的具体安排，从行文中“兹有周桂珍遗产”的表述可知各方对于祖宅性质的一致意见，至于该两份协议中涉及的原告代其母亲以及陆福彬代陆福兴签署的情况，考虑当时的社会局势及农村风俗，应肯定其法律效力。(二)经各方协商对房屋总体估价920元，每方得四分之一，并备注“现存陆福彬处”。被告称该备注应解释为产权归陆福彬继承，由陆福彬给付其余三方折价款。原告则称房屋估价系若发生变卖情形下每人可得款230元，且下面的两条申述表明其与鞠金仙可以得到一半的房屋。本院认为：1.《补周桂珍遗产(房屋)分配立据》中对鞠金仙居住的安排条款系基于“现实情况及今后退老还乡等情况”考虑，且使用“仍住”之表述而非“所有或继承”之表述。2.在第二条申述中约定若“陆福祥，陆福兴还乡，在陆福彬占用的面积内商量解决，不影响鞠金仙之居住面积”，且“估价平分值不变”。从《关于家长周桂珍患病期间医学费等结算清单及遗产分配单》看，周桂珍患病过程中陆福彬支出了最多的医药费，可以推知其对母亲照顾较多，而综合两份协议内容看，基本是以四方平分遗产为原则的，若依原告之理解，即备注并无特殊含义故应由鞠金仙享有祖宅一半的所有权，那么一方面估价平分款存在陆福彬处的说法就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因鞠金仙一方也应负担折价款)，另一方面会造成分割结果与该协议总体上的平等分割思想相左，可见被告的解释更为合理，应予支持。另外，原告自1991年宅基地总登记时至祖宅被拆除期间均未主张过权利。综上，原告无法证明在被告翻建祖宅时其拥有祖宅的所有权，故其损害赔偿请求权缺乏基础，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具有违章建房等行为，并非本案处理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陆海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原告陆海塘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志军审 判 员  邬晓红人民陪审员  梅天红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叶子晖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