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12民申2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陈健雄，男，汉族，1968年2月23日出生，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卫东，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杨国峰，男，汉族，1975年4月5日出生，住址广州市黄埔区，再审申请人陈健雄因与被申请人杨国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325号民事判决书（下称第11325号案），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陈健雄申请再审称，1.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判决为缺席判决，申请人因当时家中长辈生病需要手术和年底公司事务繁忙，导致忘记了开庭时间，未能到庭答辩和提交证据材料。2019年5月28日，申请人本来要向杨国峰借款20万元，杨国峰答应，但要求申请人先签署一份110万元的《借款合同》和一份110万元的《借款收据》，并补签之前的六份《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申请人全部签署上述文件后与杨国峰先去交通银行广州黄埔花园支行，杨国峰转账70万元到申请人的工商银行账户，之后申请人和杨国峰又到附近的工商银行广州怡港支行，在智能终端机上操作，杨国峰当场转给申请人的工商账户40万元。然后，杨国峰找申请人要了工行卡和密码，在智能终端机上操作，用申请人的工行卡分两笔各转账45万元共计90万元给了第三人梁伟洪，只留了20万元在申请人的工行卡上。现提供新证据工商银行流水，证明杨国峰于2019年5月28日向申请人分两笔转账70万元和40万元后，又转走了90万元给第三人梁伟洪，该笔借款实际金额为20万元，不是110万元。2.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且未经质证。由于申请人未出庭答辩，杨国峰在一审时提交的所有证据都未经质证。申请人虽然签署了110万元的《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并补签了之前的六份《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但不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与实际借款金额不符，是申请人为了向杨国峰借到款项，受杨国峰诱导所签，因此是属于伪造的《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合同日期显示为2019年5月28日之前的六份《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均为2019年5月28日补签的，该六份《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上签署日期均为虚假，也是属于伪造的《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3.原判决遗漏了重要证人。杨国峰用申请人的工行卡将90万元转给了第三人梁伟洪，申请人并不认识梁伟洪，梁伟洪作为查明本案事实的重要证人，应在查明其身份后通知其出庭作证，但一审时遗漏了该重要证人。为查明事实，望法院裁定本案再审，通知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申请请求：1.撤销（2019）粤0112民初1132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改判支持申请人陈健雄无需承担偿还90万元本金以及利息的主张；3.判决一审、再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杨国峰承担。对本次申请再审，申请人陈健雄提交了其工行卡号62×××41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张（第一张时间显示为2019-05-14至2019-5-28、第二张时间显示为2019-05-28，下称涉案新证据），涉案新证据显示该账户：于2019年5月28日14:15:04、14:23:43分别收到转款70万元、40万元（共计110万元），转入人是杨国峰；于2019年5月28日14:29:36、14:32:47分别转出45万元、45万元（共计90万元），对方收款人是案外人梁伟洪；于2019年5月28日14:43:27、14:51:40跨行分别转出5.3万元、7.5万元，对方收款人分别是案外人刘成标、聂桂英。陈健雄提交了涉案新证据原件予以核对，并陈述案外人刘成标、聂桂英是其熟人和工友，不认识案外人梁伟洪。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组织陈健雄、杨国峰进行质证，经杨国峰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证明其转110万元给陈健雄的事实，杨国峰否认其操作上述陈健雄的工行卡分两笔向案外人梁伟洪转款90万元的事实。另外，陈健雄还提交了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11月23日、12月21日、2016年11月29日、12月6日、2018年1月7日、8月16日、2019年5月28日、6月17日，均有陈健雄的签名和捺指模、杨国峰的签名）、相应银行流水明细清单及交款凭证等证据，但陈健雄未在本院组织的上述证据质证时间进行出示和质证，亦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上述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系伪造。另，在2020年3月24日组织双方质证时，法庭当庭宣读并出示有关第11325号案经办人办案《工作记录》一份，主要内容为：关于原告杨国峰与被告陈健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办人员曾于开庭前致电告知陈健雄来开庭，陈健雄称确认收到诉讼材料，其会到庭参加诉讼，但开庭当天其并未到庭。庭审结束过后，经办人员再次致电询问陈健雄关于案件的相关情况，陈健雄称对借款事实有异议，尤其是对其中一笔大额转账情况有异议，经办人员便要求其在当周内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否则法院将会依法判决。随后，经办人员致电杨国峰核实上述情况，杨国峰陈述陈健雄所述不属实，案涉所有借款都是真实出借给陈健雄，陈健雄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过后经办人员第三次致电要求陈健雄提供相应证据材料，并再次明确告知若逾期提供，法院将会依法判决，但至本案一审结束时陈健雄仍然没有提供证据材料。本案判决书通过法院专递方式邮寄给陈健雄，经办人员致电询问其是否收到判决书，陈健雄确认收到。对以上工作记录，陈健雄明确表示无异议。第11325号案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于2020年1月14日判决，于2020年1月23日向陈健雄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下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原审原告杨国峰在第11325号案立案时提交了2张金额共110万元转款到原审被告陈健雄工行账户62×××41的银行转款单据作为证据，该证据与陈健雄现提交涉案新证据存在部分对应关系，涉案新证据显示的多笔进出款项业务均发生在前后不足一小时的时间段内，因此，双方证据在原一审结束前均已经存在，陈健雄完全可以在原一审庭审结束前予以提交，特别是庭审后，在经办人员已经听取陈健雄的意见并要求其宣判前补交材料的情况下，陈健雄还是拒不提交任何证据材料，并且也无证据证明因发生客观原因导致陈健雄无法提供的情形存在，现其所陈述不到庭参加第11325号案诉讼的理由既不具有合理性也无证据证明，不予采纳，因此，不能认定陈健雄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陈健雄提出再审理由认为，其收到杨国峰110万元借款后，由杨国峰操作其上述工行卡将其中的90万元转给案外人梁伟洪，但对该事实，陈健雄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所提交的涉案新证据本身无法予以证明；退一步而言，如陈健雄所言是杨国峰向其要了工行卡和密码进行操作转款90万元的，其将自己的工行卡交给杨国峰并告知密码的行为，应视为同意行为，况且随后十多分钟后，陈健雄本人又从上述工行卡里向其熟人、工友即案外人刘成标、聂桂英分别转出5.3万元、7.5万元，在此操作时，其理应知道该工行卡账户已经减少了90万元，但直至杨国峰于2019年10月10日提起第11325号案诉讼时，其并未积极维护权益，之后应对诉讼极为消极，甚至于拒不参加第11325号案的一审诉讼及不提起该案上诉等进行维权。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本次再审申请案中，陈健雄所提交的涉案新证据和所陈述的再审理由，均无法确信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其所提交的涉案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这是对当事人及时提供证据义务的明确规定，一审审理第11325号案中，陈健雄拒不到庭应诉、答辩及举证，应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针对本次再审申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陈健雄所说其不认识案外人梁伟洪，可另循途径向梁伟洪主张权利予以补救；或者发现相关犯罪线索的，可向公安司法机关举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陈健雄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吴 放审判员 徐桂春审判员 周荧辉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法官助理陈敏霞书记员郭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