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31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港泉精密制品（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黄埔上南东路161号。法定代表人：志摩寿一郎。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武军，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春，男，汉族，1986年9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勤，广东龙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少亮，广东龙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港泉精密制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国春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58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港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港泉公司无需支付刘国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236元；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港泉公司无需支付刘国春2018年9月1日至9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200元；3.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港泉公司无需支付刘国春2016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2022.99元；4.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改判港泉公司无需支付刘国春律师费4900.37元。事实及理由：一、港泉公司解除与刘国春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对本案焦点事实的查明存在多处错误，刘国春存在未经许可擅自拿取他人电动车充电器的行为事实，且具备明显侵占意图、并无归还之意。（1）相关事实和时间点的简单梳理。刘国春原为港泉公司员工，任职刀头组装组的搬运工，他的工作地点在港泉公司的D栋工厂范围内。港泉公司在2019年9月28日因刘国春偷窃公司员工电动车充电器、工作时间擅离工作岗位为由，对刘国春做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下面简单梳理相关事实时间点：2018年9月26日晚约19:16-19:30，即事发当晚，监控录像显示刘国春在港泉公司员工停放电动车的车棚处来回走动，不时翻找他人电动车筐，拿走案涉车主姚廷奎（港泉公司员工）的充电器；2018年9月26日晚20:20，失主发现其电动车充电器丢失；2018年9月27日早上约9:00，失主向港泉公司报失，港泉公司的IT工作人员和保安队长对事件展开调查；2018年9月27日早上11:30左右，保安队长根据视频监控记录锁定排查范围为生产车间D1楼，前往调查。通过在车间中具体问询，基本锁定监控中的人为刘国春。随后，保安队长在该车间找到刘国春询问9月26日的情况，并出示监控录像与刘国春核实。但刘国春在保安队长前后追问两次的情况下均予以否认了，而后经保安队长再三问询，刘国春才承认了他偷拿失主充电器的事实，且当时刘国春并未表示过要归还充电器。2018年9月27日下午14:30,保安队长报告已找到是刘国春拿取了充电器；2018年9月28日上午约8:30,在港泉公司依据规章制度决定对刘国春辞退处理后，向刘国春送达相关通知，刘国春拒绝签署；2018年9月28日上午约8:40,刘国春将充电器交还至被告保安室。2018年9月28日下午17:33，失主从保安室处领回自己的电动车充电器。对于上述时间脉络和事实，港泉公司在本案仲裁、一审阶段均己提供大量证据予以证明，包括《辞退员工通知单》、《入职告知书》、《厂规》、2018年9月26日事发当晚的监控录像、9月28日归还充电器的视频录像、失主出具的《充电器丢失情况说明》等。结合上述相关案件事实的时间脉络，对于原审判决所查明的事实所存在的问题，分别阐述如下：（2）刘国春并非只为充电而反复翻找他人电动车筐、拿取充电器。然而，原审并未仔细查看、分析2018年9月26日晚的监控视频，存在误解。从9月26日晚的视频录像来看，刘国春在电动车停放处的某个地点停留了较长时间，即离镜头远处（电动车充电装置处）。刘国春先是在车棚处来回徘徊、寻找，后在0:53时走向离视频镜头最远处，在2:30时走出但又返回，直至6:27再出来走向距离镜头的近处，开始继续翻找电动车筐，并在6:59走到离监控镜头最近的一台电动车处进行翻找后，消失在视频监控中。从上述视频的详细分解中可看出，假定刘国春确如其所主张是寻找和拿充电器在给自己的电动车充电，姑且认为在0:53-6:27长达近6分钟的时间内是刘国春在给自己的电动车充电，那么为何充电后其仍要继续翻找其他电动车筐？该情形明显不合常理，证明刘国春当晚并不仅仅是为给自身的电动车充电而翻找其他员工的电动车筐，明显不是出于“借用充电器充电”的意图而徘徊于港泉公司的电动车棚。（3）刘国春并未在保安询问时即主动承认相关行为，也没有积极联系失主说明情况。原审判决在刘国春对该等事实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完全采信了刘国春单方的主张进行的事实认定。首先，在事发的次日（2018年9月27日）早上，港泉公司的保安队长排查丢失的充电器事宜，在锁定相关车间和视频监控中的人是刘国春之后，找到刘国春，刘国春起初经保安两次询问并出示监控录像的情形下，均否认是自己拿取了电动车充电器，直到保安队长向刘国春再三询问，刘国春才承认了是其拿取的案涉充电器。可见，刘国春并没有即时确认甚至主动承认其偷窃行为的事实。其次，在2018年9月26日事发当晚至9月28日港泉公司通知刘国春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刘国春并未有联系失主说明情况的事实。其一，刘国春对他的该等主张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二，失主姚廷奎在原审时作为证人出庭，其从未表示在9月27日有人打电话找他，其能够明确的仅仅是有同事告知曾经有人致电其办公电话找他但不清楚是谁这一情况，且该情况发生在9月28日以后。事实上，在2018年9月28日港泉公司辞退刘国春之前，刘国春并不知晓其拿取的是谁的充电器，从本案劳动仲裁的庭审笔录中可以看出，刘国春并不知道拿取的是失主姚廷奎的充电器。事发之后刘国春也并不知道，港泉公司也未告知过刘国春其窃取的充电器物主为何人。因此在劳动仲裁和劳动站调解阶段，刘国春认为公司未告知他失主的行为是“包庇车主”。也就是说，在9月28日之前，刘国春根本不知道失主是员工姚廷奎，也不可能积极主动联系失主说明情况。故此，原审判决认定刘国春“积极联系充电器车主说明情况”,进而认定“原告并无侵占的意思表示"，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片面且没有依据。（4）刘国春对其事发当晚拿取充电器后带回厂区宿舍的说法，前后矛盾。首先，刘国春在本案劳动仲裁阶段的庭审中表示，刘国春拿取充电器的原因是其住处离公司比较远，到公司加班时电动车没电不足以让申请人下班后回家，且表示在9月27日（事发次日）时已向保安人员表示充电器就在自己的车上马上可以归还。然而，根据原审判决的描述，刘国春又在案件一审时改口说自己是因为在9月26日下班时是晚上10点左右，而充电器失主姚廷奎当日在晚上8点多就下班所以他无法当晚归还，故此把充电器在充完电后放在了厂区的宿舍内。此处存在两点疑问：第一，刘国春在劳动仲裁阶段和本案原审阶段的表述并不相同，港泉公司为刘国春提供了员工宿舍，但是并不清楚他是否有实际居住。根据劳动仲裁时刘国春的主张，其没有居住厂区宿舍，而是需要回到“离公司比较远”的住处，充电器放在自己的车上；然而在一审时又改口说由于无法及时归还，刘国春将充电器“放在了厂区的宿舍内”。第二，港泉公司厂区内的员工宿舍入口处有港泉公司所在地辖区派出所的标注的明确警示：严禁电动车及电池入内，港泉公司也明令禁止电动车及电池带入宿舍充电的行为。此外，若如刘国春所言，事发当晚由于其下班时间晚于失主下班时间而导致无法及时归还充电器、且刘国春居住在厂区宿舍内的，那么刘国春完全可以将充电器交至保安室（刘国春的宿舍就在保安室的三楼），但事实上刘国春不仅在9月26日当晚没有交还充电器，在27日被公司保安确认其拿取了充电器后，虽然表示“充电器就在车上”，但仍没有归还。直至2018年9月28日上午，在港泉公司对其送达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之后，才将充电器归还至保安室。以上种种事实情况在原审判决中均未予查明，且该等矛盾和疑点均表明，刘国春的行为难以被理解为“并无侵占的意图或意思表示”。二、原审判决对刘国春的行为定性有误，适用法律不当。1.刘国春的行为性质属于偷窃，而非“借用”。从文意上看，“借用"一词是指借用人经物品的所有权人同意，为使用物品的目的，令财物临时脱离占有，使用完毕后及时归还的行为。在“借用”的语境下，物品的所有权人是“出借人”，其应当具备“出借”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刘国春是借用充电器失主的电动车充电器，首先应经过车主的同意（事前同意后出借，或者事后追认），之后还应及时归还借取的财物。本案中，刘国春是擅自拿取的电动车充电器，双方并不认识（车主在原审证言中多次表示其不认识刘国春），刘国春在拿取之前未经车主同意，在拿取之后车主也并未追认；而且，刘国春是在车主报失充电器、被公司保安查看监控发现后寻其谈话，并在港泉公司以书面形式正式通知刘国春解除劳动合同之后，才归还的充电器。即刘国春并非主动归还、也未及时归还，该等行为事实均不符合一般人对“借用”一词的理解。故此，刘国春未经同意擅自拿取电动车充电器，且没有主动、及时归还的行为和意思表示，性质上难以认定属于“借用”行为。2.刘国春的行为本身严重性已达到足以解雇的程度，原审判决从行为的结果出发反推，认为港泉公司处罚过重，属于对法律适用不当。《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劳动法》也明确规定，劳动者应当全面履行劳动合同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显然上述规定均是考察劳动者的“行为”本身，而非相关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这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存在明显差别，而若适用该第（三）款才需要考察劳动者行为结果。本案中，港泉公司的《厂规》、《违纪处分指引》等规章制度中已明确规定和禁止偷窃行为。刘国春作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理应知晓该等行为是港泉公司明令禁止的（均有培训签字记录等），但其仍然枉顾规定进行偷窃行为。从一般社会理解而言，“偷窃行为”是被禁止且应受谴责和处罚的行为，若偷窃金额达到一定标准甚至应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原审判决先是认为刘国春的行为属于“借用"行为，后结合“本案的物品价值”不高的情况，且即便“原告借用充电器未及时告知物主的行为不妥当”，“但并未造成财物的损失”，进而得出港泉公司对刘国春的处罚过重的结论。显然是从事件和行为的“结果”来反推和评价刘国春的行为性质，并没有依照法律规定去直接考察劳动者的行为本身是否足够严重，属于对法律条款的理解不透彻、适用不当。无论刘国春偷窃的电动车充电器价值多少，其从事公司明令禁止、明显违背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足够严重。因此，港泉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权利行使用工自主权对员工的该等不诚信、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予以处罚。从视频监控录像可以看出，刘国春在上班时间随意离开岗位，在停放了厂区众多员工电动车的车棚中来回行走，多番查找，显得十分随意、自由，而在案发后也没有任何懊悔或反省，且拒不承认错误、意图狡辩为“借用”，并要求港泉公司支付违法解雇的赔偿金，主观恶性高、给港泉公司的管理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港泉公司的许多员工将自身的电动车停放在厂区的电动车棚，港泉公司对该等员工的财产安全负有责任。刘国春作为港泉公司的一名员工，具备在厂区内活动的便利，港泉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若允许刘国春该等行为发生，或者在发现了该等行为后继续留用刘国春、不做处理的，则会对厂区内员工的财物安全造成重大隐患；同时，港泉公司是生产小型家电的企业，相关产品或者零部件的价值也均不会很高，对于每天会接触到该等产品的员工而言（例如像刘国春这种搬运工），擅自拿取或者偷窃即使是“价值较小”的财物的行为都是港泉公司难以容忍的。若用人单位发现员工具有偷窃行为而还需严格按照刑事犯罪的定罪标准方能对员工进行处理的，则港泉公司对员工进行基本的劳动用工管理将举步维艰。我国劳动法律对劳动者的倾向性保护，是基于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而采取的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但是，对于劳动者不诚信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司法裁判结果应对社会公众有正面的导向作用，但本案原审判决却认为刘国春的该等行为严重性未足以解除劳动合同，进而要求港泉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未免违背立法目的和显失公平，同时也会助长劳动者不诚信诉求之风，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三、港泉公司无需支付刘国春2018年9月1日至9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200元。原审中港泉公司己提交一份《通告》作为证据，其中载明港泉公司补助全体职工车船津贴400元（分两次发放），其中200元已于2018年3月份工资中一并发放，另外的200元需在2018年9月30日仍在职且未申请离职的全体员工，发放200元。港泉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与刘国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符合享受剩余200元车船津贴的条件。原审基于上述错误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判定港泉公司违法解除与刘国春之间的劳动关系，故而直接判决港泉公司应支付刘国春剩余的车船津贴200元，也是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的进一步错误。四、港泉公司无需支付刘国春2016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金额2022.99元。港泉公司已安排刘国春休完年休假，无需再行支付年休假工资。港泉公司在每年春节前后一并安排员工放年假，即每年年初时与法定的春节假期一同安排员工休年假、根据港泉公司就春节即年休假安排作出的《通告》，港泉公司已经分别在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的年初及春节期间安排刘国春休完每年5天的年休假，故此港泉公司无需向刘国春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五、港泉公司无需向刘国春支付律师费代理费4900.37元。刘国春在原审判决中被支持的诉讼请求因原审判决错误而不应得到支持，港泉公司无需承担刘国春的律师费4900.37元。刘国春辩称,一、刘国春没有偷窃、侵占充电器的意图，亦无侵占的意思，不属于偷窃行为，未经公安机关的详细调查，仅凭主观臆断认定刘国春偷窃，不合法、不合理、不公平。二、港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刘国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港泉公司向刘国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236元；2、港泉公司向刘国春支付2018年9月1日至9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200元；3、港泉公司向刘国春支付2016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588元；4、港泉公司向刘国春支付律师费5,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港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入职时间：2009年12月14日。双方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最后一期书面劳动合同时从2013年12月14日起的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3,902元。刘国春提交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活期对账单显示，刘国春每月实际到账工资与港泉公司提交的工资单上记载的实领工资数额一致，港泉公司提交的工资单上另记载有税前工资金额，另根据刘国春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明细表，刘国春自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每月个人缴纳费用为188.53元、2018年7月个人缴纳费用为197.75元、2018年8月个人缴纳费用为203.7元。经核算，刘国春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905.17元（4,314.8+4,050.6+4,248.8+4,097.1+4,823.6+2,366.6+4,562.6+970+2,528.5+3,269.2+3,642.7+763.6+4,937.2+188.53×10个月+197.75+203.7）元÷12个月，刘国春诉求按3,902元计，是刘国春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三、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70,236元。2018年9月28日，港泉公司向刘国春发出一份《辞退员工通知单》，以刘国春上班时间“①上班时间擅离工作区域、工作岗位，②偷窃（电单车充电器）”为由辞退刘国春。港泉公司为证明其系合法解除与刘国春的劳动关系，提交了《入职告知书》、《厂规》、《违纪处分指引》、《内部培训出席记录表》、《严重违纪事件报告》及证明刘国春存在偷窃电动车充电器、擅离工作岗位的视频光盘、由电动车充电器车主出具的《充电器丢失情况说明》等证明刘国春存在偷窃行为，严重违反了港泉公司公司《厂规》的重要守则部分第2条以及《违纪处分指引》的“严重违纪（一级）”处的规定“员工在厂区内偷窃，一经证实，即被立即辞退离厂，严重者送公安机关处理”。现场播放视频光盘显示，刘国春在港泉公司厂区停放电动车处来回走动，寻找与其电动车适配的充电器，经核对发现与其电动车不适配的充电器刘国春予以放回原处，后刘国春找到与其电动车适配的充电器后拿走使用。庭审中，经询问充电器车主姚廷奎，该充电器价格60元。刘国春称，因电动车没有电需要充电，同事之间存在相互借用充电器的情况，故其只是借用姚廷奎的电动车充电器，因其上晚班至晚上十点，而姚廷奎晚上八点多下班，故其未能及时告知姚廷奎知晓，但其充完电后将充电器放在了厂区的宿舍内，并未将充电器带出厂区，第二天早上到公司后，尚未及时告知姚廷奎，保安就找到了刘国春问询充电器的情况，刘国春当时就予以确认，并多次打姚廷奎的办公室电话想和姚廷奎进行沟通，但因姚廷奎未在办公室内，均是其他人员接听。庭审中，姚廷奎确认其晚上八点左右下班，并确认听同事说有人于27号打电话找过他，但不清楚是谁，且28号刘国春找到姚廷奎向其说明借用充电器的情况。原审法院认为，港泉公司提交的现场视频可以看到刘国春在电动车停放区内寻找适配充电器的情形，其经试用不合适的充电器予以放回了原处，说明刘国春并无偷窃、侵占充电器的意图，次日经保安询问后刘国春当即予以确认并积极联系充电器车主说明情况，亦表明刘国春并无侵占的意思表示，因此，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形及物品的价值，刘国春的行为并不属于偷窃行为，虽然刘国春借用充电器未及时告知物主的行为不妥当，但并未造成财物的损失，港泉公司可予以适当的批评教育，港泉公司直接予以辞退，处罚过重。刘国春利用工作间隙对电动车进行充电，后即返回工作区域，港泉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行为属于应辞退的情形，综上，港泉公司属于违法解除与刘国春的劳动关系，刘国春诉求港泉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港泉公司应支付刘国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236元（3,902元×9个月×2）。四、2018年9月1日至9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200元。港泉公司提交一份《通告》，载明港泉公司公司补助全体员工车船津贴400元（分两次发放），其中200元已于2018年3月份工资中一并发放，另外的200元须2018年9月30日仍在职且未申请离职之全体员工，发放200元，于9月份工资中一并发放。原审法院认为，刘国春并未申请离职，其未在职的原因系港泉公司违法解除与其劳动关系造成，且刘国春已工作至2018年9月28日，基本完成9月份的工作，港泉公司应发放刘国春剩余的车船津贴200元。五、2016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2,022.99元。仲裁裁决港泉公司应支付刘国春2016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2,022.99元，港泉公司未起诉，视为其对该项仲裁裁决的认可。庭审中，刘国春确认其工资结构为2,200元+加班费，故港泉公司应支付刘国春2016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为2,022.99元（2,200元/月÷21.75天×10天×2倍）。六、律师费：4,900.37元。《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案件，劳动者胜诉的，劳动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可以由用人单位承担，但最高不超过五千元，超过五千元的部分，由劳动者承担。刘国春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证明其因本案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元，根据刘国春的胜诉比例计算的金额为4,900.37元，即72,548.99元÷74,024元×5,000元。七、申请仲裁的时间：2018年10月24日。八、仲裁请求：1、判令港泉公司向刘国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236元；2、港泉公司向刘国春支付2018年9月1日至9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4,500元；3、港泉公司向刘国春支付2016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588元；4、港泉公司向刘国春支付律师费5,000元。九、仲裁结果：一、港泉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刘国春：1、2016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2,022.99元；2、律师费1,000元。二、驳回刘国春的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条例》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港泉精密制品（深圳）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刘国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236元；二、被告港泉精密制品（深圳）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刘国春2018年9月1日至9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200元；三、被告港泉精密制品（深圳）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刘国春2016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2,022.99元；四、被告港泉精密制品（深圳）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刘国春律师费4,900.37元；五、驳回被告刘国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经审查一审庭审笔录以及港泉公司上诉意见，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已经就本案事实争点和焦点问题充分举证和辩论，事实已经查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本案进行书面审理。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刘国春擅自使用他人充电器未及时告知物主的行为虽然不妥当，但港泉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刘国春存在侵占的故意、刘国春的行为已构成偷窃，且该充电器价值不大，刘国春亦已归还，既未造成物主财物的损失，亦未给港泉公司造成损失，港泉公司对刘国春的不当行为可根据情节予以适当的批评教育，港泉公司直接予以辞退，处罚过重。故原审认定港泉公司属于违法解除与刘国春的劳动关系，并判决港泉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原审法院对港泉公司应支付刘国春的2018年9月1日至9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2016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律师费计算准确，相关事实和理由已详尽阐述，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并对处理结果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港泉公司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港泉精密制品（深圳）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向军审判员 叶 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赖启彤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