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6民终3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红星，男，1978年9月5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明，河南洺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晋孝举，男，1980年11月7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晋志良，男，1984年2月12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晋孝举、晋志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杰，河南文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崔红星因与被上诉人晋孝举、晋志良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郸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5民初5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红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明，被上诉人晋孝举、晋志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红星上诉请求：1、撤销郸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5民初548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崔红星不承担赔偿责任。2、撤销崔红星和晋孝举、晋志良签订的《花生种植合同》。3、一二审诉讼费由晋孝举、晋志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晋孝举、晋志良在一审中诉称由于崔红星提供假种子导致400多亩花生大部分毁掉,补种了花生、大豆、玉米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资源,造成很大的损失,并非客观事实。1、自2019年5月23日合同签订后,崔红星按照约定向晋孝举、晋志良提供了种子、化肥等相关物资,晋孝举、晋志良不仅未按照约定对土地和花生种植进行管理,还存在不按时浇水施肥、不除草、不除虫、强行提前收割等重大违约。花生播种前需要疏松土地,晋孝举、晋志良并没有主动联系旋地机进行旋地,是崔红星自己购买旋地机对土地土壤进行疏松施肥;花生播种后的生长过程中天干少雨,须进行浇灌,崔红星要求晋孝举、晋志良尽快浇水,在短时间内完成浇灌,否则就会造成花生生长困难,结子少导致减产,时间久了甚至会干旱致死。但晋孝举、晋志良没有进行管理浇水,直接导致土地硬化、土壤板结,大面积花生生长困难最终干旱死亡,产量减损严重。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违约责任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晋孝举、晋志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挽回补救,也未对崔红星的损失进行赔偿。崔红星只好自费雇佣工人紧急补种玉米、大豆以求挽回损失。作物补种后,崔红星要求晋孝举、晋志良按时履行浇水、除虫、除草等种植和土地管理义务,晋孝举、晋志良总是推诿、敷衍了事,导致补种的玉米、大豆大面积干旱、××死亡,损失严重。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减损规则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晋孝举、晋志良完全没有尽到对土地和种植的管理义务,构成严重违约,应对此承担责任。2、崔红星在正规有销售资质的种子站购买的花生种，崔红星既不是花生种子销售者,也不是花生种子的生产者,更不是种子鉴定的专业人员,并不能从表面看出种子的质量。晋孝举、晋志良提供的种子发芽率的鉴定报告系找其熟人进行鉴定,未告知崔红星具体情况,也未通知崔红星到场,鉴定结果真实性存疑,崔红星保留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二、一审判决认定崔红星未按照合同约定为晋孝举、晋志良购买花生种植业保险,致使晋孝举、晋志良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收益,依法应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应责任,这种认定是错误的。合同签订后,崔红星多次要求晋孝举、晋志良实际丈量土地,给出确切的土地数量、预产、位置等土地信息用以投保《花生种植业保险》,晋孝举、晋志良迟迟未有行动和答复,导致保险公司不愿进行承保。晋孝举、晋志良怠于提供土地信息导致无法购买保险,崔红星不应承担该责任。三、一审判决认定崔红星履行421亩×850元/亩补偿给晋孝举、晋志良,认定事实错误。《花生种植合同》第四条约定,崔红星保证回收晋孝举、晋志良按要求种植的花生,并保证晋孝举、晋志良收入达到捌佰伍拾元(850元),晋孝举、晋志良不得将花生销售给其他人。崔红星保证回收,晋孝举、晋志良却没有按要求种植。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先履行义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故,崔红星有权拒绝晋孝举、晋志良850元/亩收入的履行要求。扣除种子农药肥料的投入,每亩地的利润不会超过300元。晋孝举、晋志良每亩地的实际损失远远低于850元，一审按照每亩850元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查明的实际损失,依法予以裁决。四、崔红星和晋孝举、晋志良签订的《花生种植合同》显失公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崔红星和晋孝举、晋志良签订的《花生种植合同》是晋孝举、晋志良单方事先打印好的,并不是崔红星的真实意思表示。自然灾害属于不可抗力的原因,属于法定免责事由。合同中规定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由甲方(崔红星)承担,甲方必须按合同付给乙方每亩850元。该规定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属于显失公平。扣除种子农药肥料的投入,每亩地的利润不会超过300元。在合同中规定种子农药肥料等物资由崔红星提供,不收晋孝举、晋志良一分钱,在合同中规定的都是约束崔红星的义务和责任,却没有规定晋孝举、晋志良的义务和责任。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合同内容显失公平。为了维护崔红星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崔红星和晋孝举、晋志良签订的《花生种植合同》。五、补充上诉理由：双方在2019年10月23日经司法所调解达成了调解协议书，并部分履行，本案的纠纷实际是后来调解协议的纠纷，晋孝举、晋志良再用原来的种植合同起诉已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一审程序违法。一审认定玉米价格0.39元，严重偏离正常价，2019年10月、11月、12月根据河南省粮食局官方网站公布的市场价，均价是0.9元，一审仅凭晋孝举、晋志良的说法就按0.39认定是错误的。双方在种植合同履行中通过协议已经对原合同进行了协商修改，即由原种植花生改为补种花生大豆玉米等，由于晋孝举、晋志良管理不到位，没有及时浇水等原因导致减产，所以责任不在崔红星。综上所述,晋孝举、晋志良不履行对土地和花生种植进行管理等约定义务,构成重大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给双方造成损失,崔红星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崔红星和晋孝举、晋志良签订的《花生种植合同》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及请求。晋孝举、晋志良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无不当之处。一审判决认定崔红星提供的“益花一号”花生种经周口市农业局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检验的报告,种子的发芽率仅为26%,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发芽率80%的国家标准，鉴定结果为涉案花生种不符合国家标准。一审中崔红星也明确承认其向晋孝举、晋志良提供的花生种是“益花一号”，自己也是受害者。足以说明崔红星对涉案花生种子不符合国家标准也是明确认可的。二、晋孝举、晋志良严格按照崔红星的要求进行的田间管理，不存在任何过错行为。双方签订《花生种植合同》约定由甲方崔红星提供花生种、农药、化肥等物资。乙方晋孝举、晋志良负责土地和种植管理费用，如每亩投资超出600元由甲方崔红星补偿。花生种、农药、化肥等物资应由崔红星提供,晋孝举、晋志良也均是按照崔红星的要求进行施肥、浇水、除草、打药、除虫等田间管理。对此在一审中证人晋某出庭作证,证明了晋孝举、晋志良是严格按照崔红星的要求进行的田间管理。种植的花生因种子质量不合格，正常播种后,出现大量霉烂、不发芽等情形。不存在田间管理不当的情形。且因涉案花生种子质量不合格，崔红星已对其上家供种商提起诉讼。充分证明了减产的真正原因是崔红星提供了虚假种子导致的。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崔红星应购买涉案花生的种植保险，确保晋孝举、晋志良的收益保障。双方签订的涉案种植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甲方为乙方购买花生种植业保险，为乙方提供生产保障。”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崔红星应当依约购买种植业保险。也就是因崔红星未按合同约定购买种植业保险,致使晋孝举、晋志良种植花生的收益无有效的收益保障。显然崔红星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判决崔红星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应的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四、一审判决认定的花生种植面积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双方签订的《花生种植合同》第四条明确规定，崔红星应保证晋孝举、晋志良每亩收入不低于850元。该合同第七条也约定如遇自然灾害造成损失，由甲方承担，甲方必须按合同给付乙方每亩850元。合同约定崔红星不低于每亩850元向晋孝举、晋志良给付,事实清楚。种植的面积由涉案土地流转农户的郸城县吴台镇晋菜园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涉案种植面积为421亩。对此,崔红星在一审中也明确认可种植的面积。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该合同约定履行。一审判决正确。五、双方虽然经过司法所调解，但崔红星并未按调解协议履行，由于崔红星的反悔晋孝举、晋志良以种植合同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程序合法。一审判决认定的玉米价格是收割时含有玉米芯的价格，不是玉米粒的价格，崔红星所主张的国家粮食局公布的价格是玉米粒，且已经是储藏时玉米粒的价格，不是收割时的含有水分较大的价格，一审判决认定的玉米价格正确。补种的花生玉米大豆该农作物的收益部分，一审中已经认定属崔红星所有，以作为崔红星的财产处理，其他农作物也不存在管理不当的情形，其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晋孝举、晋志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崔红星履行合同责任，按照每亩850元补给晋孝举、晋志良；2、依法判令崔红星承担经济损失约6万元；3、要求崔红星在2019年10月22日之前归还群众土地；4、诉讼费由崔红星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3日，晋志良、晋孝举与崔红星签订了《花生种植合同》，合同约定，由崔红星提供花生种子、农药、化肥等物资，并回收该种植的花生，保证晋志良、晋孝举每亩收入达到850元；晋孝举、晋志良负责土地和种植管理费用（如果晋孝举、晋志良每亩投资超出600元由崔红星负责补偿）；崔红星为晋志良、晋孝举购买花生种植业保险，为晋孝举、晋志良提供生产保障；如因自然灾害等损失，由崔红星承担，仍然须按照合同的约定付给晋孝举、晋志良每亩850元。合同签订以后，崔红星并没有为晋志良、晋孝举购买花生种植业保险。由于崔红星提供的花生种子益花一号不合格（经周口市农业局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发芽率仅为26，不符合国家规定的80的标准），导致晋志良、晋孝举向本村村民流转经营的421亩花生在大部分毁掉后，又补种了花生、大豆、玉米。秋季收获后，大豆卖款29568元，崔红星领取10000元，余款19568元由晋孝举收取（包含雇工晋某等人的工钱8003元）；花生卖款74376元，晋孝举目前持款27483元（不包含已经扣除的1500元购买工具款）；玉米收获193072斤，目前已经售出，每斤售价0.39元，买方尚未付款，应得款75298.08元。晋志良、晋孝举认为崔红星应当按照每亩850元的标准支付合同费用，崔红星不予认可，双方形成纠纷，晋孝举、晋志良起诉来院。另外，关于史朋才作为晋孝举、晋志良提起的产品责任纠纷诉讼及杨培军作为晋孝举、晋志良提起的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正在一审法院进行中，尚未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在依法成立以后，即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晋孝举、晋志良、崔红星双方所签订的花生种植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以后，应当按照合同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崔红星作为供种方，没有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花生种子，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为晋志良、晋孝举购买花生种植业保险，致使晋孝举、晋志良的花生种植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收益要求，依法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应责任。补种庄稼以后，通过收获，晋孝举、晋志良得到大豆款19568元、花生款27483元，玉米已经售出，未经结算，所得款75298.08元应当归晋志良、晋孝举所有，由晋孝举、晋志良负责与粮食收购人员结算领取。崔红星应当支付晋志良、晋孝举的款是421X850=357850元，减去大豆款19568元、花生款27483元、玉米款75298.08元，余款为235500.92元。晋孝举、晋志良虽然提供的是史朋才向周口市农业局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申请进行检验所做的报告，但是崔红星承认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提供的种子亦确实是益花一号花生种子，种子的发芽率确实不符合国家标准，史朋才起诉的案件正在诉讼中，对此报告予以认定。晋志良、晋孝举诉称的6万元损失及崔红星辩称投资损失20余万元在本次诉讼中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不予认定。晋志良、晋孝举诉称的关于土地归还问题，因为崔红星目前没有管理土地，土地现在由晋孝举、晋志良管理，故不再予以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四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崔红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晋志良、晋孝举支付款235500.92元；二、驳回晋志良、晋孝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崔红星负担4300元，晋志良、晋孝举负担3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崔红星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销售清单；2、旋耕机发票；3、郸城县大太阳农资部证明两张；4、证人证言三份；5、崔红星种植期间加油费证明一张。证明：2019年崔红星与晋孝举、晋志良合作种植期间为投资需要购买施肥机投资980元，购买旋耕机投资6400元，投资玉米种子及肥料支出款项57260元。农作物种植期间崔红星代替晋孝举、晋志良支付耕地的工人工资1900元，支付工人餐费4247元，支付工人水费1132元，旋耕土地加油7320元。按照合同约定的土地及种植管理费用由晋孝举、晋志良承担，上述费用都是崔红星支付的，崔红星承担的耕地工人工资、餐费、水费、旋耕土地加油费一审没有查明，也没有减掉崔红星垫付的该项费用，双方并没结算。第二组证据：录音资料及录音笔录三份。证明：晋孝举、晋志良在种植期间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没有对庄稼按需浇水、施肥才导致的减产，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减产由晋孝举、晋志良承担责任，一审未查清晋孝举、晋志良的违约责任。第三组证据：1、报警记录；2、调解协议书。证明：1、双方在庄稼成熟期间因收割庄稼产生纠纷，晋孝举、晋志良违反合同约定要求收割庄稼，崔红星于2019年9月27日报警，后双方于2019年10月23日达成协议玉米及花生的款项双方均分。玉米至今未出售，一审认定的玉米款没有依据，且0.39元/斤价格明显低。2、一审程序违法，涉案已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法院不应再处理此案，应当按照双方的调解协议执行。第四组证据：晋志良收条一张。证明：双方签订种植合同缔约期间，晋孝举、晋志良收崔红星定金10000元，应当返还。第五组证据：粮食价格官网证明。证明：玉米收购价周口均价0.9元/斤。晋孝举、晋志良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崔红星购买旋耕机等其他支出不仅是为了涉案地块的种植，崔红星还承包了其他地块进行耕种。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证，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第二组证据，录音笔录中显示被录音人是晋某，该证人在一审庭审中已出庭作证，应当以晋某当庭陈述的内容为准，该份录音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晋某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证明了其田间管理均是按崔红星要求进行施肥浇水打药除草等，管理不存在过错。第三组证据，该报警记录说明双方因种植在收割中存有纠纷，因崔红星应当向晋孝举、晋志良支付的费用没有支付，派出所建议通过法院起诉处理。对调解协议书，应当出示原件，不属于人民调解协议，不属于新证据。该协议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虽然经司法所调解但由于崔红星拒不履行协议，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第四组证据，收条一万元在一审判决中已经扣除，在一审判决第二页显示已扣除。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所涉玉米款是从田地里收割时含有玉米芯的玉米当时的市场价，而河南省粮食局和物资储备局的材料是已经仓储的玉米粒的价格，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晋孝举、晋志良提交证据：1、媒体报道一份，证明花生种是劣质的。2、玉米价款说明，证明为什么玉米价款是0.39元。崔红星质证意见：1、报道与崔红星无关。2、当时收割后，双方都同意将玉米花生卖掉，卖掉的款项双方平分，花生大豆都分了，但玉米量大，不让卖非卖，偷着卖的。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3月29日晋志良收到崔红星承包土地押金10000元，该10000元中的9000元因部分承包地价格高于合同约定的价格，双方已在履行合同中予以扣除。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2019年5月23日崔红星与晋孝举、晋志良签订花生种植合同，合同约定崔红星提供花生种、农药、肥料等物资，晋孝举、晋志良负责土地和种植管理费用，崔红星保证回收晋孝举、晋志良按要求种植的花生，并保证晋孝举、晋志良收入达到850元，花生种植过程中，由于崔红星提供的花生种子发芽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晋孝举、晋志良的收入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收益，故晋孝举、晋志良按合同约定的收入标准要求崔红星履行合同，应当予以支持。二、崔红星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晋孝举、晋志良未尽到种植管理义务，崔红星上诉称晋孝举、晋志良构成违约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三、案外人史朋才申请周口市农业局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的益花一号花生种子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崔红星提供的花生种子也是益花一号，崔红星认可其也是受害者，且其也未申请重新鉴定，故一审对晋孝举、晋志良提供的鉴定报告予以采用，并无不当。四、花生种植合同约定崔红星有购买花生种植业保险的义务，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未购买种植业保险是晋孝举、晋志良的责任所致，崔红星应当承担未购买种植业保险的责任。五、崔红星上诉称花生种植合同显失公平，但其并未提起撤销之诉，对该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六、2019年3月29日晋志良收到崔红星承包土地押金10000元，该10000元中的9000元因部分承包地价格高于合同约定的价格，双方已在履行合同中予以扣除，剩余1000元，晋孝举、晋志良应当予以返还。综上所述，崔红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郸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5民初548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郸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5民初548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限崔红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晋志良、晋孝举支付款234500.92元；三、驳回晋孝举、晋志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崔红星负担4300元，晋孝举、晋志良负担3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崔红星负担4000元，晋孝举、晋志良负担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俊华审判员何山审判员许向朋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李晨瑛书记员王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