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32437号原告：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东路01号A栋1-8层727。法定代表人：黎枝，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云勇，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毛欣，男，197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剑辉，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杏尧，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姿蝶公司）诉被告毛欣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姿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云勇，被告毛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剑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姿蝶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00元；二、判决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5,768.69元，以上合计为40,768.69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受案外人林华南雇佣，在林华南租赁的位于广州市人和镇凤尾工业区的厂房内工作。被告工作期间也是受林华南及林华南的合伙人王某管理。被告的工资也是由林华南支付，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原告仅是一家专业从事化妆品销售的公司，并没有化妆品的生产资质，也从未从事过化妆品的生产，更没有化妆品的生产部门。而被告陈述其为原告生产部门的质量负责人，明显与原告公司的性质不符。实际情况是林华南与王某、陈绍捷、黎枝等人拟设立一家加工生产化妆品的工厂，故在案涉地租赁了场地并以林华南工厂的名义聘用了被告。因此，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为此提交了合伙协议书、租赁合同等客观书证予以证实，但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枉顾事实，不当认定被告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并裁决原告承担支付义务，前述裁决书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提起本案诉讼，恳请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处理。被告毛欣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请求法院全部驳回。首先，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显示被告加入过“姿蝶内部核心群”的微信工作群，即原告广州姿蝶公司的内部工作群，前述证据可以证实被告接受本案原告的工作管理和安排。其次，林华南也是原告公司的股东，林华南通过微信以及银行转账向被告发放了工资和报销费用，在部分转账中备注是工资和费用报销。再次，原告以其司不具备生产资质，不需要生产部门为理由，拒绝承认存在劳动关系和推脱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即便原告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也不排除原告在公司内部实质设立相关的生产部门，该情况也与本案关联不大。综合上述分析，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未依法承担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故应支付被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和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广州姿蝶公司于2015年9月11日依法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黎枝，股东为林华南和黎枝，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等。毛欣于2019年4月24日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市白云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1、广州姿蝶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000元；2、广州姿蝶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5,768.69元；3、广州姿蝶公司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的社保金6,900元。2019年9月17日，广州市白云区仲裁委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9〕175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广州姿蝶公司支付毛欣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00元；2、广州姿蝶公司支付毛欣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5,768.69元；3、驳回毛欣的其他仲裁请求。广州姿蝶公司对前述裁决书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毛欣未提起起诉。诉讼中，双方对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和经济补偿金等存在较大争议。广州姿蝶公司主张：其司与毛欣不存在劳动关系，其司不具备生产资质，也不存在生产部门，故其司未雇请过毛欣；其司法定代表人黎枝与股东林华南、王某、陈绍捷在外合伙办企业，但该合伙企业尚未注册；林华南以合伙企业即林华南工厂的名义雇请了毛欣，毛欣的职务为工厂质量负责人，毛欣的工资由林华南通过其银行卡或微信支付，据林华南陈述毛欣的工资为10,000元/月；其司与毛欣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双方不可能签订劳动合同，林华南工厂也未与毛欣签订劳动合同。为证实其主张，广州姿蝶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穗云劳人仲案〔2019〕1759号仲裁裁决书；2.合伙协议书，显示广州姿蝶公司法定代表人黎枝、林华南、王某、陈绍捷拟设立一家加工生产化妆产品的工厂；3.物业租赁合同，显示林华南于2018年12月1日签订租赁合同，承租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凤尾工业区88号C栋三层、B栋一楼办公室；4.情况说明，该说明由林华南出具，载明“毛欣系本人代表林华南工厂聘请的职员，与广州姿蝶公司无关。本人与黎枝、王某、陈绍捷四人想利用各自的优势和资源成立一家加工生产化妆品的工厂。四人于2018年11月25日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书》，约定成立一家加工生产化妆品的工厂。而毛欣自我介绍其在生产、把控化妆品质量方面很有经验。因此本人代表林华南工厂聘请毛欣为林华南工厂的生产质量负责人，让其负责筹备整个生产质量体系配合工厂前期的产品开发进行试生产。试生产的化妆品有意让广州姿蝶公司代为销售。为了能让产品品质达到广州姿蝶公司的销售要求，本人在征得广州姿蝶公司的同意下，将林华南工厂的生产质量负责人毛欣拉进了姿蝶内部核心群，以便及时沟通、反馈。同时因当时合伙企业尚未登记注册，故无法签订劳动合同。林华南工厂聘用毛欣期间，所有报酬均由本人通过本人银行卡或微信支付。毛欣工作的场所也是由本人以个人名义承租，由林华南工厂使用的。以上事实，毛欣本人也是知道的。因此，毛欣与广州姿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经质证，毛欣对广州姿蝶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合伙协议书可能是事后补签，而且合伙协议书的内容也无法证明是林华南等人创办的合伙企业雇请了毛欣，其不认可合伙协议的内容和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与证据2的意见一致；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情况说明是由广州姿蝶公司的股东林华南个人出具的，林华南与广州姿蝶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而且情况说明的内容也不属实。毛欣主张：其于2018年12月1日入职广州姿蝶公司工作，担任生产部质量负责人，林华南当时是以广州姿蝶公司的名义招聘的毛欣，毛欣的日常工作也是由林华南负责管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广州姿蝶公司也没有为其购买社保；其每月工资为10,000元/月，由林华南通过银行或微信转账发放，工作期间具体实发工资分别为2018年12月工资10,000元（因银行扣除了10元，实际到账为9,990元），2019年1月工资为8,461元，2019年2月工资和2019年3月工资均为10,000元，2019年4月工资为7,307.69元；其最后工作至2019年4月21日，因广州姿蝶公司将其解雇，故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为证实其主张，毛欣提交以下证据：1.穗云劳人仲案〔2019〕1759号仲裁裁决书；2.微信群聊天记录，其中“姿蝶内部核心群”的微信群聊天记录中显示毛欣于2018年12月5日加入“姿蝶内部核心群”，毛欣在工作中也接受黎枝和林华南等人的管理；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广州姿蝶公司的股东为黎枝和林华南；4.银行交易明细和微信转账截图，显示2019年2月20日毛欣收到“专业线功效型厂家林工”微信转账8,461元，2019年3月18日毛欣收到林华南转账10,000元、留言备注为2月份工资，2019年4月18毛欣收到林华南转账10,000元，2019年4月22日毛欣收到“专业线功效型厂家林工”微信转账7,307.69元、转账说明备注为工资；5.毛欣与“专业线功效型厂家林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6.广州姿蝶公司在企查查APP上查询截图，显示林华南为广州姿蝶公司大股东（持股60%），拟证实林华南有其他关联企业。经质证，广州姿蝶公司对毛欣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确认，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其司对裁决书不服已提起起诉；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两个微信群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毛欣与其司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3真实性和合法性确认，确认林华南是其司的第一大股东和监事；对证据4真实性和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确认微信名“专业线功效型厂家林工”是林华南，确认证据4中的工资和费用报销都是林华南向毛欣转账发放；对证据5真实性确认，毛欣陈述自2018年12月5日工厂开始运营生产，可以证实是林华南的工厂聘请了毛欣，而非其司聘请了毛欣；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截图无法证明林华南有任何关联企业，截图也没有显示关联企业的具体名称。诉讼中，广州姿蝶公司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经询问，证人王某陈述其与广州姿蝶公司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期间存在合作关系，合作林华南工厂；其与陈绍捷、林华南和黎枝合伙经营工厂，毛欣是由林华南聘请过来做工厂质量负责人；合伙工厂是做化妆品的生产加工，合伙工厂的意向是想让广州姿蝶公司成为工厂的客户，生产的化妆品由广州姿蝶公司进行销售；因工厂当时为广州姿蝶公司生产的一批货出现重大质量问题，故工厂与毛欣终止了聘用关系。经质证，广州姿蝶公司对王某的证人证言无异议；毛欣认为证人王某与林华南之间合作过，双方存在利害关系，而林华南为广州姿蝶公司的股东，故对王某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以上事实，有劳动仲裁裁决书、合作协议书、物业租赁合同、情况说明、微信群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企查查查询截图、证人证言和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毛欣与广州姿蝶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方面，根据双方庭审陈述和毛欣提交的“姿蝶内部核心群”微信群聊天记录、银行流水和微信转账记录，可以证实毛欣系由广州姿蝶公司股东林华南聘请，从事广州姿蝶公司法定代表人黎枝和林华南安排的工作，并由林华南按月向毛欣支付劳动报酬，毛欣与广州姿蝶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广州姿蝶公司否认与毛欣存在劳动关系，主张林华南系以合伙企业的名义聘请毛欣工作。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广州姿蝶公司确认合伙企业尚未登记注册，该企业明显不具备与毛欣建立合法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其次，广州姿蝶公司主张其司不具备生产化妆品资质，故无法聘请毛欣担任化妆品试生产的质量负责人，林华南系代表合伙企业聘请毛欣负责化妆品试生产的质量管控工作。对此，本院认为，广州姿蝶公司所称的合伙企业并未依法注册成立，该企业也无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广州姿蝶公司对毛欣为何加入“姿蝶内部核心群”所作出的解释并不符合常理，本院无法予以采信；最后，证人王某与广州姿蝶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毛欣与广州姿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综合上述分析，本院采信毛欣的主张，认定毛欣与广州姿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计算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因广州姿蝶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毛欣的入离职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不利后果，故本院采信毛欣的主张，认定毛欣与广州姿蝶公司在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因毛欣与广州姿蝶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具体情况，故本案应视为经广州姿蝶公司提出，广州姿蝶公司与毛欣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故广州姿蝶公司应支付毛欣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双方均确认毛欣的工资标准为10,000元/月，该工资数额亦与毛欣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和微信转账记录相符，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结合毛欣的工作期限和工资标准，故广州姿蝶公司依法应支付毛欣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00元（10,000元/月×0.5个月）。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应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本案中，毛欣于2018年12月1日入职广州姿蝶公司工作，广州姿蝶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司已与毛欣签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故广州姿蝶公司应支付毛欣在2019年1月1日至离职之日即2019年4月2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结合毛欣的实发工资数额，广州姿蝶公司应支付毛欣前述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共计35,768.69元（8,461元+10,000元+10,000元+7,307.69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原告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被告毛欣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00元；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原告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被告毛欣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5,768.69元；三、驳回原告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敏人民陪审员  聂清玉人民陪审员  汤伟萍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彭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