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3民终1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同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第五层自编E8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L2TW0M。法定代表人：王巧玲，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康，男，196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身份证号码：440************814。上列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治烈，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友霞，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才，男，197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罗定市罗城街道东区*********。身份证号码：441************752。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均庆，广东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华，广东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巧玲，女，196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身份证号码：320************464。上诉人同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在集团公司”）、谭康因与被上诉人李金才、原审被告王巧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罗定市人民法院（2019）粤5381民初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谭康共同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和支付利息，即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以600万元为本金，利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利息扣除已经支付的182500元后为388799.99元（57l299.99元-182500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驳回李金才要求赔偿23000元律师费的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利息过高，请求调整为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2倍计算利息。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经上诉人谭康、原审被告王巧玲介绍向被上诉人李金才借款(注意:上诉人谭康与被上诉人李金才是罗定老乡)，双方分别于2017年12月7日和2018年1月12日签订两份《借据》，《借据》记载月息1.25%，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的股东广州市耀斐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同科技有限公司认为利息过高且怀疑被上诉人的出借能力，因此不同意同在集团公司向被上诉人借款，但当时时间紧急，公司急需资金，加上又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巧玲、上诉人谭康为被上诉人履行出借义务做担保，故迫不得已与被上诉人签订月息为1.25%《借据》，实际上，被上诉人自己确实没有能力出借600万元给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除第二次借款300万元中的170万元由被上诉人直接支付的外，其他都是由他人代付的，而且也没有告知上诉人借款由他人支付的事实，导致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不能正常使用资金，也没有起到资金周转的作用，而且在借据中也未约定逾期利息的利率，因此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按月息1.25%支付逾期利息有违公平合理原则，为公平起见，请求二审法院调整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计算和支付利息。截至2019年4月30日，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只需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388799.99元(即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以600万元为本金，利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利息扣除已经支付的利息182500元:571299.99元-182500元=388799.99元)。二、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承担律师费，证据不足，应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请求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承担律师费，只提供了《委托合同》及《发票》，只能证明被上诉人与其委托代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并不能证明律师费己实际给付的事实，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遭受到有关实际损失，故一审判决以两位受委托律师确认收到律师费作为定案依据不符合证据原则，一审判决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支付律师费23000元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李金才的该主张。三、上诉人谭康、原审被告王巧玲作为担保方签字是为了担保出借人履行出借义务，故担保人担保义务已经履行，一审法院判决谭康、王巧玲对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错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借据》，谭康和王巧玲仅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借据》中并没有约定担保条款，被上诉人主张谭康和王巧玲为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的担保人缺乏事实依据。实际上，谭康、王巧玲是以担保出借人履行出借义务所作的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被上诉人与同在集团公司自签订《借据》之日起即产生合同之债，被上诉人李金才负有出借的义务，是合同之债的债务人，在李金才履行出借贷款前，同在集团公司对其享有债权，故谭康和王巧玲为被上诉人履行出借义务而所作的担保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因为被上诉人李金才的借款利息过高，同在集团公司其他董事及股东对公司向李金才借款有异议，对被上诉人李金才的出借能力表示怀疑，作为合同债务人李金才的朋友和老乡的谭康、债权人法定代表人王巧玲才出面为被上诉人李金才出借做担保。依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其大部分借款都是由他人代付，也证实被上诉人确实缺乏出借600万元的能力。因此，谭康、王巧玲作为李金才的担保人也符合生活经验法则、合情合理。由于同在集团公司已经收到李金才及其委托他人出借的共600万元的借款，因此谭康、王巧玲的担保责任已履行，被上诉人要求谭康、王巧玲为同在集团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对谭康、王巧玲的起诉及有关诉讼请求。即便认定上诉人谭康、原审被告王巧玲是为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的担保人，由于《借据》上未约定担保人的担保方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何种保证责任，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证人不履行合同时，债权人应当首先请求被保证人清偿债务。强制执行被保证人的财产仍不足以清偿其债务的，由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谭康、原审被告王巧玲的担保只属于一般保证，而非连带保证，故一审法院适用《担保法》第十九条之规定，认定谭康、王巧玲为连带责任保证，判决承担连带责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再者，被上诉人李金才提供的两份《借据》为格式合同，在签订借据时，被上诉人未向两人说明担保人的性质及担保人应负的法律责任，谭康和王巧玲一直以为在李金才签名处落款的担保人是为了担保李金才履行出借义务，如果谭康和王巧玲知道是为借款方如期还款作担保就不会签字了，故被上诉人对其提供的格式借款合同没有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对本案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四、两份《借据》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应当分别立案和审理，不应作为一个案件立案和审理。借贷双方分别于2017年12月7日和2018年1月12日签订了两份《借据》，两份借据签订时间不同，具有相对性和独立性，属于独立的法律关系，且双方未对两份独立合同进行过统一清算，也未进行过统一确认，两份借据未形成一个总体性、概括性的合同，故不应当在同一案件中主张，应当分开起诉。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金才辩称：一、本案是民间借贷关系性质，双方在借款借据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月利率为1.25%符合民间借贷年利率6%—24%范围内的规定，原审判决合理合法。上诉人请求调整为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计算利息无法律根据。1.双方签订的借款《借据》内容真实合法，约定的月利率为1.25%计算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的相关规定。2.双方于2017年12月7日和2018年1月12日签订的两份《借据》分别借款300万元，两笔共600万元。被上诉人直接从自己个人账户及亲人名下账户以及关联公司账户汇出款项给上诉人，并由上诉人收取《借据》中约定的全部借款，符合社会生活经验法则。3.上诉人辩称不知道及无告知其汇款来源纯属无稽之谈。借据已出具并有约定开始计算利息时间，上诉人如不闻不理完全不合常理，再者上诉人已确认2018年3月31日前的利息已按月利率1.25%计算付清给了被上诉人，其行为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是脱离事实的无理狡辩。二、双方《借据》明确约定，因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提起诉讼的律师费及差旅费等一切损失由违约方承担。被上诉人因上诉人违约不按时还款委托律师代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民诉法、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原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该部分诉讼请求合理合法。被上诉人举证了委托本案代理律师的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合同书及律师事务所依约依法收取的律师代理服务收费发票，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23000元的行为事实，上诉人辩称该收费未予给付不造成损失，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纯属狡辩。三、双方《借据》明确约定，出借人为李金才，借款人为同在集团公司，担保人为谭康与王巧玲，原审法院判决谭康与王巧玲对借款人同在集团公司的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理合法。1.两张《借据》均载明出借方(甲方)李金才，借款方(乙方)同在集团公司，担保方（丙方)谭康与王巧玲。上诉人辩称谭康、王巧玲是担保出借人李金才出借款项给同在集团公司，纯属信口开河。试问担保人如何担保李金才借出款项?如何承担责任?难道身为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王巧玲担保别人借钱给自己公司?其辩称完全违背生活经验法则与常理。2.《担保法》第十九条作出的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以及第二十一条关于保证担保的范围的规定，以及第二十六条关于未约定保证期限的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责任的规定，原审法院根据事实依法适用法律作出判决完全正确。上诉人诉称本案应适用1994年4月15日最高院颁布的《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却无视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担保法》的存在，令人无语。四、原审法院的审判程序完全合法。本案被上诉人分两次向上诉人出具约定借出款项的借款合同，出借人及借款人双方主体一致，案件借贷性质确认为同一案件受理及审理判决完全符合《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五、上诉人不知恩图报，还捏造歪曲事实，视法律为“儿戏”。1.上诉人多次恳求向被上诉人借款及收到借款后的感激言词令人感动，并多次强调要加倍报恩(详见举证微信记录)。2.上诉人对本案600万元的借款，除支付到2018年3月31日前的利息外，从未归还借款本金，对于上诉人所谓以其公司副经理黄智勇证明于2019年7月30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共向被上诉人转账182500元是支付本案600万元借款利息的问题。被上诉人举证的2018年4月3日同在集团公司以谭康为担保人向被上诉人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月利率为1.5%，约定未还款有权向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起诉的《借条》足以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182500元其实是归还该笔50万元借款的利息。上诉人及黄智勇坚决认定该款项为归还本案借款的利息，并无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现被上诉人将另案向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起诉两上诉人。由此可以充分体现上诉人于本案陈述辩称全都是歪曲事实，缺乏真实性。上诉人的无理上诉造成被上诉人二审委托律师代理诉讼12000元的经济损失亦应由上诉人承担。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时由上诉人承担二审被上诉人委托律师的代理费，并由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原审被告王巧玲在二审期间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供书面的陈述意见。李金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同在集团公司、谭康、王巧玲共同归还借款本金共600万元给李金才；2.判决同在集团公司、谭康、王巧玲共同支付借款利息97.50万元（以本金600万元自2018年4月1日起按月利率1.25%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止）给李金才；3.判决同在集团公司、谭康、王巧玲共同支付以借款本金600万元自2019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1.25%计算至款项付清日止的利息给李金才；4.判决同在集团公司、谭康、王巧玲共同支付本案的律师费23000元给李金才；5.本案诉讼费用由同在集团公司、谭康、王巧玲全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7日，同在集团公司以资金周转需要为由向李金才借款并与李金才签订《借据》，约定同在集团公司向李金才借款300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即自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12月7日，利息为月利率1.25%；如同在集团公司未能按时足额还款，李金才有权向罗定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在集团公司应当承担李金才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借款由李金才汇入同在集团公司指定的户名为黄智勇、账号为360*************463的银行账户。同在集团公司在《借据》借款方处加盖公章，谭康、王巧玲在担保方签名处签名并书写日期。当日，李金才委托罗定市合德实业有限公司转账300万元到同在集团公司上述指定账户。2018年1月12日，同在集团公司又以相同理由及借款条件向李金才借款300万元，三方签订《借据》，约定借款期限为12个月，即自2018年1月12日至2019年1月11日，利息为月利率1.25%；如同在集团公司未能按时足额还款，李金才有权向罗定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在集团公司应当承担李金才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借款由李金才汇入同在集团公司指定的户名为黄智勇、账号为360*************463的银行账户。同在集团公司在《借据》借款方处加盖公章，谭康、王巧玲在担保方签名处签名并书写日期。当日，李金才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账130万元以及委托其女儿李蕴瑶汇款170万元（合计300万元）到同在集团公司指定的户名为黄智勇、账号为360*************463的银行账户。2019年4月12日，李金才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李金才及同在集团公司、谭康均确认案涉两笔借款在2018年3月31日前的利息已经支付完毕。另认定，案外人黄智勇分别于2019年7月30日、2019年9月3日、2019年9月11日向户名为李金才，账号为800***********955的银行账户汇入5万元，于2019年9月25日向上述账户汇入3.25万元，上述四笔款项合计18.25万元。2019年10月23日，黄智勇出具《付款说明》，称其从本人账号为360*************463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支付至李金才银行账户（账号为800***********955）的款项18.25万元系受同在集团公司的委托，代同在集团公司向李金才还款及支付利息。李金才质证称该18.25万元系李金才与黄智勇另外的经济往来款，与本案无关，但经一审法院准许逾期举证，李金才至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再认定，一审法院根据李金才的申请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2019）粤5381民初988号民事裁定，冻结了同在集团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体育西路支行的账户存款，冻结期限为一年。同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5381民初988号之一民事裁定，查封了李金才提供的保全担保物罗定市金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罗定市*********的土地，查封期限为一年。另外，同在集团公司在答辩期限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9）粤5381民初988号之二民事裁定，驳回同在集团公司的异议，后被告同在集团公司不服一审法院裁定提出上诉，案经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2019）粤53民辖终57号民事裁定，驳回同在集团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裁定。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本案两笔借款是否可以在本案一并处理；2.本案借款是否真实以及李金才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关于争议焦点1，同在集团公司、谭康抗辩称案涉两份《借据》下的两笔借款属于两个独立的借贷法律关系，依法应当分别向人民法院申请立案。根据李金才提供的两份《借据》显示，案涉两笔借款的债权人均为李金才，债务人均为同在集团公司，担保人均为王巧玲、谭康，性质上均属于借款合同，且两笔借款期限均已届满。在相同当事人之间存在多份性质相同的借款合同时，债权人既可以分别提起诉讼，也可以合并主张权利。李金才依据上述两份《借据》起诉要求债务人同在集团公司偿还两笔借款本息，并要求担保人王巧玲、谭康承担相应的责任，系其作为债权人正当行使诉讼权利，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上述两笔借款在本案一并处理并无不妥，同在集团公司、谭康的上述抗辩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2，李金才提供了同在集团公司作为借款方，王巧玲、谭康作为担保方出具的两张《借据》以及相关的转账凭证证实借款真实发生，且同在集团公司、谭康在庭审中亦确认案涉两笔借款的指定收款人黄智勇已收到上述款项共600万元。同在集团公司向李金才立据借款，李金才依约将款项汇至同在集团公司指定的账户，李金才与同在集团公司之间的借贷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根据李金才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李金才通过自己及委托他人向同在集团公司指定的账户转账提供了款项共600万元，应视为同在集团公司收到案涉款项并可自由支配使用该款项。同在集团公司、谭康抗辩李金才委托他人向同在集团公司支付款项后没有告知同在集团公司，导致同在集团公司不能正常使用该款项，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借款利息，李金才主张案涉600万元借款的利息应按《借据》约定的月利率1.25%自借款之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未超出法律规定年利率24%的限度，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现李金才与同在集团公司、谭康在庭审中确认案涉两笔借款在2018年3月31日前按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已支付完毕，由此可计，案涉600万元借款以月利率1.25%从2018年4月1日起计至2019年4月30日止的利息为97.50万元。庭审中，同在集团公司提供了4张《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和黄智勇签名出具的《付款说明》，证实了黄智勇于2019年7月30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共向李金才转账18.25万元以及上述款项系受同在集团公司委托，代同在集团公司向李金才还款及支付利息。李金才质证对上述款项18.25万元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18.25万元是李金才与黄智勇另外的经济往来款，与本案无关。但李金才至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与黄智勇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案涉两笔借款的交付均由同在集团公司指定李金才将款项汇入黄智勇的账户。同在集团公司收到借款后，又委托黄智勇并通过黄智勇的账户向李金才归还借款本金或利息，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因此，同在集团公司主张上述18.25万元系其委托黄智勇归还给李金才的款项的可能性极大，具备可信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及确认。根据先息后本的法律规定，上述同在集团公司委托黄智勇归还给李金才的18.25万元应先抵扣其尚欠李金才的利息。如前所述，同在集团公司尚欠李金才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利息为97.50万元，扣减同在集团公司委托黄智勇归还给李金才的18.25万元，可得同在集团公司尚欠李金才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利息为79.25万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同在集团公司尚欠李金才本金600万元、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利息79.25万元及以本金600万元按月利率1.25%从2019年5月1日起计至借款还清日止的利息未归还。故李金才要求同在集团公司偿还借款本金600万元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李金才的利息请求，一审法院亦在上述认定的计息方法计得的金额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予以驳回。对于李金才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根据案涉两份《借据》的约定，借款人未能按时足额还款的，应当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所有费用，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和其他应付的合理费用。现李金才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发票》等证明其支出律师代理费2.30万元，李金才的两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亦确认已收到上述律师代理费。故李金才要求同在集团公司负担律师代理费2.30万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王巧玲、谭康的责任承担问题，虽谭康抗辩其与王巧玲二人作为担保方签名只是为了确保李金才履行出借款项的义务，其担保责任在李金才履行出借款项义务时已经完成。但王巧玲作为同在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代表自己公司向李金才借钱的同时又为李金才的履约能力提供担保，有违日常生活法则，王巧玲、谭康在案涉两份《借据》的担保方处签名，根据生活常识和日常交易习惯可知，系属于为借款方即同在集团公司的该两笔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因此，谭康的上述抗辩，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金才与王巧玲、谭康之间的保证担保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李金才与王巧玲、谭康对保证方式、保证范围及保证期间均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王巧玲、谭康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即2017年12月7日的300万元借款的保证期间为2018年12月8日至2019年6月8日,2018年1月12日的300万元借款的保证期间为2019年1月12日至2019年7月12日。李金才于2019年4月1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王巧玲、谭康承担责任，尚在上述保证期间内，根据上述规定，王巧玲、谭康应对同在集团公司尚欠李金才的借款本金、利息及李金才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王巧玲、谭康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同在集团公司进行追偿。王巧玲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由同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金才清偿借款本金600万元；二、由同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金才支付利息（1.以本金600万元按月利率1.25%从2018年4月1日起计至2019年4月30日止的利息为79.25万元；2.从2019年5月1日起计至借款还清日止的利息以本金600万元按月利率1.25%计算）；三、由同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金才支付本案律师代理费23000元；四、王巧玲、谭康对上述第一、二、三项判项同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巧玲、谭康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同在集团公司追偿；五、驳回李金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78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5786元（李金才已预交），由李金才负担1716元，同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谭康、王巧玲共同负担64070元。二审中，被上诉人李金才提供广东业信律师事务所与李金才签订的由后者为前者代理本案二审民事诉讼的委托代理合同及收取律师费12000元的发票，拟证明上述双方订立了诉讼代理关系并支付了相关费用，并据案涉《借据》的约定，请求本院判令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该费用的损失赔偿责任。本院对此审核认为，上述证据材料虽属一审庭审结束后新产生的，但是，被上诉人李金才在一审提出的起诉请求中，就律师代理费赔偿范围仅明确为一审庭审中所主张的本案一审律师代理费23000元，而不包括代理二审民事诉讼中产生的律师代理费，即该证据材料拟证明的事实并非系其起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范畴。因此，本院对该证据材料不予采纳作为二审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另，本案其他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所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李金才在原审庭审中举示的案涉两份《借据》中，在标题“借据”下方的合同当事人列项处，依次记载出借方（甲方）为李金才、借款方（乙方）为同在集团公司、担保方（丙方）为谭康、王巧玲。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确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准确。本案属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民事诉讼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案二审仅围绕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上诉人没有提出上诉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当事人二审诉讼中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判决确定的案涉借款的利率标准是否合法，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上诉请求调整案涉借款的利率水平依法应否予以支持？2.被上诉人起诉要求同在集团公司承担律师费的起诉请求应否予以支持；3.一审法院判决谭康、王巧玲对同在集团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合法有据？4.一审法院对案涉两份《借据》所涉民事法律关系纠纷合并审理是否符合法定审判程序。关于争议焦点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本案属自然人作为出借人向法人出借款项所产生的民间借贷纠纷，因此，有关借贷利率标准的约定应否予以保护，应当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判定。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与被上诉人李金才在《借据》中所约定的民间借贷月利率为1.25%，并未超过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可予保护的限度，一审法院对该约定内容的效力予以确认并支持被上诉人据此约定提出的利息方面的起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案涉《借据》属于当事人之间设立民事权利关系的合同，并自合同依法成立时产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作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其中当然包括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义务。上诉人在二审中虽提出借款利息过高的意见，但其所提出的理由，依法并不足以支持其予以调整借款利率水平的主张，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依法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2，案涉《借据》约定，被上诉人起诉请求给付的律师费属于借款人违约时应当承担的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所有费用”中所明确列明的其中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本案中，被上诉人李金才因本案民事诉讼事宜与广东业信律师事务所订立的一审委托代理合同，由后者指派律师代理本案一审民事诉讼案件，约定由前者在订立合同时交纳律师费23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七十条第（一）项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被上诉人一审举示的因收取约定的“律师费”23000元而由广东业信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广东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属于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的“收付款凭证”，在民事诉讼中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所规定的“书证”证据。上诉人虽对该费用是否实际收付提出异议，但并未举示证明广东业信律师事务所属虚开有关增值税发票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据被上诉人所举示的上述证据，认定被上诉人已经为实现本案债权而实际支付了律师费23000元，并支持其相关起诉请求恰当。本院对上诉人就此提出的上诉意见，依法应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3，上诉人谭康上诉认为，因案涉两份《借据》没有担保条款，故主张其与原审被告王巧玲作为担保方签字，是为了担保出借人履行出借义务。本院认为，若按照上诉人谭康的逻辑，在《借据》没有担保条款确定担保范围的情况下，岂非既可以理解为其系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的合同义务作担保，又可以理解为借款人的归还义务作担保？在案涉两份《借据》中，在标题“借据”下方的合同当事人列项处，依次记载出借方（甲方）为李金才、借款方（乙方）为同在集团公司、担保方（丙方）为谭康、王巧玲，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担保方（丙方）的担保，应理解为是为了担保债权人即被上诉人李金才的借款债权得以实现，才更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作出的“订立借款合同，贷款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之规定范畴，也更符合日常生活经验逻辑。王巧玲作为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代表自己公司向被上诉人李金才借钱的同时又为李金才的履约能力提供担保，一审法院认为有违日常生活法则并无不当；上诉人谭康作为与原审被告王巧玲同为合同丙方的担保人，其所承担的担保责任与原审被告王巧玲应是相同的。在法律适用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担保法施行以前作出的有关担保问题的司法解释，与担保法和本解释相抵触的，不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4]8号）属在前作出的司法解释，上诉人上诉所依据的该解释第七条所规定的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所作规定相抵触，依法应不再适用。故上诉人上诉认为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错误的意见，于法不合，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主张案涉两份《借据》属于格式合同所提出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案涉两份《借据》除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外，尽管其余条款基本雷同，但是，两份《借据》所载条款，并不能反映系被上诉人李金才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情形，依法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格式合同条款。上诉人上诉主张案涉两份《借据》属于格式合同没有充分的依据，本院对其据此提出的相关上诉意见，依法也不予采信。因此，上诉人谭康就本案担保问题所提出的上诉理由，理据并不充分，本院对其据此提出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二十三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被上诉人李金才所提起的本案诉讼，虽涉及两个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但属于相同合同主体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同种法律关系，有关合同主体在该同种法律关系中的债权债务主体地位也没有变化，且合同履行期限均已届满。对此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并无作出在同一案件中审理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上诉人就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以及被上诉人在同一诉讼中一并起诉主张所提出的上诉意见，并无法律依据，本院对其相关上诉意见，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同在集团公司、谭康所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其据此提出的全部上诉请求，依法均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体处理恰当，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700.50元，由上诉人同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谭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国荣审判员  罗晓红审判员  陈 阳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冯家玲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