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行终47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修宝金，男，196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辽阳县，现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辽宁信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所在地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199号。法定代表人：**宇，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宏亮，该管委会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萍，辽宁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所在地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199号。法定代表人：张德春，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万利，辽宁澄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辽宁澄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修宝金因与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大连市金州林场履行征收补偿职责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行初7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院审理期间，由于机构改革一审第三人大连市金州林场变更为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修宝金一审诉称，请求判令被告和第三人共同给付动迁补偿款暂定1万元（按照动迁补偿标准依法给付）。事实与理由：2006年5月15日，原告与被告大连市金州林场八里分场签订了《林地管护承包合同书》，金州林场八里分场将位于44号林班55号小班的部分林地承包给原告管护，面积178.5亩，承包期限为2006年5月15日起至2026年5月14日止。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据合同约定陆续投入巨资种植了10000棵两年生的美国大榛子树苗。2012年5月18日，原告所承包的林地被强迁。在此之前，未收到任何书面的有关动迁的通知或公告。2013年原告在信访过程中，大连金州新区农林水利局（现变更为“大连金普新区农业局”）为原告出具了《关于修宝金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反馈函》。该函中明确“2012年5月18日，管委会组织了公安局、行政执法大队、保安大队等部门进行了强迁，实行强迁后补偿费一分没有”。在随后的几年里，原告一直找信访部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一直未果。原告于2017年5月12日向被告金普新区管委会申请信息公开，大连金普新区农业局在信息公开中为原告提交了“大连市金州林场八里分场44号林班55号小班修宝金承包林地动迁征收补偿标准”中涉及到动迁补偿政策文件。原告依据《林地管护承包合同书》诉请被告金州林场给付补偿款，被告金州林场在诉讼中称未与金普新区管委会签订补偿协议，未得到补偿款。现原告依法请求被告按照文件中的动迁补偿标准给付动迁补偿款。一审裁定认定如下事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10151号民事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载明“现原告（指修宝金）并未提供根据合同约定的造林规划报告及甲方（指大连市金州林场八里分场）的批准及验收文件。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承包的林地上种植大榛子的事实。”一审裁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修宝金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首先，修宝金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修宝金主张动迁补偿款，但本案并不存在动迁的事实。据生效的本院（2018）辽02民终10151号民事判决书“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承包的林地上种植大榛子的事实”的认定，本案中也不存在修宝金的合法权益受损的事实。其次，修宝金主体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所谓“利害关系”，是指有可能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也就是说，当事人所主张的合法权益，应当具有受到行政行为侵犯的可能性。该可能性一般应置于行政法律关系当中加以分析判断，因此，除特殊情形或者法律另有规定，前述法条所规定的“利害关系”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申言之，只有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从现有证据看，修宝金仅能证明其与第三人大连市金州林场之间存在林地管护承包合同关系，故其提起本案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第三，修宝金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8年2月8日之前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修宝金自称2012年5月18日起发生了强迁，修宝金于2019年3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修宝金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修宝金的起诉。修宝金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修宝金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不存在动迁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林地已经被动迁，这节事实在多次庭审中已经被证实。其次，上诉人是案涉林地的承包权人，在动迁补偿中，应由动迁主体即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动迁范围内的动迁现状调查结果以证明上诉人未在动迁范围内种植树木。至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10151号民事生效判决“现原告（指修宝金）并未提供根据合同约定的造林规划报告及甲方（指大连市金州林场八里分场）的批准及验收文件。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承包的林地上种植大榛子的事实”，不能涤除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其仍应提供动迁时现状调查结果以证明动迁范围内地上物现状。况且，民事诉讼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种植大榛子树，不能等同于事实上没有种植树木，更不能等同于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确认没有种植树木。一审法院直接依据民事诉讼认定的事实认定行政诉讼中不存在动迁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第三人于2006年5月15日签订的《林地管护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且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在合同承包期内，案涉地块被动迁，上诉人的利益不可避免的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害关系人”，上诉人主体适格，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自2012年5月18日案涉地块被强迁，上诉人从未停止过维权。2013年开始信访，被上诉人责成大连金州新区农业水利局为上诉人出具《反馈函》，但是被上诉人一直未给上诉人解决问题。在此期间，上诉人一直未停止维权。2017年5月12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信息公开，在信息公开过程中，上诉人得知动迁主体是被上诉人。上诉人于2019年3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符合2018年2月8日之前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定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管委会和服务中心均未提交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5月15日大连市金州林场八里分场（甲方）与修宝金（乙方）签订了林地管护承包合同书一份，甲方将位于44号林班55号小班的部分林地承包给乙方管护，承包期限20年，从2006年5月15日起至2026年5月14日止。合同第4、5、6条约定：“4、承包内容，无偿负责承包区域内的森林管护，护林防火工作和补植造林任务，但补植造林前乙方必须做好规划，报甲方批准方可实施。补植造林完成后，甲方进行验收、登记，双方签字盖章后存档……。5、承包范围内的原有森林资源，自然形成的森林资源归甲方，不得任意侵占和毁坏。经甲方同意乙方栽植的树木经双方认证登记后归乙方所有。6、在乙方承包期间，遇有国家或地方政府等按照有关政策法规征占用该林地时，双方必须遵守，甲方可按政府要求与征占方履行协议，合同立即终止，甲方退还乙方承包的剩余年限的承包金（无息），双方互不赔偿对方的损失。经甲方同意乙方栽植的树木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由征占方给予补偿。”2012年4月20日，根据大连金州新区基本建设管理中心的申请，辽宁省林业厅作出［2012］32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同意金州新区棒球场建设项目占用大连市金州林场林场村工区国有林地5.0公顷。案涉林地被征收后，2017年12月14日修宝金与大连市金州林场八里分场就林地承包事宜达成了补充合同书。2018年修宝金以金州林场为被告，管委会为第三人向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判令金州林场给付修宝金动迁补偿款暂定一万元整，该院经审理作出（2018）辽0213民初3596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修宝金的诉讼请求。修宝金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辽02民终101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案涉的《林地管护承包合同书》约定，上诉人修宝金可以在其承包区域内补植造林，但补植造林前，须做好规划，并报被上诉人批准方可实施，补植造林完成后，被上诉人进行验收，经双方认证登记后归上诉人所有。遇有国家或地方政府等依法征占用该林地时，双方必须遵守，被上诉人可按政府要求与征占方履行协议，合同终止，双方互不赔偿对方损失。经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栽种的树木，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由征占方给予补偿。根据上述林地承包合同约定，上诉人所主张的在承包的林地上种植的大榛子树被强迁要求给予补偿，补偿的前提条件是其种植的大榛子树已经被上诉人同意并登记，并由征占方给予补偿。上诉人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承包的林地上种植了大榛子树，并经被上诉人同意。另，即使经被上诉人同意种植并登记的树木被征占，也应当由征占方给予补偿，而不应由被上诉人给予补偿。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给付其被强迁的大榛子树补偿款10000元，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承包的林地上种植大榛子树的事实为由，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2019年修宝金以管委会为被告、金州林场为第三人提起本案诉讼。上述事实，有修宝金与金州林场签订的合同、补充合同、辽宁省林业厅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民事判决书、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证明，这些证据已经过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和本院二审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修宝金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具体到本案来说，所谓事实根据就是指修宝金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在被征收的林地上存在其栽种的大榛子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生效的一审法院民事判决已经认定修宝金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承包的林地上种植了大榛子树，并经被上诉人同意，因此修宝金主张其种植的大榛子树应当得到补偿的事实根据不存在，修宝金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修宝金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提出其在民事诉讼中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种植了大榛子的主张不能成立，这是因为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已经对这些证据进行了审查，并认定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对相同的证据本院不可能再作出与生效判决相抵触的认定。退一步讲，即使能够认定修宝金确实在其承包林地上种植了大榛子，因为修宝金没有证据证明在种植之前通过了金州林场的批准同意，种植之后经过了金州林场认证、验收、登记、存档，因此根据修宝金与金州林场签订的协议第4、5、6条的约定，这些榛子树也不能认定归修宝金所有，其无权请求补偿。修宝金在征收之后与金州林场签订的补充协议上只字未提到原被征收土地上有其栽种的树木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其诉讼主张并不成立。需要指出的是，本案驳回起诉是因为修宝金提起诉讼没有事实根据，并非是其不具备原告资格。修宝金承包的林地位于征地范围内，如果其举证证明了归其所有的树木被征收，即可提起诉讼，一审认为其不具备原告资格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起诉期限，征收行为发生后，针对修宝金的补偿申请，管委会如果作出了不予补偿决定，明确告知修宝金不予补偿，并送达给修宝金后，修宝金对不予补偿决定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超过起诉期限后其无论是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不予补偿决定还是请求履行补偿职责，均可以认为其超过了起诉期限。但本案修宝金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主张权利，管委会并未对其作出不予补偿决定，因此一审认为其超过起诉期限的观点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修宝金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并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康宪雷审判员  禹政一审判员  吴晓红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李鑫书记员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