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8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诚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怡兴商贸广场商业空间201A。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40000MD0188696N。负责人:杨辉。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刚，广东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克忠，广东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多宝针织服装（东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76。法定代表人：马进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玉，广东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雯，广东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诚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诚邦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多宝针织服装（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宝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7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多宝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2019年1月25日签订的加盖有多宝公司、诚邦律所印章的《结算协议》；2.本案诉讼费由诚邦律所负担。在一审案件审理中，多宝公司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2019年1月25日签订的加盖有多宝公司、诚邦律所印章的《结算协议》未生效。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25日并盖有多宝公司与诚邦律所印章的《结算协议》未生效。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3800元（多宝公司已预交），由诚邦律所负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7216号民事判决。诚邦律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且明显偏帮多宝公司，从而作出错误判决。（一）《结算协议》并非凭空形成，而是基于诚邦律所与多宝公司履行《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产生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具备事实基础。1.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诚邦律所已经完成《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事项，在签署合同前由于多宝公司提供的工作年限、月平均工资原始数据与实际数据不符，导致最终结果超出1750万元。2.委托事项完成后，在对账环节，多宝公司于2019年1月3日通过微信的方式向诚邦律所发出对账明细，注明实际支出的费用，要求诚邦律所审查核对。2019年1月10日诚邦律所发回对账明细，标注出超出1750万元的原因，同时认为根据《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实际金额未超出1700万元，故回复要求多宝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支付应收律师费100万元。多宝公司收到诚邦律所的对账明细及要求支付100万律师费的邮件后没有提出异议，足以说明多宝公司系确认应支付诚邦律所律师费100万元。3.一审庭审时，诚邦律所认为造成补偿金额超出1750万元的原因是多宝公司提供的部分员工入职时间、月平均工资有误。多宝公司认为超出1750万元的原因是：（1）多宝公司提供的部分员工入职时间有误；（2）诚邦律所在核算过程中，当部分员工工资不明时，统一按照3000元/月的标准核算，最终造成误差。按3000元/月计算并非诚邦律所自行主张，而是取得多宝公司财务人员的确认。因此可以说明，双方清楚知晓主合同约定的1750万元的来源，双方在核算时是应该并且都同意将原始数据错误导致的数额超出原始数据的部分予以扣减的，此即为签署《结算协议》的事实基础。（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扩大诚邦律所的举证义务，缩小甚至免除多宝公司的举证义务。1.根据举证规则，多宝公司应对《结算协议》未成立承担明确的举证义务。一审庭审中，多宝公司主张《结算协议》不真实，但没有拿出任何实质证据。2.诚邦律所则已举证《结算协议》中的公章为其真实公章，诚邦律所已经完成举证义务。3.多宝公司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证明其在《结算协议》上的盖章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1）多宝公司认为：诚邦律所相关人员曾于2019年1月18日，携带超过100份关于起诉遣散员工的起诉状到多宝公司，由多宝公司提供印章并由诚邦律所工作人员自行加盖公章，怀疑《结算协议》的印章是诚邦律所工作人员趁此机会偷偷加盖的。诚邦律所认为：首先，一审庭审时双方均确认，每次加盖印章时，均是诚邦律所工作人员交给多宝公司工作人员（人员不固定），多宝公司审核后加以盖章，并确认从未将公章交给诚邦律所保管或控制过。多宝公司盖章后，要么保留一套原件，要么复印一套资料。其次，多宝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时，也从未指出诚邦律所存在偷盖公章的行为。再次，高锦汉除了亲自与诚邦律所签署委托合同外，在整个结算过程均未再与诚邦律所相关负责人员见面，诚邦律所在代理过程中需盖章使用的各类文书均系高锦汉指示的吴经理、游小姐及诚邦律所的工作人员不认识的人事和财务人员对诚邦律所需的文件加盖公章，每次盖章高锦汉指示的工作人员都会对盖章文书复印留底，多宝公司从未将公章移交给诚邦律所。最后，整个一审庭审阶段，多宝公司并未提供相反的、确认的证据证明诚邦律所存在加盖公章的行为。（2）多宝公司认为：因多宝公司无人知晓《结算协议》的存在，故应由诚邦律所举证，同时以放大诚邦律所的举证义务来指出形成《结算协议》的疑点。三、一审庭审时，诚邦律所已完成充分举证义务，也详细说明《结算协议》的形成过程，一审法院完全无视举证规则，扩大其“自由心证”权利，从而导致错误判决。1.一审庭审时，诚邦律所已明确解释“（2019）粤1973民初5076号案件（以下简称5076号案）中，未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结算协议》的原因”。（1）《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签署前，诚邦律所相关人员和多宝公司高锦汉已经过多轮协商，邓克忠与高锦汉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私人感情。（2）委托事项处理完毕后，诚邦律所向多宝公司追讨剩余律师费时，多宝公司的对应窗口并非是高锦汉本人，而是多宝公司实际控制人高锦汉指派的工作人员签署了《结算协议》。（3）因高锦汉本人并非多宝公司股东，其配偶只是股东之一，事后多宝公司的其他股东反悔，导致高锦汉反悔，不愿意再执行《结算协议》。（4）出于以解决纠纷为前提，同时为了便于庭前调解，给高锦汉一个台阶下，诚邦律所才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结算协议》。（5）最主要的是：从法律上讲，诚邦律所是否在5076号案中存在延期举证《结算协议》的行为，均不构成认定《结算协议》未成立的条件之一，两者没有任何关联性。2.2019年1月10日，诚邦律所回复对账明细后，至2019年1月22日期间，高锦汉与邓克忠处于协商过程中。因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月22日高锦汉再次提出协商时，邓克忠已有些生气，故故意回复“我将回重庆，节后吧”。鉴于此，高锦汉经过深思熟虑，才在2019年1月23日指示工作人员通知邓克忠，同意诚邦律所的意见，并告知邓克忠书写《结算协议》的条款。主要条款为农历新年前（后书面约定为10日内）支付剩余律师费100万元；若未按时支付，则承担违约金20万元。因此，2019年1月24日签署《结算协议》并无任何不妥之处。3.双方签署《结算协议》后，因约定的付款截止日2月3日已是农历腊月二十。作为中国人的习俗，已不适合在此时间追索欠款，故一直拖到农历新年之后。4.2019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四），诚邦律所的邓克忠才再次联系多宝公司高锦汉。因高锦汉迫于股东压力，又对事实予以反悔，要求再次核算数据，因此并未提及《结算协议》。多宝公司想反悔的理由还是“死抠1750万元这一数据”。从反向逻辑思维推断，一审法院的逻辑思维经不起推敲：如果诚邦律所真的是有意识地在1月18日偷盖多宝公司公章，在2月18日之后的协调过程中，更应主动提及《结算协议》的事项，以更进一步的固定证据。事实上，无论是多宝公司凭空猜想的于1月18日完成的《结算协议》，还是于1月24日真实产生的《结算协议》，都形成于2月18日之前，只能说明2月18日之后的协商过程中，双方对《结算协议》的签署是没有争议的，纯粹是多宝公司高锦汉迫于股东压力，而重新又以“数据不清”为由拖延付款。5.关于诚邦律所陈述的签署《结算协议》的过程，完全合情合理，一审法院未考虑实际情况，将举证责任过多的分配给诚邦律所。（1）一审法院未详查《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整个履行过程，整个过程涉及的多宝公司盖章，并非都有相关人员的签字，多宝公司陈述的“所有文件，均有多宝公司相关人员签字”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审阶段，诚邦律所举证多宝公司签署的文件中，多处涉及只有多宝公司盖章，并无具体人员签字。（2）如前所述，《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从签署到执行，诚邦律所接触并认识的多宝公司人员只有高锦汉、香港游小姐、吴宇扬经理三人，诚邦律所只在合同签署前与高锦汉接触过。合同履行过程中涉及的法律文件的签署、具体事项的请示，均通过游小姐、吴经理完成，中间多次盖章，也是由游小姐、吴经理指示不同的工作人员完成。诚邦律所客观上并不清楚，主观上也没有主动去核实这些经办人员的身份，因人员众多，诚邦律所当然不能直接明确指出这些工作人员的身份、姓名、电话等，只要是在多宝公司经营地址内提供公章，诚邦律所就当然地认为这些人员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与常理不符”。6.关于《结算协议》的实际签署日期为2019年1月24日，并非落款日期为2019年1月25日，一审法院通过“邓克忠已于1月24日晚上离开东莞，1月25日已抵达重庆市”为由，而认为诚邦律所未完成举证责任，此认定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1）如果《结算协议》是多宝公司假定的“于1月18日偷盖完成”，那么关于日期的落款，只有两种可能：一是2019年1月18日，二是完全空白，绝无可能落款为2019年1月25日。（2）假设该落款日期“2019年1月25日”是诚邦律所事后书写，而且伪造整个签署过程的话，诚邦律所负责人绝不可能不考虑到其已经于2019年1月24日晚上离开东莞的事实。事实上，邓克忠根据高锦汉指派的工作人员的指示于2019年1月24日签署《结算协议》，该协议由高锦汉指派的工作人员加盖公章、填写日期。（3）退一万步讲，即便假设诚邦律所只是“偷盖”了一份《结算协议》，之后又错将日期填写为“2019年1月25日”，诚邦律所完全可以修改此日期，即便出于核心证据难以直接修改的目的，也绝不可能再举证邓克忠的车辆于2019年1月24日底离开东莞，1月25日到达重庆市这一证据。因此，一审法院以“完全否认诚邦律所陈述的合同签署日期为1月24日，而仅以合同签署的落款日1月25日”的思维来认定事实的依据是不足的。7.最后，一审法院以“考虑多宝公司在本案中申请测谎鉴定，诚邦律所不同意以测谎结果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作为理由之一而综合认定多宝公司的陈述更为可信，违背基本的司法逻辑。（1）一审法院完全违背和放弃了最基本的举证规则。（2）多宝公司明知其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严重后果后，才提起测谎鉴定申请。（3）众所周知，“测谎鉴定”应用于司法实践，主要针对现行举证规则，难以查清案件事实时，在取得双方当事人同意下进行的，多使用于是否发生“交付”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其性质更类似于“抓阄”决定胜负，“测谎鉴定”还原“客观事实”的准确度本身很低。（4）一审法院在“偏帮”多宝公司的前提下，无法主动为多宝公司找到支持其诉请的理由，在诚邦律所不同意测谎鉴定的情况下，单方认为“诚邦律所不同意测谎鉴定”是“多宝公司的陈述更为可信”的理由之一，是错误的。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多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多宝公司负担。诚邦律所在二审庭审中补充上诉意见，称一审法院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情形。（一）如果认定《结算协议》未成立，则不应再审查并认定《结算协议》是否生效，则针对多宝公司的诉讼请求，应直接予以驳回；如果认定《结算协议》已成立，则开始审查《结算协议》是否生效，此时审查的是已经成立的《结算协议》是否符合合同法规定的生效条件。（二）《结算协议》应当认定已经成立并生效。1.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可以看出，《结算协议》已经具备合同成立条件。2.合同成立后，继续审查的是合同是否生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章合同效力部分第四十四条至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已成立的《结算协议》不存在合同未生效的情形，可以认定合同已经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涉及撤销权问题，撤销权的前提是合同已经生效，如果合同未生效，当然不涉及撤销权问题。（三）多宝公司提出并被一审法院以自由心证方式予以认定的“《结算协议》上的盖章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假设该事实成立，也只能代表多宝公司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法院撤销《结算协议》。换而言之，一审法院不能直接认定《结算协议》未成立。多宝公司辩称，（一）诚邦律所未能就《结算协议》签订过程中的邀约、承诺的事实情况提供任何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结算协议》非多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充分。多宝公司拟委托诚邦律所处理公司解散519名员工时，至2018年8月3日签订《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前，双方针对员工平均工资、补偿金等员工信息及补偿金费用预算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并制作相应的表格数据文件，该往来信息均有邮箱、微信记录。《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更是多宝公司的负责人高锦汉亲自到诚邦律所与邓克忠会面协商、签署。在完成遣散事宜后对员工补偿金总额进行核算时，双方亦是通过制作表格数据文件，以书面形式是否超出《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1750万元进行分析。同时，在2019年1月21日、22日及2月19日，高锦汉与邓克忠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高锦汉一直要求双方会面洽谈补偿金计算差额问题。从中可知悉双方重要文件、信息的交易习惯，从来并非仅以口头方式进行沟通，而是以微信、邮箱、面谈能较为清楚反映真实意思的形式进行交流。然而案涉的《结算协议》的协商、起草，从未在邓克忠与高锦汉的微信记录中出现或提及，包括所谓的“《结算协议》签订后”，双方在微信聊天中仍只字未提，并且2月19日高锦汉主动联系邓克忠，仍然是希望能约时间见面，即双方对于是否需要支付剩余律师费的问题，直至2月19日仍存在争议未有定论。邓克忠在2月19日高锦汉要求面谈后的回复，也仅针对其为多宝公司付出而大诉苦水要求诉至法院处理。随后高锦汉回复，需要按照合约处理（即《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亦称“为何超支也要付款，不按照合约处理？事实上是超支。我想面对面看那计错了。是我们错了，马上付款。”邓克忠却再无回复，更没有提出已签订《结算协议》,就按照《结算协议》支付律师费的主张。如双方真实签订过案涉的《结算协议》，为何如此重要的一份文件，双方均无洽谈细节的痕迹比如针对支付的数额、支付的时间等沟通，亦无对于协议拟定、审查、修改等往来信息或邮件痕迹。何况，当时多宝公司负责人高锦汉不在国内，如真实存在对《结算协议》的磋商，不可能没有任何记录。（二）诚邦律所陈述《结算协议》签订情况陈述模糊不清，故意隐瞒细节情况，为心虚表现，且其陈述的签订地点及时间与事实常理完全不符。事实上，多宝公司从未对《结算协议》作出任何承诺。高锦汉在2019年1月21日及22日通过微信，要求于星期三（即1月23日）早上10点半在常平与邓克忠会面，共同洽谈实际支付金额情况等事宜，但邓克忠回复“我巳（该处明显为笔误，原意为‘已’，从双方之前聊天记录中也可知悉，该笔误为邓克忠的打字习惯）回重庆，节后吧。”同时，高锦汉亦回复“收到。”双方自2019年1月22日至2019年2月9日期间再无任何联系，并且，双方均无提供该期间存在任何联系的证据。但，诚邦律所在5076号案庭审中，诚邦律所表示2019年1月24日与高锦汉以电话联系，高锦汉指示邓克忠到多宝公司工厂盖章，结算协议系邓克忠本人于2019年1月25日亲自拿到多宝公司工厂交由一名男性（约30-40岁，姓名不详）为其盖章。但1月22日邓克忠称已在重庆后，双方再无联系，根本不存在高锦汉电话指示其到多宝公司工厂的事实。况且，多宝公司工厂已出卖给第三人于2018年11月29日完成交付（多宝公司于一审中提交的证据5）且于次日搬离，没有到工厂盖章一事。然而，在一审庭审及上诉状中，诚邦律所却称案涉的《结算协议》系1月23日高锦汉指示工作人员通知邓克忠同意诚邦律所意见，告知邓克忠起草条款，并于1月24日盖章。该等称述，明显有违常理及事实：第一，高锦汉已知道邓克忠回重庆不会让其过去多宝公司处盖章，况且，如前陈述自2019年1月22日至2019年2月9日期间再无任何联系。第二，双自协商及处理遣散事宜以来，邓克忠只与高锦汉、吴经理、游小姐联系。吴经理及游小姐离职后，更直接与高锦汉联系，为何对于起草《结算协议》事宜会指示工作人员通知邓克忠。且，该工作人员为何人。即使诚邦律所不清楚该工作人员的身份信息，但双方有过联系，必然有联系方式，但诚邦律所仅以不清楚何人，忽悠带过合同签署过程。综上，多宝公司因不知悉案涉的《结算协议》的存在，无法说清协议签署情况，故特提起本案诉讼，以了解协议情况。但诚邦律所作为《结算协议》草拟方、提供证据方，却一直未能自圆其说，无法说清协议签署的来龙去脉。根本原因在于，多宝公司从未对协议内容进行协商，更未同意签署案涉的《结算协议》。（三）诚邦律所在5076号案件要求多宝公司支付100万元律师费及20万元的违约金，但却未在案件起诉时提供《结算协议》作为主要的证据，明显不符合常理，况且，诚邦律所为专业的法律工作群体，十分清楚该等证据对其诉请的重要性，但其非要在5076号案开庭前才提供，明显想对《结算协议》进行刻意隐瞒。（四）一审法院并不存在违反举证责任分配，扩大诚邦律所举证义务的行为。案涉的《结算协议》系由诚邦律所在5076号案中提交的证据之一，多宝公司并不知悉案涉的《结算协议》的存在，从而提起本案诉讼。多宝公司已在一审中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用以证明多宝公司从未签订《结算协议》的意思表示。而诚邦律所作为协议书的起草方及证据提供方，却对《结算协议》签订协商、签署等重要的合同签署事宜陈述的模糊不清，而认为一审法院恶意加重其举证责任。同时，诚邦律所称协议是在1月24日签署，但落款日期为1月25日，如协议签署确实是24日，为何在协议时不向多宝公司的“工作人员”提示。合同签署落款日期为1月25日，在没有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合同在1月25日签署并无不妥。且，诚邦律所称邓克忠于1月24日离开广东，根据诚邦律所一审中提交的证据9《粤通卡记录》显示，邓克忠车辆确实于1月25日12:26:08途径出口站/交易地点“9888-石柱”，交易省份“重庆市”，原审判决认定邓克忠于25日已抵达重庆市，合情合理。综上所述，纵观整个案件发展过程并且结合生活经验、交易习惯，一个数额如此庞大的协议书，在双方协商交流中从未有任何书面文字内容提及。虽然，多宝公司无法知悉为何会在案涉的《结算协议》出现公司公章，或诚邦律所于1月18日盖章100多份文件时偷偷加盖，或窃取多宝公司公章等原因，但该协议中多宝公司的公章，并非多宝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诚邦律所即使有向多宝公司发出签订协议的要约，但多宝公司从未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即案涉的《结算协议》从未生效。一审判决对于案件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诚邦律所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多宝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供了陈文东的证人证言及其录像文字说明，陈文东称，2019年1月18日，诚邦律所工作人员携带300多份文件前来多宝公司处加盖印章，由于文件数量较大，其仅查看几份文件后将公章借给他们自行加盖，2019年1月18日之后多宝公司再无处理与诚邦律所事务，因此其认为最大可能是2019年1月18日其将多宝公司印章交给诚邦律所时，诚邦律所的工作人员趁机私自盖章。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诚邦律所诚邦律所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结算协议》中多宝公司的签章行为，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多宝公司请求确认加盖多宝公司印章的《结算协议》未生效，理由是《结算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于《结算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分析如下：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结算协议》属于双方采用合同书的形式订立的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多宝公司确认《结算协议》中多宝公司盖章的真实性，但否认其盖章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则多宝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第二，多宝公司确认其印章并非由诚邦律所控制或保管，在《结算协议》中加盖多宝公司的印章需要由多宝公司的工作人员操作进行。多宝公司主张《结算协议》处会出现多宝公司的印章，可能是诚邦律所的工作人员在2019年1月18日携带超过100份的文件前往多宝公司处盖章时，自行加盖多宝公司的印章。多宝公司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首先，多宝公司并未提供诚邦律所的工作人员在2019年1月18日在多宝公司处自行加盖多宝公司印章的确切证据；其次，多宝公司的上述主张，唯一的依据是其公司员工陈文东的证人证言，而该证言中反映，陈文东的陈述亦仅凭其自身推断，亦无相关证据支持其陈述内容。第三，多宝公司对其公司印章的管理，应尽谨慎义务。多宝公司所推测的诚邦律所私盖其印章的情况，结合多宝公司的员工陈述可见，多宝公司自身亦存在对印章管控失职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便多宝公司的推测成立，多宝公司亦应承担对公章管控失职而导致的相应法律后果。综上，多宝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结算协议》中加盖多宝公司的印章是诚邦律所工作人员私自操作形成，本院认定多宝公司在《结算协议》中多宝公司的签章行为，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结算协议》依法成立，自成立时生效。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多宝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诚邦律所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上述援引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721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多宝针织服装（东莞）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多宝针织服装（东莞）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多宝针织服装（东莞）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已由广东诚邦律师事务所预交，由多宝针织服装（东莞）有限公司负担。双方经本院释明后确认，多宝针织服装（东莞）有限公司将二审案件受理费在本判决执行时迳付广东诚邦律师事务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胡运科黎小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