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290号原告：罗桂祥，男，1974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山县，被告：广州市大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84号二楼自编202。法定代表人：郭伟标。原告罗桂祥诉被告广州市大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11月17日，被告聘请我担任焊工，招聘时约定好试用期一个月，试用期工资为7500元/月，转正后按劳动合同法加20%并签订劳动合同，但是被告以公章不在项目部，须将劳动合同带回公司盖章为由，收走了劳动合同。被告项目部每天安排我上班从来不安排休息。2019年1月26日被告项目部张贴了《2019年海珠区建筑工地春节值班安排表》，表中明确“计划停工日期”为2019年1月28日，“计划开工日期”为2019年2月19日，没有安排我在春节期间值班。2019年1月27日下午一点左右，被告项目部张楚楚（生产经理）、何新安（后勤主管）找我面谈，以所谓工程焊接任务全部外包为由要我递辞职申请报告并当天办理好离职手续离开工地，我明确表示不会申请自动离职，如果被告真的要辞退我请出具正式通知书并盖被告公章，否则这次谈话行为我不认可，明年会继续来上班。同时建议何新安如果被告真决定要辞退我，可以在当天下班前给辞退通知书；也可以将辞退通知书邮寄给我，我收到邮件当天即为劳动合同正式解除，但原告在家乡一直未收到邮件。2019年2月19日，我休完被告安排的春节假期后回到项目部继续上班。2019年2月25日我在被告项目部收到被告人事部工作人员递呈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我不服被告的辞退决定，向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仲裁委的裁决不公，故向法院起诉，要求：1、确认我与被告在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支付我被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7298元；3、判令被告支付我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正常工作日工资差额10368.04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双休日加班工资17655元；5、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018年12月16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未签定合法的劳动合同的一倍工资20483元；6、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元旦日加班工资206.52元。被告没有提交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据原告反映，原告于2018年11月17日入职被告处工作，任职焊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从2018年11月17日起，没有约定试用期的期间，约定的工作时间为标准工时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制，试用期工资为7500元/月，另约定了工作岗位、社会保险、劳动纪律等条款。被告以加盖公章为由，将劳动合同收走，不交给原告。入职后，被告分别在2018年11月、12月、2019年1月先后向原告支付工资2800元、6195.04元、6940元。被告的项目经理于2019年1月27日下午通知原告，公司将其辞退，要求原告办理辞职手续。但原告不同意被告的决定，按照被告项目部春节放假（2019年1月28日至2月18日）休息，2019年2月19日回项目部继续上班。2019年2月19日至2月25日在被告处值班，值班时帮助搞卫生和帮厨。2019年2月25日，原告在被告项目部收到被告人事部工作人员递呈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主要内容为“罗桂祥同志：你与我公司于2018年11月17日签订/续订的劳动合同，因本岗位工作任务不足原因，根据双方自愿的原则及国家有关劳动法规，本公司决定从2019年1月27日起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原告签收该通知书的时间为2019年2月25日。原告于2019年10月28日向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被告与原告在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以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4798元、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正常工作日工资差额11983元、双休日加班工资17655元、未签定合法的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20483元、2019年元旦日加班工资1241元。仲裁委裁决确认原告与被告自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1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以及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1月27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614.96元、2019年1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034.48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500元，驳回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裁决，遂成本诉。庭审中，原告提交一份《劳动合同》（一张纸双面印刷）（内容如前），表示该合同是被告向仲裁庭提交的，原告确认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原告表示被告已按仲裁委裁决向其支付上述赔偿款项。另查，被告在案件仲裁时表示，1、原告于2018年11月17日入职被告单位，因被告客观情形变化致使双方间的劳动合同无法履行，被告于2019年1月27日与原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之后，没有安排原告工作，故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为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1月27日；由于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2、由于双方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故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的赔偿金。3、原告的试用期月工资标准为5800元，转正后月工资标准为7000元，被告已依约向原告发放工资，无需支付正常工作日工资差额。4、双方在2019年1月27日之后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我单位无需向申请人支付2019年1月27日之后的工资；被告的焊工岗位实行以月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原告在职期间每月的实际工作时间并未超过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且根据原告的考勤记录，原告并不存在双休日加班的情形，原告亦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加班事实，故原告主张双休日加班工资没有事实依据。5、原告2019年1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计算数额有误，被告应支付其当天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差额为491元。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向仲裁庭提交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保护。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原告主张其于2018年11月17日入职被告处工作，任职焊工。而被告向原告送达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中载明，双方于2018年11月17日签订了劳动合同，表明原告与被告之间从2018年11月17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签收《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的时间为2019年2月25日。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于2019年2月25日解除劳动关系，原因是其在当天才签收被告发出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其在2019年1月28日至2月18日期间是休春节假期，2019年2月19日至2月25日在被告处值班，值班时需要搞卫生和帮厨。原告提供了2019年2月照片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述主张。被告在案件仲裁时主张双方于2019年1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其单位于2019年1月27日已告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事宜，随后亦没有安排工作给原告，其单位不认可原告上述主张的值班事宜，认为原告提供的照片并不能印证其主张的工作事实。双方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存有争议。本院认为，劳动关系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只要一方当事人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即发生劳动关系解除的法律效力，当事人行使劳动关系解除权的形式不限于书面或口头形式，也无需以对方是否同意为前提。故此，被告于2019年1月27日口头通知原告离职并要求原告离开工作场所，即视为被告已将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于当日告知原告，故该解除权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虽然原告主张其在2019年2月仍有回工地值班并提供了照片予以证明，但仅凭照片无法充分证实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在2019年1月27日后仍然存续，且从原告的陈述可知，其在2019年1月27日之后并没有从事与其职位相关的实质性工作，被告在案件仲裁时也表示其单位没有再安排工作给原告，由此表明双方在2019年1月27日之后已经不存在履行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具体行为，故原告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19年2月25日，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自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1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未签定合法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问题。经查，被告向仲裁委提供了劳动合同（一张纸双面印刷），该劳动合同的甲方和乙方分别为被告和原告，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从2018年11月17日起，没有约定试用期的期间，约定的工作时间为标准工时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制，试用期工资为7500元/月，另约定了工作岗位、社会保险、劳动纪律等条款，甲方落款处有被告盖章，乙方落款处有原告签名及指纹。原告主张其签署该劳动合同时是两张纸，而且其一直没有收到其签署的劳动合同文本，据此主张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及因此产生的二倍工资差额。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有双方签字及盖章，即该劳动合同为生效合同。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支付二倍工资的前提是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即仅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具有签署劳动合同的行为事实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才需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本案中，双方已在劳动合同中签字盖章，不论该劳动合同内容合法与否，或者被告是否有将已签署的劳动合同文本交付给原告，均不能否定双方存在签署劳动合同之行为事实。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签定合法的劳动合同的一倍工资20483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正常工作日工资差额问题。原告主张其试用期月工资标准为7500元，转正后月工资标准为9000元，被告没有按照该标准支付其工资，故要求被告支付工资差额。被告在案件仲裁时主张原告的试用期月工资标准为5800元，转正后月工资标准为7000元。经查，被告已支付原告在职期间的工资分别为2800元、6195.04元、6940元。仲裁委庭审中，被告承认没有向原告作出过变更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依照上述认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生效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虽然约定原告的试用期月工资标准为7500元，但双方并未约定试用期的具体期间，故应认定原告没有试用期；现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有关于调整其月工资标准为9000元之约定，本院对此不予采纳；而被告主张的月工资标准与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资标准不符，且被告也承认未向原告作出过变更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在职期间的月工资标准应以双方劳动合同之约定（即7500元）为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经计算，原告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1月27日期间的工资总额应为17550元（7500元×0.47个月+7500元+7500元×0.87个月），现被告已支付原告该期间的工资共15935.04元（2800元+6195.04元+6940元），即被告还应支付原告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1月27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614.96元（17550元-15935.04元）。因双方已于2019年1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9年1月27日之后的工资差额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双休日加班工资问题。经仲裁委查明，原告每天工作8小时。原告主张其每周工作7天，在职期间休息日加班共23天。被告在案件仲裁时主张原告每周工作5天，还主张原告实行以月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不存在休息日加班的事实。原告向仲裁委提交了照片及文字说明、录音材料予以证明其上述主张，被告对该些证据均不予确认，并向仲裁委提交了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考勤表予以证明，该考勤表均显示原告每周至少有2天休息，其中2018年11月和2018年12月均有原告的签名，该考勤表中还有其他员工的签名确认。原告确认2018年11月考勤表是其本人签名，不确认2018年12月考勤表是其本人签名，同时主张前述考勤表记录的出勤天数均不真实，其曾就2018年11月考勤表向被告提出过异议，被告向仲裁委反映该考勤表仅是应付有关部门检查而制作。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实行标准工时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制，鉴于被告未能提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有关原告所在岗位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的批复文件，故本院对被告在案件仲裁时主张原告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不予采纳，原告的工作时间应以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标准工时制为准。对于原告是否存在休息日加班的事实问题，被告提供了考勤表予以证明原告每周工作5天，虽然原告主张系被告为应付有关部门检查而制作，但在法定期限内未能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被告作为用人单位提供了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考勤予以证明原告的考勤情况，已经履行了应尽的举证义务，原告在2018年11月考勤表中签名确认的行为，在没有证据证明其是违背自身意愿而为之的情况下，表明其对考勤的工作时间是认可并接受的，而该考勤记录也恰恰印证了被告所主张的每周工作时间，虽原告对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考勤表不予确认，但该两个月的考勤记录与2018年11月考勤表的考勤记录模式基本一致，也有其他员工对考勤记录进行签名确认，故该考勤表之证明力较高。虽原告提供了照片和录音材料予以证明其存在加班的事实，但照片及录音材料并不足以充分证明其实施了加班行为，且无法反映其加班劳动之过程，原告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充分佐证，故本院认为该照片及录音材料的证明力低于被告提交的考勤表的证明力，即本院对被告在案件仲裁时主张的工作时间予以采纳，对原告主张的工作时间则不予采纳。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在职期间的双休日加班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已于2019年1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9年1月27日之后的双休日加班工资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2019年1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问题。经仲裁委查明，双方对原告在2019年1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1天且被告没有支付加班工资的事实不持异议。依照本院上述对工资标准及工时制度之认定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2019年1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034.48元（7500元÷21.75天×1天×300%）。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问题。被告在案件仲裁时主张按照其单位发出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载有“根据双方自愿的原则”等表述，故属于双方协商一致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其单位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原告对被告上述主张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其单位解除与原告之间劳动合同之理由负有举证责任，现被告在仲裁庭时主张双方属于协商一致自愿解除劳动合同，但仅凭其单位出具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中的格式化表述并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协商且达成一致意见之过程，被告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单位该主张，且原告对此亦予以否认，故被告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在《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中所载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为岗位工作任务不足，该解除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之情形，故本院认定被告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500元(7500元×0.5个月×2倍)。由于本案仲裁委裁决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1月27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614.96元、2019年1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034.48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500元，故此，被告无需再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三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与被告自2018年11月17日至2019年1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朱志伟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科慧钟绮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