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8民初2200号 原告：孙国良，男，汉族，1968年2月6日出生，住四川省彭州市。 原告：杨德均，男，汉族，1965年12月13日出生，住四川省彭州市。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春，四川坤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攀，成都市金牛区商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孙国安，男，汉族，1954年2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关平，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小雪，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四川金坤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石人西路35号。 法定代表人：**忠，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羽，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省易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35号1栋1单元6层11号。 法定代表人：龙月仙，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昕，四川益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天然，四川益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建工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成都市府青路一段30号。 法定代表人：薛庆文，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正，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泽兰，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国良、杨德均与被告孙国安、四川金坤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坤公司）、四川省易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和公司）、第三人成都建工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二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1日、2020年4月1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德均及其与孙国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春、王攀，被告孙国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关平，被告金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羽，被告易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昕，第三人成都二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国良、杨德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孙国安、金坤公司、易和公司向孙国良、杨德均共同支付工程结算款人民币11,660,140.95元；2．请求判令孙国安、金坤公司、易和公司向孙国良、杨德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11,660,140.9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6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算至起诉之日为1,399,216.91元）。事实和理由：孙国良、杨德均与孙国安在2012年5月10日签订了《工程承包协议》，约定孙国安将“成都市成华区驷马桥片区11地块建设商品住宅、商业用房、附属设施及绿化工程（一期、二期）工程1标段1#楼及地下室工程”项目承包给孙国良、杨德均。《工程承包协议》对工程总造价及付款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经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397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孙国良、杨德均与孙国安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二孙国良、杨德均应收工程款为11,660,140.95元，付款日期最迟为2016年6月8日。因孙国安系金坤公司员工，且双方就案涉工程签订了《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孙国安的行为应当视为代表金坤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同时，易和公司是孙国安、金坤公司指定的收款单位，故金坤公司、易和公司应当对孙国安的欠付工程款承担共还款义务。基于以上事实，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孙国良、杨德均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孙国良、杨德均的诉讼请求。 孙国安辩称，1．根据成都中院的判决认定情况和案涉工程实际情况，孙国安与孙国良、杨德均之间确实存在劳务的承包合同关系，案涉工程系本案成都二建在开发商处总承包，其后将工程的劳务部分分包给易和公司，易和公司将1#楼及地下室的劳务作业分包给孙国安，劳务分包价格为480元/㎡包干价，孙国安将其劳务作业部分再分包给孙国良、杨德均，因此金坤公司认可成都中院生效判决中认定的孙国安与孙国良、杨德均之间存在劳务的承包合同关系。2．成都中院的生效判决并未认定孙国良、杨德均应收工程款为1,166万元，认定孙国良、杨德均应收工程款为1100多万元，是原成华区法院（2017）川0108民初1109号判决书中的本院认为部分，不属于事实查明内容，且该判决书已被成都中院予以撤销，不具有法律效力。孙国良、杨德均据此请求工程款1,166万元没有法律依据。3．针对案涉工程，孙国安在易和公司处所承包的1#楼及地下室的劳务作业部分，孙国安与易和公司已经办理劳务结算，结算款项为2,559万元，且该结算已经孙国良、杨德均同意，孙国良、杨德均在该结算书中对该结算金额予以确认。结算金额与原成华区法院（2017）川0108民初1109号判决书中认为的7000余万元总金额相冲突。因此孙国良、杨德均诉请1,166万元没有事实依据。4．根据本案成都二建在另案以及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可见，案涉工程整体是由成都二建组织实施完成的，孙国良、杨德均及孙国安仅仅是完成1#楼及地下室的劳务作业部分，孙国良、杨德均并非案涉工程的全部施工范围的实际施工人。因此孙国良、杨德均诉请按照整体工程款主张，没有事实依据。5．根据孙国安测算统计的情况看，其已向孙国良、杨德均支付的劳务费和垫付费合计3,375万元，不存在欠付款项。 金坤公司辩称，孙国良、杨德均要求金坤公司承担责任，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达到支持：1．金坤公司没有承包案涉工程，也没有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孙国安，金坤公司完全没有参与案涉工程的任何施工，没有签订施工合同，没有进行任何施工管理，也没有收取支出任何款项，金坤公司与案涉工程毫无关系，不是案涉工程施工合同主体。2．孙国安原来是金坤公司职工，但不代表其任何行为都是金坤公司的职务行为，孙国安没有以金坤公司的名义与孙国良、杨德均签订协议，金坤公司也没有授权孙国安代表公司分包案涉工程。因此孙国良、杨德均所述的孙国安履行职务行为的说法不成立。3．为节约诉讼资源，希望孙国良、杨德均能在本次庭审查明案件事实后，撤回对金坤公司的起诉。 易和公司辩称，易和公司并非孙国安和金坤公司的指定收款单位，案涉工程是成都二建分包给易和公司，易和公司再将土建的劳务部分分包给孙国安和案外人杨德安，机电劳务部分分包给案外人范劲平，本案涉诉之前，易和公司一直以为孙国良、杨德均是孙国安的班组成员，也知道孙国良是孙国安的堂弟。易和公司与孙国良、杨德均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易和公司是和孙国安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价格是480元/㎡，对此双方已经进行结算，结算价格是25,595,316元，施工过程中因孙国安向易和公司预支劳务费500万元，易和公司向成都二建借款500万元，在此借款关系下，成都二建要求易和公司采购部分材料，冲抵借款，易和公司也对孙国安提出了采购部分材料冲抵借款的要求，对于这部分代垫材料款，冲抵借款的金额，各方正在对账中。 成都二建述称，案涉项目实际情况如下，在2012年4月10日，成都二建与成都金融城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该合同第2条载明承包范围包括劳务和劳务以外的其它范围，成都二建与易和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14日、2013年1月6日签订劳务作业分包合同土建部分和劳务作业分包合同装修部分，约定成都二建将案涉工程土建工程和安装工程合法的分包给易和公司，履行了合同并支付了劳务费。案涉工程中大型设备和主要材料、装饰工程和防水保温工程等均由成都二建采购。成都二建为履行合同缴纳了履约保证金和综合保险金，成都二建实际投入了资金，履行了施工合同约定的义务，案涉工程相关事项已经成都中院二审审理13978号判决书认定，成都二建不向本案孙国良、杨德均承担支付工程款和利息的义务。综上，成都二建与孙国良、杨德均没有关联，孙国良、杨德均的诉求与成都二建无关，希望孙国良、杨德均撤回对成都二建的诉讼。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10日，成都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融城投资公司）与成都二建签订了《施工合同》，约定金融城投资公司将成都市成华区驷马桥西片区11地块建设商品住宅、商业用房、附属设施及绿化工程（一期、二期）工程1标段工程发包给成都二建施工。合同中标价268,035,154.88元，承包范围为施工图及招标工程量清单所示内容，包括地下室、1#楼、6#楼、7#楼（建筑、装饰、户内水电）；变配电及一户一表，机电工程（地下室电气、给排水、人防安装、防排烟、机械停车位，1#-8#楼管道井内电缆，1#-8#楼弱电）等工程的整体移交及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保修工作。合同工期为480天。 2012年4月，金坤公司（甲方）与孙国安（乙方）签订了一份《四川金坤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载明的主要内容为，工程名称：成都市成华区驷马桥西片区11地块建设商品住宅、商业用房、附属设施及绿化工程（一期、二期）工程1标段工程（第一区段）。责任范围：1标段第一区段1#及地下室工程量清单和施工图所示范围内的全部工程施工。工程预算价：约77,639,636.62元（暂定价，最终以经审计的结算为准）。金坤公司法定代表人**忠签名并加盖金坤公司单位印章，黎东在公司负责人签字栏处签名，孙国安在乙方签字栏处签名。 2012年5月11日，成都二建与易和公司签订《劳务作业分包合同》，约定成都二建将成都市成华区驷马桥西片区11地块建设商品住宅、商业用房、附属设施及绿化工程（一期、二期）1标段工程的砌筑作业、架子作业、砼作业、模板作业、钢筋作业、抹灰作业的劳务部分分包给易和公司，人工费大约4,020万元；合同期限从2012年5月14日至2013年10月31日止。工程量的认定一律以施工图纸预算为最终结算依据，成都二建每月按工程进度支付款项。 2012年5月10日、6月6日，孙国安（甲方）与杨德均、孙国良（乙方）签订《工程承包协议书》，该协议书工程概况载明：工程名称为成都市成华区驷马桥片区11地块建设商品住宅、商业用房、附属设施及绿化工程（一期、二期）工程1标段工程（第一区段）建设工程，工程范围：1标段第一区段1#及地下室工程量清单和施工图所示范围内的全部工程施工。工程预算价：约77,639,636.62元（暂定价，最终以经审计的结算为准）。承包形式：施工总承包。付款方式约定：工程款按工程进度支付，按每月完成工程量统计报表，经监理、孙国安审核确认后，支付合格已完工工程款的80%。总工程款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若无质量问题及其它违约情形，质保期满后支付。材料、设备供应由杨德均、孙国良自行负责。质量质保期5年，如工程内容涉及主体结构的，应终身质保。杨德均、孙国良按该工程总价的1%向孙国安交纳管理费（以工程结算为准）。杨德均、孙国良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当按孙国安与金坤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约定的安全、工期、质量进行施工，杨德均、孙国良承担在施工工程中发生的工伤事故赔偿责任。孙国安与金坤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作为本协议附件。孙国安和孙国良、杨德均分别在甲方和乙方签字栏签名。 2013年1月6日，成都二建与易和公司签订《劳务作业分包合同》，约定成都二建将成都市成华区驷马桥西片区11地块建设商品住宅、商业用房、附属设施及绿化工程（一期、二期）1标段工程的水、电、弱电、人工分包作业分包给易和公司，人工费大约1,327万元；合同期限从2013年1月6日至2013年10月31日止。工程量的认定一律以施工图纸预算为最终结算依据，成都二建每月按工程进度支付款项。 案涉项目于2012年9月8日实际开工，2013年12月31日竣工验收合格。2016年1月29日，金融城投资公司委托四川华通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对成都市成华区驷马桥西片区11地块建设商品住宅、商业用房、附属设施及绿化工程（一期、二期）工程1标段工程竣工结算进行审核验证。华通公司出具《报告书》，结算审核结果为：工程合同金额268,035,155元，送审结算金额为278,620,659元，审定结算金额为255,869,765元，审减金额为22,750,895元，审减率为8.17%。成都二建在《报告书》所附《工程定案表》施工单位栏中签署意见：同意审计意见，负责人黎东。成都二建在此加盖了单位印章。金融城投资公司于2016年1月29日签署“结算审定价”255,869,765元，审减率8.17%，按合同约定审减率75%，应扣减审核费1,406,941元，本工程实际应支付结算价254,462,824元。随后金融城投资公司与成都二建签署并办理竣工结算书，竣工结算总价载明，签约合同价268,035,155元，竣工结算价255,869,765元，金融城投资公司、成都二建分别在发包人、承包人栏处签章，黎东在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栏处签名。 庭审后，孙国良、杨德均根据华通公司出具的审核报告，委托四川大公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公司）对该审核报告未单独划分的1#楼所对应位置范围内的地下室工程、地下室签证变更、1#楼签证变更费用、总承包服务费等造价金额进行划分，大公公司出具了一份《竣工结算费用》，结论为：成都市成华区驷马桥西片区11地块建设商品住宅、商业用房、附属设施及绿化工程（一期、二期）1标段（地下室工程、地下室签证变更、1#楼签证变更费用、总承包服务费）造价为24,572,663.15元；审核报告在“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中载明：本次划分出的费用包括4.1条中的地下室、地下室签证变更、1#楼签证变更费用、总承包服务费等；本次划分出的费用不包括华通公司出具的报告书中对1#楼已单独列出的工程费用51,868,629.31元（含人工费调整及材料调差）。 另查明，孙国良、杨德均于2017年2月17日以与本案相同的事实理由起诉成都二建、金坤公司、易和公司，要求其支付工程款，孙国安作为第三人参加该案诉讼，该案案号为（2017）川0108民初1109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孙国良、杨德均为证明其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提交了孙国良、杨德均以个人名义，以成都二建的名义、成都二建驷马桥西片区11地块一标段项目部分别与案外人签订的《模板施工承包合同》、《钢筋施工承包合同》、《外架施工承包合同》、《杂工班组承包合同》、《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砖砌体）》、《涂料施工承包合同》、《砂浆供应补充协议》、《成都市成华区驷马桥西片区西11地块铝合金门窗制安工程施工合同》、《铁件加工协议》、《钢材购销合同》、《防火门购安合同》、《融锦城商业住宅项目1#楼入户门采购合同》等合同，以及孙国良、杨德均以成都二建的名义与成都宏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签署的《砼结算书》。庭审中，经本院询问，成都二建、易和公司陈述，双方目前尚未就劳务施工部分进行结算。关于劳务费用的结算方式，易和公司陈述，易和公司与成都二建签订合同后，分别与其余班组签订分包合同，相关款项按照孙国安、孙国良的要求支付。庭审中，成都二建、易和公司均未提交相关工程进度款申请表及支付的凭据。孙国良、杨德均陈述，业主付款至成都二建，由孙国良、杨德均向金坤公司办理请款手续，再向成都二建请款，成都二建审批后，将人工费转给易和公司，材料费由成都二建向第三方付款，孙国良、杨德均开支部分由其垫付。金坤公司则陈述，金坤公司未以任何方式参与案涉工程施工，未指定易和公司作为成都二建的劳务供应商，无权、也从未进行案涉工程请款手续的代理。孙国安与金坤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因金坤公司未与成都二建达成合作意向，故并未实际履行。庭审中，孙国良、杨德均为证明其应收取的工程款金额，提交了19份加盖了金坤公司印章的《项目工程请款单》复印件，请款单上载明单位名称为金坤公司、四川金岱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名称为驷马桥西片区11地块1标段（1-1孙国安），同时载明的内容还包括：工程总进度款（含本次）金额，本次甲方工程进度款金额，联合单位扣税费比例、金额，公司应扣管理费比例，用款计划栏载明了收款单位、用途、支付形式等，联合单位扣税费比例为4.46%，公司应扣管理费比例为14%，上述19份《项目工程请款单》中每一份请款用途、收款单位不一致。19份《项目工程请款单》载明的总金额为73,012,856.44元，最后一份《项目工程请款单》载明的请款时间为2016年6月8日。孙国良、杨德均陈述前18份请款单，成都二建均已支付，金额为58,163,026.51元；成都二建应收取的4.46%的税费、管理费共计2,796,060,元，金坤公司按14%标准计收的管理费共计8,776,872元。孙国良、杨德均对成都二建应收取的税费、管理费2,796,060元予以认可，对金坤公司收取的管理费8,776,872元不予认可。针对成都二建已支付的工程款，孙国良、杨德均向本院提交了根据《项目工程请款单》整理制作的已付工程款明细，上面载明的收款单位包含易和公司和第三方材料供应商等，成都二建转账给易和公司的款项用途载明为民工专户，其他用途为钢材款、商品混凝土、商砼款、铝合金门窗、水电材料、预拌砂浆款等。成都市企业退（离）休人员养老保险信息显示，孙国安以金坤公司、成都二建的名义购买社保。成都二建、金坤公司、孙国安均否认孙国安系成都二建、金坤公司的员工，称孙国安仅通过成都二建、金坤公司购买社保，双方并未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孙国安还陈述其只是在案涉劳务工程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收取1%的管理费，并未参与工程施工。最终一审判决：成都二建向孙国良、杨德均支付工程款11,660,140.9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驳回原告孙国良、杨德均的其他诉讼请求。 成都二建不服（2017）川0108民初1109号一审判决，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孙国良、杨德均与孙国安签订《工程承包协议书》，而未与成都二建建立合同关系，故二审法院作出（2018）川01民终13978号民事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孙国良、杨德均的全部诉讼请求。 2019年6月6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孙国良、杨德均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对（2018）川01民终13978号案件进行再审。2019年6月2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民申34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孙国良、杨德均的再审申请。 庭审中，孙国良、杨德均出示18份《项目工程请款单》复印件，拟证明案涉工程付款流程为发包人向成都二建支付进度款后，金坤公司先制作《项目工程请款单》，再根据《项目工程请款单》列明的单位和金额进行付款，其中劳务款是通过易和公司转账。金坤公司、易和公司负有清偿欠付工程款的义务。孙国安质证认为，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庭前孙国良、杨德均与孙国安就付款情况进行了多次对账核实；孙国安主张的已付款金额为3,375万元，孙国良、杨德均在对账中认可的是2,721万元，差距653万元待核实；但其中关于部分款项的项目是认可，只是金额需要核实；也与请款单中载明的金额不一致。金坤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孙国良、杨德均的证据意见与另案一、二审判决中查明的事实相矛盾，也与此前各方的陈述相矛盾；金坤公司没有参与到案涉工程任何施工中，也没有与孙国良、杨德均办理过任何的结算手续。易和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三性不予认可，易和公司未参与。成都二建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 孙国安、易和公司均出示《地坪方包干结算单价》、《驷马桥1标段1#及地下室项目劳务结算单》，拟证明易和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孙国安及案外人杨德安，其中驷马桥1标段1#及地下室项目分包给孙国安，且易和公司与孙国安已经完成项目结算，结算金额为25,595,316元。孙国良、杨德均质证认为，对《地坪方包干结算单价》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该约定与孙国良、杨德均的诉求无关；对《驷马桥1标段1#及地下室项目劳务结算单》认可其真实性，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结算系在另案调解过程中形成，不得在本次诉讼中作为不利的证据。金坤公司质证认为，其不是该几份证据的主体，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从证据内容上看与（2018）川01民终13978号案件认定的事实一致。成都二建质证认为与其无关，不予质证。孙国安还单独出示《成都市成华区法院对账笔录》证明目的同上书证据，各方质证意见同上述意见。 孙国安出示《确认书》（附支付劳务费相关凭证资料）、《驷马桥11地块1标段1#及地下室项目孙国安垫付辅材及维修费等清单》（附相关证明材料），拟证明孙国安已经向孙国良、杨德均支付劳务费及垫付费用合计33,754,329.23元；孙国良、杨德均与孙国安在本次开庭前，核对已付款情况时，对孙国安提供的已付款的合计34项付款情况，只有其中7项合计653万元提出异议，对其余的已付款情况均予以认可。孙国良、杨德均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系孙国安单方制作，没有孙国良、杨德均参与及签名确认。金坤公司质证认为，其不是该几份证据的主体，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从证据内容上看与（2018）川01民终13978号案件认定的事实一致。易和公司质证认可《确认书》，对《驷马桥11地块1标段1#及地下室项目孙国安垫付辅材及维修费等清单》（附相关证明材料）不清楚。成都二建质证认为与其无关，不予质证。 易和公司出示《驷马桥1标段6#、7#楼及地下室项目劳务结算单》及《四川省易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成都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驷马桥1标段项目人工费）》，拟证明易和公司将部分劳务分包给杨德安，并完成结算，案涉一标段工程的机电部分易和公司分包给了案外人范劲平。孙国良、杨德均质证认为该证据三性无法确认，达不到易和公司证明目的。孙国安质证认为《驷马桥1标段6#、7#楼及地下室项目劳务结算单》其没有参与，不清楚；《四川省易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成都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驷马桥1标段项目人工费）》予以认可。金坤公司质证认为其未参与案涉工程，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能与客观事实相印证。成都二建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 易和公司还出示孙国安向易和借款的借条7份、王翔出具的收条、易和公司向成都二建出具的《借款报告》共2份、易和公司向成都二建出具的《委托》共5份、工人及供货商出具的《收条》共13份、《驷马桥1标段1#及地下室孙国安项目财务对账单》，拟证明易和公司向孙国安进行了一系列支付，根据易和公司统计，其向孙国安已付款，包括500万元预借款在内，目前共计32,986,470.33元。孙国良、杨德均对该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达不到易和公司证明目的。孙国安质证认为认可该证据三性。金坤公司质证认为其未参与案涉工程，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能与客观事实相印证。成都二建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 成都二建出示成都二建向易和公司支付劳务费的转账凭证与易和公司向成都二建开具的劳务费发票以及《驷马桥11地块1标段项目劳务分包工程决算书》，拟证明成都二建与易和公司根据实际劳务分包工程量已办理完毕结算，成都二建已向易和公司支付劳务款71,242,836.83元，双方已实际履行分包合同，该分包合法有效。孙国良、杨德均质证认为，只认可发票、转账凭证只认可其中18笔列明通过易和公司转账的金额，对结算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因孙国良、杨德均并非结算书当事人，也没有载明时间，对形成时间无法确认，案涉工程已于2016年1月29日进行了结算审计，也实际支付了相关款项。孙国安质证认可该组证据三性。金坤公司认为与其无关。易和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 成都二建出示其与其他材料供应商、分包单位直接签订的合同、支付款项的证据，拟证明一审中孙国良、杨德均举出的几份合同均为成都二建签订并实际履行，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材料采购、专业分包，均是由成都二建对外签订合同、支付款项，成都二建实际完成了案涉工程，合计支付款项约为230,000,000元。孙国良、杨德均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无法达到成都二建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了主体部分的施工是由孙国良、杨德均进行施工的。孙国安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金坤公司认为与其无关。易和公司质证认为其并未参与，不予质证。 庭审中，孙国良、杨德均还出示转款凭证3份，拟证明在工程施工期间，2012年9月27日成都二建向金坤公司转款100万元；2012年12月19日成都二建向金坤公司转款199万元，用途为退保证金；2013年10月9日，成都二建向金坤公司转款100万元，这个账户只是成都二建的一般账户，那么成都二建和金坤公司之间就有三次转款记录，就证明金坤公司参与了成都二建驷马桥案涉项目的转包和分包行为，因为在本案中，以及在已经审结的另案的一审、二审中，金坤公司都一直坚持和成都二建之间没有任何收取和支出款项的行为，这和金坤公司陈述的不一致，说明金坤公司做了虚假陈述。孙国安质证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与孙国安没有任何关系，孙国安也并不清楚这些转款凭证的依据是什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孙国良、杨德均是在孙国安处取得的劳务工程，在这一过程中金坤公司也没有参与过管理。金坤公司质证认为，对于199万那一笔转款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这199万元实际上是成都二建的一个项目经理黎明东向金坤公司借款13,383,436元，用于支付了海棠路项目的保证金；对于2013年10月9日的100万元真实性认可，这一笔款项实际是建材经营部委托成都二建来支付给金坤公司的，因为该建材经营部与金坤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用来抵扣与金坤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于2012年9月27日的100万元，是金坤公司转给成都二建，与案涉项目没有关系。易和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易和公司不清楚，在案涉工程中易和公司是从成都二建拿到的工程，并没有从金坤公司拿到任何的工程。成都二建质证认为，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都是其他项目的款项与本案没有关系。 金坤公司出示借款合同、委托付款书、金坤公司电汇凭证、金坤公司进账单，拟证明黎明东向金坤公司借款13,383,436元，金坤公司基于黎明东的委托付款书，将13,383,436元款项4笔支付至成都二建；金坤公司收到第三人退款6笔共13,383,436元，其中有一笔为199万元，系孙国良、杨德均上述证据中所述成都二建向金坤公司转账的199万元，与本案无关。孙国良、杨德均质证认为，对三笔转款凭证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中，2012年7月11日金坤公司向成都二建转款500万元，用途为保证金，应为案涉项目的保证金；2012年7月11日金坤公司向成都二建转款270万元，因为用途写明的是履约保证金，充分证明金坤公司参与了案涉项目；2012年7月11日金坤公司向成都二建转款3,819,760元，因为用途写明的是履约保证金，充分证明金坤公司参与了案涉项目。对于借款合同的三性不予认可，因为这一借款合同涉及到黎明东，而且内容是借款，即使黎明东委托成都二建收款，用途也应该是代黎明东收款而不是保证金，所以借条的内容和转款凭证载明的用途明显不符，不能证明金坤公司的主张。对于委托付款书的三性均有异议，因为委托人黎明东是案外人，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从被告提交的证据来看，是成都二建收取了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而不是海棠路项目收取的相关款项，而且转款时间2012年7月11日和孙国良、杨德均与金坤公司的员工孙国安签订工程承包协议书的时间2012年5月和6月是相吻合的。孙国安质证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金坤公司举出的该组证据与孙国安没有任何关系，与案涉项目也没有任何关系，孙国安也没有参与其中。易和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不清楚情况，不予质证。成都二建质证认为，该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成都二建出示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借款合同、委托付款书、成都二建内部转账支票，拟证明成都二建收到黎明东13,383,436元保证金，该款项系黎明东委托金坤公司转账给成都二建。第二组证据成都二建内部转账支票、委托书、黎明东收条（1,629,760,元、199万元、100万元、190万元、500万元、1,863,676元，共6套手续）拟证明成都二建基于黎明东的委托，将其13,383,436元保证金退还金坤公司账户，孙国良、杨德均所举成都二建支付给金坤公司账户199万元只是黎明东保证金13,383,436元其中一部分，所涉项目是海棠路保障房项目，不是驷马桥案涉项目，故前述199万元与本案无关。第三组证据成都二建转账支票、委托书、建筑材料购销合同、发票及收料凭证，拟证明成都二建基于双流县华阳万源建材经营部的委托，向金坤公司转账100万元，该100万元所涉项目为东郊惠民工程配置地花果村七组安置房项目，不是本案的案涉项目。孙国良、杨德均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借款合同和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借款合同和授权委托书和转款凭证没有关联性，而且转款凭证写明的是海棠路，与本案驷马桥是无关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黎明东是案外人，针对2012年9月27日和2013年10月9日这两笔转款没有提供转款凭证用于否定该转款是用于其他项目，并不是驷马桥项目，有关海棠路的转款凭证或者是相关的资料真实性都无法确认，因为海棠路项目也是案外人参与的；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也涉及到案外人，不能证明成都二建的主张。孙国安质证认为，对所有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所有转账孙国安均没有参与，这些经济往来与本案都是没有关系的。金坤公司质证认为，对于第一、二组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补充说明金坤公司与黎明东签订协议是2012年，所有款项按照协议转入了成都二建，成都二建在2012年11月开始返还款项，在返还时也注明了是履约保证金，与签订的借款协议内容是吻合的，而案涉项目是2014年才竣工也不可能在2012年就把保证金返还，所以199万元与案涉项目没有关系；第三组证据完全认可，实际上就是支付给万源建材经营部的货款，但是由于与金坤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上也印证了孙国良、杨德均的主张并不成立。易和公司质证认为，其没有参与这些证据的形成过程，所以不清楚。 本院认为，关于金坤公司是否承接成都二建发包的案涉工程问题。孙国良、杨德均认为成都二建将案涉工程转包给金坤公司，易和公司仅为过账公司，并未实际参与案涉工程。从庭审出示证据的情况和各方的陈述来看，成都二建与易和公司之间确有签订的《劳务作业分包合同》、支付凭证及成都二建、孙国安、易和公司、金坤公司的陈述相互印证，成都二建确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易和公司的事实。而《四川金坤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虽有金坤公司及孙国安的签章，却没有工程中总承包方成都二建的认可，且孙国良、杨德均出示的支付凭证，仅能证明金坤公司与成都二建之间存在资金来往，无法证明该资金来往属于案涉工程。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成都二建、孙国安、易和公司、金坤公司主张成都二建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易和公司的观点，更符合庭审中证据材料所指向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孙国良、杨德均是否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问题。易和公司在承接成都二建的工程后，即分包给孙国安、杨德安，其中案涉1#楼及地下室劳务工程分包给孙国安，易和公司并未对案涉工程进行实际施工。孙国安与孙国良、杨德均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的工程范围系成都市成华区驷马桥片区11地块建设商品住宅、商业用房、附属设施及绿化工程（一期、二期）工程1标段1#楼及地下室工程量清单和施工图所示范围内的全部工程施工。从上述双方的合同意图来讲，孙国安系将案涉工程1标段1#楼及地下室的所有工程发包给孙国良、杨德均具体实施。同时，孙国安庭审中明确表示其并未参与案涉工程施工。成都二建庭审出示了总价值约为230,000,000元的合同和支付凭证，其中部分与孙国良、杨德均出示的以成都二建的名义和成都二建驷马桥西片区11地块一标段项目部的名义与材料供应商签订的合同重合，本院认为孙国良、杨德均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以成都二建名义签订合同支付款项，亦符合建筑行业的普遍做法，故成都二建出示的证据不足以反驳案涉1#楼及地下室工程系由孙国良、杨德均实际施工的事实。再结合孙国良、杨德均当庭提交的孙国良、杨德均以个人名义与施工班组签订的相关合同，孙国良、杨德均以成都二建的名义和成都二建驷马桥西片区11地块一标段项目部的名义，分别与材料供应商签订数十份《模板施工承包合同》、《钢筋施工承包合同》、《外架施工承包合同》、《杂工班组承包合同》、《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砖砌体）》、《涂料施工承包合同》、《砂浆供应补充协议》、《钢材购销合同》、《融锦城商业住宅项目1#楼入户门采购合同》等依据，能够印证孙国良、杨德均对案涉项目工程进行了施工。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孙国良、杨德均对案涉工程进行了施工，本院认可孙国良、杨德均施工人身份。 虽然孙国良、杨德均作为个人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其与孙国安建立的工程转包合同应为无效，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本案存在违法转包行为，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案涉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孙国良、杨德均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要求结算工程款。经查，孙国安与孙国良、杨德均签订的两份《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双方结算的依据为工程审计的结算金额为准。项目业主方金融城投资公司委托华通公司对成都市成华区驷马桥西片区11地块建设商品住宅、商业用房、附属设施及绿化工程（一期、二期）工程1标段工程竣工结算进行审核验证，成都二建对该审定结果表示没有异议。由于孙国良、杨德均负责施工的部分包含在该造价审核范围内，故本院参照上述工程造价总结算依据对案涉项目进行结算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根据孙国良、杨德均提交的有关造价咨询机构出具的针对成都市成华区驷马桥西片区11地块建设商品住宅、商业用房、附属设施及绿化工程（一期、二期）1标段（地下室工程、地下室签证变更、1#楼签证变更费用、总承包服务费）孙国良、杨德均实施部分的《竣工结算费用》载明的内容，地上建筑部分工程造价为51,868,629.31元，地下部分24,572,663.15元，合计76,441,292.46元。扣除5%的质保金3,822,065元和孙国良、杨德均自认的成都二建已付金额58,163,026.51元和成都二建应收的管理费、税费2,796,060元以及孙国安按合同约定应收取的1%管理费764,412.92元（76,441,292.46元×1%），孙国安还应向孙国良、杨德均支付工程款10,895,728.03元。由于孙国安与孙国良、杨德均之间的合同关系为无效，故本院认为孙国良、杨德均主张的程款资金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从2019年2月27日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并由孙国安向孙国良、杨德均支付，应为合理。 关于金坤公司、易和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支付工程款义务的问题。根据上文评述，无证据证明金坤公司实际参与案涉工程，故金坤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本案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认为被告主张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易和公司并非本案的发包人，不属于法律规定应承担责任的主体，本院对于孙国良、杨德均主张其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孙国安在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孙国良、杨德均支付工程款10,895,728.03元； 二、被告孙国安在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孙国良、杨德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0,895,728.03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工程款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孙国良、杨德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0,156元，由被告孙国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 翔 人民陪审员  王羽琦 人民陪审员  赵永红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杨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