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民终1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张勤福，男，1962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仁操，陕西惠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乐，陕西惠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张勤玉，男，汉族，1965年9月23日出生，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马驰，男，汉族，1955年11月21日出生，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杨文军，男，汉族，1966年12月28日出生，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邵宝旭，男，汉族，1961年10月2日出生，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闫喜生，男，汉族，1955年3月16日出生，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张弘，男，汉族，1970年3月13日出生，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田同让，男，汉族，1962年9月13日出生，住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王红社，男，汉族，1970年4月17日出生，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赵广林，男，汉族，1971年7月18日出生，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亮，陕西和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西安红土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内。 法定代表人：王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士东，陕西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陕西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宝鸡市海浪锅炉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宝鸡市XX区XX路。 法定代表人：张勤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仁操，陕西惠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乐，陕西惠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张某某，男，汉族，1959年XX月XX日出生，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XX镇XX街道XX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亮，陕西和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勤福、张勤玉、马驰、杨文军、邵宝旭、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赵广林与被上诉人西安红土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土公司）、第三人宝鸡市海浪锅炉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浪公司）、张某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陕03民初第36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勤福、张勤玉、马驰、杨文军、邵宝旭、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赵广林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红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海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张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勤福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3民初第3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红土公司的诉讼请求；2.请求依法改判确认张勤福与红土公司签订的《宝鸡海浪锅炉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请求依法改判确认红土公司向张勤福发送的《工作联系函》无效；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红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张勤福与红土公司签订的《宝鸡海浪锅炉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合同》（以下简称《增资合同》）中关于对赌海浪公司上市属于无效约定，同时《宝鸡海浪锅炉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及《工作联系函》均应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协议有效属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一）《增资合同》中关于对赌海浪公司上市属于无效约定。2010年4月30日，张勤福与红土公司签订的《增资合同》第五条第2款约定的主要内容，究其实质为投资机构与目标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签署的，约定公司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实现一定业绩，否则公司控股股东需要按照约定对投资机构进行补偿（回购投资机构所持股权、向投资机构无偿转让股权或进行现金补偿）的对赌协议。如此约定，红土公司一方无论海浪公司经营的盈亏，其均能获得约定的收益而不承担任何投资风险，该约定违反了投资领域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违背了合同法基本的公平原则，违背了公共政策，因此，《增资合同》中关于对赌海浪公司上市的约定是无效的。（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张勤福不应当向红土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013年12月13日，张勤福与红土公司基于《增资合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中对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等约定均是基于《增资合同》中对股权回购附条件的成就而引起的，《增资合同》中关于发生股权回购的附条件是海浪公司未上市，由于双方以公司是否上市作为对赌的条件，故依附于附条件的成就而产生的股权回购必然也是无效的，现股权回购条款因有违公共政策而无效，作为该条款权利义务存续载体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无效。（三）《工作联系函》属于《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内容的具体体现，但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而应归于无效。张勤福与红土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签订的《工作联系函》完全是依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产生的，《工作联系函》中对张勤福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等的计算完全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工作联系函》属于《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内容的具体体现，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而应归于无效。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判决支付股权回购款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为依据，进而判决张勤福支付136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错误。依据海浪公司章程第六条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第（二）项规定：“公司上市前，如果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则公司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认购权；投资方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公司其他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股买权”。及张勤福与红土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款鉴于约定“甲乙双方就本协议涉及的股权转让事宜征得宝鸡海浪其他股东同意”，张勤福与红土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程序上严重违法，该协议无效，一审法院判决股权回购款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为依据判决张勤福支付1360万元存在错误。三、红土公司未产生任何损失，一审法院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判决张勤福承担违约金，且赔偿额度明显过高，无事实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 张勤玉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张勤玉的一审诉讼请求，按张勤玉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勤福和红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回避了张勤玉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意见。无效理由与张勤福上诉理由一致。二、一审判决以张勤玉签订了增资合同为由认定张勤玉知晓涉案《股权转让协议》错误，以此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未损害张勤玉之权利错误。张勤玉虽签订了一份增资合同，但本案关联案件共五件，产生争议的不是增资合同，而是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张勤福和红土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前未通知张勤玉，张勤玉无法知晓股权转让的具体内容，张勤玉以章程规定的权利规定为由主张优先购买权于法有据。一审判决认为张勤玉签订过一份增资合同而推定张勤玉知晓股权转让事项，将张勤玉知道股权转让的可能等同于张勤玉知道股权转让不正确。三、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股权转让的规定是尊重当事人约定原则，只要公司章程中的规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人民法院不应主动改变。而本案中公司章程的规定是海浪公司各股东协商一致的结果，张勤福和红土公司作为股东明确知晓，其转让行为明显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系恶意串通的结果，转让行为损害了各小股东的权益，打破了公司结构稳定的局面，一审判决结果必将导致公司僵局，公司章程形同虚设，小股东利益无法救济。综上所述，张勤玉认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论述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张勤玉诉请或发回重审。 赵广林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支持赵广林的一审诉讼请求，按赵广林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勤福和红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无效理由与张勤福上诉理由一致。二、一审判决对公司章程第六条的解释错误。一审判决以公司章程对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未规定须有股东会作出决议为由，认定公司章程第六条规定的“投资方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公司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优先购买权”中的“优先购买权”为“平等购买权”。该解释错误。三、一审不支持赵广林要求按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无法律依据。赵广林主张按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是依据公司章程行使权利，一审判决主动以司法权实际主动修改了公司章程，对于公司章程内容有争议，也应当由各股东就争议内容先自行协商处理，在各股东没有自行协商前，人民法院无权直接介入并作出股东不认可的解释。一审判决剥夺公司章程规定的上诉人按持股比例享有的优先购买权无法律依据。四、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股权转让的规定是尊重当事人约定原则，只要公司章程中的规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人民法院不应主动改变。而本案中公司章程的规定是海浪公司各股东协商一致的结果，张勤福和红土公司作为股东明确知晓，其转让行为明显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系恶意串通的结果，转让行为损害了各小股东的权益，打破了公司结构稳定的局面，一审判决结果必将导致公司僵局，公司章程形同虚设，小股东利益无法救济。 马驰、杨文军、邵宝旭、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支持马驰、杨文军、邵宝旭、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的一审诉讼请求，按马驰、杨文军、邵宝旭、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勤福和红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为马驰、杨文军、邵宝旭、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提出以海浪公司的净资产为基础评估后确定的价格明显低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交易价格，不属于同等条件下的受让错误，该认定没有证据予以支持。剩余上诉理由与赵广林上诉理由一致。 张勤福、张勤玉、赵广林、马驰、杨文军、邵宝旭、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均同意互相的上诉意见。海浪公司亦同意所有的上诉意见。 针对张勤福、张勤玉、赵广林、马驰、杨文军、邵宝旭、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的上诉，红土公司答辩如下：上诉人认为《增资合同》中对赌条款无效（估值调整协议）的观点，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案《增资合同》的对赌条款是各方协商一致签订，是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情形，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增资合同》的约定，是签约各方对海浪公司上市前景预测和判断之集中体现，是当事人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属于缔约过程中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符合交易自愿的商业原则。上诉人认为对赌条款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增资合同》生效后，红土公司按照约定履行了出资等义务，张勤福作为海浪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公司在其经营管理下没能按约定时间报送上市材料从而触发回购条款。张勤福与红土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张勤福对《增资合同》约定股权回购义务的履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更不存在张勤福所谓违反公共政策情形。《工作联系函》是对股权转让价款的确认，上诉人应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公司章程并未规定股东之间转让股权应经股东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也未规定股东之间转让股权应经其他股东同意，第三人捏造事实混淆视听并不能否认《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第三人所主张的优先购买权并不符合公司章程第六条（二）项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公司法规定意义上的“优先购买权”。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同等条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股权转让价格的“同等”。而马驰等七名上诉人要求以公司净资产为基础进行评估确定价格而购买，显然不是公司法意义“同等条件”，其实质是以自己确定的价格强迫交易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无需经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也不享有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公司上市前，如果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则公司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认购权；投资方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公司其他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购买权”。本案是股东之间转让股权，公司尚未完成股份制改造，不符合上述条件。三、关于张勤玉的上诉状所述“一审判决以张勤玉签订了增资合同为由认定其知晓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P14第三段对此表述为，“因第三人张勤玉系增资合同中之乙B方，签署了增资合同，故认定张勤玉对包括股权回购内容在内的合同内容全部知晓并认可，故增资合同及股权转让协议未损害张勤玉之权利”并非其上述状所述。四、一审判决未支持赵广林要求按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请求合理合法。公司章程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其他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内涵和外延，一审判决中P16第一段阐述非常清楚：实质应指老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按持股比例享有平等的购买权。在购买权平等的情况下，出让人拥有交易自由的权利。本案中，原告与张勤福已于2013年12月13日就股权转让达成有效合意，且该约定并未违反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故第三人赵广林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本案历时近四年，经过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次重复审理，案件事实已经清楚明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是在充分尊重意思自治和商业规则的基础上做出的公正判决，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无理上诉，维持原判。 红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张勤福支付股权转让款1360万元；2.判令张勤福支付逾期违约金至款项付清之日，截止2016年5月3l日为7197120元；3.诉讼费用由张勤福负担。 张勤福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确认张勤福与红土公司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该协议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的优先购买权；2.请求确认双方之间的工作联系函内容无效；3.红土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张勤玉、马驰、杨文军、邵宝旭、张某某、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申请参加诉讼并提出独立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红土公司与张勤福间的股权转让协议；2.请求依海浪公司净资产为基础依法评估后，确定拟转让的股权价格前提下，按申请人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3.本案诉讼费由被申请人负担。 赵广林申请参加诉讼并提出独立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红土公司与张勤福间的股权转让协议；2.请求直接按申请人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3.本案诉讼费由被申请人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19日，海浪公司召开股东会，对红土公司等八位新进投资人增加注册资本事宜形成决议，全体新老股东共计二十六位均予以签署。其中红土公司出资1000万元，以每股12.75元的价格认购78.4313万元出资，占增资后海浪公司注册资本2.667%。 20l0年4月30日海浪公司为甲方，其主要股东为乙方（包括乙A方至乙C方，其中被告张勤福为乙A方,第三人张勤玉为乙B方，案外人杨漠宇为乙C方），八位新进投资人为丙方（包括丙A方至丙H方，其中本案原告红土公司为丙B方)，共同签订增资合同一份，对八位投资人增资入股金额、股权占比、出资方式、资金用途及各方权利义务、管理体制等事宜作出约定。被告张勤福股权占比51%，第三人张勤玉股权占比0.8%，案外人杨漠宇股权占比4.08%，八位新进投资人合计股权占比32%，其中原告红土公司股权占比2.667%。被告张勤福作为乙A方，在合同中承诺，如因公司原因导致未能在2012年12月31日以前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上市申请材料，丙方各方有权要求乙A方以丙方各方对公司增资扩股时投资额的1.3倍一次性回购丙方各方在公司中的投资，但应扣除丙方各方已经自公司取得的所有红利。2010年5月19日原告红土公司将1000万元投资款汇入海浪公司，并于2010年6月8日由会计事务所进行了验资。2010年6月30日，海浪公司召开股东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并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全体股东予以签署。章程第六条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第（二）项规定：“公司上市前，如果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则公司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认购权；投资方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公司其他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购买权。”此处的“投资方股东”，指原告等八位新进股东，“公司其他股东”，指八位新股东之外的老股东。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行使的职权中，包括有“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对股东相互之间转让出资事宜，章程未规定须由股东会作出决议。其后海浪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对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 2012年6月26日，原告红土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股东回购或其他投资人受让等方式退出海浪公司的议案。至2012年12月31日，海浪公司未能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上市申请材料，其后海浪公司也一直未能上市。2013年12月13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宝鸡海浪锅炉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海浪公司2.667％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为1000×(1+10％×D／365)万元，其中D代表甲方认股款到达海浪公司账户之日至上述股权转让的款项到达甲方之日的实际天数。乙方在2013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分次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每次支付转让款Ai=Bi×(1+10％×D／365)万元，其中Bi代表乙方每次支付予甲方的部分甲方投资本金，D代表甲方认股款到达海浪公司账户之日至上述股权转让的款项到达甲方之日的实际天数。当乙方向甲方分次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Bi之和达到1000万元时，股权转让款方支付完毕。截止2013年12月31日前，乙方应向甲方支付1000×(1+1O％×D／365)万元股权转让款。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转让金，乙方应从违约之日2014年1月1日起按应付未付的股权转让价款的每日万分之六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后，方视为完成对持有的海浪公司股权的转让行为，此后甲方不再享有在海浪公司之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受让方在享有海浪公司股东权利的同时，承担股东的义务。 2015年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送《律师函》一份，重述了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督促被告履行付款义务。被告于2015年11月30日在该函件上签署“收到”字样及姓名。2016年5月3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工作联系函》一份，载明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截止2013年12月31日被告应付股权转让款136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1360万元，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并按约自2014年1月1日起承担每日万分之六的违约金。被告在“以上内容确认无误”字样下的横线上签署了姓名。其后被告未能付款，原告遂于2016年6月20日提起诉讼。 另查明，马驰、杨文军、赵广林、张弘分别持有海浪公司0.8%的股权，闫喜生、张某某、田同让、王红社分别持有海浪公司0.4%的股权，邵宝旭持有海浪公司0.2%的股权，以上九位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合计持有海浪公司股权5%。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增资合同和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在海浪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过程中，原告红土公司等八位新进投资人与海浪公司及其主要股东签订的增资合同，与之前海浪公司股东会关于增资事宜的决议一致，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中被告张勤福承诺，如因公司原因导致未能在2012年12月31日以前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上市申请材料，新进投资人有权要求其回购股权。从该约定可看出，新进投资人正是为海浪公司的上市前景所吸引，才愿意向其投资；而张勤福作为海浪公司控股股东，为给海浪公司吸引投资，自愿承担股权回购的商业风险。故此约定，是签约各方对海浪公司上市前景预测和判断之集中体现，是当事人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属于缔约过程中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符合交易自愿的商业原则。 就法律性质而言，该约定属于附条件的合同条款，海浪公司不能如期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上市申请材料，是原告等新进投资人要求张勤福回购股权的条件。至2012年12月31日海浪公司确未上报上市申请材料，故增资合同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已经成就。其后张勤福与原告等五方新股东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正是对增资合同约定的股权回购义务的履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因海浪公司章程对股东相互之间转让出资事宜，未规定须由股东会作出决议，故应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未经海浪公司股东会决议，不影响该协议之效力。因第三人张勤玉系增资合同中之乙B方，签署了增资合同，应认定张勤玉对包括股权回购在内的合同内容全部知晓并认可，故增资合同及股权转让协议未损害张勤玉之权利，第三人张勤玉所提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增资合同的签约方除三位老股东、八位新股东之外，未参与签署增资合同的老股东尚有十五位，其中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诉讼的共有马驰、杨文军、邵宝旭、张某某、赵广林、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等九位，合计持有海浪公司股权5%。其余股东，经一审法院通知，未参与诉讼，对此应认定其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 海浪公司章程修正案规定，作为投资方的新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老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购买权。就老股东受让股权而言，因各位老股东地位平等，相互之间没有先后之分，故此处的优先购买权，实质应指老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按照持股比例享有平等的购买权。“同等条件”包括许多要素，其中股权转让价格是“同等条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诉讼中，其余的马驰、杨文军、邵宝旭、张某某、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等八位老股东，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在依海浪公司净资产为基础评估后确定拟转让的股权价格前提下，按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而被告张勤福与原告红土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回购股权的价格为1000×(1+10％×D／365)万元，其中D代表甲方认股款到达海浪公司账户之日至上述股权转让的款项到达甲方之日的实际天数。因八位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的受让股权的价格，明显不同于张勤福受让股权的价格，不属于同等条件下的受让，与老股东享有的购买权平等原则相违背，故应认定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与章程规定并无冲突。因法律法规对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未作限制性规定，海浪公司章程也未规定老股东享有平等购买权之外的独立的知情权和同意权，故应认定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未损害八位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权利。 在本次诉讼中，第三人赵广林将其请求变更为按照申请人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如前所述，海浪公司章程修正案规定的作为投资方的新股东转让公司股权，老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购买权，实质应指老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按照持股比例享有平等的购买权。在购买权平等的情况下，出让人亦拥有交易自由的权利，本案中，红土公司与被告张勤福已于2013年12月13日就股权转让达成有效合意，且该约定并未违反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故第三人赵广林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其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股权转让协议虽然表现为张勤福与五位不同的新股东签订五份协议，但实质是张勤福对增资合同约定的股权回购义务的履行。因增资合同仅有一份，故五份股权转让协议依据同一份增资合同而表现形式类同，是增资合同履行的正常结果。该协议系签约各方专为此次交易自愿达成的一致约定，并非单方预先拟定或者反复使用，与格式合同的内涵明显不同，故该协议不属于格式合同。原告红土公司转让股权于被告，经过了董事会决议，程序合法。被告主张原告属于国有企业，股权转让未履行法定批准程序，该股权转让未生效的理由，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增资合同和股权转让协议，是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交易自愿的商业原则，无损于张勤玉及马驰、赵广林、张弘等十位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权利，不属于格式合同，未违背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张勤福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原告红土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被告张勤福于2015年11月30日、2016年5月31日两次签收原告红土公司的催款函件，并在2016年5月31日函件上确认欠款金额，故其拖欠原告红土公司股权转让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红土公司要求被告张勤福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被告张勤福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和工作联系函内容无效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第三人张勤玉、马驰、杨文军、邵宝旭、张某某、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在依海浪公司净资产为基础评估后确定拟转让股权价格前提下，按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诉讼请求，及第三人赵广林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按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诉讼请求，均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勤福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西安红土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1360万元；支付截止2016年5月3l日逾期违约金7197120元，并支付其后直至款清之日的违约金（以1360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六计算）；二、驳回反诉原告张勤福之反诉请求；三、驳回第三人张勤玉、马驰、杨文军、邵宝旭、张某某、赵广林、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之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145786元，反诉受理费51700元，均由被告张勤福负担。第三人独立诉讼受理费1000元，由张勤玉、马驰、杨文军、邵宝旭、张某某、赵广林、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各自负担100元。 二审中，双方没有新的证据提交。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无异议，本院确认一审查明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第一、张勤福与红土公司签订的《增资合同》、《股权转让协议》、《工作联系函》是否有效；第二、红土公司要求张勤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回购股份是否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侵害了第三人股东张勤玉、赵广林、马驰、杨文军、邵宝旭、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等人的利益。 关于争议焦点一。张勤福与红土公司签订的《增资合同》系红土公司作为新进投资人，海浪公司作为目标公司，新进投资人被目标公司的上市前景所吸引，向目标公司投资，张勤福作为海浪公司控股股东，自愿承担股权回购的商业风险的估值调整协议。该协议是为了解决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是否上市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而《股权转让协议》、《工作联系函》是对《增资合同》生效后的继续履行，判断《增资合同》、《股权转让协议》、《工作联系函》的效力应当适用合同法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红土公司等八位新进投资人与海浪公司及其主要股东签订的《增资合同》，以及海浪公司上市失败后张勤福与红土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没有违反任何公司法、合同法的相关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张勤福应当依约履行。张勤福及第三人主张《增资合同》、《股权转让协议》、《工作联系函》无效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张勤福的反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红土公司等八位新进投资人与海浪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已经签订了《增资合同》，并履行了出资义务，红土公司已经成为海浪公司的股东，公司法并未对股东之间转让股份有强制性规定，故股东之间股份转让的规则以公司的章程或股东之间的约定为准。第三人张勤玉签署了增资合同，对包括股权回购在内的合同内容全部知晓并认可，故增资合同及股权转让协议未损害张勤玉之权利，张勤玉提出的独立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海浪公司章程第六条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第（二）项规定：“公司上市前，如果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则公司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认购权；投资方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公司其他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购买权。”作为投资方的新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老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购买权，该优先购买权亦应当为“同等条件”下按照持股比例享有平等的购买权。马驰、杨文军、邵宝旭、张某某、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等八位老股东，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在依海浪公司净资产为基础评估后确定拟转让的股权价格前提下，按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明显不同于张勤福受让股权的价格，故张勤玉、马驰、杨文军、邵宝旭、张某某、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主张的优先购买权不能成立，其独立的请求权本院不予支持。海浪公司其余股东，经一审通知，未参与诉讼，对此应认定其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 关于第三人赵广林请求按照持股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一节，在购买权平等的情况下，出让人亦拥有交易自由的权利，本案中，红土公司与张勤福已于2013年12月13日就股权转让达成有效合意，且该约定并未违反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故第三人赵广林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其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赵广林预交）、100元（张勤玉预交）、100元（马驰、杨文军、邵宝旭、闫喜生、张弘、田同让、王红社预交）、167410元（张勤福预交），由上诉人各自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晓平 审 判 员 杨晓梅 审 判 员 李 鑫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刘三虎 书 记 员 矣妍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