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8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培英，女，1970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万余，男，197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系上诉人刘培英配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珠，男，194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凌艳，女，1980年6月3日出生，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山，男，196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来香，女，196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润明，男，195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中涧河乡政府退休职工，住太原市。原审被告：刘金民，男，196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原审第三人：太原市尖草坪区柴村街办柴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太原市尖草坪区柴村街办柴村。法定代表人：刘汉生，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月龙，太原市尖草坪区柴村街办柴村村民委员会委员。上诉人刘培英因与被上诉人刘文珠、李来香、刘宝山、原审被告刘金民，原审第三人太原市尖草坪区柴村街办柴村村民委员会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8民初1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培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万余，被上诉人刘文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凌艳、李来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润明、原审被告刘金民，原审第三人太原市尖草坪区柴村街办柴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月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培英上诉请求：1、被上诉人刘文珠返还本次拆迁中领取二次补偿款15万元；2、被上诉人李来香的继承补偿款30万元判决予以驳回；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刘文珠在1999年旧房翻建时就和全家达成一致的口头协议，均无异议，并收取上诉人刘培英丈夫刘万余叁仟元作为父母名下继承的外院西房两间拆除补偿。当时没有书写协议，在这次城中村拆迁中多次阻挠村委会发放刘培英合法的拆迁补偿，当时拆房在村里最早，领款时最晚，经村领导多次调解，被上诉人刘文珠和四婶张巧英各壹拾伍万元，才能领取，对当时老宅翻建补偿的各叁仟元拒不承认，我当时是欠了巨额债务，着急，只能默认，是不当得利，应返还。二、被上诉人李来香，所谓称呼的继女，刘文平我的二叔在生前就和我们全家达成一致的口头协议，由刘文博（我的公公）和奶奶的主持下将刘文平、刘文哑（我的五叔）里院房产置换给刘太和，一审中我已提供给法庭前后院置换的协议中充分体现，由我们夫妇出资筹建供刘文平、刘文哑和奶奶李守珍三人共同生活居住，让我们夫妇为他们养老送终，最终继承作为条件，我们夫妇做到了。李来香其母亲去世后，就没有了踪影，李来香自己放弃了继承权，直到刘文平（即李来香的继父）去世后，刘文平（即李来香的继父）出殡你都没有回来参加，事实足以证明李来香没有继承权即李来香的继承权不存在。不应继承不存在的房产补偿。刘文珠辩称，在1999年翻盖新房时，上诉人刘培英的丈夫刘万余与我们兄弟们商议，想把全院弟兄家六家的房子全拆翻盖成正房，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后来他就自行拆了我住的房子，刘万余一家也在同年离开村里到外地直至2017年拆迁时也没回来，我便向村委申请要属于我的拆迁款。我是在维护我自己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认为我已领15万元，说明已同意这样的补偿方式。两间房的价值远远高于15万元，我领到的钱是经村委从正当渠道所得，应驳回上诉人刘培英上诉请求，公正判决。李来香辩称，本案诉争财产属于刘文平遗产。诉争安置房是登记在李守珍名下的宅院以及宅基地上的建筑物拆除后置换的。由于李守珍去世后没有分割，故属于刘文平遗产。翻建后房屋所有权不会改变，翻建房登记在李守珍名下，所以翻建的新房理应属于刘文平所有。本案诉争财产不属于上诉人刘培英所有。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刘培英承认自己另立门户一审批一处宅基地，因生活所迫，将该宅基地使用权出让给本村人，根据土地法，上诉人刘培英无权再审批宅基地，也无权让上诉人刘培英在自己使用的宅院上翻建新房，上诉人没有该宅基地的使用权。上诉人刘培英狡辩给李守珍中子女每人3000元折旧折抵旧房翻建新房，由于上诉人刘培英没有支付旧房折抵款的事实，口头协议并不存在。刘文博出面与邻居协商，院建协议，只能说明刘文博代替母亲李守珍处理相关事宜，并不能证明此院旧房屋已拆给上诉人刘培英，不能证明上诉人刘培英出资翻建新房和办理养老送终事宜。上诉人刘培英没有出示宅院使用权和翻建房审批的手续，也没有出示建房资金来源人工费材料费支付明细，认定该房建房是由上诉人刘培英建设形成，属主观臆断。李来香有代位继承李守珍遗产的权利。上诉人刘培英既不是李守珍的合法继承人，也没有李来香的授权，擅自领取李守珍遗产属于不当得利。依照民法规定，依法应当返还答辩人。原审第三人太原市尖草坪区柴村街办柴村村民委员会陈述，刘培英不是法定继承人，当初据我们了解，刘培英夫妇负责刘文哑、刘文平、李守珍生活起居，当时他们已经达成协议，他们夫妻负责老人的养老送终，以后财产就人家夫妻二人承担，宅基证就是夫妻二人拿的，所以就列为主体进行拆迁。拆迁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异议，所以就把款发给刘培英。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刘金民陈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文珠、刘宝山、李来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三原告对位于柴村大东街南二巷4-3号宅基地（土地使用证号0405089）建筑物及宅基地拆迁补偿款、安置房享有继承权，二被告没有继承权；2.判令二被告返还非法占有三原告应依法继承的位于柴村大东街南二巷4-3号宅基地（土地使用证号0405089）建筑物及宅基地拆迁补偿款应得份额分别为100万元，合计300万元，并分别获得30平米拆迁安置房，合计90平米；3.判决确认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柴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编号918号）没有法律效力；4.判令第三人承担二被告返还财产的连带补偿责任；5.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柴村村民李守珍于2009年去世，生前与其配偶刘清和（1969年去世）育有六子，长子刘吉龙于1985年去世，留有一子刘宝山（即本案原告）；二子刘文平于2001年去世，生前未生育子女；三子刘文博于2002年去世，留有三子二女，即长子刘万富、次子刘万有、三子刘万余（即被告刘培英配偶）、长女刘梅香、次女刘月香；四子刘文贵已去世，留有二子一女，即长子刘万锁、次子刘万柱、女儿刘彩云；五子刘文哑于2004年去世，生前无子女；六子刘文珠，即本案原告。1987年10月1日，柴村村委会对宅基地进行清查登记，位于柴村大东街南二巷4-3号的宅基地（宅基编号0089-2，简称：案涉宅基地）登记户主为本村村民李守珍，共同使用人为其五子刘文哑，面积3.61分，建有房屋十四间（其中有南房三间、东房三间、西房八间），建房时间为1973年前。上述房屋刘吉龙、刘文平、刘文博、刘文贵、刘文哑、刘文珠兄弟六人曾进行分割，其中南房东一间归长子刘吉龙，南房西一间及南房北一间归三子刘文博，东房三间归五子刘文哑，西房靠北四间归二子刘文平，西房中间两间归四子刘文贵，西房靠南两间归六子刘文珠。2000年左右，刘万余将案涉宅基地上房屋翻新重建，后于2001年4月28日补办了编号为200161的《拆旧翻新准建证》。2017年9月13日，柴村村委员会与被告刘培英签订《柴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柴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评审表》及《三给片区柴村宅基地院落测量分类汇总表》各一份，约定柴村村委员会因拆迁证号为0089-2宅基地上建筑物向户主刘培英支付现金补偿及奖金合计人民币5803950.8元，由被告刘金民代被告刘培英在上述协议及表格上签字确认。补偿款已由被告刘培英领取。2018年1月12日，被告刘培英向李守珍的四儿媳张巧英（即四子刘文贵配偶）支付老院拆迁补偿款150000元，并约定此补偿为最后了结，张巧英出具《领条》一份。同日，被告刘培英向原告刘文珠支付老院拆迁补偿款150000元，并约定此补偿为最后了结，由刘文珠配偶贺秀莲出具《领条》一份。2018年7月23日，由刘万锁作中间人，被告刘培英配偶刘万余与原告刘宝山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刘万余向刘宝山支付补偿款270000元，并以此补偿为最后了结。另查明，1979年原告李来香在其母亲周转英与刘文平结婚时随母至刘文平家生活。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宅院虽登记户主为李守珍，但依据宅基地性质及土地管理法规定，登记应系代表全体家庭成员，户主李守珍去世前，已将案涉宅院上14间房屋在其六个儿子间进行分割，本案双方对该分割事宜亦均无争议，依法应予认定。原告刘文珠就其所分两间西房、原告刘宝山就其父亲刘吉龙所分南房一间，在此次拆迁过程中与被告刘培英配偶刘万余达成最终处理意见，应系对各自相应财产及继承权利的处分，即便被告刘培英夫妇在翻建房屋时未与其协商，根据双方在拆迁中达成的上述最终处理方案，亦应再无纠纷，其二人已依据双方协商的最终处理方案领取相应补偿款，现又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继承权利并主张分割拆迁补偿款及拆迁安置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亦有违诚实信用，故对原告刘文珠、刘宝山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原告李来香的母亲周转英与刘文平结婚时其未满18周岁，随二人共同生活，与刘文平形成了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依法对刘文平的财产享有继承权，被告刘培英及其配偶刘万余在翻建案涉宅院时，拆除李来香继父刘文平分得的四间房屋，侵犯了原告李来香的继承权，被告刘培英辩称其以为刘文平养老送终为条件获得了刘文平的财产赠与，但未举证证实该事实，其应承担不利后果，补偿原告李来香相应的财产损失，现刘文平所分房屋已在房屋翻建时拆除，相关财产价值无法评估，参照当时房屋分割的实际情况及被告刘培英向刘文珠、刘宝山、刘文贵支付的补偿金额，认定被告刘培英应向原告李来香支付补偿款300000元；关于拆迁安置房，根据《柴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柴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评审表》，系对被拆迁建筑物的实物补偿，案涉宅院被拆迁房屋及附属物均系被告刘培英及其配偶刘万余建设形成，其建设行为亦获得相关政府机关的批准，原告李来香未进行投资建设，鉴于已按上述款项补偿其继承权所受损害，应驳回其分割拆迁安置房的诉求。被告刘金民在办理案涉宅院拆迁相关事宜中，系代理被告刘培英签字，拆迁补偿款的实际领取人为被代理人刘培英，相关利益也由刘培英享有，相应的民事责任也由刘培英承担，被告刘金民未从中获得补偿款或安置房及其他利益，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故其作为本案被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第三人柴村村委会系此次拆迁的具体实施者及补偿款的受托发放人，已将案涉宅院拆迁补偿款给付被告刘培英，三原告主张其承担连带补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刘培英与第三人柴村村委会签订的《柴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效力问题，与本案侵权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经本院释明，双方均同意另行处理，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培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李来香补偿款300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来香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刘文珠、刘宝山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刘培英夫妇家庭情况说明，证明上诉人于1999年翻建老院，二叔刘文平三番五次找我们夫妇翻建老院，1999年3月与刘太和家达成协议，翻建了老院，协议达成后，奶奶、二叔、五叔一直与上诉人共同生活、居住，建房，奶奶、二叔、五叔的生活、起居、债务集体福利、看病、养老等上诉人夫妇负责，刘文平去世后，上诉人处理后事，李来香从未露面。被上诉人质证不认可该事实。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刘文珠领取的补偿款15万是否应当予以返还；2.刘培英是否应当支付李来香拆迁补偿款30万。案涉宅院虽登记户主为李守珍，但依据宅基地性质及土地管理法规定，登记应系代表全体家庭成员，户主李守珍去世前，已将案涉宅院上14间房屋在其六个儿子间进行分割，双方对该分割事宜亦均无争议，依法应予认定。被上诉人刘文珠就其所分两间西房、刘宝山就其父亲刘吉龙所分南房一间，在此次拆迁过程中与上诉人刘培英配偶刘万余达成最终处理意见，应系对各自相应财产及继承权利的处分，即便刘培英夫妇在翻建房屋时未与其协商，根据双方在拆迁中达成的上述最终处理方案，亦应再无纠纷，其二人已依据双方协商的最终处理方案领取相应补偿款，现上诉人主张刘文珠予以退还已领取的15万元，有违诚实信用，理由不足，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李来香的母亲周转英与刘文平结婚时其未满18周岁，随二人共同生活，与刘文平形成了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依法对刘文平的财产享有继承权，上诉人刘培英及其配偶刘万余在翻建案涉宅院时，侵犯了被上诉人李来香的继承权。刘培英辩称其以为刘文平养老送终为条件获得了刘文平的财产赠与，但未举证证实该事实，其应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情况说明，只能证明上诉人翻建老院以及对其奶奶、二叔、五叔的生活、起居、债务集体福利、看病、养老等负责的事实，但不能证明以此为条件，获得了刘文平的财产赠与，刘文平的财产应由李来香代位继承。一审参照当时房屋分割的实际情况及刘培英向刘文珠、刘宝山、刘文贵支付的补偿金额，认定刘培英应向李来香支付补偿款300000元，并无不妥。上诉人刘培英主张请求被上诉人刘文珠返还本次拆迁中领取二次补偿款15万元；请求被上诉人李来香的继承补偿款30万元判决予以驳回，证据不足，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培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刘培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利亚审判员 王庆河审判员 任 华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冯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