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76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超达纸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29。法定代表人：汪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肖艳，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春玉，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荣隆纸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X6Y8D76。法定代表人：郭超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文，广东灏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超龙，男，199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文，广东灏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刚，男，1981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袁家湾组。。上诉人中山市超达纸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荣隆纸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隆公司）、陈刚、郭超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9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超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一判项，改判由荣隆公司向超达公司支付货款221404.41元以及违约金（以2017年12月货款44229.64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31日起，以2018年1月货款132242.67元自2018年1月31日起，以2018年3月货款44932.1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31日起，均按年利率24%暂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不能承兑的两张支票在尚欠货款中予以扣减错误。一审庭审中，荣隆公司已确认拖欠超达公司货款221404.41元。超达公司收到金额为95000元的支票和32786元的支票，支票兑换期限即2019年10月8日和2019年10月31日，均因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票据款项而无法承兑。因此，超达公司根本未收到上述两张支票中的款项，该两笔款项不应当从荣隆公司拖欠超达公司的款项金额中予以扣减，即荣隆公司拖欠超达公司货款金额应为221404.41元。（二）一审法院计算违约金起算时间错误。根据超达公司与荣隆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显示，结算方式为月结。在一审庭审中，超达公司称该月结方式为下月1日前结算上月货款。因此，超达公司主张的2017年12月货款、2018年1月货款以及2017年3月尚欠货款计算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应为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月31日和2018年3月31日，一审法院单方以荣隆公司陈述确定违约金起算时间严重错误。荣隆公司、郭超龙辩称：1.荣隆公司与超达公司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货款已全部结清。陈刚是超达公司的业务员，曾与郭超龙合伙经营荣隆公司。后于2018年4月28日退伙，陈刚已将与超达公司的款项全部收结并开收据给荣隆公司。一审起诉时已提交该证据。一审起诉时，超达公司提供的客户往来催款单，落款处陈刚签名时间为2019年8月6日，此时陈刚已退股，其无权代表荣隆公司签署该对账单，且荣隆公司并未授权。催款单上有“陈刚调入荣隆”的表述，荣隆公司与郭超龙对此不清楚该表述意思；2.两张支票并非荣隆公司交付给超达公司，是陈刚交付给超达公司。二审庭审中，超达公司补充的上诉意见称支票的兑付情况，荣隆公司与郭超龙并不清楚，无法确认。陈刚辩称：1.荣隆公司开厂至2018年4月28日，陈刚与郭超龙合伙经营荣隆公司，后陈刚离开荣隆公司。荣隆公司未按约定支付超达公司货款，因此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间。陈刚代表超达公司向荣隆公司下订单采购纸箱，后销售到第三方，陈刚已将第三方交付的货款交给超达公司。因此陈刚在2018年12月30日写下收据交给荣隆公司以证明荣隆公司不再拖欠超达公司货款；2.客户往来催款单上的支票是陈刚交给超达公司的，此两张支票的款项已支付，其中9.5万元支票是陈刚让其老婆李洪艳转账给超达公司指定人员。荣隆公司知道该支票情况。超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荣隆公司、郭超龙、陈刚支付超达公司货款221404.41元及违约金（2017年12月货款44229.64元自2017年12月31日起，2018年1月货款132242.67元自2018年1月31日起，2018年3月货款44932.1元自2018年3月31日起，均按年利率24%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荣隆公司成立于2017年9月30日，法定代表人为陈刚，股东为郭超龙、陈刚。2018年6月8日，荣隆公司经核准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郭超龙，股东变更为郭超龙及案外人郭长根。超达公司与荣隆公司曾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主要约定由超达公司向荣隆公司供应纸品；结算方式为按单笔合同或订单执行，如荣隆公司逾期付款的，每天按逾期货款金额的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超达公司与荣隆公司实际按月结算货款，当月货款次月支付。超达公司应荣隆公司的要求向其供应纸品，其中2017年12月供货188922.51元、2018年1月供货132242.67元、2018年3月供货44932.1元，合计金额为366097.28元。郭超龙、陈刚分别向超达公司出具《担保书》，自愿为荣隆公司完全履行其与超达公司已订立的或将订立的所有合同（主合同/报价单/订单/对账单）项下的全部义务向超达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货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保证责任期间为两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2018年12月30日，陈刚作为收款人签订收据，收据载明：“今收到荣隆纸品有限公司（投资人之一财务部郭超龙）2017年12月份至2018年3月份欠超达纸品有限公司全部纸板货款，尾款全清”。2019年8月6日，超达公司制作客户往来催款单，载明客户即荣隆公司尚欠货款余额为226404.41元。该催款单下方手写有：“1.2019年8月6日付支票95000元；2.2019年8月6日付支票32786元；3.现金微信5000元，共计132786元”，下方有陈刚的签名。超达公司已收到催款单上的5000元和两张支票，但因两张支票到11月才能承兑，故其计算的尚欠金额中并未扣除两张支票的金额，现尚欠货款金额为221404.41元。荣隆公司、郭超龙对超达公司主张的尚欠货款金额并无异议。一审诉讼中，超达公司表示：陈刚为其业务员，并主要由陈刚联系与荣隆公司的交易，在签订客户往来催款单时陈刚也表明已退出荣隆公司，但因陈刚代荣隆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故由其对账并签订催款单；《担保书》与《购销合同》同一天签订；当月货款应在下月月初结算，但并未明确具体日期。荣隆公司、郭超龙表示：《担保书》虽由郭超龙签订，但没有落款日期，郭超龙也不记得具体签订日期；当月货款均是在下月30日之前进行结算的；荣隆公司通过提供货物给陈刚销售，再由陈刚用销售所得金额偿还超达公司货款的方式支付全部尚欠货款。。一审法院认为，超达公司与荣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超达公司已依约向荣隆公司供应货值为366097.28元的货物，荣隆公司应按约定支付货款。现超达公司主张荣隆公司尚欠货款221404.41元，荣隆公司辩称其通过向陈刚提供货物的方式支付完毕尚欠超达公司的货款，提交了收据佐证，但荣隆公司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超达公司同意以该方式收取货款或授权陈刚收取货款。因此一审法院对荣隆公司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虽荣隆公司对超达公司主张的尚欠金额221404.41元无异议，但因超达公司确认收到了金额为95000元和32786元的支票，即便超达公司表示两张支票尚未到承兑日期，但也应当在荣隆公司本案应付货款金额中予以扣减，故一审法院认定荣隆公司在本案中应付超达公司货款93618.41元，具体为2018年1月48686.31元及2018年3月44932.1元。荣隆公司未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其应支付尚欠货款和违约金。根据《购销合同》约定，逾期支付货款则按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现超达公司将违约金标准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付，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超达公司与荣隆公司均确认双方结算方式为当月货款次月结算，而超达公司主张为月初结算但未明确具体时间，荣隆公司则表示为30日前结算，因此一审法院采信荣隆公司的意见，即2018年1月尚欠货款的违约金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3月1日、2018年3月尚欠货款的违约金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5月1日。关于郭超龙及陈刚的责任问题。超达公司以郭超龙、陈刚签订《担保书》为由，主张郭超龙、陈刚对荣隆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郭超龙表示《担保书》并未有落款日期即没有生效时间。《担保书》已明确郭超龙、陈刚对荣隆公司与超达公司签订的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书》虽未有落款时间但不影响郭超龙、陈刚自愿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的意思表示。因此，超达公司要求郭超龙、陈刚对荣隆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荣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超达公司支付货款93618.4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48686.31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起、以44932.1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5月1日起，均按年利率24%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郭超龙、陈刚对荣隆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超达公司超出上述判项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60元，减半收取计3130元，由超达公司负担1956元，荣隆公司、郭超龙、陈刚负担1174元（该款已由超达公司预付，荣隆公司、郭超龙、陈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迳付1174元给超达公司）。二审中，超达公司提交新证据：1.账户交易明细单，拟证明荣隆公司在一审给超达公司的32786元支票在2019年11月1日入账；2.9.5万元支票退票原件，退票理由书、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9.5万元的支票因账户余额不足，无法承兑。陈刚委托李洪艳向超达公司指定账户支付的9.5万元，实际是支付该9.5万元支票的款项。荣隆公司、郭超龙对超达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陈刚已对超达公司与荣隆公司的货款做了冲减，至于陈刚此后如何支付给超达公司，荣隆公司与郭超龙对此不清楚。超达公司的新证据印证了陈刚支付相关款项的说法。荣隆公司、郭超龙二审期间提交新证据如下：2020年1月2日由陈刚亲笔书写的一份情况说明，拟证明：陈刚代表超达公司已收取了荣隆公司与超达公司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的货款，荣隆公司不欠超达公司的货款。超达公司对荣隆公司、郭超龙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该情况说明由陈刚书写没有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陈刚是荣隆公司的股东之一，所以对客观性不确认。其次，陈刚已在客户往来催款单上确认荣隆公司拖欠超达公司货款，因此该证据中陈刚所称荣隆公司与超达公司货款已结清不符合事实，超达公司在一审庭审除了客户往来催款单已提交了相应的送货单以佐证荣隆公司拖欠超达公司货款的事实，但是荣隆公司、郭超龙、陈刚除两张支票及微信转账记录外没有提供其支付货款的证据。最后，荣隆公司的股东郭超龙与陈刚合伙以及他们之间的债权债务与超达公司无关。陈刚没有新证据提交，对超达公司及荣隆公司、郭超龙二审提交证据的真实性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超达公司二审庭审期间确认已经收到涉案两支票金额分别为95000元和32786元的兑付款，超达公司称是荣隆公司委托案外人李洪艳支付的，荣隆公司抗辩称，两张支票并非荣隆公司支付给超达公司。陈刚二审庭审期间确认该两张涉案支票是陈刚委托其妻子李洪艳转账至超达公司指定人员的账户。另查明：一审庭审中，超达公司和荣隆公司均确认货款按月结算，即当月货款于下个月结算。超达公司主张是下个月初结算上个月货款，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荣隆公司主张下个月30日前结算上个月货款。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荣隆公司在二审诉讼中辩称本案货款已由陈刚付清，故其无须承担付款责任。因荣隆公司未就本案提出上诉，故本院对此不作审查，荣隆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针对超达公司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首先，超达公司与荣隆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恪守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其次，超达公司上诉期间主张荣隆公司尚欠货款为221404.41元，其中包含了两张金额分别为95000元和32786元的支票，而在二审庭审中超达公司确认该涉案两支票均已兑现，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荣隆公司尚欠金额应扣减涉案两支票，并无不妥，应当予以维持。超达公司上诉认为涉案两支票的款项不应扣减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最后，《购销合同》并未约定结算方式，但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确认结算方式为上个月货款在下个月支付，在超达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货款支付时间为下个月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荣隆公司的自认认定当月货款次月30日前结算，并据此计算涉案货款的逾期支付利息，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超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56元，由上诉人中山市超达纸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新林审 判 员 蔡惠群审 判 员 刘运充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晓婷书 记 员 陈淑华王甲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