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21民初107号 原告：何明，男，1979年8月8日出生，瑶族，居民，住广西昭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世诚，广西冠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新，广西冠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昭平县黄姚龙乾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昭平县黄姚镇罗望村龙冲屯龙冲水库。 法定代表人：潘有初，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人。 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昭平县黄姚镇黄姚街。 法定代表人：闭寿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乾，广西东方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慧，广西东方意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住所地：昭平县天鹅塘经济适用房小区1-3号。 法定代表人：姚明杰，个人独资企业经营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理贵，广西尊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姚强，男，196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昭平县。 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住所地：昭平县昭平镇西堤南路2号。 法定代表人：陆祖全，主任。 原告何明与被告昭平县黄姚龙乾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姚强合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且遇不可抗力转为普通程程中，因案外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是涉案茶园林权所有人，与本案的审判结果可能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依职权通知其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4月7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何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世诚、王志新，被告昭平县黄姚龙乾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有初，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乾、王远慧，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理贵，第三人姚强、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的法定代表人陆祖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调解未果，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系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2010年1月1日至2034年12月30日期间的承包者。2.判令被告昭平县黄姚龙乾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停止侵权，立即退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0年1月6日，原告与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签订《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合法承包了县林业局项目办在东潭林科所辖区投资种植365亩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期限为25年，即自2010年1月1日至2034年12月30日；2013年6月3日，原告何明与第三人姚强签订《昭平县东潭茶园、茶厂合作协议书》，约定由双方对东潭茶园及茶厂各出资50%,各占50%茶叶销售收入的利润；2015年6月8日，因合作分歧，原告与第三人姚强签订了为期5年的分开经营管理的《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姚强负责东潭林科所鱼塘周围25亩及茶厂后面6亩的茶园；（2)何明负责走马镇东坪村接米小组新建茶园的投入和管理；（3)东潭茶园全部承包给其他茶农；(4)分管期限内，各负盈亏；(5)茶厂货车归原告何明使用，东潭茶厂及设备由姚强管理和使用;(6)利用茶园基地争取的各种扶持资金，双方均分；（7)双方在分管期，不得私自融资、转让、抵押贷款或与他人合作。2016年7月，原告何明得知，东潭林科所辖区附近包含东潭茶园、茶厂将要被广西贺州市旅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征收，建设康养项目。但因对东潭茶园茶厂的补偿款太低，原告未同意。2018年5月26日，原告发现东潭茶厂被一帮农民工破坏拆毁，机械设备均处于露天状态，且茶厂旁边的几亩茶园已经被夷为平地。5月30日，原告向昭平县林业局项目办进行了汇报。2018年12月，经过原告、第三人姚强和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林业局项目办负责人、东潭林科所长负责人长达四个多月的协商，各方达成一致口头意见：（1)何明与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解除东潭茶园茶厂的承包合同，第三人东潭岭投资公司完税后一次性补偿何明5,081,000元；(2)关于原告何明、第三人姚强新建的走马镇东茶园，以姚强的名义，将新建茶园使用权转给第三人东潭岭投资公司，东潭岭公司税后一次性补偿款3,480,000元给姚强。2018年12月21日，原告与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签订了解除东潭茶园茶厂承包合同的《解除〈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合同〉的协议》。同日，原告与姚强签订《解除协议》。2018年12月29日，因第三人东潭岭投资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税后补偿款5,081,000元，原告向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提出了终止解除东潭茶园茶厂承包合同的函件《关于终止解除〈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合同〉协议的函〉》。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表示同意终止解除，继续履行东潭茶园及茶厂的承包合同。故，原告何明仍然是东潭茶园及茶厂的合法承包者。但近期，原告被被告阻拦，不给进东潭茶园茶厂。后经调查发现：2015年11月27日，第三人姚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以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的名义，将东潭茶园茶厂以其他茶园的经营收益权以4,150,000元的价格转给被告昭平县黄姚龙乾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而被告又在2017年9月6日将东潭茶园茶厂及其他茶园的经营收益权一起转让给了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获得了转让对价24,138,000元。原告认为，原告是东潭茶园茶厂的合法承包者，被告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无权转让经营收益权给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被告阻拦原告经营管理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特致诉。 被告昭平县黄姚龙乾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诉请一及所诉被告侵权阻拦其经营管理均无事实依据，请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1.原告与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所签订《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因没有限制条款，原告取得后先后与多人合作、并作出多次处分，被告已合法取得东潭岭范围茶园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处分权。因茶园的合作转让收购事宜，被告在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和第三人姚强分别出具与何明于2013年11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可独立处置合作项目28.3公顷茶园的资格、第三人姚强名下的林权证确定拥有254.72亩茶园的独立处置权的前提下，于2015年11月27日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订立《茶园及茶厂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拥有处置权的28.3公顷茶园和茶叶加工厂之经营管理收益权从2015年12月起转让给被告，期限至2034年12月31日止，转让价为4,150,000元；2015年11月27日，被告与第三人姚强个人签订《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第三人姚强个人名下林权证的254.72亩茶园从2015年12月起转让给被告，期限至2034年12月31日止，转让价3,650,000元；2015年12月29日，被告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就昭平县东潭林科所所部周边的约50亩茶园签订《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整合好所部周边各块茶园约50亩，从2015年12月起转让给被告，期限至2034年12年31日止，转让价950,000元，所以被告合法取得经营管理权。上述合同订立后，各方开始依序履行。经核对，《茶园及茶厂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确定的28.3公顷茶园实为365亩；履行《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时，变更约定由被告以376,000元的对价取得该林科所职工种植和管理的茶园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实际尚余40.4亩茶园由其管理。 至2017年底，经与上述第三人核对，被告共向上述第三人付款10,500,000元。被告付清所有款项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告知被告，原告反悔、占据部分茶园经营不愿交付。为妥善处理茶园的移交，被告与第三人姚强于2018年9月18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第三人姚强将其林权证下的254.72亩茶园全部转让给被告，同时将其与原告共同合作的365亩茶园的50%股份也全部转让，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转让的所部周边40.4亩茶园不变。经核对，最终确定上述茶园茶厂转让款为5,050,000元，其余因原告反悔的茶园款项退给了被告。 2.原告不遵守合同约定是引起本次纠纷的根本原因所在，应承担违约责任。自2015年起，原告对合同的签订与改造反复无常,视同儿戏。原告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签订《合作协议》，到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与被告于2015年11确定转让，原告没有异议，但在履行过程中他却要求重新议价；等确定交易价后又要求变更支付方式；确定支付方式后又拒绝收款；等退款后又同意收款履约，等共同确定付款履约却又玩起失踪。故被告根本没有侵权，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3.在整个过程中，各方所签协议与合同均合法有效,各方均应遵照执行，请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因原告迟迟不履行协议，被告于2018年9月18日与姚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作为补救措施，已付款合法取得的第三人姚强林权证名下的254.72亩、原告与第三人姚强合作50%份额的182.5亩、林科所原所部周边40.4亩茶园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处分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强占，并未对原告构成侵权。原告必须完全退出、不得阻碍被告的生产经营。 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述称：1.该公司于2017年9月6日和被告签订《茶园转让合同书》，双方已移交接收236亩东潭林科所茶园，该公司已向被告支付16,000,000元茶园转让款，该合同已经部分履行，合同履行现状应在本案中得到充分考虑。2.本案中，原告关于涉案茶园茶厂目前存在其他承包合作等法律关系且有纠纷尚未处理清楚的主张和举证，该公司和被告签订茶园转让合同书的当时并不知情。3.该公司没有与原告、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案外人东潭林科所达成需要向原告支付5,081,000元补偿款的书面协议，无需向原告支付。 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述称：该场于2013年11月2日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就原告原与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订立的《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园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的合作由该场达成负责该合同项下365亩茶园及对应茶厂的管理和投入、该场可自行与第三方合作筹措资金建立茶叶加工厂及办理相关认证、在经营过程中该场占利益的80%的协议。2015年11月，该场为做强做大茶叶产业，按该协议的约定与被告签订《茶园及茶厂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包括原告所承包的涉案365亩茶园以该场的名义将经营管理及收益处置权作价4,150,000元转让给被告,并由该场自合同订立后为被告代管一年。合同签订后，该场对茶厂投入资金进行改造，于2016年8月23日获得了SC认证，并正常生产和加工茶叶。因履行付款的需要，第三人姚强个人名下的254.72亩茶园转让款也由该场对公账户收取。经多次核对，最终确定并收到被告转来合同款10,500,000元。在此期间，原告曾要求调整补偿价格并列举补偿方案，经与被告协商被拒绝。被告于2018年敦促该场全部移交茶园，但原告因与第三人姚强纠缠不清而坚持不履约，既不收款也不交地，导致该场一直无法全部移交茶园。后经被告与该场以及第三人姚强多次协商，被告接受了该场和第三人姚强提出方案，即由第三人姚强与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第三人姚强将个人林权证名下的254.72亩全部转让给龙乾公司，再将第三人姚强与原告于2013年6与3日订立《昭平县东潭茶园茶厂合作协议书》获得的权益即365亩茶园的50%转让给被告。此后原告一直要求款项到其账户才签订转让协议，但由于原告多次出尔反尔，该场从2018年5月开始陆续退应支付给原告的补偿款给被告。2018年12月，原告又向该场提出继续履约，要求该场、第三人姚强与其各自签约、各自议价、各自收款，三方虽于2018年12月21日签订各种协议、合同。但原告于2018年12月29又单方撕毁，导致本案纠纷的产生。 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该场作为出让方一是根据与原告于2013年11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关于该场可以单方确定与第三方合作的约定，二是根据原告与第三人姚强的意愿，才与被告订立两份转让合同，最后也是按照二人约定的各自应收款兑现给双方，该场的行为合法有效。转让款到账后原告拒不收款和履约是其的个人行为，不应牵涉到该场。故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作出裁决。 第三人姚强述称，根据原告与案外人陆某于2011年10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其于2011年11月13日在原告的见证下与陆某签订《合作协议》，由其和陆某对茶厂增加部分投资。2013年后，陆某退出经营；2013年5月19日，原告与广西贺州誉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订立《合作协议书》；2013年6月3日，其与原告签订《昭平县东潭茶园茶厂合作协议书》，确定双方在东潭范围的茶园和茶厂的合作事宜，并由其出资茶园和茶厂投入；2013年11月2日，原告又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签订《合作协议》。履行协议过程中，原告及广西贺州誉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不按合同履行义务既不建茶厂也不缴纳租金。为此，其与原告出现分歧，并于2015年6月8日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书》，划分各自的管护范围，约定了相关细则。《补充协议书》签订后，被告与其以及原告经协商最终确定将全部转让给被告。2015年11月27日，其与被告签订《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并在与原告多次谈判和沟通下确定转让价格。但原告坚持要将补偿款汇入其账户后才签订合同。无奈之下其只好将个人林权证的254.72亩茶园作价3,650,000元转让给被告，同意由原告于2013年11月2日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签订的365亩茶园和茶厂原有设备及种植场新增设备、SC认证以种植场作为出让方作价4,150,000元与被告签订《茶园及茶厂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转让合同签订后，原告反复对收益不满，也不接受其提出的将所占股份转让给原告的方案。2016年11月，原告提出一套补偿方案给被告要求调整转让价格,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而不再提起，继续履行合同。 2017年底所有转让款到账后，被告敦促移交全部茶园，但原告不愿履行合同，既不愿移交也不愿收款。在此前提下，其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和被告商定由其与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由其将自有林权证范围内的茶园之全部，和其与原告合作的茶园应占的一半份额全部转让给被告；原告所属份额暂时搁置；将多收的转让款通过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退还给被告。退款后，原告又出现反复，并提出各自处理各自收款的方案。2018年12月21日，其与原告订立了一系列的合同、协议准备一次性全部解决问题，但原告于2018年12月29日又单方撕毁所有协议，致使履行转让合同再次受阻。 原告从头到尾均参与整个交易过程，导致茶园茶厂转让合同无法全部履行，完全是原告出尔反尔、不遵守合同约定造成。其转让股权，是发生在原告屡次违约之后，其处分自己权益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并没有损害原告的权益，应受法律保护。 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述称，该办于2010年1月6日与原告签订《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园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之后，原告每年均向该办缴纳合同约定的承包金；该办承认原告为涉案365亩茶园的唯一合法承包者，享有承包合同的各项权利。故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决。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于2010年1月6日与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成立的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签订的《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用以证明原告取得涉案茶园茶厂承包经营权，是合法承包者。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均无异议；第三人姚强表示不知情。 2.原告于2013年6月3日与第三人姚强签订的《昭平县东潭茶园、茶厂合作协议书》和2015年6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用以证明涉案茶园茶厂由原告与第三人姚强合伙经营。《补充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转让需经过双方同意，自2015年6月起至2020年11月止，双方分开经营管理；2013年11月2日原告与第三人姚强的协议没有实际履行。经质证，被告对本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关；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认为，协议明确了双方的合伙管理义务，且已履行。 3.《解除协议》、《解除协议》、2018年12月21日《解除的协议》。用以证明各方在2018年12月就东潭茶园茶厂及其他两块茶园达成解除协议；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代为管理的10亩茶园产生的税款，没有权利转让本案茶园。经质证，被告表示不知情；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认为，上述协议恰恰证实了茶园在2016年12月6日前已经转让。 4.2018年12月29日《关于终止解除协议的函>》。用以证明因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未按约定在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税后补偿款5,081,000元，原告与第三人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同意终止解除，原告仍然是涉案茶园茶厂的合法承包者。经质证，被告对该协议的存在没有异议；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认为，本证据正好说明被告与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下位合同，在其上位合同已经履行的前提下有效。 5.2015年11月27日《茶园及茶场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用以证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将365亩东潭茶园茶厂的经营收益权转给被告，被告属无权处分。经质证，被告认为本协议不能证明其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的转让行为无效；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无异议且认为本合同是对经营收益权的转让。 6.2017年9月6日《茶园转让协议书》及4个附件用以证明被告将东潭茶园茶厂及其他茶园的经营收益权一起转让给了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该行为无效。经质证，被告对本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合同无效；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对本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关于转让行为是否无效，应由司法机关作出确认，不是原告单方主张即可；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无异议且认为合同有效。 7.《关于东潭岭茶园与茶厂的情况报告》。用以证明涉案茶厂被一帮农民工破坏拆毁，茶厂后的茶园已经被夷为平地，原告的合法承包权益收到侵害。经质证，被告和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对图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本图片没有证实目的。 8.照片。用以证明被告阻拦原告经营管理。经质证，被告和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对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照片也是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被告受让茶园后对经营管理进行公示。 9.2011年9月16日原告与昭平县东潭林科所签订的《东潭茶厂、茶园管理协议书》，2017年6月20日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出具的《确认书》，2017年8月31日被告与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茶园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原告与昭平县东潭林科所于2018年12月21日签订的《解除》。用以证明东潭茶园、茶厂虽在东潭林科所辖区内，但是由昭平县林业局项目办投资建设。东潭林科所有权决定对外承包的范围仅为林科所周边投资种植的20亩小叶种茶叶，系东潭林科所依照项目办的合同期限无偿提供给原告管护生产。原告向东潭林科所承担的是管理费用，而非租金；此后的协议与《东潭茶厂、茶园管理协议书》不符合；《东潭茶厂、茶园管理协议书》仍在履行，没有解除。经质证，被告认为上述证据证实原告知晓茶园转让事宜且对转让对价提出异议，其诉讼陈述的事实与本组证据不符。 10.《收据》、《农业银行转款凭证》、《解除》。用以证明原告在2014-2019年期间按时缴纳东潭茶园茶厂承包金，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是所有权人，转让必须经过其同意；《合作协议书》未实际履行，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仅管理10亩茶园、无权转让茶园。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明知茶园权属属于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却仍多次对茶园进行处分，引起本案纠纷的根本原因在于原告。 11.根据本院的要求，原告出具与案外人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在2013年5月1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将本案茶园前后四次签订协议进行处分，被告是善意取得茶园、没有任何过错。 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对原告所提交的其余证据进行质证认为，该公司不是合同的主体，关于合同效力问题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认定。 第三人姚强对原告所提交的其他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对原告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答辩意见一致。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被告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茶园及茶厂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及《范围图》。用以证明被告以合同的方式取得相应茶园经营收益权。经质证，原告对本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没有实际履行； 2.被告与第三人姚强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森林、林木、林地登记表》。用以证明被告取得第三人姚强名下《林权证》254.725亩茶园。经质证，原告对本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转让需经原告同意，第三人姚强属无权处分； 3.被告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用以证明杰顺作为茶园的整合出让方将林科所周边的大约50亩转让给被告。经质证，原告对本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转让需经原告同意，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属无权处分； 4.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与原告于2013年11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用以证明被告根据该协议签订《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经质证，原告对本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属无权处分； 5.2016年11月2日《东潭岭茶园2010年至2016年管理费用》。用以证明是原告明知并参与茶园转让全过程，其独自对转让价格作出调整，将方案通过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交给被告。经质证，原告认为不能证明本案的目的； 6.第三人姚强于2017年6月18日出具的《确认书》。用以证明《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所指向的地块使用及租金已交付，254.72亩茶园已完成转让。经质证，原告对本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转让需经原告同意，第三人姚强属无权处分； 7、2018年9月18日《股份转让协议书》。用以证明被告通过补救措施取得第三人姚强名下254.72亩茶园、第三人姚强与他人共同种植的茶园约10亩、第三人姚强与原告合伙365亩茶园中应占的50%份额，并不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经质证，原告对本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没有实际履行； 8.《付款记录》，用以证明已履行约定的付款义务。经质证，原告对本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进行质证认为，该公司不是合同的主体，关于合同效力问题请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认定。 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对被告所提交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答辩意见一致。 第三人姚强和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茶园经营权确认交付使用地块》及《东潭岭茶园品种图》、《东潭岭茶园品种图确认红线图》。用以证明2017年9月13日，被告已移交236亩茶园，《茶园转让合同书》已部分履行。经质证，原告认为应由其主张权利，交接的茶园仅40亩左右，其余茶园未实际交付。 2.《对公客户回单》，用以证明已经向被告支付16,000,000元茶园转让款，双方《茶园转让合同书》已部分履行。经质证，原告对本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及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第三人姚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对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所提交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答辩意见一致。 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向本院提交了《营业执照》、《合作协议》、《经营权益转让协议书》、《管理费用》、《认证书》等证据。用以证明其有权对涉案茶园进行处分。经质证，原告的意见与前文相同证据的意见一致；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认为，上述协议发生在其与被告签订协议之前，不知情，该公司不是合同的主体，关于合同效力问题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认定。 被告及第三人姚强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对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所提交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答辩意见一致。 第三人姚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向本院提交了昭林字[1998]52号《关于成立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的通知》、《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据。用以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经质证，各方当事人无异议。 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证意见： 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其证明力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 1.《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合同相对人没有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合同相对人均无异议并认为现仍有效，且本案其他证据均不能证明本合同已丧失效力、不再履行，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 2.原告与第三人姚强签订的2013年6月3日《昭平县东潭茶园、茶厂合作协议书》、2015年6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合同相对人予以确认，且相关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3.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与原告于2013年11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018年12月19日《解除》。合同相对人予以确认，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解除》属附条件生效的合同解除协议，即以约定的茶园完成征收以及给付遣返费用实现时生效，现并无证据证明本解除协议所附条件已全部成就，故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 4.被告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茶园及茶场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范围图》，被告与第三人姚强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森林、林木、林地登记表》、2018年9月18日《股份转让协议书》、《付款记录》，合同相对人没有异议，且是各方当事人依据未解除的《合作协议》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5.2017年8月31日被告与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茶园转让合同补充协议》，2017年9月6日《茶园转让协议书》及4个附件、2017年6月20日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出具的《确认书》、2017年6月18日第三人姚强出具的《确认书》，合同相对人予以确认，且是依据有关上位未解除的协议作出、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6.2011年9月16日原告与昭平县东潭林科所签订的《东潭茶厂、茶园管理协议书》，2018年12月21日《解除协议》、《解除协议》、《解除的协议》、《关于终止解除协议的函>》。合同相对人予以确认，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解除协议》是以《解除的协议》以及他方支付补偿款为附条件，后因《解除的协议》被《关于终止解除协议的函>》替代，《解除协议》所附条件未成就而并未实际解除。故对《解除协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 7.2016年11月2日《东潭岭茶园2010年至2016年管理费用》，原告予以确认，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结合《解除协议》，可说明原告与第三人姚强曾对涉案茶园等茶园的转让事宜进行充分协商、签字达成一致的意向，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 8.《关于东潭岭茶园与茶厂的情况报告》及照片、《收据》、《农业银行转款凭证》、《解除》、原告与案外人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在2013年5月1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茶园经营权确认交付使用地块》及《东潭岭茶园品种图》、《东潭岭茶园品种图确认红线图》、《对公客户回单》，经各方相对人确认，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因无证据证实《茶园经营权确认交付使用地块》的实际使用，对《茶园经营权确认交付使用地块》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 综合全案证据以及原告、被告、第三人当庭陈述及庭审笔录，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涉案茶园与茶厂产权归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所有。2010年1月6日，原告与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下属机构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签订《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约定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34年12月30日止，由原告承包位于昭平县东潭林科所2000年种植的365亩茶场的管理、茶叶采收和加工、茶叶销售等活动，并将现有茶厂机械设备和厂房场提供给原告使用。原告取得承包经营权后，2011年9月16日原告与昭平县东潭林科所签订《东潭茶厂、茶园管理协议书》，对相邻的权益作出约定，以及无偿将该所在周围投资种植的20亩小叶种茶叶依照《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的合同期限交原告管护生产。2012年8月2日，第三人姚强取得大路小组7林班26.30.34.36小班254.72亩林地(茶园)的《林权证》。2013年5月19日，原告与案外人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用涉案365亩茶园与案外人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享有的昭平县东潭岭隧道口约1000米处的厂房土地1块、大路小组面积254亩的土地一块进行合作，由案外人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出资建厂房、由原告对茶叶基地统一管理。此后不久，经案外人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同意并解除《合作协议书》，原告于2013年6月3日与第三人姚强签订《昭平县东潭茶园、茶厂合作协议书》，约定在原告与案外人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的期限内对上述茶园及茶厂进行合作，各出资50%、享有50%的利润。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管护后，因原告与第三人姚强在投入与生产上产生分歧，双方于2015年6月8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至2020年11月止，由第三人姚强管护林科所周围25亩茶园、茶厂后6亩茶园；原告负责租赁接米小组120亩新建茶园的投入和管理；原双方合作承包的其他茶园分包给茶农管理，所得承包金用于开支各种费用后按50%平分利润；同时约定在此期间内未经协商一致不得私自融资、合作。期间，原告于2013年11月2日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用涉案365亩茶园及茶厂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合作：1.由种植场负责茶园及茶厂的管理和投入，茶园与所有设施无条件提花给种植场使用。2.种植场可单方确定与第三方合作或自筹方式负责茶园管理、建立茶厂和办理QS认证，所需投入由种植场负责；原告与种植场按20%和80%的享有利润。 签订《合作协议》并开始履行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籍此经协商先后于2015年11月27日和2015年12月29日与被告签订《茶园及茶厂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将涉案茶园茶厂(作价4,150,000元)及林科所周边50亩茶园(作价950,000元)至2034年12月31日止的经营收益权转让给被告。2015年11月27日，被告与第三人姚强签订《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将第三人姚强名下《林权证》254.72亩茶园至2034年12月31日止的经营收益权作价3,650,000元转让给被告。 此后，因对转让费用协商不一致，原告于2016年11月2日向第三人姚强出具《东潭岭茶园2010年至2016年管理费用》，并由第三人姚强交被告；2017年9月6日，被告与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茶园转让协议书》、《茶园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将被告通过上述协议取得的茶园茶厂经营收益权进行转让。同年10月31日，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依合同约定向被告付款13,000,000元，被告向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交付部分茶园与林地；2017年11月，被告向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付款10,500,000元(税后)，通过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向第三人姚强及原告付款；因原告不同意领款，第三人姚强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在2018年11月前将原告未领款退回被告。 2018年12月21日，原告与第三人姚强就转让合作的茶园茶厂经营收益权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解除协议》：1.涉案茶园茶厂作价5,081,000元(税后)转让，其中3,480,000元作为原告的分红，余下1,601,000元作为遣散人员等费用。2.第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作价3,480,000元(税后)，作为第三人的分红。3.签字后由原告与各茶园所有人签订解除协议。双方签字后，原告于当日分别与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案外人昭平县东潭林业科学所签订《解除协议》。但因其他原因，原告未领款，原告于2018年12月29日向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发出《关于终止解除协议的函》，并经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授权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同意予以终止，原《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继续履行。因协商未果，由此成讼。另经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现场勘察核实，《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所确定的茶园2林班10小班实为18亩，2林班1、2、3、4、5、6、7、8、13小班分别规划为55.5亩(其中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管理10亩、45亩、63亩、46.5亩、46.5亩、40.5亩、27亩、13.5亩，共计365亩。涉案茶厂已被拆除，茶厂后2林班14小班13.5亩茶园已被平整，标的物不存在。原告与第三人姚强合作的茶园共计619.72亩(林科所周边50亩不在合作范围)，以及茶厂、地块。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仍是涉案茶园茶厂至2034年12月30日期间的承包者？2.被告是否对原告的承包经营实施了侵权行为？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相对人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行使合同权力、履行合同义务。“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不能超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作出裁决。因对涉案茶园的管护问题，各方当事人产生争执，原告选择诉请确认承包主体资格之诉，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及矛盾发生的原因，该请求虽不能化解核心矛盾，但属于原告自由、真实意思自治，符合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受理。原告与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就承包管理茶园及茶厂达成合意，于2010年1月6日签订《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取得涉案茶园茶厂至2034年11月的承包经营管理权，该合同经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确认，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此后，原告虽先后与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第三人姚强、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签订合作协议，但相关协议并未取消原告对涉案茶园茶厂的承包经营管理权；再此后所延伸出来的各种合同协议，也没有明确约定《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无效或予以撤销。现经茶园茶厂的所有人即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确认，原告仍是该合同的承包主体。因此，原告诉讼确认是涉案茶园茶厂的承包主体，理据充分，本院以支持。 但是，基于《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中约定的茶厂及2林班13小班的茶园已被平整，该茶园茶厂已消失，原告对该茶园茶厂的承包也因标的物的消失而消失。对于消失的茶园与茶厂，所有权人即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并未主张权利。因此，根据现状，原告按《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可承包经营管理的茶园实为351.5亩。第三人姚强与原告明签订《昭平县东潭茶园、茶厂合作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其虽不是《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的合同主体，但在相关合作关系未解除的前提下，第三人姚强享有与原告何明同等对《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承包茶园的合同权利。 关于被告是否对原告的承包经营实施了侵权行为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关键在于原告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第三人姚强所签订一系列协议等合同的有效性。根据“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原则，本案各当事人均未对涉案一系列合同是否无效或属于可撤销合同提出主张，本院在审理本案时不作确认。各当事人如对所签订合同的效力或需予以撤销，应通过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在未解决合同的效力之前，应维持合同的现状。原告与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于2013年11月2日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可以单方确定与第三方合作或自筹方式负责茶园管理、建立茶厨加工厂和办理QS认证，所需费用由甲方投入”，并未授权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单方转让茶园茶厂的承包经营管理权；但从原告于2016年11月2日出具《东潭岭茶园2010年至2016年管理费用》可以说明，原告在此前已知晓、参与涉案茶园茶厂承包经营管理权的转让事宜，且与合作人达成基本的意向；原告与第三人姚强于2018年12月21日签订《解除协议》可说明，原告在此前虽未签字、但已经就转让茶园茶厂的价格以及利润分成、费用支付与第三人姚强达成《解除协议》所约定的意向。该协议及此前的意向足以引导或授权第三人姚强对合作约定管辖的茶园茶厂进行转让。因此，第三人姚强在2017年11月按意向接收被告合同付款，且向被告交付所管辖的茶园茶厂，相关行为发生在2018年12月29日原告未能领取转让补偿款前，第三人姚强并无过错。此后，被告第三人姚强名下林权证范围254.72亩茶园及第三人姚强与何明合作的部分茶园交付给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已使用管理，属于善意取得。但《解除协议》最终未全部履行，在《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仍继续履行的前提下，被告虽可主张与第三人姚强、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所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权力，但不得妨碍原告行使承包经营管理权。经审理查明，原告所提供照片为被告在第三人姚强所转让姚强林权证名下的254.72亩茶园路口设置的大门，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茶园已完成转让并交付，被告张贴公告告示享有茶园的经营管理权并无不妥。故原告据此主张被告侵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需提出的是，第三人姚强已按与原告签订《解除协议》及之前的口头意向，将合作管理范围的部分茶园以及茶厂转让，应与原告对《昭平县东潭茶园、茶厂合作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进行重新约定，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对其他权益人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何明是《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现存第2林班351.5亩茶园的合同承包人； 二、驳回原告何明关于被告昭平县黄姚龙乾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停止侵权、立即退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何明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进超 审 判 员  谢茂余 人民陪审员  杨铁英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法官 助理  刘有锋 书 记 员  黄显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