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03民初475号原告：李利菊，女，汉族，1962年7月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坪湖。公民身份号码：441************467。原告：何静梅，女，汉族，1986年6月1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坪湖。公民身份号码：441************123。原告：曾子龙，男，汉族，2010年12月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坪湖。公民身份号码：441************417。原告：曾子豪，男，汉族，2016年1月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坪湖。公民身份号码：441************432。原告：曾子媛，女，汉族，2018年10月2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坪湖。公民身份号码：441************425。原告曾子龙、曾子豪、曾子媛的法定代理人：何静梅，系三原告的母亲。以上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忠，系广东华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丘秋玲，女，汉族，1964年8月1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卢屋。公民身份号码：441************421。被告：卢勇强，男，汉族，1986年11月2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卢屋。公民身份号码：441************417。以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辉，系广东杨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洁，系广东杨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李利菊、何静梅、曾子龙、曾子豪、曾子媛诉被告丘秋玲、卢勇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忠、被告丘秋玲、卢勇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辉、黄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利菊、何静梅、曾子龙、曾子豪、曾子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撤销原告李利菊、何静梅和被告丘秋玲、卢勇强于2019年9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二、请求判令被告丘秋玲、卢勇强赔偿原告李利菊、何静梅、曾子龙、曾子豪、曾子媛各项损害共计人民币1857979.11元；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9月4日上午，被告丘秋玲、卢勇强雇请原告近亲属曾国辉和原告何静梅到其位于梅州市梅县**************安装空调。在作业过程中，受害人曾国辉从约4米高处坠落昏迷不醒后被送到梅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医院诊断为：1、脑疝；2、重型颅脑损伤。受害人曾国辉经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2019年9月5日，被告丘秋玲、卢勇强在原告为受害人曾国辉治丧期间和原告李利菊、何静梅签订了一份赔偿金额为人民币25000元的《协议书》。原告李利菊系受害人母亲；原告何静梅为受害人之妻；原告曾子龙、曾子豪、曾子媛均为受害人所生子女。由于受害人曾国辉在向被告提供劳务受到伤害致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造成如下合理损失：1、医疗费4842.61元。2、救护车施救费2000元。3、丧葬费29129元。4、死亡赔偿金841320元。5、被扶养人生活费880687.5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原、被告签订前述《协议书》时，是原告为受害人曾国辉治丧期间，原告因痛失亲人而悲痛万分、导致当时精神状况不佳、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下与被告签订该《协议书》，而且，受害人曾国辉受到伤害致死造成的合理损害与协议书达成的赔偿金额相差巨大。故，该《协议书》确定的双方权利义务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之规定，对原告显失公平。据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特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9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受害人曾国辉受被告丘秋玲、卢勇强雇请为其家庭安装空调，就本案相关赔偿应由两被告共同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害人民币1857979.11元。综上，望法院判如所求，以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被告丘秋玲答辩称：一、本案事实经过是：死者曾国辉于2013年成立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国辉家用电器店，是该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其长期承揽整个白渡镇的空调安装、维修、清洗工作。答辩人在2019年9月3日电话联系死者曾国辉约其第二天前来家中安装空调。第二天即9月4日，死者和其妻子及另外一个由死者聘请的师傅共3人来到答辩人家中，双方约定死者为答辩人装拆2架空调一共300元，完成后由答辩人一次性给付。当时他们并未带来任何安全保障设备，答辩人多次询问是否能够保障安全，他们都作出肯定的回答。在安装空调过程中，死者的妻子一直扶住梯子保障死者的安全，就在即将完成工作时，不知因何原因死者从梯子上摔下，被送到了梅州市人民医院抢救，后回到家中死亡。死者死后第二天，死者的家属即带着一帮亲戚前来要求赔偿，答辩人当时认为死者死因存疑不同意赔偿，但死者家属一口咬定死因没有问题，答辩人出于无奈和人道主义，在众多村民的见证下与死者的家属即原告李利菊、何静梅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1、由于事发突然甲方不追究乙方死因。2、乙方对本次协议无异议，以后不追究。3、甲乙双方协议通过，由甲方一次性补给乙方贰万伍千元正。计25000元丧葬费等。4、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都无异议，受法律保护。该《协议书》签订后，答辩人当场履行了该协议。答辩人认为此事经过双方私下协商解决，已经不存在争议，对于原告的起诉答辩人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答辩人认为，本案中答辩人与死者曾国辉是承揽合同关系，并非原告认为的劳务关系，且本案案由应为承揽合同纠纷，而非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法律规定的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一方为接受劳务一方提供劳务服务，由接受劳务一方按照约定支付报酬而建立的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劳务关系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服从的关系。本案中，答辩人与死者并不存在控制、支配和服从的关系，死者并未接受答辩人的管理和支配，双方当事人始终处于平等的地位，死者曾国辉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具有独立性，提供的是一种独立性劳动，并不存在支配服从的关系。其次，死者为答辩人拆装空调需要专业的工具，这些工具都是死者自己提供的，答辩人未提供相关工具，而在劳务关系中，雇员并不需要自带工具，其单纯提供自己的劳动。再来，在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一方提供的是单纯的劳动力，一般是继续性提供劳力，以满足雇主的需要，而本案中，死者则以其特有的技能提供劳动成果，而且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答辩人是在2019年9月3日临时联系死者为其装拆空调的，而且是当场谈的报酬，当时双方约定死者为答辩人装拆两架空调，一共300元，在做好后一次性给付。另外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条中，接受劳务一方仅为个人，而在本案中死者曾国辉是个体工商户并非个人，明显不适用本条的规定，而且本案中一共有3人前来安装空调，答辩人也不可能同时聘请3个人来安装空调的。所以答辩人与死者曾国辉之间成立的是承揽合同关系，并非劳务关系。而且答辩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和过错，也没有实施侵害死者曾国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对曾国辉的死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作为承揽合同的定作人，答辩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不存在过失，答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死者曾国辉作为长期的专业从业人员，其在作业过程中应当预见到可能发生安全事故，但是其未采取任何安全保障措施，放任其发生，最终导致的后果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答辩人根据死者商铺的招牌宣传、朋友圈宣传，以及周围村民邻居的推荐介绍，选定死者为其进行空调的拆装，死者曾国辉经营的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国辉家用电器店于2013年成立，其从事这行已有六、七年的时间，且生意兴隆，答辩人有理由相信其完全具备特种作业资格，答辩人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在定作和选任上不存在过失。在死者工作前，答辩人反复提醒死者注意安全，并多次询问其工具是否安全，死者均回应安全，让答辩人放心，答辩人已经尽到了提醒义务，答辩人在指示上也不存在任何过失。在作业过程中，一直是死者的妻子在为死者扶住梯子保障死者的安全，死者长期从事空调维修安装工作，在高空施工时，应当系好安全带，严格按照相应的高空作业规范，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受到伤害是其本身过错，损害后果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死者亲属无权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四、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且订立协议时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告因不满赔偿数额请求撤销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并非原告所述精神状态不佳、缺乏判断能力，当时的情形是原告带着一帮亲戚来到答辩人家里要求答辩人赔钱，答辩人对死者的死亡也是感到非常痛心，答辩人出于人道主义，经过双方的协商在众人的见证下签订了该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内容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书合法有效，而且还有多名村民在场见证，协议书上也有在场见证人的签字和指纹，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答辩人当场履行了该协议书。现原告因赔偿数额问题要求法院撤销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卢勇强答辩称：答辩人并非本案被告，不应当承担责任。理由如下：答辩人与被告丘秋玲是母子关系，与死者曾国辉发生合同关系的是被告丘秋玲。被告丘秋玲于2019年9月3日自己通过手机联系死者，约其第二天前来安装空调。在2019年9月3日-4日期间，答辩人一直在外上班，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事情发生后，被告丘秋玲打电话叫答辩人回家，答辩人才在9月4日深夜回到老家，答辩人一回到老家的第二天，死者亲属就前来要求赔偿，因为答辩人与被告丘秋玲是母子关系，答辩人就被要求在协议书上签字，仅此而已，此事与答辩人根本没有关系，不管是从合同相对性还是赔偿义务人的角度，答辩人都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利菊、何静梅、曾子龙、曾子豪、曾子媛分别是本案死者曾国辉的母亲、妻子及子女。曾国辉生前与妻子何静梅在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圩镇经营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国辉家用电器店，该店成立于2013年10月11日，工商登记经营者为曾国辉，经营范围为家用电器维修、销售及建筑材料销售。在经营过程中，曾国辉经常在其微信（辉哥在线，微信号zgh679399）朋友圈中发布其安装、清洗空调机等经营信息。被告丘秋玲、卢勇强的户籍地址是梅州市梅县*******卢屋。丘秋玲与卢勇强系母子关系。2019年9月3日，被告丘秋玲亲戚从外地带回一部新空调机。被告丘秋玲按家中清洗油烟机后张贴的“国辉厨卫电器”经营售后服务电话与曾国辉取得联系，双方经过协商，约定由曾国辉为被告丘秋玲移装、新装空调机各一台，价格为300元，另加收购买空调室外机固定三角架100元。2019年9月4日上午8时多，曾国辉与原告何静梅及另一安装师傅来到白渡镇创乐村卢屋6号丘秋玲家中。约上午10时许，两部空调室外机均安装完毕。在稍做休息后，曾国辉带来的另一安装师傅及何静梅在房内安装空调室内机电线插座，丘秋玲亦在房内陪同。曾国辉独自一人在房屋外为新装在二楼阳台外墙处的空调作抽空处理。据测量，该新装空调底部离地面高度为3.7米。在此过程中，曾国辉不慎坠落跌倒在地。后曾国辉被紧急送往梅州市人民医院救治。经诊断，曾国辉伤情为脑疝及重型颅脑损伤。经过两个多小时抢救，因曾国辉病情无好转，其家属要求出院，在其家属签字的情况下，曾国辉被其亲属带出医院。后曾国辉于当日13时40分左右在家中死亡。据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卫生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曾国辉死亡原因为颅脑损伤。案发当日，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曾到案发现场勘查，认为曾国辉符合高坠损伤死亡，并向曾国辉家属发出《尸体解剖建议书》，曾国辉家属同日向公安机关出具《请求书》，不要求全面解剖曾国辉的尸体。公安机关未对事故做进一步调查，仅在当晚对丘秋玲做了一份询问笔录。曾国辉死亡后，被告丘秋玲于当日下午支付了400元安装空调费用及包了“香仪”500元。2019年9月5日，曾国辉亲属李利菊、何静梅与被告丘秋玲及卢勇强协商后，书面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协议书/甲方：丘秋玲、乙方：何静梅/经甲、乙双方商议因曾国辉死亡之事达成协议如下：1、由于事发突然甲方不追究乙方死因。2、乙方对本次协议无异议以后不再追究。3、甲乙双方协议通过，由甲方一次性补给乙方贰万伍千元正。计25000元丧葬费等。4、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都无异议，受法律保护。/甲方：丘秋玲、卢勇强/乙方：何静梅、李利菊。”丘秋玲、卢勇强及何静梅、李利菊均在协议书中签名及盖指模确认。另有邹增强、钟梅生等在场人在协议书中签名见证。协议达成后，丘秋玲、卢勇强于当日将25000元支付给了原告。2020年3月，原告以双方签订的协议显失公平为由，向本院提起侵权之诉，两被告则分别作上述答辩。关于曾国辉在工作过程中如何坠落受伤的事实，原告庭审中陈述：当时三人于9月4日约9:00去到被告家中安装空调，在10:30左右就拆装完毕，当时被告还请了他们去喝了茶，休息，后在抽空测试过程中发生事故。当时曾国辉是爬到架在木桌上的木梯上进行抽空作业，距地面约不到3米的高度，当时旁边没有人帮忙扶梯子，因梯子与桌面发生移动，导致固定不稳，曾国辉从高空坠落，摔到地上。被告丘秋玲在事发当晚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中陈述：一开始，郭师傅就准备用梯子上去拆二楼的主机，发现梯子不够高，就看到旁边有木桌子。郭师傅就拿木桌子搬过来，再把梯子架在木桌上。过了一会，就把二楼空调主机拆下来了，再把新的空调主机装上去。装完以后，郭师傅就把二楼的旧空调装到一楼的房间里，装完旧空调的挂机后，郭师傅就在一楼房间里装电源排插，当时曾国辉的老婆也在郭师傅旁边。突然郭师傅听到外边曾国辉在叫他的老婆，郭师傅就跟曾国辉的老婆说‘曾国辉在叫你’。曾国辉老婆听到后，准备走出去，还没走出去的时候又听到曾国辉在叫她。接着就听到外边传来一阵响声。我走出去的时候，发现曾国辉从梯子上摔下来跌在地面，在地上不停地发出呻吟。曾国辉老婆就赶紧按住鼻子跟嘴唇之间的人中穴，我就回去拿纸巾擦下曾国辉人中穴位置的血丝和脸上部位的汗。郭师傅出来以后就赶紧打120通知医院的救护车。10时45分左右，救护车过来了，在曾国辉老婆陪同下就把曾国辉送到医院救治。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本院对于事故发生当日与曾国辉同行的师傅身份问题进行了查询。被告丘秋玲于事发当晚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中陈述为“郭师傅，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原告方对该师傅的身份陈述为“该师傅是曾国辉同学，何静梅以前少接触该同学，不清楚也无法向法庭提供该人姓名及联系方式”。根据原告提交的梅州市人民医院门诊费用明细单及广东省梅州市殡仪馆出具的发票显示，2019年9月4日曾国辉在该院急诊科抢救共花费医疗费4842.61元，9月6日在梅州市殡仪馆支付生活服务及殡葬服务费320元。曾国辉，生于1983年3月17日。原告自述曾国辉生前身高约1.65米，体重约180斤。其父亲曾礼贤，已于2013年9月逝世。母亲李利菊，生于1962年7月8日。曾礼贤与李利菊共生育两个子女，儿子曾国辉及女儿曾燕辉（1986年2月出生）。曾国辉与妻子何静梅共生育三个子女。长子曾子龙，2010年12月2日出生；次子曾子豪，2016年1月4日出生；女儿曾子媛，2018年10月25日出生。据原告提交的应急管理部网站中全国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查询结果显示，曾国辉与妻子何静梅没有查询到相关的证件信息。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原告身份证、户口簿、亲属关系证明、被告丘秋玲、卢勇强常住人口个人信息、梅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病历、疾病诊断证明书、梅州市人民医院门诊费用明细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梅州市殡仪馆服务项目收费清单及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遗体火化证、曾国辉户口簿、工商基本信息、现场图片、曾国辉、何静梅特种作业操作证查询截图、协议书及被告丘秋玲提交的死者曾国辉微信朋友圈截图、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梅县区白渡镇卫生院《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现场照片3张及被告卢勇强提交的被告丘秋玲手机（号码：135*****818）通话记录（2019年9月1日-2019年9月4日）、微信支付账单详情及本院现场勘查照片、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询问笔录、建议书及当事人庭审及询问笔录等证据为凭，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发生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曾国辉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二是被告丘秋玲、卢勇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是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关于曾国辉与被告之间的关系问题。被告丘秋玲与曾国辉通过电话联系，口头约定由曾国辉为其拆装、新装空调机各一台，由被告丘秋玲支付相应的报酬。双方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曾国辉自带拆装空调所具备的专业工具，所提供劳动是其经营电器店独立的业务活动，是一次性劳动成果，被告丘秋玲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因此，曾国辉与丘秋玲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合同关系。关于被告丘秋玲、卢勇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侵权民事责任，即：定作人对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原则上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仅限于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谓对定作的过错，是指定作人委托加工、制作的定作物本身具有高度的危险性或不法性。所谓对定作指示的过错，是指定作人在定作物的制作方法上所作出的指示有明显的过错，如指使承揽人用危险的方法制作或者强迫承揽人违反规律蛮干。所谓选任有过错，是指定作人对承揽人的选择具有明显过错，如明知承揽人没有从业资格而选任。具体到本案，被告丘秋玲将拆装空调的工作发包给曾国辉，由曾国辉自主完成所承揽的施工作业。案发当日，曾国辉带领其妻子及另一安装师傅到施工现场，在空调室外机已安装完毕，曾国辉妻子及另一安装师傅及丘秋玲在室内安装插座，曾国辉独自一个人为空调机抽空作业而不慎坠落，无证据显示丘秋玲存在定作、指示方面的过失。至于选任过错，曾国辉作为长期经营家用电器店的从业人员，其业务范围包括家电销售与维修，被告丘秋玲根据曾国辉生前在其微信朋友圈中经常发布拆装、清洗空调机等信息图片及从其家中拆洗油烟机后张贴的广告电话联系曾国辉。按一般理性人的理解，曾国辉作为具有营业执照，长期经营家电销售维修的个体经营户，其应具有家电安装维修、安装空调等相应的资质及技能。即使其本人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其在承揽工作中亦可选任有相应资质的人员提供服务。本案中，曾国辉上门提供拆装空调机服务，亦非其本人一人前往，而是与共同经营电器店的妻子及另一安装师傅一起共同完成承揽工作。据被告丘秋玲对事发经过的陈述，空调拆装工作大部分由该安装师傅完成。因原、被告均未能向法庭提供该师傅的身份信息，对该师傅是否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等问题无法查明。综上，被告丘秋玲在选任方面亦不存在明显的过错。且在曾国辉独自操作过程中，并非因被告丘秋玲提供的桌子及梯子质量问题导致其受伤，而是曾国辉在未做好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不规范施工导致。综上，被告丘秋玲对曾国辉的死亡没有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至于被告卢勇强的责任，卢勇强不是本案承揽合同的当事人，其在事发当日亦不在现场，对曾国辉的死亡没有责任。其作为被告丘秋玲的直系亲属，在案发后参与调解，并在调解协议书中签名，不能据此认为其是侵权责任人，要求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因此，原告请求丘秋玲及卢勇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被告李利菊、何静梅与丘秋玲及卢勇强在案发事故后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该协议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对曾国辉的死亡原因不再追查，二是由丘秋玲一方自愿一次性补偿何静梅一方25000元。补偿款25000元已于签订协议当日履行完毕。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以该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该协议。据查，该协议签订时，除双方当事人外，均有各方的亲属参与，且无证据显示双方对该协议有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因此，原告请求撤销该协议的诉请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案经调解未果，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利菊、何静梅、曾子龙、曾子豪、曾子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90元，减半收取4895元，由原告李利菊、何静梅、曾子龙、曾子豪、曾子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海东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