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4民初3069号原告：梅立群，1984年2月13日出生，男，汉族，住浙江省。被告：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高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露冰，江苏滨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梅立群诉被告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期货经纪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梅立群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露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梅立群诉称：2015年3月28日之前，原告受邀加入中央财经大学浙江校友会微信群中，并就原告为私营企业主做过简单自我介绍，随即有若干校友添加原告私人微信，其中包括在国投中谷期货北京分公司(即被告前身的分公司，以下简称“国投期货北京分公司”)工作的校友余刚。余刚一方面在原告朋友圈中点赞、留言，阿谀奉承取得原告关注和信任，另一方面隐瞒期货是负和博弈的重要事实，在其朋友圈中长期、片面地转发期货可以赚大钱的资讯，诱使原告上钩。受余刚利诱，原告遂向余刚咨询期货投资事宜。余刚推荐了国投期货北京分公司开户专员马冰洁的微信，原告在马冰洁的指导下，于2015年3月28日完成了远程开户的相关流程。这期间，被告寄来开户小礼品，以及提供答案的期货知识答题、一系列文件、空白A4纸。被告在需要原告签字、照抄的地方用铅笔进行了标记，告知原告签字、照抄后将资料全部寄回，由被告完善其他空白内容，被告盖章后再将部分材料寄回原告。被告还通过电话提醒原告即将有被告的电话回访，并告知原告电话回访中应如何就问题作答。原告开户后，一直没有任何交易。其后被告主动向原告寄来金融期货开户资料，其中，测试题提供答案舞弊，以使不适当的人成为客户；伪造培训记录和适当性评估表中的内容，以使原告满足开户条件；若干空白纸用铅笔提醒于右下角签字，试图伪造其他需要的证明材料……原告因故并未寄回上述金融期货开户资料，正是这套开户资料完全暴露了被告试图再次欺骗原告开户。由于原告开户后一直没有入金，直至2016年3月，原告收到账户即将休眠的短信通知。出于此前收受被告开户礼品的愧疚，原告联系了余刚，余刚再次推荐马冰洁。当时由于股灾，原告持有的股票遭遇较大亏损，原告告知了马冰洁，马冰洁没有提示任何风险，反而言简意赅地告知“祝赚大钱”“期货反而平稳些”“比股票还公平点呢”，隐瞒重要事项，诱骗、欺诈原告入场交易，原告当时还问“几点休市”这样的基础性问题。被告从未向原告揭示期货风险，其仅以书面形式告知风险并由原告签字是不够的，被告应当告知原告期货交易可能存在继续补充保证金以及杠杆风险等与股票交易不同的规则，并进行模拟期货交易操作培训，包括培训原告用手机操作等。2018年12月，原告用近百万做空苹果，未有任何人提示风险，后原告在苹果期货遭遇亏损约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0余万元，原告此时还问马冰洁“手机如何登陆”此类简单问题。2019年，原告在铁矿石、镍期货遭到重大损失，期间被告亦未有任何风险警示或提示原告不适合做期货。被告违反了适当性义务，应赔偿原告的损失。根据期货结算单，原告开户以来累计亏损2,106,199.22元。综上，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直接经济损失2,106,199.22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的损失与被告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应自担损失，其主张被告赔偿没有法律依据。首先，原告开户系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被告员工余刚在微信中就原告的咨询进行回答以及在朋友圈发布相关资讯都属正常行为，不存在欺诈或诱导，被告为原告开户的流程符合《期货市场客户开户管理规定》。其次，从原告的教育背景、从业经历及多年炒股的经历看，都足以说明原告对于期货市场不可能稳赚不赔应有最基本的认知。从原告签署《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看，其对于说明书的字面意思是知晓和理解的，且被告对原告进行的电话回访中，原告明确答复在签署合同之前被告工作人员已向其揭示期货交易风险。被告的员工曾向原告寄送金融期货开户相关材料，但该些材料与本案无关，原告并未进行金融期货开户和交易，其起诉所主张的亏损都是商品期货交易造成的。再次，原告申请开户时，《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尚未颁布实施，且已经取得商品期货交易编码的老客户在《办法》实施后购买风险等级不高于原有风险等级的产品，无须进行投资者适当性评估。原告进行的所有交易均为普通商品期货，交易规则均相同，产品风险等级均为R3级，故被告无需按《办法》规定对原告进行适当性评估。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被告营业执照副本、经营证券期货许可证副本；2.原告期货交易结算单；3.金融期货投资者适当性评估表、金融期货试题及答案、若干培训记录、风险提示及若干空白纸；4.销户确认书、销户申请、顺丰快递单；5.微信截屏；6.股票交易记录及期货账户登录记录；7.原告收到的被告寄来的钢笔两支；8.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9.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的期货公司2018年诚信评估结果的通知及相关报道；10.相关网络自媒体报道；11.相关新闻报道；12.原告验伤单；13.余刚微信聊天截图。证据1-5证明被告隐瞒重要事实，诱骗、欺诈式开户，未作任何风险提示说明。证据6证明原告无期货交易资格，非适当投资者。证据7证明被告用礼品引诱原告开户。证据8证明不能以投资者签字确认就认定期货公司履行了风险提示义务。证据9-13证明被告存在欺骗行为。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2可以反映出原告主要亏损都发生在2019年，其经过2016年至2018年长达3年的期货交易，应对期货市场风险有正确的认知。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该证据系依原告要求向其寄送的开通金融期货交易测试题，但原告诉请所有亏损都是基于普通商品期货交易，金融期货交易并未开户，故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员工存在诱骗或欺诈。对证据5-7、10-13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认为应当以原告交易当时的法律法规来判断被告有无履行风险提示义务。对证据9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对原告形成欺诈。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2.国投中谷期货有限公司合同文件；3.期货委托理财及居间业务特别风险提示；4.原告新开户回访录音(附电话录音光盘)；5.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交易结算单；6.交易手续费统计表；7.交易结算单。证据1证明被告前身为国投中谷期货有限公司。证据2-4证明双方成立期货经纪合同关系，被告就期货交易风险尽到告知说明义务，原告在回访电话中也认可被告与之签署期货经纪合同前已向其揭示交易风险。证据5-7证明原告自2016年4月19日起至2019年9月25日止，频繁交易，其中2016年交易次数近30次，原告亏损主要发生在2019年，经过前期交易，其应对期货交易风险有充分的认知。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认可；证据2-7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其中，证据2的签字是本人签署，身份证、银行卡是原告在空白纸上签字后被告打印出来的；证据3的签字和手写部分均系原告本人所写；证据4回访录音是被告工作人员预演好，告知原告如何作答，原告有关被告“上门开户”等的回答均系虚假作答，被告实际上没有上门开户，也没有向原告揭示交易风险。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进行审查，确认上述证据均属真实，关于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本院在事实查明及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原告在微信群中认识了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在国投期货北京分公司工作的余刚，余刚微信朋友圈不时发布期货资讯类信息。后经余刚推荐，原告通过被告工作人员马冰洁进行了商品期货开户。2015年3月28日，原、被告签署了《国投中谷期货有限公司合同文件》(合同编号XXXXXXXX)，其中包括《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客户须知》《开户申请表(自然人)》《期货经纪合同》等。《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载明“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交易方式，具有杠杆性风险，可能产生巨大亏损，损失的总额可能超过您存放在期货公司的全部初始保证金及追加保证金……您在期货市场进行交易，假如市场走势对您不利导致您的账户保证金不足时，期货公司会按照期货经纪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通知您追加保证金，以使您能继续持有未平仓合约。如您未于规定时间内存入所需保证金，您持有的未平仓合约将可能在亏损的情况下被强行平仓，您必须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损失……”末尾处有原告手写“以上《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的各项内容，本人/单位已阅读并完全理解”，并签名。《期货经纪合同》第一条约定“在签署本合同前，甲方(被告)向乙方(原告)出示了《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及《客户须知》，并充分揭示了期货交易的风险。乙方已仔细阅读、了解并理解了上述文件的内容。”第三条约定“乙方以自己的名义委托甲方从事期货交易，保证所提供的证据及资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原告还填写了《开户申请表(自然人)》，其中原告勾选职业为私营业主、家庭年收入100万元以上、预计入市资金规模10-50万元、期货投资经验为1年以下、投资风险偏好为高风险、期望年回报率为50%以上等；声明栏载明“本人有能力承担因参加期货交易而产生的风险，并保证参与期货交易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和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承诺遵守期货交易所的各项业务规则，自愿承担期货交易结果”；原告并在声明栏“申请人签名”处签名。同日，原告还签署了《期货委托理财及居间业务特别风险揭示》，其中载明“您应当充分了解期货交易的风险特征，审慎评估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风险控制能力、身体及心理承受能力，并决定自己是否适合参与期货交易和从事期货委托理财。对于从事期货交易或委托理财业务可能导致您的财产损失风险应有清醒认识，慎重对待委托理财中的高额回报及保本承诺。”末尾处有原告手写“以上《期货委托理财及居间业务特别风险揭示》的各项内容，本人/单位已阅读并完全理解”，并签名。原告开户后，接到被告工作人员的电话回访。被告工作人员问：“是我们工作人员上门为您开户的吗？”原告回答：“是的。”被告工作人员问：“在签署合同之前我公司工作人员向您揭示期货交易风险了吗？”原告回答：“是的。”被告工作人员问：“请问您还有什么其他不清楚的问题吗？”原告回答：“没有。”开户约半年后，原告收到被告寄送的“金融期货交易特别风险提示”“金融期货基础知识测试试题”及所附答案、“个人投资者风控记录证明及培训登记”“金融期货自然人投资者适当性综合评估表”及空白纸若干，其中一张空白纸上用铅笔写明“签字，打印结算单”。原告并未签署上述材料，亦未向被告寄回。2016年3月10日，原告向被告工作人员马冰洁微信询问入金交易事宜，马冰洁向原告发送“祝赚大钱”。原告微信表示“股票亏惨了……期货要更慎重”，马冰洁回复“股票太惨了，期货反而平稳些”。2016年4月19日，原告向马冰洁发送微信“几点钟休市？”马冰洁回复“3点”。次日，原告向马冰洁发送微信“期货累计弄了2,900元。可惜股市今天亏了14万……”后马冰洁回复“期货控制好仓位，比股票还公平点呢”。2018年12月21日，原告向马冰洁发送微信“手机如何登陆”“哦，找到了”等信息。原告所有期货交易指令均系其自行下达。2017年7月1日《办法》施行之前，原告投资的主要商品期货品种及对应保证金标准为：一号棉14%、黄玉米10%、鸡蛋12%、焦炭12%、白银13%；《办法》实施后，原告投资的主要商品期货品种及对应保证金标准为：一号棉14%、苹果13%、镍12%、铁矿石13%。原告所投资的相关商品期货品种上述保证金标准均高于该品种交易所规定的保证金标准。2015年3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原告没有入金。2016年，原告总入金23万元，总出金20,511元。2017年，原告总入金26.7万元，总出金30万元。2018年，原告总入金149万元，总出金744,034.69元。2019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4日，原告总入金151万元，总出金5万元，期末结存276,255.09元，保证金占用239,395元，可用资金36,860.09元。原告通过被告进行期货投资的手续费总计72,278.12元。另查明，2016年4月，被告公司名称由“国投中谷期货有限公司”变更为“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审理中，原告明确其诉请的基础是被告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原告自述，其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本科毕业，现为纺织业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本案期货开户前具有多年股票投资经历，但无期货投资经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在原告开户及交易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诱骗的行为；被告是否履行风险告知说明义务和适当性义务，应否赔偿原告的损失。第一，关于被告在原告开户及交易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诱骗的行为。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欺诈、诱骗的行为，具体是指：1.被告员工余刚在其微信朋友圈不时发布期货大赚的片面资讯，且隐瞒期货风险，原告系在其利诱下开户。2.被告在电话回访中问“是否上门开户”，原告回答“是的”，系根据被告工作人员此前的预演及要求所作的虚假回答。实际上被告并未上门开户，原告系在被告员工指导下远程开户。被告要求原告作此虚假回答，亦属于欺诈。3.原告开户后一年内未进行交易，因收到账户即将休眠的短信通知，原告方再次联系被告员工马冰洁，马冰洁在得知原告股票大亏的情况下，欺诈式鼓励原告“祝赚大钱”“期货反而平稳些”等，诱导原告入市交易。对此，被告则主张余刚、马冰洁在微信朋友圈及聊天过程中的行为均属正常，不存在欺诈、诱骗，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其在电话回访中回答的真实性负责。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员工余刚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期货资讯，并未明确指向原告，亦无证据显示被告员工主动向原告推介期货品种。故原告主张余刚发布期货大赚的资讯系故意隐瞒期货风险，对其进行诱骗，该主张难以成立。其次，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原告主张其在电话回访中所言“上门开户”系虚假作答，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退一步讲，即便被告为原告远程开户，并未违反相关禁止性规定。再次，被告工作人员向原告发送的“祝赚大钱”“股票太惨了，期货反而平稳些”“期货控制好仓位，比股票还公平点呢”等信息系双方在一定语境下的微信聊天对话摘录，仅凭该些微信对话难以认定被告系故意诱骗并足以导致一般投资者对期货风险产生错误认知，故原告以此主张被告欺诈、诱骗亦难以成立。而原告提供的“金融期货测试题及答案、培训记录”等因均系金融期货开户资料，但原告所做的均为商品期货交易，并未进行金融期货开户，故原告以此主张被告欺诈并赔偿原告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现有证据显示原告期货开户及所有交易均系其自行操作，被告不存在欺诈、诱骗的情形。第二，关于被告是否履行了风险告知说明义务。原告主张，其虽然在《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期货委托理财及居间业务特别风险揭示》上亲笔抄写“以上……内容，本人已阅读并完全理解”，但被告实质上并未对原告揭示期货交易的风险；被告所作的开户回访中，原告虽就被告是否已向其揭示风险作出肯定的回答，但该回答是应被告要求所作的虚假回答；对于被告应如何尽到风险提示义务，原告主张被告应向其告知期货交易不同于股票交易的特点，如保证金制度、杠杆风险等，被告还应对其进行模拟实操培训。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实质上系对风险告知说明的方式及程度存在争议。首先，原告签署的《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载明“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交易方式，具有杠杆性风险，可能产生巨大亏损，损失的总额可能超过您存放在期货公司的全部初始保证金以及追加保证金……”，上述文本内容对于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交易方式以及原告从事期货交易可能产生的最大财产损失风险进行了明确的提示；被告提供的《期货委托理财及居间业务特别风险揭示》对从事期货交易的风险再次进行了提示。原告阅看上述文件并均签字确认，应认定其对风险提示内容已知悉。原告主张被告应告知商品期货交易不同于股票交易的风险而未告知，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对原告进行的电话回访中，原告再次确认在签署合同之前被告工作人员已向其揭示期货交易风险。原告虽主张其系根据被告的指示，按照被告事先告知的“答案”进行了虚假回答，但对此原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且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保证所作回答的真实性并对回答的内容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故原告事后否定其回答的真实性，对此本院亦不予采信。其次，鉴于原告开户之时的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对于期货经营机构应如何就商品期货交易进行风险告知说明并无特别规定，原告主张被告应对其进行模拟实操培训，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原告在《开户申请表(自然人)》上勾选职业为私营业主、家庭年收入100万元以上、投资风险偏好为高风险，结合原告教育背景及上述个人信息，应认定原告对于《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期货委托理财及居间业务特别风险揭示》中商品期货的基本交易规则及风险具有理解、认知能力，且具备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综上，原告在风险提示文本上签字确认并在电话回访中再次确认被告已向其揭示风险，结合原告个人情况，本院认为被告已履行风险告知说明义务。第三，关于被告是否履行了适当性义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16年12月12日颁布的《关于实施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16〕34号)明确规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将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办法》施行后，经营机构应当按照《办法》的要求，对新开立账户或接受服务的客户以及购买新产品或接受新服务的老客户进行分类、评估、匹配及动态管理，建立投资者评估数据库，严格落实适当性管理制度。”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在《办法》实施后进行了苹果、镍、铁矿石期货交易，在《办法》实施之前，其并未购买过上述产品，尤其是镍期货的风险更高，铁矿石期货则属特定品种，因此，其属于在《办法》实施后购买了新产品，被告应对其按照《办法》的要求履行适当性义务。被告则主张苹果、镍、铁矿石期货均为普通的商品期货产品，风险等级与原告此前购买的商品期货品种属于同一等级，不属于“新产品”。对此，本院认为，因并无法律法规对何为“新产品”作出明确界定，可从期货交易风险等级及保证金标准的角度综合判断。根据2017年6月28日中国期货业协会《关于发布实施(以下简称)的通知》(中期协字〔2017〕60号)第三条规定：“现有投资者参与期货交易按原有制度安排进行，实行区别对待，‘新老划断’。具体的做法是：期货经营机构向新客户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向老客户销售(提供)高于原有风险等级的产品或服务，需要按照《办法》和《指引》要求执行；向老客户销售(提供)不高于原有风险等级的产品或服务时，可继续进行，不受影响。”该《指引》及其附件“产品或服务风险等级名录”规定期货产品或服务的风险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R1-R5共五个等级，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商品期货(除特定品种以外)及相关服务”属于R3等级，“包括但不限于金融期货、期权、特定品种、承担有限风险敞口的场外衍生产品及相关服务”属于R4等级。2018年2月2日，中国证监会将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期货确定为特定品种。目前，我国已有铁矿石、PTA、20号胶和原油期货共四种特定品种，本案原告所有期货交易中属于“特定品种”的只有铁矿石期货。根据大连商品交易所2018年3月27日发布的《大连商品交易所特定品种交易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及《大连商品交易所特定品种交易者适当性业务指南》的规定，在2018年3月27日前已开户的客户可直接参与特定品种期货交易；在此之后开户的客户，开户机构应根据上述规定落实特定品种交易者适当性制度要求。由于原告已于2015年3月开户，因此其可直接参与铁矿石特定品种期货交易，无须进行特定品种交易者适当性管理。2018年4月20日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关于调整附件“产品或服务风险等级名录”的通知》，将R3风险等级的标的范围从调整前的“包括但不限于商品期货(除特定品种以外)及相关服务”调整为“包括但不限于商品期货(除原油期货以外)及相关服务”；将R4风险等级的标的范围从调整前的“包括但不限于金融期货、期权、特定品种、承担有限风险敞口的场外衍生产品及相关服务”调整为“包括但不限于金融期货、期权、原油期货、承担有限风险敞口的场外衍生产品及相关服务”。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所交易的期货产品风险均为R3级，其中铁矿石期货虽然是特定品种，但风险等级亦属于R3级。关于期货交易的保证金标准，因保证金标准中的百分比数值与杠杆率成反比，即保证金标准百分比数值越大，则杠杆率越小，风险越小；保证金标准百分比数值越小，则杠杆率越高，风险越高。原告在《办法》实施后购买的苹果、镍、铁矿石期货的保证金标准分别为13%、12%、13%，相较于原告在《办法》实施前购买期货产品的保证金标准基本持平或更高(如鸡蛋、焦炭均为12%，黄玉米为10%)。也就是说，从保证金标准来看，《办法》实施后，原告购买的期货产品并无明显更高的风险。综上，依据期货产品的风险等级划分以及具体交易品种的保证金标准，原告在《办法》实施后进行的期货交易的风险并没有明显增加，故本案原告并不属于购买新产品的老客户，按照“新老划断”的原则，本案不应适用《办法》的规定。原告主张其在《办法》实施后购买了苹果、镍、铁矿石期货，而此前没有购买过该些期货品种，故属于“购买新产品”，原告该主张缺乏依据，且与中国证监会、中国期货业协会的相关规定不符。原告主张镍期货的风险更高、铁矿石期货属于特定品种，然两者与此前原告购买的其他商品期货产品属于同一风险等级，保证金标准亦无明显差异，故原告上述主张缺乏充分的依据。原告主张被告违反了适当性义务，本院难以采纳。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梅立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649元，由原告梅立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 婕审 判 员  朱 瑞人民陪审员  于翠英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法官 助理  王 珊书 记 员  谢呈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