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1民终33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国琴，女，194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宁，陕西雅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和彬，男，197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镇巴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梅，女，197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宁，陕西雅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和彬，男，197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镇巴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嘉诚，男，2001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宁，陕西雅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和彬，男，197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镇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临潼区马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临潼区马额街道。法定代表人：刘高峰，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驹，陕西骊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临潼区水务局，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陵南路28号。法定代表人：高增长，该水务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磊，男，1983年2月7日出生，汉族，水务局工作人员，住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为民，陕西昭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国琴、李梅、刘嘉诚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临潼区马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马额街办）、西安市临潼区水务局（以下简称临潼水务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5民初3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22日政府办公室下发临政办发[2013]2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确定区水务局是零河水库、栎阳水库安全运行的责任主体，负责水库安全运行监管；各相关街办是本辖区内水库安全运行的责任主体，负责辖区内各个水库安全运行的监管。2018年1月31日市水务局下发市水发[2018]53号《关于落实2018年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责任制的通知》，要求切实落实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责任制，明确街道办、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水库，由所在地的街道办、乡（镇）人民政府承担主管部门责任，指明马额街办对龙河水库承担主管部门责任。龙河水库的大坝位于龙河下游的北端，坝顶属乡干路的一部分。马额街办在进入坝顶路的两端的路旁分别竖立着《西安市临潼区龙河水库“三个责任人”公示牌》（下称《公示牌》）及“水库水深、地形复杂、珍爱生命、严禁下水”，“珍爱生命、预防溺水、远离危险”，“严禁下水、后果自负”，“进入库区”等警示牌或标语。《公示牌》显示的“三个责任人”分别是街办主任、街办副主任、街办水保站站长。《公示牌》标明的水库概况是，设计库容565.48万立方米、流域面积90.05平方公里、常用年蓄水量454.2百万立方米、最高水位538米。《公示牌》载明的“三项措施”是，严格落实龙河水库雨水情监测任务和预测预报措施；严格按照《龙河水库汛期调度计划》进行水库调度；编制完成《龙河水库防洪抢险应急预案》，确保水库下游威胁区群众安全和重要设施安全。马额街办指派水库所在地的马额街办庙张村南尧组的村民刘联社看守。街办不给刘联社发工资，让其自负盈亏。刘联社随意决定收取钓鱼费每人次3元，不强行收。2019年以来，梁国琴之子、李梅之丈夫、刘嘉诚之父刘松强来龙河水库垂钓7、8次，有时给几元钱、有时给1盒烟、有时啥也不给。6月15日下午3点左右，刘松强独自驾驶小轿车又来到龙河水库，他在大坝旁给皮筏子充气时恰遇两人路过去钓鱼。三个人均未遇见水库看守人，亦未交钱。两人待在水库西岸的第一个湾子处垂钓，刘松强则乘皮筏子先到两人对面的靠东岸处垂钓，后因上钩的鱼取不下来刘松强划皮筏子到两人处让帮忙，鱼取下后他又划皮筏子返回两人的对面垂钓，后又划皮筏子到两人附近的第二个湾子处垂钓，后又划皮筏子出湾子站在皮筏子上垂钓，之后不慎落水。两垂钓人听到“扑通”的落水声抬头看到刘松强掉到水里，他浮在水草上几次用手抓皮筏子没抓住，便紧急救援。一人脱衣服下水救援，另一人开始甩鱼线后又下水救援，救援不成便紧急呼救，水库看守人听到呼救声赶到现场，看到救助无果，三人便相约报警。19点30分马额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后又进行了施救，当晚21时许，刘松强被打捞上岸，终因溺水身亡。马额派出所对刘松强的溺亡进行了调查，并向原审原告通报了调查情况。原审原告认为马额街办、临潼水务局作为龙河水库的管理者，未设置足够多的警示标志、未配备充足的专业救援设备及救援人员，对管理区域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刘松强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且在事发后与马额街办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梁国琴、李梅、刘嘉诚起诉至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马额街办、临潼水务局共同赔偿原审原告因刘松强落水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994722.50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66380元、丧葬费33716.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41626元、精神损害费50000元、处理人员误工费3000元）；2.诉讼费由马额街办、临潼水务局负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15日，梁国琴的儿子、李梅的丈夫、刘嘉诚的父亲刘松强经龙河水库管理人员同意进入水库钓鱼，不慎落水，由于水库没配备相应的救生设备及专业的救援人员，管理人员也未及时赶赴现场救援，导致刘松强落水后因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马额街办、临潼水务局作为龙河水库的管理者，未设置足够多的警示标志、未配备充足的专业救援设备及救援人员，对管理区域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刘松强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之相关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事发后，原审原告与马额街办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马额街办辩称，本案属于人身损害引起的侵权责任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马额街办对刘松强的死亡结果不存在任何过错和因果关系，依法不应承担刘松强死亡的侵权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审原告对马额街办的诉讼请求。另外，刘松强不顾水库危险，在十分偏僻的水域、未采取任何安全防范措施擅自乘充气阀下水钓鱼，导致溺水身亡，责任应自行承担；马额街办对水库周边设置多处安全标志，如“预防溺水、远离危险”，“严禁在水库等危险区域游泳、玩耍、垂钓，违者后果自负”，“严禁下水、后果自负”等，对危险信息已充分提示，刘松强不顾马额街办的警示而发生溺水，马额街办对此结果不具有任何过错和因果关系；涉案水库属于防汛、灌溉的水利设施，并未用于渔业养殖，亦未作为钓鱼、游泳、娱乐使用，马额街办对涉案水库的管理仅作为水利设施和安全防汛管理，对擅自进入水库钓鱼、游泳、娱乐等活动的人员不具有人身安全保障义务。原审原告主张的“配备专业、充足的救援设备和救援人员”的义务，系对经营游泳等水上活动的商业经营者要求，把这种要求强加在水库管理上缺乏法律依据，有悖常理。水务局辩称，龙河水库不属于临潼水务局的管辖范围，水务局不应当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审原告对水务局的起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松强溺水身亡给原审原告造成的损失由谁承担？临潼水务局提交的临潼区政府办公室文件和西安市水务局文件证明了涉案龙河水库的责任主管部门为马额街办，而非临潼水务局，且马额街办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又因原审原告要求临潼水务局承担责任所依据的《水法》第12条，系对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水资源的职能范围的划分，而非具体规则，且“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并非“县级”，故原审原告要求临潼水务局承担责任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依法裁定驳回其对临潼水务局的起诉。原审原告要求马额街办承担赔偿责任应否支持？马额街办和原审原告相继提交的公示牌及临潼水务局提交的两份文件均证明马额街办对龙河水库的管理属于对水库雨水情监测和预防、预报及汛期水库计划调度，目的在于编制完成水库防洪抢险应急预案，确保水库下游威胁区群众安全和重要设施安全，且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特定情况下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所应负有的以积极行为的方式尽力保障具有一定法律关系的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而本案的龙河水库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对外开放的公共活动场所或经营性娱乐场所，亦不能单纯因水库守护人刘联社之前收过3元费用而改变其性质，且事发当天并未收费，刘松强进入水库垂钓亦未获得水库守护人的同意，故根据收益与风险相一致原则，原审原告对马额街办设定与其他收费性娱乐场所同等的安全保障义务有悖公平公正原则。另外，马额街办在进入库区的醒目位置设置了充分的安全警示牌和标语，尽到了安全警示义务，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未要求对水库进行封闭管理，亦未规定水库属于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故原审原告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或第76条及《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以马额街办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要求马额街办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悖，无法支持。刘松强作为一位成年男子，应明确意识到水库水深危险、水下地形复杂、救助困难，落水有溺亡的重大风险，但其却置风险于不顾，在不配备任何安全保障设施的情况下独自乘皮筏子下水库钓鱼，且来回划动，甚至站立在皮筏子上垂钓，导致落水溺亡，由此可见，刘松强对其溺亡结果存在放任的重大过失，其死亡的损失系其自身行为所致，应自行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驳回梁国琴、李梅、刘嘉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47元，由梁国琴、李梅、刘嘉诚负担。宣判后，梁国琴、李梅、刘嘉诚均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被上诉人对该区域管理的基础目标之一。本案事发前，所有社会车辆及行人均可以自由进出该区域，刘松强及其他钓鱼爱好者于事发前，经现场管理人员刘联社的默许已多次前往水库钓鱼。刘联社的行为无论恰当与否，被上诉人作为主管单位均应对其负责，原审法院将刘联社的行为与被上诉人割裂，明显认定事实不清。另一方，现场管理人员的默许使得事发区域已经变成了开放性公共活动场所，被上诉人作为行政管理责任主体，应当预见到该区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而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事发前已经设立了足够的警示标识，安装了相关的安全防护措施，被上诉人在管理上存在明显缺失。2019年11月19日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勘验现场时，被上诉人已加装了警示标语和安全防护网，这也印证了被上诉人意识到其自身在本案事发前存在管理不当事实。二、临潼水务局应当承担责任。临潼水务局仅在原审中提交了两份文件的复印件，无法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规定包括县级本身，原审法院认定该法律中的“县级以上”并非“县级”，是对《水法》的不当解释。临潼水务局作为区县一级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对临潼区内的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监督属于其法定责任。临潼水务局出示的西安市水务局“市水发（2018）53号”文件中也明确载明“各级水务部门是其所管辖水库的主管部门”。此外，根据《立法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临潼水务局所出示的文件在效力层级上远低于《水法》，其内容不得与《水法》相抵触。文件中将龙河水库的主管责任划归马额街办，也仅仅是一种行政委托行为，不能因此免除临潼水务局承担的法律责任。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马额街办、临潼水务局共同赔偿上诉人因刘松强落水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840960.5元（包括死亡赔偿金666380元、丧葬费33716.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87864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处理人员误工费3000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马额街办辩称，一、其对龙河水库仅作为国家水利设施进行管理，对擅自进入水库钓鱼、游泳、娱乐等活动的人员不具有人身安全保障义务。二、原审判决认定刘松强自身具有重大过错，其死亡结果系自身行为所致，适用法律正确。三、其多年来已在水库醒目位置充分对水库危险信息进行提示，向公众提示了危险信息。部分标识已显陈旧，不存在“事发前未设立警示”的情况。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临潼水务局辩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说的文件其在原审中提交过原件，原审判决中也已写明。二、龙河水库不属于临潼水务局管理的水库。三、不存在临潼水务局委托马额街办管理水库一事。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临潼水务局提交的政府文件证明龙河水库的责任主管部门是马额街办，并非临潼水务局，临潼水务局不应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龙河水库系为防洪、蓄水灌溉、供水所需而修建的水利设施，具有特定用途及危险性，并非向社会公众所开放的休息、娱乐、游览场所。龙河水库系危险性水体，任何部位均有可能发生意外，相关部门不可能在龙河水库各部位均设置护栏及安全警示标志，法律亦未强制性要求在水库周边加设护栏，故此，马额街办在龙河水库周边设立了警示牌，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刘联社被马额街办指派是负责照看龙河水库汛期有关事项的，不是负责管理龙河水库安全事宜的。刘联社虽然在照看龙河水库时存在收取他人钓鱼费的行为，但是刘联社的这一行为是私自收取的行为，没有经过马额街办同意，也未告知马额街办。且在事发当天，刘松强进入水库钓鱼时刘联社不在现场，也未收取刘松强费用。因此，不能因刘联社的偶尔收费行为而认定马额街办应对龙河水库履行与其他收费性娱乐场所同等的安全保障义务。刘松强之所以会不幸落水身亡，是由于刘松强用自备的皮筏子下水钓鱼不慎落水所致。刘松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看到水库周边树有水库水深、严禁下水的警示牌，仍然乘皮筏子下水，甚至站立在皮筏子上垂钓，导致落水溺亡，刘松强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应自行承担责任。故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10元，梁国琴、李梅、刘嘉诚已预交，由其自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凡审判员 肖晓通审判员 辛 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