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68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B座五层。 法定代表人：梁宁，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思多，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州松下码头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长乐市滨海工业区松下牛头湾。 法定代表人：王长康，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第三人：五矿物流（福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水仙路33号海光大厦14D室、14E室。 法定代表人：梅旺年，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矿产）因与被申请人福州松下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下码头）、一审第三人五矿物流（福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物流公司）港口作业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2018）闽民终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中国矿产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原判决认定松下码头对中国矿产的货损不构成侵权缺乏事实证据证明。1.赖以证明港口作业标的物扩展到案涉货物的《补充协议书3》是松下码头与福建鑫海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冶金）事后补签的，不能作为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存在港口作业合同关系的有效证据。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并未就案涉货物建立港口作业合同关系。2.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之间没有关于放货的约定，松下码头存在未获五矿物流公司指令就擅自放货的行为，且在松下码头已确认货物所有权人为中国矿产后，仍擅自向鑫海冶金放货，对中国矿产的货损存在侵权故意。3.松下码头的侵权行为与中国矿产遭受的货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原审法院未查明实际货损与因果关系，属于遗漏关键事实。（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一审中，松下码头提供了6份伪造的证据，包括2014年4月15日《补充协议书3》、鑫海冶金分别于2014年4月16日、9月9日、12月22日、2015年3月2日向松下码头出具的《关于协助我司向供应商提供货物码头账面库存数量的函》、2015年6月23日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签订的《福建鑫海冶金有限公司在福州松下码头货物库存情况初步核对表》。在与本案相关的另案（2015）厦海法商初字第975号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中，厦门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上述6份证据中印章是否为同时以及何时形成问题进行司法鉴定。根据鉴定意见，该6份证据中，鑫海冶金的印文符合同一阶段性盖印的特征，即这些印章是在同一时间段加盖形成的。但该6份证据本身的落款时间前后跨越一年有余，本不应在同一时间盖印形成。可见，该6份证据是鑫海冶金为协助松下码头逃避责任而事后统一伪造的。2.鑫海冶金于2017年1月6日向二审法院提交说明，自认系应松下码头的要求，于2014年12月22日一次性补做了《补充协议书3》以及落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4月16日、9月9日、12月22日的三份《关于协助我司向供应商提供货物码头账面库存数量的函》。因上述证据的落款时间与实际盖印时间不一致，故不具有真实性。3.由于一审法院未同意对上述6份证据予以保全，导致该6份证据在提交给鉴定机构前被松下码头破坏，故未能得出印文具体盖印时间的鉴定意见。原判决依据该6份证据认定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形成了港口作业合同关系、松下码头按照鑫海冶金的指令放货等基本事实，存在错误。（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松下码头明知中国矿产为案涉货物的所有权人，理应按照中国矿产的货代和控货人五矿物流公司的指令放货，但松下码头擅自向鑫海冶金放货，且隐瞒、谎报库存情况，已对中国矿产构成侵权。原判决认定松下码头向鑫海冶金放货具有合法的合同依据，松下码头对中国矿产的货损不承担侵权责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申请再审案件，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对中国矿产的申请理由进行审查。中国矿产以松下码头侵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又以原判决未予认定松下码头对中国矿产的货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存在错误为由申请再审，故本案审查的主要问题是：松下码头是否对中国矿产构成侵权以及是否应当对中国矿产的货损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一）关于《补充协议书3》等6份证据的效力 其一，中国矿产申请再审称《补充协议书3》等6份证据在提交鉴定机构以前，因一审法院未予以保全，松下码头进行了篡改，导致鉴定机构无法得出印文具体何时盖印的鉴定意见。对此，本院注意到，中国矿产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6份证据在提交鉴定机构以前的真实情况及其与作为鉴定机构鉴定材料的对比情况。且鑫海冶金已经向二审法院作出说明，《补充协议书3》与三份《关于协助我司向供应商提供货物码头账面库存数量的函》系事后在同一时间补做的。鉴定意见也表明这些印章是在同一时间段加盖形成的。鑫海冶金的说明与鉴定意见并不矛盾，故仅因盖印时间与落款时间不一致并不能否定上述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审法院综合包括上述证据在内的全案证据认定事实，并无不当。 其二，鑫海冶金与松下码头之间的《补充协议书3》第一条约定，其二者之间的《港口作业合同》之适用范围由鑫海冶金及其代理船运到松下码头的钢铁生产的全部内外贸货种，扩展到鑫海冶金及其代理、鑫海冶金的供应商及其代理船运到松下码头的用于钢铁生产的全部内外贸货种，但鑫海冶金的供应商及其代理与松下码头另行签订书面港口作业合同的除外。该《补充协议书3》第二条约定，鑫海冶金与松下码头之间的《港口作业合同》第三条第一款所述鑫海冶金订运船舶，包括鑫海冶金及其代理订运的船舶、以及鑫海冶金的供应商及其代理为将货物销售给鑫海冶金而订运的船舶。在该《补充协议书3》第三条第二款中，松下码头声明其向鑫海冶金供应商提供的账面库存数据仅供供应商参考，松下码头对鑫海冶金委托保管的货物仅承担“原装原卸”的责任。本院认为，《补充协议书3》在形成时间上虽然与其落款日期2014年4月15日不同，但这并不能否认《补充协议书3》系鑫海冶金与松下码头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案涉货物亦在《港口作业合同》所约定的作业范围。 （二）关于松下码头向鑫海冶金放货是否存在过错 其一，鑫海冶金先行与松下码头签订了含有卸货及仓储内容的《港口作业合同》。该合同第一条第二款约定，鑫海冶金负责安排足够接卸车辆保证卸货衔接；内贸船舶全船卸货交接，鑫海冶金委托松下码头负责办理。原审法院查明，装载案涉货物船舶的港口作业手续除码头前沿到堆场转场运输外，由鑫海冶金委托松下码头完成。中国矿产并未提交证据推翻这一事实。原判决认定鑫海冶金与松下码头形成了港口作业合同关系的认定正确。故松下码头根据鑫海冶金的指令放货系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相反，中国矿产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在其与松下码头2015年7月16日签订《码头作业合同》之前，中国矿产与松下码头存在保管或者仓储关系。原审法院认定松下码头对中国矿产不负有合同项下的保管义务，并无不当。 其二，原审法院查明，中国矿产将案涉货物均出售给鑫海冶金或者其关联企业。双方销售合同约定，货物价格为福建松下康宏港外轮舱底交货价，交货地点为福建松下康宏港，鑫海冶金付款前，货物所有权归中国矿产。根据双方销售合同、鑫海冶金与松下码头之间的《港口作业合同》履行情况，中国矿产或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已将货物交付鑫海冶金，而鑫海冶金通过与松下码头签订仓储合同，将货物堆存于松下码头受领了该交付。与此同时，中国矿产又取得了对案涉货物的提货单，此即意味着，托运人或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在实际向鑫海冶金交付货物后，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又做出了相关方应将货物交还中国矿产的意思表示，如若提货受阻，此亦非正常国际贸易和航运实践中提货单持有者无法提取货物之情形。对于作为保管人或仓储人的松下码头而言，其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七十三条所确立的规则行事，亦即，除依法对保管物采取保全或者执行的以外，保管人应当履行向寄存人返还保管物的义务。如果中国矿产认为鑫海冶金在买卖合同中存在违约，基于合同的相对性，中国矿产应向鑫海冶金提出相应主张。如果中国矿产持有提货单而货物已被交付鑫海冶金系无单放货所致，其应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寻求救济。松下码头依约按照鑫海冶金的指令放货，并无过错。 国际贸易和航运实践中，必须依据贸易合同、运输合同、仓储合同以及可能存在于各环节的代理合同等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对应确定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在贸易合同法律关系中，卖方未能就货款支付方式进行合理安排以保障其货款的清偿，未能通过与买方和仓储人签订三方协议或其他合理方式就货物控制进行妥善约定，买方收到货物后卖方未能收到货款的商业风险，一般不能当然转嫁至其他合同法律关系下的相关当事人。本案中，中国矿产的请求权基础面临障碍。一方面，在案证据表明中国矿产与松下码头之间除为处理后续遗留货物转运事宜签订的《码头作业合同》外，双方并未签订其他的书面合同或其他形式的合同。松下码头不负有为中国矿产保管或者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另一方面，鑫海冶金基于其与中国矿产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松下码头基于其与鑫海冶金之间的港口仓储合同关系，松下码头对案涉货物系依约合法占有而非不法占有，中国矿产针对松下码头提起的侵权之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国矿产持有提货单之事实，不能当然赋予其可不顾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之事实要件和法律基础而任意或无限主张物之返还或赔偿的权利，不能当然赋予其获得优于松下码头基于合同对案涉货物合法占有的权利，亦无法当然消灭松下码头应负的合同义务。松下码头交付货物时，仍应依据相关合同的约定。 因此，原判决认定松下码头交付货物给鑫海冶金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其不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三）关于原审法院未审查中国矿产的具体损失及其与松下码头的放货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属于遗漏重要事实 由于松下码头向鑫海冶金交付货物并不构成对中国矿产的侵权，故确无必要在本案中对中国矿产所主张的货物损失、转运损失以及相关损失与松下码头的放货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作进一步审查。中国矿产申请再审主张原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于法无据，不构成应予再审的法定事由。 综上，中国矿产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东旭 审判员  郭载宇 审判员  陈宏宇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邓江源 法官助理尚妍 书记员王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