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沪0101民初23491号 原告：王某某，女，1986年4月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铮，上海隽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民至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吴铮，中民至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三人：北京中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西大街XXX号三层308。 法定代表人：吴铮，北京中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被告及第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伟，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及第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心，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某诉被告中民至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北京中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被告中民至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亦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向本院递交起诉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合并审审理、被告的诉讼请求，以本案的原、被告确定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铮、被告中民至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民至臻公司”)及第三人北京中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中民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心、陈志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1、被告中民至臻公司与其自2019年3月1日起恢复劳动关系，并按每月人民币20,675元(以下均为人民币)的标准向其支付2019年3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工资；2、被告中民至臻公司向其支付2017年应付未付项目奖金650,650元；3、被告中民至臻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应付未付项目奖金1,067,200元；4、第三人北京中民公司对上述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原告的事实与理由：被告系第三人的全资子公司。2017年2月20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三年期《劳动合同》，岗位为投资经理，年收入为税前248,100元，绩效奖金按公司业绩提成制度执行。2017年12月1日因第三人及被告税收筹划的原因，在该两司安排下，原被告签订自2017年12月1日起的三年期劳动合同，内容与之前的劳动合同一致。在职期间，原告在2017年度作为承做人员完成合肥七彩世界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融资项目(下称“合肥七彩项目”)，并取得较好业绩，项目收入每年约8,550万元。原告在2018年2月9日、4月25日，分别收到91,005元及31,586.25元的2017年度项目预提奖金，但按照公司奖金分配制度，原告应获奖金为800,650.5元(税前)，就差额部分被告一直未予发放。因项目期为两年，2018年度的项目奖金1,067,200元(税前)也从未发放。2019年1月23日，被告以原告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向原告出具解约通知书，双方于2019年2月28日解除劳动合同。 被告中民至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要求：1、无须自2019年3月1日起与原告恢复劳动关系；2、无须向原告支付2019年3月18日-2019年7月5日期间的工资46,120.69元(税前);3、无须向原告支付2017年度提成奖金差额181,874.21元。被告的事实与理由及辩称：原告税前月薪为12,500元。原告是从第三人处自动辞职后，再到被告处任职，并并非基于第三人的工作安排，原告此举是为了能留在上海工作。被告因原告无法胜任工作与原告解约，解约合法。即使恢复劳动关系，按照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原告也只能按2,480元/月的标准获取待工期间工资。合肥七彩项目存在，但公司已经向原告发放2017年度奖金15万元，原告没有依据及理由可以获得其他奖金。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北京中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述称：认可被告的意见。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被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事实如下： 2017年2月，原告与第三人北京中民公司签署三年期《劳动合同》，期限至2020年2月19日止，约定原告任业务三部投资经理，月薪12,500元，另有餐费补贴1,300元、交通及通讯补贴给1,000元、休假补贴2,500元。11月30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载明：王某某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双方于2017年11月30日解约。2017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中民至臻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20年11月30日止，约定原告任上海业务部投资经理，薪资同第三人处；合同第十七条约定：由于被告任务不足，使原告待工的，被告保证原告的月生活费不低于当地规定的每月基本生活费标准。 2018年2月8日，被告时任法定代表人牟柏强以“第三人总经理”的身份向原告发送“关于发放2017年度奖金的通知”，载明：公司将于春节前发放2017年度花红。根据公司2017年度花红分配方案……，本年度你花红预提金额共计15万元。春节前发80％，剩余20％待集团财务决算后，根据公司整体考核情况再进行多退少补。被告于2018年2月9日、4月25日先后向原告发放91,005元、31,586.25元。 2019年1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卢秋南通过微信聊天。卢秋南表示其代表牟柏强与原告商谈协商解约事宜，就2017年奖金，承诺除去已向原告支付的122,591.25元(税后),另会支付181,874,21元(税后)。原告对该金额不予认同。 2019年1月2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鉴于你不能胜任目前的岗位工作，依据……相关规定，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解除日为2019年2月28日。请于……办理离职手续。我司于2019年2月28日向你一次性支付36,600元补偿金。 审理中，关于解约依据，被告称，其仅从原告所在团队负责人处的反馈得知原告不能胜任工作，但没有证据证实原告不胜任的事实。 审理中，被告提供第三人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纪要”等，证实第三人董事会于2019年1月14日通过对各子公司、各地区业务进行组织机构调整的决议，被告作为第三人的上海业务部因结构优化不再存在，故原告没有岗位可以恢复。原告对此称，第三人的组织架构调整，与被告无关。 审理中，原告提供“北京中民公司2017年度半年会议通知”(2017年7月28日召开)及附件、“北京中民公司薪酬福利与绩效管理方案”(2017年7月)PPT及会议照片等，证明其曾参加第三人的相关会议，依照会议中的薪酬方案，其作为合肥七彩项目的承做人，应获取所在团队项目提成总额的30%，被告应按此标准向其支付2017年度奖金差额以及2018年度奖金。对于上述证据，被告表示，由附件“日程安排”可知，2017年度半年会议仅为第三方机构就相关制度的宣讲答疑，并非原告所称的员工薪酬方案的相关会议；而管理方案的制作方亦为第三方机构，且内容系对业界行情的介绍，并非公司的规章制度。 另查，牟柏强自被告成立(2017年3月)后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至2019年11月，自2017年2月起担任第三人董事及经理至2020年3月。卢秋南自2019年11月起担任被告监事。 王某某(申请人)于2019年3月18日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中民至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申请人)：①与其自2019年3月1日起恢复劳动关系，并以20,675元/月的标准支付2019年3月1日起至仲裁裁决之日的工资；②支付2017年2月20日－12月31日的提成奖650,650.50元；③支付2018年提成奖1,067,200元。该会于2019年7月5日作出裁决[黄劳人仲(2019)办字第654号]：被申请人自2019年3月1日起与申请人恢复劳动关系；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9年3月18日－7月5日的工资46,120.69元(税费前)；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7年提成奖181,874.21元；对申请人的其他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原被告均不服裁决，先后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被告是以原告不能胜任工作而作出解约，为此，被告应当举证证实原告不胜任工作的相关事实。劳动法律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或调整岗位，劳动者仍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可以解约。本案中，被告仅在“解约通知书”上载明原告不胜任工作，而对于这一不能胜任的事实依据，仅有被告陈述的“原告领导的反馈”，被告并无其他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可见，被告的解约并没有事实依据。退言之，假使如被告所言，原告的确存在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况，那么被告也应当依法先对原告进行培训或调岗，而不是一纸文书直接解约，故被告的解约亦没有法律依据。被告的解约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此举违法。被告作为用人单位，欲与劳动者解约，一定要慎之又慎，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事。被告称上海业务部及原告所在岗位因第三人组织机构调整均已不存在，然作为第三人上海业务部的被告至今依然存续，故本院对被告该述不予采信，且该陈述与对原告作出的解约无关。原告要求与被告恢复劳动关系之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不同意与原告恢复劳动关系之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应自2019年3月1日起与原告恢复劳动关系。在此，多说一句案外话，劳动者参加工作，并不单纯是为了赚钱，它同时应该还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是为了挑战自我并享受成果。从原被告目前的关系看，原告再回被告处，是否能更好地工作、实现自我，双方对此均有待三思。 对于工资标准一节，原告自2019年3月起未再工作，因此原告不能获取在岗时的相关津贴，被告应以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的12,500元/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仲裁申请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工资。至于被告主张的按合同约定，以2,480元/月标准向原告支付待工期间工资一节，原告的待工原因系被告的违法解约，并并非条款中载明的“被告任务不足”，因此，本院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认同。 关于提成奖金，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牟柏强曾于2018年2月向原告发出通知，承诺原告可获取2017年度提成奖15万元(税费前)，并在之后完成了给付。尽管通知中牟柏强的身份载明系第三人总经理，但他同时也是被告的时任法定代表人，结合原告当时已从第三人处离职进入被告处工作以及被告系第三人全资子公司的事实，本院认定该15万元系被告向原告支付的2017年提成奖，而非第三人。2019年1月，卢秋南代表牟柏强与原告就原告的离职补偿事宜进行沟通，并承诺公司将向原告支付剩余的2017年提成奖181,874.21元(税费后)。尽管卢秋南在当时的身份系第三人员工，但承继本节先前的论述，本院认定该18万余元系被告向原告作出的承诺，被告应按此金额向原告支付2017年提成奖余额。至于原告提供的会议通知、方案等，这些证据只能看出原告在第三人处任职期间，第三人曾委托第三方机构向公司员工就薪资报酬演示过PPT以及做过宣讲，原告不能在入职被告后，依照该会议、方案中的标准要求被告支付奖金。原告依照该标准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度奖金差额以及2018年度奖金，本院难以支持。 关于连带责任，此系原告于诉讼阶段提出的新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故本院对该请求不予审查。且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连带责任应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而本案中，既不存在第三人须与被告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法定事由，第三人也未向原告作出过此种约定。故对于原告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诉请，本院同样难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民至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王某某自2019年3月1日起恢复劳动关系； 二、被告中民至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按人民币12,500元/月(税费前)的标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王某某支付2019年3月18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工资； 三、被告中民至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王某某支付2017年度提成奖金差额人民币181,874.21元(税费后)； 四、原告王某某要求被告中民至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度提成奖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五、原告王某某要求第三人北京中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元由被告中民至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邹靖宇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包 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七十八条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 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