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75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兆琦，男，199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住宁波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岳烽，广东万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利娜，女，1992年8月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惠东县人，住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海玲，广东长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淑娟，广东长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兆琦因与被上诉人黄利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惠东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3民初6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兆琦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23民初6918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款项257737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不服一审金额：257737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充分向上诉人行使释明权，直接以不当得利纠纷案由不当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理由如下：1.如一审法院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认为本案案由应定性为赠与物返还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规定，有上述规定可知，法院行使的释明权应当是指对案由及诉讼请求作出一个具体、明确的解释和说明。一审法院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充分向上诉人释明变更案由及变更诉讼请求，且应告知上诉人坚持选择原案由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但是在本案庭审中一审法院从未向上诉人对此进行一个充分释明。2.一审法院主办法官仅在庭审中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案涉款项性质是属于不当得利还是赠与物返还，但这仅仅是主办法官对案件争议焦点的一个归纳，当事人只会针对自己认为的案件事实及理由发表相应的辩论意见，这完全不能等同于一审法院已向上诉人充分行使释明权。3.辩论终结后，一审法院仍未充分行使释明权，包括释明变更案由及变更诉讼请求，且告知上诉人坚持选择原案由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只是电话口头模糊询问上诉人是否坚持原案由及事实、理由，并未向上诉人明确告知应变更原案由及变更诉讼请求，因此上诉人才在2019年7月26日出具《情况说明》，提出根据自身对本案的理解认为本案案由应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及相关事实理由，并且明确具体请求法院依照查明的案件实际情况确定案由。2019年7月30日，上诉人再次出具《情况说明》，明确本案案由为赠与物返还纠纷。上诉人认为，释明权是为了让当事人对案由及诉讼请求进行一个重新选择，诉讼请求对案件有决定性影响，法院行使释明权应通过书面形式向当事人解释、说明，而不是通过口头方式模糊不清说明，否则也应当认为是一审法院没有充分行使释明权。4.案由是由立案庭初步审查决定，并非上诉人所能决定，案件当事人起诉时仅需向法院提供明确的原、被告主体、诉讼请求以及案件事实，如果立案庭审查决定的案由不妥当，则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查明情况向当事人充分释明变更案由及变更相应的诉讼请求。5.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诉争案件事实认定、转账金额等均无异议，本案案由是否应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还是赠与物返还纠纷，这纯粹是对同一事实的不同法律理解，纵观本案案情，在广东地区法院均有不同的理解及认定，如佛山地区法院认为是“不当得利纠纷”【附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336号二审民事判决书、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6民终2504号二审民事判决书（详见本院认为部分）供贵院参考】，广州地区法院认为是“返还财产纠纷”【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4）穗黄法民一初字第514号民事判决书（详见本院认为部分）供贵院参考】，但这其实都不影响案件的审理，只要一审法院向当事人充分行使释明权，让当事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只会徒增诉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6.一审法院未充分向上诉人行使释明权，直接以不当得利纠纷案由不当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属于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应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根据目前广东地区法院的实践做法，如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起诉案由不当，亦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直接本更案由，并依据变更后的案由进行裁判。【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4）穗黄法民一初字第514号民事判决书（详见本院认为部分）供贵院参考】。综上，一审法院未充分向上诉人行使释明权，直接以不当得利纠纷案由不当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根据查明的事实直接本更案由，并依据变更后的案由进行裁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黄利娜答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认为一审法院未充分向其行使释明权，直接以不当得纠纷案由不当为由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但事实上，一审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已多次询问上诉人是否坚持以不当得利纠纷案由主张其权利，而上诉人亦多次予以明确表示诉请方向为不当得利纠纷；更甚者，一审辩论终结后，一审法官亦向上诉人行使释明权，向上诉人告知变更案由及变更诉讼请求之事宜，但上诉人仍以《情况说明》的书面形式对其诉请方向作明确表示。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无视一审法院行使释明权告知的事项，坚持己见以“不当得利”作为本案案由及诉请方向，其应对自己的选择及行为负责，承担本案被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的法律责任。二、本案属于给付型的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上诉人作为使财产发生转移变动的民事主体，应当对其给付的原因或目的进行举证。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都对本案的款项作充分说明，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不仅为其为巩固双方的恋爱关系以达到结婚为目的而支出的款项，还包括其与被上诉人恋爱期间同居及交往过程中的支出或赠与。因此本案款项不属于不当得利，上诉人亦无法举证证明本案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其应对举证不能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257737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兆琦与被告黄利娜原为男女朋友关系，恋爱期间曾同居居住。在两人交往期间，原告分多笔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向被告支付款项。根据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的聊天记录显示，被告在2018年8月23日要求原告支付10万元用以给予被告保障，原告于2018年9月11日向被告转账支付10万元，被告于2018年9月20日返还10万元给原告，原告又于当日将10万元再次支付给被告。经询问原告，原告称扣除金额为520等明显为情人节红包及小额赠与的款项外，其共向被告支付257737元，上述款项的支付均为其基于结婚目的的付款行为。经询问被告，被告对原告转账257737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因双方同居，原告所支付的大部分款项为双方恋爱期间的共同开销及同居期间的日常花销，不为不当得利；原告在2018年9月11日向被告转账支付10万元，被告已于2018年9月20日返还原告，但原告又于当日将款项再次支付给被告，具有明确赠与的意思表示。另，双方对同居的起始时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经询问，双方确认同居房屋的房租由被告支付，每月房租（不含水电）为1800元左右，被告称上述款项为原告将钱支付给被告后由被告支付，原告称上述转账费用中包含房租等支出。庭审过程中，原告明确其诉请方向为不当得利纠纷。辩论终结后，本院口头释明原告，原告在2019年7月26日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仍以不当得利主张款项的返还。后原告又于2019年7月30日出具《情况说明》，要求变更为赠与物返还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起诉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经审查，本案案由应为赠与物返还纠纷。原告在本院释明后未及时变更诉讼请求，故对其最后要求将案由变更为赠与物返还纠纷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不当得利请求权构成要件有三：一是他人取得利益；二是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三是得利人取得利益导致他人受到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给付型的不当得利案件中，基于给付是有意识、主动实施的行为，原告作为使财产发生转移变动的民事主体，应当对给付原因或目的进行举证，即原告应当对案涉款项构成不当得利负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原告王兆琦的主张及双方庭审中的陈述，原告支付给被告黄利娜的款项不仅为其为巩固双方的恋爱关系以达到结婚为目的而支出的款项，还包括其与被告黄利娜恋爱期间同居及交往过程中的支出，原告对于案涉款项的转移是知情、自愿且具有目的性的，该行为不存在误解或者认识的错误，被告取得案涉款项不为缺乏合法依据；在无相反证据佐证下，应认定原告向被告支付款项的行为为赠与行为，涉案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主张权利，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兆琦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66元，由原告王兆琦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关系，属于赠与物返还纠纷，原审法院认定案由为不当得利，二审予以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双方当事人在恋爱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的257737元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具体判析如下：上诉人于2016年8月至2018年9月期间，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多笔款项。经查，上述款项多数为几百到一万不等的数额，因双方当时系恋爱关系，上述转账没有明确约定用途或者约定为借款，应当认定为双方当事人在恋爱期间的小额财物赠与，以及同居期间的日常消费支出。由于上述转款系维系感情的必要支出或双方的共同消费，上诉人主张返还，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上诉人于2018年9月20日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10万元，系以继续恋爱关系和未来缔结婚姻为目的，属于附条件的赠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履行见家长及继续恋爱的承诺，现双方已经分手，保持恋爱关系或缔结婚姻的目的无法实现。在上诉人主张返还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继续占有上述10万元，缺乏法律依据。因此，被上诉人应返还10万元给上诉人。对于上诉人主张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处理欠妥，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部分有理，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惠东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3民初6918号民事判决；二、黄利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100000元给王兆琦；三、驳回王兆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166元，由黄利娜负担2004元，由王兆琦负担3162元。二审受理费5166.06元，由黄利娜负担2004元，由王兆琦负担3162.06元。王兆琦多预交的诉讼费部分，法院不予退还，抵作黄利娜应负担部分，待执行时由黄利娜一并径付给王兆琦。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冯积赋审 判 员 蓝惠兰审 判 员 黄宇乐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黄晓娜书 记 员 苏敏娜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