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稿）（2020）粤0103民初2440号原告（反诉被告）：广州修一修电器维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基立新村东9号之一101地上汽车库自编之一。法定代表人：李奇隆，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财，该司员工。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市金阳冷气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227号。法定代表人：倪立辉，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耀成，该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琳，广东华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路29号工银大厦。负责人：周骏，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华夏，该司员工。原告广州修一修电器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修一修公司”）诉被告广州市金阳冷气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阳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广州分行”）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修一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财，被告金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倪立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耀成、孙琳，工行广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华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修一修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广州市金阳冷气装饰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维修服务费28725元，以及因追缴前述费用而产生的误工费800元、交通费500元、迟延支付维修劳务费用的利息（利息以33573元为基数，从2016年8月12日起至2019年9月1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2.请求被告工行广州分行对上述费用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3.请求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323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至2016年9月期间，原告接受被告金阳公司的委托为被告工行广州分行提供了价值43573元的空调维修服务，被告金阳公司、被告工行广州分行接受，且以在《售后服务卡》上签字的形式（部分）认可了原告的空调维修服务。鉴于此，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原告已经向被告金阳公司、工行广州分行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且被告金阳公司、工行广州分行表示接受，原告与被告金阳公司、工行广州分行之间形成了事实合同关系，被告金阳公司、工行广州分行作为共同的服务接受方理应有义务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原告维修服务费。但遗憾的是，原告在维修服务完成后，经多次催要，被告金阳公司才迟至2018年后分多次向原告支付了共计15000元服务费。剩余服务费被告金阳公司以各种理由（如拒绝验收、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未付款等）推倭，拒绝支付。被告工行广州分行则基于其与被告金阳公司之间的《空调机具买卖及安装合同》，以被告金阳公司应免费为其提供售后服务为由拒绝支付原告任何费用。因此，截至至起诉之日，被告金阳公司、工行广州分行仍欠28725元服务费尚未支付。综上所述，原告已经为被告金阳公司、工行广州分行完成了维修服务，但被告金阳公司、工行广州分行迟延支付服务费，且经原告催告后至今仍欠付28725元的服务费，两被告的行为违背违反了《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原告特请求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金阳公司辩称：一、金阳公司已经履行支付维修费的义务，不存在未支付维修费的事实。根据原告提供的维修清单，金阳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12日支付维修费10000元，于2017年9月30日支付维修费2000元，于2018年7月9日支付维修费3000元。金阳公司已经履行支付维修费的义务，不存在未支付维修费的事实。二、金阳公司按照格力空调维修收费指导价标准，已经全额支付维修费。金阳公司为格力电器指定经销商，金阳公司于2014年4月4日与工行广州分行签订《空调机具买卖及安装合同》约定，工行广州分行向金阳公司采购格力空调，金阳公司向工行广州分行提供安装调试服务、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金阳公司在提供售后服务的过程中委托原告向工行广州分行提供维修服务，并约定按照格力空调维修收费指导价支付维修费。在原告向金阳公司提供维修费清单后，金阳公司核对后发现清单中的维修项目及收费标准均是原告单方汇总的，没有经过确认。于是金阳公司要求原告提供经核对的《电器星级服务中心专用保修卡》确认清单中的维修项目及收费标准，原告却一直拖延拒不提供，经过多次索要未果，金阳公司按照维修清单列明维修项目及格力空调维修收费指导价，分三次支付了全额维修费15000元。三、原告请求金阳公司支付误工费、交通费、延迟支付维修费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上述第一、二的内容，金阳公司已经全额支付了维修费，因此，原告请求金阳公司支付误工费、交通费、延迟支付维修费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诉讼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诉讼费交纳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由败诉方承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诉讼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原告并无就误工费、交通费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六、本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予以驳回。被告工行广州分行辩称：一、工行广州分行与修一修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工行广州分行并非适格的被告。本案案由系因空调维修事项引发的合同纠纷，工行广州分行与修一修公司就空调维修事项未签署任何合同，工行广州分行亦从未请求修一修公司进行空调维修，因此工行广州分行与修一修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工行广州分行不是适格的被告。二、工行广州分行未拖欠金阳公司维修款。修一修公司在起诉状中称金阳公司以未接到工行广州分行维修款为由，拒付维修款与事实不符，工行广州分行未拖欠金阳公司维修款项。首先，工行广州分行与金阳公司于2014年签署《空调机具买卖及安装合同》约定，工行广州分行向金阳公司购买空调设备，合同有限期为2014年4月4日至2015年12月31日。金阳公司对工行广州分行购买的空调设备提供保修服务，保修期限为空调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的三年（多联体整机保修）或五年（分体空调整机）。根据该合同约定，即使金阳公司于合同有限期起始当日（2014年4月4日）就向工行广州分行供货，并签署验收合格证明，该部分空调的保修期限应到2017年4月4日（按最短三年保修期计算），因此，2016年6月至2016年9月期间属于空调保修期，工行广州分行就《购买合同》项下的空调维修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其次，就前述《购买合同》项下以外的空调（即工行广州分行辖属支行已在使用的旧空调），据工行广州分行向辖属支行了解，支行在空调设备出现故障时，就直接联系金阳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维修，维修完成后，支行向金阳公司支付维修费用。根据金阳公司2020年3月31日出具的函件（名称：《关于修一修公司诉讼案件的说明函》），表明工行广州分行与金阳公司的所有款项已结清。由此可见，工行广州分行不存在修一修公司所述的未支付金阳维修款的事实。三、根据工行广州分行与金阳公司签订的《空调机具买卖及安装合同》第18.3条约定，双方任何一方未能取得另一方事前同意前，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方。按照该约定，金阳公司在取得工行广州分行同意之前，不得将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方。工行广州分行只是与金阳公司建立合同关系，不是与原告建立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工行广州分行不应该成为被告，这是原告与金阳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工行广州分行不是合同主体，不应该成为被告。工行广州分行在与金阳公司已经约定，未经工行广州分行同意，金阳公司不得将维修义务转让给第三人，而金阳公司转让给第三人，工行广州分行是不知情的，工行广州分行对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所述，工行广州分行与修一修公司不存在任何维修合同关系，且工行广州分行与金阳公司之间的所有款项均已结清，工行广州分行对金阳公司与修一修公司之间的纠纷并不知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求法院根据本案事实与法律，依法驳回修一修公司针对工行广州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工行广州分行的合法权益。被告金阳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反诉被告修一修公司返还维修费11290元；2.请求反诉被告金阳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反诉的事实和理由：反诉原告为格力电器指定经销商。2014年4月4日，反诉原告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现名称变更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空调机具买卖及安装合同》约定，工行广州分行采购格力空调，反诉原告向工行提供安装调试服务、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反诉原告在提供售后服务的过程中，委托反诉被告向工行广州分行提供维修服务，并约定按照格力空调维修收费指导价向其支付维修费。在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提供维修清单后，反诉原告发现该清单为反诉被告单方汇总，其中的维修项目及收费标准均未被确认。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提供经核对的《电器星级服务中心专用保修卡》确认清单内容，反诉被告却一直拖延拒不提供，经多次索要未果，反诉原告按照维修清单的维修内项目及格力空调维修收费指导价，分3次支付了全额维修费15000元，分别为：于2016年12月12日支付维修费10000元，于2017年9月30日支付维修费2000元，于2018年7月9日支付维修费3000元。2020年4月1日，反诉原告收到本案的证据后，经仔细核对，发现本诉原告提供的证据中，维修清单与《电器星级服务中心专用保修卡》的内容完全不符，一方面有大量《电器星级服务中心专用保修卡》没有签名或非反诉原告及工商银行的员工签名，另一方面《电器星级服务中心专用保修卡》上注明的维修费金额与格力空调维修指导价不符。经核算，有反诉原告及工商银行的员工签名确认的维修金额合计3710元，而反诉原告已经支付维修费15000元。因此，反诉被告应当返还反诉原告不当得利11290元。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修一修公司针对被告金阳公司提出的反诉有如下答辩意见：修一修公司给金阳公司维修是参照行业标准维修，不存在修一修公司欠金阳公司费用的问题。金阳公司提供的收费标准与修一修公司没有关系，金阳公司只是给销售工行广州分行的机器进行保修类的服务的维修价格，与修一修公司无关。修一修公司方是参照当时约定行业的标准去收费，金阳公司是同意的。事后，金阳公司不认可。维修费不存在多收取。修一修公司维修期间从2016年6月11日至2016年8月12日，金阳公司转账给修一修公司的时间第一笔费用是在2016年12月12日转账1万元，第二笔费用在2017年9月30日转账了3000元，第三笔费用在2018年7月9日转账2000元，可以说明金阳公司在长时间拖欠修一修公司的费用，不可能存在预付款多付的说法。修一修公司有微信聊天记录作为凭证。金阳公司提供与别的公司的结算单是金阳公司自行决定的。金阳公司的反诉不成立。被告工行广州分行对金阳公司的反诉有如下意见：本案是属于金阳公司与原告的合同纠纷关系，与工行广州分行无关。原告修一修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维修费核对函（复印件），证明被告金阳公司在2019年3月28日发函给原告，要求原告就与被告金阳公司之间发生维修空调的业务没有结清的费用进行核对，该函件是在原告多次催促后，金阳公司让原告去对账，说明欠款事实一直存在。2.售后保修单88张（原告每一次上门维修的凭证），证明维修单据88张的总金额43355元，其中没有签字的单据有24张，金额10970元，扣除没有签字的单据的金额是32385元，单据未签字的原因是，原告在维修时没有被告金阳公司人员在场，但有维修师傅签字作证并有日期。3.工行未付明细表（由原告自行统计）8页，证明被告金阳公司、工行广州分行累计欠付原告33725元维修服务费。4.传票，证明原告曾以其员工李玉财的名义向法院立案追讨被告金阳公司、工行广州分行的服务费未果。5.手机短信记录（原告法定代表人李奇隆与被告广州市金阳冷气装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倪立辉的手机短信信息），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奇隆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分别在2016年9月26日、2016年10月18日、2017年4月29日向被告催收维修服务费；6.电器维修服务收费标准，证明原告一直是按照该收费标准进行收费。被告金阳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原告没有提供原件，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明内容是证明原告未提供维修单据的事实；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部分予以确认，对于未签字、白条、重复提供的单据不予确认，金阳公司的员工的签字证明金阳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工行广州分行的员工的签字仅是用于确认维修行为，而非建立合同关系，原告本诉中提供的共有88张单据进行统计，总金额33395元，其中证据6中反映有21张单据（按照原告单据记载的金额是8900元，但按格力空调的维修标准，金阳公司确认的金额是3710元）是金阳公司予以确认维修行为的单据，但是对维修金额不确认，金阳公司确认的维修费用是3710元，对于单据中的金额是原告自填写的，没有按照约定的格力空调维修标准填写，金阳公司确认的维修费用是按照格力空调维修标准计算，证据7证明金阳公司方社保在册的员工名单共有7人，在原告提供的单据中有签名的是何帝丰、倪立辉、郭俊彦三人，证据8是不予确认的维修单，共有67张，金额为33395元。不予确认的单据分三个主体，第一个主体是为工商银行提供维修的单据共有48张，其中重复提供的6张，白条7张，无法识别签名的7张，没有签订的28张，第二个主体是邮政银行的单据18张，邮政银行首先不属于本案的涉案范围，其次，补充说明具体情况，其中有无法识别签名的9张，没有签名的7张，重复提供的2张，第三类主体是其他个人的单据1张，没有签名，上述共计67张不予确认，金阳公司不予确认上述67张单据的理由有四种情况：一、重复提供的单据8张，二、白条7张，三、无法识别签名16张，四、没有签名的36张；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是原告单方制作的，并未经过被告一确认，该清单的内容自相矛盾，原告确认的总金额为33725元，而实际上该表的汇总金额为33395元，该汇总表与证据2维修单据的内容不相符；对于证据4，原告未提供原件，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传票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传票上的对象是李玉财，并非原告；对于证据5的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短信只证明二者存在联系，但是联系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广东省维修协会并未官方发布该标准，其次该标准在每一页均明确说明仅适用市场维修，不能成为任何依据，再次实际上原告提供的标准与该标准也是不一致的，例如，给空调加雪种，该标准的金额是80元-200元，而原告提供的标准是350元，由于金阳公司提供给工商银行的空调均在保修期内，在保修期内维修材料都是由厂家免费提供，维修只需要支付维修费，而不需要支付材料费，原告与金阳公司应该按照约定的格力空调的维修标准作为计费依据。被告工行广州分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这是原告与金阳公司之间的关系，我方不清楚；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单据也是原告与金阳公司之间维修事项，我方并不清楚；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是原告自行制作的，与我方无关；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核实。与本案无关。传票上原告是李玉财，与我方无关。最后该案也是撤诉的，与其证明内容不一致；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是原告与被告一的聊天记录，与我方无关；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认定。被告金阳公司围绕本诉提交如下证据：1.转账维修费15000元凭证3张，证明金阳公司于2016年12月12日支付10000元，于2017年9月30日支付2000元，于2018年7月9日支付3000元，金阳公司已经全额支付维修费；2.格力电器指定经销商证明，3.空调机具买卖及安装合同，4.格力空调维修收费指导价手册，证据2-4证明金阳公司按照格力空调收费指导价标准支付维修费；5.员工缴交社保证明，证明金阳公司的员工名单，金阳公司的员工共有7个，其中有3人在原告提供的单据上签名。被告金阳公司围绕反诉提交如下证据：1.格力电器指定经销商证明，2.空调机具买卖及安装合同，3.格力空调维修收费指导价手册，证据1-3证明金阳公司按照格力空调修收费指导价标准支付维修费；4.维修费转账凭证3张，5.收款人为原告财务负责人证明，证据4-5证明金阳公司已经全额支付维修费15000元；6.经反诉原告及工商银行原告签名确认的保修卡及清单，7.反诉原告员工名册，证据6-7证明原告实际履行维修行为，应付维修费为3710元；8.未经金阳公司及工行广州分行签名确认的保修卡及清单，证明原告并未实际履行维修行为，应当返还维修费11290元，证据6-8是根据原告本诉中提供的共有88张单据进行统计，总金额是33395元，其中证据6中反映有21张单据（按照原告单据记载的金额是8900元，但按格力空调的维修标准，金阳公司确认的金额是3710元）是金阳公司予以确认维修行为的单据，但是对维修金额不确认，金阳公司确认的维修费用是3710元，对于单据中的金额是原告自行填写，没有按照约定的格力空调维修标准填写，金阳公司确认的维修费用是按照格力空调维修标准计算，证据7证明金阳公司社保在册的员工名单，共有7人，在原告提供的单据中有签名的是何帝丰、倪立辉、郭俊彦三人，证据8是不予确认的维修单，共有67张，金额为33395元，不予确认的单据分三类主体，第一类主体是为工行广州分行提供维修的单据，共有48张。其中重复提供的6张，白条7张，无法识别签名的7张，没有签订的28张，第二类主体是邮政银行的单据18张，邮政银行首先不属于本案的涉案范围，其次补充说明具体情况，其中有无法识别签名的9张，没有签名的7张，重复提供的2张。第三类主体是其他个人的单据1张，没有签名，上述共计67张不予确认，金阳公司不予确认上述67张单据的理由有四种情况：一重复提供的单据8张，二白条7张，三无法识别签名16张，四没有签名的36张。在原告提供的证据4工行未付明细表中统计的维修行为数量为74次，而原告提供的维修单是88张，原告统计的维修行为与其提供维修单据是不一致，且统计的金额也是不一致的，在工行未付明细表中，原告汇总的金额是33725元，同时在表后明确金阳公司已经支付了15000元，那么33725元减去15000元与原告提出的28725元的诉讼请求不一致，在工行未付明细表中，该表是原告单方自行制作的，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特别是其中的应收金额，都是由原告自行填写的，未按约定的格力空调维修标准填写；9.金阳公司与其他银行的结算清单及保修卡，证明金阳公司的结算程序及标准。10.格力销售发货单、购销合同，证明金阳公司是格力空调经销商。原告对被告金阳公司就本诉提供的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本诉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2-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当时原告与金阳公司协商按照行业标准收取维修费，并非按照买卖合同的价格维修空调，金阳公司的空调多数都是过了保修期的空调要求原告去维修，且都是金阳公司处理不了的问题让原告去维修；对于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系。原告对被告金阳公司就反诉提供的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3的质证意见与本诉的质证意见一致；对于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6-7，是金阳公司单方的意见，原告有保修上的实际情况，每一项都可以上门核实；对于证据8是不成立的，通过金阳公司向原告的3次付款行为，可以反映金阳公司是承认拖欠原告的维修费，还有短信作证，也不存在预付款或者多付款说法；对于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定。是按照双方约定，按照行业收费标准收费的；对于证据10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买卖合同与维修没有关系，而且只是证明金阳公司卖了部分空调给工行广州分行，不是全部空调。被告工行广州分行对金阳公司提供的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对于金阳公司提供的空调机具买卖及安装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与工行广州分行提交的证据证明内容一致；对于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我方无关。被告工行广州分行提供以下证据：1.《空调机具买卖及安装合同》，证明工行广州分行与金阳公司已签订《空调机具买卖及安装合同》，金阳公司对工行广州分行在该合同项下购买的空调承担保修义务，工行广州分行无须向金阳公司支付空调维修费用；2.金阳公司出具的《关于修一修公司诉讼案件的说明函》函件，证明工行广州分行与金阳公司之间的所有款项已结清，工行广州分行未拖欠金阳公司任何款项。原告对工行广州分行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2与我方无关。被告对工行广州分行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对证据及庭审笔录审查，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通过朋友介绍认识金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就原告为金阳公司提供空维修调服务的事项达成了如下口头协议：金阳公司通过电话的形式通知原告维修空调，原告在维修现场向金阳公司报价，在金阳公司同意后，原告就对现场的空调进行维修；维修空调后，双方就空调维修单进行核实结算。但原告与金阳公司没有就具体的结算方式达成一致协议。2016年6月11日至2016年8月12日期间，原告按照金阳公司的电话通知对工行广州分行、广州邮政储蓄银行及其他个体进行了维修空调的服务。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奇隆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分别于2016年9月26日、2016年10月18日、2017年4月29日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倪立辉催收维修服务费，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倪立辉于2017年4月29日短信回复：“奇隆老弟别着急，可以结，区区几数，别紧张。”，“基本上这几天，公司这段时间最近有点紧张，我已处理了一套房，这几天过户”。金阳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12日向原告转账支付了维修费10000元，于2017年9月30日向原告转账支付了维修费2000元，于2018年7月9日向原告转账支付了3000元。此后，原告与金阳公司未能对案涉的维修服务费用对账结算。庭审中，经修一修公司与金阳公司当庭对修一修公司提供的88张维修单据进行清点及核算，双方确认有客户签字确认维修空调项目的单据有47张，金额合计28375元，记载有维修金额、地址专用保修卡及并另外附有白条记载客户确认维修地址、项目及维修确认签字的单据有10张，金额合计4490元。上述单据金额合计32865元。修一修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因向金阳公司追讨维修费而产生的误工费800元、交通费500元的事实。本院认为，修一修公司与金阳公司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有修一修公司提供维修单据、修一修公司与金阳公司在庭审的陈述等证据可以证实，双方已经设立了修一修公司为金阳公司提供空调维修服务的合同关系，该服务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有效。综合当事人在本案中本诉与反诉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归纳为：一、修一修公司是否为金阳公司提供了维修空调服务，其维修费用如何确定；二、修一修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请是否超诉讼时效；三、工行广州分行是否需要对维修服务的费用承担民事责任。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依空调维修服务的行业习惯及生活经验法则进行分析，修一修公司的维修人员对相关客户的空调进行维修后，维修人员对其提供的维修服务的项目、金额等内容交由客户签字确认，是维修企业确定其已提供维修服务的重要依据。经庭审审查，修一修公司在本案中提供了88张的维修单据中仅有客户签字确认维修空调项目的单据有47张，有维修金额、地址专用保修卡及并另外附有白条记载客户确认维修地址、项目及维修确认签字的单据有10张，上述单据金额合计32865元。修一修公司提供的其余维修单据均缺乏相应客户对维修项目及维修金额的确认依据，不能认定其提供了维修服务。据此，本院认定修一修公司在2016年6月11日至2016年8月12日期间按金阳公司的要求提供空调维修服务的维修费为32865元。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奇隆于2017年4月29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倪立辉催收维修服务费，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倪立辉短信回复：“奇隆老弟别着急，可以结，区区几数，别紧张。”，可以证明金阳公司在2017年4月29日承认拖欠修一修公司的维修费的事实。在金阳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12日、2017年9月30日、2018年7月9日向原告转账支付了维修费共15000元后，金阳公司至今应拖欠修一修公司维修费为17865元（32865元-15000元）。因此，金阳公司要求修一修公司向其返还维修费11290元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金阳公司拒付维修费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修一修公司的诉请合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金阳公司应向修一修公司支付维修费1786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鉴于修一修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因向金阳公司追讨维修费而产生误工费800元、交通费500元的损失，故本院对修一修公司要求金阳公司应向其支付误工费800元、交通费5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本争议焦点二。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奇隆在2017年4月29日以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通过手机短信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倪立辉催收维修服务费，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倪立辉短信回复：“奇隆老弟别着急，可以结，区区几数，别紧张。”，可以证明金阳公司在2017年4月29日尚承认拖欠修一修公司的维修费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修一修公司向金阳公司提出履行请求的行为，以及金阳公司同意履行义务的行为，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修一修公司自2017年4月29日起至2020年3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三年，故修一修公司的诉请并未超过法律保护的期间。金阳公司提出修一修公司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三。本案系因空调维修引起的服务合同纠纷，工行广州分行与修一修公司未就空调维修事项达成合同，而修一修公司对相关客户的空调进行维修，是为了履行其与金阳公司达成的空调维修服务合同而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修一修公司与工行广州分行之间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修一修公司要求工行广州分行承担支付维修费的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金阳冷气装饰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修一修电器维修有限公司支付维修费1786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从2016年8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786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9月10日止，以1786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广州修一修电器维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广州市金阳冷气装饰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323元，由原告广州修一修电器维修有限公司负担100元，被告广州市金阳冷气装饰有限公司负担223元（本诉受理费已由原告预交，原告要求被告将应负担的受理费，由被告迳付原告，本院不再退回）。本案反诉受理费42元，由被告广州市金阳冷气装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劳灿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黄 燕徐思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