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1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明亮，男，1962年12月17日生，汉族，住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振伟，新乡市辉县市正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梅英，女，1936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红（刘梅英女儿），1954年12月9日生，汉族，住新乡市，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辉，河南瑞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审被告：辉县市城关镇城内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辉县市城关镇城内村九山路。法定代表人：张国伟。原审被告：辉县市东宝华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辉县市共城大道路北。法定代表人：赵四清，总经理。上诉人刘明亮因与被上诉人刘梅英、原审被告辉县市城关镇城内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城内村村委会）、辉县市东宝华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宝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2民初6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明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振伟，被上诉人刘梅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红、吴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明亮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所签协议生效。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显失公平。1、上诉人拆迁安置房屋虽然有五个共同共有人,但在上诉人对父亲刘瑞吉(居住该房屋直至病故)尽孝后,成为该房屋的实际管理者,并对该房屋进行了长期的修缮维护责任,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致使在拆迁安置补偿时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化,并且由于上诉人对该房屋的实际长期管理,也使村委会、开发公司认为上诉人就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才与上诉人签订上述协议,更加说明了其他共同共有人对该房屋的不作为及放弃行为。2、该涉案房屋所在处属于城中村改造工程,是辉县市重大的惠民工程,且声势浩大,拆迁工作时间跨度长，并且在市中心。其他共同共有人不可能不知道拆迁之事,确如被上诉人所说,长期在新乡女儿刘卫红家居住不知道,但另两个共同共有人刘辉生、刘辉明(2017年病故)及亲属均在辉县城里居住,不可能不知道该拆迁之事,并且与他们均有利害关系,但在长达近7年时间,无任何人过问此事,而且刘卫红也不可能不知道该拆迁相关事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听闻此事)。故其他共同共有人均认可上诉人的代理行为,该协议应当为有效协议。3、在该案两次诉讼活动中,只有刘梅英委托刘卫红参与,刘梅英及另两个共同所有人(包括刘辉明的代位继承人)均未参与,从而证明了该诉讼并不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另有其他因素造成的。4、上诉人从未单独占有所安置的房屋,并多次明确表示只要自己的份额,而且在拆迁安置时,为了共同共有人的利益最大化,费尽周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才取得了该协议的签订、其他共同共有人均未参与拆迁的相关之行为,即便分割,其他共同共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费用。被上诉人刘梅英辩称：上诉人陈述均与事实不符，且无任何证据证明。1、上诉人非拆迁房屋的实际管理人，也没有任何委托手续证明其是实际管理人。实际情况是，拆迁房屋在刘瑞吉去世前由刘瑞吉、刘梅英老两口居住，在刘瑞吉去世后，刘梅英在刘卫红、刘辉生处居住，上诉人非但不赡养老人，反而强占房屋钥匙拒不交出，并将门锁更换，上诉人无任何其余房屋共有人出具的由其保管房屋的手续及证据，其余房屋共有人也从未声明放弃拆迁房屋所有权，故上诉人并无合法取得房屋占有管理的事实及证据，也不存在其对房屋进行修缮维护的事实。2、上诉人系私自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未取得其余房屋共有人同意及授权。依据《物权法》《民法通则》、《合同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上诉人在拆迁房屋系共有权人共有的事实前提下，除非取得其余共有人同意及授权，否则不能私自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上诉人的上述行为系违法行为，所签协议当然无效。3、被上诉人参加诉讼均是自身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并非继承案件，不要求所有继承人均需参与案件。4、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自认拆迁房屋系共有的事实，但上诉人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私自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系通过其余共有权人的同意及授权，所以协议无效。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及理由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证明，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城内村村委会、东宝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原审原告刘梅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3年8月29日刘明亮与城内村村委会及东宝公司签订的两份《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两份协议书具体内容不同）无效；2、判决由刘梅英与城内村村委会及东宝公司就案涉房屋征收重新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3、本案诉讼费用及刘梅英实现权利的其它费用由刘明亮、城内村村委会、东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梅英与刘瑞吉（已于2008年去世）原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女刘卫红、三子刘辉生、刘辉明（已于2017年去世）、刘明亮。1987年7月5日刘瑞吉所在单位辉县粮食局集资建房，刘瑞吉与辉县粮食局签订《集资建房协议书》，通过缴纳集资款3080元取得东城墙路西瓦房三间51平方米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刘梅英夫妻二人将房屋加盖成两层共215．02平方米。2013年案涉房屋拆迁安置时，2013年8月29日刘明亮与城内村村委会、东宝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各一份，协议书分别载明：……乙方（城内村村委会、东宝公司）应安置甲方（刘明亮）房屋三套，建筑面积234.34㎡……；……乙方（城内村村委会、东宝公司）应安置甲方（刘明亮）房屋二套，建筑面积146.54㎡……。一审法院认为，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本案中，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应归刘梅英与刘瑞吉所有，刘瑞吉死亡后刘梅英及刘卫红、刘辉生、刘明亮、刘辉明（已死亡）对刘瑞吉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刘明亮未经其他共有人授权及同意，擅自与城内村村委会、东宝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且协议内容又不一致，其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应为无效协议，故一审法院对刘梅英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关于刘梅英要求判决由刘梅英与城内村村委会及东宝公司就案涉房屋征收重新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请求，因签订合同系基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刘梅英的此诉求缺乏法律根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刘明亮与辉县市城关镇城内村村民委员会、辉县市东宝华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29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两份）无效；二、驳回刘梅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明亮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被拆迁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系刘瑞吉通过向单位缴纳集资建房款而取得，刘瑞吉死亡后，该使用权应属于刘瑞吉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刘明亮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时经过全体共有人同意，该擅自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对于该行为是否产生合同无效法律后果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两份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虽然系刘明亮个人签订，但协议载明的被征收人系刘明亮、刘辉生、刘辉明，刘明亮在上诉状中也表明其只要自己的份额，故不能认为协议签订主体仅系刘明亮个人。因刘瑞吉死亡后，其继承人并未对该房屋的使用权作出处理，故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城内村村委会、东宝公司有理由相信刘明亮的签字行为代表全体共有人，刘梅英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城内村村委会、东宝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刘明亮签订合同的行为有效，该行为后果应当由全体共有人承担，案涉协议对全体共有人均具有约束力。其次，案涉房屋已在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拆除，无法恢复原状，城内村村委会、东宝公司也依约进行了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刘梅英作为刘瑞吉的配偶和继承人，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主张分配因房屋拆迁所带来的财产利益。而案涉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刘梅英并未对拆迁补偿的价款、方式等提出异议，亦未主张协议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故其仅以刘明亮占用拆迁所得利益为由否定案涉协议的效力，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刘明亮的无权处分行为存在过错，故本案诉讼费用应由刘明亮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2民初674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梅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刘明亮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倪文怡审判员  康建轶审判员  袁小川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敬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