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03行初138号 原告胡钦韬，男，198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大队，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 法定代表人郑杭富，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宋一微，该大队民警。 原告胡钦韬不服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大队（以下简称下城交警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于2019年10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适用诉前调解程序。后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立案，并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当庭宣告判决。原告胡钦韬、被告下城交警大队机关负责人沈国芳及委托代理人宋一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4月30日，被告下城交警大队作出编号为3301031454145370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认定原告于2019年4月30日12时11分在凤起路延安路口西向东处，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依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原告100元罚款并记3分的行政处罚。 原告胡钦韬诉称，2019年4月30日原告正在将本人合法注册登记的号牌为浙Ａ7××××普通二轮摩托车从单位（杭州市省府路9号）移动至原告自己家中（杭州市××街××号××。在途径被告的工作人员执勤点（凤起路延安路口）时，被告的工作人员将原告拦住并以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和《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开具第330103145414537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该处罚没有依据事实，且当时被告的工作人员也未对事实进行调查，在现场的陈诉和申辩阶段原告试图向被告的工作人员解释并希望被告的工作人员能够验证原告的车辆当时处于未发动状态，但是被告的工作人员未进行任何形式的调查或者验证就口头告知原告不予采信。被告工作人员在做出处罚认定并要求原告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名时，原告希望在能够注明“事实不符”，但被告工作人员以“必须保持罚单整洁”为由拒绝了原告的要求。被告工作人员的这种简单粗暴的执法行为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利。原告在收到处罚决定书后为了避免产生滞纳金等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不得已先行支付了100元罚金。现原告迫于无奈，特依据法律及管辖约定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以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下城交警大队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的第330103145414537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胡钦韬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行驶证，证明浙Ａ7××××为原告合法登记注册车辆； 2、处罚决定书，证明被诉行政行为。 被告下城交警大队辩称，一、违法行为事实清楚。2019年4月30日12时11分，原告胡钦韬驾驶浙Ａ7××××号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至风起路延安路口西向东处，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下城大队三中队民警现场处罚。二、违法行为认定依据确凿，处罚得当。胡钦韬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根据《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百元罚款：（一）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的；”，对其作罚款一百元处罚，并记3分。三、违法行为处罚程序规范。民警孙勇在对胡钦韬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口头告知了其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并询问胡钦韬是否有陈述和申辩，认为其陈述和申辩不能采纳后，民警随后开具了编号为3301031454145370号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处罚决定书》，请胡钦韬签名，胡钦韬明确表示拒绝签名，要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与事实不符，民警现场口头告知其申辩不予采纳，并按当事人拒绝签名，按照执法流程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当事人拒签”后，当场将决定书当事人联及银行联送达给胡钦韬本人。四、对起诉状中提出的有关争议问题的答辩。1、原告认为该处罚决定没有依据事实，被告民警未对事实进行调查，提出当时原告车辆处于未发动状态。对此，根据原告自书的行政起诉状中描述的事实和理由，自称案涉当日其将号牌为浙Ａ7××××普通二轮摩托车从单位（地址杭州市省府路9号）移动至原告自己家中（地址杭州市××街××号××，在途径案涉地点风起路延安路口时被被告民警现场拦住并进行处罚。后又辩称在现场被查获时车辆处于未发动的状态，处罚没有事实依据。根据民警孙勇出具的发生情况报告表，案涉当日民警发现原告驾驶二轮摩托车沿凤起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延安路口停在路口等红绿灯，以上情况均可以证实原告有驾驶车辆发生案涉交通违法行为的事实。其次《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32条第2款明确规定：“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和滨江区道路禁止正三轮摩托车、营运人力三轮车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车辆通行。”杭州市人民政府依据该条款的授权，于2017年8月6日签署并公开发布的《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杭政函［2017］98号），规定“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道路禁止各类摩托车通行，但本通知施行前，已在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持有登记地址在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的登记证书、行驶证以及号牌的其他各类摩托车，确因生产、生活需要上道路行驶的，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可按指定时间、路线（区域）通行。”通过上述规定，杭政函［2017］98号的杭州市人民政府文件已对在杭州市区道路禁止通行的其他车辆进行了明确，包括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以上通知在杭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等大众媒体上均有发布。根据上述规定，杭州市交警支队在杭州外围各入城口道路、杭州市区限行区域边界均设置有禁止摩托车通行的交通禁令标志，表明该标志牌设置的环围区域内禁止摩托车通行。经调查，浙Ａ7××××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机动车所有人即为原告胡钦韬，涉案车辆注册登记地址为浙江省临安市，并非在杭州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登记的号牌，原告驾驶的二轮摩托车途经的下城区凤起路延安路口路段属于各类摩托车禁止通行的区域。原告未取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在道路入口设置禁止摩托车通行的交通标志所确定的范围内驾驶摩托车的行为，可以认定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因此，违反交通标志的行为从广义概念上讲属于违反交通信号的行为，据此作出处罚，适用法律依据准确。在处罚程序上，民警孙勇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5号）第四十二条简易程序处罚的程序规定按简易程序进行处罚，原告拒绝签名的，民警在处罚决定书中备注“当事人拒签”并当场将决定书交付被处罚人，即为送达，符合处罚程序要求。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处罚恰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下城交警大队向本院提交证据、法律依据如下： 1、编号为330103145414537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证明对胡钦韬作出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罚得当； 2、民警孙勇的发生情况报告及警官证复印件，证明胡钦韬交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罚程序合法； 3、杭政函[2017]98号文件，证明杭州市区禁止摩托车通行； 4、杭政函[2017]98号文件对外公告情况，证明上述文件在杭州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告的情况； 5、禁止摩托车通行标志牌，证明禁令标志牌设置情况； 6、杭州市市区禁止摩托车通行交通标志牌安装情况，证明截至2017年8月13日，禁止摩托车通行交通标志已设立安装； 7、浙Ａ7××××号普通二轮摩托车车辆网上查询登记信息，证明案涉车辆非杭州市区登记的摩托车，违法事实明确。 法律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八条、《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第139号令）附件4：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05号）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 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记载的事实、处罚程序、处罚得当均有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3-6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7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客观真实，与案件事实相关，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30日12时11分，胡钦韬驾驶牌照为浙Ａ7××××号的二轮摩托车在凤起路延安路口西向东处，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下城交警大队民警查获。民警认定该二轮摩托车属于杭州市区禁止通行的车辆，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根据《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给予胡钦韬罚款100元、记3分的行政处罚。胡钦韬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修订）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警察执勤执法中发现的违法行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罚款或者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决定。”故被告下城交警大队对涉案行政案件具有管理职权，其被告主体适格。 《道路安全交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百元罚款：（一）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的”。根据《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的相关规定，除持有登记地址在杭州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的登记证书、行驶证以及号牌的其他各类摩托车，确因生产、生活需要上道路行驶的，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可按指定路线（区域）通行。禁止摩托车驶入的标志属于禁令标志，原告胡钦韬驾驶的牌照为浙Ａ7××××号的二轮摩托车登记地址为临安区，其驾驶该车进入上述区域，实施了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故被告下城交警大队据此对原告胡钦韬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胡钦韬提出其未驾驶摩托车，但其庭审陈述的内容模糊，且明显不符合常理，对其诉讼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钦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胡钦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培芳 人民陪审员  郑利英 人民陪审员  谢巍巍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孟吉霞 ?*ArabicDash?-8-? ?*ArabicDash?-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