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882民初2954号 原告（反诉被告）：李伟，男，197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大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宝，吉林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王威，男，195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明、于豪，均为吉林宇中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住所吉林省长春市东盛大街333号。 法定代表人：韩敬芝。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长明，男，1959年3月18日生，汉族，该单位党组书记，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原告（反诉被告）李伟与被告王威（反诉原告）、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扶贫中心）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伟（反诉被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宝、被告王威（反诉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明、于豪、被告扶贫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长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二被告停止侵害，返还由二被告收取的2020年水田承包费31302元，继续履行2017年6月8日李伟与王威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8日，李伟与王威签订了《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约定王威提供位于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村境内由扶贫中心在王家泡开发的7000亩水田，承包期限为9年（自2017年9月至2026年9月)，承包总价款为5625000元。合同签订后，李伟支付450万元承包费给王威，双方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2018年6月30日前向王威交纳土地流转费1125000元承包费，在此期间李伟与王威因水田面积及代为收取承包费问题发生争议诉至法院，至2019年10月白城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909号民事判决，撤销了大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882民初1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返还李伟多交的承包费1605376.45元，维持了将王威代收取的土地承包费355000元给付李伟。该判决生效后，李伟与王威联系交纳后期1125000元承包费问题，王威置之不理，李伟无奈之下在扣除款项355000元将剩余承包费77万元提存至公证处，交付给王威。至2019年11月14日，李伟已按双方合同约定履行了支付承包费的全部义务。现得知二被告正将属于李伟承包的水田又对外发包，并未经李伟许可擅自向种植户鲁庆收取2020年水田承包费31302元。李伟认为，其是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基地水田合法承包经营权人，二被告无权将上述水田对外发包，二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李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维护李伟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王威辩称，第一，李伟不具备告诉主体资格，认为扶贫中心收取鲁庆31302元承包费无论是否恰当均与李伟无关。因为该款是鲁庆所有，因此，李伟主张返还31302元，没有法律关系，更无事实依据。第二，李伟将扶贫中心列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双方当事人也无合同关系，因此，李伟将扶贫中心列为被告，属于告诉对象发生了重大错误。第三，尽管李伟将鲁庆承包费和继续履行合同两项请求合二为一，但实质上，这是两个法律关系，不仅不能合并审理，李伟还存在少交或不交诉讼费的嫌疑，因此提示法庭李伟是将两个诉讼请求做了技术化的处理，应该依照法律规定要求李伟交纳相应的诉讼费，否则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第四，李伟与王威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自然终止，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第三条，及补充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李伟应于2017年12月30日交纳第二笔土地承包款600000元。于2018年6月30日交纳第三笔土地承包款525000元。若到期不能缴纳，李伟同意自行终止合同，李伟同意无条件将王威流转给自己的王家窝卜的全部水田由王威自行全部收回，归还给扶贫中心。李伟自己承担一切损失，与王威无关。由于李伟没有履行约定交纳第二笔、第三笔承包款的义务，根据双方上述约定，双方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自行终止，终止的时间是2017年12月30日，按照合同约定，合同终止后李伟再交纳土地承包款也不影响合同终止的法律后果。即无论李伟将剩余土地承包款是否交纳公证处均不影响合同终止，按照双方约定合同终止后，王威收回全部水田，并交还给扶贫中心，符合合同约定。更是权利的合法行使。因此，合同自行终止，终止并收回全部水田，将水田交还扶贫中心，是有合同约定依据的。第五，合同自行终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合同双方约定合同终止的情形，当该情形发生时合同可以自行终止，合同终止后，王威按照约定收回全部水田符合法律规定，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双方约定的是自行终止，当该情形出现时，合同终止无需通过人民法院再行确认也不因为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而终止无效。第六，本案是大安市人民法院太山法庭审理的李伟诉王威一案、后王威上诉到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改判一案的关联案件，李伟当庭陈述的与白城判决无关，是当庭说谎。且在其自行的起诉书当中也提及到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909号民事判决书，可见两个案件密切相连，在起诉书中李伟一再坚持错误的说法，即水田7000亩，在二审对此改判的情况下公然欺骗法庭，本案一审的判决正是因为对承包水田错误的认定，错误的认定（3533.85亩）为7000亩，导致事实认定错误。造成了王威返还给李伟160多万元的承包款，改判的第二项350000，是王威受李伟之托代收取农民土地流转款的剩余部分，由于双方有账可算，350000元改判的内容并非本案的争议焦点。李伟从未与王威联系交纳后两期承包款，更不存在王威不接纳该款的事实。李伟谈到在判决生效后，主动联系王威缴纳余下的承包款，在时间上已经晚于合同终止日，即2017年12月30日。王威认为，既然合同已经约定了，不交纳承包款的后果，无论在合同履行中，是否发生诉讼，均不影响合同如期终止。因此李伟主张的已按双方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全部承包款的义务与事实不符。第七，被告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收回水田符合合同约定，法律规定，既然合同已于2017年12月30日自然终止。王威有义务依据合同将水田交还给扶贫中心。扶贫中心重新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权行使再转包的权利。不仅可以将该地的一部分转包给村民鲁庆，而且可以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转包给任何一位有意愿的村民，因此，扶贫中心将收回的土地再转包完全是自己权利的处分，与李伟无关。第八，若王威和扶贫中心同意李伟继续承包水田，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和国家攻坚扶贫战略，按照补充协议第六条约定，李伟不得从事坑农、害农事件，不做不利于农民脱贫致富的事情。但李伟一再上涨农民承包款，侵害农民利益招至农民的强烈反感，已经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和不和谐，与党中央的扶贫攻坚战略截然相反，格格不入，这既违背了国家的战略布局，也违背了补充协议第六条的约定。 扶贫中心辩称，第一，扶贫中心开发水田背景和目的。扶贫中心是省直国有企业，1996年受省政府指派到大安市扶贫帮困。大安市委、市政府决定由扶贫中心开发月亮泡镇王家泡古河道水田项目，国家不投资，资金全部由扶贫中心贷款解决。目的就是要王家泡村民受益，使他们能尽快脱贫致富,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1997年，扶贫中心拿出刚开发的1050亩最好水田，无偿给王家泡移民新村45户村民耕种,解决他们的口粮问题。替大安市委、市政府担了担子,稳定了民心，使他们深深地感到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23年期间，扶贫中心没收移民村45户村民一分钱土地承包费，渠坝的维修维护费扶贫中心也没收一分钱。23年间，扶贫中心无偿补助移民村移民1100万元。现在再到王家泡去看一下，原来王家泡两边都是盐碱地,现在村民都改造成水田了。因为扶贫中心开发的水田，产生了示范效应。村民开拓水田排出的水，都从扶贫中心主排水渠排到大坝外。但扶贫中心23年间从来没有收村民一分钱排水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利村民，让村民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扶贫中心当年开发水田的目的。第二，李伟获取水田并公然撕毁承诺的经过。2017年，为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要在2020年前，全省扶贫市县一定要全部脱贫的精神。扶贫中心对王家泡现有的3533.85亩水田对外招标。目的选拔能人，成立合作社。推行公司+农户+科技的方式。将王家泡优质大米销往全国及出口外销,使村民获得更大的收益，早日脱贫致富。李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招投标,同意接受招投标的全部条件,并给村民4个郑重的承诺(详见相关证据)。李伟自己告诉我们，他是大安市国土资源局干部、共产党员，当地人，他对王家泡基地水田了解的程度比扶贫中心在王家泡村工作20多年的张大志都清楚。李伟还讲，他也是农村的孩子,他知道村民的辛苦,他一定能带领村民上项目,搞科学种田。最重要的是他有能力将王家泡大米销往澳大利亚，每公斤能卖到100元,并将澳大利亚的商人请到了长春,并到大安市考察。李伟讲这次招标他是势在必得。原本2017年9月才需要交款拿地。而李伟在6月8日就将450万元第一笔流转费提前三个月主动交给王威。让我们感到李伟的诚意,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李伟。所以李伟与王威在2017年6月8日签订了《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并进行了交接，王威将从扶贫中心拿到3533.85亩水田，一次全部交给了李伟。原本双方合作很好，扶贫中心王威也积极帮助李伟，工作都在顺利进行中。但到2018年1月李伟不再现身了，截止到今天，没有再见到李伟，李伟失联二年，随后出面打官司的是李伟的代理律师刘全宝。2018年4月8日李伟起诉王威，2018年11月6日撤诉;2019年1月28日再次起诉，2019年6月20日，大安市法院太山法庭曲景春法官偏袒偏护李伟，以李伟提供的假的“责任书”复印件为依据枉法裁判李伟胜诉,2019年7月2日扶贫中心、王威上诉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9月24日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结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让王威给付李伟160.05万元。第三，李伟请求继续履行《种植水稻承包合同》违背了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款约定。首先，双方的《补充协议》是李伟签字同意的。请看双方“补充协议”第五条款:乙方李伟同意，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李伟应在2017年12月30日向甲方王威交纳欠土地流转费60万元;2018年6月30日向甲方王威交纳欠土地流转费52.5万元。如到期不能按时交纳。李伟同意双方签订的合同自行终止;李伟同意无条件将甲方流转给自己的王家泡基地全部水田，由王威自行全部收回，归还给扶贫中心，李伟同意，由于是自己的原因，造成了一切损失由李伟自行承担，与王威无关。第五条款充分、全面说明了李伟意见。李伟同意双方签订的合同是自行终止。合同都终止了，无法继续履行。其次，收回李伟承包的水田不仅是李伟欠钱违约，更重要的是李伟不履行《补充协议》第六条约定(详见补充协议第六条款)。李伟2019年不听月亮泡镇党委、镇政府的劝告，也不听扶贫中心的劝告（见发给李伟的短信)。将王家泡水田擅自提价，坑农害农。每公顷提高1500元，今年又要提1600元，村民怨声载道，纷纷到月亮泡镇、大安市、省里上访上告。出现了很不稳定的因素。李伟派人又威胁村民你们不接受涨价,就将土地强行收回。李伟和他的实际控制人赵书全多次组织社会人员,威胁村民必须听他的，否则就将地收回，租给外地人耕种。更有甚者，对扶贫中心的王威更是组织黑社会人员围攻、辱骂，赵书全在王家泡村手持菜刀要杀王威。要王威赔偿他们的损失费1000万元，进行明目张胆的敲诈。使人们不敢想象的是,在今天对扫黑除恶势力严打的形势下,李伟、赵书全公然组织大安市的黑恶势力，在大安市设宴排场，讲王家泡水田被他们全部拿下了,他们全部掌控。今后谁不听话,就不让谁有好日子过。嚣张气焰不可一世。李伟、赵书全在2018年6月13日公然聚集大安市黑恶社会人员20多人，摆成队形，开着豪车，聚集到大安市人民法院太山人民法庭，参加庭审，向法律示威。在法庭休息期间,赵书全指示大安市黑恶社会人员对王威进行恐吓威胁，快给钱,不给就要你的命。李伟、赵书全还组织黑恶社会人员，采取非法手段调查扶贫中心主要领导人及王威的家庭成员、住址、家有几套房屋、收入等个人情况,并给家属打电话,恐吓、敲诈。逼迫扶贫中心的王威给李伟160万元。更有甚者，李伟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拿着他造假的“复印件”大肆鼓吹其有效，可以做为本案的证据使用。第四、扶贫中心依据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吉08民909号民事判决书，李伟打官司败诉了。李伟同扶贫中心王威签订的《关于我中心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水田基地指标管理责任书》,被白城市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认定采信。李伟应履行上述责任书第一条款中他给村民的4个承诺。现在二年过去了,李伟一件事都没办，他一次都没有到过王家泡村。他欺骗了村民，欺骗了扶贫中心。也欺骗了月亮泡镇党委、镇政府。上述情况，扶贫中心党委书记卢长明、副主任王威专程向月亮泡镇党委王敬东书记、黄中岳镇长做了专题汇报。王书记、黄镇长明确表示,扶贫中心应该将王家泡村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依法依规将水田从李伟手里收回。第五、扶贫中心的王威收回水田完全符合《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是合法有效的行为。李伟承认《补充协议》有效，他就应坚决履行《补充协议》第五条款，应该说这是李伟真实意思的表达（详见李伟的起诉书)。况且，李伟在2018年11月6日又自行向大安市人民法院撤诉了。（详见大安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吉0882民初523号)。上述情况，已清楚说明，李伟对履行《补充协议》没有任何异议。王威在法庭审理期间，多次以书面形式向李伟讨要所欠112.5万元欠款（可查法院案卷我方答辩状)。李伟表示马上给付，但始终都没有给付。截止李伟撤诉，法院裁定下达后，李伟都没有偿还扶贫中心的王威112.5万元。扶贫中心的王威给了李伟无数次机会，而李伟就是欠钱不还，是主观故意不还。为此,扶贫中心的王威只有依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款,李伟的签字同意,将3533.85亩水田无条件交给王威，返还给扶贫中心。双方签订的合同自行终止，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是李伟的原因，由李伟全部承担。从2018年11月6日起，王威将3533.85亩水田自行收回，交给扶贫中心了。3533.85亩水田，依法依规同李伟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双方签订的合同自行终止，法院应依法给予认定和采信。第六，扶贫中心将王威在2018年11月6日归还的3533.85亩水田，在2019年11月13日全部重新流转给扶贫中心基地水田的村民耕种。是依法依规行使扶贫中心对水田的归属权和处置权。是应广大耕种水田村民的强烈要求,是顺应民意之举，也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之举。因为我们的村民是国家脊梁，他们勤劳而勇敢，他们不辞辛苦，辛劳耕种，没有他们贡献全国人民的粮食就没有保证,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强大。所以，农民就是天，农民就是我们国家最可爱的人，农民的利益就必须得到保障。扶贫中心作为国家单位,在保护农民的利益上就必须坚定不移。以前这样做了，现在这样做了，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村民提名让扶贫中心卢长明来同他们见面，卢长明应约来了。因为王家泡的水田是1996年受省政府和大安市委、市政府的委托,没用国家一分钱投资,也没有用一分钱扶贫资金，而是扶贫中心用贷款投资开发的，村民都知道贷款是要还的。这20多年来，扶贫中心没有向农民收什么钱，贷款都是扶贫中心自行承担偿还的，目的就是帮助村民尽快脱贫致富。扶贫中心办事向来都是公开、透明的。扶贫中心王威同李伟签订合同，将700多万元看得着的利益让给李伟,就是李伟有上述四个承诺。但李伟一个承诺都没有履行。他是一个没有诚信，不遵守承诺的人。扶贫中心将王威与李伟签订的“责任书”，李伟同扶贫中心王威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大安市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判决书、白城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扶贫中心专门同23年耕种扶贫中心开发水田的全体村民召开了座谈会,让他们详细阅读，全面了解上述情况。村民看了上述法院裁定书、判决书、责任书、合同、补充协议后,一致要求扶贫中心应将收回的3533.85亩水田马上流转给村民。村民讲扶贫中心我们信得过，你们依法依规办事。20多年来，你们是真心为村民办事，除了你们我们谁也不信，如果需要打官司我们同扶贫中心一起打。如果你们不收水田，今年李伟已通知村民还要每公顷土地上涨1600元，我们村民没有活头了,只有上北京上访上告了。今天王家泡耕种水田的村民都来了,请主审法官现场问一下村民吧!因此,扶贫中心依法依规将收回的王家泡3533.85亩水田,应广大村民的要求，及时将全部水田流转给村民耕种，是顺应民意的行为;是落实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具体行动;是保护村民利益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当前落实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大安市委、市政府“维稳”的最好办法。上述5项就是扶贫中心依法依规收回3533.85亩水田,继续交给村民耕种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李伟的以上种种劣行,扶贫中心王威没有理由再信任他,李伟还想继续经营上述土地,是不存在的。王家泡全体村民都不会答应的。为此,扶贫中心王威为维护村民的正当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为村民早日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不怕担风险、不怕打击报复、不怕恐吓、威胁。为村民的权益,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我们将不懈的斗争到底。李伟应依法依规,承担他欠钱不还违约;不遵守承诺违约;损害村民利益，坑农害农的法律责任。请法院依法裁判驳回李伟全部诉讼请求。以体现国家的法律的神圣。 扶贫中心辩称，根据法律规定，对李伟提出的继续履行与王威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的诉求，扶贫中心发表以下意见。第一，王家泡水田是扶贫中心1996年开发的，目的是帮助王家泡村民脱贫致富。扶贫中心是省直国有企业（见营业执照)。1996年，受省政府指派到大安市帮助扶贫解困。大安市委、市政府安排扶贫中心在王家泡7000亩荒泡地上开发水田。扶贫中心先后投入贷款资金3500多万元,完成进水排水水利工程系统，电力系统、水田网格化、桥涵建设，完成排水电站全部设备建设。在整个开发建设过程中，扶贫中心没用国家投资和扶贫资金一分钱，全部是扶贫中心引进国外贷款建设的。扶贫中心1996年在王家泡7000亩荒泡地上开发出4583亩水田，其中1050亩水田按大安市委、市政府要求，无偿给移民新村45户村民解决了口粮田问题。24年来，扶贫中心没收移民新村村民一分钱承包费，仅这一项就让利移民村3200万元。其余3533.85亩水田，交给王家泡村民耕种,扶贫中心派出副主任张大志负责管理。王家泡水田，在开发前是个大水泡，每年养鱼的收入仅是15000元，而扶贫中心开发出水田后，交给村民耕种,每年仅水稻收入就达3000多万元，村民以此脱贫致富。第二，同李伟合作，目的是加快帮助王家泡村民脱贫致富。2017年，扶贫中心为落实习主席党中央三年脱贫攻坚国策，我们公开进行招标，目的是引进能人，引进资金，引进项目，带领王家泡村民更快更好的脱贫致富，见招标通知，此招标通知已得到白城中级法院的认定。李伟就是见到扶贫中心招标通知后,找到扶贫中心的，表示他能做到“通知”要求的5个条件，在他的要求下，不直接同扶贫中心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而同王威在2017年6月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在2017年12月1日又同王威签订了《补充协议》，见补充协议第四条款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三，由于李伟违约，李伟与王威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已经依约自行终止。《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第三条及其《补充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乙方李伟同意，按双方签定的合同李伟应在2017年12月30日向甲方王威交纳欠土地流转费60万元;2018年6月30日向甲方王威交纳欠土地流转费52.5万元。如到期不能按时交纳,李伟同意双方签定的合同自行终止;李伟同意无条件将王威流转给自己的王家泡基地的全部水田，由王威自行全部收回，归还给扶贫中心，李伟同意，由于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李伟自行承担，与王威无关”。在这里，我们需要提醒法庭注意:补充协议第五条款，是李伟签字同意的，其中有李伟的4个同意，一个无条件，2个自行，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李伟不应有任何理由和借口不履行上述约定。由于李伟没有履行交纳第二笔、第三笔承包款的义务，根据双方的上述约定，双方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自行终止。终止的时间是2017年12月30日,李伟在该时间后再交纳土地承包款也不影响合同终止。按照双方的约定，合同自行终止后，李伟同意无条件将承包的水田全部交给王威自行全部收回，归还扶贫中心符合合同约定，更是扶贫中心权利的合法行使。请法庭依法给予认定。第四，李伟提交的短息截图复印件、公证书，不能解除其不按期交纳承包款的责任。上述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首先，短息截图是复印件，李伟并没有提交手机屏幕内容，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王威没有接收到该短息截图。要求李伟提供服务商出具的信息存储记录单，李伟提供不了，视为该信息截图没有发出，是李伟造假。再次，该短息截图是李伟单方意思表示，并没有得到王威的承诺，况且短信截图是复印件，没有真实性，法律认定是无效的。最后，公证书不能证明李伟交纳了承包款。按照合同约定承包款应当交给王威，公证处不是王威。李伟陈述提交法庭的公证处承包款的时间是2019年11月，此时合同早已在2017年12月30日自行终止。李伟在合同终止后无论何时、交款给何处均不能改变合同终止的法律后果。换句话说，李伟的上述行为均与王威无关。第五，王威代收的土地承包费35万元不是李伟交纳的水田承包款。理由是该款是王威按补充协议第一条款，受李伟委托代其收取的农民承包款和水费。“代收”的事实李伟在起诉书中已经认同（见2019年11月17日原告起诉书第一页倒数第一行)。两笔款的性质截然不同，王威代收村民承包费及水费35万元。在扣除水费后是要交还李伟的，该款的权属是李伟的。而李伟应该按期交纳的承包费权属于王威，是李伟的合同义务。两笔款形成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完全不同。35万元形成的事实是王威依据补充协议第一条款，代李伟收取农民的承包款及水费。王威与李伟形成了无因管理之债;而李伟应交纳的承包款112.5万元，是双方合同和补充协议第五条款产生的，是李伟必须履行的合同义务，二者形成了合同之债。李伟所提以35万元抵顶李伟应交纳的部分承包款是无稽之谈。王威没有说过“将35万元当做第二期承包款扣下”的表述，李伟欠王威的承包款112.5万元，就从来没想过给王威还款。因此导致“合同自行终止”的法律后果。第六，扶贫中心收回水田有约定依据和法律根据。首先，王威在合同自行终止后收回水田符合法律规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七）规定。且无需通知李伟，更没有必要与李伟清算，不仅合同无此规定，法律也没有要求。其次，按照李伟与王威签订的合同，王威收回全部水田归还给扶贫中心。王威与扶贫中心是单独的法律关系，二者发生的任何法律行为均与李伟无关，何况该水田原本就隶属于扶贫中心。扶贫中心收回该水田再行流转给村民是权利的处分，与李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也不应因此成为本案的被告。第七，李伟提出继续履行与王威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的诉求，王家泡118户耕种水田的村民不接受、不答应。村民的回答很简单。依据补充协议第5条约定，李伟与王威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依约已经自行终止。现在李伟还要继续履行《种植水稻承包合同》，村民坚决不接受，不答应的。理由如下:李伟没有履行补充协议第四条款,兑现他对村民的5个承诺，他一个也没兑现，没有给村民带来好处。李伟没有履行补充协议第6条款,不做坑农害农的事。而李伟2019年擅自将村民水田承包费提价1500元，2020还要提价1600元。村民说李伟这样做，我们不仅不能脱贫，而且要返贫了。而扶贫中心王威给李伟每公顷水田承包价是2600元,李伟收村民水田承包费是7400元，原告每公顷水田获利4800元。仍不满足，还下手挖农民的那点利益，太狠了。在疫情期间，李伟在村里发广告通知，要将村民的水田另包他人，制造混乱、恐吓村民，不让村民整地备耕，这些都是违法行为。村民对李伟很不满意依据《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第一条款约定，王家泡水田的水利工程由李伟维护维修。然而李伟接手王家泡水田两年里，对进水渠、排水渠及分渠均没有给予维修维护，造成进水不畅，排水受阻，已严重影响了村民的收成。广大村民怨声载道。见村民证言和图片。这充分说明李伟欠债不还违约，不对村民好，不遵守承诺违约，自己应该做的，渠沟维修维护不做;强行擅自提高水田承包费，侵吞村民利益违约。李伟与王威签订的合同已自行终止两年了，现在李伟提出还要继续履行，晚了。广大村民坚决反对，扶贫中心也坚决反对。今年是落实党中央扶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到2020年贫困家庭要全部脱贫，一个也不能少，都过上美好幸福生活。这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扶贫中心党委也十分重视这起案件，农民需要我们，我们坚决同农民兄弟站在一起。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是扶贫中心的义务和责任。扶贫中心将水田收回交给村民耕种，是依法依约的行为。完全符合事实和法律的要求。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保证村民的合法权益;使村民能享受到国家改革开放的红利，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而不是返贫。这是当前落实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大安市委、市政府“维稳”的最好办法。扶贫中心一定要坚持不懈的继续做下去。为此,请大安市人民法院安广人民法庭依法裁判，驳回李伟1、2项诉讼请求，以体现国家法律的神圣。 同时，扶贫中心同意王威的上述答辩意见。并增加以下答辩意见，第一、李伟告诉的对象是错误的，将扶贫中心列为被告，没有合同依据、事实依据。因为李伟只和王威存在合同关系，与扶贫中心没有任何协议上的法律关系，所以，李伟告诉对象错误。第二、李伟在诉讼请求要求扶贫中心收取的2020年鲁庆水田承包费30312元返还给李伟，这一提法存在的主体资格的错误。首先，争议的水田是扶贫中心所有，扶贫中心承包给鲁庆，合情、合理、合法，同李伟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更不存在将鲁庆的水田承包款31302元返还给李伟的问题。第三、李伟在诉讼请求一中还提出继续履行2017年6月8日李伟与王威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同样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是错误的。理由如下，首先，李伟和王威签订的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终止是李伟提出的，并签字同意的，见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李伟欠承包费1125000元，如到期不能偿还，李伟同意双方签订的合同自行终止。李伟同意无条件将争议水田，由王威自行全部收回，归还给扶贫中心。李伟同意如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李伟自行承担，与王威无关。上述情况写的是清楚明白，李伟欠债不还，自愿将承包的水田收回，是李伟真实意思的表达。扶贫中心同王威有合同关系。从王威处将水田收回，流转给村民，是依法依规行使扶贫中心的合法权益。其次，李伟提出继续履行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的诉求，王家泡118户耕种水田的村民不接受、不答应，白城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林省08民终909号民事判决书给予采信的，关于扶贫中心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水田基地指标管理责任书，责任书是签字同意的，被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采信的。李伟郑重向村民许下四个承诺，给王家泡村民引进资金600万元，引进良种、增产、增收，上大米深加工项目，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将王家泡绿色大米销往全国（详见责任书）。李伟的四个承诺，两年过去了一个都没有兑现，广大村民很失望。说李伟是一个没有诚信、不遵守承诺的人，另外根据王威和李伟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六条约定，李伟同意，不利于大安市委市政府精准扶贫的要求的事情不做，不利于农民脱贫致富的事情不做，坑农害农的事不做，不利于社会稳定，安定团结的事不做，挣钱要挣能力钱，而李伟不履行上述承诺，不考虑三年扶贫攻坚是国家头等大事，2019年，不经大安市政府批准不经118户村民同意，强行擅自将村民水田提价1500元，今年还要到提交1600元，还同村民讲，这是市场经济提价是李伟的权利，谁也干涉不了。但李伟你错了，我国是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为人民服务的，李伟想挣钱可以，但应该按协议第六条约定，挣钱应挣能力钱，农民有限的一点生存钱，农民辛苦劳作一年一垧水田仅能挣6000元到7000元，甚至还要少，你还要挖走1500元，还要继续再挖走1600元，那村民还能脱贫致富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吗？很显然过不上了。村民说如果按李伟的做法我们都得返贫，于是村民写信上访上告到镇里，市里审理，为此村民十分不欢迎李伟，李伟还要继续履行终止水稻承包合同，村民齐声说不行，今年12月份李伟对村民讲，王家泡水田还是他的，他有继续经营权，水田承包费要交给李伟，不能交给别人，但村民没有一户将承包费交给李伟的，李伟的亲属也没有交给李伟的，这充分说明李伟欠债不还违约，不对村民好，不遵守承诺，强行擅自提高水田承包费，侵吞村民利益，违约导致李伟与王威签订的合同已自行终止两年，现在李伟提出还要继续履行晚了，广大村民坚决反对。扶贫中心也坚决反对，党中央提出三年扶贫攻坚，精准扶贫到2020年，贫困家庭要全部脱贫，一个也不能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扶贫中心党委也十分重视这起案件，扶贫中心将大安市人民法院判决书、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及有关责任书合同，补充协议等材料。扶贫中心均拿到白城市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政府法规处、吉林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进行咨询，也专门召开了王家泡耕种水田的村民座谈会，得到的答复是扶贫中心将水田收回，交给村民耕种，是依法依规的行为，完全符合事实和法律的要求。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保证村民的合法权益。使村民能享受到国家改革开放的红利，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而不是返贫。这是当前落实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大安市委市政府维稳的最好办法。为此请求大市人民法院安广人民法庭依法裁判，驳回李伟的诉讼请求，以体现国家法律的神圣。 王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李伟给付王威代缴的130000元水费；2、要求李伟给付王威垫付的维修款2800元；3、要求李伟完成在承包期间对设施的维修和维护；4、判令李伟赔偿因其不履行合同给王威造成的损失33606.79元；5、判令李伟偿还王威为其垫付的土地承包款70677元；6、要求李伟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8日、2017年12月1日，王威与李伟先后签订水田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承包期限为9年(2017年9月至2026年9月)。按照协议约定李伟承担并负责交纳水费，但李伟委托王威收取了农民的水费的同时，还委托王威交纳水费。王威受季伟的委托，代李伟交纳了2018年的水费130000元,该费用应由李伟承担，负责返还给王威。在李伟承包期间，王威还按照李伟的意见对设施进行了维修，发生维修款2800元，该款李伟应该返还王威。 按照2017年6月8日双方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第一条约定，在承包期间“水田水利工程由乙方(李伟)维护维修”，但李伟并未按照合同约定严格履行维护维修义务，造成了水道堵塞和设施损坏,按照约定和法律规定,李伟应当履行该义务。按照双方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第三条和《补充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李伟应当于2017年12月30日交纳第二笔土地流转费600000元,于2018年6月30日交纳第三笔土地流转费525000元。但李伟违反约定未履行上述义务,在造成合同自行终止的同时也造成了王威不能按期收取该款的后果,至少产生了该款银行利息的损失。该损失计算期间应该是自李伟应交后两期流转费起，截止王威收回水田日（2018年11月30日)止，即第二笔流转款600000元的利息损失24026.3元（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银行利率)与第三笔流转款525000元的利息损失9580.49元（2018年6月30日至2018年11月30日）之和，合计33606.79元。 2017年7月12日，王威与李伟签订《关于月亮泡镇王家泡村水稻种植合同相关情况的补充说明》，其中双方在第四条约定:由于换了承包人，月亮泡镇政府再次提出交纳每亩10元的租金，由李伟负责协调，如协调不行，再由王威出面协调，还未果，由李伟从签字生效之日起，承担并负责交纳。根据该约定，李伟与王威均未协调成功，且李伟拒不交纳该费用，无奈之下,王威交纳了该笔费用，总计170000元(共5年:2017年至2020年)。其中，李伟应当承担2018年、2019年开发土地10元租金，合计为70677元（3533.85亩×10元×2年）。 李伟辩称，王威的反诉主张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从反诉状的内容来说，王威主张了两项权利，分别是代缴130000的水费，和2800元的维修费，关于代交水费的130000这一问题，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2019）吉08民终909号民事判决书中倒数第二页早已有结论，即已对王威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故王威不应该向人民法院再另行起诉，如王威认为该判决存在问题，应该进行申诉。王维应将剩余的待收土地承包费355000元支付给李伟。其次，关于2800维修费的问题，该维修费应当由李伟来承担，但是李伟从来没委托王威去维修，水田设施也不需要维修。再次，王威主张的利息33606.79元的请求，也是不能成立的。按照法律规定，有本金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利息。最后，交费票据不是王威交水费的票据，因为交款时王威还未管理该土地。证实不了王威确实履行了该义务。综上所述，王威的反诉请求，应当驳回。 扶贫中心辩称，没有意见，李伟说王威没有交纳水费，李伟应该拿出交纳水费的相关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李伟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李伟与王威于2017年6月8日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和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各一份，证明李伟在案涉土地的承包期内。2、2017年12月30日，李伟发给王威短信截屏复印件（并提交了手机）一份，证明王威所述的补充协议第五条，已经被这条信息所代替。在此条短信之后，李伟和王威之间又互发了数条短信，所以，不存在王威没收到短信的情况。证明李伟通知王威暂停交付承包款。3、（2019）吉长国安证内民字第67833号和（2019）吉长国安证内民字第65649号公证书各一份，证明李伟并不是不交承包款，而是将应缴纳的承包款提存到公证处。同时，李伟与王威联系，联系不到王威，经公证处证实李伟于2019年10月5日给王威邮寄通知函。4、2019年11月14日，鲁庆交纳的水田承包费收据一枚。证明扶贫中心收取了2020年水田承包户的承包费，上面盖有扶贫中心的公章、王威的名章和马传波的名章。5、2019年10月28日，扶贫中心下发的吉扶中字【2019】第17号文件一份。证明李伟将扶贫中心列为本案的被告是正确的。李伟用上述5份证据证实其已经全部交付了承包款，合同没有自行终止，自行终止是王威方自己的说法。6、（2018）吉0882民初523号民事裁定书、（2019）吉08民终909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2018年到2019年双方确实发生了诉讼纠纷，到2019年10月份才结束。经质证，王威对证据1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相关条款均对土地承包人李伟交纳承包费时间做了明确约定，分别是第一笔于合同签订之日交纳，第二笔于2017年12月30日前交纳，第三笔于2018年5月30日前交纳。补充协议中对第三笔交纳的时间改为2018年6月30日。上述交纳土地承包费的约定，李伟没有按期履行。合同对此做了明确约定，即李伟到期不按时交纳，李伟同意双方签订的合同自行终止（无需通过司法途径或诉讼终止合同），李伟同意无条件将王威流转给自己的王家泡全部水田由王威收回，由王威归还扶贫中心。根据上述约定李伟第二期、第三期承包款均未按时交纳，依据双方的约定，终止水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自李伟第二笔未交纳的承包款行为发生时，即2017年12月30日上述两个协议已经自行终止，双方无需进行任何告知、诉讼等其它的手段对两份协议的效力加以赘述。综上，李伟的违约行为造成合同自行终止，同时赋予了王威收取土地的权利，王威将土地交回扶贫中心也是合同明确表述的，更为重要的是扶贫中心收回土地是与王威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与李伟没有任何关系。该份证据中关于合同终止的情况有明确的约定，同时，也证明了扶贫中心收回土地，完全符合李伟的意愿，不违背法律禁止性的规定。王威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短信发出的时间是在合同终止日之后。且王威没有收到该短信，没有做任何回复，因此，该份证据不能改变原合同的约定。按照法律要约与承诺的法律规定，变更合同仅有单方要约是不够的，必须是有对方的承诺，方能达成一致进而变更合同约定，由于李伟未举出王威承诺的任何证据，因此，该短信不能实现李伟举证的目的。同时，关于该份证据，李伟做如下的表述，即由于双方此前承包水田亩数和收费数额有争议，并在诉讼之中。因此，李伟单方作出决定，将剩余的两期承包款600000元和522000元相加，扣除350000元所得，是应交纳的土地承包费，由于联系不到王威，以此通知的方式发出，但由于王威没有接到该通知，且李伟自作主张，不按照合同的约定，私自加减，得出一个王威不认可的数字，这完全是单方的一厢情愿。并没有得到王威的承认或认同。即王威并未同意李伟可以延迟交纳承包费，此外该通知发出的时间是2019年11月5日，按照合同约定双方之间的承包水田合同已于2017年12月30日自行终止。在相隔两年后，再发通知均不影响合同的终止状态。并认为按照2017年12月30日李伟所谓的短信内容，王威发包给李伟的土地面积没有达到合同约定，所以请马上给予解决。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李伟自我判断，认为王威没有履约，发包的土地面积没有达到合同的要求，就这个问题已经有白城中院作出结论，该短信是不符合事实的。而前提不对结论一定不对。短信的下一段内容是在此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停止交付余下承包费。该部分内容是李伟自作主张，自我决断作出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短信的第三层意思是双方解决完土地面积问题之后，双方在协商解决承包费问题，望三天内给予答复，这是李伟单方做出的，而合同是双方达成合意。同时，王威没有收到该短信，也不知道三天如何进行计算。王威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只能证明李伟在存在重大违约行为的情况下，为了继续承包水田，而采取的挽救措施。将该款提存公证部门，逾期表达愿意交纳土地承包款的意愿。同时，该份证据发出的时间是2019年11月15日，在合同终止日2017年12月30日之后，因此该证据没有实际意义。王威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李伟已起诉，不能证明侵权事实的成立，恰恰相反，这是合法权益行使的标志。王威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扶贫中心既然是土地的合法拥有者，下发该文件表达土地再次流转给村民，即是扶贫中心的权利也是攻坚扶贫的实践者，更是维护农民利益的先锋。综上，李伟列举的所有证据没有一个能够证明其主张。更不能证明王威存在任何侵权行为，王威收回土地，有合同依据和法律根据。扶贫中心将收回的土地再次发包是其正当权益的行使，与李伟没有法律上的关系。王威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起诉是李伟发起的，而且法律没有规定，双方发生诉讼，合同就可以中止。李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企图套取法律，但实现不了。扶贫中心同意王威的质证意见。同时，认为李伟陈述2017年12月30日给王威发送短信，还发了公证函对原合同条款进行变更，这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首先，王威没有收到李伟发送的短信和公证函，更不知道短信和公众函的内容。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一方改变合同，需要征得对方同意才能生效。显然李伟的提法只是单方的想法，与王威无关。也不能变更原合同的内容，王威将水田全部收回，是依据补充协议第五条款，收回并交还给扶贫中心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本案中，李伟提供证据1、2、3，用以证明案涉土地在承包期内，其应该继续承包该地。二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被告对其他证据及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但本案双方因承包土地的面积发生争议是真实情况，且李伟亦于2018年初向大安市人民法院起诉。案件审理结束后，李伟因未交纳剩余的承包费，于2019年11月15日将77万元提存于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虽然证据2中李伟发送的短信，王威并不认可，但从李伟提供手机的短信发送状态及双方当事人后续又多次互发短信息可知，该信息李伟确实于2017年12月30日进行了发送，虽然该短信内容是李伟的单方意思表示，但是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因土地面积发生了争议，且王威在没有进行答复后，默许了李伟继续经营案涉土地至2019年末，故本院对证据1、2、3予以采信。李伟用证据4证明二被告收取了2020年案涉土地的部分承包款，二被告对该份证据并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采信。二被告对证据5有异议，但该份证据是扶贫中心下发的，案涉土地亦是王威在现场进行管理，二被告自述其双方的合同已经解除，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故本院对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予以采信。李伟用证据6证实双方当事人自2018年至2019年10月，一直因案涉土地的面积问题而诉讼，虽然二被告对该份证据有异议，但该组证据是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判文书，且加盖有法院公章，亦有出具的时间，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 王威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王威与李伟于2017年6月8日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各一份，协议是补充关系也是李伟与王威签订的，时间是2017年12月，这两份证据均约定了李伟分三次交纳承包款，在补充协议第五条（略）。证明李伟存在不按时交纳承包费，在2017年12月30日合同自行终止。2、大安市人民法院（2019）年吉0882民初字184号和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909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大安法院认定了李伟主张的7000亩，由于王威不服，对此提出了上诉，白城中院认定了双方约定的水田3533亩。本案李伟以诉讼为由，辩解自己可以超期交纳承包款，并事后制造没有第三方认证的证据，维护自己错误主张，该份证据也证明了双方之间的争议焦点，不仅是是否继续履行合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李伟充分暴露了想多拿地，少交钱的不良主张。同时，白城中院的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李伟在本案中对承包的水田亩数所提出的异议，并以此推卸交纳承包款的迟延责任没有事实根据。该判决撤销了大安法院判决中的第一项，即李伟以承包水田数不够为由，主张王威返还多收取的承包款160多万元，且该主张被大安法院保护，被白城法院撤销。白城中院判决书明确认定2017年扶贫中心王家泡基地土地对外招标细则，表明马传波渠外41垧土地是带合同转包，竞标者李伟必须接受并执行，转包内容在一审质证时李伟未对该招标细则提出异议。3、基地指标管理责任书、对外招标通知、对外招标细各一份，该证据的来源是扶贫中心。证明李伟承包该地是按照扶贫中心的招标要求进行的，在李伟签订合同之前均对招标文件进行了大量的承诺，李伟愿意承诺该份证据提出的要求，并在该份证据中做了签字。4、2018年9月10日，王威发给李伟短信截屏复印件一份，证明李伟擅自提价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双方的合同约定，造成村民上访，因此，扶贫中心按照合同约定，收回李伟的承包地不仅符合合同约定，也顺应了全体村民的意愿。5、2018年7月27日，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出具的关于催缴2018年稻田水费及停止供水通知函、王威交款130000明细的银行转账的凭证，上述证据名头是写给扶贫中心的，因为案涉土地一直是以扶贫中心的名头在登记的。三份证据均证明355000元是李伟承包争议的水田后，由于其自身问题不能收取农民应交纳的承包费，在此情况下李伟恳请王威代收承包费。在代李伟收取承包款104.7万元后，其中交给李伟692000元，二者之差35.5万元。在35.5万元当中王威代替李伟应交纳水管所的水费13万元。这就是35.5万元形成的来龙去脉。355000元是王威替李伟收取农民的承包款，代收款将来要交给李伟，和土地承包款是两种性质，收取的对象是不同的。6、裁判文书网下载的（2018）最高法民申553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合同当事人有权自行约定合同终止的事由，当约定事由成立成就时，合同即发生终止，权利义务归于消灭的法律后果。7、2017年10月31日，李伟出具的委托书、李伟与王威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农民交款收据、银行流水单和转款凭证各一份。证明李伟授权王威等人收取农民2018年土地承包费和水费。王威收款后，部分转给了李伟，还有355000元没有转。355000元包括李伟应付的水费130000元，余下的225000元是农民交纳的承包款。225000元的性质是王威代李伟收取的农民承包款。不是李伟应该交纳的土地承包款。8、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发出的催缴2018年稻田水费通知、交款凭证、2019年12月1日，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明李伟欠缴了2018年的水费。王威代李伟收取了农民的水费。王威代李伟交了130000元的水费。9、案涉稻田地水利设施照片及证言。证明李伟未按合同约定尽维修保养设施义务，照片证明目前的设施不能满足合同约定，不能满足农民灌溉需求。10、王威维修案涉水田的维修费票据一张，金额为2800元票。证明王威维修设施垫付的数额。11、大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882民初184号民事判决、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909号民事判决和招投标文件各一份，证明李伟在招投标阶段就明知水田面积为3533.85亩，但是李伟试图利用合同漏洞，不交或少交承包费，因此发生了两次诉讼。在案件败诉后，李伟还多次张贴告示欺骗农民。12、王威与李伟于2017年6月8日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于2017年7月2日签订的《关于月亮泡镇王家泡村水稻种植合同的相关情况补充说明》和交款凭证各一份。证明李伟应该承担每亩增加的10元租金。经质证，李伟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补充协议的第五条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相符，虽然这条规定了李伟不能交款合同终止，但是当时王威手里已经有其代替李伟收取的土地流转金355000元，当时法官向王威询问为什么不将土地流转金返还，王威陈述作为第二期交款扣留了，在法庭上有记录，所以，当时王威已经收走了355000元。合同第五条没写全部交付，所以，当时李伟已经交了355000元，这只是王威为了撕毁合同的一个借口。第六条约定的事实没有出现，而且第六条也没有约定就可以撕毁合同，就可以不履行合同。李伟对证据2中关于土地面积的确认没有异议，但这两份判决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保护了李伟355000元的请求。还保护了李伟主张返还土地交付土地承包款的诉讼请求。这两份判决书与本案是否应该继续履行合同没有关系。这两份判决书只是说明当时有经济纠纷，发生了诉讼。判决也不是王威免除责任，把土地重新对外发包的证据。李伟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和本案没有关系，和李伟没有关系。水田承包经营书是王威与扶贫中心签订的承包合同，也与李伟无关。关于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水田基地指标管理责任书，最终没有落到实处，这四份证据和本案所争议的焦点没有关联性，也证明不了本案的焦点问题。综上所述，王威所提供的三组证据，不能证明王威强行收取土地撕毁承包合同是合法行为。不能证明其免除责任，所以，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李伟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其并没有收到此短信，即使收到了也是无效的，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是自负盈亏，作为发包方无权干涉李伟的经营，短信的内容是违法的。李伟是随着市场的走势进行涨价的。此份证据干涉了承包人的自主承包权。不能证实收回李伟的土地是合法的。李伟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王威无论用什么证据，都否定不了355000元的形成和事实。李伟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李伟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证据7都是复印件，是收取农民土地承包的票据。但该组证据与王威的诉求没有关联，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反诉的证据使用。王威收取了355000元承包费是经白城中院确认的。该组证据推翻不了人民法院所确认的事实。李伟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在2017年12月王威向月亮泡灌区汇款130000元，但2018年7月份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要求缴纳2018年的水费130000元，而在2017年就把2018年的水费交完了，2018年就不应再索要水费。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的证明内容是2017年收水费，实际上收取的是2018年的水费。但票据上没有写，且曾经出庭作证陈述收取的是2017年的水费，所以，证据和曾经出庭的笔录矛盾。王威提供的证据和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相矛盾，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上对水费这一事实有明确的结论，因此，这一组证据不能作为王威的诉求证据使用。李伟对证据9有异议，认为证据9中的照片无法确定拍摄的地点。对证据9中的证言有异议，认为证言是没有效力的。证言上没有标明上面说的内容，且证明内容一个字都不差，显然是串证，提前打印好大伙签的名，这是没有效力的。根据民事证据规则证人应该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可是王威没有申请证人出庭，所以，这些证据从形式上是不合法的，从内容上是串通的，也是不合法的。没有事实根据，因此它是没有效力的。李伟对证据10有异议，认为既然是李伟应当承担的义务，李伟没有委托任何人替他来履行义务，既然承包土地未到期，是否进行维修，如何进行维修，根据情况而定，所以，李伟没有同意维修。李伟对证据11有异议，认为证据11中的吉扶字（2017）第六号对外招标通知、2017年省扶贫服务中心王家泡基地对外招标细则与本案没有关系。认为本案现在审理的是王威诉李伟追偿权的案件，同时，该份证据没有李伟签字、按印，和李伟没有关系。关于扶贫中心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水田基地指标管理责任书，该指标管理责任书，是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的，也不是王威的。李伟与王威之间签有合同书和补充协议是一种承包的合同关系，而不是指标管理责任关系。不存在着谁管理谁的问题，与本案的诉求也是无关的。综上所述，王威所提供的这三份证据与本案诉求，都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反诉的证据使用。不宜做为定案依据。李伟对这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份补充说明是2017年7月2日双方所签订的，并未约定由王威代缴款。交款收据证明不了王威所要证明的观点。扶贫中心对证据1至4没有异议。对证据5补充如下意见，李伟和王威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说的很清楚，是李伟的原因，造成村民的集体上访，不欢迎李伟，李伟请求王威帮他收款。李伟同意有355000元留在王威的账上，当时的情况特殊，李伟把原来村民的承包地又重新转包给了其他村民，引起了村民极大的不满，纷纷上访上告，在这种情况下，扶贫中心的王威为了保护村民的利益，同时也跟李伟进行了协商，如果李伟不把这些土地要回，要赔偿村民50000元。本案中，王威用证据1证实其与李伟签订的案涉土地的承包合同已因李伟没有按时交纳承包费而终止。但双方当事人确实因案涉土地的面积而发生纠纷，李伟于2017年12月30日亦向王威发送了短信息，证实了此观点，且在2018年、2019年亦是李伟在经营案涉土地，而二被告主张合同终止，收回土地的时间是2018年11月30日，故本院对证据1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王威提供的证据2是两份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该案是李伟与王威因案涉土地的面积产生争议而进行的诉讼。李伟对王威提供的证据3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和本案没有关系，和李伟没有关系。该组证据是扶贫中心下发的相关文件，且案涉土地是李伟转包自王威，故本院对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李伟对王威提供的证据4有异议，认为李伟转包案涉土地，其是自负盈亏，如何对外转包，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没有进行约定，故本院对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王威用证据5证明李伟违背了合同的约定。355000元的形成及该笔款项和130000元的水费是不同的，李伟对证据5有异议，而证据5无法证明李伟违反了合同约定，故本院对该证明问题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对355000元的形成并无异议，故本院对该问题予以采信。李伟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该份证据虽然是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但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且每件案件均有其特殊性，故对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王威用证据7证明李伟委托王威代为收取案涉土地的相关费用，李伟对该主张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355000元和130000元的性质，并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合同如何履行。王威用证据8证明李伟拖欠2018年的水费，王威代李伟交纳了130000元的水费。但关于130000元是交纳那一年的水费，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但2019年12月1日，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出具的证明并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而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发出通知函的时间是2018年7月27日，130000元的交款时间是2017年12月25日和29日，且本院调取的交票据上明确写明交纳的是2017年水费，故本院对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李伟对证据9有异议，认为无法看出照片的拍摄位置，出具证言的证人没有到庭，证据是不合法的。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的规定，且李伟对上述证言不认可，故本院对证据9中的证言不予采信。同时，证据9中的3张照片，无法认定李伟是否违反合同约定。李伟对证据10有异议，认为其并没有委托王威维修案涉土地的相关设施，而王威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接受李伟的委托及维修设施的地点、维修情况等相关证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李伟对证据11中的两份判决书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民事判决书无法认定李伟欺骗农民的情况。证据11中的招投标文件是扶贫中心下发的，但案涉土地李伟是承包于王威处，李伟和扶贫中心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故本院对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李伟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李伟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其并没有委托王威代为交纳该款项，但该笔款项是权利部门依法收取的，故本院对王威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据李伟的申请，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调取了关于2017年12月30日，李伟给王威发送的短信是否发出，该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经质证，李伟认为该份证据出具的时间是2020年3月23日，李伟发送短信的时间是2017年12月30日，相距2年多的时间，同时，长春地区电信、移动、联通保存时间为六个月，调取的时间已经超期了。王威认为该份证据出现两个时间，表达了电信公司无法判断该短信是否发出。扶贫中心和王威质证意见一致。同时，依据王威的申请，依法到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调取了水费票据两张，金额共计130000元；调取大安市人民法院（2018）吉0882民初523号案件和大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882民初184号案件庭审笔录两份。经质证，李伟认为水费的收取时间是2017年12月25日和2017年12月29日，交款人是王威，此份证据可以证明王威交付的是2017年的水费。鲁铭（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的法定代表人）曾在太山法庭开庭的时候出庭，证明交纳的是2017年的水费，王威当时也在场，所以，灌区所提供的水费证明是自相矛盾的。王威认为，案涉土地的水费自2017年到2020年，一直是王威交纳的，该证据能够证明李伟承包期间没有交纳过水费。按照合同约定2018年李伟承包水田，其应缴纳相应的税费，但李伟从未缴纳，尽管几次庭审李伟均说，王威交纳的是2017年的水费，但从未举证。李伟认为交费时间是2017年，交纳的就是2017年的水费，这在逻辑上和法律上均不能成立。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水的用户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未来一定时期提前缴纳水费。王威交纳的130000元水费是哪一年的，大安市东灌区管理所已经出具了盖有公章的书证，进行了澄清和说明，该款是2018年发生的水费。同时，是王威代替李伟收取了农民的水费，并将水费交还了李伟，但李伟企图躲避交纳水费的义务，这又是一种欺骗农民的行为。同时也是盗窃国家水源的一种犯罪行为。扶贫中心认为水费票据与事实不符，是李伟请求王威帮助他收取承包费，交纳水费。本案中，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出具的证明陈述其凭借短信截图无法判断该信息是否已经发出，且王威陈述其并没有收到该信息，但在开庭时，李伟提供了手机证实自己的观点，手机中该信息之后，双方当事人又互发了短信息，且该信息是已发送的状态，故本院对李伟的质证意见予以采信。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出具的吉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关于130000元的交款时间是2017年12月25日和29日，且明确写明交纳的是2017年水费，且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鲁铭曾在2018年10月30日出庭证明案涉土地在2018年没有交纳水费，故本院对李伟的质证意见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7年6月8日,李伟与王威签订《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约定王威将其承包的位于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境内的水田，转包给李伟经营，约定承包期限为9年，自2017年9月至2026年9月，承包费为5625000元，承包费分三次付清，第一次承包费4500000元，李伟已经交纳，第二次承包费600000元于2017年12月30日前交纳，第三笔承包费525000元于2018年5月30日前交纳。双方当事人因案涉土地的面积争议，李伟未交纳第二次、第三次的承包费，但李伟于案涉土地的诉讼结束后，于2019年11月15日将应交纳的承包费770000元提存于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王威处有其代李伟收取的承包费355000元，未支付。 本院认为，2017年6月8日,李伟与王威签订《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约定王威将其承包自扶贫中心的位于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境内的水田，转包给李伟经营，约定承包期限为9年，自2017年9月至2026年9月，承包费为5625000元，承包费分三次付清，第一次承包费4500000元，李伟已经交纳，第二次承包费600000元于2017年12月30日前交纳，第三笔承包费525000元于2018年5月30日前交纳。虽然二被告认为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李伟未交纳第二次、第三次的承包费，并擅自提高案涉土地承包费，侵害农户的利益，违反约定，导致李伟与王威达成的关于案涉土地的承包合同已经终止，案涉土地已经由扶贫中心收回。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确实因案涉土地的面积问题于2017末发生争议，李伟于2017年12月30日发送给王威的短信息欲协商解决该纠纷。李伟因案涉土地的面积问题于2018年3月14日向本院起诉，案涉土地的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并未提及合同是否终止的问题，王威亦向李伟主张索要剩余承包款。诉讼结束后，李伟欲向王威交纳第二次、第三次承包费未果，李伟于2019年11月15日将应交纳的承包费770000元提存于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同时，2018年、2019年案涉土地一直由李伟在经营，如合同已经终止，案涉土地不应再由李伟经营，收取承包费。同时，二被告认为李伟违反合同约定，擅自提高承包费，侵害农户的主张，但李伟与王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李伟可以按照市场需求，合理提高案涉土地的租金。且二被告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二被告应将案涉土地及时返还，停止侵害，继续履行李伟与王威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 扶贫中心已经将案涉土地转包给他人，现又于2019年11月14日将部分案涉土地对外转包给鲁庆，收取承包费31302元。但扶贫中心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李伟有权请求扶贫中心返还不当利益。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扶贫中心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31302元返还给李伟。 王威要求李伟给付其代为交纳的130000元水费，并提供了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出具的证明证实自己的主张，但该份证据本院并未采纳，且该份证据与本院依法调取的王威于2017年12月25日、29日交纳的水费票据及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鲁铭出庭作证的内容不符，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院对王威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王威要求李伟给付其垫付的水田设施维修款2800元，但李伟并不同意给付，认为其并没有委托王威代为维修案涉土地的相关设施。本院认为，因李伟并未委托王威代为维修相关设施，且王威仅提供票据，无法证实其是否进行了维修，故本院对王威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同时，因李伟与王威承包合同并未终止，尚在履行期内，李伟是否维修相关设施，如何维修，应由其自行决定，同时，并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案涉土地的水田确实发生了损坏。但如案涉水田的相关设施确实发生损坏，李伟应及时维修和维护，以保障承包户能更好的耕种水田，保障承包户的利益。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因案涉土地的面积问题发生争议后，李伟确实未及时交纳案涉土地的第二次、第三次承包费，虽然发生了诉讼，但延迟交纳案涉土地承包费，应给付相应的利息损失，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可得利益作为一种可期待利益，在合同成立后即依法产生并受法律的保护。本案王威在该案中认为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已经终止，其索要的是李伟应给付承包费至其主张合同终止日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但因合同并未终止，故李伟给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应计算至2019年11月15日（提存至公证处之日）。故李伟在给付王威剩余土地承包款时，应给付相应的利息，其中600000元承包款的利息，自2017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11月15日止。525000元承包款的利息，自2018年5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11月15日止。上述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王威可另行主张权利。 王威要求李伟给付其代垫付的租金70677元，并提供交款票据证实其主张，虽然李伟不同意给付，并认为其并没有委托其代为交纳该笔款项，但王威交付该款170000元（2017年至2020年）是事实，且李伟与王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该款项由李伟承担。现王威要求李伟给付增加的租金款70677元，对王威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王威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停止对李伟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案涉土地（位于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村境内）的侵害，将该土地交还给李伟； 二、李伟与王威继续履行双方于2017年6月8日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 三、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将其收取的案涉土地承包费31302元返还给李伟； 四、李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王威代为交纳的租金70677元； 五、驳回王威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51394元，由王威、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428元，由李伟负担783元，由王威负担16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多广 审 判 员  华卫贺 人民陪审员  赵全义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梁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