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内06民终21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内蒙古慧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某，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准格尔旗跃峰种养殖场。 法定代理人：葛某。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内蒙古鄂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某、周某、任某与被上诉人葛某、准格尔旗跃峰种养殖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准格尔旗人民法院（2019）内0622民初1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某，周某及上诉人刘某、周某、任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被上诉人葛某及被上诉人准格尔旗跃峰种养殖场、葛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任某、周某上诉请求：1.撤销准格尔旗人民法院（2019）内0622民初136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合法有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事实缺少证据支持，且所认定的事实超出了庭审程序所查证和当事人阐述举证的范畴。（一）案涉合同标的所涉财产范畴不明确，财产权益的法律主体无法确定，被上诉人对于合同所涉核心财产并不享有合法、完整的处分权。首先，跃峰种养殖场与准格尔旗玉花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简称玉花合作社）在经营地点、经营范围、负责人、经营资产等要素上完全混同，且跃峰种养殖场、玉花合作社从未依法单独设立财务账户账目，故二主体与自然人葛某个人在资产范畴和经济主体上也存在混同。其次，合同内容中对于所涉核心标的物即“土地”具体位置和四至面积表述均不明确，且没有不动产产权登记作为明确的法律权属依据，被上诉人用于出资合作的标的物通过合同内容无法确定，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在该宗土地上享有合法权益，各方没有合作基础，合作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二）一审判决对于合同主休、合同内容的理解背离了合同文本以及合同当事人的本意，对于合同缔结和履行经过等事实的认定超出了法庭调查的内容和当事人举证的范畴，没有任何证据依据。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跃峰种养殖场是案涉合同的唯一合同主体、本案不存在合同主体混同的情形，这一认定与证据反映出的内容相互矛盾。其次，一审判决对于案件事实的推定完全是基于主观推测，没有证据依据。一审判决从合同履行的角度去反推案涉合同的合法效力，并将跃峰种养殖场的土地征用款分配事实也认定为是各方合作经营体现，背离了庭审调查以及双方举证的事实范畴，没有任何证据依据。二、案涉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有效违背了法律的明确规定。（一）案涉合同的核心内容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将案涉合同认定无效。1、本案案涉合同中有关股份转让、按股份比例承担风险等核心条款违反了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案涉协议应被认定为是无效合同。2、案涉合同涉及的主要经营事项即各方拟共同合作经营加油站，违反了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上述法律属于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范，故案涉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二）跃峰种养殖场的部分出资来源于政府资助，且资产范围与玉花专业合作社无法区分，认定案涉合同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三、导致案涉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依据无效合同所取得的一切财产均应予以返还。此外，本案属于一审法院自己提起的审判监督程序，在原审程序中原告不仅已经交付过了全部诉讼费用，在执行程序中还因执行分配纠纷的解决交纳过诉讼费用和保全执行等费用，一审判决在审判监督纠错程序中判令本案原告继续承担诉讼费用没有合法依据。 被上诉人葛某、准格尔旗跃峰种养殖场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二、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被上诉人应该承担证明合同无效的举证责任，上诉人未提供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本案合同是有效合同。三、案涉合同涉及的产权和主体不明确或者存在瑕疵问题，是人民法院审理中认定的问题，而不是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四、至于独资企业能否变更的问题是合同履行问题，不影响合同效力。五、本案合同涉及的是双方共同投资建设加油站的问题，上诉人提出的是销售石油系特许经营，涉及的是将来的合伙经营行为，不能证明案涉合同无效。 刘某、任某、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告三人与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被告葛某签订的《股份制合作协议》、《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三人入股款及合伙经营投资款共计3,785,333元（1,550,000元＋1,650,000元＋535333.9元＋50000元），其中1,550,000元按月利率2分的标准计算利息，利息从2013年2月6日起计算至全额结清日为止；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6日，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葛某将2012年6月8日至2013年2月6日之间向原告刘某的借款1,550,000元合计出具借条，借条还载明“借款单位准格尔旗跃峰种养殖场，借款人签字葛某，抵押物跃峰种养殖场晨达加油站如不合股以2分计息，贾银仓”。被告葛某、跃峰种养殖场一直未偿还上述借款。2013年4月1日，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葛某与原告刘某、任某、周某签订了《股份制合作协议》，2013年5月20日，被告葛某和原告刘某等人签订《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2013年5月20日，被告跃峰种养殖场和原告刘某等人在准格尔旗公证处对《股份制合作协议》、《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进行了公证。协议签订后，原告刘某、任某、周某分十次向被告葛某交付入股款1,650,000元。原告刘某等人还投入535333.9元用于植树、加油站硬化等。2015年2月，被告跃峰种养殖场的部分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因修建铁路被征用，被告葛某给付原告刘某等人200,000元，双方因此发生纠纷。被告跃峰种养殖场成立于2010年2月4日，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被告葛某。已经注销的玉花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6月20日，企业性质为私人合伙企业，法定代表人为被告葛某，注册号为152723NA000085X，于2018年6月29日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签订的《股份制合作协议》是否有效，从《股份制合作协议》来看，订立《股份制合作协议》的主体是被告跃峰种养殖场和原告刘某等人，被告跃峰种养殖场是依法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可以依法参与民事活动，原告刘某等人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主体适格。原告刘某等人称《股份制合作协议》的主体是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是被告葛某，存在主体混同现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股份制合作协议》是双方的主要合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被告跃峰种养殖场是签订主体，《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是双方就原合同没有的内容进行的补充，合同首部载明“甲方葛某本合作股法人”协议的尾部盖有被告跃峰种养殖场的公章和负责人葛某的签名，签字盖章的行为表明被告跃峰种养殖场对合同内容知悉并确认其是合同主体，不存在主体混同的情形。被告跃峰种养殖场与原告刘某等人对于股份制合作均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并对合作资金、合作地点、责任分红等进行约定，不存在误解、欺诈、胁迫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刘某等人称双方缔约时的意思表示不明确，不知是股权转让还是资产的转让，且在多次诉讼中对协议的内容均作出不同的解释，不符合有效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意思表示是否确定，不光要结合文本合同还需要对当事人的行为整体解释来认定，本案中，原告刘某等人按照协议内容出资、并实施具体的合作行为（包括硬化加油站路面、植树等），双方是因为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了土地被征收引发补偿费分配的纠纷才导致合作中断，能确认协议双方具有股份制合作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刘某等人称《股份制合作协议》内容中约定的两大股东、股份转让等违反《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的强制性规定，加油站的合作意向违反国家特许经营管理法律、设立的如果是新公司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以及被告葛某在刑事处罚期间违反《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上述合同内容均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无效协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股份制合作协议》中对合作人名称和姓名、合作目的、经营场所、出资方式、缴付期限、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等合伙企业设立中的主要内容作了明确约定，原告刘某等人按照协议内容出资、并实施具体的合作行为，个人独资企业的性质实际上已经变更为合伙性质，生产经营活动已经由各合伙人共同实施，行使了合伙人才应享有的权利，也说明《股份制合作协议》在实际履行。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虽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实质上已经变更为被告跃峰种养殖场与原告刘某等人合伙经营的企业。被告跃峰种养殖场未据实变更企业性质，是各个合伙人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作出的不合法的安排，不能本末倒置据此认定为《股份制合作协议》违法。对于加油站的特种经营资质以及被告葛某的身份，均不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对于加油站特许经营属于国家行政管理规定，未办理登记不能导致合同无效。对于被告葛某缓刑期间不能设立企业的理解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被告葛某判处缓刑的情形不适用于禁令的规定。对于被告跃峰种养殖场或被告葛某对折价的土地和加油站是否享有完全权属，不是导致《股份制合作协议》和《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无效的理由。被告跃峰种养殖场的出资即便是上级资助，但通过《股份制合作协议》的履行，实际增加了被告跃峰种养殖场的出资规模，未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综上，原告刘某等人与被告跃峰种养殖场签订的《股份制合作协议》、《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主体适格，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成立并有效的协议。原告刘某等人要求确认上述协议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某、任某、周某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中《股份制合作协议》和《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问题。《股份制合作协议》中载明的合同甲方为准给格尔旗跃峰种养殖场，乙方为刘某、任某、周某。《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中载明的甲方为葛某，乙方为刘某、任某、周某。葛某系跃峰种养殖场法定代表人，其可代表跃峰种养殖场，且由《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的第5条可以确定，该补充协议是针对2013年4月1日《股份制合作协议》进行的补充，故两份协议的合同主体都是明确的，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对合同相对方的身份亦是认可的，且上述两份协议均经过公证，在准格尔旗公证处与双方当事人进行的接谈笔录中，上诉人称对《股份制合作协议》和《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内容清楚，且认可，无异议和补充。故上诉人提出的案涉合同主体不明确，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跃峰种养殖场与玉花专业合作社，是否存在混同，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即使跃峰种养殖场和玉花专业合作社存在主体混同，也不影响跃峰种养殖场作为合同一方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其次，关于《股份制合作协议》和《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合同内容是否明确的问题。上述协议对合作内容、合作地址、合作方式、出资数额、资产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对于土地，虽未明确四至界限，但上诉人陈述去现场确认过土地，且验资、验证是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应当履行的合同注意义务，当事人未查验权属证书，并不是合同无效的理由，即使合同中对于土地四至界限未予明确，亦可通过补充协议等进行明确，并不导致合同无效。且，案涉土地被征收后，上诉人曾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支付土地补偿款，故，上诉人提出的合同内容无法确定，各方没有合作基础，协议应认定为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第三，关于《股份制合作协议》和《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问题。首先，跃峰种养殖场确系个人独资企业，但法律并未规定个人独资企业不能与自然人合伙。至于协议签订后，能否办理变更登记，是协议的履行问题，如果协议无法履行，可以终止或者解除合同，而不能因协议无法履行而认定协议无效。关于投资建设加油站，该协议内容本身并不违反国家关于特许经营的法律规定。至于加油站能否建成，建成之后能否经营等问题，均属于履行协议涉及的问题，不能因协议履行中可能存在问题而反推合出合同违反法律规定。 第四，本案中的《股份制合作协议》和《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问题。从协议内容来看，并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即使跃峰种养殖场有政府的出资，但跃峰种养殖场有自主经营权，其作为民事主体签订协议，并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上诉人也并未举证证明本案所涉协议损害了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本案中的《股份制合作协议》和《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关于本案诉讼费的承担，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由败诉方负担，原审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800元，由上诉人刘某、任某、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图 雅 审判员 刘熠杭 审判员 刘 敏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吕雪芹 法条链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