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5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龙朝葵，女，1983年9月10日生，壮族，云南省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文洪，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正贵，男，1988年8月26日生，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云南杨柏王（麻栗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龙朝葵因与被上诉人刘正贵合伙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麻栗坡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4民初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4月2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及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朝葵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正贵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证据、事实的认定存在错误，以致作出错误判决。1、对于诉讼中刘正贵、龙朝葵双方提交的《现金日记账》，一审认定为：“龙朝葵持有的现金日记账原为其自行记录，每间隔一段时间便由其与刘正贵进行对账，每次对账所确定的数额均由双方签字认可，后刘正贵认为龙朝葵所记账目较为零乱，双方于2016年最后一次对账后并确定数额后便由刘正贵之妻韦堂肖另行使用一本现金日记账，其所记录账目再由龙朝葵誊抄在其持有的现金日记账中，后续记录的账目均由双方对账后签字确认，双方所持账本各自收执。”（一审判决书第10页最后一句至第11页第一句）一审对于账本形成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中，无论是刘正贵提交的、还是龙朝葵提交的《现金日记账》，流水账目都是刘正贵之妻韦堂肖记录，没有龙朝葵作的流水记录、也没有龙朝葵誊抄的记录本，一审判决根本连两本账本的由来都没有搞清楚。龙朝葵持有的账本就是韦堂肖作的记录，流水账目笔迹是可以比对的，而且这本账本形成在先，刘正贵提交法庭的账本形成在后。龙朝葵对于账目的记录是外行，只是本着相互信任的原则，认为刘正贵一方不会在账上作什么手脚。但诉讼中，龙朝葵发现，韦堂肖作的两本账在很多细目上根本对应不起来。这才想起把手中持有的账本收入、支出两个栏目作统计，统计的结果与此前双方签字的统计数并不吻合，刘正贵一方正是为了让数字吻合才作了第二本账。所以，由龙朝葵持有的账本，上面列明的收入、支出明细才是原始数据。2、关于张国顺的工资问题，一审判决由合伙人共同承担的认定毫无根据。一审判决书中认为：双方的现金日记账在2016年10月8日均记录了“支付张国顺采购款10649.00元”这一事实（判决书第11页最后一句至第12页），结合刘正贵的A3、A5号证据，所以张国顺的工钱要由合伙人一同承担。这个认定明显是在歪曲事实。龙朝葵与刘正贵合伙种植香蕉，对于合伙事务的执行，合伙协议中有分工。那么，执行事务过程中，是自己亲力亲为还是找人代劳，都是可以的，亲自实施固然没有工钱，找人代劳应给代劳人的报酬也只能是自己解决，没有任何根据要合伙体来报销。本案中，刘正贵有时是自己来香蕉地，有时则是安排张国顺来，诉讼时，就要求龙朝葵分担给张国顺的报酬，这是没有依据的。双方根本没有讨论过，张国顺的报酬要从合伙资金中支出，每个月或者说来一次香蕉地要给张国顺多少钱，龙朝葵也不知道。刘正贵提交的A3号证据，是刘正贵与张国顺之间的关系，收据金额由得他们自己写。如果刘正贵的这项主张能够得到支持，那么，龙朝葵去香蕉地劳作，也不是每次都是自己去的，龙朝葵的父母经常去，龙朝葵的弟弟去帮过忙，是不是龙朝葵也可以主张从合伙资金中支付他们的报酬？对于双方认可需要支付工钱的有临工的报酬，还有长期工人韦美达、盘云灯、盘云真的生活费、管蕉报酬，但是，对于张国顺的，就记录了一项“支付张国顺采购款10649.00元”，这个内容很明确，就是张国顺代刘正贵来执行合伙事务时，出钱买了点东西，然后还钱给他。这怎么能说，张国顺就是合伙人共同聘请的工人呢？3、关于合伙之初双方种植了多少株香蕉苗；而后，在2018年5月25日解除合伙关系时，地上存活多少株香蕉树以及挂果率的问题。一审庭审中，法院要求双方陈述合伙之初栽了多少株香蕉苗，因时间长，记不清楚，龙朝葵只说了个大概数字，但是，现金日记账中是有明确记录的。龙朝葵通过细看账目，发现合伙之初购买香蕉苗的株数应为20970株。既然栽种下去的香蕉苗有记录，就不能采用面积套算的方法去确定株数。故此，一审判决套算出的株数为25920株，与事实不符。对于2018年5月25日解除合伙关系时，地上存活多少株香蕉树，以及挂果率的情况。2015年栽下20970株香蕉苗，在初期确实补栽过，但是，一审凭据什么认为到2018年，香蕉树成活率能够保持100%、而且挂果率也是100%，这明显不合常理、也不符合事实。根据现金日记账中，雇请人背蕉的数量，核算出从2017年年底至2018年5月22日期间砍了香蕉为15363株，这其实也就是地里存活的有价值的香蕉树的数量。一审判决中，杜撰出没有砍的香蕉树竟然有10557棵，还要按30元／株折算价款，算出313700元的天价（一审可能笔误，写了31370元，但让龙朝葵承担的是按313700元得出），让龙朝葵支付一半的价款给刘正贵。龙朝葵为合伙事务，起早贪黑，收到的香蕉款一分不敢留，全部交给刘正贵，合伙期间逢年过节连用度的钱都没有，就想着先让刘正贵收回投资，以后的受益才能分配。可是刘正贵收回投资，就不想投入，只想着分配，2018年5月25日散伙后，龙朝葵独自经营的香蕉树也就只有这1万5千多棵。让龙朝葵拿什么来承担子虚乌有的另外1万多棵的费用。如果按一审法院这个算法，龙朝葵愿意立即退出，让刘正贵去管理，就按这个算法让刘正贵分配给龙朝葵。二、龙朝葵在一审中提出的反诉请求应该得到支持。如第1项中的内容所述，龙朝葵持有的账本是刘正贵之妻韦堂肖制作，且是原始账本，双方虽隔一段时间有结算，但是，龙朝葵出于信任，并没有将明细中的数字相加核对，刘正贵来起诉后，龙朝葵才根据明细作了统计。根据账本上记录的收入、支出明细，刘正贵滚动投入的资金1170715.90元，收到的回款1322013.90元，在2015年7月25日至2018年5月22日合伙期间产生合伙利润151298元，刘正贵应分配500％的利润即75649元给龙朝葵。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证据、事实的认定存在错误，以致作出错误判决，一审龙朝葵的反诉请求应得到支持，请二审法院公正审理，依法改判。刘正贵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决结果客观公正。1、关于两本《现金日记帐》如何认定的问题。一审中，龙朝葵与刘正贵分别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本《现金日记帐》，这两本《现金日记帐》的重大区别是2016年9月6日双方第一次对帐总投资为658773.00元前的明细不同。在这两本不同的明细中，刘正贵提交的《现金日记帐》2016年9月6日前的明细相加起来恰好与双方对帐的658773.00元相同，龙朝葵提交的《现金日记帐》2016年9月6日前的明细相加与658773．OO元不同，但双方2016年9月6日签字认可的之前投资却是658773.00元。相同之处是2016年9月6日之后每次对帐的时间、明细和对帐的金额完全相对，且都有双方对帐人的签名和手印，至2018年5月22日双方最后一次对帐的结果，在两本《现金日记帐》中均显示至2018年5月22日止，刘正贵还有31959.50元的投资未收回。龙朝葵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2016年9月6日的对帐确实出现了错误，在2016年9月6日和之后的多次对帐中，不可能一直在两本帐本中签字确认，特别是2016年9月6日的第一次对帐，双方是按认可的明细相加得出之前的投资为658773.00元后龙朝葵才签的名字，如今却说这个结果是错的，龙朝葵这种对自己的行为完全不负责任的说法，与常理不相符。事实的真相就是韦堂肖证实的过程：2016年9月6日对帐时发现龙朝葵说的帐太乱，而且没有把刘正贵这边的其他投资记在里面，双方才重新进行整理得出2016年9月6日之前的投资为658773.00元的结果，继而才出现2016年9月18日就由韦堂肖记帐和之后的明细与总帐完全相符的事实。刘正贵认为，不论是谁持有的《现金日记帐》，龙朝葵对两本《现金日记帐》最终的结果已签字认可，一审依据双方已经签字认可的数字来进行判决没有不妥之处。2、张国顺的工资应由合伙人来承担。张国顺确实是在双方合伙种植的香蕉地里做工的工人，这在《现金日记帐》和龙朝葵提供的证人证实里面得到了确认，刘正贵支付给张国顺的工资，一审中刘正贵已经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作为刘正贵支付给张国顺的工资，根据《合作种植香蕉合同书》（下称“合同”）第三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规定，双方散伙后，刘正贵投资的成本也包含支付给张国顺的这9万元工资，在合伙成本并未完全收回的情况下，龙朝葵有义务承担这部份投资，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与合法性。至于龙朝葵的父母和弟弟是否去过香蕉地里劳动，刘正贵并不知道，但是按照龙朝葵在上诉状中的陈述，其父母或者弟弟去香蕉地里劳动，也只是在龙朝葵不能去香蕉地的时候，代表龙朝葵去管理香蕉，按照《合同》第五条第四款的规定，对香蕉施肥和管理是龙朝葵的义务，不存在支付工资的说法，故龙朝葵的父母或者弟弟是否到地里管过香蕉与双方的收支无关。3、一审认定的香蕉树数量是客观的，龙朝葵的理由不成立。关于香蕉树的数量及价值，一审中刘正贵曾提出由鉴定部门进行鉴定，但因文山境内无该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而文山州外的鉴定机构要价太高对双方来说成本太大，一审才未启动鉴定程序。对于香蕉树的株数，一审开庭时双方均进行过确认，龙朝葵主张的是25600株，刘正贵主张的是26684株，最终一审按而程进行套算的结果是25920棵，这一数字已经接近龙朝葵主张的数字（实际地里的香蕉树只可能超过这个数字，有现场为证），故在无法鉴定的情况下，一审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认定具有客观科学性。至于龙朝葵在上诉状中主张的只有15363株简直是无稽之谈，是对香蕉树的成长规定和管理模式不懂才出现了这种幼稚的说法。二、龙朝葵的反诉不成立。如前所述，至双方2018年5月25日最后对帐时止，出售香蕉的收入是1342584.90元，含2018年6月11日龙朝葵支付的20571.00元，总支出为1459973.4元（1322013.90+90000+16000+31959.50元），两个数字相减，刘正贵还有117388.50元的成本来收回，根本不存在有利润的说法。因此，龙朝葵的反诉不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龙朝葵的上诉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龙朝葵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正贵向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刘正贵、龙朝葵双方签订的《合伙种植香蕉合同书》；2、请求判令刘正贵、龙朝葵的合伙财产由双方平均分配；3、本案诉讼费由龙朝葵承担。龙朝葵向一审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刘正贵分配2015年7月25日至2018年5月22日合伙期间合伙利润75649.00元给龙朝葵；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刘正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5日，刘正贵作为甲方与龙朝葵作为乙方签订《合伙种植香蕉合同书》，双方在合同中对投资方式及盈利分配约定为：1、甲方负责主要出资在土地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原材料、工人工资、水、电、电线、各种香蕉所需的肥料、农药等各种费用，利息不再计算为出资成本，并做各费用出资记录；2、乙方负责出资土地，土地租金不再计算为出资成本；3、甲乙双方各作资金用途记录，以备统计甲方出资总金额；4、在甲方出资成本收回后盈利部分甲方占盈利的50%，乙方占盈利的50%。合同签订后，刘正贵投入大量资金开始与龙朝葵共同种植、管理香蕉，对于刘正贵投入的资金开始由龙朝葵进行登记，后来由刘正贵之妻韦堂肖进行记录，所计账目均由双方签字确认。双方合伙种植香蕉期间，刘正贵雇佣工人张国顺，龙朝葵雇佣工人盘云灯、盘云真、韦美达共同对双方所种植的香蕉进行管理，出售香蕉所得收入由龙朝葵交给刘正贵。2018年5月，刘正贵与龙朝葵因对香蕉的管理、工人的使用等问题产生分歧，5月22日经龙朝葵签字确认，刘正贵所投入的资金尚有31959.50元未收回，5月25日刘正贵支付工人盘云真工资16000.00元，刘正贵投入的资金共有47959.50元未收回，6月11日龙朝葵转给刘正贵香蕉款20571.00元，因双方存在矛盾，龙朝葵提出双方种植的香蕉地系其父母的土地，其自愿退出让刘正贵独自经营，但需每年支付土地租金140000.00元，刘正贵则认为双方在《合伙种植香蕉合同书》中约定的合作期限为十年，其投入的资金也尚未收回，故不同意龙朝葵的提议，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刘正贵停止履行合伙义务，香蕉地由龙朝葵接手经营管理。现刘正贵认为，龙朝葵虽逼迫其退伙，但双方仍未散伙，双方在合伙种植香蕉期间在香蕉地修建的公路、架设水电线路及所栽种的香蕉树及香蕉等合伙财产已由龙朝葵实际接管使用，所得收益也由龙朝葵占有，造成其合法权益受损，因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而龙朝葵则认为其与刘正贵签订合伙协议后，双方均按约定处理合伙事务，现刘正贵单方毁约并停止投入资金，双方已经散伙，刘正贵自2015年7月25日至2018年5月22日与其合伙种植香蕉期间共投入1170715.90元，出售香蕉所得收入1322013.90元也全部交给了刘正贵，刘正贵不但已经收回全部投资，并且双方在合伙期间共产生合伙利润151298.00元，按《合伙种植香蕉合同书》中约定，刘正贵应分配50%的利润即75649.00元给自己，因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反诉，请求保障其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1、本诉刘正贵、龙朝葵双方的合伙关系是否已经解除？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中刘正贵与龙朝葵订立《合伙种植香蕉合同书》，并分别对合伙的投资方式及盈余分配、双方的职责和权利义务等合伙内容进行了约定，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合伙种植香蕉的事实，故双方存在个人合伙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五十二条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个人合伙具有较强的人合性，刘正贵与龙朝葵合伙种植香蕉之初，刘正贵没有时间参与香蕉的种植和管理但能够提供资金支持，而龙朝葵没有能力投入大额资金但却能够提供土地和劳务，双方均各取所需，当矛盾发生并导致合伙关系无法继续时，一味拘泥于合同的约定，强行要求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不但违背双方的意愿，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现刘正贵请求解除与龙朝葵的合伙关系，龙朝葵也同意解除，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依据双方于2018年5月22日进行对账，同年5月25日刘正贵支付工人盘云真工资后未再投入资金并离开香蕉地，后双方合伙种植的香蕉一直由龙朝葵独自经营管理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双方的合伙关系自2018年5月25日解除。2、本诉刘正贵、龙朝葵是否存在可分配的合伙财产？如果存在如何分配？《民通意见》第五十四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刘正贵与龙朝葵于2015年7月25日签订《合伙种植香蕉合同书》后开始合伙种植香蕉，并于2018年5月25日解除合伙关系，双方在合伙期间投入的财产为刘正贵提供的现金出资、龙朝葵提供的土地及劳务，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双方在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包括用钢架搭建的工棚，在香蕉地开挖的路及架设的电线以及双方所种植的香蕉，合伙期间无债权、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刘正贵与龙朝葵订立的《合伙种植香蕉合同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依照双方《合伙种植香蕉合同书》的约定，刘正贵与龙朝葵均认可双方各占合伙50%权益的事实，故双方的合伙财产应平均分配、合伙债务应各自承担一半。关于钢架搭建的工棚，刘正贵主张造价为37800.00元，现具体价值不明，龙朝葵虽认可其造价但却主张工棚不能买卖，没有交易价值，如果拆除后材料最多值两三千，对于钢架工棚的具体价值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也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正贵可另行收集证据后再主张其权利。关于在香蕉地开挖的路及架设的电线，刘正贵自愿放弃分割，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不再论述。关于双方在合伙期间所种植香蕉的价值，刘正贵曾于2019年9月16日向本院提出进行价值评估鉴定，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组织双方协商鉴定事宜，刘正贵选定文山安信司法鉴定所进行价值评估鉴定，龙朝葵则不同意鉴定，也不同意由文山安信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后经一审法院核实，文山安信司法鉴定所不具有对农作物进行鉴定的资质，本院依法向双方进行了说明。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麻麻政复[2014]205号《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关于麻栗坡县征地统一年产值补偿标准和片区综合地价补偿标准的批复》已在国营天保农场范围内执行数年，其中关于青苗补偿的标准获得国营天保农场干部职工的一致认可，国营天保农场范围内的香蕉价值评估均参照此标准进行核算，鉴于本案中对双方合伙种植的香蕉价值进行司法评估鉴定的成本巨大，客观上鉴定条件也不完备，并且司法鉴定的结果也只是作为参考，本案中关于双方种植的香蕉采用政复[2014]205号文件的标准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庭审中刘正贵主张双方种植的香蕉约有26684株，龙朝葵则主张约有25600株，双方对所栽种的香蕉株数存在争议，但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栽种的香蕉株数，在国营天保农场范围内种植香蕉的，具体株数一般按照香蕉种植面积进行套算，套算标准为108株/亩，现双方均认可所栽种的香蕉面积为240亩，故双方所栽种的香蕉套算为25920株，套算出的结果与双方所主张的香蕉株数差距不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刘正贵与龙朝葵自2015年开始合伙种植香蕉，直到2018年已经出售两刀香蕉，在国营天保农场范围内栽种的香蕉生长周期一般约为8个月，在管理较好的情况下，一般可以达到100%的挂果率，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在种植香蕉初期对未成活的香蕉进行过补栽，并且已经顺利出售了两刀香蕉的事实，可以推定双方栽种的香蕉已达到100%的挂果率，现双方一致认可从2017年年底至2018年5月22日期间砍了香蕉为15363株。结合双方的证据及本案实际，可以推定当时双方香蕉地内的香蕉株数为25920株，砍了15363株，还剩10557株，按照麻政复[2014]205号文件中关于青苗补偿的标准，已砍掉的15363株香蕉为未挂果期的香蕉树，按10元/株计算，合计153630.00元，剩余的10557株香蕉为挂果期香蕉树，按30元/株计算，合计31370.00元，因此双方栽种的香蕉价值470340.00元，按照双方的约定，对香蕉树的价值各自享有235170.00元。《民通意见》第五十三条规定：“合伙经营期间发生亏损，合伙人退出合伙时未按约定分担或者未合理分担合伙债务的，退伙人对原合伙的债务，应当承担清偿责任。”双方合伙期间发生的亏损为刘正贵未收回的投资47959.50元及其支付给张国顺的工资90000.00元，合计137959.50元，各自承担68980.00元。综上所述，刘正贵与龙朝葵合伙种植香蕉，现因矛盾散伙，依据双方各占合伙50%权益的约定，故双方的合伙财产应平均分配、合伙债务应各自承担一半，结合2018年5月25日后龙朝葵继续投入资金独自经营管理香蕉地的实际，现由龙朝葵给付刘正贵合伙财产235170.00元及刘正贵已垫付的合伙财产损失68980.00，合计304150.00元，扣除2018年6月11日已给付刘正贵的20571.00元，现实际应给付283579.00元，双方合伙所栽种的香蕉树由龙朝葵管理使用较为适宜。3、龙朝葵要求刘正贵给付合伙利润75649.00元的诉请是否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龙朝葵龙朝葵的该项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具体理由已在上文中进行说明，在此不再赘述，龙朝葵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加以证明，其估算所得的利润也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其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刘正贵与龙朝葵于2015年7月25日签订的《合伙种植香蕉合同书》，由龙朝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刘正贵合伙财产及合伙损失283579.00元，双方合伙栽种的香蕉树由龙朝葵管理使用；驳回反诉原告龙朝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刘正贵负担；反诉费1700.00元，由龙朝葵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正贵无证据向本院提交。龙朝葵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国营天保农场土地承包经营调查信息统计台账及《证明》各一份，证明内容：一审判决中确认的栽种香蕉树的土地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实际种植香蕉树的面积应为166.69亩。经质证，刘正贵对两份证据均不认可，香蕉地的种植面积是双方均认可的数字，台账上记载的面积与实际香蕉地不符，除了农场承包的，还有开发的荒地，一审法院组织相关部门才调查出荒地的面积。《证明》中的数字互相矛盾，一审法院依法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测量才是客观真实的，双方在一审时也认可。本院认为，龙朝葵向本院提交的此组证据与一审法院调取的《国营天保农场土地承包经营调查信息统计台账》相同，但证实的内容相差甚远。同为麻栗坡县天保农场管理区口岸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同样是秦明忠名下下那马、独山脚两片地，但两次测量的数据差距过大，且龙朝葵在二审中提交的此组证据所反映的166.69亩的数据与龙朝葵本人在一审庭审中自认的250亩亦不一致。故本院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来源性均持质疑，此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经与双方当事人核对一审认定事实，刘正贵无异议。龙朝葵提出事实异议如下：1、对一审认定的“刘正贵雇佣工人张国顺”有异议，认为张国顺是刘正贵单方请来的，没有与龙朝葵商量聘请，张国顺不是工人，是刘正贵请来的委托管理人。2、对一审认定的“龙朝葵雇佣工人盘云真、盘云灯、韦美达”有异议，这三个人是刘正贵、龙朝葵共同雇佣的。3、对一审认定的“刘正贵……所投入的资金尚未收回”有异议，认为在2018年5月22日前，刘正贵投入的所有资金均已收回，且截止2018年5月22日，还产生了合伙利润151298元。4、对一审认定的“龙朝葵提出双方种植的香蕉地系其父母的土地，其自愿退出让刘正贵独自经营，但需每年支付土地租金140000.00元”有异议，认为提出要求支付土地租金的是土地承包人秦明忠，秦明忠是龙朝葵的老公公，秦明忠又是刘正贵的姑爹；5、一审法院遗漏认定双方产生矛盾的原因，矛盾原因是刘正贵收回投资后就不想再投入，到了采买肥料的时间也不愿意支付相应费用。对于龙朝葵提出的第1、3项事实异议，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予以综合评析。对于龙朝葵提出的第2项事实异议，不属于其上诉诉请的部分，且与本案的处理无实质性影响，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龙朝葵提出的第4项事实异议，龙朝葵在一审庭审中自行陈述“后来双方在5月22日结账时我们提出退出，合伙两年期间的利润也不要原告（即刘正贵）支付，如果原告要继续栽种香蕉就每年付我家老人14万的地租”（见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15页），此部分是一审法院根据龙朝葵的当庭陈述予以认定，系龙朝葵本人自认，一审此部分并无不当，对于龙朝葵提出的此部分事实异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龙朝葵提出的第5项事实异议，本院认为，双方因合伙期间产生矛盾无法继续合伙事宜是事实，至于是因为何种原因导致的矛盾，不属于本案对合伙财产和合伙亏损进行分配处理的审理范围。故对于龙朝葵提出的此项事实异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对于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除将“刘正贵雇佣工人张国顺”予以删除外，另外补充法律事实如下：合伙关系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在合伙之初分别于2015年10月14日购买香蕉苗15720株、2015年10月21日购买香蕉苗5000棵、2015年10月25日购买香蕉苗5250棵、2015年10月27日购买香蕉苗714棵。刘正贵、龙朝葵合伙期间无对外债权、债务。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在合伙期间是否产生了利润；2、本案可供分配的财产、债权、债务是多少；2、龙朝葵上诉请求能否成立。关于双方当事人在合伙期间是否产生了利润的问题。无论是刘正贵还是龙朝葵在一审提交的《现金日记账》，在2018年5月22日均有“到今为止总投入为31959.5经韦堂肖与龙朝葵对账确认：双方签字认可”的文字记载，经本院当庭与双方当事人核实，双方当事人也均认可此句话是刘正贵的投入还有31959.5元未收回的意思。本院认为，龙朝葵作为完全民事能力行为人，在实施每一个民事行为时应当对该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具有完全的认知，根据其当庭自认的陈述，以及双方均认可的在2018年5月25日产生的盘云真的16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刘正贵尚有47959.50元投资款未收回，合伙体尚未产生利润的，符合本案证据所映射出的法律事实。龙朝葵主张应当按照其提交的《现金日记账》中的记载来明确合伙体是否盈利或者亏损的，无法推翻其于2018年5月22日签字确认尚有31959.50元未收回的事实，其作为主张分配利润一方，在此部分的问题上，没有足够有利的证据推翻其本人自行提交的证据的，应予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此部分的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龙朝葵提出的第3项事实异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可供分配的财产、债权、债务分别是多少的问题。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合伙体在合伙期间无债权、债务。合伙财产除争议的香蕉外，还有工棚、电线、2公里的砂石路，但作为主张分配合伙财产一方的刘正贵，在二审中当庭表示自愿放弃除香蕉以外的所有财产的分配。故本院重点审查涉案香蕉的分配问题。对于龙朝葵主张的张国顺的工资问题，刘正贵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雇请张国顺前期并未想将张国顺的工资纳入合伙体的支出，后系因为双方出现了矛盾，才主张张国顺工资的事实。结合刘正贵自行提交的《现金日记账》中并未将张国顺的工资计入并经龙朝葵签字确认的实际，现对于刘正贵认为张国顺工资应予作为合伙体债务的，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对此部分的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龙朝葵提出的第1项事实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关于龙朝葵上诉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其中包含龙朝葵所主张的合伙利润、张国顺工资以及香蕉树分割的问题。对于是否产生利润和张国顺工资，上文已予阐明，在此不再赘述。对于双方合伙财产香蕉树的分割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伙关系根据《合伙种植香蕉合同书》的约定，自2018年5月已经解除，此亦经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对此部分也并未提出上诉。则香蕉树的价值应当以双方当事人合伙关系解除时的为准。第二，在上述前提下，就应当对合伙关系解除时香蕉树的株数首先予以确认。本案中，刘正贵在一审中陈述合伙解除时香蕉树有26684株（见一审第二次庭审笔录第9页），龙朝葵在一审中陈述合伙解除时香蕉树有25600株（见一审第二次庭审笔录第9页）。刘正贵在二审中认可一审所确定的数字，即25920株，龙朝葵在二审中陈述合伙解除时香蕉树有25600株。龙朝葵主张其认为有25600株是依据《现金日记账》中雇请香蕉工所背香蕉坨数计算得来，至于究竟有多少株，其也不清楚。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自己并不掌握株数的具体数据，又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土地面积的亩数从而推断香蕉的株数有所不当。本案争议的香蕉株数的问题，应予结合本案证据映射出的事实加以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进行综合判断，尽量还原客观实际。龙朝葵在提出二审上诉时，作为本案上诉人主张以合伙之初所购买的香蕉苗的株数作为认定合伙解除时香蕉的株数，只是龙朝葵认为合伙之初所购买的香蕉苗为20970株，依据是其本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现金日记账》中记载的香蕉苗的购买数。但是从龙朝葵一审提交《现金日记账》中的记载来看，其中明确记录2015年10月14日15720棵（龙朝葵二审当庭自认）、2015年10月21日5000棵、2015年10月25日5250棵、2015年10月27日714棵，之后就到2015年11月30日2000棵以及2016年才有了再次购买香蕉苗的记录。而自2015年10月14日至2015年10月27日购买记录所合计的香蕉苗的棵数为26684棵，这一数字刚好与一审刘正贵所主张的数据相互吻合。而从2015年11月30日之后的香蕉苗的购买记录，结合前面购买时间所间隔的期间，以及龙朝葵二审自述存在补载的事实，符合客观实际。故本院认为，龙朝葵自行主张的计算方式和其自行提供的证据所映射出来的香蕉株数与刘正贵一审认可的香蕉株数一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本院认定合伙关系解除时香蕉的株数为26684株。第三，根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已经砍了二刀香蕉树为15363株，那么在合伙解除时尚有11321株（26684株-15363株）。对于已砍二刀的15363株香蕉树以及未砍的11321株的香蕉树的价值而言，刘正贵主张应按照80元株的价值计算，而龙朝葵主张已砍的香蕉树要从头管理，相当于青苗，故应按照6元株计算。因双方主张的差距过大，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以当地人民政府公布的《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关于麻栗坡县征地统一年产值补偿标准和片区综合地价补偿标准的批复》（麻政复【2014】205号）作为参考有其可取之处。首先，此文件系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在区分了不同类区的价格的情况下作出；其次，对于地上附作物的价值，作为一方人民政府必须是在结合了当地实际情况下综合其他因素所确定；第三，在双方均没有依据证实其各自主张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当地人民政府公布的香蕉价值予以确定的，一审法院的处理得当。根据麻政复【2014】205号文件的规定，天保地区未挂果的香蕉为10元棵，挂果期的香蕉为30元棵。株苗低于1.2米的为5元棵。从龙朝葵提交的《现金日记账》的记录来看，最后一次“补苗款”的记录时间为2017年7月15日，根据本案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都认可的香蕉挂果周期为8个月的实际，本院认定2018年5月当下，争议的香蕉已无青苗。则双方合伙解除时香蕉树的价值为493260.00元【已砍香蕉的价值153630.00元（15363株×10元株）＋未砍香蕉的价值339630.00元（11321株×30元株）】。第四，刘正贵、龙朝葵合伙期间并未产生利润，刘正贵作为出资一方尚有47959.50元亏损，此笔费用应由双方共同承担，即每人承担23979.75元。刘正贵、龙朝葵合伙财产香蕉树的价值为493260.00元，也应予平均分割，即每人享有246630.00元。双方当事人自认无对外的债权、债务。结合双方合伙期间涉案香蕉一直系龙朝葵管理，以及在刘正贵不再参与合伙事宜后，香蕉仍系龙朝葵管理的实际，涉案香蕉继续由龙朝葵管理使用较为适宜。则龙朝葵因合伙解散事宜应予给付刘正贵的数额为270609.75元。综上所述，龙朝葵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麻栗坡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4民初51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反诉原告龙朝葵的诉讼请求”；二、撤销麻栗坡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4民初5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刘正贵与龙朝葵于2015年7月25日签订的《合伙种植香蕉合同书》，由龙朝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刘正贵合伙财产及合伙损失283579.00元，双方合伙栽种的香蕉树由龙朝葵管理使用”；三、解除刘正贵、龙朝葵于2015年7月25日签订的《合伙种植香蕉合同》；四、由龙朝葵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因合伙事宜解除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共计270609.75元给刘正贵；五、驳回刘正贵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700.00元，由龙朝葵负担1615.00元，由刘正贵负担85.00元。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龙朝葵负担95.00元，由刘正贵负担5.00元，一审反诉费用1700.00元，由龙朝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吴 会审判员 刘 曼审判员 张雯静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镇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