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494号原告：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钟一村钟一飞蛾街11号一楼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QBKC26。法定代表人：段春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峰、邓翠连，均系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绍扬，男，197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希,系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曹绍扬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段春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峰、邓翠连，被告曹绍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曹绍扬向原告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20万元人民币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20万元人民币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8年4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以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2月28日，被告曹绍扬和段春峰、沈璟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三人联合出资共同经营原告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镕公司），并约定曹绍扬、段春峰、沈璟分别以20万元现金方式出资，于2018年4月10日以前交齐，逾期不交或未交齐的，应对应交未交金额数计付银行利息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同日，原告伟镕公司注册登记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曹绍扬，注册资本120万元，曹绍扬认缴48万元持股40%，沈璟认缴36万元持股30%，段春峰认缴36万元持股30%。上述《合伙投资协议书》签订后，被告曹绍扬至今未向原告缴纳其承诺的20万元出资款。有鉴于此，被告作为原告的初始股东至今未缴纳出资款，原告有权依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要求被告足额缴纳出资，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被告曹绍扬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合伙投资协议书》未生效，根据该协议书第十一条“本合同自订立并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开始营业”，而该协议书并未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因此生效条件未满足，并未生效。即使生效其内容也不得与公司章程相矛盾，如有矛盾应当以公司章程为准。2、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经备案的章程有两份，一份于2018年2月26日签订，现已经废止，新章程为2018年9月17日签订并备案。两份章程均明确曹绍扬出资时间为2066年1月1日。现出资时间未届满，原告在无法定情形下要求曹绍扬加速履行出资于法无据。3、曹绍扬在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股权已经于2018年11月6日转让给公司法定代表人段春峰，且曹绍扬诉段春峰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已经贵院和中院审理终结，现进入执行阶段。而此时段春峰利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借用公司名义对曹绍扬出资进行诉讼实为恶意诉讼。根据双方转股《协议》第6条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曹绍扬必须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第7条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曹绍扬将不再承担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任何义务，但是收购款未全部收到之前保有处置公司的权力。其中的“任何义务”显然包括出资义务。即使公司确要追讨出资款也应当起诉公司法定代表人段春峰支付，而非曹绍扬。综上所述，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诉曹绍扬出资纠纷一案无法律依据，请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2月18日，曹绍扬、段春峰、沈璟三人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三人联合出资共同经营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共同发展自动化产业；合伙投资期限为10年，自2018年2月28日起至2028年2月28日止。该协议书第四条“出资额、方式”约定，合伙投资人曹绍扬以现金方式出资20万元，沈璟以现金方式出资20万元，段春峰以现金方式出资20万元，合伙投资人的出资于2018年4月10日以前交齐，逾期不交或未交齐的，应对应交未交金额数计付银行利息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本合伙投资出资共计60万元，合伙投资期间各合伙投资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投资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至时予以返还。第五条“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约定，盈余分配以股权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合伙投资债务先由合伙投资财产偿还，合伙投资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合伙投资人的股权为依据，按比例承担。第十一条约定，本合同自订立并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开始营业。同日，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镕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120万元，股东曹绍扬认缴48万占股40%、段春峰认缴36万占股30%、沈璟认缴36万占股30%，法定代表人曹绍扬，经营场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石岗东村振兴南路20号104。公司设立登记时提交备案的公司章程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该章程其中约定，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20万元，其中曹绍扬认缴48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66年1月1日，段春峰认缴36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66年1月1日，沈璟认缴36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66年1月1日。2018年9月20日，伟镕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均由曹绍扬变更登记为段春峰，经营场所变更登记为广州市番禺区钟村一村钟一飞鹅街11号一楼之一。备案的公司章程也于同日变更。新章程约定的注册资本仍然为120万元，三股东的认缴数额、占股比例及出资时间均与旧章程一致。另外，伟镕公司工商内档显示，该公司在申请上述事项变更登记时向工商部门提交了一份《股东会决议》。决议事项为：1、同意变更公司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钟村一村钟一飞鹅街11号一楼之一；二、同意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经理、执行董事均变更为段春峰；三、废止旧章程，启用新章程。2018年11月6日，曹绍扬作为出售方，段春峰作为收购方，沈璟作为见证人，共同签订《协议》，约定由段春峰收购曹绍扬在伟镕公司所持有的全部40%股权；收购方式为现金收购；收购金额20万元，同时需先支付曹绍扬20万股本之外多投资的款项；支付方式分两期，第一期为签订协议之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前支付股本中的5万元及多投资之款项，第二期为2018年12月30日前支付所有余款15万元；自2018年11月1日起曹绍扬对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所产生的任何工资、采购及其他费用不予以承认及承担义务，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曹绍扬将不再承担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任何义务，但是收购款未全部收到之前仍保有处置公司的权力。后因段春峰未按上述《协议》约定向曹绍扬支付股权转让款，曹绍扬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案号：（2019）粤0113民初1834号；二审案号：（2019）粤01民终19095号]，要求段春峰支付转让款即逾期利息。诉讼中，段春峰以上述《协议》系遭曹绍扬胁迫订立，且《协议》订立时曹绍扬存在虚假陈述，谎称已经实际出资30多万元，导致其基于错误认识而签订《协议》为由反诉要求撤销上述《协议》。该案经一审、二审认定：一、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协议》系遭曹绍扬胁迫签订；二、段春峰作为伟镕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对公司的筹备、成立、经营等每个阶段都有参与，而且在与曹绍扬签订《协议》前的两个月，段春峰已经作为法定代表人实际掌控公司，而段春峰的妻子是公司财务人员，若曹绍扬存在提供虚假账目的问题，段春峰不可能不清楚，故对段春峰的主张未予采纳，认定《协议》合法有效，判决段春峰按约定支付2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相应逾期利息。该案一审庭审时，曹绍扬向法庭提交了伟镕公司的工商内档，其中包括上述2018年9月20日新备案的《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段春峰的质证意见为确认真实性。另外，在该案二审过程中，段春峰陈述其妻子于2018年4月1日进入伟镕公司做财务，曹绍扬买的东西都开发票，其妻子把开发票的金额记录下来。曹绍扬从2018年6月中旬开始已经不参与其他活动，只是管账，持续到10月。本案庭审中，针对曹绍扬提出《合伙投资协议书》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故未生效的抗辩，原告回应称，按照法律规定，该《合伙投资协议书》无须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但因三股东在订立时将设立公司须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理解为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故三股东约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是公司经工商登记成功设立之日为《合伙投资协议书》生效日期。另外，原告称上述前后两份公司章程虽经工商备案，但均非三股东协商制定，两份章程落款处段春峰和沈璟的签名也都不是其二人亲笔所签，章程内容也不是三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并对公司的设立和变更登记过程作如下陈述：曹绍扬原有一个工厂，后来不想做了，遂找到段春峰和沈璟商量三人合伙在其原来工厂厂址上新设立一个公司。于是三人在2018年春节前夕，就合伙设立新公司的一些事项进行了协商，但当时未签订任何书面文件。春节后年初九时，曹绍扬告知段春峰已经向工商部门递交申请，新公司的登记设立和营业执照申领手续等已在办理中。于是曹绍扬、段春峰和沈璟三人就在2018年2月28日签订了上述《合伙投资协议书》，对公司设立后三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后来，段春峰看到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注册资本不是60万元，而是120万元时还问过曹绍扬，曹绍扬回复注册资本只是申请公司登记时随便填的。所以，公司设立时备案的章程并非三人协商一致制定，章程内容也不是三股东的真实意思，仅是曹绍扬单方制作用于申请公司设立登记而已，《合伙投资协议书》才是三股东真实意思表示。伟镕公司成立后，并未召开过上述股东会，未作出过上述《股东会决议》，且三股东从未就上述股东会决议事项进行过协商讨论，公司地址、法人代表、公司章程等的变更登记完全是曹绍扬个人授意案外人江力勇去办理的，公司另外两个股东段春峰、沈璟并不知情，因此新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事项均不是三股东的真实意思。段春峰本人直到江力勇将新营业执照交给他时，才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自己这一事实。曹绍扬不认可原告上述陈述，其确认公司变更登记具体事务是由其代表公司委托江力勇办理，但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是三股东协商一致后的意思。关于占股比例，原告确认三股东的占股比例与工商登记的一致。关于为何曹绍扬占股40%，而段春峰、沈璟分别占股30%，原告解释，三股东协商曹绍扬除以货币形式出资20万元外，厂房、宿舍的租金也由曹绍扬支付，所以曹绍扬的占股多10%。对于曹绍扬的实际出资情况，曹绍扬称其并非通过向伟镕公司账户直接转款的方式出资，而是通过垫资为公司购买机器设备和支付厂房、宿舍租金等方式出资。为证实其所述，曹绍扬提交了《2018年伟镕流水明细表》和《2018年公司费用流水明细表（曹总）》，拟证明其2018年3月向公司出资150910.23元，4月出资196519.2元。其中《2018年伟镕流水明细表》详细记录了2018年3月1日至6月8日伟镕公司的各项支出和收入。其中4月10日记录一条“曹总3月份支出款”“150910.23元”，4月28日记录一条“曹总4月份支出款”“196519.2元”。《2018年公司费用流水明细表（曹总）》则详细记录了3月份曹绍扬支出150910.23元的具体支付明细和4月份支出196519.2元的具体支付明细。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两份明细表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确认两份明细表由段春峰制作，但因段春峰到2018年4月2号才到公司，4月十多号时，曹绍扬将其3月份的支出单据交给段春峰，段春峰发现很多单据没有收款方盖章，甚至没有收款商户的名称，遂对单据提出异议，但后来还是根据曹绍扬提供的单据制作了上述两份明细表。根据《2018年伟镕流水明细表》记录，公司另一股东沈璟于2018年4月10日和17日分别出资10万元，段春峰于2018年5月14日出资5万元。原、被告双方都认可明细表中此项内容的记录，确认沈璟已实际出资20万元，段春峰实际以货币形式出资5万元。对于为何至5月份才出资5万元，原告解释，因段春峰2018年4月份到公司时，见公司账目混乱，遂称需要考虑是否出资，到5月份时，曹绍扬称公司已没钱发工资，其便拿出5万现金给曹绍扬用于发工人工资。原告提交两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拟证明曹绍扬分别于2018年8月2日和10月8日从伟镕公司的账户上转走了80000元和58000元到其私人账户，因此，在计算曹绍扬的实际出资金额时应扣减这两笔款项。两笔款项的转账用途处均注明“备用金”。曹绍扬质证称，伟镕公司有一个公账和两个私账，两个私账账户名都是其本人，一个是农业银行的，另一个建设银行的，原告所述138000元就是转入了其中建设银行的那个私账，转入的钱款是用于公司备用，并非曹绍扬私人使用，这从转款用途注明“备用金”这一点可以佐证。另外，曹绍扬也承认两个私账并非仅用于伟镕公司对外收支使用，曹绍扬另外还有个公司也用同样的私账账户对外交易。原告确认公司有一个公账和两个私账，也确认上述收款账户的确系其中一个私账，但不认可被告关于上述转出的138000元实际用于伟镕公司的说法。另，经本院询问段春峰关于其与曹绍扬股权转让款定为20万元的参考依据，段春峰回答，因当时曹绍扬称其实际投入到公司的出资有近40万，到转让时还有20万元出资在公司，所以就确定20万元受让曹绍扬全部的股权，当时叫曹绍扬给票据核对，曹绍扬不肯给。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曹绍扬的实际出资情况？二、出资期限应以《合伙投资协议书》为准，还是以公司章程为准？一、曹绍扬的实际出资情况。曹绍扬提交的《2018年公司费用流水明细表（曹总）》详细记录了2018年3月和4月曹绍扬为伟镕公司垫资购买各种生产设备和材料的情况。根据该费用流水明细表，曹绍扬3月份共垫资150910.23元，4月份垫资196519.2元。该垫资金额与《2018年伟镕流水明细表》记载的完全一致。原告已确认两份明细表均由段春峰根据曹绍扬提供的支付单据制作，而非曹绍扬自己制作。虽原告抗辩段春峰制作明细表时并不认同曹绍扬提供的单据，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曹绍扬的单据存在虚构伪造等不实出资情况，本院对原告的抗辩不予采信。虽然曹绍扬未通过向伟镕公司公账直接转款的方式出资，但其垫资的款项均是用于伟镕公司生产经营，应视为向公司出资。因此，应认定曹绍扬上述垫资的347429.43元(150910.23元+196519.2元)为向公司的实际出资。此外，双方均确认，曹绍扬还通过为公司支付厂房、宿舍租金的方式向公司出资。就曹绍扬于2018年8月2日和10月8日共向其名下私人账户转账138000元的问题。虽然原、被告双方均确认该账户也是伟镕公司的私账之一，且该款项备注用途为“备用金”，但转款时的款项用途可以由实际操作转款的人自由备注，并不能如实反映款项的实际用途。而曹绍扬未举证证明该款项已实际用于伟镕公司生产经营，且曹绍扬也承认该账户不仅用于伟镕公司收支交易，其名下另一公司的部分收支交易也通过该账户进行。再结合曹绍××与段春峰股权转让价款为20万元，较其实际出资少14万多。而段春峰也陈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曹绍扬自称实际投入近40万，现还有20多万在公司，言下之意，自己拿走了十多万。由此可以推断，曹绍扬从伟镕公司转出的138000并非真正用于伟镕公司，应视为抽逃出资。综上，曹绍扬在伟镕公司的实际出资应扣减138000元。二、出资期限应以《合伙投资协议书》为准，还是以公司章程为准？首先，关于《合伙投资协议书》是否生效的问题。虽然，协议书约定“本合同自订立并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开始营业”，但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该《合伙投资协议书》无需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一般市场主体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他们将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公司的行为误理解为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也并非不可理解。故此条款理解为公司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设立之日为协议生效日更符合协议三方的真实意思。那么股东出资期限应以《合伙投资协议书》为准，还是以公司章程为准？原告主张先后两份公司章程落款处“段春峰”和“沈璟”的签名不是其二人亲笔签名，两份章程不是三股东协商一致制定，故不是三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合伙投资协议书》为准。本院认为，由于目前公司设立登记较为宽松，公司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情况并不少见。两份公司章程落款处的签名虽不是三股东亲笔所签，但并不能就此断定章程约定的内容不是三股东的真实意思。首先，一般代办人都是按照委托人的意思办理委托事务。其次，公司章程作为公司最重要的法律性文件之一，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内对公司和股东、董事会、高管等均具有约束力。而段春峰和沈璟并未在公司成功设立登记后，就公司章程与《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不一致提出过异议。而且，在2018年9月20日，段春峰变更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完全掌控公司之后，也未对新备案的公司章程作出修改。相反，在曹绍××与段春峰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一审庭审中，段春峰对曹绍扬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和新公司章程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可见段春峰是认可股东会决议事项和新公司章程所约定内容的。第三，《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三股东的出资时间均为2018年4月10日，然而，段春峰并未依照该约定时间出资，直到2018年5月份因公司无钱发放工人工资才出资了5万元，沈璟也仅在2018年4月10日出资10万元，至2018年4月17日才继续出资10万元，由此可以看出，《合伙投资协议书》并未得到真正履行。第四，前文已经查明，在曹绍扬未抽逃出资前，其已实际向公司出资347429.43元，加上其提供的厂房、宿舍等，远超《合伙投资协议书》的约定，而与公司章程的认缴出资额较为接近。由此可以看出，曹绍扬是按照公司章程约定的认缴出资额来出资的。这进一步证明《合伙投资协议书》并未得到实际履行。而且，《合伙投资协议书》仅仅是公司设立前筹备阶段协议各方为筹备设立公司而签订，公司设立后，公司应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处理公司事务。因此，股东的出资期限应以公司章程确定的出资期限为准。新、旧两份公司章程均约定三股东的出资期限均为2066年1月1日前。因此，曹绍扬的最迟出资日期为2066年1月1日。在此之前，公司不能以其未足额出资为由要求其出资。退一步说，即使以《合伙投资协议书》的约定为准，曹绍扬在公司剩余出资除其支付的厂房、宿舍租金外，还有209429.43元，已超出《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的20万元。原告要求曹绍扬补足出资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受理费4654元，由原告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会兰人民陪审员  谢嘉璐人民陪审员  张丽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 记 员  黄佩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