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再2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海森，男，汉族，1986年1月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饶平县。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林泽云，男，汉族，1977年3月29日出生，住址：湖南省会同县。以上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卓荣，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惠州市铭洋家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博罗县园洲镇廖尾东江工业园第三栋。法定代表人：黄志宁。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黄玲，女，瑶族，1986年12月1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东莞市。以上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勇，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娅，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海森、林泽云与被申请人惠州市铭洋家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洋公司）、黄玲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粤13民终3712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8）粤民申595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海森、林泽云及其诉讼代理人黎卓荣、被申请人铭洋公司、黄玲的诉讼代理人潘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海森、林泽云申请再审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7)粤1322民初1820号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和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3民终3712号的二审民事判决书。2.请求贵依法改判解散惠州市铭洋家居制品有限公司。3.请求判决一审、二审与再审的费用均由两被申请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1.二审法院并未审查两再审申请人上诉请求所对应的事实及理由。针对一审法院以再审申请人“未穷尽其他救济途径”为由而判决不予解散铭洋公司，对此，两再审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未能正确理解《公司法》关于公司解散的法律条文，对“穷尽其他救济途径”这一法律规定作为主要上诉理由，并进行了相应的论证和分析，因而，二审法院应着重审查两再审申请人的上诉事实及法律适用问题，以此判断本案“是否穷尽其他救济手段”，诚如二审法院在二审判决书中（第8页第1行）指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然而，在整个庭审过程之中，二审法院不仅未对两再审申请人的上诉主张进行任何审查，而且也没有在二审判决书中作出说明，相反，二审法院竟超出两再审申请人的上诉主张范畴，不当扩大上诉审查范围，最终以“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本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为由，驳回两再审申请人的上诉请求，显然，二审法院没有紧紧围绕上诉请求所对应的事实与法律进行审查。2.二审法院存在着程序违法与裁判矛盾的情形。一方面，二审法院将争议焦点归纳为解散公司条件是否有证据支持（第8页第4行），本身属于定性不当。首先，上述争议焦点与两再审申请人的上诉事实及理由根本没有任何联系，两者之间也难以建立起一一对应关系。其次，在二审庭审阶段，二审法院既没有当庭归纳争议焦点，又没有将本案争议焦点告知给两再审申请人，以致两再审申请人被剥夺了对争议焦点提出异议或请求补充、变更争议焦点的权利。最后，由于二审法院将本案争议焦点错误归纳，影响了其对于本案上诉事实及法律适用问题的审查，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因而，二审法院存在程序的违法。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已认定“铭洋公司确已属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事实，对此，二审法院也在二审判决书中确认（第7页倒数第3行、第8页倒数5行）。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随后二审法院又在二审判决书（第8页第12行）提出，“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本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裁判观点。在同一份判决书中，二审法院明显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相互矛盾的评判认定。对此，两再审申请人认为，如果二审法院不认可“本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一事实，那么，其为何要同意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呢？另外，如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所查明认定的事实与其不同，那么，二审法院为何不在二审判决中直接纠正或发回重审，而是仍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呢？因此，二审民事判决书的裁判内容缺乏基本说理逻辑。综上，申请人认为，二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与裁判矛盾，并已经损害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3.二审法院认为两再审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实铭洋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明显有误。首先，依据立法解释，“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主要表现在公司的权力运行机制失灵，从而导致公司出现僵局。在一审阶段，两申请人提交了《通知函》、《告知函》、《图片》等证据，证实两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黄玲长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并最终使得铭洋公司处于停产停业的瘫痪状态。另外，两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黄玲亦各自提交了《股东会会议通知》、《快递单》等证据，通过该组证据内容，可证明各方当事人均清楚知道股东间矛盾，各自本身也倾向解散清算铭洋公司，但在公司股东不存在人合性的基础之下，铭洋公司的股东会均因对方的拒绝参加而无法召集，相应地，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他方接受或认可，因而，上述证据足以相互印证铭洋公司的权力决策机制已经无法有效运转，并出现了重大的公司僵局，故二审法院认为两再审申请人未承担起举证证明责任，本身就缺乏事实根据。其次，在一审及二审庭审过程之中，两再审申请人多次强调铭洋公司已经停止经营并遣散了所有员工这一事实，对此，被申请人黄玲亦表示确认。两再审申请人之所以投资设立铭洋公司，目的在于通过公司正常的经营发展而获得利益回报的最大化，但是，如今的铭洋公司早已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在此事实状态下，两再审申请人也随着铭洋公司的停止经营而客观上无从获取利润收益，显然，两再审申请人的投资目的必然落空，这无疑违背两再审申请人设立和维持公司之初衷。同时，需向再审法院说明的是，在二审庭审期间，铭洋公司因无力偿付第三方的租金、管理费等费用而被起诉，并最终被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判定需向第三方支付租金等费用，对于上述的事实及证据材料，再审法院也可向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予以调取、核实。在铭洋公司不再经营的情况下，其仍需对外承担债务，且该债务的最终承担者必然归属于两再审申请人。所以，两再审申请人认为，根据本案已知的客观事实状态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完全可推定出铭洋公司继续存续只会进一步损害两再审申请人利益的事实，故依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就上述推定事实，两再审申请人本身无需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二审法院要求两再审申请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于法无据。最后，在二审审理期间，被申请人黄玲在未告知两再审申请人及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铭洋公司的法人代表从林泽云变更为黄志宁，且据被申请人黄玲的陈述，新的法人代表黄志宁与其具有亲属关系。通过以上事实，可明确地反映出被申请人黄玲完全排挤两再审申请人，并拒绝两再审申请人进入铭洋公司的管理层。自铭洋公司法人代表发生变更后，作为铭洋公司的大股东，被申请人黄玲实际完全控制着铭洋公司的经营权和财产权，并对两再审申请人造成严重的强制和不公平。而且，被申请人黄玲将两再审申请人排除在铭洋公司之外，其再也无从知晓铭洋公司被搬至何处、会否经营、经营事项有无变化等相关消息，换言之，两再审申请人客观上被剥夺了基于投资者身份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经营管理权利与股东权利，因而，两再审申请人的权益正遭受着难以估量的损害。4.法律规定的“穷尽其他救济途径”并非公司解散的前提性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在《指导案8号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的理解与参照》已明确指出，“从立法目的的角度考虑，《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小股东滥用司法解散制度，鼓励当事人通过其他非诉讼途径解决僵局，同时也是为了使法院审慎适用强制解散公司的手段。但这并非是要求对于公司僵局的处理必须以穷尽其他救济途径为前提。所以，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第7页第5、6行）认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对于股东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一个前提性要求”，明显有悖于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5.两再审申请人已经合理穷尽救济手段解决公司僵局。第一，如前文所述，两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黄玲因矛盾的长期存在而相互僵持，彼此不愿妥协。为了解决公司僵局的局面，尽管各方当事人均向对方寄送《股东会会议通知》，本身也同意解散铭洋公司，但由于缺乏信任基础而导致双方拒绝出席对方召集的股东会会议，因此，两再审申请人事实上是已合理穷尽救济手段。第二，由于两再审申请人确实无法通过“私力救济”方式打破公司僵局的局面，因此，其才会采取诉讼手段，并借用“公力救济”方式解决因股东意思自治失效所带来的公司权力机制运转失灵的问题。我国法律规定司法应审慎介入公司事务，但并非要求司法机关采取消极、不作为的态度，结合本案，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既没有组织过双方当事人调解，也没有询问过各方当事人是否同意由铭洋公司或者一方股东收购对方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铭洋公司存续等内容，因此，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消极、不作为的做法，完全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规定相违背。第三，两再审申请人认为，《公司法》规定的“其他救济措施”，应当囊括以法院作为中立第三方的司法调解活动，毕竟，司法调解本身被法律所认可。本案中，由于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没有进行司法调解工作，进而使得公司僵局能否在法院调解之中得到解决这一事实一直处于待定状态，换言之，导致无法证明铭洋公司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责任在于一审法院，而非两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铭洋公司、黄玲辩称，被申请人认可一审判决以及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及裁判结果，不同意解散铭洋公司。理由如下：一、该公司并未出现僵局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的管理和经营。被申请人之一黄玲系该公司持有50%以上表决权的大股东，并且是唯一实际出资的股东，其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就公司的基本经营管理可以做出有效的决策，包括更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虽再审申请人不同意股东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决议，但被申请人黄玲仍旧根据合法有效的股东会程序形成了有效的股东决议，因此，表明公司并未实质性进入管理的僵局。二、再审申请人并非公司的实际股东，再审申请人实际上是意大利高端厨卫家居厂商GEDY的代持股东，从铭洋公司的设立以及发展过程中，再审申请人并未实际出资，因此公司是否出现僵局都不会影响到两位申请人的实际利益。再审申请人提出解散的理由，于法无据。刘海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散铭洋公司。2.本案的诉讼费与保全费由铭洋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1日，刘海森与林泽云、黄玲协商成立铭洋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由刘海森认缴出资17.855万元，黄玲认缴出资64.29万元，第三人林泽云认缴出资17.855万元。认缴出资的时间为2024年3月31日前缴足。2014年8月1日，林泽云签署了公司章程，该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2014年8月14日，铭洋公司在博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为林泽云。铭洋公司成立后一直未召开正式的股东会。至2017年4月10日，铭洋公司停止生产达5个月，并于2017年4月10日将公司的全部员工予以遣散。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海森的诉讼请求。刘海森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民事判决，并依法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2.由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是公司解散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本案上诉人主张解散公司的条件是否有证据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关于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的条件。本案惠州市铭洋家居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刘海森认缴出资17.855万元，依照该公司章程的规定，刘海森以其认缴出资的17.855万元占有股东表决权17.855%，有权提起解散公司之诉；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本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故上诉人主张解散公司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中，再审申请人刘海森、林泽云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收款收据、催告函、租赁合同，拟证明公司因停止生产经营而已经拖欠第三方的水电费与租金的事实；证据二，包括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惠州市铭洋公司股东会决议、快递记录，拟证明：1.被申请人黄玲滥用大股东的身份与权利，在再审申请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变更了公司法人的事实；2.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和矛盾，致使公司的股东会陷入瘫痪的事实。被申请人铭洋公司、黄玲质证称，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一）证据一在二审诉讼前已经存在，不属于新证据，应不予采纳。再审申请人刘海森、林泽云故意阻碍铭洋公司正常经营，使得被申请人铭洋公司无法将存货及时从租赁房屋中搬出，导致铭洋公司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二）对于证据二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被申请人铭洋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即林泽云滥用法定代表人身份，损害实际出资方的利益，后被申请人铭洋公司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方才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再审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另查一，铭洋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另查二，2017年5月23日，铭洋公司出具的《惠州市铭洋家居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通知》，内容为：因股东刘海森先生提议召开公司临时会议，拟于2017年6月9日召开公司股东会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议题为决议解散清算公司的事项。2017年6月9日，股东会议签到表上显示有“林泽云”以及“刘海森”的签名。股东黄玲未出席临时股东会。铭洋公司就该次临时股东会未形成有效决议。另查三，2017年6月2日，黄玲向林泽云、刘海森出具《临时股东会等相关通知》，主要内容为：黄玲提议于2017年6月28日召开股东临时会议，表决事项为：提前终止公司、公司剩余资产分配、小股东对大股东所造成损害损失确认、未实缴注册资本股东权利限制、注册资本出资期限提前、章程修改。2017年6月28日，林泽云、刘海森未出席黄玲提议召开的股东临时会议。另查四，2017年10月6日，铭洋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出席会议股东为黄玲，决议内容为：黄玲代表公司股东64.29%表决权，同意免去林泽云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职务，同意黄志宁为新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10月19日，铭洋公司将法定代表人“林泽云”变更为“黄志宁”。再审庭审过程中，经法庭询问，被申请人认为，公司可以解散，但不应该由再审申请人提起，再审申请人无权提出诉请要求公司解散。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院认为，铭洋公司符合上述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一）铭洋公司的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根据铭洋公司《章程》，公司股东有黄玲、林泽云、刘海森，其中黄玲占股64.29%，林泽云、刘海森各占股17.855%，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铭洋公司自成立以来，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互不参加对方召集的股东会，一直未召开过有效的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股东会不能良性运转，更不能通过股东会解决股东间激烈的矛盾，股东会机制失灵。铭洋公司停止生产5月后，于2017年4月10日将公司的全部员工予以遣散。综上，铭洋公司的内部机构已不能正常运转，公司经营管理陷入僵局。（二）铭洋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再审申请人的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失。公司股东依法享有选择管理者、参与重大决策和分取收益等权利。本案中，铭洋公司设立后，根据公司章程，由林泽云担任执行董事、经理，为铭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10月6日，被申请人黄玲单独作出股东会决议，免去林泽云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职务，黄志宁为新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并向登记机关申请了变更登记，铭洋公司人事任免权完全掌握在被申请人一方。再审申请人不能正常参与公司重大决策，不能正常行使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管理和监督以及选择管理者的股东权利，投资铭洋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失。（三）通过其他途径亦不能解决铭洋公司股东之间的冲突。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股东之间应当互谅互让，积极理性地解决冲突。铭洋公司自成立后，未召开过有效的股东会，再审申请人刘海森、林泽云与被申请人黄玲之间长期严重对立，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股东之间的冲突，且铭洋公司在再审申请人提起诉讼前已经不再继续经营，再审申请人刘海森提议召开股东会决议公司解散事宜，但被申请人黄玲拒不参加，诉讼过程中亦认为再审申请人无权提出及参与公司解散事宜，继续保持僵局势必损害公司股东权益。综上，铭洋公司股东之间长期冲突，已失去继续合作的信任基础，公司决策管理机制失灵，停止运营，公司继续存续必然损害再审申请人的重大利益，且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公司僵局，解散铭洋公司的条件已经成就。关于再审申请人刘海森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可以提出解散公司请求的应当是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刘海森作为公司股东占股17.855%，持有公司17.855%表决权，其起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再审申请人刘海森是否实际出资并不影响对其股东资格及表决权的认定。被申请人黄玲认为再审申请人未实际出资，无权请求公司解散，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铭洋公司已具备解散条件，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应予纠正。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粤13民终3712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7）粤1322民初1820号民事判决；二、解散惠州市铭洋家居制品有限公司。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惠州市铭洋家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举添审判员  龚 敏审判员  胡毅妹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法官助理黄杰书记员张千千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