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9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本荣，男，1964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艾生，山西天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坞城南路189号。法定代表人：郭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凯丽，女，汉族，1989年8月12日出生，本公司营运部副部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培龙，山西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本荣因与被上诉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2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本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艾生，被上诉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培龙、徐凯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本荣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或赔偿给上诉人经济损失588720.93元;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准销票”的提供不是双方买卖合同履行的必要条件,故由此认为被告未提供“准销票”的行为没有违约，该认定是错误的。一是上诉双方签订的多份合同中除编号为20140403001的《煤炭销售合同》没有约定提供“准销票”外,其它几份《煤炭销售合同》均有卖方提供“准销票”的约定。根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卖方)应提供“准销票”,合同履行中没有提供“准销票”明显属于违约。二是按照2014年山西省地方法规和政策,销售煤炭必须向买方提供“准销证”,没有“准销证”不允许向外(包括外省)销售煤炭,因此,销售煤炭提供“准销证”是地方法规要求,是双方买卖合同履行十分必要的而不是一审认定的“不必要”。三是被上诉人(出卖方)提供单证(包括准销证)是法律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5条规定:“出卖人的基本义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第136条:有关单证和资料的交付: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了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从上述规定也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出卖方)提供“准销证”是法规要求,是非常必要而不是一审认定的不必要。二、一审认定原审原告提供的其与保德县五鑫煤化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二份《煤炭销售协议》以及银行明细清单不足以证明对编号为20140403001的《煤炭销售合同》涉及的粉煤流转对原审原告造成了损失,在被上诉人构成违约的情况下,不判令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双方签订履行了七份《煤炭销售合同》,编号20140403001只是其中的一份,其中的一份没有约定提供“准销证”的约定,但对其它几份约定有提供“准销证”,且因没提供准销证造成只能在本地降价销售的损失,难道不应由违约方依法负责赔偿吗?履行七份合同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购进煤炭28389.13吨,因无准销证不能出省销售,只能每吨降价20元在当地销售,即便按20元/吨降价销售计算,共给上诉人造成588720.93元损失。一审判决选择性的论述,违背了客观、公正、全面的办案原则。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的错误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辩称，一、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所诉的煤炭买卖合同均有被上诉人与合同相对人的明确结算,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违约。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从未与上诉人之间签订过任何煤炭买卖合同。上诉人诉称的煤炭买卖合同,均是由被上诉人与河山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山西省河曲县刘元头煤炭集运站、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煤炭运销偏关分公司之间签订的,并非与上诉人签订的。被上诉人与大同煤矿集川沂州煤炭运销偏关分公司结算清楚,双方之间无任何纠纷。被上诉人与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山西省河曲县刘元头煤炭集运站之间结算清晰,但是二公司因拖欠被上诉人部分煤款，被上诉人分别将二公司诉至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日前判决均已生效,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共中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拖欠被上诉人的煤款已经执行完毕。山西省河曲县刘元头煤炭集运站拖欠被上诉人的煤款日前正在执行中。二、被上诉人与上述三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中关于准销票的约定为对价格的约定,被上诉人不存在向上述三公司提供准销票的合同义务。客观上,煤炭准销票是发放给煤炭生产企业的，并非发放给煤炭销售企业,被上诉人为煤炭销售企业,不可能提供煤炭准销票。被上诉人不存在提供的义务,更不存在违约行为。涉及到的被上诉人与上述三公司之门签订具体的《煤炭买卖合同》中关于“准销票”字样约定于价格条款中,约定内容均为“含增值税专用发票、基金票、准销票”是对煤炭价格的约定,并非由被上诉人提供煤销票。《山西省煤炭销售票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煤炭销售票是向煤炭生产企业发放的,控制煤炭生产企业的生产规模,遏制私挖乱采的一种手段。被上诉人是煤炭贸易企业，并非煤炭生产企业,煤炭管理部门不可能向被上诉人发放煤炭销售票,被上诉人不存在提供准销票的可能。被上诉人的这一观点在被上诉人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要求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支付煤款的案件中,已经经过了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认定,上诉人袁本荣参与了该案件的审理对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是明知的。上诉人在此再次以“准销票”为借口提起诉讼,明显违背“一事不再理”的诉讼规则。三、上诉人提出的诉讼已经明显超出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认为即使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上述三公司认为有诉讼中被上诉人存在违约情形，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也应当在诉讼时效内提出，现与三公司之间的合同早已履行完毕,与三公司进行了明确的结算。上诉人在已经超过上述三公司的诉讼时效后再提起诉讼,明显不应当支持。四、无任何证据证明合同的对方三公司有任何损失。上诉人所称的经济损失588,720.93元无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如上诉人所称因为没有准销票造成了损失,那么在第一份合同结束后,上诉人又利用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山西省河曲县刘元头煤炭集运站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继续贸易近两年,这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一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袁本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违约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588720.93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与案外人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煤炭运销偏关分公司于2012年11月23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1211230001的《煤炭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煤炭运销偏关分公司向被告购买粉煤,并对煤种品种、数量、单价、交货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履行了交货义务,案外人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煤炭运销偏关分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并向被告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与案外人山西省河曲县刘元头煤炭集运站分别于2013年12月6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1301206001、201301206002的两份《煤炭销售合同》,于2014年2月11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SMHY-1ytjyz20140211的《原煤销售合同》,于2014年3月15日签订了编号为SMHY-1ytjyz20140315的《原煤销售合同》,于2014年7月25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SMHY-1ytjyz20140725的《原煤销售合同》。双方约定,案外人山西省河曲县刘元头煤炭集运站向被告采购粉煤,并对粉煤的规格型号、单价、数量及交货时间、地点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依约履行了五份合同中规定的供货义务,案外人山西省河曲县刘元头煤炭集运站支付了部分购煤款,就未支付的购煤款被告曾于2016年11月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6)晋0105民初6143号民事判决,判决案外人山西省河曲县刘元头煤炭集运站向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支付购煤款250162.6元及利息。该判决已生效并正在执行中。2014年4月3日,被告与案外人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0403001的《煤炭销售合同》,合同约定案外人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向被告购买粉煤,并对煤种品种、数量、单价、交货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依约履行了合同中规定的供货义务,案外人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支付了部分购煤款,就未支付的购煤款被告曾于2016年5月45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6年9月7日作出(2016)晋0105民2308号民事判决,判决案外人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向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支付购煤款332924元及利息,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不服上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2017)晋01民终1472号民事判决,判决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袁本荣共同支付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货款332924元及利息。该判决已生效并已执行完毕。(2017)晋01民终147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袁本荣没有煤炭经营资质,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将国新公司的计划户头给予袁本荣占用,办理煤炭代发等业务,自身存在过错。对外所产生的后果,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应承担责任;袁本荣认可业务是其个人和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进行,因其个人无煤炭经营资质所以借用了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的户头,并认可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主张的欠款应由其承担,袁本荣就本案对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的债务亦负有相应的偿付责任,应当与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对所欠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的货款承担共同偿付责任”。原告袁本荣依据上述三份判决以及上述八份合同以证明其借用上述三公司的名义与被告签订煤炭销售合同,因被告未提供准销票导致其造成损失。被告提交了上述三份判决、上述八份合同以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转账回单、收据等以证明其与上述三公司签订煤炭销售合同,并就未付煤款发生诉讼,判决已生效,与原告袁本荣无关,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原告袁本荣提交了其分别于2013年9月10日、2014年12月1日与保德县五鑫煤化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两份《煤炭销售协议》以及原告银行明细清单,以证明其因销售从被告处购买的未提供准销票的粉煤遭受的损失。被告对上述《煤炭销售协议》以及银行明细清单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均不认可,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以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煤炭运销偏关分公司、山西省河曲县刘元头煤炭集运站的名义与被告签订合同,亦无法证明其因此遭受损失,虽然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袁本荣就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所欠被告的煤款承担共同偿付的义务,也无法证明其因此遭受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袁本荣是否为适格的诉讼主体;二、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是否应当提供准销票。针对争议焦点一,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分别与案外人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煤炭运销偏关分公司、山西省河曲县刘元头煤炭集运站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原煤销售合同》系原告借用煤炭经营资质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关于被告与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40403001的《煤炭销售合同》,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01民终1472号民事判决已认定原告袁本荣借用煤炭经营资质与被告就该合同进行业务并判决袁本荣对欠付的煤款承担共同偿付责任,故原告袁本荣系适格的诉讼主体。针对争议焦点二,在编号为20140403001的《煤炭销售合同》中,并未对准销票的提供进行约定,准销票的提供也不是双方买卖合同履行的必要条件之一,且原告提交的其与保德县五鑫煤化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两份《煤炭销售协议》以及银行明细清单不足以证明对编号为20140403001的《煤炭销售合同》涉及的粉煤流转对原告造成了损失,故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本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844元(原告已预交9687元),由原告袁本荣负担4844元,依法退还原告袁本荣4843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煤炭运销偏关分公司、山西省河曲县刘元头煤炭集运站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原煤销售合同》。这些合同签订主体为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煤炭运销偏关分公司、山西省河曲县刘元头煤炭集运站，但被上诉人与河曲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五寨分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40403001的《煤炭销售合同》已经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系上诉人借用煤炭经营资质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且判决上诉人对该案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并无不当。但上诉人在该生效案件中已抗辩被上诉人因未提供煤炭准销票，使煤炭降价销售产生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而该（2017）晋01民终1472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中并未对于准销票的提供进行约定，也不是双方买卖合同履行的必要条件之一，且未对合同涉及的粉煤流转造成障碍或损失，上诉人国新公司五寨分公司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现上诉人又提出该项诉讼请求，属于重复主张，且没有新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未提供准销票给其造成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本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87元，由上诉人袁本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平则审判员 孙云英审判员 张璟芳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寇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