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12民初2795号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164号附9号臣功新天地15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21459000XG。法定代表人：韩迪，该银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毅，北京市中银（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210367896。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淋，北京市浩天信和（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0122269。被告：余秀兰，女，196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告：杨洋，男，198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告：周芙稼，女，198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告：于博，男，198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告：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中路98号凤凰大厦1单元14层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33373685993。法定代表人：周建贵，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周建贵，男，196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贵州公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110926050。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薇，贵州公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611864942。被告：史彬，女，196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告：于世英，女，194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当农商行）与被告余秀兰、杨洋、周芙稼、于博、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乌当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毅，被告周建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余秀兰、杨洋、周芙稼、于博、鸿图兴和公司、史彬、于世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乌当农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余秀兰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697191.17元、利息118001.50元、罚息636285.99元、复利91484.74元，共计人民币3542963.40元。(暂算至2019年6月4日，以后应付罚息、复利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本息清偿之日)；2．判决被告余秀兰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5000元，并支付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人民币111738.90元；3．依法判令被告杨洋、周芙稼、于博、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依法判令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所支付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财产查询费、执行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等费用由上述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20日，被告余秀兰与原告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编号：2032016122000007号]，约定：被告余秀兰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00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11月23日；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月利率7.613‰，若被告余秀兰不能按期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余秀兰项下贷款逾期，罚息利率为在本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出现违约事件，贷款银行有权按贷款本金的5‰向借款人收取违约金；发生争议的，向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同时因被告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被告应当承担原告为此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告费、催告费、执行费、鉴定费、评估费、律师费、查询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12月20日向余秀兰发放了贷款3000000元。2015年9月11日，被告周芙稼、杨洋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筑乌农商野鸭最保字第20150098号]，约定：周芙稼、杨洋自愿为债务人前述债务提供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等）、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每笔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同日，被告于博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筑乌农商野鸭最保字第20150098号），约定：于博自愿为债务人前述债务提供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等）、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每笔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当日，被告鸿图兴和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筑乌农商野鸭最保字第20150098号），约定：鸿图兴和公司自愿为债务人前述债务提供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等）、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每笔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前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向被告余秀兰发放了贷款，但被告余秀兰未依约向原告偿还借款。被告周建贵、于世英、史彬作出了股东会决议，自愿为余秀兰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依法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原告认为，原告与余秀兰签订的前述合同成立且生效，被告余秀兰应按约及时偿还所欠债务。因被告余秀兰未按照约定偿还所欠债务，被告杨洋、周芙稼、于博、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应当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诉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周建贵辩称，1．本案的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2．基于本案所涉借款用途案涉当事人可能涉嫌骗取贷款罪，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已于2018年9月28日立案侦查，花溪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5日就原告为余秀兰提起的民间借贷作出（2019）黔0111民初2309号民事裁定书（被告为玉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舒远熙、周凯），该裁定书明确余秀兰所述借款与本案为同一笔，裁定结果为案件涉及经济犯罪，相应材料移送公安机关驳回起诉。故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将相应材料移交公安机关；3．原告提交的相应证据无法证实被告周建贵保证责任成立。被告余秀兰、杨洋、周芙稼、于博、鸿图兴和公司、史彬、于世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11日，杨洋、周芙稼与贵阳市乌当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野鸭信用社（简称野鸭信用社）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杨洋、周芙稼自愿为债务人余秀兰自2015年9月11日起至2017年9月10日期间在债权人野鸭信用社办理的贷款业务而与该信用社形成的债权的最高余额30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在该期间内的任一时点和最高余额内，债务人可申请循环使用上述信贷资金、银行信用，每笔业务的起始日、到期日、利率及金额以主合同的借款凭证或相关债权凭证为准，且野鸭信用社签署的所有主合同项下各笔债权无须逐笔办理保证担保手续；杨洋、周芙稼为野鸭信用社与债务人余秀兰在前述期间内的任一时点签署的所有主合同项下各笔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不论次数和每次的金额，也不论债务人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是否超过前述期间。合同还约定，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等）以及该信用社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在2015年9月11日至2017年9月10日期间内，野鸭信用社与债务人余秀兰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为本合同的主合同；杨洋、周芙稼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间内野鸭信用社对债务人余秀兰的每笔债务分别计算，自每笔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野鸭信用社与债务人余秀兰就各笔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或延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或延期协议重新约定的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保证期间，野鸭信用社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该信用社有权要求杨洋、周芙稼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于博、鸿图兴和公司与野鸭信用社亦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于博、鸿图兴和公司自愿为债务人余秀兰自2015年9月11日起至2017年9月10日期间在债权人野鸭信用社办理的贷款业务而与该信用社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最高余额30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内容均与杨洋、周芙稼及野鸭信用社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内容一致。2016年12月20日，鸿图兴和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公司自愿为余秀兰在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办理的贷款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最高余额3000000元整、期限二年、单笔一年提供保证担保，《股东会决议》中还载明公司股东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及法定代表人周建贵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同日，余秀兰作为借款人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32016122000007），约定余秀兰向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借款3000000元用于购买汽车配件，借款期限为12个月，即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11月23日，实际放款日和到期日以借款借据为准，贷款月利率为7.613‰。合同还约定，合同项下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在合同载明利率基础上加收50%，如余秀兰不能按时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合同项下的贷款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第20日，如借款本金最后一次偿还日不在结息日，则未付利息应利随本清；借款的担保方式为最高额外保证。对于余秀兰的违约责任，合同约定，余秀兰出现了未完全适当地遵守或履行合同项下的任何承诺、保证、义务或责任及未按期归还债务本息等违约情形，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停止发放尚未发放的贷款，停止贷款资金的发放和支付，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余秀兰立即偿还合同项下的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的本金、利息及费用，借款到期前，对余秀兰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借款逾期后，对余秀兰未按时还清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自逾期之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罚息利率和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利息和复利（借款逾期是指余秀兰未按期清偿或者超过合同约定的分次还款计划期限归还借款的行为），并要求余秀兰按借款本金的5‰支付违约金。2016年12月20日，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向余秀兰发放了贷款3000000元，余秀兰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借据中签名并捺印，借款借据还载明借款日期为2016年12月20日，到期日为2017年11月23日，借款年利率为9.1356%，还款计划为按季结息、一次还本。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余秀兰未按约定还款，其仅于2016年12月21日、2017年7月4日支付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利息141770.03元。借款期限届满后，2019年5月27日，余秀兰偿还了借款本金302808.83元，但之后仍未将贷款本息结清，截至2019年6月4日，其尚有借款本金2697191.17元、借期内利息118001.50元及复利91484.74元、罚息636285.99元未支付给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同时，被告杨洋、周芙稼、于博、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亦未按约定履行保证责任。另查明，2015年9月23日，贵阳市乌当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经核准后，将名称变更为贵州贵阳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0月25日，贵州贵阳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又将名称变更为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乌当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野鸭信用社亦相应将名称变更为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本院认为，野鸭支行是乌当农商行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的规定，野鸭支行从事商业贷款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其上级法人单位乌当农商行承担；基于民法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乌当农商行承担了其分支机构野鸭支行从事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也应享有野鸭支行从事民事活动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因此，乌当农商行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案涉贷款债权，主体资格适格。本案中，乌当农商行与余秀兰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杨洋、周芙稼、于博、鸿图兴和公司分别与乌当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均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乌当农商行已按约向余秀兰发放了贷款3000000元，余秀兰理应按照约定期限向乌当农商行付息还本，但借款后，余秀兰未按约定期限支付全部利息，也未按照还款计划归还借款本金，且在借款期限届满后仍未将借款本息结清，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因本案已查明余秀兰尚有借款本金2697191.17元未偿还给乌当农商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规定，乌当农商行诉请余秀兰偿还借款本金2697191.17元于法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乌当农商行诉请余秀兰支付利息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的规定，乌当农商行诉请余秀兰、胡永会支付借款利息于法有据，其该项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短期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下，含一年），按贷款合同签定日的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计息。贷款合同期内，遇利率调整不分段计息。短期贷款按季结息的，每季度末月的二十日为结息日；按月结息的，每月的二十日为结息日。具体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贷款合同利率按季或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最后一笔贷款清偿时，利随本清。”、第二十五条“逾期贷款或挤占挪用贷款，从逾期或挤占挪用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到清偿本息为止，遇罚息利率调整分段计息。对贷款逾期或挪用期间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按季（短期贷款也可按月）计收复利。如同一笔贷款既逾期又挤占挪用，应择其重，不能并处。”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逾期偿还借款，除了要支付借款期限内应付而未付的利息之外，还应当支付复利及逾期罚息，但复利的计算基数为合同期内的应付利息，不包括逾期罚息。对于本案罚息利率，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逾期后，罚息月利率为在合同约定利率7.613‰基础上加收50%，上浮比例符合前述规定，故罚息月利率为11.4195‰[即7.613‰×（1+50%）]，该计算标准未超过年利率24%，本院予以采纳。审理中，本院已查明截至2019年6月4日，余秀兰除借款本金2697191.17元未归还外，尚有借期内利息118001.50元及复利91484.74元、罚息636285.99元未支付，因双方对利息、复利、罚息的支付和计算标准有明确约定，故乌当农商行诉请余秀兰支付借期内利息118001.50元、复利91484.74元及截至该日的罚息636285.99元，本院予以支持。至于2019年6月5日起的罚息，则应以借款本金2697191.17元为计算基数，按罚息月利率11.4195‰为标准计算至该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对于复利，因乌当农商行与余秀兰之间并未明确约定罚息纳入复利的计算范围，故2019年6月5日起的复利应以借期内的欠息118001.50元为计算基数，按罚息月利率11.4195‰为标准计算至该欠息清偿完毕之日止。对于乌当农商行诉请余秀兰支付违约金15000元的请求。因本案系因余秀兰违约所致，故其应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支付标准向乌当农商行支付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乌当农商行要求余秀兰支付违约金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本案中，因借款金额为3000000元，余秀兰应支付的违约金为3000000×5‰=15000元，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对于乌当农商行诉请余秀兰承担其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111738.90元的请求。因乌当农商行在庭审中未举证证实该项费用已经实际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杨洋、周芙稼、于博、鸿图兴和公司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杨洋、周芙稼、于博、鸿图兴和公司与乌当农商行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余秀兰自2015年9月11日起至2017年9月10日期间在债权人乌当农商行办理的贷款业务而与该银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最高余额30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虽然《个人借款合同》晚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但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间内，且从业务类型、金额等方面看，均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因此，案涉债务本息等均属于杨洋、周芙稼、于博、鸿图兴和公司与乌当农商行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第十四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乌当农商行的案涉债权已经确定，而杨洋、周芙稼、于博、鸿图兴和公司的保证担保范围明确，乌当农商行案涉债权尚处于杨洋、周芙稼、于博、鸿图兴和公司的保证期间内，而杨洋、周芙稼、于博、鸿图兴和公司之间对保证份额并未进行明确约定，故该四被告均应对余秀兰的案涉债务本息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均系鸿图兴和公司的股东，在该公司出具的《股东会决议》中，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均作为股东签名并捺印，均向乌当农商行承诺对债务人余秀兰在乌当农商行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周建贵、史彬、于世英虽未与乌当农商行单独签订《保证合同》，但均已在《股东会决议》中明确表示愿意为余秀兰在该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股东会决议》已提交给乌当农商行，乌当农商行接受且未提出异议，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同意为余秀兰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股东会决议》没有对周建贵、史彬、于世英保证承诺附有以签订《保证合同》为生效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在《股东会决议》中作出的连带保证责任承诺的内容具有担保性质，即使担保关系双方当事人未单独签订书面保证合同，只要当事人在有效载体上作出愿意为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担保关系即已成立，故应认定乌当农商行与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已经达成合意，担保关系成立。对于周建贵、史彬、于世英的保证期间问题，《股东会决议》载明鸿图兴和公司为余秀兰在乌当农商行办理的贷款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最高余额3000000元整、期限二年、单笔一年提供保证担保，而鸿图兴和公司与乌当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鸿图兴和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是每笔借款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周建贵、于世英、史彬作为鸿图兴和公司的股东，实质是在《股东会决议》载明的鸿图兴和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基础上加大担保力度，承担保证责任，三人在《股东会决议》中承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应当与鸿图兴和公司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一致，且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与《股东会决议》作出时间系同一日，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性，因此《股东会决议》中“期限二年，单笔一年”应当理解为单笔贷款的借款期限一年，保证期间二年。余秀兰案涉借款期限届满日为2017年11月23日，乌当农商行于2019年7月10日起诉尚在保证期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周建贵、于世英、史彬应对余秀兰的案涉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周建贵的答辩意见。就本案来看，乌当农商行的贷款过程以及贷款发放的事实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债务人余秀兰在取得银行贷款之后其使用资金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且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案涉贷款存在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因此，周建贵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贷款存在刑事犯罪的嫌疑，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被告余秀兰、杨洋、周芙稼、于博、鸿图兴和公司、史彬、于世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秀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2697191.17元，并支付利息（截至2019年6月4日的利息为118001.50元、复利为91484.74元、罚息为636285.99元；其后的罚息以借款本金2697191.17元为计算基数并按罚息月利率11.4195‰计算支付至本金清偿之日止，复利以借期内的欠息118001.50元为计算基数并按罚息月利率11.4195‰为标准计算至该欠息清偿之日止）；二、被告余秀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15000元；三、被告杨洋、周芙稼、于博、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周建贵、于世英、史彬对上述第一、二项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158元，由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101元，被告余秀兰、杨洋、周芙稼、于博、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周建贵、于世英、史彬连带负担3505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余秀兰、杨洋、周芙稼、于博、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周建贵、于世英、史彬连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国辉人民陪审员  舒 静人民陪审员  罗正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王礼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