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0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溪，女，196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齐鲁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在兴（于溪之夫），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鹿竞超，济南市中明泽法律服务所法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洪英，女，1960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山东省广播电视电影局干部，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山东惠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溪因与被上诉人吕洪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2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吕洪英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吕洪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诉争款项性质的事实认定不清，诉争20万元于2018年9月份由吕洪英与案外人金手指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转换成了投资款项，已并非是于溪向吕洪英的借款。该合同并非于溪向吕洪英提供的，而是吕洪英与案外金手指公司签订的。合同载明的263100元金额，即为诉争20万元与收益的总金额。对于投资合同的认定，于溪曾申请一审法院前往石家庄某派出所调查取证，因石家庄方刑事案件正在调查当中，无故拒绝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仅转述为没有相关合同，但在庭审中吕洪英自行将该协议交于一审法院，已经证实了涉案款项已经转变为投资款项的事实。对于担保之认定，担保法有明确的约定，担保属于要式合同的一种，必须以书面为载体，不能仅就吕洪英的口述就认定吕洪英与案外金手指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是于溪的担保行为，且于溪也从未向吕洪英做过该方面的承诺。对于吕洪英继续向于溪索要借款之认定，吕洪英提交的录音证据并非完整录音证据，在当时的情形下是于溪表示希望吕洪英将涉案款项后期转换的合同交于于溪，之后在将20万元款项支付给吕洪英，并非是偿还给吕洪英。而于溪在一审审理期间也提交了相应的录音证据予以证实，20万元涉案合同确系在吕洪英手中，愿意在后期支付20万元购买涉案合同，以向案外正在被调查的金手指公司申报债权。依据一审法院的判决，吕洪英既享有金手指公司的26万余元的债权，又在于溪处获得了20万元的债权是明显的错误。补充：一审中于溪没有见到民警询问笔录，投资合同为吕洪英提交，一审审理过程中于溪向法院提交录音证据证实吕洪英知道并清楚涉案款项已经转变为投资合同的事实。录音证据提交后未经过质证。吕洪英辩称，本案涉案款项确系借款，对此，吕洪英除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外（包括吕洪英出借给于溪的本金以及于溪偿还利息的记录），还提供了双方对话录音及短信打印件等证据，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就涉案款项的法律关系为借贷，而于溪辩称双方就涉案款项系委托理财款项，但其提供的金手指公司的委托书的委托其收款时间为2018年XX月至XX月，时间具体、明确，与吕洪英出借给于溪20万元款项的时间2016年竟相差2年的时间，并且原审开庭时，于溪本人就其收到涉案款项后的资金去向问题时，明确回答原审法庭，其收到的吕洪英的涉案款项后，又全部或部分又转借给他人，而非用于所谓的委托理财（因原审法庭笔录的记录质量问题，原审法官在庭后向双方明确表示以庭审录像为准，在此提请法庭注意观看原审法庭开庭视频），以上事实不难看出于溪的辩称意见及其本次上诉明显是其对吕洪英诉求的无理抗辩及拖延时间，就于溪主张的所谓金额为263100元的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是于溪就其所借款项的担保，该协议既没有协议相对方的签字，也没有加盖任何公章，只加盖了字样为“李家诚印”的人名章，吕洪英对于该协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已提出异议，原审法院为查明事实，依据于溪的申请，向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广安街派出所调查了解，该派出所在查封金手指公司时也未查获到于溪辩称的协议或合同，更进一步讲，即使于溪辩称的协议属真实合法，吕洪英在此后与于溪的对话及其双方短信中，于溪仅以无力还款为由拖延，并未以借款转化为投资款进行抗辩，足以说明该协议仅仅只是涉案借款的担保。综上所述，本案双方当事人借贷关系明确，于溪应偿还吕洪英借款本金及利息，于溪辩称的协议只是涉案借款的担保。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特别是认定事实部分说理清晰、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溪所谓的录音证据是否提交吕洪英不清楚，一审开庭时法官反复询问双方还有无其他证据，双方均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不存在未经质证的事实。吕洪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借款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日开始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吕洪英与被告于溪原系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关系。2016年，被告对外投资收益丰厚，缺乏资金，向原告借款用于投资理财。双方未约定借期及计息利率。2016年2月1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0万元。收到原告借款后，被告分别于2016年4月4日、6月2日、8月2日、10月20日向原告支付利息1700元。2016年10月21日，被告又向原告借款10万元。此后，被告于2016年12月3日向原告支付利息3400元，于2017年6月30日向原告支付利息10000元，于2017年12月30日向原告支付利息10000元，于2018年6月29日向原告支付利息12000元。2018年9月份，被告向原告提供了一份《投资合作协议》，金额为263,100元。此后，原告继续要求被告偿还借款，被告称无力还款。原告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处理。上述事实中，有争议的是：原告主张涉案20万元系借款、被告之后的付款系利息，被告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提供的转账凭证等不能证明上述事实。关于上述争议，基于转账行为与履行借款合同行为的相同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主张涉案20万元系委托理财款项，未证明2016年原告有委托其理财的意思表示。如果被告主张成立，根据款项交付情况，应属信托投资理财，但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信托合同关系依法不成立。被告甚至未说明2016年其收到原告20万元款项后进行了何种理财行为，更不能解释其给付原告的所谓理财收益金额，相对固定的收益也与委托理财合同特征不符。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原告系委托理财关系。鉴于被告未证明其主张的债务关系，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原告无需对涉案20万元为借款进一步举证，一审法院即可以对原告主张的该20万元系借款之事实予以认定。此外，被告主张涉案20万元款项于2018年9月转变为投资款，提供了合作投资协议等证据。原告不予认可，并对上述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提出质疑。一审法院经审核认为，原告对上述协议的质疑成立，该协议也与一审法院依被告申请进行之调查结果不符，因此，对该协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而且，即使该协议是真实合法的，也不能证明系涉案20万元转变为该投资款项，原告提出的该协议系涉案借款担保之解释，有此后的案件事实印证：原告继续向被告索要借款，被告称无力还款，未以借款已经转为投资款进行抗辩。显然，原告的解释更符合逻辑推理。因此，对被告主张的该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合同纠纷。被告主张系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已经在上文中说明。根据上述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借贷合同依法成立。经审核，本案借贷合同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原告因此享有的债权，一审法院依法应予维护。原告的本金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请求的利率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按年利率6%支持起诉之日起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判决：一、被告于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吕洪英借款20万元；二、被告于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吕洪英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金额为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偿还借款时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200元，由被告于溪负担。保全费1520元，由被告于溪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除对吕洪英与于溪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有误之外，其他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中，吕洪英提交《投资合作协议》（编号GD201810092622）、《投资合作协议的补充说明》各一份，欲证明于溪因本案借款以上述协议向吕洪英提供抵押担保。《投资合作协议》载明：甲方孙华强，乙方李家诚；甲方于2018年9月1日前将投资款263100元交由乙方实际控制，自乙方实际控制投资款之日起甲方享有上述投资款的不定期分红权（详见补充说明）。甲方投资前已充分了解该投资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并自愿将投资款交由乙方进行投资……。上述协议落款甲方处由吕洪英代签孙华强的名字，乙方处加盖李家诚的人名章，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9日。《投资合作协议的补充说明》载明：甲方孙华强与乙方李家诚已于2018年10月9日签署了编号为GD201810092622的《投资合作协议》，甲方已按协议约定将投资款交由乙方实际控制。现对该协议中甲方享有的权益补充如下：1、享有年化24%的预期收益（首年收益乙方已履行完毕，自次年起每个续期日的十个工作日的不定期分红。2、享有认购期内的不定期分红。3、享有公司预备股东资格，该投资金额未来可优先认购公司股权……。上述协议落款甲方处由吕洪英代签孙华强的名字，乙方处加盖李家诚人名章，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9日。一审中，于溪提交其与吕洪英通话录音一份，载明：……吕：我起诉你，于溪啊，其实这个事啊，那60啊我是向着你的，他们说起来，但是你自己认了。于：你那20万元也转成股东了啊那也是。吕：转成股东这个事我也认了。于：我本来想啊。……于：好，我想的是你把那转成20万股东以后呢，你把那个合同给我，我去办个债转股，我再想办法把这个钱给你。吕：你去转就行。于：我不能双份给你啊。……于：到期出事了，他3月份出事了，4月份到期啊。吕：转股东的时候已经不行了。于：转股东的时候我知道不行，转股东的时候是9月12号转的股东。吕：那时候已经不行了，你在办这个事的时候于溪，我姑娘姑爷也跟我说。于：咱不知道他不行了。吕：我姑娘姑爷给我说金手指出事了，石家庄都告了。……吕：这个20万让我纯转股我是不会转股的，本拿不出了，息拿不出来，转什么股东呢。于：但是你已经转成股东了啊，你都签了合同了啊，你把合同给了我，我去……吕：那就是一种抵押了。于：那是什么抵押，那叫什么抵押啊。吕：你借了我20万，那么长时间到期了。于：不是到期了，一直拿着20万给你理财，都在里面理得财。吕：我不承认那是理财，那是从杨在兴那里转出来的，你对象买的转过来的。于：一直给你理着财，那都晚了。……于：是不是一直在理财过程中。吕：都挺好的，最后这20万，这20万是给杨在兴买的。于：你转股东没有？吕：杨在兴买的啊。于：与杨在兴没有关系。吕：杨在兴买了以后转给我的啊……。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吕洪英与于溪之间是否存在民家借贷关系。吕洪英仅凭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其与于溪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于溪抗辩称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委托理财法律关系，涉案20万元系吕洪英投资金手指公司的理财款。根据查明事实，一审中，吕洪英提交了其与案外人李家诚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的补充说明》各一份，以此欲证明于溪因本案借款以上述协议向吕洪英提供抵押担保。上述证据系吕洪英自己向法院提交，上面由吕洪英代其女婿孙华强签名，并加盖李家诚的人名章，于溪对此亦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从一审法院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来看，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虽然表示未曾找到孙华强与金手指公司20万元的投资协议，但据此并不足以否定上述《投资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的补充说明》作为书证的证明效力。从上述《投资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的补充说明》来看，系吕洪英代其女婿孙华强与案外人李家诚之间签订的协议，与于溪并无关联性；再结合吕洪英与于溪之间的通话录音分析，上述《投资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的补充说明》应系针对涉案20万元款项而签订。吕洪英主张上述《投资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的补充说明》系于溪为20万元借款向其提供的抵押担保，该主张与协议约定内容及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不符，亦有违常理，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吕洪英仅凭金融转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于溪抗辩称双方之间系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现吕洪英自己提供的上述《投资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的补充说明》已经印证了于溪的上述主张成立。在此情况下，吕洪英应当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于溪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但其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成立，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吕洪英要求于溪偿还20万元借款本息的相关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一审认定吕洪英与于溪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欠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于溪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28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吕洪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00元，保全费1520元，由被上诉人吕洪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被上诉人吕洪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宏伟审 判 员 李莎莎审 判 员 焦玉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乔 馨书 记 员 李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