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9民初19258号原告：李永春，男，1969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被告：上海福凯隆拍卖有限公司(原名称上海元亨利贞拍卖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唐长康，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小锋，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金堂拍卖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欧力同。被告：闵怡，女，198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原告李永春与被告上海福凯隆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凯隆公司)、上海金堂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堂公司)、闵怡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本人，被告福凯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小锋律师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金堂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闵怡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与被告福凯隆公司于2016年3月13日所签订的《上海元亨利贞拍卖有限公司委托拍卖合同》(以下简称《委托拍卖合同》)于法院向被告福凯隆公司送达法律文书之日暨2019年3月12日解除；二、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田黄石一块(《委托拍卖合同》附件清单照片里左下角石头)，如不能返还则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60万元；三、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交通费、差旅费损失共计2万元。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为：一、确认原告与被告福凯隆公司于2016年3月13日所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二、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田黄石一块(《委托拍卖合同》附件清单照片里左下角石头)，如不能返还则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150万元；三、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交通费、差旅费、误工费损失共计2万元；四、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图录费3,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有四块石头，曾找北京专家看过，分别鉴定为和田玉一块、螺化石两块、田黄石一块，其中螺化石因太小没有估价，专家称上述田黄石价值非常高，私下开价48万元。2016年时，原告在网上查到“上海元亨利贞拍卖公司”的名字并附有案外人林某某电话，通过电话沟通，林某某让原告至上海市欧阳路XXX号XXX号楼A座2层01室。2016年3月，原告将上述四块石头带至上海市欧阳路XXX号XXX号楼A座2层01室。该地址大门写的金堂公司，后面还有一个门是写的上海元亨利贞拍卖有限公司，当时原告曾怀疑过一家公司怎么会挂两块牌子。因此，原告是与被告福凯隆公司、金堂公司建立的委托拍卖合同关系。当时原告将四块石头交给林某某并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在签订《委托拍卖合同》时还有被告金堂公司鉴定师在场，他当时说照片上显示右侧上下两块为螺化石，左侧上方为玉，左侧下方为田黄石；原告亦缴纳图录费现金3,000元。原告对于是否制作过图录册、进行过拍卖均不清楚。此后，林某某告知原告上述四件藏品一直未拍卖出去。2017年6月，公安机关通知原告被告金堂公司因虚假拍卖构成合同诈骗被刑事立案侦查并告知可以报案，原告才知道被骗。虽然刑事判决书认定合同诈骗的期间为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涉案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6年3月13日，但是原告是经公安机关通知才会报案且已经取得报案回执，但没有收到刑事立案通知书。此后，公安机关通知原告领回藏品，但原告尚有涉案田黄石未找回。被告福凯隆公司、金堂公司没有履行委托拍卖合同义务，被告福凯隆公司、金堂公司没有尽到帮助拍卖义务，被告金堂公司已经涉及刑事犯罪且委托拍卖的物品也已经丢失，无法进行拍卖，所以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原告要求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藏品或赔偿损失是因为被告福凯隆公司是盖章签订合同的主体，被告金堂公司与被告福凯隆公司是二个牌子、一套人马，被告闵怡成立被告金堂公司进行犯罪活动应当承担责任。关于赔偿金额，原告于2019年4月16日庭审中陈述，《委托拍卖合同》约定原告四块石头的自定参考价格150万元，实际上这个价格是被告金堂公司鉴定人员定的价格，每块石头均价37.5万元，涉案石头是四块石头中体积最大、石质最好的，故原告在起诉时估算损失为60万元；原告于2019年5月23日笔录中陈述，本来原告要卖的只有照片左下方的田黄石，被告金堂公司的工作人员将田黄石包好锁起来后，林某某称另外三块石头可以一起帮原告卖掉，所以委托人自定价150万元只针对田黄石，剩下三块石头是打包一起卖的，这个自定价是鉴定人员推荐的价格，保留价也是鉴定人员提出的；原告于2020年1月22日、4月23日笔录中陈述，合同约定的自定保留价为400万元，故涉案丢失石头应为150万元，林某某当时告知在报价高于自定参考价150万元并低于自定保留价400万元时由原告决定是否出售。原告要求三被告赔偿的交通费、住宿费等2万元，金额是原告酌定的，是原告为追回田黄石来往于上海、黑龙江省之间产生的费用等损失。关于涉案石头的取得，原告于2008年前在新疆和田拉水果，通过一个种石榴的人介绍向一个维吾尔族老人买的，当时原告给种石榴的人介绍费1.5万元，还有46万元给了卖石头的人。原告当时在沙依巴客区友好大酒店附近用原告配偶的银行卡在工商银行柜台取款，第一次取了现金5万元，过了几天第二次取了7万元多，之所以分开取是因为每天取款限额为10万元。此后由原告配偶每天一万元一万元取款，还向一个陕西人借了现金十几万元，这个陕西人也在新疆做水果批发生意，还向一个河南新乡人借了现金8万元。上述款项凑满后，原告用大的编织袋装好带到和田。原告配偶的银行卡现应当已经注销。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诉请。被告福凯隆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被告福凯隆公司不是《委托拍卖合同》的签订主体。根据原告的陈述，林某某系作为被告金堂公司的员工诱骗原告到本市欧阳路XXX号签订合同，在该地址办公的公司仅有被告金堂公司。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工作情况和刑事判决书载明的内容，原告应系与被告金堂公司签订的涉案《委托拍卖合同》。故原告要求确认其系与被告福凯隆公司签署的合同予以解除无事实依据。因委托拍卖合同关系系建立于原告与被告金堂公司之间，且涉案石头未交付至被告福凯隆公司或其授权的任何主体，故被告福凯隆公司没有涉案合同解除后的返还义务，亦没有返还图录费3,000元的义务。关于如不能返还藏品的损失赔偿问题，从原告所陈述的情况，以合同附件中委托人自定保留价作为赔偿金额计算基础无任何依据，此外所谓金堂公司的鉴定人员鉴定估价亦系诈骗手段之一，故该价格不能作为鉴定价格的真实依据。现原告无法证实四块石头的价值，且无法证实涉案石头系其中价值最高，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关于原告要求赔偿交通费、住宿费等损失，原告未举证该损失是否实际发生，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告福凯隆公司和被告金堂公司应当签订过合作协议，但没有找到相关书面材料。此外，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为合同关系，交通费、住宿费等损失赔偿缺乏《委托拍卖合同》相关依据。被告金堂公司未作答辩。被告闵怡辩称：第一，本案应当由被告金堂公司承担责任，与其他被告无关。被告福凯隆公司与案外人上海珍博文物经营有限公司有合作协议(2017年6月13日，公安机关查封被告金堂公司所在地欧阳路XXX号23栋2楼，故被告金堂公司所有文件材料均在公安机关)，再由上海珍博文物经营有限公司委托被告金堂公司进行经营，只是在《委托拍卖合同》上加盖被告福凯隆公司的公章，所有业务都由被告金堂公司完成，包括业务员也是被告金堂公司的。在刑事案件中，被告闵怡于2017年6月13日向公安机关陈述过被告福凯隆公司与被告金堂公司关系：两家公司有合作关系，所有以被告福凯隆公司名义做的事情系被告金堂公司实际完成，所以刑事案件中出现的均为被告金堂公司的名字。原告的藏品也是交给被告金堂公司，附件清单上签名也是被告金堂公司员工，交付地点也是被告金堂公司的欧阳路办公地点。在被告闵怡担任被告金堂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即2018年12月前所有的藏品应当都存放被告金堂公司的仓库(欧阳路XXX号)。被告闵怡作为被告金堂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已经于刑事案件中承担过一次责任，不应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闵怡确系在附件清单签名，但当时签名是因为公安机关派出所要求被告闵怡协同原告至本市龙华古玩城仓库寻找原石，找到后原告不肯签收，故被告闵怡代表被告金堂公司签名表明已经找到三块石头，还有一块石头没有找到。第二，附件清单中“螺化玉花式”是表明花纹的形式，和石头性质没有关系；如果当时能明确石头性质会写明和田玉、田黄、鸡血石等，根据附件清单上名称的表述原告所称的石头仅是奇石。关于附件清单中所述“公司不承担任何灭失等风险责任”是指拍卖结束后公司通知委托人30日内来领取藏品，未在上述期间取回的，后续时间为暂放期间，公司不承担风险。第三，被告金堂公司所使用的公章是被告福凯隆公司送到被告金堂公司的，因此鉴定出的公章真假与否与被告金堂公司无关。被告金堂公司不可能私刻公章是因为双方有合作协议，但留存的合作协议已经被公安收走。因为被告金堂公司一直到被告福凯隆公司去盖公章，被告福凯隆公司的负责人觉得麻烦所以将被告福凯隆公司公章送到被告金堂公司使用。第四，关于原告所称的石头价格，当初被告金堂公司的估价本身虚高，原告是根据虚高的价格来确定拍卖品的价格，所以不能以此价格来认定拍卖品的真实价值。被告金堂公司在合同附件没有确认原告丢失的系田黄石，被告闵怡在石头未取回的说明上也没有写明未找到的石头是田黄石，因此被告闵怡对于原告所称涉案石头系田黄石不认可，亦不认可原告所称丢失的石头价值。被告闵怡对于原告陈述的涉案石头来源亦有异议，因为田黄石出自福建福州寿山村，新疆不可能出田黄石，新疆只可能出和田玉，原因是新疆气候干燥而田黄石结构疏松、无法保存会开裂。就被告闵怡所知，维吾尔族人也不会收藏田黄石，因为和田玉的价值远大于田黄石。对于原告所称40万元款项来源也有异议，所取的款项有可能用于买水果，原告没有举证证明该取钱的款项是用于买石头的，也没有举证证明借款的发生。本院经审理，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13日，原告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合同编号：YHXXXXXXXXXX)，载明：委托人为原告，拍卖人为上海元亨利贞拍卖有限公司、地址为上海市欧阳路XXX号23幢2楼；自签署本合同当时，委托人应付清图录费等约定款项；委托人同意按照如下标准向拍卖人支付佣金及其他费用：拍卖未成交的保险费为保留价1%、未拍出手续费为保留价2%，图录费、其他费用均为空白。该合同下方“拍卖人(签章)”处盖有“上海元亨利贞拍卖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上述合同后附附件清单，载明：合同编号YHXXXXXXXXXX，名称为螺化玉花式，规格为一组四枚，委托人自定参考价为150万元、委托人自定保留价为400万元，图录费3,000元，说明为半版、局部磕损划痕、藏品公司保管；以上物品如合同未盖章生效以及已经自动终止，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应在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若在该期限内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该期限届满后次日起每件每日30元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暂放期间本公司不承担任何保管、灭失、损坏责任等风险责任。该清单委托人确认签名处由原告签名、捺印；经办人处写有林某某。该附件清单上盖有“上海元亨利贞拍卖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审理中，原告还提供形成于2016年3月13日的《收款收据》两张，一张载明定金300元、YHXXXXXXXXXX(总金额3,000元)，另一张载明图录费2,700元、YHXXXXXXXXXX(已收300元)，上述两张《收款收据》均加盖“上海元亨利贞拍卖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2017年7月6日，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出具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载明：报警人为原告，报警时间为2017年7月6日，内容为原告来所报案称2016年3月13日原告与金堂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并支付相关费用，后发现被骗3,000元，来所报案。2018年1月18日，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欧阳路派出所出具《工作情况》，载明：原告于2016年3月13日与被告金堂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并支付3,000元宣传费，发现被骗后报案；该所民警给其制作笔录后告知原告自行前往被告金堂公司仓库取回藏品；原告签订委托拍卖合同时共计委托四件藏品给被告金堂公司保管，现原告已在被告金堂公司仓库取回一块玉石和两块螺化石，仍有一块田黄石至今未找到，后民警陪同原告至仓库内寻找但也未发现原告藏品(一块田黄石)。同日，被告闵怡在涉案《委托拍卖合同》附件清单照片旁写明照片中左上、右上、右下石头已经取回，左下石头取回后通知原告来取，并签名。2019年1月21日，因被告福凯隆公司当时下落不明，我院采取公告方式向被告福凯隆公司进行送达。审理中，经被告福凯隆公司申请、预缴鉴定费7,800元，并由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107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日期为2016年3月13日、单号为YHXXXXXXXX的《收款收据》客户联和日期为2016年3月13日、单号为YHXXXXXXXX的《收款收据》客户联下方“会计”栏中两个“上海元亨利贞拍卖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日期为“贰零壹柒年零柒月零肆日”的《中国工商银行支票》上“上海元亨利贞拍卖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另查明，2017年4月1日，本院受理陆舟(LUZHOU)诉被告上海元亨利贞拍卖有限公司(现被告福凯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沪0109民初7412号。该案审理中，被告福凯隆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杨皞远至法院述称：2015年7、8月，被告福凯隆公司与“珍博公司”签订承包或挂靠合同，“珍博公司”与被告金堂公司有关系，被告福凯隆公司的印章从未交给过被告金堂公司，“珍博公司”如需使用被告福凯隆公司的公章应到被告福凯隆公司进行申请。直到2016年下半年，其发现“珍博公司”经营不规范，被告福凯隆公司终止与“珍博公司”的合作。2017年左右，其从新闻中得知被告福凯隆公司及被告金堂公司涉嫌诈骗。因此，被告金堂公司应该是私刻被告福凯隆公司公章对外签订合同。被告福凯隆公司从未有过合同专用章，实际经营地一直在本市长宁区仙霞路。我院关于被告金堂公司相关人员构成合同诈骗罪作出九份刑事判决书。其中，2017年12月15日，我院作出(2017)沪0109刑初587号刑事判决，查明事实包括：林某某于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间先后以收取宣传费等名义骗得刘海龙等36人共计273,800元，据此判决林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六千元。2018年5月30日，我院作出(2018)沪0109刑初158号刑事判决，查明事实为：2014年年底，被告闵怡成立被告金堂公司，以本市欧阳路XXX号XXX号楼2-3楼作为公司主要经营地；被告闵怡后陆续招募人员开展所谓藏品交易活动，上述人员结伙利用网络、电话等通讯手段联系全国各地藏家，谎称提供拍卖服务，诱骗被害人与该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并以图录费、宣传费等名义骗取被害人钱款，后举办虚假的拍卖会蒙骗被害人，所得款项由各被告人按照不同比例提成分用，被告闵怡对全部犯罪金额承担责任，骗得被害人743人共计8,800,200元，并据此判决闵怡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再查明，根据公司登记机关备案材料显示，被告福凯隆公司设立于2004年9月16日，设立时公司名称为上海元亨利贞拍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杨皞远。2017年8月22日，被告福凯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唐长康。2017年9月18日，被告福凯隆公司变更为现名称。被告金堂公司于2013年6月8日设立。2016年8月15日，被告金堂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闵怡、股东为被告闵怡和案外人张某。2018年6月19日，被告金堂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欧力同。2018年12月21日，被告金堂公司股东变更为欧力同和熊伟。本院认为：合同签订主体一般应当为合同中签名盖章的主体。本案中虽然被告福凯隆公司自称没有合同专用章、鉴定结论亦显示合同后附收据中印章与福凯隆公司留存银行印鉴不同，但原告作为善意相对方，根据合同中印章所载明的内容确定签订合同相对方并无不当。故本院认为，与原告签订《委托拍卖合同》的主体为被告福凯隆公司。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书，涉案《委托拍卖合同》并未涉嫌刑事犯罪。故原告与被告福凯隆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依法成立、有效。关于《委托拍卖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鉴于被告闵怡作为被告金堂公司在签订《委托拍卖合同》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故对于被告闵怡所称《委托拍卖合同》实际履行主体为被告金堂公司，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本院认为，《委托拍卖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为原告和被告福凯隆公司、金堂公司。现原告基于《委托拍卖合同》长期未实际履行，诉请要求确认《委托拍卖合同》自本案诉状向被告福凯隆公司等送达之日予以解除，依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鉴于本案中本院向被告福凯隆公司曾公告送达情况，《委托拍卖合同》解除之日应当为2019年3月22日。《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后，原告所交付的石头应当由《委托拍卖合同》的义务主体即被告福凯隆公司和金堂公司共同予以返还。根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尚有《委托拍卖合同》附件清单照片左下角石头未予返还，被告福凯隆公司和金堂公司明显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现原告要求被告福凯隆公司和金堂公司共同返还涉案石头并无不当。关于原告诉请要求被告福凯隆公司和金堂公司在不能返还时应当赔偿，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原告已经交付涉案石头，因此被告福凯隆公司和金堂公司在不能返还石头时应当对石头价值及对应价格进行举证，现被告福凯隆公司和金堂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石头的价值，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原告在《委托拍卖合同》中明确其中所涉及的4块石头的委托人自定参考价为150万元、原告对于《委托拍卖合同》中价格形成等陈述，本院据此酌定涉案石头价格为375,000元。因此，如被告福凯隆公司和金堂公司不能返还涉案石头，被告福凯隆公司和金堂公司应当共同赔偿原告375,000元。关于原告的交通费等损失赔偿的诉请，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以及其所称的损失与本案被告福凯隆公司、金堂公司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请要求返还图录费3,000元，本院认为，被告福凯隆公司、金堂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制作图录，故在《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后，被告福凯隆公司、金堂公司应当返还原告图录费3,000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闵怡承担民事责任，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金堂公司、闵怡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李永春与被告上海福凯隆拍卖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13日所签订的《上海元亨利贞拍卖有限公司委托拍卖合同》于2019年3月22日解除；二、被告上海福凯隆拍卖有限公司、被告上海金堂拍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李永春石头一块(《上海元亨利贞拍卖有限公司委托拍卖合同》附件清单照片左下角石头，详见本判决书附件)，如不能返还，被告上海福凯隆拍卖有限公司、被告上海金堂拍卖有限公司应赔偿原告375,000元。三、被告上海福凯隆拍卖有限公司、被告上海金堂拍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李永春图录费3,000元；四、驳回原告李永春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能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27元，由原告李永春负担13,778.34元，由被告上海福凯隆拍卖有限公司、被告上海金堂拍卖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548.66元；鉴定费7,800元，由被告上海福凯隆拍卖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文宏人民陪审员  孔宪军人民陪审员  赵琦颖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朱 莹书 记 员  王 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