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1民初2596号原告：汪欢，男，198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房山区，现住北京市房山区。被告：北京长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规划三路东侧、规划一街南侧。法定代表人：戴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黎明，男，197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长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员工，户籍地天津市滨海区，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国增，河南隆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汪欢与被告北京长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鼎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欢，被告长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黎明、郭国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汪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长鼎公司向汪欢支付拖欠的运输费用合计55486元；2、诉讼费用由长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至2018年12月，汪欢与长鼎公司订立运输合同，约定汪欢提供卡车为长鼎公司提供运输服务，按照长鼎公司的要求向长安汽车运送汽车配件。2017年2月，汪欢的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将长鼎公司员工李国连撞伤，此次交通事故经过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汪欢及保险公司承担李国连医药费11970元。因为此次交通事故，长鼎公司向李国连支付两笔伤残津贴合计55486元。长鼎公司以赖账为目的，私自从汪欢的运输费用抵扣了上述55486元费用，具体为2017年2月的全部运费43420元以及2017年11月的部分运费4022元、2018年1月至2月的部分运费8044元。汪欢与李国连之间的交通事故纠纷已经法院裁判，长鼎公司私自扣除汪欢的运输费用于法无据。被告长鼎公司辩称，不同意汪欢的诉讼请求。长鼎公司不存在私自扣减汪欢运输费用的情况。长鼎公司确实向李国连支付了两笔伤残津贴合计55486元，但并未将这笔费用自汪欢运费中抵扣。汪欢自2017年至2018年为长鼎公司提供运输服务，运费标准每趟100元，一般按月进行结算，每个月月底汪欢把运输单汇总交到长鼎公司，由长鼎公司进行记账和确认，长鼎公司支付运费后，仅保存对方签字的支票存根，其他包括汪欢交来的运费单以及长鼎公司制作的运费统计表等所有其他单据等均没有保存。汪欢与长鼎公司的运费均已结算完毕，有汪欢在各月支票存根签字为证，汪欢领取支票并签字即为对双方结算数据的认可，即使存在个别月份的运费扣减也是因为汪欢当月运输货物存在问题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汪欢提交的如下证据：1、长鼎公司2017年11月23日支付李国连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3118元的支出凭单照片。2、长鼎公司2018年1月22日支付李国连一次性伤残待遇津贴32368元的支出凭单照片。3、长鼎公司2017年11月飞翼车费用统计表的照片。4、长鼎公司2018年1月飞翼车费用统计表的照片。5、长鼎公司2018年2月飞翼车费用统计表的照片。6、长鼎公司2018年3月飞翼车费用统计表的照片。7、汪欢与祖某微信记录截屏。上述证据1-7证明，长鼎公司将2017年11月23日以及2018年1月22日两份支出凭单所付李国连伤残费用合计55486元自汪欢的运费中予以扣除。其中，2018年1月22日的支出凭单中手写的“汪欢运费分3月扣回”（铅笔书写）以及2017年11月飞翼车费用统计表中汪欢项下运费扣除处有手写的“-4022=29078付李国连一次性伤残待遇津贴”等字样均系长鼎公司的人员所写；2017年11月运费统计表中应付运费扣除4022元后的金额与2017年11月长鼎公司通过支票实付运费金额一致，均为29087元；2018年1月至2月车费统计表中应付金额与长鼎公司通过支票实付金额之间存在差额共计8046元，其中8044元为抵扣李国连伤残费用，2元为发票税额补扣；祖某与汪欢微信记录中，祖某将2018年1月、2月、3月的运费金额报给汪欢让其开具发票，该三个月的运费金额与运费统计表照片相一致，说明了统计表的真实性；2017年11月和2018年1月至2月的三次扣减行为进一步说明2018年1月22日支出凭单中“汪欢运费分3月扣回”（铅笔书写）存在的真实性，以及长鼎公司存在擅自将支付李国连伤残费用共计55486元自汪欢运费中扣除的事实。长鼎公司对上述证据中，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长鼎公司留存的原件中并未有手写“汪欢运费分3月扣回”字样，汪欢私自对支出凭单拍照未经过长鼎公司同意。对证据3-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统计表虽然符合长鼎公司的制作形式，但未有公司领导签字，此类单据长鼎公司并未保存，已无法找出原件核实真实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聊天记录时间为2018年11月，不能确定聊天中列举的金额即为2018年1月、2月、3月的运费金额。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情况，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至于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详细阐释。8、2018年12月汪欢与长鼎公司员工孙黎明的通话录音，证明汪欢向长鼎公司催要拖欠的运费，在沟通中，长鼎公司员工孙黎明提出公司支付李国连的五万多元系汪欢造成的损失，需要从运费中扣除。长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录音中的通话仅描述汪欢造成长鼎公司损失，但并未陈述长鼎公司存在扣减汪欢运费的情况。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通话录音中长鼎公司并未陈述或认可存在扣减汪欢运费的情况，故仅通话录音并不能达到汪欢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对长鼎公司是否存在扣减汪欢运费的事实进行综合认定。9、证人证言解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2016年、2017年左右给汪欢开车，开的车尾号47293，这个车辆是我以前的老板转让给了汪欢，汪欢给我开的工资标准是保底4500元每月，超出每月基本趟数后每趟按15元左右计算。2017年2月尾号47393车辆是有运输的，我2017年2月10日那天有上班，手机里还发过一张微信朋友圈，2017年2月21日、22日左右上班也发过微信朋友圈，照片拍摄地址都是长安汽车公司，长安汽车公司是长鼎公司运输目的地。一辆车是两个司机，白班和夜班轮流，有时候也会一天一天的轮流开，运输的时候，长鼎公司会给一张运输单，运输单每月交给汪欢，他和长鼎公司再去结算，每个班运输的趟数不等，有时候能有七八趟，十几趟，两三趟的时候也有。2017年2月一共运输的多少趟记不清楚了，时间太长。2017年3月汪欢向我妻子刘玉花支付5680元予以认可，这是我2月份的工资。2017年2月8日，汪欢另一辆尾号199的车撞伤了李国连，当时我开的尾号47293车辆，当天上的白班。至于尾号199车2017年2月的运输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2017年8月份以后，我因为家人生病请假没有运输。”10、2017年2月解某微信朋友圈截图两张。11、2017年3月汪欢向刘玉花支付2月份工资5680元转账记录。证据9-11证明，2017年2月汪欢的车辆存在运输行为，长鼎公司应支付该月运费，但长鼎公司以该月没有运输不存在运费结算来掩饰其扣减汪欢该月运费的行为。长鼎公司对上述证据中，证据9证人证言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证人证言不能证明2017年2月汪欢的车辆存在运输情况。对证据10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1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排除系支付证人给其他地方运输的工资。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至于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释。12、2018年3月29日汪欢向许凯转账1047元的记录，证明汪欢向长鼎公司出纳许凯支付税点钱，税点3%，该笔转账说明2018年1月至2月的运费为34900元。长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许凯于2019年2月28日自长鼎公司离职，汪欢与许凯之间的私人转账不能证明涉案2018年1月和2月的运费数额。本院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单独的转账记录不能反映汪欢所要证明的事实，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二、长鼎公司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2017年11月23日支出凭单、2018年1月22日支出凭单以及两次付款转账记录，证明支出凭单原件中并无手写“汪欢运费分3月扣回”字样。汪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自己拍照时支出凭单中确实有手写字样，且手写字样为铅笔字书写，长鼎公司对手写字样进行了涂改。本院对上述证据中2017年11月23日支出凭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至于2018年1月22日的真实性认定，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回应。2、2017年1月至2018年11月汪欢领取运费的支票存根，证明此期间的运费，长鼎公司已经与汪欢结算并支付完毕，不存在拖欠运费情况。汪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上述存根中并无2017年2月的运费支付记录，且2017年11月以及2018年1月至2月的运费数额并非100元的整数倍，长鼎公司存在扣减运费情况。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至于长鼎公司是否存在扣减汪欢运费的事实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3、证人祖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4年6月至今我在长鼎公司担任会计一职。我主要负责运费结算，汪欢他们提交过来的运输单，核对统计金额，经过领导签字后开票付款。汪欢提供的2017年11月运费统计表照片，备注处签字人是给长鼎公司跑运输的人，统计表中的车辆也是给长鼎公司运输的，但不认可这个照片中的统计表是我做的，照片中显示的手写扣除4022元字迹不是我写的，2018年1月22日支出凭单的铅笔字样也不是我写的。我制作了统计表电子版，打印出来找领导签字，照片中的统计表没有领导签字，统计表的纸质版原件公司并不保存已经无法提供，统计表的电子版因为电脑坏过也找不到了，已经过去了三年的时间，我们不会保留这些电子单据。车辆运费标准是100元每趟，2017年11月汪欢的运费不是整数倍，是因为他存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或运输货物存在问题导致的抵扣，抵扣凭证不是财务需要制作和保管的范围，所以无法提供给法庭。运输人员需要支付税点，但具体税点记不清楚了。2017年3月汪欢运费28950元，50元是返空的运费。”汪欢对该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对于很多问题的回答都说记不清楚。本院认为，证人所陈述的运费结算流程等证言，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一致，对该部分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涉及汪欢运费抵扣情况以及支出凭单和统计表中手写字体的陈述等证言，证人对该部分关键事实的回答多陈述记不清楚、不知情、无法核实，证人证言模糊，关于汪欢部分月份运费抵扣情况的回答亦与本案其他证据所反映情况有不一致之处，且故对该部分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至2018年11月，汪欢与长鼎公司订立口头运输合同，汪欢为长鼎公司提供运输服务(车辆×××以及车辆×××)，运费标准100元每趟，汪欢将每月的运输单据提交长鼎公司进行结算。2017年2月，汪欢（车牌号×××）在为长鼎公司提供运输服务的过程中，将长鼎公司员工李国连撞伤。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长鼎公司通过支票形式向汪欢支付运费，具体支付情况：（1）2017年1月运费44900元；（2）2017年3月运费32800元、28950元；（3）2017年4月运费24700元；（4）2017年5月运费22900元；（5）2017年6月运费28400元；（6）2017年7月运费17800元；（7）2017年8月的运费25300元；（8）2017年9月运费35000元；（9）2017年10月的运费31950元；（10）2017年11月运费29078元；（11）2017年12月运费20900元；（12）2018年1月至2月的运费26854元；（13）2018年3月运费19000元；（14）2018年4月运费17200元；（15）2018年5月至6月运费27100元；（16）2018年7月运费10500元；（17）2018年8月运费14700元；（18）2018年9月至10月运费42000元；（19）2018年11月运费8500元。诉讼中，汪欢提交的照片显示：（1）2017年11月28日、2018年1月22日长鼎公司支付李国连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3118元、一次性伤残待遇津贴32368元，合计55486元。其中，2018年1月22日的支出凭单中有“汪欢运费分3月扣回”（铅笔书写）字样，但长鼎公司出示的支出凭单原件中并无该字迹。（2）长鼎公司2017年11月飞翼车费用统计表中“×××车辆，25天，实货趟数331，应付金额33100元，实付金额33100元”。实付金额处有手写字样“-4022=29078付李国连一次性伤残待遇津贴”。（3）长鼎公司2018年1月飞翼车费用统计表中“×××车辆，21．5天，实货趟数243，应付金额24300元，实付金额24300元”。（4）长鼎公司2018年2月飞翼车费用统计表中“×××车辆，10天，实货趟数106，应付金额10600元，实付金额10600元”。（5）长鼎公司2018年3月飞翼车费用统计表中“×××车辆，19天，实货趟数190，应付金额19000元，实付金额19000元”。本院认为，汪欢与长鼎公司之间订立的口头运输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长鼎公司是否存在拖欠或私自扣减汪欢运费55486元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2017年11月、2018年1月至2月运费扣减的情况，汪欢提交了2017年11月运费统计表照片、2018年1月至3月运费统计表照片、支出凭单、微信记录、电话录音等一系列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首先，汪欢提交的2017年11月、2018年1月至3月运费统计表虽然并非原件，但符合长鼎公司制作格式，长鼎公司作为统计表格制作和保管者，不认可照片中统计表的真实性，则其应向法庭提交统计表原件予以证明，长鼎公司的证人祖某出庭陈述统计表电子版由其制作打印并经领导签字，却表示统计表纸质版并不保存无法出示，且表格电子版亦因电脑损坏的原因无法提供法庭，则长鼎公司并未向法庭提交能够否定统计表真实性的证据，本院对其否定上述统计表真实性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其次，上述统计表中显示的其他运输车辆尾号、领款人签字等信息，经与长鼎公司核实，确系为该公司提供运输的其他车辆和人员；2017年11月运费统计表中手写字样显示的汪欢运费抵扣4022元后应支付运费金额能够与长鼎公司通过支票实付金额一一对应；2018年3月运费统计表中的汪欢应付运费金额与长鼎公司实际支付情况相同；上述统计表照片中记载内容和细节与实际情况具有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照片的真实性以及2017年11月统计表中手写字样存在的高度可能性。再次，统计表照片中反映2017年11月、2018年1月至2月扣减汪欢运费4022元、8046元，长鼎公司否认上述扣减系将李国连一次性伤残待遇津贴自汪欢运费中扣除，并主张上述扣减系因汪欢存在运输过错所致，则其应向法庭提供扣减依据的有关证据，长鼎公司并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汪欢所提交的系列证据，虽然每项证据单独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但各项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具有相应的证明力。汪欢所提供的证明长鼎公司自汪欢运费中扣减李国连一次性伤残待遇津贴行为存在的证据的份量和证明力，比长鼎公司提供反对的证据更有说服力。本院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对汪欢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并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和当事人陈述认定，长鼎公司存在将支付支付李国连的一次性伤残待遇津贴费用32368元擅自从汪欢2017年11月、2018年1月至2月运费中抵扣4022元、8044元的事实。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关于2017年2月运费的抵扣情况，汪欢提供了证人解某的证言、工资支付截图、解某微信朋友圈截图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首先，上述证据虽不足以证明2017年2月汪欢具体运输费用金额，但能够证明2017年2月汪欢确实存在提供车辆为长鼎公司提供运输服务的行为。汪欢作为运输提供者，对2017年2月运输合同是否履行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长鼎公司主张2017年2月汪欢并未有运输行为，故不存在任何结算单据，明显与本案已查明运输行为存在的事实不符。其次，汪欢和长鼎公司的结算依据仅为运输单，按照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汪欢在结算时需将运输单全部提交长鼎公司，长鼎公司为双方之间结算所有凭证的最终持有者和保管者。诉讼中，法庭询问长鼎公司能否出示有关凭证时，长鼎公司陈述公司对每月运输单和经领导签字审批的统计表等结算凭证的纸质版均不保存，电子版也因为电脑损坏，已无法提供。长鼎公司不能提交上述结算凭证的理由缺乏合理性，并不能使法庭信服。最后，本案存在证据偏在的情况下，若一味要求汪欢进一步提交证明2017年2月运费具体金额的运输单和运费统计表等凭证显然有失公平；长鼎公司作为证据持有者，对于不利自己的2017年2月汪欢运输单、统计表等结算单据，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并未向法庭提供。本院根据证据规则，结合长鼎公司存在将支付李国连的一次性伤残待遇津贴费用32368元擅自从汪欢运费中抵扣以及2017年2月运输行为确实存在等事实，作出不利于长鼎公司的事实推定，即对汪欢所主张的2017年2月运费金额为43420元的主张予以采纳。长鼎公司上述抵扣运费55486元的行为缺乏合理性，于法无据，现汪欢要求长鼎公司支付拖欠的运输费用合计55486元，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北京长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汪欢支付运费5548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4元，由被告北京长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沈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栓书 记 员 赵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