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3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栋，男，199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霞、李杰，山西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英宏，男，199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瑞璞，山西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栋因与被上诉人石英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2019）晋0110民初1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霞、李杰，被上诉人石英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瑞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栋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2019)晋0110民初1324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2.一审的诉讼费、保全费及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支付欠款的基本事实不存在,双方之间既不存在合伙关系,也不存在借贷关系。雄安项目及移动控费项目是上诉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山西思为新创科技有限公司与软件买受方签订的合同,并由该公司组织人员开发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口头及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更不是山西思为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其无权要求上诉人及山西思为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给付分红。从始至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27.5万元借贷关系,也从未收到该笔钱。2.原审判决在经审理查明中提到“后被告郭栋向原告石英宏交付车辆后又取回”,该事实错误的。至今,上诉人实际占有、使用车辆,从未将车辆交给被上诉人保管,且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曾经实际占有过车辆。假使被上诉人曾占有车辆,应及时按照《收购协议》约定将所谓2.5万元转账至上诉人账户。3.原审判决没有对《收购协议》中27.5万元的形成过程及其性质进行论述,却在判决主文部分支持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原审起诉依据的证据正是雄安项目和移动控费项目,并在法庭调查阶段中提出与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表示《收购协议》中提到的27.5万元为雄安项目、移动控费等项目的分红款。但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提到雄安项目、移动控费项目等相关材料与签订《收购协议》并无联系,且没有继续对双方如何确认27.5万元及该款项性质进一步阐述,却在判决主文要求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7.5万元,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此,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支付欠款的基本事实不存在,原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不合法的。4.《收购协议》名为收购实为赠与,上诉人已明确向被上诉人表示撤销赠与协议,并没有向其交付赠与金额和车辆,已行使撤销权。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开发的cai项目软件买受方河南某公司利用该软件进行非法集资涉嫌犯罪,要向公安机关举报上诉人也参与策划该犯罪行为为要挟,要求上诉人必须与其签订《收购协议》,之后,上诉人拒绝向其交付赠与金额和车辆,已明确表示撤销赠与。因此,上诉人无需继续履行《收购协议》约定事项。二、原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属适用法律错误。雄安项目和移动控费项目属于上诉人设立的山西思为新创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被上诉人作为该公司员工,按照项目计划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领取相应报酬;而且被上诉人不是该公司的股东,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口头及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无权要求分得公司利润;加之,上诉人已经明确表示撤销《收购协议》。因此,原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决。石英宏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上诉人于2019年5月17日与答辩人签订了一份《收购协议》，约定上诉人将其名下奥迪车辆交付答辩人，作价27.5万元用以偿还债务。上述事实在一审法院判决书中得到了确认，并无认定错误。至于上诉人称其从未将车辆交给答辩人，以及一审并未对该《收购协议》进行论述，纯属无中生有。答辩人持有该奥迪车的车辆登记本、行驶证、购车大票、保险单,都是上诉人当晚交于原告，并约定两天后（2019年5月20日）周一去车管所进行过户登记（过户登记完支付2.5万元），但上诉人20号一大早直接将车开走藏起，答辩人多次联系上诉人要求解决，并让证人刘某出面协调此事，上诉人向刘某直言只愿出10万了结此事，说明两人之间关于27.5万的事实是真实有效的，只是上诉人觉得负担太重，不愿积极处理此事。另上诉人在一审时多次强调自己是“受胁迫”所签该协议，并有证人成某、李某出庭作证，为何上诉人又在二审上诉状中却说出该协议是“赠与”答辩人呢,上诉人在本次庭审中自愿改变该《协议》签订的事实，与自己在一审中陈述的事实完全是相反的,正是因为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的“受胁迫”的事实证据不足,导致一审判决对其不利，所以上诉人在二审重新捏造了一个新的事实，变为赠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郭栋在一审中所述受到胁迫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未能达到关于受胁迫的认定标准，且与其出庭的证人一为女友、二为发小，根据相关规定，两名证人与其关系密切，为其做有利的证明，可信度很低。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石英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收购协议》；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欠款本金275000元及逾期利息2750元（暂计算至2019年6月2日，之后应延续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3.判令被告承担诉前保全费用2595元；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17日，原告石英宏与被告郭栋签订《收购协议》一份，其中载明：“今郭栋（身份证号：×××），欠石英宏（身份证号：×××）27.5万元（大写：贰拾柒万伍仟元整），以一辆奥迪车（车架号：×××）作价30万元整（大写：叁拾万元整）偿还债务，由石英宏补郭栋2.5万元（大写：贰万伍仟元整）。”后被告郭栋向原告石英宏交付车辆后又取回，同时也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系因原、被告签订的《收购协议》而起。被告郭栋虽在庭审中表示是由于原告的“胁迫”而在《收购协议》上签字，且有证人成某、李某出庭作证，但二证人的证言并不能证明“胁迫行为”的真实存在，且被告郭栋在“胁迫”消除后并未向公安机关及相关部门报案行使撤销权，故关于被告称其是受胁迫才在《收购协议》上签字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关于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收购协议》的诉讼请求，因双方未对解除合同的条件作出约定，且目前也未出现可以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认可。根据《收购协议》中的双方约定，被告郭栋应向原告石英宏支付欠款275000元。同时，因原、被告双方在《收购协议》中并未对利息作出约定，故原告关于逾期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虽然被告在庭审中提交山西思为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雄安数字城市居民馆项目采购合同、发票、银行转账凭证、移动项目控费项目发票、石英宏领取工资报酬、报销的截图、凭证、北京沙丁鱼企业信息报告等材料，拟证明原告系被告的员工，所开发项目系公司项目，与原告个人没有业务上的往来，但前述材料与双方签订的《收购协议》并无联系，故被告的抗辩证据本院不予认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郭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石英宏支付欠款275000元；二、驳回原告石英宏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收购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郭栋应否支付27.5万元。一、关于《收购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1.郭栋认为《收购协议》的签订存在胁迫，非其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郭栋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在签订协议存在受胁迫的事实。其次，若郭栋认为《收购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其应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关机关报案，但截至本案诉讼时止，郭栋并未向公安等机关报案，一审时也未提起反诉，《收购协议》的效力依然存续。故郭栋的该项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赠与的问题，郭栋并无证据印证其与石英宏之间存在赠与的事实。根据《收购协议》的内容，其双方之间系欠款、以车顶债的法律关系，并非赠与。故郭栋的该项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二、关于郭栋应否支付石英宏27.5万元的问题。现《收购协议》并未被撤销，其效力依然存续；认定《收购协议》存在胁迫的证据不足；郭栋亦未按照协议向石英宏交付奥迪轿车。故原审判决郭栋支付石英宏欠款27.5万元，并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郭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72元，由上诉人郭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志刚审判员 赵四民审判员 李 哲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