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民终4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纪某，女，1968年7月2日生，汉族，农民，住迁西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阳，女，1994年7月31日生，汉族，农民，住迁西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2004年11月21日生，汉族，农民，住迁西县。 法定代理人：纪某，女，1968年7月2日生，汉族，农民，住迁西县，系刘某之母。 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继豪，河北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迁西县三屯营镇戏楼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迁西县三电屯营镇戏楼村。 法定代表人：庞志合，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倩，河北奔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纪某、刘阳、刘某因与被上诉人迁西县三屯营镇戏楼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戏楼村委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迁西县人民法院（2019）冀0227民初2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纪某、刘阳、刘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冀0227民初2233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土地征用补偿款278941元或将案件发回重审。3、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起诉请求被上诉人给付位于村辖区“杨庄”处家庭经营的土地被征用的土地补偿款278941元，该土地补偿款被上诉人村委会已经实际收到。2、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地树承包经营权证书，是书面直接证据，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提交上诉人一方土地是否被政府征用及征收土地数量和补偿款数额的文件，原审法院未按照法律规定分配举证责任，是导致事实不清、错误判决的根本原因。3、上诉人提交的地树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记载了土地位置、土地数量2.3亩，而提供的迁西县人民政府征收文件能够证明征收土地的价款，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提供被征用土地位置、土地征收面积及土地补偿费用数额，明显违法裁判。4、原审中被上诉人对于政府征用土地的补偿依据和计算方式并无异议，只是对上诉人拥有使用权的2.3亩土地是否被征用，持有异议。一旦确认上诉人的土地被征用，征地款应当按照上诉人的请求数额进行补偿事实清楚。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六十四条、《物权法》第4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上诉人的诉请应得到支持。5、本案上诉人在起诉之前进行诉前保全，一审判决保全费未作处理，程序违法。 迁西县三屯营镇戏楼村村民委员会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提供的经营权证书的土地与实际的土地不相符，上诉人一直未能证明承包地四至明确的坐落范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纪某、刘阳、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戏楼村委会给付原告纪某、刘阳、刘某征地款278944元；2、要求被告戏楼村委会负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纪某、刘阳、刘某提交的地树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户主姓名“刘永权”与死亡注销证明“刘永权”虽不一致，但被告戏楼村委会提交的土地补偿款支领表中“刘永权”对应签名“刘永泉”，能够与原告纪某、刘阳、刘某陈述相互印证，应认定“刘永权”与“刘永泉”系同一人，姓名应以公安机关登记姓名为准；2、原告纪某、刘阳、刘某提交的地树承包经营权证书系唐山市人民政府颁发，应予认定并采信；3、被告戏楼村委会提交的记账凭证、土地补偿款支领表、三抚路邦宽征地补偿款支领表、土地出租补偿表复制于证据的保存机构迁西县三屯营镇农经管理站，并加盖保存机关的公章，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应予认定并采信；4、刘永泉生前与原告纪某系夫妻关系，1994年7月31日生育长女刘阳，2004年12月10日生育二女刘某。1999年5月5日，唐山市人民政府向刘永泉制发14060033号地树承包经营权证书，同时加盖填证单位迁西县三屯营镇戏楼村经济合作社公章，登记刘永泉承包地块坐落位置，承包期限30年，自1998年10月1日起至2028年9月30日。2012年9月10日刘永泉因病去世。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刘永泉去世后，原告纪某、刘阳、刘某作为家庭成员，同时作为戏楼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取得承包地经营使用权。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后，原告纪某、刘阳、刘某作为承包方有权要求被告戏楼村委会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给付土地征收补偿费用。本案中，原告纪某、刘阳、刘某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戏楼村委会经民主议定程序制定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方案，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征收土地的坐落位置、土地征收面积及土地补偿费用的数额，且被告戏楼村委会否认原告纪某、刘阳、刘某主张的土地被征用。综上所述，原告纪某、刘阳、刘某要求被告戏楼村委会给付征地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纪某、刘阳、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85元，减半收取计2742.5元，由原告纪某、刘阳、刘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证据一：原告在杨庄土地平面图复印件一份，证明上诉人土地坐落位置。证据二：吴国成、郭磊、杜福田、张玉平、唐超富、郭凤春证人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土地坐落位置和相邻的户主姓名以及上诉人土地被征用。证据三：租赁协议，证明租赁土地四至与平面图及证人证言相吻合。证据四：林海军、庞宝、纪富元证人证言，证明林海军和庞宝对争议土地进行测量，上诉人土地为2.3亩，2019年津西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修建铁路时全部征用，纪富元的证言证明戏楼村被征地以及征地费用。证据五：被征土地现状照片7张，证明土地被征用。证据六：庞志合电话录音一份及戏楼村村委会地亩账一份，电话录音证明被告认可戏楼村赵凤芝认可在杨庄拿出1.3亩土地补给刘永权，与上诉人提交的人民政府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一致。地亩账证明本次争议土地为2.3亩以及坐落位置。证据七：迁西县人民法院诉讼费票据，证明上诉人立案前进行了诉前保全，并交纳了保全费2020元，一审判决未涉及此费用，违反程序。证据八：土地被征用前视频一份，证明上诉人承包的杨庄土地在被征用前由风林车队租用，风林车队知道土地要被征用后栽种了栗树，想领取附着物补偿款，也可以了解该争议土地的面积。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我方不认可，该图是上诉人自己勾画，与实际情况不符，上诉人在杨庄并没有2.3亩土地存在，属于无效证据。对证据二不认可，从证据形式上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属于无效证言，证言均是打印，不是证人书写，从证明内容上郭磊、杜富田、郭凤春均不是戏楼村村民，对戏楼村实际分配土地情况并不清楚，对其余三份证言也不认可，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三人也不是戏楼村土地分配的经手人，对纪某分配的土地并不清楚，证人没有资格证明争议土地是纪某应分得的土地。证据三我方不认可，在村委会分地登记表中，纪某没有租赁给丰林车队的这块地存在，村委会也不知道上诉人把哪块地租给了丰林车队，协议中也没有村委会签字。证据四证据形式上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证据中林海军和庞宝的签字，村委会核实，庞宝没有为上诉人提供证言，签字也不是庞宝签字，纪富元是西关村的村民，没有资格对戏楼村的土地出具证明。证据五的照片不能证明与本案的相关联性，也不能证明照片的土地是纪某的土地。证据六戏楼村没有周小敏这个人，具体在什么时候录的音，被上诉人不知道，电话录音我说过1.3亩不该她得的地，录音恰恰证明了上诉人在杨庄村不存在2.3亩土地，上诉人确权证的土地是一个1亩和1.3亩，其中1亩被征用了，有底册，一审已经提交了，争议的土地1.3亩是错误的登记在了上诉人名下，是我村村民赵凤芝的地，录音记录不能证明全部内容是庞志合所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地亩册是村委会的原始底账，刘俊起是纪某的公公，1998年戏楼村根据13号文件给土地确权，根据村的人口变化实施的土地调整，所有调整的土地都进行了勾抹，分到了现在的现状。1999年刘俊起的三口人土地变成了两口人的土地，变成了1.63亩，99年分地的时候刘永权单立一户，给他们分了0.85亩和0.87亩，0.87亩原来是张连山的，0.85亩是从吴国军的土地上拨给他们的，0.87亩的土地被我们村刘立新租用了。证据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一审时驳回了一审的诉讼请求，但一审没有认定并不导致违法。证据八不认可，不知道录的是哪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一：1999年5月份刘永权的土地合同书，该土地承包书一览表中，记载的刘永权实际分得土地的情况，这个地方就是一览表中的第一块，现在租给刘立新的土地，0.85亩460产量是吴国军的土地，确权证是我们工作人员填的，土地合同上0.153亩土地被征用，第四块的1亩地是2015年征用的，一审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据，土地承包合同中的0.87亩和0.85亩和上诉人的证据六中下半部分可以佐证这个证据，证据六中的上八亩的地就是合同书中西窑这块地。证据二：村委会底账中赵凤芝土地的情况，杨庄土地1.3亩与上诉人标注的1.3亩是一块地，该地实际属于本村赵凤芝所有，但是错误的写在了上诉人的土地登记簿上，村委会在发现后才在合同书中进行了修改。证据三：刘永权与刘立新的转让地协议，证实上诉人在西窑××土地以××了本村的刘立新，目前还是刘立新在使用，承包费也是刘永权家实际支取。证据四：会议记录，是针对征地补偿款如何分配，证明我们村实施重大决定都要会议决定，根据村民组织法第八条，后边有村民代表发表的意见，最后有代表的签字。证据五：纪某土地说明，证明纪某分地的具体情况。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有异议，西窑、上八亩和杨庄是三个不同的地点，村委会向上诉人发放承包经营权证书后，该合同被村委会收回，村委会可以随意改动，被上诉人所称的刘永权以前被征用的土地与本案没有关系，杨庄的1亩和1.3亩是一块地，是连在一起的，并不是上诉人所说的两块地。证据二被上诉人所称的杨庄的土地实际补给了刘永权家中添人进口，要求上诉人提交赵凤芝的承包经营合同。证据三争议土地与本案不是同一块土地。证据四是伪造的，2019年5月18日并没有召开此次会议，该会议记录是刘立武写好后找上述村民代表签的字，签字的村民代表全是庞志合授意签字，戏楼村有27名村民代表，签字代表并未超过三分之二，请法院核实是否是虚假证据。证据五真实性有意见，就该案纪某已向迁西县纪委举报，请法院向迁西县纪委调查卷宗核实情况。在2019年5月27日，戏楼村对该地村民召开会议，通知了纪某，纪某也到现场开会，我方提交证据照片一份，证明纪某也是被占地村民，也参与了占地会议。 本院二审查明，上诉人提交的刘永权于1999年5月5日取得的地树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写明：西窑：长宽40米*14.5米，面积0.87亩；杨庄：长宽34*25.5米，面积1.3亩；杨庄：一块；杨庄：长宽63*11米，面积1亩。被上诉人提交的1999年5月份刘永全与村委会签订的迁西县土地承包合同书写明：西窑：长40米，宽14.5米，亩数0.87，定产478；杨庄：长34米，宽25.5米，亩数1.3亩，定产460，后修改为西窑：亩数0.85亩，定产460；杨庄：上坡一块；杨庄：长63米，宽11米，亩数1亩，定产386。2005年刘永泉领取了1亩地的土地补偿款，村委会称该1亩地为刘永权地树承包经营权证书及承包合同上的1亩承包地，三上诉人认可领取了1亩地的土地补偿款，但认为该1亩承包地系刘永泉代其父刘俊起领取，该地补偿款系刘俊起土地补偿款。2008年村委会发放刘永权名下0.153亩三抚公路征地补偿款，村委会称该地为刘永权地树承包经营权证书及承包合同上的上坡1块承包地，三上诉人认为该补偿款为自留地补偿款，未登记在地树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土地出租补偿表记载刘永全的0.85亩土地出租补偿款已经领取，三上诉人认可领取过0.85亩土地的出租补偿款，但认为该补偿款系刘永权代其父刘俊起领取，该地补偿款系刘俊起土地补偿款；被上诉人认为该0.85亩土地系刘永权的第二块承包地，该块承包地在地树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被错误登记成杨庄：长宽34*25.5米，面积1.3亩，争议的1.3亩承包地原系本村村民赵凤芝名下，后拨出统一分配。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三上诉人提交的刘永权地树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登记的承包地位置、面积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刘永权土地承包合同书上登记的承包地位置、面积部分不一致。被上诉人提交的征地、租地补偿款明细表中刘永权名下承包地的面积（其中包括0.85亩、0.153亩、1亩）与土地承包合同书上登记的面积一致，三上诉人亦认可领取了上述土地的征地、租地补偿款，三上诉人虽然辩称上述土地补偿款为其自留地及刘俊起承包地补偿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是依据土地承包合同而创设的，且不采纳登记生效主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仅仅是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凭证，并非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的2.3亩承包地系三上诉人实际享有承包经营权，故在地树承包经营权证书与土地承包合同书登记的承包地位置、面积部分不一致的情况下，三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付诉争的杨庄2.3亩承包地补偿款，应先举证证明该2.3亩土地系其实际享有承包经营权，在该诉争2.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后，再对土地补偿款另行主张。一审法院对保全费未作处理，程序有所不妥，但实体结果并无不当，故本院对保全费一并作出处理，对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纪某、刘阳、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保全费2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84元，由三上诉人纪某、刘阳、刘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君优 审判员  孙申惠 审判员  韩美荣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王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