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19536号原告：郑有增，男，1967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才，男，1946年2月16日出生，住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被告：恒昌众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22层22B1。法定代表人：张然，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芬，女，恒昌众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杨南，北京德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有增与被告恒昌众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有增、被告恒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杨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有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郑有增与恒昌公司签订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无效；2、恒昌公司返还多付款项10271.04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在郑有增的儿子患病急需用钱时，恒昌公司以年息6厘两年还清的承诺，在郑有增认可自家×××现代车作抵押的情况下，让郑有增在空白合同上按了手印。之后，郑有增收到恒昌公司29400元，本以为是两年内一次性还本付息，不料第二个月恒昌公司即催要还款。郑有增当即向恒昌公司索要贷款合同，恒昌公司直到2017年12月才将合同交给郑有增。郑有增收到合同后发现，除当初郑有增所按手印外，合同条款与当初恒昌公司所称完全不符，且郑有增的名字也不知是何人所签。至此，郑有增方知上当。2018年5月3日，恒昌公司将郑有增的车强行开走，郑有增给付了恒昌公司索要的28500元才将车取回。郑有增认为，恒昌公司欺诈在先，变相收取高利的行为在后，违反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郑有增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被告恒昌公司辩称：郑有增与恒昌公司签订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郑有增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13日，郑有增作为承租人与出租人恒昌公司签订编号为RZ171302020100075H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主合同）（售后回租版）》和《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细目）》，主合同约定：本合同附件包括：附件一：《租赁支付表》；附件二：《所有权转移证明》。本合同项下出租人（甲方）、承租人（乙方）、融资租赁车辆、租赁期限、租金等相关要素的具体情况参见附件一。经协商一致，由乙方向其选定的供应商支付首付款/全款购买融资租赁车辆后，向甲方转让其享有所有权的车辆，再从甲方处租回使用，甲方接受前述转让并将该车辆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确保其转让的车辆外观完好，质量无瑕疵，并且符合使用需求。乙方向甲方承租并按本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并占用、使用融资租赁车辆。本合同所称融资租赁车辆是指甲方通过乙方以“售后回租”形式取得所有权后出租给乙方的车辆，具体明细参照“合同细目”。乙方同意根据本条约定向甲方转让其拥有所有权的融资租赁车辆。乙方在租赁期限内租用融资租赁车辆应当向甲方支付租金和其他款项，具体金额及支付时间等详见附件一《租赁支付表》。甲方核准乙方的租赁申请后，乙方应于合同签署时向甲方一次性按照双方约定金额支付手续费、风险管理费和保证金。手续费一经收取，无论何原因，不予退还。乙方同意按照此合同项下的留购价款将租赁物从甲方处回购，并同意留购价款在租期开始时先行从车价中抵扣，全部租金及合同约定其他款项付清以后，甲方将租赁物所有权转移给乙方。本合同项下的租赁期限自起租日起算，直至附件一中所列明的租赁期限届满为止。本合同项下起租日为甲方与乙方签订本合同之日。乙方提前终止合同应一次性支付剩余应付款款项，包括提前终止留购价款和提前终止违约金（提前终止留购价款和提前终止租赁违约金按照附件一《租金支付表》计算），以及其他乙方应付的相关费用。甲方收到全部前述款项后，租赁期即终止，车辆所有权归属于乙方。合同细目约定：本《汽车租赁合同（合同细目）》（以下简称“合同细目”）仅为各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汽车租赁的主要商业性条款。本主要条款项下的汽车租赁业务还需遵守本“合同细目”所对应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主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的约定，本“合同细目”与所对应的“主合同”及“主合同”中包含的附件一起构成各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的全部款。各方当事人在此条合同签署页上签字即表示其理解并同意接受本“合同细目”及所对应的“主合同”以及“主合同”附件中包含的所有约定。承租人及保证人特此声明，其已仔细阅读本“合同细目”及“主合同”及其附件，并完全知悉和同意其中的约定，同时确认出租人已向承租人就本合同的全部条款做出提示和相应说明，承租人也已对本合同的每一条款的含义做了全面准确的理解。《汽车租赁合同（合同细目）》主要条款约定：融资租赁车辆品牌为北京现代牌；车价40000元，留购金额8000元，保证金0元，尾付款0元，风险管理费1150元，手续费1600元，融资总额32000元（根据对产品的选择，融资总额=车价-留购金额）；车辆用途为本人自用；租赁期限为24个月，起租日自附件二《所有权转移证明》签署之日起计算。费率模式为固定费率；每期租金数额及付款日以附件一《租赁支付表》为准。同日，恒昌公司作为出租人与郑有增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主合同）》附件一《租赁支付表》载明：合同编号：RZ171302020100075H，购置数量1辆，车辆价格40000元，租赁期限24个月，留购价款8000元，融资总额32000元，保证金0元，手续费1600元，风险管理费1150元，租金付款方式为委托第三方代扣，支付租金频率为按月支付。从2017年8月5日起至2019年7月5日止，每期租金1616.88元。《租赁支付表》还载明了提前终止违约金和提前终止留购价款，其中2018年7月5日的提前终止违约金金额为1050.97元，提前终止留购价款为18741.96元。同日，郑有增签署《所有权转移证明》，申明自《融资租赁合同》和本证明签署后，车辆（北京现代牌）的所有权从郑有增转移至恒昌公司，现由郑有增租回使用，郑有增已验收租赁物并与恒昌公司交接完毕。合同签订后，恒昌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和风险管理费后，向郑有增发放了融资款29400元。庭审中，郑有增称签署融资租赁合同时，恒昌公司工作人员称借款两年还清，月息6厘。后来履行过程中发现增加了许多手续费，且变成了每月还款。关于付款情况，郑有增称其共向恒昌公司支付了8笔租金共计12935.04元，后于2018年6月28日支付了20000元，2018年7月3日支付了5000元，另支付了3500元的停车费和400元的手续费。恒昌公司称郑有增支付了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期间8期租金共计1616.88×8=12935.04元，后于2018年6月28日支付了20000元，2018年7月3日支付了5000元。此外，由于郑有增曾因恒昌公司收回其租赁物一事报警，在公安民警调解下，恒昌公司工作人员为其支付了3693元。恒昌公司并未收到郑有增所称的3500元，郑有增所称交纳的400元手续费应该是办理车辆抵押登记时支付的费用。综上，恒昌公司认为郑有增共计支付了12935.04元+25000元=37935.04元。郑有增提交2018年7月3日的收条一张，出具人为张某，内容为：收到郑有增停车款3500元。恒昌公司不认可上述收条的真实性，但表示其于2018年7月17日收到郑有增最后一笔结款3500元。恒昌公司认为，根据合同约定，郑有增应支付如下款项：一、郑有增在2018年7月5日提前结清租金，应支付提前结清价款18741.96元。二、郑有增并非在正常履行合同中提前结清，故合同约定的提前终止违约金金额不再适用，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以融资金额的10%即3200元计算违约金。三、郑有增欠付2018年4、5、6月租金1616.88×3=4850.64元。四、郑有增逾期支付2018年2、4、5、6月租金，按照合同约定每日到期租金总额的万分之五标准计算，产生罚息共计2310.46元。综上，郑有增应付费用共计18741.96+3200+2310.46+4580.64=29102.42元。恒昌公司自愿为郑有增减免部分款项，视为郑有增已经结清全部款项。本院认为：恒昌公司与郑有增签署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主合同）（售后回租版）》和《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细目）》、《租赁支付表》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郑有增称其签署的合同是空白合同，与实际证据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郑有增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郑有增要求退款的主张。首先，恒昌公司主张的郑有增应付款项29102.42元，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关于郑有增的实际付款金额，对于双方认可的20000元和5000元，本院不持异议。恒昌公司称由于郑有增曾因恒昌公司收回其租赁物一事报警，在公安民警调解下，恒昌公司工作人员为其支付了3693元。既然是为郑有增支付，则该3693元应当计算在郑有增的付款中。关于郑有增称支付手续费400元，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郑有增实付28963元，小于应付款29102.42元，故其现要求恒昌公司退款，缺乏合同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有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元，由原告郑有增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董 璐人民陪审员  翟亚川人民陪审员  邢 云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邱 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