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35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刘海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腾，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莲，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东，男，196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兆东，男，196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现堂，山东灵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军，男，196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培刚，济南长清诚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建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玉东、王兆东、张玉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3民初1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圳建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深圳建艺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玉东、王兆东、张玉军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深圳建艺公司尚有688476.1元的劳务费未支付给张玉军系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进度款收款承诺书》不具有结算效力，属事实认定错误。第一，该承诺书中明确写明在深圳建艺公司支付张玉军750000元之后，张玉军保证用该款结清其班组所有工人于2018年2月10日之前在该项目所产生的工资。本案中，无论是王兆东、张玉东还是张玉军都明确表示本案涉及项目的实际施工人除了张玉东、王兆东外，没有其他人，即张玉军并不是实际施工人，不产生劳务费。根据该承诺书的约定，张玉军在收到深圳建艺公司支付的750000元之后，其应当将拖欠张玉东、王兆东的2018年2月10日之前的劳务费结算完毕，即对于2018年2月10日之前拖欠的张玉军班组劳务费，深圳建艺公司已经支付完毕。该承诺书内容包含结清之意，而一审法院却否认该承诺书的效力，且张玉军在收到深圳建艺公司支付的750000元之后，也已经向张玉东、王兆东支付了部分款项，一审法院对此没有予以认定。第二，一审法院认为《进度款收款承诺书》不符合财务结算制度属事实认定错误，对作为施工人的深圳建艺公司明显不公平。该承诺书出具的背景是适逢年关，深圳建艺公司与张玉军对账时，发现很多单子存在问题，对张玉军要求的数额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后张玉军等人信访，致使发包方和政府部门给深圳建艺公司施压，最后双方协商深圳建艺公司支付张玉军后，对于涉案项目2018年2月10日之前的工程款双方结算完毕（张玉军签字时，王兆东本人亦在现场）。一审中对于签订承诺书的背景张玉军、王兆东、张玉东也认可，一审法院未考虑到工程结算在现实操作中的特殊情况。二、一审法院认定张玉军班组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总金额为4949276.10元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根据张玉军提交的盖有济南恒大华府项目专用章的欠款汇总明细，认定张玉军班组的涉案劳务费金额为4949276.10元，明显证据不足。首先，汇总表上加盖的印章完全无法肉眼识别，是明显的瑕疵证据；其次，该汇总表并无制作人和抬头，无法核实该汇总表的真实性，若如张玉军所陈，该汇总表系财务陈贵兰制作，那么就不可能有项目部的章，其无法解释清楚；再次，一审法院认为承诺书不符合财务结算制度否认了其效力，该汇总表也不符合结算制度的格式。最后，（2019）鲁0113民初444和445号卷宗中，在无法认定该汇总表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张玉军将其班组所有的工程量予以举证，深圳建艺公司也一一进行质证，其符合条件的总数额明显低于4949276.10元，正是由于当时双方对涉案的工程款总金额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才有了承诺书的出现。另，根据双方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知承诺书形成的时间明显晚于张玉军举证的汇总表，张玉军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在结合自身劳务费且不存在胁迫的情况下，在该承诺书中签字，该承诺书应当对其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张玉军班组涉案工程的2018年2月10日之前的劳务费已经支付完毕，不存在拖欠劳务费的情况。在深圳建艺公司不拖欠张玉军班组2018年2月10日之前的劳务费的情况下，深圳建艺公司不应承担支付张玉东、王兆东诉求的连带责任。三、通过一审的数次审理（本案为撤诉再起诉），很明显这个案件是张玉东、王兆东和张玉军合伙进行的恶意诉讼，庭审中，张玉军在已经支付了张玉东、王兆东部分款项的情况下，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而是深圳建艺公司申请调取获得，三方伪造证据，捏造三者之间存在其他的债务关系。张玉东、王兆东在第一次起诉撤诉之后，在第二次诉讼中并未提交新的关键性的证据，反而是张玉军补充了不少证据。张玉军自己在承诺书中签字认可深圳建艺公司与其就涉案项目在2018年2月10日之前的工程款已经结清，庭审中又不予认可，种种行为都证明了三方系恶意诉讼。四、一审法院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解释》第26条以及《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作为判决依据属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以违法分包为由主张深圳建艺公司为张玉军的欠款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双方不构成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其次，深圳建艺公司已将涉案项目的劳务费用支付完毕，不存在任何拖欠。张玉东、王兆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深圳建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一、关于案件基本事实。张玉军与深圳建艺公司建立劳务关系后，为履行劳务合同义务，又雇佣张玉东、王兆东进行具体劳务施工，最终拖欠张玉东、王兆东所诉劳动报酬。张玉军拖欠张玉东、王兆东劳务报酬是因深圳建艺公司作为工程劳务发包方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所致。二、关于《进度款收款承诺书》形成过程及证明作用和证明范围。第一，该承诺书是深圳建艺公司从总包人济南西实置业有限公司结算工程款后，仍然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群体上访事件后，在政府压力下仓促形成。深圳建艺公司目的是通过临时兑付部分拖欠工资，安抚农民工情绪，缓解信访矛盾，这不是双方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发生的全面、客观结算结果。该承诺书应是证明深圳建艺公司仍欠张玉军农民工工资的证据，而不是已经结清工资的证据。第二，承诺书的内容对于被长期欠薪的张玉军而言，字面表达尤为苛刻，其中如张玉军再用信访方式讨薪则给予10倍罚款并追究刑事责任的措辞，明显超出一般情理。由此可以证明张玉军在承诺书的签字并非真实意思。第三，承诺书唯一能证明的就是张玉军收到75万元部分欠款后，剩余欠款承诺不再以信访方式作为讨薪手段。三、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建艺公司应当支付张玉军劳务报酬总额为4949276.10元，认定事实清楚且有充分证据。首先，深圳建艺公司承认与张玉军存在劳务关系，且劳务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深圳建艺公司作为建筑企业的用工方，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统计确认，对于应付款额既有统计能力，也有证据搜集留存能力，劳务结束后有义务及时与劳务人员结算并支付。但深圳建艺公司却恶意拖延，拒绝与张玉军进行结算，也不及时支付报酬，明显存在欠薪恶意。深圳建艺公司也承认有关劳务报酬的数量、账目等习惯上由项目经理签字核实，报公司财务记账。事实上，张玉军提供的原始记账统计结算应付报酬总额为5012993.46元。但是逐级上报到深圳建艺公司被层层克扣六万多元，账目中的明细表只剩下4949276.10元。农民工作为弱势方，在诉讼时只好按照克扣后的账表所能证明的低数额主张权利。其次，张玉军提交的深圳建艺公司加盖项目部章的应付款明细表，其证明力值得肯定，一审法院采信并据之作出认定符合事实。第一，该表加盖深圳建艺公司项目部章，虽然没有加盖财务专用章或专用结算章，但这是因为深圳建艺公司内部管理混乱，不能成为对外抗辩的理由。第二，该表应付劳务款项并非只有张玉军一人，而是包括几十位参加该工程各方面施工的劳务提供者。彼此之间相互印证，真实可信。该表是由深圳建艺公司财务人员制作，由于公司恶意一直以拖延结算应付款额作为欠薪手段，其内部财务亦安排对外拒绝盖章。尽管该表在形式上与正常形成的结算对账表相比存在一定瑕疵，但责任在于深圳建艺公司。深圳建艺公司一方面拒绝及时结算、付款，一方面又在诉讼中对张玉军提供的债权证据提异议。一审认定深圳建艺公司应付张玉军劳务报酬总额4949276.10元，已付款额4260800元（包括2018年2月13日最后一次75万元），尚欠张玉军劳务报酬688476.1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四、深圳建艺公司在上诉状中质疑张玉军与张玉东、王兆东相互串通，虚假诉讼，并在一审时就申请调取张玉军账户清单。张玉东、王兆东及张玉军一审时均已充分发表意见并提供了相反证据予以澄清。五、深圳建艺公司作为建筑企业，雇佣大量农民工参加施工活动，有义务贯彻执行政府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以树立诚实信用的良好企业形象。但其恶意克扣、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甚至抵赖，不讲诚信，理应受到政府的制裁和法律惩罚。张玉军辩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划分责任妥当，请求维持。理由：1.本案在上诉期间，一审法院曾两次向深圳建艺公司下达催交上诉费通知，其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并没有缴纳上诉费，已丧失了上诉的权利，应裁定按撤诉处理。2.深圳建艺公司上诉理由与一审所提交的代理词完全一致，没有新的观点和事由，其主张的承诺书不具有结算内容及汇总结算单和本案存有串通之诉讼，在一审时均已经进行了充分陈述，对此一审判决对其上诉事由也分别进行了评判和分析。一审法院确定深圳建艺公司在欠付张玉军工程尾款688476.1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之处，结合一审法院适用了《建设领域支付农民工工资支付暂行办法》以及《最高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法律依据充分，深圳建艺公司要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据不足。深圳建艺公司主张张玉军与其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该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并存有不诚信诉讼的嫌疑。一审时深圳建艺公司对其与张玉军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均无异议，并且自述其将涉案工程的部分劳务委托张玉军进行施工，自认双方存在劳务分包关系。张玉东和王兆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张玉军、深圳建艺公司共同支付劳务费480284元和249660元；2.依法判令张玉军、深圳建艺公司支付以上劳务费逾期给付利息，以劳务费480284元和24966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月8日起计算至款项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张玉军、深圳建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深圳建艺公司承揽了恒大华府维修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作为承包人的深圳建艺公司将部分维修项目分包给了不具备劳务用工资质的张玉军。张玉军承接部分项目后，2016年5月至2018年1月，雇佣张玉东和王兆东带人为其工程进行维修施工，主要提供瓦工、油工、壁纸维修等劳务。工程完工后双方进行了结算，2018年1月8日，张玉军向张玉东和王兆东出具了“对账总数”一份，载明分别欠张玉东和王兆东涉案项目劳务费480284元和249660元。后经张玉东和王兆东多次催要，张玉军一直以待深圳建艺公司支付其款项后再给付张玉东和王兆东劳务费为由，至今未付。因此张玉东和王兆东诉来一审法院，请求张玉军及深圳建艺公司共同支付劳务费，并支付相应的逾期给付利息。诉讼过程中，张玉军主张深圳建艺公司欠付其涉案工程款752193.46元，并提交了证据一宗予以证明：1.深圳建艺公司出具的欠款汇总明细一份，载明张玉军劳务班组的工程总金额为4949276.10元，付款金额为3510800元，余额为1438476.10元，该明细上加盖了深圳建艺公司济南恒大华府项目专用章；2.深圳建艺公司会计陈贵兰出具的张玉军劳务班组付款明细一份，载明深圳建艺公司向张玉军班组付款36次，截止2017年12月12日即前35次付款，共计3510800元，与上述的欠款汇总明细数额一致，第36次付款是在2018年2月13日，付款750000元；3.深圳建艺公司向总发包方济南西实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代付款汇总一份，因深圳建艺公司拖欠工人劳务费，为稳定民工情绪，由总发包方代其支付部分款项；4.深圳建艺公司涉案项目负责人洪君出具的还款计划一份，载明9月30日前付30万，12月15日前付50万；5.记账明细及深圳建艺公司涉案项目现场负责人郑胜辉、郑辉光、祁祥鹏出具的并加盖深圳建艺公司济南恒大华府项目专用章的劳务费欠条若干份。对此，深圳建艺公司辩称，其确已向张玉军付款4260800元，且2018年2月13日支付最后一笔款项750000元后，深圳建艺公司已将张玉军劳务班组2018年2月10日之前的劳务费结算完毕，并提交了张玉军向其出具的《进度款收款承诺书》予以证明，该承诺书载明：“进度款收款承诺书致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我本人张玉军是济南华府1#、2#、3#、4#、5#、6楼的瓦工工程项目劳务承包人，我本人于2018年2月10日，本次收到贵司劳务费进度款?750000.00元（人民币大写：柒拾伍万元整），我本人收到该款后，我本人保证用该款项结清我班组所有工人于2018年2月10日前在该项目所产生的一切工资，我本人于此承诺，我和我手下的所有工人不再以任何形式向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恒大华府工程项目部追讨劳务费，否则因此造成贵司的损失，贵司可以按造成贵司的损失额的10倍在我的工程余款中扣罚。若有违反以上承诺，这种行为属于恶性讨薪，我本人愿意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特此承诺！承诺人：张玉军2018年2月10日”。对深圳建艺公司的上述表述，张玉军辩称该承诺书不存有工程款结算完毕的任何内容和事项，并没有结清的字样，并非是劳务费的终局性结清；此承诺书系深圳建艺公司长期拖欠劳务费，使得工人向清欠办及职能部门催讨资金，其为消除不良影响，要求张玉军收下部分劳务费后，不再采取聚众信访等方式追讨劳务费，并提交了催讨劳务费的现场照片一份予以证明。诉讼过程中，深圳建艺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了（2019）鲁0113民初444号和445号卷宗中的承诺书原件及张玉军建行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用以证明其已向张玉军班组结清了劳务费，且张玉军已向张玉东和王兆东转账支付了劳务费，张玉东和王兆东对深圳建艺公司的起诉系恶意诉讼。对此，张玉军辩称，1.该承诺书并非劳务费的终局性结清，承诺书中明确载明“贵公司可以按造成贵公司的损失额的10倍在我的工程余款中扣罚”，因此截止2018年2月10日尚有部分工程款未付，工程款并非如深圳建艺公司所述的已全部支付完毕，且深圳建艺公司项目负责人洪君亲笔在还款计划中写到“9月30日前付款300000元，12月15日前付款500000元”，进一步印证了该承诺书载明的750000元并非终局性付款；2.张玉军的银行流水明细不能证明深圳建艺公司的主张，张玉军与张玉东之间的转账系因两人在2014年及2015年其他项目中产生的债务，与涉案工程无关。对于深圳建艺公司的上述主张，张玉东和王兆东辩称，1.张玉军在诉讼过程中，提供了大量证据予以证明截止2017年12月31日，深圳建艺公司尚欠其工程款1438476.10元，即便2017年2月13日深圳建艺公司支付了张玉军750000元，仍欠张玉军700000余元；2.张玉军银行流水明细载明的其对张玉东的两笔转账款项，系双方涉案工程之外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并提交了8页2014-2015年的记账明细，用以证明这一事实；3.本案的关键在于深圳建艺公司将涉案工程非法转包给张玉军，张玉军雇佣张玉东、王兆东提供劳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深圳建艺公司和张玉军应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过程中，深圳建艺公司先是否认其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张玉军，主张只是雇佣张玉军提供劳务，但在后续的庭审中，其又认可了与张玉军存在劳务分包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深圳建艺公司承包济南恒大华府项目，并将该项目的部分工程分包给张玉军，张玉军雇佣张玉东和王兆东带人从事劳务，涉案当事人虽未订立合同，但有深圳建艺公司出具的、加盖其项目印章的欠款汇总明细，张玉军出具的《进度款收款承诺书》，及张玉军向张玉东和王兆东出具的“对账总数”等证据相互印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张玉军尚欠张玉东和王兆东劳务费480284元和249660元，有张玉军出具的“对账总数”予以证明，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张玉东和王兆东请求判令张玉军支付劳务费欠款480284元和249660元，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张玉军长期拖欠张玉东和王兆东劳务费的行为，给张玉东和王兆东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张玉东和王兆东请求张玉军自2018年1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逾期付款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深圳建艺公司是否欠付张玉军工程款；二是深圳建艺公司是否应对张玉东和王兆东的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深圳建艺公司是否欠付张玉军工程款的问题。深圳建艺公司出具的、加盖其济南恒大华府项目专用章的欠款汇总明细，显示了张玉军班组工程款总金额为4949276.10元，截止2017年12月，深圳建艺公司共向张玉军付款3510800元，欠付1438476.10元，与深圳建艺公司会计陈贵兰出具的、张玉军班组付款明细载明的前35项付款总和3510800元完全一致；且在该付款明细中显示2018年2月13日付款750000元，与张玉军2018年2月10日出具的《进度款收款承诺书》载明的750000元，完全一致。深圳建艺公司虽主张张玉军班组的工程款已经付清，但其所依据的承诺书中，并未体现出750000元款项的支付系终局性结算。张玉军与深圳建艺公司涉案工程量近达5000000元，仅凭一张承诺书就进行了终局结算，一是经不住推敲，二是不符合财务结算的制度。对于深圳建艺公司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深圳建艺公司支付张玉军工程款4260800元，尚有688476.1元（4949276.10元-4260800元）工程款未支付，一审法院应予认定。二、关于深圳建艺公司是否应对张玉东和王兆东的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诉讼过程中，深圳建艺公司自认其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张玉军，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其作为违法分包人，应对张玉军拖欠的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深圳建艺公司尚欠张玉军工程款688476.10元，其作为违法分包人，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无用工主体资格的张玉军所欠付张玉东和王兆东的劳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判决：一、判令张玉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玉东和王兆东劳务费欠款480284元和249660元；二、判令张玉军分别以480284元、249660元为基数，向张玉东、王兆东支付欠款利息，自2018年1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判令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欠付张玉军工程款688476.10元范围内，对上述第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04和5045元，由张玉军、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深圳建艺公司提交证据张玉军与郑辉光、郑胜辉之间互相确认的欠条复印件一宗，原件由张玉军持有，欠条中已经对金额进行了确认，证明张玉军所提供的劳务费用为3784656元，与张玉军一审中提交的看不清所加盖印章的汇总表记录的总金额4949276.10元明显存在差异，深圳建艺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张玉军提交的汇总表系伪造的证据。张玉东、王兆东质证称，1.上述证据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深圳建艺公司第二代理人称该证据是根据张玉军提供的证据复印的，并不是另一代理人所述的来源于法院的卷宗;3.上述证据不能支持深圳建艺公司的主张，其主张违背了基本事实，如果张玉军现在持有300万余元的话，就有可能按照欠条的总数300万余元起诉深圳建艺公司；本案争议的是产生的应付总额，并非全部用欠条进行确认和计算，其中有预付款、已付款，在中期时结算一次打一次欠条，光是欠条就有300万元，还有预付款和已付款，再加上这些数额与深圳建艺公司的主张就没有差距。张玉军质证称，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且深圳建艺公司陈述不真实，对欠条载明的3784656元仅是张玉军班组部分劳务费用，张玉军自2016年5月7日至2017年12月分若干次与深圳建艺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郑辉光、祁祥鹏等人对完成的工程量核算后阶段性结算，总金额为5012993.46元，张玉军提交了大量证据来印证上述欠款的总金额；其次，深圳建艺公司主张只与张玉军产生了3784656元劳务费，但截至2018年2月13日深圳建艺公司分36次向张玉军支付劳务费共计4260800元，远远高于3784656元，显然其理由不能成立，并且陈贵兰作为深圳建艺公司的会计，其每一次出具的付款明细以及最终的付款金额，双方在数次诉讼中均无异议。上述证据是深圳建艺公司保存的部分欠条凭证，其为了达到恶意拖欠劳务报酬的目的而不将全部欠条向法庭提交并否认陈贵兰出具的含31个班组的汇总表，不讲诚信。张玉军提交证据1.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民辖终938号民事裁定书、（2019）鲁01民辖终10870号民事裁定书、河南省平舆县人民法院（2019）豫1723民初4596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1.张玉军提供2017年12月31日结算清单载明的序号为43、班组为高延春的劳务费用，序号为24、班组为麻彩勤的劳动报酬，已购材料汇总表中的济南市天桥区阳洋装饰材料经营部（以下简称阳洋装饰）买卖合同，三业主均通过诉讼方式起诉，麻彩勤、阳洋装饰的债权已被生效文书确定，以此印证该结算清单中张玉军班组截止2017年12月31日尚有尾款1438476.10元未付；2.根据麻彩勤案件生效文书认定的事实，足以印证深圳建艺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及结算时加盖项目专用章的行为是惯用的，对张玉军提供结算单中加盖该项目专用章的劳务费用亦是其会计陈贵兰核算后确认的；3.深圳建艺公司为拖延款项，在一审判决后提起上诉，而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拒不缴纳上诉费，使得案件审理期限延长，以达到恶意赖账的目的。证据2.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3080号民事判决书、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2710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1.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祁祥鹏、郑辉光与深圳建艺公司存在劳动、劳务关系，以此印证张玉军提交的若干份阶段性劳务费用中该二人的签名均是代表了深圳建艺公司；2.（2019）鲁0104民初3080号民事判决书对争议事项表述“祁祥鹏为证明自己与深圳建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收入证明、离职证明…该两份证明均加盖深圳建艺公司济南恒大华府项目专用章；深圳建艺公司对该两份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印章由于日常管理习惯及方便祁祥鹏行使管理权，一直由祁祥鹏管理并使用，且该印章写明了仅限于本工程现场管理使用，在该案中代理人与本案深圳建艺公司代理人完全一致，再次印证2017年12月31日结算汇总表加盖项目专用章来源于其会计陈贵兰；3.现有7份生效法律文书载明，与深圳建艺公司存有关联的施工班组被其雇佣的工人索要报酬，装饰材料供应商等最终债权取得均是通过诉讼方式，深圳建艺公司未主动支付酬金。深圳建艺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三份证据中涉及的金额与张玉军在一审中提交的项目结算明细表金额完全不一致，张玉军所主张的劳务费用总额4949276.1元没有事实依据。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案当事人为麻彩勤，其诉讼过程中均以深圳建艺公司项目部印章作为证据支撑，并未得到深圳建艺公司的认可，并且该涉案项目经理郑辉光、管理人员祁祥鹏、郑胜辉已与深圳建艺公司产生纠纷，深圳建艺公司在双方产生纠纷期间已经剥夺上述三人项目印章的使用权利，但存在上述三人拒不交还项目印章的情况，不排除上述三人恶意为他人加盖涉案项目印章的情形。另外，深圳建艺公司与郑胜辉、郑辉光等人的诉讼仍在进行中，并未最终判决，张玉军的举证无法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张玉东、王兆东质证称，对张玉军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案件的关联性无异议，并且认可其诉讼主张。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是深圳建艺公司是否欠付张玉军工程款，具体数额如何计算；二是深圳建艺公司应否在欠付款范围内对张玉东、王兆东的劳务费承担付款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张玉军于2018年2月10日出具《进度款收款承诺书》，深圳建艺公司据此主张该承诺书系双方对涉案工程款的结算，在其向张玉军支付75万元后，双方款项全部结清。本院认为，根据承诺书记载内容，张玉军保证75万元款项用于结清其班组工人于2018年2月10日前的工资，系对款项用途所作出的表述，且75万元明确为进度款而非工程余款，承诺的目的是指不再通过其他形式向深圳建艺公司追讨劳务费，并无双方就涉案工程款全部结清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该75万元款项的支付非终局性结算，并无不当，深圳建艺公司主张依据该承诺书，其与张玉军的工程款已经全部结清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欠付工程款的具体数额，张玉军一审提交的欠款汇总明细加盖深圳建艺公司济南恒大华府项目专用章，该汇总表同时包含涉案工程其他多个班组的款项明细，并非仅针对张玉军班组出具。根据欠款汇总明细的记载，张玉军班组工程款总额为4949276.1元、已付款3510800元、余款1438476.1元；深圳建艺公司会计陈贵兰于2018年10月23日签字确认的张玉军班组付款明细记载，深圳建艺公司至2017年12月底之前，共向其支付工程款3510800元，与欠款汇总明细记载内容一致；上述两份明细与涉案项目现场负责人郑胜辉、郑辉光、祁祥鹏出具并加盖深圳建艺公司济南恒大华府项目专用章的劳务费欠条等相互印证，能够证实截止2017年年底，深圳建艺公司欠付张玉军工程款1438476.1元的事实，一审判决在此基础上扣减深圳建艺公司2018年2月13日支付给张玉军的75万元后，认定尚有工程款688476.1元未支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明细中加盖项目专用章还是财务专用章，系深圳建艺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其以张玉军无法证实项目章系何人何时加盖为由否认明细的真实性，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深圳建艺公司作为违法分包人，在欠付张玉军工程款688476.1元范围内，对无用工主体资格的张玉军所欠付张玉东和王兆东的劳务费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深圳建艺公司主张与张玉军不构成劳务分包关系，与其一审庭审中多次陈述涉案工程部分劳务委托张玉军施工的事实不符；其主张张玉东、王兆东与张玉军伪造证据并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深圳建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49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宏伟审 判 员 李莎莎审 判 员 尹 腾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杨志颖书 记 员 李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