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27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秀兰，女，195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晔，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然，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燕平，女，196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晗，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学敏，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少华，男，1965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郭秀兰、刘燕平因与原审第三人李少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10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秀兰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办理房屋过户产生的税费由刘燕平负担；2.一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及二审诉讼费均由刘燕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已认定涉案房屋的唯一实际所有权人为郭秀兰，并判令刘燕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将涉案房屋过户至郭秀兰名下。但一审法院判令郭秀兰负担办理房屋过户产生的税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该部分判决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不告不理”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郭秀兰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刘燕平协助将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7号楼6-2号、7号楼6-17号房屋过户至原告郭秀兰名下；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并未提及过户费用，一审判决超出了郭秀兰诉讼请求。其次，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足以证明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为郭秀兰，刘燕平擅自将涉案房屋登记为共有的行为，侵犯了郭秀兰对房屋的所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刘燕平侵犯郭秀兰对涉案房屋所有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承担因返还原物产生的所有费用。同时，依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本案中，一审法院支持了郭秀兰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均应全部由刘燕平承担。一审法院判令郭秀兰、刘燕平各承担一半，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刘燕平辩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具体答辩意见与刘燕平上诉状中意见一致。李少华未作陈述。刘燕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秀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具体事实如下：本案遗漏诉讼参与人。从双方的举证看，本案中购买房屋的款项出自刘燕平账户和李树香（郭新民母亲）账户，郭秀兰并未支付任何款项。刘燕平主张房屋是其与案外人郭新民共同购买，郭秀兰只是顶名人；郭秀兰主张购房款的来源是案外人山东侨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侨德公司）的赠予，委托刘燕平付款。双方各自主张、举证、抗辩无法形成对抗性，所有的证据都不是针对对方，而是各自指向了案外人郭新民和侨德公司。一审对郭新民、侨德公司没抗辩而做出与该两者实体权利相关的认定均存在程序上了错误。本案的诉讼结果确认房产实际所有权人，也涉及到郭新民、侨德公司的实体权利，本案应追加郭新民、侨德公司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否则本案的事实根本无法查清。一审法院在郭新民、侨德公司不参加诉讼的情况下，直接认可了刘燕平缴纳的购房款项属于郭秀兰支付的购房款，显然存在程序瑕疵且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违背了专属管辖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基于谁是房屋实际所有权人进行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应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应当依法移送管辖，但一审法院的判决违背了专属管辖的强制规定。一审法院未依据确定的案由进行审理。一审法院依据郭秀兰的起诉内容以合同纠纷立案，根据郭秀兰的事实及理由，法院应围绕双方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进行审理，但一审法院却在不变更案由的情况下，对物权所有权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违背“不告不理”原则，在郭新民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刘燕平与郭新民的关系，并对双方赠与关系作出了无效的认定，违法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严重违背山东省《关于民事速裁程序的若干规定》和“一事一诉”的规定。本案由法院速裁庭依据速裁程序进行审理，但根据山东省《关于民事速裁程序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只有“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才可适用速裁程序，但就本案来看，双方争议大，法律关系复杂，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涉及到了委托关系、房屋所有权变更（物权）、赠与行为（双方均未主张但一审法院却依法进行了认定）等多个民事法律关系，明显不属于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本案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具体如下：一审针对存在委托关系认定，缺乏证据支持。不能仅仅通过审查购房款来源，而反推委托关系成立。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郭秀兰在无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郭秀兰自始未提供双方存在委托关系的证据。另外，委托关系形成的过程，即委托合同（哪怕是口头合同）订立的过程，委托关系履行过程，即假设委托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双方如何根据委托关系选房、签订买房合同、交税、办房产证、收房、对房屋的出租、经营等，郭秀兰是否是委托人，一审法院没有查清，郭秀兰亦未举证。一审法院对于委托关系的认定缺乏证据支持。购房合同签署及履行情况一审法院亦未查清，亦无法通过房屋购买及交付、经营的过程，证明郭秀兰是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反而纵观整个庭审及举证，从与开发商签署购房合同、履行、房屋交付、办证、出租、收益等全部环节，均是刘燕平、郭新民共同履行的，郭秀兰没有举证证明其参与了任何一个环节，交款环节中举证也是第三方代其付款（且不论真实与否）。在这漫长的十年里，产权登记证书由刘燕平持有，郭秀兰没有提出交还产权证书、房屋过户的要求，没有提出过房屋出租意见、没有表达过房租分配意愿，一切事实均能说明，郭秀兰明知并认可刘燕平享有房屋的使用、经营及收益的权利，也可以得出结论，郭秀兰仅仅是顶名共有权人，不是实际权利人。购房款的来源，不影响刘燕平购买房屋后获得房产物权。金钱作为流通物，以实际占用而发生所有权的转移，金钱到达刘燕平的账户后，刘燕平可以用该笔钱买房子，买车，买一切她愿意购买的东西，买到的一切东西所有权都是刘燕平的。而金钱的来源，属于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的物权确认、委托关系是否成立无关。假设给刘燕平打款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合法、无效或者被撤销，应由款项的权利人另案主张，款项的权利人只有款项返还请求权，而对刘燕平购买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物权请求权。举个例子，案外人给刘燕平500元，刘燕平买了个自行车，此时案外人只能根据给刘燕平500元钱是什么法律关系，这个法律关系如具备解除、撤销、确认无效的条件，要求刘燕平退还该500块钱，而没有权利主张自行车是自己的。本案与买自行车这个例子同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存在程序错误，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郭秀兰辩称，一、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不存在刘燕平所称程序违法情形。同时，刘燕平上诉状提及事实与理由，存在明显歪曲事实。（一）本案一审原、被告适格，不存在遗漏诉讼参与人情形。1.首先，涉案房屋购房款来源并非“出自刘燕平账户和李树香（郭新民母亲）账户”，购房款来源全部为郭秀兰提供。一审中，郭秀兰已就购房款来源，向法庭提交了购房合同、银行流水及侨德公司、郭新民提供的证明作为证据。郭秀兰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全部购房款项的来源为其所在家族，争议房产的购房款中无刘燕平支付款项。而反观刘燕平提交的证据，刘燕平未能就其“与郭新民共同购房”提供购房款支付的有效证据，通过刘燕平账户转付的购房款部分，均为郭秀兰及其家族基于多年来对刘燕平的信任，委托刘燕平代为办理购房手续，郭秀兰家族将购房款资金通过郭秀兰母亲李树香、哥哥郭新民的账户以及侨德公司提取转存至刘燕平账户。刚才对方举例说明假设刘燕平借500元买自行车，那么自行车的所有权是刘燕平，那么假设刘燕平是借钱买房，刘燕平的钱的来源是哪里？事实上，涉案房屋购房款的来源为郭秀兰所在家族为郭秀兰购房提供的资金支持，刘燕平未就涉案房屋进行出资，刘燕平所称“购买房屋款项出自刘燕平账户和李树香（郭新民母亲）账户”以及“郭秀兰并未支付任何款项”，均不符合本案事实。同时，如果说刘燕平认为郭新民、侨德公司应当列入诉讼参与人的话，那么李树香（郭秀兰的母亲）是否也应当作为诉讼参与人呢。为什么在本案中明确支付款项的李树香刘燕平不认为其为诉讼参与人，而非要将与本案无任何关系的郭新民、侨德公司列入诉讼参与人。2.本案中郭秀兰与刘燕平各自主张、举证、抗辩，并非“无法形成对抗性”，也不存在“各自指向案外人”情形。（1）郭秀兰与刘燕平各自主张、举证、抗辩，形成明显对抗性。本案中郭秀兰的主张为涉案房屋为郭秀兰一人所有，无论从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来源、资金流向、购房过程、委托关系及后续财务关系购房过程还是购房后涉案房屋的使用情况，均能够证明郭秀兰主张；而刘燕平混淆案件事实，其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证据，企图将涉案房屋叙述为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与其共同购买，其主张前后矛盾、举证及抗辩多与本案无关，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郭秀兰已就其主张提供完整证据链，能够证明诉讼请求，但刘燕平的抗辩及举证很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双方的主张、举证、抗辩，形成明显的对抗性。（2）本案不存在刘燕平所称“各自指向案外人”情形，本案并不涉及郭新民、侨德公司的实体权利，郭新民、侨德公司非本案第三人。本案中，郭秀兰提交涉案房屋购房款来源作为证据，证明目的为郭秀兰是实际购房人、房屋唯一所有权人。依据郭秀兰提交的证据，郭新民、侨德公司对于郭秀兰的购房款资金支持，实质为郭秀兰所在家族对郭秀兰购房资金所需而进行的金钱赠与，为此，郭新民及侨德公司作为赠与人，已就资金赠与的原因、金额、目的作出明确说明，即使基于委托购房原因款项打入刘燕平账户，该款项的所有权人为赠与人的赠与对象，即郭秀兰，而非刘燕平。因此，郭新民、侨德公司在本案中仅为郭秀兰购房款的赠与人，郭新民及侨德公司已经就赠与行为作出明确说明，赠与行为已经完成。而事实上，无论是多少人因涉案房屋购买事宜向郭秀兰提供资金支持，只要资金支持对象为郭秀兰，资金支持目的为购房，无论款项是打给郭秀兰还是打给代为办理购房事宜的刘燕平，还是直接支付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赠与对象均为郭秀兰，涉案房屋的资金来源也为郭秀兰一人。郭秀兰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支出了全部购房款，郭秀兰提供证据不存在指向案外人之情形。反观刘燕平，其一直恶意混淆案件事实，在一审过程中即将与本案无关的证据予以提交，并极力将郭新民及侨德公司等与本案无关的人员作为“案外人”。按照刘燕平的逻辑，如果郭秀兰有任何资金来源，且受郭秀兰委托将购房款打入协助其购买房屋的刘燕平账户，即使该资金来源一方已经说明了款项是用于郭秀兰购买房屋，也应当被列入案件当事人，那么假设郭秀兰的资金来源为股票投资收入，那么股票发行人就应当是案件当事人；如果郭秀兰的资金来源是郭秀兰对他人的债权，那么郭秀兰的债务人就是案件当事人，但本案一审中郭秀兰的诉讼请求及法院审理的争议焦点，均是基于委托购买房屋的委托合同纠纷导致的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属归属问题，购房款项来源系为证明实际购房人的证据之一，现有证据已能够证明购房款来源为郭秀兰，本案并非审理的郭秀兰购房款来源是否合法，也并非审理的郭秀兰个人财产来源问题，只要资金来源方都认可款项用于给郭秀兰购房，郭秀兰就是合法的唯一的所有权人，而未出任何资金的刘燕平并不具有所有权。本案与赠与人郭新民、侨德公司无关，郭新民、侨德公司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当事人，且本案审理结果均不涉及郭新民、侨德公司的实体权利，郭新民、侨德公司非本案第三人。本案一审原、被告适格，不存在遗漏诉讼参与人情形。（二）本案不存在违背专属管辖强制性规定情形。刘燕平提出，一审法院基于谁是房屋实际所有权人进行审理，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应当依法移送管辖。刘燕平的此上述理由并不成立。理由如下：1.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案事实上是刘燕平利用受托人身份之便，将其名字添加在购房合同及房产证上，导致本应当由郭秀兰一人所有的房屋实际登记为二人共同共有，且在2018年刘燕平离职时郭秀兰提出让其协助过户，刘燕平进行了多次躲避，郭秀兰才知道自己的权利收到了损失，并不存在八年了都没有异议的情况。可以说，物权的确认和变动是结果，但该结果的确认系以明确双方之间的委托购房关系为前提，本案的核心焦点问题是郭秀兰与刘燕平之间是否存在委托购房关系，而该核心焦点问题属于合同纠纷，因此，一审法院并非基于谁是房屋实际所有权人进行审理，而是为确定谁是房屋实际所有权人，审理并确认郭秀兰与刘燕平之间是否存在委托购房关系，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2.刘燕平在上诉期间才提出管辖权问题，存在恶意浪费司法资源之嫌疑。刘燕平在收到起诉书及传票等材料后，即已知晓本案的诉讼标的和郭秀兰的诉讼请求，如果刘燕平对本案的管辖权有异议，那么其有权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刘燕平在整个一审过程中，历经一次开庭、一次质证，直至一审判决作出之日，刘燕平都未曾经就本案的管辖权问题提出任何异议。在二审上诉阶段，刘燕平反而以此为由认为一审法院存在管辖错误，作为上诉事由之一，存在恶意浪费司法资源之嫌疑。（三）本案案由正确，不存在刘燕平所称“一审法院未依据确定案由进行审理”的情形。刘燕平认为，一审法院依据郭秀兰起诉内容以合同纠纷立案，根据郭秀兰的事实及理由，法院应当围绕双方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进行审理，但在不变更案由的情况下，对物权所有全进行审理，存在未依据确定案由进行审理的情形。刘燕平该说法并不成立。简单法律关系只存在于理论层面，一个民事案件同时存在多个民事法律关系，本案的核心法律关系是双方的委托关系是否存在，该法律关系的确认，才能最终确认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而一个民事案件只能有一个案由，人民法院根据核心法律关系确定案由进行审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案中涉案房屋之所以产生争议，是基于刘燕平利用了受托人身份之便，擅自将涉案房屋变更为共同共有，且不承认委托合同关系，因此，本案中物权的确认和变动，是以双方委托购房关系的确认为前提，从而做出的判决。按照刘燕平的逻辑，合同纠纷的审判范围应当仅限于合同，法院不得作出物权变动效果的裁判，但该逻辑明显是错误的。举例而言，假设刘燕平购买郭秀兰的汽车一辆，双方签订合同、刘燕平按时足额支付价款，郭秀兰未依据合同约定交付汽车并办理过户手续，刘燕平有权起诉要求郭秀兰办理汽车的变更登记，也是要求物权变动，但立案时的案由应当是合同纠纷，因为物权变动的原因是合同的履行，难道因为法院判决载明“汽车办理过户登记”，就认定法院超出了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认定案由错误吗。按照刘燕平的逻辑，法院应判决“刘燕平有权要求办理汽车过户登记”，然后刘燕平需要就汽车办理过户登记另行以物权纠纷作为案由起诉，才能够最终实现权利维护。这明显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在本案中，委托合同的确认是本案的核心法律关系，是明确涉案房屋所有权权属是一人单独所有还是二人共同共有的依据，法院在认定了委托关系前提下，作出物权确认和变动的判决，并不存在刘燕平所称“一审法院未依据确定案由进行审理”的情形。（四）刘燕平所称一审法院违背“不告不理”原则，在郭新民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其与郭新民的关系，并对双方赠与关系作出无效认定，违反法律规定。本案确实存在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的情形，但侵犯的是郭秀兰的权利，而非刘燕平的权利。所谓“不告不理”原则，指的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在本案中，郭秀兰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刘燕平协助将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7号楼6-2号、7号楼6-17号房屋过户至原告郭秀兰名下；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并未提及过户费用，一审法院判决郭秀兰负担办理房屋过户产生的税费，判决范围超出了郭秀兰的诉讼请求，因此郭秀兰也以此为由提起上诉。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郭秀兰所提交的郭新民相关证据仅为证明购房款来源，郭新民作为购房款的赠与人，不是本案当事人，不应当参与本案诉讼。刘燕平为自圆其说，称郭新民与其存在特殊关系，长期同居、共同买房、财产混同、财产赠与等答辩意见，并通过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提交照片、欠条、遗嘱等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于其与郭新民的关系的认定，是对作为被告的刘燕平的答辩意见的审查和判断。一审法院从未主动对刘燕平与郭新民是何关系主动进行审查，是在刘燕平提出答辩意见后，一审法院为确认该答辩意见是否影响案件审理，在经过法律分析后作出的判断；而一审法院对刘燕平提交的一系列证据材料的内容进行判断，并非刘燕平所称“针对赠与关系作出无效认定”，而是在刘燕平辩称相关财产是郭新民赠与后，一审法院为判断赠与行为是否影响本案审理，需要判断刘燕平的答辩意见中涉及的赠与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对于刘燕平的答辩意见以及提交的相关证据作出合法性判断，对于刘燕平主张的所谓赠与，由于其已经自认存在胁迫情形，且部分证据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不具备合法性，人民法院对一方的主张作出相关性与合法性审查，最终确认不予采纳，符合证据规则及民事诉讼相关法律法规。因此，无论是法院对一方答辩意见内容作出判断，还是对证据内容合法性作出判断，都是围绕双方争议焦点，由双方当庭提出后，法院作出的判断，根本不涉及“告”与“不告”的问题，更不涉及不告不理原则。二、本案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刘燕平所称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刘燕平自2003年到2018年任侨德公司唯一的财务人员，郭秀兰及家族基于对刘燕平的信任及为办理购房事宜的方便，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打入刘燕平账户，这些账户有的是公司转账，有的是郭新民转账，还有李树香的出资，这些人都已经出具了相应证明，证明款项是赠与给郭秀兰用来买房的，而刘燕平用这些钱代郭秀兰购买房屋，委托关系非常明确。（一）郭秀兰已就双方委托关系提供充分证据，双方委托购房关系明确。1.从购房款来源而言，能够证明郭秀兰与刘燕平的委托购房关系。郭秀兰在本案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购房合同、银行流水及侨德公司、郭新民提供的证明。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涉案房屋全部购房款项的最终来源为郭秀兰所在家族，购房款中无刘燕平支付款项。刘燕平多年来担任侨德公司会计职务，为郭秀兰家族打理财务，郭秀兰及其家族基于对刘燕平的信任及为方便办理购房事宜，由资金赠与人将赠与郭秀兰的资金直接打入受托人刘燕平账户，这些款项的性质，首先是赠与人对郭秀兰的资金赠与，而后郭秀兰委托刘燕平利用受赠的款项购置房屋，是由于赠与人和郭秀兰出于对刘燕平的信任和办理方便，赠与人跳过了向郭秀兰转款环节，将款项直接打入了代办人刘燕平账户，赠与人出具的说明，以及赠与款项直接打入受托人账户，足以证明受赠人为郭秀兰，赠与资金目的是支持郭秀兰购房，购房款全部出自郭秀兰，委托关系非常明确。2.刘燕平离职时亲笔书写的两份证据（即一审中原告提交的证据7、证据8）中，能够证明刘燕平代郭秀兰家族打理财务，也协助郭秀兰及郭秀兰家属处理相关投资事务，涉案房屋的房款支付、购房合同的签订、房屋的出租，刘燕平只是名义上的执行者，并非实际权利人。郭秀兰已就委托关系提供充分证据，购房款来源为委托关系认定的重要证据，但一审法院对委托关系的认定，系结合双方提供证据进行确认，并非仅通过审查购房款来源认定。（二）涉案房屋购买及后续使用情况已经查清，郭秀兰是涉案房屋唯一所有权人。为查明房屋购买过程以及后续使用情况，郭秀兰和刘燕平均在庭上予以陈述，郭秀兰能够清楚的将房屋的看房、选定、购房过程以及后续使用进行说明，陈述与提供证据相符，刘燕平亲笔书写的离职时的账目情况，也自认了房屋租赁的款项属于郭秀兰所在家族，非刘燕平所有；而刘燕平当庭发表的意见，以及提交的与本案无关的证据，非但无法自圆其说，还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明显在说谎。刘燕平称郭秀兰没有举证证明参与任何一个关节，但郭秀兰所提交的证据，已经能够完整的涵盖购房款项来源、委托办理过程、后续房屋出租及租金归属情况，反观刘燕平所提交的所谓其与郭新民关系及所谓涉案房屋实际共有人为郭新民的证据，不合逻辑和常理、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刘燕平所谓的“第三方代其付款”，指的是郭秀兰提交购房款来源中，家族为支持郭秀兰而为郭秀兰支付的购房款，结合赠与人出具的说明，能够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实际购房人是郭秀兰，且刘燕平所谓“十年中产权登记证书由刘燕平持有”，并称郭秀兰没有提出过关于返还产权证书、房屋过户要求，说明刘燕平实际持有了本应当由郭秀兰所有的房屋权属登记证书，刘燕平在离职时仍未将涉案房屋作为其所有的财产，郭秀兰及家属也基于对刘燕平的信任，认为其能够履行接受委托时承诺的随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但在2018年4月份，刘燕平离开侨德公司，在职期间大量财务侵占事实被郭秀兰家族发现，同时刘燕平拒绝按照其承诺办理房屋产权的变更手续，郭秀兰此时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由此可见，刘燕平提出的证据不合逻辑，漏洞百出，涉案房屋购买及后续使用情况已经查清，郭秀兰是涉案房屋唯一所有权人。刘燕平的上诉理由并不成立。（三）购房款来源系证明涉案房屋物权的重要证据。本案中，为确认涉诉房产的所有权属情况，就需要对房产的购买情况、登记情况和使用情况进行审查。郭秀兰系因房产登记情况与实际权属情况不符，刘燕平违背了受托人身份，擅自将本应当由郭秀兰一人所有的房产添加上自己的名字，变为二人共同共有而将刘燕平诉至法院，而刘燕平辩称房屋为其与郭新民共同购买，因此，购房款由谁实际支付，是确认本案当事人，以及各方之间真实关系的关键。金钱确实为流通物，但是打入刘燕平账户的款项，不代表一定是刘燕平所有，更不代表刘燕平可以自由支配。郭秀兰提交的一系列证据，能够证明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是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赠与关系，其次是受赠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委托购房关系，基于对刘燕平的信任和委托，赠与人将款项直接支付给受托人，要求受托人代委托人支付购房款，赠与的资金所有权并不因为进入受托人账户，而成为受托人的财产，受托人更不能自由支配。而刘燕平所举购买自行车的例子，其前提是案外人给了刘燕平500元，而本案中，郭新民不是给了刘燕平钱，而是赠与给其妹妹郭秀兰钱，为郭秀兰委托刘燕平购置涉案房屋提供使用，只是因为知晓委托关系，因此将钱直接打给了刘燕平，既然钱不是“给”刘燕平，刘燕平就没有权利自由支配，仍然应当按照受托范围，履行代为购置涉案房产的义务。郭秀兰已经就每一笔购房款来源及支付情况作出完整说明，但刘燕平称其与郭新民共同购房，未能提供向涉案房屋出资的任何证据，其主张与事实明显不符，且不符合逻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人民法院不予采信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综上所述，涉诉房产应当为郭秀兰一人所有，郭秀兰为涉案房屋的唯一所有权人，刘燕平非涉案房屋的共有权人。恳请依法驳回刘燕平上诉，维护郭秀兰合法权益。李少华未作陈述。郭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燕平协助将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7号楼6-2号、7号楼6-17号房屋过户至郭秀兰名下；2.诉讼费用由刘燕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涉案房屋基本的情况。2009年9月4日，“郭秀兰、刘燕平”与济南发祥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郭秀兰、刘燕平”购买济南发祥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纬六路1号楼1-102号和1-104号（现地址为济南市槐荫区纬六路6-17号和6-2号）的涉案房屋（以下统称槐荫区纬六路6-17号和6-2号房屋）。上述合同落款的买受人处“郭秀兰、刘燕平”的签名，均由刘燕平实际签署。两份合同约定，6-17号房屋建筑面积182.63平米，每平米单价9784元，总价1786852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6-2号房屋建筑面积257.76平米，每平米单价10805元，总价2785097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2012年4月10日，济南发祥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屋结算移交协议书载明，6-17号房屋实测建筑面积182.1平米，实交总价1781666元，应退面积差价5186元；6-2号房屋实测建筑面积256.16平米，实交总价2767809元，应退面积差价17288元；两套涉案房屋的实际应付款为4549475元。2012年4月24日，6-17号房屋办理了产权登记，不动产权证书号为济房权证槐字第151668号，房屋所有权人为郭秀兰、刘燕平共同共有；2012年5月8日，6-2号房屋办理了产权登记，不动产权证书号为济房权证槐字第152019号，房屋所有权人为郭秀兰、刘燕平共同共有。产权登记机关出具的房产证领取表载明，郭秀兰、刘燕平分别于2012年7月4日、2012年8月16日领取了6-17号、6-2号房屋的房产证，该领取表分别由郭秀兰、刘燕平签名。另，刘燕平提交了一份商铺认购合同复印件，该复印件甲方（卖方）一栏打印有济南发祥置业有限公司，乙方（认购方）一栏打印有“郭新民、郭飞、刘燕平”；落款甲方（盖章）处为空白，置业顾问一栏打印有“崔莉莉”、签署时间打印为“2009年7月13日”、乙方一栏手写签署了“刘燕平”。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认购两套涉案房屋，乙方签署定购合同时应分别缴纳定金2万元，签署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冲抵购房首付款；乙方应于本合同签署日期7日内与甲方签订《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二、关于涉案房屋的付款的交易流水情况。2009年9月4日，案外人李树香尾号6492的中信银行账户刷卡支付了130万元的购房款，刘燕平尾号8445的中信银行账户，刷卡支付了61万元。2009年10月14日和11月2日，刘燕平尾号8445的中信银行账户分别刷卡支付了200万元和571949元；以上共计4481949元（李树香130万元、刘燕平3181949元；含未退还的房屋差价款）。刘燕平尾号8445的中信银行账户于2008年5月8日开卡，2008年5月8日至2009年11月2日期间共发生13笔交易，其中金额在300元以上的交易共10笔，具体收支情况如下：日期转入（元）转出（元）备注二〇〇九年三月三日480000侨德公司转存2009年3月4日470000转账给“侨德公司股东”王某2009年7月13日57470转入方及用途不详2009年8月3日550000侨德公司转存2009年9月4日610000支付涉案房款2009年10月13日2500000郭新民转入2009年10月14日2000000支付涉案房款2009年10月28日132800转入方及用途不详2009年10月29日550000转入方及用途不详2009年11月2日571949支付涉案房款合计42702703651949三、双方对于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的陈述。（一）郭秀兰的陈述。郭秀兰主张：郭秀兰的家族会根据家族成员的选择给予投资支持。2009年，郭秀兰想买几套商铺，家族和侨德公司的股东商量后，同意为郭秀兰的购房提供资金支持。郭秀兰和郭新民在2009年6月份左右考察了两套涉案房屋，购房款实际上都来源于侨德公司的资金（通过李树香账户直接给济南发祥置业有限公司刷卡130万元、通过郭新民的账户给刘燕平转账250万元、侨德公司分两次将48万元、55万元存到刘燕平的账户），因为刘燕平平时就掌管侨德公司和家族的财务及公章，郭秀兰、郭新民谈好房屋价格后就交给刘燕平去处理了。因郭秀兰的父母年迈，平时主要是郭秀兰照顾父母，而刘燕平对财务的事项比较熟悉，所以委托刘燕平办理后续事宜。后来发现有刘燕平的名字，刘燕平解释说将来房屋出租等事情只写郭秀兰一个人的名字办理手续不方便，这样就她把自己的名字加上，就是为了办理这些手续方便，以后需要更名时，她会及时配合；如果房屋转让，她也不会要一分钱。2018年，刘燕平从侨德公司离任后，郭秀兰及家族人员陆续发现了刘燕平在任期间的种种经济问题，给刘燕平发微信打电话也曾找他们共同的朋友协商，但刘燕平均采取回避的态度，后来把他们的电话、微信加入了黑名单。他们也到刘燕平槐荫区的居所找了她多次，但是一直没有开门。通过朋友给刘燕平送过信，刘燕平未给任何回复。所以郭秀兰通过正常途径要求刘燕平返还涉案房屋未果，只能诉至法院。（二）刘燕平的陈述。刘燕平主张：刘燕平与郭秀兰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刘燕平就是涉案房屋的共有人。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系刘燕平和郭秀兰的哥哥郭新民，而郭新民与刘燕平之间特殊的同居关系已持续二十多年，双方的在大部分财产存在混同，且刘燕平在此期间还负责管理郭新民实际控制的侨德公司的财务及经营。即使双方分手后，至今郭新民还欠刘燕平500万元。因为郭新民答应给刘燕平补偿款，后来郭新民想买商铺，刘燕平说作为补偿，二人一起买房子，郭新民同意了。购买涉案房屋时，是刘燕平与郭新民一同去的，由刘燕平签的字。在一起去签合同的时候，郭新民说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因为郭新民当时已经是副厅级干部，才换成郭秀兰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郭新民让刘燕平替郭秀兰签上了名字。四、关于涉案房屋房款的构成及来源。（一）关于李树香中信银行账户刷卡的130万元郭秀兰与刘燕平均称，李树香系郭秀兰之母，李树香于2017年去世。郭秀兰主张：涉案房屋刷李树香130万元是母亲李树香为郭秀兰购房而提供的资金支持。刘燕平主张：涉案房屋刷李树香130万元银行卡的Pos单是郭新民签的字，李树香的卡实际是由郭新民掌管，银行资金变动的提示登记的是郭新民的手机号。刘燕平只知道郭新民用其亲人的卡支付了部分购房款，至于是谁的卡刘燕平并不知情，郭新民当时称钱是他自己的，因其系政府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所以让亲属代为保管。侨德公司于2020年1月3日出具了一份证明，主要内容为：“2003年至2018年4月期间，刘燕平在我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在此期间，刘燕平设置了李树香名下尾号6492的中信银行卡用于我公司的投资理财，该账户内的资金来源于我公司的资金分配。2009年9月4日，用李树香尾号6492的中信银行卡在济南发祥置业公司刷卡支付的130万元，用于郭秀兰购买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7号楼6-2号、7号楼6-17号的房屋。购房合同及办证事宜均由刘燕平代为办理，郭秀兰系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二）关于通过刘燕平中信银行账户支付的购房款。1、对于侨德公司存入刘燕平的48万元和55万元。郭秀兰主张：上述款项系郭秀兰家族的侨德公司对郭秀兰购房提供的资金支持。刘燕平是侨德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上述款项转入刘燕平账户，并由刘燕平办理相关手续。刘燕平主张：刘燕平在山东省民主党派机关联络服务处工作；自2003年开始至2018年4月期间，刘燕平在侨德公司帮忙负责公司财务，按月领取报酬；侨德公司曾向刘燕平的账户进行过转账，如公司分红、报销会将款项转到刘燕平的卡上；侨德公司财务章、银行印鉴、U盾等由刘燕平保管。侨德公司涉案的48万元和55万元转账是刘燕平操作的，但是48万元中的47万元是用于向侨德公司的股东王某进行的分红。侨德公司于2020年1月3日出具了一份证明，主要内容为：2003年至2018年4月期间，刘燕平在我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我公司分别于2009年3月3日和2009年8月3日存入刘燕平尾号8445的中信银行账户48万元和55万元，用于郭秀兰购买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7号楼6-2号、7号楼6-17号的房屋。购房合同及办证事宜均由刘燕平代为办理，郭秀兰系房屋的实际权利人。经查，2009年3月3日存入刘燕平账户的48万元，已于次日转账给案外人王某。对于该账户的内其他款项，刘燕平称与自己的钱是混在一起的，目前无法区分。关于郭新民转账给刘燕平的250万元。郭秀兰主张：上述款项系郭秀兰家族的侨德公司对郭秀兰购房提供的资金支持。刘燕平主张：当时郭新民与刘燕平的钱是混同的，对于刷刘燕平银行卡支付的购房款，刘燕平没有计算其中有多少是刘燕平的自有资金。郭新民于2020年1月2日出具了一份证明，主要内容为：受郭秀兰委托，我于2009年10月13日给刘燕平尾号8445的中信银行账户转账了250万元，用于郭秀兰购买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7号楼6-2号、7号楼6-17号的房屋。购房合同及办证事宜均由刘燕平代为办理，郭秀兰系上述房屋唯一的实际权利人。涉案房屋的后续使用情况。郭秀兰主张：房屋交付后用于出租，并由刘燕平办理出租的具体事宜。2018年刘燕平从侨德公司离职后，由郭秀兰处理后续出租事宜并收取房租。刘燕平主张：去谈租赁合同的时候都是刘燕平和郭新民一起去；房子以刘燕平的名义出租，合同是刘燕平去签，房租打到刘燕平的账户，有的时候房租也给郭新民，房租刘燕平与郭新民两个都在用；2018年2月之后，刘燕平没再去过涉案房屋，刘燕平不清楚现在的出租状况。六、关于与涉案房屋有关的账务资料情况。（一）刘燕平2017年书写的账务资料。刘燕平在2017年曾手写了一份名称为《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余额》的账务资料，主要内容为：一、收支情况上的余额：1.公司xxx元2.账外xxx元3.股票账户6328753.31元。二、实际余额：1.公司xxx元2.账外：xxx元3.股票账户2437648.31（实际应有余额6328753.31元、买发祥458万元，2015年初还款688895元，目前余额6328753.31元-458万元+688895元=2437648.31元）。郭秀兰称：刘燕平在担任侨德公司财务负责人期间，侨德公司的账务处理主要分三块，一个是公司主账，还有两个公司的副账；“股票账户”就是用李树香的中信银行卡理财的账户，主要用于公司家族投资。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源头上就是出自这个账户；刘燕平的手写清单可以体现，截至2016年12月31日，“股票账户”中应余额630多万元，实际余额240多万元，其中差额就是投资了涉案房屋，扣除了458万元的购房费用。因此，刘燕平明知购房款是郭秀兰的家族财产，而且计入了“股票账户”，刘燕平只是为方便办理手续、名义上的购房人，不是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刘燕平在该清单上明确载明发祥巷房款由公司支付，说明刘燕平明知并承认涉案房屋是公司款项支付的，与刘燕平个人无关。刘燕平称：出具该账务资料的原因为，郭新民是侨德公司的实际掌控人，刘燕平在侨德公司做会计，帮助郭新民管理财务，刘燕平定期给郭新民说明其个人的支出状况。对于“股票账户”，是侨德公司曾转让了120万元渤海股票法人股，转让价款3117万元用做假账的方式偷税漏税后存放于这个“股票账户”；“股票账户”实际余额是郭新民家族最后剩余股票款的余额。（二）刘燕平于2018年1月19日书写的账务资料。刘燕平在2018年1月19日还手写了一份账务资料，其中“收：”一栏的第二项载明“发祥2013年-2016年，26万/年×4年=104万”。郭秀兰称：该账务资料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上述房租不是刘燕平所有，刘燕平负责郭秀兰家族的财务，也协助处理相关投资事务，涉案房屋的房款支付、购房合同的签订、房屋的出租，刘燕平只是名义上的执行者，并非实际权利人。刘燕平称：该账务资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账务资料中该项记载的意思，现在记不清了。七、关于刘燕平与郭新民的关系。刘燕平主张：郭新民是侨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侨德公司42.86%的股权；刘燕平与郭新民存在长期同居关系，双方存在财产混同。为证实与郭新民的关系，刘燕平提交了两张海边的合影照片，照片中的人物为刘燕平与一男性；刘燕平称照片中的男性为郭新民，郭秀兰对该男性的身份未予否认。刘燕平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5日的打印承诺书和手写欠条，落款处有“郭新民”字样的签名。承诺书的主要内容为：为了给自己加以约束，本人从今以后绝不在和其他女人有超出正常关系的亲密交往，不和原配夫人之外的女人结婚、同居及搭伙过日子，以上两项内容由刘燕平随时监督本人，一经调查发现违反上述两项内容，自愿付给刘燕平违约金1000万元。欠条的内容为：今欠刘燕平500万元。刘燕平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10日的手写承诺书，落款处有“郭新民”字样签名；主要内容为:由于之前我与刘某交往过于频繁，以致让别人感到超出了正常交往行为，现深感自己的行为不对，并承诺今后不再与刘某有任何联系，并从此断绝一切关系，以上承诺如有违背我将满足刘燕平提出的一切要求（此承诺书由刘燕平执笔，本人为承诺人）。刘燕平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5日的遗嘱，落款处有“郭新民”字样签名，主要内容为：因我和刘燕平的特殊关系，在我死后郭飞代我给刘燕平偿还500万元。对于上述承诺书、欠条、遗嘱的形成原因，刘燕平主张：刘燕平发现郭新民和刘某的关系后想去纪委告发，郭新民害怕了给刘燕平出具的；后来刘燕平发现郭新民与刘某还有联系，郭新民说给刘燕平钱是为了不让她去告发他，刘燕平说郭新民在糊弄她，郭新民说他就是死了，也让儿子给刘燕平这个钱。刘燕平认为这算是两个人24年的精神补偿，这个承诺也没有兑现。对于上述承诺书、欠条、遗嘱，郭秀兰主张：郭新民并非本案当事人，对上述承诺书、欠条、遗嘱签名的真实性无法认定，无论上述证据是否真实，上述证据内容均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应属无效。刘燕平只是负责侨德公司与郭秀兰家族的财务，与郭新民根本不存在同居男女关系。证人李延虹出庭作证称：据李延虹了解，涉案房屋是刘燕平与郭新民的；对于房款的支付情况，李延虹称听刘燕平说过了解一些，但具体不清楚；后来听说房屋出租了，租金给刘燕平，他们自己花；刘燕平和郭新民同居的住所有很多地方，如天桥区的洛口，具体小区门牌号记不清了，这些房子都是刘燕平个人所有；郭新民写涉案借条及承诺书时，李延虹不在场，是后来听刘燕平说的。郭秀兰就刘燕平的财务状况、刘燕平与郭新民的财务往来、刘燕平从“保险柜”中带走的物品向李延虹发问，李延虹拒绝回答。另，刘燕平与李少华于2007年12月14日协议离婚，于2018年4月16日复婚。一审法院认为，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第三人李少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本案有四个焦点问题：一、刘燕平是否为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二、郭秀兰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三、郭秀兰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四、刘燕平所称的与郭新民的关系问题，是否影响本案的认定。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刘燕平是否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共有权人。涉案购房合同中的买受人虽然为郭秀兰、刘燕平，但是买受人处的“郭秀兰”是由刘燕平实际签署，并由刘燕平办理相关手续。故，刘燕平的该种行为应系委托代理行为。对于刘燕平在购房合同该种签署自己的姓名，并用其账户支付购房款的行为。刘燕平陈述，2003年至2018年4月期间刘燕平负责侨德公司的财务工作，并掌握侨德公司的财务章、银行印鉴、U盾等资料。郭秀兰、刘燕平、侨德公司均认可，侨德公司设置了理财的“股票账户”。刘燕平2017年在负责侨德公司财务工作期间手写的《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余额》的账务资料中，刘燕平记录“股票账户”的“实际应有余额6328753.31元、买发祥458万元，2015年初还款688895元，目前余额6328753.31元-458万元+688895元=2437648.31元”，该账务资料可以体现刘燕平已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入账，并未将其作为刘燕平的个人资产。侨德公司于2009年3月3日存入刘燕平8445中信银行账户的48万元，刘燕平将其中的47万元转账给“侨德公司的股东”王某，该转账行为应系刘燕平用其8445账户履行侨德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职务行为。截至2009年11月2日，除上述47万元外，8445账号中支出的款项全部用于支付了涉案购房款。因刘燕平不能区分上述账户中的款项构成及来源，结合刘燕平在侨德公司的工作职责、8445银行账户之前的用途性质，根据《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余额》的记载，参考侨德公司与郭新民的交易流水及出具的款项用途说明，应认定用刘燕平账户支付的购房款，并非刘燕平的自有资金。刘燕平在2018年1月19日仍负责侨德公司的财务，刘燕平在该日手写的账务资料中记载，“收：...发祥2013年-2016年，26万/年×4年=104万...”。刘燕平在庭审中陈述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曾以刘燕平名义签订并收取房租。结合上述账务资料可以认定，即使刘燕平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曾签订过房屋租赁合同或收取房租，刘燕平也未将房租收入作为其个人收入。故，截至2018年1月19日，刘燕平并无作为涉案房屋实际所有权人的意思表示。综上，虽然涉案房屋的购房合同上由刘燕平签署了郭秀兰与刘燕平两个人的名字，并办理了郭秀兰、刘燕平的共同共有登记。但是，从刘燕平的身份职责、购房款的出资构成、涉案房屋后续的使用收益方面可以认定，刘燕平并非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郭秀兰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在涉案购房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郭秀兰并未在购房合同上签名，也未直接支付购房款，仅亲自领取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但是，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均出具说明称涉案房屋的购房合同及办证事宜均由刘燕平代为办理，郭秀兰系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郭秀兰又系李树香之女，合同签订、支付房款时李树香尚未去世。因此，郭秀兰提出的侨德公司及郭秀兰家族为其房地产投资提供资金支持，由郭秀兰实际购买涉案房屋的意见，符合常理，也具有事实依据，对其此项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郭秀兰应系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因此，郭秀兰应系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郭秀兰亦为本案的适格原告并有权要求刘燕平返还原物，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办理涉案房屋过户中发生的税费，应由郭秀兰自行负担。对于第三个焦点问题，郭秀兰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郭秀兰称，刘燕平2018年4月不再负责侨德公司的财务工作后，郭秀兰等开始向其主张权利返还财产，但刘燕平采取回避态度。如前文所述，截至2018年1月19日刘燕平出具手写的账务资料时，刘燕平并无作为涉案房屋实际所有权人的意思表示。故，郭秀兰在此时尚未意识到自身权益受损，郭秀兰于2019年12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刘燕平亦未证实曾在2016年12月4日之前表示拒绝返还相关物权权益，故郭秀兰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第四个焦点问题，刘燕平所称的与郭新民的关系问题，是否影响本案的认定。刘燕平主张：郭新民是侨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侨德公司42.86%的股权；刘燕平与郭新民存在同居关系，双方存在财产混同，涉案房屋系郭新民给予刘燕平的补偿，故刘燕平应系涉案房屋的共有人。（一）关于刘燕平提交的照片、承诺书、欠条及遗嘱。1、关于照片。刘燕平提交了两张与郭新民海边合影的照片，郭秀兰对该照片未予否认。该照片体现的拍摄地点位于公共场所，未体现出二人有过分亲昵的行为。故，上述公共场合的照片，不能证实刘燕平称与郭新民同居二十余年的主张。2、关于承诺书。对于承诺书，郭秀兰未认可“郭新民”签名的真实性，郭新民也非本案当事人、未参与庭审质证，上述证据一审法院难以单独采信。即使上述签名是真实的，于2017年签署的承诺书的也不能体现购房时刘燕平与郭新民构成了同居关系，无法证实同居的存续期间，亦不能证实双方已形成了同居共有财产。3、关于欠条和遗嘱。对于欠条和遗嘱，刘燕平称发现了郭新民和刘某的关系想去纪委告发，郭新民害怕了出具了上述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非法占用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因此，即使欠条和遗嘱上的签名是真实的，若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也不应发生法律效力，不受法律保护。（二）郭新民是否有权将婚内财产赠与给刘燕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当事人于合法婚姻关系之外，谋求建立或维持不正当性关系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以其为条件的赠与无效。故，即使郭新民在婚内期间于2009年10月13日将250万元赠与给刘燕平，该行为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且构成无权处分，该行为当属无效。（三）郭新民是否有权将侨德公司的财产赠与刘燕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刘燕平称郭新民是侨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侨德公司42.86%的股权，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刘燕平作为财务负责人应系侨德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且应明确知晓侨德公司的章程制度及财务状况。即使郭新民持有侨德公司42.86%的股权，股东个人也无权代表公司赠与大额财产，刘燕平亦非善意相对人。故，在未取得侨德公司追认的情况下，即使郭新民代表侨德公司进行了赠与，该无权处分行为也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刘燕平辩称的与郭新民的关系问题即使属实，也不影响本案中涉案房屋权属的认定；对于刘燕平的该项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应采纳。因涉案房屋并未登记在李少华名下，刘燕平取得房产登记时亦未与李少华复婚。故，李少华并无协助义务，刘燕平将涉案房屋过户给郭秀兰也不会导致李少华的权益受损，李少华对本案不应承担责任。据此，判决：被告刘燕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将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7号楼6-2号（不动产权证书号：济房权证槐字第152019号）、7号楼6-17号（不动产权证书号：济房权证槐字第151668号）房屋过户至原告郭秀兰名下（办理房屋过户产生的税费，由原告郭秀兰负担）。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郭秀兰负担50元，被告刘燕平负担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郭秀兰负担2500元，被告刘燕平负担25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郭秀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租赁协议两份、房屋交割单一份、银行转帐凭证两份、支付宝和短信截图两份，均证明自刘燕平走后房屋出租的事宜均由郭秀兰办理，承租人直接向郭秀兰交付房屋且涉案房屋的物业费一直由郭秀兰缴纳，说明郭秀兰才是房屋唯一且真正的所有权人。如果刘燕平真的是该房屋的共有权人，那么刘燕平的离职并不会引起涉案房屋共有权利的变化，房租如果在其离职前就是为其所有，离职后仍具有所有权，其离职后房屋租赁合同、房租收取物业情况的变化说明刘燕平在职期间收取房租等行为为职务行为，刘燕平都没有对房屋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其不是房屋共有权人。刘燕平质证称，对房屋交割单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交割单的形成日期是2017年9月10日，刘燕平认可的事实房屋的管理经营及收益在2018年之前是由刘燕平以及郭新民共同管理收益，2018年刘燕平与郭新民分手后发生过较大冲突，刘燕平在2018年复婚基于不想与郭新民发生更大冲突，没有对房屋的收益与郭新民发生直接争执，在2018年4月份之后房屋是由郭新民管理及出租，刘燕平认为作为产权人有诉权主张相应收益，还没有进一步主张房屋收益时郭新民通过郭秀兰发起本案关于物权诉讼。刘燕平还没有另案主张房屋的租赁权益，刘燕平保留追究房屋租赁权益返还的诉讼权利。对租赁协议真实性有异议，郭秀兰一审诉状中其签字可以看出，郭秀兰签名与租赁协议中郭秀兰签字不一致，郭秀兰并没有对涉案房屋经营，郭秀兰不是真正的房屋权利人，只是顶替郭新民为显名人，两份租赁协议中郭秀兰签字是郭新民签的。租赁协议中高传亮的协议是2018年之后租赁的，也承认2018年之后是郭新民在管理房屋并不代表郭秀兰据此对房屋进行管理及收益并不能确认郭秀兰为房屋权利人。对江俊先的租赁协议真实性有异议，刘燕平也有一份与江俊先的租赁协议，刘燕平手里的租赁协议与郭秀兰提供的租赁协议租赁期限一样，房屋在2017年租赁时是刘燕平租赁给江俊先的，刘燕平也收取了相应的租赁费用，最后一次收取的时间是2018年3月8日，收取的租赁期间是2019年3月8日之前的租金，该租赁协议不能说明郭秀兰自2017年就开始对涉案房屋管理收益。对支付宝及短信截图真实性有异议，对银行转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江俊先在2019年7月份向郭秀转账是货款，与租赁关系无关。2020年4月份江俊先的转账真实性无异议，在郭新民管理期间，郭秀兰替郭新民收取的房屋租金，并不能证明郭秀兰享有房屋管理的权益。刘燕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李树香130万元刷卡POS单，该份证据上的签字是郭新民所签，能够证明该房屋是刘燕平与郭新民共同购买，侨德公司陈述刘燕平刷卡代为支付，与事实不符。2、房屋结算移交协议书，该证据来源于郭秀兰的一审举证，结合房屋买卖合同，郭秀兰及刘燕平均为刘燕平一人签字，能够说明房屋交付时，郭秀兰均未参与。3、房屋转移登记申请书，该证据来源于郭秀兰的一审举证，根据房屋登记的相关规定，办理房屋登记必须本人亲自到场，因此这份申请书签署时郭秀兰是在现场的，但郭秀兰却未在申请书上亲自签字，均是刘燕平所签，该份证据证明郭秀兰与刘燕平不存在委托关系，郭秀兰从未认为其个人与该房产有任何关系。4、租赁协议六份、银行转账记录9份，涉案房产出租人都是刘燕平，该房产一直由刘燕平实际出租、收益，在长达近七年的时间，郭秀兰从未向刘燕平主张过房租收益，证明郭秀兰自己非常清楚其并非该房产的实际权利人，双方自始不存在郭秀兰所陈述的委托关系。5、郭新民确认的支出明细，该份证据显示5月10日支付青铜器43万元以及其他花销29万元，以上开支与郭秀兰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8刘燕平亲笔书写的财务情况清单，可以相互印证，证明郭秀兰所提交的证据8是刘燕平与郭新民共同生活期间的收入和支出的记载，与本案无关，更不能根据证据8中的关于房租的记账，认定刘燕平不是房屋的收益人。一审中的郭秀兰提交的证据8涉及的还款68万元以及相应的租金收益等记载均是刘燕平与郭新民共同生活期间的收支记录，证据8不是公司的记录。6、2004年股东会决议，证明郭新民是侨德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持有该公司42.86%的股权，同时证明王惠芝是侨德公司的股东，与一审中提交的47万转账给王惠芝的转账记录相互印证，该47万元是给股东的分红，能够证明一审对购房款的认定是错误的。郭秀兰质证称，刘燕平认为郭秀兰签字不是真实的，可以申请鉴定。证据1原件由刘燕平提供，真实性认可，一审中提交的材料不应当作为新证据使用，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郭秀兰的签字是由刘燕平代签，刘燕平在开庭笔录中本人明确其代为签字。对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郭秀兰没有参与房屋交付。对证据4租赁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转账凭证真实性无异议，租赁协议是2017年2月25日至2022年2月24日，转账凭证无法看出是谁与谁的交易，对方户名是李某某。郭秀兰说过确实是刘燕平办理房屋出租、收款事宜。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不知道是谁书写，证据与本案无关，郭新民不是本案当事人。68万元并不是郭新民用来与刘燕平共同生活的支出，实际是郭新民为公司购买奔驰车的费用，68万元当初是郭秀芳的卡上支出，车辆由郭新民使用，后又通过公司把68万元还上。对证据6真实性不能确认，是刘燕平提交公司股东会议原件，为什么公司股东会原件在刘燕平处，说明刘燕平实际上掌控公司财务、股权等诸多权利，而且并未进行实质交接，股东会决议郭秀兰及公司多次向刘燕平索要，刘燕平拒不交还。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使该股东会决议是真实的，该决议与本案无关，本案系郭秀兰与刘燕平合同纠纷，郭新民是否为股东均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郭秀兰提交的房屋交割单、银行转账凭证，刘燕平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此应予确认；郭秀兰提交的租赁协议、支付宝、短信截图，刘燕平虽对此不予认可，但结合上述房屋交割以及承租人向郭秀兰支付款项的事实，可以印证涉案房屋在此期间由郭秀兰掌控并收取房租的事实，但至于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及产权归属问题，应结合本案其他事实综合予以认定。刘燕平提交的李树香银行账户刷卡POS单、房屋结算移交协议书、房屋转移登记申请书，郭秀兰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故予以确认，但现有证据无法确认POS单上的签字系郭新民所为，郭秀兰对此亦不予认可，即使属实，亦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系由刘燕平与郭新民共同购买的事实，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郭秀兰本身认可其并未参与房屋移交手续，而是由刘燕平代理，至于郭秀兰是否在房屋转移登记申请书中签字，均无法证明涉案房屋的归属问题，故本院对刘燕平提交的房屋结算移交协议书、房屋转移登记申请书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刘燕平提交的租赁协议、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明涉案房屋在此期间由其掌控和管理，但并不能以此证明该房屋归她所有；刘燕平提交的支出明细、股东会决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郭秀兰对此亦不予认可，且即使属实，亦不能证明刘燕平的主张成立，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一、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二、一审认定郭秀兰系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是否正确；三、一审对房屋过户税费及诉讼费的负担的处理是否合法。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必要诉讼参与人问题。涉案房屋现登记的产权人为郭秀兰与刘燕平共同共有，相关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亦载明为郭秀兰和刘燕平。现郭秀兰起诉主张其系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而刘燕平仅系受托办理房屋买卖、产权登记、房屋经营管理等事项，并要求刘燕平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由此可见，涉案纠纷系郭秀兰与刘燕平之间产生的纠纷，与案外人郭新民、侨德公司并无直接关联。至于有关购房款项来源及房屋归属问题，郭新民、侨德公司均出具书面证明澄清了相关款项及房屋产权均系郭秀兰所有。故本案并不存在遗漏必要诉讼当事人之情形。其二，关于本案案由确定是否得当、是否违反专属管辖问题。本案纠纷争议焦点在于房屋买卖合同中实际购买人的认定问题，一审将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郭秀兰基于其系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的前提，一并提出要求将涉案房屋产权过户至其一人名下的主张，一审对此予以处理并无不妥。同时，本案亦不属于专属管辖的范畴。刘燕平主张一审违反专属管辖规定、未依据确定案由进行审理欠妥，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三，一审中，刘燕平抗辩称其与郭新民系同居关系，相关购房款系其与郭新民共同所有，涉案房屋系其与郭新民共同购买。在此情况下，为查清涉案房屋购房款的归属及实际购买人问题，一审对刘燕平所提出的上述抗辩主张进行评判，并无不当。刘燕平主张一审违背“不告不理”原则，对其与郭新民之间的关系及赠与关系作出认定，违反法律规定，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三，刘燕平主张一审适用速裁程序进行审理违反法律规定，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认定郭秀兰系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是否正确。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买卖合同虽载明购买人为郭秀兰和刘燕平，前期有关房屋买卖手续的办理及房屋经营的管理亦由刘燕平所为，但综合分析全案事实，本案应认定郭秀兰为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而刘燕平仅系受托人。理由如下：其一，基于刘燕平长期担任郭秀兰家族企业即侨德公司财务负责人的特殊身份，以及郭秀兰家族人员的特殊情况，刘燕平受托购买涉案房屋并代为经营管理具有合理性；刘燕平自己记载的财务收支概况清单亦将涉案房屋购房款及租金入账，而并未将其归入其个人财产范畴；刘燕平离职后即不再掌控涉案房屋及经营管理，而是交由郭秀兰进行处理，其亦自认不清楚现在的房屋出租情况，上述事实均能相互印证。其二，根据查明事实，涉案房屋购房款来源于郭秀兰之母李树香、郭新民及侨德公司，而郭新民、侨德公司均出具证明称相关款项系为郭秀兰购买涉案房屋而支出。相反，刘燕平并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对购买涉案房屋存在出资的事实。据此，涉案房屋购房款的出资人应当认定为郭秀兰。其三，刘燕平抗辩称其与郭新民系同居关系，涉案房屋系其与郭新民共同购买，但郭秀兰对此并不认可，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刘燕平的该主张成立，本院对此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刘燕平所称其与郭新民存在同居关系属实，但涉案房屋购买期间，郭新民与李少华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此期间郭新民将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赠与刘燕平，该行为也因违背公序良俗、无权处分而应认定无效。综上分析，一审认定郭秀兰系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基于郭秀兰与刘燕平之间在购买涉案房屋及房屋经营管理中的委托关系，以及郭秀兰系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的事实认定，一审判决刘燕平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至郭秀兰名下，同时判决由郭秀兰负担办理过户手续的税费，并由双方分担本案一审诉讼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郭秀兰、刘燕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郭秀兰负担100元，上诉人刘燕平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黄宏伟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乔馨书记员李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