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23748号原告：周卫峰，男，198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如皋市。被告：上海通诗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陶萍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淡宁，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卫峰与被告上海通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诗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卫峰、被告通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淡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卫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通诗公司：1.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77,000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49,000元；3.支付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84,000元；4.支付2011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高温费6,000元。周卫峰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为：本人自2011年7月起被通诗公司老板吴建兴安排至各地，对通诗公司承接的空调安装项目从事项目管理以及售后维修保养的管理工作。本人每月工资一开始是6,500元，后调整为7,000元，由通诗公司通过银行、微信或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发放。本人自2017年9月起的工资，通诗公司一直未予发放，本人多次催要，通诗公司表示其在越南有一个项目，结束后会有钱进账，到时会支付给本人，本人遂一直坚持工作。2018年7月29日左右，本人从事的最后一个项目完工，本人提交了项目报告，通诗公司老板吴建兴告知本人不再安排本人工作了，所以通诗公司是于2018年7月31日辞退了本人。本人被辞退时也提出工资未发放的问题，吴建兴表示过段时间会支付。2018年8月，本人通过电话向吴建兴提出工资和高温费事宜，吴建兴表示两项费用会一并结算。综上，本人认为：通诗公司应支付拖欠本人的自2017年9月起至2018年7月31日被辞退日止的工资77,000元(7,000×11个月)；本人于2011年7月入职，于2018年7月31日被辞退，通诗公司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49,000元(7,000×7个月)；通诗公司未与本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本人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4,000元(7,000×12个月)；本人无固定办公室，均在露天工作，故通诗公司应支付本人2011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在职期间21个月的高温费6,000元。通诗公司辩称，不同意周卫峰的诉讼请求。周卫峰于2011年7月入职本公司，担任工程管理岗位，领取固定工资。本公司的业务是为客户的大型空调提供安装工程服务，周卫峰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本公司承接的空调安装工程，是工地现场管理人员。双方确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周卫峰任职期间，所管理的工程长期存在费用报销账目不清问题，还存在工作态度、责任心等问题。由于周卫峰长期费用报销账目不清，积欠较多，本公司按每月7,000元标准转账支付其至2017年8月止的工资。2017年12月，周卫峰提出结束双方劳动关系，变更双方关系为工程承包合作关系，故双方自2018年1月起为工程承包合作关系，但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具体方式是：本公司承接到空调安装工程，就询问周卫峰愿否做，周卫峰表示愿意，本公司就将工程转包给其，由其自行雇佣工人，自负工人工资等成本，进行现场管理；双方口头协商一个打包价，包含周卫峰自己和其找来的工人的报酬，以及工程所需工具和材料的费用；本公司不再进行管理，只要求周卫峰按期完成工程，本公司按约支付打包价。双方之所以发生本案的争议是因为在2019年1月，双方进行了对账，周卫峰觉得不划算了，且其承包的工程发生质量问题，被客户罚款，周卫峰不想认，双方为此产生矛盾和分歧，于2019年5月停止合作。周卫峰所述本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将其辞退，该情况不存在。综上，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1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自2018年1月起为工程承包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2019年5月。周卫峰直至2019年6月才申请仲裁，不应得到支持。周卫峰自述实际工作至2018年7月是为规避仲裁时效所作的陈述，不属实。如周卫峰所述属实，其不可能在2018年期间未收到任何工资，却从未提出异议，还于2019年配合与本公司进行结算。周卫峰也从未催讨过高温费。周卫峰针对通诗公司上述意见表示：通诗公司确实从事大型空调安装，本人在各项目的工地从事项目管理工作。本人自入职起就负责为各项目找工人，工具材料则由本人提供供应商，通诗公司去采购，本人偶尔会参与采购，采购费用由本人向通诗公司打申请预先支取备用金，有时会自行垫付，事后以发票或收据报销。2018年，通诗公司告知不认可本人提交的收据，相关费用要本人自行承担。本人从事的安装项目均由通诗公司安排，本人不能拒绝。2018年1月前后，本人一直是上述的工作方式，无任何变化。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周卫峰于2011年7月1日进入通诗公司从事项目经理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通诗公司支付周卫峰至2017年8月止的工资，之后的工资未再支付。通诗公司为周卫峰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8年1月止。庭审中，双方确认一致，通诗公司未为周卫峰办理过退工手续。周卫峰持有一份由通诗公司盖章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4日的《在职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我单位周卫峰男士，(出生年月日及身份证号略)自2015年7月至今在我单位工作，任职为项目经理，月收入约为7000.00元。特此证明！”该证明落款处“负责人签名”一栏签有吴建兴名字。庭审中，周卫峰表示，吴建兴是通诗公司实际管理人，也是通诗公司法定代表人陶萍萍的丈夫。通诗公司则确认吴建兴系本公司总经理、实际控制人。周卫峰另持有一份加盖上海思摩冷冻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摩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吴建兴)公章、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25日的《公司授权委托书》，相关内容为：“兹委托刘加康、徐金锋驻项目现场负责北京奔驰涂装车间冷冻站陪产工作(事宜)，并委托周卫峰为此项目陪产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特此委托！授权有限期：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0日”。周卫峰2017年8月30日至12月20日期间的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通诗公司和思摩公司不定期(思摩公司有两笔)转账支付周卫峰金额不固定(最低2万元，最高10万元)的钱款，交易摘要分别显示为“电子汇入”、“采购材料备用金”、“德清工程费用”、“工程款”、“材料备用金”、“采购款”、“材料款”等。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1日期间，通诗公司通过吴建兴个人银行账户或由员工徐宏伟通过微信转账方式，不定期转账支付周卫峰金额不固定金额(最低1,000元，最高20万元)的钱款，交易摘要分别显示为“德清款”、“亚朵酒店费用”、“萧山人工费”、“联谊大厦维修款”、“费用”、“人工费”、“德清工资”、“消费支出”等。2018年11月23日,周卫峰签署一份核对表格，确认收到通诗公司付款日期在2017年12月29日2018年8月30日期间的共22笔钱款，每笔金额不等(最低为1,000元，最高为20万元)。该表格“备注”一栏注明各笔钱款为各项目的“工程款”或“空调吊装费及房租”或“维修保养费”等。该表格下方有一行打印内容：“以上部分已和周卫峰核对，双方确认金额。绿色部分(上方手写‘深灰色’)为在职期间领款54197.00元，需扣除费用报销；黄色部分(下方‘浅灰色’)为代付至采购公司合计274,863.40元。”周卫峰在该打印内容后手写：“同意以上合计数字，注：公司直接汇款给商家与我私人不存在经济关系。”上述内容之后，另有一张小表格，写明是“待核实”的费用清单，费用项目为工程款、“吊筋”、“管配件等”、“角铁支架”、“油漆”等内容。2019年7月10日，周卫峰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通诗公司支付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期间的工资77,000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5万元、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8万元、2011年至2017年期间高温费6,000元。2019年8月15日，该委作出徐劳人仲(2019)办字第2396号仲裁裁决，对周卫峰的全部请求不予支持。周卫峰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即为本案。仲裁庭审时，周卫峰陈述，2018年8月1日，吴建兴口头说解除劳动关系。通诗公司不予认可。此外，通诗公司申请陈海峰、徐宏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自2018年2月起，周卫峰自行在外承接工程，与通诗公司已无劳动关系；徐宏伟是代通诗公司支付周卫峰工程款。陈海峰当庭陈述，本人在上海宇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烁公司)工作期间，于2018年2月被周卫峰加了微信，周卫峰告诉本人，其到宇烁公司干活，工程款没有结清，本人遂负责与周卫峰结清工程款的事宜。徐宏伟当庭陈述，本人于2014年入职通诗公司，为在职的项目经理，确认支付周卫峰的钱款是代表通诗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周卫峰对上述证人所述表示：对两人所述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自己没有见过陈海峰，没有为宇烁公司干过活，2018年1月至7月期间也没有承接过其他公司的空调安装业务。上述事实，除双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证明外，另有周卫峰提供的《公司授权委托书》、《在职证明》、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材料，以及通诗公司提供的周卫峰于2018年11月23日签署的费用核对表格及相应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和微信和银行转账的页面截屏打印件、仲裁庭审笔录、银行付款通知等证明，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周卫峰诉状中罗列的自2016年起由其参与管理工作的各项目情况为：2017年2月至6月期间，自己被安排至“汉桥文化科技园”管理部分空调二次改造工程；2017年7月，自己被安排管理“上海票据交易所餐厅”空调改造项目；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期间，自己被安排至德清管理“诺富特酒店”空调安装项目。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期间，被要求管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空调改造项目。2018年3月至7月期间，被安排继续完成德清的“诺富特酒店”空调安装项目的后期收尾和验收移交工作；与此同时，自己还被安排去“萧山雅朵酒店”、“青浦恒大会所”、“杭州凯悦酒店”从事空调整改、收尾和改造工作。通诗公司表示：周卫峰诉状中罗列的上述项目及日期属实，的确是周卫峰任职期间，本公司承接的项目，且周卫峰作为管理人员都参与了，但其工作内容不止这些；其中最后两个项目即法院项目和德清“诺富特酒店”项目是双方开始新的合作关系后，本公司交给周卫峰分包的，其余项目均是周卫峰在与本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参与从事管理工作的项目。庭审中，关于通诗公司和思摩公司之间的关系，双方各自的陈述为：周卫峰表示不清楚，吴建兴安排自己做什么自己就做么，两公司一样都是从事空调安装的；通诗公司则表示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是吴建兴，周卫峰与本公司劳动关系和合作关系存续期间，两公司的项目都会交给周卫峰做。关于工作安排、办公室及考勤情况，双方各自的陈述为：周卫峰表示：本人在通诗公司工作期间，无固定办公室，在各个项目的施工现场办公，既有室内也有室外，无固定上、下班时间，无需考勤。每次工作安排均由通诗公司通过微信、电话或口头方式告知，安排本人与客户对接。无项目时，通诗公司就安排本人从事售后维修和保养工作。无工作安排时，本人在家待命，也只发生过一次，在2012年期间一周左右时间。通诗公司相应的陈述为：周卫峰在本公司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在工地现场，无需考勤，是否有固定办公室不清楚。周卫峰所述的本公司安排其工作的方式及待命情况是否属实需核实。之后，通诗公司书面回复表示：周卫峰虽无独立办公室，但作为管理人员在本公司的办公室内有工位。本公司工作日是9点上班，18点下班，但周卫峰作为管理人员，且因工作需要经常前往工地，故一直未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的规定。关于周卫峰2018年1月前后工作方式有何变化，通诗公司表示，做的活内容是一样的，都是空调安装的管理工作，区别在于：2018年1月之后，本公司不再发放周卫峰固定报酬，时间由其自由安排；本公司对工程管理介入程度不同，2018年1月之前工程进度由本公司主导，周卫峰按照吴建兴或童勤佳的指令工作，对工程情况需要详细汇报，本公司对工程介入比较深，而2018年1月之后，工程进度由周卫峰自行决定，本公司对工程细节不管了，管理介入程度比较浅。关于辞退，周卫峰诉状中的相关内容为：“2019年7月前没有任何明确形式离职辞退我的通知。”周卫峰当庭陈述的辞退具体经过是：2018年2月春节前，吴建兴告知本人活不多了，等“群坛”项目结束后就不要再干了，该项目于2017年9月开工，做到2018年7月底完工。2018年7月，本人经吴建兴通知去开会，双方就包括“群坛”项目在内的本人在职期间从事的项目进行了交接和结算。本人因此认为吴建兴于2018年7月31日辞退了本人，并就此辞退行为诉请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周卫峰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1.2012年10月10日的往来电子邮件打印件：第一封邮件发件人为“威知己”，收件人为jex.wu(邮箱地址jex.wu@163.com)，内容是：“老板，我打算明天或者后天让两个焊工走，他们的人工费要结给他们，我要申请2万元，您看可以吗？”第二封邮件发件人为jex.wu(邮箱地址同前)，收件人为周卫峰(邮箱地址XXXXXXXXX@qq.com)，是对前一封邮件的回复，内容为：“可以，把结算清单打给小孙，由她申请”。周卫峰表示，这是通诗公司实际管理人吴建兴(通诗公司法定代表人陶萍萍的丈夫)与自己的往来电子邮件，“威知己”是自己原来的邮箱名。2.2014年11月2日的往来电子邮件打印件：第一封邮件发件人为周卫峰(邮箱地址同前)，抄送给jex.wu(邮箱地址同前)，主要内容是询问对安排晚上值班的人员，如何支付加班费问题。第二封邮件发件人为jex.wu(邮箱地址同前)，收件人为周卫峰(邮箱地址同前)，是对前一封邮件的回复，内容为：“我记得有一个人在宝马值班的这件事，是否已发放工资你们要查一下？”3.2017年2月7日的电子邮件打印件，发件人为jex.wu(邮箱地址同前)，收件人为周卫峰(邮箱地址同前)的电子邮件，内容为：“小周：按照此价格报出去；另外检查下是否有漏项。”附件名称为“南青项目格力空调方案报价清单”。2017年7月14日“思摩公司群”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为：“通知：由于思摩和通诗今年开始税务制度全部调整为查账征收，所以发票事情会比较严。所以公司要求能开发票的尽量开，不能开的特别是分包和工人点工形式的承包需要提交一定格式的资料(身份证复印件、人工名单和工资签收单等)，以前没有做的补齐。公司方面由童和小孙负责。”“具体资料由各个工地负责人负责提供”。2017年7月20日，“汉桥项目部”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为周卫峰收到的群内聊天记录，内容为：“明天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上海添风制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如果是设备问题@周卫峰负责，如果是安装问题就这样决定”“@周卫峰这台设备明天早上去看一下，你约下业主，你也一起去，大概11点左右吧。小马跟我说是风的声音”。2017年10月30日“思摩公司群”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为通知周卫峰等人至医院体检。4.2017年9月1日的电子邮件打印件，发件人为“jex.wu”(邮箱地址同前)，同时抄送给周卫峰(邮箱地址同前)。周卫峰表示，这是吴建兴发送给客户并抄送给自己的电子邮件，主要内容是对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吴建兴出面帮自己和客户协调。5.2017年12月12日的电子邮件打印件，发件人为“jex.wu”(邮箱地址同前)，收件人为周卫峰(邮箱地址同前)的电子邮件打印件，内容为：“如果有大的变动你根据此表格调整报价给他们。”附件名称为“A栋8F增加工作量清单及最终报价”。周卫峰表示，这是吴建兴于2017年12月12日发给本人的，证明通诗公司当时对本人有明确的工作安排，故不可能存在本人于2017年12月辞职的情况。6.2018年1月9日的电子邮件打印件，发件人为jex.wu(邮箱地址同前)，抄送周卫峰(邮箱地址同前)，相关内容为：“我也交代小周会对这些工作量进行材料准备和现场查看。”7.2018年1月19日至30日期间，吴建兴与周卫峰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各段对话相关内容为：周卫峰表示：“老板。德清室外机差一些管子219和133的，大约6500块。我跟小夏说了，我现在向您汇报申请一下”吴建兴回复：“好的”，“群坛德清有一个项目几台盘管，你带一下吧”。周卫峰表示：“老板。什么时候帮忙安排一下款。大约7万，他们二人明天要回去了。谢谢。”吴建兴表示：“明天白天给你打过来”。周卫峰回复：“感谢”。吴建兴表示：“你的各个工程的账单尽快给我，等你等到现在还没有发给我”。吴建兴表示：“重要通知：2月2日前，把能提交的验收单(包括按实结算的工程量清单)提前给项目经理，2月2日前未提交验收单的，年前不给予结算。收到回复”，“银城路没有验收单不结算不付钱”。周卫峰表示，上述证据1至7证明：2018年1月前后，吴建兴一直在正常安排自己工作，无任何变化；自己在2018年1月前也存在代发工人工资的情况；吴建兴于2017年12月还对本人有明确的工作安排，故本人不可能于该月辞职。8.2018年2月至3月期间，吴建兴与周卫峰之间的各段微信往来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为：周卫峰表示：“老板。向您汇报工作，恒大会所一楼会议大厅漏水。我已修复好。”吴建兴回复：“好的，我要知道原来仓库里有什么？阀门和不锈钢风管有多少？”吴建兴表示：“我下午把他恒大的量发给你”“萧山的事情别忘了”。周卫峰回复：“好”，“我已经联系好了，再过几天把那里全部清洗一下过滤器”。周卫峰表示：“德清样板房风口已安装好”。吴建兴回复：“发到群上去”。周卫峰表示：“老板。330工资加30吃饭补贴每个人，车费住宿实报实销。您看这样如果行，我明天就安排2人过去”。吴建兴回复：“可以”，“法院2楼有2如盘管风管要整改，需要周末去做完，具体怎么做你跟薛康联系下。”周卫峰表示：“凯悦酒店的施工成本比一般项目都要高一些，比如吃住和工作时间的限制等方面”。吴建兴回复：“这方面按照实际补贴，特别是住宿。不要加在工作量上，单独列支”。“你星期一进公司，另外把原来德清和法院的工作量拿出来。”周卫峰：“晚上好，老板。我想申请一笔亚朵酒店的费用，可以吗？”吴建兴回复：“等我明天进公司再说”。“明天群坛合约去德清，你关照下现场注意施工规范”。“还有增加的工作量也跟他们说下”。吴建兴表示：“法院2楼有2台盘管风管要整改，需要周末去做完，具体怎么做你跟薛康联系下。”周卫峰回复：“我联系了，他们要我过去改2台风机盘管的风管，拆除重新做”。吴建兴回复：“可以做增加账”。周卫峰回复：“是的”。吴建兴表示：“你安排下，然后做好签单。”吴建兴表示：“下午你有空参加一下群坛的开工饭。下午四点开始。”周卫峰表示：“老板。今天来不及去群坛了，我还在老家”。吴建兴回复：“好的”。“维保方案及价格别忘了给我”。吴建兴表示：“星期三恒大总工室到现场答疑，你安排下过去。”周卫峰表示：“老板，我尽量抽时间过去。”吴建兴回复：“可以”。9.2018年4月至5月期间，周卫峰与吴建兴之间往来的微信聊天及电子邮件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为：周卫峰表示：“我跟着你有8年了，您还是怀疑我做这几台风柜的能力？吴老板。还是我们之间的信任出了问题？”吴建兴回复：“是你的问题赶紧去解决，不要多唠叨，我不想现场出现这种问题。做好了就是给我最大的支持”。吴建兴回复给客户、并抄送周卫峰的电子邮件内容为：“姜经理：你好！附件中是保险的事情，请核查！风管材料已经进200平方，明天进200平方，材料到后风管人员明天随之增加，另外几项我叫童总或者小周来回复你。”周卫峰表示：“吴总。我恒大的申请款什么时候能打过来，工人都要生活费”。吴建兴回复：“你跟童说，他没单子上来”。周卫峰表示：“童总告诉我单子已经提交给你了”。吴建兴回复：“你叫他后天早上给我，我明天去杭州。”“提上来后天付款给你”。10.2018年7月期间，周卫峰与吴建兴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为：吴建兴表示：“你还有好多项目的事情都没有提供，太拖拉了。”“你自己要抓紧啊，自己把自己拖死了”。周卫峰表示：“我这里能给的资料都给了童总”。“最关键的还要吴老板您的大力支持，不然德清后天他们回家，我都不知道拿什么给他们。”吴建兴表示：“你自己跟童确定，是不是已提供了？我这里不作评论，我不想重复以前说的话。我从5月份说到现在了，还没有好，肯定有问题的，还是你就是他”。吴建兴表示：“我对所有分包都这样，不是针对你的，小马和韩千元没做好结算我就停付了。”“你明天跟童联系吧，具体你们尽快处理，我已跟他说了。别把自己拖死了”。周卫峰表示：“这2个人这几天情绪不太好。我的结算我正在和童总说”。周卫峰表示：“老板，德清项目明天人员撤场，请安排一笔工资款。谢谢支持”。“老板，今天帮忙打个2万元过来。他们下午要回去了。”吴建兴回复：“向童总汇报，我已不在公司”。周卫峰回复：“我昨天就向他汇报了”。11.2018年11月，周卫峰与吴建兴、通诗公司出纳叶娇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为：周卫峰表示：“吴总。我明天先进公司跟财务和小夏把帐核对，项目上还要和童总那里核对，请您安排。您看这样行吗”。吴建兴回复：“跟童总核对好结算好就可”。“走公司流程”。周卫峰回复：“我提前约了童总几次，约不到他。”“我走长沙特地回来做结算的，那边天天催我过去。我已经损失了几千块。我提前一个月约童总到公司结算，现在您还怀疑我的真诚”。“吴总。有部分事情童总确定不了，还有些项目他全程都不知道情况，需要您拍板，您看怎样处理”。吴建兴回复：“星期五进公司确定”。周卫峰表示：“小夏。16年6月到今年2月份的公司报销帐找谁核对”。叶娇回复：“报销你找小孙”。周卫峰回复：“好”并发送“17年报销.rar”文件，让叶娇帮忙打印。吴建兴表示：“作为你的曾经的老板，我也不想多说，我对每个人包括分包都一样，没有分你我，我有多少支持你们多少，因为曾经你们帮助过我。但是公司的事情必须按照规矩来，不成规矩不成方圆。”12.2019年1月14日，周卫峰与吴建兴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为：周卫峰表示：“吴总好。您哪天有时间请把和我这里的所有安装做个总结。谢谢。”吴建兴回复：“这周下半周，应该这个是童总会提给我的，不用你催”。通诗公司对上述证据1至7真实性均无异议，表示：证据1、2，即2012年10月10日、2014年11月2日的往来电子邮件反映的是周卫峰作为员工与老板吴建兴之间正常在讨论人工费的结算，不能证明周卫峰代发工资；证据3中的2017年2月7日的电子邮件、“汉桥项目部”微信聊天记录均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中的“思摩公司群”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体检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其余内容印证了本公司关于周卫峰分包的主张；关于证据4即2017年9月1日的电子邮件，由于吴建兴是本公司总经理，该邮件反映的工作安排发生在双方无争议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关于证据5即2017年12月12日的电子邮件表示，双方当时处于从雇佣关系转为工程承包关系的过渡期，此时对工程的报价，由吴建兴向周卫峰给出，而非由吴建兴直接向发包方给出，反而更具合理性；证据6即2018年1月9日的电子邮件是吴建兴与业主之间关于工程报价的沟通邮件，由于工程是本公司承接，故由本公司出面沟通是很正常的，不能因此认定本公司向周卫峰发出具有人身隶属性质的工作指令；证据7即吴建兴与周卫峰之间于2018年1月19日至30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周卫峰承包工程项目过程中与吴建兴之间关于费用的正常沟通，从双方对话内容可见，本公司对周卫峰的工作指令不再具有强制性，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通诗公司对证据8吴建兴与周卫峰之间于2018年2月至3月期间的各段往来微信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这是双方之间正常的工程工作沟通。通诗公司对上述证据9周卫峰与吴建兴之间于2018年4月至5月期间往来微信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这是双方之间正常的工作沟通，周卫峰提到“我跟着你有8年了”是工程发生问题时沟通的口语化表达，也反映了周卫峰聘请的工人工资由周卫峰出面向本公司结算，这些均不能证明周卫峰还是本公司员工。通诗公司对证据10、11、12周卫峰与吴建兴、叶娇之间于2018年7月、11月及2019年1月14日的往来微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表示不能证明周卫峰的主张：对话内容有提到分包，印证了本公司的主张；周卫峰与叶娇之间的微信聊天虽提到报销，但工程合作关系也存在报销；聊天内容证明双方存在工程对账的沟通和结算；对话内容反映不出任何有关解除或结束劳动关系的内容，足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在2018年之前就已结束，之后转为合作关系。通诗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1.《周伟峰项目结算情况汇总》(以下简称《汇总》)。该《汇总》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项目结算规则”罗列了“汉桥”、“德清”、“法院”、“雅朵”、“恒大”、“银城路”和“杭州凯悦”7个项目，每个项目分别注明“包公(工)包料，按与业主合同计价(定额)结算”、“点工形式分包，材料公司提供。”“包干价80000.00元，扣除税金。”“包干制，增加部分另计”等内容。第二部分“项目收付请款核对”写明“1.已领款项核对(与财务对账)2.已领款划分，人工与材料”。第三部分“公司请款核对”写明“2016、2017年度公司请款对账情况，于2016年通知公司请款始终未核对完成自2016年5月起，每月因款项核对未完成扣款1000.00元/月，至目前为止扣款至2018年3月。现约定对账期给予三周时间。否则重启扣款流程。”第四部分“劳务工资发放记录”写明：“我司要求分包提供农民工工资发放记录(有签字)，分包需确认工资已发给劳工。”《汇总》落款处“分包负责人签署”一栏签有周卫峰名字，签署日期为2018年7月29日。通诗公司表示，该《汇总》上所列项目均是周卫峰2018年1月之后做的，“点工”和“包公(工)包料”分别指周卫峰仅提供人工和既提供人工也提供材料这两种分包形式，证明周卫峰自2018年1月起与本公司就是工程承包合作关系，《汇总》第三部分提到的“扣款1000.00元/月”实际并未执行，与本案无关。2.2018年3月至4月期间，周卫峰手写的“亚朵”、“恒大”人工成本清单，其中有周卫峰自己的人工报酬。通诗公司表示，这是本公司自2018年1月起要求周卫峰提供的，用以让本公司知道大概的人工成本，而在2018年1月之前是不需周卫峰制作的。3.客户于2018年8月27日出具给通诗公司的《安装公司处罚/罚款通知单》，主要内容是通诗公司承接的“上海票据交易所”空调安装工程在质保期内多次发生安装质量问题。通诗公司表示，该项目就是周卫峰分包的项目，周卫峰不同意承担该罚款，这也是双方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4.2014年5月31日至2016年4月15日期间的《其他应收款》以及2016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公司报销账》。前者落款处签署有周卫峰名字，签署日期为2018年11月21日，并手写“截止16年4月15日欠公司12338元。”后者列明2016年5月至12月、2017年1月至12月两段期间的核销金额小计分别为7,067元、21,882元，落款处签署有周卫峰名字，签署日期为2019年1月9日，并手写“金额与2016年、2017无发票报销一致，有部分需吴总确认”。5.《周卫峰2017年度结算》两页，均为表格形式，列明“ABB”、“杭州凯悦”、“周生生”、“汉桥”、“法院”、“银城路”、“青浦”、“雅朵”、“世博园票据中心”等项目的“上报金额”、“审核金额”、“付款计划”等费用情况，表格最后两栏分别为“公司报销账”、“费用汇总单”，分别列明余款和未付金额总额。周卫峰在这两页结算表格后均手写了自己的不同意见。通诗公司表示，这两页是双方对2018年度合作期间，周卫峰分包的各个项目的结算材料，从内容上看，周卫峰是作为一个包工头的身份与本公司对账，并非作为领取固定报酬的员工。通诗公司表示，上述证据4和证据5相对比可以证明，自2018年1月起，双方为工程承包合作关系：证据4是对周卫峰在职期间所做项目的结算，故只对其在职期间领取的备用金进行核算，对无发票、无法核销的钱款进行对账；证据5则是对2018年1月之后周卫峰在双方合作关系期间所做项目的结算，周卫峰作为项目包工头与作为发包方的本公司之间进行结算。6．2016年1月29日至2017年1月25日期间的7张证明《费用呈核单》、2016年至2017年期间17张工资条。通诗公司表示，这些材料表明，2018年1月之前，周卫峰作为与本公司有劳动关系的管理人员，事先支取备用金后，事后填写《费用呈核单》及原始收据和发票充账报销，并在领取工资时由其本人或同事代为在工资条上签名确认，而2018年1月起，周卫峰就不需要填写《费用呈核单》，本公司也不再发放其固定工资了，故也不存在周卫峰的工资条。7.上海汉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桥公司)与通诗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签订的《空调工程维护及安装合同书》复印件、签订日期为2017年10月31日的《中央空调安装附件》复印件、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8日的思摩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复印件、附件落款日期为2017年4月18日的上海果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果宝公司)与通诗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复印件。通诗公司表示：前两份分别对应证据5《周卫峰2017年度结算》中的“汉桥”、“法院”项目，是本公司分包给周卫峰的项目；后两份则是本公司与周卫峰早已结算掉的，故未在《周卫峰2017年度结算》中体现；后两份合同均有条款明确周卫峰系项目负责人，而前两份无此条款，相对比说明前两份合同对应的“汉桥”、“法院”项目是本公司分包给周卫峰的，后两份则是周卫峰作为本公司工作人员，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所做的项目。周卫峰对上述证据1《汇总》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该《汇总》是对本人被辞退前所做项目的结算汇总，上面的项目基本是发生在2017年，本人当时对包工包料、包干、分包等内容提出异议，但通诗公司表示这只是作为公司内部成本核算的依据，本人也就没再注意，“扣款1000.00元/月”实际确未执行。周卫峰对上述证据2自己手写的人工成本清单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这是吴建兴让本人找工人，本人就将工人费用清单交给吴建兴，吴建兴对此同意了，本人才能继续去找，上面所写的本人费用包含在每月7,000元的劳动报酬内，在2018年1月前本人也是这么做的。周卫峰对上述证据3《安装公司处罚/罚款通知单》真实性无异议，表示所涉及项目发生在2017年10月，通诗公司只在在辞退本人之前将该罚款通知交予本人看一下，让本人知道有这件事，并未让本人承担，不存在双方为此发生矛盾。周卫峰对上述证据4、5，即2014年5月31日至2016年4月15日期间的《其他应收款》、2016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公司报销账》、《周卫峰2017年度结算》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表示：《其他应收款》和《公司报销账》是对本人在职期间于2014年5月31日至2017年12月期间支取备用金情况的结算，而《周卫峰2017年度结算》是对本人被辞退前于2017年至被辞退前做的所有项目的成本核算，上面的项目90%发生于2017年度，10%的项目发生于2018年3月至7月期间。周卫峰对上述证据6《费用呈核单》及工资条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自己在结算备用金时确需填写《费用呈核单》，2017年9月起工资未收到，故也不存在之后的工资条。周卫峰对上述证据7各份合同及合同附件有异议，表示这是通诗公司与案外客户签订，不清楚是否对应本人参与的项目，与本人无关。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采证如下：关于周卫峰提供的证据，即各份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由于通诗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反映的是2018年1月前后周卫峰与通诗公司之间关于空调安装项目工作方面的往来沟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并在下文予以分析。关于通诗公司提供的证据1、2、4、5，即《汇总》、人工成本清单、《其他应收款》、《公司报销账》、《周卫峰2017年度结算》，由于反映的是周卫峰与通诗公司之间关于项目结算方面的材料，本院予以确认，并在下文予以分析。关于通诗公司提供的提供的证据3《安装公司处罚/罚款通知单》，由于系案外客户发给通诗公司，未反映周卫峰与通诗公司之间的情况，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关于通诗公司提供的证据6，即2018年1月之前的《费用呈核单》、工资条，由于双方均确认通诗公司未发放周卫峰自2017年9月起的工资，故周卫峰无2018年1月起的工资条，不能证明双方原有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1月起变更为合作承包关系，而通诗公司提供2018年1月之前周卫峰的《费用呈核单》，同样无法据此推断周卫峰在2018年1月之后不再需要填写此类报销申请，故证据6无法证明通诗公司主张，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通诗公司提供的证据7，系案外客户与通诗公司签订的合同及附件，其中两份写有周卫峰系项目负责人条款的合同，通诗公司自认与周卫峰已结算清楚，其余两份合同则无明显特征显示是通诗公司提供的证据1、2、4、5即双方之间结算材料上的项目，周卫峰亦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证据7的各份合同及附件无法认定与本案有关，对此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为：1.通诗公司主张自2018年1月1日双方转为工程承包合作关系，该主张是否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2.周卫峰的诉请是否超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3.如双方自2018年1月起继续存在劳动关系，周卫峰各项诉请是否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关于第1项争议焦点，双方确认一致，自2011年7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通诗公司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延续至2017年12月31日止，自2018年1月1日起根据周卫峰的要求，双方转为工程承包合作关系，周卫峰则表示2018年1月1日前后双方均为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履行方式无任何变化。通诗公司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现根据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本院查明部分的事实已认定：周卫峰2017年8月30日至12月20日期间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通诗公司(其中仅一笔为思摩公司)于2018年1月之前转账支付周卫峰的各笔钱款的名目包括材料款、工程款、采购款等；而通诗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1日期间通过吴建兴或员工徐宏伟转账支付周卫峰的各笔钱款，从账户历史交易明细中的交易摘要内容，再结合周卫峰于2018年11月23日签署的核对表格对这些钱款名目的确定，可以看到这些钱款名目同样包括了工程款以及“吊筋”、“管配件等”、“角铁支架”等材料款。此外，通诗公司主张，2018年1月之后，周卫峰自行雇佣工人，自负工人工资，故本公司在2018年1月之后支付周卫峰的钱款中包含了工人的报酬，而从前述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1日期间通诗公司支付周卫峰的各笔钱款的交易摘要可见，确有显示通诗公司支付周卫峰“萧山人工费”、“人工费”、“德清工资”等名目的钱款。但从周卫峰提供的证据1即2012年10月10日周卫峰与吴建兴之间关于两个焊工“人工费”的往来电子邮件可见，在2018年1月之前也存在周卫峰向通诗公司申请“人工费”的情况。综上，从通诗公司在2018年1月前后支付周卫峰各笔钱款的名目可见，均包含有材料款、工程款、人工方面钱款，并无明显不同。其二，从周卫峰提供的各份双方之间关于工程项目方面的往来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可见，2018年1月前后均存在周卫峰向通诗公司提出人工费申请、通诗公司对周卫峰作出工作指示、周卫峰向通诗公司进行工作汇报等情况，并无明显的变化和不同。至于往来交流中涉及到分包的内容，从周卫峰提供的证据3中的2017年7月14日微信聊天记录可见，2018年1月前双方的往来交流中同样涉及分包内容。其三，从通诗公司提供的双方之间结算核算材料来分析：通诗公司表示：其提供的证据4和证据1、2、5分别系双方对周卫峰在2018年1月之前和之后所做工程项目的结算核算材料；证据4和证据1、2、5相比较表明，前者仅是对周卫峰2018年1月之前即在职期间领取备用金的结算，而后者的材料中提及“点工”、包工包料等涉及分包的内容，周卫峰亦在“分包负责人签署”一栏签名，由此可见后者即证据1、2、5反映的结算是对周卫峰在2018年1月之后双方合作关系期间所做项目的全面结算。本院认为，通诗公司提供的证据1《周伟峰项目结算情况汇总》罗列的项目无法反映均系2018年1月之后的项目，而证据5抬头就是《周卫峰2017年度结算》，且证据1、5中提及的“汉桥”、“法院”项目系周卫峰诉状中罗列并经通诗公司确认的2018年1月之前就已存在的项目，而通诗公司在提供证据7时自述其中签订日期为2017年10月31日的《中央空调安装附件》对应的就是“法院”项目。由此可见，通诗公司主张证据1、2、5反映的都是周卫峰2018年1月之后所做项目的结算，与现有证据反映的情况及其自述均不相符，反而印证周卫峰在质证时所述，这些材料反映的是涵盖甚而主要是针对2017年项目的结算，从而表明周卫峰在通诗公司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的2017年期间，也存在“分包”、包工包料等工作方式，该方式并非是自2018年1月起双方变更形成的新的权利、义务履行方式。至于通诗公司提供的证据4确实反映的是截止至2017年12月止的报销情况结算，但显然不能据此证明2018年1月之后双方就不存在这种核算。本院注意到，查明事实部分提及周卫峰于2018年11月23日签署的一份核对表格，就是对通诗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支付给周卫峰的各笔材料款、工程款等费用的核算，该表格下方的打印内容还明确这些费用中部分为周卫峰“在职期间领款，需扣除费用报销”。由此可见，双方对周卫峰领款的核账结算在2018年1月前后均有发生。综上三方面所述，无论是通诗公司为工程项目而支付周卫峰除劳动报酬以外的各笔钱款性质、双方关于工程项目的往来沟通和工作方式，还是双方对项目的核算结算情况，在2018年1月前后均无明显变化。通诗公司自认，2018年1月前后，周卫峰从事的都是空调安装的管理工作，区别在于本公司对工程管理介入程度不同，但其至今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于2018年1月前后对工程管理介入程度发生明显、重大的变化，且变化之大已影响到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由原来的劳动关系变为承包合作关系，故通诗公司主张双方自2011年7月1日起建立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月后变更为工程承包合作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无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从而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自2018年1月起继续存续。至于仲裁阶段证人证言关于周卫峰是否在外自行承接工程，即使属实亦不足以否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通诗公司提供的证据2周卫峰本人所写人工费成本清单，周卫峰解释是因为吴建兴让其找工人，该清单就是本人为核算人工成本而提交给吴建兴，经吴建兴同意后，自己才能继续。该主张亦能够得到周卫峰提供的证据8双方关于人工费的微信聊天记录印证，尚属合理，同样不足以否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关于第2项争议焦点，周卫峰的诉请是否超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周卫峰主张，通诗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辞退本人，通诗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周卫峰对自己的该项主张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且其关于被辞退的具体经过，在仲裁阶段、诉状以及庭审中均陈述不一，故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双方劳动关系自2018年1月起仍存续，周卫峰关于2018年7月31日被通诗公司辞退的主张亦无法成立，故周卫峰于2019年7月10日申请仲裁，诉请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高温费以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并未超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劳动者可主张自申请仲裁之日起前溯12个月的部分，周卫峰于2019年7月10日申请仲裁进而提起诉讼，诉请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的二倍工资差额，已超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3项争议焦点，周卫峰除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以外的其余各项诉请是否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首先，关于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双方确认一致，通诗公司支付周卫峰至2017年8月止的工资，周卫峰当时工资为每月7,000元标准，如前文分析所述,由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月后一直存续,通诗公司亦确认周卫峰一直在从事项目管理，其作为用人单位,应按月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故周卫峰要求通诗公司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77,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如同本院在分析第2项争议焦点时所述，周卫峰关于2018年7月31日被通诗公司辞退的主张无法成立，其诉请2018年7月31日被辞退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缺乏事实依据，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高温费，根据相关规定，企业每年6月至9月安排劳动者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至一定温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夏季高温津贴。根据周卫峰自述，其无固定办公室，在各个项目的施工现场办公。双方亦确认一致，周卫峰无固定上、下班时间，无需考勤，甚而从周卫峰提供的证据8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在吴建兴安排其参加“群坛的开工饭”时，其表示“还在老家”。由此可见，周卫峰对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可以灵活掌握，故其应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符合领取高温津贴的条件，现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七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通诗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周卫峰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77,000元；二、驳回周卫峰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仪蔚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法官助理 朱 磊书 记 员 顾祎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劳动者。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