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6民终4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665号西环商贸中心12幢商109、商109上、501-518。 负责人：张志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东，安徽星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辉，安徽星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得书，男，1953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娟，安徽雉河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桑宾，安徽雉河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鲍方勇，男，197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豪，安徽王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得书、鲍方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法院（2019）皖1623民初6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东、被上诉人孙得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娟、被上诉人鲍方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交强险内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的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2019年1月28日，鲍新辉（鲍方勇之子）无证驾驶鲍方勇名下的皖Ａ×××××号小型客车与孙得书发生交通事故。2019年3月11日，鲍方勇与孙得书达成调解协议书，其中约定“鲍新辉除保险外一次性补偿孙得书128000元整，孙得书不再追究鲍新辉的民事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并格审查“除保险外”的真实含义，引导性询问“是否是指除交强险外的保险”的发问模式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偏差与错误，缺乏公正性。上诉人完全可以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进行推断：“除保险外”完全可以是指除交强险外、除商业三者险外、除新农合保险外、除意外保险外等。同时鲍方勇作为一名非专业保险人士，根本不知晓、也不完全知晓“除保险外”的真实含义。而一审法院对于该调解协议却认可了第一项约定内容，同时选择性忽略了第二项约定的内容：孙得书不再追究鲍新辉的民事赔偿责任。2019年7月21日，孙得书再次向一审法院进行起诉，要求鲍方勇（鲍新辉法定代理人）进行赔偿，明显违背诚信原则，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审判原则，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是完全相同的。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并支持了孙得书赔偿请求，明显错误，违反法律规定。另外，若鲍方勇和孙得书双方约定的是除“交强险外”，理应通知上诉人。2019年10月24日，鲍方勇致电上诉人并告知双方已私了，请求撤案。从这一客观事实可以认定双方在约定的“除保险外”明显不是指交强险和商业险外，若约定的是“除交强险外”，依据保险法以及保险合同等规定，涉及第三方利益的约定，理应在约定之处便通知第三方参与并征得同意，而双方并未告知，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因此，简单并机械地认定“除保险外”就是指“除交强险外”，上诉人是根本无法认同的，也是荒谬的。民法以及侵权责任法，均明确规定了“损失填平”这一项基本民事纠纷处理原则，被侵权人不能因侵权一事获得实际赔偿以外的额外赔偿。本案中，孙得书仅构成两处十级伤残，农村户籍，66周岁，未受重伤，却已在一审前获得了190000元（医疗费62000元＋128000元的调解协议数额）的赔偿，早已远远超过了其实际应有的损失。上诉人认为，调解协议约定的虽然是“补偿”二字，但并不能以此否定鲍方勇原始的真意，通过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代理人了解的情况以及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等证据材料可以明确证明鲍方勇与孙得书的交通事故赔偿一事已经完全赔付并彻底解决，亦没有想到会再次对簿公堂。孙得书既已得到了相应的赔偿，便不应再行主张不是其应有、应得之额外费用。一审法院并未严格审查案件的问题，再次支持了孙得书的诉请判决了52899.24元交强险内的赔偿款，明显缺乏事实支持以及法律依据。另外，本案涉及了虚假诉讼，恳请二审查明事实，公平、公正的依法改判。 孙得书辩称，一、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第一项约定的是“被告鲍新辉除保险理赔外，一次性补偿原告孙得书费用人民币128000元整”，而不是上诉人所述的“被告鲍新辉除保险外，一次性补偿……”，上诉人刻意漏掉“理赔”二字，显然是其明白“除保险理赔外”，指的就是除上诉人应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付范围之外。再者，基于该案的性质，上诉人赔偿的范围是交强险和商业险，即使鲍新辉作为未成年人无证驾驶其父亲鲍方勇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上诉人仍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所以，这恰恰证明，调解协议中“除保险理赔外”的“保险”就是特指交强险。故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中的约定并无歧义，是仅限于对鲍方勇在交强险责任限额以外的部分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约定。该约定出于双方自愿，即使数额高于鲍方勇应承担的部分，也仅仅是基于对孙得书因交通事故受伤的一种补偿心理，这种补偿并没有加大上诉人的赔偿责任，是合理且合法的。二、新民诉法解释对重复诉讼的定义是“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三者要同时具备，才能构成重复诉讼。调解协议书第二项“孙得书不再追究被告人鲍新辉的民事赔偿责任”是基于第一项切实履行为前提的，仅仅是对鲍新辉及鲍方勇应承担的除交强险以外的赔偿责任的约定。上诉人单凭第二项就认定，不追究鲍新辉的赔偿责任是指不追究整个交通事故案件的赔偿责任，属于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所以，孙得书主张上诉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并不属于重复诉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望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鲍方勇辩称，一、鲍方勇就本次交通事故已与孙得书达成调解，并且已经按照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向孙得书支付了128000元，鲍方勇及保险公司不应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鲍新辉、鲍方勇（鲍新辉的法定代理人）与孙得书签订了《调解协议书》，约定：“鲍新辉除保险理赔外，一次性补偿原告孙得书费用人民币128000元整，孙得书不再追究鲍新辉的民事赔偿责任”。鲍方勇按照协议约定向孙得书支付了人民币128000元，根据双方签订调解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孙得书不再追究鲍新辉的民事赔偿责任。可以看出，鲍方勇支付的128000元实际就是鲍方勇及儿子鲍新辉对孙得书因此次交通事故进行的赔偿，双方对本次交通事故已经进行了结，孙得书不再追究鲍新辉的民事赔偿责任，而本案中，孙得书又将鲍方勇及保险公司诉讼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孙得书52899.24元，因鲍新辉属于无证驾驶，保险公司在赔偿后仍可向鲍新辉进行追偿，不符合双方签订的协议中不再追究鲍新辉民事赔偿责任的约定，造成了鲍新辉对孙得书的重复赔偿，不应得到支持。二、鲍方勇除调解协议中约定的128000元外，还另行为孙得书垫付了62000元的医药费。因鲍新辉属于无证驾驶，如果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仍可向鲍新辉追偿，鲍方勇自愿从向孙得书另行垫付的62000元医药费中抵扣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应当承担的52899.24元。 孙得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赔偿孙得书各项经济损失120426元；2.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8日3时43分，鲍新辉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皖Ａ×××××号小型轿车，沿308省道由南向北逆向行驶至112ＫＭ＋200Ｍ处，与孙得书驾驶的自行车相撞，造成孙得书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鲍新辉逃逸。经利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认定，鲍新辉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孙得书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孙得书于2019年1月28日至3月13日在利辛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4天，被诊断为右胫腓骨骨折、左胫骨平台骨折、左腓骨骨折、左眼眶骨折、鼻骨骨折、头部外伤。经安徽天衡司法鉴定所鉴定，孙得书的伤构成两个十级伤残；休息期180天、护理期90天、营养期90天；内固定物去除约需费用20000元，去除内固定物时自住院之日起需要休息30天、其中前15天需要护理并增加营养；鉴定费2200元。经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孙得书所载香油损失价值为1500元，评估费200元。皖Ａ×××××号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系鲍方勇，该车在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现孙得书要求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另查明，2019年3月11日，孙得书与鲍新辉及其法定代理人鲍方勇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约定由鲍新辉除保险理赔外，一次性补偿孙得书费用128000元整。除该补偿款外，鲍方勇另外支付孙得书医疗费6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次事故中，鲍新辉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孙得书无责任，该事故认定系公安机关依职权作出，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孙得书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县城居住，故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孙得书的各项损失。孙得书因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62080.6元、护理费12965.4元[123.48元/天×（90天+15天）]、营养费3150元[30元/天×（90天+15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320元（30元/天×44天）、残疾赔偿金21553.84元（13996元/年×14年×11%）、精神抚慰金6000元、后续治疗费20000元、财产损失1500元、交通费酌定为880元，合计129449.84元。由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孙得书损失共计52899.24元。因孙得书未提举其误工损失的证据，对其要求误工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一、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交强险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孙得书各项损失共计52899.24元；二、驳回孙得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1元、鉴定费2200元、评估费200元，由被告鲍方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孙得书的诉请是否已经赔偿，上诉人是否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经查询本院内网的关联案件，孙得书曾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起诉鲍方勇、鲍新辉及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利辛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裁定准许孙得书撤回起诉。2019年3月11日，孙得书与鲍新辉在利辛县人民法院委派的特邀调解员张继普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该协议中约定“鲍新辉除保险理赔外，一次性补偿原告孙得书费用人民币128000元整，孙得书不再追究鲍新辉的民事赔偿责任”，该协议经利辛县人民法院以（2019）皖1623民特349号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该裁定书中并未涉及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对前述协议中的除保险理赔的理解应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形及通常理解加以解释。涉案车辆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则孙得书与鲍方勇约定的保险理赔外通常理解应指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同时，结合本案具体案情，鲍方勇系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其将车辆交由无驾驶证的鲍新辉驾驶且鲍新辉在事发后逃逸，经交警部门认定鲍新辉负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可主张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免赔，因此一审认定孙得书与鲍方勇约定的保险理赔外应指交强险外并无不当，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上诉称可做扩大解释（解释为除新农合保险外、除意外保险外等）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中对是否包含鲍方勇垫付款62000元未作明确约定，本案中，孙得书的诉求也仅要求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并未要求鲍方勇承担赔偿责任。对孙得书与鲍方勇就该62000元垫付的医疗费可由双方另行处理，鲍方勇不得主张就该62000元垫付款抵扣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52899.24元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该52899.24元包含（护理费12965.4元+残疾赔偿金21553.84元+精神抚慰金6000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财产损失1500元+交通费880元）。 综上，太平洋财险合肥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9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贝贝 审判员  周腊梅 审判员  彭 亮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郜志鹏 书记员吴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