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26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洪卓，男，198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诸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乐，河北俱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娟，河北俱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丘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时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雯娟，女，1985年5月28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女，198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陈洪卓因与被上诉人章丘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桂园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2019）鲁0181民初18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洪卓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2019）鲁0181民初8649号民事判决书，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陈洪卓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屋总价款并非固定总价款，该房屋总价款数额并非固定不变，因房屋实测面积及增值税税率变化等原因，房屋总价款会因此增加或减少。二、补充协议第十条第一款的签订，一方面明确了房屋总价款为含增值税价，另一方面明确了房屋的不含税价，以及增值税税金（增值税税率11%）包含在房屋总价款中由陈洪卓承担。首先，根据意思自治原则，买卖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署后又另行签署了补充协议，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价税合计的计价方式变更为价税分列。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合同约定的该商品房总房款为已包含增值税的价款，该商品房使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1%，以及不含税价及税金数额。该条在认可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房屋总价的基础上，明确了该商品房总价为价税合计价，确定了涉案房屋的不含税价，以及房屋总价款中包含增值税，且该增值税税金由陈洪卓承担；补充协议的上述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约定合法有效。其次，合同补充协议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补充协议与《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有矛盾冲突之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所以应视补充协议中对价税分列是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式的变更，确定了房屋的不含税价以及总房价款中包括增值税，增值税税金由陈洪卓缴纳。再次，合同补充协议第十条第一款为被告出具的格式条款。而被上诉人在一审时主张上述条款制定的目的仅为便利印花税缴纳；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之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解释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遂应当认定补充协议确定了房屋的不含税价以及总房价款中包括增值税，增值税税金由陈洪卓缴纳。因此，补充协议第十条第一款的约定应认定：《补充协议书》变更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价款的计算方式，明确房屋的不含税价，以及不动产增值税税金由原告承担。三、因增值税是价外税，不含税价作为纳税基数，不应因增值税率变化而变化，而且补充协议第十条第一款中已经明确约定房屋的不含税价，所以应当以此作为增值税纳税基数确定增值税缴纳数额。而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中“金额”（即不含税价）与补充协议中的不含税价不一致，该行为构成违反补充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当依法退还不动产增值税差额。被上诉人为陈洪卓开具发票时，房屋面积并未发生变化，增值税税率已由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的11%降至9%，遂被上诉人应当以补充协议约定的不含税价为基数，按照增值税税率9%，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但事实上被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中载明“金额”与补充协议书中列明的不含税价明显不一致。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其在出具发票时的不含税价是通过房屋总价款不变，按照增值税9%的税率倒推得出；被上诉人在开具增值税发票时违反补充协议约定，擅自提高商品房不含税价，欲达到不退还不动产增值税2%差额的目的，严重侵害了陈洪卓的合法权益，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依法退还不动产增值税差额。四、被上诉人在一审时主张合同补充协议第十条第一款制定的目的仅为便利印花税缴纳，但直至一审庭审结束，被上诉人并未针对该观点提供任何证据，根据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在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真实性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五、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增值税税金（增值税税率11%）包含在房屋总价款中由陈洪卓承担。因此增值税税率的变化与陈洪卓息息相关，陈洪卓应当承担增值税税率提高的风险，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陈洪卓也应享有增值税税率降低的利益。六、被上诉人已向陈洪卓预收增值税税金，后由被上诉人代陈洪卓向税务机关代缴。被上诉人为陈洪卓开具发票增值税由11%降至9%，被上诉人仅需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不含税价的9%，剩余2%的增值税税金差额理应向陈洪卓返还。陈洪卓在本案中作为合同约定的并实际履行增值税纳税义务的主体，在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也应当依法享受国家税务制度改革带来的降税福利。庭审中补充意见如下：一、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的购房款并非固定总价；二、根据补充协议约定本案中的增值税税金系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代扣代缴；三、增值税税率降低到9%后，税金减少，则涉案房屋价款应减少。被上诉人碧桂园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陈洪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碧桂园公司返还原告房屋增值税款差额20,474.45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5日，原、被告签署了《章丘碧桂园凤凰城认购书》，认购书对认购的物业基本情况、认购价、付款方式、时间等内容进行约定。2017年8月18日，原、被告签署了《买卖合同重要事项告知书》、《银行按揭及公积金付款方式补充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含《合同补充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陈洪卓购买XXXX号楼XXXX号房产，建筑面积128.45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算.，商品房单价8846.48元每平方米，总房款1.136332元，.合同对付款时间和方式进行了约定，合同附件五为《合同补充协议》：其第十条约定“1.买卖双方明确知悉且同意：合同约定的该商·品房总房价款为已包含增值税的价款，该商品房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1%。其中不含税价1,023,722.52元，税金112609-48元：2.房产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税费，由买卖双方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和政府规定各自承担。应由买受人承担的税费及相关款项详见本补充协议附录一。”附录一为《买受人应承担的税费及其他应付款项明细》，其中未列有增值税。陈洪卓按约定支付了碧桂园公司总房款。国家调整增值税税率，2019年7月27日，章丘碧桂园公司按调整后的增值税税率缴税，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税率9%，税额93,825.58元，价税合计1,136,332元。双方因增值税税率调整造成的增值税差额产生争议，陈洪卓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商品房税率降低导致的税金差额是否应由碧桂园公司返还给陈洪卓。首先，双方当事人约定按照每平米单价乘以房屋建筑面积的计算方式.计算房屋总价款，该房屋总价款为含增值税价。《合同补充协议》第十条；仅是开发商为了按不含增值税的计税金额确定印花税计税依据而进行的约定，不构成双方对房屋总价款变更的约定。双方当事人已通过合同约定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意思表示.且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在这种情形下，碧桂园公司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退一步讲，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房.屋总价款亦无影响。另外，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丛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章丘·碧桂园公司作为开发商销售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碧桂园公司，并非陈洪卓。现国家降低了增值税的税率，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但降税后必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和连锁反应，从长远来看也必将作用于消费领域，从而惠及广大消费者。综上，关于陈洪卓主张碧桂园公司应返还房屋增值税差额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陈洪卓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2元，减半收取计156元，由原告陈洪卓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碧桂园公司应否返还陈洪卓20474.45元。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房屋总价款为每平米单价乘以房屋建筑面积，且双方认可该房屋总价款为含增值税价。双方之后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第十条虽约定了含税价及不含税价，但不足以构成双方对房屋总价款进行了变更，且《商品房买卖合同》已明确涉案房屋的总价款，碧桂园公司作为增值税的缴纳主体，其如何缴纳增值税及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并不能变更已经确定的涉案房屋的房屋总价款。综上，一审法院未予支持陈洪卓主张碧桂园公司应返还房屋增值税差额的诉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陈洪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2元，由上诉人陈洪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静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法官助理  刘绍琰书 记 员  赵雪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