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22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圣超，男，198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郓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滕慕君，男，1979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凯文，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圣超因与被上诉人滕慕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9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圣超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上诉费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仅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便认定涉案借款不属实，无事实与法律依据。1.一审中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涉案借款交付的全部证据并就未出具借条的原因作出了合理解释，且庭后上诉人另向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就其与被上诉人的相识时间作了进一步解释，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相识不久后便向其出借涉案款项存在不合理性的情形。另，除本案借款外，上诉人还向被上诉人出借过5000元，该笔借款同样没有借条，而被上诉人已经偿还，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不出具书面借条的习惯。本案不合常理的是上诉人所承租的年房屋租金只有20万左右，上诉人不可能同意支付被上诉人3万元作为中介费，而2万元劳务费更是不存在，上诉人从未委托过被上诉人作为店面装修的监理，而对这些事实一审法院却未进行任何调查便采信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本案被上诉人虽然否认借款事实，但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予以佐证，其辩称涉案借款为上诉人向其支付的中介费和劳务费，但既未解释中介费的计算依据及方式，也未提供任何证明其提供了劳务的相关证据，因此，对于被上诉人的主张，法院不应予以支持。2.一审中被上诉人申请作证的证人与其具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不应作为认定案件关键事实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上诉人与证人张朝千并非老乡关系，从两人的身份证信息即可看出两人并非在同一地区，证人却在出庭作证时故意陈述其与上诉人为老乡关系，显然属于虚构事实，而证人事实上是通过本案的被上诉人承租的与上诉人原承租房屋位置一致的房屋进行经营，其显然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而证人却在作证时故意隐瞒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在未进行任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便主观臆断证人所述属实，显然未做到客观公正审理。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唯一的证据是与其具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而法律明确规定此种情况下该证言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因此，负有继续举证责任的是本案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希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滕慕君辩称，一、关于双方认识的时间。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主动陈述，2018年6月在济南宽厚里寻找房屋租赁时，经人介绍与被上诉人相识。需要注意的是：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官曾对上诉人认识被上诉人仅三五天便向其借款且不打借条表示不合情理，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未做任何相反的意思表示，反而在一审败诉后提出上诉时，出尔反尔改变了自己关于认识时间的表述。上诉人王圣超前后矛盾的陈述，使得上诉人主张的所谓民间借贷事实，更加令人不可相信。二、关于一审证人张朝千证言证明力的问题。上诉人虽然在上诉状中矢口否认其与证人张朝千是老乡关系，但其理由仅为两人的身份证信息显示并不在同一地区，显然比较牵强。上诉人否认证人的证言，否认与证人的“老乡关系”，但无法否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经证人介绍认识的，而介绍认识的契机便是上诉人寻找房租租赁。证人作为双方的介绍人，自然与双方均有一定的关系，对双方关系也比较清楚，其证言并非“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而是“与双方当事人均有一定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三、关于五万元费用的合理性说明。1.三万元为中介费的合理性说明上诉人质疑3万中介费没有计算依据及方式，并以其年租金只有20万作为佐证，但却选择性忽略其房源的紧缺性，以及正常租赁宽厚里街区房屋中普遍存在的“转让费”。上诉人租赁的房屋位于宽厚里主街区、紧邻宽厚里中心广场，是整个宽厚里街区中位置最好的房屋之一。正常情况下租赁类似房源需要20-30万不等的转让费，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寻得此处房源，不仅省下了转让费，反而在上诉人退租时，被上诉人又帮其将房屋转租出去时，使得上诉人额外得到了近30万的转让费（转让费及剩余房租等共计37万元）。以上关于上诉人所租赁房屋的紧缺性陈述，若仍无法通过法庭调查查明，恳请合议庭法官前往宽厚里街区一问便知。2.两万元为劳务费的合理性说明被上诉人帮助上诉人寻找到可租赁商铺后，帮助其上下打点商铺装修流程及手续、商铺窗改门等装修团队的监理事务，因商铺装修不能打扰其他商户白天的正常营业，只能在晚上进行，被上诉人时常熬夜到很晚为该商铺的装修进行监理，遂两人约定两万元的劳务费。以上事实若有疑问，合议庭可就该房屋装修的任何细节向被上诉人询问。四、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可看出，上述司法解释明确确认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亦即“明显优势证据规则”。本案中被上诉人已提供证人证言来证实该款项属于中介费和劳务费，该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上诉人应继续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上诉人虽提出一系列抗辩，但是无法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五、上诉人主张的几个疑点。就上诉人主张的所谓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整理归纳了如下不合常理的“疑点”，提交合议庭参考：1.上诉人就双方认识时间问题，在一审诉状及庭审、二审诉状中做出了自相矛盾的陈述，上诉人对此关键事实竟然出现记忆错误，不合常理；被上诉人、证人均陈述双方是2018年6月才认识，上诉人应当就其2018年初便认识提供证据，否则便存在向法庭提供虚假陈述的嫌疑。2.上诉人的唯一证据是其给被上诉人的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的存在说明上诉人大概率保存有其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既然是微信转账，则被上诉人推断在微信转账前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大概率会有对于改变转账性质的相关陈述，如此关键的证据，被上诉人却不出示，且一审中在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追问的情况下也未做出合理说明，同样不合常理、令人生疑。3.上诉人一审诉状中明确说明是租赁房屋时经证人介绍认识被上诉人，却在一审败诉后矢口否认与证人的“老乡关系”，同时却对其与证人的真正关系闭口不谈，也不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举证责任分配正确，希望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王圣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0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原告于2018年经张朝千认识了被告滕慕君，由被告滕慕君帮原告介绍并租赁了济南宽厚里的房屋进行经营。原告分别于2018年6月5日、26日、29日以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30000元、10000元、10000元，共计50000元。二、原告主张上述50000元系向被告支付借款，被告辩称系支付中介费3万元及劳务费2万元。被告为证实自己主张，申请证人张朝千出庭作证。张朝千（男，198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馋味虾餐饮有限公司员工，住山东省嘉祥县，现住济南市历下区xxxxxxxxx，大约2018年6月初，他找到我，让我帮他在济南宽厚里找房子开店（原告自己找了4-5个月都没有找到房屋）。被告是我的朋友，因为他是济南本地的，我就介绍原、被告认识，被告没有多久就租到了房屋。是我搓和这事，宽厚里房屋租赁的惯例是帮别人介绍房子收取中介费。找到房子之后，我们三个在我办公室一起协商，原告支付被告5万元中介费，找到的房子就租赁给原告。原告王圣超给了被告滕慕君5万元的费用，该费用包括中介费、劳务费（帮其找装修队改建房屋、窗改门并办证等），当时约定5万元把上述事情都做了。当时协商好了5万元，具体支付方式、支付时间我均不清楚。大约2018年11月，原告因为经营冷饮（炒酸奶、冰淇凌等）生意不好，房子又要涨房租，原告好像就不想经营了。双方是否有纠纷不清楚。原告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均有异议，据一审法院了解，该证人也系通过被告承租的房屋，与被告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且该证人的陈述说5万元系中介费，与被告代理人主张的5万元是3万中介费加2万劳务费构成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原告仅凭银行、微信转账流水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被告对此不予以认可，其辩称涉案50000元系原告支付的30000元中介费、20000元劳务费，且有介绍双方认识的案外人张朝千出庭证实上述款项系中介费和劳务费，原告虽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但案外人张朝千系原、被告之间介绍人，与双方均无利害关系，原告亦无其他证据印证与被告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原告在认识被告时间不长情况下支付给被告款项，既未要求被告出具欠条、收条等借款凭证，亦未在银行、微信转账时载明转款用途，原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行为与主张存在不合理性，结合证人证言，原告就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承担举证责任。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圣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财产保全费520元，由原告王圣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圣超与滕慕君对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王圣超应就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在一审中其仅凭银行、微信转账流水主张其与滕慕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滕慕君对此不予认可。在一审中证人张朝千出庭作证称，王圣超支付给滕慕君5万元费用，该费用包括中介费、劳务费。王圣超虽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对该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王圣超仍要就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承担举证责任。王圣超既未要求滕慕君出具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亦未在转账时注明转款用途，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王圣超与滕慕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驳回王圣超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圣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王圣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振华审 判 员 亓雪飞审 判 员 尹逊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法官助理 李敬星书 记 员 李宜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