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11212号原告：陈某1，男，201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理人：高微微(陈某1的母亲)，住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XXX弄XXX号XXX室。被告：陈某2，男，1980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告陈某1与被告陈某2抚养费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1的法定代理人高微微、被告陈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自2017年7月至2019年12月止的抚养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9.5万元(按每月6,500元计算,暂算至起诉时止,共30个月)；2.判令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自2020年1月1日至原告能独立生活时止的抚养费100万元(按照每月6,500元、次年上涨10%计算,总额应为144.54万元,一次性支付，则总金额打折为100万元),如果按每月支付的方式,则自2020年1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6,500元(自2020年1月始考虑物价通胀因素，次年抚养费在前一年的基础上上涨10%,即2020年每月支付抚养费6,500元,2021年每月支付抚养费7,150元,2022年每月支付抚养费7,865元,由此推算下去)至原告能独立生活时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原告与被告为婚生父子关系,原告母亲与被告于2016年5月20日在闵行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原告跟随母亲生活。原告母亲高微微与被告陈某2的离婚协议书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约定：“离婚后,儿子陈某1由女方抚养,与女方共同生活”。“儿子随女方共同生活期间的抚养费由女方支出。”在双方2016年5月20日签订离婚协议时,原告母亲作为抚养孩子的一方考虑到被告当时身体状况及后续治疗等原因,并未以原告的名义向被告索要抚养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被告双方生活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告现请求法院从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角度考虑,判决被告支付应当承担的抚养费用。理由：一是被告经济条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被告经过治疗，于2017年7月身体恢复健康,回到单位上班,一方面被告医疗费用支出大大减少,另一方面被告收入已恢复正常。被告为正科级公务员,税后正常年收入为26万元左右(交通银行工资卡加农业银行饭贴卡收入为22万元,公积金为4万元,原告母亲为副科级公务员,所以可以根据原告母亲收入来推算被告收入)。二是协议离婚时原告只有4岁,为学龄前儿童,日常花费相对较少。现原告入小学就读,实际投入在原告身上的费用大大增加,包括日常生活、教育培训、正常的游玩支出等。正因为上述原因，原告母亲作为实际抚养孩子的一方自2017年7月后即以口头和微信等形式向被告提出支付原告抚养费的请求,被告或拒绝或不予理睬。然而无论出于何种理由,被告作为父亲,在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不能变相逃避这种义务。另外，原告母亲前期在给被告的治疗过程中也已耗尽了所有积蓄,且原告母亲作为抚养原告的一方,在承担较大生活压力的同时,还需履行之前(2019)沪0112民初46165号民事调解书,在2020年4月30日前支付给被告房屋折价款人民币248万元。故原告请求法院考虑其实际情况,判决被告以一次性支付但总价较少的方式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用,以利于原告的未来成长。审理中，原告补充表示，第一，本案中不再适用原告父母间原离婚协议中关于抚养费的约定，且该约定无法约束非为协议方的原告；第二，原告父母离婚的原因是感情破裂；第三，被告所述的其让渡一部分房产作为抚养费与事实不符，且被告所述的购房情况亦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原告母亲在被告住院期间一直陪伴；第四，原告的成长需求有所增长，其所主张的抚养费增加请求，都是必要合理支出，且物价也在上涨，而原告母亲的收入只是微薄增加。现被告的经济条件有了显著增加，他的医疗费用支出已经大大减少，身体已在康复，故客观情形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五，原告母亲的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加点，平时都是原告的外公、外婆帮助抚养原告，现在二老的身体也不好了，若被告不承担抚养费，原告母亲一方实难负担；第六，被告有抚养的法定义务。被告陈某2辩称，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请，并由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理由在于：1.离婚协议约定原告抚养费由其母亲支出，应按约履行。被告与原告母亲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并于2016年5月20日在闵行区民政局登记。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原告随母亲共同生活期间的抚养费由女方支出，该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离协议经民政局登记备案已生效,具有约束力,应按约履行。2.原告母亲在离婚协议中未索要抚养费并非出于为被告考虑。被告与原告母亲离婚财产分割的焦点是两人名下唯一一套房产(由被告婚前支付首付并还贷，婚后提前还清贷款后将原告母亲名字加入房产证)。经多次协商，该房产分割比例从最初原告母亲提出的“女七男三”到协议约定的“女六男四”，而抚养费从原告母亲要求的“每月5,000元”到“由女方支出”，这是原告母亲在财产分割受益后权衡利弊下做出的选择。当时被告重病在身(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久治不愈(血液“三系”低、身体虚弱，需要每隔7-10天进行一次输血治疗，频繁出入医院)，亟需家人的支持和照顾，绝非急于离婚的一方。如原告母亲继续坚持要求支付抚养费，被告绝不会同意离婚；而如果原告母亲提起诉讼离婚，按照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只要被告不同意离婚，法院第一次不会支持离婚诉求。而被告主观上是将让步的一成房款视作原告的抚养费，亦曾作此意思表示。因此，原告母亲在离婚协议中未索要抚养费的原因并非其所称“考虑到答辩人当时的身体状况及后续治疗”(如真为被告考虑，又怎会同意离婚？)，而是因被告在房产分割上的让步而妥协，默认让步部分房款作原告抚养费。(虽然上述协商过程没有明确证据，但在常理常识之中，恳请法庭考虑)。3.原告方未发生要求变更离婚协议有关抚养费约定的法定情形。根据我国婚姻法第3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8条规定，子女要求增加抚养费应当符合以下法定情形之一，即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超过原定数额的；有其他理由应当增加的，主要指原有抚养费标准所依据的客观事实发生重大变化，如直接抚养子女一方身患重大疾病、遭受重大人身伤害、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现无证据表明原告方发生了上述法定情形。一方面，原告母亲为公务员，收入稳定，且职级从离婚时的科员晋升为目前的副科，离婚后实际收入不减反增。另一方面，原告方也未提供其所称的高微微在给被告的治疗过程中已耗尽了所有积蓄”的证据，实际也不至于发生该情况。原告母亲与被告的家庭年收入约35-40万，患病以来亲友同仁探望慰问金约15万元(被告曾逐笔记录)，而根据各类发票统计，2014年10月发病至2016年5月20日(离婚登记日)被告的医疗费自费部分为249,502元。在支付方式上，大部分医疗费用通过刷被告名下的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信用卡结账支付(其中交行信用卡绑定工资卡到期自动还款，招行信用卡主要通过存现还款)。被告两张信用卡账单明细显示，2014年10月至2016年5月20日与医疗相关的支出累计94笔，共计234,431.47元。被告并不否认原告母亲从其个人账户中支出了被告的部分医疗费用，但实际上大部分费用是从被告个人银行账户及亲友慰问金中支出，原告母亲所称“耗尽其所有积蓄”言过其实。4.原告的部分支出超出法定抚养费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婚姻法所称“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生活费是指居住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教育费是指国家规定的公立教育机构按规定收取的费用，不包括课外补习、兴趣班所产生的教育费用。而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显示：近15万元支出中有近7.6万元为英语、足球、小提琴、游泳、围棋等课外补习、兴趣班支出，有近6.4万为外出旅游费用(其中有一笔单笔金额高达2.5万余元，明显属于超出本市平均生活水平的高档消费)，上述支出均不属于法定的、必要的抚养费范畴。5.被告的支出负担比原告方重。一是医疗支出。2014年10月发病至今，被告住院治疗达41次(其中离婚后15次)；2014年10月至2017年期间共花费125万余元(其中自费近54万元，均根据发票逐笔计算)。被告离婚时名下存款仅有7.5万余元，为了筹措2016年6月造血干细胞移植费用，向亲友借款35万元。另据上海市“健康云”APP就诊记录显示，2016年至2019年间，被告共住院25次、门急诊168次，支出医疗费756,653.4元(含医保)。二是租房支出。离婚后被告搬离未按协议分割的共有房屋，因造血干细胞移植需要在市一松江南院附近租房6个月，支付租金2.7万元；2017年7月被告回上海继续治疗并重回工作岗位，因原告母亲不同意被告重新住进共有房屋又拒不履行离婚协议，原告不得不租房居住至今，共支付租金(含中介费)共计123,755元(其中2017年7月至2018年5月租住在闵行区春申五村，月租金3,350元；2018年6月至今租住在闵行区申莘新村，月租金3,300元)。三是其他支出。被告父母均为农民、无固定收入，2017年老家借贷方非法集资案案发，一辈子积蓄几乎血本无归，故被告在2017-2018年不定期支付了父母生活费、赡养费。2018年11月底，被告父亲在老家交通肇事致人死亡,被告替父支付11万死亡补偿金中的6万元。而原告母亲的父母原为医院职工，均有固定的退休工资，赡养负担较轻。对于高微微所称的在4月30日前支付被告房屋折价款248万元，是法院就被告提起的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而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原告母亲应履行的义务。此外，目前被告仍在大病康复期，不可测因素较多，免疫系统也无法恢复到正常人水平。综上，原告方要求被告支付抚养费无法律、事实依据，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请。最后，被告表示其作为父亲，愿意将来在合情合理、力所能及范围内帮助孩子改善生活、健康成长。但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及在离婚财产分割和相关纠纷诉讼中多次所作的让步，被告拒绝一切有关抚养费的书面承诺。同时，被告希望原告母亲能切实履行离婚后财产纠纷调解协议并按离婚协议配合被告实现探视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陈某1法定代理人高微微与被告陈某2原系夫妻关系。2012年7月9日，二人生育原告陈某1。2016年5月20日，原告陈某1的父母在本市闵行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并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就子女抚养问题约定如下：双方离婚后，二人的儿子即陈某1由女方即高微微抚养,与女方共同生活。但儿子年满十周岁时,可由其自行选择决定与谁共同生活。陈某1随女方共同生活期间的抚养费由女方支出。如儿子十周岁后决定选择与男方共同生活,且男方身体、经济等方面具备抚养条件的且不造成儿子生活学习重大变化的,则儿子可变更为随男方共同生活,女方需根据男方抚养时间支付儿子抚养费不超过十八周岁,具体金额及支付形式届时另行协商约定。在不影响儿子正常学习生活的情况下,男方平日可探望儿子,但应提前联系女方,并根据双方协商的时间、方式等进行探望。此外,在尊重儿子意愿和不影响儿子正常学习生活并且男方身体条件允许以及保障孩子健康、安全的情况下,每年上半年、下半年各一次，儿子可与男方共同生活,每次为期叁天以上七天以下,每隔一年儿子可与男方共度春节假期,女方应积极配合保障男方上述探望权。如儿子十周岁后变更为随男方共同生活的,女方探望权参照上述约定。原告陈某1的父母亲离婚后，原告随其母亲高微微共同生活。本院另查明，原告于2018年9月就读小学(公办)，现为二年级学生。本院又查明，陈某2诉高微微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该案审理中，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及房屋内装潢、家用电器等归高微微所有；陈某2于2020年4月30日之前协助高微微办理该房屋的过户、变更等手续，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高微微承担；二、高微微于2020年4月30日之前支付陈某2房屋折价款人民币2,480,000元；三、双方于该案无其他争议；四、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3,450元，由陈某2负担。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并于2020年1月6日作出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现已生效。审理中，原告法定代理人高微微表示其离婚后未再婚再育，现就职于本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职级为副科级，税后年收入在24万元左右。对此，被告未持异议，并表示其在本市闵行区公安分局就职，职级为正科级，税后年收入在25万元左右，其离婚后于2016年6月28日进行了干细胞移植，当年8月份出院，之后一直病休，直至2017年9月份开始回单位上班至今。审理中，本院询问被告现在的医疗费支出，其表示目前在术后的五年恢复期，现没有大额医疗费支出，但身体若有突发情况，还需入院治疗。本院认为，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母双方亦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费。本案中，原告陈某1的父母在离婚时关于原告现由其母亲直接抚养并由其母亲一方承担直接抚养期间抚养费的协议约定系其父母双方协商一致确认，并经民政机关审查备案，应为合法有效，对其父母双方均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本案中，原定抚养费约定系原告父母双方在通盘处理离婚事宜中协商确定，并非直接与被告收入挂钩，已能较好地满足原告的实际需求。现原告主张被告自2017年7月恢复正常工作后，收入增加，而高微微因赡养父母以及尚需向被告支付房屋折价款等原因，负担较重。对此，被告虽自认已于2017年9月恢复正常工作及收入，但鉴于被告现尚在大病后的恢复观察期，存在必要的医疗费支出，结合审理中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父母在签订离婚协议之时的收入情况与目前存在显著差异，或其直接抚养方目前经济陷入困境，故对于原告以被告现在的收入情况来否定上述离婚协议中关于抚养费约定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能采纳。但是，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本院注意到，本案中原告的父母早于2016年离婚，彼时原告年龄尚幼，然时至今日已近四年，原告已入读小学，虽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但随着原告的自然成长，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原告所需的各项费用确有所增长，而被告现已恢复正常工作收入，虽存在必要的医疗开支，但仍具备一定的能力在合理的范围内为原告提供更好的生活及学习上的经济帮助。据此，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确定原告现诉请中要求被告自2020年4月起至原告十周岁前增加支付抚养费的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是，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20年4月前的抚养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能支持。至于增加支付抚养费的数额，本院根据原告的实际需要、被告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酌定为每月300元。但是，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一次性支付抚养费的主张，缺乏相应的条件与依据，本院不能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其十周岁前的其余抚养费请求，本院不能支持。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抚养费中的生活费为日常生活所需的吃穿住行的开支费用，不包括购买大件贵重物品的开支费用；教育费为进入公办教育机构所支出的教育费用，不包括进入民办教育机构或进行国家教育大纲范围以外的兴趣班、补课而产生的教育费；医疗费为患感冒、发热等常见疾病的小额、零星的医疗费用，不包括突发、特殊疾病的医疗费用。本案中，父母希望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系人之常情，但抚养子女的支出应量力而行，未征得被告的同意仍为原告支出大额补课等费用，该类费用并非原告的必要开支，原告要求被告负担，于法无据。另，鉴于原告陈某1的父母在离婚协议中已约定，对于原告十周岁后的直接抚养问题需另行协商，而抚养费系为不直接抚养孩子一方支付子女抚养的费用，故原告主张的被告向其支付十周岁以后至其能独立生活止的抚养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能支持。当事人可待条件成就后，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陈某2自2020年4月起每月给付陈某1抚养费300元，直至陈某1十周岁时止；二、驳回陈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40元，由陈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莫燕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石娇书 记 员 石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10.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费。但经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不予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