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593号原告：黄俊淇，男，201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法定代理人：黄某，男，197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舒雅，广东千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街华穗路406号之二中景大厦A座601-625房、2101-2106房。负责人：李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泳欣，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翁益富，该公司职员。原告黄俊淇与被告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俊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舒雅，被告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泳欣、翁益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俊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应按《华夏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约定，承担对投保人罗桂梅的“身故豁免保险费”责任，即应豁免主合同《华夏健康人生重大疾病保险》自罗桂梅身故之日以后的各期（2017年-2036年）保险费，且主险合同继续有效保障至终身；2.被告应以该保单主险合同保险费1504.50元每年为标准，返还原告已缴纳的2017年至2019年共3年保险费，合计4513.5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罗桂梅于2016年10月2日为原告投保主险《华夏健康人生重大疾病保险》及附加险《华夏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两份保险合同的保费均为按年交。罗桂梅于2017年6月6日因交通事故死亡，案涉主险更换投保人为原告父亲黄某，黄某支付了2017年至2019年三年保费。罗桂梅死亡后，其母亲郑锦月提出理赔申请，被告于2017年8月29日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表明因罗桂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属于责任免除情形，保险公司不承担身故豁免保险费赔偿责任。原告认为罗桂梅事发时骑行的电动车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罗桂梅作为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消费者，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无法判断该车辆属于机动车，客观上也无法领取行驶证或驾驶证，案涉事故不符合责任免除情形，被告不能拒绝承担保险责任。被告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辩称：一、经交警部门认定，投保人罗桂梅出险的事故原因为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且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属于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免责事由，且被告已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被告有权不承担保险责任。投保人罗桂梅于2017年6月6日因交通事故身亡，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事故形成原因分析：罗桂梅未戴安全头盔、未按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电动车上路行驶时，未实行右侧通行。根据被告与罗桂梅签订的《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2.2条责任免除第一款：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患本附加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轻症疾病的，我们不承担豁免保险费的责任：第（五）项：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显然，投保人罗桂梅的意外事故原因完全符合上述约定的免责情况，相关事故事实及车辆性质已经当地交警部门及专业的技术鉴定机构进行官方科学的认定，与投保人是否为普通消费者无关，事故性质已明确且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被告有权不承担豁免保险费的责任。被告已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就相关责任免除条款在专门的章节中以加粗斜体的形式进行提示，责任免除条款内容明确、具体，没有歧义。同时，在投保单及投保提示书也重复以加粗字体提示投保人认真阅读免责条款。根据《人身保险投保单》第二部分授权与声明中的A项第一条第2点：本人已认真阅读保险产品说明书、保险条款和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已充分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障范围等条款，且对本人所不能理解的内容已经向贵司提出询问，贵公司对本人所询问的问题均巳解答清楚，而且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以及其他可能导致贵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条款，业务人员均已向本人作出了明确说明。《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第三条：请您认真阅读条款内容，重点关注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权利和义务……您若对条款内容有疑问，您可以要求销售人员进行解释。上述内容均由投保人亲自签名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内容明确、具体，没有歧义，并已经使用黑体字等醒目方式或以专门章节予以标识、提示的，且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书面明示知悉条款内容的，应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责任免除条款的提示义务。二、投保人为保险代理人，涉案保险合同为其本人为家人购买的自保件，其理应熟知保险条款内容，且清楚了解保险合同责任。根据被告对原告法定代理人黄某做的理赔询问笔录可见，投保人罗桂梅为中介代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作为专业的保险销售人员，其必须经过专业的培训合格后持执业证书展业，其理应熟知购买的保险条款内容，清楚了解包括免责条款在内的所有合同内容，不存在对合同条款理解有误的情况。三、投保人的身故属于保险合同的免责范围，被告有权不承担保险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被告本着人文关怀，已向原告退回已交保费，同时原告要求保费豁免至2036年与保险合同约定不符。基于投保人罗桂梅已经身故，为抚恤原告及体观被告人文关怀，被告已向原告法定代理人退回《华夏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的已交保费90.47元。另外，根据双方签订的投保单约定，华夏健康人生重大疾病保险的交费频率为年交，交费期间为20年（即自2016年10月3日至2035年10月3日），因此即使投保人罗桂梅的身故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原告要求被告豁免《华夏健康人生重大疾病保险》2017年至2036年保险费的要求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费交纳期间不符。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罗桂梅于2016年10月2日为原告投保华夏健康人生重大疾病保险（下称“重疾险”）并为自己投保华夏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下称“附加豁免保费险”），被告签发保单予以承保，其中重疾险的保险期满日为终身，附加豁免保费险的保险期满日为2035年10月3日零时。上述保单所附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中载明：本人确认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贵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已提供本人所投保产品的条款，并对条款进行了说明，尤其是对免责条款、合同解除条款、投保人权利义务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投保的险种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已认真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罗桂梅在该《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处签名。《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载明：1.主合同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时，主合同的投保人可作为本附加合同的被保险人投保本保险。2.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9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我们将豁免主合同及其附加的保险合同自被保险人身故之日以后的各期保险费，同时本附加合同终止。3.条款以加粗黑色斜体字载明：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患本附加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轻症疾病的，我们不承担豁免保险费的责任：（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4.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身故，本附加合同的受益人为主合同的被保险人。5.释义：“机动车：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2017年6月6日22时06分许，罗桂梅驾驶名将牌电动车在广州市白云区广从路西侧路面机动车道由南往北逆向行驶时与李东歌驾驶的粤Ａ×××××号小型轿车相撞，罗桂梅当场死亡。事故后，案涉电动车经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白云一大队送往广东安盈汽车保险事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检验，该公司出具《道路交通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载明：该车以蓄电池为辅助能源，额定电压为48V；该车无脚踏骑行装置，无法实现脚踏骑行功能，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3款“电动自行车必须具有良好的脚踏骑行功能，30min的脚踏行驶距离应不小于7km”的规定；据检测，该车残余车身重量为48.2kg（验车时无电池，参考单个同等型号电池质量为4.3kg，则该车原空车质量应为m＝48.2＋4.3×4＝65.4kg，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2款“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应不大于40kg”的规定，该车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为轻便两轮摩托车。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白云一大队于2017年7月19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罗桂梅未戴安全头盔，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未实行右侧通行，李东歌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由李东歌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罗桂梅承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罗桂梅的家属向被告提出理赔申请，被告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以罗桂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属于附加豁免保费险的责任免除情形为由，予以拒赔。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经查明，原告法定代理人黄某已向被告缴纳案涉主险重疾险合同2017年至2019年的保险费。经查明，原告未能提交罗桂梅在案涉事故中驾驶车辆的购买发票、产品检验合格证书。另查明，广州市公安局于2006年11月6日发布《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穗公〔2006〕343号)，自该通告发布之日起，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含从化市和增城市）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广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9月15日发布《关于整治五类车的通告》（穗府〔2010〕27号），该通告所称“五类车”包括了电动车（四轮电瓶车、电动自行车），通告禁止“五类车”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行驶。广州市政府于2011年11月3日发布《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穗府〔2011〕23号），于2016年11月2日发布《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穗府规〔2016〕7号），对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含从化市和增城市）继续实施不准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上道路行驶的措施。本院认为：罗桂梅为原告向被告投保了重疾险，并为自己投保了附加豁免保费险，双方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应依约履行。罗桂梅因交通事故身故，从而发生保险事故，原告作为主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在罗桂梅身故后成为附加豁免保费险的受益人，依约可以就附加豁免保费险向被告提出理赔主张，要求被告豁免主保险合同自罗桂梅身故后的各期保费。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可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免除保险责任。该争议焦点的关键在于罗桂梅驾驶的车辆能否解释为不属于保险免责条款中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一，案涉保险合同条款以加粗黑体字显示“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属保险责任免除情形，罗桂梅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亦确认保险公司对此已向其作出明确说明，上述责任免除条款对保险合同当事人均产生效力；第二，交警部门经委托鉴定得出的《道路交通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鉴定结论为罗桂梅在案涉事故中驾驶的车辆属机动车，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亦认定“罗桂梅未戴安全头盔，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此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第三，原告抗辩认为免责条款中未就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作出明确释义，罗桂梅作为普通消费者，无法认知案涉车辆不属机动车。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三）“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四）“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本案中，保险合同条款的释义约定：“机动车，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该释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机动车”用语含义一致，一般人不会产生歧义。而且，经检测，案涉车辆无脚踏装置，无法实现脚踏骑行功能，车身质量为65.4kg，远超出“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应不大于40kg”的规定，难以让一般人产生该车属于电动自行车类型的认知；原告也未能提交车辆的购买发票、产品检验合格证书或说明书，不能确定罗桂梅驾驶该车时是否存在误认为该车属于电动自行车的情形，现原告亦无其他证据能反驳鉴定结论及交警部门对该车辆属机动车的认定。第四，如前所述，广州市早于2006年起就禁止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实际上，罗桂梅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对社会公众的交通安全存在一定的隐患。综上，被告主张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免除保险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豁免主险重疾险合同自罗桂梅身故后的各期保险费，并返还已缴纳的2017年至2019年的保险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俊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俊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丽娜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谢宜静周焕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