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148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松，男，汉族，1982年9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世纪汇广场2617，公民身份号码为420************752。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鹏，广东勤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东莞市锋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泰安城（第一期）商铺110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781526T。法定代表人：刘某2。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天津海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天保大道210号太平洋国际汽车城一层C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20118MA05KBUE6P。法定代表人：刘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苑芬，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炜，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新疆宏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宏东汽车城（中山路夹滩村丘17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6************364。法定代表人：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晶，广东盈隆（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伟，广东盈隆（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关，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负责人：贺水山。一审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岛海关，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人：张道虎。上诉人李松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锋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行公司）、天津海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晟公司）、新疆宏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东公司），一审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关（以下简称青岛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岛海关（以下简称黄岛海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2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李松与锋行公司签订的《车辆订购合同》；2.锋行公司、海晟公司、宏东公司将李松已支付的购车款1098500元退回给李松，李松将所购车辆退回给锋行公司、海晟公司、宏东公司；3.锋行公司、海晟公司、宏东公司赔偿李松三倍购车款3295500元；4.锋行公司、海晟公司、宏东公司向李松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3项合计4394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5.由锋行公司、海晟公司、宏东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限东莞市锋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李松退还购车款1098500元；同时，李松将案涉车辆退回给东莞市锋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二、限东莞市锋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李松支付逾期利息（以1098500元为本金，从2018年1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李松对天津海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新疆宏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李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1952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松负担35214元，东莞市锋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1738元。李松已预交了上述费用。鉴定费5060元，由李松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211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李松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锋行公司、海晟公司、宏东公司连带退还李松购车款1098500元并承担逾期利息（以1098500元为本金，从2018年1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锋行公司、海晟公司、宏东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锋行公司、海晟公司、宏东公司在销售案涉车辆时明显存在同一性，是分工合作的关系，理应连带承担退还购车款的责任。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天津美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通达公司）与宏东公司签订的《车辆购销合同》显示案涉车辆车身价售价690000元，一审庭审查明宏东公司将案涉车辆以800000元出卖给海晟公司，海晟公司与锋行公司签订的《汽车代购协议》显示案涉汽车售价94.50000元，锋行公司与李松签订的《汽车订购合同》显示案涉车辆售价96.50000元，最终由宏东公司开具合格发票。根据庭审情况，案涉车辆是直接从天津港直接运往东莞交至李松手上，海晟公司与锋行公司实际上从未获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其所实施的均是协助运输和提车的服务。可以看出，案涉车辆是由锋行公司、海晟公司、宏东公司实施分工共同向李松出售，只不过在案涉车辆未出现问题的时候均由锋行公司与李松对接。海晟公司与锋行公司实际上相当于宏东公司的分销商，帮助宏东公司出售案涉车辆从中赚取分销利润。其次，我国机动车实行登记制。案涉车辆从出售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宏东公司名下且案涉车辆的发票也是由宏东公司开具，结合本案除宏东公司外锋行公司、海晟公司均不拥有销售案涉车辆的资质也可证明案涉车辆是从宏东公司直接售出，海晟公司与锋行公司从旁协助。最后，李松作为本案消费者根本不清楚三公司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仅仅在案涉车辆出现无法上牌的原因时，锋行公司告知需要与海晟公司、宏东公司沟通处理，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条之规定，“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一审法院简单的根据李松与锋行公司签订的《汽车订购合同》以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由明显无法承担退还购车款责任的锋行公司承担退还购车款的责任继而让锋行公司赔偿后层层追偿，那么李松作为消费者所遭受的损失将永远得不到挽回。然而，明显具有清偿能力的宏东公司将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而逍遥法外，法律的公平正义难以彰显。李松作为本案消费者本身已经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现遭受的损失也将面临永远无法挽回，一审判决明显是在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作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李松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锋行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让锋行公司一方返还购车款，与李松的上诉意见一致。被上诉人海晟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本案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李松的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宏东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一）李松与宏东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宏东公司并非案涉合同相对方及本案适格被告，李松不应向宏东公司主张权利。2017年6月19日，宏东公司将案涉车辆出售给海晟公司，并表明出具发票给海晟公司，但海晟公司称先不开具发票。8月，接到海晟公司通知开具发票的名称写“李松”，宏东公司遂开具了该发票。宏东公司收到本案起诉材料后才得知海晟公司将案涉车辆出售给锋行公司，锋行公司将该车辆出售给李松，因车辆识别码不一致的问题该车辆无法上牌，李松诉至法院。宏东公司认为，本案车辆买卖关系中，就买卖的标的、价款及有关的其他特别约定及文件的交付都是在李松与锋行公司之间发生。李松并未与宏东公司就车辆买卖的有关情况进行磋商。交易过程中，宏东公司与海晟公司是买卖双方，宏东公司并未授权海晟公司为案涉车辆的代理销售方，锋行公司与李松也是直接交易的买卖双方，锋行公司也从未表明是宏东公司的代理人及分销商，实际上也确实不是。宏东公司除了得到与海晟公司的合同价款并没有得到任何分销利润。如仅仅以机动车销售发票是由宏东公司出具而将宏东公司作为本案合同相对人，缺乏依据。出卖人出具销售发票是买卖合同的一种附属义务，故销售发票是买卖关系的相关证据，但并非充分证据。在本案中，发票交付的时间远远后于交易时间，只能证明李松对锋行公司履行该附属义务没有异议，而且从事实看，该附属义务是否必须由锋行公司履行对合同目的并不影响。此外，宏东公司以合同价款为800000元将案涉车辆出售给海晟公司，出具的发票金额也是800000元。海晟公司以94.50000元的价格将案涉车辆出售给锋行公司，锋行公司以1098500元的价格将案涉车辆出售给李松，如要求宏东公司及海晟公司向李松退还锋行公司与李松的交易对价1098500元，是极为不公平的。因此，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是进行交易的李松与锋行公司。（二）案涉车辆从未登记在宏东公司名下。案涉车辆为进口车辆，宏东公司是从美通达公司购买，随后将该车辆出卖给海晟公司。宏东公司从美通达公司拿到全套关于案涉车辆的证书，都在车辆出卖给海晟公司时一并转交。案涉车辆为进口车辆，从本案第三人青岛海关、黄岛海关所提供关于案涉车辆进口的相关证据可知，该车辆的发货公司为一家外国公司，收货公司为山东高速青岛西海岸港口有限公司，报关单位为青岛东吉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货主单位为青岛世莫奇汽车有限公司。宏东公司既非生产商，也非报关单位，也非货主单位，没有参与任何案涉车辆的进口报关环节，仅从美通达公司购买该案涉车辆并再次出卖给海晟公司，该车辆从未登记在宏东公司名下。宏东公司从美通达公司拿到全套关于案涉车辆的证书，都在车辆出卖给海晟公司时一并转交，其中，《车辆一致性证书》、《货物进口证明书》及《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都载明案涉车辆的车辆识别码是“SALAN2V67GA810494”,该车架号在报关前即被篡改。宏东公司转交的车辆一致性证书、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虽车检验单系经海关检验合格后提供的，已经尽到了形式审查的义务。综上，宏东公司并非案涉合同相对方，李松不应向宏东公司主张权利。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松的上诉请求。一审第三人青岛海关向本院答辩称：（一）青岛海关为不适格的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规定，海关作为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关，签发《货物进口证明书》是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规定，行政行为相对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纠纷是基于民事法律关系的民事案件，不应当因青岛海关行政行为而将其列为民事案件第三人。（二）青岛海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据。本案所涉车辆是由山东高速青岛西海岸港口有限公司委托青岛东吉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向青岛海关隶属黄岛海关申报进口名称为“爱玛仕LR42995CC越野车”车辆，报关单号为425********0224418，货物规格型号包括“DISCOVERY4”，报关单备注栏中载明事项包括“VIN:SALAN2V67GA810494”,于2017年2月16日征税放行。2017年2月20日，应进口收货人代理人青岛东吉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申请，青岛海关签发车辆识别代号为SALAN2V67GA810494的“爱玛仕LR42995CC越野车”的《货物进口证明书》，编号为H4217000137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进口货物收货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交验进口许可证和有关单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第一条规定，进口货物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可在办结进口货物放行手续后向海关申请签发证明书”，第三条规定“证面签注内容获取自进口货物报关单和收货人向海关提交的补充数据”。H42170001377号《货物进口证明书》所载“车辆识别代号”信息即由对应报关单的进口收货人按此规定申报的。综上，青岛海关签发H42170001377号《货物进口证明书》系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等规定，不应当将青岛海关列为本案第三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李松将青岛海关列为本案第三人的请求。一审第三人黄岛海关向本院答辩称：（一）海关不应被列为本案民事诉讼案件第三人。黄岛海关对进口机动车辆实施检验并出具《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案涉纠纷为民事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不应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审理行政行为。这在最高人民法院也有例可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商检局检验出口的商品被退回应否将商检局列为经济合同质量纠纷案件当事人问题的批复》已明确：“当事人以经济合同商品质量纠纷起诉的，人民法院不应将商检局列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二）黄岛海关对涉案车辆识别代号（VIN）检验的事实、依据、程序等进行了复核。本案所涉车辆由山东高速青岛西海岸港口有限公司委托青岛伟元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1日向黄岛海关报检，黄岛海关受理报检后，依法实施检验并出具《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黄岛海关通过“进口机动车VIN管理系统”对该车车辆识别代号进行了校验，经校验合格。依据GB16735-2004《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号（VIN）》对涉案车辆识别代号进行了现场检验，确认车体右侧大梁打刻车辆识别代号为SALAN2V67GA810494，与《进口机动车质量安全符合性声明》、《车辆一致性证书》等申报材料记载一致，其内容与构成、位置与固定要求等也符合GB16735中4.1第一款“车辆识别代号由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WMI）、车辆说明部分（VDS）、车辆指示部分（VIS）三部分组成共17位代码……”；5.1.1“车辆识别代号可直接打刻在车架上……”；5.2.1“每一辆车辆都必须具有唯一车辆识别代号，并标示于车辆的指定位置”；5.2.2“车辆识别代号应尽量标示在车辆右侧的前半部分……”等条款的规定。综上，黄岛海关对涉案车辆识别代号（VIN）检验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李松提起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松请求锋行公司、海晟公司、宏东公司连带退还购车款的理据是否成立？首先，李松与锋行公司签订的《车辆订购合同》明确约定由锋行公司通过合法途径向李松提供案涉车辆，李松向锋行公司支付购车款，锋行公司向李松交付车辆，双方建立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实际上，李松已按照约定向锋行公司指定的账户支付了购车款，锋行公司也向李松交付了案涉车辆。锋行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销售、网上销售汽车及汽车配件等，锋行公司主张其向李松提供的仅是居间服务，该主张与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实际履行的情形明显不符，对锋行公司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锋行公司与李松成立的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其次，按照工商登记信息，锋行公司、海晟公司及宏东公司均有汽车销售资质，根据锋行公司、海晟公司、宏东公司提交案涉车辆销售的证据，案涉车辆是锋行公司向海晟公司购买的，而海晟公司是向宏东公司购买所得，锋行公司与海晟公司、海晟公司与宏东公司之间是分别成立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即使是由宏东公司直接向李松开具销售发票，但仅凭开具发票的行为不足以证明李松与宏东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车辆的运输及交付并非认定买卖合同相对方的直接依据，李松提出三家公司是分工合作共同销售案涉车辆的主张与证据反映的情况不相符，李松以此为由要求三家公司连带退还其向锋行公司支付的购车款理据不成立。综上，李松在解除与锋行公司的买卖合同后，依法可向锋行公司退车的同时要求锋行公司退还购车款，李松以锋行公司明显不具备退款能力、应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由要求海晟公司、宏东公司共同向其退还购车款，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该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李松二审对此也未能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对李松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松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87元，由上诉人李松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冯婉娥审判员  胡文轩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熊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