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2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国英，女，197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武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俭，河北北方国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国栋，男，197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武安市，系上诉人弟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利春，男，197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武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沙桂芳，女，1971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武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斌，河北泽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闫国英因与被上诉人王利春、沙桂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2019）冀0481民初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国英上诉请求：撤销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2019)冀0481民初29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王利春在武安市鼓山水泥有限公司、武安市博泰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涉案两公司”）仅系被上诉人沙桂芳代持股权的名义股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沙桂芳主张王立春对涉案两公司的历次出资及增资的资金均来自沙桂芳或者沙桂芳协调来的外部贷款，其全部直接证据是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农村信用社金融凭证复印件。其次，沙桂芳提交的农村信用社金融凭证复印件内容，无法证实王立春历次出资及增资的资金均来自沙桂芳或者沙桂芳协调来的外部贷款。再次，没有证据证实王立春和沙桂芳订立过口头形式或书面形式的股权代持合同。涉案两公司出资额为500万元，代持股权涉及重大、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沙桂芳、王利春之间没有订立合同，违反基本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最后，王利春是涉案两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不是名义股东。本案两公司属于家族企业，其实际投资人是王利春、王利斌兄弟二人。庭审中，王利春自认他负责鼓山公司的供料、采购，在公司经营管理中拥有实权，是公司的二老板（王立斌是大老板）。由于王立春有经济实力向两公司出资，也有成为公司股东的利益需要，所以他是公司的真实股东。二、涉案两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无效。首先，公司登记机关（武安市工商局）存档的涉案两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沙桂芳出资100万元对价购买王立春转让的鼓山公司股权、沙桂芳出资400万元对价购买王立春转让的博泰公司股权。如果是原审法院认定的该两份协议“系真实股权的返还，无需支付对价”（参见原审判决书第8页）则王立春、沙桂芳订立该两份协议是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的。其次，二被上诉人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恶意串通、目的是损害上诉人的财产利益，依法无效。二被上诉人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完全属于《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规定的一方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情形。二被上诉人都不同意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500万元，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意思表示，违反了我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的民事活动诚实信用原则，属恶意串通，已经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最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审法院以《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作为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的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原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二款，作为本案的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审理的争议是涉案两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争议。二被上诉人虽然主张他们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但没有向法院提交书面的股权代持合同，无法证明二人之间股权代持的权利、义务，《股权转让协议》不是二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代持合同，本案合同效力争议情形与“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没有关联，原审法院不应适用该条款。 王利春、沙桂芳答辩称，闫国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闫国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利春与沙桂芳于2016年12月19日签订的关于原登记于王利春名下的武安市鼓山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鼓山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确认王利春与沙桂芳于2017年9月14日签订的关于原登记于王利春名下的武安市博泰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泰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闫国英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王利春与沙桂芳于2016年12月12日签订的关于原登记于王利春名下的鼓山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确认王利春与沙桂芳于2017年9月6日签订的关于原登记于王利春名下的博泰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闫国英和王利春系夫妻关系；王利春和鼓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利斌系兄弟关系，王利斌是哥哥，王利春是弟弟；王利斌与博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沙桂芳系夫妻关系。鼓山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7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公司成立时的实际出资情况是王利斌出资400万元，沙桂芳出资100万元。2013年5月2日，沙桂芳通过其农村信用社账户转账，将100万元转存至王利春账户中。当日，王利春账户内的该100万元缴至鼓山公司验资账户。鼓山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及出资情况登记为王利斌出资400万元，王利春出资100万元。王利春成为鼓山公司的名义股东，为沙桂芳代持股份，不享有实体股东权利，不承担实体股东义务。2016年12月12日，经公司股东会同意，王利春与沙桂芳签订鼓山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王利春将其在鼓山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100万元转让给沙桂芳；2.沙桂芳愿以货币出资100万元购买王利春转出的在鼓山公司全部股权100万元，并于签订协议时将100万元全部结清；3.股权转让后，王利春在鼓山公司的股权消失，在公司职务自动免除；4.股权转让后，王利春在鼓山公司形成的债权债务全部由沙桂芳享有和承担（包括转让前的债权债务）。2016年12月19日，鼓山公司股东及出资情况变更登记为王利斌出资400万元，沙桂芳出资100万元。博泰公司成立于2005年4月15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现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实际出资情况是2005年4月13日，由沙桂芳以自己名义出资80万元，并从安庄信用社协调贷款20万元转至王利春账户后缴至博泰公司验资账户。王利春成为博泰公司的名义股东，开始为沙桂芳代持部分股份。博泰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及出资情况登记为沙桂芳出资80万元，王利春出资20万元。2007年4月14日，沙桂芳为博泰公司第一次增资50万元，沙桂芳从磁山信用社协调贷款50万元，为沙桂芳名下增资40万元，为王利春名下增资10万元完成验资。同月，博泰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变更登记为沙桂芳出资120万元，王利春出资30万元。2009年3月26日，沙桂芳为博泰公司第二次增资350万元，其中沙桂芳名下增资280万元，沙桂芳从武安市鼓山水泥厂协调借款为王利春名下增资70万元完成验资。之后，博泰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变更登记为沙桂芳出资400万元，王利春出资100万元。2009年12月23日，沙桂芳为博泰公司第三次增资1500万元，其中沙桂芳名下增资1200万元，沙桂芳从武安市新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协调借款200万元，并通过其农村信用社账户向王利春转账100万元，为王利春名下增资共计300万元完成验资。之后博泰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变更登记为沙桂芳出资1600万元，王利春出资400万元。王利春在博泰公司为沙桂芳代持股份期间，不享有实体股东权利，不承担实体股东义务。2017年9月6日，经公司股东会同意，王利春与沙桂芳签订博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王利春将其在博泰公司所持有的400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沙桂芳，其余内容与2016年12月12日王利春与沙桂芳签订的鼓山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类似，仅是股权及对价数额变为400万元。2017年9月14日，博泰公司股东及出资情况变更登记为沙桂芳出资2000万元。 另查明，闫国英和王利春于1994年11月16日登记结婚。2016年及2018年，闫国英曾两次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第二次裁定准许撤诉。2017年，王利春曾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后撤回起诉。目前，双方婚姻关系仍处于存续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股权是否属于王利春与闫国英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而王利春与沙桂芳所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闫国英利益的情形。本案中，闫国英主张其与王利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利春取得涉案股权，进而涉案股权属于闫国英与王利春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王利春在鼓山公司和博泰公司仅系为沙桂芳代持股份的名义股东，其并未实际出资，其历次出资及增资的资金均来自沙桂芳或者由沙桂芳协调来的外部贷款。关于股份代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法律并不禁止代持股份行为，本案中王利春为沙桂芳代持鼓山公司及博泰公司股份的约定及行为对其二人具有约束力。闫国英不能举证证明王利春为获得涉案股权用夫妻共同财产实际支付对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闫国英关于涉案股权属于其与王利春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代持股份的情况下，王利春于2016年12月12日及2017年9月6日与沙桂芳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系真实股权的返还，无需支付对价。闫国英主张王利春与沙桂芳恶意串通，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损害其利益而应属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闫国英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王利春在鼓山公司和博泰公司仅系为沙桂芳代持股份的名义股东，其并未实际出资，其历次出资及增资的资金均来自沙桂芳或者由沙桂芳协调来的外部贷款。法律并不禁止代持股份行为，本案中王利春为沙桂芳代持鼓山公司及博泰公司股份的约定及行为对其二人具有约束力。闫国英不能举证证明王利春为获得涉案股权用夫妻共同财产实际支付对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代持股份的情况下，王利春于2016年12月12日及2017年9月6日与沙桂芳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系真实股权的返还，无需支付对价。闫国英主张王利春与沙桂芳恶意串通，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损害其利益而应属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闫国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闫国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聂洪文 审 判 员 张 颖 审 判 员 潘新丽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法官助理 赵 鹏 书 记 员 王 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