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202刑初30号公诉机关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符思林，男，196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中共党员，原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12315投诉股股长，户籍地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住株洲市荷塘区新华西路治邦大厦502室。因涉嫌敲诈勒索罪，2019年4月15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8月20日解除指定监视居住被取保候审。因涉嫌受贿罪，2019年10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株洲市。辩护人肖建平，湖南犀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李凯，男，198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中共党员，原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户籍地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2019年4月1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8月20日解除指定监视居住被取保候审。因涉嫌受贿罪，2019年10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株洲市。辩护人钟健，湖南法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朱一明，男，197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大专，无业人员，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住株洲市荷塘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2019年4月14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4月21日被攸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株洲市。辩护人张乐华，湖南湘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李昌雄，男，198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大专，无业人员，户籍地湖南省浏阳市。因涉嫌敲诈勒索罪，2019年4月15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4月21日被攸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5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株洲市。辩护人吴炼，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黄文保，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检察院以株荷检刑检刑诉[2020]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符思林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贪污罪，被告人李凯、朱一明、李昌雄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于2020年1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后又补充证据申请延期审理，2020年3月20日，向我院提交株荷检刑检刑变诉[2020]1号变更起诉决定书。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建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邓咏李、廖菲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田鑫担任庭审记录。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章戈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符思林及其辩护人肖建平，被告人李凯及其辩护人钟健，被告人朱一明及其辩护人张乐华、被告人李昌雄及其辩护人黄文保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朱一明、李昌雄涉嫌受贿罪。2012年至2017年10月，被告人符思林在担任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以下简称经检大队大队长）期间，与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共谋，在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前来求助时，以工商部门人员不足、手段有限为由推脱，有案不查。随后符思林将被控制人员的相关信息提供给朱一明，并安排朱一明或李昌雄以社会反传销人士的名义出面向家属索要财物。2017年10月被告人符思林被人投诉后被免职。2018年4月，被告人李凯接替符思林担任经检大队大队长一职，采取相同的手段伙同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索取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财物，并向传销组织头目索取保护费。由于被告人符思林、李凯在担任经检大队大队长期间怠于履行职责，致使传销组织在荷塘区坐大成势，客观上为传销组织犯罪分子攫取非法利益提供了便利条件，涉嫌充当恶势力犯罪集团“保护伞”。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2017年9月，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要志豪的家属要振永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时任经检大队大队长符思林接待后，要求家属提供要志豪的基本情况和照片。符思林通过原来查处传销活动时登记的资料，判断出要志豪的大概位置，然后安排朱一明、李昌雄前往传销窝点解救出要志豪。之后，符思林电话通知家属已经找到要志豪，并向家属索要了10000元。事后，李昌雄分得了3000元，朱一明分得了2000元，符思林分得了5000元。2、2017年9月，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李某1、郭某到株洲来寻找各自的孩子，因得知河南老乡要振永通过工商局花钱解救出了要志豪，遂请要振永带他们到工商局求助，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后，符思林接待了李某1和郭某，并要求提供卜某、郭明霞、郭名各的基本情况和照片，承诺帮其找孩子，双方互留了联系方式。当天下午，符思林电话告知李某1其女儿卜某已经找到，并安排朱一明前往鸿达宾馆与李某1谈价，为证实已经找到卜某，朱一明将符思林手机所保存的卜某照片拿给李某1看，李某1看到卜某的照片后，朱一明向李某1索要15000元。因郭某需解救儿子郭名各和女儿郭明霞两个人，朱一明称只要郭某出30000元，也可以帮其找到女儿和儿子。晚上20点，符思林、朱一明到达鸿达宾馆，收取了李某15000元现金，并要求李某1凑齐余款。第二天，李某1称已凑齐余款，约符思林、朱一明到鸿达宾馆见面，符思林、朱一明到达后，因李某1并没有凑齐余款，朱一明便言语威胁李某1，李某1遂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见李某1报警，朱一明将5000元现金丢至李某1的房间。接警后，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茨菇塘派出所贺某赶到现场处置。第三天，在贺某的指引下，李某1、郭某到株洲市工商局对符思林进行了投诉，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在接到上级部门转办的投诉后，安排人员找到了卜某、郭明霞、郭名各。3、2018年7月15日，时任经检大队大队长的李凯带朱一明、李昌雄等人在清查传销活动的过程中，抓获了“天津天狮”传销组织头目陈明和“东方苗灵”传销组织成员袁敏、左丹丹、张凯凯。随后将陈明带至荷塘区荷叶塘工商所，向陈明索要30000元保护费，承诺不打击、不处理，并要求陈明及其上线日后需无条件交出传销组织内李凯等人所要解救的被控制人员，以方便李凯等人非法敛财。之后朱一明、李昌雄带陈明到桂花路建设银行ATM机，从陈明的上线曾广华（系“天津天狮”传销组织经理，因涉嫌非法拘禁罪、抢劫罪被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检察院另案起诉）的卡上取款19000元，曾广华得知自己银行卡上有异动，遂打电话问陈明，陈明告知他李凯等人收取保护费的事，曾广华同意，并随后转账8000元给陈明，朱一明再次带陈明到工商银行并从ATM机取款6000元。拿到25000元钱后，在未对陈明做调查材料的情况下直接放陈明离开。事后，李凯伪造李艾文、陈明参加传销活动案的案卷，并拿出10000元作为陈明、袁敏等五人的罚款，余下的钱，李凯分给了朱一明、李昌雄各3000元，李凯分得了8000元左右。月底，朱一明按照李凯的安排，以陈明未交齐30000元为由，又向陈明索要了3000元，并将索取的3000元交给了李凯。4、2018年10月，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陈某1至株洲寻找弟弟陈某2，经漆某的介绍，陈某1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并提供了陈某2的基本情况、照片和家属的联系方式，李凯将上述信息告知了朱一明，并安排朱一明、李昌雄将陈某1约至红旗广场阿里巴巴茶餐吧，向陈某1索要25000元，要求先交4000元定金给朱一明。朱一明按照与李凯商量好的方法将陈某2的信息和照片发送给陈明，要求陈明在自己的传销团队内寻找，陈明在自己的传销团队内找到了陈某2。第二天，朱一明电话告知陈某1已经找到陈某2。下午16点，朱一明电话通知陈明将陈某2带到红旗广场，随后朱一明将陈某2交予家属。之后周某（陈某1的男友）如约将20000元现金交给了朱一明，剩下的1000元由陈某1微信转账给朱一明。事后，被告人李凯分得了17000元，被告人朱一明分得了4000元，被告人李昌雄分得了4000元，陈某1微信单独转账666元给朱一明表示感谢。5、2018年11月初，被传销控制人员家属王某1等人至株洲寻找妹妹王粉艳，并先后到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求助，在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李凯、朱一明接待了王某1等人，要求家属提供王粉艳的基本情况、照片和家属的联系方式，朱一明告知家属通过工商局的线人找人会比较快，并称要收费，王某1表示同意出钱。随后朱一明联系了李昌雄，由李昌雄向王某1索要14000元。第三天早上5点多，朱一明、李昌雄将王某1带至传销窝点附近，并由朱一明着工商制服和李昌雄一起将王粉艳救出，胡瑞兵（王某1丈夫）通过微信转账13900元给了李昌雄。事后，被告人李昌雄微信转账8000元给朱一明，被告人朱一明给了李凯6000元现金，被告人李昌雄自己分得了5900元。6、2017年12月3日，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漆某与其家人来到湖南株洲寻找漆江勇，并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时任经检大队副大队长的唐某（临时负责）接待了漆某等人，并将朱一明的电话号码给家属，让家属与朱一明联系。之后，漆某与朱一明约至茶餐吧，朱一明要求漆某提供了漆江勇的照片及基本情况。朱一明向漆某索要16000元的费用来解救漆江勇，并联系了李昌雄前来帮忙。之后，朱一明在红旗广场碰到某江西籍传销组织成员，要求其在组织内寻找漆江勇，传销人员发现漆江勇在自己管理的团队内，并将人送交朱一明。事后，漆某支付了16000元给朱一明，李昌雄分得了8000元，朱一明分得了3000元。7、2017年，被告人李昌雄接受家属委托来株洲寻找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时任经检大队大队长的符思林派员予以协助，解救了被传销组织控制的人员。事后，被告人符思林收受了李昌雄所送的2000元现金。综上，被告人符思林共计参与作案3次，涉案金额55000元，其中15000元既遂，40000元未遂，个人实得5000元；被告人李凯共计参与作案3次，涉案金额67566元，个人实得35000元；被告人朱一明共计参与作案7次，涉案金额138566元，其中既遂98566元，未遂40000元，个人实得14666元；被告人李昌雄共计参与作案5次，涉案金额93566元，个人实得23900元。另，2017年，被告人符思林出面帮李昌雄解救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符思林收受了李昌雄所送的2000元现金。二、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朱一明、李昌雄涉嫌受贿罪的同时，涉嫌滥用职权罪，并涉嫌充当恶势力犯罪集团“保护伞”。由于被告人符思林、李凯均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徇私舞弊，有案不查，导致株洲市荷塘区范围内传销活动猖獗,客观上为传销组织犯罪分子攫取非法利益提供了便利条件，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具体表现为：（一）2018年7月15日，时任经检大队长的李凯在带领朱一明、李昌雄等人清查传销活动时，抓获了传销组织头目陈明，向其索要了30000元保护费，承诺不打击、不处理，并要求陈明及其上线日后需无条件交出传销组织内李凯等人所要解救的被控制人员，双方达成权钱交易。后陈明支付了28000元保护费；（二）2018年10月，福建籍人士陈某1至株洲寻找陷入传销组织的弟弟陈某2，并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被告人李凯接待后安排朱一明、李昌雄向其索要25000元，并安排朱一明将陈某2的信息和照片发送给陈明，要求陈明如约在自己的传销团队内寻找，陈明找到陈某2后将其交与朱一明，至此，陈某2被解救出。为此，陈某1共计支付了25666元；（三）2016年至2017年10月，被告人符思林担任经检大队大队长期间，以丁盛云、王某5为首的犯罪集团，在荷塘区范围内组织非法传销活动犯罪，致使熊源等十一名受害人被非法拘禁和财物被抢劫；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被告人李凯担任经检大队大队长期间，以陈明为首的犯罪集团，在荷塘区范围内组织非法传销活动犯罪，致使刘雄兵等八名受害人被非法拘禁和财物被抢劫；（四）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怠于履行职责，致使荷塘区2019年7月被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公安厅列为全省传销活动重点整治区，严重影响荷塘区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五）被告人符思林、李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索取财物，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公信力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三、被告人符思林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2013年8月和11月，时任经检大队大队长的符思林在主办马燕从事传销行为案、芮旺从事传销行为案的过程中，明知马燕从事传销行为案中的马燕、秦小民、王立楠、候秀丽及芮旺从事传销行为案中的芮旺、马玉泽、焦东传、张开禧等八人均达到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条件，（即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为使随案款物不移送司法机关，完成经济检查大队经济指标任务，符思林安排协办人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中不体现马燕等人达到立案标准的事实，并提出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上缴国库”的处理建议。后经该局法制股核审、案审会审议，根据经济检查大队办案人员符思林、邹某的建议，决定对马燕、芮旺等人作出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马燕的非法财物1.98万元，芮旺的非法财物12万元的行政处罚，未将马燕、秦小民、王立楠、候秀丽、芮旺、马玉泽、焦东传、张开禧等八人及涉嫌犯罪的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四、被告人符思林涉嫌贪污罪。2013年10月，符思林主办李某4从事传销行为案的过程中，收取了李某44.9万元现金。后安排邹某开具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荷塘分局财物清单》。该案调查终结，经法制股核审、局案审委员会讨论，决定对李某4作出“没收当事人介绍他人开展传销活动的非法财物49000元，上交国库”的行政处罚。后符思林没有将收取李某4的4.9万元上交国库，而是据为己有。案发后，被告人符思林退回款项9000元，被告人李凯退回款项20000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书证：接报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案件移送函、指定管辖决定书、干部履历表、吸收国家干部审批表、任职通知书、工作职责、户籍证明、微信截图、调取证据通知书、银行流水、立案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案审会重大案件讨论表、案审会会议记录等书证；2、证人证言：证人要付岭、贺某、周某、王某2、王某3、陈某3、王某4、邹某、陈某4、李某2、刘某、易某、李某3、李某4的证词；3、被害人的陈述：被害人要振永、要志豪、李某1、卜某、郭某、漆某、陈某1、陈某2、王某1的陈述；4、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朱一明、李昌雄的供述及辩解；另案被告人陈明、曾广华、李某5的供述及辩解；5、辨认笔录:对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朱一明、李昌雄的辨认笔录；6、认罪认罚具结书。上述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足以认定指控事实。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该院认为，被告人符思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索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被告人李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索取他人财物，并向他人索取保护费，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员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系索贿，应从重处罚。被告人符思林、李凯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受贿罪的同时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积极参与上述犯罪活动，亦涉嫌滥用职权罪，是共同犯罪。同时，上述四名被告人涉嫌充当恶势力犯罪集团“保护伞”。在受贿犯罪中，被告人符思林、朱一明、李昌雄是共同犯罪；被告人李凯、朱一明、李昌雄是共同犯罪，作用相当，均系主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之规定；在滥用职权犯罪中，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怠于履职、有案不查，系主犯，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予以配合，系从犯，分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被告人符思林身为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应当以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符思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侵吞的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朱一明、李昌雄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案发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凯案发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对其如实供述部分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自愿认罪认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建议判处被告人符思林有期徒刑五年至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李凯有期徒刑三年至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朱一明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至三年，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李昌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至两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被告人符思林对公诉机关指控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贪污罪均有意见。辩称（1）我没有与被告人朱一明共谋，未将被控制人员的相关信息提供给朱一明，更未通过朱一明、李昌雄向被害人家属要钱。（2）我不认识丁盛云、王某5犯罪集团成员，没有“放水养鱼”，不是恶势力犯罪集团“保护伞”（3）我没有向要志豪家属索要一万元，也不知收李某1五千元钱的事。（4）我没有故意隐瞒马艳、芮旺案事实，该案经工商局法制科、案审会确定不移交公安机关，我个人没有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的权力。（5）我收李某4的4.9万元现金给了王某4，是王某4和邹某据为己有，不能认定我据为己有。辩护人肖建平辩称，（1）案发后，被告人符思林已退还9000元违法所得。（2）被告人符思林办理马燕、芮旺案，但将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要经过工商局法制部门、主管领导、案审会决定，并非被告人符思林能自行决定的。（3）王某4、邹某与被告人符思林存在利害关系，以此二人的证言认定符思林贪污李某4案的49000元，证据有欠缺。（4）被告人符思林没有与被解救人员家属谈报酬，李昌雄的解救行为也不受符思林的领导，符思林的行为难达到滥用职权犯罪的认定标准。（5）被告人符思林打击传销活动多次获得组织奖励和肯定，一贯表现较好，这次犯罪属初犯。综上，请求对被告人符思林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被告人李凯对公诉机关指控犯受贿罪的事实和定性没有意见，对公诉机关指控犯滥用职权罪的事实和定性有意见，不认罪认罚。辩称，（1）我是纪委从单位带走，移交公安局的。我在公安交代关于陈明、陈新鼎的部分都是事实，但解救陈某2，朱一明只给我一千元。（2）我没有与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商量索要被害人家属钱财。（3）我与丁盛云、王某5不认识，不是“保护伞”。我没有怠于履行职责，致荷塘区被列为省传销活动重点整治区。辩护人钟健辩称，（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凯解救陈某2、王粉艳并受贿的证据不足。据陈某1证实，其是直接通过漆某找到朱一明帮忙，不是由李凯安排朱一明、李昌雄解救。朱一明供述解救王粉艳，事后给李凯6000元现金，但李凯并无收受朱一明6000元的供述。（2）据《禁止传销条例》，打击传销应由公安机关为主导与工商部门查处，朱一明、李昌雄的行为属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3）认定被告人李凯“放水养鱼”，徇私舞弊，有案不查构成滥用职权罪值得探讨。（4）被告人李凯承认收取陈明费用的事实。综上，被告人李凯是初犯、偶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凯犯罪的证据尚有缺陷，请求对被告人李凯从轻处罚。被告人朱一明对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事实和定性均没有意见，自愿认罪认罚，未作辩护。辩护人张乐华辩称，（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朱一明犯受贿罪的犯罪事实及定性没有意见.（2）被告人朱一明是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认定为自首。（3）被告人朱一明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4）被告人朱一明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体身份，不构成滥用职权罪。（5）被告人朱一明不构成“保护伞”。（6）被告人朱一明索要李某1，郭某四万元，属犯罪未遂。被告人李昌雄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定性没有意见，自愿认罪认罚，未作辩护。辩护人黄文保辩称，（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昌雄犯受贿罪，没有意见。（2）被告人李昌雄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3）办案人员传唤李昌雄到家，李昌雄回家应认定为自首。（4）被告人李昌雄自愿认罪认罚。（5）被告人李昌雄家庭困难。综上，请求对被告人李昌雄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一、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朱一明、李昌雄犯受贿罪的事实。2011年12月28日至2018年4月23日，被告人符思林在担任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以下简称经检大队大队长）。期间，与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共谋，在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前来求助时，以工商部门人员不足、手段有限为由推脱，有案不查。随后符思林将被控制人员的相关信息提供给朱一明，并安排朱一明或李昌雄以社会反传销人士的名义出面向家属索要财物。2018年4月23日，被告人李凯接替符思林担任经检大队大队长，采取相同的手段伙同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索取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财物，并向传销组织头目索取保护费。由于被告人符思林、李凯在担任经检大队大队长期间怠于履行职责，致使传销组织在荷塘区坐大成势，客观上为传销组织犯罪分子攫取非法利益提供了便利条件，涉嫌充当恶势力犯罪集团“保护伞”。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2017年9月，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要志豪的家属要振永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时任经检大队大队长符思林接待后，要求家属提供要志豪的基本情况和照片。符思林通过原来查处传销活动时登记的资料，判断出要志豪的大概位置，然后安排朱一明、李昌雄前往传销窝点解救出要志豪。之后，符思林电话通知家属已经找到要志豪，并向家属索要了10000元。事后，李昌雄分得了3000元，朱一明分得了2000元，符思林分得了5000元。2、2017年9月，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李某1、郭某到株洲来寻找各自的孩子，因得知河南老乡要振永通过工商局花钱解救出了要志豪，遂请要振永带他们到工商局求助，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后，符思林接待了李某1和郭某，并要求提供卜某、郭明霞、郭名各的基本情况和照片，承诺帮其找孩子，双方互留了联系方式。当天下午，符思林电话告知李某1其女儿卜某已经找到，并安排朱一明前往鸿达宾馆与李某1谈价，为证实已经找到卜某，朱一明将符思林手机所保存的卜某照片拿给李某1看，李某1看到卜某的照片后，朱一明向李某1索要15000元。因郭某需解救儿子郭名各和女儿郭明霞两个人，朱一明称只要郭某出30000元，也可以帮其找到女儿和儿子。晚上20点，符思林、朱一明到达鸿达宾馆，收取了李某15000元现金，并要求李某1凑齐余款。第二天，李某1称已凑齐余款，约符思林、朱一明到鸿达宾馆见面，符思林、朱一明到达后，因李某1并没有凑齐余款，朱一明便言语威胁李某1，李某1遂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见李某1报警，朱一明将5000元现金丢至李某1的房间。接警后，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茨菇塘派出所贺某赶到现场处置。第三天，在贺某的指引下，李某1、郭某到株洲市工商局对符思林进行了投诉，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在接到上级部门转办的投诉后，经多方努力，卜某、郭明霞、郭名各被解救。3、2018年7月15日，时任经检大队大队长的李凯带朱一明、李昌雄等人在清查传销活动的过程中，抓获了“天津天狮”传销组织头目陈明（冒名查方成）和“东方苗灵”传销组织成员袁敏、左丹丹、张凯凯。随后将陈明带至荷塘区荷叶塘工商所，向陈明索要30000元保护费，承诺不打击、不处理，并要求陈明及其上线日后需无条件交出传销组织内李凯等人所要解救的被控制人员，以方便李凯等人非法敛财。之后朱一明、李昌雄带陈明到桂花路建设银行ATM机，从陈明的上线曾广华（系“天津天狮”传销组织经理，因涉嫌非法拘禁罪、抢劫罪被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检察院另案起诉）的卡上取款6次，共计17700元，曾广华得知自己银行卡上有异动，遂打电话问陈明，陈明告知他李凯等人收取保护费的事，曾广华同意，并随后转账8000元给陈明，朱一明再次带陈明到工商银行并从ATM机取款6000元。朱一明拿到25000元钱后，在未对陈明做调查材料的情况下直接放陈明离开。事后，李凯伪造李艾文、陈明参加传销活动案的案卷，并拿出10000元作为陈明、袁敏等五人的罚款，余下的钱，李凯分给朱一明3000元、李昌雄4000元，李凯自己分得8000元。月底，朱一明按照李凯的授意，以陈明未交齐30000元为由，又向陈明索要3000元，并将索取的3000元交给了李凯。4、2018年10月，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陈某1至株洲寻找弟弟陈某2，经漆某的介绍，陈某1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并提供了陈某2的基本情况、照片和家属的联系方式，李凯将上述信息告知了朱一明，并安排朱一明、李昌雄将陈某1约至红旗广场阿里巴巴茶餐吧，向陈某1索要25000元，要求先交4000元定金给朱一明。朱一明按照与李凯商量好的方法将陈某2的信息和照片发送给陈明，要求陈明在自己的传销团队内寻找，陈明在自己的传销团队内找到了陈某2。第二天，朱一明电话告知陈某1已经找到陈某2。下午16点，朱一明电话通知陈明将陈某2带到红旗广场，随后朱一明将陈某2交予家属。之后周某（陈某1的男友）如约将20000元现金交给了朱一明，剩下的1000元由陈某1微信转账给朱一明。事后，被告人李凯分得了17000元，被告人朱一明分得了4000元，被告人李昌雄分得了4000元，陈某1微信单独转账666元给朱一明表示感谢。5、2018年11月初，被传销控制人员家属王某1等人至株洲寻找妹妹王粉艳，并先后到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求助，在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李凯、朱一明接待了王某1等人，要求家属提供王粉艳的基本情况、照片和家属的联系方式，朱一明告知家属通过工商局的线人找人会比较快，并称要收费，王某1表示同意出钱。随后朱一明联系了李昌雄，由李昌雄向王某1索要14000元。第三天早上5点多，朱一明、李昌雄将王某1带至传销窝点附近，并由朱一明着工商制服和李昌雄一起将王粉艳救出，胡瑞兵（王某1丈夫）通过微信转账13900元给了李昌雄。事后，被告人李昌雄微信转账8000元给朱一明，被告人朱一明给了李凯6000元现金，被告人李昌雄自己分得了5900元。6、2017年12月3日，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漆某与其家人来到湖南株洲寻找漆江勇，并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时任经检大队副大队长的唐某（临时负责）接待了漆某等人，并将朱一明的电话号码给家属，让家属与朱一明联系。之后，漆某与朱一明约至茶餐吧，朱一明要求漆某提供了漆江勇的照片及基本情况。朱一明向漆某索要16000元的费用来解救漆江勇，并联系了李昌雄前来帮忙。之后，朱一明在红旗广场碰到某江西籍传销组织成员，要求其在组织内寻找漆江勇，传销人员发现漆江勇在自己管理的团队内，并将人送交朱一明。事后，漆某支付了16000元给朱一明，李昌雄分得了8000元，朱一明分得了3000元。综上，被告人符思林共计参与作案3次，受贿金额55000元；其中15000元既遂，40000元未遂，个人分得5000元。被告人李凯共计参与作案3次，受贿金额66900元，个人分得34000元。被告人朱一明共计参与作案6次，受贿金额137900元，其中既遂97900元，未遂40000元，个人分得14000元。被告人李昌雄共计参与作案5次，受贿金额89900元，个人分得24900元。二、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朱一明、李昌雄受贿罪的同时，犯滥用职权罪并充当恶势力犯罪集团“保护伞”的事实。由于被告人符思林、李凯均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徇私舞弊，有案不查，导致株洲市荷塘区范围内传销活动猖獗,客观上为传销组织犯罪分子攫取非法利益提供了便利条件，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具体事实：（一）2018年7月15日，时任经检大队长的李凯在带领朱一明、李昌雄等人清查传销活动时，抓获了传销组织头目陈明，向其索要了30000元保护费，承诺不打击、不处理，并要求陈明及其上线日后需无条件交出传销组织内李凯等人所要解救的被控制人员，双方达成权钱交易。后陈明支付了28000元保护费。（二）2018年10月，福建籍人士陈某1至株洲寻找陷入传销组织的弟弟陈某2，并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被告人李凯接待后安排朱一明、李昌雄向其索要25000元，并安排朱一明将陈某2的信息和照片发送给陈明，要求陈明如约在自己的传销团队内寻找，陈明找到陈某2后将其交与朱一明，至此，陈某2被解救出。为此，陈某1共计支付了25666元。（三）2016年至2017年10月，被告人符思林担任经检大队大队长期间，以丁盛云、王某5为首的犯罪集团，在荷塘区范围内组织非法传销活动犯罪，致使熊源等十一名受害人被非法拘禁和财物被抢劫。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被告人李凯担任经检大队大队长期间，以陈明为首的犯罪集团，在荷塘区范围内组织非法传销活动犯罪，致使刘雄兵等八名受害人被非法拘禁和财物被抢劫。（四）截止2019年7月10日止，株洲市荷塘区的传销案件2015年发案6起，2016年发案21起，2017年案25起，2018年4月23日前发案9起，2018年4月23日后发案5起，2019年发案5起。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怠于履行职责，严重影响荷塘区社会治安荷经济秩序。（五）被告人符思林、李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索取财物，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公信力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三、被告人符思林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事实。2013年8月和11月，时任经检大队大队长的符思林在主办马燕从事传销行为案、芮旺从事传销行为案的过程中，明知马燕从事传销行为案中的马燕、秦小民、王立楠、候秀丽及芮旺从事传销行为案中的芮旺、马玉泽、焦东传、张开禧等八人均达到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条件，（即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为使随案款物不移送司法机关，完成经济检查大队经济指标任务，符思林安排协办人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中不体现马燕等人达到立案标准的事实，并提出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上缴国库”的处理建议。后经该局法制股核审、案审会审议，根据经济检查大队办案人员符思林、邹某的建议，决定对马燕、芮旺等人作出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马燕的非法财物1.98万元，芮旺的非法财物12万元的行政处罚，未将马燕、秦小民、王立楠、候秀丽、芮旺、马玉泽、焦东传、张开禧等八人及涉嫌犯罪的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四、被告人符思林犯贪污罪的事实。2013年10月23日，被告人符思林主办李某4从事传销行为案的过程中，于同年10月24日，收取了李某44.9万元现金。符思林安排邹某开具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荷塘分局财物清单第6002号》，暂扣李某4人民币49000元。该案调查终结，经法制股核审、局案审委员会讨论，决定对李某4作出“没收当事人介绍他人开展传销活动的非法财物49000元，上交国库”的行政处罚。后符思林没有将收取李某4的4.9万元暂扣款上交国库，而是据为己有。2019年4月13日，被告人朱一明主动到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报案。2019年4月14日，公安干警抓获被告人符思林，2019年4月15日，公安干警抓获被告人李昌雄。2019年4月16日，被告人李凯主动到株洲市荷塘区政府投案。案发后，被告人符思林退回款项9000元，被告人李凯退回款项20000元。在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朱一明的亲属主动退还朱一明违法所得款人民币14000元；被告人李昌雄的亲属主动退还李昌雄违法所得款人民币24900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查明的证据予以证实：1、被害人要振永的陈述，证实2017年9月，要振永与要付岭到株洲解救被传销组织控制的儿子要志豪，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符思林接待了要振永和要付岭，要求其提供要志豪的照片和基本情况。第二天，符思林向要振永索要了10000元，朱一明将要志豪带至茶餐吧后，要振永向朱一明支付了10000元的事实。2、被害人要志豪的陈述，证实2017年7月，要志豪的同学郭明霞带其进入了株洲的传销组织。2017年9月，传销组织的一名“经理”将要志豪带至茶楼，要志豪被成功解救出传销组织的事实。3、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证实2017年9月，李某1与郭某来株洲解救被传销组织控制的孩子，经要振永介绍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符思林接待了李某1和郭某，要求其提供了卜某的基本情况和照片。符思林、朱一明向其与郭某分别索要15000元和30000元，后因自己未凑齐钱款，与符思林、朱一明发生争执，其打110报警，并到株洲市工商局投诉的事实。4、被害人卜某的陈述，证实2016年9月，卜某的同学郭名各带其进入株洲的传销组织。2017年9月，传销组织窝点的“领导”将卜某带出传销窝点，卜某被成功解救出的事实。5、被害人郭某的陈述，证实2017年9月，郭某与李某1来株洲解救被传销组织控制的女儿和儿子，经要振永介绍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符思林接待了郭某和李某1，并登记了郭明霞、郭名各的基本情况和照片。符思林、朱一明向其索要30000元，向李某1索要15000元，因李某1未凑齐钱款与符思林、朱一明发生争执，李某1打110报警，并到株洲市工商局投诉。因符思林、朱一明并未帮其解救出自己的孩子，被索要的30000元并未支付的事实。6、另案犯罪嫌疑人陈明的供述，交代2018年7月，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在清查传销活动时，李凯、朱一明、李昌雄在人民路抓获陈明，向陈明索要30000元保护费，并承诺给了钱，以后如果有人从陈明的传销窝点跑了，保证其不会有麻烦；如果以后工商局要的人在其传销窝点内，其要将人交给工商局；公安来敲门，可以联系工商局。陈明把相关情况向上线曾广华做了汇报，曾广华同意，陈明分两次共取了25000元给朱一明。月底，朱一明又向陈明索要了3000元的事实。7、另案犯罪嫌疑人曾广华的供述，交代：（1）朱一明打电话给曾广华，喊其交点钱当茶水费，其将此事告知了王某5（系“天津天狮”传销组织大总管，因涉嫌非法拘禁罪、抢劫罪被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检察院另案起诉）的事实。（2）2018年7月，在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在清查传销活动时，陈明被朱一明、李昌雄抓获，陈明电话告知曾广华，朱一明向他索要30000元保护费，称交钱后工商局可以关照曾广华的传销团队，保护其传销团队一年内不被查处。曾广华通过网上银行转账8000元给了陈明后，陈明被放出来了。陈明告知曾广华交了25000元给朱一明，还差5000元朱一明说月底凑齐。月底，陈明将5000元交到了工商局的事实。8、被害人陈某1的陈述，证实2018年10月，陈某1与家人到株洲解救被传销组织控制的陈某2，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李凯接待了陈某1，要求其提供了陈某2的基本情况和照片，朱一明向其索要了25000元。第二天下午16点，其与家人在红旗广场接到陈某2，其支付了25000元给朱一明，之后单独转账666元给朱一明表示感谢的事实。9、被害人陈某2的陈述，证实2018年10月2日，陈某2的同学梁远云带其进入株洲的传销组织。10月11日，陈某2打电话给姐姐陈海莲，说自己在株洲被传销组织控制了。10月15日下午16点，叶荣（系“天津天狮”传销组织小主任，因涉嫌非法拘禁罪、抢劫罪被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另案起诉）带陈某2到红旗广场，朱一明和陈某1接到了陈某2的事实。10、被害人王某1的陈述，证实我与家人到株洲来解救被传销组织控制的妹妹王粉艳，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李凯、朱一明要求其提供王粉艳的基本情况、照片和家属的联系方式，朱一明、李昌雄向其索要14000元，李昌雄、朱一明带其解救出王粉艳，其丈夫胡瑞兵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13900元给李昌雄的事实。11、被害人漆某的陈述，证实2017年12月，漆某与家人多次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通过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负责打击传销的部门，联系上了朱一明。之后，朱一明要漆某提供了漆江勇的基本情况和照片，并向其索要16000元。随后将漆江勇解救出传销窝点，其支付了16000元给朱一明的事实。12、证人要付岭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要付岭与要振永到株洲解救被传销组织控制的侄子要志豪，到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符思林接待了要振永和要付岭，要求其提供要志豪的照片和基本情况。第二天，符思林告知要振永已找到要志豪，符思林向要振永索要了10000元，随后朱一明将要志豪带至茶餐吧，要振永将10000元交给了朱一明的事实。13、证人贺某的证言，证实我是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茨菇塘派出所干警。2017年9月，有人报警称受到威胁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110处警后，报警人李某1及其老乡郭某称朱一明帮他们找被传销组织控制的孩子，分别向他们索要15000元和30000元的事实。14、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我是陈某2的姐夫。2018年10月，王某2与陈某1等家人在株洲汇合寻找被传销组织控制的陈某2，朱一明向陈某1索要了25000元。第二天下午16点，其家人在红旗广场接到了陈某2，陈某1支付了25000元给朱一明的事实。15、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我与陈某1到株洲寻找被传销组织控制的陈某2，并到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朱一明向陈某1索要25000元。第二天下午16点，我们在红旗广场接到陈某2，我支付了25000元给朱一明的事实。16、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实我是王粉艳的父亲。2018年11月，我与女儿王某1等人到株洲解救被传销组织控制的小女儿王粉艳，到工商局求助，并向李凯提供了王粉艳的基本情况和照片，朱一明、李昌雄向我索要14000元，之后朱一明着制服和李昌雄一起将王粉艳从传销窝点带出了，我女婿胡瑞兵微信支付了13900元给李昌雄的事实。17、证人李某5的证言，证实我是传销组织天津天狮的业务经理，工商局的工作人员跟我的下线曾广华，陈明联系过，曾广华、陈明给我汇报过这些情况。2018年6月左右，陈明打电话说工商局的人让他每年交几万块钱作为保护费，当时王某5已离开这个团队，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我的级别最大，我从我的提成里拿了13000元左右，曾广华拿了7000元左右，付到陈明的银行卡上，让陈明将钱给工商局的人。工商局的人说，如果他们找被骗入传销组织的人，我们无条件放人。或者他们搞行动，会提前通知我们。这都是陈明跟我讲的。18、证人王某5的证言，证实2015年，工商局的人找陈明后，获取了我、曾广华、小主任李某5的联系方式。期间，有人电话联系我，说自己是工商局的，还说他们工作不好做，让我们积极配合。只要我们配合，就让我们好过，不配合就让我们不好过。还说已掌握了我们各个窝点，只要我们配合，他提出要谁，我们就将人送过去，他就会给1000元给我们，不然的话就不会让我们好过。我答应了。后来他找过我几次，主要通过电话、短信、ＱＱ联系，他将要的人员名单告诉我，我在我的窝点找一遍，如果有就送给他，如果没有，我就问其他团队是否有，只要在传销窝点都会按对方要求送过去。对方曾给我发短信，告诉我“要搞大检查，那小心”之类的话。我相信对方是工商局的，但是出于安全考虑，我没有直接和对方见面。19、证人王某4的证言，证实（1）我当时是工商局荷塘分局经检大队内勤。（2）马燕从事传销活动案经检大队没有集体讨论，案卷中调查终结报告、处罚意见是科长符思林的意见的事实。（3）我们每年办了多少案子，上交了多少罚没款，队里人人都有数，符思林扣除10%举报奖给举报人，再扣除一些其他开支，剩下的钱就是拿给每个人发补助。李某4案的4.9万元是符思林收的。20、证人邹某的证言，证实芮旺、马燕从事传销行为案中八名行为人均达到了刑事案件的追诉标准，结案时，我就是否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一事请示符思林，符思林指示只作行政处罚的事实。21、证人罗某的证言，证实我是株洲市荷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改革过渡牵头负责人，卜某自己联系他妈李某1到我们分局来的，卜某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和符思林有关。22、证人陈某3的证言，证实我当时任工商局荷塘分局法规科科长。符思林对芮旺、马燕从事传销活动案只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其中芮旺、焦东传、马玉泽、张开禧、马燕、王立楠、秦小民、侯秀均已达到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条件，符思林未提出移交刑事案件的意见，也未移交刑事案件至司法机关的事实。23、证人唐某、陈某4、李某2、刘某、易某、李某3、李某4等的证言，分别证实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朱一明、李昌雄犯罪的相关事实。其中，唐某不承认解救漆某亲属，收取朱一明给付人民币5000元的事实。24、辨认笔录及照片，分别证实（1）经要振永辨认，符思林在工商局接待了要振永；证实朱一明自称“小雄”。经要付岭辨认，朱一明是向要振永收钱的“陌生男子”；符思林在工商局接待了要振永。经要志豪辨认，符思林、朱一明是在茶楼带要志豪见要振永的男子。（2）经李某1、郭某辨认，2018年9月向李某1和郭某索取财物的是符思林和朱一明。（3）经陈明辨认，向其索取财物的是朱一明和李凯。（4）经陈某1、陈某2辨认，向陈某1索取财物的是朱一明。经周某辨认，周某将25000元钱支付给了朱一明。（5）经王某3辨认，在传销窝点找到王粉艳的是李昌雄；在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接待王某3和家人的是李凯和朱一明。经王某1辨认，李凯在办公室接待了王某1，并登记了王某1的信息；带王某1去找反传销人员帮忙的是朱一明；找到王粉艳和收钱的是反传销人员是李昌雄。（6）经漆某辨认，向其索取财物的是朱一明和李昌雄。25、报警案件登记表一张，证实：李某1在荷塘区水仙路口天猫网吧门口报警，称其女儿陷入传销组织，现需要求助，民警了解情况后，告知李某1去工商部门处理的事实。26、调取证据通知书及银行流水明细两份，证实：2017年9月13日李某1用卜勇霞（李某1的大女儿）的银行卡在株洲取款9500元的事实。27、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消费者投诉转办单一张，证实：2017年9月14日，卜勇霞向株洲市12345市长热线投诉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经检大队大队长符思林向李某1索取财物一事，12315转办了此投诉的事实。28、陈明、曾广华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实2018年7月15日，陈明从曾广华的建行卡上取款的事实。29、陈明与朱一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九张，证实：（1）2018年8月9日，陈明传销团队的人员被工商局抓后，陈明向朱一明打探放人消息的事实。（2）2018年8月12日、8月19日，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来工商局求助，朱一明将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的照片发给陈明，要求陈明在自己的传销团队找人，并让陈明找到人后把人放出来的事实。（3）2018年8月30日，传销组织人员饶路、朱敏、刘焕振被关进看守所后，陈明要朱一明帮忙打听消息的事实。（4）2018年10月15日，朱一明将陈某2的照片发给陈明，要求陈明在自己的传销团队内寻找陈某2，找到后让陈明把陈某2交出来的事实。30、左丹丹、袁敏、李艾文、查方成（真名陈明）、张凯凯行政处罚决定书五份，科目明细账两份，证实株洲市工商局行政管理局荷塘分局分别对左丹丹、袁敏、李艾文、查方成（真名陈明）、张凯罚款2000元的事实。31、朱一明手机微信截图四张，证实被害人陈某12018年10月15日17时通过微信转账1666元给朱一明，朱一明于当天收取1666元的事实。32、李昌雄手机微信截图三张，证实：（1）李昌雄微信昵称“小熊”。（2）李昌雄于2018年11月7日收取了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家属胡瑞兵（王某1老公）的微信转账13900元，并于当日通过微信转账给了朱一明8000元的事实。33、朱一明手机微信截图四张，证实：（1）朱一明微信昵称“我心飞翔”。（2）朱一明于2018年11月7日通过微信收取了李昌雄8000元的事实。34、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检察院株荷检刑诉［2019］394号起诉书、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株石检公诉刑诉［2019］156号起诉书，分别证实2019年12月31日，被告人丁盛云，王某5，李某5，曾广华及陈明（均为传销组织成员）等涉嫌抢劫、非法拘禁罪，已由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法院审判等事实。35、株洲市荷塘区监察委员会移送函，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关于移送马燕秦小明，王立楠，侯秀丽和芮旺、马玉泽、焦东传、张开喜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办理情况汇报及方案说明，分别证实了公安机关处理马燕、芮旺案的经过及陷入传销组织的卜某，郭明霞、郭各各被解救的过程等事实。36、株洲市荷塘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组调取的符思林承办的马燕、芮旺两案不移送案卷材料（立案决定书、案件移送函、指定管辖决定书、干部履历表、吸收国家干部审批表、任职通知书、工作职责、户籍证明、微信截图、调取证据通知书、银行流水、立案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案审会重大案件讨论表、案审会会议记录等书证）及株洲市荷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证实（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符思林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等事实。（2）株洲市荷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荷塘分局）证明，2013年，被告人符思林办理的李某4从事传销行为案的罚没款49000元未入账等事实。37、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公安厅湘市监反垄断[2019]204号文件，证实截止2019年7月10日止，株洲市荷塘区被列为全省传销活动重点整治区。其中2015年发案6起，2016年发案21起，2017年案25起，2018年4月23日前发案9起，2018年4月23日后发案5起，2019年发案5起。38、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株荷工商字[2011]22号、[2018]6号文件，干部履历表等书证证实，2011年12月28日，符思林被任命为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2018年4月23日，符思林任12315投诉举报股股长、免去经济检察大队大队长职务，李凯被任命为经济检察大队大队长。39、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出具的到案经过，分别证实（1）公安机关在办理朱一明敲诈勒索案的过程中，电话联系朱一明投案.2019年4月13日13时许，朱一明主动到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投案。（2）2019年4月14日22时许，公安干警在株洲市荷塘区步步高商场停车场抓获被告人符思林。（3）2019年4月15日，公安干警到湖南省浏阳市，找到被告人李昌雄，李昌雄自愿前往公安机关接受调查。（4）公安机关电话联系被告人李凯投案，2019年4月16日19时许，李凯主动到株洲市荷塘区政府投案。40、被告人符思林的供述和辩解，交代（1）2017年下半年，李某1和一个河南老乡到株洲来找被传销株洲控制的子女，到工商局荷塘分局求助的事实。（2）2017年下半年，朱一明帮李某1的老乡找到了被传销组织控制的儿子，分给了符思林5000元的事实。（3）2016年，我出面帮李昌雄解救传销人员，李昌雄给了我2000元的事实。（4）朱一明是荷塘工商局的协管员，我主管公平交易科时，他提供一些传销窝点或交易线索给我，如果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抓到传销人员并进行罚款，我们根据相关条例规定，给他罚款10%的提成，这个提成对所有举报人都是一样的。41、被告人李凯的供述和辩解，交代（1）2018年6月份，我们在荷塘区进行清查行动，朱一明和李昌雄扭送了一名叫查方成（真名陈明）的传销头目到所里，朱一明说查方成愿意交罚款，朱一明就和人带查方成到银行去查银行取了2.5万元钱，查方成他已经放了。我当时质问他人还没做材料怎么能放他，然后我跟朱一明商量好，以查方成的名义做一份材料由朱一明冒充查方成的笔迹签字，朱一明跟我提议我们将这2万元钱分掉，我同意了，一万作为这次案件中对查方成和另外四名涉传男子的罚没款，另一万我们大家分了，朱一明、李昌雄各自分了3000元，之后朱一明给了我8000元现金。（2）第二个是陈某2陷入传销案，陈某2家属来找人，朱一明说：“找陈某2的这个事情是个机会，可以当做一个业务来做！”朱一明问我是不是先一起与家属见个面，一起谈谈收取报酬的问题。我开始不愿意去，朱一明说“你不去，这个业务怎么谈？人家不会相信。”我问朱一明：“你们与陈某2的家属初步谈的是多少钱？”朱一明告诉我初步谈的是30000元，我听了这个数字就来了兴趣，就同意去一趟，但是我还向朱一明提了一个要求：“去现场可以，不露面，不参与与陈某2家属谈判，你们把事情谈好了告诉我一声就可以了。”朱一明、李昌雄、雄和我，收受了陈某2家属25000元钱，其中我分了7000元。（3）在我上任之后朱一明来找我，朱一明把李昌雄带来了，一起在桂花茶楼见面的。李昌雄想撇开朱一明单独和我合作，说家属来工商局求助后，要我向家属推荐他，跟家属说他那里有技术可以更快的找到人，让家属去找他，找到人后李昌雄会分好处费给我，我当时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他，我认为朱一明和李昌雄的关系更亲密一些，我不可能撇开朱一明与李昌雄单独合作，我有贪心，他们也有这个意思，就顺其自然不谋而合了。朱一明向陈明索要25000元，条件是如果后面被控制人员家属找的人在陈明的团队里面，陈明要无条件把人交出来；有些陷入传销组织的人没有在他的团队，他知道在哪个团队的，他要配合我们找陷入传销的人，条件是朱一明去谈的，事后跟我汇报了。42、被告人朱一明的供述和辩解，交代（1）符思林在2017年时候，与我讲过他和易新建、小唐、李昌雄等人的合作模式。易新建、小唐、李昌雄是湖南民间反传销联盟的创建者，有自己的宣传网站，方便与传销人员家属联系上，如家属需要解救被传销组织控制的亲人，易新建等人就会与家属谈好解救好处费后，通过他们掌握的大数据资源查询和ＱＱ手机定位等办法找到传销人员窝点，然后易新建等人就会通知有查传销职能的荷塘工商局经查大队长符思林前往现场亮证执法将人员解救出来，同时也保护易新建等人在现场的安全。为此，易新建等人会给符思林每次解救人员好处费2000元。第二种模式是如果传销人员家属自己找到我们工商局来寻求帮助要求解救被控制的亲属，就由符思林自己先跟家属谈话，了解对方诉求及经济状况，如果传销人员姓名在之前查传销窝点的名单中，符思林就和我一起继续找家属谈话摸底，讲给好处费的事，家属同意后，我们就去以前的传销窝点找人，找到人解救出来后，家属一手交钱我们一手放人。第三种模式，还是传销人员家属先找到工商局的符思林后，如果该名传销人员不在我们之前查处人员名单中，符思林就会以工商局没技术手段找不到人为由介绍传销人员家属去找易新建等人做手机ＱＱ定位等，家属与易新建等人谈妥好处费后，易新建等人负责接家属钱。（2）2018年5月份李凯接任后，李昌雄主动找到我和李凯，谈的内容是一起合作以解救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出来为由找传销人员家属索要好处费。如果是李昌雄在网站上联系好的家属到株洲荷塘区来找人，就会带到李凯处，由我出面与家属谈话摸底，再以人难找必须有李昌雄的技术定位为由，引导家属在找李昌雄谈好解救出来后的好处费，如谈妥，接着李昌雄会出定位技术，通知李凯带着我去可疑传销窝点解救该传销人员。第二种模式是：如果受害家属直接找到我们工商局来了，我将信息透露给李昌雄让他做工作手机定位，让他与家属谈好处费的时候，我们在行动解救在窝点的该传销人员。第三种模式，家属直接找到工商局来，我和李凯接待后，将人员信息情况告诉传销组织头目查方成（陈明），如实他控制的传销窝点人，按之前谈好的规则，查方成将人送出来，我们则自己与受害人家属谈妥好处费的事。（3）2017年9月，当时有一个姓“要”的河南人，来工商局寻求帮助，开始接待的是符思林，符思林就查询了我们之前查处的传销窝点的人员名单，正好人员名单上有这个“要某某”，符思林就跟姓“要”的谈好了“救人”费10000元。接着符思林要我联系李昌雄去手机定位，我和李昌雄就负责去找人，直接按照我们之前查处的传销窝点名单去找的人，就找到了“要某某”，并“解救”出来。然后联系姓“要”的河南人进行交易，姓“要”的河南人就拿了10000元“救人费”，符思林就示意我收下。当时收的10000元我交给了符思林，符思林给了我2000元，李昌雄分了3000元，剩下的5000元符思林拿了。（4）2017年10月，河南的李某1到荷塘区工商局找到符思林报案他女儿卜某陷入传销组织的事，符思林还查了卜某档案，发现她在我们之前查获的一个传销窝点有记录，符思林也知道这个传销窝点在哪里，符思林还将档案中卜水丽的照片拍了照通过微信发给我，要我到时候给李某1看。我就把卜某的照片给李某1看了，符思林跟李某1提出要15000元的“救人费”，先交5000元的定金，李某1答应了，就立马给了符思林5000元钱现金。当天晚上，李某1跟符思林讲钱凑好了，符思林叫上我来到宾馆跟李某1见面，李某1就说“其实钱她没有凑够，要不就12500元让他带女儿走，要不就报警”，符思林就说“你不讲诚信，你的事情办不了了，你的女儿一辈子都找不到了”，然后你李某1就上楼去了，符思林感觉情况不对，我们就一起上楼将5000元丢在了李某1的房间里面就走了。第三天，李某1就把我们当时在宾馆谈“救人”费的录音交了株洲市工商局，最后符思林还收到了单位处罚。（5）2017年，荷塘区工商局经检大队（原公平交易科）副大队长唐思浩打电话给我说工商局来了家属要找人，要我去帮忙，我答应了，说我把小雄（李昌雄）喊过来，唐某说可以。后面我和对方家属在荷塘区红旗广场阿里巴巴餐厅见了面，问了受害人的情况，同时我也把这个事情跟李昌雄说了，由李昌雄在电话里跟对方家属谈价，等李昌雄谈完价后，我就向对方家属了解了一下受害人的具体情况，知道他们是江西人。过了几天我在荷塘区上碰到了被处理过的一个“江西团队”传销组织的头目，我就在路上追到了他，我就问他那个受害人在不在他的窝点里，他说帮我问一下。过了一段时间后，对方就打电话过来说人找到了，送到红旗广场来，我和李昌雄还有受害人家属在在红旗广场阿里巴巴餐厅等，对方打电话过来说人送到了，钱被李昌雄收走了，分了我2000元钱，还把分给唐某的5000元钱给了我，由我去转交给他的，至于李昌雄收了多少钱我不清楚。（6）2018年7月份，李凯带队在搞专向打击传销行动时，在人民路的时候，抓到了传销组织小头目陈明，李凯就带我们把陈明抓到荷叶塘工商所，李凯就跟陈明讲交3万元钱保护费给他，就不处理他，陈明说他卡里没有这么多钱，李凯就要带陈明到银行把钱全部取出来，我就带陈明，还有一个不记得是李昌雄还是工商所的干部到银行ＡＴＭ把卡里19000元钱全部取出来了，取完钱回来后，李凯说钱少了，要陈明想办法弄钱过来，陈明就打电话给他上线曾广华跟他讲工商所跟他们合作给他们提供保护以及交保护费的事情，曾广华同意了就转了6000元钱给陈明，我们又带陈明去取了6000元钱，取钱回来后，25000元钱都是李凯拿着。这25000元钱李凯把其中10000元钱作为罚款，陈明身上罚2000元钱，另外李凯要我们找了4个传销人员做了一份参与传销的假材料也每人罚款2000元，共1万元，另外15000元，李凯给了我3000元钱现金，给了李昌雄3000元钱，剩下的9000元钱李凯拿了。过了一个多星期，李凯要我把陈明剩下的5000元钱交给我们，他帮陈明把这个案底销了，我就联系陈明到红旗广场阿里巴巴茶餐吧见面了，当时李凯也在茶餐吧内，但是他没有露面。见面后我按李凯指示要他交5000元钱保护费，我们帮他销案底，但是陈明说他最近手头紧，只有3000元给我，这3000元钱我转手交给了李凯，李凯一个人拿了，我没有分到钱。（7）2018年9、10月份，陈某2的家属到荷塘区工商局来报案陈某2陷入荷塘区传销组织，陈某1通过“老漆”问到了我的电话，就打电话给我说要我帮她找陈某2，我接到电话后我就跟李凯汇报了这件事情。李凯将陈某2家属的报案材料等信息给我看了，跟我讲要李昌雄去和陈某1谈价钱、定位陈某2的位置，我们再去找人。我就联系李昌雄把情况跟他讲了，他同意定位但是要4000元钱的定位费，然后我就约了陈某1到红旗广场的阿里巴巴茶餐吧见面谈，我、李昌雄就在阿里巴巴和陈某1见面了，李凯没出现在陈某2家属面前，当时谈的是解救陈某2的好处费是25000元，要先交4000元钱的定位费，陈某1拿了4000元现金给我，我就把4000元钱给了李昌雄，李昌雄就去找人定位陈某2没有成功。我们就在一起分析陈某2在哪个传销团队，一般福建和江西的在一个团队，我们想起之前查获的查方成（陈明）是江西团伙的，就将陈某2的照片发给陈明问他有没有这个人在他的团伙里面，查方成说在，我们商量好要陈明将陈某2送到红旗广场步步高这里，一个小时后，陈明把陈某2送过来了，陈某1给了我们20000元现金，剩下的1000元钱通过微信转给我了，为了表示感谢，陈某1还给我发了一个666元的红包。我们收取的25000元钱都给了李凯，我分了4000元钱，李昌雄分了4000元钱，剩下的17000元李凯拿了。（8）2018年11月份，有一个叫王某1的来工商局求助找她陷入传销组织的妹妹，她提交了资料给李凯，李凯将资料给了我，让我去找李昌雄一起去找人，还让李昌雄去跟家属谈价，李昌雄跟家属谈好了13900块钱，怎么找到的人我不记得了。李昌雄转给了我8000块钱，我给了李凯6000块钱，自己拿了2000块钱，剩下的5900给李昌雄拿了。（9）2017年漆某出1.6万元找到受害人，钱是李昌雄收的，分给我2000元，唐思浩分的5000元也给了我，由我转交唐思浩的。43、被告人李昌雄的供述和辩解，交代（1）在2018年6、7月份左右，李凯就请我和朱一明在“桂花茶楼”吃了一次饭，然后我们在饭桌上就谈好，我这边有要找人的，就要他们帮忙，或者他们那里有需要找人的时候，也会引荐给我，事成之后大家一起分钱。李凯提出来我们一起继续搞收钱帮家属找传销人员的事情，还提出收传销人员的保护费：在抓了传稍人员之后，就要他们交保护费，由我和朱一明去收，收了钱我们就不会找传销组织的麻烦，另外如果有家属过来找人，人在他们窝点的话就要他们把人放出来。（2）2017年底，当时是朱一明联系的我，说有家属要符思林帮忙找自己陷入传销组织的孩子，就叫我帮忙一起找，价格他已经他和家属谈好了，是一万多元。我开车在荷塘区上，看到朱一明抓住了一个人，我就上前问朱一明怎么回事，朱一明说这个人是个传销分子，我们要找的人可能在他们的窝点里。我们就到了红旗广场的阿里巴巴饭店和这个传销分子对质，我们了解到这个人所在的传销是“江西团队”里面江西人偏多，我们要找的人也确实在他的传销窝点里，我们就说这个人的家属已经找过来了，你们要是不把人交出来，他的家属就找到一个窝点就报警。这个传销分子就打电话给传销的头目，他们就把我们要找的人送到了红旗广场阿里巴巴楼下，然后朱一明把人接上来，家属就给了朱一明钱，朱一明分了我几千块钱。（3）2018年7月份的时候，朱一明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单位搞打击传销活动，喊我过去。我去了之后，配合工商局的人抓了一个叫“查方成”的人，把他带回到工商所。之后我和朱一明、李凯在一起商量怎么处置查方成，李凯说要罚他的款，由朱一明去和他聊，要他交罚款，并要他出保护费，当时要查方成出了1万9,由我和朱一明带着他到工商所附近的一家银行的ＡＴＭ机上取了1万9千元，之后李凯他们要查方成签了一些字，然后就让他走了，后面朱一明分了3000元钱给我，我听朱一明说他自己也是分了3000元，李凯分了4000元。（4）2018年10月份左右，朱一明打电话给我，说他这边有家属要找人，喊我过来。我们当时是在荷塘区阿里巴巴茶餐厅见的面，是朱一明和对方家属谈的价，大概是2万多，具体多少我不记得了，当时还收了3000元定金，对方把小孩的信息给我们了，是一个叫陈某2的人，还给了我们他的照片。之后，我们就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分析，因为陈某2是江西人，加上之前被抓的“查方成”也是江西团队的，朱一明就通过微信联系“查方成”，确认了陈某2就在“查方成”的团队里就要“查方成”把人交出来。当时是“查方成”他们把人送到红旗广场，朱一明去接的人，我和家属在等，朱一明就直接把人带到家属面前，家属把钱给了朱一明。事后朱一明分了我4000元。至于朱一明和李凯怎么分的我不清楚。（5）2018年11月初，有一个云南的女的，打了我的电话，说她妹妹王粉艳可能是陷入了株洲的传销组织，要我帮忙找人。我就到红旗广场附近和这个云南人见了面，我也和朱一明讲了我要来株洲找人的事情。当时是王粉艳的姐姐和父亲还有一个男的和我见的面，他们给我提供了王粉艳的身份信息及照片，我说需要费用，最后我们谈的15000元。以前有人告诉我在株洲有两个窝点时云南人比较多，我就到那两个窝点去蹲点，就发现了窝点的位置，我就联系朱一明，叫他一起进那个窝点，进去之后没有发现王粉艳，我们就找了一个传销分子诈他，说王粉艳的家属已经找到这里来了，他就电话联系传销人员把王粉艳送过来了，我们就联系家属过来了。和王粉艳姐姐、父亲一起的男的就微信给我转了13900元，我就微信转账给朱一明8000元，至于朱一明有没有给李凯分我就不清楚了。（6）2017年12月份，朱一明打电话给我要找人，我刚好到红旗广场就看到朱一明在追一个人，后面就追到了这个江西传销组织的人，朱一明就将信息和照片给那个人认人，那个人就在江西传销组织里面找到了这个姓漆的男孩子，就把人带过来给了朱一明，之后姓漆的男孩子家属就给了10000多块钱，我只记得我得了几千块钱，具体情况我不记得了。（7）2017年下半年一个河南人姓要的来找小孩，朱一明当时打了电话给我，说符思林要朱一明找我一起帮忙，当时这一次家属给的钱不多，大概是10000块钱，事情做完了我不记得是符思林还是朱一明给了我3000块钱左右，具体多少我记不太清了。（8）我上次交代了找王粉艳的事，是朱一明按李凯的安排来联系我的，王粉艳的家属确实联系过我，这个事情做成之后，家属给了我13900元，我用微信转给了朱一明8000元，也是考虑了李凯安排了这个事情，朱一明要将其中的一部分钱给李凯的，不然的话朱一明不可能比我拿的还多，我还有吃住和开销的。44、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朱一明、李昌雄的户籍身份信息，证实了此四名被告人的基本情况。45、暂扣款凭证，分别证实案发后，被告人符思林退款9000元、李凯退款2万元，以上款项均在华融湘江银行株洲东一支行50×××16账号上。46、收款人湖南省财政厅国库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60×××93的收据，分别证实被告人朱一明已退违法所得款人民币14000元，被告人李昌雄已退违法所得款人民币24900元。47、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的认罪认罚具结书。需要说明的问题：1、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被告人李昌雄接受家属委托来株洲寻找被传销组织控制人员，时任经检大队大队长的符思林派员予以协助，解救了被传销组织控制的人员。事后，被告人符思林收受了李昌雄所送的2000元现金”。此项指控有被告人符思林、李昌雄的供述相佐证，但缺2017年李昌雄接受谁的委托，由符思林协助解救了陷入传销组织的具体人员等证据，认定符思林此次收受李昌雄现金2000元构成受贿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2、2018年10月，被害人陈某1为感谢朱一明解救了陈某2，事后单独微信转账给朱一明666元，朱一明对非法占有此款无犯意，此款亦非朱一明与被告人李凯、李昌雄共同犯罪所得，故此款不认定为朱一明的犯罪金额。3、2017年12月，漆某为解救陷入传销组织的亲属，给了朱一明16000元。解救成功后，李昌雄分得8000元，朱一明分得3000元。据朱一明供述余款5000元给了唐思浩，但唐思浩不承认。本院认为，被告人符思林、李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索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符思林、李凯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符思林身为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被告人符思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侵吞的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与被告人符思林、李凯共谋，是被告人符思林、李凯受贿、滥用职权犯罪的共犯，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符思林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贪污罪，被告人李凯、朱一明、李昌雄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的罪名均成立。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朱一明、李昌雄在受贿、滥用职权犯罪中，与传销组织成员相互勾结，充当了“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保护伞”。在受贿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朱一明、李昌雄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且系索贿，应从重处罚。在滥用职权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符思林、李凯分别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起次要作用，均是从犯。被告人符思林、朱一明索要被害人李某1、郭某人民币四万元，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是犯罪未遂，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据到案经过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被告人李凯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受贿犯罪事实，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李凯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被告人朱一明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黄文保辩称应认定被告人李昌雄属自首的辩护观点与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庭审中，被告人朱一明、李昌雄自愿认罪认罚，本院对辩护人张乐华、黄文保请求对朱一明、李昌雄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符思林、李凯、朱一明、李昌雄在判决宣告以前，均犯数罪均应当数罪并罚。据此，对被告人符思林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第四百零二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李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朱一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李昌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分别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符思林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0月17日起至2022年10月13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李凯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0月17日起至2021年2月14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朱一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21日起至2020年10月16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四、被告人李昌雄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21日起至2020年11月17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五、被告人符思林贪污人民币49000元，受贿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含暂扣华融湘江银行株洲东一支行50×××16账号上9000元）均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李凯受贿违法所得人民币34000元（含暂扣华融湘江银行株洲东一支行50×××16账号上20000元），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朱一明受贿违法所得人民币14000元（已交纳），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李昌雄受贿违法所得人民币24900元（已交纳），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唐建林人民陪审员  邓咏李人民陪审员  廖 菲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田 鑫附：判决书引用的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第四十六条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被告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