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27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东，男，196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跃优，山东誉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岳映红，男，195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晓蓉（系岳映红之女），住四川省巴中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勇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江金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漆金刚，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王雪广，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荣俊通，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张建东、岳映红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勇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利公司）、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初2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建东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勇利公司对岳映红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建公司在其拖欠勇利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勇利公司、二建公司、岳映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并未对勇利公司与岳映红的挂靠关系及二建公司是否拖欠勇利公司工程款进行审理及认定。勇利公司与岳映红系挂靠关系，勇利公司应当对岳映红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建公司系发包人，其应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其拖欠勇利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一、根据一审中的相关证据及庭审情况，可知勇利公司与岳映红系挂靠关系，其应当对岳映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建公司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中，勇利公司的代表人为岳映红，说明岳映红得到了勇利公司的授权，足以证明岳映红与勇利公司的挂靠关系。岳映红在开庭时已经承认其与勇利公司系挂靠关系。勇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江金林在与张建东代理人田跃优的录音中承认其与岳映红存在挂靠关系。庭审过程中，勇利公司对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未提出异议，足以证明勇利公司与岳映红系挂靠关系，张建东提交新的证据可以证明岳映红与勇利公司系挂靠关系。张建东提交的（2019）鲁01民终4400号民事判决,岳映红以勇利公司的员工身份参加了诉讼，该证据可以证明岳映红的行为可以代表勇利公司，双方明显存在挂靠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单位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规定，勇利公司让岳映红挂靠的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在施工管理过程中岳映红是以勇利公司的名义进行民事行为，勇利公司允许岳映红借用资质的行为系帮助岳映红规避法律，勇利公司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勇利公司应当对岳映红拖欠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已有多次判决被挂靠方承担连带责任，岳映红与勇利公司系明显的挂靠关系,勇利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贵院作出的(2013)济民五终字第472号、(2014)济民五终字第358号、(2018)鲁01民终8202号、(2019)鲁01民终9587号等民事判决均判决被挂靠方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与这些案件情况类似，也应当判决勇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二建公司尚欠勇利公司工程款，其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张建东提交的代理人田跃优与勇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江金林的录音中，江金林陈述二建公司尚欠其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二建公司应当承担补充责任。二建公司与勇利公司之间形成建筑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在该法律关系中，二建公司为发包人，一审法院认定二建公司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发包人系认定事实不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査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张建东的上诉请求。岳映红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张建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中张建东出具的所谓“欠条”系无效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欠款的证据。在本案一审同时，张建东连同赵小根、柳花龙、黄厚章共四人同时作为原告起诉岳映红，向岳映红主张工程款，并且上述四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所谓“欠条”均出自2019年3月20日。事实上，上述四人协同其他人员前往济宁工地采用非法控制的手段逼迫岳映红索要工程款并采取强制的手段胁迫岳映红乘车来到济南，于2019年3月20日至29日期间采用拘禁的方式在济南市历下区龙鼎大道顺意宾馆控制岳映红，上述几人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围堵岳映红前后20多日，岳映红无奈才在不知欠款数额的情况下于2019年3月20日同时为上述四人出具所谓“欠条”，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据以认定本案欠款数额的“欠条”应属无效，更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欠款数额的证据。二、岳映红与张建东并无合同关系，并且张建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欠款数额。虽然张建东声称参与涉案工程施工，但1#、4#的订网工程仅完成90%，尚有10%未完工。岳映红与张建东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关系，张建东是受雇于他人。综上，一审法院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欠条”系张建东通过违法的手段逼迫岳映红所签，依法属于无效证据，并且现在岳映红有相反证据足以认定本案欠款的具体数额，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岳映红的上诉请求。张建东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岳映红拖欠张建东167500元，并判决其支付该款项及利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岳映红向张建东出具欠条时并未受到任何胁迫，该欠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3.张建东与岳映红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涉案的劳务亦由张建东提供，劳务费的数额也是在双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结算的结果。综上，岳映红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岳映红辩称，我确实打过条子，是他们六七个人不让我走，单子上是他们自己报的数，但是我们没有合同，也没有工程量、结算单。勇利公司辩称，对于张建东与岳映红之间的关系不清楚，但是与勇利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建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与二建公司没有关系，请求驳回上诉。张建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岳映红、勇利公司连带向原告支付人工费167500元及利息（以1675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请求判令被告二建公司在其拖欠被告勇利公司的工程款范围内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补充责任；3.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建公司自济南源浩置业有限公司处承包了济南恒大滨河左岸南-7地块项目。2017年3月16日，被告二建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与作为分包人的济南勇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岳映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济南恒大滨河左岸项目南七地块1＃-7＃楼、配套公建及周边车库。工程地点为山东省济xxxxxxxxx。工程概况为1＃:17266.25㎡、4＃:13857.39㎡，车库9866㎡，1＃楼框剪结构（桩基），地下二层，地上32层；4＃楼框剪结构（桩基），地下二层，地上23层；车库筏板基础，框架结构，地下一层。分包范围及工作内容为1＃、4＃及车库17轴西侧后浇带以东，V轴南侧后浇带以北，18轴西侧后浇带以东,Q轴北侧后浇带以南,H轴北侧后浇带以北，共计约40989.64平方。被告勇利公司在分包人处加盖其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被告岳映红在分包人负责人处签字。庭审中，原告张建东陈述，其于2018年6月21日从岳映红处承包了恒大滨河左岸南柒项目1、4号楼的订网工程，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单价为内墙订网每米2.8元、线槽订网每米2.4元、公共部分和楼梯平铺每平方米12元、细网平铺每平方米10元，在同年10月份施工完毕，已经竣工验收，且交付给了岳映红，但没有书面的验收手续。被告岳映红陈述，1、4号楼的订网工程据已经完成了工程量的90%，尚有10%的工程未完工，但该工程是谁施工的其本人不清楚，也没有与原告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原告所说的单价也不清楚，工程未完工，也未进行竣工验收。2019年3月20日，被告岳映红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张建东恒大滨（河）左岸1＃、4＃楼订网人工费壹拾陆万柒仟伍佰元整（167500元）。”被告岳映红在欠款人处签字捺印。一审法院认为，张建东承包并实际施工了岳映红在恒大滨河左岸1#、4#的订网工程，被告岳映红于2019年3月20日向张建东出具欠条一份，确认了尚欠张建东工程款167500元的事实。因此，张建东以此主张岳映红支付工程款16750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要求欠付利息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因双方未约定利息给付标准，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勇利公司连带支付涉案款项的诉讼请求，因勇利公司与张建东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主张勇利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二建公司承担补充付款责任的请求，因被告二建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其身份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的发包人身份，亦与原告张建东无合同关系，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岳映红支付原告张建东工程款167500元及利息（以1675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张建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被告岳映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建东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2019）鲁01民终4400号判决书一份，欲证明岳映红作为勇利公司的代理人出现在该案件中，且该案件中涉及到的工程正是本案的涉案工程，该证据足以证明岳映红与勇利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2.（2013）济民五终字第472号、（2014）济民五终字第358号、（2018）鲁01民终8202号、（2019）鲁01民终9587号等四份生效判决，欲证明四个案子案情与本案相似，该四个案件均判决被挂靠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也应当判决作为被挂靠方的勇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上述证据材料，岳映红质证称，张建东的钱已经支付完了，张建东出具的欠条不是我写的。勇利公司质证称，即使法院认定勇利公司和岳映红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勇利公司在欠付岳映红劳务费范围内承担责任，勇利公司已经将岳映红的劳动费支付完毕，所以勇利公司不承担责任。二建公司质证称，对于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关于欠条由于是复印件，无法质证。经审查，证据1、2系生效法律文书，真实性应无异议，本院对该两项证据予以采信。以上事实由张建东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及二审调查笔录等在案为凭。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张建东所主张的人工费的付款主体问题。2019年3月20日，岳映红向张建东出具欠条，载明欠张建东恒大滨河左岸1＃、4＃楼订网人工费167500元，同意济南二建代支付，如济南二建不承认由岳映红出面协调支付，岳映红在欠款人处签字捺印，岳映红对该欠条真实性无异议，虽然其主张出具涉案欠条时受到胁迫，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岳映红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张建东人工费167500元，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关于勇利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因勇利公司与张建东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其主张勇利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二建公司系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而不是发包人，张建东所主张的是人工费而不是工程款，张建东主张二建公司在拖欠勇利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其承担补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张建东、岳映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张建东负担3650元，由上诉人岳映红负担36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振华审判员  亓雪飞审判员  尹逊航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