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31民终2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祖志，男，汉族，1961年1月27日生，小学文化，务农，现住云南省盈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俊先，男，傣族，1981年12月16日生，住址云南省梁河县，系原告高祖志之女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治传，男，1962年8月15日生，汉族，住址云南省梁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祖兰，女，汉族，1953年3月8日生，小学文化，务农，现住云南省盈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曰福，云南象城法律服务所。上诉人高祖志与被上诉人高祖兰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盈江县人民法院（2019）云3123民初1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2020年4月24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对本案进行调查、询问，上诉人高祖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俊先、尹治传，被上诉人高祖兰及其邵曰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祖志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姐弟关系，1982年集体土地承包到户全家共计10口人，分别是：父母二人、二个姐、三个哥、一个兄弟、一个妹。生产队分给大家庭的承包地大约22亩，大哥高祖兴1982年已经婚分家，土地集体单独发包给大哥，与大家庭无关。22亩土地一直由大家庭共同耕种约10年。1981年大姐高祖兰，1982年二姐高祖艳相继结婚外嫁，小妹高祖英和父母及兄弟高祖德生活，三哥高祖建于1985年不幸去世。1992年分家时，在大哥及父亲主持下三弟兄高祖志、高祖德、高祖强三家共同分配了大家庭的田地，高祖强分得山田约6亩多，高祖志、高祖德分坝子田。上诉人一家共四口人分得6.8亩，每年交公粮26公斤，定购粮56公斤，土地承包款114元，每年出义务工积累工60个。这些有上诉人提交的大哥高祖兴录音，二嫂段兰芳录音均能证实其事实。分家时，从来没有提到过高祖兰、高祖艳、高祖英，1982年一人2.2亩承包面积分在哪家名下，都是按当时本村风俗习惯（嫁出的女儿不分田地）分家的。大姐高祖兰虽然远嫁到广东，户口没有迁出芒丈街是事实，其几年后从广东回来在芒丈街盖家也是事实，但大姐高祖兰有自己独立的户口本，足以证明其已经独立成户。从1982年至2016年，高祖兰从来没有问弟兄们讲过要种田的想法。1999年第二次土地承包合同续签时，高祖兰也没有向生产队提出过承包土地的意愿，更没有向弟兄三个提出要求。1999年12月31日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集体土地经营权证书上均明确写明只有上诉人家一男三女四人共有，并没有包含被上诉人高祖兰的承包面积。本案争议的（水淹田）全都是上诉人经营权证书四至界限范围内的面积，是集体承包给上诉人家的，是符合《土地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此事实从1982年村集体底单、乡土地管理所资料中均没有高祖兰2.2亩土地登记在上诉人家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书上的依据。芒丈街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续签时，高祖兰没有向发包方提出田地承包要求，导致自己没有承包田，17年来，自己没有土地，为什么没有找县乡土地确权部门申请参加集体分田。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的规定，高祖兰在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确权登记时，事实上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导致姐弟关系出现纠纷是从2016年初，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高祖兰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高祖兰与被答辩人高祖志系姐弟关系，二人均属于盈江县平原镇芒丈街村民小组成员。1983年第一次土地承包时，高家共有承包人口10人（兄弟、姐妹八人及父母），人均享受2.2亩的承包经营权。这一事实，高祖志已在民事上诉状中认可，高祖兰也无异议，故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请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一审法院认定：高祖兰的2.2亩承包土地实际登记在高祖志名下，其地块名称为“水淹田”，该地块现实际面积为5.38亩。这一事实有瞿发莉、高祖德、韩朝玉的证言，高祖兰与金波英保的田地租赁合同予以证实，以及高祖兰提供的补贴公示表、2018年度补贴资金发放明细表、建议和回复意见书、测绘平面图、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表等证据予以佐证，形成证据链，高祖志虽然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反驳，故应当予以采信认定。三、2018年7月28日，双方签订《田地分配确认合同》时均有双方的亲属及村干在场，对该合同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达不到撤销条件，且是双方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高祖志主张撤销合同内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关于高祖志上诉提交的录音资料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不应采信，理由是：（一）录音证据除了提供录音的U盘或光碟外，还应提交录音的原件，以及录音的文字版；（二）应提供完整的录音证据，不能剪辑、截取，应保留录音证据的完整性；（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对于视听资实证明力的确认比较严格，本案高祖志提供的录音证据无其他证据佐证，应不予采信。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高祖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原、被告2018年7月27日签订的《田地分配确认合同》部分无效，即撤销当中对“高祖志田地合同本含高祖兰2.2亩”的表述内容；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高祖兰与原告高祖志系姐弟关系，其二人均属于盈江县平原镇芒丈街村民小组成员。1983年第一次土地承包时，高家共有承包人口10人（兄弟、姊妹八人及父、母），人均享有2.2亩的承包经营权。1992年高家按习俗分家、分户时，三兄弟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将全家的承包经营权分配到三兄弟名下。其中被告高祖兰的2.2亩承包经营权分配在原告高祖志名下，高祖英的2.2亩承包经营权分配在高祖德名下。被告高祖兰所分配到的土地地块名称为坝行哏（奉开哏）水淹田，分配面积2.2亩，现实际面积为5.38亩。该土地原由原告高祖志代管使用，2016年被告高祖兰将该土地收回，并将该土地租赁于金波英保耕种，金波英保耕种期间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垦。2018年，因修建高速路岔道需要，政府对坝行哏地块部分农田（含部分水淹田）进行征用，并对原告高祖志及被告高祖兰承包土地的位置、界线进行了测绘。2018年7月27日，原、被告双方在村干及双方长辈、小辈的见证下签订了一份《田地分配确认合同》，确认“原田地面积是按1999年面积换算，2018年面积换算只多不少。高祖德、高祖志持有合同本确认无误，合同本高祖德田地面积：10.5亩；合同本高祖志田地面积：6.8亩；高祖德田地合同本上含有高祖英2.2亩，高祖德实际面积只有8.3亩；高祖志田地合同本上含有高祖兰2.2亩，高祖志实际面积只有4.6亩。”现原告以被告不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田地分配确认合同》内容与原告及其家人的初衷不符，与双方商议的结果存在实质性差异，对《田地分配确认合同》签名存在重大误解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高祖兰作为芒丈街村民小组成员，其当然享有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瞿发莉、高祖德、韩朝玉证言及被告高祖兰与金波英保签订的田地租赁合同可以证实，被告高祖兰的2.2亩承包土地实际登记在原告高祖志名下，其地块名称为“水淹田”，该地块现实际面积为5.38亩。故对原告称被告无承包经营权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2018年7月27日双方签订的《田地分配确认合同》中的“高祖志田地合同本上含有高祖兰2.2亩，高祖志实际面积只有4.6亩。”的表述并无晦涩之意，且签订合同时均有双方亲属及村干在场，以原告女儿高静平受教育程度而言，理解该条款的含义并无困难，其也在合同中进行签字确认，未当场提出异议。故确认《田地分配确认合同》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合同约束力。原告主张其对合同存在重大误解、合同显失公平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撤销合同条款“高祖志田地合同本含高祖兰2.2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据此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祖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高祖志负担（已付）。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高祖志对一审提交的证据补充说明:签订《田地分配确认合同》是在发包方生产队的主持下签订的，签订协议时，高玉娇并没有到场，高玉娇对田地划分给高祖兰的情况不知情，该份合同签订后并没有发生效力，所以生产队才出具了给上诉人情况说明，并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第一组2020年4月17日《高玉娇不服盈江县人民法院（2019）云3123民初1181号判决书的申诉意见》及高玉娇身份证复印件共二份，欲证明高玉娇作为上诉人次女，其认为田地承包合同侵犯了其权利，该合同是无效的。第二组2020年4月17日《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协议签订后，双方没有履行过协议内容，协议是无效的。正因协议无效，生产队还帮调解过，生产队也证实土地是高祖志的。第三组录音光盘一份、录音U盘一份，其中第一份高祖兴的录音，欲证明分家时，高祖兴作为分家主持人，与父亲共同主持分家，当时女儿都不在场，都是由儿子在场共同分配家庭财产，分家时没有分给女儿田地，高祖兰主张要收回土地是没有依据的；第二份高祖强之妻段兰芳的录音，欲证明分家时，她也没有在场，具体分配情况她也不清楚，是事后高祖强告知的；第三份金波英保的录音，欲证明其从2004年开始租赁土地，到2016年在高祖志的指示下，其将租金交付给高祖兰，期间他也没有对土地开垦；第四份村民小组组长的录音，欲证明2016年以后，高祖兰要求收回她的土地，生产队作为土地的发包方，不认可高祖兰的承包权；第五份高静平的录音，欲证明村委会的意见是经营权证书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记载的是谁家的土地，他们就认可是谁的土地；第六份田地分配合同签订当天的全程录音，欲证明当天说的情况是要实际测量后，再进行评价分配，不是高祖兰陈述的她自己分配到的就是2.2亩。经质证，被上诉人高祖兰对第一、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理由是：第一组证据仅只是高玉娇的个人意见，第三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在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高祖兰对一审提交的证据没有补充说明，也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高祖志提交的第一组证据高玉娇的意见及第三组证据中的高祖兴的录音、段兰芳的录音、金波英保的录音、村民小组组长的录音、高静平的录音，因证人并未出庭作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加之，被上诉人也不认可该两组证据，故本院对上述两组证据不予采信。对第三组证据中田地分配合同签订当天的全程录音，因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也不予采信。对第二组证据因与2018年10月11日的《建议书》内容存在相互矛盾，并且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二审诉讼中，上诉人高祖志、被上诉人高祖兰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因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的纠纷，应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不当，本院予纠正。一、关于双方于2018年7月27日签订的《田地分配确认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材料及查明事实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上述《田地分配确认合同》签名、捺印的真实性均认可，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规定，涉案的2018年7月27日《田地分配确认合同》应认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二、关于上诉人高祖志一审时提出撤销合同部分内容的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的规定，在农村土地承包中，发包方应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剥夺其合法的土地承包权及其他相关经济权益。在本案中，高祖志、高祖兰均属于盈江县平原镇XX村民小组的集体成员，且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认定的1983年第一次土地承包大家庭的承包经营权份额、1992年大家庭进行分家的事实均不持有异议，高祖兰也对涉案的承包土地进行了实际管理和收取租金，加之，2018年7月27日《田地分配确认合同》是在村干及其家庭成员参加下，平等协商达成的田地分配协议，其内容也没有侵害第三方的权益，因此，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田地分配确认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被上诉人高祖兰对涉案的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应受法律保护。虽然上诉人高祖志提出上述《田地分配确认合同》的部分内容与上诉人及家人的初衷不符，存在重大误解，其合同内容与土地承包权益证书和登记合同相悖，属于显失公平，该合同部分内容应当撤销的主张，本院认为，高祖志并未能就其主张提交充分的证据进行佐证，其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撤销条件，因此，上诉人高祖志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和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高祖志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高祖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雷永华审判员  高玉荣审判员  王 云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