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10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国生，男，1949年4月25日出生，回族，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法律顾问，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进英，女，194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太原市公交公司退休职工，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燕，女，1959年4月5日出生，汉族，太原市军分区退休职工，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霞，女，196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退休职工，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君，女，1969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职工，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女，1972年3月4日出生，汉族，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职工，住太原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之刚（与原告刘进英系母子关系，与其他原告系兄弟姐妹关系），男，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职工，住太原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蔚华（与原告刘进英系祖孙关系，与其他原告系姑侄关系），男，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职工，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之刚，男，196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职工，住太原市。上诉人尹国生因与被上诉人刘进英、王之刚、王晓燕、王晓霞、王丽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5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尹国生，被上诉人刘进英、王晓燕、王晓霞、王丽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之刚、王蔚华，被上诉人王之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国生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5102号民事原判。2.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在“继承”已故王高权“遗产”的同时承担被继承人所欠上诉人的劳务报酬八年零二个月(年薪三万元人民币)合计二十四万五千元,并依法追加违约赔偿金(按最低50%计)十二万二千五百元(至2017年王高权去世的12月止)总计三十六万七千五百元,再加迄今为止的逾期两年利息(按原判认定年息6%计)四万四千一百元,共计四十一万一千六百元(这已舍弃了八年多的银行利息)。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庭审程序不合法在2019年11月4日下午开庭中,主审法官没有昭示宣读“争议焦点”便直接提问“你们的借款案能不能调解?”遭本上诉人断然拒绝,我提出开启法庭音像设施,并请求法庭允许我充分阐述表达和充分举证,同时申明本庭主审法官“请不要再象被撤销的原审法官王俊斌那样问聘请法律顾问究竟是公司行为还是王高权个人所为?”(令人费解的是木案主审法官宁廷在庭审临终了事还是这样问了一句,被我质疑并回答)“所谓单位或法人代表都是一回事,因为这是王家店…”尽管开启了音像设施,主审法官仍没宣示争议焦点,还剥夺了我关于这个“王家店”(单位)实质的陈述,始终没问这个“王家店”(所谓单位或已逝的老板)究竟欠我多少钱,更有甚者是干脆当庭拒绝了我关于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和有关涉案款项不属于被继承人合法“遗产”的关联佐证，我当堂便知晓此审必输无疑。二、原审对上诉人的陈述故意曲解,断章取义。在庭审中,上诉人在谈及我借王高权20万元和王高权欠我劳务报酬(远超于20万元)的情况时是这样表述的,“没料到王高权会死,这么一来王高权欠我的劳务报酬也就不好讨要了,那么我借他的20万元也用不着还了,我就不准备再讨要远比这笔借款更多的应得报酬”没想到原审判词却有意篡改成“因王高权已经去世,基于被告与王高权的关系,被告不准备索要...”这种毫无厘头的文字游戏意欲何为?三、原审滥用法官“自由心证”和“逆向审判程序逻辑,罔顾法理，混淆是非,认定事实不清,明显偏袒被上诉人,适用法律不当.”原主审法官宁廷同志一力袒护被上诉人,不折不扣的认可并支持原告诉求,相反却竭尽所能,千方百计不顾上诉人的有理有据的合法抗辩及正当诉求,判词居然言称“尹国生辩称王高权欠付其8年的劳动报酬,其提交的证据系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出据的证明与本案借款无关,(这是被上诉人之代理人王蔚华的当庭质证原话),被告可另案起诉。”这种偷换概念的滥施裁量权手法,毫不掩饰的公然将“单位”(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与“法定代表人(老板)王高权”有意切割开来,试图造成我投诉无门无法讨要,因为截止2018年底的工商查询,“太原市杏花岭北大街供热站”和“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这两个“单位”仍在册登记,两家法定代表人依然是去世的王高权,我问过被上诉人王之刚“现在这两个单位的法人代表是谁?”,王之刚答复“保密”,那我该针对谁起诉呢?这是原判故意设置的“坑”要我跳啊。四、关于“被继承人”王高权与他掌控的“企业”名称属性之间的实质关系。王高权原系早已裁撤的“太原市建材局”行政科负责人,我与他往来有三十年之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帮他处理涉诉涉法及其它公私事宜,正式担任其法律顾问也有十年之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高权为了转手承租即将裁撤的建材局清滕的北大街办公楼,自行成立了集体名义的“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并自任法定代表人,后又忽悠大家共同出资组建了“杏花岭北大街供热站”的前身“六联供热站”法定代表人仍是王高权(值得引起关注的是这“六联供热站的投资(入股)方向王高权提出分红时,王高权连同王蔚华居然扬言“供热站每年赔钱80万元”(甚至在政府相关部门主持的协调会上也如是说,后来王高权言称“扩建供热站”要入股方追加投资,参股方已尝“肉包子打狗”的感受拒绝再投钱,被吓得也不再提“分红”了,于是“供热站”改名“杏花岭北大街供热站”,由王高权继续担任法人代表一手把控直到其84岁去世(直到现在仍保留着死者为法人代表的“北大街供热站”的留守空壳架构,因为在区政府主导下改连片大供暖而早已消亡的“北大街供热站”那笔补偿款一千四百万元虽打入王蔚华的个人帐户又被王高权以其私人名义转借给他人谋利无法收回而经诉讼获胜却尚未结案,另外,原供热站尚有巨额债权未回收,试向这每年“亏损补贴80万元由哪里筹借?既如此巨亏又为什么一直硬扛?(这都是套路啊!)当初王高权为了承(转)租原建材局清空的办公楼而注册的“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后又图方便在旗下开立了几个分支单位),以此向国资管理部门以每年十七万元承租了该办公楼,转手出租年金二百余万元,另加上依该楼及“供热站”而增建的其它附属构筑物再出租年获一百余万元,这样其每年不当得利约四百余万元左右,从一九九三年至今二十五年多总嬴收约在八九千万元,连带供热站改制被赎购的补偿款一千四百万元,合计赚得一亿元左右,然而这些大收益从不走“单位”账户,一方面为避税避嫌,再一方面为方便成为“王家店”的私人“提款机”,这一切都是老板兼法定代表人的王高权一手运作和“王家店”成员亲属合力参与的。从截至现在的工商登记信息所显示,“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和2012年就灭失的“太原市杏花岭北大街供热站”仍保持“开业”状态,两家的法定代表人照旧是已去世两年的王高权,再看看这个“建材总公司”的人员构成(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人员数字单位表示不公开”),目前“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在册员工约10余人,而王家直系及旁系近亲属就占了9名之多,他们是王高权、王之刚(王高权之子)、刘三秀(王之刚妻)、王晓燕、**(王高权之女),王蔚华(王高权之孙)入、吴静(王蔚华妻)、王雪莉(王高权外孙女)、柳贵庆、吴志平(王高权亲属)等,而王高权的法人代表及老板(掌舵人)地位则是无可取代无法撼动的,被上诉人至今坚守这两个僵尸企业并且不敢变更法定代表人,是本着一条宗旨,既凡是以“单位”或王高权的名义及人脉能“捞”到的钱与物，都是王高权的“个人遗产”被继承,但凡是王高权或其僵尸“单位”所形成的债务,就由其名存实亡的“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这是被上诉人王之刚与王蔚华及原主审法官宁廷同志的悖论逻辑模式),一审原判不正是如此行事的吗?这纯系典型的循私枉法裁判!五、关于上诉人与王高权的关系及向共借款的情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与王高权结识交往开始便无偿为其排解了不少涉诉涉及及相关其它业务纠纷,直到2009年10月16日,王高权以其“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的名义正式签发了聘任我担任其法律顾问的《聘书》附《文件》(均有法定代表人王高权个人的签名押章),直到2017年底王高权去世前,我的《法律顾问工作室》的铜牌一直钉挂在简易楼二层墙上,这是尽人皆知的,直到2017年12月王高权去世后,被上诉人王之刚才将这面铜牌撬掉,但至今却没以“单位”名义下文解聘我的法律顾问职务(因被上诉人均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资格,本状所涉两家僵尸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然是被上诉人的“遗产被继承人”(已逝世两年)的王高权,被上诉人断然不敢变更替换“法定代表人”,他们所虑的是若一旦变更,可能引起曾被王高权坑骗讹诈的多家债主上门讨要,(仅我知道的就有六家,估摸着针对王高权的讨债额少说也有三四千万之多,这里面有建筑施工队、装修队、供煤户、钢材供货商等),从严格意义上讲，既然终生不变的“法定代表人”名下的“企业”仍处开业状态,那我的法律顾问身份也同样存在。因此我便有资格和责任披露并说清王高权治下的“单位”实质及运作模式和资金进出等事实。2010年12月8日,“单位”为我的购房银行贷款出具了年薪三万元的《工资证明》,在此前的2010年3月15日,有王高权签名盖私印并加盖了“单位”公章并有我签字认可的年薪三万元及不限时到岗“灵活掌握的《工资报酬协议》,2010年5月8日,“单位”加盖业务章给上诉人出具《承诺》表述“公司经济好转后补发工资”。2011年初,我请求王高权帮忙为我女儿王瑜(随母姓)安排个工作,王高权爽快的回答“她是警校毕业,托人安排司法部门恐怕三十万元都不够,不如干脆来北大街供热站,工资虽不高(一千元左右),可是一两年内要改联片大供热,到时候可以收编成供热公司正式职工,凭咱多年的交情我才实话实说...”,当时我很感动,便做通女儿的工作,从人才市场把《派遣证在内的首次就业档案调入》“北大街供热站”并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样一来我也不好意思讨要我的年薪三万元的劳务报酬了。到2012年,“北大街供热站”正式进入并购程序,王高权将我执笔的要求热力公司吸收安排“26名员工”的报告改成每人补偿“安置费20万元(合计五百二十万元)”,他改动诉请的事没与我讲,直到2012年10月16日,王高权以“北大街供热站”名义与杏花岭区住建局签订了包括员工安置费在内共计补偿(并购)款一千四百万元,见到该《协议》我勃然大怒,指责王高权这是为获利而出卖员工(那上报的26人有的是借名凑数),王高权回答“不只是你女儿没安排,我家的那么多孩子也没安排到热力公司啊!”,我反驳说“可你们拿到钱了呀!”,此刻王蔚华言道:“尹大爷,如果你能保住这一千四百万,又能做到让对方接收员工,那你来操作”,我哭笑不得的怼说:“你想的太美了吧,天下哪有这种好事?我办不到…”王高权祖孙无话再讲。这1400万元没走单位财务账户,而是打进王蔚华的私人银行卡,到2013年2月1日,王蔚华受王高权指令,从卡上打给一个叫耿化喜的(以王高权个人名义出借给耿化喜一千万元),另拉扯一个兰海旺也借给耿五百万元,借期六到八个月,并约定用耿的土地使用权及新建的商业综合楼做抵押这栋楼评估九千万元。(我说“王家店”公就是私,私还是私就在于此,年息百分之三十六)。基于此种态势,我在2013年4月提出向王高权索要劳务报酬,直拖到2013年11月19日,王高权同意以其私人名义借给我20万元,并要我提供抵押担保,我虽然很诧异也很窝火憋屈,可转念一想非如此又是分文难拿,于是用我贷款买的九十平米楼房做押,王高权知道我欠贷(是他向建行给我出具的《工资证明》),表态不接受该房抵押,无奈之下我只得以我全款以我弟弟尹宝林名义购买的一百多平米的另一套楼房做抵,王高权才勉强借给我20万元,借期限定一年,在我写好借条后,王高权让我加一句“如果还不了钱,房子归王高权所有”我照其原话另补加了一条(这从借据格式可看明白,实际王高权提出不接纳我名下按揭所购房屋的用意,在于刁难我借不成钱)。自从我向王高权借到20万元后直到其去世四年多之久,王高权从未向我讨要过(双方各自心知肚明吧)这里需阐明一点,正如王高权将他把控的“单位”名义取得的1400万元以私人名义把一千万出借意图抵押借贷方价值九千万元的商业楼之做法一样的手段(这笔巨款王高权以个人名义起诉获胜,变成王高权个人私产(现转化成“遗产”又由王蔚华演化为“执行原告”,眼下又将我借用的20万元公款改头换面幻化成“被继承遗产”(王高权原本是为谋夺我市值百万的抵押房产,这就是我在本案诉讼中要抗辩的王高权侵吞公款化公为私利用诉讼洗钱的始末缘由。约在2015年6月的一天,我向王高权提出劳务报酬及我女儿的补偿款事宜,他答“不怕,短不下你的,你帮了我那么多我决不能亏你,你的工资他们(指王家主管财务的直系亲属)不知道,过些天我对他们讲清楚。你先在这面签上今天的日期。”说着取出我给他打的借条,我暗想“签就签,你什么时候翻脸动真格的那我也会较真向你要劳务费,反正我有凭据”,便签写了2015年6月17日的日期。早在2012年底,王高权曾对我及我女儿私下许诺,关于公家补偿的这1400万元,其中每个员工的安置费约20万元(实际应安置补偿的人数是13名,王高权上报的26人),以后以我个人名义私下给王瑜,要求我们千万不能对外人讲。我后来向王高权借这20万元,实质上也是针对这笔安置补偿款的。直到2017年初,王高权已病重,我也不好意思“趁人之危”提及关于相互间的经济事宜,王高权也装傻充愣不谈有关问题,我女儿己由未婚姑娘成了人妻儿母(现为失业者),“单位”以“非全勤”停缴了王瑜的保险金,要他自费交保险,硬逼王瑜离岗将人事档案退存人才市场(逼王瑜在解聘书上写“个人原因”),在2017年3月9日我到“单位”向王蔚华索要我女儿的《保险关系证明》王蔚华趁机又拿出“借据”要我补签当天日期(没提还款),否则便不给我开证明。无奈之下我不得不照签,这从我取得证明日期和“补签”日期是同日便可知晓),这就是一审判词中提到我说被上诉人为中断诉期的由来。六、导致本案走向诉讼的缘委2017年三、四月的一天,被上诉人王之刚及其子王蔚华到我家讨要王高权“借”给我的20万元。我答复借款是事实,他们作为继承人,讨要也没毛病,可王高权欠我的劳务报酬及我女儿的安置补偿费也应该给我们,二王(被上诉人说),那是单位的事,谁该(欠)你你找谁要,”我回怼到“那你们起诉吧,看法院会怎么判”,王志刚得意的说“太原的律师,我认识90%,法院关系也可多了,无非是花钱呗!”不欢而散后我成了被告。(我深知王高权与杏花岭法院关系匪浅,因为我在该院为他处理过几桩案子,这里就用不着点出法官的名字吧)不料被上诉人王蔚华凭一份伪造的无效“遗嘱”,居然被杏花林法院主审法官王俊斌判定遗嘱有效并认定王高权欠我的钱是公司行为。与民间借贷无关,王俊斌问我“聘你当法律顾问,是王高权个人还是公司?”(该判决被二审和再审撤销),而被上诉人又变换角色在杏花岭法院重新起诉,主法官利用法规“空档”再次询问究竟是王高权还是“公司”任用我为法律顾问,有意做选择性切割,要我“另行起诉”,在一审原判我再次败诉!试问现今仍注册“开业”的两个僵尸单位“法定代表人”仍是已故两年多的王高权,我怎么起诉?起诉谁?这种“纯法律事实”,不顾实体事实的徇情枉法有失公平正义的自由裁量,难道非要我上绝路走极端吗?我所抗辩的被上诉人主体是否适格存疑，其所主张的“遗产”不属于被继承人的合法财产,王高权贪吞公款化公为私,我是冲着与王高权私交受聘而非其“王家店”的空壳单位,这都有直接及关联证据佐证,但一审法官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绞尽脑汁一味袒护被上诉人,这是我绝不诚服且必抗争到底的!退后一万步讲，即使那被侵吞的1400万就算王高权个人资产(且不讲是否合法)。那么,被上诉人在继承遗产债权的同时,也必定应清偿被继承人遗留的债务!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七、上诉人的诉愿综上所述,我已如实陈述了本案前因后果,诚然,我也知道二审法官不可能如实还原真相,也绝不强求法官全盘采信我的执辩,看来我“另案起诉”已是“官话”,实则陷入死胡同,我只能最后申明,到死,我也绝不会按一审或另外的审理悖论枉裁的失衡谬决就范,最低限度是我求告无门的情况下绝不会就范被坑。这里,我暂不想把王高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及其亲属伙同其违法乱纪共同作弊的事实问题。昭示给纪检监察部门,看在死者的情份上,我尚不忍心断其后代财路,但愿被上诉人审时度势,好自为之,也愿上诉审法官公允裁量,因为我也知道我抗辩涉及的相关法律性质不在民事法官的职责范围,互相换位思考理解吧。法律规定像上诉人这种“劳动报酬纠纷”是可以起诉且企业老板或法定代表是必须要承担给付义务的,相关法依据及参析判例及本诉完整证据另行呈禀(以防原审隐匿)。刘进英、王之刚、王晓燕、王晓霞、王丽君、**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二、上诉人主张的有关劳动报酬的事，是上诉人与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大都是与劳动关系有关的证据，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如果上诉人坚持他的主张，他可以起诉单位，单位肯定会出庭应诉。三、2013年期间，上诉人因购房资金短缺向王高权借款，处于多年朋友关系，王高权借给上诉人20万元，上诉人也以西花苑（四期）一号楼单元17层1号经济房提供质押担保，上诉人应当偿还本案借款本息。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刘进英、王之刚、王晓燕、王晓霞、王丽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20万元及截止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人民币85500元（合计285500元）及至还清之日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9日，尹国生为偿还购房借款向王高权借款200000元，并向王高权出具借据，“今借到王高权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借期最多一年，以西华苑（四期）一号楼四单元17层1号经适房做质押，如还不了钱，则房归王高权所有。借款人尹国生”。借款到期后，尹国生未归还借款。王高权于2015年6月17日和2017年3月9日向尹国生催要借款时，尹国生在借据上分别签字。2017年12月9日，王高权因病去世。王高权的合法继承人有本案原告刘进英、王晓燕、王之刚、王晓霞、王丽君、**6人。一审法院认为，尹国生向王高权借款20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王高权去世后，刘进英、王之刚、王晓燕、王晓霞、王丽君、**作为王高权的法定继承人，要求尹国生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刘进英等6人要求尹国生支付截止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85500元，因尹国生向王高权出具的借据中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预定逾期利率，故应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逾期之日即2014年11月19日至2019年11月19日的利息，计算为60000元。尹国生辩称本案应由万柏林区人民法院管辖，因原告刘进英等6人均在杏花岭区居住，本院有管辖权。被告尹国生辩称本案借款系王高权使用公款，但未提交确凿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尹国生辩称王高权欠付其8年的劳动报酬，其提交的证据系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出具的证明，与本案借款无关，被告可另案起诉。判决：一、被告尹国生偿还原告刘进英、王之刚、王晓燕、王晓霞、王丽君、**借款本金200000元、利息6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刘进英、王之刚、王晓燕、王晓霞、王丽君、**。二、被告尹国生偿还原告刘进英、王之刚、王晓燕、王晓霞、王丽君、**借款本金200000元的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11月20日至本金全部还清之日。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相关证据不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尹国生应否偿还刘进英等人借款本息；刘进英等人应否在继承王高权遗产的范围内偿付尹国生劳务报酬、赔偿金、利息。一、关于原审程序的问题。经查，根据一审庭审笔录显示，一审法院组织庭审时，已经归纳了案件争议焦点；关于原审拒绝当事人的提供证据的问题，经与一审案件承办法官核实，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不存在拒绝尹国生提交证据的情形，且庭审笔录也无拒绝尹国生提交证据的记录。故尹国生关于程序违法的主张，因证据、理由不足，依法不能成立。二、关于尹国生应否偿还刘进英等人借款本息的问题。对向王高权借款20万元的事实，尹国生并无异议。但尹国生认为王高权向其支付的款项系公款，其不应偿还该笔借款本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尹国生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涉案出借款项源于公款，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判决由尹国生偿还刘进英等人借款2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之处。三、关于劳务报酬、赔偿金、利息的问题。根据尹国生提供的证据显示，向尹国生颁发聘书、出借工资收入证明、关于尹晓霖同志聘任工资报酬的协议、承诺等证明材料的单位为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并非王高权；尹国生是否与太原市建材经济开发总公司是否存在劳动法律关系，由谁支付劳动报酬，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解决。综上所述，尹国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上诉人尹国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志刚审判员 赵四民审判员 李 哲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