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17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七联村围顶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七联村围顶经济合作社。负责人：陈坤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威伦，广东卓凡（大亚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彬，广东卓凡（大亚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玲，女，汉族，1978年10月3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32X，住址：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穗生，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七联村围顶经济合作社与被上诉人陈玉玲因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7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并不具有上诉人处经济合作社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其裁判理由和结果部分中则陈述，经被上诉人申请，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已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被上诉人具有上诉人处经济合作社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一审法院作出该事实认定没有任何证据佐证。一审判决书“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中认定的事实是“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江南行决（2018）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被上诉人具备惠州市惠城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诉人的全称是“惠州市惠城区******围顶经济合作社”并非惠州市惠城区*******经济合作社，上诉人与惠州市惠城区*******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各自对外承担民事责任。被上诉人提交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所确认的是其具备惠州市惠城区*******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并非确认其具备上诉人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份《行政处理决定书》对上诉人不具备法律效力。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具备上诉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属于身份认定，按照目前的司法实践处理方式，应当由行政机关作出认定，而不应当由法院以判决形式认定。在行政机关未对被上诉人是否具备上诉人成员资格作出认定的情形下，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被上诉人具备上诉人处经济合作社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属于超出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并没有认定被上诉人具备上诉人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一审法院枉顾事实，径行认定被上诉人具备上诉人处的经济组织成员，即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也超出了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三、涉案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未依法送达被上诉人，该决定书不对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四、退一步讲，即使人民法院能够直接认定被上诉人具有上诉人经济合作社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但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也不应当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分配额度。（一）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即使法院在本案中认定被上诉人具有上诉人处经济合作社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抛开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错误不谈。能否享有与其他村民相同的权益，除了户籍条件外，还应该结合其是否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予以确定。本案中的被上诉人均在婚后搬离村居，随夫家生活，且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有履行相应的义务，那么在未履行村民义务的情况下，不应享有与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如具有上诉人处经济合作社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也仅是具有形式上成员资格。在分配福利时，应当充分考虑村规民约、历史情况、传统习俗、人民群众对于外嫁妇女的情感认知以及外嫁妇女履行村民义务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再者，上诉人向集体组织成员发放的并非被上诉人所称的集体收益的分红，上诉人发放的是保证集体组织成员能够正常生活的福利工薪，其来源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被征收、集体组织的场地出租等。发放福利最根本的目的仅是保障以农村土地为生活保障的村民的生存。也就是说，集体成员花费时间、精力履行村民义务，为集体建设作出贡献，集体组织则保障其基本的生存，符合付出与收获对等的原则。原审庭审调查中已查明，被上诉人已不在村中居住，且在法庭调查环节中每当询问到被上诉人履行了何种村民义务时，被上诉人均无法具体回答，甚至是拒绝回答。一般而言妇女结婚后都会离开本村到其丈夫家生活及生产劳动，其生产关系主要生活来源都脱离了原来的村居，所以百姓的普遍认识是认为出嫁的妇女是离开了女方家庭而归属于其丈夫的家庭。因此，被上诉人既无法证明其具体履行了何种村民义务，亦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仍在村中居住，我们应该按照传统风俗习惯认定其婚后已到夫家生活及生产劳动，其生产关系、主要生活来源已脱离原来的村居。因其脱离了上诉人的村居，原来的村居不再需要对其生存生活履行保障义务，这也刚好符合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二）即便因被上诉人户籍尚未迁出，由此应向其发放福利工薪，也应当坚持“平等但不平均”以及“公平”原则。“平等”是指身份地位上的平等，是一种公民身份属性获得同等政治权利义务待遇的表现，但是平等并不意味着平均，具有与集体组织其他成员一样的平等身份，不代表就理所当然的享受同等权益。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公平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但须坚持“等量劳动获得等量产品”的原则，即付出与回报能够对等，如果回报远大于付出就是不公平的。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如果分配一概忽视成员之间的区别，简单以“享有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就享有同等额度的福利分配”作为福利分配的标准，不仅会产生“搭便车”的道德风险及互信危机，也会极大挫伤其他集体组织成员履行义务的积极性，给集体组织的管理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严重影响集体组织的团结与和谐。法院仅以被上诉人户口落在上诉人处便认为其可以获得与其他集体组织成员同等的分配额是对法律、对社会规则的错误理解，同时也与中华民族传统风俗的不符，颇有支持不劳而获的嫌疑。而这种不劳而获的错误价值导向将引发剧烈的社会影响，有可能导致人人效仿，都期待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与他们的付出不相等的收益，导致集体组织内部矛盾与纠纷，甚至是社会矛盾出现，影响集体组织建设发展，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综上所述，即便认定被上诉人具备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因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或明确回答其有履行村民义务，且已不在村中居住，因此应认定其生产关系、主要生活来源已脱离原来的村居。即使要向其发放福利工薪，也应遵循“公平”与“平等但不平均原则”，对其少发甚至是不发，从而满足最基础的权利义务对等及付出与收获对等的基本原则。避免被上诉人使用合法手段获取非法利益，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综上两点所述，希望贵院能够综合考虑上述理由，综合考虑本案的特殊性及社会影响力，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维持上诉人集体组织的和谐与自主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确定正确的社会导向。被上诉人答辩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起至2019年3月分红合计3000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玉玲是被告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七联村围顶经济合作社村民，于1978年10月31日出生，分别于2005年、2009年生育一子一女，后于2009年7月10日登记结婚，原告陈玉玲婚前户籍在被告处，婚后户口一直被告处，原告陈述被告之前的分红款其一直有资格分配，但从2005年3月以后就没有获得分红款。2017年12月25日，原告向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提出申请，请求确认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核实、确认、发放其所能得到的收益分配款。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江南行决（2018）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原告陈玉玲具备惠州市惠城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告提交了一份会议表决，认为陈玉玲已经出嫁并不在本村小组生活居住，而且没有尽到村民的义务（例如：没有参加集体的祭祖、祠堂的修缮、没有参加村小组居住环境卫生的整治、没有参加村小组召开的村民大会）。按照村小组的惯例不享有小组的分红原告向本院提交案外人罗一萱与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七联村围顶经济合作社撤销行政决定一案的开庭笔录、（2019）粤1322行初126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被告在2019年4月25日前已经收到江南行决（2018）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019年4月3日，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称现居住在惠州市惠城区*******，2014年已经离婚，有帮忙搞村里卫生及计划生育，并称从已领取分红的邻居口中得知2015年2月12日分红金额为50000元、2015年9月10日分红金额为5000元、2016年1月20日分红金额为60000元、2016年9月1日分红金额为10000元、2017年1月18日分红金额为13500元、2018年2月5日分红金额为2000元、2018年8月23日分红金额为10000元、2018年10月26日分红金额为100000元、2019年1月15日分红金额为10000元，合计260500元，加上其余未能统计的部分，约为30万元。被告称2019年9月22日已召开村民会议及村民表决，按照村小组的决定，原告不享有村小组的福利分配，2019年8月底收到法院送达给的诉讼材料后没有向江南办事处咨询决定书的事宜，原告陈述的分红款260500元属实，另外未统计部分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经原告陈玉玲申请，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已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具有被告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七联村围顶经济合作社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该《行政处理决定书》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没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目前，该《行政处理决定书》已具有法律效力。虽原告未提交书面证据证明村中的分红情况，但根据其从已领取分红款的邻居口中得知2015年2月12日至2019年1月15日，每人可分配260500元，且被告对该金额予以认可，但被告未向原告支付分红款。在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生效后，被告仍没有向原告支付分红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及《中华人民共和共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的内容。”的规定，被告不向原告发放分红款已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5年2月至2019年1月的分红款260500元，原告主张2015年1月、2019年2月、3月的分红款，因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被告2015年1月、2019年2月、3月存在分红，因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七联村围顶经济合作社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陈玉玲支付2015年2月至2019年1月的分红款260500元。二、驳回原告陈玉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8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七联村围顶经济合作社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确认。另查明，钟震涛等5人为本系列案件中被上诉人的子女，上述5人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问题以惠城区江南街道办事处为被告向博罗县法院起诉，七联村上梅湖村、围顶村、沙墩头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该案的第三人参与诉讼，案号为：（2019）粤1322行初123、124、126、127、128号。该案中，原告为证明其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向法院提交了本系列案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作为证据，开庭审理期间（2019年4月25日），被上诉人七联村上梅湖村、围顶村、沙墩头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证据《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本案是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惠城区江南街道办事处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是否合法有效以及是否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问题；二、被上诉人起诉请求分配集体收益是否应当支持。具体判析如下：一、关于惠城区政府江南街道办事处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是否合法有效以及是否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问题。惠城区江南街道七联村集体经济组织下辖七个村小组，包括本系列案件的上梅湖村、下梅湖村、围顶村、沙墩头村、津头湖村五个集体经济组织，虽然惠城区江南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申请事项的部分表述仅载明被上诉人具备“惠州市惠城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未明确申请人所在的村小组。但是，结合《行政处理决定书》前文的内容，可见已经明确载明有申请人系属于惠城区江南街道七联村具体所在的村小组生产队等成员身份信息，可以确定，被上诉人系属于上诉人所在的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因此，《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被上诉人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具体的、明确的，不存在歧义。其次，经查明，上诉人在另案行政诉讼作为第三人参加，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行政处理决定书》，开庭质证表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可以证明，上诉人在2019年4月25日之前，已经收到本系列案涉及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上诉人主张惠城区江南街道办事处未向其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与事实不符。据此，惠城区江南街道办事处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真实、合法、有效，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诉人主张《行政处理决定书》不能证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二、关于被上诉人起诉请求分配集体收益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决定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方案、方式、但并不能剥夺村民享受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及分配等事项，村民资格是村民应享有公民基本权益，是由法律直接规定，而非村民自治的内容。本案中，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结婚外嫁为由，未向被上诉人分配集体收益，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侵犯了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分配收益，应当予以支持。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本案中，女性村民在结婚后未迁出本村集体，并未放弃其本人所在地的集体成员权益，其应当获得与集体其他成员同等的村民待遇，上诉人以“出嫁女”为由剥夺被上诉人的村民待遇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益，原审法院判决支持被上诉人请求收益分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上诉人预交，经本院核准，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冯积赋审 判 员 蓝惠兰审 判 员 黄宇乐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黄晓娜书 记 员 苏敏娜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