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16行初152号原告王某1，女，汉族，2012年6月5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法定代理人王某3，系原告之母，女，汉族，1983年12月14日出生，系奥特莱斯温州一梦商铺售货员，住。委托代理人刘鹤，天津世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胡家园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胡家园街陈圈村。法定代表人李峥，主任。出庭负责人吕永先，该街道办事处四级调研员。委托代理人王洪章，天津友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延洪，男，汉族，1953年2月5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代理人王梦坤，系第三人王延洪之女，女，汉族，1978年3月6日出生，无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人王某2，男，汉族，学生，2003年9月2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代理人王梦坤，系王某2之姑，女，汉族，1978年3月6日出生，无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人郑宝荣，女，汉族，1953年10月2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代理人王梦坤，系第三人郑宝荣之女，女，汉族，1978年3月6日出生，无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人天津市塘沽城建拆迁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福州道818号。法定代表人李天学，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孙建丽，天津承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1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胡家园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胡家园街道办事处）行政协议纠纷一案，于2019年5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于次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王某2、王延洪、郑宝荣、天津市塘沽城建拆迁公司（以下简称塘沽城建公司）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某1的法定代理人王某3及委托代理人刘鹤，被告胡家园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吕永先及委托代理人王洪章，第三人王延洪、王某2、郑宝荣的委托代理人王梦坤、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建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受被告委托于2016年12月1日与王梦通的委托代理人王延洪签订了编号为w5111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告王某1诉称，原告与其父王梦通（2017年7月死亡）、同父异母之兄王某2均在滨海新区户籍下。原塘沽区政府为解决“三煤气”污染问题，对三川桥、中八车等受污染严重村的居民实施拆迁安置。原告户籍所在地龙车里103号房屋被依法拆迁，被告确认王梦通、王某2、王某1为被拆迁人。根据拆迁安置政策每人应实物安置房屋45平方米。后原告之母得知第三人王延洪与塘沽城建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中八车龙车里103号房屋的家庭成员情况为王梦通、王某2、王某1，还迁安置补偿方式为实物安置，被拆迁宅基地房屋123.75㎡，还迁房面积为135㎡，还迁房所有权人为王梦通、王某2。被告拆迁安置程序违法，未对原告进行实际安置，严重侵害了原告作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决：1.确认第三人王延洪代表王梦通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ｗ5111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2.判令被告与原告重新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3.本案诉讼费、鉴定费均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出生医学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原告与王梦通系父女关系；证据二、（2014）滨塘民初字第1053号《民事调解书》，2014年3月31日原告父母经调解离婚，原告由母亲王某3抚养；证据三、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的津天鼎[2019]文书鉴字第19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发票，证明《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中“王梦通”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证据四、（2017）津0116民初3191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被诉协议不是平等民事主体签订的协议，原告据此认为被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被告胡家园街道办事处辩称，一、2010年时，因天津天铁炼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煤气”）污染遗留问题，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和原塘沽管委会决定对三煤气周边的村庄进行拆迁安置，其中就包括湖家园街中八车村。拆迁安置依据的是《塘沽区西部新城起步区征收农民集体土地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2016年时，被告委托塘沽城建公司负责因“三煤气”污染拆迁的包括中八车村在内的8个村村民签约及还迁分选房工作，并向社会公众发布了《关于签订的通告》。2016年12月1日，王延洪代表王梦通就其位于中八车龙车里103号的房屋与塘沽城建公司签订了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家庭成员部分包括王某1、王某2、王梦通，选择实物安置，即每人按45平方米的标准安置。二、在行政协议诉讼案件，因一方当事人为行政机关，签订的协议不具有平等性，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以便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告从未否定原告主张的享有45平米的安置权，并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予以明确。原告主张的45平方米安置房屋未能取得的问题，系因原告家庭内部对还迁后房屋所有权人署名产生的争议，该争议实际并非行政协议本身的争议，原告应通过民事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原告主张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因存在欺诈行为，故该协议无效。《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中王梦通的签字系其亲属代签，被告并未参与，原告主张的事实和依据的法律规定完全是民法所调整的范围。故被告认可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行政协议，但认为实质争议并非行政争议。三、《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中王梦通的签字虽非其本人签字，但是被告经核实当时王梦通委托王延洪签字是以电话委托的方式予以确认的，符合民法总则中关于口头委托的规定。故不能以《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中“王梦通”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就否定上述委托系王梦通的真实意思。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原告年仅4岁，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可能在委托书上签字，王梦通作为原告的法定监护人，代表原告处理签约事宜并无不当。四、对于本案所涉争议，原告之母完全清楚，曾经在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前，向人民法院请求要求确认原告享有45平方米安置房的权利，但原告后撤回起诉，其就该争议问题也未向被告提出过，其对涉案问题的产生亦存在过错。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证据一、被告于2016年11月23日发布的《关于签订的通告》；证据二、被告于2016年9月21日与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签订的《委托书》，被告委托塘沽城建公司负责包括中八车村在内的8个村的村民签约及选房工作；证据三、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与王延洪于2010年12月1日就中八车村龙车里103号房屋签订《过渡安置协议书》；证据四、《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证据五、王延洪代表王梦通与塘沽城建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据六、王延洪代表王梦通与天津滨海新塘城建发展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6日签订的《房屋安置协议书》；证据七、《塘沽区西部新城起步区征收农民集体土地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办法》；证据八、中八车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1月15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因王梦通不能到现场签订《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经工作人员刘洪喜当场电话联系王梦通本人，确认王梦通委托其父亲代为签订《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证据九、被告城市化办公室于2017年9月20日出具的《关于胡家园街道中八车村王梦通家庭安置情况的回函》。第三人王延洪、王某2、郑宝荣述称，一、关于《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中王梦通签字的问题，上述签字确实不是王梦通本人签字，当时王梦通给王延洪来过电话，经现场电话沟通，同意王延洪在《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中代其签字。而且当时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刘洪喜作为具体经办人，对此应当是知晓的。所以王延洪不存在欺诈的情形。二、老百姓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拆迁安置政策，自愿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拆迁安置方式，并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王延洪将其在中八车村所有的两处房屋中的一处过户给了王梦通，王梦通才可凭借该宅基地享受安置补偿政策。如果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被判定无效，那么王延洪就放弃过户宅基地，那么王梦通就什么也没有。第三人认为《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不存在欺诈情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第三人王延洪、王某2、郑宝荣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三人王某2、王延洪、郑宝荣无异议；被告及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对证据一、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虽然《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中签字不是王梦通本人所签，但不能据此否认委托王延洪不是王梦通的真实意思；对证据四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了原告对王梦通委托王延洪签订被诉协议的全过程是清楚的。本院对证据一至证据三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四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第三人王某2、王延洪、郑宝荣及塘沽城建公司均无异议。原告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九无异议；对证据三的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过渡安置协议书》载明的房屋坐落地点为中八车龙车里103号，被安置人为王延洪，而之后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等一系列协议，该处房屋的被安置人均非王延洪；对证据四不认可，认为《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中“王梦通”的签字经鉴定并非王梦通本人签字，故该《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无效；对证据五、证据六的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请法庭依法确认，认为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房屋安置协议书》系王延洪签订，但王延洪并无代理权限签订上述协议，不认可上述协议的效力；对证据七的真实性请法庭依法核实；对证据八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出具证明，应由出具人签字，而该份证明中并无出具人的签字，原告也不认可该证明的证明内容，该证明未表明刘洪喜确认与其通话的系王梦通本人，且作为确认房屋产权如此重要的事项，仅由电话进行确认十分不严谨。本院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七、证据九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因证据三系塘沽城建拆迁公司与王延洪于2010年时签订，第三人王延洪解释称中八车村龙车里103号房屋当时系其名下房屋，直到2016年时才将该房屋过户到王梦通名下，被告对此解释也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因证据五系诉争协议，各方当事人均认可上述协议真实存在，塘沽城建公司与王延洪认可上述协议系其签订，故本院对证据六的关联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四的关联性予以认定；因证据八系中八车村村委会出具，加盖有该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该村村民委员会对证明事宜亦予以释明，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某1于2012年6月5日出生，系王梦通与案外人王某3之女，系第三人王某2的同父异母之妹，系第三人王延洪、郑宝荣（二人系王梦通父母）的孙女。王梦通与王某3于2014年3月经人民法院调解协议离婚，约定原告由其母王某3抚养。为妥善解决天津天铁炼焦化工有限公司即“三煤气”污染遗留问题，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原塘沽管理委员会决定对被告胡家园辖区中八车村等多个污染严重的村按照塘沽农村城市化政策实施一次性过渡安置。2010年12年1日，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与王延洪就位于中八车村龙车里103号房屋签订了《因“三煤气”污染先行启动农村城市化过渡安置协议书》，约定：“二、被安置人应在前述本协议前交房。被安置人搬迁后可以对宅基地上未予认证属私搭乱建的建筑物、构筑物自行拆除，如未拆除视为放弃自拆权利。被安置人交房后，过渡安置实施单位负责验房。验房合格后，发放《交房验收单》。被安置人凭《交房验收单》及其他法律文书领取、签署《过渡安置协议》……七、按照塘沽农村城市化整体规划方案，自本《协议书》签署36个月内，由过渡安置单位与被安置人签订《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确定人口固化日期，并按照统一规定确定的区域还迁安置。如逾期未安置，适度增加过渡安置费。”2016年9月21日，被告胡家园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塘沽城建公司办理因“三煤气”污染拆迁的等8个村村民签约及还迁房选房等具体工作，委托期限自委托事项开始之日至委托事项完成之日止。被告于2016年11于23日发布《关于签订的通告》，该通告载明：“一、住宅安置固化人口截止时点：8个村住宅安置固化人口截止时点为2016年11月28日零时。二、签约时间：2016年11月28日9时至2016年12月7日16时。……四、签约人需携带的要件：签约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需携带以下要件：1、本户家庭安置人员户口本和每人的身份证；2、夫妻户口不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要同时递交结婚证；3、《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4、《过渡安置协议书》。以上要件备齐后，按签约顺序交至工作人员，查验合格后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六、《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文本将于签约前向8个村村民公示。”2016年12月1日，王延洪携带《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等材料作为委托代理人代表王梦通（乙方）就涉案中八村龙车里103号房屋与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甲方）签订了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载明，王梦通全家居住在中八车村龙车里103号，家庭人口3人，全家一致选择以下房型：第一套房型90平方米，产权人王某2、王梦通；第二套房型45平方米，产权人王某2、王梦通；全家人一致同意全权委托王延洪代表全家负责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选房有关事宜，王梦通、王某2（系王梦通之子）在其中签字、捺印，中八车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刘洪喜在经办人处签字，并加盖有中八车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上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载明，家庭成员为王某1、王某2、王梦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按照宅基地房屋实物安置的还迁安置方式，实物安置即指属于符合安置政策的被拆迁人，以一宗宅基地为单位，以户口本载明的人口（不含各种户籍挂靠户）确定安置人数，每人按照45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标准安置；乙方被拆迁宅基地上房屋共1处、1户、123.75平方米，房屋坐落地点为中八车龙车里103号；乙方向甲方提供《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确认每套还迁房的建筑面积和登记的产权人，乙方按照本合同第四条约定支付增加面积购房款后，甲方最终向乙方提供2套还迁房，总面积为135平方米，其中第一套45平方米，还迁房所有权人王某2、王梦通，第二套90平方米，还迁房所有权人王某2、王梦通。塘沽城建公司在甲方处盖章，王延洪在乙方处签字、捺印。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2016年12月26日，王延洪代表王梦通（乙方）与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甲方）根据上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等签订了《房屋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安置房屋2套，总建筑面积为135平方米，根据《头道沟还迁区选房办法》的规定，乙方在指定的房源中按选房顺序亲自操作点击电脑选取安置房，乙方选定的安置房为：第一套45平方米房屋，房地产所有权人为王某2、王梦通，房屋地址为佳顺苑5-1-703，第一套90平方米房屋，房地产所有权人为王某2、王梦通，房屋地址为佳成苑9-1-1102。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2017年将上述房屋交付被安置人。佳成苑9-1-1102现由王某2、王延洪、郑宝荣居住。第三人王延洪、王某2、郑宝荣自述因王梦通生前负债，已将佳顺苑5-1-703以物抵债给案外人杜秀荣，且该房屋现已出租出去了。上述两处房屋现均登记在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名下，尚未办理过户登记。王梦通于2017年6月17日死亡。又查，2017年9月20日，经原告申请，被告城市化办公室作出《关于胡家园街道中八车村王梦通家庭安置情况的回函》，载明：“中八车村龙车里103号，家庭成员共3人，王梦通及其长子王某2、长女王某1，王梦通本人为上学转非、被界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王某2、王某1为非经济组织成员。拆迁房屋为正房三间108.75平方米，厢房二间15平方米，共计123.75平方米。选择还迁方式：实物安置135平方米。选择房型：45平方米1套、90平方米1套。安置王某2、王某1需2000元该买面积款15000元（2人×3.75平方米×2000元）。”2017年10月9日，原告王某1起诉王某2、王延洪、郑宝荣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至本院塘沽审判区，请求：确认代理人王延洪与塘沽城建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135平方米实物安置房中，佳成苑9-1-1102号90平方米房屋约定王某2和王梦通共有无效，确认该房屋45平方米登记在原告名下，享有该房屋50%的份额。本院塘沽审判区经审理，于2018年7月6日作出（2017）津0116民初3191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原告当庭陈述，原告法定代理人王某3曾因拆迁事宜与王延洪一起去过村委会签字。”该判决书，认为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及签订过程可见，该合同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所签订的合同，而是根据政府拆迁政策，由街道与村委会确定被拆迁人的前提下签订，上述协议及条款效力问题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对该项诉请不予审理。关于王某1主张确认该房屋45平方米登记在其名下、享有该房屋50%份额的诉讼请求，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王某1法定代理人在签订拆迁安置文件期间与被告一起办理过相关手续，应知晓合同内容，其上述主张依据不足，且涉案房屋仍登记在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不具备登记条件。故驳回了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现该《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再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中八车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1月15日出具《证明》，载明：“我村在城市化拆迁过程中，依据《拆迁安置办法》需被安置人签订《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由于被安置人王梦通不能到场签订《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由王梦通委托其父亲王延洪代为签订。我村工作工作人员刘洪喜负责王梦通所在片区签订《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的工作，由于被安置人王梦通不能到场签订《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经工作人员刘洪喜当场电话联系王梦通本人，确认王梦通委托其父亲王延洪代为签订《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以上情况属实。”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中王梦通的签字进行鉴定。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2月2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中王梦通的签字并非其本人书写。本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原告关于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的主张是否成立。被告胡家园街道办事处发布的《关于签订的通告》，载明：“四、签约人需携带的要件：签约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需携带以下要件：1、本户家庭安置人员户口本和每人的身份证；2、夫妻户口不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要同时递交结婚证；3、《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4、《过渡安置协议书》。以上要件备齐后，按签约顺序交至工作人员，查验合格后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16年12月1日，王延洪代表王梦通与被告委托的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签订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前，向该公司提供了《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等材料，该《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载明，“全家人一致同意全权委托王延洪代表全家负责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选房有关事宜”，王梦通、王某2（系王梦通之子）在其中签字、捺印，中八车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刘洪喜在经办人签字，并加盖有中八车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中八车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1月15日出具的《证明》，也证实“我村工作工作人员刘洪喜负责王梦通所在片区签订《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的工作，由于被安置人王梦通不能到场签订《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经工作人员刘洪喜当场电话联系王梦通本人，确认王梦通委托其父亲王延洪代为签订《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虽然《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中王梦通的签字并非其本人签字，但现有的证据不能否认王梦通委托其父亲王延洪代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再结合（2017）津0116民初31912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原告当庭陈述，原告法定代理人王某3曾因拆迁事宜与王延洪一起去过村委会签字”及作为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前置条件的《过渡安置协议书》系塘沽城建公司与王延洪签订的情况，被告及塘沽城建公司有理由相信王延洪已经取得了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故根据上述规定，王延洪代表王梦通与塘沽城建公司签订的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有效。原告主张，《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并没有王某1的签字，其后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严重侵害了原告作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条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本院认为，原告作为2012年6月5日出生的儿童，在2016年11月《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出具时，其尚不满八周岁，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王梦通作为王某1的法定代理人，其有权代王某1处置涉案安置房事宜和签约委托事宜，且让年仅四岁的儿童在《还迁房产权确认书和委托书》中签字也不具有法律意义，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应当确认协议无效。本院认为，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显不属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原告也无证据证明上述合同签订时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故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鉴定费3780元，由原告王某1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清华人民陪审员  赵克信人民陪审员  王文丽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张 琳附：法律释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