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闽0102行初179号 原告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丞相路56号丞相坊小区1号楼2层E71。 法定代表人李连县，行政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晓辉，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翁启标，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乌山支路34号。 法定代表人徐孝坤，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淑美，女，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叶瑛，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住所地福州市铜盘路62号。 法定代表人林京华。 委托代理人周海彬，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伟英，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不服被告福建省福州市地方税务局行政处罚及被告福建省地方税务局行政复议决定，于2016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2016）闽0102行初29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8）闽01行终107号《行政裁定书》，认定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其作出被诉的榕地税稽罚[2016]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超出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授权，本案应当以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为被告，被告福建省福州市地方税务局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不具有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故裁定撤销本院（2016）闽0102行初291号行政判决，发回本院重审。原告按上述生效裁定以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以及福建省地方税务局为被告重新提交起诉状后，因被告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已于2018年7月5日与福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合并挂牌为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但其机构代码证书尚未办理、法定代表人尚未确定，导致无法确定应诉人员，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8）闽0102行初17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于2019年2月20日向本院提交《关于本案被告福建省地方税务局主体变更的说明》，告知本院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于2018年6月15日挂牌成立，原“福建省国家税务局”、“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合并为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因本案原被告福建省地方税务局的权利义务由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承受，故本院依法将被告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变更为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9年3月15日向本院提交《恢复诉讼申请书》，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8）闽0102行初179号之一《行政裁定书》，本案恢复诉讼。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陈劲松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原告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晓辉、翁启标，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委托代理人吴淑美、叶瑛，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的委托代理人周海彬、刘伟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十五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于2016年5月16日对原告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作出榕地税稽罚[2016]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经我局2011.12.14至2012.4.24对你单位2004年01月01日至2011年10月31日纳税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一、违法事实：1、你公司2004-2011年度通过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收入未入账的事实（问题）……2、你公司2010年度存在替股东支付购房款和股东向公司借款用于非生产经营超过一年未归还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税的事实（问题）……3、你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是伪造的发票而存放的行为的事实（问题）……二、处罚决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你公司2004-2011年度通过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收入未入账，属于在账簿上不列、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少缴了营业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为偷税，处以所偷税款195395.58元（3652254*5%+3652254*5%*7%）一倍的罚款195395.58元；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及《福建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规定，你公司为股东卞春兰支付购房款20392897.00元及股东卞春兰和法人代表程征向你公司借款或性质为借款的款项，在借款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其中“其他应收款-卞春兰”截止2011年7月31日借方余额75000.00元，“其他应收款-程征”截止2011年1月31日借方余额6128000.00元，合计6203000.00元。你公司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处以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款5319179.4元（20392897*20%+6203000*20%）一点五倍的罚款7978769.10元；3、根据新《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三十九条规定，对你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伪造的发票而存放的行为处以30万元罚款。以上应缴款项共计8474164.68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鼓楼区地方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原告不服，于2016年7月12日向原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原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于2016年9月9日作出闽地税复决字[2016]4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榕地税稽罚[2016]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诉称,榕地税稽罚[2016]5号《税务行政处罚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原告没有将消费券计入收入并缴纳税款之行为并不存在主观故意，因此不能认定为偷税行为，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原告少缴营业税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为偷税行为，处以所偷税款195395.58元一倍的罚款195395.58元，没有法律依据。2004-2011年度期间我司开据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共计3652254元，其中：现金2458306元、消费券1193948元。由于原告财务人员对税务知识的理解存在误差，没有将消费券计入收入并缴纳税款之行为并不存在主观故意，只是因税法理解的误差，造成税款的少缴，因此不能认定为偷税行为，并处一倍罚款。二、原告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并无可供分配的利润。原告没有对卞春兰进行红利分配，对原告未向卞春兰及程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5319179.4元处以税款一点五倍的罚款7978769.1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原告不存在应扣未扣税款，因此原告认为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不该适用此规定并处以原告一点五倍罚款。1、处罚决定第2点所提及的“股东卞春兰和法定代表人程征向公司借款或性质为借款的款项”，原告认为该款项均有原告单位与用款人协议约定在先，款项用作企业生产经营，同时借款人已按协议约定提前还款。2、处罚决定第2点所提及的“原告存在2010度替股东卞春兰支付购房款”，原告认为该购房款不是企业自身主观计划为股东卞春兰购置房产，而是企业有购房意愿，因此原告向开发商支付部分购房款，后由于原告资金有限，房款不足部分原告提出让卞春兰出资代垫。后原告无力偿还卞春兰代垫的房款，放弃购置房产，同时原告与卞春兰签订相关协议，故现有房产登记在卞春兰名下，同时卞春兰已将原告出资部分全部归还。3、原告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并无可供分配的利润，没有红利可分，因此原告没有对个人投资者进行红利分配，不需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目向卞春兰及程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原告没有应扣未扣税款。三、原告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其他公司人员借地办公柜子内有存放伪造的发票，市稽查局作出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伪造的发票而存放的行为处以30万元的罚款”，没有事实依据。1、原告公司使用的所有发票均是通过合法手续向相关税务机关申领购买，没有向任何一个客户开具过伪造发票。2、原告办公场所内有其他公司人员陈伦斌、郑伟人借地办公，市稽查局对原告办公场所内进行突击检查时，发现的陈伦斌、郑伟人办公室内的假发票为陈伦斌、郑伟人持有，并非原告所有，原告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陈伦斌、郑伟人在办公场所的柜子内存放伪造的发票。综上所述，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特诉请：撤销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榕地税稽罚[2016]5号《税务行政处罚书》及原福建省地方税务局闽地税复决字[2016]4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于起诉时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榕地税稽罚[2016]5号《税务行政处罚书》；2、福建省地方税务局闽地税复决字[2016]4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1-2证明被诉行为。3、借款协议一份、借支款项延期归还说明两份,证明该款项原告单位与用款人协议约定在先;4、两份协议,证明股东卞春兰是在原告不能偿还代垫房款的情况下，由双方签订协议;5、还款金额表以及转账凭证，证明股东卞春兰根据协议将原告支付的购房款全额归还；6、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蓝钻会”商标注册证，证明程征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7、物业水电费两张，证明房产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使用；8、四份进账单，证明原告的资金来源于纵横公司，并不是分众的钱，进一步证明原告账上没有钱可供分配。原告于庭前补充提交：9、（2009）鑫融NSJ字第119号《审计报告》；10、《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形成于原审判决之前）；11、〔2017〕闽兴所审字第065号《审计报告》，形成于2017年3月31日；证据9-11证明2008年度至2010年，原告连续三年亏损，净利润均为负值，原审时文书认为原告没有提供有未分配的利润的相应证据，故我方这次补充提交上述证据证明。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9年3月13日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部署要求，原福建省福州市国家稽查局与原福建省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于2018年7月5日正式合并成立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原福建省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的职责和权利义务由答辩人承继，故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主体即原福建省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的诉讼主体资格及权利义务由答辩人承继，由答辩人应诉本案。二、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下称原市地税稽查局）依据查明的事实，对原告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依法应予驳回原告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书的诉请。1、《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偷税行为的认定事实清楚，并处以少缴税款一倍的罚款人民币195395.58元证据确凿。原告所述的不具有偷税主观故意不能成立。原告2004至2011年度以开具收款收据形式收取广告费收入，其中：现金人民币2458306元，消费券（或实物）人民币1193948元，原告在账簿上少列上述收入，少缴应纳税款。具体如下：2004年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收入人民币52550元；2007年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收入人民币139418元；2009年通过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收入人民币909166元；2010年通过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收入人民币1884034元；2011年通过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收入人民币667086元。上述广告费收入原告未列入账簿，也未进行纳税申报缴纳应纳税款。对上述事实，原告会计何申及检查期间原法定代表人程征均在询问笔录中予以确认。原告在起诉状里对上述2004年度至2011年度期间公司对外开具收款收据金额及未在账簿上列入收入并缴纳税款的事实也同样予以确认。鉴于上述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五条“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条例第一条所称提供条例规定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是指有偿提供条例规定的劳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有偿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前款所称有偿，是指取得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的规定，对原告上述提供应税劳务取得的现金、代金券和实物合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附件《营业税税目税率表》中的服务业5%税率计征营业税，追补营业税税款人民币182612.7元（3652254＊5%）。再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三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别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以及第四条第一款“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7%”，追补城市维护建设税人民币12782.89元（182612.7＊7%）。原告2004至2011年度通过开具收款收据形式收取上述广告费收入，未进行纳税申报，属于在账簿上不列、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为偷税，作出处以少缴税款一倍罚款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原告所称“由于原告财务人员对税务知识的理解存在误差”，答辩人认为，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其所谓不具有偷税主观故意的辩解根本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的规定，原告取得的广告费收入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开具发票。原告不仅未按规定开具发票，并且以开具收款收据的方式隐匿收入，未将上述以收款收据方式收取的广告费收入体现在账簿上，就已经能充分证明其具有主观故意。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消费券是“客户随即赠送的广告消费体验券”也不是事实，原告与收款收据涉及企业签订的《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合同》体现的总价是现金与代金券（或实物）的金额合计，代金券（或实物）未折算为现金，同时合同条款中也未对代金券（或实物）折算现金事宜予以表述。且根据外调企业提供的《情况说明》、合同、收款收据等材料可以证明上述消费券并非“随即赠送的广告消费体验券”，而是接受原告提供应税劳务方以“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抵顶应支付的合同价款。2、对原告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款人民币5319179.4元的认定和处以税款一点五倍的罚款人民币7978769.1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原告以企业资金为股东支付购房款共人民币20392897元，依法应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应计征个人所得税款人民币4078579.4元。原告的记账凭证显示2010年7月31日其向福州世茂置业有限公司共支付了购房款人民币20390580元，同时附有相应支付购房款的转账进账单、支付凭证等。原市地税稽查局经查，2010年7月28日，原告股东卞春兰与福州世茂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八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向该公司购买位于福州市台江区，产权人均登记为卞春兰。原告2010年7月31日所付购房款即用于为原告股东卞春兰支付以上八套房产，原告也在其提供的协议中确认出资购买上述房产并将所有权登记在股东卞春兰名下，故原告诉状所说的“该购房款不是企业自身主观计划为股东卞春兰购置房产，而是企业有购房意愿”的阐述根本无法成立。此外，原告2010年11月12日转至该公司账户购房款人民币2317元，经调查证实购房人为程征。鉴于以上事实，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税〔2003〕158号）第一条第二款“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的个人投资者，以企业资金为本人、家庭成员及其相关人员支付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及购买汽车、住房等财产性支出，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为个人购买房屋或其他财产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财税〔2008〕83号）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对于原告以企业资金为股东支付购房款共人民币20392897元的事实，依法应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五款按税率20%计征个人所得税，原告应扣未扣“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所得税款人民币4078579.4元，应补扣缴人民币4078579.4元。（2）原告公司股东向原告借款共人民币6203000元，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法应计征个人所得税款人民币1240600元。原告公司股东卞春兰和程征（原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向原告借款或性质为借款的款项，其中截止2011年7月31日卞春兰借款额为人民币75000元，截止2011年1月31日程征借款额为人民币6128000元，以上款项借款期限均超过一年，未在该纳税年度内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故原告诉状所说的“该款项均有我单位与用款人协议约定在先，款项用作企业生产经营”没有任何依据。检查过程及听证时，原告提交了借款说明及部分还款证明，但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等还款证明体现的时间均在借款年度终了之后，亦在原市立案检查之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税〔2003〕158号）第二条“纳税年度内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除外）借款，在该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其未归还的借款可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对于两股东向原告借款人民币6203000元，应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五款按税率20%计征个人所得税，原告应扣未扣“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所得税款人民币1240600元，应补扣缴人民币1240600元。鉴于上述情况及规定，原告应补扣缴上述两项个人所得税款共计人民币5319179.4元，对原告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款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处以应扣未扣税款1.5倍罚款计人民币7978769.1元。3、对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伪造的发票而存放的行为罚款人民币30万元事实清楚。（1）原告存在开具假发票人民币5415.5万元的行为。原告开具给福建纵横高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6份《福建省福州市广告业专用发票》，经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鉴定，均为假发票，票面金额高达人民币5415.5万元，填开日期为2010年2月1日和2010年2月24日。因此原告诉状上说“原告公司使用的所有发票均是通过合法手续向相关税务机关申领购买，没有向任何一个客户开具过伪造发票”不是事实。（2）原告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伪造的发票而存放的行为。稽查人员于2011年12月14日在原告经营场所发现原告财务室内存放发票4097份，填开金额高达人民币2189349287.77元，经调取、比对，鉴定结果为：2657份发票系假发票（其中400份空白《福建省福州市广告业专用发票》（拾万元版）），1132份存根联和49份记账联不予鉴定。检查中稽查人员对原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程征及会计何申进行询问调查，相关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对于上述伪造的发票，原告是“知道是伪造的发票而存放的”。因此，现原告诉状上又说办公室假发票系其他公司人员陈伦斌、郑伟人借地办公存放的明显是谎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对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伪造的发票而存放的行为处以罚款人民币3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4、原市地税稽查局对上述原告涉及的三项违法行为作出税务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原市地税稽查局于2011年12月13日依法立案后，检查人员依法实施检查，并对涉案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原市地税稽查局经集体审理后将该案提请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后根据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的审理意见书制作榕地税稽罚告［2015］37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于2015年11月17日送达原告，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原告于2015年11月20日提交听证申请报告，因其原法定代表人程征在外出差，故同时提出延期听证申请。2015年11月25日原市地税稽查局依申请制作榕地税稽听通［2015］2号《税务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于当日送达原告，告知原告听证时间、地点、主持人及申请回避权利，原告未提出异议也未提出回避申请。2015年12月3日原市地税稽查局如期举行听证，听取原告的陈述与申辩，并予以记录。听证笔录经主持人、记录员、原告及其代理人以及案件调查人员签字确认。就听证调查结果，原市地税稽查局经集体会议审理，作出拟定处理意见后报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原市地税稽查局集体审理意见，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原市地税稽查局于2016年5月16日依法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6年5月19日依法送达原告。因此，原市地税稽查局对原告作出税务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三、原告申请复议后，答辩人在法定期限内答复并提供作出行政处罚的全部依据，原福建省地方税务局查明事实后依法作出维持税务行政处罚的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应依法驳回原告要求撤销《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请。综上，原市地税稽查局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榕地税稽罚〔2016〕5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原福建省地方税务局依法查明事实后所作出的闽地税复决字〔2016〕4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完全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9年3月5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收款收据、账外收款收据核实情况明细表、开具收据未入账明细表、对7户企业进行外调的《税务检查通知书》、送达回证和企业提供的证明材料，证明原告2004-2011年度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收入人民币3,652,254元，未按规定开具发票，且未在账簿上列入上述收入并未缴纳税款人民币195,395.58元，属于偷税行为；2、原告公司2010年度“其他应收款”明细账，原告2010年7月31日36#记账凭证、银行支付凭证和进账单，原告2010年11月30日20#记账凭证、购房款进账单和银行支付凭证，原告公司与卞春兰的协议，卞春兰购买八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支付凭证、发票、收款收据，外调企业证明及记账凭证，福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证；3、被告稽查局联系工作介绍信、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凭证、发票；证据2-3证明原告用企业资金为股东支付购房款共人民币20，392，897元，其中分别于2010年7月31日为股东卞春兰向福州世贸置业有限公司购买的八套房产支付购房款人民币20，390，580元，于2010年11月12日为股东程征购买的厦门世茂湖滨花园（A地块）A-3#楼12层02单元房产支付购房款人民币2317元。4、原告公司2010-2011年度“其他应收款-程征/卞春兰”明细账、2013年2月18日原告公司说明、借款协议、借支款项延期归还说明、还款支付凭证，证明原告股东向原告借款人民币共6,203,000元，其中股东卞春兰向原告公司借款人民币75,000元、股东程征向原告公司借款人民币6,128,000元，且在该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5、榕地税票鉴[2011]56号发票鉴定结果的函、6份假发票、榕地税稽调[2011]201号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调取账簿资料清单、证明、编号2012-001提取证据专用收据和送达回证、关于申请发票鉴定的函（2774份）及发票鉴定申请清单、榕地税票鉴[2011]59号《发票鉴定结果的批复》、关于申请发票鉴定的函（630份）及发票鉴定申请清单、榕地税票鉴[2012]01号《发票鉴定结果的批复》、关于申请发票鉴定的函（434份）及发票鉴定申请清单、榕地税票鉴[2012]12号《发票鉴定结果的批复》，上述证据证明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依法对原告开具及存放的假发票进行暂扣、鉴定和提取，原告存在向福建纵横高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具金额高达人民币5415.5万元假发票的行为，原告具有知道或应当知道是伪造的发票而存放的故意；6、五份询问（调查）笔录及其附件，证明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依法对原告涉税情况进行询问，在原告单位会计何申第三次笔录第三至四页可证明原告通过开具收款收据形式收取广告费收入情况，第六页可证明原告开具假发票情况，在会计何申第四次笔录第二页及附表可证明原告存放假发票情况，第三至四页可证明原告通过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收入未入账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的情况，以及为股东卞春兰、程征支付购房款和借款的情况，原告原法定代表人程征2012年4月19日询问笔录第六页证明原告股东程征和卞春兰分别向原告公司借款人民币6,128,000元和75,000元，且未在借款纳税年度内归还的事实；7、纳税人已纳税款明细表、代扣代缴税款情况表，证明原告2004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已缴纳税款情况；8、审理查补税费明细表、审理滞纳金计算表，证明对原告应补缴税费的计算情况；9、市地税局征管处转交案件申请突击检查报告及附件、立案审批表、税务稽查项目书、待查纳税人情况、税务稽查案件稽查所属期间变更审批表、榕地税稽检通一﹝2011﹞201号《税务检查通知书》、榕地税稽通﹝2011﹞2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和送达回证、榕地税稽检通二[2012]1号《税务检查通知书》和送达回证、询问通知书、送达回证、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纳税户信息、延长稽查工作期限申请审批表、税务稽查报告及补充报告、税务审理报告、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2份（2012、4、26及2014、3、25）、税收违法案件集体审理纪要4份、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案卷交接单4份(2012、7、13，2014、3、25，2015、9、25，2016、3、8)、重大税务审理意见书、榕地税重审决字第[2015]1号、2号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反馈报告及附件、榕地税稽罚告[2015]37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及送达回证、原告关于领取税务处罚及处理告知书的委托书及身份证明、听证申请及附件、榕地税稽听通[2015]2号《税务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原市地税稽查局听证授权委托书、原告出席听证委托书及身份证明、听证记录及附件1-5、榕地税稽罚[2016]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原告领取行政文书介绍信及身份证明、榕地税稽处[2016]1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上述证据证明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对原告作出被诉税务处罚行为，依法履行了立案审批、检查、审理、重审、处罚告知、听证、决定、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对原告作出税务处理决定，该决定已生效；10、《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款、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附件的税率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三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税〔2003〕158号）第一条第二款、第二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为个人购买房屋或其他财产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财税〔2008〕83号）第一条，《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市、县（区）地方税务局机构编制问题的批复》（闽委编办〔2011〕182号），福建省税收保障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125号）第十条，系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辩称，一、本案共同被告由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变更为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2018年6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挂牌成立。2018年6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下发《关于启用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印章的通知》（税总办印函[2018]13号），文件明确“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福建省国家税务局’‘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合并为‘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之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因此本案的共同被告由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变更为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二、答辩人作为复议机关主体适格。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闽政办[2010]93号）第二条第（八）项规定，原省地税局为原福州市地税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有权依法受理以原福州市地税局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9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对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审理委员会所在税务机关为被申请人。榕地税稽罚[2016]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经原福州市地税局重大案件审理程序作出，故在行政复议中应以原福州市地税局为被申请人，原省地税局为适格的复议机关。三、复议程序合法。原告于2016年7月12日向答辩人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经审查，答辩人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闽地税复受字[2016]4号《受理复议通知书》并送达原告，决定自2016年7月12日起予以受理。2016年7月15日，答辩人作出闽地税复提答字[2016]3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送交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2016年7月25日，答辩人收到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的书面答复及有关证据依据。2016年9月9日，答辩人作出闽地税复决字[2016]4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原告，维持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作出的榕地税稽罚[2016]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综上，本案答辩人在规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审查、受理、审理及作出决定等职责，复议程序合法，结合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的答辩及所举证据，可认定原行政行为及复议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于2018年7月20日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地方税务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闽政办[2010]93号）；2、《关于本案共同被告主体变更的说明》；证据1-2证明答辩人作为复议机关主体适格。3、原告提交的《复议申请书》、授权委托书等材料；4、闽地税复受字[2016]4号《受理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5、闽地税复提答字[2016]3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6、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7、闽地税复决字[2016]4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据3-7证明答辩人在规定时限内，依法履行审查、受理、审理及作出决定等职责，复议程序合法;8、《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9号），系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对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中的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第一项处罚决定2004年-2011年度收入未入账的认定，原告认为收款收据不能作为唯一证据，被告未尽全面调查义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对2006年12月之前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处罚追溯期超过5年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对《账外收款收据核实情况明细表》中数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开具收据未入账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系会计何申凭印象制作出的，内容失实；对7户企业进行外调的《税务检查通知书》、送达回证和企业提供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中福州御华苑茶业有限公司、福州创想传媒有限公司、福州窈窕淑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福州舒简城美容休闲所这4户企业的外调证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仅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认为被告将所有权未登记在股东名下的房产视为分红、以规范性文件设定代扣代缴义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可分配利润、其借款未用于生产经营，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对原告提出的陈述申辩未进行复核，属于程序违法。对证据5、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认为，被告未证明原告存放假发票的主观故意，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未提供合法的鉴定依据，属于程序违法，超越自由裁量权范围进行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证据7三性无异议；对证据8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9中的市地税局征管处转交案件申请突击检查报告及附件、立案审批表、税务稽查项目书、待查纳税人情况、税务稽查案件稽查所属期间变更审批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恰好可以说明被告立案、检查的程序违法，对证据9中的其他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法律适用认为被告超越了福建省限定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原告福建分总传媒有限公司对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俩被告对对方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俩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及证明对象无异议；证据3、4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该款项有原告单位与用款人协议约定在先，款项用于投资，也不能证明卞春兰是在原告不能偿还代垫房款的情况下，由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原告将房产转至卞春兰名下，卞春兰根据协议将原告支付的购房款全额归还原告，而事实是原告以企业资金为股东卞春兰支付购房款20390580元，为股东程征支付购房款2317元；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股东卞春兰根据协议将原告支付的购房款全额归还,而且这些还款证明显示的时间都是在本案稽查局立案检查之后;证据6、7、8三性均无法确认,且证据6的董事会决议只能证明有蓝钻项目这个意向，不能证明有借款发生用于项目,“蓝钻会”商标注册时间显示是2013年，而我方认定的借款人“其他应收账款明细账”记账凭证上的截止时间是2011年，所以不能看出是用于蓝钻项目，证据7也无法证明房产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而且该票据付款方是鼎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而不是原告,本案查处支付购房款的时间是2010年度，物业费的开票时间却是2014年、2016年，均是发生于本案查处年度之后，该票据与本案无关，证据8与本案无关;补充提交的证据9、10、11三性均无法确认，且超过《福建省税收保障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提供时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鉴于原告对俩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确认俩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但证据3-8无法证明其证明对象，补充提交的证据因原告存在通过开具收款收据形式收取广告费收入未列入账薄的行为，故亦不能证明原告2008-2010年度存在连续三年亏损的事实。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确认的事实，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根据上级交办的外汇管理局线索和税务稽查任务的工作安排，于2011年12月14日向原告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送达榕地税稽检通一[2011]201号《税务检查通知书》，对原告税款属期为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0月30日涉税情况进行检查。2015年10月20日又将原定稽查所属期间变更为2004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分别于2011年12月14日、2011年12月15日、2012年4月11日对原告的会计、原法定代表人制作了《询问笔录》，对原告涉嫌通过开具收款收据形式收取广告费收入未入账未纳税申报、开具假发票、为股东支付购房款和借款在纳税年度内未归还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对原告涉嫌通过开具收款收据形式收取广告费的相关七家企业发出《税务检查通知书》，进行调查。2012年2月10日，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对福州世茂置业有限公司发出《税务检查通知书》，调查原告以企业资金为股东卞春兰、程征购买房产情况。此外，通过调取原告账簿资料，发现原告还存在股东卞春兰、程征借款在该纳税年度终了未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以及存在向福建纵横高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具金额达5415.5元假发票的情况。对于上述调查结果，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于2015年11月12日对原告分别作出榕地税稽处告[2015]13号《税务处理事先告知书》及榕地税稽罚告[2015]37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对原告的违法事项、拟处理决定及税务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拟作出的处罚决定进行告知，同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上述两份告知书于2015年11月17日向原告送达。2015年12月3日，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进行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2016年5月16日，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出榕地税稽处[2016]1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榕地税稽罚[2016]5号《税务行政处罚书》，认定原告存在2004-2011年度通过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收入未入账的事实，并对原告处以偷税款195395.58元一倍的罚款195395.58元；存在2010年度替股东支付购房款和股东向公司借款用于非生产经营超过一年未归还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税的事实，并对原告处以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款5319179.4元一点五倍的罚款7978769.10元；存在开具假发票票面金额达5415.5万元及在办公场所存放2657份假发票的事实，并处以30万元罚款。上述两份决定书于2016年5月19日向原告送达。原告不服榕地税稽罚[2016]5号《税务行政处罚书》，向原福建省地方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原福建省地方税务局于2016年7月12日受理，复议机关认为榕地税稽罚[2016]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系经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重大案件审理程序作出，故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将审理委员会所在税务机关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列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向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发出闽地税复提答字[2016]3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于2016年7月25日向复议机关提交《税务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原福建省地方税务局经审理，于2016年9月9日作出闽地税复决字[2016]4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榕地税稽罚[2016]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6年9月13日送达原告。原告仍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以及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闽01行终107号《行政裁定书》的认定，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系本案适格被告。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原告存在通过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收入，在账簿上不列、少列收入共计3，652，254元的事实；存在替股东支付购房款20,392,897.00元和借款6，203,000.00元未按规定代扣代缴“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目个人所得税的事实；存在开具假发票票面金额达5415.5万元，且在办公场所存放2657份假发票的事实。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原告在账薄上不列、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系偷税；公司出资购买房产登记于股东名下、股东向公司借款在纳税年度终了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应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应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扣缴个人所得税；在明知情形下开具并在办公场所存放假发票系应追究相应责任的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处罚幅度亦在裁量范围内。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依法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享有的相关权利，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程序合法。原告关于2004年到2011年度期间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系因原告的财物人员对税务知识的理解存在误差，不存在偷税故意的主张，不能构成其免责的理由。原告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对2004年1月到2006年12月14日之间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的行为进行处罚已超过法定的处罚追溯期限，不能再处罚的主张，因原告开具收款收据收取广告费的行为具有连续性，原福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认为追溯期应当从最后一个行为终了之日起算，并无不当，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关于案涉房屋所有权没有登记在股东名下，仍登记在开发商处，不能将原告出资购房行为视为对股东红利进行实物分配，第二项处罚决定的第一部分法律适用错误的主张，因原告存在向开发商付款的事实，且购房买卖合同及备案登记均显示原告股东名字，故在购房买卖合同未被撤销的前提下，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还主张其连续三年亏损，没有可分配利润，且股东借款均用于生产经营，故第二项处罚决定的第二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因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股东的借款用于生产经营，且原告存在通过开具收款收据形式收取广告费收入未列入账薄的行为，故原告提交的审计报告、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不是基于原告实际经营情况作出，不能证明原告2008-2010年度存在连续三年亏损的事实。原告关于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对存放假发票存在主观故意，也未提供合法的鉴定结论，并超越福建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裁量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会计的笔录结合假发票上原告向税务部门申请刻制的专用章，可以证明原告对于存放假发票的行为是明知的，本案税务机关对发票真伪的鉴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原告存放伪造发票的罚款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幅度范围内，也符合《福建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第八条规定的情形，故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行政复议机关原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按规定向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发出了提交答复通知书，经审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复议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立红 人民陪审员  郑玉云 人民陪审员  赵玉琴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杨上群 书记员林丽芳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