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31946号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12、13、38、39、40层。法定代表人：孙建平，任职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徐鹏、李婉怡，均为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佩君，女，1985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黄佩君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曹子彦独任审判，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婉怡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黄佩君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期限届满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称：被告向光大银行申请贷款的同时向我公司就该贷款投保信用保证保险，以光大银行为被保险人，被告与我公司签署《平安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保险单》。光大银行依约向被告发放了贷款，但被告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我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向光大银行进行了理赔，但理赔后我公司多次向被告催收理赔款和未付保费未果。故我公司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被告向我公司支付理赔款21419.95元（包括本金20844.58元、利息575.37元、罚息0元）；二、被告向我公司支付逾期保费1523.62元；三、被告向我公司支付违约金（以保险理赔款21419.95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4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被告黄佩君没有发表答辩意见，亦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12年12月24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签署《个人贷款合同（无担保条款）》，约定被告向光大银行贷款30000元，贷款利率为每年8.61%，贷款期限自2012年12月24日至2015年12月24日，还款方式为按月等额还本付息。同时，被告就该笔借款向原告投保保证保险，以光大银行为被保险人，与原告签署《平安个人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保险单》。该保险单记载每月保险费420元；保险期间自个人消费信贷合同项下贷款发放之日起至清偿全部贷款本息之日止。该保险单还约定：投保人委托被保险人从指定账户中扣除每月应交保险费；投保人拖欠任何一期贷款达到80天，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约定进行理赔；保险人理赔后，投保人需向保险人归还全部理赔款项和未付保费，从保险人理赔当日开始超过30天，投保人仍未向保险人归还上述全部款项，则视为投保人违约，投保人需以尚欠全部款项为基数，从保险人理赔当日开始计算，按每日千分之一，向保险人缴纳违约金；投保人出现逾期、提前还款，保险人均有权要求投保人支付未付保费，投保人还款应按照保费、被保险人规定的相关费用、利息、本金的顺序进行；保险人理赔后，保险人有权要求投保人支付未付保费、理赔款项、违约金、理赔及催收产生的其他费用。光大银行于2012年12月24日依合同约定向被告发放30000元贷款。自2014年1月24日起，被告再未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原告于2014年4月14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光大银行理赔，理赔金额共计21419.95元（包括逾期本金20844.58元及逾期利息575.37元）。被告至今仍欠付保费1523.62元。原告主张其可依据保险合同约定要求被告支付理赔金额21419.95元、拖欠保费1523.62元并支付相应违约金，遂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确认其与光大银行有关于贷款和关于贷款的保证保险的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其每年向光大银行理赔的数量约一万件。但原告表示被告是有自行选择是否投保的权利。本院认为：原、被告签署《平安个人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保险单》，被告向原告支付保费，原告承担被告贷款清偿的保证责任，双方之间的保证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平安个人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保险单》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现查明被告自2014年1月24日起再未向光大银行偿还贷款，则原告依据保险单的约定于2014年4月14日向光大银行理赔，于法有据。同时依据保险单约定，原告向光大银行理赔后，有权要求被告返还其理赔款项21419.95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理赔款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再依据保险单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保费1523.62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保险费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平安个人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保险单》约定，被告未在原告理赔后30天内向原告归还全部理赔款，被告已构成违约。故原告依据约定主张被告自理赔之日起支付违约金于法有据。关于违约金如何计算，首先，金融机构在实践中常以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其他费用等一并约定，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过高，违背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价值本源。就金融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而论，金融应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资金这一生产要素在各主体之间良性流动，并分享实体经济发展中创造的价值。如果金融服务分享的剩余价值过高，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有悖于金融服务的根本。较金融借贷的市场定位而言，民间借贷是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足的有益补充，而民间借贷的风险防控及承受能力相对于金融借贷较低。按照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的市场定位和风险与利益一致的市场发展，金融借贷利率不应高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故金融机构的融资费用上限亦应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即年利率24%。这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二条“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和规范金融交易”中第2点“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的司法指导意见精神。其次，根据原告的陈述，原告与光大银行存在涉案保证保险的广泛合作。从保险单约定可见，光大银行是每月在被告的还款账户中同时扣除还贷款以及应由原告收取的保费。则对被告而言，其在光大银行处获得贷款后，其对该笔贷款每月须承担的利息及违约金——无论该利息或违约金应向原告还是光大银行支付——其总额不应超出法律规定。保险单约定被告应对理赔款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计付违约金，该标准已超出上述法定最高利率标准。现原告仅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但该利率已是上述法律规定的最高利率。因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计算基数是理赔款，而理赔款包括了尚欠贷款本金和理赔前产生的利息。亦即原告既主张对贷款本金按法律规定的最高利率计算违约金，又主张对理赔前产生的利息再计付违约金。则原告该主张实际是要求被告每天在对尚欠贷款本金按法律规定的最高利率计付违约金的基础上再支付更多违约金，原告主张的被告每天应支付的违约金已超出以尚欠贷款本金按法律规定最高利率计算的违约金。因此，本院仅支持原告主张的被告对尚欠贷款本金20844.58元计付违约金的请求，对原告主张的被告对理赔前利息575.37元计付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佩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理赔款21419.95元，并自2014年4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对20844.58元按年利率24%向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计付违约金。二、被告黄佩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保费1523.62元。三、驳回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77元由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2元，被告黄佩君负担1065元。被告黄佩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直接支付给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曹子彦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晓燕付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