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02民初117号原告卢蓉，女，彝族，1974年7月24日生，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原告卢玮，女，彝族，1972年10月18日生，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王鸥、孙鸿波，云南精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吕云红，女，汉族，1968年3月8日生，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委托代理人吴江，云南权仲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董江玲，女，汉族，1975年5月12日生，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委托代理人黄秋，云南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卢蓉、卢玮诉被告吕云红、董江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卢蓉、卢玮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鸥、孙鸿波，被告吕云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江，被告董江玲的委托代理人黄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诉称：二原告系亲姊妹关系，关系较好，故存在资金混同现象，二人共同将自有的部分款项存入卢蓉民生银行账户之内，2014年被告吕云红口头向原告卢蓉提出借款请求，经二原告商量后，卢蓉分别于2014年2月18日、2014年2月20日、2014年4月9日向被告吕云红转款20万元、20万元、9.2万元，合计49.2万元，并口头约定每月按照3%向原告支付利息，双方未签订借款合同或立下字据，也未约定还款期限。被告吕云红分别于2014年3月31日、4月25日、5月28日向原告支付利息36000元（12000元/月），后再未履行还本付息义务。2017年，原告卢玮因身患疾病急需用钱，遂找到吕云红索要欠款，但得知欠款已转借被告董江玲，因董江玲未偿还其借款，故无法偿还原告的借款，后在吕云红的带领下，原告卢玮及吕云红共同找到董江玲，董江玲分别向二原告出具了共计50万元的欠条，表示会与被告吕云红一起向原告偿还欠款，并于2017年7月至2018年9月共向原告支付36000元利息，后再未履行还款承诺。截至2019年1月28日，二被告共欠借款本金492000元，利息613440元（492000元×2%/月×66月-36000元）。恳请贵院依法判令：一、二被告共同偿还二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492000元，并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4年5月28日起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截至2019年11月28日共计61344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吕云红辩称：第一，本案中，被告吕云红与原告从未达成借贷关系的合意，未签订借款合同，也从未出具过任何借条、欠条等确认借贷关系成立的凭证，所以被告吕云红与原告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第二，本案的实际借款情况是：应原告卢玮的要求，经被告吕云红的介绍，原告卢玮向实际借款人董江玲提供借款，该笔借款经过被告吕云红账户中转；即本案的实际出借人是原告卢蓉，借款人为被告董江玲，被告吕云红的账户仅用于转账使用；原告出借的资金经吕云红账户转付给借款人董江玲后，被告董江玲于2014年2月、4月分别向原告卢玮出具肆拾万元、拾万元《借条》各一份，因卢玮担心《借条》过诉讼时效，于2016年3月1日要求被告董江玲向原告卢玮、卢蓉各出具借条一份；2016年3月1日《借条》约定的出借金额与2014年2月、4月《借条》约定的出借金额均为伍拾万元。第三，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在于原告；其中出借492000元的事实，原告应当说明借款的原因、款项交付的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但原告未就上述事实以证据形式向法庭展示和说明，仅仅依据借贷事实为口头约定并虚设原、被告关系较好为由规避自己的举证责任。第四，原告没有提交任何证明材料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吕云红之间生活工作联系、往来的证据，出借人与借款人未经任何接触、了解就建立492000元的借贷关系，不符合常理。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确保证据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其证据材料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更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吕云红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综上，本案案件事实为原告与被告董江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吕云红达成借贷的合意，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董江玲辩称：第一，被告董江玲确实通过被告吕云红全额收到了借款492000元。第二，原、被告双方确实口头约定3至4分不等的利息，但是后期被告董江玲无力偿还借款，故在后期变更的借条上也未约定利息。第三，被告董江玲偿还的36000元系偿还借款本金。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中国民生银行账户流水信息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2014年原告共向被告吕云红转款49.2万元，以及存款全部存在卢蓉账户中，不存在卢玮临时向卢蓉转账的事实。3、借条原件两份，用于证明被告董江玲于2016年3月1日向二原告分别出具借条，表示愿意共同还款，且借条上没有显示任何结算的证据，与被告董江玲所述不符。4、（2019）云0302民初3098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用于证明该裁定书认定了以下事实：2014年2月18日至2014年4月9日原告卢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给被告吕云红人民币共计492000元，2014年3月至5月被告吕云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利息每月12000元（据被告吕云红陈述是代被告董江玲偿还利息，但是无相关证据证实）。经质证，被告吕云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2月18日、2月22日以及4月9日向被告吕云红转账共计49.2万元，该转账系被告董江玲向原告借款并要求该笔借款经吕云红账户进行中转，最终该笔借款全额转入被告董江玲账户中。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董江玲于2016年3月1日向原告出具借条，是对被告董江玲与原告卢玮于2014年签订的借条进行再次结算，系对之前债务的延续，不是原告所述的被告董江玲以债务加入的形式表示愿意共同还款。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上述内容只是对庭审事实的一个客观记录，本案出借人与借款人的确认应当依据本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予以认定。被告董江玲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吕云红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3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是因诉讼时效问题对原始借条进行更换，而不是此时加入共同还款。对证据4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14年3月至5月的还款是被告董江玲支付给吕云红并由吕云红支付给原告的。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4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客观真实，该借条系被告董江玲于2016年3月1日向二原告出具，但不能证明被告董江玲的意思表示为愿意与被告吕云红共同还款。被告吕云红针对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被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被告身份信息。2、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原件七份，卢玮与董江玲短信记录一份，情况说明一份，用于证明被告吕云红作为介绍人负责账目的转付，本案借款的出借人为卢玮，借款人为董江玲。经质证，原告对被告吕云红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中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上看出2014年2月18日、2月20日、4月9日，原告卢蓉分别向被告吕云红转款20万元、20万元、9.2万元，共计49.2万元；从被告吕云红提供的明细中看出，被告吕云红于2014年2月21日向被告董江玲转款21.15万元，即在原告卢蓉已经向吕云红转款40万元的时候，吕云红仅向董江玲转款21.15万元，而在原告卢蓉向被告吕云红转款达到49.2万元后被告吕云红又向被告董江玲转款了18万元，合计39.15万元；同时，从吕云红提交的证据中还可以看出，2014年3月21日被告董江玲向被告吕云红转款15.65万元，2014年4月25日又向被告吕云红转款15.65万元，合计31.3万元，该两笔款项并未用于偿还原告欠款，与被告吕云红所述的将49.2万元全部转交给董江玲不一致，不能证明被告吕云红仅仅是中间转款人这一说法。对证据2中的短信记录，认为被告提交的是复印件，没有原件佐证，但是真实性予以认可，通过该证据可以清晰看出，截止2017年6月26日，被告董江玲与原告卢玮不认识。对证据2中的情况说明不予认可，认为系被告董江玲单方出具，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被告董江玲是为了让被告吕云红逃避债务而自认的债务人。另外，将被告吕云红提交的证据2中的情况说明和短信记录结合起来看，能够说明直至借款发生后第三年，原告卢玮与被告董江玲都不认识，没有储存电话，没有联系往来，基于此，不能如被告董江玲所述的双方对三年前的借款做出变更利息的合意，本案的原始借贷是存在于出借人卢蓉、卢玮与被告吕云红之间。被告董江玲对被告吕云红提交的证据1、2均无异议。针对被告吕云红提交的证据2的情况说明和短信记录，被告董江玲认为：第一，被告董江玲与二原告确实不相识，之所以会出现被告董江玲三年后才与原告有了联系，是因为本案中借款以及借条的交付均是通过中间人吕云红，而原告基于对吕云红的信任，一直是与吕云红联系，没有与董江玲联系；第二，被告吕云红与董江玲相识多年，双方不仅只有本案这一笔款项的往来，本案的49.2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以及现金交付的方式全额支付给董江玲；第三，在原告卢玮与董江玲的短信往来中，原告卢玮的催要均是表达为“董江玲你还我的钱”，通过此表述看出，原告卢玮是想将总借款中属于自己的20万元要回即可，并没有催要利息，因此证实双方后期没有对利息再次约定；第四，情况说明的第五项董江玲表述为通过直接支付、介绍人吕云红转付的方式多次向卢玮偿付利息，这是因为原告方第一次起诉时，没有提交本案中的两组借条，所以董江玲当时不太清楚有无约定过利息，但现在我方认为董江玲自己支付给原告的部分是偿还本金。本院认为，被告吕云红提交的证据1、2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董江玲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过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二原告系亲姐妹关系，二原告自述为给父母养老，二人建立了共同基金存在原告卢蓉名下，由原告卢蓉管理该笔款项。原告卢玮与被告吕云红系同事关系，被告吕云红与被告董江玲系朋友关系。2014年，原告卢蓉分别于2月18日、2月20日、4月9日向被告吕云红转款20万元、20万元、9.2万元，合计49.2万元。2014年2月21日，被告吕云红向被告董江玲转款21.15万元；2014年4月10日，被告吕云红向被告董江玲转款18万元；另以现金方式向被告董江玲支付了部分款项，合计向被告董江玲支付49.2万元。被告董江玲分别于2014年3月21日、2014年4月25日向被告吕云红转款15.65万元、15.65万元，合计31.3万元。被告吕云红分别于2014年3月31日、4月25日、5月28日向原告卢蓉转款1.2万元、1.2万元、1.2万元，合计3.6万元。2016年3月1日，被告董江玲向二原告出具借条两份，内容分别为“兹借到卢玮人民币贰拾万元正（200000.00）。借款人：董江玲”和“兹借到卢蓉人民币叁拾万元正（300000.00）。借款人：董江玲”。2017年6月26日开始，原告卢玮多次向被告董江玲催要借款，在二人的聊天记录中，有如下内容：“我是卢玮，吕云红的朋友，你从我这里拿了伍拾万元的现金，写了借据给我。”“董江玲你好，我和吕云红来你办公室找你。说一下还我钱的事情，你在呢嘛。”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董江玲直接向原告卢玮共计还款3.6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第一，谁是本案的借款人；第二，被告董江玲于2016年3月1日出具的借条是否视为对利息约定的变更。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即谁是本案的借款人。原告主张借款人系被告吕云红，被告董江玲出具借条的行为系其自愿加入借款、愿与被告吕云红共同还款；被告吕云红主张其系原告与被告董江玲之间借款的中间人；被告董江玲主张其委托被告吕云红向原告借款。本院认为，被告董江玲系本案的借款人，理由如下：第一，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吕云红曾达成借款合意，即被告吕云红有借款的需求而原告亦愿意向被告吕云红借款；第二，被告吕云红未向原告出具借条，而被告董江玲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借条的内容为“（借款人董江玲）借到卢玮/卢蓉人民币……元”，而不是原告所述的董江玲愿意与吕云红共同还款；第三，被告吕云红在收到原告转款的49.2万元后，通过转账及现金方式交付给了被告董江玲49.2万元，在收到被告董江玲的转款后也向原告支付了3.6万元的利息，被告吕云红并未从中获利；第四，在原告卢玮与被告董江玲2017年6月26日的聊天记录中，原告卢玮所说内容为“你从我这里拿了伍拾万元的现金”，而不是原告所述的被告董江玲系向被告吕云红借款。综上，本案的借款人系被告董江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董江玲偿还借款本金49.2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吕云红系本案借款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吕云红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即被告董江玲于2016年3月1日出具的借条是否视为对利息约定的变更。原告主张未与被告董江玲约定过利息，但与被告吕云红口头约定利息为三分；被告吕云红否认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认为自己借给董江玲的款项约定为利息三分；被告董江玲主张曾约定40万元的利息为三分，9.2万元的利息为四分，但后书写借条时被告董江玲已经连本金都无力偿还，故修改了对利息的约定，自书写借条之日起被告董江玲无需再向原告支付利息。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对2016年3月1日董江玲出具借条之前的利息约定无异议，现被告董江玲主张借条未载明利息视为双方变更对利息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七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被告董江玲出具的借条上未载明利息的约定，但亦未载明原告放弃收取利息、原来关于利息的口头约定作废等内容，应视为双方对利息的变更约定不明，推定为未变更。另被告董江玲自己出具的《卢蓉诉吕云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情况说明》中载明“董江玲通过直接支付、介绍人吕云红转付的方式多次向卢玮偿付利息”，即董江玲在借条出具后继续向原告支付利息，亦能够佐证双方对利息的约定未变更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4年5月28日起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截至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1月6日），被告董江玲应向原告支付利息66.2866万元（49.2万元×24%÷365天×2049天），扣减被告董江玲直接转给原告卢玮的3.6万元，被告董江玲还应支付62.6866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七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董江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卢蓉、卢玮偿还借款本金492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5月28日至2020年1月6日的借款利息626866元，及2020年1月7日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二、驳回原告卢蓉、卢玮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48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董江玲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荀舒靖人民陪审员  张学昆人民陪审员  王敏志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书 记 员  李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