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84民初3216号原告: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城经济开发区楚都大道6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84726108133J。法定代表人：张德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男，该公司法务专员。被告：黄国俊，男，1972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友，南漳县武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大农牧公司）与被告黄国俊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襄大农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被告黄国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襄大农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300534.8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11月24日签订了《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约定由原告提供猪苗、饲料、药品等物料，委托被告进行养殖（即把仔猪养成合乎公司标准的商品猪）确保原告回收，并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素造成的风险及负有管理公司提供的猪苗、饲料、药品等物料的责任。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提供了猪苗、饲料及药品，委托被告进行养殖，原告为此垫付猪苗400头价值124200元、药品价值34020.02元、饲料96.8吨价值348280元。公司从被告处回收正品猪300头、次品猪29头，共计价值459278.4元。原告在回收生猪过程中，产生抬猪费658元、防疫费1081.2元、煤款17574元。被告共欠原告66534.82元。2018年7月6日，双方继续合作又签订了一份《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原告为此垫付猪苗400头价值113250元、药品价值22249.37元、饲料96.8吨价值337200元。原告从被告处回收正品生猪233头、次品猪6头，共计价值338188.4元。被告在养猪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当，造成生猪死亡83头，另有78头生猪不知去向，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另回收过程中产生抬猪费647元。根据合同第七条第一项约定“养户毛猪销售数量与应出栏数量不一致，必须有公司技术人员在饲养记录卡上写明合理原因并签字，否则视同私自卖猪，养户每私卖一头赔偿公司3000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协商要求被告赔偿，被告拒不赔偿，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现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300834.82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黄国俊当庭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1.答辩人因代养原告的生猪而借贷16万元投资养猪场建设，现已倾家荡产、负债累累；2.答辩人为原告代养生猪三年，共代养生猪4批，原告至今还欠答辩人代养费（劳动报酬）未付，答辩人深感受骗；3.原告以敲诈勒索为目的对答辩人及所有生猪代养户千方百计罚款，将猪养好了也罚款，送病猪苗、送粗劣饲料，将猪养差了更要罚款，明显错误；4.答辩人代养的生猪因病死去的损失，本应由原告承担责任，现原告不仅不付代养费，反而将病死的生猪作为答辩人私卖生猪按每头3000元罚款，以“赔偿”方式向法院起诉答辩人赔偿30多万元，更加错误；5.原告至今拒不退还非法收取答辩人的2万元保证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襄大农牧公司提交的《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其附件、转猪票（向养户投放猪苗）、领用饲料明细汇总表、领用药品汇总表、（被告领用）药品开票单、生猪免疫记录票、商品肥猪销售单、死猪明细汇总表及死猪照片、管理员开具的死猪票、（代养）结算单、公证书等证据，黄国俊质证无异议，但提出以下七点抗辩质证意见。一是认为《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其附件的全部内容都是对被告的约束，原告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合同显失公正，应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认定该合同无效；二是认可收到了转猪票记载的投放猪苗头数，但主张原告在2017年11月投放的400头生猪全部是病猪，是原告要求其代养，并承诺支付代养费20000元，2018年7月份两批投放的猪苗总数是400头，也全部是病猪，第一批送去350头，后来原告派人到养猪场处死病猪50头，之后又补送了50头猪苗，扣减已经处死的50头生猪，实际代养的生猪应该是350头，而不是400头；三是认可领用饲料、领用药品的数量与客观事实相符，但认为被告是为原告代养生猪，饲料、药品是原告应当承担的合理费用；四是认为自己在防疫人员给生猪注射疫苗后已当场支付免疫费用，原告再依据生猪免疫记录票要求其支付生猪免疫费用错误；五是认为原告单方将被告代养的生猪运走并过磅销售，生猪销售单没有被告签字、生猪过磅公证书没有被告在场，原告运走的生猪头数和重量均与事实不符；六是认可原告在结算单上的签名属实，但主张代养生猪的饲料费用、药品费用等都应当由原告承担；七是认为死猪汇总表、死猪照片和管理员开具的死猪票只能反映部分代养生猪的死亡情况，还有78头生猪病死后，因原告的管理员拒不到场清点，被告已经按照村干部的要求进行了掩埋。对黄国俊提交的居民身份证、黄桥村两委关于督促黄国俊处置病死生猪的会议记录，以及黄国俊掩埋78头病死生猪的记录，襄大农牧公司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认为生猪死亡后，襄大农牧公司的管理员就会按黄国俊的通知到养猪场进行现场清点、拍照，并由黄国俊在《生猪放养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收集单》上签名，黄国俊提交的病死生猪掩埋记录等与其签名认可的生猪死亡情况存在明显的时间冲突，如黄国俊主张2018年12月2日（农历2018年10月25日）死亡生猪26头，没有进行清点、拍照的原因是襄大农牧公司的管理员拒不到场清点病死生猪，后经村委会干部黄小展清点掩埋处理，而原告提交的照片中有管理员于2018年11月30日到养猪场拍摄的死亡生猪照片，且照片显示有黄国俊本人在场。同时，在黄国俊2019年1月1日签名的《生猪放养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收集单》上，处死及病死生猪的合计头数是83头，从原告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到，在病死生猪的尸体上有喷印的生猪死亡时间和累计头数。因此，黄国俊主张原告要求赔偿的78头生猪在2018年12月2日、12月9日、12月12日、12月27日共4天全部病死的抗辩意见，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认为，对襄大农牧公司提交的证据，黄国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黄国俊主张实际代养的生猪头数及其以掩埋方式处理病死生猪的抗辩，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生猪放养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收集单》上有黄国俊的签名，且原告提交的死亡生猪照片不仅显示有黄国俊在场，而且死亡生猪的尸体上都标注了生猪的死亡时间和头数。从时间段上看，黄国俊主张其掩埋死亡生猪的日期前后都有其签名的《生猪放养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收集单》在卷为证。因此，被告黄国俊提交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黄国俊系养猪个体户。2016年底，原、被告经协商达成代养生猪合意。2016年12月19日，襄大农牧公司依约向黄国俊的养猪场投放第一批代养生猪猪苗380头，出栏365头，襄大农牧公司支付黄国俊代养费用67531元。2017年7月6日，襄大农牧公司向黄国俊的养猪场投放第二批代养生猪猪苗373头，出栏363头，襄大农牧公司支付黄国俊代养费用50355元。2017年11月24日，原、被告又签订《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相关合同附件，向黄国俊投放第三批代养生猪猪苗。合同约定，由原告提供猪苗、饲料和药品等物料委托被告养殖，被告以其自有的养猪场、养猪设施和劳动力等履行生猪代养义务，将仔猪养殖到合乎原告回收标准的商品肉猪后，由原告负责回收。代养期间，原告无偿提供养殖技术跟踪服务，被告应在原告的技术人员的监管下如实填写生猪饲养记录表。生猪因病死亡导致出栏头数与投放代养头数不符的，必须有原告的技术人员在饲养记录表上写明原因并签字，生猪死亡须经原告管理员现场拍照确认，并填写死亡确认单，死亡确认单必须经被告和原告管理员签字确认后有效，不能提供有效死亡确认单，或者私卖委托饲养生猪的，被告应按3000元/头的标准对原告进行赔偿。履行合同时，原告首先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的养猪场投放代养仔猪，仔猪按每头净重6.5公斤起算，每头仔猪的成本价为520元，重量每增加或减少1公斤，仔猪的成本价相应增加或减少15元。之后，被告到原告指定地点领取饲料、药品等物料开始饲养。饲养员的工资、饲养生猪的水电费、生猪防疫的接种疫苗费、出栏检疫费、出栏装卸费（抓猪人工费）、运输费、猪栏清洁费等全部由被告承担，价格按照合同附件《领料明细》计算。被告代养生猪145天生长到170-220斤以后，原告应按合同约定的价格模式回收（170斤以下为次品猪，按市场价回收），即原告承担市场销售价格变动的风险，被告承担养殖过程中的生猪死亡亏损风险。此外，双方还对生猪的料肉比、存活率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的养猪场投放仔猪400头，价值124200元。其中，于2017年12月20日投放均重约6.09公斤的猪苗140头，投放均重约7.8公斤的猪苗260头。饲养期间，原告向被告的养猪场送去饲料96.8吨，价值348280元，送去药品价值34020.02元，燃煤价值1450元，开支生猪防疫手续费1081.2元，指派员工到养猪场无害化处理病死生猪70头。2018年5月22日至2018年6月2日期间，原告先后回收代养生猪329头，价值459278.4元。其中，正品猪300头，重量为33914公斤，价值444273.4元，次品猪29头，重量为1996公斤，价值15005元。回收过程中，产生抬猪费用658元，但双方一直未办理结算。2018年7月6日，原、被告又签订《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相关合同附件，委托黄国俊代养第四批生猪，原告共投放猪苗400头，价值113250元。其中，于2018年7月8日投放猪苗350头，均重约5.37公斤，于2018年7月26日投放猪苗50头，均重约5.4公斤。饲养期间，原告给被告送去饲料96.8吨，价值337200元，送去药品价值22249.37元，原告指派员工到养猪场处死劣质猪35头、无害化处理病死生猪48头，合计83头。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1月9日，原告先后组织车辆及人员运走被告代养的生猪，共回收生猪239头，价值338188.4元。其中，正品猪233头，重量为25594公斤，价值335281.4元，次品猪6头，重量为406公斤，价值2907元。调运过程中，原告委托宜城市公证处于2019年1月9日对调运的168头生猪进行了现场公证，但被告及其猪场工作人员均未到场监督并签字确认生猪过磅的重量，合同双方至今未办理结算。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由委托人承受委托事项的法律后果的合同。受托人在办理受托事务过程中，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造成损失的，有权要求委托人赔偿。在有偿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存在过错并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从案涉《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其附件约定的内容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没有受托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正当前提。案涉合同设定受托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其在履行生猪代养义务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是否给原告造成损失，而是原告在生猪代养合同履行后是否“亏损”，而决定原告是否“亏损”的根本因素是代养生猪的成活率和快速生长率，首先是生猪无论何种原因不能死亡，其次是生猪必须快速生长，成品猪的料肉比必须符合合同约定。二是格式合同的订立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国合同法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条款应以避免可能存在歧义的通俗化文字表述，并在合同文本中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在签订合同时，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对免责、限责条款给以合理提示和说明。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其附件是原告事先拟定的格式合同，所有条款均以较小、不加粗的文字记载，免除、限制合同对方责任的条款也未明显区别于该合同的其他文字，被告黄国俊也未针对该部分条款单独签字确认，其合同附件要求代养费以肉料比折算法进行结算更让养殖户难以掌握，其供给的饲料全部以编号代替品名，没有产品标签和质量标准等，虽然对方当事人无证据证明其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但仅凭合同确实难以判断价格是否公平，不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基本要求。这种信息不透明、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使得合同双方信赖关系吃紧。此外，原告于2018年7月投放的仔猪平均体重不足6公斤，且不论其弱小原因，仅凭原告对较轻体重的仔猪转栏喂养，就直接影响代养生猪的存活率，但其合同仅约定原告按15元/公斤降低仔猪价格。虽然作为生猪养殖经营户的黄国俊理当承担养殖成本大于养殖总收入的经营风险，但是，上述事实充分表明案涉合同对权利义务的设定不符合格式合同的订立要求，依法不产生法律效力。在这种合同履行前双方当事人没有合理约定具体价款，合同履行后双方当事人又未办理结算的情况下，原告依据单方核算的饲料、药品供应价与生猪回收价之差请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不过,黄国俊在代养涉讼的两批生猪前已经与原告有过两批生猪代养合作，其对代养生猪的所有权十分清楚。因此，黄国俊对其代养期间下落不明的78头生猪，依法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每头3000元给予赔偿。诉讼中，原告实际主张生猪丢失的损失为98842.03元，本院对原告主张部分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襄大农牧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黄国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生猪款98842.03元；二、驳回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黄国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8元，减半收取2904元，由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黄国俊各负担14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松郁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李海艳书记员张俊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