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181民初3224号 原告：峨眉山市红旗不锈钢构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峨眉山市双福镇五星村5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816899228999。 法定代表人：徐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尚东，四川江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芳，女,该公司员工。 被告：成都赐宝钢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兴川路866号F区6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574634301W。 法定代表人：黄以福。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佳佳，福建典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峨眉山市红旗不锈钢构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公司）与被告成都赐宝钢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赐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诉讼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作出（2019）川1181民初3224号民事裁定，对被告赐宝公司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诉讼中，因新冠肺炎疫情，双方申请庭外和解1个月。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2020年4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红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尚东、杨淑芳，被告赐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佳佳两次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红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54825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54825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原告进一步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标准为年利率6%。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8年8月向原告购买带钢129吨，口头约定单价为每吨4250元，货款总计548250元。原告于2018年8月12日、15日分两次将带钢交付给被告。被告收货后，一直未付款。原告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赐宝公司辩称：1.被告从未向原告购买过带钢,也没有收到该批货物,原告以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为由,主张被告支付货款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原告主张被告向其购买货物,但未能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列举的认定买卖合同成立的如买卖合同、送货单或者对账单等任何书面证据证实被告有向其购买过货物,其庭审中所提供的所有材料均不存在任何人签字,也没有任何公章,无法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其次，原告提交的录音、微信记录中的这些人,从备注信息可见,也均是以荣德胜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行为。比如，原告代理人杨淑芳所谓货是经司机拉至西联钢铁大厦荣德胜仓库,录音中说地点是经荣德胜公司的郑远指定,后续协商对账也是与荣德胜公司的何总、小何以及财务进行微信、电话谈判,从头到尾和赐宝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赐宝公司不是合同主体。并且这些人也不是赐宝公司的员工。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和被告有关。相反,根据合同相对性,红旗公司和荣德胜公司的纠纷,红旗公司应该向荣德胜公司主张权利。再者，原告提供郑远、小何等微信记录,以微信记录中有提供赐宝公司帐号为由,便主张他们代表赐宝公司,这也是没有依据的。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提供手机核实聊天记录原件时,被告代理人从小何的微信中,不仅看到他向原告红旗公司发送赐宝公司的收款银行信息,还发送了成都洪奥钢材有限公司的收款银行信息。因此,原告如何界定这些人是代表赐宝公司接收了所谓的本案带钢?为什么不去找荣德胜公司?为何不去找成都洪奥钢材有限公司?荣德胜公司是一家贸易公司,其本身是没有生产货物能供买卖的,其在贸易过程中,所销售的产品都是从其他公司进货的,当其手上没有该货物时,转找其他贸易公司购货是正常情形。被告猜测或许是为了避税的原因,才要求直接打款给最终发货方,完善合同手续等,但不代表荣德胜公司就等同于赐宝公司、成都洪奥钢材有限公司或者其他厂家。而荣德胜公司到底有没有注册公司,不影响其进行民事行为,如果原告觉得荣德胜公司没有工商登记,那应该去找与原告方直接发生民事行为的郑远进行处理。2.本案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相信客观上形成有代理权的表象。首先，原告并非善意且无过失的。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和庭审陈述可见,本案原告交付带钢的行为,没有任何书面的合同、送货单、对账单等,原告对于对方的主体、收货人的主体、权限、交易习惯等均未尽充分注意，原告具有重大的过失。其次，本案也没有形成有代理权的表象。原告提供的录音、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的所有备注信息,都是荣德胜公司某某,原告的主观意思认知其就是在和荣德胜公司发生民事行为。而原告所谓提供的和赐宝公司的交易合同、送货单也体现,原告和赐宝公司即使曾经有交易行为,先不论该交易行为是如何达成的,但至少这些交易均是有正规的完整的合同、送货单、公账汇款手续,而且也一直是原告向赐宝购买货物,不存在赐宝公司有不签订合同、送货单,还倒向原告购买货物的先例,这些交易习惯如何能够使原告产生荣德胜公司的郑远就有表见代理赐宝公司向其购买货物的可能性?郑远接收带钢行为时，没有提供任何加盖赐宝公司的合同、授权书、收货单之类的材料，赐宝公司以前也从未有向红旗公司购买货物的情形和交易习惯，使原告会产生郑远等人有权代理赐宝公司购买货物的表象来达到内心确认程序。相反,原告一直都是认为和荣德胜公司进行的贸易,而现在却以荣德胜没有注册登记为由,根据自己猜测来推定起诉赐宝公司,根本没有事实依据。3.即使是红旗公司和荣德胜公司之间存在此次纠纷,但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并非买卖关系,而可能是保管关系或者委托关系,红旗公司以买卖合同关系主张货款,是虚假陈述。红旗公司提供的杨淑芳和郑远的通话录音中,双方在谈论货物在荣德胜公司仓库之后,售出价格和买方的问题。另外，红旗公司二次补充提供的杨淑芳和郑远的微信聊天记录里“杨姐、你这个带钢现在这个行情,卖又卖不掉,他荣德胜怎么肯给钱,起码要等卖了才可以。”试问,如果是卖货,你货都卖给人家了,你管人家要卖多少钱卖给谁。这说明原告和荣德胜郑远间也不是买卖关系,至于到底是委托寄售,还是什么代为保管之类的关系,不是本案审理范围,但足可证实,事实与诉状中原告陈述的严重不符,原告这是是虚假诉讼。4.通过原告提交的材料里,可见原告与荣德胜公司间关于货物的价值也是有所争议的,并未对账确认金额。综上,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认为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驳回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材料，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原告红旗公司将两车带钢交由证人李某分两次运输至四川省成都市。李某根据原告的交代，按照案外人郑远的指示将带钢卸到成都市新都区西联钢铁大厦附近的一个仓库。之后，原告因未收到两车带钢的对价，将被告赐宝公司诉至本院，请求判如前所述。 本院认为：原告红旗公司主张向被告赐宝公司出售了两车带钢，双方建立了口头买卖合同，要求赐宝公司支付货款。但被告赐宝公司否认双方之间存在案涉带钢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主张合同关系的存在并生效，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未能提供买卖合同、送货单或者对账单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就案涉带钢建立了买卖合同。原告提交的送货单、过磅单均是照片，也无收货人签字或盖章。证人李某的证言也仅能证明，其受原告委托运输两车带钢到成都市，并按照案外人郑远的指示将带钢卸到成都市新都区西联钢铁大厦附近的一个仓库，至于货物接收方是谁，仓库具体名称等，证人皆不知晓。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承担。 原告红旗公司陈述：本案两车带钢的口头买卖合同系由案外人郑远与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芳商谈确定。原告红旗公司系受郑远的指示，通过李某将两车带钢交付到成都市新都区西联钢铁大厦附件的一个仓库，卖给郑远所在的荣德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德胜公司）。郑远系荣德胜公司工作人员，是乐山、峨眉片区的业务主管。此前，原告就通过郑远与荣德胜公司建立了长久的业务往来。后因对方迟迟未付两车带钢货款，原告遂与荣德胜公司多名相关人员（包括郑远、何郭华、何瑞勇等）多次交涉均未果。之后，原告发现所谓的荣德胜公司并无相应的工商登记注册信息，且荣德胜公司提供的营业地址上悬挂的是被告赐宝公司的招牌，原告认为郑远是被告赐宝公司的代理人，遂将赐宝公司诉至本院。 原告主张荣德胜公司就是赐宝公司，郑远系赐宝公司的员工，但原告对其主张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首先，原告主张郑远、何郭华、何瑞勇等系被告赐宝公司的员工缺乏依据。被告赐宝公司否认郑远、何郭华、何瑞勇等人是其员工，原告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郑远等是被告赐宝公司的员工。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口头申请本院要求被告提交其公司员工工资表。被告赐宝公司认为，原告这一申请系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且原告完全可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被告公司的社保信息，但原告并没有这样做，故被告反对这一申请。本院采纳被告赐宝公司的意见，对原告的取证申请不予准许。并且，被告赐宝公司对消极事实无需举证。相反，原告提供的杨淑芳与郑远、何郭华、何瑞勇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等均显示，原告都是在与所谓的“荣德胜公司”的相关人员就本案带钢款进行交涉。双方交涉过程中，不论是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芳，还是对方人员提到的都是“荣德胜”，而从未提及赐宝公司。从聊天的内容，以及杨淑芳给对方备注的微信名称来看，杨淑芳认定对方的身份就是荣德胜公司的工作人员，而对方也是以荣德胜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与杨淑芳沟通，从未表达过自己是赐宝公司的员工。 其次，原告红旗公司主张郑远是被告赐宝公司的代理人缺乏依据。原告红旗公司陈述：原、被告最初发生业务往来时,是由被告峨眉、乐山片区的业务主管郑远联系的,当时郑远虽然没有出示身份证和被告的委托书,但是从郑远提供的被告的营业执照、开户行、户名以及被告公司的经营地址等信息,让原告有充分理由相信郑远是代表的被告。郑远向杨淑芳发送的发票回执上用的是“荣德胜钢材贸易有限公司”的名称,但该公司并不存在。郑远提供的荣德胜公司的联系地址是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西联钢铁大厦A-806,而该地址正是被告的经营地址。从被告将营业执照、开票信息、公司联系地址交由郑远联系业务,被告按照郑远联系的客户名称以及交易来开发票等这一行为来看,郑远就是被告代理人。 但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郑远系被告赐宝公司员工，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郑远系受被告赐宝公司委托与原告进行交易。同时，被告赐宝公司否认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西联钢铁大厦A-806系其营业场所，被告辩称其住所地是登记注册地，即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兴川路866号F区60号。原告对被告赐宝公司的营业场所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西联钢铁大厦A-806这一主张，也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 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唯一直接指向被告赐宝公司的是2018年2月至2019年4月期间，被告赐宝公司开具给原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提交的发票中，仅2018年2月6日的3张有原件可供核对），以及郑远通过微信发送给杨淑芳的盖有赐宝公司印章的《购销合同》照片、发货单照片，以及被告赐宝公司的银行账户信息。被告赐宝公司仅认可有原件核对的增值税发票，对其他无原件核对的证据材料不予认可，并且赐宝公司辩称交易是与荣德胜公司进行的，荣德胜公司叫送货到哪里就送到哪里，合同、发票等都是必须完善的手续。退一步讲，即使这些购销合同、发票和发货单等真实，也仅能证明赐宝公司曾经作为卖家与作为买家的原告红旗公司有过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之间的交易均是由赐宝公司作为供货方，合同、发货单、发票等均齐备。 并且，经审查原告代理人杨淑芳提供的其本人微信聊天记录发现，杨淑芳和所谓荣德胜公司工作人员郑远、何郭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对方向杨淑芳提供的不仅有红旗公司与赐宝公司的合同和银行账户信息，还有红旗公司和其他公司的买卖合同、其他公司的账户信息。例如：微信昵称为“Ａ成都彩钢卷152××××8739”的微信用户（微信号：×××）,由原告代理人杨淑芳备注名称为“Ａ成都彩卷荣德胜小郑（郑远）”。该微信用户在2017年4月18日通过微信向杨淑芳发送了成都洪奥钢材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信息、地址电话等，并说：“杨姐，你看上次那个镀锌的款什么时候安排一下”。2017年4月20日，该微信用户通过微信向杨淑芳发送了成都洪奥钢材有限公司的税号信息和地址电话。该微信用户于2018年3月16日通过微信向杨淑芳发送信息：“杨姐，荔松的出货了”，又于同年3月19日通过微信向杨淑芳发送成都洪奥钢材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信息和开户行信息。2018年8月13日，该微信用户通过微信向杨淑芳发送了一份由海宁市中大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盖章的《购销合同》照片，该合同的需方为原告红旗公司，供方为海宁市中大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8月14日，杨淑芳通过微信向“Ａ成都彩卷荣德胜小郑（郑远）”（微信号：×××）发送了与海宁市中大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盖章的《购销合同》照片，此时该照片中《购销合同》上海宁市中大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为复印件，原告红旗公司的印章是鲜章。2018年7月25日下午，“Ａ成都彩卷荣德胜小郑（郑远）”（微信号：×××）通过微信向杨淑芳发送了《成都荣德胜确认单》（载明品名、规格、货款），并告知杨淑芳“荔松的是含了运费”，接着向杨淑芳发送了重庆荔松钢材有限公司的税号、开户银行账户、地址和电话。对此，原告解释称，荣德胜公司不是一个公司，它旗下有三个公司，分别是被告赐宝公司、海宁市中大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洪奥钢材有限公司。赐宝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辩称其与荣德胜公司是不同的主体。而原告红旗公司对这一主张未能举证证明。 根据原告提供聊天记录，以及原告的陈述可以看出，原告红旗公司与赐宝公司、成都洪奥钢材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购销合同》、发货单、收款账户信息等均是经由郑远或何郭华这些所谓的荣德胜工作人员通过微信传递给对方，例如购销合同是其中一方打印合同盖章后拍照，通过微信将照片发送给郑远或何郭华，再由郑远或何郭华发送给另一方，由另一方打印该照片后加盖自己的公章，再次拍照发送给郑远或何郭华，经由郑远或何郭华转给对方。而发票是通过邮寄送达给对方。 原告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取了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天回派出所的《接（报）处警登记表》，以及该派出所对案外人王宗棋和杨淑芳进行的《询问笔录》（复印件），欲证明王宗棋是接替郑远的岗位，进一步证明郑远是被告赐宝公司员工。赐宝公司承认王宗棋是其员工，但表示王宗棋只是普通业务员，并非什么王总，并且现已离职，同时否认郑远是其员工，也对《询问笔录》（复印件）不予认可。因《询问笔录》系复印件，未加盖派出所印章，对其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且即使该证据真实，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因此，原告红旗公司的主张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峨眉山市红旗不锈钢构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282元，保全费3270元，由原告峨眉山市红旗不锈钢构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 玥 人民陪审员  祝建伟 人民陪审员  王仕俊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梁晓梅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