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9民终3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水部街道六一北路558号金三桥大厦2#楼9层0203A单元、3#楼11层04单元。 负责人：刘道钦，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受慧，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腾芸，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某2，女，1960年11月21日出生，畲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某1，女，2005年10月29日出生，畲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法定代理人：雷某2（系雷某1母亲），女，196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菊妃，女，1998年7月8日出生，畲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缪君智，福建宁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福州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雷某2、雷某1、雷菊妃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981民初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太保福州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机动车”的定性依据。 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直接列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认定标准，援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并不能够直接认定道路上行驶车辆的性质。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认定方式，我国采用的方式是国家强制标准，即现行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GB7258－2017）》、《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GB17761-1999）》是认定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的唯一合法有效的方式。2、国家强制标准的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第十条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批准发布或者授权批准发布。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对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强制性标准是具有法律强制性效力的，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GB7258－2017）》、《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GB17761-1999）》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是具有法规性质的技术性规范，所有人均必须遵守。一审法院认为国家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三轮电动车的标准，显然违背了现行的法律规定。3、普通民众对于“三轮电动车”性质的理解。首先，普通民众因每个个体的文化层次、经济条件、居住场所等因素的差异，对于“三轮电动车”的性质的理解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三轮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属于普通民众认知的事实，明显没有依据。其次，本案的受害人对于所购买的“三轮电动车”属于超标车辆是明知的。自2010年以后，我国新购的电动车必须登记申领电动车自行车牌照，对于超标电动车不予核发牌照。本案的受害人2018年购买诉争三轮电动车时，对于所购买的三轮电动车属于超标电动车且无法登记申领电动自行车牌照是明知的。第三，在国家强制性标准已经明确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划分依据的情况下，法院无权援引普通民众的认知来代替法律的规定。4、保险公司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界限与范围。首先，诉争合同的相对人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与福安市赛江造船有限公司，保险公司履行说明义务的对象是福安市赛江造船有限公司。福安市赛江造船有限公司已经向保险公司声明“对上诉人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其次，上诉人援引的免责条款中的术语“机动车”的解释已经由国家强制性标准予以规定，保险公司无需就“机动车”的概念重复定义和解释。第三，一审法院要求保险公司应当将“诉争三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列入保险条款或进行单独解释，该要求明显超出了保险人的说明范围。5、保险条款中关于机动车定义的合理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对非保险专业术语所作的解释符合专业意义的，法院应予认可。机动车为非保险专业术语，对机动车的定义，应当引用国家标准来定义衡量。6、民事裁判应当适用证据优势的规则。本案中，保险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福建行健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投保单、保险单等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受害人的行为符合保险公司的免责范围。被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事故认定书及鉴定意见对车辆性质的认定，法院应当依据证据优势的规定支持上诉人的请求。7、一审判决错误地将案涉车辆作为非机动车进行认定和处理，既违反客观事实，也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严重不良的错误指引。本案中，保险公司主张的责任免除条款约定“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经交通管理部门及有资质的鉴定机构确认，被保险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且驾驶的无牌号健步思域三代牌三轮电动车的车辆类型为机动车，系明确、没有争议的客观事实，且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及配套的法律法规及标准，不存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还有第三种解释的情形。因此，本案不需要适用《保险法》关于保险条款存在争议的解释规定。被保险人系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之规定，属于合同免责情形。诉争保险合同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列为免责条款，并对责任免除条款中的内容均予以加粗加黑予以提示。投保人福安市赛江造船有限公司对于投保单及所附的保险条款加盖骑缝章，确认保险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 雷某2、雷某1、雷菊妃辩称，（一）交通监管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委托鉴定机构对案涉电动车进行司法鉴定，依据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案涉电动车鉴定为机动车。但是该认定系交警部门从行政管理角度对该车属性的认定，其只是作为事故责任认定及确定赔偿比例的依据，不能直接作出认定该车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机动车的判定。虽然超标电动车危险性接近于机动车，但目前我国对电动车在车辆登记、管理以及交强险的承保还处于滞后状态，现行的一系列交通管理规定也未将超标电动车纳入机动车管理，受害人雷灼寿未持驾驶证驾驶二轮“超标电动车”未违反机动车申领驾驶证相关规定。其次，在实践中，超标电动车不能像机动车一样上牌照，领取驾驶证，投保交强险。因此，此类车辆不属于普遍认知意义上的机动车。（二）合同约定层面。虽然保险合同对“机动车”进行定义即“机动车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但该定义内容仍未明确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范围。其次，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明确约定“无有效驾驶证”为保险免责条款，但是没有约定“二轮电动车（含二轮‘超标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保险人作为经营保险业务的专业机构，亦为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对于其有利的免责条款的完善负有义务，应当对保险合同的条款负有更谨慎的态度与更严格的责任，在其未对条款作出全面规定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在二轮电动车（含二轮“超标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摩托车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依照我国法律对格式条款解释的特别规定，应该作出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解释或理赔规定。（三）立法精神层面。法律规定禁止无证驾驶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这种情形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免责，从本质意义上说是对怠于履行申领证照义务机动车主的一种制约和风险提示。由于电动车不属于需要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的范围且缺乏办理机动车驾驶证照的正当渠道，如果让根本无法申领驾驶证的电动车骑行人，仅基于交警部门的鉴定结果承担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同等风险，承担保险合同的免责结果，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精神，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被保险人的保险风险，对无过错的被保险人显然是不公平的。其次，基于目前的交通监管机制，上述车辆上路行驶未能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不经任何训练的人就可驾驶，增加了交通安全隐患。但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保险公司完全可以通过与投保人在合同文本中对免责事由进行更明确的约定，实现双方利益平衡，而不能突破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框架，加重对方负担，不利于保护保险合同相对弱势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一方利益。（四）司法实践层面。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车不作为危险驾驶罪追究，其理由是超标电动车不属于机动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编写的《刑事审判参考》第94集第894号案例即林某危险驾驶案。事故发生时，宁德市交警部门对超标电动车管理，并不是给予考试发证，而是由于涉及面太广，给予过渡期，过渡期后全面淘汰禁行，2019年宁德市率先在蕉城区主干道禁行超标电动车。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划分标准并不十分科学，把许多实质上的机动车排除在机动车之外，而列入了非机动车之列，且目前非机动车上路行驶并不需要办理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不经任何训练的人就可驾驶，增加了交通安全隐患。但这种法律不健全与保险责任承担完全是两码事，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解释须严格执行现行法律规定和行业规范框架，否则不利于保护保险合同相对弱势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一方利益，亦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格式合同条款的解释精神，虽然涉案超标电动三轮车危险性接近于机动车，但目前我国对于电动三轮车在车辆登记及交强险的承保上还处于滞后状态，现行的一系列交通管理规定也未将超标电动三轮车纳入机动车管理。从目前社会大众普遍认识上看，消费者在购买使用电动三轮车时，无须根据国家对机动车管理规定办理相关驾驶证、行驶证，主观上一般不会认为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不具有无证驾驶机动车、规避相关交通法律法规的故意或过失。因此，作为普通消费者，受害人在购买使用电动三轮车时，并不具有无证驾驶机动车的主观意图，如对受害人认定并适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情形显失公平。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关于＂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的规定，对本案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机动车，应当解释为普遍意义上的机动车，＂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中的＂机动车＂，应解释为形式与实质及审批程序相一致的狭义上的机动车，而不应包括受害人使用的电动三轮车为宜。如果保险人欲规避因电动三轮车具有与其他机动车相同性能而增加的事故责任风险，可以在保险合同条款中对此种情形予以特定化。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雷某2、雷某1、雷菊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太保福州支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50万元；2、判令诉讼费由太保福州支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日，福安市赛江造船有限公司为雷灼寿等人在太保福州支公司投保一份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雷灼寿等人系被保险人，每人保险金额为50万元，每人保险费1000元，保险期间自2018年7月4日零时起至2019年7月3日二十四时止。保险条款第十一条身故保险责任约定：“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单所载该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第十二条责任免除约定：“下列任一情形下，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身故、残疾不负任何给付保险金责任：……（四）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2018年10月3日6时15分许，王伟驾驶闽Ｊ×××××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Ｊ×××××号重型普通半挂车），从福安市赛岐镇镇区方向沿赛盐线往湾坞镇镇区方向行驶，行经赛盐线1ＫＭ＋100Ｍ处路段，在上坡时越过道路中心线跨线行驶，与同向位于左半幅路面上由雷灼寿驾驶的无牌三轮电动车发生碰刮，致使无牌三轮电动车失控侧翻倒地，雷灼寿被闽Ｊ×××××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碾压，造成雷灼寿当场死亡，无牌三轮电动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雷某2、雷某1、雷菊妃就本案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向太保福州支公司提出索赔，太保福州支公司以雷灼寿系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三轮电动机动车属于保险责任免除为由不予赔付，雷某2、雷某1、雷菊妃认为太保福州支公司的拒赔理由不成立，遂提起本案之诉。另查明，雷某2与雷灼寿系夫妻关系，于2008年7月3日登记结婚。雷灼寿与雷某2于1998年7月8日生育长女雷菊妃，于2005年10月29日生育次女雷某1。雷灼寿父亲雷成坤于2007年5月4日死亡，母亲钟廷妹于2006年12月10日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福安市赛江造船有限公司与太保福州支公司签订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合法，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被保险人雷灼寿因意外交通事故死亡后，雷某2、雷某1、雷菊妃作为雷灼寿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向太保福州支公司主张相关权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太保福州支公司以雷灼寿系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机动车属于保险责任免除为由不予赔付保险金能否成立。对此，予以分析、查明并认定。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太保福州支公司主张的责任免除条款仅约定“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并未明确约定三轮电动车是否属于该条款约定的“机动车”的范畴，太保福州支公司亦无进一步证据证明在合同订立时，向投保人明确提示、说明了该条款约定的机动车涵盖了三轮电动车。而在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明确规定这类三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的情况下，普通民众主观上一般也不会认为这类三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因此，在解决保险纠纷时应作出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有利的解释。其次，福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虽委托福建行健司法鉴定所对涉案三轮电动车的车辆类型进行鉴定并得出涉案三轮电动车为机动车的结论，但该认定系公安交警部门为划分交通事故责任，从行政管理角度对涉案三轮电动车的属性认定，在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明确规定涉案三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的情况下，无法直接作出涉案三轮电动车即属于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机动车的判定。综上，太保福州支公司以涉案三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并根据相关保险免责条款约定拒绝理赔，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雷某2、雷某1、雷菊妃诉请太保福州支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5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诉讼费负担系属法院职权事项，无需当事人主张，特此说明。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太保福州支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雷某2、雷某1、雷菊妃支付保险金500000元。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太保福州支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到庭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二审双方争议的问题认定如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保险人雷灼寿无证驾驶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约定的“被保险合同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责任免责情形？本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二）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三）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四）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GA802—2008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第2条2.1规定：“机动车——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包括汽车、有轨电车、摩托车、挂车、轮式专用机械车、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和特型机动车。”可见，上述权威解释中关于机动车的范围，并不包括电动车在交警区分事故责任时被认定为机动车的情形。电动车被交警认定为机动车，只是作为事故责任认定及确定赔偿比例的依据。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以及驾驶电动车应否持有机动车驾驶证，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尚没有明确规定，而且电动车客观上也办不了驾驶证，故对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中的“机动车”，应按普通人的理解和识别力判断，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保险公司的解释，即具有通常的机动车外观及动力和办理证照等准入审批义务的狭义的机动车，而不包括交警在处理事故时认定为按机动车处理的超标电动车，而且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合同订立时，向投保人明确提示、说明了该条款约定的机动交通工具涵盖了电动三轮车。一审法院将案涉电动车排除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这一免责条款之外，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太保福州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庆兴 审判员  刘为河 审判员  吴惠玲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 书记员  周梦然 本判决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