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3民初14114号原告：东莞市熠立通电线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法定代表人：马某1。委托代理人：熊坤，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宋九流，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杭州信立电子计算机有限公司，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法定代表人：华某1。被告：东莞市创峰电子有限公司，住所为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谭洪柱，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邹锦富、林素雯，均为广东瀚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熠立通电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熠立通公司）诉被告杭州信立电子计算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立公司）、东莞市创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先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熠立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熊坤，被告创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邹锦富、林素雯，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信立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熠立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和支付合同余款198660.9元；2.两被告支付拖欠余款的同期利息10082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从2018年4月12日计算至起诉之日止）；3.以上两项共计208742.9元；4.本案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信立公司于2016年6月开始向原告购买商品货物，并约定要求原告把货物送到创峰公司处，原告于2016年6月开始供货给创峰公司，一直供货到2018年4月止，在此期间，原告一直按照信立公司的采购订单向创峰公司准时供货，创峰公司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签收合格货物，且依照信立公司的要求，给创峰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从2016年12月份开始，至2018年3月份，两被告欠原告货款共计355460.9元，在此期间，信立公司共付款156800元，剩余欠款198660.9元未付。原告穷尽所有办法不能追回余款，现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打击“老赖”，维护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熠立通公司对其上述主张提供的证据有：送货单、对账单（打印件），增值税发票存根（打印件），采购订单（传真件），银行流水（打印件），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被告信立公司未答辩未举证。被告创峰公司辩称，第一，创峰公司仅是信立公司与原告约定采购合同中的收货人，并非合同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应当直接向信立公司要求支付货款，原告与信立公司将送货地址约定为创峰公司的经营地址，是其两方的意思自治行为，创峰公司仅根据原告与信立公司的委托，代为收货，原告要求创峰公司支付货款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第二，根据创峰公司与信立公司签订的耳机生产加工协议，明确约定创峰公司与信立公司成立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产品原料均由信立公司自行负责，因信立公司在杭州而原告与创峰公司的工厂均在东莞，为减少运输成本方便交易，故委托创峰公司收货，原告直接材料送到创峰公司，但有关材料单价和结算、账款支付都是由信立公司自行处理。第三，因创峰公司用到发票抵扣加工原料的成本，而原告与信立公司约定合同的价为不含税价，经协商后三方同意由创峰公司代为支付开具发票产生的税金，为了完善开票流程，所以在交易流水上形成由信立公司私账付款给创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创峰公司再通过公账支付给原告。原告提供的证据也可以明显看出创峰公司在2017年4月11日前，仅拖欠原告11377元的税金，原告从未向创峰公司要求过支付货款义务。第四，在原告起诉状也已经明确创峰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仅为代收货方。第五，原告主张创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义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示创峰公司需要承担上述义务。被告创峰公司对其上述主张提供的证据有：耳机生产加工协议（传真件），与信立公司的对账单、银行转账记录（网上银行截图打印件，按时足额付款部分），与信立公司的对账单、银行转账记录（网上银行截图打印件，迟延未足额付款部分），银行转账记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发票，创峰公司与熠立通公司财务人员、创峰公司与信立公司陈总的部分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信立公司为华某1及陈宁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6年12月5日；创峰公司为谭洪柱及任雪梅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5年6月9日。熠立通公司对其起诉主张，提供了前述证据拟以证实。其中，采购订单为传真件，显示为信立公司向熠立通公司发出，送货地址指定为创峰公司的住所地，结算方式为交货验收后起算月结60天。送货单有原件核对，显示客户名称为“杭州陈先生”，列明了订单号码、品名/规格、数量、单位、单价及备注信息，客户签收处有人员签名；创峰公司对送货单的样式无异议，确认收货时是这样的送货单，但主张上面的单价大部分是0或者空白，价格为熠立通公司与信立公司确定，创峰公司只是代收货。对账单为打印件或传真件，显示客户为“杭州陈总”，列明了送货日期、订单号码、送货单号、品名规格、数量、单位、单价、金额，还列明了本月及之前每月对账欠货款额和截止本月累计欠货款额；每月对账单都有手写修改的痕迹，均是较大金额改为较小金额，修改后的数据显示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的当月对账金额依次为87735元、43735元、51650元、55786.2元、41999元，2017年4月的对账单显示截止本月累计欠货款金额为290129.89元；熠立通公司明确，其确认手写修改为较小金额后的数据，并主张该些对账单均为通过与创峰公司的财务周小姐进行对接确认，不确定有无回传，截至2018年3月，尚欠货款共计355460.9元，信立公司共付款156800元，尚欠198660.9元。银行流水清单显示，信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12日期间共向张玉龙账户转账合计156800元。熠立通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实为QQ聊天记录，未提供原始电子数据核对，从内容来看，熠立通公司人员确实曾向备注为“创峰财务周小姐”发送过前述对账单，“创峰财务周小姐”曾与熠立通公司人员核对付款及开票明细，熠立通公司人员曾表态“关于那个税金的，我这里记录到3月22日的开票金额103500*0.07=7245元已付，那么就是说11月18日开票金额101969.78+60562.75=162532.53*0.07=11377元未付”，“创峰财务周小姐”于2017年4月11日向对方询问确认收取税金的账户，熠立通公司人员予以确认。增值税发票显示，熠立通公司曾向创峰公司开具税额合计211370.29元的发票，税率为17%。熠立通公司先是主张，已付款都是由信立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后又主张在2017年9月之前的货款是由创峰公司支付，但明确未单独统计过创峰公司的付款金额且创峰公司的付款金额已包含在熠立通公司确认的已付款金额中。创峰公司反驳主张，其与信立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其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只是方便熠立通公司及信立公司而代收加工所需要的原材料，并因创峰公司要用到发票来抵扣加工原料的成本，但熠立通公司与信立公司约定的价款为不含税价，经三方协商同意由创峰公司代为开具发票并支付因此而产生的税金，为完善开票流程故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由信立公司私账付款给创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再通过创峰公司公帐代付货款给熠立通公司的流程，熠立通公司从未向创峰公司要求支付过货款，创峰公司之前仅拖欠熠立通公司的税金11377元并已于2017年4月11日付清该款。对此，创峰公司提供了前述证据拟以证实。该些证据显示，信立公司与创峰公司之间于2014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签订有《耳机生产加工协议》，约定由信立公司提供生产加工的模具及材料给创峰公司加工生产耳机，信立公司的供应商直接送材料到创峰公司，创峰公司协助签收并检测和通知信立公司；信立公司与创峰公司之间按期对账结算，信立公司部分按时足额付款、部分存在迟延未足额付款；陈宁曾于2016年6月30日、9月8日、9月29日及11月1日先后向创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洪柱汇款43846.5元、49992.5元、56086.58元、109400.59元（合计259326.17元），创峰公司随即将前述四笔汇款转账支付给熠立通公司，摘要备注为货款；熠立通公司员工曾向创峰公司员工（“雪花飘”）询问什么时候安排货款，创峰公司员工告知对方“直接问一下陈总”、“因为我只负责帮他对账”，对方回复“好吧”；创峰公司员工（“雪花飘”）曾与信立公司“陈总”核对账，创峰公司员工提出因创峰公司要求熠立通公司开具了发票而要求信立公司将熠立通公司的货款转入创峰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创峰公司再安排公司账户汇款给熠立通公司，“陈总”表示同意。庭审中，熠立通公司明确，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其诉请的逾期付款利息要求统一从最后一次送货的付款期限即月结60天期限届满之次日即2018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固定标准计付至清偿之日止。本院曾责令熠立通公司限期核实送货单及对账单的手写修改部分由谁修改，并核实清楚聊天记录中提到税金的含义，并责令创峰公司限期核实信立公司向创峰公司支付用于代付熠立通公司的货款总额。熠立通公司庭后以书面说明的形式明确，对账单上的修改为创峰公司的财务周小姐所为，熠立通公司一直与创峰公司的财务进行对账，聊天记录中提到的“清算一下税金”，是因为熠立通公司报价不含税，故每次熠立通公司开具发票后创峰公司除支付相应货款外还应承担开发票所产生的税费。创峰公司庭后同样以书面情况说明的形式明确，信立公司的陈宁曾于2016年6月30日、9月8日、9月29日及11月1日先后向创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洪柱汇款43846.5元、49992.5元、56086.58元、109400.59元（合计259326.17元），创峰公司随即将前述四笔汇款转账支付给熠立通公司；2016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创峰公司共向熠立通公司私人账户支付代开发票的税金合计22529元。以上事实，有前述双方提交的证据及本院庭审笔录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与熠立通公司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买方主体是谁，熠立通公司诉请创峰公司对案涉货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是否充足；二是熠立通公司诉请的货款、逾期付款利息理据是否充足。针对焦点一。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买方主体应为信立公司，创峰公司是基于与信立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且住所地与熠立通公司同在东莞，为了方便熠立通公司及信立公司而依双方的约定代收熠立通公司的供货。从熠立通公司员工与创峰公司员工以及创峰公司员工与信立公司负责人的聊天记录来看，虽然熠立通公司是发对账单给创峰公司的员工对账，但创峰公司的员工只是代信立公司对账；虽然创峰公司收信立公司的转款后转付熠立通公司，但创峰公司是基于要求熠立通公司额外开具提供发票而代收代付货款；虽然创峰公司需要承担因熠立通公司额外开具提供发票而产生的税金，但创峰公司无义务承担信立公司向熠立通公司订购货物所产生的货款，熠立通公司实际也未明确要求过创峰公司承担支付案涉货款的责任，只是曾要求创峰公司结清未付的税金，而熠立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涉及额外开具提供发票而产生的税金问题。因此，熠立通公司诉请创峰公司对案涉货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二。首先，关于尚欠货款金额。熠立通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对账单虽有手写改动痕迹，但对账单与送货单之间能相互印证，对账单上的改动均为较大金额改为较小金额，熠立通公司明确认可较小金额，且对账单已发送过给创峰公司的员工代替信立公司对账，本院予以认定。修改后的对账单数据显示，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的当月对账金额依次为87735元、43735元、51650元、55786.2元、41999元，2017年4月的对账单显示截止本月累计欠货款金额为290129.89元。熠立通公司主张，截至2018年3月，尚欠货款共计355460.9元，信立公司共付款156800元，尚欠198660.9元。银行流水清单显示，信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12日期间共转账合计156800元。创峰公司明确，其于2016年6月30日、9月8日、9月29日及11月1日先后代信立公司向熠立通公司付款合计259326.17元，该些代付款发生在案涉货款期间之前。信立公司作为付款义务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付清案涉期间货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采纳熠立通公司的主张，并据此认定信立公司尚欠案涉期间货款金额为198660.9元。该些货款的付款期限早已届满，故对熠立通公司诉请信立公司支付尚欠货款198660.9元，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逾期付款利息。信立公司未按约定付款，甚至在完成对账后未及时足额付清货款，已构成逾期付款的违约情形，熠立通公司依法有权主张逾期付款造成的利息损失。熠立通公司明确，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其诉请的逾期付款利息要求统一从最后一次送货的付款期限即月结60天期限届满之次日即2018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固定标准计至清偿之日止，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对熠立通公司诉请逾期付款利息超出按前述标准及方式计算所得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信立电子计算机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东莞市熠立通电线有限公司支付尚欠货款198660.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98660.9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固定标准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东莞市熠立通电线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31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杭州信立电子计算机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汤文锋人民陪审员  张华文人民陪审员  黄国铭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黄文倩张政荣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