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202民初469号原告：徐志红，女，1972年3月26日生，汉族，现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柏，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丽。原告徐志红与被告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吉0202民初1908号民事判决，原告不服该判决，向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吉02民终2758号民事裁定，撤销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9）吉0202民初1908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志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柏，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志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确认原、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试用期三个月（7,000.00元／X3），其它（10,000.00元／X9）合计：111,000.00元；3、被告给付原告拖欠工资93,233.33元；4、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补偿原告两年两个月的工资20,000.00元；5、交通费合计1,711.00元；各项总计225944.33元；6、被告承担本案诉讼等相关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份，原告通过智联招聘与九通公司人事部门申琳联系，到九通公司工作，当时该公司老总杨帆和原告口头约定：“从事预算员工作，试用期三个月，月薪7,000.00元，合格录用后10,000.00元／月，九通公司按劳动法规定缴纳五险一金，有空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按约定条件在公司工作了一个月后，发现现场不挣钱，就不想干了。公司财务王海娇得知后，打电话给公司经理杨帆，说明了原告的意图，杨帆回电话：“让原告等他回来，等后期间工资照开”。杨帆回来给预算部所有人开了会，原告提出不挣钱的看法，杨帆说：“他能改变设计，今后肯定能赚钱。”杨经理有了这样的保证，原告便安下心来开始工作，直到工作一年另九个月，这中间原告始终不间断的要求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要求自己拿到一份劳动合同，但均未果。同时在原告工作期间，公司始终未按月开支，都是原告急用时公司才借款，直至后来经营不善，被迫原告离开。公司给我设了一个离职圈套，并以欺诈手段迫使我签订了一个《离职结算工资发放表》。导致我一直往返于讨薪路上，请贵院查清事实，依法维护原告权益。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代理人来公司比较晚，对于所欠工资一事不清楚。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徐志红开始进入九通公司工作，职务为预算员，试用期工资为7,000.00元人民币每月，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满后徐志红转正，转正工资为10,000.00元人民币每月。九通公司一直未与徐志红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徐志红工作至2016年9月，因九通公司一直不支付工资，提出离职。双方核算后，于2016年12月7日签订《离职结算工资发放表》，确认从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间，九通公司累计应向徐志红发放工资180,733.33元，扣除徐志红工作期间向九通公司借得款项47,500.00元，还应发放133,233.33元。后于2017年2月3日，九通公司通过“王海娇”账户向徐志红转账30,000.00元；2019年1月11日、1月15日、2月2日徐志红继续向九通公司李艳静、王雷以及法定代表人杨帆催讨剩余部分工资，九通公司又于2019年2月3日通过“李委蔚”账户向徐志红转账10,000.00元。九通公司仍欠付徐志红工资款93,233.33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提供的：1、《离职结算工资发放表》一张；2、杜某证人证言；3、交通银行客户交易清单一份；4、关于索要工资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两张；5、关于索要工资的录音录像光盘一张；6、九通公司《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一张；7、徐志红在九通公司时工作往来电子信件九页；8、交通费票据复印件三页。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徐志红自2015年1月进入九通公司从事预算员工作至2016年9月份提出离职，有《离职结算工资表》、工作往来电子信件、索要工资录音录像以及证人杜某的证言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徐志红自2015年1月即与九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关于双倍工资一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本案中，徐志红自2015年1月即与九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徐志红诉称直至其2016年9月离职，九通公司一直未与之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九通公司亦始终未向本院提供双方书面劳动合同，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对于原告徐志红要求九通公司给付其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之诉请，本院依法支持自2015年2月至2015年12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000.00元×2个月+10,000.00元×9个月=104,000.00元。关于拖欠工资一节。本院认为，徐志红与九通公司签订的《离职结算工资表》确认从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间，九通公司累计应向徐志红发放工资180,733.33元，扣除徐志红工作期间向九通公司借得款项47,500.00元，还应发放133,233.33元。《离职结算工资表》有九通公司制表人、财务审核、财务总监、主管经理以及徐志红本人签字，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予以确认。九通公司辩称徐志红已将工资全部领完，但未向本院提供任何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而根据徐志红向本院提交的《离职结算工资表》签订后其向九通公司李艳静、王雷以及法定代表人杨帆催讨工资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以及视频录像，九通公司上述人员均承认欠薪事实。依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九通公司应对其主张的已付工资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九通公司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对于原告徐志红主张的九通公司未在双方签订《离职结算工资表》时向其支付133,233.33元工资款一事，本院依法采信。对于徐志红自认2017年2月3日九通公司通过“王海娇”账户向其转账30,000.00元工资款，以及2019年2月3日通过“李委蔚”账户向其转账10,000.00元工资款的事实，本院依法确认。至此，九通公司仍欠付徐志红工资款93,233.33元。故对于原告徐志红要求九通公司给付其工资93,233.33元之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一节。本院认为，九通公司经年拖欠徐志红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徐志红可以随时通知九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且徐志红要求九通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本院支持徐志红经济补偿金10,000.00元×2个月=20,000.00元。关于交通费一节。徐志红主张其为向九通公司催讨工资发生交通费1,711.00元，并向本院提交了一应票据。本院酌定支持5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徐志红与被告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徐志红自2015年2月至2015年12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04,000.00元；三、被告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徐志红未发工资93,233.33元；四、被告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徐志红经济补偿金20,000.00元；五、被告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徐志红交通费500.00元；六、驳回原告徐志红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丁宁宁人民陪审员 李晓梅人民陪审员 崔玉伟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陆禹辰书记员 宋抑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