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黔行终29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旭阳，男，197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代理人徐仁凯，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海边街道凤山路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陈波，县长。一审第三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外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草海镇渔市路。法定代表人范元朝，董事长。上诉人朱旭阳因与被上诉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威宁县政府）、第三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外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威宁县外贸公司）房屋拆迁管理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5行初10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朱旭阳一审诉称，朱旭阳于2015年10月20日与威宁县外贸公司签订《土地及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威宁县外贸公司位于及土地作价11760000.00元转让给朱旭阳。2018年9月，朱旭阳发现该房产已被威宁县政府拆除，朱旭阳多方反映没有结果，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提起本诉。请求：确认被告威宁县政府拆除威宁县房产的行政行为违法。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威宁县外贸公司座落于威宁县，于2011年就涉案土地办理了证号为威国用［2011］第14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涉案土地上登记有两处房产。威宁县外贸公司因企业改制于2013年6月6日就两处房产分别办理了转移登记，房产证号分别为威房权证第××号（原产权证号00003846号）和威房权证第××号（原产权证号00003847号），房产共有情况均登记为按份共有。2009年12月25日，威宁县外贸公司登记成立，登记在册的股东有46名。2015年10月20日，威宁县外贸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与朱旭阳签订《土地及房屋买卖合同》，载明将威宁县外贸公司全体登记股东的共有资产，即位于土地及房产（土地证号威国用［2011］第140号，土地使用期限至2080年5月14日，占地面积5160平方米；房产证号威房权证第××号）作价11760000.00元出让给朱旭阳。之后朱旭阳向威宁县外贸公司账户汇款2100000.00元。2016年5月23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朱旭阳再支付1600000.00元给威宁县外贸公司，威宁县外贸公司将土地与房屋交由朱旭阳管理，双方应积极配合催促政府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如60个工作日内还不能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则朱旭阳再支付威宁县外贸公司5000000.00元，余款再行协商解决。2016年5月20日,威宁县政府作出《关于对海边街道西海社区等区域房屋及土地进行征收的公告》，根据该公告内容，涉案房屋及土地位于征收范围内。2016年12月威宁县政府下属六桥街道办事处依据威府通[2016]21号《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威府通[2016]22号《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与威宁县外贸公司各股东就涉案房屋及土地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2017年9月,威宁县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拆除涉案土地上的房产等附属物。2019年4月8日，朱旭阳提起本诉。另查明，威宁县外贸公司因与朱旭阳就确认涉案《土地及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纠纷一案，向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于2017年1月10日作出（2016）黔0526民初3365号民事判决，确认该《土地及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由威宁县外贸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朱旭阳购房款2，100，000.00元。朱旭阳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2017）黔05民终1825号民事裁定，以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2017）黔0526民初4796号民事判决，确认《土地及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朱旭阳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黔05民终2728号民事判决，撤销（2017）黔0526民初4796号民事判决，驳回威宁县外贸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朱旭阳是否具备本案主体资格；2.朱旭阳如有诉讼主体资格，威宁县政府的拆除行为是否合法。从生效的（2018）黔05民终2728号民事判决的裁判内容可以看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有三分之二的按份共有人同意处置涉案土地及土地上房产。该民事生效判决虽未认定涉案《土地及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但同时说明，认定《土地及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有效并不代表朱旭阳可获得涉案房地产所有权，不能发生涉案房产物权转移效果。因此，朱旭阳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主张自己的权利。现朱旭阳既未提供能够证明对涉案房地产拥有物权的证据，也未提供能够证明实际使用涉案房地产的证据。故，威宁县政府在征收涉案房产时，因涉案房产登记在威宁县外贸公司名下，威宁县政府与威宁县外贸公司各股东就涉案房屋及土地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于2017年9月组织工作人员拆除第三人房屋的行为并未对朱旭阳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因朱旭阳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不再对被诉强制拆迁的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之规定，朱旭阳的起诉不符合条件，应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朱旭阳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0元，免于收取。上诉人朱旭阳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案涉房屋未转移登记非上诉人原因，上诉人已取得物权其他权利，符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关于被拆迁人主体的规定，一审裁定认为上诉人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错误。案涉房屋尚在第三人名下，被上诉人威宁县政府能以47名股东作为被拆迁主体，上诉人朱旭阳主体也应适格。且上诉人为案涉房屋支付了巨额转让款，其系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应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2.一审审理期限达八个月，超出法定审理期限，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威宁县政府及第三人威宁县外贸公司在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朱旭阳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诉讼中，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是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位于威宁县的土地及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一直是第三人威宁县外贸公司，共有情况是按份共有。虽上诉人朱旭阳在2015年10月20日与第三人威宁县外贸公司签订《土地及房屋买卖合同》，但双方至今未办理产权转让登记，也无证据显示房屋已经交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规定，案涉土地及房屋未发生物权变动，第三人外贸公司及按份共有人仍为土地及房屋权利人，上诉人朱旭阳不是案涉房屋的产权人。同时，上诉人朱旭阳在起诉时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系案涉房屋的使用人和居住人，故其与被上诉人威宁县政府拆除威宁县房产的行政政行为没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驳回上诉人朱旭阳的起诉。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朱旭阳起诉的结果正确，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上诉人朱旭阳所称一审程序违法，经审查，一审法院延长审理期限程序上有瑕疵，但未对本案结果产生影响，不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范畴。综上，上诉人朱旭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 垦审判员 崔凤芹审判员 邓洪波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王国飞书记员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