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155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遵义市汇川兴融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上海路长恒花园A栋3楼5号。 法定代表人：谢戎，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奚成祥，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遵义市华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桃溪路口综合楼B楼。 诉讼代表人：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该公司破产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平，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赞翔，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遵义市汇川区兴融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融兴公司）与被申请人遵义市华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宁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黔民终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兴融兴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本案实质是购房合同纠纷，本案前双方当事人曾发生借款合同关系，但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已经转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了。因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可能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故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而且，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金融机构借贷也不适用该解释。而兴融兴公司于二审期间提交的新的证据“银发[2015]309号关于印发《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证明兴融兴公司属金融机构，故据此也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除基于法律特别规定，需要通过法律关系参与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形成。民事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意思表示发生变化并不鲜见，该意思表示的变化，除为法律特别规定所禁止外，均应予以准许。本案双方经协商一致终止借款合同关系之后，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履行提供担保，而是借款合同到期被申请人难以清偿债务时，通过将华宁公司开发的商品房出售给兴融兴公司的方式，实现双方权利义务平衡的一种交易安排。该交易安排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禁止的情形，亦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二）兴融兴公司上诉并提交新的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结束，应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审理，但二审法院不听取兴融兴公司的上诉理由或辩解，没有开庭审理就直接作出判决，剥夺了兴融兴公司的上诉权利。本案一审作为判决依据采用的证据是华宁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二审中华宁公司放弃答辩权利，故理应采用兴融兴公司提供的证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审理本案。（三）兴融兴公司的诉求十分明确，即本案情形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我国法律明文规定，法有禁止不可为，二审解释法律的逻辑相当于创新法律，改变法律，其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的规定。（四）一审既然对双方均确认的证据2015年8月13日华宁公司向兴融兴公司出具的《申请书》，兴融兴公司予以回复，该份证据是决定案件性质的关键证据，二审中华宁公司放弃答辩，等同于认可了兴融兴公司主张的理由和事实，二审法院就应当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支持兴融兴公司的主张。二审法院未因此撤销一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的规定。（五）原审以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3民初4355号生效判决为依据，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是错误的。原审没有厘清购房款演变过程，借款结束在前，购房合同在后，二者之间并无为前者担保关联。兴融兴公司与华宁公司之间的关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间借贷关系；第二阶段，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间商品房买卖关系；第三阶段:剩余购房款待办理完毕全部标的物产权转移登记后一次性支付给华宁公司。这足以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兴融兴公司依照合同的价款付款已达到73%房款）。由于当时华宁公司无法准确约定交房时间、回购期满后也未承诺约定时间回购，双方另行约定交房时兴融兴公司再付后续款。（六）二审中华宁公司未按法律规定时间提交答辩状，二审法院也没有向兴融兴公司告知、释明，即采用书面方式进行了审理，使得兴融兴公司无法行使诉讼权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项“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的情形。（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合同的生效与不动产物权变动是不同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合同的生效并不当然导致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不动产物权未发生变动，不意味着不动产物权变动合同未生效。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法有效，即便华宁公司破产，兴融兴公司也应享有优先受偿权。（八）二审法院没有开庭审理、也没有对提交的关键性新的证据进行质证，没有询问该案上诉原因，直接作出判决，属于直接剥夺兴融兴公司的上诉权利，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的”的情形。（九）二审判决引用《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是错误的，兴融兴公司是金融机构，不适用该规定。一、二审判决认定兴融兴公司与华宁公司之间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担保，是错误的。该合同合法有效，兴融兴公司的抵消权合法成立。综上，兴融兴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根据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本院再审审查查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8）黔03破申11号民事裁定书，载明：“2018年6月7日，遵义市华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执转破申请，提出其公司目前资产约为20144952.00元，公司总债务338027757.6元，且不包括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利息、迟延履行金或者相关合同约定的利息、违约金、损失等。目前公司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严重资不抵债。”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因华宁公司逾期未还款，兴融兴公司于2017年9月13日向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兴融兴公司向华宁公司管理人申报的债权，已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3民初4355号生效判决予以裁判，在该判决中已经认定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可见，兴融兴公司与华宁公司虽然于2015年8月13日签订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在借款期满未获偿还的情况下将借款转化为购房款的意思，但兴融兴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此后当事人实际履行了该合同，直至2017年9月13日，兴融兴公司仍然以借贷关系为由起诉主张华宁公司还款，可见此时其仍自认与华宁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而非商品房买卖关系。因此，2015年8月13日签订的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能证明在当时兴融兴公司所主张的法律关系即已由借贷关系转化为商品房买卖关系。原审法院对该事实及法律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当。 其次，直至2018年8月6日，兴融兴公司才向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商品房买卖关系为由主张华宁公司协助办理案涉房屋的备案登记手续并向其交付房屋钥匙。也就是说，从现有证据看，兴融兴公司以商品房买卖关系主张以购房款抵销华宁公司所欠借款，是在2018年8月6日。而根据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9月28日作出的（2018）黔03破申11号民事裁定，2018年6月7日，华宁公司即提出执转破申请，该院通过前述裁定，受理了华宁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规定：“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抵销。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抵销：……（二）债权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但是，债权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负担债务的除外；……”如前所述，虽然《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在2015年8月13日，但兴融兴公司以及华宁公司此后的行为表明，双方当事人并未真正形成商品房买卖关系，直至2018年8月6日兴融兴公司才通过起诉的方式表明该种意图，故兴融兴公司试图通过与华宁公司建立商品房买卖关系的方式而对华宁公司负债的时间应当认定为2018年8月6日。也就是说，退一步讲，即使兴融兴公司与华宁公司在借款债权届满后达成了以物抵债的合意，并主张相应的债权抵销，该行为也是发生在华宁公司破产申请之后，且兴融兴公司显然已经知道华宁公司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故兴融兴公司亦无权主张以此抵销华宁公司对其所负的借款债务。 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规定：“原审开庭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一）不允许当事人发表辩论意见的；（二）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的；（三）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其他情形。”对于二审审理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因此，二审案件原则上应开庭审理，但也并非一律均应开庭审理。二审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需要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对二审案件进行审理。就本案而言，当事人二审争议的问题在事实认定方面并不复杂，当事人提交的所谓新的证据，也只是主管机关有关金融机构认定的规范性文件，二审法院通过阅卷等方式进行审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采用书面方式进行审理也并不意味着剥夺兴融兴公司的诉讼权利，不能等同于未合法传唤而缺席判决，兴融兴公司可通过提交书面意见等方式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兴融兴公司主张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第十项情形的理由亦不能成立。 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的诉讼请求，包括一审诉讼请求、二审上诉请求，但当事人未对一审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提起上诉的除外。”本案中，兴融兴公司虽主张与华宁公司之间系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但其主张能否成立，属于人民法院依据法律和事实予以认定的范围，二审法院系在基于对全案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对当事人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分析判断，符合法律规定；兴融兴公司主张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不能成立。 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在原审中拒绝发表质证意见或者质证中未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的，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四项规定的未经质证的情形。”本案中，对于2015年8月13日华宁公司向兴融兴公司出具的《申请书》、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等证据，一审法院均组织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并在其认定事实部分予以确认；二审中并无新的证据推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华宁公司在二审中未进行答辩也并不会对此产生任何影响，亦不因此而构成对兴融兴公司主张的自认。因此，兴融兴公司称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此外，兴融兴公司虽然在再审申请书中称其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但经审查，其在申请再审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中，均为本案一审、二审中已提交过的证据。其申请再审称的于二审期间提交的新的证据“银发[2015]309号关于印发《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拟证明兴融兴公司属金融机构，故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但无论其主张是否成立，均不影响本案的最终结论，故其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 综上，兴融兴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遵义市汇川兴融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司 伟 审判员 王海峰 审判员 孙晓光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周梅芳 书记员罗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