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0101行初25号原告吕建生，男，1941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被告天津市医疗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咸阳路81号。法定代表人李国田，局长。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杨光，局长。委托代理人姚敬禹，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被告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18号。法定代表人高连欢，主任。委托代理人亢泽瑞，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干部。原告吕建生诉被告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建生诉称，原告是天津市国有企业退休老人,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底层、退休金最低最少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企业退休老人一族,但是,自2002年开始,在没经过任何通知、公告、说明的情况下,也没经过任何听证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通过，在本人不知情情况下,就利用被告有发退休金的这一权利,每年强行在我们已经双轨制了的微薄的退休金中扣除360元。而且是不管你退休金是1千或8千统统扣你360元没商量。政府给予我们老人的退休养老金,是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为国家劳动一辈子的应得的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被告这一行政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及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是行政违法行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这一规定，三被告是适格被告,跟下属各区属地管理没有任何关系关联。二、被告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十)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三、根据被告天津市医疗保障局的答复“2012年我市已通过立法形式将该制度《天津市医疗保险规定》写入《市人民政府49号令》”这一答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四、被告行为没有任何合法法律依据，经电话咨询全国各省市12333专线,都没有此项收费,天津市是全国唯一。为支持反腐大政,防止滋生腐败官员,为维护我们退休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每年强制扣除我们企业退休人员“360元大额医疗救助缴费”违法,立即停止，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天津市医疗保障局辩称，一、答辩人非本案适格被告,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起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被答辩人所诉每年强制扣除企业退休人员“360元大额医疗救助缴费”行政行为，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并非答辩人。根据《天津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办法》（津劳局[2001]329号）第四条的规定,“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缴纳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养老金中扣缴。”因此，被答辩人所诉的行政行为并非答辩人作出，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扣缴大额医疗救助金系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具备充分的履职依据,被答辩人诉称无任何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1988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决定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0年，国务院又印发《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42号），其中第四部分“积极推进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第（四）项“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中明确提出“实行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办法，妥善解决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医疗费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多个文件中均明确提出建立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在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001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印发《天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津政发(2001)80号)，其中第五条规定,“在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实行门(急)诊大额医疗费补助、大额医疗费救助、补充医疗保险和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等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实行大额医疗费救助办法。职工和退休人员(不含享受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的人员)按照每人每月3元标准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大额医疗费救助金,用于职工和退休人员统筹基金支付的医疗费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至15万元部分的救助,救助比例为80%”。根据《天津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办法》(津政发(2001)329号)，其中第二条规定：“凡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退休人员（不含享受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的人员）应当参加大额医疗费救助”。第四条规定：“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职工和退休人员缴纳。参加我市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缴纳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养老金中扣缴”。因此，我市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制度是2001年我市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伊始就建立的一项补充保险制度，在保障职工大病救治权益、分散家庭大病支出风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发《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2012年津政令第49号），自2012年3月5日起施行，其中第五十六条规定：“建立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制度。职工和退休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缴纳救助费并享受相应待遇”。将大额医疗费救助制度由规范性文件上升为政府规章。综上，我市建立大额医疗费救助制度依据充分。被答辩人作为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按照上述规定应当参加大额医疗费救助，并享受相应待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每年从被答辩人的养老金中扣缴相应数额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的行政行为符合相关法律及规章的规定，具备充分的履职依据。综上所述，鉴于被答辩人所诉行政行为并非答辩人作出，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且被答辩人的诉请无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答辩人承担。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根据《天津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办法》第四条第四款“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缴纳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养老金中扣缴”的规定,我局作为人力社保行政部门,并非扣缴原告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的主体,也并未作出扣缴原告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的行为。二、根据《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津党厅〔2018〕150号),我局自2018年12月30日起,不再具有医疗保险行政管理职能。因此,我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局的起诉。被告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辩称，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天津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办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缴纳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养老金中扣缴。”答辩人经查询发现,原告现属于退休人员,其“退休人员所属机构”为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大港分中心,实施扣缴其360元大额医疗救助缴费的经办机构为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大港分中心,而不是答辩人。因此,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另查，被告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2020年4月26日作出情况说明，称原告吕建生“退休人员所属机构”为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天津港保税区分中心，答辩中因笔误的原因将吕建生“退休人员所属机构”写成了大港分中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根据《天津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办法》（津劳局[2001]329号）第四条规定，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缴纳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养老金中扣缴。原告起诉请求判决强制扣除其“360元大额医疗救助缴费”违法并立即停止，应当以实际扣缴其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的行为主体为被告。原告吕建生系退休人员，其退休单位在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天津港保税区分中心登记参保，原告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天津港保税区分中心实施扣缴。原告起诉的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均非本案适格被告。经本院释明原告拒绝变更被告，故对于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吕建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吕建生。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建景审判员  秦润林审判员  万 嘉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姚依凡附：本裁判文书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