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13335号原告杨川，女，196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玉，内蒙古巨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会颖，女，197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玉，内蒙古巨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波，男，197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西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鑫，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方哲，男，199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黑龙江省友谊县。原告杨川、刘会颖诉被告王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川及杨川、刘会颖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玉，被告王波及王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鑫、李方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川、刘会颖起诉称：杨川、刘会颖与王波系朋友关系。2015年11月25日，双方为设立北京美肤丽颜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肤公司）共同签订《股东内部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共同投资60万元，股权平均分配。2016年7月12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并颁发了美肤公司营业执照后开始正常营业。经营过程中因效益较差，王波要求退出，并同意将股权转让给杨川、刘会颖。2018年4月30日，杨川、刘会颖和王波签订《解除股东协议书》，约定王波自动退出美肤公司，杨川、刘会颖继续经营。该协议书签订后，双方核定万王波的股权为5万元，王波要求多给一点，后杨川、刘会颖依约以7万元的价款收购王波全部股份，该款项以杨川个人账户转账至王波账户。按照当时双方的约定，王波收到上述款项后应当配合杨川、刘会颖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但王波一直以各种理由搪塞，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王波履行2018年4月30日签订的《解除股东协议书》，王波配合杨川将王波持有的美肤公司16.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杨川名下,王波配合刘会颖将王波持有的美肤公司16.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刘会颖名下;2.王波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王波答辩称，不同意杨川、刘会颖的起诉意见。首先，杨川、刘会颖所述与事实不符。一是美肤公司成立之后，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每月及年度均有盈余，有可供分配的利润，且从工商登记信息网上的信息来看2017年2月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坝还开了第二分店，如果真的经营状况较差，按照正常逻辑杨川、刘会颖应当把自己的股份转让出去而不是主动要求受让公司。二是王波从未要求退出，相反主动要求受让公司。公司实际上是有利润的，远没到入不敷出或者破产清算的程度，王波主动要求退出没有任何合理性。实际情况是，根据签订的《股东内部协议书》，三方各出资20万元，利润平分，但是整个公司的前期出资及后期经营均由杨川控制，王波从2016年下半年就被拖欠工资，分红更是没有给过，也不再给王波发送财务报表，2017年王波所要财务报表，但杨川、刘会颖没有给过，并且后来为了进一步把数据据为己有，就跟王波说清算公司，大家都退出，在王波提出受让公司后，杨川又提出其要留下公司。三是《解除股东协议书》并非第三人同时在场签订，7万元也并非是在签订后支付，美肤公司从2015年成立到2018年，直到开庭前，王波从未见过刘会颖，王波签署时，杨川、刘会颖处是空白，7万元也是在签署协议前给王波而非签署协议后。四是7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拖欠王波的工资、分红等早就应该给付的款项。公司成立后王波担任监事，此前也经常到店里去工作，根据杨川提供的财务报表，可以看出公司成立后，三人都有工资，但仅仅发送了几个月后，就再也没给过王波，王波也经常找杨川要应付的工资和正常的利润分红。杨川也在2016年12月11日发送的邮件中明确提到拖欠的工资会尽快给，但始终都没有给过，所以杨川同意把拖欠的工资分红协商为7万元给王波。其次，《解除股东协议书》内容并未涉及任何股权转让的实质性内容，不是股权转让协议。一是股东退出经营管理不是股权转让，股东退出公司也不一定是股权转让，还可以是公司减资等形式。《解除股东协议书》的内容中没有涉及任何股权转让的内容，特此证明也表明是证明性质的材料，不能等同于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应当有转让方、受让方和具体的受让份额、股权转让款，转让方式、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违约金等，因此《解除股东协议书》不是股权转让协议。二是王波对公司投资25万元以上，且公司经营效益良好，还有利润，并且拖欠王波的工资和分红款，王波不可能同意以7万元的转让价款。双方是在达成了将拖欠的工资、分红按照7万元给付的情况下签订协议，并且是杨川先将7万元转给王波后，王波才签的字。股权转让肯定是各方协商一致后先签订协议然后再根据协议履行，不可能签字之前就先给钱。最后，杨川、刘会颖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股东之间已经对于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经本院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5日，刘会颖作为甲方与乙方杨川、丙方王波签订《股东内部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约定三方共同成立美肤公司，经营期限为5年，自2015年11月25日至2020年11月24日止。刘会颖、杨川、王波各出资20万元。各股东股权平均分，杨川增加1%，内部实际分红、风险三人平均分担。2015年12月3日，美肤公司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杨川。股东及持股情况为，杨川持股比例为34%，刘会颖持股比例为33%，王波持股比例为33%。2018年4月30日，杨川作为甲方与乙方刘会颖、丙方王波签订《解除股东协议书》，主要内容：现因公司股东个人原因，丙方自签订本解除协议书日起，解除2015年11月25日甲、乙、丙三人签订的《股东内部协议书》，其中甲、乙双方作为公司的继续合法经营者。自协议签订起，丙自动退出美肤公司。特此证明！2018年4月30日，杨川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王波汇款7万元。庭审中，王波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财务汇总表，证明王波向美肤公司实际投资25万元；2、美肤公司工资表、2016年12月11日杨川向王波发送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为“仉总、王波：10月份、11月份工资争取在12月份都支付给你们”，2017年1月1日杨川发送给王波的费用支出明细表，显示2016年工资支付情况，王波8、9、11、12月工资未开，证明美肤公司拖欠王波的工资；3、杨川发送给王波的销售数据即分配表，证明美肤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年销售额过百万，并且有利润分配；4、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证明美肤公司开有分店经营状况良好。杨川、刘会颖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并且认为根据分配表可知三方经过最后数额统计应该分配的金额共计173193.03元，同意王波是50939.13元，双方是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同意共计给付王波7万元，王波退出公司。庭审中，对于各方签署《解除股东协议书》的目的，杨川、刘会颖称是王波退出美肤公司，谁退出就将股权平均转让给其他股东。王波称退出公司只是不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对于7万元的性质，王波称是拖欠王波10几个月的工资和相应的分红，杨川称公司一直亏损，没有分红，刚开始股东确实都有工资，但后来公司经营困难，就没有再发过工资，在2018年4月份之后，公司严重亏损，导致开第二家店的时候进行增资，后来杨川提议把财务核算一下，后来就核算了一个金额173193.03元，然后三人进行了分配一下，王波是50939.13元，然后王波觉得店铺有盈利，后来双方协商就给了王波7万元。上述事实，有《解除股东协议书》、银行转账凭证、电子邮件、销售数据统计表、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内部协议书》书面证据以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杨川、刘会颖是否通过签署《解除股东协议书》达成了股权转让的合意。杨川、刘会颖主张该份协议实际就是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中约定的“解除2015年11月25日甲、乙、丙三人签订的《股东内部协议书》，其中甲、乙双方作为公司的继续合法经营者。自协议签订起，丙自动退出美肤公司”的意思是指王波退出美肤公司，退出方式是将其持有的美肤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杨川、刘会颖。王波认为签署该协议的目的和上述条文的含义是指其以后不再参与美肤公司的经营管理。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按照《解除股东协议书》使用的词句，各方要解除当初共同设立和经营美肤公司时签署的《股东内部协议书》，同时明确了杨川、刘会颖继续经营而王波退出，在文义上退出与股权转让并不能等同，而实际上由于股东享有的是对公司的所有权，该权利可以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因此杨川、刘会颖继续经营，也并不表示王波将不再作为美肤公司的股东，也可以理解为退出经营管理。其次，从股权转让的交易习惯来看，股权的转让方和受让方会对转让的份额、股权转让款、股权交割等核心条款有相应的约定，《解除股东协议书》除了表示王波退出，欠缺相应的约定。最后，根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杨川给付王波的7万元为股权转让款。综上，根据《解除股东协议书》，本院无法认定杨川、刘会颖与王波达成了将王波持有的美肤公司股权转让给杨川、刘会颖各16.5%的合意，故对于杨川、刘会颖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川、刘会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5元，由原告杨川、刘会颖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默菡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杨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