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15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海沧保税港区海景路268号401室N单元。法定代表人：王志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文臣，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昆嵛同合法律服务所，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路6号401室。法定代表人：郭玉文，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珺，烟台昆嵛同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烟台昆嵛同合法律服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9）鲁0602民初11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和二审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该案件不应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理，被上诉人诉请的28万元法律服务费应分属于两起案件纠纷，所依据的委托代理合同分别为(2013)昆嵛同合法服字第007号(与张元利、张元磊案件)、(2013)昆嵛同合法服字第008号(与刘新军、付振杰案件)。正是由于该两起案件的事实并不相同，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才签订了两份委托代理合同，被上诉人两次作为代理人进行诉讼。因此，被上诉人在主张法律服务费时不应一概而论的将两份委托代理合同混为一谈，应就两份不同的委托代理合同分别提起诉讼、分别要求上诉人承担对应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而不应在同一案件中起诉并要求上诉人同时履行两份代理合同的义务。被上诉人的诉请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对于合同内容相对的约定。（二）上诉人仅是依据烟台圣鸿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鸿公司”)的委托签订了该份委托代理合同并授权被上诉人提起诉讼，被上诉人所诉请的法律服务费应由圣鸿公司承担，与上诉人无关。1、依据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2013)芝商初字第384号案件卷宗材料可见，上诉人仅是依据圣鸿公司的委托签订该案的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等。为便于圣鸿公司提起诉讼维护利益，上诉人依据其申请及委托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上述代理合同、委托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名义提起诉讼。该案件材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所诉请的法律服务费应由圣鸿公司向被上诉人进行支付，并且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圣鸿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有被上诉人的印章，被上诉人对于律师费支付方式的约定是明确知晓的，现被上诉人恶意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支付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其余20万元法律服务费并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所称该法律服务费是(2013)芝商初字第384号(与张元利、张元磊案件)的二审及执行阶段的服务费，应提供相应的委托代理合同进行证明。被上诉人在该案一审阶段的法律服务费为10万元，已严重超过当时山东省物价局对于法律工作者收费标准的强制性规定。从常理上讲，被上诉人所代理的案件简单并不复杂、并且事实清楚，并且该案件也并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力，被上诉人在一审阶段已经从圣鸿公司收取了天价的法律服务费，不应再收取二审及执行阶段的服务费。并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20万元法律服务费的事实依据，但本案庭审中被上诉人对于20万元金额的由来及认定并无任何证据提供、仅是被上诉人单方诉请，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圣鸿公司与被上诉人存在明显利益关系，并且在一审判决书第6页刘新军以两套商品房抵顶欠付的租金等，但该两套商品房直接抵顶给圣鸿公司、圣鸿公司不再追究刘新军的责任。被上诉人在原案件代理过程中提供的证据均是由圣鸿公司出具，并且圣鸿公司在本案中属于委托人，一审法院仅依据圣鸿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便认定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明显属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诉请的法律服务费所依据的合同基础分别为上述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因此对于该法律服务费应进行区分并分别进行认定。1、其中第008号委托代理合同(与刘新军、付振杰案件)签订时间为2013年4月25日，该合同约定法律服务费的金额为8万元，合同第八条约定合同有效期至本案第一审程序委托事项终止。该案经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2013)芝商初字第485号民事调解书，该案早已审理完毕，并且该费用已由圣鸿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如被上诉人尚未收到该费用，也应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及时维护自身权益，被上诉人2018年11月才提起诉讼早已超过法律明确规定的诉讼时效，应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第007号委托代理合同(与张元利、张元磊案件)的合同约定与上述008号合同约定相同，有效期限同样是至第一审程序委托事项终止。但被上诉人同样未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应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对于张元利、张元磊案件二审及执行案件的法律服务费，被上诉人根本未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烟台昆嵛同合法律服务所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一审期间法院将涉案诉争事实的全部案件法律服务费一并审理认定，上诉人未提出任何异议。一审期间，法院依据被上诉人的诉请，结合案件的客观事实，对被上诉人代理的一审(2013)芝商初字第384号、485号两案和二审(2014)烟商二终字第5号案及(2014)芝执字第755号执行案件事实和代理费用进行了一并审理，并依据被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证据，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分别从事了上述一、二审案件及执行等四个诉讼(含执行)案件的全部代理，该客观事实上诉人予以认可。由此，一审法院为节约司法资源，依法判令上诉人履行应尽之法律责任，该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被上诉人推翻不了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正确认定，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本案一审期间对法院将被上诉人诉请的四个代理程序案件一并审理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二审期间却提出该异议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其提出异议的抗辩否认不了其应当履行法律责任的事实，二审法院不应当予以支持。（二）上诉人主张法律服务费应由圣鸿公司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上诉人辩称(2013)芝商初字第384号案件“仅是上诉人依据圣鸿公司的委托签订该案的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等……，为便于圣鸿公司提起诉讼维护利益……,委托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名义提起诉讼”及“三方协议”等。上诉人的该上诉抗辩没有事实依据，理由是：第一，上诉人至今未出具任何合法有效的原件法律文书予以支持；第二，上诉人与圣鸿公司之间的约定，被上诉人不知情、不认可；第三，“三方协议”均无原件支持，被上诉人不认可、不同意；第四，倘属为圣鸿公司的利益委托，上诉人对代理费金额、诉讼时效等提出异议，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2、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理一审法院(2013)芝商初字第384号案二审及执行阶段系客观事实，上诉人主张该案二审及执行阶段的法律服务费于法有据。首先，一审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当时适用的鲁价费发(2011)212号及《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八、(一)“法律事务疑难、复杂、重大的……在指导价基础上协商收费”,由此，10万元收费于法有据，并非天价收费；其次，上诉人和圣鸿公司均向被上诉人承诺二审参照一审收费标准执行即可；再次，本案诉讼保全期间，被上诉人查证挖掘机已经雇佣多人查找，花费人工费均由被上诉人先行支付。该案2014年8月执行标的为142.37万元，被上诉人至今仍在继续履行代理职责,上诉人应当支付法律服务费。（三）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与圣鸿公司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上诉人抗辩无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1、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代理案件系由圣鸿公司推荐，上诉人充分认可后才选定被上诉人作出其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2、被上诉人与圣鸿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上诉人更无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成立。3、被上诉人原审证据充分证明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成立。（四）上诉人提到被上诉人一审期间384号案得到10万元代理费的问题，一审庭审也已经查明的事实是当时起诉张元利、张元磊期间，由于法庭对代理费的认可标准是必须开具代理费单据，为此，经圣鸿公司与上诉人协商取得上诉人的认可以后，由被上诉人开具了10万元的代理费单据，该款项圣鸿公司并未实际支付，一审期间上诉人的负责人到烟台协商诉讼费处理时，被上诉人提出了调解意见，放弃了该10万元的诉讼请求，同时经过一审法庭审查同意，变更了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烟台昆嵛同合法律服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代理案件的法律服务费人民币280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上诉人承担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用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3月19日，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理与张元利、张元磊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法律服务费100000元，于合同签订后支付或上诉人授权委托圣鸿公司签订并支付，合同有效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一审程序委托事项终结止。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郭玉文作为上诉人在该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案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3年10月17日作出了(2013)芝商初字第384号民事判决书。张元利不服，提起上诉，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参加了二审的审理，本院于2014年2月11日作出(2014)烟商二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4月1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郭玉文代理与张元利、张元磊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执行，被上诉人据此代理了上诉人作为申请执行人的(2014)芝执字第755号案。2013年4月25日，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理与刘新军、付振杰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法律服务费80000元，于合同签订后支付或上诉人授权委托圣鸿公司签订并支付，合同有效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一审程序委托事项终结止。案经一审法院审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2018年10月29日，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发出的催要法律服务费通知书中载明：“烟台昆嵛同合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我所)分别于2013年3月19日接受贵公司的委托，代理贵公司诉张元利、张元磊融资租赁合同纠纷[(2013)芝商初字第384号，以下简称384号案];于2013年4月25日接受贵公司诉刘新军、付振杰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2013)芝商初字第485号以下简称485号案]。其中384号案，我所与贵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一审法律服务费10万元，485号案我所与贵公司签定《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一审法律费8万元。就上述案件法律服务费用，贵公司之前委托烟台圣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代为支付，但烟台圣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多次催要无果。鉴于以上事实，我所要求贵公司履行支付法律服务费的义务。上述384案我所还代理了二审及执行，贵公司也应支付法律服务费。现特向贵公司发出该通知，要求贵公司收到后三日内支付法律服务费，否则我所将依法主张权利。”针对双方争议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了下列证据：圣鸿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的事实。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所陈述事实与客观情况不符，上诉人提交的与张元利、张元磊案的庭审笔录足以证明该案的代理费已由圣鸿公司支付给了被上诉人，该合同已履行完毕。上诉人提供了下列证据：1.圣鸿公司出具的起诉申请承诺函、485号案民事调解书及刘新军与圣鸿公司的调解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上诉人并非384、485号案件的实际当事人，上诉人只是依据圣鸿公司的请求，由圣鸿公司借用上诉人的名义作为诉讼主体提起诉讼，并且圣鸿公司承诺起诉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均由圣鸿公司承担。485号案件民事调解书的做出时间为2013年10月16日，在该调解书之后485号案件当事人刘新军又与圣鸿公司于2013年11月27日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刘新军欠付的挖掘机租金、违约金、代理费等共计897889元，由刘新军以威海市的两套商品房进行抵顶，并将商品房过户给圣鸿公司，圣鸿公司不再追究刘新军的责任。该证据证明485号案件的实际当事人为圣鸿公司，否则刘新军不会将欠付上诉人的租金代理费等交付给圣鸿公司，逻辑不符，违背常理。因此被上诉人应向圣鸿公司主张代理费。被上诉人质证称该组证据系复印件，对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不认可，该证据是上诉人与圣鸿公司之间的协议，与被上诉人无关。2.提交384号案、485号案件庭审笔录及作为证据的代理费发票、委托代理合同，证明被上诉人法人郭玉文曾作为两起案件的代理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昆嵛同合法律服务所已经收到厦门海翼公司按照合同应支付的代理费，且两起案件法院均认定代理费已经支付，裁定由两起案件的上诉人张元利、张元磊、刘新军、付振杰向厦门海翼公司偿付已经支付的代理费。被上诉人质证称该384号案在诉讼中为了向对方主张权利，在庭审中确实称已经支付代理费，但是实际上没有支付。诉讼过程中，根据被上诉人财产保全的申请，一审法院裁定冻结了上诉人在一审法院(2014)芝执字第755号案件中的执行款4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有委托代理合同及法院的裁判文书佐证，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及被上诉人履行了代理上诉人384号案件的二审及执行、485号案件的审理之事实，上诉人关于其仅是依据圣鸿公司的委托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被上诉人应向圣鸿公司主张权利的辩解，证据不足，依法不予采纳。对于384号案件的二审及执行程序的代理费用，被上诉人、上诉人没有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又未能协商一致，一审法院认为应参照当时的政府指导价确定，即二审和执行程序代理费用合计135850元为宜，故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诉请中的215850元(135850元+8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对于被上诉人主张参照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一审代理费用计算代理费用并由上诉人承担本案担保费用，利息损失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请求，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利息损失应按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算。被上诉人提供的圣鸿公司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多次向圣鸿公司及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故上诉人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判决：一、限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烟台昆嵛同合法律服务所代理费215850元，同时自2018年11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损失；二、驳回烟台昆嵛同合法律服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上诉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给被上诉人。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上诉人烟台昆嵛同合法律服务所负担1626元，由上诉人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4174元。本院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3份执行谈话笔录及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及圣鸿公司的一份案件情况报告和建议，证明2014年8月25日、2018年10月28日、2019年12月29日被上诉人在其法律服务所与(2014)芝执字第755号案件被执行人张元利、张元磊进行谈话，被上诉人受上诉人的委托依法从事上诉人384号案件的执行。上诉人质证称，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系由被上诉人自行制作形成，其中2014年8月25日谈话笔录并无任何签字，是由被上诉人自己打印所制作的。2018年10月18日的谈话笔录，对于张元利、张元磊签字的真实性及其中过程并不清楚，并且通过该谈话笔录可以看出，该案的执行案款大部分都已经由圣鸿公司进行了接收，如果被上诉人确实是接受上诉人的代理起诉张元利、张元磊，那么涉案的案款被上诉人应交付给上诉人，而不应直接交付圣鸿公司。对2019年12月29日执行谈话笔录中张元利、张元磊的签字及按印真实性及形成过程无法确认，并且在2019年12月上诉人已经向烟台市芝罘区法院执行局申请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关系，执行案件不再由被上诉人代理。对于案件报告及建议的形成过程上诉人并不清楚，并且上诉人也从未收到过该份材料，对于该份材料中所载明的各项内容上诉人也不予认可。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所诉请的法律服务费虽是基于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但两份合同性质相同、权利义务相同，且一审期间法院将两案合并审理上诉人未提异议，故一审法院一并审理，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签订法律服务费合同是依据圣鸿公司的委托，是为了便于圣鸿公司提起诉讼，应由圣鸿公司支付法律服务费，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384号案件的二审及执行程序的代理费用，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一审法院基于被上诉人提交的384号案件的二审及执行程序委托手续、判决书等证据，认定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的委托参与了384号案件的二审及执行程序并无不当，且在本案二审中被上诉人又提交3份执行谈话笔录以及1份关于张元利、刘新军案件的报告及建议予以佐证，上诉人虽不认可，但对其反驳理由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亦不足以采信。上诉人关于485号案件法律服务费已由圣鸿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的主张，仅提供485号案件已经达成调解书约定刘新军、付振杰支付厦门海翼公司代理费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上述主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384号案件、485号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由上诉人或其授权圣鸿公司支付法律服务费，被上诉人提交的圣鸿公司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诉讼时效期限内被上诉人多次向圣鸿公司主张权利，故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素琴审判员  姜晓静审判员  张婷婷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夏川书记员李坤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