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14行初6号原告：孙祥阳，男，1968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世建，系辽宁高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组织机构代码00165320-6，住所地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永胜村娄屯。法定代表人：董庆贵，系该办事处第一副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都吉庆，男，系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住辽宁省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辉，系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祥阳诉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为要求履行行政协议一案，原告孙祥阳2020年2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并于2020年2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2020年3月2日被告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并递交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于2020年3月6日将答辩状副本送达给原告。本院开庭3日前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祥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世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辉、都吉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祥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育苗室的拆迁补偿款650,000元；二、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自2017年2月8日起至补偿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29日前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截止2020年1月13日，共1069天，利息暂计为92,306元）。事实与理由：2010年8月2日夜里零点左右，大连花园口经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强行将原告位于尖山村××海参育苗室违法强拆。经原告多次交涉，2016年3月8日，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临时机构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明阳拆迁办”）与原告签订《征收育苗室补偿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征收原告位于尖山村××海参育苗室，补偿价款依据当地动迁补偿政策，按由有资质部门的评估值为基准，进行补偿。协议签订后，由于原告的建筑物已被大连花园口经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强行拆除，已不复存在，评估机构也无法对被拆除的育苗室进行评估作价。2016年9月2日，区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针对明阳街道征地拆迁中遇到的问题逐一研究解决，最后形成《会议纪要》，确定针对原告的拆迁问题，解决方案由动迁办参照本地区动迁标准，以不高于动迁标准的价格予以征收补偿，具体补偿价格由动迁办与当事人协商予以补偿。后被告也委托评估机构的人员去了拆迁现场，查看了现场遗留的原建筑物的大致范围。根据现状，2017年2月8日原告与明阳拆迁办签订了《征收育苗室补偿协议书》，根据区动迁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决定，确定补偿价格为650,000元。协议签订后，但补偿款项却迟迟不予支付。明阳拆迁办系被告临时组建的机构，其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为支持诉讼请求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6年3月8日，明阳拆迁办与原告孙祥阳签订《征收育苗室补偿协议书》，证明约定由被告征收原告位于尖山村××海参育苗室，补偿价款依据当地动迁补偿政策，该协议上没有补偿的数额，按有资质部门的评估值为基准及进行补偿。2、2016年9月2日，大连花园口经济区征地拆迁领导工作小组《会议纪要》，证明确定针对原告的拆迁问题，解决方案由动迁办参照本地区动迁标准，以不高于动迁标准的价格予以征收补偿，具体补偿价格由动迁办与当事人协商予以补偿。3、2017年2月8日，明阳拆迁办与原告孙祥阳签订《征收育苗室补偿协议书》拍照取得的影印件（原件在被告处）。证明被告根据区动迁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决定，确定补偿价格650,000元，双方签订了协议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要证明的内容也有异议，协议的来源原告经营的育苗室是违法的，在2016年3月8日前已经经花园口行政执法予以拆除，在拆除后原告将育苗室拆除的物资已经转卖并且已经获利，原告四处上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花园口办事处错误的与原告签订了该份协议，并且在协议中约定由有资质部分评估基准进行补偿，后来有资质的部门在被拆迁的育苗室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物资进行评估，所以该分协议不具有任何履行性。事后，原告为此继续上访。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后代理人称确实存在，被告手中没有该份会议纪要，从纪要中看出该纪要是区拆迁领导作出的，但区领导没有职权确定拆迁价格的补偿，动迁的标准和价格是经过公示来确定的。对证据3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没有给原告是原告孙祥阳自己偷拍的。原陈述是虚假的，协议是2018年2月18日签订的，该协议签订了650,000元补偿给乙方（原告孙祥阳），因为会议纪要没有出，所以650,000元补偿款无法付给原告孙祥阳。从证据上看是先有协议后有会议纪要不符合常理。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答辩人系依法设立，由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委会代管。依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文件（大政发〔2008〕51号），大连市人民政府文件（大政〔2009〕54号），答辩人原系庄河市明阳镇，经大连花园口经济区、庄河市人民政府向大连市人民政府提请，报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答辩人整建制划归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委会`管理，后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大连市人民政府同意设立明阳街道办事处，仍由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委会代管，实行街道管村体制。二、答辩人是补偿协议签订主体，征地动迁职权由明阳街道行使。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作为一方主体签订补偿协议，行使征地动迁职能。大花管办发〔2014〕31号文第十四条，行使动迁职能的是明阳街道办事处。三、被答辩人被拆除的海参育苗室系违法建筑，不具有任何获得补偿的物权。2010年6月5日，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巡查中发现碧流河入海口处河口屯大石朋有人修建育苗室。经现场询问得知，尖山村村民孙祥阳在此地修建育苗大棚。执法人员当场通知孙祥阳停止非法修建行为。6月底，被答辩人又开始修建，7月1日，执法局向被答辩人送达《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并限定7月4日之前自行拆除。到限定日期后，被答辩人拒不拆除。8月2日，执法局对被答辩人的育苗大棚进行了强制拆除。强制拆除的依据是被答辩人建造的育苗室并未取得规划许可证，且其所占土地亦不属于其合法承租地。此后被答辩人及其父亲孙禄吉多次到省市上访，要求对拆除的育苗室给予经济赔偿。被答辩人育苗室附近的10余户海参养殖户为使其父子不再上访，以保证各自育苗室能够继续经营，向其父子支付125,000元，2011年11月，养殖户周延财收购被答辩人育苗室被拆除物资，支付25万元，被答辩人自行签字《息访保证书》，并认识到被拆除的建筑物是违法建筑，属于正常拆除。被答辩人并不享有相关征收补偿所应具有的物权，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地上构筑物系违法建筑，其没有获得补偿的任何权利。四、被答辩人倒行逆施、无理上访造成恶劣的社会不良影响，也导致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了无效的协议。2015年被答辩人父子倒行逆施，对执法局的执法过程进行渲染杜撰，绝口不提拿到安抚救济金的事，重新上访索要赔偿，继续他的无理访行为。2015年，被答辩人父子再次上访至省信访局，省信访局交办此案。为了社会稳定，先行与被答辩人签订了育苗大棚征迁协议。因会议纪要未出，当时所签订的协议无依据，所以签订的协议不可以给对方，而正式会议纪要于2017年7月14日出台，但纪要与前次会议决定内容不符，与协议中相关条款也不符，因此，此协议无法履行。协议虽未给被答辩人，但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及《合同法》第52条第一款第三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人民法院应确认协议无效。五、被答辩人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予以驳回。2018年2月5日，被答辩人以区管委会、明阳街道办事处征地拆迁办公室为被告，向庄河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履行《征收育苗室补偿协议书》支付补偿款650,000元及利息。同年4月18日，被答辩人提交撤回起诉申请书，理由为本案应起诉到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8年5月9日，庄河市人民法院以该案应属于行政纠纷为由，裁定准予被告答辩人的撤诉。依据《行政诉讼法》第46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答辩人超过诉讼时效提起诉讼，依法应驳回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被答辩人被拆除的育苗室系违法建筑，不具有任何物权的效力。协议签订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协议。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为支持其辩解意见，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大政发（2018）51号，证明明阳街道办事处整建制划归花园口管委会管理。2、大政（2009）54号，证明镇改街道，仍由花园口经济区管委会代管，所辖行政区域不变，实行街道管村体制。3、大花管办发（2014）31号，证明明阳街道为征迁事实单位，作为甲方与被拆迁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4、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证明建设大棚（育苗室）属违法行为，要求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自行拆除。5、保证书，证明孙祥阳保证自愿拆除，不用理赔，接受罚款。6、息访保证书，证明认识到大棚是违法建筑物，属正常拆除，保证不上访。7、捐赠明细，证明各家捐赠给原告的明细，合计125000元。8、协议书，证明孙祥阳将报废的育苗室物质出售给周延财，价格25万元，一次性付清。9、补充意见，是周延财出具的，证明前述协议的补充，物资在半个月内全部运走。证明原告在育苗室拆除后得到的近40万元。10、2018年1月28日作出行政处理答复意见书，证明告知孙祥阳，无法对育苗室进行征收补偿。该意见书作为辽宁省信访局督办案件。11、2018年4月8日向庄河市人民法院提交撤回起诉申请书，证明孙祥阳撤回起诉申请。12、民事裁定书（2018）辽0283民初1459号，证明准许孙祥阳撤诉。也证明原告证明过了诉讼时效。13、开庭前提交的解除协议通知书，于2020年3月9日发出的通知给过中国邮政快递发给原告，原告签收。证明被告向原告送达解除通知接触2016年3月8日签订的征收育苗室协议书，及2017年2月8日签订的征收育苗室协议解除理由是，育苗室系违章建筑，但育苗室不是签订补偿协议的法定要件，原告享有，征收补偿的物权，育苗室是违法建筑原告没有任何获得补偿的权利。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2、3没有异议。对证据4拆除单位只提供了《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根据《行政强制法》第34条至37条的规定，其强制执行的程序是行政机关应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通知应当载明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经催告仍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载明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强制执行的时间和方式，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并送达给当事人。但本案中，行政机关均未履行上述义务，系违法拆除，行为违法。证据5、6保证书和息访保证书，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是2010年8月2日深夜强拆并且将原告及原告家属强行带走，所以导致原告要讨一说法，原告对案涉的建筑物没有合法手续是没有异议。对证据7、8、9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首先这些材料处理的费用与本案被告无关，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了被告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了选择性的行为。证据10真实性没有异议，恰恰证明被告同意对原告的育苗室进行补偿，只是说该相关设施不存在，无法出具评估报告。所以，又回到原告提供的第3份证据双方协商补偿价格，被告是同意的。对证据11、12有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二、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而《最高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是2020年1月1日实施，第25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征收育苗室补偿协议书》于2017年2月8日签订，该协议对补偿价款何时支付也没有约定。而民事案件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为三年，且是从知道或应该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于2020年2月8日前立案，所以无论从何角度讲，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该案件不能以行政案件的时效来确定。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本案的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1至3能够证明被告具有与原告签署案涉协议的法定职权。证据4、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被告用于证明原告的建筑物是因为违法建筑而被拆除，其证据不足，因为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是一个过程行为，不是最终的行政决定。证据5、6是原告的建筑物被拆前及上访时作出的承诺与原、被告最终签订的补偿协议无关联性。证据7、8、9只能证明原告的建筑物被拆后卖物资的款项，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10、11、12信访答复与民事裁定书，与最终签订补偿协议没有关联性。就双方争议的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原告孙祥阳在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尖山村河口屯在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违法的开始陆续施工建海参育苗室，2010年6月5日原告恢复施工被举报后停工。2010年6月末又继续施工，2010年7月1日大连花园口经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向原告孙祥阳下达了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同日原告孙祥阳向相关部门出具了保证书，保证花园口经济区需要其自行拆除，不要国家一分钱，不用理赔。2010年8月2日原告孙祥阳的育苗室被花园口经济区的相关执法部门拆除。此后原告孙祥阳开始对相关行政部门拆除其育苗室的行为进行上访。经相关行政部门工作后，孙德吉、藤美娟等供12人向原告孙祥阳捐款12.5万元人民币，原告孙祥阳收到捐赠款后，于2011年1月30日出具了息访保证书，该书中表明其建筑的育苗大棚（育苗室）是违法建筑物相关部门属于正常拆除，保证以后不再上访。2011年11月5日原告孙祥阳将报废的育苗室的物资以25万元的价格卖给案外人周延财，同时周延财承诺半个月内运走全部物资。2016年3月8日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与孙祥阳签订了一份“征收育苗室补偿协议书”内容是：一、征收范围：尖山村河口屯孙祥阳经营的育苗室。二、征收育苗室井甲乙双方同意，由有资质部门进行评估。三、征收补偿标准：依据花园口经济区动迁补偿政策，按由有资质部门的评估值为基准，进行补偿。四、被征收的育苗室如发包、转包或抵押，乙方须向甲方提供原始合同，并提供收益分配协议书，作为本协议的附件。否则因被告征收的育苗室所产生的利益分配纠纷甲方以该不负责。五、本协议一式六份，甲方五份、乙方一份。双方签字同意后，因为孙祥阳的育苗室已不存在，无法对其进行评估。2016年9月2日在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委会在第三次征地拆迁工作专题会议上通过了与孙祥阳协商补偿。“第三次征地拆迁工作专题会议纪要”中第10项关于孙禄吉、孙祥阳父子育苗室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问题。按照管委会主任会议精神要求，本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由动迁办参照本地动迁标准，以不高于动迁标准的价格予以征收补偿，具体补偿价格由动迁办与当事人协商予以补偿。该会议纪要于2017年7月14日印发。经过明阳拆迁办与孙祥阳协商，2017年2月8日双方再次签订了“征收育苗室补偿协议”该协议同意以人民币650,000元的价格补偿原告孙祥阳，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孙祥阳对协议进行了拍照，没有取得协议原件。2018年2月26日孙祥阳向庄河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年4月18日孙祥阳以该案件应属行政纠纷为由要求撤回起诉，在孙祥阳向庄河市人民法院申请撤回民事诉讼期间，2018年4月24日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作出了“大花明街访字（2018）212号”行政处理答复意见书。内容是，你反映的征收海参育苗室一事，是我区在建设发展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因你2010年被拆除的育苗室相关设施、设备已不存在，如果按照区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2016年9月2日《会议纪要》进行征收，缺少可供参考的具有法律依据的《评估报告书》等有关资料，动迁价格无法确定，所以明阳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无法对你的海参育苗室进行征收补偿。如对此处理意见不服，可自收到《行政处理答复意见书》后30日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5月9日庄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283民初1459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孙祥阳撤回起诉。2020年2月5日原告孙祥阳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大连花园口经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支付育苗室拆迁补偿款650,000元。同年2月11日立案，2020年2月12日原告孙祥阳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撤回对大连花园口经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起诉。庭审中要求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于2020年5月1日前向本院提交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委会“第三次征地拆迁工作专题会议纪要”，被告没有提供，但是被告代理人电话通知主审法官，该纪要真实存在。另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于2020年3月9日向原告孙祥阳送达了解除协议通知书，通知原告，原被告之间于2018年3月8日签订的《征收育苗室补偿协议书》及2017年2月8日签订的《育苗室补偿协议书》予以解除。本院认为，原告诉讼中要求撤回对大连花园口经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具有签订案涉协议的主体。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征收育苗室补偿协议》是依据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委会会议纪要的精神签订的，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应合法有效。被告在答辩中陈述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而民事案件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为三年，故被告的该请求不予支持。被告称原告的建筑物是因为违法建筑而被拆除，其证据不足，因为被告提供的《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是一个过程行为，不是最终的行政决定。被告称其是为了信访维稳与原告先后两次签订补偿协议的理由，不符合常理，其理由不能成立。被告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与原告签订的“征收育苗室补偿协议书”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规定。故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征收育苗室补偿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650,000元补偿款，因被告未履约，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作为违约方，无权解除案涉行政协议，故被告向原告送达解除协议通知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要求判令被告承担利息的请求，因协议中没有约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下向原告孙祥阳给付拆迁补偿款650,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昂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曲 跃审 判 员  王妃嫱人民陪审员  孙 茹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任志月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对被告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定职权、是否滥用职权、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是否明显不当、是否履行相应法定职责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告认为被告未依法或者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针对其诉讼请求，对被告是否具有相应义务或者履行相应义务等进行审查。第十二条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可以使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行政协议无效的原因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消除的，可以确认行政协议有效。第十九条被告未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结合原告诉讼请求，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并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被告履行或者继续履行无实际意义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原告要求按照约定的违约金条款或者定金条款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定确认；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