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再8号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龙全保，男，1955年10月3日生，彝族，贵州省水城县人，住贵州省水城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万宽书，系水城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9132100166。被上诉人（再审上诉人、原审原告）：范维本，男，1955年10月13日生，汉族，贵州省水城县人，住贵州省水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召显，男，汉族，1984年10月5日，住贵州省水城县，系范维本之子。上诉人龙全保因与被上诉人范维本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2018）黔0221民初418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龙全保向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5日作出（2019）黔0221民申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经再审后，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7日作出（2019）黔0221民再2号民事判决书，龙全保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龙全保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黔0221民再2号判决；二、一、二审、再审、上诉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1、本案位于水城县大井茶叶地1.2亩，从1980年第一轮承包至今一直是上诉人家庭户经营管理，且未重新发包或调整给第三人。2、2018年7月31日本村集体未重新调整发包土地，被申请人持有的（黔2016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04023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存在虚假证据问题，不符合证据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依法应予排查，一审依据该证据作为主要证据判决该土地归被上诉人，明显证据不充分。3、本案涉案土地未经行政机关确权，且存在重大争议，故应经行政确权后，现上诉人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申请行政确权，故请求中止审理该案。被上诉人范维本二审辩称，我跟他家换的土地，确实是用龙银华土地换的，该土地是我家跟龙银华家互换的，龙银华（实际是龙文兴的哥哥）家并没有说不让龙全保家种，龙全保之所以不再耕种互换的土地，是因龙全保家搬家了，离他家较远，所以龙全保家不种了。范维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龙全保归还其位于水城县小地名为茶叶地的耕地约1.2亩（四至界限东至范德辉耕地、南至范维康耕地、西至范召明耕地、北至李安德耕地）。范维本向一审法院再审请求：在原审案件开庭前未收到法院应当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审送达程序不合法，剥夺了再审申请人收取法律文书、答辩、出庭陈述、举证、质证、辩论和提起上诉等权利，并导致原审判决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原告通过与龙国之父龙华银互换获得“冲子头”两块耕地（以下简称“地块一”）。1998年，原、被告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原告用“地块一”与被告位于“茶叶地”两块耕地（以下简称“地块二”）进行互换，原告已耕种“地块二”长达十九年，“地块二”的原四至界限为东至范德辉耕地、南至范维康耕地、西至范召明耕地、北至李德安耕地。2018年7月31日，水城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黔2016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0236号），该证记载：“发包方全称玉舍镇五里坪村村民委员会，承包方代表范维本，身份证号码：5202211955××××××××，承包方式家庭承包，合同代码：520221107226000361Ｊ，承包期限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1日止。”该证还记载了地块代码、坐落（四至）、面积等内容。地块代码为：号、面积2.05亩的土地实则系“地块二”登记而来，同时，该证对“地块二”的四至界限进行变更登记为东范德辉、南范八幺、西顾怀昌、北范德辉。“地块二”现被被告耕种。一审法院再审过程中，到现场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地块进行现场勘验，经召集双方当事人及现任村组干部和原村组干部现场指认，对原四至界限为东至范德辉耕地、南至范维康耕地、西至范召明耕地、北至李德安耕地的地块与原审原告范维本持有的黔（2016）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0236号中地块代码为：520#######的地块为同一地块均无异议。该地块2018年由原审被告龙全保耕种，本案原审判决作出后，由原审原告范维本耕种。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农民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水城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31日向原审原告范维本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案争议地块属该证项下的承包土地，即原审原告范维本已依法取得本案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审被告龙全保未经原审原告范维本的许可擅自耕种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项下的土地，属侵权行为，原审判决原审被告龙全保返还土地并无不当。如原审被告龙全保认为对原审原告范维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土地享有权利或者相关地块存在争议，可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确权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对争议土地的颁证行为。在未撤销或部分撤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前，原审原告范维本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本案原审中，向原审被告龙全保留置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虽存在程序瑕疵，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理由充分，判决结果正确，且经过再审程序后，已充分保障了原审被告龙全保的诉讼权利，程序瑕疵已得到纠正。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龙全保的再审请求不成立，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二十四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2008年11月25日法释[2008]14号）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维持本院2018年11月14日作出的（2018）黔0221民初4182号民事判决书。原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审被告龙全保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龙全保提交证据：证据一、证人的书面证明三份。证明争议地是龙全保耕种了二十多年，证明其四至界限如书面所载，地名叫茶叶林。范维本质证认为：耕种的时间是假的，不属实，他儿子在二审时陈述从1995年种了两三年后就是我家在种。2010年省扶贫办到我村组织我家种核桃树，我家种的核桃树已经挂果，2017年时上诉人家把我家树砍了。证明争议之地东边与张林才的耕地相邻是假，因为附近没有张林才此人，所以该证明是假的。东边是与范德辉的耕地相邻。证据二、证人朱某的证言：证人与龙全保、范维本都是同村的人。因原来我是队长，分土地时因1995年时修公路要占到村民集体的土地，其中包含了龙全保家的土地，后就补了一块茶叶地给龙全保，后因扩宽道路，又占到村民的土地，就没有给村民补土地，是国家补的。争议地是东至张林才的土地，西至范幺民家土地，南至龙某2家土地，北至龙三友家土地。范维本质证认为：是这块地，只不过东边邻的是好几家的地，他们只提了一家，南至龙某2家土地不对，这块地与我的证书上是同一块地。1995年修公路之前属于村集体，修公路后就补给了龙全保家，家家都有，1998年为了方便耕种，我家就跟龙全保达成口头协议互换耕种，一直耕种到2017年，2016年第三轮土地承包登记时登记在我家证上，2017年又修公路时，龙全保家就反悔了。证据三、证人尤某证言：我与龙全保、范维本都是同村人。1995年修公路，因没有钱就用茶叶林土地来补，当时争议地是分给了龙全保家。至于是否换地和为什么该土地会出现在范维本的证书上不清楚。东至张林才家地，南至龙某2家地，西至范幺民家地、北至龙三友家地。范维本质证认为：南至龙某2家土地不对，其他的陈述都认可。证据四、证人龙某1证言：东至张林才家地，南至龙某2家地，西至范幺民家地、北至龙三友家地。其他的没有可说的，该争议地开始是龙全保家种，至于龙全保家种了多久，因后面我没有在家就不清楚了。该争议地是因修公路补给龙全保家的。范维本质证认为：南至龙某2家土地不对，其他的陈述都认可。证据五、证人龙某2证言：与龙全保家是堂兄弟关系，与范维本家是同村人。我要证明该争议地是因修公路用茶叶地补给龙全保家的，东至张林才家地，南至龙某2家地，西范幺民家地、北至龙三友家地。其他的我都不清楚，我只知道该地给龙全保家，至于龙全保家种了多少年我不清楚。其他的没有说的了。范维本质证认为南至龙某2家土地不对，其他的陈述都认可。被上诉人范维本二审未提交新证据。对证据的分析认定：书面证明及上诉人申请的证人证言不具备证明效力，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对案涉争议之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在本案的再审一审审理时，经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指认，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被上诉人《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其中一块土地与双方争议的土地系同一块土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第二十三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农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签订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生效时产生，《承包经营权证书》是能够证实农村土地经营权属的唯一凭据，本案被上诉人范维本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可以证实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为范维本，一审判决上诉人龙全保归还案涉土地给被上诉人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上诉人龙全保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龙全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靖审判员 张 嘉审判员 付振义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尹倩茹书记员黄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