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211民初2837号 原告（反诉被告）：黄一凡，女，199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杨子，湖南诚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玉洁，湖南湘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起诉、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上诉或申请撤诉等诉讼权利。 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男，1992年2月19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溆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历万，溆浦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反诉被告）黄一凡与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受理。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反诉原告）于2019年9月20日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受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胡劲松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辉、王广英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1月15日、2020年4月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法官助理周松林协助审理，书记员吴鹏担任法庭记录。第一次开庭，原告（反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玉洁、被告（反诉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历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反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玉洁、李杨子、被告（反诉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历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黄一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之间签订《合作协议》、《签约主播经纪合约》、《补充协议书》；2、被告（反诉原告）立即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违约金960000元；3、被告（反诉原告）承担因本案发生的律师费20000元；4、被告（反诉原告）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合作协议》、《签约主播经纪合约》、《补充协议书》，约定双方就游戏直播一事建立合作关系。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12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共三年。合作期间，被告（反诉原告）在指定平台“斗鱼”进行直播（包括娱乐、游戏直播解说，原告（反诉被告）利用自身资源和手段对被告（反诉原告）包括不限于企划宣传、提升人气、活跃值和收益、包装被告（反诉原告）形象等内容）。2018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主要是对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投资方式及双方收益分成等内容进行补充约定，合同约定原告（反诉被告）使用特定ID账号进行运作直播人气提升和收益先用于收回原告（反诉被告）投入成本在进行收益分配等内容。合同签订后，被告（反诉原告）（艺名：恶霸提莫）在斗鱼平台进行游戏直播及解说，原告（反诉被告）一直积极履约，对被告（反诉原告）直播活动进行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在原告（反诉被告）的运作下，被告（反诉原告）的人气、热度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收益也有了显著提高，成功与斗鱼平台签约。2019年5月被告（反诉原告）突然离开株洲，并告知原告（反诉被告）不再履行合同，原告（反诉被告）就此多次找被告（反诉原告）协商无果后，只能通过法律手段挽回损失要求违约赔偿。被告（反诉原告）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造成原告（反诉被告）投入的成本无法收回，巨大后期预期收益无法实现的损失，原告（反诉被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辩称：1、原告（反诉被告）违约在先,且是根本违约。（1）原告（反诉被告）没有按合同约定时间、比例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收益。根据《签约主播经纪合约》第4.1.2及《补充协议书》第一条第3、7点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在与原告（反诉被告）合作期间，累计收益为158273元，向原告（反诉被告）交付了收益120300元，其中被告（反诉原告）于2019.1.29向原告（反诉被告）交付收益23200元、2019.2.22向原告（反诉被告）交付收益42300元、2019.4.1向原告（反诉被告）交付收益44800元、2019.4.2向原告（反诉被告）交付收益10000元。被告（反诉原告）将所获得收益的绝大部分交付给了原告（反诉被告），但原告（反诉被告）却没有按合同约定时间（收到收益后30个工作日）、比例（50%）向被告（反诉原告）分配收益。因此，原告（反诉被告）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已构成根本违约。（2）原告（反诉被告）没有按合同约定为被告（反诉原告）进行人气推广、形象宣传、个人培训等方面的资源投入。《签约主播经纪合约》第3.1.9约定，在庭审调查中，原告（反诉被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对被告（反诉原告）进行了培训、包装、宣传等方面的资源投入。因原告（反诉被告）没有按合同约定对被告（反诉原告）进行资源投入，致使被告（反诉原告）在斗鱼平台的关注度、人气没有明显增长，无法实现合同目的。（3）原告（反诉被告）辩称被告（反诉原告）违约在先是于法无据的。首先，被告（反诉原告）2019年5月25日向原告（反诉被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因为原告（反诉被告）没有按合同约定向被告（反诉原告）分配收益及对被告（反诉原告）进行资源投入，原告（反诉被告）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因此，被告（反诉原告）是可以解除合同，并非原告（反诉被告）所说擅自解除合同。其次，被告（反诉原告）并非隐瞒“排名奖励”。排名奖励是主播在斗鱼平台收益的一部分，被告（反诉原告）在与原告（反诉被告）合作期间，在斗鱼平台主播时所获得的收益全部都汇入双方指定的账号内（xx，李明超，建设银行）。被告（反诉原告）没有另设账号收取收益，原告（反诉被告）也无证据证明被告（反诉原告）有其他账号收取收益。再次，被告（反诉原告）没有私自扣留收益。被告（反诉原告）在与原告（反诉被告）合作期间，累计收益为158273元，向原告（反诉被告）交付了收益120300元，其有3万余元没有交付给原告（反诉被告），这是与原告（反诉被告）经商量的（有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且该预留的3万余元是用于被告（反诉原告）的日常生活食宿开支。根据《补充协议书》第一条第1点约定“乙方于2018年12月1日到达湖南株洲，由甲方安排指定地点进行直播工作，期间所有的日常食宿、直播设备由甲方提供，无额外固定工资。”原告（反诉被告）需要向被告（反诉原告）承担日常食宿、直播设备等开支。因此，被告（反诉原告）预留小部分收益用于日常食宿生活开支，不属私自扣留收益，不属违约行为。 2、原告（反诉被告）拟证明其向被告（反诉原告）投资的证据不充分。（1）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提供了支付宝转账截图,这证据不能证明是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的投资。从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支付宝转账截图内容来看，没有任何一项内容记载与被告（反诉原告）有关的信息，均不能证明与被告（反诉原告）有关联，不能证明是为被告（反诉原告）所投入，完全有可能是原告（反诉被告）因为其他事情向他人进行支付宝转账。（2）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与斗鱼公司回函的“抽奖发放情况”附件不相对应、不吻合，不能形成证据链。从斗鱼公司回函的“抽奖发放情况”附件来看,在抽奖金额、时间等方面与支付宝转账记录是不相对应、不吻合的；其次，斗鱼公司回函明确“奖品是否发放平台未核实统计。”也就是说，该附件记录不能证明是奖品发放记录。实际中，斗鱼网平台有抽奖体现，但该奖品实际有没有发放该附件所记录是不会体现的，有很多奖品是没有发放的。因此,斗鱼公司回函的“抽奖发放情况”附件不能证明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的投入。（3）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的投资,根据合同约定需双方书面签字确认。《补充协议书》第一条第5点约定，该约定明确了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的投资需经双方书面对账、签字、盖印确认才为准。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未提供有被告（反诉原告）签字认可的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有投资的证据，且原告（反诉被告）所提供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屏均没有被告（反诉原告）的签字认可。因此,原告（反诉被告）方拟证明其对被告（反诉原告）有投资的证据不充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3、原告（反诉被告）认为斗鱼公司两份回函中的“排名奖励”和“礼物收益”的金额是被告（反诉原告）所获得的收益，该认为是错误的。（1）从被告（反诉原告）所提供的指定银行账户（xx，李明超，建设银行）收入交易明细证实,与原告（反诉被告）合作期间的所有收益为158273元。被告（反诉原告）在与原告（反诉被告）合作期间，在斗鱼平台主播时所获得的收益全部都汇入双方指定的该账号内，被告（反诉原告）没有另设账号收取收益，原告（反诉被告）也无证据证明被告（反诉原告）有其他账号收取收益。（2）斗鱼公司回函所载明的“排名奖励”和“礼物收益”金额是没有扣除经纪公司应提取的份额和个人应当缴纳的税款。回函中明确“直播收益由相应经纪公司享有，由经纪公司依照与主播的双方约定进行具体分配。”因而，斗鱼公司回函中所载明的收益金额不是被告（反诉原告）最终实际获得的收益。被告（反诉原告）最终实际获得的收益是回函中所载明的金额在扣除经纪公司提取份额和缴纳个人所得税后的金额，就是以指定的银行账户的收入为准。（3）被告（反诉原告）在与原告（反诉被告）合作的直播期间未获取“工资收益”。原告（反诉被告）在诉状中称“收益先用于收回原告（反诉被告）投入成本再进行收益分配。”是与合同约定不相符的。《补充协议书》第一条第4点、第5点约定，平台工资与礼物收益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的合同约定是平台工资先用于甲方收回成本，再进行分配，而不是礼物收益。双方没有约定礼物收益需先用于收回原告（反诉被告投入再进行收益分配。（4）原告（反诉被告）无证据证明其所贡献的礼物提成金的具体金额。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方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贡献的礼物提成金的具体金额，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而，礼物收益就应当认定为平台礼物返回的提成金额，应按各自为50%的比例进行分配。 4、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承担96万元违约金于法无据。（1）被告（反诉原告）没有根本违约，且是原告（反诉被告）违约在先的情况下，被告（反诉原告）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的。如果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解除合同有异议，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向法院起诉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但原告（反诉被告）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没有向法院起诉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而是直接起诉本案，且是要求解除合同，说明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解除合同是无异议的。因而，被告（反诉原告）解除合同行为不属擅自终止合同，不属根本违约。（2）原告（反诉被告）请求支付的违约金金额明显过高。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第6.4条约定，本案中，即便原告（反诉被告）要计算违约金，也只能按该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计算。而在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实际投入资金。因而，原告（反诉被告）主张96万元的违约金是于法无据的。 5、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承担律师费于法无据。（1）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仅提供了一张律师代理费《收款收据》复印件，而不是正规的税务发票，且没有代理合同，该律师费支出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不能予以认定。（2）被告（反诉原告）在本案中没有违约行为，本案的诉讼是因原告（反诉被告）自身原因提出的，原告（反诉被告）为此支出的律师费应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被告（反诉原告）对原告（反诉被告）诉请的第一项予以认可，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支持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并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本案本诉、反诉的案件受理费。 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原告（反诉被告）黄一凡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合作期间50%的收益即79137元；2、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违约金47482元；3、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被告（反诉原告）与原告（反诉被告）于2018年11月27日、12月1日、12月31日分别签订《合作协议》、《签约主播经纪合约》、《补充协议书》等三份书面合同，约定双方就直播游戏一事建立合作关系。合同约定，合作期间原告（反诉被告）需对被告（反诉原告）进行人气推广、形象宣传、个人培训等方面的资源投入，收益分配比例各占50%，原告（反诉被告）需在收到收益后30个工作日内按比例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合同签订后，被告（反诉原告）按合同约定进行游戏直播及解说，积极履约。但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仅进行了短时间、很少的投入，原告（反诉被告）也没有按合同约定时间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收益。直到2019年5月25日，原告（反诉被告）仍未按比例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收益，已构成根本违约，被告（反诉原告）无奈向原告（反诉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但保留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支付收益的权利。为维护被告（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反诉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原告（反诉被告）黄一凡针对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的反诉请求辩称：1、被告（反诉原告）不享单方解除权，不存在法定解除的事实，被告（反诉原告）违约事实明确，属于恶意违约。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先行违反合同约定，其已达到根本性违约的程度，故应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理由如下：（1）根据双方签订的第二份协议《签约主播经纪合约》第八条第8.5款之约定，被告（反诉原告）于2019年5月未经原告（反诉被告）同意擅自离开株洲，并于2019年5月被告（反诉原告）通过QQ邮件、微信的方式突然性擅自终止合约，停止与原告（反诉被告）合作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故被告（反诉原告）系违约解除合同，发出的解除通知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2）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自2018年12月初开始合作，直至被告（反诉原告）突然提出解除合同，双方合作期间并未产生分配收益的争论或者不愉快，所有的收益分配都是经过双方认可得结果，在此期间内被告（反诉原告）亦从未就上述协商内容提出过异议（从庭审中提交原始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可查）。（3）被告（反诉原告）隐瞒收益所得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以及诚信原则，其行为已严重构成违约。根据武汉斗鱼科技网络有限公司的调查取证回复函显示被告（反诉原告）获得排名奖励66726.9元，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告知过原告（反诉被告）该项收入的存在（可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流水附言），而单独据为己有，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根据调取被告（反诉原告）银行流水明细，截止到7月初，被告（反诉原告）至少隐瞒了多笔收入。（4）双方每天都在微信中沟通直播事宜，原告（反诉被告）在微信里几乎无间断的将投资成本及时真实发到微信中，被告（反诉原告）不存在看不到，原告（反诉被告）会在微信中要求被告（反诉原告）尽快确认，但他经常不予回应。对账行为，本身属于双方履行的责任，并非原告（反诉被告）的单方义务够独自完成，被告（反诉原告）消极对账不仅不道德，实属违约。即使如此，原告（反诉被告）并未就此停止对被告（反诉原告）的投资，而且被告（反诉原告）未提出任何对原告（反诉被告）投资金额异议，并每次还主动将收入装给了原告（反诉被告）。如果有异议被告（反诉原告）为何将不把问题提出来？反而还主动将收益转账给原告（反诉被告），而真正的原因就是被告（反诉原告）知晓并认可原告（反诉被告）大量投资，在履行先将收益覆盖原告（反诉被告）投资成本的约定。 2、双方的合同并未解除，判决解除前的收益应当按照协议进行分配。根据《最高院研究室2013,79号批复对于《合同法》若干解释二》第24条的理解与适用请示批复和回答》当事人在发出解除通知的前提需要法院审查是否具有法定解除情形，当事人是否享单方解除权利，否则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被告（反诉原告）发出通知，原告（反诉被告）并未同意解除，而是表示要走法律程序解决，双方未对解除合同达成一致。在原告（反诉被告）已经发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情况下，要求人民法院判决解除，解除合同的时间应当为判决生效之日。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反诉原告）能够分配的仅仅只有鱼翅礼物收益五五分，前提还是扣除原告（反诉被告）贡献的礼物投资之后，除去鱼翅鱼丸的收入外的其他收益和已经分配的收益应为原告（反诉被告）全得。 3、原告（反诉被告）按合约履行了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反诉原告（反诉被告）的诉求依法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1）人气推广、形象宣传、个人培训等内容在《签约主播经纪合约》3.2.3条的约定为“乙方可以享有甲方为其策划并安排线上演出、包装等互联网宣传推广资源……”，此处约定实际为原告（反诉被告）可自行安排的内容，并非原告（反诉被告）的必然需要合同义务，也未约定具体履行时间。因此被告（反诉原告）以此为由称原告（反诉被告）未此项投入前提根本不成立。（2）原告（反诉被告）实际对被告（反诉原告）进行大量资金及人力投入（举办抽奖活动及抽奖发放资金、原告（反诉被告）5个账号赠送礼物等），通过多种手段帮助被告（反诉原告）增长热度及粉丝量（在庭审中被告（反诉原告）已当庭认可了粉丝量从几万增长到几十万）。合同并未约定具体投入频率、次数或每月应当至少投入的资金，合同约定仅合作期间3年（签约主播经济合约8.5条）投入不少于90万元，而原告（反诉被告）在短短几个月已经陆续实际投入资金达30多万元，帮助被告（反诉原告）增长人气、热度显著，由此可见原告（反诉被告）根本不存在违约事实。（3）原告（反诉被告）为被告（反诉原告）购买直播设备及提供住房进行均是在庭审中已经确认的事实，应视为对其的投资。（4）被告（反诉原告）所称直播期间未分配收益，是完全不属实的。首先，双方一致以来所有的收益分配都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被告（反诉原告）从未提出异议且从未主张要求原告（反诉被告）重新分配。其次，被告（反诉原告）支付宝转给原告（反诉被告），系自愿行为，且属于已经达成合理分配，表明被告（反诉原告）以实际行动将直播收益先覆盖原告（反诉被告）的投入的成本，再将部分资金作为自己直播分配收益。再者，实际上被告（反诉原告）被告（反诉原告）累计从原告（反诉被告）原告（反诉被告）（包括丈夫纪峥）处获得分配费用，已经远远超出被告（反诉原告）理应获得金额，这个角度来看，原告（反诉被告）根本不存在违约的客观事实，反而是被告（反诉原告）获得本属于原告（反诉被告）的收益。原被告（反诉原告）之间为对账专门建立对账群，被告（反诉原告）在群里对账过程中，仅仅有一次提出异议，在2018年12月18日，但对其他的所有项目，被告（反诉原告）均为提出过异议。被告（反诉原告）在实际获得了原告（反诉被告）的资金投入过程中，在群内不予回应和默认的方式，才导致双方一直未达成投入成本的一致意见，但不能由此否认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进行投入的事实。（5）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之间长期存在“将直播所获收益先进行投资成本的弥补”的习惯。综上，被告（反诉原告）主张原告（反诉被告）未进行利润分配，未进行任何的投资，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完全不符合逻辑，完全不符合基本的常识,完全经不起任何的推敲！但是，被告（反诉原告）反诉竟然不仅不承认原告（反诉被告）的投资及付出反而称由他出资中奖款项并以原告（反诉被告）未进行任何投资未进行任何资金分配为由解除合同，企图获得更大利益！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有主观恶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一个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所谓诉求，依法不应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4.原告（反诉被告）诉求90万违约金依法理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1）合同已经约定了出现因违约解除合同情形下，违约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了原告（反诉被告）直接损失及可预见的合理损失，合同条款是经过双方一致确认，应当作为认定违约金金额的依据。《签约主播经纪合约》第8.5条约定是当事人放弃自行调整违约金权利，应当尊重双方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应当承担赔偿合同约定违约金数额。（2）退一步说，结合被告（反诉原告）在协议签订后，就根据被告（反诉原告）银行明细款项在2019年1月至2019年11月底共11个月的收益，显示收入总金额251289元作为依据，如果双方继续履约，平均每月至少收益22844元。原告（反诉被告）因被告（反诉原告）违约行为，直接投入325619.2元加上其他投资损失11503元，实际只收回120300元，合计损失216822.2元。被迫中止合作导致未来2年6个月可得收益事实上无法实现，按照以上月收益金额，预期损失按照22844元×30个月=685333元计算，实际损失与预期损失合计902155元（216822.2+702150）。若合同能正常履行至到期，不断增长热度和粉丝，会使合作收益会呈递增的趋势，原告（反诉被告）诉请仅仅要求90万，放弃本应请求的240万的合同约定，具有合理合法性，理应支持。（3）直播行业具有特殊性，作为主播来说，依赖的是粉丝经济。原告（反诉被告）前期用心投入培养的大量粉丝，是被告（反诉原告）后续获取用户打赏的前提和基础，在原告（反诉被告）的帮助下被告（反诉原告）直播热度及粉丝量都速度从几万到几十万。若被告（反诉原告）继续履行合同，这些数量巨大的“粉丝”必将带来金额巨大的现实和潜在的消费，原告（反诉被告）也将从“粉丝经济”中获利。双方签订了3年期的合同，但被告（反诉原告）仅履行了短短3、4个月时间，被告（反诉原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反诉被告）前期投入全部“打水漂”，且未来可期待的“粉丝经济”收益也全部落空。（4）被告（反诉原告）主观恶意明显，不应得到过分保护。第一，恶意隐瞒收益所得，违反双方合同3年合作期的约定，擅自离开约定地中断双方合作。第二，反诉意图陷反诉原告（反诉被告）于不利境地，并籍此获得不当得利。综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27日，原告（反诉被告）黄一凡（甲方）与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1、乙方具有演艺、主播等方面的特长，甲方是有推广艺人、组织宣传及演出演艺等活动的能力和资源，乙方视为甲方的签约艺人，甲方视为乙方的唯一独家经纪人，乙方一切与演艺活动和所有商业行为均应完全依照本合同的相关规定，授权予甲方。乙方同意与甲方提供的线上视频直播平台合作，将个人精力投入到平台中，甲方优先帮助乙方在线上平台提升人气和收益。2、双方的合作期限为3年，即从2018年11月28日至2021年11月27日。3、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完全履行本合同条款，守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并可要求违约方支付赔偿金，违约金标准：以守约方自签约之日起至另一违约时止，按每月实际薪金相加总额或实际投入资金的30%为依据作为违约金参考数；一方完全违约，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赔偿金标准：以违约实际造成的损害加合同未履行部分对守约方造成的潜在的经济损失金额的3-4倍作为赔偿金参考数。另合同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2018年12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黄一凡（甲方）与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乙方）签订一份《签约主播经纪合约》，约定：1、甲乙双方的合同内容以游戏直播和解说为主，甲方代理乙方在线游戏直播，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线上的个人直播间互动演艺、众筹、线上比赛等现在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互联网产品及线上直播形式。2、本合约合作期限为3年，即自2018年12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3、甲方有权在乙方委托范围内独立行使各种权利并获得合约约定的相应收益。合作期间内，甲方须积极对乙方进行包括但不限于培训，包装，宣传等。甲方要求乙方每自然月最低直播天数为22天/月，甲方要求乙方每自然月最低直播时长120小时/月，甲方指定乙方的直播内容类别娱乐/游戏直播、解说。4、合作期间，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由甲方统一收取基本合约于乙方的演艺活动产生的一切收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乙方与相关平台的合作签约金，乙方在视频直播平台上进行直播互动演艺产生的一切网络增值服务收益，乙方参与的一切线上、线下演艺活动所产生的商务收益等。本合同约定的前述平台签约金、商务收益、直播平台收益等全部收益均由甲方统一收取，具体结算时间和金额以款项实际到账为准，甲方将于收到全部收益并扣除相关税费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按照合约约定的比例支付至给乙方指定账户：户名李明超，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乡大道支行，账户xx。5、任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应在收到另一方通知之日立即停止其违约行为，并按照另一方的要求予以纠正或采取补救措施，以尽力减少、消除因其违约造成的不利影响。5、合作期间，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擅自终止本合约或怠于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娱乐/游戏直播、解说义务或与除甲方以外的其他任何第三方签署经纪合同或进行相同或类似经纪合作，或在甲方指定平台或工会或频道以外的其他任何互联网平台或工会或频道进行直播（包括但不限于娱乐类直播、游戏解说、其他解说及分享、平台活动、节目录制、个人名称肖像授权等），或擅自在非甲方安排的平台、工会、频道从事商业演艺活动的，或违反本合约的承诺及保证的，或违反其他任一约定的，则构成根本性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如下一种或多种违约责任：暂时中止乙方合作费用及分成的结算；要求乙方返还在甲方及相关平台已经获取的所有收益（包括但不限于平台签约金、道具分成、商务收益、礼物分成等）；要求乙方返还甲方投入的推广资源费，乙方确认甲方为提升乙方的人气和地位，投入了不少于相当于90万元人民币的人气推广、形象宣传、个人培训等资源；要求乙方返还乙方违约所得的全部收益；要求乙方支付人民币240万元或乙方在甲方及相关平台可得所有收益的10倍违约金（二者取高）。6、本合约约定的“乙方在甲方及相关平台可得所有收益”，是指乙方在合约期间，基于本合约：甲方投入的不少于90万元推广资源，乙方在相关平台账户内已经获取和可期待获取的所有平台签约金、道具分成、礼物分成，乙方参与任一经纪活动已经获取及能够（可期待）获取的费用等，上述费用的总和即为乙方在甲方及相关平台可得所有收益。赔偿金、违约金或违约责任不能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主播培训费、推广资源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一切合理支出。 2018年12月31日，原告（反诉被告）黄一凡（甲方）与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乙方）还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约定：1、乙方于2018年12月1日到达湖南株洲，由甲方安排指定地点进行直播工作，期间所有的日常食宿、直播设备由甲方提供，无额外固定工资。2、乙方在直播期间，甲方为了提升乙方直播间的热度和活跃度，应不定时给乙方送平台礼物，平台所返回的所有甲方礼物的提出金额部分，由甲方全得。用于给乙方送礼物的ID分别有：峥嘟嘟嘟嘟嘟、去搞提莫别搞我、小凡美奈子、人美枪刚腿又长、恶霸的饲养员。除去甲方所贡献的礼物提成金额外，剩下其它的平台礼物返回的提成金额，分配方式为甲方得50%，乙方得50%。短期内如果与平台签订直播协议，乙方所获得的平台提供的工资不由乙方支配，用于投入直播间的完善与提升，直至收回甲方所投入的所有成本后再进行分配。3、甲方前期所有对乙方的投资将以书面和账单形式体现，甲乙双方每月1号进行对账，确认无误后甲乙双方签字，印指模为准。直至收回所有成本之前，平台提供的所有工资均由甲方支配，收入覆盖成本后，届时将签订新的补充协议，来重新划分平台的工资。乙方用来兑现平台礼物的银行卡，卡号为xx，此卡在双方合作期间不得更改，不得用于乙方私人使用，仅限于与斗鱼和甲方的资金往来，若出现意外情况需要更改卡号需告知甲方，双方协商通过后方能更改。每月收到斗鱼平台的支付款项后，需把当月收支流水提供给甲方，双方确定后，以签字印指模为准。 协议签订后，被告（反诉原告）来到株洲在原告（反诉被告）安排的房间进行游戏直播，原告（反诉被告）为被告（反诉原告）能够直播购买了直播设备且提供日常食宿。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25日，被告（反诉原告）直播的xx号直播间举办了多次抽奖活动，原告（反诉被告）庭审中主张其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向被告（反诉原告）或替被告（反诉原告）向中奖人员支付共221085元。原告（反诉被告）向约定账号：峥嘟嘟嘟嘟嘟、去搞提莫别搞我、小凡美奈子、人美枪刚腿又长充值，并通过上述账号向被告（反诉原告）的直播间刷礼物，截止2019年9月3日，账号峥嘟嘟嘟嘟嘟的贡献值为471884，账号小凡美奈子的贡献值为194589，账号去搞提莫别搞我的贡献值为129037，账号人美枪刚腿又长的贡献值为103232。2019年5月25日，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载明：“2018年11月28日、12月1日，您与本人分别签订了《合作协议》、《签约主播经纪合约》、《补充协议书》等三份书面合同。在合同签订后的履行过程中，本人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遵守合同约定。而您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主要债务（支付收益、进行投入），且经本人催告您后仍未履行。为此，本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之规定，特通知您，解除上述三份书面合同。同时，本人保留要求您支付合作期间已获得收益的权利。”原告（反诉被告）于2019年5月25日收到了此《解除合同通知书》。后被告（反诉原告）离开株洲。 另查明：双方合作期间，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名下xx的中国建设银行卡系李明超自己保管，经庭审核实，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此账户共收入188407.41元，被告（反诉原告）共向原告（反诉被告）交付120300元；其中2019年1月22日收入33295.26元，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交付23200元；2019年2月22日收入47250.8元，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交付42300元；2019年3月2日收入14700.91元，2019年3月21日收入59758.65元，2019年4月25日收入3270.41元，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交付54800元；2019年5月17日收入28000元，2019年5月27日收入2131.38元。 再查明：双方合作之初，原告（反诉被告）于2018年12月2日通过支付宝转账形式向替被告（反诉原告）向被告（反诉原告）之前的工会支付10000元。2018年12月18日至2019年2月10日，原告（反诉被告）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被告（反诉原告）共给付6150元。2019年1月27日，原告（反诉被告）的丈夫通过微信转账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5000元。2019年10月21日，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一份关于《调取证据通知书》的回函，从中得知：2018年10月，“xx”直播间的新增关注数为8720；2018年11月，“xx”直播间的新增关注数为14276；2018年12月，“xx”直播间的新增关注数为60391；2019年1月，“xx”直播间的新增关注数为28031；2019年2月，“xx”直播间的新增关注数为17870；“xx”直播间于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举办过抽奖，抽奖的金额总金额为25万余元，但奖品是否发放平台未核实统计。2019年5月26日，湖南湘东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反诉被告）出具一份《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黄一凡交来的律师代理费 15000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身份信息材料、《合作协议》、《签约主播经纪合同》、《补充协议》、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支付宝转账截图、被告（反诉原告）少年微信账号截图、原、被告（反诉原告）之间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截图、被告（反诉原告）直播页面截图3张、解除合同通知书、被告（反诉原告）青年微信帐号截图、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400元、500元的微信记录、律师代理费收据、李明超直播间关注度截图、关于《调取证据通知书》的回函、《调查令》回函、关于直播抽奖奖金发放的微信聊天记录、光碟一份、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及原、被告（反诉原告）双方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合作期间，原告（反诉被告）为被告（反诉原告）共投资多少？原告是否应当给被告（反诉原告）支付合作期间的收益即79137元？二、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合作协议》、《签约主播经纪合约》、《补充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三、原、被告（反诉原告）双方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如何计算？四、被告（反诉原告）是否应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律师费？现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签约主播经纪合约》、《补充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双方合作期间，原告（反诉被告）为被告（反诉原告）的投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原告（反诉被告）向约定账号峥嘟嘟嘟嘟嘟等的充值投入，2、原告（反诉被告）购买直播设备的投入，3、原告（反诉被告）为被告（反诉原告）提供住宿、直播房间的投入，4、原告（反诉被告）为被告（反诉原告）的现金投入（包括：原告（反诉被告）通过其支付宝转账方式向被告（反诉原告）或替被告（反诉原告）向中奖人员支付共22余万元，原告（反诉被告）丈夫通过微信给被告（反诉原告）转账5000元，原告（反诉被告）替被告（反诉原告）向被告（反诉原告）之前的工会支付的10000元，原告（反诉被告）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被告（反诉原告）给付的6150元）。虽被告（反诉原告）辩称原告（反诉被告）通过其支付宝转账方式向被告（反诉原告）或替被告（反诉原告）向中奖人员支付的221085元并非为其直播工作所支出，但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一份关于《调取证据通知书》的回函中载明：“xx”直播间于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举办过抽奖，抽奖的金额总金额达25万余元。虽平台对奖品是否发放未做统计，但被告（反诉原告）庭审中认可原告（反诉被告）为被告（反诉原告）在直播间举办抽奖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且原告（反诉被告）主张的金额要小于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回函中统计的金额，又因原告（反诉被告）辩称存在自己操控的其他账号中奖而未支付奖励和支付奖励存在延迟情况具有合理性，另被告（反诉原告）的直播间人气也因举办抽奖活动且发放奖励而有大幅增加，故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因抽奖活动通过其支付宝转账方式向被告（反诉原告）或替被告（反诉原告）向中奖人员支付22余万元可以采信，此金额也应当计入到原告（反诉被告）为被告（反诉原告）的投入当中。根据《补充协议书》约定：“除去甲方所贡献的礼物提成金额外，剩下其它的平台礼物返回的提成金额，分配方式为甲方得50%，乙方得50%。短期内如果与平台签订直播协议，乙方所获得的平台提供的工资不由乙方支配，用于投入直播间的完善与提升，直至收回甲方所投入的所有成本后再进行分配。”本案中，原、被告（反诉原告）合作期间的收入为188407.41元，而被告（反诉原告）交付原告（反诉被告）的只有120300元，现因原告（反诉被告）的投入尚未收回，而被告（反诉原告）又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合作期间除去原告（反诉被告）所贡献的礼物提成金额外，剩下其它的平台礼物返回的提成金额为多少，故本院认为被告（反诉原告）主张原告（反诉被告）应为其支付合作期间的收益没有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被告（反诉原告）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合作期限为三年，现原告（反诉被告）按合同约定给被告（反诉原告）提供了日常住宿和直播用的设备，且为提高被告（反诉原告）直播间人气，还为被告（反诉原告）直播间举办的抽奖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另原告（反诉被告）还用户名为“峥嘟嘟嘟嘟嘟”、“去搞提莫别搞我”、“小凡美奈子”、“人美枪刚腿又长”的账号为被告（反诉原告）直播间刷礼物，从上可以得出原告（反诉被告）有为被告（反诉原告）进行包装、宣传等，履行了合同约定的相应义务，但被告（反诉原告）于2019年5月25日向原告（反诉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后离开株洲，被告（反诉原告）在未提前与原告（反诉被告）沟通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要求解除《合作协议》、《签约主播经纪合约》、《补充协议书》，其要求解除上述合同没有相应依据，行为明显存在违约，现鉴于庭审中原、被告（反诉原告）双方均同意解除上述合同，故本院对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解除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签约主播经纪合约》、《补充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另被告（反诉原告）主张原告（反诉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具体表现在：原告（反诉被告）没有按合同约定时间、比例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收益；原告（反诉被告）没有按合同约定为被告（反诉原告）进行人气推广、形象宣传、个人培训等方面的资源投入。本案中，直播收入存放的银行卡在双方合作期间一直由被告（反诉原告）掌控，被告（反诉原告）存在收到款项后未向原告（反诉被告）交付的行为，且直播收入是否应给被告（反诉原告）分配在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已经说明，而通过本段分析又可以得出原告（反诉被告）有为被告（反诉原告）进行包装、宣传等行为，故本院对被告（反诉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因被告（反诉原告）存在违约行为，故其应对其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违约形成承担违约责任。《签约主播经纪合约》约定：违约一方应承担的责任包括：要求被告（反诉原告）返还在原告（反诉被告）及相关平台已经获取的所有收益，被告（反诉原告）返还原告（反诉被告）投入的推广资源费，被告（反诉原告）支付违约金240万元或被告（反诉原告）在原告（反诉被告）及相关平台可得所有收益的10倍违约金等。对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支付96万元违约金的请求,被告（反诉原告）表示该违约金金额过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因此，本院以双方合同履行期间原告（反诉被告）所投入的情况和原告（反诉被告）通过被告（反诉原告）直播工作所得收入情况,推算其在合同解除后原告（反诉被告）将受到的实际损失，并以此为基础对被告（反诉原告）应付违约金的金额进行酌定。原告（反诉被告）给被告（反诉原告）的投入在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已经阐明，而被告（反诉原告）在双方合作期间（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24日）的收入为188407.41元,而此收入原告（反诉被告）共分得120300元，原告（反诉被告）得到的收入远小于其给被告（反诉原告）的投入，现被告（反诉原告）单方解除合同，原告（反诉被告）在此方面的投入无法得到回报，但原告（反诉被告）要求的960000元违约金仍然是明显过高,本院对此予以调整,认为违约金以200000元为宜。对原告（反诉被告）主张中超出200000元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原、被告（反诉原告）双方在《签约主播经纪合约》中约定了被告（反诉原告）违约需承担甲方因主张权利而支付的律师费，现原告（反诉被告）因被告（反诉原告）违约为实现本案债权已委托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原告（反诉被告）已向律师事务所支付了部分律师代理费，且律师事务所已指派律师履行了代理义务，原告（反诉被告）产生了实际损失。综合考虑本案争议标的额、难易程度、可能耗费的成本以及本地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等情况，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承担律师代理费20000元可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黄一凡与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于2018年11月2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8年12月1日签订的《签约主播经纪合约》、于2018年12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 二、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黄一凡支付违约金200000元； 三、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黄一凡支付实现债权的律师代理费20000元； 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黄一凡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的反诉请求。 如被告（反诉原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36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黄一凡负担10547元，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负担305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832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李明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后收到预交诉讼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到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或者以银行转账方式（户名：湖南省财政厅国库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xx，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交纳案件受理费。逾期未交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 审 判 长 胡     劲     松 人民陪审员 王     广     英 人民陪审员 张           辉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周     松     林 书 记 员 吴鹏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条原告（反诉被告（反诉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