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8民初8079号 原告：王棵，女，汉族，于1980年5月23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原告：何家晓，女，汉族，于1989年11月19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原告：郑余菊，女，汉族，于1955年8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恩慧，四川伟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漆进，四川伟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培元，男，汉族，于1950年11月21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上海海华永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棵、何家晓、郑余菊与被告何培元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7日、2020年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棵、何家晓、郑余菊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恩慧、漆进，被告何培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棵、何家晓、郑余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王棵、何家晓、郑余菊与何培元对涉案房屋（四星祠北街12号3单元1号、7号房屋）为按份共有关系；2、何培元返还王棵共有物拆迁赔偿款315029.76元（份额85／1344）；返还何家晓共有物拆迁赔偿款315029,76元（份额85／1344）；返还郑余菊共有物拆迁赔偿款258928,57元（份额5／112）（具体金额以法院查明金额为准）；3、何培元返还王棵共有物孳息（租金）12905.36元（份额85／1344）；返还何家晓共有物孽息（租金）12905.36元（份额85／1344）；返还郑余菊共有物孽息（租金）10607,14元（份额5／112）（具体金额以法院查明金额为准）。事实及理由：被继承人何其杰于1990年死亡，其子何培元、何魁元、何养元、何佩兰、何佩蓉和何德元及其妻刘素琴共同继承位于成都市。被继承人何魁元于1991年10月13日死亡，其妻郑余菊、其母刘素琴及其女何家晓、王棵为其继承人。1992年，老房子正式拆迁，在何魁元、何养元、何佩兰、何佩蓉、何德元和刘素琴的授权下，由何培元一人办理拆迁手续。拆迁赔偿后的置换房屋为四星祠北街12号3单元1号和7号房屋，该房屋于2018年再次被拆迁，所得拆迁赔偿款项共计580万元，何培元认为两套拆迁还房均是其一人的名字，所有权也应当归他所有。王棵、何家晓、郑余菊认为，王棵、何家晓、郑余菊从未同意放弃对老房子或者置换后房屋的继承，何培元的行为侵犯了王棵、何家晓、郑余菊的合法权益，遗产应认定为所有继承人共同所有。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之规定，虽然涉案房屋因政府征收拆除而灭失，但王棵、何家晓、郑余菊对于涉案房屋也仍然享有权利。 被告何培元辩称，1、王棵、何家晓、郑余菊所述不是事实。父亲何其杰1990年去世，大哥何魁元1991年重病，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家里发生两件重大事故，母亲刘素琴为了子女之间的团结，她趁还有精力时把落虹桥19号附22号的老房屋做了安排，她把她所属房屋的全部份额赠与给了何培元，何培元表示了接受。1991年时何培元陪同母亲到攀枝花中心医院看望大哥后，在医院病房门口，母亲给二哥何养元说她已经把落虹桥19号附22号的老房屋属于母亲的份额赠与给了何培元，二哥当即表示他也把落虹桥19号附22号的老房屋属于他的份额赠与给何培元，何培元也表示了接受。说完后，母亲把何培元和二哥叫到大哥病床前，母亲把赠与事实告诉了大哥，大哥当即表示他也愿意把落虹桥19号附22号的老房屋属于他的份额赠与给何培元，何培元也表示了接受。大哥何魁元在床上写了一份关于把落虹桥19号附22号的老房屋属于他的份额赠与给何培元的说明交给了母亲，回成都后母亲分别给大妹何佩兰、弟弟何德元、妹妹何佩蓉说了母亲把落虹桥19号附22号的老房屋所属的份额赠与给何培元的决定，问他们有什么想法，他们当时都同意把落虹桥19号附22号的老房屋属于他们的份额赠与给何培元，何培元表示接受赠与。1992年，何培元和母亲在办理落虹桥19号附22号的房屋的拆迁中，母亲告诉工作人员将落虹桥19号附22号的老房屋所属份额赠与给何培元的事实，拆迁工作人员告诉母亲说“可以”，但要办理赠与公证才能办产权，所以在1993年大家到齐后，母亲带着我们一起到公证处办理落虹桥19号附22号房屋赠与给何培元的公证。何培元拿到赠与公证书后交给了拆迁办，办理了落虹桥19号附22号房屋的拆迁手续，当时落虹桥老房屋的面积有63.3平方米，拆迁办安置了一套天涯石北街39号3单元7号的房屋，面积66.5平方米，因为安置的房屋多出几个平方米，何培元便自己多付了几个平方的钱。因为母亲一直是何培元在照顾，为了照顾年老的母亲，何培元便自己出钱买了一套天涯石北街39号3单元1号1楼的房屋，在拆迁中母亲说要把家里所有事安排好，母亲说弟弟何德元收入不高，又有一个女儿，弟弟身体残疾，弟弟把老房屋的份额赠与给了何培元，何德元自己却没有能力买房，母亲让何培元帮帮弟弟何德元，并让何培元出钱买了邻居王安昌位于天涯××单元××号的房屋，房屋、装修等费用一共花了5万多元，产权办给了何德元。在2018年拆迁中何德元获得拆迁赔偿款120多万元，所以王棵、何家晓、郑余菊说何培元欺骗、伪造办理的公证，但何培元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在当时何培元经济条件比较好，完全有能力买一套房屋。赠与房屋是因为何培元一直在照顾母亲直到母亲的去世、安葬等大小事宜，包括父亲、大哥去世也是何培元负责安葬。2、王棵、何家晓、郑余菊的起诉根据继承法第八条规定，已经过了诉讼时效。3、王棵、何家晓、郑余菊所说的共有物以及授权委托、骗取公证都不是事实，诉状内容自相矛盾。何魁元1991年去世，诉状称1992年还对何培元有授权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本案的事实是案涉房产均系何培元单独所有，26年来已经过两次物权变更，并非共有物，王棵、何家晓、郑余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何其杰与刘素琴系夫妻，生育子女有：长子何魁元、次子何养元、三子何培元、四女何佩兰、五女何佩蓉、六子何德元。何其杰于1990年11月9日去世，刘素琴于2014年去世。何魁元与郑余菊于1989年4月5日结婚，夫妻二人生育女何家晓；王棵系郑余菊与前夫所生，系何魁元继女。何魁元于1991年10月13日因病去世。 何其杰与刘素琴夫妻原有位于成都市间，面积63.3平方米。何其杰去世后，1991年6月16日，刘素琴与6个子女对何其杰在上述房屋中的财产份额进行了公证继承。1991年10月22日，上述房屋登记在刘素琴及6个子女名下，产权证载明登记来源为继承、复丈。 1992年1月25日，何培元与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签订《拆除私有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拆迁安置购房合同书》。《拆除私有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载明：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以四圣祠北街12号3单元7号的房屋（建筑面积66.5平方米）调换被拆迁人刘素琴的落虹桥街19号私有住房。《拆迁安置购房合同书》载明：根据拆迁政策规定，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以9，842元，将四圣祠北街12号3单元1号的房屋（建筑面积66.5平方米）出售给何培元。 1993年1月18日，刘素琴、郑余菊等人到原成都市东城区公证处（以下简称公证处）办理赠与公证。在当日的谈话笔录中，刘素琴、郑余菊等人明确表示将其将落虹桥街19号房屋及四圣祠北街拆迁的12号中属于各自的份额赠与给何培元所有。在郑余菊的谈话笔录上有郑余菊签字，郑余菊并代何魁元在该笔录上签字。何培元在公证处也表示接受赠与。1993年3月26日，公证处出具赠与公证书，公证了刘素琴、何魁元、郑余菊、何魁元等人的赠与行为。2019年8月7日，根据王棵、何家晓、郑余菊的申请，公证处以何魁元死亡在前，公证书出具在后为由，撤销了上述赠与公证书。 1993年12月，上述两套调换及购买的房屋登记在何培元名下。登记地址分别为：锦江区天涯石北街38号3单元4楼7号（之后变更为天涯××单元××楼××号）、锦江区天涯石北街38号3单元1楼1号（之后变更为天涯石北街39号1栋3单元1楼1号）。2018年9月，何培元与拆迁单位就上述两套房屋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天涯××单元××楼××号房屋货币安置补偿款为1850343元，天涯石北街39号1栋3单元1楼1号货币安置补偿款为4097333元。 审理中，王棵、何家晓、郑余菊述称，其主张的租赁费系天涯石北街39号1栋3单元1楼1号一楼商铺的租金，租金总额为237600元（6600元/月×12月×3年）。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案涉两套房屋的共有关系是否成立；二是王棵、何家晓、郑余菊能否取得拆迁补偿款及孽息；三是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关于共有关系问题。一、何其杰与刘素琴夫妻原有位于成都市房屋，该房屋系何其杰与刘素琴夫妻共同财产。何其杰去世后，刘素琴与6个子女对何其杰在上述房屋中的财产份额进行了继承，刘素琴应占该房屋份额为4／7,6个子女各占份额为1／14。后该房屋登记在刘素琴及6个子女名下，该房屋应为刘素琴与6个子女按份共有。何魁元继承上述财产系与郑余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继承所得财产应属何魁元与郑余菊的夫妻共同财产。1991年10月22日，上述房屋登记在刘素琴及6个子女名下。1991年10月13日，何魁元去世，其上述房屋财产中何魁元的份额由其继承人刘素琴、郑余菊、王棵、何家晓继承，刘素琴应继承1／112、郑余菊应占上述房屋份额为5／112、王棵应继承并占有上述房屋份额为1／112、何家晓应继承并占有上述房屋份额为1／112。1992年1月，上述房屋拆迁，置换取得天涯××单元××楼××号房屋，此时该房屋按份共有性质并未改变。2018年9月，天涯××单元××楼××号房屋被拆迁，并取得货币安置款1850343元。即郑余菊、王棵、何家晓主张的天涯××单元××楼××号房屋共有物丧失，其再主张确认共有关系的基础不存在，但可依据原共有关系主张共有房屋拆迁获得的相应款项。二、天涯石北街39号1栋3单元1楼1号房屋是否存在共有关系。落虹桥街19号附13号房屋置换取得天涯××单元××楼××号房屋并为刘素琴与6个子女按份共有。但天涯石北街39号1栋3单元1楼1号并非置换取得，而是何培元基于拆迁政策自己出资购买所得。拆迁户根据相关拆迁政策在置换房屋外，可另行出资优惠购买拆迁单位的房屋，但并非必然取得，即出资购买才有，不出资购买就不能必然取得拆迁单位的房屋。何培元作为落虹桥街19号房屋的按份共有人之一，亦为拆迁安置对象，在其他家庭成员未出资购买的情况下，何培元根据拆迁政策自行签订合同、出资购买并登记其名下，该房屋应为何培元的财产，而非家庭共有财产。即郑余菊、王棵、何家晓对天涯石北街39号1栋3单元1楼1号房屋不具有共有关系。 王棵、何家晓、郑余菊能否取得拆迁补偿款及租金孽息问题。1993年1月18日，郑余菊等人到原成都市东城区公证处（以下简称公证处）办理赠与公证。在当日的谈话笔录中，郑余菊明确表示将其将落虹桥街19号房屋及四圣祠北街拆迁的12号中属于各自的份额赠与给何培元所有。虽然该份赠与公证因何魁元死亡在前，公证书出具在后被撤销，但并不影响郑余菊与何培元之间赠与合同的效力。赠与合同系诺成合同，一方赠与意思作出，受赠方表示接受赠与，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并非以公证为生效要件。但郑余菊作出赠与时，何魁元已去世，何魁元财产应由刘素琴、郑余菊、王棵、何家晓继承，郑余菊明确表示是将自己的份额予以赠与，但王棵、何家晓的继承的财产份额依然存在。如上所述，天涯××单元××楼××号房屋被拆迁取得的货币安置款1850343元，王棵、何家晓应分别取得16520.92元（1850343元×1／112）。王棵、何家晓、郑余菊同时主张了刘素琴去世后代位继承的份额，因刘素琴在去世前已将其房屋财产份额赠与了何培元，争议房屋中已无刘素琴可供继承的财产。对该郑余菊、王棵、何家晓主张的上述继承份额不予以支持。 王棵、何家晓主张的租金孽息。如上所述，天涯石北街39号1栋3单元1楼1号房屋系何培元出资购买，郑余菊、王棵、何家晓对该房屋不具有共有关系，其主张该房屋的租金孽息本院不予以支持。 关于诉讼时效。何培元抗辩根据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本院认为，郑余菊、王棵、何家晓提起本案诉讼，并非继承纠纷，且其与何培元之间不存在继承纠纷，而系基于共有关系产生的财产分割纠纷。何培元以继承法律关系抗辩诉讼时效不当，本院不予以支持。在天涯××单元××楼××号房屋被拆除前，该房屋的按份共有关系一直持续，但在2018年9月房屋被货币安置补偿之后，何培元未将取得的安置补偿款支付给王棵、何家晓，王棵、何家晓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故而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何培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棵支付共有房屋拆迁赔偿款16，520.92元、向原告何家晓支付共有房屋拆迁赔偿款16，520.92元； 二、驳回原告郑余菊、王棵、何家晓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054元，减半收取6，527元，由原告郑余菊、王棵、何家晓负担6，000元，被告何培元负担52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宗华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王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