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黔行赔终4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贵州边城啤酒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福泉市金山办事处洋桥。法定代表人仇晟，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语，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福泉市金山街道办事处洒金北路。法定代表人曾薇，市长。出庭负责人韦恩胜，副市长。委托代理人兰双龙，福泉市司法局副局长。上诉人贵州边城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边城啤酒公司）因房屋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7行赔初21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边城啤酒公司法定代表人仇晟、委托代理人陈语，被上诉人福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福泉市政府）副市长韦恩胜、委托代理人兰双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边城啤酒公司一审诉称，其成立于2009年10月，地址位于福泉市金山办事处洋桥，从事啤酒的生产销售，注册资金1000万元。2015年6月，啤酒厂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纳入福泉市城市旅游景观工程拆迁红线范围。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福泉市金山街道办事处要求其搬迁，但双方未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后赔偿义务机关组织相关人员对其自建厂房、构筑物及机器设备等进行违法强拆，导致其千万余元的资产被毁。边城啤酒公司的合法权益因被告的违法行政，受到了严重损害。2019年1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黔27行初431号行政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确认：福泉市人民政府2016年4月8日对边城啤酒公司自建厂房等附属设施及其自购机器设备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边城啤酒公司为此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福泉市政府赔偿其财产损失29758694.4元。一审法院查明，2009年8月21日，边城啤酒公司法定代表人仇晟（乙方）与第三人福泉市国有资本营运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以下简称福泉国资公司）签订《啤酒厂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啤酒厂区内的1万吨/年啤酒生产线，包括设备、厂房、必须的配套设施等（具体见附图和移交清册）租赁给乙方进行啤酒生产、经营；乙方新投资购买的各种啤酒生产设备及各种生产工具、办公用品等所有权属于乙方所有；租赁期限为2009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移交清单中载明移交设备35项，移交设备及办公用品40项。2009年10月27日，边城啤酒公司由其法定代表人仇晟依法注册登记成立，住所地为贵州省福泉市金山街道办事处洋桥。2011年12月5日边城啤酒公司法定代表人仇晟与第三人福泉国资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租赁期限为2010年6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2013年10月9日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租赁期限从2013年7月1日期至2014年6月31日。2014年8月20日，第三人福泉国资公司向边城啤酒公司法定代表人仇晟送达《通知》，通知边城啤酒公司交清所欠租金并办理续租手续，否则视为放弃续租并收回租赁物另行招租。合同履行期满后，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协议。2015年10月20日福泉市政府下发《关于金山街道棚户区改造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福府发﹝2015﹞18号），确定福泉市政府作为征收主体，第三人福泉市政府金山街道办事处、福泉市国土局作为房屋征收实施部门；该征收工作期限分两期完成，第一期自2015年10月起至2015年12月30日，区域为：原老酒厂片区、老福中片区、植物油厂片区、猪场街、双桥村金鸡山片区。边城啤酒公司所租赁的第三人福泉国资公司啤酒厂所在区域被列入上述项目征收红线范围内。2015年7月18日、7月31日，9月19日，第三人福泉国资公司向边城啤酒公司送达《限期拆除通知》《限期腾迁通知书》，通知边城啤酒公司将机器设备等全部腾迁搬出完毕并将租赁物交还。2015年8月、11月第三人金山街道办对边城啤酒公司厂区的建筑物、附属设施等进行了测量、登记并计算出补偿金额，其中自建非住房736.23平方米，补偿金额258425.60元，附属设施及搬家、过渡费379760.65元，合计638186.25元。2015年9月24日，边城啤酒公司向福泉市公证处申请对边城啤酒公司即将被拆除的建筑物、设备、附着物等资产做证据保全。2015年10月15日福泉市公证处制作的（2015）福证字第690号《公证书》载明：“申请人福泉市政府因与贵州边城啤酒有限公司拆迁赔偿事宜，于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向我处提出申请，申请对贵州边城啤酒有限公司现有建筑物、机械设备、附着物做保全证据。2015年10月14日对整个保全过程进行摄像、拍照，现场制作了《现场笔录》1份2页。”登记公证保全的物品有22项。2015年10月21日，边城啤酒公司与第三人金山街道办共同委托中都国脉（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资产占有方边城啤酒公司的生产线的部分设备进行评估。《固定资产-机器设备清查评估明细表》（2015年5月30日）中记载评估的设备购置日期有1986、2004、2005、2006、2008、2009、2010、2011、2012、2014年；评估对象：贵州边城啤酒公司生产线现存的设备共34项，38台,主要包括玻璃瓶整理瓶机、滚筒式包装机、啤酒二次抽真空灌装机、锅炉、冷却塔等设备，其中设备除1986年购置的一台低压控制柜外，其余大部分设备是2008年整体收购的啤酒厂生产线设备，评估价值905900.00元。2016年4月8日，边城啤酒公司租用厂房内的部分自建厂房、其它附属设施及机器设备被强制拆除，边城啤酒公司提交的2016年4月8日拍摄的现场照片中有福泉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在场。因不明原因，在拆除过程中边城啤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仇晟被烧伤住院治疗。2016年4月10日，福泉市委政法委书记萧家明主持召开原福泉酒厂厂房拆迁事宜协调专题会议，福泉市常务副市长郑绍峰、仇晟家属等出席。2016年4月12日，福泉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关于原福泉酒厂厂房拆迁事宜协调专题会议纪要》﹝福信联办议（2016）2号﹞，会议纪要第二项载明：“关于原福泉酒厂拆除补助相关事宜。……由原福泉酒厂承租人仇晟列出拆除物品详细清单，及时与工作组沟通对接，拿出需补助经费明细事由表；工作组提出处理建议报市古城文化旅游景区建设暨棚户区改造指挥部研究；双方协商一致，由国资公司同原福泉酒厂承租人仇晟签订协议后，指挥部征拆工作组及时筹措资金，支付原福泉酒厂承租人仇晟。”2016年7月22日的《授权委托书》中，边城啤酒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仇晟授权王伟代为办理如下事宜，“……一、与相关征收单位谈判、协商涉及我公司厂房、设备产品等的拆迁补偿事宜；二、与相关征收单位签订涉及我公司厂房、设备、产品等的征收、安置、补偿等协议；三、领取涉及我公司厂房、设备、产品等的征收、安置、补偿等款项，并将上述款项打入仇晟的账户；四、办理涉及我公司厂房、设备、产品等的征收、安置、补偿的其他相关事宜。受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中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均予承认……”，该《授权委托书》经重庆市公证处公证。2016年7月29日，经边城啤酒公司、福泉市国有资本营运有限责任公司盖章以及王伟签字捺印的《贵州边城啤酒有限公司拆除补助清单》，列明边城啤酒公司房屋（非住房），住房附属设施、装修及搬家过渡费补偿款项，其中房屋（非住房）包括补偿项目为：一砖木经营性、一砖混经营性、一圆钢架棚经营性、四砖混，补偿款项共计258425.60元，住房附属设施、装修及搬家过渡费补偿款项目包括：搬家费，21472.2元、经营性用房停业损失费，64416.6元、剩余仓库物资，579000元、被排啤酒原液200吨，520000元等共计2741262.91，以上款项合计2999688.51元。同日，福泉国资公司（甲方）与边城啤酒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乙方同意甲方对其在承租甲方的租赁物内所有自建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及乙方的机器设备等进行拆除和予以补助；甲方对乙方补助人民币2999688.51元；乙方租赁甲方的租赁物期间在甲方租赁物内的所有自建的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及建设用地的所有权属证件必须交付给甲方，乙方无条件配合甲方办理一切所有权属证件的注销手续；协议签订后，待扣除乙方有关欠款后，甲方将所余补助款一次性给乙方，且乙方自行处置拆除租赁物内的机器设备等资产，乙方自愿承诺今后不得再以任何事由向甲方就收回甲方租赁物引发的争议提起诉讼或通过媒体、信访等，即主动放弃诉讼权和乙方对出现的一切事宜自行承担责任，均与甲方无关。同日，边城啤酒公司向福泉国资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鉴于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承租贵公司的租赁屋内自建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及其机器设备等进行拆除和补助的协议。为确保贵公司的合法权益，我公司作如下承诺：1.对贵公司拆除承租在租赁物内由本公司自建的房屋、建筑物、构建物、附属设施、自有机器设备是本公司的自主委托行为，与其他第三人无关，贵公司在拆除过程中的行径与其他任何人无关，属于本公司自动放弃主张，由此引起的任何经济、民事纠纷及相关的法律责任均由承诺人承担，均与贵公司无关。2.对拆除承租贵公司的租赁物内的所有物件由本公司自行处置，并自行承担处置拆除物的相关的一切费用。3.自行处置时限为60天。”福泉国资公司给予边城啤酒公司房屋、附属设施、装修及搬家过渡费、拆除补助2999668.51元。2016年8月5日，福泉国资公司将扣除边城啤酒公司欠款后的其余补助款1573106.62元支付至边城啤酒公司法定代表人仇晟的账户。边城啤酒公司对已领取补助款的事实予以认可。边城啤酒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福泉市政府于2016年4月8日强制拆除其自建厂房、附属设施、自购设备的行政行为违法，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1日作出（2018）黔27行初431号行政判决，确认福泉市政府的上述行政行为违法。边城啤酒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向福泉市政府申请行政赔偿，福泉市政府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决定对边城啤酒公司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边城啤酒公司不服，诉讼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一款、第九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财产权，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院已生效的（2018）黔27行初431号行政判决，确认福泉市政府于2016年4月8日强制拆除边城啤酒公司自建厂房、附属设施、自购设备的行政行为违法。因此边城啤酒公司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福泉市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之规定，本案中，边城啤酒公司被拆除后，福泉国资公司根据《关于原福泉酒厂厂房拆迁事宜协调专题会议纪要》的内容与边城啤酒公司就补偿事宜签订协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贵州边城啤酒有限公司拆除补助清单》《承诺书》可以认定，边城啤酒公司已经获得了在本案中主张赔偿的设备、仓库物资、房屋建筑及装修、搬家费、200吨啤酒以及停产损失。基于填补损害原则，该补偿已经填补了福泉市政府在强制拆除行为中给边城啤酒公司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而关于边城啤酒公司主张工人工资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造成财产权损失的，原则上只赔偿直接损失。因工人工资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依法不予赔偿。至此，福泉市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给边城啤酒公司造成的财产损害已通过双方达成补偿协议的方式得到了救济，边城啤酒公司再次以同一损害提起行政赔偿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边城啤酒公司的诉讼请求。边城啤酒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70403791.23元，其中：设备损失9405600元、仓库物资1306991元、房屋建筑及装修4971925.42元、搬家费572082元、200吨啤酒100万元、工人工资190981.81元、停产损失52956211元。主要理由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亦错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行政征收强制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违法，但一审法院没有判决被上诉人履行赔偿义务，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并认为，上诉人取得的福泉国资公司租赁合同解除补助，不能代替行政赔偿，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没有实质解决行政争议。被上诉人福泉市政府二审辩称，被答辩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边城啤酒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落款时间均为2016年2月28日的《限期腾房通知书》，拟证明：1.福泉国资公司与边城啤酒公司的租赁关系已经终止。2.边城啤酒公司的租赁场地及厂房的拆迁补偿安置事宜由福泉市政府负责。被上诉人福泉市政府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不是新证据，且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福泉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福泉市国有资本营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请求拨付贵州边城啤酒有限公司补助费用的请示》、福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书处理签、古城文化旅游景区建设暨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关于边城啤酒厂搬迁补助和土地房屋征收的专题会议纪要、贵州福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润公司）报账单、收据。拟证明：福泉国资公司向边城啤酒公司支付的2999668.51元，系福泉国资公司向福泉市政府请示后，经福泉市政府同意后，指令福泉市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福润公司转账给福泉国资公司。上诉人边城啤酒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不是新证据，且不合法，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证如下：虽双方当事人均不认可对方所举证据为二审新证据，但因双方所举证据能够补强本案的部分事实，且形式和取得方式合法，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亦分别陈述了正当理由，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对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2月28日，福泉国资公司向福泉市边城啤酒公司等单位发出《限期腾房通知书》，载明福泉国资公司原福泉酒厂资产厂房及场地，已全部移交用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边城啤酒公司与福泉国资公司的租赁早已期满，租赁关系早已终止，再次通知边城啤酒公司腾房，若不腾房将按租赁废弃物处理。同年7月28日，福泉国资公司向福泉市政府呈报《福泉市国有资本营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请求拨付贵州边城啤酒有限公司补助费用的请示》，报请福泉市政府拨付边城啤酒公司拆除补助费用2999688.51元，福泉市政府经审核后同意从福润公司拨付上述款项，福润公司于同年8月5日将上述款项转账给福泉国资公司。再查明，边城啤酒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自认该公司生产至2015年4月31日。本院认为，行政赔偿属于侵权赔偿的一种特殊情形，应该遵循侵权赔偿的构成要件。一般而言，应该具备损害事实、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赔偿直接损失。所谓直接损失，是指因不法侵害导致财产遭受的直接减少或消灭。本院认为，案涉拆除行为没有对边城啤酒公司造成损失，其主张福泉市政府赔偿其设备、仓库物资、房屋建筑及装修、搬家费、200吨啤酒、工人工资、停产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分述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举证责任，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损害的，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边城啤酒公司主张其损失为：设备价格940万元、仓库物资1306991元、房屋建筑及装修4971925.42元、搬家费572082元、200吨啤酒100万元、工人工资190981.81元、停产损失52956211元。但边城啤酒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拆除行为造成了上述损失，亦无证据证明其不能举证系因被上诉人福泉市政府的原因所致，故其要求赔偿上述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根据上述规定，取得国家赔偿不仅要求行政行为违法，亦须有损害后果。没有损害后果，即使行政行为违法，亦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福泉市政府2016年4月8日强制拆除边城啤酒公司自建厂房、附属设施、自购设备的行政行为已被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边城啤酒公司本应基于该拆除行为获得赔偿。但是，案涉拆除行为发生后，被上诉人福泉市政府与上诉人边城啤酒公司协商一致，由福泉市政府指令福润公司通过福泉国资公司向上诉人边城啤酒公司支付2999688.51元（扣除边城啤酒公司的欠款后，实际支付1573106.62元）。故，上诉人福泉市政府已对被上诉人边城啤酒公司的损失予以补偿，边城啤酒公司上诉称福泉国资公司支付的款项不能代替被上诉人福泉市政府行政赔偿义务的理由，不符合损失填补和诚实信用原则，应不予支持。第三，边城啤酒公司与福泉国资公司签订的《啤酒厂租赁合同》于2014年6月30日到期后双方未再续签合同，边城啤酒公司在二审庭审中亦自认该公司生产至2015年4月31日。且出租方福泉国资公司曾通知边城啤酒公司称双方租赁早已期满且终止，要求边城啤酒公司腾房，若不腾房将按租赁废弃物处理。故，2016年4月8日案涉拆除行为发生时，边城啤酒公司已停止生产，边城啤酒公司主张案涉拆除行为后的停产损失、工人工资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边城啤酒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仕芬审判员  黄 瑶审判员  柏龙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谭华良书记员马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