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12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曲志坚，男，195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齐鲁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7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163049861D。 法定代表人：李玉顺，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文颖，山东德衡（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沛鸿，山东德衡（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曲志坚因与被上诉人山东齐鲁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民初4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曲志坚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民初435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判决书中事实认定部分存在错误。1.判决书第6页第2行载明：“山东省办公楼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无出具单位公章，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采信。”该证据（证据1-11）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开数据查询，打印页面下方显示有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址××/，所附表格同样来自该页面，因页面不能完整显示，上诉人为法庭查阅方便而另行在该页面“下载表格”处直接下载。该项证据来源合法明确，完全可以证明其真实性。一审法院未经调查，仅因为该证据未出具单位公章，故不予采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判决书第6页第5行载明：“原告所举刘士河股权转让合同及身份证复印件，该证据显示，刘士河将其908.82万元的股权以同样价格转让给郝明晓，并不能证实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刘士河的身份证复印件显示，刘士河生于1952年。按法定退休年龄60岁计算，应于2012年退休。依据2017年公司章程、股权借故偶调整方案，刘士河在2012年持有的股份远低于908.82万英镑。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刘士河正是为了取得部分沉淀股权益，获取更多的分红，所以迟延至2017年退休。一审法院未考虑上述事实，只单纯认定双方股权转让时以1元每股的价格进行，故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显系认定事实错误。3.判决书第6页第8行载明：“证人张某1、张某2的证言，缺乏刘士河的证言予以印证，真实性亦无法确认，不予采信。”张某1、张某2作为本案证人，均出庭接受一审法院质询，程序完备合法，证词清楚完整，符合客观事实和逻辑。两位证人均为被上诉人退休职工，且张某1退休前为被告公司高管，最了解被告公司非法操纵沉淀股权益的事实，完全具有法定证人资格和证明力。如果说两位证人与作为普通职工的上诉人有利害关系，那么其与被上诉人则存在更加密切的利害关系。被上诉人当庭承认，公司一直在解决沉淀股的问题，只因须经股东会绝大多数的表决通过而一直未形成绝大多数决议，故一直未予解决，进一步印证了被上诉人在退休职工退股时承诺过会分配沉淀股权益。被上诉人对这一事实的承认与张某1、张某2的证言形成补强，已经达到民事诉讼证据标准的高度盖然性，可以认定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另，对负有证明责任的上诉人来说，申请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刘士河作出客观真实的证明，不具备可能性，一审法院则应当依职权向刘士河进行调查核实。一审法院仅因证人证言缺乏刘士河证言的佐证而予以排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亦令上诉人对一审法院的中立性产生合理怀疑。二、一审判决遗漏诉讼主张。上诉人在补充证据中举证说明被上诉人长期故意做低公司净资产，以达到做低退休职工股权回购价格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被上诉人长期不分配沉淀股权益的主管恶意，以佐证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主观方面。针对这一主张，上诉人主张事实如下：1.被上诉人在2016年总股本为6000万股，沉淀股数已达2449万股。公司回购上诉人股权的价格未体现公司实际资产的价值；2.被上诉人为了减少给上诉人的分红，故意做低2006至2016年审计报告和财务决算报告中的固定资产净额，使其远低于市场价值。同时，上诉人在一审审理时提交了相关证据（见证据目录第二组和补充证据目录第一组）。但一审法院未对该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及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判决部分毫无体现。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了两项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法律依据，即《合同法》40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以及《公司法》142条关于公司回购股权的规定，一审判决未对格式条款是否适用作出认定。1、根据《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受让协议》第二条规定：“乙方转让后，不再享有持股期间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在被上诉人与其它退休员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均可见这一条款，且明显排除了上诉人对于沉淀股的权益，应属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并未依据《合同法》第40条，认定《股权受让协议》条款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的另一个焦点在于被上诉人是否可以回购股份以及《公司法》第142条的性质。一审判决认为《合同法》第142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但四点理由（见判决书第9页）均不充足。第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理论性较强，不能完全从法条字面来判断，应当充分考虑立法目的。其次，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52条，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但论证过程与《公司法》第142条的性质无关。再次，一审法院证明了上诉人在退休时转让其股份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与本案争点无关。最后，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在收购公司股份后，即使存在不符合《公司法》第142条规定的行为，亦不能导致《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这一理由本身就是以《公司法》第142条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前提的，如此循环论证不符合基本的形式逻辑。上诉人认为《公司法》第142条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而双方签订的《股权受让协议》违反了该条文，所以无效。理由为：公司法非纯粹私法性质，公司股份回购涉及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等，即涉及集体利益，或社会、市场秩序，应体现更多的强制性。如果认为《公司法》第142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在现阶段，公司在资本方面的平均诚信度不高、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规范的情况下，不利于规范目的的实现。故除142条明文规定的情形外，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应予禁止。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回购股权的原因不属于142条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因此《股权受让协议》违反了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故，一审法院对《公司法》第142条的性质认定不正确，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审理程序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十三章简易程序第157条规定，本案涉及事实问题持续十余年，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复杂；主要事实认定不清，双方争议较大，理应适用普通程序理。请求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合法权利。 被上诉人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员工因退休、死亡、失去民事行为能力、辞职、开除等原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应当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公司股权管理办公室，每股价格以公司上年度分红后的净值计算。2016年，答辩人召开股东会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该报告的依据为山东中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鲁中宇会审字【2016】第1001号）。据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显示，答辩人2015年度股东权益为28634万元，注册资本6000万元，由此得出每股价格为28634÷6000=4.77元。上诉人系答辩人公司职工，于2016年2月退休，并与答辩人签订《股权受让协议书》，约定每股价格为4.77元。《股权受让协议书》签署后，答辩人于2016年2月16日将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给上诉人。至此，《股权受让协议书》已履行完毕。2017年3月28日，答辩人召开股东会，会议通过将注册资本由6000万元减少为3438.53万元，随即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进行了注销，并于2017年4月17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上诉人上诉称一审没有查明，与事实不符。首先，仅凭相关“商品房办公楼的销售价格”不能否定山东中宇会计师事务所对答辩人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而且上诉状所称的“商品房价格”只是股权转让价格所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并非决定因素。由此，答辩人依据公司章程及审计报告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事实依据充分。其次，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刘士河身份问题以及两证人证言问题”，上述事项不仅不能否定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方式，而且也不能对抗答辩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刘士河的身份以及两证人证言也不能否定涉案《股权受让协议书》的效力。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系其主观臆断。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事实明确，双方签订的涉案《股权受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另外，上诉人认为只要合同中出现了格式条款，则该条款无效，此理解是片面的、错误的。《合同法》明确规定，格式条款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时，该格式条款才是无效的。但涉案《股权受让协议书》并不存在上述法律禁止情形，故涉案《股权受让协议书》不存在格式条款无效情形。上诉人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系其认识错误。该条款并未规定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行为无效，相反，该条款还允许公司在特殊情形下收购本公司股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答辩人收购本公司部分职工的股份后，已经进行了股本注销和减资登记，也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涉案《股权受让协议书》不存在无效事由，合法有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股权受让协议书》无效”。对此，一审法院作出了明确裁判，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同时，依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法律依据充分。综上，上诉人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 曲志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11月起，齐鲁石油化工工程公司（被告改制前的名称）实施改制分流，由全体在职员工认缴公司全部股份，总股本3000万元。由于《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公司指派38位自然人股东代持其他员工的股份。其中，原告工龄折算99840股，每股1元，由郭章顺代持。2005年、2006年，公司实行每10股送6股和每10股送5股的政策。2006年后，曲志坚的股份为239616股。按照公司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报告，2006年起每年每股应分红0.2元或0.25元，直到2016年2月由公司股权办公室回购。2007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和《股权管理办法》，会议成立公司股权管理办公室，代表其他全体股东受让由于员工退休或离职退回的股权。《公司章程》和《股权管理办法》未明确股权管理办公室与公司股东的权益对应关系，也未明确股东退出时的补偿办法。截止2016年2月，公司沉淀股已达2449万股。2016年2月1日，原告与公司签订《股权受让协议书》，以每股4.77元的价格转让全部239616.00份股份给该公司股权管理办公室。 2017年，被告先后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此后，被告又进行了增资扩股。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于2016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受让协议书》是否有效，应取决于以下各要件：1、签订该协议书的当事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是否真实；3、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如果同时符合上述要件，则该协议书有效；否则，该协议书无效。就本案而言，签订《股权受让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也没有证据显示一方当事人在签订该协议书时采取了欺诈、胁迫的手段，因此，应当认定，该协议书的签署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原、被告双方签订该协议书符合以上第1、2两个条件。原、被告当事人双方对此并无异议。 在本案中，原、被告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符合上述第3个条件，即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告认为，该协议书违反了《公司法》第142条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且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该协议书无效。被告则认为，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可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被告对原告持有的股份进行回购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书有效。 应当结合《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有关条款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对《公司法》第142条第一款作出准确的理解，尤其是对该条款究竟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出正确的判断。《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之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型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根据《合同法》和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法》第142条第一款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从性质上来说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理由如下： 首先，按照《公司法》第142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离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该条文中并未规定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则无效。不仅如此，该条款还允许公司在特殊情形下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其次，按照《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无效合同应当以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同时，也可以排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存在。 再次，按照被告2007年6月8日经该公司第二届股东会第一次会议修订后通过的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因退休、死亡、失去民事行为能力、辞职、开除等各种原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其股份必须退出。其持有的股份或内部转让，或由公司股权管理办公室代为受让。因此，被告在原告曲志坚退休之际受让其持有的股份进行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最后，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的法庭陈述，被告在收购本公司部分职工的股份后，已经进行了股本注销（注销的股本即原告所称的沉淀股）和减少注册资本的工商登记。据此，可以认定，被告对本公司股份的收购（包括对原告此前所持有股份的收购）与《公司法》第142条第一款之规定并不冲突，也不违反该条款的规定。至于被告在收购本公司股份后，是否存在未在法律规定时间内办理减资登记、是否超过比例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行为，应当由行政管理机关按照行政法规进行处理，但即便存在上述行为，亦不能成为《股权转让协议书》违反法律规定并导致该协议书无效的理由。 综上，本案原、被告在签署《股权受让协议书》时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该协议书的签订也是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该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上述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因此，依法应当认定，原、被告所签订的《股权受让协议书》有效。原告主张该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曲志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曲志坚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股权受让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部分，实质是对一审法院在证据证明力的采信上有异议。经审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山东省办公楼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案外人刘士河的股权转让合同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证人证言，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一审法院未确认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主张《股权受让协议书》第二条格式条款排除了其主要权利而无效的问题。《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股权受让协议书》第二条的内容为“乙方转让后，不再享有持股期间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而上诉人转让股权后，不再具有股东身份，亦不再享有股东权利，该项约定内容并不存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主张案涉《股权受让协议书》因违反了该条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但是《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系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限制性条款，而被上诉人山东齐鲁工程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制公司，并非股份制公司，不适用该条规定。根据《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律并不禁止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其股东持有的股权。且根据被上诉人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东因退休等原因，其股份由公司股权管理办公室代为受让，并进行再配置或者注销、减资。由此可见，本案被上诉人受让其股东的股权，并非以逃避债务为目的，也未违背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综上，涉案《股权受让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上诉人请求确认《股权受让协议书》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股权受让协议书》无效，一审围绕该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并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曲志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不当之处，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曲志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倪玲玲 审 判 员 边存鑫 审 判 员 孟庆红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葛云雷 书 记 员 尹衍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