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9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瑞兰，女，1959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华，广西淳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菊玲，女，196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上诉人张瑞兰因与被上诉人毛菊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4民初1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瑞兰上诉请求：⒈撤销或改判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4民初1957号民事判决；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2017年1月17日转给上诉人的10055元、8505元及2017年3月13日的8437元冲抵上诉人诉请货款没有依据，也不符合交易习惯。首先，被上诉人货款支付流程为先由上诉人将入库单送到被上诉人处，由其安排人员审单，然后通过汇总计算货款。双方核对无误后，被上诉人收走入库单，被上诉人财务人员填写付款单，双方经手人在付款单上签字，之后被上诉人将货款转到上诉人银行卡。后因被上诉人拖欠货款，双方未再按上述流程进行，故上诉人无法提供入库单证明2016年1月至9月供应12895元食用油的事实。其次，货款按月结算，即当月货款在下个月核对清楚后支付。被上诉人在2017年1月17日通过银行转给上诉人10055元、8505元，2017年3月13日转款8437元，合计26997元。该款是被上诉人和案外人杨松合伙经营的象山区香锦楼餐馆的货款，而不是被上诉人开办的栎宴餐厅的货款。2016年10月至2017年5月货款分别为2040元、900元、4600元、6880元、4013元、5086元、5413元、3373元，没有一个月份货款金额组合之和等于被上诉人转款金额。另外被上诉人在2017年1月17日转给上诉人18560元。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此款是支付2016年10月至2017年5月的货款，此时因2017年1月17日以后的货款还没发生，被上诉人最多只能支付2016年10月、11月、12月货款，而2016年10月、11月、12月货款金额总额才7540元，被上诉人不可能多付11020元给上诉人。即使被上诉人对2017年1月货款为6880元先知先觉，加上2017年1月货款6880元，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四个月货款为14420元，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18560元也多付4140元。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在2017年转给上诉人的26997元冲抵2016年10月至2017年5月的货款不符合交易习惯。再次，被上诉人在答辩中称其转26997元加上杨松转2万元，共计46997元，与上诉人诉请的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货款47440元非常接近，表明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2016年1月至9月已送单未结款12895元，被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一审判决上诉人因无法提供入库单证明2016年1月至9月货款为12895元，而不支持上诉人该部分诉请是错误的。 毛菊玲辩称：其已经支付完全部货款，不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 张瑞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欠款人民币51080元；二、请求判令被告以欠款为基数，自2013年7月1日起按年息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7月31日利息为人民币8621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瑞兰自2013年开始为位于桂林市象山区挂牌为湘锦楼的餐厅配送食用油等货物，每次送货双方填写《湘锦楼入库单》或《湘锦楼直拨单》，载明所送货物的品名、数量、金额，《湘锦楼入库单》由原告、被告双方人员签名确认。2014年12月31日，该餐厅注册为象山区栎宴自助料理餐厅（以下简称栎宴餐厅），经营者为被告毛菊玲，于2018年4月23日注销。另查明，桂林湘锦楼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松，被告毛菊玲为该公司股东之一，原告亦曾为位于南溪山的湘锦楼餐厅送过油。2017年1月17日，被告向原告转款两笔为10055元和8505元，2017年3月13日转账8437元，2019年1月8日，被告毛菊玲转款24万元予杨松，同日，杨松转款2万元予原告张瑞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论的焦点问题一、原告主张的货款应向谁主张问题。栎宴餐厅于2014年12月31日注册，经营者为被告毛菊玲，原告提供的《湘锦楼入库单》或《湘锦楼直拨单》，能证明为同一地址的餐厅送油，但不能证明在201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供货款需由栎宴餐厅的经营者毛菊玲个人承担，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毛菊玲个人承担2013年5月货款3640元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湘锦楼入库单》或《湘锦楼直拨单》有原告、被告工作人员签字，有栎宴餐厅仓库保管员证言证实原告为栎宴餐厅送货，故2014年12月31日之后的货款，原告可向被告毛菊玲主张。二、原告张瑞兰与被告毛菊玲的货款是否已结清问题。原告为栎宴餐厅送油，双方工作人员在《湘锦楼入库单》或《湘锦楼直拨单》上签名确认，《湘锦楼入库单》或《湘锦楼直拨单》是三联单，存根联为白色，供应商联为红色，记帐联为黄色。《湘锦楼入库单》或《湘锦楼直拨单》能够证明原告为被告送货数量及金额。原告张瑞兰提供的2014年12月31日之后《湘锦楼入库单》或《湘锦楼直拨单》金额为32305元，依据现有单据，该院确认2016年10月至2017年5月期间原告为栎宴餐厅供货金额为32305元。被告提供了2017年1月17日被告毛菊玲向原告张瑞兰转款两笔分别为10055元和8505元、2017年3月13日转款8437元、2019年1月8日被告毛菊玲转款24万元予杨松，同日，杨松转款2万元予原告张瑞兰的转款凭证，原告陈述以上款项是被告及杨松所欠的其他货款，转款的金额与原告诉请的货款金额不符，被告的以上转款不在本案诉请范围，被告辩称以上款项在原告诉请范围，被告与原告的货款已结清，对此，该院认为，被告毛菊玲提供的本人支出的转款凭证能够证明其已支付的货款，即使转款金额与原告诉请货款金额不符，亦不影响被告毛菊玲支付货款的事实。杨松于2019年1月8日转款2万元予原告张瑞兰的款项，因原告、被告双方皆认可原告张瑞兰曾为位于南溪山的湘锦楼供货，杨松作为湘锦楼的法定代表人与原告张瑞兰有款项来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款项为杨松代被告毛菊玲支付栎宴餐厅的货款，故对被告毛菊玲辩称该笔2万元为支付栎宴餐厅所欠原告货款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支持。该院依据现有证据，确认被告毛菊玲本人在2017年1月至3月期间支付货款的金额为26997元。另原告诉请没有提交单据的货款，因无其他证据佐证，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毛菊玲应支付原告张瑞兰货款5308元（32305元-26997元）。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息问题。原告、被告未就逾期利息有过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办法，出卖人以受买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被告毛菊玲应支付原告张瑞兰的货款5308元的逾期付款损失应从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起，即2019年8月12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毛菊玲支付原告张瑞兰货款5308元及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式：以5308元本金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从2019年8月12日起计至被告毛菊玲实际还清欠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瑞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2元，减半收取646元（原告已预交），原告承担579元，被告承担6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瑞兰提交了《银行转账明细》，证明毛菊玲在经营湘锦楼和栎宴餐厅期间向张瑞兰付款的事实，其中2017年1月17日、2017年3月13日的转款全部记为湘锦楼国宴店付货款。毛菊玲的质证意见是：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证如下：该证据系张瑞兰个人记账，因双方当事人未明确货款对应的买卖合同，在毛菊玲未认同付款为湘锦楼公司货款的情况下，仅凭张瑞兰的记账不能直接证明该款系支付湘锦楼公司货款，因此该证据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毛菊玲提供了2016年8月2日其向张瑞兰转款12420元的《桂林银行回单》，证明除原审认定的付款金额外，其还支付了12420元，不拖欠张瑞兰货款的事实。张瑞兰的质证意见是：该款系支付湘锦楼国宴餐厅的货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定如下：该证据证明毛菊玲付款给张瑞兰的事实，但同样因双方当事人未明确货款对应的买卖合同，且一审判决后毛菊玲并未提出上诉，视为认可其拖欠张瑞兰货款，该款项亦不能认定为支付本案讼争的栎宴餐厅拖欠的货款。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即张瑞兰向毛菊玲供货的金额问题，本院认定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张瑞兰主张其在2016年1月至9月还供应12895元食用油，其有义务向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张瑞兰到本案二审期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除一审判决确定的供货行为外另有供货12895元的行为，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首先，张瑞兰向毛菊玲供货，其应当向毛菊玲索取收货凭证作为主张债权的证据；其次，本案供货金额不能采用推理方式确定，本案双方当事人长期存在多个买卖合同关系，毛菊玲给付货款并未对应特定合同的货款，其付款不能要求一一精准对应，采用推理方式不能得出虽然没有《湘锦楼直拨单》、《湘锦楼入库单》，毛菊玲还拖欠12895元货款的唯一结论；再次，毛菊玲在答辩状中对于张瑞兰主张的债权予以全部否认并请求驳回诉讼请求，其也没有明确表明对于2016年1月至2017年7月货款47440元的承认。一审法院根据张瑞兰提供的《湘锦楼直拨单》、《湘锦楼入库单》确定供货金额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瑞兰与毛菊玲长期形成买卖食用油的口头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本院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毛菊玲拖欠张瑞兰的货款金额如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张瑞兰同时向毛菊玲经营的湘锦楼国宴餐厅和栎宴餐厅供给食用油等货物，可以凭签收人的信息对两个餐厅的供货进行区分。毛菊玲向张瑞兰付款时既包括湘锦楼国宴餐厅，也包括栎宴餐厅的货款。而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对付款目的有明确约定，按照商业交易惯例应当按照合同履行的先后顺序确定付款对应的合同。而张瑞兰应当提供发货单等证据证明其接收的2017年1月17日、2017年3月13日的货款为湘锦楼国宴餐厅的货款，仅凭自己记账确定毛菊玲付款对应的合同显然缺乏证明力。同时，毛菊玲对一审判决确认其在经营栎宴餐厅时拖欠张瑞兰货款并判决给付没有提出上诉，应视为认可该判决，该款应视为支付湘锦楼国宴餐厅的货款而非支付栎宴餐厅货款。综上，现有证据证明张瑞兰供货金额为32305元而非张瑞兰主张的51080元，毛菊玲给付货款26997元，毛菊玲应当承担继续给付货款5308元的法律责任。一审判决毛菊玲给付剩余货款5308元并按照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张瑞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2元，由张瑞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锦 审 判 员  阳志辉 审 判 员  李 柳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法官助理  黄 荣 书 记 员  李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