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1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福山气缸垫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松霞路888号。法定代表人：崔兆田，男，1945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任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山东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玉红，女，197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崔兆田，男，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山东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崔玉艳，女，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山东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寅伟，男，197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亮，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衣龙飞，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烟台市福山气缸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山气缸垫公司)、崔兆田、崔玉艳与被上诉人吕寅伟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611民初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福山气缸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崔玉红，上诉人崔兆田、崔玉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被上诉人吕寅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衣龙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山气缸垫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关于本案事实，争议的焦点是三个：一是被上诉人是否出资；二是被上诉人是否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三是上诉人的公司章程的性质问题。（一）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出资。一审判决认定：“股东取得股东资格，需具备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从形式要件方面看，公司章程应当载明股东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缴纳期限等。在原告提交的公司章程、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福山气缸垫公司章程修改意见中股东均包括原告。从实质要件方面看，股东的出资必须经国家核准登记的注册会计师验证和出具证明。原告所提交的1994年及1997年山东烟台会计师事务所福山分所出具的两份验证报告书均载明原告已缴纳的出资额等。”“被告主张原告并没有实际出资，但是其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即使原告未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也明确规定了股东补足出资责任、承担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及虚假出资的责任，并不认为股东未出资或虚假出资就丧失股东资格。”上述一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出资的认定是极其荒谬的，理由如下：1.判决书认定案件事实应当准确、坚定、毫不含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被上诉人到底出资没有，应当作出明确的认定，怎么来一个“即使原告未出资，……”？2.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来判断股东资格本身没有错，但首先要认定这些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一审判决在没有审查认定章程是否成立、是否合法有效、《验证报告书》是否真实等情况下，妄下结论，十分荒唐。3.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出资。被上诉人证明其已出资的核心证据是1994年的《验证报告书》。《验证报告书》中最关键的是银行存单。关于银行存单，出现大量连号。被上诉人的存单中，一张1万元金额的存单也在连号之列。另有一张存单，金额为5万元，证人郑某1曾当庭作证是其陪崔兆田去银行存的，并愿与被上诉人就存款细节对质。2017年，被上诉人曾以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为由起诉上诉人，此案由一审法院李晓荣独任审理，关于出资问题，上诉人曾申请法官传唤被上诉人到庭接受质证和询问并与证人对质，法官也传唤了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拒不到庭。第二次开庭时，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转述其“记不清楚了”。除此之外，上诉人在一审中还提交了法定代表人崔兆田关于本案事实的陈述，提交了《1993年全体职工工资计算表》，也申请了九名证人出庭作证，除谭洪秋因病未到庭只提供书面证言外，其余八人均到庭作证，接受质询和法官询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完全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没有出资。一审法院对证据不分析，不说理，蛮横霸道，只要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就认定，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只一句“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二）关于被上诉人是否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主张原告从未参加股东会，也未行使股东权利，但是原告不予认可，也对2016年前部分文件中其配偶签字予以追认，故被告该主张不足以成立。”这段认定也是荒谬的。理由是：1.本案中提出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当事人是被上诉人，而证明其有股东资格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其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一审判决却来了个举证责任倒置。2.被上诉人主张其有股东资格，就要证明其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上诉人主张其不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没有举证责任。3.被上诉人没有在上诉人所有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上签过字，其配偶也没在这些文件上签过字，一审判决是怎么得出其配偶在2016年前部分文件中签字的结论的？是哪部分文件？4.上诉人虽然不需要举证，但仍然进行了举证，证明所有章程、股东会决议都是假的，上面的签名都是伪造的，证人都证明自己的签名是伪造的，不是自己签的，连股东会都是假的，被上诉人怎么参加股东会？被上诉人也从未分取过红利。5.虽然一审法院从不调查这一事实，但2017年被上诉人曾因股东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其代理人在二审（烟台中院）回答法官询问时明确承认被上诉人未享有和行使股东权利，也未分红，只领取工资。烟台中院作出的（2017）鲁06民终4241号案件的庭审记录和民事裁定书可以为证。（三）关于上诉人的章程。1994年成立公司的章程是需要经过审批的，仅这份章程需要行政许可，其后对章程的修改及重订，都是只需备案，不需行政许可。所以1994年的公司章程对本案的处理尤其重要。这份章程是由孙青玉一手操办的，未经全体股东共同制定，也未经全体股东签字，是孙青玉和崔兆田模仿签名的，九名证人都某，崔兆田也作了证明，章程是不成立的，也是无效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应适用公司法实施前的行政法规。上诉人成立于1994年6月29日。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94年7月1日起施行。也就是说，公司成立于公司法实施前。公司法实施前，对内资企业的设立没有法律规定，只有两部行政法规，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根据《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的规定，上诉人成立时名称虽然叫烟台市福山发动机配件有限责任公司，但实际上不是有限公司，而是独资企业，理由如下：1.对企业的投资主体，包括有限公司的投资主体，《暂行条例》没有使用“股东”一词，而是使用“投资者”一词。“投资者”和“股东”是有区别的。所谓“投资者”，从创办企业的层面来理解就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投入资金和财物的人。而股东则不同，尤其是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规定了名义股东制度，名义股东就不是投资者。也就是说，在《公司法》实施前创办有限责任公司的主体只能是投资者，不投资的人是不能做股东的。当时，行政和司法对非投资者创办有限责任公司是排斥的。本案中，真正的投资者是崔兆田一人，其他人都没有投资。但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者必须是2人以上30人以下，当时还没有实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也就是说，按照《暂行条例》第9条的规定，上诉人不具备有限责任公司的条件，只能是独资企业。上诉人的上述观点并非纯学术观点，全国各地法院就是这样处理的，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1条规定：“股东之间约定公司全部出资由一名股东投入，其他股东不出资，也不享有股东权利的，应认定该公司实为个人独资企业。公司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按股东之间的约定处理，公司对外债务应由出资人承担无限责任，其他挂名的股东在其认缴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2.在公司法实施前，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一直是实行注册资本实缴制，即投资者的投资到位后，经验资，提交验资报告，经工商部门审批，有限责任公司才能成立。本案中，上诉人成立于1994年6月29日，但《验证报告书》是1994年11月9日出具的，也就是说，上诉人成立时是不符合法规规定的，不具备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的条件，按当时的公司法的规定，将上诉人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也是不合法的。3.有限责任公司与独资企业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有无章程。本案中，上诉人的章程是孙青玉一手填写，未经被列入投资者的12人共同制定，且签名都是由孙青玉和崔兆田伪造，是一份虚假的、不成立的章程。从这个角度看，上诉人也不是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上述论述，不难得出结论：上诉人不具备有限责任公司的条件，不是有限责任公司。既然不是有限责任公司，就无所谓股权之说，更无所谓股东资格之说。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的股东是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都是错误的。1.关于适用《公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问题。《公司法解释一》第一条和第二条是有先后顺序的，适用第二条有两个条件：一是“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二是只能“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而不是“依照”。对本案的处理，当时是有行政法规的，一审判决也应当依据当时的历史状况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但其所有适用的公司法条文都写的是“依照”。这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2.关于适用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是关于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效力规定，与本案毫无关系。本案解决的是股东资格确认问题，并不涉及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效力问题，而且关于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二审法院（烟台中院）已在（2017）鲁06民终4241号民事裁定书中已有结论，不是本案争议的问题。3.关于适用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该条是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及“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的规定。这些规定公司法实施前的《暂行条例》也有规定，要适用也应适用《暂行条例》，而且适用这条规定恰恰证明当时上诉人的章程不成立，进而证明当时上诉人不是有限责任公司。4.关于适用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这两条规定是关于出资证明书和置备股东名册的规定。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没有置备股东名册，被上诉人在长达25年之久从未向上诉人索取出资证明书，也未要求上诉人置备列有其名字的股东名册，这不恰恰说明被上诉人不具备股东资格吗？一审判决适用这两条得不出被上诉人有股东资格的结论。5.关于适用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是关于“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适用这条规定，恰恰证明股东会是假的，被上诉人根本就没有享有和行使股东权利，不具备股东资格。6.关于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一条。首先，这一条不是关于股东的定义，而是关于发起人的定义。其次，1994年，当时还没有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这条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能“参照”。第三，章程是虚假的，不成立的，理由前文已作阐述。7.关于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该条是关于当事人之间股权归属争议的规定。本案是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不是股权争议之诉，引用本条是无的放矢，得不出被上诉人有股东资格的结论。除此之外，一审判决称：“即使原告未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也明确规定了股东补足出资责任、承担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及虚假出资的责任，并不认为股东未出资或者虚假出资就必然丧失股东资格。”其错误在于：其一，上诉人根本就不是有限责任公司，不适用公司法；其二，即使适用公司法，被上诉人只是顶了个名，出资已经由崔兆田全额到位，根本不存在所谓被上诉人补足出资责任、承担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及虚假出资问题。另外，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被上诉人声称其已出资，不承认与崔兆田订立过合同，崔兆田也否认订立过合同，但崔兆田实际出资，而且独享并行使股东权利。被上诉人从未享有和行使股东权利，也未分取过红利，因此，被上诉人不具备名义股东资格。三、原审判决存在超审限等其他违法情形。本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4日立案，2019年6月28日作出判决，历时1年2个月有余，明显超出民诉法规定的时限。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撤销，进行改判。崔兆田上诉请求：一、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未作出判决。上诉人作为福山气缸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获悉被上诉人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起诉福山气缸垫公司后，认为自己才是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并提交了相关证据。一审法官受理了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要求缴纳诉讼费，一审法官说诉讼费不用交，交了以后也不方便退费，但承诺一定会审理上诉人的起诉并判决。一审法院也确实审理了上诉人的起诉，但未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请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六条处理。二、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与福山气缸垫公司的上诉理由相同。崔玉艳上诉请求：一、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为福山气缸垫公司股东，损害了上诉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福山气缸垫公司的上诉理由相同。吕寅伟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上诉人烟台市福山气缸垫有限公司1994年11月成立时的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记载以及《验证报告书》，及在1997年1月20日和2001年2月28日修改的公司章程中，被上诉人吕寅伟均为被告公司股东，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被上诉人是否是上诉人烟台市福山气缸垫有限公司的股东。应从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两方考量。从形式要件方面看,公司章程应当载明股东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缴纳期限等。在上诉人烟台市福山气缸垫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福山气缸垫公司章程修改意见中，股东均包括被上诉人。从实质要件方面看,股东的出资必须经国家核准登记的注册会计师验证和出具证明。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1994年及1997年山东烟台会计师事务所福山分所出具的两份验证报告书均载明被上诉人已缴纳了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之规定，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29条之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吕寅伟以自有资金出资，并被记载于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中，自然为烟台市福山气缸垫有限公司股东，并不能因上诉人无法证实的所谓口头协议、伪造的证人证言而改变这一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被上诉人吕寅伟为上诉人公司股东，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适用法律准确。虽然上诉人烟台市福山气缸垫有限公司声称公司前身烟台市福山发动机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是于1994年6月29日成立，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前的行政法规。但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虽然于1994年7月1日才正式实施，但其已于1993年12月29日公布；二、烟台市福山发动机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会计事务所所出具的《验证报告书》是于1994年11月9日才完成，验资报告正文中明确对股东出资情况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即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三、在会计事务所出具《验证报告书》后，1994年11月8日，烟台市福山发动机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才委托郑某1代表公司，向工商部门办理公司组建过程的手续。所以，事实上上诉人福山气缸垫公司前身烟台市福山发动机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是成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实施之后的1994年11月，而非1994年6月29日，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审理此案，完全准确、正确。即便假设福山气缸垫公司确是于1994年6月29日成立，但在1996年4月，福山气缸垫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此时，有限公司变更登记自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无误。在此次变更登记中，上诉人福山气缸垫公司所有提交的手续材料中，再次明确被上诉人系上诉人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了股东的权利义务，但股东并不因未享受权利而丧失股东资格，且事实上被上诉人也并未放弃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只是因为上诉人一直在侵犯、损害被上诉人的股东权利，才导致被上诉人在很多情况下行权不能。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固然是其一项法定权利，但其实质是上诉人滥用上诉权企图拖延判决生效时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谴责上诉人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并依法维持原判。吕寅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吕寅伟为福山气缸垫公司股东；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福山气缸垫公司承担。第三人崔兆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吕寅伟所主张的占公司6.82%的股权归其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福山气缸垫公司成立于1994年6月29日，法定代表人为郑某1，注册资金88万元，成立时名称为烟台市福山发动机配件有限责任公司，1996年4月24日申请变更为现名称，法定代表人仍为郑某1。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888万元，股东为崔兆田、崔玉艳，崔兆田为法定代表人。吕寅伟主张其为被告公司股东，公司成立时出资6万元，占总注册资本的6.82%。为证明上述主张，吕寅伟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烟台市福山发动机配件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一份，载明吕寅伟出资数额为6万元。证据2.山东烟台会计师事务所福山分所于1994年11月9日出具的验证报告书一份，该报告书中股东投资明细表载明：郑某1，建行烟台市福山支行存单0895403、金额为6280元，工行福山区支行存单6200748、金额为7900元，建行西郊办存单28016、金额为14193.17元，工行福山支行存单6205145、金额为6180元，交行福山支行存单0024230、金额为50000元，农行福山支行存单0024230、金额为10000元，建行福山支行存单0895401、金额为5500元，小计100053.17元；郑某3，中行烟台分行存单0617443、金额为20000元，交通行福山支行存单0024231、金额为80000元，小计100000元；郑某2，工行福山支行存单6200376、金额为21000元，工行福山支行存单6200378、金额为15000元，农行福山支行存单0555424、金额为19950元，中行烟台分行存单6058366、金额为35000元，工行福山支行存单6205133、金额为7260元，工行福山支行存单6205134、金额为3700元，小计101910元；柳某，交行福山办存单0024232、金额为60000元；谭某，中行烟台分行存单0882235、金额为38000元，中行烟台分行存单0882003、金额为35000元，小计73000元；鹿道民，交行福山办存单0024233、金额为60000元；孙青玉，工行福山办存单1103441、金额为10000元，农行福山支行城关存单1279769、金额为10000元，农行福山支行城关存单5797947、金额为2800元，农行福山支行城关存单1206858、金额为5000元，中行烟台分行存单0778881、金额为15000元，农行福山支行城关存单1208627、金额为6800元，建行福山支行存单0895206、金额为20000元，中行烟台分行存单0796640、金额为10000元，工行福山办存单6205922、金额为6000元，工行福山办存单6195881、金额为10000元，烟住房行福山办存单0014390、金额为5000元，小计100600元；王某，中行烟台分行南大街办存单0882294、金额为38000元，农行芝罘区支行存单0014656、金额为29900元，小计67900元；王天楹，交行福山办存单0024234、金额为60000元；张某1，中行烟台分行南大街办存单0617442、金额为30000元，交行福山办存单0024236、金额为30000元，小计60000元；张丽丽，交行福山办存单0024237、金额为60000元。其中吕寅伟，分别于1994年2月7日存入农行支行城关定期储蓄存单1279768、金额为10000元，期限为1年，户名为吕寅伟；1994年6月30日存入中行烟台分行南大街办定期整存整取存单0617643、金额为50000元，期限为1年，户名为吕寅伟，小计60000元。证据3.1996年4月24日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一份，申请公司名称变更为烟台市福山气缸垫有限公司，在公司董事会成员、经理、监事会成员情况中载明吕寅伟系董事。1996年5月13日福山气缸垫公司章程一份，在第十条本公司各股东出资比例中载明：“股东吕寅伟出资金额6万元，所占比例6.8%”。注册资金证明书一份，其中公司自然人股东简历表中载明：“吕寅伟出资金额6万元，落款时间为1996年11月25日”；1996年5月13日股东会选举董事会的决议中载明：“根据烟台市福山气缸垫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成立董事会，成员有郑某1、郑某2、郑某3、孙青玉、柳某、谭某、鹿道民、王某、吕寅伟、张昌兴、张丽丽，选举郑某1为该公司董事长。选举崔兆国为该公司监事”。证据4.山东烟台会计师事务所福山分所于1997年1月24日出具的验证报告书一份，其中变更前后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对照表中载明：“截止1997年1月24日吕寅伟注册资本仍为6万元，占6.82%”，199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中载明：“根据烟台市福山气缸垫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经全体股东选举崔兆田、郑某2……吕寅伟为公司董事会董事，选举崔兆国为公司监事”。证据5.1997年1月20日福山气缸垫公司章程修改意见一份，其中第十条本公司各股东出资比例载明：“吕寅伟出资金额6万元，所占比例6.8%”；2001年2月28日福山气缸垫公司章程一份，其中第十条股东名称载明：“吕寅伟出资6万元，占6.8%”。证据6.录音材料两份，证明证人张某1、张某2曾在（2017）鲁0611民初860号案件时就相关情况与本案中作出一致的证人证言，吕寅伟在庭审后给证人张某1、张某2打过电话落实，两名证人的证言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被告与证人合谋伪造的。证人的证言仅能证明自己在当初公司成立时本人没有出资，但是不能证明吕寅伟没有出资。福山气缸垫公司为达到自己的目的，采取欺骗、威胁等方式让证人出具假的证言，依法不应予以采信。证据7.委托书一份，载明：“山东华源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兹委托吕寅伟先生代表我公司全权处理与贵公司的一切业务。”加盖烟台市福山气缸垫有限公司印章，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19日。证明吕寅伟实为福山气缸垫公司的销售经理，负责对外客户联系。经庭审质证，福山气缸垫公司及第三人对证据1提出异议，认为该章程时间无法看出形成时间是1994年4月，这个章程是吕寅伟（注：经查阅一审卷宗开庭笔录，此处应为“孙青玉”，系一审判决书笔误）一手办的，是假的，是为了应付工商部门，且没有股东的签字，也是无效的。对证据2中的验证报告书真实性提出异议，吕寅伟的出资也是假的。其中吕寅伟存单号码为1279768、郑某1存单号码为1279767、原告（注：经查一审卷宗，此处应为“孙青玉”，系一审判决书笔误）存单号码为1279766，这三张存单的开户行、存款金额、存款日期、存款期限及利率均相同，郑某1明确表示其并没有出资，郑某1在内的三名员工在同一上班时间1994年2月7日到同一银行，为相同金额、相同期限办理存款，只能说明这三笔存款为同一人所办，这与崔兆田所述由其以三人名义在城关银行所办理，投资款是由崔兆田所出相符。1994年11月4日交通银行郑某1（0024230）、郑国强（0024231）、柳某（0024232）、鹿道敏（0024233）、王天楹（0024234），这五张存单是连号；张某1（0024236）、张某2（0024237），这两张存单是联号，上面七人除王天楹没有联系到外，其他六人均表示没有出资，都是崔兆田出资的。依据崔兆田陈述，其先后用这些人的名字存钱，存多少钱他们并不知道。1994年9月11日，吕寅伟分别在农行福山支行城关银行存款6800元、建行福山支行存款2万元，存款期限均为1年，利率都是9.15，吕寅伟在利率相同的情况下，同一天选择不同的银行存款不符合常理。除郑某1以外的所有股东都证明吕寅伟没有存款。证据3均无法证明吕寅伟已经出资，因为出资行为发生在1994年，这些证据是1996年在办理公司名称变更登记的时候，履行手续，不是公司原始出资的证明。对证据4也无法证明吕寅伟已经出资。证据5中章程修改意见、2001年2月28日的章程，没有吕寅伟签字，不能证明其是股东。对证据6证明内容提出异议，证人张某1、张某2到庭已证明其想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7福山气缸垫公司不予质证。福山气缸垫公司主张吕寅伟无出资的实力，吕寅伟从未享有股东权利，在公司历年章程及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中签字均系伪造的。为证明其主张，福山气缸垫公司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崔兆田关于本案事实的陈述，“我从1979年和村里达成自己创办铆焊安装厂，并以承包形式年交1.9万元……1993年下半年听说新成立的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准许私人进入办企业并且政策优惠。这样在1994年上半年我找郑某1代替自己做法定代表人创办烟台市福山发动机配件有限责任公司，当时因工商局要求办私人企业股东要10名以上，所以我冒用了验资报告上的12人。在这期间前后我就用这些人的名字去银行存款，存多少钱他们并不知道，当时各个银行都找我拉存款，为了平衡和这些银行的关系，我就在各个银行都存一些，存款比较分散……1994年底我在气缸垫厂所在地大沙埠村东厂办公室给这些人包括吕寅伟在内的12个人开了个会，告诉他们帮我顶个名，不用他们出钱，不分红利，没有股东权利，投资风险由我承担，还要保密。当时这些人都是沾亲带故的，都在我厂里干活……以吕寅伟的名义存款的存单中有伍万元是我自己到烟台中支行去存的，是郑某1陪我去的，另一万元是我在福山农行城关所一起存了三个名字的存款，金额都是一样的，投资款都是我自己的……2016年8月22日上午10点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集顶名人员包括吕寅伟在内，我说从今天起不用大伙顶名了，采用减少注册资本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初办执照签字也不是他们签字盖手印的，所以这次也不用他们签名盖印，他们都同意……”。证据2.验证报告书，证明内容同福山气缸垫公司对吕寅伟证据2质证意见。证据3.1993年全体职工工资计算表，证明1993年的时候吕寅伟没有实力出资6万元。证据4.公司历年章程，证明吕寅伟在上述章程中签字都是伪造的。证据5.公司历年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及其他文件，其中2016年8月22日烟台市福山气缸垫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载明：“经全体股东研究，形成如下决议：1.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88万元人民币减少到17.5万元人民币。2.此次减资股东崔玉萍由原来出资5.5万元人民币减少为0万元，股东吕寅伟由原来的出资6万元减少为0万元……”该股东会决议中有股东崔兆田、崔玉艳、郑某2、张某1、柳某、郑某3、张丽丽、鹿道敏、吕寅伟、谭某、崔玉萍、王某等签字。证据6.2016年7月6日公司刊载于《山东工人报》上的《减资公告》。证据7.2016年8月22日公司向福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对外债务清偿情况说明》。经庭审质证，吕寅伟对证据1系崔兆田本人所写无异议，但是认为其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本案无任何证明效力，且内容也完全与事实不符，且其陈述中存在前后矛盾。对证据2验证报告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福山气缸垫公司所称的连号存单的问题仅仅是推论，银行存单存在连号是很正常的。对证据3无法显示该工资统计表出自于什么公司，也没有吕寅伟的签字，所以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该工资统计表系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吕寅伟没有出资能力。该工资统计表中载明崔兆田系公司科室人员，而且年工资标准是3210元，如果福山气缸垫公司仅凭该工资统计表，福山气缸垫公司的现法人更没有出资能力。证据4中1996年公司章程、1997年章程修正案、2001年公司章程以及2005年3月20日章程是出自于工商部门，对其真实性无异，该证据恰恰能证明吕寅伟的主张；2016年8月22日、8月29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是出自于工商部门，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证明福山气缸垫公司侵犯了吕寅伟的权益，对此吕寅伟并不知情，福山气缸垫公司也从没有通知过吕寅伟，吕寅伟也未签字，均系福山气缸垫公司伪造吕寅伟签字。对证据5中2016年之前的文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其中部分签字系吕寅伟配偶崔玉华所签，吕寅伟也予以追认；吕寅伟对2016年8月22日、8月29日股东会决议并不知情，福山气缸垫公司也并未通知过吕寅伟，该决议应无效。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公告所依据的决议无效，故不产生任何效力。证据7系福山气缸垫公司单方制作，与事实不符。福山气缸垫公司为进一步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郑某1、郑某2、郑某3、柳某、谭某、鹿道民、王某、孙某及张某3。其中证人郑某1（男，196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福海路国际天创小区103号楼601室，公民身份号码）在庭审中称我与福山气缸垫公司现法定代表人有亲属关系。1994年成立的烟台市福山发动机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我这个股东是顶的名。我没有出资，不是实际出资人。崔兆田成立公司办理营业执照时工商局需要10人以上的股东才能成立公司，崔兆田招呼我们，跟我们讲明情况，说要我们顶名，不用我们拿钱，当时包括吕寅伟在内都同意，当时出资全部是崔兆田出资。1994年的公司章程都是孙青玉一个人去工商部门办理的，上面的签字都是假的。当时他不方便当股东，就说委托我当法定代表人，以后的日常工作都是他告诉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当时这12个股东都在崔兆田的公司干活，当时我是干业务。2016年以前我一直是股东，后来到了2016年8月22日，崔兆田又招呼说公司要规范减资，不用我们顶名了，当时包括吕寅伟在内，顶名期间公司从来没有给我们分红，也不开会，但是我们商量顶名的事没有形成书面的意见。郑某2（男，1955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公民身份号码）、张某1（男，194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公民身份号码）、郑某3（男，195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公民身份号）、柳某（女，196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公民身份号码）、张某2（女，197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公民身份号码）、鹿道敏（男，1972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公民身份号码）、王某（男，1970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公民身份号码），上述证人到庭作证均称，1994年成立烟台市福山发动机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时，注册资金88万元全部是由崔兆田提供的，孙青玉、吕寅伟都没有出资，工商手续是孙青玉办理的，她是会计，掌管公章，吕寅伟是司机。崔兆田在公司成立前，承包村办企业，我们这些人包括孙青玉和吕寅伟都跟着他干。他赚了些钱，就想自己办企业，但又怕露富，就找我们这些亲戚顶名。这些亲戚中，一个姓崔的都没有，就是怕别人知道是崔兆田办的公司。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办公司的想法。什么时间出的资，每人出资多少我们都不知道，是崔兆田亲自办的。公司成立后，1994年底，崔兆田找我们开会，告诉我们成立了公司，让我们帮他顶了一下名，公司是他的，不是借钱给我们，也不是让我们作股东，风险由他承担。投资款是崔兆田一人出的，我们这些顶名的人彼此都知道。我在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上都没有签过字，这些东西我见都没有见过，是假股东，包括孙青玉、吕寅伟在内都没有行使过股东权利，公司是崔兆田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没有分过红利，都是和以前一样领取工资。公司取消孙青玉、吕寅伟假股东身份我们都同意。经庭审质证，吕寅伟认为福山气缸垫公司与证人存在庭前串通，证人证言均系伪造，与事实不符。首先，福山气缸垫公司根本不是崔兆田投资的，实际是崔兆同也就是崔兆田哥哥引进并筹集的，在该公司成立初期崔兆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经营，但在所有证人证言中均未有表述；其次，郑某1作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所有正式文件及报告工商部门的文件均不知情，非常不符合常理；第三，所有证人证言出奇一致，极不符合常理；第四，证人证明存在时间、地点的差异，仅能证明自己出资非本人所出，其所得信息均来源于崔兆田，不能证明吕寅伟并没有出资。福山气缸垫公司认为有的证人与吕寅伟是亲戚，也有的与福山气缸垫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亲戚，但是正是因为亲属关系，才让证人在股东上顶名,不能因为是亲戚关系，其证明效力就低；吕寅伟称证人与福山气缸垫公司串通是没有依据的，吕寅伟称公司不是崔兆田投资的没有依据，所有证人均未陈述公司是崔兆同投资的；因为郑某1是要顶法定代表人的名，所以崔兆田需要提前与其沟通，所以郑某1知道的事实及情况更详细。第三人崔兆田提供的证据同福山气缸垫公司。吕寅伟对此的质证意见同对福山气缸垫公司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另查，上诉人福山气缸垫公司与被上诉人吕寅伟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中，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6民终4241号民事裁定书第11页载明，“诉讼中，被上诉人主张2016年8月22日上诉人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上被上诉人的签名系伪造，被上诉人对此不知情，也不认可将其股权减少为0。上诉人认可2016年8月22日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的签字，除崔兆田、崔玉艳签名系本人签署之外，其他股东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吕寅伟是否享有福山气缸垫公司的股东资格及持有股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时间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规定。”福山气缸垫公司成立时间是1994年6月29日，系有限责任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规定，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及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股东取得股东资格，需具备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从形式要件方面看，公司章程应当载明股东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缴纳期限等。在吕寅伟提交的公司章程、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福山气缸垫公司章程修改意见中股东均包括吕寅伟。从实质要件方面看，股东的出资必须经国家核准登记的注册会计师验证和出具证明。吕寅伟所提交的1994年及1997年山东烟台会计师事务所福山分所出具的两份验证报告书均载明吕寅伟已缴纳的出资额等。福山气缸垫公司主张吕寅伟并没有实际出资，但是其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即使吕寅伟未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也明确规定了股东补足出资责任、承担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及虚假出资的责任,并不认为股东未出资或者虚假出资就必然丧失股东资格。福山气缸垫公司主张吕寅伟从未参加股东会，也未行使股东权利，但是吕寅伟不予认可，也对2016年前部分文件中其配偶签字予以追认，故福山气缸垫公司该主张不足以成立。福山气缸垫公司主张依据2016年8月22日股东会决议，将吕寅伟所持股份减少为0，但是吕寅伟明确表示不知情，也未授权他人签字认可，福山气缸垫公司也认可该决议中签字并非吕寅伟本人所签，故对该股东会决议不予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吕寅伟符合福山气缸垫公司股东的形式和实质要件，其要求确认股东资格，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吕寅伟为福山气缸垫公司股东。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福山气缸垫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一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双方诉辩主张，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本案适用的法律；二是被上诉人吕寅伟是否具备福山气缸垫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一、本案适用的法律。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福山气缸垫公司成立于1994年6月29日，在公司法正式实施以前，而被上诉人吕寅伟主张其在福山气缸垫公司成立时即为其股东。因此，本案对吕寅伟当时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审查，首先应当依据公司法颁布以前的相关行政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88.07.01实施，2018年3月19日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1988.07.01实施）等规定进行审查。但上述条例规定里仅有对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的条件规定，并未对股东资格认定作出相关具体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对本案参照适用公司法及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吕寅伟的股东资格进行审查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本案不适用公司法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吕寅伟是否具备福山气缸垫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性要件。吕寅伟请求确认其具备福山气缸垫公司的股东资格，实际上是涉及到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除审查工商登记材料等形式要件以外，还应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对是否签署公司章程、是否实际出资、是否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等实质要件进行审查。从被上诉人吕寅伟提交的证据来看，涉案公司章程、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公司委托书及公司决议等材料中，无一份系其亲笔签名，不足以证实吕寅伟与其他11名股东就投资成立福山气缸垫公司达成合意、在经营公司过程中参与过公司的决策、分红、行使过股东权利。关于吕寅伟主张向福山气缸垫公司出资6万元的问题，除孙青玉之外的其他10名股东均在一审庭审时出庭证实，吕寅伟同他们一样只是挂名股东，公司的资金全部由崔兆田投入，由崔兆田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他们包括吕寅伟在内并未实际出资。同时，结合烟台会计师事务所福山分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后附的各股东用于出资的银行存单内容来看，各股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银行分次分笔存入出资款项不符合常理。吕寅伟未提供公司给其出具的出资证明或收款收据，未提供将存单中6万元汇入涉案公司资本金账户的证据。故其仅凭公司章程中记载其出资6万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后附股东投资明细表及两张银行整存整取一年定期储蓄存单主张其向涉案公司出资6万元证据不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关于“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及第二款“出资证明由公司盖章”之规定，吕寅伟不具备涉案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改判。关于崔兆田上诉称其在一审中向法院提出请求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要求确认吕寅伟名下股权归其所有问题，由于一审法院未予受理并审理其请求，二审法院不作处理，崔兆田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1民初83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吕寅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均由吕寅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建梅审判员  韩素华审判员  于 兰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于 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