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内07民终3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钱某，男，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内蒙古敖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邵某，女，住内蒙古自治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牙克石市胜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钱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邵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2019）内0782民初4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钱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上诉人刘某及其与邵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钱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案由应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而不是“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成立需具备四个构成要件。本案中，钱某没有获得任何利益，钱某在收到邵某的款项之后立即将钱款按照邵某的指示为其购买了年化率为9.5%的理财产品，钱某没有占用刘某的资金，并及时将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手续拍照后寄给邵某，该理财产品也是按照邵某的意思改签延期三年。现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刘某的利益是否受损尚不确定，理财的全部收益均归刘某和邵某所有，钱某没有分得任何利益。钱某没有“受有利益”，刘某的利益也没有“受损害”，受益与受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刘某没有举出其是基于错误认识或错误操作才向钱某卡内汇款等构成不当得利的证据，若刘某认为存在不当得利，为什么不及时向钱某主张权利，而是两年之后才起诉钱某，显然不符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主流观点：“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开设资金账户，委托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的；或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或实际上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投资管理的，应认定双方成立委托理财合同，并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确定案由”。通过钱某和邵某之间的多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本案当事人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因此一审法院确定案由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从2017年11月10日至2019年11月22日期间，邵某和钱某多次聊天记录可知：邵某主动找到钱某买年化率高的理财产品，邵某同意以钱某名义向A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也是邵某亲自将购买理财产品的20万元汇入钱某的银行账户内，再由钱某汇入A公司账户内，最后由邵某决定改签为三年期理财产品，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刘某未否认。一审中邵某没有出庭应诉，邵某提交的答辩状中载明：钱某是为了完成揽储任务向其借款，显系邵某虚假陈述，其目的是通过其母亲刘某将购买理财的款项索要回来，将市场投资风险转移至钱某。刘某也谎称钱某是借款，其不知道邵某委托钱某购买理财，显然不符合常理。邵某用刘某的20万元购买理财，不可能不告诉刘某，两年之内刘某也多次给钱某打电话询问情况，若属于借款应要求钱某出具借款凭证，刘某如果不知道是购买理财，就不会打电话询问理财的事情，显然刘某母女二人不诚信，因为眼前得不到收益，就将投资风险转嫁给钱某，损害钱某的利益，不应支持刘某不诚信的虚假诉讼请求。三、一审法院没有依法释明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直接依职权改变案由，违反“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平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予以变更诉讼请求”。一审中，刘某是按“民间借贷”案由起诉。庭审中，刘某的起诉书和邵某的答辩状中均称钱某“借款20万元”，如果一审法院认为案由应为“不当得利”，那么一审法院应当庭释明，明确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及不变更的法律后果，而一审法院没有履行释明程序，而是依职权直接改变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显然违反了“意思自治原则”，代替当事人选择请求权，有违中立性和公平原则。四、刘某作为原告起诉钱某，其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的起因是邵某通过手机微信主动联系钱某，要求帮忙购买年化收益率高的理财产品，购买理财的款项也是邵某汇给钱某，虽然邵某是用刘某的银行卡转账，但邵某在2017年11月10日的微信中明确表示：“我用我妈的钱买”，钱某的银行卡号只发给了邵某，并没有发给刘某。2017年11月23日，邵某在微信中告诉钱某：“转了”、“刚转的”，后来改期三年期的理财也是邵某决定的，至于邵某用的是谁卡里的钱与钱某无关，钱某并没有要求刘某向其卡内汇款。既然刘某对购买理财事宜不知情，那么刘某和钱某之间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刘某无权向钱某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刘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2017年11月23日，钱某向刘某借款20万元，并承诺一年连本带利偿还。一年后，刘某向其索要钱款，钱某以种种理由推脱。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钱某才承认该款项是以自己的名义做了投资理财。钱某在刘某不知情却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将涉案款项以其名字投资并获取利润。钱某多次与邵某说单位工资与效益挂钩，年末这几个月因单位任务完成好每月开2、3万元的工资，可见钱某是用刘某的款项投资才完成其揽储任务并得到高额的投资回报，故钱某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20万元本金及利息。二、钱某称该款项投到A公司，从其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该公司没有对外募集资金及开展证券类产品及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且钱某也没有以刘某的名字购买产品。现钱某告知刘某向A公司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主张权利，没有依据。钱某是A公司员工，其用自己的名字在该公司购买投资理财产品，如上述资金出现问题，应由钱某向该公司主张权利。刘某将款项交付给钱某，只能向钱某主张权利。三、一审庭审中，钱某提供与邵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刘某没有授权邵某支配该款项。钱某使用刘某款项以自己的名字投资并获得利润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返还20万元及产生的孳息。邵某答辩意见与刘某一致。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钱某给付欠刘某人民币2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1月23日至本息清偿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3日刘某认为其女儿邵某的同学钱某（时为A公司职工）资金紧张，遂向钱某名下的某账户转款20万元。至该案庭审结束时，钱某仍未给付刘某此20万元款项。钱某称其受刘某、邵某委托为刘某购买期限为一年的年化预期收益率9.5%的理财产品后以钱某自己的名义与其供职的A公司签订收益转让清单，到期后将这款理财产产品改签又延期三年，年收益率为18%，此理财产品2022年到期。刘某、邵某对该委托事项不认可，认为未授予其委托权以钱某名义购买理财产品，认为钱某、刘某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关系；刘某当庭否认邵某、钱某有处分其20万元财产的委托权，拒绝追认二人有委托权且不认为钱某所称购买的20万元理财产品与自己有关。钱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有以自己名义为刘某购买理财产品的委托权限及用刘某的20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一审法院认为，刘某认为刘某、钱某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钱某获得了不当得利，钱某没有法律依据占有刘某2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刘某、钱某之间应为不当得利关系，刘某为受害人，钱某为受益人。钱某应返还自刘某处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的不当得利应包括20万元及20万元所生孳息，刘某主张孳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1月23日起至本息清偿之日止，该请求合理，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2019年8月20日起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标准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对刘某自2017年11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孳息损失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自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刘某孳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钱某称其受刘某、邵某委托为刘某购买理财产品，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有代理权限，刘某否认邵某、钱某有处分其20万元财产的委托权，拒绝追认二人有委托权且不认可钱某所称以钱某名义购买的20万元理财产品与自己有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钱某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邵某在该案中未收取该20万元款项，非受益人，故其在该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因邵某经该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的规定,其不到庭的行为不影响该案的审理。综上所述，钱某应返还刘某20万元及20万元所生孳息，孳息自2017年11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损失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自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刘某逾期付款损失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钱某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某20万元及20万元所生孳息，孳息自2017年11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自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第三人邵某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三、驳回原告刘某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原告刘某已预交215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被告钱某负担。二审中，钱某围绕其上诉请求出示以下新证据：第一组证据：2017年11月22日钱某与邵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钱某向邵某询问其母亲刘某是否担心投资安全问题，通过邵某的回答可以证明涉案20万元，邵某有权支配，刘某与钱某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且邵某的表述也能证实其经常办理理财投资，对于相应风险非常清楚，进一步证实刘某诉讼主体不适格。刘某既不是债权人也不是委托人，无权提出诉讼，刘某对于邵某委托钱某购买理财一事完全知情。第二组证据：2019年3月8日起钱某与邵某微信聊天内容。证明：邵某因投资理财到期后，就延期问题向钱某询问，并同意选择延期三年B方案，邵某同时知道钱某也投资40余万元，并选择了延期三年B方案。同时可证实邵某要求钱某提供延期合同照片，钱某发送给邵某。微信内容“刘姨没有跟你生气吧？”，邵某给予的是正面回答，通过邵某的回复可以证实刘某对于邵某委托钱某并以钱某名义购买理财产品完全知情。邵某在一审时的答辩内容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针对钱某出示的上述两组证据，刘某质证称，对真实性认可，认可是钱某与邵某的通话记录。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涉案20万元属于刘某所有，由刘某将款项转账给钱某，与邵某无关。刘某从未委托邵某或钱某购买过理财产品，不清楚邵某是否还在钱某处购买过理财产品。邵某质证意见与刘某相同。本院对钱某出示的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证明目的予以综合认证。二审中，刘某、邵某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20万元诉争款项系通过刘某银行账户转账给钱某。对该事实的发生，刘某陈述因钱某称未完成单位任务而向其借款，并承诺还款时将本金及产生的利息一并给付。钱某对此不认可，主张系邵某委托其将涉案20万元进行投资理财，其与邵某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本院经审理认为，钱某该项上诉主张不能对抗刘某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刘某主张涉案20万元款项为其所有，虽钱某以其与邵某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主张刘某并非是该款的债权人，但其出示的聊天记录不足以推翻刘某提供的2017年11月23日转账明细的证明效力；2.钱某主张其受邵某委托将收到的涉案20万元转付给A公司并与该公司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即《收益权转让清单》，刘某表示对此不知情。钱某没有证据证实其上述行为得到了刘某的授权。此外，关于钱某所提案由问题。本案案由系民间借贷纠纷。刘某以钱某未向其偿还借款为由提起诉讼，并陈述一审开庭时钱某才承认其将2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进而主张钱某因此获得不当利益。一审法院认为刘某与钱某之间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虽有不妥，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护。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钱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豫元审判员  申玉芹审判员  李 光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邢 熠附：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