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7526号原告：朱红梅，女，196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兰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欣，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徐光，男，197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玉满，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采采（北京）茶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徐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小丰，女，采采（北京）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员。原告朱红梅与被告徐光、第三人采采（北京）茶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采采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红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兰安、李佳欣，被告徐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玉满，第三人采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小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红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徐光立即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2.徐光赔偿朱红梅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日的经济损失（以90万元为基数，2019年7月31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徐光承担。事实和理由：朱红梅、徐光均系采采公司的股东。工商信息显示，采采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2日。徐光认缴出资额124万元，朱红梅认缴出资额4万元。在采采公司筹备期间，徐光经手使用朱红梅90万元人民币，有相关的银行转账记录为证。2017年6月26日，朱红梅、徐光签订《协议》一份，明确载明：“在采采公司筹备期间，徐光经手使用朱红梅的九十万元人民币由徐光同意转为个人借贷关系，并由采采公司的公司所持股份的转让金偿还。”该协议有朱红梅、徐光签名，采采公司盖章。对于90万元的个人借款，朱红梅多次向徐光催还，徐光总是以各种理由拖延，始终分文未归还。徐光的不诚信行为严重侵害了朱红梅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朱红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徐光辩称：不同意朱红梅的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第一，朱红梅主张的法律关系错误。本案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本案是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第二，朱红梅起诉的被告主体错误。本案是朱红梅与采采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朱红梅无权起诉徐光，朱红梅只能向采采公司主张权利。朱红梅提交的证据“协议”的签约主体是朱红梅和采采公司，上面有采采公司的章，是采采公司法定代表人胡飞指示徐光盖得章，当时采采公司的胡飞也是同意的，因此一切法律关系应当由朱红梅与采采公司之间解决。第三，纵观整个协议，是采采公司帮着朱红梅去寻找其他人购买朱红梅的股权。实际是叫股权的预约转让关系，根本不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庭审质证及法庭辩论时，被告又辩称采采公司与朱红梅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第三人采采公司述称，其不承认是徐光和朱红梅之间的个人借贷关系，这份协议是转成朱红梅和公司之间的个人借贷关系。是徐光代表公司去协调朱红梅退出的事宜，后面所说转让股份作为偿还，这不仅仅是一个偿还方式，同时是朱红梅和采采公司的投资转为借贷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该条件，关系是不可能转换的。通过审查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陈述，本院对本案查明以下事实：一、涉案协议的内容及各方对协议内容的理解2017年6月26日，朱红梅、徐光及采采公司签订《协议》，内容为“在采采（北京）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筹备期间，徐光经手使用朱红梅九十万，期间两人均为股东身份。今九十万所发生费用由徐光同意转为个人借贷关系，并由采采（北京）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所持股份的转让金偿还，朱红梅退出公司并将股份转让给公司所指定的人，转让股份工作徐光必须主动积极推荐，预计一年。假如未偿还之前采采（北京）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性倒闭，此债务关系不变，还款方式再作协商。”，落款协议签字人处有朱红梅、徐光的手写签字，签字旁加盖有采采公司印章。关于协议内容的理解，庭审中，朱红梅主张90万元款项转为其与徐光之间的个人借贷关系，并应由徐光所持的采采公司的股份转让金予以偿还；被告徐光主张协议内容应理解为采采公司与朱红梅之间成立个人借贷关系，由朱红梅所持采采公司的股份转让金进行偿还；第三人采采公司的意见与被告徐光相同。二、相关款项的往来情况2014年12月26日，朱红梅向张连绪转账30000元；2015年8月27日，朱红梅向胡飞转账10050元；2015年7月10日，朱红梅通过其丈夫陈健康名下的信用卡支付17988元用于网上给徐光购买电脑。以上款项共计58038元。尽管以上账户收款方并非徐光，但徐光庭审中认可收到以上款项，承认系其个人借贷的款项。2015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朱红梅向徐光转账9笔，共计706300元，2015年转账记录为：2月9日转账200000元，3月30日转账100000元，5月21日转账10000元，5月28日转账150000元，6月3日转账150000元，6月25日转账50000元，6月30日转账20000元，10月14日转账7600元；2016年5月10日转账18700元。2015年5月24日至2016年1月期间，徐光持有朱红梅名下信用卡进行消费，累计达110926.02元。后朱红梅对该信用卡还款共计100000元，其中2015年8月8日偿还40000元，2015年7月13日偿还10000元，2016年1月12日偿还信用卡50000元。庭审中，朱红梅述称另有一些款项系现金支付给徐光，加上前述款项总额超出本案主张的90万元，但本案只主张90万元。徐光认可收到朱红梅转账及使用朱红梅信用卡消费总额超过90万元的事实，但认为除前述58038元系其个人借贷款项外，其他款项均系采采公司前期筹备的花费，并非其个人借款。三、采采公司登记情况2016年8月2日，采采公司登记成立，胡飞任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为胡飞、徐光、朱红梅、李强、张俊花。股东认缴出资及持股情况为：徐光，认缴出资额124万元，持股比例为62%；胡飞，认缴出资额40万元，持股比例为20%；张俊花，认缴出资额26万元，持股比例为13%；李强，认缴出资额6万元，持股比例为3%；朱红梅，认缴出资额4万元，持股比例为2%。2020年1月3日，采采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本案被告徐光。股东认缴出资及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庭审中，三方均认可采采公司对外不持有股份。截至庭审之日，未有证据显示朱红梅上述款项得以偿还。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协议、企业信用信息、银行卡交易流水记录、情况说明、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涉案《协议》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协议各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协议的内容应作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因此，在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涉案协议内容存在不同理解时，首先应从合同所使用的词句确定协议的真实意思。首先，关于成立借贷关系的主体。涉案协议第一段“...徐光经手使用朱红梅九十万元，期间两人均为股东身份”，该内容对徐光经手使用朱红梅九十万元款项的事实以及原、被告的身份进行了确认，再结合后文“今九十万所发生费用由徐光同意转为个人借贷关系，并由采采（北京）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所持股份的转让金偿还”，其中“由徐光同意”可以看出该九十万元应系转为徐光与朱红梅之间的个人借贷关系，同时亦就还款方式作出了约定。协议最后“假如未偿还之前采采（北京）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性倒闭，此债务关系不变，还款方式再作协商”，表明了采采公司即便倒闭，亦不影响该债务关系，从而佐证了徐光与朱红梅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论断。庭审中，被告徐光先是抗辩称本案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后又辩称系采采公司与原告朱红梅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前后陈述存在矛盾。第三人采采公司亦持其与朱红梅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意见。本院认为，即便如徐光与采采公司所言，签订涉案协议实际系帮助朱红梅转让股份以及退出公司，朱红梅作为公司股东，完全可以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股份转让，其与采采公司没有必要签订所谓“转为个人借贷关系”的协议，且还需当时作为公司股东的徐光“同意”，此种理解并不符合涉案协议签订的目的。关于徐光所持大部分款项均系采采公司前期筹备的花费并非其个人借款的意见，本院认为款项的用途并不妨碍该款项的性质转化为徐光与朱红梅之间的借贷款项。被告徐光提交的证据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屏、承包协议及加盟协议，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另在原告朱红梅否认其与采采公司成立借贷关系的前提下，被告徐光及采采公司不能仅凭协议中有采采公司的印章，即认定朱红梅与采采公司成立借贷关系。因此，在徐光及采采公司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前提下，本院对徐光所持法律关系错误、被诉主体错误，对徐光和采采公司所持朱红梅与采采公司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相关意见，均不予采纳。综上，徐光认可收到朱红梅转账及使用朱红梅信用卡消费总额超过90万元的事实，结合对涉案协议内容的认定，本院确认涉案90万元转为朱红梅与徐光之间的借贷款项。其次，关于偿还方式。协议中约定“由采采（北京）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所持股份的转让金偿还”，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该偿还方式的约定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因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采采公司对外不持有股份，故按字面理解该偿还方式的约定不存在实现的可能性。但偿还方式的约定不能免除债务人的还款的义务。本院对此视为履行方式约定不明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因此，在履行方式不明确时，被告徐光作为借款人，应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在朱红梅向其主张还款时，应当承担金钱给付的义务。最后，关于还款期限。协议中约定的“预计一年”，结合前文，应理解为朱红梅退出公司以及转让股份的预估时间，不能视为还款期限。故对原告主张的“一年”为还款期限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应视为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朱红梅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本案起诉之前曾催告徐光还款，本院酌定自起诉状副本送达徐光之日（即2019年8月22日）后三十日视为还款日，故逾期还款之日从2019年9月22日起算，应自逾期之日计算相应损失。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内容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该损失主要体现为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朱红梅要求徐光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日的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在以9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不超过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9月2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五）项、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朱红梅借款本金90万元；二、被告徐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红梅自2019年9月2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损失（以9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不超过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朱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徐光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被告徐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焦 伟人民陪审员  付顺梅人民陪审员  王玉敏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 助理  于仰震法官 助理  李帅帅书 记 员  张 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