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1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世维，男，1960年6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阳市弓长岭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士儒，男，194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阳市弓长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付良（朱士儒之子），196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阳市弓长岭区。上诉人朱世维因与被上诉人朱世儒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5民初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世维、被上诉人朱士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付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世维上诉请求：一、撤销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5民初648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朱世维从政府领取的19,138.00元系地上物补偿款是错误的。一、朱世维从政府领取的19,138.00元不是地上物补偿款，而是搬迁补助金。2019年弓长岭区安平乡人民政府根据省市关于河湖“清四乱”相关文件精神，对太子河流域禁养区进行拆迁清理，上诉人的小房等建筑物位于清理范围之内。本次清理国家号召居民自己拆除，国家给予部分搬迁补助。如果自己不拆，政府进行强拆不仅一分钱不给还要给予处罚。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上诉人主动拆除了小房等建筑物，并与政府签订了《弓长岭区太子河流域“清四乱”专项行动房屋及附属物（院落）货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条清楚写明“一、拆迁补助总金额19,138.00元。”第二条写明：“乙方承诺于2019年2月4日前完成看护房及附属设施的全部搬迁工作，乙方如不能如期完成搬迁工作，乙方承诺愿意接受甲方的处理。”第三条写明：“甲方对乙方的搬迁场地验收合格后，一次性补助资金支付给乙方。”该协议没有一个地方写过征地，与征地补偿毫无任何关系，并且明明白白地写明19,138.00元系搬迁补助金。另外，上诉人若不自行搬迁鸡舍是得不到这19,138.00元搬迁补助金的，而且还要被处罚。二、本案并未发生国家征占土地的情况，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分割地上附属物补偿款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根据2017年5月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只有在发生国家、集体或个人征占、永久占地的前提条件下，才存在朱士儒与朱世维各50%平均分配地上附属物补偿款的结果。现在本案并没有发生征地、占地这个前提，当然就不应该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50%平均分配地上附属物补偿款这个结果。搬迁小房等建筑物是因为清四乱拆违建，并不是占地，19,138.00元是搬迁补助金而不是地上附属物补偿款，《协议书》中没有约定朱士儒可以分配征地时地上附属物补偿款以外的费用。一审法院不顾这个事实，强令上诉人分割搬迁补助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朱士儒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无误，判决结果客观公正，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无理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中，答辩人向法庭提供了《辽弓征发(2017)10号》文件、《货币补偿协议书》、《房屋及附属物(院落)补偿表》等书证，在这些证据中明确体现了本案诉争款项性质为“地上物征收补偿费”，而并非上诉人所述的“搬迁补助款”，而且每项补偿金额也都是按照政府文件中规定的补偿标准进行计算的，这些都足以证明本案诉争款项的性质为地上物补偿款，对此请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本案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时，之所以对未来动迁补偿款约定分配比例，是因为换地协议结束，在互返土地的情况下，应当将相应的地上物予以拆除，返还净地，因为此时上诉人已经不从事家禽养殖了，考虑到此地块将来可能动迁，上诉人为了得到动迁款，故此利用答辩人土地从而保留地上物，在此基础上双方达成协议，约定分配地上物补偿款比例，该协议是当事人真实自愿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当依约履行，然而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行为，明显是丧失诚信的表现，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对此请二审法院明察!三、本案一审起诉前，答辩人方曾经到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政府，就本案诉争款项的性质进行了解，乡政府领导明确告知答辩人方:动迁时由于上诉人已经不从事家禽养殖，没有活物可以搬迁，故此给付款项不是搬迁款，而是动迁补偿款，正是在此种情况下，我方才提起诉讼，并得到一审法院支持。四、本案中，案涉的土地虽然没有动迁，但是地上物已经动迁完毕，即使将来土地动迁时，政府部门也不可能再次给付地上物补偿款，故此可见，本次动迁中的地上物补偿款应当依约进行分配，请二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辨清是非，依法驳回上诉人无理上诉，维持原判，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朱士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地上物补偿款9569.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朱士儒与朱世维达成口头换地协议，朱士儒将位于公路下边的人造地与朱世维自家东长垄承包田互换经营使用。换地后朱世维在换取的地上建造鸡舍及附属设施。2015年朱世维将鸡舍及周边土地转让给案外人朱富荣经营，朱富荣将鸡舍改成鹅舍进行经营，后停产。2017年5月5日，朱士儒儿子朱付良与朱世维及案外人朱富荣就土地问题达成书面协议。该协议约定，朱士儒无偿退回原朱世维换的东长垄地，朱世维在鸡舍南边建的小房、仓房、水井，栽种的榛子和房周边的地由朱世维经营所有，每年付给朱士儒承包金200.00元。日后如由国家、集体、个人占地，永久占地补偿归朱士儒所得，地上附属物补偿由朱士儒与朱世维按每人占50%比例平均分配。另查，2019年3月18日，依据辽弓征发[2017]10号弓长岭区西土线两侧禁养区用地征收补偿方案，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政府与朱世维达成协议，并签订地上附属物（院落）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朱世维地上附属物及补偿数额分别为：1.无规划审批建筑13,133.00元；2.棚厦、栈子、煤棚3705.00元；3.室外排水800.00元；4.井1500.00元，共19,138.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的内容应当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达成的协议，但在实践中因受到预见能力的制约及语言文字多义性影响，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条款真实意思。本案中，因“清四乱”专项行动，朱世维从政府领取19,138.00元并签订了协议书，朱世维主张该款项系搬迁补助款，但该协议书名头处既有“房屋及附属物（院落）货币补偿”字样，足见该款具有地上物补偿性质，且朱士儒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房屋及附属物补偿表明确了政府给朱世维的四项补偿内容及金额，故对朱世维所称其不是基于土地征收而得到地上物补偿款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朱士儒、朱世维双方早前已约定分配原则：“日后如由国家、集体、个人占地，永久占地补偿归原地主人朱士儒所得，地上附属物（包括小房、水井、榛子、仓房和房周边地在内）补偿朱士儒与朱世维各50%平均分配”，则朱世维应按协议履行义务即给付朱士儒一半补偿款。故对朱士儒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朱世维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朱士儒补偿款9569.00元（19,138.00元×50%）。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00元，由朱世维负担（朱士儒已预交，朱世维同补偿款一并给付朱士儒）。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朱世维与被上诉人朱士儒签订的协议书中就地上物涉及动迁时补偿款的分配已有明确约定，该约定对双方有约束力，原审法院按照双方约定就上诉人所得款项进行认定分配并无不当，虽上诉人上诉主张其所得款项系对地上物搬迁的补助款而非双方协议中约定的地上物征收补偿费，但上诉人领取的款项19,138.00元系依据弓长岭区西上线两侧禁养区用地征收补偿方案中地上物补偿标准计算的，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款项是地上物搬迁补助款的情况下，应认定该款项是对上诉人地上物的补偿，而非其主张的搬迁，上诉人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世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世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都 伟审判员 徐莲凤审判员 胡 玲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法官助理郝丽鑫书记员秦海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