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06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颍州区清河东路36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07117862653。负责人：郭磊，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阜阳市颍州区一道河中路123号浙商大厦14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0394456317G。负责人：王金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佳伟，男，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梅，女，1974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菊，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龙，男，1972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阳市圣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清河西路锦城香格里拉2＃、3＃、4＃商住楼2幢2＃3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0719976768P（1-1）。法定代表人：田会，总经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保险阜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梅、王国龙、阜阳市圣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16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不承担赔偿刘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658302.98元的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刘梅、王国龙、圣达公司、联合保险阜阳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认定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证据不足。通过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提供的《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可见，驾驶员王国龙报案时在第一时间称事故原因是车辆卸货过程货物掉下来砸到人，并非是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向交警队申请调取事故卷宗材料被拒，一审时也已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该证据，但是一审法院未予调取。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二、即便本案可以认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刘梅作为驾驶人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依据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三）项的约定，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不负责赔偿。该条款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已向投保人履行了告知说明提示义务，有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处加盖的印鉴予以证明。三、一审判决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判项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本案刘梅无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被扶养人为成年人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而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该项赔偿金额前8年已超出支出总额。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特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支持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上诉人联合保险阜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在联合保险阜阳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中减少6649.53元。2.判令刘梅、王国龙、圣达公司、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加重了联合保险阜阳公司的赔偿责任。联合保险阜阳公司仅承保挂车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10万元。本案中主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视为一体，应当先由主车交强险对刘梅的损失先行赔付，不足部分由主车保险人和挂车保险人按照保单上载明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之和，在各自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联合保险阜阳公司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为66495.25元［（85144.76-120000）×10（挂车承保限额）÷110（主挂车承保限额之和）］。一审判令联合保险阜阳公司赔偿73144.78元，让联合保险阜阳公司多承担了6649.53元，加重了联合保险阜阳公司的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认定事实错误，损害了联合保险阜阳公司合法权益，加重了联合保险阜阳公司的赔偿责任，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刘梅答辩称：一、本案属于交通事故，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无任何证据推翻交警部门的认定。本案中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门关于事故的权威认定，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仅凭其单方制作、没有任何人员签名的《机动车报案记录》认为本案不属于交通事故，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即使该报案记录为真，其中“出险经过”的记载也并未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事故经过描述明显冲突。况且，报案人通过电话陈述的事实，是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理解归纳总结记录下来的，本身用词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理解到位，对事故的描述不一定符合客观情况。真正能证明事故发生经过的只能是交警部门作出的认定书。二、本案不存在任何商业险免赔的情形。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主张刘梅与王国龙系家庭成员从而主张免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在一审期间没有提交任何保单、保险条款等证据证明其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约定。（二）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将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者责任险赔付范围之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刘梅属于涉案事故的第三者。首先，现行法律法规和一般商业险条款对第三者的界定都没有将被保险人及本车驾驶员的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者之外。另外，虽然交强险与商业险属于不同的险种，但都是针对车辆设定的责任险种，基本概念和概念范畴应该是一致的。既然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认可刘梅在交强险中属于第三者，就没有任何合法依据将刘梅排除在商业险的第三者范围之外。其次，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无权对“家庭成员”进行自行解释。鉴于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解释说明保险条款中的“家庭成员”包括哪些人员，该免责条款应不产生效力。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援引该条款主张免责，理由不成立。2.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免除其责任、加重了对方责任、排除了对方的主要权利，该条款应无效。3.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将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者之外的免责条款违反了公平原则，背离了第三者责任险的设立目的。三、一审认定的抚养费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刘梅本身构成了伤残，一审按照其伤残比例计算抚养费，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刘梅的父母为农业户籍且均达到法定抚养年龄，抚养费总额也未超过上一年度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一审法院支持抚养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刘梅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王国龙、圣达公司、联合保险阜阳公司、联合保险阜阳公司共同连带赔偿因本案交通事故给刘梅造成损害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共计887532.37元；2.判令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联合财保阜阳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优先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不足部分由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联合财保阜阳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剩余部分由王国龙、圣达公司承担责任。3.判令刘梅、王国龙、圣达公司、联合保险阜阳公司、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事故责任划分。2017年4月29日，王国龙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皖Ｋ×××××）牵引挂重型平板半挂车（皖Ｋ×××××）在货物未装载好的情况下，未确保安全倒车，导致货物脱落，造成刘梅受伤的交通事故。本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王国龙在货物未装载好的情况下未确保安全倒车，负事故全部责任，刘梅对事故不负责任。二、车辆情况及投保情况。王国龙系肇事车辆驾驶人，圣达公司系肇事车辆所有人。皖Ｋ×××××号牵引车在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限额100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皖Ｋ×××××号挂车在联合财保阜阳公司处投保了限额10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三、赔偿责任主体。从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内容来看，本案事故系王国龙未确保安全倒车，导致货物脱落，造成刘梅受伤，符合道路交通事故的特征和构成要件，应属道路交通事故，不属于意外事故。故对于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主张本案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的抗辩，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刘梅主张圣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王国龙和圣达公司双方存在挂靠关系，因此，刘梅要求王国龙与圣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辩称刘梅与肇事者王国龙为夫妻关系，商业第三人责任险不计免赔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3〕14号)第11条中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为了明确法律的适用，法释〔2009〕5号第6条第二款和法释〔2013〕14号第13条第一款均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即保险人)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如果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以“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提示该免责条款的，该条款即未成为双方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当事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以足以引起注意的方式承担了提示该免责条款的义务。其次，对家庭成员免赔条款的规定构成了“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是第一方，也叫第一者；被保险人或使用保险车辆的致害人是第二方，也叫第二者；除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外的，因保险车辆的意外事故致使保险车辆下的人员或财产遭受损害的，在车下的受害人是第三方，也叫第三者。保险公司免责格式条款将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者责任保险外，违背了第三者责任险设立的目的，属不合理分配危险责任，故该免责条款无效。对于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的该项抗辩，法院不予采信。皖Ｋ×××××号牵引车在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皖Ｋ×××××号挂车在联合财保阜阳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及联合财保阜阳公司应共同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刘梅损失，不足部分由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及联合财保阜阳公司共同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予以赔偿；超出保险限额的部分，由事故侵权人王国龙及圣达公司共同承担。四、伤残等级以及治疗概况。刘梅受伤之后被送往深圳市××新区中心医院治疗，住院共计67天，住院期间陪护1人；2017年7月5日入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30天，医嘱全休半年，留陪1人；2018年3月24日入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17天，医嘱全休三个月，留陪1人；2018年8月4日在江门市人民医院门诊治疗，住院43天，医嘱全休三个月，陪护一人。2019年1月14日，广东华泰司法鉴定所对刘梅的伤残等级评定为三个九级。五、医疗费。刘梅主张的医疗费202648.96元，有医疗费票据加以证实，法院予以支持。六、后续治疗费。45000元。有广东华泰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加以证实，法院予以支持。七、误工费。刘梅提交的银行流水是事故发生之前的银行流水，并未就收入实际减少完成举证责任。刘梅的误工费法院参照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40542元（2330元/月÷30天×522天）。八、护理费。计为70500元（150元/人×1人×470天）。九、残疾赔偿金。刘梅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残疾赔偿金计为276211.2元（57544元/年×20年×24%）。十、被扶养人生活费。刘梅父母有两名子女，事故发生之时，刘梅的父亲刘某还须扶养20年、母亲宋某还须扶养20年、儿子王某还须扶养8年。被扶养人生活费计为168625.6元[（40535元/年×8年×24%÷2+40535元/年×（20+20）年×24%÷3）]。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24000元，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优先赔付。十二、交通费。法院酌定为3000元。十三、伙食补助费15700元（100元/天×157天）。十四、鉴定费4020元。有鉴定意见书及票据加以证实，法院予以支持。十五、营养费1200元。一审法院认为，刘梅因本次交通事故应得赔偿为851447.76元。因此，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刘梅1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优先赔付），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刘梅658302.98元，联合财保阜阳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刘梅73144.78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梅778302.9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优先赔付）；二、联合保险阜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梅73144.78元；三、驳回刘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338元，由刘梅承担258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承担5558元，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承担522元。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梅在王国龙过错引发的事故中受伤，其依法有权获得相关赔偿。根据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存在以下争议焦点：第一，本案所涉事故是否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光明大队已就本案所涉事故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案所涉事故属于交通事故，且王国龙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刘梅无责任。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主张本案并非交通事故，而是意外事故的证据仅是其单方提交的《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该记录并无任何人员的签名，且所记载的“出险经过”内容无法证明系王国龙本人所述。故该证据不足以推翻交警部门所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主张本案不属于交通事故的上诉理由，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刘梅与王国龙系夫妻关系是否可成为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免赔的事由。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依据其与圣达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二十六条第（三）项主张因刘梅系涉案保险车辆驾驶人的家庭成员，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与圣达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二十六条载明“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及其家庭成员所有、承租、使用、管理、运输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以及本车上财产的损失；…”。从上述条款内容可以看出，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及其家庭成员不负责赔偿的仅是其所有、承租、使用、管理、运输或代管的财产损失，并非人身伤亡。因此，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依据该条约定主张对刘梅的人身损害免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一审确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正确。根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亲属关系证明》，刘梅的父亲刘某和母亲宋某均已年满60周岁，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某和宋某还有其他生活来源。故一审确定上述两人为刘梅的被扶养人并无不妥，且一审核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并未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第四，一审确定的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与联合保险阜阳公司的责任分担是否正确。本案涉案事故系牵引车与挂车连接使用时发生的交通事故，而皖Ｋ×××××号牵引车在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皖Ｋ×××××号挂车在联合保险阜阳公司投保了限额为1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因此，刘梅因涉案事故所应得的赔偿款851447.76元中，首先应由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在交强险12万元限额内赔偿；剩余731447.76元应由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和联合保险阜阳公司在各自所承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即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承担664952.51元［731447.76÷（100+10）×100］的赔偿责任，联合保险阜阳公司承担66495.25元［731447.76÷（100+10）×10］的赔偿责任。一审确定的责任承担比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合计应赔偿刘梅784952.51元（664952.51+120000），联合保险阜阳公司应赔偿刘梅66495.25元综上，中国人保阜阳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联合保险阜阳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处理部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161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16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刘梅784952.5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优先赔付）；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16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刘梅66495.25元。如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338元，由被上诉人刘梅承担258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承担5606元，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承担474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433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曾牧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