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4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红燕，女，1989年3月8日出生，汉族，山东众友酒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庆山，男，197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山东众友酒业有限公司职员，住山东省济南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凌程明，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志伟，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新疆域尊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法定代表人：谢国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可心，山东方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山东众友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刘红燕，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凌程明，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志伟，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红燕、孙庆山因与被上诉人新疆域尊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域尊公司）、原审被告山东众友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初2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红燕、孙庆山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初200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域尊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支持刘红燕、孙庆山在一审中的反诉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域尊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无证据证实上诉人与域尊公司之间系买卖关系，法院不可以无端猜测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关系。(一)法院在否定全部证据作为定性买卖关系的同时，又认可买卖关系，这是逻辑错误，让人不明所以。一审法院认可了录音证据中双方的陈述，又做出曲解，于法无据，显然错误。从双方录音的整体上看:第一，双方之前没有对主要问题予以协商一致，比如价格、数量、品鉴酒、政策支持等，而这些问题在录音中说后续可以继续协商；第二，双方明确一致的后续处理是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把剩余的酒拉回去。故而上诉人为域尊公司承销酒水，剩余的未完成部分仍由域尊公司承受，双方之间符合任务是否完成的合作特点，显然属于代销关系，成立代销权利义务。(二)一审法院依据域尊公司单方陈述认可相关酒的价格和品鉴酒的数量，于法无据。在一审中，域尊公司提出的相关证据材料如出库单、业务订单等均无上诉人方签字，属于单方证据，具备单方意思特点，既不符合上诉人本意，也不符合酒水市场行业普遍惯例。因此，一审法院将上述单方意思证据结合录音认定为买卖关系成立是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习惯和惯例。合同中的价格和数量约定属于合同的核心内容，在一审中皆不能证实双方对此有过价格约定或能后续达成一致约定，故而对诉争酒水的价格和数量皆属没有约定。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未约定的可以继续补充约定，不能达成一致的，按照实际履行的价格或市场价格确定，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相关价格明细已经证明该酒水的实际销售价格，因该酒在市场中不知名，进入新市场时有价格落差，宜以实际销售现状和市场接受程度综合决定其价格，不能完全依照域尊公司对其他厂家或商家的同类价格予以确定，故一审中对销售酒水类价格的确定标准完全错误，有明显偏颇。(三)域尊公司一方主要表示代销意思的人员故去，后续不知情的人员否定代销关系，违背了诚信原则。域尊公司在2016年6月份达成酒水代销合意之初，原厂长和负责人员确定的相关约定，当时的约定非常明确，只是没有落在书面，后因原厂长和另一负责人员去世，但约定仍在，后续负责人员不可否认这一约定。这点从双方当时的实际履行行为上明显得出结论:其一，上诉人抛去原来较好的生意从事酒水销售，应有更大的利润保证和盈利期待。原约定应对双方之间的利润、风险、盈利有所约定并明确保证才会使得上诉人不远千里而来开发新市场，域尊公司对上诉人方的成本、利润和盈利是明确保证之后才使得上诉人抛去原来较好的生意从事该类酒水的代销，否则不合常理。其二，上诉人专意代销大枣系列酒，店面专营，不合营其他任何类酒水，尤其是畅销、名牌类酒水，亦证明域尊公司对相关的市场费用和成本予以充分保证并承诺才符合盈利期待，否则不合常理。其三，为了方便域尊公司管理和销售，域尊公司还专门派人在上诉人处予以管理和销售。在2016年6月至2016年底，域尊公司一直指派孙雷在上诉人处从事管理和销售工作，负责货源、市场等事项，上诉人对酒水销售的价格和市场渠道均受孙雷的管理和协助，故而，在上诉人的该类酒水业务上基本贯彻和体现的是域尊公司的意思，而不是上诉人自己的意思，因而派员管理和销售的行为更能证明是代销，而非买卖关系。其四，双方的实际行为更证明了是代销而非买卖关系。先是域尊公司填写业务订单，确定相关酒水的种类和数量，并集中大批量发货至济南，不确定进价，也不确定市场的销售价格。这种行为明显表现出随时确定和指示确定的意思，即由域尊公司确定相关的价格，至于何时确定、以何种方式确定，都由域尊公司掌握，故而未向上诉人明确，或者认为没有必要明确。因此，域尊公司这种实际行为也能证明上诉人属代销行为，所有相关价额和数量体系均属于被上诉人自己决定的范畴。(四)从市场习惯和惯例上看，双方成立的是代销关系。新酒的新市场开拓花费巨大，代销或厂家给予超额补贴系普遍行规，从酒水类市场的普遍行规来看是市场第一，厂家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市场，由厂家承担广告费、市场费用或者分摊巨额市场费用的惯例一直存在。本案诉争酒水系新酒，不知名，济南市场属于新市场，进入新市场的费用巨大，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本案一审判决罔顾成例，不顾市场行业规则和常识，偏离诚信和公平体系，有违合作互利、共赢共享原则，畸轻畸重，将巨额的市场费用和成本由上诉人一人承担。域尊公司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罔顾他人巨额损失，罔顾事实，违背先前承诺，违背诚信和公平，一味减轻自身损失，将自己的盈利建立在他人的亏损之上。二、上诉人一审中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系代销关系，域尊公司应承担巨额销售费用。(一)一审证据综合双方之间成立代销关系。一审判决将域尊公司的意思强加在上诉人身上，将重要的事实比如录音中的域尊公司愿意将剩余的酒拉回去、订单自己书写、没有价格、发货单没有上诉人签字直接发货至仓库等关键事实忽略，将上述能够对事实做出定性并判定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标准的内容故意遗漏，这是完全错误的。(二)域尊公司应承担巨额的市场费用和成本。上诉人一审已经提交明确的票据和证据证明相关费用，这些费用是真实存在的，属于基本事实，无论谁也不能否认，很多费用没有票据或者无法开票，上诉人实际的费用远大于票据上的费用。而且，上述费用就是发生在2016年6月份至2017年初，这段时间是上诉人专营大枣酒的时间，后来因为孙雷不辞而别、大枣酒市场认可度较低，厂家费用未及时到位等原因，上诉人亏损巨大，不得不转换经营模式，才开始合营其他类酒水。上诉人在销售其他类酒水时，不仅非名牌类酒水的奖励和支持力度巨大，名牌类酒水的销售政策也是巨大的，包含广告投入和超额的费用支持，最大程度降低上诉人的销售成本，或者厂家全部承担销售成本，以保证上诉人的盈利空间，以有利于酒水的开拓和销售业绩的增长，而不是从上诉人处搜刮利润，将市场费用由上诉人一人承担，一味追求自身利益。因此，一审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完全没有理由，即使是买卖关系，在特殊市场中亦应符合市场规范和惯例，遵循成例和习惯。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一审判决应采用合同法中代理委托合同的相关条款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明确双方是代销关系，相关费用和成本应由域尊公司承担，而不属于买卖关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证据分析和采纳上于法无据，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应结合证据和事实，确定双方之间属于代销关系，且域尊公司应当承担市场费用和成本。四、一审判决认定由二上诉人承担实体责任于法无据，销售案涉大枣酒的法律主体和实际主体都是众友公司，二上诉人不是实际经营者，不应成为实际责任承担人，请求法院驳回域尊公司对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首先，在代理销售案涉大枣酒的之初，众友公司就已经成立，获得销售资质，成为法律上的销售主体，并以其名义租赁办公场地、店面和仓库，签署相应合同，支付相应费用。行政上，也以众友公司的名义接受各项行政管理、缴纳税收，众友公司也招聘员工，缴纳保险和各项费用。在业务经营上，由众友公司从事实际的经营行为，签订经营合同，享有实际对外经营中产生的各项权利和承担经营中的各项义务，而且在代销过程中，各项对外的陈列销售、各项销售合同、订单等都是以众友公司的名义做出，并由众友公司履行实际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众友公司是真正执行代销行为的主体。其次，刘红燕、孙庆山只是从事相关工作和业务，没有直接从事对外销售，不是承担权利义务的主体。作为酒类销售公司，其主要权利和义务就体现在对外销售和收取货款，而订单的订立和履行都是众友公司。刘红燕、孙庆山虽然接收域尊公司发往济南的相应货物，但并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对外销售，也没有履行销售过程中合同上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收取相应的货款，只是执行相应的任务和作业。而且，刘红燕、孙庆山都是众友公司的员工，其社会保险都是由众友公司交纳，在经营中的身份也只是代表众友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产生业务。综上，刘红燕、孙庆山只是众友公司的员工，是众友公司具体任务和事务的执行人，不应承担任何实体责任。域尊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域尊公司意见与一审判决观点一致。一审中上诉人陈述是经赵才清介绍与域尊公司进行产品买卖，其与赵才清同一时间从域尊公司处购买产品，对于域尊公司与赵才清的交易情况及合同真实性也认可，域尊公司不可能给予同时合作且相互联系的客户以天壤之别的合作条件。上诉人从域尊公司处一次性购买四千多件酒，购货量巨大，根本不符合代销的交易习惯。酒类产品专营店均是以经销的销售方式为惯例。针对补充上诉意见虽然众友酒业确实在销售域尊公司的酒，但是域尊公司与两上诉人在众友酒业成立之前近三个月就已达成买卖合同，且域尊公司将产品直接发送给两上诉人，由两上诉人收取，此时众友酒业尚未成立。后上诉人于2016年8月底成立众友酒业，销售域尊公司产品，但是经域尊公司实际调查，众友酒业除销售域尊公司产品外还销售其他产品，并非对域尊公司产品进行专营。众友酒业是刘红燕作为唯一股东的公司，其销售的域尊公司产品的款项也均存放于众友酒业，因此域尊公司认为两上诉人应承担全部的付款义务，众友酒业也应承担连带付款义务。域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众友公司、刘红燕、孙庆山支付域尊公司货款1037464元，并偿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037464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31日即域尊公司向众友公司、刘红燕、孙庆山主张权利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众友公司、刘红燕、孙庆山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刘红燕、孙庆山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驳回域尊公司的本诉请求；2.域尊公司支付刘红燕、孙庆山因代理销售而支出的各项费用计814488.9元并偿付利息(以814488.9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0日即刘红燕、孙庆山开业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域尊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域尊公司与刘红燕、孙庆山之间接洽系通过案外人赵才清介绍。2016年，域尊公司向刘红燕、孙庆山供应了如下品名及数量的大枣酒：庄园248ML，1824件；庄园500ML，1928件；庄园品鉴500ML，800件；御贡王，10件；贡品，20件；尊品20件；珍品，20件；小域尊，20件；枣生贵子，20件；瓜哥枣妹，20件；秘酿一号，20件；秘酿二号，20件；秘酿三号，20件。诉讼中，就上述大枣酒的供应行为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销关系，双方当事人产生如下争执：域尊公司就此主张，其公司与刘红燕、孙庆山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上述所供应的大枣酒，除800件庄园品鉴500ML之外，其余大枣酒均系销售给刘红燕与孙庆山的。刘红燕、孙庆山则主张，其与域尊公司之间系代销关系，域尊公司承担所有的市场费用，提供品鉴酒，代销之后结算并分享利润。就其各自主张的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分别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佐证：域尊公司提交的证据为：1、业务订单2份及出库单3份，证明刘红燕、孙庆山自域尊公司购买大枣酒。2、安吉朋友酒业有限公司及赵才清出具的证明及货款明细各1份，其中，货款明细载明：2016年7月10日，经安吉朋友酒业有限公司（赵才清）介绍，刘红燕、孙庆山向域尊公司购买大枣酒一批。3、销售记录照片打印件1宗，证明刘红燕、孙庆山与众友公司以远超购买价的价格销售大枣酒的事实。4、录音及视频光盘及书面整理材料各1份，证明双方当事人认可存有买卖合同关系。刘红燕与孙庆山提交的证据为：赵才清出具的说明1份，载明：本人赵才清于2016年6月开始让刘红燕、孙庆山代卖域尊公司的大枣酒，并与域尊公司约定因销售而产生的店面、仓储费用等各项费用由域尊公司承担。刘红燕与孙庆山对于域尊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于业务订单的真实性不认可，其上并无刘红燕与孙庆山签字；对于出库单所载货物予以认可，但其上亦无刘红燕与孙庆山的签字；对于安吉朋友酒业有限公司及赵才清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上所载货物种类、数量属实，但不认可所载其余内容；对于销售记录照片打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系刘红燕与孙庆山所出具；对于录音及视频光盘及书面整理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域尊公司对于刘红燕与孙庆山提交的由赵才清出具的说明质证称：该证据与其公司所提交的证据2系同一人所出具，内容相冲突，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于域尊公司所主张的货款，域尊公司提交了由其自行出具的价格体系以及其与安吉朋友酒业有限公司的经销合同书、结算书，以及其相近时期的销售单据、由刘红燕、孙庆山出具的销售记录照片打印件等证据予以佐证。在其提交的前述证据中，所载与销售给刘红燕、孙庆山相同的大枣酒系列产品的销售价格基本均高于销售给刘红燕、孙庆山的价格，且其所提交的由刘红燕、孙庆山出具的销售记录照片打印件所载大枣酒系列产品的销售价格，亦高于其所主张的销售给刘红燕、孙庆山的价格。对于域尊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刘红燕与孙庆山除对由其两人出具的销售记录照片打印件予以认可外，对于其余证据，或称从未见过，或称不知情，或称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就案涉大枣酒的供应行为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销关系，在域尊公司提交的录音及视频光盘及书面整理材料所载内容中，仅系在域尊公司的工作人员询问对大枣酒有无想法时，孙庆山称想法系费用报报，并于其后多次提到报销费用的问题，但于整个录音中并未提及双方之间已就代销关系做过约定，报销费用系域尊公司应然之举。由此可知，报销费用的问题应系其于该次录音中所应景产生的想法，且孙庆山于录音中就费用问题存有的如下陈述，即“……你们酒啊，在浙江好卖，你们拉到浙江卖，主要是费用这边，你们多少厂家这边承担点，这是实话，到时候我一分不留……”，更进一步印证了上述事实。刘红燕、孙庆山虽另行提交了由赵才清出具的说明对其主张予以佐证，但因其提交的该说明与同样由赵才清出具的证明及货款明细内容相冲突，故对其提交的该说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对于刘红燕、孙庆山关于代销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而对于域尊公司所主张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在其确向刘红燕、孙庆山供应了如本案所列大枣酒的情况下，且在接受货物一方即刘红燕与孙庆山不能举证证实其系基于代销关系才接受货物的情况下，其所提交的如上证据足以佐证其该主张，故对域尊公司所主张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就域尊公司所主张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刘红燕与孙庆山自域尊公司购买涉案货物后，理应向域尊公司支付相应货款。对于货款具体金额，域尊公司虽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就涉案大枣酒其与刘红燕、孙庆山之间有着明确约定，但其所就此提交的由其自行出具的价格体系以及其与安吉朋友酒业有限公司的经销合同书、结算书，以及其相近时期的销售单据等表面证据，能够体现出域尊公司同时期对外销售相应货物的基本价格的表面事实，因其上所载与销售给刘红燕、孙庆山相同的大枣酒系列产品的销售价格基本均高于销售给刘红燕、孙庆山的价格，且其所提交的由刘红燕、孙庆山出具的销售记录照片打印件所载大枣酒系列产品的销售价格，亦高于其所主张的销售给刘红燕、孙庆山的价格，据此足以说明域尊公司所主张的价款计算依据较为合理。并因，刘红燕与孙庆山于诉讼中亦未能就此提交其与域尊公司就涉案货物所约定的价格情况，故对于域尊公司所主张的涉案大枣酒系列产品的单价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其依此所主张的货款1037464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红燕、孙庆山虽抗辩称其已向域尊公司的工作人员孙雷支付了80000元且该款已付至域尊公司，但域尊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刘红燕、孙庆山就此亦未再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该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域尊公司所主张的利息，因双方并未就涉案货款的支付时间进行约定，且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能显示其于2019年1月31日即向刘红燕、孙庆山主张过权利，故其要求自2019年1月31日起算利息依据不足，就此一审法院酌定由刘红燕、孙庆山向域尊公司偿付利息：以1037464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9日（即域尊公司立案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对于域尊公司要求众友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因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众友公司之间存有买卖合意，亦无证据证实其与众友公司之间就涉案货款存有付款约定以及众友公司存有法定付款义务，故其要求众友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依据不足，对其该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刘红燕与孙庆山所提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因其要求域尊公司支付费用814488.9元以及偿付利息的反诉请求系基于其所主张的其与域尊公司之间系代销关系所提起，在其不能证实其与域尊公司之间系代销关系的情况下，其要求域尊公司承担因代销所产生的各项费用依据不足，故对其该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其要求驳回域尊公司本诉请求的反诉请求，该请求性质属抗辩内容，因如上文所述原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域尊公司与刘红燕、孙庆山所各自放弃的请求，系对其各自民事权利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据上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刘红燕、孙庆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域尊公司货款1037464元；二、刘红燕、孙庆山偿付域尊公司利息损失（以1037464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与上述第一项所列款项一并付清；三、驳回域尊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刘红燕、孙庆山的要求域尊公司支付因代理销售所支出的各项费用814488.9元及偿付相应利息的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4320元，由域尊公司负担137元，由刘红燕、孙庆山负担1418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域尊公司负担48元，由刘红燕、孙庆山负担495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072元，由刘红燕、孙庆山负担。二审期间，刘红燕、孙庆山提交济南市凤凰山市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及济南市同行业的商家所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一宗，共计19件，证明在新的市场开发销售过程中所产生的房屋、仓储、人员工资、销售等各项费用从行业规则和惯例上讲均由销售厂家予以承担，证明刘红燕、孙庆山和众友酒业所支出的销售房租、仓储等各项费用都应该由域尊公司承担。经质证，域尊公司认为，第一,刘红燕、孙庆山提交的证据均非新证据，在一审开庭前完全可以获取并提交，其在二审才提交影响了法院的正常审理和裁判，不应作为二审的审理依据。第二，关于证据的形式，1.凤凰山市场的证明无出具证明的具体人员签字，不知是谁书写，而作为单位的凤凰山市场是不可能自己表达证明意见的，不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2.证人的认知性和经验性的陈述均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询问，来确认证据是否为本人所知悉的情况，是否为本人书写，甚至还要证明出具证言的人是否真实存在，上诉人还应提交出具证明的证人身份证明材料。3.证据2至19内容完全相同，明显并不是证人所写和打印，而是上诉人写好模板找人签字盖章，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方式。第三，刘红燕、孙庆山陈述其提交的证据均为酒类厂家所出具，与事实不符，该证据的出具单位均是食品或酒类销售的终端商店，根本不是厂家，且终端经销商不可能与相应厂家直接交易，所以不能证明酒类生产厂家的销售模式。而且其所有证明都提到花冠，口子窑等四家产品，以上厂家均系知名品牌且并不接受代销的销售方式。以上出具证据之人均未与域尊公司有过任何接触及业务往来，无法证明上诉人与域尊公司为代销关系。且以上出具证据者均与上诉人有业务往来及利害关系，这一点结合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可知，因此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证明中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证明中所述众友酒业自2016年6月开始代销被上诉人产品，但众友酒业2016年6月并不存在。域尊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以上证言均有伪证嫌疑，请法庭查明。经审查，本院认为该宗证据与本案关联性欠缺，不能证明刘红燕、孙庆山与域尊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也不能证明域尊公司与其他买方之间的交易情况，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刘红燕、孙庆山与域尊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销关系的问题，域尊公司于2016年向刘红燕、孙庆山交付了案涉大枣酒，域尊公司主张双方之间为买卖关系，且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业务订单、出货单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刘红燕、孙庆山亦认可接收了相应大枣酒，并进行了部分销售，但未向域尊公司支付款项。刘红燕、孙庆山主张双方之间为代销关系，但既无双方的书面代销合同，也无刘红燕、孙庆山向域尊公司交付代销款、域尊公司向刘红燕、孙庆山支付代销费用（或自代销款中提成）等证据予以证实。结合一审中域尊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域尊公司工作人员明确以催要货款为由与刘红燕、孙庆山进行协商解决过程中，刘红燕、孙庆山并未明确否认双方之间的经销关系即买卖关系，只是强调大枣酒不好卖、为了宣传推广销售大枣酒而发生的费用应该由厂家承担一部分等。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一审法院认定域尊公司与刘红燕、孙庆山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关于案涉相关大枣酒价格和数量问题，刘红燕、孙庆山主张一审中对案涉大枣酒价格的确定标准完全错误，因该酒在市场中不知名，进入新市场时有价格落差，宜以实际销售现状和市场接受程度综合决定其价格，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根据域尊公司提供的出库单、所生产酒类的价格体系以及相近时期的销售单据，并对比刘红燕、孙庆山的销售记录情况，综合认定案涉大枣酒的数量和价格，亦无不当。孙庆山与刘红燕主张按照交易习惯以及市场惯例应由域尊公司承担各项销售费用，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刘红燕、孙庆山主张应由众友公司向域尊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但刘红燕、孙庆山与域尊公司交易时，众友公司尚未成立，且双方均认可参与协商和接收案涉大枣酒的为刘红燕、孙庆山二人，二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为代表众友公司的职务行为，后期刘红燕、孙庆山成立众友公司销售案涉大枣酒，不影响刘红燕、孙庆山与域尊公司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刘红燕、孙庆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392元，由上诉人刘红燕、孙庆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耀勇审 判 员 王京波审 判 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法官助理 李 瑞书 记 员 孙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