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1民终10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侯号社，男，196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西安市蓝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艳燕，陕西莊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宇，陕西莊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安，男，196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灞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宁，陕西雅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一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基地航天中路385号众创广场八楼812、813室。法定代表人：毛碧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叔阳，北京市中兆（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一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半引路湾子村史家坡工业园80号。负责人：毛碧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叔阳，北京市中兆（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侯号社、王建安与被上诉人陕西一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通公司）、陕西一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以下简称一通西安分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1民初1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号社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1民初136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请求判令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一、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在为三被上诉人干活过程中受伤，三被上诉人理应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首先，自2016年一通公司及王建安雇佣上诉人运输一通公司生产的通信设备管材，并负责装卸，上诉人受三被上诉人的指示将货物运输至距离公司厂房2公里外指定的地点。其次，上诉人的工资在2016年期间一直由一通公司财务屈丹支付，后由王建安进行结算。最后，2016年至受伤时上诉人运输的货物均是一通公司生产的通信设备管材，由此可以看出三被上诉人是直接受益人。因此原审法院只认定上诉人与王建安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是错误的。二、本案中上诉人侯号社的误工费的计算标准酌定为150元／天实属错误。上诉人受伤前一直从事运输行业，并已在本案一审中提供了《租赁合同》、《车辆租赁协议》及收条等证据证明其在受伤前月工资为15000元，但因上诉人工作性质的特殊情况，一审法院仅根据上诉人未提交个税等相关证据酌定上诉人的误工费为150元／天实属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本次事故责任的30%实属不当。本案中上诉人是在从事雇佣工作中受伤，在此过程中上诉人自身不存在任何过错，尽到了注意安全义务。三被上诉人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未能履行管理职责，未尽到安全提示、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的义务，且赵师傅在未取得航吊操作资格的情况下进行操作。故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受伤应承担全部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雇佣工作中应负一定责任实属不当。四、关于责任主体，王建安作为上诉人的雇主，依法应承担雇主责任，一通公司或其西安分公司作为直接侵权的第三人，上诉人依法有权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王建安辩称，1、王建安和上诉人之间并非雇佣关系，不存在人身依附和管理关系。2、一审对工资标准认定正确。3、一审法院对侯号社受伤过程没有查清，对于侯号社的上诉不予认可，请求驳回上诉。一通公司及西安分公司共同辩称，不认可侯号社的上诉。1、上诉人称与王建安存在雇佣关系，该事实我方并不清楚。2、其认为受伤是因为一通公司人员失误造成，并没有该事实。3、王建安和一通公司不存在雇佣或劳动关系。4、侯号社自己称其从事运输工作，其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显示其并非一通公司员工，与一通公司并无劳动关系，一审法院酌定误工费150元/天，符合客观实际认定正确。5、侯号社从事的是运输合同关系，其应当自行承担责任，且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有注意义务。不同意侯号社的上诉意见，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王建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侯号社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均由被上诉人侯号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运输关系，不是雇佣关系，不适用侵权责任法。侯号社驾驶的货车是其自己购买并用于营运的车辆，该车辆的保养、维修、加油等费用均由侯号社自己承担，从事个体运输行业，与上诉人之间并无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达成口头协议，由被上诉人将货物运输到指定地点，上诉人支付运费，双方之间形成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并非是雇佣劳动关系。二、一审法院对侯号社意外事故发生的事实过错认定错误。事发时已是深夜十一点，装卸货物的人员又是暂时离开，现场只剩赵师傅和侯号社，根据赵师傅描述，是侯号社自己爬上货车想把航吊上吊管子的吊带取下，并推移管子，被上诉人未带安全帽，因管子本身重量和货车车厢空间不足，导致自己站立不稳从货车上摔下，一审认定因他人操作航吊不当之事不存在。三、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意外事故导致人身损害的责任认定错误。双方之间是运输关系，被上诉人没有办理合法营运手续，应承担相应事故责任，以及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承担70%的责任。侯号社辩称，1、侯号社与王建安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律关系认定正确。王建安在一审中自认侯号社受雇于自己从事货物运输。王建安指示侯号社装运通信设备，由王建安进行管理和安排，并支付报酬，双方符合雇佣关系的特点。2、一审法院对于答辩人此次事故的事实过程正确。事发时王建安并不在现场，其并不能还原事发经过。3、一审法院判决王建安承担赔偿责任正确，但未判决其他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正确，且判决侯号社自身承担30%责任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判决由各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通公司及其西安分公司表示对王建安的上诉没有意见。侯号社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王建安、一通公司及其西安分公司赔偿侯号社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288289.08元。2、判令诉讼费由王建安、一通公司及其西安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侯号社自2012年起驾驶运输车辆从事运输行业。2018年11月7日候号社接受王建安雇佣，驾驶陕Ａ×××××号车辆，将通信设备由西安市灞桥区半引路湾子村史家坡工业园80号拉运至浐河东路绕城高速路口桥底下。当晚11时许，候号社在西安市灞桥区半引路湾子村史家坡工业园80号进行装卸货物时，候号社因他人操作“航吊”不当，致“航吊”挂钩打中候号社头部，致其从驾驶陕Ａ×××××号车车厢坠落，导致受伤。侯号社受伤后，即被送往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进行治疗。候号社自2018年11月8日入院至2018年12月4日出院，共计在该医院住院治疗26天，该医院诊断记载为：1、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1.1双额叶即右侧颞叶脑挫裂伤；1.2创伤蛛网膜下腔出血；1.3右侧颞顶枕硬膜下血肿；1.4右侧枕骨骨折。候号社在该医院住院花费73953.08元，其中王建安垫付33500元，其余款项由候号社自行垫付。2019年2月25日侯号社以上述事实及理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支持其诉讼请求。案件审理中，候号社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鉴定，要求对其所受之伤进行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等鉴定，一审法院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陕西军大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候号社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6月10日出具陕军大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27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候号脑叶部分切除术后为九级伤残。被鉴定人候号社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为60日、营养期为60日。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健康权受法律保护。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候号社受雇于王建安，运输通信设备，其在装卸货物过程中，因他人操作“航吊”不当致其受伤；王建安作为候号社的雇主，在候号社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候号社诉称其与一通公司及一通西安分公司存在雇佣关系，要求一通公司及一通西安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通公司及一通西安分公司均否认与候号社存在雇佣关系，且认为其系不适格被告，不同意承担任何责任；候号社的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与一通公司及一通西安分公司存在雇佣关系，侯号社要求一通公司及一通西安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之请求，不予采信。候号社请求之医疗费73953.08元（含王建安已付33500元），依据其提交的医疗费票据予以认定；侯号社请求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26天=2600元，予以采纳；营养费侯号社主张30元/天×60天=1800元，结合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采纳；误工费侯号社主张其从事运输行业，受伤前月工资为15000元，但其未提交个税相关证据，根据侯号社从事的职业及结合鉴定意见书，酌定为150元/天×180天=27000元；护理费侯号社主张为100元/天×86天=8600元，结合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于侯号社主张的护理标准100元/天予以认可，关于护理期限，因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护理期限为60天，故认定护理费6000元；交通费侯号社主张5000元，未提交证据加以佐证，鉴于侯号社受伤治疗确需产生交通费用的实际情况，酌定交通费为500元；精神抚慰金酌定为2000元；鉴定费依据票据认定1560元；侯号社主张的伤残赔偿金133276元，结合司法鉴定意见书，考虑到侯号社长期从事交通运输行业及长期居住在西安市灞桥区实际，侯号社的该项请求予以采信；综上，候号社的经济损失为248689.08元。候号社作为成年人，在从事雇佣工作中，注意安全不够，对其受伤的结果，亦应负一定的责任。酌情以侯号社承担其上述损失的30%，王建安承担侯号社上述损失的70%为宜。即王建安应赔偿侯号社各项经济损失248689.08元×70%=174082.36元，侯号社在治疗期间王建安已支付的医疗费33500元，应从王建安赔偿侯号社的损失中予以扣减。即王建安实际赔偿候号社经济损失为174082.36元–33500=140582.36元。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建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候号社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74082.36元，扣除王建安已付医疗费33500元，被告王建安实际赔偿原告候号社各项经济损失140582.36元。二、驳回原告候号社要求被告陕西一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陕西一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候号社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624元，鉴定费1560元，合计7184元，原告已预交，现由被告王建安承担7184元，连同上述应付之款一并给付原告候号社。二审审理中，侯号社提供2019年7月11日侯建设（侯号社之兄）与王建安的通话录音，证明王建安与一通公司有可能存在劳务或者劳动关系，如存在该事实，则由一通公司承担雇主责任。王建安表示这个录音是侯建设在套路其，其早都不在一通公司工作了，不能证明侯号社是给一通公司或其西安分公司工作。一通公司及其西安分公司认为该通话是侯建设故意让王建安说的，不能证明任何事实。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侯号社为王建安运输货物，双方形成运输法律关系，但是侯号社没有义务对货物进行搬运。在运输过程中因王建安所安排的两个对货物进行搬运的人员离开一人，由王建安所安排的人员在对货物进行航吊，侯号社进行装货。侯号社称其进行装货王建安并不在另行支付费用，故侯号社与王建安形成义务帮工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王建安应对侯号社在义务帮工中受到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因侯号社并无证据证明其受雇于一通公司及其西安分公司,故其主张一通公司及其西安分公司承担责任于法无据，至于侯号社认为一通公司及其西安分公司是直接侵权人，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对侯号社主张本案中一通公司及其西安分公司承担第三人侵权责任不予涉及。侯号社作为成年人，在进行帮工过程中，亦应注意安全，一审认定其负有一定责任并无不当，判令其承担30%的责任有事实依据。王建安称侯号社是自己站立不稳从车上摔下，但是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该事实，故王建安主张侯号社承担主要责任不能成立。关于一审认定的侯号社的各项损失，除侯号社对一审认定的误工费有异议外，其余数额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故对无异议的数额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侯号社的误工费，侯号社认为其之前每月收入为15000元，但是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其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一审结合侯号社所从事的行业酌情认定的误工标准亦无不当。综上，侯号社、王建安的上诉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并无不妥，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66元（侯号社已预交3254元，王建安已预交3112元），由侯号社承担3254元，王建安承担311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邹守鸣审 判 员 杨晓昱审 判 员 张 楠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 孙静文书 记 员 郑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