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1民终91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雄光，男，壮族，1974年6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大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冬梅，广西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张宝，男，壮族，1968年7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大新县，系上诉人何雄光胞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少芬，女，壮族，1986年8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南宁市邕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达好，广西弘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津才，男，壮族，1979年2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钦州市钦北区。 上诉人何雄光因与被上诉人黄少芬、原审被告黄津才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2019）桂0109民初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辩论。上诉人何雄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冬梅、何张宝，被上诉人黄少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达好，原审被告黄津才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雄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黄少芬与黄津才共同向上诉人何雄光返还37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黄少芬与原审被告黄津才承担。事实与理由：其开办的采石场打算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所以其胞兄何张宝都是以何雄光的名义去办理采石证事务。开始时办证事项何张宝都是与黄津才联系，直到黄少芬要求交付尾款才与黄少芬直接联系，2018年3月26日何张宝才加了黄少芬微信。2018年3月24日前后，黄少芬打电话要求何张宝必须在当月31日前交清尾款，不然采石证就办不了。何张宝于当月26日从银行取现金300000元后开车到南宁黄津才的公司，当时黄少芬不在，何张宝要求黄少芬必须到场才给钱，黄津才电话通知黄少芬过来后，黄津才出具收条给何张宝，黄少芬拿到300000元后就走了。整个事情均是委托黄少芬和黄津才办理。何雄光与黄少芬之间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黄少芬在一审中陈述其只收到何雄光100000元定金，之后再未收到何雄光的任何经费，与事实严重不符。采石证无法办下来，黄少芬却迟迟不将费用退还，何雄光数次追讨，黄少芬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和推脱。一审判决认定黄少芬返还了95000元即履行了退款义务，属认定事实错误。黄少芬不仅应当返还协议中约定的定金100000元，后续追加支付的600000元款项也应当予以返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黄少芬答辩称，我与何雄光没有直接委托关系，只与黄津才对接。黄津才是我通过在派出所工作的老乡潘达明认识的。与黄津才签订协议后我介绍梁春勇给黄津才、何雄光认识，黄津才、何雄光就直接与梁春勇对接上了，梁春勇打电话说因何雄光没有交尾款，采石证没有办下来，不知道何张宝从哪知道我的电话，就直接给我打电话要求继续办证，我说需要继续交清尾款才行。何张宝就拿尾款来南宁，何张宝拿到黄津才出具的收据后就离开了，300000元一直放在黄津才的公司。采石证是由黄津才和梁春勇去办的。何张宝找我说采石证没有办成，要求退款后，我就告诉潘达明和黄津才要将钱退回给何雄光，并跟他解释我只收到定金100000元，那些费用不是拿来花，是用来办事的，何张宝预付的后期尾款450000元并没有动用。我收到的100000元已经退回了95000元，在本案中已经没有退款的义务。何雄光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何雄光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黄津才述称，我替何雄光将100000元定金转给黄少芬后，三个月过去了她说采石证办不了，黄少芬后来说何雄光再给400000元就能办。何张宝带300000元到我的公司交给我，我开了收据给何张宝，黄少芬到了后我马上把钱给了黄少芬。何雄光分四笔总共付给我700000元，我自留150000元后，余款550000元均支付给黄少芬，黄少芬只出具了一张收到100000元定金的收条。《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是我和黄少芬共同认识的朋友潘达明帮忙起草的。我虽与梁春勇认识，但很少联系，都是与黄少芬联系办证，何雄光询问办证进展，我问过黄少芬后再将情况反馈给何雄光。 何雄光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黄津才、黄少芬返还何雄光37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8675元，本息合计:398675元（利息计算：从2017年11月21日起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止，以37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2019年3月1日起，利息按上述标准计算至所有款项返还完毕之日止）；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黄津才、黄少芬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何雄光委托黄津才为其位于广西大新县的采石场办理开采证，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协议。2017年8月20日，黄津才找到黄少芬，并代表何雄光与黄少芬签订一份《协议书》，写明：“2017年8月20日黄津才为了其与何雄光在大新县办理石场开采证，找黄少芬帮忙疏通关系，办理开采证，现黄少芬承诺为黄津才和何雄光办理开采证，并收取费用柒拾万元人民币，先期收取定金壹拾万元人民币。如开采证办不成，黄少芬退还费用给黄津才，黄津才代表何雄光签协议书，黄少芬收到的费用以收据为准。”黄津才与黄少芬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次日，黄津才与黄少芬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写明：“黄少芬收取黄津才预付壹拾万元人民币定金后，立即开展疏通关系，以何雄光在大新县收到通知去检查石场现场为标准，如遇到特殊情况办不成开采证的，黄少芬退还玖万元人民币给黄津才，办证期限为三个月，如中途因黄津才和何雄光的原因，要求停办证件的，所有费用黄津才自行负责。”黄津才与黄少芬在《补充协议书》上签名、捺印。《补充协议书》签署后，黄津才用手机拍照后，发给何雄光，何雄光对协议内容无异议。 2017年8月22日，何雄光支付100000元给黄津才，黄津才出具一份《协议书》，写明：“本人何雄光。委托黄津才。帮忙办理疏通大新县采石场办证一个名额事宜。要收取费用、辛苦费、定金壹拾万元整（100000元），如办不得证的，将如数退还定金。”黄津才在《协议书》上备注“黄津才收到拾万元”并捺印。另加盖名为“广西南宁常越利投资有限公司”的公章。何雄光未在《协议书》上签名。之后，黄津才将该笔款项转交给黄少芬。 2017年9月29日，何雄光委托其大哥何张宝向黄津才转账支付150000元。黄津才出具《收据》，写明：“今收到何雄光办理石场预付壹拾伍万元正150000元手续、辛苦费。”黄津才在《收据》上收款人处签名、捺印。 2018年3月26日，何雄光委托其大哥何张宝向黄津才支付现金300000元，黄津才出具《收据》给何张宝，写明：“兹收到何张宝交来大新石场余款现金300000元……”黄津才在《收据》上捺印确认。2018年3月27日，何张宝又向黄津才转账150000元。 2018年6月初，由于委托事务未有实质性进展，何雄光要求黄少芬、黄津才退款。黄津才于2018年6月3日向何张宝退款270000元，于2018年7月16日退款60000元，共计330000元，其中包括黄少芬退还的95000元。余款370000元未退，何雄光催款无果，故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何雄光与黄津才、黄少芬之间的委托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约定办证期限为3个月，届期后仍未办结，何雄光要求黄少芬、黄津才继续办理，并继续支付相关费用，黄少芬、黄津才未提出终止委托关系，视为委托协议继续履行。2018年6月，何雄光要求黄少芬、黄津才退款，黄少芬、黄津才退回部分款项，视为双方协议解除委托合同。 合同解除后，黄少芬、黄津才应根据双方约定退还相关费用。据何雄光与黄少芬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黄津才代何雄光与黄少芬签订）的约定，如办证不成，黄少芬应退回90000元定金，在办证无果后，何雄光要求退款，黄少芬已通过黄津才退回95000元，黄少芬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退款义务，何雄光要求黄少芬继续退款，与合同约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7年8月22日，黄津才在收到何雄光交付的100000元定金后，向何雄光出具的《协议书》，没有何雄光签名，实为收据，黄津才表示“如办不得证的，将如数退还定金”，该意思表示为黄津才单独向何雄光承诺，对黄少芬不发生效力。另外，何雄光承诺支付的600000元，虽然已经交付给黄津才，但黄津才并未转给黄少芬，该部分费用，应由黄津才退还何雄光，何雄光与黄津才之间就委托费用、报酬均未有明确约定，且黄津才亦未举证证明其为办理委托事务支付了多少费用，故应全部退还。何雄光自认黄津才已退款33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黄津才应继续退还余款370000元。黄津才辩称只收到何雄光支付的400000元，且已退还370000元，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黄津才至今未退还剩余的370000元,何雄光要求赔偿利息损失，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未明确约定具体退款时间，利息应自何雄光向该院起诉之日起计算。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黄津才退还原告何雄光370000元；二、被告黄津才支付原告何雄光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7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7日起计至欠款退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三、驳回原告何雄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40元，保全费2513元,共计6153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黄津才负担5795元，原告何雄光负担358元。 二审中，上诉人何雄光补充提交了录音资料，以证实后期支付的600000元已经实际交付给黄少芬，黄少芬也已经将费用交付给办证相关人员。被上诉人黄少芬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自己已收到700000元的费用，费用是打给黄津才，自己只收到100000元的定金。在委托事项没有办成的情况下，已经将95000元退还给黄津才，所以上诉人要求其承担返还余下600000元的责任，不符合法律的规定。黄津才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该对话录音录制于一审诉讼期间，黄少芬在录音中的对话记录属于当事人在庭外的陈述。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又查明，黄津才与黄少芬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系由两人共同的朋友潘达明代为草拟而成。黄津才当时即已把委托事务交由黄少芬办理一事告知了何雄光，何雄光对此无异议。但直至双方因退款发生纠纷后，两份协议才由黄津才于2018年6月27日通过微信发送给何雄光。协议约定的三个月办证期限内，黄津才先后收取何雄光250000元，其中100000元为“前期活动经费”，余下150000元为“手续、辛苦费”。三个月届满后，何雄光没有要求黄津才退回预付办证款250000元。2018年，何雄光指派何张宝继续办理采石证事务。何张宝于2018年3月24日前后以何雄光的名义直接打电话给黄少芬，要求黄少芬继续为其采石场办理采石证，黄少芬回复继续办证则必须于当月31日前支付尾款。何张宝于3月26日将300000元现金当面交付黄津才和黄少芬，黄津才出具了收款收据。次日何张宝又转账150000元给黄津才，并将转款一事通过微信告知黄少芬。 另查明，何张宝和黄少芬2018年3月26日互加微信。在何张宝先后支付了450000元后，同年3月28、29日至4月11日，黄少芬通过微信要求何张宝发送采石场的申请表等资料，并将其与他人联系办证的聊天记录截图发送给何张宝。4月26日，何张宝再次催促黄少芬抓紧办理采石证。2018年5月31日，何张宝发现其采石场不在公布的发证名单之内后，即以已向经侦大队报诈骗案为由，要求黄津才、黄少芬退回全部预付款700000元。2018年6月3日，黄津才将退款270000元转账至何张宝账户内。同年7月16日，黄津才又退款60000元，前后共计退款330000元，其中包括黄少芬退还的95000元。诉讼中，黄津才主张其仅自留150000元，余款550000元均已支付给黄少芬。黄少芬主张其仅收到定金100000元，何张宝预付的后期尾款450000元自己并未动用。黄津才承认黄少芬曾出具了一张100000元收款收据。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黄少芬应否承担本案的退款责任。 本院认为，何雄光在依规定程序申办开采许可证的前提下，为增强其办证的成功率而委托他人有偿代为办理办证事务，故双方当事人之间构成有偿的委托合同，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应为合法有效。在黄津才将办证事务交由黄少芬具体操作且告知何雄光，何雄光对此无异议的情况下，协议对何雄光和黄少芬均具有约束力。 综观全案，委托合同关系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系由何雄光委托黄津才办证，何雄光于2017年8月22日将定金100000元预付给黄津才，黄津才又将该100000元交付给黄少芬由其具体经办。黄津才和黄少芬两人并约定如遇到特殊情况办不了开采许可证的，黄少芬退还定金90000元。可见，在不能完成委托事务的情况下，黄少芬只需退回90000元定金即可，但黄津才必须退回何雄光100000元。其间委托事务的相关进展，由黄津才向黄少芬了解后再报告何雄光。故这一阶段的委托合同关系发生在黄津才与何雄光之间，黄津才与黄少芬签订的两份协议直接约束何雄光和黄少芬。约定的三个月办证期限届满后，委托事务未能完成，合同即应终止，黄津才和黄少芬依约应退回何雄光所付款项。黄津才和黄少芬已实际退回330000元中，即包括了其间两人收取的245000元。 后一阶段是何张宝受何雄光所托，以何雄光的名义，于2018年3月24日前后直接与黄少芬电话联系，要求其继续帮忙办理开采许可证事务，黄少芬则要求必须在3月31日前支付尾款方可帮忙办理。黄少芬也将继续办证及要求何张宝支付尾款的情况告诉了黄津才。何张宝于2018年3月26日携带300000元现金到黄津才的公司办公室，将款项当面交付黄津才、黄少芬两人，次日又转款150000元给黄津才并将转款事宜通过微信告诉黄少芬。之后黄少芬处理办证事务，并将进展情况报告给何张宝。从这一阶段委托办证情况看，从提出要约、预付款项、出具收据、联系办证至退款等步骤，受托人较前一阶段发生了变化，黄津才和黄少芬共同办理何雄光所托事项，分别向何雄光报告委托事务的进展情况，故这一阶段的委托合同双方发生了变化，何雄光委托黄津才和黄少芬两人为其办理办证事务，黄津才和黄少芬两人作为共同受托人，依法应对受托事项承担连带责任。在受托事项未能完成、何雄光要求解除委托合同的情况下，黄津才和黄少芬此前收取费用即依约应予退回。黄少芬是否直接收取、使用450000元，对于本案的处理或责任主体的判定毫无意义。黄少芬以自己未收取300000元，款项均由黄津才收取，以及委托事项系由黄津才和梁春勇办理为由，主张其不应承担本案责任，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以黄津才未将600000元转交给黄少芬为由判决驳回何雄光对黄少芬的诉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双方当事人此前约定办不成开采证的仅退预付款90000元，现黄少芬已自行留下5000元，故上诉人请求退还的款额中，仍应依约定从中扣减5000元，黄少芬和黄津才应连带退还款额为365000元。 何雄光要求黄少芬、黄津才承担退款的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双方未明确约定具体退款时间，故利息应自何雄光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起，按资金占用年利率6%计算。 综上所述，何雄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2019）桂0109民初433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黄少芬、原审被告黄津才连带退还上诉人何雄光委托费用365000元； 三、被上诉人黄少芬、原审被告黄津才支付上诉人何雄光委托费用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65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7日起计至欠款退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 上述款项，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义务人如未按本案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或与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36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280元，共计10920元，由被上诉人黄少芬和原审被告黄津才分别负担5460元；一审保全费2513元，由被上诉人黄少芬和原审被告黄津才分别负担1256.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美云 审 判 员 梁世平 审 判 员 包林辉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黄云星 书 记 员 黄黎欣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第四百零九条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