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9720号原告：北京爱卡勒音乐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168号1幢13层2-1603A。法定代表人：罗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博宇，北京市金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镜，女，197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海君，湖南公言（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伟英，湖南公言（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爱卡勒音乐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卡勒公司）与被告彭镜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博宇，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海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卡勒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我公司无需支付彭镜：1、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9日期间工资2068元；2、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5月16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8448.28元。事实与理由：彭镜于2017年8月25日入职我公司，当日双方签订期限三年的劳动合同，合同终止日期为2020年8月24日。彭镜任职教管，负责安排课程，从事行政工作。工资构成为底薪3500元/月，另有提成不固定，转账下发，实际发放到2019年7月31日。2018年4月24日彭镜认为工资太低申请离职，我公司并未同意。彭镜旷工数日后于2018年5月17日返岗上班，劳动合同履行并未中断。彭镜返岗后我公司为其上调了工资收入，月平均工资5000元。2019年9月30日彭镜离开我公司之后未再返回，其实际工作到该日。2019年10月11日彭镜提出离职，未说明具体原因。我公司认为双方劳动合同终止日期是2019年9月30日。我公司与彭镜签订了劳动合同，因彭镜系行政人员，负责劳动合同的保管，其在离开公司时拿走了自己的劳动合同。现我公司不服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的裁决，故诉至法院。彭镜辩称，2017年8月25日我入职爱卡勒公司，当时未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10月签订三年期劳动合同，但合同并未给我。入职时双方口头约定月工资5000元封顶，未明确工资构成。工资主要通过法定代表人罗珩个人的银行卡转账下发，存在两次微信转账。爱卡勒公司是培训机构，每周周末需要上班，我每周工作六天，周二休息，每天工作8个多小时，长期存在加班。工作期间爱卡勒公司一直未给我缴纳社保。2018年4月24日，因爱卡勒公司拖欠我两个月工资，我提出离职，双方签署离职确认书，劳动关系于该日解除。2018年5月17日经双方协商我重新入职爱卡勒公司，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期间爱卡勒公司再次拖欠我2019年8月、9月工资，经多次协商，爱卡勒公司拒绝支付。我在爱卡勒公司实际工作到2019年10月9日，10月上班三天，加班两天。因爱卡勒公司拖欠工资、不缴社保，我于2019年10月9日口头提出离职，2019年10月11日爱卡勒公司微信通知我停止工作。我的职务不固定，从事教务、代课、前台和地推工作，但不负责劳动合同的保管，劳动合同由罗珩夫妇二人自行保管，爱卡勒公司说我拿走劳动合同没有依据。我同意仲裁裁决，不同意爱卡勒公司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彭镜曾于2017年8月25日入职爱卡勒公司担任教务主管，2017年10月，双方签订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彭镜主张2018年4月24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5月17日其系重新入职，入职后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爱卡勒公司不认可彭镜2018年5月17日系重新入职，称彭镜提出辞职后其并未同意，旷工数日后彭镜重新返岗上班，双方劳动关系并未中断。彭镜就其主张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6月14日的罗珩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彭老师，5月份，17号来上的班，13天全勤班，2500的工资……。”爱卡勒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爱卡勒公司提交2018年4月24日的离职确认书内容显示“经本人与公司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自2018年4月24日解除，本人的工资、佣金报酬及其他基本劳动关系应得的一切权益均已与公司结算完毕。双方有关劳动关系的成立、存续、解除等一切权利义务均已解除。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责任。本人不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公司或公司的关联公司主张权利。双方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其他未了纠纷。本人保证对确认书内容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无任何胁迫。本人对本确认书的所有信息予以保密。如本人未履行保密义务，公司保留追求法律责任的权利。”彭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诉讼中，双方均认可彭镜月平均工资为5000元，通过法定代表人罗珩个人账户及个人微信转账支付，下发。爱卡勒公司同意支付彭镜2019年8月及9月工资。关于实际工作时间，彭镜主张其在爱卡勒公司正常提供劳动至2019年10月9日，当日其向爱卡勒公司提出辞职，爱卡勒公司同意。爱卡勒公司称彭镜实际工作至2019年9月30日，于2019年10月11日提出辞职，不知具体原因。彭镜就其主张提交打卡记录打印件和微信聊天记录，打卡记录显示彭镜于2019年10月5日、7日及9日上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0月11日爱卡勒公司要求彭镜把手头约课的家长约完，停止工作，并将彭镜移出群聊。爱卡勒公司对打卡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2019年11月5日，彭镜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爱卡勒公司支付：1、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9日期间工资12068元；2、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9日期间休息日加班费36781.6元；3、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2500元；4、2017年8月25日至2017年10月2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10000元。5、2018年5月17日至2019年10月9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90000元。2020年1月7日，仲裁委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20]第133号裁决书，裁决爱卡勒公司支付彭镜：1、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9日期间工资12068元；2、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5月16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8448.28元；3、驳回彭镜的其他仲裁请求。爱卡勒公司对该裁决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微信聊天记录、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离职确认书、京西劳人仲字[2020]第133号裁决书等相关证据在案证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爱卡勒公司无需支付彭镜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9日期间工资2068元的诉讼请求,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正常劳动期间用人单位有义务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彭镜主张其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9日期间为爱卡勒公司提供了正常劳动，但爱卡勒公司未向其支付工资，并提交了打卡记录。爱卡勒公司虽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其作为对劳动者负有管理职责的用人单位，应对彭镜该期间的出勤情况、工资支付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爱卡勒公司未就此提交充分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按彭镜提交的打卡记录所示工作情况核算其2019年10月相应工资。爱卡勒公司同意支付彭镜2019年8月及9月工资，本院不持异议。关于爱卡勒公司无需支付彭镜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5月16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8448.28元的诉讼请求，爱卡勒公司虽于2017年10月与彭镜签订过劳动合同，但因彭镜于2018年4月24日提出辞职，并获得爱卡勒公司批准，该事实有离职确认书及微信聊天记录佐证，且在仲裁过程中，爱卡勒公司在答辩中亦辩称“2018年4月24日彭镜签订离职确认书，双方已经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及2018年5月17日彭镜重新入职罗珩名下祁东广白东乐器店。故本院认定，2017年8月25日双方建立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4月24日解除。2018年5月17日彭镜系重新入职爱卡勒公司，双方应另行签订劳动合同书。爱卡勒公司未与彭镜签订劳动合同，故自2018年6月17日至2019年5月16日期间爱卡勒公司应向彭镜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至2019年5月17日，爱卡勒公司已构成满一年不与彭镜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应视为自2019年5月17日起双方依法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鉴于彭镜2019年11月5日才申请劳动仲裁，故2018年5月17日至11月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爱卡勒公司应支付彭镜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5月16日期间的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具体数额由本院依法进行核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条、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原告北京爱卡勒音乐文化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彭镜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9日期间工资11379.31元；二、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原告北京爱卡勒音乐文化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彭镜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5月16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8448.28元；三、驳回原告北京爱卡勒音乐文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原告北京爱卡勒音乐文化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北京爱卡勒音乐文化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 霞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于 宁书 记 员  赵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