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京73行初8245号原告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常澄路888号。法定代表人刘寺意，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周楠，陕西圣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宁宝，陕西圣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委托代理人李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审查员。第三人高途乐公司。原告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8〕第109128号关于第11527782号“Heroeast”商标撤销复审决定（简称被诉决定），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通知高途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楠、宁宝，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简称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委托代理人李硙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高途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商标评审委员会在被诉决定中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第11527782号“Heroeast”商标（简称诉争商标）于2014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简称指定期间）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故对诉争商标的注册予以撤销。原告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起诉称：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进行了真实、有效的商业性使用。被诉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诉决定，并判令重新作出决定。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答辩称：坚持在被诉决定中的意见，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高途乐公司在法定答辩期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诉争商标系第11527782号“Heroeast”商标，由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21日申请注册，核定使用在第9类的“天线、声呐装置、电子信号发射器”等商品上。针对诉争商标，高途乐公司以连续三年停止使用为由，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申请撤销诉争商标的注册。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蛇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上海海勃物流软件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以及相关发票；2.产品说明书；3.产品照片；4.办公场所照片；5.名片等。商标局认定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述使用证据有效，决定对诉争商标不予撤销。高途乐公司不服，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调取了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商标局提交的证据，作出被诉决定。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部分在商标评审阶段没有提交的新证据，包括产品标签及视频、产品检验报告、产品销售合同及票据、宣传网页，等等。以上事实，有经过庭审质证的诉争商标档案、商标撤销复审申请书，各方当事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商标案件管辖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简称《商标法修改问题解释》）第七条规定，对于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商标评审委员会于决定施行前受理、在决定施行后作出复审决定或者裁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审查相关程序问题适用修改后的商标法，审查实体问题适用修改前的商标法。2001年10月27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注册商标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2014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14年《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上述规定在立法本意上一脉相承，都在于清除长期未实际投入商业使用而空占商标资源的注册商标。因此，只有将注册商标合法、规范的使用在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类别上，并对外持续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使相关公众能够基于注册商标识别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不同市场主体的行为，即真实的、持续的、投入到市场流通领域的商标使用行为，才满足上述法律规定的要求。在符合如下要件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注册商标专用权人的使用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首先，对于何种使用行为属于“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本院认为，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因商标的本质功能为其识别功能，即通过商标的使用使相关公众得以区分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提供者，故只有能够产生该种识别功能的对商标加以利用的行为才属于“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因商标的识别主体为相关公众，而相关公众只有在能够接触到该商标时，才可能对不同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予以识别，故通常情况下相关公众无法接触到的对商标加以利用的行为（如商标标识的加工行为等），因无法起到使相关公众识别来源的作用，故不属于“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其次，鉴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目的在于发挥注册商标的识别功能，避免商标资源的闲置及浪费，故并非商标注册人只要采用了“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即当然认定其行为符合该条规定。在此基础上，商标注册人还须证明其使用行为系“真实的、善意的商标使用行为”，而非“象征意义的使用行为”。“真实的、善意的商标使用行为”系指商标注册人为发挥商标的识别作用而进行的使用行为，“象征意义的使用行为”系指商标注册人为了维持该商标的有效性，避免因连续三年未使用被撤销而进行的商标使用行为，此种使用行为的目的并非为了发挥该商标的识别作用。最后，对于“真实的、善意的商标使用行为”的认定，本院认为，该认定属于对商标注册人主观状态的认定，因主观状态通常较难通过直接证据予以确定，故须结合具体的使用证据对商标注册人的使用行为是否为“真实的、善意的”予以推定。通常而言，如果商标注册人所实施的“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已具有一定规模，通常应推定此种使用行为系“真实的、善意的商标使用行为”。反之，如果商标注册人虽然实施了“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但其仅是偶发的，未达到一定规模的使用，则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通常应认定此种使用行为并非“真实的、善意的商标使用行为”。由此可知，判断原告是否对诉争商标进行了上述法律所规定的使用行为，需以上述判断原则为基础，并结合在案证据予以全面分析确定。本案中，诉争商标的指定使用期间贯穿于2001年《商标法》和2014年《商标法》施行期间，鉴于2001年《商标法》和2014年《商标法》在撤销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商标的实体规范上未发生变化，故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适用原则，并参考《商标法修改问题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本案相关实体问题的审理适用2001年《商标法》，相关程序问题的审理适用2014年《商标法》。本案中，就在案证据而言，首先，原告提交的合同、发票等证据均未显示诉争商标，故本院无法认定其关联性；其次，说明书、产品照片、办公场所照片、名片虽然显示有诉争商标，但其或未显示证据形成时间，或为自制证据而证明力较弱；再次，检验报告虽然也显示有诉争商标，但该报告上标注明其有55页、而原告只提交了2页，故本院无法认定其真实性，且即使该检验报告真实存在，其也只能证明相关商品曾被检验、而不能证明该商品已经进入市场流通；最后，仅凭标注“设备型号:HB”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不但无法证明“设备型号:HB”的商品已经进入市场流通，而且比对在案之全部发票，亦可知其均未记载曾有“设备型号:HB”的商品进行过销售。因此，通观全案证据，均难以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在中国大陆地区进行了公开、真实的商业使用，特别是无法证明其进行了“真实的、善意的商标使用行为”。因此，诉争商标在核定使用商品上的注册应予撤销。由于原告对被诉决定中所涉及的其他内容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不再予以评述。综上，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由原告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第三人高途乐公司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冰青人民陪审员  郭 瑞人民陪审员  李玉鸿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梁 晨书 记 员  张靖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