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22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兰,女,1986年10月4日出生,蒙古族,住内蒙古通辽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津桥路2号。负责人:郑天明,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日男，辽宁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馨元，辽宁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玉兰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大东支行）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104民初14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兰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进行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作出错误判决。2019年8月9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办理了银行卡，并开通了短信提醒功能，一审时被上诉人辨称2019年8月9日19：44分上诉人自行申请解约短信通知服务并解约成功，而实际在2019年8月9日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发出语音或短信解除银行短信提醒服务的行为，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该事实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自行解除短信提醒服务，应是认定事实不清。即使上诉人真解除了该业务，银行也有义务通知上诉人银行卡内存款交易信息的责任。而银行未履行该义务，如上诉人收到该提示就不会有以后四笔存款被转出的财产损失。上诉人2019年8月9日在被上诉人处开通银行卡，在当天就有卡内存款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出，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开卡3天时间就损失103936元，证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的存款根本未得到银行相关的保障服务。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的发送成功的手机交易码等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一审法院应采用上诉人手机号码所属的中国移动公司出具的手机号码通迅记录为准，而不能以被上诉人自行提供的的相关通迅信息为准，因该证据来源是否合法得不到保证，一审时该证据对最终判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案上诉人2019年8月9日在被上诉人处办理的银行卡并未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业务，一审时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办理的银行卡开通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业务，而一审法院认定了该事实。本案上诉人银行卡内存款是通过网上交易转出的，但上诉人并未在银行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业务，因此，该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做出错误判决，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中国银行大东支行辩称，一、开通或解除账户变动短信通知服务是持卡人对银行卡的自主管理权利和行为，只有持卡人本人才能操作完成。因此，被答辩人称其未申请和操作解除短信通知服务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常理。首先，解除账户变动短信通知服务，只有通过网点柜台、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APP才能办理。被答辩人于2019年8月9日19:42:49将银行卡与手机号码为183××××4500的手机进行了绑定，答辩人发送了绑定手机设备信息的手机验证码，发送内容为“您正在绑定您的手机设备信息，手机验证码为585708.详询95566中国银行”。在绑定后，被答辩人可自行通过手机APP对账户进行管理，包括解除短信通知服务。该种管理权利和行为作为开卡行的答辩人无权进行干涉和限制。在被答辩人自行操作解除短信通知服务后，答辩人于19:44:16向被答辩人签约手机183××××4500发送了解约短信通知服务的通知，发送内容为“根据您的申请，您的尾号为5677的卡/账户，已解约短信通知服务，如有疑问，请致电95566或至签约网点查询中国银行”，答辩人已经履行和尽到了必要的提示及通知义务。其次，答辩人发送的解约通知短信中已经提示持卡人，“如有疑问致电95566或至签约网点查询”，如果解除短信通知服务非被答辩人的意愿和本人操作，那么在接到该解约短信后被答辩人应及时与答辩人进行沟通和反馈，但被答辩人从未与银行进行沟通，这显然也不符合常理。另外，被答辩人上诉称，即使解除了短信通知服务，银行也有义务通知其交易信息。这显然是没有任何法律和合同依据。账户变动短信通知服务是有偿的附加服务，是双方以合同方式予以明确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只有持卡人开通此功能并承担服务费用，银行才有义务提供此服务，在持卡人解约后已经丧失了银行继续提供该服务的合同及法律依据。二、答辩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答辩人已经充分、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应承担责任。答辩人提交的短信查询证据足以证明，在答辩人提供服务期间，在每次交易过程中均向被答辩人的签约手机183××××4500发送了交易动态密码等信息，所有信息与其交易相对应，而且全部发送成功，答辩人不存在没有发送、错误发送或发送不成功等情形。而且无论是被答辩人所称的案涉交易还是其他其自行认可的交易，答辩人均是向同一签约手机发送的交易信息，被答辩人接收到了信息，因此，足以证明答辩人履行了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不应承担责任。三、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服务协议及开通相关服务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被答辩人对其账户信息、手机设备应尽妥善保管义务。被答辩人于2019年8月9日在被告智能柜台自行操作办理了银联标准借记IC卡普卡，卡号为62×××77，签约手机号码为183××××4500。开卡签约过程中，被答辩人充分阅读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开户及综合服务协议书（2019年版）》、《个人客户账户变动短信通知服务协议书（2019年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智能通知存款产品协议书》、《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电子账户服务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借记卡章程（2017年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章程（2016年版）》，并在申请表上签字，确认已全部阅读并完全同意以上协议及章程。签约并通过身份证及手机号码验证后开通了手机交易码、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通知、短信查询服务。整个签约、开卡均系被答辩人自行操作完成，签订上述协议并开通相关服务均系被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另外，通过流水明细可以看出，案涉资金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持卡人自行存入的存款资金，都是通过手机即可操作完成的互联网金融借款，资金的转入和转出都是由持卡人通过其银行卡和手机才能完成。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八十九条规定：“金融机构在提供电子银行服务时，因电子银行系统存在安全隐患、金融机构内部违规操作和其他非客户原因等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因客户有意泄漏交易密码，或者未按照服务协议尽到应尽的安全防范与保密业务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可以根据服务协议的约定免于承担相应责任。”而且，根据答辩人一审中提交的视频证据及庭审中被答辩人的自认，其始终称是受诈骗人员控制开通银行卡并泄露信息。因此，在无证据证明答辩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因被答辩人未尽到妥善保管义务导致其信息泄露并造成的损失，答辩人不应承担责任。综上，答辩人认为，相关证据足以证明答辩人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在账户交易服务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玉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国银行大东支行赔偿存款103936元；2.判令中国银行大东支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玉兰于2019年8月9日在中国银行大东支行下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北海支行的智能柜台自行操作办理了银联标准借记IC卡普卡，卡号为62×××77，签约手机号码为183××××4500，并通过身份证及手机号码验证后开通了手机交易码认证、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通知、短信查询服务。2019年8月9日19时44分，王玉兰自行申请解约短信通知服务并解约成功。王玉兰卡号为62×××77的中国银行借记卡账户于2019年8月9日19时45分通过手机银行向案外人魏紫慧账号为62×××74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万元；王玉兰卡号为62×××77的中国银行借记卡账户于2019年8月9日21时57分通过手机银行向案外人魏紫慧账号为62×××74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9929元；王玉兰卡号为62×××77的中国银行借记卡账户于2019年8月10日10时26分通过手机银行向案外人魏紫慧账号为62×××74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32207元；王玉兰卡号为62×××77的中国银行借记卡账户于2019年8月11日20时15分通过手机银行向案外人庄俊杰账号为62×××46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转账49998元；王玉兰卡号为62×××77的中国银行借记卡账户于2019年8月11日20时23分通过手机银行向案外人庄俊杰账号为62×××46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转账1802元；在上述5笔交易过程中，中国银行大东支行均向王玉兰的签约手机号183××××4500发送了动态交易密码信息。另查明，王玉兰曾于2019年8月13日到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大东门公安派出所报案称其被骗103936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王玉兰主张在其183××××4500的手机号未收到任何信息的情况下，其卡号为62×××77的中国银行借记卡账户分5次向外转款共计103936元，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而中国银行大东支行已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在案涉的5次交易过程中其均已向王玉兰的签约手机号183××××4500发送了动态交易密码信息，故王玉兰以中国银行大东支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要求中国银行大东支行赔偿其存款103936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玉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79元，减半收取1189.5元，由原告王玉兰负担。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王玉兰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六组证据：证据一短信截图三份，用于证明其手机没有问题，随时都能接到短信；证据二手机屏幕截图一份，用于证明其没有开通手机银行；证据三2019年8月的短信及通话记录单，用于证明其没有取消短信提醒业务；证据四中国银行信用卡一张，用于证明中国银行泄露了其信息；证据五手机短信截屏，用于证明其没有取消短信提醒业务的习惯；证据六手机短信截屏，用于证明其的手机随时能接到短信。中国银行大东支行没有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具体认定如下：本院对王玉兰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不能认定中国银行大东支行对其损失存在过错。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中国银行大东支行在案涉交易中是否存在过错并导致王玉兰损失。本案中，王玉兰主张中国银行大东支行存在过错，导致其存储在中国银行大东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里的钱款损失。中国银行大东支行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已经尽到了银行应尽的相应义务。而王玉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中国银行大东支行存在过错，并导致其钱款损失，故其要求中国银行大东支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玉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79元，由上诉人王玉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涛审判员 张维佳审判员 张 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强文清书记员白欣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