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08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平，男，汉族，1965年5月31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运庭，广东稳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卢惠嫦，广东稳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丽珍，女，汉族，1962年9月13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函，广东度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建平因与被上诉人邹丽珍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5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建平上诉请求：请求上诉审人民法院驳回邹丽珍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邹丽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作出了完全偏袒邹丽珍的错误事实认定，在主要证据《授权委托书》表述的债权“转给”刘建平，这更符合当时刘建平与邹丽珍转移债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刘建平与邹丽珍是保持两年同居亲密关系，双方共享经济，金钱上没有作原则性分割，在同居期间刘建平是完全提供经济支出的，且多次以现金等多种方式支付金钱给邹丽珍投资比特币，累计高达几十万元，投资账户完全由邹丽珍管理和支配。就是在这种相互信任的前提下，邹丽珍提出将其过期债权（当时其本人已无法收回欠款）无偿转给刘建平。一审法院以刘建平以书写“转给”而不是“转让”及无支付对等价值否认刘建平与邹丽珍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是与事实不相符的。二、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刘建平无需返还任何款项给邹丽珍，邹丽珍在一审中请求刘建平返还代收取的借款52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2016年6月25日，邹丽珍亲自带刘建平到案外人刘某某处所，亲口对案外人刘某某声明她将案外人刘某某所欠的52万元债权转让给刘建平，并向案外人刘某某出示了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且将案外人刘某某2013年8月30日所写的《欠条》（注：欠款金额500000元）原件，2014年11月25日案外人刘某某所写的《借条》（注：借款金额20000元）原件各一份交付给刘建平，再次向案外人刘某某声明以后一切还款手续直接与刘建平办理，所还的款项直接支付给刘建平。当天刘建平与邹丽珍及案外人达成一致意见：案外人刘某某所欠的52万元债权由邹丽珍转让给刘建平，案外人刘某某与邹丽珍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案外人刘某某与刘建平建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2、从刘建平与邹丽珍及案外人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及当面交接相关证据的民事行为可以确定：自2016年6月25日起邹丽珍就已经丧失其对案外人刘某某52万元的债权，刘建平取得案外人刘某某52万元的债权。3、2016年7月1日案外人刘某某对52万元的债务向刘建平出具还款计划，实际向刘建平履行还款义务。4、邹丽珍以上系列民事行为和签署的法律文书已经真实有效证明邹丽珍已经将债权转让给了刘建平。三、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962号民事判决书，案外人刘某某的陈述事实与刘建平陈述的事实是完全一致的，当时三方确认邹丽珍的债权已经转让给刘建平。四、邹丽珍的债权实际转让给刘建平后，刘建平与邹丽珍关系仍保持亲密，多次商量收回钱后作何分配，邹丽珍都表示由刘建平自行处理，当时刘建平也有向邹丽珍表态虽然债权已经转给了刘建平，收回钱由刘建平自由支配，但刘建平还是愿意与邹丽珍共享收回的钱，怎么分配可以由邹丽珍提出意见。此款未收回刘建平与邹丽珍的关系恶化，进而邹丽珍与刘建平及案外人刘某某三方产生纠纷。综上所述，刘建平认为：邹丽珍已经将对案外人刘某某对52万元的债权转让给了刘建平，且所有交接手续已经履行完毕。现邹丽珍两次诉讼企图出尔反尔，是极度不诚信的表现，也是对自己民事行为不承担法律后果的表现。邹丽珍提起的诉讼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上诉审人民法院驳回邹丽珍的诉讼请求。但无论如何刘建平还是希望尊重当年的事实与邹丽珍好好协商解决此纠纷。邹丽珍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建平上诉状中提出的各种理由纯属子虚乌有。一、邹丽珍与刘建平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并非债权转让协议。二、邹丽珍并未有过任何承诺将涉案债权无偿转让给刘建平。刘建平此前为职业收债人，邹丽珍因涉案债权的追讨问题经朋友介绍与其认识，本就只是委托收债。综上所述，刘建平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证据能予以证明，完全是信口雌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编造各种理由只是妄图侵占邹丽珍的财产。因此，恳请贵院明辨是非，驳回刘建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具体详见书面答辩状邹丽珍一审起诉请求：1、刘建平立即向邹丽珍返还其代邹丽珍收取的借款520,000元。2、刘建平赔偿邹丽珍利息损失（利息以52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12月31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现暂计至2019年3月20日为50,895元）。3、本案诉讼费由刘建平承担。以上共计570,895元。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邹丽珍、刘建平于2016年6月25日签订《授权委托书》一份，约定委托事项为借款债务人刘某某向邹丽珍借款两单共计520,000元；邹丽珍将全部债权转给刘建平，由刘建平代理邹丽珍向刘某某收回借款；委托期限为委托日至收回借款日终结；委托权限为全权代理，包括向借款债务人刘某某收回借款的一切合法手续和诉讼等。2018年，邹丽珍以刘某某为被告，本案刘建平为第三人向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粤1303民初962号。2018年5月31日，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生效日期为2019年6月29日。上述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如下：邹丽珍与刘某某间存在借款关系，刘某某向邹丽珍出具《欠条》一份，确认截止到2013年8月30日，刘某某共欠邹丽珍现金500,000元；2014年11月25日，刘某某向邹丽珍出具一份借款为20,000元的《借条》；邹丽珍与刘建平签订《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与本案查明一致；2016年7月1日，刘某某向刘建平出具一份《还款计划》，约定2016年7月30日还款50,000元，2016年8月30日还款50,000元，2016年12月30日还款100,000元，2017年6月30日还款160,000元，2017年12月30日还款160,000元；刘某某出具上述还款计划书后，刘建平于2018年2月14日向刘某某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刘某某欠款总额520,000元。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认为《授权委托书》未约定刘某某应当向邹丽珍直接支付欠款，刘某某已向刘建平偿还了拖欠款项520,000元，邹丽珍如因刘建平未向其归还刘某某偿还的欠款，可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故对于邹丽珍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刘建平主张其与邹丽珍签订的《授权委托书》系邹丽珍将其对刘某某的债权转让给刘建平，双方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为此，刘建平提交了刘某某出具的欠条、借条等予以证明。邹丽珍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并未向刘建平移交刘某某出具的欠条、借条，相应证据的原件由邹丽珍持有。经核查，邹丽珍在本案二次庭审中当庭出具了上述欠条、借条的原件，刘建平确认其持有的欠条、借条系复印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邹丽珍、刘建平系委托合同关系还是债权转让关系。首先，根据《授权委托书》载明内容显示，邹丽珍、刘建平之间系委托关系，虽然在条款中表述了“转给”刘建平，但与“转让”存在较大区别，该表述方式确存在歧义，但单凭该表述即认定双方系债权转让关系并无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刘建平未能举证证明其向邹丽珍支付了转让的对价，在《授权委托书》亦未写有无偿转让的字眼，刘建平的主张与常理不符。最后，根据查明事实邹丽珍并未向刘建平移交欠条、借条的原件，与一般的债权转让的法律规定及交易惯例均不符。对于刘建平抗辩主张双方系债权转让关系，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邹丽珍、刘建平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邹丽珍、刘建平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现邹丽珍提交的（2018）粤1303民初962号生效民事判决书显示，刘建平在2018年2月14日向刘某某出具了《收条》确认收取了刘某某对邹丽珍的欠款520,000元，该事实明确。刘建平虽抗辩称未收到该款项，但未能提供反证予以推翻，对于刘建平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授权委托书》虽未明确约定刘建平收回款项应于何时向邹丽珍支付，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对于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故刘建平应当在收到刘某某全部款项之次日即2018年2月15日，向邹丽珍支付其受托收取的全部款项。现截至庭审之日，并无证据证明刘建平向邹丽珍支付了上述款项520,000元，故刘建平应当承担立即向邹丽珍支付的违约责任。关于邹丽珍主张刘建平向其支付利息，因邹丽珍未能举证证明刘建平在2018年2月14日前已收回涉案款项，故一审法院认为应当以52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8年2月15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邹丽珍主张超出部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刘建平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邹丽珍520,000元及利息（以52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8年2月15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邹丽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754元，由邹丽珍承担155元，由刘建平承担4,599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刘建平二审时申请追加刘某某为第三人，同时申请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刘某某出庭，主要陈述内容为，2016年（具体记不清时间），邹丽珍带着刘建平及其他两个男人到刘某某的店铺，告诉刘某某说以后与其没有任何债权关系，以后还款就还给刘建平。刘某某当时不认识刘建平，以为是追债公司的。刘某某当时不愿意和刘建平发生关系，想继续还给邹丽珍，刘建平就拿出《授权委托书》，邹丽珍说以后和刘某某没有任何关系了，邹丽珍和刘建平有债务，让刘某某把钱还给刘建平，刘建平让其当场出具了《还款计划书》，之后将所有借款均以现金方式归还给了刘建平。邹丽萍陈述其是2018年6月8日带着刘建平及另外两人到刘某某处，主要是刘建平和刘某某方的一个男的对话，其并没有说和刘某某没有关系的话，此后一直到与刘某某的借款诉讼案件之前都没有见过刘某某。邹丽珍是2016年6月25日签订的《授权委托书》交给刘建平。二、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962号生效民事判决中，刘建平自己陈述刘某某已经按照还款计划书向其履行完毕还款义务。三、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建平与邹丽珍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债权转让关系。首先，关于刘建平请求追加刘某某为第三人的问题，本院认为，刘某某并非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且刘某某已经出庭作证陈述了其所知晓的事实，没有必要将其追加为第三人，故对刘建平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认为，第一，邹丽珍向刘建平出具的是《授权委托书》，从名称来看属于一种委托关系，内容中虽出现了“全部债权转给刘建平”，但之后也明确是“由刘建平代理邹丽珍收回借款”，并明确了委托期限及权限，落款处的称呼也为“委托人”与“受委托人”。因此，从该委托书的名称和内容均无法认定邹丽珍将其与刘某某的债权转让给了刘建平；第二，债权转让一般应当基于合理的法律关系及事由，并支付相应的对价。刘建平主张其与邹丽珍为同居关系，邹丽珍与其共同投资了网络黄金，邹丽珍操作其账户，邹丽珍说有22个比特币，刘建平对于邹丽珍如何操作和卖掉其均不清楚。刘建平对于上述说法均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而刘建平申请刘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主要内容为邹丽珍告诉刘某某以后将钱还给刘建平，其本人与刘某某没有任何关系，其与刘建平有其他债务。上述证言，无法明确刘建平与邹丽珍之间属于什么关系，无法据此认定邹丽珍是将债权转让给了刘建平。第三，依据债权转让的惯例，被转让之债权的原件应当一并移交给债权受让人，但在本案中，刘建平开始坚持认为其持有刘某某出具的《借条》原件，在邹丽珍拿出原件后，刘建平确认其持有的是复印件，但其在二审上诉时又主张其持有原件，诚信存疑。在本院进一步确认其为何在已经确认为复印件时再次声称持有原件，刘建平仍以双方是同居关系为由，主张邹丽萍拿走了原件，但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双方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属于委托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刘建平受邹丽萍委托向案外人刘某某收回借款，应当将所代理事项的成果归于委托人，即将收回的借款交付给邹丽珍。刘建平主张其并未收回借款，与其已经向刘某某出具的《收条》以及（2018）粤1303民初962号生效民事判决中自认，刘某某已履行完毕还款义务的事实不符。故本院认定刘建平已经收回了被委托的全部款项，应当向邹丽珍支付。原审认定的支付时间及违约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刘建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14元，由上诉人刘建平承担。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彭  安  明审判员 邓  亚  玲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陈娱芬(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