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725民初646号 原告：王伟明，男，1967年1月2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彬，渠县和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范世勇，男，1971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 原告王伟明与被告范世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伟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被告范世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伟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是经营瓷砖生意的个体商户，被告于2014年度开始多次在原告位于渠县天星镇物储处的门市购买瓷砖。当时双方约定：原告给被告送完货后，被告在每年年底结清原告的货款，但是被告支付了一部分货款后就一直拖欠货款。后经原、被告双方结算，被告一共下欠原告货款20000元，被告于2016年6月29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欠条，下欠原告20000元。被告出具欠条后于2017、2018年度仍然在原告处购买瓷砖，且也向原告支付了货款。2019年度被告便再没有在原告处购买瓷砖，于是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下欠的20000元，被告一拖再拖，至今未付。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本院。 原告王伟明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明原、被告主体身份信息； 2、欠条原件1份，证明被告欠原告20000元货款及没有约定支付时间的事实； 3、被告手抄记账单一份，待证所欠货款20000元形成原因和被告在手抄记账单签字确认的事实； 4、2016年度到2018年度销货清单27份，待证原、被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其中时间为2017年6月15日的销货清单同时证明有被告司机佘如刚签字确认“除16年欠20000外今年共欠10294元”。 被告范世勇辩称，首先，从交易习惯看，自2014年以来，被告一直在原告所开瓷砖批发部购买瓷砖，交易频繁并支付其货款，即使有赊欠现象也会及时累计结算货款，并经我本人签字确认，完善相应手续。虽然被告于2016年6月29日在原告要求下出据了一份欠款金额2万元的欠条，但是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6月29日之后，即2017年、2018年乃至2019年均有业务往来，每年的未结清货款均累计于下年度的账单中，即2014年累欠23700元记入2015年的账中，2015年累欠30000元记入2016年的账中，同理2016年2月6日结算金额为27674元（含2016年6月29日的欠款2万元）至2017年初2016年下欠10000元记入2017年的账中，2017年累欠20270元又记入2018年的账中。这也体现了双方账务往来的连续性（以原告提供的对账清单第35、36、38号及第49、50号微聊截图为据足以证明）。2016年2月6日结算金额为27674元，到2016年6月29日的欠条款2万元，再到2017年初2016年下欠10000元，这一过程也有力地证实了双方账务往来的连续性。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出具欠条后于2017年、2018年度仍然在原告处购买瓷砖，且也向原告支付了货款”，说明因2017年的结算单中包括形成2016年6月29日的欠款2万元的销货清单，故2017年、2018年度均已付清的货款中也包括2016年的欠款10000元。换言之，原告每次结账收款均会出示其开具的“销货清单”，2016年6月29日的欠款2万元自然包括其中。若不包括其中，那2017年初2016年下欠10000元从何而来呢？因而原告唯独主张2016年6月29日出据2万元的欠条未支付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 其次，从交易过程角度来看，被告于2016年6月29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近三年半的时间内，所欠的货款都已结清。多次通过转账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原告王伟明支付共计87笔139066元的货款，其中转账34笔84554元（包括我的送货司机佘如刚、叶华斌、赵力等人共支13笔18430元，我及我妻王小琼共支了21笔66124元），能确认2017年度的5笔8921元，2018年度的3笔5123元，其余的79笔125022元均无法确定年份，应是由2014年至2018年这五年间的“销货清单”组成。若不是这样，请问在原告王伟明提供的由2016年2月6日结算欠款金额为27674元，到2017年初2016年下欠金额变为整数10000元，何以解释？正因为这79笔125022元均无法确定年份的“销货清单”包括了2016年6月29日的欠款2万元，原告每次凭其开具的“销货清单”与我结账收款时并不会出示其持有的欠款条，这也合情合理的呀!更有临时请的三轮车、摩托车司机陈德兵、邓礼文、董发凯等通过现金方式转付原告的，以及本人也曾多次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原告。值得一提的是，原告王伟明多次通过销货清单出据不填年份、收到货款后不予销账、退货从不出据等手段蒙蔽被告，并隔数月或多年后再次向我索要已支付的货款，一旦被发现，就以种种理由解释。原告正是利用人日久易忘的弱点来重复收款，这种对于他来说是极其司空见惯的。由此可见，原告所主张的2016年6月29日的欠款金额2万元的欠条未还，不符合常理。 从法律角度来看，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及第一百九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的规定，原告所主张的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应为2016年6月30日，截止日应为2019年6月29日。因为债务人在向债权人出具欠条时，就已构成了对债权人权利的侵害，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出具欠条之次日开始计算。因此，原告于2019年6月29日之后的2020年1月20日主张的债权请求权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我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权，对原告所主张的欠条款2万元不负有履行义务。2016年6月29日出据欠条后至2020年1月20日期间近三年半的时间内从未以任何方式就欠条款2万元为由要求我履行偿还义务，原告在诉状中称“多次向被告催收下欠的20000元”极不属实。即使2017年、2018年两个年度结账也未曾出示过此欠条，就连2019年11月15日最后一次支付也未曾出示过此欠条，于情于理也讲不通呀！原告王伟明感觉时机已到，于2020年1月20日在双方当事人的微聊中提出此欠条一事，并将欠条的出具年度用圆珠笔有意遮挡后再拍照发图片于微聊（以双方当事人的微聊记录第39、40号截图足以证明）中，当时我就对此欠条质疑，并明确拒绝并表示系重复收款。因此原告的不法债权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据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相关规定，依法驳回原告的不法债权请求权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范世勇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2016.2.7-2019.11.15日的转账记录截图，一共34笔共84554元； 2、原告记录的原、被告业务往来中手抄汇总账本明细，证实其中的2016年有10000元欠款累计到2017年度，而2017年度欠款累计到2018年度中； 3、原告2020年1月20日与被告的微信聊天截图，用于证明原告于当日向被告通过微信出示20000元的欠条照片，原告有意遮挡了落款年份2016，被告当即表示质疑，并明确表示系原告重复收款行为； 4、被告保留的销货清单存根8张，用于证明被告手中保存的48张销货清单中只有这8张可以确定年份，其余40张均无法确认年份，但应是由2014年至2018年期间形成的销货清单。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采信的证据和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2014年-2019年度期间，被告范世勇连续多次在原告王伟明经营的瓷砖批发部购买瓷砖，2016年6月29日，经原、被告双方结算，被告范世勇向原告王伟明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王伟明砖款20000.00元（贰万圆正），欠款人：范世勇”。被告出具欠条后仍然在原告处购买瓷砖，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107年、2018年度货款。2019年度被告便再没有在原告处购买瓷砖。2020年1月20日，原告王伟明通过微信向被告范世勇主张偿还欠条所载货款，被告范世勇当即表示系原告王伟明重复收款，欠条所载款项已经支付，只是欠条未收回。故原告起诉来院，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王伟明所主张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被告范世勇是否已清偿了欠条所载的20000元货款。 原告王伟明所主张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认为，原、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也认可这个事实，2016年6月2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20000元的欠条后，形成了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欠条上面没有明确支付时间，根据法律规定，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如果约定了支付时间，则支付时间届满后三年内原告未主张权利才会发生诉讼时效超过的事实，故原告主张的债权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认为，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及192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原告主张的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6年6月30日起算，截止日应为2019年6月29日，因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欠条时，就已构成了对债权人权利的侵害，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故从出具条子的次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而非原告所说的20年，欠条可以基于多种原因产生，只要是金钱为给付内容的债均可产生欠条，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条和欠条因其自身性质不同而适用诉讼时效不同，对于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条，出借人可以随时主张借款人还款，诉讼时效自债权人主张权利之日三年内或自借条出具20年内不主张权利，则丧失胜诉权，而对于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因其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算，诉讼时效则自欠条出具之日起三年内不主张权利的则丧失胜诉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2005〕民二他字第35号】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从被告范世勇出具的欠条内容来看，欠条中仅对尚欠货款的数额进行了约定，但并没有约定履行支付义务的时间,原告王伟明可以随时要求被告范世勇履行，2020年1月20日，原告王伟明通过微信向被告范世勇发送欠条照片主张付款，但被告范世勇认为系原告重复收款行为，当即明确表示拒绝，自此，原告主张的债权的诉讼时效开始起算，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至被告于庭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时，原告所主张的债权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3年期间。故被告范世勇主张本案诉讼时效超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范世勇是否已清偿了欠条所载的20000元货款。被告范世勇辩称，2014年以来被告一直在原告处进购瓷砖，虽2016年6月29日在原告要求下向原告出具了金额为2万元的货款欠条一份，但直至2019年原、被告双方均有业务往来，即使当年有赊欠现象，也会累计到下年一并结算货款并经被告本人签字确认，欠条所载2万元货款已累计到2017年度记账中，而2016年6月29日至2019年期间的货款均已结算完毕，故原告诉称的2万元货款欠款未付不属实。且出具欠条后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被告通过本人支付和他人代付方式共向原告支付货款87笔共139066元，其中2016年至2017年一共转账34笔共84554元，结合原告提供的对账记录,2017年是20270元，其中的1万元是2016年累计进去的，2017年累计到2018年是29096元，但这两年的总付款金额达84554元，故欠条所载2万元也包含在已付款的84554元中，且原告王伟明每次向被告要求付款时均是出示销货清单和对账单，并没有出示过欠条，欠条所载2万元货款被告已经清偿完毕，只是欠条忘了收回，原告也没有销毁，属于重复主张行为。原告认为，根据交易习惯并非每次购货都立即付款，而是货款押起走，2万元欠款是基于被告签字确认的原告手抄2014年至2016年度被告所欠货款记录，因被告后来（2019年）未再继续在原告处购买瓷砖，故原告直到2020年1月才向被告出示欠条要求还款，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又是会计专业人员，既然已经清偿了2万元欠款，为何没有收回条子，也没有在清算货款的单据中予以说明，被告并没有清偿该2万元欠款。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提供的欠条足以证实被告欠原告货款2万元，被告主张其已将货款全部还清并提供转账记录予以证实，但是被告提供的转账记录仅能够证实其欠条形成前、后多次向原告购买货物并支付货款，从内容来看，与原告主张的本案欠款所提供的欠条不具关联性，不能证实是偿还本案所欠货款，且被告也无其付款总额与所购货物数量及款额对等的事实来佐证欠条所载2万元已经偿付的主张，故被告关于已经清偿2万元货款欠款的辩解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范世勇庭审之后提交的司法鉴定申请是否应当予以准许。被告申请“对原告所提供的27张销货清单进行司法鉴定”，其事实理由如下：1、原告提供的销货清单上记录的年份是原告之后有意补填；2、原告所称的被告司机签字确认“除16年欠20000外”字样系原告自行添加，多份销货清单存在重大篡改嫌疑，将与被告无关的冷刚、蒋三购货信息记载于被告的销货清单中；3、所有销货清单均无被告本人签字确认。被告认为原告无法依据缺乏真实性、关联性的销货清单证明本案欠条形成过程，故申请对原告提交的27张销货清单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本案被告未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虽被告辩称迟至开庭当日才看到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但庭审中本院给予了被告充分的时间对原告所举证据进行质证，被告在庭审结束前也没有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提出鉴定申请，庭审结束后突然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是不恰当的，加之被告申请鉴定的事项不具体不明确，原告举出销货清单仅仅是用于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非证明欠款事实，而被告申请对原告提交的销货清单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以期证明欠条形成过程，从而达到证明被告所称的已经偿还2万元货款的事实，该鉴定对被告待证事实并无实质意义，故综合上述理由，本院对被告庭审后提交的书面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2005〕民二他字第35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范世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伟明货物欠款20000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被告范世勇负担（原告已垫交，执行上述款项时由被告一并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金平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