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2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住所地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内。负责人：陈广林，系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剩余资产清算领导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井海，长春市南关区卓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传贵，男，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九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哲，系长春市九台区九台街道办事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以下简称铁木农具厂）因与被上诉人郭传贵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2018）吉0113民初5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铁木农具厂上诉请求：1.撤销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2018）吉0113民初5986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郭传贵承担。事实和理由：铁木农具厂在2004年1月13日宣告解体并罢免了原法人孙洪有。在企业解体之后，原法人孙洪有没有组织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也没有征求职工的意见，还未向其塔木镇政府申请备案也没有对该涉案房屋进行价格评估。在职工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铁木农具厂院内铸钢车间（长约30米，宽13米。近40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以超低价格以15万元卖给了郭传贵。出卖后，也未向其塔木镇政府备案和召开职工会议进行告知。职工认为涉案的房屋是出租给郭传贵的。直至2016年，铁木农具厂想弄清真相，以郭传贵为被告向九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审理该案过程中才发现原法人孙洪有将该房屋进行出售，依据孙洪有与郭传贵签订的卖房契约书，铁木农具厂再次向九台区人民法院进行了依法诉讼。通过审理，原审法院在2019年10月下达了一审判决。铁木农具厂认为一审法院存在如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本案的事实认定错误，该争议的房屋郭传贵没有对该房屋进行任何修缮而是被上诉人在原有的房屋东侧又再次建设了一个约6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郭传贵在当庭又未提交关于对争议房屋修缮的相关证据。因此一审法院不应当以已经修缮为由来认定该协议有效。二、1.一审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第52条一、二、三、四、五、项在理解和认定存在严重错误，就本案的事实来讲，郭传贵是铁木农具厂的职工，明知该单位在2004年1月13日正式宣布解体，有原《九台市乡镇企业管理局文件》九乡企改发（2004）8号为证，铁木农具厂已实际解体。原法人孙洪有自从解体后不具备法人代表资格的前提下，又没有对铁木农具厂所有财产处分权的情况下，孙洪有与郭传贵进行的房屋买卖交易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第52条第2、3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据这一规定，郭传贵与原法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铁木农具厂的利益。因此应认定该卖房契约书无效。2.根据本案的事实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八、九条：集体企业的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依照法律法规和集体企业章程，行使企业的权力，集体企业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集体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要问题。依据该条例，原法人孙洪有严重的违反了上述条例，应认定该卖房契约书无效。一审法院却驳回了铁木农具厂的请求，认定该契约书有效。因此，一审法院存在严重错误。三、铁木农具厂认为原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二、三、四、五项，铁木农具厂无法提供证据证明郭传贵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依据本案的庭审事实和铁木农具厂的证据足以证明原法人孙洪有与郭传贵之间签订的卖房契约书已经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应该认定卖房契约书无效。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郭传贵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铁木农具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郭传贵与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原法人孙洪有签订的该厂原铸钢车间房，西下屋的切割线以东部分及变压器（变压器不包括地皮）的买卖合同（卖房契约书）无效；2.将郭传贵购买的房屋归还铁木农具厂所有，立即腾迁给铁木农具厂；3.本案诉讼费和其他诉讼费用均由郭传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铁木农具厂提供证据一，《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企业机读档案登记材料》一份、《九台区其塔木镇人民政府证明》一份，证明铁木农具厂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于1986年12月31日在九台工商局登记注册，该企业为集体所有制；于2006年12月29日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于2004年1月13日宣布解体，并罢免了原企业法人孙洪有，后于2015年10月27日选举了铁木农具厂单位的负责人陈广林。以上证据均证明铁木农具厂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铁木农具厂提供证据二，《其塔木镇人民政府情况介绍》一份，证明在2004年1月13日，孙洪有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铁木农具厂单位解体；且案涉房屋及财产属于铁木农具厂单位所有。铁木农具厂提供证据三，《卖房契约书》一份、《收据》存根一份，均证明铁木农具厂单位与郭传贵签订的契约书无效。铁木农具厂提供证据四，《九台市乡镇企业管理局文件》一份、《罢免申请书》一份、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选举临时小组议案一份、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全体职工会议纪要一份，证明铁木农具厂单位在2004年1月3日经九台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宣布解体，并要求进行资产评估；于2004年4月1日罢免了原法人孙洪有厂长的职务，故原法人孙洪有不能单独行使法人的权利，且不能独立处置财产，应认定该契约书无效。铁木农具厂提供证据五，《委托书》一份、铁木农具厂单位原厂房及场地平面图一份，证明原法人孙洪有在没有召开职工大会且未进行资产评估清算的情况下，擅自处理财产，应认定该契约书无效。郭传贵提供证据一，《房屋买卖契约书》一份，证明郭传贵在孙洪有为该单位法人期间，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将案涉房屋卖给郭传贵。郭传贵提供证据二，《收据》一份，证明郭传贵向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给付购房款15万元，买卖合同真实有效。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没有法律依据的诉讼请求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依法确认被告与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原法人孙洪有签订的该厂原铸钢车间房，西下屋的切割线以东部分及变压器（变压器不包括地皮）的买卖合同（卖房契约书）无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原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违反以上规定，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将被告购买的房屋归还原告所有，立即腾迁给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已于2006年与被告郭传贵签订《卖房契约书》，且该房屋已交付给被告郭传贵，被告郭传贵也已对房屋进行修缮，原告所提供证据无法证明该房屋属于原告所有，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自行承担。本院二审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铁木农具厂提交的2004年4月1日的《罢免申请书》上没有郭传贵的签字，且该份证据明确记载为“罢免申请书”并非罢免孙洪友法人资格的生效文件。而2016年10月10日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明确了2010年7月23日和2015年10月27日才分别召开铁木农具厂全体职工大会，选举陈广林为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的负责人、成立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剩余资产清算领导小组…且《九台市乡镇企业管理局文件》九乡企改发（2004）8号文件也未有明确铁木农具厂解体、清算等表述，故铁木农具厂称其2004年1月13日正式宣布解体，原法人孙洪友自从解体后不具备法人代表资格、孙洪友与郭传贵恶意串通证据不足，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2006年铁木农具厂法定代表人孙洪友持有铁木农具厂的公章，将案涉房屋以铁木农具厂的名义出卖给郭传贵，并有铁木农具厂四名职工作为中间见证人签字，而铁木农具厂又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实《卖房契约书》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且是否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同意并非认定合同效力的法定事由，故铁木农具厂诉请要求该《卖房契约书》无效、郭传贵返还房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铁木农具厂主张的《卖房契约书》的签订未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同意，应当认定无效。但是，故铁木农具厂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九台市其塔木铁木农具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迪审判员 贺银婷审判员 冯红红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