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6469号原告：刘静，女，198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蔺轩，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领购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李琳，董事长。被告：李琳，女，198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领购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住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婧，女，领购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职员。原告刘静与被告领购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购公司）、被告李琳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蔺轩，被告领购公司及被告李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领购公司和李琳共同向刘静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劳务费3955元；2.判令领购公司和李琳共同向刘静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的劳务费1365元；3.判令领购公司和李琳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自2017年7月5日开始刘静受领购公司和李琳雇佣提供保洁工作，劳务费35元/小时。2019年1月16日，因李琳称刘静在工作中把其配偶的护照弄湿，扣发了刘静2018年12月份和2019年1月份的劳务费。2019年1月17日，刘静因领购公司和李琳拒绝发放劳务费而停止工作。经刘静多次讨要，领购公司和李琳至今仍拒绝支付拖欠的劳务费，故刘静无奈诉至法院。领购公司辩称，领购公司从未雇佣刘静为公司工作，之前的诉讼已经判决认定领购公司与刘静没有劳动关系；所付刘静的费用都是李琳用自己的支付宝支付，刘静与李琳存在雇佣关系。李琳辩称，之前的劳务费都已经支付给了刘静。就刘静主张的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的劳务费，第一，刘静没有提供每天具体工作多少时间，只给了总的时长，李琳对此不认可；刘静会将工作时长写在李琳家的日历上，但由于其拿着李琳家的钥匙，导致李琳无法进屋，后来李琳搬家也没有看到该日历，现记录工作时长的日历已经没有了，所以李琳不知道刘静主张的总时长是否正确；李琳认可每小时按照35元支付费用，但对刘静主张的152个小时的时长，李琳无法确认，且李琳也查不到刘静这么多时长的门禁记录，故不同意按照该时长支付劳务费。第二，因刘静损毁了李琳爱人的护照，导致李琳爱人被扣留在澳洲机场，双方为此产生争议，自2019年1月17日起刘静不再在李琳处工作，李琳想就护照损毁所产生的损失与刘静协商，但双方未达成一致，后刘静就去申请了仲裁；2018年11月份，刘静在李琳家工作时曾摔坏了李琳的镯子，当时李琳没有想让其赔偿，所以也没留下任何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刘静曾以劳动争议为由将领购公司诉至我院，要求领购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3955元以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的工资1365元；并要求确认刘静与领购公司于2017年7月5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12月31日，我院作出（2019）京0115民初2775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7753号判决书）。在27753号判决书中，刘静称其曾是58到家保洁公司的员工，通过58到家保洁公司认识了领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琳，李琳在58到家保洁公司平台下单，刘静到李琳家及领购公司打扫卫生，后刘静于2017年10月从58到家保洁公司离职，于2017年11月正式入职领购公司，职位为保洁员，为李琳家及领购公司打扫卫生。领购公司与刘静未签订过劳动合同，领购公司亦未为刘静缴纳过社会保险。刘静称其入职时，领购公司的员工陈静曾与其签订了协议，但其不知道是什么协议，其未办理过入职手续，也不参与领购公司的考勤、管理。领购公司称陈静系其公司员工，但是陈静是在2018年4月月底入职领购公司，刘静是受李琳的指派到领购公司工作，且刘静并不受领购公司管理。刘静主张2017年7月5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与领购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工作时间和工资标准，在27753号判决书中刘静称其每周一、三、五上午为领购公司做3个小时的保洁工作，每周一、三、五下午去李琳家做3个小时的保洁工作，周二、周四去李琳家做3个小时的保洁工作，具体是上午还是下午需要听从李琳的安排。领购公司认可刘静于每周一、三、五上午为领购公司做3个小时的保洁工作，但称刘静不一定下午是去李琳家。刘静的工资标准为35元/小时。关于工资支付情况，在27753号判决书中查明：“领购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通过支付宝向刘静转账2985元，收款理由处载明‘11月保洁费’；李琳（支付宝名称萌萌兔）于2018年2月11日通过支付宝向刘静转账1900元，转账备注为‘1月保洁费’；李琳于2018年2月22日通过支付宝向刘静转账3160元，转账备注为‘12月保洁费’；李琳于2018年4月13日通过支付宝向刘静转账4730元，转账备注为‘2018年2月-3月保洁费’；李琳于2018年5月16日通过支付宝向刘静转账3430元，转账备注为‘4月份保洁费’；李琳于2018年6月13日向刘静转账3115元，转账备注为‘5月保洁费用’；李琳于2018年8月3日通过支付宝向刘静转账3815元，转账备注为‘返款’；后李琳分别于2018年8月10日、2018年9月10日、2018年10月10日、2018年11月12日、2018年12月10日向刘静的招商银行账户汇入3365元、3264.5元、3360元、3335元、3955元，交易摘要处均载明‘行内汇入保洁费李琳’。领购公司称2017年11月的劳动报酬是公司财务打错了，公司财务以为是公司支付，但实际应当是李琳个人支付。刘静称工资是领购公司的财务当面使用李琳的支付宝账号转账给刘静的，经询，刘静称对该主张并无证据佐证。”关于离职原因，在27753号判决书中查明：“刘静于2019年1月17日开始不再去领购公司及李琳家。刘静主张因李琳称其在李琳家中做保洁工作时，将李琳配偶的护照弄湿，扣发了其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的工资，故刘静离职。领购公司称因为李琳对刘静的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的工作时长不认可，且李琳与刘静之间因刘静将李琳配偶的护照用水洗了，损坏了李琳家的物品而产生纠纷，故李琳未向刘静支付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的工资。”27753号判决书中认为：“本案中，刘静称其曾与领购公司员工陈静签订过协议，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庭审中，刘静自认其不参与领购公司的考勤、管理，由其自行记录考勤。刘静主张领购公司曾向其发放了2017年11月的工资，该转账记录的收款理由处载明‘11月保洁费’，领购公司主张该部分劳动报酬是公司财务打错了，公司财务以为是公司支付，实际应为李琳个人支付。此后，确为李琳个人将保洁费转账给刘静，刘静虽主张是领购公司财务使用李琳账户为其转账，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另，刘静的工作时间主要听从李琳的安排，离职亦是因李琳认为刘静损坏了李琳家中物品导致。综上，本院认定领购公司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并不适用于刘静，刘静亦不受领购公司的管理、安排，刘静与领购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对刘静主张的确认其与领购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及支付相应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7753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刘静的全部诉讼请求。刘静与领购公司均认可27753号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刘静主张是李琳找其干活，但李琳具体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领购公司其并不清楚。刘静还称其主要提供保洁服务，既给领购公司的办公区域打扫卫生，又给李琳家里打扫卫生，在家里干活时是听李琳的，在公司干活时是听李琳和其他员工的。经询，刘静称其与领购公司和李琳均未签订过书面合同，但领购公司和李琳均向其支付过劳务费用，且未区分哪部分是领购公司支付哪部分是李琳支付，因此刘静认为其与领购公司和李琳均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对此，领购公司及李琳陈述：是李琳雇佣了刘静为其提供劳务，李琳是领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股东，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是李琳派刘静到领购公司干活，刘静所有的工作内容与领购公司没有关系，都是李琳个人联系的刘静。关于在2017年12月1日领购公司通过支付宝向刘静转账2985元一节，领购公司解释称第一次支付刘静劳务费时，因为李琳对此不太明白，就通过领购公司的账户进行了转款，但实际这是领购公司代李琳向刘静支付的劳务费，并非领购公司支付。后来该笔费用也记在了李琳的个人费用支出上，由李琳进行了偿还。李琳认可领购公司的上述意见，并称是其个人雇佣了刘静，也是其指派刘静到领购公司提供劳务，领购公司转给刘静的费用是代其支付，属于李琳的个人支付行为。关于欠付工资及计算标准，刘静主张2018年12月其工作时长为113个小时，2019年1月工作时长为39个小时，共计152个小时，每小时按35元的标准计算。李琳认可其未支付刘静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的劳务费用，亦认可每小时35元的工资标准，但不认可刘静所主张的在此期间的工作时长。关于考勤，刘静称其自行记录考勤，领购公司有考勤表，每月其通过微信将工作时长发送给夏婧，由其制作考勤表确认。而在为李琳提供劳务时，李琳家里和小区均有监控，可以检查刘静的工作时长。关于之前的考勤如何计算的问题，刘静称之前每月都是其向领购公司和李琳提供自己的工作时长，经对方核实后，在次月10日左右发上个月的劳务费。对此，领购公司及李琳称以前刘静是每周一、三、五到公司工作，每次按3小时计算；在李琳家里工作时会记录在日历上，结算时核算工作时长，李琳家里没有摄像头。关于由谁与刘静核算工作时长的问题，领购公司及李琳称以前对刘静提供的工作时长，李琳不怎么看就给予了确认，有时李琳不在北京，刘静则将工作时长发给领购公司的夏婧和陈静，由二人转发给李琳，李琳确认后即向刘静支付劳务费。领购公司称夏婧和陈静的上述行为只是给李琳帮忙。李琳还称以前双方从未因工作时长发生过争执，其也从来没有审核过时长。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领购公司与刘静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及领购公司与李琳是否应共同向刘静支付其主张的劳务费，针对焦点问题，本院认定如下：第一，刘静与领购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刘静主张其向领购公司提供了劳务且领购公司向其支付过2017年11月的劳务费，故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对此，领购公司不予认可，称其从未雇佣过刘静，是李琳雇佣了刘静，刘静也是受李琳的指派到领购公司提供劳务，上述劳务费是领购公司代李琳支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静主张与领购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但其并未与领购公司签订过劳务合同，且刘静是由李琳雇佣为其提供保洁服务，亦是在李琳的指派下至领购公司提供保洁服务，李琳作为领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安排刘静在领购公司承担部分保洁工作，符合常理。故，刘静以其在领购公司工作为由，主张与领购公司存在劳务关系，不能成立。其次，刘静的考勤是由其自行记录，由李琳进行核对后，再发放劳务费。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就之前的保洁费，除2017年11月的保洁费系通过领购公司的账户支付外，其他月份的保洁费均是由李琳个人账户支付。本院认为，仅有一次的支付行为不足以认定领购公司与刘静建立了劳务合同关系，且领购公司与李琳均确认了2017年11月的保洁费系领购公司代李琳个人支付，考虑到李琳与领购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领购公司所述系代李琳支付保洁费的意见，符合常理。综合上述认定，对刘静主张与领购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第二，领购公司与李琳是否应共同向刘静支付其主张的劳务费。根据查明的事实，李琳雇佣刘静在其家中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领购公司提供保洁服务，并支付刘静劳务费，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刘静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为李琳提供了劳务，李琳对此亦予以认可，因此李琳应当按每小时35元的标准向刘静支付该期间的劳务费用。而领购公司与刘静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其无需向其支付该期间的劳务费用。关于刘静提供劳务的时长，刘静主张总时长为152小时（2018年12月份为133小时，2019年1月份为39小时）。李琳对此不予认可，但却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刘静的具体工作时长，因此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李琳承担。而且，按照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每月的工作时长是由刘静提供给李琳，待李琳核实确认后，再向刘静发放劳务费。由此可见，最终确认的工作时长是否与刘静提供的时长一致的核实权限在于李琳，如李琳认为刘静提供的时长与实际不符，亦应当由其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综上，在李琳未提交证据的情况下，本院结合查明的事实，对刘静所主张的时长予以确认，李琳应当向刘静支付该时长的劳务费。经核算，刘静计算的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劳务费3955元（113小时×35元）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的劳务费1365元（39小时×3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静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劳务费3955元；二、李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静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的劳务费1365元；三、驳回刘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李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珊珊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 冉书 记 员 苏 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