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8民初5032号 原告：刘礼明，男，197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盼，上海申浩(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中城卫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申虹路673号1层1室。 法定代表人：肖芃。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挺，公司员工。 原告刘礼明与被告上海中城卫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卫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礼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盼、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礼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150318元（按工资10737元/月计算）；2.被告支付三年的年休假工资22214（3×3×5×10737÷21.75）元；3.被告支付两年的月末周六的加班费23695（2×12×2×10737÷21.75）元；4.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保卫师证书注销；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将第四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注销原告在上海治安总队登记的保卫师证书登记信息”。事实与理由：2019年1月14日，原告邮件申请公司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公司一直不予理睬。2019年3月14日，被告将原告召回上海总部面谈调岗及经济补偿事宜。因原告已被派驻至杭州华为项目四年四个月，且家人等都在杭州，故未同意调回上海。后双方协商，也未就经济补偿金、年休假工资、周六加班工资等达成一致。原告继续回华为公司上班。2019年3月16日，原告至劳动监察大队，要求被告将原始劳动合同及年休假工资和周六加班工资给原告。劳动监察大队调解无果，建议原告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3月27日，被告向原告发出旷工辞退通知书。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的行为违法。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被告一直未转出原告的二级保卫师证书在公司的注册信息，故被告理应为原告缴纳上海的社会保险。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海中城卫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辩称，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原告提出的第一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连续旷工多日，已严重违反劳动纪律，造成恶劣影响。被告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符合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无须支付赔偿金。第二，原告在2018年3月以前未休年假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为2420元/月。2018年3月至原告离职时，原告的未休年假工资已足额发放。第三，原告2018年3月以前的加班工资已过劳动争议的时效，且被告的保安员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工时工作制，原告每月的工资包括加班工资均已足额发放。第四，被告已为原告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第五，本案的诉讼费用依法应由原告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三份劳动合同和中国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旷工辞退通知书、关键岗位面试考评表、CCG华为杭州项目组织架构电子邮件、原告工资构成清单、薪酬补发电子邮件、与杭州分公司负责人胡亮微信聊天记录、邮寄凭证、监控截图、2019杭州安保管理微信群群聊记录、招工照片、检查工作照片、2019年3月华为面部考勤记录、与孟庆福电话录音记录及文字、杭州华为基地保安员考勤表、与被告上海总部人事协商经济补偿的录音及文字，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力均持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形式上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并在卷佐证，关联性和证明力将综合全案予以认定。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调岗通知及两份快递邮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两份证据无签收底单，无法证明原告已签收了调岗通知，且调岗通知的落款时间晚于快递单的发出时间，却正好与签收的日期为同一日，真实性存疑。本院认为，原告虽对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但并未提供反驳证据，且两份快递邮单上也注明了文件系“调岗通知”，故本院对上述调岗通知和快递邮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和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应急手电使用规定》及《请销假规定》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被告无法证明该文件系被告公司的规章制度且无法证明该文件经过了工会的通过。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上述文件不完整，也无法辨识是否系被告公司的文件，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均不予确认。 依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于2012年7月29日入职被告处工作，双方先后签订三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签订于2018年7月29日，该份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8年7月29日至2021年7月28日，无试用期，工资2010元/月，每月20日将上月工资打入工商银行账户。乙方（刘礼明）在甲方（中城卫公司）指定的地点从事安全员工作，乙方同意甲方根据经营需要，以及乙方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品性表现，变更乙方的工作岗位、地点和薪资待遇，直至解除劳动合同；甲方可以申请国家劳动部门批准的综合计算工时制或其他工作时间安排；乙方有反映情况的权利，但在未得到甲方批准前，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管理和安排，否则视为违约；乙方有权享受国家规定法定假日，但需事先提出申请，在得到公司同意后方可休假；甲方确因工作需要且乙方自愿加班时，经与乙方协商，按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给予一定加班报酬或者给予相等的时间补休；所有的正式通知、信函或文件都将被寄到乙方在应聘登记表中所填写的家庭住址。原告入职后从2015年开始一直派驻杭州华为基地工作。 2019年1月14日，原告给被告发送邮件，要求补发年休假工资，但被告未予发放。之后原告去劳动监察大队反映该情况，但双方仍未就该问题达成一致。2019年3月14日，被告将原告召回上海总部协商原告的工作安排事宜，协商过程中，被告表示，“方案很简单，第一，服从公司安排，服从调动，回到上海，上海重新安排……前提条件，你现在调动回上海，是肯定的，是铁板钉钉的事……无非是一个你服从调动，一个是你不服从调动的问题”。当日，被告从上海总部通过EMS按照劳动合同上的安徽地址给原告寄送了一份调岗通知，该调岗通知的内容为：“……免去你杭州华为项目点项目经理职务，并调动至杭州分公司工作，新工作岗位由杭州分公司安排。请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向现场营运经理办理原工作的移交手续，并于2019年3月20日前到杭州分公司报道”。该调岗通知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16日，而邮件也于16日到达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投递结果反馈为“未妥投-拒收”，之后该邮件退回被告处。与此同时，2019年3月15日，被告又通过EMS向杭州市滨江区华为基地的地址给原告寄送了同一份调岗通知。该调岗通知于2019年3月16日显示“已签收，协议信箱：蜂巢”。2019年3月16日，原告去劳动监察大队请求处理原告主张的加班费及年休假加班工资等，劳动监察大队联系被告组织调解后，无果。3月19日，被告杭州分公司处的员工胡某联系原告，询问原告“下步到哪？”原告回复：“公司调回总部，我不同意”并反问胡某：“你现在分公司上班吗？”。胡某回复：“在的”。2019年3月20日之后，原告一直在被告在杭州华为的项目处正常上班考勤。3月22日，被告公司孟姓领导再次与原告电话沟通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相关事宜，沟通中孟姓领导未提及原告已被调往杭州分公司或原告未按时去杭州分公司报到上班等事实，双方最终也未就解除劳动合同等事宜达成一致。3月27日，被告在微信向原告送达旷工辞退通知书后，再向原告安徽的地址寄送了一份旷工辞退通知书，通知书载明：“兹因你不服从公司正常工作安排，于2019年3月20日至今未到杭州分公司上班，连续8天旷工。由于你的行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公司规章制度，影响极其恶劣。现公司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至规定即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关系”。 后原告向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滨江仲裁委”）提起仲裁，请求：1.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80000元；2.被告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33103元；3.被告支付2015年1月至2019年3月的每月周末周六加班工资52965元；4.被告退还服装押金480元；5.被告注销原告在上海治安总队登记的保卫师证书登记信息。滨江仲裁委于2019年8月9日作出浙杭滨江劳人仲案（2019）50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告支付原告未休年假工资5923.86元，支付加班工资4116.77元，并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请求。原告不服，遂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0737元，其每月基本工资为2420元。 再查明：2018年之后，被告未安排原告休年休假。原告属于被告经劳动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的人员，但2017年11月、2018年11月和2018年12月，被告未审批综合计算工时制。该三月月末周六原告均在加班。 本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辞退通知书中载明系因原告不服从公司安排至杭州分公司上班，连续旷工8日而将原告辞退，故被告应对该辞退理由承担举证责任。而该辞退理由成立的前提是被告已告知原告其工作岗位由华为基地变更为被告杭州市分公司的事实。根据证据，双方2019年3月14日在上海总部商谈原告的工作安排事宜时，被告一直向原告强调要把原告调回上海总部，但在当日即向原告寄出的调岗通知中却载明将原告调至杭州分公司工作，二者信息存在极大差异。在此情形下，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保证其传达给原告的正式调岗信息已被原告知悉，且不存在误解和差错。被告3月14日向原告安徽地址寄出的调岗通知被原告拒收，而3月15日寄出的调岗通知虽在3月16日显示已签收，但签收信息是“协议信箱：蜂巢”，而非已由被告本人签收。也就是说，被告寄出的两份调岗通知，存在原告未收到的可能，被告仅凭该两份调岗通知，无法保证原告已知晓其被调往杭州分公司的安排。这一点，从杭州分公司胡某2019年3月19日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可以看出，不论是胡某还是原告本人，均不知晓原告工作岗位被调动至杭州分公司的事实。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在被告规定的杭州分公司报到时限3月20日过之后，原告还依然正常去华为基地原岗位上班。被告在庭审中虽称在调岗通知之外，孟姓领导也告知过原告被调至杭州分公司，但该说法并无证据证明。而在3月22日孟姓领导与原告沟通解除劳动合同相关事宜时，也丝毫未提及原告已被调往杭州分公司而原告未按时去杭州分公司报到上班的事实。且在原告3月20日之后仍在华为基地上班的过程中，也无证据显示其原岗位工作已有被告其他员工接替或与原告交接。因此，本院认为，被告在无法确信其将原告工作岗位调至杭州分公司的通知已被原告知晓的前提下，未再与原告进行确认，也未对原告进行提醒或管理，而径行认定2019年3月20日之后原告在其原岗位上班的行为属于旷工并将原告辞退于法无据，依据不足。该辞退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依法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原告自2012年7月29日至2019年3月27日在被告处工作，故被告应支付原告赔偿金150138（10737×7×2）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本院认为，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本案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工龄，故本院按照其在被告处工作的工作年限计算年休假天数为每年5天。2018年之前原告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2018年原告享有5天的年休假，2019年原告享有的年休时间按照其在被告单位当年度已过日历天数折算为1天，合计应休年休假天数6天。被告应依法支付原告该6天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工资5924（10737÷21.75×6×2）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支付两年月末周六加班费的请求，本院认为，因原告无证据证明在综合计算工时制期间被告存在延长其劳动时间的事实，故对其在综合计算工时制工作时间段内的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但被告应支付原告未审批综合计算工时制时间段内即2017年11月、2018年11月和12月三月的月末周六加班工资，计算为668（2420÷21.75×2×3）元。 另，原告主张的被告注销原告在上海治安总队登记的保卫师证书登记信息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内，本院不予处理。 此外，原告主张的被告退还服装押金之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中城卫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刘礼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0138元； 二、被告上海中城卫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刘礼明未休年休假的工资5924元； 三、被告上海中城卫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刘礼明加班工资668元； 四、驳回原告刘礼明的其他请求。 如被告上海中城卫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上海中城卫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季隽虹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高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