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45806号原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濮韶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昊，男。被告：李晓蓉，女，1977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荆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茜，上海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晓蓉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昊，被告李晓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人民币(币种下同)108,354.68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2年9月18日入职原告处，2017年5月起担任原告荆州办事处经理。因荆州办事处将于2019年5月31日被合并，原、被告遂于2019年5月底就劳动合同解除事宜进行协商，协商的同时双方进行了工作交接。工作交接过程中，原告发现被告任职期间存在违规操作，在未经领导批准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对沃尔玛门店的退货进行处理，造成1,265提莫斯利安退货产品中的734提不知去向。同时，被告未经领导批准，私自以办事处名义向原告仓库借出555提莫斯利安产品，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亦对原告公司管理、产品市值、食品安全、品牌声誉造成重大损害，更造成了原告与第三方的法律风险。因此，原告于2019年6月26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告知被告双方劳动合同于2019年7月11日解除。之后，被告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等事宜申请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李晓蓉辩称，原告所述被告的违纪事实不存在，被告亦未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且原告解除被告劳动合同程序上亦不合法，没有履行通知工会这一法定程序。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按仲裁裁决履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于2012年9月18日入职原告处，在原告驻湖北荆州办事处工作。2017年5月起，被告担任该办事处经理，主要负责光明牛奶在该地区的调配。原、被告先后签订有三份劳动合同，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被告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奖(办事处综合销售奖金)组成，原告每月2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被告当月基本工资和上月绩效奖金。被告知晓荆州办事处将于2019年5月31日被合并，被告的岗位将被其他办事处经理代替。2019年5月23日，原、被告就被告岗位合并事宜曾协议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由原告支付被告经济补偿。该协议最终因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而未达成。2019年6月2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单，通知单内载：“……现因以下原因，我司决定自2019年7月11日起解除与您的劳动合同：1、在办理交接过程中发现截至2019年5月24日，你所管辖荆州办事处涉及沃尔玛门店应有莫斯利安钻石包及优+钻石礼盒退货1,265提，货值：55,480.22元未退回仓库，同时荆州办事处还欠门店莫斯利安产品111提，货值：6,284.12元；欠武汉KA库莫斯利安产品及优+礼盒444提，货值：39,820.82元。综合以上，目前共欠仓库及门店货物1,820提，合计货值101,585.16元。对于以上所欠费用，您本人已确认。因您个人原因，此行为已对公司造成经济损失101,585.16元。综合以上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及《员工奖惩规定》等相关制度，现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9月2日，被告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35,296元、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的销售奖金3,882.98元。该会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5575号裁决，由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08,354.68元，对被告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另查明，被告与其上级领导杨毅于2019年2月2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就沃尔玛天门店2018年11月批次的临期品退货不退回仓库，直接发往其他门店处理事宜向杨毅进行了汇报，杨毅表示同意。原告确认荆州办事处不经手钱款和产品。原告为证明确实存在沃尔玛门店1,265提退货之事实，且被告亦确认存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单中记载的101,585.16元欠款，而被告该行为符合员工奖惩规定(2019年3月版)规定的“违反规定，违章操作或指挥，造成经济损失达三千元以上或影响恶劣的”、“管理不当造成严重影响或经济损失五万元及以上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提供了索赔日期为2019年2月至同年4月的沃尔玛退货单9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24日由被告签字的确认书及门店欠费确认明细单、员工奖惩规定(2019年3月版)及签收单。其中，原告提供了索赔日期为2019年2月25日、同年3月28日、同年4月3日的4份退货单原件，其余5份退货单原告表示无法提供原件；确认书内载有“华中区域荆州办事处2019年5月24日所管辖区域内有拖欠门店费用，共计金额101,585.16元”之内容。被告对4份沃尔玛退货单原件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退货单上并无原告信息，无法看出这是沃尔玛对原告的退货；对无原件对应的5份退货单复印件的真实性则不予认可。对确认书及门店欠费确认明细单中被告的签名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办理工作交接手续时荆州办事处存在欠费是原告的正常运营情况，与被告的任何行为无关。另，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该证据的复印件中并无区域经理杨毅的签字，而庭审中提供的原件中却有杨毅的签字，此系事后补签，而原告让杨毅补签是因为仲裁原告输了，原告欲以让杨毅签字来证明被告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而在本案庭审前杨毅一直未在该证据上签字是因为杨毅知道办事处欠费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原告处一个正常的经营模式，并非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对员工奖惩规定(2019年3月版)及签收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于2019年6月14日才向被告送达该奖惩规定，晚于原告主张的被告违纪行为的发生时间，故该奖惩规定对被告的违纪行为没有约束力。原告对于其提供的确认书及门店欠费确认明细单复印件中无杨毅签字，而原件中有杨毅签字一节表示不清楚，认为这并不影响确认书的真实性。被告为证明其不存在造成原告经济损失的行为，于庭审中提供了被告与杨毅各时间段的微信聊天记录、荆州办事处向大区相关负责人发送的沃尔玛退货明细电子邮件、被告与其他办事处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与武汉主管王健及人事主管付菊玲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人事于“华中内部沟通群”中发送的2019年5月入库调整表、荆州2019年3月订单的电子邮件、到货群微信聊天记录、临期品费用处理原则的电子邮件等材料。被告另称，沃尔玛门店与原告之间有协议，只要门店内的奶制品保质期超过三个月，即保质期过半，沃尔玛门店就可以退货。原告所说的沃尔玛门店1,265提退货即为保质期过半的临期品，被告就该退货与杨毅进行了沟通，杨毅同意该退货不进仓库直接送往其他门店作临期品处理，故该退货于2019年2月起分批被送往其他门店降价处理或作为赠品捆绑进行销售，并非被告私自处理。临期奶制品不退回仓库也是原告处的操作惯例，是为了临期品的尽快处理，避免原告的利益遭受损失。且被告所在的荆州办事处文员每月会将沃尔玛退货明细邮件通报大区相关负责人，在此情况下，荆州办事处没有私自处理退货的可能性。被告2019年5月办理工作交接的过程中，原告提出对该1,265提退货有异议，被告在此情况下又将荆州办事处处理沃尔玛退货的具体时间及用途向当时的武汉主管和人事主管做了一个明细汇报，原告核查无误后已将沃尔玛1,265提退货做平账处理，且原告也没有对被告汇报的退货用途提出任何质疑。可见，被告并无任何管理不当的行为，也未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此外，原告欠门店111提货，这是门店按照公司临期品处理计划处理临期品时，按照临期品处理计划下单让公司仓库送相应数量的赠品至门店，仓库根据门店下单发货，但有111提发不出货，故出现了对门店的欠货。而办事处向仓库借货444提，借货被告都是向杨毅申请并获得认可的，当时共申请借货510提，办事处文员也是根据杨毅认可的数量发邮件给仓库借货，仓库则根据办事处文员的邮件向各门店发货。借货后，门店在有货卖出时会滚动还货，截至被告离职时，荆州办事处还剩444提借货未还。而原告定期会下拨渠道费用用于处理各办事处借货所产生的欠费，由平账部门根据拨款对各办事处的借货进行平账处理。杨毅微信中亦告知被告原告处有费用用于门店还货，由于被告离职时相应费用还没有下来，导致444提借货没有平账，但这并不是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而是原告正常的运营风险。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中的到货群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另称，退货不退回仓库并非原告处的操作惯例，原告处所有的退货产品都需要根据退货流程进行处理。退货流程为办事处向上级上报门店退货的情况，经公司批准后，由公司通知物流将退货产品从门店运回至原告仓库，公司领导审批决定后再按决定处置退货产品，办事处在整个退货过程中不经手产品。沃尔玛1,265提退货共有三个批次，被告仅向其上级杨毅请示了2018年11月批次退货的处置方式，剩余两个批次的退货共计734提，价值38,078.88元，被告并未向杨毅请示是否可以不退回仓库，目前该二批退货去向不明。原告于2019年5月初对武汉地区办事处进行合并时发现沃尔玛1,265提退货去向不明，向被告询问后，被告才告知其已处置，并非被告事先上报原告核查，原告也未将沃尔玛1,265提退货做平账处理，2019年5月入库调整表仅载明11笔退货及退款金额，并无任何平账处理的痕迹。荆州办事处借货444提是原告仓库在2019年5月进行盘亏操作时，发现荆州办事处有借货444提的记录，但物流没有相应的送货记录，原告不清楚该444提借货发到了何处。如果是经过公司批准的借货，仓库每月盘亏时盘出的金额应与借货金额相符，在此情况下原告会向仓库支付费用做平账处理。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其向杨毅申请从仓库借的货物与本案被告确认的欠货并非同一批货物，故与本案无关，反而证明被告知晓借调仓库货物需要经过直属上级指示后才可进行。而门店欠货111提是被告未经上级领导批准擅自让门店就产品做临期品处理，导致公司相应损失。关于渠道费用，系原告根据门店实时库存以及临期品处置标准，给予办事处相应的费用额度用于处理门店临期品，办事处不应存在门店欠费情况。而荆州办事处的欠费行为未向上级领导报批，也未经公司批准，原告作为履约主体需承担向门店欠费的偿付责任，而该笔经济损失系由于作为荆州办事处负责人的被告管理不当造成的。庭审中，双方对于仲裁裁决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金额均予以确认。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单、微信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根据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原告向被告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单，并结合原告庭审陈述，可以确认原告系基于以下事由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一、被告未经原告批准，擅自处置沃尔玛1,265提临期品退货中的734提，造成原告损失38,078.88元；二、被告未经原告批准，擅自对其所在地区各门店产品进行临期品处置，导致原告欠门店产品111提，货值6,284.12元；三、被告未经原告批准，擅自向原告仓库借货444提，造成原告直接损失39,820.82元。就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为证明被告擅自处置沃尔玛1,265提临期品退货中的734提，提供了9张沃尔玛的退货单。而9张退货单中，原告仅提供了4张退货单的原件，其余原件原告均无法提供。对于无原件可供核对的退货单，难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使原告提供的9份退货单均属实，从退货单所载内容亦无法看出系原告所述批次的退货，更无法看出退货单中的退货为1,265提。而即使退货单中的退货确系原告所述批次的退货，根据原告所述，被告所在办事处并不经手钱款和产品，故在发生上述退货的情况下，退货产品均应当通过原告公司的物流至沃尔玛取回退货产品或送往其他指定地点。原告虽称系被告擅自处置了1,265提退货产品中的734提，但原告并无法提供系被告私自安排物流从沃尔玛取走734提退货产品的任何证据，且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原告该主张，本院难以采信。现被告主张沃尔玛退货的临期品系经其领导杨毅同意后由原告安排物流直接送至其他门店进行降价或作为赠品捆绑进行销售，并为此提供了其与杨毅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对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微信中被告仅就2018年11月批次的临期牛奶不进仓库直接送往其他门店进行处置向杨毅进行了汇报，而另外二个批次734提临期牛奶的处置方式被告并未向杨毅汇报，而原告公司规定的处理临期品的方式系先由公司将产品拉回仓库，再由仓库根据公司安排发至各门店。本院认为，原告处的临期奶制品的最终去向是送往各门店以赠品捆绑销售之方式进行处置。虽然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仅为被告就2018年11月批次的临期品不进仓库直接送往其他门店的处置方式向杨毅汇报并得到了杨毅同意，但被告在第一批次临期品退货的处置方式得到杨毅同意的情况下，就之后二个批次的临期品退货仍按照该处置方式进行处理，具有合理性。而临期奶制品退货不退回仓库直接送往其他门店进行销售有利于临期奶制品尽快处理以减少损失，并不会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各大商场就临期奶制品普遍存在降价或捆绑作为赠品进行销售的方式。且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被告办事处每月会通过邮件的方式向大区相关负责人发送沃尔玛的退货明细，且在原告于2019年5月要求被告汇报沃尔玛退货明细及使用明细的情况下，被告亦向原告进行了汇报，之后原告人事于“华中内部沟通群”中发送的产品调整表中亦对被告汇报的内容进行了相应记录，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对被告有关沃尔玛退货的汇报提出过异议。综上，本院难以认定被告存在擅自处置沃尔玛1,265提临期品退货中的734提，并造成原告损失38,078.88元之行为。其次，就原告主张被告未经原告批准，擅自对该地区各门店产品进行临期品处置，导致原告欠该地区各门店莫斯利安产品111提，货值6,284.12元以及擅自向原告仓库借货444提，造成原告直接损失39,820.82元一节，根据原告所述，荆州办事处并不经手钱款和产品，即产品均由办事处下单，再由原告安排物流进行运送，产品的销售款亦直接进入原告账户，故原告提及的以上产品均应当系由原告安排物流通过原告仓库发往各门店。因此，原告可以通过货运车辆、销售门店等信息查询以上产品的去向，并可以通过查询到的信息核查被告所述的产品用途是否属实。然，原告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而仅凭原告有关系被告擅自处置临期品、产品不知去向之陈述，并无法证明被告存在原告所述的违纪行为。因此，本院认定被告不存在造成原告以上两笔经济损失的违纪行为。最后，就原告提供的由被告签字的确认书及门店欠费确认明细单，仅能证明双方在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过程中被告确认门店欠费的具体情况，并无法证明该欠费系被告管理不当所造成的。综上，原告并无充分有效之证据证明被告存在其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违纪行为，故原告以此为由解除被告劳动合同的行为，显属违法，被告据此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于法有据。现双方对于仲裁裁决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金额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据此，原告应按仲裁裁决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08,354.68元。故对原告不同意支付被告该款项之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李晓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08,354.6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海英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程 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