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103民初980号原告：赵玉琴,女,196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瑞辉，安徽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全椒路1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100003205634F。法定代表人:徐保月,系该单位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任：**斌，安徽环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玉琴与被告安徽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玉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瑞辉，被告安徽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玉琴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滁开拆补、安协字53号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陈桥居委会居民,2007年被告对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陈桥居委会房屋进行拆迁,原告宅基地房屋在拆迁范围内，原告房屋丈量面积是302平方米,按照大滁城2005年航拍图或开发区2008年航拍图都符合“拆一还一”政策。但2007年原告仅通过《滁开拆补、安协字53号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获得196平方米安置房屋,且还应当支付给被告76575.34元。2018年,原告得知被告相关工作人员通过伪造原告签字的形式,篡改了对原告拆迁安置方案的内档材料,使得原告实际得到的安置房面积远远小于应得面积,且原告依法应得的附属物补偿被抵消为增购款。原告认为《滁开拆补安协字53号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原告不知情。后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无果,遂行政起诉诉至南谯区人民法院,南谯区人民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行诉解7释》第162条,撤销原判,驳回原告起诉。原告认为,案件既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原告的合法权益确实受到侵害,新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拆迁补偿协议按照民事协议处理,现再次诉至法院。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行政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本案为拆迁纠纷，按照现有法律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由于拆迁行为发生在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生效以前，故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起诉，本案按照行政诉讼法生效之前的处理方式即民事诉讼处理有事实法律依据；2、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赵玉琴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复印件，拟证明经被告调查核实，原告被拆迁房屋面积为平房190.81平米，瓦房79.2平米，庇屋（简陋房屋）102.34平米；3、《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拆迁管理办法》复印件，拟证明按照拆迁政策第30条、第31条，原告房屋平房部分应得安置房190.81×（1+10%）=209平米，原告瓦房部分应得安置房79.2×（1+10%）=87.12平米，庇屋（简陋房屋）部分至少应得安置房102.34÷6=17.05平米，原告所有房屋应得安置房至少为313.17平米（209＋87.12+17.05）；4、《滁开拆补、安协字53号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房屋被拆迁，协议书并非原告签字，系伪造。伪造的协议书载明，原告本可依照拆迁政策“拆一还一”的平房88.23平米、瓦房79.2平米，被作价补偿，作价分别为285元每平米、275元每平米，庇屋102.34平米（也可计算为安置面积，计算方法见证据三第31条）也被作价补偿，作价为120元每平米，然后作价后再以1400元每平米的价格增购了74.21平米，该以低价作价补偿后再以高价增购的方式明显严重侵害了被拆迁人利益，不符合常理和补偿政策；5、拆迁补偿安置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房屋由于《53号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补偿方式实际获得财产权益仅为108+88=196平米安置房，远远小于应获得的安置补偿。被告安徽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辩称：1、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诉称的事实与理由在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谯区人民法院处理的行政案件中已进行了审理，并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后，原告依照安置协议，向被告缴纳了差额款10019.06元（两套房屋的差额款），领取了两套房屋，并在2010年2月9日房产局申领了房产证，因此，原告对该补偿协议是认可的，并履行了该协议。综上，原告的诉请是不能成立的，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补偿费领取单据复印件，拟证明原告领取的两套房屋的差额补偿费10019.06元；2、房产证领取查档证明，拟证明原告在2010年2月9日已经就其签署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房屋，向房产部门申领了房屋，双方履行了补偿安置协议；3、信访资料复印件一组，拟证明原告信访事件发生在2016年，其主张的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规定，信访部门的答复意见是认为拆迁安置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原告的信访事项是不能成立的。经审理查明：2006年12月，安徽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其辖区的陈桥居委会集体性质土地进行征用拆迁。原告赵玉琴及其子赵冬冬作为陈桥居委会农村居民家庭户的宅基地房屋属于拆迁范围。2007年1月5日，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征迁和社区建设管理中心与赵玉琴分别签订了滁开拆补、安协字53号和53-1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各一份，对赵玉琴户2人的被拆房屋作价补偿及安置房屋作出了约定；2007年11月2日，赵玉琴凭《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取得了[2007]字第041、042号《房屋拆迁安置证》；2007年11月15日，赵玉琴依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名领取了扣减应补两套安置房差价款后的拆迁款10019.06元；2010年2月9日，赵玉琴凭《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到滁州市房管部门办理了两套安置房屋的产权证（其中位于滁州市长乐小区32幢甲单元202室产权登记在赵玉琴名下、位于滁州市长乐小区31幢丁单元207室产权登记在赵玉琴之子赵冬冬名下）；赵玉琴2016年开始向滁州市经开区信访，2016年9月27日，滁州市经开区管委会作出滁开管发（2016）220号《关于赵玉琴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维持凤凰办事处《关于赵玉琴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对赵玉琴要求重新审核予以补偿及安置的诉求不予支持。2018年11月，赵玉琴以滁州市经开区管委会伪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赵玉琴向本院申请对两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赵玉琴”的签名是否为赵玉琴本人所写进行鉴定，2019年4月17日，经本院承办法官释明后，赵玉琴仍无法提供有效的鉴定所需的比对样本，致使笔迹鉴定不能，2019年5月20日，本院立案庭的鉴定部门作出《不予委托意见书》，对该鉴定予以退办；2019年6月，本院作出（2018）皖1103行初42号行政判决，驳回赵玉琴的诉讼请求。赵玉琴上诉后，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作出（2019）皖11行终107号行政裁定书，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为由，撤销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2018）皖1103行初42号行政判决，改判为驳回赵玉琴的起诉。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赵玉琴依据其与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先后取得了（2007）字第041、042号《房屋拆迁安置证》及签名领取了扣减应补两套安置房差价款后的拆迁款10019.06元，并将安置协议载明的两套安置房屋的产权证办理到自己及其子赵冬冬名下，即原、被告双方2007年1月5日签订的两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在时隔十余年后，赵玉琴以滁州市经开区管委会伪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由，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庭审后，赵玉琴补充提交了一份要求再次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赵玉琴”的签名是否为赵玉琴本人所写进行鉴定的申请，因其在（2018）皖1103行初42号案件已经提起过，为了节省司法资源，本院不予准许。退而言之，假设能够鉴定出双方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赵玉琴”的签名不是本案赵玉琴本人所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认。”本案中，赵玉琴已经用领取差额补偿款及办理安置房产权证等行为接受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权益，就算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赵玉琴”的签名系他人代书，也不能因此否定双方签订的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效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玉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赵玉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安源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朱 静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