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19885号原告：李帅军，男，199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春凯，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冬，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泽城，男，198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李帅军诉被告张泽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冬及被告张泽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29500元；2、判令报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损失（自2018年4月18日起暂计至2019年7月20日为2221元，按年利率6%计算，实际损失计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止）；3、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因主张债权而造成的律师费损失100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2018年4月18日被告因生意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现金29500元，有借款借据、借款合同为据，原告、被告未约定还款期限，现经原告催促，被告一直推诿，至起诉时被告未偿还借款本金29500元，被告的违约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被告不还款的，原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由被告承担。现被告经原告催促拒不还款，为此，原告委托律师起诉，造成律师费的损失，该费用按约定应由被告承担。现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借款未果，为了维护原告权益，只能诉至法院。被告张泽城辩称：一、我对原告的诉请有意见，就是原告说我拿了他本金29500元，这个不符合事实。因为10000元是原告要求加上去的，实际金额是有17000元，还有2000多元是利息，这1万块是加上去的。二、我从2018年1月份开始还款，直到2019年8月29日共还了17580元，因为借款的话我是分开还的，每个月还款的数额不一样。原告上门或微信通知我还款。那时有一天原告还叫我签了一张10万块钱的单据，这10万块钱我是没有拿到钱的。经审理查明：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借款合同》，拟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款事实；2、《借款借据》，证明目的同证据1；3、律师费发票，拟证明原告为了实现债权造成的律师费由被告承担；4、《委托律师代理民商事案件合同书》，证明目的同证据3。上述证据1、2反映的内容：原告（出借人、乙方）与被告（借款人、甲方）于2018年4月18日签订《借款合同》，双方约定乙方借给甲方人民币29500元，并以银行转账单据、网银汇款打印单据、现金收据或收款收据之日期为准；如甲方到期未能还款的，承担乙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法律服务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交通费等）；乙方如未能按期出借款项给甲方，视乙方违约，乙方按出借金额以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支付给甲方；等。被告张泽城于同日出具的《借款借据》载明：本人张泽城现向李帅军借款现金人民币29500元，定于2018年7月18日归还全部款项；2018年5月18日前还一万元整，压金单、合同还甲方（即借款人张泽城），啤机一起；特此立据，等。证据3、4反映的内容为：原告与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7月12日签订合同，双方约定由原告委托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进行诉讼并支付律师费2000元。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7月16日向原告出具金额为1000元的律师费发票。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于《借款合同》没意见，这个是原告之前要我签的，数额方面已经加上去了，那时签名是没有问题的；那一万元原告说是不用还，然后就写上去，原告怕我不还而已，然后当时我还押了单据。2、对于《借款借据》，当时原告就是怕我不还，我就压了合同、收据单给原告。收据单就是我租这个地方的押金单来的，那时也把一台我们做印刷包装的那种机器“啤机”给原告。对于发票与合同，这个是他自己交的律师费没意见，对发票无异议。被告为了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供以下证据:1、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已向原告还款17850元；2、微信收款记录，拟证明只收到原告账款11250元。上述证据反映的内容：1、被告通过微信分别于2018年1月15日、2018年1月25日、2018年1月30日、2018年3月3日、2018年3月29日、2018年3月31日、2018年4月30日、2018年5月4日、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19日、2018年6月30日、2018年7月20日、2018年8月18日、2018年8月26日、2018年8月28日向原告转款400元、400元、2000元、1200元、800元、1000元、1000元、1150元、2000元、1100元、2000元、800元、280元、500元及900元。2、被告分别于2018年1月8日、4月18日收到原告转款2550元及9000元。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理由如下：本案的借贷事实发生在2018年的4月份，但是被上述证据包含了2018年1月份、3月份以及4月份中，这些是原、被告之间的一些资金来往；对2018年4月份之后的微信转账不是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是被告跟原告之间另有业务来往的业务款项。2、原告承包被告印刷厂的垃圾废料业务，然后原告与被告约定由原告将预付款支付给被告，被告承诺印刷厂的垃圾废料只能由原告本人来回收。因此，每回收一次，被告将预付款转给原告，由此产生每个月都有不一致的转款给原告。此外，原告转给被告的2550元与9000元是原告向被告预付业务合作的款项，通常在业务来往过程中都是以现金预付的，所以被告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并不能够证明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也就是说这跟本案无关。原告为了进一步地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被告的合伙人林某与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案外人林某将印刷厂转给被告，原告在被告的印刷厂收过废纸的事实；2、被告的合伙人林某微信号，证明目的同证据1；3、《收废纸押金》，拟证明原告在被告的印刷厂收过废纸，收废纸需向被告支付押金且由被告向原告出具押金单，同时证明原告已于三年前认识被告，被告提供的转账记录是收废纸的费用并非偿还借款的款项。上述证据1、2反映的内容：林某与原告在微信中聊天提及以下事项：1、林某问原告张泽城是否拖欠原告钱款，原告回复连在林某厂里的押金也没给其，被告也拖欠其借款未还；林某表示被告过分。2、原告问林某该厂是否系林某与被告合伙开办的，林某回复没有合伙，是直接转让给被告，原来是由老板让其与被告共同管理，然后转让给被告的。3、原告询问林某原告本人是否在该厂收过废纸废料，林某对此予以肯定。证据3显示：被告签署一张2016年6月28日的《送货单》，该单据载明：废纸压金￥4000元。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于上述证据1-2，这个是林某的聊天记录，其微信号确认，但林某的微信内容我也不知道。对于上述证据3，该废纸押金单应该是我签的，但是那4000元钱应该也是给林某的，这钱不是我的，我没有收到该钱，而且过那么久了我也忘了。被告在诉讼申请林某、吴某出庭作证。证人林某证言概要如下：1、该证人确认原告提供的其与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不清楚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涉案借款纠纷。2、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证人在石溪村××楼××了一家印刷加工厂，原告李帅军当时是在该厂收废纸的，且原告给了证人1万元的押金，然后都是分批次抵扣其收取废纸的费用。3、证人认识被告，与被告是前同事关系，知道其在吴某处上班做印刷跟单员。4、2017年2月份将该印刷厂（附带一台机器）转让给吴某。证人吴某证言概要如下：1、证人不认识原告，而林某与被告曾是证人开办公司的员工；林某在2016年左右离职，被告是负责接单与跟单（包括与印刷厂联系与跟单），工作时间在2015年过完年起直到2018年3月。2、证人在2017年2月份受让印刷厂后将该厂交由其他人负责管理。另查，原告因催讨未果后原告于2019年8月1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原告对借款过程做出以下陈述：被告跟我说其需要钱周转让我借点钱给他，我答应后在2018年4月18日下午拿现金直接借给被告。大概在2018年2月份借给被告19500元，当时有写借据；之后到2018年4月18日再借给被告一万元重新写的涉案借据，总共是29500元。被告对借款过程做出以下陈述：1、我找原告借款是因为大家熟悉，因为那时我没钱，原告是做放款的，然后借了这9000元，就是借一万元给9000元，也是因为原告说可以分开还我才借的，也是经过朋友认识了才借原告钱的。2、当日原告转款给我，那时候是没有签合同单据的，直到原告转汇9000元钱给我，才有签署涉案合同。3、因为我在2018年4月18日之前已经借了原告7000元，借该钱后每个月我都有还钱给他；之后在4月18日我又需要钱再问原告借，那时原告是不肯的，也是经过朋友担保才签合同，并加多1万块钱，又把之前的钱一起加上去的。4、反正我还钱给原告都是通过微信还款的，也有一些转款是原告要收的货款，然后那时我是欠另外一个朋友的钱，好像系5000元，然后原告就帮我还了给我朋友的，原告就是做了一个中间人，他替我还给我朋友后就等于我欠他钱这样子的。以上事实，有《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微信转款记录、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诉称被告张泽城拖欠其借款未归还，并提交了《借款合同》等证据予以证实，被告虽然否认原告出借金额与拖欠原告借款的事实，但确认其与原告有过借款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与被告存在借贷关系予以认定。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原告出借给被告的实际款项；2、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款项是否属于涉案借款的还款，若属于还款，被告已归还多少。关于焦点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现本案原告主张被告拖欠其借款29500元，被告抗辩原告实际出借的借款为17000元、利息则为2500元，而多出的10000元金额不存在。基于原告与被告就诉争借款金额存在争议，本院需对涉案借款来龙去脉、交易方式、交易习惯、款项交付等情况进行审查，以便查证实际出借的具体金额。首先，原告主张其以现金方式给付全部借款29500元给被告，被告对此否认后原告未能进一步地举证反驳被告意见，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责任。其次，结合庭审内容，可知原告与被告较为熟悉且有其他业务的资金往来，原告可不必通过现金方式给付借款，正如其在借款当日通过微信转款9000元给被告一般，可直接通过微信方式将全部借款转汇给被告。因此，原告主张其现金方式交付借款给被告，有悖常理及双方交易习惯。再者，现被告只确认实际发生的借款为17000元及利息2500元，且被告对《借款合同》、《借款借据》除了金额多出10000元之外的其他内容不持有异议，由此说明就被告与原告之间发生借款往来，被告在签署《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当时认可的借款总额应为19500元。有鉴于此，本院对原告主张以现金方式给付全部借款29500元给被告事实不予认可，并基于上述分析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实际确定的借款金额为19500元。关于焦点二的问题，现本案被告抗辩其已偿还借款17850元并提供微信转账记录为凭证，原告对此否认并称这些款项属于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款项，并非涉案借款的还款。基于原告与被告就被告微信转款存在争议，本院结合庭审内容对被告微信转款情况进行分析以便查明转款的性质。首先，就被告微信转款的性质，特别是签订涉案合同后的转款，虽然原告与被告均就此进行进一步的举证，但是双方的举证均无法直接反映出这些转款的性质（属于业务往来款或是借款的还款），而只能证明到双方基于业务往来有过较为频繁的资金往来，对此在证明转款性质方面双方均须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其次，由于双方均无法举证证明转款性质，本院就一般借贷的习惯对被告微信转款性质进行分析。按照借贷习惯而言，在借贷双方签署《借款合同》时已表明双方就借款事宜达成共识，出借人完成出借义务后则是期望借款人能尽快偿还借款，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借款人则是积极偿还借款以减轻其债务。在此前提下，在签署《借款合同》后，若借款人还款或出借人收款时涉及到该款项来源与性质不同于双方约定的借款时，双方都会与对方进行特别说明或相关标记以免扰乱原属于约定借款的还款。因此，若双方没有特别指明款项性质的，借款人采取转款形式给付款项给出借人可视为借款人对出借人的还款。再者，如前述说，自原告与被告就涉案借款签署《借款合同》后，在双方均没有明确款项性质的情况下，被告在2018年4月18日之后通过微信的转款应视为涉案借款的还款，而在此之前的微信转款由于双方还没有达成借款合意且双方实际上也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而无法认定其是涉案借款的还款，且被告也没有就这些转款进一步地举证证实其属于涉案借款的还款，故本院对此不予认可。有鉴于此，本院基于上述分析认定被告在签署涉案《借款合同》后从2018年4月30日起至8月28日的微信转款（合共9730元）系被告偿还原告借款的还款。涉案《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约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根据《借款借据》约定，被告承诺在2018年7月18日前归还全部借款19500元，现还款期限已经届满，被告除了归还9730元之外仍未归还剩余借款，已构成违约，故原告要求被告清还借款，于法有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只是被告尚欠借款应为9770元而非原告所主张的295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虽然原告与被告没有约定逾期付款的相关利率，但基于被告未能清偿欠款构成违约，原告仍可向其主张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合理有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只是利息应从2018年8月29日起算为宜，故本院对此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泽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李帅军偿还借款9770元，并以欠款9770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给原告。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18元，由被告张泽城负担185元受理费，由原告负担433元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吴哲伟人民陪审员  邓丽红人民陪审员  刘佩贞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林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