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豫0323民初3260号原告：杨占伟，男，1974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安县。被告：杨军伟，男，197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新安县。第三人：杨新伟，男，1981年3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新安县，现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告杨占伟与被告杨军伟及第三人杨新伟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占伟，被告杨军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杨新伟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占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停止土地侵权行为，返还原告的土地4.2亩（共12.6亩）包括原告的土地和其继承其父母土地的相应份额；2、请求被告补偿土地侵占2年（2017年至今）期间土地使用费用，共计人民币907.2元。（4.2亩*108元/亩*2年）；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杨占伟与被告杨军伟、第三人杨新伟系亲兄弟，户籍所在地均为河南省××××组，早年间，原告到北京务工，不再家中。2017年父亲去世（母亲比父亲去世早3年），父亲去世前，原告一人在家，为父亲做饭，其他人均不在家，原告尽到了赡养义务。父亲去世后，原告的土地和其继承其父母土地的相应份额一直被被告杨军伟霸占，在此期间，原告一直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多次找村委会、镇政府解决，村委会作出的调解协议被告也未签字，不予理睬，此事一直无果。后原告由于子女上学的原因，回到户籍所在地生活，但被告拒不返还其土地，也没有给原告任何补偿，使其无法在家生存，给原告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及精神伤害。故诉至法院。被告杨军伟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1)依照《土地管理法》中的具体规定，我国实行土地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原告根本就不存在私有“土地”，让被告杨军伟(以下简称：我)“停止土地侵权行为，返还原告的土地4.2亩”的诉求从根本上就不能成立。(2)原告“请求被告补偿土地侵占2年(2017年至今)期间土地使用费用，共计人民币907.2元”的诉求更是无稽之谈，原告的该诉求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特别是“土地使用费”这个“名称”更是荒诞无稽。原告所能主张的仅是4.2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我父亲叫杨景六，一九八三年秋后全县、城关镇及刘村进行第一轮以村民组为单位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到户，当时全家五口人，父亲杨景六，母亲郭荣兰，我(被告，老大)，杨占伟(原告，老二)、杨新伟(第三人，老三)。承包杨家坡村民组集体土地(大小)11块，面积9.75亩。199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中办发[1997]16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随后省、市、县行文。1998年6月30日中共新安县委下发“新发[1981]100号文件(见书证1)明确规定：“全县农村士地承包期从1998年开始，统一延长30年不变”，“这次土地延包工作，不能打破原村民组土地所有权界限”，以此规定，我杨家坡村民组各户承包的集体土地没有变动，我家还是大小11块，面积9.75亩。2016年上级又进行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对各户的土地进行实际丈量，我家的土地还是原来的(大、小)11块，经实地丈量面积由9.75亩变更为12.6亩。新安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4月23日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见书证2)；三、原告主张的4.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实际占有。我是2001年农历8月19日结婚。2002年秋后，我父母健在时就对俺家承包的集体土地分过一次，我父亲分地前就给我说过：全家五口人的承包地按你弟兄仨分，老二(原告)难说话，牙茬口强，大块地分给老二。老三好说话，他常年在外打工也不回来，分给他的地俺们先种着，他要是回来了地就给他，你兄弟仨轮流养活俺们。我说中。就这样把承包地分了，具体情况是(依照《土地承包经营证书》顺序进行分地说明)：第一块、面积：0.53亩，地名：沟底地。已种杨树为共有，原告占该0.53亩土地的1/3,应为0.177亩。下余的0.353亩为我和第三人经营。第二块、面积：0.76亩，地名：一溜地。已种桐树为共有，原告占该0.76亩土地的1/3,应为0.253亩。下余的0.507亩为我和第三人经营。第三块、面积2.22亩，地名：马嘴上。该块地是当时对“三份”地各自计算后才分的，我分了1/3，0.7亩。下余1.52亩分给原告经营，因为原告长期弃耕、撂荒，已被同组村民杨延锋栽了樱桃树占用多年。第四块、面积：0.65亩，地名马嘴下。已分给第三人（杨新伟）经营，因老三常年在北京打工，由我代为耕种。第五块、面积：0.3亩，地名路边地。我种了1/3的（0.1亩）菜地。下余的0.2亩地，原告现种着菜并种有桃树，面积达0.13亩，多占第三人杨新伟0.03亩菜地。还剩下的0.07亩地应为老三经营。现在是打麦场。第六块、面积0.71亩，地名：西园地。已分给第三人杨新伟经营，2017年前由父亲耕种，2017年父亲去世后，老三在外地打工长年不在家，由我代为耕种。第七块、面积：2.14亩，地名：前地。2002年分给我之后，我一直耕种至今已17年之久。第八块、面积：1.8亩，地名：大石头窝。已分给第三人杨新伟经营2017年前由我父亲耕种，父亲去世后，因老三在外打工常年不在家，由我代为耕种。第九块、面积：0.35亩，地名：山头地。已分给第三人杨新伟经营，2017年前由父亲耕种，2017年父亲去世后，因老三常年在外打工由我在该土地上种植了花椒树。若老三回村要该承包土地时，我愿意连花椒树一起给老三。第十块、面积：0.85亩，地名：红薯地。已分给我经营。2010年由上级提供核桃树苗，我将该地种了核桃树管理至今。第十一块、面积：2.29亩，地名：老场上下。该地块面积最大，已分给原告经营，原告杨占伟也在该2.29亩土地上已种植了(一多半地的)花椒树，下余的土地因原告在外地打工，长期无人管理弃耕、撂荒至今。经对原告已占有的1、2、3、5、11块承包土地面积合计，原告已实际占有已承包土地4.37亩，超过其诉讼请求的4.2亩还多0.17亩原告应当将多占的0.17亩返还给第三人。我应当返还第三人0.02亩承包土地。(见书证3)。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二条根本就不能成立,且不要说我没有耕种原告弃耕、撂荒的承包土地,即使耕种了原告长期弃耕、撂荒的土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六条(二)项“……,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具体规定,原告的该诉求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三、原告提交法院的“兄弟分家协议”及村委会“证明”的“证据”不能成立。由于我与村支书王桂婷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过节,2017年5月9日刘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时,既不坚持原则、明法折理、主持公道、更不遵重客观事实的存在,依法公正的进行调解,而是“偏袒”原告一方,存在提前恶意串通之嫌。不仅将我已耕种十多年的熟地调整给原告,而且把原告弃耕、撂荒的土地调整给我耕种。更为严重的是将新安县人民政府1997年8月2日登记、颁发给我的“新政房字第01090108”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见书证4)已载明为我“自建”的4间住房,与父母“自建”的4间房屋(见书证5)合并在一起进行分割,(见原告提交法院的该“兄弟分家协议”书第4条)。因我不同意,村支书王桂婷竟敢说:“你那‘证’不算数,我说了算数”。故此,我离开调解现场。因该“兄弟分家协议”的调解不符合《人民调解法》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相关具体规定,没有依法、公正的进行“调解”,我当然不同意。由于我持有县政府颁发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证明4间房屋的所有权归我所有。故村民调委制作的“兄弟分家协议”及“证明”内容均不能成立。四、原告的“起诉”是别有用心的滥用拆权。(1)原告在其“起诉状”中的陈述:“2017年父亲去世(母亲比父亲去世早3年),父亲去世前,原告一人在家,为父亲做饭,其他人均不在家,原告尽到了赡养义务,父亲去世后,原告的土地和其继承父母土地的相应份额一直被被告杨军伟霸占,”为不实之词。我母亲2013年去世,我父亲2017年去世,父母去世前,究竟是谁在伺候父母?邻居、亲戚最清楚。单从原告签名认可的“兄弟分家协议”“3、父母三周年时花费3000元,是杨赖娃垫的,…”。该条第二款:包桌钱19桌5700元是杨新伟出的,…”。就能证明原告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作为亲兄弟我没法说他,否则、原告杨占伟就是个无赖之辈、无耻之徒。(2)2017年5月9日原告通过村民调未能实现自己的企图后,先是无中生有的故意寻衅滋事,后于2017年农历腊月24日,故意伤害将我打成“轻伤”一级,被新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见书证6)。原告出狱后心怀不满,为了报复我又提起该民事诉讼。(3)原告提起该民事诉讼是别有用心的,其真实目的是通过民事诉讼,把我耕种多年的熟地分割走,把他长期弃耕、撂荒的土地分割给我,让我受到实质上的“损害”而又说不出来,就是叫我“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言”。这才是原告提起民事诉讼的真实目的。鉴于上述事实与理由,我请求新安县人民法院,面对现实,遵重历史,查清事实真相,作出公正判决,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杨新伟辩称：1、本人长期在外打工，从未种过地。自父亲去世后，本人也不知道家中哪块地是自己的，所以本人并侵权原告。本人看到家中有的地，自父亲去世后，因长期无人耕种，荒草茂密；2、原告讲，曾一人在家为父亲做饭。事实是，自父亲发生车祸后，本人接到姐姐电话，和二哥(原告)才一起开车从北京回老家，当天晚上到的新安县人民医院，父亲因病重，医治无效，待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我和二哥（原告）又一起回到北京打工。至于照顾父亲，我相信，都是有心，而无力；3、关于原告提到的村委会分家协议，是这样的本人由于当时外地出差，未能及时参与。但是，本人在电话中授权参与分家的村委会成员。如果经村委会协商，我家现有的房屋、宅基地、耕地和父亲的遗产继承，能使两位哥哥（原告二哥和被告大哥）达成一致，两位哥哥在书面协议签字后，有两位村委会成员代替本人签字即可。可是，当时两位哥哥的协议并未达成一致。所以本人以为经村委会出具的分家协议，为无效协议；4、本人相信法庭公平公正，希望通过法庭，对我家的房屋、宅基地、耕地和父母的遗产，合理划分，使我们兄弟和好。当事人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庭审确认的证据，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杨占伟与被告杨军伟及第三人杨新伟系同胞兄弟，均系新安县城关镇刘村杨家坡村村民。2017年4月23日，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被告、第三人等10名家庭成员共取得城关镇刘村十三组12.60亩（分11块）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别为：沟底地0.53亩、一溜地0.76亩、马嘴上2.22亩、马嘴下0.65亩、路边地0.3亩、西园地0.71亩、前地2.14亩、大石头窝1.8亩、山头地0.35亩、大路边（红薯地）0.85亩、老场上下2.29亩，登记在原告父亲杨景六名下，承包期限1998年9月21日至2028年9月20日。2017年3月21日原告父亲杨景六去世。现原、被告因土地经营权发生纠纷，原告诉至法院。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4.2亩土地是其自行折算,土地具体坐落位置、面积不清,没有具体指向。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原告杨占伟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其未取得诉争4.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主张杨军伟返还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杨占伟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杨占伟向法院起诉不当,应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占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于本裁定生效后全部退回原告杨占伟。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迪人民陪审员  王杏人民陪审员  郭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龚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