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70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横栏镇皇仕美佳灯饰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第10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L50826049H。主要负责人：王平，该厂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杏媚，广东国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杏，广东国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彩玲，女，1967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丽萍，女，1984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新春，广东中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培秋，广东中古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洪威，男，1970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中山市横栏镇皇仕美佳灯饰厂（以下简称皇仕美佳厂）因与被上诉人魏彩玲、周丽萍、魏洪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8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皇仕美佳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魏彩玲、周丽萍、魏洪威共同向皇仕美佳厂支付货款209003元以及利息（自2018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皇仕美佳厂与中山市宝格丽灯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格丽公司）为买卖合同关系。第一，皇仕美佳厂的负责人王平与周丽萍在公司合作前为朋友关系，王平出于对周丽萍的信任，于2016年开始与宝格丽公司进行合作。合作期间，皇仕美佳厂于2017年8月10日将相应的灯饰样品交由宝格丽公司进行售卖，周丽萍代表宝格丽公司在灯饰样品的送货单上亲笔签收，有皇仕美佳厂提交的证据《样品送货单》佐证。但一审法院并未对该事实进行查明，直接认定了209003元货款（其中包含样品价值4155元）为魏洪威的个人所欠货款。第二，涉案货物的收货人为宝格丽公司，虽送货单并非魏彩玲和周丽萍进行签收，但有皇仕美佳厂与周丽萍的微信聊天记录作证。该记录证明涉案的货物确为宝格丽公司所收货物，且周丽萍因相应的货款问题与皇仕美佳厂进行交涉，并将相应的送货单发回给皇仕美佳厂。微信聊天截图上的图片与皇仕美佳厂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1第一页《20171128发货单》为同一张发货单，此足以证明皇仕美佳厂与宝格丽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第三，关于一审法院基于宝格丽公司支票收款人并非皇仕美佳厂，由此推定皇仕美佳厂与宝格丽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首先，皇仕美佳厂与宝格丽公司自2016年合作以来，宝格丽公司均以支票形式支付货款，皇仕美佳厂收取支票后，将支票提供给其供应商，有皇仕美佳厂负责人王平的妻子与周丽萍的聊天记录作证。皇仕美佳厂在一审过程中已明晰，证据《支票》上的收款人为中山市古镇威宏五金门市部及中山市小榄镇毅德塑料加工部，均为皇仕美佳厂的供应商，有皇仕美佳厂提交的《情况说明》佐证。对于支票上收款人为何要填写供应商而非皇仕美佳厂，魏彩玲开具支票时并未写收款人的情况，一审法院并未结合中山市古镇镇灯饰市*交易习惯查明事实。其次，魏彩玲提供的两张支票的金额分别为11340元以及159408元。11340元金额的支票与宝格丽公司收到的2017年11月份货物价值相对应，159408元金额的支票与宝格丽公司收到的2017年12月份货物价值相对应。因此，涉案的支票为宝格丽公司为支付货款而提供给皇仕美佳厂的交易凭证。（二）宝格丽公司注销后应由公司清算组成员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魏彩玲与周丽萍为宝格丽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因此对尚欠的货款应由该二人共同承担清偿责任。魏洪威签下的《欠条》及《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为承诺偿还宝格丽公司所欠涉案债务，且魏洪威以董事长的身份与皇仕美佳厂合作，已形成表见代理，有皇仕美佳厂提交的证据一《送货单》第14页货物签收签字及证据《名片》作证，因此魏洪威应承担涉案债务清偿责任。周丽萍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皇仕美佳厂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魏彩玲、魏洪威没有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皇仕美佳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魏彩玲、周丽萍、魏洪威向皇仕美佳厂支付货款209003元及逾期支付利息（从2018年1月23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支付完毕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宝格丽公司于2016年12月14日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魏彩玲，投资者周丽萍、魏彩玲，该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登记注销。皇仕美佳厂称宝格丽公司由魏彩玲、周丽萍、魏洪威三位股东共同经营，其与宝格丽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由其向宝格丽公司供应灯饰配件。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期间，皇仕美佳厂按宝格丽公司要求发货，宝格丽公司为支付货款交付了两张支票，其中一张中国银行支票（票号32126760，金额11340元，出票日期2018年2月5日，出票人签章处加盖宝格丽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加盖魏彩玲个人私章）用于支付2017年11月货款，另一张中国工商银行支票（票号63975557，金额159408元，出票日期2018年2月10日，出票人签章处加盖中山市威豪灯饰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加盖魏彩玲个人私章）用于支付2017年12月货款；但上述两张支票均未能兑现。后经对账，魏洪威于2018年4月9日出具一份《欠条》，载明内容有：截止2018年4月1日，宝格丽公司尚欠皇仕美佳厂货款共计209003元，约定2018年6月30日前全部还清。魏洪威在欠款人处签名及按指模确认。同日，魏洪威还出具了一份《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魏洪威确认未付金额为209003元，并签名按指模确认。之后，魏洪威未支付任何货款，皇仕美佳厂遂于2018年7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前述诉求。皇仕美佳厂主张宝格丽公司系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主体，宝格丽公司在注销时，其股东魏彩玲、周丽萍在未通知债权人情况下清算，属于违法行为，应对宝格丽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周丽萍则辩称本案的货款是皇仕美佳厂与魏洪威个人之间的纠纷，与周丽萍和魏彩玲没有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宝格丽公司是否是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主体。本案中，皇仕美佳厂提交了送货单、支票作为证据，主张送货单有宝格丽公司的员工签收货物，支票的出票人加盖法定代表人的私章及宝格丽公司公章，并由宝格丽公司交付皇仕美佳厂用于支付拖欠的货款。其对此认为足以证明宝格丽公司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送货单上并没有加盖宝格丽公司的公章，皇仕美佳厂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送货单上签收货物的人员系宝格丽公司的员工。其次，虽然支票的出票人加盖法定代表人魏彩玲的私章及宝格丽公司公章，但中皇仕美佳厂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支票由宝格丽公司向其交付用于支付货款；且支票的收款人并非填写皇仕美佳厂，考虑到支票的流转性，并不能推定支票的出票人就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主体。最后，从《欠条》及《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内容看，均是由魏洪威个人签名确认，并无宝格丽公司加盖公章，也没有宝格丽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签名；且皇仕美佳厂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魏洪威系代表宝格丽公司进行交易。综合以上分析，皇仕美佳厂主张与宝格丽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故认定宝格丽公司不是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主体。皇仕美佳厂据此要求宝格丽公司的股东周丽萍、魏彩玲承担责任，理据不足，不予支持。而魏洪威拖欠皇仕美佳厂货款209003元的事实，有《欠条》《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等证据为凭，魏洪威未到庭提出异议，视为放弃质证与抗辩的权利，对皇仕美佳厂主张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魏洪威未按约定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和违约责任，故皇仕美佳厂诉请魏洪威支付货款209003元及利息，理据充分，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计算的起算时间，《欠条》约定2018年6月30日前全部还清。故利息计算应从2018年7月1日起算，皇仕美佳厂主张利息从2018年1月23日起算，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魏彩玲、魏洪威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质证与抗辩的权利，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魏洪威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皇仕美佳厂支付货款209003元及利息（自2018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皇仕美佳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36元，财产保全费1565元，合计6001元，由魏洪威负担。二审期间，皇仕美佳厂向本院补充提交证据如下：1.皇仕美佳厂的主要负责人王平与周丽萍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2页，拟证明周丽萍与王平就宝格丽公司的货款问题进行交涉；2.皇仕美佳厂的主要负责人王平与周丽萍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3-5页，拟证明宝格丽公司向皇仕美佳厂订货；3.皇仕美佳厂的主要负责人王平的妻子与周丽萍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6-16页，拟证明皇仕美佳厂与周丽萍的货款支付为支票形式；4.采购单一批，拟证明涉案货款为宝格丽公司所欠。皇仕美佳厂称该采购单系宝格丽公司通过QQ下达，其下载采购单在电脑上后未保存QQ聊天记录，并在电脑上展示了该批采购单的内容及文件属性，显示该批采购单均写明是宝格丽公司采购单，创建时间均在宝格丽公司注销之前；5.对账明细，拟证明皇仕美佳厂发货单金额与涉案支票金额一致。周丽萍无新证据提交，周丽萍对皇仕美佳厂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1.以上证据并非一审期间无法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2.周丽萍曾丢失手机及微信，无法找到皇仕美佳厂提供证据的聊天记录予以核对，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3.对采购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没有QQ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缺乏证据的源头性，无法核实；4.对账明细是皇仕美佳厂单方面制作的，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查明：皇仕美佳厂提交主要负责人王平与“周丽萍”、王平妻子与“周丽平Leah”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聊天对象“周丽平Leah”“周丽萍”的微信号显示为“Pingping_zhou”,电话号码为“137*****376”。周丽萍确认上述“周丽平Leah”“周丽萍”使用的微信号与电话号码和其使用的一致，确认皇仕美佳厂打印出来的微信聊天截图与其当庭手机展示的内容一致。皇仕美佳厂的主要负责人王平的妻子与“周丽平Leah”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7年11月18日，王平妻子说：“11月13日的一张支票35769元的，你把大写玖写错了，他下午过来换”“你是直接转现金给他，还是重新开一张支票给他直接进账。”“周丽平Leah”向王平妻子回复道：“不会吧”“拍过来看看”“但是我已经把钱存进去对公账户里面了”“威豪的支票我刚开完了”“只有等我企业网银批下来我转账给他。”该聊天记录后附有一张盖有中山市威豪灯饰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魏彩玲私章的金额为35769元的支票。2017年12月1日“周丽平Leah”问：“什么时候出货”并附两张订货单后问：“改型号的是哪个？”王平回复：“这个灯的型号改成32338，谢谢。”“周丽平Leah”又发订货单一张问道：“看一下13号定的货做好了吗”王平回复：“好。”周丽萍发送的上述订货单写明“收货单位：宝格丽”，上述最后一张订货单所载的货物与皇仕美佳厂一审提交的2017年12月11日、2017年12月24日、2017年12月27日、2017年12月28日4张发货单的货物一致。而2017年12月28日的货物是皇仕美佳厂提交的发货单所载的2017年12月份的最后一批货物。皇仕美佳厂表示宝格丽公司下达的订单要准备一段时间才能发货，有时候是分几批送货。另查明：魏洪威于2018年4月9日签名的《中山市宝格丽灯饰照明有限公司魏洪威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写明：“未付金额：159408元[2017年12月货款开出支票（102**********557）未付]+11340元[2017年11月货款开出支票（104**********760）未付）]+34100元（2018年1月份未支付货款）+4155元（代卖灯具未付货款）＝209003元整。”周丽萍于一审诉讼中确认魏彩玲与魏洪威是姐弟关系。又查明：周丽萍确认皇仕美佳厂一审提交的样品送货单最后一页收货人处是其本人签名，而该最后一页写明样品合计金额为44152元。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一审以魏洪威签名确认的《欠条》《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认定魏洪威应承担皇仕美佳厂货款209003元及利息，理据充分，且魏洪威未提出上诉，故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周丽萍和魏彩玲是否应当承担涉案货款的清偿责任。本案中，为了证明涉案货款为宝格丽公司所欠，皇仕美佳厂于二审提交了其负责人王平与“周丽萍”、王平妻子与“周丽平Leah”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周丽萍确认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周丽平Leah”“周丽萍”使用的微信号与电话号码与其使用的一致。本院认为，微信号不能自行修改，故可以确认“周丽平Leah”“周丽萍”为周丽萍本人使用的微信。在周丽萍声称曾遗失手机和微信、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王平、王平妻子微信聊天记录的情况下，本院对皇仕美佳厂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确认。周丽萍在微信里发送收货单位为宝格丽的订货单、发货单，可见其代表宝格丽公司向皇仕美佳厂下订单，宝格丽公司与皇仕美佳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周丽萍还在微信里让皇仕美佳厂找魏洪威讨要货款，而魏洪威也在过几天之后即签订了《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和欠条。从《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的内容来看，涉案货款由两张支票款加上2018年1月份未付货款31400元以及皇仕美佳厂委托宝格丽公司代卖货物的货款4155元组成，其中一张支票金额为159408元，盖有中山市威豪灯饰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魏彩玲私章，另一张支票金额为11340元，盖有宝格丽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魏彩玲私章。现对《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所提及的货款分析如下：一、皇仕美佳厂在微信中发送了盖有中山市威豪灯饰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魏彩玲私章的金额为35769元的支票给周丽萍，称该支票的金额写错了一个大写数字，问是否重新开张支票给他们，而周丽萍回复称威豪的支票刚开完了。由此可见，周丽萍曾开具盖有中山市威豪灯饰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魏彩玲私章的支票给皇仕美佳厂。而《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提及的159408元支票亦盖有中山市威豪灯饰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魏彩玲私章，支付的是2017年12月份货款。从周丽萍于2017年12月1日在微信里发送的订货单与皇仕美佳厂2017年12月11日、2017年12月24日、2017年12月27日、2017年12月28日4张发货单的货物一致的情况来看，皇仕美佳厂于2017年12月最后一批送货是完成2017年12月1日之前宝格丽公司所下的订单，可见皇仕美佳厂主张的2017年12月份货款均是在宝格丽公司注销之前产生的货款，故该159408元支票款属于宝格丽公司的货款。《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提及的另一张金额为11340元支票盖有宝格丽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魏彩玲私章，周丽萍、魏彩玲未提交反驳性证据，结合皇仕美佳厂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故该支票上亦可认定为宝格丽公司开具给皇仕美佳厂用以支付货款的支票。二、《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提及的2018年1月份未付货款34100元与2018年1月份皇仕美佳厂开具的两张发货单金额相符，而该两张发货单明确载明收货单位是宝格丽公司。虽然宝格丽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1日注销，但皇仕美佳厂一审提交的11340元支票于2018年2月份开具，盖有宝格丽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魏彩玲私章，在魏彩玲、周丽萍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支票所盖印章乃是伪造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宝格丽公司注销之后仍然存在使用宝格丽公司印章和法人私章的情形。可见，宝格丽公司实际上在注销之后仍有运作经营。结合魏洪威作为魏彩玲弟弟，签名确认上述2018年1月份未付货款34100元是宝格丽公司货款的情形，本院认定该34100元未付货款亦是宝格丽公司拖欠的货款。三、周丽萍确认皇仕美佳厂委托宝格丽公司代卖的样品送货单最后一页有其本人签名，虽其不确认整份样品送货单的内容，但该样品送货单最后一页载明样品总金额达44152元，在周丽萍未提交证据证明宝格丽公司已付清该44152元代卖款且魏洪威签字确认尚欠代卖款4155元的情况下，皇仕美佳公司主张宝格丽公司尚欠其4155元代卖款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所载的每一笔货款均系宝格丽公司所欠，魏洪威作为魏彩玲弟弟，亦都签名确认，周丽萍、魏彩玲未能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认定宝格丽公司应当承担《货款结算未付款凭证》所载货款的清偿责任，但宝格丽公司未清偿完债务即进行了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皇仕美佳厂主张宝格丽公司股东周丽萍、魏彩玲对涉案货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魏洪威在欠条中自愿承担宝格丽公司货款清偿责任，应视为债的加入，其应当与周丽萍、魏彩玲连带支付本案货款209003元。至于利息，一审判决认定正确，应从欠条约定的还款期满后次日即2018年7月1日开始计算。综上所述，皇仕美佳厂的上诉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87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87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周丽萍、魏彩玲、魏洪威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上诉人中山市横栏镇皇仕美佳厂连带支付货款209003元及利息（自2018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三、驳回上诉人中山市横栏镇皇仕美佳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36元，财产保全费15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35元，合计10437元，均由被上诉人魏彩玲、周丽萍、魏洪威连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新林审 判 员 蔡惠群审 判 员 刘运充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法官助理 刘晓婷书 记 员 王甲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