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3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民心路280号平安金融中心1幢16、24-26层。 负责人吴纲，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甲笑，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云静，女，1973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婷、沈芳芳，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浙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云静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2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石清荣独任审理，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平安人寿浙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甲笑、被上诉人吴云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吴云静系死者宣泽聪（生于1997年11月）的母亲。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崇贤派出所于2018年9月27日出具《事故证明》《公民死亡证明书》各一份。其中，《事故证明》载明宣泽聪于当日在余杭区上亿中央郡1号楼14楼意外坠楼身亡。《公民死亡证明书》载明该起死亡事件排除刑事案件。另，宣泽聪死亡当日，110余杭区指挥中心《接警单详情》记载的内容为：报警时间“2018年9月27日2时29分”，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报警内容“报称：上亿中央郡1-14楼楼道，听到有个男的在打电话，哭着称要跳楼自杀，请处理”。杭州市急救中心余杭分中心塘栖急救站发单时间为2018年9月27日2时44分的《出车命令单》记载“患者姓名宣泽聪”“初步判断跳楼”。 另查明，2017年3月29日，吴云静以宣泽聪为被保险人向平安人寿浙江公司投保有主险为平安福至尊版的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至尊版），保险合同号码P120000012363438，约定意外身故保险金额为50万元且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吴云静。该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1.1条载明，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的，按附加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附加险合同终止；若被保险人身故前附加险合同已有意外伤残保险金给付，则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时应扣除已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第2.1条载明，因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自杀导致被保险人伤残、身故的，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另，该保险条款载明，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2018年11月21日，平安人寿浙江公司向吴云静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一份，载明：P120000012363438号保险单做终止处理，合计退还1377.68元，其中（1）主险《平安福至尊版》歉难给付保险金，退还现金价值799.18元；（2）附加险《长期意外至尊》歉难给付保险金，退还现金价值578.5元。又，吴云静确认已收到案涉理赔决定通知书项下款项。平安人寿浙江公司确认案涉保险金不予给付的原因是被保险人宣泽聪系跳楼自杀。吴云静的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平安人寿浙江公司给付平安福“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项下意外身故保险金50万元；主险部分另案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应属有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结合双方诉辩情况，本案争议焦点为宣泽聪的死亡原因。根据在案证据及双方陈述，可排除他杀。在排除他杀的情况下，案涉死亡原因或为跳楼自杀，或为意外坠楼。平安人寿浙江公司认为系跳楼自杀并提交接警单详情、出车命令单及120电话录音等为证。该院认为，上述证据虽有“哭着称要跳楼自杀”“初步判断跳楼”等表述，但并不足以证实宣泽聪的死亡确系因平安人寿浙江公司辩称的跳楼自杀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关于“保险人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该院对平安人寿浙江公司关于宣泽聪系跳楼自杀身故无需承担保险责任的辩称不予采纳。吴云静要求支付案涉保险金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可予支持。因吴云静已收到平安人寿浙江公司退还的案涉保险单现金价值578.5元，折抵后平安人寿浙江公司尚需支付保险金499421.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平安人寿浙江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云静支付案涉意外身故保险金499421.5元。二、驳回吴云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0元，由吴云静负担5元，由平安人寿浙江公司负担4395元。 宣判后，平安人寿浙江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判定宣泽聪系自杀身故是错误的。（一）被保险人宣泽聪跳楼的时间是在2018年9月27日的凌晨2点左右，跳楼的地点是在上亿中央郡1-14楼的楼道内，且楼道的两侧均有栏杆，栏杆的高度约130公分，栏杆外有小露台，突出栏杆外部部分约为75公分。就现场情况而言，除非宣泽聪爬出栏杆，否则不可能发生意外坠楼的情况。对于在凌晨2点自主爬出14楼栏杆的行为推定为有跳楼自杀意图，符合正常人的一般生活逻辑和常识，尤其上亿中央郡1-14楼并非宣泽聪的住处，亦无亲戚朋友在此居住。宣泽聪一人独自到14楼又宣称要跳楼，结果也因为跳楼导致死亡，这么明显的事实，一审法院却熟视无睹。（二）根据崇贤派出所的《接警单详情》记载的内容显示：在2018年9月27日02：29：30，余杭崇贤派出所接警员沈瑶琦接到手机号码为150××××8602的报警电话称：“上亿中央郡1-14楼楼道，听到有个男的在打电话，哭着称要跳楼自杀，请处理。”这个电话是群众发现现场状况后报的警。无任何利害关系第三方的报警内容，更直观的证实了宣泽聪跳楼自杀的事实。（三）根据杭州市急救中心余杭分中心的《塘栖急救站-出车命令单》记载的内容显示：在2018年9月27日02：44：59，急救车前往崇贤上亿广场中央郡救治患者宣泽聪，初步判断为跳楼。（四）根据杭州市急救中心余杭分中心提供的120报警电话录音显示：2018年9月27日，电话号码为153××××3110向急救中心呼救，称“有小孩子跳楼了”，经辨认，其中就有被上诉人吴云静的陈述。其自己向120急救中心称，其小孩子跳楼了。连被上诉人自己也承认其孩子跳楼了，一审法院又凭什么否认该事实？本案涉及证明宣泽聪跳楼自杀的事实的证明材料并非单一的证据，但一审法院仅提到“哭着称要跳楼自杀”“初步判断跳楼”等表述不足以证明自杀的事实，而忽视了上述人所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供的证据材料，相互印证，都是能客观还原案发现场的经过，且相关材料出具的单位和个人与本案均无利害关系。最为关键且重要的是上述材料均在案发当晚形成，能客观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法不强人所难，跳楼是一瞬间的事，坠地死亡也是眨眼之间，上诉人无法向法庭重现死者跳楼的全部经过，只能依据现有的材料进行证明，且已贴近事实真相。但一审法院罔顾证明材料，未查明事实真相，违背生活逻辑及常识，进而导致其认定错误。二、在宣泽聪跳楼事件发生前，其家人因宣泽聪不愿回家而报警，间接证明了宣泽聪的死亡不是简单的意外。2018年9月26日晚上，宣泽聪晚饭后外出迟迟不归，且不接其父母电话。后其父母在崇贤上亿广场找到他，劝说其回家无果，其父母报警求助，崇贤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也劝说无效。9月26日晚至9月27日凌晨案发前，宣泽聪行为存在异常，后又发生跳楼的事件，可以推断出宣泽聪的死亡不是简单的意外事件。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故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吴云静答辩称：一审虽没有了解坠楼地点的建筑结构，但不影响对事实的判断。案件争议焦点是宣泽聪在××期间的坠楼是否属于自杀行为。被上诉人认为，自杀不仅要有排除他杀的死亡事实，还要有自杀的动机，主客观一致才能认定为自杀。上诉人并不缺少死者是独自坠楼的证据，缺少的是宣泽聪主观追求死亡的证据材料。上诉人提交的报警记录中记载宣泽聪死前打电话要跳楼自杀，该内容是传闻证据，是该楼住户听到的而非看到的事实，只能部分采纳。被上诉人认为宣泽聪死前没有打电话，因为××发病期间是有大吼大叫、自言自语的症状，这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就诊记录中有记载。一审法院以及被上诉人都没有否认宣泽聪独自坠楼身亡的事实，但这只是死亡原因，本案探讨的是死亡方式，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上诉人提到宣泽聪当晚不愿回家，这是××发病的症状。2018年9月26日是周三，死者当天本应在学校读书，正是因为病了才在家休养，当晚发病期间宣泽聪的精神状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母当时求助派出所也无济于事，派出所在简短的帮助了被上诉人之后，告诉被上诉人宣泽聪没有违法，其不愿意回家，警察无权强制限制其自由。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片面强调宣泽聪的死亡方式，但没有提到其特殊身体情况，这是本案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发病期间宣泽聪的行为不是正常人可以理解和预料的。在法律适用层面，最高法院2002年曾发文，××人发病期间的自杀不属于自杀，保险法也规定了类似条款，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杀仍然要赔偿以及保险公司对自杀承担完全的举证责任倒置，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都是对××人群体的司法保护。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被上诉人吴云静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上诉人平安人寿浙江公司提交现场照片七张，拟证明案发现场有栏杆挡住，栏杆外有小露台，栏杆高度和小露台宽度等都不可能发生意外翻落，现场环境亦不存在非人为原因坠楼的可能。经质证，被上诉人吴云静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护栏可以保护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但该空间并非是完全密闭的空间，无民事行为能力或××患者发病期间仍有坠落可能。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另查明，宣泽聪于2016年1月23日被诊断患有×××，后陆续接受治疗，一直未痊愈。2018年9月19日，宣泽聪因“4天前再次发病，言行异常，无故外出2小时，同学反映精神恍惚，无故哭泣，有时碰母亲的胸部、腰部，行为不自控，一天前开始大吼大叫”至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就诊，精神检查：意识清，定向全，接触被动，问话多不答，眼神警惕，显敌对，情感反应不协调。被诊断为×××。还查明，宣泽聪坠楼的上亿中央郡1号楼14楼过道临空一侧设有栏杆。 本院认为，吴云静和平安人寿浙江公司签订的案涉人身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宣泽聪坠楼死亡事件是否属于案涉保险合同责任范围的问题。根据案涉保险合同的约定，“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的，按附加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附加险合同终止。”“因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自杀导致被保险人伤残、身故的，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关于何谓保险法规定的“自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自杀”含义的请示的答复》（〔2001〕民二他字第18号）明确：“本案被保险人在投保后两年内因患××，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下溺水身亡，不属于主动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亦不具有骗取保险金的目的，故保险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根据该复函的意见，保险法规定的“自杀”应是指被保险人主动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也即被保险人是在具有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情况下，自主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本案中，综合在案证据所显示的宣泽聪患有×××，事发前几天直至事发当时持续呈现发病状态，事发现场需要跨越护栏方可能发生坠楼事件等事实，结合在案并无证据证明除××之外尚有其他动因可能导致宣泽聪自杀的实际，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认为可以认定宣泽聪系在×××发作之时自己跳楼导致坠落身亡的事实。根据本案呈现的宣泽聪在事发之前××发作状况的严重程度，可以推知其在当时已经丧失对自己行为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由此，宣泽聪跳楼坠亡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属于保险法规定的自杀行为，该事件超出了宣泽聪本人的真实本意，也非其自身疾病自然转归的直接结果，仍应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原审判令平安人寿浙江公司承担支付保险金义务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平安人寿浙江公司要求免于保险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童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