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16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义林，男，196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良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成，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艳，女，196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银久，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文，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群，男，196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上诉人孙义林与被上诉人袁艳、何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皖0102民初77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袁艳对（2016）皖0103民初237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确定的郑全胜的给付义务向孙义林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等。孙义林、袁艳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2019）皖01民终3082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程序违法为由，裁定撤销判决，发回重审。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9）皖0102民初722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孙义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义林上诉请求：撤销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初722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改判袁艳、何群对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237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郑全胜的给付义务向孙义林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事实和理由：一、袁艳出具借条并指定付款账户，借款合同依法生效并已实际履行，袁艳应当认定为借款人。一审判决认定袁艳与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具有错误。 1、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借款已经付至袁艳指定账户，借款合同依法生效。至于袁艳与郑全胜是否达成共同借款的合意，并无法律规定影响借款合同的生效。袁艳出具的借条书证并指定付款账户，上诉人亦将借款付至其指定账户，足以证明其向上诉人借款60万元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且已经生效履行，至于袁艳与郑全胜是否达成共同借款的合意，并未给郑全胜增加负担，无需经其同意，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的裁判规则。 2、袁艳安排其弟陈余忠还款10万元亦可证明其借款事实，且该重要事实一审并未审查认定。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及庐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可以证实，在袁艳与郑全胜向上诉人借款60万元后，郑全胜归还了袁艳20万元。即郑全胜本身向袁艳负债，在此背景下，袁艳安排其弟陈余忠还款10万元，只能是代替袁艳向原告还款，没有义务也不存在合理性代替郑全胜还款。 3、袁艳与郑全胜分别出具借条并指定同一收款账户，系为回收自身债权及谋取额外利息。一审判决认定实际仅履行上诉人与郑全胜的借款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案袁艳与郑全胜均向上诉人出具了60万元的借条。同一笔借款之所以有两个借款人分别出具两张借条，是因为郑全胜尚欠袁艳50万元，袁艳向上诉人借款并转借给郑全胜，是为了收回郑全胜欠其50万元的借款，庐阳法院判决书认定的郑全胜其后归还被告20万元，恰恰证明了该事实。 而且，原审庭审查实，郑全胜并不认识上诉人，足以证明袁艳向上诉人借款转借给郑全胜的事实。原审庭审亦查明，郑全胜按月利率3.5%支付利息，袁艳按照月利率3%支付利息，多出的0.5%利息上诉人支付给了袁艳。上述事实证明袁艳为回收自身债权及谋取额外利息，向上诉人借款转借郑全胜，同时要求郑全胜出具借条，因此系共同借款人。 二、即便认定袁艳与郑全胜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但亦构成债务加入，袁艳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债务加入生效要件，且袁艳、何群均明确拒绝出具书面凭证，该意思表示安慰意味较强，难以认定构成债务加入”，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均有错误。 1、一审袁艳明确陈述在郑全胜出具借条的书面凭证后，其在借条上亲笔注明了借款支付至王文忠的账户构成债务加入。 按照袁艳自己的陈述，郑全胜出具借条后，袁艳在借条上指定付款账户与郑全胜借条指定付款账户相同，按照债务加入审查，袁艳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而且，在上诉人催款过程中，袁艳承诺确认还款责任，亦构成债务加入。 3、关于债务加入，根据契约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袁艳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合法有效。且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案例中，关于债务加入有明确的裁判规则。 一审所谓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生效要件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而且，法律也并未明确规定债务加入无效，法无禁止皆可为。大量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也确立债务加入规则。 3、借条本身就是“书面凭证”，录音证据中袁艳、何群只是拒绝出具还款计划，且录音证据证实袁艳、何群反复承诺确认还款责任再次构成债务加入。 借条本身意思表示明确，录音证据中袁艳、何群反复承诺确认还款意思表示明确，所谓安慰意味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 三、袁艳何群未举证财产分割及履行，且录音证据证明何群并未否认共同借款。 1、袁艳、何群尽管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一直共同生活，且未证明离婚财产已经来分割及履行。 2014年7月债务发生时，袁艳与何群虽然已离婚，但上诉人并不知道双方离婚的事实。袁艳、何群拒绝举证原审已经携带到法庭的离婚协议证明双方未真正履行了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条款。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离婚及至2015年4月双方复婚后，其财产一直处于混同状态，故袁艳、何群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还款义务。 2、录音证据证明何群并未否认借款，相反明确承诺履行还款义务。 录音材料可以反映，何群曾向原告明确表示同意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录音材料15:48，“郑全胜如果今年年底还不了，我来给你钱”）。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 四、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九民会议纪要关于准确把握契约自由、诚实信用原则，同案同判以及穿透式审判思维的精神，也应认定袁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案例明确认定该等情形构成债务加入，一审判决未能正确适用契约自由和诚实信用原则，未能采取同案件同判思维，未采取检索类案、参考指导案例统一裁判尺度，应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袁艳借款意思表示明确，借款合同已经生效履行，袁艳何群应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均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请求。 袁艳二审辩称：一、关于借款成立的问题。 正如袁艳一直主张的，她不是借款人，系帮孙义林介绍认识需要资金周转的郑全胜，由该两人经过详细洽谈，在就借款细节达成一致后，最终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期限（三个月）、利率（0.035元/月）、收款账户等。而袁艳系应孙义林要求其回家好向其爱人交代而坚持让袁艳出具的一份没有借款期限和利率的借条，此后孙义林多次向郑全胜和王文钟催讨借款，郑全胜和王文钟也还款了、同时多次出具还款承诺，且在每次收到郑全胜支付的利息后准时向袁艳的账户内支付部分利息（介绍费，佣金）。答辩人对上诉人关于合作收取利息的陈述特别诧异：一个并非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的一方，还可以收到借款人支付给出借人转付的息差，如按孙义林所说，那不是变成了袁艳作为借款人来自己收取自己的利息了吗？情何以堪！完全是逻辑混乱，颠倒黑白。等等，均可证明，真正的借款人是郑全胜，并非袁艳。 郑全胜证实，该借款系他个人因承建合肥市重点工程，在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时，找到袁艳，后通过袁艳介绍认识孙义林的，并在与孙义林经过详细洽谈后签订的借款合同，并由王文忠和阳升公司担保，与袁艳无关，并非与袁艳共同借款。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237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孙义林确认郑全胜于2014年10月31日通过案外人袁艳弟弟陈某（陈余忠）偿还了本金10万元（见该判决书第3页第8行起），而其在本案中，又多次主张陈余忠是替袁艳归还借款，可见，其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便谎话连篇。 孙义林提供的证人张某证实：袁艳是介绍人（见一审庭审笔录）。 袁艳与何群多次明确拒绝孙义林的出具条据的要求，就是对此并不认可。 由此可见，袁艳并非该6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袁艳出具的该借条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借款并未成立，更未生效。 二、关于债务加入的问题。 合同关系债务加入一般指并存债务承担，是指债务人并不脱离，而由第三人加入到合同关系当中，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合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 1、在本案中，均是袁艳受孙义林欺骗而出具的一张借条引起的，在郑全胜还款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孙义林就以该借条向袁艳主张并采取了以下手段，逼袁艳和何群就范： (1)让其母亲到袁艳母亲家大闹好几天，让其母亲备受打击； (2)带很对人多次到袁艳家大闹，致袁艳女儿受伤，后报警处理，警察要求诉讼处理，才不去家里闹了； (3)此后又带残疾人到何群单位闹事，致何群声誉在单位受到重大影响； (4)向合肥市巡视组举报何群腐败，并亲自带巡视组的工作人员进驻何群所在单位进行专项调查，至该单位人员受惊，后经调查，何群没有任何问题。 凡此种种，都是孙义林采取黑社会的手段在对袁艳、何群进行威逼，这就是为什么孙义林提供的录音上有袁艳的声音的原因。也是在孙义林采取如此非法且高密度的违法行为对被告进行狂轰滥炸后，被告不得已在原告召唤后不敢不去，但那些都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 2、孙义林出具的录音证据，始终没有提供该录音的原始载体，且有剪接情形（比如：20171127-085533和20171127-09410两次录音，只有几句话），时间和地点均不明确，因此，该证据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没有证明力。 债务加入一般都是在债务形成后，因第三人主动、自愿承担而形成的债务增加；债务加入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以原已存在的有效债务为前提，且第三人所承担的债务仅限于原债务范围内，不会因债务的转移而增加或减少。而本案显然不是这样的情况。从本案的证据来看，袁艳写的借条是2014.7.17，孙义林交付借款的时间是2014.7.18，在袁艳书写借条时，该债务并未产生。 在本案中，孙义林是以袁艳出具的借条为前提，并以种种黑社会手段逼迫袁艳承担债务，与债务加入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由此可见，所谓的债务加入，并无充分证据予以支持。 三、关于何群的责任问题。 在袁艳应孙义林的要求书写借条期间，袁艳与何群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此时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不可能对此承担责任。 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一审的诉讼请求完全不同，也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手续，因此二审的上诉请求不成立。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涉案借条并未成立，更未生效；至于债务加入并非真实意愿，也不符合债务加入的概念和特征；袁艳与何群始终拒绝出具任何条据的行为，证明其并不愿意承担该债务，同时，该录音证据因其始终未提供原始录音载体且有剪接情形，应为无效证据。 鉴于本案存在以上不正常的比较明显的套路贷情形，请求法庭依法核实认定孙义林的非法行为，驳回孙义林的上诉，维持原判。 何群二审未作答辩。 孙义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袁艳、何群共同偿还孙义林出借款本金582000元，并支付利息500520元（自2015年1月1日起以月利率2%暂计算至2018年7月31日，后期利息顺延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依法判令袁艳、何群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担保费2200元，共计10847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7日，郑全胜通过袁艳向孙义林借款600000元，郑全胜向孙义林出具借款合同，借款协议对借款利率约定为0.035元/月，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4年7月17日至2014年10月16日（2014年12月3日，郑全胜在原约定条款手写“借款合同到期，经双方协商延期至2015年元月底”）。借款合同下部添加“请转入指定账户，徽商银行寿春路支行，6228791910000738959，王文钟”。同时，郑全胜向孙义林出具借条一张，确认借到孙义林600000元。同日，袁艳应孙义林要求又向孙义林出具借条1张（郑全胜不知情），载明：今借到孙义林人民币陆拾万元整（¥600000元），后又在借条中添加“转入王文钟6228791910000738959”。 2014年7月18日，孙义林将579000元转入王文钟6228791910000738959账户，预扣了21000元的利息，王文钟分别于2014年8月13日支付孙义林21000元、2014年10月18日支付孙义林35000元、2014年11月28日支付孙义林22500元。孙义林分别于2014年7月18日向袁艳转款3000元，于2014年8月19日向袁艳转款3000元，于2014年10月28日向袁艳转款5000元，于2014年11月29日向袁艳转款3250元。 2016年4月11日，孙义林就2014年7月17日的借款向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起诉郑全胜、王文钟、阳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11月9日，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做出（2016）皖0103民初23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郑全胜偿还原告孙义林借款本金496467元及利息（计算至2016年3月16日为143447元，自2016年3月17日起的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顺延计算至付清时止）；王文钟对该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驳回孙义林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已经在执行阶段，因未能执行到位，孙义林多次向袁艳、何群索要款项，两人向孙义林许诺郑全胜在一定期限内还不了，由其来想办法解决;郑全胜给不了，由其来偿还等意思表示。同时，孙义林多次要求袁艳、何群出条据，袁艳、何群均明确表示拒绝。 另查，2013年2月22日，何群与袁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2015年4月28日，双方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案涉借款与（2016）皖0103民初237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系同一笔借款，确认借款方为郑全胜，现孙义林主张袁艳为共同借款人，无证据证明袁艳与郑全胜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且借款时郑全胜对袁艳出借条并不知情。虽然袁艳向孙义林出具借条，但该借款合同实际仅履行孙义林与郑全胜间的借款合同，袁艳与孙义林间的借款合同依法并未生效。故孙义林主张袁艳为共同借款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事后，因孙义林向郑全胜的借款系袁艳介绍，加之袁艳向孙义林出具借条，孙义林多次向袁艳及何群催要，虽然袁艳及何群多次许诺郑全胜不付由其来解决或支付的意思表示，构成目前存在理论上的债务加入，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债务加入的生效要件，且袁艳、何群均明确拒绝向孙义林出具书面凭证，故该意思表示安慰意味较强，难以据此认定袁艳、何群为郑全胜等的债务构成债务加入。 至于孙义林向郑全胜等主张案涉权利，并已作出生效判决，现再行向袁艳主张权利，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问题，因本案与前述案件的当事人不一致，且主张的事实也不一致，故依法不属于重复起诉。关于本案借款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因2014年7月17日袁艳、何群已经离婚，借款并未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孙义林主张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孙义林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义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560元，由孙义林负担。 上诉人孙义林在二审提供通话录音两份；证明：袁艳在与我的通话中承诺还款，并要求我先起诉郑全胜，如我要不到钱，袁艳会承担还款责任。何群主动要我录音，并且表示郑全胜如不还钱，由他还钱。 被上诉人袁艳质证意见为：鉴于该证据没有提供原始录音载体，不符合证据形式，按照最高院的证据规则的相关要求，该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上诉人袁艳在二审提供2017年6月7日的接处警情况说明；证明：证明孙义林带人到袁艳家闹事，袁艳报警处理了。 上诉人孙义林质证意见为：对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该登记表上有两个人的笔迹。袁艳所称的带人闹事，是报警人的自述而非派出所的结论。 根据当事人在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并结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故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孙义林在本案中主张的借款与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2376号案件所涉借款为同一笔借款，孙义林已经认为郑全胜为案涉借款人并经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虽然袁艳对同一笔借款重复出具了借条（双方对该借条的形成原因各执一词），但从两份借条的内容约定、款项的交付、担保等情况来看，显然郑全胜为实际借款人，且郑全胜在原借款合同约定条款手写“借款合同到期，经双方协商延期至2015年元月底”，郑全胜、王文钟多次向孙义林出具书面还款承诺，孙义林收到郑全胜支付利息后向袁艳部分转款的事实行为，均表明本案的借款实际发生在孙义林与郑全胜之间，袁艳只是作为中间联系人，在出借人有实际借款人借条的情况下再次以自己的名义向借款人出具借条，但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袁艳向孙义林出具借条不构成债务加入，也不是共同借款人，袁艳对该笔债务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孙义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60元，由上诉人孙义林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佘敦华 审判员  王政文 审判员  刘松柏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乔思齐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