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23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正应，男，199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 委托代理人:吴香涛,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鹏,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瑶海区燕丽汽车用品经营部，住所地合肥市瑶海区临淮路21号三元住宅小区1幢102-2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40102MA2PLJ8867。 经营者：王兴军，男，汉族，1980年6月13日出生，住安徽省涡阳县。 原审被告：曹迪，男，199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 上诉人苏正应因与被上诉人合肥瑶海区燕丽汽车用品经营部（以下简称燕丽经营部），原审被告曹迪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初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正应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皖0102民初28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苏正应的诉讼请求；三、判令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从现有证据表明的事实上看，一审法院对案件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没有做到客观真实。1、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双方主体应为委托人和受托人。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起诉了曹迪、合肥瑶海区曹迪货物转运部（下称三里街店）、苏正应。原告在诉中申请撤销对曹迪货转部的起诉，仅起诉曹迪和苏正应，其理由是曹迪与苏正应同为不存在的“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的经营主体，被上诉人与曹迪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受托人自然也包括了苏正应。本案的基本事实是，三里街店实际经营是从2016年开始，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办理工商登记，但不影响经营，直至曹迪跑路前才办理工商登记，且三里街店的实际经营主体只有曹迪一人，上述事实能够得到证明。苏正应见昔日老同学经营火热，便与曹迪仅在铜陵北路合伙开办合肥瑶海区正应货物转运服务部（下称摩配城店）。至于不存在的“万达物流”是基于商业策略虚构的经营主体，实际上并不存在。曹迪与苏正应以虚构的“万达物流”为噱头，各自对外招揽业务，各自负责自己的业务，并不互相发生人、财、物的混同。一审44次庭审中，上诉人为了证明实际两个经营主体，从人、财、物，甚至被上诉人自己明知的情形，均可以证明曹迪与苏正应为人、财、物独立的经营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6条之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不承担本应由曹迪承担的民事责任。2、曹迪与苏正应并未就“万达物流”构成合伙关系，仅在“摩配城”店构成合伙关系。依前文所述与一审判决认定，“万达物流”并不存在，苏正应与曹迪两个经营主体的人、财、物不发生混同，一审判决并未依据合伙的相关规定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但是其前提是双方具有合同关系才能依据合同的约束力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而苏正应并非合同的相对方，不能承担也不应承担的合同义务。3、关于苏正应微信聊天记录的说明。苏正应与曹迪实为认识十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二人除了在商业上即“摩配城”店存在利益关系外，出于对朋友的维护和关照，上诉人在微信聊天群说出安抚曹迪委托人的话，并不构成债的加入，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出的债的加入，也证实了被上诉人对苏正应与曹迪具有两个经营主体事实的认可。凌晨1：53、凌晨1:53、凌晨2:25、凌晨2:30、凌晨4:33的发的微信，明显是苏正应出于对朋友的维护和关照。（二）就举证规则而言，一审原告应对其主张的事实具有举证义务，原告依据何种法律规定让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是否完成了举证责任，上述问题被上诉人并未明确也并未完成举证义务。1、原告提起的是合同之诉，一审法院也是依据合同法的相关法条作出判决，依前文论述，本案当中苏正应并没有在“三里街店”的经营中与被上诉人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原告提出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合意。2、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与曹迪之间系合伙关系或者是二人共同接受被上诉人的委托，其依据仅仅是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对此已经做过答辩，仅凭事后的出于帮助之言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委托代理关系，无法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且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证明责任，即证明上诉人与曹迪之间具有合伙关系、苏正应与曹迪应当发生人、财、物的混同。但是事实上，上诉人为了证明自身的独立性，从人、财、物以及商业经营模式一一证明了上诉人与曹迪是独立的两个经营主体，上诉人完成了本不应当由自己承担的证明责任。3、上诉人并没有达成所谓债的加入的意愿，仅仅是出于帮助朋友的好意作出发言，其好意施惠关系并不能构成民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因而也不能据此作为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委托代理关系并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作出让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的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进而依据合同法的规定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关于本案性质，应当是被上诉人与曹迪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与苏正应无关，不能仅凭一个个人的发言进而认定苏正应与曹迪之间即具有合伙关系或者债的加入。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起合同之诉并认为上诉人与曹迪具有合伙关系，举证义务未完成，证明标准没有达到，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反观上诉人，为了证明自身独立性，从人员管理、财务收入、物品管理、红联单据、物流系统、证人证言均可以证实上诉人的“摩配城店”店与曹迪的“三里街店”互相不发生业务往来，是两个独立的经营主体，上诉人不应当承担曹迪“三里街店”产生的合同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并依法做出改判。 燕丽经营部答辩：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上诉人与曹迪之间的关系不影响被上诉人与“万达物流”的合作。 曹迪未作陈述。 燕丽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8878元并承担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倍，自起诉之日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期间，原告燕丽经营部多次委托被告苏正应、曹迪以“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的名义运输货物并代收货款，并开具合肥至淮南往返专线的“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托运凭证，载明：货物名称为配件，付款方式为到付，代收货款金额、提货方式为自提等。货物运抵目的地后，由客户支付货款和运费，万达货运代收货款。2018年4月起被告苏正应、曹迪在代收货款后并未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将货款交付给原告，尚欠原告代收货款6085元未付。2018年6月27日，被告曹迪、苏正应在万达物流客户微信群内分别发布信息，对欠客户代收货款的事实予以认可。2018年7月11日，原告和其他货主因涉案经营场所关门停业遂向合肥市公安局三里街派出所报警，后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未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燕丽经营部与被告苏正应、曹迪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原告提供“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的托运凭证、收款收据（复印件）、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原、被告双方存在货物运输及代收货款的合同关系，被告苏正应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辩解原告提供的货号以6HF开头的托运凭证所欠的代收货款与其无关。因两被告均以未注册的“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并向原告出具托运凭证，且两被告在微信群内均认可欠款事实，两被告内部结算方式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故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予以确认，被告苏正应的辩解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两被告对所欠原告的代收货款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两被告在代收货款后应及时与原告结算，将代收货款支付给原告。双方虽未明确约定代收货款的给付时间，原告在合理期限内可随时要求被告给付货款，具体金额应以托运凭证载明的代收货款金额6085元为准。二被告的违约行为，实际给原告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依法支持以6085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被告曹迪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对其抗辩权利的放弃，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四百零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苏正应、曹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合肥瑶海区燕丽汽车用品经营部代收货款6085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6085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8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款清时止）；二、驳回原告合肥瑶海区燕丽汽车用品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80元，合计人民币130元，由被告苏正应、曹迪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虽燕丽经营部与苏正应、曹迪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燕丽经营部依法提交了销售清单、万达物流货物托运单（客户联）、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燕丽经营部委托苏正应、曹迪运输货物并代收货款。虽苏正应对燕丽经营部于本案提交的万达物流货物托运单不认可，认为其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苏正应、曹迪均以未注册的“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且其向托运方出具的托运凭证均一致，并未在托运凭证上明确区分苏正应与曹迪是不同的运输主体及代收货款主体。另苏正应、曹迪均在微信记录中对尚欠托运方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应为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合同关系的确认。苏正应辩解其在微信群的发言仅为朋友帮忙，该辩解并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苏正应、曹迪均是合同的相对方有事实依据。此外，苏正应与曹迪的内部关系应如何定性、内部责任应如何区分，均与本案托运方主张的外部法律关系无关，本案不予处理。苏正应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苏正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苏正应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健 审判员 陆文波 审判员 陈 烜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王 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