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104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男，197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虎，山东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凯，男，197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山东强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霞，山东强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襄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法定代表人：刘克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浩，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支绍桦，山东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志峰，男，198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李勇因与被上诉人程凯，原审被告襄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市政公司）、张志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191民初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将该案发回重审或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程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程凯与李勇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涉案法律关系认定错误。1.首先，根据程凯起诉的事实和庭审陈述可以证实，程凯系2016年6月份通过马家村主任介绍认识了襄阳市政公司现场负责人吴宝，参与了涉案工程的施工。而并非是从李勇手里承接了涉案工程。其次，根据程凯的陈述其在涉案工程中是包工、包料、包机械、人工的施工，应该是建设施工合同，而并非是买卖关系。最后，事实上李勇和程凯均不认识，也没有找过程凯购买过材料，更没有找过程凯对涉案工程进行过施工。李勇和程凯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庭审中程凯也认可其不认识李勇。2.一审法院确认“庭审过程中，襄阳市政公司与李勇均称吴宝为李勇雇佣的工人”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本案庭审过程中，李勇从未作吴宝为其雇佣工人的陈述，一审法院确认的该事实与庭审笔录不相符，更与事实不相符。事实上，根据程凯的陈述可以证实吴宝是襄阳市政公司项目负责人。襄阳市政公司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故意不认可其与吴宝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依据襄阳市政公司的陈述认定吴宝是李勇雇佣的工人明显系错误的。其次，李勇没有与程凯达成过任何一致的口头协议，更没有授权委托过吴宝与其达成口头协议。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形下认定“程凯与涉案工地负责人吴宝达成涉案工程工地提供材料、机械等的口头协议，应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明显系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法院以张志峰在该工地施工过程中负责收料，认定“张志峰与李勇之间系雇佣关系”明显系事实认定错误。李勇与张志峰没有雇佣关系，更没有雇佣张志峰收取过程凯的材料，也没有委托其对程凯提供工程机械、人工等进行确认。同时张志峰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其不认识程凯。一审法院单凭张志峰单方陈述认定其身份明显缺乏证据。另外，即使张志峰在涉案工程收料了，也有可能是张志峰承包了涉案合同，也有可能是吴宝承包了涉案合同后又雇佣了张志峰。这些事实一审法院均未查清就认定明显系错误的。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张志峰的收料行为系职务行为。4.一审法院依据襄阳市政公司提交的《工程施工分包合同》、银行交易流水认定“该工程造价暂定1219878.03元，襄阳市政公司以现有进度预算表作为支付进度款的依据，工程交工时，襄阳市政公司支付李勇的费用总和达到合同价款的85%，”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该合同约定“承包价款以甲方与业主政府结算审计后确认的费用为计价基”。本案中，一审法院明知该工程未经业主审计确认总价款前提下，仍然认定该合同的总价1219878.03元，并以襄阳市政公司向济南岳泉公司支付了1002582.15元的凭证认定“工程交工时，襄阳市政公司支付李勇的费用总合达到合同价款的85%”明显系错误的。事实上，涉案工程的造价要远远超过一审法院认定的工程造价。襄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4月14日承包了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局发包的“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机场东路工程施工”，工程总造价为6705925.24元，合同期限为100日历天。由于工程未经业主审计结算，工程总价款目前尚未明确。一审法院认定襄阳市政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合同价款的85%明显系错误的。退一步讲，假如襄阳市政公司提交的合同是真实的，那么根据其与发包方签订的合同期限，涉案工程应于2015年10月份完工。而程凯主张的施工是2016年6月份以后的，这明显与合同的约定不相符。进一步证明程凯主张的涉案工程施工与李勇无关。事实上2015年份进行施工时，程凯并没有参与。5.一审法院依据程凯单方面制作的明细单认定涉案工程明显缺乏证据，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李勇并没有雇佣张志峰，李勇并不认可张志峰签署的单据；对程凯所述其通过口头与襄阳市政公司项目负责人吴宝达成的口头协议内容不知情，更不认可。更不认可收取和使用了程凯的物料、机械和人工进行了施工。其次，李勇庭审明确表示对程凯提交的单方面制作的明细单不予认可，其中程凯单方面确定的单价也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在李勇不认可的前提下采信该明细单明显系错误的。最后，程凯对其已完成工程的造价负有举证义务，一审法院以李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予以采信。明显系分配举证责任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由于本案系涉及标的较大，案情十分复杂，且各方当事人案件事实存有较大争议，且涉及被告的人数众多，权利义务不明确，一审法院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明显违反民诉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存在错误。1.本案系建设施工合同纠纷，程凯起诉时明确表示为襄阳市政公司承包的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机场东路道路工程提供了包工、包料、包机械的施工，涉案法律关系应为建设施工合同关系。但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审理本案，而未按建设施工合同的专门法律规定审理本案系适用错误。2.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本案中程凯主张其系2016年6月份通过马家村主任介绍，襄阳市政公司现场负责人吴宝，参与了涉案工程的施工。也就说，整个施工过程中，程凯均认可其系为襄阳市政进行了施工。但一审法院未采信程凯对案件事实的主张，采信了没有提交证据证实的襄阳市政公司和张志峰对该问题的主张，明显系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分配举证责任时和采信证据时严重违反了该法律的规定。3.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系撤诉后再起诉的规定，根本与本案案情无关；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系关于庭审调解的规定；但一审法院依据此法律规定审理本案明显系适用法律错误。程凯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1.一审法院确认吴宝为李勇雇佣的员工，张志峰与李勇之间系雇佣关系事实，认定正确属实。本案中李勇、张志峰系姑表兄弟，张志峰与襄阳市政府公司均指认吴宝为李勇雇佣的员工，因李勇否认与吴宝、张志峰的雇佣关系，对此程凯又调取了济南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临港派出所对李勇的询问笔录。李勇在公安机关自称济南临港经济开工区机场东路工程即涉案工程由其承包，李勇出资，吴宝和张志峰带工，张志峰负责签收材料，吴宝是涉案工程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足以证实李勇认可其雇佣吴宝及张志峰的事实。2.李勇称，事实上涉案工程的造价要远远超过一审法院认定的工程造价。襄阳市政公司2015年4月14日承包了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局发包的“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机场东路工程施工”工程总造价为6705925.24元。若李勇陈述属实，李勇在一审中并没有说明此情况，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李勇故意隐瞒事实。3.一审法院依据程凯制作的清单认定涉案工程证据充分，认定事实正确。程凯根据李勇施工现场负责人吴宝的要求提供材料、机械、人工，且由现场负责签收人张志峰出具的收料单，且张志峰对程凯提供的收料单均认可。程凯根据张志峰出具的收料单及与吴宝口头约定的价格进行了汇总，制作的清单客观、真实。李勇对案件所涉事项一概否认，其本身有违诚信原则，对于程凯提供的价格，李勇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认定的工程价款合情、合理、合法。李勇为了逃避付款责任，极力的否认案件事实，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李勇向法院进行虚假陈述的行为，也严重的扰乱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秩序。二、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符合法定程序，没有违背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作出的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襄阳市政公司述称，本案系李勇与程凯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来说本案与襄阳市政公司无关，襄阳市政公司根据与李勇签订的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付款义务。一审法院对襄阳市政公司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张志峰述称，同意程凯陈述的意见，只是单价不清楚。程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张志峰、李勇、襄阳市政公司支付款项620191元及损失（自2016年11月1日始，以620191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案件受理费由张志峰、李勇、襄阳市政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7日，襄阳市政公司与李勇签订合同，将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机场东路工程土方、水稳、沥青路面工程承包给李勇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工期等，工程总造价暂定为1219878.03元。承包价款的确定以襄阳市政公司与业主政府结算审计后确定的费为计价基础。襄阳市政公司以现有进度预算报表作为支付进度款的依据，工程交工时，襄阳市政公司支付李勇的费用总和达到合同价款的85%，待工程襄阳市政公司与业主的结算政府审计定案后，余款待质保期满后一次性付清，收款人为陈娟或济南岳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并指定了相应帐号。2016年底，涉案工程施工完毕，但未验收结算。2016年11月10日，襄阳市政公司向济南岳泉公司帐户汇款1002582.15元。程凯主张其通过案外人介绍与当时的工地现场负责人吴宝达成口头协议，向涉案工程工地提供材料、机械等，价格也是双方口头约定的。李勇的表弟张志峰在担任涉案工程收料负责人期间为程凯出具了收料单若干，记载了收到或使用机械的情况。庭审过程中，襄阳市政公司与李勇均称吴宝为李勇雇佣的工人。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李勇与襄阳市政公司签订有工程施工分包合同，襄阳市政公司亦根据合同的约定将合同价款的85%汇入李勇指定的收款人帐户，应当认定襄阳市政公司与李勇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并且李勇实际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施工内容。李勇承包了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机场东路工程施工，张志峰亦在该工地施工过程中负责收料，应当认定张志峰与李勇之间为雇佣关系。张志峰与李勇系姑表兄弟，其与襄阳市政公司均指认吴宝为李勇雇佣的员工，因此，程凯与涉案工地的负责人吴宝达成向涉案工程工地提供材料、机械等的口头协议,应认定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通过张志峰为程凯出具的收料单足以说明程凯履行了该口头协议，程凯与李勇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本案中襄阳市政公司与李勇之间为承包合同关系，李勇与张志峰之间为雇佣合同关系，程凯与李勇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程凯为李勇的施工工地提供工地用料、机械等，张志峰在履行职务期间为程凯出具了收料单，确认收到了程凯提供的材料或使用了程凯提供的机械等内容，应当认定程凯履行了合同。李勇作为实际施工人，系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和受益者，其应当向程凯支付相应款项。李勇对本案所涉事项一概否认，本身有违诚信原则，程凯所列清单内容除最后四项外均与张志峰出具的收料单内容相吻合，其所列单价李勇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对该清单内容本院予以采信。扣除清单最后四项20480元，李勇应付程凯款项为609835元。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程凯主张自2016年11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利息损失应自立案之日即2019年1月16日开始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涉案工程虽已施工完毕，但襄阳市政公司称未进行最终结算，因此亦未与李勇进行最终结算，其欠付李勇款项不明确。程凯也未能举证证明襄阳市政公司欠付李勇款项的数额，因此，程凯要求襄阳市政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勇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程凯609835元及利息（自2019年1月16日开始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以60983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程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2元，减半收取计5001元，由李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勇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一份，欲证明2015年4月14日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与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承包建设了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机场东路工程施工，合同价款约定为：总价一6705925.24元，总价二金额6376052.02元=总价一6705925.24元-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中甲方分包部分；约定工程量的确认为：发包人根据施工图纸、设计变更、现场实际情况及签证确认承包人的工程量。也就说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机场东路工程总工程造价应以发包人与承包人的结算为准，而并非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工程总造价为1219878.03元。证据二、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机场东路工程结算单文稿一份，欲证明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与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就上述工程的结算总价款为5125577.19元。工程的开工日期为2015年4月14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7月24日，而并非是一审法院认定的2016年底，涉案工程施工完毕。该证据进一步证明程凯诉称其2016年向涉案工地提供了材料、机械、人工等是不真实的。同时也可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就涉案工程中程凯与李勇订立了口头的协议是不存在的，不真实的。虽然该证据没有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审计单位的盖章，但是据李勇了解，该工程已经按上述价款进行了结算，希望法庭能本案中作为施工单位的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进行核实；若施工单位对此不予认可。李勇申请法院依法向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调取该证据材料。证据三、《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复印件一份，欲证明2015年李勇从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承包了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机场东路工程施工，承包价款以甲方与业主政府结算审计后确定的费用为计价基础；但不含甲方供材或甲定乙购主材价。本案中涉及的施工材料、人工、机械部分均由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提供；若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对此不予认可，那么其应该按政府结算审计确定的费用全额向李勇进行付款，事实上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庭审中诉称其仅向李勇支付了1002582.15元；远远低于其与业主政府结算审计的价款，更不可能达到一审法院认定的支付费用总额达到合同总价款的85%。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明显系错误的。同时该份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7月份，也是2015年履行的，该证据与程凯主张的事实没有任何关联。虽然本案二审中向法庭提交了该合同，但是李勇仍对该份合同真实性有异议。证据四、程凯一审提交的价款鉴定申请书、明细单复印件一份，证明：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明细单系程凯单方面制作的，上诉人对此从未认可，张志峰也未认可，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也未认可。同时，2018年12月5日，程凯向济南市高新区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对涉案工程的供材、租赁机械（含人工）的价格进行鉴定，程凯本人也不予认可并申请了鉴定。一审法院依据各方均不认可的明细单作为定案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明显缺乏证据。证据五、一审中程心伟、程鹏提交的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证据来源系一审卷宗，程凯起诉时称其为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在涉案的工地提供材料、机械、人工，同时程心伟、程鹏的证明材料均证实程凯系给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建立合同关系，由他们具体供材料、提供机械、人工，证明张志峰系襄阳市市政工程公司的现场负责人，负责接收了材料。其中一审法院问程凯工程从谁手里承接的？程凯本人答：经过马家村主任介绍，襄阳市政公司现场负责人吴宝口头建立合同，也就是说程凯与襄阳市政建立合同关系，并不是与李勇建立合同关系。证据六、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吴宝代表涉案工程就涉案工地采购相关材料，本案一审中程凯在法庭陈述其与襄阳市政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吴宝订立合同属实，该判决书纠纷系2016年6月份吴宝代表襄阳市政公司订立采购合同，证明2016年吴宝代表襄阳市政公司。证据七、录音及通话文稿材料，证明本案一审中中程凯提交的机械、人员材料均系马克明、马玉峰提供，程凯并不是实际的权利人，程凯作为本案原审原告主体不适格，程凯的代理律师对此明知且涉及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启动案件所必须的费用均不是程凯支付；本案系被上诉人程凯，马克明、马玉峰及其代理律师提起的虚假诉讼；本案一审中程凯对追加李勇为本案被告并不知情且追加申请也并不是程凯本人签字确认，程凯对此追加也不予认可；襄阳市政公司的负责人丁浩、项目负责人吴宝均找案外人马克明及程凯同意给其45万元解决该纠纷，但由于案外人不同意才提起了本案的诉讼，由此可以证实程凯与李勇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襄阳市政公司与案外人马克明建立了合同关系并愿意给付其45万元，本案一审诉状及调查笔录均已证实马克明系与襄阳市政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与李勇无关。程凯发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属于工程总包合同，是由发包人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建设局将道路工程发包给襄阳市政公司的总协议书，对于该份施工合同证明上述两单位之间存在工程施工发包关系的证明目的无异议，上述证据仅限于两单位之间，并不能否认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涉案工程分包产生的法律关系。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仅是提供的电脑图像截屏，涉案工程结算因该证据系复印件，不能证实真实情况，要求提供原件。对证据三真实性有异议，系复印件，如有原件对真实性无异议，上诉人提交该证据并证明本案事实，对于该分包合同中表现出的工程造价为100万余元的记载内容认可，符合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该工程分包合同就施工范围如果与证据一相互对照，能够证实涉案工程已由李勇具体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应当由李勇承担，一审法院判决李勇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该材料系在我方就涉案人工、材料价格在法院要求下确定具体价格，我们做了参考数值向法院提供，该材料表现的价格均是由合同双方通过口头确定的，既然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提供人工等属实，上诉人虽然不认可，又无法通过鉴定的方法来确定市场价格，则上诉人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其不能承担举证责任认可我方价格。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书面证言及我方一审主张虽然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要求襄阳市政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只是基于在施工过程中对于相关人员身份的了解，这种了解不全面，通过一审法院调查已经就分包合同及上诉人系我方提供人工物料的交易相对方已经作出确认，一审判决后我方并未提出上诉，对于一审认定事实部分认可。对于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其该判决确定李勇承包工程期间相关法律责任可以由襄阳市政公司承担，对于本案也有指导作用，我方仍然要求各被告承担还款责任，有依据。对证据七，我方代理律师从未听当事人说过其与李勇之间有过沟通联系的情况，本次法庭调查由上诉人一方提交的录音材料鉴于当事人本人并未在场，相关的情况需由代理律师庭后核实，请求法院给予相应的时间；本案系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引发的诉讼合同，程凯系合法权利人，本案既有债权凭证，而且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程凯作为当事人也亲自出庭参加诉讼，可以查看开庭笔录，在诉讼过程中形成的委托书等相关文书的签字均为当事人本人所为或代理律师在权限范围内进行签署；就录音内容而言不能够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其中就涉案的债权凭证到底是不是被上诉人本人所拥有录音并未予以否定。相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录音中多次提到了协商调解，办理撤诉等相关事宜，足以能够证明上诉人本人自认为债务人并同意给付其认为合理的部分款项，由此来看，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襄阳市政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合同系襄阳市政公司与临港建设局签订的，与李勇无关。对证据二真实性不予认可，因系复印件无各方签字盖章。对证据三为复印件，确实我方与李勇签订，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分包合同只能证明襄阳市政公司与李勇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李勇，不能与总包合同混和，根据分包合同履行各自义务。对证据四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我方无关。对证据五真实性不认可，两证人证言只是陈述对这个事情的了解，具体吴宝与张志峰是否为襄阳市政公司的工作人员，程凯的代理人也当庭陈述并不了解。有公安机关笔录为证，吴宝、张志峰系李勇的现场工作人员，与襄阳市政公司无关。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判决书系水泥厂的虚假诉讼，2019年11月29在济南中院开庭，该判决并未生效，并且水泥厂仅提供四份证据加盖的是襄阳市政公司的资料专用章，并不是本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和公章。该资料专用章系由上诉人李勇工作人员柴建峰借走，至今未还，都有证据证明本案也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正在调查核实中。对证据七，并未与程凯没有打过交道，对于真实性无法认可。张志峰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三没见过，证据四清单单价不知道，送的材料都有收据，不知道清单与收据的量是否对应，应当提交收据原件。证据五没见过。对证据六，判决书没见过，当时确实是吴宝与水泥厂洽谈的，水泥制品也确实用于涉案工程。对证据七，录音我第一次听，我也不知道其真实性。程凯提交公安询问笔录原件一份，复印件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证实李勇在公安机关自认于2015年承包的涉案工程即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机场东路工程，2016年还在施工。李勇和张志峰是亲姑表兄弟。涉案工程是李勇出资，张志峰和吴宝带工、不出资，张志峰负责签收材料，吴宝是涉案工程项目现场的主要负责人。结合一审中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也足以说明了上述事实。李勇质证认为，该询问笔录一审未经各方当事人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依据此证据认定相关事实程序严重违法。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系基于华益路桥公司控告李勇涉嫌诈骗而做的相关调查，且公安机关对路桥公司的控告并没有立案，该证据与程凯无关，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该笔录可以证实李勇系2015年对涉案工程的施工，结合李勇提交的证据二可以证实涉案工程于2015年已经竣工验收，笔录记载的事实仅是李勇个人片面陈述，不属实。2016年后期施工由襄阳市政公司吴宝完成的，与李勇无关，襄阳市政公司表示其仅将部分工程承包给李勇，一审法院未查明程凯的供料提供给谁，用在哪部分工程上。2015年施工过程中李勇雇佣的张志峰，2016年李勇并未雇佣张志峰，程凯作为供货一方不知情给谁供货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称片面了解在回避案件事实。襄阳市政公司质证认为：对笔录认可。张志峰质证认为：对笔录认可。经李勇申请，本院依法自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调取了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机场东路道路及排水工程审计报告。李勇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实襄阳市政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李勇施工。根据审计报告中》《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可以确定涉案工程于2015年7月24日竣工，审定的工程结算值为5125577.19元。同时根据《单项工程结算报价汇总表》可以证实仅道路工程一项的结算报价未2423580.45元，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李勇承包道路工程款1219878.03元。综上，可以证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依法应予改判。程凯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不影响李勇的责任承担。因为出具债权凭证是李勇雇佣的人出具的，所以应由李勇承担责任。审计报告只能证明原始发包单位和承建单位的工程进展情况。襄阳市政公司质证认为，一、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二、合同约定的金额为6705929.24元，工程竣工后审定金额为5125577.19元，减少1580348.05元。因为襄阳市政公司与李勇签订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所以襄阳市政公司与分包人李勇在结算工程款时已经据实结算，已不再欠李勇任何款项。李勇对襄阳市政公司已付工程款有异议，也与本案无关。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程凯供应李勇材料，李勇应当与其进行结算，与襄阳市政公司无关。张志峰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系第一次见到该材料，无其他质证意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李勇与程凯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应否承担向程凯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二、程凯主张的工程款具体数额。关于焦点问题一，襄阳市政公司与李勇签订《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由李勇承包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机场东路工程的施工。张志峰主张其系李勇雇佣在现场负责收料、施工，李勇对此虽不认可，但根据李勇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知，李勇认可张志峰在现场负责收料、施工。李勇虽主张其与张志峰及案外人吴宝之间系合伙关系，但李勇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各方之间如何投资、如何入股及收益分担等问题，且涉案《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系李勇与襄阳市政公司签订，涉案工程进场施工启动资金亦系由李勇提供，故一审法院认定张志峰系李勇雇佣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程凯在一审中提供收据中均由张志峰的签字，张志峰对此亦无异议，足以证实程凯向涉案工地提供材料、机械等，张志峰作为李勇雇佣人员，其在收据中的签字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一审法院以此认定程凯与李勇存在合同关系，李勇应向程凯支付相应款项，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焦点问题二、程凯提交的供货明细清单除最后四项外，其余项目均与张志峰出具的收据内容吻合。李勇作为合同相对方和受益方，应向程凯支付相应款项。李勇对此程凯提交的明细表等证据，虽有异议，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据此，一审法院判令李勇向程凯支付609835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2元，由上诉人李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静审 判 员  亓雪飞审 判 员  尹 腾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法官助理  刘绍琰书 记 员  赵雪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