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5100号原告：谢伟川，男，197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俊，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龙科，男，198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莹，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谢伟川与被告龙科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伟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俊，被告龙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伟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于2015年12月9日签署的《隐名股东协议》；2、判令被告龙科返还股权转让款48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12月16日起计至实际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9日，原被告双方签署《隐名股东协议》，约定被告将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0.5%股权转让给原告，未加税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480万元。原告按约定分别于2015年12月11日支付了144万元，于2015年12月16日支付了336万元。《隐名股东协议》第4条规定：“甲方收到上述全部转让价款视为本合同交易完成，甲方应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出具书面确认函。乙方收到确认函后即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以甲方的名义对公司持有上述股权”。合同第8条约定：“乙方投资入股后，甲方将与公司高管成立合伙企业，并将该合伙企业作为公司股东进行工商登记。甲乙双方认可：以乙方成为该合伙企业工商登记股东的方式实现乙方对公司上述转让股权的显名持有”。《隐名股东协议》签署后，被告一直没有履行上述两条约定，既没有出具书面确认函，也没有让原告通过合伙企业持有公司股权。2017年3月24日，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在该临时股东会上，被告公然否认原告是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而认为原告是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的隐名股东。被告龙科在《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第二页上特意亲笔添加上述观点，并签名。2017年3月30日，被告发函要求原告成为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由此履行《隐名股东协议》第8条的约定。但此时，因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一直以来的内部纠纷，该合伙企业事实上已无法正常增加合伙人，且其他合伙人已要求解散。被告龙科故意隐瞒该重大事项，试图用这种方式掩盖其长期违约行为。2017年4月10日，被告龙科要求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增加11名新合伙人，但因其他合伙人拒绝，工商变更手续无法办理。4月27日，该合伙企业合伙人临时会议通过决议解散合伙企业。11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清终4号民事裁定，指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清算一案。2018年1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了清算组。在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已经进入清算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告于2018年5月在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以“《隐名股东协议》约定的显名条件成就，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配合办理显名手续”为由，要求原告另行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在该案起诉立案时，被告龙科仍没有如实告知原告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已经清算的重大事项，还试图继续获取不正当利益。该案因龙科缺席，作撤诉处理，但另一个同时立案，案情几乎一样的龙科诉张明杰案件，在庭审调查中，经法官询问，被告龙科确认《隐名股东协议》约定的合伙企业就是指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2018年11月1日，原告快递《解除合同通知书》给被告，书面通知被告解除《隐名股东协议》。被告于2018年11月17日书面回复，提出异议。原告认为，《隐名股东协议》第8条约定，原告通过成为新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的方式，实现所受让股权的显名持有，被告龙科再三确认该合伙企业就是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然而，该合伙企业早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设立，并不符合合同约定。更重要的是，被告龙科在明知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内部已就合伙解散存在较大争议的情况下，仍发函通知原告办理显名登记，在明知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其他合伙人当时根本不会同意增加新合伙人的情况下，仍发函通知原告成为新合伙人；在明知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已经进入清算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仍以原告通过成为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来显名为由，要求原告支付120万元股权转让款，由此可见，被告根本无意履行《隐名股东协议》，原告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有权解除合同。被告龙科答辩称：一、不同意解除双方于2015年12月9日签订的《隐名股东协议》。1、即使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被清算或已不具备作为原协议约定的持股平台的条件，原协议仍可继续履行。除了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外，深圳前海深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也是运货柜公司的股东，持有运货柜公司3.45%的股权，被告持有该合伙企业48.96%的合伙比例，该合伙企业正常经营，合伙人和睦，随时具备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显名的条件，由此可见，原协议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不应被解除；2、被告不存在违反原协议的合同约定的行为或情况。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在协议签署前成立，但被告于协议签署后才变更为该企业的合伙人，且该企业符合员工持股平台的各项要求，为避免复杂手续在协议签署后各方同意将该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并于2016年7月27日为运货柜公司其他高管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成为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对此，被告也于2017年3月29日发函书面告知原告，原告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双方均认可，原协议从未对“成立合伙企业”或“原告成为合伙协议股东”进行任何时间上的限制或约定。而事实上，运货柜公司目前正常经营，公司全体股东均认可原告实际持有公司股权的事实，被告并不存在违反原协议任何条款约定，其行为也不符合迟延履行的相关认定；3、（2019）粤01民终1908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明，适用法律不当，已申请再审；二、即使解除《隐名股东协议》，被告依法应按法院判令的返还时间向原告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在此之前不应向其计付利息。1、如利息依据为违约赔偿；被告并不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违约行为，合同解除后应恢复原状，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2、如利息依据为可得利益损失。按照合同约定，原告于2016年2月3日付清股权转让款，成为运货柜公司持股比例为1%的隐名股东，以其持股比例为依据，享受股东红利分配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运货柜公司2015年至今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并未进行过任何股东分红，从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运货柜公司的累计亏损金额为17815391.27元，按照原合同约定的原告0.5%持股比例应承担的公司亏损为89076.96元，涉案合同解除后，原告已经逃避了承担运货柜公司亏损的股东责任，其不应因此额外获得利益，否则极不公平也不符合《合同法》的司法原则；3、即使计付利息，也不应从原告付款之日起计，更不应按照贷款利率计算。涉案协议性质为“股东投资协议”，原告给付款项性质为“股权转让款”而非借贷款，投资款应以收益或亏损计算孳息，即使原告将该款项进行储蓄，可得收益也应为存款利益，而非贷款利息。本案中，在原告2019年11月1日向被告发函前，涉案合同均为合法有效，款项的性质及计算收益方式均未被任何情形变更，不应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在此之前“股权转让款”的贷款利息，被告于2019年11月4日收到原告发函通知解除合同，并向其提出异议并提起诉讼，由于双方对原告的解除行为的法律效力判断不一致，致使双方的纠纷需要经过判决确认解除函的有效性是否有效进行了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涉案合同是否能够解除仍具有不确定性，不应要求被告在此时履行返还的法律行为，也不应要求被告为此期间向原告支付贷款利息。由此可见，即使法院判令涉案合同解除，并要求被告履行向原告返还转让款的行为并计付利息，该利息应自该判决生效后被告拒不履行之日起算。原告谢伟川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隐名股东协议》、银行转账记录、2017年3月24日的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有关《隐名股东协议》相关事项告知函、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增加有限合伙人同意书、关于新增有限合伙人及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及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公证书、关于提议召开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临时合伙人会议的函、及表决结果、（2017）粤清终4号《民事裁定书》、指定清算组决定书、起诉状、（2018）粤0112民初2369号《民事判决书》、解除合同通知书及快递单、广东运货柜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作为证据，被告提供了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019）粤0118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01民终14069号《民事判决书》、《隐名股东协议》相关事项告知函及快递凭证、关于行使回购权的通知、黄埔公安分局穗公埔不立字（2018）00016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及穗公埔刑复受字（2018）005号材料回执、深圳前海深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企业信息报告等作为证据，本院经核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运货柜公司是成立于2015年2月3日的有限责任公司，龙科为其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鹏合物流企业成立于2014年12月30日，原合伙人为甘秀荣、龙利丽。2015年12月17日，龙科登记成为鹏合物流的合伙人，鹏合物流于2015年12月25日成为运货柜公司的股东之一。2015年12月9日，原告谢伟川（乙方）与被告龙科(甲方)签订一份《隐名股东协议》，约定：鉴于运货柜公司（协议中简称为“公司”）是于2015年2月3日设立的具有独立资格的法人，公司有两名股东，分别为甲方和广州广投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广投公司），甲方持有公司78%的股份。经甲乙协商，就乙方作为隐名股东投资公司相关事宜，约定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甲方合法持有的公司0.5%的股权，具体受让价格按照每股作价1200万的价格转让，乙方应支付人民币600万元。鉴于乙方作为隐名股东，暂不进行工商登记，甲方应缴纳税金（按照每股240万元计）部分暂不支付，乙方应先向甲方支付未加税股权转让价款480万元。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未加税股权转让价款的30%，于2015年12月19日前支付剩余全部（70%）未加税股权转让价款。第四条约定，甲方收到上述全部转让价款视为本合同交易完成，甲方应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出具书面确认函，乙方收到确认函即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以甲方的名义对公司持有上述股权，若乙方逾期未付齐上述股权转让价款的，乙方未支付部分股权认购自动失效，不发生法律效力，乙方按照其实际支付比例持股。第五条约定，如乙方作为隐名股东期间，因任何原因主动或被动披露股东身份，甲方有补缴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相关税金的必要，乙方同意收到甲方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补齐上述税款。第七条约定，投资入股后，乙方作为公司隐名股东，以其持股比例为依据，享受股东红利分配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乙方认可，其持股比例的股东表决权、决策权及其他与公司经营管理相关的股东权利永久的授权甲方代为享有，该授权在乙方持有上述股份期间永久生效，不得撤销。第八条约定，乙方投资入股后，甲方将与公司高管成立合伙企业，并将该合伙企业作为公司股东及进行工商登记。甲乙双方认可，以乙方成为该合伙企业工商登记股东的方式实现乙方对该公司上述转让股权的显名持有，乙方需协助甲方办理成为合伙企业股东所需手续，无需另行缴纳合伙企业入股费用。上述合伙企业股东工商登记生效之日起，乙方不再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乙方作为合伙企业股东。仍以其上述受让股权比例享受公司股东红利分配，承担相应义务。此时本协议有效期结束，双方终止履行。同日，龙科（甲方）与谢伟川（乙方）签署一份《股权回购权确认》，约定乙方有权在2016年12月期间向甲方提出按照乙方实际支付给甲方的金额作为回购价格对甲方名下乙方所持有的运货柜股份（或于甲方相关的合伙企业股权）进行回购，甲方在收到乙方书面通知书30个工作日内实现对乙方所持上述股份的原价回购。乙方上述要求回购的权利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逾期自动失效。签订协议后，谢伟川于2015年12月11日向龙科转账支付144万元，于2015年12月16日转账支付336万元，共计480万元。2017年3月24日，运货柜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谢伟川列席会议。会议中，谢伟川披露了其与龙科签订代持协议的情况，明确是对运货柜公司的投资，要求根据协议变更工商登记，龙科表示谢伟川是鹏合物流的隐名股东，不是运货柜的股东，但其愿意配合办理显名股东等事宜的工商登记。2017年3月30日，龙科通过EMS向谢伟川寄送《有关相关事项告知函》，该告知函载明，龙科已收到谢伟川要求成为显名股东的申请，现将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告知：一、如贵方所知，龙科已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成立合伙企业鹏合物流，并已完成该合伙企业对运货柜公司的显名持股，持股比例为38.42%。二、龙科同意谢伟川成为显名股东的申请，现按照原合同约定通知谢伟川，收到本函之后，可提前七个工作日与龙科（助理）约定时间，办理谢伟川成为鹏合物流显名股东（合伙人）的工商登记，双方书面确认办理手续时间。若谢伟川无书面确认，视为谢伟川暂不要求办理成为合伙企业股东（合伙人）的工商登记手续。同时，按照合同约定，上述手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需要，请谢伟川书面确认办理后３个工作日付清。三、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回购权确认》，谢伟川要求回购的权利已经于2016年12月31日逾期，自动失效，特此再次书面告知。谢伟川收到该函，并未书面回复确认。2017年4月10日，龙科与陆怡等十一人签订《增加有限合伙人同意书》，拟增加陆怡等十一人为鹏合物流的新合伙人。龙科并向鹏合物流的原合伙人莫树浩等人发出《关于新增有限合伙人及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要求莫树浩前往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签署有关文件，配合办理鹏合物流的工商变更登记。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缺少合伙协议等理由要求鹏合物流补正材料。2017年4月14日，鹏合物流的合伙人孟泉忠、莫树浩、王昊、石敏飞、蒋维荣、周文涛、程鑫向龙科发出一份《关于提议召开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临时合伙人会议的函》，会议议题为决议解散鹏合物流及清算事宜。2017年4月25日，龙科向孟泉忠复函，表示不同意解散、清算鹏合物流，没有必要召开临时合伙人会议，并称此前已发函通知孟泉忠等合伙人协助办理十一名新增合伙人具名到鹏合物流的有关手续，但未配合，相关法律后果均由其他七名合伙人承担。2017年，鹏合物流合伙人孟泉忠等七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申请对鹏合物流进行强制清算。广州中院作出（2017）粤01清申71号民事裁定，裁定不予受理孟泉忠等七人对鹏合物流的强制清算申请。申请人不服上诉。2017年11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清终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7）粤01清申71号民事裁定，并指令广州中院立案受理申请人孟泉忠等七人对鹏合物流的强制清算申请。广州中院受理后依法指定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为鹏合物流清算组。2018年3月19日，谢伟川认为龙科涉嫌集资诈骗向黄埔公安局报案。黄埔公安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谢伟川向黄埔公安局提起复议申请，黄埔区公安局于2018年7月20日维持原决定。2018年5月7日，龙科在本院起诉谢伟川，案号为（2018）粤0112民初2370号。龙科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案涉《隐名股东协议》合法有效，并判令谢伟川向龙科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2018年7月2日，因龙科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裁定按龙科撤诉处理。2018年11月1日，谢伟川向龙科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称因龙科种种违法及违约行为，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谢伟川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隐名股东协议》即日解除，要求龙科返还480万元。龙科于2018年11月17日向谢伟川回复《关于的异议及通知》，称谢伟川无权单方解除合同，《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内容不予认可，《隐名股东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依法继续履行。2019年1月29日，龙科再次向本院起诉谢伟川，案号为（2019）粤0112民初1127号，龙科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签署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确认谢伟川为运货柜公司的隐名股东。龙科、谢伟川在该案庭审中确认在签订《隐名股东协议》时，并未确定将鹏合物流作为协议第8条所指的合伙企业，龙科称其成为鹏合物流的合伙人后，拟将鹏合物流作为协议所指的合伙企业，但因为鹏合物流内部有争议，现已进入清算程序，故不可能将谢伟川登记为鹏合物流的股东，如果谢伟川配合，可以另行成立合伙企业，继续履行《隐名股东协议》。谢伟川则表示如果龙科有诚意履行协议，早就应另行成立合伙企业办理工商登记，但至今已过去三年多时间，现谢伟川不同意另行成立合伙企业，要求解除协议。该案一审判决认为谢伟川的合同目的是以成为合伙企业股东的方式实现对运货柜公司股权的显名持有，龙科主张合伙企业即为鹏合物流，但鹏合物流已进入强制清算程序，无法将谢伟川登记为鹏合物流的股东，双方也失去信任基础，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因此谢伟川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谢伟川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向龙科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解除行为有效，一审判决驳回龙科的全部诉讼请求。龙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9088号判决认为鹏合物流设立时间早于涉案协议签订时间，若涉案协议约定的合伙企业为鹏合物流，完全可以在条款中进行明确，因此龙科称合伙企业即为鹏合物流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而龙科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谢伟川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之前，就协议约定的成立合伙企业所需的办公场地、资金、项目等达成基本意向，或者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其为设立该企业已做了充分的工作，是由于谢伟川的原因或其他免责事由导致该企业未能成立，因此谢伟川主张涉案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龙科依据充分，故谢伟川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其于2018年11月1日向龙科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合法有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针对涉案的《隐名股东协议》，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向龙科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龙科收到后向谢伟川回复《关于的异议及通知》并向黄埔区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该案经一、二审审理均认为谢伟川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解除行为有效，龙科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因此在该案中已确认谢伟川的解除行为有效。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解除合同通知书》自到达龙科时生效，龙科显然已收到该《解除合同通知书》，故《解除合同通知书》已发生法律效力，《隐名股东协议》予以解除，原告无需再寻求司法途径对《隐名股东协议》进行解除，因此本院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请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依该条约定，《隐名股东协议》解除后，龙科应向谢伟川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本金480万元。关于是否应返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问题，由于利息属于法定孳息，谢伟川向龙科支付股权款项后，该款项一直被龙科无偿占用，当然产生法定孳息，龙科无权占用该法定孳息，否则构成不当得利，故龙科应向谢伟川返还自股权转让款收到后的第二日即2015年12月17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48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实际还清款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龙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谢伟川返还股权转让款48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480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12月17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实际还清款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谢伟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200元，由被告龙科负担（前述费用已经由原告谢伟川预交，原告同意由被告龙科在履行本判决时向其迳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 蓉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谢昭植附一：申请执行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