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9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海波，男，1975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州市旭安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河西路1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198585592P（1-1）。 法定代表人：李钶，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林泉，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梁海波因与被上诉人柳州市旭安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旭安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4民初2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4月2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上诉人梁海波，被上诉人旭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林泉均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梁海波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梁海波一审的诉讼请求；2.旭安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二审询问中，梁海波明确其第一项上诉请求为，要求改判一审判决第一、第三项，认为其与旭安公司于2018年11月6日签订的《柳州市旭安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以下简称为《承包合同》）、《柳州市旭安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客运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协议》（以下简称为《合作经营协议》）无效，旭安公司应向其返还保证金5000元。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双方并非承包合同关系。1.《合作经营协议》中梁海波并没有承包旭安公司的任何物体和主体，因为案涉车辆是梁海波出资购买的，旭安公司用其没有所有权的车辆以发包车辆的形式巧取承包费，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还违反承包合同是发包人将标的物交付承包人使用，收益的第一要件。2.该合同的主体也不对，所谓的《承包合同》中的标的是梁海波全款出资购买的，包括车辆经营权在内，因此双方不是承包关系。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动产交付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公平原则、等价有偿原则。旭安公司未承担取得诉争标的出租车车辆所有权、出租车汽车经营权应承担的出资义务，该所有权和经营权应由承担出资义务的实际出资车主取得。双方之间不存在成立承包关系的事实基础。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一条的法律规定，案涉《承包合同》为格式合同，企业没有承担权利人应当承担的出资责任，应承担两种以上合理解释中的不利后果，因此纠纷双方之间不存在承包关系。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以及第四十条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定，案涉的《承包合同》《合作经营协议》为无效合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办发[2004]81号文件第四条的规定，旭安公司在《承包合同》第五条第(一)(二)款还设立承包费包括了各种行政规费，属于无效条款。三、《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费包括的项目有营业性税金、个人所得税、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GPS通讯服务费。根据财综(2006)14号文件、建城[2002]43号第三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四章第十九条的规定。上述费用都是行政事业性规费或代征代缴费用，不是企业承包费。旭安公司无权收取且没有出示代收代缴证明征收部门收费发票，已违反行政规定。请法院判令旭安公司出具案涉车辆的承包费明细的有效发票以及代收代缴凭证，梁海波将如数缴纳，由于旭安公司上述不开票的行为，梁海波才不缴费，因此梁海波不存在违约责任。四、出租汽车经营权手续纠纷发生在民事主体之间，属于民事案件，应由法院受理，一审作出的裁定书将此推给行政许可机关处理违反依法行政的法律原则，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案涉经营权手续《道路运输证》属于民事纠纷，应属于法院裁判范围，因此，法院判决驳回梁海波的其他诉讼请求错误。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旭安公司辩称，1.在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已向梁海波作出明确其诉讼请求的释明,所以梁海波对其诉讼请求是明确的。现梁海波不接受一审判决,是自相矛盾。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方是合作关系,有《合作经营协议》《承包合同》来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所签的合同及协议没有违反法律法规,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均应当遵守协议及合同的约定。3、一审判决不当,双方所签的协议及合同就解除合同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合同中约定在解除时,车辆及所属设施属于旭安公司所有,旭安公司退还梁海波相应的投资款,本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是投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将车辆变更至梁海波名下,没有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更正。 上诉人梁海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承包合同》《合作经营协议》变更车辆所有权和经营权手续登记到梁海波名下；2.判决旭安公司返还向梁海波收取的保证金5000元；3.旭安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庭审中，梁海波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中要求变更登记的证件为《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计价器检定证书》《道路运输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6日，梁海波（乙方）与旭安公司（甲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乙方使用甲方提供的具备营运资格的出租汽车从事营运服务，服从甲方管理，按照双方约定交纳承包费和其他费用，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承包期满将车辆及其附件返还给甲方；约定承包车辆车牌号码桂Ｂ×××××，营运证号：4502000xxxxx，营运牌号01Dxxxxx，随车证照包含行驶证、营运（牌）证、购置税证、计价器使用证，承包期从2018年12月3日起至2026年11月13日止，月承包费900元，每月28日前交纳下月承包费；约定乙方一次性交纳合同履约保证金5000元，合同期满如乙方无欠款或违约情况，乙方及所聘请驾驶员无未结服务质量投诉或交通违法、交通事故案件的该保证金退还；乙方在合同期内因乙方原因要求终止合同的，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从甲方书面同意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承包车辆经交警机构年审及营运检测合格后交给甲方（含随车证照：行驶证、营运（牌）证、购置税证、计价器使用证）。同日，梁海波（乙方）与旭安公司（甲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甲方为具有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资质的出租车公司，乙方出资参与甲方车牌号码桂Ｂ×××××的出租车合作经营；约定合作经营方式为甲方负责以企业的名义办理完毕该出租车运营手续并对该出租车运营进行管理，乙方以交纳管理费的方式承包经营该车辆，经营期限从2018年12月3日起至2026年11月13日止；约定经甲方同意乙方终止投资的，或乙方不能再履行合同的，造成本投资合同终止的，可由甲方按（乙方投资额-实际经营年限/授权书规定年限×乙方投资额）的方式补偿乙方投资剩余价值，合作经营期满，车辆报废的残值补偿收益全部归乙方；约定履约保证金为5000元，该保证金在本协议履行届满或者终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在乙方已按时向甲方交还出租车辆且无违约及拖欠各项费用的情况下，经甲方核对保证金收据及交款人与乙方身份证原件无误后无息退还。另查明，桂Ｂ×××××车辆于2018年11月13日登记在旭安公司名下。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梁海波认可从未交纳承包费，旭安公司认可梁海波已缴纳保证金5000元，认可案涉车辆由梁海波出资购买。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梁海波、旭安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承包合同》，因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情形，故该协议、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虽梁海波主张签订合同并非自愿，但未能举证证明，故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现梁海波主张解除《合作经营协议》、《承包合同》，旭安公司也于庭审中表示同意，故一审法院确认梁海波、旭安公司于2018年11月6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承包合同》于本案第一次庭审日期即2019年8月21日解除。关于梁海波主张将《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计价器检定证书》、《道路运输证》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其中，对于《计价器检定证书》、《道路运输证》的变更登记问题，一审法院在（2019）桂0204民初255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中予以认定。另对于《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虽梁海波、旭安公司在《合作经营协议》中约定终止投资的，由旭安公司向梁海波补偿投资剩余价值，计算方式为梁海波投资额-实际经营年限/授权书规定年限×原告投资额，但案涉车辆系梁海波出资购买，在解除《合作经营协议》、《承包合同》后，关于梁海波不能取回车辆仅能获取剩余价值的约定明显属加重梁海波责任，排除梁海波主要权利，故该院认为该格式条款无效，旭安公司应协助梁海波将案涉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及《机动车行驶证》变更登记至梁海波名下。关于梁海波要求旭安公司向其返还保证金5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承包合同》，梁海波应在每月28日前交纳下月承包费，如协议、合同届满或终止，旭安公司可在梁海波告交还车辆且无违约、拖欠各项费用等违约情况下向梁海波退还保证金。但经庭审查明，梁海波从未交纳承包费，其未按月交纳承包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因此，旭安公司已向梁海波收取的保证金5000元应不予退还。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梁海波与旭安公司于2018年11月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合作经营协议》于2019年8月21日解除；二、旭安公司协助梁海波将车牌号为桂Ｂ×××××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变更登记至梁海波名下；三、驳回梁海波要求旭安公司返还保证金5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梁海波已预交），由旭安公司负担60元，梁海波负担40元。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亦无新的证据向本院提交。据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一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向梁海波释明主张合同无效或是解除合同为不同的诉讼请求，梁海波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请求解除合同，直至一审庭审辩论结束前，梁海波的诉讼请求均与其一审起诉状一致。二审中，梁海波表示起诉时认为合同无效与解除合同是同一概念，但同时表示，如认定案涉合同有效，其同意解除案涉合同。 2.关于梁海波主张旭安公司将车牌号为桂Ｂ×××××车辆的《计价器检定证书》、《道路运输证》变更登记至梁海波名下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第一，《道路运输证》是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的以证明可以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车辆的合法凭证，该证的颁发需向国家规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获得许可办理，属于行政许可的范围。第二，计价器是出租汽车对客户路程费用、司机税费数据存储及计算的设备载体，因《计价器检定证书》是对该设备的检测凭证，故应随出租汽车计价器配套持有，也即由具备道路运输经营资质的出租汽车持有。而且，该证是由柳州市计量技术测试研究所颁发，故梁海波也不应通过向法院起诉要求旭安公司变更的方式获取。故一审法院作出（2019）桂0204民初2557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梁海波的此部分诉讼请求。针对该裁定，梁海波、旭安公司均未提出上诉。 3.二审中，梁海波自认从签订案涉合同至今，其均在正常的经营案涉车辆，但至今仍未向旭安公司交纳过承包费。 本院认为，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梁海波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结合二运分公司、二运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归纳为：1.案涉《承包合同》及《合作经营协议》的法律效力如何；2.梁海波主张解除前述合同并要求返还保证金5000元是否合理有据？ 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首先，一审法院并未认定梁海波与旭安公司之间为承包合同关系。其次，案涉《承包合同》中虽约定了“承包车辆”“承包费”，但结合《承包合同》及《合作经营协议》对双方具体权利义务的约定看，是由梁海波全额承担购置车辆费用，旭安公司以公司名义为案涉车辆办理运营手续，并以此向梁海波收取包括可获收益在内的一定的管理费用，梁海波则通过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授予旭安公司的车辆道路运输资质从事车辆经营活动，由此可知，双方的实际权利义务关系符合挂靠经营关系，是一种有偿性的合同行为，双方缔约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具有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的旭安公司来取得出租汽车的营运资格并以该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运营以取得经济收入。梁海波亦实际取得了营运资格，并能够正常运营车辆，《承包合同》和《合作经营协议》不存在非法目的。梁海波主张合同以发包车辆的形式巧取承包费，并认为承包费的收取存在非法目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情形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对于梁海波主张案涉合同为格式合同，以未看清合同内容，受旭安公司胁迫所签订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观点。本院认为，首先，格式合同并不属于直接导致整个合同无效的情形，案涉合同中分别列明了梁海波和旭安公司可享有的权利应承担的义务，相关条款亦不存在免除旭安公司责任，加重梁海波责任，排除梁海波主要权利的内容。因此，梁海波主张格式合同无效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其次，梁海波未有证据证实旭安公司以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且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其作为主张提出方，应由梁海波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梁海波认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情形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梁海波以《承包合同》第五条中约定的承包费违反相关行政法规为由，认为该条款无效的观点。本院认为，一方面，梁海波主张承包费所依据的《建设部、交通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工作的意见》建城[2002]43号文均已失效，其以已失效的部门规章提出主张自然于法无据；另一方面，梁海波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涉及出租汽车收费的通知》财综[2006]14号文主张案涉合同及部分条款无效，但上述国务院规范性文件或部门规章的内容并未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其仅为规范企业和司机之间少数市场交易主体的经营行为的准则，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旭安公司违反了上述规范性文件并不影响《承包合同》的合同条款效力。 据此，梁海波主张《承包合同》和《合作经营协议》以及相应条款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前述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其他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 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梁海波、旭安公司均同意解除《承包合同》和《合作经营协议》，一审法院尊重双方对自身权利的处置，认定《承包合同》和《合作经营协议》于一审第一次庭审日2019年8月21日即解除的观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保证金5000元的问题，如前所述，案涉《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旭安公司已依约为案涉车辆办理相应营运手续，梁海波亦得以正常使用车辆从事营运活动，但梁海波自认至今未向旭安公司交纳过承包费，显然已违反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又根据《承包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合同期满时，梁海波无欠款或其他违约情形时，履约保证金予以退还。现梁海波违约未支付承包费的情况下，主张旭安公司退还保证金5000元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驳回梁海波要求退还保证金诉请的观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梁海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梁海波已预交），由上诉人梁海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婷婷 审 判 员 温清华 审 判 员 余 深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黄杉杉 书 记 员 苏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