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9民终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汉族，住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敦煌市人民法院（2019）甘0982民初1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上诉请求：1.请求确认李某于2017年4月22日收到张某30000元还款的事实，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张某给付李某工程转让款160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事实上，2016年12月3日结算张某尚欠李宗城458020元后，张某分别于2016年12月3日还款50000元，2017年3月还款60000元，2017年4月22日还款30000元（通过郑德忠银行帐户转账给李某，有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收条为据），2017年4月25日还款20000元，2017年4月26日还款138000元。因此，请求二审法院确认李某于2017年4月22日收到张某30000元还款的事实，张某只欠李某工程转让款160000元，一审认定尚欠190000元错误。李某辩称，1.本人自2017年1月起两年多时间，多次向张某讨要欠款，2017年4月22日，经本人多日追要欠款后，张某委托其友郑德忠向本人银行卡转帐30000元，时至2017年4月22日讨得欠款130000元，之后下剩欠款328000元张某向本人出具了借条一份。后经追讨，2017年4月26日张某又委托其友郑德忠向本人银行卡转帐138000元，剩余190000元经多次讨要无果无奈诉至法院。张某上诉状所提及的托其朋友郑德忠转帐30000元，日期为2017年4月22日，与其2017年4月22日向本人出具的328000元借条自相矛盾。2.本人每次收到张某的还款后都为其出具的收条，张某可拿出收条对帐。3.本人起诉前张某并未对欠款数额190000元有任何异议，直到起诉后开始说所欠金额不是190000元，一审提提供的电话录音可以证实。4.张某上诉是为了拖延还款时间，浪费司法资源。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张某偿还工程款190000元，并承担自2017年2月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3日，景泰润青种植专用合作社与乌鲁木齐华瑞祥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签订了敦煌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会展中心（大剧院）广场绿化施工合同。2016年12月3日，景泰润青种植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李宗城出具承诺书1份，将工程以2060000元的价格转给张某，张某已支付1601980元，承诺剩余458020元于2017年1月底付清。到期后，张某一直未付款，李宗城委托其子李某向张某追要，张某自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共付款130000元。2017年4月22日，张某向李某出具借条1张，载明张某向李某借款328000元，约定于2017年5月15日前全部还清，双方均认可该笔借款实际为张某所欠剩余工程转让价款。2017年4月26日张某向李某付款138000元，至今尚欠款项190000元未付。一审法院认为，张某欠李某工程转让款未付，有李某提供的承诺书、借条予以证实，张某应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李某要求张某给付工程转让款190000元，李某辩称该款项应为160000元，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不予采信。故对李某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李张某辩称该工程是三人合伙，不应由其一个人承担，因合同的相对人是张某，张某是否与他人合股参与该工程与本案无关，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李某要求张某承担自2017年2月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的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某给付李某工程转让款19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二、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00元，减半收取2050元，由张某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张某提交了两份证据：1.李宗城2017年4月21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一张；2.郑德忠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潭万宝支行卡号×××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拟证实2017年4月22日出具的借条中没有扣减通过郑德忠向李某转帐30000元的事实。李某提供2017年4月22日转帐记录，证实2017年4月21日向张某出具30000元收条，2017年4月22日收到郑德忠转款30000元的事实。经质证，张某无意见。经审查，本院对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将综合全案予以认定。对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据以定案的证据经一审开庭质证，又经二审核查，其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有效，足以证实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张某欠付李某工程转让款的数额应如何确定。本案中，双方对张某2017年4月22日向李某出具328000元借条的事实以及当天张某委托其朋友郑德忠向李某转帐支付30000元、2017年4月26日张某委托其朋友郑德忠向李某转帐支付138000元的事实均无争议，争议在于2017年4月22日当天张某委托其朋友郑德忠向李某银行卡转帐的30000元是否应当作为已偿还款项，从328000元中扣减。张某主张2017年4月22日出具的借条中，未扣减当天通过郑德忠向李某支付的30000元，现仅欠李某160000元。李某认为2017年4月22日张某出具328000元借条时已将郑德忠转帐支付的30000元予以扣减，现张某欠190000元。经查，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对2017年4月22日张某出具的328000元借条是否应扣减当天支付的30000元发生了争议，为进一步核实付款情况，张某作为履行付款义务一方，应当提供自2016年12月3日其出具458020元承诺书，至2017年4月22日出具328000元借条直至双方发生诉讼之前的付款条据，以证实2017年4月22日支付的30000元应从当天出具的328000元借条中扣减。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张某对在此期间的付款时间、付款方式及每次的付款金额和付款的次数均陈述“记不清了”，亦未向法庭提供相关付款凭据证实其主张。其次，关于2017年4月21日收条的原件，二审中，张某陈述其向法庭提供的2017年4月21日30000元的收条是从手机中打印出来的，并非收条原件，法庭进一步向其核实该收条原件时，张某作为收条持有方，先陈述“收条原件在福建老家”，后又陈述“之前付款时都有收条，他把条子打完，然后从总数里面减掉，把条子再撕掉。”关于30000元收条是否撕掉，张某陈述“时间长了，忘记了，这个条子是当时打下之后我用手机拍下的”，审理中，张某未向法庭提供30000元收条原件。第三，张某在二审中提供2017年4月21日李某出具的收条及2017年4月22日郑德忠银行转帐支付30000元明细，经二审询问，张某陈述：2017年4月21日其本人没有向李某支付过30000元，只有4月22日郑德忠转帐支付过30000元。李某陈述：2017年4月21日出具收条时对方称第二天到帐，4月22日收到郑德忠转帐30000元。以上双方对通过郑德忠转帐支付30000元的陈述相吻合。张某作为持有2017年4月21日收条的付款义务方，在2017年4月22日经双方对帐后出具328000元借条时不从中扣减该30000元不符合张某陈述的双方之间的付款对帐习惯。第四，经二审询问，李某陈述：2017年4月25日张某未向其支付过20000元，一审陈述时将4月22日的30000元记混了，当时日期差不多，记不清了。张某陈述：4月25日是否支付过20000元记不起来了，之前的付款情况时间长了，也记不清了。第五，一审中，李某提供其母亲与张某的多次通话录音，张某虽对录音的行为提出意见，但对录音内容没有意见。经审查，该录音中多次提到欠款数额为190000元，张某并未明确表示否认。综合以上几点，张某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郑德忠2017年4月22日转账支付的30000元未从张某当天（2017年4月22日）出具的328000元借条中扣减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应由张某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7年4月22日张某出具328000元借条后，2017年4月26日通过郑德忠还款138000元，现张某的欠款数额为190000元。综上所述，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张某负担550元，其余3550元退付张某。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倩审判员 崔莉娟审判员 赵建兵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