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26122号原告：刘永利，男，1943年1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刘淑贤，女，194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李忠娜，女，1969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刘梦晴，女，199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丰台第六幼儿园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述4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英，北京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4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莉，北京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二伟，男，1969年6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南省商水县。被告：北京隆达顺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东大街52号2号楼216。法定代表人：杨本香，经理。被告：赵富起，男，197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南省商水县。上述3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小芳，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3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会芬，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西路8号院3号楼6层601、611、612、613、614。主要负责人：陈秋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江涛，男，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员工。原告刘永利、原告刘淑贤、原告李忠娜、原告刘梦晴与被告张二伟、被告北京隆达顺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公司）、被告赵富起、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财保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忠娜，4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英，被告赵富起，被告张二伟、被告赵富起及被告隆达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小芳，被告渤海财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江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永利、刘淑贤、李忠娜、刘梦晴（以上4名原告以下简称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对于四原告的总损失1801225.18元，包括死亡赔偿金1631506.68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54526.68元）、丧葬费50802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5000元、财产损失3800元、办理丧葬人员的误工费10116.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要求判决渤海财保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112000元，对剩余损失1689225.18元的70%，即对1182457.63元，由张二伟、隆达公司、赵富起、渤海财保公司共同赔偿，以上4名被告应给付总赔偿款合计1294457.63元；2.本案诉讼费用（含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1020元、保全保险费）由上述4名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13日5时26分，在北京市大兴区南六环北辅路太和桥下路口，张二伟驾驶×××轻型厢式货车由东向西行驶时，适有案外人刘春起驾驶二轮摩托车（悬挂车牌为×××)由南向北驶来，两车相撞，造成刘春起当场死亡，车辆损坏；后经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交通支队（以下简称大兴交通支队）出具事故证明，确认此事故因无法查证双方当事人驾驶机动车进入路口时信号灯的状态，导致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经查，张二伟所驾驶×××轻型厢式货车登记在隆达公司名下，其为该车辆在渤海财保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及500000元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赵富起系×××轻型厢式货车的实际车主；刘永利系刘春起之父，刘淑贤系刘春起之母，李忠娜系刘春起之妻，刘梦晴系刘春起之女；截至目前，四原告的各项损失仍未获得赔偿；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四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张二伟、隆达公司、赵富起共同辩称，不同意四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受害人刘春起应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张二伟无责任；根据大兴交通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可以看出四方面情况；首先，受害人刘春起存在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应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规定，也就是说，驶机动车必须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这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驾驶机动车人员资格的一个强制性规定，没有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根本不允许驾驶机动车，更不能出现在交通繁忙的公路上；其次，受害人刘春起属于驾驶未按规定登记的两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受害人刘春起驾驶的两轮摩托车悬挂着×××号牌，经石家庄市公安局车管所鉴别，结果为车辆未按规定登记，刘春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也就是说机动车上路行驶必须依法到公安部门进行登记，并到机动车检测场进行检测，各项数据指标合格，经公安部门审核，取得通行牌证方可上路行驶，机动车未到公安部门登记，未取得公安部门核发的通行牌照而上路行驶的属于违法行为；再次，受害人刘春起有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有石家庄市公安局车管所的鉴别结果为证，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三）伪造、变造或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最后，受害人刘春起有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闯红灯驾驶两轮摩托车强行通过路口的违法行为，造成了该事故的发生，该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其第二十六条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其第三十八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对此有2019年6月13日张二伟在大兴交通支队事故处理中队作的笔录记载，可以看出张二伟在通过路口时看了一下信号灯上的计时器，当时还有9秒钟，其就驾车按正常速度通过，受害人刘春起驾驶摩托车由南向北闯红灯行驶突然冲到货车前，张二伟紧急制动，造成两车相撞、受害人刘春起死亡的后果。第二，张二伟驾驶的凯马牌轻型货车是检测合格的车辆，不存在车辆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问题；该车辆为2018年1月购买的新车，2019年1月在北京富多鑫天德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检测，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检验有效期至2020年1月，也就是说该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是经检测合格的车辆，发生事故以后对该车辆的再次检测，并不能证明该车辆在发生事故时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第三，关于四原告将受害人及其扶养人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的问题，以及其他各项诉讼请求，张二伟、隆达公司、赵富起不予认可。一是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应当按照本市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从受害人户籍看，受害人刘春起的户籍为大兴区青云店镇三村的农业家庭户；从受害人交纳的社会保险看，刘春起虽然与皆斯内（上海）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有劳动合同，但是在四原告所提交“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中，在“（一）养老保险单位变动记录”可以看出，在2013年12月至2015年11月的缴费单位为大兴区青云店镇本市农村劳动力缴费单位，在2015年12月至2019年4月缴费单位为皆斯内（上海）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但是从后面附的2016年、2017年、2018年每年缴费明细“人员类别”处可以看出，受害人为本市农村劳动力；从四原告提交的土地流转证明来看，受害人刘春起还是本村村民，土地虽然已经统一流转，由村委会统一管理，但是受害人享有的土地份额还在，每年同样可以参加村里集体经济分红；由此可见，受害人遇难时户籍为农业人口，务工缴纳社会保险人是按照本市农村劳动力缴纳，虽然村里的土地统一流转，但受害人享有的土地份额还在，每年可以参加村里的集体经济分红，所以在计算死亡赔偿金时仍应按照本市上一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本市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928元，受害人刘春起系男性，在1969年3月6日出生，殁年50岁，农业户口，死亡赔偿金为28928×20=578560元（此计算额为全额，还须按照事故责任划分承担相应责任份额）。二是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张二伟、隆达公司、赵富起认为被扶养人——两位老人的生活费应当按照本市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从四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来看，两位被扶养人刘永利、刘淑贤的户口簿登记为大兴区青云店镇三村农业家庭户，应当按照本市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两位被扶养人分别出生于1943年1月和11月，年已76岁，按照有关规定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被扶养人刘永利、刘淑贤育有4名子女，其中次女刘春影于2017年病逝，目前实际扶养人为3位；关于被扶养人于2019年10月12日与北京青云祥合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署“青云店镇中心镇区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除腾退补偿协议”事项，张二伟、隆达公司、赵富起认为这个一个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并不能改变被扶养人的户籍性质，仍然为农村户籍；据此，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本市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881元计算；对被扶养人刘永利，计算公式为21881元×5年÷3人=109405÷3=36468.33元；对被扶养人刘淑贤，计算公式为21881元×5年÷3人=109405÷3=36468.33元；以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72936.66元（此计算额为全额，还须按照事故责任划分承担相应责任份额）。三是关于丧葬费的计算，应当按照2018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7855元计算，而不应当按照2017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8467元计算；计算公式为7855元×6个月=47130元（此计算额为全额，还须按照事故责任划分承担相应责任份额）。四是关于交通费，对四原告提出5000元（酌情）交通费不予认可，张二伟、隆达公司、赵富起认为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事故发生后，张二伟等报警，报120急救电话，在120救护车到事故现场后，受害人已无生命体征，现场检查费、医疗转运服务费、消毒费、运尸费、尸袋费等合计710元，都是由赵富起支付的，对该笔费用，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五是关于财产损失部分，四原告提出事故中损坏摩托车原值3800元；从四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该摩托车购买于2009年4月22日，发票价格为3800元，张二伟、隆达公司、赵富起的意见是可先予修理，实在无修理价值后可评估折价赔偿款，按照事故责任划分承担相应责任份额。六是关于四原告提出的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合计10116.50元；张二伟、隆达公司、赵富起不予认可，不同意支付该部分费用，因为这些费用都已经包括在丧葬费中。七是关于四原告提出的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张二伟、隆达公司、赵富起不予认可，四原告所主张金额过高，可由法院酌情确定，还须按照事故责任划分承担相应责任份额。综上所述，受害人存在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依法登记的两轮普通摩托车上道路行驶，伪造了机动车号牌，未按信号灯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张二伟所驾驶车辆也为经检测合格的车辆，所以受害人应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张二伟无责任；特别指出，关于受害人残疾赔偿金及其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问题，应当按照本市上一年度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而不应当按照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同时还需补充说明三点，一是关于大兴交通支队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对“张二伟驾驶载货超过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有过磅单为证”不予认可，因为张二伟、隆达公司、赵富起没有见过过磅单，而且对“张二伟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有检测报告为证”不予认可，因为张二伟、隆达公司、赵富起没有见过检测报告；二是对该交通事故证明，其将交通事故成因及责任的认定为：“此事故因无法查证双方当事人驾驶机动车进入路口时信号灯的状态，导致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说法是不客观、不公正、不真实的，有关机关出具这样一个事故证明，无非是想为事故中逝去的人多争取一些经济赔偿，但是这样一个证明会助长交通违法行为，损害遵守交通法行为人的利益，进而损害执法部门客观、公正、严格执法的形象；受害人刘春起应负事故全部责任，退一步讲，即使涉及本案各被告承担责任一节，也不同意渤海财保公司关于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以及因超载而增加10%免赔率的意见，保险公司在客户投保时一般不会特别提示保险内容，而且保险条款内容字体比较小，投保人也不会注意看；三是赵富起的车辆在2019年8月一直被四原告申请财产保全而被扣押在有关部门的停车场，张二伟、隆达公司、赵富起认为，此为四原告为实现自己的诉讼请求、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而对赵富起的车辆采取的保全扣押措施，发生的费用理所当然应当由四原告承担。渤海财保公司辩称，对大兴交通支队所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是认可的，在事发时张二伟所驾驶机动车经检验为不合格，还存在车辆超载行为，按照保险条款相关规定检验不合格车辆不得上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第三者受到损害的，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予赔偿；另外，张二伟所驾驶车辆存在超载行为，根据商业三者险条款应增加10%免赔率；事故发生时刘春起存在无证驾驶未经登记机动车以及伪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这是导致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刘春起应承担全部责任，故不同意赔偿四原告所主张各项损失；张二伟所驾驶车辆在渤海财保公司投有交强险及赔偿限额为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率附加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因超载而增加的免赔率为10%；如果法院判决渤海财保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则同意在保险限额内一并处理赵富起所垫付710元医疗费。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春起生前与李忠娜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刘梦晴1名子女；刘永利、刘淑贤系刘春起之父母；据此，刘春起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配偶、父母、子女）均已参加本案诉讼，四原告主体适格。×××轻型厢式货车登记在隆达公司名下，其使用性质为货运；赵富起系该车辆的实际车主，车辆登记时间为2018年1月17日，赵富起与隆达公司在2018年1月17日签订有“协议书”，双方形成挂靠关系；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张二伟在为赵富起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张二伟取得准驾车型为B2的机动车驾驶证的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实习期至2019年5月16日，至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2019年6月13日实习期已满，即张二伟在事故发生时可以驾驶轻型载货汽车；该车辆在渤海财保公司投有交强险（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及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500000元，并订立不计免赔率附加险），保险期间均自2019年1月6日至2020年1月5日，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在渤海财保公司所提交商业三者险条款中，其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六条为免责条款，第二十七条为免赔率，均用黑体字加粗；其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4.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5.实习期内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载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或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三）被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其第二十七条载明：“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照下列方式免赔：……（二）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其第三十五条为赔款计算，第1款载明：“当（依合同约定核定的第三者损失金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分项赔偿限额）×事故责任比例，等于或高于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时：赔款=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事故责任免赔率）×（1-绝对免赔率之和）”。在渤海财保公司所提交不计免赔率险条款中，其第二条（以黑体字加粗）规定：“下列情况下，应当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的免赔条款，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二）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而增加的”。在本案事故发生时，×××轻型厢式货车已在北京富多鑫天德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经过验车（年检），经检验合格对其发放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检验有效期限至2020年1月，即在本案事故发生时仍在有效期内。2019年6月13日5时26分，在北京市大兴区南六环北辅路太和桥下路口（现场位于上述地点，系由东向西单项行驶的南六环北辅路与南北走向道路形成的“十”字交叉路口，沥青路面，路口设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且工作正常；路口东侧道路设有3条机动车道，路口西侧设有1条机动车道和1条非机动车道，路口北侧道路中心绿化隔离带及机非绿化隔离带，中心隔离带东侧设有1条机动车道和1条非机动车道，中心绿化隔离带西侧道路设有5条机动车道和1条非机动车道，路口南侧道路中心设有围挡，围挡两侧各设有1条机非绿化隔离带，划分为上下行各1条机动车道和1条非机动车道，事故发生时为白天，天气阴，路面平坦），张二伟驾驶×××轻型厢式货车由东向西行驶时，适有刘春起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悬挂：×××）由南向北驶来，两车相撞，造成刘春起当场死亡，车辆损坏；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开展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工作；大兴交通支队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查证刘春起存在“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有公安网查询为证”、“驾驶未按规定登记的两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由公安网查询为证”、“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有石家庄市公安局车管所的鉴别结果为证”，查证张二伟存在“驾驶机动车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有检验报告为证”、“驾驶载货超过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有过磅单为证”，认定交通事故成因及责任为：“此事故因无法查证双方当事人驾驶机动车进入路口时信号灯的状态，导致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经大兴交通支队委托，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鉴定人刘春起符合创伤性休克死亡；经大兴交通支队事故处理中队委托，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号轻型厢式货车在其右前轮制动起点处的瞬时速度约为60.8km/h，悬挂冀A5W72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的行驶速度无法确定，悬挂冀A5W72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制动系工作状态正常，悬挂冀A5W72号普通二轮摩托车转向系工作状况正常；受大兴交通支队委托，北京富多鑫天德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作出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认定×××轻型厢式货车的制动系统不合格，转向系统合格。在大兴交通支队所出具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中，载明×××轻型厢式货车的机动车状态为正常，检验有效期至2020年1月31日。2019年6月13日，公安交管部门对张二伟制作询问笔录，其中载明：“问：事故的时间地点？答：2019年6月13日5时26分左右，我出事后先打的110电话当时的时间是5时27分，然后打的122报警电话，地点在大兴区南六环北辅路的一个桥下的路口（桥叫什么名不知道）。问：你开的车是谁的，车号多少，有保险吗？答：车是我老板赵富起的，上的北京隆达顺昌商贸有限公司的户，车号×××，有保险。问：你在公安机关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吗？答：考取过B2本。问：你的行驶方向，车速？答：由东向西行驶，车速大约每小时30到40公里左右。问：你的车上几个人？答：就我自己。问：与什么发生事故？答：与一辆摩托车。问：对方车的行驶方向，车速？答：由南向北方向行驶，车速不知道。问：对方车上几个人？答：一个人。问：对方驾驶人戴头盔了吗？答：戴了头盔。问：发生事故时的光线情况？答：当时天已经亮了。问：将经过讲一下？答：2019年6月13日5时26分左右，我开车从东向西行驶到大兴区南六环北侧辅路的一个桥下的路口（桥叫什么名不知道）时，我行驶到距路口还有五六十米远时看到路口由东向西方向是绿灯，我就继续走，走到路口时由东向西方向还是绿灯，我的车进入路口后突然看到一辆二轮摩托车由南向北冲过来，等我看到时我车距对方车还有四五米远了，当时距离太近了，我马上踩刹车，但还是撞上了，下车后我看对方受了伤，就先打了110电话，觉得不对，然后又打122报警电话，后来警察就来了。问：路口有交通信号灯控制吗？答：有。问：路上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吗？答：由东向西方向有三条机动车道，路口东侧有停止线和人行横道线，别的方向不清楚。问：你的车在路的什么位置行驶的？答：我在由东向西方向中间的机动车道内行驶。问：你的车距路口停止线多远时你看的信号灯，当时的信号灯情况？答：我的车行驶到距路口五六十米远时我看的信号灯，这时由东向西方向是绿灯。问：你的车行驶到路口停止线时信号灯的情况？答：我的车道停止线时由东向西方向还是绿灯，前面显示还有9秒变红灯。问：对方车在路的什么位置行驶？答：我只记得对方是由南向北过来的，别的不知道。问：你看到对方时两车相距多远？答：我看到对方时还有四五米远了。问：为什么没有提前发现对方车？答：开始有桥挡着视线，所以发现晚了。问：发现对方车时你采取了什么措施？答：我马上踩刹车。问：为什么还是撞上了？答：距离太近了，躲不开了，车也停不住了。问：两车在路上路口的什么位置接触？答：在进了路口后对着由东向西方向中间的机动车道内与对方接触的。问：你的车什么位置与对方的什么位置接触？答：我的车前部与对方车的右侧接触。问：路上还有其他车辆和行人吗？答：由东向西方向我的左右和前面车道里都没有车，南北方向也没有其他车辆在走。问：你的车上装东西了吗？答：车上装的餐具。问：装了多少吨？答：估计两吨左右，具体不知道。问：你的车有行车记录仪吗？答：没有。问：发生事故前你喝酒了吗？答：没有。问：发生事故后谁报的警？答：我打的报警电话。”2019年6月17日，公安交管部门对刘春起之妻李忠娜制作询问笔录，其中载明：“问：为什么来交通队？答：我爱人刘春起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了。问：事故的时间地点？答：2019年6月13日5时多由家里出去的，出事的时间不知道，地点不知道。问：刘春起什么时间出去的？答：2019年6月13日5时多一点，由家里开车走的。问：刘春起开的什么车，开的车是谁的，车号多少，有保险吗？答：是一辆二轮摩托车，车是刘春起买的，车号我不知道，没有保险。问：刘春起驾驶的二轮摩托车上悬挂的号牌是这辆车的吗？答：不知道。问：刘春起有驾驶证吗？答：不知道。问：刘春起发生事故时去干什么？答：是去北京奔驰上班。问：刘春起发生事故时你在哪？答：我在家里。问：刘春起去上班的路线？答：由青云店出去向北经过尚庄村向东上路后向北走，经过太和就到单位了。”2019年6月13日，公安交管部门对赵富起制作询问笔录，其中载明：“问：为什么来交通队？答：我雇佣的司机张二伟开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问：事故的时间地点？答：2019年6月13日5时多，具体不知道，地点在大兴区南六环路太和桥下北侧。问：你与张二伟的关系？答：他是我雇佣的司机，还是我媳妇的表哥。问：张二伟开的车是谁的？车号多少，有保险吗？答：车是我买的，上的北京隆达顺昌商贸有限公司的户，车号×××，有保险。问：你与隆达顺昌商贸有限公司有挂靠协议吗？答：有协议。问：张二伟有驾驶证吗？答：有驾驶证。问：发生事故时谁驾驶的车号×××号牌货车？答：是张二伟驾驶的，就他自己开车出去的。问：发生事故时张二伟开车去干什么？答：2019年6月13日早上，具体时间不知道，张二伟开车由河北省香河县向北京市大兴区志远庄送货。”刘春起（男，1969年3月6日出生，殁年50周岁）的居民户口簿载明其户别为农业家庭户，职业为粮农；刘春起之父母刘永利、刘淑贤共生育4名子女，分别为长子刘春起、次子刘春阳、长女刘春杰、次女刘春影（于2017年死亡）；2019年6月20日，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三村一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刘永利、刘淑贤二位老人年事已高，无劳动能力及经济来源，完全依靠子女赡养，刘春起系该村村民，该村耕地在2012年已统一流转，由村委会统一管理，刘春起在该村内无耕种的土地；对就业情况，四原告司提交刘春起与皆斯内（上海）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载明合同期限自2015年10月9日至2017年10月31日，安排刘春起在奔驰项目，从事停车管理员岗位工作，基本工资为每月1720元，浮动绩效工资为每月780元）、2017年11月1日（载明合同期限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安排刘春起在北京地区从事停车管理岗位工作，基本工资为每月2000元）、2018年11月1日（载明合同期限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安排刘春起在北京地区工作，基本工资为每月2120元）签订的劳动合同；为证明刘春起长期从事非农产业且缴纳社会保险，四原告提交参保人刘春起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该记录载明养老单位变动为，缴费时间为2013年12月至2015年11月（24个月）的单位名称为大兴区青云店镇本市农村劳动力缴费单位，在2015年12月至2019年4月（41个月）的单位名称为皆内斯（上海）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还载明参保人在北京市养老保险累计实际缴费年限10年1个月，医疗保险累计缴费年限10年1个月；四原告还同时提交刘春起在2013年至2018年的6份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刘淑贤及家人在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三村一的农村宅院已被拆除腾退；2019年，刘淑贤与北京青云祥合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除腾退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并选取了多套安置房。刘春起所驾驶二轮摩托车购买于2009年4月22日，价格为3800元。在救治刘春起过程中，赵富起垫付医疗费合计710元。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刘梦晴申请对×××轻型厢式货车进行诉前财产保全；本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京0115财保3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停放在北京保安公司磁各庄停车场内，登记在被申请人北京隆达顺昌商贸有限公司名下的车牌号为×××凯马牌轻型厢式货车一辆予以查封，查封期间不得为产权人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刘梦晴交纳诉前财产保全费1020元；为让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保函担保，刘梦晴支出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3000元。本院认为，事故发生时张二伟在为赵富起执行工作任务，赵富起系接受劳务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应由赵富起承担侵权责任，对四原告对张二伟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轻型厢式货车系货运车辆，实际车主赵富起与登记车主隆达公司针对该车辆形成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四原告要求赵富起、隆达公司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并无不当。渤海财保公司所提交商业三者险中规定“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而在事故发生时×××轻型厢式货车已按规定检验（验车），且检验合格，有效期至2020年1月31日，故对渤海财保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虽然针对×××轻型厢式货车投有不计免赔率附加险，但根据渤海财保公司所提交商业三者险条款及不计免赔率条款，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而增加绝对免赔率10%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相关条款已用黑体字加粗，又考虑到货运车辆的超载运营系法规的禁止性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渤海财保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的赔偿款，应考虑上述10%的绝对免赔率，赔款=500000元×（1-10%）=450000元。本次事故中，张二伟驾驶×××轻型厢式货车由东向西行驶通过路口，刘春起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由南向北行驶通过路口，因“此事故因无法查证双方当事人驾驶机动车进入路口时信号灯的状态，导致事故成因无法查清”，大兴交通支队针对本案交通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非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经本院审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相关事故卷宗内材料，虽然可以确认事故双方均存在一定交通违法行为，但仍无法确认双方当事人驾驶机动车进入路口时信号灯状态这一导致事故发生的最重要事实，根据地方性法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于四原告之合理损失，应先由渤海财保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内予以赔偿；对不足部分的50%，先由渤海财保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450000元，剩余部分再由隆达公司、赵富起连带赔偿。对赵富起所垫付医疗费710元，因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内，且渤海财保公司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从一次性解决争议角度考虑，对此本院不持异议。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虽然刘春起系农业家庭户口，但其长期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缴纳社会保险已达10年1个月，故四原告主张对死亡赔偿金按照201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849元计算并无不当；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按照受害人情况确定，故四原告主张对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6358元计算并无不当；对死亡赔偿金，以每年73849元乘以20年（刘春起死亡时为50周岁），结果为1476980元；对被扶养人刘永利的生活费，以每年46358元乘以5年（至刘春起死亡时刘永利为76周岁，计算5年），再除以3（虽然生育4名子女，但刘春影已在2017年死亡），结果为77263.33元；对被扶养人刘淑贤的生活费，其计算数据同刘永利一致，结果亦为77263.33元；据此，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则总的死亡赔偿金为1631506.66元。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总额计算；对丧葬费四原告要求按照2017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每月8467元，而张二伟、隆达公司、赵富起则抗辩称应按2018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7855元计算，该7855元实为2018年北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就此，本院认为，因2019年的相关数据尚未正式公布，而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所以宜适用2018年度相关数据为宜，即每月7855元；经计算，该丧葬费为4713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对本案中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本院综合考虑合理的治丧人数等因素，酌情确定为3000元。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刘春起所驾驶二轮摩托车购买于2009年，购买价格为3800元，至事故发生时已使用10年，考虑到普通摩托车的强制报废年限为13年等因素，对该财产损失本院酌情确定为800元。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损失，本院综合考虑合理的治丧人数（3人）、治丧时间（10日），并酌情确定误工费标准参照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即每月5000元，经计算，该误工损失为5000元。刘春起在事故中死亡，四原告必然遭受严重精神损害，对该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考虑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为50000元。综上所述，不含赵富起所垫付医疗费710元，四原告的合理损失为死亡伤残损失1736636.66元（含死亡赔偿金1631506.66元、丧葬费4713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30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损失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财产损失800元，合计1737436.66元；对上述损失，先由渤海财保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死亡伤残赔偿金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金800元，合计110800元；对剩余损失1626636.66元的50%，即对813318.33元，先由渤海财保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450000元，再由隆达公司、赵富起连带赔偿363318.33元。对赵富起所垫付医疗费710元，由渤海财保公司直接赔付赵富起。为让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保函担保，刘梦晴支出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3000元，该支出并非必要支出，其要求本案各被告承担无法律依据，但对于诉前财产保全费1020元，本院将其作为广义的诉讼费用，予以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刘永利、刘淑贤、李忠娜、刘梦晴死亡伤残赔偿金1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死亡赔偿金6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金800元，合计110800元；二、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刘永利、刘淑贤、李忠娜、刘梦晴保险赔偿金450000元（即死亡赔偿金）；三、北京隆达顺昌商贸有限公司、赵富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刘永利、刘淑贤、李忠娜、刘梦晴死亡赔偿金335753.33元、丧葬费23565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15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损失2500元，合计363318.33元；四、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付赵富起先行垫付医疗费710元；五、驳回刘永利、刘淑贤、李忠娜、刘梦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25元，由刘永利、刘淑贤、李忠娜、刘梦晴负担2353元（已交纳），由北京隆达顺昌商贸有限公司、赵富起连带负担587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财产保全费1020元，由北京隆达顺昌商贸有限公司、赵富起连带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王 振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