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26刑初33号 公诉机关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兴明，男，195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村民，四川省会东县人，住四川省会东县。因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2019年7月23日被会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4日被会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会东县公安局对其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会东县看守所。 辩护人刘诚，四川星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检察院以东检诉刑诉［2020］1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兴明犯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于2020年2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会东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蔡兴俊、检察员助理刘洋洋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兴明及辩护律师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会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世纪80年代，原会东县野牛坪公社开展绿化造林工作，并向实施绿化造林的村民发放《社员造林证明书》。1983年，被告人张兴明申请并根据安排在“岳家坟”（小地名）处的荒山上开始绿化造林，1983年9月10日，原会东县野牛坪公社向张兴明发放了（83）字第4号《社员造林证明书》，并载明：我社五大队四生产队社员张兴明自留山3.2亩（2块），四至东南西北均为空白未填写，另附页注明四至界限。此后，被告人张兴明将原有《社员造林证明书》上的亩积3.2亩变造成了32亩，并在四至界限东南西北的空白处进行了相应的涂改填写。在后来的划荒山到户、林权制度改革、白鹤滩水电站工程甘葫芦路建设等工作中被告人张兴明一直声称所涉及的林地属于其个人所有，其有《社员造林证明书》予以证明。2019年6月4日，会东县森林公安局在办理被告人张兴明涉嫌侵占林地案件时，张兴明遂向会东县森林公安局民警出示了其变造后的《社员造林证明书》的复印件，又以邮寄的方式将其变造的《社员造林证明书》及相关材料邮寄给野牛坪乡人民政府，称其对涉及的林地是其所有。 另查明，2019年9月12日，经会东县林业和草原局测定：被告人张兴明在会东县野牛坪乡野牛坪村称其所有的林地面积为30.1亩（20076.7平方米）。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搜查、提取笔录，审讯视频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兴明为了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将国家认可具有证明效力的证书，私自涂改并将变造后的证书进行使用，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张兴明辩解：《社员造林证明书》不是自己私自变造，是生产队看过造林后，队长（岳万和）叫其去填的32亩，四至界限是清楚的；《社员造林证明书》是政府发的,是自己一直在保管。起诉书指控的不是事实。 辩护律师提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兴明私自涂改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的证据不足；2.被告人张兴明造林，符合国家当时的政策，造林行为合法有效，主观上没有通过私自涂改《社员造林证明书》来达到自己非法利益的主观故意；3.更改的数字，更接近客观事实，四至界限没有变动，没有损害国家、集体的权益；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累计三本以上的，才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按“举重以明轻”的原则，被告人张兴明涂改一本《社员造林证明书》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5.谦抑性是《刑法》的基本内在品质，对于被告人张兴明在本案中的一般违法行为，应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应规定予以处理，而不应当上升为刑法处罚的高度；6.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是行为犯，被告人张兴明的涂改行为超过了追诉时效；7.当时造林证是不严谨的，四至界限没有填写，《社员造林证明书》有瑕疵。综上，请求宣告被告人无罪。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的指控一致。 另查明，涉案证物证明书3张，实物保存于侦查机关未随案移送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一、书证 1.移送案件通知书、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案件来源。即：2019年7月21日，会东县森林公安局将张兴明侵占集体林地案进行审查发现张兴明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遂依法将案件移送会东县公安局管辖，同日，会东县公安局依法受理及立案侦查。 2.被告人基本情况登记表、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张兴明的基本信息，其属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3.到案经过，证实2019年7月22日，被告人张兴明系拘传到案，排除自首情节。 4.野牛坪乡人民政府提供材料（含张兴明社员造林证明书（83)字第4号复印件、甘葫路红线占地一榜公示花名册的异议等）。系张兴明向野牛坪乡政府提供的相关材料，证实其使用自己涂改过的（83)字第4号《社员造林证明书》。 5.情况说明，证实张兴明提出的罗安友、岳万和二证人，经会东县公安局鲁吉派出所核实：罗安友已死亡并于2015年3月30日 户口注销；岳万和已经下落不明七八年，现无法取得联系，户口已被冻结。 6.搜查证、搜查笔录，证实2019年7月22日，民警依法对张兴明住宅进行搜查，从张兴明及其妻子居住卧室内衣柜内搜查林权证2本、社员造林证明书（83)字第4号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社员造林证明书（）字第（）号原件一份及法轮功相关宣传书籍19本，另在张兴明家内搜查出移民搬迁宣传资料、电脑主机、笔记本、导火线等物品。 7.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照片说明，证实2019年7月22日，民警依法对在张兴明家搜查出的《社员造林证明书》、法轮功相关宣传书籍、移民搬迁宣传资料、电脑主机、笔记本、导火线等物品进行扣押，登记造册，并拍照说明上述物品的细目特征。其中：从张兴明处扣押的《社员造林证明书》（83)字第4号主要内容为：我社五大队四生产队社员张兴明在下列规定范围内造林、植树和已经栽植的树木，有所有权、支配权和继承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特发证明。自留山32(32字体有涂改痕迹）亩，四至处“东至位置和南至位置”所填位置有涂改痕迹，现东至位置为小堰沟、南至位置为小梁沟。在该证明书背后写有“东至百木庆地边、南至岳家坟梁梁、西至大埝沟埂下、北百木床沟”。而另一份完整的社员造林证明书()字第（）号的有存根联，且证明书内的内容未填完整，所填的字迹与上一份社员造林证明书一致。 8.调取证据通知书、社员造林证明书存根,证实2019年7月21日，会东县公安局依法到会东县档案局调取社员造林证明书（83)字第4号的存根。该存根记载内容与张兴明持有的社员造林证明书内容基本一致，存在的区别是该存根记载为自留山3.2亩，四至界限为空白，未填写，另页记载的四至界限“东至百木庆地边、南至岳家坟梁梁、西至大埝沟埂下、北百木庆沟”，证实系张兴明持有的（83)字4号社员造林证明书的存根联，张兴明所持有的造林证明书内容有改动。 9.会东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张兴明在野牛坪乡野牛坪村占用集体林地测算报告、卫星图片及集体林权登记明细表、证明，证实2019年9月12日，经会东县林业和草原局测定：张兴明在野牛坪乡野牛坪村占用的地块面积为30.1亩（20076.7平方米）。并根据1980年星火公社五大队集体林权登记明细表，证实张兴明占用的林地属于集体林权登记表中登记的“白木箐”地块范围，此地块在当时登记为集体荒山，并进行卫星照片说明占用林地位置。 10.会东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张兴明在野牛坪乡野牛坪村占用集体林地情况的说明，证实（1）当时只指定3.2亩为张兴明可造林地；（2）对林木“谁造谁有”政策的适用，一是农民的房前屋后，自留山造林，二是生产队指定地点造林；（3）根据当时林权改革的相关要求，张兴明所占这片林地未进行确权；（4）张兴明《社员造林证明书》中3.2亩山林根据当地村干部口述包含在我局测算出的林地面积30.1亩中，其余26.9亩林地所有权为集体，张兴明未取得该26.9亩林地使用权。 二、证人证言 1.王某的证言，我是野牛坪乡乡长，张兴明于今年六月初邮寄一份《社员造林证明书》（83）字第4号复印件、甘葫路红线占地一榜公示花名册的异议等材料给野牛坪乡政府。我仔细查看张兴明提供的《社员造林证明书》复印件，公章模糊不清，内容也有明显的修改痕迹。张兴明邮件中所反映的5.45亩花椒园是在复建甘葫芦红线内，是开展实物指标调查的成果，当时村社干部准备张贴花名册。公示当天我就接到副乡长刘安勇的电话说张兴明名下的5.45亩花椒园确为张兴明所种，但土地权属应该是集体，公示数据有误，我就要求调查了解后再及时公示。通过了解，该地块一致存在争议，村上反映总共涉及30多亩林地被张兴明占用，前几年他开挖种了花椒在里面，并且就复建甘葫路实物指标调查成果来看，多数农户涉及面积均没有超过一亩，唯独张兴明的涉及了五亩多，所以我认为村社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就要去将该地块权属更正为集体并进行公示。 2.伍某的证言，我是张兴明妻子，对自己家拥有多少土地、林地、林权证和《社员造林证明书》谁在保管等问题，均称不知道，家里的事情都不管。 3.李某的证言。 第一次证言：我是1982年3月份的时候接张兴明的手担任野牛坪村四社的社长。大概在1987年的时候，我向张兴明要了“岳家坟 处3亩多的林地，在我担任社长期间和后来的林权制度改革中都没有为张兴明更改林地提供过帮助，我没有见过张兴明的《社员造林证明书》，上面的内容我也不清楚。“岳家坟”现在这30亩林地被张兴明种植了桉树和花椒树，四至界限是南起雷远勇的地边，东起小堰沟，北起张兴明的包产地边，西起大堰边。以前这片林地是荒山的时候，我们开过群众会（没有会议记录）群众都不要，但是现在看见树林成才了，移民国家要赔钱，部分群众就眼红了。 第二次证言：在1984年我担任社长时，乡政府给我们的政策是要把野牛坪大堰以下的荒山荒坡能开发出来耕种的就开发出来耕种，不能开发的就搞绿化并且给每个社划定了范围。并说本社没有完成开发和绿化的范围就要退出来给他其他社来开发和绿化。过后我们四社的就由我和田玉芬（音，当时乡党委书记）负责“冲冲沟”处的开发，并且也没有按照乡政府指定的范围去开发。后来我们四社的荒山荒坡开发基本完成了就留下“岳家坟”处的。当时任党委书记的胡定朝就问我们要搞不搞绿化造林，不搞的话就拿给其他社。下来后我们就组织群众开会，一致决定不搞。当时我觉得拿给其他社搞不划算，我就找到张兴明问他能不能去那里搞绿化植树，他说可以，我就要求他写个申请条子，他申请去“岳家坟”处的荒山荒坡搞绿化，我当时还叫他把条子交到乡上，当时他把条子交给谁得我也记不清楚了。过后大约一个月左右，张兴明告诉我他拿到“岳家坟”处的林权证了，当时我没有看到过那个林权证，之后他就种植了桉树，面积大概20多亩。当时我叫他在“岳家坟”处绿化造林给他指定了四至界限：下面是在堰沟以上，上面是野牛坪大堰除了30米以下，北面是在张兴明家包产地至“岳家坟”梁梁，南面在赵德武家包产地梁梁。因为我家没有柴烧的，大概在1987年的时候我找过张兴明索要过“岳家坟”处的荒山荒坡，叫他还没种树的地方拿支梁梁给我种树，后面他同意就拿了支梁梁给我种树来做柴烧，大概有3亩左右。当时的政策是“谁开发谁有”。张兴明在“岳家坟”种花椒是因为我们村是白鹤滩电站的淹没区，青花椒的赔偿高所以他才去种植的。具体什么时间种的我就不清楚了。 第三次证言：我是1983年7月至1986年9月任的会东县野牛坪村四社的生产队长，我的前任就是张兴明，他是好久开始任职的我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1982年至1983年他都是会东县野牛坪乡野牛坪村四社的生产队长。他是1983年4、5月份才没干社长的，之后就由我来接任。我和张兴明是一个生产队的，我儿媳妇就是他亲侄女。张兴明他个人干了违法的事，被乡政府强制下了他的社长职务，他才没有任职的，我在当社长期间没有和张兴明达成过什么口头或书面的协议。1985年4、5月份我任社长的时候，野牛坪乡政府要求我们4社对荒山绿化造林，如果不绿化造林的话，乡政府就要把这些荒山收回去，但在乡政府开会宣传的时候说的政策是如果这些荒山绿化造林了就不再收回去了，谁造林谁所有，意思就是谁对这些荒山造林绿化了就有使用权，可以在自己造林绿化的范围内砍树桠枝烧，但这些绿化造林的荒山的所有权都是国家集体的，个人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的，是属于国家集体的。当时我回去后社员开了群众会之后社员嫌我们四社地盘窄了，坡陡了，一家划不了多少都不愿绿化造林，我就找到张兴明问愿不愿意绿化造林，我把乡政府的政策给他说了，他就答应，我就给他指定了“岳家坟”处造林绿化的四至界限，让他在我指定的“岳家坟”四至界限内造林绿化，不能超出我指定的四至界限范围。我当时如实的把乡政府造林绿化的政策原原本本的向他讲了的，没有任何隐瞒，他是听清楚了的，他也答应了。之后他才开始在我指定的四至界限（东面至小堰沟以上，南面是至赵代武（音）家包产地挡头的梁梁，西面是至野牛坪大堰30米以下之处，因为堰沟附近30米范围是要留出来保护堰沟的，不允许绿化的，北面至张兴明的包产地上边至“岳家坟"梁梁）内开始绿化造林的。这一片的小地名就叫“岳家坟”，我当时给他所指定的这四至界限的范围大概面积就只有二十三四亩左右，实际上面积具体有多少没有实际量过，张兴明当时绿化造林的实际范围没有超出我给他指定的四至界限，他就是在我给他指定的四至界限范围内绿化造林的。1985年7、8月份我还在干社长的时候，我当时家里柴不够烧，我就喊张兴明给我片他绿化造林的山梁梁，我好种点山毛豆来砍了烧柴，当时张兴明也买不到多余的桉树秧秧了，他就答应了，他就把我给他指定的四至界限南面赵代武家包产地挡头那片梁梁，大概有四五亩左右的面积给了我，之后我种了些山毛豆和桉树在里面。张兴明给我的这片山地不再属于他了，里面载的树子是我在砍了当柴烧，所有权是集体的，我就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到现在张兴明所实际占有的“岳家坟”那片林地的位置、面积、范围和我当时指定给他绿化造林的四至界限不一致，他现在实际占有的林地面积远远要大于当时我指定给他造林绿化的四至界限和范围。他现在所占有的“岳家坟”那片林地的所有权是国家集体的。具体是什么时间发的《社员造林证明书》我记不清楚了，在我的手上是没有发放过的，在我任社长之前我记得也没有向社员发放过，应该是我没干社长之后发的。我没有看到过张兴明的《社员造林证明书》，具体上面载明的四至界限以及面积是哪些位置我就不清楚了。我仔细看了办案民警出示的那张《社员造林证明书》，上面载明的四至界限和我原来指定给张兴明绿化造林的四至界限完全不一致，是改动过的，这张《社员造林证明书》载明的四至界限的范围面积比起我原来指定给张兴明绿化造林的四至界限的范围要远远大得多，至少要大十几亩的面积。我不清楚这张造林证明书上的面积和四至界限是谁改动的，估计是张兴明他自己改的。我仔细看了《社员造林证明书》的存根，上面所载明的四至界限和范围和当时我指定给张兴明造林绿化的四至界限和范围是完全一致，这才是我当时指定给张兴明绿化造林的四至界限和范围，才是真实的，这我完全敢保证。两张相同文号的社员造林证明书上所载明的面积和四至界限相差那么大，我也不清楚，第一张上的面积和四至界限应该是张兴明自己改的，第二张（存根）上的面积和四至界限才是真实的，才是我当时指定给张兴明造林绿化的四至界限和范围。他没有告诉过我他自己改动过《社员造林证明书》的面积和四至界限，我也没有看到过《社员造林证明书》，他也没有给我看过，他所占有“岳家坟”的林地没有参加林改也没有归还集体，他说他有《社员造林证明书》证明那片林地是他所有的，他要求政府赔偿他。 4.张某1的证言,“岳家坟”那个地方是山林，只是山林里面种植了花椒树、桉树，是张兴明种植的。“岳家坟”那里属于四社的林权改革范围内，但因为那里的山林张兴明和村集体之间存在争议,很早之前张兴明就将山林占为己有，说是他自己的，2009年时就一直没有对那里进行林权制度改革，但张兴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岳家坟”处的林地是他的。 5.张某2的证言，我是野牛坪村村支部书记，与张某1证词一致。 6.岳某的证言。 第一次证言：我是野牛坪村村文书，证实80年代的时候，张兴明在“岳家坟”集体的荒山上种植了一片桉树。大约在1995年左右，当时是甘进友的社长，政策是把荒山分到每家每户，张兴明就说“岳家坟”那里他种植桉树的荒山是他家的，当时怕有纠纷就没有把张兴明种植桉树的那块荒山拿出来分给每家每户。而且之前张兴明就把这里种植桉树的荒山送了一块大约4亩左右给李某，当时李某为社长。并且根据张兴明说在1996或1997年的时候长防林改造的时候发过林权证给他，但他提供不出来。因为在长防林改造的时候乡政府规划“岳家坟”处种桉树的荒山内种植银合欢，当时张兴明是野牛坪村的村长，他不同意种植，针对这个事情还和时任乡副书记的胡兴鹤（音）吵了一架。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张兴明在“岳家坟＂处他种的桉树林内种了青花椒。 第二次证言：会东县林业草原局在对张兴明占有的地块进行测量的时候我在场，张兴明占有的地块在林改时是没有确权的。大概在1992年左右（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在甘进友当社长的时候，当时划荒山到户，为了搞绿化，当时“岳家坟”那块土地张兴明就说是他的，他有证。甘进友就没有将这一块土地纳入到划荒山到户里面去，就这样放着。直到2016年土地确权工作时张兴明要求将他占有的30余亩开荒林草地纳入承包地范围作登记，当时的社长彭邦奎不同意纳入承包地，按政策只能按开发地作登记，张兴明不同意，不在土地确权的有关资料上签字，后面也就一直放着。本来他占有的那些地就有争议，还有就是根据政策当时对开发的土地只登记，不确权，只有土地下户的承包土地才能确权，对需要确权的土地是有文件规定的。部分群众是在说“谁开发谁拥有”，但是没有看到正式的文件，再有就是“谁开发谁拥有”只是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土地上面种植附作物的收益权，没有土地的拥有权，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并非谁开发了荒山谁就拥有开发的荒山土地所有权。在1979年到1983年来的样子，当时下户就是张兴明的生产队长，他主持参与土地下户工作。张兴明没有当后就是李某当生产队长，在李某当生产队长的时候张兴明就说“岳家坟”那块林地是他的，张兴明对外称说是当时生产队上拿给他干的（意思就是那块林地是生产队给他的），但是实际是村民是不知晓这个事情。李某的下一任队长是刘某，在当社长的时候提出把张兴明占有的那块土地拿出来分给大家，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弄，一直到甘进友当社长的时候主持划荒山到户，张兴明还是自称那块荒山是他的，他是有证的，当时他的证件也没有拿出来让任何人看过。由于这块土地存在着争议，甘进友就没有纳入到划分中去，事情就一直这样放着。2001年我做社长的时候我都是根据前面社长划分的土地来给村民发的证，但是张兴明占有的这块土地是没有发证的。张兴明占有的这块土地的四至界限北至白木庆沟（大的总位置叫大沟，其中含有我家、岳万和、张兴明家的熟地），南至岳家坟梁梁（其中张兴明分给李某的部分岳家坟梁粱的林地），西至大堰沟沟埂下方，东至白木庆熟地（实际边有一条一社、四社的过水沟渠）。测算是由野牛坪村四社社长彭邦奎带森林草原局的工作人员背着测量仪器，沿着张兴明实际占用的林草地块边界实地用ＧＰＳ拉拐点的方式进行测算的，实际占有了多少地块我不清楚，经测量实际占有的地应该是包含了他社员造林中记载的3.2亩，在我参与测量他占有的这些地块的东北面，我家土地旁边他家还有约一亩多土地，这些土地正是在白木庆沟边上（这个土地是已经确权了的）。张兴明种桉树时间大约在1985年到2011年，2011年实物指标调查前后他就开始种植花椒树，具体种到哪一年就没有印象了。他所有的附作物都是插着种的，里面桉树、花椒、橘子都有，但是橘子树基本是死完了，只有在岳家坟的位置还有几棵是活的，花椒树也是沿着大避沟边种的，花椒树有一部份是死掉的，但是甘葫芦建设涉及到约5亩多点都给算的花椒园，暂时算到集体上，待处理。总的面积根本没得办法计算，大部分是插种的，还有就是地形的原因无法估算，甘葫芦建设工程算的都是用仪器测算的平面面积。 7.刘某的证言。 第一次证言：我是1993年到1999年在野牛坪乡野牛坪村任副村长。1983年左右，李某任四社的社长，张兴明就在“岳家坟”处占用了约30亩的荒山来种植桉树，针对这个事情我们村上和部分村民都问过他这个事情。当时张兴明说是社长李某承包给他的，他是有林权证的，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过他的林权证，并且李某在“岳家坟”处也占用了荒山种植桉树。并在1996年至1997年政策要求荒山划到每家每户，当时张兴明说“岳家坟”那片荒山是他的，他就不把那片荒山拿出划给各家各户，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张兴明种植桉树已经成材，并且桉树之间长满了银合欢树，张兴明就把种植的桉树砍了一部分种上了青花椒，大约30亩左右。 第二次证言：当时在1984年左右因为张兴明个人出了问题，当时乡政府强制把他下了，让李某当社长，在李某当社长时他们两个人之间又不知道达成了什么协议，张兴明占有了那片林地。一直到1988年政府重新组织划定荒山到各家各户，在开展这项工作的时候，张兴明就说他有《社员造林证明书》，他占有的那块地是他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没有把他占有的那些地进行确权。他占有的30余亩地块之中，没有其他人家的地，全部都是他占有的。在2011年实物指标调查的时候，他家有28亩土地，但是在他家手中的时候，起初他家的面积还占了集体的7亩多，这7亩多我们村上拿回来归到集体了，荒山是他从83年占起后就没有拿出来分，在1998年重新分配的时候，他就拿了他的《社员造林证明书》说是他家的荒山，他占有的那块地就没有拿出来分配，我们村上又按各家的人口给他分配了荒山，但是他占有了那30余亩荒山是我们群众都没有认同的。上次森林公安局和林草局的来测量张兴明占有的集体荒山有30余亩。我认为他占的这块地本该就是集体的，都是他自己保留《社员造林证明书》，自己变造亩积，侵占集体林地。 8.包某的证言，我是野牛坪乡人民政府畜牧站站长，当时我参加了林业草原局到野牛坪乡对张兴明家占用地就是“岳家坟”梁梁，北侧为白木庆河，东至白木庆沟边测算块的测量工作。参加测量的有森林公安局的陈国民所长，窦金望警官，我们乡上的工作人员只有我，还有就是村上村干部岳某，另外就是森林草原局的工作人员陶权等人。测算地块是由社长彭邦奎带森林草原局的工作人员背着测量仪器，沿着张兴明占用的林草地块边界实地用ＧＰＳ定位拐点的方式进行测算的，测算的位置西面至大堰沟的沟埂下方，南侧是“岳家坟”梁梁，但是南边那一片的位置和所持《社员造林证明书》的四至界限是一致的，当时测算的时候我们都是以张兴明实际占用有的地块位置拐点测量的，测量的都是村上有争议的地块。村上主张，张兴明占有的那块地是集体的，张兴明自称是他自己所有。以前张兴明在当社长的时候就占有了那些地块，他不当社长就把他占有的地块“岳家坟”梁梁南侧的一小部分地块给了接任他社长职务的李某，他就自称他占有的那些地块是经过村社同意的，但是村民是不知道的，因为他送了些地块给李某，所以李某也就随从他的意思的，其实村社上对张兴明占有的地块一直都有争议。张兴明占有的那片林草地，交错复杂，看着是荒山，但是种植有少许橘子树，沿堰沟边种植得有些花椒树，这个花椒树修甘葫芦的是给他认可了的，实际上都是些死树子，还有他都是套着种植的，在合欢林里插着种了些，花椒树是在2011年搞了实物指标调查之后才种的，其他的树和附作物我不清楚。我是2008年到野牛坪工作的，对谁开发谁拥有这个事情我不是很清楚。 三、被告人张兴明的供述与辩解。 第一次供述与辩解:我家在会东县“岳家坟”处的林地颁发了林权证给我的。大约是在1986年左右颁发给我的，是哪个单位颁发的我不清楚，我知道是野牛坪乡上的工作人员拿给我的，我只记得当时乡党委书记王顺云来催促过我种植树木，并说证给我办下来，树子要赶紧栽种，当时政策特殊，“谁栽谁得”。我所说提供的林权证就是只有半截的《社员造林证明书》（83）字第4号和印有《社员造林证明书》（）字第（）号字样的证明书。前一张只有半截的《社员造林证明》书上印有公章已看不清楚，是大约1986年左右我们乡上的工作人员拿给我的。一张完整的《社员造林证明书》上印有公章为野牛坪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章,是大约1990年以后我在“岳家坟”处种植的树木都有直径几厘米的时候村支部书记罗安有（巳死亡）拿给我的。我现在只能提供这两种造林证明书。我拿到《社员造林证明书》，大约在1987年左右我在“岳家坟”处的林地里种植了桉树，在2008年左右我又种了青花椒，种植的时候没有给任何部门汇报过，因为“岳家坟”处的林地我有《社员造林证明书》，到现在都还是我的林地。 另证实，在1984年左右，当时野牛坪村四社的社长李某到我家找到我说我们开了群众会，现在上面有政策，乡上的和我们讲的是要把我们野牛坪村的荒山绿化起来，“谁栽谁得”。我们开群众会的时候村民们不想在“岳家坟”处搞绿化，问我愿不愿意，我问李某要不要办理相关手续，他就给我说写个申请书，只要我愿意绿化就行，当时我就写了一个到“岳家坟”处造林的申请，李某就把申请拿走了。过了一个星期左右，野牛坪乡的工作人员就送了社员造林证明书给我（就是今天我提供的这个），并叫我赶紧去“岳家坟”处搞绿化。过后我陆续栽种树木，大约3年左右的时间我才把树种好。当时划给我在“岳家坟”处搞绿化时乡村社的人员都给我指过四至界限，我也亲自参加了的，划给我的范围现在不全是我的，因为李某找我说能不能拿一部分给他，他种植树木来作柴烧，当时我也同意拿一支梁梁给他，我就在“岳家坟”处送了大约5亩左右给李某，到现在那支梁梁都是李某的。 第二次供述与辩解：公安机关从我家搜出来的《社员造林证明书》（83）字第4号是1983年野牛坪乡王顺云书记叫人给我的，叫我造林，自己种来的以后就属于自己。当时给我的《社员造林证明书》（83）字第4号上面写的是32亩，从会东县档案局调取的存根为什么是3.2亩，因为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楚了。当时乡上给我的是空白的表格，后面村支部书记罗安友、四组组长李某、岳万和我们一起填的。这张《社员造林证明书》（83）字第4号我给野牛坪村书记张某2看过，2019年6月我给会东县森林公安局的民警看过，看了以后叫我复印一份给他们。我开始说是填的32亩，后面又说是空白表格，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楚了。当时我们填写的时候有过争论，村支部书记罗安友、四组组长李某、岳万和他们说没有32亩，我说还不止32亩，可能当时修改过，所以有涂改的痕迹。这张《社员造林证明书》我当时和村社上的争论过，我记不得是不是我自己修改的了，我承认笔迹有可能是我的，我当时填写的表格有点多，这个表也有可能是我改的，记不清楚了。存根上写的3.2亩没有修改，是因为我们农村人不知道这些事有这么麻烦，想到我手里的这张修改了，其他地方不改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持自己的这张《社员造林证明书》（83）字第4号没有到野牛坪乡镇府领取过补助。我家里面另外一张包含存根无字号的《社员造林证明书》是他们送来的，时间太久记不清楚是谁送的，当时他们只说要和前面的整成一样，后面这张《社员造林证明书》（包含存根、无字号）为什么也是写成3.2亩，我也记不得。 关于我修改国家公文这件事，希望调查清楚，这个文书退一万步说即使是我修改的，也是当时当着村社干部改的，不是我私下改的。 第三次供述与辩解：我们当时填写《社员造林证明书》时和村社上有过争论，当时和野牛坪村书记罗安友争论过，最后说成32亩，我当时就写成32亩了。该《社员造林证明书》（83)字第4号存根是谁写的，我不知道。另称：当时野牛坪的荒山很多，乡上的说谁去种植就是谁的了，我就种了桉树后乡上才给我《社员造林证明书》（83)字第4号的。我认为我当时种了大约40亩，后面和村社上争论了说成32亩的，所以我才给我自已这张改成32亩，我持有的《社员造林证明书》（83)字第4号上面的32亩是我修改的，是当时和野牛坪书记罗安友，社长岳万和争论好以后我才改的。罗安友已经过世了，岳万和失踪六七年了。 第四次供述与辩解：我个人认为我没有犯法，我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笔录中所作的供述是事实。我是先栽的树，树成活后乡上和村上的去验收才给我发《社员造林证明书》，当时发给我的（83)字第4号《社员造林证明书》的内容已经填写好了的，证明书上写有我的名字，自留山3.2亩（共2块），四至：东小堰沟，南大堰，西大堰，北白木庆沟，房前屋后路边32丈等内容。当时我觉得发给我的《社员造林证明书》的内容和面积与我的造林面积不符，我和村书记罗安友争论过，最后说成32亩，我就写成32亩，我就改了证明书上的面积和四至内容，其他的地方没有改动过。我把自留山3.2亩用笔改成32亩，四至：东改成小堰沟，南改成小梁沟，西和北没有改，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只大概记得是198几年的时候改的。空白没有文号的《社员造林证明书》是发了（83)字第4号《社员造林证明书》后才给我的，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这张是有存根的，送来给我的时候上面填写自留山面积3.5亩（4块），我把面积涂改成32亩（2块），这张没有填写文号。就是因为我有这两张社员造林证明书，“岳家坟”的30亩林地就是我自己的，所以才没有参与林改。2019年6月份，我把（83)字第4号《社员造林证明书》拿给森林公安局的办案民警看并复印给他们，也给野牛坪乡政府办公室邮寄了，就是想给森林公安局和野牛坪乡政府证明“岳家坟”处的30亩林地是有证的，是合理合法，不是私自占有。我从来没有领取过这块林地的相关补助，我在30亩林地里种了桉树和青花椒。 四、视听资料及制作说明，证实对被告人张兴明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刻录、制作成视频光盘，视频内容依法制作，客观真实。 被告人及辩护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相互印证，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查明事实。 针对控辩双方的意见，本院就本案争议焦点综合评述如下： 一、被告人张兴明是否构成犯罪。 辩方认为，被告人张兴明私自涂改《社员造林证明书》的行为证据不足，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客观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被告人张兴明不构成犯罪。 本院认为，《社员造林证明书》属国家机关证件，任何个人都无权私自进行涂改，被告人张兴明持有的《社员造林证明书》与其存根不符，有明显涂改痕迹，且该证书一直由被告人张兴明独自保管，结合被告人张兴明供述与辩解中称涂改时的在场人除罗安友、岳万和外，还有李某，而李某的证言证实其从未见过《社员造林证明书》，综合全案，足以认定被告人张兴明涂改了《社员造林证明书》；被告人张兴明涂改证明书后，未向任何国家机关或相关单位说明情况，并一直持涂改后的证明书对外声称其有证明书证明“岳家坟”处30余亩林地属其个人所有并长期占用，具有主观故意；被告人张兴明的行为，使该案林地在之后的划荒山到户及林权制度改革中都未能进行确权，破坏了国家机关证件的公信力和信誉，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具有社会危害性。故被告人张兴明的行为构成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对辩护人主张被告人张兴明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二、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是行为犯，被告人张兴明的涂改行为是否超过了追诉时效。 辩方认为,被告人张兴明涂改《社员造林证明书》的行为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距今已有三十多年，已超过追诉时效。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兴明涂改《社员造林证明书》的行为虽然是发生在一九八几年，但仅有变造行为还不能对客体产生实质侵害，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机关证件的公共信用，犯罪行为的追诉期限应当自造成现实、紧迫的侵害行为成立之日起计算，被告人张兴明对变造后的证件的使用持续到2019年6月，故本案未超过追诉时效。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人张兴明使用涂改的方式对《社员造林证明书》进行变造以达其个人目的，损害了国家机关证件的公信力和信誉，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符合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的特征，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的行为未造成严重损害后果，量刑时可予从宽处罚。涉案证物证明书三张系在案证物，由侦查机关随案保存。综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兴明犯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7月23日起至2020年5月22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 二、涉案证物证明书三张，由侦查机关随案保存（详见随案移送清单）。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李 敏 审 判 员  冯林华 人民陪审员  黄照桂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青林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