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06民再15号 原审原告：李杰，男，197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忠，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江慧，女，1969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芮成辉，江苏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孝，江苏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第三人：胡先贵，195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原审原告李杰与原审被告江慧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7）苏0106民初849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2019年3月22日依职权对该案立案审查，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该案确有错误，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苏0106民监4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书的执行。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对该案立案再审，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期间，本院根据原审被告江慧的申请追加胡先贵为再审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原告李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张金忠，原审被告江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芮成辉，再审第三人胡先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李杰在再审中坚持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同原审，即：2016年，由于原审原告公司（江苏泛资城市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泛资公司）要在北京收购一个项目，需要在泛资公司账户下存入1亿元保证金以供查验，原审原告经人介绍结识胡先贵，胡先贵声称自己居住在南京，与妻子即原审被告江慧，事后得知系女友一起做金融生意，原审被告江慧有很多拆迁分配的房子，可替原审原告公司调集1亿元保证金。原审原告遂与胡先贵、江慧达成口头约定，由胡先贵、江慧调集1亿元资金打到泛资公司账户，原审原告需先支付180万元利息和出差费用。2016年7月1日、2日，原审原告通过其妹妹李静的账户，按照胡先贵和原审被告的指示，累计向原审被告江慧账户打款175万元。后胡先贵、江慧声称1亿元已打到泛资公司账户，经核实是打到了胡先贵自己的账户。由于胡先贵、江慧未完成筹措资金的事项，导致原审原告项目收购无法进行，给原审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信誉损失，原审原告遂向胡先贵、江慧要求返还已支付的利息和差旅费，但均予以拒绝。故原审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裁判。 原审被告江慧在再审中辩称：1、其并未与原审原告磋商，实际系胡先贵和原审原告之间的事情。2、其名下的银行卡收取的钱款是胡先贵使用，原审原告系应胡先贵要求将钱款打入该卡，其未使用该款。3、后经胡先贵了解，1亿元保证金系原审原告与胡先贵商定打入某账户，胡先贵应该已完成了筹措义务。故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江慧返还该175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再审第三人胡先贵述称，其系经案外人郝丽娜介绍认识李杰，李杰让其在他指定的银行存入1亿元，存期商定为20天。接到此事第三人即到北京，次日李杰和郝丽娜到其所住酒店，李杰要其当天就操作，第三人要求李杰先给费用。李杰妹妹李静于当日半夜开始向其汇款，第二天其就开始操作。因为当时系周末银行大系统关闭，每笔只能打款5万元，自上午9点打款至下午4点才完成。其找的存款人给银行写了一份20日内不提前支取的承诺，然后存款人把存单和承诺书交给了李杰。郝丽娜是介绍人也拿了15万元介绍费。在此之后，李杰还找第三人帮其做过另一个单子，需要1亿元注册资金，第三人已履行了约定的筹款义务。 原审原告李杰向本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原审被告立即返还原审原告175万元；2、依法判令原审被告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自起诉之日2017年8月17日起，以175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3倍计算至实际付清日）；3、依法判令原审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本院原审认定案件事实：原审原告李杰经郝丽娜介绍认识案外人胡先贵，2016年7月，原审原告与案外人胡先贵、原审被告江慧口头约定，案外人胡先贵负责为原审原告公司筹集1亿元保证金，原审原告先支付180万元利息和出差费用，郝丽娜在场。2016年7月1日和7月2日，原审原告通过李静（原审原告妹妹）的招商银行卡（尾数1002）汇给原审被告江慧中国工商银行卡（尾数1552），每次汇款5万元，汇款35次，计175万元。原审原告汇款后，案外人胡先贵未履行义务。本院原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审原告与案外人、原审被告之间因筹集资金等问题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原审原告按约定汇给原审被告175万元。原审被告未履行义务，双方合同实际已经解除，现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返还175万元的诉请，应予支持。原审原告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3倍计算至实际付清日，缺乏依据。原审被告应支付原审原告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8月17日至实际付清日的利息，按基数175万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审被告江慧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已放弃了一审中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1、原审被告江慧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审原告李杰偿还175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2017年8月17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基数175万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205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21150元，由原审被告江慧负担。 本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根据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江慧与胡先贵系熟人关系。 原审原告提交的银行打款记录、李静出具的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审原告经郝丽娜介绍认识第三人胡先贵。2016年7月，原审原告与胡先贵口头约定胡先贵负责为原审原告公司筹集1亿元保证金，原审原告支付180万元利息和出差费用。李静于2017年7月20日出具《说明》一份，载明其为泛资公司员工，上述款项系按公司总经理李杰要求通过银行网银打给江慧。2016年7月1日（系星期六）21：09：44至7月2日12：28：00（星期日），原审原告李杰通过李静（系原审原告妹妹）尾号为“1002”的招商银行卡向原审被告江慧尾号为“1552”的中国工商银行卡汇款35笔，每笔汇款5万元，合计175万元。原审被告江慧、再审第三人胡先贵对上述证据及收到175万元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原审原告李杰提交律师函和邮寄面单，证明2017年1月26日，案外人李静委托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通过快递方式，分别向胡先贵、江慧寄送《律师函》，该函载明：李静向江慧转款175万元，用于履行由胡先贵筹措相关业务保证金1亿元之承诺，收款后胡先贵未按约定筹措资金，江慧亦未归还款项。现李静限二人于2017年2月14日前归还此款，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利息。原审被告江慧质证认为未收到该律师函，且该律师函载明175万元系履行由胡先贵筹措相关业务保证金1亿元之承诺，并非原审被告江慧筹措。再审第三人胡先贵质证未收到该律师函。本院根据原审原告提交的邮递面单载明“无人”、“电联关机（或无人接）”、“邮件退回”等字样，确认虽然李静通过邮寄律师函方式向原审被告和再审第三人催要涉案款项，但原审被告及再审第三人未收到该律师函。 原审原告提交案外人郝丽娜出具的经公证的《情况说明》，证明案外人郝丽娜于2017年12月29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其和李杰、李静、胡先贵均系朋友，听说泛资公司在北京有项目缺少1亿元注册资金，其知道胡先贵是做资金的，于是带胡先贵和江慧到泛资公司洽谈，李杰说其需要1亿资金用于注册项目，两天后归还，胡先贵要求先支付180万元利息，但利息支付后提账，注册资金并未打到李杰账户。2017年12月29日，该《情况说明》经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公证处进行公证，并出具（2017）宁南证民内字第50407号公证书，证明案外人郝丽娜申请对该《情况说明》的签名进行公证，郝丽娜在公证员面前在《情况说明》上签名。原审被告江慧质证认为该《情况说明》载明1亿元打入李杰账户，这与原审原告诉称打入泛资公司账户矛盾，故认为郝丽娜此证言不真实。再审第三人胡先贵质证认为，江慧根本不知道情况，其只是让江慧开车，北京的这个事情是郝丽娜、李杰和再审第三人参加的；当时李杰让其在指定银行存入1亿元，第三人找资金方当日开户，自早上9点存到下午4点才结束，不可能将1亿元存到李杰或其公司账上，李杰当时在北京对此事是知情的。本院根据双方质证意见，结合李静委托律师出具的《律师函》载明175万元“用于履行由胡先贵筹措相关业务保证金1亿元之承诺”、案外人郝丽娜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知道胡先贵是做资金的”，以及原审原告李杰的陈述“主要是胡先贵和我谈”等证据，认定涉案175万元系原审原告与再审第三人胡先贵之间关于1亿元的合同履行款，原审被告江慧收到此款系按再审第三人胡先贵指定。 原审被告江慧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明，2016年8月18日、24日，收到李静打入的2万元、40万元，合计42万元，此款系之后胡先贵替原审原告李杰验资需要打给再审第三人的利息。原审原告李杰质证认为，此款系之后与胡先贵在浙江另做的项目中向其支付的费用，双方谈好20几万元的，实际支付40多万元。再审第三人胡先贵质证认为，当时双方谈好58万元，对方只付了42万元，未付清。本院根据双方质证意见，认定原审原告李杰与再审第三人在涉案纠纷后，又成功过合作过，且原审原告向再审第三人支付了42万元费用。 再审第三人胡先贵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明，2016年7月2日（星期日），案外人陈卫平在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支行（简称天津银行北京城东支行）开设尾号为“1731”的银行卡，当日该账户分2000笔每笔5万元共计存入该1亿元。至同年7月22日之后该账号内资金始有消费支出，并于同年12月15日账户余额清零。该银行卡已于2019年4月10日销户。再审第三人认为，此款系其联系资金方按照原审原告李杰要求，在其指定银行已存入1亿元，并由资金方向银行及原审原告承诺保证此款20日内不取款。原审原告质证认为，其公司在北京有项目招标需要保证金，而非为银行拉存款，事后“我记不得哪天晚上是找来一个人给了我一个半张银行的东西”、“是一个回执什么的”，当时即为此事双方发生争议。本院认为，根据再审第三人提交的该证据及双方质证意见，能够确认再审第三人胡先贵系因为原审原告资金需要，联系资金方在天津银行北京城东支行存入1亿元。 根据上述再审查明事实，原审在原审被告江慧、再审第三人胡先贵缺席情况下，对双方合同及合同履行情况未查明即认定原审被告江慧系合同相对方及再审第三人胡先贵未履行义务与事实不符，应予厘清。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胡先贵是否履行了合同约定；二、江慧是否应承担返还涉案款项的责任。 一、再审第三人胡先贵已履行了合同约定义务。首先，根据上述查明事实及当事人陈述，原审原告李杰与再审第三人胡先贵关于筹措1亿元款项的权利义务系口头约定，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根据原审原告提交的李静的说明、律师函及原审原告陈述，均称涉案1亿元系原审原告在北京项目投资的保证金，原审原告李杰与再审第三人胡先贵的介绍人郝丽娜在证词中称此款系原审原告公司在北京项目的注册资金，所述存在矛盾，且原审原告到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称项目的存在。其次，根据再审第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证明，胡先贵在李静按约定于2016年7月1晚9时许开始向江慧账户打款后，即于次日上午安排资金提供人向指定银行进行存款直至存满1亿元，且存款过程延续一整天，在7月2日上午，资金提供方存款与李静向江慧打款在时间上存在重叠。双方打款时间延续较长，如有异议原审原告可以及时发现并提出异议。且原审原告公司注册地在南京，如果向公司账户注入保证金，在南京亦可完成，无须双方当事人赶至北京银行存款。第三，再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该存款卡号为当日开设，资金到账后保持20日未发生变化，此与胡先贵所述一致。且原审原告亦称收到“半张银行的东西”、“是一个回执什么的”，此与胡先贵所述一致。最后，根据李杰诉称和再审第三人胡先贵述称，在本次筹款后，原审原告又找胡先贵合作帮其筹款并成功，并支付了相关报酬，在支付报酬时并未就前述涉案157万元提出异议。综上，涉案筹资达1亿元，资金所有人从安全考虑，在无安全保障情况下，直接将资金打入原审原告李杰账户或其公司账户存在较大风险，故再审第三人胡先贵关于此1亿元系按原审原告要求在指定银行存款的解释更为合理，且原审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收到“半张银行的东西”、“是一个回执什么的”时提出过异议，应认定胡先贵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审认定再审第三人胡先贵未履行合同义务系事实不清，应予厘清。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审原告在再审第三人胡先贵已履行存款义务的情况下，理应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涉案款项。 二、原审被告江慧不应承担还款责任。首先，根据前述，再审第三人胡先贵已履行了合同约定义务，原审原告理应按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其次，原审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其与胡先贵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其向江慧银行卡打款系根据胡先贵要求，江慧并不是合同相对方，原审原告无权要求江慧返还该款。故原审被告江慧不承担向原审原告返还此款的责任，应驳回原审原告李杰对江慧的诉讼请求。原审判令原审被告江慧向原审原告李杰偿还175万元及其利息的判决错误，应予撤销。 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7）苏0106民初8499号民事判决书； 二、驳回原审原告李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5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21150元，由原审原告李杰负担。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判长  尚贞华 审判员  李义军 审判员  张 璇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