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39422号原告：何敬文，男，1988年6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丰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慧，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杰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东照大厦515号13层第08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4585683176Q。法定代表人：蹇珊珊，董事。被告：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北横街9-19号五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4739724293P。法定代表人：孙国君，董事。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勇，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敬文诉被告广州市杰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度公司）、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佶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敬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慧，被告广州市杰度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敬文诉称，原告于2012年7月1日入职被告永佶公司，岗位为分公司总监。在被告永佶公司的安排下，原告于2014年8月与杰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此后原告一直同时为二被告提供劳动。2019年4月1日，杰度公司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但没有告知理由。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1）被告永佶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为孙国君，杰度公司在2018年3月28日变更前，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同为孙国君；（2）被告永佶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在2016年1月7日变更为曾娇，杰度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从2015年11月13日后同为曾娇；（3）被告永佶公司在2015年时向公安局申报公司内部装修工程，地址是东照大厦第十三层自编1307-08单元楼，其中1308单元是杰度公司的注册地址，而1307单元则是被告永佶公司在2015-2016年年度报告中登记的企业通信地址；（4）2014年-2017年，二被告的年度企业报告中显示的企业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均相同；（5）二被告的经营范围完全相同。直至原告离职前，二被告的办公地点均在东照大厦1307-1308单元。原告的工资也一直是通过公司公账和杨名乐或焦前武的个人账户分二笔发放。而焦前武的账户是二被告公用的对外账户，杨名乐的账户则是被告永佶公司的账户，可见原告的工资是由二被告共同发放的。二被告属于混同用工，应共同承担用人单位的义务，因此原告在二被告处工作年限应当合并计算。原告故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与被告永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8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与被告杰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杰度公司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16860元；3.被告永佶公司与被告杰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广州市杰度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辩称，同意劳动仲裁认定的事实及裁决结果，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永佶公司于2012年7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期限从2012年7月1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止。原告的工作内容为销售。被告杰度公司为原告缴纳了从2014年8月至2019年7月止的社会保险费用。2019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杰度公司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4月11日，原告作为申请人，以二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一、确认原告与永佶公司在2012年7月至2014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杰度公司在2014年8月至2019年4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二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6860元；三、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穗越劳人仲案字[2019]第42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与永佶公司在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杰度公司在2014年7月至2019年4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不服，于2019年8月29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双方提交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认为二被告存在混同用工，因此二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为此原告提交了证据：1.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拟证明从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工资发放同样由被告永佶公司的工作人员杨名乐发放，与2012年的操作一样，并且原告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5490元；2.《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更名通知》，拟证明被告永佶公司在被告杰度公司成立后，对外宣称将更名为被告杰度公司，在更名期间二被告所签署的合同及所发表的文件均有效，二被告的业务混同；3.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书》；4.被告永佶公司出具的《授权书》，证据3、4拟证明被告永佶公司通过转授权的方式把深圳市金立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销售总代理授权给被告杰度公司，从而达到共同经营的目的；5.被告永佶公司2012年12月27日出具《关于公司银行账号变更的通知》；6.被告永佶公司2018年3月1日出具《关于公司银行账号变更通知》；7.被告杰度公司2018年4月8日出具《银行账号变更的通知》；证据5-7拟证明2012年被告永佶公司对外宣称“杨名乐”为其对外账户，“焦前武”为二被告共用的银行账户，二被告之间的财物混同，且二被告通过该二账户向原告支付第二笔工资；8.群邮件，拟证明2013年被告永佶公司通过邮件向员工发送提成表，提成表中显示的名称为杰度公司，原告因相同的业务同时接受二被告的管理；9.微信聊天群及聊天记录，拟证明二被告的工作人员混同；10.被告杰度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1.被告永佶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10、11拟证明二被告工作人员、地址、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均高度一致，且每年变化情况都一样。二被告发表共同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根据银行流水显示，原告的月平均工资为4724.19元，但没有证据证明杨名乐为被告永佶公司代发工资；对证据2-9三性均不确认，因为这些都是复印件或截屏，都不是原件，二被告无法确认；证据10、11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二被告为独立法人，相互没有隶属关系。关于工资数额，原告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每月原告收到两笔款项，一笔为工资，另一笔名为报销费用。报销费用的发放时间是固定的，为每个月的中旬，数额也较为固定，平均每个月为9000元左右。原告多年来从未办理任何报销手续，也从未提供发票，二被告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款项属于报销款，其只是为了逃避义务单方将转账款项备注为报销费用。另外，在2018年9月、2018年11月中焦前武个人账户向原告转发了一笔备注为其他的款项，而这两个月原告并未收到第二笔工资。因此，原告离职前12个月的银行流水实发平均工资13876.51元，再加上证据工资条显示的社保费用个人部分380.68元后合计为15490元，为此，原告提交了证据：1.社保缴费明细表；2.银行流水明细；3.工资条；4.中国民生银行系统内代发代扣成功清单。二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确认，但根据社保缴费明细，2019年4月与被告永佶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杰度公司的劳动时间是2014年7月（具体日期不清楚）至2019年3月31日；对证据2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根据银行流水显示，原告的月平均工资为4724.19元，但没有证据证明杨名乐为被告永佶公司代发工资；对证据3三性不予确认，是原告单方面制作，没有二被告签名或盖章；对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原告要证明杨名乐和焦前武与其发生的资金往来是被告杰度公司向其支付工资，但原告并未证明该二人与其工资单上显示的二人为同一人，也未证明工资单上的二人与其发生的资金往来系被告杰度公司为其支付工资。二被告认为原告的平均工资根据中国民生银行系统内代发代扣成功清单，实发月平均工资为4724.19元，并认为这二人支付款项的不能证明是代表被告杰度公司发放的工资；对社保费用个人部分380.68元确认。被告对于工资的数额计算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告称2018年年中，二被告开始通过各种方式遣散员工，但是二被告在员工离职时承诺给于的补偿均没有兑现。原告意识到有可能拿不到二被告承诺的补偿，故在与被告杰度公司沟通离职补偿问题时，要求被告杰度公司向其出具《离职证明》，为此，原告提交了证据：《离职证明》，于2019年4月5日出具，载明原告系被告杰度公司销售部总监，于2012年7月入职，2019年4月1日离职，正式与被告杰度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有广州市杰度贸易公司人力资源部盖章，原告称该《离职证明》是人事部的职员陈英红出具，双方对离职作出协商，绝对真实，没有伪造情形。二被告发表共同质证意见：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被告杰度公司没有该公章，也无出具过该证明，在劳动仲裁开庭后原告拿出了该证据，证明不应当作为证据，且该《离职证明》的日期是在原告申请劳动仲裁后，被告杰度公司不可能做出该证明。陈英红为公司的出纳，属于财务部，不是人事部职员。本院认为，对于劳动仲裁裁决结果中确认原告与被告永佶公司于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杰度公司于2014年7月至2019年4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对此并无异议，二被告并未不服该劳动仲裁裁决不服并提起诉讼，结合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社保缴费明细表等证据，本院对劳动仲裁该结果予以照准。关于二被告是否混同用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二被告公司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经营范围、企业联系电话、财务负责人员、企业电子邮箱完全一致，法定代表人、企业地址所在地等亦存在高度一致性，二被告具有明显的关联关系，原告提交的《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更名通知》、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书》、被告永佶公司出具的《授权书》、《关于公司银行账号变更的通知》等证据虽为复印件，但各证据内容相互印证，并无明显漏洞。以上证据结合原告提交的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可以盖然性的认定二被告对原告存在混同用工。二被告反驳不存在混同用工行为，但关于二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二被告并未提交相应劳动合同或其他证明加以证明予以明确，因此，本院采纳原告的主张，认定二被告存在关联关系，对原告存在混同用工行为。具有关联关系的二被告应当对劳动者连带承担作为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按照原告在二被告处工作的合并年限计算工作年限。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二被告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离职原因,原告主张其与被告杰度公司作出了关于离职的协商并提交了《离职证明》予以证明，二被告虽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本院采纳原告主张，认定为用人单位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因原告与被告永佶公司于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杰度公司于2014年7月至2019年4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且二被告应当连带承担该合并期间为标准即从2012年7月1日起至2019年4月1日止的经济补偿金。关于原告的月平均工资，原告提交了离职前一年内即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工资发放的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2018年11月份工资核算表、民生银行系统内代发代扣成功清单。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中包含被告杰度公司与焦前武的转账款项，因2018年11月份工资核算表与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的内容相互对应，本院认定该部分作为原告的工资收入。焦前武在每月相对固定的时间向原告支付名为工资的款项，因焦前武的账户与二被告存在关联关系，且而二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焦前武对于原告的转账不属于工资范畴或予以合理解释，为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杰度公司对原告备注为工资的转账款项确认为原告的工资收入。关于焦前武对原告备注为报销的转账，因该转账性质不明且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部分转账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因此本院不予认定该部分转账作为原告工资的一部分。因此，以上认定的工资组成，一并加上社保费用个人部分380.68元，经计算，原告2018年3月至2019年月平均工资取整后为为5442元。综上，二被告应当连带承担原告从2012年7月1日起至2019年4月1日止期间为标准的经济补偿金共计3809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何敬文与被告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何敬文与被告广州市杰度贸易有限公司在2014年7月至2019年4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广州市杰度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38094元。三、驳回原告何敬文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何敬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范卫民人民陪审员  王 琼人民陪审员  李广华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书 记 员  潘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