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刑终1459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建英，女，1972年9月14日生，汉族，文化程度小学，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7年7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王秋福，广东冠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进，男，1981年4月2日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户籍地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住深圳市，因本案于2017年7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欧湘富，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潘文辉，男，1985年2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东省龙门县，住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2017年7月13日被抓获，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李序根，广东广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英，女，1974年5月5日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户籍地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2017年7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指定辩护人黄丽荣，广东鹏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马丽翰，女，1973年2月5日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户籍地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7年7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刘原，广东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车卿卿，男，1987年11月16日生，汉族，文化程度大专，户籍地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7年7月13日刑事拘留，同年8月1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刘微，广东两辞修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刘浪，曾用名刘永列，男，1981年6月23日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7年7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刘煜，广东伟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欧贵林，男，1983年3月10日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7年7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袁建英、刘浪、何进、潘文辉、刘英、欧贵林、马丽翰、车卿卿等犯走私废物罪一案，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8）粤03刑初77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袁建英、何进、潘文辉、刘英、马丽翰、车卿卿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3年开始，被告人袁建英为国内货主在香港取表，并由水某团伙走私入境，再邮寄给货主。被告人刘浪、何进、潘文辉、刘英、欧贵林、马丽翰、车卿卿等人陆续加入到袁建英团伙从事走私手表的活动。其中，袁建英主要通过微信与国内货主及水某团伙联系，确定取货信息，由刘英、马丽翰在香港表行取货，有时还需要代取货款。再由袁建英将取来的手表包装标识好，分派给不同水某团伙走私入境。走私入境后，由何进、潘文辉、欧贵林、车卿卿等人收货分包，再通过顺丰快递发给各个国内货主。具体带工费由袁建英与货主或水某团伙结算。刘浪前期有联系货主和水某结算带工费，期间还负责打包快递手表，后期参与较少。缉私分局开展查缉行为时，共查获涉案580块手表，经计核，偷逃应缴税款人民币882129.7元。经广东广深司法会计鉴定所，对依法提取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带工费对账表、采购手表清单、银行转账记录等整理分析，统计出2015年至案发，袁建英团伙为南阳政钦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和利某公司、刘某1等不同货主走私手表合计25381块。经计核，偷逃应缴税款人民币50873133.39元。其中，被告人袁建英、刘浪应当对全部偷逃税额人民币51755263.09元负责；被告人何进应当对该团伙2016年5月以后偷逃税额人民币44920560.94元负责；被告人潘文辉应对该团伙2016年8月以后偷逃税额人民币42307790.73元负责；被告人刘英应当对该团伙2016年9月以后偷逃税额人民币40751596.97元负责；被告人欧贵林应当对该团伙2016年11月以后偷逃税额人民币32772218.45元负责；被告人马丽翰应对该团伙2017年3月以后偷逃税额人民币ｌ8492042.8元负责；被告人车卿卿应当对该团伙2017年5月以后偷逃税额人民币7277263.29元负责。另查明：经缉私机关侦查，户名为周某的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33）内款项系袁建英团伙用于收取带工费的银行账户。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相关书证、物证、鉴定意见、电子数据、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袁建英、刘浪、何进、潘文辉、刘英、欧贵林、马丽翰、车卿卿等八人逃避海关监管，帮国内货主在香港取表后，又委托水客走私手表入境，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综合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偷逃税额的不同及归案后的认罪态度，在量刑时予以区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袁建英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二百万元；（二）被告人刘浪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三）被告人何进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四）被告人潘文辉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五）被告人刘英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六）被告人欧贵林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七）被告人马丽翰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八）被告人车卿卿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九）对冻结在周某中国建设银行账号62×××33账户中的赃款人民币491447.7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十）对扣押的赃物手表529只依法予以没收，拍卖所得款项上缴国库；（十一）缴获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电脑硬盘、银行卡、账本等作案工具一批，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上诉人袁建英上诉提出：税额从2013年开始计核不符合事实；其只是水客，不参与买卖，原审判决罚金刑过重。上诉人袁建英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袁建英等人偷逃税款50873133.39元的事实缺乏完整证据支持，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剥夺、限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质证辩护权；原审判决据以定罪量刑的《司法鉴定报告》、《检验证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判决袁建英等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袁建英有从犯、自愿认罪认罚、没有前科、主观恶性小、到案后如实交代犯罪经过、主动缴纳罚金等法定、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在查明案件全部实施后对袁建英减轻处罚。上诉人何进上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按各自收货打包的数量进行分别计算，请求二审法院去除其未参与和不应当承担的税额部分，重新计核出真实合理的税额鉴定；其只是一名打工者，主观恶性小，地位作用轻微，是初犯，归案后积极配合调查，原审判决对其量刑畸重、罚金过多。请求对其减轻处罚。上诉人何进的辩护人辩护提出：何进为从犯，认罪态度好，有坦白情节，无前科，是初犯、偶犯，原审判决对其量刑偏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上诉人潘文辉上诉提出：其工作一直都是刘英安排，并不是袁建英安排，原审判决将其认定为与其他被告是共同犯罪不当；由刘英供述可见，刘英与袁建英认识在先，之后刘英才让其到福田口岸帮忙收货，因此其在本案中参与时间一定比刘英短，地位、作用也比刘英小。其他被告人在本案中都身兼数职，而其只是受到刘英指示收取王某、琼姐的手表，交给何进、欧贵林，可见其在本案中的作用最小、偷逃税额是最少的，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是最小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其作出公平的判罚。上诉人潘文辉的辩护人辩护提出：上诉人潘文辉及其辩护人均认可本案定性，然而潘文辉还具有认罪认罚、初犯、偶犯等情节，且相较于刘英，原审判决对潘文辉量刑不公平。请求二审法院对潘文辉予以从轻处罚。上诉人刘英上诉提出：香港表行取表送至上水是合法的，此行为具有完全可替代性；其偶尔携带一块表过关，应认定为水客；其没有参与袁建英走私团伙国内业务的任何环节，且对其运作完全不知情，不应将其认定为袁建英走私团伙中的一员，其不应为该团伙所有走私偷逃税额负责。请求二审法院考虑其家庭负担对其减轻处罚。上诉人刘英的辩护人辩护提出：上诉人刘英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且情节轻微，其基本上没有介入货物偷运过关这一重要环节，其在香港取货的行为对整个走私犯罪的完成作用甚微，原审判决对刘英量刑偏重，请求对其减轻处罚；上诉人马丽翰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上诉人马丽翰和刘英是分开接受袁建英的指令去领取手表，原审判决认定马丽翰涉案金额存在重复计算，造成对其量刑过重；马丽翰归案后如数供述、认罪认罚，在本案中仅起次要、辅助作用，原审判决量刑过重，罚金过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调整。上诉人车卿卿上诉提出：其对袁建英走私手表的事情毫不知情，一直认为她是京东卖家、经营正常的手表交易，其仅是作为朋友帮忙，从未实际收取任何报酬；原审法院对其偷逃税额认定有误，其是初犯、偶犯，参与时间短，原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对其从轻处罚。上诉人车卿卿的辩护人辩护提出：上诉人车卿卿的辩护人辩护提出：车卿卿应仅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其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较小，且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是初犯、偶犯，建议二审根据车卿卿的犯罪情节，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降低罚金金额至伍万元以下。原审被告人刘浪的辩护人辩护提出：涉案手表的真伪不明，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为正品且以正品价格进行涉案金额的认定，事实认定不清；刘浪不应对全部偷逃税额负责，应对其参与的部分负责；袁建英与刘浪系夫妻关系，请求二审法院能够兼顾人情，适当降低对刘浪的量刑。经审理查明：2013年开始，上诉人袁建英为国内货主在香港取表，并由水客团伙走私入境，再邮寄给货主。原审被告人刘浪、欧贵林，上诉人何进、潘文辉、刘英、马丽翰、车卿卿等人陆续加入到袁建英团伙从事走私手表的活动。其中，袁建英主要通过微信与国内货主及水客团伙联系，确定取货信息，由刘英、马丽翰在香港表行取货，有时还需要代取货款。再由袁建英将取来的手表包装标识好，分派给不同水客团伙走私入境。走私入境后，由何进、潘文辉、欧贵林、车卿卿等人收货分包，再通过顺丰快递发给各个国内货主。具体带工费由袁建英与货主或水客团伙结算。刘浪前期有联系货主和水客结算带工费，期间还负责打包快递手表，后期参与较少。缉私分局开展查缉行为时，在袁建英位于深圳市罗湖区龙景花园蟠龙阁128的住所查获了浪琴、伯爵、天梭等品牌手表105块；在福田口岸抓获为袁建英团伙走私手表水客曹某、单某，从两人身上查获手表52块；经查询扣押袁建英团伙关联顺丰快件29件，清点出寄出手表423块，寄回手表ｌ块。经计核，上述580块手表偷逃应缴税款人民币882129.7元。经广东广深司法会计鉴定所，对依法提取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带工费对账表、采购手表清单、银行转账记录等整理分析，统计出2015年至案发，袁建英团伙为南阳政钦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和利鼎天公司、刘某1等不同货主走私手表合计25381块。经计核，偷逃应缴税款人民币50873133.39元。其中，袁建英、刘浪应当对全部偷逃税额人民币51755263.09元负责；何进应当对该团伙2016年5月以后偷逃税额人民币44920560.94元负责；潘文辉应对该团伙2016年8月以后偷逃税额人民币42307790.73元负责；刘英应当对该团伙2016年9月以后偷逃税额人民币40751596.97元负责；欧贵林应当对该团伙2016年11月以后偷逃税额人民币32772218.45元负责；马丽翰应对该团伙2017年3月以后偷逃税额人民币ｌ8492042.8元负责；车卿卿应当对该团伙2017年5月以后偷逃税额人民币7277263.29元负责。另查明：经缉私机关侦查，户名为周某的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33）内款项系袁建英团伙用于收取带工费的银行账户。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一、物证、书证。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2.查获经过、抓获经过：侦查机关于2017年7月13日在深圳市罗湖区龙景花园抓获袁建英、刘浪；在罗湖区沿河北路1003号京基东方都会抓获何进；在罗湖区德兴大厦抓获欧贵林；在罗湖区汇泰大厦抓获车卿卿；在罗湖区罗芳路一冶花园抓获马丽翰；在龙岗区怡芬花园抓获刘英；在龙岗区布吉街道南岭花园抓获潘文辉。3.袁建英、刘浪、刘英、马丽翰、欧贵林、何进、车卿卿、潘文辉的身份材料：证明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基本身份情况。4.海关出具的出入境情况、违法记录等：证明袁建英、马丽翰、刘英、潘文辉在案发期间有频繁的出入境记录。其中袁建英在2007年-2011年期间有6次走私物品入境被海关查获的记录；刘浪在2013年8月1日有走私1只劳力士手表入境被查获的记录；马丽翰在2007年10月和2013年7月有2次走私物品入境被查获的记录；刘英在2008年-2016期间有4次走私物品入境被海关查获的记录；潘文辉在2015年8月有1次走私物品入境被海关查获的记录。5.搜查证及笔录、扣押决定书及清单、扣押笔录：2017年7月13日，侦查机关对袁建英的龙景花园住所进行搜查，现场查获浪琴、伯爵、天梭等品牌手表105块、苹果手机1部、三星手机1部、账本8本、对数单提货单记账便条一批。在刘浪处查获苹果手机1部。对何进的京基东方都会住所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三星手机2部。对欧贵林的德兴大厦住所进行搜查，现场查获华为手机1部、三星笔记本电脑1台、SIM卡1张、笔记本1本。对车卿卿的汇泰大厦住所进行搜查，现场查获苹果手机1部。对马丽翰的一冶花园的住所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三星手机1部、苹果手机1部、银行卡2张、疑似涉案记事本及纸质单证一批。对刘英的中房怡芬花园住处进行搜查，现场查获VIVO手机1部、记账本1本、海关扣留决定书和扣留清单一份、发票一页、记账纸条一批。对潘文辉位于南岭花园的住所进行搜查，现场查获VIVO手机1部，经顺丰公司协助，将涉案在途快件予以扣押，经清点有涉案走私手表424块。对上述物品均依法予以扣押。6.袁建英签字确认的记录账本：袁建英记录其收取货主支付带工费情况，其中裸表根据货主及品牌对应35、50、55、60、75、80、150、200元/只等不同的带工费价格，成套的手表（带包装）的是300元/套。7.银行开户资料及交易明细、协助冻结通知书等：证明经查询分析，周某建行账号62×××33有用于接收账号42×××85（刘某2）、62×××53（刘某2）、62×××27（金某）、62×××63（刘某1）转账，案发后被冻结人民币491447.7元。查询了工商银行账号62×××39（郭某1）开户资料及其与账号62×××27（金某）、62×××43（王某）、62×××63（刘某1）、62×××53（刘某2）、42×××85（刘某2）、62×××22（孙某2）间的交易记录。8.情况说明、涉案手机微信聊天内容打印：证明涉案人员通过手机微信联系走私的情况。9.由孙某1签名确认的原始采购表等：证明涉案手表的经销商、付款时间、品牌、型号、数量、单价HKD、合计HKD、汇率、单价RMB、合计RMB、代工费、代工费合计、平台、备注等详细信息。10.手机号码开户资料及通话清单：证明涉案手机的开户资料及案发前三个月的通话记录情况。11.腾讯公司出具的微信号绑定的手机号资料：证明涉案微信号及与相关手机号绑定的情况。12.顺丰公司出具的关联电话号码寄件记录：证明关联手机号码的寄件记录。13.调取证据通知书、腕表型号声明函等：证明侦查机关向某1表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历峰商业有限公司调取的天梭、浪琴、汉米尔顿、欧米茄、美度、雷达、万国、卡地亚、沛纳海、积家等品牌手表部分型号的详细信息。14.瑞表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手表型号信息及订单来源情况：证明侦查机关向该公司调取了涉案的43块欧米茄牌手表、2134块浪琴牌手表、829块天梭牌手表、62块美度牌手表、3块雷达牌手表的原产地及销售地信息。经查询，以上手表均产自瑞士，除20块天梭手表、58块美度手表和5块浪琴手表信息不详外，其余2988块手表订单来源地均不在中国大陆。15.历峰商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手表型号信息及订单来源地情况：证明侦查机关向某2峰公司调取了涉案4块万国牌手表、7块卡地亚牌手表、1块沛纳海牌手表、1块伯爵牌手表、1块积家牌手表的原产地及销售地信息。经查询，以上手表均非中国大陆地区生产，且原始销售地非面向中国大陆。二、证人证言。1.证人邓某的证言，综合其主要内容如下：我因帮袁建英带手表到深圳被抓。从去年2、3月起我帮袁建英带过三四十次手表入境，每次两块，还雇请多人每人带两块，加起来每次带几十块。有天梭和CK，没包装，用塑料袋包好。我不知道货主是谁，每块表袁建英给我20元代工费。我手下水客不固定，都按数量给带工费。证人邓某在辨认笔录中辨认出袁建英、刘浪。2.证人苏某的证言，综合其主要内容如下：我从2014年12月开始在顺丰新秀分部工作。刘浪是我的客户，他的货基本上都是我接。刘浪开始用刘永列的名字下单，后来改用袁建英，没多久又改用何进或欧贵林。他通过微信下单后，我去龙景花园收件。寄件人有刘浪、何进、袁建英，还有一个男的。他们寄的都是手表。开始每天1-2个，最多不超过5个，2016年底开始每天可以寄到十几个，2017年开始每月能寄到400个左右，都是带盒子的。开始他们在寄件单上注明是“表”，后来是“计时器”或“计算器”。寄件都是到付。证人苏某在辨认笔录中辨认出袁建英、刘浪、欧贵林、何进。3.证人曹某的证言，综合其主要内容如下：证明作为水客帮袁建英带手表到大陆的情况，刘英或者马丽翰在香港派表给我到福田口岸派货给水客，过关后送给袁建英的手下刘浪、何进、“贵林”。有时他们现场把带工费结给我，有时事后袁建英转账给我，每块手表给我人民币25元带工费。带的多是天梭手表，浪琴比较少。手表是用胶带缠住的，没有盒子。证人曹某在辨认笔录中辨认出袁建英、刘浪、刘英、马丽翰、欧贵林、潘文辉、何进等人。4．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其在香港买手表后交给袁建英带进大陆并支付带工费的情况。袁建英通过顺丰快递将手表寄给他。5.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明其从2013年开始在香港采购手表，主要通过袁建英采购、提货，由袁建英找水客将手表走私到深圳后通过快递邮寄给其并由其支付带工费。6.证人孙某1的证言：证明其通过袁建英将在香港购买的手表带进大陆并向她支付带工费的情况。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上诉人袁建英的供述和辩解，综合其主要内容如下：大家叫我“老袁”、“英姐”。2014年我认识了吉米哥，他帮人在香港提表、带表。2016年9月吉米哥把客户交给我做，国内客户向香港定好表后，会发微信告诉我要去香港哪家公司提多少手表，多数客户已经付过货款，部分客户要我们去香港取现金货款交给表商。我安排刘英去香港取表，她是固定取表人，最近二个月我也安排马丽翰取表，他们各做各的，马丽翰做的比较少。取到表后，我就问水客头关某2、曹某能出多少表，让刘英、马丽翰在上水火车站附近把表交给他们。福田口岸带过来的表是交到我家，我收货，有时我安排欧贵林收货，有时候何进也帮我收一下，收完货欧贵林在我家把表包装好再通过顺丰寄出去；罗湖口岸过来的表由车卿卿帮我收货并通过顺丰快递寄出去，他做了二个月。一般一个水客带2块表，贵重的表一带1块。带工费是浪琴每块25-30元，二、三万一只的是40到50元，六七万一只是100元了。国内客户给我带工费是浪琴75元每块，劳力士、万国300元每块。刘英还帮我出一些货，她找人从香港带到深圳，怎么带过来我不知道。刘英从去年9月帮我做事，每天工资300到500港币；马丽翰从今年5月中旬帮我做事，每天工资150到300港币，她一般是下午取一下表，事情比较少；何进从去年10月帮我做事，每月工资3000-5000人民币；欧贵林从去年9月帮我做事，每月工资5000人民币；车卿卿从今年5月帮我收、发货，发一只表给他5元人民币。在我家扣押的105只表中100只是杭州李先生的，是7月10日下午香港货商在上水火车站交给我，80只天梭、20只浪琴，7月11日我在上水交给曹某，他分两批带到深圳。另外5只我没理清是谁的，一只是7月12日晚上我戴在手上从罗湖口岸带过来，四只是我在罗湖口岸从水客处收的。我用周某账号收带工费，还有一些用微信收取。但周某的账号除了带工费外，还有一部分是往香港走私香烟的带工费。周某我朋友，我让他在罗湖开设建行账户由我使用。上海的刘某1、河南的刘某2向该账户打过带工费，北京的孙某1也曾经用王某名字向账号打过带工费，金某名字打的钱我不记得是哪个货主了，要对微信记录才知道。刘某2打的几笔钱是我帮她买奢侈品的。上诉人袁建英在辨认笔录中辨认出欧贵林、刘浪、何进、刘英、马丽翰、车卿卿、徐某、关某1、曹某。2.原审被告人刘浪的供述和辩解，综合其主要内容如下：我微信叫刘浪，注册的手机号是159××××1966，签名是“低调是最好的炫耀”。我老婆袁建英在深圳家里偶尔帮人寄东西赚点钱。我听她说有人从国外寄手表到家，她快递发到国内。一次能赚50到80元人民币，寄货来的人给她钱，怎么给我不清楚。我没有参与她的事。何进、刘英、马丽翰、欧贵林、关某2、曹某是袁建英的朋友，我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在家里没见过快件包裹。刘浪在辨认笔录中辨认出袁建英。3.上诉人刘英的供述和辩解，综合其主要内容如下：我做水客。我认识袁建英有两年了，她认识国内货主，在香港帮他们取手表让水客带到深圳。袁建英去年让我帮她带货，我同意了。开始她叫我每次戴一块表过关交给袁建英或她指定的收货人，给我报酬人民币20元。后来熟悉了她信任我，就叫我去钱庄取港币到香港尖沙咀的手表行交钱取手表拿到上水交给她。每次取货袁建英给我港币100元报酬。我每天帮她带一块手表过关，手表拆了包装，戴着过关就行了。袁建英告诉我把表交给谁，我过关后和接货人联系，接货人有“阿辉”、“桂林”、“仔仔”等人。我介绍潘文辉给袁建英在福田口岸为她收货，都是我通过王某、琼姐带进来的货，每只收取5元带工费。收货后再给何进、“桂林”等人。袁建英或我通知他去福田口岸收货，我在微信里告诉他数量，他收货后交给袁建英或她的人。从2016年8月开始，我每次在香港找袁建英拿一、二十个手表交给王某、琼姐，她们是水客头，每次都能带进来。袁建英给的带工费是不论表价一律每块人民币20元。后来我拿货后派给王某、琼姐，他们再分给水客带进来。如果是我带进来，20元是我的；如果是王某、琼姐带进来，我给他们每块15元，我赚5元。王某、琼姐的钱是我给他们。潘文辉的钱有时是袁建英给，有时袁建英给我转交。每次现金结账，用不着记账。帮袁建英取手表的有马丽翰，潘文辉、欧贵林、何进负责收货，不知道刘浪做什么事情。刘英在辨认笔录中辨认出袁建英、刘浪、马丽翰、欧贵林、何进、车卿卿、潘文辉。4．上诉人马丽翰的供述和辩解，综合其主要内容如下：我是袁建英老乡，认识二十几年了。2017年2月底，她叫我帮她在香港提货，每天报酬3至5百元港币。袁建英安排我取钱、提货。我偶尔到香港找港币兑换店拿港币，大多数是刘英给我港币。然后去铜锣湾、尖沙咀等地的钟表行取表。大部分是没盒子的裸表。我再到上水把手表交给袁建英，有浪琴、天梭、CK等品牌。每次提货少则几只，多则百只，数量不定。提货次数也说不准，有时一天两次，有时可能一周都没有。有时我去仓库帮袁建英派货给水客阿兰，每块表带工费是15元港币，我知道袁建英在香港派货，是否有其他人我不知道。我没为袁建英带表过关，为他做事的还有刘英，也是取港币和到表行取表，我们各提各的。给我的报酬3月不到一万，4、5月每月一万多，6月一万二，都是港币。马丽翰在辨认笔录中辨认出袁建英、刘浪、车卿卿、欧贵林、刘英、何进、车卿卿、潘文辉、郭某2、关某2。5.原审被告人欧贵林的供述和辩解，综合其主要内容如下：2016年10月我开始帮袁建英打包、发快递，打包就是用顺丰快递的泡沫垫包装手表，打电话叫顺丰过来取货。每天我都到袁建英家按她事先标记把货快递出去，发完后袁建英有时会让我去车卿卿家帮忙发递。我和车卿卿偶尔也收快递。袁建英每个月给我5000元。我每个月可以休息四天，我跟车卿卿、何进不能同时休息，我不在就他们发快递。帮袁建英做事的有7人，刘英和马丽翰负责在香港收货，潘文辉负责在国内接货，刘浪、我、车卿卿、何进负责打包、发快递。货是老邓和“二哥”带过来的，老邓送货多一些。袁建英给我们配了工作电话，老邓有货时先通过微信把发给我和车卿卿，等货进到大陆之后，老邓会打我们尚未电话，我和车卿卿谁有空谁就去接货。袁建英告诉我们具体客户名、地址，我们联系顺丰发货。刘浪和何进收其他人带来的货。我和车卿卿是一组，刘浪和何进是一组，我们各收各的、各发各的，具体跟袁建英联系，彼此没什么关系。袁建英不让我们收货款，我们不接触钱。每天发完货我们通过微信把快递单发给袁建英，她自己区分、汇总。国内货主有广州的许小姐、上海的刘某1、河南的郝某1、北京的孙某1和赵某，其他的要看快递单。欧贵林在辨认笔录中辨认出袁建英、刘浪、刘英、马丽翰、车卿卿、何进、车卿卿、潘文辉、关某2、邓某。6.上诉人何进的供述和辩解，综合其主要内容如下：我通过刘浪认识了袁建英。内地客户从香港供应商订购手表，委托袁建英带到深圳快递给他们。袁建英先在香港取货分发给老曹、老二、刘英、小辉及马丽翰等人安排水客带到深圳袁建英住处，四个人带货数量和频率差不多，平均40到70不等（偶尔会有30多块，也会超过70块）。去年5、6月开始，我在袁建英家收货、打包、发货，发货地址是她给我的，主要是手表，每次数量不等，几十只到一百只不等，品牌有天梭、浪琴，偶尔有卡地亚、欧米伽。价格天梭大概3000元，浪琴平均5000-6000元，劳力士大概5、6万元。去年袁建英给我每个月5000元钱，今年三月调到每月6000元。邮寄货物有保价2000-5000元不等，是袁建英要求的。送货人有小辉、老二、老王、曹姓男子、马丽翰，都是裸表。客户有河北的陈某、上海的刘某1、北京的孙某1、赵某、广州的许小姐、河南的郝某2。欧贵林也为袁建英打包、发快递，他还接收老邓的货。刘英是袁建英的分包商，这样的分包商有五家：刘英和小辉是一家、老二是一家、老邓是一家、马丽翰是一家、老曹是一家。他们就是在香港拿货，派给“水客仔”带进关，他们在深圳这边接货，把货收拢之后送到袁建英那里。老邓的货直接给欧贵林，其他四家送到袁建英家。刘浪也转过带工费给水客头。我去前是刘浪打包、发快递，我去后他就不干了。刘浪不拿工资，袁建英给他的钱够他花的。欧贵林是去年10月或11月来的，工资和我一样，只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到6000。在我们被抓前用袁建英的名字发快递发不出去，我猜测可能被调查了，我告诉了袁建英、刘浪、欧贵林，建议他们暂停。当时刘浪说不可能，叫我别乱说。袁建英有点怕，当晚没敢回家，第二天看没事，就没当回事，只叫我们改用我和欧贵林的名字发。在袁建英家查扣的100多块手表应该是头天晚上顺丰快递下班后才送到袁建英家里的，货不是我接收的，估计是马丽翰送来，袁建英接收的。何进在辨认笔录中辨认出袁建英、马丽翰、欧贵林、关某2（老二），曹某（老曹）。7.上诉人车卿卿的供述和辩解，综合其主要内容如下：2017年5月我开始帮袁建英寄快递。我在酒吧上夜班，白天有空，袁建英让我帮她收手表和包装盒并通过顺丰寄出。手表是水客带过来的，包装盒由水客和“桂林”送来。“桂林”是帮袁建英收货、寄快递的人。袁建英每周在我这订一两次包房，我每月可以从她那赚到一万元以上。没想过从她那要工资，我知道“桂林”工资只有6000元。我租住的房子是袁建英推荐给我的，她帮我付了第一个月的租金。她说过她每周至少找我订一两次房。我主要接老邓和刘英的货。“桂林”提前通过微信发给我水客代号和数量，水客打我电话，我在的话就去接货，如果我不在水客就会打电话叫“桂林”去接。如果我们都不在水客就会送给老邓，我或“桂林”再去老邓那拿。刘英的货在罗湖口岸的士站接，每次只有一块表，“桂林”有空就他去接，他没空就我去接。送到我那里的货由“桂林”打包，我帮手，然后由“桂林”送到顺丰快递，货太多的话我就帮他送过去并填写快递单。六月底“桂林”被查过一次，之后由我送货到顺丰，我记得发货地址有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印象较深的是广州的许小姐。水客带给我的手表以CK、天梭为主，浪琴较少，是新的裸表，有些有保修卡。快递开始用袁建英的名字，有时也写我的名字，上个月袁建英说她的名字被顺丰拉黑了，以后寄快递都用我的名字。“桂林”也寄手表，他家有很多盒子，但是没见他寄过。车卿卿在辨认笔录中辨认出袁建英、刘英、欧贵林、关某2（二哥），邓某（老邓）。8.上诉人潘文辉的供述和辩解，综合其主要内容如下：2016年5月，我经刘英介绍认识了袁建英，两个月后我开始帮她在福田口岸收手表。我和刘英是搭档，每次袁建英打电话通知刘英去香港仓库拿货，刘英拿货做好标记交给水客头安排水客带到大陆，水客头在福田口岸收表后交给我。我只收王某和琼姐带来的手表，她们每人每次带20多个手表，我收到手表后交给袁建英、何进或欧贵林，何进和欧贵林是为袁建英打工的，他们把货物也把交给袁建英。带一块表的酬劳是5元人民币，我每月酬劳大概有四、五千元，刘英每隔两三天当面给我报酬，偶尔是袁建英给我。王某和琼姐的带工费一般由袁建英或刘英支付，偶尔她们叫我代给，为袁建英做事的还有刘浪。潘文辉在辨认笔录中辨认出袁建英、刘英、欧贵林和何进。四、鉴定意见。1.检验证书、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涉案手表的外观、构造、材质、型号和表号等情况及价格。2.司法鉴定报告：证明侦查机关通过对涉案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脑调取资料、带工费转账记录等统计出的涉案手表的数量和金额情况。3.海关核税证明书：证明本案走私偷逃海关税款情况、计算依据，核定的偷逃税数额与起诉书指控的数额一致。五、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明侦查机关对扣押的涉案手机和硬盘进行了数据恢复和提取并刻录为光盘。对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袁建英等团伙为不同货主走私手表偷逃税额的计算是从2015年起至案发，并非从2013年开始计核；认定本案偷逃税额的主要依据有《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海关计税说明》等客观证据证实。上诉人袁建英与国内货主及水客团伙联系，雇佣其他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参与走私犯罪活动，是主犯。袁建英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本案《司法鉴定报告》、《检验证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袁建英为从犯等意见经查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参与走私偷逃税额的依据有《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海关计税说明》等客观证据证实，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快递公司发货记录、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予以认定，各上诉人上诉及辩护人辩护所提原审判决对偷逃税额认定有误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根据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在本案中的地位、作用、偷逃税额的不同及归案后的认罪态度，对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在法定幅度内予以区别量刑适当，现各上诉人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原审判决量刑不当的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袁建英、何进、潘文辉、刘英、马丽翰、车卿卿、原审被告人刘浪、欧贵林等八人逃避海关监管，帮国内货主在香港取表后，又委托水客走私手表入境，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袁建英组织并指使其他同案人实施犯罪，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上诉人何进、潘文辉、刘英、马丽翰、车卿卿、原审被告人刘浪、欧贵林受袁建英指使实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为从犯，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原审判决综合上诉人何进、潘文辉、刘英、马丽翰、车卿卿、原审被告人刘浪、欧贵林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偷逃税额的不同及归案后的认罪态度进行量刑适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各上诉人上诉所提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意见经查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莉审判员 陈亦光审判员 黄玉良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丽姗书记员刘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