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2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于彪，男，汉族，1986年5月28日生，住广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用，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树美，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世刚，男，汉族，1974年8月16日生，住广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荣，云南圆合圆（广南）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陈于彪因与被上诉人蒋世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丘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6民初2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9日组织上诉人陈于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用、潘树美，被上诉人蒋世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荣到庭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于彪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于彪的一审诉求；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蒋世刚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9月，陈于彪与蒋世刚合伙做生意，在2019年10月国庆期间，双方合议将共同经营的两个铺面均转给蒋世刚经营，双方结算后由蒋世刚支付70000元给陈于彪，并立下《欠条》为据。双方对上述事实无异议，蒋世刚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仅抗辩其已将70000元结算款支付给陈于彪，理由是《欠条》原件已被其收回。一审法院在蒋世刚认可上述欠款，仅因《欠条》原件在蒋世刚处这一特殊情况（陈于彪已对此作出合理说明），便确信蒋世刚已经支付欠款，而不要求蒋世刚举证证明其支付依据（银行转账凭证或陈于彪的收款收条等依据），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针对案涉《欠条》存于蒋世刚处这一特殊情况，陈于彪已申请立《欠条》时在场的证人杨某出庭对此作了说明，且法庭依职权向另一在场人蒋正生所作的《调查笔录》也能相互印证说明上述情况，同时，结合陈于彪提供的《欠条》照片显示，案涉《欠条》系书写于蒋世刚的整本笔记本内，陈于彪与蒋世刚又是亲戚关系，立《欠条》时又有很多亲朋好友在场，基于信任同时想着有多个在场人，且《欠条》写好后蒋世刚还叫陈于彪拍照保存，因此，陈于彪便未要求蒋世刚将写于笔记本内的《欠条》撕下带走。综合以上三点理由，陈于彪已经对《欠条》存于蒋世刚处作出了合理说明；其次，陈于彪与蒋世刚在《欠条》上明确约定款项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蒋世刚至今未向法庭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支付方式进行过变更，故蒋世刚虽主张其已经履行付款义务却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因此，一审法院在陈于彪已对《欠条》原件存于蒋世刚处作了合理说明的情况下，未进一步要求蒋世刚提供付款凭据，便直接以陈于彪举证不能为由驳回陈于彪的一审诉求，系适用法律错误而引起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综上，陈于彪认为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恳请贵院在依法查明本案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支持陈于彪的上诉请求。蒋世刚答辩称：一、对于“欠条”的问题：1.欠条本身不是一个法律关系，而是民事行为当事人双方或者多方的清算、结算的结果，自身不会独立产生。因此，其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由产生该“欠条”的行为的法律关系所决定。在本案，“欠条”是产生于双方之间的合伙结算，所以，有没有欠款的事实，不是看“欠条”本身，而是看双方合伙结算的结果。2.“欠条”是表示双方或者多方的当事人经清算、结算后，一方当事人欠对方当事人的款项，是一个要式行为，即必须具备书面形式要件，不能凭空想象；3.非原件的“欠条”，不能作为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陈于彪以虚假的“欠条”，是不能证明蒋世刚欠其欠款的事实。二、在本案中双方是因合伙结算而产生的纠纷，双方在2019年10月15日结算清楚并签订结算《协议》。在2019年10月26日陈于彪在众人的见证下向蒋世刚交付所收到的货款8000元；陈于彪主张蒋世刚写下欠条的时间是2019年10月17日，正好就在这一期间，如果蒋世刚当时尚欠其欠款，他当时没有当着众人提出折抵相应金额，是不符合常理的；陈于彪未提交任何证据，仅仅以作出合理说明就说扫描件有法律效力。陈于彪本身就是案件当事人，从其自身利益角度来说明，没有合理性，也无证据支撑。而且，如果陈于彪说欠条未交给陈于彪，那欠条所载的内容就尚未成立，也就是说双方的合伙结算未完成。三、蒋世刚将欠款以现金方式交付陈于彪，陈于彪交还欠条符合常规，陈于彪仅仅以蒋世刚的支付不符合欠条约定的支付方式为由，就否认蒋世刚已经支付的事实，并要求蒋世刚提供已经支付的证据不符合逻辑，不能以一点点的瑕疵来否认实践中正常人都会使用的行为习惯。综上，欠款蒋世刚已经向陈于彪支付；陈于彪主张蒋世刚欠其70000元款项没有事实依据，不能得到支持；一审法院的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陈于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蒋世刚向陈于彪支付店面转让尾款费人民币柒万元整；二、本案诉讼费由蒋世刚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7年9月，陈于彪、蒋世刚一约而同到丘北县合伙做生意，双方根据自己的业务优势，以陈于彪的名义先后申请注册金乐福门业（由陈于彪及其家属负责经营管理）和澳美亚铝材店（由蒋世刚及其家属负责经营管理）。2019年10月国庆期间，双方合议将两个铺面转让给蒋世刚一人经营管理，结算后，应由蒋世刚补给陈于彪柒万元。并当即立下欠条。陈于彪以欠条（原件在蒋世刚处保管）。双方口头约定于10月26日，共同催收到外债并交接清楚后，蒋世刚付给陈于彪那笔柒万元的款项。届时蒋世刚却不守承诺，拒绝付款，之后再次催款时，蒋世刚不认这笔账为由。陈于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蒋世刚向陈于彪支付店面转让尾款费人民币柒万元整；本案诉讼费由蒋世刚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欠条是权利人主张债权的依据。本案中，陈于彪与蒋世刚合伙做生意，蒋世刚出具给陈于彪的欠条，陈于彪主张欠条原件在蒋世刚处，不符合常理。陈于彪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陈于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775元，由陈于彪承担。本院二审期间，陈于彪围绕自己的上诉主张，除一审提交的证据外，在二审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彭某、陈某《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1.蒋世刚与陈于彪达成70000元店铺补款合意后，双方授意杨某代写《欠条》；2.《欠条》系书写于蒋世刚的一本笔记本内，蒋世刚当时说因在场的亲戚朋友多，他不想撕烂笔记本，《欠条》写好后并未撕下交给陈于彪，而是由其保管；3.彭某还看见陈于彪的妻子拿手机拍《欠条》。经质证，蒋世刚对该证据不认可。理由：这两个人与陈于彪有利害关系，彭某系陈于彪的姐夫，陈某是陈于彪堂弟，一审时不出庭作证，了解了一审的情况后才来出庭作证，所以，其证词不客观。本院认为，彭某、陈某的证言与一审中杨某出庭证实的事实相互一致，能够证明涉案《欠条》由杨某书写于蒋世刚的笔记本内，当天，陈于彪未从笔记本上撕下《欠条》原件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接处警登记表》，证明：1.2019年10月26日陈于彪因找蒋世刚索要70000元店铺补偿款未果，双方发生纠纷，陈于彪电话报警处理双方纠纷；2.蒋世刚在一审答辩时陈述，其已经于2019年10月25日将欠陈于彪的70000元店铺补偿款支付给陈于彪，而该接警处警记录显示次日双方还因此发生争执，说明蒋世刚在一审所述为虚假陈述。经质证，蒋世刚对该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陈于彪的证明观点，认为没有关联性。该证据系当天陈于彪交付蒋世刚8000元款项，陈于彪在履行协助收货款时产生的纠纷，与本案70000元的纠纷没有关系，在处警记录上也没有体现70000元的纠纷问题。本院认为，该接处警记录能够证实陈于彪与蒋世刚之间因经济纠纷陈于彪电话报警要求警察予以处置的事实，但是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经济纠纷系涉案的70000元。故对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陈于彪以此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电子银行转账记录》3份，证明：1.陈于彪与蒋世刚经散伙结算后，需由蒋世刚支付给陈于彪的款项，蒋世刚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已形成交易习惯；2.蒋世刚主张其已经向陈于彪现金支付70000元店铺款，不仅不符合双方在《欠条》内约定的支付方式，还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相违背。经质证，蒋世刚对该证据的客观、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观点，双方在合伙期间的经济往来，不仅仅只有转账，还有现金方式，这次转账仅仅是2019年10月15日的转账记录，双方合伙期间绝不是仅有这一天的转款，除了银行转账外，双方的现金支付情况也是存在的。涉及金额大的才是转账，不能证明陈于彪全部是转账的待证观点。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陈于彪与蒋世刚之间存在蒋世刚用手机银行转账给陈于彪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外来人员登记表》，证明：2019年10月25日陈于彪去八道哨收货款。经质证，蒋世刚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时间也看不出是当天，所以不认可，倒过来讲，也只能证明他到过那个地方，并不能证明其4点钟还在那个地方。蒋世刚4点钟交付款项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不认可其证明观点。本院认为，陈于彪提供的该组证据能够证明陈于彪2019年10月25日到丘北县政府收货款，在乡政府门卫处进行登记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蒋世刚围绕自己的答辩意见，除一审提交的证据外，在二审提交如下证据《收款收据》、《瑜顺不锈钢、澳美亚铝材销售单》、《欠条》、《记账单》。证明：蒋世刚和陈于彪一起去收的货款，当时收了20000多元，之后蒋世刚又收了些。2019年10月17-18日蒋世刚去收了新店的货款18000元，在锦屏北门也收了3000多的货款，店附近有家收了9000多元，还有15号-25号10天卖铝材和门的货款120000元左右。以上款项能够证明用于支付所欠陈于彪70000元店面转让尾款的现金是蒋世刚用上述款项支付的事实。经质证，陈于彪对第七、第八本《收款收据》三性不予认可，均为蒋世刚单方记账，没有相对方签字，也说不清楚是收现金还是电子银行或是微信、支付宝转账。对《瑜顺不锈钢、澳美亚铝材》货单的质证意见与上述证据一致。对两份《欠条》三性不予认可，均为复印件，且正好说明蒋世刚未收到货款。对记账单三性不予认可，该记账没有制作者的签字，记账内容不明确，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形式要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能证明蒋世刚的证明观点。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蒋世刚的货物销售和收取货款的情况，但是不能证据蒋世刚已经将70000元店面转让尾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陈于彪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审理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蒋世刚无异议。陈于彪提出如下异议：对一审认定“双方口头约定于10月26日，共同催收到外债并交接清楚后。”的事实有异议，该事实与蒋世刚在一审提交的《协议书》有冲突，事实是陈于彪仅有协助催要款项的义务，并不是共同催收货款。本院认为，根据双方2019年10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一、共同经营的金乐福门业和澳美亚铝材的两个店所有库存归蒋世刚所有，在此（2017年9月到2019年10月15日）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蒋世刚负责收款和偿还。二、陈于彪需协助蒋世刚收陈于彪赊出去的货款。”即陈于彪是协助蒋世刚收取货款。并非一审认定“10月26日，共同催收到外债并交接清楚后。”因此，一审的上述认定无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纠正。陈于彪的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7年9月，陈于彪、蒋世刚合伙经营金乐福门业和澳美亚铝材店。2019年10月15日双方经协商签订《协议书》，约定就双方共同出资经营的金乐福门业和澳美亚铝材，共同财产以及债务分配如下：陈于彪分配所折得财产64.53万元；蒋世刚分配所折得财产151.1540万元。一、共同经营的金乐福门业和澳美亚铝材的两个店所有库存归蒋世刚所有，在此（2017年9月到2019年10月15日）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蒋世刚负责收款和偿还。二、陈于彪需协助蒋世刚收陈于彪赊出去的货款。2017年10月17日双方再次为陈于彪退出合伙事宜进行协商后由蒋世刚向陈于彪出具《欠条》，《欠条》上载明“补款欠陈于彪53262719860528171合计人民币柒万元整（￥70000.00），（事由转店补款的尾款），以转账记录为准！欠款人：蒋世刚532627197408161511；中证人：杨某、蒋正生。”该欠条由杨某代蒋世刚书写于蒋世刚的笔记本内，由陈于彪、蒋世刚自己签字捺印。中介人杨某、蒋正生签字。双方约定待结算清楚后就把《欠条》原件给陈于彪。陈于彪当时仅对《欠条》进行了拍照，未将原件从笔记本上撕下，原件仍由蒋世刚保管，并约定收回货款后由蒋世刚支付给陈于彪。后因蒋世刚未向陈于彪支付70000元店面转让尾款，陈于彪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之诉。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蒋世刚是否向陈于彪支付了70000元的店面转让尾款。陈于彪认为，70000元的店面转让尾款，蒋世刚未予支付，应当承担支付责任。蒋世刚认为，70000元的店面转让尾款，蒋世刚已经现金支付并将《欠条》原件收回销毁，蒋世刚不再承担支付责任。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和双方所举证据综合评判如下：本院认为，本案《欠条》系陈于彪与蒋世刚之间就陈于彪退出合伙，双方就退伙事宜进行结算，由蒋世刚补偿陈于彪店面转让尾款而由蒋世刚出具给陈于彪的债权凭证。蒋世刚主张《欠条》上载明的店面转让尾款，其已经于2019年10月25日在金乐福店里以给付现金的方式支付给了陈于彪，且《欠条》原件在陈于彪交回的情况下已经撕毁。对此，陈于彪则主张蒋世刚未予支付，提供的证据有《欠条》拍照件及证人证言。对仅有拍照件而没有原件的事实，陈于彪陈述因双方系亲戚关系，在双方协议陈于彪退出合伙的当天，由许多亲朋在场并见证，当时欠条是由杨某在蒋世刚的笔记本上写下的。因此，陈于彪没有将欠条撕下，而是拍照保存，并口头约待双方催收货款后，由蒋世刚向陈于彪支付。对于陈于彪的上述主张有一审出庭的证人杨某以及二审提供的证人彭某、陈某的证实。而且从陈于彪提供的拍照件也可以看出，该欠条仍然与笔记本连为一体，未出现撕下或者分离的情况。以上证据可以印证陈于彪所主张的《欠条》原件没有撕下仍然由蒋世刚保管的事实。而蒋世刚主张70000元店面转让尾款已经支付，抗辩理由是因其已经向陈于彪支付了70000元款项后，陈于彪将欠条原件归还后被其销毁，而且是以给付现金的方式向陈于彪支付。关于蒋世刚已经现金支付的问题，蒋世刚陈述因其不想去银行转账，故于2019年10月25日向陈于彪支付现金。对此，陈于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均是银行转账，而且还提供了蒋世刚分三次通过手机银行分别转款50000元共计150000元给陈于彪的证据。并且对于蒋世刚主张的支付日期，陈于彪提供证据证明当天其到八道哨乡政府催收货款，在八道哨乡政府门卫处进行登记的证据。综上，结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支付能力、支付时间等因素，蒋世刚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向陈于彪支付了70000元的店面转让尾款，故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以陈于彪主张的《欠条》原件保管在蒋世刚处不符合常理而驳回陈于彪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陈于彪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丘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6民初2111号民事判决；即“驳回陈于彪的诉讼请求。”二、由蒋世刚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陈于彪支付店面转让尾款70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775元，由蒋世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蒋世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吴 会审判员 陆启慧审判员 张雯静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