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1755号原告：广州花都区共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凤凰北路76号之一1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RM2FXH。法定代表人：刘嘉欣，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声弘，广东真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欣欣，女，1996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雷州市,原告广州花都区共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享酒店管理公司）诉被告李欣欣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共享酒店管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声弘，被告李欣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共享酒店管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广州花都区共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欣欣不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广州花都区共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李欣欣支付2019年9月至10月工资9300元；3、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广州花都区共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李欣欣支付二倍工资差额14150元；4、请求判令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主张其为原告的员工，工作岗位为招商经理，并以原告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为由，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原告认为，被告的主张不具有事实依据，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仅为业务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花劳人仲[2019]2985-2987号仲裁裁决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经营模式为“持有人将其客房或酒店委托给原告，由原告提供整合的客房配套及托管运营服务”。基于该种经营模式，在托管客房数目达到原告管理上限前，原告需要大量人手与房间持有人接洽并促成其与原告的合作。而当托管客房数目达到原告可承受的管理上限后，原告即不再需要大量人手进行该项业务，由此可见该项业务具有阶段性。因此原告选择面向社会委托大量代理人员，通过委托代理方式与代理人员合作，由代理人员负责与房间持有人接洽，代理人员并不属于原告的职员，不需要办理任何入职和离职手续，仅与原告就“接洽房间持有人”这一业务进行合作。本案被告正是原告委托的代理人员，对外以原告的名义与房间持有人接洽并促成持有人与原告的合作。被告从事代理业务前，原告曾组织包括被告在内的业务代理人进行培训。在完成业务代理培训之后，包括被告在内的各业务代理人分别为原告进行业务代理活动，双方并没有建立事实的劳动合同关系。业务代理人的收入取决于其代理业务的提成，若与房间持有人成功接洽并使其与原告达成合作，包括被告的各业务代理人告即可领取相应提成。由此可见，被告的收入完全取决于其业务成交单数，而原告也从未对被告承诺过保底收入，不同于原告职工领取固定工资的收入模式。因此被告仅与原告存在业务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非原告的职员。原告作为管理规范的企业，具有严格完善的员工管理制度，所有员工入职均需签订劳动合同，由原告统一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所有员工需严格按照原告公司内部的《员工手册》进行日常工作，请假、离职均需填写申请，并经由原告管理人员审批。原告各部门工作任务严格依照当月部门排班表进行，且各部门需定时于微信群中汇报工作。即原告的员工均需接受原告严格统一的工作管理。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一）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而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仅为业务上的委托代理关系，被告均不受原告日常管理。被告无需办理原告的入职手续，不受原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约束，可自由支配时间。其次，原告公司内部每日工作安排中不涉及被告等业务代理人，包括被告在内的各业务代理人自由安排代理事项，无需向原告汇报、请假。由此可见，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同时具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的三个条件，因而不能认定被告为原告的员工。由此可见，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综上所述，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12月5日作出的穗花劳人仲[2019]2985-2987号仲裁裁决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与被告李欣欣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无需向其支付2019年9月至10月工资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恳请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12月5日作出的穗花劳人仲[2019]2985-2987号仲裁裁决，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李欣欣辩称，我入职的时候原告口头承诺有底薪，我认为我和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称我上班是时间自由的不属实，我们上班都是按公司的要求正常上下班，需要钉钉打卡考勤，偶尔还要加班。我们的工作内容不止负责收业主的房，还要做后面跟进的工作，客房部有些工作也需要我们帮忙。我们的工资不仅仅是提成，还有底薪，若只按照提成计工资，我们需要收十几个房才有4000多的工资，当初也不会同意入职。经审理查明，共享酒店管理公司主张与李欣欣之间为业务代理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公司无需向李欣欣支付2019年9月至10月的工资，也无需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理由如下：李欣欣的工作内容是招商，即与公寓业主洽谈、拉拢业务并处理一些后续的合同事宜，共享酒店管理公司仅对李欣欣进行粗略的管理，李欣欣的工作时间不固定，由其自己根据业主的时间安排上下班时间，钉钉打卡只是为了便于方便管理、签名报到，工作地点也不在公司，而是在楼盘或业主的小区，收入主要是业绩收入，代理一间房间的费用是200元，没有底薪，李欣欣参加培训的开始时间是2019年7月1日，2019年9月之前均是业务培训，期间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嘉欣的账户为其发放每月3800元的生活补助费，结束代理时间是2019年10月底，但无法确认具体时间，李欣欣2019年9月至10月的代理费为800元（代理4间房），对此公司副总莫镇壕已在2019年10月24日预支1000元报酬给李欣欣。共享酒店管理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1.共享酒店管理公司与杜惠娟、谢金凤、陈虎、谢丽娴签订的劳动合同。2.2019年11月、12月的社会保险费申报个人明细表打印件。3.V级酒店汇员工手册。4.员工请假单、离职申请表、奖罚赔单。5.客服部9月、10月排班表、财务部10月排班表。6.微信群名为“V级管理机密群”的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以上证明拟证明共享酒店管理公司员工均签订了劳动合同、购买了社保，均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和统一管理，而李欣欣不受公司规章制度约束。7.V级酒店汇广州融创文旅城区域项目房量招商委托代理招募工作安排，拟证明李欣欣是招商代理人员。8.补贴/提成支付明细表，拟证明公司转账支付的款项不是工资，而是补贴和招商提成。9.公司副总莫镇壕于2019年10月24日向李欣欣微信转账1000元的记录截图复印件、微信群名为“招商团队沟通群@V级酒店汇”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拟证明李欣欣作为招商代理人没有底薪，只有提成，无须入职公司。李欣欣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没见过，杜惠娟、谢金凤、陈虎、谢丽娴是其他部门的同事；证据2不认可；证据3，没见过；证据4，员工请假单不认可，离职申请表、奖罚赔单认可；证据5，见过该排班表，但不是李欣欣所在部门的排班表，排班表均发到了微信群；证据6有异议，李欣欣不在该群；证据7有异议，从未见过；证据8不认可；证据9，确认莫镇壕于2019年10月24日向李欣欣微信微信转账1000元，但该款是莫镇壕的私人借款，不是工资；对“招商团队沟通群@V级酒店汇”微信群聊天记录不认可。李欣欣主张与共享酒店管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理由如下：李欣欣由公司副总莫镇壕招聘面试，于2019年7月1日入职共享酒店管理公司，双方一直未签订劳动合同，工作部门是招商部，部门领导是莫镇壕、何艳，工作内容是与业主洽谈业务，跟进后期工作，有时也被安排到客服部协助工作，上下班时间、工作内容均是由公司安排，公司会在微信群中发排班表、工作内容和工作量，上下班时间是朝九晚六，需要在钉钉上打卡考勤，公司提供午餐，双方约定入职后3个月内的工资为底薪3800元+全勤200元+提成，提成是按每间房200元计算，工作满3个月转正后的工资是底薪4300元+全勤200元+提成，工资均通过法定代表人刘嘉欣的银行账户发放，当月发放上月工资，已领取2019年7月工资3850元、8月工资4850元，公司还拖欠2019年9月工资4800元（底薪3800元+全勤200元+4间房的业务提成800元）、2019年10月工资4500元（底薪4300元+全勤200元）。李欣欣称离职时间是2019年10月30日，被公司单方解雇。李欣欣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1.转账记录明细详情，显示刘嘉欣于2019年8月20日、9月21日分别向李欣欣转账3850元、4850元，摘要分别为“7月工资”、“8月工资”。2.李欣欣2019年7月至2019年10月的钉钉打卡考勤记录截图。3.李欣欣的工牌。4.李欣欣的徽章押金收据。5.工作微信群聊天记录。共享酒店管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确认，但不能确认刘嘉欣转账款项的性质，公司未委托刘嘉欣支付工资；证据2，由于李欣欣的工作地点主要在楼盘而非在公司，可能是路过公司附近进行的打卡，打卡记录的真实性不能反映李欣欣的实际工作时间及状态；证据3、4、5，不予认可。2019年11月1日，李欣欣、覃梦、欧笑梅到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穗花劳人仲〔2019〕2985-298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确认李欣欣与共享酒店管理公司从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确认欧笑梅与共享酒店管理公司从2019年7月6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确认覃梦与共享酒店管理公司从2019年6月19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共享酒店管理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欧笑梅等3人2019年9月至10月工资：李欣欣9300元、欧笑梅9500元、覃梦12500元。三、共享酒店管理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欧笑梅等3人二倍工资差额：李欣欣14150元、欧笑梅13023元、覃梦19510元。共享酒店管理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收到裁决书，于2020年1月1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李欣欣与共享酒店管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首先，共享酒店管理公司主张与李欣欣是业务代理关系，但其提供的劳动合同、员工手册等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其次，李欣欣上下班均按共享酒店管理公司的要求在钉钉上打卡考勤，共享酒店管理公司也确认对李欣欣进行了一定的管理。第三，共享酒店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嘉欣定期为李欣欣支付工资，公司虽称刘嘉欣支付的款项不是工资，也无公司授权，但共享酒店管理公司对此亦未举证证明，刘嘉欣作为共享酒店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法有权代表公司支付员工工资。第四，根据庭审双方的陈述可以证实，李欣欣从事的洽谈房源业务工作属于共享酒店管理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综上，本院认为，李欣欣与共享酒店管理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李欣欣主张于2019年7月1日入职，于2019年10月30日离职，与共享酒店管理公司陈述的李欣欣开始参加培训的时间、结束代理的时间基本相符，故本院确认李欣欣与共享酒店管理公司从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9月、10月工资的问题。《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李欣欣主张的2019年9月、10月未发工资的数额，与其他月份已收到的工资数额相当，其主张的房间提成数量也与共享酒店管理公司的陈述一致，故本院认可李欣欣的主张，确认其2019年9月的工资为4800元、2019年10月的工资是4500元。共享酒店管理公司主张已通过公司副总莫镇壕向李欣欣预支了工资1000元，李欣欣已确认收到该款项，李欣欣否认该款是预支的工资，但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结合双方的陈述，本院采信共享酒店管理公司的主张，确认该款是共享酒店管理公司预支的工资，应当予以扣减，故共享酒店管理公司还需向李欣欣支付2019年9月、10月的工资共8300元。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共享酒店管理公司没有与李欣欣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依法向李欣欣支付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14150元（4850元+4800元+45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州花都区共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欣欣在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广州花都区共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李欣欣支付2019年9月及2019年10月的工资共8300元；三、原告广州花都区共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李欣欣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4150元；四、驳回原告广州花都区共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缴），由原告广州花都区共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萍人民陪审员  邓丽琼人民陪审员  任识和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冯洁文陈素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