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18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省府路6号。负责人：金颖。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宇，男，199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定县。原审第三人罗应，男，1987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产贵阳分公司）与被上诉人施宇、原审第三人罗应，保险人代为请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4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保财产贵阳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黔0102民初4164号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施宇支付赔偿款483610元；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涉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被上诉人施宇醉酒驾驶导致其与第三人罗应驾驶的车辆相撞，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经上诉人定损，罗应的贵Ａ×××××号车在贵阳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共计产生修车费用68928.0元，拖车费400元，2018年12月6日上诉人向罗应支付了赔款68928.0元。罗应签署《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同意将保险标的一切权益转让给原告，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在本案中，上诉人代位罗应向施宇行使应承担的70%主责部分，应为8529.6元，但上诉人只主张48529.6元。一审法院在核定贵阳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维修结算单时出现了错误，证明维修金额的两张维修单都显示的出单日期是2018年10月24日，进场日期是2018年11月10日，账单编号和账户编号都是一样的，说明是一次维修的结算单，总计金额为69105.48元，另一张进厂日前为2017年12月2日进场的单子在庭审时，上诉人已经表示与车辆修理无关，但是一审法院未要求上诉人进一步说明，而是不顾车辆实际发生修理费的事实，简单机械的作出判决，实在是错误判决。本案是保险人代位求偿案件，应该适用《保险法》第六十条，可是一审未厘清法律关系，在判决中写的是适用《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实在是枉法裁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施宇辩称，修车时间与事故时间有出入，金额有出入。且保险公司从来没有通知过被上诉人修车情况，被上诉人不知情，不同意赔偿。原告人保财产贵阳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施宇向原告支付赔偿款，共计48,369.6元，并从2018年12月7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至款项付清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日00时10分许在南明区南浦路上被告施宇骑电动自行车沿南浦路行驶时，与罗应驾驶的车牌号为贵Ａ×××××的宝马轿车发生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施宇受伤，经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南明区分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施宇负主要责任，第三人罗应负次要责任。罗应驾驶的车牌号为贵Ａ×××××的宝马轿车，于2017年12月27日向原告人保财产贵阳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及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商业保险，车主罗应为投保人、原告人保财产贵阳分公司为车辆保险人。2018年11月28日第三人罗应出具代位求偿承诺书、“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第三人罗应将向被告施宇的赔偿请求权转让给人保财产贵阳分公司。2018年12月6日原告人保财产贵阳分公司向作为贵Ａ×××××的宝马轿车车主的第三人罗应支付了保险赔付款468928元。其后原告基于已向第三人罗应赔付相应的保险款项，遂诉至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人保财产贵阳分公司为证明实际产生的车辆维修费用，提供了由贵阳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维修费用结算单。其中一份结算单记载的出单时间为2018年10月24日13时30分，进厂日期为2018年11月10日，维修费用为69105.48元；另一份结算单记载的出单时间为2017年12月3日15时19分，进厂时间为2017年12月2日，维修费用金额为17240.11元。并提供了维修时的16张照片拟证明贵Ａ×××××的宝马轿车车辆受损的部位和维修部位。以及贵阳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68528元的劳务维修费、交通运输设备汽车配件增值税发票。贵州玖合久汽车救援服务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出具的400元拖车款收款收据。对于两份维修费用结算单中，一份的出单时间为何为2018年10月24日原告陈述称系贵阳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没有修改电脑时间导致。对于两份维修结算单费用的总费用原告称是84946.48元，系因为与修理厂有优惠所以实际的支付的维修费仅68928元，同时，原告也仅主张68928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相应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贵阳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维修费用结算清单，用以证明其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产生维修费用的具体情况，但是，根据两份结算单的出单时间来看一份的出单日期记载为2018年10月24日，进厂日期记载为2018年11月10日；另一个的出单日期记载为2017年12月3日，进厂日期记载为2017年12月2日。虽然原告称系因贵阳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没有修改电脑时间所致，应当以进厂日期为准，但是对于原告所称的出单时间有误系贵阳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没有修改电脑时间所致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佐证；同时，即使根据原告所述应当按进厂日期进行确定，那么从进厂时间记载为2017年12月2日的结算单与进厂时间记载为2018年11月10日的结算单来看，同一车辆不可能是事故发生前进行预先维修，也不太可能基于同一事故进行完全性质不同的两次维修，因此，原告该种说法本身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缺乏相应的因果关系进行连接。且出厂日期为2017年12月2日系事故发生前的日期，所涉及的项目也系车辆保养的内容与本案事故车辆维修内容不相符合。对于原告提供的两份费用清单总费用，原告认为是84,946.48元，只是由于原告方与修理厂有优惠折扣，故而，涉案车辆实际维修的费用仅为68,928元。但是对于原告所述的是否存在修理厂的优惠折扣，原告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同时，根据两份维修结算显示实际金额也并非84,946.48元，而是70,788.31元。因此，原告的投保的涉案车辆实际的车辆维修费用是否产生了68,928元，由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且亦无相应的定损、公估报告等证据进行佐证，一审法院实难认定。另外，对于原告主张的拖车400元，由于原告提供的“收款收据”不是正式发票，因此，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因此，在原告无法证明涉案投保车辆维修的实际费用是其主张费用的前提下，以及被告亦对于原告主张的费用提出异议的双重不利影响下，原告主张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作为支撑，一审法院实难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0元，由原告人保财产贵阳分公司承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贵阳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新出具的结算单及情况说明，结算单载明修车总金额为68,528.53元，进场时间为2018年11月10日；情况说明称，一审的结算单为系统错误所致。被上诉人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二审提交的了案外人的两份结算单，内容矛盾。其中，一审结算单与事故发生时间和理赔数额不符，二审结算单虽一致，但在车牌号和修车项目均相同的情况下，费用却不同，以系统错误为由进行解释，实在无法令人信服。本院认为，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理赔机构，费用的赔偿对其而言是极为重要，理应具有极高的审查义务，但上诉人即未对车辆定损，又在修车费用和时间明显错误的情况下进行理赔，显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使得本院无法相信其理赔的客观、公正性，第三人有权拒绝追偿。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光焰审判员  袁波文审判员  厉文华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法官助理许维杰书记员陈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