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39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胜，男，198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勇，湖北水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中弘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经济开发区伙牌工业园（东莞工业城）R5幢。法定代表人：杨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华，湖北创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万清，男，195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襄州区，系乔玉江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爱英，女，195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襄州区，系乔玉江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8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襄州区，系乔玉江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欣，男，2010年8月8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襄州区，系乔玉江之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甜，女，200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襄州区，系乔玉江之女。被上诉人乔欣、乔甜的法定代理人：张某，乔欣、乔甜之母。上列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东升，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坤，男，199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襄州区。原审被告：张然，男，1986年6月8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审被告：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3号。法定代表人：骆仁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吴胜、襄阳中弘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钢结构公司）与被上诉人乔万清、张爱英、张某、乔欣、乔甜及原审被告赵坤、张然、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电气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6民初6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胜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驳回乔万清、张爱英、张雪梅、乔欣、乔甜对吴胜的诉讼请求；由乔万清、张爱英、张雪梅、乔欣、乔甜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错误，进而作出错误判决，显示公正。其一，吴胜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吴胜与死者乔玉江及本案另三位原审被告赵坤、张然、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中弘钢结构没有水电安装发包、转包业务关系。其二，一审法院认定乔玉江雇请工人的证言不具备证明力。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赔偿数额不公。其一，乔玉江作为有证电工，应当知道高空作业危险性，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承担40%的责任明显过低。其二，乔玉江及其家人生活在农村，家人主要种地为生，认定其母亲及二子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计算没有事实依据，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中弘钢结构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中“第三人襄阳中弘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判项，改判上诉人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将中弘钢结构公司追加为第三人，并判决中弘钢结构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中弘钢结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损害了中弘钢结构的合法权益，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中弘钢结构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原审法院认定中弘钢结构施工工程包括水电安装工程，无任何事实根据和证据证明，系原审法院主观臆断、分析推理而得出的结论，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被上诉人乔万清、张爱英、张雪梅、乔欣、乔甜针对吴胜答辩：第一，吴胜是雇主；第二，原审法院判决乔玉江承担40%的责任；第三，乔玉江自2015年以来在麻城市水运电力公司担任高级电工职位，主要收入来源为城镇，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赔偿。被上诉人乔万清、张爱英、张雪梅、乔欣、乔甜针对中弘钢结构公司答辩：第一，张华、张然有权代表中弘公司，且招投标文件的项目范围中含有水电项目；第二，该水电项目通过张然交由赵坤等人施工；第三，张然负责该水电项目的材料购买工作。原审被告泰和电气公司答辩：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赵坤答辩：同意中弘钢结构公司上诉意见，不同意吴胜上诉请求和理由。原审张然答辩：同意中弘钢结构公司上诉意见，不同意吴胜上诉请求和理由。中弘钢结构公司答辩：本公司认为吴胜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相关证据证明，其上诉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在本案中，吴胜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其上诉。乔万清、张爱英、张雪梅、乔欣、乔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吴胜、赵坤、张然、泰和电气公司，第三人中弘钢结构公司连带赔偿乔万清、张爱英、张雪梅、乔欣、乔甜因乔玉江死亡造成的损失：死亡赔偿金6377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54600元（张爱英141840元、乔万清141840元、乔欣106380元、乔甜53190元）、丧葬费27951.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扣减吴胜、赵坤、张然、泰和电气公司已支付的250000元，还应赔偿820331.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吴胜、赵坤、张然、泰和电气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8月12日，乔玉江在泰和电气公司厂房内施工时摔伤，送3542医院抢救，因重度颅脑损伤抢救无效死亡，该期间的120救护车急救费295元、医疗费3378.26元由吴胜支付。乔玉江系农村居民户籍，其有电工作业操作证，于2015年3月至2018年7月22日在麻城市宏明水电安装有限公司任高级水电技工一职。其父乔万清，1957年10月20日出生。其母张爱英，1958年10月14日出生，患有眼科疾病、糖尿病和高血压，经襄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张爱英的伤残属一级，属完全劳动能力丧失。乔万清、张爱英共育三子女。乔玉江和张某育有一子一女，其女乔甜2004年12月26日出生，其子乔欣2010年8月8日出生。一审法院还认定：2018年8月12日23时9分，乔玉江的工友侯忠仕在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区公安分局牛首派出所（以下简称牛首派出所）接受询问时称，“乔玉江给我打电话说在泰友纸业有点活，喊我过去跟他一起来做，于是我就和乔玉江还有乔玉江喊的另外一个人来到牛首泰友纸业，去了以后我们就在泰友纸业的厂房里面装灯，一直持续到今天”、“今天快下班了，乔玉江上脚手架去卸灯，没有系安全绳”、“是姓吴的一个老板喊的乔玉江去泰友纸业干活，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听口音好像是牛首附近的人，乔玉江直接和这个姓吴的老板接触”。8月13日00时28分，张然到牛首派出所接受询问时称“吴胜是赵坤介绍做工程的一个年轻娃子”、“水电工程之前是一个姓赵的老板在做，但是他没做，水电工程就一直搁置着在，我晓得这个消息后，就给泰友纸业的董总说水电要是没得人做的话，我认识一个人，做活还可以，需要的话给他做。一直到今年7月份的一天，泰友纸业的曹总给我打电话，说董总说你在做水电，让我到厂房现场看一看，我说水电叫小赵在。然后我就给小赵打电话让他回来看看施工现场，应该怎么做。当天下午，小赵就从宜城赶了回来，我们俩一起看了看施工现场，然后我俩就谈了一下该怎么施工，后来我就给小赵说，该怎么搞你就怎么搞，我也不赚你的钱，工程量很小。后来小赵在安排人搞这个工程。过了两天，我就跟泰友纸业的董总说工程小赵在搞，等完工以后，再算多少钱”、“我们和泰友纸业没有合同，口头说的”。8月13日1时03分，吴胜到牛首派出所接受询问时称，“今天下午18时30分许，我从别处赶到泰友纸板厂，到里面的车间内到处看看喊来的工人活做的怎么样，看到我喊来的做电工的工人乔玉江从脚手架上面摔了下来”、“我找老板赵坤借了一万元现金，先垫付了医院的费用3300元”、“我是在别的工地上认识的乔玉江，就是喊他来做泰友纸板厂的电工活，做完了一次性结算工钱”、“喊他做活没有签订合同，是口头上达成协议，口头上喊一下，说好干完活一次性结算工钱”、“乔玉江是我喊来做活的，但是这个活我是从赵坤手上接的活，他让我喊几个人把电工活做一下，他是从一个姓张的老板手中接的这个工程”、“三个安全绳是工地的，不是工人的，他们有没有接受过安全培训我不清楚”。8月12日23时03分，乔玉江工友张金海接受牛首派出所询问时称，“当时乔玉江身上没有系安全带，平时他习惯很好，都系安全带，平时开车都从来不闯红绿灯，今天他爬脚手架的时候没有系安全带，脚手架上面有三个安全带在上面”、“我只知道我们老板姓吴，是个小老板。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电话，因为我和候某是同一天到工厂干活，我是别的老板介绍给的小吴来干活。我们都是口头协议，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保险之类的，都是干活干完了一次性结算工钱”。8月12日23时38分，赵坤接受牛首派出所询问时称，“因为吴胜通过我在泰友纸板厂接了一点水电安装的工程，所以出事了他就先给我打了电话”、“乔玉江应该是在吴胜手下做工的吧，因为我只是给吴胜介绍了这个工程，至于后来的事我都没有参与，关于吴胜请的哪些人在给他做事，我就不知道了”、“我的朋友张然和泰友纸板厂老板认识，因为之前他们在一起谈到说要找个水电工程队来对厂房水电改造，张然问我有没有人在做这块，我就把吴胜介绍给了泰友纸板厂接到了这份水电工程”、“我不知发生事故时候有哪些人在场”。8月25日，襄阳樊城区张营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张营社区居委会）出具《关于乔玉江在泰和电气公司施工期间丧亡一事的处理意见》，载明“由于乔玉江在泰和电气公司新厂房内施工过程不慎摔倒，经抢救无效死亡，张营社区为了维护稳定，化解矛盾，安抚死者家属，要求泰和电气公司必须先行垫付死者丧葬费，后期走司法程序的启动资金，共计200000元整”。泰和电气公司向张营社区居委会给付200000元，张营社区居委会的党委副书记朱天豪出具收条。同日，张雪梅与吴胜、赵坤、张然达成《乔玉江工亡事故处理协议》，载明“一、泰和电气公司、张然、赵坤、吴胜四方于8月25日上午11点前，先行支付乔玉江工亡赔偿金贰拾伍万元（250000.00）。其中，泰和电气公司贰拾万元，张然两万元，赵坤两万元，吴胜壹万元。二、乔玉江工亡赔偿金及四方责任大小以法院裁定为准。根据法院裁定，四方各自承担的工亡赔偿金实行多退少补，并且在法院裁定下达之日15日内执行到位。否则，将依法申请强制执行。”8月26日，乔玉江在襄阳殡仪馆火化，费用2940元，由吴胜支付。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4月，泰和电气公司发布《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3﹟钢结构厂房工程招标文件》，招标范围为本厂房土建部分、钢结构部分等施工图全部内容；投标保证金为可退还的5万元；中标人已联系有资质设计单位出全套正式施工图（包括建筑、结构、水电、消防等），投标人中标后，设计相关费用由中标人承担等。投标单位为张华的《建筑工程定额计价预算书》载明，泰和电气公司3号车间工程总造价1285660.30元，其中序号33、编号补子目001的水电安装工程量2359㎡，单价42元，人工费63686.3元、材料费35381.25元，合价99068元。2019年2月20日、21日，泰和电气公司的董春俊与张华、张然电话确认，张华是张然的父亲，张华代理张然在第三人中弘钢结构公司的《建筑工程定额计价预算书》上签字。2018年4月9日，张华向泰和电气公司转账50000元。4月26日，泰和电气公司作为发包人，第三人中弘钢结构公司作为承包人，双方签订《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3﹟厂房修复施工合同》，董春俊作为泰和电气公司委托代理人签字，张然作为第三人中弘钢结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合同约定：工程名称：泰和电气公司3﹟厂房修复钢结构工程，工程内容：本工程钢结构全部工程，包含广州博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施工图结构、建设图纸；承包范围：见工程内容；含税包干价为700000元，此包干价除合同条款中有明确规定可调整价款的情况下不得调整。合同价款的调整在原投标文件中已有的项目，按本合同包干价格所对应的同等优惠比例进行调整，投标文件未含的项目，费用按合同约定的定额计取，主材由甲方定价，并按与本合同包干价格所对应的同等优惠比例结算；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本合同书、招标文件、招标书及其附件、本合同专用条款、本合同通用条款、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施工图纸、工程主要材料明细表、工程质量保修书，双方有关本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等；本工程不得分包；承包人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为施工场地内自有人员生命财产和施工机械设备办理保险，支付保险费用。5月2日，中弘钢结构公司出具《企业法人委托书》，授权张然担任其代理人，代理权限是泰和电气公司3﹟厂房修复钢结构工程的投标、业务办理、合同签订，有限期截至2018年11月1日，另载明经营范围为钢网架、钢结构、新型彩色钢板屋面结构。2018年5月21日、6月4日，《泰和电气公司钢结构维修费用（增加部分）确认清单》、《工程联系单》对檀条，板材，拆除、运输、清理及吊车，更破损窗子，换、维修、加固、人工，下水管加大、更换等费用进行了确认，董春俊和张然签字。2019年1月15日，张然出具《湖北泰和电气3﹟钢结构修复工程结算清单》，载明“一、合同价：70万元整。二、投标保证金：5万元整。三、维修费用：7.2万元整（不含税）。四、增加梁、柱、天沟共计：56479.55元整（不含税）。五、维修增补合计31715元整（不含税）。”2019年3月28日，泰和电气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泰和电气公司于2018年4月对公司3﹟厂房修复工程进行招标，招标范围包含3﹟厂房土建部分、钢结构部分、水电施工图全部内容。通过我公司评标，中弘钢结构公司中标。该工程整体中标造价110余万元。因我公司制度规定：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大于100万元必须经公司股东会批准。公司股东会有成员长期在国外，且股东之间有纠纷，无法正常召开股东会。为了保证及时修复损坏厂房，不影响生产，因此公司决定与中弘钢结构公司签订70万元的3﹟厂房修复钢结构工程合同，所以当时中弘钢结构公司清楚3﹟厂房旁边1﹟厂房损坏部分修复及本工程水电项目，在该单位进场后会一并作为增补项目由中弘钢结构公司施工。故2018年4月26日与中弘钢结构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时只签订了钢结构的70万元。后续中弘钢结构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实际增加了以上项目施工，以上项目均未再单独签订合同，采用先施工完毕后，施工单位再报我公司负责人签字确认，按合同竣工后办理结算。”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诉讼标的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确定本案受害人乔玉江受雇于何人，其是否在从事雇佣活动时遭受损害，其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无过错以及本案建设工程的发包人、承包人等均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此，一审法院根据案件有关事实和证据评析：受害人乔玉江受雇于何人、其是否在从事雇佣活动时遭受损害，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无过错。本案中，受害方对此并未提出明确主张。但是，由于乔玉江并非为自己从事劳务活动，也非为他人义务帮工，根据证据事实，乔玉江的工友即证人候某、张金海在牛首派出所接受调查询问时分别称“是姓吴的一个老板喊得乔玉江去泰友纸业干活”、“乔玉江直接和这个姓吴的老板接触”；“我只知道我们老板姓吴，是个小老板”、“我是别的老板介绍给的小吴来干活”；被告赵坤在接受牛首派出所调查时称，“因为吴胜通过我在泰友纸板厂接了一点水电安装的工程”、“乔玉江应该是在吴胜手下做工的吧，因为我只是给吴胜介绍了这个工程”、“张然问我有没有人在做这块，我就把吴胜介绍给了泰友纸板厂接到了这份水电工程”；吴胜在接受牛首派出所调查时称，“看到我喊来的做电工的工人乔玉江从脚手架上面摔了下来”、“我是在别的工地上认识的乔玉江，就是喊他来做泰友纸板厂的电工活，做完了一次性结算工钱”、“喊他做活没有签订合同，是口头上达成协议，口头上喊一下，说好干完活一次性结算工钱”、“乔玉江是我喊来做活的”；张然在接受牛首派出所调查时称，“吴胜是赵坤介绍做工程的一个年轻娃子”、“水电工程之前是一个姓赵的老板在做，但是他没做，水电工程就一直搁置着在，我晓得这个消息后，就给泰友纸业的董总说水电要是没得人做的话，我认识一个人，做活还可以，需要的话给他做。一直到今年7月份的一天，泰友纸业的曹总给我打电话，说董总说你在做水电，让我到厂房现场看一看，我说水电叫小赵在。然后我就给小赵打电话让他回来看看施工现场，应该怎么做。当天下午，小赵就从宜城赶了回来，我们俩一起看了看施工现场，然后我俩就谈了一下该怎么施工，后来我就给小赵说，该怎么搞你就怎么搞，我也不赚你的钱，工程量很小。后来小赵在安排人搞这个工程。过了两天，我就跟泰友纸业的董总说工程小赵在搞，等完工以后，再算多少钱”、“我们和泰友纸业没有合同，口头说的”。上述证据事实，可以明确证实，受害人乔玉江向吴胜有偿地提供劳务并接受吴胜的指挥、安排，故其受雇于吴胜，提供对泰和电气公司厂房维修工程中的水电安装的劳务活动。同时，受害人乔玉江与中弘钢结构公司、泰和电气公司之间均无劳动关系的事实也是前述事实的佐证。除上述外，因乔玉江是在从事水电安装工程活动的过程中自己遭受损害，且其作为有电工作业操作证并曾任高级水电技工的人，在施工过程中严重忽视自身安全，高空作业不系安全带，导致其从脚手架上摔落身亡，其自身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二、本案建设工程的发包人、承包人以及其是否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证据事实，泰和电气公司的厂房需要维修，其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将工程交由他人完成，无疑是为发包方。中弘钢结构公司通过订立合同前由张华即张然之父向泰和电气公司递交“投标单位”为张华的《建筑工程定额计价预算书》，由张然作为其代理人与泰和电气公司订立合同，在订立合同后又递交委托书，委托张然为其代理人，授予其对“泰和电气公司3﹟厂房修复钢结构工程的投标、业务办理、合同签订”的代理权限方式承揽了泰和电气公司的相应工程，故中弘钢结构公司是承包方。在泰和电气公司与中弘钢结构公司的书面合同即《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3﹟厂房修复施工合同》中，虽然没有关于水电安装工程的范围，但是，从中弘钢结构公司事后以订立合同，递交委托书正式委托张然为委托代理人，代理“泰和电气公司3﹟厂房修复钢结构工程的投标、业务办理、合同签订”等事宜的事后追认行为看，特别是张华提交的所谓投标文件以及张然通过赵坤将该部分工程交由吴胜承包的行为看，双方发、承包的工程事实上包含水电安装工程。故此，依照前述“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有关解释的规定，泰和电气公司、中弘钢结构公司均应对吴胜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张然将该部分工程交由吴胜的行为系代理中弘钢结构公司的行为，其个人依法不承担对外责任，赵坤因在本案中只是介绍吴胜承包该工程，系居间行为，故其依法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此外，由于泰和电气公司与中弘钢结构公司为连带责任一方，且均为原审被告一方，其与吴胜之间以及两公司之间的责任份额，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评判，各当事人可另行主张。三、关于本案赔偿数额。一审法院认为，乔玉江系农村居民户籍，但于2015年3月以来一直在麻城市宏明水电安装有限公司担任高级水电技工，其主要生活来源于城镇收入，故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赔偿标准予以赔付。张爱英、乔欣、乔甜因乔玉江死亡所遭受的损失为：医疗费3673.26元，丧葬费27951.5元（55903元/年÷12×6个月）、死亡赔偿金877135元（死亡赔偿金：31889元/年×20年计6377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母21276元/年×20年÷4人，女21276元/年×5年÷2人，子21276元/年×10年÷2人，共计239355元），合计908759.76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乔万清、张爱英、张某、乔欣、乔甜诉请超出前述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乔玉江的父亲乔万清虽年满60周岁，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其被抚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施工现场的脚手架上有三个安全带，但乔玉江在施工过程中没有系安全带，导致从脚手架上摔下身亡，其自身存在较大过错，故一审法院确定乔玉江的过错责任比例为40%计363503.9元。扣除乔玉江自己应承担责任后，乔万清、张爱英、张某、乔欣、乔甜的实际损失为545255.86元。同时，因乔玉江的死亡给乔万清、张爱英、张某、乔欣、乔甜的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一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前述损害依法应当由其雇主吴胜赔偿。其中，减去泰和电气公司已垫付的20万元，吴胜已支付的16613.26元（救护车急救费295元+医疗费3378.26元+殡仪馆火化等费用2940元），还余338642.6元，应由吴胜予以赔偿，泰和电气公司与第三人中弘钢结构公司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吴胜赔偿乔万清、张爱英、张某、乔欣、乔甜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38642.6元；二、泰和电气有限公司、中弘钢结构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乔万清、张爱英、张某、乔欣、乔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02元，乔万清、张爱英、张某、乔欣、乔甜负担2301元，吴胜负担2301元。上列应付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逾期支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依法针对二上诉人上诉请求的理由评判。关于吴胜提出赔偿主体及其责任之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受害人乔玉江在泰和电气公司厂房（泰友纸板厂）3#厂房进行电路安装不慎坠地死亡，已无法对其本人核实为何公司或个人提供劳务，但从乔玉江生前的工友候某、张金海在接受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牛首派出所对本起事故的调查询问之内容，结合吴胜在接受该公安派出所调查时自述：“看到我喊来的做电工的工人乔玉江从脚手架上面摔了下来；我是在别的工地上认识的乔玉江，就是喊他来做泰友纸板厂的电工活，做完一次性结算工钱；喊他做活没有签订合同，是口头上达成协议，口头上喊一下，说好干完活一次性结算工钱；乔玉江是我喊来做活”而雇佣乔玉江提供劳务的地点、从事事项、支付报酬方式及协议形式，即可得知吴胜雇佣乔玉江为其提供电工个人劳务而不慎坠地生命受害的事实。所以，吴胜否认其为乔玉江雇主而拒绝承担雇主之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且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吴胜提出责任的比例之问题。本院认为，既然雇员乔玉江受雇主吴胜的指示为其提供劳务，作为雇主吴胜就应尽安全保障义务，并且应现场观察、教育、提醒予以严格监督避免雇佣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伤亡事故的发生，而吴胜的不作为行为明显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确定雇主吴胜对雇员承担乔玉江承提的责任之比为60%，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吴胜提出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标准之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乔玉江户籍登记地为农村居民，但从其提供的其生活在应城市宏明水电安装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至2018年7月22日从事水电工工种一职及逐月工资报酬、居住于该公司职工宿舍的证明来看，一审法院参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标准收入（年）并无不当，与此同时对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予以确定恰当，故吴胜主张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计算乔玉江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中弘钢结构公司提出其非分包人，在本案中不承担连带责任之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中弘钢结构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与泰和电气公司签订3#厂房修复《施工合同》中未标注该厂房的水电安装之内容，但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能够得知该合同中至少已含电安装施工事项，仅为在该合同未详尽体现而已，且亦能得知中弘钢结构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张然已实际代表该公司将该厂房的电路安装施工事项对外分包给无资质的个人吴胜承包：第一，整体钢结构建筑物，属近年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用材的建筑结构工程，在该类结构建筑物安装电线照明设施仍需承建该结构建筑工程一方按设计单位图纸要求进行施工安装，并且从泰和电气公司发布3#厂房招标文件第二页第4.3和中弘钢结构公司对该3#厂房的项目负责人张然之父张华《建筑工程定额计价预算书的单位工程直接表》第3页序号33补子目001，均含该3#厂房“水电工程等”项目，即可印证中弘钢结构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与泰和电气公司签订3#厂房修复的《施工合同》只是未详尽注明水电安装之内容，至少包含安装电线照明施工项目，与此同时若不属整合钢结构工程承设范围内亦会在合同中予以排除，中弘钢结构更不可能成功投标、签约对该厂房整体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第二，从中弘钢结构公司于2018年5月2日为张然签发由其该3#厂房进行投标、业务办理、合同签订及期限至2018年11月1日”中的“业务办理”，不难看出该公司授其权限宽范、自主性较强，亦正处于张然以该3#厂房施工管理负责人身份将电路照明施工业务分包给吴胜承包的职务行为期限内；第三，中弘钢结构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张然于2018年5月21日在与泰和电气公司代表人董春俊签订《工程联系单》内容中“因广州博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图纸”及其于2018年4月26日与泰和电气公司签订的《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3#厂房修复施工合同》第一部分工程内容中：“本工程钢结构全部工程，包含广州博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施工图结构、建施图纸”所指明的设计单位，而泰和电气公司于2018年4月招标书4.3：“中标人已联系有资质设计单位出全套正式施工图（包括建筑、结构、水电、消防等）”中指明招标的“水电”相吻合；第四，依次从当地公安派出所对张然、赵坤、吴胜、侯忠仕、张金海询问时涉及该厂房的“水电工程”及乔玉江身亡的过程，能够甄别中弘钢结构公司项目负责人张然与泰和公司的曹某在电话商谈后，张然将该3#厂房电工程项目对外分包—赵坤介绍—吴胜承包—吴胜雇请乔玉江—乔玉江带领工友侯忠仕、张金海安装电工程—乔玉江在作业时不幸堕落身亡。第五，营业执照许可经营范围，只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其应遵守经营范围之登记，至于经营主体是否严格遵守，还得看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是否超出了登记的生产经营范围，中弘钢结构公司虽于2016年10月14日的《营业执照》中未含水电工程，但并不能说明该公司在实际生产经营时未超出该《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结合该公司于2018年10月22日的《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来看，已申请核发存在水电工程施工，且距张然通过赵坤介绍吴胜承包时的期间较短，以此说明该公司在与泰和电气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签订《湖北泰和电气公司3#厂房修复合同》时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已开展了水电施工的生产经营行为，否则不会申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增加该水电生产经营的范围，亦不会得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登记，中弘钢结构公司即以“2016年10月14日《营业执照》中没有水电安装施工许可而否认承接该厂房电安装工程施工之事实和理由牵强，况且与前述其项目负责人张然对外分包的实际行为不符。所以，中弘钢结构公司上诉请求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判令其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吴胜、中弘钢结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04元，由上诉人吴胜负担4602元、上诉人中弘钢结构公司负担460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定强审判员  柴 勇审判员  杜丹丹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荣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