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辽01执复27号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姜晓松，男，196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浑南区。委托代理人：王长奇，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岳清瑞。复议申请人姜晓松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的（2019）辽0114执异27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执行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姜晓松与被执行人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9年7月28日作出（2019）辽0114执38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姜晓松的执行申请。姜晓松不服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称：第一，原裁定混淆了被执行人的主体。申请人明明是依据生效的债权转让协议申请执行对京冶公司的100万元债权，原裁定却错误地认为申请执行的是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从而导致本案执行行为的根本错误。第二，原裁定掩盖了本案的基本事实：即于洪区法院在启动崔满山案执行程序之前，华盛分公司对京冶公司所持有的债权，已经依法转让给了申请人。转让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成为京冶公司新的债权人的时间为2017年1月17日；而于洪区法院向京冶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时间是2017年2月7日，此时华盛分公司已经没有债权可供执行。原裁定从头到尾不敢涉及这个事实，其目的就是要掩盖为崔满山案执行华盛分公司的错误。至于错误的产生是不是因为京冶公司没有告知转让的事实，则申请人对其内情一无所知。第三，于洪区法院以执行华盛分公司债权的名义扣划京冶公司100万元，并不能撤销或消灭申请人对京冶公司的债权。于洪区法院欲将申请人对京冶公司这100万元债权抵顶华盛分公司的100万元，于理不合，于法无据。第四，申请人请求执行京冶公司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人取得对京冶公司的100万元债权、取代华盛分公司成为京冶公司新的债权人，这是案涉各方均予认可的事实，不存在争议。申请人在该笔债权到期后，依法向法院申请执行，符合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原裁定回避执行京冶公司的请求，强行改换被执行人为华盛分公司，申请人根本不予认可。综上，申请人请求执行的是京冶公司，至于华盛分公司是不是被执行了100万元债权，与申请人请求执行京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如所请。执行法院查明，2018年11月23日，姜晓松依据（2016）辽0114民初1380号民事调解书和与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对京冶公司的到期债权100万元，该院于2019年1月15日以（2019）辽0114执383号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该院对被执行人京冶公司的银行账户予以冻结，京冶公司向该院递交《解除查封冻结申请书》称：姜晓松诉京冶公司追偿权纠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尚未作出判决，且涉案案款已经于2017年8月16日被于洪区人民法院依据（2017）辽0114民初402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扣划。该院于2019年7月28日作出（2019）辽0114执383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上述情况属实，认为姜晓松所享有的到期债权已无法实现，裁定驳回姜晓松的执行申请。姜晓松遂提出此异议。执行法院另查明，京冶公司与华盛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该院于2017年1月6日作出（2016）辽0114民初1380号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为：京冶公司分期给付华盛分公司工程款100万元。2017年1月15日，华盛分公司与姜晓松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华盛分公司将其对京冶公司享有的上述100万元债权转让给姜晓松。协议签订后，华盛分公司向京冶公司邮寄了债权转让通知，该通知于2017年1月19日到达并签收。执行法院再查明，崔满山与华盛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17年1月13日立案，3月9日向华盛分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4月26日作出（2017）辽0114民初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华盛分公司给付崔满山人工费100万元。该案在审理期间，该院依据崔满山的财产保全申请，作出保全裁定，冻结京冶公司应付华盛分公司的工程款100万元，并于2017年2月9日、3月9日分别向京冶公司和华盛分公司送达了保全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两公司未提出异议。该案判决生效后，华盛分公司未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崔满山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7年6月14日以（2017）辽0114执2985号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该院于2017年7月24日向京冶公司下达《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通知其在15日内向该院或申请人崔满山支付对华盛分公司的到期债务100万元，不得向华盛分公司清偿。京冶公司在收到通知书后，未向该院提出异议。该院于2017年8月11日裁定强制执行华盛分公司对京冶公司的到期债权100万元，并于8月16日扣划京冶公司的银行账户存款100万元，于8月22日将此款向申请人崔满山给付，该案执行完毕。执行法院再查明，姜晓松于2017年7月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京冶公司支付欠款100万元。在诉讼过程中姜晓松申请撤诉，该院于同年12月26日作出民事裁定书，准予撤回起诉。执行法院认为，首先，该院（2017）辽0114民初402号民事判决（即崔满山与华盛分公司案件）是生效的民事判决，可以作为崔满山案的执行依据。其次，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501条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该他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利害关系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诉法第227条规定处理。”该院在执行崔满山案件中，依此规定向京冶公司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符合法律规定。京冶公司未对此提出异议，华盛分公司未提出异议，作为利害关系人的姜晓松也未提出异议，因此该院在送达通知15日后，扣划京冶公司款项并未违反法律。关于姜晓松与华盛分公司《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及能否继续执行的问题。协议如果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的，只要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所列的五种情形，均是合法有效的。该院执行局并未审查和确认其协议的效力。但该协议只能约束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并不能对抗第三人，该协议内容并不能成为法院的强制执行依据，该院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仍然是（2016）辽0114民初1380号民事调解书（即京冶公司与华盛分公司案件调解书）。姜晓松作为受让人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只是取代了华盛分公司作为该民事调解书中的权利人，即取得了对该调解书予以强制执行的申请人资格，执行标的仍然是该调解书中确定的100万元债权。由于在姜晓松申请执行前，该债权已被该院另案执行（崔满山案件），所以，该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京冶公司与华盛分公司权利义务关系已不存在，不能继续执行，该院裁定驳回其执行申请并无不当，姜晓松的异议不能成立。执行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辽0114执异27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姜晓松的异议。姜晓松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执行法院（2019）辽0114执异279号执行裁定，改裁对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强制执行。理由为：一、华盛分公司与京冶公司所持有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申请人之后,华盛分公司与京冶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已不存在,原裁定再以崔满山案执行华盛分公司对京冶公司的债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要明确的是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2017年1月19日,债权人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转让给申请人100万元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由债务人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签收之日,债权转让的法律手续完成,华盛分公司与京冶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申请人成为京冶公司新的债权人,这是《合同法》明确规定的,也是原裁定所持的观点:“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京冶公司与华盛分公司权利义务关系已不存在,不能继续执行”。然而,原裁定自相矛盾,针对申请人的请求时,便不顾华盛分公司已无债权的事实,以执行华盛分公司为借口,否定本案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导致原裁定根本错误。其次,原裁定明明知道姜晓松“取代了华盛分公司作为该民事调解书中的权利人”而且知道取代的时间是2017年1月19日,比于洪区法院执行崔满山案早约20天。也就是说原裁定已知华盛分公司丧失了对京冶公司的债权,但还是为崔满山强行执行了所谓的华盛分公司对京冶公司的债权,既罔顾事实,又违背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因此,申请人对京冶公司的债权不可侵犯。第一百二十条: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再次,申请人对京冶公司的债权受法律保护,于洪区法院以执行华盛分公司债权的名义划扣京冶公司100万元,并不能撤销或消灭申请人对京冶公司的债权。原裁定欲将申请人对京冶公司这100万元债权抵顶华盛分公司的100万元,于理不合,于法无据。必须明确指出，申请人申请执行的是京冶公司,崔满山申请执行的是华盛分公司,根本就不是同一被执行人,原裁定混淆被执行人意图掩盖事实真相。二、原裁定断章取义,故意把本案三方的债权转让说成是姜晓松与华盛分公司的合同关系,企图为错误执行崔满山案辩解。原裁定称:姜晓松与华盛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只能约束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并不能对抗第三人,该协议内容并不能成为法院的强制执行依据,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仍然是(2016)辽0114民初1380号民事调解书。原裁定的上述认为有三个根本错误：其一,(2016)辽0114民初1380号民事调解书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依法转让,继续将其作为执行依据是拒不承认该转让的法律效力,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原则。其二,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债权转让不仅是原债权人与受让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还必须通知债务人方能生效,方可完成债权转让这一民事法律行为。原裁定割裂法律关系只拿转让协议说事,必然得出“不能对抗第三人”的错误认识。其三,依据债权转让向人民法院直接申请强制执行,是最高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4号明确指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在进入执行程序前合法转让债权的,债权受让人即权利承受人可以作为申请执行人直接申请执行,无执行法院作出变更申请执行人的裁定。原裁定关于“不能成为法院的强制执行依据”的说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并不相符。三、崔满山案被执行时无人提出执行异议不是申请人的过错,申请人请求执行京冶公司,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裁定称:在执行崔满山案件中,京冶公司、华盛分公司、利害关系人姜晓松均未提出异议。对此,申请人认为,京冶公司、华盛分公司都得到了法院的执行通知,至于他们为何不提异议,中请人管不着,关键是申请人从未得到法院的通知或其他人告知,且案件执行又远在北京,申请人根本不知道情况,要求申请人提出异议没有道理,是强人所难。再者,债权转让后,申请人与华盛分公司已无债权债务关系,法院执行华盛分公司债权,从法律关系上与申请人并无关系,申请人也没有提出执行异议的法律依据。有必要再次强调,申请人在崔满山案执行之前,已取得对京冶公司的100万元债权、成为京冶公司新的债权人,这是涉案各方均予认可的事实,不存在争议。申请人根本不是原裁定所说“取得了对该调解书予以强制执行的申请人资格”,而是率先取得了该调解书确认的债权。申请人在该笔债权到期后,依法向法院申请执行,符合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这一执行请求与华盛分公司已无关系。综上,本案的法律关系已经非常清楚,于洪区法院因崔满山案执行华盛分公司时,华盛分公司已无债权可供执行,继而以执行华盛分公司为名消灭申请人依法取得的100万元债权没有法律依据。华盛分公司是不是被执行了100万元债权,与申请人请求执行京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京冶公司在与华盛分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被执行100万元,又不提出执行异议,自己应该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如所请。本院查明，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与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法院于2017年1月6日作出（2016）辽0114民初138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一、解除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签订的两份《居住、商业4C2标段施工项目之土建劳务分包合同》；二、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撤回向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主张退还多支付的工程款282.02万元的诉讼请求；三、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给付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工程款100万元，于2017年1月20日前给付50万元；2017年3月30日前给付25万元；2017年5月30日前给付25万元；四、原、被告双方无其他纠纷。”2017年1月15日，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甲方）与姜晓松（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其中记载：甲方因欠乙方材料款及因工程施工需要周转资金多次向乙方借款，至2017年1月累计共欠乙方人民币197万元。甲方将持有的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债权10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对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债权100万元。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对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通过中国邮政EMS邮寄方式并于2017年1月19日妥投。姜晓松以律师函（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5日）形式向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主张（2016）辽0114民初1380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债权，后又向北京市海滨区人民法院起诉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滨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1日立案受理，于2017年9月30日向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送达应诉通知书等。后姜晓松申请撤诉，北京市海滨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8）京0108民初371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姜晓松撤回起诉。另查明，姜晓松于2018年11月23日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法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辽0114执383号。执行法院于2019年5月9日对被执行人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采取冻结措施。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向执行法院出具《解除查封冻结申请书》，其中记载：“姜晓松诉申请人追偿权纠纷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尚未作出生效判决。且涉案案款已经于2017年8月16日被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依据（2017）辽0114民初402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扣划100万元。”执行法院于2019年5月17日解除冻结措施。执行法院于2019年7月28日作出（2019）辽0114执383号执行裁定书，其中记载：“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姜晓松与被执行人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中，申请人于2019年1月15日依据其与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对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到期债权人民币一百万元。本院在执行过程中，经审查，上述债权已于2017年被我院（2017）辽0114执2985号执行案件执行，并将执行款以到期债权形式全部给付该案申请人。本案申请人姜晓松所享有的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到期债权已无法实现。”执行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申请人姜晓松的执行申请。又查明，执行法院在审理崔满山与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7年2月7日作出（2017）辽0114民初4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100万元，或通知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停止向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支付工程款人民币100万元。执行法院于2017年2月9日向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送达（2017）辽0114民初402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请其协助停止支付该公司应付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工程款人民币100万元。执行法院于2017年3月9日向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送达（2017）辽0114民初402号民事裁定书。执行法院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2017）辽0114民初40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给付崔满山人工费100万元。执行法院于2017年6月14日对该案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7）辽0114执2985号。2017年7月24日，执行法院向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送达（2017）辽0114执2985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通知其自收到该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该院或崔满山支付对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到期债务100万元，不得向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清偿。如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该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该院提出，若擅自履行造成财产不能追回的，除在已履行的财产范围与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该院还将依法追究妨害执行的法律责任。2017年8月16日，执行法院扣划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银行存款100万元，并于2017年8月18日发放执行款。该案于2017年8月30日结案。本院认为，执行法院在审理崔满山与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7年2月9日向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送达（2017）辽0114民初402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法院在该案执行中又于2017年7月24日向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送达（2017）辽0114执2985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因其均未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故执行法院于2017年8月16日扣划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银行存款100万元的行为并无不当。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盛分公司与姜晓松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具有相对性，不能对抗执行法院的上述执行行为，其应依法通过其他程序解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复议申请人姜晓松的复议申请，维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的（2019）辽0114执异279号执行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史永成审 判 员  郑竹玉代理审判员  高 聪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 记 员  金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