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324民初2165号原告：昆明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80号国联大厦8楼。法定代表人：李雪磊，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飞、蹇大争，云南万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唐老勇，男，1966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被告：罗平县福兴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鲁布革大道47号。法定代表人：唐老勇，总经理。以上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志、蒋小军，云南海泰廌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行，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翠峰东路龙源花园。负责人：朱晓涵，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锐，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行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珊，云南权仲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吴柱花，女，1980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原告昆明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以下简称“昆明小微促进会”）与被告唐老勇、罗平县福兴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平福兴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受理后，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以案涉贷款是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假借该二被告名义实施的“套路贷”为由，申请追加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吴柱花为本案被告，并由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吴柱花对原告诉请的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院追加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吴柱花作为被告参与诉讼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飞、蹇大争，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志、蒋小军，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锐、张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吴柱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6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代偿资金1852421.27元；2.判令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连带支付原告自2016年10月1日起直至还清代偿资金为止的利息（按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7月1日为223555.85元，本息合计2075977.12元；3.本案律师费、公告费、差旅费、邮寄费等由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承担；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6月6日，唐老勇与罗平福兴公司作为共同受信人，与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签署《综合授信合同》，可向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借款200万元。合同约定授信期限为24月，自2014年6月6日至2016年6月6日；授信用途为经营周转；实际发放贷款时贷款年利率不得低于9%，逾期利率为贷款年利率基础上加收50%，违约罚息利率为贷款年利率基础上加收50%。2014年6月6日（庭审中以笔误为由变更为2015年6月2日），民生银行曲靖分行按合同约定向被告发放贷款200万元，执行年利率9%（庭审中以笔误为由变更为7.65%），借款期限为2014年6月6日至2015年6月6日（庭审中以笔误为由变更为2015年6月2日至2016年6月2日）。贷款到期后，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未依合同约定向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偿还本息，原告遂代为偿还了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偿还原告代偿的本金及利息等费用，但均遭到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拒绝。现依法起诉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辩称，1.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确于2014年与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签署过最高授信额度为200万元的《综合授信合同》，但签署时间不是2014年6月6日，而且民生银行曲靖分行也没有依约定向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发放贷款，而是于2014年6月6日14:31:54向唐老勇账户转入200万元的同时（一秒不差），将该200万元划转支付给唐老勇不认识的被告吴柱花。贷款被划转后，经质问银行业务员才得知该笔贷款名义上是划给吴柱花，实际上是在民生银行曲靖分行袁贤正副行长安排下，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利用其掌控唐老勇账户的便利，滥用职权违反《综合授信合同》的约定将贷款划转用于帮助案外人李正魏结清所欠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的贷款。虽然该笔贷款至今没有转回到唐老勇账户，但是在2015年6月2日已结清，原告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该笔贷款已结清是其代偿的结果。因此，民生银行曲靖分行无权要求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偿还该笔贷款，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即使代偿了该笔贷款也无权向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追偿。2.原告在法庭审理的举证质证阶段当庭将诉状所载贷款时间“2014年6月6日”变更为“2015年6月2日”，这是对本案原诉请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实质性变更，虽然原告表面上没有对其诉讼请求作变更，但是变相要求人民法院在另一个合同关系下支持其诉讼请求，剥夺了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对2015年6月2日贷款及原告所主张的担保债权提出抗辩、收集证据的权利。因此，原告变更事实和理由已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已构成一个全新的诉讼，人民法院应裁定予以驳回，由原告另案提起诉讼。同时，从原告主张变更的实质性内容来看，如果原告坚持认为其代偿的是因2015年6月2日贷款所形成的主债务，相对于其变更前的诉讼主张，至少可以确定其在开庭之日前从未就其代偿2015年6月2日贷款的事实向法院主张过权利，那么关于原告代偿2015年6月2日贷款所产生的纠纷诉讼时效就应当从2016年9月30日原告代偿之日起算，至开庭当日（2020年2月25日）原告提出变更主张之日止，因此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已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原告已丧失了胜诉权。3.2014年6月6日《综合授信合同》的借款人为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而2015年6月2日贷款的申请人仅是唐老勇个人，且该笔贷款的《借款支用申请书》未提及2014年《综合授信合同》，所以罗平福兴公司不是2015年6月2日贷款的申请人，也不是2015年6月2日借款合同的适格当事人，原告无权向罗平福兴公司追偿。唐老勇2015年6月2日申请新贷款200万元时，2014年6月6日的200万元贷款还未到期且尚未清偿，所以2015年6月2日的200万元贷款已经超出2014年《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最高额授信额度，不再受该合同的约束。虽然2015年6月2日《借款支用申请书》表明唐老勇申请借款200万元的用途是“经营周转”，但是民生银行曲靖分行未征得唐老勇的同意就将该200万元扣划用于清偿还未到期的唐老勇和罗平福兴公司于2014年6月6日申请的200万元贷款，可见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的两次贷款都没有发放给唐老勇，并且该申请书载明唐老勇自愿提供的担保条件是“小微互助担保基金”，这是唐老勇与民生银行曲靖分行达成的贷款担保的唯一合意，因此，即使原告实际代偿了唐老勇2015年6月2日贷款，其也只能向民生银行曲靖分行主张返还。4.原告所谓的担保和代偿都是虚假的。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没有与民生银行曲靖分行订立书面担保合同，其单方制作并出具《担保确认函》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不存在。原告是昆明市工商业联合会与民生银行联合组建的，其现任会长李雪磊就是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的原行长，昆明小微促进会与民生银行曲靖分行本就是一家人，属利害关系人，所以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对该确认函的当庭认可也不构成合法有效的追认；况且，原告没有自己的财产、没有担保能力，其所谓被扣划资金是其会员交纳的小微企业互助保证金，该资金所有权属于会员，根据原告的章程规定，互助基金只能用于为会员贷款时提供资金质押担保，如果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确实扣划了原告会员基金账户的互助基金，原告要追偿该资金也应当得到互助基金权利人即会员的合法授权。因此，原告在没有自有资金的情况下，“无偿”用会员财产为不是会员且远在罗平的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提供担保并且不用订立任何限制性担保合同，本就不合常理。综上，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不存在，应该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辩称，1.本案涉及的金融借款法律关系真实、合法有效，涉案贷款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已经足额发放到唐老勇指定账户，因此唐老勇与罗平福兴公司应该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2.案涉贷款到期后，民生银行曲靖分行扣划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账户资金偿还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下欠贷款，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3.原告实际履行了代偿义务，依法取得了对债务人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享有的追偿权。被告吴柱花未到庭应诉，也未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状。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方当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被告唐老勇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罗平福兴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第三组：《综合授信合同》，证明：2014年6月6日，唐老勇与罗平福兴公司作为共同受信人，与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签署《综合授信合同》，可向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借款200万元，合同约定授信期限为24个月，自2014年6月6日至2016年6月6日，授信用途为周转经营，实际发放贷款时贷款年利率不得低于7%，逾期利率为贷款年利率基础上加收50%，违约罚息利率为贷款年利率基础上加收50%；合同还就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第四组：《借款支用申请书》，证明：2015年6月2日，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向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申请支用200万元授信额度。第五组：借款凭证，证明：2015年6月2日，民生曲靖分行向被告发放贷款200万元。第六组：《担保确认函》，证明：2015年6月2日，昆明小微促进会对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向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的2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担保确认函》内容为：“兹有曲靖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互助基金成员唐老勇（以下简称“借款人”），身份证号：5303241966××××××××；企业名称：罗平县福兴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1××××7177。客户于2015年6月2日已通过贵行审批，获得借款200万元，现我单位昆明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自愿为上述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第七组：扣款回单，证明：2016年9月30日，民生银行曲靖分行按照双方约定扣划了昆明小微促进会的基金会账户内1852421.27元用于偿还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所欠贷款。经质证，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无异议。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共同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其关联性不认可，因为昆明小微促进会系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无权对外提供担保，也无权从事金融放贷业务，所以其开展的业务属于非法业务，对外提供担保属于非法经营行为，其不具备本案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2.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认可。3.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是《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是“详见编号为个高质字第Z201584540号的《最高额质押合同》”，这是合同中约定的唯一担保方式，贷款2014年就已发放完毕，合同中却出现了2015年的编号，所以贷款合同的时间是后来填写的，并且原告提交的合同原件落款时间是“2014年6月6日”，而复印件只有2014年字样没有“6月6日”的内容，由此有理由怀疑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签订合同时对内容部分是留有空白的。4.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其关联性。原告起诉主张的是2014年6月6日发放的贷款，举证时变更为2015年6月2日申请的信用贷款，这是两个不同的业务，所以此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5.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该笔贷款的执行年利率是7.65%，与合同约定不一致，该借款凭证上所记载的授信合同编号是142012015821602,而唐老勇2014年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的合同编号是942012014009316，两笔借款所涉的《综合授信合同》不是同一合同，所以原告主张的证据和诉讼请求不一致。6.对第六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2014年《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是“详见编号为个高质字第Z201584540号的《最高额质押合同》”，而《担保确认函》反映的是保证行为，且与《借款支用申请书》第六条约定的“本笔贷款的担保方式为小额互助担保基金”相矛盾，该函可以理解为是民生银行曲靖分行错误扣划了原告的资金之后补充的材料，所以才会出现与约定不符的情况。7.对第七组证据扣款回单的“三性”不予认可。理由是：扣款回单是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出具的，其中显示唐老勇2015年6月2日的贷款200万元已经于2016年9月30日全部偿清，但2020年2月12日唐老勇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打印的个人信用报告显示唐老勇现在还有191419元的逾期，该扣款回单和唐老勇个人信用报告记载的内容不一致，说明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和原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提供回单中所载明的编号为602000032的账户扣款明细才能证明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实际从原告账户扣款，因为银行流水是无法更改的，而扣款回单是可以更改的，所以该扣款回单应当属于伪造，不应该作为定案证据。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昆明市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同意成立昆明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的批复》；2.《昆明市民政局关于同意昆明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登记注册的批复》；3.《昆明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会员章程》；4.《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5.昆明小微促进会第一届理事名单；6.昆明小微促进会成立背景和第一次会员大会照片；7.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的登记信息。证明：1.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是由昆明市工商业联合会与民生银行昆明分行共同成立的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其法定代表人李雪磊原为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的行长，原告与民生银行昆明分行及曲靖分行关系密切；2.原告章程所载明的业务范围并不包含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依照担保法第9条的规定，原告作为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对外提供贷款担保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否则应认定担保行为无效；3.原告的章程明确原告只为其会员提供章程规定的服务，并规定了入会的程序，但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在贷款前后均没有向原告提供过入会的相关资料，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并非原告的会员；4.昆明市民政局颁发给原告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限定原告的活动领域为昆明市，禁止超出昆明市范围从事活动，而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的住所均在罗平，属曲靖市辖区，贷款也是在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申请的，因此，因其二被告属地超出昆明市范围而不应被同意为原告的会员，如原告真的为该二被告承担了担保责任，也应该因原告超出活动范围而被认定为无效担保。第二组：唐老勇名下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卡号为62×××35），证明：1.2014年6月5日、6日和2015年6月2日，被告唐老勇与曲靖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发生过互助基金的资金往来，说明贷款担保人不是原告；2.2014年6月6日，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在未经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将200万元贷款支付到吴柱花的银行账户，存在违法放贷行为，至今吴柱花未退还该贷款；3.2015年6月2日，被告唐老勇已还清原告所诉的2014年6月6日贷款，不存在原告代还2014年6月6日贷款的事实。第三组：个人信用报告（明细），证明截止2015年6月2日，2014年6月6日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向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发放的200万元贷款的账户状态为“结清”，原告并没有代偿，所以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依据。第四组：原告在立案时向法院提交并由法院交换给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的证据（与原告方当庭提交的上述对应证据一致）：1.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2.被告唐老勇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罗平福兴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3.《综合授信合同》；4.借款凭证2张（一张为2014年6月6日借款凭证，一张为2015年6月2日借款凭证）；5.扣款回单。证明：原告在起诉时所提交的证据并没有《担保确认函》，其所针对的是2014年6月6日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及2014年6月6日发放的那笔贷款，不涉及2015年6月2日的贷款；原告当庭提交的《担保确认函》是其为了达到起诉之目的而单方制作的。经质证，原告方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1.对第一组1-5份证据的“三性”认可；对第6、7份证据的“三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原告确实是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促进会的资金所有权人也是所有基金会员，但为了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原告在昆明市工商联以及民政局领导下开展业务，可以为包括曲靖市范围内的会员提供担保，被告所说原告无担保资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并不存在无效的担保情形。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是曲靖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的会员，2014年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给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发放的贷款与本案没有实质关系，原告提供的确认函是为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在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的2015年6月2日贷款提供担保而不是为2014年贷款提供担保，至于2014年的贷款状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个人信用报告所载逾期的情况与本案没有实质关联性。4.第四组证据是我方庭前提交的，但我方已经重新提交了证据，庭前提交的证据只是多了一份2014年6月6日的借款凭证。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的质证意见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唐老勇和罗平福兴公司是本案原告提供担保的合法主体范围，昆明小微促进会的章程是说以昆明市为主要服务范围而不是唯一，本案债务人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签订的合同已经确定案涉贷款享受小微企业互助基金担保，即认可债务人案涉贷款享受民生银行与小微促进基金之间针对微型企业提供的金融优惠政策，因此本案的债务人应当作为昆明小微促进会的服务范围。根据担保法第13条规定，担保合同由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签署即可成立，债务人的参与或认可并非保证合同成立或生效的必要条件，本案中原告对案涉贷款履行担保代偿是基于其向民生银行曲靖分行作出的承诺，并且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对该意思表示予以认可，并实际扣划了昆明小微促进会的资金代偿案涉债务，因此双方之间的担保关系是合法有效的。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认可账户上已经收到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发放的两笔200万元贷款，其中2014年6月6日的贷款是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基于债务人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在《借款支用申请书》中对受托支付的明确约定将款项划转至吴柱花账户的，所以民生银行曲靖分行2014年6月6日发放贷款的行为符合双方约定。3.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该信用报告所显示的数据变更与本案中民生银行曲靖分行通过扣划原告账户资金代偿的事实相符合，因此本案中的代偿行为是具有事实基础并且合法有效的。4.对第四组证据无异议，但2015年6月2日借款凭证上的授信合同编号显示的数字字符142012015821602为系统笔误，该部分字符本应是与该借款凭证编号14201201582160201一致的，但因受限于字符总数设定而少了最后两位数“01”，事实上两次贷款总的就是一份《综合授信合同》。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营业执照复印件；2.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的基本信息。第二组：1.唐老勇身份证复印件；2.股东会决议书；3.《综合授信合同》；4.面签照片；5.《借款支付申请书》2份；6.借款凭证2份；7.户名为唐老勇的个人账户对账单1份。证明：1.唐老勇及罗平福兴公司向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申请贷款，双方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最高授信额度200万元，该合同还对借款支用、支付方式、期限、借款利率、逾期利息、违约责任等予以约定；2.唐老勇及罗平福兴公司向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分别两次申请支用借款200万元，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均已按约将贷款发放到唐老勇账户的事实；3.本案中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申请的两笔贷款所对应的基础合同为同一个《综合授信合同》，其中2015年6月2日的贷款是借新还旧用于偿还2014年6月6日的贷款，并且个人账户对账单内容与唐老勇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内容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在两笔贷款发放后唐老勇与多家开户银行之间存在款项往来，并存在多笔消费性支出且有大量的还款记录，因此该账户应视为唐老勇实际支配和使用，并不存在民生银行曲靖分行操控唐老勇账户违规将贷款划到他人账户的情况。第三组：还款明细，证明案涉贷款到期后，唐老勇及罗平福兴公司未按约还款，民生银行曲靖分行于2016年9月30日扣划昆明小微促进会互助基金会账户资金1853421.27元偿还贷款本金的事实。第四组：《担保确认函》（庭审时原件在原告方持有，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将其作为证据使用），证明原告自愿为案涉贷款提供担保。经质证，原告方无异议。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共同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1.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涉及2015年6月2日的《借款支用申请书》、借款凭证和个人账户对账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①对2014年6月6日借款凭证上的执行行为不予认可，因为吴柱花并非唐老勇指定的收款人，唐老勇没有实际用到该笔200万元借款，该200万元进入唐老勇账户后又划到了吴柱花账户，同一时间到达和转出说明民生银行可以操纵唐老勇的账户，所以对该借款凭证的合法性不认可；②2015年6月2日借款凭证记载的合同编号是142012015821602，而2014年《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942012014009316，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合同，原告方及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混淆视听，把2014年6月6日的合同与2015年6月2日的合同混淆在一起；③唐老勇和罗平福兴公司2014年6月6日贷款时200万元的授信额度已经一次性用完，唐老勇还完200万元后，2014年的合同就应该已履行完毕，而2015年6月2日的贷款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用于借新还旧的，所以不认可民生银行曲靖分行所说的此账户只有唐老勇个人能操作；④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对民生银行曲靖分行2015年6月2日的贷款享有抗辩权，民生银行曲靖分行擅自扣划该笔贷款以偿还之前2014年6月6日的贷款，不符合唐老勇的贷款意图，并且2014年6月6日的贷款是有争议的。3.对第三组证据还款明细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2015年6月2日的贷款唐老勇是以互助基金提供担保的，并没有约定由原告提供保证担保。4.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不认可，因为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在开庭前准备提交的证据清单中没有《担保确认函》，该《担保确认函》是其代理人见到原告提交的证据后才用手写的方式补充在清单中作为证据的。被告吴柱花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原、被告各方提供的证据，除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提供的第一组第6项、第7项证据来源不符合法律规定，及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和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提供的《担保确认函》不能确认是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在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2016年9月30日扣款前出具的，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定，本院不予采信外，其余证据能够相互吻合，可以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被告唐老勇作为“受信人/借款人”（甲方），被告罗平福兴公司作为“共同受信人/借款人”（甲方），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作为“授信人/贷款人”（乙方），共同签署了一份《综合授信合同》。该合同约定：本合同适用共同受信模式；共同受信模式是指个人与其控制的小微企业作为共同受信人使用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模式；本合同最高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24个月，自2014年6月6日至2016年6月6日，上述额度内提用的授信应当在额度期限内提用并清偿；在授信有效期限内，授信提用人可向乙方申请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200万元；本合同项下的额度由甲方作为授信提用人使用；授信用途为经营周转；本合同项下每笔借款的利率及利率调整方式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并约定在适用的具体业务合同或具体业务申请书中，但该利率标准不得低于7%；授信提用人应当在乙方开立贷款账户及还款账户，具体以《借款支用申请书》中乙方确认的账户信息为准；为担保本合同项下乙方债权能得到清偿，采取如下担保：详见编号为个高质字第Z201584540号的《最高额质押合同》；任一授信提用人与乙方在本合同项下发生具体业务时，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及任一授信提用人另行提供除本合同之外的担保。2014年6月6日，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签署《借款支用申请书》，申请借款200万元。该申请书载明：申请人为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贷款发放及还款账户的户名为唐老勇，账号为62×××35；借款用途为经营周转；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4年6月6日至2015年6月6日；支付方式为受托支付，申请人／企业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委托民生银行将申请借款金额支付至户名为吴柱花、账号为62×××02的账户；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每月还款日为21日；本笔贷款的担保方式选项包括抵押、质押、保证、小微互助担保基金、信用及其他，选定的担保方式为“小微互助担保基金”。当日，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将200万元借款支付至唐老勇名下的62×××35号账户后，即时将该200万元转至被告吴柱花名下的62×××02号账户。借款后，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按月支付利息至2015年6月2日。2015年6月2日，被告唐老勇签署《借款支用申请书》向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借款200万元。该申请书载明：借款申请人为唐老勇；贷款发放及还款账户的户名为唐老勇，账号为62×××35；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5年6月2日至2016年6月2日；借款用途为经营周转；支付方式为自主支付；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每月还款日为21日；本笔贷款的担保方式选项包括抵押、质押、保证、小微互助担保基金、信用及其他，选定的担保方式为“小微互助担保基金”。当日，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将200万元借款支付至唐老勇名下的62×××35号账户后，即时将该200万元扣划用于偿还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2014年6月6日所借的200万元本金。该笔借款的借款凭证载明的借款期限起始日和到期日分别为2015年6月2日和2016年6月2日，执行年利率7.65%，借款人唐老勇，借款合同或授信合同编号142012015821602，借款金额200万元。上述2015年6月2日贷款发放后，被告唐老勇正常支付了2015年6月、7月、8月和2016年1月的利息。期间，因唐老勇未支付其他到期利息，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于2015年12月23日从曲靖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账户扣款52421.27元以偿还该笔贷款的到期利息和罚息。借款到期后，被告唐老勇未清偿借款本息，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于2016年6月23日又从曲靖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账户扣款147578.73元用于偿还该笔贷款本金。2016年9月30日，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从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账户扣款1852421.27元，以偿还该笔贷款本金。另查明，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是2013年5月2日经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其章程第二条规定，促进会是由在昆明市境内依法成立的各类企业法人和个体工商户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是工商联的基层组织；第六条规定，促进会以当地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在协助当地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需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解决其各类非融资需求；第八条规定，申请加入促进会的会员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企业会员具有昆明市境内合法的企业法人和个体工商户身份。昆明小微促进会第一届理事包括民生银行昆明分行副行长等多名民生银行人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表示针对其诉讼请求不要求本院追加的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吴柱花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本案是追偿权纠纷，所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是否为案涉贷款提供了保证担保，其是否有权向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追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从形式上看，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从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的账户扣款以偿还案涉贷款，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也当庭提交了《担保确认函》，在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即可认定昆明小微促进会与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的保证合同成立且昆明小微促进会履行了承担保证责任的义务。但是，本案中，1.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与民生银行是关联单位，二者之间具有利害关系，而在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不是昆明小微促进会会员，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二被告要求或者知道昆明小微促进会为其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情形下，昆明小微促进会不能对其为该二被告向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原因及如何介入等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且昆明小微促进会与民生银行曲靖分行也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二者向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披露过昆明小微促进会为案涉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事实；2.在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与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等相关借贷资料中没有提及昆明小微促进会，昆明小微促进会提起本案诉讼时所提交的证据清单中也没有作为可以确认保证合同成立的关键性证据即《担保确认函》，因此不能确认该《担保确认函》是在唐老勇2015年6月2日申请贷款后民生银行曲靖分行2017年9月30日从昆明小微促进会账户扣款前，昆明小微促进会单方向民生银行曲靖分行出具的；3.民生银行曲靖分行除了从昆明小微促进会扣款外，还从曲靖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扣款以偿还唐老勇2015年6月2日申请的贷款，而昆明小微促进会和民生银行曲靖分行不能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说明；4.2014年《综合授信合同》中明确约定的担保是“详见编号为个高质字第Z201584540号的《最高额质押合同》”，没有关于保证担保的约定，而2015年6月2日贷款的《借款支用申请书》中包含有保证等多种担保方式，但当事人选定的担保方式只是“小微互助担保基金”，明确排除了保证担保方式；5.昆明小微促进会2017年9月30日即被扣款1852421.27元，但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其在扣款后至2019年7月12日起诉前将近两年的期间向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主张过权利，此情形不符合常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昆明小微促进会主张向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追偿，除了需要证明自己实际代偿了案涉贷款外，还应当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为案涉贷款提供了保证担保，但综合考查以上因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向被告民生银行曲靖分行贷款所形成的债务提供了保证担保，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认为原告变更案件的事实和理由已构成一个全新的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起诉时提交并由本院交换给被告唐老勇、罗平福兴公司的证据中包含有涉及2015年6月2日贷款的《借款支用申请书》、借款凭证、扣款回单，并且扣款回单明确指向的贷款就是案涉的2015年6月2日贷款，故该二被告的此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昆明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08元，由原告昆明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稳良人民陪审员  田绍华人民陪审员  王进高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 记 员  李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