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4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印君，女，195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岳刚，男，1958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系张印君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营业场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11、12层。 负责人：胡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明，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郎淑俊，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永康市耀弘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长城工业基地铜陵西路47号。 法定代表人：应璐。 原审被告：永康市大众电器厂，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铜陵西路47号第一幢。 投资人：应广济。 原审被告：永康市下里溪五金配件厂，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下里溪。 经营者：王庭军，个体工商户，男，汉族，1970年9月18日出生，住浙江省永康市。 原审被告：章伟琴，女，197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上诉人张印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浙江分公司）及原审被告永康市耀弘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弘工贸公司）、永康市大众电器厂（以下简称大众电器厂）、永康市下里溪五金配件厂（以下简称五金配件厂）、章伟琴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1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印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无视“民事服务刑事”和“一事不二判”的司法原则，在刑事追偿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仍对张印君进行民事追偿判决，不公平、不合理，容易引起债务清偿的混乱。二、永康市人民法院（2017）0784刑初71号刑事判决认定的王庭军、浙江军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诚公司）骗取票据承兑罪的事实就是本案民事诉讼中的事实。本案平安银行杭州分行的出借款项在生效刑事判决中已得到完整评价，即本案借款担保合同事实为军诚公司、王庭军犯罪事实的一部分，相应合同的签订系犯罪手段之一。本案贷款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法律规定，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应认定无效，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中，平安银行不认真审查信贷资料，存在重大过错，张印君无过错或极少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或承担极少责任。三、关于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本案登记的抵押权为400万元，权利人应当在不动产登记的最高额抵押债权数额内行使，即登记债权400万元以外的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应由张印君承担。四、一审判决错误，一审诉讼费应由信达浙江分公司或其他原审被告承担。二审诉讼费应按责任大小分担，信达浙江分公司承担五分之四，张印君承担四分之一。 信达浙江分公司答辩称：一、平安银行杭州分行系正常的放贷手续，办理本案的贷款业务，张印君未提供证据证明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存在过错。首先，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4刑初71号刑事判决书确认军诚公司和王庭军以欺诈手段骗取银行贷款，该判决并没有说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存在过错。相反，该判决表明，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属于被欺诈一方，因欺诈遭受了重大损失。其次，根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平安银行杭州分行是在担保人提供担保的前提下与主债务人签订贷款合同，平安银行杭州分行按照正常的贷款手续办理本案的贷款业务，张印君主**安银行杭州分行在放贷中存在过错，并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案涉综合授信合同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合法有效。首先，刑事判决已经确认，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属于被欺诈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其对借款合同有撤销权，但并没有行使撤销权，因此受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以及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均合法有效。案涉合同也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事由。刑事判决认定军诚公司与王庭军通过诈骗签订了合同，该合同本身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本案为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与刑事判决涉及的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规定，当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或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的，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与张印君签订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张印君以其自有的永康市江南金胜路90弄五号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清单上黑体字部分写明对以上陈述抵押人保证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如因陈述不实或重大遗漏，导致抵押无效等情形，致使主债权人权利受损害的，抵押人对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张印君已经在抵押、担保合同上签字并按手印，且双方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说明抵押担保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是合法有效。三、本案抵押物的担保范围应包括债权本金4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首先，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看，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已经约定了担保范围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同时抵押登记证书上也载明了债权数额为4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包括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担保的范围，因此债权数额和担保范围属于他项权证中应当登记的，两项内容并非同一概念，不能因为抵押登记证书上记载的债权数额为400万元就认定抵押担保范围不包括利息、复利、罚息及适用债权的费用。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确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八条，人民法院应以合同约定认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证据，请求驳回张印君的上诉请求。 耀弘工贸公司、大众电器厂、五金配件厂、章伟琴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信达浙江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耀弘工贸公司、大众电器厂、五金配件厂、章伟琴对借款人军诚公司未归还信达浙江分公司的借款本金9859802.83元及相应的利息、复利和罚息840137.36元（暂计算至2015年1月22日，此后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暂合计10699940.19元；2.判令信达浙江分公司对张印君所有的坐落于永康市的房地产（房权证号永康房权证江南字第××号，房他证字第××号）在借款本金40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耀弘工贸公司、大众电器厂、五金配件厂、章伟琴、张印君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3年5月30日，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与军诚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平银杭分业拓四综字20130529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约定：平安银行杭州分行授予军诚公司4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自2013年5月30日至2014年5月29日，本授信额度的授信方式包括贷款、拆借、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保理、担保、贷款承诺、开立信用证等。2013年5月30日，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与耀弘工贸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平银杭分业杭四额保字20130529第001-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耀弘工贸公司为平银杭分业拓四综字20130529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军诚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4500万元中的人民币10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013年5月30日，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与大众电器厂签订合同编号为平银杭分业拓四额保字20130529第001-2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大众电器厂为平银杭分业拓四综字20130529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军诚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4500万元中的人民币1000万元整，以及相应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013年5月30日，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与五金配件厂签订合同编号为平银杭分业拓四额保字20130529第001-3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五金配件厂为平银杭分业拓四综字20130529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军诚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人民币4500万元中的人民币10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013年5月30日，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与王庭军、章伟琴签订合同编号为平银杭分业拓四额保字20130529第001-4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王庭军、章伟琴为平银杭分业拓四综字20130529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军诚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4500万元中的人民币1000万元整，以及相应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013年5月30日，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与张印君签订合同编号为平银杭分业拓四额抵字20130529第001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被告张印君以其所有的坐落于永康市的房地产（房权证编号：永康房权证江南字第××号）为平银杭分业拓四综字20130529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军诚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4500万元中的人民币4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同日，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房他证字第××号）。2013年6月7日，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与军诚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杭分业拓四商字20130606第001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约定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保证对军诚公司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予以贴现，额度最高限额为2000万元，额度使用期限从2013年6月7日起至2013年12月7日止，平安银行杭州分行根据本合同对军诚公司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贴现的，贴现票据到期，平安银行杭州分行有权按汇票票面金额向军诚公司收取票款，如贴现票款不能按时足额收回，平安银行杭州分行有权按贴现合同约定利率加收50%计收罚息，罚息未及时支付的，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2013年6月7日，军诚公司向浙江开心工贸有限公司签发额度为20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一张，收款人为浙江开心工贸有限公司。嗣后，浙江开心工贸有限公司与平安银行杭州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平银杭分业拓四贴字20130608第001号《汇票贴现合同》，约定浙江开心工贸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杭州分行申请贴现，贴现期限自贴现日起至汇票到期日止，贴现利率为年利率5%，贴现汇票票面金额为2000万元。2013年6月8日，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对该汇票予以贴现。截至2015年1月22日，主债务人军诚公司尚未偿还该笔债权项下本金9859802.83元，相应的利息、复利和罚息840137.36元，各担保人亦未承担相应担保责任。2015年3月12日，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与信达浙江分公司签订编号2015017的《分户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其对借款人军诚公司合同编号为平银杭分业拓四综字20130529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贷款债权及从权利（截至2015年1月22日，尚欠债权人人民币贷款本息共计10699940.19元）均转让给信达浙江分公司，并于2015年4月30日在浙江法制报刊登了《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与信达浙江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就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并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和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2016年5月17日，信达浙江分公司曾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军诚公司、大众电器厂、五金配件厂、耀弘工贸公司、章伟琴、王庭军、张印君起诉至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后该院将该案裁定移送至该院，该院于2017年2月22日立案受理，2017年8月8日，该院以（2017）浙0103民初12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信达浙江分公司的起诉。信达浙江分公司不服裁定，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12月18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民终858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7年2月15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在（2017）浙0784刑初71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了“被告人王庭军通过虚构军诚公司向浙江开心工贸有限公司采购铁皮的订货合同，以军诚公司的名义向平安银行杭州分行骗取承兑汇票2000万。截至2017年1月，尚有本金900多万元及利息尚未偿还”的事实，后分别以单位军诚公司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判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王庭军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涉案款项继续予以追缴，依法返还给被害人（单位）。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债权转让合同的签订者是信达浙江分公司与平安银行杭州分行，签订上述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也遵循了债权转让的操作规程，刊登了公告，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在债权转让合同签订后，信达浙江分公司已将全部转让价款交付给了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因此，本案债权转让行为以及所签订的《分户债权转让合同》均为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一）关于本案是否重复诉讼的问题。该院（2017）浙0103民初1249号案件系信达浙江分公司诉军诚公司、耀弘工贸公司、大众电器厂、五金配件厂、章伟琴、王庭军、张印君金融借款纠纷案件，与本案的当事人并不相同，且本案的法律关系为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与前案案由也不相同，信达浙江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上述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系对其合法权益的救济，不属于重复诉讼。（二）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军诚公司以及王庭军骗取票据承兑罪的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但本案信达浙江分公司系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信达浙江分公司所主张的责任主体、责任范围与王庭军刑事判决案件中的主体并不一致，故本案符合民事诉讼受理范围。虽然借款人军诚公司以欺诈手段取得银行贷款，但并未损害国家利益，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参与军诚公司等骗贷的不法行为，故应认定平安银行杭州分行系按正常放贷手续办理本案贷款业务。军诚公司与平安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等所涉民事合同的效力问题仍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确认。本案中，从本案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及其履行看，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属于被欺诈一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对借款合同享有撤销权，但其并未主张撤销，故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有效，案涉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及《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亦均为有效。军诚公司未能归还本金，耀弘工贸公司、大众电器厂、五金配件厂、章伟琴、张印君亦未履行担保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截至2015年1月22日，军诚公司尚有借款本金9859802.83元以及利息840137.36元未能归还，各保证人也未履行保证责任。因耀弘工贸公司、大众电器厂、五金配件厂、章伟琴自愿为军诚公司的本案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且合同约定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论是否有担保人提供物的担保或保证，均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全部保证责任，故信达浙江分公司作为债权人向保证人耀弘工贸公司、大众电器厂、五金配件厂、章伟琴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2013年5月30日，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与张印君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张印君以其所有的坐落于永康市的房地产为债务人军诚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4500万元中的人民币4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同日，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上述抵押担保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抵押权已设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可以依法取得对债权的抵押权，原抵押登记继续有效。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十一条规定“国有银行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通知或公告的，该公告或通知之日应为诉讼时效的实际中断日，新的诉讼时效应自此起算。”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与信达浙江分公司签订《分户债权转让合同》后，于2015年4月30日在浙江法制报刊登了《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与信达浙江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对债务人进行了催收。本案中，《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与《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中主债权的履行届满期限为2014年5月29日，因此，信达浙江分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提起诉讼之时，上述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故信达浙江分公司对《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所享有的抵押权并未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本案《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张印君以其所有的抵押物坐落于永康市为债务人军诚公司的4500万元中的人民币40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该房产也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现因军诚公司就案涉贷款未依约履行还本付息义务，信达浙江分公司主张就上述设定抵押的房产在借款本金40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约定，该院予以支持。（四）关于遗漏主体问题。王庭军因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已被判处刑罚，承担了刑事责任，故其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张印君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耀弘工贸公司、大众电器厂、五金配件厂、章伟琴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系自行放弃诉讼权利之行为，其责任应自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耀弘工贸公司、大众电器厂、五金配件厂、章伟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军诚公司尚欠信达浙江分公司的借款本金9859802.83元及相应的利息、复利和罚息840137.36元（暂计算至2015年1月22日，此后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在各自约定的最高债权余额100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债务在执行时应扣除通过刑事追缴受清偿的部分）；二、信达浙江分公司对张印君所有的坐落于永康市的房地产（房权证号永康房权证江南字第××号，房他证字第××号）在借款本金40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000元，由耀弘工贸公司、大众电器厂、五金配件厂、章伟琴、张印君负担。 二审期间，张印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9）浙民再297号判决书、（2019）浙民申1304号裁定书、（2018）浙民申3392号裁定书、（2017）浙民申1752号裁定书、（2017）浙民申3238号裁定书、（2019）浙05民终472号判决书、（2019）浙07民终2102号判决书，证明军诚公司、王庭军犯罪事实与本案民事法律行为为同一事实，主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也无效。2、（2017）浙民申2546号民事裁定书、（2019）浙05民终472号判决书，证明最高额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应当在不动产登记的最高额抵押债权数额内行使。以上证据经质证，信达浙江分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裁判文书所涉事实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张印君的证明目的。耀弘工贸公司、大众电器厂、五金配件厂、章伟琴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借款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本案中，军诚公司、王庭军通过提供虚假的订货合同骗取平安银行杭州分行承兑汇票，目的为了获取银行贷款，虽然军诚公司的欺诈手段涉嫌犯罪，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参与军诚公司骗贷的不法行为，平安银行杭州分行系按正常放贷手续办理本案贷款业务，因此，军诚公司与平安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作为被欺诈一方也未行使撤销权，故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有效，案涉《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及《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亦均为有效。张印君以军诚公司、王庭军构成犯罪为由主张本案主合同、从合同均为无效的上诉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虽然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4刑初71号刑事判决认定军诚公司、王庭军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并判令追缴违法所得返还受害人，但张印君并非刑事判决的责任主体，其在本案中系保证人，信达浙江分公司作为债权人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系对其合法权益的正当救济。本案《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张印君以其所有的抵押物坐落于永康市为债务人军诚公司的4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此可见，当事人约定的担保范围包括了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现因军诚公司就案涉贷款未依约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故信达浙江分公司主张对上述设定抵押的房产在借款本金4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于法有据，符合双方约定。 综上所述，张印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张印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明贵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