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33934号原告：董江英，女，198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四川省仪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安琪，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斯维德通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环科中路1号。法定代表人：谢文雄，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现玲，女，1968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斯维德通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英，北京正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通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环科中路1号。法定代表人：谢文雄，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英，北京正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董江英与被告北京斯维德通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维德公司）、被告北京通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豪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董江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安琪，斯维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现玲、魏国英，通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江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董江英在2005年8月28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与斯维德公司、通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判令斯维德公司、通豪公司支付董江英2005年8月28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9600小时的延时加班工资358620元；3.请求判令斯维德公司、通豪公司支付董江英2005年8月28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400天的周六日加班工资119540元；4.请求判令斯维德公司、通豪公司支付董江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91000元；5.请求判令斯维德公司、通豪公司支付董江英2005年9月至2011年6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赔偿金500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赔偿金26000元，共计76000元；6.请求判令斯维德公司、通豪公司归还董江英工伤证原件、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原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原件；7.本案诉讼费用由斯维德公司、通豪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董江英于2005年8月28日入职通豪公司工作。斯维德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29日，该公司成立后与董江英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在斯维德公司成立前，董江英一直在通豪公司工作。董江英的社保记录显示，通豪公司于2010年1月至2011年9月期间为董江英交纳社会保险。企业信息显示斯维德公司与通豪公司的企业注册地址为同一地址，法人均为谢文雄，两家公司系关联公司，存在经营混同行为，董江英的在职年限应当合并计算。故要求两家公司对董江英的全部诉讼请求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董江英不服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的京通劳人仲字[2019]第4684号裁决书（以下简称第4684号裁决书），特诉至法院，望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判决。斯维德公司辩称，不同意董江英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斯维德公司注册成立于2011年7月29日，与董江英于2011年9月1日建立劳动关系，董江英最后工作至2019年6月13日，斯维德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收到董江英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该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13日，故斯维德公司认可与董江英自2011年9月1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不同意支付延时加班工资及周六日加班工资，因斯维德公司已经足额支付董江英所有加班费，不存在拖欠情况；3.不同意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因董江英系主动与斯维德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该项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4.不同意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赔偿金，因斯维德公司于2011年7月29日注册成立，董江英主张的时间远远早于斯维德公司的注册成立日期，且其提出的赔偿金数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不同意归还工伤证原件、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原件、交通事故认定书原件，因上述材料不在斯维德公司手中，斯维德公司也没有代为保管的义务。针对双方用工情况及事实，斯维德公司陈述如下：董江英于2011年9月1日入职斯维德公司，从库房管理员做起后升任库管班长，负责库房的管理。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斯维德公司依法为董江英缴纳了社会保险。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斯维德公司有工资管理制度并形成有董江英签字确认的会议记录，确认董江英所在岗位工资组成部分包括基本工资和加班费，基本工资统一按照当年度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计发。董江英在职期间的所有工资均已足额支付，现金支付的工资每月都有董江英签字确认。斯维德公司不存在拖欠加班工资的事实。董江英主动与斯维德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斯维德公司亦无须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综上所述，望法院查明事实后驳回董江英的诉讼请求，维护用工双方的合法权益。通豪公司辩称，不同意董江英的诉讼请求。同意斯维德公司的答辩意见。此外补充答辩意见如下：董江英无权在本案追加通豪公司，因本案系劳动争议案件，通豪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并未作为被申请人参与仲裁，程序不合法。至于涉及到劳动关系是否存续及赔偿问题，通豪公司认为均应通过仲裁前置程序先行解决。通豪公司注册成立于1993年10月28日，原注册地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粮食管理所，后在公司经营期间，与其他涉外股东重新注册成立了斯维德公司，斯维德公司与通豪公司系两个独立的主体。斯维德公司注册成立后，通豪公司就不再经营，只是未注销。2008年5月15日，为了节约管理成本，通豪公司将注册地及实际经营地变更为现在的地址即环科中路1号。通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7年3月23日由原来的劳尔夫尼尔松变更为现在的谢文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董江英与斯维德公司于2011年9月1日签订了无固定期《劳动合同书》，合同约定岗位为操作工，计件工资的产品单价中均包含基本工资、奖金、加班费等。后董江英的工作岗位转为库管班长，属于生产岗，并负责统计库房员工出勤。董江英正常提供劳动至2019年6月13日。在职期间，董江英每日出勤12小时，工资分为现金发放、银行转账两部分，工资发放时间为每月30日左右。2019年6月13日，董江英以快递方式向斯维德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斯维德公司克扣加班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由，提出与斯维德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斯维德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收到该《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斯维德公司、董江英均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6月13日解除。另查，通豪公司为董江英缴纳了2010年1月至2011年9月期间养老保险。斯维德公司为董江英缴纳了2011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通豪公司成立于1993年10月28日，斯维德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29日，两公司注册地址一致，法定代表人相同。2017年6月14日，董江英在工作中受伤，并于2017年7月26日经北京市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8年7月23日经北京市通州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劳动能力鉴定、确认：骶骨骨折，头外伤神经反应，目前已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拾级。经查，社保基金已经向其支付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2368元、一次性医疗补助金27786元。2019年6月14日，董江英向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请求如下：1.确认董江英在2005年8月28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与斯维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斯维德公司支付董江英2005年8月28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9600小时的延时加班工资358620元；3.斯维德公司支付董江英2005年8月28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400天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19540元；4.斯维德公司支付董江英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1000元；5.斯维德公司支付董江英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0000元；6.斯维德公司支付董江英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0000元；7.斯维德公司支付董江英2005年9月至2011年6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赔偿金50000元；8.斯维德公司支付董江英2005年9月至2011年6月期间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赔偿金26000元；9.斯维德公司支付2005年8月28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高温津贴3600元；10.斯维德公司支付2019年5月1日至6月13日期间工资差额4622元（2019年5月1日至31日期间工资差额1634元，2019年6月1日至13日期间工资2988元）；11.斯维德公司归还董江英工伤证原件、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原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原件。仲裁委经审理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4684号裁决书，裁决：1.确认董江英与斯维德公司于2011年7月29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斯维德公司支付董江英2019年5月1日至6月13日期间工资差额1364.6元；3.斯维德公司支付董江英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3565元；4.驳回董江英的其他仲裁请求。董江英认可关于工资差额、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高温津贴等裁决结果，但其不服仲裁裁决关于确认劳动关系、延时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未缴纳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的损失赔偿金、返还工伤证原件的仲裁裁决结果，向本院提起诉讼；斯维德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董江英与两被告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分两段进行审查。首先，关于董江英与斯维德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董江英、斯维德公司均认可自2011年9月1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其次，关于与通豪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董江英主张其自2005年8月28日入职通豪公司，工资由通豪公司发放。通豪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仅认可自2010年1月至2011年8月期间与董江英存在劳动关系，但通豪公司并未就董江英的入职、离职等情况进行任何举证。故对董江英关于其自2005年8月28日入职通豪公司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如上所述，结合董江英与斯维德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董江英的社保的缴纳情况以及各方陈述，本院认定通豪公司于2005年8月28日至2011年8月31日期间与董江英存在劳动关系；斯维德公司于2011年9月1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与董江英存在劳动关系。2.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董江英主张解除合同的原因包括斯维德公司拖欠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加班费两个理由。首先，关于斯维德公司是否拖欠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节。经审查，根据相关规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应由社保基金支付，且截止目前该款项已经支付至董江英账户。其次，关于斯维德公司、通豪公司是否拖欠其加班费一节。第一，关于2019年5月至6月期间加班工资包含在2019年5月至6月工资差额当中，且在董江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并未到工资支付时间，故针对该部分工资将单独进行核算。对董江英以斯维德公司拖欠此期间加班工资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关于2017年6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加班工资。斯维德公司主张董江英的全部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工资均已足额支付，并提交了会议记录（2014年3月5日，会议内容：有关工资管理制度的调整，征求大家意见，为保证员工基本收入的同时，体现多劳多得。1.生产岗一线员工，工资仍执行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基本工资需在完成定额后发放，在完成定额之外均以加班费形式计发计件工资。参会人员签到及意见处显示董江英签字同意）、工资管理制度、2017年6月至12月工资支付银行流水及员工工资台账（斯维德公司主张此期间银行转账部分包括基本工资加延时加班工资，现金部分是休息日加班工资；工资台账有董江英签字；斯维德公司主张董江英每日出勤12小时的工资中包含4小时延时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按照工作日及延时加班工资的2倍计算）、2018年员工工资台账（显示包括基本工资、加班工资，有董江英签字）和2018年薪酬支付记录（显示支付项目为加班工资，董江英签字）、2019年1月至6月员工工资台账（显示基本工资、加班工资，董江英对1月、3月、4月签字）和2019年1月至6月薪酬支付记录（显示加班工资，董江英对1月、3月、4月签字）、2019年5月、6月代发工资明细打印回单（显示于2019年6月28日支付董江英5月工资2472.44元，于2019年7月31日支付董江英6月工资1466.44元）、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库房班组考勤表以证明其主张。通豪公司对斯维德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可。董江英对斯维德公司提交的工资管理制度会议记录上董江英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会议记录其他内容及工资管理制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支付记录中董江英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董江英对考勤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综合考量双方举证情况以及斯维德公司关于工资构成与支付的陈述，可以看出董江英的实际出勤及加班情况、工资构成、工资支付情况可以相互印证，与斯维德公司关于已经足额支付加班工资的主张基本吻合，故对董江英关于斯维德公司未足额支付此期间延时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三，董江英未就通豪公司、斯维德公司拖欠其2005年8月28日至2017年5月期间加班工资进行有效举证，其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如上所述，对董江英以拖欠加班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3.关于2019年5月至6月期间的工资差额。董江英主张扣除斯维德公司已经支付的5月、6月工资以外，斯维德公司仍拖欠其工资差额1040.69元。斯维德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其已经支付了包括仲裁裁决结果在内的工资差额。本院结合双方关于工资构成、实际出勤及工资实际发放情况，经核算，董江英主张的金额不高于本院核定金额，故对其关于斯维德公司仍拖欠其5月、6月工资差额1040.69元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用人单位应当就劳动者的入职、离职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现通豪公司未能就董江英的入职情况进行有效举证，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各方举证及当庭陈述情况，本院认定通豪公司于2005年8月28日至2011年8月31日期间与董江英存在劳动关系；斯维德公司于2011年9月1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与董江英存在劳动关系。故对董江英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请，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过高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查明的事实，通豪公司未为董江英缴纳2005年9月至2009年1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及2005年9月至2011年6月的失业保险，故对董江英要求通豪公司支付其2005年9月至2011年6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赔偿金、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过高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具体金额由本院予以核定。关于延时加班工资及休息日加班工资一节。经审理，董江英确实存在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的实际情况，但根据斯维德公司提交的工资支付记录、薪酬支付台账、考勤表、银行流水等进行核算，董江英实发工资情况与加班情况基本吻合，其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加班工资未予足额支付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要求斯维德公司、通豪公司支付延时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一节。如上所述，董江英未能举证证明斯维德公司、通豪公司存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中所提出的克扣加班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情况，其解除理由不符合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故对董江英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董江英要求归还工伤证原件、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原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原件的诉讼请求，斯维德公司否认持有上述文件原件，且其未举证证明斯维德公司、通豪公司持有上述文件原件，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工资差额一项，董江英、斯维德公司针对仲裁裁决结果及履行情况各持己见，本院根据双方关于董江英工资构成及发放情况等进行核算后，董江英所主张金额不高于本院核定的金额，故对董江英关于斯维德公司仍拖欠其工资差额1040.69元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仲裁委核定金额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双方均未针对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高温津贴等仲裁结果提起诉讼，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董江英与被告北京通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于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确认原告董江英与被告北京斯维德通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于二〇一一年九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北京通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董江英二〇〇五年九月至二〇〇九年十二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赔偿金4129元、二〇〇五年九月至二〇一一年六月期间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赔偿金294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三、被告北京斯维德通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董江英二〇一九年五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期间工资差额1040.6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四、被告北京斯维德通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董江英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356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五、驳回原告董江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北京斯维德通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被告北京通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宝荣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法官助理 李亚欣书 记 员 聂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