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民终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建章，男，1955年12月12日生，湖南省邵阳县人，现住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廷文，云南思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洱金鹰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法定代表人：杨臣国。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中贤，云南云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杨臣国，男，1962年11月27日生，现住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韦洪，男，1979年1月5日生，现住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陈连华，男，1974年10月22日生，现住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三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玲琴，云南云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郑君明，男，1972年3月7日生，现住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李富荣，男，1972年11月11日生，现住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上诉人邓建章因与被上诉人宁洱金鹰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鹰公司）、原审第三人杨臣国、韦洪、陈连华、郑君明、李富荣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宁洱县”）人民法院（2019）云0821民初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建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李廷文、被上诉人金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臣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贤、原审第三人杨臣国、韦洪及其与陈连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丽琴、原审第三人郑君明、李富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建章上诉请求：1.请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邓建章在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依法判令金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对邓建章与杨臣国所签《共同出资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一》）的合同类型及合同当事人的认定是错误的。首先，《协议书一》中没有韦洪、陈连华和刘高等人签字，只能说明仅凭该协议本身还无法确认其对韦洪、陈连华和刘高等人具有约束力，其合同类型不会因此而改变，仍应按协议条款内容来确定。其次，邓建章并未参与2017年金鹰公司办理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宜，变更登记的内容与《协议书一》的约定不一致，并不表明邓建章认可该变更。再次，《协议书一》系由邓建章与杨臣国签订，金鹰公司并非该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一审判决仅凭金鹰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即认定《协议书一》系邓建章与金鹰公司的合伙协议，完全改变了《协议书一》中的权利义务主体和权利义务内容，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严重侵犯了邓建章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最后《协议书一》是一个典型的新股东与原股东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使邓建章成为金鹰公司的股东。但一审判决却漠视该等明确、具体的条款内容，以“合伙协议”确定各方权利义务严重违反了当事人的约定。（二）一审判决认定杨臣国、李富荣和郑君明所签《共同出资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二》）未生效是错误的，虽然其中第十九条约定该协议自四方签字之日生效，韦洪没有签字。但需要注意的是，邓建章、杨臣国、李富荣、郑君明等均按《协议书二》和《协议书一》履行了出资义务，启动了金鹰公司的各项经营业务并且各方还都以股东身份为公司的运营发展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而韦洪对此是完全明知且接受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仅因韦洪一人未在《协议书二》上签字，即认定该协议未生效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李富荣系金鹰公司经营的“宁洱建材汽配泊车大市场项目”合伙人之一是错误的。邓建章与杨臣国签订《协议书一》，杨臣国是一方出资的代表，其代表的股东还包括郑君明、韦洪、李富荣，李富荣亦实际出资到金鹰公司，是金鹰公司的股东。（四）一审判决认定邓建章存入金鹰公司的2040万元不属于股金是错误的。邓建章将总计2040万元陆续存入金鹰公司账户，金鹰公司也出具了相应的收据。但一审判决仅因收据中标注为“投资款”即否认其为“股金”，显然是错误的。《协议书一》明确约定邓建章“投资”取得的对价就是金鹰公司51%的股权，当然应系“股金”。（五）邓建章的股东身份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其它股东的认可。邓建章与杨臣国签订《协议书一》后，杨臣国即认可了邓建章在金鹰公司的股东地位，郑君明亦认可邓建章的股东地位。邓建章与杨臣国、郑君明、韦洪、李富荣多次召开股东会，杨臣国、郑君明、韦洪等人均认可邓建章的股东身份，从未提出异议。陈连华一直未向金鹰公司出资，也一直没有参与金鹰公司的经营管理，对邓建章的出资入股行为从来没有表示反对。（六）邓建章与杨臣国之间不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是错误的。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邓建章证明了其已依法向金鹰公司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依法确认邓建章的股东资格，并由金鹰公司向邓建章签发出资证明书等。一审判决结论否定了邓建章对金鹰公司享有51%的股权是错误的。金鹰公司口头辩称，一、邓建章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协议书一》是杨臣国与邓建章之间的合同关系，不是邓建章与公司之间的合伙关系。（二）邓建章以双方合同内容推定《协议书一》为增资扩股的合意行为，不符合公司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三）邓建章与杨臣国于2016年3月2日签订《协议书一》，金鹰公司2017年6月26日修改了公司章程，邓建章在变更期间没有主张股东身份。（四）《协议书二》没有生效，不能推定邓建章与杨臣国签订的《协议书一》属于增资扩股合意的事实。（五）邓建章参与公司管理，不必然推定其具有股东资格。（六）邓建章的股东身份虽得到郑君明的认可，但仍不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邓建章的投资行为为合伙行为正确。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杨臣国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杨臣国与邓建章签订的《协议书一》性质为合伙协议，目的是为了共同投资开发金鹰公司的“宁洱建材汽配泊车大市场项目”。二、《协议书二》因欠缺另外两名在册股东的签字而无效，故《协议书一》因欠缺合法授权导致效力仅仅适用于杨臣国于邓建章之间。三、邓建章与杨臣国都对“宁洱建材汽配泊车大市场项目”进行了实际投资，但事后邓建章已全部撤回其投资款。四、2017年金鹰公司进行公司股权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没有变化。故双方出资只是对项目的投资，并没有作为股权投资。五、一审适用法律正确。邓建章出资是事实，但其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金鹰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韦洪口头述称，杨臣国与邓建章签订的《协议书一》韦洪不清楚。陈连华口头述称，一、杨臣国与邓建章签订的《协议书一》陈连华不清楚，邓建章要求成为公司股东之一，陈连华一直持拒绝态度。二、金鹰公司的注册资本没有变，邓建章是项目投资，不是股权出资。三、邓建章请求股东资格确认欠缺法律要件，违反金鹰公司的章程规定。郑君明口头述称，2016年3月2日，杨臣国（金鹰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君明、邓建章协商后签订了《共同出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由邓建章出资1632万元人民币到金鹰公司，占该公司股份比例51%，并约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郑君明、邓建章等出资后一起参与公司管理至今。因大家法律意识相对的淡薄，一直没有变更公司章程，一直没有按法律程序确认邓建章的股东资格，没有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但是，郑君明认可邓建章是公司的股东，邓建章占公司51%的股份。李富荣口头述称，2016年3月2日，杨臣国（金鹰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君明、邓建章协商后签订了《共同出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由邓建章出资1632万元人民币到金鹰公司，占该公司股份比例51%，并约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李富荣与杨臣国、郑君明等人也签订了一份《共同出资合作协议书》，李富荣共计出资到公司6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股份15%。李富荣、邓建章等出资后一起参与公司管理至今。因李富荣等人法律意识相对的淡薄，一直没有变更公司章程，一直没有按法律程序确认李富荣、邓建章的股东资格，没有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但是，李富荣认可邓建章是公司的股东，占公司51%的股份，同时，李富荣也是公司股东，占公司15%的股份。请二审人民法院支持邓建章的上诉请求。邓建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邓建章为金鹰公司的股东，享有51%的股权；2.依法判令金鹰公司向邓建章签发出资证明书；3.依法判令金鹰公司将邓建章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4.依法判令金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日，邓建章(甲方）与杨臣国（乙方）签订一份《共同出资合作协议书》(即《协议书一》)，约定对金鹰公司开发的“宁洱建材汽配泊车大市场”进行合伙投资建设，其中邓建章投资1632万元，占51%；乙方杨臣国出资1568万元，占49%。协议签订后，双方都对金鹰公司的工程项目进行了实际投资，邓建章与金鹰公司及股东杨臣国、郑君明、韦洪以及另一投资人李富荣共同对该项目进行了经营管理。2017年5月15日邓建章再次追加投资408万元，邓建章两次共出资2040万元。2018年2月起邓建章及第三人杨臣国、郑君明、韦洪、李富荣陆续以还贷款利息、退股金、借款等名义从金鹰公司领取了部分款项。2019年1月19日邓建章以其向金鹰公司出资后，金鹰公司没有变更公司章程，没有按法律程序确认邓建章的股东资格，没有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等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邓建章为金鹰公司的股东，享有51%的股权；2.依法判令金鹰公司向邓建章签发出资证明书；3.依法判令金鹰公司将邓建章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另查明，金鹰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成立，原公司股东为杨臣国、郑君明、韦洪、陈连华、刘高，2017年6月26日金鹰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同时股东发生变动，变更为杨臣国（占公司15.8%的股权）、陈连华（占公司15.8%的股权）、韦洪（占公司15.8%的股权）、郑君明（占公司52.6%的股权）。第三人李富荣系金鹰公司经营的“宁洱建材汽配泊车大市场项目”合伙人之一。一审法院认为，邓建章是否能够认定为金鹰公司的股东，属于公司的内部纠纷，应坚持意思自治原则，即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依据。金鹰公司章程中第十八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邓建章并无证据证实原金鹰公司的股东杨臣国、郑君明、韦洪、陈连华、刘高五人同意金鹰公司增资扩股由邓建章入股成为公司股东，且2017年金鹰公司股东以及公司章程变更时，变更后的股东为杨臣国、韦洪、陈连华、郑君明，现该四人中仅郑君明表示同意邓建章入股金鹰公司，杨臣国、韦洪、陈连华三人不同意邓建章入股金鹰公司，邓建章尚未达到成为金鹰公司股东的法定和约定的条件；另邓建章与第三人杨臣国（金鹰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共同出资合作协议书》中有双方以出资为限仅对金鹰公司的建材、汽配市场项目的债务承担责任的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邓建章实际是与金鹰公司合伙开发“宁洱建材汽配泊车大市场项目”，邓建章与金鹰公司实际形成了合伙法律关系。综上，对于邓建章主张依法确认邓建章为金鹰公司的股东，享有51%的股权；由金鹰公司向邓建章签发出资证明书以及将邓建章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邓建章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邓建章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邓建章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据。《借款单》、《支票申请领用单》。欲证明，韦洪对有关增资扩股的事情是知情的。经质证，金鹰公司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来源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杨臣国、陈连华不认可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韦洪不认可合法性及关联性。郑君明认可真实性，李富荣认可该组证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案件事实如下：2016年3月2日，邓建章(甲方）与杨臣国（乙方）签订《共同出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对金鹰公司开发的“宁洱建材汽配泊车大市场”进行投资建设，其中邓建章投资1632万元，占51%；乙方杨臣国出资1568万元，占49%。协议签订后，双方都对金鹰公司的工程项目进行了实际投资，邓建章与金鹰公司及股东杨臣国、郑君明、韦洪以及另一投资人李富荣共同对该项目进行了经营管理。2017年5月15日邓建章再次追加投资408万元，邓建章两次共投资2040万元。2018年2月起邓建章及第三人杨臣国、郑君明、韦洪、李富荣陆续以还贷款利息、退股金、借款等名义从金鹰公司领取了部分款项，邓建章共领取2096万元。2019年1月19日邓建章以其向金鹰公司出资后，金鹰公司没有变更公司章程，没有按法律程序确认邓建章的股东资格，没有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等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邓建章为金鹰公司的股东，享有51%的股权；2.依法判令金鹰公司向邓建章签发出资证明书；3.依法判令金鹰公司将邓建章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金鹰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成立，原公司股东为杨臣国、郑君明、韦洪、陈连华、刘高，2017年6月26日金鹰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同时股东发生变动，变更为杨臣国（占公司15.8%的股权）、陈连华（占公司15.8%的股权）、韦洪（占公司15.8%的股权）、郑君明（占公司52.6%的股权）。并于2017年7月12日到宁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核准登记。本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邓建章在金鹰公司是否具有股东身份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本案中，邓建章与杨臣国于2016年3月2日签订的《共同出资合作协议书》虽载明“对金鹰公司的股东、注册资本等事项根据共同投资合作情况进行变更”，并约定了各自的出资占比。但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杨臣国、李富荣和郑君明所签《共同出资合作协议书》因缺少金鹰公司股东韦洪的签字而无效，杨臣国系金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建章没有提交金鹰公司其他股东授权杨臣国对外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的授权委托书，现仅有金鹰公司股东郑君明同意邓建章成为金鹰公司股东，故邓建章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增资扩股行为经金鹰公司股东一致书面同意或经金鹰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结合本案，邓建章与杨臣国于2016年3月2日签订《共同出资合作协议书》后，金鹰公司在2017年6月26日修改了公司章程，变更公司股东为杨臣国、陈连华、韦洪、郑君明，但并没有变更公司的注册资本也没有确认邓建章的股东身份。金鹰公司也于2017年7月12日到登记机关对变更事项进行了核准登记。邓建章在与杨臣国签订《共同出资合作协议书》后至本案起诉前，其并未向金鹰公司主张变更公司章程，变更注册资本及公司股东，亦未要求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故邓建章主张对金鹰公司的“增资扩股”，因未履行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等法定程序，其主张确认其系金鹰公司的股东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建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邓建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键审判员 张劲松审判员 付学华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付梦瑶书记员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