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12113号原告：李某，女，198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瑞，北京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某1，男，198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水务站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王某1，女，1962年6月5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北京市大兴区。以上2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2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聪，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某与被告梁某1、被告王某1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京0115民初10349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李某、被告梁某1、被告王某1均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京02民终385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8）京0115民初1034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瑞、被告梁某1、被告王某1、2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四海村四海路南十五条5号院（以下简称5号院）的拆迁利益，分割方式为确认北京市大兴区南海家园一里14号楼2单元301室（以下简称301室）归李某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梁某1、王某1（以上2名被告以下简称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李某与梁某1原系夫妻关系，二人经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1日判决离婚；王某1系梁某1之母；在李某与梁某1婚姻期间，梁某1之父梁广琴名下5号院宅基地被拆迁，拆迁获得5套回迁安置房及若干拆迁款；梁广琴于2014年冬去世；李某认为，5号院拆迁时，使用了梁某1的相关利益，且当时李某与梁某1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有权取得5号院拆迁中属于李某的权益；李某婚后出资对5号院内原有房屋进行了翻建和增建（5号院内原有两排房，翻建了该两排房屋，并在两排房屋中间盖了5间大房，在院落南边盖了3间小房，时间是在2008年），而且在与梁某1结婚后前几年，梁某1一直没有工作，李某之收入系家庭生活经济来源；5号院内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拆迁利益是房屋财产的转化，针对被拆迁院落获得拆迁款数百万元，从拆迁档案中可以看出301室的价格为210000多元，只是拆迁利益的一小部分，李某一直带着孩子居住在301室内，从保护女方及子女利益原则考虑，应确认301室归李某所有；本案所涉及的是5号院的全部拆迁利益，不仅涉及回迁安置房，也涉及拆迁款，只不过李某认为按照份额比例计算，李某可以取得301室，剩余4套房屋的归属与李某无关，二被告之间协商归谁所有与李某无关，李某没有异议；有鉴于此，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二被告共同辩称，二被告认为被拆迁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梁广琴，被拆迁房屋合计15间，均为梁某1与李某结婚之前所建，在其二人婚后宅基地上房屋未发生过变化，梁某1、李某未参与建造被拆迁房屋，且根据拆迁安置政策规定，拆迁安置所得利益全部是给予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拆迁补偿款（包括区位补偿价、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及附属物补偿、弃楼款以及其他补偿款）数额全部是按照宅基地面积计算得出，同时拆迁时李某户籍亦不在被拆迁房屋上，拆迁安置所得利益全部系王某1、梁广琴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与梁某1及李某二人无关；梁广琴作为被拆迁人依法享有获得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并作为合法安置房屋购买人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购买并取得涉案安置房屋5套，现该5套安置房屋分别登记在梁广琴、王某1名下，安置房屋所有权人应为梁广琴、王某1，拆迁安置所得利益不属于梁某1、李某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更不属于原、被告及梁广琴四人的家庭共有财产；因梁某1与李某二人未对被拆迁房屋作出贡献，未参与建造被拆迁房屋，同时宅基地使用权人、被拆迁人均非梁某1或李某，因此李某主张分割拆迁安置所得利益严重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应当依法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具体答辩意见如下。第一，被拆迁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人系王某1之夫梁广琴（现已去世），拆迁安置所得利益及所购定向安置房屋系王某1与丈夫梁广琴的夫妻共同财产，与李某、梁某1二人无关，亦不属于家庭共有财产，不应予以分割。王某1与梁广琴（于2014年12月13日去世）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一子，即梁某1；2006年8月29日，梁某1与李某登记结婚；被拆迁房屋原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四海村四海路南十五条5号院（即5号院），土地性质为农村宅基地，宅基地面积为375.37平方米，该宅基地使用权人为梁广琴（即王某1之夫、梁某1之父）；2010年7月，5号院进行拆迁改造，梁广琴作为5号院的被拆迁人（即宅基地使用权人），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分别于2010年7月20日、2010年8月3日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即拆迁协议；该拆迁协议约定拆迁补偿款合计1475000余元，其中包括区位补偿价、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及附属物价款等；拆迁补助款数额为164000余元，其中包括搬家补助费、奖励费、停业停产补助费等，拆迁周转费为218000余元；后梁广琴作为买受人又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签订了“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分别购买了南海家园三里5号楼7层2单元701室（以下简称701室）、南海家园三里5号楼7层2单元702室（以下简称702室）、南海家园一里14号楼3层2单元301室（即301室）、南海家园七里24号楼3层2单元302室（以下简称302室）、南海家园五里9号楼15层3单元1503室（以下简称1503室）房屋5套，购房款总额为961250元，剩余拆迁款数额为897831元，现701室、702室、1503室登记在梁广琴名下，301室、302室登记在王某1名下。二被告认为，被拆迁房屋绝大部分系王某1、梁广琴结婚时所建，且被拆迁房屋全部为王某1、梁广琴夫妻二人出资出力建造，该宅基地系村里批给梁广琴夫妇所使用的，与李某、梁某1二人无关；根据二被告在原一审时向法庭提交的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四海四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四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二审时大兴区瀛海镇四海四村村干部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客观佐证了梁广琴系5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该院内所有房屋均系梁广琴、王某1二人出资出力兴建；事实上，李某、梁某1结婚后并未在5号院内出资扩建、改建或翻盖房屋；5号院被拆迁后梁广琴作为买受人合法购买了涉案定向安置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相关规定，该安置房屋及拆迁安置所得利益应属于王某1、梁广琴的夫妻共同财产，与梁某1、李某二人无关，涉案定向安置房屋并非家庭共有财产，不应作为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分割。第二，被拆迁房屋合计15间，均在李某、梁某1结婚前建造完成，李某、梁某1婚后并未出资建造（包含扩建、改建、翻建）被拆迁房屋，拆迁安置房屋及安置所得利益应属王某1、梁广琴夫妻二人所有，与李某、梁某1无关。根据拆迁档案资料显示，被拆迁房屋共计15间，即院落内有两排北房，自北向南第1排有5间房屋，第2排有6间房屋，两排中间有1间（彩钢顶），还有南房3间；因建房需提前得到村里批准，村里对于5号院房屋建造事实非常清楚，并出具“证明”佐证王某1夫妻二人出资出力建造被拆迁房屋的事实；李某在诉讼中对于被拆迁房屋建造过程情况说法不一，前后矛盾；李某根本就没有参与过被拆迁房屋的建造；涉案5套定向安置房均来源于5号院拆迁安置所得，而依据拆迁政策规定，该拆迁安置所得利益应属于被拆迁人享有，因梁广琴与王某1系夫妻关系，故5号院的拆迁安置所得应属于王某1与梁广琴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主张其婚后对被拆迁房屋进行了扩建，但在原一审时并未提交任何客观证据予以证明；另外，在李某与梁某1的离婚诉讼中李某向法院提出其参与5号院2间北房的建造，此严重与事实不符，北房均为老房，建造时间应在王某1、梁广琴结婚时所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拆迁政策之相关规定，涉案5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是梁广琴，该宅基地上所建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梁广琴，故被拆迁房屋在拆迁后转化成为拆迁安置所得利益应属于王某1、梁广琴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与梁某1结婚后，仅是同王某1、梁广琴共同居住生活，未对被拆迁房屋作出贡献，梁某1或李某也并非被拆迁人或拆迁被安置人，故5号院的拆迁安置利益所得与李某、梁某1无关，不属于李某、梁某1、王某1、梁广琴四人的家庭共有财产，不应予以分割。退一步讲，即使李某有证据证明其参与5号院内房屋建造，回迁安置房屋的权属亦与其无关，原、被告之间最多只是货币补偿上的关系，只能酌情由二被告对李某进行货币补偿；诉争301室并非李某所装修，系王某1进行了装修；二被告认为，如果要明确诉争5套房屋的归属，则至本案审理时，所有的5套回迁安置房均应判归王某1所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梁广琴生前与王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2年9月13日登记结婚，并于1984年8月26日生育一子梁某1；梁广琴于2014年12月13日因病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死亡；至梁广琴死亡时，其配偶为王某1，其子女为梁某1，其父梁守刚于1993年8月11日死亡，其母郑秀兰于1995年6月2日死亡，即梁广琴之父母均先于梁广琴死亡，梁广琴之第一顺序继承人均已参加本案诉讼。2016年1月12日，继承人王某1因继承被继承人梁广琴的遗产，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北京市志诚公证处于2016年1月29日作出公证书，查明继承人向该公证处申请继承被继承人梁广琴遗留的财产（被继承人梁广琴生前与王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包括存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的存款69302.67元及利息，据继承人王某1、梁某1称，被继承人梁广琴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无争议，截至公证书出具之日亦未有他人向公证处提出异议；公证处还查明，王某1表示继承被继承人梁广琴的遗产，梁某1表示放弃对被继承人梁广琴的遗产继承权；该公证处认定：“根据上述事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上述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为死者梁广琴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继承人的遗产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因被继承人梁广琴的父母已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梁某1明确表示放弃对被继承人梁广琴的遗产继承权，因此，兹证明被继承人梁广琴上述遗产由其配偶王某1继承”。至本案审理时，梁某1仍然表示放弃对梁广琴的遗产继承权，本案诉争5号院的拆迁利益在梁广琴生前应归梁广琴、王某1所有，在梁广琴死亡后归王某1所有。李某、梁某1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6年8月29日登记结婚，并于2006年10月9日在5号院内举办婚礼；二人婚后育有一子梁晓乐；2016年，梁某1将李某诉至本院，要求判决双方离婚，并处理子女抚养事宜；本院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6）京0115民初66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梁某1的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书于2016年10月25日生效；2017年，梁某1再次将李某诉至本院，要求判决其与李某离婚，并处理子女抚养事宜；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在2017年8月24日的庭审中，就除了诉争车辆外是否还有其他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李某陈述称：“在结婚后还建了2间北房，这个院子现在已经拆迁了，是梁某1签订的拆迁协议，签订协议我没有到场，当时我在生孩子。其他的房屋是梁某1的父母盖的跟我没有关系。当时公公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给梁晓乐1套房子，给我1套房子”，就此梁某1反驳称：“宅基地有宅基地证，是老房子，北房是老房子，截止到2010年拆迁都没有动过，拆迁协议是我父亲签订的，有5套回迁房，拆迁款大概70多万，房屋已经交付了，在2013年交付房屋，房产证现在还没有下来，材料已经交上去了。我们现在居住的301室是回迁房，没有办理分户”，就此李某称：“在2010年拆迁认可，拆（得）了5套房子，有拆迁款120万，房产证没有办理下来认可。我们住的房子就是回迁房中的1套”，就家庭财产处理，梁某1又称：“父亲是已经去世了，大概在2013年、2014年去世的，父亲去世后，没有商量财产的处理，没有分割过”；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京0115民初1384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对于被告李某主张双方婚后在5号院建有2间房屋一节，因5号院已被拆迁，5号院内房屋已转化为包括回迁安置房在内的拆迁利益，且上述利益涉及案外人，故对该项争议，本案不予处理，争议方可另行解决”，判决：“一、原告梁某1与被告李某离婚；二、原告梁某1与被告李某之子梁晓乐由被告李某抚养，原告梁某1给付抚养费每月一千元（自二○一七年九月起，于每月二十日前履行，至梁晓乐年满十八周岁为止）；三、自二○一七年九月起，原告梁某1每周探望梁晓乐一次，被告李某应予以协助，具体方式为在每周六上午十点前自被告李某处接走，于当日下午十七时前送回被告李某处；四、一辆福克斯牌小型轿车（车辆号牌号码：×××）归原告梁某1所有，原告梁某1给付被告李某车辆折价款三万五千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五、驳回原告梁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被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已生效。梁广琴名下（作为户主）原有宅基地院落1处，即5号院；在1997年更换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时，误将梁广琴写成梁广芹，对此四村村委会在拆迁时出具证明；在拆迁时，四村村委会还出具证明，证明梁广琴在四海四村有1块宅基地，即5号院，其实际宅基地东西长20.29米，南北长18.5米，总面积为375.37平方米；梁广琴、王某1、梁某1的户籍住址均为5号院；李某及子女梁晓乐的户籍住址均不位于5号院，李某的居民身份证住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2006年4月26日，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土地管理科所颁发房屋准建证载明：“姓名梁广芹，住址瀛海镇四海四村，人口叁人，现有房屋面积273.25㎡，建房原因院内建房，建房用途居住，建房面积146.99㎡，建房高度3.9m”；在该准建证所附“建房位置及周围关系图”中，显示5号院内原建有3处房屋，即北房2排及小房1间，其中自北向南数第1排北房东西长18.5米，南北长5.85米，自北向南数第2排北房东西长18.5米，南北长9.96米，小房位于自北向南数第2排北房的南侧最东部（载明南北长1.94米，未载明东西长度），申请人计划在2排北房中间建造房屋（东西长18.5米，南北长2.54米），计划在第2排北房南侧的西部建造房屋（南北长1.94米，和已建小房合计东西长18.5米），整个5号院东西长18.5米，南北长20.29米（5.85米+2.54米+9.96米+1.94米），即宅基地面积为375.37平方米，与前述四村村委会在拆迁时所出具证明一致。在李某、梁某1结婚后，其与梁广琴、王某1夫妇共同居住在5号院内。2010年，5号院被拆迁。2010年7月20日，梁广琴（乙方、被拆迁人）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甲方、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双方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1套宅院位于瀛海镇四海四村四海路南十五条5号（即诉争5号院），宅基地面积为375.37平方米（与前述村委会证明及准建证一致），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364.5平方米；经核算，拆迁补偿金额包括房屋拆迁补偿款1475745元（含区位补偿价69984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217594元、装修及附属物作价535815元、其他补偿费22496元）、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164636元（含搬家补助费5468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107168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合计1640381元；同时注明周转费及弃楼款另签订补充协议，乙方应在2010年7月27日前完成搬迁。2010年7月28日，梁广琴（买受人、被拆迁人）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出卖人）签订5份编号分别为“四海四村-0567-5”、“四海四村-0566-5”、“四海四村-0565-5”、“四海四村-0564-5”、“四海四村-0563-5”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由买受人自愿购买位于X82地块4号楼3单元15层1503号房屋（即1503室，该楼号为施工栋号，正式名称以竣工后地名办和公安机关批准的小区名称、楼号为准，下同，预测房屋建筑面积为49.5平方米，均在原被拆迁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内，单价为每平方米2640元，购房价款为130680元）、X77地块22号楼2单元3层302号房屋（即302室，预测房屋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其中49.5平方米在原被拆迁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内，单价为每平方米2380元，20平方米系超过原被拆迁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套内不可分割部分，单价为每平方米2880元，优惠面积为0.50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7600元，购房价款合计179210元）、X79地块2号楼2单元3层301号房屋（即301室，预测房屋建筑面积为88.5平方米，均在原被拆迁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内，单价为每平方米2400元，购房价款为212400元）、X75地块1号楼2单元7层702号（即702室，预测房屋建筑面积为88.5平方米，均在原被拆迁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内，单价为每平方米2480元，购房价款为219480元）、X75地块1号楼2单元7层701号房屋（即701室，预测房屋建筑面积为88.5平方米，均在原被拆迁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内，单价为每平方米2480元，购房价款为219480元），并约定买受人同意用拆迁补偿款来缴纳购房款，不足部分房款待买受人入住之前补齐，否则出卖人有权拒绝交付房屋，出卖人应当自2012年12月31日起40日内向买受人交付房屋（该交房时间以预计2010年9月30日完成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结案为前提确定的，如遇拆迁工程结案手续不能在上述预计时间内完成，交房时间将顺延，并且双反皆不视为出卖人逾期交房，即出卖人不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2010年8月3日，梁广琴（乙方、被拆迁人）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甲方、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双方约定甲、乙双方已于2010年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于2010年7月28日签订了5份“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根据《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规定，乙方自愿在甲方指定范围内选购定向安置房5套，建筑面积为385平方米，购房总价款为961250元，在双方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后，甲方应另向乙方支付拆迁周转费218700元、弃楼款0元，加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款项，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拆迁补偿总金额合计1859081元；双方约定，乙方同意将其拆迁补偿款由甲方用于支付购安置房款961250元，乙方交纳房款后的剩余金额为897831元。针对5号院拆迁所形成拆迁档案中存档有院落及房屋平面示意图、房屋条件登记调查表，其显示5号院建有6处房屋，包括1号房（系自北向南数第1排，建成年代为“08年”，间数为5间，东西长19.7米，南北宽5.7米，柱高3米，屋面为小瓦，屋架为硬山，成新为9成）、2号房（系自北向南数第2排，间数为1间，东西长19.7米，南北宽2.6米，柱高为4.3米，屋面为复彩，屋架为钢平，成新为9成）、3号房（系自北向南数第3排，间数为6间，东西长19.7米，南北宽4.5米，柱高为3米，屋面为板毡平，屋架为硬山，成新为9成）、4号房（系自北向南数第4排的最东侧房屋，间数为1间，东西长4.4米，南北宽4.2米，柱高为2.9米，屋面为板毡平，屋架为硬山，成新为9成）、5号房（系自北向南数第4排的中间房屋，间数为1间，东西长11.6米，南北宽4.2米，柱高为2.9米，屋面为单彩，屋架为钢平，成新为9成）、6号房（系自北向南数第4排的最西侧房屋，间数为1间，东西长3.7米，南北宽4.2米，柱高为2.9米，屋面为板毡平，屋架为硬山，成新为9成）；拆迁档案中所存档评估结果通知单、房屋拆迁货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结算明细表等载明，5号院的产权人为梁广琴，合法宅基地面积为375.37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为364.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34.9平方米，区位补偿价为699840元（以合法建筑面积364.5平方米乘以区位价格每平方米192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合计217594元（其中1号房的建筑面积为112.29平方米，房屋价款为79726元，下同；2号房51.22平方米，27864元；3号房88.65平方米，55229元；4号房18.48平方米，12049元；5号院48.72平方米，33666元；6号房15.54平方米，9060元），装修及附属物价款为535815元（以定额补偿标准每平方米1470元乘以合法建筑面积364.5平方米），设备迁移费为1470元，弃楼款为1676700元（以每平方米4600元的弃楼款标准乘以合法建筑面积364.5平方米），少建房奖励性补偿为1026元，未建房奖励性补偿为20000元，以上房屋拆迁总补偿价款合计3152445元（699840+217594+535815+1470+1676700+1026+20000）；因梁广琴选取了385平方米回迁安置房（系以被拆迁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为364.5平方米，加上与原被拆迁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套内不可分割部分20平方米，再加上优惠面积0.50平方米），超出了合法建筑面积364.5平方米，故丧失了取得弃楼款1676700元的权利，此时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总价款还有1475745元，此金额即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房屋拆迁补偿款金额；以上述金额加上拆迁补助款383336元（含搬家补助费5468元、提前搬家奖2000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107168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周转费218700元）后，金额合计1859081元；以该金额减去购房价款961250元后，剩余款额为897831元，该金额即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所载明的应发放补偿款金额。二被告认可拆迁人已将该款项897831元存入梁广琴名下的银行账户内。拆迁档案中存档有为获得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107168元而由被拆迁人所提交各类文件材料，包括梁广琴所提交承诺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名称为北京瀛海金苏服装加工部，经营者姓名为王某1，经常场所为5号院）、税务登记证（纳税人姓名为北京瀛海金苏服装加工部，负责人为王某1）、税收通用缴款书（缴款单位为北京瀛海金苏服装加工部）、北京市企业信用网的企业信息查询单（企业名称为北京瀛海金苏服装加工部，成立日期为2006年3月28日，企业状态为开业，经营范围为服装加工）。针对5号院所在地区拆迁工作所施行政策文件为《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中“问题解答”部分第6条规定：“在指定的范围内选购1套或多套住房后，还有剩余面积，是否还可以任意选购一套？答：不可以。被拆迁人选择1套或多套定向安置房的，选购定向安置房屋面积，不得超过合法建筑面积与套内不可分割20平方米之和”，其第7条规定：“对放弃回迁的被拆迁人，发放‘弃楼款’是如何考虑的？答：拆迁的基本精神是不让被拆迁人受损失，虽然《方案》中的其他各项规定已经完全符合拆迁法规的规定，但对于放弃安置的被拆迁人或选购安置用房建筑面积小于合法建筑面积的，其未购安置房面积部分给予弃楼款。本次拆迁弃楼款标准为每平方米4600元”，其第8条规定：“发放周转费是如何考虑的？答：发放周转费是拆迁人在规定以外给予被拆迁人的优惠，是给被拆迁人在一定期间内选房和装修的周转补助，经过充分研究最终确定以被拆迁的合法建筑面积为发放的基准，同时经过调查，根据目前瀛海地区的现状和被拆迁房屋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每平方米每月20元的标准。同时规定每月每户不低于2000元的标准”，其第9条规定：“发放50000元工程配合奖是如何考虑的？答：工程配合奖是在拆迁法规规定补偿外，对支持政府工作的被拆迁人的奖励。本次拆迁加大奖励力度，对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届满前完成搬迁的，一次性给予被拆迁人工程配合奖50000元，对在搬迁期未能与拆迁人达成补偿协议的将取消工程配合奖项”，其第10条规定：“具体什么条件才能给予一次性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答：被拆迁人只有具备下列的所有条件才能给予一次性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确认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条件为：具备营业执照且在有效期限内；距本次公告张贴之日满一年；能够出示纳税票据；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一致且位于认定的被拆迁房屋内；具备经营条件且张贴公示时仍在经营中”，并载明补偿公式——拆迁补偿补助总款=被确认的合法建筑面积×（基准地价×K+基准房价）+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及附属物价+综合补助费；该实施方案第二条规定：“本次拆迁的拆迁人为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被拆迁人为拆迁范围内住宅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其第十二条第3款规定：“合法宅基地范围以外的房屋和未经批准的二层及以上部分（含二层）不予补偿”，其第十五条规定：“选择定向安置房的原则：以确认的被拆迁的合法建筑面积为选择定向安置房面积的基数。先签货币补偿协议的，搬家交房后，优先选择定向安置房，一次选定后不得变更”，其第十八条规定：“合法宅基地范围内少建房奖励性补偿款的计算：合法宅基地面积75%内未建房部分，给予奖励性补偿，标准为450元/平方米。合法宅基地面积75%至90%内未建房部分给予奖励性补偿，标准为350元/平方米”，其第十九条规定：“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届满前搬迁的，拆迁人按每提前一天奖励200元的标准发放给被拆迁人提前搬家奖励费，奖励费最高不超过2000元”，其第二十二条规定：“搬家补助费依据合法建筑面积计算，标准为每平方米15元”，其第二十四条规定：“被拆迁人自愿放弃购买定向安置房，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合法建筑面积一次性给予4600元/平方米的弃楼款，并与拆迁补偿款一并发放给被拆迁人”，其第二十五条规定：“选购安置房建筑面积小于合法建筑面积的，其剩余面积也按上条的原则发放弃楼款”。在2013年，拆迁人交付上述5套回迁安置房；针对上述5套回迁安置房分别颁发不动产权证书；1503室的不动产权证书载明权利人为梁广琴，共有情况为房屋单独所有（以下4套房屋均同，不再重复表述），坐落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五里9号楼15层3单元1503”，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以下4套房屋均同，不再重复表述），权利性质为“出让/商品房”（以下4套房屋均同，不再重复表述），用途为住宅（以下4套房屋均同，不再重复表述），房屋建筑面积为49.52平方米（拆迁时预测面积为49.5平方米）；302室的不动产权证书载明权利人为王某1，坐落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七里24号楼3层2单元302”，房屋建筑面积为70.08平方米（拆迁时预测面积为70.0平方米）；301室的不动产权证书载明权利人为王某1，坐落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一里14号楼3层2单元301”，房屋建筑面积为88.91平方米（拆迁时预测面积为88.5平方米）；701室的不动产权证书载明权利人为梁广琴，坐落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三里5号楼7层2单元701”，房屋建筑面积为89.09平方米（拆迁时预测面积为88.5平方米）；702室的不动产权证书载明权利人为梁广琴，坐落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三里5号楼7层2单元702”，房屋建筑面积为89.3平方米（拆迁时预测面积为88.5平方米）。2018年，李某将梁某1、王某1以分家析产纠纷的案由诉至本院，即（2018）京0115民初10349号原审案件；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在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进行问话时，就建房情况，李某陈述称：“问：5号院是谁名下的房屋？答：是梁某1父亲名下的宅基地。结婚后在5号院居住，由原、被告3人和梁广琴居住。2006年结婚后就在该院落中居住。问：这期间是否改扩建过？答：新建南房，建造了一排4-5间房屋”、“问：对于改扩建是否有证据？答：就是买东西，没有书面的证据”，对李某之陈述梁某1反驳称：“结婚后就在5号院居住，没有进行改扩建，也没有进行装修。5号院宅基地是父亲的。我父母在我结婚前就把5号院建造完毕。5号院的拆迁利益与我和李某无关”、“是我父亲签订的拆迁协议。回迁补偿了大小5套（房屋）和拆迁款。都是以（父亲）梁广琴的名义签订的拆迁协议。我父母只有我1个孩子。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并且我放弃了继承我父亲遗产的权利”。在2018年9月6日的庭审中，对建房情况，李某陈述称：“原有两排房，翻建了原有的两排房屋。在两排房屋中间盖了5间大房，院落的南边盖了3间小房。时间为2008年”，梁某1答辩称：“不同意李某的诉讼请求，结婚后没有向家中添过1分钱。都是我父母的。婚后没有改扩建，结婚结在该院落中。没有进行改扩建”，王某1答辩称：“……院落没有翻建的情况。涉诉院落均是王某1、梁广琴夫妻二人建造。李某也不是被拆迁人，没有相应的拆迁份额。在1982年，王某1、梁广琴夫妇在该院落兴建北房5间，院中间与北房平行建造6间房屋以及南房1间。在2006年4月26日在原有北房和院落中间（房屋）之间借着原有的墙加高了墙加盖了彩钢顶。又增建南房1间。在2008年在两间南房中间空挡处封顶彩钢板，该南墙用钢管焊的”；在该次庭审中，证人司某到庭作证；该证人称2006年李某出嫁时自己参与其婚礼，婚礼是在梁某1家中举办的，5号院当时有前后两排房屋，每排房屋大概5-6间，没有南房，酒席是在宅基地院落中办的，酒席摆在整个院落中，院内空地比较多；梁某1认可司某确实参加过婚礼；王某1则认为司某系作伪证，并未如实陈述；在该审理过程中，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当时701室、702室由梁某1、王某1居住使用，301室由李某居住使用，302室、1503室由王某1对外出租。针对上述原审案件，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京0115民初1034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根据本案事实，李某与梁某1婚后一直在5号院内居住，根据2006年4月26日颁发的准建证对比拆迁时的‘院落及房屋平面示意图’和‘房屋条件登记调查表’可以看出，在李某与梁某1、梁广琴、王某1共同生活期间确实对房屋进行了扩建，各方对扩建房屋形成共同共有，房屋拆迁以后相对应的拆迁利益中应当享有相应份额……结合现有证据及李某在离婚诉讼中的陈述，本院确认李某参与扩建的房屋包括院内南边东西两侧“板毡平”搭建的房屋，以及北数第二排“复彩”和南边中间“单彩”搭建的房屋，面积为133.96平方米，其中，李某、梁某1共同享有的房屋建筑面积为66.98平方米。在分割相对应的拆迁利益时，结合拆迁款总额（1640381元）、该面积占合法建筑面积的比例（66.98平方米/364.5平方米）、实际获得的回迁房屋总建筑面积（386.9平方米）和5套房屋各自的建筑面积以及购房价款和房屋升值情况，同时考虑到剩余拆迁款均打入梁广琴账户，且李某与梁某1之子梁晓乐随李某共同生活，在分割李某、梁某1二人夫妻共有的财产时，还应遵循照顾女方和孩子权益的原则，综合以上因素，本院酌情确定1503室归李某所有，李某给付梁某1房屋补偿款265000元”，判决：“一、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五里9号楼15层3单元1503室归原告李某所有；二、原告李某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告梁某1房屋补偿款二十六万五千元；三、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京02民终385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在本案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在作出分家析产的裁判之时对房屋补偿款数额之考量，乃系考虑回迁房建筑面积占比、购房价款、房屋升值等多种因素综合酌定。但本案中涉及的多套回迁房屋面积、价值均不完全一样，且就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来看，尚缺乏关于房屋价值的有效结论作为裁量之基础，一审法院在审理和判决中未就房屋升值的具体情况进行充分客观之考察，其判决的补偿款数额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裁定：“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0349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述重审案件即本案；双方当事人就诉争5套回迁安置房价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李某申请对301室的价值评估，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将评估结论中的房屋单价作为诉争5套回迁安置房的房屋单价；2020年1月10日，北京市中恒业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房地产估价报告，认定301室在价值时点2019年12月31日的估价结果为：建筑面积为88.91平方米，估价总价为2859300元，单价为每平方米32160元；对上述评估结果，双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均同意作为确定诉争5套房屋价值的依据，但二被告坚持认为李某无权取得诉争房屋。李某支出评估费9300元。就否认李某对5号院内建房有贡献之主张，二被告提交四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该证明载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四海四村四海路南十五条5号宅院宅基地使用权人为梁广琴，该院落所有房屋均系梁广琴和王某1二人出资出力兴建”；李某对该证明不予认可；为证明其主张，二被告还提交1张收据（开票时间为2006年5月2日，载明收到彩钢板22块等建筑材料）；对该收据，李某不予认可；为明确其主张，并结合拆迁档案中对5号院房屋所作编号，二被告提交其自行绘制的被拆迁房屋示意图1张；在该示意图中，载明1号房5间为原有老房，2号房1间系在2006年5月加盖，3号房6间系原有老房，4号房1间系原有老房，5号房1间系于2006年5月加盖的彩钢顶房，6号房1间系在2006年4月申请审批并在2006年5月前建造的门道房，以上合计15间房屋；为证明全部5号院内被拆迁房屋均系王某1、梁广琴夫妇在李某、梁某1结婚前所建，二被告提交证人郭某的书面证人证言（主张系四村村委会干部，原负责宅基地建房审批工作，梁广琴、王某1向村里申请建造2间南房、两排老房中间1间房屋，实际建房时间大约是2006年5月，但其中门道那间南房在此次审批前就已经建完，房子都是在梁某1、李某结婚前建好的）、证人王某2的书面证人证言（主张原在四村村委会工作，职务为治保主任，在2006年4、5月份梁广琴、王某1在5号院加盖了3间房，其中2间南房、1间天井房，这3间房屋在梁某1、李某结婚之前建好）、证人梁某2的书面证人证言（系梁广琴之弟，主张在梁某1、李某结婚前，梁广琴即已在5号院内建造房屋15间，至拆迁时房屋位置、结构、装修都没有变化等）；上述3名证人均出庭作证；李某亦申请证人司某出庭作证（主张系李某的朋友，不认识梁某1，李某、梁某1的婚礼是在5号院内举办的，时间是2006年10月9日，院内有南北2个大院，即有南北2排房子，在东西侧有小房子，具体几间房屋不清楚，不清楚院内房屋是何人在何时所建，并主张院内空地分为前后院，在前院办的婚事，前院有2排东西的房子，当时后院天井是封起来的，前院天井里没有东西）。就李某、梁某1在5号院内举办婚礼情况，二被告提交录像视频；经本院详细审核婚礼录像，并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及证人证言可以确认，在2016年10月9日举办婚礼当日，1号房、3号房均存在，位于1号房、3号房中间的2号房（系彩钢封闭天井，系1个顶部较高的大通间）也存在，最南侧一排的最东侧4号房和最西侧6号房亦存在，婚礼系在5号房位置举行，即在5号房位置搭设婚庆礼棚，5号房位置未封顶，5号院向西开门，可从2号房西侧和6号房西侧通行，4号房、5号房位置、6号房的南侧紧挨邻居北房；对在5号房位置在婚庆时并未以彩钢封闭屋顶的事实，二被告解释称，5号院内15间房屋在婚礼前就已经由梁广琴、王某1夫妇建造完毕，在婚礼当天将5号房（系天井）的彩钢板打开，是为了婚礼的通风，是临时打开的，在婚礼之后就封上了。本案庭审中，对其具体诉讼请求之范围，李某陈述称，要求对5号院的全部拆迁利益（回迁安置房及拆迁补偿款）均进行析产，因在李某与梁某1离婚后，婚生子一直由李某抚养，且一直居住在301室，没有其他房屋居住，从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原则出发，李某要求分得301室，且由李某取得301室也与李某应取得析产份额相适应，如果法院认为301室超出了李某的应得份额，李某同意给予二被告现金补偿，不希望改变子女的居住环境；二被告则反驳称，梁某1与李某离婚系因为李某有过错，当时孩子还小，所以将孩子判给了李某，但孩子一直和孩子姥姥在德茂小区租房住，李某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本案庭审中，就房屋居住使用情况，经询问，李某主张其居住在301室，不清楚其他4套房屋的的居住情况，二被告认可李某实际控制301室，并主张其他4套房屋均由王某1控制，701室由二被告自住。本院认为，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本案中，李某的诉讼请求为分割5号院的全部拆迁利益，故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李某是否系5号院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人。就此，本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相关会议纪要，即“对被继承人生前宅基地上房屋翻扩建确存在贡献的人，据此主张享有宅基地上房屋共有权或增加相应继承份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其据此主张的相应补偿请求，人民法院应根据相应证据，尊重风俗习惯，从公平角度出发，在判断法律关系性质属于赠与、亲属间无偿帮扶亦或债务的基础上，确定是否支持”的经验总结；但首先会议纪要并非我国民事审判的法律渊源，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以法律、基本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并参照适用部门规章；其次，上述经验总结主要适用于被继承人生前拥有诉争宅院，其子女或他人另有其他宅院，其子女或他人在被继承人生前在诉争宅院内参与翻扩建房屋之情形；上述经验总结之主要目的系从尊重风俗习惯角度出发，对于被继承人之女儿因出嫁离开父母，或儿子因另行取得宅基地而离开父母等情形，但在父母翻扩建房屋过程中子女或他人即使有出资，亦不据此认定出资人系父母所居住宅院的共有人，而将该出资认定为赠与、亲属间无偿帮扶亦或债务关系。但是，农村宅基地系以户为单位审批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人并非仅限于户主，对于子女没有另行取得宅基地，并与父母长期共同生活，且参与建房之情形，一般可成为房屋共有人；据此，对二被告依据会议纪要认为即使梁某1、李某参与5号院内房屋翻扩建亦不能成为房屋共有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区别于在部分市区拆迁中，以考虑被安置人员为基础，在大兴区所普遍实施的拆迁政策中，拆迁补偿、补助款项（包含搬家补助、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提前搬家奖、周转费、工程配合奖等）及回迁安置房的面积与被拆迁宅院的合法建筑面积、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附属物评估价等因素有关，而与被拆迁院落的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构成情况无直接关系；经本院审查《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其载有“被拆迁人为拆迁范围内住宅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之措辞，并非以户籍构成作为确认被拆迁人依据，梁广琴作为户主签订各项拆迁协议的事实，不能推定出房屋权利人仅为梁广琴1人；据此，对二被告所主张因李某之户籍并非5号院故而不应取得任何拆迁利益之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三，对于李某、梁某1结婚时的5号院内房屋状况，双方当事人存有重大争议，并各自提交证据材料，但双方当事人所提交各类证据材料均具有一定瑕疵，需综合全部证据并结合当事人陈述作出认定。比如说，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的房屋准建证，其载明现有房屋面积为273.25平方米，建房面积为146.99平方米，合计420.24平方米，而在所附“建房位置及周围关系图”中载明5号院东西长18.5米，南北宽20.29米，即宅基地面积为375.37平方米，这就出现了在院内房屋均为平房的情况下，房屋面积大于宅基地面积的错误情形，而且，在“建房位置及周围关系图”中其原有房屋中的自北向南数第2排房屋（即拆迁时的3号房）的南北长度为9.96米，明显过长，不符合农村建房的通常进深（在冬季阳光根本无法照射进房屋内部），其原有小房的南北长度为1.94米，亦过短；但是，该房屋准建证可以反映出在申请建房时5号院内至少建有1号房、3号房、4号房。比如说，对于建房情况，二被告提交四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载明院内房屋与均系梁广琴、王某1二人出资出力兴建），当地村委会基于村民自治相关职权可能了解申请建房情况，但出资出力建房情况涉及家庭内部关系，其难以有效了解，其所出具证明不具有公文书证之效力。比如说，证人司某系由李某申请出庭作证，区别于原审案件时的作证意见，在本次庭审时证人司某主张在李某、梁某1举办婚礼时1号房、3号房已存在，2号房天井已封闭起来，但5号房位置没有东西，其证人证言相对客观，部分内容有利于二被告，部分内容有利于李某，且与婚礼视频相互印证。再比如说，拆迁档案中“房屋条件登记调查表”载明1号房的建成年代为“08年”，所有房屋的成新率均为9成新，此系明显与已查明事实不符合记录，相关数据不应一概采信。据此，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材料，特别是与二被告所提交婚礼视频相比对，可以认定在李某、梁某1举行婚礼时，1号房、2号房、3号房、4号房、6号房已存在，5号房并不存在；二被告主张5号房在当时已存在，只不过为了举办婚礼通风需要而掀开彩钢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虽然李某、梁某1的结婚登记时间为2006年8月29日，而婚礼举办于2006年10月9日，二者存在1个多月的间隔，但在李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梁某1在登记结婚后即已共同生活在5号院的情况下，应认定5号院内除5号房之外的其他房屋均系在李某、梁某1婚前所建；二被告均主张1号房、2号房、3号房、4号房、6号房系王某1、梁广琴所建，对此本院不持异议。第四，在本院审理（2017）京0115民初13847号离婚诉讼时，李某主张婚后出资翻盖并装修了2间北房，虽然5号房在拆迁时被认定为1间，但其东西长11.6米，南北宽4.2米，符合农村习俗对2间房屋的定义，即农村习俗通常以占地而不是隔断作为区分房屋间数的依据；关于房屋性质为北房的主张，与实际查明不一致，应以实际查明为准；在之后分家析产案件过程中，李某所主张建造房屋数量超出了其在离婚诉讼中所作主张，应负更高举证责任，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对李某所主张参与5号房之外房屋建造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需指出，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陈述可能出现不准确或不一致之情形，不能因此对其主张全部否定，还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确定。第五，在李某、梁某1结婚后，李某、梁某1、王某1、梁广琴均共同生活在5号院内，上述4人均具有劳动能力，应推定上述4人共同参与了5号房之建造，上述4人均系5号房之共有人；在李某、梁某1离婚前，本院酌情确定李某、梁某1享有5号房的二分之一份额；在李某、梁某1离婚后，本院酌情确定对该夫妻共有部分，李某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即李某享有5号房的四分之一份额。综上所述，经本院对5号院内被拆迁房屋进行析产，李某享有5号房的四分之一份额，梁某1享有5号房的四分之一份额，王某1、梁广琴共有5号房的二分之一份额，王某1、梁广琴系1号房、2号房、3号房、4号房、6号房的共有人。在梁广琴死亡后，无论是处理遗产存款进行公证时，还是在原审及本案审理时，梁某1均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此系梁某1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不构成对李某之权益侵害；而且，至本案审理时，梁某1明确表示5号院的拆迁利益（含梁广琴遗产部分）均归王某1享有，其上述意愿中涉及李某应享有部分不发生法律效力，但对涉及梁某1部分，系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本院不持异议。需指出，梁广琴生前未立遗嘱或与他人订立遗赠扶养协议，二被告系梁广琴之全部第一顺序继承人，对于5号院拆迁利益中涉及梁广琴遗产部分，二被告之处理意见，本院应予尊重。据此，本院认定5号院拆迁利益中除李某应享有部分，其余部分均应归王某1享有。下文对李某应享有部分计算之；本院采取先将拆迁利益及李某应获取利益均折算成货币形式，再确定李某所占份额能否取得回迁安置房的计算思路。第一，关于房屋重置成新价，5号房（建筑面积为48.72平方米）的价款为33666元，李某应享有其中的四分之一，金额为8416.50元。第二，关于区位补偿价，司法实践中，往往根据所对应拆迁项目所施行政策确定是采取按建筑面积比例确定相应补偿数额，还是按照人员比例确定相应数额；具体至本案拆迁所涉拆迁政策，并非系按照户籍构成情况确定拆迁补偿，且李某在拆迁时居住生活在5号院，而本次拆迁所涉区位补偿价系以合法建筑面积乘以区位单价，而区位单价系由基准地价乘以容积率修正系数，再加上基准房价所确定，即该区位补偿价并非简单针对宅基地的补偿，亦与房屋补偿密切相关，故李某有权按照占房屋建筑面积份额取得相应区位补偿价；5号房建筑面积48.72平方米的四分之一为12.18平方米；经核算，以该12.18平方米除以总房屋建筑面积334.9平方米，再乘以区位补偿总价699840元，则李某应取得部分为25452.53元。第三，关于弃楼款，其总额为1676700元，系以合法建筑面积364.5平方米乘以单价每平方米4600元，则在将拆迁利益全转化为货币的情况下（即不选取任何回迁安置房，也不获得周转费），李某应取得部分应以12.18平方米除以总房屋建筑面积334.9平方米，再乘以弃楼款总价1676700元，结果为60980.01元。第四，关于装修及附属物价款，其总额为535815元，系以合法建筑面积364.5平方米乘以定额单价每平方米1470元，李某应取得部分应以12.18平方米除以总房屋建筑面积334.9平方米，再乘以装修及附属物价款535815元，结果为19487.09元。第五，关于设备迁移费1470元，其对应5号院内所安置空调、有线、太阳能、宽带、电话等项目的迁移费用，现无证据证明上述设备系李某、梁某1所设置，故李某无权取得。第六，关于少建房奖励性补偿1026元、未建楼房奖励性补偿款20000元，其系基于被拆迁人之未建房行为所作补偿，而李某获得相应补偿之基础在于其对建造5号房具有贡献，系5号房之共有人，故李某无权获得上述2项补偿。第七，关于搬家补助费5648元，李某、梁某1、王某1、梁广琴在拆迁时均居住在5号院，均需搬家，而所涉搬家行为更多涉及居住生活事实，并非严格与房屋面积相关，李某也不可能仅居住在5号院内12.18平方米房屋内，本院酌情确定李某取得其中四分之一，即取得1412元。第八，关于提前搬家奖2000元，均与提前配合搬家相关，同上文分析，李某有权取得，本院酌情确定李某取得其中四分之一，即取得500元。第九，关于停产停业补助费107168元，在拆迁档案中所存档材料为北京瀛海金苏服装加工部的营业执照等，与王某1、梁广琴从事个体经营相关，而李某系医院工作人员，亦无证据证明梁某1协助其父母从事服装加工，故李某无权取得该项补偿。第十，关于工程配合奖50000元，其在拆迁政策中定义为“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届满前完成搬迁的，一次性给予被拆迁人工程配合奖50000元”，即其与积极配合完成搬迁密切相关，同上文论理，作为共同居住人的李某有权取得，本院酌情确定李某取得其中四分之一，即12500元。第十一，关于周转费218700元，系对购买期房安置人在一定期限内无法入住回迁房之补助，在将弃楼款核算入5号院拆迁利益的货币转化形式时，不应核算周转费；在确定当事人应否取得回迁安置房后，再根据分配房屋情况确定周转费数额。据此，在5号院所转化货币拆迁利益3317081元（含区位补偿价款69984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217594元、装修及附属物价款535815元、设备迁移费1470元、弃楼款1676700元、少建房奖励性补偿1026元、未建房楼奖励性补偿款20000元、搬家补助费5468元、提前搬家奖2000元、停产停业补助费107168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中，李某应取得部分为128748.13元（含房屋重置成新价8416.50元、区位补偿价25452.53元、弃楼款60980.01元、装修及附属物价款19487.09元、搬家补助费1412元、提前搬家奖500元、工程配合奖12500元）。然后本院根据上述核算结果确定李某是否取得回迁安置房及相应处理；需要指出，民事主体在取得回迁安置房的同时，不仅要在“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所确定拆迁补偿金额中扣除相应购房款，还将丧失取得相应弃楼款的权利，故应综合计算；对于诉争301室，在拆迁时的暂测建筑面积为88.5平方米，其中安置面积为88.5平方米，安置面积单价为每平方米2400元，房屋价款为212400元，该安置面积88.5平方米所对应弃楼款为407100元，即301室在拆迁时确定的实际价格为619500元。因李某应取得拆迁利益货币价值为128748.13元，远小于上述拆迁时所确定房屋实际价格，故李某不能取得301室；但是，需指出，没有证据证明全部大家庭成员在本案审理前对全部拆迁利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确定的5套回迁安置房及剩余补偿款897831元）进行析产，而5套回迁安置房的价值已经升值，在李某持续对301室主张权利并实际占有301室的情况下，如果仍只向李某分配款项128748.13元，对李某明显不公，故应按照款项所对应房屋价值比例确定李某应取得款项金额，即考虑房屋升值利益。经核算，301室的登记房屋面积为88.91平方米，评估单价为每平方米32160元，房屋总价值为2859300元；经按比例核算，即以128748.13元除以619500元，再乘以2859300元，结果为594236.53元。需指出，虽然拆迁时的房屋暂测面积与登记房屋面积存在差异，但系按比例核算李某应取得补偿，上述面积差异不影响计算结果；还需指出，因系对李某货币补偿，李某不能取得301室，又考虑到李某长期居住在301室，已实际享有相关居住利益，故无权获得周转费。综上所述，因梁某1明确对诉争全部拆迁利益放弃权利，拆迁利益归属于王某1，故应由王某1给付李某析产补偿款594236.53元。必须指出，不能僵化地理解李某之诉讼请求，其诉讼请求并不仅在于取得301室，实为要求对5套回迁安置房及剩余拆迁补偿款进行析产；正如李某所指出，如果其份额不够取得301室，则可以在判决其取得301室的同时给予二被告补偿款，那么在本院确认其份额确实无法取得301室的情况下，当然可以判决王某1对李某进行货币补偿。还需指出，司法实践中，对于离婚时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事宜，争议方可按照离婚后财产纠纷解决，对于离婚时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与家庭财产混同的情形，争议方可按照分家析产纠纷解决，即此时分家析产纠纷吸收离婚后财产纠纷，直接由取得财产一方给予对方相应补偿，即在本案中，本院确定由王某1给予李某相应析产补偿。为定纷止争，为便于判决得到履行，同时不遗漏析产案件的诉讼请求，应对拆迁利益归属一并进行确认，二被告均认可5套回迁安置房归王某1所有，对此本院不持异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王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某析产补偿款594236.53元；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五里9号楼15层3单元1503”号房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一里14号楼3层2单元301”号房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七里24号楼3层2单元302”号房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三里5号楼7层2单元701”号房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三里5号楼7层2单元702”号房屋及梁广琴名下剩余拆迁补偿款归王某1所有；三、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李某负担2900元（已交纳），由王某1负担29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鉴定费9300元,由李某负担5527元（已交纳），由王某1负担377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振审 判 员  刘恩水人民陪审员  丰永志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法官 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