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15行初494号原告任新华，女，196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退休员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姜作稳（原告之夫），196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信隆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被告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33号。法定代表人李爱芳，主任。行政机关负责人金鹏，男，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崔国云，男，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纪磊，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任新华诉被告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卫健委）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9年11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立案后，于2019年12月3日向被告大兴卫健委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任新华及委托代理人姜作稳，被告大兴卫健委的机关负责人金鹏及委托代理人崔国云、纪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9月17日，原告任新华向被告大兴卫健委口头提出申请，请求被告大兴卫健委责令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费森公司）支付其独生子女奖励费及一次性奖励。被告大兴卫健委次日电话联系费森公司，督促费森公司尽量解决原告任新华的诉求，并电话告知原告任新华自行与费森公司联系。原告任新华诉称，原告因在办理完成退休手续后费森公司拒不支付独生子女奖励费，故原告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原告与费森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2018）京0105民初70371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2019）京03民终566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与费森公司于2002年10月—2016年10月存在劳动关系。在此后原告向大兴卫健委提起举报申请，后其于2019年9月18日回复原告费森公司愿意支付奖励费，让原告与费森公司联系协调此项事宜，但在原告联系费森公司时，其以各种理由推诿，拒不支付，后原告无奈只得给被告发送《申请书》，让其督促费森公司支付奖励费，但至今没有得到答复。根据《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对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不落实本条例规定的计划生育奖励和优待政策，有关当事人可以向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举报；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督促落实，并对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原告认为月度独生子女费及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系国家基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而采取的鼓励性措施，其是否支付与公民是否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是否付出劳动无直接关联，并非履行劳动权利义务而发生的纠纷，因此，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用人单位不履行相关义务的，劳动者可以通过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解决。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望贵院依法判决被告履行其法定职责，责令费森公司支付原告独生子女奖励费及一次性奖励。举证期限内，原告任新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申请书、EMS邮件查询结果2张、邮件封皮照片，证明被告已经签收了。2、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的案件属于行政案件，要找行政机关解决。被告大兴卫健委辩称，一、事实经过。2019年9月17日，被答辩人前往答辩人处反映称其所在的费森公司拒绝支付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事宜。答辩人处工作人员第二日（即2019年9月18日）致电该公司，询问被答辩人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费发放情况，明确费森公司并非不同意支付的前提下，针对费森公司对相关政策了解错误的事实，进行政策讲解，督促费森公司按照政策规定予以落实；并告知被答辩人自行与费森公司联系。之后被答辩人并未再就此事来电来访，直至答辩人接到人民法院转交的诉状，方才得知双方并未解决此事。答辩人再次致电费森公司，再次确认费森公司并非不支付，也曾与被答辩人沟通，但被答辩人未按费森公司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也未及时与费森公司反馈，故至今问题尚未解决。二、答辩意见。（一）被答辩人依据《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七条提起诉讼，认为答辩人存在行政不作为情况。《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对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不落实本条例规定的计划生育奖励和优待政策，有关当事人可以向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举报；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督促落实，并对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予以支持。”被答辩人提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要求其所申请的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且申请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应当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须有明确法律根据，具有从属法律性，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或授权，行政主体不得作出任何行政行为。《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七条只是规定了行政部门应当督促落实，对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予以支持，这是一个原则性规定，对于何为“督促落实”，无其他法律法规等对此问题进行实体上的规定。根据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行政行为要有法律依据，同时行为主体实施的行为能直接或间接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也就是说，哪怕是被答辩人提供了相关材料，并符合相应的条件，用人单位拒不支付该项奖励，答辩人也无法律依据作出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实体处理。何况，本案中，答辩人了解被答辩人所反映的情况后，已经与费森公司进行了联系，解读政策，明确费森公司同意给付，帮助当事人双方联络沟通，完成了条例规定的“督促落实”工作，最大限度维护了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二）被答辩人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并符合相关条件。根据“关于落实《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有关奖励等问题的通知”（京计生委字[2003]112号）和“关于落实《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有关奖励等问题的补充通知”（京财文[2004]500号）的规定，被答辩人主张独生子女奖励费，需向负责发放的所在单位提供相应证明材料。费森公司在答辩人去电时也表示告知被答辩人提供证明资料。被答辩人如果不能提供，当然不能享受相应待遇；如果其认为费森公司要求不合理合规，属其与费森公司之间的争议，不能将其不履行法定义务、不配合的行为归责于行政机关。（三）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不履行职责是错误的，因为答辩人无法律依据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且是否支付独生子女奖励费的选择权在于用人单位。本来，答辩人完全可以告知被答辩人通过提起对费森公司的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出于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为了尽快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司法和行政资源的无端浪费，答辩人还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范围内积极协调各方，这事实上应理解为行政调解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调解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所谓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其诉讼标的应为当事人基于一个具体的事实状态提出如下主张：他的权利由于所请求的行政行为被拒绝或未作出而受到了侵害。提起履行职责之诉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其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且行政机关明确予以拒绝。2、其所申请的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这种请求权基础是产生于某一法律、某一行政机关的保证以及某一行政合同。即要求行政机关按照其申请作出的一个特定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定的权利依据。3、其所申请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应当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本案中不符合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构成要件，答辩人行为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恳请贵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驳回被答辩人诉讼请求！举证期限内，被告大兴卫健委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第一次与费森公司通话记录（光盘+文字稿），证明接到原告情况反映后，被告第一时间联系费森公司，确认其同意支付奖励费，并对其关于政策理解误区进行纠正，同时协助双方联络沟通，尽到了“监督落实”职责。2、第二次与费森公司通话记录（光盘+文字稿），证明再次确认费森公司同意支付，且费森公司已经在被告协助下与原告联系，告知其办理领款手续所需材料，但原告一直未按费森公司要求提交，尽到了“监督落实”职责。3、第三次与费森公司通话记录（光盘+文字稿），证明目的同证据2。4、通话记录电脑截屏，证明通话事实。5、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第三十七条），证明领取奖励金需提供相应证明；对违反条例的行为，卫健委只能“督促落实”，没有处罚权；条例对于何为“督促落实”，并无规定。6、关于落实《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有关奖励等问题的通知（京计生委字[2003]112号）,证明领取奖励需符合条件，提交证明资料；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发放。7、关于落实《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有关奖励等问题的补充通知（京财文[2004]500号），证明目的同上。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任新华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被告大兴卫健委对证据1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没有提交原件，退一步讲即便有原件，但邮件封皮上显示内件信息是文件，即便原告确实寄过东西，但不能证明是反映此事件的申请书；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首先法院的判决不能作为其他案件的参考，二审的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且是劳动争议的案件，对于政策的解读和处理是法官个人的论述，不能作为其他其他案件的依据。经审查，原告任新华提交的证据1系真实的，但不足以证明其邮寄的文件内容；证据2系有效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大兴卫健委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原告任新华对证据1-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首先通话录音说街道不会给原告开证明，费森公司明知但还要求开证明，原告入职必须提交相应证明，其中包括独生子女证，被告应该是明知的，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根据2003年112号文，单位发放工资时没有发，原告可以提供工资条证明；证据5-7证明目的不认可。经审查，被告大兴卫健委提交的证据5系法律依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2、3及证据4中的第二次、第三次通话记录系被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取得，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被告举证期限的相关规定，故本院不予采信；其他证据系真实的，但不足以证明被告完全履行了法定职责。经审理查明，原告任新华于2019年9月17日向被告口头提出申请，请求被告大兴卫健委责令费森公司支付其独生子女奖励费及一次性奖励。被告于次日电话联系费森公司，通过对费森公司进行政策讲解，督促费森公司尽量解决原告诉求；后电话告知原告自行与费森公司联系。因费森公司未发放上述奖励费，原告称其于2019年9月22日向被告邮寄提交书面申请书，请求内容与前述申请内容一致，根据EMS邮单及查询结果显示，快递单号为1124332256421，收件人为李爱芳，内件信息为文件。2019年9月23日已签收，签收人为“他人代收：门卫”。因未收到被告答复，原告于2019年11月29日诉至本院。被告在庭审中否认收到原告该书面申请书。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于2019年12月9日、12月11日电话联系费森公司，费森公司称因原告未按其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尚未向原告发放上述奖励费。本院认为，参照《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不落实本条例规定的计划生育奖励和优待政策，有关当事人可以向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举报；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督促落实，并对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予以支持。本案被告大兴卫健委作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当事人关于企业不落实相关计划生育奖励和优待政策的举报具有督促落实的法定职权。本案中，被告接到原告的口头申请后，及时与费森公司联系，核实原告所举报的情况，向费森公司进行政策讲解，并督促费森公司尽量解决原告诉求，这是被告对当事人的举报履行法定职责的表现。但是，截至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之日，被告未再进一步向费森公司及原告调查核实原告所申请的奖励费是否已实际发放。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曾再次电话联系费森公司，但对于费森公司所称尚未向原告发放上述奖励费系由于原告未按其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回复，被告未对该情况是否属实、费森公司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均为必要材料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也未进一步督促费森公司向原告落实该计划生育奖励政策，原告所举报的问题实际并未解决，被告属于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应当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原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原告任新华的举报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并告知原告任新华相应处理结果。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玉红人民陪审员  张景华人民陪审员  王继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陈雨曦书 记 员  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