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9民终4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1，女，汉族，现住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甘肃酒泉阳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2，甘肃酒泉阳关律师事务所律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某1，女，汉族，现住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甘肃酒泉阳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2，甘肃酒泉阳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某2，男，汉族，现住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法定代理人：马某1（系魏某2之母），女，1969年9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某，女，汉族，现住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某1，甘肃玉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某1、魏某1、魏某2因与被上诉人程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902民初5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1、魏某1、魏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程某返还不当得利款866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4月至2019年2月，马某1的丈夫魏元海（已故）通过银行转账、手机微信转账的方式向程某转账24笔，合计86250元。2019年3月1日魏元海身故。”一审庭审中，马某1在回答法庭提问时提及魏元海生前与程某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程某当庭并没有否认该事实，根据法律规定，马某1无需再举证证明该事实。且马某1现有多位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人的证人书某证言，证明程某与魏元海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且证人均同意在二审开庭时出庭作证。魏元海在与马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与程某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私自将夫妻共同财产86600元分26次以50元-20000元不等的数额赠与程某，侵害了马某1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权，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有悖于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应认定该赠与行为无效，程某应当返还。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其构成要件有四：受有利益、致人损害、受有利益和致人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和无法律上的原因。结合本案事实，程某认可其收到魏元海各类转账，程某受有利益同时致马某1及子女损害，且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在于程某是否具有保留利益的合法依据。魏元海生前在马某1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夫妻共同财产86600元给程某，2019年3月1日魏元海死亡后，马某1才得知这一情况，程某认可转账但对转款原因百般狡辩。一审庭审中程某一直无法举证证明取得案涉款项的合法依据。本案事实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根据法律规定，程某获得利益有无合法依据应是其自己举证证明，如能够证明有合法依据，自然不用返还，否则理应返还，这既是常识，又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和举证规则。同时，根据法理分析，“取得利益有无法律上或约定的依据”，程某更能够直接和容易证明，故程某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已严重侵害马某1及子女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支持马某1、魏某1、魏某2的上诉请求。程某辩称，马某1、魏某1、魏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马某1在一审起诉状中陈述与二审上诉状中的陈述前后矛盾。在一审起诉状及一审庭审中，马某1均陈述自己从未在种子收购厂见过程某，却又在庭审最后陈述及二审上诉状中称程某与魏元海存在不正当关系，马某1对自己的主张前后不一，无法自圆其说。二、马某1称“在法庭提问时马某1陈述程某与其丈夫长期存在不正当关系，程某没有否认”没有任何依据。通过一审的庭审笔录可以看出，程某并没有对该事实表示承认或默认，在一审起诉状及庭审中，马某1一直没有提起赠与财产的问题，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程某与魏元海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法庭也没有就这一事实进行询问或调查，仅仅是在最后陈述时候提及这一问题，但程某及代理人也明确表示马某1的这一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并未承认或者默认。庭审结束后，马某1就这一问题纠缠不休，程某为了维护法庭秩序没有继续争执纠缠，马某1就此认定程某默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马某1对其提出的主张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二审亦未提出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仅凭自己的猜想、道听途说就要求程某承担法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四、马某1对同一案件，在一审和二审中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其在一审陈述从未见过程某，认为魏元海转款没有事实依据，二审中又主张案涉款项是夫妻共同财产，视为赠与，要求撤销赠与关系。上述两种主张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当在一个案件中滥用。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某与魏元海系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魏元海支付的86600元属于偿还之前拖欠的种子款及工资，魏元海尚欠程某51400元未支付。魏元海身故后，程某念及马某1一家所欠债务巨大，生活不易，并未就此债务进行主张。马某1起诉侵害了程某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某1、魏某1、魏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程某返还不当得利款86600元；2.本案涉诉费用由程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至2019年2月，马某1的丈夫魏元海（已故）通过银行转账、手机微信转账的方式向程某转款24笔，合计86250元。2019年3月1日魏元海身故。2019年8月13日，马某1、魏某1、魏某2以程某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程某返还转款。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该条第一款的规定，马某1、魏某1、魏某2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应对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实体法规范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其应对不当得利请求权发生的基本事实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根据，取得不当得利，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发生规范，根据该条规定，马某1、魏某1、魏某2应当对成立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四个构成要件事实，即程某取得利益、造成马某1、魏某1、魏某2损失、程某取得利益与马某1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程某取得利益无合法根据负有举证责任。现通过马某1提供的账户交易明细查询单显示，魏元海生前不仅向程某存在转款的情况，还同时多次多笔的向其他人员进行转款，故马某1现仅以银行明细、微信转账截图等证据，不足以证实程某收到转款使其财产受到损失及程某获得转款无法律上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应由马某1、魏某1、魏某2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马某1、魏某1、魏某2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驳回马某1、魏某1、魏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83元，由马某1、魏某1、魏某2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一是受有利益；二是他人受损害；三是受利益与受损害间有因果关系；四是无法律上原因即无法律上之权利依据。不当得利依其内在根据，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本案中，魏元海（已故）将案涉的86250元给付程某，因此，应按照给付型不当得利来确定举证责任分配，即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来分配举证责任。经查，马某1、魏某1、魏某2主张程某占有案涉86250元款项没有依据，属于不当利益。就该事实，马某1所提供的证据仅为银行交易流水和微信转账记录，其主张魏元海与程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无有效证据证明，因此，马某1就其主张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其所提出的证据不足以将本案的举证责任转移给程某。而程某为证明取得案涉款项的合法性，提供了8份证人证言，且证人段某2出庭作证，证人证言证实2015年程某给魏元海繁殖种子，2016年魏元海雇佣程某长期干活、管理农场，程某向魏元海打电话催要欠款的事实。因此，马某1、魏某1、魏某2未能就其所主张的不当得利事实完成举证责任，且在程某提出有效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马某1、魏某1、魏某2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马某1、魏某1、魏某2主张程某在一审庭审中默认其和魏元海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上诉理由，经查阅一审庭审笔录，该笔录未显示程某对该事实默认的情况，故对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马某1、魏某1、魏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马某1、魏某1、魏某2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65元，由上诉人马某1、魏某1、魏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倩审判员 崔莉娟审判员 赵建兵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