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14刑终34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富唐，男，1971年7月29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汉族，小学文化，居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因涉嫌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于2018年6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大新县看守所。 辩护人邓文景，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文相（绰号“阿相”），男，1982年1月5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大新县。因涉嫌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于2018年6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大新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林军春（绰号“春哥”），男，1973年7月29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壮族，高中文化，工人，户籍所在地广西大新县，住广西大新县。因涉嫌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于2018年7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日被逮捕；于2019年12月3日被大新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敏睿（绰号“阿睿”），男，1991年2月15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大新县。因涉嫌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于2018年7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大新县看守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人民法院审理大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富唐、黄文相、林军春、赵敏睿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于2020年1月7日作出（2019）桂1424刑初28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富唐、黄文相、赵敏睿、林军春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阅卷宗材料，并依法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春节前后，“阿某1”(微信号×××，另案处理）等人为在大新县硕龙镇中越边境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动物肉类入境，叫被告人刘富唐帮联系人员实施保障货物走私入境并保障安全运送到交货地点，防止中途被有关部门查扣（以下简称“保货”），刘富唐经联系后，与被告人黄文相合谋冻品入境后的保货事宜，由黄文相收取保货费用每柜冻品14万元左右。后黄文相安排被告人赵敏睿、林军春协助组织人员在运输走私冻品车辆途经的公路沿线看路望风、保货，赵敏睿、林军春还曾帮助黄文相递送码头一方收取的费用。在实施走私冻肉过程中，黄文相除了从刘富唐处收取现金外，为方便与货主一方结收保货费用，还要求邹某1、刘某夫妇(另案处理）提供银行账户收款，并在相关费用到账后及时领取现金，转交给黄文相，由黄文相从中支付1%的好处费。刘富唐联系到上家已运送至中越边境越方一侧的冻肉货源待走私入境后，便将冻肉所在位置及柜号、数量、入境后的接货人联系电话等信息转发给黄文相，经黄文相层层转发到码头经营人员后，由越方人员将冻肉的柜号、装货件数及实物情况等拍照，按原来的信息传递顺序反向回传给刘富唐等人确认后，便开始在越南一侧卸货，由民工通过码头搬运入境，装到事先联系前来接应的车辆后运往交货地点。2018年4月29日开始，刘富唐、黄文相等人通过大新县硕龙镇隘江村中越边境界河河岸边非法经营的48号、53号、54号等码头走私冻肉入境、保货，以运往南宁交货。2018年5月初，刘富唐、黄文相等人又叫林军春联系其他码头出货，于是林军春找到住在硕龙镇隘江村的陈某，陈某、许某2等人(均另案处理）在隘江村隘屯中越边境52界碑（旧碑）附近界河即归春河边私设码头，陈某等人也同意为林军春等人走私冻肉入境，后林军春负责与陈某对接，并将黄文相发来的冻肉走私入境的柜号、数量等相关信息转发给陈某，还帮助黄文相递送码头费用每柜8万元左右给陈某、许某2。同年6月15日，许某2等人安排改装的10辆依维柯牌客车帮助刘富唐、黄文相、林军春等人运输非法入境的冻牛肚前往南宁。当日12时许，公安民警在边境公路沿线巡逻，其中车牌号为云Ｃ×××××和苏Ｃ×××××的驾驶员驾车到天等县福新乡黎亮村布亮屯躲藏后，被公安民警当场查获，从该两辆车上查扣走私入境的冻牛肚共计3.84吨。截至同年6月28日止，刘富唐、黄文相、赵敏睿、林军春等人先后帮助走私老板从越南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冻牛肉、牛肠、牛肚、鸡爪、猪脚等动物肉类、内脏非法入境49柜，每柜冻肉1200件左右，重量为26-28吨不等，以每柜26吨计,共计1274吨。黄文相等人以保货的形式从货主一方收取保货费每柜冻肉14万元左右，扣除开支码头费、运输费及林军春、赵敏睿等的看路费和联系码头费用等，余款由刘富唐、黄文相等人分赃。其中，刘富唐分得3000余元，黄文相分得4万余元；林军春从中获得3000余元，赵敏睿获得1000余元。 另查明，被告人刘富唐、黄文相、赵敏睿、林军春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各被告人归案后交代自己参与走私冻肉的部分事实。公安机关还扣押了各被告人作案时使用的手机情况及银行卡等情况，其中扣押刘富唐的中国农业银行（其中一张银行卡号为62×××79）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的银行卡共10张、SAMSUNG牌手机和VIVO牌手机各1部、苹果牌手机2部；扣押黄文相的OPPO牌手机1部。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情况说明，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各被告人在走私活动中用于联络的手机及指认照片，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笔记本、记账单，指认物证笔录及照片、崇左市财源贸易有限公司（进货验收单），指认现场笔录及照片，接受证据笔录、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扣押清单及指认银行卡照片、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银行交易明细单等，大新县公安局新公（网安）检[2018]006号电子证据检查笔录、勘验检查照片记录表、提取电子证据清单、封存电子证据清单、原始证据使用记录、电子证物检查记录签名、检验鉴定事项确认书、检验物品清单及扣押的存储电子数据载体即被告人使用的手机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质检动函[2006]301号《关于严防越南、缅甸口蹄疫传入我国的紧急通知》、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1712号公告，辨认笔录及照片，户籍证明、违法犯罪记录查询情况说明，证人赵某1、赵某2、刘某、邹某1、许某1的证言，同案人许某2、梁某、许某3的供述，被告人赵敏睿、林军春、黄文相、刘富唐的供述和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刘富唐、黄文相、林军春、赵敏睿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伙同他人非法运输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进入国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刘富唐先联系被告人黄文相合谋走私冻肉事宜，并将走私货物的货源信息发送给被告人黄文相，经层层转发到越南码头相关人员确认后，将拟走私货物的货柜柜号、货物实况等反向回传到刘富唐等人确认后才开始卸货、搬运入境，刘富唐等人还提供接货人的联络方式及交货地等，并在货物交付后支付或转付保货费用给黄文相等人；被告人黄文相负责安排人员联系码头出货、看路望风等具体实施保货活动及在接收保货费用后负责开支相关费用并进行分配等；被告人刘富唐、黄文相均起主要作用，都是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林军春、赵敏睿接受被告人黄文相安排，协助分段实施看路望风或者联系码头、递送码头费用等，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四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参与走私的主要罪行，且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四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社会危害后果等，决定对其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刘富唐、黄文相、林军春、赵敏睿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刘富唐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二、被告人黄文相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四万元;三、被告人林军春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四、被告人赵敏睿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七万元;五、依法扣押被告人刘富唐作案时联络使用的SAMSUNG牌手机和VIVO牌手机各一部、苹果牌手机二部及被告人黄文相作案时联络使用的OPPO牌手机一部，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六、追缴各被告人犯罪所得的赃款人民币四万七千元（其中，刘富唐3000元、黄文相40000元、林军春3000元、赵敏睿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刘富唐上诉称：1.其帮助上家某牛和黄文相之间传递信息，没有按点数参与分红，不是本案的货主或保货人；2.电子数据收集不合法，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从同案人许某2处搜查的笔记本及散页纸张程序违法，不能做为定案依据；4.以走私49柜、每柜26吨来认定走私数量无事实依据；5.一审对其量刑过重。 其辩护人提出应认定刘富唐为从犯，理由：1.刘富唐不是犯意的发起者；2.刘富唐不是组织者、指挥者和主要实行者，其仅是为阿某1为黄文相之间起到信息的沟通作用，属于从属地位；3.资金的结算不由刘富唐掌控；4.刘富唐没有商议点数分配；5.刘富唐获利少，与主犯地位明显不相称。结合刘富唐认罪认罚，系初犯、偶犯，建议二审法庭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上诉人黄文相上诉称：1.认定其参与走私1274号冻肉证据不足，没有客观证据能够证明每柜货物的重量在26－28吨之间；2.一审未查明各被告人的分工，其听从刘富唐的指挥进行犯罪活动，与林军春、赵敏睿所起的作用一样，应认定为从犯。据此，一审对其量刑过重，请求二审对其减轻处罚。 上诉人林军春上诉称：1.其于2019年6月15日没有再参与走私活动；2.其仅和52号码头有对接联系，记录49号码头和老木棉码头的清单不是其记录的；3.其所获取的3000元均是看路所得的工钱而不是走私冻品扣除开支后的赃款；4.其家庭困难才去帮走私者看路；5.其只是打工仔。综上，一审量刑过重，对其从轻处罚。 上诉人赵敏睿上诉称：1.其仅负责看路，并未联系码头、递送费用、安排人员望见；2.其仅负责伏造路口到天等高速入口路段望风，仅参与6到7次，不应对本案走私数量负责；3.其是从犯、初犯，获利少，一审对其量刑过重。请求二审对其减轻处罚。 各上诉人及辩护人均无新证据向二审法庭提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相同。原判所列证据均经原法院庭审举证、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的上诉意见，结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走私数量及相关电子数据、从许某2处扣押的笔记本、纸片是否等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原判均已详细分析，本院持赞同观点，不再赘述。另外，经查，许某2账本中记录的有关黄文相等人在52号码头出货的情况与黄文相所使用的刘某、邹某1的银行账户流水基本吻合，结合各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认刘富唐、黄文相等人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共49柜的事实，每柜货物的重量，原判根据存疑对被告人有利原则，按每柜最低26吨计重，总重量为1274吨，该数量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及辩护人对此异议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 2.关于各上诉人的犯罪地位、作用问题。经查，黄文相供认其与刘富唐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且多次供认保货所得利润中刘富唐分得两个点，如果货主直接将保货费用转给其，其收到保货费用后扣除其所应得部分再转给刘富唐，与黄文相所使用的刘某的账户转账到刘富唐账户的银行流水相吻合；公安机关第二次讯问刘富唐时，刘富唐对该次讯问笔录所记录的错误字句予以修改并签字确认，可见刘富唐对该份笔录已核对确认，该次笔录刘富唐亦供认其与“阿某1”、“阿某2”分到2个点。据此，可以认定刘富唐参与分配走私利润的事实；刘富唐先联系黄文相合谋走私，并将走私货物的货源信息发送给被告人黄文相，经层层转发到越南码头相关人员，待走私货物的信息经刘富唐等人确认才开始卸货、搬运入境，刘富唐等人还提供接货人的联络方式及交货地点等，并在货物交付后支付或转付保货费用给黄文相等人；黄文相负责安排人员联系码头出货、看路望风等具体实施保货活动。综上，上诉人刘富唐、黄文相的行为使走私活动得以实现，均起主要作用，都是主犯；林军春、赵敏睿协助黄文相实施走私活动，起次要作要，是从犯。刘富唐、林军春及刘富唐的辩护人的该项上诉及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3.关于赵敏睿、林军春的走私次数及数量问题。经查，黄文相与刘富唐、赵敏睿、林军春共同走私，根据黄文相的安排，赵敏睿负责看路及支付看路人员的费用，林军春负责看路、联系装货码头及支付码头的费用，与证人赵某1证言相互印证，且林军春也供述在黄文相被抓后其停止走私，结合在案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电子数据等证据，可以认定赵敏睿、林军春全程参与黄文相走私49柜共计1274吨货物的事实，故赵敏睿、林军春的该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富唐、黄文相、林军春、赵敏睿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入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原判定性准确。在共同犯罪中，刘富唐、黄文相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林军春、赵敏睿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原判根据各上诉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处罚正确。对于有关量刑不当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据此，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农 伟 审 判 员  黄秋艳 审 判 员  韦连任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叶国华 书 记 员  谢依洁 附本案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