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2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光耀利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柳园北路新东方广场5楼。 法定代表人：李贵杰，执行董事。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贵杰，男，1971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冠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烨东，男，1985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以上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建华，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亭亭，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君，女，197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2016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2009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以上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华宝，北京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宏伟，北京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东光耀利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耀利民公司）、李贵杰、李烨东因与被上诉人徐君、李某1、李某2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7）鲁1502民初4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光耀利民公司、李贵杰、李烨东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1502民初4507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用等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主要依据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简称“鉴定意见书”)认定李贵斌不能作出与其当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错误。1.本次鉴定所对应的期间是2017年2月3日、4日。一方面，鉴定意见书引用的“意识淡漠”记载于病历2017年1月27日，鉴定人有意忽略其后的更接近鉴定对应期间的2017年1月28日、2月1日病历有关意识清楚、清晰的记载；另一方面，上诉人住院病历中明确记载李贵斌2017年2月1日至2月5日期间“意识清楚”，这更是直接地足以推翻鉴定意见书“2月3日、4日意识不清晰”的推论。因此，鉴定意见书所述的李贵斌在2017年“2月3日、4日意识不清晰”与事实相悖，进而，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明显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书认定李贵斌不能作出与其当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必然是根本错误的。2.即使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结论没有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仍然可以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一审法院仅凭鉴定结论为“限制民事能力人”便以涉及财产利益重大即认为股权转让行为明显不属于与李贵斌当时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法律行为是主观推断，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视频资料中，李贵斌能够完整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愿、意思，神志清楚，具有判断能力及决策能力，之所以表达较慢，是因李贵斌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生病期间体力较差、存在轻度言语表达障碍；录像现场的众多亲属及公司工作人员、法律顾问均能清楚理解李贵斌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些，可以从录像的如下几点得到确切证实：①李贵斌判断出自己表述困难，恐其他人听不明白，主动要求进行书写尝试；②李贵斌在书写出现错误时，主动划掉；③当李贵斌被询问是选择让他人“持有”还是“管理”时，其有判断能力，选择了“持有”；④当李贵斌被询问是否可以签署相关文件时，其判断自己存在书写障碍，明确表达“不能”；⑤李贵斌因躯体疼痛及瘙痒进行抓挠，这是神志正常人的正常反应，表明其神志清楚，而且，在抓挠过程中一直用被子遮挡隐私部位，如果神志不清是不会顾及到此点的；⑥李贵斌可以指定出委托人进行授权委托书签署，此点再次说明其神志清楚；⑦更加能够说明李贵斌意识清楚、具有判断能力及决策能力的事实是其独立思考并自主决定股权转让价款为1000万元；⑧转让股权给李贵杰是李贵斌在生病之前早已考虑成熟的事情。以上，均可说明李贵斌当时作出股权转让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3.上述鉴定意见书是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非本案委托鉴定机构依法鉴定，一审法院采信鉴定意见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属程序错误。因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即使是生效的裁判文书也不具有既判力，不能直接作为相关案件审理的依据。另外，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鉴定申请书，分别申请对于被上诉人李某1是否与李贵斌存在亲子关系以及申请对李贵斌的民事行为能力及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以及该智力、精神健康状况是否与2017年2月3日转让股权的民事法律行为相适应进行鉴定。2017年2月3日、4日李贵斌所作出的股权转让的行为，是否与其当时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对该事实的判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所规定的“专门性问题”，需要由专业鉴定部门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仅口头告知上诉人不予准许上述鉴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程序错误，也是对上诉人合法权利的剥夺。 二、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作为法定继承人”认定“被上诉人与涉案决议有直接利害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不是上诉人光耀利民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又与本案所涉股东会会议及相应决议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起诉主体，无权请求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除其具有的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从视频资料中可以看出，李贵斌与李贵杰就股权转让及后续股权变更相关手续的办理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进行了明确约定，李烨东以其行为对此表示了同意，股东会决议及提交工商变更登记材料均为股权转让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必然进行的工作。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实为对于李贵斌将其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予公司另一股东李贵杰的后续安排，是股权转让的结果，而非股权转让的原因或前提条件；决议内容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更不会对被上诉人产生任何影响，即，被上诉人与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实际上，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利害关系仅仅可能存在于李贵斌与李贵杰间的股权转让，而与涉案股东会决议无关。因此，被上诉人虽为李贵斌的法定继承人，但在商法规范内被上诉人不能依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作为李贵斌的法定继承人与相关决议有直接利害关系”，在逻辑上为因果倒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三、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符合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做出有效决议的情形”，属于对《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所涉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相关决议内容系全体股东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故，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不存在不成立情形，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否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2017年2月3日，李贵斌在病房内明确表示同意将包括上诉人公司在内的所持有公司股权转让给李贵杰时，上诉人公司的另一个股东也即李贵斌的长子李烨东也在场，股东会决议的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涉案股东会决议本身即为会议召开的直接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就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未提交证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退一步讲，即便如一审法院所认为的股东会召开证据不足，那么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股东会职权范围内的全部事项，有限公司均可以不召开相应股东会会议，而由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直接作出决定，而本案事实是，全体股东于病房中共同确定了股权转让的事项，并签署了相关决议，这一形成过程使其效力更无疑义。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李贵斌委托他人在决议上签字”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视频资料中李贵斌明确表示授权李贵杰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其中即包括了签署股东会决议等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一审法院仅以李贵斌不具备书写能力便认定本案不符合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做出有效决议的情形，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明显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程序错误的情形。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起诉。 徐君、李某2、李某1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全部驳回，具体详述如下：一、答辩人具备本案起诉的主体资格，提起本案诉讼正当合法。1.本案答辩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本案答辩人是本案诉争股东会决议所涉大股东李贵斌生前的配偶、子女，李贵斌因癌症等重大疾病于2017年1月25日住院治疗，随后病情急剧恶化，2017年1月28日急性脑梗死，于2017年2月13日去世。从正式住院至去世不足一个月时间，而在此期间，答辩人从未听说李贵斌有转让股权的行为或意思表示。直至将李贵斌的后事办完并至2017年5月，答辩人才发现作为光耀东方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大股东的李贵斌居然没有任何财产可以继承。因为其生前的主要财产形式均为股权，而股权恰恰在李贵斌上述重病且答辩人并不知情的2017年2月3日被其弟弟李贵杰以所谓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的形式转移并控制。李贵斌名下的财产包括股权等是与答辩人徐君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其去世以后应当由其配偶、子女等合法继承人依法继承。但是，李贵斌却在没有任何遗嘱，没有给遗孀留下任何财产的情况下转移给李贵杰，明显不符合常理。本案李贵斌的股权正是依据诉争的股东会决议办理的变更和转移，所以该股东会决议效力直接影响到李贵斌的股权是否是被非法转移和控制，进而影响到李贵斌的股权是否能恢复原状，影响到答辩人的财产权、继承权是否能够得以实现。股东会决议效力对答辩人财产权、继承权等合法权益的实现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凡是对案件有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告、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均可提起诉讼。因此，本案因股东会决议而起，答辩人提起本案诉讼是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2.本案答辩人起诉符合《公司法》的规定。首先，《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涉案公司的公司章程并没有除外的规定。因此，本案李贵斌的股权本应在其死亡后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但恰恰在其死亡的前几天被本案诉争的股东会决议变更和转移。因此，答辩人被《公司法》赋予的继承股东资格的权利被诉争股东会决议剥夺，答辩人有权就该决议提起诉讼，以维护《公司法》赋予的股东资格继承权利。其次，《公司法》司法解释对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的主体不仅没有限制反而做了宽泛的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而该解释第二条规定：“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通过这两条的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只是请求撤销股东会决议的原告才要求有股东资格，而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或不成立的原告并没有要求具备股东资格，而且“股东、董事、监事等”这种开放式的列举方式对提起该诉的主体进行了宽泛的规定，其目的就在于保护债权人、职工、股权共有权人、继承人等对股东会决议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董事、监事、债权人等对股权本身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都可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股权的共有权人、继承人对涉及股权转让与变更的股东会决议当然也具有起诉的权利，这是《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应有之义。3.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不足采信。上诉人在一审以及上诉状中一直强调“股东会决议实为对于李贵斌将其所持有的股权转让予李贵杰的后续安排，是股权转让的结果，而非股权转让的原因或前提条件”，这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股权转让的事实既不存在也不成立。光耀利民公司工商档案中的《山东光耀利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显示李贵斌签字处的签名并非李贵斌本人笔迹。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均承认上述签名不是李贵斌本人所签。因此，所谓李贵斌将股权转让给李贵杰仅为上诉人虚构的事实。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视频中根本没有显示“李贵斌与李贵杰就股权转让及后续股权变更相关手续的办理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进行了明确约定”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上述视频形成于2017年2月3日，当时李贵斌已处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状态，无法独立作出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所谓的“股权转让”根本不存在。二、本案股东会并未实际召开，股东会决议不符合法定形式，且不是大股东李贵斌的意思表示。1.本案无任何证据证明股东会实际召开。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提交任何关于股东会召开的证据。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至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股东会的召开不论是召集过程，还是召开过程，还是召开的结果，均须有相关的书面记录，并且必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形式。比如，应当由有职权的召集人发出书面通知，开会应当有表决经过并有相关的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应当有全体出席人员签名，而这些书证在本案中均没有。上诉人提交的视频资料中没有任何讨论或者签署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更不能证明股东会实际召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涉案股东会决议本身即为会议召开的直接证据”，但上诉人均承认该股东会决议落款处李贵斌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股东会决议这样的重要文件必须是李贵斌本人亲自签名才是其本人在场和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和体现。显然仅凭这样一份没有大股东李贵斌本人签名的“股东会决议”不足以证明股东会实际召开。2.本案不符合不召开股东会直接作出决定的情形。首先，本案光耀利民公司章程中并没有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签名代替股东会的召开情形。因此，仅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而不召开股东会本身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能成立。光耀利民公司工商档案中备案的是《股东会决议》，而不是《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决定”。该事实也说明本案不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情形。3.李贵斌在涉案股东会决议形成时已经被证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相关行为在未经其配偶确认的情况下均属无效，涉案股东会决议亦属无效。《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根据上述规定本案涉案股东会决议应当在符合《公司法》及其章程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时方可成立。但是，很明显，根据上述分析，该决议不符合《公司法》及其章程的规定，既没有实际召开也没有进行相关表决，其签名也不是大股东李贵斌本人所签。更重要的是，在关联诉讼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委托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对李贵斌2017年2月3日及4日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2018年9月25日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书》，认定李贵斌2017年2月3日及4日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根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在没有李贵斌配偶确认的情况下，对于可能存在的无论是其开股东会还是转让股权的行为，均无法律效力。涉案股东会决议缺乏李贵斌这一占涉案公司80%股权大股东的有效意思表示而不能形成《民法总则》规定的“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因此，涉案股东会决议不能成立。三、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客观、合法，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正当合法。1.本案鉴定程序合法，并已经经过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本案《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京0108民初28442号、28447号、28479号、28391号案件中，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委托进行鉴定后出具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均确认上述《鉴定意见书》真实、客观，并采信了鉴定结论。上述案件是本案的关联案件，原告与本案原告相同，第三人李贵杰、李烨东也与本案相同，原告诉求也与本案相同，区别只在于被告是李贵斌生前实际控制的另外4家公司，但关联诉讼中这4家公司和本案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都是李贵杰。也就是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委托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也经过了本案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无论是鉴定的检材来源，还是鉴定过程的各个环节，以及鉴定后对鉴定人的质询，本案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权利都完全得到了保障。鉴定经过和鉴定结论不存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的可以重新鉴定的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无足以反驳的证据和理由，一审法院采信鉴定结论符合法律规定，完全正当。2.一审法院依据法律和鉴定意见确认转让涉案股权的行为与李贵斌当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是完全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召集、主持、参加股东会，将所持涉案公司出资1200万元转让给李贵杰，涉及重大财产权益处分，明显不属于与李贵斌当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其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徐君同意或者追认后才能生效，但徐君拒绝追认，所以李贵斌的上述行为应当属于无效。一审法院作出上述认定完全是正当行使法律赋予的裁判权。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列举的8点内容完全是无视专业鉴定结论而作出牵强附会的解释，不足为据。综上，本案答辩人有诉权和诉讼利益，涉案股东会决议不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且李贵斌在股东会决议时间已经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股东会决议不可能形成一致的有效意思合议。因此，涉案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一审判决正确无误，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 徐君、李某1、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光耀利民公司于2017年2月3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判令光耀利民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2017年2月6日作出的将李贵斌股权变更到李贵杰名下、将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兼经理变更为李贵杰的变更登记；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徐君与李贵斌系夫妻，双方于2010年8月17日登记结婚，于2009年8月27日生有一子李某2，于2016年1月6日生有一女李某1。李烨东系李贵斌与前妻所生长子，曾用名李飞。李贵杰系李贵斌三弟。李贵斌因病于2016年10月开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以下简称301医院）住院治疗，于2017年2月13日去世。光耀利民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17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为李贵斌、李烨东，持股比例依次为60%、40%。李贵斌任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2017年2月6日，光耀利民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由李贵斌变更为李贵杰，股东由李贵斌、李烨东变更为李贵杰（持股比例60%）、李烨东（持股比例40%）。光耀利民公司工商登记备案材料中包含股权转让协议及落款时间为2017年2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其中，股权转让协议主要记载：李贵斌（甲方）将所持光耀利民公司的60%的股权（认缴出资额1200万元）以1200万元转让给李贵杰（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该股权，乙方同意在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将转让费0元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甲方转让其股权后，其在光耀利民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2017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记载：2017年2月3日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召开了光耀利民公司临时（或者定期）股东会议，参加会议人员原股东：李贵斌、李烨东，新增股东：李贵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本次股东会由公司执行董事召集，执行董事李贵斌主持会议，经与会股东协商，通过如下决议：公司股东变更为李贵杰、李烨东；同意公司原股东李贵斌将所持有公司60%股权认缴出资额1200万元以1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股东李贵杰，原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免去李贵斌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重新选举李贵杰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落款处有“李贵斌”、李贵杰、李烨东签字。另查，李贵斌住院病历记载：2017年2月3日上午9时15分查房记录：患者病情重，一般情况差……给予停病重，报病危。反复向患者家属交代目前病情，患者随时可能出现死亡。当日18时05分有输血记录。2017年2月4日有骨髓穿刺术记录及输血记录。光耀利民公司、李贵杰、李烨东就本案所涉股东会及股权转让情况，提交了录像资料。该录像资料系使用手机录制于2017年2月3日19时许，时长共计33分57秒。录像内容主要为光耀东方集团法律顾问杨学昌询问李贵斌意见，李贵斌有时回答，回答内容大多为单个词语或“嗯”，录像中并无讨论或者签署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录像中有杨学昌多次询问李贵斌名下的公司股权如何安排的内容，未明确具体是哪家公司股权，李贵斌有回答“授权”、“贵杰”、“持有”等。录像中他人将打印好的授权委托书交给李贵斌签字，但李贵斌无法正常书写。李贵杰、李烨东均在该录像中出现过。光耀利民公司、李贵杰、李烨东主张该录像可以证明李贵斌将其名下持有的所有公司股权以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李贵杰。三原告对此不予认可。2017年三原告以北京光耀东方羊坊店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为被告、以李贵杰、李烨东为第三人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三原告申请对2017年2月3日和4日李贵斌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该院委托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8年9月25日出具了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上载明：1、根据被鉴定人李贵斌在301医院住院病历及海淀区人民法院提供的李贵斌2017年2月3日、4日的录像资料可见，其于2017年1月25日因胆管中分化腺癌术后复发，全身多发淋巴结转移，骨转移，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性脑梗死等疾病住院治疗，病情持续发展，始终没有改善，1月27日出现间断嗜睡、意识淡漠，28日急性脑梗死，左侧肢体活动障碍，口角歪斜，吐字不清。2月3日、4日意识不清晰，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交流困难，其思维、理解及表达能力均明显下降。李贵斌所表现的意识障碍、智能损害是急性脑梗死和严重的躯体疾病导致的精神障碍。依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临床诊断器质性精神障碍。2、被鉴定人李贵斌2017年2月3日、4日住院期间病情危重，精神状态不正常，意识清晰程度下降，思考、理解、判断及表达能力与其正常状态相比明显受损，从视频可以看出与其交流和沟通非常困难。这种精神状态在处理复杂、重要事情或做出重大决策时，很难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思考，不能全面保护个人利益，不能全面自主做出主客观相一致的意思表达，根据《司法精神病学法律能力鉴定指导标准》，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李贵斌2017年2月3日、4日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受所患疾病的影响，认识及意思表达能力不完整，应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上述事实有三原告提交的光耀利民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协议、死亡证明、户口簿、结婚证、医学出生证明、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住院病历、（2017）京0108民初28442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3449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三原告是否具有起诉本案的主体资格；二、2017年2月3日的光耀利民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本条中的“等”字应理解为涵盖了与股东会决议内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股东会决议记载的召开时间系李贵斌病重住院期间，地点为公司办公室，其上并无李贵斌的亲笔签名，被告光耀利民公司虽称李贵斌委托他人签字，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其法定继承人有理由对该决议是否为李贵斌作出产生合理的怀疑。争议决议内容涉及李贵斌所持全部股权的转让，通过转让全部股权，李贵斌丧失了光耀利民公司股东资格。因股权含有财产权的属性，对李贵斌股权的处分，涉及对可能成为李贵斌遗产的财产的处分，涉及其法定继承人的财产权益。在公司章程无特殊规定的情况下，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故李贵斌的法定继承人属于与该决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综上，三原告具有起诉本案的主体资格。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依据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李贵斌2017年2月3日、4日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受所患疾病的影响，认识及意思表达能力不完整，应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召集、主持、参加股东会，将所持光耀利民公司出资1200万元转让给李贵杰，涉及重大财产利益，明显不属于与李贵斌当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其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徐君同意或追认后生效，徐君拒绝追认，李贵斌的上述行为归于无效。光耀利民公司及李贵杰、李烨东未就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提交证据，无法证明实际召开过该股东会；其提交的视频资料并无讨论或者签署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李贵斌2017年2月3日处于因病重住院期间，无法证明其参加了股东会。故光耀利民公司及李贵杰、李烨东主张2017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的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光耀利民公司及李贵杰、李烨东主张即使未召开股东会，案涉决议系全体股东一致作出，仍为有效。但光耀利民公司及李贵杰、李烨东亦无证据证明该决议上李贵斌签名为其授权他人所签，光耀利民公司提交的录像中李贵斌无书写能力，无法与人正常交谈，不符合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同意作出决议的要求。故本案不符合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做出有效决议的情形，被告辩称符合可以不召开股东会直接作出有效决议的情形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光耀利民公司2017年2月3日股东会未实际召开，所涉决议并非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形成,应属不成立。三原告要求确认光耀利民公司2017年2月3日形成的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其据此要求光耀利民公司撤销2017年2月6日作出的将李贵斌股权变更到李贵杰名下，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变更为李贵杰的工商变更登记，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山东光耀利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被告山东光耀利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依据上述第一项决议作出的将李贵斌股权转让给李贵杰，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变更为李贵杰的工商变更登记。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山东光耀利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拟证明涉案公司股东会职权包括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即使认定涉案公司股东会会议未召开，那么也符合不召开股东会会议而直接作出有效决议的情形。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公司章程没有规定可以不开股东会直接决议，上诉人已经自认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不是李贵斌所签，本案没有李贵斌同意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其作为股东认可或同意股东会决议的意思表示，且章程中没有限制股权继承的相关规定，章程修正案是2017年2月3日做出的，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修改公司章程需要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本案没有李贵斌的意思表示，该修正案不能成立，上诉人提交的以上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是否属于适格主体。2.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18】（精）鉴字第022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应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3.涉案股东会议是否成立。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李贵斌去世后，徐君、李某2、李某1作为李贵斌的法定继承人，可以继承李贵斌在东方投资公司的股东资格，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李某1与李贵斌之间的亲子关系有出生医学证明、户籍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在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对其要求鉴定亲子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上诉人在本案主张的鉴定事项与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18】（精）鉴字第022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事项一致，且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已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采信，并确认李贵斌于2017年2月3日、4日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受所患疾病的影响，认识及意思表达能力不完整，应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该鉴定意见的情形下，一审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并无不当。针对第三个焦点问题，本案股东会决议的时间为2017年2月3日，经生效裁判认定李贵斌于股东会决议当天因受疾病影响，认识及意思表达能力不完整，被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其转让股权的行为没有经其法定代理人徐君的追认，李贵斌转让股权的行为无效。所以本案股东会决议并非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直接作出决定的情形，故一审认定涉案股东会议决议不成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山东光耀利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丰 雷 审判员 范晓静 审判员 贾 琼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吴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