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3民终2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舞，男，生于1987年3月1日，汉族，住陕西省丹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博，陕西金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航，男，生于1990年5月10日，汉族，住陕西省扶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博，陕西行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郭舞与杨航追偿权纠纷一案，扶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8)陕0324民初336号民事判决，郭舞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博，被上诉人杨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舞上诉请求：撤销扶风县人民法院(2018)陕0324民初336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60万元，并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19日向上诉人出具60万元欠条，说明其明知欠款数字，但故意隐瞒系统明细事实。上诉人买断此站点，中通公司最终必将和上诉人进行结算，上诉人承担了债务，中通公司出具证明证实上诉人支付了相关款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请求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杨航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认为他向中通公司缴纳了60万元的欠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郭舞一审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欠款6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4月28日原告郭舞与陕西中通快递快递有限公司签订《陕西中通快递网络经营权转让合同》，将中通快递在西安北郊地区经营权授权给原告郭舞，并一次性买断（含辛家庙）。2017年1月2日原告郭舞与被告杨航签订“加入中通速递网络协议书”，约定被告在指定的辛家庙区域开展中通速递国内快递业务，使用“中通快递”品牌和业务网络，时间为2017年1月2日至2018年1月2日，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后被告便开展相关的业务。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延误、丢失等缘由，公司对这个网点有相当数量的罚款，2018年10月底中通公司关闭了被告的收货权，11月中旬后由于货物很多、人员较少，导致货物积压，原告派他人来此网点送货。2017年12月底该网点停止了经营（原被告对停止经营原因各执一词）。2018年1月19日被告杨航书写欠条“本人承包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辛家庙站点期间欠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发货费、延误、丢失赔偿款总计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因本人资金紧张故由郭舞代我向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欠款人杨航”。原告郭舞向本院起诉时提交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2018年1月8日证明“2018年1月8日，西安辛家庙网点负责人郭舞，向公司缴纳陆拾万（600000）欠款”该证明加盖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印章，2018年2月9日又出据“2018年1月----2月，西安辛家庙网点负责人郭舞，向公司缴纳陆拾万（600000）欠款”；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出据2018年1月8日、1月22日、2月7日辛家庙网点结算明细详情电脑截屏，收入栏分别显示500000元、60000元、30000元，显示对方网点为上海，分别加盖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印章。本案在审理中被告要求反诉但未缴纳反诉费。上述事实有原告当庭陈述，被告答辩，原告郭舞与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签订《陕西中通快递网络经营权转让合同》，原告郭舞与被告杨航签订“加入中通速递网络协议书”，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两份证明，三份辛家庙网点结算明细详情电脑截屏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郭舞与被告杨航签订的“加入中通速递网络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执的焦点为：1、被告书写的欠条是否合法有效；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认为该欠条是受原告的胁迫、诱导书写，违背其真实意思，但其事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告也予以否认，所以被告辩称理由不足。2、该欠条原告是否已向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予以支付；被告书写欠条的时间为2018年1月19日，但原告提交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1月8日的证明表示原告已缴纳60万元欠款，从原告提交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电脑截屏显示辛家庙网点收入1月8日50万元、22日6万元、2月7日3万元三次收入合计为590000元，2月9日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又出据证明原告缴纳了60万元欠款，如果59万元系原告缴纳的欠款，但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出据的两份证明与缴纳数额相互矛盾，且1月8日证明原告已缴纳60万，显然与事实不符；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原告提交的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两份证明及三份电脑截屏，均无单位负责人及材料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其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信，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有效证据支持，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舞对被告杨航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800元，由原告郭舞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中通快递辛家庙站点结算详情，拟证明：被上诉人经营期间快件丢失、延误及发货费共计60万元，该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 2、借条两份，拟证明：上诉人现行垫付欠款50万元中30万是向陕西中通吉公司借的； 3、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先行垫付欠款50万元中有20万是由案外人刘明亮代上诉人向中通公司还款； 4、戴广进个人银行账户明细，拟证明：证据三中的20万元，是由戴广进转给刘明亮的； 5、证人证言一份，拟证明：戴广进买断了辛家庙站点，其转给刘明亮的20万是本应付给上诉人的买断费。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不认可，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制作人签名；对证据2不予认可，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不予认可，不符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5和本案无关。 二审期间，本院依职权向中通公司进行了调查，取得中通快递辛家庙站点系统明细一份及谈话笔录一份，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对这两份证据均予以认可。 经合议庭评议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2、3与本院向中通公司调查的情况相符，予以认可；证据4、5不予认可。 二审查明，2013年4月28日郭舞与陕西中通快递快递有限公司签订《陕西中通快递网络经营权转让合同》，将中通快递在西安北郊地区经营权授权给上诉人郭舞，并一次性买断（含辛家庙）。2017年1月2日郭舞与杨航签订“加入中通速递网络协议书”，约定杨航在指定的辛家庙区域开展中通速递国内快递业务，使用“中通快递”品牌和业务网络，时间为2017年1月2日至2018年1月2日，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后杨航便开展相关的业务。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延误、丢失等缘由，公司对这个网点有相当数量的罚款，2018年10月底中通公司关闭了杨航的收货权，11月中旬后由于货物很多、人员较少，导致货物积压，郭舞派他人来此网点送货。2017年12月底该网点停止了经营。2018年1月19日杨航书写欠条“本人承包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辛家庙站点期间欠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发货费、延误、丢失赔偿款总计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因本人资金紧张故由郭舞代我向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欠款人杨航”。郭舞据此以其代杨航向中通快递支付该款项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清偿。 本院认为，所谓追偿权，是指法律赋予的一种经济上请求权。这种权利在行使之前仅仅是一种可能，只有在专属于有追偿权人主张的时候才产生实体的法律意义。这种权利是基于一定的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专属于一定的民事主体。 本案上诉人郭舞，系一审原告，在向杨航主张60万元二审时明确表示其在一审起诉行使追偿权。郭舞亦明确表示对中通快递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的主体是自己。根据基本事实：郭舞与陕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签订《陕西中通快递网络经营权转让合同》，由郭舞买断经营权，权利义务在郭舞与中通快递有限公司之间形成。经营期间，郭舞又与杨航签订《加入中通速递网络协议书》，杨航从郭舞处承包辛家庙网点进行实际经营，杨航与郭舞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合同关系。杨航书写欠条，其中的发货款、延误、丢失赔偿款，对于中通快递有限公司而言，责任主体是郭舞，不存在由郭舞代杨航清偿之说。即使杨航作为实际经营人，造成损失，也应是杨航与郭舞之间基于合同关系需要厘清的问题，郭舞据此索要并非享有追偿权，因追偿权系法定，双方之间是基于合同形成的是否欠款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郭舞诉讼主张与案件事实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其以追偿权行使权利没有法律依据。据此，因上诉人郭舞主张追偿权没有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以当事人主张的追偿权进行审理，裁判结果正确，但论述不当，本院应予纠正。同时，郭舞权利不因其主张法律关系不当而消灭，其可在厘清双方之间事实和法律关系后，另行诉讼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郭舞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永世 审 判 员 邱有前 审 判 员 李宝萍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谈佳华 书 记 员 杨 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