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云33行初51号 原告才中南，男，1969年11月9日生，傈僳族，小学文化，云南省泸水市人，农民，现住泸水市。 原告才秀南，男，1977年5月6日生，傈僳族，小学文化，云南省泸水市人，农民，现住云南省泸水市。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邵恩勇，男，云南东大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泸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泸水市六库镇新城区市级行政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33210152817227。 法定代表人：和桂莲，系泸水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孙胜琴，女，1976年10月28日生，汉族，大学本科，工作单位：泸水市农业农村局，住泸水市。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李海帆，女，云南大怒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赵南生，男，1962年8月7日生，傈僳族，初中文化，云南省泸水市人，现住云南省泸水市。 委托代理人陈佳民，男，云南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泸水市古登乡腊斯底村委会王力平一组，地址：云南省泸水市古登乡腊斯底村委会王力平一组。 负责人：生做付，男，1958年11月1日生，系该组组长。 第三人泸水市古登乡腊斯底村委会王力平二组，地址：云南省泸水市古登乡腊斯底村委会王力平二组。 负责人：才做生，男，1974年10月11日生，系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朱健康，男，云南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才中南、才秀南诉被告泸水市人民政府土地经营权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于2019年10月1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腊斯底村委会王力平一组和王力平二组（以下简称王力平一组和王力平二组）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3月17日和2020年4月3日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才中南、才秀南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邵恩勇，被告泸水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孙胜琴、李海帆，第三人赵南生及其委托代理人陈佳民，第三人王力平一组负责人生做付，王力平二组负责人才做生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健康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工作人员李春红同志担任傈僳语翻译。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8月20日，发包方古登乡腊斯底村王力平二组发包给第三人赵南生6块承包土地（含“海席”地块在内）。2011年11月20日，原泸水县人民政府向赵南生颁发了农地承包权证（07×××3）第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原告才中南、才秀南诉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登记的海席承包旱地（四至：东至生秀妹地，南至哈秀才地，西至一组森林，北至才南付地）属于古登乡腊斯底村委会王力平一组，当时因土地贫瘠，杂草丛生，属于荒地，村集体就没有发包给村民，1979年，两原告父亲（系亲兄弟）就开始共同开垦涉案登记的土地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当时该开垦出的土地叫“自发地”，符合当时上级政府“谁开发、谁经营、谁收益”的政策规定。该地四至范围均系王力平一组的土地范围内。2000年，两原告找到时任腊斯底村委会副主任的第三人赵南生（赵南生属于王力平二组成员），要求对“海席”地登记上证时，第三人赵南生告知该地系自发地而不予上证，一直由二原告耕种至2017年无争议。时至2017年土地确权时，二原告才得知自己耕种多年的土地已被泸水市人民政府登记给第三人赵南生。2019年3月，第三人赵南生因政府的错误登记，要求两原告返还土地为由将原告起诉至泸水市人民法院，泸水市人民法院告知原告，政府将涉案地登记在第三人赵南生名下并进行颁证的行为，属于行政案件，可另行通过行政途径进行解决。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最高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泸水市人民政府2011年10月20日颁发给第三人赵南生的土地编号为07×××3第0×8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请求贵院查明案件真相，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确保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不法侵害，从而维护法律尊严。 原告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才中南和才秀南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信息情况。 第二组：《证明》、腊斯底村调解委员会《情况调查笔录》、《律师调查询问笔录》复印件，主要证明1.腊斯底村委员会于2019年1月25日对涉案“海席”地进行调查，争议地四至范围的三户均证明“海席”地系才中南、才秀南家种植了39年；2.德星永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于2019年5月26日的调查笔录载明：涉案的“海席”地系1979年才秀南与才中南的父亲开挖出来的自发地，且“海席”地的四周并无王力平二组的土地。3.王力平一组、王力平三组的组长均证明“海席”地系一组的土地。 第三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合同编号：（07×××8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07×××3）第0×8号复印件。主要证明泸水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10月20日将涉案为“海席”的争议地登记给第三人赵南生，并向其错误颁发农地承包权证（07×××3）第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事实。 第四组：原告请求生秀妹、生做付出庭作证，主要证明该地属两原告父辈所开挖，土地承包到户时未划分，一直由原告耕种至今。 被告泸水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被告于2011年10月20日便已经向第三人赵南生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两原告至2019年9月26日向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起诉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自2011年起经过了八年时间，原告从未积极主张该地承包经营权归属；加之其在《行政起诉状》中称：“时至2017年土地确权时，二原告才得知自己耕种多年的土地已被被告泸水市人民政府错误登记给第三人赵南生”，从原告诉状中的陈述来看，其起码于2017年便得知被告向第三人赵南生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此两年期间内原告不但没有积极的针对第三人赵南生或被告提出任何诉讼或主张任何权利，却因其侵权行为被动地被第三人赵南生于2019年2月诉至泸水市人民法院要求原告返还侵占的土地。因此，对原告的主张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被告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未超越及滥用职权，符合法定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第三条规定：承包耕地、园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从事种植业生产活动，承包方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应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予以确认；第四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及该《办法》第七条颁证程序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承包方自土地承包合同成立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泸水市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系在承包合同生效后，以承包合同为基础对承包方取得承包土地经营权颁发法律凭证的行为，即土地承包经营权系由发包方与承包方协商后签订承包合同进行明确。据此，泸水市人民政府依据0×××8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给承包方赵南生颁发土地证为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具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且从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可以看出，本案中第三人赵南生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记载的地块名称、四至界限与腊斯底村委会、古登乡人民政府登记造册的《农业承包、经营权登记簿》记载内容一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程序合法。三、原告认为被告将涉案土地错误登记在第三人赵南生名下并颁发的行为应当予以撤销，无任何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依据上述第二点答辩意见可以得出，被告的颁证行为依据充足，符合法定程序，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关于可撤销行政行为的情形，反观原告诉状中的请求与其提交的证据材料，无论从事实上还是法律上均无任何实质证据提供支撑其主张。 综上，原告的请求撤销被告依法颁发给第三人赵南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主张于法无据，被告的颁证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当予以维持。恳请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以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 第一组：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复印件；3.《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主要证明被告泸水市人民政府基本情况及适格的行政主体。 第二组：1.《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复印件；2.《泸水县腊斯底村农业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一）》（村委会底薄）复印件；3.《泸水县腊斯底村农业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二）》及附表（村委会底薄）复印件；4.《泸水县腊斯底村农业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二）》（乡政府存档）复印件。主要证明被告对已依法取得的承包经营权的第三人颁发法律凭证行为依据充分，程序合法。 第三人赵南生述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涉案土地自第一轮土地承包以来便是王力坪二组所有的土地，第三人赵南生依法享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怒江州开始第一轮土地承包，1987年，本案涉案土地“海席”的所有权人王力坪二组将本案涉案土地发包给赵南生，但实际上为赵南生等6人共有，具体为：赵南生、才做生、才中付、和义请、克秀生、才英花，因认为6人的土地错综复杂，不方便耕种，亦不好分割，并约定统一登记到赵南生名下，6户共同经营；泸水市人民政府向赵南生下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08年左右，因原告家庭耕种需要，便向赵南生提出了借种土地的请求，赵南生与其他5户商议后，决定同意原告的请求，原告从2008年借耕至今；第三人赵南生认为，本案涉案土地为王力坪二组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所有的集体土地，自第一轮土地承包便发包给赵南生，赵南生拥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泸水市人民政府向赵南生确权颁证的行为合法，程序合法。就本案原告所诉的泸水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8月20日向赵南生颁证确权的行为，赵南生认为，在2011年的颁证确权过程中，泸水市人民政府依照其法定职责，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条件为答辩人确权、颁证，程序合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行政行为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三、多位村民能够证实本案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为赵南生。赵南生自1987年便对本案涉案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在本案涉案土地还未进行土地承包之前，便是以前的生产队经营的耕地，自古存在，并不存在所称的“开荒地”；同时，本案涉案土地也是自赵南生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一直耕种，直到原告提出借耕的请求，上述事实本村多位年长村民均可证实。 综上，原告诉称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为谢。 第三人赵南生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的身份信息。 第二组：1.调查笔录及被调查人普红生的身份证复印件；2.调查笔录及被调查人三才生的身份证复印件；3.调查笔录及被调查人吴秀妹的身份证复印件；4.调查笔录及被调查人阿南秀的身份证复印件；5.调查笔录及被调查人花才生的身份证复印件；6.调查笔录及被调查人才南付的身份证复印件。主要证明本村多位年长村民皆能证实本案涉案土地（小地名为“海席”）自1987年以来承包经营权人一直为第三人的事实。 第三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拥有合法的证书。 第三人王力平一组述称，现“海席”争议地是王力平一组的集体土地，是原告才中南、才秀南的父辈在土地承包到户前就开挖的“自发地”，他们一直耕种到现在。王力平一组提交了一组证据，主要证明该土地证中争议地的四至界限登记与相邻承包土地的登记情况。 第三人王力平一组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王力平一组村民才南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主要证明该土地证中争议地的四至界限，争议地“海席”属王力平一组，该组村民才南付在“海席”的承包地与原告才中南、才秀南现耕种的争议地相邻。 第三人王力平二组述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涉案土地“海席”属王力平二组所有的土地，由王力平二组发包给第三人赵南生，泸水市人民政府向赵南生确权颁证的行为合法，程序合法。本案争议土地小地名“海席”，原由生产合作社耕种，自我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以来，就是王力平二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在施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以前就一直属于耕地，由王力平二组作为发包方发包给本案第三人赵南生，赵南生与王力平二组签订了“9×××0号”承包合同，并按照法律规定在村内进行了公示公告，向有关部门报送了相关材料，人民政府经审查认为，王力平二组对本案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第三人赵南生对争议地“海席”享有承包经营权，依法对本案争议土地颁发权利证书；2010年新一轮土地承包时，王力平二组时任小组长克才益代表王力平二组与赵南生签订了“0×××8”号土地承包合同，通过法定程序审核后，泸水市人民政府向第三人赵南生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泸水市人民政府向赵南生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维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小地名“海席”的土地，面积较大，其实是赵南生、才做生、才中付、和义请、克秀生、才英花6户人家共同享有承包经营权，但6户人家为了登记简便，便协商一致登记在赵南生家庭户，原由6户人家共同耕种，后因本案原告提出借土地耕种的请求，6户人家协商一致同意了原告的请求，从2008年起，土地借原告耕种了十余年，该土地较为肥沃，位置较好，原告称此地原为“荒地”，与客观事实、生活常理不符。 综上，原告诉称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谢。 第三人王力平二组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王力平二组负责人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王力平二组的基本信息。 第二组：腊斯底村农村承包、经营权登记簿（王力平一组）复印件。证明王力平一组登记簿没有争议土地，本案争议土地“海席”（北至才南付地；南至哈秀才地；东至生秀妹地；西至一组森林）为王力平二组所有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材料的三性、证明目的无异议。对二组证据的三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形式不合法，证人的身份证明不明确，程序不合法，证据的正文部分都由同一个人填写，内容不合法，有点荒谬。对该组证据的第二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争议地没有分过，那是如何证明该地是一组的土地。这两份证明是虚假的，因为被询问人的身份证号码只有17位。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泸水市人民政府的错误登记、违法发证。对证人生秀妹、生做付的证实不予认可。 第三人赵南生对原告的陈述和举证进行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第二组证据中的第二份笔录（调查询问）的三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证明的内容是1979年的，证明的关联性缺乏。由于调查律师的主体不符，应该是原告代理人依职权去调查，或者应该有核对无异章的复印件。第三组证据的三性认可，但错误颁证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人生秀妹、生做付的证实不认可。 第三人王力平一组对原告的陈述和举证进行质证认为： 对第一组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认可，这块争议地是一组的土地。原告一直耕种该土地的事实认可，确实是耕种了39年。对第三组证据，关于泸水市政府颁发给第三人赵南生和赵南生去申请登记到该土地的事情，这个事实王力平一组不知道。对证人生秀妹证实该争议地一直由原告耕种到现在的事实认可。 王力平二组对原告的陈述和举证进行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第二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据目的不予认可。证明是一组的土地，形式上是不符合要求的，内容是违背的。只是调查笔录而已，询问笔录的来源不合法。第三组证据的三性认可，该证明恰恰的说明了赵南生拥有该土地是合法的。对证人生秀妹和生做付的证实不予认可。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第二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勘验程序违法，填写人是第三人赵南生，而且没有看到持证上岗的痕迹，属于程序违法，违反法律规定。 第三人赵南生对被告的陈述和举证质证认为：对第一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是要特别说明承包合同书和承包经营权是两个概念，承包合同书填写人为发包方和承包方。 第三人王力平一组对被告的陈述和举证质证认为：对第一组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中的争议地是王力平二组的土地不予认可，是王力平一组的集体土地，该争议地实际耕种人是原告而不是赵南生，不应登记在第三人赵南生的名下。 第三人王力平二组对被告的陈述和举证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 原告对第三人赵南生的陈述和举证质证认为：对第一组无异议。对第二组提交的调查笔录三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因在提问时有诱导性的发问，直接说明了争议地是二组。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认可，但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被告对第三人赵南生的陈述和举证质证认为：对第三人赵南生提交的三组证据材料三性均予以认可、证明目的认可。 王力平一组对赵南生的陈述和举证质证认为：对第一组无异议，第二组调查笔录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也不认可，因“海席”争议地及四至界限都是赵南生自己填写，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认可，但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王力平二组对赵南生的陈述和举证质证认为：对第三人赵南生提交的三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证据目的也认可。 原告对王力平一组的陈述和举证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同时，才南付的土地的四至界限能证明争议地属王力平一组集体所有，由两原告经营耕种。 被告对王力平一组的陈述和举证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是内容存在登记错误，实际应该是登记赵南生的。 第三人赵南生对王力平一组的陈述和举证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三方的土地都有土地承包证，那争议地会是自发地、自留地吗？ 王力平二组对王力平一组的举证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原告对王力平二组的举证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认可，证据目的认可。第二组证据的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与一组组长提交的证据材料相互呼应。这恰恰说明泸水市人民政府未实地调查就把证颁给第三人赵南生。 被告对王力平二组的陈述和举证质证认为：对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赵南生对王力平二组的举证质证意见：对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王力平一组对王力平二组的陈述和举证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认可，证据目的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认可，证据目的不予认可，这块地是一组的，而不是二组的。因当时村委会说自发地、自留地是不用登记，才没有上证登记。 2020年3月31日，合议庭依法召集了原告及第三人赵南生到案涉争议地进行了勘查，并绘制了“海席”争议地四至平面图一份。原告才中南、才秀南及第三人赵南生在现场就该图与争议地的四至界限、地理方位及争议地相邻农户耕种情况予以认可，并签字确认。在第二次庭审中，法庭出示了该平面图，经被告、第三人王力平一组和王力平二组进行质证后，各方对其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 原告提交的三组证据中，第一组原告的基本信息，其与土地行政登记行为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是适格的诉讼主体；第二组证据材料中，生秀妹等人的证明能够与其他材料相互印证，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且生秀妹已到庭进行了证实，予以采信，其余证据材料其关联性、真实性认可，但合法性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材料的三性认可并予以采信。 被告提交的二组证据材料中，第一组证明其行政主体资格予以认可；第二组证据材料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第三人赵南生提交的证据材料中，第一组材料证明其第三人的主体资格予以认可；第二组证据材料具有关联性，但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的三性认可并予以采信，但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第三人王力平一组提交的证据三性认可，并予以采信。 第三人王力平二组提交的证据第一组认可，第二组证据材料的三性予以认可，但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经审理,确认以下法律事实：泸水县腊斯底村委会王力平一组、二组和三组原同属于王力平一个生产队，包产到户时分为三个村民小组。赵南生家被划分在王力平二组，才中南、才秀南家被划分在王力平一组。争议地位于泸水县腊斯底村委会地名叫“海席”的地方，1980年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前才中南和才秀南的父辈（系同胞兄弟）就对争议地“海席”进行开挖耕种，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时，集体以该地属二原告父辈所开挖的“自发地”而未进行划分，此后，二原告家一直对争议地耕种至今从未间断。2011年10月20日，原泸水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赵南生颁发了农地承包权证（0×××3）第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记载：赵南生作为承包方向发包方王力平二组承包了集体旱地6块，其中包括案涉争议地“海席”（四至界限：东至生秀妹地，南至哈秀才地，西至一组森林，北至才南付地）。2017年第三人赵南生以该地属其登记的承包地与两原告发生争议,协调未果，于2019年3月，以才中南和才秀南侵权为由向泸水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返还承包土地。经释明，两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第三人赵南生从2000年9月被选任为腊斯底村委会副主任，并一直任职至今。2008年6月30日填写的腊斯底村委会王力平二组农业承包登记簿（二）附表，该表填写人为赵南生，该台账附表第6页中载明赵南生的原承包合同证号为9×××0号。2011年8月20日，王力平二组与第三人赵南生签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的填写人仍然是第三人赵南生，该合同于2011年10月20日签发。 再查明，原泸水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赵南生颁发农地承包权证（0×××3）第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过程中，并未就“海席”地块的耕种现状进行实地查验。 还查明，赵南生原持有1995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的证号为9×××0号，该证中是否登记有争议地“海席”的事实，因赵南生无法提交原始登记凭证，而无法查实。经本院调查，原始登记台账也无法查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被告向第三人赵南生颁发的农地承包权证（0×××3）第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否合法。 关于本案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原告的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泸水市人民政府关于本案诉讼应当适用六个月起诉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向第三人赵南生颁发的农地承包权证（0×××3）第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对承包人根据承包合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和公示，土地承包合同等登记材料构成了行政机关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基础。行政机关对土地承包合同等申请登记材料的形式真实有效性应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在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过程中，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程序进行颁发，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乡（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过程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三）如实、及时地登记有关事项；（四）需要实地查看的，应进行查验。在实地查验过程中，申请人有义务给予协助。”在本案中，第三人赵南生持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属自己填写，其填写的内容是否真实，材料是否齐全，作为乡（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登记材料的形式真实有效性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在诉讼中，被告及第三人赵南生均未能提供1995年第三人赵南生原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证号为9×××0号）以及最初原始登记材料，且在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前，未就“海席”地块的耕种现状进行实地查验，缺失了行政机关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基础。 综上，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不足以证实其颁证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向第三人赵南生颁发的农地承包权证（0×××3）第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证载“海席”地的登记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其答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案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证人生秀妹当庭证实与“海席”争议地块实地查看耕种情况相互印证，其证据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采信，其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泸水市人民政府向第三人赵南生颁发的农地承包权证（0×××3）第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证载地块名称为“海席”的登记； 二、责令被告泸水市人民政府在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泸水市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周银泉 审判员  李筱槲 审判员  和志萍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李 茹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修正，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