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民终3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绍林，女，1974年6月1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楚雄市人，农民，住楚雄市，现住楚雄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永华，男，1953年8月7日生，汉族，小学文化，云南省楚雄市人，农民，住楚雄市，现住昆明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宝，云南天外天（楚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玉芹，云南天外天（楚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楚雄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住所地：楚雄市永安路西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301734304636B。负责人：何春红，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雨婷，云南兴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绍花，云南兴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袁绍林、袁永华因与上诉人云南楚雄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以下简称社发局）地面施工、地下设施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19）云2301民初3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绍林、袁永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宝、罗玉芹，上诉人社发局的负责人何春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雨婷、王绍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绍林、袁永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查明事实，改判上诉人袁绍林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袁永华的生活费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即残疾赔偿金应为6697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0092.13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按照农村常住居民标准计算袁绍林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袁永华的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除提交了工资说明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证据，还提交了云（2017）楚雄市不动产权第0004363号不动产权证书证实上诉人居住在城镇的事实，一审法院遗漏了不动产权证书，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长期居住在楚雄城区，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错误。根据《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户籍所在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的相关规定，伤亡者事故发生时在城市居住满一年以上，在居住期间连续性12个月以上的经济收入来源均来自城市，其赔偿标准就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其经济收入来源于城市，经常居住地在楚雄城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经常居住在农村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社发局辩称，一审判决按照农村常住居民标准支持袁绍林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袁永华的生活费，认定事实及适用标准正确，并无不当。袁绍林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其职业为务农，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其庭后提交的工资说明以及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与其本人陈述相矛盾，且其提交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并非其本人，而是其丈夫；其提交的家人出具的工资说明书无任何银行流水证明其收入来源于城镇，无法证明其符合按照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社发局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尽到管理职责的事实认定错误。（一）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已尽到相应管理义务。一审法院向楚雄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调取的孙家雨、胡楚、萨国明、自从富的询问笔录中，孙家雨、胡楚、自从富均陈述了在被上诉人跌倒受伤之前看到排水沟盖板处放置有四只警示锥桶，孙家雨、胡楚、自从富三人是经常在太阳历公园案发地点跳舞、散步的普通群众，自从富就是案发地音箱所有者，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无任何关联，询问笔录由执法部门出具，证明力高于其他证人证言。结合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其他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尽到相应的警示提示及安全管理义务，一审法院仅对询问笔录中被上诉人受伤的时间、地点、经过部分予以采信，对事前摆放警示锥桶的证言未予采信，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证据违背客观性原则。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是否尽到警示告知义务分别提交了证据、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萨国明的证言，仅以其是上诉人聘请的宏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为由予以排除，违背了客观性原则。（三）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虚假证人证言，严重违背本案客观事实，不具备法律效力和证明力，不应被采信。被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廖树炎、孔兰兰的证言前后矛盾，且不符合逻辑和客观事实，一审法院未予以重视，仅凭几张无法真实反映事实的照片和前后矛盾的证言推定上诉人未尽到管理职责错误。二、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法律适用错误。（一）上诉人对太阳历公园的管理义务是有限的，且上诉人已经尽到了相应的警示提示及安全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未注意本案事故发生地点的具体环境，太阳历公园是一个免费全开放的公益性活动场所，上诉人作为公园的管理者，仅在合理限度范围内负有相应的管理义务。上诉人在日常管理中发现排水沟盖板出现裂纹后，不仅在盖板上放置了警示锥桶，还安排了值班人员在现场巡查，提醒公园散步人员注意自身安全，且事发地点并非游客必经之处。上诉人在可以预见危险的合理范围内已经尽到了警示告知、提示和安全管理义务，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二）被上诉人应对其自身疏忽大意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被上诉人作为一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事发地点围观群众跳脚，未注意观察周边环境以及自身安全，后退时压断已警示的裂纹盖板，导致脚损伤，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法院忽略了被上诉人自身的过错以及对责任的承担。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部分赔偿数额有失公允。（一）精神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判决支持被上诉人2000元的精神抚慰金，适用法律错误。一方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前提是精神遭受严重损害，人民法院在判决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时应当综合考虑精神损害事实及后果、侵权的方式等因素，本案事故的发生系被上诉人自身疏忽大意引起的损害，被上诉人虽因此受伤但并未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致人残疾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残疾赔偿金。（二）一审判决认定护理费金额有误。一审法院按照160元/天计算护理费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无任何异议，对鉴定意见评定的护理期90天也无异议，但该期限已将被上诉人住院期间计算在内，被上诉人提交的住院收费票据中记载的护理费764元应在14400元中扣除。袁绍林、袁永华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尽到管理职责，对被上诉人的伤后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上诉人作为太阳历公园的建设单位和管理单位，对太阳历公园的相关场地和设施负有维修、管理、养护的义务，应保障太阳历公园的公共设施安全，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应及时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并积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本案中，被上诉人袁绍林在行走过程中因排水沟沟盖板断裂跌入排水沟内受伤，其提交的证据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能证明其受伤时踩踏断裂的沟盖板周围没有设置警示标志，上诉人未尽到相应的排除安全隐患的义务，未尽到管理职责。上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太阳历文化公园安全巡查记录表系宏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单方制作，不足以证明上诉人踩踏断裂的盖板周围的警示标志在袁绍林受伤前已设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被上诉人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主张精神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于法无据，残疾赔偿金的认定应当以人身损害赔偿为准；其次，上诉人主张应将被上诉人提交的住院收费票据中记载的护理费764元扣除不符合常理，更没有任何依据。袁绍林、袁永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社发局赔偿袁绍林经济损失共计171723.67元，其中前期医疗费22609.54元、后期治疗费16000元、残疾赔偿金66976元、误工费28846元、护理费14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营养费3000元、鉴定费1200元、交通费1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092.13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二、诉讼费由社发局承担。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2019年6月3日晚20时44分许，袁绍林在楚雄市开发区太阳历公园北门附近广场上观看他人跳广场舞时后退踩在广场排水沟地面盖板上，排水沟地面盖板断裂塌陷，袁绍林跌入排水沟受伤。随后报警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楚雄开发区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处理,袁绍林当即被送往楚雄州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1.左胫骨平台骨折；2.左膝内侧副韧带断裂；3.左膝关节腔及髌上囊积血；4.左小腿软组织损伤。袁绍林在楚雄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1天，于2019年6月24日出院，袁绍林经医保报销后个人支付医疗费21639.85元，门诊费969.7元。2019年9月4日，经楚雄三和司法鉴定所鉴定，袁绍林此次左膝关节损伤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为90日、营养期为60日，后期医疗费为16000元。另查明，袁永华系袁绍林的父亲，袁永华生育有三个子女。社发局是太阳历公园的建设单位和管理单位,社发局将太阳历公园承包给宏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或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太阳历公园排水沟盖板断裂不属于建筑物、构筑物的倒塌，袁绍林受伤系公园道路下水道盖板断裂跌入排水沟所致，属地下设施损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故本案的案由变更为地面施工、地下设施损害责任纠纷。社发局为太阳历公园的建设单位和管理单位,对太阳历公园的相关场地和设施负有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的义务，应保障太阳历公园的公共设施安全，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应及时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并积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袁绍林因排水沟盖板断裂跌入排水沟内受伤,其提交的其受伤时的现场照片及申请证人廖树炎、孔兰兰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证明其受伤时的现场情况，袁绍林受伤后，太阳历公园的保安才在损坏的沟盖板四周设置警示锥桶。袁绍林受伤时踩踏断裂的沟盖板周围没有设置警示标志，社发局未尽到相应的排除安全隐患的义务，未尽到管理职责，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社发局辩称袁绍林受伤时踩踏断裂的沟盖板周围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袁绍林系因自身过错受伤，所提交的情况说明、太阳历文化公园安全巡查记录表，系宏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单方制作，其提交的现场照片来源于袁绍林提交的照片。袁绍林于2019年6月3日受伤，楚雄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于2019年10月10日制作询问笔录，且其中的被询问人萨国明是宏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社发局将太阳历公园承包给宏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社发局提交的上述证据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袁绍林踩踏断裂的沟盖板周围的警示标志在袁绍林受伤前已经设置，故对于社发局的辩解，不予采纳。袁绍林受伤产生的经济损失，其中医疗费，袁绍林受伤后到楚雄州人民医院治疗，其提交的病情诊断证明书、出院证、门诊收费票据、住院收费票据等能相互印证证明其支付医疗费21639.85元、门诊费969.7元，合计22609.55元，社发局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住院伙食补助费，袁绍林在楚雄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1天，一审法院按50元/天计算，支持1050元（50元/天×21天）；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后期治疗费，2019年9月4日经楚雄三和司法鉴定所鉴定，袁绍林的伤构成十级伤残，其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为60日，后期治疗费16000元，楚雄三和司法鉴定所依据《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对袁绍林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作出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且楚雄州医院出院证记载的出院后注意事项为全休三月，后期治疗费16000元，社发局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营养费，一审法院按20元/天计算，支持1200元（20元/天×60天）；护理费，社发局主张应扣减住院收费票据中所载的护理费764元，无法律依据，袁绍林主张的护理费14400元（160元/天×90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误工费，袁绍林2019年6月3日受伤，2019年9月4日经楚雄三和司法鉴定所鉴定其构成十级伤残，一审法院按袁绍林主张的标准（58494元÷365天）支持其自受伤至定残前一日即2019年9月3日期间共计92天的误工费为14743元（160.26元/天×92天）。残疾赔偿金、袁永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袁绍林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袁绍林在庭审中自认其每月收入2000多元，主张误工费按农、林、牧、渔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8494元计算，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入情况，其提交的工资说明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不能证明其长期居住生活在楚雄城区，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按照农村常住居民标准确认残疾赔偿金为21536元（10768元×20年×10%）、袁永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257.4元（9123元/年×14年×10%÷3）。交通费，袁绍林未提交证据证明产生交通费用情况，根据其治疗、鉴定情况，一审法院酌情支持300元。精神抚慰金，袁绍林在太阳历公园因沟盖板断裂跌入排水沟受伤，构成十级伤残，其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酌情支持2000元。综上，袁绍林的伤后经济损失合计为98095.94元，因社发局不能证明其尽到管理职责，袁绍林受伤自身存在过错，故社发局对袁绍林伤后的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九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云南楚雄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袁绍林、袁永华经济损失98095.94元；二、驳回袁绍林、袁永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79元，由云南楚雄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负担490元（未交），由袁绍林负担189元（已交）；鉴定费1200元，由云南楚雄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负担490元(未交)，由袁绍林负担710元（已交）。二审庭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袁绍林、袁永华补充提交袁绍林2014年8月6日至2015年8月6日的健康证，以及楚雄开发区顺缘宾馆2016年8月6日至2018年8月5日开房登记本，欲补强证明袁绍林从2014年至今都在自家经营的宾馆从事管理经营的事实。经质证，社发局对袁绍林、袁永华提交的健康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对开房记录本三性均不认可，认为开房记录本均为手写记录，其中一本有涂改痕迹，将2018年涂改为2016年，且无顺缘宾馆出具的正式发票或者收据，以及袁绍林的工资记录证明印证，无法证明袁绍林在顺缘宾馆工作的真实情况。本院认为，结合袁绍林一审提交的楚雄开发区顺缘宾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袁绍林的客房服务健康证，以及袁绍林与宾馆业主倪学尧的结婚证等证据，袁绍林补充的上述证据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在案证据，二审中另查明，袁绍林自2014年8月25日与其丈夫倪学尧在楚雄市区经营楚雄开发区顺缘宾馆，2017年在楚雄市东南新城州职教园区东南侧永兴.福泽苑小区购买商品房居住生活。归纳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袁绍林的残疾赔偿金和袁永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还是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一审判决对袁绍林的护理费认定是否正确，精神抚慰金是否应当支持；二、社发局是否尽到管理职责，应否承担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应如何划分。针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的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答复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的精神，上诉人袁绍林虽系农村居民，但其自2014年8月起至今一直在城镇经营宾馆，且提供了在城镇购买商品房居住生活的相应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可认定袁绍林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其残疾赔偿金可按照城镇居民收入标准计算。袁永华虽系农村居民，但依法对其承担扶养义务的女儿袁绍林的收入来源于城镇，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可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关于一审判决对袁绍林的护理费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上诉人社发局主要对袁绍林提交的住院费收据中记载的护理费764元持异议，认为该部分费用包含在鉴定意见评定的护理期间的护理费中，不应当支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主要是对受害人因伤致生活自理能力受限，需他人协助而产生的合理费用进行赔偿，并不包含于医疗费的范畴，袁绍林提交的住院费收据中记载的护理费764元，医院按医疗费进行计费，该部分费用属于住院医疗费的范畴，不应当在护理费中扣减。故一审判决对袁绍林的护理费认定并无不当，社发局提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精神抚慰金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精神抚慰金系对被侵权人因伤致重度残疾或者死亡给其本人或者近亲属造成严重精神创伤予以经济补偿。本案中，袁绍林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受伤导致其或者家人严重精神创伤，其情形不符合支持精神抚慰金的立法本意，不应支持，故一审判决支持其精神抚慰金200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针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社发局系案涉太阳历公园的建设单位和管理单位，有义务对其所提供的公园内的公共设施进行维护、修缮和管理，保障社会公众使用的安全，且其对上述工作是否尽到管理职责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对于社发局是否尽到管理职责，双方当事人主要对袁绍林受伤前，社发局是否在案涉沟盖板周围设置警示标志，放置警示锥桶的事实发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袁绍林和社发局对该争议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且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应当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进行判定。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种类看，袁绍林提交的5张现场照片原件和社发局提交的3张现场照片复印件，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上述现场照片系对案涉沟盖板外观形态及周围现状的拍摄，具备物证的属性，系物证，其余证据系书证、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现场照片的证明力大于其他书证和证人证言，应当对现场照片予以确认。从双方提交的现场照片的完整性看，袁绍林提交的5张现场照片原件，分别拍摄了事发后，案涉沟盖板周围放置警示锥桶前、后的现状，以及沟盖板被修复前、后的外观形态，能够客观反映案发现场的状况，而社发局提交的3张现场照片复印件来源于袁绍林提供的部分照片，仅能反映事发后，案涉沟盖板周围放置警示锥桶后的现状，从证据能否较完整地还原客观事实的判断标准看，袁绍林提交的现场照片原件较社发局提交的现场照片复印件证明力更大。故依法应当对袁绍林提交的现场照片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根据袁绍林提交的现场照片，袁绍林受伤后至安保人员到来之前，涉案沟盖板周围并没有放置警示锥桶或设置其他警示标志，故不能认定社发局对案涉公园的广场尽到管理职责，社发局依法应当对该广场上的沟盖板断裂导致袁绍林损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责任比例如何划分的问题。从袁绍林受伤的原因及经过看，袁绍林对开放性公园的广场上的沟盖板断裂无法预见，其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故一审判决社发局对袁绍林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并无不当，社发局提出袁绍林自身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分析认定，本院确认袁绍林的残疾赔偿金为66976元（33488元/年×20年×0.1），袁永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092.13元（21626元/年×14年×0.1÷3人）。一审认定的其余经济损失，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据此，袁绍林受伤产生的合理经济损失为：医疗费22609.5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50元、营养费1200元、护理费14400元、误工费14743元、交通费300元、后期治疗费16000元、残疾赔偿金66976元、袁永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092.13元，合计147370.67元，由社发局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袁绍林、袁永华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上诉人社发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经济损失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19）云2301民初38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19）云2301民初38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由云南楚雄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袁绍林、袁永华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147370.67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79元，由云南楚雄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负担408元（未交），袁绍林、袁永华负担271元（已交）；二审案件受理费694元，由云南楚雄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负担（已交58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生效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原审法院或者与原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陈翠连审判员  龚艳波审判员  李发连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张潇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