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初2777号原告：南京高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科学园科宁路289号。法定代表人：鲁保成，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双，江苏金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利宝服装(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星甸镇工业集中区28号。法定代表人：杨素芳，该公司董事长。被告：梁洁，女，1969年3月16日出生。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中建，江苏朗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京高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得公司）因与被告利宝服装(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宝公司）、梁洁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双，被告利宝公司、梁洁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中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梁洁立即向高得公司支付印刷加工费131933.31元，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以131933.31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2.利宝公司对梁洁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利宝公司、梁洁承担。事实与理由：高得公司多次与梁洁签订购货合同，高得公司按照梁洁的要求加工印刷相关服装吊牌、外箱标贴等各种标牌标识。高得公司均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加工完成了各批次的产品，并按要求送至指定的地点，亦根据梁洁的要求出具了抬头信息为利宝公司的发票。自2017年12月至2018年9月，高得公司累计加工交付价值191933.1元的货物，但梁洁未能按期付款，至今尚欠131933.31元。故梁洁应当依法支付，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梁洁辩称，梁洁在相关采购订单购货合同上的签字为职务行为，且利宝公司对该职务行为均予以认可，故应当驳回高得公司对梁洁的诉讼请求。利宝公司辩称，根据高得公司与利宝公司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27日期间的付款记录，经统计利宝公司实际未向高得公司支付货款8779.66元，该款项利宝公司同意支付。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利息），因双方并未签订正式合同，亦未对逾期付款进行约定，故高得公司关于逾期利息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审理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辩称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得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1份111916元的汇总统计表及订单及13组提货凭证。拟证明高得公司已经累计支付加工印刷费111916元，高得公司根据订单完成了向梁洁的交货义务。证据2.2018年8月17日的面额为11191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高得公司已经向利宝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3.1份80017.31元汇总统计表及24组订单、提货单。拟证明高得公司累计支付加工印刷费80017.31元，高得公司根据订单向梁洁完成了交货义务。证据4.2018年11月22日的面额为80017.31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高得公司已经向利宝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5.2017年9月18日、12月25日的总计面额为123153.44元的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总额为123153.44元银行业务回单。拟证明利宝公司支付的123153.44元并非本案争议的款项，而是此前的货款。高得公司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高得公司共为梁洁加工印刷了191933.31元的印刷品，梁洁已支付6万元，现梁洁尚欠加工费131933.31元未支付。利宝公司、梁洁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1至4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上述证据也能够证明合同实际履行方为高得公司与利宝公司，梁洁仅系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利宝公司承担，高得公司不应当向梁洁主张权益。利宝公司提交5份招商银行付款回单、2份民生银行付款回单、。拟证明利宝公司自2018年1月15日至2019年2月7日期间，共向高得公司支付加工费183153.44元。按照高得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减去已经支付的金额，利宝公司尚应支付高得公司8779.66元（111916元+80017.31元－183153.44元）。梁洁提交利宝公司为李志梅等3名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缴费清单。拟证明李志梅等3名职工系利宝公司的职工，该3名职工在相应签收材料的签字系职务行为。高得公司质证认为，对利宝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需要核实，即使上述证据真实，该支付款项绝大部分是2017年12月以前的定单货款。现能够确定上述证据中利宝公司支付的6万元系本案所涉的加工费，即2018年8月17日通过招商银行支付的3万元、2019年1月28日通过民生银行支付的2万元、2019年2月27日通过民生银行支付的1万元，其他银行账单的付款不属于案涉款项。对梁洁提交的社会保险的缴费清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在相应签收材料的人员不止该3人，还有其他人员，该证据不能证明李志梅等3人的签字不能代表利宝公司。本院认为，因利宝公司、梁洁对高得公司提交的证据1至4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未明确否认，因高得公司提交证据5为原件，故本院对高得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虽高得公司对利宝公司提交的涉及6万元款项的凭证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因利宝公司提交的证据系银行对账单或电子回单，故本院对利宝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高得公司对梁洁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梁洁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至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及关联性，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认定。本院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8月10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采购订单》的表头为利宝公司，去向单位为高得公司，该订单的落款亦载明利宝公司，“制单人”处有梁洁或许春芳的签名。2017年8月10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购货合同》明确载明甲方为利宝公司，乙方为高得公司，合同落款载明利宝公司，有梁洁的签名。《提货凭证》的表头载明高得公司，该凭证的“提货单位”或“地址”处载明“利宝/小李（李）”或“利宝/徐春芳”或“利宝服装/周敏”等字样。2017年9月18日，高得公司向利宝公司开具面额为43743.0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12月25日，高得公司向利宝公司开具面额为79410.3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8月17日，高得公司向利宝公司开具面额为111916元的增值税发票。2018年11月22日，高得公司再次向利宝公司开具面额为80017.31元的增值税发票。2018年1月5日、3月19日、4月3日、4月19日、8月17日、11月22日，2019年1月28日、2月27日，利宝公司向高得公司分别付款4万元、2万元、3万元、33153.44元、3万元、2万元、1万元，共计183153.44元。高得公司认可上述利宝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支付的3万元、2019年1月28日支付的2万元、2019年2月27日支付的1万元，共计6万元为利宝公司支付案涉款项。其他123153.44元为利宝公司支付的此前货款。利宝公司不能说明123153.44元的款项是针对那一份订单或合同支付。另查明，梁洁系利宝公司的总经理。利宝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向董事会全面负责，执行董事会决议、主持领导公司的日常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梁洁在相应合同、订单的签名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2.利宝公司是否应向高得公司给付相应的加工费。一、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本案原告高得公司、被告利宝公司为内地设立的企业，应当适用内地法律。因本案另一被告梁洁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其与其他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系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当比照涉外案件处理，涉及准据法的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均表示适用内地法律，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院确定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二、关于梁洁在相应合同、订单的签名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职务行为是工作人员根据其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中所担任职务，依据其职权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为。在职权范围的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承担。本案中，案涉的《购货合同》明确载明甲方为利宝公司，乙方为高得公司，合同落款亦载明利宝公司。案涉的《采购订单》表头为利宝公司，去向单位为高得公司，落款亦载明利宝公司。虽上述《购货合同》《采购订单》未加盖利宝公司的印章，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但《购货合同》《采购订单》多处载明的合同相对方为利宝公司。高得公司开具的发票相对方为利宝公司，向高得公司支付款项的相对方为利宝公司，向高得公司提货方亦为利宝公司，结合梁洁系利宝公司的总经理的身份，其有权代表利宝公司签订合同、订单。据此，梁洁在案涉合同、订单的签名系职务行为，非个人行为。故本院对高得公司主张梁洁在案涉合同、订单的签名系个人行为的意见，不予采纳。三、关于利宝公司是否应向高得公司给付相应的加工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各方对合同、订单、提单的有效性均不持异议，故各方应当依约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如前所述，因梁洁在案涉合同、订单的签名系职务行为，非个人行为，高得公司主张由利宝公司承担连带付款，且利宝公司同意付款，故利宝公司应当向高得公司承担相应付款责任。现高得公司已经按约完成了产品的加工，并已向利宝公司完成交付，亦在2018年向利宝公司开具了总额191933.31元的增值税发票，利宝公司与高得公司均确认利宝公司已经支付案涉款项6万元。且2017年的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合计金额123153.44元与利宝公司主张的其认为支付的案涉货款123153.44元数额吻合，在利宝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的123153.44元款项系案涉款项的情形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利宝公司应当向高得公司支付款项131933.31元（191933.31元-60000元）。关于利宝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及支付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双方虽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因高得公司已经完成产品加工并已交付，亦向利宝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故高得公司以最后出具发票时间的2018年11月22日主张违约责任起算时间点，符合法律规定。即自2018年11月22日起，利宝公司应当以未付款131933.3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向高得公司支付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利宝服装(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南京高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支付款项131933.31元及利息（自2018年11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南京高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89元，由南京高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负担50元，由利宝服装(南京)有限公司负担2939元。如不服本判决，南京高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利宝服装(南京)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梁洁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姜 欣审 判 员  蔡晓文审 判 员  吴 勇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孙传涛书 记 员  杨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