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5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子林，男，196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楼爱芬，女，196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龙，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洁，女，197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洁，女，196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全达电池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裕华区体育南大街262号富金大厦1-806。 法定代表人：路月梅，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爱普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裕华区体育南大街262号富金大厦1-803。 法定代表人：郭占学，该公司经理。 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平、刘艳，河北冀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楼爱芬、陶子林因与被上诉人石家庄爱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普公司）、苏洁、河北全达电池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达公司）、李洁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8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子林、楼爱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楼爱芬、陶子林诉讼请求；2.判令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楼爱芬、陶子林提交了分别与爱普公司、全达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协议》，与李洁、苏洁签订的《反担保抵押合同》。一审法院以浙丰公司诉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追偿权纠纷案中提交的相关证据，认定楼爱芬、陶子林未与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协议》、《反担保抵押合同》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楼爱芬、陶子林提交的《委托担保协议》、《反担保抵押合同》中载明了楼爱芬、陶子林的姓名，且有楼爱芬、陶子林签字确认，并且载明了办理抵押登记的相对人，虽然楼爱芬、陶子林系在相关文件中手写姓名，该行为并不违反合同订立的规则。其次，从《委托担保协议》、《反担保抵押合同》内容上看，绝大部分条款均为打印，楼爱芬、陶子林为了保障自己在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后享有的权利，在相关文件上签名，符合一般常理。第三，从上述文件内容约定上看，均载明了“一式两份，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的字样。而在浙丰公司与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诉讼中，四人明确表示没有相关文件。由此依据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的陈述可以确认，该委托担保行为履行过程中，相关文件一份在浙丰公司，一份交给了楼爱芬、陶子林，文件数量足以匹配。而此种情况下，在楼爱芬、陶子林保存的合同中签署了楼爱芬、陶子林的姓名，与事实情况及合同约定是一致的。第四，从《反担保抵押合同》上讲，该合同签订于楼爱芬、陶子林提供担保之后，在原浙丰公司案件中，李洁、苏洁即辩称对此事不知情。但两人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并协助楼爱芬、陶子林办理了抵押登记，从其行为上就可以认定，两人向楼爱芬、陶子林提供反担保抵押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合同法规定，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即可成立并生效。而本案一审判决无视合同已经履行的情况，仅从书面上推断双方合同未订立，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在一审判决中已经确认了楼爱芬、陶子林是夫妻关系，且已经查明了两人共同签署了同一份保证合同。由此可以确认，楼爱芬、陶子林系以共同财产为主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第三，从保证责任的基本原则上讲，保证系保证人以个人财产为主债务提供担保。楼爱芬、陶子林作为夫妻在一份保证合同上签字，不能认定是两人分别以其财产提供担保，一审法院将六个保证人按照七份来分配责任，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四，本案楼爱芬、陶子林系夫妻关系，共同签订同一份保证合同，即表示夫妻双方共同以共有财产提供担保。一审裁判没有查清楼爱芬、陶子林的真实意思表示，断然将六份保证分为七份，并做出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发回重审，或者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并支持楼爱芬、陶子林的诉讼请求。 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答辩称，一、爱普公司、全达公司未与楼爱芬、陶子林签订《联合反担保协议》及《委托担保协议》，苏洁、李洁也未与楼爱芬、陶子林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上述合同（协议）在之前案件中均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过，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合同的签订方系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与浙丰公司，而非陶子林、楼爱芬。二、浙丰公司曾在长安法院起诉过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主张追偿权，在浙丰公司提交的《委托书》中，委托人系浙丰公司，受托人系陶子林、楼爱芬，本案中楼爱芬、陶子林提交的证据与《委托书》相互矛盾，《联合反担保协议》、《委托担保协议》及《反担保抵押合同》中陶子林、楼爱芬以自然人身份签字明显是浙丰公司在长安法院诉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追偿权败诉后，楼爱芬、陶子林恶意添加。三、陶子林、楼爱芬原系浙丰公司的股东，陶子林又系浙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子林及楼爱芬篡改的上述协议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互矛盾。综上所述，楼爱芬、陶子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维持一审判决，以维护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合法权益。 楼爱芬、陶子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爱普公司、全达公司偿还楼爱芬、陶子林担保款项3439635元及执行费35735元；2、判令爱普公司、全达公司自2018年7月3日至2019年4月3日，按照上述款项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6%）的标准向楼爱芬、陶子林支付逾期利息154784元及自2019年4月4日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判令楼爱芬、陶子林对李洁提供的抵押物位于裕华区棚北路392号6-1-402的房产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或在抵押财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4、判令楼爱芬、陶子林对苏洁提供的抵押物位于桥东区的房产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或在抵押财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四、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由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子林、楼爱芬系夫妻关系。浙丰公司原股东为陶子林、楼爱芬，陶子林原为浙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后经股权变更，楼爱芬2015年11月不再是该公司股东，陶子林2017年11月不再是该公司股东，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11月30日由陶子林变更为苏鹏，2019年7月4日，浙丰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北浙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全达公司原名称为河北正负极电池销售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负极公司），2014年12月25日名称变更为河北正负极电池销售有限公司，2016年6月6日名称变更为全达公司。2014年1月20日，英业公司（甲方）与华夏银行（乙方）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由英业公司向该银行借款500万元。同日，英业公司、爱普公司、正负极公司为该贷款提供担保，与乙方签订编号为：SJZZX05（联保）20130062-11《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安翠英、尹增云（甲方）与华夏银行签订编号SJZZX05（联保）120130062-11《个人保证合同》，陶子林、楼爱芬与华夏银行签订编号SJZZX0510120130062-12《个人保证合同》，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同日，英业公司、爱普公司、正负极公司联合签署了《联合小组合作协议》，约定为规范管理联保小组成员在华夏银行融资业务的连带责任担保，经三方协商研究确定联保小组联保期间为一年。同时，2013年9月6日，丽水商会（甲方）、陶子林（丙方）与华夏银行（乙方）签订了《担保协议书》，约定丽水商会承诺向乙方推荐的客户授信主体真实，甲方与丙方愿意为所推荐的客户提供保证担保，对所推荐的客户在乙方的授信额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乙方与丙方另行签订保证合同。英业公司与华夏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后，华夏银行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合同到期后，英业公司并未按合同约定还款。后华夏银行作为原告，以英业公司、爱普公司、正负极公司、丽水商会、安翠英、尹增云、陶子林、楼爱芬为被告，诉至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0105民初87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英业公司向华夏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305,261.68元及截止到2015年12月30日的利息199,909.03元，合计2,505,170.71元，并支付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约定以所欠借款本金2,305,261.6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3.5%计算的罚息，以及以所欠罚息192,777.5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3.5%计算的复利。二、爱普公司、正负极公司、丽水商会、安翠英、尹增云、陶子林、楼爱芬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陶子林、爱普公司、正负极公司不服，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1民终44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5民初8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5民初8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为“英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华夏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305,261.68元及截止到2015年12月30日的罚息、复利199,909.03元，合计2,505,170.71元，并向华夏银行支付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约定以所欠借款本金2,305,261.6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3.5%计算的罚息。”；三、驳回华夏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2018年7月5日，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执行楼爱芬名下款项1,700,000元，执行陶子林名下款项1,703,900元，陶子林向该院缴纳执行费35,735元，以上共计3,439,635元，楼爱芬、陶子林履行了担保义务，（2017）冀01民终4493号民事判决书执行终结。 2018年7月25日，浙丰公司以爱普公司、全达公司、苏洁、李洁为被告起诉追偿权纠纷，诉讼请求为：1、判令爱普公司、全达公司偿还浙丰公司担保款项人民币3,439,635元；2、判令爱普公司、全达公司支付2018年7月3日至7月23日的违约金71,482元以及自2018年7月24日至还清之日，按照上述款项月3%的标准向浙丰公司支付违约金；3、判令爱普公司、全达公司支付2018年7月3日至7月23日的利息11,874元以及自2018年7月24日至还清之日，按照上述款项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6%）的标准向浙丰公司支付逾期利息；4、判令浙丰公司对苏洁、李洁提供的抵押物，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该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冀0102民初49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浙丰公司的诉讼请求。后浙丰公司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9）冀01民终300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认定：2014年1月20日，英业公司作为委托人（甲方）与浙丰公司作为受托担保人（乙方），签订《委托担保协议》，协议载明：“甲方因经营需向华夏银行申请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借款期限12个月，经甲方申请，乙方愿意为甲方提供伍佰万元保证担保……”；2014年1月20日，浙丰公司作为甲方与英业公司作为乙方、爱普公司作为丙方、正负极公司作为丁方，签订了《联合反担保协议》，协议载明：“一、甲方接受乙、丙、丁三方的委托，为其在华夏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乙方贷款合同编号为SJZZX0510120130062，借款金额为500万元；丙方贷款合同编号为SJZZX0510120130063，借款金额为500万元；丁方贷款合同编号为SJZZX0510120130064，借款金额为500万元；各方《委托担保协议》另行签订。二、乙、丙、丁三方自愿组成一个联合担保体，以乙、丙、丁三方有权处分的全部资产，对甲方依据《委托担保协议》代联保小组任一成员向华夏银行清偿的所有款项及《委托担保协议》中约定的各项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向甲方提供连带的、不可撤销的反担保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自本合同第一条列明的贷款合同期满之日起2年……”；2014年1月22日，李洁作为抵押人（甲方）与浙丰公司作为抵押权人（乙方），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合同载明：“第二条乙方为借款人英业公司、爱普公司、正负极公司担保的银行贷款金额为1,500万元，保证期限自2014年1月20日到2015年2月23日。第三条甲方在签订本合同之前已知悉借款人与华夏银行的编号为SJZZX0510120130062、SJZZX0510120130063、SJZZX0510120130064号的借款合同及主合同的所有内容、了解借款人的财务状况，自愿在本合同签字之日起将上述财产抵押给乙方，作为主合同的反担保抵押财产……”后李洁将该房屋抵押给楼爱芬；2014年2月25日，苏洁作为抵押人（甲方）与浙丰公司作为抵押权人（乙方），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合同载明：“第二条乙方为借款人英业公司、爱普公司、正负极公司担保的银行贷款金额为1,500万元，保证期限自2014年1月20日到2015年2月23日。第三条甲方在签订本合同之前已知悉借款人与华夏银行的编号为SJZZX0510120130062、SJZZX0510120130063、SJZZX0510120130064号的借款合同及主合同的所有内容、了解借款人的财务状况，自愿在本合同签字之日起将上述财产抵押给乙方，作为主合同的反担保抵押财产……”合同签订后，苏洁将该房屋抵押，房屋他项权利人为陶连忠。另，该判决显示浙丰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委托人：河北浙丰担保有限公司，受托人：陶子林、楼爱芬，英业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与华夏银行签订SJZZX0510120130062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向华夏银行提供担保，并签订保证合同。英业公司贷款到期不能还款，华夏银行向新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10月9日，新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0105民初878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8日作出的（2017）冀01民终44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现已生效并申请执行。为此委托人特委托受托人陶子林、楼爱芬向华夏银行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以及一审诉讼案件受理费等相关费用金额3,403,900元，并支付执行费35,735元，合计3,439,635元。委托人浙丰公司盖章，受托人陶子林、楼爱芬，2018年7月2日”，该案庭审中浙丰公司称该委托书能够证明是其委托陶子林、楼爱芬向华夏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为英业公司贷款提供保证担保，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对该担保向浙丰公司提供的反担保。 2018年5月4日，李洁以浙丰公司、楼爱芬为被告起诉抵押权纠纷，要求浙丰公司、楼爱芬解除其名下上述房屋的抵押登记并将房屋所有权证返还李洁，该院于2018年11月29日分别作出（2018）冀0102民初26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李洁名下上述房屋抵押权人为楼爱芬的抵押登记，楼爱芬协助李洁办理解除抵押登记的相关手续，浙丰公司返还李洁房屋所有权证书。浙丰公司、楼爱芬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2019）冀01民终303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4日，苏洁以浙丰公司、陶连忠为被告起诉抵押权纠纷，要求浙丰公司、陶连忠解除其名下上述房屋的抵押登记并将房屋所有权证返还苏洁，该院于2018年11月29日分别作出（2018）冀0102民初26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苏洁名下上述房屋抵押权人为陶连忠的抵押登记，陶连忠协助苏洁办理解除抵押登记的相关手续，浙丰公司返还苏洁房屋所有权证书。浙丰公司、楼爱芬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2019）冀01民终304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审理过程中，楼爱芬、陶子林主张其和浙丰公司与爱普公司、全达公司和英业公司签订联合反担保协议，李洁、苏洁与浙丰公司和楼爱芬、陶子林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应当对楼爱芬、陶子林已履行的担保义务承担反担保责任，提交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联合反担保协议》，该协议显示甲方为浙丰公司、陶子林、楼爱芬（其中浙丰公司为打印，陶子林、楼爱芬姓名为手写），落款处显示甲方有浙丰公司盖章和陶子林、楼爱芬签名；楼爱芬、陶子林提交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委托担保协议》，该协议显示受托担保人（乙方）为浙丰公司、陶子林、楼爱芬（其中浙丰公司为打印，陶子林、楼爱芬姓名为手写），落款处显示乙方、法定代表人处有浙丰公司盖章和陶子林、楼爱芬签名，该协议载明“本协议书一式两份，双方当事人各一份”；楼爱芬、陶子林提交《反担保抵押合同》两份，该合同均显示抵押权人（乙方）为浙丰公司、楼爱芬（其中浙丰公司为打印，楼爱芬姓名为手写且在下划线外），乙方法定代表人处显示为陶子林，落款处显示乙方加盖浙丰公司印章，乙方法定代表人处显示有陶子林、楼爱芬签名，该两份合同均载明“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楼爱芬、陶子林提交李洁出具的《个人还款承诺书》，抬头为“河北浙丰担保有限公司：陶子林楼爱芬（其中浙丰公司为打印，陶子林、楼爱芬姓名为手写，且手写姓名在冒号之后）”，内容为“根据贵公司与石家庄英业服装有限公司、石家庄爱普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正负极电池销售连锁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的《委托担保合同》……”。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均不予认可，称上述证据在之前案件中均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过，之前案件中的相关协议、合同中均没有楼爱芬、陶子林的手写姓名，浙丰公司曾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过追偿权且陈述浙丰公司委托楼爱芬、陶子林进行担保并出具委托协议，生效判决认定其委托协议不合法，楼爱芬、陶子林的手写姓名是后来添加的；委托担保协议约定了乙方收取担保费、保证金，而相关钱款支付给了浙丰公司；关于个人还款承诺书，是李洁向浙丰公司出具的，楼爱芬、陶子林的名字是后加的。针对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意见，该院调取（2018）冀0102民初4915号、（2018）冀0102民初2648、2649号案卷中的上述协议、合同比对，该二案中《联合反担保协议》内容与本案楼爱芬、陶子林提交的协议内容一致，内容中手写部分的位置及涂改部分均一致，但抬头甲方处无楼爱芬、陶子林手写名字，落款处无楼爱芬、陶子林签名；《委托担保协议》内容与本案楼爱芬、陶子林提交的协议内容一致，内容中手写部分的位置亦一致，但抬头乙方处无楼爱芬、陶子林手写名字，落款处无楼爱芬签名；《反担保抵押合同》内容与本案楼爱芬、陶子林提交的合同内容一致，内容中手写部分的位置亦一致，但抬头乙方处无楼爱芬手写名字，落款处无楼爱芬签名。以上事实，有楼爱芬、陶子林提交的联合反担保协议、委托担保协议、个人还款承诺书、反担保抵押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个人保证合同，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提交的（2016）冀0105民初878号、（2017）冀01民终4493号、（2018）冀0102民初2648号、（2018）冀0102民初2649号、（2019）冀01民终3035号、（2019）冀01民终3041号、（2018）冀0102民初4915号、（2019）冀01民终3004号民事判决书，该院调取的（2018）冀0102民初2648号、2649号案件中联合反担保协议、委托担保协议、反担保抵押合同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本案中，楼爱芬、陶子林提交联合反担保协议、委托担保协议、反担保抵押合同、个人还款承诺书主张楼爱芬、陶子林和浙丰公司与爱普公司、全达公司和英业公司签订联合反担保协议，李洁、苏洁与浙丰公司和楼爱芬、陶子林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应当对楼爱芬、陶子林已履行的担保义务承担反担保责任。但，鉴于陶子林、楼爱芬为当时浙丰公司的股东，陶子林系浙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浙丰公司向该院起诉过涉案追偿权，并提交了浙丰公司向楼爱芬、陶子林出具的委托书主张委托楼爱芬、陶子林代其承担担保责任。最终未得到支持，该案件中浙丰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提交的证据存在差异，未显示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为陶子林、楼爱芬提供反担保，该院审理的李洁诉浙丰公司、楼爱芬抵押权纠纷案件中，浙丰公司、楼爱芬提交的反担保抵押合同亦未显示乙方有楼爱芬的签名，陶子林姓名在浙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处显示，同时结合上述协议、合同内容，应认定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与浙丰公司签订上述协议、合同，苏洁、李洁、全达公司、爱普公司未与陶子林、楼爱芬签订反担保协议，故楼爱芬、陶子林的上述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华夏银行诉英业公司、爱普公司、全达公司前身正负极公司、丽水商会、安翠英、尹增云、陶子林、楼爱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生效判决确认爱普公司、全达公司前身正负极公司、丽水商会、安翠英、尹增云、陶子林、楼爱芬对英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执行过程中，楼爱芬、陶子林对英业公司的债务承担了保证责任，共计支付3,439,635元。楼爱芬、陶子林有权要求爱普公司、全达公司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因爱普公司、全达公司、丽水商会、安翠英、尹增云、陶子林、楼爱芬未就内部比例进行约定，应平均分担，故爱普公司、全达公司应当分别向楼爱芬、陶子林清偿1/7份额，即491,376.43元。一审法院判决：一、石家庄爱普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全达电池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陶子林、楼爱芬清偿491,376.43元；二、驳回陶子林、楼爱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浙丰公司曾向一审法院提起的涉案追偿权诉讼中，浙丰公司提交的诉涉担保协议以及一审法院审理的李洁诉浙丰公司、楼爱芬抵押权纠纷案件中，浙丰公司、楼爱芬提交的反担保抵押合同协议与本案陶子林、楼爱芬提交的相关协议内容不一致。先前案件所提交的协议并不显示爱普公司、苏洁、全达公司、李洁为陶子林、楼爱芬提供反担保，协议内容中未显示乙方有楼爱芬的签名，陶子林姓名在浙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处显示。鉴于陶子林、楼爱芬为当时浙丰公司股东、陶子林为浙丰公司法人。现陶子林、楼爱芬依据与先前提交的协议内容不一致的协议作为证据主张相关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楼爱芬、陶子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841元，由上诉人楼爱芬、陶子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贾 虹 审判员 李 超 审判员 刘明军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聂瑞强 书记员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