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17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世华，女，汉族，1949年8月4日出生，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浩，贵州遵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祥勇（又名曾兴国），男，汉族，1951年12月26日出生，住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光秀，女，汉族，1956年5月23日出生，住遵义市汇川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毅，遵义市汇川区中心法律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继秋，女，汉族，1958年8月15日出生，住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莹，女，汉族，1985年8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男，汉族，1974年7月10日出生，住广西南丹县。系被上诉人杨继秋、陈莹近亲属。上诉人杨世华因与被上诉人杨继秋、曾祥勇、傅光秀、陈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2民初10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世华上诉请求：1.撤销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2民初1073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陈黔利通过签订拆迁合同取得的房屋，在中房集团遵义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的《红花岗区问题楼盘拆迁安置表（桃源路A区F栋）》表格中予以确认，执行标的物确属陈黔利所有，执行行为没有错误。二、原判认为上诉人申请执行的标的为普通的金钱债权，不能对抗法定的实际施工人的优先权，但前提应当是实际施工人有权取得执行标的物的权属。从中房集团遵义房地产开发公司桃源路工程指挥部2011年12月29日出具的字条来看，被上诉人作为项目承建人，已将执行标的物抵偿工程款。三、上诉人与中房集团遵义房地产开发公司一级实际施工人讨论的解决方案，是将陈黔利的财产在《会议纪要》中予以明确，并未经过陈黔利的确认，该《会议纪要》并不具备变更他人财产所有权的效力。曾祥勇、傅光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案涉房屋系曾祥勇、傅光秀根据政府安排及建设工程款优先权取得，该房屋因建设施工、规划手续不齐全，属黑房，故上诉人在通过抵偿工程款取得该房屋后，未能进行产权登记。在涉案房产处，仅有陈黔利母亲有房产，但陈黔利并无继承权。该房屋亦非陈黔利母亲的房屋被征用后的还房。原审法院不能对问题黑房进行强制执行。陈莹、杨继秋辩称，一审中，陈莹、杨继秋已经明确放弃了继承权，房屋产权属于陈洪的祖母。拆迁合同系陈洪父亲签订，合同无效，且执行时候房屋和合同载明的房屋不一致。曾祥勇、傅光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红花岗区㎡房屋归曾祥勇、傅光秀所有，并停止对该房屋进行执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中房公司对红花岗区桃源路进行开发建设。实际施工人为曾祥勇（又名曾兴国），傅光秀系曾祥勇的妻子。2005年1月24日，中房公司桃源路指挥部与陈黔利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拆除陈黔利的房屋，还房在A区F栋,在原地还房“一楼二楼各一半”。中房公司计划修建14层，行政部门只批准修建七层，房屋修建至10层时被叫停。因计划修建的房屋与实际修建的不一致，导致众多的拆迁户无法得到安置，出现拆迁户、材料供应商等人哄抢房屋。因中房公司没有支付实际施工人曾祥勇工程款，2011年，由政府派员召集中房公司和曾祥勇协商，确定将包括案涉的A区F栋E户型一楼一套135㎡房屋在内的套房屋抵押给曾祥勇，在四套房屋出卖后优先支付曾祥勇的工程款。2014年12月5日，政府部门再次召集中房公司和实际施工人讨论解决方案，并形成《关于桃源路A区F栋有关遗留问题的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明确，中房公司尚欠曾祥勇工程款1237290元，已经用A栋8楼房屋抵偿360000元、另支付65000元、代付51607元，还欠760583元。对该760583元，由中房公司用A区F栋E户型一楼一套135㎡房屋、B户型8楼住房一套108㎡抵偿。上述房屋一直由曾祥勇、傅光秀占有使用至今。另查，杨继秋系陈黔利妻子、陈莹系陈黔利的女儿。因陈黔利与杨世华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陈黔利死亡，原审法院追加作为继承人的杨继秋、陈莹作为原审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2012）红民一初字第15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继秋、陈莹在陈黔利的遗产范围内偿还杨世华的借款207200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杨世华申请执行，原审法院遂查封了桃源路A区F栋E户型一楼一套135㎡房屋。曾祥勇、傅光秀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向原审法院提起排除执行的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曾祥勇、傅光秀对案涉房屋享有何种权益；第二、如果曾祥勇、傅光秀享有权益，该权益能否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关于第一个问题，曾祥勇作为中房公司开发建设的实际施工人，在没有得到工程款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出面协调，于2011年12月29日作出承诺，以建成房屋中的四套为曾祥勇设立了优先受偿权。由于该项目手续不完备，导致四套房屋无法出卖，曾祥勇无法从出卖房屋的价款中优先受偿。由此产生2014年12月5日的会议纪要，明确了案涉房屋直接抵偿给曾祥勇，曾祥勇一直占有使用房屋至今。2011年12月29日作出的承诺及2014年12月5日的会议纪要载明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应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赋予了承包人在建设工程合同中的优先受偿权，第二百六十四条赋予了承揽人留置权。同时《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作出了“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的准用规定。这些规定说明了法律对实际施工人（承揽人）的工程款（报酬）取得权进行了优先保护。虽然曾祥勇没有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由于无法办理产权转移手续的责任不在曾祥勇，故曾祥勇对案涉房屋的占有具有权源，属于有权占有。在房屋因规划等原因不能出卖的情况下，曾祥勇对房屋的占有属于保护债权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关于第二个问题，杨世华申请执行的标的为普通的金钱债权，本身并不具有优先性。原审法院在执行中查封案涉房屋，是基于陈黔利与中房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第一，拆迁安置协议中并没有明确还房房号，只是明确在原地还房“一楼二楼各一半”；第二，拆迁安置协议签订时是按照14层房屋计划修建，而实际修建只有10层，导致拆迁协议约定的还房与实际修建的房屋不能一一对应，由此才引发哄抢房屋的出现。同时，陈黔利的继承人和周登明、张云玲等人证明案涉房屋的位置并非陈黔利原房屋位置。即使案涉房屋就是陈黔利与中房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指向的房屋，陈黔利及其继承人请求交付的权利也只能对抗其他买受人，但不能对抗法定的实际施工人（承揽人）的优先权。综上，曾祥勇、傅光秀对案涉房屋的占有能够对抗原审法院基于普通债权而对该案涉房屋的查封执行。曾祥勇、傅光秀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属自己所有，由于没有进行产权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物权没有发生转移，故对曾祥勇、傅光秀的这一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判决如下：一、曾祥勇（又名曾兴国）、傅光秀对位于红花岗区㎡房屋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成立；二、停止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对上述房屋的执行；三、驳回曾祥勇（又名曾兴国）、傅光秀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陈黔利与中房公司于2005年1月24日签署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还房归陈洪、陈涛、陈琼所有。陈洪、陈涛、陈琼均是陈黔利子女，其中，陈洪享有88.21㎡，陈涛享有109㎡，陈琼享有20㎡。本院认定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房公司以涉案房屋抵偿曾祥勇的建设工程款，该房屋一直由曾祥勇占有使用房屋至今。因不可归责于曾祥勇的原因导致涉案房屋未过户至曾祥勇名下，但曾祥勇对房屋实际掌控，具备占有权能，且曾祥勇系经中房公司的许可而占有该案涉房屋，为合法占有。陈黔利与中房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还房归陈洪、陈涛、陈琼所有，陈黔利仅是拆迁合同的签署人，但并非涉案房屋的权利人，故即便拆迁合同上约定的还房位置与涉案房屋位置一致，亦因陈黔利不是该房屋的权利人，涉案房屋并非陈黔利遗产，故不能作为杨世华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故杨世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杨世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杨世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亚琼审判员  何 容审判员  刘娟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张洋书记员瞿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