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民终1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吉东，男，1966年2月4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系张掖市甘州区洪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住甘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多廷，甘肃森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海，男，197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系张掖市大东海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住甘州。 上诉人杨吉东因与被上诉人姜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702民初11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吉东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与案外人肖吉海并不认识，而肖吉海与被上诉人系亲戚关系，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证实葵花种子在肖吉海家中存放、上诉人并未拉走的事实，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已完成了交付且处于上诉人的控制之下显然错误。2、证人刘培正的证言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葵花种子发芽率不达标，被上诉人在欠条中注明了如种子出苗不全都有其负责，所以上诉人拒绝接受该种子。一审判决上诉人偿付被上诉人葵花种子款错误。3、被上诉人违法无证销售种子，且以假种子欺骗上诉人，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非法经营行为，不予制裁，却予以保护，显然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姜海辩称，1、上诉人是在种子交付后才出具的欠条，种子在交付后所有权已发生了转移；2、肖吉海的房屋是上诉人租赁的，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上诉人租赁肖吉海的房屋存放涉案的种子；3、证人刘培正不能证明他种的种子就是我出售给上诉人的；4、我是受公司的委托销售种子的，种子经营许可证在一审中已经提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姜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立即偿付欠款9495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6日，被告杨吉东向原告姜海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姜海种子款玖万肆仟玖佰伍拾元?94950其中，注：3638C21代（袋）×550=11550、50097代（袋）×650=4550散种子385㎏×160=61600、大散种子230㎏×75=17250总计94950元注：如种子出苗不全都有姜海负责。”原告姜海、被告杨吉东均在该欠条落款处签名。 另查明，2014年1月10日，原告姜海及张掖市大东海商贸公司受案外人北京凯福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代理LD5009、3638C品种在张掖地区的推广、销售，委托期限至2014年10月止。2015年10月22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准，案外人北京凯福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凯福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销售农作物种子；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2015年12月20日，该公司取得北京市种子管理站颁发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该证书载明经营作物的范围为油菜、向日葵，经营方式为加工、包装、批发、零售，有效区域为北京市。 再查明，被告杨吉东系案外人张掖市甘州区洪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3日，业务范围为组织成员农作物、葵花的种植（不含种子的繁育）、贮藏、销售；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在于：1.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原告是否履行交付义务；3.涉案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关于本案主体问题。庭审中，被告辩称其系张掖市甘州区洪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其向原告出具欠条系履行职务行为，并提交该合作社与案外人邹明、王生签订的食葵种植收购合同及山丹县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加盖合作社印章，仅能证明其系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该合作社与案外人签订的种植合同与本案并无直接联系，且本案原、被告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在原告提交的被告出具的欠条中并未加盖合作社印章，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原、被告在达成买卖合同及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时是以该合作社的名义而为，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依法认定其为本案适格主体。 关于原告是否向被告履行交付义务的问题。庭审中，被告辩称本案涉案标的存放在案外人肖吉海处，案外人肖吉海已将涉案标的物进行处置，原告未将涉案标的物交付被告，并提交其与案外人肖吉海的通话录音一份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通话录音中“杨老板，几年了把你都找不见，连面见不上……”、“你就租个啥你得和房东联系哈，说个实在话，不见面按着个，也不能一直放着，哪里租房子有这个概念……”、“六月份给我打电话的了，让我把房租交了，我说我闲了过去交……”等内容，足以证明本案涉案葵花种子并非存放于肖吉海处，而是存放于被告杨吉东租赁的肖吉海的房屋中，处于被告的控制之下，故原告已经完成了交付。且被告在原告未完成交付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金额为94950元的欠条，在欠条上也未注明，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原告履行了向被告交付葵花种子的义务。 关于涉案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被告为证明原告提供涉案种子存在质量问题申请证人刘培正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证人刘培正虽陈述其向被告购买的种子存在出芽率不高的问题，但并无相应证据对其陈述予以佐证。被告亦再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仅以证人刘培正的证言不能证明本案涉案种子存在质量问题。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就种子存在质量问题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付葵花种子款94950元能否成立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被告从原告处购买价值94950元的葵花种子，并向原告出具金额为94950元的欠条一张，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出具的欠条合法有效。庭审中，被告辩称原告无种子经营许可证，原告为证明其具有销售涉案种子的权利依法提交了第三人北京凯福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种子经营许可证及该公司向其出具的委托书予以证明。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可以证实原告受北京凯福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在张掖地区推广销售、种子。虽然原告提交的该公司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时间迟于本案种子交易时间，但该公司于2005年成立时其营业执照中载明的经营范围中即包括销售农作物种子，且该经营许可证系该公司变更公司名称后的取得。综上，原告具有销售涉案种子的权利。再者，即使原告不具有销售涉案种子的资质，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但基于原告为被告提供涉案葵花种子的事实，原告要求被告偿付欠款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之规定，被告应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种子款94950元。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被告杨吉东偿付原告姜海葵花种子款94950元，限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087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杨吉东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给其销售的种子并未完全交付，而被上诉人主张欠条是在种子交付后才出具的，本院认为，上诉人认可于2014年9月26日出具欠条的事实，欠条的内容反映出买卖双方对售卖货物数量及价款的认可，上诉人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出具欠条显然不符合常理，且欠条中上诉人亦未备注货物未交付的情况，因此，对上诉人主张涉案种子未实际全部交付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出售的种子质量不达标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人刘培正的证言不能证明其种植的葵花种子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直接证明本案涉案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且上诉人在欠条中已经备注种子质量有问题全由被上诉人负责，但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上诉人针对自己主张的种子质量问题却未采取任何维权措施，故对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违法无证经营与事实及法律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吉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74元，由上诉人杨吉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宏睿 审判员  李永春 审判员  宋 睿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梦婷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