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1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旭平，男，1975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浩汗，广东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460矿区。法定代理人：谢云，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冲，陕西恒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军，男，1968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建文，陕西恒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聂旭平、上诉人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矿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民初1310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旭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聂旭平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军、矿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王军支付的377000元属于利息，双方约定的利息应为月息3%。在聂旭平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录音证据中，王军已承认其支付的377000元属于涉案借款的利息，且认可双方在借款时约定了利息为月息3%。该证据是王军在庭审前亲口所述，应当属于自认，该证据应当予以采纳并作为定案依据。聂旭平与王军对利息有约定，只是对约定利率的理解存在偏差，对此，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零五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以及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确定本案的利率。第一，本案中，聂旭平与王军之间存在利息约定，且约定利率为3‰，可证明聂旭平出借资金时的目的是为了获利，而非无偿出借；第二，王军借款的金额是1500000元，数额较大，借贷双方亦未约定借款期限，属于无定期借款，则王军占用聂旭平资金时间较长；第三，王军承诺利息按照3‰计算，说明该借款不是无息借款，现以其自行书写的内容不明确为由主张借款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有违诚信原则；第四，关于该利息系月息还是年息问题，如认定合同约定年利率为3‰，则已低于聂旭平在银行的存款利率，这与一般民间借贷追求利率高于银行同期存款或贷款利息的目的不符。综上，遵循合同解释的原则，借条记载“利息按照3‰计算”应当理解为日利率3‰计算较符合民间交易习惯。且王军出具《借条》后，双方当事人已将利率变更为月息3%。聂旭平出借1500000元的大额借款给王军，是让其用于建设工程施工，不属于向生活有需要的亲朋好友提供无偿帮助，其目的应是通过提供借款来获取利益，若按王军所主张的月利率为3‰，则比银行贷款利率还偏低二倍以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解释的原则，借条记载“利息按3‰计算”应当理解为日利率3‰较符合民间交易习惯。再者，王军的还款记录与本金一一对应并呈现规律性。王军的还款记录中有四笔记录都是45000元，有一笔是90000元，数额与1500000元的3%月息相对应，更证明了双方约定了利息是月息3%。二、矿业公司的担保行为有效，矿业公司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并不无效。第一，前述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必然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该款规定系规范公司治理的管理性规范，在公司内部对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普遍约束力，但对外并不发生影响合同效力的法律约束力，债权人对公司担保是否经决议机关决议或是否经股东同意不负审查义务；第三，该条款并非强制性效力规定，只是公司内部的管理性效力规定，违反该规定的，并不能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只是公司在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相关的责任人员进行追偿；第四，根据体系解释，违反上述款项的规定，担保合同并不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由两款组成，其中第二款规定为：“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款与前款的区别在于限定了“必须”这个重要的细节，该细节决定了该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与第二款存在的本质区别。因第二款用语限定为“必须”，则若违反该规定，担保合同理所当然无效；若违反第一款也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则该法第十六条无需创设第二款，仅用一款就可达到囊括公司提供担保的全部情形。故，违反第一款规定并不当然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只有违反第二款规定才会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综上，《担保书》合法有效，矿业公司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矿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聂旭平的诉讼请求；2.本案二审诉讼费由聂旭平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本案的担保人并非矿业公司。根据聂旭平所提供的涉案《担保书》，虽然《担保书》所列的借款人和担保人分别为王军和矿业公司，内容明确载明：“聂旭平向温州兴安公司驻北东项目部提供的借款”，“兴安公司北东项目部以其工程款作为担保”，“肃北公司负责人于彦春对借款行为予以书面担保”。据此，聂旭平所主张的涉案借款，担保人应为“于彦春”，矿业公司并非涉案借款的担保人，一审法院认定矿业公司为涉案借款的担保人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二、矿业公司并非本案的担保人，一审法院判令矿业公司在王军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1.一审法院已经认定矿业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即矿业公司并非涉案借款的担保人，但将矿业公司作为担保人判令矿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前后认定自相矛盾，属适用法律错误。2.于彦春在《担保书》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是于彦春自身的过错行为，矿业公司并不存在任何过错，矿业公司也因于彦春的过错行为遭受了较大损失，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矿业公司存在过错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王军辩称，聂旭平的上诉欠缺基本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不予支持。一、关于王军已偿还的377000元的认定问题。聂旭平提供的2015年12月5日的借条中并无利息约定。2015年12月5日的《担保书》中载明利率为3‰，现聂旭平按3%主张利息，毫无事实依据。而《担保书》关于利率的表述，无法明确该利率的计息周期，属于典型的利息约定不明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不支持聂旭平的利息主张并无不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军支付给聂旭平的377000元为偿还本金正确。二、聂旭平要求矿业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涉案《担保书》所在载明的内容，并不能证明“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王军所借的15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证明目的。聂旭平据此要求矿业公司对涉案民间借贷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由于《担保书》中并无矿业公司担保的内容，矿业公司在《担保书》加盖印章的行为仅能说明矿业公司知悉该笔借款的事实、认可矿业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但据此要求矿业公司对该笔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欠缺依据，聂旭平的上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聂旭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军偿还聂旭平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15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清偿之日止）；2.矿业公司对第一项的150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王军、矿业公司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聂旭平与王军系朋友关系,2015年12月5日，王军出具《借条》一份交由聂旭平收执，其中载明：“今借到聂旭平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元）。借款人：王军。2015.12.5号”另外，聂旭平还提交了一份《担保书》，其中载明“出借人：聂旭平，身份证号码：362************838，借款人：王军，身份证号码：513************410，担保人：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出借人聂旭平向温州兴安公司驻北东矿业项目部提供借款壹佰伍拾万元（¥：1500000.00），利息按3‰计算。款项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2、借款人王军于2015年12月5日以直接收取或转账方式收了上述款项，并同意按3‰计算利息。3、担保人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对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借款行为予以书面担保，并以温州兴安矿山建设有限公司驻北东矿业项目部的工程款作为担保，担保期限为半年。”《担保书》的落款借款人处有王军的签名及捺印，落款手写时间为2015.12.5日，担保人处有矿业公司的公章及于彦春的签名，落款打印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聂旭平表示《担保书》中载明的利息3‰系指日息3‰但后经协商变更利息为月息3%，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王军表示双方虽约定有利息，但未明确利息的计算方式，且其仅系涉案借款的经手人，该借款是用于支付温州兴安矿山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安公司）驻北东公司项目部的工人工资，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应系兴安公司驻北东项目部。关于上述借款150万元的交付，聂旭平表示其于2015年11月初通过现金的方式陆续出借446000元，于2015年11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20万元，又于2015年12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854000元，合计150万元给王军。王军称已收到聂旭平通过银行转账出借的1054000元，而剩余446000元聂旭平并未实际出借，该款系预先扣除的利息。一审庭审中，矿业公司对《担保书》上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其对涉案担保并不知情，涉案借款的担保人应为于彦春。矿业公司认可于彦春系其项目负责人，但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向其他人提供担保要通过股东大会决定，本案担保未经股东大会决定，应认定无效。聂旭平则表示王军告知其于彦春系矿业公司的总经理和负责人，该《担保书》系王军与于彦春一起交给其收执，其看到《担保书》上加盖了公章就收下该《担保书》，未审查该担保是否有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另查明，王军分别于2016年3月12日银行转账42000元；于2016年4月23日银行转账84000元；于2016年7月26日银行转账26000元；于2016年8月13日银行转账45000元；于2016年9月30日通过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西大街支行的账户转账45000元；于2016年10月29日银行转账45000元，于2016年12月30日银行转账90000元，合计377000元给聂旭平，聂旭平主张王军支付的上述款项是支付涉案借款利息，而王军则认为因双方约定的利息不明确，该款项应抵扣本金。聂旭平称此后王军未再偿还借款，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王军向聂旭平借款的事实，有王军出具的《借条》、《担保书》及聂旭平提交的转账凭证为证，王军虽抗辩其仅为涉案借款的经手人，该借款的用途是用于支付兴安公司驻北东项目部的工人工资，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应系兴安公司驻北东项目部，但对此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而聂旭平提交的《借条》、《担保书》均是王军以个人名义出具签名，所借转账款项亦均是汇入王军的个人账户，王军亦在借款后使用个人账户向聂旭平还款，且借款后款项的用途并不能改变借款合同的相对性，故该院对王军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该院对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予以确认。至于借款本金，聂旭平主张涉案借款本金为150万元，其中1054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446000元是陆续通过现金支付。王军主张《借条》中约定的150万元借款本金包含了预先扣除的利息446000元，实际的借款本金就是通过银行转账的1054000元。对此，该院认为，聂旭平主张借款本金为150万元，有《借条》、《担保书》记载的数额证实，王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知晓出具《借条》、《担保书》的法律后果，且聂旭平提交的《担保书》中载明了聂旭平交付借款的方式为现金或转账，聂旭平亦提交了转账凭证予以佐证，而王军虽主张借款本金只有银行转账的1054000元，另有446000元是预扣的利息，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且在借款时预扣如此大额的利息不符合一般借贷习惯，王军亦无法明确其主张预扣利息的计算标准，综上，该院对于聂旭平提出的涉案借款本金为150万元的主张予以采信。王军借款后向聂旭平还款377000元，聂旭平主张该款项是王军支付的借款利息，王军则主张因双方约定的利息不明确，该款项应抵扣本金，对此，该院认为，聂旭平与王军在《借条》上未约定利息，而《担保书》中仅记载利息为3‰，并未具体说明该利息是月利率或是年利率，应认定为对利息约定不明确。聂旭平虽主张经协商双方变更利息为月利率3%，但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聂旭平、矿业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该院对聂旭平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在双方对利息约定不明的情况下，王军向聂旭平支付的377000元应认定为偿还的本金。故王军至今尚欠聂旭平借款本金1123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的规定，王军应向聂旭平偿还借款本金1123000元。对于聂旭平超出部分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问题，聂旭平、王军双方对利息约定不明确，未约定还款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王军尚欠借款本金1123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聂旭平主张利息以本金15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聂旭平可向王军主张逾期还款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由于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聂旭平可随时要求王军返还，但聂旭平未提交其向王军催讨还款的具体日期的有关证据，故该院确定聂旭平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6日为逾期利率的起算日。综上，本案借款的利息应从2019年5月6日起以借款本金1123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关于矿业公司的责任，矿业公司主张根据《担保书》中载明的内容显示借款的担保人系于彦春而并非其公司，对此该院认为，《担保书》中载明“担保人：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矿业公司亦在落款担保人处加盖了公章，而根据《担保书》载明的内容显示于彦春系作为矿业公司的负责人在《担保书》上签名，系代表矿业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担保书》，故该院认定本案借款的担保人系矿业公司。至于矿业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的规定，本案中，矿业公司表示涉案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而聂旭平作为被担保人对公司担保是否经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有审查义务，于彦春在代表矿业公司向聂旭平出具《担保书》时未向聂旭平提供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文件，聂旭平在王军与于彦春交给其《担保书》时亦未要求其提供上述材料，未尽到审查义务，其行为表明其不构成善意，综上，该院认定矿业公司的该担保行为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矿业公司放任作为项目负责人的于彦春于《担保书》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具有一定过错，矿业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过错责任，而如前所述，聂旭平未尽到审查义务，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故该院确认矿业公司应对王军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2019）粤0203民初1310号民事判决：一、王军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聂旭平偿还借款本金1123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从2019年5月9日起以本金1123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至清偿之日止）；二、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王军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聂旭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3300元，由王军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1.聂旭平对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借款利息的认定所提出的异议；2.矿业公司对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借款担保人的认定所提出的异议，本院将结合双方举证情况，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述。除前述仍有争议的事实以外，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兴安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9日，经营范围包括：矿山、隧道、建筑安装等，并持有矿山采掘施工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为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二级。2014年1月1日，矿业公司（甲方）与兴安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北东金矿承包合同》，约定由兴安公司承包矿业公司发包的北东金矿矿区工程，工程地点为北东金矿采一车间区域，工程内容为北东金矿矿区井巷工程和采矿工程承包。此后，矿业公司与兴安公司又分别于2015年1月1日、2016年1月1日陆续签订《460金矿承包合同》及《井巷工程施工合同书》（460金矿采矿7号系统），均约定由兴安公司承包施工矿业公司所发包的相应矿区建设工程。上述合同，均由王军代表乙方（兴安公司）在合同落款处签名，落款处并盖有兴安公司的印章。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将围绕聂旭平、矿业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涉案借款的利息应如何认定。二、矿业公司在涉案借款中的地位及责任应如何认定。一、关于涉案借款的利息应如何认定的问题。聂旭平上诉称，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解释的原则，《担保书》中约定的“利息按3‰计算”应推定为日利率3‰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且王军出具《借条》后，双方当事人已将利率变更为月息3%，故王军所支付的377000元属于利息。本院对此认为，就涉案借款，王军已向聂旭平出具了《借条》及《担保书》两份书面的债权债务凭证，聂旭平主张此后其与王军还存在关于月利率的口头约定，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在一审庭审中，王军对聂旭平所主张的口头约定并不认可。其中，《借条》中并未注明关于利息的约定；《担保书》中仅注明：“利息按3‰计算”，而未注明计息周期；而从王军于2016年分别偿还的7笔共377000元的每笔还款的发生时间金额分析，也不足以充分反映出借款利率即为聂旭平所主张的事后经口头约定利息已变更为月利率为3%。现双方对利息约定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的规定，聂旭平与王军在书面债权债务凭证中虽然约定了计算利息的利率，但未约定计息周期，诉讼中双方又各执一词，聂旭平在其上诉状中亦认为双方“只是对约定利率的理解存在偏差”，可见，本案属于对利息约定不明的情形。据此，在当事人双方均属自然人的情况下，聂旭平主张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零五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以及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推定涉案借款的利息利率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聂旭平主张的利息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矿业公司在涉案借款中的地位及责任应如何认定的问题。矿业公司上诉称，涉案借款的担保人应为于彦春个人，而非矿业公司。聂旭平则上诉称，矿业公司系涉案借款的担保人，且其担保行为有效，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对此认为，首先，涉案《担保书》的抬头及内容均能明确反映出矿业公司系涉案借款的担保人，且矿业公司的印章亦加盖于《担保书》的落款的担保人处，故一审法院认定矿业公司的负责人在《担保书》上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系负责人代表矿业公司作出的公司行为并无不当，否则，于彦春根本无须在《担保书》中加盖矿业公司的印章。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借款的担保人系矿业公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矿业公司在诉讼中表示涉案担保因未经股东会决议而无效，聂旭平亦未提供证据证实矿业公司出具《担保书》时通过了该公司章程规定的决议程序，故，于彦春以矿业公司负责人的名义未经授权即擅自签署《担保书》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属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规定的越权代表行为。而法律一经公布，则推定所有人都应知晓并遵守，包括作为被担保人及债权人的聂旭平，但未有证据表明聂旭平在签订《担保书》时曾对矿业公司是否经过公司机关决议的问题进行过审查。但在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商业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因为，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公司决议前置的规定，是针对公司负责人提供担保的权限进行限制的强制规定，如此规定，实际以公司意思作为代表权的基础和来源，相对人在接受担保的时候，依法应当负有甄别公司负责人实施的担保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也就是说，债权人只要有证据证明对方以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真实意思，且并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则该担保行为就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现阶段，我国公司在为他人提供担保方面，没有经公司决议而径行对外担保的情况普遍存在，根据目前公司治理不规范的现实情况，对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实际负责人所提供的担保，如果案件事实表明该担保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就可以认定公司具有对外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矿业公司与兴安公司之间在涉案借款发生期间存在矿区工程建设方面的商业合作关系，王军作为当时兴安公司为矿业公司进行矿区工程建设的项目负责人，因工程建设需要而对外借款用于项目部发放工人工资，如王军无法顺利为项目部借得该款，则矿区工程项目可能无法进行下去，矿业公司的利益亦会受到损害。而在项目顺利完工的情况下，矿业公司本身就负有向兴安公司支付该矿区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款的合同义务，可见，矿业公司为王军筹借项目部急需使用的资金提供担保，也是为了矿业公司的自身利益，故，应当认定矿业公司具有为涉案借款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矿业公司于本案出具的《担保书》有效。一审法院认定矿业公司对涉案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因矿业公司在《担保书》中未明确约定其保证方式及保证担保的范围，且主债务并未约定履行期限，故，聂旭平要求矿业公司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聂旭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矿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民终13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民终131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民终13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王军的前述涉案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军追偿；四、驳回聂旭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3300元，由王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600元，由聂旭平负担6955元，由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5645元。聂旭平已向本院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多预交的11345元由本院予以退回给聂旭平。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已向本院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9415元，仍应向本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2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茜审 判 员  李 罡审 判 员  梁晓芳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何海祥书 记 员  陈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