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17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春光，男，198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慧娟、张艳珍，山西燃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利，女，1977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超、李瑞，北京市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春光因与上诉人吉利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5民初4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春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05民初4187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74292元;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太原市亲贤北街15号27幢302号房产至交房之日前产生的物业费944.6元;水费24.8元;暖气费3334元;天然气费210元(垃圾费175元及复置金35元)、楼宇保安费200元;总计4713.4元;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错误: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双方各自原因确实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形.本案客观事实是:杨春光已按合同约定履约,无违约情形。结合本案庭审及证据可知:第一,杨春光与吉利签订过多份协议,但一审法院对上述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认可。第二,杨春光与吉利2019年9月30日签订的《太原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系双方最晚时间签订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因此,虽然双方签订过多份协议,但该协议是最晚签订的一份,因此,双方关于违约交房的约定应以该合同为准。根据《太原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杨春光的付款方式为“银行贷款支付,首付比例及贷款金额随银行审批而定,吉利的交房日期为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办结后3日内,延期交房的按房屋总价款日万分之四支付违约金”。第三,本案中,杨春光已按照约定履行了支付房款的义务,有马生国2017年9月30日出具的《收条》,以及太原伟业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公司2018年4月9日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杨春光已按合同约定将购房首付款于2017年9月30日付清;同时剩余房款杨春光通过办理银行抵押贷款也已支付给吉利。第四,被上诉人违约交房,系事实。一审法院也已查明。其违约交房的责任,按照双方签订的《太原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应当自房产证办理之日起三日内即起算违约佥。上诉人杨春光仅主张其实际交付全部购房价款之日起至吉利实际交房之日止的违约金。综上,本案中,被上诉人吉利存在违约情形,而上诉人杨春光则没有任何违约情形。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吉利未举证证明杨春光存在哪些违约情形的情况下,就擅自得出合同双方均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情形,系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无权自由裁量酌情扣减吉利按照合同应当支付给杨春光的违约金。首先,吉利违约交房是事实。第二,杨春光在本案中,并未按照《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从涉案房产证办理之日起三日起主张违约交房责任,而是从其实际交付全部购房价款之日起开始主张,其主张的违约金金额本身就不高,甚至还放弃了一部分权利。第三,上诉人杨春光并不存在违约情形。第四,根据《合同法》规定,违约金酌情降低,只有一种情形,即承担违约金的一方认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然而本案一审庭审中,吉利一方并无该主张。第五,本案中,法院无自由裁量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二条，关于自由裁量权行使条件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下列情形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一)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裁量的;(二)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从几种法定情形中选择其一进行裁量,或者在法定的范围、幅度内进行裁量的;(三)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需要对法律精神、规则或者条文进行阐释的;(四)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需要对证据规则进行阐释或者对案件涉及的争议事实进行裁量认定的;(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其他情形。”本案中案件情况事实明了,合同违约条款约定清晰,法律规定明确,哪一方违反合同约定证据确凿,不存在以上需要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在杨春光已经放弃主张一部分违约金,吉利也没有主张违约金过高,且法院无权自由裁量的情况下,就擅自酌情扣减部分违约金,仅支持60天违约金,违反法律规定。且一审法院的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杨春光主张物业等费用证据不足,系事实认定错误。吉利违约延期交房系事实,一审庭审中,杨春光向法院提交了其至实际收房之日止,吉利尚拖欠的物业费等各项费用的票据,一审法院不采纳,系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一审系一名法官独任审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应当在三个月内审结,且本案不存在应当延期审理的情形,然而对这起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的案件,一审法院却从案件正式受理,即2018年6月6日,拖延至2019年的11月才下判决。拖延审结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一审法院对事实如此简单的一起案件,却选择性久拖不决,无异于置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于儿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恳请贵院依法查明予以改判,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吉利辩称，一、被答辩人杨春光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在先,其对于造成交房延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纵观整个购房过程,在被答辩人杨春光的身上发生了以下一系列行为:1、2017年6月7日,双方签订《成交确认书》、《房地产买卖契约》(成交价格为152万)、《补充协议》,确定了双方买卖房屋的事实;2、被答辩人杨春光觉得中介机构办理银行贷款中介费用太高,为了节省中介费,又要自行办理银行贷款,结果因为自己没有经验,导致办理银行贷款迟迟不得下放。而答辩人按照双方约定按时将房中租客退租,并支付租客违约金后,却迟迟等不到被答辩人的购房款,给答辩人造成了损失。3、被答辩人办理银行贷款未果,向答辩人及中介机构表示放弃购买该房屋。4、2017年9月10日,杨春光到中介机构无理取闹,要求中介机构退还中介费,中介机构因此报警。5、过了一段时间,太原市房价飙升,被答辩人看到后再次到中介机构闹事表示要用原价购买房屋,经过中介机构向答辩人再三请求,答辩人同意将该房屋以原价格卖给被答辩人。但是为了防止被答辩人再次退房闹事,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于2017年9月11日再次签订了《补充协议》。期间的几个月,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购买的价格。6、2017年9月29日,被答辩人杨春光拒不执行9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再一次去中介机构无理取闹,中介机构再次报警。7、2017年9月30日,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答辩人方办理完不动产过户交易后,拿到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后五个工作日内配合光大银行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银行抵押,若被答辩人不配合光大银行在五个工作日内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银行抵押,视为被答辩人方违约,则被答辩人方向答辩人方支付人民币50000元整的违约金,之后每逾期一日被答辩人方赔偿答辩人方购房全款千分之零点四的违约金。而事实上,双方已经于同日办理完毕了不动产过户手续,按照约定其应该在五个工作日内办理银行抵押,则答辩人就可以快速收到购房款。而事实上,被答辩人不仅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办理银行抵押,反而在2017年12月19日、12月25日带人再次去中介机构进行闹事,导致中介机构不得不再次选择报警处理。因为被答辩人已经违约,按照约定其应向答辩人支付5万元违约金,而被答辩人拒不支付,导致双方因此事一直不断交涉,这才是交房延迟的根本原因。8、在双方多次交涉未果后,被答辩人律师不断的找答辩人调解,后答辩人认为双方既然是诚心诚意买卖房屋,就不和被答辩人计较,后将钥匙给了被答辩人,不料被答辩人出尔反尔,反倒将延迟交房的责任全部推给了答辩人,还向法院起诉要求答辩人支付其延迟交房违约金。9、双方于2017年6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领取不动产登记正式受理单后当日支付除定金外首付款;剩余房款在不动产证领出后5-7个工作日放贷。而2017年9月30日双方已经领取了不动产登记正式受理单并办理完毕了不动产登记过户,依据协议约定,其应在5-7个工作日通过银行支付剩余房款。而事实上,答辩人于2018年1月4日才收到剩余房款,远远超出了答辩人应收房款的日期。综上所述,被答辩人杨春光在房屋买卖过程中不断违约,又多次去中介机构无理取闹,给中介机构和答辩人施加压力,满足其无理要求。其才是违约的一方,应该对房屋延迟交付承担全部责任。二、对于被答辩人提到的违约条款以《太原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为准的问题,双方之前签订的各项协议与该《太原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之间并不冲突,尤其是关于50000元违约金的约定,与《太原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并不矛盾,且在付款方式上,被答辩人一方也已经按照2017年9月11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上的付款方式进行付款,且《太原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系房产部门出具的格式合同,并不影响双方在该合同之外的约定,同时,该合同并未有“之前签订的协议无效”等条款。被答辩人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清楚其已经违约在先,为了防止答辩人追究其违约责任而在规避自己的风险。三、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质疑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系质疑司法权威性。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称道“法院无自由裁量权。”双方之间房屋交易存在纠纷本是很普遍的现象,且大多数人都会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请求法院公正判决。本案中,被答辩人亦如此,其向人民法院起诉正是相信人民法院能够查明案情,秉公执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一审法院在查清被答辩人在交易过程中存在违约事实作出判决后,被答辩人立刻向贵院上诉,并通过“法院无自由裁量权”等话语试图掩盖其在交易过程中违约的事实,其言语亵渎了司法的权威性。我国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法律的范围内审判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这是众所周知的,被答辩人既然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应该认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在人民法院查清不利于被答辩人的事实后,被答辩人又认为法院无自由裁量权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如果都像被答辩人的想法,法院只审查对自己有利的,不审查对自己有害的,那人民法院如何保障公平公正,审判法官如何合法的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又如何树立司法权威。从答辩人的角度而言,一审法院虽然查清楚了被答辩人存在违约的事实,但是仍然判决由答辩人承担部分违约金。答辩人虽然认为是被答辩人违约导致延迟交房再让答辩人支付违约金不妥,但答辩人也是依据事实行使合法权利向贵院提出上诉,且无论贵院最后判决结果如何,答辩人都尊重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尊重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坚决维护司法权威性。四、关于被答辩人提出的物业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五、关于被答辩人提到的一审法院审理程序的问题。一审法院超出审理期限下判决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本案中,超出审限并不代表一审法院的工作就应当被全盘否定。我们无论作为当事人还是代理律师都非常清楚,人民法院是一个集纠纷矛盾、公平正义于一体的地方。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公民出现了各种纠纷,首选都会是人民法院来解决,因此导致人民法院的案件日益增多,审判法官的工作量日益增大,但是法律明确规定了各种司法程序,无形中给法官的工作增加了很多压力。我们深刻理解人民法官的工作,因此,即使本案超出审限才下判决,但是我们也尊重法官的工作成果,合理的行使自己的上诉权利,并不会对一审法院工作中的这一点点瑕疵进行病诟,更不会认为这一点点瑕疵是置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于儿戏,亦不会认为超出审限下达判决就一定会造成司法不公正。综上,我们认为,虽然本案延迟交房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要理性的分析造成延迟交房是由于谁的原因导致。一审法院其实对这一事实已经查清,被答辩人的违约才是根本原因。因此,在答辩人已经选择原谅被答辩人的情况下被答辩人却反咬一口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原则。因此恳请贵院能驳回被答辩人的所有诉讼请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吉利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依法撤销(2018)晋0105民初418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违约在先,给上诉人造成了较大损失,且延迟交付系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因此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而非向上诉人主张违约责任。3.在被上诉人自行办理银行贷款未果后,其向上诉人及中介公司明确表示将放弃购买该房屋。然而在上诉人收回房屋重新出售后,被上诉人看见当期房价飙升,又表示愿意以之前约定的房价购买该房屋,并且在此期间多次到中介机构大闹,导致中介机构多次报警处理。上诉人无奈只得再次将房屋以原价格出售给被上诉人,期间几个月房价已经飞涨,因此实际上在此次购买房屋的过程中被上诉人不但违约在先,且房屋上涨的价值已经远远覆盖了被上诉人的诉求,而上诉人在此过程中不但赔偿了租客违约金,而且承受了房屋价值上涨造成的隐形损失,因此被上诉人再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违约金无任何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在本次购房过程中,被上诉人违约在先导致的钥匙延迟交付,且因其违约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请求贵院依法查明案情,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杨春光辩称，一、吉利主张杨春光在本案中违约在先,给吉利造成了较大的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吉利所称其为履行《房地产买卖契约》而腾房造成了相应的租金损失,且该部分损失系因杨春光的违约造成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吉利称:双方在2017年6月7日签署《房地产买卖契约》及相关《补充协议》后,吉利因履行交房义务而让租客退租,由此造成了损失并以此认定杨春光违约在先。事实上,双方在2017年6月7日签订的合同号为ZHDL0019873ZY的《补充协议》中约定:吉利需在2017年8月31日之前将该房屋家里的东西搬空以及双方在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合同号为ZHDL0019873ZY的《补充协议》中约定:吉利保证在2017年10月31日之前将该房屋腾空,由此两份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可以看出,吉利为履行交房义务让其租客退租且搬空房屋是其与杨春光在相关协议中的约定义务,其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在相应期限内搬空房屋。其次,在本案中,吉利为杨春光腾空房屋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属于吉利应该承担的义务,并不是因为杨春光的某些不履行合同中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导致的吉利应得利益的减损。而且,其将房屋出卖给杨春光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弥补了所谓的租金损失,吉利不能要求自己的一份损失得到多份赔偿。所以,吉利所称的“租金损失”并不是合同法意义上的“损失”;退一步讲,就算该“租金损失”属于合同法意义上的损失,该损失也已经通过其出卖房屋的行为得到补偿,而不应该由杨春光承担。其腾房的行为实质上是按照其与杨春光的《补充协议》履约的行为,又怎么就能说成“损失”呢?再次,吉利在本案中不具备行使损害赔偿权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十八条“一方当事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应当举证证明其遭受的损害以及损害与违约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当事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1)因对方违约而受到损害,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可得利益的损失);(2)其受到的损害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即其损失系由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结合本案,即使租金收益属于吉利的损失,但本案中杨春光没有违约行为?即使杨春光有迟延缴纳房款违约行为，但该违约行为与吉利的租金损失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最后,在一审中吉利也从未提交过任何证据证明其有该部分损失,若其想证明该部分损失,第一,吉利应当在一审法院审理的过程中提交其与租客合法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租客证人证言、转款记录等证据,但所有的证据吉利均未提交,仅在二审上诉状中提及;第二,吉利与杨春光最初在2017年6月7日签订的合同号为ZHDL0019873ZY的《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吉利需在2017年8月31日之前将该房产家里的东西搬空,吉利在明知自己有腾房义务的情形下仍然将该房屋出租他人,而后又因为腾房与租客解除租赁关系,由此遭受的租金损失又怎么能要求杨春光承担呢?综上,吉利主张因履行对杨春光的交房义务而承受的租金损失由杨春光负责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吉利主张杨春光为节省中介费和降低贷款利率由自己办理银行贷款的行为存在违约,该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事实上,吉利与杨春光在太原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见证下,于2017年6月21日签署合同号为ZHDL0019873ZY的《补充协议》,该协议中约定,吉利与杨春光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商定以杨春光自行办理银行贷款的形式购买房屋。既然杨春光自行办理银行贷款的形式是与吉利协商而定的,吉利也同意杨春光以此形式贷款购买房屋,而后杨春光确实依约履行了相应的义务,那么杨春光又何来违约一说呢?3、吉利所主张的杨春光未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银行抵押,应当依约支付给吉利5万元的违约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双方只约定了办理银行贷款的时间,并没有明确约定该贷款到达吉利账户的时间,事实上该期间存在银行中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任何一方自然人都没办法具体确定。而且双方在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有这样的约定:“如甲方(指吉利)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还是无法收到剩余银行尾款,则甲乙双方经协,....”,通过双方这样的表述,我们也可以推定吉利对于自己究竟何时取得该贷款尾款也是不确定的。实际上,杨春光已依约配合光大银行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银行抵押,不存在任何违约的行为。如果吉利认为杨春光存在违约,其应当出示证据证明。但从一审法院开庭审理至今,吉利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杨春光存在不配合光大银行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银行抵押的情形。既然杨春光已经依约办理了不动产权证的银行抵押,那么杨春光何来的违约一说呢?吉利要求的杨春光支付5万元的违约金更是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吉利所主张的杨春光违约在先给吉利造成较大损失的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吉利主张杨春光需依据双方在2017年6月7日签订《补充协议》承担违约责任,而非她自己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吉利与杨春光在2017年6月7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成交确认书》后,曾于2017年6月7日、2017年6月21日、2017年9月11日、2017年9月30日多次签订该协议的《补充协议》,此四份补充协议中对于双方的付款金额、付款方式以及交房时间、违约责任等进行过变更,一审法院已经对该四份《补充协议》的效力均进行了确认并认定为有效。既然如此,在后的协议与在前的协议对同一事项约定的内容不一致时视为对在前协议中约定事项的变更,应以在后的协议为准。本案中,吉利提出依据2017年6月7日最先签订的《补充协议》要求杨春光承担违约责任,其故意忽视了双方在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中双方早已对支付购房款的约定进行了变更,吉利仍要求杨春光按照在先协议中已经被变更过的条款要求杨春光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吉利主张其还承受了房屋价值上涨造成的隐性损失而拒付杨春光违约金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吉利与杨春光对于该《房地产买卖契约》的成交以及履行过程长达七月之久,该《房地产买卖契约》才正式履行完成。在履行该合同的过程中,其遭受的房屋价值上涨是正常的市场规律,在出卖房屋之前就应该有所预料,该部分损失不应当由杨春光承担。同时,该房屋价值上涨也不是其拒付违约金的依据与理由。故吉利主张其承受了房屋价值上涨造成的隐性损失而拒付杨春光违约金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杨春光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74292元；2、判令被告承担太原市亲贤北街15号27幢302号房产至交房之日前产生的物业费944.6元、水费24.8元、暖气费3334元、天然气费210元（垃圾费175元及复置金35元）、楼宇保安费200元、总计4713.4元。3、本案诉讼费和律师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7日，原告通过太原伟业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购买被告吉利太原市亲贤北街15号27幢302号房产。后太原伟业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委托经办人程保义，具体负责协助办理原告与被告吉利之间的房屋交易事宜。最终双方于2017年9月30日在太原市房地产管理局签订了《太原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过户登记。原告已于2018年1月4日付清购房款1510000元。但被告吉利及受托人马生国未交付房屋。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才于2018年5月8日将上述房产的房门钥匙、煤气卡、电卡等通过顺丰快递邮寄交付原告，原告在2018年5月11日出差回家后收到快递。根据双方于2017年6月7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第8条及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太原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第7条第1款，被告逾期交房，已构成违约。但被告拒绝承担违约责任，并拒绝结算上述房产在本次交付之前产生的物业费、水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713.4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6月21日，被告与案外人马生国签订一份经过公证的委托书，证明被告委托马生国代被告吉利办理位于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15号27幢3层302号房屋的事宜。原告杨春光与被告吉利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之后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了《太原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之后还做了多份《补充协议》。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15号27幢3层302号房屋，建筑面积185.21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号并字第00062734号，房屋总价款1520000元，付款方式为在领取不动产登记正式受理单当日支付除定金外首付款，剩余房款在不动产证领出后5-7个工作日内放贷，被告在收到房款当日将房屋交付给原告。被告应当在约定的房屋交付期限将该房屋交付原告，否则以房屋价款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四向原告给付违约金，并于该房屋实际交付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经双方协商该房屋实际成交价为1510000元，截至2018年1月4日，原告分三次支付被告购房款1510000元，被告在2018年5月8日将上述房屋交付原告使用。现原告因被告逾期交房，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太原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双方各自的原因确实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形，但可以明确的是2018年1月4日原告已付清全部房款，被告于2018年5月8日向原告交付房门钥匙，存在逾期交房的情形，但考虑到合同的履行情况及双方在此过程中曾多次沟通协商，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按合同约定以房屋价款的日万分之四酌情计算60日为3624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物业费等费用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吉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杨春光违约金36240元。二、驳回原告杨春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正式交房时间为吉利拿到全部房款后当日，吉利于2018年1月4日拿到全部房款，而其于2018年5月8日向杨春光交付房门钥匙，存在逾期交房的情形。该协议还约定杨春光在办理完不动产过户交易后，拿到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配合光大银行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银行抵押，2017年9月30日已办理完不动产过户，吉利于2018年1月4日才收到剩余房款，办理完过户与吉利收到房屋尾款存在较长的时间差距，且双方在此次买卖房屋的过程中前后长达一年之久，各自均存在未按合同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形。一审法院考虑到上述情况，酌情计算60日的违约金并无不当。关于杨春光主张的物业费等费用，上述补充协议还约定：如吉利在2017年12月31日前，还无法收到剩余银行尾款，则2017年12月31日之前的所有物业费等费用由吉利承担，2017年12月31日之后所有物业费等费用由杨春光承担，二审中杨春光提供了一份太原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智能表卡用户购气凭证，交易总金额为215元，购气日期为2018年5月15日，无法说明是2017年12月31日之前或之后实际使用，本院对杨春光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春光以及吉利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74元，由上诉人杨春光负担887元，上诉人吉利负担8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文静审判员 米青山审判员 牛晓斌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郭青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