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3民终13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旭，男，汉族，1966年8月4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梅，女，汉族，1970年8月17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遵义汇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南京路12号城上城综合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17801745376（1-1）。 法定代表人：余文学，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军,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梅，女，仡佬族，1967年6月21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审被告：刘明勇，男，汉族，1958年12月21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审被告：陶鸣明，女，汉族，1958年12月23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审被告：刘秋实，女，汉族，1988年9月24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原审被告：遵义孟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国投综合大楼1幢14层14-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06993213XU。 法定代表人：何丽，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刘旭、李红梅因与被上诉人贵州遵义汇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川农商行），原审被告刘明勇、陶鸣明、刘秋实、何梅、遵义孟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孟欣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8）0303民初5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旭、李红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汇川农商行不作为。上诉人通过何丽的宣传和相信何丽的为人，加上国家对中小型资产公司创业，将房产证交给何丽的尊信公司进行资产管理，但上诉人并不知道何丽与汇川农商行之间有什么业务往来，在大家口口相传的特殊情况下，上诉人只知道何丽与银行在做生意。后何丽电话告知在她公司业务员的带领下配合走一些程序，包括哪里需要签字、捺印，但银行工作人员并未告知签订什么样的文书，也没有进行风险预见的提醒，更未告知如此带来严重的后果，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汇川区农商行作为格式合同提供一方，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也没有履行充分告知义务和说明风险，导致上诉人不了解如此高的风险，上诉人了解后，也不会走这个程序；2、汇川区农商行严重失职。何丽于2014年2月到2015年3月，一年多的时间以多个公司的名义贷款合计1,176万元，但从未还过钱，直到2015年3月才还款50万元，且于2015年从信用社又贷款200万元，严重违反贷款三查制度，违反了我国《贷款通则》的规定，没有建立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贷款管理制度，对何丽的贷款行为持放任态度。3、农商行没有及时止损。从何丽出事到现在，农商行没有对上诉人采取任何积极态度，上诉人想和农商行高层座谈，但没有收到该行的任何反馈，而是任由利息上涨，且银行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冻结了上诉人的银行卡和车辆等财产。4、法院有失公平。何丽构成诈骗罪，其与汇川农商行签订的贷款合同无效，抵押担保无效；5、汇川农商行存在重大过错。其明知虚构合同的情况下，仍然贷款给何丽，其存在不作为，违规贷款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上诉人并没有获得贷款，上诉人也是受害者，汇川农商行应当承担主要责任；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以及第三项，并不以合同当事人通谋为必要，单防欺诈、虚假行为也可以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贷款合同无效，则担保合同亦无效。 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汇川区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孟欣公司立即偿还借款300万元及相应利息，截止2018年8月27日借款利息为1474052.5元（2014年10月31日起至2015年10月30日止按月利率9‰计算利息；2015年10月31日起至贷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3.5‰计算利息），直至全部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2、判决孟欣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0万元；3、确认对陶鸣明、刘明勇、刘秋实、刘旭、李红梅、何梅提供的分别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住房（面积137.36平方米，产权证号为遵房权证监字第××号）、遵义市汇川区盛邦地标Ａ栋1-19号商业用房（面积48.03平方米，产权证号为遵房权证监字第××号）、遵义市汇川区商业用房（面积84.2平方米，产权证号为遵房权证监字第××号）、遵义市汇川区住房（面积214.34平方米，产权证号为遵房权证监字第××号）及遵义市红花岗区住房（面积73.76平方米，产权证号为遵房权证监字第××号）享有抵押权并可就抵押物拍卖、变卖或折价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用、保全费用及律师费用（6万元）。在诉讼过程中，汇川农商行将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借款本金减少为2999487.06元，并表示诉状中遵义市汇川区住房的产权证号有笔误，准确的证号应为遵房权证监字第××号。 一审法院查明：遵义市汇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汇川信用联社）登记成立于2005年11月24日，经营范围包括办理存贷款、票据贴现业务；国内结算业务；办理个人储蓄业务等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2015年12月23日，汇川信用联社名称变更为汇川农商行，同时性质由股份合作制变更登记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2016年6月17日，汇川信用联社澳门路分社名称变更登记为汇川农商行澳门路支行。 孟欣公司登记成立于2013年6月6日，经营范围包括销售：建筑材料、装潢材料、电线电缆，登记股东为何丽、何静，何丽系法定代表人。2014年10月30日，孟欣公司（甲方）与汇川信用联社澳门路分社（乙方）签订汇农信社（2014）年授信字1075号《授信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最高授信额度为300万元，有效期1年，从2014年10月30日至2015年10月29日。在授信额度有效期和授信额度控制范围内，甲方可以根据需要一次或分次申请使用授信额度。申请使用贷款的，双方签订借款合同，乙方按约发放贷款，借款金额、用途、期限、利率、还款方法等按借款合同约定内容确定。该合同还约定有其他的内容。 2014年10月30日，刘明勇、陶鸣明、刘秋实、刘旭、李红梅、何梅向汇川信用联社澳门路分社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自愿将其名下的下列资产{刘秋实名下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盛邦帝标Ａ栋1-19号商业用房；刘秋实名下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商业用房；陶鸣明（共有人刘明勇）名下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住房；刘旭（共有人李红梅）名下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住房；何梅名义下坐落于遵义市红花岗区住房}为孟欣公司在贵社的3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 2014年10月31日，孟欣公司（借款人）与汇川信用联社澳门路分社（贷款人）签订汇农信社（2014）年流贷澳字1075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300万元，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借款期限12个月，从2014年10月31日至2015年10月30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即月利率9‰。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的，罚息利率为本合同载明的利率水平上加收100%的罚息。本合同项下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在本合同载明的利率水平上加收50%的罚息。如借款人不能按期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按月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月的第20日。2015年10月30日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本合同项下借款为最高额抵押担保贷款。出现违约事件，贷款人有权按贷款本金的10%向借款人收取违约金。借款到期前，对借款人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仲裁等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承担为此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公告费、催告费、律师费、查询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该合同还约定有其他的内容。当日，汇川信用联社澳门路分社向孟欣公司发放借款本金300万元。2014年11月3日，孟欣公司根据何丽的指定向张建敏的银行账户转账300万元，并在电汇凭证中注明用途为货款。 2014年10月30日，刘明勇、陶鸣明、刘秋实、刘旭、李红梅、何梅（甲方）与汇川信用联社澳门路分社（乙方）签订汇农信社（2014）年最高额抵押澳字107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甲方自愿为债务人孟欣公司自2014年10月30日起至2015年10月29日期间，在乙方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最高余额3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包括：刘秋实名下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盛邦帝标Ａ栋1-19号商业用房（建筑面积48.03平方米，产权证号：遵房权证监字第××号）；刘秋实名下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商业用房（建筑面积84.2平方米，产权证号：遵房权证监字第××号）；陶鸣明（共有人刘明勇）名下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住房（建筑面积137.36平方米，产权证号：遵房权证监字第××号）；刘旭（共有人李红梅）名下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住房（建筑面积214.34平方米，产权证号：遵房权证监字第××号）；何梅名下坐落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住房（建筑面积73.76平方米，产权证号：遵房权证监字第××号）。抵押范围包括债权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乙方垫付的有关费用以及乙方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债权和抵押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该合同还约定有其他的内容。2014年10月31日，前述房屋在房管部门办理抵押权登记，抵押登记证号：遵房他证监字第××号。 孟欣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8日、2015年11月9日、2015年12月11日、2016年1月4日向汇川信用联社澳门路分社出具《回执》，载明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8日、2015年11月9日、2015年12月11日、2016年1月4日收到贵单位发送的《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公司保证在10个工作日内无条件清偿所欠本金、利息和罚息。 2017年9月7日，何丽（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罪）、蔡彬（涉嫌骗取贷款罪）被汇川区人民检察院向原审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11月22日，原审法院作出（2017）黔0303刑初61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载明有2013年6月，何丽成立孟欣公司，任法定代表人。2014年9月12日，何丽以孟欣公司名义与遵义良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一份供货合同。同年10月11日，何丽安排蔡彬虚构购销合同。蔡彬找到红花岗兴瑞建材经营部法定代表人张建敏，称需要贷款请张建敏帮忙，以孟欣公司名义与红花岗兴瑞建材经营部签订一份虚假的采购合同。2014年11月3日，何丽以孟欣公司需要流动资金周转为由提供房产所有人刘秋实、陶鸣明（共有人刘明勇）、刘旭（共有人李红梅）、何梅名下5套房产作抵押向汇川信用联社澳门路分社贷款300万元。该笔贷款发放到红花岗兴瑞建材经营部账上，后张建敏转账给何丽。2015年3月5日，何丽向汇川信用联社澳门路分社偿还50万元，尚欠贷款299.9487万元。判决主文载明有何丽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判决蔡彬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何丽退赔汇川信用联社澳门路分社贷款余额贷款299.9487万元。后，何丽不服前述判决，上诉至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2月6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黔03刑终3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何丽在贵州省第二女子监狱服刑。 后，汇川区让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移送何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罪至执行局进行执行。在实际中，汇川农商行的本笔借款并未在前述执行中得到退赔。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汇川区农商行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三、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四、是否应支付违约金；五、汇川区农商行对抵押物是否优先受偿；六、是否应支付律师费。围绕争议分析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虽然《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另一方为汇川信用联社澳门路分社，但汇川信用联社后来名称变更登记为本案原告，性质也由股份合作制变更登记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汇川信用联社澳门路分社也名称变更为本案汇川区农商行的下属澳门路支行。因此，汇川区农商行与汇川信用联社并非两个同时存在的民事主体，本案的债权也并非汇川区农商行通过债权转让从汇川信用联社处承继而来，也就无所谓债权转让通知事宜。因此，汇川区农商行有权主张汇川信用联社澳门路分社在前述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故关于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在符合法律的规定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即应确认合同有效。当金融借款合同与骗取贷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存在“民刑交叉”时，其中的经手人或相关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是否无效，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判断。首先，虽然何丽向原告骗取贷款，其为获得非法财物在缔约过程中采用诈骗手段，但该犯罪行为是何丽的单方行为，本案中并未有证据显示系双方之间恶意串通，且该合同也未损害国家利益；况且，尽管汇川区农商行被何丽欺诈而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但在合同未被撤销或无效之前，该合同中的意思表示对汇川区农商行依然有效。其次，涉案合同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缔约目的和内容上是非法的。合同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是指合同双方的共同目的，而非任何一方的目的。本案中，尽管何丽经生效判决被认定有犯骗取贷款罪，但汇川区农商行与孟欣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是发放贷款收取利息，汇川区农商行发放贷款目的并非骗取贷款，其目的并不违法，故涉案合同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再有，汇川区农商行系取得金融许可的商业银行，有权办理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其与被告孟欣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并发放贷款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鉴于该刑事判决书未认定孟欣公司单位犯罪的事实，孟欣公司作为《借款合同》中一方相对人，仍应履行合同义务。最后，虽然生效刑事判决以何丽骗取贷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决其承担刑事责任，但判决并未认定其骗取陶鸣明等6人房产用于抵押贷款的事实。陶鸣明等6人虽辩称其受到案外人何丽的蒙骗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贷款担保违背其真实意思。但陶鸣明等6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与他人进行民事活动，应保持必要的谨慎及注意投资风险。陶鸣明等6人应知用房屋抵押贷款的法律后果，反而有偿的将房屋交由何丽安排进行贷款抵押，并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字。故6人应为其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字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对于陶鸣明等6人的前述抗辩不予采信。综上，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可知，汇川区农商行与孟欣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汇川区农商行也未主张撤销该合同。因此，前述《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应属有效合同。主合同有效，从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基于前述论理亦属有效合同。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鉴于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尚欠汇川区农商行借款本金2,999,487元；且经执行局强制执行，何丽仍未向汇川区农商行退赃。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及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之规定，汇川区农商行在本案中要求孟欣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999487元，支付利息（截止2018年8月27日利息为1474052.5元；2018年8月28日以后的利息，以尚欠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3.5‰计算至借款本息付清之日止）符合规定，予以支持。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案中，《借款合同》中已约定借款人不履行任一合同义务，按借款本金的10%支付违约金，而孟欣公司逾期未归还借款本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之规定，因孟欣公司构成违约，其依法应支付汇川区农商行违约金300000元（300万元×10%）。 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汇川区农商行与刘明勇、陶鸣明、刘秋实、刘旭、李红梅、何梅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所约定的房产已办理抵押登记。故汇川区农商行的抵押权已依法成立。鉴于孟欣公司未按约偿还贷款本息，基于合同的约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第二百零三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之规定，汇川区农商行对前述抵押房屋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关于第六个争议焦点。本案中，汇川区农商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产生律师费6万元；且即便汇川区农商行提供证据证明产生前述费用，但鉴于已支持违约金弥补汇川区农商行损失的情况下，不宜再支持律师费。因此，本院对于汇川区农商行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中，孟欣公司基于借款合同对汇川区农商行承担清偿借款本息的责任，而在（2017）黔0303刑初614号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何丽对同一笔借款本金向汇川区农商行承担退赔责任。孟欣公司与何丽因债务的不同发生原因而对于同一债权人产生同一内容的给付，均负有履行义务。当一个债务人履行债务，债权人的债权就得到了实现，使两债务人的这一债务归于消灭，两者之间形成不真正连带责任，故汇川区农商行于（2017）黔0303刑初614号刑事判决中已退赔范围内，孟欣公司免于承担赔偿责任，反之亦然。刘旭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裁决。综上判决：一、遵义孟欣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偿还贵州遵义汇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999487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截止2018年8月27日利息为1474052.5元；2018年8月28日以后的利息，以尚欠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3.5‰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遵义孟欣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贵州遵义汇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300000元；三、如遵义孟欣贸易有限公司未清偿第一、第二判项义务，贵州遵义汇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就下列房产{被告刘秋实名下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盛邦帝标Ａ栋1-19号商业用房（建筑面积48.03平方米，产权证号：遵房权证监字第××号）；被告刘秋实名下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商业用房（建筑面积84.2平方米，产权证号：遵房权证监字第××号）；被告陶鸣明（共有人被告刘明勇）名下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住房（建筑面积137.36平方米，产权证号：遵房权证监字第××号）；被告刘旭（共有人被告李红梅）名下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住房（建筑面积214.34平方米，产权证号：遵房权证监字第××号）；被告何梅名下坐落于遵义市红花岗区住房（建筑面积73.76平方米，产权证号：遵房权证监字第××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四、驳回原告贵州遵义汇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4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00元，合计50670元，由贵州遵义汇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670元，由遵义孟欣贸易有限公司、刘明勇、陶鸣明、刘秋实、刘旭、李红梅、何梅负担49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就本案而言，虽然何丽因贷款诈骗罪被判承担刑事责任，但这不一定导致本案《借款合同》当然无效。首先，汇川区农商行作为取得金融许可的商业银行，有权办理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其与孟欣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并发放贷款的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次，虽然何丽通过虚构采购合同向汇川区农商行贷款，其在缔约过程中采用的手段因破坏金融管理秩序而构成犯罪，但该犯罪行为是何丽单方行为，不能证明汇川区农商行与何丽恶意串通。且即使汇川区农商行有存在上诉人主张的违反有关贷款审查、审批的相关管理制度和要求而违规发放贷款，此类行为系汇川区农商行疏于防范风险的行为，属于银行内部行政处罚的范畴，仍不足以证明汇川区农商行与何丽存在恶意串通，相反，汇川区农商行亦是何丽实施欺诈行为的受害者，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中存在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再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缔约目的和内容上是非法的。合同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是指合同双方的共同目的，而非任何一方的目的；本案中，尽管何丽经生效判决认定为贷款诈骗，但涉案《借款合同》的目的是发放贷款收取利息，其贷款目的并不违法，故本案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一审认定《借款合同》有效正确，相应地，上诉人与汇川区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也应当有效。 关于上诉人主张汇川区农商行未履行告知义务的问题。从本案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来看，《最高额抵押合同》封面用黑体大号字体显示合同的名称即涉及到抵押，且在“敬请注意”中，亦使用加黑加粗的字体告知合同相对人签订合同的注意事项，同时合同主文中，对于担保范围涉及的金额，亦使用下划线的方式突出，此外，在该合同的签字页，载明了上诉人的房产信息和所有权人，并且还使用加黑加粗的字体的方式注明“抵押人已仔细阅读上述全部条款，抵押权人已按照抵押人的要求对合同条款予以说明，尽合理提示说明义务，抵押人已知悉其含义，对合同所有条款内容无异议”内容，并辅之以方框标注。可见，汇川区农商行与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汇川区农商行作为合同文本提供方，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上诉人主张汇川区农商行未尽到相关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主张其受何丽等人的蒙骗进而将自己的房产证用于抵押贷款的问题。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备基本的风险判断能力，在从事民事行为时，应当审慎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但其仍将个人名下的房产证交付给何丽经营的公司管理，有偿为其提供贷款抵押，并最终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字，故上诉人应当按照《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承担相应责任。 综上所述，关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56.66元，由刘旭负担7,578.33元、李红梅负担7,578.3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娄 强 审判员 施正高 审判员 贺灿灿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法官助理侯振伟 书记员钟永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