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11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爱存，女，1960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莘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明霞，男，197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莘县。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山东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男，2006年2月1日出生，汉族，学生，住莘县。 法定代理人：魏某，女，198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山东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辉宏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高新区黄河路30号聊城化工产业园双创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靖，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庆强，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孟华，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爱存、高明霞、高某与上诉人山东辉宏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疗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10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赵爱存、高明霞、高某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1028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5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部分错误，被上诉人违反约定未支付款项，事实清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7月30日签订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和重大误解。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基于不履行协议内容而提起的诉讼，签订协议后当事人之间的侵权纠纷实际上已经通过合同的方式得以解决，该认定没有错误。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第四条第二项：本协议签订后，乙方承诺如能按时收到补偿款则不以任何事由再向甲方及参与聚餐人员主张任何权利。该款项为兜底性条款，被上诉人作为协议中的甲方，将聚餐人员应当承担的责任统统由被上诉人方予以补偿解决，上诉人不得再行主张权利，所以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侵权纠纷以合同方式得以解决有事实依据。其次，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基于合同履行而提起诉讼，那么在双方的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不及时付款的违约责任，上诉人起诉时已经超过了被上诉人最后的履行期限，被上诉人违约事实存在，且被上诉人一审并未对违约金提出任何抗辩，上诉人按照第二期支付款项作为计算违约金的数额，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方共同认可的违约责任条款，不存在欺诈，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未予认定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情况，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诉求，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医疗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的侵权纠纷已经得到解决，对方上诉人主张的和一审法院认定均属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本案双方当事人并不存在侵权纠纷，高强与医疗公司员工及他人聚餐不属职务行为，我方不知情，高强的死亡原因是脑干出血，是因为长期高血压病史，该高血压没有证据证明是聚餐引起；聚餐是在2019年7月18日，高强的死是聚餐后的第六天，已经超过48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伤的认定，因此本案当事人不存在侵权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侵权纠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双方签订协议时，对方上诉人没有提供亲属关系证明，隐瞒了与订立合同相关的重要事实，不能证明与高强有直系亲属关系，根据对方提供的身份信息，高强与高明霞相差12岁，明显存在欺诈行为，根据协议书第4条第三款，对方应双倍返还已得补偿款，我方一审已提交反诉状，未得到受理，一审认为反诉属于合同纠纷，判决却以合同纠纷判决，实际是剥夺了我方的反诉权，一审庭审时法官并未向原告和被告明示是否要变更案由，由侵权纠纷变更为合同纠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方不得不在庭后另案起诉撤销合同，该案已立案受理（2020）鲁1522民初850号，尚未审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5项规定，我方申请中止诉讼，以维护我方合法权益。 上诉人医疗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鲁1502民初10289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的侵权纠纷已得到解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本案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侵权纠纷。首先，高强与公司员工及他人聚餐，不是职务行为，公司不知情，与公司无关；其次，高强的死亡原因是脑干出血而死，而脑干出血的主要原因是有长期高血压病史的人，没有证据证明系聚餐引起；第三，聚餐发生在2019年7月18日，高强的死亡日期是2019年7月24日，也就是聚餐后的第六天，死亡时已超过48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伤的规定，当然也不能认定为工伤。因此，本案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侵权的事实，当然不存在解决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的侵权纠纷已得到解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没有完全审查被上诉人身份情况武断确认协议书，同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高某在签订协议时只有13岁，属于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签订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其签约行为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其次，高某没有出示出生证证明其与高强的直系亲属关系，同样不符合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第三，高明霞与赵爱存没有出示结婚证证明夫妻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与高强的直系亲属关系。高明霞出生于1970年，高强出生于1982年，二者年龄仅相差12岁，12岁是上小学的年龄，不可能结婚生子，既不符合常理，也违反了法律规定，不能证明直系亲属关系。直到原判决作出后，上诉人仍然没有看到证明其直系亲属关系的相关证据。而协议书被上诉人承诺与高强存在直系亲属关系，明显存在欺诈。因此，原审法院确认该协议书，同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法院不准许上诉人提起反诉，剥夺了上诉人的反诉权，违反了法律规定。首先，被上诉人隐瞒住院病历，无法证明高强是否有高血压病史，迷惑了上诉人的判断，从而产生了错误认识，属于合同法规定的重大误解，这也是使上诉人误以为是工伤因素之一。其次，被上诉人隐瞒与高强不具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事实，已构成违约，因此，根据协议书，上诉人有权主张双倍返还已付款项。第二，基于至少以上两种情况，上诉人有权提起反诉请求。上诉人在原审中以欺诈和重大误解提出反诉主张撤销协议书时，法官予以制止，说被上诉人主张的是生命权纠纷，而反诉撤销协议书属于合同纠纷范畴，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不准许反诉。但是在作出判决时，在没有任何明示的情况下，却把被上诉人主张的生命权纠纷，变更成了合同纠纷，对此我方毫不知情，实际上是剥夺了上诉人的反诉权。因为生命权纠纷和合同纠纷显然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引起的纠纷，一个是因侵权引起，另一个是因合同引起。本案法庭审理是以侵权纠纷进行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方向完全是围绕是否侵犯高强的生命权而进行，可是判决却拋开所有关于生命权方面的举证和质证，转而变更案由，以合同纠纷作出判决结果，该操作剥夺了上诉人的反诉权，对上诉人有失公允。综上所述，高强的死亡与上诉人不具有因果关系，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请二审法院全面审查，依法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庭审中补充：对高某的身份情况有异议，高某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权签订授权委托书，高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赵爱存、高明霞、高某辩称：一、被答辩人所辩称的高强与公司员工及他人聚餐，不是职务行为，公司不知情的辩解与事实不符。2019年7月10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双方确认的事实是高强与医疗公司2名员工及甲方的客户聚餐，而高强的职务系公司销售副总，参加聚餐是谈公司业务，也是公司派车前往。另外协议第四条第二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乙方承诺如能按时收到补偿款则不以任何事由再向甲方及参与聚餐人员主张任何权利，由此可以证明，被答辩人对所有侵权人的责任进行了兜底性承担，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明确了被答辩人应当支付给答辩人的补偿款数额。二、答辩人身份情况在双方签订协议时被答辩人已经审查并进行了确认，答辩人的身份证、户口本被答辩人均有留存。高某虽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本案高某获得补偿款是纯获得利益的合同，不必经过追认。即便是认为需要法定代理人追认，一审时高某的法定代理人在签订授权委托书时也已经明确对该协议内容进行了追认，因此该协议不存在无效的事由。由于高明霞系存在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其城镇户口年龄为1970年，并缴纳社会保险，因此在注销户口时将农村户口注销，高明霞的实际年龄为1964年，系高强亲生父亲，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被答辩人认为高明霞的身份存疑，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不是简单的靠推理来论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案一审曾经三次指定开庭时间，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交反诉状，法院一审对其所称的反诉不予审查没有任何错误。一审法院并未剥夺被上诉人诉权，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在有证据的情况下另行主张权利。事实上被上诉人所称的欺诈、重大误解等均无任何证据佐证，提起反诉无非是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高强住院当天时间已经出现脑死亡，被上诉人当时积极交纳医疗费用，让医生抢救，就是为了让高强能在住院超过48小时后死亡，从而规避上诉人向其主张工伤。而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也是因为聚餐者中好几位均是被上诉人的重要客户，其为了维护自己客户，公司为聚餐者兜底承担了全部责任，另外高强作为销售副总，其死亡后的业务提成等也不再提取，这其中并不存在任何认知障碍，也不存在所谓的重大误解。协议系被上诉人方起草，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法有效协议。 赵爱存、高明霞、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医疗公司支付赔偿款300000元及违约金150000元共计4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医疗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强生前系医疗公司员工。2019年7月18日中午，高强与医疗公司两名员工及公司客户聚餐，后高强突发脑干出血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7月24日死亡。2019年7月30日，甲方（医疗公司）与乙方1（高明霞）、乙方2（赵爱存）、乙方3（高某）经自愿协商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甲方一次性终结性补偿乙方各项损失750000元，分三次支付；本协议签订后二日内支付450000元，剩余300000元于2019年9月20日前及2019年10月20日前各支付150000元；补偿款划入指定账户后，甲方不参与乙方的内部分配；乙方承诺其与高强存在真实的直系亲属关系，高强生前离异多年未再婚，乙方如违反承诺或者出现第三方以亲属名义向甲方主张权利，乙方双倍返还已得补偿款；甲方承诺其按照约定日期及时支付补偿款，如有违约，甲方将双倍支付当月应付赔偿款；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协议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协议签订后，医疗公司支付款项450000元，尚有两笔款项300000元未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赵爱存、高明霞、高某是基于医疗公司不履行协议内容而提起的诉讼。在赔偿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之间的侵权纠纷实际上已经通过合同的方式得到解决，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高强与医疗公司其他员工及客户聚餐后突发疾病死亡，后原当事人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了协议书，且该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约定，医疗公司应当将剩余款项300000元支付给赵爱存、高明霞、高某。综上所述，赵爱存、高明霞、高某诉求部分，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山东辉宏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赵爱存、高明霞、高某补偿款300000元；二、驳回赵爱存、高明霞、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25元，由赵爱存、高明霞、高某承担1125元，医疗公司承担2900元。 二审中，赵爱存、高明霞、高某一方提交了以下证据：1.高某出生医学证明一份（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拟证明高强和高某系父子关系；2.莘县十八里铺镇前高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家庭成员关系证明一份，拟证明高明霞、赵爱存系高强的亲生父母；3.莘县公安局燕塔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信一份，拟证明高明霞存在双重户口，已注销的户籍高明华出生年份为1964年；4.高明霞与赵爱存的结婚证一份，拟证明二者系夫妻关系。医疗公司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能够证明高某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具备签订协议书的主体资格，其签字行为无效；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为，村委会没有权利证明公民的身份及出生情况，我国不存在双重户口，由此可证明高强与高明霞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明信中手写部分内容明显属于添加，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能实现赵爱存、高明霞、高某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显示高明霞、赵爱存的结婚时间为2017年1月4日，高强出生于1982年，显然与二人不具有亲属关系，高明霞、赵爱存在签订协议书时隐瞒了与高强不具有亲属关系的事实，明显属于欺诈。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高某出生医学证明能够证明高某的年龄以及与死者高强的身份关系，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村委会出具的家庭成员关系证明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证据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结合证据3的户籍证明信，能够相互印证高明霞的身份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结婚证，赵爱存和高明霞系在《婚姻登记办法》实施之前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为凭，应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性质系侵权纠纷还是合同纠纷。2019年7月18日，医疗公司的员工高强因突发脑干出血在医院抢救无效离世，2019年7月30日，赵爱存、高明霞、高某与医疗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医疗公司同意给予赵爱存、高明霞、高某三人人道主义帮助，并对补偿数额和补偿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医疗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45万元后，不再如期支付相应补偿款，故赵爱存、高明霞、高某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医疗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补偿款。结合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以及赵爱存等三人的诉求，本案的性质应为基于履行合同而产生的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协议书中强调“鉴于其（高强）生前工作表现良好，家庭经济困难，经乙方（赵爱存、高明霞、高某）申请，甲方（医疗公司）同意给予人道主义帮助”，可见，医疗公司是否对高强有侵权行为和侵权事实、高强的死亡原因以及是否属于工伤并不影响合同的性质和义务的履行，当事人双方已对高强死亡引起的纠纷通过合同的方式予以解决，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合同纠纷。 关于高某起诉、上诉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行为问题。高某的母亲魏某作为高某的法定代理人，签订了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来处理本案纠纷，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也能够认定为魏某对高某在起诉状、上诉状上签字的追认，医疗公司主张高某签字的行为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的代理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医疗公司不认可授权委托书中魏某签字的真实性，应提供合理的理由和相应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是否剥夺了医疗公司的反诉权。一审中，医疗公司主张协议书是其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的，申请撤销合同。因本案系基于合同履行而产生的纠纷，合同有效与否应为本案审理的基础，故医疗公司主张撤销合同应视为一种抗辩，无需提出反诉。一审、二审庭审中医疗公司都对合同可撤销的理由进行了陈述和举证，一审法院在做出判决时也对合同的效力进行了判定，故是否允许医疗公司提出反诉并不违反程序规定，也不影响本案的实体认定。医疗公司称一审法院剥夺其上诉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合同当事人是否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高某系死者高强的儿子，有出生医学证明为凭，可以认定为其系高强的直系亲属。关于高明霞和赵爱存的身份问题，村委会出具的家庭成员关系证明和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信能够相互印证，高明霞确实曾存在双重户口的不合法情形,经公安机关处理,注销了农村户口，保留了现有户口，故应认定高明霞系高强的直系亲属。医疗公司主张高明霞、赵爱存和高强不可能存在直系亲属关系，高明霞、高某、赵爱存已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医疗公司未就其异议提供证据，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合同是否有效。首先，涉案合同高某虽是签订人之一，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涉案合同高某签订时虽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已经过高某的法定代理人魏某的追认，同时，其年满13周岁，对涉案合同的内容、性质应有较为清楚的认识，故涉案合同有效。其次，高明霞、高某、赵爱存作为死者高强的直系亲属，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赔偿权利人，具备签订该协议的主体资格，医疗公司主张存在欺诈情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最后，医疗公司在协议中认可高强参加的聚餐活动并非公司安排，也明确声明向高明霞、高某、赵爱存给付补偿金系出于人道主义帮助，故医疗公司所说的误认为是工伤导致出现重大误解的情况不成立。综上，涉案合同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 关于医疗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补偿款的义务。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定的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医疗公司应于2019年9月20日之前向高明霞、高某、赵爱存支付15万元，于2019年10月20日之前向高明霞、高某、赵爱存支付15万元，共计支付30万元补偿款。 关于医疗公司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虽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了医疗公司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但因涉案赔偿款系医疗公司对高明霞、高某、赵爱存一方的人道主义补偿，故一审法院未支持高明霞、高某、赵爱存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高明霞、赵爱存、高某和上诉人医疗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上诉人山东辉宏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承担5800元，上诉人高明霞、赵爱存、高某承担22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凡利 审判员  陈正飞 审判员  于景涛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姜颖 书记员薛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