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361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菊根，男，196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育东，江苏李杏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恒超，男，1964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盐城市响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喆雯，江苏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晔，江苏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直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1MF751X9，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乌桥村。法定代表人：练文亮。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萍，公司员工。上诉人王菊根因与被上诉人尹恒超、苏州直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直上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6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菊根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并纠正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字6745号民事判决判决理由部分。2、本案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王菊根认可“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结果。2、王菊根认为原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第二点、第三点认定错误，理由如下：第一、关于判决理由第二点。首先，事后添加部分“及现座落在该房屋出售面积为2.45亩包括厂房及土地……，为本次全权委托终止”，该笔迹与其他字迹有明显的出入，添加字迹表述的意思是，代理期限的终止时间为用出售厂房的购房款归还高庆飞、王某的债务后代理终止，并无含有对于委托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也无委托对象进行代为出售。其次，结合出具给高庆飞、王某的委托书，尹恒超是同时看到这二份委托书，作为普通善意买受人理解，王菊根委托高庆飞、王某进行出售房屋，根据出具顾某的委托书，由顾某用所得购房款代为处理与高庆飞、王某的债权债务。而一审判决以出具高庆飞、王某委托书中有委托处分厂房意思表示，而得出尹恒超由理由相信顾某有权代为处分厂房，不符合常理。最后，本案高庆飞、王某、尹恒超、顾某存在恶意串通，骗取王菊根财物。(1)高庆飞与尹恒超系亲属关系(舅舅与外甥关系)，王菊根结欠高庆飞、王某债务后，通过本案归还高庆飞506600元，实则结欠本金只有约十万元，如果王菊根的委托都系真实，不用添加条款，由高庆飞、王某进行出售房屋，为何添加由顾某代为出售，因为王某、高庆飞惧怕由此导致承担责任(委托王某、高庆飞的委托书是空白)，所以将风险转嫁到顾某。(2)2018年3月15日，尹恒超在平望派出所报警后，16日继续支付房款，作为一个普通人购房人发现存在严重交易风险，还是继续付款，违反常理。第二、关于判决理由中第三点。首先，王菊根在2019年9月16日庭审笔录：当时我结欠高庆飞102000元(不含已付利息6000元和1.5万预先扣除利息)，我当时委托顾某处理这笔欠款时就告诉顾某我还欠高庆飞102000元，我要求顾某卖掉码头设备，后来被高庆飞卖掉了，我是在18年8、9月知道的。2019年10月28日庭审笔录：审问：协议书约定将你在平望码头上的煤炭和设备抵押给了高庆飞，那你在庭审中所说的用码头上的煤炭和设备来归还高庆飞和王某的债务，该码头上的煤炭和设备是协议书上的吗？王菊根答：对的。我在码头上所有煤炭和设备抵掉给高庆飞后就不再结欠高庆飞任何债务了。审：既然你说煤炭和设备抵押后已经不再结欠高庆飞，为何又委托顾某处理与王某和高庆飞的债务，王菊根说，我认为抵消后不再结欠，但是高庆飞还是来向我要钱，我才委托顾某继续处理，还是用煤炭和设备来还债。王菊根认为，一审法庭的提问是建立在用码头上的煤炭和设备抵偿归还债务是一种以物清偿的思维模式上，而依据协议书约定，用煤炭和设备采用抵押方式进行担保，如到期不归还，由债权人进行变卖财产，所得款项采用多退少补方式进行结算。王菊根认为上述设备变卖后价款大于欠款，肯定能还清所有债务，所以回答说所有煤炭和设备抵掉给高庆飞后就不再结欠高庆飞任何债务了，但是依据协议，抵押财产需要变卖后方可结算，而高庆飞、王某认定抵押财产价值偏低，甚至无法还清欠款，也没有确定变卖价格，所以王菊根产生了委托顾某处理债权债务事宜，故一审法院混淆了以物抵债与抵押区别，推定王菊根有出售房屋还款的高度盖然性。其次，王菊根结欠高庆飞、王某金额只有十几万，根本无需出售房屋来归还债务，该二笔欠款涉案房屋一年租金就可以还清。故王菊根授权卖房还债违反常理。尹恒超答辩称，一，在本案中尹恒超是善意第三人，尹恒超在购买厂房时曾要求顾某出示委托书，且同时以短信形式询问王菊根是否委托顾某处理债务，王菊根予以了肯定答复。对于上述两点，尹恒超已经尽到审查义务，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顾某有权出售厂房并与顾某签订房产变卖合同。合同所涉及金额是通过有资质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后确定。合同签订以后，尹恒超一直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在2018年3月15日前往平望派出所报案时，尹恒超是认为顾某与王菊根共同骗取他的钱，但随后顾某前往平望派出所将事实陈述清楚，故同时考虑到合同约定的条款，尹恒超继续付款。随后因顾某的要求，尹恒超才停止支付购房款，不能就此点认定尹恒超与高庆飞等人恶意串通。二，根据王菊根陈述以及其提供的证据证实其存在拖欠王某以及高庆飞欠款的事实。顾某作为债务处理人，有权出售位于的厂房，尹恒超与顾春忠签订的房产变卖合同成立。由王菊根在2017年10月10日出具的的委托书中可知，王菊根是先行委托顾某处理债务，而后委托王某与高庆飞出售厂房，以偿还欠付二人的钱款，因此委托顾某处理，负责处理王菊根与王某与高庆飞的债务，为方便处理债务，同时授权其出售厂房，这一点符合常理。同时本案一审庭审中证人顾某、王某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虽然王菊根在庭审中提出该份委托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之内容，一审法院认定顾某有权处分涉案厂房符合法律规定。直上公司答辩称，其已将房租已经交给王菊根，每年都已经交清了。不清楚王菊根其它情况。尹恒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直上公司将非法占用的房地产腾空并返还尹恒超；判令直上公司向尹恒超支付非法占用房屋期间占用使用费（自2018年5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搬离之日止，以年租金15万元为标准计算），暂计150000元；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直上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10日，王菊根作为委托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因本人王菊根事务特忙原因，不能亲自处理高庆飞、王某的借款与租用码头一事，特委托顾某作为我全权处理高庆飞的借贷及王某租用码头所签署或其他相关的一切文件及事务，都由顾某处理，我王菊根均予以认可，并我所承担的一切法律责任及赔偿均由我王菊根承担，与顾某无关，包括顾某不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这就是我王菊根委托顾某的真实承诺，有任何责任由我王菊根承担，以上我看过也是我自愿的。本委托书只有一份原件。该委托书正文末尾添加如下内容：及现坐落在，该房屋出售面积为2.45亩，包括厂房与土地，不承担一切责任，出售后归还高庆飞及王某的一切债权债务，为本次全权委托终止。同日，王菊根作为委托人另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因我王菊根工作特忙，我特委托高庆飞与王某前去苏雄璐88号，现挂牌直上公司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等一切，只要是王菊根厂房范围内的，由王某及高庆飞任由处理。王菊根当时已出租厂房的有关联人必须服从高庆飞及王某的任何安排，包括出售厂房或转给任何一方，王菊根已无权利支配。因王菊根已放弃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的一切权利，所以王菊根特委托高庆飞及王某前来黎里镇苏雄璐88号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出售及转让。现承包方一切服从高庆飞及王某的安排。我王菊根在以前或曾经签过任何协议或厂房抵押给任何人或单位，由我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包括经济赔偿。以上我看过，是我王菊根愿意的。另查明，2017年11月23日，王菊根作为甲方，顾某作为委托人，尹恒超作为乙方，签订《厂房变卖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将坐落在（面积为1383.84平方米，附加面积400平方米左右，为标准厂房结构）的厂房变卖给乙方，并达成以下协议：所变卖的厂房和土地包括厂房内的变压器、彩钢板房、厕所、配电房，其中别墅及别墅墙外一米的土地归潘多男所有。该房屋包括装修及附属物合计总价1144558元，土地面积1633.84平方米，约2.45亩，参照苏州市土地流动市场价格标准，土地价格合计441000元，共计1585558元。其中厂房内的变压器（现归属直上公司）甲方无条件过户给乙方，过户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双方在签好本合同并做好厂房（包括与现承租方练文亮老板之间的交接）等交接手续后，乙方付给甲方（委托人）10万元整，余款在一个月内付清，甲方（委托人）开具相应的收款凭证给乙方。庭审中，顾某陈述该合同系其作为王菊根的受托人与尹恒超所签，王菊根的名字也是其所签。2017年12月31日，尹恒超委托吴江区震泽法律服务所向直上公司出具律师函，内容为2017年11月23日，王菊根已将涉案房地产出售给了尹恒超，该厂房的合法权利人系尹恒超，并要求直上公司在2018年2月1日前与其联系，协商厂房续租事宜。庭审中，直上公司认可已收到该律师函。2017年12月31日、2018年3月16日、2018年4月22日，顾某出具收条共计三份，载明分别收到尹恒超房款5万元、2万元、1万元。2018年1月10日、2018年1月11日、2018年1月26日、2018年2月8日，尹恒超分别转入顾某账户25万元、25万元、37万元、36万元。以上合计131万元。又查明，2018年2月1日，王菊根报警，民警出警了解到系王菊根因出售涉案厂房与尹恒超及案外人王玮产生矛盾。2018年3月15日，尹恒超至吴江区平望派出所作笔录称，2017年10月，其通过高庆飞、王某得知有人要出卖涉案厂房，其有意向购买，王某即将顾某介绍给了尹恒超。顾某向尹恒超出具了王菊根的授权委托书及产房权属信息，尹恒超并发信息向王菊根确认了授权委托情况后，决定购买涉案厂房。其与顾某一起委托江苏佳士得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地产进行评估，后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先付定金10万元，在2018年2月1日由王菊根向其交付厂房后再支付余款。但合同签订后，顾某分四次找到尹恒超称王菊根缺钱还债，要求其先支付部分，厂房交易肯定没有问题的，所以其就分几次一共支付顾某131万元。2018年2月1日，其去涉案厂房处交接时，王菊根拿了另外一份合同称已经于2016年将厂房卖给了案外人王玮，拒绝交付厂房。同日，顾某至平望派出所作笔录称，因王菊根结欠高庆飞及王某债务合计约150万元，因无力偿还，故委托其出售涉案厂房。后王某介绍了尹恒超购买，其就与尹恒超签订了买卖合同，其将收到了131万元都给了王某和高庆飞还债了。再查明，顾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陈述主要内容为：其与王菊根系朋友关系。王菊根结欠高庆飞及王某100多万元债务，委托其出卖涉案厂房用以还债。2017年10月10日，其当着王菊根的面起草了两份授权委托书，一份是授权给自己，一份授权给高庆飞和王某的。其先起草好了给自己的委托书，之后又写好了给高庆飞和王某的委托书，然后发现给自己的委托书中没有写明要出售涉案厂房事宜，故又在该委托书最后添加了相关内容。后因尹恒超要购买涉案厂房，其便与尹恒超评估了涉案厂房并签订了买卖合同。尹恒超支付了房款131万元，其均归还了高庆飞和王某。再查明，2016年12月19日，王菊根、王林健作为甲方，高庆飞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2016年8月23日，甲方向乙方借到现金15万元，用于购买煤炭及设备，直至2016年12月20日仍无力还款。故甲方自愿将位于平望镇金联村租赁的码头上所有煤炭及设备抵押给高庆飞。因甲方是父子关系，故其中任何一人有权向乙方签订本协议。甲方向乙方承诺在2016年12月23日前向乙方还清15万元借款。如到期后甲方仍无力还清上述15万元借款，乙方有权自行将甲方租赁码头的所有煤炭及设备变卖。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无权过问码头上所有煤炭及设备，直至该15万元还清为止。再查明，2017年5月8日，王菊根作为甲方与直上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租赁给乙方的厂房坐落在，租期自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1日，租金15万元。再查明，2013年8月6日，王菊根与夏晓凤登记结婚，2016年8月11日，双方登记离婚。2017年11月2日，王菊根与夏晓凤协议离婚，载明双方于2017年2月10日登记结婚，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约定涉案厂房归女儿王馨芊所有。2019年11月6日，夏晓凤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涉案厂房系其与王菊根的夫妻共同财产，其并不知情涉案厂房出卖事宜，也不同意对涉案厂房买卖事宜进行追认。以上事实，由尹恒超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买卖合同、租赁合同、收条、转账明细、律师函、派出所询问笔录，第三人提供的协议书、离婚协议书、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情况说明及各方的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涉案厂房买卖合同是否系经第三人授权同意签订的即涉案厂房买卖合同是否在原告和第三人之间成立。尹恒超认为，顾某在庭审中陈述了两份授权委托书出具有先后，两份委托书书写完毕后发现其中一份委托书没有写明出售房屋委托，故立即在该委托书上后面添加了两行与出售房屋相关的委托。这两份授权委托书相结合，能够证明王菊根有委托高庆飞、王某、顾某售房的意思，由顾某担任中间委托人。顾某受王菊根委托的同时又与王菊根共同委托了高庆飞与王某，虽然这样的委托方式并不是十分规范，但是能够明确表达王菊根有授权售房的意思表示，上述授权委托书成立。直上公司认为，其收到尹恒超寄送的律师函后向王菊根确认过，王菊根称并未出售涉案厂房，故不认可该授权委托书。王菊根认为，其于2017年10月10日向顾某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处理王菊根结欠王某及高庆飞的债务，但并未委托顾某出售涉案厂房。授权委托书末尾有关出售厂房的内容系王菊根签字后添加的。王菊根的儿子王林健虽于2017年10月30日在该授权委托书上签字，但签字时顾某不让王林健看委托书内容，所以王林健的签字并不代表对该委托书的认可。2017年10月10日，王菊根亦向高庆飞及王某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但该委托书王菊根签字时是空白的，内容是其签字后补写的，王菊根仅仅签了名字并在名字及“授权委托书”字样上按了手印，其他手印不是王菊根按捺的。王菊根并未委托顾某出售涉案厂房，且是在尹恒超起诉后才得知涉案厂房已经被顾某出卖。王菊根结欠高庆飞约10万元借款，王菊根与高庆飞在2016年12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用王菊根在码头的煤炭和设备抵押给高庆飞后就还清了债务，但高庆飞还是向王菊根讨债，故王菊根又委托顾某继续处理这笔债务，仍旧用上述煤炭和设备还款。王菊根出具委托书时结欠王某5万元租金，也是用上述煤炭和设备还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王菊根出具给高庆飞和王某的授权委托书是否成立。虽第三人称其只是在空白委托书上签字捺印，对内容不予认可，但其出具空白委托书交由顾某保管并填写委托事项的行为视为其与顾某之间形成委托关系；另一方面，顾某向尹恒超披露该委托书，且该委托书中亦由顾某在委托人处签字，尹恒超有理由相信王菊根有委托他人处分涉案厂房的意思表示，故该委托书对王菊根发生法律效力。其次，虽王菊根出具给顾某的委托书中关于出售涉案厂房部分内容系二次添加形成，但委托书中明确载明顾某系特别授权代理人，结合王菊根出具给高庆飞及王某的委托书中有委托他人处分厂房的意思表示，该两份委托书内容相互印证能够让尹恒超相信顾某系王菊根受托人，有权处分涉案厂房。再次，虽王菊根称委托顾某处理结欠高庆飞和王某的债务，方法系将其存放于码头的煤炭和设备出售后还债，但其所称的煤炭和设备在其提交的在2016年12月19日与高庆飞所签的协议书中已全部抵押给高庆飞，王菊根在庭审中亦称上述煤炭和设备抵押给高庆飞后已还清了结欠高庆飞的债务，与其在委托书中自认尚欠高庆飞债务且煤炭和设备抵押后仍旧用其还款的情况相矛盾，对于用何种方法及财物归还结欠高庆飞及王某的债务，王菊根在多次庭审过程中始终无法给出合理说明，故一审法院认为用涉案厂房出售后还款的情况存在高度盖然性。综上，对尹恒超提交的两份授权委托书予以确认，顾某作为受托人具有处分涉案厂房的权利，相应地其作为受托人与王菊根签订的厂房变卖合同成立。最后，涉案厂房虽未取得准建手续，但仍系王菊根与夏晓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尹恒超未能举证涉案厂房买卖行为征得夏晓凤同意或夏晓凤在厂房买卖过程中以行为表示知晓或事后表示追认，且夏晓凤亦明确表示不予追认，涉案厂房至今亦未办理交付手续，故无法发生物权变动及交付的效力，相应地对尹恒超要求承租人即直上公司搬离并支付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尹恒超与第三人之间涉案厂房买卖合同纠纷，尹恒超可另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尹恒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原告尹恒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尹恒超请求判决直上公司将非法占用的房地产腾空并返还尹恒超并支付房屋占用使用费。直上公司认为其作为承租人已向王菊根支付租金至2020年5月。王菊根否认与尹恒超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涉案厂房虽未取得准建手续，但仍系王菊根与夏晓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尹恒超未能举证其所称的涉案厂房买卖行为征得夏晓凤同意或夏晓凤在厂房买卖过程中以行为表示知晓或事后表示追认，且夏晓凤亦明确表示不予追认，涉案厂房至今亦未办理交付手续，故无法发生物权变动及交付的效力，因此，一审判决对尹恒超要求承租人即直上公司搬离并支付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王菊根系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从现有证据看，本案王菊根出具给顾某的委托书中关于出售涉案厂房部分内容虽系二次添加形成，但已载明“顾某作为我全权处理高庆飞的借贷及王某租用码头所签署或其他相关的一切文件及事务，都由顾某处理”，出具给高庆飞与王某委托书载明“委托高庆飞与王某前去苏雄璐88号，现挂牌直上公司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等一切，只要是王菊根厂房范围内的，由王某及高庆飞任由处理。王菊根当时已出租厂房的有关联人必须服从高庆飞及王某的任何安排，包括出售厂房或转给任何一方”。两份委托书的委托事项和权限存在联系，结合这两份授权委托书，一审判决认定顾某作为王菊根的受托人与尹恒超签订的厂房变卖合同成立，并无不当。一审判决已明确，尹恒超与王菊根之间涉案厂房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可另案处理。因此，如对涉案厂房变卖合同效力存在争议，当事人可在另案处理。综上所述，王菊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3300元，由上诉人王菊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恩乾审判员  杨 兵审判员  徐 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崔季珺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