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14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炀，男，199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成丹，贵州法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贵州法以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金琼，女，194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被告：卓燕飞，女，199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原审第三人：胡永志，男，197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第三人：卓彬义，男，198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上诉人许炀与被上诉人刘金琼及与原审被告卓燕飞，原审第三人胡永志、卓彬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1民初4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许炀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1民初4686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程序。被上诉人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认定上诉人作出两份关于公司治理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并撤销该决议，但其至今也未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和《股权回购协议》，而一审却越俎代庖，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和两份《股权回购协议》为让与担保，属于未诉先审，违反程序，从而错误认定事实，导致错误判决。如果《股权转让协议》存在纠纷，也应按约定通过南宁仲裁委员会仲裁，但时至今日，没有一个当事一方申请仲裁。二、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为让与担保”事实错误、缺乏依据。1．被上诉人、第三人卓彬义之间存在的关系与《股权转让协议》无关。一审仅凭被上诉人单方陈述便直接否认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是一种缺乏依据的武断行为。第三人卓彬义是与本案纠纷无关的独立的案外人，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卓彬义的关系及账务往来，无法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根据银行账户结算原则，被上诉人、第三人卓彬义之间资金往来关系与上诉人无关。银行账户结算原则是“谁的钱进谁的账、由谁支配”，上诉人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支付对价转入被上诉人账户后，如何支配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声称上诉人控制账户之说也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不明白将数千万资金的账户交由他人控制？3．被上诉人本身以其行为事实上不认可让与担保。被上诉人声称“借款”是由于公司资金紧张，因经营需要而向上诉人借款，事实上，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直接转入被上诉人账户，而该笔资金并未转入公司用于生产经营，又何来借贷关系？故其所言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其本人也以行动否认了借贷关系。4．被上诉人也未见履行“还款”责任。如果将《股权转让协议》认定为让与担保，则转让价款理应由借款人偿还，但直到今日，也未见“借款人”还款，亦无还款的意思表示，更无还款的具体行动。5．《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任何关于借款担保的内容，相反在协议中约定股权对价、约定上诉人在受让股权后依法享有并承担目标公司股东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及义务，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且在协议签订后，上诉人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履行该协议应尽的义务，该协议明显不符合让与担保的特征。6．借贷关系之说不符合常理，股权转让价款之间对价达6500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特定的关系，如此大额资金借款，却没有相关担保？7．该公司另一原股东周德洪将其股权转让给卓燕飞，而周德洪亦未提出相关异议。三、股东会决议符合法律规定。股东会决议是股东依据《公司法》及有关规定进行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卓燕飞作为公司的合法股东，代表着公司100%的股权及表决权，变更法人代表是最直接最根本的股东权利，作出变更法人代表的《股东会决议》，其形式要件及实质内容符合《公司法》规定，该决议也不涉及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非股东，当然无权提起撤销之诉。四、被上诉人无权提起撤销之诉。上诉人是登记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注册公司之合法有效股东，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股权纠纷，也属于二者之间的民事纠纷，在股东变更之前，被上诉人于公司无股东权益，无权以股东身份对股东会决议提起撤销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规定，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五、股东会决议没有可撤销的情形。公司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两份股东会的决议均符合相关规定，显然也就没有可撤销的情形。六、依一审错误的判决，上诉人的权益如何保护？上诉人作为登记于国家法律规定的政府相关机构的合法股东、按正常程序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一旦被撤销，那将挑战法律的严肃性，这将导致公司经营管理混乱，严重损害上诉人作为股东的权益。试想一下，上诉人作为股东，做出的股东会决议被撤销，也就是被认定为不合法，那大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局）是否会受理一个非登记的无法人作出的决议？被上诉人刘金琼未答辩。原审被告卓燕飞未作陈述。原审第三人胡永志、卓彬义未作陈述。原审原告刘金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两被告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的变更贵州永丰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丰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原告方在庭审中明确为二被告变更永丰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均无效）；二、判令被告许炀、卓燕飞撤回向大方县市场监管局呈交的变更永丰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申请，停止侵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永志原为永丰光大公司的股东，占永丰光大公司65%的股份，2016年3月9日，胡永志持有的永丰光大公司65%的股份变更为其母刘金琼持有。2017年10月12日，刘金琼作为甲方1、名义股东，胡永志作为甲方2、实际出资人，许炀作为乙方、股权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永丰光大公司65%的股权以6500万元转让给许炀，股权转让前、股权转让后乙方作为永丰光大公司股东期间的债务均由甲方承担，在乙方股权投资（即受让目标公司股权）12个月期限届满后5日内，由甲方进行股权回购（回购乙方持有目标公司65%股权），甲方同意以6500万元的金额及年利率48%的价格回购乙方持有目标公司65%股权，双方就股权回购事宜另行签署《股权回购协议》。2017年10月26日，刘金琼作为甲方1、名义股东，胡永志作为甲方2、实际出资人，许炀作为乙方、股权受让方签订《股权回购协议》，约定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应在其收到乙方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后的12个月期限届满后5日内，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乙方回购其合法持有的永丰公大公司（即目标公司）65%股权；股权回购价款为6500万元的本金及溢价（溢价以目标股权回购价款为基数，按年利率48%计算，该溢价部分已包含甲方应向贵州金城行金融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的居间服务费6%）；股权回购价款的本金6500万元，甲方应在其收到乙方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后的12个月期限届满后的5日内，或乙方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提前发出股权回购通知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股权回购价款的溢价部分为3120万元，甲方同意在乙方股权投资期内每月先预先支付乙方股权投资溢价部分，分12期支付，每期260万元，于每月15日前支付给乙方。为了将永丰光大公司65%的股权变更登记在许炀名下，2017年10月30日，刘金琼作为甲方、许炀作为乙方另行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在大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并于同日在大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永丰光大公司股东从周德洪35%、刘金琼65%，变更登记为卓燕飞35%、许炀65%。2017年12月8日11时45分，许炀账户汇款500万元至刘金琼账户，12时10分该款随即汇出至卓彬义账户，12时17分，许炀账户汇款6000万元至刘金琼账户，12时21分该款随即汇出至卓彬义账户。2018年10月12日，刘金琼作为甲方1、名义股东，胡永志作为甲方2、实际出资人，许炀作为乙方、股权受让方再次签订《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甲方应在其收到乙方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后的12个月期限届满（即2019年10月26日）后的5日内，或乙方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提前发出股权回购通知之日起5日内，甲方回购乙方持有目标公司65%股权。2018年6月28日，许炀、卓燕飞召开《贵州永丰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免去王沁雯永丰公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职务，选举杨志英作为永丰公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之后，许炀、卓燕飞又召开《贵州永丰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免去王沁雯永丰公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职务，选举周庆陶作为永丰公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并于2019年（申请表格及文书上没有写日期）向大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变更永丰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庆陶的申请材料。刘金琼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刘金琼、胡永志、许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两份《股权回购协议》是相关联的，认定三人转让股权的性质，应综合进行判断，从《股权转让协议》和两份《股权回购协议》的内容及股权转让款从许炀账户汇入刘金琼账户，随即就转出至卓彬义账户的事实可以看出刘金琼、胡永志与许炀进行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是许炀支付股权转让款购买永丰光大公司65%的股权，取得永丰光大公司股东的身份，而是刘金琼、胡永志将永丰光大公司65%的股权转让给许炀，作为向许炀借款的担保，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刘金琼、胡永志要以回购股权的方式支付许炀股权转让款即借款的本金及合同约定的溢价，故刘金琼、胡永志、许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两份《股权回购协议》是以转让标的物权利的方式来达成债权担保的目的，符合让与担保的特征，应认定为让与担保。许炀因《股权转让协议》取得永丰光大公司65%的股权，该股权只是担保权，许炀作为永丰光大公司的名义股东，其不能行使永丰光大公司实质股东召开股东会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权利，许炀与卓燕飞召开的两次免去王沁雯永丰公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职务，选举杨志英或周庆陶作为永丰公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贵州永丰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均无效。变更永丰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申请材料系周庆陶提交，周庆陶不是本案当事人，因许炀、卓燕飞作出的变更永丰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贵州永丰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均无效，依据该《贵州永丰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向大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变更永丰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申请自然无效，原告方要求许炀、卓燕飞撤回向大方县市场监管局呈交的变更永丰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申请的诉讼请求无须再进行裁判。被告卓燕飞、第三人卓彬义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案作缺席判决。综上，刘金琼、胡永志、许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两份《股权回购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让与担保，许炀只是永丰光大公司的名义股东，其与卓燕飞作出的变更永丰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贵州永丰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均无效，依据该《贵州永丰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向大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变更永丰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申请自然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被告许炀、卓燕飞作出的变更贵州永丰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贵州永丰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均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许炀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本案一审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许炀、卓燕飞、卓彬义以《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回购协议》均有仲裁条款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作出（2019）黔0521民初43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刘金琼的起诉。刘金琼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一审裁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之规定，作出（2019）黔05民终27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1民初432号之二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刘金琼是否系本案适格原告；三、案涉《贵州永丰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如何认定。本院认为，关于焦点一，上诉人许炀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原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和两份《股权回购协议》为让与担保，属于“未诉先审”；二是如果《股权转让协议》存在纠纷，应按约定通过南宁仲裁委员会仲裁。本院认为，许炀的上述主张不成立，理由如下：1．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判断当事人讼争的“股东会决议”效力，除应审查该决议是否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之外，还须对参加股东会的股东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资格的相关规定予以审查。即本案只有先对《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回购协议》的性质进行识别，才能对许炀能否行使目标公司控股股东的权利进行判断，进而对《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予以认定。故一审根据刘金琼的诉讼请求，对刘金琼、胡永志和许炀三人之间股权转让的性质进行评价不属于“未诉先审”的情形。2．因许炀、卓燕飞、卓彬义以《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回购协议》存在仲裁条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经本院二审作出的（2019）黔05民终2785号民事裁定书对其异议未予支持，并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故许炀认为本案应由南宁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主张亦不成立。关于焦点二，刘金琼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回购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作为股权转让方，本案的处理与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刘金琼系本案适格的原告。关于焦点三，许炀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不属于让与担保，其与原审被告卓燕飞作为永丰光大公司的合法股东，代表公司100%的股权及表决权，二人作出变更法人代表《股东会决议》的形式要件及实质内容均符合公司法规定。针对许炀的上诉理由，本院分析评判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所谓意思表示真实，系指行为人表示于外的意思与其内心真意相一致。经审查一审附卷的“永丰光大公司变更监事、股权”材料（备案于大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永丰光大公司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载明的公司股东为许炀、卓燕飞，但刘金琼（甲方1、名义股东）、胡永志（甲方2、实际出资人）与许炀（乙方、股权受让方）于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7款约定：“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目标公司所产生的一切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前，及股权转让后乙方作为目标公司股东期间的债务）均由甲方承担……”本案许炀在形式上受让了刘金琼所持永丰光大公司65%的股权，但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许炀不承担股权转让前后永丰光大公司的任何债务，此表明许炀不愿接受永丰光大公司章程第八条“（3）股东依其所认缴的出资额承担公司的债务”规定的约束，即许炀受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仅享受股东的权利而不承担股东义务，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关于“股东禁止行为中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相悖，故许炀与刘金琼之间就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其次，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回购协议》签订的时间及内容上看，刘金琼（甲方）、许炀（乙方）于2017年10月30日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协议约定许炀按受让股权的比例（65%）分享公司利润、分担公司风险。但该协议形成于案涉第一份《股权回购协议》（2017年10月26日签订）之后，回购协议第五条第五款约定：“乙方持有目标公司65%的股权，仅为担保自身债权的需要，故目标公司自身的经营管理、债权债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情况均与乙方无关。乙方亦无需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任何责任……”因许炀对《股权回购协议》的三性均无异议，故可认定刘金琼转让其所持永丰光大公司65%股权之前就与许炀签订《股权回购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系刘金琼向许炀所借款项的担保，并非当事人真实意图的股权转让。基于前述分析，许炀仅为案涉目标公司名义股东而非实际股东，且许炀成为案涉目标公司名义股东仅是确保其回购资金安全之目的，许炀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的规定行使公司股东的权利，其无权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第三，既然《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属于让与担保，该协议因非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不发生股权转让的效力，许炀作为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其并不享有公司法第四条规定的“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其仅在主债务期限届满未能清偿的情况下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据此，一审认定案涉《贵州永丰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均无效并无不当，许炀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不属于让与担保，其与卓燕飞作出的关于变更永丰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许炀关于其权益如何保护的问题。如焦点三所述，若其享有之债权合法且到期未得清偿，其可另行提起诉讼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主张优先受偿权。综上所述，上诉人许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许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可审 判 员  张 晶审 判 员  唐 琳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  曾 建书 记 员  龚佳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