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702民初9841号 原告：张掖市XX农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某，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1，系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告：张掖市xx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何某，男，1970年6月15日出生，甘肃省临泽县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系被告何某妻哥）：杨某2，男，汉族，1978年3月23日出生，甘肃省临泽县人。 被告：杨某2，男，汉族，1978年3月23日出生，甘肃省临泽县人。 原告张掖市XX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瑞公司）与被告张掖市xx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甜蜜蜜公司）、何某、杨某2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掖市XX农资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1、被告张掖市xx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被告何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2、被告杨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瑞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偿付原告货款67000元，并承担利息20100元，合计87100元。二、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在庭审中，原告要求被告杨某2承担支付货款责任，要求第一、第二被告对杨某2所欠货款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16年，三被告多次从原告处赊购化肥。2016年4月19日，三被告再次从原告处赊购化肥20吨，被告何某给原告出具收条一张。2017年5月25日，经原、被告结算，被告欠原告化肥款67000元，被告张掖市xx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杨某2给原告出具现金借条一张，注明于2017年11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逾期按照月息2.4％计息。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至今未付款，故提起诉讼。 被告甜蜜蜜公司在庭审中辩称：1.原告以被告杨某2出具的借条起诉我公司，该借条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被告何某于2016年4月19日给原告出具的收条注明他是我公司的技术员，这是何某个人行为，不能代表我公司，我公司不认可该备注内容。3.被告何某出具收条如果是职务行为，也就是说我公司如果欠原告货款，原告公司要和我公司进行进行财务对账并确认债务挂账。我公司和原告公司的货款，根据我公司2016年的账务反映已全部结清。综上所述，被告何某出具收条的行为是他个人行为，不代表我公司。我公司不欠原告货款，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何某辩称：一、被告何某向原告出具“收条”的时间为2016年4月19日，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其请求不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二、被告何某与原告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也未使用原告的化肥，何某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何某向原告出具收条只能证明何某是代第一被告临时收货，并不能证明何某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何某并不知晓第一被告是否将原告的货款付清，故原告要求何某承担民事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三、原告提交的证据之间毫无关联性，原告要求何某承担相应义务，存在虚假诉讼可能性。首先，原告据以主张权利的证据之一“借条”并非何某所书写，何某对此并不知情。其次，在买卖合同中，按照交易习惯或常用做法，买方欠货款时，应当向卖方出具欠条，而非借条。原告以“借条”证明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符合交易习惯且没有法律依据。另外，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据应当具有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个特性。原告提交的“收条”是何某于2016年4月19日书写，而原告提交的“借条”上载明的时间却为2017年5月25日，且该借条并非何某所书写。很显然，上述主要证据不但时间相差一年有余，而且与待证事实之间毫无关联性。原告以此来证明何某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符合证据“三性”。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何某承担支付货款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何某的诉讼请求。 被告杨某2辩称：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五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的义务”的规定，虽然买卖合同的成立不以标的物或价款的现实交付为要件，但买卖合同却是买卖双方互负给付义务的双务有偿合同。2017年5月25日，被告杨某2因农作物种植需要与洋丰系列化肥的推销员口头达成了化肥购销协议并对双方义务的履行时间等作出了相应约定，但洋丰系列化肥的推销员并未按照协议约定交付相应货物。原告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货物交付义务，因此被告杨某2没有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杨某2向其支付货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原告向贵院提供的证据“借条”为原告欺骗被告杨某2所形成，借条内容并非被告杨某2真实意思表示，借条合法性、有效性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以满足上述所有条件为前提。其次，被告杨某2与原告口头达成农用化肥购销协议后，原告承诺在被告杨某2向其出具借条后即交付货物，并告知被告杨某2货物送到被告杨某2指定地点后将向被告杨某2出具相应货物的出库单及收货单，若没有出库单及收货单则借条不发生效力。被告杨某2因农作物种植急需肥料便在原告提供的事先准备好的格式借条上的空白位置填写了金额、时间后签字、捺印，被告杨某2并未实际书写借条具体内容。最后，原告提交的“借条”内容为：“今向张掖市XX农资有限公司借人民小写67000元整大写：陆万柒仟元整，借期5个月，於2017年11月1日前一次性还清，逾期按月息%（百分之二点四）计算”。该“借条”中利息小写部分并未填写，且按照上述借条约定的月利率计算，年利率将高达28.8%。故被告杨某2认为，借条内容并非被告杨某2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提供的借条的合法性、有效性不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告提交的证据之间毫无关联性，原告要求被告杨某2承担相应义务，于法无据。首先，原告提供的证据之一“收条”并非被告杨某2所书写。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证据应当具有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个特性。原告提供的“借条”显示时间为2017年5月25日出具，而“收条”签署的时间却为2016年4月19日。在上述证据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的情况下，以此来证明被告杨某2与原告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的“三性”。故原告要求被告杨某2承担相应责任，于法无据。四、原告应提交具体证据，证明应由原告向其支付货款。首先，原告提交的证据“销售明细统计”第二列标有具体的单据编号，原告却没有提交这一对本案有直接影响的证据，被告杨某2要求原告提供经被告杨某2签字确认的具体销售单据。其次，原告事起诉状中陈述“2017年5月25日，经过原、被告结算，被告欠原告化肥款67000元”的事实不存在。既然经过双方结算，被告杨某2就应当在结算单上签名，或者由被告杨某2向原告出具“欠条”，而原告提交的却是“借条”，且该借条上只有被告杨某2的签名，并没有结算各方签字。最后，原告提交的证据“销售明细统计”后载明“杨利金私人用67000元（欠条）；甜蜜蜜公司用46070元（已结）”。该统计表上既已载明“欠条”，原告为何提交的证据却为“借条”？二是“销售明细统计”中原告为何将113070元货款区分应由“甜蜜蜜公司”、“杨某2”两方主体向其支付？五、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以一纸“借条”证明被告杨某2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首先，“借条”是表明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一般由债务人书写并签章，表明债务人已经欠债权人借条注明金额的债务。但本案中被告杨某2与原告不存在借贷关系，被告杨某2亦没有收到原告相应金额的借款。其次，在买卖合同中，按照交易习惯或常用做法，买方在无力支付货款时，应当向卖方出具的是欠条，而非借条。原告以“借条”拟证明被告杨某2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符合交易习惯且没有法律依据。最后，被告杨某2与原告虽达成了口头的农用化肥购销协议，但原告没有履行货物交付义务，违约在先。原告在自身违约在先的情况下，要求被告杨某2承担付款责任，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杨某2向其支付货款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杨某2系被告甜蜜蜜公司的股东之一。被告何某曾系被告甜蜜蜜公司的员工。2016年4月19日，被告何某以被告甜蜜蜜公司的技术员名义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广瑞公司化肥20吨，昭武牛场50袋、灵隐寺150袋、临泽150袋＋4.52吨＋1.5吨”。在庭审中，原告提交了其公司制作的“销售明细统计表”一份，载明：自2016年4月19日至2016年4月30日，甜蜜蜜公司共计收到原告供应的“洋丰”系列化肥共计25.26吨，货款计108016元，其中被告甜蜜蜜公司结算41026元，其余66990元为被告杨某2所欠货款。该“销售明细统计表”上无被告甜蜜蜜公司的签名或盖章，也无被告杨某2的签名。在庭审中，被告甜蜜蜜公司提交了一份2016年4月19日的发货单和2017年1月12日的收条，证明该公司向原告支付了货款41000元。 另查明：被告何某向原告出具“收条”上所备注的昭武牛场、灵隐寺、临泽等地系第一被告的种植基地，其中灵隐寺的地是被告杨某2承包种植的，其承包期间所用化肥是由第一被告统一配送的。根据原告和第一被告在庭审中陈述，第一被告和原告的化肥款是结清的，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之间的肥料款也是结清的。 现原告持一份内容为“今向张掖市XX农资有限公司借人民小写67000元整大写：陆万柒仟元整，借期为5个月，於2017年11月1日前一次性还清，逾期按月息%（百分之二点四）计息”的“借条”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杨某2支付货款67000元，并承担利息20100元，并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第一被告内资企业基本信息一份、第一被告出具的2016年欠原告化肥131袋的欠条一份及原告制作的销售单五张、销售明细统计一份、第二被告出具的收条一份、第三被告签名的借条一张，第一被告提供的发货单和收条各一份在卷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借条是借贷双方在设立借贷权利义务关系时由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的债权凭证，其形成的原因是借款的事实。借款与欠款虽均属于债，但两者系不同的法律关系。现原告持借条主张其与被告之间的债务系由买卖合同之债转化而来，本院认为，欠款虽然可以转化为借款，但前提是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之间的原买卖合同真实存在、双方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这就需要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基础法律关系客观真实、明确具体。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从买卖合同的定义可以看出，买卖合同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双务合同。双务合同中的“债务”必须是合同生效以后的债务。当事人基于买卖合同提起的诉讼，其请求权基础是买卖合同。因此，在诉讼中，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应当举证证明合同的存在与成立。买卖合同成立的要件包括：（1）存在双方或者多方缔约主体；（2）缔约主体具有缔结合同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3）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如果主张买卖合同成立的一方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买卖合同成立，或者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则不能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 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和第一被告均陈述两个公司之间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且均陈述两公司之间的债务已经清结。原告认为，唯独就第三被告杨某2于2017年5月25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上载明的67000元的货款没有付清，并提交了与该借条相关联的一份“销售明细统计”作为辅助证据。对第三被告杨某2出具的借条，第一、二被告均认为与其没有关系，第三被告杨某2虽对该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陈述既没有收到过原告价值67000元的化肥，也未向原告借过款。对“销售明细统计”，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均不认可三方核对过账目的事实。在该证据上，确实也无第一、第三被告的盖章或签名，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的证据，故对该证据与第三被告杨某2于2017年5月25日出具借条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另外，根据第一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另一组证据（即第一被告公司的刘耀儒向原告出具的欠条和原告制作的2016年4月30日的两份销售单）可以看出，客户欠原告的货款，是以欠条和销售单的形式载明的。而原告提交的杨某2出具的借条不符合欠货款的表现形式。另外，原告提交的第二被告于2016年4月19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上载明的化肥吨数及袋数虽与原告提交的2016年4月19日的三张销售单上的记载的化肥吨数和袋数一致，但销售单上记载的金额为88890元，与被告杨某2出具借条上的金额67000元，两者亦不一致。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因原告在庭审中提交的据以主张权利的收条、借条以及“销售明细统计”等证据之间缺乏关联性和一致性，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第三被告不应承担向原告支付货款的责任。 关于第一、二被告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因原告和第一被告均认可两个公司之间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但两公司之间的债务已经清结，据此，第一被告不应承担责任。第二被告虽向原告出具了收条，但第二被告个人并未购买和使用原告的化肥。该收条上所注明收到的化肥在原告提交的销售单上均有反映，而原告制作的销售单所载明的客户均是第一被告。故第二被告亦不应承担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掖市XX农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78元，减半收取989元，由原告张掖市XX农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之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姚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