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3民终2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国伟，男，196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贞，女，1988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雪敏，男，198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亦系郑国伟（郑雪敏之父）、郑贞（郑雪敏之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梅珠，女，195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森（系朱梅珠丈夫），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特别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勇，福建壶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上诉人郑国伟、郑贞、郑雪敏因与被上诉人朱梅珠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19）闽0302民初1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国伟、郑贞、郑雪敏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朱梅珠向上诉人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50160元；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具体论述如下：第一，原审法院判决第六页第三段第六行至第九行中，法院认定“5时51分35秒，被上诉人用竹竿在树枝间拨弄十下左右，期间荔枝树没有明显晃动，5时52分20秒，荔枝树突然剧烈晃动，郑吓英随同一袋荔枝、树枝从树上掉落”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被上诉人系敲打树枝，而非拨弄。被上诉人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在本次案件前也曾通过敲打荔枝树获取荔枝，由此足以推断被上诉人清楚知道要通过大力敲打荔枝树的方式才能将整个树枝打落进而获取荔枝。被上诉人案发当天敲打荔枝树与之前一样，也是使用竹竿，且该竹竿并没有倒钩，由此可以推断被申请人在敲打荔枝树时会用到很大力气，不可能仅仅是拨弄荔枝树。其次，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视频资料显示：5时51分40秒左右，被上诉人开始敲打树枝，从被上诉人开始敲打树枝到郑吓英从树上坠落，被上诉人在约40秒的时间里共敲打树枝15次以上，从树枝的晃动幅度来看，其敲打力度逐渐变大；从其敲打的速度来看，是逐渐加快；从其敲打的位置来看，是逐渐升高；自5时52分12秒开始陆续有一串串荔枝及树叶落下，仅8秒后，郑吓英就从树上坠落。树枝自被上诉人开始敲打后晃动程度越来越强烈，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在被上诉人敲打期间没有明显晃动而在郑吓英坠落时突然剧烈晃动。该视频同时也印证了被申请人是大力敲打荔枝树，而非拨弄荔枝树。第二，原审法院判决第七页第二段第七行至第八行以涉案荔枝树属于无人管理，认定被上诉人擅自采摘的行为主观上并无过错，系脱离本案客观事实与生活常理的错误认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明知郑吓英在树上的前提下仍大力敲打荔枝树的行为显然加大了郑吓英从树上坠落的风险，置郑吓英的人身安全于不顾，被上诉人主观上具有重大过错。上诉人申请原审法院调取了《莆田市公安局凤凰山派出所对朱梅珠的讯问笔录》（以下简称《询问笔录》），该份笔录反映了以下事实：1.被上诉人敲打荔枝树是为了把荔枝打下来。2.被上诉人在敲打荔枝树前就看到了郑吓英在荔枝树上；3.在被上诉人刚打了几下荔枝树后，郑吓英就从树上坠落。4.被上诉人不确定自己敲打荔枝树有没有吓到郑吓英。根据常理分析，首先，用竹竿敲打荔枝树，不可能直接击打荔枝，而是要通过大力敲打树枝并打落整个树枝才能达到获取荔枝的目的，再加上被上诉人使用的竹竿没有安置倒钩，如果只是拨弄树枝是不可能达到获取荔枝的目的，因此推断其在打荔枝树的时候用到比较大的力气；其次，荔枝树是一个整体，被上诉人在明知郑吓英在树上的情况下，仍用竹竿去大力敲打荔枝树，其行为显然会加大郑吓英从树上坠落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干扰郑吓英的注意力、造成荔枝树的晃动或打中郑吓英导致其坠落。被上诉人作为一名具有生活经验、且曾经采摘过该涉案荔枝树的成年人，理应知道大力敲打荔枝树可能致使树上人员坠落这一严重后果，却仍在明知郑吓英在树上的情况下，通过大力敲打荔枝树的方式获取荔枝，加大了郑吓英从树上坠落的风险，置郑吓英的人身安全于不顾，放任危险后果的发生。被上诉人主观上具有重大过错。第三，原审法院判决第二段倒数第五行认定上诉人主张朱梅珠拨弄树枝的行为与郑吓英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依据及理由不足，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从未主张被上诉人朱梅珠系拨弄树枝，而是一直主张其系用力敲打树枝。其次，上诉人已通过间接证据证明了因果关系的高度盖然性。本案没有直接证据，但是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了多个间接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足以印证上诉人主张的事实，而原审法院却以间接证据无法直接证明案件事实未采纳间接证据，并以此认定上诉人未完成举证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在原审质证环节中，上诉人依据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1.郑吓英在摔落的树干上没有摘荔枝的动作，可见郑吓英坠落与被上诉人的敲打行为存在因果关系；2.在民警询问被上诉人其是否有吓到郑吓英时，其表示不清楚，讯问人员询问郑吓英是否制止其敲打荔枝树时，其没有说话，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当时是清楚如果采取该敲打行为是可能导致郑吓英坠落的；3.被上诉人陈述其曾敲打荔枝树导致竹竿断裂所以对竹竿进行接驳，可以印证被上诉人有敲打荔枝树的习惯且力气较大；4.被上诉人拒绝在笔录上签字可以看出其心生恐惧，害怕受到法律制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书证原件，对方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认可其证明力。第七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本案《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制作的公文书证，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反驳的相反证据，而原审法院却仅以该证据未能体现出郑吓英系受被上诉人影响坠落，在事实认定和法院说理部分完全不采纳该证据，不认可该份证据作为间接证据的证明力，系适用法律错误。最后，本案之所以缺失直接证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上诉人在案发后立即隐藏了本案的重要证物即敲打荔枝树的竹竿，且故意隐瞒郑吓英坠落时其正在敲打荔枝树的事实，导致该案的调查延迟了4天才展开，期间当地阴雨连绵，导致现场的大量证据均无法查实，并最终导致上诉人仅能依靠视频、《询问笔录》等间接证据最大限度的还原案件事实。被上诉人应为其行为承担后果，而非由上诉人承担。第四，本案在案发后被上诉人的反应不符合常理、且被上诉人的陈述前后矛盾，对此法院未进行审查，也未在事实认定和法院说理部分综合考虑，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行为和陈述存在多处不符合常理和相互矛盾之处，具体包括：结合上诉人提交的视频光盘以及《讯问笔录》，被上诉人系案发现场的唯一目击证人，且与郑吓英是邻居关系，关系尚可，但是其却在郑吓英坠落后，将竹竿藏起来，并在事发后故作镇定，立即回家后再未出门，直至上诉人报警。本案第一次审理时的发问环节，上诉人曾询问被上诉人，在敲打荔枝树时是否看到郑吓英在树上，被上诉人否认。但是在《讯问笔录》中，被上诉人承认其在敲打荔枝树前已看到郑吓英在树上。被上诉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在《询问笔录》上签字。被上诉人虽然以其是文盲为由拒绝在《询问笔录》上签字，但是该份有两名民警签字的《询问笔录》上写明，笔录已由民警按原文念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仍拒绝签字，显然系心虚所致。从侧面证明被上诉人敲打荔枝树的行为主观上有重大过错，客观上增大了郑吓英坠落的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然而，原审法院对于有证据证明的上述问题均未进行审查，也未在事实认定和法院说理部分进行综合考虑，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第五，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为本案的证据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力，针对郑吓英坠落这一客观事实，在被上诉人实施了危险行为的前提下，法院应根据共同危险行为的有关规定划分本案的责任。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郑吓英完全系因被上诉人的敲打行为坠落。如上述第二点所说，被上诉人在明知郑吓英在树上的情形下，大力敲打荔枝树，主观上有重大过错，客观上加大了郑吓英坠落的风险，其敲打行为应认定为危险行为。对于该种情形，应当参照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划分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作为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应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证明其敲打行为与郑吓英坠落没有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形下，被侵害人郑吓英的近亲属即上诉人获得赔偿的权利显然是高于无法查明其危险行为是否直接实际造成损害结果的被上诉人的权益。法院按照公平原则，至少应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50%的责任。第六，在本案判决书中，存在多处明显错误，二审应予纠正。判决书中第二页第一段第三行，原审错误的罗列了出庭人员，原告方出庭人员实际为郑雪敏而非郑国伟。判决书第三页第一段倒数第二行，“公安机关没有空心侦查手段”，应为“公安机关没有穷尽侦查手段”。综上所述，从主观上来看，被上诉人在明知郑吓英在树上的情况下，仍用竹竿大力敲打荔枝树，并在郑吓英坠落后实施隐藏竹竿、拒绝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上签字、在第一次开庭时否认其知道郑吓英在树上等行为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主观上具有重大过错；从客观上来看，被上诉人大力敲打荔枝树的行为在客观上显然加大了郑吓英从荔枝树上坠落的风险；从结果上来看，在被上诉人敲打荔枝树后30秒，荔枝开始掉落，紧接着仅8秒郑吓英即坠落。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上诉人请求贵院综合考查全案证据，对于各个间接证据之间能够互相佐证的事实予以确认，针对本案的具体情形正确适用证据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划分责任承担，作出公正的判决。 朱梅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朱梅珠的行为与郑吓英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提供的视频由于拍摄角度及树叶遮挡原因，根本无法直接体现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视频的画面及公安机关的勘察笔录，可以证明两者之间存在较长的一段距离，分别处在不同的位置上。朱梅珠用竹竿拨弄荔枝，根本不会影响到郑吓英。郑吓英在树上摘荔枝半个小时，且摘了两大袋荔枝，且从掉落的树枝来看，我们有理由确认郑吓英是因为体力不足或者重量的原因导致树枝断裂坠落。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仅是用推测来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郑国伟、郑贞、郑雪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梅珠向其支付死亡赔偿金689800元、丧葬费303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共计75016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30日上午5时23分许，郑吓英（1963年5月8日出生）爬上其自家附近的荔枝树上采摘荔枝，期间树叶几次有明显晃动。该荔枝树位于城厢区门前空地的中间位置，南侧临公共停车位，该停车位北、东、南侧为水泥围墙，西侧为出入口。郑吓英系从停车位北侧围墙爬上荔枝树。5时51分35秒，朱梅珠拿着一根约5.2米长的自制竹竿和一个水桶也来到该荔枝树下，站在停车位北侧围墙处的东北侧用竹竿在树枝间拨弄十下左右，期间荔枝树没有明显晃动。5时52分20秒，荔枝树突然剧烈晃动，郑吓英随同一袋荔枝、树枝从树上掉落在停车位内，后经医生确认已当场死亡。2018年7月4日，郑雪敏向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提出控告，同日，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刑侦大队对事发现场进行勘验，血泊位于停车位内距离西侧出入口1ｍ，距离北侧墙面1ｍ处，在血泊正上方为荔枝树一分支树干，该分支树干距离地面约5ｍ，在分支树干上发现一塑料袋。2018年7月24日，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作出莆公城（凤凰山）不立字【2018】00006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郑雪敏于2018年7月4日提出控告的郑吓英从荔枝树上坠落死亡系受他人行为因素影响，经审查认为因本案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决定不予立案。另查明，郑国伟系郑吓英的丈夫，郑雪敏系郑国伟、郑吓英之子，郑贞系郑国伟、郑吓英之女，郑吓英的父母均已去世。郑国伟、郑雪敏、郑贞要求朱梅珠赔偿其相应经济损失致讼。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法律规定，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一般应当包括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及主观过错三个方面。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受害人应就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及该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涉案荔枝树属于无人管理，双方擅自采摘的行为主观上并无过错。由于拍摄角度及树叶遮挡原因，视频无法直接体现郑吓英系因朱梅珠的行为而坠落，对朱梅珠的行为与郑吓英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能根据视频内容进行分析判断。根据视频画面及公安机关的现场勘察笔录，朱梅珠用竹竿拨弄荔枝时站立位置与郑吓英在荔枝树上的位置有一定的距离，画面显示其举着竹竿拨弄荔枝的方向并非郑吓英所处的方向。荔枝一般生长在树梢，用竹竿拨弄方式要把荔枝打下来，竹竿的着力点也应是在树梢，郑吓英在树上采摘，应是站在有一定承重条件的较粗的树干上。朱梅珠用竹竿拨弄荔枝期间树枝并无明显晃动，说明拨弄的力度不大，且树上枝条交错，竹竿拨弄荔枝时影响甚至震动到郑吓英的可能性较小。故郑国伟、郑雪敏、郑贞主张朱梅珠拨弄树枝的行为与郑吓英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依据及理由不足，不予采信，其请求朱梅珠赔偿相关经济损失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郑国伟、郑雪敏、郑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01元，由郑国伟、郑雪敏、郑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郑国伟、郑贞、郑雪敏向本院提供（2018）闽0302民初4633号开庭笔录复印件，欲证明朱梅珠在第一次庭审时进行虚假陈述，具体包括1、在第6页，被上诉人称其用竹竿拨弄荔枝外围；2、在第7页，被上诉人称两家不存在建房方面的纠纷；3、在第8页，被上诉人称其不知道郑吓英在树上。朱梅珠的以上陈述与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相互矛盾。在案发后5日民警对朱梅珠进行询问，在该笔录第3页朱梅珠称其拿竹竿打荔枝，而非拨弄外围；在该笔录第3页，被上诉人承认在敲打荔枝树前已看到郑吓英在树上摘荔枝；在该笔录第5页，被上诉人称曾因盖房子的事和郑吓英吵过架。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进行虚假陈述，故意隐瞒案件事实，企图掩盖自己的重大过错，逃避其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朱梅珠称，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首先，该笔录不属于新证据。附条件质证：1、被上诉人在当时确实用竹竿拨弄荔枝，而非打，因为用打的话会导致荔枝损坏，达不到摘荔枝的目的。2、被上诉人在笔录当中确认是有看到郑吓英在树上，因为笔录是事发几天后制作的，因此对于看到这个事实是比较清楚的。本案被上诉人并没有虚假陈述。本案相关事实应当结合视频及案发现场来进行判断。本院审查认为，上述笔录系本案第一次一审开庭笔录，不属于“新证据”范畴，且从内容审查不能证实本案案发时的事实经过。 经审理查明，郑国伟、郑贞、郑雪敏对原审查明的“5时51分35秒，朱梅珠用竹竿在树枝间拨弄十下左右，期间荔枝没有明显晃动，5时52分20秒，荔枝树突然剧烈晃动，郑吓英随同一袋荔枝、树枝从树上掉落”有异议，三上诉人主张1、被上诉人系敲打树枝，而非拨弄。2、根据案发时的视频显示，被上诉人共计敲打树枝十五次以上，而非十下左右。3、根据案发时的视频显示，被上诉人用竹竿敲打树枝期间，荔枝树有明显的晃动。朱梅珠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郑国伟、郑贞、郑雪敏的上述异议实系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在下节中作分析认定。 根据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以及法庭询问调查等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朱梅珠对郑吓英的死亡后果是否具有过错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本院认为，从监控视频审查，郑吓英采摘荔枝期间，时有路人经过往荔枝树上望，结合郑吓英的体形、荔枝树的大小，郑吓英在树上应该较易被发现。案发当日视频时间5时44分44秒左右朱梅珠提着水桶在自家门口左侧抬头望荔枝树，持续时间有数十秒。观望后，提着水桶走到第二坎水泥墙，视频时间5时45分06秒开始至18秒左右，持续仰望荔枝树。结合前述分析及公安机关对朱梅珠所作的讯问笔录中朱梅珠的陈述、朱梅珠在荔枝树下手持竹杆拨弄荔枝时长半分钟余的情形，朱梅珠用竹杆拨弄荔枝树时应当已经发现郑吓英。从监控视频审查，在朱梅珠拿着竹杆来到荔枝树下前，郑吓英半小时采摘荔枝的过程中，荔枝树曾出现多次比较剧烈的晃动，剧烈晃动时郑吓英的动作幅度应该较大。5时51分42秒左右朱梅珠开始拨弄荔枝树，拨动了十来下，时长近40秒，在郑吓英掉落前，树枝未出现剧烈晃动。在郑吓英掉落前一秒树枝剧烈晃动，随后袋子落下、郑吓英随同坠落。根据视频画面及双方提供的荔枝树照片、公安机关的勘察笔录，朱梅珠拨弄荔枝站立位置与郑吓英采摘荔枝的位置有一定距离。原审对“朱梅珠拨弄荔枝可能的着力点及郑吓英采摘荔枝身体的着力点”的分析符合日常生活经验、逻辑，在三上诉人未能提供进一步证据证实郑吓英跌落确系受朱梅珠影响的情形下，上述视频对朱梅珠负有过错及与郑吓英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明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郑国伟、郑雪伟、郑贞要求朱梅珠赔偿损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郑国伟、郑雪伟、郑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1元，由上诉人郑国伟、郑雪伟、郑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艳艳 审判员  易胜晖 审判员  邱园园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林 烟 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