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李锋，男，1989年10月2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小燕，女，1988年3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月蓉，江苏熠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前述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宇，江苏熠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前述二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东路9号国泰东方广场1001室。法定代表人:徐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建，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舜州，江苏吴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李锋、周小燕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9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李锋、周小燕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祥盛房地产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我方支付给祥盛房地产公司的款项是否为案涉商品房的交易价加上增值税款，一审认定争议焦点有误。二、一审混淆了案涉商品房总价和含税房价的概念。双方合同中明确约定增值税款由我方承担，那么合同中约定的“案涉商品房总价”实际为含税房价，不含税总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涉商品房房价。增值税是根据不含税总价乘以11%的税率得出，而非一审认定的根据含税房价倒推得出。双方在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案涉商品房总价、增值税率和增值税款，所以对于我方来说案涉商品房总价是恒定不变的。对此，祥盛房地产公司解释为为了少缴印花税而将总价与增值税款分开没有任何依据。一审法院采取的倒推方式明显不合理。三、我方一审中并未主张过“降税即降价”，一直主张的是房屋交易价不变。四、一审法院认为祥盛房地产公司缴纳增值税与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履行无关，是忽略了案涉买卖中增值税款由我方承担的事实。我方是增值税的实际承担者，一审法院认为增值税率调整与我方无关，未给我方造成损失是不当的。五、从祥盛房地产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看，其计算的增值税款并非按照合同约定的商品房总价9%得出，而是在合同含税价基础上再一次倒推计算。这种计算方法导致商品房总价的提高，与原合同约定不符，导致祥盛房地产公司单方面提高了案涉商品房总价，变更了合同，导致我方不仅多承担了增值税，也多承担了房价，有悖于诚信原则。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我公司是否应返还因增值税率下调而产生的税款差额，对此我公司认为不应当返还。一、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计价方式为建筑面积*单价，因此，除面积差异原因外的总房款为固定总价，增值税税率是否调整对总房价金额没有任何影响。补充协议的合同约定和计价方式不符合商品房买卖交易的惯例和常识，其中虽然没有再次强调、罗列房屋总价，但也未对合同中的总价和计价方式进行变更。我公司一审中作出的解释合乎情理法，且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开发商，此次税率下调目的在于减轻纳税义务人的负担，与合同相对方即购房人无关。三、司法实践中购房人的主张也未得到支持，应保持裁判尺度的统一。陶李锋、周小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审被告按照合同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1324953.15元、税额145744.85元、税率11%，总价1470698元)；2.判令原审被告退还32079.64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19日，陶李锋、周小燕（乙方、买受人）与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陶李锋、周小燕购买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茗悦华庭24幢304室，建筑面积为137.57㎡。合同第五条计价方式与价款约定：出卖人与买受人按照下列方式计算该商品房价款，计价方式为建筑面积，单价为10690.54元/㎡，商品房总价为1470698元，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总房价款为含增值税价。双方又在补充协议第十四条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1324953.15元，增值税为145744.85元（税率为11%），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为1470698元。双方同时还对其他条款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陶李锋、周小燕向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了购房款1470698元。2019年7月6日，周小燕签署了楼宇交接表，收取了约定房屋。因增值税税率下调，2019年7月6日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陶李锋、周小燕开具了数量为137.05㎡，单价为9845.0508587元/㎡，金额为1349264.22元，税率为9%，税额为121433.78元，价税合计为1470698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以上事实，由当事人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楼宇交接表、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在于：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否返还陶李锋、周小燕因增值税率下调而产生的税款差额？陶李锋、周小燕认为，买卖合同中关于价款的约定第5条和补充协议第14条第1点可以看出双方明确约定了陶李锋、周小燕交付给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总款项包括房子的销售价格和增值税款两部分，增值税是指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税，而价外税是指税金作为价格之外附加的税，税款不包含在商品价格之内，根据税制原理，价外税税收的变动不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和企业的利润，税收透明度高，税收负担转嫁明显。本案中，双方明确约定增值税转嫁给陶李锋、周小燕承担，造成了增值税纳税人和增值税承担人的分离，在新政的影响下，因税率的变动造成的法律后果应由陶李锋、周小燕承担，因此合同固定的是房子的销售价格，并不包括增值税，作为价外税的增值税的税率从11%降为9%，降税的法律后果也应由陶李锋、周小燕承担。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明确案涉商品房在不考虑面积差异的情况下为固定总价交易，案涉商品房的总房价款等于合同约定单价乘以建筑面积，双方并无降税即降价的约定，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年4月1日生效）之规定开具税率为9%的发票，于法有据，符合最新税收及税率政策。按照相关规定，其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其并未将增值税缴纳义务转嫁给陶李锋、周小燕，即使税率调高，其也无合同或法律依据要求陶李锋、周小燕补交相应款项。除此之外，根据增值税的流转属性，税率下调并不意味着对应的款项自动转化为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利润，即使其不在合同中写明增值税多少，在实际纳税过程中其也应当按照国家税收政策依法缴纳增值税。双方之所以在补充协议第十四条写明增值税率，主要是根据税务机关实际要求，印花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确定计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和增值税分开注明的，按不含增值税的合同金额确定印花税的计税依据，未分开注明的则按照合同所载金额为计税依据，该条约定与陶李锋、周小燕无关。商品房买卖合同交易为固定总房价款，总价款的约定是合同的重要内容，双方不得随意变更，假设依据陶李锋、周小燕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则计算结果将突破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总房价款，案涉房屋总价在没有法定或约定依据的前提下，不应随意调整，否则不利于交易的稳定性，也不符合商品房销售价格明码标价、一房一价的政策要求，故其不应退还税款差额。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案涉商品房的计价方式及影响案涉商品房总价的因素，首先，双方在主合同中明确案涉商品房总价的计价方式为房屋建筑面积×单价，并以此计算出案涉商品房总价，补充协议第十四条载明的不含税总价及税款也是由主合同约定的商品房总价结合11%的增值税税率计算得出。除此之外，双方在合同中并无其他有关房屋总价计价方式的约定。陶李锋、周小燕认为案涉商品房的计价方式为补充协议第十四条约定的房屋不含税总价加增值税税款，与商品房买卖交易惯例不符，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该条的本意也作出了合理解释，且在未确定房屋总价的前提下，不含税总价及增值税税款也无从得出，陶李锋、周小燕的主张不符合常理；其次，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除在第六条及补充协议第四条中对面积存在差异时如何结算房屋价款外，并无有关房屋总价变动的其他约定，陶李锋、周小燕主张“降税即降价”无合同依据。故案涉商品房的计价方式为房屋建筑面积×单价，影响商品房总价的也即房屋建筑面积及单价两项因素，在该两项因素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下，双方约定的案涉商品房总价不应发生变更，增值税税款的减少亦不能导致案涉商品房总价的减少。关于陶李锋、周小燕认为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认为，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增值税纳税人，缴纳增值税系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税务机关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与双方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没有关联，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增值税率下调而获益具有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依据，该获益也未造成陶李锋、周小燕的任何损失，故陶李锋、周小燕认为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构成不当得利亦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陶李锋、周小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1元由陶李锋、周小燕负担。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陶李锋、周小燕与祥盛房地产公司2017年11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作为合同附件的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案涉合同第五条及补充协议第十四条均约定商品房总价为1470698元，陶李锋、周小燕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和付款方式支付相应价款，祥盛房地产公司也向陶李锋、周小燕交付房屋。现因为交房时增值税税率较签约时有所下降，双方因此对购房人应付的价款产生争议，引发本案诉讼。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增值税税率的调整是否会对购房人陶李锋、周小燕应承担的商品房总价款产生影响。陶李锋、周小燕认为，根据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其为获得案涉房屋应支付的对价为房屋不含税价格加上以不含税价格为基础乘以税率计算得出的增值税款，签约时增值税税率为11%，但根据祥盛房地产公司最终开具的发票，增值税按照税率9%计算，故增值税税率调整会对其应付对价产生影响，其多支付的房款应由祥盛房地产公司退还。祥盛房地产公司认为，双方合同中约定的房价系按照建筑面积*单价计算出的固定总价，在补充协议中将总价区分为不含税价格及增值税款系为了减少印花税，增值税税率的调整是国家对纳税企业的优惠政策，对购房人应付房屋价款并无影响。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商品房交易属于大宗财产买卖，双方在交易时对商品房价格或者计价方式进行固定，符合商品房交易惯例，也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案涉合同中，双方明确约定涉案房屋价款的总金额为1470698元,计算方式则是建筑面积乘以约定的单价而得出。结合该计价方式以及双方合同中关于面积确认和面积差异处理的约定，可知建筑面积是唯一会对商品房总价款产生影响的因素。其次，虽然双方在补充协议中载明了不含税房价、增值税税款和税率，但结合祥盛房地产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时载明的房价、增值税税款、税率情况来看，不含税房价及增值税税款是在固定商品房总价款的基础上结合增值税税率分别推算得出，而非陶李锋、周小燕所述通过固定不含税房价的方式进行计算。因此，补充协议的约定是在固定商品房总价款的前提下，对适用税率的一种列明方式,并非对商品房价格或者计价方式的变更。无论是合同还是补充协议中，均没有约定税率调整会导致房屋价款变更或者房屋价款可随国家政策的调整而发生变更。最后，祥盛房地产公司作为商品房开发商,销售了案涉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缴纳相应增值税，而增值税税率的增减以及税额的变化,均是祥盛房地产公司作为纳税义务人应承担的商业风险。在固定商品房总价款的情况下，如果增值税税率调高，开发商无权向购房人提高房价；同理，如果增值税税率调低，购房人也无权主张开发商降低房价，这样更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也有利于商品房交易市场的秩序稳定。购房人陶李锋、周小燕并不承担增值税税率变化带来的风险，补充协议的约定并不会导致增值税义务完全转嫁给购房人。综上所述，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并不会对案涉商品房的总价款产生影响，陶李锋、周小燕要求祥盛房地产公司退还价款于法无据，不应支持。综上，上诉人陶李锋、周小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2元，由上诉人陶李锋、周小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锋审判员  赵东审判员  周红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孙贞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