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26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望城县国梅农庄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村军田坪组。法定代表人：谭贺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月圆，女，199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涟源市，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青峰，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明利，男，196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辉，湖南谛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钢，湖南谛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国梅，女，1968年6月18日出生，土家族，住长沙市开福区。上诉人望城县国梅农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梅农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明利、原审第三人王国梅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9）湘0112民初1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梅农庄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2019）湘0112民初1902号民事判决；2.请求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的投资款为2913000元，利息为3204300元；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事实和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仅依借据、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一张367.8万元的借条，没有任何银行转账凭证，第三人王国梅当庭表示，该借条是2011年11月4日前借款的总结算。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同时写明了借条以及2011年11月4日前发生的款项。但是一审法院也认可《协议书》中有很多矛盾条款，而且借条涉及金额巨大，被上诉人当庭表示没有任何凭证，均为现金支付，上诉人认为不符合常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等方面的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4条的规定，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刘明利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是基于被上诉人刘明利是公司的投资人、法人、股东身份以及出借和垫付法律关系而认定，而借条367.8万元的组成和当庭查明的事实是垫付各项款项经结算后出具的借条，包括公司的经营支出、工资、工程款等组成。案由为民间借贷是基于整个案件事实综合认定，而不是单笔借条而作出的事实认定。而双方就该笔借条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借贷关系而系投资、垫付法律关系，所以不适用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首先，关于367.8万元借条，被上诉人已向法庭提供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协议书》，同时提供了上诉人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王国梅签字的借条，在一审中王国梅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出庭参与了诉讼，并详细地阐述了借条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并有多名证人在场见证下订立，对结算后367.8万元当庭予以认可，故一审认定并无不当。其次，本案被上诉人已尽到举证义务，上诉人提出上诉辩解并无证据予以证实，同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议书》结算依据的是望城县国梅农庄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凭证，而该证据为上诉人所持有而拒不向法庭提供，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由持有方提供证据，否则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367.8万元并无不正。再次，关于被上诉人290万元款项，一审法院本院认为的事实，第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后，又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并附有《王国梅欠刘明利款项明细表》且双方签字盖章，一审本院予以支持，故被上诉人对所认定的事实，理由充分并无不当。刘明利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国梅农庄公司立即偿还刘明利投资款1131.8万元，利息1244.98万元（暂计算自2013年12月30日起至2018年7月30日止，利息按月息百分之二计算），判令至清偿之日止；2.由国梅农庄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受理费160639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238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明利与国梅农庄公司、第三人王国梅自2011年来持续有资金往来，资金接收方是国梅农庄公司与第三人，但该资金用途主要是刘明利对国梅农庄公司项目的投资和代为垫付资金等。2013年4月27日，甲方刘明利与乙方国梅农庄公司（王国梅）签订《协议书》，载明：“甲方为确保之前因此为乙方支付的投资款和帮乙方代付垫付的各项款项能及时收回，与乙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不再向乙方作后续投资…其之前已付乙方的投资款和代乙方垫付的各种款项（见附表），按月息2.4%计息，由乙方连本带息一次性还给甲方；……三、甲方在乙方公司中持有的股份21%继续持有，其收购此股份的股份收购款计人民币63万元整，乙方同意从此前甲方支付给王国梅的投资款中抵扣。四、甲方的总投资款为1304.8万元……；五、甲方总投资款减去甲方应付王国梅的股份收购款63万元，余额为1241.8万元，由乙方在2013年12月30日之前连本息一次还清……；八、违约责任：本协议之约定甲、乙双方共同遵守，不得违约，如果违反本协议的任意之条款，处违约金为本合约总额的10%，另如乙方延期还款给甲方，则按未还款总额的1.5%每天计算逾期滞纳金。”《协议书》落款甲方处由刘明利签名，乙方处由王国梅签名并加盖国梅农庄公司公章，其附件《王国梅欠刘明利款项明细表》亦加盖了国梅农庄公司公章，明细表上载明了欠款时间、内容及金额。《协议书》签订后，国梅农庄公司未按期履行偿还义务，刘明利于2014年、2016年两次授权张正凯代为办理与国梅农庄公司及王国梅的相关债权债务事宜，张正凯也曾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国梅农庄公司亦委派陈林与张正凯多次商谈，均未果。2018年6月1日，陈林出具收条一张，明确表示收到刘明利代理人提供的王国梅借条及相关文件一册。一审法院另查明，王国梅诉刘明利、第三人国梅农庄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作出(2016)湘0112民初30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王国梅的诉讼请求；王国梅不服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湘01民终68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还查明，国梅农庄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14日，王国梅时任法定代表人兼股东。2011年11月3日，王国梅与刘明利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名下国梅农庄公司21%的股份以金额63万元转让给刘明利；次日，国梅农庄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明利，2012年2月13日再次变更为王国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刘明利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本案案由问题；2、刘明利主张国梅农庄公司支付投资款及利息的事实和法律依据；3、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分别评析如下：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刘明利之前系国梅农庄公司的法人，持有国梅农庄公司股权，但其对国梅农庄的投资实际属于资金的出借和垫付，在双方的《协议书》及后附欠款明细表中也认可刘明利为国梅农庄公司垫付资金的行为，故本案实际系民间借贷纠纷。关于刘明利主张国梅农庄公司支付投资款及利息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事实查明部分已经阐述刘明利、国梅农庄公司间签订的《协议书》存在矛盾之处，虽有双方签字、盖章，但不能以此作为具体款项的认定依据，故一审法院将对款项明细表中的各项资金予以一一评析：第一，刘明利主张2011年9月27刘明利代王国梅付新宇工程款50万、2011年9月30日王国梅借款50万、2011年10月25日代王国梅付王裕足土地款10万元、2011年11月1日代王国梅付李宁装修款5万元。这几笔款项共计115万元，刘明利、国梅农庄公司双方对具体金额及借款事实均不持异议，故对刘明利针对这几笔款项要求偿还本金的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二、刘明利主张2011年10月10日王国梅欠款160万元、2011年11月1日代王国梅付王裕足土地款154万元、2011年11月7日王国梅借款36万国梅农庄公司庭审中辩称实际收到的且有证据证明的金额分别是80万元、77万元、18万元。根据刘明利提供的转账凭证与存取款凭证，能够验证的金额分别为80万元、77万元、18万元。刘明利称部分款项系现金支付，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刘明利针对这几笔款项要求偿还本金的诉求，一审法院依法分别予以支持80万元、77万元、18万元，合计175万元；第三，针对刘明利主张2011年10月9日代王国梅付蔡忠材料款1.3万元，国梅农庄公司表示不予认可。刘明利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由案外人蔡忠签字出具的《领据》，载明为购材料领到人民币壹万叁仟元，故对此款项本院予以支持；第四、刘明利主张2011年11月4日王国梅借款367.8万元,第三人王国梅当庭表示予以认可,刘明利亦出示由王国梅亲自书写的借条,故对该笔借款,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关于此笔款项的具体内容，第三人王国梅辩称是对2011年11月4日之前借款的总结算。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向刘明利出具该借条之后，又与刘明利签订《协议书》，对刘明利向国梅农庄公司投资以及代为垫付资金的各类款项进行了债权债务结算，并后附《王国梅欠刘明利款项明细表》，且双方签字、盖章。双方再次明确的债权债务的结算中既写明了367.8万元的借款，同时也写明了2011年11月4日之前的其他款项。如果367.8万元的性质如第三人所述是对之前所有债权债务的总结算，却又在明细表中对借条之前的款项再次计算，与常理不符。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笔借款与刘明利主张的2011年11月4日之前的其他款项之间没有关联，是独立的一笔借款，借款金额为367.8万元。故对刘明利针对此款项要求国梅农庄公司偿还本金的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五，对刘明利提出代案外人刘建乐、徐子茹向王国梅主张债权的问题，刘明利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案外人刘建乐、徐子茹已经将债权转让给刘明利，故刘明利并非此两项债权的当事人，无权向第三人主张债权，对刘明利该项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刘明利主张的其他款项，国梅农庄公司与第三人均表示不予认可，刘明利仅向一审法院出示收条，且未提供其他可验证刘明利确已支付相应款项的证据，属举证不力，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支持的刘明利、国梅农庄公司之间的债权金额合计为659.1万元（115万元+175万元+1.3万元+367.8万元=659.1万元），同时，按双方约定扣除刘明利应支付给第三人王国梅的股权收购款63万元后，债权总金额为596.1万元。关于逾期还款的利息。刘明利、国梅农庄公司在《协议书》中约定还款期限为2013年12月30日之前，并在第一条约定甲方已付乙方的投资款和代乙方垫付的各种款项按月息2.4%计息，在第八条约定违约方处违约金为本合约总额的10%，如延期还款则按未还款总额的1.5%每天计算逾期滞纳金，此系双方自由意志的表示，但因协议约定的计息利率高于国家规定上限，刘明利自愿调整为月息2%，与法不悖，予以支持。经计算，自2013年12月30日至2018年7月30日利息为6557100元（5961000元×月利率2%×4年7个月），故对刘明利主张国梅农庄公司支付逾期利息1244.98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自协议书约定的还款到期之日即2013年12月30日起计，刘明利曾于2014年、2016年委托张正凯与国梅农庄公司商谈债权债务事宜，也曾向公安机关求助，为其积极主张权利的体现，国梅农庄公司亦于2018年6月18出具收条表明收到债权人权利主张的通知，造成诉讼时效中断，故对国梅农庄公司关于刘明利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刘明利主张国梅农庄公司支付保全担保费2.38万元的诉讼请求，因此费用并非诉讼必要支出费用，且双方未对此进行约定，无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望城县国梅农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明利投资款5961000元，并支付自2013年12月30日至2018年7月30日的利息6557100元（此后利息以5961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刘明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63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65639元，刘明利负担63730元，望城县国梅农庄有限公司负担101909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1.案涉《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甲方的总投资款为1304.8万元（其中：付王国梅为1053.8万元，代付工程款为50万元，代付王裕足用地收购款为164万元，代付李宁先生装修材料款为210万元，代付蔡忠先生装修材料款为37万元。）”，各分述投资额相加为1514.8万元，与投资总额1304.8万元不一致，亦与后附的《王国梅欠刘明利款项明细表》中各项明细相加总额1303.3万元不一致。2.2011年11月4日的借条载明：“国梅农庄借刘明利款项3678000元整，借款人：国梅农庄，审核人（法人）王国梅”，国梅农庄公司在借款人处进行了签章，王国梅在审核人处进行了签字。3.王国梅于2011年11月3日之前持有国梅农庄公司90%的股权，之后持有其69%的股权。国梅农庄公司、王国梅在二审中对一审认定的367.8万元以外的其他款项291.3万元予以认可。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判令的款项是否应由国梅农庄公司偿还。本案的诉争的投资款及垫付款总额由国梅农庄公司在上诉过程中无异议的291.3万元以及提出异议的367.8元组成，因国梅农庄公司对该291.3万元投资款及相应利息的计算并无异议，视为对一审法院判决对应款项应由国梅农庄公司向刘明利偿还的认可，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国梅农庄公司提出异议的367.8万元投资款，国梅农庄公司认为该笔款项系双方对2011年9月27日至2011年11月1日发生的明细表中其他款项的总结算且该笔款项没有银行流水，属于2011年11月4日之前发生款项的总结算款，不属于独立的一笔借款。刘明利认为上述款项系其为国梅农庄公司垫付的包括经营支出、工资、工程款等，王国梅也阐述了该借条的形成原因和经过，现场见证人也到庭进行了说明，作为《协议书》结算依据财务会计凭证亦为国梅农庄公司持有，属于一笔独立的借款。本院从案件现有证据、交易习惯、举证责任方面对该款项的性质进行分析：从本案现有的证据看，《借条》中王国梅签字的前方标识了“法人”字样，宜认定《借条》形成于王国梅担任法定代表人时。落款时间为2011年11月4日的《借条》载明国梅农庄公司借刘明利款项367.8万元，落款时间为2013年4月27日的《协议书》和附件《王国梅欠刘明利款项明细表》再次确认2011年11月4日借款367.8万元，上述文件均有王国梅、国梅农庄公司的签字或签章确认。《借条》中的未载明该笔款项系双方之前发生的款项的总结算，《协议书》以及附件《王国梅欠刘明利款项明细表》载明上述367.8万元为一笔与其他款项有明显区分的独立款项。国梅农庄公司上诉称该笔款项为2011年11月4日之前的借款总额，但根据《王国梅欠刘明利款项明细表》载明的2011年11月4日之前的相关款项数额之和与367.8万元明显不符且差额较大，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从交易习惯看，刘明利虽未能提交案涉367.8万元的交易流水，但刘明利一直存在为国梅农庄公司垫付相关款项的事实，从当时的社会发展、经济状况、生活习惯等考虑，亦存在较为普遍的非转账支付款项的现象，故刘明利主张该笔367.8万元系其陆续替国梅农庄公司垫付的经营支出、工资、工程款等不悖情理，亦符合既有的交易惯例。且经过了时隔一年多的《借条》《协议书》以及附件《王国梅欠刘明利款项明细表》两份文件的再次确认。在2013年4月27日签订《协议书》后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刘明利多次向国梅农庄公司催收相应款项，国梅农庄公司却从未提出异议，有悖常理。从举证责任看，本案涉及的相应款项理应记载于国梅农庄公司的财务记账凭证中，国梅农庄公司作为财务凭证的制作方和保管方，对案涉财务凭证的提交负有举证责任，但国梅农庄公司至今未能提供该时间段的财务记账凭证，也未能提供相应的其他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基于上述分析，无法确定案涉367.8万元与刘明利主张的2011年11月4日之前的其他款项存在关联，该款项宜认定为独立的一笔款项，款项金额为367.8万元。一审法院判决由国梅农庄公司偿还该款项及支付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国梅农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605元，由望城县国梅农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廖雯娜审判员 孟宝慧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尹华东书记员李能峰附案件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