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7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桂先，男，1965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忠平，重庆尚可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先立，男，197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宁陵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家琼，女，196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应权，男，196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家琼（吴应权之妻），住重庆市梁平区。上诉人肖桂先因与被上诉人石先立、吴应权、徐家琼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5民初37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桂先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吴应权、徐家琼返还肖桂先鞭炮纸筒饼32205个或折价赔偿94320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吴应权、徐家琼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石先立与吴应权构成加工承揽关系错误，双方应为买卖关系。本案是肖桂先而非石先立向吴应权提供鞭炮纸筒，三方没有约定由肖桂先代石先立提供，因此肖桂先与吴应权形成买卖关系。肖桂先在前诉中已经明确其与石先立不存在买卖关系，一审认定石先立与吴应权构成加工承揽关系，导致肖桂先的权利无法主张。2、无论吴应权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占有鞭炮纸筒，均应承担返还原物的责任，不能返还则应折价赔偿。本案事实上是吴应权向石先立提供成品鞭炮，石先立支付货款，该货款包含了鞭炮纸筒价款。肖桂先与石先立不存在买卖关系，与吴应权存在买卖关系，肖桂先交付鞭炮纸筒是履行买卖合同义务。在此情况下，吴应权应向肖桂先支付货款而未支付，其应返还原物。3、无论肖桂先与石先立、吴应权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都不能否认本案给付内容，至少有一方应承担给付义务。综上，肖桂先与吴应权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石先立与吴应权亦存在买卖关系，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改判。吴应权、徐家琼共同辩称，其与石先立签订《购销鞭炮协议书》，为石先立加工生产鞭炮。协议书明确约定由石先立提供鞭炮纸筒，并按7.2元/个的单价支付加工费。吴应权出具的收货凭据载明，鞭炮纸筒款由石先立支付。该凭据有当事人和在场人签字确认。一审查明吴应权、徐家琼代石先立收受鞭炮纸筒，定性准确。梁平区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认定肖桂先与吴应权、徐家琼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综上，一审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维持。石先立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肖桂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石先立、吴应权、徐家琼向肖桂先返还鞭炮饼32205个（或折价款94320元），诉讼费由石先立、吴应权、徐家琼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2016)渝0228民初1770号民事判决、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2民申121号民事裁定确认，吴应权、徐家琼系夫妻，二人以徐家琼的名义于2011年入伙梁平县渝东烟花爆竹厂，之后，吴应权一直以该厂名义，通过该厂E车间对外从事鞭炮的生产、销售等事务。2012年，案外人孙泽雄得知石先立欲购买成品鞭炮，便将其介绍给吴应权。同年11月30日，案外人孙泽雄将石先立带至吴应权处三方一起协商此事，吴应权代表梁平县渝东烟花爆竹厂与石先立代表的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烟花爆竹公司签订了一份名为《鞭炮购销协议书》的合同，约定由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烟花爆竹公司负责提供报纸炮筒交由梁平县渝东烟花爆竹厂加工成成品鞭炮，再由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烟花爆竹公司购回，同时，三方口头约定，由案外人孙泽雄负责找人生产纸筒饼替石先立提供给吴应权加工，待吴应权将加工后的成品交付给石先立并收到货款后，由吴应权从中将纸筒饼款支付给案外人孙泽雄。此后，案外人孙泽雄找到肖桂先及案外人许开伍一起生产纸筒饼，陆续运至吴应权处。2013年期间，吴应权陆续将三货车的成品鞭炮交付给石先立，并在收到货款后将部分纸筒饼款支付给肖桂先及案外人孙泽雄、许开伍。2014年5月28日，经吴应权与肖桂先结算后，吴应权于当日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肖桂先报纸并32205个×每并4元，共计货款128820元，下余货款94320元，大写（玖万肆仟叁佰贰十元整），此款由石先立付款报纸并货款”，同时吴应权在收货人处签名捺印，肖桂先在供货人处签名捺印。2016年4月8日肖桂先以与吴应权及案外人徐小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吴应权未支付货款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给付货款94320元及资金占用费2000元。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肖桂先以买卖合同纠纷提起诉讼，而吴应权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应当由肖桂先就买卖合同的签订和生效的事实举示证据，肖桂先举示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吴应权方签订过书面协议或达成过口头合意；同时根据肖桂先提交的《收据》所载明的“此款由石先立付款”以及吴应权提交的《鞭炮购销协议书》中“报纸炮筒由甲方（石先立一方）提供”的约定，能够推断出，吴应权没有向肖桂先购买纸筒饼的意思表示，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故无法认定肖桂先与吴应权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肖桂先请求吴应权、徐小琴支付纸筒饼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于2016年8月13日作出(2016)渝0228民初1770号民事判决：驳回肖桂先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肖桂先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7年9月12日作出（2017）渝02民申121号民事裁定：驳回肖桂先的再审申请。吴应权在收据中注明“（扣除不合格产品4仟至5仟个并，按装车实际数为准）”。吴应权在收到肖桂先及案外人孙泽雄、许开伍交付的鞭炮饼纸筒后，加工成品鞭炮运到石先立处，因石先立未付款，吴应权后到石先立处运回部分鞭炮成品。后因整顿烟花爆竹企业，梁平县渝东烟花爆竹厂政策性关闭，库存的成品及相关材料进行了销毁处置。肖桂先分别于2017年4月13日、2018年1月2日以石先立、吴应权、徐家琼及案外人徐小琴为被告，提起买卖合同纠纷民事诉讼，又分别于2017年8月21日、2018年7月10日自愿撤回起诉。肖桂先在2018年1月2日提起的诉讼中，明确表示与石先立没有发生买卖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石先立、吴应权签订的《鞭炮购销协议书》，其实质为加工承揽合同，即由石先立提供鞭炮纸筒，吴应权加工为成品鞭炮；肖桂先向吴应权交付鞭炮纸筒，属代石先立履行合同义务，交付后肖桂先不再享有该鞭炮纸筒的物权，吴应权依《鞭炮购销协议书》的约定占用鞭炮纸筒并无不当；肖桂先在前诉中明确表示与石先立没有发生买卖关系，在本案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石先立间属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且石先立、吴应权间的加工承揽合同与本案各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不宜一并审查处理。据此，肖桂先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肖桂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8元，由肖桂先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石先立与吴应权签订的《购销鞭炮协议书》约定由石先立负责提供鞭炮纸筒，在装车时付清每车货款。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2016）渝0228民初1770号民事判决确认：吴应权、石先立、孙泽雄口头约定，由孙泽雄负责找人生产纸筒饼替告石先立提供给吴应权加工，待吴应权将加工后的成品交付给石先立并收到货款后，由吴应权从中将纸筒饼款支付给孙泽雄。此后，孙泽雄找到肖桂先和肖桂先一起生产纸筒饼，陆续运至吴应权处。而二审中肖桂先对《购销鞭炮协议书》中约定由石先立提供鞭炮纸筒并支付货款的事实不持异议，且三方对2013年的三车货款也是按此约定履行的。上述事实表明，石先立与吴应权之间构成加工承揽关系，石先立是定作人，负责提供鞭炮纸筒饼；吴应权是加工人，负责将鞭炮纸筒饼加工为成品鞭炮；肖桂先将其生产的鞭炮纸筒饼提供给吴应权的行为，是替石先立交付鞭炮纸筒饼，故吴应权、徐家琼占有案涉鞭炮纸筒饼的根据是加工承揽关系，该占有系有权占有。故肖桂先主张由吴应权、徐家琼返还原物或者折价赔偿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肖桂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58元，由上诉人肖桂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迪云审 判 员 铁晓松审 判 员 何 洪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 松书 记 员 章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