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陕71行再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陕西省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西安市。   法定代表人徐立，局长。   委托代理人逯华，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齐志杰，该局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新户，男，汉族，1958年8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市工行家属院。   原审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住所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负责人张宏亮，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贞锋，该分行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孙胜男，该分行工作人员。   原审上诉人郭新户与原审被上诉人陕西省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省社保局）工龄认定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陕71行终486号行政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陕行申586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郭新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被告陕西省社会保障局2017年8月8日对原告出具的《陕西省行业企业参保职工档案信息审核表》中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2.判决被告对原告参加工作时间重新作出认定;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郭新户系第三人工行渭南分行工作人员，1980年12月渭南地区劳动局审批同意郭新户接替其父郭炳贵工作。2017年原告郭新户申请退休，第三人工行渭南分行预审后认定原告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1974年8月，视同缴费年限19年5个月。被告省社保局在《陕西省行业企业参保职工档案信息审核表》中，认定原告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1980年12月，视同缴费年限13年1个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郭新户随母下放到农村，年满16周岁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时间，能否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待遇计算工龄。根据劳人培（1985）23号《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XX乡XX队之日算起。工龄起算的时间可以由原插队知识青年现在的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单位，根据本人档案中履历表和其他有关材料填写下乡日期审定。”该文件又规定，在1962年至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后，在工龄计算上可以仿照上述办法处理。该文件旨在对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下来的特殊问题（知识青年的工龄）予以较为妥善的解决。该文件明确适用的主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或“在1962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即明确界定了可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的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原告无证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且原告在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且劳人培（1985）23号文件未对“文革”前随父母迁往农村年满十六周岁子女能否按知青对待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故被告依据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文件作出对原告参加工作时间认定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综上，原告郭新户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新户的诉讼请求。   郭新户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8）陕7102行初2220号行政判决，发回重审或者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2、请求法院判决撤销陕西省社会保障局2017年8月8日对上诉人出具的《陕西省行业企业参保职工档案信息审核表》中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3、判决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参加工作时间重新作出认定。4、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上诉人郭新户生于1957年8月，其父郭贵炳因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62年5月20日解除劳教后返乡劳动，XX户XX乡，1979年平反安置于原人行渭南县支行工作，1980年12月经原渭南地区劳动局同意，上诉人郭新户顶替其父参加工作。为落实政策，郭新户所在单位原工行渭南市支行根据陕工银劳（1985）55号文件和陕发（78）85号文件精神，将上诉人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从1980年12月认定为1974年8月，并经上级单位原工行陕西省渭南地区中心支行批准。2017年原告郭新户到达退休年龄，第三人工行渭南分行预审后认定原告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1974年8月，视同缴费年限19年5个月。2017年8月被告省社保局在《陕西省行业企业参保职工档案信息审核表》中，认定原告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1980年12月，视同缴费年限13年1个月。上诉人郭新户不服提起诉讼，形成本案。   二审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XX户XX乡生活，后因落实摘帽政策被招工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时间可否记为连续工龄的问题；2、对于因平反冤假错案等历史原因，原工作单位经上级批准已经更正参加工作时间的行为，被上诉人省社保局重新予以认定的合理性问题。   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省XX户退休档案审核依据是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是当时的劳动人事厅印发的，目前是有效的。郭新户本不是知青，属于随母下乡人员，390号文件规定，文革期间随父母下乡的人员可按知青对待，但他是文革前随父母下乡的，所以认定郭新户的参加工作时间是正确的。但是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文件下发前，郭新户所在单位原工行渭南市支行根据陕工商银劳（1985）55号文件和陕发（78）85号文件精神，将上诉人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认定为其高中毕业时间即1974年8月，并经上级单位原工行陕西省渭南地区中心支行批准。陕发（78）85号文件明确对于遣送人员子女符合插队知青条件的，可按插队知青对待，该文件是地方党委文件，效力要高于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文件，充分说明当时的工作时间的认定是有政策依据，也履行了相应的报批手续。XX户XX乡生活，后因落实摘帽政策被招工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时间应当计为连续工龄。   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对于因右派等问题在文革前随父母返乡，子女年满16周岁后符合插队知青条件的，是否按插队知青对待，虽然全国当时就此情况没有特别行文，但是多数地方还是按照原劳动人事部劳人培（1985）23号文件精神，对此类情况按插队知青对待，从参加农村劳动时起计算连续工龄。并且郭新户所在单位原工行渭南市支行根据陕工商银劳（1985）55号文件和陕发（78）85号文件精神，将上诉人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认定为其高中毕业时间，也是基于平反冤假错案等历史原因，原单位既已按当时的政策，履行审批程序后作出了新的认定，被上诉人省社保局在退休档案审核时，应当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不宜用现行政策推翻以前的决定。   综上，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改判。上诉人郭新户的上诉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8）陕7102行初2220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陕西省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8月8日在《陕西省行业企业参保职工档案信息审核表》中关于上诉人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行为；三、责令被上诉人陕西省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上诉人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重新予以认定。   省社保局申请再审称，（一）从郭新户及其父亲的人事档案可知，郭新户母亲为农村户口，其父1958年4月被定为右派。郭新户1962年5月随母到乡下生活，户口同期迁到农村，后以农村户口身份上学，中学毕业后应属于回乡，郭新户的情况不属于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不能按知青对待，期间迁往农村的时间不能认定为连续工龄。二审将郭新户迁往农村的时间认定为连续工龄，认定事实不清。（二）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渭南支行依据陕发（78）85号文件认定郭新户符合知识青年条件，不符合文件精神。陕发（78）85号文件并没有任何有关郭新户情况的适用内容，二审法院以陕发（78）85号文件效力高于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文件来否定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文件的执行，政策适用错误。（三）申请人对到龄退休职工档案审核是按照省政府文件要求，对到龄退休职工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视同缴费年限等内容进行认定，并以此作为计算退休待遇的依据。二审法院认为申请人用现行政策推翻以前的决定，不尊重历史和现实，于法无据。请求再审本案，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郭新户辩称，一审法院以郭新户不是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为由，否认郭新户应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按知情对待的客观事实，而仅仅根据没有法律效力的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复函驳回了郭新户的诉讼请求。郭新户的实际情况与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复函所针对的情况不是同一事实。郭新户在1985年已经落实政策，与宝鸡的事实相比较，二者法律事实和既成事实都不一样，所以不能用该复函类比郭新户的情况，省XX户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24年前有权机构或组织根据党的政策，已经对郭新户落实了政策，而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复函针对的事实与本案并非同一事实，一审法院回避该事实。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三款的规定，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复函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一审法院根据省社保局依据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复函对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作出认定的行政行为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省XX户退休工龄的认定侵害郭新户的合法权益，请求支持郭新户的诉讼请求。   工行渭南分行述称，认可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二审判决符合事实及政策规定。   本院认为，原审第三人工行渭南分行预审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为1974年8月，该时间的认定系根据1985年12月12日原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渭南地区中心支行作出的《关于郭新户等五位同志更改参加革命时间的批复》所确定。由于郭新户所在单位属于原行业统筹企业，其企业内部在当时具有审核认定职工参加工作时间的权限，因此，该批复同意更改参加工作时间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郭新户按照1985年经更改后的参加工作时间办理了职工内退手续。由于郭新户所在单位之后被纳入省统筹，在2017年8月郭新户办理退休时由省社保局对其参加工作时间进行审核，省社保局审核认定又将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认定为1980年12月。本案省社保局作出的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行为，应视为对《关于郭新户等五位同志更改参加革命时间的批复》的纠正行为，并非单纯的审核认定行为。省社保局能否按照现在的审核程序，否定早在1985年有权机关作出的认定行为亦应属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范围。因此，原一审法院对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基本事实不清，应发回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陕71行终486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8）陕7102行初2220号行政判决；   二、本案发回西安铁路运输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柴苗   审判员  魏国庆   审判员  陈泉池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慧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