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内0525刑初141号 公诉机关奈曼旗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某，男，1977年12月5日出生，蒙古族，大专文化，奈曼旗动物卫生监督所职工，户籍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现住奈曼旗。因涉嫌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于2018年9月24日被刑事拘留，10月30日被逮捕，2019年9月30日被本院取保候审。2019年12月26日被本院决定逮捕，12月27日被执行逮捕。 辩护人柳双印，内蒙古兴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邱某，男，197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辽宁省昌图县，捕前住昌图县。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于2018年9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 辩护人刘国华，奈曼旗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列二被告人现羁押于奈曼旗看守所。 被告人董某，男，1962年7月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现住通辽市奈曼旗。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于2018年9月24日被刑事拘留，10月22日被逮捕，11月19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志杰，内蒙古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某，男，198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通辽金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户籍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住奈曼旗。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于2018年9月24日被刑事拘留，10月30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雪英，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某，男，196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通辽金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住通辽市科尔沁区。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于2018年10月9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晋哲，内蒙古兴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奈曼旗人民检察院以奈检公诉刑诉〔2019〕117号起诉书、奈检公诉刑诉补诉（2019）3号补充起诉决定书、奈检公诉刑变诉（2020）1号变更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杨某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受贿罪、被告人邱某、董某、张某、刘某犯妨碍动物检疫罪向本院提起公诉。在审理过程中，奈曼旗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7月25日以奈检公诉刑补诉（2019）3号补充起诉决定书补充指控被告人杨某犯受贿罪。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奈曼旗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顾伟丽、席安然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某及辩护人柳双印、被告人邱某及辩护人刘国华、被告人董某及辩护人王志杰、被告人张某及辩护人雪英、被告人刘某及辩护人王晋哲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奈曼旗人民检察院指控，2018年9月份，被告人邱某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杨某1、乔某（其二人被乌兰察布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二人联系，由邱某将辽宁生猪运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布市。2018年8月31日、9月11日，农业农村部发电，明电-特急《关于切实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跨省调运监管的通知》明令禁止跨省调运，关闭省内生猪交易市场。邱某在辽宁省无法开出跨省检验检疫手续，非法通过其朋友夏某（在逃）联系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沈某（在逃）帮助办理生猪检疫手续，沈某联系董某帮忙办理生猪检验检疫证。2018年9月20日、21日，董某通过通辽市金泉食品厂官方驻场兽医杨某，并在未经检验检疫的情况下，非法开出四张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杨某获利8000元，董某获利4000元。邱某利用四车检验检疫证将四车403头生猪运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布市，一车96头生猪运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瑞天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屠宰场，被发现该车生猪为疫区猪，感染非洲猪瘟，运送乔某两车211头生猪，运送王某一车96头生猪，销售金额60余万元。 2018年9月16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王某1联系金泉食品厂刘某帮助开两车生猪检验检疫合格证，刘某基于朋友关系，安排张某找杨某开检验检疫证，经杨某检疫后，开出两车111头生猪检疫手续。 2018年9月18日、19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沈某联系张某帮忙开出8车448头生猪检验检疫手续，张某找杨某帮忙开证，经检疫后开出8车生猪检验检疫合格证，杨某获利9500元，张某获利2500元。 奈曼旗人民检察院补充指控，2018年9月17日至19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沈某找到张某让其帮助开具生猪的动物检疫合格证，张某找到官方驻场兽医杨某违法开具8车动物检疫合格证，给其好处费9500元；2019年9月20日至21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沈某找到董某让其帮助开具生猪的动物检疫合格证，董某找到官方驻场兽医杨某违法开具4车生猪的动物检疫合格证，给其好处费8000元，杨某共收取好处费17500元。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移送了扣押决定书，案件来源说明，被告人基本情况及户籍信息，到案经过、侦查破案简介，动植物检疫合格证明，银行卡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证人赵某、张某1等人的证言，杨某1、乔某的供述、五被告人的供述，检疫报告等证据，证明被告人杨某、邱某、董某、张某、刘某的行为已触犯刑律，杨某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受贿罪，被告人邱某、董某、张某、刘某犯妨害动植物检疫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杨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没有异议，对指控其犯受贿罪有异议，其辩称开出票据前没有说过费用问题。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杨某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同时辩称，公诉机关指控杨某犯受贿罪不成立。其理由是：1、客观上被告人杨某只是实施了违规、违法开具动物检疫合格票的行为，事后收取了17500元的好处费，这一行为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都符合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特征。被告人杨某身为动物检疫专业人员，漠视职业操守，给国家动物检验检疫制度造成损害，应该接受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处罚。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同时犯有受贿罪，辩护人认为，这一指控属于我国刑法理论范畴的想象竞合犯，即被告人实施了一个危害行为，触犯了两个不同罪名，侵犯了两个不同的客体，本质上属于一个犯罪，而不是实质的两个罪，处罚时应择一重处断，对被告人杨某适用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进行处罚是符合本案事实的。辩护人特别强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动植物检验检疫罪，是专门针对动植物检验检疫专业人员设定的罪名，其主体范围较小，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受贿罪而言，动植物检验检疫徇私舞弊罪是针对特殊人员的特别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应该优先适用动植物检验检疫条款，追究被告人杨某的刑事责任，而不应该再追究受贿罪的刑事责任。2、被告人杨某虽然实施了动植物检验检疫徇私舞弊罪的犯罪行为，但存在以下法定及酌定情节：第一、被告人杨某主观恶性较小，其违法开具合格检验检疫证明的行为是在其驻在单位相关人员劝说下，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出于侥幸心理，碍于情面而实施的，并非恶意损害国家动植物检验检疫制度；第二、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真诚认罪悔罪，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悔过书，具有坦白情节；第三、被告人的行为没有造成动物疫情扩散的严重后果；第四、被告人家属已将赃款全部上缴奈曼旗监察委，具有退赃情节；第五、被告人无前科劣迹，且系初犯、偶犯。综上，被告人杨某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到案后如实供述本人及同案犯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并且真诚认罪悔罪，签署认罪认罚具结悔过书，其行为没有造成动物疫情扩散的危害后果，建议对被告人杨某从轻、从宽处罚，并依法适用缓刑。 被告人邱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邱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及同案犯的犯罪事实，系坦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应从轻处罚；2、被告人邱某认罪认罚，认罪态度好，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悔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从轻处罚。3、被告人邱某从周围村屯养猪户或猪场购买生猪时，所购买的生猪都经过昌图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临栏检疫，每头猪都有临栏检疫免疫证明，而昌图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根据临栏检疫免疫证明出具产地检疫证明，对被告人邱某所购买的生猪每车均出具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由此可以证明被告人邱某在购买生猪时至少凭自己肉眼所见其所购买的生猪是没有患病的好猪，被告人邱某从其内心来讲既不想购买有病的生猪，也不想把有病的生猪卖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因为非洲猪瘟病毒有一定的潜伏期，未发病时，被告人是无法发现和识别的，并且被告人所在地昌图县乃至铁岭市当时都未发现非洲猪瘟疫情。因此，被告人邱某仅仅违反了不得跨省调运生猪的规定，主观恶性较小，应酌情考虑对被告人邱某从轻处罚。4、被告人邱某运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瑞天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屠宰场的96头生猪仅有两头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其他生猪未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并且扑杀掩埋，未造成人体实际损害后果，因此应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处罚。5、被告人邱某当庭自愿认罪、真诚悔罪，由于不懂法，没有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严重性，也是一时糊涂才导致违法犯罪，现知道错了，认罪态度好，亦应酌情考虑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董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对被告董某犯有妨害动物检疫罪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诉机关的指控依法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犯有刑法337条规定的“妨害动物防疫检疫罪”，从该罪名法条的行文表述可见，首先构成此罪需引起重大动物疫情或有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险的结果构成要件；其次上述行为需达到情节严重方能构成本罪。结合本案，客观的讲，被告董某帮助别人联系兽医开具了检疫证是客观事实，其售出的猪有两只到呼市病死检出患非洲猪瘟亦为客观事实。然而，上述事实能否得出被告的行为就构成了规定的犯罪吗？辦护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确定其行为是否引发“重大动物疫情或有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险的结果”这一法条构成的必要结果要件以及被告的行为是否属情节严重这一犯罪构成的情节要件。1、公诉机关的指控不具备被告的行为导致或引发“重大动物疫情或有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险”的犯罪构成要件。对于董某的行为是否引发了“重大动植物疫情或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是被告行为能否成立的前提和基础。诚然，被告的行为是造成了呼市某屠宰场出现了非洲猪瘟的病死猪的一个环节，至于内蒙成为疫区，这是属于防疫管控的需要，而不是造成了全区成为了疫区。问题在于所引发的后果形成的危害结果，能否符合《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重大动物疫情或《刑法》337条所规定的重大动物疫情危险，也就是被告违法行为是否能达到罪与非罪的临界点。首先，被告的行为是否引发了本地区内的重大动物疫情？答案是否定的。对于所爆发的动物疫情能否称之为重大，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持指控。因为依据《动物防疫法》第27条的规定，重大动物疫情是需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的，必要时报国家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因此，关于重大动物疫情的认定，是行政确认行为，而非司法自由裁量所能确定的。很显然，本案卷内并没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对被告违法行为所引发的后果认定为重大动物疫情，所以由于行政确认行为的缺乏，故认定本案被告的行为引发了重大动物疫情依法并不能成立。其次，被告的行为是否引发了本地区内的重大动物疫情危险？辩护人查阅了相关法律规定，并没有对于重大动物疫情危险的解释和认定标准。但对于动物疫情和重大动物疫情危险，不难分辨二者间的逻辑关系，即首先要确认动物疫情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该动物疫情是否会引起重大动物疫情的危险。也就是引发重大动物疫情危险的前提是导致的结果能否称之为疫情或确定为动物疫情。而本案中被告董某违反规定为开具检疫证联系了开证人，首先是要确定董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的能否称之为动物疫情。依据《动物检疫法》第27条的规定，动物疫情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而本案中并没有关于董某的行为引发的后果为动物疫情的认定。因此，关于本案后果并没有任何行政机关确认为动物疫情，因此就更谈不到重大动物疫情危险。从以上两点来看，无论是重大动物疫情还是重大动物疫情危险，都需要行政主管部门确认为前提基础，而公诉机关的指控恰恰缺乏这两种行政确认结论或者鉴定。辩护人认为，这两种结论的确认是以行政确认行为为前提，它由不得司法行为作出判断，因此，没有这样的认定，该行为就达不到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所以公诉机关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2、公诉机关的指控缺乏刑法第337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这一情节必要构成要件。同样，从337条条文表述可见，该罪名在引发“重大动物疫情或有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险”的结果构成要件同时还需要确定违法主体具备“情节严重”这一情节必要构成要件。关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情节严重”，辩护人认为应当从涉嫌犯罪所引发的后果及行为人主观恶性进行双重判断。而关于被告人董某与本案中所引发的后果，辩护人前面谈到其后果并没有被行政机关认定为动物疫情，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被告人的行为没有引起疫情就谈不到疫情所可能引发的具有传播性这一后果。仅凭农业农村部的明电内容不能认定为“情节严重”，因为这个文件只是一份不能跨省调运生猪的通知，不是跨省运输生猪了就构成犯罪的认定依据。关于生猪灭活措施或者关闭生猪市场都是防疫的需要。也不能将这一后果牵强的认定为本罪的“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所以从结果上来看，本案不能称之为“情节严重”。公诉机关关于情节严重这一必要犯罪构成要件的指控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 被告人张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1、张某系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本案中，张某系通辽金泉食品有限公司职工。在被指控的10车生猪检验检疫手续出具行为中，张某与刘某、杨某存在共同犯罪行为。至于公诉机关指控杨某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其罪名与张某不一致，这仅仅是因为想象竞合犯择重处罚的法律适用情形而己，不影响刘某、杨某、张某存在共同犯罪的事实。对于张某所参与的出具10车生猪检验检疫手续的行为，应该区分两个阶段来分析。9月17日两车生猪的检验检疫手续，张某作为金泉食品有限公司职工在其总经理刘某的安排下、协助杨某出具检验检疫手续，起诉书也认定刘某安排张某找杨某帮王某1出具检验检疫证。在这个过程中刘某分别两次与杨某沟通有关给王某1出具两车检验检疫证的事，该事实由张某、杨某证言及通话记录予以证实。9月18、19日八车生猪检验检疫手续，是张某协助杨某出具检验手续。也就是说，9月17日的行为是刘某、杨某、张某共同实施，构成共同犯罪；9月18日、19日的行为是杨某、张某共同实施，构成共同犯罪。从所处的地位来讲，张某只是金泉食品公司的普通员工，既不能指挥杨某，更不能指挥刘某，处于被支配，服从他人的角色。从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讲，张某无法起到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因为既没有领导权，更没有出具检验检疫合格证的资格和条件。从犯罪后所分得的钱款数额来讲(杨分得9500元，张某2500元)，张某获取的款项远远少于杨某，这也充分说明张某在共同犯罪中地位是从属的，作用是相对较弱的。2、张某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从现有证据来看，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参与出具检验检疫的10车生猪来源于疫区，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参与出具检验检疫证的生猪直接导致重大疫情或重大疫情危险。从高某1、姚某1等人的证言及张某陈述，这些生猪既有可能来源于非疫区吉林省。3、张某具有刑法67条3款的规定的从轻处罚法定情节。起诉书认为被告人邱某、董某、杨某具有刑法67条3款的规定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辩护人认为，张某到案后同样如实陈述了自己所实施的涉嫌犯罪的行为及相关情况，应依法认定具有刑法67条3款规定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4、张某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签署过认罪认罚具结悔过书，依法可以从轻处罚。5、张某是初犯、偶犯，没有人身危险性和再犯的可能。6、关于法律适用问题，辩护人提请合议庭关注以下几点；按照刑法第337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或者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案中，张某的行为没有造成实际的重大疫情，那么是否存在“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险的”行为?在没有发生实际疫情的情况下，如何评价未发生的疫情等级?从具体犯罪行为及立案标准来看，在“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险”而构成犯罪时，必须具有公安部立案标准一补充规定第九条规定的行为，本案中张某的行为是否符合上述立案标准规定?从刑罚337条第二款规定来看，单位可以成为本罪主体。本案中刘某、张某之所以能够违规开出检疫证，离不开金泉食品公司这一企业法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案是否可以评价为单位犯罪，如果是单位犯罪，张某充其量是一个单位犯罪中的责任人员，在量刑时更应与刘某(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区别对待，刑罚应远远轻于刘某。综上，被告人张某具有诸多法定、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辫护人请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张某判处免于刑事处罚。 被告人刘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犯妨碍动物检疫罪，指控不成立，依法应认定被告人刘某无罪。理由如下：本案被告人受托为他人求助被告人杨某进行检疫没有违背法律规定。本案中被告人确实受王某1的求助，找被告人杨某为其所运输的两车共计111头猪进行检疫的事实，因为被杨某拒绝，被告人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也没有违法。首先，被告人的受托求助是正常的，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其次，本案被告人杨某拒绝检疫行为不违背法律规定。通过庭审调查可知，在被告人受托求助后，被杨某拒绝，后来在同案被告人张某的再次请求下，杨某才进行的现场检疫，因此本案被告人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事实根据。再次，在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存在妨碍动物检疫的行为，通过本案庭审可以看出，被告人在受托求助后，已经被拒绝，在被拒绝后，是案外人沈某又求助的被告人张某，在张某找被告人杨某后，杨某才同意进行的出具检疫证的行为。因此，涉案检疫行为的实施者不是被告人，应认定为张某的行为。依据他人的行为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显然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犯有妨碍动物检疫罪，指控不成立，应依法认定被告人刘某无罪。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某系通辽市金泉食品有限公司经理，董某系刘某内弟，2018年前在金泉食品公司工作，张某系金泉食品公司副经理。杨某系金泉食品公司驻场兽医。邱某、杨某1、乔某分别在辽宁昌图、内蒙集宁从事生猪贩运，邱某与杨某1有生意往来。 2018年8月31日、9月11日，农业农村部发电，明电-特急《关于切实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跨省调运监管的通知》明令禁止跨省调运，关闭省内生猪交易市场。 2018年9月份，杨某1与邱某联系购买生猪，因省际间禁止跨省调运，二人均明知在运输生猪时需办到内蒙地区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邱某为能向内蒙地区销售生猪，向杨某1承诺他能想办法办到内蒙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杨某1随即让他运送生猪。邱某与其朋友夏某（另案处理）商量后，夏某让邱某出钱通过其内蒙古敖汉旗的朋友沈某为他办理内蒙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于是夏某联系沈某（另案处理）帮助办理生猪检疫手续，沈某又联系董某让他帮忙找杨某办理生猪检验检疫证，并承诺给好处费。董某先后找到杨某给沈某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在董某的一再劝求并承诺给好处费下，杨某分别在9月20日、21日在未见到活体猪的情况下出具了四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沈某将四张检疫证拿走。董某分两次给杨某8000元好处费，董某自己得到4000元好处费。邱某利用四张检验检疫证将在辽宁昌图收购的四车生猪贩运呼和浩特市、集宁市。其中邱某利用9月20日（动物B）NO.1500073262号、货主为张某2、运送生猪96头、到达地点为呼和浩特市瑞天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动物耳标号为01903081—3176的动物检疫证，在与杨某1、乔某协商后实际装运100头运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瑞天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屠宰场，21日值班兽医检疫后卸入屠宰场。22日发现该批猪有两头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检疫部门初步确认为疑似非洲猪瘟，随即相关部门下达了停止屠宰的决定，并于次日对圈内待宰生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诊断中心检疫，提取的两头死亡猪送检的11份样品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运送至乔某处两车计211头生猪、运送至王某处一车96头生猪经当地检疫人员检疫后，均屠宰销售。 2018年9月16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王某1联系刘某，让帮助开两车生猪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刘某答应后电话联系杨某，让他开具两张动物检疫合格证，被杨某推脱，刘某又让张某找杨某。当晚沈某与张某多次电话联系，并把开具动物检疫证的具体信息发给张某。张某17日与杨某联系后，开车拉着杨某，与沈某一起到大广高速奈曼服务区等候的拉运生猪的车辆处（其中一辆是姚某1的车辆），将杨某开具的两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分别给了承运人，杨某、张某给两车共111头生猪打了耳标。承运人将生猪分别运至检疫合格证的目的地巴彦淖尔市香也康食品有限公司、商都县富鑫生猪定点屠宰场。 2018年9月17日至19日间，沈某找到张某让他帮助找杨某开具生猪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张某先后多次找杨某，并对其承诺给他好处不让白开，杨某两次按张某提供的信息开具8车动物检疫合格证，张某分两次共给他好处费9500元。 案发后杨某将17500元上缴。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受案登记表，证实奈曼旗公安局2018年9月23日接到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提供的线索：有900多头外地猪在奈曼旗金泉养殖基地通过开具检验检疫合格证的方式销往外省，公安机关遂查处； 2、立案决定书，证实董某等人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一案奈曼旗公安局于2018年9月24日立案侦查； 3、案件来源说明，证实本案系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提供线索后奈曼旗公安局于2018年9月24日立案侦查。因杨某是公职人员，遂与奈曼旗纪委联合办案； 4、奈曼旗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联合办案的函，证实经奈曼旗纪委监委研究，奈曼旗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杨某涉嫌动物检疫徇私舞弊犯罪，旗纪委监委与旗公安局联合侦办此案； 5、到案经过，证实本案五被告人均系抓获归案； 6、侦查破案简介，证实本案的侦破过程； 7、被告人董某的供述，证实我在2017年前在奈曼旗金泉食品公司工作，2018年开始自己贩卖生猪。2018年9月20日、21日受沈某之托找杨某开过两次检疫证，每次开两张证，一共开了四张检疫证。2018年9月20日，沈某直接通过微信给我转4000元钱，杨某开证后他就把这4000元钱转给杨某，是通过微信的方式转给杨某的。这两张检疫证都是销售96头猪。2018年9月21日沈某又让我找杨某办证，沈某直接给我转8000元钱，我给杨某转了4000元钱，自己留了4000元钱。杨某开的两张检疫证都是120头猪。杨某给沈某开的这两次检疫证，都没见到猪，没进行检疫，沈某说猪是从辽宁昌图收的，往呼市、包头地区开； 8、被告人张某的供述，证实沈某一共三次找到我，让我联系杨某给生猪检疫。沈某我们几年前就认识，是通过董某认识的，我们都是倒卖猪的。第一次是在2018年9月16日晚上沈某和我联系，他说：明天我拉两车猪，你联系杨某给我开两车生猪的检疫。我说我问问，看他能不能给你开。然后我给杨某打电话说：沈某想开两车生猪的检疫，行吗？。杨某说：现在这个时候“非洲猪瘟”闹的多紧张呀，除非亲自见到生猪可以。我说：行。然后我就给沈某打电话说：杨某说了，必须见到生猪，否则开不了检疫。当时沈某也同意了。之后沈某用手机微信给我发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就是车牌照号、驾驶员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一共是两辆车，一辆车拉着55头生猪，另一辆车拉着56头生猪。但是这两辆车的车牌照都是吉林的车牌，具体的车牌照号码我没有记住。9月17日中午沈某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到了奈曼南高速口了，你们来吧。然后用微信给我发一个位置。我和杨某说沈某己经到了，杨某拿着给生猪检疫的耳标，我开着自己的车拉着杨某按照沈某给我发的位置找到的沈某，我和杨某上车看了车上的生猪，然后把检疫生猪的耳标给了沈某带过来的工人，我用手机百度登录的内蒙古动物卫生监督网，在里面申报生猪检疫，工人拿着耳标逐个给生猪打上，打完两辆车的生猪共计111头的耳标，我和杨某就开车回公司，沈某也开着车跟着我们到的公司，杨某开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一共是两辆车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内容：两辆车的货主都是李某1，电话是15934949490，生猪的头数一车是55头，一车是56头，起运地点是奈曼旗大镇，到货地址我忘记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开出来之后，沈某拿着就开车走了。当时我和杨某上车看到两辆车上的生猪都是活的，生猪的具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和杨某没有得到好处。第二次是2018年9月17日沈某用微信给我发的四辆车的车辆信息、头数、货主信息、到货地址、驾驶员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当时说一辆车给1000元的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钱，然后我把这些信息都转发给杨某，杨某按照这些信息把生猪的耳标数量查好，把耳标号用微信发给我，我用手机百度登录的内蒙古动物卫生监督网，在里面申报生猪检疫，申报成功后，杨某在公司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打出来，我们开车到的奈曼高速服务区，当时我和杨某给四辆车的生猪共计224头打的耳标。因为当时沈某没有跟车，杨某就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给了司机，沈某当时是用微信转账的方式给我转6000元，我用微信转账的方式给杨某转5000元。这次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四辆车的货主有李某1和张某2，生猪的头数每车是56头，起运地点是奈曼旗大镇，到货地址我忘记了，但是地址都是内蒙古境内的。这中间杨某写错了一次到货地址，然后杨某又重新开了一张，之前开的那张就作废了。第三次是在2018年9月18日沈某用微信给我发的四辆车的车辆信息、猪的头数、货主信息、到货地址、驾驶员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说一辆车给1000元的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钱，然后我把这些信息都转发给杨某，杨某按照这些信息把生猪的耳标数量查好，把耳标号用微信发给我，我用手机百度登录的内蒙古动物卫生监督网，在里面申报生猪检疫，申报成功后，杨某在公司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打出来，杨某签字盖上公章，我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送到奈曼高速服务区，当时我自己给四辆挂车上的生猪共计224头打的耳标。我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给的沈某，当时沈某给我转现金6000元，我用微信转账的方式给杨某转4500元，我自己剩1500元。当时我上车给四车生猪打耳标时，四辆车上的生猪都是活的。 这三次沈某找我让我联系杨某给生猪检疫，一共是10辆车，一共是559头生猪，是沈某找到我，我联系杨某给生猪打的耳标，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我听沈某说这些生猪都是从吉林收购的，从吉林具体什么地方收购的生猪我也没有问，沈某也没有和我说。 公司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正规流程是我们首先要见到猪，用肉眼看到猪必须是健康的，然后当场打耳标，打完耳标后就去开检疫证，装车的时候必须有官方兽医在场。对外省来的猪，必须带着外省的耳标和检疫证，我们见到检疫证后就给猪换耳标，然后开具奈曼旗的检疫证。 沈某拉过来的猪没有检疫证和耳标，我不知道沈某拉过来的生猪是否经过相关部门检验检疫，我对沈某拉过来的猪进行检疫和打耳标不符合正规流程。因为是沈某托我办事，我出于情面找的杨某，沈某说给杨某和我好处费，我也是赚点好处费，我就给办了。沈某当时说的是一车给杨某1000元钱好处费，第一次的两辆车没给，后来两次，共计八辆车一共给了杨某9500元钱好处费。2018年9月19日我通过微信给杨某转5000元钱，2018年9月20日我通过微信给杨某转账4500元钱。这些钱是沈某给我的，现金还是微信我忘了。我给杨某转账的记录我删了，我这是职业习惯。 第一次开两车猪的检疫证，是2018年9月16日刘某给我打电话说明天王某1有两车猪拉到奈曼，让我联系杨某给这两车猪检疫。 9、被告人杨某的供述，证实2012年开始我在单位负责畜禽检疫，主要工作是对金泉食品有限公司的生猪做检验检疫。2013年开始我负责镇西金泉食品厂的检疫工作。2018年9月17日董某到我办公室找我，让我帮忙开具外地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按照动物检测的相关规定是不允许的，但董某三番五次的找到我，我碍于情面，就答应他了。2018年9月20日我记得董某给我打电话说以张某2名字在内蒙古动物卫生监督网上申报完成了，让我在系统上面批一下，我以张某2的名字出具了两张96头猪的检疫证，实际上我并没有见到这些猪，分两张检疫证开的，这两张检疫证证明192头猪检疫合格，董某通过微信给我转账4000元。2018年9月21日，董某又让我给他开具两张检疫合格证，我也是没有见到猪，也一样是用张某2的名字申报的。这次开的是两张，每张120头猪，事后董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给我4000元。我一共给董某批了四次合格证，共432头猪。我没见到猪开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2018年9月16日张某到我办公室找我，让我帮忙开具外地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按照动物检测的相关规定是不允许的，但张某三番五次的找到我，我碍于情面，就答应他了。我帮张某开了十车猪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其中有一次是运输地点写错了多开了一张合格证，其实一共给张某开了10张合格证，是分3天开的，分别是2018年9月17日以李某1名字的申报人批了两张合格证，一次是56头猪，另一次是55头猪。2018年9月18日以李某1名义批了两次合格证，以张某2名义批了两次合格证，每次都是56头猪，一共是四车猪。2018年9月19日以李某1名义批了4次合格证，每次都是56头猪。这样我帮张某一共批了10次合格证，共559头猪。我为张某做了这些，张某先后给我9500元，第一次是通过微信给我转账5000元，第二次还是通过微信给我转账4500元，两次共9500元。这些未经检疫的生猪都销售到什么地方我不太清楚，我只记得有96头生猪是发往呼和浩特市，其他的我记不清了，但我有存根，存根上面都有收货地点，还有收货人联系电话、货车司机姓名、车牌照、联系电话也有。我没见过董某开票的生猪，但我见过张某开票的生猪。2017年9月17日张某开车带着我，让我拿着检疫耳标去的兴隆庄附近的公路上，两个前四后八的大挂车，车牌号我记不清了，我和张某按个给车上的猪贴上检疫耳标，就让挂车走了。2018年9月18日也是张某开车带着我，在奈曼高速服务区，也是四台前四后八的大挂车，车牌号记不清了，我和张某按个给车上猪贴上检疫耳标。2018年9月19日我和张某也是一样在奈曼高速服务区。给四台大挂车上面的猪按个贴上检疫耳标。 2018年9月16日晚上，刘某给我打电话说开检疫合格证，我没给开，第二天张某也和我说同样开具检疫证明的事情，后来我开具的56头生猪检疫证明和另一张55头生猪的证明； 10、被告人邱某的供述，证实我一共向内蒙送了四车生猪，三车送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一车送到呼和浩特市，是杨某1给我打的电话让我送的。2018年9月20日和9月21日送的，每天两车。9月20日向内蒙古送的两车生猪，车牌号为吉AP6064的货车将一车生猪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车牌号为辽MK0855，挂车是辽M9166的货车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送了一车生猪，是96头。9月21日又向内蒙古送了两车，车牌号为辽MK0862和另外一辆货车将211头生猪送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一车是105头生猪，另一车是106头生猪，但是这两车开的检疫证都是每车120头生猪。运往呼和浩特市的96头生猪，辽宁省昌图县畜牧局动检所的马某检疫了，当时没发给我检疫合格证，因为在2018年9月18日马某检疫时，还没有装车，这批96头生猪准备送到辽宁省锦州市。2018年9月19日内蒙古集宁人杨某1给我打电话要猪，而且猪价比往锦州市送要高，我就没有往锦州送。这批生猪要往外省送的话，开辽宁的检疫证是不能出省的。 2018年9月19日杨某1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生猪，我说我没有检疫证送不了，杨某1说你要往内蒙古送得有内蒙古的检疫证，不然送不过来。我就把这件事跟夏某说了，夏某说我有朋友能整到检疫证，但是你得拿点钱，一车5000元钱。2018年9月20日上午，夏某找到我说内蒙古检疫证给你办下来了，是奈曼旗的，看看你就发货吧。然后我就给杨某1打电话，杨某1将地址告诉我后，我就将生猪装车发到杨某1所说的地址，其中一车是送到呼和浩特市，另外一车送到乌兰察布市集宁区。9月20日当天我就把10000元钱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转给夏某。当天两辆车走到赤峰市附近的一个服务区,一个叫沈某的人将两张检疫证交给货车司机。我没有跟车，是夏某将沈某的电话告诉我，我和沈某通过电话联系，确定在哪里拿检疫合格证的。 2018年9月21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一名姓乔的人给我打电话，向我购买生猪，然后我又找到夏某说让他整检疫证，夏某说行，但是每车是6000元钱，我说行。过了不一会，夏某给我打电话说检疫证给你办下来了，还是内蒙古奈曼旗的。然后我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给夏某转账12000元。姓乔的人将送货地址告诉我，我就发货。一车是105头，另一车是106头，两车都是送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这次开的两张检疫合格证上写的每车是120头生猪，由于急于发货，生猪数量还没有收够就发货。这次夏某还是让我联系沈某，我给沈某打电话，沈某说还是在上次那个服务区，我把检疫合格证给你。我这次没有跟车，我告诉司机在哪个服务区拿检疫合格证。这四车生猪一共给夏某22000元钱。夏某一共给我办理过两次，共四车。我没有见过沈某，只是因为开具检疫合格证的事情通过几次电话。我向呼和浩特市发送的生猪，其中有2头猪在送到呼和浩特后死亡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知道辽宁省沈阳市已经发生猪疫情，但是我不知道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有没有发现猪疫情，我知道本地猪不允许向省外销售，但是我想赚钱就把昌图收的猪往内蒙古卖，没有向其他省市销售过未经检疫检测的猪； 11、被告人刘某的供述，证实我在大镇双合村经营金泉食品有限公司，杨某是奈曼旗动物监督所的工作人员，目前驻我公司负责动物检疫、肉产品检疫。张某是我们公司的业务经理，他是我们公司的二把手，我不在公司的时候我们公司的生产、销售都是他负责。董某是我妻子弟弟，以前是我们公司的收购经理，但是2018年1月份从我们公司离职了，现在他在做生猪贩运生意。我不认识沈某，和王某1是生意伙伴关系，我们公司销售的猪都是通过王某1销售的。2018年8、9月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王某1给我打电话说，有一车猪想到你们奈曼去检，你看看能不能检疫?我说：我试试。我给杨某打电话把这事说了； 12、杨某开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存根，证实杨某分别于2018年9月17日、18日、19日、20日、21日给董某、张某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事实； 13、微信截图提取笔录，证实董某、沈某、杨某微信转账记录； 14、赵某的证言，证实邱某让其给沈某转钱的事实； 15、赵某银行卡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证实赵某通过银行给沈某转账的事实； 16、乌兰察布市公安局食药资环侦支队出具的案件情况说明，证实该局对本案的其他关联案件的侦查情况； 17、张某1的证言，证实邱某和夏某找我让帮助开车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运送一车生猪； 18、王某2的证言，证实我通过配货中介的信息，把邱某的一车生猪运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我的车装了100头猪，装好车后邱某给了我一张检疫票，票号是（动物B）NO.2174144556，检疫票上写着96头，票上写的到达地点是锦州。我就和邱某说票上写的跟实际要送的都不符合，邱某说你别管了，你进了内蒙界后到桃花吐服务区找一个加油员，这个加油员就会给我另外一张检疫票，这张票就能在内蒙地区通行。邱某还和我说拿上检疫票别说是从昌图装的车，就按检疫票上的说就行。在加油站拿出的检疫票的信息是：出发地是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镇，到达地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县府街西延道西端呼和浩特市瑞天隆食品有限公司，票号是（动物B）NO.1500073262，货主张某2，动物：猪，个数：玖拾陆（96）头，但车牌号确实是我的车牌吉AP6064。21日大概晚上十点左右进的厂子，进门以后就要检疫证，我把加油站拿的检疫证给了他们，卸车是分两次卸的，卸车过程中没发现有死猪，卸完后我在22日凌晨四点离开厂子； 19、姚某1的证言，证实我自己养了一辆大车，平时跑运输，我的车牌号是吉C48838。2018年9月份，具体哪天没印象了，我从货车帮APP软件上接到一单运输生猪的生意，运输线路是从榆树台镇到内蒙古集宁，我接到这单生意后就按着软件的提示到吉林省榆树台镇镇北装猪点装了56头生猪，按着货主的要求将这些生猪运到乌兰察布市集宁的一家屠宰场，当时没有检验检疫证，货主说这些生猪的检验检疫票到内蒙古奈曼旗境内开，货主将开检疫证人的电话告诉了我，我开车到大广高速奈曼旗服务区的时候按着货主提供的电话打了过去，随后就有人来到奈曼服务区给这些生猪开了检疫票，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人，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将检疫票开好了，直接把检疫票给了我，随后上车给这些猪打了耳标，打完耳标后我拿着票就走了，我将这些生猪运到集宁； 20、高某1的证言，证实我是养大车的，我车的车牌号是吉C4J388，我雇佣的驾驶员叫张某3，我负责接单，张某3负责跑运输。主要的业务都是运输生猪，运输线路都是从吉林梨树县向内蒙古包头市和乌海市一带运输。2018年9月份我接过往包头运输生猪的活，是张某3开车去的，我没跟车。我问张某3后，他说这些生猪是在吉林省榆树台镇装的车，运往地点是包头。张某3说这些生猪在路过大广高速奈曼段时被检测过，其中有人上车查看生猪； 21、马某的证言，证实2005年至今是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动物卫生检疫监督所的官方兽医。2018年9月初辽宁省的生猪不允许销售到外省，是因为非洲猪瘟疫情的关系。截止到今天为止在昌图县还没有发现非洲猪瘟疫情。检验生猪的过程是养猪的村民或是猪场在卖猪之前都是先要向动物卫生检疫监督所申请检疫，动物卫生检疫监督所的人得前往养猪地点对猪进行临栏检疫，检疫生猪没发现问题后，给村里协检员出具的免疫证明上签字。倒卖生猪的经纪人将检疫的猪收购后拿着免疫证明到动物卫生检疫所换产地检疫证明，每车开一张生猪产地检疫证明。2018年9月20日前后邱某找我换过两车生猪产地检疫证明，9月22日又找我换过四车生猪产地检疫证明。9月20日的两车生猪每车都是96头，9月22日的四车其中两车是96头，另外两车记不清了，可以查存根记录。9月20日的两车生猪运输到辽宁省锦州市义县源达食品有限公司，另外四车好像也是； 22、杨某1的证言，证实我与邱某、赵某因为收猪的事认识的。9月11日赵某找我要欠款又联系起来了。9月18日我和邱某联系买猪，大概问了一下价格和检疫票是否能开成内蒙古境内使用的动检票，邱某回信说猪是辽宁的，他有办法搞到内蒙古境内的检疫票，我说我要猪。20日邱某说票开好了，目的地是集宁，96头。我说这次是到呼和浩特，邱某说能改到呼和浩特。在装猪的过程中邱某又给我打电话，说动检票开的是96头，实际装了100头，问能不能接收。我就和宋某联系，多装了四头咋办，宋某告诉我多装四头没事，可以卸下来。我又告诉邱某多装四头没事，不用卸了，邱某那面就发车了。猪到了卸车后，22日晚上七八点宋某给我打电话，说我这批猪死了四头，正在化验这批猪，而且瑞天隆屠宰场的猪都不能杀了。后来检验说从邱某那买的猪感染了非洲猪瘟； 23、宋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19日我跟我的合伙人杨某1、陈某三人共同准备进一车猪，杨某1负责联系进猪，我负责在呼市瑞天隆食品有限公司屠宰场接猪屠宰，陈某雇佣了一个人帮助我一起卸这车猪。9月22日晚上六七点我在等待屠宰猪时，突然发现死了两头。随后通知了动物检疫所来检查死亡原因，之后称疑似是瘟疫病情，于是就向上级主管及时报告。这些猪是我跟杨某1、陈某一起进的，杨某1当时跟我说猪是辽宁那面的，因为那面猪的价格比内蒙便宜。我当时说辽宁的猪没检疫票就不能进，杨某1说检疫票辽宁那边的经纪人给弄，我说只要有检疫票咱们就进，得到准确信息后杨某1就开始进猪。杨某1打电话问我检疫票是96头，实际已经装上了100头，多出四头问我能不能行，我说已经装上了就行吧，之后整一百头活体猪带着随车的数量为96头检疫票就发出来了。21日晚上九点左右进的厂子，进厂后就放在了猪圈栅栏里，第二天晚上18点左右我发现两头不明原因死猪，之后就通知了动检所，等待检疫后进行无害化处理； 24、陈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18日我跟合伙人杨某1、宋某共同准备进一批猪，杨某1负责联系厂家进猪，宋某负责在呼市瑞天隆食品有限公司屠宰场接猪屠宰，我就是跟他俩共同参与了一股，同时我雇佣了一个人帮助宋某一起卸猪。猪卸了后等待屠宰时，9月22日晚上六点左右我接到宋某电话，说我们进的猪死了四头，后来又给我打电话说这批猪不能屠宰了，可能感染了猪瘟。杨某1说猪是从辽宁进的，当时进了100头，检疫票上是96头； 25、王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20日晚陈某给我打电话说9月24日前让我不要进购别人的活猪了，全部由他供应。2018年9月21日21时许陈某给我把96头猪拉到集宁区承昊屠宰场，后经集宁区动物检疫所驻场兽医进行了检疫，从9月22日1时许分三天将96头猪全部屠宰出售了。屠宰前当班兽医进行检疫了，我把检疫合格证也提供给购买肉的商铺了； 26、乔某的证言，证实我经营的屠宰场叫内蒙古万欣肉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是我的合伙人高健，屠宰场的位置在察右前旗工业园区西城路村。高健负责人事管理，我负责进货与销售。我经营的屠宰场有营业执照、畜禽定点屠宰证、动物卫生许可证。2018年9月21日购进了两车猪，票上写的都是120头，实际一车是106头，一车是105头，我是和邱某联系购进的，购进的这两车猪都进行屠宰销售了； 27、通辽市兽医局关于非洲猪瘟防控的工作纪要，证实禁止从辽宁省内调入生猪进行屠宰； 28、缴款凭证，证实杨某妻子李青莲缴纳违法所得17500元； 29、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诊断中心检疫报告，证实内蒙古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送检的11份样品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 30、刘某、杨某通话记录单，证实刘某在2018年9月16日、17日先后与杨某多次通话的事实； 31、沈某、张某通话记录单，证实沈某、张某在2018年9月16日晚、9月17日多次通话的事实； 32、五被告人的户籍证明，证实五被告人均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33、杨某个人简历及证明其身份的相关材料，证实其个人简历及相关身份。 经当庭出示、质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身为奈曼旗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受他人之托，徇私舞弊，多次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其行为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身为检疫人员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175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应对被告人杨某数罪并罚。被告人邱某、董某、张某、刘某违反有关动植物检疫的国家规定，在防控非洲猪瘟期间，为他人请托被告人杨某徇私舞弊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将外省生猪贩运入我区，有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四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妨害动植物检疫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杨某及其辩护人的杨某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辩护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的被告人杨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退赃情节的辩护意见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予以采纳，可对被告人杨某从轻处罚。根据本案的性质及危害后果，对被告人杨某不应适用缓刑，其辩护人的可对杨某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邱某辩护人的邱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邱某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的辩护意见有事实根据，本院予以采纳，可对被告人邱某从轻处罚。被告人董某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董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可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某在沈某的请托下，多次让杨某违反动植物检疫的规定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其辩护人的张某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支配、服从于他人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不是无法替代的，应认定张某是从犯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张某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可认定如实供述，可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刘某受王某1之托让杨某违法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被杨某拒绝后他又让张某再找杨某，加之张某后来又受沈某之托，劝说杨某违规开具了两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其辩护人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犯妨害动植物检疫罪不成立，应依法认定刘某无罪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刘某在本案中实施的具体行为，可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根据本案的事实、情节及社会危害性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四百一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杨某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受贿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00000元； 二、被告人邱某犯妨害动植物检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已缴纳）；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告人杨某的刑期自2019年12月27日起至2020年12月20日止；被告人邱某的刑期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2020年9月2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即执行。） 三、被告人董某犯妨害动植物检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已缴纳）； 四、被告人张某犯妨害动植物检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已缴纳）；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五、被告人刘某犯妨害动植物检疫罪，免予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六份。 审 判 长  于沿清 人民陪审员  杜学艳 人民陪审员  韩丽娟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