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11民终1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某，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镇米家庄村村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镇米家庄村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男，1964年3月6日生，汉族，山西省汾阳市冀村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汾阳市贾家庄镇米家庄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蔚某。上诉人武某因与被上诉人吴某、第三人汾阳市贾家庄镇米家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米家庄村委）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19）晋1182民初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某，被上诉人吴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汾阳市人民法院(2019)晋1182民初294号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达成过任何口头转让协议,上诉人是因外出打工无法耕种承包地,村委会为不让承包地撂荒而替上诉人找到被上诉人耕种的。原判认定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将案涉承包地转让给被上诉人,认定事实错误。2.原判认定村委保管的土地使用账上的添加内容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以上诉人不知情且未经法律程序的加载内容,来认定案涉承包经营权发生了转让牵强附会、逻辑推理不成立。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判认定本案承包地存在流转且为转让性质,第一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有关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争议土地是否存在流转关系,应当由主张存在流转关系的被上诉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在其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的情况下,则应认定土地转让的主张不成立。第二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等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第三违反了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不得强制流转的规定。第四《土地承包合同》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一致时,应以《土地承包合同》为准。（二）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有关发包方违反收回、调整承包方弃耕、撂荒承包土地等的处理规定及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政策文件。综上，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未发生任何变动,上诉人仍为案涉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人，村委会并未将案涉土地另行发包给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吴某辩称，2002年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达成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经第三人村委同意，且第三人对涉案土地变更进行了登记，被上诉人耕种至今，表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产生了新的承包关系。2003年1月20日，汾阳市人民政府颁发给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被上诉人对案涉争议土地的法律凭证。现第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土地征用协议及已支付部分补偿款也证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村委形成了对案涉争议土地的承包关系。米家庄村委未提供书面答辩状也未到庭参加询问。吴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承包第三人集体所有的1.58亩土地(地名东五八一二垙)合法有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吴某、被告武某均系汾阳市贾家庄镇米家庄村村民。1997年1月1日，被告武某与发包方汾阳市贾家庄镇米家庄村经济合作社（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土地明细表中记载案涉土地东五八一二垙3.34亩土地由被告承包经营，即被告依法取得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02年底至2003年初，经原、被告协商一致，被告将案涉土地东五八一二垙3.34亩土地转给原告耕种至今，并由原告向第三人交纳各种款费和领取粮食直补款等。2003年1月20日汾阳市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了汾米字第11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同时加盖有汾阳市贾家庄镇人民政府及汾阳市贾家庄镇米家庄村村民委员会印章，颁证时，因原、被告就案涉土地承包经营已发生流转，故颁证单位直接将案涉土地东五八一二垙3.34亩土地记载于承包土地地块登记表（一）中，同时第三人所保管的原告吴某、被告武某土地使用账中，就案涉土地的流转情况，在说明栏中予以记载。案涉土地东五八一二垙3.34亩土地，已被政府征收1.76亩，剩余的1.58亩土地现仍由原告耕种。后因土地确权等问题，被告武某作为申请人向汾阳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该委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汾农仲（2018）第00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申请人即本案被告武某对案涉土地东五八一二垙1.58亩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裁决被申请人即本案原告吴某将案涉土地返还被告武某。吴某不服该仲裁裁决，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本案中，被告武某通过家庭承包方式与第三人即发包方汾阳市贾家庄镇米家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依法取得了案涉土地东五八一二垙1.58亩土地（原为3.34亩，诉讼前被征收1.76亩，现为1.58亩），承包经营权，后经原、被告协商一致，被告将案涉土地交由原告耕种。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依据是土地承包合同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审认为，案涉土地的承包合同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非同一时间形成，土地承包合同成立时间在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发之后，二者相隔六年之久，故不属于发包方将同一地块发包给不同承包人的情形，也不属于同一承包主体土地承包合同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容记载不一致的情形，因此，本案中不能单纯依据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来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综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一审认定，被告武某依据土地承包合同依法取得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又经原、被告协商一致，对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流转，该流转行为得到了发包方即本案第三人同意，并在原、被告双方的土地使用账上就案涉土地的流转做了相应说明，因此，在为原告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对双方流转的土地进行了登记。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是原告要求确认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主张是否应予支持，即原、被告之间的流转行为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还是其他方式的流转。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原、被告双方就案涉土地进行了流转后，取得了第三人即发包方的同意，第三人在原、被告双方的土地使用账做了相应的说明，并在为原告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进行了登记，确认了原告对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一审认定原被告双方就案涉土地的流转性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既于被告提出的流转行为属代耕性质，仅是其单方陈述，并无其他的证据佐证，且代耕性质的流转，无需发包方进行变更登记。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过程中虽存在有不规范的情形，但不足以否认流转方式的认定。综上，原、被告之间就案涉土地流转方式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原告据此取得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吴某依法享有汾阳市贾家庄镇米家庄村东五八一二垙1.5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武某负担。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吴某提供《禹门河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及省道汾屯线改线工程建设补偿协议》一份，拟证明：本案争议的1.58亩土地中的一部分，现被占用，村委是和被上诉人签的补偿协议。上诉人质证意见为，不清楚占用和补偿的事。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达成过将案涉争议土地流转给被上诉人耕种的口头协议；2.案涉争议土地的流转属于代耕还是转让。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达成过将案涉争议土地流转给被上诉人耕种的口头协议。上诉人武某上诉称，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达成过任何口头转让协议,上诉人是因外出打工无法耕种承包地,村委会为不让承包地撂荒而替上诉人找到被上诉人耕种的。被上诉人称，2002年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达成案涉争议土地经营权转让的协议，并经村委会同意，被上诉人耕种至今。一审认定，2002年底至2003年初，经原、被告协商一致，被告将案涉土地东五八一二垙3.34亩土地转给原告耕种至今。本院对一审认定的该事实予以确认，理由为：一审审理中，原审原告吴某提供了米家庄村吴某、武某土地使用账复印件二份及2003年吴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吴某的土地使用账关于案涉土地东五八一二垙3.34亩土地说明中，注明“2003年武某转来”。武某土地使用账中案涉土地东五八一二垙3.34亩土地说明栏中也标注有“2003年转吴某”的字样。案涉争议土地也是记载在被上诉人吴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名下。土地使用账由第三人即土地发包方汾阳市贾家庄镇米家庄村村民委员会保管，原审原告提供的复印件上加盖有第三人村委的公章，上诉人对复印件的真实性也无异议，但认为标注内容其不知情。土地使用帐、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内容可以证明上诉人承包土地后将争议土地经营权流转给被上诉人的事实，该事实与被上诉人的陈述相互印证，且2003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将争议土地记载在被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其提出过异议，被上诉人一直耕种至今。时隔多年，上诉人称不清楚其经营权转让显然不合常理。上述证据同时证明，本案争议土地并非属于第三人村委强行收回另行发包给被上诉人耕种的情形，故亦不适用该情形下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关于案涉争议土地的流转属于代耕还是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具体到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就案涉土地进行流转时，取得了第三人村委即发包方的同意，第三人在双方的土地使用账上作了相应的说明，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进行了登记，确认了被上诉人对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新的承包关系。关于上诉人主张根据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政策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承包合同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承包合同为准的上诉。本院认为，本案并非同一时间村集体就同一土地发包给村集体不同成员的情况，也非同一承包主体承包经营权证与承包合同记载内容不一致的情形，故不适用上诉人主张的上述政策规定。综上，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争议土地的流转属于转让正确，二审予以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武某负担。审判长 闫红珍审判员 王晓瑜审判员 张晓艳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雷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