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7民终2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海峰，男，197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沽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勃，河北纵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有，男，197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沽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亮，河北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海峰因与被上诉人熊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法院（2019）冀0724民初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海峰上诉请求：撤销沽源县人民法院（2019）冀0724民初16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认定错误，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为两年，熊有要求高海峰给付租金，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普通的租赁合同，诉讼时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中两年的规定。案涉合同约定的履行届满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约定的最晚给付租金时间为2014年5月1日，根据以上时间足以证明熊有要求给付租金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无法确定显然是错误的。熊有自认高海峰最后一次给付租金的时间为2015年9月，一审判决也认定了这一点，并且认定高海峰愿意履行义务，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显然，以此时间作为起算点，距熊有第一次起诉时的2018年也已经两年期间届满。熊有怠于主张权利的事实是存在的。一审判决认定高海峰的行为致使熊有无法得知其权利何时受到侵害，合同中已经约定了租期，租金的给付时间，高海峰未能按约定履行显然已经侵害了熊有的权利，一审法院的该项认定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本案诉争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自始没有约束力，熊有无权主张租金。高海峰所承租的西园酒店，是熊有从村委会承租后又转租给高海峰，转租的行为未能经过村委会的同意，所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高海峰曾与熊有达成协议，双方就宾馆租赁一事不再主张权利。在2015年4月3日双方对租金事宜发生纠纷之后，熊有将高海峰及其妻子打伤，双方对伤人的事情进行协商，熊有支付了高海峰及其妻子40万元，对宾馆的问题协商为各自不再主张权利，该份协议中有见证人的签字。以上证据高海峰已经向一审法院出示，虽然见证人表明协议书中的熊有签字是其自己写的，但不能说明这是见证人的个人行为，因此，高海峰有理由相信见证人构成表见代理。退一步讲，如果双方没有达成协议，高海峰不可能给熊有出具谅解书，熊有也不可能向高海峰赔偿40万元。结合以上事实，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熊有主张的租金不应得到支持。 熊有答辩称，一审判决客观公正，请予以维持。虽合同中约定了租期和租金给付期限，但熊有多年一直在找高海峰主张权利，包括一审的证人赵某曾帮熊有找高海峰。一审已经对高海峰给付租金的情况予以认定，对此熊有予以认可。在多次找不到高海峰的情况下，熊有在2018年8月6日时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不能找到高海峰，无法完成诉讼程序，对于熊有的起诉一审法院予以驳回。2017年12月，赵某与高海峰因债权债务问题发生肢体冲突，高海峰将赵某打成轻伤，随后高海峰被公安部门追逃，至此，熊有就无法再找到高海峰了。因此，从熊有多次找高海峰的事实能够看出，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届满。对于协议书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进行调查并作出详细的论述，熊有对此并不知情。其他的意见同一审的陈述意见。 熊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高海峰支付拖欠的租金615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4年5月2日起按年利率的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熊有与高海峰于2014年1月1日签订《宾馆转租合同》，该合同中约定：甲方（出租方熊有）自2012年6月1日承租了沽源县西围子村西园酒店，租期至2015年5月31日；甲方愿将上述宾馆及ＫＴＶ租赁给乙方（承租方高海峰）经营。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签订如下条款：一、租赁标的：宾馆及ＫＴＶ的现有设施。二、租赁期：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三、租金为：一百五十七万五千元，签订协议时缴纳八十万元，2014年5月1日前缴纳七十五万五千元。上述《宾馆转租合同》中约定租金为一百五十七万五千元，按照约定的履行期限即签订协议时缴纳八十万元，2014年5月1日前缴纳七十五万五千元，确定租金为一百五十五万五千元。熊有在庭审当中认为，高海峰在2014年1月份向其支付租金100000元，3月份向其支付租金500000元，2015年5月向其支付租金200000元，2015年9月份向其支付租金160000元，共计960000元。高海峰认为，在2014年9月份之前其共给了1280000多元，如果按合同也就差160000元或170000元。双方当事人对给付租金数额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高海峰给付熊有租金数额多少，高海峰负有举证责任，高海峰在庭审当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给付熊有1280000多元，高海峰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熊有认可高海峰已给付租金960000元，为此，认定高海峰给付熊有租金960000元。庭审当中，高海峰陈述认为诉讼时效从2015年5月31日起至2017年5月31日止，是按照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间进行计算的，并提供证据协议书及谅解书复印件各1份，签订时间是2015年11月10日，主张熊有将高海峰打伤后通过见证人冯某（高海峰认为是冯军）在取得高海峰谅解的同时，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关于租赁事宜双方再无纠葛。庭审当中熊有认为协议书没有双方的手印，协议书上的签字不是本人所签，是见证人代签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庭审后，对冯某进行了询问，冯某表明协议书上乙方的签字不是熊有本人签的，是其签的，当时签协议时，熊有不在场，是其和高海峰在车上签的，高海峰是为了他老婆看的，熊有也没有委托其签字，熊有也不知情。关于见证人的名字，庭审后，又对高海峰进行了询问，高海峰表明协议上字迹潦草，不知道是叫冯军还是叫冯某，只知道小名叫小新。之后让高海峰看了冯某的身份证复印件，高海峰表明就是冯某。为此，认定见证人的名字叫冯某。针对高海峰在庭审当中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见证人冯某表明乙方的签字不是熊有本人签的，是其签的，对被告高海峰进行询问是否申请鉴定，被告高海峰表明不申请鉴定。对当时签订协议时高海峰和熊有还有冯某是否都在一起进行了询问，高海峰表明不在一起，是冯某带着协议让其签的。针对冯某的询问笔录，向高海峰进行了宣读，之后，又问高海峰针对这份笔录是否有证据提交，高海峰表明没有证据提交，为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高海峰在庭审当中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熊有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见证人冯某表明协议书上乙方的签字不是熊有本人所签，当时签协议时，熊有不在场，是其和高海峰签的，高海峰是为了他老婆看，熊有也没有委托其签字，熊有也不知情。高海峰就协议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已表明不申请鉴定，也没有证据提交，承担举证不能责任，为此，认定高海峰在庭审当中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是不成立的协议，该协议对熊有无法律约束力。另外，高海峰提交的谅解书复印件也不能证明关于租赁事宜双方再无纠葛。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熊有与高海峰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的《宾馆转租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定履行义务。高海峰认为自2014年9月支付160000元租金后熊有从未以任何方式主张租金，2019年才提起诉讼，本案已超出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从2015年5月31起至2017年5月31日止，是按照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间进行计算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熊有与高海峰在宾馆转租合同中约定的租赁期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签订协议时缴纳八十万元，2014年5月1日前缴纳七十五万五千元。高海峰未提供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开始时间从2015年5月31日计算，因此，高海峰认为诉讼时效从2015年5月31起至2017年5月31日止，是按照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间进行计算的，依据不足，不予采信。高海峰在庭审当中表明没有按照宾馆转租合同约定的时间给付熊有租金，最后一次给付租金的时间是2014年9月份，熊有认为最后一次给付租金的时间是201５年9月份，虽然双方在最后一次租金给付的时间上陈述不一致，但也说明了义务人高海峰没有按照宾馆转租合同约定的时间（签订协议时缴纳八十万元，2014年5月1日前缴纳七十五万五千元）给付熊有租金，在宾馆转租合同中约定的给付租金时间之后，高海峰仍然在部分履行给付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为此，认定高海峰在宾馆转租合同中约定的给付租金时间之后同意履行义务，因同意履行义务，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对于未履行的债务，高海峰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什么时间已向熊有表明不再履行给付义务，履行期限无法确定，致使权利人熊有无法知道自己权利在什么时间受到侵害，高海峰就未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从什么时间开始计算未能向法庭提供有利证据证明，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诉讼时效的开始时间无法确定，诉讼时效的届满时间也就无法确定，诉讼时效期间无法计算，因此，高海峰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高海峰认为，虽然双方签订了租赁合同但该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熊有主体资格不适格，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2012年6月熊有承租了沽源县西围子村委会西园酒店后将该酒店转租给高海峰，转租行为并未取得村委会的同意，擅自转租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租赁合同无效，该辩驳意见理由不充足，不予采信。高海峰认为，双方曾以协议的方式自愿终止了合同，双方已经没有债务关系，并在庭审当中提交协议书及谅解书复印件各1份，签订时间是2015年11月10日，主张熊有将高海峰打伤后通过其见证人冯某在取得谅解的同时，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关于租赁事宜双方再无纠葛，在事实认定中已经认定高海峰在庭审当中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是不成立的协议，该协议对熊有无法律约束力，另外，高海峰提交的谅解书复印件也不能证明关于租赁事宜双方再无纠葛，因此，对高海峰的辩驳意见及主张不予采信。熊有与高海峰在宾馆转租合同中约定签订协议时缴纳800000元，2014年5月1日前缴纳755000元，高海峰已给付租金960000元，尚欠595000元，高海峰应给付熊有租金595000元。另外，驳回熊有的其它诉讼请求。判决：一、高海峰给付熊有租金595000元，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二、驳回熊有的其它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熊有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证人刘某的证言、沽源县人民检察院对高海峰的起诉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熊有曾多次委托刘某在宣化寻找高海峰，2017年12月高海峰因与赵某发生冲突致使赵某轻伤，被公安机关追逃，自此无法找到高海峰，但熊有一直积极寻找，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届满。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海峰认为证人赵某、刘某都是熊有的朋友，刘某还与熊有的弟弟是同学，证人与熊有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的寻找高海峰的时间亦不确切，该证言的证明效力低；对沽源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但该份起诉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熊有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高海峰对于熊有所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中熊有所提交的证人赵某及二审中提交的证人刘某，均系熊有的朋友，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其所作出的有利于熊有的陈述内容证明效力较低；高海峰对于沽源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不持异议，经庭审中询问，熊有得知高海峰涉及刑事案件的事实系其代理人在办理其他案件中得知，由此可知，熊有一直未放弃寻找高海峰的下落。结合证人赵某、刘某的陈述，能够确认熊有并未放弃寻找高海峰，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租赁合同是否有效，高海峰应否承担给付租金的义务；2、熊有要求高海峰给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是否届满；3、高海峰应支付租金的数额是多少。 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高海峰与熊有所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高海峰认为熊有系通过与村委会的租赁合同取得案涉宾馆的使用权，其无权对外进行转租，该转租行为亦未得到村委会的认可，故双方所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虽熊有系通过承租的方式取得案涉宾馆的使用权，但高海峰自2013年10月以后直至2015年8月持续占有使用租赁物，案涉租赁合同所约定的租赁期限已经完整履行完毕，且案涉租赁合同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高海峰的该项主张不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租赁合同中约定了租赁期限截止至2015年5月31日，但高海峰自行陈述其履行多次给付租金义务，未完全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履行，故双方对于合同的履行方式以实际行为进行了变更，以合同的约定确定本案的诉讼时间起算时间显然不具有事实依据。熊有陈述高海峰最后一笔支付租金的时间为2015年9月，但高海峰陈述最后一笔的时间为2014年9月，结合双方因租金的问题发生肢体冲突的时间2015年4月3日，2015年11月10日高海峰才对熊有的伤害达成谅解，谅解的前提是熊有支付40万元赔偿金，如高海峰给付租金，完全可以采用双方抵顶的方式进行，但熊有却主张高海峰在谅解前仍给付租金，但又不能对此进行合理性解释，故在未能达成谅解的情况下，高海峰仍向熊有支付租金的行为显然有违常理，熊有的该项陈述内容不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不妥，应予纠正。高海峰认为，在其对熊有予以谅解之后，双方达成协议，对租赁合同的事情不再主张，经一审法院向协议见证人询问，该份协议并非熊有真实意思表示，熊有的签字系冯某代为签署，且冯某并未取得熊有的授权，高海峰并不能从该协议的签署过程中有理由相信冯某接受了熊有的委托，故其所主张的表见代理不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采信符合法律规定。该份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与高海峰对熊有的谅解发生在同一天，根据协议的内容表述“甲方（高海峰）仍有部分租金未支付乙方（熊有）”、“双方就宾馆租赁一事不再主张各自的权利”，可见，高海峰对于拖欠熊有租金的事实是明知的，虽该份协议未经熊有签字，但高海峰对于其本人签字不持异议，且该份证据为高海峰提交，故通过上述协议内容，能够确定高海峰此时已经具有不愿继续履行给付租金义务的意思表示。另，在高海峰对熊有的谅解书中，并未对租金的问题进行表述，熊有在此后虽积极打听高海峰的下落，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找到高海峰，或将要求其支付租金的意思表示送达，故熊有应当自此时得知其权利遭受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此时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其施行，此时，熊有主张租金的二年诉讼时效距2015年11月10日并未届满，因此，应当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进行确定。熊有于2018年8月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高海峰给付租金，但高海峰因2017年12月与赵某发生的冲突而不知去向，熊有的起诉致使诉讼时效中断，距本次起诉，并不满民法总则所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故熊有要求高海峰支付租金的主张诉讼时效并未届满。高海峰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租金的数额，高海峰陈述其分6、7次向熊有支付租金共计134、135万元，其中还包含双方约定的水泥款、暖气费抵顶的部分，但未能就上述给付情况、数额及抵顶事实提交证据证明，对此，高海峰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熊有所主张的租金，系基于双方所签租赁合同计算得出，一审法院对租金的计算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高海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50元，由高海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 格 审判员 宋凯阳 审判员 马瑞云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田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