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7行终1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宗玲芳，女，196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公安局，义乌市机场路110号。 法定代表人江栋，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县前街21号。 法定代表人王健，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启华，义乌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宗玲芳诉义乌市公安局、义乌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义乌市政府）公安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一案，宗玲芳不服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782行初30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调阅一审卷宗等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告宗玲芳与施永义系夫妻关系。2019年5月14日，被告义乌市公安局收到原告宗玲芳的公安机关执法公开申请书，所需信息为：“义乌市公安局可以为涉嫌贪污官员充当保护伞的相关文件规定”。2019年5月28日，被告义乌市公安局作出告知书（义公告字[2019]5号）并邮寄送达原告宗玲芳，答复内容为：“我局不存在为涉嫌贪污官员充当保护伞的情况，另外，依据《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之规定，你要求公开的内容不属于政府信息”。原告宗玲芳对该答复不服，于2019年6月10日向被告义乌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被告义乌市政府于同年6月11日决定予以受理并通知双方当事人。同年6月17日，被告义乌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2019年8月1日，被告义乌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义政复〔2019〕第330号）并邮寄送达原告宗玲芳和被告义乌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决定维持被告义乌市公安局作出的告知书（义公告字[2019]5号）。 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宗玲芳的陈述并经本院调查核实，自2018年1月以来，原告宗玲芳共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2件，提起行政复议16件，提起行政诉讼12件，申请公开信息的内容均与原告宗玲芳、施永义夫妇在福田街道宗宅村、畈田王村房屋拆迁安置及畈田王村店面房选位投标款项去向等问题相关，以及因上述问题进京非访事宜相关。具体情况如下：向福田街道办事处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0件，其中提起行政复议4件，提起行政诉讼3件；向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4件，其中提起行政复议4件，提起行政诉讼2件；向被告义乌市公安局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8件，其中提起行政复议8件，提起行政诉讼7件。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义乌市公安局、义乌市政府提供的宗玲芳的案件汇总表及本院对宗玲芳作的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行使行政诉讼权利，是人民法院的职责和义务，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条件；权利如明显滥用，则不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5号）》明确要求，正确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严格规制恶意诉讼和无理缠诉等滥诉行为；该《意见》第十五条规定，对于极个别当事人不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长期、反复提起大量诉讼，滋扰行政机关、扰乱诉讼秩序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第十七条规定，要从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数量、周期、目的以及是否具有正当利益等角度，审查其是否具有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主观故意。申言之，当事人的诉求最终是否足以获得法院审理判决取决于诉求的内容，即当事人的请求是否足以具有利用国家审判权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或必要性。综合衡量原告宗玲芳提起的一系列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内容，其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手段，均不是为了保障其可以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或者保障其自身权益，其行为已构成对获取政府信息权利和申请权的滥用，造成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浪费。本院已无需对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同时，为了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保障当事人的正当诉权，制约权利滥用，对原告宗玲芳滥用申请权和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限制。如今后原告宗玲芳及其近亲属提起类似政府信息公开或履责申请，提起复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可不予处理或不予立案。对其提起的其他申请或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等，应当依法作出合理说明，否则亦将不予处理或不予立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和第三款、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宗玲芳的起诉。 上诉人宗玲芳上诉称：上诉人是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诚信社区畈田王村集体组织成员，因家中合法房屋确权指标被义乌市问题官员侵吞。另一处合法继承房屋被非法强拆。两处房屋至今得不到安置与补偿。上诉人多次向地方政府各部门反映，无部门受理解决。上诉人为了查明事实真相，依法向各行政部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后又发现本村在2004年专业街选位投标时，1.4亿元人民币选位投标款又被义乌市问题官员侵吞。在当地投诉无门。无奈，上诉人依据国家信访条例到北京信访局去举报、控告，当地政府部门的问题官员做贼心虚。花重金公开勾结北京市黑恶势力成员，把上诉人在北京住宿房内带回到义乌市刑大。上诉人被带进义乌市刑大后，义乌市刑大官员在上诉人包裹内搜查到，有举报材料以及侵吞投标款和贱卖本社区公建配套房屋的所有证据。但是，义乌市刑大对上诉人的证据材料却只字不提，就一再强迫上诉人做笔录，企图严讯逼供。有个做笔录的民警还说这1.4亿元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意思就是我个人不能去举报、控告的。可见，义乌市公安局极力掩盖违法分子的贪污罪行。无端将上诉人行政拘留13天的处罚。因此，上诉人从拘留所出来后，为了洗刷不白之冤。向被上诉人义乌市公安局发出（公安机关执法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可以对信访人强制带手铐、脚铐的相关文件和规定。因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及《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等，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必须向行政相对人公开违法的时间、地点、视频监控及违法的事实法律、文件依据。可是，被上诉人义乌市公安局收到后以“你申请的内容，系向我局进行法律法规文件咨询，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为由拒不公开。对此，上诉人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于2019年6月9日向义乌市政府寻求行政救济，义乌市政府懒政不作为，收到复议申请后拒不化解行政争议，作出了维持义乌市公安局答复的决定。无奈，上诉人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依法请求义乌市人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义乌市人民法院伙同被告合谋诬陷上诉人滥用诉讼权利，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规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并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的案件提级受理。 被上诉人义乌市政府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义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上诉人对义乌市公安局作出的义公告字[2019]5号告知书不服，于2019年6月10日向义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进行了受理。2019年8月1日，本机关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二、义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适用正确。义乌市公安局在收到上诉人的申请后，依法作出相应的答复并送达上诉人，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我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作出的维持决定正确。三、上诉人存在滥用复议、诉讼权的情形。自2018年以来，上诉人向义乌市公安局、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义乌市人民政府福田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申请政府信息、执法公开、履职申请多起，针对答复，上诉人向我府提起了19起行政复议，向法院提起14起行政诉讼。因此上诉人存在滥用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和滥用诉讼权利，应当予以限制。综上，一审裁定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义乌市公安局未提交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对原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作为权利之一的获取政府信息公开权，进而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均应依法行使，不能滥用。根据一审在卷证据并结合法院核实，能够认定上诉人宗玲芳及配偶针对其在福田街道宗宅村、畈田王村的房屋拆迁安置以及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反复提起多起信息公开申请，进而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其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应认定超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之范畴，其行为已经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在维护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公共利益之间有所失衡，超越了权利行使的界限，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已构成诉讼权利的滥用。故本院对上诉人宗玲芳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论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冯少华 审 判 员 钟雪丹 审 判 员 虞 行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