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7民初7806号原告(反诉被告)：郑永宗，男，198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杰，上海市浩信（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钱益，男，1980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辉，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李扬，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郑永宗诉被告钱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周文明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审理中，钱益提起反诉，经审查后，本院决定合并审理，并裁定转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周文明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人民陪审员王振华、王梅郁参加评议，于2020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了审理。郑永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杰、钱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辉、夏李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永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机器设备搬迁费72725元、停产停业补贴68814元、搬迁奖励34407元、空调移机费1500元、公司变更费4000元，合计18144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暂计500元(实际以181446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6年6月起承租被告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厂房，用于模具加工。双方约定租金、物业费合计为75000元/年。承租期间，该厂房因政府规划而需要拆迁，黄埭镇东桥三埂村拆迁办对厂房内机器设备、停产损失进行评估，根据设备搬迁评估表显示原告机器设备搬迁费72725元，空调移机1500元，停产停业损失为搬迁费的20%。拆迁补偿确认好后，原告于2018年9月搬离，2019年春节前后，拆迁补偿款下发给被告，但被告却不肯足额支付给原告，双方多次协商依然未能达成一致协议。无奈，原告只能向法院起诉被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请。被告钱益辩称，一、原、被告间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在租赁厂房被政府拆迁规划确定日即已满终止。合同期满终止，原告应立即搬离租赁厂房，并将厂房返还被告。原告搬离租赁厂房，是基于合同期满终止搬离，而非因拆迁搬离，政府规划确定厂房拆迁，是《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满终止的条件，双方签订合同时已预见厂房可能在一定时间内确定拆迁。二、被告的厂房在政府拆迁规划确定后的拆迁及补偿与原告无关。理由：原、被告间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了在政府拆迁规划确定日已期限满终止，原告在合同期满终止时即应搬离并将厂房返还被告，原告搬离厂房后的厂房拆迁及补偿均与原告无关，这是被告与拆迁单位间的拆迁补偿关系。综上，被告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拆迁补偿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钱益另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反诉被告支付原告自2018年6月20日至2018年12月20日之间尚欠房屋租金18250元。二、本案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郑永宗自2016年6月起承租钱益所有位于苏州市相城区的厂房，用于模具加工。合同约定租期自2018年6月20日起至政府拆迁规划确定日止，厂房租金多退少补。合同另约定，厂房物业费1500元/年，年租金75000元，押金5000元。期间，该厂房因政府规划而需拆迁，双方间的租赁合同终止，但郑永宗直至2018年12月底房屋实际拆除时才陆续搬离。故其应支付自2018年6月20日起至2018年12月20日止的租金37500元、物业费750元，合计划外8250元，但郑永宗实际只付了20000元，尚欠18250元，为此提起反诉，望判如所请。郑永宗辩称，本诉原告不存在拖欠被告租金的情况。首先从本诉原告本诉中举证的收据和退还押金的情况，已经记载了预交2018年6月20日至拆迁之日的房租，该期间房租已经全部支付完毕，不存在拖欠，而且被告还将剩余的押金退还给了本诉原告，所以综合证据可以看出，本诉原告不存在拖欠房租的情况。经审理查明，出租方钱益作为甲方、承租方郑永宗作为乙方于2018年6月6日签订《厂房租赁合同》1份，约定：甲方将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东桥三埂村老村部厂房租赁给乙方使用，厂房总面积约420平方米，厂房供乙方使用。乙方租用该厂房期限为：即自2018年6月20日至政府拆迁规划确定日止，并终止合同，厂房租金多退少补。厂房租金为/元/平方米。物业费为1500元，合计年租金为人民币75000元；押金人民币5000元合约期满乙方付清租金及一切费用之后，甲方应将保证金全额退还乙方。乙方应每/年支付一次租金，年租金为75000元，支付时间为提前30天支付。逾期/天未付租金，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保留使用其他合法的追缴权利，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为乙方提供用电用水，水、电费的收费标准按照国家电力部门提供的收费为准，自行缴纳。本合同有效期内，如国家或甲方或乙方有新的规划时，双方应配合新的规划执行，该方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甲方和乙方协商解决。本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违约，对方都有权利提出解除本合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违约方负责赔偿。合同另约定其他双方权利义务等相应事宜。2018年7月6日，郑永宗向钱益交纳了20000元，钱益向郑永宗出具收据1份，收款事由中载明“预交2018年6月20日起-至政府拆迁日止房租”。另查，2018年9月28日，钱益与相城区黄埭镇三埂村委会签订《企业（工业）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1份，约定钱益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至2018年10月31日之前，应将设备及各种材料等物品清运完毕。补偿金总计人民币705888元，其中房屋及装修评估补偿金额计628003元；地面附着物补偿金额计77885元；钱益签订协议后，先付补偿总金额的20%，将设备和各种材料等物品清运完毕，腾空房屋交出钥匙及土地证、房产证后，再付钱益补偿总金额的80%，协议履行完毕。协议书另约定其他相应事宜。2018年8月1日的《房屋搬迁补偿价值评估表》中载明，产权单位为钱益；其他房屋价值：381平方米，￥344071元、简易/加建房屋价值：26平方米，￥10113元、房屋装修价值：￥38129元、附着物价值：￥17523元、搬迁综合补贴：￥183760元、搬迁奖励：34407元，评估总金额：￥628003元，其中附件钱益设备搬迁及其他构筑物评估明细表中载明10项设备，共计搬迁补偿114946元（其中第4项为电动起重机搬迁补偿34220元、第10项为电缆线搬迁补偿为8002元）、附件拆迁评估外资产补偿明细表载明共患难6项项目共补偿77885元（其中第1项空调移机为5台、单价500元，2500元；第三产业4项为模具公司搬迁，2户共4000元）。审理中，钱益明确其已取得全部补偿款。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人口信息、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厂房租赁合同》、收据、《企业（工业）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搬迁补偿价值评估表》及附件、房屋建筑平面图及当事人陈述附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审理中，郑永宗称2018年双方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证明双方存在租赁关系，约定所租赁的厂房面积是420平方米，拆迁补偿价值评估表、钱益房屋评估单、房屋建筑面积平面图，证明被拆迁厂房面积实际不到420平方米，故郑永宗所租是被拆迁所有厂房。停产停业根据房屋价值的百分之二十来计算的，房屋价值34407元，根据相城区拆迁政策房屋评估价值的百分之二十是作为停产停业损失，此项是放在搬迁综合补贴里面了，郑永宗方去拆迁办了解，拆迁办是如此陈述的，且停产停业不单列，故要求钱益给付停产停业损失68814元。关于主张的拆迁补偿费用中的设备搬迁费72725元，在明细表中所附设备搬迁及其他构筑物明细表，其中扣除第4项和10项，其余均是郑永宗的设备，其余补偿均应给郑永宗。评估表中有搬迁奖励34407元，系针对该厂区内加工企业的一个搬迁奖励，故该项应归郑永宗。拆迁评估外的资产补偿明细表中，第1项是空调移机，单价是500元一台、公司变更费是第24项，模具公司搬迁这个是2000元一户，一共是两户，一共4000元，而原告自拆迁办调取的材料中第九页说明了模具公司指苏州雕纯模具有限公司、苏州鸿青纯模具有限公司，有三台空调，此两公司即为郑永宗承租涉案厂房后的实际经营户，一个法定代表人是郑永宗，一个为郑永宗母亲，故郑永宗应得空调移机费用500元及公司变更费4000元。另提供：1、双方的、支付宝转账、微信记录截图1张，证明在2018年11月2日钱益将郑永宗所预付的押金5000元退还给了原告，说明了郑永宗并不存在拖欠租金的事实。实际涉案厂房于2018年10月6日被断电，郑永宗是于2018年10月26日搬离涉案厂房的。2、销售合同1份，证明郑永宗向案外人购买台立数控深孔钻的事实。关于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至政府拆迁规划确定日止，郑永宗认为是2018年9月底，村委会和其谈的时候就是9月底。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确定的时间就是拆迁补偿协议签订确认那一天即2018年9月28日。经质证，钱益认为依租赁合同约定，合同在政府拆迁规划确定日已期满终止，而非厂房拆迁提前解除合同终止。可以确定双方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已预见租赁厂房在一定期限内可能拆迁，对方同意在政府拆迁规划确定之日，合同终止，即对方搬离租赁厂房，对方并未因租赁厂房拆迁造成损失，即使因租赁合同期满搬离租赁厂房产生相关费用或损失，此也为对方正常履行合同必将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对方自愿承担此费用或损失，否则租赁合同必将约定对方因租赁厂房拆迁需要搬离时所产生的费用补偿，但事实上租赁合同中对此并无约定。对《企业（工业）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此系钱益与拆迁单位间关于厂房拆迁的相关补偿事宜，与对方无关。双方的租赁合同在政府拆迁规划确定日已期满终止，对方在租赁合同期满即应搬离租赁厂房，此后的拆迁及补偿与对方无关。对《房屋搬迁补偿价值评估表》及其他所附相关材料真实性有异议。该部分材料钱益以前未见过，不清楚，即便真实，也是拆迁单位对钱益厂房拆迁的补偿确定，与对方无关。20000元的收据无异议，但上面载明的交款事由也可证明，双方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已预见厂房可能拆迁，该支付的20000元租金为预交，具体金额需依合同约定的具体时间结算。销售合同，钱益对此不清楚，真实性也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对微信截图真实性无异议，此证据可证明在租赁合同期满终止后，钱益已将押金退还对方。关于政府拆迁规划确定日，具体日期也不能确定，应该是在2018年8月份左右，当时村里面说要拆迁了。另钱益主张郑永宗于2018年12月底才搬离，现其主张租金至2018年12月20日，认为年租金为75000元，物业费1500元/年，故自2018年6月20日计算至2018年12月20日的租金、物业费减去已付20000元，郑永宗尚应支付18250元。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租用该厂房期限为：即自2018年6月20日至政府拆迁规划确定日止，并终止合同，厂房租金多退少补，且郑永宗向钱益支付20000元租金的收据中也载明了是预付租金，故可以认定双方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均知晓涉案厂房可能不久即要拆迁。双方虽对政府拆迁规划确定日的时间说法不同，但本院认为政府拆迁规划确定日肯定要早于实际拆迁日，即该时间要早于钱益与拆迁单位签订《企业（工业）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之日。故租赁合同的终止日是在2018年9月28日前，即郑永宗应在2018年9月28日前搬离涉案厂房，本案中郑永宗陈述其实际于2018年10月搬离，且租赁合同中对拆迁补偿的享有未作约定。据此，拆迁事宜并未影响到郑永宗正常使用租赁厂房直至约定租赁期限届满，钱益在本案中亦不存在违约行为；另《企业（工业）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为拆迁单位与钱益，郑永宗并非该协议书当事人，故郑永宗向钱益主张拆迁补偿款项并无相应合同依据及法律根据。即郑永宗要求钱益向其支付相应补偿利益的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租金，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押金人民币5000元合约期满乙方付清租金及一切费用之后，甲方应将保证金全额退还乙方。”，现钱益已将该款全额退还郑永宗，可以认定钱益已认可郑永宗已付清租金及一切费用，现其再要求郑永宗支付租金，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郑永宗的全部本诉诉讼请求。二、驳回钱益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3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28元，合计人民币4067元，由郑永宗负担3939元，钱益负担12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周文明人民陪审员  王梅郁人民陪审员  王振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施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