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99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惠菊，女，1951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旺、宋炜（实习），云南大格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阮利，女，1973年7月20日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飞、杨栎莼，北京市北斗鼎铭（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刘惠菊因与被上诉人阮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2民初11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惠菊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以阮利于2016年9月26日形成的5份借款合同、2份收条、1份还款承诺书、1份情况说明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中已查明，上述书面材料均是由被上诉人于2016年9月26日带领“勇哥”、“黑大”、“小胖”成彦根等出狱人员及吴昊等人到上诉人办公室强迫上诉人签名形成的，签名时间及形成时间均是2016年9月26日，材料记载的时间是2013年、2015年及2016年，这些材料违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一审以此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属于重大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将被上诉人通过吴昊支付至上诉人账号的340万元资金认定为借款资金属于资金性质认定错误。上诉人确实于2013年分四次收到吴昊账号支付的资金340万元，但该资金并不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而是双方合作开发晋宁的养老地产项目而支付的投资款，该事实被上诉已经在一审提交的《云南晟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协议》及该公司注册登记资料予以证明，该合作协议上记载了被上诉人已经实际支付投资款340万，并成为该公司的股东。虽然公司成立后，晋宁的养老地产项目未能推进，但从性质上看340万属于投资款，不能认定为借款。一审认定事实有遗漏。上诉人一审提交阮利书写的18万元的借条及三张转账凭证，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当庭承认收到过上诉人的65万元，对以上事实一审没有认定，也没有抵扣。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在2016年9月26日胁迫上诉人签字形成的5份借款合同、2份收条、1份还款承诺书、1份情况说明认定为合法、真实、有效并将其作为定案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中“并向被上诉人阮利支付以5912383.5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9年2月25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判决结果。被上诉人通过吴昊账户向上诉人支付340万元，即便按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一审判决的这5912383.56元包含了340万元本金及自2013年5月至2019年2月25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后的利息2512383.56元，属于利滚利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全部驳回。借款合同、付款告知函、收条等不具有真实性，其中载明的借款金额是被上诉人通过利滚利的方式计算所得，计算方式、数额确定违反法律规定不具有合法性。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补充证据及上诉人向法院申请调取的公安机关侦查卷宗已经证明上诉人在2016年9月26日被被上诉人胁迫签订借款合同、收条、承诺还款计划书等。公安机关对被上诉人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案件做出撤案处理，但是否构成犯罪和民事行为是否有效的认定标准不一样，故公安机关撤案不能否定上诉人在2016年9月26日被胁迫签署上述借款合同等。相反上诉人被胁迫后第二天即时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内容明确了被上诉人于2016年9月26日胁迫上诉人的事实。被上诉人同时胁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强行要求上诉人放弃了300万元的房租，被上诉人的行为导致上诉人一方面放弃自己可以正当收取的巨额租金，一方面以利滚利的方式向被上诉人背负巨额债务。如此违背常理的行为如果不是被上诉人胁迫，难道上诉人自己是精神错乱。被上诉人支付的340万元现金性质属于对云南晟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投资款。公司注册资金和公司实际投资是不同的两个法律概念。一审庭审查明公司注册时由案外人代办，公司的各股东实际未支付注册资金。被上诉人打款340万未作为注册资金进入公司账户，结合公司成立的目的，上诉人负责筹办、协调等，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所产生的各项经营支出都是由上诉人从其账号支付，被上诉人打款的340万元虽然没有进入公司注册资金账号，但根据在双方的合作协议中的约定，该款项性质属于被上诉人对公司的投资款。被上诉人应以公司清算的方式对上诉人主张权利。且打款发生在2013年，“借款合同”书写真实时间是2016年，从行为表现上看不符合民间借款关系的交易习惯和特征。故借条等不具真实性合法性，被上诉人不享有民间借贷的债权依据。从上诉人家庭、生活情况看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是巨额资金明显违背常理。被上诉人阮利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阮利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由刘惠菊偿还阮利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922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惠菊承担。审理过程中，阮利申请增加诉讼请求，请求由刘惠菊支付阮利以9228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5日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3年5月21日，阮利通过案外人吴昊向刘惠菊名下账号为02×××66的账户中转账1000000元，并摘要备注为“借款”。2013年5月23日，刘惠菊以“经收人”名义向阮利出具《借条》写明“今借到阮丽（利）人民币壹佰万元正小写：100.00万元。待壹月后公司回收资金，即归还阮丽（利）个人”。2013年8月9日，阮利再次通过案外人吴昊向刘惠菊名下账号为62×××10的账户分三笔各转账1000000元、1000000元、400000元，并备注转账用途为“借款”。2013年10月15日，阮利、刘惠菊及案外人刘煦之签订《云南晟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协议》，约定三人作为股东共同建立、经营云南晟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晟然公司），由刘惠菊担任董事长、阮利担任总经理、刘煦之担任董事长助理兼副监事长，约定由刘惠菊出资土地款20000000元，阮利出资11000000元，刘煦之出资3000000元，协议中“云南晟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任职及出资股份持有情况如下”第九条写明“出资金额，以本人打进银行账户的数据为实际依据（刘惠菊打款壹仟贰佰万元、阮利打款叁佰肆拾万元、刘煦之未打款）”，并约定“合股期间，各合股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股终止后，各合股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另该协议对其他事项亦进行了约定，阮利、刘惠菊及案外人刘煦之在该份协议尾部进行了签字、捺印。另查明，晟然公司于2013年11月12日登记成立，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刘惠菊，股东为阮利、刘惠菊二人，登记出资情况为阮利出资6000000元，刘惠菊出资14000000元。2019年9月26日，刘惠菊与阮利签订了《借款合同》5份、《付款告知书》2份、《收条》2份、《承诺还款计划书》1份、《情况说明》1份，刘惠菊在上述材料中落款处进行了签字、捺印。其中，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20日的《借款合同》约定刘惠菊向阮利借款1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5月21日至2014年5月20日止，约定借期内利率为月利率3%，如不按期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1%，刘惠菊应在每月18日支付月利息30000元。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21日的《付款告知函》、《收条》写明刘惠菊收到阮利通过吴昊转账支付的款项1000000元。落款日期为2013年8月9日的《借款合同》约定刘惠菊向阮利借款24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8月9日至2014年5月20日止，约定借期内利率为月利率3%，如不按期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1%，刘惠菊应在每月18日支付月利息72000元。落款日期为2013年8月10日的《付款告知函》、《收条》写明刘惠菊收到阮利通过吴昊转账支付的款项2400000元。落款日期为2014年5月20日的《借款合同》约定因刘惠菊向阮利借款3400000元到期，刘惠菊无法偿还并拖欠利息，经协商，阮利将到期应还的本金3400000元及利息1032000元作为借款再出借给刘惠菊，刘惠菊应于2015年5月20日前还清，约定借期内利率为月利率3%，如不按期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1%，刘惠菊应在每月20日支付月利息132960元。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20日的《借款合同》约定刘惠菊向阮利借款4432000元到期，刘惠菊无法偿还并拖欠利息，经协商，阮利将到期应还的本金4432000元及利息1595000元作为借款再出借给刘惠菊，刘惠菊应于2016年5月20日前还清，约定借期内利率为月利率3%，如不按期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1%，刘惠菊应在每月20日支付月利息180800元。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20日的《借款合同》约定刘惠菊向阮利借款6027000元到期，刘惠菊无法偿还并拖欠利息，经协商，阮利将到期应还的本金6027000元及利息2169000元作为借款再出借给刘惠菊，刘惠菊应于2016年9月26日前还清，约定借期内利率为月利率3%，如不按期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1%，刘惠菊应在2016年9月26日向阮利支付利息1032000元，共归还本息9228000元。2016年9月26日的《承诺还款计划书》写明刘惠菊借到阮利借款9228000元，保证在2017年6月30日前还清，具体于2016年9月30日前还款100000元，于2016年12月30日前还款2000000元，于2017年3月30日前还款3000000元，于2017年6月30日前还款4128000元。如未按期归还借款的，还应按计划每笔应还款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补偿给阮利。2016年9月26日《情况说明》写明阮利收到刘惠菊所写的金额为1000000元的借条，借条系刘惠菊于2013年5月21日向阮利借款，由阮利指派吴昊转账至刘惠菊名下账户，在刘惠菊还清所有款项后，阮利返还刘惠菊所写借条。2016年9月27日，刘惠菊前往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杨家地派出所（以下简称杨家地派出所）报案称被寻衅滋事，派出所向刘惠菊出具了《受案回执》，写明已受理刘惠菊被寻衅滋事一案。同日21时11分，杨家地派出所对刘惠菊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刘惠菊称2016年9月26日大概14时阮利带着8人前往其公司要求将此前投资的三百多万元当作借款按三分利息归还，并要求其出具借条，并称不写就走不了，其迫于无奈在阮利提供的借款合同和承诺还款计划书签字后，阮利才于当天22时放其离开。另刘惠菊陈述阮利等人虽未采取暴力手段，但通过拍打桌椅、没收其及驾驶员手机、口头威胁称有黑道的将其家人关起来、看守尾随上厕所、不让吃饭的方式进行威胁。同日21时45分，杨家地派出所对刘惠菊的驾驶员杨顺云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杨顺云陈述2016年9月26日14时阮利带着几名男子到公司找刘惠菊，并将其叫上楼安排在一间办公室，由两人看守，不让吃饭，上厕所也跟着，直至当天22时30分才放其与刘惠菊离开。2016年9月30日17时6分，杨家地派出所对杨顺云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杨顺云称2016年9月26日其与刘惠菊到达公司，吃过午饭后，13时40分左右阮利到达公司并上楼找刘惠菊，10分钟后进来一名红衣服男子也称找刘惠菊，后又进来四男一女，其中一名男子叫吴昊，此后阮利叫其上楼，上楼后四个男的将其围住并没收了手机，让其在一间房间坐着直至22时30分左右才得以离开，期间阮利三次进到其所在房间，并告诉其她们是来找刘惠菊要钱的，将三张农业银行的交易清单拿给其看。杨顺云陈述阮利等人限制其人身自由，有安排人员看守，并没收了其手机。同日17时13分，杨家地派出所对刘惠菊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刘惠菊陈述其与阮利于2013年10月份协商在晋宁征地开一家养老康复中心，并协议注册了晟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阮利分三次向其指定账户转账3400000元，此后因阮利拿不出钱，公司没有运作也没有注销，认为3400000元是阮利的投资款。后2016年9月25日14时左右，阮利带着五男三女到荣森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二楼称之前转账3400000元系借款，要求其连本带利归还，并拿出协议和借款合同，其不认可，阮利等人对其进行威胁，直至其签了阮利提供的各种协议、合同后阮利才离开。2016年10月1日18时36分，杨家地派出所对李丽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李丽陈述其系阮利的朋友，2013年11月其经阮利安排到荣森公司上班，工资由阮利发放。2016年9月26日下午2点阮利到荣森咨询公司找刘惠菊，其到二楼倒茶水看到刘惠菊、阮利及三个男子坐着谈事，具体内容不清楚，刘惠菊等人一直谈到当天22时许才离开。另李丽陈述其在公司成立后，阮利曾告知其刘惠菊向其借款几百万，一直未偿还。2016年10月2日22时15分，杨家地派出所对阮利进行了询问，阮利陈述刘惠菊称能够向其介绍绿化工程，于2013年5月21日向其要了1000000元，当作借款，约定月息3%，此后，2013年8月刘惠菊又向其要了2400000元，刘惠菊称若绿化工程交给其做，则借款3400000元就作为好处费，如果工程没有做成，则借款按照月利率3%返还。2013年9月，刘惠菊又称可以一起做晋宁康复养老项目，但需成立公司，以公司名义征地，刘惠菊出资20000000元，其出资11000000元，但晟然公司成立后并未实际运营。此后双方成立荣森咨询有限公司但也没有做过一单生意。2016年9月26日14时，因其欠成彦根500000元，成彦根找其还款，其称没有钱需找刘惠菊还钱，成彦根及其几个男性朋友就跟其一起去找刘惠菊，因其与刘惠菊就是否偿还利息的问题存在争议，双方一直僵持，最后刘惠菊同意，双方就补签了借款合同、借条、还款计划，在刘惠菊填好所有单据后其于当天22时离开了荣森公司，过程中并未打骂刘惠菊。另阮利陈述2016年9月26日前双方并未就利息进行结算，亦没有签过借款合同，利息是9月26日当天计算的，合同也是为完善手续才补签的。2016年10月19日13时28分，杨家地派出所对成彦根进行了讯问并制作《讯问笔录》，成彦根陈述阮利通过其借款50000元，后借款到期，其催促阮利还清，阮利称刘惠菊欠其借款未还，准备找刘惠菊还款，让其同去，2016年9月26日13时左右，其叫上朋友“黑大”、“陈小胖”与阮利到达南亚风情园荣森公司，李丽及阮利表姐也在，另刘惠菊的驾驶员也在，后来阮利、刘惠菊因为债务的事情争吵，阮利拿出一些单子让刘惠菊签字，刘惠菊称账不对拒绝签字，双方又开始争吵，至当晚20时左右，刘惠菊签了字，并按照“勇哥”要求按了手印，后其听到刘惠菊说第二天先给100000元,年前再赔3000000元,剩余的明年之内全部赔完,阮利认为时间太长,又与刘惠菊争吵,双方谈还款计划差不多30分钟才谈完，之后阮利跟其说明天给其拿钱，其与“黑大”、“陈小胖”便开车离开，过程中其大部分时间坐在刘惠菊办公室或隔壁办公室等候、抽烟，另其见到“勇哥”将刘惠菊司机的手机拿了放到阮利的包里面。另2016年10月1日阮利的表姐曾联系其称警察找了阮利，阮利和警察说向其借了500000元，让其回避一下，如果警察找来就说确实出借了500000元，但其并未答应。2016年10月20日13时45分，杨家地派出所对迟学武进行讯问并制作《讯问笔录》，迟学武陈述2016年9月二十几号11时左右与“小胖”、成彦根开车到荣森公司，见到阮利、“勇哥”还有一名矮个子男子，过程中其与“小胖”除进刘惠菊办公室送药及送水外均在另一间办公室抽烟，当天21时左右其与成彦根、“小胖”才离开，其并不知道刘惠菊签字、捺印的情况。2016年10月24日10时40分，杨家地派出所对陈小国进行讯问并制作《讯问笔录》，陈小国陈述其绰号为“小胖”，2016年9月二十几号11时左右其与成彦根、“黑大”一起到荣森公司，见到了阮利、刘惠菊，在一间办公室见到一名矮个子的中年男子及“勇哥”，期间其看到阮利从包里拿出一叠单子放在刘惠菊桌上要求结算、还款，之后双方吵起来，其与“黑大”因抽烟从刘惠菊办公室出来，后在隔壁办公室等候，直到当天22时其与成彦根、“黑大”离开。2016年10月27日19时27分，杨家地派出所对刘惠菊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刘惠菊陈述为在晋宁县征收土地开办养老康复中心其与阮利及“刘华林”商量找代办公司在昆阳注册了晟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为20000000元，公司成立后代办公司将资金撤走，其三人并未实际出资，后因阮利拿不出11000000元投资，便未做征地项目，其认为阮利向其打款3400000元系用于成立公司、投资征地。2016年10月28日13时55分，杨家地派出所对桑虹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桑虹陈述称2013年10月、11月阮利找其代办荣森公司、晟然公司的登记手续，其找到第三方垫资公司以垫资的方式进行验资审核，办完营业执照后垫资公司将资金转走，阮利、刘惠菊、“刘华林”并未真实出资。2017年8月3日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出具昆公（西杨）撤案字［2017］83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认为阮利敲诈勒索案因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决定撤销此案。庭审中，阮利陈述其主张的借款本息9228000元系根据本案借条计算得出，本金3400000元，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分别为三笔1032000元、1095000元、2169000元。阮利、刘惠菊一致陈述2016年9月29日刘惠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阮利支付了100000元。对此，阮利认为此次转账系用于偿还本案借款。另庭审中，阮利、刘惠菊陈述登记成立晟然公司时其并未进行实际出资，注册资金是由代办公司垫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阮利、刘惠菊之间的争议为：1.阮利通过案外人吴昊向刘惠菊转账3400000元是否为投资款；2.形成于2016年9月26日的《借款合同》5份、《付款告知书》2份、《承诺还款计划书》1份、《情况说明》1份、《收条》2份是否系刘惠菊因阮利胁迫而签订，获取方式是否违法，是否能够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否合法有效，若阮利、刘惠菊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阮利的诉请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就第1项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阮利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刘惠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刘惠菊对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不予认可，认为3400000元系阮利为成立晟然公司投入的投资款，就此，刘惠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刘惠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云南晟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云南晟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协议》，虽上述证据能够证明云南晟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确已成立，且合作协议中“出资金额”处写有阮利打款3400000元的内容，但庭审中阮利、刘惠菊所作成立晟然公司时并未实际出资的陈述，及阮利、刘惠菊在杨家地派出所询问时所作双方协商成立公司用于建设养老康复中心但该项目并未进行、公司并未运作的陈述，以及案外人桑虹在杨家地派出所询问时所作其代阮利、刘惠菊登记成立晟然公司并请第三方垫资公司进行垫资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阮利、刘惠菊并未实际就成立晟然公司出资亦未实际运营该公司，且阮利提交的转账凭证可以证明在阮利向刘惠菊转账时备注的转账用途确为借款，结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刘惠菊上述主张并无充分的证据支撑，真伪不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其主张3400000元为投资款的事实不予采信。就第2项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刘惠菊主张形成于2016年9月26日的《借款合同》5份、《付款告知书》2份、《承诺还款计划书》1份、《情况说明》1份、《收条》2份系阮利胁迫刘惠菊签订，获得形式违法，不真实亦不合法。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惠菊应当就其主张胁迫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刘惠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多份《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一审法院根据上述笔录、回执、告知书中能够相互印证的陈述内容，确认2016年6月29日14时左右阮利与成彦根、陈小国、迟学武、“勇哥”、阮利表姐前往位于昆明市南亚风情第壹城的荣森公司找到刘惠菊，刘惠菊的驾驶员杨顺云当时亦在荣森公司内，“勇哥”存在没收杨顺云手机的行为，期间刘惠菊及杨顺云未遭受打骂，刘惠菊于当日签订了上述材料，杨顺云并未看见刘惠菊签订上述材料的过程，签署完毕后阮利等人于当日22时左右离开，刘惠菊及杨顺云亦于当日22时左右离开，次日刘惠菊前往杨家地派出所报警称被寻衅滋事。但各被询问人就刘惠菊是否受到言语威胁、威胁内容、是否采用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签订上述材料是否基于自愿未能形成一致陈述，刘惠菊就此亦不能提交证据加以佐证，刘惠菊的举证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刘惠菊主张其因胁迫违背真实意愿签订上述材料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并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刘惠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刘惠菊主张的上述事实不予采信，认为阮利提交的形成于2016年9月26日的《借款合同》5份、《付款告知书》2份、《承诺还款计划书》1份、《情况说明》1份、《收条》2份能够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且因并无证据证明《借款合同》5份违背刘惠菊的真实意思表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惠菊实际收到了借款3400000元，故5份《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对阮利、刘惠菊具有法律约束力，阮利、刘惠菊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至于本案借款本息计算问题，阮利主张刘惠菊向其支付截至2016年9月26日的本息9228000元，刘惠菊就阮利主张的本息金额提出异议认为阮利将前期利息计入本金超过法律允许的范围，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结合5份《借款合同》内容及庭审中阮利所作其主张的9228000元系借款3400000元及自2013年5月21日至2016年9月26日期间三笔利息之和的陈述,可以看出，阮利、刘惠菊采用将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方式补签的5份《借款合同》，并按月利率3%对本息进行结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前期借款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不应计入后期借款本金，故一审法院根据阮利最初向刘惠菊出借3400000元的情况及5份《借款合同》对借款期限的约定，计算本息如下：1.截至2014年5月20日，前期借款3400000元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为688175.34元，2014年5月20日计入前期利息后的本金应为4088175.34元；2.截至2015年5月20日，前期借款4088175.34元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为981162.08元，2015年5月20日计入前期利息后的本金应为5069337.42元；3.截至2016年5月20日，前期借款5069337.42元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为1216640.98元，2016年5月20日计入前期利息后的本金应为6285978.4元；4.截至2016年9月26日，借款本金6285978.4元按年利率24%计算的借期内利息为537321.99元，则截至2016年9月26日最后一份《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刘惠菊应付本息之和为6823300.39元。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刘惠菊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即6012383.56元，故一审法院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认为截至2016年9月26日止刘惠菊应当向阮利支付的借款本息为6012383.56元。因阮利认可于2016年9月29日收到刘惠菊支付的还款100000元，故经冲抵，刘惠菊还应向阮利支付借款本息5912383.56元。就阮利要求刘惠菊向其支付以9228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9年2月25日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截至2016年9月29日，刘惠菊应向阮利偿还本息5912383.56元，因此，阮利主张以9228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9年2月25日起的利息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结合《借款合同》中约定及本案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刘惠菊应向阮利支付以5912383.5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自2019年2月25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对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判决如下：一、由刘惠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阮利偿还借款本息5912383.56元，并向阮利支付以5912383.5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自2019年2月25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阮利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股东会议记录两份、李丽统计费用开支，欲证明本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项。2.银行转账凭证，欲证明向被上诉人转账64万。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1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明2的客观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排除本案的借贷关系，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若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本金及利息如何确定？本院认为，针对焦点一、首先，阮利依据银行转账凭证、借条、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向刘惠菊主张还款，刘惠菊以银行转账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借款合同等书面债权凭证系受阮利胁迫所签为由进行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惠菊应就其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刘惠菊就借款合同等书面债权凭证系受阮利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思所签的举证并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上诉人关于签署借款合同等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刘惠菊主张340万的银行转账凭证是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为成立晟然公司的投资款。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虽然存在合作关系，但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并不当然排除双方之间另外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关于该340万元款项性质，一审法院已经作了充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就本案存在民间借款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针对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2013年5月21日阮利向刘惠菊出借100万元，2013年8月9日阮利向刘惠菊出借240万元，2016年9月29日刘惠菊还款10万元。上诉人未能归还本金及利息的情况下，将未还利息计入本金多次书写借款合同，并明确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3%，逾期加收1%，并最终于2016年9月26日书写承诺还款计划书载明借到阮利共计借款9228000元。对此上诉人认为是受胁迫所为，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在此不再赘述。本案结合上诉人归还利息情况，被上诉人针对利息的举证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但借款利息已经超出未支付部分不得超过月利率2%的规定。虽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100000元的时间为2016年9月29日，但由于被上诉人主张利息的时间仅计算至2016年9月26日。且对2016年9月26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利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主张。因此，结合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对本案所欠借款本金及利息应当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抵扣，计算方法如下：2013年5月21日起至2013年8月9日止，利息为:100万x80天x0.00066667(年息24%的日利息)=53333.39元。2013年8月9日起至2016年9月26日止，利息为:340万x1144天x0.00066667(年息24%的日利息)=2593079.63元，尚欠利息2546413.02元（53333.39+2593079.63-100000）。该笔利息不应当再计入本金。一审法院按照340万元为借款本金，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按照双方重新出具借款合同、承诺还款计划书的时间计算截止至2016年9月29日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本息5912383.56元，并以此本息作为计算基数再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已经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对此理解有误本院予以改判。对上诉人主张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65万元款项应冲抵的问题，因该款项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上诉成立的部分本院依法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2民初11008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刘惠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阮利偿还借款本金3400000元及自2019年2月25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三、上诉人刘惠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阮利偿还利息2546413.02元；四、驳回被上诉人阮利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8396元，由阮利负担31358；由刘惠菊负担470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187元，由阮利负担21275元，由刘惠菊负担3191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 庆审判员 古维贤审判员 汪丹丹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