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10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振国，男，1964年6月10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南三环中海国际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浩，长春市东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相福，男，198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纪兴，吉林济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振国因与被上诉人蔡相福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相福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高振国给付蔡相福欠款29000元和利息（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振国承担。事实及理由：2012年、2013年蔡相福为高振国干架子活，干了两年活。但是高振国以手里没有钱为借口，迟迟没有给付劳务费，蔡相福多次催要后，高振国为蔡相福书写欠条，欠蔡相福三万元，并且在欠条上签字。2014年写下欠条后，也没有钱给付，在2016年夏季高振国给1000元，2018年5、6月份，蔡相福和朋友孟庆龙再次找其索要欠款，但高振国无钱给付，故诉至法院。高振国原审辩称，欠条日期有涂改，欠条中“欠蔡相福”四个字不是本人所写，并且欠条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至2012年间蔡相福在高振国处提供劳务，蔡相福在2011年向高振国借资，并出具借款单9张，数额总计27000元，其中2011年8月7日和2011年9月2日出具的借款单借款人签名为蔡福，其余借款单借款人签名均为蔡相福；2012年蔡相福向高振国借资，并出具借款单16张，共计67800元，其中2012年11月17日借款单借款单位为蔡相福，借款数额为壹万捌仟捌佰元（¥18800元），借款理由：2012年恒大工地工资全部结清，下有借款人蔡相福签字。2012年4月17日和2012年4月29日出具的借款单签名为蔡福，数额共计700元，其余借款单借款人签名均为蔡相福。2014年1月29日，高振国为蔡相福出具欠款单，借款单位为高振国，借款数额为30000元，借款理由为欠蔡相福，借款人为高振国。另查明，借款单“蔡福”与蔡相福系同一人。再查明，证人孟庆龙出庭作证称，2018年5月左右，其陪蔡相福去高振国处索要工资。原审法院认为，提供劳务人员有权获得相应的劳务报酬，接受劳务人员有按照约定支付劳务报酬的义务。2011年至2012年间蔡相福与高振国均认可双方存在劳务关系，2011年与2012年蔡相福向高振国借资并出具借款单符合劳务关系中工人提前借资的情形，蔡相福亦未提出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14年1月29日高振国签名的欠款单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高振国应否按照欠款单内容支付蔡相福工资。关于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以及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之规定，高振国为蔡相福出具的欠条无给付日期，故蔡相福可随时向高振国主张权利，另依据证人证言，2018年5月左右蔡相福曾带证人孟庆龙向高振国主张偿还工资，结合庭审时蔡相福提供的录音，可以得知蔡相福一直在向高振国主张权利，故不存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关于高振国抗辩的双方就工资问题已经结清、蔡相福手中留存的欠条存在更改、“欠蔡相福”四个字非高振国书写等问题，结合本案证据，2012年蔡相福在高振国处共计借资及领取工资67800元，高振国为蔡相福出具2012年恒大工地工资全部结清的借款单，蔡相福签字认可，相关结算凭证由高振国持有，可以证明已经结算给付完毕的工资单高振国已经收回。但高振国能够提供的2011年的借资金额及工资支付凭证仅为27000元，故蔡相福持有未结算的欠资的欠条主张权利符合交易习惯，予以支持。关于高振国抗辩蔡相福手中欠条存在更改及“欠蔡相福”非高振国所写的问题，蔡相福提供的欠条上“2014年”确实存在改动的痕迹，但无论该欠条出具的日期为高振国所称的2012年还是改动后体现的2014年，该日期的改动并不影响本案中对欠资事实的认定以及蔡相福自2016年1月1日起主张利息。高振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欠条借款单位上签字、书写欠款金额并在借款人处签名，其应当知道该欠条出具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虽抗辩“欠蔡相福”四字非本人所写，但其即已出具欠条，就应意识到任何一人在持有该欠条时均可向其主张权利，虽其称该欠条系2012年因为汉森香榭丽工程项目农民工到劳动局讨薪二出具的，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高振国的抗辩不予认可。关于蔡相福主张高振国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蔡相福主张高振国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高振国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蔡相福29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元，由高振国负担。宣判后，高振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蔡相福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蔡相福承担。主要理由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蔡相福于2011年至2012年期间确实在高振国处干过架子活，截止2012年1月29日高振国尚欠蔡相福人工费3万元，高振国给蔡相福出具了一份欠据。高振国出具欠据后，先后多次分期还清了欠款，双方解除了一切债权债务关系，此后蔡相福未提出异议，也未向高振国主张过权利。蔡相福将2012年1月29日中的2012改为2014，改动的痕迹很明显。蔡相福主张欠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蔡相福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高振国称2012年1月29日其为蔡相福出具了一枚3万元的欠条，目的是通过劳动监察部门向开发商索要农民工工资，该条后期没有收回。蔡相福对此不予认可，高振国对该项主张除证人奚春雷证言外没有提供其他辅助证据予以证实，高振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责任。高振国称蔡相福持有欠条的日期是从2012年1月29日篡改到2013年1月29日，再从2013年1月29日篡改到2014年1月29日，对此其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再结合2016年蔡相福向高振国索要欠款的几次电话录音，能够认定截止2016年高振国尚欠蔡相福工资款。此外，高振国的妻子在2016年向蔡相福又转款1000元，也能间接证实高振国欠付蔡相福工资的事实。因蔡相福不断地向高振国索要欠款，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欠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正确。高振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5元，由上诉人高振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邵明福审判员  聂 莹审判员  高婧明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徐敬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