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14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俊龙，男，198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英超，辽宁循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住所地沈阳市沈北新区马刚乡马刚村。投资人：武金星，该厂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付东，男，汉族，1968年1月11日出生，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武金星父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道文官村。上诉人冯俊龙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3民初5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赵卫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宋刚、审判员关宇宁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俊龙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诉讼请求。3.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存在大量的事实认定错误之情况，导致错判。一审判决对本案的主体认定错误。上诉人并非适格的一审被告，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往来的并不是上诉人，而是被上诉人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上诉人未以个人名义与被上诉人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发生过业务往来。尽管一审中，被上诉人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提供了有上诉人签字的凭证和相关录音，但均不能证明上诉人作为个人民事主体与被上诉人发生法律关系，反而是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相关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在被上诉人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与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之间发生，与上诉人无关。一审判决认定为个人债务显然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武金星的父亲武付东是共同合伙的投资关系，双方也尚未进行清算，因此债权债务之数额也从未对账核定，所以一审原告的起诉金额并不能确定。对于公司的债务认定成为个人债务，这根本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一审法院草率定案，在另一个当事人没有到庭的情况下就仓促认定案件事实，才造成错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的缺席，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二审辩称，上诉人上诉状中陈述的与事实不符，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经本院传唤无合法理由未到庭答辩。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原告货款132582元；2.判令被告给付自2017年11月2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东起木制品厂法定代表人武金星的父亲武付东与被告冯俊龙系朋友关系，被告冯俊龙曾系沈阳天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阳天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工商变更登记为被告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军。2016年2月至2016年9月期间，被告冯俊龙多次从原告东起木制品厂处购买木箱、托盘、胶合板，双方均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告东起木制品厂根据被告冯俊龙口头指令，将货物送至被告冯俊龙指定的收货地点。2016年9月下旬，原告东起木制品厂通过微信形式将双方经济往来的对账单发给被告冯俊龙方，此后，被告冯俊龙方接收后一直未回复。该对账单载明“（东起木制品厂）发货合计193082元，收大龙（被告冯俊龙）款合计60500元，欠款132582元（不包括不知道单价的19个箱）。”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东起木制品厂提交了法定代表人武金星的父亲武付东与被告冯俊龙的电话通话录音证据材料，该录音中武付东说“你这边还欠我十三万二千几，你不写条，到时候你别忘了…”，被告冯俊龙说“忘肯定忘不了，具体明细周姐当时微信给我发过…”。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东起木制品厂提交了送木箱的收条，原告称部分木箱依被告口头指令送货至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出具供货单位为被告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的收条。被告冯俊龙称除原告提交的收条原件所涉部分货物由原告东起木制品厂送货外，其余木箱都是被告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生产送货的，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东起木制品厂提交了被告冯俊龙签名的“木托盘1000个”的便条一份及被告冯俊龙签名确认的出库单一份。另原告东起木制品厂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所售货品价款是否包含税费，是否由其代为垫付税费、及由原告与被告冯俊龙协议统一结算税款等事实。被告冯俊龙未能提供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均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根据原告东起木制品厂提交的证据材料，可见，原告东起木制品厂与被告冯俊龙之间虽然未能签订买卖木箱、托盘、胶合板、木锯等货物的书面合同，但双方口头约定且原告东起木制品厂已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被告也已接受了货物，并给付了部分货款，原、被告之间买卖木制品、木制建材、木锯的意示表示真实，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原告东起木制品厂、被告冯俊龙之间买卖木制品、木制建材、木锯的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结合当事人陈述、对账单、收条、电话通话录音等证据材料，可证原告东起木制品厂已履行了交付木箱给被告冯俊龙指定的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的义务，从2016年2月至2016年9月期间买卖木箱合计形成货款90656元一直未能给付。被告冯俊龙辩称收条原件所涉以外部分木箱是被告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生产，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1000个木托盘的价款49000元，虽该便条未标注单价、总价，但结合当事人陈述、对账单、收条、电话通话录音等证据材料，原告主张被告给付1000个木托盘49000元的诉讼请求较合理，又被告冯俊龙未能提供充足证据推翻原告的主张，故本院对原告主张其给付1000个木托盘货款49000元的诉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胶合板货款24966元，被告冯俊龙辩称该货款已付清，但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冯俊龙依约定应给付货款168122元（90656元+49000元+24966元），但原告自认被告冯俊龙累计给付货款60500元，故原告东起木制品厂主张被告冯俊龙给付尚欠货款107622元部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东起木制品厂主张给付开票款24960元，因原告东起木制品厂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发生真实的发票所载金额的交易，所售货物价款不包含税费，已由原告代垫税费、及原告与被告冯俊龙商定由被告冯俊龙承担该税款等事实，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东起木制品厂主张给付开票款24960元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冯俊龙辩称其与原告东起木制品厂的武付东系合伙关系，但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冯俊龙虽曾为被告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并非原告东起木制品厂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又原告东起木制品厂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为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告东起木制品厂主张由被告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共同给付上述货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问题，被告冯俊龙逾期给付上述货款，给原告东起木制品厂造成一定的损失，因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利息计算方式、违约金，结合本案，原告东起木制品厂主张被告冯俊龙以107622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部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冯俊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货款107622元；二、被告冯俊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货款107622元的利息（以107622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法律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92元，由原告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负担599元，由被告冯俊龙负担2393元。公告费900元，由原告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负担180元,被告冯俊龙负担720元。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新证据：1.会计凭证一组（2016年5月至2016年12月）拟证明：东起木制品厂在一审起诉的标的所涉及的货物并非由上诉人个人购买，而是被上诉人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向武付东个人购买，相关的货物已经由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及武付东送至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沈阳汇博热能设备有限公司，全部的货款已经由收货单位与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进行了结算，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向收货单位开具了发票，被上诉人东起木制品厂在一审提交的证明上诉人购买货物的收条中相关的货物与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与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买卖货物相同，因此，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东起木制品厂诉讼标的实际上是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与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的买卖标的，与上诉人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定。理由为：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是否对外开具发票与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相对人问题不存在关联性，买卖合同相对人的确定以买卖合同签订或履行时的情况作为判断标准，事后开具发票的主体与买卖合同相对人问题无联系。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曾询问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你的货是卖给被告冯俊龙还是卖给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了”，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明确回答“仪表院的项目货物是卖给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了送货以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仪表院送货的，关于托盘是我卖给冯俊龙，他卖给大润发的，其他货物卖给冯俊龙，冯俊龙公司卖给其他人了”。本院认为，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依法围绕冯俊龙上诉请求审理本案。关于冯俊龙二审审理中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供货数额错误，计算错误的问题。本院审查后发现，一审法院结合各项证据对各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多笔供货在每一笔的数量、价值进行分别认定时认定均正确，冯俊龙就此的主张或缺乏证据支持，或与现有证据相冲突，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法认定，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就“仪表院项目”供货价值90656元，供应木托盘价值49000元，供应胶合板价值24966元。但一审法院累计全部数额时的确存在计算错误，本院对此依法予以纠正。关于冯俊龙主张其并非买卖合同相对人，买卖合同相对人是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冯俊龙在一审法院询问其与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合作的是冯俊龙还是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时，其主张是“冯俊龙和原告企业（即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中的武富东合作，……”，故其抗辩主张涉案全部交易的相对人均非冯俊龙，本院不予采信。但由于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已经在一审审理中明确认可“仪表院项目”供货的相对人并非冯俊龙而是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故本院依法认定该笔供货买卖合同相对人是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其他两笔（木托盘和胶合板）供货的买卖合同相对人是冯俊龙。一审法院将所有交易的相对人均认定为冯俊龙与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自身主张相违背，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冯俊龙、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由于“仪表院项目”的买卖合同相对人是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故该公司应当承担给付90656元的民事责任。而冯俊龙应当承担给付73966元（49000元+24966元）的民事责任。由于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自认曾收到货款60500元，故该部分货款应予扣减。鉴于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已收货款是冯俊龙代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给付，故应在冯俊龙欠付的款项中扣除。因此，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还应给付90656元，冯俊龙还应给付13466元（73966元-60500元）。同时，由于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在2017年3月与冯俊龙的通话中已经主张货款，故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冯俊龙理应从此时即应支付逾期给付利息。但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一审起诉主张请求从2017年11月2日起计算利息，属于自行处分自身权利，本院予以支持。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冯俊龙分别就各自欠付货款数额为基数，从2017年11月2日起承担逾期利息。综上所述，上诉人冯俊龙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3民初5656号民事判决；二、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内给付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货款90656元及逾期利息（以90656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以90656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冯俊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货款13466元及逾期利息（以13466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以13466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冯俊龙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指定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执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92元，由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负担2066元，由冯俊龙负担137元，由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货款负担789元。公告费900元，由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992元，由沈阳天泰物资有限公司负担2066元，由冯俊龙负担137元，由沈阳市东起木制品厂货款负担78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卫审判员 宋 刚审判员 关宇宁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谢日恒书记员梁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