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43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鹏飞，男，1994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磊，河南弘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南昌路贵都店，营业场所：洛阳市南昌路与长江路交汇处创展国际贵都大厦。负责人：汪令军。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251号。法定代表人：汪令军，该公司执行董事。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杨舒雅，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鹏，男，198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军，河南润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鹏飞、上诉人洛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南昌路贵都店（以下简称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苏宁）因与被上诉人赵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5民初5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鹏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将第一项、第三项改为“判令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共同向何鹏飞返还货款1002640元及支付利息（以100264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8年6月17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何鹏飞对一审确认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欠何鹏飞货款1002640元的基本事实无异议。二、一审未判决被上诉人支付利息，损害了何鹏飞的合法权益，应予以改判。2016年8月份左右，何鹏飞与苏宁贵都店建立起合作关系，由被上诉人向何鹏飞提供手机，何鹏飞向其支付手机款，截止2017年12月25日，双方货款两清。之后何鹏飞向被上诉人陆续支付货款，苏宁贵都店的赵鹏仅向何鹏飞发了部分手机，截止2018年6月16日，被上诉人尚欠何鹏飞1002640元手机款而未向何鹏飞提供手机。自2018年6月16日起，何鹏飞多次要求退款，但被上诉人均以各种理由推脱。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及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应向何鹏飞支付利息损失。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辩称：1、何鹏飞向赵鹏汇款与苏宁无关，其无权要求苏宁返还，具体意见以我方上诉状及一审代理意见为准。2、何鹏飞主张的利息缺乏依据，首先即便认为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但并没有合同约定具体的提货日期，以及违约责任，因此也不存在逾期的问题，其次何鹏飞从未向苏宁主张过案涉的款项，也未向苏宁提出过任何催告，其主张的利率标准也缺乏依据，而相应的逾期责任至多是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综上，其上诉理由缺乏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赵鹏辩称：对何鹏飞的上诉无异议。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2、判令何鹏飞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未就涉案买卖合同进行严格审查，即认定买卖合同成立，且将赵鹏的个人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一、原审法院未就涉案买卖合同进行严格审查，即认定买卖合同成立，认定事实存在错误。首先，何鹏飞为证明同赵鹏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仅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和自行制作的商品清单，尚不论这些证据真实效力如何，在未有提供相关供货、提货凭证的前提下，何鹏飞与赵鹏之间是否真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尚存疑问，而且自行打印的商品清单上未有一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确认，不能证明何鹏飞与赵鹏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其次，何鹏飞庭审中陈述其与赵鹏之间共发生千万元的交易往来，但从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协议，如此巨大数额的交易往来，但双方之间从未签订书面协议，何鹏飞仅凭微信聊天即将款项汇给赵鹏，不符合常理。再次，何鹏飞提供的转账凭证上未备注款项的性质，该款是买卖合同款项，还是民间借贷款项，存在巨大疑问。一审法院仅凭何鹏飞与赵鹏的陈述即认定为买卖合同往来款项，审查不严格。最后，因本案涉及何鹏飞与赵鹏直接当事人外的我方利益，人民法院应当就涉案合同的真实性、双方交易是否真实进行严格审查，就双方陈述的交易过程进一步调查核实后认定。综上，一审法院在未就涉案合同是否真实进行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即认定买卖合同成立，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查清事实后改判。二、一审法院认定赵鹏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并判决我方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即便何鹏飞主张的涉案合同属实，赵鹏作为门店督导，其职权不包括对外与采购商签订买卖合同，至多在门店日常销售中向消费者推荐和销售商品，而且赵鹏仅为门店普通督导员工，对外数千万元的产品销售和合同签订，不可能在其职权范围内，我方也未对其进行授权。其次，从赵鹏提供的银行流水中明显载明，其支付给款项用途为消费，并非如其所述收到款项后即汇至苏宁账户，而且并非全部款项均是在我方消费，但一审法院并未就该事实调查核实，即以赵鹏单方陈述认定全部款项均上交于我方，实际赵鹏的行为明显系倒卖，并非如其所述履行职务行为。再次，何鹏飞与赵鹏发生的千万元款项的交易，仅凭赵鹏的单方声明即认可赵鹏具有相应职权，并未同我方核实赵鹏的身份和职权情况，也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何鹏飞明知赵鹏不具有相应职权，其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最后，赵鹏实施行为的目的并非为了公司利益，且其也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批准逮捕，证明其向何鹏飞销售商品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并非履行工作职责的职务行为。综上，赵鹏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定赵鹏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并判决我方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未就涉案款项的流向查实清楚，即认定赵鹏收到何鹏飞款项后均交给我方，认定事实错误。何鹏飞主张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期间共计向赵鹏汇付货款1004220元，并提供了所谓的商品清单，以证明涉案款项系其向赵鹏支付的货款。即便认定何鹏飞提供的证据均属实，但实际赵鹏并非将涉案款项均如其所述交付我方，而是从我方购买了其他商品交付案外人，以及用于其他消费支出，故赵鹏的银行流水显示汇付苏宁的款项，也并非系何鹏飞订购商品的货款，与何鹏飞主张的涉案款项并无关联。原审认定涉案款项赵鹏已交付我方缺乏事实依据，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改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二审法院应当查明事实后，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并驳回何鹏飞对我方的全部诉讼请求。何鹏飞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何鹏飞与苏宁贵都店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正确。1、赵鹏作为苏宁贵都店的督导，在与何鹏飞产生买买关系时都是以贵都店的名义进行的，何鹏飞将款项转给赵鹏后，赵鹏按照约定将手机交给何鹏飞，自2016年至2018年6月双方发生多次供货关系。赵鹏当庭认可该事实，确认聊天记录及供货清单属实。另外，供货清单与聊天记录内容显示的供货情况及对账情况一致。证据链条非常完整，能够印证何鹏飞与苏宁贵都店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并非是一次供货就产生千万元，而是很多次供货累计千万元，未签订协议并不代表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付款供货的事实就印证了买卖关系的存在。3、转账凭证未注明用途，不是不能证明款项性质。微信聊天记录里面确认了打款的性质为货款，并进行过多次对账。苏宁公司主张不成立。4、一审庭审时苏宁公司称本案的纠纷不牵涉刑事案件，据了解，苏宁以赵鹏涉嫌职务侵占的名义报案，侵占的前提是公司的财产，怎么又说是赵鹏个人行为，显然自相矛盾。二、一审认定赵鹏行为系职务行为完全正确。赵鹏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赵鹏是苏宁贵都店的员工，供货洽谈时，赵鹏代表该店，发货也都是以贵都店名义发货，接收何鹏飞的货款，并将货款转给公司。另外，贵都店给何鹏飞开过部分发票。赵鹏当庭自认从事的一切行为均是代表公司。上述事实证明赵鹏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赵鹏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买卖合同成立正确。1、在一审庭审中，何鹏飞提供其与赵鹏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双方之间业务往来情况及对账情况。2、赵鹏向法庭提供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双方在买卖合同中的履行情况，即收到何鹏飞购买苏宁贵都店的数码手机产品而支付的货款，而苏宁贵都店也向何鹏飞发货价值9018170元，赵鹏又退何鹏飞货款90000元，最后，苏宁贵都店尚欠何鹏飞货款1002640元。这一事实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即银行流水予以佐证，何鹏飞对此予以确认，双方的主张是相互印证的。3、在一审庭审中，苏宁贵都店也自认赵鹏系苏宁贵都店的3C督导，业务范围：销售手机、数码产品、电脑及部门管理。赵鹏与何鹏飞之间的买卖合同业务关系在赵鹏的业务范围内。4、赵鹏在苏宁贵都店任职期间除与何鹏飞存在买卖合同外，还与其他客户及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关联企业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内部调货与销售。这一事实与上述3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赵鹏与何鹏飞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二、一审法院认定赵鹏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是正确的。1、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赵鹏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赵鹏在二审中有新的证据来佐证赵鹏系职务行为的正确性。（1）苏宁贵都店于2018年6月24日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称：赵鹏通过……侵占公司货款，给我公司造成严重损失。其行为已涉嫌职务侵占罪，恳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一证据充分说明了苏宁贵都店自认赵鹏的行为是职务行为。（2）公安机关于2018年6月25日询问笔录（李正刚，系苏宁公司洛阳负责人）：“赵鹏是我们南昌路国际贵都店的3C品类的销售督导……日常工作职责是3C类的现场销售。人员管理、职务管理……督导就是品类主管的意思。”这一证据充分证明了苏宁公司自认赵鹏的行为是职务行为。（3）公安机关经侦查认定赵鹏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挪用资金罪，该罪的显著特点就是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赵鹏涉嫌构成挪用资金罪的事实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基本一致，所以赵鹏买买关系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三、一审法院认定赵鹏收到何鹏飞的货款已交付给苏宁公司、苏宁贵都店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赵鹏在一审庭审中的答辩意见数据来源于银行流水、微信转账、支付宝提现，事实清楚，且何鹏飞对此无异议，即买卖双方均予以认可，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是为了推脱承担民事责任而故意歪曲事实，其该主张不应支持。2、公安机关认定赵鹏的行为虽构成挪用资金罪，但赵鹏仅是挪用公司资金供他人进行盈利活动，而并非是超过三个月未归还。所以赵鹏的刑事案件的事实与本案民事案件的事实基本一致。赵鹏收到任何客户的货款均交付给了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根本不存在占为己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何鹏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共同退还原告的货款1004220元及利息（以100422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8年6月17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宁贵都店系洛阳苏宁依法成立的分公司，赵鹏系被告洛阳苏宁的员工，具体工作为苏宁贵都店的3C督导。何鹏飞通过赵鹏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自2017年12月26日起，何鹏飞共向赵鹏支付货款10172330元，但赵鹏并未向何鹏飞交付相应价值的数码产品，具体的差额为100264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1、何鹏飞提供其与赵鹏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据以证明其与赵鹏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该记录除显示双方的业务往来情况以外，还显示了赵鹏是代表其所在单位在与何鹏飞发生业务并实际参与其所在单位的销售工作等内容。同时，相关聊天记录还显示有双方对账的情况，相关对账内容显示何鹏飞已支付未收到货物的款项数额为1004220元，何鹏飞称该数额包含赵鹏个人向其购买两部手机的货款1580元。2、赵鹏称其在苏宁贵都店的业务范围为：销售手机、数码产品、电脑及部门管理，对此陈述，何鹏飞予以认可，但洛阳苏宁、苏宁贵都店予以否认，但又称赵鹏作为督导可以向普通消费者出售商品，不能向何鹏飞出售商品。另查明，赵鹏在原告何鹏飞支付的货款后，通过各种方式将相关款项支付给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或二被告的关联企业。另外，赵鹏除将何鹏飞的款项予以支付外，其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等交易凭证还显示存在其他2000余万元的支付信息，对此，赵鹏称相关款项系其与其他经销商发生业务时收取的款项，相关款项亦全部支付给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或二被告的关联企业。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何鹏飞通过赵鹏购买数码产品、赵鹏多收何鹏飞货款1002640元的事实，有何鹏飞与赵鹏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等支付凭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为证且何鹏飞与赵鹏对相关事实予以认可，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赵鹏的行为是否代表苏宁贵都店、是否系职务行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赵鹏作为洛阳苏宁的员工且为苏宁贵都店的督导，具备代表苏宁贵都店对外销售的基本条件，而对于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提出的赵鹏只能向普通消费者出售产品，不能与本案何鹏飞发生买卖业务的辩解意见，明显与常理不符也并未提交相关证据，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其次，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赵鹏在与何鹏飞发生业务往来时，多次明示或默认其系代表其所在单位与何鹏飞发生买卖关系；第三，赵鹏在收取何鹏飞的货款后，并未占为己有，而是通过各种方式直接交给了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或二被告的关联企业；最后，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在一审法院向其明示后，未能就赵鹏向其转账付款等行为进行进一步核实并提交书面材料，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结合何鹏飞及赵鹏的有关陈述、赵鹏还存在其他的向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大额付款的情况等因素，可以得出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称赵鹏的付款行为系其向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购买商品，其后再转卖给何鹏飞的意见既不符合现有证据证实的内容，也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在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并未履行其核实义务且未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的前述意见不予支持并确定赵鹏与何鹏飞发生的买卖关系系代表苏宁贵都店，赵鹏的行为应当为职务行为，与何鹏飞发生买卖关系的为苏宁贵都店。赵鹏在代表苏宁贵都店收取货款后，未能向何鹏飞交付相应价值的商品，苏宁贵都店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此，一审法院确定苏宁贵都店应当向何鹏飞返还货款1002640元，同时，苏宁贵都店作为洛阳苏宁依法设立的分公司，洛阳苏宁应当对苏宁贵都店承担的返还义务承担补充责任。对于赵鹏从何鹏飞处购买手机的货款1580元，该买卖行为与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无关，相关款项应由赵鹏个人负担，故此，一审法院确定赵鹏应当向何鹏飞支付货款1580元。对于何鹏飞提出的有关利息的诉讼请求，未提供相关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何鹏飞提出的有关担保费的诉讼请求，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洛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南昌路贵都店向何鹏飞返还货款1002640元。二、赵鹏向何鹏飞支付货款1580元。上述义务应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洛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义务承担补充责任。四、驳回何鹏飞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38元，保全费5000元，由何鹏飞负担338元，赵鹏负担500元，洛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南昌路贵都店、洛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80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2020年4月14日，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305刑初626号刑事判决，该判决审理查明：2016年至2018年赵鹏担任洛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创展贵都店销售督导，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赵鹏违反苏宁公司规定，私自以个人名义从王俊红处采购数码相机产品，多次将苏宁公司客户何鹏飞支付给苏宁公司上的货款挪用于和王俊红进行生意往来。经审计，赵鹏至少使用何鹏飞支付的货款用于支付王俊红货款的金额为114398.17元。该判决认为：赵鹏作为洛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进行营利活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挪用资金罪。判决赵鹏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赵鹏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何鹏飞将货款支付给赵鹏，赵鹏作为苏宁贵都店的3C品类督导，以苏宁贵都店的名义收取何鹏飞的货款，并向何鹏飞供应手机产品，经双方对账，尚有何鹏飞预付货款1002640元，而赵鹏、苏宁贵都店均未向其提供手机，何鹏飞与赵鹏对该事实均予以确认，且有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赵鹏系苏宁贵都店的3C品类督导，何鹏飞通过赵鹏向苏宁贵都店支付货款，赵鹏向何鹏飞销售苏宁贵都店的手机，且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赵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单位资金进行营利活动，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根据上述事实能够认定与何鹏飞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苏宁贵都店，赵鹏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认为赵鹏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而是个人行为的上诉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何鹏飞上诉主张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应支付利息，但双方对此并无约定，其要求按照逾期支付货款违约金的标准主张利息，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鹏飞、苏宁贵都店、洛阳苏宁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24元，由上诉人何鹏飞负担1300元，上诉人洛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南昌路贵都店、洛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负担138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惠谦审判员  王 睿审判员  蔡美丽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