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8民终2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东鹏，男，1976年5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臻，山西法实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斌，山西法实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福洲，男，198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陕西省子洲县。上诉人刘东鹏因与被上诉人张福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2019）陕0831民初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东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所谓过磅单据与上诉人无任何关联，指向的对象是榆林市盐湖区可津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津公司），被上诉人以此证明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并且该单据系打印件，无任何人签章，甚至过磅单上记载的车牌号晋AXXX、晋BXXX等车牌号，与我国现行交管规定的5位车牌不一致，该过磅单据明显虚假。二、上诉人于2018年4月23日在公安机关的谈话内容，是以可津公司工作人员身份作出的，所陈述的事实也是可津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客观发生的事实。且刘东鹏在谈话笔录中也认可上诉人只是介绍人，煤款结算也是可津公司直接给被上诉人结算，被上诉人清楚的知道买卖合同是其与可津公司之间签订的。三、上诉人多次提出本案所涉交易已近10年，远超2年诉讼时效。四、被上诉人在公安局的谈话自认的单价和总价与诉讼请求的矛盾，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口述40.7万元，就认定欠款金额40.7万元，于法无据。五、一审法院允许被上诉人的侄子**作为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出庭参与诉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程序严重违法。张福洲辩称，一、关于原审审理程序问题，当时子洲法院通知我开庭，我在内蒙住院回不来，让我亲侄子**代理。我出具了书面授权委托书，也提交了村委会出具的我与侄子关系的证明，其陈述我予以认可。二、关于法律关系的问题，当时我不认识可津公司老板，是刘东鹏给我说让我给可津公司送煤，刘东鹏用承兑汇票给我结算货款。所以我认为与我达成买卖合同关系的就是刘东鹏不是可津公司，并且刘东鹏也不是可津公司的股东，他只是用可津公司的资质给山西联合镁业有限公司送煤。三、关于欠款的数额，我给山西联合镁业有限公司供货的时候，该公司给我一式两联的过磅单，我给刘东鹏一联，刘东鹏与收货单位结算货款。已经结算的刘东鹏收回去了，没有结算的在我这里。欠款数字就是根据剩余的过磅单计算出来的。四、关于车牌号，上诉人所说的晋CXXX、晋DXXX等不符合规定的车牌号车辆都是我雇佣的翻斗车。五、关于诉讼时效，我一直给刘东鹏打电话，他都没有给我钱，后来直接不接电话了。我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张福洲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供煤款共计40.7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从2012年1月1日起计算至履行之日止，月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并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0年5月间，被告以可津公司名义向万荣联合镁业供煤，之前原告张福洲也给该公司供煤。因该公司不能给原告及时结算煤款，原告便与被告口头达成买卖合同，即原告亦以可津公司名义供煤予万荣联合镁业，煤款由被告以每吨780元的价格支付原告。从2010年7月间开始，原告共送煤81车，煤款共约计135万余元。被告刘东鹏陆续已给付原告大部分该煤款，对于所下欠煤款，原告称为40.7万元，被告在公安部门自认为30多万元。后原告向被告追要该下欠煤款，被告一直未能支付。期间，在原告索要未果情况下，2016年10月10日，原告张福洲以被告刘东鹏诈骗为由向子洲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公安机关告知其双方之间债务纠纷应以民事起诉解决。2018年1月4日原告指派他人将被告奥迪Q5小轿车扣押下，被告刘东鹏以原告构成抢劫罪为由，于2018年1月5日向运城市盐湖分局报案。后原告将该车归还。本案在审理期间，被告对本案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理由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即使双方之间有其他纠纷，也应属被告住所地法院，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法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2019）陕0831民初847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刘东鹏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刘东鹏为此又提起上诉，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陕08民辖终144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于2019年11月12日开庭审理，原、被告本人均未到庭，由委托代理人出庭。鉴于案情需要，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本院通知双方当事人需本人到庭进行核实情况，原告按时到庭，被告刘东鹏以担心人身受威胁为由拒绝到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张福洲与被告刘东鹏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果存在，双方之间煤款下欠多少；是否应支付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为了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向本院提供了由万荣联合镁业公司出具的煤炭过磅单据。首先可以认定原告以可津公司名义向万荣联合镁业送煤这一事实客观存在。其次原告是否按照被告旨意运送煤，即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虽被告辩称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被告刘东鹏于2018年4月23日在公安机关的谈话材料中谈到，“……后来陆陆续续给我运送了几百万的煤炭（具体数字我记不清），我都陆陆续续给他付钱。后万荣联合镁业倒闭了，现在欠我300多万，其中包含张福洲那30多万元。”该谈话应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且印证了原告所述观点。本院认为，对普通的买卖合同成立的问题，法律并无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因此，不能将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否认买卖合同成立的一方。但在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已经提交交货凭证、结算凭证或者债权凭证的证据场合，仅凭被告的否定性抗辩，即否认买卖合同成立的事实，或者要求原告就此进一步举证，则会导致原告举证负担过重的不公平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的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因此，本案中，被告理应就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原、被告与可津公司之间为何关系进行举证，但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自己的辩称观点。同时，本案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仅为委托代理人出庭情况下），本院明确告知，为了进一步核实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查清案件其他事实，通知双方当事人必须本人出庭，如不到庭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张福洲到庭，被告刘东鹏仍未到庭，其理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认为，何为“买卖”，一般指双方通过实物或者货币进行交换以换取自己所需物品，其中还包括一种买进卖出的情形。本案中，被告刘东鹏之前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谈到“万荣联合镁业给我结账后，我给他结账。后来陆陆续续给我运送了几百万的煤炭（具体数字我记不清），我都陆陆续续给他付钱”，再结合日常生活常理，可以推断出原、被告之间已形成买卖关系中的“买进卖出”的情形，双方之间运作模式应为，原告张福洲按照被告旨意将煤炭送至被告指定地点，即万荣联合镁业，由被告根据原告所持有的过磅单再给原告结算货款。原告张福洲并未与万荣联合镁业形成买卖关系。至于被告是否与万荣联合煤业煤款结算清与否，与原告张福洲无关。原告将煤炭送至指定地点已完成了交付义务，被告理应将所欠原告煤款付清。且被告自认也支付了原告大部分煤款。据此，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达成的口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被告刘东鹏应支付清下欠原告张福洲煤款。对于下欠煤款金额，被告在公安机关谈话中自认“……后万荣联合镁业倒闭了，现在欠我300多万元，其中包含张福洲那30多万元”，而原告诉称40.7万元，并提供了相关过磅单据予以印证，被告理应对此进行质证，但其本人既未到庭质证，仅委托代理人提出反驳意见，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否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清下欠煤款40.7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原告请求因被告拖欠煤款，未及时支付清，造成其损失，应支付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对此未作约定，且原告也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其观点，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同理，对于被告的其他辩称观点，本院亦依法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东鹏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给原告张福洲煤炭款40.7万元。二、驳回原告张福洲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3元，由原告张福洲负担1235元，被告刘东鹏负担2468元。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二、关于货款数额的确定。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焦点一。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系与可津公司形成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其只是可津公司工作人员，其与被上诉人并未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这一上诉理由与上诉人在盐湖公安局刑警大队西城中队与其的《询问笔录》中述称“……后来陆陆续续给我运送了几百万的煤炭（具体数字我记不清），我都陆陆续续给他付钱。后万荣联合镁业倒闭了，现在欠我300多万，其中包含张福洲那30多万元。”内容不一致。上诉人上诉称其在公安机关的谈话是以可津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陈述的，但其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系可津公司委托的工作人员，亦未能证明被上诉人与可津公司有达成买卖合同的合意。故本院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在上述《询问笔录》中自认的欠款金额30多万元，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过磅单据认定欠款金额。上诉人虽对该过磅单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并支持原告诉讼请求金额40.7万元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无书面合同，双方关于货款履行期限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之规定，上诉人关于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上诉所称被上诉人一审委托其侄子作为诉讼代理人，程序违法的问题。张福洲向一审法院递交了书面《授权委托书》，并由其所在村委会出具了《证明》，对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代其参加诉讼的行为与陈述均予以认可，且该委托行为对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不造成实质性影响，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东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40元，由上诉人刘东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文龙审判员  贺金丽审判员  李佳悦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折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