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7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多源，男，1984年10月6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凤冈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大连路与航天大道交汇处航天大厦主楼05层01、06、07、08号写字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1795277061K。主要负责人：潘国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青，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珠海路海珠广场B、C幢壹层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697514326H。主要负责人：李宁波。上诉人何多源因与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保公司”）、原审第三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以下简称“贵阳银行”）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3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多源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371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阳光财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阳光财保公司在本案中存在违规销售行为，何多源的目的是为获取贷款资金，但阳光财保公司的销售人员捆绑推销与何多源目的明显不符的多份保险产品。2、阳光财保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其代何多源偿还了贵阳银行的贷款。阳光财保公司提交的还款电子回单上的付款方和收款方均是“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3、何多源在阳光财保公司销售人员错误引导下订立保险，存在重大误解，且该保险条款显失公平。被上诉人阳光财保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何多源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原审第三人贵阳银行未在本案中提出陈述。被上诉人阳光财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多源向支付理赔款人民币40,688.52元；2、判令何多源支付保费12,261.33元；3、判令何多源支付违约金，以上述赔偿款总金额及保费总计53,053.34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3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暂计付至2019年5月16日共3天，违约金共159.16元）。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7月22日，何多源与贵阳银行签订《贵阳银行个人借款合同》，约定何多源向贵阳银行借款220,000元，借款用途为生产生活所需，借款期限为2016年7月22日至2019年7月21日。约定何多源与阳光财保公司签订阳光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保险单，由阳光财保公司担保。约定的利率为浮动利率，即在贷款实际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施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水平上浮40%，如遇调整，则在借款期限每届满一年时的次日调整。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法，即何多源从贷款发放的次月开始，按月偿还贷款本息。计算公式为：月还本付息=贷款本金×月利率×（1+月利率）n/（1+月利率）n-1，n=以月为单位计算的还款次数。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同日，何多源在阳光财保公司购买了阳光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一份，该《阳光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保险单》（以下简称《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投保人：何多源，保险金额：261580元，保险期间：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约定的清偿全部贷款本息之日止。保费交纳方式：每月按时缴纳，每月保费率：1.52%，每月保费金额：3344元，付费约定：投保人应按投保时约定，每月交付保险费，付费日期与贷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相同，特别约定：1、投保人委托贷款发放人从投保人指定的账户中每月扣除每月应缴保险费；2、投保人拖欠任何一期的应偿而未偿还贷款达到80天（不含），保险人将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对被保险人进行赔偿；3、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赔偿相关款项后，投保人需向保险人归还全部赔偿款项和应付而未付保费，从保险人赔偿当日开始超过30天，投保人仍未向保险人归还全部赔偿款项，则视为投保人违约。投保人需以尚欠全部款项为基数，从保险人赔偿当日开始计算，按每日千分之一，向保险人缴纳违约金；4、应付而未付保险费是指投保人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理赔之日止未支付的应缴保险费；5、投保人发生逾期、提前还款，保险人均有权催回应付而未付保费，投保人还款应按照保费、银行规定的相应费用、利息、本金的顺序进行；保险人基于投保人拖欠任何一期的应偿而未偿还贷款达到80天（不含）而向被保险人理赔后，投保人同意保险人向投保人催回应付而未付保费、赔偿款项、违约金、理赔及催收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咨询费、律师费等）；6、贷款申请人是投保人，发放贷款的银行是被保险人，投保人缴纳保险费，当投保人不能及时归还贷款时，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至被保险人，保险人将相关赔款赔付至被保险人后，保险人有权对全部赔偿款项和应付而未付保险费进行追偿。投保人声明：本人已知悉、理解、认可并仔细对本保险单的全部内容，愿意按照本保险单的约定投保本保险，没有异议。本人认可，如果本保险合同中《阳光个人贷款保证保险投保单》的内容与《阳光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保险单》的内容有出入，将以本保险单内容为准。本人已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尤其是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的规定。”何多源在该保险单落款投保人签名处签字捺印。当日，何多源还向贵阳银行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贵阳银行在每月还款当日从其在贵阳银行处开立的个人账户将前述保单项下的保险费3344元划至阳光财保公司账户。当日，贵阳银行向何多源发放了220000元贷款。但在贷款期限内，何多源未依约还本付息，导致贷款逾期，阳光财保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于2019年5月13日向贵阳银行代偿了何多源所欠的贷款本息40688.52元。后阳光财保公司就所代偿的贷款本息以及何多源欠付的保险费，提起本案诉讼，提出前述主张。另查明，何多源在贵阳银行处开立的贷款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7月22日该账户进账220000元，2016年8月22日存入10110元，当日，分别被扣款3344元和6757.81元，用于支付保费和偿还贷款，接下来的每月均有1万余元的存款，同样是每月分别被扣款3344元和6757.81元，用于支付保费和偿还贷款。从2019年2月起，何多源未再向该账户存款用于支付保费和偿还贷款，共欠付保费12261.33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阳光财保公司签发的《保险单》明确约定了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费率、保险责任及其他权利义务，何多源在该《保险单》上签字，双方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何多源否认阳光财保公司提供的《投保单》、还款计划表中何多源签名捺印的真实性，阳光财保公司应当就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但其表示不申请笔迹和指纹鉴定，故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阳光财保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即便如此，并不影响阳光财保公司、何多源双方保险合同成立的认定。关于涉案保证保险合同的效力，何多源的抗辩理由主要是阳光财保公司以欺骗的方式与何多源订立保险合同，何多源基于重大误解与其订立的保险合同显失公平，即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认为该保险合同存在可撤销的事由。首先，关于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何多源签署的《保险单》上明确载明了保险费率，特别约定中也载明了保险人和投保人的主要权利义务，即便没有交付保险条款，何多源对这些权利义务的约定应当是清楚明确的。何多源与贵阳银行签订的《贵阳银行个人借款合同》也明确约定了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对借款利率也进行了明确约定（在贷款实际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施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水平上浮40%，即月利率为4.75%×140%÷12=0.55%）。但正因为是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所以，在整个借款期限内的每一个月，何多源在依约偿还本金和利息，每月所还本息合计数额固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会发生变化。前期利息所占比重大，本金所占比重小，后期本金所占比重大，利息所占比重小。这种还款方式决定了其实际的借款利息不同于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的还款方式，所以不能以月利率0.55%和到期一次性还本相结合，来计算阳光财保公司实际支付的利息。事实上，何多源在整个借款周期内应还的正常利息总计为23281元，折算下来的每月的利率实际为23281元÷220000元÷36期×100%=0.29%，加上保费费率1.52%，就等于1.81%，这与证人对何多源介绍的费率是相吻合的。何多源称其当时误将1.81%理解为银行贷款利率，并且在此利率基础上按照等额本息还款方法来计算其应还的借款本息总额，但其本人签署了《保险单》和《贵阳银行个人借款合同》，其中对于银行利率、还款方式、保费费率均作了清楚明确的约定，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本不应产生此种误解。实际中，何多源也是明知每月保费为3344元，这从其向贵阳银行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就可以看出，而且其在实际的还款过程中，每月所还款项数额也是基本与每月保费和每月应还本息的总和相当，款项的用途也是相对固定地用来支付保费3344元和每月应还本息。所以何多源称其在阳光财保公司工作人员的误导下，对涉案保险合同产生重大误解，缺乏事实依据。何多源认为涉案保险合同显失公平，但何多源之所以购买涉案保证保险，就是为了向贵阳银行贷款，若没有该保险作担保，贵阳银行不可能发放贷款，何多源支付的保费实际上就是阳光财保公司为其贷款提供保险服务所支付的对价，保费的费率是何多源签字所认可的，何多源认为该保险合同显失公平，同样缺乏事实依据。至于欺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何多源所提供的证据尚且不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显然更未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对于欺诈的事实，本院亦不予确认。综上，涉案保证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对何多源具有约束力。根据何多源、阳光财保公司双方《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阳光财保公司主张何多源支付理赔款40688.52元并支付所欠保费12261.33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双方约定的计算基数是“尚欠全部款项”，故应指理赔款和所欠保费的总和，至于计算标准，考虑到何多源实际支付了大部分保费作为保险合同的对价，阳光财保公司主张的日千分之一明显过高，本院酌情调整为年利率6%，起算时间根据双方约定，应当从2019年5月13日起延后30日的次日，即自2019年6月12日起算，支付至理赔款和所欠保费付清之日止。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何多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阳光财保公司支付理赔款40688.52元及保费12261.33元，合计52949.85元，并支付违约金（以尚欠的理赔款和保费的总和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从2019年6月12日起支付至理赔款和保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阳光财保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0元，由阳光财保公司负担140元，由何多源负担1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及理由，本案的二审焦点为涉案保险合同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法定事由从而影响合同效力。何多源在阳光财保公司提供的《个人贷款保证保险投保单》、《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保险单》、《还款计划表》上签字，同时提供自己亲友的联系方式，双方之间形成保险合同关系。《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保险单》、《还款计划表》上载有保险费率及每次保险费用，何多源作为完全民事责任主体应在签订合同时明确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且何多源依约履行至2019年1月，故何多源上诉认为自己遭受误导出现重大误解签订保险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贵阳银行出具的《代偿债务与权益转让确认书》明确，阳光财保公司已于2019年5月13日代何多源偿还40688.52元贷款并将追偿权转让给阳光财保公司，故何多源上诉认为阳光财保公司没有代偿贷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何多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元，由上诉人何多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华勇审判员  袁晶晶审判员  胡晓波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张辉云书记员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