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1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金龙，男，汉族，1964年8月7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函余，云南弘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市五华区野蓝汽车轮胎经营部。经营者：陈国祥，男，汉族，1971年2月16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原审第三人：张祥，男，199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原审第三人：郑婧，女，1995年7月29日出生，白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上诉人郑金龙因与被上诉人昆明市野蓝汽车轮胎经营部（以下简称“野蓝经营部”）原审第三人张祥、郑婧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民初14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金龙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郑金龙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野蓝经营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笔录》（2019年5月11日）及录像，野蓝经营部承认在其更换刹车片、刹车盘、轮胎后，车辆出现了刹车灯报警、防侧滑报警和升降系统报警故障，并在“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及双方协商时均承诺负责维修好，故野蓝经营部承认是因为其维修导致车辆出现上述故障，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故障产生原因尚不明确。根据《5.11入场报告》，昆明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11日对车辆进行诊断，显示车辆故障时间是2019年5月11日17：29分，而车辆是2019年5月11日下午6点才由野蓝经营部拖至昆明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即车辆故障形成时间是在野蓝经营部。昆明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检验时发现的故障问题与《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笔录》记载一致，一审法院未对具体故障进行分析，仅以故障数量不一样便认定故障明显不一致存在错误。且《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笔录》、《消费者投诉登记表》、照片、录像等证据表明，系因野蓝经营部原因导致郑金龙车辆出现刮花、轮毂撞坏，其更换的轮胎和刹车盘也与郑金龙车辆不匹配。2.根据《消费者投诉登记表》（2019年5月14日），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由野蓝经营部请修理人员到4S店维修，若修理不好，则由4S店负责修理。2019年5月14日，野蓝经营部在未通知郑金龙到场的情况下，自行对车辆进行维修，后郑金龙查看发现报警灯不再闪烁，但随后郑金龙试车时发现报警灯又点亮，经昆明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检验故障依然存在并未排除。故郑金龙有权按照上述调解意见将车辆交由昆明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3.野蓝经营部采用非正常维修手段对车辆报警进行处理导致报警灯不再闪烁，并未将车辆维修好。4.野蓝经营部未按郑金龙的要求完成工作，反而给郑金龙的车辆造成多种故障，导致承揽合同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郑金龙有权依法解除合同。5.在承揽合同解除的情况下，郑金龙有权要求野蓝经营部退还已支付的修理费2800元，且因野蓝经营部的行为导致郑金龙将车辆交由昆明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其应赔偿郑金龙车辆维修费86775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适用的前提是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件事实，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则适用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恰当，车辆维修承揽合同属于专业性、技术性合同，亦不应适用日常经验法则。野蓝经营部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金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郑金龙与野蓝经营部之间的承揽合同；（二）野蓝经营部退还郑金龙已经支付的修理费2800元；（三）野蓝经营部赔偿郑金龙损失即车辆维修费86775元；（四）本案诉讼费由野蓝经营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金龙系车牌号为云Ａ×××××宾利车的所有人，该车辆主要由第三人张祥、郑婧使用。2019年5月11日12时左右，第三人张祥将该宾利车送至被告野蓝经营部更换刹车片，第三人郑婧以微信转账方式向野蓝经营部支付了刹车盘订金1000元，轮胎款1800元。后张祥与野蓝经营部因更换刹车片后车辆出现故障发生纠纷。张祥于当日向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投诉，该局于当日制作了现场笔录，载明经现场检查：1.该车辆启动后，出现三个不同的故障灯显示；2.该经营部为其更换了左后轮刹车片、刹车盘及轮胎。经该局调解，张祥与野蓝经营部经营者陈国祥达成如下协议：1.野蓝经营部承诺负责将车辆故障维修好；2.车辆经4Ｓ店检验后，维修的故障若是维修时造成的，由该经营部负责出钱维修好，若是车辆本身自带的故障由车主负责；3.车辆从该经营部去4Ｓ店检测维修由拖车拉运，以免再次发生故障。庭审中，当事人明确：1.维修内容为更换两个后轮刹车片（刹车片由第三人张祥自带），更换两个后轮刹车盘及左后轮轮胎一个；2.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笔录中的三个故障为刹车灯报警、防侧滑报警及升降系统报警。同日，该车辆被运至宾利汽车中国授权经销商昆明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经该公司检查，车辆故障为：发动机故障、防侧滑故障、电子手刹故障、底盘升降灯亮、车辆底盘无法升降、刹车灯报警、车窗玻璃无法升降。2019年5月14日，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制作了《消费者投诉登记表》(编号：530100000201905110200)，载明经再次调解，由商家请修理人员到4S店维修，若商家请的维修人员维修不好，由4S店负责维修。该调解内容系手写，并经张祥和野蓝经营部经营者陈国祥签字。2019年5月15日，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制作了《消费者投诉登记表》(编号：530100000201905150022)，载明消费者称：2019年5月14日商家在未通知消费者到场情况下，自行找人对车辆进行了维修，并称已经修好，消费者到店查看，报警灯确实已经不再闪烁，但经4S店检测，车辆悬挂系统、手闸系统、刹车片报警故障仍存在，怀疑商家采用了非正常维修手段对车辆报警灯进行处理，要求商家彻底维修好无果，请市场监管部门继续协调处理。该局的处理结果为：“2019年5月15日12：51分与投诉人取得联系，消费者说他找检验机构对车辆进行鉴定，找出原因，再处理，现在不用继续协调了。”该处理结果经张祥签字确认。2019年8月7日，昆明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杰公司）出具汽车维修结算单，载明维修项目及金额为：检查发动机故障灯报警2000元、检查防侧滑灯报警2000元、检查底盘升降故障灯报警、车辆无法升降3000元、更换底盘升降控制模块及编程4500元、检查电子手刹控制系统报警2000元、更换手刹控制模块及编程4500元、拆装驾驶舱座椅及地毯4500元、拆装左右后轮分泵3000元，修理工时费小计25500元。并载明维修材料清单为：HANDBRAKECONTROL原厂配件18871元，CONTROLUNITFORELECTRON原厂配件42404元，修理材料费小计61275元。以上工时费及修理材料费合计86775元。一审庭审中，郑金龙和第三人张祥、郑婧一致确认双方为委托关系，郑金龙对第三人张祥、郑婧的维修行为及处理后果均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本案中，野蓝经营部按照第三人张祥的要求，为郑金龙所有的宾利汽车更换两个后轮刹车片、更换两个后轮刹车盘及左后轮轮胎，第三人张祥按照约定支付报酬，符合承揽合同的基本特征，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根据法律对承揽合同的相关规定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评价。关于定作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中，第三人张祥以自己的名义将案涉宾利车送交维修，承揽人野蓝经营部未按约定完成工作，张祥将该情况向车辆所有权人郑金龙进行披露，且郑金龙和张祥均明确双方系委托关系，郑金龙对张祥的维修行为及处理后果均予认可，郑金龙因此可以行使张祥对野蓝经营部的权利，故郑金龙系本案承揽合同关系的定作人，亦即本案适格原告。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涉案车辆的刹车灯报警、防侧滑报警及升降系统报警是否因被告维修所致；二是东杰公司对案涉车辆进行维修是否系原被告协商一致；三是被告是否应承担案涉车辆的维修费。针对争议焦点一，野蓝经营部认为该三处报警系车辆自带故障，并非维修所致，并提交《报修单》予以证实。经质证，郑金龙对该报修单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理由为其并未见过该报修单，亦未在上面签字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对车辆轻微故障进行维修或更换部分零部件，由于技术含量较低，一般维修店均可完成，且维修金额不高，耗时较短，故在该领域很少签订书面合同。野蓝经营部提交的《报修单》中的维修项目及更换内容与庭审查明一致，更换部件金额及付款方式与郑金龙陈述一致，故一审法院对该报修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根据该报修单记载内容，案涉车辆在维修前存在刹车灯报警，再结合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5月11日制作的现场笔录，维修后存在报修单中载明的故障，野蓝经营部制作的报修单中不存在防侧滑报警、升降系统报警，故一审法院确认防侧滑报警、升降系统报警系维修后出现，刹车灯报警系车辆自带。对于防侧滑报警、升降系统报警产生的原因，根据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5月11日现场笔录内容“车辆经4S店检验后，维修的故障若是维修时造成的故障，由该经营部负责出钱维修好，若是车辆本身的自带的故障由车主负责。”由此可知，该两处故障产生的原因尚不明确，郑金龙、野蓝经营部对此情况均明知。针对争议焦点二，郑金龙认为将案涉车辆交由东杰公司维修系双方协商一致，野蓝经营部认为系郑金龙单方进行维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9年5月14日制作的《消费者投诉登记表》，双方均同意“由商家请修理人员到4S店维修，若商家请的维修人员维修不好，由4S店负责维修。”再结合案涉车辆已于2019年5月11日拖至东杰公司的事实，可以确定该登记表中的4S店指东杰公司，故一审法院确认将车辆送至东杰公司系双方协商一致。根据前述登记表内容，车辆首先应由野蓝经营部请人到东杰公司进行维修，若维修不好才由东杰公司进行维修。结合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9年5月15日制作的《消费者投诉登记表》，郑金龙自认野蓝经营部已自行找人对车辆自行维修，且报警灯确定已经不再闪烁。从常理推断，报警灯不再闪烁表示故障已排除，但郑金龙怀疑系野蓝经营部采用非正常维修手段对车辆报警进行处理，该登记表载明郑金龙需找检验机构对车辆进行鉴定，找出原因再处理。至此，双方对车辆故障是否已排除存在争议，郑金龙在未将该争议告知野蓝经营部，亦未对车辆故障原因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便要求东杰公司对车辆进行维修，该行为系郑金龙单方行为，并非双方协商一致。针对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现场笔录，案涉车辆存在3个报警，东杰公司于同日对车辆进行检测显示该车辆存在7个故障，第三人张祥在现场笔录及东杰公司检测单中均有签字，郑金龙在该两处记载故障明显不一致、野蓝经营部认为故障已排除及车辆报警原因不明确的情况下，自行对车辆进行维修，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车辆在更换零部件后出现报警有多种可能性，可能系统适应问题，更换零部件与车型不匹配问题等，而报警并不等于损坏，部分报警调试后即可消除。前文已确认因更换产生的报警有两处，报警产生原因不明确，郑金龙已自认野蓝经营部自行维修后报警灯不再显示，只是怀疑野蓝经营部采取了非正常手段，郑金龙未举证证明东杰公司维修产生的费用系野蓝经营部维修损坏所致，郑金龙要求野蓝经营部赔偿维修费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在双方因维修产生纠纷后，已将案涉车辆拖至东杰公司，且车辆现已由郑金龙自行维修好，本案合同在事实上已解除，郑金龙诉请解除已无必要。关于野蓝经营部是否应向郑金龙退还“修理费”2800元问题。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和《报修单》内容，“修理费”2800元指更换刹车盘及轮胎订金，现野蓝经营部已按约定进行更换，更换后的刹车盘及轮胎成为案涉宾利车的一部分。郑金龙要求退还该“修理费”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郑金龙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郑金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9元，由原告郑金龙承担。”二审中，野蓝经营部及张祥、郑婧未提交新的证据。郑金龙提交以下证据：（一）昆明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车辆云Ａ×××××检查过程说明》一份，欲证明车辆故障时野蓝经营部维修所致，野蓝经营部并未将车辆维修好，昆明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将车辆维修好，其维修项目与野蓝经营部维修后所致故障一致；（二）短信记录一份，欲证明第三人郑婧在昆明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Ｓ店）维修车辆前已经短信通知野蓝经营部。经质证，野蓝经营部对《车辆云Ａ×××××检查过程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车辆到其修理厂时故障灯就是亮的。对于短信记录野蓝经营部经营者陈国祥称记不清楚，但认可号码是其所有。本院认为，二审庭审中，第三人郑婧向野蓝经营部出示了其发送该短信的手机，该短信记录显示已送达至陈国祥的号码，陈国祥仅抗辩记不清，该份短信记录应予认可。对于一审法院审理确认的案件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东杰公司二审中出具《车辆云Ａ×××××检查过程说明》，载明：1.2019年5月11日19是左右，车辆云Ａ×××××拖至我店后，对该车初步检测，读取了车辆故障产生时间是8月11日下午17时29分，有如下故障：发动机故障灯点亮、底盘升降故障灯点亮、地盘不能升降、ＡＢＳ及手刹控制灯点亮、防侧滑灯点亮及当时车窗玻璃无法升降。2.5月14日，外边修理厂的技师带着解码器到我店清车辆故障码，报警灯熄灭，但未对车辆进行路试检测，就确认故障消除。当日下午，客户试车发现故障灯点亮，包含（发动机故障灯、防侧滑灯、底盘升降灯、ＡＢＳ及手刹灯），故清故障码并没有将车辆的故障维修好。5月17日再次进行检测后发现故障仍未消除，且与之前检测的故障一致……2019年7月2日，郑婧向陈国祥手机号码发送短信，内容为：“鉴于你无法修理好我们家车辆，所以我们将车辆送到4S店维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云Ａ×××××车辆在送野蓝经营部更换刹车片、盘前，刹车灯是否已报警；（二）野蓝经营部是否已将云Ａ×××××车辆的故障修复完毕。本院认为，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野蓝经营部提交的《报修单》，已记载存在刹车灯警报，故应当认定刹车灯报警系车辆自带。（一）本案二审中，陈国祥陈述其填写完保修单并未按该经营部要求让第三人签字。由于该份保修单并无郑金龙或第三人郑婧、张祥的签字，且无其他证据佐证，不应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二）一审中郑金龙提交了2019年5月11日双方发生纠纷时的录像，第三人郑婧问陈国祥：“我就问你，我的刹车灯报警是不是来你这里整的才报警的？”陈国祥回答：“我负责给你搞好，可行？”陈国祥在录像中并未提出报警灯系送修前及存在，而是保证将它修理好。该份证据可以证实刹车报警灯在送修前并未亮起。（三）当天在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现场笔录中即在，诉争车辆于今天中午12点左右到野蓝经营部进行车辆检修“换刹车片”，更换后，车辆出现了3个不同的报警灯报警，我们也向车主承诺负责维修好。并未提及换刹车片前即已存在刹车故障灯报警的情形，也可间接证明刹车报警灯在送修前并未亮起。（四）根据东杰公司出具的《5.11入场报告》及《车辆云Ａ×××××检查过程说明》，案涉车辆于2019年5月11日下午19时左右经由拖车运至东杰公司，随后进行检查，发现车辆产生故障的时间为当天下午17时29分，即车辆在野蓝经营部处期间。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野蓝经营部主张其于2019年5月12日即已派人到东杰公司将全部故障进行修复。2019年5月15日张祥向五华区工商局投诉：张祥到4S店后，车辆报警灯确实不再闪烁，但经4S店检测，车辆悬挂系统、手刹系统、刹车报警故障仍存在，要求商家（野蓝经营部）彻底维修好无果，请市场监管部门继续协调处理。结合东杰公司（4S店）出具的《说明》及最终修复的过程来看，野蓝经营部仅通过解码器将车辆故障码清除，并未将更换刹车片、盘及轮胎引发的故障进行修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做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如前所述，本案第三人张祥将车辆送至野蓝经营部更换刹车片、盘及轮胎时，车辆并无故障，在更换完刹车片、盘及轮胎后，即出现防侧滑灯、底盘升降灯、ABS及手刹灯报警，引发该故障的原因应为野蓝经营部更换过程中的不当操作所致。野蓝经营部负有将该部分故障进行修复的义务，但其仅自行通过解码器将电脑故障码清除后并未经郑金龙或张祥、郑婧验收即离开，导致郑金龙将车辆交由东杰公司维修，由此产生的费用应由野蓝经营部承担。因野蓝经营部对该部分费用（86775元）不持异议，郑金龙所举证据也能证实其确实向东杰公司了该部分费用，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郑金龙主张解除双方承揽合同的主张，因野蓝经营部已按定作人要求更换刹车片、盘及轮胎，已完成了工作成果。虽因更换过程中因野蓝经营部原因导致车辆出现故障，产生纠纷引发本案诉讼，但在野蓝经营部赔偿该部分损失后，合同已履行完毕，解除合同已无必要。在郑金龙不能举证证实所更换刹车片、盘及轮胎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野蓝经营部的劳务成果已转化为车辆的一部分，故对其请求退还该部分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民初14136号民事判决。二、昆明市五华区野蓝汽车轮胎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金龙赔偿损失86775元。三、驳回郑金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3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39元，合计4078元，由昆明市五华区野蓝汽车轮胎经营部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审判长  田庄审判员  蔡芸审判员  李希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法官助理李莹书记员罗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