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7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永军，男，197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湄潭县人，住湄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薇，贵州金永盛工贸有限公司法务部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策松，男，1989年7月23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忠平，男，1963年3月3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治江，男，1968年12月14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景洪，男，1974年12月18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四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林，贵州子尹（务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景洪，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周永军因与被上诉人王治江、徐景洪、申策松、卢忠平、原审第三人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合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6民初2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永军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务川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6民初2510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2015年11月27日全体股东签订的《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对股东入股的股权重新进行了分配和认定，该协议是全体股东真实意思的表示，一审法院对该协议未采纳不当。2.上诉人未收到被上诉人邮寄的《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在一审法院庭审时被上诉人未出示证据证明上诉人收到该通知及庭审时未对被上诉人邮寄通知回执单进行法庭质证，程序违法。3.上诉人在一审向法庭提交的两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涉及款项，是盛合源公司法人、执行董事徐景洪指定上诉人将该笔35万元款项汇入盛合源公司工作人员李卫前账户用于公司周转经营，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为贵州金永盛公司与盛合源公司的其他业务往来，该笔款项盛合源公司用于经营，应当认定为上诉人的投资入股金，一审中王治江向法庭出示了《合作协议》、领条（加盖贵州金永盛公司印章），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出示的《合作协议》为无效协议，因为双方于2016年已通过务川县法院诉讼解除了合作关系。至于领条（加盖贵州金永盛公司印章）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是复印件，庭审中并未有原件向法庭出示并进行质证，且该领条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4.一审法院对盛合源公司股东除名的法定情形认定错误，催告出资应给予合理期间，被上诉人并未做到合理催告。王治江、徐景洪、申策松、卢忠平辩称：1.关于股东会议决议通知的邮寄回单，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提交邮寄单并提交了邮寄妥投凭证。2.关于上诉人在一审出示的结算书载明的35万元，该款项系周永军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贵州金永盛公司返还的收购款项，之前盛合源公司收购贵州金永盛公司，收购费为35万元，因收购失败，故其返还收购款。3.关于领条只有复印件的问题，在资金往来过程中，上诉人已实际退还涉及贵州金永盛公司的经营权及搬迁费的款项35万元，按照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该领条原件由周永军收回，故无法提供原件。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治江、卢忠平、徐景洪、申策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永军协助申策松、卢忠平、王治江、徐景洪到务川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0日，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成立，徐景洪为法定代表人，公司内部任职执行董事，周永军任监事。2015年8月30日，公司订立章程并报登记机关备案，章程载明：股东为徐景洪、卢忠平、王治江、周永军，徐景洪认缴出资400万元占40%股份、卢忠平认缴出资300万元占30%股份、周永军认缴出资200万元占20%股份，王治江认缴出资100万元占10%股份。2015年11月27日，徐景洪、卢忠平、王治江、周永军、申策松五人签订《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徐景洪、卢忠平、王治江、申策松各出资475元，各占23.75%股份；周永军出资100万元，占5%股份。2019年7月3日，公司作出《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关于责令周永军缴纳公司入股金的催告书》，7月4日以邮寄方式向周永军送达催告书，周永军于7月5日收到催告书。7月18日，公司作出《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召集人为公司执行董事徐景洪，会议时间为8月4日，议题为《关于对股东周永军除名的议案》，7月19日以邮寄方式向周永军送达会议通知，周永军当日收到会议通知。2019年8月4日上午9点，徐景洪主持股东会议，股东卢忠平、王治江参会，表决通过解除周永军在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8月8日，以邮寄方式向周永军送达股东会议记录，周永军于8月9日收到股东会议记录。8月8日，徐景洪、卢忠平、王治江召开股东会议，同意申策松为新股东，股权比例变更为申策松占34.53%、徐景洪占31%、卢忠平占24.53%、王治江占9.93%。8月9日，修改公司章程。另查明，周永军未向公司缴纳过股金。2016年9月26日至2019年10月17日，徐景洪出资760万元、卢忠平出资596万元、王治江出资198万元。周永军提供《股东协议》（2015年3月14日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2015年11月27日签订）、《务川自治县再生资源综合交易市场项目框架协议》《务川自治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再生资源综项目实施报告》《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再生资源综合市场项目建设方案》、务环审（2016）1号文件、务林呈（2015）150号文件、《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照片（一张）等证据，以证明周永军是公司项目发起人，周永军为了该项目的立项、前期建设已投入资金，应作周永军出资。原审法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虽能证明公司成立时周永军参与的相关情况，但无其他证据印证周永军已实际出资，故不能达到周永军向公司出资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周永军提供两份《结算业务申请书》（2018年4月20日和5月12日），以证明向公司（汇入李卫前账户）出资35万元。经原审法院审查，王治江在庭审中出示《合作协议书》、领条（加盖贵州金永盛公司印章，周永军、王治江签名）能证明，周永军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贵州金永盛公司与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有其他业务往来，周永军汇入李卫前账户的35万元，系贵州金永盛公司与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其他经济行为。所以提供的《结算业务申请书》不能证明周永军向公司出资35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卢忠平、王治江、徐景洪与周永军成立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周永军作为公司股东应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在周永军未缴纳出资额的情况下，公司执行董事徐景洪召集股东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的规定，公司召开的股东会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及第四十三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公司2019年8月4日召开的股东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对于周永军认为未通知其参加股东会议，程序违法的辩解，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符，其辩解不予采纳；对于周永军向公司出资的辩解，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其辩解也不予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周永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申策松、卢忠平、王治江、徐景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元，由周永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以下证据：1.2018年4月28日收款人为王治江的《收款收据》，内容：金额为20万元，周永军转李卫前卡里，并注：此款是周永军还公司报废车手续款。2.2018年5月15日收款人为王治江开票人为李卫前的《收款收据》，金额为15万元，周永军转账，并注：周永军还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公司手续款。两份证据证明：盛合源公司之前收购贵州金永盛公司，盛合源公司支付收购费为35万元，后盛合源公司发现贵州金永盛公司没有相应资质，收购失败，贵州金永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永军退还35万元，涉案该35万元并非出资款。上诉人周永军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三性持异议。经组织双方质证，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与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领条》相印证，即贵州金永盛公司收到盛合源公司支付涉及贵州金永盛公司经营权及搬迁费35万元，后贵州金永盛公司进行了返还，涉案35万元为贵州金永盛公司返还款项，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4月30日，贵州金永盛公司及周永军出具《领条》载明：今领到务川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补偿夹河沟原金永盛工贸公司的经营权及搬迁费35万元（含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经手人：王治江。2018年4月20日周永军汇款20万元到李卫前账户，2018年5月12日周永军汇款12.5万元到李卫前账户。被上诉人王治江于2018年4月28日出据《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周永军20万元，转李卫前卡里，此款是周永军还公司报废车手续款。2018年5月15日收款人为王治江、开票人为李卫前的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周永军15万元，周永军转账，并注：周永军还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公司手续款。2015年11月27日，徐景洪、申茂雄、王治江、周永军、卢忠平签订《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对股东持股比例进行调整，调整后约定周永军100万元，持股比例为5%。本院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公司召开股东会是否通知周永军的问题。经本院审查，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邮件妥投单载明周永军本人已对召开股东会议通知进行了签收，一审庭审中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故周永军上诉称未予通知及一审庭审中未予质证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周永军上诉认为一审未对《务川自治县盛合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进行认定的问题，该协议书对股东持股比例进行调整，调整约定周永军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为5%，各股东均签字予以确认，本院予认定。但按该协议约定，周永军也未履行出资义务。第三、关于周永军是否实际履行出资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缴纳出资系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周永军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结算业务申请书》载明共计转款32.5万元到李卫前账户，并认为该款项系盛合源公司要求打入李卫前账户作为其出资款，以此证明其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一方面，周永军没有提供盛合源公司的委托支付凭证，盛合源公司并不认可；另一方面，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王治江出具两份《收款收据》载明共计收到周永军35万元，但收据载明该款项为周永军返还盛合源公司涉及有关经营权、搬迁费的35万元，该35万元与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贵州金永盛公司及周永军出具《领条》载明的35万元相印证，可证明该款为贵州金永盛公司及周永军返还盛合源公司的款项，系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款，并非出资款，故其上诉认为履行了部分出资款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催告应否给予其合理准备期限的问题。涉案盛合源公司于2015年8月10日成立，按公司章程规定应在2015年8月完成出资，合作协议对周永军出资及股份比例调整为100万元占5%，周永军作为公司股东未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时间履行出资义务，至2019年7月3日公司向其作出催告书，逾期出资时间近四年，至公司召开股东会时其仍未履行出资，其上诉认为催告未给予其合理准备时间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五、上诉人周永军应否协助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周永军未履行出资义务，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已解除其股东资格，该决议已发生法律效力，周永军股东资格已解除，其应协助办理变更股东登记。综上，周永军上诉的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周永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龙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陈 娜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陆慈毅书记员刘守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