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内25民终2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内蒙古蒙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锡林郭勒盟“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某，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系杨春林配偶），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某，内蒙古理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法定监护人：郑某，系杨某1的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某，内蒙古理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某，内蒙古理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李某、高某、韩某、郑某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2019）内2502民初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上诉人李某；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韩某；郑某、杨某1、杨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高某、李某出具的证言中明确载明各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该证据为书证、直接证据，证明效力大于被上诉人当庭的陈述。虽存在部分瑕疵，但仍旧能证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及雇佣上诉人的事实。2、被上诉人主张各自承担草场及雇佣了其他人打草、捆草，该事实的存在与雇佣上诉人打草、捆草并不必然矛盾。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出足以推翻证言及劳务费结算明细的证据，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出具的证言中载明各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一份共同承担草场的合同，该证据应当能够证明各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一审时各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该证据，因此可以推定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存在，总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李某辩称，我们不存在合伙关系，当时包草场是分成三股，各干各的，双方之间没有所谓的合伙关系。上诉人拿出的我签字的证明，是上诉人与郑某其他案件纠纷时自己制作好来让我签字的，而且我也录音了，上诉人明确表示钱和杨春林要和我们没关系我才签字的。 被上诉人高某辩称，不存在合伙的事实，上诉人与郑某诉讼纠纷的时候，拿着自己写好的证明让被上诉人签字，这个证据不真实和本案更没有任何关系。 被上诉人韩某辩称，上诉人是明显的虚假诉讼，他根本没有给我们干过活，我们都是自己雇人拉草、捆草从来没有用过上诉人，而且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索要劳务费，偏偏等到杨春林去世了以后才起诉劳务费，当时的劳务费都结清了，为什么就他没有拿到劳务费，没有拿劳务费为什么连个明细账、欠条都没有。 被上诉人郑某、杨某1、杨某2共同辩称，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务关系，上诉人用其他人签字确认的东西来和被上诉人主张存在劳务合同和欠款事实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力。 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李某、高某、韩某连带向原告支付劳务费280128元；2、判令被告李某、高某、韩某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被告郑某以夫妻共有财产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4、判令被告杨某1、杨某2在继承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杨春林、井某、韩某经东乌旗刘国彦、满都拉在蒙古国承租了15万亩草场用于打草。井某的部分与高某合伙经营，韩某的部分与李某、马凤林合伙经营。2016年8月至10月，原告在蒙古国从事草场的相关打草、捆草工作。 另查明，杨春林于2018年10月25日去世。杨春林的法定继承人有其妻子郑某、女儿杨某2、儿子杨某1。 一审法院认为，就原告为谁提供了劳务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原告对自己的主张应该提供证据。原告对此出示了被告李某、高某的证明及结算明细。首先，证明的内容均系事先打印完成事后签名确认，并非二人亲自书写或者陈述，故而存在瑕疵；其次，二人庭审中陈述的事实与证明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再次，二人在明细中对杨春林欠付金额进行确认，该行为未经杨春林许可并不当然对杨春林发生法律效力。即上述证据无法作为原告证明自己主张的直接证据。庭审中证人证言、原告与李某录音资料均能反映出原告的雇主为杨春林，但因原告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未与杨春林进行结算，其没有任何有杨春林签字确认的证据材料，即使可以确认其与杨春林存在劳务关系，但仍无法确认其劳动量及劳动报酬金额，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原告认为各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各被告否认他们之间合伙，陈述为承包草场后各自经营，原告对此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对原告要求各被告连带给付劳务费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51元，由原告宋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草场租赁合同一份，证明杨春林、井某、韩某三人与刘国彦共同签订15万亩草场承包合同一份，本案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合伙关系。被上诉人李某的质证意见为，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这三个人是代表三股签字的，每一股各自承担5万亩草场自己运营，杨春林和他表弟一股，井某和高某一股、韩某和李某一股。被上诉人韩某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证明的目的不认可，这只是一个共同租赁协议，实际上三方根本没有形成合伙协议，就是因为草场亩数太大，所以三家一起承包各负盈亏，没有合伙的意思。高某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没有形成合伙，三股各干各的。郑某、杨某1、杨某2的质证意见为，认可协议的真实性，但不存在合伙关系。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形成合伙关系；二、上诉人宋某与各被上诉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问题；三、上诉人宋某所主张的劳务费的给付问题。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上诉人李某、高某、韩某与案外人井某、已故的杨春林之间是否形成合伙关系的问题，被上诉人李某、高某、韩某及郑某、杨某1、杨某2均否认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草场租赁合同》仅能证明杨春林、井某、韩某三人作为承租方共同租赁了15万亩草场，但是对三人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并不能予以佐证，且李某、高某等人也证明草场实际租赁也并非仅上述三人完成。对于被上诉人李某、高某出具的两份“证言”，经庭审询问，上诉人认可系因与郑某之间的其他民事案件找到李某、高某所出具，且上诉人对该证据上载明的“证言指向：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丈夫杨春林之间的债务”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另根据李某出具的录音光盘的录音内容也证明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具有明显的瑕疵，故结合双方出示的证据及本案查证事实，本院对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之间及案外人井某、已故的杨春林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第二、三争议焦点，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之间均系合伙关系，且与合伙人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的主张，因其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故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对于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之间是否独立形成劳务关系的问题，上诉人宋某在另案出示的“证言”中指向其与杨春林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由被上诉人李某、高某出具的“证言”及其他证据中载明了宋某的欠付款明细并写明应由杨春林向宋某支付劳务费用。但在本案庭审中，李某、高某均否认该证据，称证据均系上诉人打印好要求签字，且明确表示另案与李某、高某没有关系才为其出具，李某、高某实际并不清楚宋某是否与杨春林形成劳务关系及实际劳务的工作量。本院认为，上诉人所出示的证据形式及证明力均具有较大瑕疵，且劳务工作量及欠付款明细均没有杨春林的签字，李某及高某的签字认可的行为并不能对非合伙关系的杨春林产生法律效力，上诉人也不能证明其是否单独与李某、高某、韩某之间形成独立的劳务关系。故对上诉人宋某主张劳务关系成立并支付劳务费的上诉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2.0元，由宋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涛 审判员 锡林塔娜 审判员 杨 树 平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九日 书记员 曾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