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3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易光辉，男，197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晏平，重庆岱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钟胤，重庆索通(万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成晓，男，195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朝伍，重庆昊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易光辉因与被上诉人谭成晓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7民初4162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光辉上诉请求：1.撤销(2019)渝0237民初4162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谭成晓要求易光辉给付煤炭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谭成晓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仅凭易光辉说在煤炭达到湖北武汉前易光辉就已经支付了谭成晓煤款20万元，就认定易光辉与谭成晓是煤炭买卖关系，认定错误。本案真实情况是谭成晓将向阳煤矿的煤炭用鑫旺518船装了4130吨准备到湖北销售给私人，因购买方没有现金支付，谭成晓担心上当，于是打算将煤炭卖到湖北汉川电厂，汉川电厂只购买具有煤炭经营资质的单位销售的煤炭，谭成晓知道易光辉经常挂靠在宜昌兴源矿业公司名下做煤炭生意，于是谭成晓就委托易光辉将这船煤炭销售给湖北汉川电厂。因为该船煤炭挥发粉过低，进不了湖北汉川电厂，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易光辉才垫资从平鄂公司买了300吨烟煤惨和在一起，再以宜昌兴源煤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交进电厂，实际卖给汉川电厂4036吨，减去开支后每吨单价342元，另每吨2元招待费，实际计价为每吨340元，总金额4036吨*340元/吨=1372240元。谭成晓装煤的鑫旺518船舶2012年7月5日到达了武汉，在2012年7月13日，易光辉给谭成晓转款20万元，并不是支付的购买煤炭的货款，而是谭成晓找易光辉借款用于在武汉的开支零用，从以前易光辉与谭成晓的转款记录来看，只要是给付的煤炭款，都备注了货款的，而借款是没有备注的，同年7月20日，易光辉没有给谭成晓转款5万元，而是帮谭成晓给了5.3万元的过舶费，由于鑫兴旺518船舶太大进不了汉江，只能达到武汉白沙洲过舶基地再用小船运至汉川电厂专用码头，过舶基地老板罗善华要收过舶费5.3万元，所以这25万元并不是易光辉支付的预先款，既然在算账时将5万元品除，就说明本案不是煤炭买卖关系。从谭成晓出示的所谓计算单中的内容中就足以证明本案是委托代理关系，因为在湖北的开支和招待费都是谭成晓承担，易光辉也是按照湖北汉川电厂实际交货的吨数和单价与谭成晓进行结算，不存在有赚取差价的情况，如果真的是易光辉在谭成晓处购买煤炭后再销售给汉川电厂，那么就应该按照巫山煤炭的离岗价进行结算。其实从结算内容后面的签字也可以看出，易光辉不是作为欠款人或购买人签字，而是作为经办人的身份签字。由此可见，双方不是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判决84756元的船舶费由易光辉承担是错误的。由于易光辉是帮谭成晓销售煤炭，所以84756元的船运费不应由易光辉承担，易光辉销售给汉川电厂的煤炭有4036吨，单价每吨342元，易光辉也是按照与汉川电厂交易的实际吨数和单价与谭成晓结算的，只是品除了开支和招待费，易光辉并没有从中赚取任何差价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再者交货地点是在武汉，那么对于交货前的费用应该由谭成晓承担。3.一审法院没有品除易光辉垫付的税费款是错误的。销售给汉川电厂的煤炭必须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煤炭销售的税率为17%，税费就花了二十万左右，这些发票都是易光辉挂靠的宜昌兴源矿业有限公司代为开具的，这笔钱是易光辉垫付的，谭成晓作为实际销售方，应当承担这笔税费，故两项相抵，易光辉不需要再支付谭成晓任何费用。一审法院认定谭成晓缴税不足，应由相关部门处罚，但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谭成晓不提交缴纳增值税发票，就无法在汉川电厂结账，这不存在是否偷税的问题，因为易光辉已经为谭成晓缴纳了这宗煤炭的增值税，所以易光辉在应付款时有权扣除这笔费用。4.一审法院支持谭成晓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是错误的。即使易光辉还欠谭成晓的煤炭款，谭成晓也不能主张资金占用损失，因为根据结算单的内容来看，双方并没就剩余款项约定支付时间，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只有在逾期还款的情况下才能主张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引用《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六十一条是错误的，因为该条针对的是买卖合同关系，本案是委托销售关系。5.一审法院没有采纳诉讼时效抗辩是错误的。即使引用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认定的易光辉应该在2012年12月1日付清货款，那么谭成晓的起诉也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从谭成晓发给易光辉的短信内容中，看不出易光辉在催收这笔款项。实际上是短信发送前几天，谭成晓打电话找易光辉借钱，所以谭成晓发短信问什么时候能搞到钱时，易光辉才予以应答。所以短信内容并不是同一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即使短信内容构成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那么易光辉也只同意履行10万元，也只能认定易光辉放弃了10万元的诉讼时效抗辩权。6.即使谭成晓主张的债权成立，那么易光辉也有权主张债务抵消，谭成晓在2012年4月17日，曾向易光辉借款120万元，后谭成晓用煤炭抵账抵了90万元，谭成晓还欠30万元没有支付给易光辉，一审法院认定易光辉主张债务抵消的证据不足是错误的，易光辉在一审时举示了银行流水，谭成晓在一审时也认可向易光辉借款的事实，谭成晓抗辩的理由是已经用煤炭抵消了借款，但谭成晓只是出示了自己单方书写的一个流水账，上面没有易光辉的签字认可，应该是谭成晓没有完成已经抵消借款的举证责任。谭成晓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当维持。2.易光辉与谭成晓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买卖煤炭不只这一次，双方形成了交易惯例，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单价都是不含税价，低于当时的市场价值，按照当时的市场价值，每吨煤应当卖360-380元左右，但是给易光辉销售单价为每吨340元，易光辉说是委托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相印证，如果双方是委托关系，运输费不应列入结算中。结算单中的2元招待费，总共8000多元钱，是谭成晓一家去武汉，易光辉进行了接待，所以每吨少了2元钱。2012年7月13日易光辉给谭成晓转款的20万元是煤炭款。易光辉说煤炭是7月5日到达的武汉，没有证据支撑，双方在结算单上，写明了2012年7月15日到达汉川，有易光辉签字签名确认。易光辉没有举证证明双方是委托关系，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易光辉称应当品除垫付的税款，这与客观事实不符，谭成晓当时是向阳煤矿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向阳煤矿开具了准运证，每吨25万元，含增值税和工商管理费等一系列费用，我们可以提供票据，但是他自己不要票据，他拿不出来资质，而且当时的价格是340元每吨，与我们开增值税发票价格380元是有悬殊的，其次，税款已经交给物价局，易光辉再来扣增值税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是委托，应该在结算单中要备注，结算单清清楚楚表明是裸价。关于资金占用损失，依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也是应当支持利息的。易光辉主张抵消债务是不成立的，借算单上鑫旺518欠付的金额是20万多，最终也是根据易光辉的答辩金额进行的确认，至于谭成晓欠不欠易光辉借款，债权债务不明确，不宜拿进本案进行冲抵。谭成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易光辉立即向谭成晓支付货款214194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一审诉讼费由易光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成晓在经营巫山县向阳煤矿期间，与易光辉有多次煤炭买卖关系。2012年7月15日，易光辉再次在谭成晓处买煤4036吨，当煤运至湖北汉川电厂专用码头后，谭成晓支付了船运费84756元，易光辉挂靠有资质销售煤炭的宜昌兴源矿业有限公司，将该船煤卖给湖北汉川电厂，煤款由易光辉负责收取后支付给谭成晓。该船煤交易期间，易光辉分别于2012年7月13日给谭成晓转款200000元，同年7月20日转款50000元用于支付煤款，2012年8月27日原、被告对购买的煤炭数量、价格、运费协商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由原告谭成晓执笔写了一份结算单，该结算单载明：2012年7月15日鑫旺518船埠头码头（巫山县一长江货运码头）载煤4130吨前（往）湖北汉川电厂，于7月25日至8月5日在汉川电厂专用码头交货汉川电厂，共计4336吨，除去因挥发分低在武汉平鄂公司购300吨掺合，实际向阳煤矿交电厂为4036吨，减去一切开支后每吨价为342元，另每吨2元为招待费，实际计价为每吨340元，总金额为1372240元，加上向阳煤矿每吨支付船运费21元/吨×4036吨=84756元，合计1456996元，此款易光辉向谭成晓两次支付250000元整。经办人易光辉、谭成晓。双方结算后，被告易光辉又于2012年11月16日给谭成晓转款450000元，11月30日转款550000元用于支付煤款，易光辉先后四次共向原告谭成晓转款1250000元，至今仍有煤款206996元未付。一审法院认为，1.2012年7月，谭成晓与易光辉之间是煤炭买卖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关系？谭成晓、易光辉虽然未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但根据易光辉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谭成晓、易光辉在2012年8月27日办理的结算单可以证实，该船煤无论是谭成晓装船后送至湖北武汉，还是易光辉在重庆市巫山县埠头码头自提，煤炭到了湖北武汉后，是由易光辉与湖北汉川电厂联系交易，并以宜昌兴源矿业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销售，煤款也是由宜昌兴源矿业有限公司收款后直接支付给易光辉，再由易光辉支付给谭成晓，而且易光辉已将此次销售的煤款全部领取。另外在煤炭到达湖北武汉前易光辉就已经支付了谭成晓煤款200000元，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易光辉是向谭成晓买煤而从中获取利润，并非是谭成晓委托易光辉进行销售。易光辉辩称系委托代理行为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其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易光辉应当给付谭成晓煤款应为多少？根据2012年8月27日双方办理的结算单显示，煤款应为1372240元，加上船运费84756元，合计为1456996元。如果易光辉只应当给付谭成晓煤款1372240元，那么双方在结算单中就只需要写明该项内容，而不需要将船运费写进结算单中，并标明合计金额。这充分说明易光辉认可谭成晓已支付的船运费金额，同时也认可将谭成晓垫付的船运费同煤款一起支付给谭成晓。易光辉辩称由于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因此船运费不应由其承担的辩解理由与本案认定的法律关系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易光辉辩称谭成晓应当承担增值税的问题，由于谭成晓在销售煤炭给易光辉时，就已经向主管部门购买了准运证，准运证包含了需要缴纳的相关税费(如果谭成晓在销售煤炭时没有使用准运证或未足额使用，则谭成晓存在偷漏税行为，该行为应由相关部门对其处罚)，而易光辉又将煤炭销售给第三者，属于二次交易，则纳税主体就应该是被告易光辉，易光辉辩称之所以未按照实际销售的煤款全部支付给谭成晓，是抵扣了谭成晓应当缴纳的增值税，被告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易光辉应当按照结算的金额给付谭成晓煤款及船运费1456996元，除已经支付了1250000元外，还应支付谭成晓煤款等206996元。而谭成晓要求易光辉给付214194元煤款的请求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易光辉辩称双方之间存在互负到期债务，根据法律的规定应当抵销。但从易光辉的举证，无法确认谭成晓仍欠易光辉的借款未能偿还，故易光辉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如果易光辉认为谭成晓向其借款未能偿还，待有充分的证据后可另行主张。3.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是否应予支持？从何时开始计算？谭成晓、易光辉在结算单中对货款的支付时间没有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对支付的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所以被告易光辉在双方结算后就应当给付货款，但易光辉至今就未能按照结算金额付清，原告要求被告从2012年12月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4.谭成晓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谭成晓、易光辉之间的短信记录，能够充分证明谭成晓向易光辉催收，并要求易光辉履行货款给付义务，易光辉也作出了愿意给付的意思表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以易光辉以谭成晓请求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由易光辉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谭成晓货款206996元，并从2012年12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二、驳回谭成晓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32元，减半收取2916元，由谭成晓负担116元，被告易光辉负担2800元；财产保全费2031元，由易光辉负担。二审中，易光辉提交了银行转账流水，拟证明2012年7月5日转账给案外人罗善华的53000元为鑫旺518号船煤炭转运费，进而证实鑫旺518船上的煤炭是在2012年7月5日就已经到达武汉，同时当庭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本院调取鑫旺518船靠岸记录。谭成晓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谭成晓向本院提交了记账单一份，拟证明双方其他经济往来已经结清。易光辉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仅仅系谭成晓单方记录。本院依法进行了认定后认为，易光辉所提交的转账流水仅能证实其向罗善华转账53000元的事实，罗善华的身份不明，无法证明鑫旺518船是在2012年7月5日到达武汉。对于易光辉提交的证据调取申请，因双方的结算单上已经列明鑫旺518始发时间为2012年7月15日，易光辉在一审中未提交调取该证据申请的情况下，该证据不属于因当时无法取得的新证据，属于易光辉超过举证期未积极搜集的证据，且并不影响本案对相关事实的认定，故本院不再对该证据进行调取。对于谭成晓提交的记账单，系由其单方作出，无易光辉签字确认，本院不作为定案证据使用。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易光辉否认其与谭成晓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而认为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首先，易光辉并未就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次，如易光辉为受托人，运输费就应当由谭成晓承担，不应在结算单上单独列出后与货款金额相加取和，然后由易光辉承担；再次，根据结算单记载内容，鑫旺518载煤4130吨是从2012年7月15日开始，而易光辉就该船所付第一笔20万元款项，是在2012年7月13日，如果认定为委托代理关系，受托人在发货之前向委托人转款的事实明显与常理相悖，对于该款项的认定，应当是预付货款。综合以上事实，本院确认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该结算单作为双方的结算凭据，记载详细、意思表达清晰，并无较大争议，应当作为本案主要定案证据。该结算单上载明了“减去一切开支后每吨价格……实际计价为每吨340元，总金额为1372240元，加上向阳煤矿每吨支付船运费21元/吨×4036吨=84756元，合计1456996元，此款易光辉向谭成晓两次支付250000元整。”既然双方明确了该金额为减去一切开支后的结算，那么易光辉就不应以其与汉川电厂的结算需要缴纳增值税为由要求谭成晓在双方已经结算确认的金额上再行品除，谭成晓、易光辉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易光辉、汉川电厂之间的关系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易光辉要求谭成晓在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中承担易光辉与汉川电厂合同关系中的义务明显超出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债务抵消的问题，易光辉在本案中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谭成晓与易光辉互负债务，在双方是否互负债务不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进行抵消的处理方式并无不当。关于资金占用损失是否计算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对支付的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所以被告易光辉在双方结算后就应当给付货款，但易光辉至今就未能按照结算金额付清，谭成晓要求易光辉从2012年12月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诉讼时效期间问题，谭成晓、易光辉之间的短信记录，能够充分证明谭成晓向易光辉催收，并要求易光辉履行货款给付义务，易光辉也作出了愿意给付的意思表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易光辉以谭成晓请求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易光辉上诉称即使短信属实，也只是对其中十万元同意履行，因此并不及于余下款项，易光辉2019年10月23日短信回复“到帐给您弄十万，您发个账号给我，……”的内容，本院对于其短信内容进行文意分析后认定，该句并未明确表示只支付十万元而拒付余额，应当理解为到帐后先行支付十万元，故易光辉的该上诉意见不成立。综上所述，易光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21元，由易光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江善进审 判 员 龙江莉审 判 员 李洪武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白 杰书 记 员 易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