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7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51年9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林，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凤丽，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50年2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5（李某2之夫），1948年6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3，男，1953年11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某1（李某3之子），1983年3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娜，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31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如下：(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楼×单元×号房屋由李某2继承3/4份额,由李某1继承1/8份额，由李某3继承1/8份额；(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晴冬园×楼×2号房屋由李某3继承3/4份额,由李某2继承1/8份额,由李某1继承1/8份额;(三)被继承人杨某1名下账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存款归李某2所有,李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李某182839.32元;(四)李某2侵吞的被继承人杨某1的财产归李某2所有,李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李某1343180.644元。事实和理由：一、登记在杨某1名下的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单元×号房、海淀区晴冬园×楼×2号房皆属于杨某1和李某4的夫妻共同财产，且由于李某4职级高、工龄长，对两处房产的取得贡献较杨某1大，其遗产份额不应低于杨某1份额。（一）使用已故配偶工龄所购房改房的产权性质应当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杨某1对两套房产享有100％的产权份额并有权作为遗产处分给李某2和李某3所有，系对房改房权属性质认定错误。房改房属特定历史时期国家福利政策分房，具有人身性、补偿性、社会保障性、国家统筹性、享受权利的一次性等特点，与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住房实行福利性实物分配制度密不可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单元×号房系房改公房，购买时使用了李某4之54年的工龄，使用了杨某1之44年的工龄。海淀区晴冬园×楼×2号房也系房改公房，购买时使用了李某4之54年的工龄，使用了杨某1之45年的工龄。使用已故配偶工龄所购房改房的性质应当认定为与李某4和杨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首先，自2013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以“与现行房改政策不一致”之由自行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己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2000］法民字第4号）后，由于对最高院废止理由涉及的“房改政策”理解不同，认识更加混乱。2018年6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18］第9次会议通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该解答第6条承认使用已故配偶工龄优惠购买房改房的，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已故配偶的遗产予以继承。本质上是已故配偶按照其工龄优惠折算的购房货币补贴在购房款中所占份额拥有相应的产权份额。其次，这两处房改房是单位将李某4原先承租的公房，通过优惠的形式出售给已经承租或使用该房屋的杨某1和李某4，房改房购买系原有公有住房承租权的承袭和转化，享用死亡配偶工龄优惠所购“房改房”为健在一方与已故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房改房原本是单位根据职工的职务、工龄、家庭人口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而给予职工的福利，按房改政策出售，仍是上述福利政策的延续。国家多年实行低工资制，现在按成本价售房给职工，等于将多年积累的工资差，一次性地补发给职工。公有住房的承租、房改制度具有极强的福利属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的租赁及商品房买卖具有明显的区别。公房承租制度是我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及特定的发展阶段中的福利制度，其福利属性表现为由夫妻一方名义承租、只交纳少许的费用即可以长期居住、使用，在后续的房改政策中可以以成本价购买并通过折算工龄获得优惠。作为原承租人的父母世后，其子女一般均可以继续承租并参加房改。房屋虽系一方配偶去世后购买，但该房的权属取得毕竟不同于商品房的购买，系对原有福利的形态转化。房改政策的补偿性、夫妻法定财产制的形式决定了已故配偶与健在配偶在房改房中的产权只能是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房改房具有出售对象特殊性、房屋价格特殊性、该种福利优惠政策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等特点，结合中国长期的低工资制的特点，房改房的优惠相当于对李某4多年工资差额的补偿，是对李某4生前承租公房的权利确认。再次，鉴于每个个人、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工龄优惠购房，说明该福利具有极强的人身属性，已故配偶工龄优惠带有强烈的个人属性，因此，不能无视已故配偶的人身属性而将福利随意归于健在配偶一方。最后，遗产的形式不应拘泥于公民死亡时已有的物质财产，亦包含死亡后因其生前行为而转化的财产利益，李某4因其工龄优惠享有房屋产权没有法律障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李某4与杨某1对于房屋的方式只能是共同共有。使用已故配偶工龄购买的房改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已经在最高院民一庭在指导性案例中确认，一审法院径行将两个房屋判归李某2和李某3所有，侵害了李某1对房屋享有的物权份额。最高院民一庭在《使用己故配偶工龄购买“房改房”纠纷的处理规则》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认为“房改房不同于普通商品房，其房屋价格不是单纯的市场价格。夫妻生存一方使用故配偶工龄优惠购买的房改房，考虑到从承租权转化为所有权之间的承继性，应将此类房改房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见《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8年第2期，总第74期）也是基于中国长期的工龄优惠政策，以及婚姻法上已去世的配偶享有物权权利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基于此，一审法院认定“该两套房屋属于杨某1的遗产”，又接着认定“上述房屋系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房，依国家有关政策折算已死亡配偶一方李某4工龄而获得政策性福利，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李某4的遗产予以继承，李某4遗产范围应根据其工龄优惠与购买的市值的比例（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楼×单元×号房屋为38％，北京市海淀区晴冬园×楼×2号房屋为46％）”，一审法院认可杨某1对房屋所享有的物权份额，也认可李某4的工龄优惠对应相应的房屋份额，且不论该份额是否违背了婚姻法上夫妻财产共同共有的原则，李某1都应当享有房屋对应的物权份额。综上所述，应当将上述两处房屋认定为杨某1与李某4夫妻共同财产，李某1对两套房产各占1/8份额。（二）一审法院只按照工龄优惠与购买房屋的市值的比例认定李某4的遗产范围忽略了李某4的职级等因素对房屋来源的决定性贡献，李某4应当多分房产份额。李某4的职级高低决定了杨某1有无资格获得第二套房屋。房改当时，不同行政职级的人可以享受不同的房屋建筑面积，根据房改的材料档案: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单元×号房屋的房屋买卖契约签订时间为2000年12月8日，总建筑面积为82.61平方米，北京市海淀区晴冬园×楼×2号房屋购房协议签订时间为2002年3月1日，房屋的总建筑面积为87.8平方米。根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印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住房面积核定及未达标超标处理办法》的通知（2000.02.21）第二节“职工住房面积的核定”、第三节“职工住房未达标的处理”、第四节“职工住房超标的处理”规定，不同的行政职级有不同的住房面积标准，杨某1为北医三院的教授，李某4为全国总工会机械工会的副主席，李某4的职级高于杨某1，李某4购房时，按照配偶间最高职级计算购房面积，即按照李某4的职级实行的是司（局）级面积核定标准（住房面积标准120平方米，住房控制面积标准140平方米），否则，杨某1不可能在已经享有82.61平方米的住房面积的情况下，还能购买87.8平方米的晴冬园房产。因此，李某4应当多分房产份额。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李某2在杨某1去世后私自转移杨某1名下几乎所有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的规定，应当酌情减少李某2应继承的存款数额。并且，一审法院对存款的分割方式严重不公。《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述银行流水，杨某1名下账号×××的工商银行账户在2018年5月13日的余额19569.56元，账号×××的工商银行账户在2018年5月13日的余额30105.71元，账号×××的工商银行账户在2018年5月13日的余额157423.03元，上述款项共计207098.3元。但是银行账户的余额最后分别只剩下0.31元、0.06元、777.78元。上述银行卡由李某2保存，银行的交易对手信息也显示李某2及其丈夫李某5在杨某1去世后第二天，私自转移了杨某1名下几乎所有的存款，该故意隐瞒、侵吞或争抢遗产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李某1以及李某3的财产权利，应当酌情减少李某2应当继承的杨某1存款的数额，李某1主张继承杨某1存款的40％，即李某1应当继承207098.3＊0.4＝82839.32元。此外，一审法院对上述207098.3元存款，按照子女抚养情况分别判决为李某1分得5万元，李某3分得7万元，李某2分得87098.3元，过分照顾了李某2和李某3的权利。实际上，在房产这一更大价值的遗产分割上，法官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照顾和倾斜，李某2和李某3各获得了一套房产。考虑到李某1未获得房产的现实状态，存款的分割上应当更多地照顾李某1，不应当再对李某2和李某3进行照顾，否则遗产的分割方式对李某1极不公平。针对李某2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四条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李某2为“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擅自取款”，但是没有对这一违法行为进行谴责和惩罚，导致裁判结果严重不公。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李某2在杨某1在世时就存在侵吞老人财产的行为,杨某1三个银行账户的流水及交易对手信息可以清晰体现,李某1证据充足,而一审法院未要求李某2进行说明也未进一步审理查明。从一审法院调取的4332账户和0590账户的明细上看,4332账户中杨某1一旦有工资收入就会立马被转出至杨某10590账户或李某2账户,杨某10590账户中一旦有款项收入(含杨某1的工资收入以及房屋的租金收入)就又会立马被转出至李某2账户。从钱款流向上,杨某1的收入最终都被悉数转出至李某2账户,李某2侵吞杨某1名下存款的意图早在几年前就昭然若揭,该行为导致了杨某1存款数额的减少,侵害了李某1和李某3作为继承人的利益,李某2应当就其多花的部分给予李某1和李某3一定的补偿。在李某1已经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要求李某2作出合理解释,也没有进一步审理查明,仅以“李某1主张李某2在杨某1生前存在侵吞老人财产的行为,依据不足”为由对李某1的主张不予支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杨某1名下三个工商银行账户的流水,李某2侵吞杨某1资产的详细情况如下:尾号为5718的账户,自2014年7月5日至2018年5月13日的合计支出共计234461.88余元,其中杨某1转出至自己账户的金额共计44500元,因此,杨某1账户对外转出共计189961.88元。尾号为4332的账户,自2014年7月5日至2018年5月13日的合计支出共计733325.54元,其中杨某1转出至自己账户的金额共计450350元,因此,杨某1账户对外转出共计282975.54元。尾号为0590的账户,自2014年7月5日至2018年5月13日的合计支出共计696014.19,其中杨某1转出至自己账户的金额共计35000元,因此,杨某1账户对外转出共计661014.19元。杨某1三个账户的对外转出一共为:189961.88+282975.54+661014.19=1133951.61元。实际上,杨某1每月的主要开销除每月请保姆3500元,营养费及医药费每月2500元外,几乎不存在其他大额支出。因此,该对外转出中扣除杨某1合理花费的部分(计算为:6000元/月*46月=276000元)即为李某2侵吞老人财产的部分(1133951.61-276000=857951.61元),李某2应当按照40%补偿给李某1,即李某2应当补偿李某1857951.61*0.4=343180.644元。综上,一审法院对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单元×号房、海淀区晴冬园×楼×号房的性质认定错误,对李某4的遗产范围认定错误。对李某2私自转移被继承人杨某1遗产,侵害李某1和李某3利益的行为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作出公正的评价，且未查明李某1在一审时已经提出的李某2侵吞老人财产的事实,更未对这一行为进行评价,致使被继承人杨某1的财产白白被侵吞,继承人李某1和李某3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本案应当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或直接依法判如所请。李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李某1的第二条上诉请求变更了一审的反诉请求，因为其一审主张的是三分之一，基于审级问题，二审不应当审理，李某1上诉请求本身也不成立，二套房屋都是被继承人杨某1个人遗留财产，并非与李某4共同财产，李某1无权主张无权分配。房屋取得后办理了产权证书，办理房产证时间是2001年，李某4于1992年去世，杨某1通过立遗嘱的形式将房屋留给继承人合法有效，和平街房屋李某2是共同出资人，李某1在其反诉书中也陈述李某2是实际出资人。李某1无权主张两套房屋的份额，其以物权共有请求权作为基础，请求权错误。即便参照北京高院内部解答意见，折算已死亡配偶一方获得对应财产部分，这个财产仅指的是债权性质，并不能破坏李某2作为继承人对房屋的完整性。李某1将债权错误认定为物权的共有分配，请求权基础错误。即使启动债权债权请求权也已经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分配李某4的债权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一审中李某2没有申请评估，该部分财产请求权没有分配基础，二审中不能重新评价。本案解决的杨某1个人遗产，并不是李某4的个人遗产，如果认为对李某4个人财产有异议，应当另行主张。李某1主张李某4因为职级因素应当多分配财产，李某2不认可，该理由不属于法院审查范围，分房时杨某1是高级教师、干部，如何分房由单位通过行政行为进行，如果有异议应当通过行政渠道解决。关于存款部分，李某1请求不成立，不应当对李某1分配存款，杨某1去世只支配了将近5万元丧葬费，是李某2使用存款部分支付的，丧葬费份额应当从遗产中扣除或者三人共担，一审对继承存款的判定有瑕疵，李某2请求调整。遗嘱形成背景明确，即遗嘱和书信，有对老人辱骂和其他不当行为，书信里对老人的感受说的很清楚，这些书信证据已经证明了遗嘱的真实性，并非一审法院偏袒李某2、李某3。杨某1去世后，因为银行制度，如果不及时取出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且丧葬需要费用，丧葬费用应当共担。关于侵吞财产，李某2不认可，遗产是老人去世时遗留的存款，是工商银行帐户名下的20万元，李某1统计在世时的银行流水、帐户来认定老人遗产数额，并且认为其他人存在侵吞，不予认可。去世前银行钱款的转入转出是被继承人的自己的意志，本案解决的是个人遗产的继承，如果财产有损害或者侵占，应当是另案解决。李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涉案房屋出售针对的是杨某1个人，具有独特性，涉案房屋是杨某1个人的，其他答辩意见同李某2的答辩意见。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门×号房屋由李某2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4与杨某1系夫妻，育有子女三人，分别为李某2、李某1、李某3。1992年3月19日，李某4去世，生前未留遗嘱。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门×号房屋原由李某4承租。2000年12月8日，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研究院作为卖方（甲方）与买方（乙方）杨某1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甲方将座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门×号房屋以成本价18709元出售给乙方。《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显示，购买该房屋使用工龄98年，其中男方54年，女方44年。根据房价算式，使用男方工龄共计优惠22273.40元，使用女方工龄共计优惠18148.70元。2001年1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门×号房屋（建筑面积82.61平方米）登记在杨某1名下。2002年3月1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甲方（卖方）与乙方（买方）杨某1签订《中直管理局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晴冬园1号楼×2号房屋作价14322元出售给乙方。《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显示，购买该房屋实际使用工龄99年，其中使用杨某1的工龄45年，使用李某4的工龄54年。根据房价算式，使用男方工龄共计优惠42383.22元，使用女方工龄共计优惠35319.35元。1992年10月5日，杨某1取得该房屋的住房通知。2003年12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晴冬园×号楼×2号（建筑面积87.8平方米）登记在杨某1名下。该房屋现由李某3居住使用。2018年5月13日，杨某1去世。庭审中，李某2提交杨某1于2014年4月8日自书遗嘱一份，内容为：“本人已86岁，身患高血压、心脏病、胃病、糖尿病等，身体状况愈来愈差，为在我去世后，不发生财产纠纷，趁我现在是为清晰，身体尚好，我特正式立遗嘱如下：一、现我名下有两处房产，分别是海淀区塔院晴冬园×号楼×室，权属证书号：海私×号。另一处是朝阳区和平街七区×楼×单元×号（包括与之连为一体的×单元×号（3-7）与人合住的一间（约12平方米）房屋），权属证书号：朝私×（简称和平里房）。二、我决定，在我去世后，我的上述两套住房按以下方案分配；1、和平里房归女儿李某2所有。2、塔院房归二儿子李某3所有。三、我做出此项房产分配的决定，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子女在我晚年对我生活尽赡养责任方面做的如何，其次也考虑到我的三个子女中生活状况、经济状况、身体状况及其它相关情况。在我晚年，多种疾病缠身，健康状况日差，生活需要照料，我的子女都表示关心，对我重病时积极联系医院和医生，参与护理多次抢救治疗转危为安，使我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在这方面女儿李某2做的最好，二儿子李某3也做到了，大儿子李某1在这方面做的欠缺。其次，也考虑到大儿子李某1在北京和美国都有住房，故将我名下两处住房分别留给在北京更有需要的女儿李某2，二儿子李某3。希望我的子女们在我百年之后遵从我的遗嘱，理解我心愿，坦然面对。以上我的遗嘱是我的意愿真实的表达，本遗嘱为本人所立唯一遗嘱。备注：和平里住房由我和女儿李某2共同投资购买。”李某1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不认可。李某2另提交署名为杨某1、日期为2013年8月28日写给李某1的信件一份，主要内容为李某1一讲话就骂人，其不孝行为是杨某1发病的原因；交代李某1处理和平里房子不再出租的善后工作；和平里房子的分配问题，是杨某1百年之后应该处理的事，杨某1作为房主现有处置权利。李某2欲证明杨某1遗嘱订立的背景。李某1对该信件真实性不认可，李某3对信件真实性认可。李某1申请对杨某1在2014年4月8日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经随机确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为鉴定机构，该院经审查相关材料，认为根据目前材料，难以对其民事行为进行明确判断，故于2019年6月18日退案。李某1提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住院志及出院总结，证明杨某1自2012年起至去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伴有自杀倾向，并患有脑梗，认知能力和意志能力均下降。李某1提交杨某1于2012年8月21日在沃尔玛超市摔倒后向相关索赔材料，证明杨某1自摔倒后出现精神障碍，行为能力显著下降。李某2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李某2提交北京市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于2014年9月5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于2015年4月8日开具的诊断证明，均显示对杨某1临床印象为：神智清楚，意识正常，能正确反映个人意愿。李某1认为该诊断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案件审理中，各方对于诉争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晴冬园×号楼×2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门×号房屋的市场价值均不能协商，均不申请对市场价值评估，李某2、李某3亦不同意由法院询价处理。庭审中，各方均认可李某4、杨某1生前与他人共同承租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单元×3号公有住房。经查，杨某1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显示在杨某1去世前的2018年4月17日存款余额为19569.56元，在2018年5月16日取出19000元。杨某1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显示在杨某1去世前的2018年5月9日的存款余额为30105.71元，在2018年5月16日取出30000元。杨某1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显示在杨某1去世前的2018年4月15日的存款余额157423.03元，在2018年5月14日至2018年5月21日期间分9笔共计取出157400元。李某2认可杨某1去世时有一些存款，杨某1去世后李某2陆续为办理丧葬事务也花了一部分钱，同意将杨某1在中国工商银行存款207098.3减去实际丧葬费支出49522.18元后剩下的157576.12元，按照法定继承分配，李某2提取存款一方面是为了实际花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资金账户安全，不是私自转移。李某1申请调查杨某1名下支付宝账户，经向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调查，该公司根据杨某1身份证号未能查询到杨某1名下的支付宝账户。李某1提交2018年10月16日房屋租赁合同一份，显示北京鸿福嘉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盖章，出租人处注明“杨某1”，将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门×号房屋出租，租赁期限自2018年10月27日至2019年4月26日，每月租金1950元，证明该房屋一直由李某2对外出租，租金由李某2掌握。李某2称该房屋自2014年起即对外出租，一开始是由李某1出租，2018年杨某1去世后由李某2出租，该部分租金不属于遗产，不应在本案中继承。李某1提交自如租房平台及链家租房平台的房屋出租网页，欲证明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晴冬园×号楼×2号房屋使用费应按照每月12000元的标准计算。就李某3主张的杨某1遗物、股票基金账户和住房公积金，李某2称其均不清楚。李某3未上述遗产的存在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李某2提交杨某1生前订立的遗嘱，并提交杨某1手写信件予以佐证，该遗嘱对两套遗产房屋的处分与房屋的实际使用情况相符，故一审法院对杨某1订立该遗嘱的真实性认可。关于杨某1订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李某1虽提出质疑，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时杨某1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一审法院对李某1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晴冬园×号楼×2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门×号房屋，均系李某4去世后由杨某1个人名义购买，并登记在杨某1个人名下，一审法院认定该两套房屋属于杨某1的遗产，杨某1订立遗嘱指定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门×号房屋由李某2继承，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晴冬园×号楼×2号房屋由李某3继承，一审法院据此处理。然而，上述房屋系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房，依国家有关政策折算已死亡配偶一方李某4工龄而获得政策性福利，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李某4的遗产予以继承。李某4遗产范围应根据其工龄优惠与购买房屋的市值的比例（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门×号房屋为38%，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晴冬园×号楼×2号房屋为46%），结合房屋现值确定，本案中各方均不同意对上述房屋市值协商，均不申请评估，李某2、李某3亦不同意法院询价确定，故一审法院对李某4遗产范围难以确定，当事人如有争议可另案解决。关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单元×3号房屋的居住使用权，根据该房屋的公有住房的性质，其承租人应由相关部门认定，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关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门×号房屋在杨某1去世后的租金收益，根据李某1现举证情况，其金额不能确定，且该租金收益并非杨某1遗产范围，故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李某1主张分割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晴冬园×号楼×2号房屋使用费，亦非本案继承纠纷处理，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杨某1去世时银行存款情况，根据调查情况，杨某1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在其去世时共有存款207098.3元，应认定为杨某1的遗产，李某2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擅自取款，应向其他继承人返还，一审法院根据各继承人生前对杨某1的扶养情况酌定李某2给付李某15万元，给付李某37万元。李某1主张李某2在杨某1生前存在侵吞老人财产的行为，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向李某2主张补偿的请求不予支持。现无证据证明杨某1存在支付宝余额，一审法院对李某1的相关请求不予处理。李某1另要求李某2、李某3各承担其已付供暖费的三分之一，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亦非本案继承纠纷所应处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某3认为杨某1另有遗物、股票基金、住房公积金等遗产，其均未举证，一审法院对其相关主张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门×号房屋由李某2继承；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晴冬园×号楼×2号房屋由李某3继承；三、被继承人杨某1名下账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存款均由李某2继承，李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分别给付李某15万元、给付李某37万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遗嘱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之规定，遗嘱人订立遗嘱时必须要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关于杨某1订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李某1认为根据医院住院志及出院总结，杨某1订立遗嘱前后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伴有自杀倾向，并患有脑梗，且在其摔倒后出现精神障碍，但医嘱单和护理记录等现有证据只是载明其认知能力和意志能力均下降，但并未显示上述疾病对杨某1订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产生影响。其次，李某2提交北京市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于2014年9月5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于2015年4月8日开具的诊断证明，均显示对杨某1临床印象为：神智清楚，意识正常，能正确反映个人意愿。而现有情况下，李某1曾经申请对杨某1在2014年4月8日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但鉴定机构经审查相关材料，认为根据目前材料，难以对其民事行为进行明确判断，故本院综合现有证据对杨某1订立遗嘱时具有行为能力予以确认。关于涉案遗产范围问题。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晴冬园×号楼×2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门×号房屋，均系李某4去世后由杨某1个人名义购买，并登记在杨某1个人名下，一审法院认定该两套房屋属于杨某1的遗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根据这一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如果立有遗嘱的，应先按照遗嘱继承，一审法院根据杨某1订立遗嘱判令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0区×号楼×门×号房屋由李某2继承，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晴冬园×号楼×2号房屋由李某3继承，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维持。李某1上诉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李某4与杨某1对房屋的方式只能是共同共有，一审法院径行将两处房屋判归李某2和李某3所有，侵害了李某1对于房屋享有的物权份额。对此本院认为涉案房屋系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房，依国家有关政策折算已死亡配偶一方李某4工龄而获得政策性福利，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李某4的遗产予以继承，故对于李某1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一审法院结合各继承人对杨某1生前的扶养情况，酌情确定被继承人银行存款分割方式、各继承人享有的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李某1上诉主张李某2存在侵吞老人财产的行为，缺乏充足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该项理由亦无不妥。综上所述，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858元，由李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黎审 判 员  何灵灵审 判 员  陈 静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日广法官助理  赵 纳书 记 员  高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