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1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吉林海兰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吉林张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国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2019）吉2426民初1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朱某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费用由朱某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与朱某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是陈培文，并非国基公司，合同仅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故国基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2.2012年6月7日，国基公司股东韩成军已经以其所有的延边桃源实业公司的房屋履行了向朱某还款的义务。据了解，该房屋五证齐全，且在延边桃园实业公司处也登记为朱某的房屋，目前朱某未取得该房屋是因为尚未完工。因此，如果支持朱某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其债权将重复受偿。另外，国基公司并非朱某与延边桃源实业公司房屋买卖关系的相对人，不可能留存关于该房屋的相关证据，原审将相关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国基公司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3.朱某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朱某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及证据可以认定，韩成军通过延边桃源实业公司向其交付房屋偿付债务发生在2012年6月7日。因此诉讼时效期间为2012年6月8日至2014年6月7日，而朱某于2018年8月1日第一次提起诉讼时国基公司即已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因此诉讼时效已过，朱某已经丧失胜诉权。原审认定朱某在延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吉2401民初2446号民事判决后才知晓韩成军为履行义务人，进而认定诉讼时效尚未届满，属适用法律错误。朱某二审中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予维持。国基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基础，应驳回其上诉请求。朱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国基公司支付480,000元及利息172，800元（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2018年7月31日），合计652，800元。事实和理由：2010年朱某从陈培文处承包了长白山文化园宾馆屋面的网架钢结构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后因陈培文又与国基公司合作，中止了与朱某的合作。2012年6月经协商，由国基公司代为给付工程款480000的义务。国基公司在履行义务过程中，约定由延边桃园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桃园公司）向朱某交付房屋用来偿还朱某债务。但房屋因存在纠纷，朱某未签订房屋顶账合同且没有实际取得房屋。而在2016年国基公司与陈培文的诉讼中，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该480000债务由国基公司履行，故国基公司应该继续向朱某足额给付工程款及利息。2018年朱某曾诉至法院，2019年与案件相关人韩成军达成协议后撤诉，但事后韩成军没有履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朱某从陈培文处承包了涉案工程，在进行了部分施工后，陈培文中止了与朱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陈培文支付给朱某工程款500,000元后，尚欠工程款480,000元），将涉案工程发包给韩成军继续施工。2012年6月，陈培文与韩成军约定由韩成军以实物形式给付陈培文欠朱某的480,000元工程款，双方约定的实物为韩成军声称的桃园公司抵押给自己的、位于延吉市××园中一套房屋和一个车，但韩成军一直未按照该约定向朱某履行，朱某也一直向韩成军主张权利。韩成军为国基公司的股东，其出资比例为40％。2013年4月12日，陈培文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吉林省山宝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宝公司）作为甲方与国基公司作为乙方，就工程结算款以外的往来及借款达成协议，协议中确认乙方为甲方垫付购房款480,000元，双方的法定代表人陈培文、刘治国在协议上签字确认。2013年12月31日，山宝公司名称变更为吉林省天鼎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鼎公司）。2016年3月29日，国基公司以陈培文、天鼎公司欠款为由，将天鼎公司、陈培文诉至延吉市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天鼎公司对国基公司垫付朱某的工程款480000无异议，2016年7月15日，延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吉2401民初2446号民事判决。在知晓天鼎公司应当为韩成军向朱某履行相关义务后，2018年8月13日，朱某将国基公司诉至延吉市人民法院，请求国基公司支付480,000元及利息。2018年12月17日，延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2401民初4975号民事裁定书，将案件移送安图县人民法院处理。2019年1月21日，安图县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在承办法官要求国基公司提供桃园公司与朱某签订的合同后休庭。2019年3月25日，朱某申请撤诉，同日，安图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2426民初112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朱某撤回起诉。现朱某再次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国基公司向朱某支付工程款480,000元及利息172，800元（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2018年7月31日），共计652，800元。一审法院认为，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可以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本案中，天鼎公司（原山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培文已与韩成军协商，将给付朱某剩余480,000元工程款的合同义务全部转移给韩成军，朱某对此债务承担予以同意，而国基公司认可作为股东的韩成军此次承担的债务为本公司的债务，故对国基公司有关合同的相对性的辩解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国基公司占用朱某工程款使得己方财产获得消极增加，故应自2012年6月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向国基公司支付利息损失，朱某自愿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2018年7月31日为172，800元，未超出法定标准，朱某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韩成军系国基公司的股东，如韩成军确以转售延吉市滨河家园未完工的1号楼中一套房屋和一个车的方式向朱某履行了还款义务，则国基公司完全有必要也有能力提供桃园公司或韩成军与朱某之间合同等，但却一直未能提供有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国基公司的有关辩解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朱某于2012年6月后一直向韩成军主张权利，但在延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吉2401民初2446号民事判决后，朱某方才知晓天鼎公司应当为韩成军向朱某履行相关义务，而朱某于2018年8月13日第一次向国基公司主张权利，此时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经过，故一审法院对国基公司有关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朱某工程款本金480,000元及利息172，800元，共计652，800元。案件受理费10,328元，减半收取5,164元，由国基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并予以确认。另查明，国基公司在二审中对其与天鼎公司达成由国基公司代为向朱某履行涉案工程款480,000元约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陈培文在中止与朱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后，与韩成军约定由韩成军承受陈培文应向朱某给付480,000元工程款的义务，并于2013年4月12日，陈培文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山宝公司与国基公司达成协议，约定由国基公司为山宝公司垫付480,000元，经延吉市人民法院（2016）吉2401民初2446号民事判决确认后，可以认定本案案涉债务已转移至国基公司，朱某亦认可上述债务的转移行为，故国基公司应当向朱某履行给付480,000元工程款义务，一审判决依照上述事实认定国基公司欠付朱某工程款480,00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国基公司抗辩案涉债务已通过韩成军转让延吉市滨河家园尚未完工的一套房屋和汽车的方式全部履行，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朱某亦否认该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上述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届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在没有证据证明朱某与陈培文对案涉债务履行期限作出相关约定的情况下，至延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吉2401民初2446号民事判决，认定案涉债务的真正义务人为国基公司，故一审判决以上述民事判决作出之日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尚未届满，进而驳回国基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28.00元，由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母龙刚审判员  金成焕审判员  叶明晶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薛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