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渝01行赔终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有林，男，汉族，1953年12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现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覃家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天马路181号附6号。 法定代表人高丽娇，主任。 上诉人李有林诉被上诉人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覃家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覃家岗街道办）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渝0106行赔初14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吴荣隆为原重庆市沙坪坝区覃家岗镇童家桥村莴笋沟社的村民。1988年9月，李有林出资与吴荣隆户在莴笋沟社联合修建了房屋一栋，并进行了分割。根据分割协议，李有林实际占有并使用了其中的五间房屋。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童家桥派出所对李有林使用的房屋编号沙坪坝区童家桥正街130号附9号。房屋建成后，吴荣隆申请对整栋房屋进行登记。1991年11月21日，吴荣隆领取了沙字第12983号《乡村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建筑面积239.58平方米，其中违章建筑119.58平方米。2004年吴荣隆户对整栋房屋进行了分割，由吴荣隆之子女王群、王敏、王伟及吴荣隆各占有一部分，并分别办理了产权证。后因该房屋所在地被批准征收，吴荣隆、王群、王敏、王伟分别与沙坪坝区征地办公室签订了征地拆迁补偿与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并将房屋交由沙坪坝区征地办公室处理。但因李有林实际占有并使用其中的五间房屋，李有林认为其亦为房屋所有权人，且与沙坪坝区征地办公室未就房屋补偿安置达成协议，故李有林拒绝交出其占有使用的房屋。2017年7月10日，覃家岗街道办致函重庆市规划局沙坪坝区分局，问询位于覃家岗街道童家桥村莴笋沟社由李有林修建的砖混结构，建筑面积约210平方米，现作为住房的建筑物，是否办理了规划许可手续。重庆市规划局沙坪坝区分局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关于协查规划手续办理情况的复函》（渝规沙函（2017）122号），载明：经查，吴荣隆于1988年9月19日取得《村民建房许可证》（沙城乡建字第覃88073号），批准在修建占地面积60平方米，一楼一底共120平方米房屋。吴荣隆与李有林达成协议，同意李有林、周静夫妇出资超许可修建，实际建成三层共约429.63平方米，其中约214.18平方米为李有林所有，其余部分为吴荣隆所有。因吴荣隆与李有林所占有部分为一栋整体建筑，无法区分《村民建房许可证》批准部分和未批准部分。覃家岗街道办收到该复函后，于2017年9月2日作出（覃家岗）强拆建字第（2017）第01号《强制拆除（回填）违法建筑通知书》，并于2017年9月2日向李有林送达。2017年9月6日，覃家岗街道办对童家桥正街130号附9号房屋强制拆除。同日，李有林与沙坪坝区征地办公室签订了《征地拆迁补偿与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李有林领取了该协议约定的金额，并按照协议约定已入住安置房。李有林对覃家岗街道办于2017年9月2日作出的《强制拆除（回填）违法建筑通知书》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渝0106行初3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覃家岗街道办2017年9月2日作出的《强制拆除（回填）违法建筑通知书》，该判决已生效。李有林对覃家岗街道办于2017年9月6日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渝0106行初2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覃家岗街道办于2017年9月6日强制拆除李有林使用的童家桥正街130号附9号房屋违法，该判决已生效。李有林于2019年2月25日向覃家岗街道办提交行政赔偿申请，覃家岗街道办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关于对李有林申请行政赔偿的答复书》，不予行政赔偿。 另，2017年9月6日，覃家岗街道办对童家桥正街130号附9号房屋强制拆除过程中，由重庆市沙坪坝公证处对整个强拆过程进行了公证，并作出了（2017）渝沙证字第17322号公证书。因被诉行政行为已被判决确认违法，2019年6月20日，重庆市国信公证处（由重庆市沙坪坝公证处更名）作出《关于撤销（2017）渝沙证字第17322号公证书的决定》，决定对（2017）渝沙证字第17322号公证书予以撤销。 2017年11月2日，李有林向覃家岗街道办出具了领条一张，载明：今领到覃家岗街道办拆除李有林房屋综合补助（含物品损失）共计人民币肆万壹仟元整（41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覃家岗街道办对李有林房屋实施的强拆行为已由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其行为违法，李有林有权提起行政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覃家岗街道办虽违法强拆了李有林的房屋，但，首先李有林未提交合法的建房手续；其次，在强拆当天李有林与沙坪坝区已就被强拆房屋签订了《征地拆迁补偿与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对李有林的建、构、附着物进行了补偿，李有林已领取了协议约定的相关费用及房屋安置，即李有林房屋损失已得以赔偿，故李有林要求对房屋主体等按评估价赔偿（李有林要求评估亦无需要，一审法院未予同意）、装修费70000元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李有林要求的房屋租赁损失、强拆后在其他地方租房费用、律师费均非本案直接损失，不予支持；对于确认违法两案的李有林预交的诉讼费已由生效判决确定由覃家岗街道办承担，李有林可以向法院申请退回其预交的该费用，该笔费用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对于李有林主张的合法征收的奖励等费用，因本案所涉的行政行为并非征收而是强拆行为，故对李有林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李有林要求的精神损害费，《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一）受害人死亡、伤残或者产生严重疾病不能治愈的，（二）受害人被羁押一年以上或者被判处和执行一年以上刑罚的，但是缓刑除外，（三）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严重损害给其家庭、生活或者工作造成严重不利后果的，（四）其他导致受害人产生严重生理痛苦的情形。李有林未举示证据证明其符合以上情形，故对其要求主张精神损失的诉求，不予支持。对于李有林要求的埋压灭失和损毁物品损失328540元，覃家岗街道办举示了公证处的录像资料及物品清单，因公证处对整个强拆过程进行了录像及物品记录，虽事后因该强拆行为被确认违法后公证处撤销了该公证书，但公证处在强拆过程中的录像资料、物品清单等可以证明李有林被强拆房屋内的物品情况，且李有林已于2017年11月2日领取了覃家岗街道办支付的“拆除李有林房屋综合补助（含物品损失）共计人民币41000元”，该领条已由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李有林、覃家岗街道办已就强拆中的物品损失达成一致，李有林领取了该款项即证明李有林已认可该损失的确定，李有林认为该41000元并非物品损失赔偿而是李有林伤残补助费等，但该领条上清楚载明的是“拆除李有林房屋综合补助（含物品损失）”，且现李有林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以上费用非强拆物品损失赔偿费用等，故李有林现要求主张埋压灭失和损毁物品损失328540元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覃家岗街道办的强拆行为虽被确认违法，但李有林要求的房屋损失赔偿及租金损失、精神损失等于法无据，而对于强拆过程中的物品损失，覃家岗街道办已对李有林进行了赔偿，李有林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强拆中李有林物品损失超过覃家岗街道办已向李有林支付的物品损失赔偿金额。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李有林的赔偿请求。 上诉人李有林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上诉人的房屋是1988年取得建房许可后修建的，房屋位于主城黄金地段，房屋权属及合法性不存在争议，上诉人主张400多万元的赔偿款，是依据类似典型案例参照，并无不当；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签订“赔偿协议”，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已经取得77.16平方米还建房为由，认定上诉人房屋主体部分已经得到补偿是错误的；覃家岗街道办给予上诉人的41000元是上诉人的残疾、特病补偿款和被盗的1000元，这41000元不能冲抵上诉人依法主张的32.8万元物品损失；由于被上诉人的违法，造成上诉人在外租房、房屋租赁损失、律师费用等，都应赔偿；同时，上诉人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主张精神损害赔偿20万元合情合理。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赔偿判决，责成被上诉人做出全面足额赔偿。 被上诉人覃家岗街道办在二审诉讼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李有林向一审法院提交并在庭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 1、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6行初25、35号行政判决书； 2、赔偿清单； 3、律师代理合同； 4、撤销公证决定书。 覃家岗街道办向一审法院提交并在庭审中举示了如下证据： 1、关于咨询规划手续办理情况的函（覃街函（2017）52号）； 2、重庆市规划局沙坪坝区分局《关于协查规划手续办理情况的复函》（渝规沙函（2017）122号）； 3、（2017）渝沙证字第17322号公证书； 4、《征地拆迁补偿与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 5、领条。 经一审法院审查，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覃家岗街道办举示的证据1、2，不能达到证明本案所涉房屋为违法建筑的目的，不予采信；对于覃家岗街道办举示的证据3，能证明覃家岗街道办在强制拆除时委托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对于覃家岗街道办举示的证据4、5，能证明李有林与征地机构已经就被拆除的房屋达成了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了相应的费用，予以采信。李有林举示的证据1，可以证明覃家岗街道办的强拆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予以采信；证据2，系李有林自行制作的赔偿清单，应结合其他证据才能证明其客观真实性；证据3，系李有林在强拆违法一案中的代理费用，并非本案违法行政行为的直接损失，不予采信；证据4，可以证明公证书已被撤销的事实，予以采信。 双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依法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认定意见与一审法院相同。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国家赔偿以损益相补为原则，赔偿直接损失，不重复赔偿。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李有林的赔偿请求金额是否应当主张。 对于上诉人提出的房屋损失。从本案查证事实看，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且该行为已被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6行初25号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但在被上诉人强拆上诉人房屋的当日，沙坪坝区征地办公室与上诉人就被强拆房屋签订了《征地拆迁补偿与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对上诉人的建筑物、构附着物进行了补偿，上诉人已领取了协议约定的相关费用，故上诉人对其房屋及构附着物权益已通过征地补偿程序获得相应救济。故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述赔偿请求并无不当。 对于上诉人提出的房屋租赁损失、强拆后在其他地方租房费用。因强拆房屋当日，上诉人就与沙坪坝区征地办公室签订了《征地拆迁补偿与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上诉人提出的该损失既无证据证明且不属于直接损失，一审法院不予主张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律师代理费，亦非被上诉人强拆上诉人房屋造成的直接损失，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该项赔偿请求不予主张亦无不当；对于上诉人提出的预交的诉讼费，生效判决已确定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可以向法院申请退回其预交的该费用，该笔费用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合法征收的奖励等费用，因本案所涉的行政行为并非征收而是强拆行为，故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要求主张的精神损害费，《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一）受害人死亡、伤残或者产生严重疾病不能治愈的，（二）受害人被羁押一年以上或者被判处和执行一年以上刑罚的，但是缓刑除外，（三）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严重损害给其家庭、生活或者工作造成严重不利后果的，（四）其他导致受害人产生严重生理痛苦的情形。上诉人未举示证据证明其符合以上情形，故对其要求主张精神损失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对于上诉人要求主张的埋压灭失和损毁物品损失328540元。被上诉人举示的公证处对强拆过程中对物品的登记表，可以证明上诉人被强拆房屋内的物品情况，且上诉人已于2017年11月2日领取了被上诉人支付的“拆除李有林房屋综合补助（含物品损失）共计人民币41000元”，可以证明上诉人已与被上诉人就强拆房屋的物品损失达成一致意见并已领取物品损失的补偿款，上诉人已获得物品损失赔偿。上诉人认为该41000元并非物品损失赔偿而是上诉人伤残补助费等，与该领条上清楚载明“拆除李有林房屋综合补助（含物品损失）”不符，其辩称不是物品补偿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室内物品损失已经获得相应赔偿，并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赔偿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李有林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晓 瑛 审 判 员 夏  嘉 审 判 员 景  象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周  宏 书 记 员 石光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