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17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迠伟，男，198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冠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昌武，男，1963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跃，重庆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苏跃甫，男，198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莘县。上诉人杜迠伟因与被上诉人郭昌武、原审被告苏跃甫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9）渝0120民初8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迠伟及被上诉人郭昌武的诉讼代理人张跃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迠伟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昌武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租金应该按照实际使用天数及台数计算租金，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除上诉人认可的起算单之外均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证明力不足。2.租赁合同由被上诉人提供，合同第三条第一款“中途不得以任何理由停用吊篮”为格式条款，且被上诉人并未在合同中重点标注并提醒上诉人注意，也没有对该条款进行解释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因此应该按照实际使用天数计算租金。而且对于因政府和天气等原因停工，属于不可抗力导致无法使用吊篮的天数应予以扣除。3.一审判定上诉人承担违约金的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没有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租金，计算方式不合理，导致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结算意见，上诉人并没有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7条关于不可抗力的相关规定及双方未达成结算意见的事实，上诉人不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郭昌武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昌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郭昌武与杜迠伟签订的《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2.杜迠伟支付截止2018年2月5日的租金共计82265元及支付违约金12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杜迠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18日，以郭昌武为甲方，杜迠伟为乙方，双方签订了《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该合同尾部乙方落款处载明经办人为苏跃甫。该合同对租赁费结算（每台不满30天按30天计算，超出30天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每台每日租金33元，设备从安装调试完毕至设备完工拆除之日止的日历天数计算，中途不得以任何理由停用吊篮，月底结账，且百分之七十余款为吊篮报停之日全款付清，如乙方拒绝支付，甲方有权停止乙方使用吊篮，乙方逾期每日按总租金的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如一方未按合同履行其责任，按50000元支付违约金）及管辖法院（如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管辖）等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一审庭审中，郭昌武还称，在接到杜迠伟关于停工的通知后其便已于2018年2月5日报停了全部吊篮，但杜迠伟却拒绝在报停单等上签字确认，而在吊篮全部报停后郭昌武便将吊篮电缆拆除后拉走。一审法院另查明，杜迠伟已向郭昌武支付了40000元。一审法院还查明，在合同的履行方面，郭昌武举示了电动吊篮租金起算单、电动吊篮租报停算单及电动吊篮租金对账单等证据，拟证明从2017年8月20日起至2018年2月5日止，杜迠伟在郭昌武处租用电动吊篮共计产生了租金122265元，且扣除已支付的40000元后，杜迠伟现尚欠郭昌武租金82265元未支付等。对此，杜迠伟表示，对电动吊篮租金起算单的真实性等无异议，但对郭昌武单方制作的电动吊篮租报停算单及电动吊篮租金对账单不予认可，因郭昌武并没有按照案涉吊篮的实际使用天数来计算租金，也没有将不可抗力造成的停工期间扣除，且郭昌武出租的吊篮共计22台亦实际于2017年12月5日已全部报停，为此杜迠伟举示了租赁费计算清单、工作联系单、吊篮租金结算单、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及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2017-2018年秋冬季扬尘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等证据拟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债务理当清偿。杜迠伟与郭昌武签订的《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杜迠伟虽辩称因案涉项目全部停工，已于2017年12月5日将吊篮全部报停，但却未举示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且郭昌武亦未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杜迠伟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郭昌武诉请苏跃甫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针对郭昌武的各项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一、杜迠伟未按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关约定及时向郭昌武支付租金等费用，郭昌武有权要求解除合同，且结合庭审中双方关于电动吊篮的启用报停等相关陈述，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郭昌武与杜迠伟之间于2017年8月18日签订的《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于2018年2月5日已解除；二、依据郭昌武举示的《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电动吊篮租金起算单、电动吊篮租报停算单及电动吊篮租金对账单等证据，并结合庭审中双方的有关陈述，经一审法院核算，截至2018年2月5日，扣除已支付的40000元，杜迠伟现尚欠郭昌武租金共计82265元未支付；三、杜迠伟未按约履行己方义务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综合案涉租赁合同的有关约定及杜迠伟欠付租金的时间及金额等相关因素，对郭昌武诉请的违约金12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郭昌武与杜迠伟于2017年8月18日签订的《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于2018年2月5日已解除。二、杜迠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郭昌武支付租金82265元。三、杜迠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郭昌武支付违约金12000元。四、驳回郭昌武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杜迠伟提交新证据即显示有微信群名“银盛泰项目管理群”聊天记录内容（一审已经举示相关内容截屏照片）的手机，拟证明其于2017年12月5日已向郭昌武报停了电动吊篮，且已经得到郭昌武认可，并提出群聊成员之一可以通过电话证明。郭昌武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虽然该证据的形式真实，但对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己方人员没有使用过该微信群里的微信名。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如下：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因无法证明群聊成员真实身份、和案涉租赁物的关联性，其内容本身也不能证明群聊成员之间达成吊篮报停的一致意见且设备实际已完全撤除，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达到杜迠伟的举证目的，本院对其不予采信。而杜迠伟请求微信成员通过电话作证并不符合法律规定证人作证要求，且在书证不具有关联性的前提下亦无必要，故本院对此不予同意。本院二审查明：杜迠伟在二审审理过程中陈述，其在2017年12月5日本来准备了电动吊篮报停费用清单，其中部分吊篮按曾经报停一段时间计算的，而郭昌武这边不同意，要求整体报停，所以报停手续就没有办理成功，但郭昌武在2017年12月5日至9日期间已经撤除了电缆和吊篮。郭昌武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己方基于发包人不再让杜迠伟做工程，在2018年2月想主动联系杜迠伟结算，但找不到人，既签不到结算单也拿不到钱，3月份郭昌武与继续施工案涉工程的单位签订并履行了吊篮租赁合同。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租赁合同终止履行的时间即电动吊篮的报停时间应当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消灭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消灭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双方对租赁法律关系的建立并无争议。在双方没有签署书面结算单的情况下，郭昌武作为出租方，主张案涉租赁合同吊篮租金计算至2018年2月5日止，属自认案涉租赁合同已终止履行。杜迠伟作为承租方，主张案涉租赁合同早在2017年12月终止，依法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杜迠伟并未能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该事实。根据其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的陈述，其虽然有意在2017年12月报停吊篮，但因双方对部分吊篮是否应当少计算一段期间租金存在争议而未能办理结算。既如此，在案涉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租金从租赁设备安装调试完毕至完工拆除之日计算且中途不得以任何理由停用吊篮的情况下，杜迠伟应当积极履行全部吊篮的报停手续以避免租金持续计算导致无谓的损失，但杜迠伟并未诚信履约。在本案无证据证明吊篮早于2018年2月5日报停的情况下，杜迠伟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杜迠伟主张的格式条款无效和不可抗力的问题，前者因其未举证证明案涉合同符合法定格式合同要件（同一格式反复适用），后者因其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合同的履行遭受了不可抗力影响，故前述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杜迠伟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郭昌武支付租金，理应依法依约承担违约责任。杜迠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56.63元，由上诉人杜迠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敬审判员 陈 娟审判员 陈义熙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