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0602行初91号原告烟台雅太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路15号。法定代表人周连龙，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董华波，山东润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华茂街30号。法定代表人赵国明，局长。委托代理人隋芳宁，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林士俊,山东誉岳诚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周建伟，男，汉族，1984年10月20日出生，住山东省海阳市。原告烟台雅太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太公司）不服被告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作出的芝罘区人社工伤案字[2018]0542号工伤认定决定，向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区人社局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的芝罘区人社工伤案字[2018]0542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周建伟于2014年8月19日所受伤害为工伤。原告诉称，（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没有事实依据，第三人周建伟并非在原告处受伤。第三人周建伟的伤既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的伤害，也不是受原告组织或者指派其参加其他活动受到的伤害，亦不符合工伤认定的其他情形，故第三人周建伟并非在原告处受伤。（二）从原告在开庭前收到的被告提交的材料看，周建伟没有如实陈述事实且其陈述有明显的矛盾之处。（三）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违反法律程序。诉讼中原告申请三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内容如下。1．证人孔某的证人证言。孔某系原告雇佣工作人员，其与第三人是同事关系，到庭证明第三人受伤时单位维修人员包括第三人已经下班。证人孔某称在2014年8月某一天和第三人等其他人一起下班离开公司，当时公司门和闸都已关闭，第三人并未受伤。2．证人梁某的证人证言。梁某系原告2015年初之前雇佣工作人员，其与第三人曾经是同事关系，到庭证明第三人不是在原告公司受伤。证人梁某称其和孔某、姜利伟及第三人五点半一起关门拉闸下班，出门就分开了各回各自的家。下班走的时候第三人并未受伤。3．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证人王某是原告法定代表人妻子的亲属，与第三人是同事关系，到庭证明第三人曾经打电话称眼不好了，让其拉着去医院。证人王某当天下午六点来钟从芝罘区上曲家到厂子（原告公司）门口拉第三人去芝罘医院，当时公司和车间的门都是关闭的下班状态，第三人是五点半下班以后受的伤，不是工作时间受的伤。被告区人社局答辩称，第三人周建伟于2015年3月9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缺少劳动关系及工伤事实等相关证据，同日被告向第三人周建伟送达芝罘区人社工伤中字[2015]0433号《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2015年6月13日，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原告送达烟人社工伤举字[2015]01-0014号《工伤认定调查限期举证通知书》，2015年6月16日原告提交答辩意见称周建伟非本公司职工，原告公司查无此人，并未提交其他证据。第三人于2017年8月18日向我局提交烟芝劳人仲案字（2014）第882号《烟台市芝罘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5）芝民初字第169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和（2017）鲁06民终字4233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三人于2018年12月21日提供了其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周连龙通话录音等证据，我局依法受理周建伟工伤认定申请。（一）周建伟所受伤害系因公负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第三人周建伟提供的烟台市芝罘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本院和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烟台毓璜顶医院门诊病历及住院病历复印件、周建伟与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周连龙通话录音、以及被告对第三人调查笔录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周建伟是雅太公司职工，且2014年8月19日18:00在单位车间维修桑塔纳变速箱过程中，不慎右眼进入异物致伤的事实。（二）被告作出的芝罘区人社工伤案字[2018]054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2015年3月9日周建伟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缺少劳动关系及工伤事实等证据，我局依法予以中止工伤认定程序，根据一审法院判决内双方无争议内容（第二页第三行“双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无争议：2014年8月19日，被告在原告单位修理车辆时，眼部受伤。”）、周建伟提供的周建伟与周连龙通话录音及我局对周建伟的调查笔录，证明周建伟在单位车间维修桑塔纳变速箱过程中致眼部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被告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芝罘区人社工伤案字[2018]054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区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周建伟《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受理程序合法；2.原告雅太公司企业工商注册信息一份，证明用人单位主体适格；3.烟芝劳人仲案字（2014）第882号《烟台市芝罘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5）芝民初字第169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06民终字4233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及第三人因公负伤的事实；4.周建伟2018年12月21日提供的其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周连龙通话录音、区人社局对周建伟制作的调查笔录一份、周建伟烟台毓璜顶医院门诊病历及住院病历各一份。在“出院回家路上谈话内容1”的录音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周连龙称“一千年遇不上装变速箱能打着眼”；在“第一次办公室谈话录音内容2”中，原告法定代表人周连龙再次称“一千年遇不上装个变速箱能打着眼”。上述证明周建伟受伤经过等工伤事实情况；5.烟人社工伤举字[2015]01-0014号《工伤认定调查限期举证通知书》，芝罘区人社工伤中字[2015]0433号《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芝罘区人社工伤案字[2018]054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各送达回执各一份，证明工伤认定程序合法，工伤认定调查限期举证通知书已送达当事人。6.工作业绩表，证明第三人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7.原告于2015年6月16日向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答复，证明原告已收到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答辩意见，被告中止工伤认定程序，要求第三人到仲裁或法院确认劳动关系。第三人周建伟未提交书面意见，庭审中称其意见同被告区人社局，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本案中，原告在收到烟人社工伤举字[2015]01-0014号工伤认定调查限期举证通知书后，仅回函称第三人周建伟并非本公司职工，未提交任何证据。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又申请三名证人出庭作证的行为属于在行政程序中应当提供证据而未提供，对其申请的三名证人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认为，第三人在行政程序过程中提交的其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周连龙之间的谈话录音明显经过剪辑，录音内容不完整，具有不可辨别性，书面整理资料与该录音谈话内容不一致。本院认为该谈话录音与本案事实有关联性，书面整理资料能够清晰反映出谈话的重点内容。综上，被告提交的七份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来源合法，予以采信。此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5）芝民初字第169号、（2017）鲁06民终字4233号案件的审理笔录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及第三人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在原告公司受伤的事实，原告质证称上述笔录形成时认为第三人所受伤害为工伤，但经后期了解发现第三人所受伤害并非工伤。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9日21时，第三人周建伟因右眼眼球穿通伤入住烟台毓璜顶医院。入院时的主诉为右眼崩入钢制异物2小时，2014年9月5日第三人出院。2015年3月9日，第三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书，请求认定2014年8月19日晚6时右眼崩入钢性异物为工伤。同日，被告以原告提交的申请材料缺少劳动关系及工伤事实为由，作出芝罘区人社工伤中字[2015]0433号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并于同日送达给第三人。2015年1月27日，烟台市芝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烟芝劳人仲案字(2014)第882号裁决书，裁决原告和第三人之间2013年9月至2014年11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对裁决书不服，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2015年4月27日，该案第一次开庭时，原告代理人姜军称“被告（周建伟）确实是在2014年8月份在公司受伤的”；2016年7月19日第二次开庭时，原告雅太汽修的法定代表人周连龙参加了诉讼，庭审中雅太汽修称“我没看见他是怎么受伤的，但是那段时间去了个车，要弄变速箱，变速箱是个技术活，我就让被告（周建伟）去修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个东西就进眼里去了，修一个变速箱我给他600元”。2017年7月9日，本院作出（2015）芝民劳初字第169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第3页记载有“被告因公受伤后，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并判决原告和第三人之间2013年9月至2014年11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雅太汽修对（2015）芝民劳初字第169号民事判决不服，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11月7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法庭调查时，原告代理人称“这是结合了被上诉人（周建伟）在原告处受伤，为了让他痊愈后拉拢他到公司工作”。2017年11月13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6民终423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在此期间，被告于2015年6月9日作出烟人社工伤举字[2015]01-0014号工伤认定调查限期举证通知书，责令原告于收到通知书30日内向被告举证相关材料（意见，书证、物证、音像资料等）。同月13日，原告签收该举证通知书，16日，原告回函称“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查实，周建伟非本公司职工，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本公司查无此人。特此证明”。2018年12月21日，被告向第三人制作工伤调查笔录，第三人周建伟称“2014年8月19日，下午17:40-18:00，在车间修一辆桑塔纳的变速箱，使用锤子敲轴承时，被轴头的边崩伤右眼。单位法人周连龙的妹夫当时在我们单位帮忙，带我到水龙头用清水清洗后，周连龙让他妹夫带我去医院先到芝罘医院，芝罘医院没有眼科，好像没有值班的，后来我们去了烟台山医院，急诊医院大夫说治不了，让我们去毓璜顶医院。芝罘医院没有挂号，烟台山（医院）的病历当时被周连龙妹夫拿走了，就没给过我，受伤时就我自己，受伤后周连龙妹夫立马进入车间看我情况，其他人都下班了，无法提供其他证人证言”。2018年12月28日，被告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周建伟于2014年8月19日所受伤害为工伤，并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另查，2018年8月16日，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关于下放工伤认定权限的情况说明》，决定自2018年9月1日起，将烟台市工伤认定权限下放至各县市区。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据此，被告具有对辖区内工伤行政确认的法定职权。本案中，第三人于2015年3月9日向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原告于2015年6月16日向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书面意见，2018年9月1日后，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工伤认定权限下放至被告区人社局后，区人社局继受了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第三人周建伟申请工伤认定一案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被告提交的EMS快递单、邮件查询回执及原告提交的书面答复均可以证明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经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调查限期举证通知书，原告辩称其未收到该通知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此，被告区人社局作为继续行使职权的机关，无需再行通知原告提交证据。原告主张被告区人社局未向其送达举证通知书构成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中，根据烟台市芝罘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本院和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可以认定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本院和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笔录中原告的陈述、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谈话录音及被告对第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第三人在原告处修理车辆变速箱时受伤的事实，原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未提交证据证明第三人所受伤害不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工伤认定过程中，被告依法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调查限期举证通知书，并根据原告和第三人提交的相关材料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并送达给双方当事人，程序正当。因此，被告区人社局认定第三人于2014年8月19日所受伤害为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本院予以认定。综上，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烟台雅太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烟台雅太汽车维修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项 励人民陪审员  李明武人民陪审员  闫绪斌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宋海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