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6行终1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爱花，女，195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章明清，浙江近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剡溪路227号。 法定代表人盛瑜，主任。 委托代理人凌国良，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小狗，男，195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胡爱花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行政协议一案，不服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行初20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爱花及其委托代理人章明清，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迪荡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凌国梁，原审第三人周小狗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胡爱花于一审时起诉称，原告原系迪荡街道瓦窑头居委会（原革新村）非农业户，该处是非农业户与农业户混居之地。2009年-2011年被列入“两村一居”城中村改造工程，需拆迁。农业户拆迁从2009年开始，非农业户拆迁从2011年开始。拆迁申请登记表载明原告名下的房屋在拆迁中的编号为224，确权面积为419.6㎡，原告户籍登记为二人，即原告和儿子周建强，而与原告有一定关联的丁阿招（原告之婆婆）户系农业户，编号213，确权面积为160.52㎡，其户籍本上登记的为二人，丁阿招和周小狗（原告之丈夫）。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这二户的拆迁安置条件是不同的，主要区别是农业户和非农业户。但在拆迁中，被告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将上述二户合并为一户安置，户名变成了周小狗即本案第三人，合计拆迁安置面积变成了547.95㎡。被告与周小狗于2009年11月3日签订了《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213＃，实际按这个时间看，当时原告之房屋尚没有开始拆迁。上述情况并未告知原告，也没有征询原告意见，所以原告并不知情。原告与第三人为此事经常吵架。原告认为，周小狗并不是两处房屋的所有权人，不能作为产权人与被告签订安置协议，也不能成为安置房的产权人，原告与丁阿招虽系亲属关系，但户籍系不同的二户，产权是不同的两处，性质又有区别，是农业户与非农业户，享受的政策又有区别，被告和第三人怎么可以瞒着原告签具协议书。这是对原告权利的侵犯。为此从2012年开始原告多次信访要求被告重新签订协议，但均无果。故原告要求第三人不去领安置房，但第三人仍领回部分安置房，被告与第三人的行为均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均是违法行为。现原告起诉请求：1.判决认定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2.判令被告与原告签订城中村房屋拆迁补偿协议；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经法院释明，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撤销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1月3日，浙江绍兴经济开发区拆迁管理办公室、被告迪荡街道办事处为甲方，第三人周小狗为乙方，双方签订《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被认定的确权建筑面积547.95平方米，第三人被安置人口为6+1，安置面积为540平方米等内容。双方还对搬迁费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后被告按约交付部分安置房。原告于2012年下半年开始以其系非农业户、不应该与第三人周小狗同户安置等为由向有关部门信访，认为第三人周小狗与被告方签订的上述拆迁安置协议侵犯了其合法权益。2019年11月6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明确陈述其是在2012年11月4日代其已故婆婆丁阿招签订《房屋拆迁安置结算确认书》时知道涉案协议的存在事实。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行使诉权，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进行。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涉案房屋补偿协议签订于2009年11月3日，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其在2012年11月4日代其已故婆婆丁阿招签订《房屋拆迁安置结算确认书》时知道涉案协议的存在事实，故原告至迟应在2014年11月4日前提起诉讼，原告于2019年11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且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不属于原告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对于原告胡爱花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胡爱花的起诉。 上诉人胡爱花上诉称：1.上诉人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违法与原审第三人周小狗签订协议后，就向被上诉人提出异议。2013年8月1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交《关于要求按居民身份安置房屋的报告》，但被上诉人未答复。上诉人除口头交涉外，还于2014年7月14日第二次提交《关于要求按政策落实安置房的报告。2015年6月11日上诉人第三次向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提交《关于要求督促迪荡街道按政策落实安置房的报告》。2015年9月30日，上诉人向绍兴市人民政府提交《关于要求按政策落实安置的申请》。2016年因遭遇车祸无法行走，上诉人进行口头信访，2017年10月迪荡街道办事处和市政府有关信访工作人员还要求上诉人不要进京访。2018年7月20日，上诉人向迪荡街道办事处提交《关于要求落实房屋拆迁安置政策的报告》。2019年6月22日上诉人又向有关部门提交《关于迪荡街道瓦窑头居委会革新村拆迁安置问题的情况》。综上，上诉人持续信访，直至政府有关部门告知上诉人进行诉讼才提起本案诉讼，始终在积极维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被上诉人至今未履行交房义务。因上诉人始终在维权交涉，被上诉人至今未完全履行协议，也可以证明上诉人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3.上诉人房屋拆迁时间是2011年，与协议签订时间相差两年。被上诉人将居民户口的上诉人和农业户口人员合并安置，整村仅此一例。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迪荡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上诉人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中，案涉房屋补偿协议签订于2009年11月3日，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其在2012年11月4日代其已故婆婆丁阿招签订《房屋拆迁安置结算确认书》时已经知道案涉协议的存在事实。故上诉人至迟应在六个月内提起诉讼。其于2019年11月9日提起诉讼，已经严重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不适用时效中断制度。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原审第三人周小狗述称，同意上诉人意见。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于二审中提交王坛镇东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书一份作为新证据，证明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间，上诉人因车祸无法行走，但仍然在进行口头信访，该期间应予扣除。被上诉人迪荡街道办事处认为该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并对证据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原审第三人周小狗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仅以一审不记得为由未在第一审程序中提交证据，不属于存在正当事由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对该证据不作为新证据接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明确系针对签订于2009年11月3日，编号为213#的《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提出撤销之诉，且自认于2012年11月4日已知道被诉行政协议内容，则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故一审认定上诉人至迟应在2014年11月4日前提起行政诉讼，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于2019年首次就案涉协议提起行政诉讼，显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本案中，上诉人在知道行政协议内容之日起2年内不存在法定扣除情形。上诉人通过信访表达诉求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选择之一，但信访、诉讼系不同救济途径，因信访耽误的时间并非起诉期限扣除的正当事由，故上诉人相关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范卓娅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傅芝兰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