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4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红丽，女，1963年2月20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子笔，男，1968年1月20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丽，女，1963年2月20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系刘子笔妻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洋，男，1991年3月4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上诉人杨红丽、刘子笔因与被上诉人杨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2民初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2日会见了上诉人杨红丽（同时系上诉人刘子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杨洋，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红丽、刘子笔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2民初450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杨洋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查明的“事实”错误。一、一审认定：“尔后原告将借款2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到随被告方一起去借款现场的被告兄弟杨某账户上。”被上诉人应当对这一主张向人民法院提供转账凭证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主张的成立。但是，被上诉人向人民法院只提供了“身份证”和“借条”两组证据，没有转账凭证的证据，杨洋的行为属于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一审法院在没有看到杨洋提供的转账凭证的情况下，认定“原告将2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到杨某的账户上”显然是错误的，并且，案外人杨某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来往与上诉人无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上诉人于2015年10月15日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借款协议》是真实的，但是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将出借款交付给上诉人。由于上诉人认为当时签订的是一个不完整的借款协议，所以借贷关系不成立，也就没有对借款协议进行追究，直到2018年3月9日双方重新商议了借款事宜，上诉人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条,尔后被上诉人一直没有交付出借款也是事实，上诉人在法庭上已经阐明了意见。但是，一审拒绝釆纳上诉人的意见，也不审核被上诉人的证据，搞主观推测违法。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是民间借贷，但是，却没有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解释，而是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而且没有在确认被上诉人真正履行了出借款义务的情况下，适用《民法通则》第108条债务的清偿和《合同法》206条“返还借款”的义务，没有出借款这一前提和基础，上诉人为什么要履行“清偿债务”和“返还义务”？四、一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是左绍强，左绍强不是律师、不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也不是被上诉人的近亲属，也不是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更不是原告的叔叔（原告是苍山西镇光明村人，左绍强是瓦厂乡人，哪来的叔侄关系），一审的审判活动违反了《民诉法》第58条的规定，左绍强怎么能够代理诉讼呢？一审法院不审核违法。总之，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一审审判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没有完成。一审的判决违法。杨洋辩称，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刘子笔、杨红丽系夫妻关系，左健华、杨红美系夫妻关系。四个人与杨雪明（杨洋之父）均属于朋友关系。2015年10月份刘子笔、杨红丽、左健华、杨红美两个家庭因家庭投资建设和生活周转需要，共同向杨雪明请求借款。经过多次商量于2015年10月15日刘子笔、杨红丽到杨洋家中签订《借款协议》。因杨洋父亲于2015年7月21日借给杨某20万元，杨某没有归还，杨雪明没有钱出借，但是又托不下朋友之情，就请求杨洋借款给刘子笔、杨红丽、左健华、杨红美。2015年10月15日签订《借款协议》的时候左健华、杨红美没有在场，《借款协议》由刘子笔、杨红丽拿去负责让左健华、杨红美夫妻两人签字。10月16日签好了《借款协议》商量支付借款事宜的时候，刘子笔、杨红丽、杨红美、左健华一致要求指定转账给杨某（杨某与杨红丽、杨红美系同胞姐弟关系）名下的银行卡上。10月16日杨洋用杨雪明的信用社卡号为62×××10通过转账方式转给杨某名下银行卡号为62×××73现金人民币25万元（其中5万元系杨雪明给杨某的借款）。约定月利率为2.5%，即月利息为每月5000元，按月支付利息；借款期限6个月（2015年10月15日至2016年4月15日）；刘子笔、杨红丽、左健华、杨红美的工资作还款担保抵押，同时刘子笔名下的同左健华两户共有的苍山西镇秀岭村下果村“小外坟”林地一块作还款担保抵押。两个家庭四个人借去20万元之后至2018年2月底没有一个家庭一个人归还过一分借款本金，欠本金20万元，也没一个家庭一个人支付过一分利息。多次追索还款时四个人相互推诿，拒绝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2018年3月9日三方经过协商达成20万元借款本金由刘子笔、杨红丽夫妻和左健华、杨红美夫妻按两个家庭分别归还10万元借款本金，并按家庭关系分别出具借条，明确划分了债务，约定于2019年4月30日前一次性归还。现左健华、杨红美夫妻已经归还了10万元（没有收取利息），刘子笔、杨红丽夫妻至今分文未还。以上事实有2015年10月15日《借款协议》和杨雪明名下62×××10账号卡交易明细予以证实。该两份证据相互验证证明转账给杨红丽、刘子笔指定收款人杨某名下银行卡现金20万元的事实。杨洋已将借款转账到杨红丽、刘子笔指定的收款人名下银行账户就是已经实际履行了支付借款义务，杨红丽、刘子笔以没有收到借款为由进行抗辩，实属赖账，是不诚信行为，应该受到社会谴责而不是法律保护。左健华、杨红美夫妻同是该20万元借款的借款人，2018年3月9日协商达成以家庭为单位的还款协议，分别出具借条后按约定还款期限如期归还了借款本金。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借款协议》是出借双方之间形成借款合意和杨洋已经履行了支付借款义务的付款事实。杨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刘子笔、杨红丽连带归还杨洋借款本金100000.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刘子笔、杨红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子笔、杨红丽属于夫妻关系，与杨洋的父亲相互认识，2015年10月15日刘子笔、杨红丽和案外人杨某（系杨红丽兄弟）一起找到杨洋的父亲，刘子笔、杨红丽以资金周转为由向其借款20万元，杨洋的父亲建议刘子笔、杨红丽向其儿子杨洋借款，杨洋与刘子笔、杨红丽自愿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由刘子笔、杨红丽在协议上签名捺印，随后刘子笔、杨红丽妹夫左健华、杨红美（系杨红丽妹子）夫妻作为担保人亦在该协议上签名，尔后杨洋将借款20万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到随刘子笔、杨红丽一起去到借款现场的杨某账户上，逾期刘子笔、杨红丽及担保人均未按时归还借款，2018年3月9日刘子笔、杨红丽及担保人与杨洋协商达成新的借款还款合意，上述借款20万元由借款人刘子笔、杨红丽负责归还10万元，担保人左健华、杨红美夫妻归还10万元，并各自按上述方案重新出具了“借条”，刘子笔、杨红丽出具的“借条”中还明确用其工资收入作为还款抵押，于2019年4月30日之前一次性还清，担保人左健华、杨红美夫妻在借款期限内归还了其负责的10万元借款，但刘子笔、杨红丽再次逾期到现在未归还其承担的10万元借款，杨洋遂起诉来院，提出上述诉请。庭审中刘子笔、杨红丽认为2015年10月15日第一次向杨洋借款的经过属实，当时只写了一个不完整的“借款协议”，担保人是后面才签上去的，但刘子笔、杨红丽一直没有收到过该笔借款，至于杨洋陈述转给了跟刘子笔、杨红丽一起去借款的案外人杨某账上，刘子笔、杨红丽并没有口头或书面授权委托过，所以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并不成立，第二次出具“借条”是另外单独一次借款，而且也没有收到过杨洋的10万借款，如果属于前一次的借款置换条子，那么也应该出具的是“欠条”，所以刘子笔、杨红丽向杨洋的两次借款都没有收到过相应款项，与杨洋之间的借贷关系均不成立，要求驳回杨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债权，债务人应当清偿。本案中，一、刘子笔、杨红丽作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程度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签订“借款协议”及出具“借条”的行为会产生的法律后果及面临承担的责任风险，在没有暴力胁迫的情况下，属于刘子笔、杨红丽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借条内容明确，并无瑕疵，杨洋与刘子笔、杨红丽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二、刘子笔、杨红丽对2015年10月15日与杨洋签订“借款协议”的借款事实经过无异议，刘子笔、杨红丽妹夫左健华夫妻提供担保后杨洋将款项转入与刘子笔、杨红丽一起去借款的案外人杨某（刘子笔、杨红丽兄弟）的账户，刘子笔、杨红丽也一直没有向杨洋提出过任何异议，应认定其知晓收到了该笔借款，刘子笔、杨红丽以没有收到过借款为由辩解无相关证据证明。相反，从在案证据来看，刘子笔、杨红丽与其兄弟杨某一起去跟杨洋借款，刘子笔、杨红丽与杨洋当场签订借款20万的“借款协议”，以及逾期后刘子笔、杨红丽及担保人因未按时还款将借款20万元一分为二的新合意，由担保人负责归还10万（已归还），刘子笔、杨红丽负责归还10万元并重新亲笔出具“借条”，再次对原借款20万的事实进行确认，杨洋与刘子笔、杨红丽之间的形成的借贷关系成立；三、民间借贷是借款人因急于资金需求而与能够提供资金支持帮助的出借人达成的一种合约民事法律行为，刘子笔、杨红丽主张2015年与杨洋签订20万“借款协议”后在没有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在2018年又再次向杨洋借款且出具10元的“借条”仍然没有收到借款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和目的均不相符，且与杨洋陈述刘子笔、杨红丽与担保人逾期后将借款一分为二、担保人承担的10万元借款归还完毕的客观事实亦自相矛盾，至于刘子笔、杨红丽对借款的处分和用途支配，属于另一事实和民事法律关系，应当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在刘子笔、杨红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的情况下，并不影响杨洋与刘子笔、杨红丽之间借贷关系的形成。综上，杨洋与刘子笔、杨红丽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杨洋的诉请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刘子笔、杨红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杨洋归还借款100000.00元；案件受理费1150.00元（已减半），由刘子笔、杨红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杨洋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Ａ1.2015年10月15日《借款协议》复印件一份（原件于2018年3月9日置换借条时已经销毁）；用于证实刘子笔、杨红丽夫妻与左健华、杨红美夫妻共同借款的事实；Ａ2.杨雪明名下62×××10号卡2015年10月16日转账记录原件二页，用于证实杨洋用杨雪明卡通过转账方式转给杨某名下62×××73号卡人民币25万元（其中5万元系杨雪明给杨某的借款），已支付了借款20万元，履行了支付义务。经质证，刘子笔、杨红丽对证据Ａ1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上面刘子笔、杨红丽的签字系本人所签；对证据Ａ2表示不清楚，认为其没有委托杨某收取借款。刘子笔、杨红丽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杨某到庭陈述，其与杨雪明合伙做工程，双方经济往来较多，尚未结算。记不清楚是哪一年哪一天，杨红丽和刘子笔说要找杨雪明借钱，因杨某知道杨雪明的住址，故由杨某带着杨红丽和刘子笔到了杨雪明家。将人带到杨雪明家之后杨某就走了，杨红丽、刘子笔与杨雪明如何协商、协商的结果是什么杨某都不清楚。杨某没有受到杨红丽或刘子笔的委托代收借款，杨雪明名下62×××10账号卡于2015年10月16日转来的25万元杨某不确定是否收到，即使收到了也与本案无关，是杨某与杨雪明之间的经济往来。经质证，刘子笔、杨红丽认为杨某的陈述属实，杨洋认为杨某的陈述不属实。本院认为，证据Ａ1、Ａ2及杨某的证人证言均符合证据三性，故均作有效证据采信。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上诉人杨红丽、刘子笔有以下异议：1.对“随后被告方妹夫左健华、杨红美（系被告杨红丽妹子）夫妻作为担保人亦在该协议上签名”有异议，认为当天左健华、杨红美并未签名，是后面补上的；对“尔后原告将借款20万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到随被告方一起去到借款现场的被告兄弟杨某账户上”有异议，认为其没有收到钱，也没有委托杨某收款。被上诉人杨洋对一审认定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一审对双方借款的具体情况的认定缺少证据证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具体将在下文详述，此处不再赘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杨红丽、刘子笔是否应向杨洋归还借款10万元。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在本案中，杨红丽、刘子笔向杨洋出具借条，但杨洋不能提交证据证实借条载明的10万元借款已交付给杨红丽、刘子笔，故本案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杨洋要求杨红丽、刘子笔向其归还10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杨红丽、刘子笔向杨洋归还借款10万元属处理不当，二审予以改判。关于杨洋认为杨红丽、刘子笔委托杨某收取借款，其已经将涉案借款支付至杨某账户，故已完成交付义务的抗辩主张。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交证据。在本案中，首先，杨洋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杨红丽、刘子笔委托杨某代收涉案借款；其次，其提交的杨雪明的尾号0410卡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该卡和杨某尾号6173卡之间存在多次互相转账，证实杨雪明与杨某之间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在此情况下，不能认定2015年10月16日的25万元转账即是支付本案借款，杨某亦明确表示该转账是其与杨雪明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综合以上情况，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杨某受杨红丽、刘子笔的委托收取涉案借款，在不能证明委托关系存在时，将款转至案外人账户不能证实已向借款人交付了借款。故杨洋该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红丽、刘子笔的上诉请求成立，二审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2民初45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洋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均由杨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代勇审判员  苏春平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姜碧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