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4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安明，男，196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胡仁伟，男，198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宋刘涛，男，197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钦松，男，197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安辉，男，197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瑶，男，198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利，贵州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娇娇，贵州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遵义荣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洋川镇红旗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306992894XW。法定代表人：毛光志，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娄义民，重庆钧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毛光志，男，1966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娄义民，重庆钧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绥阳县茅垭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茅垭镇茅垭街33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3009520416X。负责人：郭文玉，镇长。上诉人何安明、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何安辉、陈瑶因与上诉人遵义荣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达房开公司）被上诉人毛光志、原审第三人绥阳县茅垭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茅垭镇政府）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3民初18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钦松、何安明、何安辉、宋刘涛、胡仁伟、陈瑶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在“审理查明”部份未将一审查明的全部案件事实列明，且遗漏重要案件事实并导致判决结果完全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荣达房开公司及毛光志以房抵债协议涉及的抵债房产中有49套房（面积共5681.07平方米）客观上无法完成抵债。经一审庭审查明，绥阳县茅垭镇芙蓉水乡楼盘系被上诉人荣达房开公司（该公司仅有毛光志一个股东，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开发，楼盘住宅部分的总套数为198套。2015年12月20日，被上诉人荣达房开公司与茅垭镇政府签订了《绥阳县2015年度扶贫生态移民工程茅垭镇芙蓉水乡安置用房协议》，协议约定茅垭镇政府购买被上诉人荣达房开公司茅垭镇芙蓉水乡楼盘167套房屋用于生态移民安置，每平方米1300元，当年实际安置套数为134套。被上诉人荣达房开公司及毛光志隐瞒前述真实情况与作为债权人的上诉人在2016年1月7日签订以房抵债协议，每平方米1100元，共抵债60套，面积6924.46平方米，并确认抵债房源信息，经一审庭审比对，属于抵债房源的房产，其中有49套在被上诉人茅垭镇政府2015年的生态移民安置清单范围，面积5681.07平方米，且政府已交付相关移民居住多年。上诉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前述房产实施的网签备案，委托被上诉人茅垭镇政府处置抵债房产，解除政府安置部分的网签等行为完全是在被荣达房开公司及毛光志欺骗的情况下所为。2、被上诉人茅垭镇政府在一审当庭表示，茅垭镇政府在茅垭镇芙蓉水乡楼盘安置的134套房产，政府只认可被上诉人荣达房开公司发生合同关系，与上诉人不发生关系，上诉人虽在政府领用600万元，是荣达房开公司委托政府支付，且上诉人领款时凭证上体现的是借贷关系，最终需由荣达房开公司与政府算帐，所以不存在上诉人将抵债房产交由茅垭镇政府安置的问题。3、针对上述49套房产的抵债，荣达房开公司及毛光志完全是一房二卖。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漏列已查清的重要案件事实并致判决结果错误，望二审进一步查清后直接改判。荣达房开公司辩称，根据双方收条和结算，答辩人共还款1610万元，但已经于2015和2016年期间通过现金转账以房抵债和债权冲抵等形式偿还完毕，现答辩人不欠上诉人任何款项，且双方约定的资金占用利息超过国家法律保护的规定，应当予以返还。答辩人2015年虽然与茅垭镇政府签订房屋回购框架协议，但未约定具体回购房屋的数量和具体的房屋细节，只是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且双方明确以实际安置房屋为准，在政府明显无法回购全部房屋的情况下，答辩人有权利将剩余房屋出售和以房抵债给上诉人，且抵债后依照协议约定履行房屋网签手续等，未影响上诉人行使房屋过户等所有权利，所以不存在一房二卖，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毛光志辩称，答辩人与荣达房开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对外独立核算、独立开展业务，荣达房开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答辩人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荣达房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或改判原判第二项判决内容，依法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2月签订《旧城改造项目框架协议》，约定上诉人出资4500000元，被上诉人出资11300000元共同开发洋川镇人民政府片区旧城改造项目，协议签订后，双方依约进行了出资，由于政策原因导致绥阳县老城指挥部和上诉人终止合作，上诉人作为与绥阳县老城指挥部接洽方，绥阳县老城指挥部将上诉人所交纳的11300000元返还上诉人，上诉人在和被上诉人以及绥阳县老城指挥部协商解决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携同其他社会闲杂人等找到上诉人，以胁迫、威胁利诱方式签订了《关于终止绥阳县洋川镇人民政府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的协议》，并强迫上诉人答应了返还11300000元出资本金和4800000元资金占用费的约定。协议签订后，上诉人以现金支付、以物抵债等方式全部履行了总计16100000元的债务。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资金占用费本质上是属于民间借贷利息的一种计算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上诉人支付资金占用费的时间是2016年1月10日，但至今双方的债务仍未支付完毕，按照双方的支付协议，上诉人认为应当将双方的债务整体来看，只要双方未履行完协议，那么被上诉人非法获得的不当得利就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返还。按照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资金占用费超过法律保护的范围，本金为11300000元，12个月的利息最高为4068000元，现上诉人依法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732000元，并支付逾期返还的利息（自2016年1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为止)。何安明等六人辩称，一审认定时效已过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方的上诉超过法定的期限，应当不予审理；何安明等人向荣达房开公司出具的480万元的收条中明确载明其中有80万元是荣达房开公司给陈瑶的，同时一审关于该80万元的性质已经查清；双方关于洋川片区的房地产开发，其中与绥阳县老城指挥部解除合作关系，并非是政策原因，而是荣达房开公司以及毛光志单方擅自与政府解除合同，并私自向指挥部退回1千多万元保证金自用，何安明等人在长达一年左右才发现毛光志的这一行为，该行为严重违反合伙人关于诚实信用的原则，且给何安明等人造成重大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荣达房开公司称480万元的损失偏高是套用民间借贷的规则，而本案并非民间借贷。茅垭镇政府二审期间未作答辩。何安明、宋刘涛、王钦松、何安辉、陈瑶、胡仁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荣达房开公司、毛光志立即向何安明等人连带支付工程结算款项1512538元，其中1432538元从2017年1月9日起按年息6％承担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其中80000元从2016年7月10日起按年息6％承担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利息计算至2019年7月为229280.70元，以上本息合计1741818.7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荣达房开公司、毛光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与荣达房开公司协商共同出资对绥阳县洋川镇人民政府片区进行旧城改造开发，荣达房开公司出资4500000元（保证金），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共计出资11300000元（保证金10500000元、拓展费750000元、项目方案费50000元），以荣达房开公司名义与绥阳县老城区建设协调指挥部签订《旧城改造项目框架协议》。后该框架协议终止，绥阳县老城区建设协调指挥部将15000000元保证金退还给荣达房开公司。2016年1月7日，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甲方）与荣达房开公司（乙方）签订《关于终止绥阳县洋川镇人民政府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的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由于甲方和政府原因，于2015年1月与绥阳县老城指挥部双方终止了《旧城改造项目框架协议》，在未经乙方知道的情况下擅自将上述保证金（15000000元）退回自己所用。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将上述乙方出资的保证金、拓展费、项目方案费共计人民币壹仟壹佰叁拾万元整（11300000元）及12个月的资金占用费肆佰捌拾万元整（4800000元）无条件退还乙方。（注：未付完的设计单位的项目方案费由甲方另行支付）”。第三条“所欠金额：1.所欠金额：1130万元＋资金占用费480万元，共计壹仟陆佰壹拾万元整（16100000元）；2.退还金额：共计1610万元，其中甲方已退还300万元。现甲方总计欠乙方人民币壹仟叁佰壹拾万元整（13100000元）”。第四条“资金占用费支付方法：1.其中资金占用费480万元，由甲方与何安辉签署的《绥阳县鑫港国际项目工程承包业务接洽合作协议》的甲方应得拓展服务费伍佰肆拾万元整（5400000元）冲抵。资金分配乙方自行结算，甲、乙各开具480万元的收款收据给对方。2.甲方另欠本金830万元，甲方同意以绥阳县茅垭镇“芙蓉水乡（一期）工程”住房约6924.26㎡，最后以房产局测绘的房屋面积为准。（单价1100元/㎡）抵债给乙方作为支付上述所欠本金，不足部分以甲方与何安辉签署的《绥阳县鑫港国际项目工程承包业务接洽合作协议》的甲方应得拓展服务费伍佰肆拾万元整（5400000元）剩余的60万元冲抵，多退少补。户型和房号由乙方在未售房中任意筛选（具体房屋户主以乙方指定为准），具体房号见附件清单”。2016年1月9日，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出具收条一张，写明收到毛光志退还交纳的洋川镇政府片区改造项目保证金8300000元。2016年1月10日，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出具收条一张，写明收到毛光志洋川镇政府片区改造工程资金占用费利息共计4800000元。2016年1月，荣达房开公司将协议约定以物抵债的6924.26㎡住房（共60套）分别与何安明等人办理了网上签约备案手续，至今未解除网签。另查明：荣达房开公司系毛光志独资公司，荣达房开公司有自己的银行账户。一审法院认为，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与荣达房开公司签订《关于终止绥阳县洋川镇人民政府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的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按照合同约定，荣达房开公司共欠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16100000元（11300000元保证金＋4800000元资金占用费），已退还3000000元，尚欠13100000元，其中资金占用费4800000元与荣达房开公司在《绥阳县鑫港国际项目工程承包业务接洽合作协议》中应得的拓展服务费5400000元冲抵；另欠8300000元，双方同意以绥阳县茅垭镇“芙蓉水乡（一期）工程”住房约6924.26㎡（单价1100元/㎡）抵债，不足部分以荣达房开公司与何安辉签署的《绥阳县鑫港国际项目工程承包业务接洽合作协议》应得的拓展服务费剩余的600000元（5400000元-4800000）冲抵。2016年1月，荣达房开公司已将约定抵债的6924.26㎡住房（共60套）分别与何安明等人办理了网上签约备案手续，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并已向荣达房开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了两张收条（共计金额13100000元），至此，荣达房开公司已将欠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的全部债务抵清。何安明等人又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荣达房开公司、毛光志欠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请求荣达房开公司、毛光志连带支付工程结算款项及承担逾期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荣达房开公司反诉请求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返还不当得利732000元，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以其反诉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按照双方约定，荣达房开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的时间为2016年1月10日，其提起反诉时已超过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之规定，对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提出的抗辩，予以支持，对荣达房开公司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主张的荣达房开公司于2016年1月9日出具的《欠条》是公司向何安明、何安辉出具的，《欠条》涉及洋川镇片区终止合同中的8万元，何安明、何安辉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遵义荣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8414元，由原告何安明、何安辉、胡仁伟、宋刘涛、王钦松、陈瑶负担；反诉费11120元，由被告遵义荣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何安明等人提供了第一组茅垭镇2015年扶贫生态移民安置户基本情况统计表，证明2016年1月7日被上诉人以物抵债的房屋其中有49套，在2015年就卖给茅垭镇政府作为移民安置房；第二组绥阳县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撤销申请表，证明被上诉人在2016年1月7日抵偿给上诉人房源共计有102套，在住房和建设局进行网上签约，本案涉及的是49套，现已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向绥阳县住建局申请解除网上签约，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在2015年将房屋已经卖给茅垭镇政府这一事实并不知情；第三组录音，证明虽然至今被上诉人抵偿给上诉人的房产仍有相当数量在上诉人的名下，但按照住建局的工作流程，只要双方向住建局提出网上解约的申请，作为买受人的解除网签预约就已经完成，至于最后是否能解除网上签约，需要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被上诉人通过与住建局共享的网签备案系统提交该解除网签备案申请表，但是被上诉人没有按该流程操作，所以目前仍有大多数房源在上诉人名下；第四组收据（复印件），证明2016年1月7日被上诉人抵偿给上诉人的房源其在2015年就收取了安置户的契税、维修基金、购房定金、购房款，该事实证明被上诉人在2015就将2016年1月7日抵偿给上诉人的房屋卖给第三人，第三人都是政府的实际安置户；第五组：茅垭镇政府与被安置对象签订的生态移民安置购房合同（复印件），合同签订时间在2016年1月和2月不等，证明被上诉人抵债给上诉人的房屋，实际由政府2015年购买，且政府已经卖给移民安置对象，由此证明被上诉人一房二卖的事实。荣达房开公司质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仅能证明生态移民安置的情况和受安置的群众的身份信息等，不能证明荣达房开公司多久安置多少房屋，该表中包括茅垭镇政府安置对方和公司的房屋，达不到对方证明目的，且即便房屋部分由茅垭镇政府回购，但是最终未影响抵偿给对方的房屋办理网签和所有权转移等手续，未影响其实际权力，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达不到对方证明目的，茅垭镇开发有很多房屋，公司有权将房屋回购给茅垭镇政府，也可以用来买卖和抵债，不需要经过对方同意和知道，该申请表中公司于2017年3月7日已经在出卖人处签字并盖章，已经具备办理撤销网签的条件，是由于对方未进行撤销网签手续和提供其他资料导致至今未网签，公司没有任何责任，根据双方的抵债协议公司有义务将抵债房屋过户网签给对方，但是没有义务将房屋网签给第三人，进行二次网签和产生的相应的税费等均应由对方承担，对方只有找公司办理房屋产权的权利，没有要求找公司撤销网签的权利；对第三组证据三性不认可，双方谈话人的身份无法核实，谈话内容没有具体涉及本案的相关房屋，撤销网签需要对方和公司双方共同提交资料，但是对方至今并未找公司共同完成该事项，所以对该证据不认可；对第四组证据是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不予质证；第五组证据是复印件也不认可，该证据很多内容无法看清和核实。荣达房开公司提供从网上签约管理信息打印的证据，证明49套房屋依然处于网签状态。何安明等人质证对荣达房开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房屋至今在何安明等名下，其责任不可归咎于何安明等人，该网签是否解除均不影响对方一房二卖的事实的成立，即使该网签不解除，何安明等人也不能合法获得该房产，对方客观上也不能完成抵债，因为该房产政府在2015年购买，且安置相应的移民，所以该房解除网签与否并不重要。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无法得出以房抵债的房屋在2015年即为移民安置房。第二组证据不能表明上诉人不知涉案房屋作为移民安置房。第三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是否按照规定办理撤销网签手续。第四组及第五组证据系复印件，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审另查明，2015年12月20日，荣达房开公司与茅垭镇政府签订绥阳县2015年度扶贫生态移民工程茅垭镇芙蓉水乡安置用房协议，毛坯房最高单价为1300元／平方米，政府按移民安置相关政策向荣达房开公司提供具备安置资格的安置户名单，安置户自行选房确定购房后，则政府按签订一户支付一户的原则代安置户向荣达房开公司支付该户住房补助款总额的80%（安置人均1.2万元的补助标准，以该安置户实际人口为准进行结算）；对将自筹部分购房款上交镇财政专户的，则政府按签订一户支付一户的原则代安置户向荣达房开公司支付总购房款的80%。交房时间荣达房开公司应确保将位于安置房于2016年2月7日前交毛坯房给茅垭镇政府（最终以实际安置户数进行结算）。一审庭审中茅垭镇政府陈述安置房屋是否包含本案涉案房屋无法明确，政府最终回购134套房屋。上诉人一审陈述向政府领取1200万元，涉案的款项为610万元。2016年2月3日何安明、何安辉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茅垭镇政府现金200万元。注：此款直接入何安明账户，何安辉本人同意。此借款用于生态移民安置回购房屋，待与农户完善相关手续后从补助款还回，同意暂借200万元。茅垭镇财政所盖章，茅垭镇政府盖章。3月3日，何安明以同样形式借150万元。7月7日借300万元。8月19日何安明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茅垭镇政府生态移民安置回购款150万元。2017年1月9日，何安明出具借条也注明的是生态移民安置款200万元，4月17日150万元载明的也是生态移民安置款，茅垭镇财政所载明同意从生态移民安置款中拨付；2019年2月3日，何安明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茅垭镇政府移民安置购房款50万元。注：此款用于支付工资及材料款。茅垭镇政府同意即可用于支付民工工资。以上款项共计1200万元。2017年1月9日，荣达房开公司向贵州神骏建设有限公司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载明现授权委托贵州神骏建设有限公司前往茅垭镇政府办理何安明名下的87套生态移民安置款（87套生态移民安置款直接转入贵州神骏建设有限公司账户）。同日，贵州神骏建设有限公司向茅垭镇政府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何安明为公司代理人，办理芙蓉水乡生态移民安置款事宜。又查，何安明等系芙蓉水乡工程的承建方。何安明等人与荣达房开公司2016年1月7日签订的终止协议约定：荣达房开公司（甲方）另欠本金830万元，甲方同意以绥阳县茅垭镇芙蓉水乡（一期）工程住房约6924.26平方米，最后以房产局测绘的房屋面积为准，单价1100元/平方米抵债给何安明等人（乙方）作为住房上述所欠本金…户型和房号由乙方在未售房中任意筛选（具体房屋户主以乙方指定为准），具体房号见附件清单。甲乙双方约定在4个月内，甲方可以用抵押房屋作为移民安置房，甲方则按建筑面积计算，按每平方米1300元回购支付乙方，乙方给甲方解冻所售房源给甲方自行安置，其税费由甲方负责。在4个月内甲方不能安置完所抵押房屋时，甲方无条件将所剩房屋过户给乙方（具体的购房名单以乙方提供的为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何安明等人与荣达房开公司、毛光志签订的终止协议是否已经履行完毕；二、荣达房开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关于何安明等人与荣达房开公司、毛光志签订的终止协议是否已经履行完毕的问题。因荣达房开公司擅自使用了何安明等人交给政府的保证金1500万元，为此，荣达房开公司与何安明等人签订了关于终止绥阳县洋川镇人民政府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的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合法有效。按照该协议，荣达房开公司将何安明等人出资的保证金、拓展费、项目方案费等共计1130万元及12个月的资金占用费480万元，采用由荣达房开公司应得的一笔540万元的费用冲抵480万元的资金占用费，除此以外荣达房开公司已经支付300万元，剩余的830万元由荣达房开公司以其开发建设的芙蓉水乡一期工程的6000余平方米的住房按1100元/平方米的价格以以房抵债的方式冲抵。双方在协议签订后，由何安明等人向毛光志出具收条，明确载明收到了毛光志退还的保证金83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480万元。因此，说双方终止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关于荣达房开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第一，根据荣达房开公司与茅垭镇政府签订的协议可见，双方对安置房屋的具体房号并未作明确约定，而是由安置户自行选房购房后，由政府按一户支付一户的原则代安置户向公司支付购房款，同时何安明等提供的载明了房号的收据系复印件，荣达房开公司不认可真实性，且也与荣达房开公司与政府约定不符。故无法确定荣达房开公司将房屋抵偿给何安明等人之前已经交给政府作为安置房。第二，荣达房开公司为扶贫生态移民工程茅垭镇芙蓉水乡安置用房建设单位，何安明等人为工程施工方，何安明等人应当知晓涉案房屋均有可能用于安置，其称不知道涉案房屋用于安置与事实不符。且从双方签订的终止协议约定内容来看，以房抵债的户型及房号均由何安明等人在未售房中任意筛选，因此，以房抵债的房屋并非荣达房开公司确定的房号。第三，何安明等与荣达房开公司就以房抵债的房屋进行了网签，但何安明等在2016年7月7日出具委托给茅垭镇政府，明确委托政府将涉案房屋用于生态移民安置用房，安置款项直接拨付至何安明等人指定账户，也就意味着，此时与政府进行交易的是何安明等人，而非荣达房开公司，何安明等人与荣达房开公司亦未另行签订回购协议，何安明等人不能基于终止协议中约定的荣达房开公司在协议签订后四个月内有回购权利要求荣达房开公司按1300元每平方米回购价补助其差价。何安明等人也实际从2016年2月开始，向政府领取了1200万元，除了一笔50万元明确注明用于人工工资以外，其余部分均注明系移民安置款。因此无法得出何安明等人领取的1000余万元的款项仅有610万元为涉案房屋款项。且何安明等人虽以借支方式由政府支付，但不妨碍何安明等人确已得到相应款项。至于何安明等人与政府之间如何协商安置的价格，政府是否已经全额支付款项，本案中没有体现，何安明等人也没有证据表明荣达房开公司将已经以房抵债的房屋由荣达房开公司交给政府安置并从中获得了安置款。因此，何安明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荣达房开公司上诉认为终止协议约定的资金占用费过高，因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已实际履行该协议，故荣达房开公司在时隔多年后要求何安明等人返还有违诚实信用，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钦松、何安明、何安辉、宋刘涛、胡仁伟、陈瑶、荣达房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34元，由王钦松、何安明、何安辉、宋刘涛、胡仁伟、陈瑶负担18414元，由遵义荣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11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滔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李艳丽书记员饶正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