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6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某3，男，197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亮，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8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亮，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某1，女，200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法定代理人：史某3（史某1之父），男，住重庆市铜梁区。法定代理人：王某1（史某1之母），女，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亮，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某2，男，200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法定代理人：史某3（史某2之父），男，住重庆市铜梁区。法定代理人：王某1（史某2之母），女，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亮，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顺香，女，1957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东，重庆天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明文，男，195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东，重庆天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198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赖某2，男，汉族，1984年3月6日生，住重庆市铜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赖某1，男，汉族，2010年7月30日生，住重庆市铜梁区。法定代理人：王某2（赖某1之母），女，住重庆市铜梁区。法定代理人：赖某2（赖某1之父），男，住重庆市铜梁区。上诉人史某3、王某1、史某1、史某2因与被上诉人黄顺香、阳明文、王某2、赖某2、赖某1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1民初4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8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史某3、王某1暨史某1、史某2的法定代理人及四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亮，被上诉人黄顺香、阳明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东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某3、王某1、史某1、史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申请书和登记协议非上诉人签署，登记协议内容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不能因上诉人未出资就取消上诉人的限价商品房所有权资格。黄顺香、阳明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史某3、王某1、史某1、史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2016年8月1日签订的《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无效；2、请求依法确认四原告对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龙山名居Ｂ区4-2-6、4-10-4、4-16-5三套房享有120㎡建筑面积的份额；3、依法判令被告依据四原告应得的120㎡建筑面积的份额对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龙山名居Ｂ区4-2-6、4-10-4、4-16-5三套房进行重新分割；4、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放弃第2项诉讼请求，将第2、3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依据四原告应得的120㎡建筑面积的份额对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龙庆路19、21号4号2-6、10-4、16-5三套房进行重新分割，分割时将重庆市铜梁区房屋分割给四原告所有，不足120㎡的部分由五被告按市场价赔偿给四原告47804元（3500元／㎡×28.12㎡-1800元／㎡×28.12㎡＝4780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史某3与王某1于2013年2月21日登记结婚，二人系夫妻关系，史某1与史某2系二人子女，王某2与王某1系黄顺香女儿，阳明文系王某2与王某1继父，阳明文与黄顺香系夫妻关系，赖某1系赖某2与王某2之子。王某2与王某1于2001年10月15日由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明冲村迁到铜梁区蒲吕街道大坪村11组1号，户主为王某2，后史某3及其儿子史某2、女儿史某1以夫妻投靠子女随迁迁入方式于2014年4月21日由河南省商水县迁入大坪村十一社王某2户下。2009年6月9日，陈德贵、管万琴与黄顺香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陈德贵、管万琴所有的房屋的部分出卖给黄顺香，2009年7月24日，双方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房籍号：2009-2182号），该房屋于2012年被征地拆迁。2012年3月21日，黄顺香（乙方）与原铜梁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甲方）签订《铜梁县征地拆迁建（构）筑物补偿及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住房安置对象6人，共计货币安置费324000元，该安置协议书附件《铜梁县农房拆迁补偿安置明细表》载明住房安置人员为黄顺香、阳明文、王某2、王某1、赖某2、赖某16人，该6人均为住房安置对象，安置标准为1800元／㎡，30㎡／人，共计324000元。2014年5月9日，王某2（乙方）与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办事处签订《建（构）筑物补偿及货币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住房安置对象3人，共计安置费162000元，该安置协议书附件《建（构）筑物拆除补偿及货币安置明细表》载明住房安置人员为史某3、史某2、史某1，安置标准为1800元／㎡，30㎡／人，共计162000元。2014年8月左右，阳明文将四原告的住房安置费216000元全部交给原告王某1，黄顺香、阳明文称因王某1称史某3准备在河南老家建房，故其才将住房安置费转给王某1。庭审中，史某3称其于2016年对河南老家房屋进行了改建。2016年2月15日，史某3到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补办了身份证件。2017年6月，王某1也回到过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2016年6月27日，阳明文提交《购买铜梁县限价商品住房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申请人黄顺香，拆迁住房安置人数9人，即黄顺香、阳明文、王某1、王某2、赖某2、赖某1、史某3、史某2、史某1。该申请书申请事项一栏载明，经家庭成员商量一致同意，由本人黄顺香代表全家申请购买限价商品房3套（其中建筑面积60平方米1套，90平方米2套）合计建筑面积240平方米。如因发生家庭纠纷或家庭成员发生变化，申请事项不会改变，由此所产生的经济法律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由阳明文在申请事项栏申请人签字处签名捺印，并书写“本人代表全家自愿放弃限价商品房30平方，不得更改。”同日阳明文代黄顺香向重庆绅鹏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缴纳了购房定金3万元。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1日的案涉《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载明：铜梁区蒲吕街道办事处大坪村社区十一组黄顺香户因实施城市规划建设被拆迁安置。2016年7月10日我户已选购位于蒲吕一期限价商品房共计3套（其在60㎡1套、90㎡2套）。为明确上述房屋产权，以免以后发生纠纷，经我户所有被安置对象黄顺香、阳明文、王某2、赖某2、赖某1、王某1、史某3、史某2、史某1共计9人协商一致，现就已选购的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将4（楼栋号）4-2-6（房号）（Ｂ区），建筑面积92.11㎡，房屋产权由王某2（身份证号码5002351986××××××××）个人持有；2、将4（楼栋号）4-10-4（房号）（Ｂ区），建筑面积91.88㎡，房屋产权由黄顺香（身份证号码5122251957××××××××）个人持有；将4（楼栋号）4-16-5（房号）（Ｂ区），建筑面积60.97㎡，房屋产权由阳明文（身份证号码51022819500××××××××）、黄顺香（身份证号码5122251957××××××××）所有，属共同财产。所有被安置对象签字（盖印）确认栏有黄顺香、阳明文、王某2、赖某2、赖某1、王某1、史某3、史某2、史某19人姓名并有捺印。阳明文于2016年8月10日还在该协议书最后书写“以上内容属实，若有误，本人将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后果。”，并签具姓名及捺印。庭审中，四原告认为不是其本人签名捺印，阳明文亦认可四原告签名捺印系其代签。2016年8月1日，黄顺香与重庆市铜梁区金龙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买其选购的位于重庆市铜梁区（龙山名居Ｂ区）4号楼10-4的限价商品房一套，房屋建筑面积91.88平方米，建筑面积单价1800元／平方米，总成交金额165384元。同日黄顺香向重庆绅鹏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缴纳了龙山名居Ｂ区4号楼10-4的前期房款125384元，2016年9月14日，黄顺香向重庆绅鹏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缴纳了龙山名居Ｂ区4号楼10-4的尾款10000元，并于同日缴纳了2016年9月9日至2017年9月8日全价物业费1323元。2016年8月左右，上述三套房屋均进行了交付。2017年12月26日，王某2取得了本案争议位于重庆市铜梁区的房屋的所有权（证号：2017-001295892），房屋建筑面积为92.11㎡。2017年12月29日，黄顺香取得了本案争议位于重庆市铜梁区的房屋的所有权（证号：2017-001309329），房屋建筑面积为91.88㎡。2018年1月2日，阳明文、黄顺香取得了本案争议位于重庆市铜梁区的房屋的所有权（证号：2018-000000998），房屋建筑面积为60.97㎡。庭审中，阳明文、黄顺香为证明将案涉黄顺香个人所有的房屋（位于重庆市铜梁区，即龙山名居Ｂ区4栋10-4号的房屋）转让给王某3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阳明文与黄顺香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夫妻财产分割协议和王某3与黄顺香签订的限价商品房出让协议书，限价商品房出让协议书约定，黄顺香将限价商品房，蒲吕龙山名居Ｂ区4栋10层4号住房的安置房分配指标转让给王某3出资购买，指标转让金2万元，黄顺香负责办理买房前期缴款，接房等相关事宜，所有购房缴费凭票据全部由王某3负担。庭审中，阳明文、黄顺香为证明四原告放弃了购买限价安置房的事实，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王某3、旷某、赵某、冉某出庭作证。王某3作证称，史某3是我妹夫，被告是我继父、母亲及妹妹。因2016年我在学车，我孩子在读高中，我母亲黄顺香当时在云阳帮我带孩子，当时我母亲给我妹王某1谈过房子的事情，我妹王某1说不要房子。我妈也给我电话问我要不要房子，我当时没得钱买，也没有想过房子，但是因为当时说如果我不买，我们家3套房子就买不了，所以后来去借款买的，而且只买了90平方。《限价商品房出让协议书》也是我签的字。我母亲要求我买房子，也是因为王某1明确不要房子。王某1本人也给我说过，她不要房子。旷某作证称，我跟原、被告之前是一个社的，选房那天，黄顺香给王某1打了电话，至于通话内容，我不清楚。赵某作证称，我是阳明文的外侄女婿。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王某1一个人回铜梁，是我在高速路口去接的王某1，当时没接到，后来打了几次电话才在政府那边接到的，然后就把王某1接到龙山名居的。冉某作证称，我和王某2是朋友，2016年，王某2从温州回来的时候，王某2和她二姐王某1视频聊天的时候，我看到的，王某1说要到王某2那边住，但是王某2说房子还没装，当时王某2就说当时叫你买房子，你自己不买。我当时还开王某2玩笑，说为什么王某2你二姐、大姐还有你长得不像。被告阳明文、黄顺香认为证人证言综合起来足以认定本案在选限价商品房之前，作为被告都是通知告诉原告，要他来买房子。房子选好后，王某1本人也到了蒲吕，当时王某1是放弃选房。其余被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四原告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与被告，且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应采信，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庭审中，四原告称其2018年之前一直住在河南，被告称四原告一直在河南居住，但每年都会来铜梁一次。另查明，一审法院曾向重庆市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函询问本案是否存在住房安置对象错误的问题，该局回函认为原、被告均应进行住房安置。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关于阳明文是否有权代理四原告在案涉《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签名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虽然本案案涉《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上四原告签名系阳明文代签，但因本案涉及征地拆迁的安置行为过程中，住房安置对象对限价商品房选购指标的处分问题。对该问题，因本案原、被告双方均系一并安置，且系同一家庭成员，一般情况下家庭成员之间应当最了解情况。现除原告外，被告及证人王某3（王某1妹妹）均称黄顺香在选购限价商品房时曾将相关情况告知了王某1，王某1当时已表示放弃购买限价商品房，且该意见也能够与旷某、冉某的证言相印证；其次，本案涉案限价商品房交房后，王某1还于2017年6月左右回到蒲吕并到被告选购的限价商品房处，而当时四原告并未提出异议；再次，四原告已于2014年8月从被告处领走了四原告的住房安置费216000元（30㎡／人×4人×1800元／㎡），也能表明其对征地拆迁住房安置政策有一定了解，且限价商品房并非无偿获得，而是需要以1800元／㎡优惠价的价格进行购买，四原告也未就本案诉争的限价商品房出资；最后，四原告于选购案涉限价商品房时共同生活于河南史某3老家，在四原告对其所享有的选购指标进行处分后，由其他家庭成员代其签名确认，也符合生活习惯。此外，因史某3与王某1系史某1与史某2的法定代理人，有权代理史某1与史某2实施处分限价商品房选购指标的行为。综上，根据被告阳明文、黄顺香举示的证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并结合相关事实，生活常理等方面判断，本案足以认定在选购案涉限价商品房时，原、被告双方对四原告的限价商品房选购指标的处分问题内部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四原告将其选购指标交由被告自行处分。在此情况下，阳明文代四原告在《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上签名确认对选购的限价商品房的权属分配行为，应当视为阳明文具有相应的授权。现四原告主张未授权他人代为在案涉《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上签名，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该协议也不具备其他无效情形，原告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四原告的其他诉讼求，亦不能得到支持。关于被告阳明文、黄顺香庭审中请求追加重庆市铜梁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王某3为被告，因其与本案处理结果无法律上利害关系，被告阳明文、黄顺香庭审后亦未提交书面申请，一审法院不同意追加二者为本案被告。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史某3、王某1、史某1、史某2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900元（已减半），由原告史某3、王某1、史某1、史某2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在购买案涉房屋时，是否征得上诉人同意的问题。首先，2014年4月21日上诉人史某3、史某2、史某1从由河南省商水县迁入被上诉人王某2户下，2014年5月9日被上诉人王某2与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办事处签订安置协议，约定住房安置对象为前述史某3、史某2、史某1三人，2014年8月该三人及王某1领走了住房安置费，根据前述事实及上诉人陈述可知，其将户口迁入后并不在户口所在地生产、生活，故不排除史某3、史某2、史某1三人出于拆迁补偿利益驱动的原因将户口迁到王某2户下，而上诉人王某1是基于被上诉人的家庭成员取得了安置资格，因此足以认定四上诉人明知征地拆迁住房安置政策包含领取安置费以及购买限价商品房。其次，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家庭成员，根据生活常理判断，被上诉人在选购限价商品房时会将相关情况告知上诉人并询问是否购买，而本案的安置对象就购买限价商品房的指标本身有所多余，被上诉人在购买案涉限价商品房时还放弃了30㎡的指标，本案证人证言能够印证被上诉人将购买限价商品房的相关情况告知上诉人，而四上诉人表示放弃对限价商品房的购买资格。最后，2016年上诉人对河南老家房屋进行了改建，在2016年选购案涉限价商品房时其未对案涉限价商品房的购买进行出资，可以推定其并无购买限价商品房的意愿，并以实际行动表示放弃购买资格，双方对限价商品房选购指标的处分问题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故本案由被上诉人自行处分相关购房指标并无不当，而此时四上诉人共同生活于河南史某3老家，由家庭成员就其是否购买限价商品房的事项代为签名确认，符合生活习惯。综上，本案购买案涉限价商品房申请及产权登记协议是阳明文代签，但能够认定上诉人知道相关情况并实际放弃了购买限价商品房的资格。其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更为重要的是，本案为共有物分割纠纷。共有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同一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用益物权或者担保物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案涉房屋登记在被上诉人等名下，属于被上诉人的财产。本案中，无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上诉人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登记错误。因案涉房屋非建造取得，而是通过购买继受取得的财产。因此上诉人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共有的权利，则依法应当举示出资购买的证据。上诉人没有相应的证据、被上诉人也否认上诉人在购买案涉房屋时上诉人有出资行为。对共有物进行分割的前提是享有共有权。本案中，案涉限价商品房并非无偿获得，而是需要以1800元/㎡的价格进行购买，购房指标在本案中作用只是取得一定的房价优惠，但该优惠并不等同于实际出资。享有优惠购买限价商品房的资格并无能直接取得案涉房屋。因此在购买案涉限价商品房时上诉人未支付对价的情况下，主张就案涉房屋形成共有关系，享有共有权，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史某3、王某1、史某1、史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史某3、王某1、史某1、史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盛刚审 判 员 张欲晓审 判 员 唐 松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晓亮书 记 员 李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