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8民初2553号原告：温绪才，男，1971年4月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利（特别授权），重庆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均发（一般授权），重庆弘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桂花园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009114。法定代表人：张纯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宇，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荣，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温绪才诉被告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住宅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被告建工住宅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9）渝0108民初25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建工住宅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建工住宅公司对该裁定不服，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2019）渝05民辖终3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之后，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温绪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利、牟均发、被告建工住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宇、王光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温绪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支付拖欠的租金657653.67元，租赁物资损失赔偿费653868.02元，合计应支付1311521.69元；2、被告承担资金占用利息，以1311521.6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7年2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承包由金科公司开发的位于XX的“金科、中央御园”建设施工工程，并组建了“金科雷家桥工程项目部”。被告从2012年9月3日起开始租赁使用原告提供的钢管、扣件、顶托等建筑设备，直到2015年10月31日租赁合同终止。双方开始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在2015年3月10日因被告财务要求需要合同，双方签订了一份名义上的“购销合同”，但合同条款中约定的是租金，而且实际上从2012年9月3日起就是履行的钢管租赁合同。被告支付的也是租金，被告从2013年1月23日开始支付租金，直到2017年1月25日结算时共分八次共计已支付原告租金1039688.87元，仍欠租金（包含不能返还的钢管、扣件、顶托租赁物品赔偿损失费），经双方于2017年1月25日确认为1311521.69元，至今未付。原告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绪才建材经营部个体经营业者，因该经营部于2018年5月30日注销，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建工住宅公司辩称：原、被告不存在事实及法律上的租赁合同关系，被告不欠原告任何费用，原告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诉状中两处合同日期都写成2015年3月10日，证据清单载明时间同样是2015年3月10日，原告称是笔误，被告不予认可，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手写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DLS-20150XXXX），由被告建工住宅公司为甲方与乙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绪材建材经营部约定：产品名称为零星材料（备注：安全网铁丝油漆电线开关插座管件木方模板等）；交货地点重庆市茶园新区雷家桥工地；交货期限供方所供材料必须符合需方的相关要求和相应的规范标准；合同还约定了结算方式及期限等内容，并约定其他事项：本合同手写更改无效，合同的传真件与本合同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落款处供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绪材建材经营部盖章，温绪才签名，需方加盖“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金科雷家桥二期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委托代理人“魏辉”以及另一人签名，在该二人签名下方的签名为“代长文”。该合同在产品规格型号、单位、单价处手动填写“钢管、扣件租赁材料按项目要求购买新的，租金按同期租赁价格执行。”并加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绪材建材经营部”印章。原告当庭陈述该《购销合同》上的时间是笔误，真实时间应当为2013年3月10日，被告不予认可。另查明，原告温绪才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绪材建材经营部的经营者。原告温绪才举示2012年10月31日至2016年1月20日的《重庆市绪材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钢管、扣件租金付款通知单》39张，上述单据中均有温绪才的签名，载明的租用单位为建工住宅公司，经办人签名为“袁述兵”。温绪才举示的《租金及租赁物资损失赔偿汇总表》载明的结算日从2012年10月1日至2017年1月25日，欠付租赁款的金额为1311521.69元。温绪才、魏辉、代长文在该汇总表上签字捺印。从2013年1月23日起至2017年1月25日，被告建工住宅公司向原告温绪才转账9次，其中2013年1月23日转账备注为“安全费”，2013年7月11日转账备注为“材料费”，2014年5月30日转账备注为“租赁费”，其余备注均为“备用金”。再查明，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2012年9月-2013年11月，代长文的社保参保单位为被告建工住宅公司。2013年3月27日，发包人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第十一项目部与承办人代长文签订《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管理输出项目个人全额承包合同》，将中央御园二期二标段9-12#楼及对应车库土建及普通水电安装工程承办给代长文。双方还签订另一份《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管理输出项目个人全额承包合同》，将中央御园4-8、14-16、30-31、48-49号楼及对于楼栋范围内车库土建及普通水电安装工程承包给代长文。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关系？庭审中，原告温绪才举示上述《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管理输出项目个人全额承包合同》、《购销合同》、调解笔录、《重庆市绪材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钢管、扣件租金付款通知单》、《租金及租赁物资损失赔偿汇总表》以及对公客户对账单、《产品购销合同》、收据，拟证明代长文系被告建工住宅公司在涉案项目的项目经理、承包人，其在《购销合同》上签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另案中被告亦认可了代长文身份；合同签订后原告购买了物资并实际向被告提供租赁物资，袁述兵系被告公司员工，被告向原告付款的行为即认可了袁述兵签字的行为。被告建工住宅公司认为原告未能证明代长文在签订合同时出具了上述承包合同，而涉案《购销合同》上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仅有技术专用章，故代长文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其在《租金及租赁物资损失赔偿汇总表》上签字的行为也未获被告授权；调解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认可代长文的行为系基于签订了书面合同，而本案原、被告未签订合同；《重庆市绪材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钢管、扣件租金付款通知单》系原告单方制作，袁述兵亦不是被告公司员工；对公客户对账单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系代付行为；《产品购销合同》、收据与本案无关，收据载明的现金100万元也与常理不符。以上事实，有《购销合同》、《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管理输出项目个人全额承包合同》、《重庆市绪材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钢管、扣件租金付款通知单》、《租金及租赁物资损失赔偿汇总表》以及对公客户对账单、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产品购销合同》、收据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原旨，本案中，原告以原、被告之间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请求被告支付所欠租金，故原告首先需就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提供证据。根据原告举示的相关证据，一是书面《购销合同》，该合同并非租赁合同，合同上虽手写添加“钢管、扣件租赁材料按项目要求购买新的，租金按同期租赁价格执行”等涉及租赁的内容，但合同亦载明：“本合同手写更改无效”，且合同加盖的系“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金科雷家桥二期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被告抗辩不存在该印章，原告亦未举示证据证明被告在涉案项目中使用过该印章，即使承包该工程的代长文在合同上签名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不足以证明双方签订的即为设备租赁合同；二是《重庆市绪材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钢管、扣件租金付款通知单》39份，该39份单据系原告单方制作，载明的被告经办人为“袁述兵”，而原告未举示证据证明袁述兵系被告公司员工。结合原告举示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关系这一事实，虽然被告曾向原告支付过款项，被告陈述为代付行为，由于原告未能首先证明租赁关系的存在，故原告作为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对原告以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关系为由请求支付租金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温绪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970元，由原告温绪才负担（已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曹蓓蓓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