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702刑初193号 公诉机关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栾大勇，男，1971年5月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汉族，本科文化，中共党员，原系某监察委第二纪检监察室科员。户籍所在地：吉林省长春市，现住某市。因涉嫌职务犯罪，于2019年3月13日被宁江区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于同日对其使用留置措施。因涉嫌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经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9年4月17日由松原市公安局宁江一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经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9年4月29日由松原市公安局宁江一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松原市看守所。 辩护人吴大伟，吉林捷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岳克义，吉林维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检察院以宁检职检刑诉〔2019〕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栾大勇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于2019年5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肖杨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栾大勇及其辩护人吴大伟、岳克义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 挪用公款罪犯罪事实：2014年1月，某市人民检察院查办了北京某广告公司总经理田毅涉嫌单位行贿一案，某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田毅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要求田毅缴纳取保候审保证金人民币220万元。时任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审查科科长的被告人栾大勇作为此案承办人具体处理保证金缴纳事宜。2014年1月16日，因某市人民检察院无专用存款账户，被告人栾大勇遂将此款暂时存入其中国民生银行某支行的个人账户内，并于当天用此笔款项购买了民生银行理财产品“钱生钱C”，以此从中获利。直至同年10月15日，被告人栾大勇将该笔保证金人民币220万元转入某市财政局“待报解预算后入-某市财政局非预算收入”账户，期间获得利息人民币5.11499万元。同年12月16日，被告人栾大勇从民生银行将该笔理财产品获利款中取出人民币5万元用于消费。2018年3月，被告人栾大勇转隶到某监察委时，将剩余非法所得人民币2.9961万元交给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案发后，松原市监察委员会收缴被告人栾大勇违法所得人民币5.21499万元。 受贿罪犯罪事实：2015年8月，时任某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主任检察官的被告人栾大勇与该部承办检察官艾朝日（另案处理）在办理松原市某局单位受贿案件对单位副局长韩松讯问时，二人向韩松索要训练用山地自行车。而后，时任松原市某局局长李大伟（另案处理）与韩松为了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得到帮助及逃避或减轻处罚，遂让该局竟训中心时任主任候四华从北京八一自行车队教练付廷德处以人民币2万元购买两辆魔迅牌自行车，送给被告人栾大勇及艾朝日。 2015年8月，李大伟为逃避或减轻处罚，通过韩松在松原市丽豪酒店送给被告人栾大勇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栾大勇将上述钱款收下后用于个人花销。 案发后，松原市宁江区监察委员会收缴被告人栾大勇赃款人民币6万元。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栾大勇的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受贿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予以惩处。 被告人栾大勇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有受贿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指控其犯挪用公款罪有异议，辩解称，公款所得收益部分用于公用支出，剩余部分在转隶时，已经转交给某市检察院，其没有谋取私利，其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辩护人辩护称：1、被告人栾大勇在担任某市反贪局综合审查科科长时，作为案件承办人负责处理保证金交纳事宜，因当时某市人民检察院没有保管该类资金账户，某市财政局也没有该类资金的财政专户，被告人栾大勇将涉案保证金暂时存入民生银行某支行的个人账户内，而该笔资金进入专用账户之后至转账给财政局专用账户期间并未转移。被告人的行为属有职责范围内履行职务的行为；2、被告人栾大勇申请办理的“钱生钱C”属于储蓄业务，是存款的一种形式，被告人存入的保证金所有权及资金风险并未发生变化，被告人栾大勇个人银行账户在功能上相当于某市检察院的准“对公账户”，是被告人应单位的要求开设的为了保管所收取保证金专门开设的账户，是处在某市检察院的控制和管领之下，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应视为未受到任何侵犯，公款的使用权仍在单位，被告人栾大勇的行为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3、被告人栾大勇没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主观故意。被告人账户所产生的利息，扣除已经交给内勤王红梅的部分款项，其余部分利息已经用于被告人负责的科室自筹部分的经费，而非个人消费，因此，被告人不具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的主观故意。 经审理查明： 挪用公款罪犯罪事实：2014年1月，某市人民检察院查办了北京某广告公司总经理田毅涉嫌单位行贿一案，某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田毅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要求田毅缴纳取保候审保证金人民币220万元。时任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审查科科长的被告人栾大勇作为此案承办人具体处理保证金缴纳事宜。2014年1月16日，因某市人民检察院无专用存款账户，被告人栾大勇遂将此款暂时存入其中国民生银行某支行的个人账户内，并于当天用此笔款项购买了民生银行理财产品“钱生钱C”，以此从中获利。直至同年10月15日，被告人栾大勇将该笔保证金人民币220万元转入某市财政局“待报解预算后入某市财政局非预算收入”账户，期间获得利息人民币5.11499万元。同年12月16日，被告人栾大勇从民生银行将该笔理财产品获利款中取出人民币5万元，一部分用于公用支出；2018年3月，被告人栾大勇转隶到某监察委时，将剩余款项2.9961万元交给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案发后，松原市监察委员会收缴被告人栾大勇违法所得人民币5.21499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民生银行业务单据：2014年1月16日栾大勇在民生银行开设账户，账号为***。2014年1月16日，孟路路向栾大勇尾号9744的民生银行账户转款220万元，栾大勇签订“钱生钱C理财服务协议”，2014年1月17日花2198000元购买“钱生钱C”理财产品，9744账户余额2000元。 2014年10月15日，理财户钱生钱C解约销户，存入9744账户2198000元，账户余额2200005.31，销户转入理财盈余51149.9元，9744账户余额2251155.21元。2014年10月15日，向某市财政局非税收专户转入检察院罚没收入220万元，手续费50元，9744账户余额51105.21元。2014年12月16日，取款5万元，账户余额1105.21元。 2．记账凭证：2019年4月1日提取于某市检察院。包玉芬提供的转款220万元的凭证。证实田毅220元上缴财政的情况。 3．情况说明：按照吉财行[(2015)763号关于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经费纳入省级财政管理有关具体工作事项的通知]要求，我院于2016年8月设立专用存款账户，用于暂存扣押款。2014年10月，我院收缴被告人田毅行贿款220万元，存入某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账户，存款凭证由该案办案人栾大勇交由我院财务入账处理。某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账户名称：待报解预算收入-某市财政局非税收入。开户行：工商银行。账号：***。 4．财政文件：2019年3月19日提取于某市检察院。证实检察院财务管理办法。 5．田毅一案取保情况：田毅因单位行贿于2014年1月22日被取保候审，办案人为栾大勇、李志辉，上级交办案件，起诉时间2014年8月29日，金额220万元，2014年11月4日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审批表时间为2014年1月22日，栾大勇提请审批，反贪局副局长张泽林、主管检察长卞青林均签署同意的意见。2014年1月22日，某市人民检察院填发了对田毅的取保候审决定书，保证金为220万元，执行机关为某市公安局。批准人为卞青林。 6．某市检察院田毅单位行贿案件副卷：2014年1月15日，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将田毅单位行贿一案指定某市人民检察院管辖。2014年1月16日，某市检察院对田毅单位行贿一案立案侦查。2014年1月17日，办案人栾大勇提请对田毅刑事拘留。当日决定对田毅刑事拘留。2014年1月22日，办案人栾大勇提请对田毅取保候审，当日决定对田毅取保候审。经侦查终结，田毅作为北京某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期间，为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向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副总经理石涛分三次行贿共计220万元。移送审查起诉。 7．指定管辖通知书：吉林省监察委将艾朝日、栾大勇涉嫌受贿犯罪问题于2018年3月26日指定松原市监察委管辖。宁江区监察委于2019年3月6日接到松原市监察委对艾朝日、栾大勇案件的指定管辖决定书。 8．立案调查决定书、留置决定书：2019年3月13日，宁江区监察委对栾大勇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并于同日对栾大勇采取留置措施。 9．指定管辖函：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指定栾大勇涉嫌挪用公款、受贿案由宁江区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审查起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栾大勇涉嫌挪用公款、受贿案件指定宁江区人民法院管辖本案。 10．到案经过：2019年3月13日，区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崔景杰带队，宁江区监察委干部刘爱辉、宋晓光、刘景玉以及一分局六名干警一同到某监察委将栾大勇带回松原市廉政教育中心。 11．情况说明：经调查，2018年3月，栾大勇从某市人民检察院转隶到某监察委，转隶时栾大勇交给王红梅2.9961万元现金，此款含在栾大勇理财孳息收入中，孳息收入5.11499万元已由调查组收缴，上缴宁江区监委。 12．吉林省罚没款专用票据：2019年4月18日，宁江区监委收缴栾大勇赃款6万元。收缴违法所得52149.9元。 13．某市检察院情况说明：我院职务犯罪检察部整体转隶监察委之前，自侦部门承办案件较多，办案费用也相应增大。对于办案费用支出的管理，我院是根据办案数额的多少给各自侦科室处理费用，正常旅差费等办案费用由院财务科报销，其他办案费用及各种杂费由各科室自行解决。单位车辆管理方面，2015年以前是分散式管理，车辆分配到各科室，加油和修理归我院财物统一负责。司机的管理方式分两种类型：一类是由院里统一招用归院财物开支，驾驶各综合部门的车辆；另一类由各自侦科室自行招用，负责驾驶自侦部门的车辆，司机工资由自侦部门的各科室自行解决。栾大勇同志转隶之前是我院职检部综合预审科科长，属自侦部门，其科室雇佣的司机费用由综合预审科自行解决，我院财物部门不负责其司机工资。 14．松原市宁江区纪委监察委情况说明：①卞青林，原某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此人涉及到相关案件相关部门正在调查；高传伟，原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科一科科长。此人现工作于长春市纪委监察委，因参加专案组办案进行外调工作不在工作单位。②调查组与证人郑海涛在长春市雨乔宾馆见面谈话，郑海涛未提出异议。调查组与证人孙大力在某市和悦酒店316房间见面谈话，孙大力未提出异议。 二、证人证言 1．证人张泽林的证言证实：没有让栾大勇存220万元到个人账户。我在某监察委党风政风举报中心负责人。2014年至2015年，我在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任副局长。负责某市区案件办理。2014年至2016年某市检察院负责分管财务的领导是卞青林副检察长。我在某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期间认识栾大勇。栾大勇在2014年至2015年在某市人民检察院任反贪局综合预审科科长，负责全科的工作。2014年至2016年某市检察院反贪局没有财务人员，涉案款项由反贪局内勤王红梅管理。王红梅不是栾大勇科室的内勤，王红梅是反贪局内勤。王红梅是否管理栾大勇科室的钱，我不清楚。 2014年栾大勇办理北京某广告公司单位行贿案我知道。栾大勇是案件承办人，他要对案件负全部责任。这个案子的案情我不了解。我没有让栾大勇将涉案款项220万元人民币存到民生银行栾大勇个人账户。栾大勇将220万元存到民生银行栾大勇个人账户没有向我请示过。我没有让王红梅将涉案款项220万元人民币转到民生银行栾大勇个人账户。我没让栾大勇将涉案款220万元存到民生银行给我的朋友的儿子顶存款任务。栾大勇在办理北京某广告公司单位行贿案期间，栾大勇将涉案款项220万元购买民生银行理财产品的行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220万元购买民生银行理财产品获得5.11499万元收益，栾大勇没和我说过。 我在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工作期间，2014年至2015年我单位办案经费的解决，是根据案值和案件大小，给各个科室拨付费用，费用归科室自己使用。各科室的费用不够自行解决。某市人民检察院不允许科室使用涉案款项及涉案款项进行理财，用理财收入解决科室费用。在2014年栾大勇科室的费用用办案拨付的费用。个人费用单位不管。个人产生的费用不允许用科室的名义解决。栾大勇没有向我请示过理财产品获得的5万多元收益用于解决科室的费用，我也不知道这件事。 2．证人王红梅的证言证实：没让栾大勇存220万元进其个人的账户。 2012年任某市检察院反贪局科员，2014至2016年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内勤。我在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预审科书记员，但是不在预审科办公，我专有办公室。时任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预审科长是栾大勇。我作为“内勤”具体负责报表，装订卷宗，涉案款物的保管。2014年至2015年，某市反贪局涉案款物管理情况如下：发生涉案款项时，办案人或涉案人（或者涉案人的代理人）将涉案款物转到我的银行卡上，我给缴款人或办案人出具临时的收条。后期，如果返给涉案人，我将收条收回撕毁。如果缴到院里，用缴款收据换回收条。涉案款项缴到院里的过程：财务给出缴款单，我拿着缴款单到某市工商银行的指定账户存款，缴款银行盖章后，我将单据交回给财务。也有我直接到工商银行的指定账户存款，回来后将存单给财务。2014年至2016年某市检察院负责分管财务的是卞青林副检察长。我们单位不允许办案人将涉案款项存到银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我没有购买过。 2014年至2015年栾大勇在某市人民检察院任反贪局综合预审科科长，负责全科的工作。某市人民检察院各个科室正常差旅费用等都可以到院里报销。但是各个科室都配有司机，司机工资和车辆燃油费用超出部分，院里不给报销，科室自己解决。我不管栾大勇科室的钱。 2014年栾大勇办理北京某广告公司单位行贿案我知道。这个案子的案情我不了解。栾大勇将涉案款项220万元人民币存到民生银行栾大勇个人账户，栾大勇没有和我说过，别人也为没有和我说过。栾大勇将涉案款项220万元购买民生银行理财产品的事他没有和我说过。涉案款项220万元购买民生银行理财产品获得5万多元收益栾大勇没有和我说过。220万元涉案款上缴财政专户时不是我和栾大勇一起去办理的。栾大勇没有将理财产品获得的5万多元收益交给我。 2018年3月栾大勇从某市检察院转隶到某监察委时，给我一个档案袋，里面装有2至3万元人民币，具体多少我没数过，栾大勇跟我说：“这是科里的办案经费，还剩2至3万元人民币，先放在你这保管，我去跟领导协商怎么处理这笔钱。”后来栾大勇一直也没有跟我说让我怎么处理这笔钱。院里领导也没有跟我提过这笔钱。栾大勇交给我钱的袋子是一个上面有某市人民检察院字样的档案袋，袋子没有贴封条。栾大勇给我钱的时候我没给他出收据。自从栾大勇交给我后，我一直没有动过这笔钱。还在我的办公室用原来的上面有某市人民检察院字样的档案袋保存。 3．证人邓铁慧的证言证实：某检察院财务制度，不允许公款存个人账户。 我在2014年至2016年任某市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科科长。科室具体负责单位的财务管理及后勤保障。2014至2016年我科室会计是马文丽，出纳员是赵艳秋。某市检察院反贪局没有单设财务科。2014年至2016年某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分管我们科室的领导是卞青林副检察长。某市反贪局办案时的涉案款项由办案人或者是反贪局内勤，联系出纳去办理，将涉案款项存到专户管理。2014年至2016年某市反贪局的内勤由王红梅担任。我单位不允许办案人私自将涉案款项存到银行个人账户。某市检察院是2016年9月份，按上级文件要求开始设立罚没款专户的。2014年至2016年我单位没有设立罚没款专户，案件的涉案款项管理，是由办案人或者是反贪局内勤，联系出纳去办理，将涉案款项存到专户管理直接缴纳到某市财政局在工商银行设立的财政缴款账户。我单位不允许办案人将涉案款项存到银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我在某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期间认识栾大勇。2014年至2015年栾大勇在某市人民检察院任反贪局综合预审科科长，负责全科的工作。我不清楚王红梅是否管理栾大勇科室的钱。2014年栾大勇办理北京某广告公司单位行贿案我不知道。我也不了解这个案子的案情。栾大勇在某市民生银行开户，将涉案款项220万元人民币存到栾大勇民生银行个人账户，栾大勇没有和我说过，别人也没有和我说过，栾大勇将涉案款项220万元购买民生银行理财产品没有和我说过。这笔理财产品获得5万多元收益栾大勇也没和我说过。栾大勇没有向我科室上交这5万多元收益。王红梅没有向我科室上交这笔5万多元收益。王红梅也没代栾大勇向我科室上交这笔5万多元收益。2014年至2015年我单位办案经费都是用财政拨付经费支付的。办案人产生的办案费用由领导签字后，到计划财务装备科财务室报销。我单位不允许办案人使用涉案款项进行理财，并用理财收入解决科室费用。在2014至2015年栾大勇科室的费用解决情况是，差旅费等办案费用领导签完字拿到我们计划财务装备科财务科报销。个人费用单位不管，我们单位不允许科室私设小金库。 4．证人马文丽的证言证实：某市检察院财会情况。 1991年到1994年在某市人民检察院任办公室文员；1994年2016年任某市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科会计；2017年至今任某市人民检察院保障部副部长。2014年2016年在某市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科任会计。我们科室的主要负责财务，车辆管理及后勤保障。2014至2016年我科室的科长是邓铁慧，出纳员是赵艳秋。某市检察院反贪局没有财务科。王红梅是反贪局的内勤。她负责填报各种报表。2014年至2016年某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分管财务的领导是卞青林副检察长。 2015年我们单位办案过程中的涉案款物是按照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文件吉财行〔2014〕385号，《财政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的通知》中第三十五条中规定的，应缴款项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收缴的有关规定及时足额上缴，不得隐瞒、滞留、截留、挪用和坐支。处理扣押的款项，应当由办案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除依法应当返还有关单位和个人、随案移送的以外，待人民法院做出生效判决后，财务部门应当依据判决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及案件管理部门的出库手续将案款上缴国库。对依法上缴国库或者返还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扣押款项，如果产生孳息，应当一并上缴或者返还。第三十六条，赃款、扣押的款项应当统一由人民检察院财务部门保管，并严格收付手续。我们单位是按照这个文件要求执行的。文件传达到每个科室了。但是办案人员什么时候收到涉案款项，案件什么时候侦结的，我们不清楚。都是办案人到我这说案子结案了，需要将涉案款项上缴到财政罚没款专户，办案人给出纳员赵艳秋提供的交款人姓名或单位名称，出纳员赵艳秋在打印扣押款票据交给办案人，办案人拿着这个票据到工商银缴款，工商银行在这张票据上盖上银行印鉴，证明此款已经缴到扣押款专户，办案人将盖章后的票据拿回来交给出纳员赵艳秋进行入账处理。 因我单位在2016年7月以前我单位内部没有涉案款项保存专户，由于种种原因，涉案款项没有统一管理。涉案款项临时存到个人账户所产生的收益应交到计划财务部入账，不允许办案人将涉案款项存到银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我在某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期间认识栾大勇。2014年至2015年栾大勇在某市人民检察院任反贪局综合预审科科长，负责全科的工作。2014年栾大勇办理北京某广告公司单位行贿案我不知道。栾大勇在某市民生银行开户，涉案款项220万元人民币进到栾大勇个人账户，栾大勇没和我说过，别人也没有和我说过。栾大勇将涉案款项220万元购买民生银行理财产品没有和我说过。这笔理财产品获得5万多元收益栾大勇没有和我说过。栾大勇没有向我科室上交这笔5万多元收益。王红梅没有向我科室上交这笔5万多元收益，王红梅也没代栾大勇向我科室上交这笔5万多元收益。 2014年至2015年我单位办案人产生的办案费用都到计划财务装备科报销。我单位不允许科室使用涉案款项及涉案款项进行理财，并用理财收入解决科室费用。在2014至2015年栾大勇科室的费用解决情况，办案费用领导签完字拿到我们计划财务装备科报销。个人费用单位不管。栾大勇没有向我请示过理财产品获得的5万多元收益用于解决科室的费用，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出示的吉林省某市人民检察院2014年10月第9号凭证，内容：田毅罚没款，金额220万元。不是我到银行办理的，“田毅”这两个字不是我签的。 我们科室的主要业务是负责财务，车辆管理及后勤保障。2014年至2016年我科室的科长是邓铁会。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没有财务科，2014年至2015年我单位办案经费是办案人产生的办案费用都到计划财务装备科报销。我院公车司机都是雇佣临时工，综合部门各科室雇佣的司机工资由院里负责开支，自侦部门雇佣的司机工资是各科室自行解决。综合部门都包括干部科，保障部，办公室。自侦部门都包括职检部。2014年至2015年栾大勇在我单位职检部综合预审科工作，属于自侦部门，栾大勇科室雇佣的司机叫苏哲，大概在2013年至2014年在栾大勇的科室当司机，苏哲没有在我们院里开过工资，因为职检部综合预审科是自侦部门，司机工资由其科室自行负责，这笔钱是谁出的，用什么款项支出我不清楚。 5．证人赵艳秋的证言证实：某市检察院财会制度，220万元罚没款是栾大勇办理的。 1997年至1998年在某市人民检察院任办公室科员；1998年至2017年任某市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科出纳；2018年至今任某市人民检察院保障部会计。2014年2016年我在某市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科任出纳。我们科室主要负责财务，车辆管理及后勤保障。2014至2016年我科室科长是邓铁会，会计马文丽。某市检察院反贪局没有财务科。王红梅是反贪局的内勤。她负责填报各种报表。2014年至2016年某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分管我们科室领导是卞青林副检察长。 2015年我们单位办案过程中的涉案款物是按照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文件吉财行〔2014〕385号，《财政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的通知》中第三十五条中规定的，应缴款项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收缴的有关规定及时足额上缴，不得隐瞒、滞留、截留、挪用和坐支。处理扣押的款项，应当由办案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除依法应当返还有关单位和个人、随案移送的以外，待人民法院做出生效判决后，财务部门应当依据判决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及案件管理部门的出库手续将案款上缴国库。对依法上缴国库或者返还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扣押款项，如果产生孳息，应当一并上缴或者返还。第三十六条，赃款、扣押的款项应当统一由人民检察院财务部门保管，并严格收付手续。我们单位是按照这个文件要求执行的。文件传达到每个科室了。但是办案人员什么时候收到涉案款项，案件什么时候侦结的，我们不清楚。都是办案人到我这说案子结案了，需要将涉案款项上缴到财政罚没款专户，办案人给我提供的交款人姓名或单位名称，我在财务专网电脑上打印扣押款票据交给办案人，办案人拿着这个票据将涉案款项交到某市财政局在工商银行设立的财政扣押款专户，工商银行在这张票据上盖上银行印鉴，证明此款已经缴到扣押款专户，办案人将盖章后的票据拿回来交给我，我进行入账处理。因我单位在2016年7月以前我单位内部没有涉案款项保存专户，由于种种原因，涉案款项没有统一管理，不允许办案人将涉案款项存到银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我在某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期间认识栾大勇。2014年至2015年栾大勇在某市人民检察院任反贪局综合预审科科长，负责全科的工作。2014年栾大勇办理北京某广告公司单位行贿案我不知道。栾大勇在某市民生银行开户，涉案款项220万元人民币进到栾大勇民生银行个人账户，栾大勇没和我说过，别人也没有和我说过。栾大勇将涉案款项220万元购买民生银行理财产品的没有和我说过，这笔理财产品获得5万多元收益栾大勇没有和我说过。栾大勇没有向我科室上交这5万多元收益。王红梅没有向我科室上交这笔5万多元收益。王红梅没有代栾大勇向我科室上交这笔5万多元收益。 2014年至2015年我单位办案经费解决情况：办案人产生的办案费用都到计划财务装备科报销。我单位不允许科室使用涉案款项及涉案款项进行理财，并用理财收入解决科室费用。2014至2015年栾大勇科室的费用解决：差旅费等办案费用领导签完字拿到我们计划财务装备科报销。个人费用单位不管。栾大勇没有向我请示过理财产品获得的5万多元收益用于解决科室的费用。我们单位没有允许科室私设小金库，没有向我请示过，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吉林省某市人民检察院2014年10月第9号凭证，内容：田毅罚没款，金额220万元，这笔款项是栾大勇到银行办理的。但是“田毅”这两个字是我签的，我用电脑打印出票据后，发现“田毅”这两个字不清晰，我就在票据上做了备注。 6．证人刘晓艳的证言证实：不清楚220万元的事。 我与栾大勇是夫妻关系，他是我丈夫。2014年至2016年他在某人民检察院工作。2014年栾大勇在民生银行开了一张银行卡，我不知道。2014年1月栾大勇在这张民生银行卡进入一笔220万元人民币，这220万元是什么钱我不知道。这笔220万元款项进来后栾大勇没有和我说过。这笔220万元钱栾大勇没有和我说过他购买了理财产品。栾大勇没有和我说这笔220万元理财产品产生了多少收益。这笔220万元款项理财产生的5万多元的收益，栾大勇没有给我及我的家人。我不知道这220万元所产生的5万多元的收益栾大勇干什么用了，栾大勇也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用了。2014年我和我的家人没有做生意收到过220万元的款项。栾大勇没有让我及家人在他的单位报销过我的家庭费用。我没有在栾大勇的单位报销过我家的家庭生活费用。 7．证人田毅的证言证实：因单位行贿被某市检察院处理，缴纳了220万元保证金。 我是北京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我认识某检察院的栾大勇，2014年1月份左右，我们公司北京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因向一汽大众销售公司副总石涛行贿一案，是某市检察院办理的，当时主办我案子的人是栾大勇，之前不认识，因为单位行贿一案才认识他。除此之外与栾大勇再没有任何交集。我与栾大勇及其家人、朋友没有亲属关系。我与栾大勇及其家人、朋友没有做过买卖。我们公司主要做广告、公关，我们公司专注做一汽大众的广告公关。2014年1月，我们北京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曾向某市人民检察院为我交过一笔220万元的保释金。2014年1月份左右，我接到省检察院一汽大众案件专案组工作人员电话，让我去长春配合调查，我到了长春以后，在调查过程中我向省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交代了我代表北京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向一汽大众销售公司副总石涛行贿共计220万元的违法事实，交代完当天晚上就把我带到某市检察院了，在某市检察院大约呆了2天左右，在某市检察院接受调查时，某市检察院工作人员说我涉嫌单位行贿，需要缴纳220万元的保释金，于是我提供单位财物包玉芬的电话，某市检察院工作人员与我们单位财务包玉芬通了电话以后，把电话交给我让我与包玉芬沟通打款，当时我跟包玉芬说：“一会某市检察院会给你一个账号，你就往检察院工作人员提供的账号转款220万元。”随后我就把电话交给了检察院工作人员了。 我让包玉芬给某市检察院缴的这笔220万元是保释金，当时调查期间我在里面很紧张，脑子也很空，当时让我交钱，我没多想就配合把钱交了，后来我和财务说就是罚款。当时我被扣在某市检察院，具体是谁让我交钱的，我不认识，但一定是某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让我给我公司财务打电话通知财务交款时，也有很多某市检察院工作人员在场。我通知公司财务向某市检察院交钱时，我记不清栾大勇是否在场。当时我被扣在检察院，我给财务打电话让财务人员向某市检察院缴款，具体他们怎么缴的我不知情。 我们公司和某（天津）广告有限公司已经有很多年的业务往来，我们是长期的合作关系。我让财务给某市检察院转款220万元，某市检察院或栾大勇没给过我和我们公司任何票据，某市检察院或栾大勇也没有给我和我公司任何保释金票据和罚款票据。我们公司单位行贿一案，我因单位行贿被某市检察院立案，最终法院对我的判罚是判三缓三。栾大勇和某市检察院没有将这笔220万元返还给我或者我公司。我与栾大勇没有其他经济往来。 8．证人包玉芬的证言证实：给某市检察院转款220万的经过。 我不认识某市检察院栾大勇，2014年1月份左右，我原来所在的公司北京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田毅让我转笔钱，当时留的姓名叫栾大勇，除了那个事再与栾大勇没有任何交集。我、我和亲属、朋友与栾大勇没有人和亲属关系。 2014年1月份左右，我接到我原来的公司（北京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田毅的电话，让我往一个账号转款220万元，后来是一个吉林那面的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和我通的电话，给了我账号和账户名，（账号***，账户名栾大勇），我就按照董事长指示将这笔钱转到栾大勇的账号上，在转账的过程中，由于我们某的开户银行对私人打款打不了那么多钱，我就将这笔钱打给多年合作关系的某（天津）广告有限公司，让某公司的股东孟路路帮忙转给栾大勇。刚开始我不知道这笔220万元是什么钱，只是接到董事长电话，我就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事，将钱给转过去。后来见到田毅董事长后才知道是罚款，具体是因为什么罚的我就不清楚了，也没多问。我让孟路路转款，栾大勇没有给我出具过相关手续，我就是按照我们领导的指示转笔钱，田毅、孟路路也没给我相关手续。我根本不认识栾大勇，也没见过他。 9、证人孟路路的证言证实：受田毅委托给栾大勇打款220万元。 我现在只是三个公司的股东，某天下（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某（天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上海某兄弟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我不认识某市检察院的栾大勇，我、我和亲属、朋友与栾大勇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我和栾大勇存在经济往来，2014年1月份左右，我接到北京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包玉芬打来的电话，包玉芬对我说：“北京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田毅给了我一个账号（账号***，账户名栾大勇），往这个账号转款220万元钱，因为某的开户银行对私人打款打不了那么多钱，由某公司打给某（天津）广告有限公司，你帮忙转给栾大勇。”因为这笔钱金额比较大，当时直接转给栾大勇没转过去，我想我是某（天津）广告有限公司的股东，大额资金可以给我自己转，所以我先用某公司的账户将这笔220万元转到我自己民生银行的账号上（账号***），然后通过我个人民生银行账户将这笔钱转到包玉芬给我的栾大勇的账号上。因为当时是田毅董事长交办的事，我也没多问，就帮忙转过去了。出示“孟路路中国民生银行流水，客户账号为***，账户账号***，交易时间2014年1月16日，10点51分，网银转账栾大勇中国民生银行某支行2200000元。”我看过了，就是这笔钱，某的财务包玉芬打到某公司，我用某公司的账号将这笔钱转给自己，随后就转给了栾大勇。刚开始我不清楚这笔钱是什么钱，只是接到某的财务打电话，说田毅董事长让转笔钱过去，我当时就帮忙了，后来见到田毅董事长后才知道是罚款，具体是因为什么罚的我就不清楚，也没多问。我转给栾大勇钱，他没有给我任何票据，我们领导田毅也没有给我。我根本不认识栾大勇，也没见过他，我俩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 10．证人郑海涛证言证实：我是1988年10月至2009年7月历任某市检察院办公室法警，某市检察院书记员，助理检察员；2009年7月至2015年7月任某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科科长；2015年7月至2018年3月任某市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主任检察官；2018年3月至今任某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科员。2014年至2016年我在某市检察院反贪局任侦查二科科长，某市检察院反贪局没有内设财务部门。2014年至2016年某市检察院反贪局当时一共四个科室，分别是三个侦查科和一个综合预审科。各科室负责人：一科科长是高传伟，二科是我，三科是孙大力，综合预审科是栾大勇。我科室司机的费用是科室自己解决。因为当时某市检察院要求办案的干警不允许开车，必须是雇佣司机，所以单位给各个科室都配一台车，司机是科室自己雇佣，司机都是临时工，司机工资由科室自己负责，科室雇佣的司机需要经过院里或反贪局领导同意。我们科室的车辆产生的费用是这样解决的，检察院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给各个科室每辆车每年给过5000元油卡，后来每年给过12000元油卡，也负责车辆的维修费用，但是司机的工资由科室自己负责。各科室办理案件时，对于已经立案交付审判的案件，某市检察院按照每个案件案值大小和工作量给各个科室5000元起金额不等的办案经费。办案费用首先都是各个科室先行垫付，然后拿正规票据拿到单位报销。各科室费用一般都是用办案经费解决，有时候科室报销经费不足时，各科室自行解决。经费不足时，科室科长自己垫付，等下一个案子立案交付审判时，有经费了再把垫付的费用顶出来，我的科室是这么做的，其他科室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我们科室司机的工资是使用院里给的办案经费支付的，其他科室司机的工资是用什么款项支付的我不清楚。我到院里报销办案经费时，我们都是使用油票、差旅票据等报销出来，然后再支付司机工资。我给司机支付工资时，我没有给司机出具相关票据，都是直接给现金。我科室雇佣的司机是梁众，每月1500元左右，具体数额记不清了。我们每个科室司机的工资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科室司机是每月1500左右，其他科室也应该差不多，具体是多少我不知道。某市检察院反贪局不允许各个科室使用涉案款项及涉案款项的收益进行报销科室的费用，我们科室涉案款项，在2015年之前某市检察院没有罚没款暂存账户，有时有的案件没有侦查终结，办案人需要将涉案款项暂时用存折存放在自己名下，待案件办理终结后再将涉案款项返还或上缴。某市检察院不允许使用涉案款项进行理财。某市检察院及某市检察院反贪局的领导不允许各个科室采取违纪违法手段筹措科室经费。我没有采取过其他手段筹措过经费。我们科室经费不足时，我先自己垫付，以后有案件立案，院里给报销费用时，我再用报销经费把这些钱顶出来，我就是这么推着往下干的。 11．证人王大力证言证实：我是1989年7月参加工作，2009年3月至2015年11月任某市反贪局侦查三科科长，2015年11月至2018年3月任某市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副部长，2018年3月至今任某市纪律监察委第三纪检监察室负责人。2014年至2016年我在某市检察院反贪局任侦查三科科长，某市检察院反贪局没有内设财务部门。2014年至2016年某市检察院反贪局当时一共四个科室，分别是三个侦查科和一个综合预审科。各科室负责人：一科科长是高传伟，二科是郑海涛，三科是我，综合预审科是栾大勇。2013年至2015年我科室雇佣司机情况是我科室司机的费用是科室自己解决。因为当时某市检察院要求办案干警不许开车，必须雇佣司机，所以单位给各个科室都配了一台车，司机是科室自己雇佣，司机都是临时工，司机工资由科室自己负责，科室雇佣的司机需要经过院里同意。各科室费用是各科室办理案件时，对于已经立案交付审判的案件，某市检察院按照每个案件案值大小和工作量给各科室5000元起金额不等的办案经费。办案费用首先都是各个科室先行垫付，然后拿正规票据到单位报销。各科室费用一般都是用办案经费解决，有时候科室报销经费不足时，各科室自行解决。各科室经费不足时，科室科长自己垫付，等下一个案子立案交付审判时，有经费了再把垫付的费用顶出来，我的科室是这么做的，其他科室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我们科室司机工资是用院里给的办案经费支付的，其他科室司机的工资用什么款项支付的我不清楚。我到院里报销办案经费时我们都是使用油票，差旅票据报销出来，然后再支付司机工资。我给司机支付工资时，我没有给司机出具相关票据，都是直接给现金。我们科室的司机是康宝林，每月1200左右，具体数额记不清了，我们各个科室司机每月工资应该是不一样。我们科室司机是每月1200左右，其他科室也应该差不多，具体是多少我不知道。 我没有收到过科室是否可以使用涉案款项及涉案款项的收益进行报销科室费用的明文规定，我作为科长期间，我科室没有使用涉案款项及涉案款项的收益进行报销科室的费用情况，其他科室有没有使用涉案款项及涉案款项的收益处理科室的费用我不知道。某市检察院及某市检察院反贪局的领导不允许各个科室采取违纪违法手段筹措科室经费。我没有采取过其他手段筹措过经费。我们科室经费不足时，我先自己垫付，以后有案件立案时，院里给报销费用时，我再用报销经费把这些钱顶出来，我就是这么推着往下干的。某市检察院反贪局不允许使用涉案款项进行理财。 12．证人邓铁会证言证实：我在2014年至2016年任某市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科科长，我科室具体负责单位的车辆、食堂、账务管理及后勤保障，2014年至2016年我单位会计是马文丽，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没有单设账务科，2014年至2016年某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分管我们科室的领导是卞青林副检察长，某市人民检察院公车司机大部分是雇佣的临时工，除行装科外其他科室司机工资都由各科室自行解决。2013年至2015年栾大勇在反贪局综合预审科，栾大勇是科室负责人，2013年至2014年综合预审科的司机叫苏哲。苏哲大概2013年至2014年在综合预审科当司机，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包括反贪局的综合预审科，这些科室司机工资都是由自己科室自行负责，所以苏哲的工资应该由科室自行负责，车辆加油及维修费用由检察院负责。苏哲没有在我单位其他部门开过工资，苏哲的工资应由综合预审科支付，具体用什么款支付我不清楚。 13．证人苏哲证言证实：我2013年5月至2014年末在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预审科担任过司机工作，某市人民检察院没有和我签过劳务合同，就是临时工司机。我当时工资是1200元，由科室负责人栾大勇按月给我开工资。我不知道栾大勇用什么款项给我开的工资，栾大勇给我开工资时没有手续和工资条，某市人民检察院其他部门没有给我开过工资，只有栾大勇给我开过工资。 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栾大勇的供述与辩解：经请示后，将220万元存到个人账户，不知“钱生钱C”是理财产品。 2014年1月，在办理某广告公司单位行贿案中，我是案件承办人，某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月16日立案侦查，经审理，北京某广告公司法人田毅交代了单位行贿220万元的犯罪事实，我院决定对田毅进行取保候审，时任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张泽林让我去办理田毅缴纳保证金事宜。因为我单位没有保证金专户，所以我到某市中国民生银行，用我的身份证开了一张民生银行的银行卡。之后，北京某广告公司工作人员用网银转账方式将保证金220万元打到这张银行卡上。钱打到我卡后，前台柜员说：你以“钱生钱C”的方式存款吧，存到啥时候都可以，还能多得点利息。我没有细想就存上了。我不知道“钱生钱C”是民生银行理财产品，我在办理业务时，民生银行工作人员填的，我没细看就签字了，我以为“钱生钱C”是存款的一种方式。出示“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客户姓名栾大勇，客户账号***账户账号***，开户机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这是我在民生银行开户的银行卡账号，后附业务受理单上“栾大勇”是我本人签字。我现在仔细看了一下业务单据，我才知道是理财产品。我以“钱生钱C”方式共计存了多少钱我不清楚，业务单据都是银行业务人员填的，我没有细看，具体金额我不清楚。 出示：中国民生银行对账单，客户姓名：栾大勇，客户账号***，银行流水，220万元存款中你以“钱生钱C”方式存入219.8万元，其余2000元一直存在卡里，截止到2014年10月15日产生利息5.11499万元，于2014年12月提出现金5万元，余额1139.67元存在银行中，至2019年3月21日，银行账户余额为1120.86元，具体数额以银行原始凭证为准。 大约2014年10月，我们检察院要把这笔钱转到财政账户，是行装科联系的我们科室，我到民生银行办理的转账业务。220万元在卡里存着期间，我请示张泽林、卞青林，他俩都同意将利息作为我科内经费使用，2014年12月份，我将利息5万元取出，这5万元我用一部分支付了科内费用，主要用于购置办公用品。2018年3月，我转隶到某监察委前将余下3万元左右的钱交给王红梅了。我让王红梅跟领导说一下就行了。我在支付科内费用的时候没有票据，我把钱交给王红梅的时候，王红梅没有给我出具收据。没人告诉我这笔220万元款项以理财方式存款。我会积极配合返还获利收入。 时任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张泽林指示我去办理田毅缴纳保证金事宜。张泽林当时告诉我到某市老电影院附近的中国民生银行开户，并让我联系他一个朋友的儿子，这个人在某市中国民生银行工作，具体叫啥名我记不清了。到某市中国民生银行后，用我的身份证开了一张民生银行的银行卡。之后，北京某广告公司工作人员用网银转账方式将保证金220万元打到这张银行卡上。钱打到我卡后，张泽林朋友的儿子对我说，你以“钱生钱C”的方式存款吧，存到啥时候都可以，还能多得点利息，我没有细想就存上了。我不知道“钱生钱C”是民生银行理财产品，我在办理业务时，单子都是张泽林朋友的儿子和民生银行其他工作人员填的，我没细看就签字了，我以为“钱生钱C”是存款的一种方式。 2014年12月份，我将利息5万元取出，交给我们科工作人员王红梅，作为科内经费使用。剩余利息1139.67元还在我这张民生银行卡里面存着，一直没有动。没人告诉我这笔220万元款项谁允许以这种理财方式存款。据我回忆，张泽林是时任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是他让我去办理的，并且卞青林和张泽林也在对田毅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审批表上签字了。这张卡现在在我个人手里。主管我们科室的人是时任某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卞青林。主管财务的领导是卞青林。2018年3月，我转隶到某监察委前交给王红梅的。这5万元我支付了一部分科内费用，余下3万元左右我交给王红梅了。我让王红梅跟领导说一下就行了。我在支付科内费用的时候没有票据，当时我把钱交给王红梅的时候，王红梅没有给我出具收据。 庭审中供述，支出的利息款5万元一部分用于支付了科室内雇佣司机的费用。 经审理查明：受贿罪犯罪事实：2015年8月，时任某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主任检察官的被告人栾大勇与该部承办检察官艾朝日（另案处理）在办理松原市某局单位受贿案件对单位副局长韩松讯问时，二人向韩松索要训练用山地自行车。而后，时任松原市某局局长李大伟（另案处理）与韩松为了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得到帮助及逃避或减轻处罚，遂让该局竟训中心时任主任候四华从北京八一自行车队教练付廷德处以人民币2万元购买两辆魔迅牌自行车，送给被告人栾大勇及艾朝日。 2015年8月，李大伟为逃避或减轻处罚，通过韩松在松原市丽豪酒店送给被告人栾大勇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栾大勇将上述钱款收下后用于个人花销。 案发后，松原市宁江区监察委员会收缴被告人栾大勇赃款人民币6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证据来源说明：卷3册16-24页、32-60页、62-84页复印于艾朝日案调查卷宗。 2．提取笔录、出差报销凭证：证实艾朝日、栾大勇于2015年7月26日、8月11日、8月19日、9月2日来松原出差的情况。 3．韩松、邹继成单位受贿一案副卷：2016年5月13日，某市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决定书中，关于韩松、邹继成单位受贿一案的补充提纲中，提出查清李大伟是否为此案同案犯，如为同案是否应一并起诉。 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会议记录（2016.7.13）：会议议题邹继成、韩松单位受贿案。主持人孙涛，出席人员：卞清林，车吉林，陈钢，徐新禹，王鹏敏，张连山，李艳，张树斌。列席：秦学源，张泽林，赵德春，郭子峰。汇报人杨虹。案情：2012年吉林省松原市政府采购中心为松原某局公开招标采购某健身器材设备，在招标前，时任松原社会某指导中心副主任的邹继成联系吉林省奥瑞特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法人王小兵，王小兵提出如果松原市某局帮助其中标，其公司给予松原市某局一定回扣。邹继成向时任松原市某局副局长的韩松进行了汇报，韩松表示同意，邹继成帮助王小兵中标。2013年1月，邹继成从奥瑞特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收取回扣款301000元，此款为松原市某局购买本田奥德赛小型客车一辆。2014年，松原市政府采购中心为松原某局公开招标采购某健身器材设备，邹继成、韩松又以同样的方式为松原市某局收受奥瑞特健身器材有限公司回扣款185000元。韩松、邹继成实施了单位受贿的行为，鉴于为单位谋取利益，得到的钱款也用于单位购买训练用车，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态度好，拟对松原市某局及直接责任人员韩松、邹继成相对不起诉，提请检委会讨论。决议：拟对邹继成、韩松作相对不起诉，提请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召开人民监督员会议监督。 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会议记录（2016.7.27）：主持人车吉林，出席人：陈钢、徐新禹、王鹏敏、张连山、李艳、张树斌。列席秦学源。汇报人杨虹。议题邹继成、韩松单位受贿案。该案2016年7月26日经长春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会议审议后，同意对邹继成、韩松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决议：对犯罪单位松原市某局作相对不起诉，对被告人邹继成、韩松作相对不起诉。 18.5万元罚没款票据。 立案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2015年7月28日，某市人民检察院对邹继成、韩松单位受贿罪一案立案侦查。2015年8月14日对邹继成取保候审。2016年7月28日对邹继成作相对不起诉。 4．乾安县法院（2018）吉0723刑初149号刑事卷宗复印件：2018年2月5日，乾安县人民检察院对李大伟涉嫌贪污、受贿、单位受贿罪一案立案侦查。乾安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对单位行贿及2015年收受杨方50万元的受贿事实予以认定。 5．忏悔书：姓名，栾大勇，200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职于某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科员，因涉嫌受贿，于2019年3月13日被松原市宁江区监委留置。 我已向组织交代了我的犯罪行为：2015年8月初的一天，因办理松原市文体新局单位受贿案中，我在侦查取证的过程中，住在松原市丽豪商务酒店，在一天上午，韩松用座机打入我房间内线电话，他提出要上楼见我，我没有拒绝，不一会儿，他上楼，我打开房间门，他把一个纸拎兜放进门内就走了，之后我翻看纸拎兜，里面有人民币5万元，是5沓面值百元票面的。这五万元钱被我日常生活花销了。后来又收受松原市文体新局自行车一辆。 2014年1月，在办理北京某广告公司单位贿赂案时，我将涉案款项200万元，转到我个人民生银行账户内后，我购买了“钱生钱C”的理财产品，到2014年10月，我将220万元转到某市财政局罚没款专户，产生的5万多元元利息，2014年12月，我支出5万元，用于支付我科室的一部分费用，余款2.9961元，2018年3月，我交给某市检察院反贪局内勤王红梅。 我现在向组织真诚悔过，我是一名党员，是一名多年从事检察工作，现在转隶于监察委工作的党员，我热爱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一名中共党员而感到骄傲，我遵从于党的宗旨，愿为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但我却违背了党对我多年的教育，没有净化好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理想信念动摇，在金钱面前被打倒，而收受他人财物，走向了犯罪道路。因为自己的行为玷污了组织的纯洁性，给组织蒙羞，在同志面前抬不起头来，当我想到慈爱的老父亲的谆谆教导：“儿子，你可不能出问题啊。”当我想到女儿曾经用一种仰慕的眼神看到她心目中“检察官”形象的父亲，当我看到亲友用一种羡慕的心态看着我的家庭时，我的心如刀绞，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我的家人，对不起多年来辛苦培养我的组织！ 我是十八大以后仍没有收手而犯罪的党员，是给组织抹黑的一只“苍蝇”。我没有更恰当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卑劣行为。我是一名执法者，而却违背良知，违背党性原则，违背工作纪律，违背一名党员应遵守的廉洁准则去触碰法律，走上今天的犯罪道路。痛定思痛，是一种贪念摧毁了自己，是一种侥幸的心理埋葬了自己。我接受组织的调查处理，用自己的恶劣行为教育他人，警醒他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要时刻保持一名党员，一名公职人员的廉洁性。用再多的语言也无法描述我的悔过之意，我感谢组织对我的审查处理，及时挽救了我的人生。我将以此痛改前非，老实做人，踏实做事，以全新的自我开始新的人生。 6．公务员登记表、入党申请书、干部履历表：证实栾大勇工作履历，系中共党员。 7．现实表现：证实被告人栾大勇的年龄，无前科劣迹。 8．提取笔录、转账单：市监委调取付廷德三星手机及购买自行车的转账单据。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韩松的证言证实：艾朝日要两辆自行车，跟李大伟汇报后，由侯四华落实买车并邮寄到某市，两辆自行车价格2万元。 2015年8月份，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在移送审查起诉前，侯四华跟我说：“艾朝日看咱们训练用车挺好，他们想要两台自行车。”我跟李大伟说了之后，李大伟说：“让侯四华办吧，别差这点钱了。”我就让侯四华跟艾朝日那边联系，负责买车、送车的事。具体买车的事都是侯四华经手办的，买车的钱也是侯四华那边出的。后期侯四华告诉我说车已经给艾朝日他们邮到某去了，具体侯四华没有跟我说邮给谁了，我也没问。 侯四华跟我说这两台自行车花了2万元。我不知道这笔2万元是否在单位核销了，从分工角度说，侯四华单位的账是独立的，他可以跟我汇报也可以跟李大伟汇报，但侯四华没有跟我说过这笔2万元怎么核销的。我不知道这两台自行车是什么型号牌子，艾朝日没有将自行车归还。侯四华和艾朝日以前不认识，就是用过办我们单位这个案子认识的。 我在某吉海洗浴给艾朝日送5万元人民币，我就回到松原了，回到松原后，我和李大伟见面后说了我给艾朝日送钱的过程，同时我跟艾朝日的对话我也跟李大伟说了。8月上旬，栾大勇和艾朝日再次来到松原调查，住在丽豪商务酒店，让我配合帮忙联系人，在艾朝日的房间唠嗑的过程中，具体房间号记不清了，当时栾大勇也在场，艾朝日跟我说：“李大伟也不上量子，是不是觉得他自己没啥事啊。”当天晚上我去李大伟家，跟李大伟学了艾朝日说的话，李大伟说这不是要钱吗，李大伟让他妻子崔晶霞从卧室拿了10万元，崔晶霞给我这笔10万元钱时，这笔10万元现金分两个包，都是用报纸包着了，放在两个包装袋里了，一个包装袋5万元。由于李大伟是我的领导，再者我是求人办事，我也挺相信李大伟的，我当时也就没有打开过一遍数，具体什么样式的包装袋现在记不清了。李大伟让我把这笔10万元钱送给艾朝日和栾大勇，跟我说：“你给他们每人5万，我就不见他们了，就说是我给的。”第二天上午，我给艾朝日打电话说：“咱们能不能见个面，李大伟让我来看看你，给你点东西，”艾朝日也听明白了，他说：“我在外面有事，你把东西放在我房间的床头柜吧。”我找到丽豪商务酒店的服务员，让服务员把艾朝日的房间门打开了，我进到房间把5万元钱的袋子放在房间的床头柜上，就和服务员一起离开了。我从艾朝日房间出来后，我敲了敲栾大勇的房门，栾大勇打开房门，我把装有5万元的袋子放到门里，我对栾大勇说：“这是李大伟给你的。”我没等他说话转身我就走了。艾朝日和栾大勇怎么处理这些钱我就不知道了。 2．证人侯四华的证言证实：韩松说艾朝日要两台自行车，自己联系付廷德花了2万元购买并邮寄的经过。 2013年12月份至今我是松原市社体中心副主任、主任。2015年8月份，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韩松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就我俩人在场，韩松跟我说：“某市检察院办案人看咱们单位的自行车挺好，想要整两台，你帮忙联系、联系。”这样我就按照韩松的要求，打电话联系的北京八一队自行车教练付廷德，我跟付廷德说：“我们局里要买两台好一点的山地车，”付廷德说可以。付廷德没有问我买自行车干什么用，我就跟他说买两台自行车，我单位局里用。过了一个月左右，我给付廷德打电话，问他自行车是否买到，付廷德说：“准备完了，自行车邮寄到哪？”我说：“别往松原邮，我把收货地址给你”。之后我用手机短信的方式把收货地址和收货人姓名及联系方式发给付廷德。 你们出示的从付廷德手机提取的短信记录：2015年8月20日，某医院，王术丰收，电话***,14:57。这条短信就是我给付廷德发的邮寄两台自行车的收货地址和收货人的信息，收货地址、收货人和联系方式就韩松通过纸条的方式给我的。付廷德发完货后，就给我打电话说：“货按照你说的地址已经发出去了。”过了挺长一段时间，我给韩松打电话，告诉他自行车已经发到某那边了，并告诉他这两台自行车花了2万元钱，这笔钱还没有给付廷德，是付廷德垫付的。2015年，付廷德到松原查干湖指导松原自行车队赛前集训时，我给了付廷德2万元现金。这笔买自行车的2万元是用单位小金库资金支付的。付廷德买的是魔迅牌自行车，型号27.5，包括头盔和骑行服。通过付廷德，我就给某市发过这一次。除此之外，我没给某市检察院发过货物。我是按照韩松指示发的货，没有直接发给某市检察院我说不清原因。给艾朝日买这两台自行车，因为我们单位韩松和邹继成涉案了，韩松让我发的，我才让付廷德往某发了2台自行车。 我之前不认识栾大勇和艾朝日，就是他们给我取过材料后我才知道有这两个人，他们具体在单位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我与艾朝日和栾大勇没有经济往来。我知道某市医院。自行车就是发到这的，但收货人是谁我不知道，通过你们出示的短信，我才知道收货人是王术丰。王术丰、艾朝日、栾大勇都没归还自行车。我与我的家人与王术丰、艾朝日、栾大勇不认识，没有经济往来，没通过电话。 3．证人李大伟的证言证实：韩松说艾朝日要两台自行车，让侯四华去办。艾朝日点韩松说自己不露面，自己给韩松拿了10万元，让韩松给栾大勇和艾朝日送去。 艾朝日向我单位要过两台自行车。2015年8月份中旬，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在我办公室，韩松跟我说某市检察院的艾朝日相中了我单位的自行车了，我当时说：“让侯四华办吧，别差这点玩意了。”具体给艾朝日买车的事都是韩松和侯四华办理的，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事后我也没有问过韩松。韩松这人非常本分，他办事我放心，我安排的事他从来没走样过。韩松说这两台自行车花了2万元。自行车是什么型号牌子我不清楚。艾朝日没有把车归还。要自行车是因为某市检察院在办我们单位的案子，自行车是艾朝日向我们要的。 2007年4月份至2014年1月，任松原市某局，2014年1月至2017年1月，任松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任松原市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2015年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因受贿案被某市人民检察院立案调查过。2015年7月27日，长春奥瑞特公司给我单位，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原松原市文体局）拿回扣的事出事了。某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到我单位调取相关材料，当天韩松代表单位配合某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我单位现金员邹继成当天被某市人民检察院带走了，第二天单位就传出邹继成被某市人民检察院以单位受贿罪立案并刑事拘留了。2015年8月初，某市检察院把韩松也立案了。立案理由是单位受贿罪，回来后韩松跟我详细的汇报了这件事，韩松跟我说没想到这也是犯罪了。过了没几天，栾大勇和艾朝日再次来到松原调查，住在丽豪商务酒店，找韩松取了笔录，当天晚上韩松到我家跟我说，栾大勇和艾朝日住在丽豪宾馆，艾朝日单独跟他说：“李大伟也不露面啊，是不是觉得他自己没啥事啊”。我说这不是要钱吗，这不是点我呢吗，之后我让我妻子崔晶霞从卧室拿了10万元，这10万元分两个包，每包5万，百元面值的。我把钱交给韩松，让他转交给艾朝日和栾大勇，我跟韩松说我就不自己出面了。韩松送完钱后告诉我钱已经送了。具体韩松是怎么送的这笔5万元人民币的经过我不知道，韩松没有和我说，我也没有过问。艾朝日、栾大勇没有把钱返还给我及我的家人。 王小兵给我们单位一共两笔回扣共计486000元，用于单位支出了，这事某市检察院已经把韩松和邹继成立案处理了，但是他俩没说我，我也做工作了，没处理我。韩松当时跟我汇报这事了。还有虚假购买器材的返回款45万元。30.1万元邹继成拿回来后，直接入到于力卓保管的小金库账里了，45万元交给侯四华，用于购买训练器材，18.5万元给邹继成6.4万元处理费用，剩下12.1万元我花了。30.1万元用于零散花销，当时在某市检察院取证时找不到一整比30.1万元的合理支出，当时正好在海南购车花了30万元左右，所以在某市检察院取证时就用这笔钱顶从王小兵手拿回扣款的事了。奥瑞特公司提回扣的事就是我和韩松决定的，没开会研究。某市检察院查这事的时候，我们做工作了，2015年7月28日，奥瑞特公司给某局拿回扣的事出事了，我单位邹继成被某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某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到我单位财务调取相关材料，并找韩松调查取证，检察院工作人员也把于力卓手中保管的小金库账本拿走了。邹继成被刑事拘留后，我找我单位的刘承辉，让他找他的同学吉林省检察院监所处检察官张伟打探消息，准备捞人。我让李闯开车拉着刘承辉拿着15万元去长春找张伟，这15万元是我借黄伟10万元，侯四华5万元，后来邹继成用小金库的钱还的黄伟、侯四华。2015年8月1日，某市检察院把韩松立案，案由是单位受贿，后来韩松跟我详细汇报了这件事，韩松说没想到这是犯罪了，某检察院的艾朝日暗示韩松要找人做工作，我说那就赶紧找人花钱整，只要收钱就好办。之后韩松给艾朝日送了5万元，后来韩松说他可能判个缓刑，判缓刑公职就没了，一辈子白干了，我当时也挺害怕。过了没几天，栾大勇和艾朝日来松原调查，找韩松录笔录，当天晚上韩松到我家跟我说，栾大勇和艾朝日住在丽豪宾馆，艾朝日单独跟他说：“李大伟也不露面，是不是觉得他自己没啥事啊。”我说这不是要钱吗，这不是点我呢吗，之后我让我妻子崔晶霞从卧室拿了10万元，这10万元分两个包，每包5万元，百元面值。我把钱交给韩松，让他转交给艾朝日和栾大勇，跟韩松说我自己就不出面了。韩松送完钱后告诉我钱已经送了。 2015年8月14日，邹继成被取保后，韩松又跟我说艾朝日向他暗示了，这件事光他俩还不行，他们上边还有领导，如果领导让往下查，他们还得查，时间不多了，让抓紧办。我就想办法联系了某市检察院常务副院长卞清林，我记得是周六，我带了20万元，李闯开车拉着我、刘承辉和韩松一起去某找卞清林，到某后我给卞清林打电话，卞清林没有接电话，最终没见到卞检。 邹继成取保时，艾朝日让韩松给邹继成带话，说邹继成没有表示，所以邹继成拿了5万元给韩松，让韩松给艾朝日送去，送完钱后韩松跟我说，艾朝日告诉他必须赶紧找人，要不就来不及了，下周一之前怎么也得找到凌达，下周一领导去市里研究这案子，定调子，如果定下来我们也没有办法了。我当时决定直接去长春找张伟，在临河街靠近三环的饭店，具体名字记不清了，在饭店里，韩松、刘承辉和我都在，张伟给一个长春市检察院的人打电话后，和我们说下周一研究案件有这个事，但是除了某市检察院办案人员、长春市检察院不只他一个人参加，还有一个反贪局局长参加，是不是需要打招呼，我让张伟具体安排协调这事，给了张伟10万元，之后我们就回松原了。过两天，卞清林、栾大勇、艾朝日又来松原找韩松调查，韩松回来后告诉我卞清林在丽豪宾馆住，第二天早上我就去宾馆见卞清林，我跟卞清林说：“卞检前一段对我们挺照顾的，下一阶段也得继续关照。”卞清林说：“钱都是单位花了，咱都是机关干部，能照顾肯定照顾。”之后我给卞清林拿了10万元，这笔钱是我从家里拿的现金，都是百元面值。 又过了几个月，我让刘承辉找张伟问问案件进展情况，刘承辉回信说张伟说还得20万元，我和韩松决定这20万元就用邹继成手里的账外款处理。让李闯开车拉着刘承辉和韩松去长春给张伟送钱，送了20万元买回来后，韩松告诉我钱收下了，张伟告诉我们这个事不能急，等新的司法解释出来可能就没事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刘承辉和韩松跟我说，张伟那边来信了，都沟通完了，得需要点钱，还得50万元。我和韩松说太多了，这事啥时候是头，刘承辉跟我和韩松说：“张伟说这个钱是最后一次了，如果上法庭的话，罚款你也得这么多钱。”我问韩松，他和邹继成还能张罗多少钱，韩松说他没钱，他用李猛手里账外款15万元，韩松让邹继成张罗15万元，韩松说他和邹继成一共张罗30万元，我说差20万元我出，这样我就把20万元交给邹继成了，一共凑了50万元。让李闯开车拉着刘承辉和韩松去长春给张伟送钱。张伟告诉我们这个案子马上就有消息了，回去等信吧。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接到某市检察院的通知，韩松和邹继成就被某市检察院定罪不起诉了。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前，韩松跟我说某市检察院的艾朝日相中了我单位的自行车，让我整两台，之后我直接打的电话告诉侯四华给整两台，具体都是韩松和侯四华办理的。 给某市检察院和省检察院的相关人员送钱，我一共拿了50万元，第一次在邹继成立案后，我拿了10万元让韩松送去处理了，第二次在邹继成被取保候审后，我在长春给张伟10万元钱，在松原给卞清林10万元钱，第三次在某市检察院做出不起诉之前，我拿了20万元钱交给刘承辉送礼了。这三次行贿50万元，第一次10万元和第二次20万元现金都是家里平时积蓄，第三次20万元是我收受杨方的50万中出的钱。2015年松原市某局和松原大学联合在松原大学院内建某场，作为松原市某局下属体校的办公场所。这项工程由杨方承建。在这项工程招标时，杨方找我说要干这个工程，我当时答应了。由于我帮助，杨方顺利中标了这项工程，杨方为了表示感谢，在2016年五月节前给我送了50万元。其中20万元行贿了，剩下30万元用于日常花销。 4.证人刘晓艳的证言证实：不知道栾大勇的违法行为。 与栾大勇是夫妻关系，他是我丈夫。2014年至2016年他在某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他在某市检察院工作期间他没有和我说过有违法乱纪行为。2015年7月至2015年12月，我不知道他主办了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单位受贿案，他也没有和我说过。在办理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单位受贿案期间，栾大勇没和我说过收过涉案人员的5万元人民币和一辆魔迅牌自行车。栾大勇有一辆自行车，栾大勇跟我说是借朋友的，具体借谁的我也不知道。这辆自行车是什么牌子的我不知道，现在在哪存放着我也不知道。栾大勇没有让我及家属向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和相关人员返还过钱和自行车。 5．证人王术丰的证言证实：替艾朝日接收了两台自行车。 我是某市医院的院长。某市医院只有我这一家。我认识某监察委的艾朝日，我俩是高中同学。我不认识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的任何工作人员。我不认识八一队自行车教练付廷德，我及我的家人和付廷德没有经济往来。我及我的家属和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的李大伟，韩松，候四华，邹继成等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没有经济往来，我及我的家属不认识他们。2015年8月下旬我没在付廷德那里购买过自行车。出示：付廷德的***手机号2015年8月20日14:57:46短信信息：“某市医院，王术丰收***”此条信息上的内容是我的，因为某市就一家医院，我在医院工作，地址是我的地址，王术丰是我的名字，手机号***也是我的手机号。2015年8月份的时候，我在某市医院收到过2台自行车。这两台自行车不是我自己购买的。2015年8月的时候，艾朝日和我说过他有两台自行车邮寄到我这，自行车邮到时候让我通知他。8月下旬的一天，自行车邮寄到我这了，我就给他打电话，说自行车到了。艾朝日就过来将两台自行车都取走了。这两辆自行车是不是艾朝日他自己购买的我不知道。后来我看见过艾朝日骑了一辆自行车，他和我说他骑的这辆自行车就是当时邮寄过来的两辆自行车中的一辆。另外的一辆我不知道他给谁了。他骑得自行车是什么牌子的我不知道。颜色是红白相间的，白色居多。现在艾朝日骑的那辆自行车在我的车库里放着。另外一辆我不知道在哪里。我认识栾大勇，知道他是艾朝日的同事，我没和他单独接触过。 6．证人付廷德的证言证实：侯四华从自己处花了2万元购买了2台自行车。 我是八一队自行车教练员，我认识侯四华，我是通过国家某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韩部长委派到松原某局支教期间认识的侯四华。侯四华通过我购买过两台自行车。 2015年8月下旬，我记得应该是夏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侯四华给我打电话说：“付教练，你帮我买两台山地自行车，定好了给我打电话，”我当时答应了侯四华，之后侯四华就通过手机（号码***）短信把收货人的地址和姓名发到我的手机里了，收货人的地址是某市医院，收货人姓名是王术丰，电话***，收货人的地址和姓名现在还在我手机里保存。由于我是自行车教练，经常有人找我联系买自行车，所以在2013年我自己就进了7台自行车，心思有人找我买自行车的话可以挣点差价，侯四华在联系我买自行车时，我当时就决定把我之前库存的自行车卖给侯四华。这样在当天下午，我开车拉着两台魔迅牌自行车、两套骑行服和两个头盔到北京石景山区邦德物流古城网点把货物发给了侯四华指定的地址和收货人。发物流时，我是用我的名字发的货，当时留的是我手机号（***），我现在手机里没有发物流的相关信息了，发完物流后我告诉侯四华货发过去了。这两台自行车是魔迅牌的，型号是27.5，具体什么颜色记不清了。当时这两台自行车我以2万元钱的价格卖给侯四华。2015年我到松原查干湖指导松原自行车队赛前集训时，侯四华当面给我2万元现金。附有转款凭证。2013年9月30日转给刘钟择10万元。 7．证人艾朝日的证言证实：韩松主动提出给送两台自行车。 在办理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单位受贿案期间，收受过一台自行车。2015年8月，我在办理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单位受贿案期间，有一次我和栾大勇两人正在给韩松取笔录，栾大勇问韩松：“你局有什么某项目在全国比较出名。”韩松说：“我们局的自行车和冰雪项目比较有名，你们俩都有什么某爱好？”栾大勇说：“平时爱玩乒乓球、羽毛球和徒步。”我说：“我没什么爱好。”韩松说：“自行车运动比较好不伤膝盖，给你们俩整两台自行车，你俩骑着玩吧。”我说：“我也不锻炼，不用给我整。”栾大勇没表态。韩松接着问：“我把自行车邮寄到哪里？”栾大勇对我说：“自行车邮到咱们单位不好，邮到你同学王术丰开的医院吧。”我说：“那就邮那吧。”然后我就把地址和收件人及电话号码都提供给韩松了。韩松说：“你们不用管了，我让侯四华给你们安排。”侯四华我见过一次面，他是韩松单位的工作人员，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不知道。我提供给韩松的收件人、具体地址和电话号码是：收件人王术丰，地址某市医院，***。王术丰他家开了一所私立医院，医院名字叫医院，他任院长。某市有这一家医院。我和王术丰是高中同学。我提前跟王术丰说：“我有点东西要邮寄到你那，东西到了你告诉我一下。”过一段时间后，王术丰给我打电话说：“你邮的东西到了，你过来取一下。”我到那一看，有个大木头箱子，打开木头箱子，里面是两辆未组装的自行车，我和栾大勇在某市江源宾馆对面的自行车行将自行车组装了。组装完后，我和栾大勇一人分一台，里面有两个头盔，我俩一人一个。这两台自行车当时我不知道啥牌子，后来我到网上查了才知道是魔迅牌的，我骑得那辆颜色是白红相间的，白色居多，栾大勇红黑相间的。这辆自行车现在存放在王术丰的车库里。出示：付廷德的***5手机号2015年8月20日14:57:46短信信息内容：“某市医院，王术丰收***”此条信息上的内容和我留给韩松的邮寄地址一样。我不认识八一队自行车教练付廷德。我没在付廷德那里购买过自行车。我收受这辆魔迅牌自行车后，没和妻子及家人说过，也没和别人及单位领导说过。这也不是光彩的事情，我就没告诉任何人。如果我不是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单位受贿案的案件承办人，他们不会给我送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我及我的家人没有退还给相关部门及人员。我会积极向组织返还自行车。 三、被告人栾大勇的供述与辩解：供认受贿5万元及一辆自行车。 2014年至2016年，我在某市人民检察院工作。2014年至2015年任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审查科科长。在某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期间，我存在经济问题，在办理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单位受贿案期间，收受5万元人民币。2015年7月，某市人民检察院受理了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的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单位受贿案，此案由我、艾朝日作为承办人，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发现原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涉嫌单位受贿。经某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时任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韩松等人以涉嫌单位受贿罪立案。2015年7月立案，具体日期记不清了。立案后，2015年8月初，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由原某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卞青林同志带队，我、艾朝日一同前往松原市进行调查。我们住在松原市宁江区丽豪商务酒店。入住松原市宁江区丽豪商务酒店后的两三日那样，我记得是早上，韩松用丽豪商务酒店的座机打到我房间的座机说，他要上来见我一下，我没有拒绝。韩松就上楼了，我打开房门后，韩松将一个纸拎兜放到门里，就走了。韩松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他转身就走了。他走后，我翻看纸拎兜，里面有成沓的百元面值人民币5沓，用报纸包着，共计5万元。我当时心情很忐忑，但还是收下了，放到我的旅行箱里拿回家，被我日常花销了。我一直认为是韩松给我的。包装这5万元人民币的报纸和纸拎兜被我随手扔掉了。收到这5万元人民币后，我没和妻子及家人说过，也没和别人说过，没和单位领导说过。因为这是涉嫌犯罪的行为，也不是光彩的事情，我就没告诉任何人。这5万元人民币我用于自己的日常花销了。韩松给我5万元钱，因为我是承办他们单位受贿案的承办人，让我照顾他以及单位的利益，减轻处罚。在实际工作中，我在案件的进度上给予了照顾。 我或者我的家人与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的涉案人员之间不存在经济往来。如果我不是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单位受贿案的案件承办人，韩松不会送给我5万元人民币。这笔5万元人民币我及我的家人没有退还给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单位受贿案涉案人员及其家属。我现在会积极配合调查组如实坦白我的犯罪事实，并积极返还赃款。 2015年7月在办理松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松原市某局）韩松、邹继成单位受贿案。我是主任检察官，艾朝日是承办检察官，办案组由卞青林带队。案件在侦办过程中，我和艾朝日曾经向卞青林副检察长请示过，是否对李大伟立案，卞青林答复说：“李大伟如果没有其他的犯罪事实，暂不立案。”在退补时，我也没有坚持对李大伟进行立案，在这个案件的办理中，我虽没有对李大伟立案的决定权，但是作为主任检察官，没有坚持办案原则，片面服从领导的意见。如果我不是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单位受贿案的案件承办人，涉案人不会送给我5万元人民币。 2015年8月末，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天接近中午下班的时候，艾朝日给我打电话，让我到某市医院。到那之后，艾朝日说松原那边挺讲究，买了两辆自行车，给咱俩每人一辆。现在自行车已经发到了某市医院。我到医院后，我和艾朝日用医院的车将自行车拉到某市某大街与健康路交汇的路口东南角“永久牌”自行车销售点进行了组装。自行车的牌子是“魔迅牌”，是打箱邮寄到某市医院的，一辆红黑相间色，红色居多的，一辆红白相间色，白色居多的，我要的是红黑相间色，另一辆艾朝日要了。我收受这辆魔迅牌自行车后，没和妻子及家人说过，也没和别人、单位领导说过，因为这是涉嫌犯罪的行为，也不是光彩的事情，我就没告诉任何人。 上述证据，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栾大勇犯挪用公款罪的指控，经查，2014年因某市人民检察院没有保证金账户，被告人栾大勇于2014年1月16日将涉案保证金220万元存入民生银行某市支行其个人储蓄账户。于同日在民生银行某市支行申请签约一站通综合金融服务申请单，申请办理了“钱生钱C”理财产品购买协议，将涉案保证金220万元中的2198000元购买了民生银行某市支行“钱生钱C”理财产品。（民生银行提示：“钱生钱C”是一款开放式人民币现金理财产品。客户签约“钱生钱C”后，将按约定条件自动触发理财产品购买，每笔理财本金最长持有期为一年，持有期间内可根据本人资金需要随时对理财资金进行全部或部分提前赎回，提前赎回的理财资金按实际持有期来选择对应利率为客户计算客户收益）被告人栾大勇于同年10月15日，将涉案保证金220万元从民生银行某市支行转入待报解预算收入某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账户。在民生银行某市支行存款期限为10个月，共获得利息为5.11499万元。同年12月16日，被告人栾大勇将利息款中的5万元支出后，一部分用于公用支出（给科室雇佣司机支付工资），剩余款项2.9961万元，于2018年3月转隶到某监察委时，交给了某市检察院反贪局。上述事实有被告人栾大勇的供述，公诉机关向本院出具的某市人民检察院的情况说明、证人郑海涛、孙大力、邓铁会、马文丽、苏哲、王红梅等人的证言及相关书证在卷予以佐证。综上，被告人栾大勇将涉案保证金220万元中2198000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不具有导致单位丧失公款的危险性，且其将涉案利息款转出后，未用于个人谋取私利，没有侵犯公共财产的收益权，其行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故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栾大勇犯挪用公款罪的指控，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被告人栾大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索取他人财物，作案1起；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作案1起，赃款共计人民币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被告人栾大勇有索贿情节，对其依法予以从重处罚。庭审中，被告人栾大勇能够自愿认罪，属有悔罪表现，且涉案赃款已全部予以收缴，对被告人栾大勇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2020）第五次会议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栾大勇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开始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刑期自2019年3月13日始至2020年5月12日止）。 二、涉案违法所得人民7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已追缴完毕）。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上诉于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八份。 审 判 长  路 平 人民陪审员  徐淑清 人民陪审员  崔花江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