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志东，男，196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太原市居民，无固定职业，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晶，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豪嘉，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阳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法定代表人：田柳光裕，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启龙，北京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宝刚，北京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住所地太原市南中环街529号A座17层04-09室。负责人：松井孝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启龙，北京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宝刚，北京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志东与上诉人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滑油公司”）、被上诉人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以下简称“润滑油太原公司”）因劳动争议纠纷因纠纷一案，均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润滑油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27号民事判决，改判决驳回胡志东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胡志东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在胡志东社保费缴纳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上诉人长期未能直接为胡志东缴纳社保，是由于胡志东基于退休后享受国有企业退休待遇、防止上诉人中途解散清算时，无法再回到原单位工作，从而拒绝办理社保关系的转移所致，与上诉人能否接收人事档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详细理由如下:（1）上诉人职工档案关系由当地人才中心负责，不存在无法接收的问题；（2）上诉人其他绝大多数的职工都在入职时办理了社保关系的转移和建立，不存在任何障碍；（3）实务操作中个人办理档案存档的人员，也完全可以在用人单位缴纳社保，社保的缴纳和档案的管理没有必然联系；（4）胡志东在与上诉人签订的《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中确定的确认:“虽经甲方要求，但乙方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并强烈希望由乙方原单位为其继续缴纳社会保险”，因此社保关系的未能转移责任完全在胡志东自身；此外，一审判决中误将社保费承担的开始日期写成“2000年1月1日”，实为“1997年4月1日”。胡志东已经签订了该协议书，而一审判决中错误认定为“原告胡志东拒绝签订该协议”。综上，一审在事实认定中存在明显错误。二、胡志东开具的社保缴费证明与上诉人出具的社保缴费明细条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胡志东系按照上诉人向胡志东出具的五险各项缴费基数及费率的明细条中显示的月缴费基数和五险的相应缴费费率，“据此”开具相应的缴费证明。但事实情况应为，上诉人向胡志东出具的显示有五险各项缴费基数和费率的明细条是向胡志东告知其通过原单位缴纳社保时应当采用的正确的缴费基数和费率之目的。根据目前我国缴纳社会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在胡志东要求通过原单位继续缴纳社保的情况下，上诉人根据胡志东在上诉人工作期间的工资等数据，及时告知其应当采用的正确基数和费率的行为，是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避法律风险的必要举措。胡志东理应据此与原单位协调，按照上诉人要求并告知的社保缴费基数和费率缴纳社会保险。并且胡志东在双方签订的《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中明确承诺，“每月确实自甲方收到了社保费并自觉履行了转交乙方原单位的义务，无存在擅自不交或少交的情况。”此外，在该协议书中也明确约定，甲方（上诉人）同意承担的是“社会保险费用的成本支出”。但事实情况是胡志东采用欺骗手段，不仅未按前述要求缴纳社保，而且开具虚假证明以骗取上诉人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性质相当恶劣。也就是说胡志东并不应当是按照上诉人告知的社保基数和费率“据此开具缴费证明”，而应当是按照其上诉人告知的社保基数和费率“据实开具缴费证明”。判决书中表述的“原告开具的社保费缴纳证明与被告出具的根据原告实际工资计算的缴费明细完全一致”不仅无法证明胡志东获得社保报销费用的正当性，反而说明了胡志东欺骗上诉人，开具虚假缴费证明的事实。上诉人认为，诚实信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并作出公正法律判决所应当彰显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基本取向不应受到劳动争议中所谓“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更不应受到所谓“确保社会稳定”等理由的左右。一审作出“胡志东据此开具缴费证明并无过错”的认定恰恰是给予了胡志东有违诚信、开具虚假证明欺骗行为以正面的评价，属于基本理念和原则的错误。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高屋建瓴，站在维护公平正义，宣传诚实信用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对胡志东的欺骗行为作出应有的负面评价。三、上诉人的社保费损失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原告未按实际工资收入情况缴纳社保的行为，并未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严重混淆了企业个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相互关系。诚然，上诉人只要按照胡志东的工资水平，根据社保费用缴纳的相关规定，支付了社保费用，无论是直接支付给社保缴纳经办机构还是报销给胡志东个人，对于上诉人个体来讲的经济支出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社会保险体系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按照规定通过社保经办机构缴纳社保费用是每一个企业和公民的应尽义务.胡志东违背双方之间签订《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中的约定，擅自将差额（原单位支付的社保费与上诉人支付的费用之间的差额）据为己有的行为，不仅有违诚信，更是对于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的违反，使得“社会保险收入”这项公共利益收到损失。如果每个公民都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那么我们社会的良性运转将无从谈起，社保费收支差额缩小的不利局面将难以改善。也就是说，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仅以上诉人个体的社保费支出是否存在损失而做出价值取向的判断，是极其偏颇和危险的。应当从“国家的社会保险费收入是否受到损失”这一公共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的角度，做出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判断错误，如果以判决的方式向社会公示，极其容易对于社会公众的认识和价值观做出误导。即使在个案中平息了劳动者的宿怨和不满、实现了所谓“稳定”，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以及公共利益的维护来看，司法判决基于错误的价值取向而做出的错误判断，由此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将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存在和延续，对整体社会的发展和公共利益的维护产生非常不利的作用。四、关于案件事实的把握问题一审判决认为“在2002年实施这一规定开始直至2017年4月前被告均未提出异议”。这一点是不符合事实情况的。事实情况是，由于胡志东不在上诉人公司参保，因此按照现行社保操作体制，上诉人无法获知其在其他单位的社保缴费的真实情况。2017年山西社保查询网开通缴费信息查询功能后，上诉人通过胡志东的身份证信息查询后，方才了解到胡志东少缴社保的事实（目前该网已停止通过该方式查询缴费记录的功能）。因此，根本不存在上诉人在2017年4月前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上诉人为外商独资企业，股东作为一家全球500强企业，对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全球公司体系的管理，始终秉承合规、合法化管理原则。本次的社保差额事件败露，就是在2017年度合规化审查过程中被发现的。本案最初的源头，是由于个别国有企业自谋职业员工对于社保缴纳的特殊需求，但是，逐渐演变成在公司任职多年的管理层（主要为管理部、财务部等多个部门课长、副部长、部长等）十几人共同参与的集体为谋私利欺骗公司财产的“窝案”，其中不乏包括作为证人出庭的原公司财务部长孔某。如此之多的管理人员参与此事，作为不了解中国法律规定的公司现地管理层的日方管理人员（公司仅3名日方管理人员，包括一名太原销售中心经理、阳泉工厂总经理及总会计师），如何能够了解内情？案发后，参与此事的公司在职的十几名员工均认识到自身过错，配合公司，向公司退还了由其占有的社保费差额部分，其中不乏包括作为证人出庭的原公司财务部长孔某。仅余包括胡志东在内的3人拒不承认错误，拒不悔改，拒绝向公司退还社保差额部分。因此，作为证人的孔某其实与胡志东之间有着很深的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言不应被法庭采信。五、社保差额产生的必然性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作为社保缴纳单位也应当知道胡志东通过原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与上诉人应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存在差额”。经上诉人向社保经办部门确认获知，在太原地区，社保部门既允许根据企业上年度全体职工月平均工资核定下一年度社保缴费基数的做法，也并不禁止职工因工资高于企业平均工资，基于职工申请，以职工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社保缴费基数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胡志东要求原单位按照上诉人提供的缴费明细中载明的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缴纳社会保险，则完全可以避免“差额”的产生。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知”差额的存在，并不符合事实情况。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胡志东是否存在骗取上诉人支付所谓的社保费用的主观故意，以及据此由上诉人做出的扣减工资、扣减个人所得税、解雇处分的一系列处理是否正确的问题。对此，上诉人认为胡志东在已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明确承诺不存在不交或少交社保费的情况下，串通原单位提供虚假证明，骗取了上诉人高额的社保费用，据为己有。本案公司内部多名中层管理员工集体所为，性质十分恶劣。上诉人直至2017年方才获知这一事实，并在第一时间与各个当事人进行了面谈。在其他当事人员纷纷配合公司纠正错误行为的情况下，胡志东不仅不思悔改，并且多次对抗公司管理，在公司内部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上诉人曾经多次说服教育，并给予了警示性处分，但均未见效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才对胡志东做出了解雇处分。一审判决不仅错误的认定了一系列的事实，否定了上诉人正当、合法的行为，并且在维护诚实信用和公共利益的角度也做出了错误判断。这种判决结果不仅给上诉人造成经济利益的损失，也给全社会带来了错误的指引效果。使人错误的认为，只要企业的支出金额没有变化，及时将本应上缴国家的费用据为己有也不会有任何不当；即使已经明确作出了承诺，只要是利用劳动者的所谓“弱势地位”就可以肆意反悔和违反，也无需承担任何不利责任。本案看似为个案，但是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分析和审视本案的性质。在每一个案件的判决中彰显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从而最终维护守法主体的合法权益，体现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基于上述事实及理由，现上诉人为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胡志东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2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为；1、被上诉人一向上诉人支付违法克扣上诉人的工资136271.74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84497.19元，计820768.93元，被上诉人二承担连带责任；2、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未给上诉人办理失业保险参保手续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32640元；以上各项共计853408.93元。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系违法克扣上诉人工资、违法解除与上诉人劳动关系没有异议，但认为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具体如下:1、认定被上诉人违法克扣上诉人工资的数额为112163.06元错误，被上诉人违法克扣上诉人工资的数额应为142821.73元。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上诉人2017年、2018年工资表可以证明:（1）被上诉人以“社保费差额”名义违法克扣上诉人的工资数额应为37953.72元，不是35654.61元；（2）被上诉人以“社保个税剩余月扣”（社保费差额个税）名义违法克扣上诉人的工资数额应为41958.16，不是40335.45元；（3）被上诉人因“违法降职降级”克扣上诉人的工资应为62909.85元，不是38162元。上述三项违法克扣工资，一审判决因计算错误、违法减少工资组成部分、违法核减等原因共少认定28669.67元。2、认定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多领取工资1989元错误。2018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是2018年9月份工资，2018年11月6日支付的是2018年10月份及11月1-6日的工资，上诉人并未多领取一个月的工资。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多领取一个月工资并从上诉人被克扣的工资中核减1989元为认定事实错误，核减错误。3、认定上诉人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10857.42元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0857.42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计算错误。《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根据上诉人2017年11月一2018年10月工资表，上诉人被“违法降职降级”克扣的工资除固定工资和职务工资外，还应包括被违法克扣的特殊津贴和通信费，退一步讲，即使按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被“违法降职降级”克扣工资仅按固定工资和职务工资克扣额计算，上诉人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也应为12789元，具体计算为:上诉人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12个月实发工资总额+因违法降级扣发的固定工资、职务工资总额+以“社保费差额”名义及以“社保个税剩余月扣”（社保费差额个税）名义被扣除工资总额+每月被上诉人代扣代缴上诉人的费用+2017年年终奖）+12个月=12789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0857.42元属认定事实错误，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被违法解除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因被违法降职降级、被违法克扣而难以直观地被反映出来，故以上诉人被违法降级、工资被违法克扣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16375.4元作为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更为准确、合理。二、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数额为238863.24元错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数额应为684497.19元。上诉人自1997年4月1日进入被上诉人处工作至2018年11月6日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工作年限为21年7个月零6天。上诉人工资被违法克扣前12个月的应得月平均工资为16375.39元；按第一条3中方法和项目计算的上诉人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应得月平均工资为12788元。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规定，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如果按工资被违法克扣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应为698772.58元；因上诉人一审诉求为684497.19元，故本次仍按一审主张为684497.19元。如果按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应为562720.4元。退一步讲，即使按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0857.42元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也应为10857.42元×22个月×2倍=477726.48元。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为238863.24元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判决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纠正，予以改判。三、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交证据为由对上诉人失业保险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失业保险损失32640元。根据《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及山西省《失业人员管理工作操作规程》的规定，申领失业保险金期限的长短由缴费年限决定，如果被上诉人依法为上诉人办理失业保险参保手续，上诉人可享受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32640元，但本案被上诉人从未给上诉人办理失业保险参保手续，上诉人的失业保险金损失显而易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上诉人的该项损失是根据法律规定可以推定出且众所周知的，属于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一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对上诉人该请求不予支持，属适用法律错误。四、被上诉人二对被上诉人一应向上诉人支付的费用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劳动合同和被上诉人一签订，工作岗位在被上诉人二处，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由被上诉人一出具，在《山西日报》发布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公告》由二被上诉人共同发布。被上诉人二是被上诉人一的分公司，在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损害系二被上诉人共同造成，故被上诉人二应当对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害与被上诉人一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二）规定，应当对错误判决依法撤销并改判。望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胡志东针对润滑油公司的上诉，辩称，一、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对关键事实进行了虚假陈述。答辩人在被答辩人单位工作二十多年期间，一直兢兢业业，且创造了良好的业绩。但随着被答辩人招聘入职大量新员工，为降低用工成本，达到低成本解除与工资较高老员工劳动合同的“去老龄化”目的，被答辩人一步步的精心设计了圈套。从2018年1月份开始，在答辩人正常上班的情况下，被答辩人基本不给答辩人提供工作条件，采取多种手段企图逼迫答辩人自己辞职。2018年11月6日，被答辩人在答辩人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捏造多个不符合事实的理由，以严重违纪为由单方违法解除了和答辩人的劳动合同。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对本案关键事实进行了虚假陈述，其目的有三：一是企图掩盖其采取卑劣手段逼迫为公司奉献了青春年华的包括答辩人在内的老员工主动辞职、达到低成本“去老龄化”的非法目的；二是为其违法对答辩人降职降级、违法克扣答辩人工资、违法解除与答辩人劳动合同寻找借口；三是企图通过诱骗、逼迫答辩人等人签订协议的方式将其违法行为合法化，将过错嫁祸于答辩人，从而逃避对答辩人承担法律责任。望二审法院明辨事实真相，作出公正裁决。二、未为答辩人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并缴纳费用的责任在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存在严重过错，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完全正确。1、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参保、转移手续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我国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是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被答辩人的义务。被答辩人未为答辩人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并缴纳费用，违法且违约，过错确凿。2、被答辩人称其职工档案关系由当地人才中心负责，不存在无法接收的问题。但被答辩人始终未将答辩人的档案关系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至被答辩人处，也未转移至被答辩人太原销售中心所开立的账户内。3、被答辩人称社保的缴纳和档案的管理没有必然关系，恰恰能证明被答辩人以“公司不具备接收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条件”为由拒绝为答辩人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是为其违法行为寻找借口。被答辩人更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在签订劳动合同后及时为答辩人办理社保转移手续。4、据答辩人了解，2017年1月份之前，在太原销售中心，被答辩人对到被答辩人公司工作前在其他单位一直连续参加过社保的职工都没有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包括已和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而且，太原销售中心在1997年11月1日方办理社会保险开户登记，答辩人入职时，太原销售中心连社保开户登记都未办理，并非如其所述绝大多数职工在入职时就办理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和建立，否则，被答辩人也不会在其上诉理由4中将涉及社保费差额问题称为多人参与的“窝案”。5、《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是被答辩人自行拟定后采取逼迫、威胁等卑劣手段逼迫答辩人签字的协议，内容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是为其实施去老龄化违法行为精心策划阴谋的第一步，目的是通过此协议将未依法为答辩人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过错嫁祸到答辩人身上，实行其后的一系列违法行为，该协议为无效协议。三、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出具社保缴费明细条的目的就是要求答辩人按明细条记载工资基数和比例计算的金额开具社保缴费证明，不存在答辩人开具虚假证明骗取被答辩人支付社会保险费的问题，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完全正确。不接收人事档案并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将按照法律规定单位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支付给职工本人，是被答辩人自己决定实行的解决包括答辩人在内的许多职工社会保险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必然会给答辩人等造成社会保险待遇的损失。但答辩人等作为弱势群体，为了保住该份工作只能被动接受。被答辩人为其财务做账和规避法律责任的需要，分别向答辩人等出具《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五险缴费率》明细条，要求答辩人等必须按明细条上所列的缴费基数和费率开具证明，否则拒绝将社保费支付给本人，当时确实有职工拿着实际缴费收据报销保险费用被拒绝支付的情况，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答辩人采用欺骗手段、开具虚假证明骗取被答辩人支付社会保险费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太原销售中心向答辩人出具五险各项缴费费率的明细条，显示答辩人月缴费基数和五险的相应缴费费率，答辩人据此开具了相应的缴费证明，被答辩人再将该笔费用以工资或其他名义打入答辩人银行账户的事实完全正确。四、被答辩人未给答辩人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即使其将依法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支付给答辩人，也必将会给答辩人造成社会保险待遇的损失。按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缴纳社保费用，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被答辩人将其应承担的社保费用支付给答辩人，无论答辩人能否全额缴纳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均未造成被答辩人实际损失。而社保机构将来支付给答辩人的社保待遇，也是和答辩人实际缴费数额挂钩，缴费基数低，将来享受的社保待遇相应也低。从1997年7月开始，答辩人和原单位劳动关系就已终止，从1997年8月开始，答辩人一直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由海浦公司为答辩人缴纳社会保险，我国对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特别的规定，要求答辩人按在被答辩人单位的工资基数缴纳社保，根本不可能实现。而低于答辩人实际工资基数缴纳社保，将会造成答辩人社会保险待遇的大幅度降低，真正的受损失者是答辩人，答辩人将来在享受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待遇方面必将产生巨大损失。如果被答辩人将此问题上升到国家利益是否受到损失的高度来谈，答辩人认为，如果国家利益有损失也是因为被答辩人没有为答辩人依法交纳社会保险造成的，过错根源在被答辩人一方。在此，答辩人希望被答辩人积极与社会保险机构沟通，将答辩人靠自身能力无法缴纳至社保机构的低于实际工资数额的社会保险费用为答辩人缴纳至社会保险机构，这样，既保证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损失，也保证了答辩人的利益不受损失，这也是答辩人从入职起一直要求并希望实现的心愿。如果被答辩人拒绝或无法将答辩人的社保费用按法定标准缴纳至社保机构，则被答辩人必须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相应后果。五、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社会保险实际缴费数额低于以实际工资为基数测算的社会保险费数额是明知且认可的，十几年来确实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完全正确。被答辩人2002年下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支付规定》，采取将其应承担的社保费用支付给答辩人的方式解决答辩人的社保问题，包括答辩人在内的未被转移社保关系的人员按被答辩人出具的五险各项缴费费率明细表确定的数额为被答辩人开具证明后，被答辩人将其应承担的社保费用向答辩人支付。尽管被答辩人为达到其卑劣目的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捏造事实，嫁祸于人，但直至2017年4月，被答辩人确实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一审法院对此事实的认定完全正确。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标榜自己诚实信用、秉承合规合法化管理，但却将中外合资企业谎称为“外商独资企业”，不知诚信在何在、合规何在？不按法律规定为职工办理社保参保、转移手续并缴纳费用，合法又何在？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表述，本案是逐渐演变成在公司任职多年的管理层十几人共同参与的“窝案”，仅3名日方管理人员，不能了解内情…。这是掩盖事实的虚假陈述。实际情况是：公司以此种支付社保费方式涉及太原销售中心的职工先后共计大约30余人，且此支付方法从2002年左右就开始了，当时包括答辩人在内的很多人还是30岁左右的青年人，刚入职公司没有任何职务，如何能参与形成“窝案”呢？此外，最初管理公司的日方人员多达9人，分别管控公司各个部门，之后才逐步递减至3人，且人员已更替数次，难道十多年都管理不到位，不能够了解内情吗?对于曾在关键部门任职掌握更多实情的孔某，在本案一审庭审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本案真实情况进行了证明，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将其也列为“窝案”参与人之一，不顾孔某被逼迫签订协议的事实，谎称孔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同时又自相矛盾的表述孔某与被上诉人有很深的利害关系，要求法庭拒绝采信其证言，其目的无非是想隐瞒真相。六、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社保费存在差额的事实是应当知道且明知的，一审法院对此事实的认定完全正确。《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职工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社会保险。即任何一个单位、职工的缴费基数都是法定的，答辩人从1997年8月开始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由海浦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基数是有相关政策规定的，作为世界500强、自称始终秉承合规合法化管理原则企业的被答辩人不可能不知道，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作为社保缴纳单位也应当知道被上诉人通过原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与上诉人应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存在差额”的认定完全正确。被答辩人谎称无法获知答辩人社保缴费的真实情况，但国家对缴费基数的规定被答辩人难道也不知道吗？作为世界500强的企业，更应当知道并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政策规定。七、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提起的上诉，依法裁决支持答辩人针对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提起上诉的全部上诉请求。本案中，答辩人对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2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答辩人系违法对答辩人降职降级、违法克扣答辩人工资、违法解除与答辩人劳动合同没有异议，但认为一审判决对被答辩人应当向答辩人支付违法克扣的工资数额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数额计算错误，对答辩人多领被答辩人1989元工资认定错误，对答辩人关于失业保险金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错误，对此，答辩人也针对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提起了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润滑油公司、润滑油公司太原公司针对胡志东的上诉，辩称，1、针对胡志东第1项上诉请求。（1）公司已全额向胡志东支付了工资，所扣除的胡志东非法骗取的公司财产、公司因此支付的税金外，公司不存在违法克扣工资的情况，公司对胡志东职务调整后当然的可以调整其工资，不认可胡志东“支付违法克扣上诉人的工资136271.74元”的上诉请求。（2）由于胡志东违法、违纪事实明确、性质恶劣，在公司指出后其仍拒不悔改，在公司内部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在无奈之下才依据公司《就业规则》以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做出解雇处分。对胡志东的解雇处分合情、合理、合法，并无任何不当之处。因此，不认可该项“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84497.19元”的上诉请求。（3）胡志东系与答辩人1的“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答辩人2“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不存在劳动关系，要求答辩人2就本案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合同依据或法律依据。（4）系胡志东与原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通过原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胡志东与原单位是否解除或终止了劳动关系，公司并不知情。截至被公司解雇前，公司曾多次督促胡志东将社保关系转移至公司，均遭到胡志东的拒绝。公司与胡志东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必然导致其失业，因此，不认可该项“未办理失业保险手续造成的损失32640元”的上诉请求。2、针对胡志东第2项上诉请求。公司系合法解雇胡志东，本案中公司并不存在任何过错，过错在于胡志东个人，诉讼费用应当由胡志东自行承担。综上，答辩人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胡志东的全部上诉请求。胡志东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克扣原告的工资136271.74元；2.判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双倍经济补偿金684497.19元；3.判决二被告支付未给原告办理失业保险参保手续给原告造成的损失32640元；4.判决二被告按违法克扣原告工资金额1倍的标准支付原告赔偿金136271.74元；以上各项共计989680.67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事实如下：原告原系国有企业职工，1997年4月1日原告到被告润滑油公司工作，工作地点在被告润滑油太原公司处，1997年8月其将社保和人事档案转入海浦公司自谋职业，由该机构负责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08年4月1日原告与润滑油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份合同约定原告工作地点为太原、部门为销售部、担当职务为科长、固定工资级别为15级，并约定润滑油公司应按国家和地方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为乙方缴纳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费用（公司负担部分），个人缴纳部分，由润滑油公司从原告工资中代扣代缴等内容。2002年5月16日，润滑油公司作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支付规定》，写明：对于档案不在本公司员工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支付办法，从本规定执行之日起本人需提供代缴单位出具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支付证明，证明内容包括代缴单位名称、已代缴保险的证明、代缴金额、期间、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复印件、原单位公章，我公司凭此证明支付养老保险。对于石油公司、交通集团派遣员工由公司统一支付对方。规定施行后，润滑油太原公司向原告出具五险各项缴费费率的明细条，显示原告月缴费基数和五险的相应缴费费率，原告据此开具了相应的缴费证明，被告再将该笔费用以工资或其他名义打入原告银行账户。2016年12月12日，润滑油公司（甲方）与员工（乙方）签订《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按照乙方自甲方取得的实际薪酬水平，依法计算出乙方社会保险费中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费用金额，并自2000年1月1日起，每年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将本年度的社保费委托乙方转交给乙方原单位，乙方承诺每年确实自甲方收到了社保费并自觉履行了转交乙方原单位的义务，不存在擅自不交或少交的情况；乙方以往向甲方提供的任何证明皆为真实且有效的证明，并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前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办理社保减员手续，向甲方提交加盖有乙方原单位公章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以及社保减员证明等内容。原告胡志东拒绝签订该协议，社保关系也未能转入原告处。2017年4月份，润滑油公司核实到原告社会保险实际缴费数额与其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证明”中的数额不一致，故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社保费差额回收告知书》，写明要求员工提供2008年至2016年的缴费明细，确认缴费差额，并与公司签订《关于社会社保费差额返还的协议书》，之后逐月从工资中予以扣除，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事项的，可以减免部分还款差额。因原告未按要求签订《关于社会社保费差额返还的协议书》，润滑油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向原告出具《告知书》，写明原告在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擅自截留公司委托其转交原单位的社保费188526.88元，故自2017年8月起至原告退休当月前，公司每月从原告实发工资中扣除社保费差额2299.11元，并自2017年8月起至2019年7月期间，每月从原告工资中扣除因社保费差额涉及的个人所得税。2017年8月8日，润滑油公司以包括原告在内的5人违反就业规则第80条第22项（向公司提供虚假证明或虚假票据）、第81条第1项及第2项之规定为由，给予5人不同程度的降职降级处分，其中解除了原告的科长职务，职位被降为担当，工资级别降为新管8级。2018年5月1日，润滑油公司以原告考试交白卷，对抗公司策略为由再次对原告作出降职处分，将原告职级降为新一般3。2018年11月6日，润滑油公司以原告开具虚假社保证明、侵吞社保费、提交虚假出差报告、交白卷，对此不知悔改，并拒绝遵守公司就业规则为由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决定自即日起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向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并劳人仲裁字[2019]第8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扣发的工资68845.65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7853.31元。原、被告对该仲裁结果均不服，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工资组成中除固定工资、职务工资、技能工资、特殊津贴、加班工资外，其余项目均不属于法定工资构成。2017年8月原告被降职前级别为新管6，每月固定工资7693元、职务工资1700元、技能工资为0、特殊津贴和加班工资不固定；降职后级别为新管8、职务工资和技能工资为0、特殊津贴和加班工资仍不固定，在固定工资基数方面，工资表显示原告2017年9月为8060.12元、10月为8167.2元、11月为7809元、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为8350元、2018年2月至5月为7483元；2018年5月原告再次被降职后，级别为新一般3，2018年6月-10月原告固定工资基数为5295元、11月1-6日为1059元。自2017年8月至2018年11月原告离职，润滑油公司累计从原告工资中扣除“社保费差额”35654.61元、“社保费差额个税”40335.45元，合计75990.06元。年终奖方面，原告2016年为27615.42元，2017年为9192.66元。原告在2018年10月15日领取了10月份工资1989元，在2018年11月6日又领取了10月份工资1989元和11月份1-6日工资408.04元，合计2397.04元。润滑油太原公司于1999年开始为员工缴纳社保，原告称在被告润滑油太原公司开立社保账户后未转社保原因是该公司不能接收人事档案，故其社保仍一直由海浦公司缴纳，开具社保缴纳证明也是应润滑油太原公司要求并根据其出具的缴费比率开的，否则该公司不支付社保费，为此原告还申请证人孔某（原润滑油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润滑油太原公司财务科科长兼2011-2014年工会主席、2014-2017年工会副主席）、王某1王某111（原润滑油太原公司员工）出庭作证，其中孔某陈述因被告不具备接收人事档案条件，故其从原单位离职后将人事档案和社保转入海浦公司，社会保险实际缴纳后凭票去被告处报销，之后被告要求去原单位开证明才支付社保费，其向被告出具报告写明档案存放情况，但最后还是根据被告出具的社保缴费金额凭条，找了一家名为山西金晖隆开关有限公司开具了相应的社保缴纳证明。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因就是因为被告从2016年开始“去老龄化”，加之因社保缴纳问题发生矛盾，故被告将原告辞退，原告离职时被告还多扣了原告一个月社保，其作为财务人员曾向上级汇报过。证人王某1王某112陈述其是根据被告出具的社保缴费金额凭条去向原单位开证明，再从被告处领取缴纳社保的费用。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并未让员工开具虚假证明。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工资条、银行流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支付规定》、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五险缴费率、证明、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会保险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关于社会保险差额返还的协议书、社保费差额回收告知书、双重劳动合同员工差额回收案（返还额+个税）、社保回收个人所得税月扣除表、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人证言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未按实际报销的社会保险费缴纳社会保险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部分费用是否应由被告扣除。任何在中国境内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即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比例为本单位职工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本案原告系国有企业自谋职业职工，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其通过海浦公司缴纳社保被告并无异议，被告作为社保缴纳单位也应知道原告通过海浦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与被告应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存在差额，原告开具的社保费缴纳证明与被告出具的根据原告实际工资计算的缴费明细完全一致，而在2002年施行这一规定开始直至2017年4月前被告均未提出异议，因此不能认定原告在出具证明时存在欺诈行为，被告亦不能证明在未能转移社保问题上原告存在主观故意，故对被告称原告欺骗公司、向公司提供了虚假的社保缴纳证明的意见，不予采信。双方之前已达成合意将该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保费部分支付给劳动者个人，原告未按实际工资收入情况缴纳社保的行为，并未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且被告未按规定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管，故对被告自行从原告工资中扣回未缴入社保账户中的款项的行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对于社保费个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计征个税时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社保费用和公积金等费用。虽这部分未缴纳的社保暂归原告持有，但其性质属于社会保险费用。退一步讲，即使该部分社保费无法向社保机构缴纳，现二被告也未提供其已向税务部门补缴该部分款项税费的证据，故其不应在劳动者应得工资中私自扣除这部分个税。综上，被告因社保费差额及个税问题私自扣发原告工资引发争议，后又对原告采取降职降薪处分以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下面针对原告的诉请，作如下阐述：首先，关于被告违法克扣原告的工资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被告因社保缴纳问题对原告采取降职降级，导致原告固定工资损失13893元，职务工资损失24269元，特殊津贴、加班工资以及年终奖的损失无法核算，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这些项目被用人单位实际扣发，故认定因降职降级原告被扣发工资共38162元。另外，被告还以“社保费差额”名义扣除原告工资35654.61元、以“社保费差额个税”名义扣除原告工资40335.45元，综上，被告违法克扣原告工资总计114152.06元，核减原告从被告处多领的2018年10月份工资1989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被违法克扣的工资112163.06元。第二，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本案中，润滑油公司以原告开具虚假社保证明、侵吞社保费为由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润滑油公司应按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原告支付赔偿金，原告在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10857.42元，计算赔偿金为238863.24元。第三，关于未办理失业保险参保手续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方面，鉴于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情况，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按违法克扣工资金额的1倍支付赔偿金的请求，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故不予支持。责任承担方面，鉴于与原告签订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是润滑油公司，故应由润滑油公司向原告支付违法克扣的工资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胡志东支付违法克扣的工资112163.06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8863.24元，合计351026.3元。二、驳回原告胡志东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比例为本单位职工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应自用工之日起为职工办理社保转移手续和交纳费用，这是单位的义务。润滑油公司和胡志东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明确依法缴纳社保费用等，但在实际操作中，未严格按正常程序办理。由于胡志东系国有企业自谋职业职工，润滑油公司作为社保缴纳单位应知道胡志东通过原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但润滑油公司仅要求胡志东开具的社保费缴纳证明，而未要求提供缴费凭证。胡志东开具的社保费缴纳证明与润滑油公司出具的根据胡志东实际工资计算的缴费明细完全一致，润滑油公司应知道其支付胡志东的社会保险费与实际缴费存在差额，而在2002年施行这一规定开始直至2017年4月前润滑油公司均未提出异议，因此不能认定胡志东在出具证明时存在欺诈行为，润滑油公司亦不能证明在未能转移社保问题上胡志东存在主观故意，故对润滑油公司称胡志东欺骗公司、向公司提供了虚假的社保缴纳证明的意见，不予采信。双方之前已达成合意将该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保费部分支付给劳动者个人，润滑油公司按职工工资总额比例将其应负担的社保费用直接支付的胡志东，胡志东未按实际工资收入情况缴纳社保的行为，并未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实际造成社保费用的减少，应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监管，对润滑油公司自行从胡志东工资中扣回未缴入社保账户中的款项的行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计征个税时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社保费用和公积金等费用，虽这部分未缴纳的社保暂由胡志东持有，但其性质属于社会保险费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监管，不应由润滑油公司补缴税费，且补缴是否合规非法院受理范围。润滑油公司因社保费差额及个税问题私自扣发胡志东工资引发争议，后又对胡志东采取降职降薪处分以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润滑油公司当月发放上月工资，在2018年10月领取了9月份工资1989元和11月份领取10月份的工资1989元和11月1-6日工资408.04元，合计2397.04元。不存在多领一个月工资的情况，原判对此认定有误，应予纠正，应为114152.06元。从胡志东工资表上可以看出，润滑油公司从2017年8月到2018年11月期间每月以“社保费差额”名义扣除胡志东工资1728.17元，共计扣除15个月，胡志东主张扣除16个月，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胡志东主张未办理失业保险参保手续造成的损失，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情况，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胡志东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正确，胡志东主张认定错误，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胡志东是与润滑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要求润滑油太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上诉人胡志东上诉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上诉人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部分事实不清，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驳回原告胡志东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胡志东支付违法克扣的工资112163.06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8863.24元，合计351026.3元。”为“一、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胡志东支付违法克扣的工资114152.06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8863.24元，合计353015.3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胡志东、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各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跃峰审判员 吕 斌审判员 张 燕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赵梓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