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72民初1275号 原告：陈晓岚，女，汉族，1973年5月1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安安，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舒鹏，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 被告：杨俊伟，男，汉族，1980年2月15日出生，住所地漳州市漳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跃锦，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龙祥，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 原告陈晓岚为与被告杨俊伟定期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2月10日向本院东山法庭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2019年12月12日，原告陈晓岚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予以准许并做出(2019)闽72民初1275号民事裁定，冻结了被告杨俊伟名下部分银行存款。 2019年12月30日，被告杨俊伟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本院向漳州市海事局调取“海润898”轮处罚通知书及其缴纳罚款凭证。2020年1月8日，本院做出《调查令》，准许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跃锦律师持令调取前述相关材料。2020年3月6日，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做出(2019)闽72民初1275号之一民事裁定，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2020年4月17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安安、杨舒鹏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跃锦、刘龙祥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晓岚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杨俊伟：1、偿还原告押金(船舶调遣费)450000元（人民币，下同），以及该款项从2019年7月6日起，暂时计算到2019年12月6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45000元；并自2019年12月6日起，至被告还清本金之日止支付利息。2、诉讼费、诉讼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律师函费用这块请求撤回。事实和理由： 2019年5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两份《合作协议》，协议由被告起草提供，约定被告安排工作船只供原告使用。按照协议，原告出资450000元，作为船只（调遣）押金，并约定“船停一次性退回押金”。原告按合作协议约定，分二次把押金通过网银支付到合作协议上注明的被告账户内，再行由被告再支付给船东。后因船只自身原因离开，船东将押金退还给了被告。但被告收到后，未在第一时间告知原告本人，并以各种理由告诉原告船东还未退还押金，无理由将45万元押金截留至今。直至2019年9月，原告通过其他途径得知船东早在7月份即已退还了押金后，当面要求被告应将船东返回押金退还，被告才承认其已收到退还的押金，但仍以欲双方再次合作以及无钱为由拒绝归还。为此，提起如上诉称，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杨俊伟未在答辩期内答辩，庭审时辩称：一、被告与原告陈晓岚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而非定期租船合同关系。在代理原告与第三人的租船合同过程中，被告并无过错。在其租船期间产生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应由作为委托人的原告承担，其并非适格被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对“定期租船（合同）”的定义，是指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约定的由出租人配备船员的船舶，由承租人在约定的期间内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并支付租金的合同。双方《合作协议》没有定期租船所特有的航区、用途、交船和还船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条件、租金及其支付等条款约定。却仅有每吨12.5元，每天或每船现金结算的航次租船合同中的运费条款。其次，原告与被告间形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合同”，是由被告代理原告向实际船东承租船舶，在成功签订合同后向原告索取代理费等报酬。被告在收到原告提供的租船押金后及时将其转交给实际船东郭礼智，不符合定期租船合同中出租人提供船舶，承租人支付租金的情况。故诉讼双方形成的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故在被告代理原告与实际船东郭礼智完成租船合同后，该租船合同效力对原告发生效力。故其在作为代理人的情况下已完成了委托合同约定的合同义务，原告要求返还其与船舶出租人之间的租船押金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并非（属于）适格的被告。二、案涉合同未约定被告退还押金的义务，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表明船舶出租人已将租船押金退回到被告处，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案涉合同未约定船停退回租船押金的主体，原告不能举证被告在代理过程中有违反合同约定，故被告没有要求船舶出租人退回押金的合同义务。而且尽管原告称船舶出租人已将租船押金45万元全数退给被告，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原告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三、（根据）案涉合同约定，船舶承租期间因承租人的过错而产生的损失，应由原告承担，（故）原告无权要求船舶出租人退回押金。首先，2019年5月12日，本案承租“海润898”轮后即投入作业，但因原告指定采沙地点无合法手续，案涉船舶即被漳浦县海洋（与）渔业局扣押后，移送漳州海事局进行行政处罚。其次，尽管案涉合同对退租船押金的前提，即停船原因没有明确约定，但结合该协议第6条约定，原告负责地方的海事、海洋、海警及项目部等相关一切的安全干扰，说明船舶承租期间因承租人的过错而生产的损失，应由原告承担。最后，在案涉船舶被扣押期间，原告作为承租人，没能积极处理行政机关的调查处理，包括罚款137000元（以）及处理费用，全部由被告及船舶出租人承担。原告未履行其应尽的合同义务，故无权要求船舶出租人退回押金。四、原告（诉称）被告承担诉讼保全费及律师函费用无法律、事实（以）及合同依据。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全部）驳回。 原告陈晓岚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下列诉讼材料佐证： 1、《合作协议》；2、《押金转账记录》；3、船东退还被告调船费转账记录；4、原告委托律师发送给被告的《律师函》；以及5、原告与被告电话沟通的录音。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表面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合作协议》中第4条，明确双方结算方式为每吨单价12.5元，现金结算；结合第5条约定，合作期间双方不得变动单价，由此说明该《合作协议》不是定期租船合同，而是委托代理合同，性质是航次租船合同。其中第7条（载明），“船停退还押金30万元给甲方（原告）”，但未明确约定退还押金的主体。结合第6条约定，“甲方（原告）负责地方的海事、海洋、海警及项目部等相关一切的安全干扰全权负责”。也即出了什么事情被（前述相关行政部门）处罚，原告必须来负责处理，由此说明停船系由原告引起，且其未尽合同约定的义务而引起本案的纠纷。但是，双方协议对诉讼双方合同的解除，并没有约定。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核实（交易）双方身份，提及转账14万元，也与原告所称的20万元不符；而且并无转账时间以及流水单号，付款账户为“张琦”而非是（“海润898”轮）船东郭礼智，该转账记录并非本案的退款，与本案待查事实不具有关系性。对证据4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律师函于2019年8月16日发出，与原告证据3所称的（船东）已归还20万元押金相矛盾，故（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该录音无法核实通话录音者的身份，通话中是一位男性，且在该录音中的另一方未明确收到45万元的退款，显然与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符。 为支持其辩驳主张，被告杨俊伟提交下列诉讼材料佐证： 1、其与张琦间往来存款明细账；2、其与郭礼智间往来存款明细单；3、漳州海事局《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以及4、《当场处罚罚款收据》。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2、3与4之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中，第一、被告与郭礼智的其他交易往来，与本案待查事实并无关联；第二、海事行政处罚的时间与船东退还押金的时间，也并无关联；第三、被告主张支付给船东的36.7万元，提供的证据上面没有显示用途和备注，无法证明是否为押金；第四、郭礼智是否与《处罚决定书》上所承担的罚款当事人为同一人，无法核实。证据2上未显示明确的款项用途，可以进一步调取银行记录。用途不能单纯以时间来认定，退回三笔实属调船费；至于是汇给张琦款项用途，并不清楚。证据3与4，其方证据3中张琦的15万元，用途为退还调船费，对方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可以去银行调取具体的转账用途。《处罚决定书》仅能说明2019年5月12日，因“海润898”轮不适航、船员不适任、超越航区航行而被漳州海事局处罚，共计罚款137000元。而且《处罚决定书》上载明的船舶所有人为陈清廉，而非被告所称的郭礼智；也与被告证明对象所称的在指定采砂点被查扣不符；双方合同也未约定郭礼智当场缴交的罚款，应由原告承担。 双方确认如下事实：1、2019年5月8日前后，双方签订了两份《合作协议》；2、2019年5月8日和10日，原告分别支付了20万元和25万元款项，作为履约保证金（船舶调遣费）；3、纠纷发生后，原告曾电话联系被告要求退还押金，2019年8月16日，原告委托律师致函被告主张权利，要求被告返还全部押金45万元；4、“海润898”轮在履行中发生争议，“兴源899”和“兴源8899”轮并未实际交付履行；5、根据漳州海事局《处罚决定书》和《当场处罚罚款收据》，郭礼智交纳罚款共计137000元；6、2019年5月8日，被告向郭礼智转账20万元；2019年5月11日，再行向郭礼智转账17.6万元；2019年8月13日，被告分别收到张琦三笔各5万元的转账款项。 双方当庭确认，案涉《合作协议》业已解除，实际已经终止履行。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述称，（1）关于案涉协议名称与法律关系性质，因其当事人作为生意人，并不太清楚具体法律规定，认为双方一起合作事情就叫作“合作”，故签署了《合作协议》。最终合同性质和法律关系，应以双方实际履行的事实来确认，本案应认定为定期租船合同纠纷。（2）关于案涉《合作协议》签订时间，当时双方签订了两份《合作协议》，第一份协议是针对“海润898”轮，租期从2019年5月6日开始，押金20万元；另一份是“兴源899”和“兴源8899”轮，押金是30万元，原告实际交付25万元。前述押金合计45万元，均是原告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杨俊伟。但双方实际是5月8日签署合同，原告当时支付押金，被告再去安排船舶。还有租期问题，被告只交付了一条船就出事了，被告安排船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另两条船并未交付使用，实际双方也就没做。（3）案涉押金，性质上属于船舶使用期间的船舶调遣费，更像是签约和履约的保证金。按双方合同约定，承租期限按合同办理，但因被告调派“海润898”轮不适航，被告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交付使用，故未实际发生租赁行为。 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述称，（1）双方签订了两份合同，第一份合同中签订的时间没有写，但根据转账凭证，是在2019年5月10日，即第一份合同签订时间为该日；但该约定押金20万元，原告实际转账25万元。第二份合同签署时间是2019年5月8日，约定押金30万元，原告也转账了20万元，（2）原告支付给了杨俊伟45万元押金，属于被告代收调船履约保证金，系其代收委托代理合同保证金。其方认可原告关于押金性质的观点，押金具有签约和履约的保证作用。被告代为收取押金之后，双方合作期间，押金都是要转给船东转支付给船东。（3）原告委托被告来帮她租船，被告从中赚取每吨五角钱。在本案中有三方当事人，即租船方、代理人和承租方，被告仅是代表原告与出租方来出租船舶。被告收到履行保证金后，就及时转付给出租人。其方证据里面有转账凭证，可以体现通过银行转账37.6万元，其他用现金方式支付。被告与船舶所有人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有口头约定。“海润898”轮在第一载运沙时，即为当地海洋渔业局查处了，后来移交漳州海事局进行处罚。 根据双方以上举证材料、质证意见，结合庭审中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本院对双方举证材料做如下分析、认定： 原告举证材料，被告对证据1与2“三性”无异议，可以确认其证明力，证实双方签订二份《合作协议》，以及原告陈晓岚汇付45万元款项给被告杨俊伟，作为案涉《合作协议》项下船舶调遣费（调船费）与履约保证金（押金）的事实。被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有异议，因原告未举证证明该证据材料所载“张琦”，是否为案涉承租船舶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及其支付（退回）杨俊伟共计15万元款项，是否即为案涉租赁“海润898”轮押金进行举证，故与本案无关，不予采证。被告对证据4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实原告曾经委托律师出具《律师函》，催促被告返还押金的事实。被告对证据5“三性”有异议，因原告未能就此电话录音内容中，通话对象是否为被告本人、通话内容是否与其意欲待证事实关联以及被告是否应返还押金与本次通话有何关联等进一步佐证，属于待证事实与目的不明。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双方发生纠纷后，原告为此电话联系被告要求返还押金，也属人之常情，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而且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情形，“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本院予以采信，可以证实原告为此电话催促被告返还押金的事实。 被告举证材料，原告对证据1、2、3与4的真实与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与待证目的有异议。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被告证据1中，首先，从待证事实与目的而言，应属于积极的、肯定的事实，当事人方能予以证实；而被告意欲证明案涉证据材料载明款项“并非本案退款”，其次，被告与郭礼智间往来款项14万元，是否与本案关联应予以举证证明。最后，郭礼智是否退还押金给被告，与被告本人对原告是否具有约定或法定的返还押金义务无关，也非被告阻却原告诉称返还押金的合理理由，故不予采证。针对证据2，首先，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被告应对此负有举证证明义务。其次，原告证据3中先行提及“张琦”，但张琦是否为案涉船舶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均属于举证不足。最后，被告未举证证明张琦“退还调船费”15万元，是否为案涉租赁船舶所涉押金，及其与本案有无直接关联，故也不予采证。证据3与4为被告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后，向漳州海事局调取，属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公文书证”，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可以证实“海润898”轮6名船员均因未取得合格的船员职务证书/未通过船员培训，擅自上船服务、船舶不适航以及超过核定航区航行等行为，而为漳州海事局行政处罚，当事人交纳罚款共计137000院的事实。 根据本院对以上证据材料的分析、论证，结合庭审，本院查明、认定以下事实： 2019年5月8日，原告陈晓岚（甲方）与被告杨俊伟（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乙方杨俊伟负责安排自抽自卸沙船，并手写添加“海润898”轮（提供真实船证）供甲方陈晓岚使用，押金20万元；合作地点漳州地区，期限暂定2019年5月6日至2020年5月，期满后有意向合作顺延1年，结算方式为每天或每船（散货船），单价每吨12.5元，现金结算；第5条明确合作期间双方不得已（以）任何理由变动单价；第6条载明，甲方陈晓岚负责地方的海事、海洋、海警及项目部等相关一切的安全干扰全权负责。明确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并“备注”载明，“船停一次性退回押金20万给甲方（陈晓岚）”。在尾部尚手写载明杨俊伟个人手机号码、开户行及其银行卡号双方在前述协议上签字确认。同日，陈晓岚通过其手机银行向杨俊伟转账20万元，作为上述协议约定的船舶调遣费（押金）。 随后，双方在前述协议基础上再行签订一份《合作协议》，除双方合作期限暂定为2019年5月11日至2020年5月10日，船号为“兴源899”（2200吨）轮与“兴源8899”轮（4200吨），以及押金30万元外，第7条明确，“船停即一次性退回本协议押金30万整给甲方（陈晓岚）”，其他内容均与第一份协议相同。2019年5月10日，陈晓岚再行通过其手机银行向杨俊伟转账25万元，作为第二份协议约定的船舶调遣费（押金）。 上述协议签订后，杨俊伟即行指派“海润898”轮到漳浦县鳌虎头山海。在航行作业过程中，为漳浦县海洋与渔业局查获后，移交漳州海事局处理。故双方签订的第一份《合作协议》即终止履行，第二份《合作协议》项下船舶也未指派履行。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确认，案涉二份《合作协议》已告解除，双方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终止履行。 另查明：2019年8月16日，漳州海事局出具海事罚字【2019】180100026611号与180100026821号《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9年7月18日，该局接受漳浦县海洋与渔业局移送的“海润898”轮一案，核实登记“陈清廉”所有的该轮于5月12日，在漳浦县鳌虎头山海域航行，所持适航证书核定航区为内河A级，该航次航行水域为海区，存在超过核定航区航行的行为；以及船舶适航证书应于2016年2月3日前进行年度检验，该轮未进行检验，持有的检验证书失效超过12个月，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海上交通法）第十条与第四条规定。陈清廉一年内因同一违法行为被该局处罚过，应从重处罚。为此，根据相关规定，分别予以处罚8000元与15000。 同日，漳州海事局出具海事罚字【2019】180100026811《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陈清廉”所有的“海润898”轮未按照标准定额配备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合格船员要求，并未配备合格适任证书的船员，船长、轮机长、二副、三管轮各一名，水手三名、机工一名。其行为违反了海上交通法第六条规定。并对其一年内因同一违法行为被该局处罚过，应从重处罚。为此，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罚10000元。郭礼智以当事人身份予以签认，提出当场缴纳罚款。同时该局分别针对杨玉祥、蔡德闽、杨文学、蔡宗礼、林国锋、蔡长春等6名在船人员，未取得合格船员职务证书/未通过船员培训，擅自上船服务分别作出3000元、5000元至7000元不等，合计罚款总额24000元的海事行政处罚。 2019年8月20日，漳州海事局出具海事罚字【2019】180100026711号《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陈清廉”所有的“海润898”轮船上蔡长春等6人，均未持有有效船员适任证书且未经海上专业培训，陈清廉存在招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以下简称船员条例）规定取得相应有效证件人员上船工作，其行为违反了船员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招用的未取得相应有效证书的人员数量大于在船任职人员数量的三分之二，应从重处罚。为此，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罚80000元。 郭礼智以当事人身份在上述共计10份《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签认，提出当场缴纳罚款，随后缴纳了总额为137000元的罚款，漳州海事局出具《当场处罚罚款收据》。 基于以上事实，双方对案涉二份《合作协议》效力并无异议，但对合同名称与性质有争议。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案涉《合作协议》，名为《合作协议》，实为《定期租船合同》，符合海商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被告认为，案涉《合作协议》属于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合同。 本院认为，双方签订二份《合作协议》，查证属实，双方均无异议，应予认定。前述二份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明确，亦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双方对此也无异议，故应作有效认定。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作协议》是否为委托代理协议而非定期租船合同；2、被告是否负有返还押金的义务，以及“海润898”轮行政处罚款项，是否应由原告负担；3、原告诉称被告返还全部押金45万元及其相应利息，并负担诉讼与保全费用，是否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问题。 基于双方确认以及本院庭审查明的事实，围绕双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分析、处理： 1.关于案涉《合作协议》，是否为委托代理协议而非定期租船合同问题；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实为定期租赁合同；被告辩称依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应为委托合同，双方存在委托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海商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定期租船合同，是指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约定的由出租人配备船员的船舶，由承租人在约定的期间内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并支付租金的合同。”该法第一百三十条明确，“定期租船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名称、船名、船籍、船级、吨位、容积、航速、燃料消耗、航区、用途、租船期间、交船和还船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条件、租金及其支付，以及其他有关事项。”案涉二份《合作协议》虽然名称为《合作协议》，但其内容具体明确了（船舶用途）为被告杨俊伟负责安排自抽自卸沙船，并手写添加载明“海润898”轮、“兴源899”轮以及“兴源8899”轮（提供真实船证）供原告陈晓岚使用；船舶作业地点（航行区域）为漳州地区、合作期限（租船期间）暂定1年，期满后有意向合作顺延1年；租金结算方式为每天或每船（散货船），单价每吨12.5元，现金结算；以及合作期间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变动单价等有关事项。故被告本项辩称，与约定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案涉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应认定为定期租船合同。 2．关于被告杨俊伟是否负有返还押金的义务，以及“海润898”轮行政处罚款项，是否应由原告负担问题；原告诉称，“海润898”轮因海事处罚而停航，“兴源899”轮以及“兴源8899”轮也为被告自认未实际交付，双方对案涉《合作协议》业已解除无异议，故其要求被告全额返还押金。而且漳州海事局罚款属于该轮不适航等原因所致，故应由被告负担。被告辩称，合同虽约定返还押金，但并未明确返还主体；并辩称双方对船停原因未明确约定，结合约定第6条，“甲方（陈晓岚）负责地方的海事、海洋、海警及项目部等相关一切的安全干扰全权负责。”说明原告明知船舶营运涉及非法经营，自愿承担因非法营运所造成的损失。 本院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因案涉押金实际为双方签约时约定的船舶调遣费，具有证明双方签订合同，证实双方合同关系存在与有效成立，确保合同切实履行的作用，性质上属于履约保证金。对此，在双方在庭审中确认，案涉二份《合作协议》项下押金45万元，被告杨俊伟业已收悉；且案涉协议均业已解除。故被告依法依约即负有及时返还押金的义务。而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涉二份《合作协议》主体明确，原告陈晓岚汇付押金45万元给被告杨俊伟作为履约保证金，证据充分。现原告根据第一份《合作协议》中“备注”条款，明确“船停一次性退回押金20万给甲方（陈晓岚）”；第二份《合作协议》第7条，“船停即一次性退回本协议押金人民币30万元给甲方”的约定，要求被告杨俊伟返还其已实际收取的押金45万元，于法有据，应予全额支持。被告本项抗辩也属无理，应予以驳回。 关于“海润898”轮行政处罚款项，是否应由原告陈晓岚负担问题。本院认为，依据海商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本章关于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仅在船舶租用合同没有约定或者没有不同约定时适用。”该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明确，“出租人交付船舶时，应当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交付的船舶应当适于约定的用途。出租人违反前款规定的，承租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赔偿因此遭受的损失。”案涉二份《合作协议》第3条也均明确，“乙方（杨俊伟）负责安排自抽自卸沙船供甲方（陈晓岚）适用（需提供真实船证），﹍。”据此，被告杨俊伟作为出租人，应当根据案涉《合作协议》的约定，将合同项下符合约定目的船舶交付给承租人使用。而且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案涉《合作协议》第6条约定，明确“甲方（陈晓岚）负责地方的海事、海洋、海警及项目部等相关一切的安全干扰全权负责。”说明其应对涉海相关部门的安全检查负责，尤其是针对海上抽沙挖沙有无合法许可、作业区域是否属于主管部门指定海域范围，均应负全权责任。而对于工程作业船舶是否适航、适员以及适货，其中包括船舶检验证书是否处于有效期内、船员是否持有相关适任证书或者经过海上专业培训、是否配备足额适格船员以及有无超越航行区域等，出租人负有法定义务提供适于合同目的适航船舶，供承租人指挥使用。案涉证据《处罚决定书》与《现场处罚收据》表明，共计137000元罚款，均为“海润898”轮船舶适航证书未进行检验导致不适航、船员不适任、超越核定航区航行等行为所致，且属于同一违法行为被漳州海事局处罚过，故被告辩称应由原告负担，无约定事实依据佐证，也与法不符，辩驳无理，不予采信。 3．关于原告诉称被告负担押金45万元相应利息、本案诉讼与保全费用，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问题。原告认为，自双方达成合同约定解除条件起，被告即无理占有押金拒不返还，故参照民间借贷年利率24%计算利息；被告认为，原告诉称无合同与法律依据，应予全部驳回。 本院认为，鉴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仅约定“船停返回押金”，而未明确“船停”具体原因及其应返回押金情形，双方也未举证证明约定解除案涉二份协议的具体时间。而且本案并非借贷合同纠纷，而为定期租赁合同纠纷。对于双方约定租赁船舶不适于合同约定使用目的，导致船舶被查扣停航处罚，进而导致合同客观上无法履行，属于嗣后事实不能。尤其是原告陈晓岚明知船舶海上抽挖沙作业尚需涉海行政主管许可，以及被告杨俊伟提供的出租船舶“海润898”轮属于内河航行作业船舶，不得从事海上作业的事实，对案涉合同签订、履行等约定不明，也有过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其现行诉称主张自2019年7月6日起，比照民间借贷年利率24%计算利息，无事实依据佐证，不予支持。但是，考虑到涉事“海润898”轮实际处罚与缴纳罚款完毕时间为2019年8月20日，被告实际占用押金未及时返还的事实，故本院酌定自2019年9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指定期间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利息。 至于本案案件受理费与诉讼保全申请费，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故原告诉称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用，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比例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俊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陈晓岚案涉押金（船舶调遣费）450000元及相应利息（以前述4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陈晓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被告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9000元，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3120元，合计12120元，由原告陈晓岚负担1120元，被告杨俊伟负担11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周诚友 审判员  刘玉蓉 审判员  俞建林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贺静 书记员宋秀春 附：本案所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七条解除的效力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一百三十二条船舶适航出租人交付船舶时，应当做到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交付的船舶应当适于约定的用途。 出租人违反前款规定的，承租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赔偿因此遭受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