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7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万彬，男，1969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联春，重庆石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旭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昌州大道东段2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203789187B。法定代表人：李月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毅，重庆聚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娟，重庆聚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伟，男，196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上诉人高万彬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旭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光公司）、周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3民初4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万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旭光公司与周伟共同承担对高万彬偿还出借本金20万元及支付利息的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旭光公司、周伟承担。事实和理由：高万彬出借借款时是基于与周伟是同学关系，且因为知道其在南江项目负责，因为行业准入和其本身的条件和实力判断周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承建商，借款的用途明确是用于建设项目，所以周伟借款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在进一步完善《借款合同》、出具《还款承诺书》时周伟是履行项目部负责人职责行为，此时，高万彬从常理角度不可能清楚掌握旭光公司与重庆旭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江项目部（以下简称南江项目部）内部之间就资金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周伟的行为属于职务代理行为。在约定的时间内高万彬没有收回借款，为起诉准备诉讼资料，由周伟提供在南江项目的相应文件及内部资料，从旭光公司形成的相应决定、任命书、文件等内容可以确认周伟属于职务行为。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周伟借款是个人行为，此时周伟提供资料的行为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的“披露”性质，属于间接代理，高万彬选定旭光公司为合同相对人本身与客观事实和一般公民权利保护常识相符。同时，就本案的客观事实，高万彬出借的资金用于了工程开销及旭光公司的正常支出，旭光公司是合同实际权利享有者，根据权利和义务一致原则，旭光公司应当担责。通过庭审查明，周伟履职期间工程拨款七千余万元，实际领取五千余万元，有两千余万元被旭光公司截用。如果周伟为实际施工人个人承担还款责任，高万彬的财产权益保护势必落空。另外，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周伟的表见代理地位性质，且旭光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义务。综上所述，旭光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旭光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根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高万彬转款时将款项汇入周伟个人账户，该账户并非借款合同约定的账户，此后也是周伟支付高万彬借款期间的利息。高万彬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旭光公司授权或认可周伟可以使用自己的私人账户对外借款，也不足以证明周伟对外借款是为了项目部的利益。项目部的成立是为了南江项目的施工顺利开展，借款并不是项目部施工过程中所必须要发生的，也没有公司及分公司的授权。周伟作为南江项目部负责人，其职权范围没有可以以项目部对外借款的事项。结合借款合同载明的内容看，合同条款并未说明案涉款项是用于南江项目，对于如此大额的借款金额，高万彬应该对借款用途、款项汇入、借款对象负有主动审查的义务。借款合同约定的收款账户并非旭光公司账户，转账时高万彬又按照周伟的指示将款项汇入了周伟的另一个人账户，显然与公司借款客观表象形式不符。高万彬并未举示证据充分证明签订借款合同时旭光公司授权周伟，因此周伟并不具有可以代表旭光公司对外借款的表见主体。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种类物，本案所涉借款进入周伟另一账户时，就属于周伟的自主支配范围，高万彬对此应负有审慎注意义务，故高万彬在出借款项时，不是善意无过失的。本案项目章的使用目的也可以明确项目章不能用于旭光公司对外借款，周伟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具有特定用途的项目章，超过了项目章的使用范围，周伟以旭光公司名义对外借款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周伟二审答辩称，借款是事实，该款项打入了借款合同约定的周伟账户，并及时转付给了旭光公司认定的出纳黄文林账户，黄文林用于了工地项目的开支。该笔借款发生时，周伟的角色和地位高万彬是清楚的，项目开建在2012年，周伟就是旭光公司经理。如果项目是私人承包就没有必要成立分公司，也没有必要行为成立项目部或启用和别的项目不一样的项目章。该借款一审已经已经全部查明，用于了项目开支。这个项目借支二十多笔，有十多笔属于周伟私人融资，是和项目部分开的，私人融资部分已经通过民事判决书判决。希望二审改判由旭光公司承担给付责任。高万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旭光公司、周伟共同偿还借款200000元，从2015年4月19日起以200000元为基数按月2%计算利息并减去30000元已付款至付清日止；2.诉讼费用由旭光公司、周伟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高万彬与周伟熟识，2015年周伟因实施旭光公司南江项目工程需用钱向高万彬借款200000元。为此签订《借款合同》，旭光公司、周伟分别于2017年9月、2018年2月偿还借款利息30000元；高万彬多次催收借款，旭光公司、周伟至今未履行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庆旭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2日更名为重庆市旭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1日又更名为旭光公司。旭光公司承建了南江县东榆工业园区幸福家园安置还房续建工程，2013年4月10日，旭光公司出具《关于组建南江县项目部的决定》，载明：“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对四川省南江县东榆工业园区幸福家园安置还房续建工程，为了施工的顺利开展，保证质量、安全、进度与建设方及各方面的协调工作及控制合同执行等情况，更好的完成施工任务。经公司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重庆旭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江县项目经理部’，南江县项目负责人：周伟，并由周伟同志提名质量、安全、财务等组成领导班组人员名单，报公司备案。”2013年4月10日，旭光公司向南江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以及南江县东榆工业园区出具文件一份，载明：为了提高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启用南江县东榆工业园区幸福家园安置还房续建工程专用章一枚。并附印模“重庆旭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江项目部”。2013年6月3日，旭光公司与周伟签订了《重庆旭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载明旭光公司聘用周伟为续建工程的项目负责人，该项目实行独立核算，全额经济、法律责任、经营一切风险由周伟自行承担。2014年6月10日，南江项目部出具《项目部会计任命书》，载明：“兹任命黄文林同志为南江县东榆工业园区幸福家园安置还房续建工程项目部出纳，全面负责该工程的出纳工作。”2015年4月18日，高万彬作为放款人（乙方）与载明的借款人南江项目部（甲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借款，借款金额2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4月18日至2015年7月18日止，借款期限内执行固定月利率3%；借款利息自乙方向甲方交付借款资金的当日计算；甲方授权乙方将全部借款直接划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指定账户为账户名称：周伟，开户银行：建行永川支行，卡号X；还款原则，乙方有权将甲方的还款先用于偿还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剩余款项按照先息后本、利随本清的原则偿还；借款实行按月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即甲方应于每月30日前向乙方支付月利息，借款到期时，利随本清。合同尾部甲方签字处周伟签字确认，并加盖重庆旭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江项目部印章，乙方有高万彬签字确认。同日，高万彬向周伟账户X转账200000元。黄文林通过项目部和周伟的安排于2017年9月4日向高万彬转款10000元，于2018年2月13日向高万彬转款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周伟的借款行为是代表旭光公司，还是其个人行为？关于周伟签订合同并收取借款是否属于有权代理。旭光公司成立南江项目经理部，决定周伟为项目负责人，其职责是为了施工的顺利开展，保证质量、安全、进度与建设方及各方面的协调及控制合同执行等事项。旭光公司将工程内部承包给周伟，双方签订的目标责任书明确了周伟为项目负责人，工程使用的资金全额由周伟负责组织，旭光公司概不负责资金的筹集事宜。可见旭光公司明确表示，资金筹资与公司无关，并没有授权周伟以旭光公司名义或是南江项目负责人的名义对外借款的意思表示，故周伟对外借款行为超越了旭光公司的授权，属于无权代理，并且周伟的行为事后未获得旭光公司的追认。关于周伟签订合同并收取借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由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从本案涉借款合同的客观表现形式看，旭光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故不是本案借款合同中存在的表见主体；相对于高万彬而言，该借款合同体现的表见主体仅见于南江项目部及其负责人周伟。周伟作为南江项目负责人，持有该项目部印章，其在借款合同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行为，只能证明该合同签订时，高万彬知晓周伟享有以项目部名义对外借款代理权限的外观特征和行为表现，而不能以此认定高万彬知晓周伟享有以旭光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代理权限的外观特征和权限存在。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签订时，高万彬对周伟以南江项目部名义代表旭光公司向其借款，不仅依法享有主动审查的权利，而且还负有审慎注意的义务。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收款人为周伟的个人账户，而非南江项目部的账户或旭光公司的账户，转款时高万彬又按照周伟的指示将款项转入了周伟另一个人账户内，这显然与公司借款不符。高万彬未举示充分证据，佐证其签订本案涉借款合同时，其有理由相信周伟的借款行为足以代表旭光公司。高万彬未认真行使甄别行为人代理权限以及未履行好审慎注意义务而带来的民事责任，于情于理于法皆不应由本案涉借款合同行为人之外的人承担。因此，周伟签订借款合同并收取借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高万彬与周伟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将所涉款项转入了周伟个人账户，本案所涉款项系周伟的个人行为，旭光公司不应对周伟的行为承担本案民事责任。案外人黄文林系南江项目部出纳，其受周伟指示从其个人账户向高万彬支付的30000元应系周伟向高万彬偿还的借款利息。高万彬主张从2015年4月19日起以200000元为基数按月2%计算利息并减去30000元已付款至付清日止。30000元即支付的从2015年4月19日至2015年12月4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故周伟应偿还高万彬借款本金200000元，并从2015年12月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周伟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高万彬借款本金200000元，并从2015年12月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高万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周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万彬举示了重庆旭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江分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旭光公司在2014年初成立了重庆旭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江分公司，分公司注销时间为2015年9月，分公司是为本案所涉项目而设立的，且由周伟担任负责人。旭光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不能证明旭光公司授权周伟可以以旭光公司名义对外借款。周伟对该证据无异议，是为了涉案项目成立的分公司。周伟举示了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8民初9665号案件撤诉询问笔录、传票、民事起诉状、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终1134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旭光公司接受了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履行了责任；旭光公司起诉周伟行使追偿权，认定周伟实际施工人的角色和地位，旭光公司的撤诉行为变相确认周伟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高万彬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周伟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在判决之后旭光公司进行追偿，但又撤回了起诉。旭光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旭光公司撤回对周伟的起诉并不一定证实是承认周伟的职务行为，周伟及项目部能否代表旭光公司对外借款应当关注的是周伟有无代表权和代理权，项目章的使用是否与其使用范围相一致。经审查，对本院对高万彬、周伟举示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对事实的认定进行综合判定。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4年3月10日，重庆旭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江分公司注册成立，负责人周伟，注销时间2015年9月21日。2015年4月18日，高万彬向周伟转账支付200000元。2015年4月18日，周伟向黄文林转账支付80000元；2015年5月17日，周伟向黄文林转账支付10000元；2015年5月19日，周伟向黄文林转账支付93000元；2015年5月20日，周伟向黄文林转账支付20000元。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7日就旭光公司上诉赵春明、周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的（2017）川01民终11343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5日，南江项目部作为借款人（甲方）与出借人赵春明（乙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借款100万元人民币。该合同由周伟在甲方处签字，赵春明在乙方处签名，合同上加盖有“重庆旭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江项目部”骑缝章。同日，赵春明向案外人黄文林转账支付100万元并由周伟向赵春明出具《借条》，该借条借款人处加盖有“重庆旭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江项目部”印章。一审法院认为，南江项目部系旭光公司依法成立，周伟系旭光公司任命的南江项目部负责人及旭光公司驻川分支机构负责人，周伟有权以南江项目部的名义从事相关活动，故周伟的相关行为不涉及表见代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其后果应由旭光公司承担。遂判决旭光公司向赵春明归还借款100万并支付利息、违约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周伟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旭光公司应对周伟对外借款的行为承担责任，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旭光公司作为原告以周伟作为被告，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追偿权诉讼，要求周伟向旭光公司支付垫付款1443583元及利息。旭光公司认为，旭光公司按照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向赵春明支付了借款本金及其他款项1443583元，周伟的借款行为超越了职权，应由周伟承担还款责任。2018年11月8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就该案制作撤诉询问笔录，旭光公司自愿撤回该案起诉。高万彬在二审中陈述，本案所涉借款的借款人是旭光公司，周伟构成债的加入，故要求旭光公司与周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旭光公司在二审中陈述，南江项目部没有开设专用的银行账户。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旭光公司是否应当向高万彬承担还款责任；2.周伟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述如下：一、关于旭光公司是否应当向高万彬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高万彬上诉称，周伟向高万彬借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在完善《借款合同》时周伟是履行项目部负责人的职责，属于职务代理行为，高万彬出借的资金用于工程开销及旭光公司的正常支出，旭光公司应当承担责任。本院认为，高万彬的该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首先，本案所涉《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人为南江项目部，在该合同尾部甲方（借款人）处加盖南江项目部印章，并由项目负责人周伟签字确认。从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高万彬将本案所涉200000元借款转账支付给周伟后，周伟分几次将款项转账支付给了南江项目部的出纳黄文林。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南江项目部由旭光公司依法设立，在合同上加盖的南江项目部印章也是由旭光公司刻制的。旭光公司任命周伟担任项目负责人，周伟同时还系重庆旭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江分公司的负责人。南江项目部作为旭光公司依法成立的内部机构，其本身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南江项目部从事的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旭光公司承担。其次，旭光公司也未举示证据证明高万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周伟和南江项目部没有或超越授权而与其签订借款合同，周伟、南江项目部所签订的合同对旭光公司具有约束力，因该合同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远东公司承担。故旭光公司应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承担向高万彬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旭光公司在借款后仅归还了30000元利息，尚欠200000元借款本金未归还，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旭光公司还应支付借款利息。故旭光公司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为：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从2015年12月5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以尚欠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二、关于周伟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高万彬认为，周伟构成债的加入，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认为，高万彬的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的主体为高万彬和旭光公司。周伟系南江项目部的负责人，周伟在本案所涉《借款合同》上签字的行为是履行其项目负责人职务的行为，周伟并无以个人身份加入到旭光公司与高万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之中的意思表示，周伟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判决周伟向高万彬偿还借款本息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由旭光公司向高万彬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高万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因二审出现新证据，本院依法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3民初4049号民事判决；二、重庆旭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万彬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12月5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以尚欠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三、驳回高万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重庆旭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重庆旭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娟审 判 员  夏东鹏审 判 员  郝绍彬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程 婷书 记 员  母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