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110民初72号原告：李秀芬，女，195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系原告李秀芳之女。原告：韩玉，女，198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被告：杭州大圃艺科创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闲林中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099681984F。法定代表人：卢秋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斌，浙江步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凌辉，浙江步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余杭联荣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联荣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745098006H。法定诉讼代表人：彭信宝，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斌，浙江步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凌辉，浙江步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闲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闲富中路2号。负责人：姚国华，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浙江金成太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嫒嫒，浙江金成太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秀芬、韩玉为与被告杭州大圃艺科创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圃公司）、杭州余杭联荣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联荣经合社）、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闲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闲林办事处）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自勇独任审判，于2020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秀芬、韩玉（即原告李秀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斌，闲林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媛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秀芬、韩玉起诉称：2019年5月7日早上8点半左右，李秀芬丈夫韩兴发如常离开住处前往距离住所约百米远的后山（韩兴发在后山开辟有菜地，平时种菜打发时间补贴家用）。当日，韩兴发未在平常回家做饭的时间（10点多）返家。下午15点多，李秀芬、韩玉（系韩兴发女儿）仍未见其回家，遂召集人上山寻找并报警，最终于晚上22点多在一个废弃的石灰窑洞里发现其遗体。针对此事件，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公安分局定性排除刑事案件。李秀芬、韩玉事后探查事发地点，该石灰窑洞从一个铁栅栏门进去，走过一段小路顺石阶可至窑洞平台，该平台上有3个洞口，其中2个洞口有封口，1个没有。洞口被杂草掩盖，无警示标志，常人无法发现，竖直高度25米左右，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韩兴发即从该未封口洞口坠落身亡。后了解到该地块为大圃公司在2017年3月向联荣经合社承租，但日常并未见人管理，铁栅栏处于常开状态，附近居民也误以为属于无人管理之地，日常在院墙内地面种菜。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闲林办事处分别作为石灰窑洞的管理者、所有者、监管者，对石灰窑洞疏于管理，未设置相应的安全警示和防范措施，对韩兴发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事发后，各方就赔偿问题多次协商无果。综上，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闲林办事处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李秀芬、韩玉的合法权益。现请求判令：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闲林办事处共同赔偿李秀芬、韩玉各项损失1144944.12元（赔偿清单见附表）的70%，共计801460.88元；本案诉讼费由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闲林办事处承担。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李秀芬、韩玉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结婚证、户口本各一份，用以证明韩兴发与李秀芬为夫妻，韩玉为韩兴发与李秀芬婚生女儿的事实。2、户口本一份，用以证明韩兴发为城镇户籍的事实。3、公民死亡证明书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韩兴发于2019年5月7日死亡的事实。4、土地租赁合同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案发地为大圃公司于2017年3月向联荣经合社承租的事实。5、现场照片以及视频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事发现场栅栏常开、无警示牌，杂草掩盖洞口，洞口无盖板，村民在院内种菜的事实。6、询问笔录一份，用以证明事发地为无人看管的矿山事实。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共同答辩称：一、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大圃公司对租赁场地进行管理，联荣经合社也予以配合，之前，对私自在场地种菜的居民进行了清除，并多次向包括李秀芬、韩玉亲属韩兴发在内的无关人员警告，禁止进入租赁的该废弃矿上区域。三、李秀芬、韩玉亲属韩兴发之前多次出入租赁的该废弃矿山区域，对废弃矿上和石灰窑的地域面貌十分了解。公安调查显示韩兴发当天是从设有警示牌的出入口经过，其发生意外是在炮台式石灰窑的边角位置，也非场地内的正常行进路线。韩兴发作为成年人无视多次警告，擅闯私人领地自入险境，未尽注意义务而发生的意外，应当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为证明以上辩称事由，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共同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照片一组（案发前和案发后的照片，系复印件），用以证明事发地为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私人领地并已设置安全警示等的事实。2、报警记录一份，用以证明事发当天韩兴发从铁门主入口进入的，大圃公司有人员管理的事实。3、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俞海松在大圃公司干活，负责看管材料场地，下面房屋修缮需要材料时才打开铁门，材料搞好后铁门会关上。闲林办事处答辩称：一、闲林办事处即不是案涉矿上的所有人，也不是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也不存在监管职责。二、案涉石灰窑洞所在的矿山，已经设定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且山脚已经设定围护栅栏，禁止无关人员以及车辆进入。受害人作为一个完全行为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山脚设有铁栅栏，铁丝网与警示牌的情况下，仍旧擅自上山导致悲剧发生，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综上，应当驳回李秀芬、韩玉对闲林办事处的诉讼请求。为证明以上辩称事由，闲林办事处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照片一组（复印件），用以证明案涉石灰窑洞所在的矿山山脚设置警示牌，铁丝网等，严禁无关车辆及人员进入废弃矿区的事实。对李秀芬、韩玉提供的证据，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对其中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核实，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不清楚；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5的三性有异议，事发时有警示牌，照片事后取得；对证据6，平时对案涉场地进行管理，实际是有管理的，缺乏与本案的关联。闲林办事处对上述证据1-4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矿山有警示牌标志；对证据6的三性没有异议，闲林办事处不是矿山的所有人，也不是管理人。本院对上述证据1-4、6予以确认；对证据5将结合庭审认定相关事实。对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提供的证据，李秀芬、韩玉对其中的证据1，认为照片系事后10天补拍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2，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3，不予认可。闲林办事处对上述证据1-3的三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1、2，根据证据内容认定关联事实；对证据3，因无佐证，不予确认。对闲林办事处提供的证据，李秀芬、韩玉不予认可；大圃公司、联荣经合社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本院确认该项证据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根据以上证据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李秀芬丈夫韩兴发于2015年11月开始入住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南市街星洲翠谷竹影翠庭小区。2019年5月7日上午8时许，李秀芬丈夫韩兴发离开上述住所前往附近百米远的后山。当日下午15时许，李秀芬仍未见韩兴发回家，遂多方查找并随后报警，后于晚上22时许在后山半山腰一废弃石灰窑洞（该石灰窑洞，竖直落差20米左右，窑洞上面平台处废弃多年，上面长满杂草，无道路通行，不存在警示标志）内发现其遗体。2019年5月10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公安分局对韩兴发死亡事件排除刑事案件。另查明，案涉废弃的石灰窑洞山地区域约103.35亩，由大圃公司于2017年3月向联荣经合社承租，从事生态农业项目开发，租赁期限自2017年3月16日至2037年3月15日止，事发时尚未正式开发建设。该废弃石灰窑洞山地附近的主入口设有铁门，设置有警示牌，内容为“废旧矿区，禁止无关车辆和人员入内”。所属山体较大，周边附近区域还有小路可以上山，有附近居民在山地上种菜，管理单位也曾予以了劝导、制止。本院认为，根据现有各方的举证，以及事发现场分析，李秀芬丈夫韩兴发身亡的最大可能是从案涉废弃的石灰窑平台处洞口坠落所致。根据认定的事实，本案中的废弃石灰窑洞山地区域不属于对外开放的公共区域，大圃公司作为租赁使用者也没有开展经营性活动，因此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同时，大圃公司作为案涉废弃的石灰窑洞山地区域的土地租赁者，负有管理职责，其为履行其管理职责，在山的主入口设有铁门，并设置有“废旧矿区，禁止无关车辆和人员入内”的警示标志牌，已经尽到合理的安全警示义务，且韩兴发作为一个完全行为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附近生活多年，了解废弃矿上石灰窑的地域面貌，如果进入案涉废弃的石灰窑洞山平台处，能够看到洞口废弃多年，上面长满杂草，无道路通行，理应认识到进入此处的危险性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擅入废弃的石灰窑洞山平台处，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大圃公司对韩兴发的死亡不存在过错责任，李秀芬、韩玉主张由大圃公司赔偿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联荣经合社、闲林办事处与韩兴发的死亡事件的发生，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无须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秀芬、韩玉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408元，减半收取2204元，由原告李秀芬、韩玉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自勇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谈建明书记员  姚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