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03行初120号 原告何丽萍，女，197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何伟青，女，1976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绍兴县，系原告之妹。 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石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1031号。 法定代表人吕东东。 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王伟峰，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忠伟、李阳，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丽萍诉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石桥街道办事处（下称石桥街道办事处）其他（城建）行政强制行为一案，于2019年9月9日向本院起诉。经补正，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受理，于2019年10月14日向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石桥街道办事处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丽萍及其委托代理人何伟青、被告石桥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王伟峰及委托代理人李阳到庭参加诉讼。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丽萍诉称，原告系杭州市下城区北景园竹邻苑16幢1102室住房的所有权人，该住房系整幢建筑物的顶层之一，房产公司交付房屋时附有东西两侧均有基础的露台各一个。2008年5月原告对该住房进行了装修入住，装修时对该两个露台进行防水处理，但并未进行封盖处理，但入住后不久，发现房产公司交付的房屋存在严重设计及质量问题，导致原告11层住房的房间出现雨水渗漏发霉现象严重，无奈原告对于渗漏发霉的墙体进行了重新装修，并将顶层东西两侧的露台分别作了封盖处理。2019年7月18日被告组建的杭州市下城区石桥街道拆违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未通知原告及家人的情况下，将一份告知书的复印件私自张贴在原告住房的门上，由于是复印件首先原告也无法辨别该告知书的真伪，其次在该告知书内容中的法律依据【杭城管委(170)号《杭州市违法建设行为处理实施意见》的规定】在2018年8月1日起已明确废止，再次在告知书也未告知原告有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因此原告认为作为政府部门的被告不可能向原告发出如此不严谨的告知书，所以将该告知书当作普通的广告或诈骗信息的废纸予以处理。2019年7月26日被告在未履行任何法定手续(未出示工作证)的情况下，且对原告提出170号文件已明确废止要求停止违法行为的申辩置之不理，仍一意孤行地强行进入原告住房，并限制刚动完手术后在家休养原告的人身，对原告住房西侧露台平顶及晾衣设备实施了强制拆除，并对原告住房东侧露台及房屋顶面瓦片造成了损坏，致使原告的财产被毁。原告于2019年8月23日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状及相关的证据材料，并将该事实及已向法院提交材料清单的复印件告知出示给被告，要求被告停止继续实施违法行政行为，但被告却一意孤行地于2019年8月30日，未作任何形式的通知，在原告家中无人的情况下，通过吊机强行入室将原告房屋东侧的阳光房又强制拆除，并野蛮地将被告晾晒在露台上的衣服、被子扔在地上，衣服、被子上到处都是玻璃渣子和污渍。东露台被强拆后，次日开始连续一周多的下雨天气，致使原告家11层东首房间天花板严重漏雨渗水，造成房顶粉刷物脱落、席梦思、被子、地板渗水，造成顶层房间门变形和地板渗水的严重后果。同时，两个露台的野蛮强拆，造成原告家与两个露台相邻的室内墙面和露台外墙体出现严重开裂现象。被告的强拆行政行为给原告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告知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理由如下：一、被告于2019年7月26日、8月30日实施的两次强拆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该《告知书》所依据的170号文件已于2018年8月1日被明确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杭州市违法建设行为处理实施意见》(杭城管委(2018)116号)，根据116号文件第三条第二项第6款的规定，原告对于其所有房屋的露台所做的封盖行为属于无需向有关部门申领建设工程(含临时)规划许可证的情形，其次原告所有的房屋并不属于临街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原告对其房屋实施的加盖行为并未影响城市的市容市貌，再次原告的行为更没有对邻居造成任何通风采光的影响，因此被告的强拆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二、被告强拆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被告在强拆前，未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未事先进行合法的书面催告，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未告知强制执行的理由和合法依据，未告知原告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和期限等，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程序严重违法。三、被告强拆行政行为不仅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还给原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应依法予以赔偿。综上所述，被告强拆行政行为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程序严重违法，给原告造成极大的损失，理应确认行为违法并对原告进行赔偿。为此原告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等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于2019年7月26日、8月30日的强拆行政行为违法；2、请求责令被告对原告违法强拆的露台平顶恢复原状或依法进行行政附带民事赔偿，赔偿数额暂计贰万元（具体以评估结果计算确定）；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依法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25755元。 原告何丽萍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告知书1份，证明2019年7月18日，石桥街道拆违领导办公室、景安社区联合出具一份告知书，该告知书张贴在原告的大门上。 2、北景园竹邻苑16幢1102室房产证1份，证明原告是适格主体，该房产证记载顶层的东西两侧露台，系原告专有使用，原告有权对其进行加盖的行为。原告加盖的不是阳光房，其三面是通透的。 3、照片1组，证明被告强拆的事实，以及被告的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物质上的损失。 4、病例资料1组，证明原告当时从邵逸夫医院手术出院之后在家休息。2019年7月26日，被告未经原告同意，进入原告家中，强制限制了原告人身自由，然后拆除露台的事实。 5、收款收据、订货单、购物信誉卡1组，证明由于被告的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了2万余元损失的事实。 被告石桥街道办事处辩称，一、原告起诉不符合一案一诉原则。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依法确认被告于2019年7月26日、8月30日的强拆行政行为违法”，涉及两次针对不同建筑物实施的拆除行为，不符合一案一诉的基本原则。被告请求法院对原告进行释明和指导，由其明确诉讼对象。如其拒绝明确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案涉拆除行为的基本情况。原告系北景竹邻苑16幢1102室房屋的所有权人。被告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原告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顶楼东西两侧各搭建一处阳光房，且属于无法采取规划许可等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情形，应予拆除。2019年7月18日，被告和景安社区作出《告知书》，要求原告户于7月22日前自行拆除上述阳光房。当日，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和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送达《告知书》，原告家人接收，但拒绝签字。7月24日，被告作出《违法建筑拆除时间告知书》，告知原告户将于7月26日对阳光房实施拆除。当日，被告会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和社区工作人员将《违法建筑拆除时间告知书》张贴在门口。2019年7月26日，经原告户同意，被告对西侧的阳光房实施了拆除，并与原告户协商拆除东侧阳光房相关事宜。原告户口头同意，但表示由于身体原因希望延后拆除。随后，被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和社区多次与原告户沟通确认拆除时间，均未果。8月21日，被告会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和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送达《违法建筑拆除时间告知书》，原告户拒绝签收，工作人员将该《违法建筑拆除时间告知书》张贴在门口。8月30日，被告对东侧的阳光房实施了拆除。综上所述，原告未经许可擅自搭建阳光房的行为违反了城乡规划的相关规定，被告将阳光房拆除，未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请求贵院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石桥街道办事处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告知书1份，证明2019年7月18日，被告和景安社区作出告知书，要求原告户于7月22日前自行拆除其违法搭建的两处阳光房。 2、违法建筑拆除时间告知书2份，证明被告先后两次作出违法建筑拆除时间告知书，告知原告实施拆除的具体时间。 3、照片1组，证明被告两次拆除原告违法建筑的具体情况。 经庭审质证，(一)原告何丽萍对被告石桥街道办事处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张贴在原告门上的第一份告知书的落款印章不是红章，告知书也没有发给原告，被告在张贴告知书时没有作深入调查。原告户顶楼的封盖行为在2008年是不需要规划许可证的，当时原告进行装修时实际是有向物业公司备案的。该份告知书所依据的170号文件，在2018年的8月1日已经明确废止。这份告知书是违法的。对于第二份告知书，被告也没提供原件，所以原告对复印件不进行质证。针对7月18日告知书，被告认为是顶层搭建的建筑物，但原告认为露台上的封盖行为不属于违法搭建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对于证据2，被告违反了明确废止的杭州市违法建设行为处理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原告认为本案中原告并没有新建、扩建和改建露台的行为，因此不需要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告在2008年对露台进行了加盖行为。原告作为该露台的使用权人，出于防止屋顶漏水、安全等因素考虑，对该露台做了一个封盖处理。原告认为该封盖处理是对露台进行了必要的装修，被告不应随意介入干涉。原告对该露台的加盖行为，未侵害其他业主的利益，未违反物业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广义上是指人工建筑而成的所有东西。原告的封盖顶不等同于被告认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露台的玻璃顶也不是违法建筑。因此，原告认为，原告对自己房屋的顶层露台所做的封盖不属于我国城乡规规划法规定的违法搭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被告行政行为违法。被告有法不依、执法错误，完全不按照正常的拆除程序进行强拆。对于证据3，因被告提供的是复印件，原告不进行质证。 (二)被告石桥街道办事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被告认为原告在上面搭建阳光房的行为，是违反国家关于规划许可相关规定的。关于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佐证损失。照片中所示的装修材料、建筑材料，在脱离违法建筑之后，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故被告认为不应当作为损失。关于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关联性有异议，没有办法确认是不是用来修缮，对于相关的因果关系也不能够进行确认。 本院对当事人所举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1、2、3，客观真实，与本案事实相关，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4，系病例资料，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认证。证据5，系收款收据、订货单、购物信誉卡等，本院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提交的证据1-3，客观真实，与本案事实相关，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为进一步改善社区生活环境、美化城市形象，确保环境整治工作顺利进行，石桥街道办事处成立杭州市下城区石桥街道拆违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告杭州市下城区北景园竹邻苑16幢1102室位于顶层，原告户在其顶楼东西两侧各搭建一处阳光房。2019年7月18日，石桥街道拆违领导小组办公室、景安社区对原告户发送书面告知书称“你户在杭州市下城区北景园竹邻苑16幢1102室顶楼擅自搭建（构）筑物的行为，违反了杭城管委（170）号《杭州市违法建设行为处理实施意见》的规定。请在2019年7月22日前自行拆除，并恢复原样，逾期相关职能部门将依法予以拆除”。同年7月24日、8月21日，石桥街道拆违领导小组办公室两次作出《违法建筑拆除时间告知书》并张贴送达。同年7月26日、8月30日，搭建的西侧阳光房和东侧阳光房分两次被拆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处本辖区内违法建设的行为应当予以配合。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发现本区域内违法建设行为的，应当予以劝阻，并及时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报告。《杭州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的具体职责是：(一）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二）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上述法律法规，对城镇违法建设行为的查处职权分配、认定违法建设行为的法定事实要件及对违法行为的罚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并未授权街道办事处对具体的违法建设行为作出认定或处置，故被告石桥街道办事处实施的拆除原告何丽萍户顶层东、西侧阳光房的行为，应确认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原告何丽萍在其顶楼东西两侧各搭建了阳光房，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拆除，故原告违建部分不予补偿。但被告石桥街道办事处实施拆除过程中，原告的晾衣架等存在财产损失，故考虑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确定石桥街道办事处赔偿何丽萍损失2000元。案涉被诉行为系由被告石桥街道办事处分两次实施的针对原告户同一建筑物的拆除行为，故被告关于本案不符合一案一诉原则的辩称，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石桥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7月26日、8月30日实施的拆除原告何丽萍北景园竹邻苑16幢1102室顶层东、西两侧阳光房的行为违法； 二、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石桥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何丽萍损失人民币2000元； 三、驳回原告何丽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石桥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戴晓阳 审 判 员  徐 远 人民陪审员  楼国卫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代书 记员  金一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