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4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00216970727B。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龙泉路250号。法定代表人：王晓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弢（特别授权），云南滇东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佑虎（特别授权），云南滇东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薛顺安,男,197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永善县人,农民,住永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德勇（特别授权），云南景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曾才忠，男,195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永善县人,农民,住永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德勇（特别授权），云南景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永善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257755201245。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溪洛渡镇农场冒水一社。负责人：谭世勋，该分公司经理。上诉人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薛顺安、曾才忠、原审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永善分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人民法院（2019）云0625民初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昭交集团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系其分公司,经营范围为公路运输等。昭交集团的云Ｃ×××××号客车原由曹东经营。2014年11月28日，曹东向昭交集团要求将该客车报废，重新购买新客车经营。2015年2月3日，昭交集团购买了云Ｃ×××××号客车，支付车款、保险、税收等共计1230015.00元。云Ｃ×××××号客车于2015年2月3日办理所有权登记，所有人为昭交集团，2015年3月23日取得道路运输证，营运人为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曹东邀约薛顺安合伙经营云Ｃ×××××号客车，曹东、薛顺安各占50%的份额。尔后，薛顺安又邀约曾才忠与其合伙。2015年5月12日,薛顺安、曾才忠向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交纳租赁费630015.00元（薛顺安交纳315015.00元,曾才忠交纳315000.00元）,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分别向薛顺安、曾才忠出具了收款收据。因曹东未交纳其应负担的租赁费份额，薛顺安于当日向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出具欠条，该欠条载明：“今欠到永善分公司云Ｃ×××××购车款600000.00元，大写陆拾万元整。在2015年5月31日前付清。到时不还，按年息百分之二十计算利息，定在该车收入中还。”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将云Ｃ×××××号客车交由薛顺安、曾才忠经营了9个月，每月向薛顺安、曾才忠收取班线管理费11000.00元、利息10000.00元，但是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与薛顺安、曾才忠之间未签订合同。曹东退出合伙后，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与薛顺安于2016年3月16日协商达成协议：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2月28日期间减半收取云Ｃ×××××号客车租赁费57656.00元（1230015.00元÷8年÷12月／年×9月÷2），已收取的另一半租赁费（57656.00元）抵云Ｃ×××××号客车的下欠租赁费。同日，薛顺安向昭交集团书面申请租赁经营车辆及客运业务，自愿在签订合同之前一次性交纳七年租金1114688.00元，自愿接受昭交集团的生产经营业务管理和安全监督管理。昭交集团与薛顺安于当日签订了《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薛顺安租赁经营云Ｃ×××××号客车及永善至昆明往返客运线路,由薛顺安一次性缴纳七年租赁费1114688.00元,班线管理费按11000.00元／月计收;薛顺安以昭交集团名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交清国家和昭交集团应当收取的相关费用后，独立享有全部利润。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薛顺安应一次性缴纳的七年租赁费1114688.00元减去薛顺安、曾才忠原缴纳的630015.00元和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减收的租赁费57656.00元后，对下欠的租赁费542344.00元，薛顺安出具了欠款金额为542344.00元的欠条给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该欠条载明：“此款定于2017年2月28日前还清，从2016年3月1日起按欠款余额年息12%按月支付；超过2017年2月28日未归还，按欠款余额年息20%支付资金占用费。”合同签订后，薛顺安、曾才忠按合同约定经营云Ｃ×××××号客车，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按约定内容按月向薛顺安、曾才忠收取了班线管理费11000.00元、利息10000.00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车辆运营问题发生纠纷。2017年3月，薛顺安、曾才忠将云Ｃ×××××号客车停运，并将该车辆停放于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2017年3月16日，薛顺安、曾才忠向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提出书面申请，认为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不执行交通运输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终止报废客车的营运，用45座客车代替37座和38座客车营运、引进其他公司班车顶替公司线路经营，从而影响正常经营，并提出三种解决方案：“⒈由薛顺安、曾才忠将云Ｃ×××××号客车退还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由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退还其所交63万元，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担保部分款项由其负责偿还；⒉由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为申请人再开放一辆车辆经营权限，使申请人也能如除申请人车辆外的公司其余经营车辆一样营运；⒊严格执行交通运输部2012年8号令，取消未购却占有路线和班次的车辆，由现有的9辆车辆营运永善到昆明路线。”请求昭交集团、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在15日内予以研究解决。2017年3月17日，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收到薛顺安、曾才忠提交的书面申请，但是昭交集团、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一直未对薛顺安、曾才忠的请求予以答复。2017年3月31日，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从薛顺安、曾才忠2017年2月的营运收入中扣客运款74424.86元抵扣租赁费。2019年11月1日，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将云Ｃ×××××号客运车辆正式投入运营。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⒈关于薛顺安与昭交集团签订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是否生效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薛顺安与昭交集团签订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已为原审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云0625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为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和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该《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自薛顺安、昭交集团2016年3月16日签字时成立并生效。因此,薛顺安、曾才忠主张该合同未生效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⒉关于薛顺安、曾才忠与昭交集团之间是否属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虽然薛顺安与昭交集团签订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约定的经营期限至2016年6月30日止，但根据薛顺安向昭交集团递交的申请书中记载的“申请人能够并且自愿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一次性交纳七年租金1114688.00元。”和《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中载明的“本合同约定的经营期限为本车行政许可期，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行政许可期满后若乙方能严格按本《合同书》经营、不发生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及服从企业管理、遵章守纪，在甲方取得延续经营许可的前提下，租赁合作期延伸至七年”、“乙方一次性缴纳甲方七年租赁费用1114688.00元”的内容，原审法院可以认定薛顺安与昭交集团签订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属定期租赁合同。因此，薛顺安、曾才忠主张自2016年6月30日之后与昭交集团之间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⒊关于昭交集团、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是否应当退还薛顺安、曾才忠租赁费493,030.06元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2015年2月3日昭交集团购买云Ｃ×××××号客车的价款，2015年5月12日薛顺安、曾才忠向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交纳的租赁费，薛顺安于2015年5月12日向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出具的欠条，2016年3月16日薛顺安向昭交集团递交的申请书和薛顺安与昭交集团签订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的约定来看，薛顺安、曾才忠租赁经营云Ｃ×××××号客车，昭交集团将购买云Ｃ×××××号客车的所有费用1230015.00元计入租金。双方虽约定一次性全部缴纳,但是按8年计算摊销为月租金，由薛顺安、曾才忠缴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结合本案事实，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车辆运营问题发生纠纷。2017年3月，薛顺安、曾才忠将云Ｃ×××××号客车停运，并将该车辆停放于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2017年3月16日，薛顺安、曾才忠向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提出要求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于2017年3月17日收到解除通知后一直未进行处理，亦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提出过异议，应当视为同意薛顺安、曾才忠提出要求解除合同的书面请求。据此，依法应当解除薛顺安与昭交集团签订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并按实际租赁期限进行结算。昭交集团在庭审中主张，签收解除合同书面申请的主体是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而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是昭交集团，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无任何权利代表昭交集团作出任何意思表示，但是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系昭交集团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作出的意思表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当由昭交集团承担。据此，昭交集团的抗辩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薛顺安、曾才忠在2015年5月12日交纳租赁费630015.00元，至2016年3月16日期间，租赁经营云Ｃ×××××号客车共9个月，按双方约定应当计算租金115313.90元（1230015.00元÷96×9）。又因2016年3月16日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与薛顺安协商达成协议：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2月28日期间减半收取云Ｃ×××××号客车租赁费57656.00元，故薛顺安、曾才忠实际应缴纳租金为57657.90元（115313.90元－57656.00元）。2016年3月17日起至2017年3月期间，薛顺安、曾才忠租赁经营云Ｃ×××××号客车共12个月，按双方约定应当计算租金153751.90元（1230015.00元÷96×12）。即薛顺安、曾才忠租赁经营云Ｃ×××××号客车，应向昭交集团缴纳租金211409.80元（57657.90元＋153751.90元）。薛顺安、曾才忠总计缴纳了租赁费704439.86元（630015.00元＋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所扣客运款74424.86元），扣除薛顺安、曾才忠租赁经营云Ｃ×××××号客车期间实际应当缴纳的租赁费211409.80元，昭交集团应当退还薛顺安、曾才忠的租赁费为493030.06元（704439.86元－211409.80元）。⒋关于薛顺安、曾才忠是否应当给付昭交集团班线管理费275,000.00元和资金占用费194,966.00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由于薛顺安、曾才忠租赁经营云Ｃ×××××号客车期间，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均按合同约定每月向薛顺安、曾才忠收取了班线管理费11000.00元、利息10000.00元。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在收到薛顺安、曾才忠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后，怠于处理云Ｃ×××××号客车后续事宜，且也未寻求合法途径积极主张权利，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据此，昭交集团要求薛顺安、曾才忠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25个月）的班线管理费275000.00元,并自2019年5月1日起按每月11000.00元支付至《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解除之日，以及要求薛顺安、曾才忠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25个月）资金占用费194966.00元,并自2019年5月1日起以欠款467919.14元为标准按年利率20%支付至《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解除之日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薛顺安与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二、由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退还薛顺安、曾才忠租赁费493030.06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履行；三、驳回薛顺安、曾才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696.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350.00元，由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宣判后，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第四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请求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反诉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错误认定《关于请求昭交集团及永善分公司妥善解决处理云Ｃ×××××号营运车的申请》是解除合同通知书，属于认定证据性质严重错误，继而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1、该申请仅仅是二被上诉人单方的一种意思表示的请示，2、该申请是一种选择性的申请，3、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成就解除权的合同约定。二、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收到《关于请求昭交集团及永善分公司妥善解决处理云Ｃ×××××号营运车的申请》未处理、未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同意被上诉人二人提出解除合同请求，其法律责任也应当由昭交集团承担，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签订主体是昭交集团并非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2、昭交集团未处理申请的原因是《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一直处于生效状态，3、昭交集团、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并非未提出异议，是因为本案一直处于诉讼过程中，4、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分公司未对他人作出意思表示，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且该后果是由总公司来承担。三、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九十四条、九十六条，关于合同解除权条件成就时行使解除权或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使用前提是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含有解除权成就条件的约定内容，且本案中违约方为二被上诉人，二被上诉人不享有解除权。四、本案判决前后矛盾，本质上既认定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二人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在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收到《关于请求昭交集团及永善分公司妥善解决处理云Ｃ×××××号营运车的申请》时视为同意解除，但是又重复判决《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在判决生效时解除。五、法院全面驳回被上诉人反诉请求，属于判决事项严重显失公平。被上诉人薛顺安、曾才忠未作答辩。在二审中，上诉人对原审认定的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收到《关于请求昭交集团及永善分公司妥善解决处理云Ｃ×××××号营运车的申请》后未处理、未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同意二被上诉人提出的解除合同的请求提出异议，对其余事实无异议，对上诉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综合予以评述。归纳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原审判决是否恰当？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2016年3月16日昭交集团与薛顺安签订了《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该合同约定了业务经营形式和基本内容、相关费用标准及交纳方、双方权利和义务、特别约定，该合同并未对被上诉人薛顺安、曾才忠解除合同的条件进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原审认定薛顺安、曾才忠于2017年3月16日向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提出《关于请求昭交集团及永善分公司妥善解决处理云Ｃ×××××号营运车的申请》是解除合同通知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至于昭交集团与薛顺安签订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是否继续生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自2017年3月，薛顺安、曾才忠将云Ｃ×××××号客车停运并停放于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并于2017年3月16日向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提出《关于请求昭交集团及永善分公司妥善解决处理云Ｃ×××××号营运车的申请》以来，双方均未实际履行《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且2019年11月1日，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已经将云Ｃ×××××号客运车辆正式投入运营，《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客观上已经处于履行不能的状态，结合本案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向法院申请解除《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本案二审中，双方皆未对原审法院解除《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提出异议的事实，原审判决解除昭交集团与薛顺安签订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017年3月16日，薛顺安、曾才忠向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提出《关于请求昭交集团及永善分公司妥善解决处理云Ｃ×××××号营运车的申请》，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收到薛顺安、曾才忠提交的申请后，于当日向薛顺安、曾才忠出具一份收件回执。上诉人昭交集团认为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收到薛顺安、曾才忠提交的书面申请后，昭交集团与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一直积极处理该书面申请，且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未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不应当由昭交集团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经审查，本院认为，2019年11月1日，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将云Ｃ×××××号客运车辆正式投入运营，该事实与昭交集团主张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一直处于诉讼状态，昭交集团及永善分公司不敢进行任何处理相矛盾，原审认定昭交集团怠于处理云Ｃ×××××号营运车，且也未寻求合法途径积极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在收到《关于请求昭交集团及永善分公司妥善解决处理云Ｃ×××××号营运车的申请》后一直未进行处理，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昭交集团自行承担，上诉人昭交集团认为昭交集团永善分公司的未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不应当由昭交集团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46.00元，由上诉人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义务人不主动履行本判决，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马 春审判员 肖荣蓉审判员 杨稳香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法官助理罗丹书记员刘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