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14民初609号原告：郑兴，男，1989年5月1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佳彦，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道可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七彩云南第一城诺仕达商业广场8号楼4层XXX号。法定代表人：车伯忠。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翠仙，云南明快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车伯忠，男，1974年10月1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第三人：覃文涛，男，1983年4月15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安宁市。第三人：吴丽琴，女，1986年6月2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禄劝苗族自治县。第三人：费丽芬，女，1992年3月1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原告郑兴与被告云南道可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可公司）、车伯忠及第三人覃文涛、吴丽琴、费丽芬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佳彦，被告道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翠仙、被告车伯忠及第三人覃文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吴丽琴、费丽芬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退股协议》合法有效；2、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配合原告办理退出公司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事实及理由：2017年10月23日，原告与车伯忠、罗毅、覃文涛、费丽芬、吴丽琴共同签订了《合伙合同》，达成共同成立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合意，同年12月14日依法登记设立了道可公司，股东分别为被告车伯忠（持股25%）、第三人覃文涛（持股25%）、第三人费丽芬（持股20%）、第三人吴丽琴（持股20%）及原告郑兴（持股10%）。因被告车伯忠有意将其实际控制的道可公司一部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的计划，2018年4月16日，原告同意与两被告签订《退股协议》，约定了退出公司后所占的10%股份由股东会议决定处置，所转让股权中未实缴的部分由被告道可公司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原告在此之后不再享受相应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在协议签订之后，原告再未实际管理公司，也从未领取报酬和分红）。对此，公司其他股东即第三人覃文涛、费丽芬、吴丽琴自始知情且认可，且在《退股协议》尾部一致决议同意原告退出公司并将股份转给被告车伯忠持有。2020年1月，上述股东再次作出《股东会决议情况说明》予以追认及说明，一致证明自2018年4月16日签署退股协议后原告已实际退出公司，对应的股份在奖励给评选出的优秀员工之前一直由被告车伯忠实际持有，并认可协议签署以后被告的任何债务与原告无关。综上，《退股协议》是全体股东一致决议认可并得到合同签订当事股东外其他股东再次一致追认的，符合有限公司人合性规定，符合公司法第74条公司回购股份和股东退出公司之规定，同时并不违反公司法第20条、第35条、合同法第52条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告在协议签订后实际退出了公司，再未实际管理公司也再未享受股东的任何权利，但两被告一直不配合原告办理退出公司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现依据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道可公司辩称，一、公司未与郑兴签订过退股协议，协议为郑兴与第三人覃文涛私下签订，章由覃文涛管理，是其私自盖的，退股协议无法定代表人车伯忠签名，只有印章。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只能在股东之间转让或股东以外的人之间转让，股权回购需具备一定的条件，本案公司并未发生法律规定的股权回购情形，郑兴要求公司收购其股权的行为是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是一种抽逃出资的违法无效行为，会严重损害公司的利益、股东利益，也会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三、郑兴诉称其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公司股东车伯忠持有，但并未提供与车伯忠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主张不能成立。被告车伯忠辩称，郑兴影响公司经营，之后就离开公司未再回来。2018年6月1日后我就未再管理公司，我离开公司后将合同专用章包括我的私章交给了覃文涛管理。第三人覃文涛辩称，郑兴退股的事是开了股东会议，股东都在场，只是没有形成书面的会议记录，当时郑兴提出将股份转给公司的一个员工，车伯忠当场反对，说股份由公司收回，他来管理。签订退股协议时我和郑兴、车伯忠三个人都在场，印章是车伯忠自己盖的。车伯忠自己陈述是2018年6月将公章交给我，退股协议是2018年4月份签订的，被告说印章是我私自盖的明显是说谎。车伯忠后来也要退股，也没有办理手续，只是2018年6月把印章交给我，后来公司出了事情我又把印章还给他了。第三人吴丽琴、费丽芬未到庭答辩，也未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证据材料，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合伙合同，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退股协议，被告未否认印章的真实性，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内容及协议的效力,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综合评述；原告提交的股东会议情况说明系为原告诉讼而在退股协议签订后形成，无被告车伯忠签字，被告不予认可，且在各股东关系交恶的情况下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公司章程，本院对其三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内容在说理部分予以综合评述。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依法确认如下事实：被告道可公司于2017年12月14日经核准成立，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分别为被告车伯忠（持股25%）、第三人覃文涛（持股25%）、第三人费丽芬（持股20%）、第三人吴丽琴（持股20%）及原告郑兴（持股10%），法定代表人为车伯忠。2018年4月16日，原告郑兴（甲方）与被告道可公司（乙方）签订退股协议，约定甲方将持有乙方10%的股权转退回乙方；乙方接受股权，由股东会议决定如何处置；双方确定的退还入股金为15000元，甲方享有4月16日前签单的工程纯利润10%分红，甲方要收回甲方负责工地善后尾款；甲方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中尚未实际缴纳出资的部分，转让后由乙方继续履行这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即享受10%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协议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退股协议签订后，原告即郑兴离开了道可公司，未领取分红，也未收到退股金。2018年6月份，被告车伯忠也离开道可公司并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及个人印章交给股东覃文涛管理，由覃文涛实际管理经营公司。退股协议签订后道可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议对郑兴拟退回的10%的股权如何处置进行决议，也没有进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现道可公司工商登记正常。另查明，退股协议书落款后手写部分有关“同意郑兴股份转让给车伯忠”的内容系第三人于2020年1月补写。本院认为，经法庭询问，被告对本案退股协议成立的事实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退股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两被告应否配合原告办理退出公司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对于退股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根据退股协议内容，原告郑兴将持有的道可公司10%的股权转退回道可公司，道可公司接受股权，由股东会议决定如何处置，双方行为属于公司法中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回购。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回购，我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从该规定来看，公司法为了有效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明确了中小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收购其股权，但对收购条件进行了限制，即符合法定情形的才能要求公司收购其股权。进行限制的原因是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人合性，如果允许股东任意退股，可能导致公司法定资本的绝对减少，有违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并有损公司债权人利益。因此判断股权回购协议是否有效，既要看股权回购行为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又要看股东退股是否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是否有损债权人利益。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郑兴退股并不具备《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同时由于退股协议对该部分股权如何进行处置未作具体约定，且因公司经营状况客观上不能通过将该部分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等方式进行资本重构，以维持公司资本不变，明显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也会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双方之间的退股协议应认定无效。原告主张涉案10%的股权系转让给了被告车伯忠，但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采纳。对于两被告应否配合原告办理退出公司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问题，由于退股协议无效，原告该诉求不存在请求权基础，依法不应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兴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郑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解审 判 员  刘小峰人民陪审员  杨少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晋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