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10刑终359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农玉英，女，1965年6月3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壮族，大专文化，原那坡县城厢镇扶贫开发办主任，副科职级，中共党员，户籍所在地那坡县，现住那坡县。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于2017年8月15日被那坡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8年5月21日，由田阳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安，广西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农元昌，曾用名农建伍，男，1973年10月14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壮族，高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那坡县，现住那坡县。因涉嫌犯贪污罪，经那坡县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7年8月10日被那坡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27日由那坡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8年5月21日，由田阳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田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农玉英涉嫌犯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原审被告人农玉英、农元昌涉嫌犯贪污罪，于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作出（2018）桂1021刑初7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农玉英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将案件移送百色市人民检察院审查，百色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犯罪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不需要开庭审理，建议本院书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审阅案卷材料，并依法讯问了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农玉英，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农玉英及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对于指控被告人农玉英玩忽职守部分，（1）指控被告人农玉英玩忽职守的数额有误，其中，马某21.5万元、马某31.5万元、戴某1万元、农某32.5万元、韦某21万元、韦某31.5万元、黄某382万元、许某21万元、李某72万元、马某112万元、梁某91万元、农某112万元、陆某51.5万元、何某21.5万元、何某31万元、农某121万元、黄某401.5万元、方某41万元、梁某111.5万元，已经于指控前起诉前退回，以上共计28万元；梁某17.5万元（其中4.5万元已经于指控前起诉前退回，3万元相关材料并非被告人审核）、罗某41.5万元相关材料并非被告人审核，以上共计9万元；农某22.5万元，由上级领导审批；蒋某户按2013年标准应得4.5万元，于2016年3月退回2万元，实际多发2.5万元，黄某37户系五保户且因分户补发4.5万元，许某6帮系残疾人且因分户补发4.5万元，凌某1因分户以其精神异常的儿子名义要求补发4.5万元，陆某8因分户补发1.8万元，黄某47因火灾后重建发放1.5万元。以上共计21.3万元。扣除上述在案发前已追回来的钱款，以及可以合法发放的补助，目前尚有11.8万元未追回，故被告人农玉英玩忽职守的数额应为11.8万元，未达到立案标准。（2）被告人也没有实际审核发放起诉书中指控的79.1万元，首先，被告方于2014年至2015年间被镇政府安排在弄力村驻村工作队工作，具体负责弄力村的危房改造等工作，不具体负责其他村的危房改造材料的审核工作；其次，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均按程序由村里民主评议，张榜公示无异议后再上报，并因人少事(材料)多，几乎由全部扶贫办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并不分职责；第三，被告人审核过程中，仅依据财务规定为出账需要而在审核栏上签字属实或同意等，在签字前，县危房改造办已将资金按名单全部下拨到镇扶贫办，故签字属实或同意等并不代表被告人对此确已审核属实，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人负全部责任而追究刑事责任。且有众多干部均签字审核，只追究农玉英一人的责任于法不公。2、对于指控被告人农玉英滥用职权罪部分，（1）被告人农玉英不存在虚构“全家痴呆”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故意。那坡县人民政府在落实以“全家痴呆”标准发放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时，对于这一标准根据工作实际进行了过于宽泛的主观解释，其目的是要切实解决那些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而各乡镇也按此执行，并非被告人农玉英个人的理解，也无证据证实被告人农玉英虚构了这一标准，农玉英主观上完全是在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并无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故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滥用职权虚构“全家痴呆”建房类别发放260多万不能成立。（2）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超范围发放82000元部分属实，但其中农玉琼户2万元系由镇长张某签署发放的，谭某3所得在案发前已如数退回。上述两笔共4万元，不应做为滥用职权对待。被告人违反政策发放的补助实际金额为42000元，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但在案发前已全额如数退回，根据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尚未达到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立案标准，故依法不成立滥用职权罪。3、对于指控被告人农玉英贪污部分，（1）并无证据证实被告人农玉英与农元昌在案发前共同勾结，农玉英于事后也未分得钱款，农玉英与农元昌不构成共同犯罪；（2）虽然被告人农玉英确实审核发放了二次搬运补助费9万元，但是因为有些地方的确存在二次搬运情形，如果没有相关补助，无人愿意承建危房改造工作的，进而会影响到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故被告人农玉英只是主观上错误地理解政策，从而违反政策未经事先请示而发放了二次搬运补助，其行为属于滥用职权范畴；（3）涉案的9万元在审计介入前的自查自纠活动中已如数退回，没有给国家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综上，指控农玉英构成贪污罪不能成立。4、量刑方面，被告人农玉英有自首情节，其在自查自纠后，被告人认为自己的行为可能触犯政策法律，主动地到县纪检部门说明情况，交待问题，应当对此部分按自首对待。此外，对于错误发放的钱款，被告人都努力追回来，案发前追回28.3万元，全案至今已挽回国家经济损失36万多元。综上所述，被告人农玉英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贪污的罪名均不成立，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 原判认定，2007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农玉英担任那坡县扶贫开发办主任，在审核、发放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中，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造成国家财产直接经济损失共计791000元。被告人农元昌与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李某2（另案处理）相勾结，以李某2妻子罗某5的名义制作申请材料后越过正常流程上报，骗取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5000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被告人农玉英玩忽职守部分事实 （一）被告人农玉英担任那坡县扶贫开发办主任期间，未能认真审核危房改造申请有关材料，导致部分农户重复申请并获发危房改造补助款，数额共计391000元。具体事实如下： 1、百灵村黄某8户2013年7月27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10000元、黄某9户2013年7月27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10000元。2015年1月26日黄某8户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18000元，2015年1月26日黄某9户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25000元。两户共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43000元。 2、隆平村农某2户2012年8月15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元、2012年11月5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25000元；戴某户2013年1月12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10000元、2013年10月18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元。两户共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45000元。 3、那赖村韦某2户2013年12月22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10000元、2015年1月13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25000元；邓某户2012年5月30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元、2014年4月11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10000元；两户共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35000元。 4、念烟村颜某2户2014年1月6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元、2015年1月13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元。 5、弄力村许某6邦户2012年3月7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15000元、2015年2月17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45000元；凌某1户2012年10月9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10000元、2016年1月21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45000元；两户共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90000元。 6、永靖村农某11户2013年1月12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10000元、2015年1月23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元。 7、永乐村陆某4户2015年4月20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17000元、2016年1月21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元。 8、者仲村陆某5户2012年5月10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45000元、2012年5月30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15000元。 9、中强村何某2户2015年1月13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元、2016年1月8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15000元；何某3户2014年1月26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元、2015年6月17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10000元。两户共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25000元。 10、那桑村黄某22户2011年10月27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15000元、2016年1月8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25000元。 11、永宁村陆某8户2011年间已得危房改造补助16500元、2015年6月17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18000元。黄某40户2013年10月18日已得危房改造补助15000元、2014年1月15日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元。 （二）被告人农玉英在担任那坡县扶贫开发办主任期间，在审核、发放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过程中，在上级有关部门尚未明确“全家痴呆户”认定标准的情况下，为经请示汇报，也未严格审核各村委上报的“全家痴呆户”是否属实，导致不符合“全家痴呆户”的危房改造申请户获发超标准补助资金共计2311000元。具体事实如下: 1、超群村何某4户、韦某4户、韦某6户、王某4户共计四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数额为74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180000元，超标准发放106000元。 2、洞汉村赵某6户、岑某5户、李某16户、隆某3户、农某13户共计五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数额为117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225000元，超标准发放108000元。 3、口角村黄某10户、陆某1户、马某4户共计三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数额为60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135000元，超标准发放75000元。 4、达腊村方某1户、黄某11户、黎某5户、黎某2户、李某3户、梁某2户、梁某3户(达腊屯)、王某3户、梁某4户、许某1户、许某7户、口角村黄某27平户属其他困难户，2015年按规定每户应得危房改造补助15000元；方某5户、李某15户、梁某5户、梁某3户(念毕屯)、燕某1户属贫困残疾户2015年按规定每户应得危房改造补助25000元、梁某6户属低保和独生子女户，2015年按规定应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元。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数额共为325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810000元，超标准发放数额为485000元。 5、合群村黄某28户、黄某25户、罗某6户属低保户，2014年按规定每户应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元即应发数额为60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135000元，超标准发放数额为75000元。 6、隆平村韦某7户属独生子女户，2014年按规定应得危房改造补助22000；黄某29户、谭某4、谭某1户2014年按规定每户应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元；农某4户、刘某1户属其他困难户，2014年按规定每户应得危房改造补助17000元；农某6户属有亲属供养五保户，2014年按规定应得危房改造补助25000元；冉某户属残疾户，2014年按规定应得危房改造补助25000元；共计八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数额为166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360000元，超标准发放数额为194000元。 7、那赖村农某7户属低保户，2014年按规定应得危房改造补助20000，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45000元，超标准发放数额为25000元。 8、念甲村班某户、黄某41户、杨某2户、杨某3户、岑某6、岑某7户、岑某8户、岑某9户、黄某48户、黄某44户、李某13户、苏某3户、王某6户共计十三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数额为271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585000元，超标准发放314000元。 9、念烟村黄某16户、隆某1户、黄某44户、农某8户、李某14户共计五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数额为108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225000元，超标准发放数额为117000元。 10、弄力村冯某1户、农某9户、苏某2户、凌某3户、许某4户、黄某49户、马某10户、梁某7户、黎某6户共计九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数额为163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405000元，超标准发放242000元。 11、弄楠村李某9户、李某11户、黄某39户、岑某10应户共计四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数额为93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180000元，超标准发放87000元。 12、永靖村黄某32户、黄某30、陆某户、农某16新户、黄某31户、黄某50户、黄某32户、黄某32学户共计八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数额为155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360000元，超标准发放205000元。 13、永乐村岑某11户、岑某4户、杨某1户共计三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数额为63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135000元，超标准发放72000元。 14、永平村黄某33猛户、黄某46户、赵某户、黄某32东户共计四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数额为68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180000元，超标准发放112000元。 15、者兰村李某17户、黄某34户共计两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放数额为42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90000元，超标准发放48000元。 16、者仲村黄某52户、隆某2户、黄某51户、黄某20户、吕某户共计5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数额为105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的数额为225000元，超标准发放120000元。 17、中强村梁金华户、隆某5户、庞某户、王某7户共计四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放数额92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180000元，超标准发放88000元。 18、那桑村贺某户、黄某23户、赵某4户共计三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放数额为77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135000元，超标准发放58000元。 19、永宁村刘某3户、钟某1收户共计二户的危房改造补助按照相关规定应发放的数额为40000元，但均以“全家痴呆”户实际发放数额为90000元，超标准发放50000元。 （三）被告人农玉英担任那坡县扶贫开发办主任期间，未能认真审核危房改造申请有关材料，导致属于坡荷乡善合村果为屯的农玉琼户，被错误地列入范围内并经申请获发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城厢镇2009至2014年农村危房改造整改退回补助资金情况表、广西农村信用社现金缴款单、记账凭证、转账业务凭证、广西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公户存款明细账，那坡县人民政府工作相关会议记录；那坡县2011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会议通知、记录、会议纪要及签到表，那坡县2014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暨开展农村危房现状调查工作会议通知、讲话稿、及签到表；那坡县2014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汇报会议通知、讲话稿、及签到表；那坡县农村危房改造档案管理和信息系统录入培训班（2013年）通知、记录及签到表；《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工作规程（试行）》（桂危改办[2012]17号、桂危改办[2013]1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工作规程（2015年修订）》（桂建村镇[2015]8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厅文件《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危房评定技术导则（试行）的通知》；《农村危房改造最低建设要求（试行）》（建村[2013]104号）；《那坡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2009年）、《那坡县2011年第一批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那政办[2011]61号）、《那坡县2011年第二批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那政办[2011]116号）、《那坡县2012年第二批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那政办[2012]145号）、《那坡县2012年第三批第四批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那政办[2013]16号）、《2013年那坡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那政办[2013]133号）、《2014年那坡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那政办[2014]62号，作出改变）、《关于重新调整2014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标准的通知》（那住建通字[2014]12号）、《那坡县2010-2014年农村茅危房改造结余资金使用方案》（那政办[2015]52号）、《2015年那坡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那政办[2015]113号）、《2016年那坡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那政办[2016]58号）、《关于2016年那坡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的补充通知》（那政办通字[2016]40号）；《关于开展深入调查最贫困、最偏僻农村茅草棚树皮房户基本情况的通知》（百危改通知[2011]2号）、《广西消除农村茅草树皮房攻坚战实施方案》（桂政办发[2012]6号）； 《那坡县农村茅草棚树皮房户情况的汇报》（2011年）、《那坡县2012年农村茅草树皮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那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2012年农村茅草房改造项目检查验收工作的通知》（那政办通字[2012]36号）、《那坡县2012年茅草树皮房屋验收情况汇报》；涉案农户危房改造申报、审批、资金核发材料，包括危房改造农村户档案信息表、危房改造资金补助申请书或报告、村委证明、农村房屋安全评定报告、木结构房屋危险性评定用表、城厢镇申请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民主评议表、广西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申请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农村危房改造建房协议书、广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房屋验收表、房屋图片、身份证、户口本等户籍信息材料、危改补助资金发放清单或危房改造农户花名册、银行存折流水账等；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疾病证明书、出院记录；中共城厢镇委员会城厢镇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镇驻村工作队的通知（城发[2014]2号、城发[2015]6号）；户籍登记证明等书证。那坡县审计局审计报告，工程造价评估委托合同、危房改造工程造价评估报告等鉴定意见。证人黄某1、唐某、农某1、马某1、何某1、赵某1、黄某2、李某1、黄某3、赵某2、岑某1、黄某4、苏某1、梁某13、李某2、岑某2、黄某5、黄某6、翟某、王某1、黄某7、余某、黄某8、黄某9、马某2、马某3、黄某10、陆某1、陆某2（陆某1之弟）、马某4、梁某1、方某1、王某2（方某1之母）、黄某1黎某1（黎某5之叔）、黎某2、李某3、梁某2、方某2(梁某3，达腊屯)、王某3、梁某4、许某1、黄某1黄某27之兄）、方某2（方某5之兄）、李某4（李某15之兄）、梁某5、燕某1、梁某6、蒋某、农某2、赵某3（农某2妻子）、戴某、农某3、黄某13（黄某37之侄）、李某5（黄某37之嫂）、韦某1（韦某7之子）、黄某14（黄某29之子）、黄某15（黄某29之侄，伯伯）、谭某1、农某4、农某5（农某4之父）、刘某1、农某6、方某3（农某6之女）、冉某、韦某2、韦某3、罗某1（黄某38之妻）、许某2、邓某、农某7、黄某16、隆某1、农某8、陆某3（农某8之妻）、李某6（李某14之侄）、许某3（许某6邦之兄）、凌某1、凌某2（凌某1之子）、冯某1、冯某2（冯某1之兄）、农某9、农某10（农某9之叔）、苏某2、凌某3、许某4、黄某17（马某10之女）、梁某7、黎某3（黎某6之兄）、李某7、李某8（李某7之妻）、梁某8（马某11之妻）、梁某9、李某9、李某10（李某9之兄）、李某11、黄某18（黄某39之兄）、农某11、陆某4、岑某3（岑某11之女）、岑某4、谭某2（岑某4女婿）、杨某1、陆某5、黎某4（黄某52之子）、隆某2、黄某19（隆某2岳父）、黄某20、黄某21（黄某20之子）、吕某、何某2、何某3、黄某22、农某12、贺某、黄某23、赵某4、赵某5（赵某4之弟）、陆某6（陆某8之女）、黄某24（黄某40之妹）、方某4、刘某2（刘某3之叔）、梁某10（钟某1之嫂）、黄某2黄某26）、罗某2、梁某11、谭某3、何某4、韦某4、许某5（韦某5）、王某4、赵某6、岑某5、李某12（李某16之兄）、隆某3、农某13、班某1、班某2（班某1之妹）、黄某41、黄某42、颜某2、覃某（颜某2之女婿）、杨某5（杨某2之子）、杨某3、黄某43珍（岑某14之妻）、岑某7红、岑某13（岑某7红之父）、李某18（岑某8之子）、苏某4锋（岑某8之女婿）、苏小妹（岑某9花之儿媳）、黄某48、苏某5（黄某48姐夫）、黄某44、黄某45（李某13之子）李某13、苏某3、王某6、黄某33猛、黄某46、李某17、黄某34、农某19、谭某4、梁某14、农某、古某、唐某、钟某2、隆某6、黄某1、符某的证言；被告人农玉英供述与辩解。 （二）被告人农玉英、农元昌涉嫌共同贪污部分 被告人农玉英和被告人农元昌系同胞姐弟关系。2012年间，被告人农元昌到城厢镇念烟村和那桑村承揽茅危房改造建房工程，承建了隆某4、马某5、马某12、颜某1、农某14、农某126户房屋，按照规定该6户享受每户45000元的补助资金，在领取该6户的每户45000元补助资金用于建房后，农元昌以在建房过程中产生二次搬运费用为由，每户又申请10000元补助资金，并将制作材料给村委会加盖公章后送至扶贫办。此外，农元昌还以马某12和隆某4需装修房屋为由，在第二次申请补助资金后，再次以该两户名义分别制作申请15000元补助资金的材料，并将制作材料给村委会加盖公章后送至扶贫办。农玉英未能按要求严格审核上述申请材料即将农户列入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发放清单中，致使农元昌第二、第三次申请均顺利获发相应的补助资金。2015年那坡县审计局对危房改造情况进行审计，发现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存在重复发放的情形，农玉英及核对重复发放的农户并陆续要求农户退回重复发放的补助资金。在农玉英的要求下，农元昌将上述重复申请获发的共计90000元于本案立案之前退回城厢镇政府危改账户。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涉案农户危房改造申报、审批、资金核发材料，包括危房改造农村户档案信息表、危房改造资金补助申请书或报告、村委证明、农村房屋安全评定报告、木结构房屋危险性评定用表、城厢镇申请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民主评议表、广西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申请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农村危房改造建房协议书、广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房屋验收表、房屋图片、身份证、户口本等户籍信息材料、危改补助资金发放清单或危房改造农户花名册、银行存折流水账等书证；工程造价评估委托合同、危房改造工程造价评估报告等鉴定意见；证人隆某4、马某5、马某6、陆某7、马某7、马某8、马某9、颜某1、农某14、农某12、黄某4、马某6、黄某1、唐某的证言；被告人农玉英、农元昌的供述与辩解。 （三）被告人农元昌和李某2(另案处理)共同贪污部分 2015年初，被告人农元昌和那坡县永靖村党支部书记李某2经商量后，以李某2妻子罗某5的名义制作农村危房改造补助的申请材料，并以残疾户的类别提交申请。农元昌将制作好的材料提交到扶贫办后，扶贫办未能认真审核材料即将该户以残疾户的类别列入危房改造补助发放清单并交领导审核，导致该户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仍然通过审批获得25000元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015年4月20日，该户的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发放到罗杏录的农村信用社存折上，数日后，李某2与农元昌一起到那坡县农村信用社伏必分社从罗某5的银行账户中领取12500元现金，被告人农元昌在分得12500元的危房改造补助款后当场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中。2017年8月4日农元昌将10000元退还给李某2。案发后，被告人李某2已将其分得的12500元补助款和农元昌退回的10000元补助款退回那坡县人民检察院。农元昌将余下的2500元退缴至本院。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申请书、罗某5身份证及户口本、户籍登记证明，那坡县委员会证明，城厢镇2014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发放清单、那坡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流水清单、广西农村信用社取款凭条，那坡农村商业银行取款凭条、银行卡/无折存款凭条（专用）暂扣押款专用票据，存款凭条等书证；证人黄某1、农某1、农某11、农玉英的证言；被告人农元昌、李某2的供述与辩解。 其他综合证据有： 那坡县人事局《关于录用农玉英同志为国家干部的通知》、那坡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陆善业等同志职级晋升的通知》、中共城厢镇委员会《关于罗兴华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中共那坡县纪律委员会《关于给予农玉英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中共委员会证明，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扣押决定书、暂扣押款专用票据，协助冻结存款份额通知书、广西农村信用社通用凭证，那坡县审计局审计报告（那审报字[2016]3号）。 （一）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农玉英不具有相应的职权，故不构成渎职罪的辩护意见。 经查，被告人农玉英于2007年至2016年间在那坡县城厢镇扶贫办公室主任职，系国家工作人员。其任职的部门，属于乡镇人民政府下设的职能部门。根据那坡县人民政府《那坡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在危房改造工作中的职责，是在辖区内做好农村危房改造的核查落实、数据上报等工作。在危房改造审批流程中，具体负责审核申报材料，经上门核查后，将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报县级危改办审批。上述规定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相关文件规定一致。从职责分工上看，乡镇人民政府的审核工作属于实质审核，即要求上门核实农户建房情况。农玉英所在的扶贫办，作为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尽管在系列文件中未明确规定该部门负责该镇农村危房改造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但实质上一直在进行对农村危房改造材料的审核、上报等工作。辩护人提出农玉英未具体负责除弄力村外其他村镇的危房改造材料的审核工作，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辩护人提出所有材料的审核工作亦非农玉英一人完成，不应由农玉英一人承担责任的问题。经查，农村危房改造申报材料因涉及农户多（文件反映出2011年至2016年危改户数量均列那坡县之首），存在工作量大而人员不足的客观情况，但农玉英作为该部门主任，安排部门内其他工作人员协助其完成材料的审核、汇总、上报工作，系其行使职权之具体表现，不应以此否认其负有的职权。 （二）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农玉英构成滥用职权罪是否成立的问题。 构成滥用职权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有超越职权、玩弄职权、或者故意不履行其应当履行之职责的行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农玉英涉嫌滥用职权的主要依据，即农玉英存在虚构“全家痴呆”建房类别的行为，导致超标准发放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后果发生。经查，首先，自2009年开始开展危改工作至本案案发，那坡县公布了多份相关文件，其中对危房改造补助对象的表述并非完全统一一致。“全家痴呆户”、“全家残疾户”的表述首次出现于那政办[2014]62号文件中，但于2015年之后的文件中未再出现此类表述。此外，在2014年那坡县人民政府召开的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相关会议记录中，也载有“全家痴呆户”的表述。可见，“全家痴呆户”这一补助类别出自那坡县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规定，并非农玉英虚构的类别。 其次，根据那坡县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规定，“对无集体或无亲戚供养的五保户、全残户、全痴户的认定由各村委确定申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县危改办审批”（那政办[2014]62号文件）。在乡(镇)人民政府工作职责方面，文件中规定为“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辖区范围内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负责做好农村危房的核查落实、数据上报等工作。”其中，审核方面要求“乡（镇）人民政府接到村委会的申报材料后，组织人员上门核查。经审核，认为符合条件的，报县级危改办。”故根据文件规定，需各村委根据情况认定农户类别，并经公示无异议后申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乡镇人民政府则需组织人员上门核查，经核查符合条件的，报县级危改办审批。可见农玉英所任职的扶贫办的工作职责中并不包括对农户类别的认定一项，对于“全家痴呆户”的认定应属于村委的职责之一。公诉机关指控农玉英构成滥用职权罪中涉及的何某4、韦某4、韦某6等共计106户危房改造申请户中（不包括指控的超范围发放的农某19、钟某3、农玉琼、谭某34户），绝大部分农户均附有所在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属“全家痴呆户”的证明，少数农户的村委会证明中则以“痴呆”、“老年痴呆”、“间歇性癫痫”表述，各别农户的村委会证明中则认定为“无能力建房户”、“无亲戚供养五保户”、“特殊贫困户”或者“特困户”，无论如何认定，所有村委证明中均有村干签署的意见并盖有村委会公章，并无农玉英签字，故与上述的文件规定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 第三、虽然涉案达腊村、念甲村、者兰村、那桑村的四名村干在其证言中指出上述四村危房改造户的村委会证明是在农玉英直接授意之下制作，或者是由农玉英制作后通知有关村干来签字盖章，但是农玉英对此予以否认，并提出所有村委证明等材料均为各村村委或者工作队等人员提交，因涉案达腊村、念甲村、者兰村、那桑村的四名村干的证言仅能证实各自村存在的情况，相互之间不能互为佐证，在被告人否认，且无其他直接证据能够证实农玉英制作或者授意村干制作了上述106户危房改造户的村委会证明的情况下，无法认定农玉英与村委证明直接有关。 综合本案证据，部分村干的证言、部分那坡县以及城厢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证言证实，“全家痴呆户”认定的标准是按县、镇政府领导的指示进行，目的是使确无能力建房户获得足够的补助完成房屋建设。农玉英供述，县、镇政府领导在相关会议上指示对无能力建房户、无房户给予4.5万元的危房改造补助，但在下发的文件中又未规定此补助类别，而是规定“全家痴呆户”的补助标准是4.5万元，各村委会在认定时便将无能力建房户、无房户以“全家痴呆户”类别提交材料，扶贫办接收申请材料后，认为符合按上级领导的指示，材料汇总上报至县危改办后，县危改办均给予审批通过。故现有证据并不能相互印证地证实农玉英具有超越职权、玩弄职权的行为，其在审核材料的过程中，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审核、上报材料，主观上不存在不履行职责的故意，即不存在故意不履行其应当履行之职责的行为。故公诉机关指控农玉英虚构“全家痴呆”建房类别超标准发放267100元，构成滥用职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但是，农玉英即担任扶贫办主任一职，实际上负有组织人员上门核查各村委申报的材料是否符合条件的职责，尽管农玉英供述“全家痴呆户”是审核系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但是在文件规定的补助类别未明确认定标准的情况下，其应当通过书面汇报等合理方式向相关上级部门请示汇报，等待有关上级部门明确认定标准，其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存在过失，最终导致实际上不属于“全家痴呆户”的申请户通过上级审批并超标准获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结果发生，其行为该当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三）关于本案渎职犯罪经济损失的认定。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本解释规定的‘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为挽回渎职犯罪所造成损失而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立案后至提起公诉前持续发生的经济损失，应一并计入渎职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第三款规定：“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或者因客观原因减少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立案时已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不包括立案前被告人或者单位挽回的损失，但为挽回渎职犯罪所造成损失而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则应当计入财产损失。综合本案证据：（1）本案由那坡县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3月21日受理该案线索，同月22日进行初查，同月24日立案侦查。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一部分中，涉案的马某2、马某3、梁某1、蒋某、农某3、黄某37、韦某3、黄某38、许某2、李某7、马某11、梁某9、农某12、方某4、梁某11共15户均在本案立案前全部或者部分退回所发补助，数额共计26.8万元，应从指控的犯罪数额中扣除。（2）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二部分中，涉案的黄某42、颜某2、农某19、钟某3、谭某35户均在本案立案前全部退回所发补助，数额共计15.2万元，应从指控的犯罪数额中扣除。（3）辩护人提出，涉案的戴某、韦某2、农某11、何某2、何某3、黄某406户所得危房改造补助款均已退回，数额共计8万元，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但经审查，上述6户所得危房改造补助款系立案后退回，故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辩护人对此提出的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2、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一部分事实中涉及犯罪数额的问题，现结合本案证据，针对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做如下评述:（1）涉案的梁某1、罗某4二户于2016年12月15日分别获发补助款3万元、1.5万元。根据被告人提交的医疗材料，其因患病分别于2016年11月11日至同月22日间，以及2016年12月13日至同月15日间住院治疗，且两份发放清单上均无农玉英审核签字，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农玉英确未参与上述两户危房改造补助申请材料的审核工作，故该两户重复发放的共计4.5万元与农玉英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应当予以扣除。（2）根据那坡县人民政府《那坡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规定，农村危房改造的补助对象是居住在危房中的农村分散供养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和特别贫困户等，故申请危房改造补助以户为单位，申请户所居住的房屋属于危房，是申请的首要条件，而系列规定中并未禁止对同一户重复发放补助款。涉案的蒋某户于2012年4月按“特困户”标准获发补助款2万元，并已经重建新房，故其于2013年2月再以“茅草树皮房”申请危房改造补助时，因其已经不具备“居住在危房中”这一前提条件，不应得到支持。（3）涉案的凌某1户，因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其与其子凌某2一直共同居住，第二次补助款发放后所建房屋即是在原房屋基础上拓建，且该户户籍登记包括凌某1、凌某2在内3人，并无证据证实存在分户的情况，故凌某2第二次申请不符合规定，不应扣除。（4）涉案的陆某8户，有证据证实该户第一次获发补助款后已经用于陆某8建房，陆某6（陆某8之女）亦证实其第二次申请危房改造补助款目的是为了其另一个房屋加建楼层，且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陆某6申请危房改造补助时，其所居住的房屋属于危房，故陆某6第二次申请不符合规定，不应扣除。（5）涉案的黄某47户，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其第二次申请危房改造补助款时，其原建房屋因火灾这一客观原因导致重新成为危房，审批表中显示危房等级为D级，故其第二次申请符合规定，其第二次获发的1.5万元应予从指控的犯罪数额中扣除。（6）涉案的农某2户第二次申请后获发2.5万元补助款，辩方提出系由上级领导指示交办，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辩方意见，而在该户的发放清单上确有农玉英审核签字，不应扣除。（7）涉案的许某6、黄某37二户，虽有证据证实确实存在两次危房改造补助申请，但是，许某6之兄许某3、黄某37之侄黄某13均证实第一次申请获发的补助款实际上均用于许某3、黄某13自家的住房建设，而现有的书证中，许某6、黄某37二户第一次申请时的档案信息表、审批表均显示该二户危房等级均为D级，新房分别于2011年8月30日、同月31日竣工，并附有“改造后照片”，但与该二户《工程造价评估报告》（评估时间均为2017年）中所附的房屋照片外观并不一致，因公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中并无该二户第二次申请的档案信息表、审批表等材料，故无法进一步核实第二次申请时是否对该二户当时住房是否属于危房及危房等级进行了重新评定，此外，黄某37户有户籍登记证明仅其一人登记户下，许某6邦户则无相关书证反映其户籍登记情况。（综观现有证据，许某3、黄某13的证言与涉案房屋的照片相互印证地证实，许某6、黄某37二户的第一次申请，实为许某3、黄某13借该二户之名而为，所获发补助款亦未用于该二户建设房屋，而在第二次申请并确实用于该二户建设房屋后，才会出现2011年房屋竣工时照片中房屋外观与评估时照片不一致的现象。）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许某6邦、黄某37二户第二次申请属于重复的证据并不充分，且与证据所反映出的客观事实存在矛盾，指控该二户各重复领得危房改造补助45000元不成立。综上，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一部分涉及犯罪金额共计791000元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扣除立案前已经退还的部分、以及指控不成立的部分，可以认定为犯罪数额的部分共计391000万元。 3、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二部分事实中涉及犯罪数额的问题，现结合本案证据，针对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做如下评述:（1）涉案超群村韦某4、韦某6、王某43户，洞汉村赵某6、岑某5、隆某33户，审批表、发放清单上均无被告人签字，被告人提出该户系县领导直接审批，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该6户超标准发放的危房补助改造款与被告人的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指控该5户超标发放的15.5万元证据不足，不能成立。（2）涉案隆平村农某6户，户籍登记1人，有农村五保分散供养记录，且有证人证实其常年独居，但指控其超范围发放补助款2.5万元；永乐村岑某4户，户籍登记1人，其本人持有残疾证明，但指控其超范围发放补助款2万元；洞汉村李某16、农某132户，户籍登记均为一人，且均有农村五保分散供养户记录，李某16户有证人证实其不能与人交流，生活不能自理，农某13户有证人证实其精神不正常，但指控其超范围发放补助款各2.5万元。以上4户均有证据证实属于五保户且无人供养，或者属于残疾户且户籍登记仅一人，均符合文件规定的可获发4.5万元补助款的贫困户类别，故指控该4户超范围获发补助款共计9.5万元证据不足，不能成立。（3）涉案的农玉琼户，其申请书上确有时任镇长签署意见并签名，与农玉英供述能够相互印证，故该户获发补助款2万元确与被告人的行为之间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不应将该户超范围获发补助款计入犯罪数额中。 4、综合以上评述，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二部分涉及犯罪金额共计275.3万元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扣除立案前已经退还的部分、以及指控不成立的部分，可以认定为犯罪数额的部分共计233.1万元。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二部分事实确实存在，但指控的罪名不准确，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被告人农玉英的行为应构成玩忽职守罪，有事实及证据确认的犯罪数额共计233.1万元，应与指控的第一部分所能确认的犯罪数额共计39.1万元合并，即认定被告人农玉英构成玩忽职守罪，犯罪数额共计272.2万元。 （四）关于指控被告人农玉英、农元昌构成贪污罪的共犯是否成立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故认定贪污罪的共犯，需行为人之间以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之目的相互勾结。综合本案证据，首先，农玉英供述，因县住建局领导下乡检查时提出农户建房成本高，为完成扶贫任务，其便将有二次搬运费1万元的申请一同上报，而隆某4、马某12二户各另得1.5万元补助款是其疏忽导致，在自查自纠过程中，其发现农元昌代农户报上来的二次搬运费违规，在其要求下，农元昌全部退回。其次，农元昌供述，其在念烟村给农户建房过程中发现材料运输成本较高，经与村支书黄某4商量，其便以隆某4等六户名义再次申请一万元补助款，村支书签字盖章后其便交到扶贫办，农玉英说先申请再说，不久补助款发下来后其没有跟农玉英说，钱由其领出用于给农户建房，对于马某12巧户又获发1.5万元其不知情。第三，证人黄某4、马某6的证言在涉案六户的申请材料制作上能够与农元昌的供述相互印证，黄某4还证实，马某5、隆某4、颜某1、马某12巧、农某14五户在建房过程中存在二次搬运的情况，马某6亦证实马某5等户在建房过程中存在二次搬运的情况。第四，涉案农户证实。第五，相关书证证实涉案9万元均已在2016年2月份全部退还。综上，本案证据尚不能证实二被告人之间对于涉案的9万元补助款存在共同非法占有的意思联络，农玉英上报的申请户材料并不仅限于农元昌建设的涉案六户，也没有证据证实农玉英对于该六户给予更多的便利，且其在补助款发放后也未要求分赃，在自查自纠过程中发现后即要求农元昌退还，足以证实其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之目的。故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五）关于被告人农玉英在接受审计调查时即如实供述其具有失职行为导致重复发放补助款的行为，对此是否应认定为自首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被告人农玉英是在被动接受调查人员谈话中如实供述其具有失职行为，并不具有自动投案的行为，故不能认定其有自首情节，但其如实供述的行为，属于坦白，本院在量刑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原判认为，被告人农玉英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其工作严重不负责，在负责审核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过程中，负有相应的职责而不认真履行，致使原本已经领取危房改造补助款并建成房屋的农户再次申请并获发补助款，实际上不属于痴呆的农户以“全家痴呆户”的标准超标获发补助款，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金额达到272.2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告人农元昌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共同贪污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5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农玉英犯玩忽职守罪、指控被告人农元昌与李某2相互勾结，构成贪污罪的共犯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应予支持，但是所指控的玩忽职守罪部分犯罪数额有误，予以更正；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农玉英犯滥用职权罪的罪名不准确且指控的犯罪数额有误，根据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予以更正；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农玉英与被告人农元昌相互勾结，构成贪污罪的共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农玉英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及犯罪数额不准确、被告人农玉英不构成贪污罪的意见，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部分，予以采纳。被告人农玉英、农元昌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且农玉英于案发前后能够积极追回部分损失，农元昌于案发前能够主动退缴全部赃款，亦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农玉英所管理的扶贫办虽然具有审核各下辖村申报的危房改造申请户材料的职责，但那坡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确实存在时间紧任务重的客观情况，且农玉英系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开展审核工作，其主观上是为了配合上级领导履行其工作职责，完成上级安排的绩效指标任务。鉴于本案系多种原因综合导致的结果，涉案各村大部分农户均将获得的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并用于建设新房，被告人农玉英认罪悔罪，且部分农户已将所获取的补助资金退还，其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被告人农元昌犯罪数额较低，且认罪态度好，案发前主动退回全部赃款，有悔罪表现，其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根据被告人农玉英、农元昌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悔罪表现，决定对农玉英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实行社区矫正，对农元昌免予刑事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决：一、被告人农玉英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二、被告人农元昌犯贪污罪，免予刑事处罚。 宣判后，农玉英上诉辩解及其辩护人辩护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对农玉英定罪量刑错误，农玉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要求二审改判宣告农玉英无罪。 原判在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相关证据均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并经质证和认证，合法有效。本院经依法全面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证据予以确认。 对于农玉英上诉及辩护人辩护提出农玉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该理由和意见农玉英及其辩护人均向一审提出过，原判对认定农玉英的行为构成犯罪的理由已经根据本案的事实及证据作了充分的阐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 本院认为，上诉人农玉英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在负责审核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过程中，负有相应的职责而不认真履行，致使原本已经领取危房改造补助款并建成房屋的农户再次申请并获发补助款，实际上不属于痴呆的农户以“全家痴呆户”的标准超标获发补助款，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金额达到272.2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了玩忽职守罪；原审被告人农元昌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共同贪污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5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了贪污罪。农玉英、农元昌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农玉英于案发前后能够积极挽回部分损失，农元昌于案发前能够主动退出全部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一审判决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韦中利 审判员  何 卫 审判员  韦金碧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廖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