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02民初4994号原告：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棉花岛村。法定代表人：敬军，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国义，男，195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系该公司副总经理。被告：大连格利特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11号13层3号。法定代表人：李雅文，系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李雅文，女，196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被告李雅文、被告大连格利特渔业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强，系辽宁宏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爱军，男，1969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晓杰，系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李雅文、被告孙爱军、被告大连格利特渔业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敬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国义、被告李雅文和被告大连格利特渔业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孙爱军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3年1月14日原告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阳公司）向案外人孙鹏借款300万元，用于被告大连格利特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利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该款由三阳公司全额认缴并支付，并通过案外人孙鹏委托的朱琴账户汇入了被告格利特公司的账户内（孙鹏的债权已经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3）中民初字第3439号民事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一终字第29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3年2月4日格利特公司将此300万元用于增加该公司注册资本金，而格利特公司、该公司董事长李雅文、监事孙爱军在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时登记为：李雅文认缴出资额255万元；孙爱军认缴出资额45万元。原告主张该笔款项是三阳公司向格利特公司用于股东三阳渔业公司增资的款项，被李雅文、孙爱军私自挪用，用于李雅文、孙爱军个人向格利特公司增资。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大连格利特渔业有限公司2013年1月14日转入300万元注册资金实际出资人是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是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作为股东出资给大连格利特渔业有限公司，作为大连格利特渔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资部分；2、法院案件受理费及其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李雅文、被告大连格利特渔业有限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原告所诉的时间点，被告格利特公司确实发生过增资，但是增资人是明确的，是包括原告在内所有股东参加股东会决议的由被告李雅文和被告孙爱军增资。该增资款项300万元李雅文在2013年2月7日已经实缴。假设李雅文、孙爱军没有实缴，这笔款项也是二人与格利特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存在和三阳公司有任何法律关系。换言之，即使三被告用原告的款项完成验资和增资，原告与被告格利特公司也只能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原告也不能当然成为实际增资人。二、原告主张增资的300万元是原告增资，既没有股东会的决议，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这笔款项转入的时候格利特公司还没有决定增资，原告主张提前转入的款项是增资款一节不合理。我方有证据证实之所以三阳公司将300万元打入格利特公司的账户是三阳公司欠格利特公司50万元，同时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因诉讼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了银行账户，其银行账户不能正常运转，才由大连格利特渔业有限公司为其代收、代付。我方提供的账簿中亦证明该300万元均被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核销和转走。三、原告所诉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能证明他的观点，因此请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孙爱军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围绕诉讼请求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阳公司）系被告大连格利特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利特公司）的股东之一，工商登记的实缴出资额为50万元。2013年1月14日，原告向案外人孙鹏借款300万元，指定被告格利特公司账号53×××71的账户收款。被告格利特公司该日实际收到该300万元。被告格利特公司将该300万元2013年2月1日向被告孙爱军（账号62×××29）转款45万元，向被告李雅文（账号62×××03）转款55万元，2013年2月2日和2月3日又向被告李雅文（账号62×××03）转款两次各100万元。2013年2月4日被告李雅文（账号62×××03）向被告格利特公司（账号75×××18）转款255万元，被告孙爱军（账号62×××29）向被告格利特公司（账号75×××18）转款45万元，被告李雅文、被告孙爱军分别将上述款项用于向被告格利特公司增加注册资金验资。同日，被告格利特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300万元，变更后被告李雅文2013年2月4日出资255万元，被告孙爱军2013年2月4日出资45万元。被告李雅文、被告孙爱军作为股东签字、原告三阳公司作为股东加盖公司印章。经当庭查看，原告三阳公司对该印章真实性认可。后经验资审核完毕，同日被告格利特公司履行了投资人工商变更登记，内容为：李雅文实缴出资额由120万元变更为375万元，孙爱军实缴出资额由30万元变更为75万元，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实缴出资额50万元不变。查，2013年2月6日被告李雅文与案外人王涛等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签订《联保体授信合同》，被告李雅文申请授信额度300万，被告大连格利特公司、案外人韩仲苇为其提供担保，同日被告李雅文提交了《借款支用申请书》，申请贷款300万元，借款的具体用途填写为“购买大豆”。2013年2月7日该300万元转入被告格利特公司（账号53×××71）。2018年1月20日，原告曾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提交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提出主张本案涉的300万元系被告格利特公司对原告三阳公司的欠款。再查，除案涉300万元外，原告与被告格利特公司双方存在频繁、大额的资金往来。本院认为，现原告与被告格利特公司对案涉300万元截至2013年2月4日被告格利特公司增资事项发生时的资金走向一致认可，被告格利特公司亦认可被告李雅文、被告孙爱军使用案涉300万元完成各自对被告格利特公司增资验资的事实，本院亦予以确认。公司法所称“实际出资人”是指可以主张投资相对应的股权或出资权益归属的人，而非单指在行为上提供了资金来源的人。在公司内部，认定是否是实际出资人应首要审查其是否有向目标公司出资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与付款行为指向一致，并出资人与目标公司达成意思一致且在共同意思下完成目标公司增资。本院认为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对原告向被告格利特公司支付案涉300万元的事由进行认定。本案中，原告对“付款300万元系用于向被告格利特公司出资，其向被告格利特公司做出过意思表示，并在双方形成共同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被告格利特公司将该款用于案涉的增资”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原告称2010年9月5日该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韩仲苇发给被告李雅文的邮件内容能证明案涉300万系用于增资的事实，本院认为该邮件内容是韩仲苇单方的意思表示，仅是商谈过程，且商谈内容不清楚明晰，并与案涉增资一事发生时间间隔两年多，故不能认定两个事件的因果关系，现该份证据不能形成优势证明力，故本院对原告的该节主张不予采信。现原告别无其他证据佐证其付款事由或案涉被告格利特公司的增资行为系出于实现原告的增资目的。本院认为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关于原告与被告李雅文、被告孙爱军之间是否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关系一节，经查，原告主张被告李雅文、被告孙爱军系对案涉300万元私自挪用，故本院认为原告与该二被告对案涉300万元资金的使用目的未达成共同意思，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综上所述，另结合：1、2013年2月4日被告格利特公司关于案涉增资事项的决议中未有关于原告增资的内容，原告虽主张该决议中加盖的原告三阳公司的印章当时由被告李雅文持有，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决议上的印章属于无代表权或代理权加盖，故本院依据该印章的真实性认定原告对此增资事项决议内容明知。2、原告与被告格利特公司存在频繁、大额资金往来的事实。3、2018年1月20日原告曾主张本案涉的300万元系被告格利特公司对原告三阳公司的欠款的事实。4、被告格利特公司主张的被告李雅文、被告孙爱军的增资款另有来源的事实。本院认为，仅凭案涉300万元被用于被告李雅文、被告孙爱军完成各自对被告格利特公司增资的事实，原告的主张的事实未达到排除其他可能的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原告提出的诉请不予支持。被告孙爱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原告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递交上诉状之次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上诉费用，逾期不交的按放弃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金 晶人民陪审员 李 东人民陪审员 王 晶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肖文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