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合议庭成员：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4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吉林平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某，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吉林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金某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延吉市人民法院（2018）吉2401民初7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18）吉2401民初767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金某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认定事实错误。1、双方并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李某与金某并非是因李某为交通银行春晖支行工作人员而建立的委托关系，而是因朋友关系（与银行业务为任何关系）。李某从2007年开始托上诉人代办投资，将银行卡交给李某并告知密码。金某与李某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委托理财合同以及口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也并未将委托权限局限于交通银行理财产品。金某在一审庭审中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的合同关系及委托权限等。双方基于友情和信任形成的无偿委托代办关系，实质上是涵盖了为金某获取经济利益的任何合法投资形式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十余年的投资代办实践和投资项目也可充分证明该种代办关系。2007年开始李某受托代办期间，从未获取任何利益的情况下，为金某选择了包括所谓“民间借贷”形式在内的（金融机构理财外，都以专门平台方式进行中介转形成借贷关系）可获取收益的多种投资形式。2、李某的代办投资行为得到了金某的认可。在十余年的委托代办期间，金某全权委托李某进行投资，李某告知金某每一个投资情况，金某也通过银行以及平台的短信通知（所投资全部与金某直接联系）等方式，了解每一个投资的资金动向，对李某的投资行为一直持认可态度，在每一笔投资获得收益后，李某也从未获取金某任何报酬。包括2018年8月2日、2018年9月7日、2018年11月2日的三笔投资，李某履行了告知义务，金某也收到了在吉林省银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致公司）分别刷卡15万元、10万元、25万元的扣款告知通知信息以及返还本息通知，金某在了解情况后也认可了该笔投资。直至得知，李某通过银致公司作为居间人的金融平台，将款项借给吉林省百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祥公司），但因居间人银致公司的内部原因，导致其中两笔笔款项无法追回后，以歪曲事实方式，将李某诉至与人民法院，是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二、适用法律不当。1、判令李某偿还本金于法无据。就争议事实而言，一审庭审中金某也自认，向李某询问及确认了涉案投资行为，且并未对该笔投资制止，是一如既往的认可态度并接受所产生孳息。另外，李某在为金某代办此项投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反操作以及疏忽大意的过失。投资经金某同意、经办过程全部通过银行和金融平台告知金某，获利金某一人获得。况且，双方从未形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没有约定违约责任，也没有保证协议，在遭受损失后，要求李某承担所有损失，于法无据。2、本案金某主体不适格。本案争议事实，李某与金某并未形成任何形式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并非是李某的重大过失所致，金某也并非合同相对责任人。3、一审金某主体不适格。在投资期间，投资款出自崔惠淑的账户，本金和收益也汇入崔惠淑的账户，可认定为投资款出资人为崔惠淑，并非是金某，在一审庭审中，金某也未能举证证明其投资款出自金某，因此，金某在委托投资中也充当着出资人的代理人身份，并不是本案一审适格原告。本案应由崔惠淑作为适格原告以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为由诉至人民法院，可请求判令借款人百祥公司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居间人银致公司履行担保义务，若认为金某及李某作为代办人有过错责任，可请求人民法院在过错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请求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金某辩称，一、双方存在委托购买理财产品的事实法律关系。金某最初委托李某购买理财产品并不是本案中第一笔资金使用的日期，即2018年8月1日，事实是金某委托李某购买理财产品已经多年，以现有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在2018年4月份时，金某就委托李某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而且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金某明确说明是让李某帮忙理财，购买短期90天左右的理财产品，并叮嘱李某不要买太长期限的理财产品，而李某在2018年4月11日发来的购买交通银行理财产品“沃德添利”3个月的电脑截图，从微信聊天对话内容来看，金某委托李某购买的就是银行理财产品，而且李某也实际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双方之间存在委托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二、李某并未将涉案款以民间借贷形式出借的事实告知金某，且在金某询问后故意隐瞒，更没有得到金某的同意。2018年8月1日，金某再次委托李某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李某在微信中说“也是通过卡买，也是理财产，收益高”，但却并未告知金某其将金某卡内款项通过银致公司出借给百祥公司的事实，在金某询问时，也没有告诉金某非银行理财产品的事实，李某甚至是委托他人在借款合同上代签金某母亲崔惠淑的名字。李某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其具备专业的金融知识，判断投资行为的合理风险，将金某委托其用于购买银行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额资金对外进行借贷，且没有去了解借款人的任何信息，在没有任何抵押财产或者质押财产的情况下，李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委托关系中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李某第二次与第三次，即2018年9月7日与11月2日将金某的款项通过银致公司出借给百祥公司的行为，均未告诉金某，在微信聊天时金某曾问李某是购买了什么理财产品，李某均未回答，显然是刻意隐瞒金某。在金某提供的录音证据中，李某承认没有告诉金某将款项用于了房贷业务，承认其是被其原来的同事洗脑了。但现在却又否认之前的认错行为，显而易见是为了推脱责任。三、一审中金某已经提供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明细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充分证明金某名下的银行卡中款项转让到崔惠淑名下银行卡中后，金某交给李某并告知银行卡密码，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事实，足以证明该卡本案与崔惠淑并无关联。李某称金某的主体不适格，应当由崔惠淑以民间借贷形式起诉百祥公司和银致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关于李某委托他人在《借款协议》上代签崔惠淑名字，该协议性质以及李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李某作为受托人，未告知金某将款项全部汇入银致公司，同时委托他人代崔惠淑签名，且未告知崔惠淑或金某，属于严重失职。通过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金某提供的录音来看，金某委托李某就是购买金融理财产品，绝对不包含民间借贷投资，该行为已经超出了委托事项，现导致款项不能追回，李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李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金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李某立即赔偿金某损失3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其中10万元利息，自2018年9月7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25万元利息自2018年11月2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以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李某承担。事实与理由:金某与李某系朋友关系，李某系交通银行春晖支行工作人员。金某自2007年开始，委托李某代金某进行理财投资，金某将银行卡交给李某并告知密码，由李某刷卡购买交通银行的理财产品，多年来李某一直都以自已具备的专业金融知识来谨慎的为金某进行理财投资，双方合作愉快。但2018年8月2日、2018年9月7日、2018年11月2日，李某在未经金某同意的情况下，持金某交给其的银行卡，在银致公司分别刷卡消费15万元、10万元、25万元，李某告诉金某其刷卡购买了理财产品，出于对李某的信任，金某并未追问。上述消费款项仅2018年8月2日消费的15万元于2018年11月2日退回到账户中，该笔退款共计15.3万元，李某告诉金某多出的3000元是15万元为期3个月的收益。但2018年11月12日，李某突然联系金某，让金某到银致公司，后才告诉金某2018年9月7日和2018年11月2日刷卡消费的共计35万元，其以民间借贷的形式出借给了百祥公司，现在已经无法追回。金某至此才知道李某并未将上述款项（包括2018年8月2日的15万元）购买理财产品，而是采取民间借贷的形式出借出去，在金某的追问下，李某承认上述三笔在银致公司的消费均是李某以崔惠淑的名义，将款项借给了百祥公司，而银致公司以居间人的身份收取了上述款项。现因银致公司内部原因，导致该笔款项无法追回。我方认为，双方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委托理财协议，但被告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金融理财知识，金某出于对李某的信任委托李某代为购买金融理财产品进行理财，双方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李某未经金某同意将金某的资金用于民间借贷已超出金融理理财范畴，由此给金某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系交通银行春晖支行工作人员。2007年开始，金某委托李某代其进行理财投资，金某将银行卡交给李某并告知密码，由李某刷卡购买交通银行的理财产品。金某与李某系朋友关系，多年来李某一直都为金某进行理财投资。但2018年8月2日、2018年9月7日、2018年11月2日，李某在未经金某同意的情况下，持金某交给其的银行卡，在银致公司分别刷卡消费15万元、10万元、25万元，李某告诉金某其刷卡购买了理财产品，金某并未追问。2018年8月2日消费的15万元于2018年11月2日退回到账户中，该笔退款共计15.3万元,李某告诉金某多出的3000元是15万元为期3个月的收益。2018年11月12日,李某让金某到银致公司，李某才告诉金某2018年9月7日和2018年11月2日刷卡消费的共计35万元，李某以民间借贷的形式出借给了百祥公司，现在无法追回。金某至此才知道李某并未将上述款项（包括2018年8月2日的15万元）购买理财产品，而是采取民间借贷的形式出借出去，在金某的追问下，李某承认上述三笔在银致公司的消费均是李某以崔惠淑的名义，将款项借给了百祥公司，而银致公司以居间人的身份收取了上述款项。现因银致公司内部原因，导致该笔款项未能追回。。一审法院认为，金某将其银行卡交给李某并告知密码，李某为其购买理财产品，双方之间事实上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关系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中，金某委托李某为其购买理财产品，银行卡交付李某并告知其密码，李某无偿接受金某委托，双方之间为无偿的委托关系。金某曾于2018年10月9日，通过微信询问李某是否将这10万元用于购买交通银行的理财产品，并在李某否认后进一步询问是否是“中普投资”,李某陈述其是搞金融的，投资会谨慎。李某实际将金某的投资款以民间借贷的形式出借给百祥公司，并不属于金某委托其银行理财的授意范围，李某的行为也未如其所陈述尽到谨慎义务，应当明确告诉金某其所经营的银行理财项目外的经营情况。故李某将金某用于理财的款项以民间借贷的形式出借，存在重大过失,超越了金某的委托权限。银行理财产品3个月利息总额为借款本金的8%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金某应知此生活常识，故金某以8%利息主张李某占有原告利息获利证据不足,不予认定。李某为金某购买的理财产品本金及利息系直接拨款到金某母亲账户，故对李某主张无偿接受金某委托的主张，予以认定。综上，李某无偿接受金某委托，为金某进行投资理财，将金某的投资款以民间借贷形式出借，未尽到谨慎投资的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导致金某资金现无法收回,李某应对金某的资金损失承担责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李某于本判决发生效力后立即向金某偿还本金35万元。案件受理费6550.0元，由李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李某向本院提供了证人胡某。胡某，女，汉族，1984年2月9日出生，原吉林省银致投资有限公司员工，现无职业，住吉林省延吉市××区住吉林省延吉市××区。胡某证明：证人胡某原是银致公司员工，李某因购买银致公司的投资产品而与其相识，其与金某不认识。胡某本人参与并办理了本案本案所涉合同中的业务。本案所涉合同是银致公司向客户提供的成套的格式合同文本（其中包括基本信息表、《借款合同》、《动产质押合同》），三份合同签订时，李某本人在场，当场阅读了合同内容，并由李某使用崔惠淑名下的银行卡，从胡某提供的POS机分别汇入银致公司15万元、10万元、25万元。因李某提供的是崔惠淑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且崔惠淑本人不在场，就在李某在场的情况下，由胡某填写了合同空格处的内容，并由胡某代崔惠淑在签名处签名“崔惠淑”。合同一式两份，签订后一份在银致公司存档保存，另一份由李某带走。当时在合同中的联系人电话中，填写的是李某的电话号码。2018年11月份，银致公司无法支付客户的款项和利息，在这之后，金某曾到银致公司找到胡某，索要合同，当时金某从银致公司带走了用于存档的两份（10万元和25万元）的合同。金某对证人胡某的证言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胡某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金某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人和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案所涉合同是李某与当时银致公司的工作人员胡某办理和签订的。合同中的空白部分及合同签名确认处“崔惠淑”的签名均由胡某完成。合同中的联系人电话号码填写的是李某的。2018年11月份，银致公司无法支付客户的款项和利息后，金某曾到银致公司找到胡某取走了用于存档的两份（10万元和25万元）的合同。在银致公司提供的制式合同的《动产质押合同》中并未包含应当由甲方百祥公司提供并附合同的《企业营业执照》、《质物列表》、《质物变更确认单》等内容，李某也未对是否存在质物等情况进行审核。审理中，李某认为金某实为本案所涉理财合同的委托人，认可金某的主体身份，并承认由于银行工作较忙，在签订合同时并未仔细阅读合同内容，只是片面听取了银致公司人员的大致介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金某与李某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委托理财合同，但是金某将银行卡及密码告知李某，并告诉李某为其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且李某并未对此提出异议，金某与李某之间已经构成事实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李某上诉称金某交给她的银行卡户名为“崔惠淑”，且与银致公司签订的合同也是以“崔惠淑”的名义签订，故对金某作为本案诉讼主体的身份提出了异议。但是在二审期间，李某认可了金某实为本案所涉理财合同的委托人，认可金某的诉讼主体资格，故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法律责任问题，在本案所涉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中，金某虽未支付李某委托费用，但是李某作为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即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受托人李某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具备专业的金融知识，对委托人金某委托其办理的事项应当知晓，故其在受托理财的过程中应当审慎处理受托事务，不得随意处置委托人的财产，并将办理委托理财的过程及结果及时告知委托人。本案中，李某承认其将金某交给她的资金通过银致公司借给百祥公司的行为是由于“被原来的银行同事洗脑”，在处理金某委托理财事务的过程中，并未按照金某嘱咐其的受托事项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而是将该笔资金用于民间借贷，亦未将该情况及时告知金某。另李某在与银致公司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也未仔细阅读合同内容，并未发现银致公司提供的制式合同的《动产质押合同》中并未包含应当由甲方百祥公司提供并附合同的《企业营业执照》、《质物列表》、《质物变更确认单》等，李某也未对百祥公司是否提供质物及质物的价值等情况进行审核。故李某的上述行为存在重大过失并超越了委托权限，应当由其对金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李某已预交），由上诉人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福祥审判员  全贞姬审判员  赵 颖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丁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