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7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庆英，女，汉族，生于1981年5月27日，云南省鲁甸县人，农民，住鲁甸县（系死者刘邦青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啟花，女，汉族，生于1997年9月27日，云南省鲁甸县人，农民，住鲁甸县（系死者刘邦青之女）。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啟章，男，汉族，生于2000年1月23日，云南省鲁甸县人，农民，住鲁甸县（系死者刘邦青之子）。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正万，男，汉族，生于1938年6月28日，云南省鲁甸县人，农民，住鲁甸县（系死者刘邦青之父）。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芝，女，汉族，生于1942年7月17日，云南省鲁甸县人，农民，住鲁甸县（系死者刘邦青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30621MA6L4RR63L。住所地：云南省鲁甸县火德红镇马家冲社21号。法定代表人康德军，系该合作社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郑辉，云南砚池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啟国，男，汉族，生于1987年7月27日，云南省鲁甸县人，农民，住鲁甸县。原审被告刘邦前，男，汉族，生于1982年7月9日，云南省鲁甸县人，农民，住鲁甸县。上诉人王庆英、刘啟花、刘啟章、刘正万、李桂芝因与被上诉人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聚业合作社）、被上诉人刘啟国、原审被告刘邦前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鲁甸县人民法院（2019）云0621民初2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9年8月，聚业合作社预备修建青蓄饲料池，选址在火德红镇鹊落村青山社。8月27日，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达成口头协议，将工程承揽给刘啟国施工，约定包工不包料，单价为65元/平方米。29日，刘啟国找来刘邦前、王庆英、刘啟章及死者刘邦青等人负责钢筋笼架的编扎工作。当日上午11时20分，工地之前挖掘的土坎突然坍塌，将正在土坎旁施工的受害人刘邦青掩埋，致其当场死亡。另查明，刘啟花为料理父亲刘邦青丧事，产生误工损失1895元。2019年8月30日，聚业合作社垫付给五原告人民币100000元。五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聚业合作社、刘啟国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669760元（33488元×20年）、误工费1895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和餐饮费5000元、丧葬费52038.50元（104077元×50%）、精神抚慰金10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3252元（刘正万21626元×5年÷5子女=21626元，李桂芝21262元×5年÷5子女=21626元），以上费用合计874945.5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100000元，还应赔偿774945.50元）。原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二是各方当事人对事故发生是否具有过错以及如何承担责任；三是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请求应否支持。一、关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刘啟国及刘邦青之妻王庆英均认可工程是合作社“承包”给刘啟国做的，刘邦青等人是刘啟国雇佣的工人；同时还有驻村干部谭升龙、杜兴武，村干部康德军、毛永良、钱文洪的笔录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工程是合作社承揽给刘啟国施工，刘邦前、刘邦青等人在刘啟国的控制、监督和支配下工作，故而受害者刘邦青及刘邦前的雇主是刘啟国，刘邦前、刘邦青与刘啟国之间形成雇佣关系。虽刘啟国辩称其与刘邦青、刘邦前等人是合伙承包工程，但其未能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同时，虽相关人员在公安机关的调查询问中陈述的是聚业合作社将青蓄饲料池整体“承包”给刘啟国修建，但根据饲料池的规模、工程价值及技术要求，以及根据刘啟国与聚业合作社之间的口头协议，刘啟国自行安排工作进度，自行安排施工人员，工作时间及安排较为松散，不受合作社的约束，二者之间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刘啟国在完成工程后交付工作成果给聚业合作社，按约定的价格（65元/平方米）领取报酬，是以特定的劳动对象和工作成果为工作内容的合同。综上，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之间的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的规定，构成承揽合同关系。刘啟国辩称其与聚业合作社就工程主体部分是承包关系不是承揽关系，以及工程基础部分其与合作社未形成承包关系或承揽关系的意见，刘啟国并未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该意见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符，故对刘啟国的该意见不予采纳。二、各方当事人对事故发生时是否具有过错以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刘啟国是接受劳务一方，提供劳务者刘邦青在施工过程中死亡，刘啟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邦前受雇于刘啟国，并按刘啟国的安排找来刘邦青等人做工，刘邦前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受害者刘邦青作为成年人，其在操作过程中应当对自己的安全尽到注意义务，但其不仅没有佩戴安全防护工具，还钻入钢筋牵梁底部进行操作，导致土坎坍塌时不能及时逃出，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聚业合作社在选任刘啟国过程中，未对其施工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进行严格审查，也未对刘啟国未给工人佩戴安全防护工具进行审查及警示。在选取修建青蓄饲料池的地址上，没有尽到安全隐患的排查和审查义务。并且，聚业合作社在土坎已被挖掘为高约5米的垂直土坎、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没有警示和阻止，存在明显过错。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决定刘啟国承担50%的责任，聚业合作社承担40%的责任，死者刘邦青自行承担10%的责任。五原告要求刘啟国与聚业合作社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三、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请求应否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原告提供的户口簿、火德红镇鹊落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火德红镇财政所提供的刘邦青一家领取各项惠农补贴的花名册，足以认定死者刘邦青一家系农村户籍。原告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费用，但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实刘邦青存在外出务工的情况，不足以证实刘邦青死亡前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及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情况，故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原告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因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故不予支持。五原告应当得到支持的赔偿为：丧葬费104077元÷2=52038.50元；死亡赔偿金10768元/年×20年+（刘正万与李桂芝的被抚养人生活费）9123元/年×5年÷5个子女×2人=233606.00元；误工费，刘啟花为料理丧事产生误工费1895.00元，应予支持；精神抚慰金酌定支持20000.00元。上述费用合计307539.50元，刘啟国承担307539.50元×50%=153769.75元；聚业合作社承担307539.50元×40%=123015.80元，扣除之前聚业合作社已经垫付的100000.00元，还应赔偿23015.8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啟国一次性赔偿原告王庆英、刘啟章、刘啟花、刘正万、李桂芝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153769.75元（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完毕）。二、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赔偿原告王庆英、刘啟章、刘啟花、刘正万、李桂芝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123015.80元（扣除之前已经支付的100000.00元，还应赔偿23015.80元，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完毕）。三、被告刘邦前不承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王庆英、刘啟章、刘啟花、刘正万、李桂芝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42.00元，减半收取5771.00元，由五原告负担3110.00元，被告刘啟国负担1478.00元，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负担1183.00元。宣判后,王庆英、刘啟花、刘啟章、刘正万、李桂芝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改判由聚业合作社和刘啟国连带赔偿上诉人的损失共计人民币874250.50元（减去聚业合作社已赔付的100000元，实际还应赔付774250.50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聚业合作社和刘啟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判决认定聚业合作社和刘啟国之间的关系构成承揽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聚业合作社将建设养牛场青畜饲料池项目的建设工程发包给刘啟国进行建设施工，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之间应当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二）原判决对本案死亡事故是建设方将建设工程施工发包给没有任何资质的个人进行施工而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的事实未予以明确认定，而认定各方均存在过错的一般事故，按过错程度比例分担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引发受害人刘邦青死亡的事故，是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发包人与承包人均未依法履行法定安全生产职责而导致的人为（不作为）责任事故。聚业合作社是在明知刘啟国没有承建涉案养牛场青畜饲料池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相应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的前提下，将涉案养牛场青畜饲料池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发包给刘啟国进行建设工程施工，聚业合作社和刘啟国应当对事故受害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原判决认定死者刘邦青一家系农村户籍，未对死者刘邦青及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务工的案件事实予以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早在2007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就规定：在全省取消农业户、非农业户及其他类型户的登记管理模式划分，实行“一元制”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统一登记为“居民户”。至2008年1月1日云南省已经不存在农村居民的概念。从本案上诉人提交的户口簿也可以印证死者刘邦青一家人属于居民户而没有登记为农村户籍。为了维持家庭正常生活开支及供两个子女读书，受害人刘邦青及上诉人王庆英自1998年就开始一直长期在外务工，都是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近年来受害人刘邦青通过务工获得的年收入平均为6至8万元，远远高于其家庭农业收入。（四）原判决对本案交通费、餐饮费、精神抚慰金的认定错误。上诉人提交了处理刘邦青后事实际产生的交通费、餐饮费等费用超过41616元的票据等予以证明，上诉人在支出费用时虽未要求开具正式发票，但是所发生的费用是肯定的。一审判决以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为由，对于上诉人的该合理诉求一点也不支持违背常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于精神抚慰金，2009年8月1日施行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四条第14规定“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一般不得超过5万元，情况特殊的不得超过10万元”。受害人刘邦青是5上诉人家庭的顶梁柱，刘邦青正值壮年因本案突发安全生产事故死亡，造成刘邦青父母、妻子严重的精神伤害。一审判决仅轻描淡写的认定20000.00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判决认定聚业合作社和刘啟国之间的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构成承揽合同关系，适用法律错误。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之间依法应当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二）原审判决按过错程度比例分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等规定，本案所涉建设工程即使属于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中“限额以下工程”，仍然应当由具有施工资质的企业或者具有执业资格的个人进行建设。聚业合作社将本案所涉建设工程承包给无任何资质的刘啟国进行建设施工，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规定，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致使受害人刘邦青死亡，聚业合作社和刘啟国应当对刘邦青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原判决未按五上诉人因刘邦青死亡而受到的实际损失认定本案赔偿数额，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要求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相关赔偿费用合情合理合法，应当得到支持。被上诉人聚业合作社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聚业合作社需要的青储饲料池是一个高四米“匚”字形的剪力墙，没有现成可以参照的样品，完全需要定做。在庭审中刘啟国也陈述，相应的原材料都由聚业合作社提供，刘啟国本人仅仅是提供劳力及设备来完成该“匚”字形的剪力墙建设。该情形就完全符合加工承揽合同的形式要件。聚业合作社需要刘啟国完成的标的物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物品，双方已经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的报酬按照每平方米65元计算，对刘放国的完成过程不管理、不干涉，设备、劳力由刘啟国自行安排。这些情况都完全符合承揽合同的特性，因此本案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二）通过一审已经查明死者刘邦青是刘啟国叫来的工人，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与聚业合作社无任何关系。（三）受害人刘邦青作为成年人没有佩戴安全防护设备，一审法院认定刘邦青未尽到一定的安全注意义务，自身具有一定过错，符合客观事实。二、一审法院判决答辩人承担40%的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但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答辩人愿意支付一审判决答辩人承担的费用。三、本案死者一直居住在鲁甸县，其户籍性质属于农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被答辩人主张的各项费用。被答辩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刘邦青在城镇居住已经超过一年的事实，仅仅认为刘邦青的收入高于农业家庭，所以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该理由并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刘啟国、原审被告刘邦前均未作二审答辩。本院确认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2.上诉人王庆英、刘啟花、刘啟章、刘正万、李桂芝主张的相关损失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还是城镇居民标准计算；3.原判决对五上诉人的交通费、餐饮费、精神抚慰金的认定是否合法恰当；4.原判决对本案的责任划分比例是否合法恰当。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1.关于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案中，根据一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约定由刘啟国承建青蓄饲料池，双方仅是口头约定刘啟国所做工程的单价为每平米65元、工期20天。对于工程的质量要求、工程量和工程预算造价、竣工验收，施工图纸和材料的提供、安全责任等事项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作出约定。根据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法律规定，结合刘啟国所承建青蓄饲料池的规模，以及刘啟国在施工中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由聚业合作社提供，聚业合作社仅是对刘啟国完成的工作成果按照每平方米65元结算报酬给刘啟国的事实，双方之间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而非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原判决认定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之间构成承揽合同关系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五上诉人认为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之间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上诉人王庆英、刘啟花、刘啟章、刘正万、李桂芝主张的相关损失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还是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五上诉人认为现在的户籍管理已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刘邦青外出务工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其年收入远远高于家庭农业收入，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相关损失的上诉请求，因刘邦青系农村户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复函，农村户口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关损害赔偿费用，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经常居住地为城市，二是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在本案安全事故发生时，刘邦青已在城镇连续居住了一年以上，且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因此，对于五上诉人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居民的相关标准予以计算，对其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原判决对五上诉人的交通费、餐饮费、精神抚慰金的认定是否合法恰当的问题。关于五上诉人主张的交通费、餐饮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但上诉人要求赔偿交通费未提供依据证实，要求赔偿餐饮费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销贷清单（记账本）和收据看，不能证明是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支付的合理费用，且该费用无法律依据，对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不支持五上诉人主张的交通费和餐饮费并无不当。关于五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根据侵权人和受害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予以确定。五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为100000元，根据刘邦青在本次事故中存在一定责任的实际情况以及原审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五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过高，原判决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2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4.关于原判决对本案的责任划分比例是否合法恰当的问题。本院认为，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刘啟国与刘邦青之间系雇佣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聚业合作社在选任刘啟国过程中，未对其施工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进行严格审查，也未对刘啟国未给工人佩戴安全防护工具进行审查，在选取修建青蓄饲料池的地址上，没有尽到安全隐患的排查和审查义务，且聚业合作社在土坎已被挖掘为高约5米的垂直土坎、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没有警示和阻止，存在明显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刘啟国与刘邦青系雇佣关系，刘邦青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判决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确定由聚业合作社承担40%的民事责任，刘啟国承担50%的民事责任，死者刘邦青自行承担10%的责任，该责任划分比例合法恰当，本院应予维持。五上诉人主张由聚业合作社与刘啟国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庆英、刘啟花、刘啟章、刘正万、李桂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42元，由上诉人王庆英、刘啟花、刘啟章、刘正万、李桂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太永审判员  王宇波审判员  陈贵琼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邢 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