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24民终5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楚某1，住址吉林省延吉市。法定代理人：楚某2（系楚某1父亲），住址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延吉市朝阳川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某，住址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吉林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吉市小营镇新农村村民委员会，住址吉林省延吉市小营镇。负责人：吴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吉市小营镇新农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住址吉林省延吉市小营镇。负责人：刘某。上诉人楚某1因与被上诉人肖某、延吉市小营镇新农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延吉市小营镇新农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村小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1民初563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楚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裁定书。2、依法重新审理，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台账上家庭7口人，肖丽享受独生子女政策分得二人份额承包地的说法,小营镇政府经营管理站工作人员不认可，并说那是绝对不可能，如果两份地的话，也只能写一口人,不可能写两口人。另外，肖振良的份额不在其内，肖振良的电话录音可以证实。肖某已经承认楚某1的承包土地在其名下,一审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对肖某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称本人从没写过上述证据，也没有签过字，手印也不是其本人。上诉人主张笔迹鉴定,第二次开庭时被上诉人承认签名系其本人所写。这份证据证明上诉人承包的土地在肖某名下。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肖某名下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台账中承包土地7人的姓名，虽然法院出具了调查令，但小营镇经营管理站负责人说该台账承包合同书在村里，村里不给出具，也并没有得到支持。另外，一审中证人苏某证实:楚某1有地，1995年郑风祥担任队长调整了承包土地，对第一轮没有参加土地承包的，娶媳妇的、入赘及新出生的人口进行土地调整，分配土地。证人宋某也证实，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重新调地。因原始台账已经丢失，有些人就钻这个空子作伪证。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上诉人是一个肢体智力一级残疾人,本应享受农村承包土地的权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肖某并不具有农户内部家庭成员。上诉人对承包土地进行确认，为自己后半生留有生存之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肖某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肖某一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台账是按照第一轮承包土地的台账原封不动记载的。肖某为户代表的家庭成员6人，但土地台账记载7人份土地，是因为肖某与吕志玲的女儿在当时享受独生子女政策，分得2人份额土地，且楚某2在一审时承认该事实。第一轮土地承包发生在1983年，当时上诉人没有出生不可能分得土地，村委会、村小组以及当时担任村小组长的证人宋某、陈某和出庭作证，均证明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村委会及村小组未对村民承包土地进行调整，即楚某1在第一轮、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均没有分得土地，所以根据肖某一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台账记载家庭人口为7人，来推定上诉人分得了土地，并且该土地在肖某家承包土地名下是不成立的，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肖振声在证明中是否签字捺印对本案不产生任何影响，农户承包土地是由村委会按照国家政策进行分配，肖振声个人没有对其家庭承包土地及他人承包土地进行分配的权力。综上，上诉人想分得承包土地，不应向肖某主张。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村委会、村小组二审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意见。楚某1一审诉讼请求：一、肖某、村委会、村小组给付楚某1土地份额0.473亩；二、诉讼费由肖某、村委会、村小组负担。事实与理由：楚某1于1989年2月5日出生，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楚某1与妈妈肖秀芬、姥姥付桂清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在分配承包地时，理应三口人的承包地分配到肖某名下，但肖某只承认付桂清及肖秀芬的土地，不承认有楚某1的土地，楚某1出生时就是该村村民，是肢体智力一级残疾人，因楚某1没有承包地，曾多次找到政府部门及小营司法所，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故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裁判。诉讼中，楚某1变更诉讼请求为肖某给付楚某1土地份额0.473亩。肖某一审辩称：楚某1要求肖某给付0.473亩土地份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延吉市新农村二组在1984年第一轮土地分配时，肖某一家获得的在册土地为7人份地。其中肖某的女儿肖丽因享受国家独生子女政策，分得二人份地。当时只要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均享受了该政策分得二人份土地。而在1984年第一轮土地分配时，楚某1并未出生，故其不可能分得土地。二、1988年因肖振良（肖某弟弟）结婚，根据土地政策新农村二组将肖振良的一人份土地从肖某家的土地中调出，但在台账中未去除人数，故还是七人份，但实际上肖某只耕种六人份地。三、新农村二组队长宋某在1992年进行调查地时，楚某1没有分得土地。在1995年陈永各担任队长期间，没有进行土地调整，只是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将土地台账原封不动的依据原始记录，记载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分配到一户一本。肖某一家的土地自1984年第一轮土地分配时至今，除了在1988年将肖振良的土地调出外，至今没有任何变化。而楚某1是出生于1989年，其在第一轮土地分配时还没有出生，其出生后新农村第二组在进行调地时也没有分得土地，其何来的土地？故请法院依法驳回楚某1的诉讼请求。村委会小组一审辩称：1995年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调整时，新农村二组没有进行土地调整，因当时种植土地不赚钱，所以村民小组按照原土地台账继续履行土地承包合同，所以1995年楚某1没有分到土地。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肖某为户代表的户成员有肖某、吕志玲、肖丽、肖秀芬、付桂清、肖振良，承包旱田0.331垧。肖某、吕志玲的女儿肖丽享受独生子女政策分得二人份额承包地。肖秀芬与楚某2结婚后，肖秀芬与其母亲付桂清户籍没有分户。肖秀芬与楚某2的儿子楚某1出生于1989年，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楚某1与母亲肖秀芬、姥姥付桂清落户在同一个户籍上，村委会未对村民的承包地进行土地调整。肖某婚后将其承包地单独分户至其名下，肖秀芬、付桂清与肖某一直在一个户内。2005年11月24日，肖某为肖秀芬出具证明，内容为“母亲付桂清以及肖秀芬、楚某1共三人承包土地：铁北……铁南……政府发的土地承包证合并在肖某的土地证上。特此证明：证明人肖某”。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规定了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所有的农村土地享有发包给农户的权利。但农户内部家庭成员间从根本上划分各自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在家庭成员之间协商一致后，逐级报请发包方、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审核批准，解除原来的土地承包合同，由发包方与分户后的成员分别签订新的土地承包合同，颁发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家庭成员对承包户内的土地份额之争，可以认定为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本案中，楚某1对涉案发包土地主张承包权，应认定为其对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故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申请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中楚某1、肖某之间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的民事案件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楚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给原告楚某1。二审中，上诉人楚某1提供延吉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入户调查摸底表一份。证明：该村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对土地进行了调整，与上诉人同年出生的毕延鹏所在家庭有承包地。该摸底表系延吉市小营镇新农村村民委员会公示栏公布的。肖某质证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毕延鹏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能证明毕延鹏在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分得了土地。村委会、村小组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系摸底公示，须征求村民意见后进行修正，并非最终的确认行为，不具有确认效力，相关确认工作目前尚未完成。本院认为，该证据中没有楚某1的记载内容，亦与本案事实无关，故依法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本院查明一审认定“肖某婚后将其承包地单独分户至其名下”有误，应为“肖振良婚后将其承包地单独分户至其名下”，对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楚某1以自己是肖某为户主的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家庭成员为由，针对他人已经承包经营的土地，主张成为该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诉请确认其承包土地份额及给付土地，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之争，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一审法院以楚某1对涉案发包土地主张承包权为由，认定为其对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1民初5638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审 判 长 葛 福 祥审 判 员 赵  颖审 判 员 全 贞 姬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罗春森书 记 员 丁 珊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