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艳，女，197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佳，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宏朗，男，195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华，湖北三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艳因与被上诉人田宏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2民初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田宏朗承担。事实和理由：1、郑艳已经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了借贷事实。在本案中郑艳提交了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方式为现金、借款金额为204000元）、田宏朗向郑艳出具的借据和收据，明确表述收到现金204000元、田宏朗在与郑艳的通话中明确承认欠该笔债务的电话录音等证据，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田宏朗收到了郑艳提供的借款，若非如此，田宏朗作为一个长期借款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明确知晓向他人出具借据、收据的法律效力及法律后果，在此前提下，其仍然向郑艳出具上述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材料，足以证明其收到该款项；其后在郑艳向田宏朗电话索要该笔借款时，田宏朗并未否认该笔借款的存在，并且明确承认借款的事实，在庭审中，田宏朗也明确陈述过愿意向郑艳还款。2、田宏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否定本案借贷事实。在庭审中上诉人认为上述8份借款协议都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而且合同主体大多不是田宏朗与本案亦无关联性，田宏朗通过上述8份借款协议拼凑所得数据按照复利计算虽然与204000元相接近，但是这只是巧合，同时也不能排除是田宏朗为了达到其混淆是非的目的故意为之。对于证人证言，首先法庭并未核实其身份是否是田宏朗邻居，且并未有证据显示其当时在场，对于其证人身份郑艳当庭提出了质疑，另外证人当庭陈述既不知全部事情经过，对郑艳有无交付现金给田宏朗并不知情，因此王某之陈述不足以否定郑艳已出借金钱的事实。3、要求郑艳提交当时交付现金的证据，对郑艳过于严苛，且有违举证原则。从客观事实到法律事实之间需要证据证明，本案中郑艳在一审中已提交了足以证明借贷事实发生的证据，现田宏朗否定该借贷事实不存在，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不是进一步严苛郑艳的举证责任。而且郑艳已提交当时已交付现金的证据，即收据，如果没有接收到足额的现金，田宏朗作为对借贷业务非常熟悉的成年人是不会向郑艳出具负加巨大债务义务的借据和收据，而且上述具有效力书面材料皆是田宏朗再无任何胁迫及外力干预下签字，足以反映当时交付了借款。4、本案郑艳向田宏朗出借现金204000元，未违反法律规定且符合情理。需要强调的是，当时合同签订及要求郑艳交付现金204000元，如果郑艳不以现金形式交付204000元，反而属于违反合同约定。另外，根据郑艳陈述，田宏朗当时担心临近春节账户被司法冻结不能取现故要求交付现金，对为什么交付现金也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因此本案中郑艳交付现金204000元合法且合理，郑艳的权益应当得到保护。田宏朗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郑艳的上诉请求。1、从郑艳和田宏朗的关系来分析，双方并非熟人，郑艳为何要借钱给田宏朗。2、本案的交易方式整个过程不符合常理，本案的借据借款合同及收据皆是郑艳提供，郑艳也陈述是她将打印好的合同带到田宏朗处，所以合同是由郑艳拟定。从大额现金交易方式来看不符合常理。郑艳是专门从事财务工作的，应当明白大额现金交付的风险，但还是在合同中拟定进行现金交付。田宏朗很早以前找郑艳的父亲借款时确实从事建筑工作，但是三五年之后已经没有工作了，并不需要现金借款。3、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举证责任分配合理。郑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请求：1、田宏朗返还借款本金204000元，并以204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截至到2018年10月8日的利息为131454.24元（204000元×24%×980元÷365天），合计335454.24元；2、田宏朗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1日，郑艳与田宏朗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田宏朗向郑艳借款204000元，借款期限5个月，自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年利率36%，按月计息。本协议签订地为童家巷。同日，田宏朗还出具了《借据》、《收据》。郑艳于2016年2月1日取现204000元。另查明，郑艳是从事会计工作的。郑艳陈述的2016年2月1日支付田宏朗现金的经过为：郑艳到中国建设银行宜昌江海路支行取款204000元，然后乘坐出租车到宜昌市××区××家巷（已拆迁）田宏朗家中，其父郑连荣在田宏朗房子外等郑艳，后两人一起到田宏朗家中签订合同，支付现金。田宏朗不认可郑艳支付了借款204000元，认为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借据、收据均为田宏朗与郑艳之父郑连荣借款利滚利后的剩余金额，郑艳实际未支付该借款。一审法院认为，1、郑艳与田宏朗虽签订了《借款合同》，但应以借款实际支付为该合同生效的要件。郑艳提交了取现204000元的凭证，可以证明2016年2月1日郑艳取款了204000元，但郑艳未提交实际支付给田宏朗的证据，无法判断借贷金额是否已经支付。2、郑艳与田宏朗之间的借贷金额为204000元，属于大额借贷，郑艳采取取现后支付现金的交易方式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郑艳是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员，其账户每天都有频繁的交易往来，很难分辨其真实的经济实力。且田宏朗陈述其因与郑连荣有借贷关系，后余81184元，通过一般借贷的利滚利的计算方法，截止2016年2月1日尚欠204214.7元，与本案的借贷金额基本一致。4、证人王某只是田宏朗的邻居，与田宏朗无亲属关系，与郑艳也无其他纠纷，郑艳认为王某的证言不属实，未提交相应证据，本院对该辩论意见不予采纳。从其证言中可以判断，郑艳到田宏朗家中是“换条子”，并没有说明借款，也未看到郑艳拿鼓起来的包或者公文袋。故综合上述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认为郑艳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待郑艳取得支付借款的证据后，可另行进行诉讼。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郑艳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同时决定，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3166元，保全费2270元，合计5436元（郑艳已预交），由郑艳负担。二审中，郑艳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将在下文中一并予以阐述。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郑艳陈述2016年2月1日向公司请假后，大约在下午1点到中国建设银行宜昌市分行江海路支行取现204000元，乘坐出租车找到田宏朗家（宜昌市××区××家巷），郑艳的父亲在田宏朗家门口等她。大约在下午3、4点钟与田宏朗签订了借据、收据，并交付了现金。2、2015年1月2日，田宏朗与李书恒、雷正军、赵芝付签订一份《股东协议》，合作项目名称“湖北省老河口市新一中”，其中约定该项目由李书恒、雷正军、赵芝付共投资650万元作为项目启动资金，田宏朗享有10%利润承担10%亏损。本院认为，1、公民之间一次给付20余万元现金在本地经济条件下尚属大额现金交易，从郑艳提前准备好格式合同、其父亲在田宏朗家外等候等行为可以看出，郑艳以及其父亲对此次交易是慎重的，所以郑艳作为现金交易当事人，应当可以完整、清晰地记述借贷交易的原因、款项交付时间、地点、款项来源、借款用途等细节，郑艳在一审和二审中对取款、付款时间和用于携带现金的随身包等交付现金的过程和情节的表述不一致，所以，郑艳对现金交付过程的陈述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2、2015年1月2日田宏朗与李书恒、雷正军、赵芝付签订的《股东协议》证实，田宏朗虽是股东，但并不需要投资，郑艳以此证据不能证明田宏朗因在投资工程项目急需用钱的事实，郑艳对田宏朗因急需用钱而要求其支付现金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3、郑艳虽提交了2016年2月1日个人银行账户明细，但郑艳陈述自己从事财务工作，其账户每天都有频繁的交易往来，账户内资金流动既有单位的也有个人的，所以郑艳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个人真实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提取204000元现金是公用的可能性。4、郑艳准备好借款格式合同，带着20余万元现金，与在田宏朗家外等着的父亲一起进屋将钱送到田宏朗手中，这一系列行为不符合一方“急需现金”的交易行为。田宏朗解释出具借据、收据是在结算与郑连荣之间借款之后应郑艳父女要求“换条子”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据此，郑艳虽有《借据》、《收据》、银行取款凭证等证据，但没有足以证实双方民间借贷实际发生的证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郑艳诉讼请求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郑艳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32元，由郑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为民审判员  闫玲玲审判员  胡建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郑宇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