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83民初6304号原告：刘某，男，1983年5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玮，邹城城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某1，男，1960年9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邹城市。被告：生某，女，196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邹城市。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伟，邹城凤凰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某2，女，1985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邹城市。原告刘某与被告王某1、生某、王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玮、被告王某1、生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某2经公告送达传票后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婚约彩礼及现金80450元；2.诉讼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刘某与被告王某2经人介绍相识，并于2018年5月1日订亲，当日原告经媒人段某,4将存有100000元的卡号为62×××50的山东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前支行的银行卡作为彩礼交给三被告。当日，被告王某1将49000元转入其卡号为62×××80的山东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前支行的银行卡；次日被告生某将49000元转入其卡号为62×××69的山东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前支行的银行卡；三被告并将剩余的2000元从ATM机上取走。期间，被告王某2三番五次的向原告索要钱财，原告为维护婚约关系通过微信、转账先后16笔又转给被告王某2现金18450元。事后，被告王某2以种种理由拖脱婚事，且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人登记结婚并婚娶过门。被告与他人结婚，导致与原告的婚约关系破裂。虽经原告等人多次催要，三被告只退还给原告婚约彩礼38000元，其余80450元拒不退还。由于订亲时给付三被告彩礼造成原告家庭生活困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邹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求，望判如所诉。王某1、生某辩称，一、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两被告并非适格的被告。理由如下：1.订立婚约发生在刘某与王某2之间，且订婚时两人均已成年，王某2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与王某1、生某无关；2.生某并非王某2的生母，在与王某1结婚时王某2已经成年，两人之间未形成法律上的继母女关系；生某系文盲，并不知道也没参与4.9万款项的转账，所以生某也未从婚约中受益。3.王某1、生某两人均年老多病，现已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来源。二、按照当地风俗，刘某给付的款项为“认亲钱”，不是法律规定的彩礼，是无偿赠与行为；刘某和王某2均系再婚，刘某也不会给付如此巨额彩礼。三、刘某和王某2订婚时承诺替王某2偿还其离婚时的债务4万元、王某1治病所欠史祥成债务2.5万元，并负担王某2与前夫孩子的学习生活费用。收到10万元后，王某1已将款项全部交付王某2，用于偿还上述债务和王某2孩子的学习生活费用（该款被男方刘某和女方王某2在天津市打工期间已用于共同生活），权利客体已不存在，属返还不能。四、2018年4月至9月，刘某和王某2共同生活近6个月，因性格不合终止恋爱关系，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应酌情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五、2018年10月媒人段某,4在场的情况下，女方王某2及亲属已退给男方刘某现金3.8万元，婚约财产等事项已清算完毕。六、刘某诉称的通过微信先后16次转给王某218450元不属实，没给过王某2上述款项，假如刘某给了也是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用于共同生活费用开支。王某2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作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证据部分。1.王某1、生某对媒人段某,4出具证明的质证意见为因段某,4未到庭接受法庭质询，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书面证人证言，在证人已经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和双方质询的情况下，应以其庭审陈述内容为准，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2.王某1、生某对王某2的微信账号（wang******）及微信转账凭证14份、支付宝转账记录2份、王某2退还3000元给原告的微信转账凭证一份的质证意见为王某1均不知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提交的王某2微信转账及截图、原告和王某2的聊天记录及截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为电子数据，原告在庭审中通过原告手机这一原始载体已逐项展示上述各项信息的原始记录，提交了数据原件，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关联性方面，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6月18日向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0092）王某2转账500.5元（服务费0.5元），2018年6月19日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379）王某2转账5005元（服务费5元），上述两份证据均明确指向收款人为王某2，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明显，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名为“夏沫初遇”的账户信息看，应能确认其使用人为王某2，理由如下：（1）该微信名显示的微信号为“wang*****”，其数字部分与王某2的身份证生日（1985年7月24日）完全吻合；（2）从微信应用程序自带转账功能显示，“夏沫初遇”的实名认证信息为“**花”，与王某2的姓名吻合；（3）“夏沫初遇”的微信标签为王某2，符合微信正常使用习惯；（4）在王某2未到庭的情况下，王某1、生某虽一直否认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但未提交任何反驳证据，也未申请法院对相应微信账号的注册信息或实名认证信息调查取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可，但2018年6月13日向“此号作废”的2000元转账与本案的关联性无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二）关于事实部分。1.原告主张三被告共计退还彩礼款38000元，其中2018年8月王某1退还原告和媒人的母亲30000元，2018年8月26日王某2通过微信退还3000元，2018年12月20日左右，王某1通过原告叔叔刘宪功退还5000元。王某1、生某认可已退还的彩礼款金额，但主张是分两次退还的，其中在2018年10月中旬王某1退还给原告35000元，在场人有媒人段某,4，之后王某2又退给现金原告3000元。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事实应予采纳，理由如下：（1）王某1、生某对于自己主张退还款项的事实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2）证人段某,4陈述从未参与退还彩礼款的具体事宜，只是在当年冬天催要过彩礼但没有结果，王某1、生某的陈述与证人的有效证言明显冲突；（3）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动陈述认可王某1、王某2部分退还款项的事实，能够免除三被告的相应举证义务，其陈述可信性较高；（4）2018年8月26日王某2通过微信退还3000元的事实有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账号及实名认证信息等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应予认定。2.原告主张其与王某2同居生活的时间为40余日，自2018年5月1日至6月10日左右；王某1、生某主张为近6个月，自2018年4月至9月底。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事实应予采纳，理由如下：（1）证人段某,4明确陈述6月份王某2回老家，便未与原告继续在天津居住生活。（2）原告系同居生活的一方，对两人生活的具体情况应更为了解与清楚，王某1、生某虽系王某2的近亲属，但非同居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尤其是订婚后原告和王某2主要在天津市居住生活，与两人距离较远，对两人生活状态的了解往往具有间接性。另外，庭审中王某1、生某明确表示目前并不知晓王某2的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可见两人与王某2的关系相对生疏。因此，王某1、生某对原告与王某2居住情况陈述的可信度较低。（3）王某1、王某2于2018年8月就已经开始退还部分款项，而王某1、生某陈述两人在2018年9月底仍在共同生活，这明显与常理不合。（4）订婚后双方共同居住生活更符合本地的生活习俗。3.王某1、生某主张原告承诺替王某2偿还其离婚时的债务4万元、王某1治病所欠史祥成债务2.5万元，并负担王某2与前夫孩子的学习生活费用。对此原告未予认可，两被告也未提交证据佐证，对王某1、生某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依据当事人庭审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某与被告王某2均系再婚；王某1与生某于××××年××月××日在邹城市民政局登记结婚。刘某与王某2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于2018年4月经段某,4介绍认识，经双方家庭商议于2018年5月1日举行订婚仪式。订婚当日，原告和段某,4到三被告家中，将内含10万元的卡号为62×××50的山东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前支行的银行卡作为彩礼交付王某1，并告知了密码。订婚仪式后，王某1将上述卡中的49000元转入其62×××80的银行账户内；次日又向生某62×××69的银行账户转入49000元，并通过ATM机分两次将剩余2000元取出。订婚后，原告与王某2便一起到天津市共同居住生活。2018年6月，王某2离开天津，结束了与原告的共同生活。2018年8月，王某2告知原告两人的恋爱关系无法再继续。原告与三被告多次协商退还彩礼款的事宜，王某1于2018年8月退还原告30000元，王某2于2018年8月26日通过微信退还原告3000元，王某1于2018年12月又通过案外人刘宪功退还原告5000元。王某2现已和他人成婚。原告与三被告未能就剩余款项返还形成一致意见，形成纠纷。另查明，2018年4月21日至2018年7月10日间，原告通过微信向王某2（wang******）共计转账13笔，合计金额为10950元；原告通过支付宝于2018年6月18日向王某2转账500，2018年6月19日向王某2转账5000元。王某1于2016年11月14日被评定为肢体残疾贰级。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某1、生某的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刘某给付的10万元款项应定性为彩礼还是无偿赠与；三、三被告应返还的具体金额？一、关于王某1、生某的被告主体是否适格？本院认为，王某1、生某为本案的适格被告。理由如下：1.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其直接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该规定并未限定被告仅限于订立婚约的女方当事人，故王某1、生某两人作为被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2.从本地风俗看，订立婚约是男女双方重要的生活事件，也是双方家庭的重大活动，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本案中刘某与王某2的订婚时间由双方家庭确定，刘某给付的款项也由王某1代收，故王某1、生某两人作为被告符合本地的风俗习惯。3.生某虽非王某2法律意义的继母，但因与王某1的婚姻关系使之与王某2有着密切的生活关系，且从本院认定的事实看，王某1、生某分别实际占有并控制原告给付的部分款项，生某虽抗辩对此不知晓但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故王某1、生某与原告的诉求具有法律上直接关联，应为本案适格被告。二、关于刘某给付的10万元款项应定性为彩礼还是无偿赠与？本院认为，上述款项应为彩礼，理由如下：1.媒人段某,4明确陈述给付的款项为彩礼。2.该笔款项发生在订婚当日，双方家庭聚餐之前，符合本地彩礼给付的习俗。3.王某1、生某关于款项为无偿赠与的主张与王某1、王某2分别退还部分款项的事实相矛盾。三、关于三被告应返还的具体金额？刘某与王某2为缔结婚姻而相识，并按本地风俗举行订婚仪式，并向王某2交付彩礼款10万元，后王某2提出终止关系并与他人成婚，两人最终未能步入婚姻殿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原告主张三被告返还彩礼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本地的风俗习惯，原告可以要求返还的彩礼主要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男方给予女方的较大数额的现金和贵重金属饰品。原告主张返还的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向王某2的转账款项不属于彩礼的范畴，原告主张返还，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应当返还的彩礼应以彩礼款10万元为限，综合考虑原告和王某2曾短暂共同居住生活、王某1和王某2已返还款项金额、双方家庭经济状况等情况，本院酌情支持三被告再返还原告彩礼款50000元。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某1、生某、王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刘某彩礼款50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11元；由原告刘某负担761元，被告王某2负担10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志浩人民陪审员  田振战人民陪审员  张运勤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李景福书记员张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