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2民终17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住山西省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山西宝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住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北京市九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平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吴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曾作出（2018）晋0202民初1163号民事判决，双方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晋02民终2409号民事裁定书发回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又作出（2019）晋0213民初2576号民事判决，刘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被上诉人吴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其退还煤矿入股款3400000元（原审判决少判决320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上诉人实际入股1700000元明显错误。根据法庭审理可知:吴某为上诉人出具收据的时间为2009年8月份,煤矿实际控制人收到吴某入股款10000000元的时间为2009年8月25日（煤矿为其出具收条的时间为2010年2月27日),二者时间相符。被上诉人实际向煤矿入股股金总计为10000000元。吴某辩称只收到上诉人1700000元的说法明显不符合常理。原审法院认定:“不能排除取款与存款为同一笔款的合理怀疑。”但是同样也不能排除吴某为上诉人出具收据已经实际收到上诉人入股款的合理判断。上诉人依据吴某所出具的收据足以证实其已经收到了上诉人的入股款3400000元。上诉人所提交的其他银行存款记录及取款记录是用以佐证实际支付入股款的事实。原审法院本末倒置，置“吴某为上诉人出具收据的事实”于不顾，仅仅“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否认上诉人的主张有失偏颇。二、原审法院认定吴某实际退还上诉人股金本金1500000元错误。关于吴某在2010年5月6日给付上诉人310000元的还款、2012年4月1日给付上诉人680000元的煤炭业务往来款该两笔款项。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既未提供债权凭证证明被告对原告负有债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煤炭业务往来，且原告尚需将股金交由被告入股煤业，故对被告向原告购煤并支付货款之情节存在合理怀疑，因此，对原告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在此,法院支持被上诉人的观点同样为“合理怀疑”，但是法院对于汇款凭证中明确注明的用途没有进行合理解释。上诉人认为:该两笔款项的回款用途已经说明其用途,一笔是还款,一笔是货款。原审法院还要求上诉人提供证据显失公平、不合理。吴某辩称，原判正确，应予维持。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吴某向其退还煤矿入股款3400000元；2、诉讼费由吴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8月23、24日，刘某分五次向吴某银行账户存款合计1700000元用于投资入股山西教场坪集团玉岭煤业有限公司，后山西教场坪集团玉岭煤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1日前将包括刘某入股资金在内的股金10000000元退还吴某，吴某分别于2010年5月6日、2011年5月10日、2012年4月1日退还刘某入股资金合计15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给付被告入股金额的问题，2009年8月24日，原告从银行取现100000元，当天原告即给被告卡上存入的其中一笔现金就是100000元；2009年8月23日，原告从银行取现570000元，当天原告即给被告卡上存入现金600000元，结合原告家中尚有30000元现金的事实，则原告自述同日将相近金额的现金直接给付被告的情形，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与常理相悖，也不能排除取款与存款为同一笔款的合理怀疑。因此，原告提供上述证据以及被告出具的收条，不能有效证明被告收到原告3400000元的事实。该院确认原告实际给付被告入股金额1700000元；关于被告退还原告金额及金额性质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分三次给付原告1500000元的时间均在2010年2月27日至2012年4月1日期间，不存在入股分红的可能性，且原告对收到的1500000元款项未提供合理解释或证据有效反驳，故对被告退还原告1500000元股金的主张予以确认。山西教场坪集团玉岭煤业有限公司已将包括刘某入股资金1700000元退还吴某，吴某退还刘某入股资金1500000元后，尚欠200000元至今未还，故对刘某要求吴某退还股金3400000元的主张，经确认尚欠金额部分的诉求，予以支持；未经确认金额部分的诉求，因举证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吴某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退还刘某入股资金20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00元，由吴某负担2000元，其余32000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刘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某提交了山西国怀精煤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欲证明其有支付现金的能力。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上述证明只有单位加盖印章，未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上诉人刘某交付被上诉人吴某的入股款数额？二、被上诉人吴某退还上诉人刘某的入股款数额？关于上诉人刘某交付被上诉人吴某的入股款数额的问题。上诉人刘某提交被上诉人吴某出具的收条一张，欲证明吴某收到其入股款3400000元。被上诉人吴某对收条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是达成投资入股合意后出具的收条，实际只收到1700000元，且在出具收条时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钱能到位，故落款日期处只有两个点，没能明确日期。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收条所载出具日期“日”前只有两个点，“月”前为数字“8”，只能明确是在2009年8月，不能确定具体日期，吴某认为是达成投资入股合意后出具的收条，实际只收到1700000元，且在出具收条时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钱能到位，故落款日期处只有两个点，没能明确日期。本院认为，实际生活中存在先打收条再付款的情形,且“日”前只有两个点，没有标明具体哪一天，能够反映当事人出具收条时对具体日期的犹豫和不确定，吴某的解释具有合理性。故本案应参照上述法律规定对款项交付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刘某提交2009年8月23日、2009年8月24日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5份，欲证明向吴某卡存支付1700000元，对此吴某予以认可。刘某主张另1700000元系现金交付，提交了工商银行交易明细，欲证实其在2009年6月20日、2009年8月23日、2009年8月24日提现1670000元以及家中30000元现金，共给付吴某现金1700000元。本院认为，2009年6月20日从银行取现的1000000元，离本案收条出具时间2009年8月时间较长，不能直接证明此款就是交付本案入股款。2009年8月23日其从银行取现570000元，其主张此570000元与家中现金30000元以现金方式交付吴某，但核实其以卡存方式交付的1700000元中，2009年8月23日就有卡存交付的600000元。在同一天里将手中的现金要交付同一个人，交付方式是将等额的一半现金以现金存款存入相对人银行卡，将等额的另一半现金当面交付，有违常理，且不能提供合理解释。2009年8月24日刘某主张现金交付的100000元亦存在这种情况。另，从双方交易习惯来说，在本案中除上述股金交付外，双方当事人亦存在其他钱款往来，如2012年11月23日刘某付吴某1700000元，2013年3月11日吴某付刘某2000000元，均是通过银行进行支付，无证据证明双方有大额钱款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的习惯。上诉人刘某主张吴某出具收条是在2009年8月，其实际向矿方交付入股款10000000元是在2009年8月25日，日期相互吻合，可以证明吴某实际已收到刘某入股款3400000元。本院认为，上述日期的吻合只能证明吴某确实在2009年8月进行了筹集入股款的行为，并不能直接证明其实际全部收到了刘某3400000元入股款。故一审法院确认吴某实收到刘某入股款170000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所持交付被上诉人3400000元入股款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吴某退还上诉人刘某的入股款数额的问题。吴某称玉岭煤业分三次（2010年5月6日退30%计3000000元、2011年5月10日退30%计3000000元、2012年4月1日退40%计4000000元）将股金10000000元全部退还其本人，其亦在收到煤矿退股的当天按同等比例退还给刘某股金（310000元、510000元、680000元，共计1500000元）。刘某认可收到上述款项，认为310000元是还款，680000元是煤炭业务往来的货款。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存在代为投资入股的法律关系，也认可存在入股款的往来。在吴某举证汇款凭证，欲证明其退还刘某入股款的情况下，刘某认为此款不是归还的入股款，而是双方之间的借款和煤炭业务往来的货款。这是对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基本事实的主张，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刘某应承担举证责任，如其不能举证证明新的法律关系基本事实就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0元，由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艳宏审判员 马祖荡审判员 王利东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樊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