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3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江，男，1979年8月2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女，1981年10月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卞祥伟，江苏聚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前述二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港众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软件（动漫）产业园商务中心4楼。法定代表人：王旭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建，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舜州，江苏吴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江、刘艳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众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100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江、刘艳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我方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首先推定涉案商品房的总价是不变的,然后再按照当时的增值税税率计算出不含税价格,显然不符合成本核算的方法和常识。成本核算的正常做法，是先确定不含税价格，再以此为基础计算实际的税金，最终得出含税的总价。不含税总价和税金完全可以独立核算，原审判决认定在房屋总价未确定的前提下，不含税总价和增值税款无从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2、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房屋价格由不含税价和税金组成，开发商虽然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但是税金实际由购房者负担，开发商只是履行代缴的义务，因此其应当将多收的税金退还给我方。在合同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对于税收政策的变化不会造成合同价款的调整，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张家港众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张家港众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格式合同的提供方，也应当作出对其不利的解释。3、原审法院认定我方主张的不当得利不能成立同样是错误的。我方已经将按照当时税率计算的增值税税款交付给被上诉人张家港众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是其未进行实际缴纳，因此双方当事人和税务机关之间均没有形成行政法律关系。我方要求退款的对象是开发商而非税务机关，完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范畴。开发商多收取的款项侵犯了我方的合法权益，原审判决认定未造成我方损失，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张家港众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二审中未作答辩。李江、刘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原审被告返还人民币38087.35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25日，李江、刘艳（乙方、买受人）与众合房地产公司（甲方、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李江、刘艳购买众合房地产公司开发的观澜玉园10幢2302室，建筑面积为142.74㎡。合同第五条计价方式与价款约定：出卖人与买受人按照下列方式计算该商品房价款，计价方式为建筑面积，单价为14809.08元/㎡，商品房总价为2113848元，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总房价款为含增值税价款。双方又在补充协议第十四条约定：买卖双方明确知悉且同意，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1904367.57元，增值税为209480.43元（税率为11%），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为2113848元。双方同时还对其他条款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李江、刘艳向众合房地产公司支付了购房款2113848元。2019年4月12日，众合房地产公司取得案涉房屋的《商品房交付使用通知书》，案涉商品房达到交付条件。审理中众合房地产公司明确，依据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颁布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案涉商品房增值税税率调整为9%，如果原审原告现在到原审被告处收房，依据现有政策将开具税率为9%的增值税发票。以上事实，由当事人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商品房交付使用通知书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在于：原审被告应否返还原审原告因增值税率下调而产生的税款差额？原审原告认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虽然是原审被告，但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和价外税，不计入成本，税款的实际承担者为原审原告。案涉商品房的计价方式为合同约定的不含税价加增值税税款，合同虽然约定了房屋总价，但法律意义上的交易价格应当是不含税价格，税款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交易价格，对于原审被告多收取部分的税款，应当定性为不当得利，原审被告应当返还。原审原告支付的房款属于预付款性质，当出现面积差、税款等发生变化时应予以调整。原审被告认为，原审被告作为增值税纳税人，是否缴纳增值税及缴纳增值税的数额属于原审被告与税务机关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与原审原告无关。案涉商品房计价方式为房屋建筑面积×单价，原审原告认为合同价款并非一成不变，与交易习惯不符，且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性，亦与常理不符。原审原告所支付的房款并非预付款，而是其为购买商品房所支付的对价，具体且确定。补充协议第14条的约定与原审原告履行付款义务并无直接关联。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案涉商品房的计价方式及影响案涉商品房总价的因素，首先，双方在主合同中明确案涉商品房总价的计价方式为房屋建筑面积×单价，并以此计算出案涉商品房总价，补充协议第十四条载明的不含税总价及税款也是由主合同约定的商品房总价结合11%的增值税税率计算得出。除此之外，双方在合同中并无其他有关房屋总价计算方式的约定。原审原告认为案涉商品房的计价方式为补充协议第十四条约定的房屋不含税总价加增值税税款，与商品房买卖交易惯例不符，原审被告对该条的本意也作出了合理解释，且在未确定房屋总价的前提下，不含税总价及增值税税款也无从得出，原审原告的主张不符合常理；其次，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除在第六条及补充协议第四条中对面积存在差异时如何结算房屋价款外，并无有关房屋总价变动的其他约定，原审原告主张“降税即降价”无合同依据。故案涉商品房的计价方式为房屋建筑面积×单价，影响商品房总价的也即房屋建筑面积及单价两项因素，在该两项因素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下，双方约定的案涉商品房总价不应发生变更，增值税税款的减少亦不能导致案涉商品房总价的减少。关于原审原告认为原审被告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系增值税纳税人，缴纳增值税系原审被告与税务机关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与双方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没有关联，原审被告因增值税率下调而获益具有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依据，该获益也未造成原审原告的任何损失，故原审原告认为原审被告构成不当得利亦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原告主张原审被告退还因增值税税率下调而产生的税款差额，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江、刘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76元，由李江、刘艳负担。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约定,涉案房屋价款的总金额为2113848元,计算方式则是建筑面积乘以约定的单价而得出。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中虽然约定商品房的总价款为含增值税的价款，且补充协议第十四条对于增值税税率、税金和不含增值税的房价进行了列明，但是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其纳税义务人是被上诉人张家港众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而非上诉人李江、刘艳，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在国家调整增值税税率的情况下，因降税产生的利益或者因加税产生的负担，亦应当由纳税义务人直接享有或者承担。基于前述理由，鉴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中并没有“降税即降价”的约定，故上诉人李江、刘艳在本案中主张返还38087.35元税款依据不足，本院碍难采信。上诉人李江、刘艳主张涉案房屋的价款由不含税价格和税金构成，税金降低的情况下，房屋价款亦应当相应调整的上诉理由，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2元，由上诉人李江、刘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锋审判员  赵东审判员  周红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孙贞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