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5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供电公司，住所地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昌东路179号。 负责人：胡晓东，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萍，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泽，男，汉族，该公司职工，住东昌府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茅国梅，女，1964年5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房金良，男，1944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桂荣，女，194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房金昌，男，1951年3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房壮大，男，1991年8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红莲，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供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茅国梅、房金良、邓桂荣、房金昌、房壮大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1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供电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1.未查明涉案铁皮屋内是否安装末级漏电保护装置。一审判决书就涉案铁皮屋内用电设施安装情况，在“本院确认事实部分”记载：“姚xx等人从电表箱处引出电缆线穿越铁皮屋墙体进入铁皮屋（约30米左右），在铁皮屋墙内安装有一个空气开关，开关上方又接了两根照明线，这两根照明线又接到小屋外面。”上述内容遗漏了重要事实，根据现场照片显示：铁皮屋内空气开关旁边安装有末级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但一审判决书对这一情况未予查明，末级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安装于用户受电端，其保护范围是防止用户内部绝缘破坏、发生人身间接触电等剩余电流所造成事故，末级保护器是否安装、事故发生时保护器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房某触电死亡与末级保护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应当查明的基本事实，也是正确认定事故责任的重要因素。2.房某触电原因仍未查清。一审判决书认定“房某在铁皮屋旁边的压水井处洗手时不幸触电身亡。”这一认定与被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5民终254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的(2018)鲁1502民初3335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一字不差。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的理由是“一审法院对房某触电的部位及触电的原因，只有原审原告房壮大的叙述，并未查清造成受害人房某触电死亡的线路漏电的原因”，对于民事裁定书要求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目前仍未查清，同样存在基本事实不清问题。3.一审判决书认定房某“是在触及压水井杆时触电死亡”缺乏证据。如果房某是触及压水井杆触电，则压水井杆带电是不可或缺条件，但压水井杆是否带电？漏电电流是从何处流出并传递到压水井杆的？在这些问题没有查明的情况下，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基于此，判决书做出的房某触及压水井触电死亡的结论不能成立。二、产权责任原则是划分触电人身损害纠纷案件基本原则，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既缺乏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1.关于涉案用电设施产权归属已经查明，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一条和《低压供用电合同》第六条规定(约定)，产权人和管理人对于因供电设施管理不当造成的触电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在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放弃追究姚xx等产权人赔偿责任的情况下，理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赔偿义务主体证据不足。上诉人不是涉案用电设施和压水井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无论是基于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都不应当对房某触电死亡承担责任。本案为低压触电事故，应当严格按照产权划分责任，判决书以“本案虽系低压电触电事故，产权人亦明确，但不应完全免除供电公司所有义务”为由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既违反《供电营业规则》规定，也违背《低压供用电合同》约定。上诉人和用电方的权利和义务源于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超出了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范围。3.一审判决书认为“供电公司安装的剩余电流总保护器与其提供给用户的中级保护器应在线路断开接地时及时切断电流……其(压水井杆)带电原因不排除系线路断开接地，由地面导入电流。”以上分析和判断不仅缺乏证据也缺乏科学理论依据。首先，判决书曲解了剩余电流动作总保护和中级保护的工作原理，认定两级保护器的保护范围涵盖房某触电地点没有任何依据，《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对剩余电流保护中的总保护、中级保护作了详细说明，明确了“总保护和中级保护的保护范围是低压电网主干线和分支线路”。房某不是在主干线和分支线路上触电，根本不可能发生总保护和中级保护切断电流的情形。一审判决书的分析判断内容违背了基本科学知识。更何况本案并不存在剩余电流中级保护器，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向用户提供了中级保护器没有任何证据。4.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在房某触电事故发生后未能作出事故报告为由，认定上诉人承担过错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被一审判决书引用作为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国家电网农电事故调查》并不存在。根据2012年1月1日施行的《国家电网公司安全事故调查规程》(国家电网安监(2011)2024号)规定，该规程所指人身伤亡事故是指在公司系统各单位工作场所或承包承租承借的工作场所发生的人身伤亡事故，自该规程施行之日起，原《国家电网公司电力生产事故调查规程》(国家电网安监(2005)145号)和《国家电网公司农电事故调查与统计规定》(国家电网农【2004】5号)同时废止。因此，一审判决书基于不存在的文件认定上诉人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有失公允。一般侵权纠纷案件采取“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一审判决将举证责任转嫁给上诉人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侵权责任法和人身损害纠纷案件司法解释所指过错责任是针对当事人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承担过错赔偿责任。而一审判决书是以事故发生后上诉人是否履行义务作为认定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承担责任的理由，是对过错责任原则的任意解释。据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茅国梅、房金良、邓桂荣、房金昌、房壮大辩称，被上诉人因受经济条件所限，对于一审判决赔偿的数额即使不服也没有能力再行上诉，代理人代理费也是申请的减免，对于一审法院已经保护的部分，被上诉人认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只是在责任划分上欠妥。第一，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主张不能成立。该案发生在2017年6月27日，距今已经两年半之久，且该案经历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今天是第四次审理，对于受害人身亡法院已经查明了相关事实，作出的裁决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上诉人提到的铁皮屋内用电设施的安装情况、触电部位以及漏电部位没有查清的说法，是上诉人一方故意推脱责任的做法。受害人系普通公民，不具有用电专业知识，在事发当天，和朋友一起吃饭后去压水井旁边洗手发生的不幸，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在水压井旁边没有电源设置和用电设备，至此，受害人以及其他村民在出事现场并没有主动去接触任何的电力设备和电源，受害人接触的只有一个压水井，但是后果却发生了。对于受害人的死亡原因系电击死亡，双方一直没有争议，而上诉人对于发生触电人身伤亡事件无论从其专业性、职责以及法律法规规范性规定，都负有责任、法定义务和国家给予的专业管理职责，对于出现了触电人身伤亡事件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现场勘查以及死亡原因及其分析等相关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19条、农村安全用电规程第5-4条、电力法第十四条、电力行业标准、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5.1.1.1、农村安全用电规程DL493-7001、2001等相关规定就是从法律法规，在规范性层次上规定上诉人应尽的职责。第二，关于铁皮屋内漏电保护装置。一审中双方对于法院对姚玉龙所做的2018年6月26日调查笔录，双方均无异议。如此说明，该铁皮屋内的安装情况，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而且上诉人一方在事发后也去现场进行了查验、拍照、勘验，并且6月28日上午进行排查，下午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维修，这都是被一审法院已经明确查明的事实，相反上诉人一方事发后应该依法进行事故责任报告及相关原因分析，如今，却将自己应当尽的法定职责推卸一边，认定是属于被上诉人一方的举证责任，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第三，关于上诉人方提到的适用的相关规范性规定，无论是电力部门、国家制定的电力规范还是法律，对于国家电网公司安全事故的要求是越来越严格、规范的，也就是说，即使一些规范不适用了，在新的规范出台以后，同样也是对供电企业的责任从严掌握的，国家电网公司安全事故调查规程就是这样的规范，其并没有将之前上诉人提到的上述规范予以废止，而是以更加详细的章节来进行规定，其中第四章专门规定了供电企业在事故发生后要及时报告的规定，第六章调查部分，规定出现了一人死亡的四级事故，电力部门、电力企业可以派员参加，如此看上诉人在用电之前的检查验收、送电当中的维修维护以及发生事故后的调查报告都规定在国家规范当中，上诉人的责任是很明显的，没有理由推卸。第四，关于产权责任划分。本案是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并不是上诉人所主张的供用电合同纠纷，一审认定该损害的发生属于多因一果，不应当仅仅按照产权划分责任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第五，上诉人不仅在出事线路上违规安装一级触电保护装置，漏安二级用电保护装置，而且存在对用户送电前未进行检查验收就送电，造成事故隐患。由此，上诉人对于该事故的发生存在着严重过错，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茅国梅、房金良、邓桂荣、房金昌、房壮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抢救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7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房某（1968年2月11日出生）与姚xx1、姚xx2、姚xx3、陈xx、姚xx4、周xx七人合伙共建有蔬菜大棚，并在大棚旁边建造了铁皮屋及压水井（铁皮屋与压水井未连接），用于存放农用工具及方便取水，该铁皮屋及压水井由房某与其余六合伙人共有。姚xx1于2016年11月向供电部门申请低压用电用于农业灌溉，并于12月1日签订了《低压供电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公司和姚玉龙就供电设施的产权分界点约定为电表箱以前的T接点处，T接点以上部分的线路产权归属被告，以下部分归属姚xx1。后被告有关工作人员在原告所在村低压主干线（村东变压器引出约500余米）架设了电线杆并在电线杆上安装了电表箱。姚xx1等人从电表箱处引出电缆线穿越铁皮屋墙体进入铁皮屋（约30米左右），在铁皮屋墙内安装有一个空气开关，开关上方又接了两根照明线，这两根照明线又接到小屋外面。2017年6月27日晚，房某在铁皮屋旁边的压水井处洗手时不幸触电身亡。6月29日，山东鲁风律师事务所委托聊城法衡司法鉴定所对房某死亡原因予以鉴定。6月30日，聊城法衡司法鉴定所出具聊衡司法鉴定所（2017）病鉴字第01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死者左手和右脚损伤，特征符合典型的电流斑，分别为入口和出口，电流通过心脏致使心室纤颤导致心跳、呼吸停止而死亡。由村内变压器接出的线路至姚玉龙电表箱之间，被告安装一级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未安装二级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事故发生次日，被告方工作人员对线路、变压器等进行了约两个小时检查工作。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放弃追加姚xx1、姚xx2、姚xx3、陈xx、姚xx4、周xx等六人为本案共同被告，只要求被告聊城供电公司承担责任。另查明，房金良、邓桂荣夫妇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房某，次子房xx，三子房xx1（2016年去世），茅国梅系房某的妻子，房壮大系房某之子，房金昌系房某之三叔。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分类代码，原告所在村属镇乡结合部，应按城镇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案电压属于低压电，非高压电，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以产权所有人、供电企业相应的义务履行情况，判断事故发生原因及过错，并合理界定用户与供电企业的过错程度，通过过错责任的应用，促使利害关系人勤勉注意，预防事故发生，减少事故损失。本案中房某触电的线路，虽由姚玉龙签订《低压供电合同》，但实际产权归房某及姚xx1、姚xx2、姚xx3、陈xx、姚xx4、周xx七人共有。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一条规定，在低压用电线路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应按照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但本案房某触电死亡并不是简单触及产权人线路导致死亡，而是在触及压水井杆时触电死亡。故不应以简单的产权归属确定责任，应在查清压水井杆带电原因从而导致事故发生的基础上确定产权人及供电企业的过错，进而明确各方责任。根据《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DL/T499-2001第五条“剩余电流总保护（一级漏电保护器）和中级保护器保护范围是及时切除低压电网主干线路和分支线路上断线接地等产生较大电流的故障”的规定，被告供电公司安装的剩余电流总保护器与其提供给用户的中级保护器应在线路断开接地时及时切断电流。但该触电事故中的压水井杆并无线路相连，且与铁皮屋不连接，其带电原因不排除系线路断开接地，由地面导入电流。鉴于事故发生地点已拆除灭失，已无法进行实地勘察及证据提取。被告作为供电企业，具备专业的用电知识，其仅以产权归属为由，便将查清事故发生原因的义务全部转移给用户，有失公平。因此，为查明事故发生原因，明确双方责任，切实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双方均应提供相应证据用于查明事实，实现公平公正裁判。根据《国家电网农电事故调查》第3、3.1、3.1.1、3.1.4条规定，在发生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后，供电企业应立即向农电安全主管部门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形成事故报告，事故报告包含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原因、责任等内容，被告应予提供事故报告用以查明事实。但被告在一审法院要求其提供事故报告时，却称因触电线路产权不归其所有，未制作事故报告。被告在发生农村触电死亡事故后，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检查等工作，却未制作事故报告的行为明显存疑，且违反法规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事故发生原因与被告未完全履行义务有关，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错。另，死者房某及其余合伙人作为线路产权人对线路负有检查、维护、维修以及排除安全隐患的安全注意义务，且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亦应充分了解电路损坏时会产生的严重危害性。但他们从铁皮屋内迁出电线用于照明，并且怠于履行检查、维护保养的相应义务，实则是抱有对电力安全事故的侥幸心理而为之，故对该事故，线路产权人应负有主要责任。但五名原告明确放弃追究姚xx1、姚xx2、姚xx3、陈xx、姚xx4、周xx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裁判纠纷，应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本案虽系低压电触电事故，产权人亦明确，但不应完全免除供电公司所有义务。因此，根据线路产权人、被告供电公司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定线路产权人承担80%责任，供电公司承担20%责任为宜。五原告各项损失为：抢救费835元，鉴定费3600元，死亡赔偿金为790980元（39549元×20年），丧葬费为37562.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98384元（24798元×（7+9）÷2），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死者年龄不满50周岁，给亲属带来巨大痛苦，一审法院酌定为50000元，合计1081361.5元。原告主张房金昌由房某赡养，房金昌也是被扶养人，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供电公司承担20%责任，即赔偿216272.3元（1081361.5元×20%）。另五原告至亲猝然离世，深感痛心。愿死者安息，家属尽快走出悲痛，重拾生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供电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茅国梅、房金良、邓桂荣、房金昌、房壮大损失216272.3元；二、驳回原告房金昌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茅国梅、房金良、邓桂荣、房壮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00元，原告负担7463元，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供电公司负担3337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系低压电线路触电致人死亡案件，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涉案线路的产权人为受害人房某及案外人姚xx1等七人，根据一审法院对聊城旅游度假区供电所所长贺庆伟的谈话笔录显示，线路产权人在铁皮屋内安装的剩余电流保护器不符合安装标准并且乱接线路造成电线磨损存在漏电情形，对于受害人房某在此处触电死亡的发生存有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但因被上诉人茅国梅、房金良、邓桂荣、房壮大一审明确放弃要求线路产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一审法院在划分责任后未判决产权人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供电公司虽然不是涉案线路的产权人，但是《供电所安全管理办法》规定，供电所负责辖区内高、低压线路、输配电设备及用电设施的安全运行、巡视检查、维护检修、安装验收，按规程要求保证设备完好率和安全可靠性，以及组织辖区内安全用电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农村低压安全用电规程》4.1.2条规定：农村用户应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未按规定要求安装使用的，供电企业有权依法中止供电。根据上述规定及行业规程，上诉人作为电力供应企业，应加强对供电设施的巡视和检查，及时排除安全用电风险，但根据聊城旅游度假区供电所所长贺庆伟在一审法院调查时的陈述，涉案线路剩余电流保护器安装不符合标准，存在乱接线路的情形，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漏电点及漏电原因也未查清，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存在一定的过错，判决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明显失当。经查询国家电网公司制定的关于农电事故调查的规定有《农电事故调查统计规程》、《国家电网公司农电事故调查与统计规定》，并未有一审法院引用的《国家电网农电事故调查》。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不当。对上述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供电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37元，由上诉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供电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育颖 审判员  李曙霞 审判员  王玉东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潘盼盼 书记员顾学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