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吉08行终14号 上诉人于万林（原审原告），男，1963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大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安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韩雷，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正龙，大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郑博文，大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安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赵彦峰，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自海，大安市司法局法治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聂艳欢，大安市司法局法治科科员。 上诉人于万林因治安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2020）吉0882行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于万林，被上诉人大安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自海、聂艳欢，大安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吴正龙、郑博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9年6月27日，原告因自身信访事项，在已被依法训诫的前提下，且在信访局、大安市四棵树乡政府对其反映的问题处理过程中，越级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并在北京站天桥上威胁公安民警引起群众围观。大安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作出大公（治）行罚决字［2019］869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并对原告执行了该处罚决定，原告向大安市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大安市人民政府作出大政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大安市公安局作出的该处罚决定。原告不服，认为自己没有违法行为，该处罚决定违法，并以二被告的该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二被告作出的上述行政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信访反映的问题在相关部门进行处理期间，在已被依法训诫的前提下，越级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并在北京站威胁公安民警，引起群众围观，其行为已经扰乱了北京公共场所秩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是正确的，且该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适当，应予支持。故大安市人民政府依法维持了大安市公安局作出的该处罚决定也是正确的，原告认为自己没有违法行为，二被告的决定违法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万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于万林负担。 上诉人于万林不服，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保护上诉人的诉求，赔偿上诉人的损失，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上诉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行为属非正常上访是违法行为，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上诉人系大安市四棵树乡三合村村民，曾多次向乡政府和大安市政府反映原三合村党支部书记刘宝玉违法违纪，贪污侵占集体财产，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均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于是上诉人相应国家号召，积极为上级机关提供违法犯罪分子的线索，协助国家机关惩治腐败、打击犯罪，到国家机关反应刘宝玉的犯罪行为，刘宝玉是否应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只是相应党的号召，积极提供腐败分子的犯罪线索，所以这种上访与普通的群众上访要求解决自身问题具有本质的区别，原审判决没有认定上诉人具体的违法行为，显属事实不清，上诉人的这种行为没有违反国家任何的法律规定，上诉人揭发违法犯罪活动是党和政府号召的行为，没有限定揭发犯罪行为应该向哪一级或哪个部门揭发，所以这种行为不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而被上诉人大安市公安局在没有亮明身份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对上诉人进行强行阻拦，抓回大安市进行行政拘留5日，这种行为显然是违法的，原审判决对于这种违法的行政拘留却认定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适当，这是完全错误的，上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信访条例》的规定，根本没有触犯信访条例的规定，上诉人到北京去还没有到国家机关，即信访工作还没有开始，只是刚出北京车站，那么公安机关在没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对上诉人采取法治措施，这是显然没有事实依据的处罚。原审判决置上述事实于不顾，称事实清楚，那么上诉人到那个部门进行了上访，没有事实的发生，因此原审判决没有事实依据，至于上诉人在北京到天桥上，那是大安市公安局在没有亮明身份的情况下对上诉人进行前后堵截，上诉人考虑到自身安全，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所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这种行为完全是被逼所致，如果当时公安人员要亮明身份，上诉人没有任何违法犯罪活动，为何要跳桥寻死，从而可以说明，公安机关在“所谓的”截访时根本不是以执法者的身份出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设立了信访接待室，国家出台了《信访条例》，这说明信访是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这种行为没有受到法律限制，而上诉人是为了揭发犯罪分子，这根本不构成违法行为，法律明确规定，对揭发犯罪分子有功者要给予一定的奖励，而上诉人还没有开始揭发就受到了打击报复，就被采取了行政拘留措施，因此对上诉人采取拘留不仅没有事实依据，而且违反了法律和党和政府的政策。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事实依据可言，所谓的证据也完全是上诉人在受到人身自由限制之后公安机关强迫签字，故原审判决严重歪曲事实，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保护上诉人的诉求，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大安市公安局答辩称，大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在案件事实清楚，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有法可依，有理有据，程序合法。原告的起诉证据不足，应当驳回，诉讼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违法事实清楚，原告针对自身信访事项，在已被依法训诫的前提下，于2016年6月27日在信访局、大安市四棵树乡反映问题的处理过程中，依然执意越级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原告在北京天桥站天桥上扬言要跳桥，威胁公安民警，引起群众围观，其行为已经扰乱了北京公共场所秩序。该事实有训诫书、公安民警出具的现场情况说明、现场录像等证据证实。原告对其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供述也承认在卷；二、大安市公安局的处罚行为，程序合法，大安市公安局在对原告的处罚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受案侦查调查询问、全程录音录像、处罚告知送达、原告接受并审核异议和申辩，最后经审批后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整个执法过程完全遵循法律规定进行，程序合理合法；三、对原告的处罚得当。大安市公安局于已于2019年3月5日依法对原告进行了训诫，告知其在信访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否则将会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告针对自身的信访事项，在2019年6月27日再次到北京越级非正常上访，公安机关耗费大量精力和办案经费到北京车站对原告进行劝解，依法阻止其继续实施其他违法行为。在劝阻原告的过程中，其行为已经影响到了北京车站的正常秩序，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因此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对其进行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得当。综上所述，原告的违法行为确实存在，大安市公安局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法可依，有理有据，程序合法。原告的起诉没有依据，证据不足，应当依法驳回。 大安市人民政府答辩称，公安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罚得当，一审对此做出了认定，故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大安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因举报他人，在相关部门已经进行了处理，在被公安机关进行了训诫的情况下，又到北京进行非正常访，并以要跳桥的行为威胁公安干警，引起群众围观，影响了正常的公共秩序，被上诉人依法对其进行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被上诉人大安市人民政府维持该决定也于法有据。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于万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莹 审判员 王天立 审判员 王 倩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刘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