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3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东全，男，1959年7月15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云南展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妮，云南展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经济开发区海东镇文化站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0678708336F。法定代表人：赵家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富泉，云南苍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理海东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海东镇政府大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0072452962J。法定代表人：杨精诚，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静，云南辉进波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赵家国，男，1948年4月16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隆，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段武，男，1975年1月12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原审第三人：杨凤桐，男，1953年4月16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原审第三人：李克虎，男，1942年6月11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上诉人杨东全、上诉人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环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理海东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东国资公司）、原审第三人赵家国、原审第三人段武、原审第三人杨凤桐、原审第三人李克虎股权转让纠纷、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3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3日会见上诉人杨东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杨艳妮，上诉人东海环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富泉及法定代表人赵家国（同时系本案原审第三人）、被上诉人海东国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静及法定代表人杨精诚、原审第三人赵家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原审第三人段武、原审第三人杨凤桐、原审第三人李克虎经本院通知，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案二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东全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333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东海环保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将海东国资公司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22.38%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杨东全名下。二、判令上诉费用由东海环保公司、海东国资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本案事实部分遗漏了云南卷烟材料厂大理三塔分厂改制过程中与本案紧密关联的重要案件事实。案涉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而股权转让的起因要追溯到云南卷烟材料厂大理三塔分厂（下称：三塔分厂）清算关闭和改制的经过，在三塔分厂解散清算过程中，因房屋和土地位于洱海保护范围内，不能进行挂牌转让，无法对外处置，最终由三塔分厂的股东即东海环保公司分配取得。为此，东海环保公司（股东为：赵家国、李克虎、杨凤桐、海东国资公司、赵子利的继承人赵小宝、赵庆祝、赵福宝、赵庆梅）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增资以接收三塔分厂的房屋和土地，上述事实有2016年6月7日、2016年6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予以证实，但最终除了股东赵家国之外，其他股东均放弃认缴出资并决定转让原始股权，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杨东全出资购买海东国资公司、杨凤桐、李克虎的股权，而相应的股权转让价则是东海环保公司在三塔分厂股份的实际分配额乘以拟转让方的股权比例所得额在扣除相应税费之后的金额。杨东全出资后，三塔分厂于2016年11月3日形成股东会决议，确定由东海环保公司分配取得三塔分厂资产中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至此，三塔分厂清算程序才得以推进，所以案涉股权转让并非常规的交易模式，而是与三塔分厂的改制过程相互交织、不能分割的，遗漏该部分案件事实的认定，就无法查清案涉股权转让的起因及股权转让所对应的股权转让价的认定和支付问题。二、2016年9月12日形成的《东海环保公司股东会决议》已明确海东国资公司将其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22.38%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杨东全，内容真实，程序合法，并且就转让事项办理了相关审批手续，海东国资公司应按约将其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杨东全。上诉人杨东全出资后，东海环保公司于2016年9月12日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海东国资公司、杨凤桐、李克虎分别持有东海环保公司22.38%、10.86%、9.3%的股权转让给杨东全，实际上已以通过股东会决议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章的形式放弃优先购买权，且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一审判决中也肯定了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因涉及国有股权转让须经有权机关审批，2018年9月，海东国资公司向大理市海东镇人民政府呈交《转让报告》，其中2016年9月12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及昆明鸿润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涉税事项审核报告》等说明证实股权转让的资料均作为该报告的附件，已经十分明确海东国资公司的股权受让主体、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充分证实海东国资公司将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杨东全的事实，海东镇政府及其他有权机关在该《转让报告》的基础上作出同意转让的回复，实际已对海东国资公司和上诉人杨东全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形成了最终的追认。虽然2016年9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形成在前、有权机关批复在后，但是也只能说明在获批之前，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是待定的，而非无效，只要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审批通过即可生效，所以审批手续先后并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恰恰是审批通过后，上诉人杨东全即取得股东资格。此外，虽然海东国资公司未与上诉人杨东全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但是合同的成立并不只有书面一种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海东国资公司虽未与杨东全之间形成书面的合同，但是结合股权转让的起因、经过，通过签订股东会决议、就决议事项形成报告报批及后续领取通过东海环保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等行为，实际上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义务，合同已经成立，并非一审判决所述只有一个转让的意向，不能以不存在书面的转让协议为由否定双方之间真实存在的股权转让事实。三、一审判决认可了李克虎、杨凤桐与上诉人杨东全的股权交易模式，即认可了东海环保公司向李克虎和杨凤桐支付的款项是股权转让款，但是又认为上诉人杨东全无法证实以42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包含购买海东国资公司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22.38%股权在内的股权，显然自相矛盾。2018年9月25日，东海环保公司分别向李克虎、杨凤桐转账支付1389223.67元、1622254.73元，备注“股权转让”字样，该款项实际就是杨东全分别向其购买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即东海环保公司在三塔分厂股份的实际分配额乘以各自股权比例再扣减相应税费后所得，与上诉人杨东全与李克虎、杨凤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价计算方式一致，同时与昆明鸿润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涉税事项审核报告》中列出的股权转让各股东实际分得现金数额是一致的，也得到一审法院认可。上诉人杨东全在本案中自始至终没有直接向李克虎、杨凤桐及海东国资公司直接支付过股权转让款，而是通过前期出资，先后向赵家国的账户转入4242000元以便东海环保公司接收三塔分厂资产后，再从三塔分厂清算完毕后分配给东海环保公司的款项中向李克虎、杨凤桐、海东国资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形式完成股权交易，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即：将李克虎和杨凤桐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杨东全名下的前提是认可了其双方之间的股权交易模式，股权受让方也收到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对价，同时结合《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涉税事项审核报告》及其他在案证据证明，东海环保公司向李克虎、杨凤桐、海东国资公司转账支付的款项就是上诉人杨东全购买东海环保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款。所以一审判决只认定东海环保公司向李克虎、杨凤桐支付的两笔款项是股权转让款而否定向海东国资公司支付的款项属于股权转让款或者说以无法证实海东国资公司收到了股权转让款为由不支持将海东国资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上诉人杨东全名下，属于部分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错误判决，二审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杨东全购买李克虎、杨凤桐、海东国资公司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股权并取得股东资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遗漏案件重要事实，从而导致作出的部分判决错误，为保障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东全当庭补充上诉请求：海东国资公司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补充上诉事实及理由：原股东已出具声明，能证实杨东全的上诉请求。东海环保公司针对杨东全的上诉答辩称，三塔分厂是中烟集团、红塔集团、东海环保公司成立的，因国家政策原因不能继续经营，2014年要将其撤销。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中烟集团和红塔集团要退出来，东海环保公司有很多小股东，都想买这个股权。其中赵家国和杨东全都想买这个股权，所以在海东国资公司还未批准时，两人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与海东国资公司并未产生有效的关系。三塔分厂清算接近尾声的时候海东国资公司碍于政策也要求退股，2018年政府下文同意海东国资公司退出，这个时候赵家国和杨东全都想要股权，因赵家国是原始股东，故海东国资公司决定将股权转让给赵家国，这个时候杨东全提起本案诉讼。杨东全的上诉请求都不成立。杨东全要求海东国资公司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履行2016年9月12日的决议，这就产生一个悖论，当事人要求法院判决签订合同，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合同是当事人在平等自愿条件下自愿签署的，不受强制。二审中杨东全没有再提这个请求，而是要求过户，双方连协议都没有，无法过户。所以杨东全的上诉请求是荒唐的。杨东全在上诉中还提到一审法院遗漏了三塔分厂改制与本案的重要关联性，这是两个法律关系，三塔分厂2014年开始清算，本案是东海环保公司的股权纠纷，这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事件，没有必要进行关联。杨东全要求关联的原因是其想获得海东国资公司的股权。杨东全的上诉状中还提到2016年9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是真实合法的并且经过审批手续，实际上没有任何审批手续。2016年9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是一个无效的被废弃的决议。股东会决议是一个内部文件，确认其有效或者无效只限于股东，杨东全根本不是股东，根本无权发表意见。股权转让是否产生，其依据是股权转让协议，杨东全与海东国资公司并没有协商，也没有形成协议，一审不支持杨东全对海东国资公司的股权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2016年9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上有一个签名是股东杨东全，杨东全并不是股东，以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是违法的。依照法律规定，股权转让有六大要素，在公司登记条例第三十四条中有明确规定，第一要有合同，第二要有股东名册，载明股东身份及出资额，第三要有章程修改，第四要下发股东出资证明书，第五要有股东出资额的具体编号，第六要工商变更登记，杨东全以上条件都不具备，无权要求海东国资公司与其签订合同并办理变更登记，这是强买强卖。2016年9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是无效决议，是事后补签的，杨精诚还撕掉过一份，说明没有开过股东会。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5条和公司法37条规定，股权转让不允许事后签字。所以该决议是无效的。且2018年形成了新的股东会决议，已经废止了2016年9月12日的协议。杨东全的上诉状中还提到2016年9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认可，实际上其提及的报告中并未提到要把股权转让给杨东全，政府也从未同意将股权转让给杨东全。杨东全的上诉请求中提到合同有非书面形式，股权转让不仅是要式合同，而且还是有特别规定的要式合同。杨东全的上诉请求中认为既然认可了杨凤桐和李克虎的转让，也要认可海东国资公司的转让，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杨东全总共借给赵家国420万元，扣除杨凤桐和李克虎的款项后，与海东国资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数额相差巨大，且杨凤桐和李克虎收到的钱是股东分配款，并不是股权转让款。东海环保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33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将登记在杨凤桐名下10.83%、登记在李克虎名下9.3%的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杨东全名下。”依法改判驳回杨东全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和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杨东全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一，杨凤桐、李克虎与杨东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虽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仅能约束协议相对方，并不能产生股权交割的效果。杨凤桐、李克虎于2016年5月30日与杨东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10.86%、9.3%的股权转让给杨东全，该股权转让行为未经东海环保公司其他股东同意，违反了《公司法》第71条第1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即使东海环保公司2016年9月1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弥补了该效力瑕疵，但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仅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即杨凤桐、李克虎及杨东全具有约束力。杨东全可基于该协议请求杨凤桐、李克虎向其交割股权，但在股权交割完成前杨东全并非东海环保公司股东。《公司法》第32条第2款、第3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全国法院民商事审批工作会议纪要》第8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以其姓名或者名称记载于股东名册为由主张其已经取得股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公司而言，受让人是否取得股东资格取决于其是否已记载于股东名册，对于第三人而言，受让人是否取得股东资格取决于是否在工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本案中，受让人杨东全至今未被记载于股东名册，也没有办理工商登记，故其并不具有东海环保公司股东资格。另，2018年6月1日，杨凤桐、李克虎再次与杨东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的转让方仍为杨凤桐、李克虎，此亦可证明杨凤桐、李克虎仍为东海环保公司的股东，杨东全尚未取得东海环保公司的股东资格。综上，一审判决混淆了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与股东权利交割的概念，将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等同于股权已完成交割继而认定受让人杨东全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同时回避了2018年6月1日杨凤桐、李克虎仍作为东海环保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事实，明显不当。第二，杨东全至今未向杨凤桐、李克虎支付股权转让款，其向赵家国支付的420万元款项实质上为对东海环保公司的借款。东海环保公司2016年6月7日召开的股东会议决议：增加资本以配合三塔分厂的清算工作。虽然各出资人未按认缴出资额出资导致该决议未能施行，但该决议表明为配合三塔分厂的清算，东海环保公司有增资意向。云南卷烟材料厂大理三塔厂（以下简称三塔分厂）2016年10月31日的《章程》第八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第九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全部由股东出资。“第十一条规定：”本公司的股东有：1、赵家国，……，出资人民币5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为53%；2、杨东全，出资人民币4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为42%;3、段武，出资人民币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为5%。”赵家国、杨东全、段武并非三塔分厂的股东，故该三人以三塔分厂股东的名义出资并制定章程的行为明显不合常理。2018年3月8日，东海环保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委托从赵家国银行账户上向三塔分厂付款，购买三塔分厂清算决议分配给东海环保公司的房屋建筑物及土地款合计9969345.20元。结合上述事实，赵家国、杨东全、段武2016年10月31日出资1000万元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向东海环保公司增资以应对三塔分厂的清算，该1000万元出资额与实际付款额9969345.20元基本相符的事实亦可对该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印证。《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七）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对本章程第二十七条所列事项作出决议的，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赵家国、杨东全、段武增资并未召开股东会决议，故该增资行为无效。因此，杨东全转给赵家国的420万元款项实质上为杨东全对东海环保公司的借款，用于支付三塔分厂的清算分配资产。一审判决事实部分认定：“2018年9月25日，东海环保公司向杨凤桐转账支付1622254.73元、向李克虎转账支付1389223.67元，并备注“股权转让”字样。”但杨东全并未委托东海环保公司付款，因此，不能视为杨东全已向杨凤桐、李克虎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一审判决并未查明杨东全向赵家国转款420万元的真实意图，亦未对东海环保公司向杨凤桐、李克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进行定性，显属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回避了杨凤桐、李克虎于2018年6月1日与杨东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杨东全未记载于东海环保公司股东名册的事实，在未对杨东全向赵家国转款420万元的真实意图，东海环保公司没有任何委托却向杨凤桐、李克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不合常理行为进行查明的情况下，单纯凭仅对相对方具有约束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即认定杨东全取得了东海环保公司的股东资格明显不当。故请求法院“穿透审判”，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驳回杨东全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东海环保公司当庭补充上诉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为杨凤桐、李克虎已将股权转让给杨东全的理由主要是双方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杨凤桐、李克虎已收到股权转让款。这个理由不成立。第一，2016年5月30日的转让协议是虚假的，日期是后面加上去的，也没有注明价款，价款是2017年才确定的，说明这个协议是虚假的；第二，2016年5月30日产生了决议，但是没有召开股东会，9月才召开股东会，法律不允许先有决议，再召开股东会追认，公司法37条及司法解释四规定，股权转让不允许用后补的方式来事后签字，所以5月30日的决议是无效的。一审认定的第二个理由是2016年9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有效，但这个决议是一个废弃的违法的决议；第三，一审认为杨东全交了股权转让款这个是不成立的。杨凤桐和李克虎的股权转让款是股东分配款，数字不对，主体不对，故杨凤桐、李克虎至今未收到杨东全的转让款，实际上杨凤桐、李克虎收到的是三塔公司支付的股东分配款，不是股权转让款。海东国资公司针对杨东全、东海环保公司的上诉辩称，杨东全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事实及理由：海东国资公司及其上级主管部门自始至终没有同意过把22.38%的股权转让给杨东全。2016年5月26日在东海环保公司召开过股东会，其后未再召开过股东会。2016年5月26日海东国资公司及其主管部门是明确不同意将股权转让给杨东全的。2016年5月30日杨东全与杨凤桐、李克虎签订了转让协议，该协议海东国资公司并不知晓，诉讼发生后才知道。国有资产转让有严格的要求，当时海东国资公司也不可能承诺任何转让的要求。2019年3月7日海东国资公司及其主管部门海东镇政府向东海环保公司发出告知书，确定向受让人出让涉案股权。海东国资公司及其主管部门从始至终就没有同意过转让给杨东全的方案，现在也不同意。2016年9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是无效的，当时不是为了约束股东，而是为了算税，当时杨精诚还撕掉了一张，这个协议只有一份原件交给了审计部门，这是为了应付审计而作的，不是为了约束股东。另外在2016年9月12日的决议没有召开过股东会，这个决议的内容也仅是说明放弃优先购买权，并不能明确转让给谁。海东国资公司收到的三百七十多万元资金是东海环保公司打过来的，为了保护国有资产，发生纠纷后一直未入账，只是暂存。海东国资公司真正签署过的股权转让协议是2019年签署的转让给赵家国的。海东国资公司是股权的管理人，有自主权，在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受让人，任何人不得干预。海东国资公司的股权转让自始至终按照法律和政府文件执行，首先是对资产进行评估，然后上报后作出决定。2016年9月12日的这个股东会决议并未召开股东会，是杨东全、赵家国在嘴棒厂的会议室里跟杨精诚说为了审计要签决议，是为了应付上面，只是签个字，并且说杨凤桐、李克虎已经同意了。杨精诚觉得既然他们两个同意了，也就没细看就签了，签了后发现不对就抢回来撕掉一张，但还是被赵家国留下了一张。未经法定程序，国有资产不得转让。海东国资公司已经向东海环保公司发函，要求其推荐股权受让人，在此之前没有向任何人作过承诺。海东国资公司的股权转让原则任何情况下都不变，都要依法转让，必须依法依规保证国有资产公司的增值保值。杨东全与赵家国之间的纠纷与海东国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赵家国转给海东国资公司的三百七十多万元并没有与海东国资公司商议，是其单方行为，海东国资公司从未认可，也未出具过收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杨东全针对东海环保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关于东海环保公司认为先出具股权转让协议再签署股东会决议的上诉主张，杨东全与杨凤桐、李克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有两份，2018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确认最后的股权转让，程序上没有问题。2016年9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是有效的，股东会决议的签署有分别签署的情况，本案各方对于是否召开会议有争议，但对于签字的真实性是没有异议的。关于东海环保公司认为股东会决议已废止的问题，废止股东会决议需要法定程序和理由。海东镇政府以及工信委、财政局等部门备案的审批过程中，2016年9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决定了审批的内容，对于转让价款、税金等都很明确，这一文件是证实政府批准的支撑性的文件，也是最后一个批准的文件，政府批准的申请和报批的文件中，该股东会决议是唯一的一份。所以海东国资公司对2016年9月12日股东会决议的否认是不成立的。海东国资公司对自己用于报批的文书都不认可，是否意味着涉及用虚假文件报批。第三，关于支付价款的问题，所有的报批文件中，特别是涉税事项报告，已核定了转让价款，在2016年党政联席会的纪要上明确了是可以进行原始股的转让的，原始股就是原始的出资额，本案中七百多万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杨东全支付给赵家国的预付款，赵家国认为是借款，但其收条上写的是购买东海环保公司的股份预付款项，该预付款为何用于购买房产，是因为如果东海环保公司不将房产买出来，改制就无法进行，东海环保公司买回来以后又以现金方式分配。杨东全付给赵家国的钱是购买东海环保公司股份的款项，赵家国将该款垫出去不影响这个属性。这个钱就是股权购买款。为何不是七百多万，是因为是以退股来处理，退股就存在原始股的净资产的问题。原审第三人赵家国述称，杨东全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赵家国才是涉案股权的受让人。2016年9月12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无效的，依照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未召开股东会补签的决议是无效的。杨凤桐、李克虎2019年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说明了这一点。从内容上说，2016年9月12日的决议也是无效的，违反了审批规定。海东国资公司与杨东全之间并未办理相关手续，海东国资公司在2018年才请示主管部门，主管部门批示股东间进行转让，杨东全不是股东，没有受让资格。杨东全并未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赵家国受让股权已经得到政府批准，也经海东国资公司股东会讨论通过，赵家国也向海东国资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行为已经成立了。原审第三人段武、杨凤桐、李克虎经本院通知，未到庭陈述答辩观点，进行举证质证，发表辩论意见，进行最后陈述。杨东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海东国资公司按照东海环保公司于2016年9月12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其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22.38%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2.判令第三人杨凤桐、李克虎按照各自与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将杨凤桐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10.86%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将李克虎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9.3%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3.判令东海环保公司及第三人赵家国、段武协助完成上述股权变更登记手续；4.诉讼费由东海环保公司、海东国资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海环保公司是成立于2008年8月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773万元。公司股东有赵家国（出资额为3,544,983.75元，持股45.86%）、赵子利（出资额为896,678.77元，持股11.6%）、杨凤桐（出资额为839,476.84元，持股10.86%）、李克虎（出资额为718,889.01元，持股9.3%）、海东国资公司（出资额为1,729,971.63元，持股22.38%）。2015年，公司股东赵子利去世。2015年12月18日，东海环保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载明赵子利去世，其法定继承人赵小宝、赵庆祝、赵福宝、赵庆梅成为公司股东，其11.6%的股份由其四人平均分配，各持有2.9%股权；如购买云南卷烟厂大理三塔分厂资产，股东李克虎、杨凤桐、赵小宝、赵庆祝、赵福宝、赵庆梅不再认购新股等内容。海东国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精诚、赵家国、李克虎、杨凤桐、赵小宝、赵庆祝、赵福宝、赵庆梅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确认。2016年5月30日，李克虎、杨凤桐分别与杨东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两份协议书约定了李克虎、杨凤桐将各自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的9.3%、10.86%股权转让给杨东全，股权转让价为公司在云南卷烟材料厂大理三塔分厂股份的实际分配额乘以股权比例所得额。该股权转让款在云南卷烟材料厂大理三塔分厂资产清算分配完毕，并在双方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后一个月内付清等内容。2016年6月7日，东海环保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载明了东海环保公司增加资本至2,500万元；由海东国资公司认缴出资559.50万元，由赵家国认缴1146.50万元，由杨东全认缴794万元，各股东认缴出资应在2016年6月13日前交纳；若未交纳，视为放弃认购新股，并自愿将原始股权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等内容。杨东全、赵家国、海东国资公司均在该决议上签字（章）确认。2016年6月24日，东海环保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载明2016年6月7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增加资本，认缴出资款期限已过，海东国资公司未按期交纳出资款，视为放弃认购新股，并将原始股权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等内容。杨东全、赵家国、海东国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精诚在该决议上签字确认。2016年6月14日，杨东全向赵家国转账支付400万元，赵家国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杨东全购买东海环保公司股份已付款合计400万元。2016年9月12日，东海环保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载明1、赵子利死亡后其11.6%的公司股份由其法定继承人赵小宝、赵庆祝、赵福宝、赵庆梅各继承2.9%，四人将各自所有的2.9%股权合计11.6%转让给赵家国。2、海东国资公司22.38%股权转让给杨东全。3、李克虎9.3%股权转让给杨东全。4、杨凤桐10.86%股权转让给杨东全。5、股权转让价为公司在云南卷烟厂大理三塔分厂的股份的实际分配总额乘以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6、其他事宜按法律规定办理。杨东全、赵家国、海东国资公司、赵小宝、赵庆祝、赵福宝、赵庆梅、杨凤桐、李克虎均在该决议上签字（章）确认。2016年9月15日，东海环保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载明了根据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会议纪要，确定赵家国、杨东全为东海环保公司股东，其中赵家国占57.46%、杨东全占42.54%股份等内容。杨东全、赵家国在该决议上签字确认。2017年4月7日，杨东全向赵家国转账支付20万元，赵家国出具《收据》，载明收杨东全交款20万元。2018年6月1日,杨凤桐、李克虎再次与杨东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其二人将各自对东海环保公司持有股权转让给杨东全，并对股权转让价的计算方式、支付时间进行了变更。2018年9月7日，杨东全向赵家国转账支付42,000元。2018年9月7日，昆明鸿润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昆明鸿润大审（2018）第002号”《东海环保公司股权转让涉税事项审核报告》，对东海环保公司股权转让相关涉税事项进行审核，计算出股权转让环节应代扣、代缴的相关税费。2018年9月13日，杨东全向国家税务总局大理市税务局交纳印花税3,562.80元。2018年9月25日，东海环保公司向杨凤桐转账支付1,622,254.73元、向李克虎转账支付1,389,223.67元，并备注“股权转让”字样。2018年10月29日，赵家国向东海环保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载明根据2018年6月22日审计报告的内容，海东国资公司在该公司22.38%的股权转让价为3,746,849.51元，转让给赵家国，现赵家国委托东海环保公司在赵家国在公司账中应分得的款项中，将该款代付给海东国资公司。2018年11月1日，东海环保公司向海东国资公司转账支付3,746,849.51元。2019年7月6日，杨凤桐、李克虎分别向杨东全出具书面材料称：2016年9月12日召开的东海环保公司股东会议，就股份转让一事是真实的，杨凤桐10.86%股份、李克虎9.3%股份转让给杨东全，双方已签订转让协议，也收到转让款，至于2018年12月29日股东会议决议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赵家国让签的。另查明，2016年至2018年期间，海东国资公司就该公司不再参与东海环保公司增资扩股、挂牌收购三塔分厂资产，对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的原始股权进行转让一事,报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并获批以3,746,849.51元的价格将该公司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22.38%的股权在东海环保公司股东之间进行转让。至今，东海环保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及各股东持股比例情况未进行过变更。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可以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经查，东海环保公司成立时，杨凤桐、李克虎系该公司股东，其二人于2016年5月30日分别与杨东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其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此后，杨凤桐、李克虎向杨东全转让其二人分别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股权一事，亦经过东海环保公司的所有股东（当时为赵家国、李克虎、杨凤桐、国资公司、赵子利的继承人赵小宝、赵庆祝、赵福宝、赵庆梅）以2016年9月12日《东海环保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形式予以认可，故杨凤桐、李克虎将其二人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东全的程序合法，自2016年9月12日起杨东全取得东海环保公司的股东资格，并持有该公司20.16%的股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以及《东海环保公司章程》第十八条的规定，东海环保公司应重新编制新的股东名册，将杨东全的姓名、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记载于股东名册，以撤换或采用背书方式变更出资证明书，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至今东海环保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均未变更，故对杨东全要求将杨凤桐、李克虎分别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的10.86%、9.3%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杨东全名下的诉请予以支持。另，第三人赵家国、段武并非申请变更公司登记事项的义务主体，亦非股权转让的出让方或受让方，故对杨东全要求其二人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请不予支持。就杨东全要求海东国资公司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该公司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的22.38%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杨东全名下的诉请。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本案中，虽然在2016年9月12日《东海环保公司股东会决议》中有海东国资公司22.38%股权转让给杨东全的表述，但该表述只是东海环保公司所有股东同意海东国资公司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并不能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具体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还需出让方与受让方另行协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予以明确。本案中，杨东全与海东国资公司之间并未就股权转让一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虽杨东全向赵家国支付了420万元，但杨东全无证据证明其以420万元的价格购得了包含海东国资公司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22.38%股权在内的部分股权，也无证据显示赵家国向杨东全收取的420万元，系代海东国资公司向杨东全收取的股权转让款，故对杨东全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规定，判决：一、东海环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将登记在杨凤桐名下10.83%、登记在李克虎名下9.3%的东海环保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杨东全名下。二、驳回杨东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杨东全负担250元，东海环保公司负担25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杨东全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A1.云南卷烟材料厂大理三塔分厂清算工作股东会决议一份，用于证实：2017年9月12日，三塔分厂形成股东会决议，自2017年10月30日起，三塔分厂的土地、房屋移交至东海环保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由吴先变更为赵家国；A2.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财务负责人信息、联络员信息、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云南卷烟材料厂大理三塔分厂股东会决议、法定代表人任免职文件、营业执照、情况说明、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用于证实：1.上诉人杨东全于2018年4月26日接受三塔分厂的委托，代为办理三塔分厂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事宜；2.该组证据反映的事实与上诉人在一审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杨东全在东海环保公司接收三塔分厂资产需要增资时就出资购买东海环保公司的股权，并参与办理了三塔分厂改制过程中的相关工作。经质证，东海环保公司对证据A1、A2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A1是三塔分厂的股东会决议，与杨东全无关；A2证明不了杨东全接受委托，也无法证明其参加改制工作。海东国资公司认为证据A1、A2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均不予认可。赵家国认为证据A1、A2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东海环保公司、海东国资公司、赵家国二审中无新证据提交。本院认为，证据A1、A2均符合证据三性，故均作有效证据采信。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案件事实的意见与上诉、答辩意见一致。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将在下文详述，此处不再赘述。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东海环保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中股东信息为赵家国（持股45.86%）、大理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2.38%）、赵子利（持股11.60%）、杨凤桐（持股10.86%）、李克虎（持股9.30%）。2014年6月23日，大理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海东国资公司签订《协议书》，称2008年4月26日，由于部分原因，海东国资公司（原名大理市海东镇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无法进行工商营业执照年检，请求大理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大理经济开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其名义在工商登记注册并代为管理海东国资公司所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22.38%的股权，现因之前存在的工商注册登记原因已消除，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大理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将海东国资公司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22.38%的股权交回海东国资公司管理。双方还签订《股权移交协议》，将该股权移交回海东国资公司。2014年6月27日，东海环保公司经临时股东会形成决议，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将股东名册中的大理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改为大理海东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杨东全与杨凤桐、李克虎、海东国资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关于杨东全与杨凤桐、李克虎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股权即民事主体因投资于公司成为公司股东而享有的权利，股权转让合同即股东将其名下股权转让于他人的合同。李克虎、杨凤桐作为东海环保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股权，并有权依法转让股权。杨凤桐、李克虎与杨东全签署书面股权转让合同，对转让的股权比例及价款等予以明确，并经公司过半数以上股东认可，杨东全与杨凤桐、李克虎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本案中，杨东全与李克虎、杨凤桐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成立并生效，李克虎、杨凤桐、东海环保公司应配合杨东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关于东海环保公司认为该股权转让行为未经东海环保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上诉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在本案中，2016年9月12日《东海环保公司股东会决议》中明确杨凤桐、李克虎将股权转让给杨东全，并对受让人、拟转让股权的数量、转让价的计算方式等主要转让条件均予以明确，各股东及继承人在股东会决议中签字，视为知晓股权主要转让条件且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故东海环保公司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东海环保公司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2016年9月12日股东会决议无效，未经股东会表决，故股权转让无效的上诉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是对股东会职权的界定，并规定即使是属于股东会职权的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对股东转让股权进行表决并不在该条所界定的股东会职权中，故对股东转让股权进行表决并不是股东会的法定职权，更不必须经过股东会讨论。股东转让股权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因公司的人合性，在转让股权时需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但并不必须经过股东会表决。综上所述，法律并未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必须召开股东会进行表决，故东海环保公司该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东海环保公司认为杨东全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上诉主张。杨东全向赵家国汇款后，赵家国向杨东全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杨东全购买款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预付款”，杨凤桐、李克虎一审中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认可其股权由赵家国（东海环保公司）处理并已收到股权转让款，杨东全已将股权转让款交付双方认可的代理人赵家国，杨凤桐、李克虎已认可已收到股权转让款，故杨东全已向杨凤桐、李克虎支付股权转让款，东海环保公司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赵家国认为该420万元系借款的主张，如上所述，赵家国出具的收据明确载明是购买股权预付款，赵家国亦不能提交证据证实该420万元系借款，故赵家国该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海东国资公司与杨东全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在本案中，海东国资公司属于国有独资企业，其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权属于国有资产，处分该资产需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2016年9月12日股东会决议上虽有将海东国资公司股权转让给杨东全的内容，但该转让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其后也未得到追认，故该转让内容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海东国资公司与杨东全之间不成立股权转让关系。关于杨东全认为海东国资公司已经收取股权转让款，视为已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上诉主张。涉案374.684951万元系赵家国委托东海环保公司向海东国资公司支付，在案证据不能证实系杨东全委托赵家国向海东国资公司支付该款，故不能证实杨东全已向海东国资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且海东国资公司已接收。杨东全与赵家国之间并无委托代办海东国资公司股权转让的关系，杨东全向赵家国支付款项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向海东国资公司支付转让款，故杨东全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东全认为“一审判决认可了李克虎、杨凤桐与上诉人杨东全的股权交易模式，即认可了东海环保公司向李克虎和杨凤桐支付的款项是股权转让款，但是又认为上诉人杨东全无法证实以42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包含购买海东国资公司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22.38%股权在内的股权，显然自相矛盾”的上诉主张。二者关系不同，交易模式也完全不一样，对此上文已做详尽阐述，此处不再赘述，赵家国收取杨东全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对李克虎、杨凤桐发生法律效力，但不能使海东国资公司与杨东全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关系。故杨东全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已认定“对杨东全要求将杨凤桐、李克虎分别持有的东海环保公司的10.86%、9.3%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杨东全名下的诉请予以支持”，但判决主文第一项为“被告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将登记在杨凤桐名下10.83%、登记在李克虎名下9.3%的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杨东全名下”，将杨凤桐名下股权误写为10.83%，系笔误，二审予以更正。另，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过程中，作为股权转让人的李克虎、杨凤桐应该履行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相关的配合义务，故杨东全要求杨凤桐、李克虎配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一审未在判项中列明，二审予以改判。综上所述，上诉人杨东全、海东国资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项中有不当之处，应予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3337号民事判决；二、被告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将登记在杨凤桐名下10.86%、登记在李克虎名下9.3%的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杨东全名下，李克虎、杨凤桐应予以协助配合；三、驳回杨东全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杨东全负担250元，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杨东全负担250元，大理市东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代勇审判员  苏春平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颖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