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7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749414707W。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民营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孙炳良，系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生，男，197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委托代理人杜娇、范勇，云南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审被告昭通高投水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30MA6kBG0BX6。住所地：云南省水富市云富街道办事处长江大道中段春风里大楼8号。法定代表人周元钫，系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长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永生、原审被告昭通高投水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水富市人民法院(2019)云0630民初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永生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长顺公司、水运公司连带支付工程款1001130.13元，并从2019年1月21日起按年利率4.75%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随本清。本案诉讼费由长顺公司、水运公司承担。原审法院对各方争议事实及证据认定如下：1.刘永生提交了与长顺公司签订的《水富港扩能工程（一期）进港道路项目施工项目劳务分包合同》，长顺公司无异议，水运公司表示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因该劳务分包合同能证实刘永生与长顺公司签订涉案项目工程施工的事实，予以采信。2.刘永生提交2018年10月15日、2018年10月24日的请示两份及EMS快递单两份，证明应发农民工工资之际，长顺公司项目部人员消失无踪，刘永生催告长顺公司进行结算。长顺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水运公司表示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该请示及EMS快递单各两份，与水运公司提交的监理单位云南升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下达的A31工程暂停令、刘永生出具的承诺书、水富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证明一份及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收据相互印证，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对刘永生陈述的因长顺公司原因致工程停工的事实予以认定。3.刘永生提交的《劳务队实际完成工程量应拨工程款和拨款情况、垫付款对账汇表》一份及附件劳务队实际应拨工程款明细表、水富隧道计价汇总、劳务队代项目部垫付款表、拨款明细表、垫付水泥明细表、水电费明细表、炸药及服务明细表、混凝土明细、地泵明细、项目部代劳务队垫付款，证明2018年12月21日刘永生与长顺公司项目部进行结算，长顺公司尚欠刘永生1001130.13元。长顺公司认为签字人董进不是其公司员工或授权代表，加盖的印章待代理人回公司核实后，在两周内以书面方式告知是否申请印章鉴定。水运公司认为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原审法院认为，《劳务队实际完成工程量应拨工程款和拨款情况、垫付款对账汇表》上由董进签字并加盖长顺公司项目部的印章，长顺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鉴定或其他异议，该组证据可以证明长顺公司项目部与刘永生进行结算的事实，予以采信。4.长顺公司提交了2019年2月28日云南升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云南水富港扩能工程进港道路（一期）驻地办公室《关于要求限期进行质量缺陷处理的通知》一份，证明监理单位要求对隧道工程限期进行质量缺陷处理，刘永生承包工程存在瑕疵。水运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刘永生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同时也证明因长顺公司违规造成工程停工的事实，由于工程并未建设完毕，检测时才会存在渗水等问题，建设隧道时已预备注浆孔，如果继续施工该工程缺陷根本不会出现，且结算时已扣除了需要注浆的相关费用。水运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因该涉案工程未建设完成，且长顺公司代理人表示对工程质量及修复费用是否鉴定待向公司领导汇报后在两周内书面提出申请，但超过规定时间仍未提交书面申请，故对长顺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不予以采纳。5.水运公司提交了长顺公司《水富港扩能工程（一期）进港道路建设项目中期支付月报表（第一期至第十三期）》及水运公司相应的支付凭证，证明长顺公司总计报送金额为35265014.60元，扣除5%的质保金后为33501763.87元，水运公司总计支付长顺公司35632718.06元，多支付2130954.19元为长顺公司向水运公司借支工程款，另由于长顺公司未按时交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水运公司代长顺公司向该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账户缴纳500000.00元，长顺公司总计共欠水运公司2630954.19元。刘永生质证后对水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无异议，但认为其中水运公司提交的2017年2月13日金额为500000.00元及2017年8月7日金额为800000.00元建设银行客户回单两份，系长顺公司向水运公司的借款；2017年7月25日转款3323820.00元系指挥部转给指挥部。长顺公司质证后提出需要与公司财务核实后，书面回复，但长顺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回复。从水运公司提交的2017年6月9日转账给长顺公司3323820.00元的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及借款审批单、材料设备预付款申请表可以证明该3323820.00元为水运公司向长顺公司支付的材料预付款，水运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平账的事实，另500000.00元及800000.00元也系工程预付借款，故对水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对水运公司提出该组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长顺公司将所承建工程分包给刘永生个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虽本案合同无效，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刘永生作为实际施工人，其有向长顺公司主张工程款的权利。因长顺公司未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导致工程停工，刘永生施工工程尚未完成，经刘永生向长顺公司催告，长顺公司项目部对刘永生已完成的工程量及质保金等内容进行结算，双方已就该未完工工程价款达成一致意见。该工程项目部系长顺公司驻工地的代表机构，其结算行为应视为表见代理，具备法律效力。虽长顺公司对结算项目部印章真伪及工程质量有异议，但未依法在规定的时限内申请鉴定，也未提交已结清工程款的相关证据，故长顺公司提出工程款已结清、长顺公司项目部私自结算对长顺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及工程有瑕疵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如因刘永生施工工程质量缺陷的修复费用，长顺公司可另案进行主张。刘永生提出支付工程款的请求予以支持，但因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无效且无约定，其提出支付相应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长顺公司与水运公司工程价款尚未结算，且水运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工程款项，刘永生请求水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故刘永生请求水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七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长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永生工程款1001130.13元；二、驳回刘永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10.00元，由长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宣判后，长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上诉人与刘永生之间就“水富港扩能工程（一期〕进港道路建设项目”没有结算，原判决对上诉人与刘永生己结算的认定为事实认识错误。一审中刘永生提供的相关结算文件上的签字人董进并非上诉人公司的员工或者授权代表，上诉人也从未以任何印章对该应支付款项予以确认。并且案涉工程并未交工，亦未进行竣工验收，根据法律规定，刘永生对长顺公司主张工程款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故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刘永生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对“水富港扩能工程（一期〕进港道路建设项目”已结算正确，实际施工人刘永生有向长顺公司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一审法院判决不支持逾期付款利息错误，请求自2019年1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支付刘永生逾期付款利息，利随本清。原审被告昭通高投水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二审中未作答辩。在二审中，上诉人对原审认定其与刘永生已就案涉工程进行了结算提出异议外，对其余事实未提出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经二审审理查明：2016年8月2日，刘永生与长顺公司水富港进港道路施工项目部签订《水富港扩能工程（一期）进港道路项目施工项目劳务分包合同》，合同对工程概况、劳务分包范围、工期、价款等作了约定。刘永生和项目部签字盖章确认。在施工过程中，因长顺公司项目部人员消失无踪，刘永生分别于2018年10月16日、2018年10月24日通过EMS快递向长顺公司发出两份请示，请示中载明正值应发农民工工资之际，刘永生催告长顺公司尽快派人来组建恢复施工，若不能开工就给劳务队结算。2018年12月21日刘永生与长顺公司项目部进行结算，双方共同出具《劳务队实际完成工程量应拨工程款和拨款情况、垫付款对账汇表》，上有董进签字并加盖长顺公司项目部的印章。结算单显示长顺公司尚欠刘永生1001130.13元。长顺公司在一审中质证认为签字人董进不是其公司员工或授权代表，加盖的印章待代理人回公司核实后，在两周内以书面方式告知是否申请印章鉴定，后长顺公司未回复也未申请鉴定。归纳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主张双方尚未结算，不应支持刘永生工程款的上诉理由是否成立。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本案中，长顺公司云南水富港扩能工程（一期）进港道路施工项目部在案涉工程停工数日后与刘永生就刘永生施工队已做工程进行了结算，并加盖项目部公章，上诉人虽在一审中即对公章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在庭审中所陈述限期内申请印章真伪鉴定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认定项目部印章真实性并无不当，印章行为直接代表公司行为，上诉人所述“董进不是公司员工或授权代表”不能成为否认印章对外效力的理由。长顺公司与刘长生所签合同为无效合同，对于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案涉工程虽未竣工验收，但是案涉工程停工原因在于长顺公司，且停工后，实际施工人刘长生向长顺公司发出请示，请求长顺公司尽快派人组建恢复施工，刘永生劳务工程队等候开工。刘永生的请示也表明其在非自身原因停工后也与长顺公司交涉并等候开工，尽到了合同相对人的善良管理义务。现在案涉工程未经竣工验收，过错不在于刘永生，且刘永生的劳动成果已经转化到案涉工程上，虽未验收但双方已经就刘永生所做工程做了结算，长顺公司应承担支付义务，其主张不应支持刘长生工程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10.00元，由上诉人长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太永审判员  王宇波审判员  陈贵琼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邢 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