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民再48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合拓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990919023，住所地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新秀路新秀村瑞思大厦二层E235室。 法定代表人：杨明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伟，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念军，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常州市天宁区百盛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56033704X9，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雕庄街道凤凰路9号。 法定代表人：姚幼卿，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泽新，江苏泽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玉玲，江苏泽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格林豪思低碳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东路158号创业服务中心730号。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江苏滨湖低碳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55928194X7，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湖路特1-3号。 法定代表人：蔡斌，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志飞，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孔洪，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西宁国家低碳产业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9006985492924，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昆仑东路148号1号楼148-44号。 法定代表人：史永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懿，该公司员工。 再审申请人深圳市合拓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合拓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百盛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盛小贷公司）、江苏格林豪思低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豪思公司）、第三人江苏滨湖低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湖低碳公司）、西宁国家低碳产业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低碳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宁法院）（2016）苏0402民初5306号民事判决，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州中院）（2018）苏04民终2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2019）苏民申493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深圳合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伟，被申请人百盛小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玉玲，原审第三人滨湖低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孔洪，西宁低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懿到庭参加诉讼。格林豪思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合拓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二审全部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两审法院未能客观认定本案的事实。法院将每一个事件都作出单独评判，未联系前后案情。对西宁低碳公司2013年5月28日将2亿元转给申请人的事实，二审法院认为该款系退还付款，认定事实错误。未考虑还有2700万元巨大差距。申请人支付股权转让款才使得格林豪思公司对西宁低碳公司2亿债务及利息消灭。申请人已经完全履行了付款义务。二、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在认定格林豪思公司股权权益与申请人股权权益上标准不一致。三、一、二审法院对案涉《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及2.27亿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作出完全相反的认定，却未做任何评价。申请人为了证明其观点，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西宁低碳公司作为委托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东关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东关支行）作为受托人、申请人作为借款人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委字东字第010号”，内容为西宁低碳公司将自有资金委托给中国银行东关支行，向深圳合拓公司发放贷款，借款金额为2亿元人民币，用于流动资金周转。2014年5月26日《深圳合拓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委托借款的展期申请》（以下简称《展期申请》）。2014年5月26日西宁低碳公司与深圳合拓公司签订的《委托借款展期协议》（以下简称《展期协议》）。第二组，2015年1月28日及次日，常州中院与西宁低碳公司财务主管曹渊等人的谈话笔录，该公司一直主张，格林豪思公司贷款及利息由深圳合拓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7日及16日向该公司清偿。该公司认可滨湖低碳公司在该公司的2亿元实际股东是深圳合拓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没有任何联系。第三组，西宁低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四份文件，主要证明深圳合拓的副总经理王英凯仍然作为深圳合拓公司的代表，以滨湖低碳公司的名义参与西宁低碳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第四组，东川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分局档案。该档案第317页至343页为“天宁法院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其中第340页至343页为滨湖低碳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于2011年3月18日签订的《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及2011年3月29日西宁低碳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证明上述材料并非西宁低碳公司的原始工商登记资料，而是2013年7月22日天宁法院查封时留在档案中的附件。 西宁低碳公司提交了以下材料：一、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青海国投）《关于受让江苏滨低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西宁低碳2亿元股权的情况说明》，该说明内容为：青海国投为青海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青海省国资委）下属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平台，为西宁低碳公司的主要股东，持有西宁低碳公司66.6%股权，对应出资额为4亿元。2015年6月，拟受让滨湖低碳公司名下西宁低碳公司2亿元股权并经青海省国资委批复。2015年7月15日、2015年7月2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分两次办理了2亿元股权变更登记。期间为了保障西宁低碳公司的资金安全，青海国投与西宁低碳公司、滨湖低碳公司及深圳合拓公司签订《债务偿还协议》。二、西宁低碳公司关于深圳合拓公司偿还2亿元委托借款会计处理凭证及资金电汇凭证及《股权转让协议》、《债务偿还协议》等。三、工商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等附件共计19页。以上材料用于证明：一、西宁低碳公司登记股东滨湖低碳公司名下有3亿元股权。其中1亿元系其自有资金，另2亿元原系为格林豪思公司代持，但2013年6月7格林豪思公司已将该代持的权益全部转让至深圳合拓公司。二、现滨湖低碳公司名下有2亿元股权已回购。据此，确认深圳合拓公司2013年5月28日的委托贷款已清偿完毕，与替格林豪思公司归还的借款本息2.27亿元是不同性质的两笔资金与事项。 百盛小贷公司辨称，深圳合拓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在一、二审之前就已经形成，但其并没有提供，因此不能作为新证据，该公司不予质证。其它材料与本案无关联性。 深圳合拓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不予执行滨湖低碳公司持有的西宁低碳公司的1亿元股权（以下简称案涉股权），并解除对该股权的冻结。二、确认上述股权自2013年6月7日开始属深圳合拓公司所有。三、判令格林豪思公司、滨湖低碳公司、西宁低碳公司协助深圳合拓公司办理变更上述股权登记至深圳合拓公司名下的全部手续。四、判令百盛小贷公司、格林豪思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西宁低碳公司系由滨湖低碳公司等股东于2010年投资设立，滨湖低碳公司认缴出资3亿元。滨湖低碳公司上述3亿元出资中的1亿元股权由滨湖低碳公司以自有资金于2010年9月7日出资完毕，另外2亿元股权为滨湖低碳公司代格林豪思公司持有，双方于2011年3月18日签订了《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约定股权代持权利义务。此后，格林豪思公司与深圳合拓公司经协商，于2013年6月7日签订了《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格林豪思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给深圳合拓公司，转让价为人民币242597240元，深圳合拓公司已依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013年6月7日，格林豪思公司向滨湖低碳公司发出《合同权利义务转让通知书》，明确其已将对西宁低碳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深圳合拓公司，由深圳合拓公司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滨湖低碳公司确认收到了该通知。至此，上述2亿元股权已经属于深圳合拓公司所有，不再是格林豪思公司的财产。之后，西宁低碳公司及滨湖低碳公司均书面确认格林豪思公司的2亿元股权已转让予深圳合拓公司。因深圳合拓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成为滨湖低碳公司的唯一股东，双方存在关联关系，故该2亿元股权继续由滨湖低碳公司代持。自2013年6月开始，深圳合拓公司与滨湖低碳公司共同委托代表参加了西宁低碳公司召开的股东会，并委派董事参与公司管理，西宁低碳公司及其他股东知悉该情况且均未提出异议。2013年7月22日，天宁法院在审理百盛小贷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中，在未了解上述2亿元股权归属，也未通知滨湖低碳公司或西宁低碳公司的情况下，听信格林豪思公司与百盛小贷公司的片面陈述，冻结了其中的案涉股权。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被冻结的股权并未登记在格林豪思公司名下，从公示公信的角度，其不属于格林豪思财产，但法院仅凭一份协议未作调查即冻结了股权。在百盛小贷公司诉格林豪思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胜诉后，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法院开始处置案涉股权。深圳合拓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但被裁定驳回了异议请求。就上述2亿元的股权，常州中院也曾于2013年6月18日作出裁定冻结该2亿元股权。但2015年1月28日、1月29日常州中院前往西宁低碳公司调查了解情况后，得知该股权已转让给深圳合拓公司，格林豪思公司已经不持有任何股权，故在股权冻结期限到期后没有再继续冻结。深圳合拓公司认为，被天宁法院冻结的案涉股权现已属于深圳合拓公司所有，而非格林豪思公司的财产，法院冻结、处置股权并驳回深圳合拓公司执行异议请求是错误的。深圳合拓公司本意于2015年7月将2亿元股权全部转让，但因被冻结，只能先转让其中1亿元股权，另外案涉股权无法完成转让，损失巨大。深圳合拓公司补充提交以下书面意见：一、格林豪思公司基于《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享有的是合同权利，其并非西宁低碳公司的股东，不享有股权。本案之所以发生，天宁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唯一的依据就是百盛小贷公司提供的一份《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2亿元出资构成格林豪思公司对西宁低碳公司的隐名出资，格林豪思公司为实际出资人，滨湖低碳公司为名义股东。双方通过代持股协议约定权利义务，格林豪思公司基于该协议享有的一系列权利均需通过滨湖低碳公司行使，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属于债权性权利，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也不享有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二、深圳合拓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签订的《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首先，《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其次，公司法关于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限制不属于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应作为认定《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依据，即使违反该条规定也不会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再次，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是否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并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工商登记系行政管理行为，不是股权转让行为效力的评价标准。三、格林豪思公司向深圳合拓公司转让其股权，不存在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事由。（一）格林豪思公司作为隐名股东，其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并不享有优先购买权。首先西宁低碳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还是工商登记中，格林豪思公司都未被登记为股东，其享有的权利只是通过与显名股东滨湖低碳公司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来行使。其次，隐名股东不享有完整的股东权利，自然也不需要承担全部的股东义务。按照公司法规定，只有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才有权行使完整的股东权利，也需要承担全部的股东义务。隐名股东格林豪思公司在没有“显名化”之前，其权利仅停留在与显名股东滨湖低碳公司签订的协议层面上，侧重于合同法上的债权，而非基于公司法的规定，故隐名股东转让代持的股权并不受公司法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有关规定的限制。因而，格林豪思作为隐名股东转让由滨湖低碳代持的股权时，其他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再次，格林豪思公司作为隐名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名义股东滨湖低碳公司的股东资格并未发生变化，并未影响或破坏有限公司的人合性，故其他股东对该股权转让并无优先购买权。本案中，格林豪思公司是通过滨湖低碳公司的名义实现其股东权利的，即使将出资与权利转让给深圳合拓公司，但该转让是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完成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均不发生变化，名义股东滨湖低碳公司依旧行使股东权利，其他股东也仍然将滨湖低碳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并不影响或破坏有限公司内部的人合性。（二）退出西宁低碳公司的其他股东已经不具备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资格或条件。本案中，在2013年6月深圳合拓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签订《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时，除了滨湖低碳公司外，还有6名股东，其中4名股东已经陆续通过减资、转让的方式退出西宁低碳公司，不再是股东，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即使认定格林豪思公司作为隐名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但因该4名股东现在已经不是西宁低碳公司的股东，不再享有基于股东权利和身份而享有的优先购买权。（三）西宁低碳公司的现有股东均对深圳合拓公司成为公司股东没有异议，以实际行为放弃了优先购买权。2015年9月9日，青海国投、西宁城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出具《声明书》，均确认深圳合拓公司的股东身份，并对深圳合拓公司登记成为西宁低碳公司股东无异议，也同意并确认深圳合作拓公司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的行为。因此，即使认定隐名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但这两个股东以实际行为表明，其已经追认同意该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另外一名登记的股东滨湖低碳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其多次确认深圳合拓公司是案涉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其系代深圳合拓公司持股，更不存在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四、《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深圳合拓公司基于此取得了实际出资人（委托人）的地位。2013年6月7日，格林豪思公司与深圳合拓公司签订《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格林豪思公司依据代持股协议持有的，由滨湖低碳公司代持的西宁低碳公司的2亿元出资及因此形成的股权及其他一切权利转让给深圳合拓公司。同日格林豪思公司向滨湖低碳公司发出《合同权利义务转让通知书》，亦载明将其在代持股协议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转让至深圳合拓公司。本案各方均认可格林豪思公司与滨湖低碳公司签订的代持股协议合法有效，同时该协议不存在合同法第七十九条不能转让的情形。因此格林豪思公司与深圳合拓公司依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签订的《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亦合法有效。格林豪思公司与深圳合拓公司签订了《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深圳合拓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了人民币2.2759724亿元的对价，格林豪思公司亦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同日，格林豪思公司以书面形式通知了代持股协议的受托方滨湖低碳公司，滨湖低碳公司确认了该事实。且在概括受让了《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项下格林豪思公司的权利义务后，深圳合拓公司也依据其受让的代持股协议项下的权利，通过滨湖低碳公司行使其在西宁低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的权利。因此，格林豪思公司与深圳合拓公司签订的《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格林豪思公司在《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的权利义务已经转让至深圳合拓公司；深圳合拓公司即取得了格林豪思公司在《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中委托人（实际出资人）的地位。五、股权转让后深圳合拓公司以隐名股东身份参与西宁低碳公司的经营决策，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百盛小贷公司主张案涉股权仍属于格林豪思公司毫无依据，也与事实不符。西宁低碳公司是争议案涉股权的目标公司，对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情况最为了解，其提交的证据以及在庭审中的多次陈述，都确认该案涉股权已经由格林豪思公司转让给了深圳合拓公司，并由滨湖低碳公司代持，格林豪思公司已经不享有任何权利。2015年9月9日，青海国投、西宁城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出具《声明书》，确认了深圳合拓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明确案涉股权属于深圳合拓公司而不是格林豪思公司。2015年7月15日，滨湖低碳公司出具《关于代持股情况的说明》，以书面方式明确表示该案涉股权已经转让给了深圳合拓公司，其系代深圳合拓公司持股，与格林豪思公司无关。综上所述，无论是目标公司，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还是代持方都确认案涉股权属于深圳合拓公司，而不是格林豪思公司。2013年6月股权转让之后，西宁低碳公司多次召开临时股东会，王英凯受滨湖低碳公司及深圳合拓公司的共同委托参加会议，并以滨湖低碳公司的名义签署股东决议，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深圳合拓公司作为隐名股东行使权利的情况。六、天宁法院冻结案涉股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破坏了正常的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应当立即解除对该股权的冻结。（一）、根据该规定，执行法院不得查封被执行人已经出卖给第三人财产的条件如下：（1）被执行人与第三人已就财产买卖达成协议；（2）第三人已经支付买卖该财产所应付的全部价款；（3）第三人已经实际占有所买受的财产；（4）第三人对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没有过错。虽然本案股权转让不属于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但也可参照上述规定的原则和精神。本案中，系争股权在2013年7月22日被天宁法院冻结前，深圳合拓公司与出让人（被执行人）格林豪思公司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6月8日就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如前所述深圳合拓公司已经作为股东行使权利，股权未办理变更登记继续由滨湖低碳公司代持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本案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天宁区法院的冻结措施缺乏法律依据。如果仅仅依据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实行冻结（何况本案争议股权也根本未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只是追求形式逻辑上的完美，而放弃实际层面的运行效果，则背离了法律的目的，也不利于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本案中，案涉股权转让发生于2013年6月，深圳合拓公司至今都以隐名股东身份对公司重大管理事项和决议进行表决、参与公司股利的分配，并将从格林豪思公司受让的2亿元股权中的1亿元已经再次转让，形成既定的各类事实或法律关系，无论是目标公司，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还是代持方，都对该股权属于深圳合拓公司予以明确认可，原转让方格林豪思公司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如对案涉股权进行冻结及处置，定然涉及到一系列事实或法律关系的打破与恢复问题，交易秩序需要推倒重来，而这并不符合各方的交易目的；并且法律关系的恢复成本极高，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股权转让已得到了近乎全面的履行，如果再因转让方的债务纠纷而对其冻结执行，必然会让涉案股权逆转到之前状态，从而会大幅增加履行费用和交易成本，不符合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原则，严重影响交易秩序的稳定。（二）、本案被冻结的案涉股权从来都不登记在被执行人格林豪思公司名下，按照公示公信的原则，天宁法院也不应冻结，更不应处置。从工商登记来看，案涉股权并不是被执行人格林豪思公司的财产，天宁法院冻结该股权时，仅凭未经核实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的一纸协议就冻结了股权。冻结后并未核实股权归属，而常州中院经前往西宁低碳公司调查核实后，确认了股权的真实权属状况，后续未采取继续冻结的措施。综上所述，案涉股权涉及的《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深圳合拓公司作为隐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是该股权的合法权利人，该股权不是被执行人格林豪思公司的财产。因此，天宁法院冻结该股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尽快解除对该股权的冻结。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17日，常州中院根据申请人田亚平的诉前保全申请，作出（2013）常商诉保字第0024号民事裁定书，并于2013年6月18日冻结了格林豪思公司由滨湖低碳公司代为持有的在西宁低碳公司的2亿元股权，冻结期限二年。2013年7月10日，天宁法院立案受理了百盛小贷公司诉包括格林豪思公司为被告在内的（2013）天商初字第1139号、第1140号、第1141号、第1142号、第1143号、第1144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根据百盛小贷公司的诉讼保全申请，该院依法作出了（2013）天商初字第1139号、第1140号、第1141号、第1142号、第1143号、第1144号民事裁定。2013年7月22日，该院向西宁市工商局东川工业园区工商分局送达了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共冻结了格林豪思公司委托滨湖低碳公司代持的在西宁低碳公司案涉股权。2015年6月26日，该院又办理了续冻手续，续冻期限为3年。2015年11月19日，该院依法作出了（2013）天商初字第1139号、第1140号、第1141号、第1143号民事判决，判令格林豪思公司对百盛小贷公司主债务人的180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案件审理期间，该院将（2013）天商初字第1142号、第1144号两案移送常州中院审理，常州中院作出（2014）常商初字第28-1号、第29-1号民事裁定，并于2015年11月4日冻结了格林豪思公司所有的，由滨湖低碳公司代持的在西宁低碳公司的股权，冻结期限为3年。2016年6月22日和7月25日，常州中院作出了（2014）常商初字第28号、第29号民事判决，判令格林豪思公司对债务人的160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3月1日，常州中院受理了深圳合拓公司诉格林豪思公司、西宁低碳公司、第三人滨湖低碳公司、百盛小贷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深圳合拓公司在该案中要求确认滨湖低碳公司所持有的西宁低碳公司案涉股权自2013年6月7日起属深圳合拓公司所有，格林豪思公司、西宁低碳公司、滨湖低碳公司协助深圳合拓公司办理上述变更登记至深圳合拓公司名下的全部手续。2016年9月1日，常州中院作出（2016）苏04民初37号民事裁定，驳回了深圳合拓公司的起诉。该院认为，深圳合拓公司的本意在于通过确认其对案涉股权享有实体权益的诉讼行为排除天宁法院的强制执行，继而解除对该案涉股权的冻结措施，以便深圳合拓公司对外转让股权、获得对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不宜再允许深圳合拓公司另案提起确认之诉，深圳合拓公司应向执行法院先行提出书面异议。深圳合拓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了上诉。2017年5月5日，深圳合拓公司撤回上诉。2016年4月14日、9月7日，百盛小贷公司就天宁法院（2013）天商初字第1139号、第1140号、第1141号、第1143号民事判决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深圳合拓公司向该院提出了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对滨湖低碳公司代持的在西宁低碳公司案涉股权的冻结，停止对上述股权的评估、拍卖等执行程序。该院经审理认为，格林豪思公司根据与滨湖低碳公司达成的《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完成对西宁低碳公司的2亿元出资，取得了西宁低碳公司实际股东的权利。由于百盛小贷公司对2013年6月7日深圳合拓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签订的《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股权转让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在2013年6月6日滨湖低碳公司股东变更为深圳合拓公司时，深圳合拓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并未通过股东会议、评估审计等正常股权转让程序进行股权转让，亦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关于变更登记的相关规定及时办理2亿元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深圳合拓公司存在过错。虽然2015年7月深圳合拓公司将滨湖低碳公司代持的2亿元股权中的1亿元转让给了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但2013年6月份对该2亿元股权的转让缺乏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该院对其中的案涉股权采取冻结、评估等执行措施依法有据。2016年9月28日，该院作出（2016）苏0402执异15号执行裁定，驳回了深圳合拓公司的异议请求。2016年11月14日，百盛小贷公司就常州中院（2014）常商初字第28、29号民事判决向常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7年4月17日裁定由天宁法院执行。 一审法院还查明，西宁低碳公司于2010年10月25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20亿元，包括滨湖低碳公司在内共7个股东，滨湖低碳公司认缴出资3亿元，占西宁低碳公司股权的15%，工商登记资料中由西宁低碳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载明滨湖低碳公司于2010年9月7日出资1亿元，于2011年3月24日出资2亿元。2011年3月18日，滨湖低碳公司（甲方）与格林豪思公司（乙方）签订《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协议约定，依据滨湖低碳公司、格林豪思公司及西宁低碳公司于2010年7月25日签署的协议书的有关约定，乙方自愿委托甲方作为乙方对西宁低碳公司2亿元出资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甲方自愿接受乙方的委托，代为行使股东权利；乙方作为2亿元出资的实际出资者，是西宁低碳公司的实际股东，对西宁低碳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和承担实际股东义务，相应的投资收益归乙方所有；作为受托人，甲方有权以代持股权名义股东身份代表乙方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对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2011年3月20日，西宁低碳公司与中信银行兰州分行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约定由西宁低碳公司提供资金、中信银行兰州分行作为受托人根据西宁低碳公司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及还款方式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贷款风险由西宁低碳公司承担，银行收取相应手续费。委托贷款的借款人为格林豪思公司，金额2亿元，期限2011年3月24日至2012年3月23日，贷款用途为资金周转。2011年3月20日，格林豪思公司与中信银行兰州分行签订了人民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2亿元，期限2011年3月24日至2012年3月23日，用途为资金周转。2011年3月24日，格林豪思公司通过中信银行兰州分行将2亿元汇入滨湖低碳公司银行账户，滨湖低碳公司同日将该2亿元汇入西宁低碳公司银行账户。2012年3月，西宁低碳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展期协议》，约定展期15个月，到期日为2013年6月23日。2012年3月14日，西宁低碳公司向中信银行兰州分行提交《委托贷款展期申请书》，同意将格林豪思公司2亿元委托贷款展期15个月，借款期限变更为2011年3月24日至2013年6月23日。2013年5月7日，深圳合拓公司将2亿元汇入西宁低碳公司银行账户，汇款用途记载为往来款。2013年5月16日，深圳合拓公司将2759.724万元汇入西宁低碳公司银行账户，汇款用途记载为往来款。2013年5月28日，西宁低碳公司将2亿元汇入深圳合拓公司银行账户，汇款用途记载为贷款放款。2013年6月6日，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滨湖低碳公司股东上海载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亿元变更为深圳合拓公司出资1亿元，深圳合拓公司成为滨湖低碳公司唯一股东。深圳合拓公司提供的2013年6月7日由深圳合拓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签订的《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载明：鉴于格林豪思公司与滨湖低碳公司于2011年3月18日签订《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格林豪思公司委托滨湖低碳公司作为格林豪思公司对西宁低碳公司2亿元出资及股权的名义持有人，经协商，格林豪思公司将其持有的、由滨湖低碳公司代持的西宁低碳公司2亿元出资及因此形成的股权及相关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深圳合拓公司，转让价格2.4259724亿元。支付方式为：2.2759724亿元由深圳合拓公司直接付给西宁低碳公司。格林豪思公司委托西宁低碳公司以该款代为偿还格林豪思公司在中信银行的贷款本金及算至2013年5月4日的利息，余额1500万元由深圳合拓公司直接付给格林豪思公司。西宁低碳公司收到深圳合拓公司2.2759724亿元款项后，视为格林豪思公司已足额收到深圳合拓公司等额转让款。深圳合拓公司正在办理收购滨湖低碳公司股权手续，在滨湖低碳公司股权过户至深圳合拓公司且办结相关经营证照且收到本协议第五条所约定的资料后一个工作日内，深圳合拓公司向格林豪思公司支付余款1500万元。2013年6月7日，格林豪思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深圳合拓公司交来《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转让款2.2759724亿元。2013年6月7日，格林豪思公司向滨湖低碳公司出具《合同权利义务转让通知书》，反映已将西宁低碳公司的出资与股权转让给深圳合拓公司，格林豪思公司在《委托持股（待持股）协议》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由深圳合拓公司承担与享有。2013年6月8日，格林豪思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转让款1500万元，该款于2013年6月8日由深圳合拓公司汇入常州市易丰印刷厂银行账户（该账户为格林豪思公司指定账户），汇款用途为往来款。2013年6月23日，西宁低碳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深圳合拓公司替格林豪思公司支付的、用于其偿还向中信银行兰州分行贷款2亿元（2013年5月7日）及利息2759.724万元（2013年5月16日收到），利息计算到2013年5月4日，共计2.2759724亿元。2015年5月27日，西宁低碳公司将注册资金减资为12亿元。2015年7月17日，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与滨湖低碳公司（乙方）、深圳合拓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拟将其对西宁低碳公司的1亿元出资转让给甲方，丙方拟将其对西宁低碳公司2亿元出资中未被法院冻结的1亿元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受让该2亿股权。转让价款合计2.2亿元。根据深圳合拓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反映，2015年7月21日，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甲方）又与滨湖低碳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其中有以下约定内容：“乙方拟将其对西宁低碳出资中的未被法院冻结的1亿元出资转让给甲方……，本次转让标的股权的价款1亿元”。2015年7月21日，西宁低碳公司章程修正案：总实收资本12亿元，其中滨湖低碳1亿元，占股比例8.33%。同年9月9日，西宁低碳公司和青海国投分别作出声明书，对深圳合拓公司成为西宁低碳股东无异议。2016年1月14日，西宁低碳公司将注册资金减资为6亿元。天宁法院还查明，格林豪思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1日，注册资本2500万元。滨湖低碳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14日，注册资本1亿元。天宁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深圳合拓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1800元，由深圳合拓公司负担。 深圳合拓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常州中院，请求：1、撤销天宁法院（2016）苏0402民初5306号民事判决书；2、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上诉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为：1、本案中格林豪思公司曾经作为西宁低碳公司2亿元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该公司的股东身份并没有得到西宁低碳公司其他股东的认可或者同意，因此并不享有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也不能成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2、上诉人认为无论是签发出资证明书还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都只是股权转让的附属义务，对权利状态并没有影响。本案中百盛小贷公司并非基于工商登记的公示性而冻结涉案股权，其也不具有相应的信赖利益需要保护。3、一审法院对本案中的同类法律事实及同一权益却适用不同的判断标准，倾向性极为明显。上诉人和格林豪思公司一样是通过委托代持的形式拥有对西宁低碳公司的投资权益，一审法院对该投资权益确认是否已为实际出资人格林豪思公司所有的时候，并未要求以显名股东的形式要件和标准来判断，但对上诉人拥有上述投资权益却要求按显名股东的标准进行判断，认为上诉人尚未合法拥有该股权投资权益的观点是错误的。故百盛小贷公司对已属于上诉人的股权投资申请保全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常州中院对天宁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常州中院认为，一、关于本案争议的性质及争议审理范围。本案是因天宁法院在依法对被执行人格林豪思公司以滨湖低碳公司名义代持的投资在西宁低碳公司的相关股权进行冻结及执行过程中，深圳合拓公司以对执行标的物具有实体权益而提起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而引起。依照举证规定，深圳合拓公司应当围绕是否对本案执行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以及是否能阻却天宁法院的执行承担举证责任。深圳合拓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向天宁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不予执行滨湖低碳公司持有的西宁低碳公司的案涉股权，并解除对该股权的冻结。二、确认上述股权自2013年6月7日开始属深圳合拓公司所有。三、判令格林豪思公司、滨湖低碳公司、西宁低碳公司协助深圳合拓公司办理变更上述股权登记至深圳合拓公司名下的全部手续”。对上述诉讼请求中的第三项“判令格林豪思公司、滨湖低碳公司、西宁低碳公司协助深圳合拓公司办理变更上述股权登记至深圳合拓公司名下的全部手续”的诉讼请求，因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审理范围，故对该项诉讼请求本案应当不予理涉。二、关于上诉人深圳合拓公司是否对天宁法院的执行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即其要求“确认滨湖低碳公司持有的西宁低碳公司的案涉股权自2013年6月7日开始属深圳合拓公司所有”的诉讼请求能否予以支持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隐名“股东”格林豪思公司所取得的，是以滨湖低碳公司名义代持的投资在西宁低碳公司的相关股权投资权益，而非取得了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身份和直接拥有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权利，格林豪思公司要向他人转让也只能是该投资权益。他人如要取得西宁低碳公司的股权，则要与代持股人滨湖低碳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按公司法的要求程序，完成股权转让的相关法定事宜后才能取得。本案中，深圳合拓公司诉称，其于2013年6月7日与格林豪思公司签订了《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且已按该协议履行完毕，要求法院确认其取得了原属于格林豪思公司所有的、以滨湖低碳公司名义代持的投资在西宁低碳公司的2亿元股权所有权问题，该院认为，深圳合拓公司虽称已按转让协议约定于2013年5月7日将2亿元及同年5月16日将2759.724万元，合计2.2759724亿元“股权”购买款项汇入西宁低碳公司银行账户，但根据查明的本案事实，首先上述款项汇入西宁低碳公司账户时，汇款用途为往来款，并非购买股权投资转让款。其次，法院还进一步查明，当深圳合拓公司将上述款项汇至西宁低碳公司后，西宁低碳公司又于同年5月28日，将其中的2亿元转回至深圳合拓公司银行账户。对该情况，上诉人深圳合拓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并未有合理解释或说明。故根据上述查明事实，因上诉人深圳合拓公司并未按《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发生真实的出资行为，该院对上诉人深圳合拓公司称其已按《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完毕的所称意见不予采信。同时，对上诉人所提交的上述《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由于协议相对方格林豪思公司并未到庭发表质证确认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能予以确认。上诉人深圳合拓公司更无证据证明，在天宁法院于2013年7月22日向西宁市工商局东川工业园区工商分局送达了诉讼保全的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冻结了格林豪思公司委托滨湖低碳公司代持的在西宁低碳公司案涉股权时，其已与股份代持有人滨湖低碳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已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程序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综上，由于上诉人深圳合拓公司的该项上诉所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对其提出要求“确认滨湖低碳公司持有的西宁低碳公司的案涉股权自2013年6月7日开始属深圳合拓公司所有”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三、关于上诉人提出“要求判令不予执行滨湖低碳公司持有的西宁低碳公司的1亿元股权，并解除对该股权的冻结”问题。天宁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格林豪思公司委托滨湖低碳公司代持的西宁低碳公司的案涉股权进行冻结，其实质即是对格林豪思公司的相应股权投资及权益进行财产保全并依法处置。根据本案前述理由，天宁法院冻结由滨湖低碳公司代持的案涉股权并无不当，该院对深圳合拓公司主张解除对该股权的冻结的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定以下事实，西宁低碳公司作为委托人、中国银行东关支行作为受托人、申请人作为借款人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委字东字第010号”，内容为西宁低碳公司将自有资金委托给中国银行东关支行，向深圳合拓公司发放贷款，借款金额为2亿元人民币，用于流动资金周转。2014年5月26日《展期申请》。2014年5月26日西宁低碳公司与深圳合拓公司签订的《展期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系金钱债权执行，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执行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3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中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本案中，案涉股权为登记在滨湖低碳公司名下的西宁低碳公司股权。天宁法院仅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滨湖低碳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于2011年3月18日签订的《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以及同年3月29日西宁低碳公司的《出资证明书》查封了登记在滨湖低碳公司名下的西宁低碳公司案涉股权，滨湖低碳公司并没有书面认可案涉股权为格林豪思公司所有，而案外人深圳合拓公司主张上述财产归其所有并提出执行异议引发本案诉讼。因此，格林豪思公司是否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案涉股权是否为格林豪思公司的责任财产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本案中，深圳合拓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均不是西宁低碳公司的显名股东，因此应当参照上述法律规定，按统一标准判断常州中院2013年6月18日对案涉股权采取保全措施之时，深圳合拓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中谁是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 一、格林豪思公司在2013年6月7日之前系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结合滨湖低碳公司、西宁低碳公司的自认，格林豪思公司于2011年3月18日与滨湖低碳公司签订《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并于同年3月24日通过中信银行兰州分行获得西宁低碳公司的委托贷款2亿元，同日又将此款汇入滨湖低碳公司，再经由滨湖低碳公司汇入西宁低碳公司，充作滨湖低碳公司对西宁低碳公司的股权投资款，西宁低碳公司于同年3月29日出具《出资证明书》，证明收到滨湖低碳公司的股权投资款2亿元。据此可以判断，此时格林豪思公司成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 二、自2013年6月7日之后，深圳合拓公司取代格林豪思公司成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 首先，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结合滨湖低碳公司、西宁低碳公司的自认，格林豪思公司对西宁低碳公司的股权投资款2亿元系经中信银行兰州分行从西宁低碳公司贷款获得。2012年3月上述贷款到期后，格林豪思公司未能归还而申请贷款展期。2013年5月7日，深圳合拓公司汇入西宁低碳公司2亿元，同年5月16日汇入西宁低碳公司27597240元，以上述款项替格林豪思公司归还2011年3月的贷款本金及利息。2013年6月7日，格林豪思公司与深圳合拓公司签订《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确认深圳合拓公司支付242597240元获得格林豪思公司由滨湖低碳公司持有的西宁低碳公司2亿元股权，242597240元转让款除包括深圳合拓公司已替格林豪思公司归还的贷款本金及利息227597240元外，另支付1500万元股权溢价款。同年6月8日，格林豪思公司确认收到上述1500万元转让款。深圳合拓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的上述转让行为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变更，仅是与格林豪思公司前述行为一致的，对滨湖低碳公司持有的西宁低碳公司2亿元股权的实际出资权利的变更。且该行为得到了滨湖低碳公司、西宁低碳公司以及青海国投的确认，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该转让行为有效。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根据以上法律规定，2013年6月7日，格林豪思公司向滨湖低碳公司出具《合同权利义务转让通知书》，反映已将西宁低碳公司的出资与股权转让给深圳合拓公司，格林豪思公司在《委托持股（待持股）协议》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由深圳合拓公司承担与享有。而本案中，常州中院的首查封是在2013年6月18日，晚于本案的转让行为。深圳合拓公司与格林豪思公司的上述转让行为亦不违反人民法院的查封规定。 因此，2013年6月7日之后，深圳合拓公司取代格林豪思公司成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案涉股权在人民法院查封之时已不是格林豪思公司的责任财产，深圳合拓公司就案涉股权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就本案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人民法院依法不得对案涉股权采取执行措施。格林豪思公司在已将案涉股权转让给深圳合拓公司的情况下，未如实告知人民法院，引发本案诉讼，应当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的观点，深圳合拓公司在获得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地位之后，并未要求登记为公司股东，因此其关于确认案涉股权自2013年6月7日开始属深圳合拓公司所有及判令格林豪思公司、滨湖低碳公司、西宁低碳公司协助深圳合拓公司办理变更上述股权登记至深圳合拓公司名下的全部手续的诉讼请求，并非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对于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理涉。 综上所述，深圳合拓公司请求不予执行滨湖低碳公司持有的西宁低碳公司的1亿元股权，并解除对该股权的冻结的再审申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其它诉讼请求不是本案审查范围，不予理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6）苏0402民初5306号民事判决、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4民终2058号民事判决； 二、不得执行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3）天商初字第1139、1140、1141、1142、1143、1144号民事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的江苏滨湖低碳投资有限公司在西宁国家低碳产业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亿元人民币的股权。 三、驳回深圳市合拓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其它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4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1800元，合计1083600元，由江苏格林豪思低碳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审判长 李 晶 审判员 赵建华 审判员 苏 峰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