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再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徐某1，女，1949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军玲（系徐某1之女），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以强，威海文登小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某2，男，193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某3，男，195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二被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江，男，系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大高坎村村民委员会推荐。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徐某4，女，1957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下区。再审申请人徐某1与被申请人徐某2、徐某3及二审被上诉人徐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作出的（2019）鲁10民终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鲁10民申98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徐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军玲、吕以强、被申请人徐某2、徐某3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江到庭参加诉讼。二审被上诉人徐某4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某1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2019）鲁10民终179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1、二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以分家析产的方式分给被申请人违背事实。涉案房屋是1951年由政府根据当时的政策分配给徐士海、周桂华、徐家芝、徐某2、徐某1共有的房屋。该房屋所有权非经合法转让，任何人私自处分都是无效的。1986年的房屋产权登记在当时不具有确权的性质，只有普查登记的作用，而且当时的登记并没有核实具体情况。2、徐士海一家对涉案房屋并未分家析产，被申请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并且涉案房屋在1951年已经确权到具体人员，那么以后无论任何人都无权处分该涉案房屋。3、被申请人多年前就不赡养徐士海夫妇，法院判决的赡养费不及时履行，应不分或少分遗产。徐某2、徐某3再审辩称，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徐某4未出庭应诉，亦未发表书面述辩意见。周桂华、徐某1、徐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继承位于威海市文登区间房屋的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桂华、徐士海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二子三女，分别为：长女徐家芝、长子徐某2、二女徐某1、二子徐某3、三女徐某4。1951年徐士海家人分得文登区界石镇大高坎村解放前房屋11间（登记户主为：徐士海），当时共五口人，分别为：徐士海、周桂华、徐家芝、徐某2、徐某1。1986年文登县人民政府将该房屋分别登记在徐某2（房权证号：文房产证字第Ｎ0.××2，位于文登区、徐某3（房权证号：文房产证字第Ｎ0.××1，文登区界石镇大高坎村10号）名下。文登区界石镇大高坎村9号房屋由徐某2结婚时居住至今，文登区界石镇大高坎村10号房屋由徐某3与徐士海、周桂华共同居住，后徐某3结婚时搬出由徐士海、周桂华居住，1999年徐士海去世后，周桂华单独居住于此，2015年周桂华因需他人照顾搬离该房屋，现该房屋闲置。诉讼中，一审法院依法向徐家芝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通知徐家芝作为本案原告到庭参加诉讼，徐家芝向一审法院邮寄书面材料，明确表示其由于本人病重，不能参加诉讼，所以决定放弃，以后的事情也与其无关。周桂华、徐某1、徐某4申请提交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调取的山东省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实，威海市文登区第9号、10号房屋共11间，1951年经政府确定分给了徐士海、周桂华、徐某2、徐桂英、徐家芝五人。该房屋系原始产权取得，在未取得原始产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无论后来如何登记，均没有1951年产权证书的效力高。徐某2、徐某3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1951年徐家芝、徐某2、徐某1均系未成年人，不应为房屋共有人。徐某2、徐某3提交如下证据：1.徐某2房权证复印件（房权证号：文房产证字第Ｎ0.××2）、徐某3房权证复印件（房权证号：文房产证字第Ｎ0.××1），证实文登区界石镇大高坎村9号房屋为徐某2所有，文登区界石镇大高坎村10号房屋为徐某3所有。周桂华、徐某1、徐某4对房权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辩称9号、10号房屋为解放前所建，系徐士海、周桂华分得的果实房。2.界石法律服务站调解协议书复印件证实，1989年4月20日经界石法律服务站调解，文登区界石镇大高坎村10号房屋归徐某3所有，徐士海、周桂华只享有居住权。并申请法院依法调取该证据原件。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上述证据后经质证，周桂华、徐某1、徐某4表示不予认可，辩称该调解协议书上的签名并非徐士海、周桂华所签，也无经办人签名及服务站公章，且周桂华的名字并非“周贵华”。3.界石法律服务站档案复印件证实，1988年6月经徐家才、徐家芝协议，徐某2将徐某3院内东厢房作价150元卖给徐某3，房款两清，买卖有效。周桂华、徐某1、徐某4辩称，该证据落款时间有更改，且与1989年4月20日界石乡法律服务站调解书存在矛盾，房屋的所有人徐士海、周桂华并不知道东厢房买卖事宜。且档案中栾伟东的签名并不真实，因为栾伟东当时还未参加工作。4.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中蒋某、孔某、王某的证言证实，1991年发放土地证时，由于村委疏忽大意，将威海市文登区房屋的土地证登记在徐士海名下，实际应登记在徐某3名下。另外，王某证实1979年徐士海、周桂华分家事宜，徐某2分得南侧的房子和北边的一个厢房，徐某3分得北边的房子和西边的厢房，徐士海、周桂华住在北边与徐某3一起生活直至徐士海去世，但当时只是口头陈述，没有书面分家协议。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对证人栾某（现任文登区界石镇司法所所长）进行了调查询问，栾某陈述：该协议是1989年4月20日由当时界石法律服务站的黄玉林、李文法两人主持调解形成的协议，其当时是司法助理员，只负责记录，他们调解好了之后，其书写形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都不太会写字，其代为书写协议中所有当事人的名字，然后由当事人自己在名字上按手印。一审法院从界石镇司法所依法调取《调解协议书》。经质证，周桂华、徐某1、徐某4对栾某的证言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调解协议书》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栾某的证言与事实不符。并申请对周桂华的手印是否为其本人所捺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因检材手印模糊不清，根据现有检材无法进行鉴定，予以退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威海市文登区国土资源部门不动产登记情况，经查，位于文登区房屋登记房主姓名为：徐某2（房权证号为：文房产证字第：0238422号，登记日期为：1986年11月20日），登记土地使用者为：徐某2（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界石镇集用（91）字第060400013号，批准日期为：1991年4月1日）；位于威海市文登区房屋登记房主姓名为：徐某3（房权证号为：文房产证字第××号，登记日期为：1986年11月20日），登记土地使用者为：徐士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界石镇集用（91）字第060400012号，批准日期为：1991年4月1日）。徐士海在威海市文登区名下无登记房产。一审法院认为，文登区界石镇大高坎村9号、10号房屋原为徐士海、周桂华、徐家芝、徐某2、徐某1于1951年分得的解放前房屋，该房屋系五人共同所有。王某证实1979年徐士海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分家，但未提交分家协议，亦未证实该分家行为系其他共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该证言不予采信。1989年界石法律服务站出具的调解协议书无法证实系所有房屋共有人对房屋进行处分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该调解协议书的效力，不予确认。虽然界石镇大高坎村9号房屋房权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于徐某2名下，威海市文登区房屋房权证登记于徐某3名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于徐士海名下，但该房屋的实际共有人为徐士海、周桂华、徐家芝、徐某2、徐某1，故该五人每人享有1/5的份额。由于徐士海已去世，其享有的1/5的共有份额应作为遗产分别由周桂华、徐某2、徐某1、徐家芝、徐某3、徐某4分别继承1/30（1/5×1/6）。由于徐家芝明确表示放弃权利，故其享有的1/5份额及继承徐士海遗产1/30的份额，由周桂华、徐某2、徐某1、徐某3、徐某4每人享有7/150【（1/5+1/30）×1/5】的份额。即周桂华、徐某2、徐某1分别享有7/25(1/5+1/30+7/150)的份额,徐某3、徐某4分别享有2/25(1/30+7/150)份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位于威海市文登区房屋【登记房主姓名为：徐某2，房权证号为：文房产证字第：0238422号；登记土地使用者为：徐某2，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界石镇集用（91）字第060400013号】以及位于威海市文登区房屋【登记房主姓名为：徐某3，房权证号为：文房产证字第××号；登记土地使用者为：徐士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界石镇集用（91）字第060400012号】，由周桂华、徐某1、徐某2各享有7/25份额，由徐某4、徐某3各享有2/25份额。案件受理费50元，由周桂华、徐某1、徐某4、徐某2、徐某3各负担10元。徐某2、徐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周桂华、徐某1、徐某4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1951年房权证上的五口人虽然包括徐某1在内，但不能以此认定徐某1为共有人，享有其份额。该房权证只能证明徐士海在1951年时家庭人口状况，因为1947年人民政府把11间果实房分给了徐士海、周桂华、徐家芝、徐某24人。一审未把分房时间、分给何人及房屋性质查清，导致判决错误；2.徐某21961年结婚后居住在3间厢房，后因孩子多又住在4间南倒厅，徐某2对南倒厅进行了改造、维修。1979年徐某3结婚时父母邀请村党支部书记王某参加，进行分家。徐某2分得4间南倒厅和3间厢房，徐某3分得北4间正房，徐某3保证父母在该房中居住至去世。徐某3再婚时，父母与徐某3及其妻穆忠连、徐某2一起到界石镇司法所达成调解协议。徐某2分别于1986年、1991年取得所分房屋的产权证书，故徐某2取得所分房屋是有依据的。徐某3于1986年取得房权证，1991年由于村委会未核实实际情况，将土地使用证登记在父亲徐士海名下，但亦可证实徐某3取得所分房屋是有依据的；3.徐家芝在1988年6月回家探亲时对父母将11间房屋分给徐某2、徐某3并无异议，还与徐加才一起主持，将徐某2的3间厢房作价150元卖给徐某3，并到界石镇司法所书写房屋买卖协议书。由此可见，周桂华、徐某1、徐某4诉请分割徐士海的遗产不成立；4.按照风俗习惯，父母在儿子结婚时为其解决住房，故父母将房屋分配给儿子结婚符合情理。周桂华、徐某1、徐某4未予答辩。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徐某2、徐某3提供证人蒋某、汤某出庭作证，拟证实1947年旸哩区政府将该村富农栾培英的房屋分给徐士海、周桂华、徐加芝、徐某2四人。证人汤某证实：1947年村里将栾培英的10间房屋分给了徐士海一家，未办理相关手续；后其听说徐士海将房屋分给了两个儿子。证人蒋某证实：其虽于1952年出生，但据其了解1947年村里已将栾培英的房屋作为胜利果实分给徐士海。徐某2、徐某3认可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的人口五口为徐士海、周桂华、徐加芝、徐某2、徐某1。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徐某2、徐某3主张1947年人民政府把11间果实房分给了徐士海、周桂华、徐家芝、徐某24人，并提供蒋某、汤某出庭作证，但二位证人所证不足以证实其该项主张成立，亦与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不一致，故徐某2、徐某3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案件争议的焦点为案涉房屋是否通过分家的方式分给徐某2、徐某3。徐某2、徐某3主张其通过分家的方式各自分得案涉9号、10号房屋，并提供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该证人亦证实分家的事实。此后，徐某2一直居住在案涉9号房屋，并于1986年取得该房屋的房权证，于1991年取得该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徐某3结婚后与父母一起居住在案涉10号房屋，并于1986年取得该房屋的房权证。徐某2、徐某3虽未提供书面的分家协议，但二人已经各自居住、管理、使用案涉房屋，结合王某的证言及当地父母在儿子结婚时准备婚房的风俗习惯，应认定徐某2、徐某3与父母已达成口头分家协议并已实际履行。1989年后徐某3在村中另建房屋并搬出，该房屋由其父母居住，并于同年4月20日在界石镇司法所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案涉10号房屋归徐某3，徐士海、周桂华居住到去世。同时，对徐家芝、徐家才于1988年6月调解徐某2与徐某3东厢买卖协议确认有效，该份协议可以证实徐家芝认可分家的事实。周桂华、徐某1、徐某4虽对上述协议的真实性及栾某的证言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据此，可以认定徐某3与徐士海、周桂华达成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与分家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再结合徐某2、徐某3之间的东厢买卖协议，均可佐证分家的事实存在。虽然案涉10号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1991年登记使用者为徐士海，但徐某3提供证人蒋某、孔某、王某出庭证实1991年村里是按照谁居住就登记在谁名下的标准办理土地证登记，亦与1991年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具有普查性质一致，亦可佐证分家事实。综上，本院认为，案涉房屋已经分家方式分给徐某2、徐某3，并非徐士海、周桂华、徐某2、徐家芝、徐某15人共有及徐士海的遗产，但周桂华可在案涉10号房屋内居住至去世。徐某2、徐某3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一、撤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8)鲁1003民初294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周桂华、徐某1、徐某4要求继承位于威海市文登区间房屋份额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共计150元，均由周桂华、徐某1、徐某4负担。本院再审查明，2019年8月即本案再审审查中，周桂华死亡，其与丈夫徐士海（于1999年死亡）共生育子女5人，即长女徐家芝、长子徐某2、二女徐某1、二子徐某3、三女徐某4。长女徐家芝先于周桂华死亡，其生前已明确表示放弃在本案诉争房屋中的权利。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周桂华在本案诉讼中死亡，其女徐家芝先于其死亡并在生前已放弃权利，其健在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徐某2、徐某1、徐某3、徐某4均为本案当事人，故本案无须追加当事人参加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被申请人徐某2、徐某3主张其通过分家的方式各自分得案涉9号、10号房屋，提供了1988年6月由徐家芝、徐家才调解双方签订的买卖东厢房协议，1989年4月20日双方与父母徐士海、周桂华在界石镇司法所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登记在二人名下的案涉房屋房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等证据，并提供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实分家事实。综合全案来看，虽然案涉房屋1951年经政府确权登记在徐士海、周桂华、徐家芝、徐某2、徐桂英五人名下，但当地农村存在父母在儿子结婚时准备婚房的风俗习惯，且根据上述分家事实，再结合徐某2、徐某3在成家后至涉诉前，已经在案涉房屋各自居住、使用或对该房屋管理、维护达三十余年之久，徐家芝、徐桂英、徐某4在此期间对房屋产权从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涉案分家协议和房屋归徐某2、徐某3所有的认可。综上，徐某1的再审请求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鲁10民终17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成军审判员  宋智慧审判员  王 慧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法官助理陈曦书记员陈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