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民终4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勇，男，汉族，1977年4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仪陇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英，女，汉族，1981年8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晓斌，四川泰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太胜，男，汉族，1976年6月6日出生，住四川省仪陇县。 原审第三人：舒丹萍，女，汉族，1986年3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仪陇县。 上诉人余勇、孙英因与被上诉人周太胜、原审第三人舒丹萍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2019）川1324民初3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余勇、孙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未对被上诉人的抗辩分配举证责任，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一审中，由于时间较久，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已将原有借据销毁，上诉人将所有与被上诉人的经济往来凭据提交，一共八笔转账凭证共计695000元，第三人舒丹萍也确认其中包含上诉人的股份转让款25万元。八笔转账被上诉人予以认可，但辩称转款中没有上诉人的股份转让款，没有提交证据。一审未依据证据规则由被上诉人对其抗辩进行举证，以查明事实，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以合同的概括约定以及转款的附注瑕疵，否认上诉人以债权抵偿股份转让款的基本事实错误。尽管股份转让协议有“以甲方收据为准”的概括约定，但被上诉人所借上诉人的借款没有证据证实已实际归还。两笔交易账单中注明“利息”或“工程款”附注瑕疵，是出纳或银行工作人员无心操作产生，不能否认转款本身的真实性，被上诉人不能充分证明与本案无关的收款事项时，不能排除抵偿股权转让款的可能。情理上，三年时间被上诉人不可能不催收股权转让款，更不可能将上诉人列为正式股东进行工商登记，并参与公司运作管理以及参与分红，且没有扣收股款。舒丹萍向被上诉人转款5万元、3万元，已经判决按民间借贷处理，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提交所有经济往来凭据是便于法庭全面审查，一审认为该笔借款形成的借据与本案债权之间不合情理错误。 综上，本案实质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关系对立后，其利用转股后相关前期经济手续已销毁的机会对上诉人报复并企图获得非法利益。 周太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结果客观公正，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2016年7月1日，我与余勇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我已按照协议约定履约完毕，但股权受让方至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25万元，其构成严重违约。2、上诉人提交的八笔经济往来695000元交易明细，没有上诉人的25万元股份转让款，而是第三人舒丹萍的股份转让款25万元和其它款项，以上八笔款项均与本案无关。3、上诉人和第三人舒丹萍在庭审中陈述前后矛盾，与事实不符。4、从舒丹萍提交的银行卡余勇在2016年7月28日给舒丹萍转款25万元，但舒丹萍并未转给我，5、2016年8月2日，给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何小燕、舒丹萍、孙英三人一起进行工商股权变更，并不只是给孙英个人办理。6、公司给孙英分红利5万元，这与上诉人是否支付转让款无关。 原审第三人舒丹萍未到庭进行陈述。 周太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勇、孙英连带支付股权转让款25万元，并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金5万元，且从2016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资金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余勇、孙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6年7月1日，周太胜（甲方）将其拥有的仪陇县万豪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份中的10%股权（折合25万元）转让给余勇（乙方），并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其中，第二条第3项约定“乙方同意在本合同双方签字之日向甲方支付25万元（以甲方收据为准）”；第八条约定：①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者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守约方亦有权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②如果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第二条的规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延迟一天，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千分之三支付滞纳金。乙方向甲方支付滞纳金后，如果乙方的违约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超过滞纳数额，或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其他损害的，不影响甲方就超过部分或者其他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 二、余勇与孙英系夫妻关系（2001年8月19日登记结婚）。2016年8月2日，仪陇县万豪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第四次股东会会议纪要内容显示：公司同意吸收孙英、舒丹萍为公司新股东……。同月，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时将孙英登记为股东之一，持有该公司10%股权(余勇受让的股权)。 三、余勇举出如下八笔转账凭证计695000元，以证明股权转让款50万元（包括第三人舒丹萍的股份转让款25万元在内）已支付完毕。并阐明只是周太胜未出具收据而已,况且对合同中“以甲方收据为准”不知情。2、周太胜质证认为，八笔转账计695000元属实，但该转款中没有余勇的股份转让款，而是第三人舒丹萍的股份转让款25万元及借款和其他款项。并阐明按照合同“以甲方收据为准”的约定，如果余勇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周太胜就会出具收据。 第一笔、余勇通过李盛权（余勇亲属）的账户于2015年6月6日向周太胜转款10万元。 余勇主张该10万元后来已抵作股权转让款10万元。周太胜则认为该10万元是借款，且早已偿还完毕。 第二笔、2015年6月15日舒丹萍向周太胜转款20万元。 舒丹萍与周太胜确认该笔转款为舒丹萍向周太胜出借的20万元。周太胜主张该20万元已全部归还，并提供2016年5月22日存款业务凭证原件一份金额3万元、2016年5月14日通过李晓玲账户向舒丹萍账户转款10万元的凭证佐证，且陈述其余7万元已用现金支付完毕。第三人舒丹萍陈述，转账10万元用于偿还借款本金，存款凭证3万元是20万元借款的利息；利息按约定两分计44000元，周太胜通过银行存款3万元，加上后面支付的现金4000元而非7万元现金，总共支付了34000元利息，还有10万元借款本金和1万元利息抵作股权转让款11万元；借条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被周太胜撕毁。余勇认可舒丹萍的陈述，不认可周太胜的主张及现金。 第三笔、2016年6月30日余勇向周太胜转款4万元，注明是“工程款”。 余勇主张该4万元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万元。周太胜陈述该4万元是其与余勇合伙成立了另一家公司产生的前期投资款。 第四笔、2016年7月27日，舒丹萍向周太胜转款15万元。 第五笔、2016年7月29日舒丹萍向周太胜转款12万元。 周太胜、余勇及舒丹萍均确认上述两笔中的25万元，是舒丹萍支付舒丹萍自己受让10%股权的转让款；剩余2万元，周太胜认为是舒丹萍应该承担的房屋租金，而余勇与第三人却认为2万元是周太胜向余勇的借款。 第六笔、2016年9月14日舒丹萍向周太胜转款5万元。 第七笔、2016年9月16日舒丹萍向周太胜转款3万元。 该两笔转款已经（2019）川13民终785号民事判决书以民间借贷判决处理。 第八笔、2018年8月19日余勇向周琼华（周太胜姐姐）转款5000元，注明是“利息”。余勇却主张该5000元是借款。周太胜则认为是双方合伙成立的另一家公司所产生的烟酒钱。 一审法院认证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周太胜举出《股份转让协议》能够证明余勇应向周太胜支付25万元股权转让款，且双方无异议，因此周太胜已完成举证责任。余勇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承担举证责任，一是按照合同“以甲方收据为准”的约定，余勇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应持有周太胜的收据，而在本案中未能举出相关收据等直接证据；二是余勇举出的八笔转款中，①有两笔都在交易账单中注明“利息”或“工程款”，而没有哪笔注明是“股权转让款”；②有几笔余勇都认为是借款转为股权转让款的，但又无其它证据予以佐证，且周太胜予以否认；③有两笔又通过法院直接认定为借款。因此，在余勇无直接证据（收据）证明、间接证据（转款凭证等）周太胜又不认可而又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站在余勇角度分析，①八笔转款695000元扣除舒丹萍股权款25万元、法院判决借款10万元及余勇陈述已还借款部分，余额也不等于25万元，不合逻辑。②八笔转款中有三笔发生在《股份转让协议》之前，如要抵扣股权款，完全可以在签定《股份转让协议》时予以抵扣，而客观上没有在协议中标注，不合常理。③借款转抵股权款，在没有抵扣完毕时，为何周太胜对第六、七笔转款又向舒丹萍出具借条，不合情理。④转款时间跨度长，依据协议应承担滞纳金，而无证据显示滞纳金是怎么处理的，不合约定）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根据证据规则由余勇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实难从法律事实角度认定余勇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当然，余勇或转款人可以根据转款事实而形成的借贷等法律关系另行主张自己的权利。 2016年7月1日，周太胜将其拥有的仪陇县万豪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份中的又一10%股权（折合25万元）转让给第三人舒丹萍，且舒丹萍已成为公司股东。也就是说，余勇与第三人舒丹萍在周太胜处分别受让了10%股权。 一审法院认为，1、本案《股份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而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应按照协议积极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周太胜将其10%的股权转让给余勇，余勇在无充分证据证明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下，就应该按约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至于余勇抗辩《股份转让协议》中“以甲方收据为准”不是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而是周太胜单方意思表示，但未举出相关证据支持其抗辩，故不予采信该抗辩意见。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本案合同仅对周太胜和余勇具有约束力；但余勇与孙英系夫妻关系，且余勇从《股份转让协议》中受让的股权又办理至孙英的名下，应认定该受让行为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欠付的股权转让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余勇、孙英应共同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相关义务。3、至于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虽然周太胜主张违约金5万元和从2016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资金利息，以及《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按延迟部分价款每日千分之三支付滞纳金，但余勇认为不存在违约责任，加之，均未举证证明，因余勇未支付股份转让款给周太胜造成的实际损失额和可期待利益额，结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年11月8日）》第五十条的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一审法院酌定违约责任（滞纳金）以欠付转让款25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2日起到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较为适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余勇、孙英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周太胜支付股权转让款25万元及滞纳金（其滞纳金以欠付股权转让款25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2日起到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二、驳回周太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保全费1770元，计7570元，由余勇、孙英负担。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余勇、孙英是否应当向周太胜支付股权转让款25万元。 余勇、孙英称，通过李盛权的账户于2015年6月6日向周太胜转款10万元；2015年6月15日通过第三人舒丹萍向周太胜转款20万元，2016年5月14日周太胜归还借款本金10万元，尚欠本金10万元，总计借款本金20万元，其中有利息的结算。于是在2016年6月30日向周太胜又转款4万元，将股权转让款付清。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首先，余勇、孙英主张的上述三笔款项，时间均发生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其次，第二笔款项性质系周太胜向舒丹萍借款，第三笔款项性质注明是工程款；再次，上述三笔款项的金额亦与股权转让款25万元不一致；最后，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亦没有对上述三笔款项进行结算，并约定转为余勇、孙英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因此，余勇、孙英主张已支付股权转让款25万元，依据不充分，不予采信。余勇、孙英关于周太胜否认八笔转账是支付股权转让款，应当由周太胜举证，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余勇、孙英上诉认为，如果没有交纳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不可能不催收，不可能将其列为正式股东，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并参与公司管理以及参与分红问题。本院认为，周太胜与余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变更登记孙英、舒丹萍成为公司新股东，并参与公司管理及分红的事实，并不能以此认定余勇、孙英已经向转让人周太胜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余勇、孙英仍然应当对是否支付转让款情况提供证据。 综上，余勇、孙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余勇、孙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辉 审判员 李卫东 审判员 雷发军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廖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