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民申207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衍秋，男，196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邑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葛淑珍，女，1963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邑市。以上两再审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吉林，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桂茂，男，1949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邑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经济开发区北海路3323号。负责人：王琛松，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刘衍秋、葛淑珍因与被申请人黄桂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7民终3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衍秋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拖拉机的驾驶人是胡富杰，并非刘衍秋，一、二审法院认定由申请人刘衍秋驾驶拖拉机发生本案事故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在事发当日，公安派出所调取了刘衍秋、胡富杰的证言，所反映的内容是一致的，是胡富杰驾驶拖拉机工作时黄桂茂不慎自陷风险，导致受伤，并非刘衍秋驾车。通过一审第二次开庭当庭播放的消防队录制的报警现场录像显示，胡富杰在现场向旁边走去，由于其驾车伤到了黄桂茂，心里紧张不敢靠前，便委托刘衍秋参与了抢救活动，这份电子数据是由黄桂茂申请法院调取，且黄桂茂也认可上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2017年12月11日，昌邑市公安局对祝永岱、黄桂斌、黄某的询问笔录不能证明申请人刘衍秋驾驶拖拉机，该三名证人在事发时并不在现场，被申请人黄桂茂大儿子黄炳涛作为代理人参加一审庭审时称，事发时除了本案当事人外没有其他人在场。该案事发后，派出所已经进行了调查，经初查不属于刑事犯罪和治安处罚案件。祝永岱、黄桂斌、黄某三名证人证言是在事后1年零9个月后在公安派出所制作，相比公安派出所事发后按法定程序立即对没有受到外界干扰的胡富杰、刘衍秋所作的调查来说，该三人事发时不在场，只是救援开始很久才到现场，其证言不应当被采信，况且证人中有黄桂斌、黄某是黄桂茂自家兄弟。该三名证人的证言违反了证人及时某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询问。三位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没有接受双方当事人及法官的盘问，没有法律效力。其次，胡富杰、刘衍秋的证言是第一次开庭时，黄桂茂一方向法庭提交，说明黄桂茂是认可该证据效力的，其提供了前后相互矛盾的证据，根据民法上“禁止反言”，应以第一次的原始证言为准。综上，应依法确认胡富杰、刘衍秋的陈述的效力。在事发之初保险理赔时，黄桂茂向保险公司陈述是胡富杰驾车，关于这些理赔材料，申请人在原审中申请法院调取，均未予调取。本案中胡富杰作为驾驶人，申请人刘衍秋作为居间人，在被申请人黄桂茂受伤住院后，胡富杰出于人道主义，同时考虑虽然主观无过错，但毕竟导致黄桂茂受伤，因为刘衍秋与黄桂茂同村，并且是刘衍秋从中介绍农田作业，便委托刘衍秋向黄桂茂之子黄炳涛账户通过农行分别存入现金7700元、7000元。申请人只是从中帮忙转钱就成了赔偿主体缺乏依据。综上，本案车辆所有人和驾驶人系胡富杰，原审法院认定刘衍秋驾车无证据支持。(二)1.本案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拖拉机载旋耕器的操作流程明确说明，不需要人在机器后方与周围指挥，胡富杰在前方驾驶拖拉机，土豆播种机在行驶时，其速度比较慢，比人一般步行稍慢，黄桂茂的土豆田南北长150米，拖拉机从南向北行驶至离地北头30余米时黄桂茂受伤，也就是说拖拉机在下地时后面是没有人跟随的，前120米拖拉机是在正常行驶播种，被申请人黄桂茂显然是自己跟上去的，黄桂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能辨认此行为的危险性，而且，驾驶人员胡富杰在前行驶掌握方向不偏离航线，匀速行驶保证土豆的间距，不可能顾及拖拉机后方的情况。驾驶员并无主观过错，黄桂茂属于自陷风险，与他人无干。2.本案属于交险强赔付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的规定。本案中拖拉机播种必须以行驶为前提，拖拉机在农田内行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完全可以参照适用解释的规定赔偿。本案中的拖拉机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约定的类型，同时本案车辆本身的用途就是为农业生产、作业，不能狭义地理解只有被保险车辆在道路上“通行”时才符合交强险的赔偿条件，保险公司在清楚地了解此情况下承保了交强险，形成了明确的保险合同关系。被申请人平安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在交强险赔偿责任范围内向被申请人黄桂茂承担赔偿责任。3.退一步讲，本案的车辆所有人是胡富杰，那么本案农田作业所涉及的承揽合同的合同主体为胡富杰与黄桂茂，即使查不清楚是谁开的车辆，胡富杰是合同的主体、经营人、受益人是明确的，承担责任的主体当然是胡富杰，与刘衍秋无关。一、二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4.本案申请人葛淑珍更不应作为赔偿责任主体。申请人刘衍秋并不是本案的侵权人，原审法院却认定属于两申请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从事生产、经营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这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属认定事实错误，所以申请人葛淑珍不应作为赔偿责任主体。5.胡富杰搞错了左右腿可能是公安笔录记录员把左写成右造成的笔误，这种笔误瑕疵不能推翻整个笔录的法律效力。本案胡富杰是拖拉机播种的驾驶人、经营者、受益人，刘衍秋只是胡富杰与黄桂茂的居间介绍人，只是因为接受胡富杰的委托参与了黄桂茂的救援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有三：一是涉案拖拉机发生事故时驾驶员主体的认定；二是葛淑珍应否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三是平安保险公司应否对涉案事故承担交强险的赔付责任。针对涉案拖拉机进行土豆播种作业时驾驶员为刘衍秋还是胡富杰的事实认定问题。虽然刘衍秋与胡富杰均称系胡富杰驾驶，但事故受害者黄桂茂及当时事故现场的在场人员黄炳涛、同村村民祝永岱、黄桂斌、黄某均主张系刘衍秋驾驶。相比较双方证人而言，刘衍秋的主张仅有其表弟胡富杰证明，而黄桂茂的主张除其子黄炳涛、其兄弟黄桂斌外还有在场的同村村民祝永岱及黄某在公安机关调查笔录作证。公安机关调查笔录系有权机关对案件所涉人员所作的询问，具有法律效力，且已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有效证据采信。黄桂茂所举证据相比刘衍秋之举证更具有证据优势。并且胡富杰在一审法庭调查时认可涉案车辆系其表哥刘衍秋以胡富杰的名义投保，这与祝永岱、黄桂斌、黄某所称刘衍秋经常驾驶拖拉机在村里揽活经营及刘衍秋事后支付部分赔偿款的行为相吻合，印证了刘衍秋是涉事车辆的经营人、受益人。综上，原审根据证据优势规则认定刘衍秋为车辆驾驶人并无不当。刘衍秋作为驾驶人员，应当预知播种机的危险性而未对黄桂茂加以提醒，对黄桂茂随车查看的行为未及时制止，原审考虑到黄桂茂自身过失酌情将刘衍秋的赔偿比例确定为65%，自由裁量适当。葛淑珍作为刘衍秋妻子，是刘衍秋经营行为的受益人，刘衍秋为家庭经营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审判令葛淑珍与刘衍秋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关于平安保险公司应否赔付交强险的问题。经查阅涉事车辆交强险保单，涉事车辆作为运输型拖拉机进行投保，而非兼用型拖拉机。涉事车辆是在农田作业时发生事故而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明显不属于运输型拖拉机交强险的投保范围。原审认定平安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刘衍秋、葛淑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衍秋、葛淑珍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贾新芳审判员  崔志芹审判员  李召亮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法官助理陶新枝书记员郭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