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23868号原告：叶帝彬，男，198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菊，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安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11-115号2718房。法定代表人：张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颖鹏，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钦涛，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关俊超，男，198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宇鹏，广东富来之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叶帝彬与被告广州安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公司）、关俊超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粤0104民初1417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安信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粤01民终13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现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依法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帝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菊，被告安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潮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颖鹏、江钦涛，被告关俊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宇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退还理财款25万元；2.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期间的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以25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35%计算，自2017年8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3月15日为6706.25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关俊超是被告安信公司的股东,也是安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因理财需要,经朋友介绍与被告关俊超相识后,便多次委托被告关俊超及安信公司为其理财。2017年7月28日,原告再次委托被告关俊超及安信公司为其理财,并按照被告安信公司的要求,分别于2017年7月28日、2017年7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100000元和149999元理财款支付至被告关俊超的个人银行账户,剩余1元,原告以现金方式支付。被告安信公司确认关俊超收到原告的款项后,于2017年8月5日向原告出具《收款单》,载明:“现本公司:广州安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收取叶帝彬先生用于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二十五万人民币,时效三个月”。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安信公司应于2017年11月5日前向原告退还理财款本金并支付理财收益,但时至今日,被告安信公司既未向原告退还理财款本金也未向原告支付理财收益,原告多次向被告安信公司及关俊超要求退还理财款本金并支付理财收益,两被告均互相推诿并予以拒绝。原告认为,原、被告间已成立合法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被告应按合同约定为原告购买理财产品,并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原告退还理财款本金并支付理财收益。被告现违反合同约定,拒绝向原告退还理财款本金并支付理财收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两被告应共同退还原告理财款本金。因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未如期向原告退还理财款本金并支付理财收益,造成原告的损失,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被告安信公司辩称，一、原告提交的证据“25万元收款单”中所盖有被告安信公司的公章是伪造，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被告安信公司从未向原告出具“25万元收款单”。被告安信公司对本案证据“25万元收款单”进行简单比对了，凭肉眼即可简单看出被告安信公司所持公安局备案公章与该证据所盖公章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大小、字体等差异，明显可知“25万元收款单”的公章属于伪造，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对此，被告安信公司己向法院申请对该证据的公章进行鉴定，以便查清案件事实，认定事实清楚。二、被告安信公司从未与原告发生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更未收取原告任何款项。首先，被告安信公司从未接受原告的委托为其购买、办理及管理理财产品;其次，根据原告陈述以及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所称于2017年7月28日、7月31日支付25万元至被告关俊超账户购买理财产品，而2017年7月期间被告安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嘉锐（兼执行董事及经理），被告关俊超未在公司担任职务，未经授权其根本无权代表被告安信公司与他人建立业务关系，更不可能出现被告安信公司委托被告关俊超收取客户款项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被告安信公司亦并无向原告账号支付的25万元，亦无任何证据显示被告安信公司从原告或被告关俊超处取得了所谓“25万”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款项。最后，被告安信公司作为专业的咨询服务公司，均会与建立合同关系的客户签订专业的委托合同，保障客户权益以及避免产生纠纷。而本案中被告安信公司与原告从未签署委托合同，收款收据中的公章亦属于伪造的，因此本案不应由被告安信公司退还款项。三、实际上本案是属于原告与被告关俊超之间的民事纠纷，本案与被告安信公司无关。首先，根据原告诉讼材料所述，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关俊超的接触、转账均在2017年期间，而被告关俊超在2017年期间并非被告安信公司的股东，被告安信公司在此期间亦无授权被告关俊超代表被告安信公司与他人建立合同关系；其次，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及其多次委托被告关俊超与被告安信公司进行理财，但被告安信公司从不认识原告，双方亦从未建立过委托合同关系。由此可推断，原告一直只与被告关俊超联系沟通，委托的仅是被告关俊超本人，并非作为公司的被告安信公司；最后，本案中原告进行大额的理财投资，但其从不签署委托合同、不了解也从不书面约定详细的理财收益情况或风险、通过转账至他人私账支付的理财款的行为均不合理。因此可知，原告是通过个人转账委托被告关俊超个人，本案应属于原告与被告关俊超的民事纠纷，与被告安信公司无关。综上所述，被告安信公司从未与原告建立合同关系和收取理财款项，原告主张被告安信公司退还款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关俊超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被告安信公司的合同关系与被告关俊超无关联。被告关俊超无提交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安信公司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被告安信公司应向原告返还理财款25万元。为此，原告提交了一张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5日并加盖有“广州安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字样印章的《收款单》，载明：“现本公司：广州安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收取叶帝彬先生用于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二十五万人民币，时效三个月。收款银行：工商银行，账号62×××95，收款人：关俊超。特此证明。”被告关俊超表示该《收款单》不是其交给原告的，其在上述《收款单》载明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5日，被告关俊超在该时间只是被告安信公司的股东，并非被告安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掌握公章，对盖章情况不了解，不清楚原告如何拿到该《收款单》。被告安信公司对上述《收款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提交了《刻章许可证》及刻章发票予以证明，并申请对《收款单》所加盖的“广州安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字样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当事人未能对鉴定机构的选定达成一致意见，本院经摇珠确定由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被告安信公司预交了鉴定费5100元及取证费用2800元，合计7900元。2019年12月10日，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与本院一同到广州市南沙区政务中心调取了发证日期为2015年12月14日、穗公印字No:A1553730《刻章许可证/印章启用申请书》原件作为印章鉴定的样本1。次日，该所与本院一同到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被告安信公司留存在该局的档案材料原件作为印章鉴定的样本，其中样本2-1-1为2016年9月14日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本2-1-2为2016年9月22日的《广州安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样本2-2-1为2016年8月3日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样本2-2-2为2016年8月3日的《任免职证明书》，样本2-3-1为2018年1月26日的《【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样本2-3-2为2018年1月26日的《广州安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样本2-4-1为2018年5月31日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本2-4-2为2018年5月31日的《广州安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9年12月16日，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标称时间为2017.8.5的《收款单》上内容为“广州安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内容为“广州安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原告表示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收款单》上的印章是被告关俊超带着原告到被告安信公司的办公场所内所加盖，被告关俊超当面交给原告的，故原告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构成表见代理。被告安信公司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关俊超表示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被告关俊超并不掌管公章，检材文件也并非是由被告关俊超提供。此外，原告还提交了其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日期为2017年7月23日至2017年8月1日的个人明细对账单，显示原告向被告关俊超（账号：62×××95）付款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日期              金额（元）              序号              日期              金额（元）                  1              2017年7月28日              50000              6              2017年7月31日              50000                  2              2017年7月28日              50000              7              2017年8月1日              50000                  3              2017年7月31日              50000              8              2017年8月1日              40000                  4              2017年7月31日              31900              9              2017年8月1日              20000                  5              2017年7月31日              49999              10              2017年8月1日              50000                                                               合计                             441899      上述个人明细对账单显示原告于2017年7月31日向被告关俊超转账上述序号为6的50000元的款项后，原告的账户余额仍有27957.4元。庭审中，原告先是主张上述序号为1、2、3、5、7的五笔款项合计249999元以及被告关俊超向原告支付的1元现金，合计25万元，为本案的理财款项。后在本院指出其该说法与其在起诉状中的陈述不一致时，原告又表示上述序号为7的5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上述序号为1、2、3、5、6的五笔款项合计249999元以及被告关俊超向原告支付的1元现金，合计25万元，为本案的理财款项。被告关俊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确认原告所述的上述序号为1、2、3、5、6的五笔款项合计249999元为本案理财款项，是代被告安信公司收取的，对于其中1元是通过现金支付的说法需庭后核实，但至今未向本院回复。关于上述序号为4、7、8、9、10的五笔合计191900元的款项，原告表示是被告关俊超在原告处赌球赢了钱，故原告向其转账其所赢的钱。被告关俊超表示上述191900元款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至于款项性质是否如原告所述，需庭后核实，但其至今未向本院回复。被告关俊超还表示其现在已退出被告安信公司的经营，被告关俊超与被告安信公司的股东之间就公司的财产账目问题尚有纠纷未处理完毕，故对原告给被告关俊超的款项是否在被告安信公司其他股东与被告关俊超的往来款中已经进行抵扣尚不明确。庭审中，原告表示：原告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合同当事人为原告与被告安信公司；原告与被告安信公司并未签订有书面的委托理财合同，原告并非委托被告安信公司理财，而是为了委托被告安信公司为原告进行贷款，是被告关俊超告知原告贷款需要做理财，说是银行的要求，原告为了贷款就按被告关俊超的指示分别支付了18万元、25万元,原告只是按照被告关俊超的要求支付款项，并不清楚被告安信公司有无为原告购买理财产品，也不知道理财收益，被告安信公司也没有告知原告，被告安信公司不收取理财收益，只按成功贷款金额的5%收取贷款点数，但对于25万元的款项，因被告安信公司没有成功帮原告贷款，因此没有收取该笔贷款点数；18万元的支付时间大概是在2017年6月，未签订书面合同，理财期限1个月，到期后被告关俊超已经还给了原告并向原告支付了理财收益1000多元，原告将《收款单》退回给被告关俊超，未保留有复印件或照片，但该款项与本案无关；后来因为被告关俊超打架被公安机关拘留，贷款无法进行，原告要求被告安信公司的员工朱文冲，即被告安信公司的股东广州中臻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排其他工作人员继续跟进，朱文冲告知原告贷款无法进行，于是将罗世玉介绍给原告，通过罗世玉介绍另一家贷款中介公司即万众惠普科技（大连）有限公司给原告办理贷款，该中介公司帮原告贷款320多万元后，原告要求被告安信公司退还理财款25万元，两被告互相推诿，至今没有退还，当时贷款原告向朱文冲支付了两次所谓的贷款开档费（两笔均为3500元，其中一笔通过微信转账，另一笔通过银行转账），后来由于原告手机丢失，目前无法从手机找到该两笔款的转账记录。为证明上述说法，原告庭后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微信转账截图，显示收款方微信名称为“相见恨晚”，金额为3500元，转账时间及收款时间均为2017年6月15日。原告表示“相见恨晚”为中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朱文冲。2.签订日期为2017年11月23日的《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载明：借款人为原告、罗玉珍，贷款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贷款期限自2017年11月23日起至2046年11月23日止，贷款用途为房抵经营贷，贷款金额为200万元。3.《咨询与服务合同》，载明：签署日期为2017年11月29日，借款人为罗玉珍，居间人为万众惠普科技（大连）有限公司，借款人委托居间人为借款人提供居间服务，即促成第三方机构（出借人）与借款人签署借款合同等并完成相关借款手续，借款人向居间人支付信息咨询费、账户管理费，信息咨询费为借款本金的1%，借款期限内的账户管理费为借款本金的0.5%/月，逾期期间的账户管理费为借款本金的0.65‰/日；36期、60期产品借款人提前还款的，提前还款违约金计算方法如下……；12期产品提前还款不收取违约金；附件载明出借人为本溪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明支行，借款本金为98万元，借款期限为60期。该合同并无万众惠普科技（大连）有限公司的盖章或授权人员签名。4.签订日期为2017年11月29日的《个人借款合同》，载明：借款人为罗玉珍，贷款人为本溪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明支行，贷款金额为98万元，贷款期限自2017年11月29日起至2022年11月28日。被告安信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具体的收款人，被告安信公司也未收取原告的款项，经营范围也不包括委托理财，也未授权其他人员向原告收取委托理财款项；对证据2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安信公司未参与该证据所涉及的事宜；对证据3-4不予认可，该证据的当事人均非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被告关俊超未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就上述证据提交质证意见。被告安信公司表示其与原告从未有过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合同关系或经济往来，被告安信公司是经营汽车供应链业务，并没有协助涉案类型贷款的业务。原告主张其到被告安信公司处时，是被告安信公司的前台以及朱文冲与原告对接，但不清楚朱文冲是否被告安信公司的员工。对于原告所称的被告关俊超已向原告偿还理财本金18万元及收益，被告关俊超的代理人表示不清楚，需与被告关俊超核实后回复本院，但其至今未提交书面回复。原告、被告关俊超均确认，被告关俊超收取原告25万元后，并未向原告归还过该笔款项。原告与被告安信公司均确认双方并未有过资金往来关系。原告表示因被告关俊超收取款项，故主张被告关俊超承担还款责任。另查明，原告在（2018）粤0104民初14173号案庭审中陈述开档费只有一笔，对此，原告解释称，在该案庭审时原告没有找到微信转账记录，只是大概记得是3000多元。再查明，被告安信公司系于2015年12月9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供应链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软件开发；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务；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及提供（金融信用信息除外）；代办按揭服务；受金融企业委托提供非金融业务服务；投资管理服务等。2016年8月8日，被告安信公司的股东从张潮变更为中臻公司、刘嘉锐、温文海、被告关俊超，法定代表人从朱凯明变更为刘嘉锐，张潮仍担任监事。2018年1月29日，被告安信公司的股东从中臻公司、刘嘉锐、温文海、被告关俊超变更为中臻公司、被告关俊超，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从刘嘉锐变更为被告关俊超，张潮仍担任监事。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中臻公司系于2010年9月8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8月26日，中臻公司的股东从张潮、朱文冲变更为朱文冲。2019年9月10日，中臻公司的股东从朱文冲变更为梁晓军、朱文冲。2019年11月6日，中臻公司的股东从梁晓军、朱文冲变更为朱文冲。2020年1月17日，中臻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经理、董事均从朱文冲变更为罗旭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被告安信公司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二、两被告应否向原告返还款项25万元及支付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一、经鉴定，原告所提交的《收款单》上所加盖的“广州安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印文与被告安信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印文以及留存于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文件上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收款单》中的印章为被告安信公司曾经使用或目前在用的印章。原告主张《收款单》上的印章是被告关俊超在被告安信公司的办公场所内所加盖，原告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构成表见代理，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关俊超对此亦不予认可并且否认《收款单》是其向原告提供。综上，本院对《收款单》不予采信。二、原告主张本案的理财款项为25万元，其中249999元通过银行转账，1元通过现金支付。首先，原告于2017年7月31日向被告关俊超转账支付原告所主张的249999元中的最后一笔50000元的款项后，原告的账户余额仍有27957.4元，原告为何要通过现金方式向被告关俊超支付余下1元，该支付方式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被告关俊超主张249999元是代被告安信公司向原告收取的理财款项，但其在收取款项期间只是被告安信公司的股东，并非法定代表人，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原告收取的涉案款项已转给被告安信公司或用于公司经营，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关俊超有代被告安信公司收取理财款项的权限，故原告主张该款项是原告与被告安信公司之间的款项，本院不予采信。三、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安信公司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但双方既未签订合同，原告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安信公司就委托理财的具体理财期限、理财产品、收益情况等内容进行过约定，原告甚至未能陈述委托理财的内容，其后又表示其向被告关俊超支付款项的目的并非委托理财，而是委托被告安信公司办理贷款，不符合正常的商事行为模式，原告主张上述款项为委托理财款项，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再者，原告陈述其在2017年6月曾向被告关俊超转账支付18万元，被告关俊超向原告出具了收款单，一个月到期后被告关俊超向原告返还本金18万元及收益1000多元，对此，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且该陈述与其陈述的被告安信公司按成功贷款金额的贷款点数不符。此外，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未能显示转账方的信息，转账时间2017年6月15日与原告陈述的被告关俊超先收取理财款项，原告再向朱文冲支付所谓的贷款开档费的时间先后顺序不一致，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微信转账的收款人为朱文冲。《咨询与服务合同》并无居间人的签章，而且除了按借款本金的1%收取的信息咨询费外，该合同还约定按借款本金的0.5%/月收取借款期限内的高额账户管理费以及按借款本金的0.65‰/日收取逾期期间的高额账户管理费，更提及“12期产品”、“36期、60期产品”，明显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性质。《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及《个人借款合同》合计的贷款金额298万元也与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的320万元不一致。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安信公司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或其他合同关系，且原告的陈述之间以及陈述与证据之间均存在多处矛盾，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原告与被告安信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安信公司收取了原告的款项，故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安信公司返还款项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委托理财款项25万元的支付期间，原告还同时向被告关俊超支付了高达191900元的款项，原告自认是被告赌球所赢的款项，因此，本案的25万元不排除是原告与被告关俊超之间的其他交易款项，原告主张被告关俊超在本案中返还款项及支付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叶帝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50.6元，保全费1770元，鉴定费5100元及取证费用2800元，均由原告叶帝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龙健美人民陪审员  黄晓群人民陪审员  张友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易斯国书记员文蓓婕法庭记录员郑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