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0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卫祥，男，197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伟，绍兴市柯桥区钱清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利江，男，197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江,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真,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审被告：绍兴柯桥金葵花绣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江墅村。 法定代表人：朱木根，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伟，绍兴市柯桥区钱清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朱卫祥因与被上诉人沈利江、原审被告绍兴柯桥金葵花绣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葵花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8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与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朱卫祥、原审被告金葵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伟、被上诉人沈利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江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卫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沈利江对朱卫祥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判令朱卫祥与金葵花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逻辑错误和概念混淆、适用法律不当等情况，应予纠正。一、事实认定错误。沈利江与金葵花公司之间存在买卖交易往来，由沈利江向金葵花公司供应轻纺面料。2015年、2016年金葵花公司向沈利江退货121252元，2015年9月2日至2016年2月4日，金葵花公司累计支付货款600000元。朱卫祥作为金葵花公司的业务员，代理金葵花公司与沈利江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朱卫祥的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金葵花公司承担。截止2016年7月10日，金葵花公司尚应支付给沈利江的货款金额为659300元，朱卫祥并非以个人名义而是以金葵花公司业务员身份向沈利江出具了对账单，该对账单中货款合计659300元并非朱卫祥个人认欠沈利江货款，对账单中特别注明了“含税”两字，足以认定朱卫祥以金葵花公司名义出具对账单，并要求沈利江开具给金葵花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朱卫祥在该对账单中未明确表示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亦未表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如果是朱卫祥以个人名义出具对账单，绝不会出现“含税”两字，更不可能亦不会要求沈利江对个人付款后开具税务发票，不符合正常交易情况。故朱卫祥出具对账单的行为不属于债务加入，原审判决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二、逻辑错误和概念混淆。朱卫祥以金葵花公司名义出具对账单之后，金葵花公司追认朱卫祥的行为，该货款应由金葵花公司支付，从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2623号案件对金葵花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木根的询问笔录中,朱木根认可朱卫祥以金葵花公司名义出具对账单给沈利江。对账单出具后，因不属于债务加入，朱卫祥个人从未支付过货款，金葵花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支付货款70000元、2017年1月23日支付货款50000元、2017年5月19日支付货款30000元、2017年10月31日支付货款50000元，共计200000元。金葵花公司指示案外人绍兴龙盾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盾公司）于2018年8月2日支付货款30000元、2018年12月29日支付货款15000元，共计45000元。金葵花公司尚应支付给沈利江货款414300元。原审判决以“被告朱卫祥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完全明白其出具的对账单记载的含义及相应法律责任”为由认定为债务加入，完全系主观臆断，将朱卫祥的行为认定为债务加入是不成立的，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合同法对于债务加入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做法虽然不一致，但是都有一个必要条件，即要由第三人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应当是明确的。本案中，不能以朱卫祥有出具对账单的行为就推定为债务人。对账单出具之后，金葵花公司又支付货款共计245000元，未付清剩余货款414300元，沈利江只能向金葵花公司主张权利。三、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依照的法律规定，没有可以作出朱卫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判决依据。原审判决只是在“本院认为”中进行了不符合事实的推测，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严重损害了朱卫祥的合法权益。 沈利江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适当，请求驳回上诉。朱卫祥认为其是以公司业务员名义向沈利江出具对账单，这并非事实。对账单无法体现朱卫祥的业务员身份，其是以个人名义向沈利江出具对账单，证明朱卫祥欠沈利江款项的事实。金葵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朱卫祥的父亲，其是为了帮助朱卫祥逃避债务，说法当然是有利于朱卫祥的。关于龙盾公司的付款也是为了帮助朱卫祥，一审的相关认定并无不当。 金葵花公司述称，对一审法院认定结欠的货款没有异议。一审中金葵花公司已经向法庭陈述本案案情，朱卫祥系金葵花公司的员工，在本案中系业务员身份，其民事行为的后果由金葵花公司承担。金葵花公司同意朱卫祥的上诉事实和理由，该货款应由金葵花公司支付给沈利江，与朱卫祥无关。 沈利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金葵花公司、朱卫祥支付货款414300元，并赔偿该款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至判决确认履行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利江与金葵花公司之间存在买卖交易往来，由沈利江向金葵花公司供应轻纺面料。2015、2016年间，沈利江共计向金葵花公司供应价值1380552元的货物，金葵花公司向沈利江退货121252元，金葵花公司及其指示的案外人龙盾公司共计向沈利江付款845000元，金葵花公司至今尚欠沈利江414300元未付。2016年7月10日，讼争业务金葵花公司经办人员朱卫祥向沈利江出具对账单一份，该份对账单明确记载朱卫祥个人尚欠沈利江659300元（为出具对账单时金葵花公司的欠款金额）。因金葵花公司、朱卫祥均未按约支付剩余欠款414300元，沈利江遂多次起诉来院，前两次起诉案号分别为（2019）浙0603民初2623、5549号，后沈利江分别撤回起诉，本次诉讼为沈利江第三次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沈利江与金葵花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经双方陈述一致可以予以确认，该合同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时全面履行约定或法定义务。现沈利江已履行了相应的供货义务，金葵花公司未及时按约支付货款，是引起本案纠纷的原因，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对于沈利江要求金葵花公司支付尚欠货款、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朱木根出具对账单的行为性质如何，其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该院认为，对于沈利江关于金葵花公司、朱卫祥共同购买货物的主张，缺乏相应证据支持，也不符合一般交易的特征，不予采纳。而朱卫祥在明知交易相对方是金葵花公司的情况下，仍然愿意以个人名义出具对账单给沈利江，在对账单中明确表示愿意以个人身份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虽然其在对账单中并无关于债务加入的明确法律名词表述，但其个人承担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明确无疑，故可以认为其自愿加入金葵花公司尚欠沈利江的债务中，对于沈利江要求朱卫祥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金葵花公司、朱卫祥应共同支付给沈利江货款4143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8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款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对于沈利江与金葵花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金葵花公司尚欠沈利江货款414300元的基本事实并无争议，可予确认，各方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朱卫祥是否应就金葵花公司尚欠货款承担付款责任。朱卫祥主张其系金葵花公司的业务员，代表公司出具案涉对账单，并非其个人作出认欠货款的意思表示。原审被告金葵花公司也认可朱卫祥系公司业务员，应由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沈利江辩称朱卫祥是以个人名义出具对账单，金葵花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朱卫祥之父，其陈述是为了帮助朱卫祥逃避责任。经审查，朱卫祥向沈利江出具对账单载明，“经双方对账，确认朱卫祥尚欠沈利江货款合计659300元”，由此朱卫祥个人作出认欠货款之意思表示明确、清晰，沈利江要求朱卫祥支付货款理据充分，一审法院判令金葵花公司与朱卫祥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朱卫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15元，由上诉人朱卫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华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斌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