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5民终4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顾脊艳，女，1981年2月5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军，通化市东昌区龙泉街道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林，男，196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集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红，北京京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梅，女，197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集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红，北京京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顾脊艳、上诉人刘德林因与被上诉人王永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9）吉0502民初2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脊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9）吉0502民初237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由刘德林、王永梅对400万元借款本息及21万元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对二被上诉人不共同承担偿还借款本息责任，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一、刘德林向上诉人借款400万元（注明借款买货用），实际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该贷款是二被上诉人夫妻共同经营的集安市大成参业有限公司期间的生产经营周转贷款，二被上诉人应共同偿还。2012年3月19日刘德林、王永梅夫妻共同出资注册成立集安市大成参业有限公司。刘德林设立的集安市清河镇大成人参收购部（个体工商户），于2012年3月13日被核准注销。二被上诉人是在共同出资成立集安市大成参业有限公司（2012年3月19日成立）后，于2012年4月28日向建行集安支行贷款400万元，且与银行约定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周转。2013年5月14日，刘德林为生产经营性周转用途的400万元贷款，划入集安市清河镇大成人参收购部时，集安市清河镇大成人参收购部（2012年3月13日）已被核准注销，被上诉人夫妻将该贷款用于大成公司的生产经营。因为，二被上诉人作为集安市大成参业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和实际经营人（刘德林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永梅为监事），共同经营集安市大成参业有限公司的人参生意。被上诉人将向上诉人的借款400万元，偿还建行的贷款。王永梅现在还是集安市大成参业有限公司的监事，还在经营集安市大成参业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400万元无论是借款买货用，还是偿还银行贷款，都是用于被上诉人夫妻大成公司的共同生产经营，生产经营的收益也是被上诉人夫妻共同所有。所以，二被上诉人应共同偿还上诉人的借款。二、刘德林向上诉人借款21万元，是二被上诉人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二被上诉人应共同偿还。刘德林于2016年3月3日、2016年3月4日分三次向上诉人借款21万元，注明向他人转货款。2016年3月时，刘德林、王永梅共同经营大成参业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借款21万元偿还人参货款，是被上诉人夫妻二人偿还公司经营期间所欠他人的债务，二被上诉人应共同偿还。三、从集安市人民法院（2018）吉0582执334号执行案件内容可以看出，同为被执行人的被上诉人夫妻，是建行集安支行贷款的共同借款人，二被上诉人应共同向上诉人偿还借款。2012年4月28日到2016年8月12日，刘德林、王永梅持续、多次向建行集安支行“用于借新还旧”的贷款。2016年8月12日，建行集安支行与刘德林、王永梅签订《农户借款合同》，经通化县公证处[（2016）吉通证经字第65号]公证书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建行集安支行向集安市人民法院对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申请强制执行，被上诉人王永梅也是被执行人，二被上诉人将银行贷款用于夫妻公司的经营，二被上诉人应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是数额较大的债务，将该笔借款用于二人公司的共同生产经营，公司经营的收益也是被上诉人夫妻共同所有，二被上诉人应共同偿还。所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上诉人现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刘德林、王永梅辩称，刘德林、王永梅不认可顾脊艳的上诉请求，顾脊艳在诉讼中主张的借款系刘德林的个人借款，用途也仅用于个人的事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顾脊艳所出示的欠条也是顾脊艳个人书写，并无王永梅签字认可，王永梅对所借款不知情，顾脊艳主张400万元系偿还建设银行贷款也不属实，事实上该笔贷款并未偿还，而是通过转贷形式继续向建设银行偿还，在一审中顾脊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借款系偿还贷款。刘德林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吉0502民初2370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371万元；2.请求判决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刘德林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条上“利息2分即指按月利息2%计算”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借条上写明的“借顾脊艳人民币肆佰万元整，用府佳名居住宅楼，大清沟、天桥沟林下参合同抵押借款买货用（利息2分）”其中“利息2分”属于约定不明，应当判决不支付利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近亲属关系，上诉人的借款属于短期资金拆借，且被上诉人的借款也不是经营行为，况且我国立法机关、最高院自2019年起先后出台多部法律、司法解释打击以借款为业的“职业放贷人”，故而一审法院认定年利率24%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而且，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本案中“利息2分”并未约定是月利息2分，还是年利息2分，上诉人在借款期间也没有支付过利息，故而一审法院认定年利率24%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中认定：“刘德林在借款之后偿还的8万元，恰好为借款本金400万元按月息2%计算的金额，考虑刘德林从事人参等收购、销售的经营活动背景，并结合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认定该8万元为一个月的利息，更接近双方当事人在缔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认为此段论述缺乏事实支撑和证据支持，存在逻辑漏洞。刘德林在借款后共计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9万元，其中8万元为现金直接偿还，21万元为转让对第三人的债权，不能依据简单的公式倒推借贷双方关于利息的最初合意，并且关于8万元的性质，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的《证据规则》，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中原告并未提交书面证据或刘德林本人自认，用以证明8万元的性质为利息。综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依法改判。顾脊艳辩称，刘德林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我方有证据证明，双方借款时约定月利率为2%，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刘德林的上诉请求。顾脊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德林、王永梅偿还借款421万元，并承担其中400万元自2014年5月9日起至借款还清时止，按每月2％的利息；2．诉讼费、保全费由刘德林、王永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9日，借款人刘德林为顾脊艳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顾脊艳人民币肆佰万元整，用府佳名居住宅楼，大清沟、天桥沟林下参合同抵压。￥4，000，000.00元。借款买货用（利息2分）”。2016年6月28日，刘德林在该《借条》下方，再次以借款人身份签字确认。2016年3月3日，刘德林为顾脊艳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顾脊艳人民币70，000.00元，并标注“给大朋转货款”。2016年3月4日，刘德林为顾脊艳出具《欠条》两张，均载明欠顾脊艳人民币70，000.00元，并分别标注“小勇转帐货款”、“大朋转货款”。另查明，顾脊艳与李铁军系夫妻。2014年4月10日，李铁军通过工商银行账号为6222080806000287463向刘德林账号为6222020806004188025的账户内转账400万元。2014年4月11日，刘德林账号为6222020806004188025的工商银行卡通过跨行汇款至账号为6222800866961032901的账户内400万元。再查明，2012年4月28日，借款人刘德林、于秀德、高世华自愿组成“多户联保”团体，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安支行（以下简称建行集安支行）签订《农户借款合同》，向建行集安支行贷款，其中借款人刘德林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借款期限为24个月，自2012年4月28日至2014年4月28日，借款本金全额划入借款人在贷款人开立的活期存款账户，账号为6222800866961032901。《农户借款合同》第十五条，双方约定了借款用途，借款人应将借款用于生产经营周转，未经贷款人书面同意，借款人不得改变借款用途。2012年4月28日刘德林与王永梅在该《农户借款合同》甲方借款人一栏签字。《农户借款合同》中附有2013年5月13日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及个人贷款还款凭证，载明借款人刘德林已将其向建行集安支行贷款400万元本息偿清。《农户借款合同》中附件2-6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消费借款支用单（参考板式）载明，2013年5月14日刘德林向建行集安支行借款400万元，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性周转，双方约定借款划入的户名为集安市清河镇大成人参收购部，账号为22001646238059779988。《农户借款合同》中，另附有2014年4月11日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及个人贷款还款凭证，载明放款日期为2013年5月14日的贷款400万元本息已于2014年4月11日偿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顾脊艳主张的四笔借款，刘德林对借贷关系的成立并无异议，故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刘德林应按照约定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关于王永梅是否应共同偿还借款本息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本案顾脊艳持有的债权凭证中均只有刘德林签字，关于400万元的借款，分析如下：其一，顾脊艳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涉案400万元借款系刘德林与王永梅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亦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其二，顾脊艳主张其于2014年4月10日交付给刘德林的400万元借款，刘德林于2014年4月11日用于偿还刘德林与王永梅向建行集安支行的贷款400万元，但根据《农户借款合同》中载明两次400万元的贷款时间与还款时间顺序，可以确认2014年4月11日刘德林向建行集安支行偿还的贷款400万元，系刘德林个人于2013年5月14日向建行集安支行所借，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性周转，且贷款划入集安市清河镇大成人参收购部账户内，顾脊艳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出借的400万元借款系刘德林与王永梅夫妻共同债务，至此，顾脊艳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其要求王永梅承担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顾脊艳主张的三笔7万元借款，其陈述三笔款项均为现金交付，从三份《欠条》中可体现出借款用途为“小勇转账货款”、“（给）大朋转货款”，以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述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三笔7万元的借款应为刘德林的个人债务，对顾脊艳要求王永梅承担偿还借款本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2014年4月9日的400万元借款，载明“利息2分”。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刘德林已向顾脊艳偿还的8万元，发生在三笔7万元借款之前，可以认定该8万元的还款系针对400万元的借款，但刘德林主张利息为约定不明，视为不支付利息。基于现行经济交易现象分析，借款发生后，借款人按照一定本金比例向出借人支付款项，应视为已经达成了针对利息的约定，所以该偿还的8万元应为偿还的利息。而且，刘德林在借款之后偿还的8万元，恰好为借款本金400万元按月息2％计算的金额，考虑刘德林从事人参等收购、销售的经营活动背景，并结合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认定该8万元为一个月的利息，更接近双方当事人在缔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该400万元实际交付的时间为2014年4月10日，刘德林已偿还一个月的利息，剩余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为2014年5月10日，故刘德林应向顾脊艳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5月10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关于2016年3月3日的7万元、2016年3月4日的两笔7万元，均未约定利息，刘德林虽主张三笔借款已偿还完毕，但未提交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德林应向顾脊艳偿还借款本金21万元。综上，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德林自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顾脊艳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5月10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二、被告刘德林自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顾脊艳偿还借款本金21万元；三、驳回原告顾脊艳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43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2435元，由被告刘德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顾脊艳提交以下证据，1.集安市人民法院（2018）吉0582执334号执行案件部分卷宗材料及裁定书；2.通过网络查询并打印的集安市大成参业有限公司、集安市清河镇大成人参收购部（个体工商户）工商信息；3.2016年6月28日刘德林出具的200万元借据一张，载明“欠利息款”。刘德林对第1、2份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只是表明银行借款没有偿还。对证据3（借据）是其本人书写没有异议。刘德林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农户借款合同》中附件2-6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消费借款支用单（参考板式），银行填写部分，四、额度借款方式下的借款填写项：经审核，借款人的个人支农借款额度（申请顺序号：22005020420120037）为肆佰万元，当前可用额度为肆佰万元，额度有效期截止到2014年4月28日，符合借款运用条件。同意借款人申请借款肆佰万元，期限11个月，即2013年5月14日至2014年4月14日……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有争议，本院评判如下：一、顾脊艳主张的421万元借款是否为刘德林、王永梅夫妻共同借款。本院认为，刘德林于2014年4月10日收到顾脊艳400万元借款，次日用该款偿还了中国建设银行借款。2014年4月11日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及个人贷款还款凭证载明“放款日期为2013年5月14日的贷款400万元本息已于2014年4月11日偿清。”虽然2013年5月14日申请中国建设银行发放该笔贷款时只有刘德林签字，但中国建设银行发放该笔贷款的依据是2014年4月28日刘德林与王永梅共同签字的《农户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22005020420120037。对此，“《农户借款合同》中附件2-6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消费借款支用单（参考板式）”有明确记载，故该笔400万银行借款为刘德林、王永梅夫妻共同借款。如前所述，刘德林向顾脊艳借款400万元偿还了该笔银行借款，那么对于向顾脊艳的400万元借款亦为刘德林与王永梅的夫妻共同借款，应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关于21万元借款，虽然该21万元的三张欠条中欠款人处只有刘德林签字，但鉴于刘德林、王永梅夫妻多年来共同成立公司从事人参种植、收购等经营活动，也曾向顾脊艳借款400万元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并且刘德林与顾脊艳为亲属关系，三份欠条记载的内容也与经营相关，因此顾脊艳主张该21万元为刘德林、王永梅夫妻共同借款符合客观常理，其请求应予支持。二、尚欠借款本金多少，利息如何计算？刘德林为顾脊艳出具的400万元借条中仅记载了“利息2分”，对此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刘德林认为系约定不明，不应支付利息。顾脊艳主张双方实际是约定月利息2分，对此顾脊艳二审提供了2016年6月28日刘德林出具的200万元借据一张，载明“欠利息款”，刘德林在二审中也认可除顾脊艳在本案中主张的借款之外双方再无其他借款。从400万元借款发生之日起计算至2016年出具利息借条时共26个月，按月利2分计算利息为208万元。刘德林已偿还的8万元与2016年借条约定的200万元利息相加亦为208万元，并且刘德林出具200万元利息借据的日期与刘德林在400万元借条上再次签字确认的日期为同一日，因此顾脊艳主张利息为月利2分依据充分，一审法院认定利息自2014年5月10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正确。关于欠本金数额多少？刘德主张已偿还本金29万元，对于刘德林已付的8万元现金双方无争议，对于该8万元性质，如前段所述，应认定为偿还利息。对于另21万元，刘德林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顾脊艳也予以否认，刘德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刘德林主张已偿还本金29万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9）吉0502民初2370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刘德林与被上诉人王永梅自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上诉人顾脊艳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5月10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三、上诉人刘德林与被上诉人王永梅自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上诉人顾脊艳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1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43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2435元，由上诉人刘德林、被上诉人王永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6130元，由上诉人刘德林、被上诉人王永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敏审判员 李尧川审判员 范立华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