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2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李闽刚，男，196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雪，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拉姆措，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先贵，男，195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雪，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拉姆措，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伍国祥，男，1964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雪，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拉姆措，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崔怀强，男，197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雪，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拉姆措，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余杰，女，196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雪，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拉姆措，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思为名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26号4-1幢1楼22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景，北京天驰君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彤，北京天驰君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李闽刚、李先贵、伍国祥、崔怀强、余杰因与四川思为名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为名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初1396号民事判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终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李闽刚、李先贵、伍国祥、崔怀强、余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2.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请，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反诉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收到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40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李先贵于2019年12月出具了《情况说明》，该新证据证实400万元收款收据并非真实凭证，实为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陈鹏理以做账为由，要求李先贵先行出具该收款收据。根据合同法、民法总则以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认定款项支付的证据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应当有支付凭证等有效证据；2.如现金支付的，应当在收据载明；3.不能提供支付凭证，又无其他有效证据的，应负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中，仅有《收款收据》一份孤证，原审法院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未查明合同义务的先后履行顺序，剥夺申请人的后履行抗辩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被申请人支付第二笔400万元价款后，再审申请人才有义务配合其办理40.43亩集体建设用地指标转化的手续，两者存在先后履行顺序。同时根据合同法第93、94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系合同违约方，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而原审法院也未查明被申请人发出的律师函及邮寄凭证的真实性，不能认定合同已经解除。三、被申请人于2013年2月28日取得目标公司的股权，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被申请人以天年公司土地指标未完成流转为由解除合同，是恶意阻碍后续合同付款条件的成就，应视为条件均已成就，被申请人应当向申请人支付全部剩余价款。另外，天年公司名下集体土地指标转化工作，有赖于被申请人的主动经营和管理，申请人仅能提供协助工作。被申请人取得公司多年后，以土地指标未实现为由要求解除转让合同，实属转嫁经营风险，且不能举证证实土地不能流转的主张，原审遗漏被申请人的举证责任。四、即便按照原审判决确定合同已经解除，各申请人返还股权转让价款的，也应当根据各申请人实际收到的款项进行返还的转让划分，原审直接判决再审申请人共同负担返还义务，原审裁判结果严重错误。五、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且判决范围超出当事人诉请。本案中，双方均未诉请股权变更登记，但原审两级裁判均判令双方恢复股权转让前天年公司的股东登记状态，超出了双方当事人的诉请范围，违反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六、本案中李闽刚收到的股权转让价款并未用于生活开支，其配偶余杰也从未参与天年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审判令余杰对李闽刚的债务负担连带责任错误。七、天年公司的股权转让已达六年，公司股权价值已经发生变化，且因被申请人经营不当造成营业执照已被吊销，股权返还已经不能恢复转让当时的效果，故本案转让合同不应当解除。 思为名乐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于2013年11月21日被解除，既有事实依据，也有协议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认定并无不当，申请人提交的《情况说明》不符合新证据的相关法律规定；二、该公司已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足额履行了支付股权对价的义务，不存在应付而未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行为，申请人的相关申请理由不应得到支持；三、申请人余杰上诉时未缴纳上诉费，视为自动撤回上诉请求，对其而言，生效判决应是一审判决，其申请再审应向一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提出，因此其再审申请应予驳回。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主要围绕以下争议焦点：一是原审判决认定思为名乐公司已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400万元是否正确；二是原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于2013年11月21日解除是否正确。 首先，关于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400万元是否已支付的问题。申请人申请再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其提及的所谓新证据为李先贵于2019年12月作出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李先贵出具收据是应陈鹏理做账的要求，实际并未收到该款项，2013年2月28日的授权委托书上并非李闽刚等人的亲笔签字。本院认为，该份材料系当事人陈述，不符合新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实现申请人的证明目的。根据查明的事实，李闽刚等三人向熊小平出具《委托书》并办理了公证，委托熊小平行使案涉股权转让等相关事宜，并明确受托人熊小平具有转委托权。关于第二笔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熊小平于2013年2月28日向思为名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授权李先贵代表李闽刚三人收取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且明确载明“待李先贵先生向贵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时即视为我方（李闽刚、伍国祥、崔怀强）已经收到贵公司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280万元。”因此，在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李先贵向思为名乐公司出具收到400万元转让款的《收款收据》，应视为李先贵及李闽刚等三人已收到共计400万元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申请人还主张，不能依据《收款收据》单独认定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还需要支付凭证或其他有效证据，该主张系参照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但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先贵等人在一、二审中主张《收款收据》不真实，又未对笔迹申请司法鉴定，现又在再审申请阶段认可《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存在前后矛盾，相应主张应不予采信。原审法院结合前述《授权委托书》、思为名乐公司催促对方履行合同义务的函件、解除合同的通知等，以《收款收据》作为第二笔400万元款项支付的主要依据，具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退而言之，李先贵作为熊小平转委托的受托人，若如其所称是为配合思为名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鹏理做账而出具《收款收据》，却因擅自出具《收款收据》导致李闽刚等委托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李闽刚等人可另行主张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何时解除的问题。如前所述，思为名乐公司已支付第一笔500万元及第二笔4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申请人一方未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协助完成案涉土地的相关转化指标工作，申请人则主张其具有先履行抗辩权、案涉土地的相关转化指标工作未完成系思为名乐公司造成，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思为名乐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向再审申请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且《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按照合同载明的通讯地址送达即视为有效送达，故原审结合以上事实，认定《股权转让合同》已于思为名乐公司邮寄解除合同通知的日期2013年11月21日解除，并无不当。 此外，关于申请人余杰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一审判决后，余杰虽提起上诉，但未在法定期限内交纳上诉费，二审法院裁定对其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并在二审判决中明确，因以上原因，对于余杰的意见不予审查。二审裁判结果为驳回李闽刚、李先贵、伍国祥、崔怀强的上诉，维持原判，未改变一审判决对于余杰权利义务的认定，故余杰的再审申请缺乏再审利益。一审判决作出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令余杰就李闽刚承担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亦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综上，本院对于余杰的再审申请不予支持。 综上，申请人李闽刚、李先贵、伍国祥、崔怀强、余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闽刚、李先贵、伍国祥、崔怀强、余杰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 岚 审判员 王海峰 审判员 司 伟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毛荧月 书记员王钰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