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民终1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兖矿东华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邹城经济开发区。诉讼代表人：兖矿东华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淑琳，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林豹，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铁厂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更乐镇。诉讼代表人：渤钢系企业清算组，天津铁厂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浩，男，天津铁厂管理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男，天津铁厂管理人工作人员。上诉人兖矿东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铁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铁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民初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兖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兖矿公司原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天津铁厂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杨子龙的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杨子龙实施的是刑事犯罪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天津铁厂对于杨子龙提供的2014年授权委托书及结算收据未尽到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天津铁厂在未将承兑汇票背书的情况下交付给杨子龙，该行为严重违法，且存在明显过错。（二）原审法院不应将杨子龙的询问笔录作为认定杨子龙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证据使用。杨子龙单方面的陈述内容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杨子龙为逃避罪责，进行虚假陈述。杨子龙对于2014年收据表述为无法确定全部是真的，变相承认了其在2014年伪造收据收款的事实，其将银行承兑汇票挪用的事实充分证明天津铁厂交付银行承兑汇票时，并未记载被背书人。天津铁厂未进行书面答辩。兖矿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津铁厂向兖矿公司支付煤款5296374.9元；2、判令天津铁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兖矿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5月26日起暂计至2018年1月10日的利息为415103.38元，以及自2018年1月11日起至天津铁厂实际付款之日止、以5296374.9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诉讼费由天津铁厂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兖矿公司与天津铁厂于2012年9月24日、2012年9月28日、2012年10月10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1月1日签订《精煤买卖合同》，于2012年9月28日、2012年10月10日、2012年10月20日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上述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且一致认可兖矿公司向天津铁厂供煤的货款总额为21296374.88元。关于天津铁厂向兖矿公司已付货款的金额，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其中，兖矿公司认可天津铁厂于2012年12月11日至2013年8月12日期间分五次给付货款，付款金额共计16000000元，且对天津铁厂就上述付款提交的相应收据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兖矿公司不认可天津铁厂于2013年9月29日付款2000000元，但对天津铁厂就该笔付款提交的相应收据的真实性认可，且陈述该收据系兖矿公司丢失的空白票据；兖矿公司不认可天津铁厂于2014年1月27日付款2000000元，2014年6月17日付款1000000元，且对天津铁厂就上述付款提交的相应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综上，双方之间存在争议的已付货款金额共计5000000元。关于兖矿公司针对案涉买卖合同委托的收款人，兖矿公司认可其于2013年4月28日向天津铁厂出具其对于案外人杨子龙的《委托书》（委托期限为2013年4月28日至2013年12月31日），委托杨子龙到天津铁厂办理煤炭业务的票据和结算事项；但兖矿公司否认曾于2014年1月5日向天津铁厂出具其对于杨子龙的《委托书》。2014年12月3日，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公司燃料处就案涉买卖合同项下给付货款问题复函兖矿公司，称经过核实，其尚欠兖矿公司煤款296374.88元。2016年5月26日，兖矿公司向天津铁厂发出《催款通知书》，要求天津铁厂在签收上述通知书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欠付货款，根据兖矿公司提交的邮件查询回执显示，上述通知书已于2016年5月30日由“单位收发章”签收。另查，济宁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于2015年1月22日出具的（济）公（刑）鉴（文）字【2015】第03号鉴定文书载明，案涉2014年1月5日《委托书》以及2014年1月27日、2014年6月17日收据上加盖的兖矿公司相关印章与兖矿公司之前出具的《委托书》、收据等材料上加盖的印章不一致。再查，2013年3月21日，山东兖矿物流有限公司更名为兖矿东华物流有限公司。2018年8月24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津02破申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原天津铁厂的重整申请；后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8）津02破13号决定书，指定渤钢系企业清算组担任天津铁厂管理人；2019年5月30日，原天津铁厂更名为天津铁厂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由全民所有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天津铁厂有限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均无异议。还查，原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4日会见了羁押于河北省邢台市沙河监狱的杨子龙，并取得对其的询问笔录一份。杨子龙在询问中称，兖矿公司在2013年、2014年两年中委托其作为结算和收款人向天津铁厂收取煤款，其中杨子龙于2012年、2013年收取的煤款即银行承兑汇票基本上已交回兖矿公司，但于2014年收取的煤款大部分并未交回兖矿公司，而是被其挪用作归还其经营的磁县诚信洗煤有限公司对外所负债务。原审法院认为，兖矿公司与天津铁厂之间订立的《精煤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兖矿公司已依约履行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天津铁厂对此并无异议，故天津铁厂应当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案涉合同项下货款总额为21296374.88元，且天津铁厂已实际给付兖矿公司货款共计16000000元，故原审法院对于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就天津铁厂已付货款问题存在两部分争议。第一点争议在于，兖矿公司对天津铁厂主张其于2013年9月29日付款2000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可，理由是虽然天津铁厂就该笔付款提交的收据确系加盖有兖矿公司印章的真实收据，但该收据系兖矿公司丢失的空白票据。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兖矿公司对该笔付款对应收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且付款时间在兖矿公司认可的其委托杨子龙向天津铁厂办理结算事宜的委托期限内；其次，兖矿公司虽主张该收据系其丢失，但并未说明该收据的丢失过程，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上述抗辩主张，即使该收据确系丢失，兖矿公司亦应承担因其自身对于财务收据保管不慎而产生的相关不利法律后果。综上，在天津铁厂已就该笔付款提交兖矿公司的真实收据以及由杨子龙签字确认的天铁燃料分款表，且兖矿公司未提供充分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或推翻的情况下，根据在案证据，认定天津铁厂于2013年9月29日向兖矿公司付款2000000元。双方就天津铁厂已付货款问题的第二点争议在于，兖矿公司对天津铁厂主张其于2014年1月27日、2014年6月17日共计付款3000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兖矿公司认可其曾于2013年4月28日委托杨子龙到天津铁厂办理案涉货款结算事宜，且受托人杨子龙确已从天津铁厂收回货款16000000元，双方当事人对于杨子龙在上述委托期限内的收款行为均无异议，因此天津铁厂存在相信杨子龙在2014年仍有货款结算权限的信任基础；其次，虽然兖矿公司主张在与天津铁厂的整个结算过程中都有其员工杨猛参与，但在兖矿公司认可的杨子龙收款过程中，《委托书》中载明的被委托人以及兖矿公司认可的对应收据上经办人处的签字均仅有杨子龙一人，天津铁厂提交的天铁燃料分款表中大部分拿票人签字处亦仅有杨子龙，此外，庭审中关于每次收款的过程，兖矿公司陈述天津铁厂在付款时有时通知杨子龙、有时通知兖矿公司，天津铁厂则称均是杨子龙前来收款并签字、并不认识杨猛，因此纵观上述结算过程及当事人陈述，由杨子龙一人代表兖矿公司收取货款符合双方之间一贯的交易结算习惯；再次，虽然案涉2014年1月5日《委托书》及有关收据上加盖的兖矿公司印章经过公安部门鉴定，与兖矿公司之前出具《委托书》、收据等材料上加盖的印章不一致，但结合双方之前正常且无争议的交易基础以及一贯的结算习惯，在杨子龙于2014年继续持加盖有“兖矿公司”印章的《委托书》及相应收据向天津铁厂收款时，已形成了其仍有权代理兖矿公司继续办理结算事宜的表象，在此情况下天津铁厂对于杨子龙出示《委托书》及收据上加盖印章的真伪并无准确甄别的能力和义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杨子龙的上述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对天津铁厂主张其于上述期间共计付款300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同时，因杨子龙在本案中陈述，其于2014年向天津铁厂收取的煤款大部分已被挪用作归还其自己经营公司的对外债务，故对于该部分款项兖矿公司可通过其他渠道主张相应权利。关于兖矿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因天津铁厂未依约履行部分付款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现兖矿公司主张天津铁厂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因兖矿公司在《催款通知书》中要求天津铁厂在签收该通知书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欠款，故认定天津铁厂应自2016年6月14日起向兖矿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故本案项下兖矿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计算至2018年8月24日。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天津铁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兖矿公司给付货款296374.88元，并支付以货款296374.88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4日起至2018年8月24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驳回兖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兖矿公司与天津铁厂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对于兖矿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供货义务并无异议，对于应付货款数额亦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杨子龙向天津铁厂领取款项的行为是否对于兖矿公司产生拘束力。关于天津铁厂主张于2013年9月29日付款2000000元的问题，兖矿公司认可此期间委托杨子龙收取款项，且其对于收据中加盖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该款项已经由天津铁厂支付兖矿公司，并无不当。关于天津铁厂主张2014年共计向兖矿公司付款3000000元的问题。首先，虽然兖矿公司提交的公安部门鉴定意见显示，2014年1月5日委托书及收据上加盖的印章与此前文件中加盖的印章不一致，但该证据并不能直接否定2014年天津铁厂付款行为的效力，而应结合双方关于款项支付的操作模式及交易习惯综合予以认定。兖矿公司认可于2013年委托杨子龙到天津铁厂办理煤炭业务的票据和结算事宜，并向天津铁厂出具授权杨子龙的委托书，杨子龙在此期间前往天津铁厂领取涉案款项，并在天津铁厂的付款申请表中签字确认，兖矿公司对此期间天津铁厂的付款行为并无异议。其次，天津铁厂提供的2014年1月5日的委托书中，仍载明兖矿公司委托杨子龙办理票据和结算事项，格式上与之前委托书基本一致，委托书中亦加盖名称为兖矿公司的印章，兖矿公司主张2014年之后已经不再委托杨子龙办理结算事宜，但其并未将终止委托的事项告知天津铁厂，天津铁厂基于该委托书及杨子龙的身份有理由相信杨子龙代为收款的行为系受兖矿公司的委托。第三，虽然兖矿公司主张在与天津铁厂的整个结算过程中都有其员工杨猛的参与，但在兖矿公司认可的杨子龙的收款过程中，《委托书》中的被委托人以及对应收据上经办人处的签字均仅有杨子龙一人，天津铁厂提交的天铁燃料分款表中大部分拿票人签字处亦仅有杨子龙，因此纵观上述结算过程，由杨子龙一人代表兖矿公司收取货款符合双方之间一贯的交易结算习惯。最后，虽然天津铁厂提供的2014年收据的样式与之前的收据存在不一致，但天津铁厂并非仅依据收据作为判断杨子龙是否具有代理权的唯一依据，而是基于双方长期形成的操作模式相信杨子龙具有结算款项的代理权，且收据中印章的名称亦为兖矿公司。综上，本院认定杨子龙的上述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对天津铁厂主张其于上述期间共计付款300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同时，因杨子龙在本案中陈述，其于2014年向天津铁厂收取的煤款大部分已被挪用作归还其自己经营公司的对外债务，故对于该部分款项兖矿公司可通过其他渠道主张相应权利。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杨子龙2014年收取3000000元的效力应及于兖矿公司，并无不当。关于兖矿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因天津铁厂未依约履行部分付款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现兖矿公司主张天津铁厂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因兖矿公司在《催款通知书》中要求天津铁厂在签收该通知书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欠款，故一审法院认定天津铁厂应自2016年6月14日起向兖矿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故本案项下兖矿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计算至2018年8月24日。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兖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兖矿东华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志兰审判员  刘智晶审判员  杨泽宇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于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