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0192行初1028号原告:崔玉娟，女，汉族，1968年9月17日出生，住沈阳市沈北新区。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住所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央路70号。法定代表人：韩旭，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成，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新城子街派出所副所长。委托代理人：肖阳，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原告崔玉娟不服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以下简称“沈北分局”）作出的沈公沈北（治）行罚决字[2019]第230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崔玉娟，被告沈北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成、肖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9年6月12日在辽宁省信访局递交了出租公司压榨、盘剥一线驾驶员巧立名目乱收费材料。6月13日晚上七点多被被告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到20日，予以释放后，20日下午又把原告转到沈阳市第二拘留所，羁押至28日。后经原告多次控诉，10月28日被告控申科才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至原告。首先，被告做出行政处罚证据不足。原告依法信访，并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没有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其次，被告做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扰乱是指造成秩序的混乱，具体表现为使单位秩序的有序性变为无序性。构成该行为必须要求使单位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然而，原告的行为根本就没有造成省信访局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再次，被告做出的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然而，被告直到10月28日才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行政处罚程序严重违法。请求撤销沈公沈北（治）行罚决字[2019]第230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解除拘留证明书，2.释放证明书，3.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4.在押人员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原告没有违法，拘留决定是违法的；5.焦琳的证人证言，证明《拘留通知书》的签字日期不是焦琳本人所签。被告辩称，被告对崔玉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内容适当。综上，请求法院维持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照片，2.案件来源，3.抓捕经过，4.侦破报告，5.受案登记表，6.呈请立案报告书，7.立案决定书，8.立案告知书，9.呈请拘留报告书，10.呈请延长拘留报告书，11.拘留证，12.拘留通知书，13.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14.呈请撤销案件报告书，15.撤销案件决定书，16.释放通知书，17.受案登记表，18.受案回执，19.行政处罚审批表，20.行政处罚告知笔录，21.行政处罚决定书，22.行政拘留执行回执，23.通（告）知记录，24.电话查询记录，25.权利义务告知书；26.提讯提解证，1-26是程序证据，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27.陈德朋询问笔录，28.齐铭询问笔录，29.姚金龙询问笔录，30.马东辉询问笔录，31.张东东询问笔录，32.胥佩芝询问笔录，3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34.崔玉娟讯问笔录，35.常住人口登记表。27-35是事实证据，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27，该份证据在证据目录中记载是“陈德朋”，其真实身份为“陈德明”，被告承认证据目录姓名与询问笔录姓名身份不符系笔误造成，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证据1-4，因均系相关部门依法作出，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5，因《拘留通知书》系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授权实施的刑事司法行为，其记载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该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公安卷宗显示，2019年6月11日下午，崔玉娟（微信名“佳欣”）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告知马东辉（微信名“塘主”）：“明天七点到省信访局见，六点走”。2019年6月12日早上6时34分，崔玉娟用微信给马东辉发送定位；上午9时左右，约30多名沈北出租车司机到辽宁省信访局反映诉求，崔玉娟与另外二人到接待室向工作人员递交材料，被告知当日下午到沈北新区信访局由沈北新区领导接待；上午10时至11时，崔玉娟等人从辽宁省信访局离开；上午11时35分至11时40分，崔玉娟在“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微信群发布消息：“大家好，车主兄弟们！下午一点半，全体车主去区信访局，区里领导来给解决问题！关系到每位自身权益的事情，希望把其他事情放一放，全体车主都到场！”。当日下午从沈北新区信访局开完会后，崔玉娟被公安机关抓获。2019年6月13日，沈北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对崔玉娟寻衅滋事案予以立案，同日对崔玉娟进行刑事拘留，并于同日将崔玉娟拘留至沈阳市第一看守所。2019年6月20日，沈北分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我局办理的崔玉娟寻衅滋事案，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同日，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作出《释放证明书》，载明：“崔玉娟……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6月13日被执行拘留，现因转行政拘留，……予以释放”。同日，沈北分局新城子街公安派出所受理崔玉娟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并对崔玉娟作出沈公沈北（治）行罚决字[2019]第2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决定给予违法行为人崔玉娟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因该人已被刑事拘留七日，刑事拘留一日折抵行政拘留一日，决定执行行政拘留八日”，并于同日将崔玉娟拘留至沈阳市第二拘留所。崔玉娟对沈北分局的处罚决定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判断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从行政机关是否具有作出行政行为的职权、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以及适用程序等四个方面进行审查。关于职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告沈北分局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关于认定事实问题，被诉处罚决定认定“2019年6月12日9时许，崔玉娟……通过微信串联同一诉求的多名沈北出租车司机陆续到辽宁省信访局反映诉求”，但被告的证据中，只有胥佩芝的询问笔录第3页写到：“2019年6月11日晚上的时候，是佳欣在群里发的信息，告诉群里的人第二天早上到省信访局，去省信访局找到领导给我们说法”，但没有胥佩芝的微信截图或其他证据对上述事实予以佐证，被告对崔玉娟本人的讯问笔录和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以及微信截图等证据中亦没有证据能够直接证明崔玉娟在微信群内组织串联的事实，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崔玉娟违法行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关于适用法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崔玉娟等人到省信访局，并选举三名“维权代表”反映诉求，其行为没有达到扰乱机关工作秩序或公共场所秩序，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崔玉娟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关于适用程序问题，被告履行了刑事立案、调查、撤销刑事案件、行政受案、处罚前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等程序，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程序合法。综上，被告所作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项、（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于2019年6月20日对崔玉娟作出的沈公沈北（治）行罚决字[2019]第230号行政处罚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瑞审 判 员  王 勇人民陪审员  金玉梅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张大为书记员王爽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