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14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文，男，汉族，1980年1月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20************532，住址：惠州市惠城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深圳顺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法定代表人：李某1。被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深圳顺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江北惠博大道江北西部7号小区内金山汽车城第二街16-6号。法定代表人：李某1。上诉人赵文因与被上诉人深圳顺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驾公司”）、深圳顺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顺驾惠州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3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文上诉请求：1、由上诉人在2018年3月13日支付至被上诉人顺驾惠州分公司原法人代表杨春林的“公司运营费用”人民币3000元及其利息（约定利息定额每月2％，按照截止时间2019年12月计算，总计21个月，计1260元），共计人民币4260元。2、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在2018年3月12日到2018年6月15日因未签署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共计人民币15681元。3、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在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5月1日期间（法定休息日14天、法定节假日2天）的加班工资共计人民币8277元。4、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2018年3月12日到2018年6月15日个人业务佣金（客户刘文钦租赁起亚K3小汽车业务），共计人民币1000元。5、被上诉人应依法为上诉人在2018年3月12日到2018年6月15日工作期间应缴纳社保费用，缴纳基数为5000元。6、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共计人民币5000元。7、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两倍）共计人民币10000元。8、未提前30天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人民币10000元。9、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惠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的入职时间和被辞退时间、诉讼时效届满是错误的。上诉人于2018年3月12日入职，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因顺驾公司股东暂定顺驾惠州分公司在2018年3月22日举行开业仪式（后因为汽车展厅装修未能如期完工，故调整至2018年4月8日举行开业庆典）。上诉人于2018年3月11日和顺驾公司总经理许飞、杨春林三人一起前往位于深圳福田区的起亚汽车4S店—深圳市汇天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洽谈汽车采购事宜，确定采购起亚K3汽车（白色12辆）用于前期销售工作。为此，上诉人本人将行程及深圳汇天源公司汽车展厅的图片发在了微信朋友圈。有很多好友评论及回复。2018年3月27日顺利提取起亚汽车（提车时录制小视频发送至上诉人朋友圈），并与当天开往江北车管所办理上牌手续，车牌号分别为：粤L*****、粤L*****、粤L*****、粤L*****、粤L*****等12辆。对上诉人己经付出的实际劳动，应予以认定与认可。在2019年11月6日，惠州市惠城区法院第七审判庭开庭过程中，顺驾公司法人代表；李某1已承认上诉人的入职时间是2018年3月16日，其本人作为被告代表也在庭审记录上签名确认，上诉人本人也同时签名确认。但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包括在劳动仲裁过程中），被上诉人从未列举任何证据证明是在2018年5月18日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反而上诉人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据证实或是引证被上诉人是在2018年6月15日与上诉人非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事实情形及上诉人提供的各类证据资料，明确的显示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是在2018年6月15日。根据有利推定原则：对于无法准确判定关系和性质的，基于事实情况及现有证据做参考，应按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推定和确认。上诉人的入职时间应是2018年3月12日，被上诉人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8年6月15日。当日，由被上诉人顺驾惠州分公司的公司账户转账至上诉人名下账户4955元，附言为：工资。至此，上诉人在2019年5月31日上午仍然致电杨春林，要求支付剩余部分工资，遭到杨春林拒绝。故而上诉人向惠州市惠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申请，该委于2019年6月6日予以受理。根据有利推定原则：对于无法准确判定关系和性质的，应按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推定和确认。用人单位提供不出合法、有效的事实和证据；根据举证倒置原则：上诉人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8年6月15日，并提供2018年6月15日当日的第二被告支付的工资银行汇款回执，由此可推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所以，法院应支持和采信劳动者的主张。原判决书称：“已经超过仲裁时效”，这一认定是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决书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在2018年5月18日与上诉人终止劳动关系的。仅仅依据被上诉人单方来源非法的说辞就认定被上诉人终止与上诉人的劳动合同的时限是严重错误的。二、惠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合法是错误的。上诉人于2018年3月12日入职被告公司，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2018年6月15日，被上诉人在毫无合法、合理解释及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单方面擅自解除了与上诉人的事实劳动关系。上诉人在2018年3月30日注册成立惠州市顺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其主观意愿是为了更好更便捷的推广被上诉人的业务。但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上诉人所注册的公司未做任何实际的经营，形同虚设。被上诉人方知悉上诉人成立的惠州市顺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时间是2018年12月下旬，知悉的方式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18年12月3日发出的发文编号为：TMZC30352599TRBZ01的《商标注册同日申请补送使用证据通知书》，该《通知书》的具体内容详见证件6（该证据由被上诉人提供）；显而易见，被上诉人知悉上诉人成立公司的实际时间是在2018年12月3日以后，但被上诉人以此为由宣称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是在2018年5月18日，这中间的时间差竟有七个月，难道被上诉人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超自然能力。只因上诉人在2019年5月31日向惠州市惠城区劳动仲裁委提出的仲裁请求后，被上诉人在无法掩盖其违法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的事实上做的狡辩而已。被上诉人未按法律规定及时与上诉人订立劳动合同，当上诉人开始依法维权时，被告简单的凭公司刚刚组建不久无法正常管理等借口和理由想逃避双倍工资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无任何理由的单方直接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没有根据法律法规的程序和条件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上诉人，解除行为系违法解除，故应向上诉人支付一个月工资的代通知金。由此可见，原仲裁裁决和惠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纪律，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违反了“劳动纪律”的情况下，仅仅依据被上诉人单方来源非法的证据、且未做任何常规证据辨识就认定被上诉人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合法是严重错误的。三、判决认定上诉人支付至顺驾惠州分公司原负责人杨春林的“3000元公司运营费”，无法证明顺驾惠州分公司与上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于2018年3月12日入职公司，因顺驾公司股东暂定顺驾惠州分公司在2018年3月22日举行开业仪式。顺驾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顺驾公司股东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多人多次以考察工作、关注公司进展、视察工作等理由前来顺驾惠州分公司，食宿费用皆由顺驾惠州分公司原负责人杨春林先行垫付后，再予以报销，由于接待食宿费用过高，顺驾惠州分公司原负责人杨春林本人承受不了大量资金支出，故要求上诉人先行应急支付，所以此费用为用于被上诉人公司正常经营而产生的，因顺驾惠州分公司基本账户的开立时间是2018年3月19日，无法支付至顺驾惠州分公司基本账户，所以，只能支付至顺驾惠州分公司原负责人杨春林的个人账户。故在实际支付款附言栏做特殊标注：公司运营费。顺驾惠州分公司原负责人杨春林予以确认以公司名义收取该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法人代表或分公司负责人的账户管理等同公司账户管理。依据事实情况推断：顺驾公司长期由深圳总公司出差至顺驾惠州分公司，且人数次数众多，财务权限一直被顺驾公司财务掌控，加之财务制度繁琐和报销流程周期过长，令顺驾惠州分公司原负责人杨春林个人财务状况紧缺，经济压力增大，才会出现上述情况。再者，此情况在职场中属于“正常状况”，各家公司均有发生此类状况，不足为奇。根据有利推定原则：对于无法准确判定关系和性质的，应按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推定和确认。所以，判决认定上诉人支付至顺驾惠州分公司原负责人杨春林的“3000元公司运营费”，无法证明顺驾惠州分公司与上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四、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在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5月1日期间（休息日14天、法定节假日2天）的加班工资共计人民币8277元。因被上诉人公司是销售服务行业，加之顺驾惠州分公司开业前筹备，前期销售公关，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等紧张繁重的工作，鉴于此，没有任何的休息日，每天都参加工作，拜访客户。根据有利推定原则：对于无法准确判定关系和性质的，应按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推定和确认。用人单位提供不出合法、有效的事实和证据；根据举证倒置原则：依据汽车销售行业的特性，“假日销售”是惯例的行业销售黄金时间，因此法院应本着“行业常态”现象来支持并采信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5月0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和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请求完全合理合法，请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顺驾公司在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被上诉人顺驾惠州分公司在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赵文一审诉讼请求：1、由原告在2018年3月13日支付至第二被告法人代表杨春林的“公司运营费用”3000元及其利息（约定利息定额每月2%，按照截止时间2019年9月计算，总计19个月，计1140元），共计4140元。2、被告拖欠原告在2018年3月12日到2018年6月15日因未签署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共计15681元。3、被告拖欠原告在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5月01日期间（法定休息日14天、法定节假日2天）的加班工资共计8277元。4、被告拖欠原告2018年3月12日到2018年6月15日个人业务佣金1000元。5、被告应依法为原告在2018年3月12日到2018年6月15日工作期间应缴纳社保费用，缴纳基数为5000元。6、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5000元。7、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两倍）10000元。8、未提前30天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10000元。9、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赵文主张于2018年3月12日入职第二被告顺驾惠州分公司处，担任大客户经理一职。根据原告提交的《员工入职表》和第一被告提交的《新员工入职登记表》显示，原告入职的时间是2018年3月26日，试用期1个月，试用期工资为4000元/月，转正后工资为5000元/月。原告提交的两张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第二被告分别于2018年5月16日和2018年6月15日支付原告工资4684.24元和4955元。第一被告称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在入职后曾催促原告签署劳动合同事宜并提交入职所需材料，原告一直不予理睬，原告没有提供《毕业证》、《员工离职证明》等相关必要入职资料，其催促多次未果，原告于2018年5月18日离职，第二被告已结清原告工资，但原告拒绝办理离职等相关手续。原告称被告未按法律规定及时与原告订立劳动合同，应当依法承担双倍工资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无任何理由单方直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没有根据法律法规的程序和条件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原告，解除行为系违法解除，故应向原告支付一个月工资的代通知金。原告还称被告拖欠原告在2018年3月12日到2018年5月1日期间（法定休息日14天、法定节假日2天）的加班工资共计人民币8277元，未提交显示加班的证明材料。2018年5月18日，第二被告以原告业绩不达标、且原告在2018年3月30日注册与第二被告名字类似的公司，并在之后抢注第二被告的商标，原告在第二被告处工作的主观动机不纯为由，将原告辞退。原告于2018年3月30日成立注册了惠州市顺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与第二被告的经营范围部分重合，第一被告称原告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主观恶性大，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及恶劣影响。原告提交了浦发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原告于2018年3月13日向第二被告法定代表人杨春林汇款人民币3000元，附言公司运营费，现原告主张该费用是第二被告公司开业期间代杨春林先行支付的，请求第二被告支付该运营费3000元及利息。原告主张被告应依法为原告在2018年3月12日到2018年6月15日工作期间缴纳社保费用，缴纳基数为5000元。第一被告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第二被告已于2019年7月23日向原告支付了1000元，备注：惠城劳人仲案字（2019）623号。原告已向惠州市惠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7月17日，惠州市惠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惠城劳人仲案字[2019]62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申请人深圳顺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一次性向申请人赵文支付提成1000元；二、驳回申请人赵文的其他仲裁申请。因原告对仲裁裁决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前列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因原告赵文提交的《员工入职表》和第一被告顺驾公司提交的《新员工入职登记表》均显示原告入职的时间是2018年3月26日，故原审法院确认原告入职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对于离职时间，根据事实调查情况，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与第二被告顺驾惠州分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5月18日被第二被告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赵文2018年3月26日开始在第二被告处工作，与第二被告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5月18日被第二被告终止，应认为其自2018年5月18日已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但至2019年5月18日一年时间内原告并未就此提出劳动仲裁申请，本案诉讼期间原告也未提供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的相关证据，故应认定原告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已经届满，原告主张由第二被告未签订劳动合同而给付双倍劳动工资差额的请求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本案中，第一被告称原告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主观恶性大，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及恶劣影响，而原告于2018年3月30日成立注册了惠州市顺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与第二被告的经营范围部分重合。故原审法院认定第二被告有合法理由单方辞退原告，第二被告于2018年5月18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认可。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及代通知金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在职期间销售车辆的提成1000元，因第一被告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第二被告已于2019年7月23日向原告支付了1000元且备注：惠城劳人仲案字（2019）623号，故原审法院认定原告已实际受偿，对其支付1000元提成费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运营费3000元及利息，提交了浦发银行电子回单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原告于2018年3月13日汇款人民币3000元至向第二被告法定代表人杨春林处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汇款事实无法证明第二被告与原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要求第二被告支付运营费3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加班费用，要求原告支付在2018年3月12日到2018年5月1日期间（法定休息日14天、法定节假日2天）的加班工资共计人民币8277元，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加班事实，该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因社会保险由相应的社会保险机构办理，其纠纷属行政管理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范围，故其该请求原审法院不予受理。综上所述，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除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认定不当外，其余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被上诉人顺驾惠州分公司与上诉人赵文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及应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或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2、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上诉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加班工资、业务佣金、社会保险费用及公司运营费的问题。本院对此作如下评判：一、被上诉人顺驾惠州分公司与上诉人赵文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及应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或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关于上诉人入职时间与解除劳动关系时间的认定问题。上诉人提交的《员工入职表》和顺驾公司提交的《新员工入职登记表》均有上诉人签名确认，并一致证实上诉人入职时间是2018年3月26日，上诉人对签名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虽然，上诉人对入职时间是2018年3月26日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充分反驳证据支持其主张，故原审认定上诉人入职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上诉人主张是2018年6月15日，并提交了顺驾惠州分公司于6月15日向其银行账户转账工资的记录以支持其主张；而顺驾公司主张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却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因顺驾公司未能就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充分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之责任，故对上诉人赵文主张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的上诉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审认定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被上诉人顺驾惠州分公司与上诉人赵文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及应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或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问题。上诉人于2018年3月26日入职顺驾惠州分公司，随即在未告知被上诉人的情况下于同年3月30日注册成立了与顺驾惠州分公司名称相近的“惠州市顺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且经营范围与顺驾惠州分公司的经营范围部分重合。故顺驾惠州分公司认为上诉人的抢注行为属于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而予以解除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的规定。故原审认定顺驾惠州分公司有合法理由单方辞退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及代通知金，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二、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上诉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加班工资、业务佣金、社会保险费用及公司运营费的问题。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问题。如前所述，本案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为2018年3月26日至同年6月15日，因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上诉人于2019年5月31日申请仲裁，故对其主张2018年5月31日前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已超过仲裁时效，应不予支持。但上诉人2018年5月31日至6月15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尚未超过仲裁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的规定，被上诉人顺驾惠州分公司应向上诉人支付2018年5月31日至6月15日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经核算上述款项计为5285.29元（以2018年5月实发工资4955元计算2018年5月31日的二倍工资差额＋以双方约定的月工资5000元计算2018年6月1日-15日工资及二倍工资差额：4955元÷21.75天＋5000元÷21.75天×11天×2）。因顺驾惠州分公司是顺驾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顺驾惠州分公司对外产生的债务由其总公司即顺驾公司承担。原审认定上诉人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全部超过仲裁时效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业务佣金问题。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支付在职期间的销售车辆提成1000元，因顺驾公司已于原审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实顺驾惠州分公司已于2019年7月23日向上诉人支付了1000元[且备注：惠城劳人仲案字（2019）623号]，故应认定上诉人已实际受偿，对其关于支付1000元业务佣金提成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运营费问题。上诉人上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运营费3000元及利息并提交浦发银行电子回单为证。因上述款项系支付至顺驾惠州分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杨春林的个人帐户，无法证明顺驾惠州分公司与上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上诉人主张系垫付顺驾惠州分公司的运营费并要求返还本金及支付利息的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加班费问题。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3月12日至5月1日期间（法定休息日14天、法定节假日2天）的加班工资8277元，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加班事实，故上诉人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社会保险费用问题。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因社会保险由相应的社会保险机构办理，其纠纷属行政管理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审对此不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导致处理欠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赵文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372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深圳顺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赵文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285.29元；三、驳回上诉人赵文的其他上诉请求。本案为劳动争议案件，免收二审案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娟审 判 员  严丽芳审 判 员  丁晓鹏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钟 鸣书 记 员  赵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