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5民申4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瑞英，女，195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高唐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席爱芹，女，1964年5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高唐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云荣，男，198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高唐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以飞，男，1985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高唐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以华，男，198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高唐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梁培培，女，1988年5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高唐县，现住山东省高唐县。 再审申请人张瑞英因与被申请人席爱芹、刘云荣、刘以飞、刘以华、梁培培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15民终2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瑞英申请再审称，1.请求撤销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的（2018）鲁15民终2070号民事判决。2.请求改判五被申请人共同赔偿申请人各项经济损失计123791.39元，席爱芹、刘以飞、刘以华、梁培培之间互负连带责任，刘云荣在刘青才的遗产范围为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四、五、六、九、十一项规定的情形。具体事实和理由：1.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1）“申请人张瑞英在发生纠纷后未采取理智避让，依法处置的方式，而是逞强斗胜，导致纠纷升级发生殴斗”，与事实严重不符。根据一审及二审法院已经认定的事实，刘青才为泄私愤组织席爱芹、刘以飞、刘以华、梁培培在公共场所故意制造事端，辱骂、暴力殴打申请人致轻伤。高唐县公安局作出的询问笔录显示，刘青才等人在事发前一天就前往事发地蓄意挑起事端，与申请人发生口角后被围观村民劝阻离开。第二天，刘青才、席爱芹、梁培培、刘以飞、刘以华再次前往事发地将年满六十多岁的老人围殴，造成头部、胸部等多处损伤的事实，申请人在被刘青才及被申请人群体殴打过程中，根本无法招架，申请人身体承受能力差，微弱反抗实属自卫。一审法院却认定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逞强斗胜明显袒护实施侵害行为的人，无法叫人信服。且未对申请人头部外伤、脑震荡是如何造成的，由谁打的情况作出详细的说明，一审在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下主观臆断由席爱芹一人造成的推断，实属严重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各侵权人在案发前已经具有寻衅滋事的主观预谋，申请人作为受害方，无论如何处置均不可避免各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因此，本次事件的产生与发展不因申请人的主观态度和客观行为所决定。根据（2018）《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条申请人对本案事故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且本案由刑事案件转化而来，更不该让受害人承担过错责任。原判决将本案事故的发展归责于“申请人未采取理智避让，依法处置”与事实严重不符，缺乏证据证明。（2）原判决仅依高唐县公安局作出的侦查笔录认定申请人张瑞英左侧肋骨骨折“系刘青才一脚踹伤所致”，据此认定申请人张瑞英的伤情与席爱芹、刘以飞、刘以华、梁培培无关，与事实不符，缺乏证据证明。认定受害人的致伤原因，应以医疗或鉴定机构出具的专业性意见为依据。高唐县公安局所作的侦查笔录仅是各当事人的主观陈述，无法确定与事实相吻合，且侦查笔录仅能证明事故起因及发生经过，无法证明“被侵权人侵害来源”即伤情的原因力。一审判决以“高唐县公安局对在场人形成的讯问笔录存在去伪存真的过程，张瑞英最后一次陈述对前三次陈述的情况作了修正，其陈述的事实应以最终确认刘青才踹其身上的情况为准”为由，直接认定张瑞英左侧肋骨骨折系刘青才一脚所致，而与其他侵权人无任何原因力，并据此将席爱芹、刘以飞、刘以华、梁培培排除在本案侵权人之外，与事实严重不符。案件事实为：2014年8月9日一早席爱芹、梁培培、刘以华、刘以飞用铁锨、铁镢在申请人家门口胡同里掘了一条沟，长四五米，宽半米多，挖出的土都堆在了路中央，阻挡了道路，送孩子上学出不去了。申请人刚想向前理论理论，就听刘青才喊：“出来了，铲她、揍她、叫她孬、就是不让你走道”堵死你……紧接着，席爱芹、梁培培二人过来将申请人的头发抓住，按倒在树墩子上。刘青才脱下一只鞋，梁培培接过来用鞋底对头部狠狠地打击，边打边骂：“叫你孬、老熊、老不死的……”这时刘青才也跑过来边喊边打“打死你、打死你、揍死她没事，咱都找好人啦。”刘以华、刘以飞一听也跑过来，用脚踹申请人。打的申请人头晕眼花失去知觉，这时有好心群众过来拉开了。申请人意识清醒过来赶忙拿出手机想打110，这时刘以飞听到报警，过来一脚把申请人踹到沟边，有三四米远，刘以华趁势又踹了一脚，把申请人踹到坑中。申请人倒在坑里感到胸部剧烈疼痛，眼前一黑，一阵眩晕挣扎着想起来，这时刘青才跑过来踹了申请人一脚，后来，申请人的儿子把申请人扶起来回了家并立即报了警。这一过程中，不能排除梁培培、刘以华、刘以飞打人的事实，也无法确定伤情的来源，即“原因力”，伤情“原因力”的先后顺序更不能确定（即群殴所致，还是后来造成的）。本案事发当年，申请人及时报案，派出所对周边邻居也都做了笔录，后期却迟迟不予以处理，后来却告知申请人只能告一个，最终仅对胸部伤情进行立案侦查，对头部外伤、脑震荡未在刑事案件中作为共犯进行立案侦查。也未做任何处理。但这并不能否定事实本身，法院仅以部分卷宗材料认定申请人的伤情不是被申请人与刘青才共同施加伤害行为造成的，明显与事实不符。退一步讲，即使“讯问笔录存在去伪存真的过程”，申请人张瑞英最后一次的陈述为“我一说，刘青才一家人就围上来打我……”，刘以华伸脚踢我腿上一脚，把我踢到了土坑里，当时（我）趴抗里了，这时刘青才抬腿往我身上踹，踹在了我的肋部，可见申请人张瑞英遭受侵害并被致伤，是一个由“刘青才及各被申请人挑事辱骂——刘以华踢我入坑中——被刘青才踢中肋部”的不可分割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每个环节均与致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每个环节的侵权参与人均是整个侵权行为的共同参与人，是危险行为人。另据被申请人刘青才第一次询问笔录（第15页），第一次讯问笔录（第19页），第二次讯问笔录（第22页）均说申请人张瑞英躺在坑里。结合刘青玉的询问笔录（第26页）、刘以同询问笔录（第28页）、康文静（第44页）询问笔录以及申请人的陈述都相互印证张瑞英被人踹到坑里的事实，其次，梁培培的丈夫刘以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第42页），婆婆席爱芹（第34页）的询问笔录以前梁培培本人的供述（第50页、第51页）的笔录均说梁培培与申请人张瑞英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暴力殴打（用鞋底打头部），因此梁培培对张瑞英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上，2015年3月25日申请人依一审法院要求在聊城市人民医院做三维CT重建、CT显示左侧4、5、6、7，右侧2、4、5、6肋骨局部形态欠规整，诊断：双侧多发陈旧肋骨骨折，2017年1月19日再次CT显现左侧4、5、6、7，右侧2、4、5、6肋骨局部形态欠规整，影像诊断：双侧多发陈旧肋骨骨折。申请人依法院要求又于2017年2月19日在武警山东总队医院做三维重建显示左侧3—7，右侧2—6前肋陈旧性骨折CT表现，诊断：双侧多发陈旧性骨折。以上三次CT三维重建显示都是双侧多发陈旧性肋骨骨折。结合申请人在高唐县2014年8月10日CT未显示骨折，2014年8月15日伤后六天后才显示左侧“4—7”前肋骨部骨折不连续，但明确提示不排除骨折漏诊的可能。2015年3月25日聊城人民医院CT显示双侧陈旧多发肋骨骨折，这与高唐人民医院此前CT显示不一致，于是申请人又于当天2015年3月25日在高唐做三维重建，CT显示左侧“4—7”前肋肋骨骨折，这于聊城人民医院CT显示相矛盾不一致，也充分印证了高唐医院因医疗设备有限漏诊的情况，以上客观事实，结合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充分证明了刘以华、刘以飞、梁培培、席爱芹群殴致伤打人的事实。把他们排除在外，违背客观事实，违反立法原意置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不顾，是不正确的，体现不出法律的公平、正义，与事实不符。（3）法院未调取刑事侦查卷宗的全部材料，未将证人证言，勘验笔录等其它与本案有关的主要证据材料作为定案依据，仅依刘青才的询问笔录，高唐检察院的起诉书，片面的认定“张瑞英的伤情系刘青才一人所致”属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证据不充分，不具有证明力。（4）北京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张瑞英外伤后左侧第3—7肋骨骨折是5根肋骨，这和此前认定的左侧第4—7肋骨骨折是不一致的，出现了新的伤情情况，依法应支持申请人重新做伤残等级，护理期限等司法鉴定。但一审仍按左侧第4—7肋骨骨折的鉴定报告计算与事实严重不符，缺乏证据证明。2.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1）本案缺失犯罪嫌疑人刘青才2014年8月9日当天的原始询问笔录（口供）。申请人张瑞英于2014年8月9日报案，随后因伤住院于2014年8月15日肋骨CT片示“左侧4—7前肋局部骨质不连续，第4、5肋端移位”显示肋骨骨折，即向派出所报告，高唐县公安局于2014年8月18日出具了张瑞英损伤程度鉴定文书，之后才出现刘青才的第一次询问笔录，较报案时间（2014年8月9日8时）推迟了九天，案发当天张瑞英、刘以刚、刘以华、刘以飞、刘青才都去了派出所，受案登记表记录把刘青才传唤清平派出所，可唯一缺失刘青才当天的询问笔录。（2）本案关键性的证人证言未出示，合法性存疑，书证、物证也未充分说明展示证据体系不具备，主要证据未质证。以上情景说明，法院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结合本案分析认证，仅依询问笔录、起诉书就认定申请人的伤情系刘青才个人所为，排除梁培培、刘以华、刘以飞实属不当，与事实严重不符。3.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申请人书面申请调取法院（2015）高刑初字第40号刘青才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因检察院告诉申请人、代理人不能自己调取）以查明本案全部事实，但一审法院对申请人的申请未予回复，也未调查、收集。4.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1）席爱芹、刘以飞、刘以华、梁培培系本案共同侵权人，不应划分内部责任比例，应对申请人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上所述，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显示，申请人于本案纠纷中所受伤害系由刘青才召集组织，席爱芹、刘以飞、刘以华、梁培培共同同时参与实施侵权行为所导致。申请人虽陈述其损害为刘青才造成，但不能否定席爱芹、刘以飞、刘以华、梁培培参与侵权，系本案共同侵权人的事实，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刘青才与席爱芹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判决按“刘青才承担80%，席爱芹承担20%”划分内部责任比例于法无据。退一步讲让侵权人席爱芹承担（70%×20%）14%的赔偿责任，让受害人承担30%的责任，实属不公（被打者比打人者承担的比例还多，责任还大？）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原判认定刘以飞、刘以华、梁培培帮助刘青才侵权，存在侵权行为，却判令其三人不承担侵权责任，实属不当。综上，席爱芹、刘以华、梁培培为侵权人刘青才的共同加害人，系本案共同侵权人。其四人的行为均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应对申请人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申请人刘云荣在刘青才遗产范围内与其四人共同承担责任。（2）原判决认定的申请人的损失数额中，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的数额及计算标准于法无据。首先，申请人受侵害时（2014年8月9日），一审法院内部裁判规则对住院伙食补助费的适用标准是100元/天，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在2014年2月新闻报道中公布了《山东省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适用出差人员100元/天，且高唐法院2014年裁判案例也为100元/天，申请人认为应适用该标准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不适用新的标准）。其次，申请人定残后，到聊城、济南多次复查，申请人诉请增加30天误工时间符合客观实际，符合法律规定，实际误工时间远超过鉴定的时间。一审法院按照54.65元/元计算误工费，适用标准错误，本案侵权行为发在2014年，应适用侵权行为发生时的裁判规则即117.23元/天的标准认定误工费。此案原审（2015）高民初学第1187号中也认定为117.23元/天。再次，护理人员系青壮年劳动力，一审法院按照64.3元/天，远低于护理人员的实际损失，应依法适用117.23元/天的标准认定护理费。2015年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出具了鲁银司鉴[2015]临鉴字第112号鉴定书明确护理期为伤后护理60天，住院期间2天护理，出院后为1天护理，即2014年8月9日伤后护理60天，因此应适用于2014年的护理标准，一审认定适用新的标准不正确，无任何法律依据。本案应适用旧的裁判规则，不适用新的裁判规则，同一案件一份司法鉴定文书，一审法院采用两种裁判标准，认定两种损失额，原审认定（70201.9元），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遗漏案件当事人）发回重审又认定（66078.79元），实属不当，无法体现法律的尊严，法院的权威。最后，申请人右侧第2—6肋肋骨陈旧性骨折系在本案事故中形成，根据《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构成九级伤残甚至八级伤残具体以鉴定结论为准，申请人认为一审诉讼中鉴定机构认定的伤残程度有误，以致原判决认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计算标准有误，于法无据。（3）本案给申请人带来巨大身体痛苦和精神折磨，原判决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元，对申请人显属不公。本案发生后，申请人先后在高唐县人民医院、聊城市人民医院、武警山东总队医院检查。就诊多次，辗转各地治疗近四年至今仍未痊愈，时常忘事、长期吃药、活动能力降低、生活能力严重下降、连蒸馒头也不能做了，给申请人带来巨大的身体痛苦和精神折磨，给家庭造成沉重负担，申请人平日信法守法，本次故意伤害事件中申请人不存在过错，各侵权人在公众场合公然对申请人实施暴力殴打行为，影响恶劣。二审中，申请人诉请法院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侵害后果，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确定合理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但未获法院支持。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险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在全国开展扫黑险恶专项斗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全国对涉黑涉恶案件依法进行严处。本案以刘青才为首的各侵权人，目无法纪，在公共场合公然寻衅滋事、暴力殴打申请人，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为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定要对涉恶势力进行严惩，对受害人给与充分赔偿。据此申请人主张1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合法。5.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北京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了张瑞英外伤后左侧第3—7肋骨骨折是5根肋骨，这和此前认定的左侧第4—7肋骨骨折是不一致的，出现了新伤情的情况，依法应支持申请人重新做伤残等级鉴定，但一审法院以“没有法定事由”为由未予准许，属于程序违法。北京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不符合事实真相，且作出鉴定事项与法院委托鉴定事项相悖，违背客观事实，鉴定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申请人于一审程序中向法庭申请重新鉴定，但一审法院以“没有法定事由”为由未予准许，属于程序违法。二审中，法院以“张瑞英没有申请鉴定人员出庭对其异议理由进行解释，故一审法院未准许张瑞英重新鉴定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于法无据。北京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答复函中已明确无法确定右侧，2—6肋肋骨骨折与左侧3—7肋肋骨骨折的先后顺序，即时间性无法判断这与鉴定意见书中的结论相互矛盾，无法解释，法院应依职依法让鉴定机构作解释说明，把过错归于受害人张瑞英未申请鉴定人员出庭解释为由而主观臆测妄下结论，实属不当。（本案审理长达4年之久，给受害人造成身心巨大痛苦，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生活极度困难）。鉴定依据不足，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根据鉴定书中的记载，鉴定材料包括聊城市人民医院2015年3月25日CT报告单复印件两页，载明“右侧第2、4、5、6，左侧第4、5、6、7肋骨局部形态欠规整”影像诊断：双侧多发陈旧肋骨骨折。但鉴定机构未将该报告单复印页作为检材，也未做任何解释，且缺失右侧2、4、5、6肋骨影像学资料扫描照片，鉴定依据明显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做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庭应予准许：（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之规定，北京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的鉴定意见符合法定申请重新鉴定条件，人民法院应依法准许重新鉴定。“一方当事人没有申请鉴定人员出庭对其异议理由进行解释”并非法定的不予重新申请鉴定的条件，二审法院以此为由未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于法无据。申请人于一审期限内向法庭请求对营养期进行鉴定，但法庭未对申请人作答复，二审法院未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属于程序违法。2016年12月21日申请人于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庭提出申请，请求时申请人的伤残等级、护理期限及人数、误工时间、营养期限进行鉴定，但至一审程序终结法庭未对申请人的营养期鉴定申请作出答复，一审未履行法院职责属于程序违法。二审中，申请人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对申请人的营养期限进行鉴定，但二审庭审中法庭对申请人的请求未置可否，二审判决书也未对此事做任何说明解释。人民法院置申请人的请求于不顾，违反法律规定，剥夺申请人辩论权利，属于程序违法。6.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1）申请人于2016年12月2日向法院递交申请鉴定书中明确记载鉴定事项为：伤残等级、误工时间、护理时间、护理人数、营养期限及标准进行司法鉴定的事项。（详见2016年12月12日鉴定申请书）可一审法院在申请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增添鉴定事项（左侧3—7，右侧2—6肋，肋骨骨折是否同时形成的），致使山东大舜、北京法源司法鉴定机构认为疑难、复杂无法做出鉴定结论。（2）鉴定机构的鉴定事项与法院委托鉴定事项不相符。2018年1月24日法院通知要求申请人增加鉴定事项，申请人不得不同意，鉴定事项为：左侧第3根、右侧第2、3、4、5、6、根肋骨骨折与左侧4、5、6、7根肋骨骨折是否在同一斗殴中形成进行鉴定。如果经鉴定系同一斗殴事件中形成的骨折伤，鉴定伤残等级、护理期限及人数，误工时间、营养期限。可北京法大法庭鉴定机构出具了因果关系鉴定书，这与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事项不相符，鉴定程序违法。（3）综上，本案鉴定程序中法院擅自增加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致使本案两家鉴定机构认为疑难、复杂无法做出鉴定，而北京法大法庭做出的鉴定结论又不唯一，且答复函中已明确无法判断右侧2—6根肋骨形成时间对于左侧3—7肋骨骨折的先后顺序。故急需专家、专业医疗机构作解释说明，法官应本着对案件高度负责的态度处理，而不是主观臆测，造成错判。综上所述，本案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申请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违反法律规定，剥夺申请人辩论权利；原判决超出诉讼请求。本案违背客观事实，违反法律规定实属冤假错案，望领导高度重视，全面细致的调查审核，请贵院依法再审，纠正错误，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张瑞英在双方殴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张瑞英的丈夫刘青玉与席爱芹的丈夫刘青才系同胞兄弟，因房产继承、承包地树木遮阴等问题产生纠纷，矛盾由来已久，一直未解决。刘青才等人在2014年8月9日开挖争议地基致两家发生冲突，张瑞英并未采取报警等方式，而是参与其中，与席爱芹发生抓扯，最终致其被打伤。一审法院认为张瑞英处置情况不当，存在次要过错，并无不当。张瑞英主张刘青才、席爱芹构成共同侵权，不应在二人之间再划分责任比例，无充分证据证实，对该条申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张瑞英主张梁培培等人也参与了对张瑞英的殴打，但是在一、二审中未提供充分证据，再审亦未提交新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张瑞英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张瑞英主张伙食补助费应适用《山东省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进行计算，主张判决的精神抚慰金1000元过少、应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元，无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案涉误工费和护理费，一审、二审判决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核定数额计算并无不当，张瑞英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关于申请调取刑事卷宗材料问题。张瑞英未在一审提交书面申请，二审上诉时也未提及，且作为该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应能够自行向公安机关取得上述材料，实际一审中其已经提交了公安机关的相关讯问笔录等材料，故该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一审、二审对公安机关的询（讯）问笔录、检察院起诉书、鉴定机构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进行了质证审核，张瑞英主张法院未按照法定程序审核证据，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是否进行重新鉴定。张瑞英对北京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不服，提出了异议，鉴定机构进行了书面答复，张瑞英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后，一审、二审进行了审查，认定不符合重新鉴定条件，驳回了其申请，并无不当。 关于营养期限鉴定问题。营养期限是以张瑞英伤情为基础，在张瑞英主张的左侧第3根、右侧第2-6根肋骨与左侧第4-7根肋骨系同一时间形成、未被证实的情况下，一审、二审对其关于营养期的鉴定申请未予以准许，并无不当。 综上，张瑞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四、五、六、九、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瑞英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郭召勇 审判员  石 鑫 审判员  孔繁奎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李志新 书记员肖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