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112民初382号 原告：董希坤，男，汉族，1966年10月1日出生，住址天津市南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元锋，天津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响，天津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南华夏银都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同心路1号8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23385459726。 法定代表人：杨义恩。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浪，男，汉族，1992年2月1日出生，住址长沙市雨花区，系公司员工。 原告董希坤诉被告湖南华夏银都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希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元锋，被告华夏银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希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在被告湖南华夏银都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全部交易无效。2、被告湖南华夏银都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合同款3447637.48元，并以该款为基数自2016年6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019年11月一年期为4.15%）支付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2月15日共计500926.11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被告单位工作人员向原告推荐银都期货交易，并许诺高额回报。随后，原告在未收到任何风险提示、未签订书面协议、被告也未告知其并无期货经营资质的情况下。被告为原告开设了湖南华夏银都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中心交易关联绑定的账户：62×××15和会员交易结算账户：43×××71。原告受其欺诈，下载安装华夏银都交易系统软件，并于2016年5月31日至6月15日，分两批转入平台绑定账户人民币360万元，后全部以“会员入金”名义转入华夏银都会员交易结算账户。原告在被告创立的交易软件上买卖名为“银都沥青”“银都蜡”等商品的合约。该产品合约均由被告公布的交易品种、数量、价格、手续费等相关消息，并由被告负责交易款项收取和账户结算，行情也仅根据被告自行设定的价格和买卖需求数量由被告发布。原告入金后，被告一直以各种指导为名，指挥原告进行多空买卖双向交易，监控原告持仓情况。至2017年8月，经过多次此类交易，原告账户剩余152362.52元，累计亏损3447637.48元。从交易的形式上看，上述交易并无实物交割，也并不以买卖现货商品所有权为目的，交割日前均是通过反向操作对冲，了结合同项下商品交割义务。并以保证金形式杠杆开仓，多空可双向买卖，保证金不足则强行平仓结算。双方根据合约价格波动获利。期货合约为标准化合约，而无论合约依托的是实物沥青、蜡的品质如何。由上述交易特点可知，双方实际上是以被告命名的某种商品的标准化合约为标的，进行的可双向空买空卖的期货交易。从交易内容上看，原告资金进入被告设立的交易平台上的结算账户，买卖标的是由被告所设立的诸如“银都沥青”“银都蜡”等商品多空合约，交易决策是以被告对此合约的实时报价为基础。最后，根据原、被告双方交易盈亏情况，由被告通过此交易平台进行结算。被告开发的华夏银都交易系统是被告与众多会员之间的交易结算平台。以上两点决定了此交易事实上是原告作为会员为一方，被告为另一方，在其自创平台上进行的以其自创期货合约为标的的期货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以上结论，已然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华夏银都有限公司经营行为性质认定的复函》所确认。因被告故意隐瞒未获得期货业务的经营许可和行政审批，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4条、第6条等相关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依据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双方的期货合约买卖合同都应为无效合同。被告因其非法经营行为，应对合同无效承担责任，返还其在交易过程中获得的原告资产，并支付相关利息。综上所述被告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限，为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现诉至贵院，请求贵院判如所请。 被告华夏银都公司辩称：1、原告主张确认原告在被告公司的交易无效，返还合同款3447637.48元，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有书面、口头、电子合同。2、返还款项的前提是被告公司得到了该款项的利益，但是根据原告的证据，原告账号与户名显示0671董希坤，而非被告，0671属于E商贸通的账户，资金的所有权是没有发生变动的，如果发生了变动，账户显示将是被告，原告的交易记录无法显示被告得到了原告损失的该笔款项。客户入金之后，转入的是客户自己的虚拟账户，所有权没有变动，基于被告并没有得到该笔资金，所以被告无需返还原告的交易损失。3、即便是原告有证据证明存在合同，即便能够证明被告得到了该笔资金，但是所有的交易均是由其自行操作的，原告多次入金300多万，有盈利有亏损，在交易过程中，本身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4、本案立案时间是2020年1月，交易时间是2016年5月31日至6月15日，国家对企业交易平台整顿清理与本案的诉讼时间已经超过3年。5、原告主张因期货交易导致合同无效，但是被告收到的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从事的非法期货交易。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原告董希坤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对证据分析如下：原告董希坤提交的证据一银行出入金流水，被告华夏银都公司对出金、入金金额均无异议，能够体现原告董希坤与被告华夏银都公司的银行账户的交易情况，予以采信；证据二《湖南商务厅违规交易所整改名单》；证据三《湖南省商务厅关于对我省部分交易场所风险企业提示公告》；证据四判决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被告华夏银都公司未提交证据。 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结合庭审调查情况，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被告华夏银都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登记设立，经营范围为：在互联网从事以下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农产品、贵金属制品、工艺品、沥青混凝土的销售；纺织品及针织品、珠宝首饰的零售；茶叶的生产、加工、销售；有色金属、煤炭及制品的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湖南省商务厅于2015年5月12日发出湘商建[2015]11号文件，要求华夏银都公司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依法经营，并要求其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或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严禁以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 被告华夏银都公司采取会员制，授权其会员单位在被告华夏银都公司进行服务与交易。原告董希坤通过在被告华夏银都公司开设交易账户，下载交易软件，将资金转入被告华夏银都公司的资金结算中心账户43×××71，进行“白银”、“蜡”等合约交易。交易商品价格由被告华夏银都公司通过交易系统时时报出，时时波动。原告董希坤根据在交易平台看到的价格下订单，选择买进或者卖出，交易商品的名称、数量、价格、操作数据等均由被告华夏银都公司在该交易平台上予以提供。2016年5月31日-2017年6月20日，原告董希坤入金3600000元，出金152356.03元。原告董希坤入金和出金相抵后，原告董希坤的亏损金额为3447643.97元。原告董希坤与被告华夏银都公司未进行任何实物交割。 另查明，2016年7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作出《关于申请公开部分企业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信息的统一答复》，答复内容为：按照《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等规定，任何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的企业，包括在各种交易场所、交易平台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的买卖双方，均须具备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商务部的经营许可。我部未收到过以下企业关于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的申请，未向其核发过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批准证书。下列企业均不具有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许可资质。交易市场提供交易平台，不直接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市场交易所的实施意见》和《证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工商总局、银监会关于禁止以电子商务名义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活动的通知》等规定。湖南华夏交易中心（即华夏银都公司）系该答复所公布的不具有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的企业。 2017年5月，湖南省商务厅发布《关于对我省部分交易场所风险企业提示的公告》，主要内容为：我省有部分企业和交易场所未按照政策规定依法依规开展交易场所相关业务，涉嫌违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和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规定要求，存在风险隐患。华夏银都公司在该交易场所风险企业提示名单内。 另，我院在审理原告涂圣勇诉被告华夏银都公司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于2017年10月20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发出一份《关于认定湖南华夏商品交易有限公司与涂圣勇交易性质的公函》，请求对该案原、被告之间是否构成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进行认定。2017年12月28日，该局向我院发出复函，主要内容为：华夏银都公司开展的白银、蜡、沥青等交易活动采用保证金制度，以集中交易的方式进行，交易合约标准化，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允许投资者以对冲平仓的方式了结交易。依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行为具备期货交易特征。华夏银都公司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擅自从事以上行为，涉嫌构成《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 本院认为，本案应为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一、诉争交易行为的性质，即是否属于期货交易；二、诉争交易行为的效力；三、被告华夏银都公司是否应对原告董希坤的亏损承担责任；四、原告董希坤诉求是否过诉讼时效。 焦点一、诉争交易行为的性质，即是否属于期货交易？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期货交易具有双向性，交易者可以选择买入或者卖出期货合约，也可以采取对冲机制，通过与建仓（买或者卖）时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行为实现盈亏相抵。期货交易的重要特征包括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交易双向性、对冲机制、交易方式集中化等，其目的在于通过期货市场价格的波动获得风险利润，转移现货市场的风险。而现货交易中的交易标的物为实物商品或者以实物商品为标的的仓单、可转让提单等，目的在于货物所有权的转移，且不允许采取对冲方式进行交易等。二者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最终有无实物交割，而是交易目的。本案中，被告华夏银都公司设立电子交易平台，客户在平台开户开展交易，虽就单独客户而言，系与交易对手开展一对一的交易，但就被告华夏银都公司而言则是与众多客户开展交易行为，实际构成集中交易的结果；从双方的交易过程可以看出，交易品种、交易单位、手续费的收取方法及计算方式等在交易前已固定，仅有价格系由被告华夏银都公司实时报价；在双方交易过程中自始至终并未进行实物交割，均是通过与建仓相反的操作了结合同义务。由此可知，涉案交易行为的目的并非转移商品所有权，而是通过价格涨跌获取利润。结合原告涂圣勇诉被告华夏银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出具的复函内容可知，被告华夏银都公司开展的沥青等交易活动具备期货交易特征，并非现货交易。涂圣勇与本案原告董希坤均是在被告华夏银都公司开设的交易平台上开设账户，绑定银行卡，投入资金买进、卖出被告华夏银都公司公布的产品并产生亏损，交易过程包括开户流程、交易方式、交易商品种类、手续费收取标准、结算方式等，均具有极大的相同性或相似性。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针对涂圣勇案中被告华夏银都公司开展的交易行为的性质认定，应可适用于本案。 综上所述，原告董希坤与被告华夏银都公司开展的交易行为符合期货交易的基本特征，应属期货交易。被告华夏银都公司称，其并非交易行为的相对方。本院认为，原告董希坤与被告华夏银都公司之间从事的并非现货交易，而是非法期货交易。被告华夏银都公司也不仅仅是交易平台提供方、管理方，更是直接参与了交易标的的确定、交易价格的披露、交易价款的收取、支付等具体交易活动，是交易行为相对方。故对华夏银都公司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焦点二、诉争交易行为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相关活动。虽然上述规定并未明确载明若违反规定，则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若违规建立交易所并展开期货交易的行为有效，极易引发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有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结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的复函中的内容可知，被告华夏银都公司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擅自组织进行具备期货交易特征的交易活动，原告董希坤与被告华夏银都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因违反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无效。 焦点三、被告华夏银都公司是否应对原告董希坤的亏损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原告董希坤诉请被告华夏银都公司承担的交易亏损3447643.97元，应根据原告董希坤与被告华夏银都公司的过错程度予以负担。被告华夏银都公司违法组织具备期货交易特征的交易活动，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但原告董希坤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投资过程中未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其在交易过程中了解到并非以实物交易为目的时理应知晓交易行为已涉非法期货交易，但其仍多次进行交易操作造成损失扩大，其自身亦存在过错。综上，综合双方过错大小，本院认定被告华夏银都公司对原告董希坤的交易亏损3447643.97元承担80%的责任，原告董希坤自行承担20%的责任。经计算，被告华夏银都公司应返还原告董希坤2758115元(3447643.97元*80%），剩余部分由原告董希坤自行承担。原告董希坤诉请被告华夏银都公司支付自2016年6月15日起至实际退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15%），本院不予支持。 焦点四、原告董希坤诉求是否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于支持。在本案中，原告董希坤与被告华夏银都公司之间发生的涉案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前，即2016年5月31日至2017年6月20日，原告董希坤的诉讼时效期间虽应从2017年6月21日开始计算，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原告董希坤的诉讼时效期间未满民法通则的二年或者一年。故原告董希坤主张与被告华夏银都公司之间的诉请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计算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华夏银都公司主张原告董希坤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董希坤在被告湖南华夏银都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开户及交易行为无效。 二、限被告湖南华夏银都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董希坤返还2758115元。 三、驳回原告董希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38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收取19194元，由原告董希坤负担4762元，由被告湖南华夏银都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担1443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补博霖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余 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四条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 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 第六条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 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