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3民终1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华春，女，197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敢，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贞贞，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建平，男，196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键东，福建诚毅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莉，福建诚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李华春因与被上诉人吴建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304民初3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华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吴建平对李华春的起诉或改判驳回吴建平对李华春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李华春在本案中系履行职务行为，并非适格主体，应驳回吴建平对李华春的起诉。1.中山市国家税务局领购发票凭证上载明纳税人为中山市南区中城建筑防护用品经销部(以下简称中城经销部)，发票管理人为“李华春”，该组证据系行政部门的档案材料，证据证明力最大，足以证实李华春系中城经销部员工这一事实。2.中城经销部2019年10月28日出具《情况说明》，证实李华春系中城经销部员工，李华春履行的是职务行为。3.中城经销部2019年7月26日的《证明》及工资表，李华春的《劳动合同》、李美善、曾观海、刘家新、曾东华等四人的说明等证据，均证实本案购销方系中城经销部，与李华春无关。4.吴建平提供短信记录往来作为诉讼主体的证明，但该组证据仅能证明李华春有付款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李华春就是购销方，法律并没有规定付款人就是合同当事人。在实践中，付款人有可能是代理人、履行职务行为等，在没有进一步证据证实情况下，不能仅凭付款即推定为合同当事人。二、吴建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李华春有欠款的事实。按吴建平提供的证据，其自行确认自2016年8月11日至2019年4月10日止，共发货44次，总货款为790636.5元，而李华春通过银行转账2143005.09元给吴建平(其中通过农行转1227597.09元、农商行转395670元、工商银行转159150元、建设银行转360588元)，两者对抵，李华春多转了1352368.59元，这还不算李美善、曾东华、刘家新、曾观海的转账954952.5元。因此，即使按吴建平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李华春有欠吴建平款项，反而能证实吴建平拖欠李华春款项2307321.09元。一审法院以逐笔核对和各笔汇款与各批次货款相对应为由，认定李华春尚欠吴建平款项505786.5元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承认是按货批次逐笔付款，一审法院强行认定按货批次逐笔付款，不符合客观事实。其次，双方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情况下，对于李华春所付的所有款项，均应认定与买卖有关，不能将其割裂，其所付款项应予以对抵，一审法院没有对抵，同样错误。第三，李华春不承认一审法院所谓组织双方按上述《对方付款清单》与《拖欠货款清单》逐笔核对，李华春共计货款505786.5元没有支付这一事实。第四，李华春按其转账，货款已清，且多出，因此不存在欠款的事实。三、本案应追加中城经销部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中城经销部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其是本案合同的购销方，且确认李华春等人为其员工，李华春在本案中系履行职务行为，该证据能证实中城经销部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依法应追加中城经销部为诉讼当事人。四、吴建平提供的证据存在虚假。吴建平在短信中称货物是由鸿达运送的，而庭审时却提供鸿利货运站的发货清单，且没有提供货单的存根，不足以证实发货清单的真实性。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判如所请。 吴建平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为吴建平和李华春是正确的，李华春在上诉状中所称李华春系履行职务行为，并非本案适格主体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1.从本案买卖合同履行的各个环节上看，合同的各个履行节点均由吴建平与李华春经手，李华春也从未披露其是代表经销部与吴建平建立合同关系。本案的买卖关系是吴建平与李华春通过口头约定方式订立的，合同订立后，不管是发货收货还是结算付款包括货物质量瑕疵的处理，均是由李华春实际经手和处理。并且在双方多年的交易往来过程中，李华春从未向吴建平披露过其是代表经销部履行职务行为，也从未向吴建平出示过经销部的书面委托，甚至所谓的经销部也未出面与吴建平进行过任何的沟通和磋商，合同履行过程中，吴建平也从不知道“中山市南区中城建筑防护用品经销部”的存在，吴建平有理由认为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方就是李华春。2.李华春在上诉状中认为其为经销部员工，即代表经销部履行职务行为，并且经销部对这一事实予以认可，故合同相对方不是李华春本人而是经销部，这一逻辑是不能成立的。首先，现代社会，每个自然人都可能拥有多重身份，即便李华春是经销部的员工，李华春也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各项社会活动，是经销部员工并不能证明其所有的行为都是作为经销部的代表进行，更不能证明其是代表经销部与吴建平订立买卖合同关系。其次，李华春主张李美善、曾东华等人是作为经销部员工替经销部支付货款且经销部对此予以承认，该主张也不能成立。第一，李美善、曾东华等人向吴建平支付的款项实际上系代李华春支付，李美善等人向吴建平付款的记录可与短信记录相对应，他们付款给吴建平后李华春都会通过短信向吴建平告知货款支付情况，李华春也曾在短信中告知吴建平“叫朋友先打一笔”，由此可见，该四人向吴建平支付的款项系代李华春支付。第二，李华春、曾东华等人并未与经销部建立劳动关系，经销部也未为该四人发放工资并缴纳社保，李华春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该四人为经销部员工。第三、中城经销部及李美善等人出具的“说明”错漏百出，与生活常理显然不合，若李美善等人真的是员工，一个员工怎么可能出借多达几十万元给经销部来支付货款？3.最后，李华春既然主张经销部才是真正的合同相对人，那便应从合同的各个履行环节来举证证明经销部作为合同买受方履行合同的相应证据，否则便应承担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款金额准确无误，李华春尚欠吴建平505786.5元货款的事实清楚。李华春在上诉状中用银行流水主张其支付给吴建平的货款已经超过了吴建平发货的款项，所以其没有欠吴建平货款。然而根据本案的短信记录来看，该主张与双方在短信记录中体现出来的交易习惯明显不符，超付货款多达100多万元更是与正常的商业逻辑不符。综合本案的短信记录来看，李华春在2016年9月22日之前付款的款项均是付吴建平在2016年7月28日之前发货的货款，李华春在9月26日之后付款的款项均是付吴建平在9月24日之后发货的货款。根据代理人依据双方的短信记录整理的《拖欠货款清单》，看一下9月22日前李华春在短信中交待的付款信息，均是按时间顺序依次支付，吴建平发货后李华春付款，且一直按顺序付22号货款，付24号货款、付27号货款，一直到2016年9月22日付7月28号货款。再看2016年9月22日的后一笔付款记录，是2016年的9月26日付9月24日的货款，即李华春付完2016年7月28号货款后直接跳过了中间发货的部分直接来付2016年9月24日的货款。提请法庭注意一下，在这时，7月28号和9月24号之间的货款李华春是都没有支付的。再来看2016年9月26日之后的付款记录，也都是按时间顺序一笔一笔支付的。直到2017年的1月26日，李华春在短信记录中提到付“7.31、8.1、8.3、8.6、8.11的部分货款”，出现了回头付的情况。如果真如李华春主张货款是概况性支付的，而不是逐笔支付的，那为什么李华春会在2017年的1月26日转回去支付2016年7月31日、8月1日等发货的货款呢。所以很明显的，吴建平和李华春双方之间的交易是有规律可循的，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交易习惯。即除了2016年7月28日之后和2016年9月18日之前这个期间的发货的款项，其余的交易都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在发货后付款，且付款的金额均是特定的数字，甚至精确到了元、角，付款的金额与发货的金额也是一一对应的。本案的真实情况是，在2016年7月28日之前，双方的交易一直是顺畅进行的，由吴建平发货后再由李华春付款。直到2016年7月28日后，李华春向吴建平表示因经济困难，货款先行欠付。中间经过了几个月，即到2016年9月24日，吴建平不肯再让李华春欠款了，要求李华春货到付款，所以2016年9月24日之后，双方的交易行为又继续顺畅进行了，由吴建平发货后李华春付款。也就是2016年7月28日-2016年9月24日之间（吴建平于2016年7月31日-2016年9月18号之间发货的货款）的货款李华春都没有支付。到后面吴建平向李华春催讨欠付的款项，李华春才于2017年1月26日支付了前述欠付的款项，也就出现了本案短信记录中回头付的情况。因此本案中李华春欠付的2016年8月11日（共两笔其中10750元已付，26500元未付）至2016年9月18日间及2019年4月10日的货款共计505786元。此外，本案的短信记录中显示的付款金额都是与发货金额一一对应的特定数字，除了手续费外，并没有多付或者少付的情况，也没有出现预付的情况。既然李华春主张本案的拖欠货款都已经支付完毕，那就应该指出银行流水中的款项究竟是支付本案欠付货款中的哪一笔，该笔款项是否能与发货金额一一对应。若不能，李华春又如何证明本案欠付货款已支付完毕？综上，本案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方为李华春，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款事实清楚，数额准确，依法应驳回李华春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吴建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李华春向吴建平支付货款790636.5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2.李华春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吴建平当庭变更诉讼请求第1项：货款变更为700636.5元。 一审认定事实：吴建平与李华春存在安全网买卖业务往来，双方通过电话及短信等方式沟通下单、发货和付款等事宜。吴建平每批次向李华春发送货物后，均通过短信告知货物名称、数量和单价，如2016年8月11日，吴建平向李华春发送短信“8.11发中阻5斤200件×5×26，5元，阻4斤50件×10×21，5元”，李华春于2016年8月25日向吴建平发送短信“已汇农行0510卡65250元，你要把这两笔款的信息回复我。谢谢！”吴建平于同日发送短信“7.14前已收清”等。根据吴建平发货的《拖欠货款清单》，结合李华春和案外人李美善、曾东华、曾观海、刘家新转账支付货款的银行流水《对方付款清单》，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核对，确认李华春尚欠吴建平自2016年8月11日（该日发货二笔，其中货款10750元已付，货款26500元未付）至2016年9月18日间及2019年4月10日的货款，共计505786.5元，致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吴建平向一审法院申请保全李华春的银行账户存款80万元，并提供担保，预交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9）闽0304民初3392号民事裁定。 一审法院认为：李华春与吴建平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吴建平向李华春履行供货义务后，李华春结欠货款余额505786.5元拒不返还，已构成违约，故吴建平诉求李华春返还货款505786.5元及自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之日（2019年7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吴建平诉求超过一审法院核实的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李华春抗辩无理，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李华春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建平支付货款505786.5元，并自2019年7月1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二、驳回吴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806元，减半收取5403元，保全费5000元，由吴建平负担974元，由李华春负担9429元。 二审期间，李华春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供纳税人确认退票发票单、中山市国家税务局发票出库单、纳税人确认领购发票单、中山市公安局印章刻制审批备案表总共17张，欲证明李华春系中山市南区中城建筑防护用品经销部员工，在本案履行的是职务行为。 经庭审质证，吴建平对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体现的购票人是李华春而不是经销部，经销部已经有开票资格为何要让李华春购票，该购票行为不能证明本案李华春与吴建平的买卖合同关系与中城经销部有关。综上，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否证实李华春的主张，待下文一并予以阐述。 经审理查明，李华春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如下：1.对“吴建平与李华春存在安全网买卖业务往来，双方通过电话及短信等方式沟通下单、发货和付款等事宜”有异议，认为不是李华春，应是中城经销部与吴建平的业务往来。2.对“吴建平每批次向李华春发送货物后”有异议，认为是中城经销部与吴建平的业务往来。3.对“经本院组织双方核对，确认李华春尚欠吴建平自2016年8月11日（该日发货二笔，其中货款10750元已付，货款26500元未付）至2016年9月18日间及2019年4月10日的货款，共计505786.5元，致诉讼”有异议，认为不是事实，法院没有组织李华春确认，只是组织吴建平签字确认。李华春对一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吴建平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案涉合同是吴建平与李华春通过口头约定方式订立的，合同的履行包括价格、数量、付款、质量等问题，均由李华春与吴建平实际交涉。李华春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有向吴建平披露过其是代表中城经销部与吴建平建立合同关系；李华春也未向吴建平出示过中城经销部的书面委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中城经销部也未出面与吴建平进行过任何的沟通和磋商，故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认定李华春是实际的购销人，是正确的。李华春提供的中城经销部证明，因经营者李光耀未出庭作证，该证明真实性无法确认；李华春虽提供劳动合同，但未能提供缴纳社保的相应材料，该合同真实性也无法确认；李华春二审提供的证据虽真实性可予确认，但李华春的领票行为并不能必然证实其仅仅是员工，故李华春上诉称其系履行职务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李华春尚欠货款数额问题。因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而以短信往来的方式确认发货、支付货款等，根据吴建平与李华春的短信往来及付款情况，经逐笔核对，吴建平提供的《拖欠货款清单》和《对方付款清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李华春经一审法院释明，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书面意见将其各笔汇款与吴建平各批次货款相对应的事实一一陈述，且李华春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已还清货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华春尚欠货款数额为505786.5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李华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858元，由上诉人李华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鹏程 审判员  许秋红 审判员  李 忠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高小福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