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63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旭亚，女，197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剑，辽宁冠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谷守君，男，196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上诉人叶旭亚因与被上诉人谷守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5411号民事判决，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赵卫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关宇宁、审判员宋刚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旭亚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人民币100000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只有发货单而没有收货单，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供货的准确数量。上诉人在发现次品的情况下，是要将次品返还给被上诉人，并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款。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记录以及对账单也没有与上诉人取得一致意见，得到上诉人认可。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188780元，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谷守君二审辩称，我们已经提供了准确的数量，有单据和价钱都有，有送货单，上面有单价，还有欠条，而且已经与上诉人进行了对帐，对完帐之后上诉人就不回复了，一审都已经提供了。谷守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88780元及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机票款人民币366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在沈阳五爱市场服装城经营服装批发生意的个体经营者，被告自2016年开始从原告处进购服装，双方的交易模式为由被告选取具体服装的样式、数量，后由原告安排发货，原告将货物的具体商品名称、颜色、尺码、数量、单价、折扣、销售金额等通过百胜365服装进销存管理软件进行记录，并打印《出库单》，被告收取服装货物后进行核对，如出现缺损，被告通过微信或电话方式同原告方人员进行沟通，后在统计货款金额时扣减，2018年8月6日，原、被告签订《还款计划》一份，约定“由于近期各总公司对升级代理商控制十分严格，目前秋冬季所有货品各公司几乎都要求现款提货，希望各位客户大力支持乖蒙濛公司，配合我们正常运作，每月定时还款。注：回款计划金额，以春夏欠款和秋冬欠款为基数，实际回款以当月对账单欠款金额为准。未偿还欠款金额：70631元，2018秋冬季订货总计金额：167691元，共计欠款金额：238322元。计划还款时间、金额：9月30日前还款50000元；10月30日前还款40000元；11月30日前还款50000元；12月30日前还款50000元；1月30日前还款48322元”。签订《还款计划》后，被告继续从原告处进购服装，亦给付了部分货款，截至2019年1月1日，原告结合发货、退货及被告付款情况，统计《欠款明细》一份，列明截至2018年5月10日，总计发货金额为279329元，2018年8月8日至2018年10月17日，总计发货金额为185775元，合计总计发货金额为465104元，被告自2018年3月8日至2019年1月1日返货及退款金额为276324元，尚欠货款金额为188780元。被告对该《欠款明细》不予认可，原告就此又向本院申请其聘用的财务人员王某到庭，王某叙述其与被告对账的过程及欠款金额统计的依据，并出示了其与被告沟通联系的微信聊天记录。另查，庭审中，原告提供乘机人为被告的两张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一张为2018年9月10日沈阳至杭州，一张为2018年12月10日沈阳至深圳，金额合计人民币3660元，原告主张该机票款系由原告出资为被告购买用于参加订货会，被告并未达到订货金额，因此要求被告返还机票款。被告对2018年9月10日至杭州、2018年12月10日至深圳参加订货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双方并未对机票款的负担达成一致，系由原告自愿购买。现原、被告因货款问题产生纠纷，原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虽本案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买卖合同，但原告将服装等货物提供给被告，被告亦支付过货款，因此双方已经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欠付货款具体金额问题，一方面，2018年8月6日，原、被告所签《还款计划》明确载明了被告共计欠款金额为人民币238322元，且明确了具体还款时间、金额，同时约定“每月定时还款”，庭审中，原告自认被告给付了部分货款，被告应举证证明签订《还款计划》后是否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被告对此并未就此进行举证，不能对抗或削减原告提出尚欠货款的诉讼请求，对被告提出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原告除提供《还款计划》证据外，进一步提供了出库单、欠款明细等证据，《出库单》来源于服装销售系统，且有原始数据记录，非事后补记，《欠款明细》虽为原告单方统计，但统计数据的来源与《出库单》能够相互对应，且证人王某到庭证实，原告方曾多次将发送、返回货物及欠款情况通过微信与被告沟通，王某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亦显示出原告方多次将欠款情况出具给被告，并敦促被告及时对账，而被告既未配合对账，亦未明确说明账目是否存在瑕疵，主观上处于懈怠、消极的状态。因此，综合考量原、被告陈述及举证情况，原告所提证据并非孤立存在，证据间前后连贯、统一，并无矛盾，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故，对原告主张被告给付货款人民币18878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双方对于迟延付款违约金并无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原告有权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主张逾期付款损失，鉴于《还款计划》出具于2018年8月6日，嗣后原告又发货给被告至2018年10月17日，逾期付款损失不应以《还款计划》所约定的分批付款时间节点计算，应以尚欠货款总额即人民币188780元为基数，自《还款计划》约定的最后一次付款日期届满后即2019年1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关于原告主张机票款的诉讼请求，虽机票款确由原告出资购买，但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机票款的负担主体，原告此项诉讼请求，证据的关联性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叶旭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谷守君货款人民币188780元；二、被告叶旭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谷守君逾期付款违约金（以人民币18878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谷守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75元，由被告叶旭亚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本院依法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审理本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发生了多笔交易，但就交易数额和欠款数额上诉人提出异议。上诉人主张其虽欠付被上诉人货款，但欠付数额仅为10万元，而非被上诉人主张的18万余元。本院认为，分析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陈述情况来看，被上诉人提供了大量证据，包括与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记录、被上诉人自己记录的出库单、账目以及相关人员的证人证言，基本上可以相互对应，尤其是账目比较清楚详细，多笔交易往来涉及付款、送货数量、返货数量等。而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且其虽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但其未能说明其自认欠款10万元是如何形成的（未提供任何明细账目）。而且从案件事实过程来看，涉案交易往来主要发生在2018年，交易发生后，被上诉人在微信中已经通知上诉人要求进行对账，而上诉人至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积极与被上诉人进行了对账。民法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进行民事交易时互负善意，买卖合同中买方应当在卖方要求对账的情况下，负有配合义务。而本案中，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发出账单后长时间不予配合不予回复，应当视为其默示认可了被上诉人发出的账单或者视为其恶意逃避对账。那么无论视为上诉人已默示认可被上诉人发出的账单，还是视为其恶意逃避对账，综合本案其他证据情况均可得出以下结论：即本案中被上诉人的陈述符合客观事实的可能较高，而上诉人的陈述符合客观事实的可能较低。因此，本院采信被上诉人的主张。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叶旭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75元，由叶旭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卫审判员 关宇宁审判员 宋 刚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谢日恒书记员梁婉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