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 定 书（2019）粤委赔53号赔偿请求人：郭利。委托代理人：辛宏。委托代理人：张雁。赔偿义务机关:广东省潮州市公安局。住所地：广东省潮州市城新西路南段。法定代表人：钟明，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仰吾，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泽金，该局工作人员。复议机关:广东省公安厅。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路97号。法定代表人：李春生，该厅厅长。委托代理人：刘人源，该厅工作人员。赔偿请求人郭利申请赔偿义务机关潮州市公安局侵犯人身权、财产权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广东省公安厅作出的粤公赔复决字[2019]1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3月26日，郭利向赔偿义务机关潮州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郭利提出其在潮州市看守所羁押期间受到精神虐待，生命健康及身体受到伤害，其私人合法财产、有价物品及原始证据被损毁和丢失等申请赔偿事项。2019年4月19日，潮州市公安局作出潮公刑赔不受字[2019]001号《刑事赔偿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认为该局不是赔偿义务机关。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郭利不服，向广东省公安厅申请复议。2019年8月1日，广东省公安厅作出粤公赔复决字[2019]1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认为潮州市公安局不是赔偿义务机关，潮州市公安局对郭利提出的刑事赔偿申请决定不予受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及《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维持潮州市公安局作出的潮公刑赔不受字[2019]001号《刑事赔偿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郭利仍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请求1.依法确认潮州市公安局是法定赔偿义务机关。潮州市公安局派员参与了郭利案跨省抓捕行动、在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潮鸣派出所对郭利的审讯，还协助原潮安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警员办理了跨省抓捕、交接等手续。2.郭利生命健康权受到严重损害与潮州市公安局有关。郭利刑事案再审期间被羁押在潮州市看守所，其生命健康权受到侵犯和威胁。如被迫睡在地上，不许他人接触及挨饿，伤病治疗没有保障，受到许姓警察的威胁。3.潮州市看守所损毁其私人财物（法律文书、案件笔记、家庭相册），导致再审期间无法正常进行自我辩护。4.请法院依法确认原潮安县公安局“不属于”潮州市公安局管辖，现潮州市公安局潮安分局（以下简称潮安公安分局）也“不属于”潮州市公安局管辖。5.依法补发广东省公安厅作出的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原件二份给郭利及其监护人、委托代理人。赔偿义务机关潮州市公安局答辩意见，1.该局不是郭利敲诈勒索案的侦办机关。根据办案需要，该局二名民警参与了潮安公安分局对广东雅士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士利公司）被敲诈勒索案侦查期间的相关工作，但行使侦查权、出具相关法律文书均是潮安公安分局。2.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潮州中院）因对郭利敲诈勒索刑事案再审，郭利从2010年10月19日至同年12月31日临时羁押于潮州市看守所。郭利被看守所收押时，没有代为保管郭利随身携带的物品，其也无提供财物损失的事实依据。郭利亲属给郭利的钱款余额已在出看守所时由其本人签名确认领回。根据该局监察部门、督察部门、潮州市看守所证明及管理信息系统、监室日志等材料证实，郭利入看守所和羁押期间身体状况正常，郭利未向管教人员反映其生命健康权被侵犯、财物被损毁和丢失的情况。故潮州市公安局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情形。复议机关广东省公安厅意见，该厅已依法尽到刑事赔偿复议审查工作职责。对于郭利申请书中提出应送达3份复议决定书的请求，于法无据。该厅复议决定维持潮州市公安局的不予受理决定，符合有关规定。本院审理中，要求潮州市公安局提交郭利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的有关材料。郭利到本院阅卷后，提出潮州市看守所存在强行出售棉被、入看守所时未全面体检、挨饿加重病情等情况。潮州市公安局书面回复，潮州市看守所不存在郭利所称的上述情况。经审理查明，雅士利公司向原潮安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报案称郭利涉嫌敲诈勒索，原潮安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09年7月23日，原潮安县公安局以涉嫌犯敲诈勒索罪对郭利刑事拘留，次日被送至原潮安县看守所（现更名为潮州市潮安区看守所）执行拘留。同年8月5日郭利被逮捕。2010年1月8日，潮安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潮安县法院）作出（2009）安刑初字第49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郭利犯敲诈勒索罪，有期徒刑五年。郭利不服，提出上诉。2010年2月5日，潮州中院作出（2010）潮中法刑一终字第1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利在广东省揭阳监狱服刑期间，本院于2010年5月31日作出（2010）粤高法刑监字第1号再审决定书，指令潮州中院再审。2010年10月15日，潮州中院作出《关于办理罪犯郭利临时羁押手续的函》给潮州市公安局，“因再审案件的需要，该院已到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办理了罪犯提解审批手续，将郭利临时羁押于潮州市看守所。”2010年10月19日至同年12月31日郭利羁押于潮州市看守所。潮州中院再审后于2010年12月30日作出（2010）潮中法刑终再字第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维持潮安县法院（2009）安刑初字第492号刑事判决和该院（2010）潮中法刑一终字第17号刑事裁定。2014年7月22日郭利刑满释放。2017年3月22日，本院作出（2015）粤高法审监刑再字第1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潮州中院（2010）潮中法刑一终字第17号刑事裁定、（2010）潮中法刑终再字第1号刑事裁定和潮安县法院（2009）安刑初字第492号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郭利无罪。另，据2019年7月31日至同年12月4日潮州市看守所《证明》、潮州市公安局监察室《复函》、潮州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证明》、潮州市人民检察院《复函》等材料，潮州市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没有出现对郭利辱骂、威胁、殴打等违规行为。因郭利患病被列为重点人员进行管理，且没有安排其在监室内进行轮流值日和生产劳动。看守所收押时，没有代为保管郭利随身携带的物品；郭利亲属给其的钱款余额已在出看守所时由本人签名确认领回。监察部门没有收到郭利反映其在潮州市看守所羁押期间生命健康权被侵犯、威胁和财物被损毁、丢失等信访投诉。以上事实有（2015）粤高法审监刑再字第19号刑事判决书、《关于办理罪犯郭利临时羁押手续的函》、《出所人员顾送余款领回确认单》、潮州市公安局《情况说明》、潮州市看守所《监室日志》、《入所体检表》、潮州市看守所在押人员诊病登记表、潮州市看守所《证明》、潮州市公安局监察室《复函》、潮州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证明》、潮州市人民检察院《复函》等材料予以证实。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焦点问题在于潮州市公安局是否为赔偿义务机关及郭利申请国家赔偿是否超申请赔偿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看守所的主管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潮州中院因再审郭利刑事案件需要，将正在广东省揭阳监狱服刑的郭利临时羁押于潮州市看守所（2010年10月19日至同年12月31日）。故郭利以其羁押期间人身权被侵犯、威胁和私人财物被损毁、丢失为由，向潮州市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符合上述规定。潮州市公安局为赔偿义务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本案中，郭利于2010年12月31日离开潮州市看守所，在广东省揭阳监狱继续服刑，2014年7月22日刑满释放。根据上述规定，郭利最迟应在2016年7月21日前申请国家赔偿。潮州市公安局补充答辩认为郭利没有在两年的法定申请赔偿时效内向该局申请国家赔偿。郭利也没有向本院提交其在2016年7月21日前向潮州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的相关材料。目前，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郭利在2014年7月22日刑满释放后两年内提出过国家赔偿申请，郭利也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致使申请时效中止的情形，故郭利于2019年3月26日向赔偿义务机关潮州市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两年请求国家赔偿时效。综上，赔偿请求人郭利以在潮州市看守所羁押期间，其生命健康权被侵犯、威胁和私人财物被损毁、丢失为由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两年请求国家赔偿时效。潮州市公安局决定不予受理正确，但认为该局不是赔偿义务机关不当。广东省公安厅复议决定维持潮州市公安局的《刑事赔偿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如下：驳回赔偿请求人郭利的国家赔偿申请。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