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06民初1983号 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领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七号办公楼23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90XC72Y。 法定代表人：余佳鸿，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文秀,上海左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东明，男，198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柱良,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领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辉公司）与被告刘东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被告刘东明于2019年3月20日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裁定驳回被告刘东明的管辖权异议；被告刘东明不服前述管辖权异议裁定而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裁定驳回被告刘东明管辖权异议上诉，维持本院前述管辖裁定。因落实新冠××疫情应对措施，本案诉讼活动不能正常进行而中止审理。2020年4月26日，本案恢复审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新荣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领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文秀，被告刘东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柱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领辉公司向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损失补偿金689532.9元，并支付预期付款利息损失（以689532.9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算至2019年1月31日的利息损失575.24元）。审理中，原告变更利息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原告相应的利息损失（以689532.9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18日、1月19日，原告作为领辉掘金一号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管理领辉掘金一号私募投资基金分别认购了被告担任基金经理的第二基金平稳基金3000000元、第二基金牛市基金1000000元、第二基金精英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1000000元，上述认购金额共计5000000元。后，因上述三支基金净值全部下跌，为防止被强制平仓，被告提出与原告签订亏损补偿协议，承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算满9个月后，若被告在上述三支基金的份额净值不足4250000元人民币，不足部分由被告向原告赔偿。为尽可能减少损失，原告同意了被告的提议，双方于2018年3月5日签订了《亏损补偿协议》。现前述协议签订已满9个月，原告第一时间申请按照份额净值赎回，第二基金平稳基金赎回金额为2299270.07元、第二基金牛市基金645993.41元、第二基金精英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615203.62元，上述款项共计3560467.1元，与4250000元的差额为689532.9元。原告认为，《亏损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经签订，双方皆应遵照执行。根据协议约定，被告应对原告689532.9元损失承担补偿责任。但原告多次催讨未果。 被告刘东明答辩称：原、被告于2018年3月5日签订《亏损补偿协议》属实。但被告认为原告未将案件真实事实予以陈述，双方签订的《亏损补偿协议》是在特殊原因的基础上签订的，且前述协议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原告为转嫁自身投资风险的无效协议，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原告作为合格的机构投资者申购了被告作为深圳第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第二基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基金经理管理的三支证券类私募投资基金，即第二基金平稳基金3000000元、第二基金牛市基金1000000元、第二基金精英3号证券投资基金1000000元，合计申购款5000000元。根据相关基金产品适当性证据资料，原告符合合格机构投资者要求，购买涉案基金过程适当且手续完善，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对行业内法律及行政法规相关强制性规定熟知。2018年初，涉案三支私募基金产品策略均包含了场外期权卖方合约，合约批量对标个股遭遇短时急速下挫，对手方券商将合约估值进行了大幅下调，从而导致基金净值短期急剧下挫。由于场外期权卖方合约估值的特殊性（未到期合约对标个股在合约到期日之前反弹至观察价格合约将马上恢复市场估值并正常核计月度利息收益），经过估算，第二基金精英3号证券投资基金该部分未到期持仓合约在当时出现流动性紧张的二级市场环境中强制平仓将造成个股继续大幅下跌，并导致大部分合约按照0的估值核算退出，从而导致基金财富大幅损失。基于最大限度保护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原则，基金经理与产品各份额投资者逐一沟通，其余投资者均无条件签署了《第二基金精英三号合同补充协议》，同意修改删除原基金合同关于预警止损线的条款，同意产品继续正常运作。被告在与原告电话沟通过程中，原告拒绝无条件签署合同补充协议，被告亲赴原告所在地与其当面沟通，在协商中阐明了产品场外期权合约的特殊估值规则，强制平仓的极端风险后果，在大部分合约未到期前保留其继续运作对持有人利益是最大化的选择，大部分合约将在九个月后到期，强调了管理人面对市场不确定性不能对未来约定期限的合约估值修复程度及投资收益保障的立场，仅就当前持仓合约判断大概率净值得到修复，但原告以不相信基金经理反馈事实真实性为由坚持要被告签署《亏损补偿协议》作为其签署合同补充协议的前提条件。被告在沟通中强调了删除原合同止损线后产品继续运作的风险，合同补充协议也对风险进行了充分的展示说明，后原告自愿盖章签署了《第二基金精英三号证券私募基金合同补充协议》，同意保留产品继续运作。涉案第二基金牛市基金及平稳基金原合同并未约定预警及止损线条款，仅有第二基金精英3号证券私募基金约定了预警线为0.83，止损线为0.8，强制平仓直接损害的是第二基金精英3号证券私募基金份额全体持有人的利益。被告在产品运作过程中并无超出原合同约定投资范围，跌破止损线为投资经济活动中的投资风险，签署该《亏损补偿协议》是基金经理基于对全体投资者负责，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原则性做出的努力，并非为诱使投资人投资的售前违规担保行为。在当时原告投资三支产品汇总预估市值不足4000000元且仅有一百万份额产品面临强制平仓的情况下，作为理性人，被告并无防止产品被强制平仓单边主动提出溢价4250000元担保全部投资份额的必要。被告签署涉案亏损补偿协议是基于对所描述产品策略合约状况真实性负责，理性分析判断大部分合约结束后产品净值将相比签署时期有所提高，但具体能否达到原告预期的4250000元的时间无法准确预估。因此，在前述亏损补偿协议第一条中进行了相关描述。该描述中，产品市值与原告要求的4250000元观察时间起点为协议签署日（2018年3月5日）算满9个月即2018年12月5日起，双方并未就具体补亏参考净值日期等要素做出约定。协议满9个月后，被告与原告多次沟通，原告单边在2018年12月16日赎回全部产品份额后向被告提出补亏要求。此前，双方并未就该参考日期达成任何一致意见及签署补充协议。故，被告认为原告单边认定亏损补偿协议的关键要素并基于此提出的赔偿要求，并未在双方签署协议中得到确认，不应当成立。相关补亏差额实际上是被告自主投资私募基金产品的部分投资亏损，是市场投资行为引发正常亏损，而非被告的债务。被告认为，原告对涉案三支私募基金产品的投资行为，是属法律法规及证监会严格监管和约束，其对自身投资行为应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和损失；原告作为专业的私募同行是一名合格机构投资者，针对三支私募基金产品的投资，其已签署了风险告知书、风险调查问卷等书面文件，充分了解并自愿承担私募基金投资风险和损失。基金合同中也明确作出《风险提示函》，提示投资人投资有风险，不保证产品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涉案基金合同是经过依法备案并受相关部门实施监管的，是合法有效的投资协议。因而，原告购买私募基金产品的行为，是投资行为，其权利义务应依据基金合同约定来界定。原告所有损失均来自于购买三支私募基金，该损失依据基金合同约定，依法是不可转移的，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忽略了涉案亏损补偿协议签署的特殊背景。作为基金经理及理性自然人，被告不会无故提出并自愿签署该权利义务明显失衡的亏损补偿协议，且约定的4250000元人民币的保障金额包括两支并未有预警止损线的高风险等级基金产品，该部分资产初始投资金额占比80%。原告借机将大部分本应自行承担的相应市场投资风险和亏损对被告进行了转嫁。在自主决定协议赔偿关键要素日期后要求基金经理补偿的行为，其性质是在投资亏损产生后变相要求管理人保本保收益，此类约定与法律法规及证监会监管规定相违背，应认定为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92条规定，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等保底或者刚兑条款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无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8月21日公布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前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出私募基金管理人禁止向投资者做出保底承诺。此是证券行业监管的基本要求，也基本共识，是为保护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而设。若认定相关保底承诺有效，将导致此类监管举措落空，流于形式，必然损害广大非特定投资者合法权益，从而损害到资本市场基本交易秩序与基本交易安全损害到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及社会公共利益。原、被告均是私募基金，都熟知基金行业监管要求。相关协议约定的差额补足义务承诺违背了金融投资领域的经济规律和交易规则。私募基金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的经营活动，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为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则。基金合同多处明确告知投资人投资有风险，不保证产品盈利及收益。原告也签署了《风险揭示书》表示充分了解并自愿承担案涉基金产品的风险。保底承诺使私募基金投资行为游离于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之外。此种潜在的风险在一定情况下将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进而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差额不足义务承诺不符合民法上委托代理的法律制度，违背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涉案三支基金产品实质是一种委托理财，而原告要求的补偿实际上将该协议认定为保底承诺，将投资风险全部转移至作为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控制人身上，导致委托人与受托人间权利义务的配置严重失衡，明显违背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基金原则，违背了民法中公平原则及委托理财的基本法律属性。原告要求管理人对自身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与法律法规及证监会对投资市场的监管相关规定相违背。根据前述《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等规定，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必须是合格投资者，具有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原告经过风险及能力测试，是合格的投资者，其具备风险识别能力和承担能力，应自行承担其投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投资者风险自担是证券行业监管基本要求与业内共识，并对广大非特定投资人利益构成重要保障，对社会公共利益亦为必要保障所在。同时，涉案补偿协议无利息约定，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所谓的利息。综上，涉案亏损补偿协议系无效协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A1.日期为2018年3月5日的《亏损补偿协议》2页，证明2018年1月18日、1月19日，原告作为领辉掘金一号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管理领辉掘金一号私募投资基金，分别认购了被告担任基金经理的第二基金平稳基金、第二基金牛市基金、第二基金精英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计5000000元，被告承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算满9个月后，若被告在上述三支基金的份额净值不足4250000元人民币时，则不足部分由被告向原告赔偿等情况； A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签章的日期为2018年1月17日的划款凭证3张（金额分别为3000000元、1000000元、1000000元），证明原告管理领辉掘金一号私募投资基金分别认购了被告担任基金经理的第二基金平稳基金3000000元、第二基金牛市基金1000000元、第二基金精英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1000000元，上述认购金额共计5000000元，且款项已支付等情况； A3.深圳第二基金公司签章的交易确认明细查询单3页，证明原告第一时间申请按照份额净值赎回涉案基金，其中，第二基金平稳基金赎回金额为2299270.07元、第二基金牛市赎回金额645993.41元、第二基金精英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615203.62元，上述款项共计3560467.1元，与4250000元的差额为689532.9元等情况； A4.日期为2019年1月14日的律师函、邮寄律师函快递面单及其物流信息单共5页，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差额款项689532.9元而未果等情况。 被告为证明其辩称向本院提供如下： B1.日期为2018年3月7日的《第二基金精英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之补充协议》3页，证明原告知晓强制平仓风险并同意修改产品止损线，并恢复正常运作等情况； B2.营业执照1份，证明被告系深圳第二基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情况； B3.《第二基金平稳基金基金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之一各1份、《第二基金牛市基金基金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之一各1份、风险提示书3份、基金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参考模板3份、投资者风险匹配告知书及投资者确认函参考模板3份、私募产品合格投资者回访确认书2份，证明被告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深圳第二基金公司与原告在2018年1月17日签订了《第二基金平稳基金基金合同》、《第二基金牛市基金基金合同》补充协议之一、风险提示书、基金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参考模板等文件，前述文件多处明确告知投资人投资有风险，不保证产品盈利及收益，原告签署了《风险揭示书》表示充分了解并自愿承担案涉基金产品的风险，且经过风险及能力测试，是合格的投资者，其具备风险识别能力和承担能力，应对其自行承担自己投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等情况。 经开庭审理、举证、质证，本院对涉案证据分析认证如下： 1.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签订该亏损补偿协议系履职行为，且其中的协议条款涉及承诺收益或承担损失的性质，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协议；本院对证据A1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被告对证据A2、A3、A4无异议，本院对其予以认定。 2.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B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证据B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原告对证据B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签订涉案亏损补偿协议不是履职行为；本院对证据B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原告对证据B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证据B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证据的分析认证，结合原、被告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本案如下事实：原告系领辉掘金一号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被告系深圳第二基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1月17日，原告与深圳第二基金公司分别签订了《第二基金平稳基金基金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之一、《投资者承诺书》各一份，《第二基金牛市基金基金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之一、《投资者承诺书》各一份，《第二基金精英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一份等有关投资基金合同。签有中信公司托管业务结算专用章的日期为2018年1月17日《划款凭证》分别载明，领辉掘金一号私募投资基金通过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分别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业务募集专户（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划款3000000元（用于申购第二基金平稳基金）及1000000元（用于申购第二基金牛市基金）、向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运营外包服务募集专户（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水榭花都支行）划款1000000元（用于申购第二基金精英3号）。前述划款合计5000000元。2018年1月18日、19日，原告分别认购了第二基金平稳基金3000000元、第二基金牛市基金1000000元、第二基金精英3号基金1000000元。2018年3月5日，原、被告签订的《亏损补偿协议》载明：甲方（管理人）领辉公司，乙方（基金经理）刘东明；甲方作为管理人，旗下管理基金领辉掘金一号于2018年1月18日、19日认购乙方担任基金经理的第二基金平稳基金、第二基金牛市基金、第二基金精英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伍佰万元人民币整；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乙方承诺第二基金平稳基金、第二基金牛市基金、第二基金精英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满9个月后，若甲方份额净值不足4250000元人民币，不足部分，由乙方进行无限责任赔偿甲方，如乙方无法赔付，由第二基金负无限连带责任；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满9个月前，如甲方主动提出赎回，视为自动放弃本亏损不足协议约定权益，即赎回净值为赎回日基金单位份额净值，无亏损补偿；如上述基金单位累积基金资产净值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9个月内达到4250000元，甲方有权提出临时赎回的申请，由乙方开放临时申赎日并协助赎回，此赎回不属于本协议前述条款中的主动提出赎回；甲乙双方承诺对本协议进行保密，如乙方在未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情况下，甲方不得和第三方传阅、泄露及复制本协议内容，否则，本协议自动失效；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仲裁或向法院起诉；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前述《亏损补偿协议》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涉案《亏损补偿协议》签订满9个月后，原告于2018年12月17日赎回了第二基金平稳基金(净值为2299270.07元)、第二基金牛市基金(净值为645993.41元)，于2018年12月28日赎回了第二基金精英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净值为615203.62元)，合计净值3560467.1元，与涉案基金份额净值4250000元相差689532.9元。2019年1月，原告向被告邮寄律师函，要求被告自收到律师函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基金净值差额689532.9元。2019年1月17日，他人代被告签收了前述律师函。嗣后，被告未按涉案《亏损补偿协议》履行赔偿责任。现原告诉至本院，提出如上诉求。 本院认为：涉案《亏损补偿协议》应属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当原告按约定时间及时赎回涉案基金，出现涉案基金净值仅为3560467.1元，与原、被告约定的涉案基金份额净值4250000元相差689532.9元时，被告应按约赔偿原告基金份额净值差额689532.9元。被告于2019年1月17日收到涉案律师函后，未在7日内即2019年1月24日前向原告赔偿689532.9元，则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利息（以689532.9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鉴于涉案《亏损补偿协议》系被告自行签订，并未签盖深圳第二基金公司印章，且亏损补偿协议签订于涉案相关基金合同之后，应属被告本人的自愿行为，而非以深圳第二基金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实施的履职行为，则被告以涉案《亏损补偿协议》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规定而属无效协议，其不应赔偿原告损失等为由予以抗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刘东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领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689532.9元，并支付原告相应的利息损失（以689532.9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10701元，减半收取5350.5元，由被告刘东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如义务人拒绝履行，权利人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员 张新荣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沈晓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