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13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静，女，198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幸福，江苏瀛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佘宝卿，江苏瀛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加春，男，196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宝，江苏尊鼎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闫梅，女，196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上诉人杨静因与被上诉人魏加春、原审被告闫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312民初5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本案。上诉人杨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幸福，被上诉人魏加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宝，原审被告闫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静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改判驳回魏加春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魏加春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2016年5月15日，杨静与徐州澳东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徐州市泉山区房屋，总价款61万元。2016年5月15日，杨静的母亲闫莉用杨静的存款代杨静支付房款20万元。2016年6月28日，闫梅代替杨静支付房款41万元。2017年4月17日，闫莉去世，合法继承人为闫家启（闫莉父亲）、杨静、魏加春（闫莉丈夫）。本案争议事实属于法定继承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涉案款项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在闫莉去世后，应由闫莉的全部法定继承人主张，魏加春无权单方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二、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闫梅和杨静的陈述，对2016年6月28日闫梅代杨静支付给徐州澳东置业有限公司的41万元房款，与魏加春和闫加启没有任何直接法律关系，一审认定属于杨静和魏加春之间的借款关系错误。至于闫莉打给闫梅的20万元、魏加春打给闫梅的21万元，属于闫莉和魏加春向闫梅归还的其他借款，与购房款无关。对于2016年5月15日闫莉代杨静支付给徐州澳东置业有限公司20万元房款，是杨静将工资和其他收入交给闫莉暂时存在其银行账户名下保管的，在杨静支付房款时直接支付给徐州澳东置业有限公司。魏加春答辩称，请求驳回杨静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闫梅述称，杨静的上诉正确，不认可一审判决。魏加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静偿还借款61万元；2、诉讼费由杨静承担。事实和理由：魏加春与闫莉系夫妻关系，杨静是魏加春的继女。杨静因购买泉山区东南印象城7号楼2-1401室商品房，自2016年5月至2017年1月期间，分多次向魏加春借款人民币61万元。魏加春直接按照杨静的要求将款转入开发公司账户或杨静指定账户。因双方是家庭成员关系，杨静未向魏加春出具借款借据，未约定借款利利率。该商品房交付装潢后，杨静将该房屋钥匙交给魏加春，魏加春在此居住至今。2017年魏加春妻子闫莉因病去世，杨静不念魏加春的养育之情，一纸诉状诉至泉山区法院，要求魏加春迁出并支付房屋占用费用18000元。魏加春认为，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客观存在，虽未约定借款期限，但其有权随时主张权利。为维护魏加春合法权益，实现债权，特诉至法院。杨静、闫梅辩称，魏加春的起诉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根本不是借贷关系。理由：1、杨静购买涉案房屋资金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其母亲闫莉汇款20万，另一部分是其二姨闫梅汇款41万构成，其母亲闫莉名下的20万也是杨静平时工资收入及结婚、孩子喜面收入组成，实际款项所有权人属于杨静，另外41万系杨静向其二姨闫梅所借，均与魏加春无关。2、魏加春与杨静系家庭成员关系，即使购房款系家庭成员所出，涉案房屋早已登记在杨静名下，就是说双方存在着赠与关系，这种赠与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即使涉案房屋系魏加春所出资，也系魏加春及其妻子闫莉对杨静的赠与，现赠与合同已经全部履行，魏加春反悔，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魏加春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魏加春与杨静母亲闫莉系再婚，闫梅与闫莉系姐妹关系。2016年5月15日，杨静与徐州澳东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徐州市泉山区的房屋，总价款为61万元。2016年5月15日，闫莉代杨静缴纳房款20万元，2016年6月28日，闫梅垫付房款41万元。2017年4月，闫莉去世。2017年7月4日，杨静取得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另查明，2016年5月15日，闫莉分别通过中国工商银行、铜山农村信用联社、中国建设银行向徐州澳东置业有限公司转款5万元、12万元、2.9万元，共计19.9万元，同日闫莉支付购房押金1000元。2016年6月28日，魏加春向闫梅转账21万元；2016年8月22日，闫莉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闫梅转款20万元。魏加春认为杨静购买东南印象城7号楼2单元1401室房屋的61万元款项系其出借给杨静，故于2018年6月12日诉至法院，要求其偿还借款61万元。一审庭审中，为证实闫梅与闫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杨静提供闫梅的银行流水一份，该流水中显示2013年12月11日，闫梅向闫莉转款20万元。该款项被闫莉于2013年12月13日购买了两份理财产品，后杨静将该款项取出。一审法院认为，在高房价的影响下，父母出资为儿女购房为常事，但在儿女成年之后，父母便已尽到了抚养的义务，并无继续供养的义务。在魏加春及妻子闫莉并无明确表示二人出资系赠与的情况下，应视为该出资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子女负有偿还义务。本案中，杨静购买房屋的61万元款项中，有20万元系闫莉直接支付，41万元系闫梅支付，魏加春于闫梅付款当日向其转款21万元。可视为魏加春及妻子闫莉共为杨静支付房款41万元。关于2016年8月22日闫莉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闫梅转款20万元款项，因闫莉与闫梅之间尚存在其他资金往来，无法证实该款项系用于支付杨静的购房款，故对于魏加春要求被告偿还该20万元款项的诉请，不予支持。上述款项中若存在其他继承问题，权利人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魏加春借款41万元；二、驳回原告魏加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杨静向法庭提交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定期明细信息记录两张及存单记录四张，拟证明2016年3月24日，杨静将180368.26元的资金被闫莉转入其账户名下，主要是闫莉怕杨静乱花钱，为了后期购房帮杨静存款，闫莉支付的案涉房屋的房款20万元全系杨静自有资金。转账记录与20万不符是因为杨静平时还有工资收入以现金方式给闫莉，合计20万。魏加春经质证认为，杨静提交的上述银行单据不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有权拒绝质证。因为魏加春和闫莉在诉讼之前包括闫莉生前和杨静之间存在多起转账记录，目前仅就涉案房屋起诉，还有其他车辆及生活支出方面的转账往来。另，杨静举证的数额也与本案金额不吻合，杨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所述观点与一审的观点相矛盾，与泉山法院处理的杨静诉魏加春房屋迁出一案中的陈述也相矛盾，此前杨静陈述上述款项是魏加春和闫莉支付的，但是认为是赠与性质。另闫莉购买20万元理财产品到期后全部被杨静取出使用。原审被告闫梅对杨静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持异议。魏加春提交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单和活期明细查询单一份，用以证明从闫莉卡转给杨静的有6笔银行流水金额共计11029元，用以证明除涉案房款外，杨静与魏加春之间仍存在其他借款。杨静质证认为，除了一份带有银行公章的流水单外，对其他流水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按照魏加春的主张，闫莉转给杨静的每笔款项都认定为借款，明显不符合事实和常理。加之闫莉和杨静之间存量不存在借款的合意，对该笔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审被告闫梅认为款项模糊，不发表质证意见。对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加以综合认定。二审法院补充查明：2018年5月22日，杨静诉至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魏加春从徐州市泉山区房屋中迁出，并支付2017年6月至实际返还之日的房屋占有使用费。泉山区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苏0311民初2983号判决书，认定以下事实：“魏加春与杨静母亲闫莉于1994年结婚，双方均系再婚。2016年5月15日，杨静与徐州澳东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徐州市泉山区房屋，总价款为610000元。2017年7月4日，杨静取得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房屋登记的权利人为杨静，且系单独所有。2016年3月，闫莉被确诊患有胰腺癌，后闫莉于2017年4月去世。魏加春经杨静同意后于2017年6月份搬入涉案房屋。杨静与魏加春未就房屋使用费作出约定。后因魏加春结交了女朋友并与其共同在涉案房屋居住，杨静遂要求魏加春停止使用并搬出涉案房屋。因魏加春不同意迁出，杨静遂起诉来院。庭审中，魏加春主张，杨静购买涉案房屋的购房款610000元，系魏加春及闫莉出借给杨静的，并提供银行转账明细加以证明。魏加春还主张其、闫莉和杨静有约定，魏加春和闫莉借款610000元给杨静用于购买房屋，杨静什么时候还清，其和闫莉就搬出涉案房屋。杨静对此不予认可，魏加春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魏加春是否是本案适格当事人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魏加春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并提供了相应证据，能够证明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此外，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杨静用以购买涉案房屋的部分款项实际由魏加春与闫莉支付，魏加春和闫莉共同享有债权，闫莉去世并不影响魏加春的诉讼主体资格，魏加春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二、关于魏加春与杨静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如果存在相关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魏加春主张其与杨静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提供了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杨静虽然主张该款项与魏加春没有任何关系，并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曾向其母亲闫莉账户中汇款，但杨静与闫莉系特殊关系，存在多笔资金往来，难以证明该款项的实际用途，故对杨静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从该条规定看，对赠与事实的认定高于一般事实。本案中，魏加春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款项交付真实存在，在其和闫莉没有明确赠与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结合双方之间的关系及另案处理结果，不宜认定双方存在赠与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亦无不当。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具有高度盖然性。最后，杨静用以购买房屋的61万元款项中，有20万元是闫莉直接支付，41万元是闫梅支付，魏加春在闫梅付款当日向其转款21万元，可以视为魏加春及闫莉为杨静支付购房款41万元。因闫莉和闫梅之间还有其他资金往来，无法证实该款项系用于支付杨静的购房款，一审法院未将该20万元认定为购房款，并无不当。二审期间，杨静还主张闫莉于2016年5月15日代杨静支付给徐州澳东置业有限公司的20万元房款，系杨静将其工资和其他收入交给闫莉暂时存在其名下银行账户保管的，但鉴于双方系母女关系，资金往来较多，款项用途难以确定，资金数额与20万元不相一致，故对杨静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令杨静偿还魏加春41万元借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50元，由上诉人杨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超审判员 刘 洋审判员 周东海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