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07民初258号原告：卢鹏飞，男，1978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12。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芳跃，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晓，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衍彤，男，198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11。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健，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卢鹏飞与被告陈衍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开庭时，原告卢鹏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芳跃、被告陈衍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重型牵引车款2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9000元（从2019年3月25日起至2019年12月25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至付清为止），合计209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是亲戚。被告向原告承诺有重型牵引车出售，原告就按被告的要求于2019年3月25日转账200000元给被告。其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交付重型牵引车或返还车款未果。被告辩称：1.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关系。原告为获得银行贷款，转账时捏造款项用途为购车。原告申请银行贷款使用的买卖合同冒用了被告的签名。2.被告与原告间仅为代收款关系。案涉款项实际为原告向案外人蔡志聪、叶铭松等支付的投资款。被告收到原告转账的投资款200000元后，马上按照原告的要求将其中150000元转账给蔡志聪，将剩余50000元转账给原告的弟弟卢鹏翔，但两次向卢鹏翔转账不成功，其后才将该50000元转回给原告。3.叶铭松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故原告的债权应通过刑事案件追赃处理。案涉款项的实际收款人为蔡志聪，而后是叶铭松，原告应向叶铭松追讨款项。4.原告主张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结算业务委托书》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转账购车款200000元。2.原告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原告转账借给被告100000元。3.原告的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一份。证明原告收到被告的50000元后转账给其指定的卢鹏翔。4.原告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十二页。证明原告的银行卡交易流水情况。5.2018年5月15日《进账单》一份及其佛山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流水一张。证明被告于2018年5月15日向卢鹏翔借款50000元是通过原告账户转交的，被告于2019年3月25日将50000元转回原告，再由原告代为偿还给卢鹏翔。6.2018年12月11日《进账单》一份及其佛山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流水一张，户口簿一页、结婚证一份。证明被告于2018年12月11日向原告借款50000元，原告通过其配偶陆荣珍账户将款项转账给被告。借款月利率为1.5%，利息转至原告账户。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2.3.4.5.6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被告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被告于2019年3月13日向原告转账100000元，该款为投资款，与原告的证据3相对应。原告于2019年3月25日向被告转账的200000元是付给案外人的投资款，被告没有收取该款。被告实际收到原告代为转账的投资款为150000元，而不是200000元。2.《购车协议书》、“房易贷”授信申请书各一份。证明《购车协议书》并非被告签名，是原告为获取银行贷款而捏造的买卖关系，事实上，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被告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八页。证明被告的账户流水。原告对被告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未发表质证意见。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经审查，原告与被告提交的证据来源、形式合法，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2月，原告以购车为由向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水乐平支行申请贷款200000元。原告向银行提交的贷款材料中有一份《购车协议书》。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原告以210000元向被告购买粤E*****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一辆。该协议书落款部分的被告签名非被告本人所签。2019年3月25日，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水乐平支行向原告发放贷款200000元。同日，原告在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水乐平支行将贷款款项200000元汇至被告的账户。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水乐平支行向原告出具的汇款《结算业务委托书》左下角的附加信息及用途栏备注：“购买重型牵引车”。2020年1月6日，原告提起本诉。同时查明，2018年5月以来，原告（及其配偶陆荣珍）向被告账户转账或汇款五笔，即2018年5月15日50000元、2018年12月11日50000元、2019年2月20日50000元、2019年2月21日50000元、2019年3月25日200000元（即案涉款项200000元）。2019年，被告向原告账户转账八笔，即2019年1月15日1500元、2019年2月20日1500元、2019年3月13日100000元和2150元、2019年3月19日1500元、2019年3月25日50000元(与案涉款项200000元同日发生)、2019年4月20日5250元、2019年5月20日6000元。被告不是粤E*****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登记车主。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主张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予以否认并提出反驳意见,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结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原告关于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据规则，原告主张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原告未能提供书面合同、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直接证据证明双方就车辆买卖达成了合意,即便如原告所言双方存在车辆买卖的口头协议,但原告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就车辆的牌号、车型、价格、交货时间等买卖合同常理上的核心条款达成了共识。在未确定车辆交易必要信息的情况下，原告即先行向被告支付了全额购车款200000元，与交易习惯不符。其次，原告提供的《结算业务委托书》不能证明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汇款200000元的《结算业务委托书》上有关于汇款款项用途的备注信息：“购买重型牵引车”。该《结算业务委托书》是原告为证明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所提供的唯一证据。一般情况下，借款人应当按照指定用途使用贷款资金，银行有权监督贷款资金的流向，但借款人不按照指定用途使用贷款资金的情况在现实中并不鲜见。原告以向被告购车为由申请银行贷款，银行通常会监督贷款资金是否用于购买车辆。原告获得贷款款项后的第一时间将款项汇至被告账户，并在汇款《结算业务委托书》上备注款项用途为购买车辆，符合银行对贷款资金流向进行监督的要求。因此，在《结算业务委托书》上备注款项用途的主要作用在于接受银行监督，而不在于表明款项的实际用途。《结算业务委托书》上关于汇款款项用途的备注信息“购买重型牵引车”不具有特定的指向性，不能证明原告将款项实际用于购车，亦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最后，原告贷款时使用的《购车协议书》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已查明该协议书上的被告签名并非被告亲笔书写，且原告在诉讼中表示该协议书的作用是申请贷款而非买卖车辆，故该协议书亦不能证明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关系。二、原、被告银行账户资金的来往明细足以对案涉款项200000元的用途、车辆买卖关系的成立产生合理怀疑，故被告关于双方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反驳意见成立。从2019年被告向原告转账的交易明细分析，2019年1月至3月，被告每月中旬均向原告转账1500元，转账时间、转账金额相对固定，转账频率极富规律性，可以推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某种稳定的经济往来关系。但是，在原告将案涉款项200000元转账给被告之日即2019年3月25日之后，被告4月中旬向原告转账5250元、5月中旬向原告转账6000元，除转账时间基本不变外，转账金额大幅增加。对该转账金额增加现象是否与案涉款项200000元有关，原告本人未做出合理解释，使人对案涉款项200000元是否实际用于购买车辆产生合理怀疑，对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车辆买卖关系产生合理怀疑。在案涉款项200000元的用途、车辆买卖关系的成立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情况下，原告未能对其证据进行补强，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原告未能证明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关系，无权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200000元并支付利息，故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卢鹏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即221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卢鹏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 荣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俊彦书 记 员  梁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