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13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褚运平，男，1966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声晓，广东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新安，男，1968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勇，广东正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褚运平因与被上诉人代新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2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褚运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其提交的证据虽有瑕疵，但不只是单一证据。其在一审过程中表示，40万元借款不是一次性交付给代新安，是分几次交付的，最后要求代新安写了一张汇总的借条，与代新安承认的10万元借条是同一天书写的。其未提供相应的取款记录也是正常的，其以前做生意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给付这些借款，但不一定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不通过银行转账交付借款的情形，所以不能纯粹以这种方式否定借款事实，而应综合整个案件去考虑。其不只提交了借条，还有录音，本案证人与代新安关于40万元借条形成时间的不同说法，明显存在矛盾；二、代新安的陈述前后矛盾，对于被胁迫一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证人证言也存在矛盾，但一审法院没有对此进行分析，直接以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为由驳回其诉求是错误的。一方面，代新安主张40万元是利息累计的，按照代新安主张的借款本金167000元和月利率7%计算，应需要3年时间，但这几年内代新安亦主张有还款，那么这40万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另一方面，代新安说40万元借条是其与黑社会人员共同胁迫他签订的，但却从来没有报警处理。最后关于40万元借条的形成时间，代新安主张是2017年年底签订的，但代新安提供的证人张宗强在一审出庭作证时说该借条在2017年3月就见过，这与代新安的主张明显不同。还有，在录音中代新安从来没有表示借条是受胁迫签订的，还请求打折还款30万元，代新安也多次承认借款超过30万元的事实；三、代新安一审时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也表明自己只是偿还了部分款项，且代新安认为已还清借款的情况下又于2017年10月3日、2018年2月11日通过张宗强支付2万元，明显与自己已还清借款的说法相矛盾；四、关于本案利率的问题，因双方均确认借款是有利息的，但主张的利息标准均超过月利率2%，所以其主张从借款之日起以月利率2%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代新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其确认本案的借款本金为175000元；二、除了其在一审庭审时陈述的还款事实外，还有一笔还款即2017年1月23日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褚运平还款2万元，另外，其于2018年8月为褚运平垫付了交通事故赔偿款7000元，合共支付了373000元给褚运平；三、其之所以向褚运平支付如此高额的款项，是因为褚运平以远高于法定利率的利息借款给其，并且利滚利，褚运平要求其重新出具借条，将未还利息转化为新的借款本金，在书写借条时会将零头减免，其在一审时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7日的证明，载明“今借到褚老板现金5万元”，褚运平已承认是利息；四、褚运平承认借款给其时口头约定月利率为5%，超出年利率36%的已付利息应作为本金扣减，因此，其未偿还的本金数额应远低于褚运平所主张的本金数额。上诉人褚运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代新安向其偿还借款本金384000元和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5年10月7日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9月7日为268800元）。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代新安身份证复印件、落款日期均为2015年10月7日、数额为10万元、40万元的借条两张、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录音资料、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25日、2017年1月23日的收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3日、2018年2月11日的收条，收钱人一栏有张宗强字样的签字，褚运平称上述借条签字不清楚是何人所签，故对其三性不予确认，因张宗强到庭确认上述签名，故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诉讼过程中，代新安申请证人缪雄、张宗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缪雄称曾见过代新安向褚运平分2次各还款5万元，另还借6万元给代新安还褚运平的款。张宗强称曾帮助褚运平催款，并从代新安处收取2万元，但因褚运平拒绝接受，未交付给褚运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褚运平主张代新安拖欠借款384000元，并提交上述证据为凭。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7日的两张借条显示，代新安借到褚运平10万元、40万元，其中10万元借款由褚运平于2015年9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给代新安。褚运平称，40万元借款是在2015年分3次前往代新安家里出借现金，两张借条均是事后为了便于计算利息，于2015年10月7日签订。口头约定利息为月利率5%。代新安表示，实际向褚运平借款167000元，其中于2015年5月借款67000元，2015年9月褚运平通过银行转账借款10万元，合计借款167000元，此后陆续还款，但褚运平认为所还款项均是利息，另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7日、金额为40万元的借条系2017年年底补签，40万元是利息累计，因签订了40万元的借条，并受到褚运平胁迫，所以代新安在录音中确认款项。借款时约定月利率7%，后来利息没有付清，褚运平就开始乱算利息。代新安于2016年2月25日、2017年1月23日合计向褚运平还款116000元，另有2万元交付给张宗强。褚运平确认收到代新安还款166000元，其中116000元即代新安上述还款。关于差额5万元，代新安提交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7日的证明载明“今借到褚老板现金伍万元正”，代新安称该5万元系2015年5月借款67000元的两个月利息，褚运平则认为该5万元系基于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7日的50万元借款，当时双方约定月利率5%，两个月利息为5万元，在收到该利息后将证明退回给代新安，为此褚运平主张前列诉求。经一审法院询问，代新安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7号、金额为肆拾万元的借条中“代新安”签名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送检的标称日期为“2015年10月7号”、金额为肆拾万元的《借条》中“代新安”签名的笔迹形成时间。诉讼过程中，代新安于2019年5月29日自认实际借款17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褚运平主张代新安尚欠借款384000元，并提交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7日的借条两张（借款合计50万元）等证据为凭，而证据显示，褚运平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10万元，另40万元借款除借条外未有款项交付的直接证据予以证实，且10万元借款都通过银行转账，而远超10万元的40万元大额借款却没有通过银行转账，褚运平亦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如取款记录）予以补充说明借款40万元，该借款行为不符合常理，故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但因代新安自认实际借款数额为175000元，故认定借款本金为175000元。根据上述认定，代新安提交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的证明上载明的5万元为利息，其中超出年利率36%的部分应视为对借款本金的偿还，又因代新安未明确借款67000元及剩余借款本金8000元的具体借款日期，故从其自认借款67000元即2015年5月1日起计付利息，借款10万元自2015年9月1日起计付利息，故自2015年12月8日起，代新安尚欠褚运平借款本金为141105元{167000元-[5万元-9567元（10万元利息）-14538元(67000元利息)]}。后代新安于2016年2月25日还款66000元，则自2016年2月26日起，尚欠借款本金为75105元；代新安于2017年1月23日还款5万元，则自2017年1月24日起，尚欠借款本金为25105元；另代新安于2019年5月29日自认借款本金差额8000元（175000元-167000元），故自2019年5月30日起，尚欠借款本金为33105元。关于代新安主张通过张宗强还款2万元的意见，因张宗强明确该2万元未交付给褚运平，因此对该2万元的权利，代新安可另案主张。褚运平诉求超出一审法院认定范围，不予支持。关于利息的主张，代新安经褚运平多次催款，仍未返还借款，已造成褚运平的利息损失，双方对利息虽无书面约定，但结合双方陈述、代新安的还款经过，双方对利息是有超出月利率2%的约定。一审法院依法将利息调整为月利率2%，根据上述对借款本金数额、时间的认定，代新安应按月利率2%，以141105元自2015年12月8日起计至2016年2月25日止，为12543元；以75105元自2016年2月26日起计至2017年1月23日止，为16673元；以25105元，自2017年1月24日起计至2019年5月29日止，为14130元；以33105元，自2019年5月3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即截止至2019年5月29日的利息合计为43346元。褚运平诉求超出一审法院认定范围，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一、代新安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褚运平支付借款33105元及利息（截止2019年5月29日利息为43346元，另以3310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9年5月30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褚运平超出上述判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28元，保全费3784元，合计14112元，由褚运平负担12502元，代新安负担1610元；鉴定费7340元，由代新安负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褚运平已预交，鉴定费代新安已预交，对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代新安负担部分即1610元应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并迳付给褚运平，一审法院不另行收退）。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褚运平提交了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的历史明细清单，以证明其在本案借款出借时有经济能力，且其与代新安之前也发生过大额的资金往来；还提交了手机截图，以证明代新安所称40万元借条是2017年年底被迫签订的不是事实。代新安对褚运平提交的上述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不确认关联性，认为该银行流水不属于新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且褚运平提交的银行流水是2014年的，并不能证明褚运平在2015年时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出借高达50万元的款项给其，另该银行流水显示的是其转款给褚运平，褚运平称其向他借款所以才会向他还款没有证据证明；对手机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手机截图不属于新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如果该两张借条均是在2015年10月7日签订的，那么两笔借款没有写在一张借条上就有违常理，褚运平在一审时称分开写是为了方便计算利息毫无依据，另褚运平在一审时称40万元借款是分三次现金出借，但没有陈述三次交付现金的具体时间、地点、金额及资金来源，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按理不可能完全没有银行取款的记录，且如果两张借条是2015年10月7日同一天书写的，按理会在当天拍照固定证据，但手机截图显示的拍照时间是2016年12月7日，这时对两张借条进行拍照固定证据有违常理，正如其所陈述，40万元借条是其事后对高额利息的确认，由于时间久远，其记忆出现偏差导致其在一审时陈述该借条是2017年年底补写，实际上应是2016年年底补写，从而侧面印证褚运平采取利滚利的方式让其书写现金借条确认高额利息。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褚运平在二审庭审中陈述代新安向其借款时其只有10万元存款，所以就转账了10万元给代新安，但代新安需要几十万元周转，所以后面又陆续分三次出借40万元给代新安，那40万元一部分是其存放在家里的现金，一部分是其向他人借的款。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焦点为代新安是否尚欠褚运平借款本金384000元的问题。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借贷双方签订借款合同仅表明借款关系成立，出借人要实际出借款项给借款人，借款合同才生效。本案中，虽然代新安向褚运平出具了10万元和40万元的两张借条，但褚运平只提交了向代新安转款10万元的银行凭证，对于40万元借款已交付给代新安的事实褚运平没有提交直接的证据证明，且褚运平仅陈述分三次在代新安家里交付现金，并没有陈述具体的时间、每次交付的金额以及款项的具体来源，而褚运平提交的电话录音中也没有代新安确认尚欠褚运平借款本金384000元的陈述，所以，一审法院对褚运平主张已向代新安出借40万元现金的事实不予认定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因此，褚运平称代新安尚欠其借款本金384000元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利息，一审法院已按款项的出借时间以及已还利息按月利率3%未还利息按月利率2%来核算尚欠的利息数额，所以，褚运平关于利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褚运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28元（上诉人褚运平已预交），由上诉人褚运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雪燕审判员  胡怡静审判员  张 荣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杨子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