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6民终1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住所地：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南桥财税大楼。法定代表人：杜峰，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韩树玲、韩磊磊，陕西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青莲，女，1958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延安市宝塔区居民，住宝塔区。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因与被上诉人宜青莲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602民初7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602民初715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非全日制用工关系。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从事保洁工作，双方订立口头合同，根据工作强度以小时计酬为主，平均每日工作不超过四个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被上诉人不干预上诉人在其他单位的工作，完全符合非全日制用工形式。二、被上诉人的工资标准是按照非全日制用工形式以小时计酬，不存在按照宝塔区最低工资标准补足差额的基础，一审认定的2004年至2018年的工资数额完全是被上诉人当庭口述，并没有证据支持。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按月发放工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自愿协商订立的结算方式及时间，并不违反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和限制，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1日起才施行，2004年8月至2008年1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68条、第72条认定劳动关系无法可依。且2008年被上诉人满50岁，达到退休年龄，不能再建立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宜青莲未作书面答辩。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原告不向被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17380元；2、原告不向被告支付宝塔区最低工资差额16096元；3、原告不与被告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并不缴纳各项社会保险；4、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8月起至今，被告宜青莲一直在原告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从事清洁工作，原告一直按月给被告发放工资至2018年11月，后开始每半个月给原告发放工资，但2019年1月、5月、9月又按月给原告发放工资，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也未给被告交纳过养老和失业等社会保险。被告达到退休年龄后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未享受退休养老待遇。2018年，被告向延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原告补交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险，并支付经济补偿，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及最低工资差额。2019年的2月25日，延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延劳仲案字【2018】第31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由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共同到当地养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为申请人办理参保手续，并补交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单位工作期间（2004年8月至2019年2月）的养老和失业保险费，其交纳标准比列及金额均以保险经办机构计算核定数额为准，其中所产生的利息由被申请人承担；2、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17380元；3、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宝塔区最低工资差额16096元；4、由被申请人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与申请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并交纳各项社会保险；5、驳回申请人其他的请求事项。原告不服延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延劳仲案字【2018】第312号仲裁裁决书，遂诉至本院。另该裁决第一项为一裁终裁，原告不服，向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原告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第一项的申请。另查明，2004年至2019年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最低工资为：290元/月（2001年10月1日起实施）、460元/月（2005年7月1日起实施）、500元/月（2006年10月1日起实施）、560元/月（2008年1月1日起实施）、680元/月（2010年7月1日起实施）、780元/月（2011年1月1日起实施）、910元/月（2012年1月1日起实施）、1050元/月（2013年1月1日起实施）、1170元/月（2014年2月1日起实施）、1370元/月（2015年5月1日起实施）、1580元/月（2017年5月1日起实施）、1700元/月（2019年5月1日起实施）。又被告自述， 2004年8月份起，被告工资为300元/月； 2006年9月起，被告工资为460元/月。另根据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2年10月起，被告工资为753元/月；2013年3月起，被告工资为868元/月；2014年2月起，被告工资为967元/月；2016年1月起，被告工资为1132元/月；2017年6月起，被告工资为1306元/月。开庭审理中，法院责令原告提供被告历年工资表，原告未提供。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仲裁裁决书、银行流水、建行存折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本案被告宜青莲于2004年8月即开始在原告处工作，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所谓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本案原告从2004年8月起至2018年11月一直按月给被告发放工资，故原告主张按双方系非全日制用工关系，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该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关于被告的工资数额，本应按照工资表或银行流水来认定，工资表应系原告保管的证据，但本院责令原告提供工资表原告称无法提供，故被告的工资数额本院依法按照有银行流水的按银行流水认定，无银行流水的按被告陈述来认定。根据被告陈述及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原告支付被告的工资大部分低于当年延安市最低工资标准，故原告应补足差额部分，具体为：2001年10月至2005年6月，延安市宝塔区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290元，被告2004年8月-2005年6月月工资为300元，此阶段不低于本地最低工资；2005年7月-2006年9月，延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460元，被告2005年7月至2006年8月月工资为300元，低于延安最低工资标准，2009年9月被告月工资为460元，此月不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此阶段补足最低工资数额为2240元[（460元-300元）×14个月]；2006年10月至2007年12月，延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500元，被告此阶段月工资为460元，此阶段补足最低工资数额为600元[（500元-460元）×15个月]；2008年1月至2010年6月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560元，被告此阶段月工资为460元，此阶段补足最低工资数额为3000元[（560元-460元）×30个月）]；2010年7月至2010年12月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680元，被告此阶段月工资为460元，此阶段补足最低工资数额为1320元[（680元-460元）×6个月）]；2011年1月至2011年12月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780元，被告此阶段月工资为460元，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此阶段补足最低工资数额为3840元[（780元-460元）×12个月）]；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910元，被告2012年1月至9月期间月工资为460元，2012年10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的月工资为753元，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此阶段补足最低工资数额为4521元[（910元-460元）×9个月+（910元-753元）×3个月]；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050元，被告2013年1月至2013年2月月工资为753元，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月工资868元，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此阶段补足最低工资数额为2596元[（1050元-753元）×2个月+（1050元-868元）×11个月]；2014年2月至2015年4月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170元，被告此阶段的月工资为967元，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此阶段补足最低工资数额为3045元[（1170元-967元）×15个月]；2015年5月至2017年4月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370元，被告2015年5月至2015年12月月工资为967元，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月工资1132元，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此阶段补足最低工资数额为7032元[（1370元-967元）×8个月+（1370元-1132元）×16个月]；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580元，被告2017年5月月工资为1132元，2017年6月至2019年4月月工资为1306元，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此阶段补足最低工资数额为6750元[（1580元-1132元）+（1580-1306）×23个月]，2019年5月至今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700元，被告2019年5月至2019年11月月工资为1496元，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此阶段补足最低工资数额为1428元[（1700元-1496元）×7个月]，以上共计36372元。对于原告请求判令其无需向被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于2004年8月便在原告处工作，其现要求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的仲裁时效，故本院对原告请求不支付被告宜青莲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17380元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因此，本案当事人之间关于补缴养老保险费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被告已超法定退休年龄，故原、被告的劳动合同已依法终止，因此，原告要求不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支付补偿金的情形，故该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宜青莲2004年8月至2019年11月最低工资差额36372元；二、原告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不支付被告宜青莲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17380元；三、原告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无需与被告宜青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7元，原告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已预交，实际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宜青莲系非全日制用工关系，故不应当向被上诉人宜青莲支付最低工资差额。法律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本案中，被上诉人从2004年8月开始一直在上诉人处工作，上诉人按月向被上诉人发放工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符合非全日制用工的法定用工形式要件。而劳动关系的建立系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工作并获得劳动报酬，与上诉人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理应履行“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定义务，一审法院在责令上诉人提供工资表无果的情况下，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和当事人陈述，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最低工资差额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正 卫审  判  员   冯 小 炯审  判  员   齐 进 飞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法官助理   侯 丽 媛书  记  员   高     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