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1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创品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柯北工业园区安华北路906号。 法定代表人：胡滨，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勇，上海市天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安飞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鄞县大道东段1299号2201-28室。 法定代表人：柴天瑞，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尖,浙江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绍兴创品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安飞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12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创品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勇、被上诉人安飞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尖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创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12999号民事判决，不支付安飞公司款项26400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内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公正。一、创品公司与安飞公司从未签订过买卖合同。创品公司从未授权俞海江与安飞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安飞公司从未收到有创品公司盖章或创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正式合同；俞海江也从未向创品公司报告与安飞公司洽谈合同；创品公司也从未收到安飞公司支付的订金。因此，创品公司与安飞公司从未就商品买卖形成合意，不应认定双方成立合同关系。二、俞海江收款等行为不应当认定为表见代理。1.安飞公司与俞海江通过阿里巴巴网站聊天窗口建立联系，该网站系专业网站，只有会员能够进入，该窗口是创品公司开在阿里巴巴的网上店铺，这是业内人士众所周知的。该聊天窗口的聊天内容创品公司能够全部掌握，也不会发生飞单等损害会员公司利益的行为，但安飞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与俞海江建立联系后，主动提供微信号，致使俞海江脱离公司监控，安飞公司法定代表人行为本身即不符合作为阿里巴巴会员的行为规则。2.俞海江与安飞公司洽谈业务是在微信上进行，安飞公司法定代表人完全知晓此时的俞海江个人微信号并不能代表公司，仅仅是其本人。3.安飞公司虽然要求与创品公司签订合同，但俞海江以个人微信向安飞公司法定代表人提供没有公司盖章、无法定代表人签名、无委托授权书的合同书，明显违反常识。4.安飞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微信中要求俞海江提供创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私人账号，俞海江拒绝，并且明确告知要求订金付入俞海江账户，履行合同的原材料也由其自己购买，充分说明安飞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知履行合同一方不是创品公司。因此，俞海江的行为在一审判决中认定为表见代理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三、安飞公司不属于合同法定义的善意相对人。1.安飞公司作为阿里巴巴的会员单位，也明知聊天窗口是会员联系的基本方式，但却主动向俞海江提供微信号，并且将全部业务聊天联系、合同传送都以微信方式送达，明显违反阿里巴巴业务交易规则。2.阿里巴巴每个聊天窗口都会弹出“请勿使用阿里旺旺、千牛以外的其它聊天工具，以确保沟通、交易的安全”，安飞公司明知会员应遵守交易规则，仍置规则于不顾，没有规则意识。3.安飞公司在向俞海江支付订金时，明知以其报价和规格型号，正规合法生产商是不可能做出产品的，明知俞海江私人购买生产原材料完成订单，为获取更高利润，置交易风险于不顾，在俞海江拒绝给创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私人账户、明确要求将订金款打入其个人账户时，仍按照办理，特别在再次要求打款一万元时仍按照办理。上述行为已不是正常交易行为，具赌博性质。4.安飞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俞海江明确告知已不能还款情况下，第一时间不是找创品公司落实事实，一直是在找俞海江索要欠款，并且已经收到俞海江退还的7000元。在俞海江不能还款情况下，才联系创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告知情况，这时才要求创品公司履行合同。 安飞公司辩称，一、俞海江能够以创品公司名义与安飞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此合同对创品公司产生约束力。创品公司在一审中承认俞海江时常为创品公司拉业务，创品公司也授权俞海江登陆阿里巴巴交易平台为创品公司联系业务，安飞公司通过阿里巴巴平台接洽创品公司时正巧由俞海江接洽，后续互加微信。此平台需要以企业性质实名注册，俞海江能通过此平台账户接洽安飞公司，安飞公司有理由相信俞海江代表创品公司与其洽谈业务；其次，创品公司在柯桥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浙0603民初10743号案件的庭审中也承认俞海江与安飞公司洽谈业务所用的微信由创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滨提供，直到俞海江离开公司才被收回，与上诉状中表述的是俞海江个人微信的事实不符。俞海江从始至终都是用公司微信与安飞公司进行联系。另外，创品公司承认其对平台上的内容是可监控的，但从互加微信到交易进行时隔20天左右，创品公司从未联系安飞公司了解和说明相关情况，而安飞公司通过阿里巴巴的创品纺织主页显示的法人信息联系到创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后，也与其互加微信，创品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微信上对其报价，可见微信联系方式更被大众所接受。安飞公司用实际行为认可通过阿里巴巴交易平台联系贸易伙伴，并用微信实施交易是双方正常的交易习惯。二、安飞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属于善意相对人。首先，安飞公司有理由相信俞海江代表的是创品公司，在其后的交易过程中，俞海江也代表创品公司发送了电子合同，并在落款处显示销售方为创品公司，安飞公司也要求俞海江在合同中注明打款账号，故安飞公司一直认为俞海江是代表创品公司与安飞公司签订合同。其次，双方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合同所涉三款物品中，只有大毛毯的价格退完税补上运费与俞海江的报价相比，差价不到2元，其他两款的价格创品公司法定代表人都表示认可，所以根本不存在创品公司所称为高额利润置风险于不顾的情况，而是属于正常的交易价格。最后，安飞公司向俞海江主张返回款项，是在签订合同后、履行合同之时，故在签订合同之时安飞公司作为善意相对人一直认定俞海江有权代理创品公司签订本合同，因此并不影响双方合同的效力。三、创品公司与安飞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此买卖合同是通过网络交易，与传统的交易模式略有区别，俞海江被授权和安飞公司洽谈业务，可以代表创品公司与安飞公司订立合同，双方在缔约过程中虽无签字盖章，但在履约过程中，俞海江代表创品公司用实际行为认可合同的效力。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成立。因代理人对相对方造成的损失相对方有权利要求被代理人承担，即要求创品公司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创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安飞公司于2019年12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购销合同，并由创品公司返还安飞公司已经支付的合同款264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27日,安飞公司通过阿里巴巴交易平台与创品公司联系洽谈购买毛毯、布套等事宜，由创品公司人员俞海江通过登入创品公司在该平台的账号与安飞公司接洽，聊天过程中，安飞公司提出要求添加微信，并把安飞公司法定代表人手机告知对方，随后，创品公司工作人员俞海江使用微信添加安飞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好友。安飞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创品公司方俞海江于微信聊天中就图案、色号、样品等进行了协商。2019年8月8日，俞海江要求安飞公司安排订金23400元，并要求打入其个人账号，安飞公司表示同意并要求俞海江将账号写入合同。同日，俞海江将一份购销合同的电子版本通过微信发送给安飞公司，该合同约定总金额为78000元，并约定预付定金30%，合同下方购方单位名称载明为安飞公司，销方单位名称载明为创品公司，销方代表人处显示为俞海江。安飞公司随后向俞海江个人账户转账23400元。2019年8月9日，俞海江通过微信要求安飞公司多付10000元定金，安飞公司予以同意并于同日向俞海江转账10000元。8月15日，俞海江通过微信表示出了状况，并表示会想办法还钱。8月18日，安飞公司添加创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微信，要求创品公司履行合同，创品公司法定代表人表示合同约定的价格太低做不了，并表示俞海江个人事情与创品公司无关。审理过程中，安飞公司自认创品公司方已经返还7000元，现安飞公司起诉要求解除与创品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并要求创品公司返回已付款项26400元，遂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安飞公司、创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即俞海江以创品公司名义与安飞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否对创品公司产生约束力。根据双方陈述，安飞公司在阿里巴巴交易平台与创品公司联系，由俞海江作为客服人员进行接洽，安飞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俞海江后互加微信协商买卖事宜，故安飞公司系通过创品公司在阿里巴巴交易平台实名注册的账号联系到俞海江，安飞公司有理由相信俞海江系创品公司工作人员。双方互加微信后，俞海江一直以创品公司名义与安飞公司洽谈业务，2019年8月8日，俞海江发送给创品公司的电子合同落款处显示销售方为创品公司，安飞公司虽同意将定金打入俞海江账户，但亦要求俞海江在合同中注明该账号，故在缔约过程中，安飞公司认知的合同相对方一直是创品公司，而非俞海江个人。创品公司虽辩称俞海江非其公司员工，无权代创品公司签订合同，然创品公司亦陈述俞海江有时在为创品公司拉业务，故即使俞海江非创品公司工作人员，然创品公司既授权俞海江登录阿里巴巴交易平台为创品公司联系业务，使得善意相对方认为俞海江具有代理权，创品公司理应对俞海江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创品公司又辩称安飞公司后来亦向俞海江主张返回款项，认为安飞公司已经认可合同相对方为俞海江，该院认为在双方签订合同及安飞公司支付款项之时，安飞公司认可的相对方为创品公司，安飞公司在其后向俞海江追讨的行为不影响合同相对方的认定。综上，该院认定俞海江以创品公司名义与安飞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对创品公司产生约束力，与安飞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相对方系创品公司。现创品公司已明确不履行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故安飞公司起诉要求解除购销合同并由创品公司返还款项26400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安飞公司与创品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解除；二、创品公司应返还给安飞公司款项26400元，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创品公司、安飞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合同相对人的认定问题。本案中，创品公司以其未与安飞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俞海江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表见代理、安飞公司不是善意相对人三方面主张其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相对人，安飞公司则持完全相反的抗辩意见。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关于俞海江的行为如何认定的问题。创品公司在二审中已明确认可俞海江的身份系公司业务员，故俞海江以创品公司名义洽谈业务符合一般交易惯例，安飞公司主张其系与创品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于法有据。对于俞海江履职范围，创品公司陈述其公司业务员联系买卖业务，但只允许在阿里巴巴交易平台上完成且由公司全面掌握交易过程，然而根据俞海江与安飞公司法定代表人柴天瑞在阿里巴巴交易平台上聊天显示，俞海江与柴天瑞已涉及买卖合同标的、单价的洽谈内容，并就进一步洽谈提出加微信及发工厂定位、带样品到现场确认等内容，柴天瑞还明确发送了微信号，后双方还确认已加微信，对于上述情况，创品公司既未能提供业务员工作流程及履职范围规定，也未对平台上发生的交易过程进行全面掌握或监管，内部未告知俞海江违反工作流程，对外也未根据柴天瑞提交的微信号联系对方，故创品公司所称业务员履职范围仅限于在阿里巴巴交易平台上完成交易由公司全面掌握的理由不能成立。另，根据柴天瑞与俞海江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俞海江陈述由其安排购买原材料再在厂内做工，该陈述并未排除创品公司，故创品公司以此主张安飞公司明知履行合同一方非创品公司而是俞海江个人行为显然不能成立。其次，关于安飞公司是否系善意相对人的问题。纵观本案，安飞公司法定代表人柴天瑞是在阿里巴巴交易平台与创品公司联系，由创品公司业务员俞海江接洽，后双方互加微信，俞海江均是以创品公司名义与安飞公司洽谈业务，而结合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俞海江发送的电子合同的销售方是创品公司，安飞公司同意向俞海江付款时提的要求也是俞海江在合同中注明该账号，故安飞公司在双方缔约过程中认为合同相对方是创品公司符合其认知，并无恶意。至于阿里巴巴交易平台上出现的“请勿使用阿里旺旺、千牛以外的其它聊天工具，以确保沟通、交易的安全”提醒语，侧重于确保交易安全，而并非强调只能在该平台签订合同，因此，创品公司所称的阿里巴巴业务交易规则并不能禁止当事人使用其他工具洽谈业务，也不能据此认定安飞公司违反交易规则，即不能以上述提醒语认定安飞公司存在非善意。此外，对于俞海江无法还款时，安飞公司基于俞海江是业务经办人员及请求安飞公司为其保住职位等因素，要求其先行还款也符合常理。最后，关于案涉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安飞公司与创品公司虽未在书面合同上签字盖章，但如前分析，俞海江作为创品公司业务员，其在创品公司授权洽谈业务范围内与安飞公司对合同条款内容均已达成一致，且安飞公司已支付部分款项，合同已部分履行，故可据此认定案涉买卖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创品公司应对俞海江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现创品公司明确不履行合同义务，安飞公司主张解除合同、返还已付款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创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0元，由上诉人绍兴创品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童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