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民终7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远峰，男，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振海，男，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定越，安徽文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远峰因与被上诉人陈振海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2019)皖0203民初5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远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2019)皖0203民初5147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仅仅是雇佣关系,并非存在劳动关系。2009年8月，上诉人与沈本银在巢湖市合伙成立“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后因经营不善于2017年11月已依法解散并申请注销,印章等相关资料都已全部上交。2018年4月上诉人来到芜湖弋江区独自从事配送售后服务。因人手不够雇佣被上诉人“打工”,双方当时口头约定,被上诉人应随喊随到,有事应提前告知。上诉人根据其干事量给付报酬。在此期间上诉人从没有和任何一家单位以“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名义签订销售合同或运输合同,更没有开设账户或挂牌宣传经营,对此被上诉人都没有举出一例,不可能和“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一审判决仅凭被上诉人编造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天顺电器截图的“名片”来认定与“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在受雇佣期间,上诉人通常通过电话或微信方式给其安排活种,被上诉人达到其目的,编造所谓的“聊天记录”其内容与“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毫无关系,法律规定聊天记录应有其它证据或相关事实来支撑,否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伪造的名片系上诉人发放的,纯属偏听偏信主观臆断。微信头像可以任意换,内容也可以自编自导,凭微信“聊天记录”和“名片”不能成为定案依据。三、一审判决书自相矛盾,恰恰也说明了被上诉人与“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没有关系。一审判决第二项“原告刘远峰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人陈振海二倍工资16931”。“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是二人合伙成立,2017年11月申请注销,2019年元月获准,上诉人仅是股东之一,即是判决书上诉人一人承担给付义务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与上述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而与“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不存在牵连。陈振海辩称，第一，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看，被上诉人每天的工作情况都要向上诉人详细汇报，有事需要提前请假，并且还因请假被克扣工资，被上诉人的工作受公司的规章制度的约束，双方明显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第二，被上诉人工资流水也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每月固定时间领取工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工资由基本工资、考勤奖、提成、扣罚、午餐补助等几部分组成，上诉人称其支付的是包人包车的劳务费与事实不符。第三，微信聊天记录中有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发送的印有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的个人名片，被上诉人对外开展业务是以公司的名义，上诉人称系其个人独自从事配送售后服务，并非以公司名义对开展业务与事实不符。第四，上诉人称微信记录系伪造，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也没有申请进行鉴定。被上诉人手机保存有原始记录，且提供给仲裁庭和法院进行过核对。第五，仲裁已裁决另一股东承揽责任，该股东并没有向法院起诉提出异议，本案当事人只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远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对（2019）弋劳人仲第136号仲裁裁决书结果予以纠正，判令原告不承担支付义务；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8月17日,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为家用电器批发、零售，股东为刘远峰及沈本银，刘远峰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4月起,刘远峰通过微信向陈振海布置工作，陈振海通过微信向刘远峰汇报工作情况、履行请假手续等。聊天中，刘远峰向陈振海发送了印有“陈振海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字样的名片。刘远峰每月向陈振海发放工资。2019年1月31日,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注销。2019年8月23日，陈振海向芜湖市弋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2019年10月14日，芜湖市弋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弋劳人仲第13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刘远峰向陈振海支付二倍工资16931元，沈本银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刘远峰对该裁决结果不服，遂诉至本院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陈振海与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结合刘远峰系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刘远峰在微信中向陈振海发送了印有“陈振海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字样的名片、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中的工作内容与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相符、陈振海在职期间通过微信向刘远峰汇报工作及请假等情况来看，陈振海系因刘远峰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其汇报工作、接受其管理和约束、收取工资报酬，刘远峰系以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名义向陈振海布置工作，其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受，因此可以认定陈振海与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刘远峰虽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加以证明，故对该质证意见不予采信。2019年1月31日,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注销，丧失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陈振海与其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刘远峰未能证明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依法履行了清算程序，应对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2019）弋劳人仲第136号仲裁裁决书作出的裁决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该院对该裁决书的裁决结果予以认定，刘远峰的诉请于法无据，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刘远峰的诉讼请求；二、刘远峰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振海二倍工资16931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刘远峰负担。二审期间，刘远峰提交一份《成长协议》，拟证明陈振海和刘远峰个人签订协议，是刘远峰个人雇佣陈振海，与公司无关。陈振海质证认为，协议是真实的，但签订时间是2019年6月份，此时，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注销了公司，该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经审理和查阅原审卷宗，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具有劳动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刘远峰上诉称陈振海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系编造，但并未能提交证据予以反证，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应予认定。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陈振海接受刘远峰的指示和安排进行工作，并固定领取工资报酬，而刘远峰系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微信中还向陈振海发送印有“陈振海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字样的名片，显然，刘远峰对外是以公司名义进行经营的。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与陈振海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指挥与被指挥的隶属关系，具备形成劳动关系所具备实质要件。刘远峰二审中提交的《成长协议》系在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注销后签订，显然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否认陈振海与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原审综合认定陈振海与巢湖市天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符合客观实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刘远峰并未能证明公司注销时已依法履行了清算程序，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远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远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利民审判员  王桂珍审判员  鲍 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 璇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