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洱源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30民初332号原告：段锡彪，男，1966年10月28日出生，白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住洱源县。原告：段锡龙，男，1964年4月14日出生，白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住洱源县。原告：段锡年，男，1971年10月4日出生，白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住洱源县。原告：段六弟，男，1975年3月10日出生，白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住洱源县。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润辉，系云南点苍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杨瑞英，女，1954年9月1日出生，白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住洱源县。（未出庭）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寿彪，男，1978年11月20日出生，白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住洱源县。系杨瑞英儿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宏猷，男，1977年12月27日出生，白族，教师，云南省洱源县人，住洱源县。系杨瑞英侄子。特别授权。原告段锡彪、段锡龙、段锡年、段六弟与被告杨瑞英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段锡彪、段锡龙、段锡年、段六弟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润辉，被告杨瑞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寿彪、段宏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锡彪、段锡龙、段锡年、段六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将非法侵占原告的部分宅基地（面积总计约24平方米，长约12米、宽约2米）返还原告；2、判决被告立即拆除上述宅基地面积部分的水泥构筑物、停止继续侵害并赔礼道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原、被告同村相邻而居。1998年2月14日，原告家庭向牛街乡大同村民委员会大同村六组购得本案涉及宅基地35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四至界线为：东至段庆元户、南至大路、西至水沟、北至被告杨瑞英户），以及地上7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权益。双方签订的“出售集体打场《庄房》文约”载明：“该块房地四至清楚，已无争议”。当年7月20日，原告户依法缴纳相关税款，洱源县地方税务局牛街税务所颁发《契税完税凭证》，再次确认了原告家庭对本案宅基地35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事实上由原告家庭共同出资购买，为登记方便，该证产权人登记为原告母亲段泽璋一人。当年，大同六组总共出售了四个地块，被告户也同时购买了毗邻原告户北边面积约0.55亩的地块。当时，双方之间相邻西面面积约5平方米的部分，村集体为了全村村民的饮水考虑，修建的水池及其地面部分均未出售，至今仍然属于村集体所有。上述原告户购买的353平方米宅基地中，在集体出售地块之前，被告未经村集体允许，便在该集体土地上非法建盖了小卖部，侵占了长约12米、宽约2米，面积总计约24平方米的地面。原告户在购买了宅基地后，要求被告拆除该小卖部建筑物、退出多占部分。被告说小卖部已建成，请求原告基于乡邻乡亲的情谊，将该土地面积借予被告使用，同时承诺之后原告在任何时候提出要求返还时，被告一定及时返还。原告因此便将该地块出借予被告。2016年3月间，原告母亲去世。2019年12月间，被告户拆除小卖部，准备重新建盖，得知被告的上述行为后，原告及时提出要求被告返还该地块。没料到被告毫不顾及之前承诺和双方相邻情谊，执意不返还原告土地，并且继续建盖房屋。原告多次向村民小组、村委会、牛街乡人民政府反映被告的上述侵权行为，请求各上级组织制止其继续实施不法侵害，同时督促其返还土地。在各级组织主持双方协商解决未果的情况下，原告只有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请。杨瑞英辩称，1、被告一家世居大同村六组。1989年2月被告在村集体打场的围墙外将宽约4米的废弃水沟填平，建盖了长约12米、宽约4米的房屋三间（房屋后墙与打场内的库房后墙相连、没有滴水面积）。房屋建成后，开设了“瑞英商店”经营至今已达31年，31年间从没有任何人在土地的使用权、房屋的所用权等方面与被告发生过纠纷，也没有任何人对土地和房屋主张过权利,直到2019年11月，原告与被告因相邻关系才发生纠纷。可见，被告对争议土地一直享有相关的权利，而原告没有。因此从维护物权的稳定性出发，原告的诉求不应当得到支持。同时，原告的起诉己经超出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被告在建设房屋后，在1991年大同村公所对大同村未批先占的建设用地进行清理时，工作人员对被告户的商店进行了丈量，并按照面积征收了相关占用费。根据当时的政策，行政相对人缴纳相关未批先占占用费后，虽然没有取得相关的权证，就视为行政部门许可了相对人的行为（该政策直到目前仍然如此）。因此，请法院依法认定被告对该土地享有合法的使用权。3、原告所诉不是事实，原告购买的打场不包含被告的房屋，被告也没有向其借过土地。原告在1998年转让得集体打场，转让的面积为353平方米。集体出让的是打场，而被告的商店是在打场围墙之外，历史上围墙之外的土地也不属于打场范围，因此集体不会也没有任何权利将被告使用的土地转让给原告。原告诉称“《出售文约》载明，四至西至水沟”。被告认为《文约》记载的或是笔误，因为出售打场时水沟已经被被告填平，或是故意为之，因为出售打场时的生产队长就是原告段锡龙的亲二哥,并且根据被告实际测量，目前原告建盖的房屋（以打场老围墙起）和场院的总面积己有353平方米。4、双方已就纠纷达成《协议》，双方均应当严格履行《协议》内容。双方的纠纷从2019年年底原告拆除老库房建设新房屋开始发生。原告建房后，被告也拆除了1989年建盖的商店。在被告建设过程中，原告只要求被告留出滴水面积，而未在自己建房前要求被告返还土地，也未要求被告不许建房。可见，在原告的意识中双方的纠纷是相邻滴水纠纷，而非物权纠纷。后双方在村委会的调解下，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留出0.5米的滴水面积。为维护双方之间的友好和睦，被告在建设过程中主动留出了1.05米的滴水面积，目前双方的新房都基本建设完成。被告认为，村委会调解下双方达成的协议既能维护双方的权益，也能维护双方的和睦，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因此，双方都应严格履行该《协议》。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其对争议土地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原告的诉求无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四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Ａ1、证人段某出庭作证陈述：被告户在集体时就借大同六组集体打场内西面房的后檐墙建盖了两间一披厦。该房建在西面房后的沟上，把明沟变成暗沟。集体出售打场时，并未对土地面积进行丈量，也未叫被告户拆除建盖的房屋。Ａ2、证人杨某出庭作证的陈述：被告户的小卖铺在集体时就已建盖，其地面属大同六组集体。原告购买的地西面是沟，小卖铺在原告购买的范围内。集体出售打场时，打场已围成一院，是否对土地面积进行丈量、是否叫被告户拆除建盖的房屋他已记不清。Ａ3、《出售集体打场（庄房）文约》、《契税完税凭证》及《房屋产权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对本案诉争地面及房屋拥有合法产权，诉争地面四至明晰，原告户西至“水沟”，“水沟”之西是集体道路，原告户北邻被告户，原告户与被告户西边无任何相邻。Ａ4、牛街乡大同村民委员会及牛街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本案被告侵权一事，经原告申请村委会及人民政府处理，被告执意侵权，导致调解无果的事实。被告对Ａ1、Ａ2证据证人的陈述有异议，认为两位证人均为原告亲戚，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同时，二人作为出售打场的主持人，对水沟的位置及出售的面积是否进行丈量陈述不一致，故其二人的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对Ａ3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中《出售集体打场（庄房）文约》记载内容错误，西至水沟是到水沟东侧还是西侧并未记载，同时文约上出卖方代表八人中有四人是原告的亲戚，存在故意扩大原告购买打场面积的可能性。对Ａ4证据认为是原告在起诉后才出具的，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Ａ1、Ａ2证据证人已到庭接受质询，但对其证明的内容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Ａ3证据形式要件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Ａ4证据形式要件不合法，无出具人的签名，且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确认。杨瑞英向本院提交的证据：Ｂ1、证人李某出庭作证陈述：其于1971年到1992年1月在大同村民委员会先后任文书、支部书记。其间，被告在1991年前建盖了本案诉争的小卖铺，后乡村对群众侵占集体土地行为进行处理，对被告户未批先占建盖小卖铺的行为作了罚款处理，处理后就视为被告建房行为合法。Ｂ2、25位村民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1998年2月大同六组出售打场时，只出售打场旧房及围墙以内的土地，丈量的面积是围墙以内的面积，分到的钱是围墙以内的钱，围墙以外被告的小卖铺不在出售的范围内。Ｂ3、《协议书》和大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证明被告儿子段寿彪与原告段锡龙签订的协议书，双方就纠纷已经达成协议的事实。Ｂ4、视频资料一份，证明视频中段锡龙指证西后檐墙以东是原告家的。原告对Ｂ1证据中证人李某陈述的被告户建盖的小卖铺已经相关部门处罚无异议，但认为已经处罚即取得合法使用权是李某对法律认识有错误。对Ｂ2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无出证日期，村民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全体村民认可，不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对Ｂ3证据中的协议认可是原告段锡龙签的，目的是为了急于享受国家的建房补助的情况下签的，对《情况说明》不予认可。对Ｂ4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方向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Ｂ1证据证人已到庭接受质询，证明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Ｂ2证据形式要件不合法，不予确认。Ｂ3证据形式要件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且证据间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Ｂ4证据形式要件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C、对大同村民委员会书记杨益然、副书记李茂祖进行调查的笔录一份，证明大同六组出售集体打场的情况及双方纠纷经乡、村调解达成协议后，原告又与被告起纠纷的事实。原告对此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杨益然是被告亲侄女，其不是出售打场的经历者；对李茂祖的陈述也不认可。被告对此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此证据本院取证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与其他证据能相互映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四原告系同胞兄弟，与被告户同村居住，双方均属牛街乡大同村民委员会大同六组村民。大同六组在本村内原有一集体打场，该打场自成一院。在打场的西南面有集体建盖的坐西向东庄房一栋三间，在该房后檐墙外原有一狭长空地，空地外有集体水沟。1989年年初，被告户未批先占利用集体庄房的后檐墙建盖了一披厦房两间作为小卖铺，后又在此两间房北面建了一间，三间房占用了集体庄房后的空地及部分水沟。此后水沟灭失，剩余地面并入村内通行的道路。1991年乡村对农村居民非法占用集体土地进行清理时，对被告户侵占集体土地的行为进行了罚款处理。1998年2月14日，原告兄长段锡明作为六组组长主持，与六组成员杨大年等八人作为代表将六组集体所有的打场及庄房分割成四块进行出售，其中原告户以母亲段泽璋出面购买了集体打场中西南面的地块。在双方签订的《出售集体打场（庄房）文约》中载明：该地块上有破旧瓦房三间，面积为0.53亩，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议定价格为9328元，四至为：东至段庆元户、南至大路、西至水沟、北至杨瑞英。在出售打场时，原告母亲段泽璋及集体均未对被告户建盖的一披厦房提出异议。原告母亲段泽璋去世后，对段泽璋购买的集体打场及庄房，原告家庭成员并未进行分割。2019年11月，原告段锡龙与段锡年共同将家庭共同购得的打场上的庄房拆除，拆除时就被告户搭建的小卖铺，原告段锡龙及被告之子段寿彪在大同村民委员会的主持下，于11月15日达成书面协议，协议内容为：“1、段锡龙户拆除重建在施工中损坏段寿彪户小卖铺房屋，段寿彪不追究责任，段锡龙户不负责。2、段寿彪户今后重建小卖铺必须留出1.5尺屋檐水，留出的1.5尺檐水属段锡龙户所有，段寿彪的檐水不得在此檐水内”。协议签订后，原告反悔，经牛街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口头调解，被告同意自留本户1.5尺檐水。此后，原告段锡龙、段锡年在庄房原址上重建了新房。2020年2月，被告户亦将小卖铺拆除，并留出两户房屋间的滴水面积后在原告户西面重新建盖了砖混结构房屋三间（楼上下共6间，目前已建成钢屋框架并修砌了一层的砖）。因原告再次反悔，认为段锡龙不能代表所有原告的意见，遂诉至本院。起诉时，除四原告外，原告户的其他家庭成员均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表示自愿放弃对母亲段泽璋所购得房产的继承权。根据现场勘验，现被告户建盖的钢结构房屋东西长2.76米、南北长13.4米，与原告段锡龙、段锡年修建的房屋间滴水地面南端宽0.94米、北端宽0.92米。庭审中，双方均不同意调解。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被告搭建在原告购得的集体庄房后檐墙外的一披厦房在大同六组处理集体房地产时就已存在多年，且该非法占地行为已经当地乡、村政府部门通过罚款形式进行处理，可视为政府部门已同意被告户使用该地面。原告户在购买集体房地时，双方虽已写明四至和面积，但对所购地块的长、宽未进行丈量，且《出售集体打场（庄房）文约》中载明的“西至水沟”，根据在案证据显示，原告在购买集体打场时，水沟已灭失，故导致原告户所购房地四至不清，原告主张其母亲所购的面积包含了被告户修建的一披厦房地面，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段锡彪、段锡龙、段锡年、段六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计150元，由原告段锡彪、段锡龙、段锡年、段六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丽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