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民终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高新二路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96988789J。法定代表人：胡立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忆，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洪，男，1987年7月2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贵州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琪琪，贵州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审被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地址：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镇新汽车站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5290097282927。法定代表人：罗挺，该局局长。原审第三人：熊正喜，男，1968年9月14日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上诉人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洪、原审被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镇宁县交通局”）、原审第三人熊正喜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423民初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驳回起诉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原审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错误。第三人熊正喜提供的《一标合作协议书》显示，张洪系与程玉兵共同合伙承揽项目施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的规定:“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在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本案张洪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缺少必要的共同诉讼人。一审认为第三人熊正喜将张洪所涉工程产值与案外人程玉兵进行分割有误，熊正喜仅在是向镇宁县交通局发函时分别描述产值，并未进行工程量分割。即便熊正喜确实意图对工程量分割，也未经得程玉兵的签认。张洪提起一审诉讼时，依据的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本案张洪与上诉人仅有一份施工合同，即第三人熊正喜提供的《一标合作协议书》，故即便该合同无效，合同的另一合伙人程玉兵的利益也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一审未依法驳回起诉系程序错误。二、一审未查清工程款数额。1、一审依据《联系函》，认为“按照项目管理人即第三人熊正喜出具的联系函可认定原告张洪实际产值为5800000元”有误。首先该《联系函》上所盖印章非我中鼎公司真实印章，庭审中也查明系第三人熊正喜私刻的。熊正喜发函给镇宁县交通局的《联系函》，并非与张洪及程玉兵之间的工程结算函，而是表达意图向镇宁县交通局索要工程款的数据并要求交通局在未经得熊正喜同意之前，不得私自向施工班组付款。正因为该函系熊正喜单方制作，且仅用于与交通局的单方通知，该函所载的数据，即：总工程款1360万元、张洪班组总产值“约580万元”的数据交通局也不认可。函件收、发两方均不认可的数据，如何能成为第三人用以证明其工程款数额的依据。即便该数据属实，也是上诉人应当从镇宁县交通局获得的工程款，并不是上诉人应当向张洪支付的工程款，两者之间存在价差，上诉人基于此项目的管理费用、利润以及应向国家缴纳的税金等均从此价差中支出。其次，该《联系函》原文为:“张洪施工班组的总产值约为580万元”本身就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可能是“571万元”，也可能是“589万元”，一审是如何准确得出该“约”的数据为5800000元？再次，经上诉人与熊正喜核实，类似的函件还有多份，数据各不相同。原告张洪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函，不应成为证明工程款的证据。2、镇宁县交通局与上诉人之间的工程未查清。如果一审认为《联系函》所载数据属实，580万元为上诉人与张洪之间的结算款，则1360万应为上诉人与镇宁县交通局案件的结算金额。但一审并未在判决中对此作出任何回应。3、本案各方工程款可以查清而未查清。镇宁县交通局与上诉人已经对工程量进行核实，有详尽数据，依据合同约定价格计价即可。张洪与上诉人之间的《一标合作协议书》约定“根据招投标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单价计算工程总价，以折算价款（43万/公里）计价”。故应依据上诉人与镇宁县交通局的结算价，按比例折扣后，为张洪应得工程款。本案应先查清镇宁县交通局与上诉人之间的结算价，然后在此基础上查明张洪与上诉人之间的工程价款。工程款的结算或造价审核，均有其特有规律（如以工程量乘以单价得出），张洪应依据《一标合作协议》中约定的计价方式乘以其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作为结算金额。本案一审仅依据《联系函》所称为“约580万元”确定上诉人与张洪之间的工程款为准确的580万元明显有误。无论如何，“约580万元”不等于“580万元整”。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令镇宁县交通局在欠付范围内对张洪承担责任，但并未查明镇宁县对上诉人欠付的工程款数额，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故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且未查清争议事实，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被上诉人张洪二审中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请二审驳回被答辩人中鼎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1、原审第三人熊正喜已将被上诉人张洪所涉工程产值与案外人程玉兵进行分割，张洪就其分割部分进行起诉应当是适格原告，一审程序适用正当，并未缺少必要共同诉讼人，中鼎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中鼎公司虽主张被上诉人张洪工程价款中包含案外人程玉兵班组产值，但其却无法提交证据加以证实。而被上诉人张洪在一审中提交的《联系函》已明确写明被上诉人张洪班组及程玉兵、汪俭麟等各施工班组的工程产值，证明被上诉人张洪、程玉兵、汪俭麟等施工班组所涉工程产值已经分割并经结算。另外，被上诉人张洪从发包方镇宁交通运输局调取的四张工程结算表也可充分证实被上诉人张洪班组所施工产生的580万元产值并不包含程玉兵、汪俭麟班组的产值。故上诉人中鼎公司的主张与工程实际情况不符。一审程序适用正当并未缺少必要共同诉讼人。2、被上诉人工程款数额已经一审查清确定。被上诉人张洪一审提交的《联系函》及已生效的（2018）黔0423民初1678号判决书中已查明的事实可证明，张洪班组施工工程量已按发包方镇宁交通运输局通过收破方的方式验收通过并开具证明，可视为验收竣工。另外，上诉人中鼎公司向原审被告镇宁交通运输局出具的《联系函》可证明张洪班组的施工总产值为580万元，现该《联系函》原件存于发包方镇宁交通运输局处。另外，《联系函》已对几个施工班组的支付情况作出说明并加盖有中鼎公司公章。该行为可证明发包方与上诉人中鼎公司对案涉工程各施工班组工程产值及已付工程款的认可。原审第三人熊正喜虽主张该联系函所加盖的中鼎公司公章系其私自雕刻的，但其却始终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其主张。另据（2019）黔04民终447号判决书（已生效）所查明的事实可证明，中鼎公司在二审中已自认熊正喜系该公司员工及案涉项目负责人。其本身就有权管理该公司公章并代表中鼎公司对各施工班组进行结算，且该《联系函》已被生效的法律文书所采纳，故该《联系函》所确定的工程价款数据是客观真实具体的。原审被告镇宁县交通局二审中未答辩。原审第三人熊正喜二审中未述辩。原审原告张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中鼎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共计人民币1472894元及利息（利息以1472894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利率从2017年1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截止起诉2019年6月3日，利息暂计168492.94元）。2、判令被告镇宁县交通局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5年2月，被告镇宁县交通局与被告中鼎公司签订《合同协议书》，将镇宁县2013、2014年“三年攻坚”通村油（水泥）路建设项目一标段工程（总建设里程为63.368公里）发包给中鼎公司进行施工，中鼎公司承接该工程后，其项目负责人熊正喜将工程转包给原告张洪施工。原告组织施工至2016年9月，被告镇宁县交通局通知原告，正在修建的道路要改方案，已完成工程量按照收破方的方式处理，并承诺一个月内结算并将全部工程款支付完毕。经结算，原告班组的总产值总工程款为人民币5921794元，已经支付工程款人民币4448900元。现尚欠工程款人民币1472894元未向原告支付。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支付该笔工程款，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原告认为，各被告拒绝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被告镇宁县交通局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判如所请。原审被告中鼎公司辩称：1、中鼎公司与张洪无合同关系，中鼎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已经超过实际完成工作量，熊正喜是将项目转包给张洪及程玉兵，根据《一标合作协议书》，张洪与程玉兵共同合伙承揽项目施工。张洪以其个人名义起诉，诉讼主体不适格。2、联系函上的印章并非中鼎公司的印章，中鼎公司并未刻过联系函上的章。庭审中查明系第三人熊正喜私刻的，函中数据是熊正喜虚构的。该函的目的是要求镇宁县交通局在未经得熊正喜同意之前，不得私自向施工班组付款。即使该函确实由我公司发出，也仅为与镇宁县交通局沟通有关事项而已，并非张洪与程玉兵之间的工程结算函。该函所载数据，即：总工程款1360万元、张洪班组总产值“约580万元”镇宁县交通局不认可。函件收发两方均不认可的数据，不能成为第三人用以证明其工程款数额的依据。原告张洪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函，不应成为证明工程款的证据。该联系函并未明确工程款具体数额，且该函上的印章系熊正喜伪造，不代表中鼎公司意见，没有其他方签认，系单方意思表示，该联系函没有任何意义。3、工程决算表中鼎公司并未收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5条，镇宁县交通局或者盖章人应当到庭说明情况。且该表确认的不是张洪的产值，而是中鼎公司应当从镇宁县交通局获取的款项，计价方式与中鼎公司的计价方式一致，张洪与熊正喜约定的计价方式不一样，该工程决算表不能作认证张洪工程的计价方式。原告向法庭提供的结算表4张，总金额为9052509.98元，但该结算系中鼎公司与镇宁县交通局之间的结算数据，与张洪、程玉兵的施工工程量一致，但结算价款不一致。中鼎公司与交通局之间的数据是按中标合同价结算的，中鼎公司（熊正喜）与张洪、程玉兵之间的结算价是按43万元/公里折算计价的。根据《一标合作协议书》约定，整个项目系转包给张洪、程玉兵二人的，但张洪在主张工程款时，又将程玉兵、汪俭麟等其管理的班组拆分，导致工程量重复计算，且无法准确判断各班组之间的工程量。中鼎公司只与张洪、程玉兵存在合同关系，也只与张洪、程玉兵办理结算。即便该合同无效，依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无效合同也应当参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计价。即便按原告所称的据实结算，也应在扣除税金，管理费，中鼎公司的合理利润，熊正喜的合理利润后再与张洪结算。4、原告提供的《联系函》中说张洪的产值为约580万元，结算表总金额为9052509.98元，其诉状中主张是5921794元，数额各不相同，原告应提供全部的施工工程量，按43万元/公里的折扣计算出总价，再扣减镇宁县交通局及中鼎公司之间支付给班组及供货商的款项，即为张洪及程玉兵应得款项。5、镇宁县交通局至今未对涉案工程办理结算，应在中鼎公司与镇宁县交通局决算清楚后才能结算。即请法院在查清其欠付工程款的基础上予以裁决。6、原告没有提交实际工程量明细及合同计价方式。原审被告镇宁县交通局辩称：1、镇宁县交通局与原告并无合同关系，并非案涉工程的合同相对人，案涉工程收破方进行清算后，镇宁县交通局已经将工程款支付给中鼎公司，并未欠中鼎公司工程款。2、工程价款的认定，联系函不能作为结算依据。3、工程决算表不能作为工程价款的决算依据，该工程作为收破方处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现场对工程量在合格的条件下对工程价款的计算，收破方处理的工程也要进行验收工程检测，该工程还没有检测，在检测结果出来的基础上，判令合格后才能进行最终价款结算。镇宁县交通局收集这些资料是为最终进行价款结算时需要，并不等于镇宁县交通局认可最终的工程价款按结算表结算。4、目前并未查明镇宁县交通运输局是否欠中鼎公司工程价款，若欠付，是欠付多少，还是超支付。因为中鼎公司和镇宁县交通局并未进行最终结算。根据建设工程合同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镇宁县交通局是要欠合法施工方多少钱的前提下，才能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原告主张镇宁县交通局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原审第三人熊正喜陈述：中鼎公司取得第一标段的中标工程后，我将项目转包给张洪是事实，我与张洪签有合作协议书，张洪起诉中鼎公司的金额与事实不符，我和张洪还没有办理结算，应付工程款是多少，并不清楚。张洪班组应当和汪俭麟班组合并在一起结算，他们是在同一条路上施工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镇宁县交通局与中鼎公司于2015年2月签订《镇宁县2013、2014年“三年攻坚”通村油路（水泥）路建设项目一标段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镇宁县交通局将镇宁县2013、2014年“三年攻坚”通村油（水泥）路建设项目一标段工程发包给中鼎公司施工。原告张洪及案外人程玉兵对镇宁县2013、2014年“三年攻坚”通村油（水泥）路建设项目一标段工程的工程范围与第三人熊正喜于2015年4月20日签订《一标合作协议书》一致。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参与了合同协议中工程的施工，此后因镇宁县交通局更改施工方案而退场与中鼎公司终止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洪作为实际施工人不具备施工资质所签订的《一标合作协议书》无效。但原告张洪已经实际完成路面修建工程，后因发包方原因退场，且经过发包方镇宁县交通局验收开具证明，视为验收竣工。原告张洪诉请要求支付工程价款本院应予以支持。在本案中，结合原告提交的工程决算表、联系函，原告张洪所修建的工程与其他实际施工人存在交叉部分，按照项目管理人即第三人熊正喜出具的联系函可认定原告张洪实际产值为5800000元，扣除张洪诉状中自认收到的4448900元，即还有1351100元尚未支付。另外，关于熊正喜在案涉工程中的身份，庭审中中鼎公司表示熊正喜与中鼎公司是项目合作经营关系，熊正喜也表示其和中鼎公司有合作协议，但在（2019）黔04民终447号民事判决书中，中鼎公司二审自认熊正喜系其员工及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本院认为，二审民事判决书既然已查明的熊正喜身份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熊正喜庭审中主张联系函上的印章系其私刻，中鼎公司主张联系函上的印章并非其公司印章，也并未出过联系函，但本院认为在此熊正喜作为项目负责人，其做出的联系函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应当获得其完成的工程量的工程款。镇宁县交通局作为发包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张洪承担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洪工程款人民币1351100元，由被告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利息（以13511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7年1月17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二、由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在欠付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张洪承担责任。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56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9780元，由被告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4890元、被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承担489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中鼎公司提交要求“调取镇宁县公安局保管的项目部印章及公安部门对印章真伪的认定文件”的《申请书》、要求“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涉案工程（张洪施工部分）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司法鉴定申请书》及要求“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申请人与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之间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司法鉴定申请书》各一份。被上诉人张洪及原审被告镇宁县交通局、原审第三人熊正喜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上诉人中鼎公司提交的上述《申请书》，经查，上诉人中鼎公司在一审中已提交，原审第三人熊正喜在庭审中已认可印章系其私刻，而上诉人中鼎公司已当庭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公章”。二审中，上诉人中鼎公司又提交与一审相同要求及内容的《申请书》，因原审第三人熊正喜在一审中已认可印章系其私刻，且上诉人中鼎公司在本院（2019）黔04民终447号案中已自认熊正喜系其员工及案涉工程项目负责人，而依法不影响上诉人中鼎公司民事责任的承担，故对上诉人中鼎公司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上诉人中鼎公司提交的要求“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涉案工程（张洪施工部分）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司法鉴定申请书》，虽上诉人中鼎公司在一审中未申请鉴定，但因上诉人中鼎公司在本院（2019）黔04民终447号案中已自认熊正喜系其员工及案涉工程项目负责人，而熊正喜于2017年1月17日出具联系函给镇宁县交通局，确认了“张洪施工班组的总产值约为580万元”，故对上诉人中鼎公司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上诉人中鼎公司提交的要求“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申请人与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之间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司法鉴定申请书》，虽上诉人中鼎公司在一审中未申请鉴定，但因本案不是上诉人中鼎公司与原审被告镇宁县交通局之间因履行《镇宁县2013、2014年“三年攻坚”通村油路（水泥）路建设项目一标段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发生的纠纷，故对上诉人中鼎公司该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错误。2、一审是否已查清工程款数额。3、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关于一审程序是否错误的问题。虽2015年4月20日的《一标合作协议书》系原审第三人熊正喜与被上诉人张洪及案外人程玉兵所签订，但熊正喜在于2017年1月17日出具给镇宁县交通局的联系函中，确认了“程玉兵施工班组的总产值约为62万元左右”，因案外人程玉兵对本案诉讼标的没有共同的权利义务，故上诉人中鼎公司上诉称本案张洪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缺少必要的共同诉讼人，认为一审程序错误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另，上诉人中鼎公司上诉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二条“本解释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7月14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的规定，已废止而不再适用。关于一审是否已查清工程款数额的问题。对于《联系函》，原审第三人熊正喜一审中已认可系其向原审被告镇宁县交通局出具，亦认可印章系其私刻，由于上诉人中鼎公司在本院（2019）黔04民终447号案中已自认熊正喜系其员工及案涉工程项目负责人，因此不论《联系函》是否加盖上诉人中鼎公司印章或原审第三人熊正喜私刻的印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均应由上诉人中鼎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也由于熊正喜出具联系函给镇宁县交通局，确认了“张洪施工班组的总产值约为580万元”，因此应由上诉人中鼎公司对该工程款项的支付承担责任。至于上诉人中鼎公司上诉称镇宁县交通局与其之间的工程未查清，如580万元为其与张洪之间的结算款，则1360万应为其与镇宁县交通局案件的结算金额。本院认为，应由上诉人中鼎公司依据其与镇宁县交通局之间的合同关系，主张相关权利，本案中一审判决无需对此作任何回应。故上诉人中鼎公司上诉称一审未查清工程款数额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本院（2019）黔04民终447号案判决由镇宁县交通局在欠付中鼎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汪俭麟承担责任，该案一审中中鼎公司未提出请求镇宁县交通局给付建设工程价款，而中鼎公司上诉对此也未涉及，且镇宁县交通局对该案一审判决未提起上诉。本案一审中，上诉人中鼎公司对被上诉人张洪的诉请仅答辩而未对原审被告镇宁县交通局提出请求给付建设工程价款及数额，且原审被告镇宁县交通局对一审判决由其在欠付上诉人中鼎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张洪承担责任也未提起上诉。而本案二审中，上诉人中鼎公司上诉称一审未查明原审被告镇宁县交通局对其欠付的工程款数额，因上诉人中鼎公司在二审程序中提出反诉，上诉人中鼎公司可依法另行起诉。故上诉人中鼎公司上诉称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另，被上诉人张洪仅答辩而未提起上诉，应视为服判。原审被告镇宁县交通局及原审第三人熊正喜也未提起上诉，亦应视为服判。综上所述，上诉人中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二审案件受理费19560元，由上诉人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德江审判员  刘 熹审判员  辜贤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法官助理赵奇瑾书记员齐桓（代）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