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8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永鑫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半田工业区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4MA31PQHF16。 法定代表人：黄善江，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接赟、吴华金，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女，1990年10月8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邹妹，女，1963年3月13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男，2017年3月8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法定代理人：江某，女，系被上诉人郭某之母。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鼎溦、廖婵君，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小建，男，198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854993528E。 负责人：施培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春香、廖慧珍，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州永鑫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鑫渣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某、郭邹妹、郭某、徐小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4民初5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永鑫渣土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予以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永鑫渣土公司未举证证实其已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人保公司”系属认定事实错误。永鑫渣土公司于2017年购置闽Ａ×××××号轻型普通货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时即向投保人人保公司投保商业险，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申请人名下与涉案车辆型号、款式、改装或增加安装完全一致的其他车辆曾因发生交通事故向保险人人保公司进行理赔，发生交通事故时均存在车辆改装的事实，人保公司均按照正常理赔程序对涉案车辆进行理赔处理，且未对车辆改装提出任何异议。永鑫渣土公司已经用其实际行动向保险人人保公司履行通知义务，保险人至始至终均未提出异议，应当认定保险人同意永鑫渣土公司改装车辆的行为。2.一审法院仅依据保险人人保公司提供的投保单，永鑫渣土公司在内容为“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责保险人的条款……”的保险人申明处加盖公章即认定认定“人保公司已对相应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系属认定事实错误，且违反保险法关于保险人对免除保险人义务条款提示标准的规定。首先，保险人人保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上仅仅有“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责保险人的条款……”等申明内容，对于具体的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等内容均未体现，一审法院仅仅依据永鑫渣土公司在“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等字样上盖章即认定保险人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显然与事实不符；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保险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提示义务除了要求文字要引起投保人注意外还需要保险人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说明，但本案中投保人人保公司除永鑫渣土公司在投保单上盖章外，并未证明其已向永鑫渣土公司送达保险条款或证明其已对保险条款中具体免赔条款进行提示、说明，一审法院认定“人保公司已对相应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错误。二、永鑫渣土公司虽对涉案车辆进行车厢加高，但该细微改装行为并未造成涉案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保险人人保公司在2018年9月18日订立保险合同时已明确知晓车辆改装事宜，涉案车辆加高车厢的行为不属于约定的免赔条款情形。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之规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保险标的的用途、使用范围、所处环境、改装引起的变化、使用人或管理人等因素，结合本案涉案车辆的改装情况，永鑫渣土公司仅仅是将车辆两侧车厢进行部分加高，未对上述法律列举的因素进行改变，依法不应当认定该改装行为对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其次，如本文第一点第一项所述，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经明确知晓涉案车辆存在改装事实，该改装行为属于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预见的保险合同承包范围，依法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永鑫渣土公司加高涉案车辆车厢的行为，既未增加涉案车辆的危险程度，且该改装行为已经保险人同意，依法不属于责任免除条款中改装未通知保险人的情况。三、一审法院在未经鉴定的情况下径自认定车厢加高、超重以及事故发生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且突破保险合同中对超重免赔10%的约定，判决保险人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错误。首先，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交通事故的形成原因是“当事人徐小建驾驶车辆超过核定载质量、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造成事故的一方面原因；当事人郭玲芳未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是造成事故的另一方面原因”，且经鉴定涉案车辆在发生事故的时点车辆状态符合安全要求，上述证据材料足以证明涉案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虽存在车厢加高但并未对车辆安全造成影响，本起交通事故是因超载以及驾驶人员操作不当造成，与改装无关。其次，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因超载保险人免赔10%，且保险人人保公司在开庭时也主张应当适用超载免赔10%的约定，一审法院在径自认定改装与超载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后认定加高车厢的行为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进而免除保险人责任错误。四、一审法院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年限及数额认定存在错误。被上诉人郭某出生于2017年3月8日，本案事故发生于2019年8月2日，因此郭某在事故发生时年龄为2周岁零5个月，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年限为15年7个月，一审法院认定为16年，显属错误，因此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为219296元，而不是225160元。 江某、郭邹妹、郭某答辩称，涉案车辆改装的程度是否达到保险赔付的标准由法院认定。一审认定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年限及数额是正确的。 人保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未按保险合同约定将其改装车辆的行为告知答辩人以及答辩人已就相应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认定并无任何不当，系正确的。第一，涉案车辆系新车投保，出厂日期为2018年9月14日，首次保险期间为2018年9月20日起至2019年9月19日止。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的“2017年购置涉案车辆时即向答辩人投保商业险”、“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涉案车辆曾数次因发生交通事故向答辩人进行理赔……”等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其亦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主张其已经用实际行动就车辆改装的事实向答辩人履行了告知义务无任何依据，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未按保险合同约定将其改装车辆的行为告知答辩人的认定系正确的。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以及第十三条“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的规定，结合答辩人在一审提供的投保单及保险条款，上诉人已在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栏盖章确认保险人已向其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等内容及法律后果向其作了明确说明并已充分理解；故足以证明答辩人已就免责事项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上诉人辩称答辩人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于法无据。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存在擅自改装情形，且因该改装行为进行严重超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涉案车辆属于随车起重运输车，上诉人对该车辆的车厢进行改装加高并将改装后的车辆进行严重超载。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涉案车辆在事发时超过荷载重量的65倍之多，属于严重超载，且该严重超载行为明显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加长、车辆降速迟缓、遇情转向失控等进而严重增加行车风险。故上诉人称其仅系对涉案车辆进行细微改装以及该改装行为并未增加涉案车辆的危险程度明显与事实不符。其次，上诉人将改装后的涉案车辆进行严重超载，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形成原因分析，其中“车辆超过核定载质量”系原因之一，故上诉人辩称本起事故与车辆改装无关明显与事实不符。退一步说，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合同的性质看，不同于交强险，属普通民事合同，应遵循自愿原则，遵守契约自由，只要合同条款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应认定免责条款无效。故上诉人改装涉案车辆的行为与事故本身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并不会影响免责条款依法发生法律效力。三、涉案车辆为轻型普通货车，根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运输驾驶员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必须取得相应从业资格，方可从事相应的道路动输活动”，驾驶涉案车辆车辆的驾驶人员必须取得道路货运运输从业资格；而被上诉人徐小建以及上诉人至今无法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证明被上诉人徐小建在事故发生时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故根据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答辩人亦不负商业险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依法、依约不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小建未作答辩。 江某、郭邹妹、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人保公司在所承保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损失954297.8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责任限额之外部分由徐小建、永鑫渣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徐小建、永鑫渣土公司、人保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2日15时14分左右，徐小建驾驶涉案车辆后载沙土（核载300ＫＧ，实载19990ＫＧ，超载19690ＫＧ）沿福州市南二环北侧辅道右起第二车道由东往西行驶至南二环路与齐安路路口时，遇郭玲芳驾驶福州仓山80Ａ76号两轮电动自行车沿二环路与齐安路交叉口东北向人行横道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由南往北横过道路，徐小建遇情措施不及，涉案车辆车头与郭玲芳身体及福州仓山80Ａ76号两轮电动自行车右侧车身发生碰撞并碾压，造成路损、郭玲芳当场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9年9月11日，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仓山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徐小建承担事故同等责任，郭玲芳承担事故同等责任。郭玲芳父母张雷木（已先于郭玲芳死亡）、郭邹妹（1963年3月13日出生）共育有二子郭玲芳、郭振芳（已成年）。郭玲芳与妻子江某育有一子郭某（2017年3月8日出生）。涉案车辆系永鑫渣土公司所有，徐小建系永鑫渣土公司员工，徐小建系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发生本案事故。事发时，涉案车辆车厢与出厂时对此，存在加高改装。永鑫渣土公司就涉案车辆向人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额1000000元，并投保有不计免赔率特约险），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人保公司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事发后，永鑫渣土公司向江某、郭邹妹、郭某垫付了2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徐小建驾驶车辆与在人行横道上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横过道路的郭玲芳所骑行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路损、郭玲芳当场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该事故经交警部门作出合法有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徐小建与郭玲芳负事故同等责任，双方当事人对事故认定书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事故责任认定予以确认。人保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交警部门所作出事故认定书，其抗辩交警部门认定徐小建与郭玲芳负事故同责不符合事实，不予采纳。江某、郭邹妹、郭某所提供户口簿证实郭玲芳自2017年1月12日起因夫妻投靠将户籍由江西省南昌市扬子洲镇上房村迁入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葫芦镇村，至事发时止，郭玲芳已居住生活于福州市城区两年余，故诉请相应损失认定按法院所在地城镇标准核算如下：事发时，郭玲芳33周岁，死亡赔偿金按42121元／年标准计算20年为842420元；丧葬费按2018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在岗职工（含劳务派遣工）年平均工资76266元／年计算六个月为38133元；考虑郭玲芳亲属因办理丧葬事宜确有导致误工损失，结合郭玲芳近亲属中郭某尚未成年，并无误工损失，郭邹妹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且未举证证实事发前收入情况，郭玲芳兄弟姐妹为郭振芳一人，郭振芳、江某属适龄劳动人员，存在误工的情况，酌定误工费按2人计算误工期7天，江某等人居住于福州市城区，其诉请误工费按200元／天计算合理，故误工费为2800元（2人×7天×200元／天）；考虑交通费于办理丧葬事宜过程中确实发生，结合江某、郭某系居住于本案事发的福州市城区，郭邹妹系居住于省外的江西省南昌市的情况，交通费酌定1500元；江某、郭某等人属居住于事发的福州市城区，且未就所诉请住宿费支出予以举证证实，其诉请住宿费10000元，不予支持；事发时，郭邹妹年满56周岁，非属法定的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老年人，且未举证证实其已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事发时，郭某年满2周岁，扶养人数为两人，被扶养人生活费按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8145元／年计算为225160元（28145元／年×16年×1／2）；郭玲芳因事故死亡，事故确对江某、郭邹妹、郭某精神造成较大伤害，结合郭玲芳承担事故同等责任的情况，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50000元。上述损失中，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共计1160013元（死亡赔偿金842420元、丧葬费38133元、误工费2800元、交通费1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251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人保公司作为事发时涉案车辆的交强险承保单位，应依据交强险合同约定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付110000元。超出交强险部分1050013元，徐小建与郭玲芳负事故同等责任，二人分属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一方，应各按60%、40%承担事故赔偿比例；又，徐小建为永鑫渣土公司员工，徐小建系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发生本案事故，永鑫渣土公司作为徐小建的用人单位应承担侵权责任，即永鑫渣土公司应按比例向江某、郭邹妹、郭某赔偿630007.8元（1050013元×60%），扣除永鑫渣土公司已垫付的25000元，永鑫渣土公司还应向江某、郭邹妹、郭某支付605007.8元。事发时，永鑫渣土公司虽已就涉案车辆向人保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但事故车辆事发时与出厂相比车厢明显加高，存在改装，而事发时事故车辆超载重量为核载重量的65倍之多，亦表明该车厢的加高改装使得该车严重超载成为实际可能并事实施行，虽经鉴定，事发时该车车灯、转向、制动均符合安全状态，但该时点的车辆状态符合安全要求并不表明该车在车厢加高、严重超载的行车状态下，其负荷降速及惯性制动能与核载情况一致，实际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事发时事故车辆超出核载65倍之多的改装后严重超载行为将导致惯性行车状态下车辆制动距离加长，车辆降速偏缓，遇情转向失控等显著加重路面行车风险的情况，危险程度必然显著增加，现永鑫渣土公司未举证证实其已按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人保公司，且永鑫渣土公司已于人保公司所提供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投保单上内容为“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通用条款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亦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的投保人声明处加盖公章，人保公司已对相应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人保公司依据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的约定，抗辩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据此，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江某、郭邹妹、郭某110000元；二、福州永鑫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江某、郭邹妹、郭某605007.8元；三、驳回江某、郭邹妹、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上诉人永鑫渣土公司认为一审遗漏认定事故成因以及人保公司未将保险条款及批单交付给永鑫渣土公司，未就免责条款进行示明的事实。上诉人永鑫渣土公司向法院提交二份证据：证据一是情况说明，证明人保公司在明知涉案车辆保险不是由上诉人亲自办理的情况下承保，不仅没有将投保单、保险条款、批单等保险合同的组成文件交给上诉人，更没有对保险条款中关于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严重违反了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依法不应免除理赔责任；证据二是闽Ａ×××××机动车行驶证和人保公司的理赔记录与事故现场照片，证明上诉人名下所有的渣土运输车辆原本均在人保公司投保，保险期限内，人保公司在本案事故发生前就同一型号且同样加高安装的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始终未提出异议，并且进行了相应理赔，充分表明人保公司对上诉人名下包括涉案车辆在内的运输车辆存在加高安装是知情且认可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被上诉人人保公司、江某、郭邹妹、郭某、徐小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江某、郭邹妹、郭某的质证意见如下：其对两份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人保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该两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逾期举证，是否采纳由合议庭合议。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涉案车辆的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均系上诉人，投保单亦有上诉人盖章确认，其已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上诉人所述明显与事实不符；对证据二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根据闽Ａ×××××车辆的理赔记录，最终赔付金额为0，经查，其处亦无该车辆的理赔记录，且闽Ａ×××××非涉案车辆，该车辆的情况无法代表涉案车辆，更无法证明其早已知晓涉案车辆改装的所谓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证据一无法证明待证对象，不予采纳；证据二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纳。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质证和原审法院的认证及二审的审理情况，本院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人保公司是否需要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人保公司给永鑫渣土公司的制式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栏显示以下内容：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通用条款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一次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从以上内容可知，除投保单外，还应有保险合同、保险条款等。人保公司除投保单外，不能举证证明将保险合同、保险条款送达投保人永鑫渣土公司。在载明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保险条款等未送达投保人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人保公司就保险公司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本案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人保公司无效，人保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对被上诉人江某、郭邹妹、郭某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诉人永鑫渣土公司关于人保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永鑫渣土公司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有关异议，经查，受害人郭玲芳的儿子郭某出生于2017年3月8日，本次事故发生于2019年8月2日，故一审法院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年限为16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本次事故共造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郭邹妹、郭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160013元（死亡赔偿金842420元、丧葬费38133元、误工费2800元、交通费1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251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人保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付110000元，超出交强险部分1050013元，徐小建与郭玲芳负事故同等责任，二人分属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一方，应各按60%、40%承担事故赔偿比例，即人保公司应按比例向江某、郭邹妹、郭某赔偿630007.8元（1050013元×60%），扣除永鑫渣土公司已垫付的25000元，人保公司应向江某、郭邹妹、郭某支付605007.8元，向永鑫渣土公司支付25000元。 综上所述，永鑫渣土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4民初57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4民初57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某、郭邹妹、郭某支付605007.8元，向永鑫渣土公司支付25000元； 四、驳回福州永鑫渣土运输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342.9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6671.45元，由江某、郭邹妹、郭某负担496.45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61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08.7元，由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9813.7，由福州永鑫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负担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朝晖 审判员  纪得军 审判员  刘茂元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马洁琳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