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20）湘02委赔1号 赔偿请求人王桂平，女，195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株洲市荷塘区。 赔偿请求人余湘兰，女，1952年5月26日出生，苗族，住株洲市荷塘区。 赔偿义务机关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268号。 法定代表人杨瑞斌，院长。 委托代理人刘祥宇，系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吴卫群，系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赔偿请求人王桂平、余湘兰因与赔偿义务机关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错误执行赔偿一案，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未作出赔偿决定。赔偿请求人于2020年1月10日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公开听证、质证。赔偿请求人王桂平、余湘兰，赔偿义务机关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的委托代理人刘祥宇、吴卫群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赔偿请求人申请称：2019年9月2日，两赔偿请求人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期限内，没有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两赔偿请求人依法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请求：判决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赔偿请求人王桂平利息损失813014.20元、迟延履行金损失291618.13元、精神损失费200000元；赔偿赔偿请求人余湘兰利息损失406507.10元、迟延履行金损失145809.06元、精神损失费100000元。此利息、迟延履行金损失算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民再340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完毕止，如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监督再审改判或者申诉改判（2018）湘民再340号民事判决，另行申请国家赔偿。理由如下：1999年9月29日，两赔偿请求人与卢利签订了协议一份，因该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两赔偿请求人于2011年3月21日起诉至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后经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次审理，2018年9月29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民再340号民事判决。在此期间，赔偿义务机关根据（2011）株天法民一初字第855号民事判决书、（2012）株中法民一终字第224号民事判决书受理了卢利的申请执行书，但未向两赔偿请求人发执行通知书，赔偿义务机关作出（2013）株天法执备字第98-1号执行裁定书，将卢利裁定为执行人，两赔偿请求人裁定为被执行人，裁定划拨执行人卢利名下的4615627元现金，并于2013年5月22日划拨至赔偿义务机关的执行账户。2013年6月9日，赔偿义务机关支付卢利（2013）株天法执备字第98号案件执行标的款932901.69元，未通知两赔偿请求人，支付给卢利的执行款与判决书的判决完全不符。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两赔偿请求人申请执行，赔偿义务机关拒绝执行。经两赔偿请求人多次争辩，2016年8月17日，赔偿义务机关向两赔偿请求人支付1921365.77元执行款（应执行款423万元的45.42%）；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民再340号民事判决后，两赔偿请求人要求强制执行，2019年2月1日，赔偿义务机关支付赔偿请求人执行款1869906.18元。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存在如下违法之处：（一）、故意违反法律规定错误执行。1.（2013）株天法执备字第98-1号执行裁定书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是执行错误。该执行裁定书的“申请执行人卢利与被执行人余湘兰、王桂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2011）株天法民一初字第85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由本院立案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划拨卢利名下在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基金分红及收益款4615627元。本裁定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裁定没有生效判决的依据与法律依据，是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错误裁定。第一，该裁定书至今未送达给两被执行人，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第二，该裁定书裁定“划拨执行人的款到法院执行账户”没有法律依据。第三、赔偿义务机关受理卢利的申请执行书，没有向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的规定。第四，98-1号执行裁定书的裁定与（2011）株天法民一初字第855号民事判决书不符。第五，卢利于2013年6月9日领取案件执行标的款932901.69元，与（2011）株天法民一初字第855号民事判决书的金额不符。2.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拒绝执行（2015）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是执行错误。拒绝执行生效判决没有法律依据，中止执行不下裁定书，拒绝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执或者指定其他法院强制执行，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3.迟延执行（2018）湘民再340号民事判决，是执行错误。该判决书2018年9月29日送达，赔偿义务机关拖到2019年2月1日才开始执行。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二）、本案的财产保全期限是2011年12月14日至2013年12月14日。赔偿义务机关故意隐瞒两赔偿请求人解冻财产保全，是违法采取保全措施。（三）、赔偿义务机关故意利用公权力侵占赔偿请求人409万元执行款5年零8个月，造成两赔偿请求人未获得其侵占期间债务人卢利的违约损失赔偿、迟延履行利息，两赔偿请求人法定的损失与赔偿义务机关违法采取保全措施、执行错误是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赔偿义务机关故意多次、长期不执行生效判决，违法占用，给两赔偿请求人造成巨大精神压力，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赔偿精神损失。 赔偿请求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株天法民一初字第85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案是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执行的依据。2、（2013）株天法执备字第98-1号执行裁定书、（2013）株天法执备字第9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回证、卢利的收条。证明执行裁定的申请执行人是卢利，被执行人是王桂平、余湘兰。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错误的将债务人裁定为执行人，债权人裁定为被执行人。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该裁定违法。3、2016年的强制执行申请书。证明我们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5）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只执行了该判决的1921356.77元。4、涉案所有的民事判决书提交于法院[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株中法民一终字第224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湘高法民申字第210号民事裁定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湘高法民监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株天法民一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民申407号及407-1号民事裁定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民再34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案件的事实经过。5、领取涉案执行款的情况。根据（2016）湘0211执666号，第一笔执行款是2016年8月9日领取192万元。第二笔执行款是2019年1月份领取的，分别是282330.26元、1380582.12元。6、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211执异2号、（2019）湘0211执复15号。证明虽然判决驳回我的申请，但是应该给我们支付迟延履行金及利息。7、2013年8月20日暂缓执行申请书。证明我们申请暂缓执行（2011）株天法民一初字第855号民事判决书卢利的百分之30，但是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没有采纳我们申请暂缓执行的意见。 赔偿义务机关辩称：一、(2013)株天法执备字第98号执行案件的立案符合法律规定。二、答辩人作出的（2013）株天法执备字的第98-1号执行裁定书合法有效。三、（2013）株天法执备字第98号案件在执行过程中相关法律文书未及时送达的问题。申请人王桂平、余湘兰对法院的执行是知情的，其还在2013年8月20日向答辩人提交了《暂缓执行申请书》，故不存在答辩人未向两申请人送达相关执行文书影响其权益的问题，答辩人依据当时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书制作裁定书划拨4615627元，并未侵害两申请人的权益。四、两申请人要求国家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赔偿义务机关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1）株天法民一初字第855号民事判决书和（2012）株中法民一终字第22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判决确认了该部分投资权益中的30％应支付给卢利，卢利基于该判决享有权利，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受理卢利对王桂平、余湘兰的执行申请符合法律规定。2、申请执行状、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证明卢利基于（2011）株天法民一初字第855号民事判决书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3、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0日作出的（2013）株天法执备字第98-1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回证。证明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依卢利申请划拨已被判决确认属于被执行人王桂平、余湘兰所有的（暂存在于卢利名下）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基金分红及收益款4615627元至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账户。4、2013年8月20日王桂平、余湘兰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暂缓执行申请书》、来访转介函、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通知、（2013）湘高法民申字第210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两申请人知道（2013）株天法执备字第98号案件的执行情况，且两申请人不服生效判决不履行判决义务，不向法院申请领取已扣划到法院账户的款项，其主张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未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损害其权利对其造成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5、2013年9月24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湘高法民监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原判决（2011）株天法民一初字第855号的执行，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按该裁定要求中止了（2013）株天法执备字第98号案件的执行，中止期间不存在利息损失和迟延履行金。6、（2014）株天法民一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2015）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2015）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9-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该案纠纷经再审后已经重新作出判决，再审二审判决卢利不再在该部分投资权益中获得30％作为报酬。7、强制执行申请书、案件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证明2016年5月26日王桂平、余湘兰在再审二审判决生效后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2016）湘0211执666号；同时也证明王桂平、余湘兰在2013年原生效判决时不履行义务不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申请领取已扣划到法院账户的款项。8、暂缓执行申请书、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通知书。证明卢利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申请暂缓执行再审生效判决，同时株洲市检察院于2016年5月22日受理了卢利的民事监督申请，株洲市检察院受理的理由是经审查认为再审二审判决（2015）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具有明显错误，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据此决定部分暂缓执行。9、领条。证明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虽然决定了部分暂缓执行，但另一方面，为了保障两申请人的权益，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为两申请人兑付了部分执行标的款，金额为1921356.77元。10、（2017）湘民申40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再审二审判决（2015）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9号有误，裁定提审案件并中止判决的执行，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据此中止（2016）湘0211执666号案件的执行，不存在消极执行、错误执行等需要向申请人赔偿利息损害和迟延履行金的行为。11、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6日向两申请人送达的《通知书》、执行异议申请书、（2018）湘0211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2019）湘02执复15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案件后重新作出了（2018）湘民再340号民事判决书，并且根据该判决书，已经将申请人的执行款执行完毕。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据此重启了案件的执行，并于2018年12月16日向两申请人送达了《通知书》，告知两申请人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不支持其执行申请中有关迟延履行金的请求。两申请人对该《通知书》提出异议，经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211执异2号执行裁定和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2执复15号执行裁定，均驳回了两申请人的异议。两申请人自己的行为导致延迟领取执行标的款。 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请求人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足以证明申请人的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正是因为这个裁定就是赔偿请求人证据1的判项内容，所以立案执行是合法的。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所要证明的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申请人提交申请后，被申请人立案执行并且支付了款项。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足以证明申请人的观点。被申请人每一次立案执行都是基于生效法律文书，不存在执行错误的问题。对证据5以申请人在被申请人领取的凭据为准。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款项的事实是存在的。基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民再340号民事判决书所明确的内容，执行款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在案件执行过程中，申请人执行了要求支付迟延履行金的请求已被法院驳回。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申请人的证明目的，实际上在2013年9月份，我们就收到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要求我们中止本案的执行。收到后，我们就中止执行了。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应该严格按照判决内容执行。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实际划拨的是卢利名下的款项，不是我们的款项。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恰恰能够证明申请人证据7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法律规定，有迟延履行金。不应因为中止而没有。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也证明了我申请强制执行，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给我。不是我不去领取款，而是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不给我。2016年5月26日的申请与2013年的判决无关。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暂缓执行违法。因为申诉不影响执行。对证据9无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中止执行没有依据。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虽然涉案的判决申请再审，根据法律的规定，申请再审不影响执行。不是我们造成的。 本院赔偿委员会对各方当事人证据认定如下：赔偿请求人的证据与赔偿义务机关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均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卢利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员工。1999年9月29日，卢利（甲方）与王桂平、余湘兰（乙方）签订《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由卢利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株洲市支公司购买职工享有的“新豪时合股基金”（后改为平安员工投资权益）70000股，共计人民币123200元，其中王桂平出资70400元购买40000股，余湘兰出资35200元购买20000股，卢利本人出资17600元购买10000股；合股基金每年分红款由卢利负责领取，分发给余湘兰、王桂平二人，至于合股基金是否上市，与卢利无关；如果中途退款，必须是在公司允许的情况下，由卢利协助乙方到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株洲支公司领取本金（股权证放在乙方），如果能上市也由卢利提供身份证等证件给乙方过户。”协议签订后，王桂平、余湘兰按约支付了相应款项。1999年卢利名下认购的“投资权益”为70000份，2000年又认购19000份，共计89000份。按协议约定，王桂平所购投资权益份额占总份额的44.9438%，余湘兰所购投资权益份额占总份额的22.4719%。2000年1月14日，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卢利制发了编号为0000018697的《股权成员证》，该证一直存放于王桂平处。王桂平、余湘兰购买的“平安员工投资权益”自2000年开始产生分红，2000年、2001年的分红款是由王桂平、余湘兰到平安保险公司财务处领取，自2003年开始分红款由卢利转交。在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卢利曾向王桂平、余湘兰要求过给付利益的事，王桂平、余湘兰也表示愿意给予卢利每万份50000元作为感谢，但卢利不同意。2008年12月3日，卢利提出二种分配利益的方案，王桂平、余湘兰不同意，最终双方未达成协议，王桂平、余湘兰也未给过卢利报酬。根据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有二个，一是深圳正直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一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平安工会）。平安工会向平安员工筹集资金，投资于平安工会持股公司。平安工会持股公司又投资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公司。平安工会持股公司从其所投资的公司获取红利，平安员工通过对此红利进行二次分配，形成了平安员工与平安工会所投资公司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运作机制。卢利虽持有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成员证”，但卢利所持“平安员工投资权益”实际是一种集合投资权益。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王桂平、余湘兰起诉至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2年6月15日，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株天法民一初字第855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卢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王桂平分红款32040元的70%，即22428元，减持收益款494799.76的70%，即346359.83元，支付余湘兰分红款16400元的70%，即11480元，减持收益款241902.11元的70%，即169331.48元。二、卢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对上述第一项应付给王桂平、余湘兰的款项支付利息，王桂平的利息以368787.83元为基准，余湘兰的利息以180811.48元为基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1年3月23日开始算至本生效判决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三、确认登记在卢利名下的投资权益其中33465.4281份归王桂平所有、16360.8760份归余湘兰所有，王桂平和余湘兰根据投资权益分别所享有的收益款扣除30%给卢利后的款项分别归两原告享有；四、驳回王桂平、余湘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王桂平、余湘兰及卢利对判决不服，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12月28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株中法民一终字第22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2013年4月23日，卢利申请执行，要求法院扣划第三人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卢利投资权益收益款4615627元。2013年5月20日，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株天法执备字第98-1号执行裁定，划拨卢利名下在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基金分红及收益款4615627元。随后，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将卢利名下在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基金分红及收益款4615627元划拨到该院账户。2013年6月9日，经卢利申请，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支付卢利932901.69元。 王桂平、余湘兰不服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3年6月21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湘高法民申字第21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王桂平、余湘兰的再审申请。王桂平、余湘兰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提出申诉。在此期间，王桂平、余湘兰于2013年8月20日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提出暂缓执行申请。2013年9月24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湘高法民监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4年5月8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株中法民一终字第224号民事判决和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1）株天法民一初字第855号民事判决；二、该案发回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重审。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重审该案时，卢利未给付的“平安员工投资权益”分红款、减持款增加了数额。2015年6月30日，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株天法民一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王桂平、余湘兰与卢利签订的平安员工投资权益《协议》合法有效。二、确认卢利名下89000份“平安员工投资权益”中的40000份属于王桂平所有，占卢利名下所持份额的比例为44.9438%；确认卢利名下89000份“平安员工投资权益”中的20000份属于余湘兰所有，占卢利名下所持份额的比例为22.4917%。三、卢利应向王桂平支付分红款、减持收益款共计2600620.18元，应向余湘兰支付分红款、减持收益款共计1300310.10元；四、卢利应向王桂平支付利息66087.38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其中：2005年9月9日到帐分红款7200元的利息3702.47元（自2005年9月25日起算至2013年5月22日止）；2010年7月12日到帐分红款16000元的80%计12800元的利息2256.35元（自2010年7月28日起算至2013年5月22日止），2010年9月25日到帐分红款8800元的80%计7040元的利息1163.88元（自2010年10月11日起算至2013年5月22日止），2011年1月8日到帐的减持收益款494181.81元的80%计395345.45元的利息58964.66元（自2011年1月24日起算至2013年5月22日止）。卢利应向余湘兰支付利息33043.72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其中：2005年9月9日到帐分红款3600元的利息1851.26元（自2005年9月25日起算至2013年5月22日止），2010年7月12日到帐分红款8000元的80%计6400元的利息1128.17元（自2010年7月28日起算至2013年5月22日止），2010年9月25日到帐分红款4400元的80%计3520元的利息581.94元（自2010年10月11日起算至2013年5月22日止），2011年1月8日到帐的减持收益款247090.91元的80%计197672.73利息29482.35元（自2011年1月24日起算至2013年5月22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五、王桂平应向卢利支付委托费用518684.04元，余湘兰应向卢利支付委托费用259342.02元；上述第三、四、五项相抵，限卢利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桂平支付分红款、减持收益款2148023.52元；限卢利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余湘兰支付分红款、减持收益款共计1074011.8元；六、驳回王桂平、余湘兰其他的诉讼请求。七、驳回卢利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王桂平、余湘兰及卢利均不服，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4月29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4）株天法民一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三、四、六项；即：1、确认王桂平、余湘兰与卢利签订的平安员工投资权益《协议》合法有效。2、确认卢利名下89000份“平安员工投资权益”中的40000份属于王桂平所有，占卢利名下所持份额的比例为44.9438%；确认卢利名下89000份“平安员工投资权益”中的20000份属于余湘兰所有，占卢利名下所持份额的比例为22.4917%。3、卢利应向王桂平支付分红款、减持收益款共计2600620.18元，应向余湘兰支付分红款、减持收益款共计1300310.10元；4、卢利应向王桂平支付利息66087.38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卢利应向余湘兰支付利息33043.72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5、驳回王桂平、余湘兰其他的诉讼请求。二、撤销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4）株天法民一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第五、七项；三、驳回卢利的所有诉讼请求；综上，限卢利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桂平支付2666707.56元；限卢利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余湘兰支付共计1333353.82元。如逾期未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判决生效后，2016年5月16日，卢利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申请暂缓执行，2016年5月26日，王桂平、余湘兰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8月15日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向王桂平、余湘兰支付1921365.77元执行款。 王桂平、余湘兰及卢利仍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3月31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民申4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本案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2018年9月12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民再3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二、撤销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4）株天法民一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维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4）株天法民一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三、六、七项；即：一、确认王桂平、余湘兰与卢利签订的平安员工投资权益《协议》合法有效。二、确认卢利名下89000份“平安员工投资权益”中的40000份属于王桂平所有，占卢利名下所持份额的比例为44.9438%；确认卢利名下89000份“平安员工投资权益”中的20000份属于余湘兰所有，占卢利名下所持份额的比例为22.4917%。三、卢利向王桂平支付分红款、减持收益款共计2600620.18元，向余湘兰支付分红款、减持收益款共计1300310.10元；六、驳回王桂平、余湘兰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卢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四、变更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4）株天法民一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第五项为：王桂平支付卢利报酬200000元，余湘兰支付卢利报酬100000元。上述第三、四项相抵后，卢利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桂平支付2400620.18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湘兰支付1200310.10元。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民再340号民事判决后，两赔偿请求人要求强制执行并要求被执行人支付迟延履行金。2018年12月16日，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0211执666号通知书，告知两赔偿请求人，卢利在本案中不应支付迟延履行金。2018年12月19日，两赔偿请求人提出执行异议，2019年1月25日，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211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两赔偿请求人的异议请求。两赔偿请求人不服，申请复议。2019年3月14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2执复1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两赔偿请求人的复议申请。2018年12月18日，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与两赔偿请求人对账如下：一、2016年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汇款282330.26元至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账户，其中两赔偿请求人根据其股份所占比例应得现金190332.95元；二、卢利支付诉讼费给两赔偿请求人计33006.2元；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卢利支付两赔偿请求人3600930元，以上合计3824269.5元，扣除已经支付给两赔偿请求人的1921356.77元及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扣划的两赔偿请求人应当支付的律师费240000元，还应支付两赔偿请求人1662912.38元。2019年2月1日。该款已经支付给两赔偿请求人。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系错误执行赔偿案，争议焦点为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是否存在错误执行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赔偿多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行使审判职权的机关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审判机关承担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在审判、执行过程中存在违法情形，且违法情形造成了受害人人身或者财产损害。 一、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是否合法。 本案中，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行为包括：1.2011年12月8日在（2011）株天法民一初字第855号民事诉讼中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2.受理卢利对（2012）株中法民一终字第24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的申请执行的案件，2013年5月20日采取划拨卢利名下在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基金分红及收益款4615627元到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账户的强制执行措施。2013年6月9日，经卢利申请，支付卢利执行款932901.69元的执行行为。3.2013年8月20日，两赔偿请求人提出暂缓执行申请，2013年9月24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湘高法民监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中止执行的行为。4.2016年5月16日，卢利提出暂缓执行申请，2016年5月26日两赔偿请求人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支付两赔偿请求人执行款1921365.77元的执行行为。5.2017年3月31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民申407号民事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中止执行的行为。6.两赔偿请求人请求执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民再340号民事判决，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将生效判决书判决数额、卢利支付两赔偿请求人的诉讼费数额、2016年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汇款的数额相加，扣除已经支付的执行款1921356.77元及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扣划的两赔偿请求人律师费240000元，支付执行款1662912.38元给两赔偿请求人的执行行为。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以上执行行为合法，理由是：第一，两赔偿请求人2011年12月8日申请财产保全，在财产保全的期限内，因卢利在2013年4月23日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件立案后，财产保全措施自动转化为执行中的执行措施，两赔偿请求人请求确认解除保全的执行措施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二，（2012）株中法民一终字第244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11）株天法民一初字第855号民事判决，该终审判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生效的民事判决中确定了卢利享有的财产权益，卢利可以作为执行申请人申请划拨其名下在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基金分红及收益款，并可以要求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支付属于卢利部分的执行款，以实现判决书确认的卢利的财产权利。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支付卢利执行款932901.69元，符合法律规定。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将两赔偿请求人列为被执行人，但划拨的是卢利名下在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基金分红及收益款，且未将执行裁定书发给两赔偿请求人存在瑕疵，但两赔偿请求人的财产权益最终实现，未造成实际损害。第三、（2012）株中法民一终字第244号民事判决生效后，两赔偿请求人亦可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要求支付执行款，但因两赔偿请求人不服该生效判决，提出申诉，且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提出暂缓执行申请，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根据两赔偿请求人的暂缓执行申请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湘高法民监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符合法律规定。未及时向两赔偿请求人支付执行款不能归责于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第四，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将民事案件裁定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重审后，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株天法民一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两赔偿请求人及卢利均不服，提起上诉，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二审判决书生效后，卢利申请暂缓执行，两赔偿请求人申请执行，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受理两赔偿请求人的执行案件后，考虑到卢利申请再审并提出暂缓执行的客观情况，部分支付两赔偿请求人执行款1921365.77元，执行行为合理、合法。第五，2017年3月31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民申4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中止执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第六，2018年9月12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民再340号民事判决后，两赔偿请求人申请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执行该生效判决，并要求卢利支付迟延履行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0211执666号通知书，告知卢利不应支付迟延履行金。两赔偿请求人不服，提起执行异议，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驳回两赔偿请求人的异议请求后，两赔偿请求人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2019）湘02执复15号裁定书驳回了两赔偿请求人的复议申请。两赔偿请求人称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9年2月1日支付执行款系拖延支付，执行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对赔偿请求人、卢利申请强制执行案采取的一系列强制执行措施，不仅采取及时，也符合法律规定。 二、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是否应承担两赔偿请求人利息、迟延履行金、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先予执行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赔偿。本案中，赔偿请求人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应审查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是否有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从前面的阐述看，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和在执行阶段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均合法，赔偿请求人的债权已经得到清偿。本案的执行过程较长，是因两赔偿请求人与卢利对各自享有的民事权益争议大，多次对生效民事判决提出申诉，依照法定程序对作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效力进行审查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以及案件进入再审程序而中止执行的期间，此时法律文书的正确性受到了合法质疑，在此情况下，被执行人应否履行义务并不确定，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缺乏执行依据。且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在此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积极地履行了执行职责，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及人民法院的裁判及时采取了中止执行、恢复执行等执行措施，其执行行为既不存在侵权行为，也不属于故意拖延或者不执行。两赔偿请求人提出要求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支付利息、迟延履行金及精神抚慰金，但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不具有故意拖延或者不执行的情形，不应支付利息；另两赔偿请求人请求支付迟延履行金并提出了执行异议，经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确认，该执行案件不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两赔偿请求人认为执行过程长，造成了其精神损害，但本案执行过程长是由两赔偿请求人提出申诉造成，且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综上，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在本案中不存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错误执行情形，且生效民事判决中确定的赔偿请求人的财产权益已经在执行阶段得到充分保障。王桂平、余湘兰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决定如下： 驳回赔偿请求人王桂平、余湘兰要求赔偿义务机关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赔偿利息、迟延履行金及精神抚慰金的赔偿申请。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