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阳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法定代表人：田柳光裕，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启龙，北京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宝刚，北京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住所地太原市南中环街529号A座17层04-09室。负责人：松井孝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启龙，北京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宝刚，北京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志东，男，汉族，太原市居民，无固定职业，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晶，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豪嘉，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滑油公司”）、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以下简称“润滑油太原公司”）与被上诉人胡志东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润滑油公司、润滑油太原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1、请求认定上诉人系合法解除与胡志东的劳动合同，无需向胡志东支付赔偿金；2、请求认定上诉人已足额向胡志东支付了工资；3、由胡志东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胡志东自1997年4月1日起进入上诉人公司工作，《劳动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公司虽经多次要求胡志东办理社会保险关系从原单位的转移手续、希望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但胡志东以与原单位仍存在劳动关系、不能从原单位办理社会保险转出手续为由，坚持要求由原单位为其继续缴纳社会保险。由于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同时，考虑到胡志东原单位认可公司与胡志东之间另行建立的劳动关系，并同意作为社会保险缴纳主体，在胡志东与公司建立并保持劳动关系期间仍继续由原单位为胡志东缴纳社会保险费。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同意了胡志东的要求，同意由胡志东原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并同意由公司承担胡志东通过原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基于此，自1997年4月1日起，公司基于胡志东提供的通过原单位缴纳社保费的缴纳证明，每年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将社会保险费经由胡志东转交给其原单位向社保基金中心缴纳。仅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公司已累计委托胡志东向胡志东原单位转交的社会保险费，合计人民币302，832.91元。山西便民网开通以后，2017年企业可以通过该网站调查个人社会保险缴纳情况，2017年4月份，经公司调查发现，胡志东欺骗公司、串通原单位向公司提供了虚假的社保缴纳证明，未据实将公司向其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全额转交至原单位通过原单位向社保机构缴纳，造成其原单位未按照公司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经公司核实，仅从2008年1月1日起到2016年12月31日为止，胡志东通过虚假申报、“多领少缴”的方式，导致公司累计委托胡志东向其原单位转交的社会保险费的总额，超过胡志东原单位累计为其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超出金额高达人民币188，526.88元（以下称“社保费差额”），超出部分均被胡志东侵占。对于该社保费差额的相关实际情况，有胡志东本人签字认可的相关书面资料等可以充分证明。且公司曾反复催促胡志东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至公司，但其始终予以拒绝，对此公司有相关证据为凭。对于前述社保费差额，作为胡志东非法骗取、侵吞的公司财产，胡志东拒绝返还，因此，公司决定，在保障胡志东正常生活的前提下，自2017年8月开始，每月在向胡志东支付工资时，直接扣除2299.11元（截至胡志东退休的2024年5月，公司可以全额收回社保费差额），同时，对胡志东的违法、违纪行为，公司决定先观察其后续工作表现再做处分决定。另外，由于胡志东社保费差额产生的少缴个人所得税问题，公司专门咨询了公司主管税务局的负责人，关于其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公司在取得主管税务局的同意后，计算了个人所得税补缴金额，并由公司暂时全额垫资一次性补缴，此后再由公司从胡志东个人工资中分24个月扣回。对于前述骗取社保费的违法违纪行为，胡志东不仅不知悔改、拒不反省，还反复与公司管理人员纠缠，妨碍管理人员的正常工作，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管理秩序，公司几经面谈沟通，仍无任何作用。胡志东屡次对抗公司管理，在公司为全体员工开展的润滑油知识培训、测试过程中，故意向公司提交白卷，并以此向其他员工炫耀，在太原销售中心的几十名员工中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同时，胡志东作为销售部的管理人员，在公司多次指导的情况下，不能正确理解公司的经营方针、销售方针，无法正确指导下属员工工作，工作态度不端正。基于其上述行为，为给予其一定的警示，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8日以及2018年5月1日对胡志东做出了惩戒，解除了其管理职务，并予以降级，相应的调整了工资待遇。另外，2018年10月，公司经依法履行必要的民主程序等（包括征求公司工会及全体员工意见、向公司员工宣讲等）以后，在公司实施新的《就业规则》，胡志东在公司办公室明确公开表示拒绝遵守公司新修订《就业规则》，同时，扬言不服从公司管理人员的管理、拒不遵守已经由其本人签字确认的公司2017年2月修订的《就业规则》。在公司的几十名员工中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就业规则》作为公司经营的重要管理制度，是否遵守涉及劳动关系的基础问题，由于胡志东的对抗性做法，公司已无法与其维持正常的劳动关系。综合胡志东的工作行为和表现，由于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就业规则》的规定，以及《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司经征求公司工会意见后，决定对胡志东做出惩罚解雇处分，于2018年11月6日书面通知胡志东本人，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上诉理由：1、上诉人在胡志东社保费缴纳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上诉人长期未能直接为胡志东缴纳社保，是由于胡志东基于退休后享受国有企业退休待遇、防止上诉人中途解散清算时，无法再回到原单位工作，从而拒绝办理社保关系的转移所致，与上诉人能否接收人事档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详细理由如下:（1）上诉人职工档案关系由当地人才中心负责，不存在无法接收的问题;（2）上诉人其他绝大多数的职工都在入职时办理了社保关系的转移和建立，不存在任何障碍;（3）实务操作中个人办理档案存档的人员，也完全可以在用人单位缴纳社保，社保的缴纳和档案的管理没有必然联系;（4）胡志东在与上诉人签订的《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中确定的确认:“虽经甲方要求，但乙方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并强烈希望由乙方原单位为其继续缴纳社会保险”，因此社保关系的未能转移责任完全在胡志东自身;此外，一审判决中误将社保费承担的开始日期写成“2000年1月1日”，实为“1997年4月1日”。胡志东已经签订了该协议书，而一审判决中错误认定为“原告胡志东拒绝签订该协议”。综上，一审在事实认定中存在明显错误。2、胡志东开具的社保缴费证明与上诉人出具的社保缴费明细条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胡志东系按照上诉人向胡志东出具的五险各项缴费基数及费率的明细条中显示的月缴费基数和五险的相应缴费费率，“据此”开具相应的缴费证明。但事实情况应为，上诉人向胡志东出具的显示有五险各项缴费基数和费率的明细条是向胡志东告知其通过原单位缴纳社保时应当采用的正确的缴费基数和费率之目的。根据目前我国缴纳社会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在胡志东要求通过原单位继续缴纳社保的情况下，上诉人根据胡志东在上诉人工作期间的工资等数据，及时告知其应当采用的正确基数和费率的行为，是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避法律风险的必要举措。胡志东理应据此与原单位协调，按照上诉人要求并告知的社保缴费基数和费率缴纳社会保险。并且胡志东在双方签订的《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中明确承诺，“每月确实自甲方收到了社保费并自觉履行了转交乙方原单位的义务，无存在擅自不交或少交的情况。”此外，在该协议书中也明确约定，甲方（上诉人）同意承担的是“社会保险费用的成本支出”。但事实情况是胡志东采用欺骗手段，不仅未按前述要求缴纳社保，而且开具虚假证明以骗取上诉人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性质相当恶劣。也就是说胡志东并不应当是按照上诉人告知的社保基数和费率“据此开具缴费证明”，而应当是按照上诉人告知的社保基数和费率“据实开具缴费证明”。判决书中表述的“原告开具的社保费缴纳证明与被告出具的根据原告实际工资计算的缴费明细完全一致”不仅无法证明胡志东获得社保报销费用的正当性，反而说明了胡志东欺骗上诉人，开具虚假缴费证明的事实。上诉人认为，诚实信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并作出公正法律判决所应当彰显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基本取向不应受到劳动争议中所谓“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更不应受到所谓“确保社会稳定”等理由的左右。一审作出“胡志东据此开具缴费证明并无过错”的认定恰恰是给予了胡志东有违诚信、开具虚假证明欺骗行为以正面的评价，属于基本理念和原则的错误。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高屋建瓴，站在维护公平正义，宣传诚实信用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对胡志东的欺骗行为作出应有的负面评价。3、上诉人的社保费损失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原告未按实际工资收入情况缴纳社保的行为，并未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严重混淆了企业个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相互关系。诚然，上诉人只要按照胡志东的工资水平，根据社保费用缴纳的相关规定，支付了社保费用，无论是直接支付给社保缴纳经办机构还是报销给胡志东个人，对于上诉人个体来讲的经济支出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社会保险体系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按照规定通过社保经办机构缴纳社保费用是每一个企业和公民的应尽义务。胡志东违背双方之间签订《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中的约定，擅自将差额（原单位支付的社保费与上诉人支付的费用之间的差额）据为己有的行为，不仅有违诚信，更是对于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的违反，使得“社会保险收入”这项公共利益受到损失。如果每个公民都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那么我们社会的良性运转将无从谈起，社保费收支差额缩小的不利局面将难以改善。也就是说，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仅以上诉人个体的社保费支出是否存在损失而做出价值取向的判断，是极其偏颇和危险的。应当从“国家的社会保险费收入是否受到损失”，这一公共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的角度，做出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判断错误，如果以判决的方式向社会公示，极其容易对于社会公众的认识和价值观做出误导。即使在个案中平息了劳动者的宿怨和不满、实现了所谓“稳定”，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以及公共利益的维护来看，司法判决基于错误的价值取向而做出的错误判断，由此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将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存在和延续，对整体社会的发展和公共利益的维护产生非常不利的作用。4、关于案件事实的把握问题一审判决认为“在2002年实施这一规定开始直至2017年4月前被告均未提出异议”。这一点是不符合事实情况的。事实情况是，由于胡志东不在上诉人公司参保，因此按照现行社保操作体制，上诉人无法获知其在其他单位的社保缴费的真实情况。2017年山西社保查询网开通缴费信息查询功能后，上诉人通过胡志东的身份证信息查询后，方才了解到胡志东少缴社保的事实（目前该网已停止通过该方式查询缴费记录的功能）。因此，根本不存在上诉人在2017年4月前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上诉人为外商独资企业，股东作为一家全球500强企业，对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全球公司体系的管理，始终秉承合规、合法化管理原则。本次的社保差额事件败露，就是在2017年度合规化审查过程中被发现的。本案最初的源头，是由于个别国有企业自谋职业员工对于社保缴纳的特殊需求，但是，逐渐演变成在公司任职多年的管理层（主要为管理部、财务部等多个部门课长、副部长、部长等）十几人共同参与的集体为谋私利欺骗公司财产的“窝案”，其中不乏包括作为证人出庭的原公司财务部长孔某。如此之多的管理人员参与此事，作为不了解中国法律规定的公司管理层的日方管理人员（公司仅3名日方管理人员，包括一名太原销售中心经理、阳泉工厂总经理及总会计师），如何能够了解内情？案发后，参与此事的公司在职的十几名员工均认识到自身过错，配合公司，向公司退还了由其占有的社保费差额部分，其中不乏包括作为证人出庭的原公司财务部长孔某。仅余包括胡志东在内的3人拒不承认错误，拒不悔改，拒绝向公司退还社保差额部分。因此，作为证人的孔某其实与胡志东之间有着很深的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言不应被法庭采信。5、社保差额产生的必然性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作为社保缴纳单位也应当知道胡志东通过原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与上诉人应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存在差额”。经上诉人向社保经办部门确认获知，在太原地区，社保部门既允许根据企业上年度全体职工月平均工资核定下一年度社保缴费基数的做法，也并不禁止职工因工资高于企业平均工资，基于职工申请，以职工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社保缴费基数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胡志东要求原单位按照上诉人提供的缴费明细中载明的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缴纳社会保险，则完全可以避免“差额”的产生。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知”差额的存在，并不符合事实情况。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胡志东是否存在骗取上诉人支付所谓的社保费用的主观故意，以及据此由上诉人做出的扣减工资、扣减个人所得税、解雇处分的一系列处理是否正确的问题。对此，上诉人认为胡志东在已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明确承诺不存在不交或少交社保费的情况下，串通原单位提供虚假证明，骗取了上诉人高额的社保费用，据为己有。上诉人曾经多次说服教育，并给予了警示性处分，但均未见效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才对胡志东做出了解雇处分。一审判决不仅错误的认定了一系列的事实，否定了上诉人正当、合法的行为，并且在维护诚实信用和公共利益的角度也做出了错误判断。这种判决结果不仅给上诉人造成经济利益的损失，也给全社会带来了错误的指引效果。使人错误的认为，只要企业的支出金额没有变化，及时将本应上缴国家的费用据为己有也不会有任何不当;即使已经明确作出了承诺，只要是利用劳动者的所谓“弱势地位”就可以肆意反悔和违反，也无需承担任何不利责任。本案看似为个案，但是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分析和审视本案的性质。在每一个案件的判决中彰显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从而最终维护守法主体的合法权益，体现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基于上述事实及理由，现上诉人为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胡志东辩称，一、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对关键事实进行了虚假陈述。答辩人在被答辩人单位工作二十多年期间，一直兢兢业业，且创造了良好的业绩。但随着被答辩人招聘入职大量新员工，为降低用工成本，达到低成本解除与工资较高老员工劳动合同的“去老龄化”目的，被答辩人一步步的精心设计了圈套。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对本案关键事实进行了虚假陈述，其目的有三：一是企图掩盖其采取卑劣手段逼迫为公司奉献了青春年华的包括答辩人在内的老员工主动辞职、达到低成本“去老龄化”的非法目的；二是为其违法对答辩人降职降级、违法克扣答辩人工资、违法解除与答辩人劳动合同寻找借口；三是企图通过诱骗、逼迫答辩人等人签订协议的方式将其违法行为合法化，将过错嫁祸于答辩人，从而逃避对答辩人承担法律责任。二、未为答辩人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并缴纳费用的责任在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存在严重过错，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完全正确。三、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出具社保缴费明细条的目的就是要求答辩人按明细条记载工资基数和比例计算的金额开具社保缴费证明，不存在答辩人开具虚假证明骗取被答辩人支付社会保险费的问题，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完全正确。四、被答辩人未给答辩人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即使其将依法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支付给答辩人，也必将会给答辩人造成社会保险待遇的损失。五、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社会保险实际缴费数额低于以实际工资为基数测算的社会保险费数额是明知且认可的，十几年来确实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完全正确。六、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社保费存在差额的事实是应当知道且明知的，一审法院对此事实的认定完全正确。综上所述，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8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对被答辩人系违法对答辩人降职降级、违法克扣答辩人工资、违法解除与答辩人劳动合同的认定完全正确，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正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原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请求认定原告系合法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无需向被告支付赔偿金；2.请求认定原告已足额向被告支付了工资；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查明事实如下：被告原系国有企业职工，1997年4月1日被告到原告润滑油公司工作，工作地点在原告润滑油太原公司处，1997年8月其将社保和人事档案转入海浦公司自谋职业，由该机构负责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08年4月1日被告与润滑油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份合同约定被告工作地点为太原、部门为销售部、担当职务为科长、固定工资级别为15级，并约定润滑油公司应按国家和地方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为乙方缴纳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费用（公司负担部分），个人缴纳部分，由润滑油公司从被告工资中代扣代缴等内容。2002年5月16日，润滑油公司作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支付规定》，写明：对于档案不在本公司员工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支付办法，从本规定执行之日起本人需提供代缴单位出具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支付证明，证明内容包括代缴单位名称、已代缴保险的证明、代缴金额、期间、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复印件、原单位公章，我公司凭此证明支付养老保险。对于石油公司、交通集团派遣员工由公司统一支付对方。规定施行后，润滑油太原公司向被告出具五险各项缴费费率的明细条，显示被告月缴费基数和五险的相应缴费费率，被告据此开具了相应的缴费证明，原告再将该笔费用以工资或其他名义打入被告银行账户。2016年12月12日，润滑油公司（甲方）与员工（乙方）签订《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按照乙方自甲方取得的实际薪酬水平，依法计算出乙方社会保险费中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费用金额，并自2000年1月1日起，每年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将本年度的社保费委托乙方转交给乙方原单位，乙方承诺每年确实自甲方收到了社保费并自觉履行了转交乙方原单位的义务，不存在擅自不交或少交的情况；乙方以往向甲方提供的任何证明皆为真实且有效的证明，并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前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办理社保减员手续，向甲方提交加盖有乙方原单位公章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以及社保减员证明等内容。被告胡志东拒绝签订该协议，社保关系也未能转入原告处。2017年4月份，润滑油公司核实到被告社会保险实际缴费数额与其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证明”中的数额不一致，故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社保费差额回收告知书》，写明要求员工提供2008年至2016年的缴费明细，确认缴费差额，并与公司签订《关于社会社保费差额返还的协议书》，之后逐月从工资中予以扣除，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事项的，可以减免部分还款差额。因被告未按要求签订《关于社会社保费差额返还的协议书》，润滑油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向被告出具《告知书》，写明被告在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擅自截留公司委托其转交原单位的社保费188526.88元，故自2017年8月起至被告退休当月前，公司每月从被告实发工资中扣除社保费差额2299.11元，并自2017年8月起至2019年7月期间，每月从被告工资中扣除因社保费差额涉及的个人所得税。2017年8月8日，润滑油公司以包括被告在内的5人违反就业规则第80条第22项（向公司提供虚假证明或虚假票据）、第81条第1项及第2项之规定为由，给予5人不同程度的降职降级处分，其中解除了被告的科长职务，职位被降为担当，工资级别降为新管8级。2018年5月1日，润滑油公司以被告考试交白卷，对抗公司策略为由再次对被告作出降职处分，将被告职级降为新一般3。2018年11月6日，润滑油公司以被告开具虚假社保证明、侵吞社保费、提交虚假出差报告、交白卷，对此不知悔改，并拒绝遵守公司就业规则为由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决定自即日起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向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并劳人仲裁字[2019]第8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二原告向被告支付扣发的工资68845.65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7853.31元。原、被告对该仲裁结果均不服，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工资组成中除固定工资、职务工资、技能工资、特殊津贴、加班工资外，其余项目均不属于法定工资构成。2017年8月被告被降职前级别为新管6，每月固定工资7693元、职务工资1700元、技能工资为0、特殊津贴和加班工资不固定；降职后级别为新管8、职务工资和技能工资为0、特殊津贴和加班工资仍不固定，在固定工资基数方面，工资表显示被告2017年9月为8060.12元、10月为8167.2元、11月为7809元、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为8350元、2018年2月至5月为7483元；2018年5月被告再次被降职后，级别为新一般3，2018年6月-10月被告固定工资基数为5295元、11月1-6日为1059元。自2017年8月至2018年11月被告离职，润滑油公司累计从被告工资中扣除“社保费差额”35654.61元、“社保费差额个税”40335.45元，合计75990.06元。年终奖方面，被告2016年为27615.42元，2017年为9192.66元。被告在2018年10月15日领取了10月份工资1989元，在2018年11月6日又领取了10月份工资1989元和11月份1-6日工资408.04元，合计2397.04元。润滑油太原公司于1999年开始为员工缴纳社保，被告称在原告润滑油太原公司开立社保账户后未转社保原因是该公司不能接收人事档案，故其社保仍一直由海浦公司缴纳，开具社保缴纳证明也是应润滑油太原公司要求并根据其出具的缴费比率开的，否则该公司不支付社保费，为此被告还申请证人孔某（原润滑油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润滑油太原公司财务科科长兼2011-2014年工会主席、2014-2017年工会副主席）、王某1王某111（原润滑油太原公司员工）出庭作证，其中孔某陈述因原告不具备接收人事档案条件，故其从原单位离职后将人事档案和社保转入海浦公司，社会保险实际缴纳后凭票去原告处报销，之后原告要求去原单位开证明才支付社保费，其向原告出具报告写明档案存放情况，但最后还是根据原告出具的社保缴费金额凭条，找了一家名为山西金晖隆开关有限公司开具了相应的社保缴纳证明。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因就是因为原告从2016年开始“去老龄化”，加之因社保缴纳问题发生矛盾，故原告将被告辞退，被告离职时原告还多扣了被告一个月社保，其作为财务人员曾向上级汇报过。证人王某1王某112陈述其是根据原告出具的社保缴费金额凭条去向原单位开证明，再从原告处领取缴纳社保的费用。二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并未让员工开具虚假证明。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工资条、银行流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支付规定》、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五险缴费率、证明、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会保险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关于社会保险差额返还的协议书、社保费差额回收告知书、双重劳动合同员工差额回收案（返还额+个税）、社保回收个人所得税月扣除表、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人证言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未按实际报销的社会保险费缴纳社会保险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部分费用是否应由原告扣除。任何在中国境内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即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比例为本单位职工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本案被告系国有企业自谋职业职工，其通过海浦公司缴纳社保原告并无异议，原告作为社保缴纳单位也应知道被告通过海浦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与原告应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存在差额，被告开具的社保费缴纳证明与原告出具的根据被告实际工资计算的缴费明细完全一致，而在2002年施行这一规定开始直至2017年4月前原告均未提出异议，因此不能认定被告在出具证明时存在欺诈行为，原告亦不能证明在未能转移社保问题上被告存在主观故意，故对原告称被告欺骗公司、向公司提供了虚假的社保缴纳证明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双方之前已达成合意将该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保费部分支付给劳动者个人，被告未按实际工资收入情况缴纳社保的行为，并未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且原告未按规定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管，故对原告自行从被告工资中扣回未缴入社保账户中的款项的行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社保费个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计征个税时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社保费用和公积金等费用。虽这部分未缴纳的社保暂归被告持有，但其性质属于社会保险费用。退一步讲，即使该部分社保费无法向社保机构缴纳，现二原告也未提供其已向税务部门补缴该部分款项税费的证据，故其不应在劳动者应得工资中私自扣除这部分个税。综上，原告因社保费差额及个税问题私自扣发被告工资引发争议，后又对被告采取降职降薪处分以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认定其合法解除劳动合同、已足额支付被告工资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原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应自用工之日起为职工办理社保转移手续和按职工工资总额比例为单位职工缴纳社保费用，这是单位的法定义务。润滑油公司和胡志东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明确依法缴纳社保费用等，但在实际操作中，双方均未严格按正常程序办理。由于胡志东系国有企业自谋职业职工，润滑油公司作为社保缴纳单位应知道胡志东通过原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但润滑油公司仅要求胡志东开具社保费缴纳证明，而未要求提供缴费凭证。胡志东开具的社保费缴纳证明与润滑油公司出具的根据胡志东实际工资计算的缴费明细完全一致，润滑油公司应知道其支付胡志东的社会保险费与实际缴费存在差额，而在2002年施行这一规定开始直至2017年4月前润滑油公司均未提出异议，因此不能认定胡志东在出具证明时存在欺诈行为，润滑油公司亦不能证明在未能转移社保问题上胡志东存在主观故意，故对润滑油公司称胡志东欺骗公司、向公司提供了虚假的社保缴纳证明的意见，不予采信。双方之前已达成合意将该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保费部分支付给劳动者个人，润滑油公司按职工工资总额比例将其应负担的社保费用直接支付的胡志东，胡志东未按实际工资收入情况缴纳社保的行为，并未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实际造成社保费用的减少，应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监管，对润滑油公司自行从胡志东工资中扣回未缴入社保账户中的款项的行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计征个税时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社保费用和公积金等费用，虽这部分未缴纳的社保暂由胡志东持有，但其性质属于社会保险费用，应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监管，润滑油公司补缴税费是否合规非法院受理范围。润滑油公司因社保费差额及个税问题私自扣发胡志东工资引发争议，后又对胡志东采取降职降薪处分以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支付胡志东赔偿金，补发所扣工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判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上诉人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跃峰审判员 吕 斌审判员 张 燕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赵梓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