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豫行终26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巧丽，女，汉族，1977年1月8日出生，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委托代理人张琦，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文静，四川科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槐街6号。法定代表人王新亭，主任。委托代理人马振兴，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燕雪松，河南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办事处，住所地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冬青街22号。法定代表人赵庚阳，主任。委托代理人郭一尘，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常辉，河南腾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郑州高新区梧桐办事处秦庄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组。负责人马浩，组长。一审第三人河南新合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河南新合鑫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高新开发区石佛办事处瑞达路29号附1号。法定代表人张志军，董事长。刘巧丽因诉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办事处(以下简称梧桐办事处)及郑州高新区梧桐办事处秦庄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组、河南新合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履行行政协议并赔偿损失一案，不服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行初51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巧丽一审诉称，其系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佛镇付庄村村民。2010年7月，因石佛镇（现更名为梧桐办事处，下同）付庄村拆迁安置，郑州高新区石佛办事处、郑州高新区石佛办事处秦村第五村民组（付庄）与河南新合鑫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城中村改造项目合同》一份（以下简称《改造合同》）；2010年11月至2012年7月，郑州高新区石佛办事处付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郑州高新区石佛办事处秦村第五村民组（付庄）要求刘巧丽或者刘巧丽家人各签订部分内容空白的《付庄城中村改造搬迁奖补安置协议》一份（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上述两份协议约定：付庄城中村改造工期为30个月，即2010年10月至2013年12月；安置房第一期交房时间为2012年3月31日。第二期（最后）交房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安置房标准与（同地区）所开发商品房质量、外观完全一致。还约定：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于2010年1月为各刘巧丽安置一部分房屋，刘巧丽剩余一部分房屋于2013年12月31日交付，并为刘巧丽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刘巧丽无需承担相关费用。上述协议签订后，刘巧丽被迫搬离原居住房屋，但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和第三人未按照政策规定和协议约定支付给刘巧丽任何过渡补助费、生活补助费和宅基地补偿费等，也未按照协议约定交付剩余符合条件和面积的安置房，亦未按照约定为已经交付的房屋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给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为此，请求：1．判令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立即为已交付给刘巧丽的安置房办理不动产登记证，若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证，请求判令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另行安置符合条件的房屋；2．判令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及第三人立即交付应交未交符合条件和面积的安置房；3．判令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及第三人支付按政策和协议约定的过渡费、生活补助费、宅基地补偿费以及未按期交付安置房给刘巧丽造成的损失。庭审中刘巧丽将其诉讼请求中的安置房明确为包含住宅和营业门面房。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刘巧丽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佛办事处付庄村村民。2010年11月9日，刘巧丽父亲作为被搬迁人（乙方）与作为搬迁方（甲方）秦庄村第五村民组和付庄改造指挥部签订了《安置协议》一份，主要约定：“一、乙方所建的各类建筑物、附着物位于石佛办事处付庄搬迁改造范围内，应予搬迁安置。二、安置住宅房：乙方合法宅基地搬迁后，按《付庄搬迁奖补安置方案》相关标准规定，按每证（宅）400㎡予以安置；依据《付庄搬迁奖补安置方案》，该证（宅）符合《方案》第二条之相关规定，应予安置面积共计400㎡。2010年元月该证（宅）已安置209.04㎡，剩余应安置面积为190.96㎡。……七、甲方应付乙方附着物奖补款、搬家补助费、按期搬迁奖励费等共计人民币160318.74元……十二、安置房交房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甲方负责对该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确保安置房建设质量，并优先开工建设。十四、由付庄与开发商共同协商办理群众安置房产权证件，群众无需承担相关费用……”。2017年10月28日协议约定的剩余安置房190.96平方米实际交付刘巧丽。2019年9月27日刘巧丽提起本案行政诉讼。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一、关于刘巧丽要求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立即为已交付的安置房办理不动产证，若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证，请求判令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另行安置符合条件的房屋的诉讼请求。刘巧丽该项诉请所针对的履行义务主体并不明确，诉请事项也不具体；同时，因《安置协议》约定由付庄与开发商共同协商办理安置房产权证件，而刘巧丽所诉请的两被告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均不具备办理安置房产权证件的法定职权，故此刘巧丽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三项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二、关于刘巧丽要求判令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及第三人立即交付应交未交符合条件和面积的安置房（包括住宅房和门面房）以及赔偿未按期交付安置房给其造成的损失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刘巧丽父亲作为被搬迁人（乙方）与作为搬迁方（甲方）的第五村民组和付庄改造指挥部在2010年11月9日签订《安置协议》，约定第二批安置房的交付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实际交付安置房时间为2017年10月28日。刘巧丽要求赔偿其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28日延迟交付房屋的损失，由于刘巧丽和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对于交付住宅房屋的期限有明确的约定，而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未按照该期限交房，从2014年1月1日起刘巧丽应当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的规定，刘巧丽应当在2016年1月1日之前提起行政诉讼，刘巧丽于2019年9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即便按照实际交房时间2017年10月28日计算，刘巧丽也应当在2018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实施后，按照该司法解释规定的一年的起诉期限，在2019年2月8日之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因此不管以上述哪个时间点为起算点，刘巧丽对于本案的起诉均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刘巧丽要求以第三人郑州高新区梧桐办事处秦庄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组（付庄）与第三人河南新合鑫置业有限公司2018年3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作为其起诉期限的起点，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即使按照刘巧丽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刘巧丽于2019年9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同样超过了一年的起诉期限，故刘巧丽主张从2018年3月12日起计算，其不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刘巧丽请求判令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及第三人支付按政策规定和协议约定的过渡费、生活补助费、宅基地补偿费以及未按期交付营业（门面）房给其造成的损失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事实根据。本案中刘巧丽所主张的上述给付事项，在刘巧丽提交的协议中没有约定，刘巧丽也不能提供被告对其负有该项给付义务的其他证据，其起诉的上述事项，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其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也应予以驳回。综上，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行初515号行政裁定：驳回刘巧丽的起诉。刘巧丽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关于事实的认定与客观实际不符。上诉人与付庄村改造指挥部、秦庄村第五村民组（即付庄）签订《安置协议》后，各方先后于2015年7月至2019年5月对协议中关于安置房和各项安置补偿政策进行补充约定，最后一次协议在2019年5月6日（见秦庄村五组《关于独生子女安置房分配方案的公告》）。付庄与相关部门之间形成的《报告》《公告》《申请》《说明》《请示》等，都是案涉《安置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2.原审认定上诉人有关安置补偿费及延期损失费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更是片面武断，且自相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及《实施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郑州市《城市拆迁与补偿条例》以及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地方规章均规定上诉人享有获得各种安置补偿的权利。上诉人应得的安置补偿或赔偿，除已得到的安置补偿外，还包括：过渡费、生活补助费及宅基地补偿（空补），延期交房的损失，交房标准差补（即安置房与商品房的标准差），每人不低于20平方米商业或者营业（门面）用房。3.原审认定的起诉时效错误，导致其适用法律错误，所作出的裁定书当然也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从未告知上诉人起诉期限，上诉人及付庄村民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一直在向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乃至高新区、市政府反映自己的诉求。上诉人的起诉期限应从相关各方最后一次确定分房方案之日即2019年5月开始计算，上诉人目前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答辩称：1.本案所涉付庄村改造采取先安置后进行村庄改造，2009年初已经建成部分安置房，2010年进行一期安置房的分配，2012年4月该村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村民实际在2010年已经领取一期安置房并入住使用，剩余二期安置房在2017年10月也已经领取，上诉人应该获得的安置房已经全部领取完毕。2.上诉人关于安置补偿费、延期损失费、交房补差、门面房交付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这些请求事项在安置协议中没有约定，被上诉人没有以上给付义务。3.上诉人关于起诉期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在协议签订时即2012年4月已经知道案涉安置协议的所有事项及相应具体行政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上诉人于2019年9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期限。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一审被告梧桐办事处答辩称：1.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案涉《安置协议》系基于付庄村《付庄搬迁奖补安置方案》（第2号）拆迁安置政策规定而签订的，均没有约定过渡费、生活补助费、宅基地补偿费、营业（门面）房的规定，拆迁安置方案规定的相关费用均已发放给上诉人，付庄村先安置再开发，没有过渡费、生活补助费等是符合拆迁改造实际的。秦庄自然村与付庄村开发改造时间不同，制定的拆迁政策也不相同，上诉人主张依据其他村庄的拆迁政策明显不具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2.上诉人的起诉已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系农村集体土地进行拆迁改造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纠纷，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关于不动产物权变更事项最长起诉期限。拆迁安置协议中对交房时间明确约定为2013年12月31日，上诉人于该日无法得到剩余安置房面积时就已经知道其权益受到侵害，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上诉人的起诉期限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起诉期限之日起不得超过2年，上诉人于2019年9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一审第三人郑州高新区梧桐办事处秦庄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组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第三人河南新合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答辩称：1.河南新合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没有向上诉人交付安置房及赔偿损失的义务。2.付庄自然村即秦庄五组与秦庄自然村是两个改造单位，其改造时间及具体情况不一致，上诉人要求按照秦庄自然村拆迁方案实施奖补没有依据。3.上诉人是否有分房资格，该分多少房屋，属于秦庄村第五村民组村民自治的范畴，该自然村的分房方案在2010年就已公布，上诉人若有异议，应及早提出，其现在的诉求早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要求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立即为已交付的安置房办理不动产证，若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证，请求判令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另行安置符合条件的房屋的诉讼请求，因《安置协议》约定由付庄与开发商共同协商办理安置房产权证件，而上诉人所诉请的高新区管委会、梧桐办事处均不具备办理安置房产权证件的法定职权，故此上诉人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的其他诉讼请求，总体上可概括为请求按照协议约定交付安置房、支付过渡费等以及赔偿因违约延期交房所造成的损失，此诉讼请求系基于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签订的行政协议，不是行政机关单方作出的行政行为，在起诉时间上的限制应按照民法上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予以处理，一审按照行政诉讼中起诉期限的规定作出裁判，属适用法律错误。但是，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中没有明确安置房屋的面积和违约损失的数额，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驳回起诉。综上，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结论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于红涛审判员  卢 瑜审判员  秦娜娜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宋雨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