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6刑终278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建伟，男，196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南海区某某街道某某俱乐部股东，户籍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因本案于2019年4月10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4日被逮捕。现押于佛山市南海区看守所。辩护人黄正中，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仕伟，男，198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南海区某某街道某某俱乐部员工，户籍地广东省蕉岭县*************。因本案于2019年5月23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6日被逮捕。现押于佛山市南海区看守所。辩护人陈泳强，广东都昇律师事务所律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谢建伟、罗仕伟犯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20年1月19日作出（2019）粤0605刑初417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谢建伟、罗仕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公诉机关指控，佛山市南海区****某某俱乐部（以下简称某某俱乐部）于2007年11月开始经营,长期存在组织坐台小姐出钟卖淫的犯罪行为。被告人谢建伟是负责出资经营某某俱乐部的老板之一,并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对外工作；杨某荣任总经理主管全面工作；汤某烈任副总经理负责全面管理工作；钟某、孙某安负责管理客户部及妈咪等。上述人员等先后组织招募石某玲、彭某兰、蒋某男、覃某针、陈某琼、贾某莉、陈某玲、杨某、张某枝、张某荣、张某娜、徐某兰、王某艳、简某瑶、邓某英、江某霞、杨某花、吴某婷、黄某苹、许某芳、杨某、张某梅、何某琴等多名女子在某某俱乐部向客人坐台陪侍或“出钟”卖淫,并进行统一组织管理;卢某、熊某、梁某、周某山、邓某成、毛某、石某富是专门负责带坐台小姐到某某俱乐部卖淫的队长(俗称“鸡头”);将坐台卖淫女分成多组,统一由刘某军安排上钟;先后由总监、营业经理及助理(俗称“妈咪”)陈某琼、陈某、罗某兰、王某、张某、郑某颖、梁某弟、迟某艳、秦某琴、谢某英、郑某、李某嫦、李某、林某霞、刘某花、赖某碧、沈某、宫某翠、余某靖等人介绍坐台小姐给客人“出钟”卖淫从中获利;高某山、周某新负责订房和为客人结账等工作。某某俱乐部规定以坐台小姐的身高确定陪侍价格及卖淫价格。被告人罗仕伟于2014年到某某俱乐部做公主主管,后于2017年被调到公关部任总监负责招聘坐台小姐，并为坐台小姐制定上钟坐台和“出钟”卖淫价格，负责订房和向客人介绍坐台小姐出钟卖淫。至2018年8月份左右，罗仕伟又被调回管理公主。针对上述指控，原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了相关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谢建伟、罗仕伟组织他人卖淫且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谢建伟、罗仕伟组织他人卖淫，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原判认定，某某俱乐部自2007年起至2019年1月被警方查处期间,长期有数十名“坐台小姐”驻场，为客人提供陪侍及性服务。被告人谢建伟是某某俱乐部的法定代表人、出资人。杨某荣任俱乐部的总经理，负责公司对内的经营管理。俱乐部另设有副总经理及客户部经理、总监、营业经理、队长等职位，各有分工并有一套明晰的经营运作模式。其中，队长负责招募并接送“坐台小姐”上下班；客户部统一管理“妈咪”，再由“妈咪”负责向客人介绍“坐台小姐”卖淫。俱乐部规定了“妈咪”介绍卖淫的流程、方式及相关配套服务，并根据“坐台小姐”的身高制订了卖淫的价格标准，还要求其他部门配合客户部的工作。被告人谢建伟主要负责公司对外的事务，包括参加政府部门为管理娱乐场所而召开的会议，并回公司传达。2017年起，某某俱乐部为规避公安部门对娱乐场所的严管，将比较公开的介绍卖淫的行为调整为只向熟客介绍，并严禁对外称有“坐台小姐”。被告人罗仕伟于2014年入职某某俱乐部任“公主”部主管，负责管理“公主”、“少爷”（普通服务员），定期召开会议，督促他们为客人提供良好的侍应服务，并辅助好“妈咪”的工作；被告人罗仕伟于2017年10月被调到公关部任总监，负责根据俱乐部制订的卖淫价格标准及卖淫人员的身高情况，确定具体卖淫人员的卖淫价格，也有直接向客人介绍卖淫人员；被告人罗仕伟于2018年9月被调回“公主”部。警方查处某某俱乐部后，合共抓获蒋某男、张某桂等25名卖淫人员，扣押了涉案资金13.7万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某某俱乐部（企业登记名称为“佛山市南海区某某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的企业档案登记及变更登记资料。证实佛山市南海区某某文化娱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7日，2015年2月10日该公司核准变更后股东为谢建伟一人，其法定代表人及投资人均系谢建伟；经营范围为卡拉OK歌舞厅（持相关的有效许可证经营）。2.案发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的说明、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及扣押物品清单。证实某某俱乐部因涉嫌组织卖淫，警方于2019年1月31日凌晨0时许，对某某俱乐部进行搜查，当场抓获俱乐部工作人员及涉嫌卖淫人员49名，扣押涉案资金13.7万元及账单、支款通知单、“上钟”手牌、开房记录等书证、物证一批，并在某某街道某某某某酒店、某某酒店当场查获卖淫嫖娼人员4名。经当场抓获的张某红、黄某苹、杨某花等14名人员（均供认是卖淫人员）对扣押的“开房记录”进行辨认后，确认是其于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卖淫时的开房记录；经余某靖（俱乐部工作人员）对扣押的“支款通知单”辨认后，确认是俱乐部收款员收取为客人订房、向客人介绍陪侍小姐“坐台”及外出卖淫小费的收据。3.证人汤某烈（某某俱乐部副总经理）的证言及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某某俱乐部的老板之一及法定代表人是谢建伟，总经理是杨某荣。杨某荣直接负责管理俱乐部的客户部（管理“妈咪”及“坐台小姐”的部门），我则负责管理吧台、工程及厨房等。谢建伟平时也在公司，会见到杨某荣、钟某召开客户部的“妈咪”及“坐台小姐”会议时的情况，他一直都很清楚公司有组织“坐台小姐”卖淫的情况。他负责到公安、卫生等部门开会，回来后就向公司的主要人员传达会议内容。证人汤某烈辨认出谢建伟等人。4.证人陈某、迟某艳、罗某兰、郑某颖、赖某碧、沈某（均是某某俱乐部的现职“妈咪”，其各自陈述的入职时间为陈某、迟某艳2007年、赖某碧2008年、罗某兰、郑某颖2011年、沈某2013年）的证言，分别对某某俱乐部的人事架构、运作方式、长期存在组织卖淫行为等情况作了详细、一致的陈述。主要内容：某某俱乐部的总经理是杨某荣（台湾人），负责公司全面管理；副总经理有汤某烈（协助杨某荣的工作）、钟某（主管客户部，也就是管理“妈咪”的）；公司还设有营业经理、总监、队长等职位。某某俱乐部长期都有几十名“坐台小姐”，有十多个“妈咪”。“妈咪”除接受客人订房消费外，还负责带“坐台小姐”到房间让客人挑选“上钟坐台”或“出钟卖淫”。2017年前，向客人介绍卖淫是比较公开的，之后为规避警方的查处，公司就规定只能向熟客介绍，不能对外称公司有“坐台小姐”。公司按“坐台小姐”的身高，制定了三档“出钟”卖淫的价格。杨某荣、汤某烈、钟某、孙某安等公司领导都召集过“妈咪”开会，明确公司对“坐台小姐”外出卖淫的规定。证人郑某颖另陈述：对“坐台小姐”的管理，2011年时由孙某安负责，2014年由周某山接手，到了2015年改由罗仕伟负责，2016年中就由刘某军负责直到被查处。证人赖某碧另供述：罗仕伟与孙某安轮流管理“公主”部及楼面部，罗仕伟有参与组织小姐卖淫。5.证人刘某军的证言及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我于2016年入职某某俱乐部。谢建伟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平时负责公司对外工作。2017年3、4月间，我和罗仕伟一同在公关部工作，他任总监。凡是“鸡头”带“坐台小姐”进公司都要填写一份小姐身高的登记表，罗仕伟和钟某就会按小姐的身高标注该小姐“出钟”卖淫的价格，并将签了名的表格交给我，由我发出标明某个小姐卖淫价格的纸牌。小姐向客人卖淫时，就按纸牌标注的价格收费。罗仕伟还和钟某一起召开“坐台小姐”会议，明确“出钟”卖淫的注意事项。几个月后，罗仕伟就被调到“公主”部做总监。证人刘某军辨认出谢建伟、罗仕伟等人。6.证人梁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我于2018年4月入职某某俱乐部任队长，负责从外面带卖淫女到俱乐部驻场上班，下班时再送她们回住处。我经常在公司里见到谢建伟，但不知道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罗仕伟2017年在公关部做总监，负责审批、招聘“坐台小姐”并负责标注她们“上钟”的价格。2018年10月后就接手管理“公主”。证人梁某辨认出谢建伟、罗仕伟等人。7.证人宫某翠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于2017年4月入职某某俱乐部任营销经理，负责为客人订房。公司一直都有介绍陪侍小姐向客人卖淫。客人选中小姐后，有的自己开房带小姐出去，有的由俱乐部的客户部经理安排好酒店房间后让小姐带客人出去。被告人罗仕伟在某某俱乐部负责管理“公主”。8.证人余某靖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于2018年11月被调到某某俱乐部做“妈咪”助理。2017年罗仕伟在公关部做总监，除了负责监督刘某军的工作外，还和钟某一同标注“坐台小姐”的价格，带“坐台小姐”让客人挑选。几个月后，罗仕伟又被调回“公主”部了。9.彭某、龙某（均系某某俱乐部收银员）、雷某强、余某宝、李某、潘某爱、罗某珊、左某红、黄某英、刘某元、凌某楠、黄某玲、陈某雁、刘某、黄某恩、王某、郑某（均系某某俱乐部服务员，内称“公主”、“少爷”）等17名证人的证言。该组证人对某某俱乐部的人事架构、运作方式作了详细的陈述，内容与第4项证据基本一致，并一致证实某某俱乐部内有数十名“坐台小姐”向客人提供性服务。罗某珊、黄某英、刘某元、黄某玲、黄某恩、郑某另述称：负责管理“公主”部的公司领导有罗仕伟总监和汤某烈副总经理，他们基本每周都召开“公主”部会议，强调我们要向客人提供良好的服务，要辅助好“妈咪”的工作，登记清楚“坐台小姐”的手牌。李某另述称：罗仕伟除安排“公主”的工作外，还负责向客人介绍“坐台小姐”外出卖淫。10.蒋某男、简某瑶、张某枝、徐某兰、许某芳、江某霞、杨某、张某梅、张某荣、黄某苹、吴某婷、何某琴、王某艳、石某玲、杨某花、覃某针、邓某英、张某娜、杨某、张某平、贾某莉、陈某玲、彭某兰、陈某琼、颜某纳（均系某某俱乐部的驻场卖淫人员，即“坐台小姐”）等25名证人的证言。该组证人对驻场某某俱乐部，在“妈咪”等人的安排下向客人卖淫的情形作了详细、一致的陈述。主要内容：某某俱乐部内有数十名“坐台小姐”，是由俱乐部的“队长”召集后加入公司的。“坐台小姐”一般就是“上钟坐台”陪客人喝酒、唱歌，客人有需要的就陪客人外出开房提供性服务。公司规定，外出卖淫必须要由俱乐部的“妈咪”安排（如“妈咪”没空，也可由其他工作人员带到房间让客人挑选）。公司根据小姐的身高制订了不同的卖淫价格。如果违反公司规定就会被罚款或开除。吴某婷、石某玲另述称：罗仕伟除管理“公主”部外，也有带“坐台小姐”给客人挑选外出卖淫。11.证人刘某华、肖某承的证言。主要内容：2019年1月30日晚，他们各自到某某俱乐部消费，经俱乐部“妈咪”推介或自行挑选陪酒小姐后，带到酒店开房进行性交易，后被警方查获。12.被告人谢建伟在侦查阶段的口供笔录及审讯视频、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我和杨某荣于2007年2月接手经营某某俱乐部，我占20%股份、杨某荣占80%股份。杨某荣负责俱乐部的经营管理，我则负责应对公安、工商、卫生部门对公司监管等方面的工作。2017年12月之前，某某俱乐部确实存在组织“坐台小姐”卖淫的情况，但我不知情。2017年12月我参加公安召开的会议得知对娱乐场所进行严管，会后我要求杨某荣在公司内宣布不得再组织卖淫，但杨某荣一直不听，我也没有办法。被告人谢建伟辨认出汤某烈等人。13.被告人罗仕伟在侦查阶段的口供笔录及审讯视频、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某某俱乐部的老板是谢建伟和杨某荣，谢建伟是公司的法人代表，负责公司对外的业务；杨某荣任俱乐部总经理，负责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我于2014年入职俱乐部做“公主”主管；2017年10月，公司调我去配合钟某副总经理管理“坐台小姐”，主要负责订房给客人娱乐，如客人需要小姐“坐台”，就带小姐去让客人挑选。我曾介绍过2名“坐台小姐”向客人卖淫；2018年9月，我又被调回管理“公主”。被告人罗仕伟辨认出谢建伟等人。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原判认为，某某俱乐部在经营过程中，长期采用招募卖淫人员驻场的方式组织卖淫。被告人谢建伟身为某某俱乐部的投资人、法定代表人，明知俱乐部存在组织卖淫行为，还以代表俱乐部参加政府部门对娱乐场所管理的会议后回公司传达的方式，参与对俱乐部的经营管理；被告人罗仕伟受雇参与某某俱乐部的经营，依照俱乐部的安排，一段时间内直接实施了为卖淫人员标定卖淫价格及介绍卖淫的行为，两被告人均是某某俱乐部组织卖淫行为的共犯，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且因所参与的组织卖淫行为持续时间长、卖淫人员众多，属情节严重。谢建伟虽是俱乐部的出资人，但据已查明的事实，其没有直接实施组织卖淫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罗仕伟受俱乐部的安排，负责组织卖淫环节中的一项工作，起次要作用。据此，两被告人均为从犯，依法均予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谢建伟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被告人罗仕伟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三、警方扣押的涉案资金人民币13.7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谢建伟上诉提出，他对于涉案某某俱乐部存在组织卖淫活动是不知情的，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上诉人谢建伟的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提出，上诉人谢建伟对于本案组织卖淫犯罪主观上仅是一种无奈放任态度的间接故意，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也较小，在二审也已认罪认罚，原判对其量刑过重。原审被告人罗仕伟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罗仕伟仅是接受涉案某某俱乐部的安排及上级管理人员的指示，负责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其行为应当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原判对罗仕伟的量刑过重。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谢建伟、罗仕伟犯组织卖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谢建伟提出他对于涉案某某俱乐部存在组织卖淫活动是不知情的，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上诉意见，经查：1.在案证据证实，涉案某某俱乐部从2007年起至2019年被警方查处的10多年间，一直存在组织陪侍人员卖淫的行为，且设专责部门、专职人员管理卖淫人员及卖淫活动，有明晰的运作模式且规模较大。2.在案证据证实上诉人谢建伟是涉案某某俱乐部的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3.证人（俱乐部的高管）汤某烈指证上诉人谢建伟平时在公司（涉案某某俱乐部），对公司（涉案某某俱乐部）组织卖淫明确知情。4.证人（管理人员）梁某也证实经常在涉案某某俱乐部内见到谢建伟。5.证人（管理人员）刘某军、上诉人罗仕伟一致证实上诉人谢建伟负责涉案某某俱乐部对外事务的工作。6.上诉人谢建伟亦供认其负责涉案俱乐部对外事务，并供述“对外的具体工作就是参加政府部门对娱乐场所管理方面的会议，后回公司传达”。另外，上诉人谢建伟在侦查阶段也供述知道涉案俱乐部有组织卖淫行为。7.在案证据证实上诉人谢建伟参与涉案某某俱乐部的收益分红。综上，上诉人谢建伟身为涉案某某俱乐部的投资人、法定代表人，明知涉案某某俱乐部长期存在组织卖淫活动而参与经营管理和收益分红，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故对上诉人谢建伟提出的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罗仕伟及其辩护人提出罗仕伟的行为应当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实，上诉人罗仕伟于2014年入职涉案某某俱乐部任公主部主管，于2017年10月左右至2018年9月左右任涉案某某俱乐部的公关部总监，参与根据涉案某某俱乐部制定的卖淫价格标准确定具体卖淫人员的卖淫价格，也参与向客户介绍卖淫，参与了管理卖淫人员及相关卖淫活动，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故对上诉人罗仕伟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谢建伟、罗仕伟伙同他人，组织多名女子卖淫，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上诉人谢建伟、罗仕伟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原判根据上诉人谢建伟、罗仕伟的犯罪的事实、性质，从犯等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上诉人谢建伟、罗仕伟的量刑适当，故对上诉人谢建伟的辩护人、上诉人罗仕伟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对两上诉人量刑过重的意见均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林永春审判员  古加锦审判员  唐毅军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郑婉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