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民终3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汉族，1968年5月4日生，普洱市思茅区人，现住普洱市思茅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汉族，1940年5月10日生，普洱市思茅区人，现住普洱市思茅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汉族，1962年1月7日生，普洱市思茅区人，现住普洱市思茅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女，汉族，1971年10月5日生，普洱市思茅区人，现住普洱市思茅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4，女，彝族，1971年7月8日生，普洱市思茅区人，现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先春，男，汉族，1968年4月3日生，普洱市思茅区人，系原告李某3丈夫，现住普洱市思茅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李某2、李某3、李某4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19）云0802民初4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地块面积为20.73亩上接李文忠，下连陈林荣的事实是错误的，且《人民调解协议书》只约定2.78亩由承包人口平分，没有约定上接李文忠，下连陈林荣的地由承包人口平分，故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不当。综上，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杨某、李某2、李某3、李某4未作答辩。杨某、李某2、李某3、李某4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某1对大沙坝淹没区承包旱地20.73亩、水田2.78亩，政府补偿费合计393002.55元,按6名承包人口平均分配（户主李加福所分得的一份，归配偶杨某所有）；2、李某1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2、李某3、李某4及李某1系杨某与丈夫李加福（已故）的子女，1997年11月30日，云仙乡芦山村向李加福填发编号为41号的《农村集体土地顺延承包合同书》，合同书载明户主为“李家福”，家庭人口2，承包人口5，承包期限1998年1月1日至2028年1月1日，承包水田田名南宋坡、南宋沙坝，承包旱地地名家团转、石排方2片。因糯扎渡水电站建设需要，2007年底，云仙乡人民政府在思茅区搬迁安置办公室的指导下开展云仙乡淹没实物指标细化工作，此项工作于2008年度上半年完成。淹没实物指标细化过程中，思茅区云仙彝族乡糯扎渡水电站建设移民搬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丈量将淹没土地面积并绘制《草图206-272》，显示：上接李文忠、左右接大箐、下接“大十”的李某1（地）面积为20.73亩；《草图208-17》，显示：上接李绍忠、左接李加祥、右接“大十”、下接大河的李某1（地）面积为8.55亩。之后，思茅区云仙彝族乡糯扎渡水电站建设移民搬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糯扎渡水电站建设征收土地公示表，公示征收土地：李某1大沙坝旱地一块、面积8.55亩，大沙坝旱地一块、面积20.73亩，大沙坝田一块、面积2.78亩，三块土地均备注“与李加福争议”。庭审中，杨某、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1均认可公示表中所写土地“大沙坝”即“南宋坡”。2009年8月17日，思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思政办发［2009］131号《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明确糯扎渡水电站库区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搬迁补助临控标准为耕地类：水田补偿标准27344.00元／亩，旱地补偿标准14176.00元／亩；搬迁期间产值补助：水田1709.00元／亩，旱地886.00元／亩。公示的三块土地被淹没后，杨某、李某2、李某3、李某4与李某1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发生争议，普洱市思茅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杨某、李某2、李某3、李某4与李某1进行调解，2018年7月4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约定：1、2.78亩征地补偿费由六人平分；2、上接李绍忠、李加祥的地系李某1自开；3、上接李文忠、下连陈林荣及自家田的地系家庭共同开垦；4、两块自开地的面积以移民办的原始认证面积为准；5、李某1自开的地，无论面积多少，补偿费归李某1；6、家庭共同开垦的地，无论面积多少，补偿费由六人平分；7、李某1户承包人口1人，杨某户承包人口5人。杨某、李某4、李某3、李某1、案外人李先跃、饶先春、李海涛均在调解协议当事人落款处签名并捺印。调解协议签订后，双方未按协议约定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另查明，李先跃系李某2丈夫，杨某的配偶、本案诉争土地的承包户主姓名为李加福。一审法院认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如何分配的问题。首先，杨某、李某2、李某3、李某4提交的《农村集体土地顺延承包合同书》显示承包人为李加福，南宋坡、南宋坡沙坝的土地属于李加福家庭承包地。李某1辩称，九十年代初，李某1已经分家另立户，本案所涉的水淹地之前分家时已经分给李某1，但李某1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应由李某1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确认南宋坡、南宋坡沙坝的土地属于李加福家庭承包。其次，杨某、李某3、李某4、李某1在普洱市思茅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并均签名捺印。李某2本人虽未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但其丈夫李先跃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且李某2与杨某、李某3、李某4共同诉请按《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视为李某2认可《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综上，《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李某1辩称李某2、李某4、李某3已经结婚外嫁，三人的户口已经迁出云仙乡芦山村官房组，且承包人口中没有李某2，其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但是，李某1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在庭审中认可《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其自愿签订，故杨某、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1均应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协议约定：2.78亩征地补偿费由六人平分；上接李绍忠、李加祥的地系李某1自开。根据《草图208-17》，该地块面积为8.55亩；上接李文忠、下连陈林荣及自家田的地系家庭共同开垦，根据《草图206-272》该地块面积为20.73亩；李某1自开的地，无论面积多少，补偿费归李某1，家庭共同开垦的地，无论面积多少，补偿费由六人平分。庭审查明，六人为杨某、李某2、李某3、李某4、被告李某1及李加福。因李加福已故，杨某占自己及丈夫李加福的2人份。根据前述约定，应由六人平均分配补偿款的被征收土地为两块，面积分别为2.78亩、20.73亩。又根据政府公布的补助标准：水田补偿标准27344.00元／亩，旱地补偿标准14176.00元／亩；搬迁期间产值补助：水田1709.00元／亩，旱地886.00元／亩。两块土地补偿费为：1、2.78亩田补偿费用：（27344.00元／亩＋产值补助1709.00元／亩）×2.78亩＝80767.34元；2、20.73亩旱地补偿费用：（14176.00元／亩＋产值补助886元／亩）×20.73亩＝312235.21元；共计393002.55元。该款平均分配六份，每份65500.43元，李某3、李某4、李某2、李某1各得一份即应分得补偿费用各65500.43元，杨某分得其本人与已故丈夫李加福的份额共两份即应分得补偿费用131000.83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杨某、李某2、李某3、李某4与被告李某1共同享有位于普洱市思茅区芦山村民委员会官房村民小组大沙坝的2.78亩田、20.73亩旱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393002.55元，原告杨某应分割131000.83元，原告李某2、李某3、李某4与被告李某1每人应分割65500.43元。案件受理费7195.00元，由被告李某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案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法院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普洱市思茅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出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自愿签订，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双方确认上接李文忠、下接陈林荣及自家田的地属家庭共同开垦，双方同意以移民局的原始认证来认为两块自开地的面积”，该协议中约定的土地与思茅区云仙彝族乡糯扎渡水电站建设移民搬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中的原始证件20.73亩地块认证相吻合，李某1并未提交证据证明20.73亩地块的四至界限与移民局认证的不符，李某1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且协议书中第六条约定“属家庭共同开垦的地，无论面积多少，补偿费由承包人口6人平分，”一审法院认定李某3、李某4、李某2、李某1各得一份、杨某分得其本人与已故丈夫李加福的份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李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95.00元，由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勇审判员 曾 山审判员 蓝 洪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胡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