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5民初17312号 原告：王偲，女，199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荥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友彬，四川银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城南营销服务部，营业场所：成都市青羊区锦里东路52号。 负责人：曾晓琴，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王偲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城南营销服务部（简称人保城南营销部）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程文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友彬，被告人保城南营销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偲诉称，2017年2月1日，王偲入职人保城南营销部组训一职，2019年2月28日正式离职。工作期间，酬劳均以月度津贴、季度津贴、年度津贴形式发放。其中，2019年6月发放5月酬劳时，人保城南营销部未发放王偲2018年年度津贴，在王偲提出疑问时，以王偲已不在职为由拒绝支付与查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人保城南营销部应支付王偲2018年年度津贴9000元。由于在职期间人保城南营销部一直未与王偲签订劳动合同和购买社会保险，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人保城南营销部应当支付王偲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84761元、未购买社会保险两年经济补偿14126元。在职期间，王偲在工作日及法定假日经常性加班且未调休，平均每周加班12小时，月加班48小时，按王偲月均收入7063元，法定工作时间174小时/月，折算时薪40.59元/小时，人保城南营销部应当支付王偲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加班工资46759.68元。据此，王偲诉请人民法院判令：1.人保城南营销部支付拖欠王偲2018年年度津贴9000元；2.人保城南营销部支付王偲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84761元；3.人保城南营销部支付王偲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购买社会保险两年经济补偿14126元；4.人保城南营销部支付王偲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加班工资46759.68元。 人保城南营销部辩称，2017年4月19日，王偲（乙方）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甲方，简称人保成都分公司）签订《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A类）》，该合同第一页即以加粗字体载明“乙方知悉并了解本合同仅构成甲、乙双方的保险代理关系，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甲、乙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合同签订后，王偲以保险代理人身份在人保城南营销部提供服务并获得相应的佣金报酬，王偲对其保险代理人身份明知且无异议，现称人保城南营销部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双倍工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认为王偲与人保城南营销部之间系劳动关系且应当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王偲于2019年8月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王偲在人保城南营销部期间，收入系依照《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A类）》由人保成都分公司统一核算发放，不存在工资一说。王偲要求支付双倍工资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王偲不是人保城南营销部的员工，其要求按照发放年度津贴无法律依据；王偲于2019年2月离职后已无佣金收入，人保城南营销部也未在其所称时间发放过年度津贴。人保城南营销部与王偲无劳动关系，没有为其购买社会保险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王偲主张人保城南营销部补偿社会保险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王偲系保险代理人，没有加班工资一说。即使认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只有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才需要支付加班工资。人保城南营销部从未安排过王偲加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之规定，王偲应当对加班事实举证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偲主张的加班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超过仲裁时效。综上，请求驳回王偲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19日，人保成都分公司（甲方）与王偲（乙方）签订《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A类）》（合同编号30025101272617000286）。主要约定，甲方授权乙方在成都市行政区域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甲方根据乙方代理销售的保险合同的保险费收入支付乙方代理手续费（佣金），甲方每月根据乙方上一个月的代理销售保险合同的业务情况向其支付代理手续费（佣金）；甲方以会议（含晨会、夕会等）、培训等方式，要求乙方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向甲方汇报并沟通委托代理业务进展情况；甲方有偿或无偿地向乙方提供开展代理业务所必需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等。其中，上述合同第一条前以加粗、放大字体注明“乙方已知悉并了解本合同仅构成甲、乙双方的保险代理关系，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甲、乙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王偲在合同尾页备注“本人已知晓《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附件及有关制度”。 2017年6月21日，王偲办理了“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证书注明王偲所属公司为人保城南营销部。 2019年5月10日，人保城南营销部出具《工作证明》。主要载明，王偲，代理人工号51012700007711，期间2016年9月1日-2017年4月14日；代理人工号51012700008350，时间2017年6月21日始，于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在我部组训综合管理岗工作。 2019年2月28日，王偲向人保城南营销部提出离职。 2019年7月15日，王偲填写《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解约通知书（保险营销员用）》。主要载明，王偲（营业单位城南营销服务部，营销员代码51012700008350），由于个人原因，决定于2019年7月15日解除与贵公司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合同编号30025101272617000286）。 2019年8月7日，王偲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人保城南营销部支付拖欠王偲2018年年度津贴9000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84761元、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购买社会保险两年经济补偿14126元、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加班工资46759.68元。同年10月15日，该委作出成劳人仲案[2019]0203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王偲的仲裁请求。王偲不服，遂起诉来院。 另查明：人保城南营销部系人保成都分公司的下属机构。 上述事实有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A类）、工作证明、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解约通知书（保险营销员用）、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 审理中，王偲为证明与人保城南营销部建立劳动关系且存在加班事实，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份。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微信昵称为“王偲”的人员，在名称为“城南个险部”、“城南内勤”的微信群聊中汇报工作情况，接受工作安排；与前述微信昵称为“王偲”相同头像的人员向微信备注为“曾晓琴”的人员汇报工作，接受工作安排。人保城南营销部经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三性不予认可，不清楚微信聊天人员的身份，该聊天记录看不出加班时间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因不能确认微信聊天记录中的人员身份，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劳动关系的成立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和相互选择的结果。本案中，王偲与人保成都分公司签订的《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A类）》表明，双方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合同约定，人保成都分公司应为王偲办理相关执业证书，其后王偲取得了“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该执业证书注明王偲所属公司为人保城南营销部，应认定王偲在人保城南营销部开展业务活动系在履行上述保险代理合同。人保城南营销部虽出具《工作证明》，但该证明并未确认王偲系人保城南营销部的员工，其中的“代理人工号”、“在组训综合管理岗工作”不足以证明王偲所称从事的工作是人保城南营销部内勤事务。综上，王偲与人保城南营销部之间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故王偲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主张的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的工资、经济补偿、加班工资，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偲主张人保城南营销部支付其2018年年度津贴，因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王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为5元，由王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 文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