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8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八宝街111号。 法定代表人：李善继，董事长。（未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勇，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娴，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宏信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顺沙巷8号。 法定代表人：杨仁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飞鹏，四川迪扬（双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建工集团）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宏信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信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4民初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成都建工集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宏信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成都建工集团未实际向宏信公司支付2015年2月15日收据上载明的劳务费的理由，与客观实际以及一审庭审中宏信公司认可的证据相悖，且错误适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宏信公司对一审庭审中成都建工集团提交的，由宏信公司2013年12月25日至2018年2月13日期间针对案涉工程劳务费出具的22份收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并认可收到其中21份收据上载明的款项，而其中17份收据均未备注银行账户或现金。宏信公司并未对成都建工集团提出双方存在现金交易习惯的主张予以否认。成都建工集团在事实上存在现金支付的情况，也已经通过提交前述收据完成了其举证责任，但宏信公司并未对收取款项的情况提交证据证实。2.一审错误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如前所述，宏信公司并未提交证据否定现金交易习惯的存在，而成都建工集团通过提交收据及收据中备注的内容，已经完成了举证。3.成都建工集团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相应的银行流水，原审认定该证据不足以证明2015年2月15日收据载明“劳务费”已经客观支付没有依据。4.宏信公司提出的主张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审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宏信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成都建工集团差欠宏信公司的款项其中包含50万的保证金，还有大约50万的工程款，总共欠宏信公司的款项是100万元。因为在付款的过程中，工程款和保证金未能区分，但总的账目是清楚的。宏信公司认可曾收到过成都建工集团返还的50万元保证金，所以还有50万元保证金成都建工集团没有退还，另有50万元工程款成都建工集团尚未支付，宏信公司另案主张权利。但在履行案涉工程合同义务期间，宏信公司从未收到过现金。2018年2月17日，双方因退还保证金和支付工程款的问题发生争议，朱某原本答应退还保证金并支付工程款，但实际只支付了90多万元的工程款，保证金没有退还。 宏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成都建工集团向宏信公司返还建设工程劳务保证金10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返还完毕之日止。一审庭审中，宏信公司自愿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明确表示只主张返还保证金500000元及支付相应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成都建工集团的名称由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变更而来。 2011年11月8日，成都建工集团人居.锦尚春天Ａ区一期工程项目部及朱某向宏信公司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宏信公司1000000元，做为人居.锦尚春天Ａ区一期工程劳务工程保证金。 人居.锦尚春天A区一期项目总承包人为成都建工集团，在施工过程中，成都建工集团将部分劳务分包给宏信公司。 2016年2月4日、2017年1月24日，宏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仁福分别向成都建工集团出具《承诺书》，确认成都建工集团已按合同约定结算总价和签证部分按比例支付了相应款项。 2018年2月17日，宏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仁福向成都建工集团出具一份《劳务工程结算承诺书》，主要内容为：其承建的成都建工集团成都人居置业锦尚春天A区一期4、5、6号楼劳务工程，建筑面积共计72337㎡，单价445元/㎡，共计32189965元（含税金）,签证共计2699937.7元。现已支付33978883.07元，剩余尾款911019.63元。该工程款已由四川远舰恒大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舰恒大公司）和项目部财务李燕在扣除1.5%税金后，宏信公司已经收到。工程开工时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项目部依据宏信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已全部退还1000000元，其中2015年2月15日以支付劳务费的方式退还500000元，但是宏信公司对2015年2月15日该工程支付宏信公司的500000元劳务费存在异议，认为虽然宏信公司开具了500000元的收据，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收到。经和项目部协商，双方同意就2015年2月15日的500000元是否已经支付事宜，双方通过协商或司法途径处理；此结算为最终结算，收到尾款后合同终止，案涉劳务工程所有费用（2015年2月15日存在是否已支付的争议的500000元履约保证金除外）已全部结清。 宏信公司收到成都建工集团相应款项后出具了相应收据，只有部分收据上载明了银行账号。其中：2015年2月15日的《收据》中，注明“锦尚春天项目4#、5#、6#工程劳务费（春节）500000元”，该收据上加盖了宏信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并有杨仁福的签字；2017年1月24日的《收据》中，注明“成都建工集团人居.锦尚春天工程项目部退工程劳务保证金，芳草街成都银行转卡，金额为500000元”，该收据上加盖了宏信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并有杨仁福的签字。一审庭审中，成都建工集团认为2015年2月15日《收据》载明的劳务费500000元系其以现金的方式退还给宏信公司的保证金。宏信公司陈述：其认可2017年1月24日《收据》载明的保证金已退还，但其并未收到2015年2月15日《收据》载明的劳务费500000元，宏信公司是先出具了收据，本案中宏信公司只主张该笔未退还的500000元保证金；成都建工集团支付的所有款项均是通过其财务人员转账支付至杨仁福账户或直接支付至民工工资卡，宏信公司从未收到过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任何款项。 2018年2月13日，朱某向杨仁福转款897353元，同日宏信公司向远舰恒大公司出具一份《收据》，载明收到锦尚春天Ａ区一期4＃、5＃、6＃工程尾款911019.63元。一审庭审中宏信公司确认扣除税金后，其已收到成都建工集团支付的上述工程尾款。 一审法院认为，宏信公司向成都建工集团缴纳了1000000元保证金，宏信公司从成都建工集团承包案涉工程劳务，双方之间形成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双方对成都建工集团已于2017年1月24日退还了500000元保证金的事实均无异议，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宏信公司是否已实际收到2015年2月15日《收据》所载明的500000元劳务费，该笔款项是否用于退还保证金；二、宏信公司的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宏信公司于2015年2月15日向成都建工集团出具了“劳务费（春节）500000元”的《收据》，但其法定代表人杨仁福在2018年2月17日出具的《劳务工程结算承诺书》中，明确表明宏信公司虽出具了收据，但并未实际收到该款项，宏信公司对成都建工集团支付该笔劳务费500000元的事实持有异议，双方将通过协商或司法途径处理。本案中，成都建工集团认为该笔款项系现金支付，宏信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因宏信公司出具的《收据》中未载明500000元劳务费系现金支付，成都建工集团提交的2015年2月12日朱某的银行账户收入和取款的流水记录也不足以证明成都建工集团于当日或2015年2月15日向宏信公司现金支付了劳务费500000元，另成都建工集团提交的多份《收据》亦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现金支付的交易惯例，故成都建工集团辩称其已向宏信公司退还了该笔保证金500000元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宏信劳务公司向成都建工集团缴纳了1000000元保证金，双方并未约定保证金的退还时间，宏信公司可以在工程完工交付后随时向成都建工集团主张退还。本案中，案涉工程早已完工交付使用，成都建工集团于2017年1月24日向宏信公司退还了500000元保证金，此时宏信公司认为成都建工集团未退还剩余的500000元保证金侵害了其权利，且其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2月17日出具的《劳务工程结算承诺书》亦表明宏信公司向成都建工集团主张了该笔款项，故宏信公司于2019年1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宏信公司主张成都建工集团退还诉争的保证金5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成都建工集团未退还宏信公司保证金，宏信公司存在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宏信公司主张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酌定成都建工集团从宏信公司起诉之日2019年1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宏信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成都建工集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十日内向宏信公司退还保证金5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宏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0元，由成都建工集团负担。 二审中，成都建工集团提交以下新证据：1.李燕书写的《情况说明》、2.龙伟书写的《证明》，拟证明：在2015年春节前，成都建工集团已经支付了2015年2月15日这张收据上的50万元，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杨仁福本人的，是由朱某亲自将现金交给杨仁福本人的。同时申请证人朱某到庭，拟就双方争议的2015年2月15日收据上载明的50万元已经实际支付予以证明。3.转款凭证，拟证实宏信公司认可的三张收据，包含2014年10月30日支付的2746599.4元、2015年7月8日支付的650000元和2016年2月1日支付的2709469.63元即包含现金支付和转账支付的情形。4.收据，拟证实因宏信公司施工不规范被处以罚款4万余元，故虽然成都建工集团支付款项只有35833452.7元，但品迭罚款后实际全部款项已经付清。 朱某到庭陈述：经过他人介绍，朱某认识了宏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仁福，2011年11月8日朱某出具了收条，案涉100万元保证金亦转至朱某账户。2015年春节前，因为远舰恒大公司转了一笔工程款到其账户，所以其取了现金把钱交给了李燕，相关的转款记录一审中已经提供。 宏信公司对证据1和证据2不予认可，对证据3，主张成都建工集团应当提供所有转款记录，仅提交部分转款凭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4，宏信公司亦不予认可。对于朱某的证人证言，宏信公司质证认为与证据1和证据2的内容相悖，不真实，不应采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李燕和龙伟均未到庭，成都建工集团提供的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因宏信公司对转款当日出具的相应收据予以认可，故对转款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评述。对于证据4，没有宏信公司签字，不予采信。对朱某的证人证言是否采信，将在后文综合评述。 除“在施工过程中，成都建工集团将部分劳务分包给宏信公司”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宏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仁福陈述，其是从朱某处承接案涉项目，但没有签订合同，成都建工集团是案涉工程的总包方，将劳务分包给了远舰恒大公司，但因工程量太大，远舰恒大公司无法独立完成，遂与宏信公司共同做案涉项目的劳务，其认为案涉项目实际是由朱某在负责，并认可李燕是案涉项目的财务人员，否认双方有过现金交易。对于已付款的情况，成都建工集团主张，双方存在转账支付和现金支付的情况，其中双方争议的2015年2月15日的50万元付款情况，即为现金支付的情况。成都建工集团主张另有2014年10月30日支付的2746599.4元（转账支付2205200.4元）、2015年7月8日支付的650000元（转账支付440250元）和2016年2月1日支付的2709469.63元（转账支付1896380.63元）即包含现金支付和转账支付的情形，并提交了杨仁福签字确认的票据和转款记录。 二审另查明，远舰恒大公司在一审中亦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证明，内容是因该公司中标案涉工程劳务后，因工期短等原因，将部分劳务交由宏信公司承揽。 再查明，2015年2月12日，远舰恒大公司向朱某转款3049500元，当日朱某取款2050000元。 宏信公司与成都建工集团在二审中当庭确认，双方均认可案涉工程的应付工程款数额为34889902.7元（32189965+2699937.7）。对于2018年2月17日起出具的《劳务工程结算承诺书》中记载的“现已付33978883.07元”，杨仁福当庭无法陈述如何组成，庭后亦不能提交具体的款项组成来源。但二审过程中，杨仁福于2020年3月31日提交一张清单，其中记载总计已收款为35333452.7元，与成都建工集团当庭提交的已付款情况相差500000元。2020年4月9日，宏信公司再次提交的书面意见，又坚持合计已收款为34889902.7元的意见。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虽然宏信公司与成都建工集团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宏信公司亦主张其是从朱某处承揽工程，但成都建工集团对于其应当支付宏信公司工程款、返还保证金未提出异议，并提交证据证明其付款情况，故成都建工集团是本案适格当事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宏信公司主张成都建工集团向其返还保证金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2.2015年2月15日收据上载明的500000元劳务费是否应当计入宏信公司的已收款；3.成都建工集团是否还欠付宏信公司保证金。本院依次评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查明事实来看，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成都建工集团一直因案涉项目向宏信公司付款，双方没有进行清理结算。从2018年2月17日杨仁福签署的承诺书的内容来看，包括宏信公司对案涉工程应付款数额的认可，已付款数额的确认，并表达了要对争议款项诉至法院的意思表示，宏信公司于2019年1月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成都建工集团主张宏信公司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争议焦点。双方对于案涉工程的应付款总额和保证金数额均无异议，争议在于成都建工实际已付款的情况，宏信公司在二审中对已收款情况亦作了前后不一的陈述。第一次自认收到35333452.7元，而之后又只认可收到34889902.7元，前后矛盾，且第二次提交的意见也与成都建工提交的有杨仁福签字确认的票据记载的金额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宏信公司应当承担前后陈述矛盾的法律后果。对于2015年2月15日宏信公司是否实际收到500000元现金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宏信公司否认双方存在现金支付的交易习惯，但成都建工集团通过提交杨仁福签字确认的票据和对应的转账记录，能够证实双方存在现金交易的情形。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明确证实朱某在案涉工程中的实际身份，但鉴于杨仁福自认是从朱某处承接案涉工程，朱某向宏信公司出具保证金收条，以及2015年2月12日远舰恒大公司向朱某大额转账，朱某大额取款的事实，结合杨仁福客观上在2015年2月15日向成都建工集团出具了收到500000元的收据，且收据上加盖了宏信公司财务专用章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宏信公司无法合理解释其没有收到款项却出具收款收据的原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2015年2月15日，宏信公司收到了500000元。 虽然本院认定2015年2月15日宏信公司已经收到500000元，但并不应当然认定成都建工集团付清全部保证金，应当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虽然杨仁福在2018年2月17日签署的承诺书中有全部工程款已经付清的表述，但该结论是建立在宏信公司对2015年2月15日收款有异议的基础上，加之该笔费用记载为“劳务费”而非退还保证金，故不能断章取义得出成都建工集团已经退还全部保证金的结论，而应当根据双方的应收款和已付款进行计算。因双方对应付款金额为无异议，对保证金金额亦无异议，根据成都建工集团举证的已付款情况，其尚有56450元未支付。如果机械理解2015年2月15日的付款为劳务费，必然得出宏信公司应当返还成都建工集团部分劳务费，成都建工集团再向宏信公司返还保证金的结论，显然会增加当事人诉累。由于人民币系种类物而非特定物，经本院对工程款和保证金进行品迭，成都建工集团尚应返还宏信公司保证金56450元。由于成都建工集团未向宏信公司返还全部保证金，客观上给宏信公司造成了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原审自起诉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宏信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结论并无不当，但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自此之后的利息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综上所述，成都建工集团主张2015年2月15日已经向宏信公司付款500000元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4民初2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4民初2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十日内向四川省宏信劳务有限公司退还保证金5645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564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1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以5645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四川省宏信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四川省宏信劳务有限公司负担3850元，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四川省宏信劳务有限公司7700元，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笛 审判员  夏伟 审判员  李玲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