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1民终33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甲，男，汉族，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乙，男，汉族，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系王某甲哥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住所地兰州市安宁区。法定代表人：陈君武，系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奋成，北京市齐致(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甲因与被上诉人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5民初97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某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乙、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奋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甲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0万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违法制造虚假鉴定的事实清楚。2012年10月，被上诉人接受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委托，对被鉴定人刘时雨进行“伤情程度鉴定、伤残程度鉴定”的司法鉴定（以下简称司法鉴定）。并指派鉴定人俞某、石某实施此例鉴定。于2012年11月出具《鉴定书》。其鉴定意见是：刘时雨双耳听力损失评定为重伤；Ｃ6椎体压缩性骨折评定为轻伤；双耳听力损失评定为五级伤残，Ｃ6椎体压缩性骨折评定为九级伤残等。此《鉴定书》被甘州区公安局作为主要证据采用，于2014年8月以“故意伤害罪＂将上诉人公诉到检察机关。止到2017年3月法院判决宣告上诉人无罪，其鉴定行为对上诉人的侵害才告终止。被上诉人故意制造虚假鉴定的主要事实是：1．受理鉴定委托违法违规。被上诉人在受理此例鉴定时，对两份明显违法的诊断证明不加审查，全部采用。作为认定刘时雨颈6椎体（注：椎6即Ｃ6）骨折评定为轻伤、耳聋评定为重伤等鉴定结论的主要依据。其行为违反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4条和第16条的规定。2．确定指派鉴定人违法违规。被上诉人时任负责人沙万忠明知俞某不具备法医临床鉴定资质而指派俞作为第一鉴定人实施此例法医鉴定。而俞某明知自己不具备法医临床鉴定资质，却充当此例鉴定的第一鉴定人实施了鉴定。其行为违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9条和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8条的规定。属超执业范围进行司法鉴定的违法违规行为。3．鉴定实施违法违规。在实施此例鉴定中，对被鉴定人所谓的颈椎骨折和耳聋等伤情，不经过医学影像学重新检查，直接依据虚假的诊断证明作出虚假鉴定。4．不经论证复核就出具《鉴定书》。被上诉人在此例鉴定中，对此鉴定人作出的结果不组织进行论证和复核就出具鉴定书，使违法违规鉴定行为无法及时纠正。其行为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32条的规定。二、原审法院的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出具的鉴定书将刘时雨双耳听力损失评定为重伤，与上诉人向法庭出具的破案报告、侦查终结报告、起诉意见书中载明的轻伤不相一致，因此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与上诉人所遭受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审法院不顾被上诉人鉴定书中认定的“颈6压缩骨折评定为轻伤”的鉴定结论已被公安机关采纳的事实，单纯以其所谓“双耳感音性耳聋评定为重伤”的鉴定结论未被公安机关采纳，就推定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与上诉人遭受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显然是断章取义、违背事实。2、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鉴定意见在法院的判决中未被采纳，因此被上诉人的鉴定书与上诉人所遭受的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有因果关系。上诉人认为，这一认定罔顾事实。被上诉人出具的鉴定书在甘州区法院判决之前，已经被公安、检察机关采纳，并做为认定上诉人涉嫌“故意伤害罪”的主要证据。在公安公诉到检察机关时，移送到了检察机关。在检察机关公诉到法院时，又移送到法院。在法院先后两次开庭时，都被作为主要证据当庭出示和质证。其次，在甘州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已查明的事实和当庭质证的证据中，都有被上诉人出具的鉴定意见。被上诉人出具的鉴定书，既被检察机关在公诉时作为主要证据提供给了法院，也证明其对上诉人的人身权利的侵害是截止2017年3月法院生效的判决不采纳时才告终止的。3、判决认定，上诉人未能就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与上诉人遭受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向法庭出示证据证明，因此由被上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这一认定罔顾事实，毫无根据。上诉人不仅能证明被上诉人作出的“颈6压缩性骨折为轻伤＂的鉴定意见被公安机关采纳作为侦查起诉的主要证据，也被检察机关作为提起公诉的主要证据。五个方面的证据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与上诉人遭受到的侵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4、在2019年6月17日原审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时，上诉人还当庭出示了《甘肃省司法厅关于个别鉴定机构违规执业及查处情况的通报》和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1行初117号行政判决书。这两份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以及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甘肃科信司法鉴定所分别作出的对刘时雨伤情和伤势程度的司法鉴定，均属违法违规鉴定。三、原审法院的民事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依据是认为上诉人没有向法庭出示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与上诉人遭受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否认上诉人已在法庭上全面出示有关证据的事实，否认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与上诉人人身权益受到严重损害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事实，适用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实属适用法律不当。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辩称：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5民初971号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望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王某甲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以“王某甲未能就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存在违法行为与其遭受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向法庭出示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主张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王某甲的诉讼请求。这一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关于王某甲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的破案报告》、《关于犯罪嫌疑人王某甲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的侦查终结报告》、《取保候审决定书》、《起诉意见书》等证据材料，王某甲涉嫌伤害一案，王某甲被刑事立案是2012年6月5日；取保候审是2014年9月4日，移送起诉是2014年9月5日。立案和移送起诉时都明确认定刘时雨构成轻伤。鉴定中心所出具的“重伤”意见从未被侦查机关采信。王某甲涉嫌故意伤害一案有五家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分别是：甘肃仁龙司法物证鉴定所2011年11月11日出具的甘仁法物［2011］临鉴字第608号鉴定书，意见为轻伤；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2012年8月17日出具的甘科信［2012］司鉴字第1077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重伤；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2年11月19日出具（2012）甘政司［法］鉴字第（170）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重伤；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4年1月（根据原告王某甲投诉材料推断）出具的轻伤鉴定意见；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2016年8月5日出具的司鉴中心［2016］临鉴字第194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轻微伤。王某甲被刑事立案，甘州区公安局采信的是甘肃仁龙司法物证鉴定所的轻伤意见；移送起诉，甘州区公安局采信的是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轻伤意见；甘州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采信的也是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轻伤意见；法院判决，甘州区人民法院采信的是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轻微伤意见。2018年8月15日，甘肃省司法厅做出甘司罚决（20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鉴定中心执业法医俞某的警告行政处罚；2018年11月30曰，甘肃省司法厅对鉴定中心等的通报批评，是鉴定中心行政责任的承担。原告据此要求鉴定中心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上诉人王某甲二审随意变更诉讼请求，违反“两审终审制”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上诉。一审时，上诉人王某甲诉状中主张赔偿人民币50万元。但未提出具体赔偿项目和标准。一审庭审过程中，经法庭提示，上诉人王某甲代理人当庭明确其诉讼请求：要求鉴定中心赔偿经济损失180000元，精神损失320000元。上诉人王某甲在上诉状中，将上诉请求第二项，写成“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0万元；”直接变更了自己一审诉讼请求。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甲一审诉讼请求：要求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赔偿王某甲经济损失费用和精神损失费用人民币50万元。在庭审中，王某甲当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1、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赔偿王某甲经济损失180000元，其中聘请律师费用90000元。2、重新鉴定费l1000元，其中：西南政法大学鉴定费5000元、科学技术研究所6000元，但王某甲只主张10000元鉴定费。3、交通费l3100元、住宿费8500元。4、诉讼材料打印复印费3000元。5、其他损失是指王某甲因涉案影响的工资、补贴、奖金共计28700元。主张了35000元，但有证据的只有28700元。邮寄费3700元要算到其他损失中。6、精神损失3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3日16时许，王某甲与刘时雨因年终评定结果一事发生争执后，王某甲将刘时雨致伤，刘时雨住院治疗。2011年10月24日，甘州区公安局南街派出所委托甘肃仁龙司法物证鉴定所对刘时雨的伤势进行鉴定，经鉴定对C6椎体压缩性骨折给予了轻伤的鉴定意见，对软组织挫伤给予了轻微伤的鉴定意见，对耳部的损伤未进行鉴定。2012年7月19日刘时雨委托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对其伤势进行鉴定，经鉴定刘时雨因被他人打伤致颈6椎体压缩性骨折，鼻骨骨拆、头面部软组织挫伤、双耳感音性耳聋，综合被评定为重伤，损伤评定为四级伤残。2012年10月31日甘州区公安局委托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时雨的伤势进行鉴定，经鉴定被害人刘时雨双耳听力损失被评定为重伤，五级伤残；C6椎体压缩性骨折被评定为轻伤，九级伤残；鼻骨骨折被评定为十级伤残。2013年l2月10曰，甘州区公安局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时雨的伤势进行鉴定，经鉴定刘时雨鼻骨骨折、C6椎体压缩性骨折与2011年9月23日与他人发生打斗存在因果关系；双耳感音性耳聋原因不明，但不排除与2011年9月23曰外伤间存在因果关系。被鉴定人刘时雨2011年9月23日所受外伤的损伤程度属轻伤，伤残等级属八级伤残。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双方对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均有异议，均申请重新鉴定。经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鉴定人刘时雨遭外力作用致头面部软组织损伤，构成轻微伤。本次外伤致被鉴定人刘时雨鼻骨、颈6椎体新鲜骨折及双耳听觉功能障碍的依据不足，不宜据此评定损伤程度。一审法院认为，侵权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必须是，侵权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不利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王某甲认为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于2012年11月19日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被甘州区公安局作为认定王某甲故意伤害罪主要依据，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17年3月法院查明事实，判决宣告王某甲无罪，其鉴定行为对王某甲的侵害才终止；在庭审中，王某甲向法庭出示甘州区公安局2014年9月5日作出的关于王某甲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的破案报告中载明：“……犯罪嫌疑人王某甲将刘虎对(刘时雨的曾用名)殴打致伤，后经多次司法鉴定，刘虎对的伤势为轻伤……”；因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害人刘时雨双耳听力损失被评定为重伤，与王某甲向法庭出具的破案报告、侦查终结报告、起诉意见书中载明的轻伤不相一致，而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5)甘刑初字第8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对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也未采纳；王某甲未能就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存在违法行为与其遭受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向法庭出示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主张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某甲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正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侵权之债是法定之债，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本案中上诉人王某甲应当对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将刘时雨双耳听力损失评定为重伤，与王某甲向法庭出具的破案报告、侦查终结报告、起诉意见书中载明的轻伤不相一致，而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5)甘刑初字第8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对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也未采纳。本案先后经五家鉴定机构鉴定，其中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两家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评定为重伤；甘肃仁龙司法物证鉴定所、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两家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评定为轻伤。鉴定机构的职能是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对外独立履行鉴定职责，相互之间并无隶属关系，没有级别区分，其作出的鉴定意见作为证明案件事实证据之一，证明效力没有高低之分。该证据是否被采纳作为案件证据使用，应当由办案单位就案件事实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做出判断，鉴定机构并无决定之权。故此上诉人王某甲未能就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存在违法行为与其遭受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向法庭出示足够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主张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某甲认为被上诉人出具的鉴定书在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公诉时，移送到了检察机关，在检察机关公诉到法院时，又移送到法院。在法院先后两次开庭时，都被作为主要证据当庭出示和质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检查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对在卷证据，无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还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都应一并移送，故此本案中公安机关、检查机关随案移送被上诉人出具的鉴定书，并在法院开庭时依法出示和质证并无不妥，上诉人王某甲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王某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王某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志勇审判员邢定君审判员谢格浊二○二○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阎艺文书记员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