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41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百事佳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临江东路36号1栋3层。 法定代表人：熊晓浪，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锐，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欣，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昌伦，男，1955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焓，四川聚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百事佳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佳公司）与被上诉人姚昌伦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4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百事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姚昌伦的全部诉讼请求；2.将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办。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审理程序，严重损害百事佳公司的合法权益。具体表现在：1.对百事佳公司在一审中提出的相关申请事项，既不准予，也不依法作出裁定或答复。一是姚昌伦既然声称其购房款支付给冯身健个人，则冯身健属于必须共同进行本案诉讼的诉讼参加人，且只有冯身健到庭才能查明该事实；百事佳公司在一审开庭前申请追加冯身健作为第三人，一审法院对此项申请毫不理会，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二是百事佳公司在一审开庭前递交《请求移送案件申请书》，阐明本案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事由，但一审法院对此亦未作任何回复或是说明不予移送的法定理由。三是百事佳公司在一审对姚昌伦举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时，当庭提出对证据中的印章及字迹等事项进行司法鉴定，并于庭后提交书面申请，但至今一审法院未作任何回复。2.本案事实复杂，争议极大，姚昌伦没有提供任何转款凭证，更无证据证明其资金来源，所述称的交易有头无尾，甚至没有作为相对方的冯身健的任何印证，一审法院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将复杂案件强行简易化，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简易程序诉讼制度严重背离。二、一审判决结果所依据的证据严重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有失公平，损害了百事佳公司的合法利益，有悖公平、诚信原则。具体表现在：1.案涉合同是否系姚昌伦与冯身健签订，至今未得到冯身健的确认；案涉收据中，出票人不明，是否系冯身健出具，至今亦未得到冯身健印证。而表见代理的认定，需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而在一审法院未追加冯身健参加诉讼，百事佳公司亦因客观原因无力通知冯身健到庭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冯身健的确认，无法认定案涉合同及收据的客观、真实性。且在百事佳公司明确否认合同及收据的真实性，并明确提出鉴定申请及追加冯身健参加诉讼申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径行认定合同及收据的客观真实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姚昌伦述称其所涉两套房屋以现金方式共计向冯身健支付了高达150余万元的购房款，如此巨额的交易以现金方式付款、且难以说明交款细节及款项来源，更未提供任何取款凭证，最关键的是也无冯身健认可收到该款项的任何印证，足以表明姚昌伦所述的付款事实严重存疑，一审法院却采信了姚昌伦已付清房款的主张，明显错误。在冯身健印证其收到过此款前，或姚昌伦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此款已支付之前，本案中认定构成表见代理便没有事实基础。3.案涉房屋于2001年进行了备案登记，于2008年又因另案被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措施至今，而已由人民法院查封的房屋应无法撕毁封条擅自使用。一审法院未查明姚昌伦是何时撕毁封条擅自使用房屋的事实，且在司法权威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无视姚昌伦的该违法行为，反而强加“应当主张权利”的举证义务于百事佳公司，变相认定姚昌伦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的正当性。而百事佳公司在梳理公司内部事务基本摆脱冯身健所造成的混乱后，一经发现有无关人员在使用案涉房屋便立即组织人员进行驱赶、报警。一审法院关于“姚昌伦在案涉房屋中居住多年，百事佳公司均未向姚昌伦主张任何权利，故可以确认姚昌伦已实际支付房款”的认定，是主观臆断，与事实不符。三、姚昌伦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方。假设冯身健收取了150余万元购房款的事实成立，冯身健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是：2001年6月22日，百事佳公司已就案涉房屋与黄开福签订《成都市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进行网签备案，该合同经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姚昌伦在购房前却未对此重要交易信息进行审查、了解，显然不能认定姚昌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四、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当依法移交公安机关。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第2款的规定：“……2.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的规定，及该条第3款关于“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不构成民事责任承担的，例如发现案外人涉嫌盗用、私刻单位公章从事诈骗的行为，作为民事被告的单位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即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法院应全案移送”的规定，本案中，对于“姚昌伦是否真实履行了购房款支付义务”和“冯身健是否真实收取了姚昌伦所付购房款”的问题，若姚昌伦没有付款，则其涉嫌虚假诉讼罪或诈骗罪，本案应全案移送侦查机关，若冯身健确实收取了购房款，则冯身健存在诈骗的漏罪，且案涉刑事犯罪嫌疑的事实直接影响民事纠纷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认定，本案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民事审理程序。即，若姚昌伦付款属实，则因冯身健存在漏罪，本案应当移送；若姚昌伦付款不属实，则姚昌伦涉嫌虚假诉讼罪（或诈骗罪），本案亦应移送。故，不论在民事审理层面如何认定“冯身健是否收取姚昌伦购房款”这一事实，本案均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姚昌伦辩称，1.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合法。案涉合同中所盖公章是百事佳公司的真实印章，冯身健在签约时亦是百事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签约行为及印章使用行为均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也不存在表见代理的问题。签订案涉合同就是百事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百事佳公司提出的追加当事人、鉴定印章真实性以及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意见，均不采纳，正确，且无程序违法情形。2.姚昌伦以现金方式支付购房款，虽然数额较大，但百事佳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款事实，并随后向姚昌伦交付案涉房屋，足以证明付款事实的客观真实性。3.案涉合同签订及收款事实均发生在冯身健系百事佳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期间，不存在冯身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其行为是职务行为，相应法律后果应由百事佳公司承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姚昌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姚昌伦与百事佳公司于2006年4月18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百事佳公司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姚昌伦办理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的不动产权证书。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4月18日，姚昌伦与百事佳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中载明百事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冯身健，约定姚昌伦以554872元的价格购买百事佳公司开发的位于成都市武侯区住房一套；建筑面积为129.04平方米；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百事佳公司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45个工作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百事佳公司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同日，姚昌伦以现金方式支付完毕购房款，百事佳公司出具《收据》。后百事佳公司将房屋交付给姚昌伦占有、使用至今，但姚昌伦未能取得案涉房屋房地产权属证书。 2015年6月12日，案外人范存远以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为由将百事佳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其与百事佳公司于2001年3月26日签订的《成都市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11日判决确认上述合同无效。上述合同涉及的房屋与本案系同一套房屋。 2016年，案外人范存远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开发西区支行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解除其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开发西区支行签订的《中国银行职工住房贷款合同》及《中国银行职工住房贷款抵押合同》。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31日判决解除范存远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开发西区支行签订的《中国银行职工住房贷款合同》及《中国银行职工住房贷款抵押合同》。上述合同涉及的房屋与本案系同一套。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2006年7月13日，百事佳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冯身健变更为熊小峰。7月15日，百事佳公司在《成都晚报》和《天府早报》上刊发公告，申明从2006年7月1日起，百事佳公司原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及营业执照作废，冯身健不再担任公司一切职务，百事佳公司于2006年5月1日后已全面停止了锦江花园城房屋的销售工作，从未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房屋。二、现姚昌伦所购房屋所在楼栋的产权已经办理完毕，与本案具有类似情况的购房人已通过法院判决办理了产权登记。三、案涉房屋显示存在被法院查封情况，经查实，该查封已过期，查封法院并未续封。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如下材料：《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据》、（2015）武侯民初字第4879号《民事判决书》、（2016）川0107民初1431号《民事判决书》、（2012）成刑初字第86号《刑事判决书》、房屋信息摘要、庭审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冯身健是否有权代表百事佳公司与姚昌伦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查明的事实，百事佳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时间为2006年7月，冯身健与姚昌伦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间为2006年4月，因此，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冯身健仍系百事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百事佳公司对外行使职务。《商品房买卖合同》上有冯身健签名，且加盖百事佳公司公章，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于百事佳公司抗辩的姚昌伦是否实际缴纳购房款，姚昌伦已经提交百事佳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且姚昌伦在该房屋中居住多年，百事佳公司均未向姚昌伦主张任何权利,故可以确认姚昌伦实际已经支付购房款。因一审法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4879号民事判决生效，阻止姚昌伦取得房屋房地产权属证书的因素已经消失。 出卖人协助买受人取得买卖商品房的所有权是商品房买卖合同性质决定的，是出卖人最基本的合同义务之一，现阶段，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以产权监理机关登记为准，故本案中姚昌伦要求百事佳公司协助办理案涉商品房的产权登记，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姚昌伦与百事佳公司于2006年4月18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二、百事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姚昌伦取得所购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书。一审案件受理费13340元，实际收取50元，由百事佳公司负担。 二审中，百事佳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 （一）百事佳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提交如下材料： 1.2019年7月30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出具的成武公（望）立字[2019]5540号《立案决定书》； 2.2019年7月30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 3.2019年7月30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望江路派出所出具的《受案登记表》； 该三份证据拟共同证明：与本案相关的案件事实因涉及刑事犯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移送侦查机关，待刑事程序终结后视情况是否继续审理。 经质证，姚昌伦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力，认为：上述证据中所涉房屋并未包含案涉房屋，且公安机关是针对盗窃案予以立案侦查，而冯身健、闫登富拒绝将房屋归还百事佳公司且长期收取租金的行为，与本案无关。 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能够确认，根据《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所载内容可知，因百事佳公司员工周永萍报称“锦江花园城”钻石座27楼有六套商品房经生效判决确认归百事佳公司所有但却被冯身健、闫登富拒绝归还且将部分房屋长期对外出租，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遂决定对周永萍被盗窃案立案侦查。但，案涉房屋系“锦江花园城”1幢2单元22层5号住宅，并非上述证据所涉的六套房屋，不论周永萍被盗窃案的处理结果如何，对本案中认定姚昌伦与百事佳公司之间就案涉房屋是否建立了商品房销售合同关系，并无关联性。故，上述证据不能达到百事佳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二）百事佳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提交如下材料： 1.《关于补充提交“严有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房屋返还协议〉的情况说明》； 2.2006年5月18日，严有泉与冯身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3.2019年9月4日，严有泉与宋玲鋆签订的《房屋返还协议》； 该三份证据拟共同证明：案外人严有泉也持有与冯身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严有泉甘愿退还房屋，并以此作为条件，请求宋玲鋆不再追究严有泉对该房屋的无权占用责任，严有泉退还房屋所依据的合同与本案情况一致，表明姚昌伦关于合同有效的主张明显存疑。 经质证，姚昌伦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证据均为复印件，未举示原件，即使证据属实，所涉房屋也与本案房屋不是同一房屋，与本案处理没有任何关联性。 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2、3无原件，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证据属实，所涉房屋亦非案涉房屋，所涉合同的签订、盖章情况亦与案涉合同不完全相同，故，严有泉是否自愿退还房屋的事实，与本案中认定姚昌伦与百事佳公司所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证据1应系百事佳公司的举证意见及对本案的相关代理意见，依法不属于证据范畴，本院不作为证据采信。 （三）百事佳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提交如下材料： 2019年9月20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望江路派出所出具的《告示》，并将该《告示》张贴于“锦江花园城”钻石座27楼1号至6号房屋外的现场照片；拟证明：闫登富涉嫌侵占百事佳公司房屋的刑事犯罪案件进展情况，表明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与闫登富作为原告提起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之诉的民事案件中，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事实状态，进一步佐证本案中姚昌伦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事实的唯一性，也无法推翻案件事实中的合理怀疑。 经质证，姚昌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力，理由与其对2019年8月28日证据的质证事由一致。 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百事佳公司关于闫登富因侵占房屋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与本案属于同一事实、应作相同处理的主张，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佐证，故，闫登富与百事佳公司之间就其他房屋所产生的纠纷及处理情况，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四）百事佳公司于2019年10月23日提交如下材料： 《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向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局望江路派出所调取对闫登富、冯身健、马景芳等人所形成的询问笔录及讯问笔录，拟证明：与姚昌伦类似的所谓购房人如闫登富因涉嫌侵占房屋刑事犯罪被立案侦查，并在公安机关主持下将侵占房屋退还给百事佳公司，公安机关在侦办闫登富一案中，对涉案相关当事人冯身健、马景芳等人依法进行了调查，据悉相关事实不但与本案相关，并将直接影响本案的公正审理，上述申请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及付款的客观事实。 经质证，姚昌伦认为，百事佳公司的该项申请本身不是证据，仅是其行使诉讼权利提出的一项请求；因申请事项所涉房屋与本案中的房屋并非同一标的物，与本案处理不具有关联性，姚昌伦认为该项请求不应准许。 经审查，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对案外人闫登富是否涉嫌非法侵占百事佳公司房屋的刑事案件侦办情况，所涉房屋并不包含本案诉争房屋在内，该刑事案件调查形成的询问及讯问笔录，与本案中认定合同是否真实、有效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故，对百事佳公司的该项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五）百事佳公司于2020年1月6日提交如下材料： 1.2019年11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川0107民初1059号民事裁定书； 2.2019年11月22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成检民（行）监[2019]51010000624号《通知书》； 该两份证据拟共同证明：与本案案情类似的案件，或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或被人民检察院受理抗诉申请，由此可见相关案件事实均存在重大疑点，姚昌伦在本案中据以主张权利的证据，不足以形成证据锁链，推翻合理怀疑，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 经质证，姚昌伦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力，认为冯身健持有百事佳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证照以及案涉房屋所在项目的建设工程许可证等文件材料，并且在百事佳公司的办公场所与购房人签订合同，完成交易及交房，足以表明冯身健在担任百事佳公司法定代表人时的签约行为，构成职务行为，在冯身健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后的签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至于合同上加盖的公章及收款收据上加盖的财务印章是否真实，并不能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 经审查，一审法院（2019）川0107民初1059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因闫登富对“锦江花园城”钻石座27楼C号、C1号房屋的占用问题涉嫌刑事犯罪，需待刑事案件作出处理后视情况处理民事案件，据此裁定驳回闫登富的起诉；而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成检民（行）监[2019]51010000624号《通知书》，系百事佳公司申请监督本院（2017）川01民终12680号民事判决，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已决定受理，该案购房人为舒建。本院认为，百事佳公司因“锦江花园城”项目已有若干涉诉案件，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案情相似情况，但各案件相互独立，且具有个案特殊性。在百事佳公司对闫登富因侵占房屋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以及舒建案件与本案属于同一事实、应作相同处理的主张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百事佳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就其他房屋所产生的纠纷及处理情况，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百事佳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中，因百事佳公司对案涉合同中冯身健的签名是否属实、合同中所盖公章的加盖主体以及印章是否真实、收据中所盖财务印章的加盖主体以及印章是否真实、购房款是否实际支付以及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地点、款项收取地点、款项去向、冯身健是否认识姚昌伦、房屋是否已交付及如何交付等事实，均认为只能向冯身健本人核实方能查明，故本院工作人员于2019年9月24日前往浙江省第三监狱向冯身健就案涉合同签订、付款问题进行核实。冯身健陈述其不认识姚昌伦，查阅相关合同及票据后，冯身健陈述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冯身健”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案涉《收据》中的财务印章是百事佳公司真实印章，《收据》中“出纳处”书写的“冯”字是其本人所签，《收据》中其它内容由百事佳公司的出纳人员填写，《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收据》是同一天形成；至于姚昌伦是否实际支付购房款，冯身健表示因时间久远记不清楚具体付款情况，但陈述其未收取任何人现金，购房款应当是通过转账方式付至百事佳公司的账户或公司财务收的，只要其签字的，都认可房款已收到。 对该份调查笔录，百事佳公司发表意见认为：冯身健陈述未收取过现金，该陈述与姚昌伦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是通过现金方式支付购房款的述称，是矛盾的，在姚昌伦无法提交其他证据佐证付款事实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已支付案涉购房款；此外，关于案涉合同是否真实签订这一基本事实，百事佳公司对冯身健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内容保留意见，请求二审法院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姚昌伦对该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认为反映了客观事实，冯身健陈述案涉合同上加盖的公章及收款收据上的财务印章均系百事佳公司当时所用印章，且冯身健述称“收了钱才会出收据”，表明百事佳公司收到了姚昌伦支付的购房款；至于冯身健否认其本人收到现金，不排除是冯身健担心自己被继续追究其他刑事责任而作的不实陈述，但该陈述并不影响本案中百事佳公司与姚昌伦之间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关系成立的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三个，现评判如下： 一、关于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关于百事佳公司申请的四项司法鉴定事项是否准予的问题。二审中，百事佳公司明确其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的事项如下：1.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加盖的“百事佳公司”的印章真实性；2.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冯身健”签名的真实性；3.案涉《收据》中加盖的“百事佳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印章真实性；4.案涉《收据》中“出纳”处“冯”字样签名是否系冯身健所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二审中本院向冯身健核实的情况，冯身健陈述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冯身健”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案涉《收据》中“出纳处”书写的“冯”字是其本人所签，在此情况下，百事佳公司提出的前述第2、4项鉴定申请已无鉴定必要。其次，冯身健在签订案涉合同、出具案涉收据时，其身份为百事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以百事佳公司的名义与姚昌伦签订合同并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该行为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百事佳公司承担。而姚昌伦作为购房者，其在与百事佳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的冯身健签订合同及支付款项时，对百事佳公司印章的审查应仅限于形式审查，鉴于合同及收据中的签章均显示为百事佳公司印章，姚昌伦已尽到该审查义务。同时，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据》均经冯身健签字确认，已产生约束百事佳公司的法律后果，印章的鉴定结论均不影响本案中关于合同及收据真实、有效的认定，且缺乏必要性。基于此，本案中亦无启动前述第1、3项鉴定事项的必要。本院对百事佳公司提出的四项鉴定申请，均不予准许。 关于百事佳公司申请追加冯身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准予的问题。二审中，百事佳公司明确表示：其认为冯身健属于本案必要诉讼当事人，意在核实冯身健在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签名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冯身健并非案涉商品房销售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且在二审中经向冯身健本人核实已确认签名属实的情况下，冯身健不是本案中的必要诉讼当事人。故，对百事佳公司的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冯身健本人已确认《收据》属实的情况下，百事佳公司关于“姚昌伦并未实际支付购房款”的假设前提已不成立，因此，百事佳公司以姚昌伦可能涉嫌虚假诉讼罪或诈骗罪为由主张应将本案移送侦查机关处理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百事佳公司认为，如果冯身健确实收取了案涉购房款，则涉嫌诈骗罪漏罪的意见，实质上是主张冯身健可能将收取的案涉购房款据为己有；如果该假设成立，冯身健应当涉嫌构成侵占公司财产的犯罪，并不影响其对外签订的案涉合同的民事法律效力，除非有证据表明冯身健与姚昌伦共谋侵占或骗取公司财产，但百事佳公司没有提供与此相关的任何证据。且冯身健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刑事案件，已经本院作出的（2012）成刑初字第86号刑事判决书进行审查认定，该生效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犯罪事实，并不包含案涉房屋及对应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据》。因此，本案无须移送公安机关，亦无须中止审理。 据此，一审法院未追加冯身健参加本案诉讼、未准许司法鉴定申请、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审理程序并无不当。百事佳公司关于本案遗漏必要诉讼第三人、采信证据错误，违反法定审理程序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与姚昌伦建立商品房销售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否是百事佳公司，以及该合同的效力认定。 根据庭审已查明事实，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及《收据》出具时，冯身健系百事佳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百事佳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即在对外关系上，法定代表人对外以法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时，其与法人之间并非代理关系，而是代表关系，其代表职权来自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故其对外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从事的民事行为即为法人行为，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担。根据庭审已查明的事实，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及《收据》出具时，冯身健系百事佳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百事佳公司作出意思表示，其法律后果应由百事佳公司承担。 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处载明为百事佳公司，故冯身健并非以其个人名义签订合同。百事佳公司以其不知晓案涉交易、合同系冯身健已实际停止职务的情况下签订为由，上诉主张案涉合同中的出卖人是冯身健，该主张并无任何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百事佳公司。百事佳公司未举证证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该合同合法、有效。 三、姚昌伦要求百事佳公司协助办理案涉房屋不动产权证的诉请能否成立。 如前所述，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庭审已查明，合同签订后，百事佳公司即将案涉房屋交付姚昌伦占有、使用至今，姚昌伦已对房屋进行装修并入住。百事佳公司对该事实应当知晓，其虽主张从未收到案涉购房款，但没有证据证明曾向姚昌伦主张权利。结合《收据》以及本院向冯身健调查中其关于在《收据》中签字即认可房款已支付的陈述，能够认定姚昌伦是支付了相应对价后入住案涉房屋。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前，百事佳公司就同一房屋虽与案外人范存远签订《成都市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但该合同已经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11日作出的（2015）武侯民初字第4879号民事判决确认为无效合同，且查封法院对案涉房屋采取的查封措施已过期，查封法院并未续查封。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姚昌伦请求百事佳公司协助办理案涉房屋不动产权证的主张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百事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49元，由上诉人四川百事佳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 耘 审判员 何广智 审判员 夏 伟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