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5852号 原告：朱关生，男，194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涛（系朱关生儿子），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胡阿芹，女，195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涛（系胡阿芹儿子），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朱涛，男，197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王伟芳，女，1976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涛（系王伟芳丈夫），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朱景沙，男，200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朱涛（系朱景沙父亲），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002514937D，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南秀路2699号。 负责人：邵意丽，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丹丹，女，系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桂红，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关生、胡阿芹、朱涛、王伟芳、朱景沙与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塘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涛、王伟芳，被告新塘街道办事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丹丹、胡桂红到庭参加诉讼。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本案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审理，并于同年4月24日恢复审理。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曾申请庭外协商，本院予以准许，故本案依法扣除审限二个月。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审理期限届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曾委托杭州市萧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2018）浙杭湘证字第9910-94号《公证书》第四项；2.新塘街道办事处为五原告重新分配140平方米安置房（暂估值2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新塘街道办事处承担。诉讼过程中，五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新塘街道办事处赔偿五原告未按期交付140平方米安置房的过渡费损失10800元（按每月3600元自2019年6月1日起计算至同年8月31日止）；2.新塘街道办事处为五原告重新分配2012年公示内容中户型为三室两厅两卫、面积为140平方米、安置区块为杭州市萧山区名苑小区的高层安置房一套；3.本案诉讼费由新塘街道办事处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12月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下畈朱城中村改造农户拆迁补偿安某书》（以下简称“《安某》”）一份，约定由新塘街道办事处拆迁朱关生户位于杭州市萧山区下畈朱社区（以下简称“下畈朱社区”）5组4户的房屋（以下简称“案涉被拆迁房屋”），并支付朱关生户货币补偿款及临时安置过渡费。双方同时约定，房屋拆迁补偿方式为房屋安置，安置面积合计420平方米，确定户型分别为140平方米、120平方米、90平方米、70平方米各一套，共计四套安置房。协议签订后，朱关生户依约搬离案涉被拆迁房屋，新塘街道办事处亦向朱关生户支付了货币补偿款及安置过渡费。2018年，安置房建造完成。同年11月26日，新塘街道办事处向被拆迁人下发《新塘街道黎南名苑抽房通知书》，定于同年11月28日进行安置房抽房工作。同年11月28日上午，朱关生户在取得浙江省杭州市湘湖公证处编号为（2018）浙杭湘证字第9910-94号《公证书》时发现，其户抽取的14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位于杭州市萧山区（以下简称“XX名苑”）（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五原告认为该《公证书》载明的户型或面积书写错误，当即向组织抽房活动的新塘街道办事处安置工作负责人顾利江提出异议。顾利江立即联系了抽房现场的公证人员，得到回复称：“抽房卡与《公证书》房号一致，但对具体户型和面积无法确定”。顾利江遂提出五原告可到黎南名苑小区核对面积和户型。五原告立即驱车前往黎南名苑安置小区，但该小区临时物业告知五原告，小区已经实施管制，任何人不得进入。五原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返回抽房现场并联系下畈朱社区书记朱成荣，由朱成荣联系顾利江。最后，顾利江经请示上级领导后，向五原告承诺，让新塘街道办事处先完成该次抽房工作，若五原告后续发现所抽取的安置房户型与面积存在问题，可向街道办事处反映情况，街道办事处定会解决相关问题。同年12月2日，下畈朱社区居民委员会通知五原告可前往黎南名苑小区查勘。经查勘，五原告发现如下问题：黎南名苑小区共有544套140平方米户型的安置房，其中仅1号楼两个单元共计44套房屋系中间套户型，且该140平方米户型系从8层开始，由原120平方米户型增加约15平方米后改建而来。同年12月3日，五原告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到新塘街道办事处要求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给予合理解释。但除了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反馈称抽房前的确发现了该问题之外，相关领导对五原告提出的户型问题表示“一概不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五原告于同年12月4日致电杭州市民服务热线，要求督促新塘街道办事处查清事实并承担相应责任。2019年1月2日，五原告得到反馈：“萧山区城区建设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31日成立，郎家浜、下畈朱项目于2012年8月27日经萧发投资批复……至项目竣工为止未改变过该安置房户型排户，项目于2012年12月22日通过区联合方案评审，无任何单位提出户型调整，同时该方案于2012年12月公示……”五原告对新塘街道办事处的前述回复不予认可，具体理由如下：其一，同一单元的房屋1至7层为120平方米户型，8至29层为140平方米户型，此类设计不符合住宅建筑设计的基本常理，且1至7层承重墙与8至29层承重墙上下不对应，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应非原始设计。其二，新塘街道办事处向“12345”杭州市民服务热线回复称“项目于2012年12月22日通过区联合方案评审，无任何单位提出户型调整，同时该方案于2012年12月公示”，对项目通过评审时间及方案公示时间表述模糊，孰前孰后不清。其三，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签订案涉《安某》后，新塘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曾向五原告承诺14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均为边套户型，故五原告仅确定了一套14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现五原告实际抽取的14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为中间套户型，而非边套户型，显然系新塘街道办事处违背协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存在单方违约行为，导致五原告无法获得公平、公正、公开的有效安置。其四，新塘街道办事处在本案中提交的2014年6月6日《新塘街道下畈朱社区、郎家浜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总平面定位图1：500》（以下简称“《总平面定位图》”）及2013年11月23日《总平面定位图》均形成于案涉《安某》签订之后，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五原告现查明案涉安置项目方案公示时，公示内容中无任何相关楼层设计图纸，仅明确140平方米户型房屋共计544套，且均为三室两厅两卫户型。而五原告实际抽取的案涉房屋为四室两厅两卫户型，且系由原120平方米户型变更而来，不仅出现所谓的“枪型”户型的诸多弊端，且与其他140平方米边套户型相比，阳台、房间布局、面宽、采光及景观均有天壤之别。下畈朱、郎家浜两个社区的居民自始至终均不知晓14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有两个不同户型，而新塘街道办事处在抽房之前亦未对五原告进行明示，即将两个天差地别的户型放在同一个抽房箱中让五原告抽取房号。其行为剥夺了五原告的安置知情权及选房权，导致五原告无法获得公平、公正的有效安置。新塘街道办事处在庭审中自认其在《安某》签订后才进行户型需求统计。显然，这导致安置房户型在设计方案完成之后又发生了变更。新塘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新塘街道下畈朱社区、郎家浜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初步设计批后修改文本》（以下简称“《批后修改文本》”）亦可印证其在原有的Ｃ户型安置房上擅自增加一个房间，变更为Ｄ2户型，与2012年公示内容不符，系擅自变更户型。朱关生户《黎南名苑小区安置房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载明的过渡费54000元系截至2019年5月31日的过渡费，此后新塘街道办事处便未再发放过过渡费。但到目前为止，朱关生户尚未取得符合《安某》约定及2012年公示内容的140平方米安置房，而该140平方米安置面积对应的安置人口为2人，故新塘街道办事处应赔偿五原告自2019年6月1日起至同年8月31日止按照2个安置人口计算每月3600元（每人每月1800元）的过渡费。因新塘街道办事处已为五原告分配的140平方米安置房并非符合《安某》约定及2012年公示内容的14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而系由120平方米户型变更而来，故其应为五原告重新分配与《安某》约定及2012年公示内容一致的14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具体操作方法以新塘街道办事处安置分房的实践操作为准。五原告认为，其一，2012年12月1日至10日《新塘街道下畈朱社区、郎家浜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总平面图》（以下简称“《总平面图》”）在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及新塘街道办事处进行公示，在“户型配比”栏中标明该安置项目设计为70平方米、90平方米、120平方米、140平方米四种户型，共1340套。其中，标称面积为140平方米户型的安置房共544套，且明确户型为三室两厅两卫。同年12月7日，朱关生户与新塘街道办事处签订案涉《安某》，确认该户安置面积为420平方米，分别为70平方米、90平方米、120平方米、140平方米四种户型的安置房各一套。可见，前述公示中所附的《总平面图》中面积、户型、数量描述具体明确，对原、被告双方订立案涉《安某》具有重大影响，应视为要约。该《总平面图》虽未附在双方签订的《安某》中，但应当视为合同内容之一，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其二，在2012年12月原、被告双方签订《安某》过程中，新塘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曾向朱关生等被拆迁人口头承诺，140平方米户型为最大户型且全部系边套户型。前述事实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不但有与朱关生户同期签订《安某》的其他同社区居民予以证实，且现已查明黎南名苑小区的边套安置房均系140平方米、三室两厅两卫户型，足以证明前述口头承诺系客观存在的。其三，五原告实际分得的案涉标称面积为140平方米的安置房户型并非2012年公示的《总平面图》中“户型配比”栏载明的三室两厅两卫户型，而系新塘街道办事处在协议签订后、安置房项目建设过程中，擅自将原1号楼标称面积为120平方米、三室两厅两卫的中间套户型自8层开始变造而来。也就是说，其从隔壁标称面积为90平方米户型的安置房隔出一室，将原标称面积为90平方米的两室两厅一卫户型变造为标称面积为70平方米的一室两厅一卫户型，再将隔出的一室并入原标称面积为12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两卫户型，导致并入的一室与原标称面积为12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两卫户型格格不入，不但出现“枪型”户型的诸如空间浪费、过道狭长、户型缺角、房间窄小及采光差等诸多弊端，且原分隔相邻两户型厚度为30厘米、长度超过3米的Ｌ形承重墙，全部横亘在案涉房屋中间，既占用空间，又破坏整体风水格局，畸形的四室两厅两卫变造户型严重影响五原告对该安置房的使用。新塘街道办事处未经朱关生户等被拆迁人同意，擅自改变户型，违反了小区规划，损害五原告利益，属于违约行为。其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新塘街道办事处单方面违约，损害五原告利益，应优先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再承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其五，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但本案中并未发生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审理过程中，新塘街道办事处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影响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情形，故不能免除其单方面违约的违约责任。其六，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结合新塘街道办事处庭审中自认的事实，即2013年8月的施工平面图系包括其在内的多家单位联合评审并“批后修改”的，对其关于案涉安置小区设计与建造方为第三方，故其无须承担违约责任的相关辩论意见，五原告不予认可。其七，新塘街道下畈朱社区、郎家浜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于2012年8月27日经萧发改投资批复，同年12月1日至10日进行项目公示，同年12月22日通过区联合方案评审。但新塘街道办事处自认其所提供的项目施工平面图系2013年8月之后经包括其在内的多家单位“批后修改”的，且该施工平面图中项目1幢8至29层共有六种户型，与2012年12月1日至10日进行项目公示、同年12月22日通过评审的方案确定的该项目仅有四种户型的事实不符，故对其关于其从未对案涉安置房项目户型进行过变更的相关辩论意见，五原告不予认可。其八，对比新塘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安置房项目1号楼4至7层施工平面图及8至29层施工平面图可知，五原告实际分得的案涉标称面积为140平方米的安置房户型并非2012年12月公示的三室两厅两卫户型，而系120平方米、三室两厅两卫的中间套户型自8层起增加一室变造而来，从而印证新塘街道办事处关于案涉房屋仍系三室两厅两卫户型的辩称违背事实，与其自身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其九，《公证书》在民事诉讼中仅系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并不对证据作出维持或撤销的裁判，故《公证书》载明的内容系维持抑或撤销，并不属于人民法院诉讼受理范围，新塘街道办事处关于案涉房屋抽房活动已有《公证书》予以证明，实际上无法继续履行《安某》，为五原告重新分配140平方米安置房的相关辩论意见，五原告不予认可。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安某》合法有效，五原告依约搬离案涉被拆迁房屋后，新塘街道办事处在安置分房过程中无故剥夺五原告的安置知情权及选房权，导致其无法获得公正、公平、公开的有效安置，已严重违反协议约定及拆迁安置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构成恶意违约。虽然新塘街道办事处违约对安置项目户型进行了变更，但目前安置房项目仍有12套符合协议约定户型的安置房未分配，不存在法律上的限制或禁止性情形，案涉《安某》从法律上和事实上均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五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五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新塘街道办事处辩称，首先，案涉《安某》仅约定“乙方安置面积为高层住宅420平方米”，未约定户型套数，故新塘街道办事处对五原告负有的安置义务为提供面积为420平方米的高层安置房。根据《公证书》显示，新塘街道办事处已依约交付包括14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在内的420平方米安置房，且结合五原告提交的《缴款通知书》可知，五原告实际分得的安置房建筑面积为448.93平方米，远远超过420平方米，新塘街道办事处已完整履行《安某》项下的安置房分配义务。故五原告不予入住安置房，与新塘街道办事处无关，其不具备要求新塘街道办事处再行支付过渡费的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但对五原告主张的过渡费发放标准每人每月1800元（过渡费1600元＋生活补贴200元）及该户过渡费发放截止时间2019年5月31日予以确认。其次，新塘街道办事处已完全按照《安某》约定交付了140平方米安置房，五原告要求新塘街道办事处重新为其户分配140平方米安置房，亦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案涉《安某》仅约定“乙方安置人数5＋1人”，但未对五原告要求的户型进行约定，亦未体现五原告对140平方米安置房的具体户型设计有要求。对五原告关于其户所分得的140平方米安置房系由120平方米户型变造而来的揣测及起诉状中提及的四点起诉理由，新塘街道办事处不予认可。在2013年8月《批后修改文本》中，1号楼《八-二十九层平面图》中已经明确存在140平方米的Ｄ2户型，该户型与现有安置房的所有设计一致，且安置房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符合设计规范，不存在违反建筑设计基本常理或者不符合居住要求的情况或质量问题。根据新塘街道办事处提交的2013年11月23日《总平面定位图》及五原告提交的2012年公示通过的《总平面图》显示，2012年12月公示时就明确户型配比中140平方米安置房共544户，120平方米安置房共126户，90平方米安置房共126户，70平方米安置房共544户，但未体现具体的户型设计。目前来看，最早出现的户型设计图显示时间为2013年8月，从该时间起至竣工时止，户型设计均未发生变更。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案涉《安某》中并未明确70平方米、90平方米、120平方米、140平方米安置房共有几种户型，户型数量的确定主要是前期进行初步统计，后期根据签约时被拆迁人明确的户型需求进行数据汇总，然后交由设计单位设计，但《批后修改文本》可对户型数量进行修改。从目前的图纸来看，140平方米安置房共有Ｄ和Ｄ2两种户型，但均属于Ｄ户型，即140平方米户型。总平面图与户型设计图系两个不同概念，不存在五原告所称的转化问题，Ｄ和Ｄ2两种户型的户型设计图亦无须进行公示。根据《总平面图》显示，2012年公示时总共有70平方米、90平方米、120平方米、140平方米四种户型，除了70平方米户型一开始公示为544户，后于2014年4月28日经杭州市规划局萧山规划分局加盖方案审核专用章确认变更为545户外，其余户型均未发生变动。事实上，五原告所称的三室两厅两卫、四室两厅两卫等均非关键因素，从设计到竣工，140平方米户型的安置房数量均明确为544户，无论是户型、户数抑或楼层选择均未发生变动。140平方米户型的安置房具体户型如何设计，包含几个卧室，最终并不影响五原告实际居住，五原告所称的几室几厅几卫的要求并非新塘街道办事处的合同约定义务。且从客观实际来讲，大多数购房者都希望89平方米户型的房屋能够设计为三室两厅两卫，现140平方米户型的安置房若能从设计上做到四室两厅两卫，显然更有利于五原告的居住利益。再次，新塘街道办事处已向五原告交付合计448.93平方米安置房，若五原告坚持要求完全按照《安某》履行，应当把超出420平方米的多余安置面积返还给新塘街道办事处。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五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五原告提交的《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下畈朱城中村改造农户拆迁补偿安某书》《公告》《新塘街道下畈朱社区、郎家浜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总平面图》《黎南名苑小区安置房缴款通知书》各一份，新塘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下畈朱城中村改造农户拆迁补偿安某书》、《公证书》、2014年6月6日《新塘街道下畈朱社区、郎家浜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总平面定位图1：500》、2013年11月23日《新塘街道下畈朱社区、郎家浜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总平面定位图1：500》、《新塘街道下畈朱社区、郎家浜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初步设计批后修改文本》（含《四-七层平面图》《八-二十九层平面图》）各一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五原告提交的证据。1.下畈朱安置房施工平面图、户型列表各一份，欲证明案涉房屋户型系新塘街道办事处擅自改变原公示户型规划而来，下畈朱安置房户型从公示时的四种增加为六种的事实。2.《黎南名苑1幢1单元房源信息一览表》《黎南名苑1幢2单元房源信息一览表》各一份，欲证明目前黎南名苑小区安置房房源充足，新塘街道办事处可以继续履行《安某》；黎南名苑小区140平方米户型分布与2012年公示内容不一致，3至7层为一种户型，8至29层为另一种户型，系新塘街道办事处擅自变更户型设计等事实。3.证人陈某的证言，欲证明陈某与五原告系同一社区居民，其与五原告均分别与新塘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安某》，并参与了安置房分房、抽号、参观等过程，其关于《安某》签订时已明确分配安置房户型的陈述，可以证明签约时户型已经确定，否则日后无法进行实际安置，从而印证新塘街道办事处关于签约时未分配安置房户型的辩称不是事实；该证人证言还可证明分房前新塘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被拆迁人140平方米户型系最大户型且均系边套户型的事实；事实上，新塘街道办事处开放黎南名苑小区5号楼1单元四个户型的安置房供被拆迁人参观系在安置房抽号之前，而非抽号之后，证人可能记忆出了差错。经质证，新塘街道办事处认为，1.对证据1，下畈朱安置房施工平面图显示Ｄ户型中出现了Ｄ2户型，但总体均属于140平方米户型，且从初始设计时便存在该户型设计，因该平面图上有部分涂改内容，故应以新塘街道办事处提交的平面图为准；户型列表未加盖印章，无法确认制作主体，可能系五原告自制而成，故不予认可。2.对证据2，不予认可。且需要说明的是，黎南名苑小区剩余安置房房源系为经行政裁决须给予安置的部分农户预留，目前新塘街道办事处确无其他可分配房源。3.对证据3，对证人整体陈述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无法实现五原告的证明目的。签约时，新塘街道办事处会事先统计被拆迁人所需安置房户型；证人称现场看房系在抽房之后，与五原告关于现场看房系在抽房之前的陈述不一致，应以证人证言为准；五原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又自行否认证人证言，故对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真实性和目的持怀疑态度。经审查，本院认为，1.证据1，均系照片打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其真实性，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要求，故本院不予认定；但结合新塘街道办事处作为证据提交的《八-二十九层平面图》，对五原告欲证明的案涉下畈朱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存在Ａ、Ａ2、Ｄ、Ｄ2户型的事实予以确认。2.证据2，系打印件，无法确认证据来源及制作主体，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要求，且新塘街道办事处对其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认定。3.证据3，证人陈某能够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及本院质询，故对其证言的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五原告的证明对象，具体认证如下：其一，《安某》中是否对协议双方约定的被拆迁人安置面积对应的安置房户型套数进行确认，应以实际签订的《安某》为准，且事实上存在部分被拆迁人签署的协议文本填写了安置房户型套数、部分被拆迁人签署的协议文本未填写安置房户型套数的可能，从本院办理的案外人金小均户、金建良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件中获取的《安某》文本亦可印证前述推断，故证人陈某所在的朱林英户签订的《安某》填写了安置房户型套数，不足以证明包括五原告在内的所有被拆迁人签订的《安某》均填写了安置房户型套数或明确约定了安置房户型。事实上，案涉《安某》第八条第2款载明的内容“……安置面积为高层住宅420平方米（其中70平方米____套、90平方米____套、120平方米____套、140平方米____套；优惠价360平方米，成本价60平方米）”，即套数为空白，亦与五原告的相关主张不符，故对该节待证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其二，因证人陈某与五原告系同一社区居民，与五原告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且仅有一名证人出庭作证，故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事实上，证人陈某关于新塘街道办事处开放黎南名苑小区5号楼供被拆迁人参观的时间系在抽房之前抑或抽房之后的陈述亦与五原告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故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弱，根据证人证言及五原告的陈述，尚不足以证明新塘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2012年签约时曾承诺所有14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均系边套户型的事实。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五原告系同一户内家庭成员。其中，户主朱关生与胡阿芹系夫妻关系，朱涛系朱关生与胡阿芹的儿子；王伟芳与朱涛系夫妻关系，朱景沙系朱涛与王伟芳的儿子。2012年12月7日，新塘街道办事处（甲方）与朱关生户（乙方）签订《安某》一份，约定根据区政府已批准的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在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朱关生户拆迁补偿安置达成该协议，并对评估补偿、其它补偿、拆迁奖励、支付方式、腾房要求、过渡方式、安置用房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根据该《安某》第八条第2款约定，安置房选扯位于金城路以南、萧绍运河以西、规划郎家路以北区块；朱关生户安置人数“5＋1”人（其中农业户口___人、非农户口___人、虚拟人口___人）；安置面积为高层住宅420平方米（其中70平方米____套、90平方米____套、120平方米____套、140平方米____套；优惠价360平方米，成本价60平方米）。根据该《安某》第十一条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朱涛代表其户家庭成员在该《安某》上签名、捺印予以确认。另查明，2012年11月30日，杭州市规划局萧山规划分局发布《公告》，载明：“由杭州萧山城区建设有限公司建设的蜀山街道广乐安置房、新塘街道下畈朱郎家浜城中村改造安置房总平面规划设计方案已完稿。根据“阳光规划”的有关规定，现定于2012年12月1日至10日在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及蜀山街道办事处、新塘街道办事处进行公示，欢迎广大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有意见请于公示期内书面反馈至现场意见收集箱。”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于2012年12月14日绘图、设计的《总平面图》于2012年12月14日经杭州市规划局审定，该图纸载明户型配比为70平方米一室两厅一卫544户，90平方米两室两厅一卫126户，120平方米三室两厅两卫126户，140平方米三室两厅两卫544户。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于2013年8月出具的《批后修改文本》中《四-七层平面图》显示存在Ａ、Ｂ、Ｃ、Ｄ等户型设计，《八-二十九层平面图》显示存在Ａ、Ａ2、Ｄ、Ｄ2等户型设计。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分别于2013年11月23日绘图、设计的《总平面定位图》（于同年4月28日经杭州市规划局萧山规划分局加盖方案审核专用章确认）及于2014年6月6日绘图、设计的《总平面定位图》载明的户型配比，除70平方米一室两厅一卫变更为545户外，其余户型配比与前述《总平面图》一致。2018年11月28日，新塘街道办事处为朱关生户分配位于黎南名苑3幢2202室户型为70平方米的安置房、黎南名苑9幢1单元2603室户型为90平方米的安置房、黎南名苑5幢2单元1401室户型为120平方米的安置房、黎南名苑1幢1单元904室户型为140平方米的安置房各一套。2019年1月11日，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萧山区新塘街道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共同向朱关生户发送《缴款通知书》，载明该户安置房4套，共计面积448.93平方米。又查明，朱关生户已按前述《缴款通知书》要求将前述4套安置房购房款缴清。朱关生户过渡费已发放至2019年5月31日。案经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可知，案涉《安某》系新塘街道办事处与朱关生户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乃签约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即新塘街道办事处在案涉《安某》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相应违约责任的认定。首先，对2012年12月14日《总平面图》是否属于案涉《安某》组成部分，可否直接约束原、被告双方的认定。其一，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杭州市规划局萧山规划分局于2012年11月30日发布的《公告》中附有《总平面图》，且已于同年12月1日至10日在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及新塘街道办事处进行公示。但根据五原告提交的2012年12月14日《总平面图》来看，该《总平面图》绘图、设计、校对、审核、审定及经杭州市规划局盖章同意的时间均为2012年12月14日，而前述《公告》显示的公示期间为2012年12月1日至10日，故无法确认五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2012年12月14日《总平面图》即系《公告》所附《总平面图》。其二，即便五原告提交的2012年12月14日《总平面图》即系《公告》所附《总平面图》，因该《总平面图》公示期间为2012年12月1日至10日，而案涉《安某》签订时间为同年12月7日，《总平面图》经杭州市规划局审定时间为同年12月14日，可见原、被告双方签订案涉《安某》时，该《总平面图》尚在公示期内且尚未经杭州市规划局审定，存在进行修改的可能性，显然在双方签约时不属于双方合意内容，不属于《安某》组成部分，也不直接约束协议双方。其三，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内容具体确定，且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五原告提交的2012年12月14日《总平面图》是否可视为要约，关键在于其中所载明的内容是否具体确定并对案涉《安某》的订立具有重大影响。而前述《总平面图》系在2012年12月14日经杭州市规划局审定的规划设计图纸，更多地具有行政审批和政策意义，《安某》则主要系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针对拆迁安置及补偿达成的合意，被拆迁人在协议项下的主要义务是将房屋交由拆迁人拆除，拆迁人在协议项下的主要义务是支付被拆迁人补偿奖励及过渡费，按照双方约定的安置人数及安置面积为被拆迁人足额分配安置房。可见，前述《总平面图》载明的户型配比，尤其是三室两厅两卫等内容，并非对平等民事主体订立《安某》具有重大影响的可作为具体明确的权利义务内容的要约。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尤其是2014年4月28日经杭州市规划局萧山规划分局方案审核专用章确认的2013年11月23日《总平面定位图》对户型配比进行了变更，以及2013年11月23日《总平面定位图》下方“修改版次”载明“Ｄ”、2014年6月6日《总平面定位图》下方“修改版次”载明“Ｆ”等来看，前述《总平面图》及其中载明的“户型配比”均存在依法定程序进行修改和变更的可能，并非一成不变。从案涉《安某》第八条第2款仅约定朱关生户安置人数、安置面积，未填写安置房各户型的具体套数，足以印证原、被告双方在签约时仅确定朱关生户安置人口为6人、安置面积为高层420平方米，未明确具体户型，更遑论具体的户型设计为几室几厅几卫。从中亦可推断出，签约时协议双方磋商及达成合意的内容不包括420平方米安置面积对应的具体安置房户型、套数及户型设计。综上，五原告提交的2012年12月14日《总平面图》不构成要约，其中载明的140平方米三室两厅两卫的内容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即使新塘街道办事处为五原告实际分配的位于黎南名苑1幢1单元904室的房屋确如五原告所称为四室两厅两卫的Ｄ2户型，亦不可据此认定新塘街道办事处存在违约行为。其次，对新塘街道办事处在为五原告分配14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过程中是否存在其他违约行为的认定。其一，结合前述证据认证意见可知，五原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新塘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曾在签约时向其户承诺，日后为其户分配的14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系边套户型，故即使五原告实际分得的案涉房屋并非边套户型，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新塘街道办事处存在违约行为。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五原告主张新塘街道办事处为其户分配的案涉房屋系由原12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改造而来，且存在诸多弊端，严重影响实际居住，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对其前述主张予以证明，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三，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可知，五原告抽得安置房并办理《公证书》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8日，五原告亦自认已按照《缴款通知书》载明的内容付清购房款，根据萧山区相关安置政策，过渡费发放截止时间一般为安置房交付后四个月止，而新塘街道办事处已为五原告发放截至2019年5月31日的过渡费，即五原告取得《公证书》后六个月的过渡费，而案涉房屋未能实际入住的原因在于五原告，而非新塘街道办事处，故五原告要求新塘街道办事处赔偿其自2019年6月1日起至同年8月31日止的过渡费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新塘街道办事处已按约履行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为五原告分配高层安置房448.93平方米，且无证据显示其为五原告分配的14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存在与协议约定不符的情形，新塘街道办事处在《安某》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须承担违约责任。 综上所述，对五原告要求新塘街道办事处赔偿其未按期交付140平方米安置房的过渡费损失10800元，并为其重新分配2012年公示内容中户型为三室两厅两卫、面积为140平方米、安置区块为黎南名苑小区的高层安置房一套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朱关生、胡阿芹、朱涛、王伟芳、朱景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62元，减半收取计2231元，由朱关生、胡阿芹、朱涛、王伟芳、朱景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晓敏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孙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