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民终2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洋，男，197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春华，女，197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华，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娇，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东飞，男，197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现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咏梅，山东鸿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纪全，男，1971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现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咏梅，山东鸿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玉，山东鸿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洋、冯春华因与被上诉人徐东飞、赵纪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0民初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洋、冯春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东飞、赵纪全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王洋、冯春华存在违约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在2014年7月29日王洋、冯春华与徐东飞、赵纪全签订涉案《协议书》前，明确注明了威海华洋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洋公司）拖欠农行文登支行的借款。华洋公司虽然向文登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文登农信社，现文登农商行）借款1000万元，但500万元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其余500万元也已在协议中注明（加上农行文登支行1500万元等，不超过2000万元），王洋于2019年6月4日在威海市文登区法院同文登农商行就500万元的贷款本息达成了书面协议，文登农商行同意在2019年6月20日前由王洋以1500万元的价格一次性购买文登农商行对华洋公司的全部债权和另外一笔案外480万债权，也就是王洋已经以实际行动按照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书》第四条第3款约定，承担了华洋公司2014年7月29日之前的债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在双方签订协议前，对于华洋公司的债权债务账目也均有明确记载，不存在隐瞒情形，一审法院认定王洋、冯春华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未如实披露所欠文登农信社1000万元借款及利息就是违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至于华洋公司在文登市晴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晴洋公司）与万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中承担的500万元连带责任，该债务不是华洋公司的债务双方是明知的，该案立案时间虽在双方签订协议之前，但终审判决在双方签订协议之后，且晴洋公司具有履约能力。华洋公司被纳入人民银行信用记录，在王洋、冯春华披露拖欠金融机构欠款的同时，也已告知了徐东飞、赵纪全。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虽约定债务由王洋、冯春华负责清偿，但并未约定清偿期限，王洋、冯春华一直在积极解决农行文登支行的1500万元贷款。因此，王洋、冯春华不存在违约行为，也没有给徐东飞、赵纪全造成任何经济损失。2.一审法院判决王洋、冯春华向徐东飞、赵纪全支付170万元的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按照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当双方当事人约定违约金过高时可以进行调整，但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而一审过程中，徐东飞、赵纪全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根本没有调整的基础，仅通过酌定就判决王洋、冯春华支付170万元的违约金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徐东飞、赵纪全辩称，1.王洋、冯春华存在严重违约行为，其上诉理由与其在一审答辩“股权转让协议中虽未体现文登农信社1000万的贷款，但在2018年的会议纪要中可以看出”的自认相矛盾，王洋、冯春华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未告知该1000万元贷款，已构成违约；1000万元中的500万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并非由王洋、冯春华决定，银行方面对此并未确认；王洋、冯春华直到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的第5年，在徐东飞、赵纪全提起诉讼后迫于压力才购买了该1000万元债权，之后其又将受让的该笔债权转让给了自己的儿子王浩宇，并变更申请执行人为王浩宇，而华洋公司为被执行人，故王洋、冯春华的违约事实客观存在。2.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清偿期限是因徐东飞、赵纪全无法预知相关债务发生时间，对于已发生债务王洋、冯春华应及时解决。3.王洋、冯春华的违约行为给徐东飞、赵纪全造成了实际损失。华洋公司在晴洋公司与万通公司纠纷案中被判令承担500万元的连带责任，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向华洋公司发出高消费限制令；王洋、冯春华未清偿在农行文登支行的1508万元贷款，致使华洋公司被纳入人民银行征信记录，5年来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医药招标受到限制，蒙受了重大经济和信用损失。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如果一方违约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王洋、冯春华的违约行为给徐东飞、赵纪全造成的实际损失已远远不能用金钱衡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徐东飞、赵纪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洋、冯春华：1.返还徐东飞、赵纪全银行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1000万元；2.赔偿违约金2000万元；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洋公司原名称为威海申威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威公司)，成立于1995年，经数次变更，至2010年10月21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浩宇，认缴出资额543万元，持股比例11%；冯春华，认缴出资额5097万元，出资比例89%。王洋和冯春华系夫妻关系，王浩宇系二人之子。2014年7月29日，徐东飞、赵纪全与王洋、冯春华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华洋公司所持有的十六个药品的批准文号以及尚待审查通过的紫芪克咳口服液的批准文号及制剂车间的现有设备做价5333万元，由王洋、冯春华将上述财产权利的90%折价为4800万元转让给徐东飞、赵纪全。王洋、冯春华通过将冯春华名下持有的华洋公司90%的股份转让给徐东飞、赵纪全的形式，使徐东飞、赵纪全取得控股经营华洋公司上述药品的经营权。4800万元转让价款分期支付，2014年5月31日前，徐东飞、赵纪全支付王洋、冯春华1000万元，2014年7月31日前，徐东飞、赵纪全支付王洋、冯春华1133万元，2015年6月30日前，徐东飞、赵纪全支付王洋、冯春华2667万元，本协议签订之前，王洋、冯春华已收到徐东飞、赵纪全第一、二期转让价款2133万元。本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双方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王洋、冯春华先转让冯春华名下华洋公司40%的股份给徐东飞、赵纪全，王洋、冯春华收到徐东飞、赵纪全转让价款2667万元后三个工作日内，双方前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王洋、冯春华再转让冯春华名下华洋公司50%的股份给徐东飞、赵纪全，变更登记完成后，徐东飞、赵纪全成为控股股东，持有华洋公司90%的股份。王洋、冯春华保证协议签订前华洋公司债务加上农行文登支行1500万元等不超过2000万元。本协议签订前华洋公司名下所拥有的除本协议约定的十六个药品的批准文号以及尚待审查通过的紫芪克咳口服液的批准文号、制剂车间的现有设备的90%的财产权利之外的所有财产、债权、债务和担保由王洋、冯春华享有并负责清偿与解除。关于违约责任，双方约定，本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应依约遵守，切实履行义务，如有一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或提供虚假信息欺诈另一方，则守约方可即刻终止履行本协议，违约方除向守约方支付实际损失以外还需另行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王洋、冯春华如未按期支付徐东飞、赵纪全转让款，则徐东飞、赵纪全应于付款期截止之日起30日内将徐东飞、赵纪全已取得的华洋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王洋、冯春华指定的自然人名下，徐东飞、赵纪全已支付的转让费王洋、冯春华不予退还。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5年7月28日，王洋、冯春华与徐东飞、赵纪全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第一项载明，王洋、冯春华名下剩余股份作价人民币1066万元，转让给徐东飞、赵纪全，本次股权转让完毕，公司股东为徐东飞、赵纪全，持有公司100%股权，其中徐东飞持有65%股份，赵纪全持有35%股份。根据上述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徐东飞、赵纪全向王洋、冯春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886万元。2014年7月29日，徐东飞、赵纪全登记为华洋公司股东，其中赵纪全30%，徐东飞持股10%。2015年6月18日，徐东飞股份变更登记为60%。2015年7月28日，徐东飞股份变更登记为65%，赵纪全股份变更登记为35%。徐东飞、赵纪全提交的2019年2月21日的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用报告显示华洋公司尚有1508万元银行贷款未偿还。另查明，2000年7月2日和2004年8月30日，申威公司向文登农信社分别借款500万元，共计借款本金1000万元。该笔债务在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该笔借款本息在徐东飞、赵纪全成为华洋公司股东后，徐东飞、赵纪全并未向文登农信社清偿。2019年6月4日，王洋与文登农商行签订协议书约定，上述2笔贷款债权由王洋购买。还查明，因晴洋公司（反诉被告）诉万通公司（反诉原告）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华洋公司作为该案第三人（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该案生效判决判令晴洋公司返还万通公司投资款500万元，华洋公司被判令承担连带责任。现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向华洋公司发出限制高消费令，限制华洋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得以单位财产实施高消费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洋、冯春华应否返还徐东飞、赵纪全银行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1000万元；二、徐东飞、赵纪全主张的违约金2000万元是否应予调整以及调整的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债务应当清偿。但清偿债务需以存在债务为前提。本案中，徐东飞、赵纪全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华洋公司所欠文登农信社借款1000万元及利息，徐东飞、赵纪全并未向债权人清偿，即，徐东飞、赵纪全所主张的债务并未发生，故徐东飞、赵纪全主张王洋、冯春华应否返还徐东飞、赵纪全银行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1000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上述法律规定对违约金采取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的原则。本案中，双方于2014年7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本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应依约遵守，切实履行义务，如有一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或提供虚假信息欺诈另一方，则守约方可即刻终止履行本协议，违约方除向守约方支付实际损失以外还需另行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从双方约定的内容看，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2000万元系损失之外另行赔付的数额，该违约金具有惩罚属性。王洋、冯春华主张违约金过高，虽未提交证据，但鉴于本案股权转让价款为5886万元，徐东飞、赵纪全已支付，王洋、冯春华亦将股权过户至徐东飞、赵纪全名下，合同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因此应当对违约金数额予以调整。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系固定数额，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酌情予以调整主要考虑以下具体因素：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的公平原则、第六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二是股权转让合同标的额5886万元与违约金2000万元的比例关系；三是本案违约金的惩罚属性；四是股权转让合同主要义务已经履行；五是王洋、冯春华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未如实披露所欠文登农信社款1000万元借款及利息、股权转让前华洋公司所欠1508万元银行贷款被纳入人民银行信用记录、华洋公司被生效判决判令承担500万元债务的连带责任并被限制高消费；六是徐东飞、赵纪全虽未举证证明存在直接经济损失，但由于王洋、冯春华未如实披露债务导致徐东飞、赵纪全信用受损，且无法用货币衡量，国务院2014年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来，民事主体的信用价值日益凸显，本案酌情裁判一定数额的惩罚性违约金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求相契合。综合考察上述具体因素，酌定调整违约金数额为170万元。王洋、冯春华系夫妻关系，对其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综上所述，徐东飞、赵纪全要求王洋、冯春华返还其银行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1000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徐东飞、赵纪全要求王洋、冯春华赔偿违约金2000万元的诉讼请求，酌定170万元，其余部分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驳回徐东飞、赵纪全要求王洋、冯春华返还其银行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10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二、王洋、冯春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徐东飞、赵纪全违约金170万元；三、驳回徐东飞、赵纪全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46800元，由徐东飞、赵纪全负担236311元，王洋、冯春华负担10489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洋、冯春华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威民一重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裁定书及本院（2018）鲁民终56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华洋公司、晴洋公司、万通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一案于2014年3月20日立案，所涉债务确定时间在2018年6月6日之后，故在2014年7月29日双方签订涉案协议书时该债务并不存在。从一审起诉时间看，该纠纷跨越了2014年7月29日，华洋公司在本案的各个审理程序中均出具了代理手续提交了相关证据，进一步说明本案双方对华洋公司涉及该纠纷是明知的，而且在2014年7月19日华洋公司没有存在该笔500万元的连带责任。证据2.文登农信社2011年8月24日向王洋出具的收据一份，该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是王洋，人民币500万元，证明对于华洋公司拖欠文登农信社的1000万元，王洋已偿还了500万元，尚有500万元欠款未还。因此，在双方2014年7月29日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华洋公司的债务不超过2000万元，不存在违约行为。证据3.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处置咨询备案表一份，证明华洋公司前身申威公司在文登农信社的3笔贷款，贷款本金为2015万元，2009年10月30日山东省农村信用社决定以协议转让方式，以1000万元出售上述2015万元的债权本息。证据4.2011年8月15日，文登农信社与王洋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明细表》各一份，证明文登农信社与王洋约定，王洋以500万元价款购买华洋公司在文登农信社三笔贷款中的一笔（本金1015万元，利息16579972.64元，共计26729972.64元的欠款），结合证据2、3，剩余1000万元的贷款本息仅需要500万元购买。该500万元债务已经记载在双方协议书中，没有隐瞒也没有违约。证据5.王洋在建“华洋财富大厦”图纸及一楼平面图，一楼平面图西南角标有“信用社”字样。证明王洋根据与文登农信社的约定，建设“华洋财富大厦”时专门为信用社规划了楼房用于抵顶500万元欠款，但因故未实现。实际上，2014年7月29日华洋公司在文登农信社的债务还是500万元。证据6.文登农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截止2009年10月30日，申威公司在其行有不良贷款三笔，本金分别为500万元、1015万元、500万元，经与王洋协商，由王洋与其行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2011年，王洋以500万元价格购买其中一笔1015万元债权，已实际收到转让款500万元并向王洋出具了收款收据。剩余两笔不良贷款于2019年通过《债权转让协议》转让给了王浩宇。徐东飞、赵纪全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在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之外的所有的债务全部由王洋、冯春华方负责偿还，且在2014年7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候该案已经发生诉讼。而在本案一审期间，由于王洋、冯春华方的责任没有支付2018年6月6日生效判决确定的500万元，从而导致华洋公司无辜承担连带责任。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王洋、冯春华在一审答辩、法庭调查辩论及二审上诉状中均没有提到这份证据，且所自认的事实都与该份证据相矛盾。该收据交款人是王洋，交款事由是债权转让款，并不是还银行贷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真实性不予认可，更不能证明王洋以建设用房抵顶借款的主张。对证据6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该份证据恰好证明王洋的说法自相矛盾，在2019年一审中王洋说其已经把对银行的债权全部买下，但该说明显示实际上是王洋的儿子王浩宇买下了银行债权，无论何种情况都应由王洋承担责任，且2019年王浩宇是否与相关银行签订协议购买债权，是否支付500万元的情况，王洋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上述事实并不能仅依据相关银行出具的说明就可以证实。徐东飞、赵纪全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0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书的内容是对于异议人晴洋公司的执行异议予以驳回，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563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即由华洋公司承担500万元的连带责任，证明王洋、冯春华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徐东飞、赵纪全至少遭受500万元的经济损失。证据2.威海市文登区法院（2017）鲁1003执813号执行裁定书，证明2019年12月23日，威海市文登区法院变更王洋的儿子王浩宇为申请执行人，华洋公司为被执行人，查封华洋公司名下厂房和土地一宗。证据3.威海市文登区法院（2020）鲁1003执恢2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证明2020年1月10日威海市文登区法院责令华洋公司向王洋的儿子王浩宇偿还原本欠文登农商行的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等，并发出了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王洋、冯春华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500万元的连带债务是在2018年6月6日之后才确定的，双方签订协议时没有这笔连带债务。晴洋公司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具备履行能力。华洋公司实际上也没有承担该500万元的债务，所谓造成了经济损失根本不存在。对于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王浩宇虽然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华洋公司的厂房和土地，根据双方2014年7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厂房、土地归王洋、冯春华所有，该执行不影响徐东飞、赵纪全的权益。本院认为，对于王洋、冯春华提交的证据1因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3、4、6，因上述证据均系打印件或复印件，在未进行证据补强及无其他付款证据佐证情形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5因系复印件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对徐东飞、赵纪全提交的证据1、2、3，因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本院确认的相关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其他事实一并予以认定。本院二审查明，2014年3月20日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华洋公司与晴洋公司、万通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一案，一审判决认定华洋公司应对晴洋公司返还万通公司500元款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该案经二审，本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鲁民终5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威海中院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2020）鲁10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山东闻远律师事务所具备申请执行本院（2018）鲁民终563号判决书主体资格。2019年12月23日，威海市文登区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王浩宇申请，作出（2017）鲁1003执813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华洋公司名下的相关房产、土地使用权等，并于2020年1月10日向华洋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等，要求华洋公司向王浩宇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逾期利息。还查明，2017年7月29日，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甲方（王洋、冯春华）责任中第3款约定，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本协议签订前华洋公司名下拥有的除本协议约定的十六个药品批准文号以及尚待审查通过的相关批准文号、制剂车间现有设备90%财产权利以外的所有财产、债权、债务和担保由甲方享有并负责清偿与解除；第5款中约定，甲方承诺，甲方所投资其他公司包括但不限于晴洋公司等所负债务与担保均与华洋公司无关。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王洋、冯春华在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并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是否存在违约行为问题。王洋、冯春华认为，在2014年7月29日双方签订《协议书》时，华洋公司向文登农信社所借款1000万元中500万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余500万已经在协议中注明；2019年6月4日王洋与文登农商行就相关贷款本息达成书面协议，同意王洋以1500万元价格一次性购买文登农商行对华洋公司的全部债权和其他480万债权。二审中，王洋、冯春华补充认为，2011年8月24日，王洋以购买文登农信社债权的方式解决了华洋公司本金1015万元的欠款，其余借款1000万元作为银行不良资产仅需要500万元即可解决。因此，该500万元债务已经记载在双方涉案《协议书》中，没有隐瞒，没有违约。还认为，华洋公司在相关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中与晴洋公司承担500万元连带责任不是华洋公司的债务，对此双方明知，且晴洋公司有履行能力。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认定王洋、冯春华在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当以双方于2014年7月29日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为评判基础。根据该协议，徐东飞、赵纪全的主要合同目的就是通过向王洋、冯春华支付合同对价取得华洋公司90%的股份，使其取得控股经营华洋公司相关药品的经营权，同时为控制经营风险，双方还就华洋公司的债务负担问题进行了约定。对于华洋公司的债务处理问题，双方明确约定王洋、冯春华保证本协议签订前华洋公司债务加上农行文登支行1500万元，不超过2000万元。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双方签订上述转让协议时，华洋公司除负担农行文登支行1500万元债务外，还负担有文登农信社债务1000万元，超出了双方约定不超过2000万元总债务负担的范围。对此，王洋、冯春华认为该笔债务中500万元在签订转让协议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没有证据证明。王洋、冯春华还主张，2019年6月4日，王洋以收购债权的方式与文登农商行达成协议，解决了华洋公司对文登农信社负担的上述全部债务。对于该主张，从二审查明的事实看，华洋公司对于文登农信社负担的债务虽然已由王洋以购买文登农商行债权的方式取得，但王洋、冯春华并未依约解除上述债务负担，而是由王洋之子王浩宇在相关案件中以债权人身份对华洋公司所负上述债务申请强制执行，并由执行法院查封了华洋公司的相关土地、房产，华洋公司已经受到限制等，王洋、冯春华的上述行为不仅违反了双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由王洋、冯春华负责清偿与解除华洋公司相关债务的约定，而且也难谓诚信。至于华洋公司在相关房地产纠纷案件中对晴洋公司5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双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洋、冯春华承诺晴洋公司所负债务与华洋公司无关，但事实上本院生效判决认定华洋公司对晴洋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且该案已经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存在较大的诉讼风险，该情形与双方约定不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王洋、冯春华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虽然双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如有一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或提供虚假信息欺诈另一方，违约方除向守约方支付实际损失以外还需另行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但鉴于本案股权转让价款徐东飞、赵纪全已支付，王洋、冯春华亦将股权过户至徐东飞、赵纪全名下，合同主要义务已经履行的事实，一审法院在王洋、冯春华主张违约金过高情形下，对违约金数额予以调整并无不妥。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考虑公平、诚信原则，双方股权转让协议标的额5886万元与违约金2000万元的比例关系，本案违约金的惩罚属性，股权转让协议主要义务已经履行，王洋、冯春华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中的具体违约行为，因其未及时偿还银行贷款致使华洋公司被纳入人民银行信用记录，华洋公司在相关诉讼中面临的诉讼风险及对生产经营的实际影响等因素，综合酌定调整本案违约金数额为170万元符合本案实际。王洋、冯春华关于徐东飞、赵纪全不存在损失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洋、冯春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王洋、冯春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军波审判员  柳维敏审判员  张金柱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王卫卫书记员闫旭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