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初1520号 原告：朱凯波，男，198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建萍，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勤，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勉阳大道13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42717506470。 法定代表人：李耀，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孝武，北京市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河，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长沟大街17号1号楼1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330354418M。 诉讼代表人：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邢立新）。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旒，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勉阳大道13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4181688042K。 诉讼代表人：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胡勇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成文，湖北龙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华嬉云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长沟大街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580845287U。 诉讼代表人：北京华嬉云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邢立新）。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丽莉，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韦俊康，男，1961年1月2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被告：韦振宇，男，198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 被告：张一文，女，1967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春旭，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凯波与被告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升公司）、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驰公司）、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鼎公司）、北京华嬉云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嬉公司）、韦俊康、韦振宇、张一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被告张一文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民事裁定，驳回张一文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张一文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2019）浙民辖终1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审理过程中，因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其后，因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的管理人已接管该三家企业的财产，本案恢复审理，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朱凯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建萍和李勤，被告高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已撤销对其委托）和黄孝武，被告宇驰瑞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旒，蓝鼎公司的管理人负责人胡勇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成文，华嬉云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丽莉，韦振宇和张一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春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韦俊康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凯波诉称，请求判令：一、高升公司、宇驰公司、蓝鼎公司、华嬉公司、韦俊康向朱凯波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5000000元；二、高升公司、宇驰公司、蓝鼎公司、华嬉公司、韦俊康向朱凯波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人民币400000元（以人民币25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6%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6月5日，要求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三、高升公司、宇驰公司、蓝鼎公司、华嬉公司、韦俊康支付朱凯波须承担的律师费人民币650000元、财产保全保费人民币13050元；四、韦振宇、张一文对高升公司、宇驰公司、蓝鼎公司、华嬉公司、韦俊康所负的前述第一、二、三项债务向朱凯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七被告承担。之后，朱凯波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高升公司、宇驰公司、蓝鼎公司、华嬉公司、韦俊康向朱凯波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人民币266700元（以人民币25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从2018年5月21日暂计算至2018年6月5日，要求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朱凯波和七被告签订《借据》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约定：高升公司、宇驰公司、蓝鼎公司、华嬉公司、韦俊康作为借款人向朱凯波借款人民币25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月10日至2018年4月9日，年利率为36%，高升公司、宇驰公司、蓝鼎公司、华嬉公司、韦俊康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韦振宇、张一文在最高额借款本金余额人民币25000000元限额内为借款人向朱凯波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合同约定出借人自行或委托第三方黄巧燕将出借的款项汇入借款人共同指定的账户；借款人未按本合同履行债务，出借人可向借款人主张包括本合同项下全部本息余额和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包括律师费在内的所有费用；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人的全部借款本息余额和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支出的所有费用；保证期间为二年。合同还约定，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的，各方一致同意由合同签署地人民法院管辖，本合同签署地为杭州市江干区万银国际3708。上述合同签署后，朱凯波于2018年1月10日将人民币25000000元借款汇入了借款人在合同中指定的银行账户，按约履行了出借义务。然而，至约定的2018年4月9日借期届满，借款人仍未履行约定的还款义务，后经朱凯波催告，借款人向朱凯波申请延期一个月，即延期至2018年5月10日，并结清了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5月10日延期的一个月的资金占用费用。2018年4月28日，借款人通过蓝鼎公司的银行账户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2000000元；2018年5月11日，借款人通过蓝鼎公司的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500000元。至此，借款人付清了截止2018年5月20日的利息，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25000000元。之后借款人未再支付任何利息，韦振宇和张一文作为保证人也未履行保证义务。期间虽协商沟通过几次，但被告均以资金紧张为由未能履行还款义务，故朱凯波诉至本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高升公司答辩称：一、案涉借款合同关系是在朱凯波和宇驰瑞德公司间形成，高升公司不是本案的真实借款人，不应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和义务。因宇驰瑞德公司需要对外借款，在朱凯波向其出借款项时，要求将宇驰瑞德公司的关联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因宇驰瑞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韦振宇时任高升公司的董事长，其与朱凯波恶意串通，将加盖有相关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交于朱凯波，该行为属于越权行为，对高升公司不产生效力，且因存在该恶意串通行为也应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对于作为借款人的几家公司而言，对案涉借款均不知情，不存在共同向外借款的合意。由借款资金的流转来看，也与高升公司无关，高升公司此时亦无任何融资需求。退一步讲，本案也应将高升公司在借款合同上盖章的行为认定为债务加入行为，应当依照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3条规定处理，须具体审查高升公司的债务加入行为是否经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朱凯波对此未尽审慎的审查义务，故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对高升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二、朱凯波出借的资金不是其本人合法所有，其行为是典型的职业放贷行为，且因朱凯波同时期存在银行贷款，属于高利转贷，案涉民间借贷行为应认定为无效。三、朱凯波所持有《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落款出借人处为空白，朱凯波并未签名，该份合同因未经朱凯波签名而不能成立，对高升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朱凯波对高升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宇驰瑞德公司答辩称：一、朱凯波出借的资金不是其自有资金，其中存在高利转贷的行为，案涉借款合同关系应被认定为无效。二、借款合同签订后，虽然宇驰瑞德公司收到了人民币25000000元，但在借款发放当日，蓝鼎公司依照朱凯波的指示代宇驰瑞德公司向案外人姚立华支付共计人民币6300000元的款项，该笔款项应属于砍头息。之后，宇驰瑞德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向朱凯波指定的浙江鸿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湾公司）还款人民币2500000元，蓝鼎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5月11日向黄巧燕还款人民币2000000元、人民币500000元，韦俊瑞于2018年8月16日向黄巧燕还款人民币1000000元，北京卓越领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卓越领创中心）于2019年2月1日向朱凯波还款人民币100000元。因此，朱凯波总计已获还款人民币12400000元。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朱凯波有意通过指定第三方收款的方式掩盖其已经取得还款和利息的事实，进而重复向宇驰瑞德公司等被告主张债权，以达到非法赚取高额利息的目的。依照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2条规定，朱凯波的行为构成了高利转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应被认定为无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朱凯波关于非法利息的诉请。 被告蓝鼎公司答辩称：同意高升公司和宇驰瑞德公司的答辩意见。另，本案借款本金应当是以约定的借款金额人民币25000000元扣减出借当日蓝鼎公司返还的人民币6300000元。因在款项出借后借款人归还过款项，故欠付的本金和利息应当分段计算。蓝鼎公司于2019年7月3日进入破产程序，依照法律规定，利息应计算至破产申请受理之日，其后不再计息。 被告华嬉云游公司答辩称：一、由借款合同的约定和款项流转过程来看，朱凯波的行为属于高利转贷行为，案涉借款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二、对《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上华嬉云游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华嬉云游公司后经核实撤回了该点辩论意见。三、案涉借款系被汇入宇驰瑞德公司，华嬉云游公司没有获得借款，也无证据显示华嬉云游公司实际共用了该借款，因此华嬉云游公司与朱凯波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其应属于债务加入。在该行为的效力认定上，应依照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3条规定进行审查。因华嬉云游公司的该债务加入行为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审议通过，朱凯波也未对此进行审查，不应认为其为善意的，故上述债务加入应被认定为无效，案涉借款合同对华嬉云游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该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请求法院驳回朱凯波对华嬉云游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韦俊康和张一文共同答辩称：同意高升公司、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的答辩意见。另，因朱凯波涉嫌高利转贷，案涉借款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依据担保法的规定，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韦俊康和张一文作为担保人不应承担责任。本案应驳回朱凯波对韦俊康和张一文的诉讼请求。 被告韦俊康未作答辩。 原告朱凯波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借据》《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拟证明：2018年1月，朱凯波与高升公司等七个被告签订《借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约定高升公司、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韦俊康作为借款人向朱凯波借款人民币25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月10日至2018年4月9日止，年利率为36%，韦振宇、张一文向朱凯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约定了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 2.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拟证明：朱凯波按约将人民币25000000元借款实际出借； 3.利息支付凭证。拟证明：各被告向朱凯波支付利息人民币2500000元，付清了截止至2018年5月20日止的利息； 4.《诉讼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律师费支付凭证、发票、律所入账的银行回单。拟证明：朱凯波为实现债权须支出律师费人民币650000元； 5.发票、支付凭证。拟证明：朱凯波为实现债权支出财产责任保险费人民币13050元； 6.葛丽娜银行账户流水。拟证明：案涉借款出借当日朱凯波收到蓝鼎公司打回的款项金额是人民币3825000元； 7.黄巧燕银行账户流水。拟证明：就案涉借款的来源以及各被告向黄巧燕账户的汇款情况； 8.朱凯波和钟卫明的个人信用报告。拟证明：案涉借款发生时朱凯波和钟卫明的个人信贷状况； 9.鸿湾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拟证明：案涉借款发生时鸿湾公司的信贷状况； 10.支付业务回单、汇款截屏、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两份情况说明、国信证券股票明细对账单。拟证明：朱凯波出借资金的款项来源合法； 11.中信银行业务凭证、中信银行新零售信贷管理系统照片打印页。拟证明：案涉借款中部分款项来源于钟卫明，其具有相应资金实力，而非通过向银行借款后进行高利率转贷。 经质证，高升公司认为：证据1中高升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对其他公司公章和个人签名是否真实无法确认，《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原件出借人处有朱凯波签名，但复印件出借人处并没有朱凯波的签名，其存在篡改证据的嫌疑，且相关事宜未经高升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相应借款对高升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对证据2、3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内容是否真实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借款出借当日，蓝鼎公司代宇驰瑞德公司向朱凯波指定的姚立华账户汇款人民币6300000元，为砍头息，应从借款本金中扣除，且之后宇驰瑞德公司还有向朱凯波进行还款，总计还款金额应为人民币12400000元。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朱凯波实际支付的律师费金额是人民币366700元，而非人民币650000元。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朱凯波为本案支付了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且也并非朱凯波为进行本案诉讼的必要支出。证据6可以证明姚立华向葛丽娜账户汇款人民币3825000元，对该些款项朱凯波予以认可，说明姚立华应是朱凯波关联的收款方，姚立华当天汇款总计人民币6300000元应被认为是砍头息。证据7中朱凯波仅汇入黄巧燕账户人民币600000元，其出借的资金非其自有资金，以及黄巧燕账户总计收到案涉借款还款金额共计人民币3500000元。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朱凯波、钟卫明具有提供借款的能力，涉案借款发生时，该二人尚有银行贷款未结清，本案借款构成高利转贷。对证据9未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即使朱凯波提供的款项流转真实，也无法证明其出借的款项为其自有资金，其资金来源复杂，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特征，在案涉借款发放时，其存在银行贷款未结清，应当推定是套取信贷资金，案涉借款构成高利转贷。宇驰瑞德公司认为：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他意见与高升公司意见相同。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并非全部还款情况。对证据4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确认是否与本案相关以及律师费的收费是否合理，对朱凯波主张由各被告承担该律师费损失的赔偿责任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朱凯波主张由各被告承担该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损失的赔偿责任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结合询问笔录，朱凯波认可在提供借款当日收到宇驰瑞德公司支付的人民币3825000元，该笔款项应从本金中扣除，且上述还款系从案外人姚立华的账户汇至葛丽娜账户，但当日蓝鼎公司汇给姚立华的款项金额是人民币6300000元，朱凯波仅对该6300000元部分金额予以认可，其说法不能成立。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中2018年1月10日的汇款记录可以证明黄巧燕至少收到了人民币3825000元，该笔款项应从出借的本金中扣除；2018年4月24日的转账记录证明目的不详，无法发布质证意见；2018年4月28日至2018年5月2日的转账记录和2018年8月16日至2018年8月24日的转账记录，结合询问笔录，朱凯波认可2018年4月28日蓝鼎公司向黄巧燕的汇款人民币2000000元、2018年8月16日韦俊瑞向黄巧燕的汇款人民币1000000元均是对本案的还款，该两笔款项均系偿还借款本金。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依据朱凯波的个人信用报告，其自2010年至2018年共计办理16笔银行贷款，在案涉借款提供之时其存在尚未结清的银行贷款人民币600000元；依据钟卫明的个人信用报告，其自2016年至2018年共计办理6笔银行贷款，在案涉借款提供之时其存在尚未结清的银行贷款人民币1250000元，朱凯波和钟卫明从银行贷款再转贷给宇驰瑞德公司构成高利转贷。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即使为真实的，朱凯波于2018年1月10日通过证券账户划转至银行账户人民币600000元款项后，相隔一天即于1月12日又向证券账户汇入人民币600000元，该同样款项一进一出的处理无法证明其向黄巧燕提供的人民币600000元为其自有资金；就另外的人民币4900000元款项，朱凯波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为其自有资金，反而说明其资金来源极其复杂，涉及人员众多，彼此间的关系无法查清，应属于集资和转贷的行为。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两份中信银行业务凭证仅显示2017年9月14日和15日的交易明细，而案涉借款发生与2018年1月10日，且余额总额仅有人民币两百多万，与钟卫明称提供了人民币4500000元款项相差甚远，因此无法证明钟卫明具体提供借款的能力或其提供的借款为其自有资金；中信银行新零售信贷管理系统照片打印页反而可以证明钟卫明在案涉借款发生时存在人民币1250000元的银行贷款。蓝鼎公司认为：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与高升公司、宇驰瑞德公司相同。对证据2、3没有异议，但该些款项不是全部的还款金额。证据4律师费的认定应以朱凯波实际支付的金额为准。证据5应提交保险公司对应保函加以佐证。证据6可以证明姚立华向葛丽娜账户汇款人民币3825000元，对该些款项朱凯波予以认可，说明姚立华应是朱凯波关联的收款方，姚立华当天汇款总计人民币6300000元应被认为是砍头息，从借款本金中扣除。证据7中朱凯波仅汇入黄巧燕账户人民币600000元，其出借的资金非其自有资金，以及黄巧燕账户总计收到案涉借款还款金额共计人民币3500000元。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朱凯波、钟卫明具有提供借款的能力，涉案借款发生时，该二人尚有银行贷款未结清，本案借款构成高利转贷。对证据9未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即使朱凯波提供的款项流转真实，也无法证明其出借的款项为其自有资金，其资金来源复杂，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特征，在案涉借款发放时，其存在银行贷款未结清，应当推定是套取信贷资金，案涉借款构成高利转贷。华嬉云游公司认为：同意高升公司、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的质证意见。另，证据1《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落款出借人处朱凯波未签名，案涉款项亦约定由黄巧燕账户汇出，故朱凯波不一定是案涉借款的真实出借人，本案存在利用给他人款项进行高利转贷的行为。证据2与华嬉云游公司无关，不予发表质证意见。证据3仅为部分款项的支付，不能反映全部还款情况。证据4反映的律师费实际支付金额与朱凯波的诉请金额存在差距。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6-11的质证意见与宇驰瑞德公司相同。韦振宇和张一文认为：同意高升公司、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的质证意见。另，证据1为朱凯波代表鸿湾公司签订，各被告系于空白合同上盖章、签字，其上内容为其自行添加，《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原件落款出借人处朱凯波虽然签名，但在其提交的该合同复印件落款出借人处没有朱凯波的签名，相应字体与诉讼中朱凯波的个人签名不一致，说明出借人是否为朱凯波存疑，从当时的协商过程来看，韦振宇和张一文认为案涉款项的出借方是鸿湾公司，在诉讼中才发现变成了朱凯波个人，故对证据1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对证据2、3、4的质证意见与高升公司、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的质证意见相同。证据5中缺少朱凯波和保险公司签订的合同，且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用不是诉讼中必须产生的费用，不应由各被告承担。证据6中葛丽娜银行账户于2018年1月10日总计收到的人民币3825000元为姚立华汇入，葛丽娜于次日将其中841500元人民币汇给朱凯波、612000元人民币汇给钟卫明，该资金流向足以说明姚立华与朱凯波、鸿湾公司存在重大关联，能够印证姚立华系代朱凯波收款。证据7朱凯波向黄巧燕银行账户汇款仅为人民币600000元，与案涉借款金额和朱凯波自称的提供了人民币5500000元的表述均不一致，说明朱凯波出借的资金不是其自有资金，其对外借款的行为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应为无效。证据8证明朱凯波向宇驰瑞德公司提供借款时名下尚有未结清的银行贷款人民币600000元，其涉嫌高利转贷，在接受法庭询问时其称当时未有银行贷款并不真实。证据9证明在借款发生时，钟卫明名下尚有未结清的银行贷款人民币1250000元，其涉嫌高利转贷，在接受法庭询问时其称当时未有银行贷款并不真实。证据10中支付业务回单、汇款截屏、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仅能证明2018年1月24日倪愉佳向戚某转账人民币4400000元、朱凯波向倪愉佳转账人民币3500000元的事实，两笔转账金额不相等，不能证明倪愉佳支付给戚某的款项是朱凯波偿还给戚某的借款；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该二人不能到庭接受质询且缺乏银行资金流向证明的情况下，不能达到相应的证明目的，且即使其中内容属实，反而证明朱凯波出借的款项不是其自有资金，而是利用他人提供的借款进行转贷，应认定为无效；国信证券股票明细对账单不能达到相应的证明目的，朱凯波于2018年1月10日通过证券账户划转至银行账户人民币600000元款项后，相隔一天即于1月12日又向证券账户汇入人民币600000元，结合之前黄巧燕和葛丽娜银行交易明细，足以证明朱凯波提供人民币600000元款项后仅过了一天即已全部收回，共收回人民币841500元，进一步证明朱凯波并未实际提供本案所涉借款本金。对证据11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中信银行业务凭证仅能证明2017年9月14日和15日钟卫明的银行账户余额，不能证明借款发生当日即2018年1月10日的银行账户情况；中信银行新零售信贷管理系统照片打印页反而说明钟卫明在本案借款发生时尚有银行贷款未清偿，如认为钟卫明为实际借款人，其该行为构成高利转贷而致使本案借款合同无效，如不认为钟卫明是实际借款人，反而说明朱凯波的出借资金不是其自有资金，本案借款合同同样应被认定为无效。韦俊康未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9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对其证据效力均予以确认。证据10中支付业务回单、汇款截屏、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两份情况说明所涉人员间往来款项金额无法完全对应，朱凯波亦无法说明实际的款项流转过程，王某和戚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其未到庭接受质询，因此，综合而言，该些证据不能达到朱凯波的证明目的，故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认可。对证据10中国信证券股票明细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结合朱凯波接受询问时演示的汇款过程，可以证明朱凯波出借案涉借款时部分款项的流转过程，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11中中信银行业务凭证所展示钟卫明银行账户余额情况距贷款发生相隔近五个月，且少于其汇入黄巧燕的款项金额，无法达到相应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1中中信银行新零售信贷管理系统照片打印页，没有提交原件核对，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被告高升公司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高升控股企业信息公示报告； 2.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3.更正公告（2016-37）； 证据1-3拟共同证明：宇驰瑞德公司是高升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蓝鼎公司是高升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韦振宇是高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韦俊康是高升公司实际控制人韦振宇的父亲，华嬉云游公司与高升公司存在特殊关系，高升公司与其余被告，尤其是其余借款人存在关联关系； 4.高升公司公司章程（2016年10月）。拟证明：案涉交易需经高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5.关联交易制度。拟证明：关联交易超过一定额度时必须经高升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通过； 6.中信银行账单。拟证明：高升公司中信银行账户截止2017年12月21日的账户余额超人民币二亿元，以及高升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购买结构性理财人民币二亿元，高升公司在案涉《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签订时没有借款需求； 7.《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的公告》（2016-65号）。拟证明：借款前宇驰瑞德公司持有高升公司91.6%的股份已被质押，无法为案涉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只能向高升公司寻求增信措施； 8.《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的公告》（2017-77号）。拟证明：借款前蓝鼎公司持有高升公司99.9%的股份已被质押，无法为案涉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只能向高升公司寻求增信措施； 9.湖北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湖北证监局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案涉借款中高升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为关联方借款,实质形成关联担保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10.湖北证监局市场禁入决定书。拟证明:湖北证监局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1号市场禁入决定书，认定韦振宇越权代表，违规参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并在相关协议上签字，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11.（2019）浙0104民初725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朱凯波和关联方鸿湾公司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特征，其用形式上的共同借款规避了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等关联交易审查程序及回避了上市公司应负担的信息披露义务。 经质证，朱凯波认为：对证据1、2、3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组证据反而可以证明正是基于高升公司所述的该些关联关系，其和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韦俊康会作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韦振宇和张一文会同意为案涉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对证据4、5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案涉合同关系是朱凯波和高升公司等被告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属于高升公司和宇驰瑞德公司等被告间的关联交易，且高升公司是借款人，故不适用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高升公司购买理财与案涉借款没有关联，其即使购买了理财也可以有借款需求。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出质股份与本案没有关联，宇驰瑞德公司和蓝鼎公司持有的股份被出质无法得出其只能向高升公司寻求增信措施的结论。对证据9、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行政处罚决定和禁入决定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处罚针对的事项是是否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案为民事纠纷，要审查的是朱凯波和各个被告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行政处罚的审查内容不能作为本案民事纠纷的依据，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高升公司不是共同借款人而是担保人。宇驰瑞德公司、华嬉云游公司对证据1-5、9-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证据6的真实性交由法院核实，对证据7、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据6-8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蓝鼎公司、韦振宇和张一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韦俊康未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认为：本案中高升公司、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韦俊康是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该些被告及韦振宇、张一文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高升公司是否有充足资金以及宇驰瑞德公司和蓝鼎公司持有的股份是否被质押均不影响高升公司通过借款合同中作出的其要进行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证据1-8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本院均不予确认。证据9、10为行政机关依据有关行政规则作出的认定，就高升公司在本案民事纠纷中是否为共同借款人的认定应依据其所签署的借款合同来加以认定，高升公司提交该两份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确认其证据效力。证据11涉及的是鸿湾公司和其他案外人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与本案纠纷不具有关联性，且仅凭该一起案件无法认定鸿湾公司和朱凯波是职业放贷人，不能达到相应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被告宇驰瑞德公司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十一份转账凭证，拟证明朱凯波已收回案涉借款合同项下回款总计人民币12400000元。经质证，朱凯波认为：关于借款当日蓝鼎公司向姚立华总计汇款人民币6300000元，其并未指示被告向案外人姚立华汇款，仅认可通过葛丽娜账户收到的当日回款总计人民币3825000元，该些款项是当时协商由对方支付的财务咨询费用；其余汇款凭证项下汇款均确认系用于支付案涉借款合同项下款项。高升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韦振宇和张一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韦俊康未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至于其中所涉款项是否均可被认定为本案借款合同项下还款，本院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于其后阐释。 被告华嬉云游公司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该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涉案借款合同签订时，华嬉云游公司的股东是北京市神州百戏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和杨瑞刚，关于华嬉云游公司加入案涉债务的实现没有证据显示经过该两位股东同意，亦未经公司董事决议通过。经质证，朱凯波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反映的股权构成存在异议，其中的股东北京市神州百戏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现也进入破产程序，其实际控制人是韦俊康、韦振宇，另一股东杨瑞刚也是代韦俊康、韦振宇持股，故韦俊康、韦振宇是华嬉云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案被告间存在关联关系，且本案中华嬉云游公司是共同借款人，其不是进行债务加入。高升公司、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韦振宇和张一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韦俊康未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认为：本案中华嬉云游公司是借款人，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华嬉云游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被告张一文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案涉借款合同的照片留存件，拟证明双方仅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由出借人持有，各被告于空白合同上盖章和签字后即由出借人拿走，张一文一直认为案涉借款的出借人是鸿湾公司，各被告没有向朱凯波借款的意思表示，出借人朱凯波实际为对方事后添加。经质证，朱凯波认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案涉借款合同关系应以朱凯波持有的原件为准。高升公司、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韦振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韦俊康未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认为：张一文拍摄的照片针对的对象是否即为朱凯波作为证据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本院无法确认，即使为真实的，也仅能证明存在先盖章和签名后填写合同内容的情形，但无法证明合同内容的后续添加未与各被告协商并经其同意，故该份证据不能达到相应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被告蓝鼎公司、韦俊康、韦振宇没有提交证据材料。 综合各方提交的上述有效证据和到庭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8年1月9日，高升公司、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韦俊康作为借款人，韦振宇、张一文作为保证人向朱凯波作出借人出具《借据》，约定：朱凯波向上述借款人出借人民币25000000元，作为流动资金周转，借款利率为年利率36%，借款期限为2018年1月10日至2018年4月9日；借款人未按期归还借款本息的，出借人可向借款人主张合同项下全部本息余额和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包括律师费在内的所有费用；保证人自愿为借款人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本合同项下全部借款本息余额和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包括律师费在内的所有费用。同日，上述人员同时签订《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除约定与上述《借据》相同内容外，还约定：朱凯波委托第三方黄巧燕将出借款项汇入全体借款人共同指定的宇驰瑞德公司银行账户，借款人打入上述指定收款账户后由借款人内部自行调配使用，全体借款人为款项的归还承担连带的共同还款责任；保证人自愿为借款人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合同项下借款人的全部借款本息余额和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支出的所有费用，保证期间为合同约定的借款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2018年1月10日，朱凯波通过其国信证券股票账户转出人民币600000元，并将该笔款项汇入黄巧燕的银行账户中，同时钟卫明向黄巧燕的银行账户中汇入人民币4000000元、戚某汇入人民币4400000元、王某汇入人民币500000元、鸿湾公司汇入人民币15500000元。该总计人民币25000000元的款项于同日被分两笔即人民币9500000元、人民币15500000元汇入宇驰瑞德公司银行账户。当日，蓝鼎公司向姚立华支付五笔共计人民币5000000元的款项，姚立华账户还另行收到一笔人民币1300000元的款项，该笔款项由汇款人备注“代宇驰瑞德付利息”。当日，姚立华向葛丽娜账户支付两笔总计人民币3825000元，该笔款项中的841500元被汇给朱凯波、612000元被汇给钟卫明、2371500元被汇给黄巧燕。2018年8月12日，朱凯波向其国信证券股票账户汇入人民币600000元。 之后，宇驰瑞德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向鸿湾公司支付人民币2500000元，蓝鼎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5月11日分别向黄巧燕支付人民币2000000元、人民币500000元，韦俊瑞于2018年8月16日向黄巧燕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卓越领创中心于2019年2月1日向朱凯波支付两笔总计人民币100000元。 2018年6月8日，朱凯波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其为进行本案诉讼与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签订《诉讼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并实际支付律师费人民币366700元，并为进行本案财产保全措施向提供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支付人民币13050元。 另查明，案涉借款发生时，朱凯波存在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300000元贷款、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人民币200000元贷款和人民币100000元贷款，即总计人民币600000元贷款尚未结清，钟卫明存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人民币1250000元贷款尚未结清。 高升公司于1993年3月26日成立，案涉借款发生时的法定代表人为韦振宇，宇驰瑞德公司和蓝鼎公司均为其股东。宇驰瑞德公司于2015年3月12日成立，案涉借款发生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孙鹏，经其申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1日作出（2019）京0111破申19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宇驰瑞德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京0111破3-1号决定书，指定了管理人。蓝鼎公司于1989年8月16日成立，案涉借款发生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孙鹏，经其申请，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日作出（2019）鄂9004破申2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蓝鼎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鄂9004破申2-1号决定书，指定了管理人。华嬉云游公司于2011年8月18日成立，案涉借款发生时的法定代表人为柴晓红，经其申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京0111破申2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华嬉云游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9）京0111破4-1号决定书，指定了管理人。 本院认为，韦俊康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相应借款的事实发生于内地，故内地法律系本案准据法。 本案中，高升公司主张案涉《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落款出借人处在复印件上是空白，原件却有朱凯波签名，且字体与案件中出现的其他朱凯波签名字体不一致，故出借人是否为朱凯波存疑。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虽然《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原件与复印件中存在朱凯波是否于出借人处签名的区别，但该份合同和《借据》均由朱凯波持有，其现亦以出借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且认可合同落款出借人处的签名，依据张一文作为借款经办人的说法，朱凯波当时亦参与协商借款事宜，因此本院认为依照朱凯波提交的《借据》和《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应当认为案涉借款的出借人明确，为朱凯波。关于借款人，高升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主张其不是案涉款项的实际使用人，故其不是共同借款人。本院认为，高升公司、蓝鼎公司和华嬉云游公司所签订《借据》《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中对该三家公司为借款人身份进行了明确约定，即使如张一文所述系先加盖公章和签名再行填写合同内容，该三家公司亦均是于合同落款借款人处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章，因此就涉案借款该三家公司同意作为共同借款人的意思表示明确，不能因其未实际收到款项而否认依据有效的书面证据认定的其为共同借款人的身份和法律后果。高升公司、蓝鼎公司和华嬉云游公司主张其对案涉借款仅为债务加入而非共同借款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借款本金的金额，在朱凯波通过黄巧燕账户向宇驰瑞德公司汇出人民币25000000元的当日，蓝鼎公司向案外人姚立华账户同时汇入款项，姚立华账户当日总计收到人民币6300000元，高升公司等被告均认为该笔款项系“砍头息”，应从借款本金中扣除。关于当日自借款人处收回的款项金额，朱凯波仅认可通过鸿湾公司关联公司员工葛丽娜账户中收到的姚立华支付的人民币总计3825000元，并主张该笔费用为财务咨询费用，其不认可曾向高升公司等被告指示将款项支付给姚立华，姚立华是谁其亦并不知晓。本院认为，依照案涉《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签订时的约定，朱凯波是通过黄巧燕的账户打款，并未约定代表其接收还款的人员是姚立华，高升公司等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朱凯波或与朱凯波有关的人员曾指示各被告于当日将款项汇至姚立华账户，故对于高升公司等被告辩称借款当日汇至姚立华账户中的总计人民币6300000元款项均应作“砍头息”于本金中扣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应将汇入葛丽娜账户中的总计人民币3825000元自借款本金中扣除，则朱凯波的出借借款金额应为人民币21175000元。关于借款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朱凯波作为出借人出借的该笔款项来源复杂，涉及企业和多名个人，与其中部分款项提供方的关系不明且彼此间的款项流转不清，在案涉借款发生时，朱凯波名下和钟卫明名下仍然存在尚未结清的银行贷款，且朱凯波还以咨询服务费的名义于借款当日收取了人民币3825000元，该笔所谓费用于借款本金占比高达15.3%，所约定的借款利率亦高达年利率36%。综合以上情形，本院认为朱凯波具有筹集资金进行高利牟利的嫌疑，存在此种扰乱国家金融安全秩序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案涉借款合同因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应被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借款人高升公司、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和韦俊康应向朱凯波返还剩余借款本金，并应赔偿自款项出借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因在款项出借后，借款人存在相应还款，本院依照先扣息再还本的标准进行抵扣，据此暂算至2019年1月31日，尚余本金人民币15668898.7元、利息人民币219971.97元（2019年2月1日归还的人民币100000元已于利息中扣除），自2019年2月1日至实际还清本金之日止应以该欠付的本金为基数进行继续进行计算。因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的破产申请分别于2019年7月11日、2019年7月3日、2019年7月18日被裁定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之规定，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赔偿的利息应分别计算至2019年7月10日、2019年7月2日、2019年7月17日。依此标准计算，本院确认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除对高升公司所负本金人民币15668898.7元债务承担共同返还责任外，还对高升公司所承担利息损失中的人民币522904.01元、人民币507757.41元、人民币536157.29元分别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关于朱凯波诉请的律师费和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本院认为虽然案涉合同无效，合同无效依然不能免除借款人返还借款本金的义务，其未及时履行该义务导致朱凯波提起本案诉讼而花费了律师费和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考虑出借人和借款人对导致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本院确定上述律师费和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由出借人和借款人各半负担，则高升公司、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韦俊康应向朱凯波共同赔偿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83350元、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损失人民币6525元。据此，本院依照上述实际金额确认朱凯波对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分别享有的债权。 关于韦振宇和张一文的保证担保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中，韦振宇是时任高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一文在案涉借款发生时实际参与了借款的协商，该二人对于朱凯波出借款项的部分情形如收取高额咨询服务费的情形清楚而仍同意提供担保，应当认为其亦存在过错。因此，韦振宇和张一文应当承担向朱凯波返还本金并赔偿损失的的责任，本院依照该二人的过错程度确认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为本案借款人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三分之一。 综上，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无效，高升公司、宇驰瑞德公司、蓝鼎公司、华嬉云游公司和韦俊康作为借款人应当承担向朱凯波返还借款本金和赔偿损失的责任，韦振宇和张一文作为保证人应对借款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韦俊康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韦俊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凯波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5668898.7元、赔偿利息损失人民币219971.97元（暂算至2019年1月31日，自2019年2月1日起以本金15668898.7元中未清偿的部分为基数，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还清本金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二、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韦俊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凯波赔偿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83350元、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损失人民币6525元； 三、确认朱凯波对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为借款本金人民币15668898.7元、利息损失人民币522904.01元、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83350元、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损失人民币6525元； 四、确认朱凯波对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为借款本金人民币15668898.7元、利息损失人民币507757.41元、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83350元、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损失人民币6525元； 五、确认朱凯波对北京华嬉云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为借款本金人民币15668898.7元、利息损失人民币536157.29元、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83350元、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损失人民币6525元； 六、韦振宇、张一文对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韦俊康上述第一、二项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四、驳回朱凯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144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176449元，由原告朱凯波负担人民币67035元，由被告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北京华嬉云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韦俊康共同负担人民币109414元，韦振宇、张一文对109414元中的36472元连带负担。原告朱凯波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来本院退费；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北京华嬉云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韦俊康、韦振宇、张一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 如不服本判决，韦俊康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朱凯波、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北京华嬉云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韦振宇、张一文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向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审 判 长  李洁瑜 审 判 员  章保军 人民陪审员  王建英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程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