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41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百事佳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临江东路36号1栋3层。 法定代表人：熊晓浪，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锐，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欣，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杉，男，1970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豪，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勇，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百事佳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佳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杉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4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百事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姚昌伦的全部诉讼请求；2.将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办。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审理程序，严重损害百事佳公司的合法权益。具体表现在：1.对百事佳公司在一审中提出的相关申请事项，既不准予，也不依法作出裁定或答复。一是王杉既然声称其购房款支付给冯身健个人，则冯身健属于必须共同进行本案诉讼的诉讼参加人，且只有冯身健到庭才能查明该事实；百事佳公司在一审开庭前申请追加冯身健作为第三人，一审法院对此项申请毫不理会，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二是百事佳公司在一审开庭前递交《请求移送案件申请书》，阐明本案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事由，但一审法院对此亦未作任何回复或是说明不予移送的法定理由。三是百事佳公司在一审对王杉举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时，当庭提出对证据中的印章及字迹等事项进行司法鉴定，并于庭后提交书面申请，但至今一审法院未作任何回复。2.本案事实复杂，争议极大，王杉没有提供任何转款凭证，更无证据证明其资金来源，所述称的交易有头无尾，甚至没有作为相对方的冯身健的任何印证。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将复杂案件强行简易化，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简易程序诉讼制度严重背离。二、一审判决结果所依据的证据严重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有失公平，损害了百事佳公司的合法利益，有悖公平、诚信原则。具体表现在：1.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并不因公证机关所作的错误甚至违法公证而改变这一基本性质。对于行为人伪造身份，骗取财物的（如果冯身健确实收到款项的话），应当全案移送公安机关，且对民事案件予以驳回。2.王杉诉称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冯身健支付77万元，但在一审中未提交任何转账凭证，一审法院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对王杉关于该77万元付款的陈述予以采信，明显是错误的。3.2008年8月8日，王杉与冯身健在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对一份《借款协议》进行公证，该（2008）川成蜀证内经字第98731号公证书中载明“甲方自愿一次性出借77万元整给乙方”，该笔款项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购房款数额恰好一致。在案涉房屋明显缺乏交易条件的情况下（已出卖第三人，又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结合前述《借款协议》，本案到底是“以购房掩盖借款”还是“以借款掩盖购房”，一审法院对此没有查明。4.一审法院认定“王杉在该房屋中居住多年，百事佳公司均未向王杉主张任何权利，故可以确认王杉实际已经支付购房款”，该认定完全是主观臆断，缺乏事实依据。案涉房屋于2001年进行备案登记，于2008年又因另案被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措施至今，而已由人民法院查封的房屋应无法撕毁封条擅自使用。一审法院未查明王杉是何时撕毁封条擅自使用房屋的事实，且在司法权威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无视王杉的该违法行为，反而强加“应当主张权利”的举证义务于百事佳公司，变相赋予王杉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的正当性。5.案涉合同签订于2008年8月8日，此时冯身健早已不具有百事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百事佳公司也早在2006年7月更换原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及营业执照。而（2008）川成蜀内经字第98731号《公证书》及（2008）川成蜀内经字第98732号《公证书》均系冯身健持伪造公章所办理，《公证书》中所附的百事佳公司的营业执照，有效期限为2006年5月1日。蜀都公证处根据冯身健提供的已经过期作废的营业执照出具的公证书，明显是错误的，该证据更不应采信。三、王杉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方。假设冯身健收取了77万元购房款的事实成立，冯身健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是：2001年6月22日，百事佳公司已就案涉房屋与刘定成签订《成都市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进行网签备案，该合同经登记具有公示效力。王杉在购房前却未对此重要交易信息进行审查、了解，显然不能认定王杉属于善意且无过失。四、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当依法移交公安机关。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第2款的规定：“……2.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的规定，及该条第3款关于“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不构成民事责任承担的，例如发现案外人涉嫌盗用、私刻单位公章从事诈骗的行为，作为民事被告的单位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即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法院应全案移送”的规定，本案中，对于“王杉是否真实履行了购房款支付义务”和“冯身健是否真实收取了王杉所付购房款”的问题，若王杉没有付款，则其涉嫌虚假诉讼罪或诈骗罪，本案应全案移送侦查机关，若冯身健确实收取了购房款，则冯身健存在诈骗的漏罪，且案涉刑事犯罪嫌疑的事实直接影响民事纠纷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认定，本案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民事审理程序。即，若王杉付款属实，则因冯身健存在漏罪，本案应当移送；若王杉付款不属实，则王杉涉嫌虚假诉讼罪（或诈骗罪），本案亦应移送。故，不论在民事审理层面如何认定“冯身健是否收取王杉购房款”这一事实，本案均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王杉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百事佳公司将“锦江花园城”钻石座26层3号商品房的产权过户登记至王杉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8月8日，王杉与百事佳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中载明百事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冯身健，约定王杉以77万元的价格购买百事佳公司开发的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房屋住房一套；建筑面积为221.87平方米；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百事佳公司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个工作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百事佳公司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上述合同加盖百事佳公司公章。同日，王杉以现金方式支付完毕购房款，百事佳公司出具加盖财务专用章的《收据》。 同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对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公证，并出具（2008）川成蜀证内经字第98732号公证书，载明百事佳公司法定代表人冯身健与王杉于2008年8月8日在成都市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上当事人的签名、捺指印及印章均属实。 后百事佳公司将房屋交付给王杉占有、使用至今，但王杉未能取得案涉房屋房地产权属证书。 2015年6月12日，案外人刘定成以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为由将百事佳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其与百事佳公司于2001年3月8日签订的《成都市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9日判决确认刘定成与百事佳公司签订的《成都市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无效。上述合同涉及的房屋与本案系同一套。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2006年7月13日，百事佳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冯身健变更为熊小峰。7月15日，百事佳公司在《成都晚报》和《天府早报》上刊发公告，申明从2006年7月1日起，百事佳公司原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及营业执照作废，冯身健不再担任公司一切职务，百事佳公司于2006年5月1日后已全面停止了锦江花园城房屋的销售工作，从未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房屋；二、王杉与冯身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系在百事佳公司登记的办公地址签订，且有其他工作人员在场；三、现王杉所购房屋所在楼栋的产权已经办理完毕，与本案具有类似情况的购房人已通过法院判决办理了产权登记。 一审庭审中，一、百事佳公司出具一份经公证的《借款协议》，载明王杉出借给百事佳公司77万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拟证明王杉与百事佳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同时签订《借款协议》，无法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性。王杉质证称该《借款协议》为害怕所购房屋无法办理产权故而让百事佳公司出具，实际是以借款协议当做办理产权的担保，借款实际并未发生；二、百事佳公司申请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加盖的公章及收据加盖的财务专用章进行鉴定。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如下材料：《商品房买卖合同》、公证书、《收据》、（2015）武侯民初字第4882号《民事判决书》、（2012）成刑初字第86号《刑事判决书》、《借款协议》、庭审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冯身健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虽然冯身健在与王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已经不具备百事佳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上载明的法定代表人为冯身健，且加盖百事佳公司公章。同时，根据王杉陈述，合同签订时系在百事佳公司登记的住所地签订，其他工作人员均未对冯身健的身份提出异议。王杉缴纳购房款后，冯身健向其出具加盖百事佳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故而王杉有理由相信冯身健系受百事佳公司委托与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进行交易。王杉在交易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属于善意，冯身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百事佳公司应就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于百事佳公司抗辩的王杉是否实际缴纳购房款，王杉已经提交百事佳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且王杉在该房屋中居住多年，百事佳公司均未向王杉主张任何权利,故可以确认王杉实际已经支付购房款。对于百事佳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根据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08）川成蜀证内经字第98732号公证书的内容，明确《商品房买卖合同》加盖的印章属实，且冯身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已无鉴定的必要，对于百事佳公司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同意。因一审法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4882号民事判决生效，阻止王杉取得房屋房地产权属证书的因素已经消失。 出卖人协助买受人取得买卖商品房的所有权是商品房买卖合同性质决定的，是出卖人最基本的合同义务之一，现阶段，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以产权监理机关登记为准，故本案中王杉要求百事佳公司协助办理案涉商品房的产权登记，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百事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王杉取得所购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书。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百事佳公司负担。 二审中，百事佳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 （一）百事佳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提交如下材料： 1.2019年7月30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出具的成武公（望）立字[2019]5540号《立案决定书》； 2.2019年7月30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 3.2019年7月30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望江路派出所出具的《受案登记表》； 4.2019年8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的（2019）川成蜀证复字第19号《关于（2008）川成蜀证内经字第98731、98732号合同公证书复查决定书》。 上述1-3项证据拟共同证明：与本案相关的案件事实因涉及刑事犯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移送侦查机关，待刑事程序终结后视情况是否继续审理。证据4拟证明案涉98732号公证书已被撤销。 经质证，王杉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力，认为：证据1-3中所涉房屋并未包含案涉房屋，且公安机关是针对盗窃案予以立案侦查，冯身健、闫登富拒绝将房屋归还百事佳公司且长期收取租金的行为，与本案无关；证据4仅表明公证机关在办理公证事项时未查清冯身健与百事佳公司之间的关系，但并不能否定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有效。 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能够确认，根据《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所载内容可知，因百事佳公司员工周永萍报称“锦江花园城”钻石座27楼有六套商品房经生效判决确认归百事佳公司所有但却被冯身健、闫登富拒绝归还且将部分房屋长期对外出租，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遂决定对周永萍被盗窃案立案侦查。但，案涉房屋系住宅，并非上述证据所涉的六套房屋，不论周永萍被盗窃案的处理结果如何，对本案中认定王杉与百事佳公司之间就案涉房屋是否建立了商品房销售合同关系，并无关联性。故，上述证据不能达到百事佳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证据4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在其后予以阐述。 （二）百事佳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提交如下材料： 1.《关于补充提交“严有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房屋返还协议〉的情况说明》； 2.2006年5月18日，严有泉与冯身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3.2019年9月4日，严有泉与宋玲鋆签订的《房屋返还协议》； 该三份证据拟共同证明：案外人严有泉也持有与冯身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严有泉甘愿退还房屋，并以此作为条件，请求宋玲鋆不再追究严有泉对该房屋的无权占用责任，严有泉退还房屋所依据的合同与本案情况一致，表明王杉关于合同有效的主张明显存疑。 经质证，王杉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证据均为复印件，未举示原件，即使证据属实，所涉房屋也与本案房屋不是同一房屋，与本案处理没有任何关联性。 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2、3无原件，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证据属实，所涉房屋亦非案涉房屋，所涉合同的签订、盖章情况亦与案涉合同不完全相同，故，严有泉是否自愿退还房屋的事实，与本案中认定王杉与百事佳公司所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证据1应系百事佳公司的举证意见及对本案的相关代理意见，依法不属于证据范畴，本院不作为证据采信。 （三）百事佳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提交如下材料： 2019年9月20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望江路派出所出具的《告示》，并将该《告示》张贴于房屋外的现场照片；拟证明：闫登富涉嫌侵占百事佳公司房屋的刑事犯罪案件进展情况，表明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与闫登富作为原告提起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之诉的民事案件中，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事实状态，进一步佐证本案中王杉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事实的唯一性，也无法推翻案件事实中的合理怀疑。 经质证，王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力，理由与其对2019年8月28日证据的质证事由一致。 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百事佳公司关于闫登富因侵占房屋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与本案属于同一事实、应作相同处理的主张，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佐证，故，闫登富与百事佳公司之间就其他房屋所产生的纠纷及处理情况，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四）百事佳公司于2019年10月23日提交如下材料： 《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向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局望江路派出所调取对闫登富、冯身健、马景芳等人所形成的询问笔录及讯问笔录，拟证明：与王杉类似的所谓购房人如闫登富因涉嫌侵占房屋刑事犯罪被立案侦查，并在公安机关主持下将侵占房屋退还给百事佳公司，公安机关在侦办闫登富一案中，对涉案相关当事人冯身健、马景芳等人依法进行了调查，据悉相关事实不但与本案相关，并将直接影响本案的公正审理，上述申请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及付款的客观事实。 经质证，王杉认为，百事佳公司的该项申请系其单方申请，且二审法院已前往冯身健服刑的监狱对其进行询问调查，在此情况下，百事佳公司的该项申请应否准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决定。 经审查，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对案外人闫登富是否涉嫌非法侵占百事佳公司房屋的刑事案件侦办情况，所涉房屋并不包含本案诉争房屋在内，该刑事案件调查形成的询问及讯问笔录，与本案中认定合同是否真实、有效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故，对百事佳公司的该项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五）百事佳公司于2020年1月6日提交如下材料： 1.2019年11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川0107民初1059号民事裁定书； 2.2019年11月22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成检民（行）监[2019]51010000624号《通知书》； 该两份证据拟共同证明：与本案案情类似的案件，或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或被人民检察院受理抗诉申请，由此可见相关案件事实均存在重大疑点，王杉在本案中据以主张权利的证据，不足以形成证据锁链，推翻合理怀疑，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 经质证，王杉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力，认为百事佳公司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闫登富、舒建案件与本案存在相同或类似案情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所作类比，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经审查，一审法院（2019）川0107民初1059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因闫登富对房屋的占用问题涉嫌刑事犯罪，需待刑事案件作出处理后视情况处理民事案件，据此裁定驳回闫登富的起诉；而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成检民（行）监[2019]51010000624号《通知书》，系百事佳公司申请监督本院（2017）川01民终12680号民事判决，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已决定受理，该案购房人为舒建。本院认为，百事佳公司因“锦江花园城”项目已有若干涉诉案件，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案情相似情况，但各案件相互独立，且具有个案特殊性。在百事佳公司对闫登富因侵占房屋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以及舒建案件与本案属于同一事实、应作相同处理的主张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百事佳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就其他房屋所产生的纠纷及处理情况，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百事佳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中，王杉提交以下新证据： （一）王杉于2019年8月28日提交如下材料： 2018年5月14日，本院作出的（2017）川01民终1307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唐光荣与百事佳公司之间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与本案纠纷情况类似，冯身健向购房人出具了加盖百事佳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则表明购房款已实际支付。 经质证，百事佳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力，认为：该案与本案相互独立，冯身健收取唐光荣的付款，并不等同于冯身健收到王杉的付款；而在类案纠纷中，闫登富同样提交了冯身健签字的合同和收据，但闫登富与百事佳公司之间却并未建立合法有效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关系，因此，本案与另案中的类似案情，并不能得出与唐光荣案处理结果一致的唯一性。既然王杉陈述其系以转账方式支付购房款，就应提供相应证据佐证，而非以另案处理结果来推断付款事实。 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实质上是类案判例，并不能当然证明本案中的待证事实，故不能达到王杉的举证目的，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二）王杉于2020年4月26日提交如下材料： 查询时间为2020年4月24日的《房屋信息摘要3》，拟证明：经向行政管理部门查询，“锦江花园城”钻石座2603号房屋未能查询到对应的房屋信息，但查询到案涉房屋所在楼栋的大产权目前登记在百事佳公司名下，且房屋上无人民法院查封措施，也未设定有抵押权，能够证明案涉房屋不存在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客观障碍，具备办证的条件。 经质证，百事佳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能证明王杉的办证诉请能够成立。 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在其后予以阐述。 二审中，因百事佳公司对案涉合同中冯身健的签名是否属实、合同中所盖公章的加盖主体以及印章是否真实、收据中所盖财务印章的加盖主体以及印章是否真实、购房款是否实际支付以及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地点、款项收取地点、款项去向、冯身健是否认识王杉、房屋是否已交付及如何交付等事实，均认为只能向冯身健本人核实方能查明，故本院工作人员于2019年9月24日前往浙江省第三监狱向冯身健就案涉合同签订、付款问题进行核实。冯身健陈述其不认识王杉，查阅相关合同及票据后，冯身健陈述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冯身健”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案涉《收据》中的财务印章是百事佳公司真实印章，《收据》中“出纳处”书写的“冯”字是其本人所签，《收据》中其它内容由百事佳公司的出纳人员填写，《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收据》是同一天形成；至于王杉是否实际支付购房款，冯身健表示因时间久远记不清楚具体付款情况，但陈述其未收取任何人现金，购房款应当是通过转账方式付至百事佳公司的账户或公司财务收的，只要其签字的，都认可房款已收到。 对该份调查笔录，百事佳公司发表意见认为：冯身健陈述未收取过现金，该陈述与王杉在一审提交的起诉状中载明是通过转账方式支付案涉购房款的陈述，是一致的，但与王杉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是通过现金方式支付购房款的述称，是矛盾的，在王杉未提交转账凭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已支付案涉购房款；此外，冯身健陈述“签订合同时房屋为A1、B1……”，并未说“3号、5号……”，该细节可能影响对案涉合同真实性的认定。 王杉对该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认为反映了客观事实；同时认为，关于起诉状中载明的付款方式与一审庭审中不一致的问题，一审法院已专门对此进行调查，王杉也已在一审中明确表示以庭审陈述为准，即付款方式是现金；根据冯身健的陈述可知，没有实际付款，则百事佳公司不会开具收款收据，而冯身健否认其本人收取现金的陈述，不排除客观事实是由百事佳公司的财务人员收取现金购房款，百事佳公司关于王杉未实际付款的意见不能成立。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9年8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作出（2019）川成蜀证复字第19号《关于（2008）川成蜀证内经字第98731、98732号合同公证书复查决定书》，载明：“复查申请人：百事佳公司。复查申请人以对我处办理的（2008）川成蜀证内经字第98732号买卖合同公证书有错误并损害其合法利益为由，于2019年7月26日向我处提出复查申请……请求事项：撤销该公证书。……经查：一、2008年8月8日，冯身健代表百事佳公司和王杉向本处提出商品房买卖合同公证申请，买卖双方向本处提交有百事佳公司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证有2008年年检标识）、建设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涉及所售项目的房屋大产权（业主方为百事佳公司），我处指派公证员和某人员前往百事佳公司办公地址受理了该公证，我处依据双方提交的材料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签署合同并申办公证。随后，我处于2008年8月12日出具了合同公证书［编号（2008）川成蜀证内经字第98732号］。同时，冯身健代表百事佳公司和王杉签署借款协议，并向本处申请办理借款协议公证，我处于2008年8月12日就该借款协议出具了编号（2008）川成蜀证内经字第98731号公证书。二、根据复查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及本处查明的情况，2006年6月13日百事佳公司向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工商登记，2006年7月13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百事佳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冯身健变更为熊小峰。同年7月15日，百事佳公司登报刊发公告，宣告印章及营业执照作废，冯身健不再担任该司任何职务。2012年5月8日，冯身健因隐瞒事实、冒充百事佳公司法定代表人，欺骗购房人与之签订售房合同，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三、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三条就合同生效进行了约定，生效条件为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因此，该买卖合同的合同效力判断并不依赖于是否办理公证。依据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精神，合同是否有效与合同主体是否合格、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订立合同行为是否违背公共利益以及是否存在表见代理等因素相关。故，当事人就合同效力发生争执的，其合同效力应由双方当事人诉请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综上，自2006年7月13日起，冯身健已经不再担任百事佳公司法定代表人，2008年8月8日，冯身健隐瞒事实真相，提供不实材料冒充百事佳公司法人代表向本处申办公证，导致（2008）川成蜀证内经字第98731、98732号公证书内容与事实不符。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第三项之规定，本处作出复查决定如下：撤销编号（2008）川成蜀证内经字第98731、98732号公证书。本撤销决定无涉合同效力判定，上述合同是否有效，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由合同双方通过人民法院审理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三个，现评判如下： 一、关于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关于百事佳公司申请的四项司法鉴定事项是否准予的问题。二审中，百事佳公司明确其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的事项如下：1.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加盖的“百事佳公司”的印章真实性；2.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冯身健”签名的真实性；3.案涉《收据》中加盖的“百事佳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印章真实性；4.案涉《收据》中“出纳”处“冯”字样签名是否系冯身健所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二审中本院向冯身健核实的情况，冯身健陈述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冯身健”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案涉《收据》中“出纳处”书写的“冯”字是其本人所签，在此情况下，百事佳公司提出的前述第2、4项鉴定申请已无鉴定必要。其次，冯身健以百事佳公司的名义与王杉签订合同并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行为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百事佳公司承担。而王杉作为购房者在签订合同及支付款项时，对百事佳公司印章的审查应仅限于形式审查，鉴于合同及收据中的签章均显示为百事佳公司印章，王杉已尽到该审查义务。同时，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据》均经冯身健签字确认，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素并已产生约束百事佳公司的法律后果，印章的鉴定结论均不影响本案中关于合同及收据真实、有效的认定，且缺乏必要性。基于此，本案中亦无启动前述第1、3项鉴定事项的必要。本院对百事佳公司提出的四项鉴定申请，均不予准许。 关于百事佳公司申请追加冯身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准予的问题。二审中，百事佳公司明确表示：其认为冯身健属于本案必要诉讼当事人，意在核实冯身健在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签名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冯身健并非案涉商品房销售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且在二审中经向冯身健本人核实已确认签名属实的情况下，冯身健不是本案中的必要诉讼当事人。故，对百事佳公司的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冯身健本人已确认《收据》属实的情况下，百事佳公司关于“王杉并非实际支付购房款”的假设前提已不成立，因此，百事佳公司以王杉可能涉嫌虚假诉讼罪或诈骗罪为由主张应将本案移送侦查机关处理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百事佳公司认为，如果冯身健确实收取了案涉购房款，则涉嫌诈骗罪漏罪的意见，实质上是主张冯身健可能将收取的案涉购房款据为己有；如果该假设成立，冯身健应当涉嫌构成侵占公司财产的犯罪，并不影响其对外签订的案涉合同的民事法律效力，除非有证据表明冯身健与姚昌伦共谋侵占或骗取公司财产，但百事佳公司没有提供与此相关的任何证据。且冯身健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刑事案件，已经本院作出的（2012）成刑初字第86号刑事判决书进行审查认定，该生效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犯罪事实，并不包含案涉房屋及对应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据》。因此，本案无须移送公安机关，亦无须中止审理。 据此，一审法院未追加冯身健参加本案诉讼、未准许司法鉴定申请、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审理程序并无不当。百事佳公司关于本案遗漏必要诉讼第三人、采信证据错误，违反法定审理程序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与王杉建立商品房销售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否是百事佳公司，以及该合同的效力认定。 根据庭审已查明事实，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及《收据》出具时，冯身健已不再是百事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但，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除冯身健签名外，还加盖有百事佳公司的公章，《收据》亦加盖百事佳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并经冯身健签名确认，且王杉关于该合同系在百事佳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办公场所签订、百事佳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均未对冯身健身份提出异议的陈述，与百事佳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于2019年8月8日作出的（2019）川成蜀证复字第19号《关于（2008）川成蜀证内经字第98731、98732号合同公证书复查决定书》中关于“2008年8月8日，冯身健代表百事佳公司和王杉向本处提出商品房买卖合同公证申请，买卖双方向本处提交有百事佳公司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证有2008年年检标识）、建设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涉及所售项目的房屋大产权证，我处指派公证员和某人员前往百事佳公司办公地址受理了该公证”的内容，相互印证。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认定冯身健的上述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百事佳公司承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处载明为百事佳公司，故，冯身健并非以其个人名义签订合同。百事佳公司以其不知晓案涉交易、合同系冯身健已被免除法定代表人职务的情况下签订为由，上诉主张案涉合同中的出卖人是冯身健，该主张并无任何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百事佳公司。百事佳公司未举证证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该合同应属合法、有效。 至于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同日的《借款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中，王杉并非以《借款协议》作为事实基础向百事佳公司主张权利，百事佳公司亦无证据证明王杉曾依据《借款协议》向百事佳公司或冯身健主张过权利，故，《借款协议》的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认定，以及是否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均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百事佳公司以一审未查清《借款协议》中的借款与案涉购房款之间的关系为由，上诉主张一审事实认定错误，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王杉要求百事佳公司协助办理案涉房屋不动产权证的诉请能否成立。 如前所述，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双方应按照约定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庭审已查明，合同签订后，百事佳公司即将案涉房屋交付王杉占有、使用至今，王杉已对房屋进行装修并入住。百事佳公司对该事实应当知晓，其虽主张从未收到案涉购房款，但没有证据证明曾向王杉主张权利。结合《收据》以及本院向冯身健调查中其关于在《收据》中签字即认可房款已支付的陈述，能够认定王杉是支付了相应对价后入住案涉房屋。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前，百事佳公司就同一房屋虽与案外人刘定成签订《成都市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但该合同已经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9日作出的（2015）武侯民初字第4882号民事判决确认为无效合同，且查封法院对案涉房屋采取的查封措施已过期，查封法院并未续查封。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对王杉请求百事佳公司协助办理案涉房屋不动产权证的主张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百事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四川百事佳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 耘 审判员 何广智 审判员 夏 伟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