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3民初11371号原告：俞培海，男，汉族，1968年7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芝君，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711824775。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运霞，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朱建叶（以下简称被告一），女，汉族，1978年9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揭东县，被告：广东乾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二），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03号904房自编B(仅限办公用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473931229。法定代表人：刘元才。被告：虞振强（以下简称被告三），男，汉族，1978年10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继添，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810032736。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一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列原告与被告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培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芝君、黄运霞，与被告三虞振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继添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一朱建叶、被告二广东乾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期满、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俞培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运费、服务费、仓库押金损失和货物处理损失共人民币770765.16元及违约金人民币143030元（违约金自2018年2月11日起暂计至2019年1月21日止，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详见《违约金计算表》）；2、判令被告朱建方和被告二对被告一拖欠的货款、运费、服务费人民币225000元及违约金人民币76455元承担连带责任（违约金自2018年2月11日起暂计至2019年1月21日止，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详见《违约金计算表》）；3、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一拖欠的货款、运费、服务费人民币355000元及违约金人民币66575元承担连带责任（违约金自2018年7月25日起计，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详见《违约金明细表》）；4、本案诉讼费等由各被告负担。庭审中，原告当庭明确，因已书面申请撤回对被告朱建方的起诉，故原告确认撤回原起诉状中对被告朱建方的诉求。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27日，原告与被告一开始合作，原告按被告一的具体需求购买茅台系列酒（类型分别为52度、53度M6、茅台大师封坛）后，再配送给被告一指定的消费商。2017年7月1日，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原告与被告一经协商一致后签订《供应商合作协议》，并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了《合同补充协议书》（前述两份协议简称“原合同”）。原合同约定由原告根据被告一的具体需求供茅台系列酒，并负责为被告一交易平台消费商提供商品配送服务，运费由被告一承担并据实结算。其后原告按原合同约定履行购买、发货及配送义务，但被告一自2017年9月1日起未按原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运费、服务费。对于被告一拖欠的款项，2018年2月2日，被告一出具《欠条》，确认拖欠原告货款人民币270000元整（以下均为人民币），承诺2018年2月10日前付一半，2018年3月5日前付一半，否则按《供应商合作协议》约定每逾期一日支付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如逾期超过三十日，则每逾期一日支付日千分之五违约金，以此类推。被告朱建方、被告二分别在担保人处签字/盖章确认对被告一的上述货款及违约金承担保证责任。2018年3月26日被告朱建方替被告一还款45000元。2018年7月9日，被告一出具《欠条》，确认仍拖欠原告货款450000元，承诺2018年7月24日付款10万元，剩余的35万元分期付款，每月24日前付款5万元，分7个月付清余款，否则按《供应商合作协议》约定每逾期一日支付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如逾期超过三十日，则每逾期一日支付日千分之五违约金，以此类推。被告三在担保人处签字确认对被告一的上述货款及违约金承担保证责任。2018年7月24日被告三替被告一还款95000元。2018年7月24日，被告一出具欠条，确认另外拖欠原告货款90000元整，否则按《供应商合作协议》约定每逾期一日支付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如逾期超过三十日，则每逾期一日支付日千分之五违约金。虽经原告多次催要，但被告一一直未履行三份《欠条》的义务，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截止至2018年12月29日，被告一仍拖欠原告货款、运费、服务费为665645.16元（详见《货款、运费、服务费计算表》）、仓库押金损失55000元及货物处理损失50120元合计为770765.16元，遂原告与被告一协商一致后签订《解除合同书》。《解除合同书》约定原被告一签订的原合同解除，被告一支付解除原合同前的所有剩余货款和服务费，以及因此造成的仓库押金损失55000元和货物处理损失50120元，被告一应于2019年1月20日前将前述款项支付给原告，如被告一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乙方货款、服务费、损失等款项的，每逾期一天按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供应商合作协议》、《合同补充协议书》、《解除合同书》以及三份《欠条》是原告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的保护。虽经原告多次催要，但被告一总是借故拖欠，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一朱建叶、被告二广东乾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未作答辩。三虞振强答辩称：一、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俞培海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朱建叶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本案中，俞培海主张其为朱建叶提供商品配送服务，但其提供的证据仅有朱建叶单方签名的结算表，根本不能形成证据链。其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如何履行配送服务以及履行程度，以及双方实际的债权债务金额，虞振强无从得知。对于货物的运输及交付，俞培海没有提供货物运输单、送货单，也没有任何收货方信息;对于所谓的“服务费”，俞培海对是否签订仓库租赁合同，租期为多长，租金为多少，出租方是谁，是否有租金支付转账凭证等事实均未举证，至于其雇佣多少员工，支付多少劳务费更无法证实，该“服务费”是否发生或存在完全不能确认，因此，俞培海不能举证证明本案存在真实的交易背景，也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任何费用已真实发生和存在，其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二、本案中，俞培海与朱建叶签订的《供应商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违反了《刑法》及《广东省酒类专卖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为无效合同，虞振强也因此不应承担保证责任。首先，本案中，俞培海与朱建叶签订的《供应商合作协议》第四条第1款约定:“乙方负责为甲方交易平台消费商提供商品配送服务。”据虞振强所知，该平台实际是朱建方控制的名为“元潮汇”的消费返利平台，而朱建方本人也因运营该平台而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日前该案正在审理中，案号为（2019）粤0104刑初1453号。由此可知，俞培海及朱建叶为朱建方及其控制的“元潮汇”平台提供商品的行为，实际上是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提供帮助，且俞培海、朱建叶、朱建方均对此明知。因此《供应商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违反了《刑法》的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为无效合同。其次，本案中，俞培海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配送的货物详情。但根据结算单以及俞培海提供的统计表显示，俞培海配送的货物为茅台酒，其单价为28元每瓶，该单价与市场价、成本价差距巨大，根本不符合常理，而俞培海也未提供该货物的合格证明。此外货物由俞培海以个人名义，并以提供服务为名进行提供，而非通过具备卫生许可证和酒类批发许可证的企业名义提供，实际是以合法形式拖盖非法目的，由此推断该货物极有可能是假冒伪劣商品。《广东省酒类专卖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禁止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酒类产品。禁止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酒类产品提供服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酒类产品，为假冒伪劣产品:（一）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国际标准采用标志、名优标志、防伪标识等标志。（三）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四）伪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五）假冒专利，盗版复制的:（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第十六条规定:“从事酒类零售业务，必须先取得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然后向所在地县以上酒类专卖管理部门申领酒类零售许可证。取得卫生许可证和酒类零售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第十九条规定:“酒类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不得向无酒类经营许可证的零售经营者批发酒类:酒类批发企业及零售经营者，不得从无生产许可证或无批发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购进酒类。”根据以上规定，本案中，俞培海与朱建叶之间的合同关系完全是非法交易!同时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四）（五）项的情形，依法应为无效合同。根据《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虞振强依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三、本案中，虞振强签订《欠条》时受到胁迫和欺诈，该《欠条》依法应予撒销。本案中，虞振强签订《欠条》时的背景情况是，朱建叶一直以被俞培海胁迫为由，要求虞振强出面调停，并赖在虞振强办公室不走，严重影响虞振强的日常工作开展。虞振强为此于2018年7月7日至9日期间，向义乌市北苑派出所报案。同时，《欠条》中载明45万元为货款，虞振强也是基于此认识，考虑到货物出售后可以回款解决朱建叶资金周转问题，才出于朋友情义，同意担保。但实际情况是，45万元中仅有货款（含运费）170170元，其他金额均为所谓的“服务费”。而该货款及运费本金170170元，已由朱建叶归还80170元，由朱建方归还45000元，即2018年7月9日虞振强签订《欠条》时，朱建叶拖欠俞培海的货款本金仅有45000元。如果虞振强知道45万元债务中，绝大部分均为名目不详的所谓“服务费”，那么虞振强根本不会签署《欠条》，为该债务提供担保。因此，2018年7月9日签署的《欠条》中，关于朱建叶拖欠俞培海45万元货款的表述完全与事实不符，是对虞振强的恶意欺诈。对此，虞振强要求撤销《欠条》，并请求法院判令俞培海返还已支付的95000元。四、俞培海在明知朱建叶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恶意放任损失扩大，该扩大的损失依法不应得到支持。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打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本案中，朱建叶自2017年9月就开始拖欠货款，并且自2017年12月就完全停止提货。而此时俞培海并没有通过行使任何合法抗辩权，而是在明知朱建叶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适当措施，恶意放任损失的扩大，还加收超过货款本金10倍的所谓“服务费”。该部分扩大的损失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五、《欠条》中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应予调整。综上所述，本案中俞培海主张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与朱建叶之间的合同关系也完全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无效，且《欠条》为虞振强受到胁迫和欺诈所签订，虞振强不具有对45万元非货款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中，虞振强依法不应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其向俞培海支付的95000元也依法应当返还。请求法院驳回俞培海的全部诉讼请求。六、原告未提供在保证期限内行使权利的证明，故保证时效已过，被告四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本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2017年7月1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供应商合作协议》1份，约定：双方自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针对被告一需要范围内的各类商品进行合作；原告根据被告一的具体需求，提供相应所需商品信息及产品清单，产品信息要求：产品品牌、名称、规格、包装形式、条码等信息，经被告一筛查后，在《货品清单》处签字确认；被告一的商品在《货品清单》上需列明商品零售价及供货价，具体价格名标准由双方在《货品清单》上列明，并经双方签字确认；结算方式：每月10、20日、30日被告一需与原告凭《货品清单》对账，并在对账后及时向原告支付货款，预发货款上限为50万元；原告自行承担仓储、装卸费用以及员工工资，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服务费，暂按照20元/箱结算，如每月供货商品不足3000箱，双方另行协商调整服务费；被告一定期向原告提供《发货清单》，由原告负责为被告一交易平台消费商提供商品配送服务，原告收到发货清单后2天内发货，运费由被告一承担据实结算；如被告一因客观原因无法支付当期货款，经取得原告同意延期付款后如被告一仍无法按期付款，则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且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如发生上述条款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情形，双方自接到对方书面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合同解除，被告一须在合同解除3日内对原告库存货物进行盘点接收并结算支付尾款。2017年9月30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合同补充协议书》1份，约定：双方在前述原合同基础上变更合同条款部分内容，协议内容变更部分为：结算方式变更为：每月10、20日、30日被告一需与原告凭《货品清单》对账，并在对账后即时向原告支付货款，预发货款上限为50万元；原告自行承担仓储、装卸费用以及员工工资，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服务费，暂按照20元/箱结算，如每月供货商品不足3000箱含低于2250箱的按没约（原合同应系笔误，结合案情，应为“每月”）4.5万元结算（包含仓租人工成本费用）。二、2017年6月24日，原告支付仓库押金、保证金5.5万元，并得到收据1张。2017年11月4日，被告一在1张打印好的结算表上签名，该结算表显示：9、10月份订单结算费用129882元、108214元，6－10月补贴部分破损件2884元。2017年12月7日，被告一在1张打印好的结算表上签名，该结算表显示：11月份发送订单汇总表67074元。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月31日、2月28日、3月31日、4月25日，被告一分别在1张打印好的结算表上签名，该结算表显示：2017年12月份结算数额为仓租房租人工资管理费成本4.5万元；2018年1月－4月份结算数额分别为仓租房租人工资管理费成本4.5万元。2018年2月2日，被告一作为欠款人，被告朱建方、被告二作为担保人，在1张打印好的《欠条》尾部签名，内容为：被告一拖欠原告货款未还，截至2018年1月25日欠未还清货款为27万元，承诺年前10天付一半货款、年后3月5日前付清余款（2018年2月10日付一半、2018年3月5日付剩下余款），否则按照《供应商合作协议》约定每逾期1日支付日千分之一违约金，如逾期超过30日，则每逾期1日支付日千分之五违约金，以此类推。2018年7月9日，被告一作为欠款人，被告三作为担保人，在1张打印好的《欠条》尾部签名，内容为：被告一拖欠原告货款未还，截至2018年5月25日欠未还清货款为45万元，承诺2018年7月24日付款10万元、剩余的35万元分期付款，每月24日前付款5万元，分7个月付清余款，否则按照《供应商合作协议》约定每逾期1日支付日千分之一违约金，如逾期超过30日，则每逾期1日支付日千分之五违约金，以此类推。2018年7月24日，被告一作为欠款人，在1张打印好的《欠条》尾部签名，内容为：被告一拖欠原告货款未还，截至2018年7月25日欠未还清货款为9万元，承诺内还清余款；否则按照《供应商合作协议》约定每逾期1日支付日千分之一违约金，如逾期超过30日，则每逾期1日支付日千分之五违约金，以此类推（此款为2018年5月25日至7月25日欠款）。2018年12月29日，被告一签署1张处理损失清单，载明53度M6酒等加上运费共计50120元。原告提供的《货款、运费、服务费明细表》显示：被告一朱建叶自2017年9月就开始拖欠原告货款，并且自2017年12月开始就完全停止提货。2018年12月29日，原、被告签订《解除合同书》1份，约定：双方签订2017年7月1日的《供应商合作协议》和2017年9月30日的《合同补充协议》后，原告实际于2017年6月25日开始向被告一供货，现因被告一未按原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及服务费（服务费为每月4.5万元），双方协商解除合同：本合同签订之日，双方签订的原合同解除；……；被告一应支付解除原合同前的所有剩余货款和服务费，以及因此给原告造成的仓库押金损失5.5万元和货物处理损失50120元，被告一应于2019年1月20日将前述款项支付给原告；被告一如果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原告货款、服务费、损失等款项的，每逾期1天则按照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三、原告庭审中称：1、原告与被告三以前认识，被告一与被告三是男女朋友关系，被告一与被告朱建方是兄妹关系，被告朱建方是被告二的大股东；2、本案合作模式是：被告一先自己决定并与卖酒商谈好了买什么酒以及多少酒（具体是被告一与卖酒商进行商谈并决定，至于卖酒商是否具有卖酒的资质等问题，被告方清楚，原告对此并不负责），然后被告一才让原告垫资并负责将被告一谈好并决定购买的酒配送给被告朱建方控制的交易平台上的买家，期间原告须承担雇请2个员工（每人每月工资1.5万元左右）、仓库租金(每月1.5万元左右)、车辆油费、原告替被告一垫资的资金的利息等成本，所以原告与被告一所欠的协议中约定被告一每月除向原告支付货款外，还固定每月支付服务费4.5万元；3、最初原告与被告一合同签订时，被告一称每月有5、6千箱的酒需要原告配送，每瓶酒配送费20元，但合同实际履行后，原告每月实际配送的货量才2000箱左右，所以实际原告是被各被告骗了，原告并没有获得合同签订之初的预期收入；4、原告没有威胁被告签署涉案欠条。被告四庭审中称，涉案两份原合同违反了《广东省酒类专卖管理条例》（2002修正）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原告庭前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撤回对被告朱建方的起诉，本院已另行裁定准许原告撤回对被告朱建方的起诉。以上事实，有《供应商合作协议》、《合同补充协议》、仓库押金保证金收据、结算表、欠条，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属服务合同纠纷。被告一、被告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提交的《供应商合作协议》、《合同补充协议》、仓库押金保证金收据、结算表、欠条，均有原件佐证，与原告庭审中的陈述相互吻合，且能够形成证据链，本院均予采纳。据此，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涉案《供应商合作协议》、《合同补充协议》、结算表，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欠条，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三签订的欠条，应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被告三庭审中认为，涉案《供应商合作协议》、《合同补充协议》均因违反了《广东省酒类专卖管理条例》（2002修正）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本院认为，涉案《供应商合作协议》、《合同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原告的合同义务是负责为被告一交易平台消费商提供商品配送服务，而该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系被告一决定的，即原告的合同义务系垫资“配送”酒而非“买卖”酒，且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对负责配送的酒类是否符合酒类管理的强制性规定而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同时，《广东省酒类专卖管理条例》（2002修正）并非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范畴，故被告三该项关于原合同无效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三认为其系受原告胁迫而签订涉案承担担保责任的欠条，证据不足，被告三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三还认为其签订的欠条中的拖欠本金45万元中包含了绝大部分的服务费但原告并没有具体证据证明服务费的客观存在以及实际数额，本院认为，各被告作为成年人，对其签署的欠条项下的欠款性质应具有分辨能力，而原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原告垫资配送酒类确需实际支持仓租等费用；同时，虽然被告一自2017年9月就开始拖欠原告货款，并自2017年12月开始就完全停止提货，但双方实际在2018年12月29日才签订了解除合同书，且被告一对原告主张的2018年1月至12月期间产生的服务费用（每月4.5万元）并未提出异议，故被告三该项抗辩，以及从2018年1月开始系应由原告自担的扩大损失部分的抗辩，本院均不予采纳。综综上，原告要求被告一支付拖欠货款和服务费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经计算，被告一拖欠的货款和服务费共计770765.16元（665646.16+55000+50120）元，被告一应予偿还。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合同约定的日千分之一、日千分之五的违约金标准过高，考虑被告一实际于2018年1月开始就没有再提货，而原告对此应从此时就已经能够预知自己的实际损失，故综合考虑案情，本院酌定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月21日起计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但合计不得超过按年利率24%的标准。原告申请撤回对被告朱建方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已另行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被告二作为截至2018年1月25日被告一所欠未还清货款27万元的担保人，因原告在《货款、运费、服务费明细表》中自认之后被告朱建方替被告一于2018年3月26日偿还了4.5万元，故该笔主债务余额为225000元，但因原告起诉时间已超过该笔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6个月，故被告二不再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三作为截至2018年5月25日被告一所欠未还清货款45万元的担保人，因原告在《货款、运费、服务费明细表》中自认之后被告朱建方替被告一于2018年7月24日偿还了9.5万元，故该笔主债务余额为355000元，且该笔债务尚未超出保证期间，被告三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建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俞培海支付拖欠的货款和服务费共计人民币770765.16元及利息（利息以人民币770765.1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月21日起计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但合计不得超过按年利率24%的标准）；二、被告虞振强对被告朱建叶的上述债务在人民币355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俞培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937.95元，由被告朱建叶负担。原告已经预交的受理费人民币12937.95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告朱建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937.95元（其中被告虞振强在受理费人民币5959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春华审判员  周常焱审判员  夏 璐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左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