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8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永川，男,196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龙，重庆佳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欢，重庆佳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行,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7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9029409820。负责人：赖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东春，男，197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该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女，198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法律事务部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观音桥支行，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一支路6号附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756209410F。负责人：蒋勇，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虹雨，女，1994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县，该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女，198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法律事务部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忠县支行，住所地重庆市忠县忠州镇忠州大道巴王路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908151650Q。负责人：李振宁，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礼和，男，197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该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女，198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法律事务部员工。上诉人金永川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渝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观音桥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观音桥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忠县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忠县支行）银行卡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3民初16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金永川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金永川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工行渝中支行、工行观音桥支行、工行忠县支行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案件事实，银行应当承担金融安全责任而非存款人的侵权举证责任；2.金永川未领取银行卡；3.一审违反程序规定，一审不予准许金永川提交的取款凭证的“形成时间”“笔迹”的司法鉴定。工行渝中支行、工行观音桥支行、工行忠县支行答辩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金永川的上诉请求。金永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工行渝中支行、工行观音桥支行、工行忠县支行共同向金永川支付银行存款23812.42元及利息（以23812.42元为基数，自2001年9月22日起，按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计算至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等由工行渝中支行、工行观音桥支行、工行忠县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5月30日，金永川在工行忠县支行处开立活期存折一张，账号为X，并存入324000元。同日，工行忠县支行发放与上述存折账户关联的牡丹灵通卡一张。此后，该账户内发生多笔交易记录。根据账户交易明细中交易代码显示，有柜台存折支取、自动柜员机取款、pos机消费、柜台灵通卡取款等交易类型。其中自动柜员机取款、pos机消费、柜台灵通卡取款等交易类型的取款时间和金额亦记载于原存折的内页中。原存折显示2001年9月22日，柜台存折取款10000元后，余额为23812.42元。2001年10月24日，该账户发生柜台灵通卡取款，取款地点为工行渝中支行下辖的中山三路储蓄所（现更名为上清寺支行），取款金额23812元。取款凭证上显示余额0.42元，持卡人签名处有“金永川”字样签名。此后该账户陆续发生结息、扣取利息税、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等余额变动，2016年5月30日，该账户余额显示为零。2019年4月7日，金永川持原存折前往工行观音桥支行取款，工行观音桥支行将该旧存折更换为新存折，新存折上载明账号为X，余额为零。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举示证据予以证明。工行忠县支行辩称金永川在开立活期存折账户的同时，发放了关联银行卡一张，并举示了相关业务凭证和账户交易明细表。该明细表中的交易代码反映出讼争账户曾发生多种交易类型，其中则有自动柜员机取款、pos机消费、柜台灵通卡取款等交易类型，且明细表中除最后一笔讼争的取款金额外，其余交易情况与金永川举示的原存折内页记录的摘要内容和支取金额相一致，金永川对其亦不持异议。因此足以说明讼争账户存在相关联的银行卡，且金永川有使用该银行卡的行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储户开立账户（包括存折、银行卡）时，必须设置个人密码，且从金永川使用银行卡进行柜员机取款、pos机消费等行为，可以推定该银行卡设置有密码。同时，根据讼争事实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通知规定，金融机构对存款人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内提取现金五万元（不含五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鉴于本案讼争的取款金额为五万元以下，且根据取款凭证显示为持银行卡人前往柜台取款，根据操作规则，取款时经输入银行卡密码后即可支取，并无强制性规定要求银行核对取款人的身份情况。银行卡和取款密码应由持卡人自行谨慎保管，如交予他人使用，视为其允许的行为，后果应由持卡人自行承担。金永川认为取款凭证上持卡人签名一栏并非其本人签名，即便其陈述属实，也应视为其将银行卡和取款密码交予他人，准允他人代为取款，那么款项被支取的后果亦由其自行承担。因银行柜面工作人员无需核实取款人身份，也就无需核实签名是否系持卡人本人所签，故本案亦无对凭证上签名是否系金永川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的必要。综上，金永川未能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工行渝中支行、工行观音桥支行、工行忠县支行对其存款的保管和支取存在过错，现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金永川的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受理费198元，由金永川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举示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1.一审判决是否认定案件事实错误；2.本案是否应当对取款凭证上金永川签字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法规对争议焦点评述如下：争议焦点之一，一审判决是否认定案件事实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中工行忠县支行举示相关业务凭证和账户交易明细表已经证明除诉争外的最后一笔取款外，其向金永川发放的银行卡交易记录与金永川持有的原存折内记录相一致，尤其是金永川持有的交易明细标注了灵通牡丹卡进行存款及交易的事实，都与原始存折相印证，足以证明金永川持有灵通牡丹卡。二审中，金永川亦当庭陈述涉案灵通牡丹卡是由其员工使用。工行渝中支行下辖的中山三路储蓄所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通知规定，向持卡人支取涉案诉争金额并无不当。金永川上诉称工行未尽到金融安全保障义务，其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金永川并未举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工行渝中支行支取案涉款项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金永川上诉称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案件事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争议焦点之二，本案是否应当对取款凭证上金永川签字进行司法鉴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通知规定，本案所涉取款金额小于五万元，工行无需核对取款人的身份，且金永川亦自认涉案灵通牡丹卡是由其员工使用，故本院审理认为，一审认定没有必要对凭证上金永川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并无不当。金永川上诉称本案应当对取款凭证上金永川签字进行司法鉴定的上诉理由，与本案查明金永川将案涉灵通牡丹卡交由其员工使用的事实不符，案涉取款人系金永川本人或其授权使用人，工行渝中支行下辖的中山三路储蓄所向持卡人支取案涉款项无过错，本案鉴定是否系金永川本人签字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金永川上诉称本案应当对取款凭证上金永川签字进行司法鉴定的上诉理由，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金永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6元，由上诉人金永川负担。审 判 长 郝绍彬审 判 员 沈 娟审 判 员 夏东鹏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 秦书 记 员 毛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