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民终3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贺信，女，1973年12月12日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贺飞，男，1976年5月3日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珊、方启航，贵州听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远秀，女，1962年11月7日生，汉族，户籍地址为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现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靳鑫、胡媛媛，贵州贵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贺信、贺飞与被上诉人钟远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不服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3民初30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贺信、贺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珊、方启航，被上诉人钟远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靳鑫、胡媛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贺信、贺飞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向二上诉人返还390000元；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根据二上诉人一审及二审提交的证据看，贺安华转给钟远秀的390000元就是属于家庭承包户所得的拆迁补偿款，属于二上诉人与贺安华的家庭共有财产，贺安华并无处分权。另外，一审判决要求二上诉人对“无法律上原因”承担举证责任显示公平。被上诉人称贺安华转给其390000元属于赠与，后又称该笔款项用于二人共同生活期间的各项开支，前后矛盾，不符合常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予以改判。钟远秀二审答辩称:涉案的390000元是贺安华的个人储蓄，其生前自愿将该笔款项转给答辩人，用于二人共同生活，属于自愿赠与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贺信、贺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39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二原告系姐弟关系。二原告母亲于2017年12月22日过世。二人父亲贺安华在2018年期间至平坝福利院居住生活，后认识被告钟远秀，两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一年多，于2019年2月20日在贵阳市乌当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2019年3月月5日贺安华因突发心跳，呼吸骤停死亡。贺安华生前于2018年4月16日通过银行汇款给钟远秀390000元。二原告称该款系二人土地征拨款，要求钟远秀返还，协商无果，致二原告诉至法院。还查明，二原告提供的征地补偿兑现花名册载明的姓名均为贺安华，征收时间分别为2010年4月13日、2010年12月20日、2014年10月14日、2018年1月23日，领款人除邱定香领取的24136.92元外，其余均由贺安华领取。贵阳市乌当区东风镇乌当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载明“兹有我村第十一组村民贺安华（52011219461225031X），邱定香（520112194905170321）系夫妻关系，该户土地于2014年因沪昆线用地被征收，属于100%的失地农民，于2015年11月夫妻俩以失地农民身份补交社保。该户土地所有征收补偿款均由户主贺安华代领。”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原告认为其父亲贺安华在生前转款给钟远秀的390000元，系二人的土地征收款，贺安华无权处分给钟远秀，对其该相关主张原告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提供的兑现花名册所载明的被征收人姓名均为贺安华，乌当村委会的《证明》也仅能证实贺安华与邱定香夫妻的土地被征收的事实，对“该户”并未明确是否包含有贺信、贺飞，二原告也未提供土地承包证或延包表等相关证据证实二人系贺安华承包户中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成员，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该规定，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要件事实有四个：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其中,“无法律上的原因”证明责任的分配是处理案件的关键。我国民法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属于请求权形成规范，故“无法律上的原因”证明责任首先应由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人承担，亦即请求权人首先应举证证明其给付缺乏给付原因。就本案而言，只有在原告举证证明其父亲向钟远秀转款390000元没有合法原因的前提下，钟远秀才承担证明其获得相应利益具有正当性的举证义务。本案被告钟远秀与二原告父亲贺安华系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的合法夫妻，两人虽系在贺安华转款之后办理的登记，但钟远秀申请的证人及二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均认可了贺安华与钟远秀在2018年期间便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事实，而在两人共同生活中，贺安华转款给钟远秀用于家庭生活支出、旅游消费等是合乎情理的，而非“无法律上的原因”。综上，原告未举证证明案涉390000元系二人土地征收款，亦未能证明被告取得案涉款项没有合法根据，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3900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贺信、贺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50元，减半收取计3575元，由原告贺信、贺飞负担。二审中，贺信、贺飞向本院提交四组证据：第一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贵阳市公安局东风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贺信的身份证复印件、贵阳乌当区东风镇乌当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实二上诉人系贺安华承包户家庭成员及承包人，对该户承包地的征收补偿款项享有共有的合法权益。第二组：征地补偿兑现花名册，批量开户明细查询，拟证实2018年贺安华因政府征用其承包地获得征地补偿款331658.48元，该笔征地补偿款于2018年1月25日下发至贺安华账户内。第三组：乌当农村商业银行凭证，乌当农商东风支行存折及乌当农村商业银行东风支行个人账户明细账查询单，邮政银行东风镇营业所查询单，邮政银行东风镇营业所存折、账户交易明细及查询单，拟证实贺安华转账给钟远秀的390000元款项并非其个人财产，而是二上诉人与贺安华家庭承包户的土地征收补偿款项，属于家庭成员共有财产，贺安华未经其他家庭成员同意，将该笔款项处分给钟远秀，属于无权处分，钟远秀应当予以返还。第四组：平坝区福利院入住人员登记表、情况说明、申明两张，拟证实贺安华转款给钟远秀时，其双方认识的时间不长，不可能同居生活。钟远秀的质证意见：对于第一组证据：土地承包证上载明的面积为1.784亩，之后村委说回收0.62亩,剩余土地面积的征收款项不可能达到33万元；土地承包证上没有贺飞的名字；村委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字，该份证据不合法；派出所证明和贺信身份证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第二组证据：征地补偿花名册和土地承包证存在矛盾，面积不符；花名册形式不合法，没有经办人签字；银行流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达不到二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第三组证据：银行凭证和账户明细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尾号4828的存折，在2018年2月3日前，贺安华已经有310000元的存款，2018年2月2日，贺安华存款账户余额还有80000元，同时还有10多万元，不能证实涉案的390000元属于征地款。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二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反而证实被上诉人与贺安华感情很好。本院认为：对于二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等各项证据，能够证实贺安华获得征地款331658.48元，但不能证实贺安华转给钟远秀的390000元中包含上述征地款，不能达到二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贵阳乌当区东风镇乌当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没有单位负责人或经办人员的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但是贺安华户二轮承包证上的人口为3人，且贺信与贺安华在同一户口本上，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贺安华户的承包人为贺安华、邱定香和贺信。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能够证实1990年贺安华户的户口本上有贺飞的名字，但不能由此证实贺飞是贺安华户二轮承包的承包人之一。对于福利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和申明，仅能证实贺安华在福利院期间有外出情况，与本案无关联性。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钟远秀获得的390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是否需要向贺信、贺飞返还该笔款项。本院认为：关于二上诉人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成立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不当得利请求权构成要件有三:一是得利人取得利益;二是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三是得利人取得利益导致他人受有损失。具体到本案，二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虽能证实贺信属于贺安华承包户的成员之一，亦能证实贺安华获得331658.48元的征地补偿款，但该征地补偿款是种类物而不是特定物，不能证实贺安华转给钟远秀的390000元中包含上述征地款。钟远秀获得390000元款项系基于贺安华的赠与行为，并非没有法律根据。现二上诉人不能证实贺安华将应由二上诉人享有的征地款转给钟远秀，应由二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驳回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上诉人贺飞、贺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美娟审判员  杨 鲁审判员  陈雯贞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周愿垚书记员熊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