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川0191执异61号 异议人（被执行人）：刘通，男，1990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博乐市。 异议人（被执行人）：严黎娜，女，198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二异议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先军，四川信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营业场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三路1号。 负责人：李晓艳，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婷婷，四川明之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逸梦，四川明之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在本院执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以下简称中行锦城支行）与刘通、严黎娜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中，被执行人刘通、严黎娜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于2020年3月11日组织听证，被执行人刘通、严黎娜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廖先军及申请执行人中行锦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婷婷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刘通、严黎娜提出异议请求：不予执行（2015）川国公证执字第4号及（2014）川国公证字第49×××69、49570号公证债权文书。事实与理由：一、执行案件所依据的《执行证书》及《公证债权文书》具有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的情形。执行所依据的（2014）川国公证字第49×××69、49570号公证书所指明的债权文书是中行锦城支行与刘通、严黎娜于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合同，但中行锦城支行在申请执行时并未提供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合同，而是提交了其与刘通、严黎娜于2014年4月29日签订的合同，而该合同并未经过公证、亦经未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机关在2014年4月2日就对未发生的借款合同进行了公证，属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的情形。公证由中行锦城支行单方面申请，公证书是在刘通、严黎娜不知情、没有到达现场的情况下制作的文书，且该文书至今尚未向刘通、严黎娜送达。二、公证机构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必须依当事人在签订的债权文书中的约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公证机构及公证人员不得擅自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中行锦城支行与刘通、严黎娜签订的《额度协议》与《抵押合同》中均未约定通过公证的途径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而公证文书中将该两份合同也赋予了强制执行的效力，违反法律规定。三、中行锦城支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应当不予执行。 中行锦城支行称，认可公证机关在回复法院函询时的《情况说明》中就公证程序所列明的意见；中行锦城支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并未超过执行时效。 本院查明，2014年4月29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广场支行（甲方，以下简称中行天府广场支行）与刘通、严黎娜（乙方）签订编号为2014年中天抵字014号《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以下简称贷款协议）。贷款协议第一条“额度金额”约定：甲方同意向乙方提供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币种为人民币，金额为83万元。第二条“额度有效期”约定：本额度有效期为3年/36个月，自2014年4月29日至2017年4月29日。第八条“担保”约定：对于依据本协议签署的所有贷款合同项下乙方对甲方的债务，甲乙双方同意采用以下担保方式：由刘通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十条“争议解决”约定：凡因履行本协议及依据本协议签订的个人循环贷款合同而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应通过协商解决。在协商不成时，双方同意采用以下方式解决：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2014年4月29日，中行天府广场支行（抵押权人）与刘通（抵押人）签订编号为2014年中天抵字014号《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下简抵押合同）。抵押合同第一条“主合同”约定：本合同之主合同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刘通之间签署的编号为2014-中天抵-014的贷款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或将要签署的贷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第二条“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约定：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自贷款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该协议所规定的额度有效期届满之日，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第十三条“争议解决”约定：凡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可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采用与主合同之约定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 2014年4月29日，中行天府广场支行（贷款人）与刘通、严黎娜（借款人）根据贷款协议的约定就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向刘通、严黎娜发放贷款事宜签订编号为2014年中天抵字014号附1号的《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以下简称附1号贷款合同）。附1号贷款合同第一条“贷款金额”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为人民币46万元。第二条“贷款期限”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12个月，自贷款人实际放款日起算；若为分期放款，则自第一个实际放款日起算。第十条“公证”约定：本合同需要办理公证。若依本合同的约定借款人为本合同办理公证的，本合同签订后__个工作日内，借款人应和贷款人到公证机关办理强制执行公证，借款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还款义务的，贷款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借款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 2014年4月29日，中行天府广场支行（贷款人）与刘通、严黎娜（借款人）根据贷款协议的约定就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向刘通、严黎娜发放贷款事宜签订编号为2014年中天抵字014号附2号的《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以下简称附2号贷款合同）。附2号贷款合同第一条“贷款金额”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为人民币37万元。第二条“贷款期限”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12个月，自贷款人实际放款日起算；若为分期放款，则自第一个实际放款日起算。第十条“公证”约定：本合同需要办理公证。若依本合同的约定借款人为本合同办理公证的，本合同签订后__个工作日内，借款人应和贷款人到公证机关办理强制执行公证，借款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还款义务的，贷款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借款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 2014年4月2日，中行天府广场支行与刘通、严黎娜向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以下简称国力公证处）申请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国力公证处经审查后认为，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刘通、严黎娜具有签订上述合同、建立借贷、担保法律关系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在该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的币种、数额、还款期限、利率、抵押物及其违约责任等条款，为保证债务的履行，借款人、抵押人作出了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国力公证处经审查后于2014年5月6日作出（2014）川国公证字第49×××69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以下简称第49×××69号公证书），赋予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 2014年4月2日，中行天府广场支行与刘通、严黎娜向国力公证处申请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国力公证处经审查后认为，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刘通、严黎娜具有签订该合同、建立借贷、担保法律关系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在该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的币种、数额、还款期限、利率及其违约责任等条款，为保证债务的履行，借款人作出了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国力公证处经审查后于2014年5月6日作出（2014）川国公证字第4957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以下简称第49570号公证书），赋予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 形成于2014年4月2日的《四川国力公证处询问笔录》显示，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刘通、严黎娜在笔录中陈述其于当日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4年12月2日，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就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申请国力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国力公证处查明，中行天府广场支行于2014年4月2日与刘通、严黎娜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上述合同经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编号：（2014）川国公证字第49×××69号、49570号）］……双方当事人在上述合同中约定借款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还款义务的，贷款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借款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国力公证处经审查后于2015年1月9日作出（2015）川国公证执字第4号《执行证书》（以下简称执行证书），执行证书载明的执行标的额为借款本金人民币83万元、利息、罚息，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等）。 后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就第49×××69号公证书、第49570号公证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8）川0191执6291号。 本院在收到刘通、严黎娜的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书面异议后，就刘通、严黎娜据以提出异议的事实和理由向国力公证处进行了函询。国力公证处在向本院回复的《情况说明》中载明：1、第49×××69号公证书、第49570号公证书档案中的公证申请表、受理回执、询问笔录上明确记载刘通、严黎娜于2014年4月2日与中行天府广场支行签订了相关合同及申办强制执行公证；刘通、严黎娜声称未到现场办理公证，应当提交其不在现场的证据。2、第49×××69号公证书、第49570号公证书及执行证书的证词中均载明刘通、严黎娜与中行天府广场支行签订合同的时间及申办公证的时间为2014年4月2日，合同上载明的2014年4月29日并非实际签署时间，原因与银行审批流程有关……在预签合同时一并申请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是成都银行业的惯例，也符合公证程序，不存在所谓“倒签”公证问题。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虽无强制执行条款，但借款人与抵押人均为刘通，将贷款合同、抵押合同一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符合刘通本人的意思表示。 另查明，2016年6月8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羊法院）立案受理中行天府广场支行与刘通、严黎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青羊法院在审理该案中查明，2014年4月29日，中行天府广场支行与刘通、严黎娜签订编号为2014年中天抵字014号《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约定由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向刘通、严黎娜提供83万元的个人循环贷款额度，额度期限为36个月，自2014年4月29日至2017年4月29日。同日，双方签订编号为2014年中天抵字014号附1号、附2号的《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约定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向刘通、严黎娜提供贷款83万元，两笔金额分别为46万和37万。当日，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向刘通指定的两个账户分别转款37万和46万。青羊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6）川0105民初4485号民事判决，判决刘通、严黎娜向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归还借款本金83万元及利息、罚息，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刘通、严黎娜不服该判决，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提起上诉。成都中院在审理中还查明，2014年5月6日，刘通、严黎娜与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在国力公证处办理了第49570号公证书，明确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可持该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对案涉借款的执行。成都中院认为，《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已在国力公证处办理了第49570号公证，现人民法院并没有对该公证书作出不予以执行的裁定书，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并未对公证债权文书所附担保协议的强制执行作出限制性规定，公证机关可以对附有担保协议债权文书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证明，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故中行天府广场支行提起本案诉讼不当，其起诉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故应予驳回。成都中院据此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川01民终501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6）川0105民初4485号民事判决，驳回中行天府广场支行的起诉。 再查明，2019年2月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作出川银保监复[2019]174号批复，同意中行天府广场支行终止营业。同年4月2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作出川中银发[2019]99号通知，载明中行天府广场支行终止营业之日起，业务、人员、固定资产、相关税费等由中行锦城支行承接。 本院认为，从双方的诉辩意见来看，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第49×××69号公证书、第4×0号公证书是否应当不予执行。本院主要围绕第49×××69号公证书、第4×0号公证书是否存在法定的不予执行情形简要评述如下。 首先，关于公证书中载明的债权文书与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之间的关系问题。从第49×××69号公证书、第49570号公证书载明的内容来看，中行天府广场支行与刘通、严黎娜在2014年4月2日向国力公证处申请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两份公证书中并未载明前述多份合同的具体签署时间。从执行证书载明的内来看，中行天府广场支行与刘通、严黎娜签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4月2日；形成于2014年4月2日的《四川国力公证处询问笔录》显示，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刘通、严黎娜在笔录中亦陈述其于当日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但在执行过程中，中行天府广场支行并未提供签署时间为2014年4月2日的上述合同。因此，不能将第49×××69号公证书、第4×0号公证书及执行证书中载明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等同于中行天府广场支行与刘通、严黎娜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29日的贷款协议、抵押合同、附1号贷款合同以及附2号贷款合同。 其次，关于公证书是否存在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问题。根据上文分析，第49×××69号公证书、第49570号公证书及执行证书中载明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不能等同于中行天府广场支行与刘通、严黎娜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29日的贷款协议、抵押合同、附1号贷款合同以及附2号贷款合同。亦即是，第49×××69号公证书、第4×0号公证书所依据的基础债权文书并不存在。即便国力公证处出具的《情况说明》，第49×××69号公证书、第4×0号公证书及执行证书中载明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即为中行天府广场支行与刘通、严黎娜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29日的贷款协议、抵押合同、附1号贷款合同以及附2号贷款合同，虽然第49×××69号公证书、第49570号公证书出具的时间为2014年5月6日，但国力公证处在受理当事人的办证申请时，当事人之间并未签订贷款协议、抵押合同、附1号贷款合同以及附2号贷款合同。国力公证处对尚未签订的贷款协议、抵押合同、附1号贷款合同以及附2号贷款合同的公证申请予以受理并办理公证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执行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五）其他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的情形”规定的情形。此其一。 其二，即便如国力公证处在《情况说明》中所称，2014年4月29日并非当事人签订合同的实际时间，在预签合同时一并申请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系成都银行业的惯例，亦即第49×××69号公证书、第49570号公证书及执行证书中载明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系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29日的贷款协议、抵押合同、附1号贷款合同以及附2号贷款合同。则从查明的事实来看，中行天府广场支行与刘通、严黎娜签订贷款协议，又根据贷款协议的约定签订了附1号贷款合同和附2号贷款合同，贷款协议中约定的争议解决途径为向中行天府广场支行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作为贷款协议的从合同的抵押合同就纠纷解决途径进行了相同的约定。即刘通、严黎娜在贷款协议中以及刘通在抵押合同中并未作出当其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时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因此，国力公证处对抵押合同予以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四）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同意接受强制执行的”规定的情形。 再次，关于刘通、严黎娜提出的申请执行已经超过时效的问题。根据上文分析，在（2018）川0191执6291号案件中，据以执行的公证债权文书存在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因此，对刘通、严黎娜提出的申请执行已经超过时效的意见，本院不再进行审查。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不予执行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2014）川国公证字第49×××69号、第4×0号公证债权文书。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晏 锐 人民陪审员  叶碧云 人民陪审员  徐小蓉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张雨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