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14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学渊，男，194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长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为良，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月眉，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守华（曾用名：陈秀华），男，195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长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秀珠，福建宇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杰，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学渊因与被上诉人陈守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2019）闽0182民初1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学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郑学渊与陈守华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郑学渊无需向陈守华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事实与理由：一、重审时，一审法院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却作出了违背事实的判决。（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素不相识，从未有过经济往来，更没有任何生意上的合作。1.一审庭审中，当法庭问及陈守华“到开庭前，你见过郑学渊几次？”，陈守华回答“今天开庭不算，我见过郑学渊6次。借钱3次，出具借条也是3次”。结合本案事实：自陈守华出借借款之日至今长达16年，陈守华见郑学渊共6次，在此期间陈守华再未与郑学渊接触，且在郑学渊25年来手机绑定座机号码从未变更的情况下，陈守华竟没有一次向郑学渊催讨借款本金及利息。2.在原一审庭审中，当法庭问及陈守华“借条上用电脑打印出来的字是谁提供的？”，陈守华回答“好像是郑学渊打的”，证明陈守华对于自身什么时候成为出借主体毫不知情。事实上，本案及系列案的四张借条，都是陈伙利事先打好，逼郑学渊签字，以至于才有案涉四张借条形式、内容高度雷同，特别是案涉借款凭证都是在所谓借款事实成立8年后，才出具倒签借款凭证。此外，在系列案件陈伙利作为原告的起诉状中，陈伙利自认2010年12月30日，自己重新打好两张借条叫郑学渊签字，这与陈守华回答本案借条“好像是郑学渊打的”相互矛盾。3.陈守华在起诉状及原一审第一次庭审中都自认陈述“陈守华与郑学渊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未经他人介绍，是直接产生的”。在原审第二次庭审时，陈守华由其代理律师做了一份调查笔录，证明陈守华与郑学渊之间的借贷关系产生，系由陈伙利从中介绍的，但陈伙利在原一审中并未出庭作证。（二）被上诉人不具备出借资金能力，且出借资金来源不明。1.在原一审庭审中，陈守华自称2002年之前在乡镇、村委会任职，工资待遇1000-2000元，而到了2002年被上诉人竟然拥有190万元的现金出借给上诉人，违背常理。在法庭追问下，陈守华回答“我三次借款给郑学渊一共190万元，我自己50万元，我妹夫陈某345万元，我外甥陈某1和陈发利都是拿30万元，还有我弟弟大概10来万元以及还有一个我不好意思说，不说可以吗？”，证明陈守华不但没有出借的经济能力，而且对出借的资金来源也不能作出合理说明。2.陈守华称对于资金来源，190万元出借资金中只有50万元是属于自己，其余的是向亲友筹借的。对于自有的50万元，陈守华又称钱款部分存在银行，部分放在家里，银行取款凭证因时间太久没办法提供。证人出庭作证时，均称给陈守华的借款全部用现金支付，均无法提供财产变动情况记录，钱款交给陈守华时没有借条，都是口头约定借款月利息1%。3.根据证人陈述，陈守华出借给郑学渊190万元，月利息1%，而陈守华向他人借款140万元，月利息1%。以此看来，陈守华与郑学渊无亲无故，却将所借的巨款转借给郑学渊，未从中获得任何好处，而且还要承担借期16年的巨大风险，违背常理。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排除，而不能单独作为证实本案借贷关系真实存在的充分证据。二、一审判决在说理部分前后矛盾，于法无据。资金交付和资金来源是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应重点审查的部分，一审法院没有审查。三、一审判决不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导致结论错误。四、一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本案重审一审期间，上诉人一再申请被上诉人本人出庭，而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上诉人无法要求其与各证人之间就出借资金来源进行质证，导致案件基本事实未能查清。五、本案及相关系列案的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本案系虚假诉讼。本案借条凭证系基于陈伙利借用陈守华之名向郑学渊索要好处费而形成。本案中，虽有借贷合意，但始终没有借贷款项的实际交付，出借人借款都是以现金方式交付，没有任何银行流水凭证。上诉人郑学渊在案涉借款凭证上两次重复签订借款时间，只能证明上诉人两次确认借款合意形成。无论郑学渊在借条上多少次确认借款时间，都不能证明本案借款行为已实际发生、借款款项有实际交付的事实。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陈守华辩称，一、上诉人辩称案涉借款系许诺给陈伙利的干股分红并非事实。上诉人从第一次庭审到本次庭审均抗辩称案涉的款项系许诺给案外人陈伙利的干股红利形成的，以答谢陈伙利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提供的帮助，而且在所有由陈伙利介绍的债权人案件中，均是以上述理由抗辩，但很明显其抗辩并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上诉人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其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案涉借条是他自愿书写的，190万元是其按照答应给陈伙利5%的利润折算出来的，上诉人一直强调其给陈伙利的干股是企业利润的5%。按照上诉人的陈述即5%的利润相对应的现金价值仅为190万元，已经形成了本案借条，但上诉人又在其他系列案中继续辩称借款都是属于陈伙利的干股分红，换言之，上诉人许给陈伙利5%的利润价值远远超出190万元，无法自圆其说。2.在第一次的庭审笔录中，上诉人陈述其公司一直都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在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庭审过程中又陈述公司是盈利的，自相矛盾。3.在重审的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到：95万元的借条没有原件说明已经结清，结清是因为款项没有交付，多次备注是因为想要借到钱。从上诉人回答一审法官的这几个问题可以明确其认为案涉借条中的借款金额被上诉人一方没有支付，说明其至少有借贷的合意，与其所辩称的案涉借条系分红款又是不一致的。4.在本次二审之前，上诉人一直声称本案以及其他系列案的借款金额均是给予陈伙利的干股分红，但现又声称是索贿，分红与索贿还是存在本质的区别。二、上诉人前后多次陈述不一致，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上诉人没有办法提供证据来证明其自身主张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其辩称不成立，案涉借款与分红、索贿均无关。首先，上诉人所出具190万元借款本金的借条目前仍由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也同样确认了借款人处的签名系其本人所为，而且分别于2013年2月20日及2016年8月25日两次在该借条上采取书写日期的方式确认借款事实。同时，上诉人一方还提供了最初的95万元的借条原件，更能进一步证实本案借贷关系的真实性，若案涉借款不存在上诉人一方也不可能一直保留着95万元的借条原件。而且上诉人郑学渊在借款之后不仅向答辩人出具了两张借条，更是在之后的十几年内连续六次采取签注日期的方式对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答辩人在一审阶段已经提供了郑学渊出具给债权人陈长官的《还款承诺书》，该承诺书明确记载“因原向陈长官、林甦、陈秀华等人借款（详见借条）我司的土地证、房产证抵押在陈长官、林甦、陈秀华等人”，根据该承诺书的内容也可表明本案的上诉人确实有向陈长官、陈守华等人借款的事实。而且陈长官诉上诉人郑学渊民间借贷一案已经生效，在生效的（2017）闽01民终5103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于该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对于承诺书中记载的事实也予以认定，因此该生效文书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使用。最后，本案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02年，当时中国银联刚成立，个人借记卡尚未普及，民间现金交易的频次远超过银行转账频次；因特殊的历史背景，在适用新的法律规定来认定债权人是否有能力出借大额的资金时，不能仅参看债权人个人的借贷能力，应当综合参考债权人个人及其亲友的能力。在长乐地区，存在大量的以亲友一人名义参与投资，实际资金由亲友甚至整个家族提供的情况。类似的情况也大量出现在民间借贷中，债权人的资金很多情况下是自己提供部分，亲友提供部分。本案中，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190万元，包含50万元的自有资金及140万元亲友提供的资金。而且对于140万元资金的来源已经申请了所有的证人出庭作证，被上诉人一方已经还原了本案借款本金的出借情况。综上，案涉借款上诉人一方不论是辩称红利还是索贿，但是至少对于190万元金额是无异议的，至于这190万元是借款还是其他款项，应当根据双方证据来确定。而答辩人作为债权人，已经提供了借条、还款承诺书、证人证言，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在此情况下，结合证人证言、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及其家族的经济实力、出借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等，应当足以认定本案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相反，上诉人一直强调本案系索贿但却无法提供相应证据，且前后多次陈述不一致，故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本案与其他案件没有关联性，也并非好处费。首先，上诉人一直强调本案与另案债权人陈伙利、陈利琛的借贷均属于陈伙利向郑学渊索要好处费而形成的，但是在债权人陈伙利、陈利琛案件中，对于案涉借款是否属于索贿一事，纪委已经查明并作出决定，本案不存在索贿。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准确，上诉人一方就应当对于案涉借款系好处费进行举证证明。其次，上诉人一方当时因经营需要同时向多人借款完全正常，鉴于陈守华和原债权人保利公司均属于陈伙利介绍，故在上诉人一方没有及时偿还本息的情况下，因为担心诉讼时效超过，各方债权人共同联合要求上诉人在借条上重新签字确认完全合情合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陈守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学渊偿还陈守华借款本金190万元及利息353.4万元（利息按月利率1%从2002年11月13日计算至2018年5月13日为353.4万元，后续利息计算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本息暂计543.4万元；2.郑学渊赔偿陈守华财产保全申请费0.5万元，以及提供担保保险费1.3042万元，共计1.804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守华曾用名陈秀华。陈守华持有并据以向郑学渊提出本案主张的借条系郑学渊于2010年12月30日出具的，借条内容载明：“兹向：陈秀华从2002年11月13日借壹佰玖拾万元正，月息1%，本息未还。此据，借款人：郑学渊，2010年12月30日。”郑学渊于2013年2月20日和2016年8月25日又分别自愿在该借条落款处签上“2013、2、20”与“郑学渊2016、8、25”字样。 一审法院重审期间，经双方当事人申请，通知介绍资金出借的陈伙利等相关证人出庭作证，以了解资金交付和资金来源情况。对于资金交付，陈守华诉称190万元出借资金分3次交付，其中2002年11月13日交付95万元，之后的1周内又分别支付了50万元和45万元。前两次交付系与借款介绍人陈伙利一起去的，第三次是其单独所为。 证人陈伙利述称的资金交付次数、时间和金额与陈守华一致。具体过程是陈守华筹到出借资金后打电话给他，他在水利局办公室等候，陈守华到后他下楼坐陈守华驾驶的桑塔纳车一起到郑学渊位于长乐的工厂，在工厂二楼办公室将资金交给郑学渊。钱款是百元面额的，放在装大米的袋子里，在场人只有陈伙利和借贷双方当事人。 对于资金来源，陈守华诉称190万元出借资金中只有50万元是属于自己，其余的是向弟弟陈某2、妹夫陈某3、外甥陈某1、陈发利、朋友陈长官等亲友筹借的。对于自己的50万元，陈守华称是之前做粮食生意和投资轧钢厂赚来的，钱款部分存放在银行，部分放在家里，银行取款凭证因时间太久没办法提供。 法院也通知了上述资金转借人出庭作证（陈守华弟弟陈某2在国外，未能通知到庭）。证人陈某3述称其转借45万元，陈某1、陈发利述称各转借30万元，陈长官述称转借23万元。上述证人均称转借款全部用现金支付，均无法提供财产变动情况记录，钱款交给陈守华时都没有写借条，都口头约定借款月利率1%，所借资金本金陈守华都已经分批次用现金偿还，借款利息都没有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陈守华为证实债权的真实存在，提交了郑学渊签注的借款凭证，郑学渊亦承认上述证据材料形式意义上的真实性。虽然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还应由出借人对已将出借资金实际交付给借款人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借款人即郑学渊在出具借条后又屡次在借款凭证上签注的行为实际上意味着确认收到了借款资金。如借贷事实不存在，郑学渊本可在上述期间的某个时间节点拒绝签注认可，但郑学渊以此行为方式确认债务存在的时间跨度长达多年，从不否认。因此从证据和证明角度而言，陈守华主张借贷事实存在的举证责任已相对满足。第二、陈守华和相关证人在资金交付和资金来源方面所作的陈述内容一致且与借款凭证相互印证，共同证实了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和资金融通事实的真实存在。虽然陈述中关于出借资金支付方式全部为现金等内容确实存疑，但不足以对抗或推翻借款凭证的效力。第三、郑学渊辩称涉案债务是许诺给案外人陈伙利的好处费，但未提交任何直接或间接有效证据。需要指出的是，郑学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出具借条并在借条上签注的行为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对该民事行为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应当有预见性。综上事实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郑学渊关于讼争借贷事实不存在的抗辩，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出借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借贷双方未在借条中约明借款期限，故出借人陈守华可以随时主张，但应给予借款人郑学渊合理的还款期限。借贷双方约定的借款月利率1%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度，现出借人要求按此利率标准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亦予支持。对于相关财产保全申请费用的赔付问题，因借款人不履行债务引发纠纷，出借人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亦为寻求司法救济，实现债权的正当途径，故出借人要求借款人支付合理范围内的相关保全申请费用，合情合理。但本案存在两次财产保全，陈守华主张的应由郑学渊负担的是第一次财产保全的相关费用，而陈守华在随后的审理期间已主动申请解除了该次财产保全措施，主张后又主动申请解除财产保全所产生的费用只能由申请人自身承担。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郑学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陈守华借款19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从2002年11月13日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陈守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964元，陈守华负担165元，郑学渊负担49799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郑学渊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明资料：1.借款字据：向陈伙利借款36万元的字据、向陈秀华借款95万元的字据、向林甦借款95万元的字据；拟证明上诉人应陈伙利要求，于2002年11月13日同时出具该3张借据，而且又加注2004年11月13日；2.利息统计表：2005-12-30利息统计表、2006-10-16利息统计表、2008-12-30利息统计表、2009-6-30利息统计表、2010-6-30利息统计表、2013-2-28利息统计表，拟证明6份利息统计表皆是陈伙利亲笔制作，将陈伙利、陈秀华、林甦借款数额及息金全部统计列成表格；3.2020年3月27日郑学渊用自己手机（138××××8283）与林甦手机（189××××0799）通话录音资料，拟证明林甦与郑学渊没有接触，没有经济往来，都是陈伙利所为，当时郑学渊出具两张借据给林甦，一张金额50万元，一张90万元；4.2020年3月27日郑学渊与林甦手机通话在电信档案记录拍照件，拟证明2020年3月27日郑学渊呼叫通话林甦的事实；5.2003年3月17日郑学渊出具向林甦借款50万元的字据，拟证明上诉人应陈伙利要求，将林甦该所谓50万元借据转换成2010年12月30日陈伙利打印的借据。经质证，被上诉人陈守华对证明资料1中金额为95万元的借条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借条恰恰证明本案借款的真实性，认为另外两张借条与本案无关；对证明资料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明资料3、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确认录音对象，与本案无关；认为证明资料5与本案无关。经审查，除证明资料1中95万元借条经双方确认真实外，其他证明资料并非双方当事人共同作出，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郑学渊向陈守华出具案涉借条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郑学渊向陈守华出具案涉190万元借条并作多次签注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对案涉190万元借款是否已实际支付的事实产生重大争议。对此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首先，陈守华主张以现金出借方式完成了190万元款项出借义务，也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支持其关于资金来源等事实主张。从陈守华的陈述及证人证言显示，在出借资金的来源及资金实际支付出借的事实上，陈守华均无银行转账记录而主张均以现金交付方式完成，但该等款项数额较大，在2002年客观上已具备银行交易转账便利条件的情况下，高达190万元的借款均系现金交付，缺乏相应收款凭证之印证而不符合常理。其次，陈守华主张其出借的案涉190万元资金中部分来源于自己持有的现金、其余大部分来源于向证人陈某2、陈某3、陈某1等亲友筹借的资金，且其向亲友筹借资金均已归还。上述证人虽有出庭作证，但均系陈守华的亲友而存在利害关系，该等证人证言不宜直接采信。根据资金陈述，陈守华在与其亲友之间的借款、还款过程中亦均以现金交付方式完成而全无任何转账记录，鉴于上述待证事实仅有陈守华及相关证人的口头陈述而缺乏有效证据相互印证，据此法院无法核实该等证言所体现的资金来源是否客观真实，故此等资金来源的解释亦有违常理之处。第三，陈守华于诉讼中明确其系通过案外人陈伙利认识郑学渊，而与郑学渊无直接关系。结合在案证据及陈守华的陈述意见显示，陈守华于2002年出借190万元款项给郑学渊，此后十数年均无任何还本付息之还款行为，而陈守华却又向其亲友归还了所有的借款债务。在此情况下，陈守华仅要求郑学渊在相关借条上签字备注而无积极主张归还借款本息，此明显有悖常理及民间交易习惯。综上，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现有证据尚无法判断陈守华出借资金来源是否客观真实，且在2002年以现金出借190万元钱款也不符合当时当地的民间交易常理，故仅凭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案涉借款已在借条出具之时完成出借义务。因此，陈守华陈述的借贷款支付事实明显不符合常理，存在不能排除的合理怀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陈守华仅凭借条主张本案权利依据明显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郑学渊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结论存在错误，本院依法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2019）闽0182号民初158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陈守华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9964元，均由陈守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官永琪 审判员  张 俊 审判员  刘善治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刘学超 书记员陈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