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民终3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治文，男，1943年3月21日生，黎族，务农，住关岭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光海，贵州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广富，贵州磐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正荣，男，1960年5月10日生，黎族，务农，住关岭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兴芬，女，1962年10月10日生，黎族，务农，住关岭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朝瑛，贵州同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良平，贵州同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关岭自治县沙营镇前进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关岭自治县沙营镇前进村。法定代表人：郑春燕，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远贵，该村民委员会支部书记，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朱治文与被上诉人周正荣、张兴芬，原审第三人关岭自治县沙营镇前进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前进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因不服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424民初1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治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光海、侯广富，被上诉人周正荣、张兴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朝瑛、钟良平，第三人前进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远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治文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于2001年进行土地互换的事实错误，证据不足。2000年修路占用被上诉人的土地，村委决定向被上诉人支付100元作为补偿，因村委担心其他村民也要求金钱补偿，才以围地坎的名义支付该100元。根据当时村民会议形成决议的时间看，2001年涉案公路已经建成通车，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01年即公路已经通车后交换土地不符合常理。一审出庭作证的证人王某与上诉人有矛盾，其在庭审中陈述的换地时间与第三人陈述的时间不一致，但王某能够证实村委支付100元系作为土地补偿。周某2与被上诉人系叔侄关系，其他证人周某1、朱某1、杨某三人的证言是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承包合同证书及《缴纳农业税登记表》看，互换土地的事实不存在。上诉人于2001年将土地出租给被上诉人管理耕种是因为家庭人口外出，上诉人没有交回土地的可能性，且被上诉人作为自然人也没有接收村集体成员交回土地的权利，亦无任何证据证实甘寨村委会将涉案土地重新发包给被上诉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周正荣、张兴芬二审答辩称：证人王某与周某2的证言相互印证，一审法院采信两位证人证言并无不当。被上诉人耕种涉案土地至今已有18年之久，期间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或其他任何村民提出任何异议。上诉人称其出于好心将涉案土地租给被上诉人耕种，与其陈述2000年关岭县人民基本依靠土地取得生活用粮的陈述存在矛盾。关岭自治县沙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的人民调解意见书中对调换土地的事实进行了确认，上诉人对该调解书签字认可。上诉人将土地与被上诉人对换，获得了少交农业税的优惠，符合常理。上诉人提交的《缴纳农业税登记表》无形成日期，不能证明与案件的关联性，也没有村委会盖章，不能认定其真实性。上诉人称2000年修路是无偿占用土地，与其陈述村委拿出100元补偿被上诉人存在矛盾。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缴纳农业税凭证可以看出，2001年与上诉人土地互换后，被上诉人当年的农业税额相应上调，能够与一审中几位证人的证言相印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前进村委会二审陈述：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应该维持原判。朱治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并返还原告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九家窝子承包地。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原、被告均属沙营镇（原沙营乡）前进村（原甘寨村）村民，二被告系夫妻，土地承包到户时原告承包了原甘寨村地名为“九家窝子”的土地，四至抵度为：东至刘作祥承包地，南至刘作伦承包地，北至刘作付承包地，西至二组地。2001年因修建甘寨至永宁梭竹公路时，因需占用农户承包地，由原甘寨村村支两委负责协调处理相关事宜，作出本村民被占用土地的每亩减公粮180斤作为补偿的方案，并将该部分公粮按承包土地的人口摊派到各农户。村民王某任原甘寨村村支书、周某2任主任、原告朱治文任统计员。所修公路占用了被告的承包地，原告在村支书、主任在场的情况下自愿拿出自己承包的“九家窝子”土地以面积为2比1的比例交换被告被占用的土地用作修路，被告便耕种管理至今，村民委员会对原告拿出土地、被告耕种管理的事实予认可。同时查明，原甘寨村与前进村于2014年合并为现前进村，甘寨村已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民事行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2001年修建甘寨至永宁梭竹的公路时，原告自愿拿出“九家窝子”地给被告耕种至今，其实质属自愿交回承包地的行为，原甘寨村民委员会作为土地发包方予以认可、第三人前进村民委员会也已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可以获得合理补偿，但是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的规定，原告不得再主张原承包的“九家窝子”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主张双方是租用关系，但无证据证明，提供的“缴纳农业税登记表”用以证明其农业税未减少，首先，该统计表无形成日期，难以查证与案件关联性，无村民委员会签章，不能认定其真实性。其次，对于农业税的缴纳情况，应以农户实际完税的结算证明为依据。提供的“收条”明确载明为“围地坎工价”，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被告所获款项并非原告主张的土地被占用的补偿款。因此对原告提供的该两组证据及证明目的不予采纳，原告的诉讼请求与法不符，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提供的证人周某2虽与被告存在亲属关系，但与另一证人王某证言相互印证，且该二位证人系土地变换时的村委负责人、事件处理人，故对周某2、王某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予以采纳，其他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参与土地变换的处理，证言中关于原告用土地与被告调换部分不予采信，但证明涉案土地系被告管理至今的证言与事实相符，予以采信。涉案土地虽仍登记在原告承包证下，系第三人未履行职责所致，不影响被告取得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志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朱志文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申请朱某2能、刘作祥出庭作证，拟证实涉案土地是朱治文家的。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朱某2能与朱治文是叔侄关系，其陈述存在虚假、有隐瞒事实的情况。刘作祥是去指认，但没有做确权工作，其证言与第三人的承包证不吻合。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对朱某2能的证言，证人不能说出其他量地时在场的人员，对其证言不予认可。对刘作祥的证言，不予认可其真实性。被上诉人二审提交三份新证据：农业税单据、通知单、完税凭证，拟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换地后，被上诉人的税收有所增加，能够证明存在换地的事实。上诉人的质证意见：真实性无法核对，没有征税机关的盖章，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无异议。本院对于证人证言，因证人朱某2能与上诉人系叔侄关系，朱某2能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且两位证人的证言并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本院对上述两位证人证言依法不予采信。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农业税完税证明载明的交税时间是2002年，缴纳粮食129.5公斤，2001年的粮食定购任务通知书载明的定购粮为玉米59公斤，水费粮3.5公斤，1999年粮食定购任务完成证载明的定购粮为玉米59公斤，税费粮3公斤，能够证实2002年被上诉人缴纳的粮食增加，进一步印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换地，并在换地后由被上诉人缴纳相应的粮食作为公益粮的事实。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被上诉人是否应向上诉人返还涉案土地。本院认为：一审中，证人王某陈述“（原被告调换土地时），被告和我在场”，并明确表示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土地被占用后拿土地给被上诉人耕种。证人周某2陈述“当时为了修路，被告土地少，不允许过，原告和我商量修路没有办法，被告土地是平地，原告地不好，两分换一分，占用土地，双方调换，被告一致（直）做土地到现在。”证人周某3陈述“修路没有补助，到各家投工投劳，占用土地就减少公益粮，被告不让，原告就和被告换，大家给原告上公益粮，被告种地到现在，最后公益粮不上了”。上述三位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换地的事实，另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农业税单据、通知单、完税凭证，能进一步印证。上诉人现主张其仍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朱治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美娟审判员  杨 鲁审判员  陈雯贞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周愿垚书记员熊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