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11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理平，男，198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兵，重庆丹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大勇，男，196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贵友，重庆市大足区龙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礼红，重庆市大足区龙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熊理平因与被上诉人宋大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1民初5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熊理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兵，被上诉人宋大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贵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理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货款83912元，并自2016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还清货款之日止。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宋大勇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认定案件事实错误。本案被上诉人宋大勇在另案即以重庆仕清粮油经营部名义诉重庆市瑞鹏贸易有限公司、宋大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庭审中，对于熊理平根据双方交易情况制作并提交的《陈仕全与重庆瑞鹏油脂贸易公司交易清单》的真实性明确表示无异议，质证认为“交易清单能证明宋大勇与熊理平的交易相对应”。本案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名为《熊理平与宋大勇油脂交易清单》的内容与前述《陈仕全与重庆瑞鹏油脂贸易公司交易清单》完全一致。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对该交易清单的内容并未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同时上诉人举示的双方交易中被上诉人随车附送的磅单或计量单，亦能够一一对应，该证据应予采信。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已提交了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2062047元的银行流水，已完成了作为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定金及货款的举证责任，且被上诉人对此已明确予以确认。而被上诉人作为出卖人，却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全面实际向买受人完成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宋大勇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熊理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宋大勇支付熊理平货款83912元，并自2016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还清货款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宋大勇承担。一审法院审理如下事实：宋大勇从事油脂生意，2014年11月28日至2016年6月16日，熊理平陆续在宋大勇处购买一级豆油、四级菜籽油和棉油等。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从2014年11月28日起至2016年6月15日止，熊理平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陆续向宋大勇银行账户转账6万元至26万元不等金额的货款共计2062047元。案外人周某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从2015年3月开始，其银行卡上有工资进入，但未显示工资的转款人，从2015年10月开始至2016年4月，有显示工资系宋大勇转入。2019年1月，熊理平岳父陈仕全以其经营的重庆仕清粮油经营部与宋大勇经营的重庆市瑞鹏贸易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重庆市瑞鹏贸易有限公司及宋大勇退还涉案83912元货款，于2019年1月17日在一审法院受理，在该案庭审中，重庆市瑞鹏贸易有限公司、宋大勇以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系本案熊理平与宋大勇而非重庆仕清粮油经营部与重庆市瑞鹏贸易有限公司。2019年3月20日，法院以重庆仕清粮油经营部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宋大勇、瑞鹏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驳回了熊理平重庆仕清粮油经营部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熊理平与宋大勇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均对熊理平在宋大勇处购买了一级豆油、四级菜籽油和棉油等这一事实无异议，因此，该院确认熊理平、宋大勇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熊理平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其通过其岳父陈仕全等人在诉讼时效内向宋大勇主张过本案权利，因此，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本案熊理平、宋大勇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且因是个人之间的交易，双方也未举示相关财务凭证。熊理平举示的自己制作的交易清单，真实性难以确认，假使真实，从该交易清单上来看，双方交易大都是先款后货，但也存在先货后款的情况。其中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6月16日期间及2015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16日期间，熊理平向宋大勇的每次转账时间与宋大勇向熊理平每次的供货时间基本对应，每次转款金额与供货金额虽然不绝对相同，有时转账金额大于供货金额，有时供货金额大于转账金额，但大都只存在几十、几百元的差异，唯有一次相差几千元。该清单还显示出2014年11月28日、2015年6月19日熊理平分别向宋大勇转账的10000元和2015年6月19日转账的77547元未有相应供货情况，因此，截至2015年6月19日，清单显示熊理平尚存有100000.30元的货款余款，而2015年6月25日熊理平又向宋大勇转账121000元，宋大勇于2015年6月26日向熊理平供货121478.40元；2015年7月3日熊理平向宋大勇转账110000元，同日，宋大勇向熊理平供货109335元；2015年11月27日和12月5日，熊理平在存有10万余元余款在宋大勇处的情况下，熊理平还分别向宋大勇转账60200元、60000元，宋大勇于2015年12月1日、12月6日分别对应的供货金额则为59977.2元、60400元。因此，从该清单来看，熊理平在上一次货款尚有余额的情况下，其在下一次购买货物时并未将该余额从中进行抵扣，而是继续向宋大勇支付下一次双方交易货物相应价值的货款，宋大勇亦按照熊理平当次支付的金额供应相应价值的货物，即便是在货款余额已有10万余元的情况下，熊理平在购买价值低于余款即6万余元的货物时，还继续向宋大勇支付相应的价款而未从中进行抵扣，显然不符合常理及一般交易规则。再根据证人周某证词：“一般情况下，他们打多少钱我们就给多少钱的货，如果存在差额的情况，财务就记账，如有余额一般不会退，在下一次提货时再进行结算，常规是余额作为下一次交易的货款。”该证词证明的事实与熊理平主张的双方对每次货款交易余额未进行结算和抵扣的事实也并不相符，且周某证词中关于宋大勇尚欠熊理平价值83912元的货物未予交付的内容，亦无其他证据能够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熊理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宋大勇尚欠熊理平价值83912元的货物未予交付，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熊理平要求宋大勇退还货款83912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熊理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110元（已减半收取），由熊理平负担。二审中，熊理平未提交新证据。宋大勇提交的前案判决书、裁定书与本案缺乏实质关联，熊理平亦明确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1、关于本案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因本案的买卖交易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双方系个人交易，也系现货交易，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在历次交易中亦未有直接的货物交接、未履行必要的货物签收及留存手续,因此不能完全以买方提交付款证据而卖方提交供货证据的方式分配举证责任。双方的交易大约从2014年11月陆续延续至2016年6月，在时隔几年后熊理平才向对方催收及起诉要求对方退还多收款项，此时供货方称无法提供供货依据且双方在交易时已经及时清结，该主张也符合常理。故本案中，熊理平主张退还多收的货款，应当提交一定的证据并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才能将举证责任转由宋大勇承担。2、本案中熊理平所举示的证据不能达到初步的证明标准。就熊理平提交的《熊理平与宋大勇油脂交易清单》而言，与前案中的《陈仕全与重庆瑞鹏油脂贸易公司交易清单》一致，前案中宋大勇的代理人质证对真实性表示无异议，陈述“交易清单能证明宋大勇与熊理平的交易相对应”，但其在庭审中亦明确陈述“从原告举示的交易清单上记载的内容，宋大勇与熊理平之间的交易都是每笔对应打款，最后三笔打款后都是如数提货，现金与货款差距小，双方当笔进行了现金找补，宋大勇也不欠熊理平货款”。据此，宋大勇对熊理平自行制作的清单的具体内容及载明欠款仍是提出了异议的。3、即便按照熊理平提交的《熊理平与宋大勇油脂交易清单》，一审法院亦已分析认为存在不合常理之处，本院不再赘述。此外，二审中熊理平称2014年11月28日、2015年4月8日、2015年6月19日分别转账的1万元、2万元和2015年6月19日转账的77547元未有相应供货，为按照对方要求支付的保证金，但其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支付保证金，且保证金的支付一般发生在双方交易之前而非交易之中，保证金金额一般应是整数而非精确到个位零头。对于清单中记载的单价，熊理平也称是每次交易中双方口头商定，无其他任何证据佐证。4、最后，一审熊理平提供的证人周某陈述的交易惯例亦不能与熊理平的主张完全相符。综上，本院依据现有证据对熊理平主张的事实不予确认。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事实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20元，由上诉人熊理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拯审判员 章兴东审判员 向 川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佳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