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3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石家庄市藁城区廉州路180号。 法定代表人：罗向军，该联社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丽英，河北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进山、赵领海、王俊娥等151人（名单附后《被上诉人基本信息及存款详单》）。 诉讼代表人：贾进山。 诉讼代表人：赵领海。 诉讼代表人：王俊娥。 以上151名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素丽，河北信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藁城信用社）因与被上诉人贾进山、赵领海、王俊娥等151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9民初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藁城信用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9民初405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上诉人不承担支付被上诉人存款的义务或者发还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存在错误。1.被上诉人方154人中，每个人均有自己独立的数额，有独立的权利义务，不属于民诉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共同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对我方意见未予审查，未作出书面或者口头答复，审理程序错误。2.原审中，上诉人向原审法院递交书面申请书，申请追加陈某、河北启航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对我方意见未予审查，未作出答复，审理程序错误。原审将对陈某的询问笔录作为定案的关键证据，且在陈某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采信其证言效力，属程序错误。二、原审判决实体方面的错误。1.原审判决对陈某身份及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首先，陈某不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2005年藁城信用社取消了代办机构并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宣传，陈某对此事是明知的，其无权代理上诉人的存储业务。原审判决认定陈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属认定事实性质错误。其次，原审判决既认定陈某的行为是表见代理，又认定是职务行为，自相矛盾。2.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本案中各被上诉人均未向被上诉人交付存款，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第二，被上诉人以其持有的凭条要求信用社支付存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陈某未被羁押的期间，陈某为村民将其他合作社银行凭条更换为信用社凭条，不应认定。3.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给付数额有误。第一，各被上诉人未向金融机构交付瑕疵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不存在存款关系，但原审法院对瑕疵凭证的认定，并判决给付瑕疵凭证记载款项，该判决违背最高院规定。第二，如果牵强认定陈某本村村民有理由相信其构成表见代理，那么，之外的13名上诉人不在该村居住，没有理由相信陈某有权代理信用社。原审法院认定对该13人亦构成表见代理明显不妥。第三，关于审计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本案贾喜兵、陈爱国、贾瑞敏未在公安机关报案，未审计数额14000元，法院判决给付错误；贾新敏审计报告金额147350元，本案起诉327350元，法院推断审计报告错误，判决给付327350元，于法无据；陈书坤审计报告114000元，本案判决给付115000元错误。第四，圆珠笔书写凭条问题。在154名被上诉人提供的手写信用社存款凭条中，经过核对发现有多笔凭条系圆珠笔书写，赵石印、赵风英、史俊生的凭条也是陈某更换凭条时，用圆珠笔书写。上诉人原审申请鉴定凭条形成时间，法院答复鉴于技术问题不能鉴定，但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合理怀疑且客观存在更换凭条的事实状况下，原审法院依然采信存在重大瑕疵以及存在合理怀疑的圆珠笔凭条，违背证据采信的审查原则。第五，对于书写错误、凭条书写备注情况、永安村事件后开具的条等问题。陈某在询问笔录中，对于案件情节的描述存在根据利害关系进行取舍的情况，其刻意回避、隐瞒在刑事案件发生后，把其他合作社包括中信银行等凭条换成信用社凭条的事实，法院采信陈某说辞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三、原审判决采信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但对于上诉人观点未审查、未处理，属于遗漏应当审查内容。原审中上诉人提出如果法院审理本案采信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认可陈某用于偿还村民其他合作社存款系挪用了被上诉人资金，则按照刑事判决陈某偿还涉案村民在其他合作社其他银行的资金应当予以追缴返还给被上诉人及受害人，故对相关被上诉人诉求应不予支持，另案处理。原审判决对此意见未进行审查，遗落审查内容。 贾进山、赵领海、王俊娥等151人答辩称，一、本案一审程序合法。1.本案系共同诉讼案件，受理、审理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答辩人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均是向被答辩人主张存款本息，因此作为一个共同诉讼案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2.陈某不符合追加为第三人的条件。本案系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本案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均与陈某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3.一审法院依职权向陈某调查取证是合法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证人陈某被判刑并在监狱服刑，原审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是合法的。4.陈某是被河北启航劳动服务有限公司派遣到被答辩人处为办理储蓄存取款业务，属于职务行为，后果应由被答辩人承担。二、被答辩人应承担支付存款及利息的民事责任。陈某是被答辩人的代办员，答辩人将存款本金交付陈某时，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2018）冀0109刑初251号刑事判决书已对陈某的身份和行为性质作出认定，不论是职务行为还是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都是相同的，都是被答辩人承担支付存款本息的法律责任。三、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给付数额正确。1.被答辩人所说之外的存款人问题，陈某自2002年担任代办员，这些人知道陈某代办信用社，且存款数额也被刑事判决书认定和判决，所以牛家庄之外的答辩人的存款应得到支持。2.贾喜兵、陈爱国、贾瑞敏虽未在公安机关报案，但是通过陈某存款的事实真实存在，陈某在询问笔录中明确认可，法院应予认定。3.贾新敏的存款审计报告中审计金额有误，其中一笔存款20万元被审计为2万元，应以贾新敏储蓄存款凭条记载为准。4.储户支取存款，陈某在储蓄凭条上有记载，陈书坤的储蓄存款凭条上没有记载支取过1000元，因此，审计报告注明支取1000元有误，一审判判决结果正确。5.85名人员的圆珠笔书写凭条，陈某认可系其开具，故该存款事实应予认定。6.被答辩人提出陈某为旭泽、海清、汇通、汇聚合作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问题，一审中，被答辩人从未提供储户在上述合作社存款凭证的书面证据材料，答辩人对此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与答辩人在信用社的存款时间、金额、凭证等方面均不一致，因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公正，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赵领海、贾进山、王俊娥等151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存款本金8252580.50元。并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判决之日止）；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9刑初251号判决书。该判决认定，从1999年开始陈某协助其公公贾荣章在本村帮助刘家佐信用社办理村民们在该社的存取款业务，自2002年4月起陈某正式担任该社代办员，在其家中设立河北农村信用社代办点，负责办理村民们在该社的存取款业务，由该社发工资。2013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间，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河北启航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外包协议，该公司再与陈某签订劳务合同，由陈某担任外部营销员负责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外部营销工作，继续办理村民们在该社的存取款业务，由信用社按外部营销员工作业绩核算后向河北启航劳动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业务结算费用，该公司再发给陈某工资。合同到期后，陈某继续办理村民们在该社的存取款业务，该公司一直为其支付工资至2015年12月31日。后至案发时陈某继续办理村民们在该社的存取款业务，该社每季度发放一次工资。 陈某在代办村民们在信用社存取款业务过程中，以向存款人出具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凭条、利息结算收据等临时收款凭证，收取村民179人存款931.96085万元（其中，2014年7月16日至2016年12月6日期间，被告人陈某向贾彬等存款人出具未加盖公章的中信银行个人存款凭条，涉及金额59万元，已返还1.5万元，损失57.5万元）。后未存入信用社，而是为挣取利息差，私自将存款140.48万元分别投资北京妙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后均未返还；将存款31万元左右在正定县尚洋花园购买一套房产，后卖出款用于返还储户；将存款12万元在正定县小商品市场购买两套房产；将存款30多万元在新乐县锦绣东方购买一套房产，后卖出款用于返还储户；将存款10万元左右购买两台大型拖拉机，后卖出款用于返还储户；将存款16万元左右购买一辆汽车，后卖出款用于返还储户；将存款及违法所得322.473136万元垫付其帮助藁城市旭泽种植专业合作社吸收的存款人本息，将存款40.72625万元垫付其帮助藁城市海清种植专业合作社吸收的存款人本息，将存款11.97324万元垫付其帮助藁城市汇通种植专业合作社吸收的存款人本息，将存款1.092416万元垫付其帮助藁城市汇聚种植专业合作社吸收的存款人本息。 该判决认为：被告人陈某伙同他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藁城农村信用联社资金偿还给藁城市旭泽种植专业合作社等的存款人，数额巨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藁城农村信用社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应依法予以惩处。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陈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 关于指控被告人陈某犯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主体身份问题，首先，被告人陈某代办存取款业务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被告人陈某自2002年起任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刘家佐信用社代办员，负责办理村民在该社的存取款业务，由刘家佐信用社按存款额发放工资。2013年6月1日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河北启航公司签订劳务外包协议，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将外部营销工作发包给河北启航公司，期限自2013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同日，河北启航公司与被告人陈某签订劳务合同，由陈某担任外部营销员，负责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外部营销工作，继续办理村民们在该社的存取款业务，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按照外部营销员的工作业绩核算后向河北启航公司支付业务结算费用，河北启航公司按信用社出具的核算表支付给陈某劳动报酬，上述事实足以证明，被告人陈某被派遣到藁城信用联社任外部营销员，实际工作是为藁城信用联社办理与村民间的金融存取款业务，因此被告人陈某在从事的存取款金融业务，应系履行藁城信用联社的职务的行为。第二、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单位的工作人员”，判定是否为“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两种标准：（1）身份标准，即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纳入单位员工名册；（2）职务标准，“职务”指“职位所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被告人陈某虽不是信用社职工，但她行使了与职责相统一的职务行为。因此，其符合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关于指控被告人陈某犯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的资金性质，应属“信用联社的资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被告人陈某自2002年起为信用社代理与村民间的存取款业务，在客观上足以使储户相信其具有代理权，其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归于被代理人。因此，被告人陈某经手的存款应属“信用联社的资金”。综上所述，被告人陈某将其职务行为收取的村民存款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个人房产、购买车辆等，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其他资金用于投资及给付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存款人，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责令退赔。被告人陈某当庭自愿认罪，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陈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数罪合并，总刑期九年九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自判决生效后10日内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陈某退赔违法所得874.46085万元，发还石家庄市藁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退赔违法所得57.5万元，返还贾彬等人（详见名单），其中扣押在案的被告人陈某在正定县的两套房产（房证号0190009611／0190009612），依法发还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受害人贾彬等人。 2、刑事案发至本案受理后，有四名存款凭条持有人死亡，由死者法定继承人协商变更原告如下：（1）赵玉山，男，汉族，1938年7月14日生，增村镇人，于2017年3月8日去世，经法定继承人协商由赵风虎（男，汉族，1971年4月29日生，身份证号：1323251971××××××××）继承其信用社存款并参与诉讼。（2）贾兰堂，男，汉族，1944年12月12日生，人，于2018年5月9日去世，第一顺序继承人其儿子贾英占（男，汉族，1978年5月7日生，身份证号：1301821978××××××××）继承其信用社存款并参与诉讼。（3）赵俊山，男，汉族，1963年1月24日生，人，于2019年8月31日去世，经法定继承人协商由其配偶周俊领（女，汉族，1962年12月26日生，身份证号：1323251962××××××××）继承信用社存款并参与诉讼。（4）陈贵海，男，汉族，1953年10月23日，人，于2019年5月12日去世，经法定继承人协商由其配偶赵彩英（女，汉族，1960年6月7日生，身份证号：1323251960××××××××）继承信用社存款并参与诉讼。 3、审计报告。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石家庄市藁城区公安局委托石家庄旭晟会计师事务所对藁城区陈某挪用资金和职务侵占案（注：原刑事立案案由）涉案存款进行审计，作出石旭晟专审（2018）第10304号，经审计179人报案，报案金额9319608.50元，报案返还金额40000元，未退还金额9279608.50元。其中2008年12月至2016年12月陈某使用信用社白条共吸收存款金额8729608.50元，返还金额25000元，未退还金额8704608.50元，涉及报案存款人163人；2014年7月至2016年12月陈某使用中信白条共吸收存款金额590000元，返还金额15000元，未退还金额575000元，涉及报案存款人16人。已审计179人中本案未提起诉讼人员有赵江文（5000元）、刘增顺（2000元）、赵建辉（50000元）、周素花（50000元）、贾秀华（134700元）、贾国银（65200元）、陈杨（20000元）、刘金虎（57000元）、杜京会（90000元）、陈俊改（40000元）、田小涛（60000元）、陈俊香（50000元）、贾秀霞（10000元）共13人，本案部分诉讼龚元支（13000元）、高艮国（128元）、陈俊然（40000元）3人，涉案金额合计737028元。本案原告贾喜兵、陈爱国、贾瑞敏3人未在公安机关报案未进入审计报告，3人未审计金额为14000元；本案原告（21号）贾新敏审计报告中审计金额147350元，本案起诉金额为327350元（本案诉讼金额与审计报告中审计金额多出18万元）；原告（143号）陈书坤审计报告中金额114000元，本案起诉金额为115000元（其中审计报告中载明已返还1000元，但信用社凭条上未注明）。 4、赵石印于2019年9月10日向一审法院递交撤诉申请书，自愿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第四次庭前会议中予以允许赵石印撤诉的申请，故原起诉原告154人变更为153人。 5、原告持有的凭条，由陈某出具，在信用社制式存款凭条上手写存款信息后，盖有陈某名章，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圆珠笔书写信用社凭条。被告对84名原告持有的圆珠笔书写信用社凭条提出异议。经与陈某本人逐一核对，陈某均认可系其开具，一审法院予以采信。84名原告为：刘军虎（80000元、96000元、）、赵新国（28000元）、李建民（70000元）、刘丰辰（41000元）、刘荣军（10000元）、贾银锁（28700元）、贾英占（80000元）、贾明录（16000元、10000元）、贾利攀（150000元）、田永伟（100000元）、史俊海（17200元、60000元）、牛会轻（60000元、41000元）、赵领江（39000元）、刘胜英（20000元）、贾春贵（30000元）、贾文锁（47000元）、赵俊领（62000元）、陈喜法（20000元）、贾小花（220000元）、贾建霞（200000元）、贾新敏（127350元、200000元）、孟建忠（2000元）、齐二书（150000元、10600元）、贾建强（150000元）、路花芬（60000元、150000元）、鲁欣（150000元）、杜增收（150000元）、赵秀勤（95000元、139000元）、29号史改彦（凭条书写“史改燕”）（100000元、139000元）、赵领海（126157元、100000元）、赵丽欣（100000元、100000元）、32号贾恒录（凭条书写“贾恒禄”100000元）、鲁夫贵（100000元、100000元）、贾素彩（95000元）、贾留来（73000元）、张彦桥（73000元）、王俊娥（69000元、50000元）、路国英（66000元）、贾建友（65000元）、牛兰秀（63000元）、杜翠领（60000元）、贾新国（55000元）、冯秀英（50000元）、陈俊巧（50000元）、贾志强（48000元、19000元）、张贵英（45000元）、47号赵保奎（凭条书写“赵保魁”40000元）、冯军英（40000元）、白彦玲（40000元）、贾进山（37000元）、李领弟（33200元、36000元）、贾文路（32000元、35000元）、刘军海（30200元）、陈俊然（30000元）、陈破平（29000元）、牛庆霞（28000元）、赵破振（27000元）、未国荣（27000元）、贾贵来（25000元）、60号陈贵海（死亡，继承人赵彩英）（20000元、11000元）、贾伟（20000元）、陈破山（20000元）、程小四（18000元）、贾翠芳（16000元）、陈兰荣（15000元）、贾喜年（14000元）、赵金保（14000元）、陈素凡（3500元、13000元、7000元）、田玉爱（10000元）、赵国英（10000元）、牛平海（10000元）、路秀云（10000元）、赵秀彦（10000元）、谭桂芹（10000元）、赵二保（9000元）、贾瑞生（6800元）、陈书江（6000元）、史小五（5000元）、贾红欣（4810元）、赵俊会（4500元）、赵书花（4000元）、陈卫丰（2000元）、贾喜兵（2000元）、赵振华（5000元）。 2、变更凭条情况。被告对陈某后期变更凭条提出异议。原告赵风英到公安机关报案时持2014年8月10日37000元信用社凭条，本案诉讼时持2016年10月1日10000元、2016年9月24日27000元两张信用社凭条。经查，赵风英称拿两张凭条去公安机关报案不方便，找陈某换成一张凭条后前去报案，报案后又到陈某处换成两张凭条，陈某当场销毁了到公安机关报案的那张信用社凭条，实际信用社存款金额为37000元。陈某称：“赵风英持有的三张信用社凭条都是我开具的，三笔钱不是一笔钱，赵风英没有找其换过凭条，本案诉讼持有的两张信用社凭条是否是公安机关立案后更换的记不清了”；原告史俊生到公安机关，报案时持6000元白条一张，本案诉讼时持2016年5月2日4000元凭条。经查，史俊生称到公安机关报案时持信用社凭条是陈某于票面背面书写属于白条，非正式票据，公安机关对白条不认可，后前去陈某处换成信用社的凭条，并把白条上的支取款2000元扣除，换成4000元的信用社凭条，即本案诉讼持有的凭条。陈某称对史俊生更换凭条的情况记不清楚了。上述二人在公安机关报案前后，至陈某处先后多次变更凭条，且陈某本人对凭条开具时间、方式与当事人陈述不一致，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3、书写错误问题。被告对原告持有票据中写书错误提出问题，例如：“贾银锁存式万捌仟柒百元正28700元年息2.6%”、“赵领海存壹拾式万陆仟壹百伍拾柒126157元年息3.3%”、“刘军海存叁万零式百元正30200元年息3.3%”，凭条上大写金额“正”、简写“佰”、大写“贰”不规范，利率有的注明有的未注明；“贾恒录写成贾恒禄”、“高清河写成高清合”、“李喜发写成李喜法”、“史改燕写成史改彦”、“赵保奎写成赵保魁”，经询问陈某称错字、别字是笔误，是其书写习惯。经核对原告身份及凭条，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4、凭条书写备注情况。被告对8名原告（赵风栓、贾满山、贾明建、马俊英、赵振华、史俊杰、贾瑞敏、刘书义）手持信用社凭条上备注支取金额提出异议。例如：赵风栓2张（2016.7.27存9000元整、活期，2016年10月16号支1500元余2500元、2016年11月20号支2000余5500元）、贾满山3张（2016.1.7存4000元、活期，2016.3.6号支3000余1000元；2015.8.20存6000元、一年，2016.4.2号支5000余1000元；2015.8.4存10000元、活期，2016.6.3号支2000余8000元）、贾明建2张（2016.6.19存2500元整、活期，2016.7.20号支500余2000；2016.7.16存3000元整、活期，2016.8.4号支1000余2000元）。该8名原告在公安机关报案时，审计部门已扣除已支取的金额，按照凭条载明支取后金额进行的审计。经询问陈某，认可这一情况，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5、现金收入传票、存款利息凭证。被告对原告陈破山持有的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金收入传票提出异议，经核对，陈破山持有2012年7月27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金收入传票一张金额16000元，原告与陈某均称2012年时是使用此格式票据进行存取款业务；原告陈永久存款利息凭证。被告对原告陈永久提交的绿色“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利息凭证”凭条一张，提出异议，经审核原告持有票据为绿色河北信用社储蓄利息凭证，内容为：“陈永久存11000元正，一年，陈某签名盖印”。该票据非信用社制式存款凭条，该条只是存款利息凭证，非正规存单。审计报告中已对陈永久利息凭证11000元、原告陈破山现金收入传票的16000元进行了审计，在刑事判决书中认定“陈某以向存款人出具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凭条、利息结算收据等临时收款凭证，收取村民存款”，判决陈某将陈永久11000元、原告陈破山16000元包括在陈某退赔违法所得范围内，退赔本案被告。故本案中原告陈永久、陈破山主张一审法院采纳。 6、永安事件（与本案系相同案件）后开具的凭条。被告对10名原告（陈永久、陈瑞彩、贾雪丽、孟建忠、赵贵生、赵书花、陈爱社、陈爱国、贾雪连、未荣国）凭条提出异议，认为其系永安事件发生后开具。经查，永安事件暴发后，陈某仍在继续代办信用社存取款业务直至其被立案批捕。被告仅是怀疑上述民知陈某不具有代办手续情况后，故意到陈某处存钱，并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7、高艮国三张有标注凭条。被告对原告高艮国持有三张信用社凭条提出异议，认为其上有标注。经核实陈某及2019年9月3日藁城区增村镇民委员会出具证明：高艮国为庙上负责人，庙会上的香火钱存取款由高艮国负责，该两笔存款均为高艮国存入的庙会香火钱。原告主张“2015年12月6日208.50元”、“2016年2月5日115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8、牛亚奇存单。被告提出异议，认为原告牛亚奇持有2016年10月2日存入10000元信用社凭条一张，持有2016年10月3日信用社有正式存单10000元一张，该存单于2017年10月14日支取并销户，两笔款项为同一笔。经核实原告及陈某证实，牛亚奇于陈某处同时存款两笔，一笔为信用社正式票据，该存款已于信用社处支取完，一张为本案诉讼时持有票据，为支取方便存于陈某处。故被告辩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以2016年10月2日10000元信用社凭条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9、本案原告（21号）贾新敏审计报告中审计金额147350元，本案起诉金额为327350元（本案诉讼金额与审计报告中审计金额多出18万元），经核对原告持有信用社凭条为两张，一张为127350元，一张为200000元，审计报告中误将200000元凭条审计为20000元，故产生差距；原告（143号）陈书坤审计报告中金额114000元，经核对原告持有信用社凭条为四张，一张为5000元，一张为40000元，一张30000元，一张40000元，共计115000元。审计报告中一笔认定其中已返还1000元，故审计总计数额为114000元。经审查原告持有票据上并无已支取1000元标记。故应以原告实际持有票据凭证计算。经一审法院核对原告贾新敏主张金额327350元、原告陈书坤主张金额115000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以上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从1999年开始陈某协助其公公贾荣章在本村帮助刘家佐信用社办理村民们在该社的存取款业务；自2002年4月起陈某正式担任该社代办员，在其家中设立河北农村信用社代办点，负责办理村民们在该社的存取款业务，由该社发工资。2013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间，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河北启航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外包协议，该公司再与陈某签订劳务合同，由陈某担任外部营销员负责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外部营销工作，继续办理村民们在该社的存取款业务，由信用社按外部营销员工作业绩核算后向河北启航劳动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业务结算费用，该公司再发给陈某工资。此应属劳务派遣，被告藁城信用联社系用人单位，陈某办理各原告存、取款业务，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藁城信用联社承担。劳务派遣合同到期后，陈某仍然为村民们办理在该社的存取款业务，被告信用社并未向外公示已取消其代办资格；陈某至案发前从事存款代办业务时，出具给原告的存款凭条为自信用社取得的制式凭条，并多年来持此凭条可存入、取出，各原告有理由相信陈某是代理被告藁城信用联社办理业务。被告虽辩称陈某不是其工作人员，但以上事实足以认定陈某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9刑初251号判决书认定陈某在担任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刘家佐信用社贷办员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给储户出具手写的存款凭条的手段，吸取储户存款不入账，挪用本单位资金，陈某为职务犯罪，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故陈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依法应由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担。贾进山、赵领海、王俊娥等151人与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之间的储蓄存款关系成立。贾进山、赵领海、王俊娥等151人要求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支付存款本金及自起诉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给付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赵风英、史俊生持有证据存在瑕疵，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贾进山、赵领海、王俊娥等151人存款本金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参照银行同期活期存款本金及利率计算（原告贾进山、赵领海、王俊娥等151人应给付数额，以附后被告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给付原告存款数额详单为准）。二、驳回原告赵风英、史俊生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443元，由被告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本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1.贾新敏报案时在公安机关归档卷宗中留存的存款凭条复印件；2.藁城区公安局增村派出所2017年1月12日询问笔录。对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贾新敏报案时在公安机关归档卷宗中留存的存款凭条复印件。该复印件也是公安机关委托审计机构进行鉴定所依据的材料，该复印件显示有争议的存款凭条所载金额为200000元，故对审计报告误将200000元凭条审计为2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2.藁城区公安局增村派出所2017年1月12日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第二页载明被上诉人陈书坤自认已支付0.1万元，对此本院予以认定。据此，被上诉人陈书坤存款数额应为114000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本案中，被上诉人所诉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均是向上诉人主张存款本息，因此作为一个共同诉讼案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9刑初251号生效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被告人陈某自2002年起任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刘家佐信用社代办员，负责村民在该社的存取款业务，由刘家佐信用社按存款额发放工资。2013年6月1日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河北启航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外包协议，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将外部营销工作发包给河北启航公司，期限自2013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同日，河北启航公司与被告人签订劳务合同，由陈某担任外部营销员，负责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外部营销工作，继续办理村民们在该社的存取款业务，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按照外部营销员的工作业绩核算后向河北启航公司支付业务结算费用，河北启航公司按信用社出具的核算表支付给陈某劳动报酬。”该事实证实上诉人藁城信用社为陈某的用人单位，陈某为村民代办存取款业务系其职务行为，相应的民事责任应由藁城信用社承担。劳务合同到期后，藁城信用社并未采取有效方式告知村民已取消陈某的代办资格，陈某仍出具自信用社取得的制式凭条为村民办理存取款业务，各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陈某仍是代理藁城信用社办理业务，陈某该阶段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相应的法律后果仍应由藁城信用社承担。故一审法院对贾进山、赵领海、王俊娥等151名被上诉人与藁城信用社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的认定并无不妥。虽然被上诉人有住所地不在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但陈某长期代办信用社存取款业务，不能否认附近村村民知晓并到陈某处办理业务的可能性，故对藁城信用社认为这部分人在陈某为处办理存款业务不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贾喜兵、陈爱国、贾瑞敏虽未在公安机关报案，但不能据此否认其在本案中主张民事权利，且陈某在询问笔录中对此三人的存款事实予以明确认可；被上诉人贾新敏存款凭条为两笔，审计报告中两笔金额分别为127350元、20000元，而根据我院调取的贾新敏报案时在公安机关归档卷宗中留存的存款凭条复印件可知，该存款凭条所载金额为200000元。故原审认定审计报告误将200000元凭条审计为20000元有事实依据；关于被上诉人陈书坤主张存款凭条金额的认定问题，依据本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陈书坤的询问笔录可知，陈书坤自认2016年7月份从陈某处支取过0.1万元，故该数额予以扣除，原审采信陈书坤主张金额115000元欠妥，应为114000元，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虽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有异议，但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存款凭条金额予以支持。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圆珠笔书写凭条问题。原审法院经与陈某本人逐一进行核对，陈某均认可凭条系其所开具，故原审法院对84名持有圆珠笔书写信用社凭条的被上诉人主张予以采信，并无不妥。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书写错误、凭条书写备注情况、存款利息凭证、永安村事件后开具的条等问题，一审法院结合案卷中的相关证据，以及对陈某提审核实的事实，综合作出了认定，事实清楚，确实充分，本院不再赘述。 关于上诉人所称应予追缴陈某挪用上诉人资金偿还村民其他合作社存款的主张，因上诉人并未提供村民在其他合作社存款的书面证据材料，亦未提供挪用其资金具体数额的证据，且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9民初40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9民初4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上诉人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贾进山、赵领海、王俊娥等151人存款本金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参照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被上诉人贾进山、赵领海、王俊娥等151人应给付数额，以附后上诉人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给付被上诉人存款数额详单为准）。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04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443元，共计140886元，由上诉人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俊平 审判员  姜瑞祥 审判员  李 曼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