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民终116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丽珍，女，1980年7月19日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日钧，江苏新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双琴，江苏新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文元，男，1970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小泉，江苏丁晓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莉苹，江苏丁晓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飞，男，1982年10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 上诉人罗丽珍、上诉人顾文元因与被上诉人于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0506民初3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罗丽珍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顾文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从房屋买受、第一次登记、第二次登记的演变过程，可以明确3102室可以确定为罗丽珍个人所有。具体分析如下：1、2011年5月27日-2015年10月11日，3102室登记在罗丽珍个人名下，但为罗丽珍与于飞共同共有。2、2015年10月12日-2017年7月16日，该期间因离婚协议，于飞享有要求罗丽珍履行离婚协议的请求权；但因离婚协议中就3102室部分未履行，请求权未能行使，房屋所有权仍登记在罗丽珍个人名下，未改变为罗丽珍与于飞共同共有的性质。3、2017年7月17日至今，3102室完成了离婚后夫妻财产的分割，转归罗丽珍单独所有。2017年7月17日完成了房屋所有权的重新登记。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足以确定房屋为罗丽珍单独所有。罗丽珍017年6月27日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并予以履行应予尊重，法院对当事人的权益应进行平等保护。关于罗丽珍、于飞的诚信度较低问题，法庭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应轻易进行道德判断并类推适用。案涉3102室价值在2017年7月确定为160万元不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二、一审法院法院执行局将3102室表述为于飞所有并裁定拍卖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执行过程中，没能区分请求权与物权登记生效。2、一审判决的逻辑自相矛盾：一审法院执行局据以拍卖的依据是房屋属于飞所有。即便按照一审判决，上述房屋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原裁定书据以作出的事实己不复存在，在此情形下，法院不应该继续拍卖3102室房屋，而应拍卖于飞在3102室房屋中的份额。三、对于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进行平等保护罗丽珍对于3102室房屋享有单独的所有权。买卖的目的是取得房屋的所有权、罗丽珍已经实际履行了91万元的房款给付义务，享有物权期待权，且最终完成了不动产权属的重新登记，而顾文元与于飞之间系普通的金钱债务，上述两项权利相比较，应优先保护物权和物权期待权。四、关于诉讼费用的分担不准确作为执行异议之诉，被告是顾文元；在其执行请求所依据事实被否定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一审将诉讼费用由罗丽珍和于飞承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顾文元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二、确认坐落于昆山市，不动产归被上诉人于飞所有；三、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由罗丽珍、于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庭审及二审调查中，于飞始终没有出现。而在与本案有关的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的一审、二审及本案执行依据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于飞均亲自到庭参加诉讼，背后就是于飞与罗丽珍双方恶意串通来进一步损害债权人顾文元的权益。本案的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根据于飞与罗丽珍之间的离婚协议的约定，涉案的3102室房屋归于飞个人单独所有。二、罗丽珍主张的于飞、罗丽珍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案发后伪造出来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便于飞与罗丽珍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因为于飞与罗丽珍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债权人顾文元的利益，已由生效法律文书所否定，关于罗丽珍主张房屋买卖亦成立：1、罗丽珍主张是为了避税而向昆山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了离婚补充协议，如果确实存在房屋买卖，罗丽珍担心的应该是于飞不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其应当公证《房屋买卖合同》而非《离婚补充协议》，恰恰说明《房屋买卖合同》系于飞与罗丽珍恶意串通后为进一步转移财产，在顾文元提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之诉后伪造而来。2、《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而且约定的大部分房款支付时间在交房后的三年内支付，明显不符合常理。3、罗丽珍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转账的20万元给于飞系支付购房款，相关的转账凭证中亦未显示备注为支付购房款，因此该款并不能直接视为罗丽珍支付的购房款，同时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了罗丽珍和于飞的行为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给债权人顾文元造成损失，债权人有权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于飞与罗丽珍之间非法转移财产的协议。三、本案中罗丽珍提起确权诉讼，在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罗丽珍与于飞恶意转移财产的情况下，罗丽珍认可并主张涉案房屋存在买卖，恰恰证明罗丽珍认可涉案房屋为于飞所有，否则不存在罗丽珍需要向于飞购买涉案房屋。四、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涉案3102室房屋应当确认归于飞个人单独所有。 罗丽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申请立即停止对昆山市玉山镇鼎耀花园1栋3102室房屋的强制执行。2.确认罗丽珍为昆山市玉山镇鼎耀花园1栋3102室房屋的所有权人。3.案件受理费用由顾文元、于飞承担。事实和理由：其和于飞原系夫妻，2015年10月12日协议离婚。双方协议坐落在昆山市归其所有，3102室归于飞所有。2017年6月23日，其与于飞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议定3102室房屋作价160万元，由于飞转让给其，其分别以货币形式和货值抵扣先后支付给于飞91万元（包括其替于飞还贷款在内），余款69万元分三年内付清，成交后经房产登记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3102室产权变更为其所有，该房屋一直由其具体占有管理使用。因顾文元与于飞民间借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苏0506民初2801号民事判决。该案受理后，顾文元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将其鼎耀花园1栋3104、3102室房屋一并进行查封。此前顾文元以撤销权纠纷于2017年11月14日向昆山市人民法院起诉，上述二案经法院判决生效后，顾文元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19年1月18日在房门上粘贴3102室拍卖公告。其后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法院于2019年2月23日裁定驳回其异议。其与于飞协商一致，按照市价将房屋变更给其，且已支付了大部分房款，也进行了变更登记，登记发生于2017年6月23日，而顾文元、于飞的纠纷发生于2018年4月3日，该转让行为与借贷纠纷无关，更不是于飞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其在本案中也无过错，因此，将其名下的3102室房屋作为执行标的物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能强制进行拍卖。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12日，一审法院对顾文元与于飞、罗丽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8）苏0506民初2801号民事判决：一、于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顾文元借款人民币5000000元，并支付以该款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顾文元其他诉讼请求。该案查明：2016年6月26日，顾文元支付于飞500万元，于飞向顾文元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原告500万元，到11月24日归还。该案中，一审法院根据顾文元的申请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苏0506民初2801号之二民事裁定，查封登记在罗丽珍名下坐落于昆山市（即诉争房屋）、3104室房屋。 根据顾文元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5日立案强制执行，案号为（2018）苏0506执4896号。在该案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2018）苏0506执4896号执行公告：限于飞自本公告张贴之日起七日内按（2018）苏0506民初280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履行，逾期将依法评估、拍卖、变卖现登记在罗丽珍名下原属被执行人于飞所有的坐落于昆山市不动产。该公告于次日张贴于诉争房屋。案外人罗丽珍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22日作出（2019）苏0506执异4号执行裁定，驳回罗丽珍的执行异议。罗丽珍不服该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另查明，2006年2月23日，罗丽珍与于飞登记结婚。2009年10月10日，罗丽珍与案外人昆山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鼎耀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由罗丽珍购买诉争房屋，价款677350元。2011年5月23日，罗丽珍向房屋登记部门出具《婚姻状况具结保证书》，声明至今未婚。2011年5月27日，诉争房屋登记于罗丽珍名下，具体坐落即昆山市。2010年8月27日，于飞、罗丽珍与鼎耀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购买昆山市玉山镇鼎耀花园1幢3104室房屋，价款780970元。2015年10月12日，于飞与罗丽珍协议离婚，《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昆山市玉山镇鼎耀花园1号楼3104室房屋离婚后归罗丽珍所有，该房屋剩余贷款68万元，罗丽珍承担50万元，于飞承担18万元；昆山市房屋离婚后归于飞所有，该房屋剩余贷款全部由于飞承担。2016年3月15日，罗丽珍支付于飞70万元。于飞及罗丽珍表示：该70万元由于飞用于归还3104室房屋贷款。2017年1月10日，昆山市玉山镇鼎耀花园1幢3104室房屋登记于罗丽珍名下，共有方式为单独所有，建筑面积为140.21平方米，目前未设定抵押权。2017年6月23日，于飞与罗丽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罗丽珍购买于飞昆山市房屋，建筑面积118.76平方米，因于飞及罗丽珍曾是夫妻关系，而且有一女儿抚养权归罗丽珍所有，于飞因觉得亏欠母女二人，故以优惠价把房屋卖给罗丽珍作为补偿，成交价格160万元，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5日内，罗丽珍向于飞支付定金20万元，罗丽珍以一批价值20万元的水晶摆件、珠宝首饰给于飞，作为抵扣购房款20万元，另附货品清单，本合同签订后30日内，由罗丽珍结清在招商银行剩余的原房屋贷款约51万元（包括离婚后由罗丽珍还贷部分），剩余房款69万元，罗丽珍分三年付清，2018年6月30日付23万元，2019年6月30日付23万元，2020年6月30日付清尾款23万元，其中货品清单为：天然水晶摆件10套、汽车挂件7个、手镯4个、手把玩6个、吊坠9个、手链58条。同日，于飞向罗丽珍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罗丽珍水晶摆件、珠宝首饰一批价值20万元用来抵扣购买昆山市鼎耀花园1栋3102的部分购房款20万元。2017年6月27日，罗丽珍支付于飞20万元，于飞向罗丽珍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罗丽珍付购买昆山市房屋定金20万元。同日，于飞、罗丽珍签订协议书，内容如下：协议人于2015年10月12日登记离婚，协议人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位于昆山市，离婚后归男方所有，该房屋剩余贷款全部由男方承担”。现协议人经协商，一致同意将该约定变更为“位于昆山市，离婚后归女方所有，该房屋剩余贷款全部由女方承担”。2017年6月30日，于飞、罗丽珍持该份协议书向江苏省昆山市正信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2017年7月3日，于飞向罗丽珍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罗丽珍购买昆山市房屋的购房款512190元，由罗丽珍直接存入招商银行扣房贷账户，账号62×××95，其中52376元是离婚后由罗丽珍还房贷21期，另外459814元是由罗丽珍做提前还款结清3102房屋所有贷款，共计512190元。同日，罗丽珍为昆山市房屋提前还贷459813.88元。2017年7月5日，于飞与罗丽珍签订《离婚补充协议》，约定：“我们于2015年10月12日协议离婚，原协议书内容为：位于昆山市，离婚后归男方所有，该房屋剩余贷款全部由男方承担，现在我们在此重新约定，坐落于昆山市的房地产离婚后归罗丽珍单独所有，特此约定”。同日，罗丽珍、于飞共同出具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是：罗丽珍于2009年购买了昆山市的房屋，因不懂办证手续，误报了婚姻状况，实际上上述房地产产权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但因我们已于2015年10月12日离婚，并根据原离婚协议书作出了补充约定，上述房地产离婚后归罗丽珍单独所有。2017年7月17日，诉争房屋重新登记于罗丽珍名下，共有方式为单独所有，建筑面积为118.76平方米，目前未设定抵押权。 一审又查明，2017年11月1日，顾文元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罗丽珍、于飞上述关于昆山市、3104室不动产的析产分割协议并确认该两处不动产归于飞所有。昆山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日作出（2017）苏0583民初18308号民事判决，撤销罗丽珍、于飞关于诉争房屋的2017年7月5日的析产分割协议，驳回顾文元要求撤销昆山市玉山镇鼎耀花园1号楼3104室不动产的析产分割协议并确认该两处不动产归于飞所有的诉讼请求。顾文元、罗丽珍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苏05民终330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中，罗丽珍表示，“房屋本身登记在罗丽珍名下，但属于共有，为了避税没有做成买卖，做了一个说明。实际上是买卖，怕于飞反水，做了一个公证”。罗丽珍不服终审判决，向该院申请再审，该院已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案号为（2019）苏05民申348号。 一审庭审中，罗丽珍陈述，诉争房屋虽然约定为于飞所有，但因于飞没有钱去归还贷款，因此贷款一直仍由其继续归还。到了2017年，其认为这样不行，就和于飞商量诉争房屋归其所有，由其补偿相应款项给于飞，因此双方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因为通过交易转让房屋需要缴税，而夫妻之间的房产重新登记无需交税，所以其与于飞签订了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税，实际上后来重新登记确实没有交税。至于为何重新登记，因为原来登记上有抵押贷款，并且虽然登记在其一个人名下，但其无法证明属于个人所有，如果处分，当时的虚假陈述就会暴露，所以必须到房管局披露房屋登记时的婚姻状况，进行重新登记，这样房屋就能真正属于其所有，没有附带抵押权。现在房屋已经归其所有，但确实还欠于飞69万元购房款，其可以将未支付的69万元支付至法院。 顾文元不认可罗丽珍的陈述和主张，认为罗丽珍和于飞系假离婚，二人还居住在一起，仍是利益共同体，上述有关证据只是二人隐匿、转移财产的手段。并且，于飞在2019年1月24日向法院申报财产时，明确昆山市玉山镇鼎耀花园1号楼302室系其财产。为此，顾文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被执行人财产申报令复印件、照片等证据。 经质证，罗丽珍不认可财产申报令的效力，认为与真实情况不符；对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其与于飞是假离婚。 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应当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真实、合法的权利且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关于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诉争房屋虽然以罗丽珍个人名义向鼎耀房地产公司购买，但该购房行为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罗丽珍隐瞒其已婚事实才取得了单独所有的原始登记，诉争房屋应系罗丽珍、于飞夫妻共有财产。第二、罗丽珍、于飞在2015年10月12日协议离婚时，对夫妻共有财产进行了分割，约定诉争房屋归于飞所有，但直到顾文元与于飞借贷债务发生之时即2016年6月26日，诉争房屋始终未能变更登记至于飞名下，尚未发生物权变动之效力，因此，诉争房屋在重新登记之前仍系罗丽珍、于飞共有。第三、罗丽珍、于飞先后于2017年6月27日、2017年7月5日订立协议书、离婚补充协议，两份协议主要内容一致，对诉争房屋的归属进行了重新约定，约定由罗丽珍单独所有，并据此向不动产登记机关申请重新登记，并于2017年7月17日完成所有权登记。根据罗丽珍在本案及上述有关案件所做陈述，上述协议仅仅就是避税，其与于飞之间实际上是房屋买卖关系。即便如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罗丽珍、于飞针对诉争房屋签订的析产协议应属无效。况且，上述析产协议发生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务形成之后，已经侵害了债权人顾文元的合法权益，顾文元据此向昆山市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法院判决撤销了2017年7月5日关于诉争房屋的析产分割协议，该判决也已经生效。因此，罗丽珍依据上述析产分割协议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已经丧失了事实基础，所有权归属应当回归原始状态。第四、对于罗丽珍、于飞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在于飞作为被执行人及罗丽珍、于飞曾系夫妻的特殊关系的情况下，应当更加严格地审查和认定。首先，罗丽珍、于飞的诚信度较低。罗丽珍购买诉争房屋时与于飞已是夫妻，但其刻意隐瞒了婚姻状况才取得了诉争房屋最初的单独所有权的登记；在重新申请所有权登记时，按其所述为了避税二人签订了“虚假”的析产分割协议。其次，该买卖合同是否真实存疑。于飞对顾文元的债务发生于2016年6月26日，金额高达500万元，在分文未还的情况下，将其离婚时约定归其所有的诉争房屋合意出售给罗丽珍，二人有合谋转移于飞责任财产之嫌疑。虽然罗丽珍不认可于飞在一审法院执行中将诉争房屋申报为被执行人财产，但该财产申报令系人民法院要求被执行人填写的正式法律文书，具有法律效力，并且也向于飞释明了虚假报告的法律后果，因此其申报具有一定可信度，而该申报恰与双方的买卖合同存在矛盾。再次，即便买卖合同是真实的，其成交价格及是否实际履行也有疑问，存在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诉争房屋的较大可能。原告主张20万元由珠宝首饰、水晶摆件抵扣，但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实际完成了交付且交付的货品价值20万元，也有悖于正常的房屋买卖合同；另外69万元分三年付清，最后一期要至2019年6月30日支付，大量购房款约定在房屋过户后再由买受人支付给出卖人与市场交易惯例明显不符。按照实际交付金额计算，该价格严重背离诉争房屋的市场价；即使按照约定160万元计算，也比当时的房价明显偏低，足以认定于飞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诉争房屋，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罗丽珍对诉争房屋不享有单独的所有权，该房屋应属其与于飞共有。因此，其提出的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罗丽珍要求停止对昆山市房屋的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二、确认昆山市房屋为罗丽珍、于飞共同共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800元，由罗丽珍负担16800元，于飞负担10000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针对3104号房屋，昆山市人民法院在（2017）苏0583民初18308号案中经审理认为“关于3104号房屋，2015年10月12日于飞与罗丽珍协议离婚时，双方即作出将3104房屋确认由罗丽珍所有的意思表示，2017年1月10日的物权登记行为以2015年10月12日意思表示为基础，系对该意思表示的确认，……顾文元对于飞的债权在2016年6月26日才成立，无法认定于飞将3104室房屋无偿赠与或低价转让给罗丽珍给第三人对顾文元的债权造成伤害，顾文元无权撤销3104室房屋的析产分割协议”本院二审认为“顾文元对于飞享有的借款债权最早形成时间于2016年6月26日，而于飞与罗丽珍于2015年10月12日已经签订离婚协议书并约定3104房屋离婚后归罗丽珍所有，顾文元的债权形成时间明显晚于于飞、罗丽珍关于3104房屋的财产分割协议签订时间，故顾文元上诉要求撤销3104房屋的财产分割协议以及确认该房屋归于飞所有并无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3102号房屋，顾文元起诉撤销2017年7月5日罗丽珍、顾文元双方签订针对该房屋的析产分割协议，昆山市人民法院在（2017）苏0583民初18308号案中经审理认为“2015年10月12日，于飞与第三人罗丽珍协议离婚时，双方明确约定3102室归于飞所有。2016年6月26日，顾文元与于飞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2017年6月23日，于飞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由第三人以160万元购买3102室房屋。2017年7月5日，于飞与第三人签订《离婚补充协议》，确认3102室房屋归第三人单独所有。2017年7月17日，3102室房屋登记于第三人名下。关于3102室房屋的房款，根据于飞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双方仅能证明第三人支付了于飞20万元以及代为归还贷款512190元，双方无法证明剩余款项的支付，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于飞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3102室房屋，对顾文元造成了损害，结合上述一系列事实，第三人理应知道该情形，因此，顾文元有权撤销3102室的2017年7月5日的析产协议。”本院二审认为：“于飞与罗丽珍于2015年10月12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已经约定该房屋归于飞所有，后于飞又于2017年7月5日与罗丽珍签订离婚补充协议书约定该房屋变更为归罗丽珍单独所有，另于飞、罗丽珍于2017年6月30日持与前述离婚补充协议内容相近的协议书向江苏省昆山市正信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于飞于2017年7月5日将3102室房屋从之前的由于飞单独所有变更为之后的由罗丽珍单独所有，该离婚补充协议书实质上构成了于飞对3102室房屋的无偿转让，明显损害了于飞的债权人即顾文元的利益，故顾文元有权要求撤销3102室房屋的析产分割协议。另外，罗丽珍上诉称其与于飞之间系以离婚补充协议的形式避税且罗丽珍与于飞之间存在3102室房屋买卖的真实合意，对此本院认为，即使罗丽珍的前述意见属实，因于飞、罗丽珍之间曾系夫妻关系，故对于飞是否系以合理价格转让3102室房屋应当从严予以审查。本案中，因于飞与罗丽珍于2017年6月23日签订的3102室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23万元的购房款于2018年6月30日支付、另有46万元的购房款于2019年6月30日之后支付，大量购房款约定在房屋过户后再由买受人支付至出卖人与市场交易惯例明显不符，另双方约定以价值20万元的水晶摆件、珠宝首饰折抵购房款亦有悖于正常的房屋买卖合同，故据此亦能够认定于飞系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3102室房屋，于飞的前述行为已损害到了其债权人即顾文元的利益。因罗丽珍与于飞曾系夫妻关系，结合罗丽珍又于2017年7月5签订离婚补充协议书变更3102室房屋归其个人单独所有，可以认定罗丽珍针对于飞的前述行为应属知情。据此，即使罗丽珍与于飞之间存在3102室房屋买卖的真实合意，顾文元仍然有权要求撤销于飞、罗丽珍就3102室房屋的析产分割协议。……关于能否直接确认昆山市房屋系归属于飞所有，本院认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签订无偿转让协议或者低价转让合同，则相应的法律后果系第三人将相应的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本案中，因3102室房屋系从案外人昆山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购买后即一直登记在罗丽珍名下，在尚未对该房屋进行析产诉讼前，本院碍难直接以顾文元享有债权人撤销权为由而径直认定3102室房屋系属于飞单独所有，故本院对顾文元要求确认3102室房屋归于飞所有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罗丽珍、于飞不服上述判决结果，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理认为“罗丽珍主张其与于飞之间存在上述3102房屋买卖的真实合意，签订《离婚补充协议书》仅是为了避税。因于飞、罗丽珍之间曾系夫妻关系，且罗丽珍在一审期间提供的其与于飞在2017年6月23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近一半的购房款是在房屋过户后的2018年6月30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支付，与市场交易惯例不符。即便罗丽珍与于飞之间存在3102室房屋买卖的真实合意，也明显损害了于飞的债权人顾文元的利益，故顾文元请求撤销3102室房屋的析产分割协议，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作出（2019）苏05民申348号民事裁定，驳回了罗丽珍的再审申请。 上述事实有（2017）苏0583民初18308号民事判决、（2018）苏05民终3306号民事判决、（2019）苏05民申348号民事裁定证实。 本案争议焦点在2015年10月12日的离婚协议是否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罗丽珍依据2017年6月23日房屋买卖合同主张对案涉3102室房屋主张享有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是否成立？ 对此，罗丽珍认为，案涉房屋原系罗丽珍、于飞共有，此后其与于飞在2017年6月23日案涉3102房产查封前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且已经依据合同履行了购房款，因此对该房屋享有的权利可以对抗顾文元对于飞所享有的普通债权请求权；顾文元则认为，依据2015年10月12日的离婚协议，案涉房产已经属于于飞所有，2017年6月23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系串通达成，其效力已经在撤销权的案件中予以认定，因此3102房产应当全额属于于飞的责任财产。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2017年7月17日，案涉3102房屋再次登记在罗丽珍名下，罗丽珍办理此次房产登记的依据系2017年6月27日的协议书及相应的离婚补充协议，现该协议已被生效判决所撤销，因此，仍应当依据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状态认定房屋所有权人。 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房产虽然初始登记在罗丽珍名下，但系因罗丽珍隐瞒其婚姻状态取得的房产证，因此在2015年10月12日罗丽珍与于飞签订离婚协议前，案涉房屋属于罗丽珍、于飞共同所有。此后，2015年10月12日，罗丽珍与于飞达成《离婚协议书》，针对该协议书，符合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定无效及可撤销情形，应系合法有效。依据该协议书约定，案涉房屋属于于飞所有，该房产是否办理过户不影响《离婚协议书》产生的物权变动的效力。 针对争议焦点二：首先，罗丽珍依据2017年6月27日的协议书而非2017年6月23日房屋买卖合同办理的案涉房产登记手续，因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并未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明确，案外房屋买受人主张物权期待权的，应系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罗丽珍、于飞通过有关财产分割协议书办理了案涉房产的最后一次登记，而未依据买卖合同办理案涉房产的登记，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存在明显的过错，其依据该合同主张物权期待权亦不能成立。因此，罗丽珍对案涉房屋不享有物权，亦不享有物权期待权，在（2018）苏05民终3306号民事判决、（2019）苏05民申348号民事裁定在案件审理中均认为罗丽珍与于飞之间存在3102室房屋买卖明显损害于飞的债权人顾文元的利益的情况下，本院对罗丽珍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于飞基于《离婚协议书》已经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罗丽珍对本案诉争3102房屋已不再享有份额，其提出的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3634号民事判决书。 二、驳回罗丽珍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上诉人罗丽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柏宏忠 审 判 员 丁 兵 审 判 员 朱婉清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刘 钰 书 记 员 荣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