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6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余柱，男，197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强，山东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发奎，男，196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培权，山东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利杰，山东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莘县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莘县燕塔街道办事处振兴街西段路南。 法定代表人：安东兴，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锐，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余柱因与上诉人邹发奎、被上诉人山东莘县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永安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5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余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邹发奎承担。事实和理由：张余柱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并确认邹发奎与其子邹鹏在涉案房屋问题中系同一权利义务主体，邹鹏向张余柱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即视为邹发奎向张余柱转让房屋的行为。该认定更加印证了(2017)鲁1522民初2636号、(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案件的涉案标的确认、处理侵犯了张余柱的合法权益，张余柱所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应被依法予以支持。张余柱另案提起的诉讼与本案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存在关联性，一审法院以(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中载明张余柱就其民事权益已向法院另案提起了诉讼，可以从另案中进行解决的认定存在错误。 邹发奎未提交答辩意见。 永安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 邹发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余柱的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永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张余柱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应裁定驳回张余柱的起诉。2017年7月17日，张余柱向莘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邹发奎对涉案房产排除妨害，案号为(2017)鲁1522民初3111号。该排除妨害案件庭审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庭审时邹发奎将张余柱在本案中要求撤销的一审(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并明确告知该案尚在二审审理期间(当时二审案件尚未开庭，二审案件开庭时间为2018年7月18日)，张余柱对邹发奎提交的(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书进行了质证。也就是说，张余柱至迟在2018年5月29日就已经得知邹发奎已就涉案房屋向永安公司提出了排他性的权利诉求。无论张余柱认为对涉案房屋享有独立的请求权还是认为该尚未审结的案件结果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其均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向当时正在审理该案的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但是，张余柱并未提出参加诉讼申请。基于上述事实，本案作为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款规定的案件受理条件明确限制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张余柱在上述二审案件审理期间完全有条件、有时间也有权利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但其自己放弃该诉讼权利，没有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不属于“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故而，其本案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一审法院应当以裁定方式驳回张余柱本案的起诉。第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1.一审法院认定“邹发奎与邹鹏父子在施工和以房抵债事务的处理上，其行为具有混同性，其父子二人应视为一个权利义务主体，父子二人中任何一人对房产的处分行为均应视为代表其二人实施”属认定事实错误。对于邹发奎与邹鹏之间的关系，生效的(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及(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已经做出详细而明确、合理的认定，并且有充分的事实证据作为认定依据。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将邹发奎和邹鹏作为一个权利义务主体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客观事实。事实上，邹鹏在邹发奎和永安公司发包的工程建设事宜中，仅是以邹发奎的代理人身份从事邹发奎安排的相关具体工作，邹鹏并不享有涉案工程的工程款的实际所有权和支配权。邹发奎作为永安公司开发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永安公司虽然表面上是与莘县方正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实际上是直接与作为实际施工人的邹发奎进行结算，对于这一点，已查明的工程拨款单和以房抵债的事实均能够证实。永安公司和方正公司也从未将邹发奎和邹鹏作为一个混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对待。2016年6月13日，邹发奎向张余柱永安公司出具了撤销邹鹏在邹发奎承建永安公司工程项目代理人资格的书面通知一份，时任永安公司总经理及股东的肖陶恩批复由该公司的部门经理安东生负责协调办理相关手续。这说明，作为付款义务主体的永安公司也明知邹发奎系所建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邹鹏只是邹发奎的代理人。邹发奎和邹鹏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明显不是同一权利义务主体，而是分别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身份主体。因此，对于2016年6月13日之后，邹鹏未经邹发奎同意，擅自处分邹发奎权利的行为如未得到邹发奎的追认，均系无权处分行为，应当依法归于无效。对于邹发奎书面通知永安公司解除邹鹏代理权之前，五次以房抵工程款的抵账行为(实质为五套房产，其中两套为顶层加阁楼，各应视为一套)邹鹏代表邹发奎办理相关抵账手续，是经邹发奎同意和授权的。抵账所得五套房产中，位于燕塔花园Ｂ区(阁楼)房产出售给了李增金、张轩夫妇；燕塔花园B区3号楼4单元1102号、1202号(阁楼)房产出售给了张西滨、范慧夫妇，上述两套房产均是由邹发奎自行出售并收取的转让价款(上述事实已经举证、质证予以确认)，也是邹发奎让永安公司配合办理的房产购买登记变更手续。位于燕塔花园B区3号楼2单元802号房产和燕塔花园B区6号楼3单元1102、1202(阁楼)房产，邹发奎为了尽量公平照顾两个儿子，分别赠予给了长子邹鹏和次子邹山每人一套。涉案的位于燕塔公园的A15-1-12门面房是邹鹏作为邹发奎的代理人于2015年4月10日与永安公司办理的抵顶工程款手续，2015年8月31日邹鹏在邹发奎的要求下，将上述门面房原登记为邹鹏的交款单据变更为邹发奎的交款单据。因此，上述五套抵账房产均是由邹发奎进行支配和处分，相应的受益也是由邹发奎享有。因为邹鹏在行使代理权期间，最终均配合邹发奎对抵账房屋进行了处分，并且无论是出售还是变更名称均已完成。邹发奎的实际权益并未受到丝毫侵害，邹发奎完全没有提出异议的必要。一审法院以邹发奎在未对邹鹏办理以房抵债手续提出异议为由认定邹发奎和邹鹏是同一权利义务主体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假如二人为同一权利义务主体，邹鹏也没有必要在邹发奎的要求下，将原登记为邹鹏的涉案房屋的抵款收据变更到邹发奎名下。邹发奎和邹鹏均是独立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若认定两个独立的自然人作为一个权利义务主体从事某一民事法律行为需要两人的合意。但在本案中，邹发奎显然没有与邹鹏作为同一权利义务主体的意思表示，否则其也不会做出撤销邹鹏代理权、变更涉案房产收款手续甚至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涉案房产权益等一系列法律行为。本案一审法院完全忽视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将邹发奎和邹鹏错误地认定为同一权利义务主体不仅彻底的否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颠覆了包括邹发奎、邹鹏、永安公司、方正公司等所有与本案有关的各方当事人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识和理解。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申3390号民事裁定书中，对于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为“永安公司针对莘县燕塔公园A-15-1-12商业房已收到邹发奎以工程款所抵的房款，永安公司虽未与邹发奎签订房屋买卖(转让)合同，但永安公司以邹发奎作为莘县燕塔公园A-15-1-12商业房的购买人向邹发奎出具了收到其购房款的收款收据，该收据写明了房屋、房款及联系方式，并加盖了永安公司的财务专用章，邹发奎收到该收据后也未提出异议，该收款收据即为邹发奎与永安公司之间针对莘县燕塔公园A-15-1-12商业房所形成的房屋买卖(转让)合同，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也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在2016年6月13日邹发奎给永安公司的通知中，亦反映出撤销邹鹏本项目的一切代理工作，永安公司领导批复协调办理。且邹鹏在另案中认可其毕业后一直至2015年随其父干工程、受雇于其父的陈述，结合邹发奎与邹鹏的父子关系及经济能力，邹发奎的主张更具有高度可能性。原审法院认定邹发奎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项目负责人并无不当。另，2012年12月16日燕塔B2-B3间地下车库工程补偿协议乙方负责人虽系邹鹏签字，应认定系邹鹏的代理行为。在此情况下，结合燕塔公园A-15-1-12商业房的购买收据变更经过、邹鹏的声明及邹发奎提交的部分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原审法院据此认定邹发奎为涉案燕塔公园A-15-1-12商业房的购买人亦无不当之处”。在本案一审过程中，邹发奎已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申3390号民事裁定书作为证据提交一审法院，而一审法院完全否定了上级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将邹发奎和邹鹏认定为一个权利义务主体毫无事实根据，应予纠正。2.一审法院认定“对于邹鹏于2015年4月10日同意以房抵债的本案争议房屋，邹发奎虽于2015年8月31日到永安公司将交款单位‘邹鹏’的收据更换成交款单位为‘邹发奎(邹鹏)’的收据，对此变更，合理的解释应是‘邹发奎’和‘邹鹏’都可以视为‘交款人’，而不应理解为‘括号内的文字系对括号前面文字的解释’”属认定事实错误。邹发奎持有的该单据是由原记载为交款人为“邹鹏”的单据变更而来，变更的原因是邹发奎作为永安公司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领款权利人要求邹鹏将作为代理人开具的房款收据变更到自己名下，邹鹏对此认可并配合办理了房款收据的变更事宜。“(邹鹏)”这一书写方式很明显就是一种备注性质，意思是该单据是由原记载为邹鹏名字的单据变更而来，而非一审法院错误理解的邹发奎和邹鹏都是交款人。一审法院对单据书写方式的理解显然有违常理，与汉语语法的适用规则相悖。若是按照一审法院对房款收据记载内容的理解，那么原房款收据根本没有变更之必要，只需要在原单据上添加邹发奎姓名即可，即使变更为邹发奎和邹鹏的名字也应并列书写，而非将邹鹏的名字单独用括号备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申3390号民事裁定书中对邹鹏系邹发奎的代理人已作出明确认定，能够合理说明原单据记载为邹鹏而后又变更为“邹发奎(邹鹏)”这一事实的前因后果。本案一审判决对与房款收据有关的事实认定与两份生效判决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完全相矛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3.一审法院认定邹发奎向永安公司出具的撤销邹鹏代理权的声明对永安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对于永安公司发包的相关工程，邹发奎系实际施工人，永安公司也是与邹发奎进行直接结算，邹发奎向永安公司出具撤销邹鹏代理权的书面声明，并经永安公司时任总经理和股东的肖陶恩签字批复，邹发奎出具撤销邹鹏代理权的行为是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永安公司无权也无理由拒绝，且事实上永安公司总经理肖陶恩批复为“请安东生经理协调办理相关手续”说明永安公司当时对邹发奎撤销邹鹏代理权的行为是认可并配合的。故而，在撤销邹鹏代理权事宜中，邹发奎已经和永安公司达成合意，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无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剥夺了当事人作出合法法律行为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邹发奎向永安公司出具撤销邹鹏代理权的声明对永安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在一审判决中作出任何合理解释和说明就草率地形成了该明显错误的认定结果，应予纠正。4.一审法院认定“张余柱支付了对价并实际占有使用了房屋、方正公司对此亦无异议的情况下，应认定张余柱从邹鹏处有偿转让取得房屋与从邹发奎处有偿转让取得房屋具有同一性，均为有效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于涉案房产，方正公司根本没有参与，方正公司对涉案房产也不具有任何利害关系，方正公司的表态对本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事实上，张余柱对涉案房屋没有实际占有过，只是持有永安公司向其出具的交付通知单。但首先该房屋交接通知单是无效的，该通知单没有加盖永安公司印章，仅有肖陶恩的个人印章，而肖陶恩在交接单落款的2017年5月9日已经不在永安公司任职。其次，即使有交房通知单，也是建立在邹鹏在已被撤销代理权的情况下，对邹发奎的房产进行无权处分，永安公司在明知邹鹏已被撤销代理权，仍然配合邹鹏无权处分邹发奎权益所形成的一切手续文件均是无权处分的延伸行为，依法仍应认定无效。并且，在永安公司向张余柱出具交房通知单之前，邹发奎已经依据永安公司出具的房款收据实际占有使用了涉案房屋，并拟对涉案房屋对外出租、实际收取了租户一年的租金，只是在房屋租出不久就因与张余柱发生争议而未能将房屋租出，退还了租户已交纳的租金，此后房屋一直处于锁制状态，并由邹发奎控制。张余柱就涉案房产起诉永安公司确认买卖合同效力民事案件中，张余柱申请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查封，要求查封期间不允许邹发奎再使用、转让、出租涉案房屋足以说明涉案房屋是由邹发奎占有和控制。5.一审法院认定“永安公司同意为张余柱开具各类收据，应视为其在将房屋抵顶给邹鹏、邹发奎父子但未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对邹鹏又将房屋转让给张余柱这一事实的认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通过多次诉讼能够认定的基本事实为：永安公司将涉案房产以抵顶工程款的方式出售给邹发奎，邹鹏作为邹发奎的代理人代为办理了相关手续，后邹鹏在邹发奎的要求下将房款收据交款人处的名字变更为了邹发奎本人。至此，涉案房产的买卖(转让)关系已经在邹发奎和永安公司之间完成。2016年6月13日，邹发奎向永安公司书面声明撤销邹鹏的代理人资格，永安公司收到后表示愿意配合办理相关手续。邹鹏的代理权被撤销后，又擅自将邹发奎的涉案房产转让给张余柱，永安公司在明知其无权处分的情况下仍然予以配合，本身就负有重大过错。对于邹发奎的房产，永安公司本身就不享有任何权利，何来永安公司同意或认可之说!？永安公司同意或认可与否，均不影响邹发奎对涉案房产享有的合法权益，也不能改变邹鹏无权处分涉案房产的事实。故而，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对本案的审理没有任何实际影响，但该事实的认定有悖于本案的基本客观事实。6.一审法院认定“在邹发奎、邹鹏父子为同一权利义务主体的情况下，邹鹏向张余柱转让房屋的行为即应视为邹发奎向张余柱转让房屋的行为。双方之间转让房屋行为有效且房屋已交付，如张余柱向邹发奎、邹鹏提出要求，邹发奎、邹鹏有义务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永安公司亦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予以配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严重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本案是张余柱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审理范围是原一审、二审判决所认定的邹发奎与永安公司就涉案房产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一结论是否存错误，而不是邹鹏与张余柱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并且效力是否及于邹发奎。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的认定严重超出本案的审理范围。该错误的认定事实上相当于直接将涉案房产判归张余柱所有，这也是邹发奎提起本案上诉的根本原因。纵观整篇一审判决书，一审法院对张余柱的诉讼请求因基于相关事实虽然作出了驳回诉求的判决结果，但却通过扭曲各种事实认定、积极主动帮助张余柱实现取得涉案房屋财产权利的目的。其次，一审法院认定“邹发奎和邹鹏是同一权利义务主体”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前提，由此错误前提而得出的任何要求邹发奎承担后果的结论都不成立。再次，因邹鹏无权处分涉案房屋，将涉案房产出售给张余柱并且收取了张余柱的款项，邹鹏与张余柱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源原其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但该房屋买卖合同没有邹发奎的任何意思表示，邹发奎不是该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之一，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不及于邹发奎。若张余柱就涉案房屋主张权利，只能依照其与邹鹏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向邹鹏另案主张履行不能违约责任，而无权依据其与邹鹏之间的合同向邹发奎主张任何权利。并且，本案审理范围不包括邹鹏和张余柱形成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和履行事宜，为此，一审法院就该部分事实的认定显属错误且违反法律规定。邹发奎对一审判决的公平、公正性提出郑重的质疑。第三、邹发奎始终坚信对于民事案件的争议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审理。在有事实、证据能够说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前提下，人民法院不应通过司法审判恶意歪曲客观事实，不应通过主观臆断的方式错误认定当事人的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和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既定法律关系。本案邹发奎与邹鹏虽然系父子关系，但多年来的家庭矛盾致使其父子二人之间关系并不融洽，否则也不会出现邹鹏擅自处分其父亲房产变现的情况。但无论二人之间关系如何，都不能否认二人为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的基本事实，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也应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就涉案房产，先后已形成包括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内的六份生效裁判文书，对涉案房产的归属问题认定的事实是稳定而一致的。但是本案一审判决，通过过度解读邹发奎与邹鹏的父子关系，认定的相关事实在实质上推翻了前述六份生效裁判文书已认定的法律事实和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定的错误事实产生了生效裁判文书之间对同一事实认定相互矛盾的结果。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申2290号案件虽然程序上是再审案件，但该案审理内容与本案审理内容均系对涉案房产归属的裁判，而本案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从根本上否定了上级法院对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而经过上级法院再审的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下级法院无权进行否定。第四、对于张余柱来讲，其是从邹鹏手中购买的涉案房产，并将房款交付给邹鹏，作为购买方，张余柱对此事实当然是明知的，但其为何在多起诉讼中一再声称是永安公司“一房二卖”，并且坚持称是从永安公司购买的房产。究其根本原因，无非是张余柱对邹鹏的无权处分是明知的，对此前所有的涉及涉案房产的生效裁判是知情的，张余柱对涉案房产主张权利显然是存有恶意的。 张余柱辩称，邹发奎与邹鹏的行为具有同一性。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 永安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 张余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和莘县人民法院（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2.确认张余柱和永安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责令永安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协助我办理房屋登记备案手续，同时确认其对莘县燕塔公园A15-1-12商业房享有合法所有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 2012年12月5日，永安公司与方正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由方正公司承建永安公司开发的莘县燕塔公园B区3#住宅楼。协议落款处方正公司负责人签名栏为“邹发奎”。 2013年3月16日，方正公司向永安公司发出《燕塔B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申请拨付项目工程款，该审批单工程名称栏记载“燕塔B区3#楼”，工程进度栏记载“地下室主体封顶”，申请金额为928613.6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发奎”。 2013年8月9日的《燕塔B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内墙抹灰、内墙砖完”，申请金额为464306.8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 2013年9月17日的《燕塔B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内外装”，申请金额为464306.8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 2013年12月16日，永安公司与方正公司签订工程补充协议，约定由方正公司承建“燕塔B2-B3间地下车库工程”。乙方负责人签名处为“邹鹏”。该补充协议落款处的打印时间为“2012年12月16日”，但根据协议中“以上材料价格为2013年12月8日前市场价格取定”等内容，可以认定其中的“2012年”为“2013年”的误写。 2014年1月5日，永安公司以B3-2-802号房屋及附属储藏室抵顶工程款355601元（系第一次以房抵工程款）。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塔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邹鹏”，在“备注”一栏中载明“B区3#楼邹鹏项目部”；邹鹏作为“建筑抵款经办人”作出声明：“建筑抵款经办人邹鹏同意将B3-2-802的一切信息，自建筑抵款经办人签字之日起均自行变更为任东生”。邹发奎对上述销售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是其将该房屋赠予邹鹏，邹鹏如何处理不知情。 2014年1月25日的《燕塔B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内外装”，申请金额为464306.8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 2014年5月30日的《燕塔B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装饰装修”，申请金额为467381.6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 2014年10月3日，永安公司以B6-3-1102号、B6-3-1202号房屋两套抵顶工程款（系第二次以房抵工程款）。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塔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邹鹏”，在“备注”一栏中载明“方正，建B3#，邹鹏，抵扣B区3#楼70%后工程款”。邹发奎对上述销售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其已将该两套房屋赠予二儿子邹山，并确定由大儿子邹鹏办理该两套房屋的过户手续。 2015年4月10日，永安公司以A15-1-12号房屋抵顶工程款（系第三次以房抵工程款2512750元）。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塔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邹鹏”，在“备注”一栏中载有“抵扣邹朋项目部90%后工程款”等内容。该房屋即为本案争议房屋。 2015年4月11日的《永安燕塔公园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已竣工”，申请金额为151275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 2015年5月14日的《永安燕塔公园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已竣工”，申请金额为15150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 2015年8月3日，永安公司以B3-4-1101号、B3-4-1201号房屋两套抵顶工程款（系第四次以房抵工程款）。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塔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邹鹏（李增全）”。邹发奎对该销售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两套房屋是由其出售给了李增金、张轩夫妇。2018年7月11日该夫妻出具了证明。 2015年8月31日，永安公司针对2015年4月10日的抵账房屋，出具编号为NO.3143483的关于燕塔公园商业房A15-1-12的收款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为：“邹发奎（邹鹏）A15-1-12，房款为：2512750元”，该收据由邹发奎持有。 2015年9月23日，永安公司以B3-4-1102号、B3-4-1202号房屋两套抵顶工程款（系第五次以房抵工程款）。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塔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张西滨、邹鹏”。邹发奎对该销售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两套房屋是由其出售给张西滨、范慧夫妇，2018年7月11日该夫妻出具了证明。 2016年6月13日，邹发奎向永安公司书写通知一份。载明：“尊敬的永安公司领导：我项目部因管理不规范，以便统一管理一切事宜由我另行安排，请予以协助撤销邹鹏代理本项目部的一切代理工作！邹发奎”。永安公司收到该通知后，时任永安公司股东的肖陶恩于2016年6月23日在该通知上签署“请安东生经理协调办理相关手续肖陶恩”。 2017年1月16日的《永安燕塔公园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已竣工”，申请金额为154556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 2017年5月9日，邹鹏向永安公司书写声明一份，内容为“本人邹鹏用工程款全额支付商业房款2512750元，所开单据编号为NO：3143483。后因本人邹鹏与邹发奎未达成该商业房的房款交易。故本人邹鹏声明原单据NO：3143483作废，该商业房屋仍归属邹鹏本人”。 2017年5月9日，永安公司向张余柱出具编号为2729939的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张余柱原A15-1-12，现购物广场25号，金额为2512750.00元”；还出具代收房屋契税、房产证费用、公共维修基金费用、供热设施费、自来水押金及物业费的收据各一份，出具《永安大厦房屋交接通知单》一份。同日，张余柱还出具声明一份，内容是：“本人张余柱现接受莘县燕塔公园B区3号楼土建工程项目经理邹鹏（莘县燕塔公园B区3号楼土建工程项目部经理）转让的一套原编号为A15-1-12的燕塔公园商业房。本人知悉：1.此商业房为邹鹏用其工程款全额支付所得；2.本人接受邹鹏转让此房，均系我与邹鹏双方自愿的行为，后期所产生的任何纠纷与永安公司无任何联系。本人声明：不会因此房产权问题让永安公司承担任何责任。” 2017年5月9日和11日，张余柱与其妻刘春满从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向邹鹏支付了全额购房款。 2017年6月20日，莘县人民法院受理邹发奎与永安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鲁1522民初2636号，邹发奎起诉状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23日。邹发奎在起诉状中陈述，“施工期间，邹发奎委派邹鹏作为代理人参与了施工过程中的部分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作出后，永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案二审案号为（2018）鲁15民终1644号。在二审审理过程中，邹发奎于2018年8月9日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陈述：“邹鹏说燕塔公园是他干的不属实，实际是我让他进行管理，代表我在工地负责”。 2017年7月19日，莘县人民法院受理邹发奎张余柱与邹发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鲁1522民初3111号。莘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5日作出判决，认为：邹发奎张余柱请求邹发奎停止侵权，换下私自锁在邹发奎门面商铺门上的锁具，并保证不再侵犯邹发奎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求邹发奎赔偿租金损失23450元。邹发奎应首先证明自己对涉案房屋有合法的所有权，但通过邹发奎提交的证据，现邹发奎尚不能证明自己对涉案房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且就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问题在另案中尚未处理完毕，故应依法驳回邹发奎的诉讼请求。邹发奎张余柱可待证据充足时，另案主张权利。 2017年9月9日方正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燕塔公园B区3#楼及B2-3#地下车库工程建设施工期间，从进场组织施工、手续办理、工程款支付等各个环节均是由邹鹏出面执行的”。邹发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而且该证据只是证明邹鹏出面执行，并未证明邹鹏是实际施工人。 2018年3月30日，永安公司取得莘房预字（2018）8号﹝燕塔公园A2区、莘县振兴街63号﹞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018年5月11日，永安公司取得莘房预字（2018）11号、12号、13号﹝燕塔购物广场、莘县振兴街63号﹞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018年5月29日，莘县人民法院受理邹发奎张余柱与永安公司、第三人邹鹏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6月13日，莘县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2018）鲁1522民初2725号之一裁定，认为：张余柱在本案中提起的诉讼请求与其在上级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内容相同，且其诉争房屋与（2017）鲁1522初2636号民事判决书、（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涉及的标的相同，张余柱就该两份判决已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故莘县法院对本案不宜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裁定：驳回邹发奎张余柱的起诉。张余柱不服，提起上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9）鲁15民终2337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裁定理由包括：“张余柱已对（2017）鲁1522民初2636号、（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已经立案审理，在该案未做出处理之前，不宜对本案作出实体处理。张余柱可待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的处理结果出来后，再视情主张权利。 2019年6月1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鲁民申3390号受理通知书，立案审查永安公司对（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的再审申请。2019年8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鲁民申3390号民事裁定，认为永安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裁定驳回了永安公司的再审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邹发奎与邹鹏父子在工程施工期间发生矛盾导致的对永安公司以房抵工程款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产生的纠纷。 永安公司作为工程的发包方，其合同相对人即承包方为方正公司。不论是邹发奎，还是邹鹏，均是以方正公司“负责人”“项目经理”等身份参与到施工的各个环节中。如在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过程中，邹发奎在2012年12月5日盖有方正公司印章的工程补充协议“乙方负责人”处签字，邹鹏则在2013年12月16日盖有方正公司印章的补充协议“乙方负责人”处签字；在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方正公司于2013年3月16日向永安公司提交的《工程款拨付审批单》“项目经理签章”栏记载为“邹发奎”，在之后的2013年8月9日、9月17日、2014年1月25日、5月30日、2015年5月14日、2017年1月16日的《工程款拨付审批单》“项目经理签章”栏则均记载为“邹鹏”，在2014年3月5日、10月3日、2015年4月10日、8月3日、9月23日的五次以房抵工程款的《燕塔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中均记载邹鹏为购房人或邹鹏与其欲转让的人为购房人；结合邹发奎与邹鹏系父子关系的客观事实，以及邹发奎在（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案件审理中陈述的施工期间系其“委派邹鹏作为代理人参与了施工过程中的部分工作”、在（2018）鲁15民终1644号案件中陈述的“实际是我让他进行管理，代表我在工地负责”，又结合在邹鹏五次以房抵债的8套房产中，邹发奎对其中7套房产的转让等处理结果并未提出实质性异议，故可以认定邹发奎与邹鹏父子在施工和以房抵债事务的处理上，其行为具有混同性，其父子二人应视为一个权利义务主体，父子二人中任何一人对房产的处分行为均应视为代表其二人实施。 对于邹鹏于2015年4月10日同意抵债的本案争议房屋，邹发奎虽于2015年8月31日到永安公司将交款单位为“邹鹏”的收据更换成交款单位为“邹发奎（邹鹏）”的收据，对此变更，合理的解释应是“邹发奎”和“邹鹏”都可以视为“交款人”，而不应理解为“括号内的文字系对括号前面文字的解释”，（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中对此认定有误，应予纠正。 邹发奎与邹鹏父子之间的矛盾升级后，虽然邹发奎于2016年6月13日向永安公司出具了声明，宣布撤销邹鹏的代理权，但邹鹏亦于2017年5月9日作出声明，宣布2015年8月31日永安公司开具的交款单位为“邹发奎（邹鹏）”的收据作废。更为重要的是，在邹发奎、邹鹏均是以方正公司项目经理名义进行施工的情况下，方正公司于2017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证实“从进场组织施工、手续办理、工程款支付等各个环节均是由邹鹏出面执行”，据此可以认定邹发奎撤销邹鹏代理权的声明对永安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张余柱于2017年5月9日将购房款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了邹鹏，同时永安公司向张余柱开具了编号为2729939的收据以及代收房屋契税、房产证费用、公共维修基金费用、供热设施费、自来水押金及物业费等收据，还出具了《永安大厦房屋交接通知单》，在张余柱支付了对价并实际占有使用了房屋、方正公司对此亦无异议的情况下，应认定张余柱从邹鹏处有偿转让取得房屋与从邹发奎处有偿转让取得房屋具有同一性，均为有效行为。永安公司同意为张余柱开具各类收据，应视为其在将房屋抵顶给邹发奎、邹鹏父子但未办理相关转移手续的情况下，对邹鹏又将房屋转让给张余柱这一事实的认可。永安公司用案涉房屋仅抵顶了一套房价而非两套房价的工程款，仅是因为邹发奎与邹鹏父子之间的矛盾，才导致了更换收据等事件的发生，故永安公司对本案房屋的处置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一房二卖”，张余柱认为永安公司“一房二卖”的理由，不能成立。 邹发奎与邹鹏父子在工程施工前期并无矛盾时，均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在《工程款拨付审批单》上签字，互相认可，对已处理的七套抵债房屋亦无异议。在后期发生矛盾后，如让案外人承担因其父子内部纠纷而带来的风险，明显不符合情理。 张余柱于2017年5月9日购买了案涉房屋，在一个月余后的2017年6月20日，邹发奎即起诉要求确认其就莘县燕塔公园A15-1-12商业房与永安公司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且有效，其意图是排斥张余柱从邹鹏处购买房屋的合法性。一审法院认为，在张余柱、邹鹏均未参加该案诉讼的情况下，（2017）鲁1522民初2636号、（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均认定邹发奎与永安公司存在着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关系并判决继续履行，并无不当，但该案判决仅是解决了永安公司向邹发奎、邹鹏父子以房抵顶工程款事实的认定问题，并不当然排斥邹发奎、邹鹏父子将房屋再向外转让。而且，（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中亦载明“张余柱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就其民事权益已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可以从另案中进行解决”，故在邹发奎、邹鹏父子为同一权利义务主体的情况下，邹鹏向张余柱转让房屋的行为即应视为邹发奎向张余柱转让房屋的行为。双方之间转让房屋行为有效且房屋已交付，如张余柱向邹发奎、邹鹏提出要求，邹发奎、邹鹏有义务协助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永安公司亦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予以配合。 综上，（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并未对张余柱的权利构成侵害，其撤销该案判决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张余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余柱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张余柱提起本案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二、一审对邹发奎、邹鹏父子在施工和以房抵债事务中有关主体资格的认定是否正确。 对焦点问题一，张余柱并非邹发奎与永安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的当事人，且在该案终审判决前，不能确定审理结果是否与其有关，邹发奎亦不能证明张余柱未参加该案审理存在明显过错。故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无不当。 对焦点问题二，邹发奎、邹鹏父子与永安公司的工程施工、结算关系与张余柱购买涉案房屋系两个法律关系，邹鹏在前一关系中系邹发奎的代理人，并不能当然的认定在后一关系中邹发奎可以撤销邹鹏的行为。分析（2017）鲁1522民初2636号、（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中对邹发奎、邹鹏父子与永安公司关系的认定，一方面查明涉案房屋系邹发奎以欠付工程款抵顶交纳给永安公司作为购房款，是购买人，亦即永安公司以房抵债的相对方；另一方面，邹鹏也在另一关联案件中自认自大学毕业后即跟随父亲邹发奎工作，由邹发奎发工资。而在2017年6月20日莘县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案件中，邹发奎起诉状中承认在施工期间委派邹鹏作为其代理人参与了施工过程、安排其进行管理，代表其在工地负责。张发奎购买涉案房屋是在2017年5月9日，且永安公司为其出具了购房、自来水押金、公共维修基金、房屋交接通知单等单据，张余柱并出具声明，载明其明知涉案房屋系自邹鹏处购买，这一事实说明永安公司是认可邹鹏的代理权的。在2014年3月5日、10月3日、2015年4月10日、8月3日、9月23日的五次以房抵工程款的《燕塔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中均记载邹鹏为购房人或邹鹏与其欲转让的人为购房人；结合邹发奎与邹鹏父子在工程施工前期并无矛盾时，均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在《工程款拨付审批单》上签字，互相认可，对已处理的七套抵债房屋亦无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邹发奎与邹鹏父子在施工和以房抵债事务的处理上行为具有混同性并无不当。本案系因邹发奎、邹鹏内部关系矛盾引起，应由双方妥善处理。 张余柱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不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认为，（2017）鲁1522民初2636号、（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均认定邹发奎与永安公司存在有效房屋买卖关系，但该案判决仅是解决了永安公司向邹发奎、邹鹏父子以房抵顶工程款事实的认定问题，该问题与邹发奎、邹鹏父子向外转让房屋的行为系属两个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中亦载明张余柱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就其民事权益已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可以从另案中进行解决，故在邹发奎、邹鹏父子为同一权利义务主体的情况下，邹鹏向张余柱转让房屋的行为即应视为邹发奎向张余柱转让房屋的行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并无不当。因此，（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并未对张余柱的权利构成侵害，其撤销该案判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邹发奎、张余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邹发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彩林 审判员  曹 毅 审判员  娄勇军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刘耀逊 书记员董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