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81民初8780号 原告：余力晴，女，198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忠华，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程华杰，男，1974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建科，浙江隽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力晴与被告程华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受理。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对被告程华杰的财产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本案由审判员王艺陶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并于2019年10月15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力晴、被告程华杰均到庭参加第一次诉讼，原告余力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忠华、被告程华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建科均到庭参加第一次、第二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力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庭审中确认）：1.判令被告程华杰归还原告余力晴借款500000元，支付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4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及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4日至2019年9月7日止的利息172500元，并支付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向原告分别于2017年2月10日借款500000元、同年3月21日借款200000元、同年3月23日借款300000元、同年11月15日借款300000元，共计1300000元。被告借款后，经原告催要仅向原告支付2017年2月10日至2017年10月7日期间的利息95111元及归还本金800000元，至今尚欠借款本金500000元及拖欠2017年10月8日至今的利息。现经原告多次催讨，一直未果。现原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程华杰答辩称：1.对于诉状中原告分别于2017年2月10日、同年3月21日、同年3月23日、同年11月15日向被告汇款500000元、200000元、300000元、300000元是属实的，其中2017年11月15日原告向被告汇款300000元系借款，其余1000000元不是借款，而是投资款；2.原告自2017年2月起，原告余力晴投资入股被告程华杰及案外人陈贵合作的理发店，总计投入1000000元，在被告处原告投入500000元，原告所享有的股份为16.66股，但因经营不善，现原告投资的理发店都已不存在；3.原告余力晴诉称的95111元利息实际是原告余力晴在2017年5月至同年8月期间，原告作为被告所负责的几家理发店的股份分红款。综上，原、被告之间只存在投资入股的法律关系，不存在所谓的民间借贷的事实和法律关系。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1.银行转账凭证四份，拟证明被告先后向原告共计借款1300000元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分别于2017年2月10日、同年3月21日、同年3月23日向被告汇款500000元、200000元、300000元，共计1000000元系原告向被告与另一合伙人陈贵投资的理发店的投资款；其中2017年2月10日，原告汇入被告账户的500000元，系原告投资到案外人陈贵处的款项，同年3月21日、3月23日，原告汇入被告账号的200000元、300000元系原告投资到被告处的款项；另外同年11月15日原告向被告汇款300000元系被告向原告借款，但根据还款记录，现被告已归还该笔借款。经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2.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流水明细清单一组，拟证明原告通过工商银行账号于2017年2月10日将500000元借款汇入到被告银行账号以及原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于2017年3月21日、同月23日分别将200000元、300000元汇入被告银行账号，从这两组银行流水当中显示出款项的去向和用途，从上述款项的去向和用途来看，均汇入到被告程华杰的个人账号由被告程华杰个人使用，上述款项的性质系借款，不存在投资入股的事实。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从银行资金流水并不能看出没有关联性，被告之后将会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投入的1000000元的投资去向。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3.工商档案记录一组，拟证明：1.被告向原告借款时，余姚市霞光美容美发中心（普通合伙）的营业执照已吊销，原告不存在投资入股该美容美发会所；2.从余姚市霞飞光彩人生美容美发会所（普通合伙）的工商登记中合伙人名单来看，根本没有原告的股份；综上，从被告曾经合伙的两家企业来看，原告没有任何股份，故原、被告之间投资的对象不存在，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投资关系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述称没有投资的对象是不正确的，原告投资的对象不是原告提交的余姚市霞光美容美发中心（普通合伙）及余姚市霞飞光彩人生美容美发会所（普通合伙）这两家企业，被告之后将会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投资对象的情况。经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1.《理发店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投资入股的对象就是该协议当中的部分理发店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被告提交的该协议在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2019年9月27日，系本案起诉之后；该证据与本案原告无关，如原告投资入股，应与被告签订相关投资合伙协议，如原告投资入股该协议中的理发店，原告应在该协议当中签字，但原告并未在该协议当中签字。被告认为，该协议在手机上的显示时间是被告与案外人冯志华聊天的时间。经审查，该证据系被告提交的复印件，并未提交原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2.银行流水明细一组，拟证明原告向被告转账1000000元确系用于投资入股被告程华杰受让理发店中的部分理发店，款项具体去向如下：2017年4月1日被告转入案外人冯志华账户900000元，同月13日，案外人冯志华汇给案外人叶文杰500000元，同月15日，案外人冯志华汇给案外人叶文杰40000元，2016年12月5日，被告汇给案外人叶文杰30000元转让理发店的定金，另外被告给叶文杰70000元现金的事实。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1.被告向原告借款的时间是2017年3月份，而被告于2016年12月5日向案外人叶文杰汇款30000元与本案无关；2.被告提交的证据难以证明涉案款项系投资款的去向，2017年4月1日，被告转入案外人冯志华账户900000元，同月5日，案外人冯志华又转给被告500000元，从这里可以看出被告与案外人冯志华之间明显存在借贷关系或者其他往来款的情况，与被告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毫无关联性；3.2017年4月18日，被告又向案外人冯志华转账20000元，在被告陈述转让款已付清的前提下，2017年3月22日，案外人冯志华又向案外人叶文杰转账3000元，上述款项的用途均无法说明；4.2017年3月21日，原告汇入被告账号的200000元，被告分别转入其本人尾号为5664、2216的账号各100000元，而被告转给案外人冯志华所用的账号是尾号为5893的账号，因此，转账账户之间已经断开，没有关联性。综上，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待证的事实，只能证明案外人冯志华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或者其他往来款的事实。经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3.微信聊天记录一组，拟证明原告投入1000000元投资款中的一笔500000元投资款是投入到案外人陈贵负责的五彩城理发店，现该笔500000元投资款已由原告与陈贵解决的事实。原告对该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1.该证据与被告提交的前一份证据是互相矛盾的，更证明了原告与被告之间不是投资入股的关系，被告在前一份证据当中述称，原告的1000000元投资款是投入到《理发店转让协议》当中的理发店，而被告提交的该份证据又证明原告投资的1000000元投资款中的500000元是投入给案外人陈贵的，因此被告提交的这两份证据前后矛盾，投资对象前后不一；2.原告方与案外人陈贵的聊天当中债权债务与被告程华杰无关；3.被告与案外人陈贵之间有合伙关系，在被告与陈贵对债权债务进行分割的时候，被告要支付给陈贵一笔款项，原告又向被告追讨借款，后陈贵代被告程华杰向原告归还了该笔借款500000元，因此，陈贵在聊天记录里陈述‘收到500000元后，债权债务与我无关’。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4.原告余力晴与被告程华杰聊天记录一组，拟证明：1.原告余力晴是作为被告程华杰负责的理发店（四店、五店、六店）中的会计工作，原告也实际参加了理发店的工作及实际经营；2.原告作为股东对于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分红比较关心，与被告也一直在沟通的事实。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1.该聊天记录的时间是2019年3月14日，如果要参与经营的话，应该一开始就参与到理发店的经营当中，原告帮被告做会计是被告程华杰与案外人陈贵分开后，被告没有人帮忙做账了，所以原告就帮被告做了一下账，但只做了2019年3-5月份的账，领了两个月工资，原告在2017年、2018年都不在余姚，没有实际参与经营；2.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余力晴是股东的身份，只有股东关心公司营利情况，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是通过分红来提取利息的，公司的分红关系到原告是否可以收取利息，因此原告对于公司分红情况肯定是关心的。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5.2017年5、6、7、8月“霞光美业”股东红利发放清单、内部结算单及转账凭证、领付款凭证（复印件）一组，拟证明：1.原告投资入股“霞光美业”中的500000元，入股所占比例为16.66股，每股折算为30000元，总数正好是500000元；2.原告在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中签字确认了其股份所占比例及对于其分红予以接收；3.发放清单中也写明了股东红利发放，计算的依据是根据“霞光美业”营利的数额按每个股东所占股份的比例予以分配的事实。原告提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1.从被告提交的2017年5-8月份红利发放及工资清单可以看出，“霞光美业”是不存在的，即使按照被告所说其收购的“东方名剪”，也与“霞光美业”是没有关联的，从名称上来看也不一致，从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来看“霞光美业”早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因此该红利发放清单是否真实，原告不清楚；2.被告提交的该几份红利及工资发放清单当中，都没有原告的签字，如按被告所说原告是合伙人或股东，均有权审核这些材料，股东有对这些材料的表决权、知情权，既然是投资人，那么原告起诉之前均未对这些材料有过签字，这些红利及工资是如何发放的均应该要经过原告审核，但是被告提交的这些材料当中并没有原告的签字；3.被告作为投资人，在被告提交的红利及工资发放清单中，没有被告的分红及工资发放记录，因此该红利及工资发放清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被告之间是借贷关系；4.被告提交的2017年10月7日的领付款凭证当中，金额及核准人是同一人所写，但用途这一栏当中的字并非同一人所写，也不是用同一支笔所写，用途这一栏是事后添加上去的，如果被告提交原件会看得更清楚，用途这一栏是被告为应诉而添加；5.按照红利发放清单，原告领取了红利95116元，而领付款凭证中，被告实际发放了95111.92元，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原告实际领取款项有零头是因为有利息；6.被告提交的2017年5月份红利发放清单中所列的所有股份加起来170.16股，2017年6月、7月份红利发放清单中所有股份加起来均是150.16股，2017年8月份所有股份加起来是160.16股，这个股份的增加减少说明了被告债务的增加减少，支付的利息有多有少，如果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投资、合伙关系的话，那么在红利发放清单当中，也有被告的分红体现，但该红利发放清单当中并没有被告分红，这只能说明原告借给被告1000000元之后，被告再将对外投资的16.66的股份质押给原告作为1000000元债权的担保，是明股实债的一个概念，以每个月的分红来支付利息，原告领取了这些分红之后来抵扣利息，等到双方结算的时候再计算所欠的利息。综上，充分体现了原、被告之间是借贷的关系。经审查，因被告未提交领付款凭证的原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霞光美业”股东红利发放清单、内部结算单及转账凭证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6.2017年9、10、12月及2018年1月“霞光美业”股东红利及工资发放清单、内部结算单一组，拟证明的内容与证据5一致。原告提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1.2017年9月份的红利发放清单中，原告并未签字；2.该证据反映了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投资关系，从2017年9月份的工资发放清单中可以看出股本结构是由程30%、陈30%、蒋20%、何琴10%、冯志华10%组成，没有原告的份额，与原告无关；3.被告述称原告投入的1000000元已付清案外人叶文杰1000000元股权转让款，但之后被告又在2017年9月份支付四店叶总股份钱13000元，因此，原告的1000000元不是投资款，原告与被告之间不是投资关系，是借贷关系；4.根据被告提交的红利发放清单，每个月的股份数量都会发生变更，这也说明了随着被告债务的增加或减少，红利发放清单中的股份也增加或减少，证实了被告以理发店的股权向债权人质押，以理发店的分红来支付利息的事实。经审查，对该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7.公证书一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的聊天的内容均涉及分红、股利，没有任何有关借贷的相关内容，可以证实本案的法律关系是投资入股而并非借贷，对于其中一笔300000元系借款，现双方也已经处理完毕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1.该公证书也进一步证明了原、被告之间是存在借贷关系的，因前两笔金额比较大，被告就抗辩是投资，最后一笔金额比较小，被告就认为是借款，从这里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在2017年3月21日、同月23日，原告汇入被告账号的两笔款项共计500000元是借贷的法律关系是清楚的；2.在聊天记录中，原、被告之间提到的“分红”，是指被告通过分红的方式向原告支付利息，如原、被告之间系投资关系，那么股权结构的变化、工资的发放都需要原告签字，而在被告提交的证据当中都没有原告的签字，原告除对以分红的方式拿利息签字外，没有在其他资料当中签字，且从被告提交的证据当中也可以反映出被告公司股东身份、股本结构，并无本案原告的股份份额。综上，被告以该证据抗辩原告以分红的方式而收取利息，双方之间存在投资合作关系的这一主张难以成立。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结合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2月10日，原告余力晴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程华杰银行账号汇入500000元；同年3月21日，原告余力晴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程华杰银行账号汇入200000元，同年3月23日，原告余力晴向被告程华杰银行账号汇入300000元；同年11月15日，原告余力晴向被告程华杰银行账号汇入300000元，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该笔借款系借款，且被告程华杰已归还该笔借款。 2017年10月7日，被告程华杰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余力晴汇款95111.92元。 2017年9月份“霞光美业”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中显示由案外人何琴代原告余力晴领取17809元，但原告余力晴确认只收到10000元。原告余力晴在2017年10月份“霞光美业”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上签字确认领款8828元，在2017年12月份“霞光美业”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上签字确认领款21624元，在2018年1月份“霞光美业”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上签字确认领款16258元。原告余力晴确认收到被告程华杰支付给其的款项共计151821.92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余力晴汇入被告程华杰银行账号内1000000元的款项性质问题。其中2017年2月10日，原告余力晴汇付至被告程华杰银行账户500000元。原告述称，该笔款项系被告程华杰向其借款，现案外人陈贵已代被告程华杰归还该笔借款；被告程华杰辩称，该笔款项系原告投资案外人陈贵五彩城理发店的款项，现该款项原告与案外人陈贵已解决。本院认为，该笔款项系原告余力晴汇入被告程华杰的银行账号，现被告程华杰辩称该款项系原告投入到案外人陈贵理发店，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其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017年3月21日、3月23日，原告余力晴分别汇付至被告程华杰账户的200000元、300000元，共计500000元。原告余力晴述称该500000元系借款，被告程华杰辩称该500000元系投资款。本案中，原告余力晴对被告程华杰向其借款1000000元，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被告程华杰对其辩称的事实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首先，原、被告未签订相关投资入股协议，同时，被告程华杰对于原告余力晴向其投资的具体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工商登记信息以及公司股东出资明细、股东投资入股协议、股东名册、股东身份等信息，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次，被告程华杰述称，其与原告余力晴共同投资入股，但在被告程华杰提供的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中对于其本人投资入股的份额并未记载，且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中，并未看到其作为股东签字领取股东红利。再次，被告程华杰庭审中陈述互相矛盾。本案中，被告程华杰辩称原告余力晴投资入股的500000元是投入“总部”中的三店、四店、五店、六店，“总部”总计资产当时估值为3000000元，股份总数为300股，原告余力晴投入500000元，占16.66股。根据被告程华杰的陈述，“总部”总计资产当时估值为3000000元，股份总数为300股，那么每股股价应为10000元，如原告余力晴持有16.66股，那么原告余力晴投资总额应为166660元（16.66股×10000元/股=166660元），而不是500000元；据此，假设原告余力晴投资入股500000元，那么按照每股10000元来计算，原告余力晴持股数量应为50股（500000元÷10000元/股=50股），以被告提供的2017年12月份“霞光美业”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为例，该清单记载：本月总利润389436元，300股，每股1298元，那么余力晴领取股份红利应为64900元（50股×1298元/股=64900元），而不应是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上所记载的21624元。被告程华杰又辩称，该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中所列应为股东持股数量总共有300股，每股股价30000元，原告余力晴投入500000元，持有16.66股（500000元÷30000元/股=16.66股）。那么根据被告程华杰的陈述，“总部”估值应是9000000元（300股×30000元/股=9000000股），而并非被告程华杰述称的“总部”估值总额3000000元。退一步讲，即使被告程华杰所称的“总部”估值为3000000元，被告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仅仅是其个人单方陈述。最后，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多次要求被告程华杰提供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中所列股东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被告程华杰均未予提供；本院亦要求被告程华杰对其本人持股数量或持股比例进行说明，被告程华杰在庭审中述称，300股减去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上记载的股份数量，剩余的归被告程华杰和案外人陈贵平分，但对于其本人及案外人陈贵投资入股的金额并未予以明确；同时，被告程华杰提出该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中的部分股东系技术入股，但其对于哪些股东系以什么技术进行入股，该股东提供的技术估值多少等问题，被告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综上，被告程华杰提出案涉款项系投资款，但对其主张的事实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提出案涉款项1000000元系投资款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余力晴在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上签字领取款项是否系对于投资入股的自认。原告余力晴述称，其签字领取的系被告程华杰向其借款的利息；被告程华杰辩称，原告余力晴在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上签字系对其投资入股的比例及领取红利的确认。本院认为，该股东红利发放清单全称为“霞光美业股东红利发放清单”，被告述称原告投资的门店没有进行工商登记，且如前所述，被告程华杰提供的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中原告余力晴领取的款项，与原告余力晴投资入股500000元所应持有的股份数量及应分得的股份红利存在偏差，且被告程华杰亦未做出合理解释，故被告提交的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余力晴领取的款项系股份红利。关于公证书中原、被告在聊天记录中所提到的“分红”的问题。原告余力晴述称，原、被告之间提到的“分红”，是指被告通过分红的方式向原告支付利息；被告程华杰辩称，原、被告之间的聊天内容均涉及“分红”、“股利”，没有任何有关借贷的内容，可以证实本案的法律关系系投资入股而非借贷。本院认为，本案中，虽然原、被告在聊天过程中提到“分红”，但根据被告提交的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中由原告余力晴领取的“分红”款项，如前文所述，该款项实质上并非是根据原告余力晴投入的500000元，按照原告实际持股数量进行“分红”的款项，又根据被告程华杰提供的2017年5、6、7、8月“霞光美业”股东红利发放清单所载，原告余力晴应领取“分红”款共计95116元，但实际转给原告余力晴的款项却为95112.92元，对于两笔款项之间的差额，被告未作出合理说明，现原告对该款项系“分红”款不予认可，被告程华杰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被告程华杰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2017年9月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中被告程华杰支付给原告余力晴的款项的数额问题。本案中，被告程华杰提供的2017年9月股东红利发放清单中，案外人何琴代原告余力晴领款17809元，但原告余力晴确认只收到10000元。原告述称，其并未委托案外人何琴代其领取该款项，被告程华杰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案外人何琴有权代原告余力晴领取该款项，故被告程华杰明知案外人何琴无权代理原告余力晴领取该款项，仍将该款项交由案外人何琴代领，应承担其过错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原告余力晴自认收到10000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程华杰支付给原告的151821.92元系利息还是本金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余力晴主张被告程华杰支付给其的款项系支付借款1000000元的利息，但对于原、被告之间关于利息的约定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视为不支付利息，被告程华杰已支付的151821.92元视为归还本金。关于被告程华杰归还借款期限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余力晴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对于还款期限有过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告可以催告被告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现原告亦未提交曾向被告催讨借款的证据，故将原告向本院起诉之日（2019年9月10日）视为原告向被告催讨借款之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原告余力晴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超过年利率6%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的诉请中合法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程华杰归还原告余力晴借款348178.08元，并支付自2019年9月1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以348178.0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 二、驳回原告余力晴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案件受理费10525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13545元，其中4002元由原告余力晴负担，其中9543元由被告程华杰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7×××92，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丁金琴 审 判 员  王艺陶 人民陪审员  陈尧根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代书 记员  马银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