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34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大河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大河村5组。 负责人：邓某，系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卿川，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195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上诉人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大河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河村5组”）与被上诉人刘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4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河村5组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按照14亩山场面积计算刘贵元获得的树木及竹林赔付款不当，如果刘某享有继承份额，亦只应按0.3亩山场面积计算；2.签订的《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协议书》有效，大河村5组应为刘贵元遗产的权利人。 刘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被继承人刘贵元于2009年12月6日立下的遗嘱合法有效；2.判令登记于被继承人刘贵元名下的竹林补偿款128023.20元和21.37亩土地收益权归刘某继承。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刘贵元系刘某同胞兄弟，系大河村5组村民，刘贵元生前无配偶子女，父母皆先于其去世。2008年4月2日，刘贵元准备入住敬老院，大河村5组组长邓龙田对刘贵元名下的财产进行清点制作了《新增五保户现有家庭财产清理登记表》载明：刘贵元房屋3间、桌子一张、凳子4根、山场14亩、自留地0.15亩、柜子一个、床一张、竹林12笼。村民代表邓祥根、邓建全、邓发全、邓龙军在该登记表上签字，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大河村村民委员会在该登记表上确认盖章。根据大河村5组提交的形成日期为2008年4月20日的《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镇（街办）敬老院。乙方：（刘贵元）年龄（64）健康状况（好）。原住址（四川省双流县（原五社）。协议书同时载明：根据《农村五保供养条例》的相关规定，经五保户本人村（社区）和镇（街办）敬老院三方协商同意所订立，甲方提供不低于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的供养金，乙方因病需住院治疗的必须到指定医院就医，所需的费用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医疗救助中报销，不足部分在镇（街办）财产和发展院办经济收入中解决，乙方入院后需将入院前的个人财产交由原村民小组集体组织代管，乙方死亡后，其遗产归大河村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协议还记载了其他内容。该协议尾部邓龙田在甲方处签字，刘贵元在乙方签字，杨柳在镇（街办）处签字。随后，刘贵元入住敬老院。2010年1月5日，村社干部及敬老院管理人员与刘某就刘贵元生病治疗一事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大河村5组将刘贵元名下变卖树木、竹林款与大佛寺租地款部分或全部交付给刘贵元用于医疗及营养费，刘贵元在定点医疗机构所产生的费用由民政部门负担，若非定点医疗机构所产生的费用由刘某自行承担，数额不限。此后刘某带刘贵元四处求医。2010年3月3日，刘贵元因病死亡。2017年7月，因大河村华侨城项目需要对该村农户进行拆迁，根据《大河村华侨城项目农户树木情况统计表》记载：农户姓名：刘贵元（集体）；补偿总计金额：126100.8元；土地面积：21.55（未标记单位）。《大河村华侨城项目农户竹子、果树、苗圃情况统计表》记载:农户姓名：刘贵元（集体）；补偿总计金额：1922.4元。上述两份统计表金额处都盖有大河村5组印章，合计金额为128023.2元。从刘贵元入住敬老院至其去世，用于刘贵元床单被套费用、医疗费用、花圈费用、水泥款、安葬费、大佛寺租地款项、火化费等，大河村5组共计支付了12043元。 另查明，邓龙田于2004年6月至2010年12月任大河村5组组长。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敬老院、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人民政府、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大河村村民委员会、大河村5组在该《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协议书》内加盖印章。2015年，双流撤县设区。 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对案涉山场林木进行现场勘查，双方争议的山场中的林木并非近年栽种形成。双方对山场中山腰以下至田地边界所属林木栽种是自然形成还是大集体时代组织村民进行植树造林形成各执一词。对山腰以上巨桉树木等系大河村5组在2017年组织村社人员进行栽种无异议。双方对于案涉林地赔偿的128023.2元是树木及竹林款、案涉林地的土地性质属自留山性质、刘贵元生前至去世大河村5组共支付各项费用12043元及林权证予以认可；但对《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协议书》的真实性、双府林证字（2008）第2202868号林木权证载明刘贵元有0.3亩山场面积、对刘贵元入敬老院清点其财产登记表中载明其山场有14亩、《大河村华侨城项目农户竹子、果树、苗圃情况统计表》、《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协议书》载明刘贵元享有的山场面积以及大河村将原刘贵元所属林地树木砍后是否重新栽种存在异议。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所采信的证据有：当事人的身份信息、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大河村村民委员会分别于2018年1月12日、2018年1月29日出具的《证明》、《大河村华侨城项目农户树木情况统计表》、《大河村华侨城项目农户竹子、果树、苗圃情况统计表》、《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协议书》、《收据》两份、《大河村付款凭证》四份、《新增五保户现有家庭财产清理登记表》、书面记录、双府林证字（2008）第2202868号林木权证、调查笔录、现场勘查照片以及到庭当事人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刘某此前以遗嘱继承起诉立案，后放弃按遗嘱继承其兄遗产，因刘贵元生前无配偶子女，父母皆先于其去世，其法定继承人仅有刘某一人。故刘某主张按法定继承来继承刘贵元的遗产，并放弃第1项及21.55亩土地收益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大河村5组主张与刘贵元签订的《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协议书》的效力；2.刘贵元名下的遗产范围，刘某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评析如下： 1.针对大河村5组主张其与刘贵元已签订了《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协议书》，大河村5组按照协议将刘贵元送至黄龙溪镇敬老院供养，刘贵元生前的遗产按照协议约定应当归大河村5组所有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的内容应当具体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大河村5组提供的《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协议书》所列明的协议方只有甲方和乙方，其中甲方为“（）镇（街办）敬老院”，未完整填写敬老院的名称或加盖敬老院印章，乙方为刘贵元，2008年4月2日该协议形成时邓龙田在协议末尾甲方处签字，而邓龙田并非敬老院工作人员，大河村5组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邓龙田对敬老院具有代理权，协议形成时大河村5组未被列为协议一方当事人，而“（）镇（街办）敬老院”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却未有相关人员签字或盖章且主体尚未明确，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大河村5组提供的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大河村5组与刘贵元之间形成了大河村5组主张的刘贵元死后的遗产归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约定，虽然“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敬老院”、“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人民政府”、“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大河村村民委员会”、“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大河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的印章被补充加盖在协议之上，但是上述印章均是双流于2015年撤县设区之后加盖，而刘贵元已于2010年死亡，协议一方的民事主体已经消亡，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2.关于刘贵元的遗产范围。经了解，与刘贵元同为大河村5组五保户现均已去世，无法查知其余五保户有无收取林木赔付款事宜。就刘贵元的遗产范围双方争议较大，刘某表示根据大河村制作的《大河村华侨城项目农户树木情况统计表》、《大河村华侨城项目农户竹子、果树、苗圃情况统计表》可以证明刘贵元的山场面积为21.55亩，山场中所赔付的林木、竹林款共计128023.2元系刘贵元的遗产；而大河村5组主张，根据林权证可以证明刘贵元仅有0.3亩山场面积，山场中所属树木系2017年村社组织人员栽种，刘某并无证据证明山场中树木系其或刘贵元栽种形成，仅认可竹林款1922.4元系刘贵元的遗产。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对案涉山场林木进行现场勘查，案涉山场中所形成的林木有青冈树、松树及其他杂树，根据树木的生长情况来看并非近十年来栽种形成。刘贵元进入敬老院前，大河村村委会及大河村5组村民代表对刘贵元的财产进行了清理登记，明确载明刘贵元名下山场共14亩。虽然双流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双府林证字（2008）第2202868号林木权证载明刘贵元仅有0.3亩山场面积，但根据一审法院现场勘查调查得知，因历史遗留问题案涉山场存在实际使用面积与登记面积不符的情况且案涉山场中所形成的树木双方都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树木栽种及形成方式。因山场内树木茂密且数量较多，根据大河村5组制作的《大河村华侨城项目农户树木情况统计表》、《大河村华侨城项目农户竹子、果树、苗圃情况统计表》载明树木数量及价格，刘贵元（集体）名下赔付树木款126100.8元，土地面积21.55亩。可知除刘贵元本身所属山场外还有集体所有的山场包含在内。因此，大河村华侨城项目赔付树木款126100.8元，土地面积21.55亩，刘贵元所属的14亩中树木款进行折算为81921元，加上竹林款1922.4元，刘贵元的遗产共计83843.4元。大河村5组从刘贵元入住敬老院至其去世，用于刘贵元的各项费用12043元，该款应予以扣除，扣除后，树木及竹林赔付款中属于刘贵元的遗产为71800.4元。刘贵元进入敬老院生活期间及患病后，刘某尽到了扶养义务。大河村华侨城项目所赔付的林木及竹林款等现由大河村5组在保管。因此，大河村5组应向刘贵元的法定继承人刘某支付树木及竹林赔付款71800.4元。一审法院对刘某主张继承被继承人刘贵元获得的树木及竹林等补偿款128023.2元予以部分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九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大河村5组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刘某支付被继承人刘贵元获得的树木及竹林等赔付款71800.4元。二、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刘某应按0.3亩山场面积享有遗产继承份额的问题。经查，刘贵元在入住敬老院前，大河村村委会及大河村5组村民代表对刘贵元的财产进行了清理登记，该登记上明确载明刘贵元名下山场共14亩。虽然林权证载明刘贵元仅有0.3亩山场面积，但根据一审法院现场勘查调查可知，案涉山场的确存在实际使用面积与登记面积不相符的情况。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大河村华侨城项目赔付土地面积及树木款项，经折算并扣减刘贵元入住敬老院后其所花费的费用12043元，一审法院判令由刘某继承刘贵元获得的树木及竹林赔付款71800.4元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提出刘某应按0.3亩山场面积享有遗产继承份额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签订的《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经查，该协议中仅有刘贵元的签字，作为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镇（街办）敬老院”未有相关人员签字或盖章，之后补充加盖在协议上的印章均系刘贵元死亡数年后加盖形成的，因而该《协议书》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对大河村5组提出其应作为刘贵元遗产继承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大河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54元，由上诉人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大河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臧 永 审判员 周 岷 审判员 胡炀威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熊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