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12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1，男，194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浙江瓯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某2，男，196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欧艳，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林某3，女，195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审第三人：林某4，男，195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审第三人：林某5，女，1966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审第三人：林某6，女，197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原审第三人：陈某1，男，194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审第三人：陈某2，男，196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原审第三人：陈某3，女，1972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原审第三人：陈某4，女，197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原审第三人：陈某5，男，197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林某1因与被上诉人林某2及原审第三人林某3、林某4、林某5、林某6、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陈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302民初10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林某1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诉争房屋为林崇法、周云柳的财产，其二人生前未订立遗嘱对该房屋予以处分，故应按法定继承予以处理。二、一审认定诉争房屋已经分户缺乏依据。1.《立分户合同书》无财产所有权人林崇法、周云柳的签字或捺印，林某1也未在该《立分户合同书》上签字，该《立分户合同书》不具有法律效力。2.该《立分户合同书》的见证人与代书人业已亡故，一审在未进行笔迹鉴定的情况下直接采信该证据错误。3.林某2长期与父母在诉争房屋共同居住，两次地基整合是为了改善父母居住条件，因此，林某1才未提出异议并配合地基整合，但并不等于林某1默认分家。三、一审多次以农村习俗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存在错误，当农村习俗与法律规定存在冲突时，法律规定应高于农村习俗的效力。林某2答辩称，一、林崇法、周云柳共有三子四女，次子林某4早年已入赘别家，因此，按照农村风俗习惯，两位老人将涉案房产在大房和三房即林某1与林某2之间进行分配。在两兄弟商量及长辈主持下签署了《立分户合同书》。分户后，林某1于1984年搬出原有房屋，林某2已按协议支付完毕对价350元。1990年，涉案房屋由林某2出资翻新，并将地基与他人调换整合，相关地基对调协议书中均已明确诉争房屋为林某2所有，林某1作为中间人也在协议书上签字。新建房屋一直由林某2居住至今已达三十年。2012年，政府拆迁进行权属登记时已确认该房屋为林某2所有，林某1知晓后也一直没有异议。二、《立分户合同书》的效力应予以认定。1.《立分户合同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由于林某1与林某2是权利义务主体，因此，仅需林某1与林某2达成合意即可，其他长辈为见证人、调解人和主持人。2.该合同书符合当时历史时期的书写规范，即分家由分量最重的长辈舅父及其他亲属作为主持人，原村里会计胡宝金代笔。由于当时农村人大多不识字，只需画圈作押。3.其他所有家庭成员的陈述和态度可以从侧面证实分家的真实性。代表人胡宝金儿子胡胜年也确认《立分户合同书》是胡宝金生前代笔。4.林某1自1984年搬出涉案房屋在外居住至今，系其按《立分户合同书》履行的行为表现。5.《立分户合同书》历时久远，纸质和毛笔字迹难免发生细微变化，客观上不存在鉴定的条件。林某1主张该合同书是伪造的，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该合同书并非本案定案的唯一依据，也不存在鉴定的必要。三、林某2在分得房屋后进行了地基互换、拆除新建，房屋状况及价值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林某1及其他兄弟姐妹在此期间从未提出异议。涉案房屋虽然没有产权登记，但村委会在2012年摸底登记时根据所了解的客观情况已出具权属证明，证明系林某2所有。政府部门入户调查时也确认归林某2所有。自拆迁安置开始至拆迁权益确认的六年时间里，林某1明确知晓却从未提出异议。因此，林某1自始至终认可涉案房屋归林某2所有。四、林崇法、周云柳的分家析产行为在民法通则施行之前，本案不能以之后颁布的法律条文来约束以前的事实行为，况且本案并不存在法律与农村风俗冲突的情况。林崇法、周云柳的分家析产行为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现行的法律规定。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某3、林某4、林某5、林某6、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陈某5未陈述意见。林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被继承人林崇法、周云柳所有的位于鹿城区房屋由林某1、林某2、林某3、林某4、林某5、林某6、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陈某5共同继承；二、分割位于鹿城区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崇法与周云柳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长子林某1，次子林某4，三子林某2，长女林兰香，次女林某3，三女林某5，四女林某6。1989年，林崇法去世。2018年11月14日，周云柳去世。1992年11月13日，林兰香去世。林兰香配偶为陈某1，两人育有长子陈某2，长女陈某3，次女陈某4，次子陈某5。上世纪，林崇法、周云柳夫妇在（现鹿城区拥有房屋一处，由“正间”、“牛栏”、“茅坑”等组成。林某1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成家，并搬离上述房屋，在其他地方生活。其他兄弟姐妹也因成家而陆续搬离，林某2一直与父母同住。因上述房屋的各个组成部分与邻里相互交错，为便于修建新房，林某2于1990年3月21日分别与邻居林周崇、许陈生达成《地基对调协议书》和《协议书》，整合了零碎地基，并修建两间两层的新房。两份地基对调协议书的代笔人均为现任村书记胡胜年。2012年，政府决定对进行拆迁安置。因历史问题，的房屋没有任何权属证书。因此，在拆迁过程中，政府部门根据村民自认、调查等方法对被拆迁房屋归属进行确认，并将诉争的64号房屋确认给林某2所有。确认后，因拆迁权益选择问题，诉争房屋直至2018年才被拆除。因林某1对诉争拆迁房屋权属有异议，故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林某1向法院提交《立分户合同书》一份，内容载明：立分户大房林某1，三房林某2继承上辈之业原有老房屋正间一长间，中间四分之一，左边五间，后两堂，以及牛栏两个，茅坑一个，上有板瓦行条，下有地基板壁门囱前后道坦，协同舅父妹夫等人三方议明决定，大房林某1将诚顾上辈之业分给三房林某2所有自行管理，三房合屋价三百五十元整分三年还清，大房松林每年负担上辈口粮款五十元直到三房松光成家为止，两房负担三房成家后，上辈口粮、田地、自留地、山林两房均分两方轮吃。另外姐妹出嫁后，上辈生老病后事等两房均负责，内存由大杉木一株川及屋边小杉木先给妹出嫁办家具，地归三房所有，另外上辈留下一场旧间底家具归三房松光所有，大房无权管理，屋款限八四年付清。《立分户合同书》为毛笔书写，落款处协议当事人名字处用“〇”字样画押。诉讼中，案外人胡胜年陈述：1.涉案《地基对调协议书》和《协议书》都是胡胜年起草的。林周崇是村里老书记，他和林某2都是一个家族的，都姓林。许陈生和林某2是隔壁邻居关系。当时三人对地基进行对调的目的是为了盖房子方便一些，林某1是作为中间人在其中一份协议上签字的。因为许陈生和胡胜年是亲戚，所以这个事情胡胜年记得很清楚。2.涉案《立分户合同书》是胡胜年父亲起草的，该份合同书起草的时候胡胜年不在场，但父亲当时是村里会计，其笔迹一眼就能够看出来。3.的房子没有产权证书，也没有其他任何原始资料，都是靠村民自认来确认权属的。当初拆迁入户调查时，林某1自己也有一间违章的房子和一处山地，后来确认给他了，他当时是知道64号确认给林某2的。林某1、林某2两兄弟本来对这个事情没有争议，是去年村里承包地的事情闹纠纷才引发的。64号房屋是谁的，村里人其实都知道，但是没人愿意出来给他们两兄弟作证，他们两兄弟的事情搞不清楚。诉讼中，一审法院向负责拆迁安置的政府部门了解情况，拆迁部门称：拆迁权益归属的确认首先看是否有房产证或者土地证，如果没有，看四份表，接下去再看航拍图，如果都没有，根据调查、询问的结果确认。的拆迁房屋没有任何权属证书，权益归属是靠村民自认以及对其他村民的调查来确定的。涉案64号房屋所在地的老房子已经全部拆除了，不存在了，现在拆迁的房子是后来新盖的。2012年拆迁刚开始的时候，拆迁这个事情在影响很大，林某1在村里也有一处违章建筑，将64号房屋确认给林某2的时候，林某1不可能不知道。拆迁是从2012年开始的，64号房屋是2018年才拆掉的，如果早点拆掉，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了，以前双方对这个并没有异议。就是因为林某1、林某2两兄弟去年因为村里另外一处山地的事情闹纠纷，经过村委会、调解室多次调解仍不成，后来才出了涉案房屋拆迁权益的纠纷，也就是林某1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诉争64号房屋的拆迁权益应作为林崇法、周云柳的遗产由各被继承人继承，还是属林某1所有。林某1称诉争房屋应作为林崇法、周云柳的遗产由各被继承人继承，其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从家庭情况及历史背景分析，林崇法、周云柳已经对家产作出分配，诉争房屋所在地块的旧房已分配给林某2，现林某1主张作为遗产继承，缺乏依据。林崇法、周云柳育有三子四女，林某1系家中长子，在上世纪70年代成家后搬离诉争房屋独立生活。其他子女相继成家搬离后，涉案房屋由三子即林某2一家与父母长期居住。根据农村地区习俗，在子女均成家立业后，林崇法、周云柳应进行分家析产，将家产分给长子和第三子（次子入赘做上门女婿，不分配家产）。林某2提供的《立分户合同书》印证了这一点。虽然《立分户合同书》仅有所谓的“画押”，没有林某1、林某2签字，但《立分户合同书》是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当时历史时期没有特别规范的书写习惯，即使有签字，也是用毛笔书写，无法识别真伪。判断《立分户合同书》记载的分家一事是否真实，应从其他方面进行分析，如家庭成员的陈述。其中，林某4作为次子，在诉讼中消极发表意见，表示纠纷与其无关，这也侧面反映了，其父母已经对相关家产作出分配的事实，否则，对诉争房屋其也应有继承权。而林某5、林某6两姐妹更是表示分家一事属实，房屋应属林某2所有。其他兄弟姐妹或者继承人在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均放弃了答辩权。以上家庭成员的陈述或行为较为有力地说明了林某2说法的真实性。结合胡胜年对《立分户合同书》起草人（其父亲）笔迹的指认，可以推定，在上世纪80年代，林崇法、周云柳夫妇已经进行分家析产，将诉争房屋所在的旧房分配给林某2所有，林某2对诉争房屋的拆迁权益享有所有权。第二，从诉争房屋的拆、建演变过程分析，林某1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争房屋属于林某2，但确在二十多年后，特别是拆迁权益确认给林某2多年后提出异议，不符合常理。诉争房屋所在地块的旧房形成于上世纪，年代久远，房屋较为破旧，且没有任何产权证证书。1990年期间，林某2对地基进行调换、增购之后，出资新盖了两间两层房屋，完全改变了之前的格局及房屋价值。根据林某1陈述，在建房过程中，其也有参与并帮忙。如果新建房屋仍属于父母所有，林某1在房屋建好后至今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任由林某2家人居住，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林某1应是知道新建房屋属于林某2所有。另外，的拆迁工作始于2012年，当时，林某1虽然已经将自己的房屋出售给他人，但在村里仍有山地涉及拆迁。在政府部门入户调查权属并将64号房屋确认给林某2时，林某1是知晓该事实的。在此情况下，林某1直至2019年才提出异议，也是不符合常理的。且拆迁安置开始至2018年的6年左右时间里，母亲周云柳仍在世，拆迁权益确认给林某2，周云柳从未提出异议，也可以反映房屋的真实归属情况。同时，拆迁部门及村委会主任胡胜年对拆迁工作开始至今双方之间纠纷的陈述，以及胡胜年对《地基对调协议书》和《协议书》签订情况的陈述，进一步印证了涉案房屋属林某2所有且林某1知晓的事实。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林某1要求确认涉案64号房屋属于遗产并分割其拆迁权益，与事实不符，且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另外，涉案《地基对调协议书》和《协议书》上林某1签字的真伪不是本案定案的依据，故林某1的笔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林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025元，由林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陈述，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立分户合同书》显示，1983年双方已在长辈的主持下分家析产，确认诉争房屋分给林某2所有，林某2向林某1支付房屋对价350元。现林某1对分户的事实不予认可，并对该合同书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虽然该合同书上无双方父母林崇法、周云柳的签字，但分家由舅父主持，并由村干部代笔，符合当时历史时期的农村习俗。协议书各方当事人以画圈方式作为签字，亦符合当时农村的书写习惯。且代笔人胡宝金的儿子胡胜年确认该合同书系其父亲所写。姐妹林某6、林某5在一审审理期间亦向法院确认分户的事实。此外，结合本案客观事实，林某1之后确搬离诉争房屋在别处居住，诉争房屋自此由林某2一家及其父母长期居住。90年代，林某2对涉案地基进行对调，在两份地基对调协议书中，均有体现涉案房屋系林某2所有的内容表述，林某1还作为中间人在其中一份地基对调协议书中签字。之后林某1出资对诉争房屋进行重建并继续居住。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没有证据证明林某1曾对林某2及其家人的居住行为提出异议或者主张权利。2012年，因拆迁原因政府部门入户调查权属将诉争房屋确认给林某2所有，林某1在明确知晓的情况下亦未提出异议直至本案诉讼发生前。综上，上述事实与《立分户合同书》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诉争房屋已经分家析产归林某2所有。现林某1主张涉案房屋属于父母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关系确认权属，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林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林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蕾审判员 白海玲审判员 黄百隆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郑守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