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军，男，汉族，太原市居民，无固定职业，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晶，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豪嘉，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阳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法定代表人：田柳光裕，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启龙，北京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宝刚，北京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住所地太原市南中环街529号A座17层04-09室。负责人：松井孝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启龙，北京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宝刚，北京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军、上诉人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滑油公司”）、被上诉人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以下简称“润滑油太原公司”）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均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军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3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为：1、润滑油公司向上诉人支付违法克扣上诉人的工资144956.81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27458元，计872414.81元，被上诉人二承担连带责任；2、润滑油公司向上诉人支付欠付上诉人的加班工资5191.58元，润滑油太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润滑油公司、润滑油太原公司向上诉人支付未给上诉人办理失业保险参保手续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32640元。以上各项共计910246.39元。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润滑油公司、润滑油太原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杨军对一审判决认定润滑油公司系违法克扣杨军工资、违法解除与杨军劳动关系没有异议，但认为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具体如下：1、认定润滑油公司违法克扣杨军工资的数额为105429.86元错误，润滑油公司违法克扣杨军工资的数额应为144956.81元。根据杨军在一审中提交的杨军2017年、2018年工资表可以证明：（1）润滑油公司以“社保费差额”名义违法克扣杨军的工资数额应为27650.72元，不是25922.55元；（2）润滑油公司以“社保个税剩余月扣”（社保费差额个税）名义违法克扣杨军的工资数额应为36205.14元，不是35357.31元；（3）润滑油公司因“违法降职降级”克扣杨军的工资应为81100.95元，不是46139元。上述三项违法克扣工资，一审判决因计算错误、违法减少工资组成部分、违法核减等原因共少认定37537.95元。2、认定杨军从润滑油公司处多领取工资1989元错误。2018年10月15日润滑油公司向杨军支付的是2018年9月份工资，2018年11月6日支付的是2018年10月份及11月1-6日的工资，杨军并未多领取一个月的工资。一审判决认定杨军多领取一个月工资并从杨军被克扣的工资中核减1989元为认定事实错误，核减错误。3、认定杨军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9632.88元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杨军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9632.8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计算错误。根据杨军2017年11月-2018年10月工资表，杨军被“违法降职降级”克扣的工资除固定工资和职务工资外，还应包括被违法克扣的特殊津贴和通信费，退一步讲，即使按一审法院认定的杨军被“违法降职降级”克扣工资仅按固定工资和职务工资克扣额计算，杨军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也应为13473.97元，具体计算为：杨军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12个月实发工资总额+因违法降级扣发的固定工资、职务工资总额+以“社保费差额”名义及以“社保差额个税”名义被扣除工资总额+每月润滑油公司代扣代缴的杨军的费用+2017年年终奖）+12个月=13473.97元。一审法院认定杨军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9632.88元属认定事实错误，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杨军被违法解除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因被违法降职降级、被违法克扣而难以直观地被反映出来，故以杨军被违法降级、工资被违法克扣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16206.48元作为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更为准确、合理。4、认定杨军2003年4月23日离职，2005年8月1日又重新返回润滑油太原公司处工作错误。实际情况是：2003年5月左右，因润滑油公司违法单方变更杨军工作岗位、并违法降低杨军工资，导致杨军无法到被违法变更前的工作岗位工作，并非杨军离职。2005年7月底，润滑油公司纠正了其违法行为，杨军得以回到了原工作岗位工作，并非离职后又重新返回润滑油公司二处工作，双方劳动关系一直持续存续。二、一审法院判决润滑油公司支付杨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数额为211923.36元错误，润滑油公司向杨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数额应为727458元。杨军自1996年5月27日进入润滑油公司处工作至2018年11月6日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工作年限为22年5个月零11天。杨军工资被违法克扣前12个月的应得月平均工资为16206.48元；按第一条3中方法和项目计算的杨军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应得月平均工资为13473.97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润滑油公司应支付杨军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如果按工资被违法克扣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应为727458元；如果按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应为592854.68元。退一步讲，即使按一审法院认定的杨军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9632.88元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也应为9632.88元×22.5个月×2倍=433479.6元。一审法院判决润滑油公司支付杨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为211923.36元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判决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纠正，予以改判。三、一审法院以杨军未提交证据为由对杨军失业保险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润滑油公司应向杨军支付失业保险损失32640元。本案一审中，杨军提交了《失业保险参保单位职工缴费情况证明》，证明润滑油公司于2017年2月方给杨军办理失业保险参保手续。根据《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及山西省《失业人员管理工作操作规程》的规定，申领失业保险金期限的长短由缴费年限决定，如果润滑油公司依法为杨军办理失业保险参保手续，杨军可享受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32640元，但因润滑油公司2017年2月方给杨军办理失业保险参保手续，杨军最多只能享受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损失显而易见。杨军的该项损失是根据法律规定可以推定出且众所周知的，属于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一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对杨军该请求不予支持，属适用法律错误。四、润滑油公司应向杨军支付欠付的加班工资5191.58元。杨军2016年及2017年在润滑油公司处工作时加班及润滑油公司少支付杨军加班工资5191.58元的事实，杨军已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支持杨军该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润滑油公司二对润滑油公司一应向杨军支付的费用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杨军劳动合同和润滑油公司一签订，工作岗位在润滑油公司二处，社会保险在润滑油公司二处参加，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由润滑油公司一出具，在《山西日报》发布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公告》由二润滑油公司共同发布。润滑油公司二是润滑油公司一的分公司，在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杨军认为，杨军的损害系二润滑油公司共同造成，故润滑油公司二应当对给杨军造成的损害与润滑油公司一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杨军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二）规定，应当对错误判决依法撤销并改判。望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支持杨军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润滑油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34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改判决驳回杨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杨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社保费缴纳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上诉人长期未能直接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是由于被上诉人基于退休后享受国有企业退休待遇、防止上诉人中途解散清算时，无法再回到原单位工作，从而拒绝办理社保关系的转移所致，与上诉人能否接收人事档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理由如下：（1）上诉人职工档案关系由当地人才中心负责，不存在无法接收的问题；（2）上诉人其他绝大多数的职工都在入职时办理了社保关系的转移和建立，不存在任何障碍；（3）实务操作中个人办理档案存档的人员，也完全可以在用人单位缴纳社保，社保的缴纳和档案的管理没有必然联系；（4）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订的《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中确认：“虽经甲方要求，但乙方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并强烈希望由乙方原单位为其继续缴纳社会保险”，因此社保关系的未能转移责任完全在被上诉人自身；此外，一审判决中误将社保费承担的开始日期写成“2000年1月1日”，实为杨军入职之日。一审在事实认定中存在明显错误。二、被上诉人开具的社保缴费证明与上诉人出具的社保缴费明细条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一审原告系按照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五险各项缴费基数及费率的明细条中显示的月缴费基数和五险的相应缴费费率，“据此”开具相应的缴费证明。但事实情况应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显示有五险各项缴费基数和费率的明细条是向被上诉人告知其通过原单位缴纳社保时应当采用的正确的缴费基数和费率之目的。根据目前我国缴纳社会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在被上诉人要求通过原单位继续缴纳社保的情况下，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工作期间的工资等数据，及时告知其应当采用的正确基数和费率的行为，是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避法律风险的必要举措。被上诉人理应据此与原单位协调，按照上诉人要求并告知的社保缴费基数和费率缴纳社会保险。并且被上诉人在双方签订的《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中明确承诺，“每月确实自甲方收到了社保费并自觉履行了转交乙方原单位的义务，无存在擅自不交或少交的情况。”此外，在该协议书中也明确约定，甲方（上诉人）同意承担的是“社会保险费用的成本支出”。但事实情况是被上诉人采用欺骗手段，不仅未按前述要求缴纳社保，而且开具虚假证明以骗取上诉人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性质相当恶劣。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并不应当是按照上诉人告知的社保基数和费率“据此开具缴费证明”，而应当是按照其上诉人告知的社保基数和费率“据实开具缴费证明”。判决书中表述的“原告开具的社保费缴纳证明与被告出具的根据原告实际工资计算的缴费明细完全一致”不仅无法证明被上诉人获得社保报销费用的正当性，反而说明了被上诉人欺骗上诉人，开具虚假缴费证明的事实。上诉人认为，诚实信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并作出公正法律判决所应当彰显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基本取向不应受到劳动争议中所谓“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更不应受到所谓“确保社会稳定”等理由的左右。一审作出“被上诉人据此开具缴费证明并无过错”的认定恰恰是给予了被上诉人有违诚信、开具虚假证明欺骗行为以正面的评价，属于基本理念和原则的错误。这种风气一旦扩散开来，必将使企业经营者“寒心”，使投资人对于司法的公正产生质疑，进而影响法治社会的确立以及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对此，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高屋建瓴，站在维护公平正义，宣传诚实信用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对被上诉人的欺骗行为作出应有的负面评价。三、上诉人的社保费损失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原告未按实际工资收入情况缴纳社保的行为，并未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严重混淆了企业个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相互关系。诚然，上诉人只要按照被上诉人的工资水平，根据社保费用缴纳的相关规定，支付了社保费用，无论是直接支付给社保缴纳经办机构还是报销给被上诉人个人，对于上诉人个体来讲的经济支出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社会保险体系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按照规定通过社保经办机构缴纳社保费用是每一个企业和公民的应尽义务.被上诉人违背双方之间签订《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中的约定，擅自将差额（原单位支付的社保费与上诉人支付的费用之间的差额）据为己有的行为，不仅有违诚信，更是对于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的违反，使得“社会保险收入”这项公共利益收到损失。如果每个公民都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那么我们社会的良性运转将无从谈起，社保费收支差额缩小的不利局面将难以改善。也就是说，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仅以上诉人个体的社保费支出是否存在损失而做出价值取向的判断，是极其偏颇和危险的。应当从“国家的社会保险费收入是否受到损失”，这一公共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的角度，做出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判断错误，如果以判决的方式向社会公示，极其容易对于社会公众的认识和价值观做出误导。即使在个案中平息了劳动者的宿怨和不满、实现了所谓“稳定”，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以及公共利益的维护来看，司法判决基于错误的价值取向而做出的错误判断，由此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将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存在和延续，对整体社会的发展和公共利益的维护产生非常不利的作用。四、关于案件事实的把握问题一审判决认为“在2002年实施这一规定开始直至2017年4月前被告均未提出异议”。这一点是不符合事实情况的。五、社保差额产生的必然性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作为社保缴纳单位也应当知道被上诉人通过原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与上诉人应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存在差额”。经上诉人向社保经办部门确认获知，在太原地区，社保部门既允许根据企业上年度全体职工月平均工资核定下一年度社保缴费基数的做法，也并不禁止职工因工资高于企业平均工资，基于职工申请，以职工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社保缴费基数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被上诉人要求原单位按照上诉人提供的缴费明细中载明的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缴纳社会保险，则完全可以避免“差额”的产生。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知”差额的存在，并不符合事实情况。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存在骗取上诉人支付所谓的社保费用的主观故意，以及据此由上诉人做出的扣减工资、扣减个人所得税、解雇处分的一系列处理是否正确的问题。对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已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明确承诺不存在不交或少交社保费的情况下，串通原单位提供虚假证明，骗取了上诉人高额的社保费用，据为己有。本案公司内部多名中层管理员工集体所为，性质十分恶劣。上诉人直至2017年方才获知这一事实，并在第一时间与各个当事人进行了面谈。在其他当事人员纷纷配合公司纠正错误行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不仅不思悔改，并且多次对抗公司管理，在公司内部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上诉人曾经多次说服教育，并给予了警示性处分，但均未见效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才对被上诉人做出了解雇处分。一审判决不仅错误的认定了一系列的事实，否定了上诉人正当、合法的行为，并且在维护诚实信用和公共利益的角度也做出了错误判断。这种判决结果不仅给上诉人造成经济利益的损失，也给全社会带来了错误的指引效果。使人错误的认及时将本应上缴国家的费用据为己有也不会有任何不当；即使已经明确作出了承诺，只要是利用劳动者的所谓“弱势地位”就可以肆意反悔和违反，也无需承担任何不利责任。本案看似为个案，但是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分析和审视本案的性质。在每一个案件的判决中彰显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从而最终维护守法主体的合法权益，体现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基于上述事实及理由，现上诉人为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杨军针对润滑油公司的上诉，辩称，一、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对关键事实进行了虚假陈述。2003年5月至2005年7月期间，答辩人因工资问题和被答辩人发生分歧，在进行沟通交涉期间，未在岗工作，但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和终止，双方劳动关系依然存续。2005年7月，双方就工资问题达成协议后，答辩人继续回到工作岗位工作至2018年11月6日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被答辩人称答辩人2003年4月23日主动辞职，2005年8月1日经公司招聘，返回公司不是事实。从1996年5月27日--2018年11月6日，答辩人从未辞过职，双方劳动关系一直持续存在，也不存在被答辩人重新招聘返回公司工作的事实，且被答辩人也提供不出“经公司招聘”的事实依据。在2016年12月12日《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中被答辩人已明确承认：“乙方（答辩人）于1996年5月27日起与甲方（被答辩人）建立了劳动关系，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于甲方处工作至今”。《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上手写的“第八条其他杨军2003年5月至2005年7月不在职”内容，在答辩人被逼迫签字时，该协议书上并没有此内容，该内容系被答辩人逼迫答辩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后拿去盖公章时，在答辩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自己擅自添加的内容，且这部分内容是在协议书（以下至签字栏无正文）处填写，为“无效”内容。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表述“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公司虽经多次要求杨军办理社会保险关系从原单位的转移手续、希望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是被答辩人捏造的事实，是虚假陈述。2018年11月6日，被答辩人在答辩人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捏造多个不符合事实的理由，以严重违纪为由单方违法解除了和答辩人的劳动合同。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对本案关键事实进行了虚假陈述，并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对答辩人进行了“污名化”，其目的有三：一是企图掩盖其采取卑劣手段逼迫为公司奉献了青春年华和作出贡献的包括答辩人在内的老员工主动辞职、达到低成本“去老龄化”的非法目的；二是为其违法对答辩人降职降级、违法克扣答辩人工资、违法解除与答辩人劳动合同寻找借口；三是企通过诱骗、逼迫答辩人等人签订协议的方式将其违法行为合法化，将过错嫁祸于答辩人，从而逃避对答辩人承担法律责任。望二审法院明辨事实真相，作出公正裁决。二、未为答辩人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并缴纳费用的责任在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存在严重过错，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完全正确。1、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参保、转移手续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我国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是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被答辩人的义务。被答辩人未为答辩人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并缴纳费用，违法且违约，过错确凿。2、被答辩人称其职工档案关系由当地人才中心负责，不存在无法接收的问题。但被答辩人始终未将答辩人的档案关系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至被答辩人处，而是在2017年1月转移至了太原销售中心，太原销售中心的职工档案关系在2017年1月方在太原人才市场开立账户。3、被答辩人称社保的缴纳和档案的管理没有必然关系，恰恰能证明被答辩人以“公司不具备接收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条件”为由拒绝为答辩人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是为其违法行为寻找借口。被答辩人更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在签订劳动合同后及时为答辩人办理社保转移手续。4、据答辩人了解，2017年1月份之前，在太原销售中心，被答辩人对到被答辩人公司工作前在其他单位一直连续参加过社保的职工都没有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包括已和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5、《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是被答辩人自行拟定后采取诱骗、威胁等卑劣手段逼迫答辩人签字的协议，是为其实施“去老龄化”违法行为精心策划阴谋的第一步，目的是通过此协议将未依法为答辩人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过错嫁祸到答辩人身上，实行其后的一系列违法行为，该协议为无效协议。三、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出具社保缴费明细条的目的就是要求答辩人按明细条记载工资基数和比例计算的金额开具社保缴费证明，不存在答辩人开具虚假证明骗取被答辩人支付社会保险费的问题，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完全正确。不接收人事档案并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将按照法律规定单位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支付给职工本人，是被答辩人自己决定实行的解决包括答辩人在内的许多职工社会保险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必然会给答辩人等造成社会保险待遇的损失。但答辩人等作为弱势群体，为了保住该份工作只能被动接受。被答辩人为其财务做账和规避法律责任的需要，分别向答辩人等出具《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五险缴费率》明细条，要求答辩人等必须按明细条上所列的缴费基数和费率开具证明，否则拒绝将社保费支付给本人。当时确实有员工拿着实际缴费发票报销保险费用被拒绝支付的情况，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答辩人采用欺骗手段、开具虚假证明骗取被答辩人支付社会保险费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太原销售中心向答辩人出具五险各项缴费费率的明细条，显示答辩人月缴费基数和五险的相应缴费费率，答辩人据此开具了相应的缴费证明，被答辩人再将该笔费用以工资或其他名义打入答辩人银行账户的事实完全正确。四、被答辩人未给答辩人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既使其将依法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支付给答辩人，也必将会给答辩人造成社会保险待遇的损失。按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缴纳社保费用，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被答辩人将其应承担的社保费用支付给答辩人，无论答辩人能否全额缴纳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均未造成被答辩人实际损失。而社保机构将来支付给答辩人的社保待遇，也是和答辩人实际缴费数额挂钩，缴费基数低，将来享受的社保待遇相应也低。由于被答辩人拒绝将答辩人的人事档案关系及社会保险关系转入被答辩人处，答辩人的社会保险手续一直在原单位挂靠，答辩人原单位已经不给答辩人发放工资，要求答辩人按在被答辩人单位的工资基数缴纳社保，根本不可能实现。而低于答辩人实际工资基数缴纳社保，将会造成答辩人社会保险待遇的大幅度降低，真正的受损失者是答辩人，答辩人将来在享受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待遇方面必将产生巨大损失。如果被答辩人将此问题上升到国家利益是否受到损失的高度来谈，答辩人认为，如果国家利益有损失也是因为被答辩人没有为答辩人依法交纳社会保险造成的，过错根源在被答辩人一方。在此，答辩人希望被答辩人积极与社会保险机构沟通，将答辩人靠自身能力无法缴纳至社保机构的低于实际工资数额的社会保险费用为答辩人缴纳至社会保险机构，这样，既保证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损失，也保证了答辩人的利益不受损失，这也是答辩人从入职起一直要求并希望实现的心愿。如果被答辩人拒绝或无法将答辩人的社保费用按法定标准缴纳至社保机构，则被答辩人必须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相应后果。五、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社会保险实际缴费数额低于以实际工资为基数测算的社会保险费数额是明知且认可的，十几年来确实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完全正确。被答辩人2002年下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支付规定》，采取将其应承担的社保费用支付给答辩人的方式解决答辩人的社保问题，包括答辩人在内的未被转移社保关系的人员按被答辩人出具的五险各项缴费费率明细表确定的数额为被答辩人开具证明后，被答辩人将其应承担的社保费用向答辩人支付。尽管被答辩人为达到其卑劣目的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捏造事实，嫁祸于人，但直至2017年4月，被答辩人确实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一审法院对此事实的认定完全正确。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标榜自己诚实信用、秉承合规合法化管理，但却将本为中外合资企业的自己谎称为“外商独资企业”，不知诚信何在？合规何在？不按法律规定为职工办理社保参保、转移手续并缴纳费用，合法又何在？六、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社保费存在差额的事实是应当知道且明知的，一审法院对此事实的认定完全正确。《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职工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社会保险。即任何一个单位、职工的缴费基数都是法定的，答辩人为困难国有企业自谋职业人员，缴费基数不可能达到在被答辩人处的工资数额。对法律关于缴费基数的规定，作为世界500强、自称始终秉承合规合法化管理原则企业的被答辩人不可能不知道，且被答辩人一直设有专门的总务部门及总务部长，拥有自己的法律顾问。故一审法院关于“被答辩人作为社保缴纳单位也应当知道答辩人通过原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与被答辩人应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存在差额”的认定完全正确。被答辩人谎称无法获知答辩人社保缴费的真实情况，但国家对缴费基数的规定被答辩人难道也不知道吗？作为世界500强的企业，更应当知道并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政策规定。被答辩人罔顾事实，为逃避承担未给答辩人转移社保关系的法律责任并达到其不法目的，通过一系列欺诈手段，企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将违法责任嫁祸他人的行为，希望二审法院查明真相以彰显正义。七、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提起的上诉，依法裁决支持答辩人针对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提起上诉的全部上诉请求。本案中，答辩人对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3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答辩人系违法对答辩人降职降级、违法克扣答辩人工资、违法解除与答辩人劳动合同没有异议，但认为一审判决对被答辩人应当向答辩人支付违法克扣的工资数额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数额计算错误，对答辩人多领被答辩人1989元工资认定错误，对答辩人关于失业保险金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错误，对答辩人关于加班工资欠付的主张不予支持错误，对此，答辩人也针对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提起了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润滑油公司、润滑油太原公司针对杨军的上诉，辩称，一、对杨军的第一项请求答辩：1、公司已全额向杨军支付了工资，除所扣除的杨军非法骗取的公司财产、公司因此支付的税金外，公司不存在违法克扣工资的情况，且公司对杨军职务做调整后当然的可以调整其工资，不认可杨军“支付违法克扣上诉人的工资144956.81元”的上诉请求。2、由于杨军违法、违纪事实明确、性质恶劣，在公司指出后其仍拒不悔改，在公司内部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在无奈之下才依据公司《就业规则》以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做出解雇处分。对杨军的解雇处分合情、合理、合法，并无任何不当之处。因此，不认可该项“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27458元”的上诉请求。3、杨军系与答辩人润滑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答辩人润滑油太原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要求答辩人润滑油公司、润滑油太原公司就本案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合同依据或法律依据。4、杨军没有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加班事实的存在，答辩人认可一审法院针对本项的判决意见，不认可杨军“支付加班工资5191.58元”的上诉请求。5、认可一审法院针对本项的判决意见，不认可杨军该项“未办理失业保险手续造成的损失32640元”的上诉请求。二、针对杨军第2项上诉请求意见：公司系合法解雇杨军，本案中公司并不存在任何过错，过错在于杨军个人，诉讼费用应当由杨军自行承担。综上，答辩人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杨军的全部上诉请求。杨军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克扣原告的工资154674.59元；2.判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双倍经济补偿金730722元；3.判决二被告支付未给原告办理失业保险参保手续给原告造成的损失32640元；4.判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原告的加班工资5191.58元；5.判决二被告按违法克扣原告工资金额1倍的标准支付原告赔偿金154674.59元；以上各项共计1077902.76元；6.判决二被告将已经从杨军工资中扣除的应缴社会保险个人部分1386元缴入杨军个人社会保险账户内；7.判决二被告将已经从杨军工资中扣除的应缴公积金808元缴入杨军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8.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原告原系国有企业自谋职业职工，其到被告处工作时人事档案及社会保险关系均留存在原单位，由其原单位管理并负责缴纳社会保险。1996年5月27日原告到被告润滑油太原公司处工作，2003年4月23日原告离职，2005年8月1日原告又重新返回润滑油太原公司处工作，之后与润滑油公司连续签订数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直至2012年8月1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份合同约定原告工作地点为太原、部门为销售部、担当职务为副科长、固定工资级别为管13级，并约定润滑油公司应按国家和地方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为乙方缴纳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费用（公司负担部分），个人缴纳部分，由润滑油公司从原告工资中代扣代缴等内容。2015年7月1日，原告工资级别被提升为管6级；2017年1月1日，原告被任命为销售部西北部销售科科长。2002年5月16日，润滑油公司作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支付规定》，写明：对于档案不在本公司员工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支付办法，从本规定执行之日起本人需提供代缴单位出据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支付证明，证明内容包括代缴单位名称、已代缴保险的证明、代缴金额、期间、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复印件、原单位公章，我公司凭此证明支付养老保险。对于石油公司、交通集团派遣员工由公司统一支付对方。规定施行后，润滑油太原公司向原告出具五险各项缴费费率的明细条，显示原告月缴费基数和五险的相应缴费费率，原告据此开具了相应的缴费证明，被告再将该笔费用以工资或其他名义打入原告银行账户。2016年12月12日，润滑油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保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按照乙方自甲方取得的实际薪酬水平，依法计算出乙方社会保险费中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费用金额，并自2000年1月1日起，每年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将本年度的社保费委托乙方转交给乙方原单位，乙方承诺每年确实自甲方收到了社保费并自觉履行了转交乙方原单位的义务，不存在擅自不交或少交的情况；乙方以往向甲方提供的任何证明皆为真实且有效的证明，并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前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办理社保减员手续，向甲方提交加盖有乙方原单位公章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以及社保减员证明等内容。原告于2017年1月24日将社保关系转入润滑油太原公司。2017年4月份，润滑油公司核实到原告社会保险实际缴费数额与其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证明”中的数额不一致，故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社保费差额回收告知书》，写明要求员工提供2008年至2016年的缴费明细，确认缴费差额，并与公司签订《关于社会社保费差额返还的协议书》，之后逐月从工资中予以扣除，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事项的，可以减免部分还款差额。因原告未按要求签订《关于社会社保费差额返还的协议书》，润滑油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向原告出具《告知书》，写明原告在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擅自截留公司委托其转交原单位的社保费191826.56元，故自2017年8月起至原告退休当月前，公司每月从原告实发工资中扣除社保费差额1728.17元，并自2017年8月起至2019年7月期间，每月从原告工资中扣除因社保费差额涉及的个人所得税。2017年8月8日，润滑油公司以包括原告在内的5人违反就业规则第80条第22项（向公司提供虚假证明或虚假票据）、第81条第1项及第2项之规定为由，给予5人不同程度的降职降级处分，其中解除了原告的科长职务，职位被降为担当，工资级别降为新管8级。2018年5月14日，润滑油公司以原告无正当理由拒绝总务部业务指导、不服从公司正当指示命令为由再次对原告作出降职处分，将原告职级降为新一般3。2018年11月6日，润滑油公司以原告开具虚假社保证明、侵吞社保费，对此不知悔改，并拒绝遵守公司就业规则为由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决定自即日起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向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并劳人仲裁字[2019]第8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扣发的工资85712.8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60457.12元。原、被告对该仲裁结果均不服，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工资组成中除固定工资、职务工资、技能工资、特殊津贴、加班工资外，其余项目均不属于法定工资构成。2017年8月原告被降职前级别为新管6，每月固定工资7693元、职务工资1700元、技能工资为0、特殊津贴和加班工资不固定；降职后级别为新管8、职务工资和技能工资为0、特殊津贴和加班工资仍不固定，在固定工资基数方面，工资表显示原告2017年9月为6026.47元、10-11月为5540.4元、12月为6260元、2018年1月为6260元、2018年2月至5月为7483元；2018年5月原告再次被降职后，级别为新一般3，2018年6月原告固定工资基数为6191.65元、7月为5259元、8-10月为5295元、11月1-6日为1059元。自2017年8月至2018年11月原告离职，润滑油公司累计从原告工资中扣除“社保费差额”25922.55元、“社保费差额个税”35357.31元，合计61279.86元。年终奖方面，原告2016年为27615.42元，2017年为9192.66元。原告在2018年10月15日领取了10月份工资1989元，在2018年11月6日又领取了10月份工资1989元和11月份1-6日工资230元，合计2219元。2018年10月份工资1989元和11月1-6日工资230元均系扣除了劳动者个人应负担的养老保险1077元、失业保险40元、医疗保险269元、住房公积金808元后的实发工资。被告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至2018年11月份。润滑油太原公司于1999年开始为员工缴纳社保，原告称在被告润滑油太原公司开立社保账户后未转社保原因是该公司不能接收人事档案，而国企离职要求档案和社保一起转，故其社保仍一直由原单位缴纳直至2017年，开具社保缴纳证明也是应润滑油太原公司要求并根据其出具的缴费比率开的，否则该公司不支付社保费，为此原告还申请证人孔某（原润滑油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润滑油太原公司财务科科长兼2011-2014年工会主席、2014-2017年工会副主席）、王某1王某11王某1王某1111（原润滑油太原公司员工）出庭作证，其中孔某陈述因被告不具备接收人事档案条件，故其从原单位离职后将人事档案和社保转入海浦公司，社会保险实际缴纳后凭票去被告处报销，之后被告要求去原单位开证明才支付社保费，其向被告出具报告写明档案存放情况，但最后还是根据被告出具的社保缴费金额凭条，找了一家名为山西金晖隆开关有限公司开具了相应的社保缴纳证明。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因就是因为被告从2016年开始“去老龄化”，加之因社保缴纳问题发生矛盾，故被告将原告辞退，原告离职时被告还多扣了原告一个月社保，其作为财务人员曾向上级汇报过。证人王某1王某11王某1王某1112陈述其是根据被告出具的社保缴费金额凭条去向原单位开证明，再从被告处领取缴纳社保的费用。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并未让员工开具虚假证明。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工资条、银行流水、人事发令通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支付规定》、2016年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太原销售中心五险缴费率、证明、关于职工劳动关系以及社会保险缴纳关系处理方式的协议书、介绍信、商调函存根、太原人才市场流动人员人事关系和档案委托管理合同书、太原市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表、参加太原市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缴费证明、参加太原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证明、失业保险参保单位职工缴费情况证明、关于社会保险差额返还的协议书、社保费差额回收告知书、双重劳动合同员工差额回收案（返还额+个税）、社保回收个人所得税月扣除表、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的太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证人证言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未按实际报销的社会保险费缴纳社会保险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部分费用是否应由被告扣除。任何在中国境内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即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比例为本单位职工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本案原告系国有企业自谋职业职工，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其通过原单位缴纳社保被告并无异议，被告作为社保缴纳单位也应知道原告通过原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与被告应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存在差额，原告开具的社保费缴纳证明与被告出具的根据原告实际工资计算的缴费明细完全一致，而在2002年施行这一规定开始直至2017年4月前被告均未提出异议，因此不能认定原告在出具证明时存在欺诈行为，被告亦不能证明在未能转移社保问题上原告存在主观故意，故对被告称原告欺骗公司、向公司提供了虚假的社保缴纳证明的意见，不予采信。双方之前已达成合意将该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保费部分支付给劳动者个人，原告未按实际工资收入情况缴纳社保的行为，并未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且被告未按规定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管，故对被告自行从原告工资中扣回未缴入社保账户中的款项的行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对于社保费个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计征个税时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社保费用和公积金等费用。虽这部分未缴纳的社保暂归原告持有，但其性质属于社会保险费用。退一步讲，即使该部分社保费无法向社保机构缴纳，现二被告也未提供其已向税务部门补缴该部分款项税费的证据，故其不应在劳动者应得工资中私自扣除这部分个税。综上，被告因社保费差额及个税问题私自扣发原告工资引发争议，后又对原告采取降职降薪处分以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下面针对原告的诉请，作如下阐述：首先，关于被告违法克扣原告的工资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被告因社保缴纳问题对原告采取降职降级，导致原告固定工资损失21870元，职务工资损失24269元，特殊津贴、加班工资以及年终奖的损失无法核算，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这些项目被用人单位实际扣发，故本院认定因降职降级原告被扣发工资共46139元。另外，被告还以“社保费差额”名义扣除原告工资25922.55元、以“社保费差额个税”名义扣除原告工资35357.31元，综上，被告违法克扣原告工资总计107418.86元，核减原告从被告处多领的2018年10月份工资1989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被违法克扣的工资105429.86元。第二，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本案中，润滑油公司以原告开具虚假社保证明、侵吞社保费为由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润滑油公司应按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原告支付赔偿金，原告在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9632.88元，计算赔偿金为211923.36元。第三，关于未办理失业保险参保手续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方面，鉴于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情况，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第四，关于加班工资，原告提供的业务报告书系其单方作出，不能证明润滑油公司安排其在双休日加班的事实，加之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当时发放工资时曾就加班工资提出过异议，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理由和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第五，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按违法克扣工资金额的1倍支付赔偿金的请求，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故不予支持。最后，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将已从工资中扣除的应缴社保费和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缴入社保账户的请求，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故不予支持。责任承担方面，鉴于与原告签订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是润滑油公司，故应由润滑油公司向原告支付违法克扣的工资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军支付违法克扣的工资105429.86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11923.36元，合计317353.22元。二、驳回原告杨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比例为本单位职工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应自用工之日起为职工办理社保转移手续和交纳费用，这是单位的义务。润滑油公司和杨军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明确依法缴纳社保费用等，但在实际操作中，未严格按正常程序办理。由于杨军系国有企业自谋职业职工，润滑油公司作为社保缴纳单位应知道杨军通过原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但润滑油公司仅要求杨军开具的社保费缴纳证明，而未要求提供缴费凭证。杨军开具的社保费缴纳证明与润滑油公司出具的根据杨军实际工资计算的缴费明细完全一致，润滑油公司应知道其支付杨军的社会保险费与实际缴费存在差额，而在2002年施行这一规定开始直至2017年4月前润滑油公司均未提出异议，因此不能认定杨军在出具证明时存在欺诈行为，润滑油公司亦不能证明在未能转移社保问题上杨军存在主观故意，故对润滑油公司称杨军欺骗公司、向公司提供了虚假的社保缴纳证明的意见，不予采信。双方之前已达成合意将该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保费部分支付给劳动者个人，润滑油公司按职工工资总额比例将其应负担的社保费用直接支付的杨军，杨军未按实际工资收入情况缴纳社保的行为，并未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实际造成社保费用的减少，应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监管，对润滑油公司自行从杨军工资中扣回未缴入社保账户中的款项的行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计征个税时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社保费用和公积金等费用，虽这部分未缴纳的社保暂由杨军持有，但其性质属于社会保险费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监管，不应由润滑油公司补缴税费，且补缴是否合规非法院受理范围。润滑油公司因社保费差额及个税问题私自扣发杨军工资引发争议，后又对杨军采取降职降薪处分以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润滑油公司当月发放上月工资，在2018年10月领取了9月份工资1989元和11月份领取10月份的工资1989元和11月1-6日工资230元，合计2219元。不存在多领一个月工资的情况，原判对此认定有误，应予纠正，应为107418.86元。从杨军工资表上可以看出，润滑油公司从2017年8月到2018年11月期间每月以“社保费差额”名义扣除杨军工资1728.17元，共计扣除15个月，杨军主张扣除16个月，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杨军主张未办理失业保险参保手续造成的损失，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情况，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杨军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正确，杨军主张认定错误，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杨军工作年限，其中有两年不在公司工作，不应连续计算工龄，原判对杨军工作年限的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要求按22年计算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杨军主张加班工资无证据，不予支持。杨军是与润滑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要求润滑油太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上诉人杨军上诉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上诉人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部分事实不清，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驳回原告杨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4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军支付违法克扣的工资105429.86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11923.36元，合计317353.22元”为“一、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军支付违法克扣的工资107418.86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11923.36元，合计319342.22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杨军、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各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跃峰审判员 吕 斌审判员 张 燕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赵梓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