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吉民申67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伍洪艳，女，196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梨树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梨树县梨树镇大烟筒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吉林省梨树县。 法定代表人：王丽君。 再审申请人伍洪艳因与被申请人梨树县梨树镇大烟筒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烟筒村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3民终1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伍洪艳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2.改判确认伍洪艳与王井荣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有效；3.大烟筒村村委会协助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烟筒村村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1.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认定错误。伍洪艳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二审法院却对该转让合同不予认可，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二审法院以“生活常理”否认存在的客观事实，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真实姓不予认可，判决错误。2.伍洪艳与王井荣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因未进行变更登记仅是未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但不影响合同放力，故大烟筒村村委会否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叔转让合同》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所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理由如下：（1）本案所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规定，王井荣作为原承包方，依法有权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转让并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伍洪艳具备农业经营能力，在受让涉案承包地后积极进行农业生产。（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本案不符合合同无效情形。二审法院却作单独孤立理解，显然是错误的，不符合双方当时的约定，也违背伍洪艳当时订立合同的目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伍洪艳与王井荣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有王井荣自述视频可佐证。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王井荣交出涉案承包地，伍洪艳履行支付转让费的义务，且已经对涉案土地进行了耕种。而二审法院以“王井荣与伍洪艳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因未经土地发包方大烟筒村村委会同意”为由，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行为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大烟筒村村委会理应同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并配合伍洪艳办理变更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发包方不同意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必须具备法定理由，一般应包括：转让方不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的；转让合同不符合平等、自愿、有偿原则的；受让方改变了承包土地的农业用途的；受让方没有农业经营能力的。此外，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受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大烟筒村村委会在无法定理由的情况下故意拖延，对伍洪艳要求协助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诉求置之不理，其行为已严重阻碍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应当立即停止侵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伍洪艳曾向大烟筒村村委会咨询土地经营权转让程序，且提交过一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申请书》，但大烟筒村村委会不仅不予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更是在庭审过程中否认收到该变更书面申请的事实。伍洪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1.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年8月27日至2018年12月31日施行）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本案中，王井荣与伍洪艳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因此本案应当适用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二审判决适用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适用法律不当。 2.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该条系效力性强制规定，即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伍洪艳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规定，本案发包方无不同意的法定理由，应当认定合同有效。但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依法、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土地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三）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或者资质；（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而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人身属性，承包户的所有成员死亡的，承包合同自然到期，该户承包的土地应依法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因此，对承包合同期限的认定，除考虑合同明确约定的承包期限外，还应考虑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身属性对合同期限的影响。本案中，王井荣与伍洪艳于2019年5月10日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期限自2019年5月10日至2027年12月31日。而签订合同时，王井荣已80岁，且卧病在床，王井荣家庭承包地的承包合同有提前到期的可能，致使王井荣家庭承包地的承包合同期限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王井荣与伍洪艳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土地流转期限有可能超过案涉土地承包期限的剩余期限，在这种情况下，大烟筒村村委会未同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并不属于无法定理由。且王井荣于2019年6月24日死亡。自伍洪艳2019年5月20日起诉本案至王井荣死亡仅一个月，结合本案情况，大烟筒村村委会也并不属于拖延表态。王井荣的死亡时间也进一步印证大烟筒村村委会未同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是合理的。因此，王井荣与伍洪艳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未经发包方同意，且发包方具有不同意的法定理由，亦不具有拖延表态的情形，故王井荣与伍洪艳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王井荣、伍洪艳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知晓如王井荣死亡则王井荣所在户的家庭承包地应被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但仍在王井荣病重之际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损害了集体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亦应认定王井荣与伍洪艳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 综上，二审判决虽存在适用法律不当之处，但并未影响裁判结果，故应驳回伍洪艳的再审申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伍洪艳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 钰 审 判 员  李钟华 审 判 员  杜小雨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宫钦周 书 记 员  郭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