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1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天平，男，198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浙江亿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云飞，浙江亿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永标，男，1967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峰，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郭祖安，男，1957年3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上诉人郭天平因与被上诉人高永标、原审被告郭祖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4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郭天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夏云飞，被上诉人高永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峰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天平上诉请求：撤销（2019）浙0603民初452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高永标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认定郭天平系讼争买卖合同的共同购买人，证据不足。从高永标提供的证据中，与郭天平相关的只有郭天平转账给高永标的银行转账记录，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郭天平与讼争业务有关或该讼争业务郭天平有参与其中。而郭天平的转账行为是受郭祖安的委托，代为向高永标支付货款，且并不是全部已付货款都由郭天平代为支付，尚有部分货款由其他人代郭祖安支付。傅桂芬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可以证明整个交易均是郭祖安通过微信向傅桂芬下单，由傅桂芬通过整理郭祖安的单据向高永标下单，高永标发货至加工厂，加工成成品后由傅桂芬安排发货给在国外的郭祖安。整个过程根本没有郭天平参与其中。同时在聊天记录中傅桂芬也明确表示讼争业务是高永标与郭祖安之间的事。关于郭天平与高永标交涉，也是由于高永标无法联系郭祖安。郭天平有自己的业务，从傅桂芬与郭天平之间的聊天记录中，基本上都是郭天平就自己的业务下达指令给傅桂芬，该业务中的供货商根本没有高永标。二、一审法院对讼争买卖合同的总货款及已付货款的事实认定不清。首先，郭祖安一直未与高永标进行过对账。其次，高永标提供的对账单是由傅桂芬制作，而根据傅桂芬陈述，其是根据高永标的陈述制作的表格，在没有与郭祖安进行已付款核对的情况下制作表格，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再次，对于总货款到底是多少，郭祖安对高永标提供的送货单提出异议。对于送货单上的签收人，郭祖安只雇佣傅桂芬进行下单、签收等工作，而未授权其他人代为签收，也没有授权傅桂芬可以授权其他人代为签收，并且有九张送货单没有签收人员签收，有三张存在时间颠倒不符合常理，有一张与一直以来交易习惯不符的涉及多天多月合为一张的送货单，上述争议送货单涉及货款一百多万元，但一审法院对该异议不予认定未说明任何理由。三、对于傅桂芬在一审中陈述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傅桂芬是作为一审被告参与庭审的，其陈述系当事人陈述，而在讼争买卖合同的整个交易过程中，高永标是傅桂芬介绍给郭祖安作为其供货商的，加工厂也是傅桂芬介绍给郭祖安的，并且郭祖安长期以来一直在国外洽谈业务，国内的下单、收货、发货等均由傅桂芬一人一手操办，缺乏相应的监督，而从送货单的签收情况以及傅桂芬制作的对账单可以证明其长期以来没有尽心履职。从上述证据及陈述可以看出，高永标与傅桂芬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通过虚假送货单、制作虚假对账单，已达到骗取郭祖安货款的目的。在郭祖安发现其存在短缺要求对账的情况下，高永标通过诉讼，先将傅桂芬列入共同被告后撤销对她的起诉，以达到利用傅桂芬的陈述将不参与讼争交易的郭天平也列为讼争买卖合同的共同购买人，并已经初步达到其目的。 高永标辩称，一、郭天平为讼争买卖共同买受人。根据傅桂芬的陈述能够直接证实受郭天平父子雇佣，由郭祖安衔接国外客户，由郭天平负责出口，具体均由傅桂芬衔接；从微信记录证实高永标货款的支付均需郭祖安与郭天平商量；且汇款记录大部分确实由郭天平支付。其次，对于一审判决，郭祖安未提出上诉，即并未有异议。二、对于总货款的认定，傅桂芬作为经手人，其出具的对账单当然有效，且对账单能够与高永标提交的码单相印证。三、傅桂芬与高永标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相反其受雇于郭天平父子，可信度更高，没有可能站在高永标一方作虚假陈述，如郭天平认为高永标存在制作虚假账单的情形，完全可以向公安机关反映。四、郭天平父子对于一审中一致陈述郭天平不是买受人，讼争买卖与其无关，系为逃避债务的虚假陈述。郭祖安系被执行人，多年逃避债务在国外，本次诉讼在一审到庭完全是为了帮助郭天平逃避本案的共同付款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郭祖安未作陈述。 高永标于2019年4月2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郭祖安、郭天平支付高永标货款3460408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由郭祖安的业务经办人傅桂芬向高永标出具对账单一份，确认郭祖安尚欠高永标货款3900408元，但其中有601387元付款未予统计，后郭祖安又通过郭天平等支付了44万元货款，尚欠货款2859021元未付，遂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郭天平是否系本案讼争买卖合同的共同买受人。虽然由傅桂芬提供的对账单中记载的买受人仅为郭祖安，但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已付货款中的大部分都是由郭天平支付，根据傅桂芬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郭天平也曾就讼争业务与高永标之间发生交涉，结合郭祖安、郭天平系父子关系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讼争买卖合同关系系由郭祖安、郭天平共同向高永标购买。高永标与郭祖安、郭天平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该院依法确认成立并生效，现高永标已履行交货义务，郭祖安、郭天平未及时结清与高永标之间的货款，显属违约，故对于高永标要求郭祖安、郭天平支付该院认定的货款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于高永标诉讼请求中的多余部分，该院认定该部分货款已经支付，故该院不予支持。对于高永标的利息请求，因双方未就逾期利息进行约定，故该院依法调整为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郭祖安、郭天平共同支付高永标货款2859021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4月22日起至款清之日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以年利率6%为限）计算的利息损失，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高永标的其他诉讼请求。 郭天平、郭祖安在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 高永标在二审中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要求证明其曾于2017年5月14日向郭祖安催讨货款，郭祖安回复要和郭天平协商，从而可证明郭天平和郭祖安系共同买受人。郭天平质证认为不能就此认定郭天平是共同买受人，催款信息都是发给郭祖安的，说明要求付款的对象仍然是郭祖安。郭祖安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高永标提供的该微信聊天记录中，高永标发微信“郭老板我这里贷款、集资款都告急了，工厂也停了，甚至工人工资都还欠着，我真的急死了，你不要再拖了，这个事你也可以同天平协商一下”，郭祖安回复“好的。我同天平协商一下”，上述内容可证明郭天平知悉买卖事宜且有付款决策权的事实，与其一审中提交的郭天平银行汇款记录、各方当事人陈述可相互印证郭祖安、郭天平与高永标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故上述证据可作为补强证据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郭天平是否系本案讼争买卖合同的共同买受人以及欠款金额应如何认定。 关于前一争议焦点，根据高永标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并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可认定郭祖安与郭天平系共同经营业务，郭天平也曾参与讼争买卖合同履行过程的交涉，且对货款支付与郭祖安有共同决策权，并通过个人账户支付了大部分货款，故一审判决据此认定郭天平系讼争买卖合同的共同买受人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照准。郭天平上诉主张其非讼争买卖合同的共同买受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后一争议焦点，因郭祖安、郭天平均认可傅桂芬系其雇员，负责业务下单、收货、发货等业务，故傅桂芬在其职责范围内制作的对账单可认定真实有效。郭天平虽对部分送货单提出异议，但因郭天平对此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反证予以推翻对账单确认的事实，且高永标已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郭天平的异议不予采纳。对于郭天平提出高永标与傅桂芬存在制作虚假送货单、虚假对账单以骗取货款的问题，因其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故对其这一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讼争买卖合同的总货款、已付货款及欠付款项金额正确，本院亦予照准。 此外，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公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一审判决确定的相应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起可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郭天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2967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4673元，由上诉人郭天平负担。上述费用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完毕。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童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