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27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辉，男，1959年1月3日生，汉族，住河北省赵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良，河北冠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占伟，河北冠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守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赵县分公司。住所地：赵县贡院街中段路西54号。 法定代表人：赵付军，该分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杨国辉因与被上诉人河北守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赵县分公司（以下简称守中赵县分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2019）冀0133民初2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国辉上诉请求：一、请求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2019）冀0133民初234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将该案发回审。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 一、上诉人的母亲郭淑芳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时未经上诉人同意也未告知上诉人，上诉人对于郭淑芳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协议》的行为不予追认，《房屋拆迁协议》依法应认定无效。 上诉人近十几年一直在石家庄市居住生活，未在涉案房屋居住，上诉的母亲郭淑芳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时根本没有与上诉人联系过，上诉人的母亲郭淑芳也没有将拆迁协议交给上诉人，上诉人对于拆迁的时间和安置补偿均不知情，上诉人的母亲郭淑劳2018年去世后，了解到上诉人所有的涉案房屋已拆迁，后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取得了《房屋拆迁协议》的复印件才知道母亲郭淑芳以她自己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 二、被上诉人当庭的陈述也可证明，上诉人的母亲郭淑芳是以自有房产为名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被上诉人不知道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证明郭淑芳签订协议时说房子是她的，被上诉人才与她签订了协议，该陈述也充分说明郭淑芳没有代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协议》，而是冒用房屋产权人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该《房屋拆迁协议》应认定无效。 三、涉案房屋已经拆除，上诉人的母亲郭淑芳已经去世，被上诉人也不认可《房屋拆迁协议》是郭淑芳代替上诉人签订，基于被上诉人当庭认可上诉人为涉案房屋产权人的事实，应支持上诉人要求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请求。 在原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赵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不动产登记簿等证据均无异议，作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依法有权享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所有合法权益，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如果郭淑芳确实是代上诉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也应该以上诉人的名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而不应以自己的名字签订协议，从原审庭审看，郭淑芳也是以自己房子的名义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上诉人也是认为房产是属于郭淑芳的情况下，才与郭淑芳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从整个签订协议情况看，郭淑芳没有代杨国辉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该拆迁房屋的产权属于杨国辉，以上事实在一审中提交的交售房款收据和赵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档案可以证实杨国辉应当享有相应的拆迁权利。 河北守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赵县分公司未到庭答辩。 杨国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郭淑芳与被告守中赵县分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及《房屋拆迁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守中赵县分公司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交证据：1、1995年12月25日赵县棉麻公司出具的交售房款收据一份，证明原告杨国辉1995年购买棉麻公司房产并交付购房款7965元，该房产占地面积68.04平方米，合0.1021亩，产权属于杨国辉；2、赵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不动产登记簿复印材料一份，该证据包括房地产买卖契约及附件一，县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房地产买卖证明书、赵县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房屋所有权证存根、私字第20-03-13号以及房产平面图，证明赵县棉麻公司与原告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将坐落于石塔路南侧的房产建筑面积为20.5平方米出卖给原告，成交价格为7965元，买卖契约附件一载明土地使用面积68.05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20.5平米，产权所有人杨国辉，四至为东邻路、西至李晓光、南至过道、北至过道。附件的签署时间为1995年12月25日。河北省赵县棉麻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买卖证明书也载明，棉麻公司在1995年12月25日卖给杨国辉房产一处，东西长3.42米，南北长19.9米，使用土地68.05平方米，产权确属杨国辉。证据中的赵县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可以证实房屋面积为20.5平方米，产权的四至为东邻路、西至李晓光、南至过道、北至过道。该申报表加盖了赵县棉麻公司的公章，公章加盖处有属实字样，不动产登记材料中的不动产登记存根可以证明原告已经取得从棉麻公司购买的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平面图表明了原告房屋的四至情况及南北和东边均为过道，西邻李晓光，该证据可以充分证实原告的房产已记载在不动产登记簿，根据物权法规定，原告对该房产享有不动产物权；3、原告的母亲郭淑芳在2013年8月9日与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和房屋拆迁补充协议，证明原告的母亲郭淑芳在未经原告许可和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被告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与补充协议，造成原告不能依法享有该处房产的拆迁权益。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与郭淑芳签订的合同无效。 被告质证意见：对原告所提交3份证据均无异议。我公司是和郭淑芳2013年签订的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第一次过渡费是郭淑芳支取的，后郭淑芳亲自带杨海涛去我公司告知我公司，之后由杨海涛代为支取过渡费，一直支取到2018年年底。涉案房屋我方一直认为是郭淑芳的，签协议的时候郭淑芳一直在该房屋居住，在我公司和郭淑芳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该地块如有纠纷，由郭淑芳自行解决，与公司无关。 另查明，在原告母亲郭淑芳和被告签订房屋的拆迁协议和补充协议后，涉案房屋已被拆除，置换的房屋至今没有盖起来。 又查明，原告在庭审中承认以前和其母亲说过，如果自己不在家，自己同意让母亲代签拆迁合同，但不放弃对该房屋的产权。现在因为自己支取不了过渡费，所有才主张权利。以前自己不知道支取拆迁过渡费这件事，后来母亲去世后，自己找被告协商过渡费的事，没有协商成。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承认以前曾和母亲说过，如果自己不在家，自己同意让母亲代签拆迁合同，故原告和其母亲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原告母亲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和补充协议，被告不知道原告和其母亲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且原告母亲在合同中备注：地块如有纠纷，由郭淑芳自行解决，与公司无关。故该合同只约束被告和原告母亲郭淑芳。原告明知其母亲与已与被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且房屋已被拆除，却未向被告提出过异议，故视为原告对其母亲与被告所签订合同的认可，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为有效。原告主张其母亲郭淑芳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母亲已经去世，如果原告主张被拆迁房屋的权利，可以以被拆迁房屋的物权人身份另诉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国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审庭审中杨国辉陈述“以前曾和母亲说过，如果自己不在家，自己同意让母亲代签拆迁合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杨国徽和其母亲郭淑芳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妥。郭淑芳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和《补充协议》发生在2013年，且房屋已被拆除，之后长达数年，杨国辉未向被上诉人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据此推定杨国辉对其母亲与被上诉人所签《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和《补充协议》的认可，进而认定《房屋拆迁协议》和《补充协议》有效，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其母亲郭淑芳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母亲郭淑芳已经去世，如果上诉人主张被拆迁房屋的权利，可以以被拆迁房屋的物权人身份另诉解决。综上所述，杨国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上诉人杨国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靳建军 审判员  陈爱民 审判员  张 洁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杨 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