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791行初455号 原告：连云港保丰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灌南县新安镇新湖路。 法定代表人：王永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卜从坤，灌南县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住所地连云港市海州区通灌南路134号。 法定代表人：毛太乐，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道荣，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佃军，江苏同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连云港保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丰种业公司）不服被告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行政处罚一案，原告保丰种业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9年10月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保丰种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卜从坤，被告市农业农村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道荣、李佃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市农业农村局的党组成员胡某作为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连农（种子）罚[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原告保丰种业公司经营假种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保丰种业公司没收违法所得52800元并处罚款528000元的处罚。 原告保丰种业公司诉称：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第一页“经查明，当事人销售的种子部分没有标签，部分与标签标注的品种不符，种子数量总计22000斤，销售金额52800元……”,事实上由卖种子的钱某开出的票据中已注明“徐淮168”是444包，每包为20斤，计重为8880斤，每斤价2.4元,计价为21312元;“苏某1867”是328包，每包重40斤，每斤价2.4元，计价为31480元，两个水稻品种加起来为处罚的总额为52800元，被告在审查时把“徐淮168”混同在“苏某1867”中，均以“苏某1867”为假种销售数来处罚原告，在处罚决定书中也未作出分类释明。二、处罚对象错误。在2018年4月24日购种者唐某多次找原告让其组织“苏某1867”稻种销售给他，原告已讲明其处没有“苏某1867”，电话联系“连云港市徐淮农业科学研究院钱某”告之有该品种。2018年4月27日钱某组织两种稻种(“徐淮168”、“苏某1867”)用车送往灌××孟兴庄处交接后，原告又卖给购种者唐某，唐某购得种子后如何销售，是否属经营者，应不应该处罚？被告未能追查跟踪，原告多次申辩整个种子的来源是钱某的，而销售者是唐某，原告只起中间联接作用，处罚原告显失公平，漏列处罚对象钱某和唐某，不能达到行政处罚效果。据说钱某与唐某与被告之间有过硬的关系，直至今日被告也未对钱某、唐某采取任何处罚措施，包庇纵容事实太明显。综述，原告多次向被告反映种子来源及去向，但被告方对原告提出的意见及要求充耳不闻，不分主次，一味地把全部责任推在原告身上，滥用处罚权，致使原告倾家荡产，有违法律公正，更不能达到教育他人的目的，为能纠正错案，特具状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连农（种子）罚[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保丰种业公司向本院提交被告与钱某于2018年11月16日11时至11时30分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原告销售的种子是钱某提供的，本案假种子的来源是钱某，王永明购买的假种子是从钱某处购得。 被告市农业农村局辩称：一、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依据的事实清楚。2018年4月24日原告与唐某签订“苏某1867”种子销售合同，出售给唐某“苏某1867”种子22000斤，价值人民币52800元。2018年4月27日，原告将上述种子分别用白皮袋和“徐淮168”包装袋包装通过车辆送给唐某，灌云县公证处在运送的现场对上述种子的现状等相关事实进行了公证。2018年11月8日，原连云港市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原市农委，现市农业农村局)接到举报反映原告存在违法行为。经查实，原告销售的上述种子部分没有标签、部分与标签标注不符，涉嫌经营假种子，后依法对原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上述事实分别由以下证据证实：“苏某1867”农作物品种权审定证书、原告与唐某签订的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灌云县公证处出具的(2018)连灌云证民内字第3341号公证书、货车司机随车交付的出库单、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原告法定代表人收条存根、原告法定代表人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原告的种子销售凭证、“苏某1867”销售发票等。二、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法律适用正确、处罚得当。基于原告的上述违法事实，被告依据《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及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法律适用正确。至于原告所称案外人是否处罚与本案并无关联。综上，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贵院依法维持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农业农村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及法律、法规依据： 第一组事实类证据，证明：1、“苏某1867”水稻种子经审定编号为国审稻2011029，品种权人为浙江省嘉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所)、东海县守俊水稻研究所、连云港市苏某2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原告买卖假种子的事实；2、原告销售给唐某以白皮袋和“徐淮168”包装的所谓“苏某1867”水稻种子22000斤，价值人民币52800元；3、原告对销售上述种子的事实并无异议。 1、《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2、《植物新品种权证书》；3、《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4、《公证书》(电子视频、出库单、灌南县种子销售(建档)凭证、U盘)；5、《出库单》；6、2018年11月13日王永明的《询问笔录》；7、原告2018年4月26日出具的《收款收据》；8、《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9、《灌南县种子销售（建档）凭证》；10、《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 第二组程序类证据，证明：被告针对原告的违法行为，按法定程序进行了处罚。 1、《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2、《案件处罚意见书》；3、《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4、《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5、《关于申请延长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期限的请示》；6、《关于同意延长案件办理期限的批复》；7、《听证申请书》；8、《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及《送达回证》；9、《行政处罚听证公告》及《听证笔录》；10、《行政处罚听证会报告书》；11、《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12、《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 法律、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及第七十五条。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被告双方充分发表了质证和质辩意见，本院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依法予以综合认证。 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8日，江苏苏某2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某2种业公司）向原市农委举报原告保丰种业公司未经授权，非法经营“苏某1867”水稻种子，涉嫌经营假种子。2018年11月20日，原市农委对此决定立案调查。经查，2018年4月24日，原告保丰种业公司作为供方与案外人唐某（系苏某2种业公司员工）签订《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协议约定原告向唐某提供“苏某1867”品种的水稻种子1100㎏(应为11000㎏)，单价为4.8元/千克，总金额为52800元。2018年4月27日，原告将用白皮袋和“徐淮168”的包装袋进行分装的22000斤“苏某1867”稻种交付给唐某,52800元的货款唐某也已结清。2019年2月13日，被告制作并送达连农（种子）告[2019]1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就对原告拟作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进行告知，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等权利。同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就此事进行听证。由于案情重大复杂,2019年2月14日,市农业农村局向省农业农村厅请示延长该案的办理期限。2019年2月19日，省农业农村厅批复同意延长该案的办案时间至2019年11月19日。2019年3月7日，被告依法组织了听证。以上事实有被告提供的《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连云港市农业委员会对王永明的《询问笔录》、《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听证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经重大案件集体讨论，2019年4月17日，被告作出连农（种子）罚[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种子种类、品种和标签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没收违法所得52800元并处罚款528000元的处罚。并于当日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法定代表人王永明。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作。本案中，被告市农业农村局作为市级农业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种子的生产、经营、使用等方面负有监管职责，有权对涉案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本案原、被告诉辩称的争议焦点包括：一是被处罚主体问题，二是违法事实的认定问题。首先，关于被处罚主体问题。原告主张其为涉案购销假种子行为的中间人，只起中间连接作用，被告仅对其进行处罚，遗漏其他被处罚主体，处罚对象错误,处罚显失公正。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作为具有经营常规稻、麦种子批发、零售经营资质的销售公司，在其不具有销售“苏某1867”稻种的品种经营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与购买方唐某签订《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后从第三方购进并由原告作为供方向唐某销售22000斤的“苏某1867”稻种。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约履行了供货和付款义务，购销活动已实际完成。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永明在被告对其进行调查询问时对此亦供认不讳。故，原告关于其仅为“中间人，只起中间连接作为，处罚对象错误”的诉称意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至于原告认为被告遗漏被处罚主体的观点，因涉案的销售假种子的违法行为系原告所为，对他人违法行为的查处与否与原告无关，并不影响对原告的处罚，故，对原告的该诉称观点，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违法事实的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打击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下列种子为假种子：（一）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二）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原告向唐某销售的“苏某1867”稻种22000斤，系用没有标签的白皮袋和标注为“徐淮168”的包装袋进行分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有关种子包装标签和标注的规定,属于销售假种子的行为。本案中，原告向唐某销售的是“苏某1867”一个品种的稻种,只是分别用“徐淮168”的包装袋和没有任何标注的白皮袋进行了分装,并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向唐某销售“徐淮168”稻种的事实，这也是被告认定其销售假种子的原因所在。因此，原告关于被告将“徐淮168”混同在“苏某1867”中，均以“苏某1867”为假种销售数来处罚原告，认定事实错误的诉称观点，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认定原告销售假种子的违法事实，有原告签订的《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灌南县种子销售（建档）凭证》、王永明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证据确凿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被告市农业农村局在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并依原告的申请，召开了听证会，保障了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另外，被告在法定办案期限内不能办结案件的情况下，依法申请上级主管单位延长办案期限并获批准，且在延长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条、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七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连云港保丰种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上诉费用50元，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连云港市农行苍梧支行营业部，账号：10×××94。 审 判 长  李素平 人民陪审员  孙文花 人民陪审员  安丰萍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席梦娟 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国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作。……。 第四十九条……。 下列种子为假种子：……（二）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 第七十五条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假种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诉须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现将有关上诉事项告知如下： 当事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上诉及相关权利、义务。 上诉人上诉时未交纳上诉费的，应自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同时将缴款凭证提交本院。逾期未交纳或者未将交纳凭证提交本院，亦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者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的，本院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本上诉须知与《催交上诉费通知》具有同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