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内01行终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东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鄂尔多斯大街80号天旭广场A座3层3035房间。法定代表人邬倩，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住所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海拉尔西路五金机电城E座11楼。法定代表人付金在，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一支队，住所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园东路11号。法定代表人包良，支队长。上诉人内蒙古东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汇公司）诉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一支队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3行初3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呼和浩特市交通局(甲方)、呼和浩特市路管理局(乙方)及内蒙古万铭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丙方)签订了《呼市机场路沿线广告经营管理合同书》。该合同约定，呼市机场高速路终点至国道110线高速公路(罗家营)联接线高速公路两侧隔离栅内,丙方可设置大型擎天柱广告、大型网架广告牌、龙门广告牌、电子显示牌、灯箱等各种形式的广告，经营期限为10年,从2006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9月31日止，合同价款为220万元人民币。2004年7月30日,出让方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意区管委会(甲方)与受让方内蒙古万名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乙方)签订了《户外广告经菅权出让协议》,甲方将其位于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意区规划范围内的户外广告经营权出让给乙方，户外广告经营权出让期限为10年,从2004年8月起至2014年8月止，户外广告经营权出让金为10万元人民币。2012年6月5日,出让方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意区管委会(甲方)与受让方内蒙古万铭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乙方)签订了《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户外广告经菅权为期10年的出让期延长五年,即合同期延长至2019年8月31日止。在合同延长期间,乙方无需向甲方缴纳户外广告经营权的出让金，但乙方须依法经菅照章纳税,并依法缴纳广告经营所发生的各种规费。再查明,2006年4月6日,内蒙古万铭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万铭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布关于企业名称变更的函,该函载明:“内蒙古万铭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现正式变更为内蒙古万铭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故原内蒙古万铭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与呼和浩特市交通局、呼和浩特市公路管理局于2005年12月3日签订的《呼和浩特市机场路沿线广告经营管理合同书》,所涉及内容条款不变且原合同主体所享受的权利及义务继续由内蒙古万铭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且因房地产公司为专业的房地产经营企业,工商规定其经营范围内不包含广告业务经营一项,所以,为使该合同更合法、合理的履行,我公司另成立了内蒙古万铭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该合同所涉及的资源及业务由内蒙古万铭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经营”。2012年7月2日,蒙呼名称变核内冠字【2012】第1200346290号公司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显示,经审查核准内蒙古万铭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名称为内蒙古万铭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蒙呼)名称变核内字【2015】第1500654951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显示,经审核,内蒙古万铭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变更名称为内蒙古东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2月3日,呼和浩特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呼机编发【2017】141号关于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更名的通知,将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更名为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又查明,2016年6月6日,呼和浩特市城管行政执法监察一支队向内蒙万铭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下达呼城管限期拆【2016】第4号户外广告牌匾限期拆除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现责令你(单位)自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2日内,对位于机场连接线路西侧的擎天柱广告、擅自设置的广告牌匾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本机关将依法进行集中拆除,一切责任后果均由你单位自负。而原告已于2016年6、7月份知道了广告设施已拆除的事实,却于2018年11月向本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还查明,2013年至2016年6月期间拆除了原告内蒙古东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诉的29个广告设施。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城建行政执行纠纷,对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确认被告拆除原告广告牌的行政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原告内蒙古东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6、7月份已知悉广告设施已拆除的事实,却于2018年11月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由此可见,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55149809元的诉讼请求也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综上可见,原告提起本行政诉讼已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故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内蒙古东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上诉人内蒙古东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不服，上诉称，第一,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起诉超出法定诉讼期限。被上诉人下达限期拆除通知书和强制拆除是两个独立行政行为,上诉人在一审诉请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而非请求确认下达限期拆除通知书行为违法。故根据《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之规定,需要查明的是上诉人于何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上诉人完成强制拆除涉案广告设施的行政行为内容。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对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就此事实举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不能认定上诉人超出起诉期限。第二,一审裁定所查明上诉人于2016年六七月份已知悉涉案广告设施已拆除的事实,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裁定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在于上诉人于2016年6月6日曾接到被上诉人下达的限期拆除通知书,但在该限期拆除通知书中并没有说明逾期不拆除的,被上诉人将在何时对涉案广告设施进行强制拆除。故上诉人不能根据该通知书得知涉案广告设施被完全拆除的时间。第三,一审法院认定的起诉期限应当剔除不属于上诉人原因而耽误起诉的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在被上诉人实施行政强制行为过程中,上诉人及时与被上诉人就相关争议问题一直在沟通。被上诉人前局长李晓东承诺给原告置换广告位。被上诉人的这一承诺,应当认定为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的请求,同意履行义务。上诉人基于对行政机关的合理信赖,没有当时起诉而等待被上诉人的进一步详细方案,应当认定不属于上诉人自身原因耽误的起诉期限,该耽误的时间不应当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8)内0103行初34号行政裁定书,依法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确认二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支持上诉人行政赔偿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东汇公司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二被上诉人的拆除行为违法，但东汇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案涉广告牌于2013年10月至2016年6月期间全部拆除完毕，且东汇公司于2016年6月6日收到了被上诉人送达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表明其最晚于2016年6月6日即知晓了广告牌被拆除的事实。因拆除行为发生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依据2000年3月10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的规定，东汇公司最晚应于2018年6月6日提起行政诉讼。东汇公司在一审中称其于2016年6月5日已向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综上，东汇公司于2018年11月提起诉讼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周 燕审 判 员 任艳芳审 判 员 王 颖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法官助理 王 燕书 记 员 云天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