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民再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271号。负责人：张宪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路伟，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耸跃，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华，女，196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洪兰，女，195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洪秋，女，195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以上三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绍强，烟台福山博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烟台市宏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福山区北一路。法定代表人：郭肇斌，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山东欧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路付14号。法定代表人：郭肇斌，董事长。一审被告：烟台敦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路付14号。法定代表人：郭肇斌，董事长。再审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芝罘支行）因与被申请人高华、高洪兰、高洪秋、烟台市宏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荷公司）、山东欧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意公司），一审被告烟台敦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悦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2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7月5日作出（2019）鲁民申361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工行芝罘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路伟、马耸跃，被申请人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绍强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宏荷公司、欧意公司，一审被告敦悦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工行芝罘支行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2893号民事判决和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5）福清民初字第3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2.改判驳回高华、高洪兰、高洪秋要求工行芝罘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原审及再审诉讼费用由高华、高洪兰、高洪秋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提交车刚书面证人证言，证明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业务专用章并非工行芝罘支行的真实印章。工行芝罘支行对外签订合同从不使用业务专用章，原审认定保证合同真实、有效错误。（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郭许杰在任职期间因为连续两次违规使用工行芝罘支行印章已经被芝罘区刑侦大队以涉嫌违规开具金融票据罪立案侦查，其与本案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当庭陈述的证明力较低，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案涉保证合同存在没有具体签署日期、对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不明确，存在重大瑕疵。原审认定案涉保证合同的签订地点在郭许杰本人办公室、郭许杰所盖业务专用章就是工行芝罘支行真实存在的印章，仅有郭许杰的当庭陈述以及高华和郭许杰的录音证言，而该通话录音显示保证合同的盖章并非通过正规程序，因此原审认定保证合同真实缺乏证据证明。2.为证明工行芝罘支行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原审中提交了保证合同、高华与郭许杰和车刚的录音文件，在高华与郭许杰的通话录音中，其讲到“你忘了当初我借给郭肇斌1800万元，那是你帮忙盖了个章给做个担保不是吗”，足以说明高华一开始就没有想通过工行芝罘支行的正常途径提供担保，原审认定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善意，有违公平、公正。（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的规定，案涉保证合同因未取得法人的授权而当然无效。因郭许杰是申请人的副职，本案不具备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条件。2.即便工行芝罘支行承担担保责任，承担责任的比例也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3.欧意公司的抵押权虽然未设立，但抵押担保合同已成立并生效，应当承担担保责任。4.《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本案工行芝罘支行在诉讼中享有该抗辩权，法院应予支持，但二审法院对上述超过36%利息部分不予审查的做法明显剥夺了工行芝罘支行的诉讼权利。案涉借款年利息超过每年36%部分应予扣减。高华、高洪兰、高洪秋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工行芝罘支行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的证据不仅仅是郭许杰和工行芝罘支行时任行长车刚的录音。1.原审中工行芝罘支行曾否认郭许杰是其时任副行长、也否认车刚使用的手机号，丧失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工行芝罘支行拒不提供印鉴使用登记情况，车刚本人拒绝出庭接受质询，现申请再审又提交车刚证言耐人寻味。2.车刚在录音中自始至终没有讲过印章是仿冒的，只是说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停用了。3.法院对郭许杰的调查，证实了担保合同签订的过程。郭许杰是否犯罪，不影响工行芝罘支行承担担保责任。4.原审对利息的计算是正确的。2014年8月至2015年4月共计9个月以18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3%计算9个月利息共计486万元，2015年5月至2015年8月以178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共计142.4万元，以上利息合计628.4万元，扣除已付504万元，剩余就是原审判决认定的124.6万元。（二）工行芝罘支行的再审请求无法律依据。1.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第二款规定“金融部门的分支机构提供保证的，如无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因素，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据此工行芝罘支行应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作为担保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的规定不适用于金融机构。郭许杰作为工行芝罘支行时任分管信贷业务的副行长，开展正常的担保业务不需要特别授权。从担保授权类型看，工行芝罘支行的担保业务在总行的授权范围内，应认为其已经取得总行的概括授权。从担保授权的性质看，工商芝罘支行开展业务需要书面授权和内部授权，是银行内部管理和风险防控，不影响其对外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2.合同上须加盖何种印章，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本案保证合同上加盖业务专用章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即便保证合同上不加盖任何印章，只有郭许杰的签字，工行芝罘支行也应该承担担保责任。3.工行芝罘支行属于法定的其他组织，具有签订担保合同的主体资格。4.车刚作为工行芝罘支行曾经的负责人，其证言不是新证据。5.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作为自然人民事主体，与工行芝罘支行分管信贷业务的副行长，在银行办公场所办理担保业务，完全有理由相信工行芝罘支行可以提供担保，至于工行芝罘支行是否收取佣金，是其与借款人之间的问题，与出借人没有关系，担保是否有效不以工行芝罘支行是否收取佣金为前置条件。专业银行分支机构从事业务，从来不向对方出示授权文件，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完全有理由相信郭许杰有办理权限。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宏荷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800万元及利息144万元（利息计算至2015年8月15日，自2015年8月15日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仍按月息2%计算）；2.判决宏荷公司、欧意公司、敦悦公司、工行芝罘支行支付律师服务费45万元；3.判决欧意公司以抵押的房地产承担抵押担保责任；4.判决敦悦公司、工行芝罘支行对上述1、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诉讼费、保全费由宏荷公司、欧意公司、敦悦公司、工行芝罘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宏荷公司、欧意公司、敦悦公司借款、担保的证据和事实。1.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提交2014年8月1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抵押担保合同、借款保证合同各一份，证明双方签约的过程。案涉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40801）约定，宏荷公司向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借款1500万元整，实际借款金额银行到账数额为准；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4年8月12日至2015年2月11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5%；合同经双方签字，将出借款项实际汇入宏荷公司指定的开户行工商银行、账号为62×××90、户名郭肇斌后生效。同日，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欧意公司、宏荷公司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40802），欧意公司以其位于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路的房产和土地为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但双方并未对上述房产、土地办理抵押登记。同日，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又与敦悦公司、宏荷公司签订借款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40803），敦悦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2年，自借款合同约定履行期满之日起计算。工行芝罘支行对上述三份合同提出异议，称其未参与签约过程，借款人也未到庭，无法确定真实性。2.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向郭肇斌工商银行账户（62×××90）支付1800万元的转账凭证、账户交易明细、凭证、网银交易记录等证据。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提供中信银行转账凭证一份，证明高华向宏荷公司支付借款600万元，工行芝罘支行认为只有转账凭证没有交易明细，真实性暂时不予认可。因该转账凭证系银行交易凭证原件，一审法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凭证显示高华于2014年8月15日转账600万元至借款合同约定的账户，工行芝罘支行主张的理由不成立，对该事实予以认定。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提供中信银行转账凭证打印件两份及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明高洪兰分两次向宏荷公司支付借款680万元，工行芝罘支行无异议；账户交易明细有银行盖章，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证据显示高洪兰分别于2014年8月15日、2014年8月18日转账500万元、180万元至借款合同约定的账户，对该部分事实予以认定。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提供网银交易记录一份，显示高洪敏于2014年8月18日转账20万元至借款合同约定的账户，主张案外人高洪敏是其兄弟，高洪敏账户转入的20万元属于高洪兰出借的款项，工行芝罘支行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付款人不是本案原告，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因该证据系打印件，无其他证据佐证，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提供中国工商银行凭证影印件一份，证明高洪秋向宏荷公司支付借款500万元，工行芝罘支行对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证据，该凭证有中国工商银行烟台开发区嵩山路支行重新加盖的业务专用章，一审法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凭证显示高洪秋于2014年8月19日转账500万元至借款合同约定的账户，工行芝罘支行认为该借款与前几笔合计超过了借款合同约定的1500万元，超出的部分即便真的发生了也不属于该合同中的借款、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对高洪秋向宏荷公司转账50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综上，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2014年8月12日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宏荷公司、欧意公司、敦悦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抵押担保合同、借款保证合同，虽然宏荷公司、欧意公司、敦悦公司均未到庭核实，但三份合同均由双方当事人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工行芝罘支行亦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证实其主张，结合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向宏荷公司支付借款的证据与事实，一审法院对该三份合同予以采信。工行芝罘支行主张借款合计超过借款合同约定的1500万元的部分不属于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实际借款金额以银行到账数额为准，故工行芝罘支行主张的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共计向宏荷公司支付1780元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定。二、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主张与宏荷公司、工行芝罘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的证据和事实。提交与宏荷公司及工行芝罘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一份，主张工行芝罘支行应为宏荷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40804）约定：工行芝罘支行为宏荷公司2014年8月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保证期间为1年，自借款合同约定履行期满之日起计算；如宏荷公司未按期偿还借款本息，工行芝罘支行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合同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该保证合同上加盖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业务专用章”，负责人签名处由郭许杰签名，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和宏荷公司亦签字、盖章，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工行芝罘支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主张该合同是虚假合同，且从形式上看内容不完备：1.从合同编号看是最后一份合同，该合同缺少签署日期，只有2014年8月，合同第一条日期也是空的；2.工行芝罘支行没有合同上的印章，且该印章加盖在保证合同上是不符合常理的，签署合同时加盖印章一个是行政章一个是合同专用章，而该合同加盖的是业务专用章，另外印章不清晰，中间有个方框里面是空白的，该印章从形式上看是不完整的；3.工行芝罘支行没有一个叫郭许杰的负责人，行长叫张海波。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高华与手机号码为139××××*778的机主2015年9月9日的通话录音一份、中国移动发票一张。中国移动发票显示号码139××××*778的客户名称为郭许杰。通话录音中包含以下主要内容：……高：“你好，郭行长是吧”、“我是福山的，我姓高，我想问一下，你忘了当初我借给郭肇斌1800万元，那是你帮忙盖个章给做个担保不是吗，我想打听一下，你记不记得这事？”郭：“对，有这个事，但是那时候不是有个期限吗，在那个期限以内，我就再没那个什么啊，我就寻思这个事了了啊。”……高：“我这回想确认下，郭行长，你给我盖那个章是银行的章是吧？”郭：“哪个章”高：“你给我盖的，上面是银行业务专用章”高：“业务专用章？我现在记不太清了”……高：“那你曾经盖过假章吗？”郭：“这个章我还真没有印象了，反正这个事找过我，你忘了是在我办公室里。”高：“对，在你办公室，你答应给做个担保。”郭：“对，我是说在这个期限以内，老郭再没找过我，就寻思这个事就结束了”……郭：“这个章你说是咱自己刻的那性质就变了，对不对？”高：“谢谢你，说白了不是你刻的是吧？”郭：“对，银行我能知法犯法吗，是不是”……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主张录音中与高华通话的是郭许杰，录音证实保证合同是在郭许杰办公室签订的，并加盖银行的印章。工行芝罘支行认可郭许杰自2013年7月至2015年8月在工行芝罘支行任副行长，2015年8月辞职，但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依法对郭许杰进行了调查，郭许杰认可录音证据中是其本人与高华的通话，对通话录音的内容也没有异议。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对高华与郭许杰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高华与手机号码为186××××*218的机主2015年9月24日的手机通话录音一份、中国联通发票一张。中国联通发票显示号码186××××*218的用户名称为工行芝罘支行。通话录音中包含以下主要内容：……车：“……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个印根据我掌握的情况来说，不是真的”高：“那个郭许杰跟你说不是真的吗？”车：“郭许杰出来这个事以后，我跟他通过两次电话，我问他，他始终也没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为什么就跟你说这个印一个是假的呢，因为首先啊，你这个印我们在6月份作废了，已经停止使用了。”高：“就是6月份之前你们还用的这个印，是吧？”车：“6月份之前我们用的这个印，但是呢，我们之前也上法院调你那个担保合同嘛，我们也看那个担保合同那个印，也比对过，跟我们那个印还是不一样，还不完全一样。”……高：“我是说你为什么7月1日把这个印取消了，这个印你们随便取消吗？”车：“我们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印没取消，这个印是怎么了，以前是手工盖，个人拿的，然后有需要的话，个人盖一个，现在我们这个印完全变成电子印了，电子印就是说我们有这么个大机器，你需要盖必须但得经过四五个人的审查，然后这个东西进去以后，集体给你盖，这种印你这种合同是完全不可能盖出来的。”高：“关键是我们是去年8月份盖的呀，你这是今年6月份。”车：“不是，是去年6月份取消的，这个印是这样啊大姐……”……车：“……如果你想对比一下的话，你可以拿那个合同过来对比一下……”……高：“那样我上来哪天方便了，关键合同还不在我手里，我方便了，把这个合同要出来，上你那咱去比一下。”车：“啊，可以，可以。”高：“啊，能直接拿出那个印，那个印章，是吧？”车：“啊，我们那个印章都已经销毁了，但是我们都留的那个底，我们以前印啊都有交接印一些手续，你可以对比一下，我们所有的印，就是不光这个印，包括所有的，我们家的印都有这个预留印鉴，你都可以一个一个对比。”高：“怎么那个印还能销毁了吗？”车：“我们那个印已经不用了，我这不刚才跟你说了吗？去年6月份我们。”高：“不可能销毁吧？最起码能保留吧？”车：“我们都已经交给上级行，我们作为区行都交到省行，他们统一保管的，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印了。”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主张录音中与高华通话的是工行芝罘支行的行长车刚；录音证实担保合同中的印章是工行芝罘支行曾经用过的印章；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没有取消，只是改变了使用和保存的方式。工行芝罘支行认可车刚自2015年6月起任该行行长，手机号码186××××*218是车刚本人使用，但录音不能确定通话人是车刚，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依法通知车刚本人到庭核实，车刚拒不到庭。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对高华与工行芝罘支行行长车刚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工行芝罘支行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工行芝罘支行印章印模登记本，证明其中没有任何一枚印章与案涉担保合同上的印章相同。高华、高洪兰、高洪秋质证认为该证据是工行芝罘支行单方制作，应提供第三方的备案印鉴，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印章登记本中有撕毁痕迹，不排除已将本案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损毁掉。工行芝罘支行对印章登记本的撕毁痕迹不予解释，一审法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存有瑕疵，工行芝罘支行对登记本的撕毁痕迹又拒不作合理解释，对工行芝罘支行以该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不予采信。2.中国工商银行凭证，系工行芝罘支行从工行烟台分行领取印章的凭证，证明业务专用章与其提供的印章登记本的业务专用章一致，该业务专用章自2014年4月份起一直使用，且只有该一枚业务专用章。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印章在市行留存的印鉴从形式上看只是业务专用章（1），是否还有其他的不清楚；工行烟台分行与工行芝罘支行是同行，其出具或保存的证据不能作为依据，应该以其在中国人民银行或银监会留存的为准。该证据为工行芝罘支行从分行领取印章的凭证，且系原件，一审法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独立证明工行芝罘支行只有一枚业务专用章，工行芝罘支行亦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工行芝罘支行据此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缺乏依据，不予确认。3.中国工商银行关于印发《会计核实专用印章管理办法（2009年版）》的通知一份，证明2009年开始工商银行启用的全部印章不包括本案所涉格式相同的业务专用章。高华、高洪兰、高洪秋认为该文件只是工商银行内部文件，对外没有公信力；该文件是关于会计核算管理办法，不是针对业务专用章，该文件附件4中“会计核算专用印章式样”中没有业务专用章式样。该证据虽然属于中国工商银行内部文件，其附件一《中国工商银行会计核算专用印章管理办法》系中国工商银行为加强和规范内部核算专用印章的管理和使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不存在虚假性，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该管理办法的规定，工商银行使用的印章种类不包括业务专用章，故对工行芝罘支行主张的事实予以采信。4.中国工商银行关于印发《中国工商银行会计核算专用印章管理办法（2014年版）》的通知，证明从2014年开始在中国工商银行启用的全部印章仍然没有与保证合同加盖的样式一样的印章，2014年才启用的业务专用章。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加盖中国工商银行的公章，无法证明工行芝罘支行想要证明的事实，该证据中有业务专用章。该证据同工行芝罘支行提供的第3份证据性质相同，对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通知由中国工商银行2014年7月9日作出，其管理办法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根据该管理办法，会计核算专用印章包含业务专用章，对工行芝罘支行主张2014年才启用的业务专用章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该证据附件二中业务专用章的样式与保证合同加盖的业务专用章样式基本相同，并不能证实工行芝罘支行所称印章不一样的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5.关于印发《中国工商银行柜面用钱机操作手册（2014年第二版）》的通知，证明工行芝罘支行从2014年4月份开始所有印章都是通过用印机管理的，工作人员无法接触到印章。高华、高洪兰、高洪秋认为，该证据只是约束工行芝罘支行内部的操作规程，其工作人员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办理业务，因其业务是代表工行芝罘支行，后果也应由工行芝罘支行承担。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通知载明的日期为2014年10月20日，其附件一柜面用印机操作手册自2014年10月18日起执行，无法证实工行芝罘支行从2014年4月份至10月份之间印章是通过用印机管理，对其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6.工行芝罘支行与其他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复印件两份，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因该证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工行芝罘支行未提供证据原件，对该两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7.2014年7、9月工行芝罘支行会计核算专用印章停用上缴清单复印件，证明工行芝罘支行没有过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业务专用章，包括现在使用的及以前使用的业务专用章在形式上没有与案涉印章相同或相近的。高华、高洪兰、高洪秋质证认为该上缴清单中没有业务专用章的相关记录，庭审中工行芝罘支行提供的证据和工行芝罘支行行长车刚的录音可以证明工行芝罘支行之前用过业务专用章。高华、高洪兰、高洪秋的主张合理，一审法院对工行芝罘支行据此证明其主张不予采信。8.工行烟台分行工银烟党委任【2013】49号通知一份、工行芝罘支行工银烟芝发【2014】4号通知一份，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对上述两份证据没有异议，法院对证据予以确认，两份通知证明以下事实：2013年7月4日工行烟台分行聘任郭许杰为工行芝罘支行副行长；2014年1月21日工行芝罘支行调整支行行级领导工作分工：行长张海波主持全面工作，主管人事工作；副行长郭许杰主管公司业务、机构业务、中间业务（公司类）、结算与现金管理（对公类）、国际业务、信贷管理、风险管理，分管市场营销部、风险管理部（信贷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针对录音和保证合同，一审法院依法对郭许杰进行了调查，郭许杰称，保证合同上的字是我签的，案涉借贷关系发生时我是工行芝罘支行副行长；借贷双方及担保方谈借款及担保业务在我办公室；保证合同的公章是我在工行芝罘支行会议室盖的，该公章是工行芝罘支行的业务章，是真实的，该枚印章具体启用时间不清楚。为进一步核实保证合同印章的真实性，一审法院限期工行芝罘支行提供2013年1月到2014年6月间会计往来账单，工行芝罘支行以加盖印章的一联给了客户、存根没有加盖印章、法庭需要可以调取为由拒不提供；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工行烟台分行调取，该分行回复可以由工行芝罘支行自行提供。综上，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2014年8月，借贷双方因借款、担保事宜在工行芝罘支行副行长郭许杰办公室进行协商，当日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40804），郭许杰在甲方（保证人）处加盖工行芝罘支行业务专用章，并在负责人处签字，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宏荷公司亦签字盖章。郭许杰时任工行芝罘支行副行长，主管该行对外业务。虽然合同未填写具体的日期，并不能影响合同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案涉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4080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签订保证合同的事实予以认定。三、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主张律师费的证据和事实。提交委托代理合同一份，证明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委托律师姜念桐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并应支付代理费45万元。工行芝罘支行称该笔费用与其无关。委托代理合同系因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受托人自愿签订，委托律师姜念桐作为委托代理人参加了诉讼，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宏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并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宏荷公司支付借款1780万元，宏荷公司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逾期还款应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高华、高洪兰、高洪秋认可宏荷公司支付了2015年4月以前的利息504万元，该利息超过年利率36%，但宏荷公司并未在本案中请求返还，故本案不予追究。借款合同未约定逾期利率，但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约定利率超过年利率24%，高华、高洪兰、高洪秋要求按月息2%支付2015年5月以后的逾期利息，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自2015年5月1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15日止应为124.6万元。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合同为诺成性合同，且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已经在本案中履行了代理职责，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关于支付律师费45万元的请求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法律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当事人以城市房地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宏荷公司、敦悦公司签订了借款保证合同，敦悦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主张敦悦公司对借款本金、利息及律师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予以支持。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宏荷公司、欧意公司虽签订了借款抵押担保合同，但并未办理抵押登记，其主张欧意公司以抵押的房产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宏荷公司、工行芝罘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工行芝罘支行为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据此要求工行芝罘支行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经一审法院查明，保证合同系在工行芝罘支行内部即副行长办公室协商并签订，合同上由时任副行长郭许杰加盖了工行芝罘支行的业务专用章，并且在负责人处签字。工行芝罘支行主张保证合同是虚假合同，从其提供的证据分析：首先，工行芝罘支行提供的印章印模登记本和领取印章凭证可以证实，该行自2014年4月24日领取并开始使用业务专用章；其次工行芝罘支行负责人车刚在录音中称2014年6月份印章上缴销毁，工行芝罘支行辩称按照常理人在通话的时候对日期的记忆不完全准确，关于印章上缴情况不能以录音为准，但在其提供的上缴印章清单中并不包含任何业务专用章；再次，工行芝罘支行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实该行在2014年10月份前其所有印章均实行通过用印机管理的主张。因此，工行芝罘支行没有证据证明保证合同上的印章虚假，而且尽管工行芝罘支行在本案中一直主张印章虚假，但并未明确印章是私刻还是伪造，也未向法院或其他相关部门主张郭许杰签订该合同涉嫌犯罪，明显不符合常理。另外，即便业务专用章虚假，或如工行芝罘支行所述业务专用章用于签订保证合同不符合规定，也属于工行芝罘支行的内部管理不善；从合同签订的过程来看，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不会对签订保证合同和印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亦无能力判断印章的使用范围；从郭许杰任副行长期间主管、分管的业务种类来看，也不能认为其对外签订保证合同超出其分工职责范围。作为善意相对人的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在工行芝罘支行内部签订保证合同，有理由相信签订合同是工行芝罘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业务专用章虚假亦不能据此免除工行芝罘支行根据保证合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故一审法院对工行芝罘支行的主张不予支持，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主张工行芝罘支行承担保证责任，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2015）福清民初字第362号民事判决：一、宏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借款本金1780万元及利息124.6万元（该利息自2015年5月1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15日止；自2015年8月16日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仍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二、宏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律师费用45万元；三、敦悦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工行芝罘支行对上述第一项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对欧意公司的诉讼请求；六、驳回高华、高洪兰、高洪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114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1080元，合计147220元，由高华、高洪兰、高洪秋负担2364元，由宏荷公司、敦悦公司、工行芝罘支行共同负担142156元，由宏荷公司、敦悦公司共同负担2700元。工行芝罘支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判决驳回对工行芝罘支行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承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工行芝罘支行提供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行长授权书复印件一份、案例检索报告一份，证实工行芝罘支行作为分支机构签署保证合同未经授权，保证合同应为无效。经质证，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以内部文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为由提出异议。二审法院认为，2014年8月12日，宏荷公司与高华、高洪兰、高洪秋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宏荷公司向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借款1500万元，实际借款金额以银行到账数额为准，借款期限自2014年8月12日至2015年2月11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5%；同日，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宏荷公司、欧意公司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约定欧意公司以位于芝罘区幸福路的房产和土地，为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该合同签订后，三方均未办理抵押登记；同日，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宏荷公司、敦悦公司签订借款保证合同，约定敦悦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8月，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宏荷公司、工行芝罘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工行芝罘支行为宏荷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本息，保证期间为1年，自借款合同约定履行期满之日起计算，该保证合同加盖工行芝罘支行业务专用章，当时的副行长郭许杰签字；自2014年8月15日至8月19日，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共计向宏荷公司支付1780万元借款，宏荷公司、欧意公司、敦悦公司及工行芝罘支行均未还款。上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工行芝罘支行主张其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理由有二：一是保证合同印章虚假，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二是保证合同无效，工行芝罘支行作为分支机构未经法人授权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作为出借人未对工行芝罘支行的资格进行审查，工行芝罘支行无过错。关于理由一，工行芝罘支行虽在一审期间提供其印鉴情况，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与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及宏荷公司三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中的印鉴虚假，一审法院结合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提交的录音证据等综合认定保证合同真实，证据充分，应予维持。关于理由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工行芝罘支行存在经过登记的主体资格，独立对外办理有关业务，郭许杰作为业务负责人并未明确其超越权限签署保证合同，工行芝罘支行提交的烟台分行的授权书、案例并不能充分证明该保证合同无效，其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二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2018）鲁06民终289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140元，由工行芝罘支行负担。再审期间，工行芝罘支行提交了5份证据。证据1，车刚书面证言一份，拟证明在案涉保证合同的签订时间，工行芝罘支行已经不采用手动加盖印章的方式，而是通过用印机经过层层审批后由机器加盖相关印章。案涉保证合同所加盖的业务专用章具有明显瑕疵，该印章的外观以及用印形式均证明该印章并不是真实的印章。原审提交的录音中，车刚已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案涉保证合同所加盖的印章是假的。证据2，2020年3月16日工行芝罘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路伟、马耸跃以及马振对郭许杰做的调查笔录，郭许杰陈述保证合同是郭肇斌带来的，当时郭肇斌也带了律师，高华当时在场，记不清是否有其他人在场，其办公室比较小。郭肇斌向高华介绍了郭肇斌的大概情况，实际是为郭肇斌向高华借款增强增信，郭许杰并未想提供担保，而且保证合同上的章不是郭许杰盖的，具体盖章情况记不清了，一切事实以当日调查所说为准。拟证明郭许杰与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以及当时全程参与的律师姜念桐关于案涉保证合同如何签订以及印章如何加盖、印章是否为工行芝罘支行所有的说法均不一致。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委托的律师全程参与了合同订立，其应有更高、更加专业的谨慎的注意义务。郭许杰已经明确告知他仅是副行长，并不是工行芝罘支行的负责人，郭许杰无权代表工行芝罘支行，也没有获得授权。签订如此重要的合同，未经任何审批，就在当天签订显然有悖常理。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有明显过错。证据3和证据4分别是烟台通源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和烟台澎大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拟证明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有多年经营企业的经验，本身就应当具有远高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应当明知银行办理对外业务时应在经营场所而不是内部的办公室，应当明知3.5%的高额利息可能面临巨大风险。证据5，工行保函合同样式及保证金缴纳记录，拟证明案涉担保并非工行芝罘支行的业务范围。工行芝罘支行的保函业务是为已经全额缴纳保证金或提供反担保的客户出具的，并且是需要收费的，本案这种保证合同仅有义务，没有收益，显然不属于工行芝罘支行的业务范围。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关于证据1，对车刚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按照证据规则车刚应该出庭。一审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车刚出庭接受双方质询，车刚拒绝出庭，因此判决生效后车刚的证言不能作为新的证据。车刚本身是工行芝罘支行当时的负责人，其不可能作出有利于高华、高洪兰、高洪秋的陈述。车刚在原审录音中陈述合同加盖的印章停用了。关于证据2，是工行芝罘支行单方记录，无法证明证据采集过程，工行芝罘支行如果认为郭许杰在再审案件审理过程中要作为证人作证的话需要申请郭许杰出庭接受法庭质询，郭许杰此次陈述与之前一审法院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大相径庭，应以一审法院调查为准。因时间久远，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对案涉保证合同签订过程的陈述与客观事实有出入实属正常。关于证据3和证据4，不能实现工行芝罘支行的证明目的，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是普通的经营者，没有专业的银行业务知识。关于证据5，无法证明案涉担保不是工行芝罘支行的业务范围。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提交2014年11月18日工行芝罘支行给山东省栖霞市华商小额贷款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一份，拟证明在本案保证合同签订的同一时间段，工行芝罘支行在办理其他业务过程中也使用过本案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业务专用章。工行芝罘支行对承诺书质证称，无法确定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据上加盖的业务专用章有一个空白框并不符合工行芝罘支行的印章样式。该证据从内容上看不符合银行交易习惯和业务流程，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上述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关于工行芝罘支行提交的证据，证据1系工行芝罘支行前任负责人车刚的书面证言，本案原审期间，一审法院依法通知车刚本人到庭核实相关情况，车刚拒不出庭，车刚在本案二审审结后出具的书面证言依法不属于新证据，且车刚未出庭作证，对证据1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2系工行芝罘支行单方对郭许杰作的调查笔录，该调查笔录中郭许杰对案涉保证合同签订过程及加盖印章的陈述，与其在一审法院的陈述和在录音证据中的陈述明显不一致，郭许杰对此没有合理解释，本院对郭许杰在该调查笔录中陈述的保证合同签订过程不予采信。证据3和证据4能够证明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在从事经营行为，但无法证明三人熟悉了解银行业务，不能实现工行芝罘支行的证明目的。证据5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该证据无法证明案涉担保不属于工行芝罘支行的业务范围，而且商事主体超出经营范围的行为并不当然无效。关于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提交的承诺书，因工行芝罘支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该证据涉及案外人，相关纠纷正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案涉保证合同是否成立；案涉保证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工行芝罘支行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责任性质、范围如何确定。关于案涉保证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保证合同已经成立，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有合理依据信赖工行芝罘支行有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案涉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人是工行芝罘支行，郭许杰作为工行芝罘支行的副行长在案涉保证合同上签字，各方均认可郭许杰签字的真实性，而且该合同上亦加盖了工行芝罘支行的业务专用章。工行芝罘支行对案涉合同上加盖的业务专用章有异议，应对业务专用章虚假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审中工行芝罘支行提供的印章印模登记表、领取印章的凭证等证据，系由其单方制作或由其上级行制作，其没有提交权威第三方出具的证明材料，不足以支持其抗辩，而且本案一审时法院曾限期工行芝罘支行提供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会计往来账单，以核实案涉保证合同上业务专用章的真伪，工行芝罘支行未予提供，该不利后果亦应由其自行负担。其次，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和郭许杰虽然对案涉保证合同签订细节的陈述不一致，但是都认可该合同系在工行芝罘支行办公场所内订立。加之郭许杰具有工行芝罘支行副行长的身份，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可以合理相信郭许杰能够代表工行芝罘支行作出意思表示。高华虽然在2015年9月9日与郭许杰的电话录音中陈述，“在这个期限以内你答应给做个担保，叫你给盖个章，你说公章你拿不出来，你弄个业务章给盖上了”，该句话仅能证明双方对盖哪种章有过协商，依据该句话以及工行芝罘支行提交的其他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郭许杰有串通的恶意，也不足以证明高华、高洪兰、高洪秋知晓工行芝罘支行内部印章管理使用规定。最后，在工行芝罘支行提交的2020年3月16日对郭许杰的调查笔录中，郭许杰陈述了与宏荷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肇斌的认识经过，并且提到郭肇斌的房地产项目后期能带来大约1个亿的房屋按揭贷款业务，其想把这个项目拉到工行芝罘支行来做。结合郭许杰当时的职务、案涉保证合同加盖了工行芝罘支行的业务专用章等情形，郭许杰并无以个人名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关于案涉保证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保证合同系无效合同。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第一款规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同意，为他人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但应当根据其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人的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赔偿责任的，由法人承担。”第二款规定，“金融部门的分支机构提供保证的，如无其他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因素，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上述规定对法人分支机构和金融部门分支机构签订保证合同的效力作了不同规定，该规定生效时间是1994年4月15日。1995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第二款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第九十五条规定，“海商法等法律对担保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法并没有对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作为保证人的情形作出不同于第十条规定的除外规定，且作为例外适用的法律中也无相关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票据法、担保法的通知》（法发〔1995〕19号）第四条的规定，“《票据法》、《担保法》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两部法律颁布前作出的有关票据、担保问题的司法解释，凡与《票据法》、《担保法》抵触的，除本《通知》第三条所述情况外，不再适用。”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现行有效，但与《担保法》抵触的条款应不再适用。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作了解释，同样没有对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作为保证人的情形作出不同于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不同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据此，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依法应纳入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范围。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为他人提供保证的，人民法院在审理保证纠纷案件中可以将该企业法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提供保证的除外。”该条实际已将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纳入该解释中企业法人的范围，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作为保证人时亦应遵循该解释对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规定。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关于该解释第十七条不适用于金融机构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于1995年7月1日施行之初即把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作为商业银行的一项业务予以规定，多年来商业银行对外出具保函等担保业务日益规范，工行芝罘支行在再审期间亦提交了规范的保函样式，但案涉保证合同并非工行芝罘支行印制的规范文本，高华、高洪兰、高洪秋与工行芝罘支行订立该合同时并未按照通常的业务流程办理，在宏荷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肇斌一同参与保证合同签订的情况下，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未举证证明宏荷公司因案涉担保向工行芝罘支行支付费用或提供反担保，不符合通常的交易习惯，故该业务无法认定为仅需总行概括授权的经常性业务。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该条是关于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时能否对其所在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产生约束力的规定，涉及相关法人、其他组织是否具有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不能据此认定担保合同的效力。本案中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未要求工行芝罘支行提供总行书面授权的行为虽不影响工行芝罘支行具有担保意思表示的认定，但却影响到案涉保证合同效力的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原审认定案涉保证合同有效，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工行芝罘支行应否承担责任及责任性质及责任范围问题。首先，高华、高洪兰、高洪秋未要求工行芝罘支行提交总行授权担保函件，工行芝罘支行在无总行授权情况下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本案合同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对导致合同无效均有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工行芝罘支行因案涉合同无效应承担赔偿责任，且不应超过宏荷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案涉借款人宏荷公司未参加原审庭审，依法视为放弃抗辩权，工行芝罘支行作为保证人有权行使宏荷公司的抗辩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审查明，案涉借款共计1780万元，约定利率为月息3.5%，其中2014年8月15日到账1100万元，2014年8月18日到账180万元，2014年8月19日到账500万元，宏荷公司已支付2015年4月之前的利息504万元。工行芝罘支行主张依据案涉借款合同约定宏荷公司应在接收借款当日支付当月利息52.5万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宏荷公司已按该约定履行，故本案借款本金不应作相应扣除。按照年利率36%计算，截至2015年4月30日，本金1100万元产生的利息为2809972.6元，本金180万元产生的利息为454487.67元，本金500万元产生的利息为1257534.25元，总计应付利息为4521994.52元，宏荷公司超付518005.48元，该部分可折抵本金，折抵后本金余额为17281994.52元。最后，本案一审判决驳回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对欧意公司的诉讼请求后，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均未上诉，视为对该判项的认可，工行芝罘支行要求欧意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其对此并无诉的利益，且仅在事实理由部分提出，未纳入再审请求，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工行芝罘支行的部分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是，鉴于工行芝罘支行在本案诉讼中存在拒不配合法院调查等不符合诚信诉讼原则的行为，本院对原审确定的诉讼费用负担部分不再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2893号民事判决；二、维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5）福清民初字第36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五、六项；三、变更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5）福清民初字第3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烟台市宏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借款本金1780万元及利息124.6万元（该利息自2015年5月1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15日止；自2015年8月16日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仍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为烟台市宏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借款本金17281994.52元及利息（以17281994.52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四、变更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5）福清民初字第36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对上述第一项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对烟台市宏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付高华、高洪兰、高洪秋借款本金17281994.52元及利息（以17281994.52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赔偿责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烟台市宏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偿；五、烟台敦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烟台市宏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114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1080元，合计147220元，由高华、高洪兰、高洪秋负担2364元，由烟台市宏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烟台敦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共同负担142156元，由烟台市宏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烟台敦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1140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 波审判员 李金明审判员 王宝恒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潘圣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