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21民初7541号原告：范绍坤，男，196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职工，住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波，江苏弘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刚，江苏弘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刘卫国，男，197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渠清，江苏汉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范绍坤诉被告刘卫国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11月28日、2020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绍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原告出具的50万元欠条；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份，被告刘卫国在案外人刘林处购买了约5.96吨复合肥，后被告刘卫国种植的桃树出现死亡。刘卫国自称其桃树死亡系因其使用复合肥原因造成，多次对原告、刘林二人进行言语恐吓、威胁、不让其离开，案外人刘林也以跳楼相威胁，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于2019年5月20日书写了三张合计50万元的欠条。后该批化肥经检测，标注磷钾含量不足，这不可能导致桃树死亡。另外，被告主张的损失数额也明显不合理。综上，在未查明桃树死亡及具体损失数额的情况下，原告出具的借条意思表示不真实，欠条载明的赔偿金额也显失公平。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要求撤销原告出具的欠条。被告刘卫国辩称，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具体理由为：1.被告坚决要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法院查明事实后，不仅有权利，也有义务将案件移送，原告是制造，自己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并不是从厂家进的化肥，如果按照其销售量，仅仅是涉案达不到5万元销售额，但原告已经达到了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情节。退一万步讲，针对本案，即使销售额达不到5万元，按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原告已经构成生产假冒伪劣化肥罪，因为生产的化肥不仅是假冒产品，也造成被告损失2万元，被告要求将案件移送公安处理；2.原告要求撤销50万元欠条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按照民法规定，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在1年内提出，并且具备欺诈、胁迫等一系列行为才能撤销，但本案中原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充分进行了考虑，且在本案中原告在出售的化肥出现果树死亡时已经亲自多次到现场进行勘察，多次请教专家进行分析，且最终在执法大队调解室，在大队人员主持下进行了损失评估，实际产生的损失远超过了赔偿的5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才向原告出具了3张50万元欠条作为赔偿，被告损失远大于50万元。在上次开庭时我们提交了执法大队人员书写的赔偿草稿，因此是原告自愿打的欠条，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和显失公平。且该欠条在执法大队调解室形成，当时有执法大队人员几人，并当场给予了视频录像，被告在庭前也申请法院依法调取该视频录像。出具欠条的位置我们也提交法庭，是在丰县森林警察大队和丰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院里调解室，不存在任何威胁、恐吓等其他方面因素，因此原告诉状上要求按照恐吓、威胁等方式要求撤销原告出具的50万元的欠条明显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综上建议法庭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2月，被告刘卫国从案外人刘林经营的化肥销售点购买了三种品牌的化肥，其中使用了烟台天化牌（又称德国红牛）化肥的桃树出现死亡。以上三种品牌的化肥均系刘林从原告范绍坤处购买。桃树死亡后，范绍坤曾去刘卫国地里查看桃树死亡情况。2019年4月23日，刘卫国通过丰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委托徐州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对上述肥料进行检测，检测结论为：有效磷的质量分数项目、钾的质量分数项目和总养分的质量分数项目不符合《产品标签明示》规定的要求。该纠纷涉及的案件在丰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由伍庆永负责，伍庆永曾和刘卫国、范绍坤一起到刘卫国桃树地里查看桃树死亡情况。2019年5月14日,刘卫国到丰县公安局师寨派出所报警称其桃树被化肥烧死了。2019年5月20日，原被告和刘林一起到丰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协调桃树赔偿事宜，经协商，范绍坤同意赔偿给刘卫国桃树损失合计50万元，并在该执法大队一楼办公室向刘卫国出具了三张欠条并明确了付款期限，分别为：2019年6月10日前支付20万元，2020年年底支付15万元，2021年底支付15万元。出具欠条时，执法大队高畅队长及其他多位工作人员均在场，并应原被告双方要求对欠条形成过程录制了视频。高畅还根据原告的陈述书写了损失明细。后，第一笔欠款到期后，刘卫国要求范绍坤履行付款义务，范绍坤拒绝履行，并于2019年6月11日到丰县师寨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受到胁迫向刘卫国出具了3张总金额为50万元的欠条。2019年7月15日，刘卫国诉至本院要求范绍坤按欠条履行付款义务，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范绍坤以其向原告出具的借条意思表示不真实，欠条载明的赔偿金额显失公平为由，于2019年11月28日诉至本院要求撤销上述三张欠条，并要求对化肥质量不合格与桃树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进而引发本案诉讼。关于如何受胁迫，范绍坤陈述是受刘卫国胁迫，在丰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刘卫国说如果不这样解决，就不让其离开执法大队，并且刘卫国还说他母亲正在生病住院，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刘卫国的妻子要杀范绍坤全家。同时，范绍坤还陈述，当时在执法大队二楼，刘林也在场，刘林要死要活的，其当时很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向刘卫国出具了欠条。并且在执法大队协调之前，刘卫国让刘林传话说“要黑道解决还是白道解决”。经本院向执法大队高畅队长了解欠条形成经过，高畅陈述，2019年5月20日，范绍坤与刘卫国、刘林到执法大队要求执法大队对此事进行协调，执法大队没同意，他们就在执法大队一楼办公室自行协商赔偿事宜，执法大队没有干预，也未主持调解。在他们协调成功后，应其双方要求，执法大队帮他们拍摄了协调现场视频。高畅还陈述，15万元欠条背面的损失明细系其根据刘卫国所述帮忙记录的，因为其当时手中有笔。高畅还表示不清楚范绍坤向刘卫国出具欠条前后，刘卫国有没有威胁范绍坤，也不清楚刘林当时有没有要跳楼的表示，当时用于协调的办公室在一楼。另，本案审理中，范绍坤还提供了2019年7月9日8时36分、2019年7月15日9时3分、2019年7月15日11时42分其用手机录制的与刘林、其家属李素素面对面讲话的录音三份，上述录音涉及的内容为刘林、范绍坤、李素素对欠条形成当时及前后情况的陈述，三人在录音中谈论的主要内容为：损失发生后，刘卫国给范绍坤、刘林三天的时间解决赔偿事宜，扬言要不然就去公安局报案，找媒体曝光。在执法大队协商时，刘卫国说协商不好就不让离开，刘林也表示不想活了。李素素陈述范绍坤多次要跳楼，其一直跟着范绍坤不敢离开半步。并且在录音中范绍坤和李素素多次向刘林确认刘卫国是否让刘林传话给范绍坤说黑道白道解决，刘林一开始予以否认，后来认可刘卫国说过“玩黑的玩白的”。在2019年7月15日9时03分的录音中，范绍坤说：“执法大队咋给咱说的，高畅那天……”刘林说：“看了，除了拦咱的肥料的毁，没拦咱的肥料的没毁……连老伍（指伍庆永）去，他们几个领着也是那样挖的，拣死的挖的，拣活的挖的。”在上述录音中，其三人还提到刘卫国向刘林索要10万赔偿。三人还表示桃树死亡的原因应该经过专家鉴定，依照法律程序该赔多少赔多少，而不应该要多少给多少。据被告陈述，录音时李素素和刘林均知道。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向被告出具三张欠条是否具备可撤销情形。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范绍坤就桃树死亡向刘卫国出具了50万元的欠条，范绍坤现要求撤销该欠条,理由是刘卫国以胁迫手段使其违背真实意思出具欠条，并且该欠条显失公平。一、原告出具三张欠条是否存在被胁迫。关于胁迫行为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六十九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由此可见，胁迫是指行为人自己实施一定的不法行为，直接给对方造成为难，如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迫使对方接受某种条件。据原告陈述，在执法大队协调之前，刘卫国让刘林传话说“要黑道解决还是白道解决”，出具欠条前刘卫国说不协调好不让其离开执法大队，并且刘卫国还说他母亲正在生病住院，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刘卫国的妻子要杀范绍坤全家，当时刘林也在场，刘林要死要活的，其当时很恐惧。原告并未直接举证证明上述陈述的真实性，其提供的三段录音均系其和其妻子李素素、进货商刘林三人对之前事情的个人陈述，录音时刘林和李素素均知道，且刘林所销售的化肥系从范绍坤处进货，刘林也承担了部分赔偿，因此双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不排除存在串通推翻欠条的嫌疑。并且范绍坤陈述刘卫国让刘林传话说“要黑道解决还是白道解决”，刘林明确否认刘卫国让其传了此话，在范绍坤和李素素一再追问下，刘林仅表述是其和刘卫国私下聊天时刘卫国陈述的“要黑的要白的”，也没有明确表述当时将此话传给了范绍坤。对于范绍坤主张的刘卫国的妻子扬言杀其全家，在其提供的三段录音中均未有体现，刘卫国不予认可，范绍坤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真实性无法核实。至于原告主张刘卫国说协商不好不让其离开执法大队，刘林当时要跳楼，亦不能成立。据被告及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陈述，原被告上午没协商好各自回去吃饭，下午继续协商，并且原告向被告出具欠条是在丰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一楼办公室内，当时执法大队多位工作人员均在场，并对现场进行录像，因此若存在胁迫，原告完全可以拒绝出具50万元的欠条，寻求达成新的协商方案，而不会出具欠条并同意由执法大队人员录像。原告虽在出具欠条后曾向丰县师寨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系受胁迫出具的欠条，但报警时间为2019年6月11日，且其陈述的胁迫情形与在本案中的陈述相同，如前所述，基于此胁迫并不成立。原告在出具欠条时及出具欠条后均未选择立即报警，而是在欠条约定的第一笔赔偿款到期后进行报警，且其主张的胁迫亦不成立，因此原告基于系受胁迫而要求撤销欠条，本院不予支持。二、三张欠条是否显失公平。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欠条载明的损失50万元明显高于被告的实际损失，庭审中被告主张其死亡的桃树面积为60亩，原告陈述其感觉死亡的桃树有30亩到40亩，但没有测量，以上虽然无法得出桃树死亡的具体面积，但可以说明的是被告的桃树出现了大面积死亡。且损害事实发生后，原被告与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曾不止一次到被告桃树地里查看桃树死亡情况，并且双方就涉案化肥质量是否合格进行了鉴定，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并根据被告陈述的桃树死亡面积及投入的农药、化肥、人工成本及地租而计算出的损失总额，在此基础上双方确认由原告承担50万元。原告在订立合同后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未提出撤销申请，而是在第一笔款项履行期届满刘卫国起诉要求支付赔偿款时，才主张出具欠条时存在胁迫且欠条显失公平进而提起撤销诉讼，有违诚信原则，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绍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已减半收取，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范绍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晓侠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刘秉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