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民终5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泉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后渚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后渚港区。 负责人：肖国忠。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灿良，福建君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清平，福建君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宗量，男，1971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道华，男，196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上诉人泉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后渚分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叶宗量、李道华港口作业纠纷一案，不服厦门海事法院（2019）闽72民初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港务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叶宗量、李道华向港务公司支付港口装卸费193943元及及该款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占用资金损失。事实与理由：叶宗量、李道华从事煤炭经营，在2012年-2015年期间，叶宗量、李道华购买的煤炭通过船舶运到港务公司所属码头泉州后渚港码头，港务公司利用码头岸吊将煤炭从船上卸到码头，再从码头装车过磅出港。所承运煤炭车辆系港务公司委托泉州港口物流有限公司承运，并将煤炭预装叶宗量、李道华核定的煤场或客户，截止2016年7月22日，叶宗量、李道华尚欠港务公司码头装卸费193943元。庭审后，港务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叶宗量、李道华向港务公司支付港口装卸费150883元及该款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占用资金损失。 港务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港务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人证明、法人身份证、叶宗量、李道华户籍证明，用于证明：当事人主体身份信息。证据2进口货物过磅记录查询(船)及过磅流水，用于证明：2015年1月22日、4月6日、7月4日，叶宗量分别通过“鑫鸿海1号”、“信心99号”运输煤炭过磅重量4472.15吨、4624.01吨、2166.89吨。证据3《运费确认单》和《煤炭单船运输协议》，用于证明：2015年1月22日和4月7日，港务公司委托泉州港口物流有限公司承运被告上述两批煤炭到其指定的煤场或客户。证据4-6《煤炭单船运费确认表》，用于证明：叶宗量、李道华系表中所列的煤炭的货主。证据7内贸进出口货物费率表、外贸进出口货物费率表，用于证明：港口作业包干费中煤炭由船舱-车的装卸费用为21.6元/吨。证据8银行承兑汇票、记账凭证、泉州市华荣燃料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企业年报，用于证明：叶宗量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港务公司装卸费5万元，从2016年7月22日后未再支付装卸费的事实。证据9厦门海事法院民事裁定书，用于证明：港务公司曾于2018年10月起诉后撤诉。补充提交证据10港口装卸合同，用于证明：2014年至今装卸船费均为包干21.6元/吨，重量按实际卸船过磅数量乘以0.92折计算。证据11《叶宗量2014年装卸费还款明细说明》《叶宗量2015年装卸费的明细》，用于证明：截止2016年7月22日，叶宗量、李道华尚欠装卸费用193943元。 叶宗量、李道华未答辩，未举证，也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对港务公司的证据进行质证等诉讼权利。 根据港务公司举证及原审庭审调查，原审法院对港务公司的证据分析如下： 证据1港务公司的营业执照等予以采信。证据2中的过磅流水单打印自港务公司操作系统，但未提交将“叶宗量”输入系统时的依据，庭审中港务公司陈述该姓名系船方电话提供，认定该证据属港务公司单方制作材料；证据3-6运费确认单虽部分签有“叶宗量”、“李道华”，但案涉两批货物运费确认单上仅有“李道华”签名，与其他证据不能相互印证；证据8中的承兑汇票无法体现与叶宗量、李道华的关系，港务公司庭审中也陈述不了解开具汇票的公司与叶宗量、李道华关系；证据11亦为港务公司单方制作。上述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证据2-6、8、11不予采信。证据7、9、10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装卸费为21.6元/吨。 原审认为，本案系港口作业合同纠纷。港务公司提交的证据既无法证明叶宗量、李道华确系案涉货物的货主，也无法证明叶宗量与李道华之间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港务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叶宗量、李道华共同支付案涉货物的装卸费的主张不能成立。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泉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后渚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79元及公告费560元，由港务公司负担。 一审宣判后，港务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未能认定叶宗量、李道华为涉案货物的货主错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4《煤炭单船运费确认表》上客户（签章）为“李道华”，该证据足以证明李道华系“鑫鸿海1号”“信心99号”两船的货主，李道华确认“2015.01.22鑫鸿海1重量为4472.15吨，运费89167元；2015.04.07信心99重量为4642.01吨，运费92480元”的事实与上诉人提供《鑫鸿海1煤炭单船运输协议》《鑫鸿海1运费确认书》及《信心99号煤炭单船运输协议》《信心99号运费确认书》记载时间、船号、重量均一致可以相互印证。结合《煤炭单船运输协议》其他约定中第4点“单船运输完成后，双方按照后渚码头过磅重量作为运费结算依据”的约定以及叶宗量、李道华根据此过磅重量支付港口物流公司运费的事实，可以认定涉案货物货主为李道华与叶宗量。（二）被上诉人李道华、叶宗量尚欠上诉人150883元，事实清楚。证据7、9、10可以相互印证装卸费21.6元/吨，结合证据10“重量按照实际卸船过磅数量乘以0.92折计算，李道华确认两船的装卸费为9096.16吨×0.92折×21.6元/吨＝180758.89元，加上2014年李道华、叶宗量欠款20124元，再扣减2015年叶宗量支付了50000元，两被上诉人尚欠装卸费150883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公告费。 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港务公司在一审提交的与本案有关的一份《煤炭单船运费确认表》（叶忠亮）上虽有“李道华”签名，但该材料体现的是货物从后渚港码头至收货地点的短途陆运运费确认。港务公司在原审庭审中确认该证据来源于第三方，其在该证据上“盖章是证明证据是我们提供的”。此外，港务公司在原审庭审中还确认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港口装卸费是“通过运费倒推出重量，算出装卸费”。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港务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其与叶宗量、李道华之间存在委托港口装卸作业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叶宗量、李道华对港务公司所主张的装卸费负有清偿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港务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叶宗量、李道华共同承担装卸费的主张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79元，由上诉人泉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后渚分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公告费按原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胜 审 判 员  陈少苓 代理审判员  陈小霞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董琦 书记员陈玉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