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陕行赔终1号之一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英，女，汉族，1981年3月4日出生，住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委托代理人：吴涛，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京，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负责人：徐挺，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段思路，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镐，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英因诉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郭杜街办）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陕71行赔初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涛，XX街XX段XX路、张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赵英是西安市长安区XX镇XX村村民，在西安市长安区XX街道办事处XX村建有房屋。2017年1月20日，长安区政府作出长政告字[2017]20号《关于实施长安区西沣片区房屋征收工作的通告》（以下简称《征收通告》），XX街道XX村、北雷村和XX街道XX村、XX居XX村XX村村域土地上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2018年3月30日，长安区政府作出长政发[2018]11号《关于XX镇XX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征收的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决定对XX街道XX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的集体土地上房屋予以征收，并确定征收组织部门为西安市常宁新区管理委员会开发建设局和西安市长安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办公室，征收实施单位为郭杜街办。原告位于赤兰桥村的房屋在此次征收范围内。2019年1月10日，原告所建位于赤兰桥村的房屋被强行拆除，未获补偿安置。2019年3月4日，原告将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政府、西安市长安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办公室、西安市常宁新区管理委员会开发建设局、郭杜街办处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一并提起了行政赔偿之诉。诉讼期间，原告于2019年5月23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变更西安市长安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办公室为西安市长安区城中村和棚户区XX中心，并追加西安市长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安市长安区住房和XX乡建设局为被告；申请变更西安市常宁新区管理委员会开发建设局为西安市人民政府。原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陕71行初166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郭杜街办于2019年1月10日拆除赵英位于西安市长安区XX街道XX村房屋的行为违法；作出（2019）陕71行初166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对被告西安市人民政府、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政府、西安市长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安市长安区住房和XX乡建设局、西安市长安区城中村和棚户区XX中心的起诉。原告赵英对其屋内损失提交了书面说明，载明：屋内被埋物品为日常家居家具及生活用品，主要有床、被褥、衣柜、电视柜、写字桌、燃气灶、茶几、厨房用品以及洗漱用品和一条金项链，保守估值20000元。原审判决认为：本案系集体土地上房屋强制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而引发的行政赔偿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由行政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义务。该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情形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赔偿案件系因在赤兰桥村集体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过程中，郭杜街办对赵英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产生，该行为已经被（2019）陕71行初166号判决确认违法。郭杜街办应当对该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房屋内的财产损失20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被支持的问题。《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国家赔偿法》上述“直接损失”的范围，除包括拆除建筑物损失外，还应包括在拆除过程中对动产造成的直接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本案原告应对其主张的损害赔偿相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涉案强制拆除行为造成原告无法就造成的房屋内物品损失进行举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被告未在举证期限内对因强拆造成的屋内物品损失进行举证，且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屋内财物符合普通家庭生活基本家具家电种类，对其主张的财物种类予以确认。根据原告主张的财物种类结合实际，对原告屋内财物损失酌定为12000元。关于原告主张“判令被告按照《西安市长安区XX街道XX村XX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以及《西安市长安区XX街道XX村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奖励办法》的内容赔偿原告224.96万元，并安置原告70平方米的住房、10平方米商铺、1个配套车位”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被支持的问题。本案行政赔偿责任之源起，系在赤兰桥村集体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过程中，因征收组织实施部门与原告就其是否享有拆迁安置补偿资格及安置补偿标准问题存在争议，未能达成安置补偿协议，经郭杜街办组织人员将涉案建筑强制拆除。原告相关诉讼请求的实质是请求相关部门根据已公布的安置补偿方案履行安置补偿职责。一般而言，对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的理解，不仅包括既得财产利益的损失，还应当包括虽非既得但又必然可得的财产利益损失。根据长安区政府作出《征收通告》，本案原告的房屋位于拆迁范围内。但本案中，当事人双方对原告是否具有被征收人资格及安置补偿标准尚存在实质性争议。在该实质争议未解决的情况下，不能判断如果没有郭杜街办违法强拆行为的介入，赵英是否必定可以通过拆迁安置补偿程序获得其主张的相应补偿。《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因未按照依法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补偿、安置引发争议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根据以上规定，本案当事人因补偿安置引发的争议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由于无法确定原告因安置补偿应享有的权益及所能获得的财产利益，因此其要求相关部门根据已公布的安置补偿方案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如果仅就房屋拆除后的重置损失或可回收、利用的废旧建筑材料损失进行赔偿，明显与原告诉讼请求不符；且有可能使原告无法通过行政赔偿程序，获得按照拆迁补偿程序应获补偿，客观上将造成其可能的合法利益因无法得到司法救济难以实现，而被告却因违法行为而免于承担本应更关键、影响程度更大的一部分赔偿责任之负面后果。如经人民政府协调、裁决，原告无法按照拆迁补偿程序获得相应的补偿安置，原告可就其房屋拆除后的重置损失或可回收、利用的废旧建筑材料损失另行提起诉讼。综上，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郭杜街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拆除原告赵英房屋造成的屋内物品损失12000元。二、驳回原告赵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赵英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应对涉案房屋的合法性进行确认。上诉人系西安市长安区XX街XX村XX组村民，取得该村户籍。2006年上诉人与城镇居民结婚但未从本村迁出。2007年赤兰桥村收取6000元费用后为上诉人划拨0.3亩宅基地。2008年上诉人在宅基地上建房。2017年11月20日，长安区政府发出《征收通告》，工作人员对上诉人房屋进行测量并签字确认，动迁编号为2-45，说明涉案房屋是合法建筑。二、原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赔偿款、安置住房、商铺以及配套车位的请求，属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是在拆迁过程中发生争议，未实施非法强拆的前提下，双方就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内容不能达成一致，由县、市人民政府协调。本案属于在未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违法强拆上诉人合法房屋，对上诉人合法财产造成损害而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属于法院审理范围。三、上诉人合法房屋被违法强拆，被上诉人应当依法全面、公平的赔偿。《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的范围包括被拆建筑物重置成本损失外，还应当包括被拆迁人现有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以及对动产造成的直接损失等，即被拆迁人按照拆迁补偿程序可获得的全部补偿。为体现对违法拆除行为的惩戒，对被拆迁人的赔偿不应低于其原应获得的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权益。请求：撤销原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上诉人郭杜街办上诉称：一、本案由中级法院管辖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郭杜街办作为长安区政府设立的派出机关，以街道办为被告的案件，不属于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二、（2019）陕71行初166号判决尚在上诉期间，并未生效，原审法院依据该判决判令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违法，应予撤销。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具有认定违法建筑和对违法建筑实施拆除的法定职权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涉案房屋是经国土部门确认的违法建筑，上诉人拆除涉案房屋属于依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并未违法。四、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财产损失，原审判决予以赔偿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在原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财产损失的证据，原审依据财产种类作出判决，于法无据。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起诉。被上诉人赵英答辩称：一、本案由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程序合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西安市政府和长安区政府为被告的案件，由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并无不当。且郭杜街办在原审中并未提出管辖异议，在上诉中提出管辖异议违反法律规定。二、原审判决认定郭杜街办不具备认定违法建筑以及对违法建筑实施拆除的法定职权正确。答辩人房屋建盖后存在十多年，政府并未称其为违章建筑，也从未要求予以拆除。依据《陕西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的规定，应当由西安市长安区以上的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的农村土地管理工作，郭杜国土所无权确认农村土地管理工作，无权下发《限期拆除通知书》，且答辩人从未收到该通知书。请求：驳回郭杜街办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郭杜街办答辩称：一、赵英要求确认其房屋合法无法律依据。郭杜国土所曾对其宅基地审批手续进行调查，并通知提供合法宅基地手续，但其一直不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赵英在郭杜国土所调查时拒不提供证据，而在诉讼阶段提供，对其证据不应采纳。且答辩人在其拒不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根据调查结论认定其房屋为违法建筑并无不妥。赵英未依法取得合法的规划许可证和用地审批手续建房，属于违法占用土地、违法建设。郭杜国土所作出并送达《限期拆除通知》，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针对同一违法行为，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XX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西安市XX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可以拆除违法建筑，并无不当。二、赵英未取得合法宅基地的使用权，属违规建房，不属于安置补偿范围。根据《安置方案》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被征收主体应当是征收范围内拥有合法宅基地使用权的房屋所有权人，而赵英无合法的宅基地使用权，不属于《安置方案》中规定的被征收主体。三、赵英不符合《安置方案》中被征收主体的条件，不适用相关安置及奖励政策，其有关安置补偿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请求：驳回赵英的上诉请求。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集体土地上棚户区改造过程中，行政机关违法强拆涉案房屋而导致的行政赔偿争议。因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引发的一并提起行政赔偿案件中，应当全面解决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问题，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及时救济当事人合法权益。《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因涉案强制拆除行为已被确认违法，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对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结合《国家赔偿法》以及涉案项目《安置补偿方案》规定的补偿方式、标准、项目等进行综合审查认定，并依法判决赔偿。本案中，如果上诉人赵英属于合法被征收人，且符合《安置补偿方案》规定的安置补偿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被征收人因强拆房屋所导致的相关损失，并得到不低于其依照《安置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安置补偿；如果上诉人赵英不属于合法被征收人，且不符合安置补偿条件，则人民法院应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其涉案房屋进行赔偿。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赵英的诉求实质是请求相关部门根据已公布的《安置补偿方案》履行安置补偿职责，同时又认定因安置补偿引发的争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于法无据。原审判决认为，经人民政府协调、裁决程序后，上诉人赵英仍无法通过拆迁补偿程序获得补偿安置可另行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增加当事人诉累，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原审判决对上诉人赵英是否属于合法的被征收人、其本人及涉案房屋是否符合安置补偿方案所规定的安置补偿条件这一主要事实并未审查，属基本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综上，在上诉人赵英已经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提出赔偿请求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未对赔偿请求进行全面审查，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发回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陕71行赔初10号行政赔偿判决；二、本案发回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徐  炯审 判 员  赵  婧    审  判  员  张安品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文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