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皖01行终1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市荣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岗集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769022874D。 法定代表人王国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宋晓梦，安徽华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波，安徽华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长丰县新政务服务中心大楼五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210030037682。 法定代表人胡兵，局长。 原审第三人常欢，女，1990年7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江汉区。 原审第三人吴军，男，198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公安县。 上诉人合肥市荣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荣泰公司”）因诉被上诉人长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县人社局）及原审第三人常欢、吴军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1行初6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10日13时09分许，第三人常欢之父常海洋根据吴军安排驾驶皖Ａ×××××重型半挂牵引车将货物从湖北荆州运往辽宁沈阳，途经长深高速上行1063公里600米处，不慎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该事故经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支队唐津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皖Ａ×××××重型半挂牵引车所有人为原告合肥荣泰公司，该起事故中马广平负主要责任、张加民负次要责任、常海洋负次要责任。同日13时33分，常海洋经天津市急救执行院前急救初步诊断为临床死亡。后常海洋的伤情经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津津实【2018】病理鉴字第854号鉴定意见书，证实常海洋符合较大钝性外力致颅脑损伤死亡。2019年5月20日，第三人常欢向被告县人社局提交申请表申请认定其父常海洋为工伤，并提供了亲属关系证明等证据材料，同日，县人社局经审查后，向常欢送达了长丰补【2019】0019号《工伤认定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在规定的期限内，原告提供了相关材料，2019年6月12日，县人社局审查后同意受理，并调取了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支队唐津大队对常海洋的同事杨中正的“询问笔录”，笔录中杨中正陈述：“2018年9月10日13时10分左右，我们在长深高速1063公里处发生了事故，我跟死者常海洋是同事关系，俩人共同开的事故车辆，该车是我们老板吴军的”。被告县人社局于2019年6月21日向原告送达了长丰举【2019】0048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在规定的期限内，原告提供了车辆挂靠协议等举证材料。2019年8月6日，县人社局作出了长丰工认【2019】037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合肥荣泰公司不服，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对第三人吴军所有的皖Ａ×××××号半挂牵引车登记挂靠在其名下及常海洋受雇于吴军担任驾驶员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等事实均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本案常海洋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上述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被告对其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对原告诉称，被告具体行政行为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的意见，经审查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合肥市荣泰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合肥荣泰公司上诉称，一、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认定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理由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工伤行政规定”）第三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结合《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的,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在车辆运营中伤亡的,应当适用《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认定是否构成工伤”,清晰显示立法本意是适用《工伤行政规定》第三条有两个前提,一是有挂靠关系,二是以被挂靠单位名义对外经营,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但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安得智联送货单”显示,常海洋发生事故时车载货物的承运单位是“荆州市卓尔运输有限公司”,也就是说该次运输是以荆州市卓尔运输有限公司名义经营的,不是以荣泰公司名义,而且,原审第三人吴军答辩时也陈述了“吴军的全部业务发生在湖北省,未以原告名义对外经营”,因此本案不符合《答复》设定的前提条件,也不符合《工伤行政规定》第三条的应有之义。工伤认定案件不同于其他案件,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成立劳动关系为前提,这也是构成工伤的前提。《工伤保险条例》第18条:“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国务院出台的《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认定工伤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存在劳动关系,既然查明荣泰公司与常海洋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不存在《答复》中的事实劳动关系,那么常海洋的死亡就不能认定为荣泰公司的工亡。上诉人特别强调的是国务院出台的《工伤保险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规定,《工伤保险条例》效力大于最高院的《工伤行政规定》,既然国务院规定了认定工伤以劳动关系为前提,那么就不能脱离劳动关系进行认定工伤。基于以上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仅仅依据《工伤行政规定》第三条认定工伤,不符合立法本意和法律规定。二、长丰人社局遗漏了挂车所有人为被挂靠主体。常海洋驾驶皖Ａ×××××号／鄂Ｎ×××××号半挂列车因交通事故停驶于其前方同向第三车道与应急车道之间,常海洋位于其所驾驶车辆后部,被马广平驾驶车辆碰撞身体后,致常海洋身体与其所驾车辆左侧后部接触,造成死亡。经鉴定常海洋系外力致颅脑损伤死亡。通过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描述,常海洋并不是死于驾驶过程中,死亡由于被他车碰撞身体又碰撞到鄂Ｎ×××××车左侧后部颅脑损伤所致。因此挂车的作用更大。如果认定挂靠单位承担责任,首先应追究鄂Ｎ×××××车的挂靠单位。通过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鄂Ｎ×××××车的所有人系万成山,由于被上人没有提交该挂车的行驶证、营运证,不清楚该记载是否正确,即使该所有人为万成山,那么万成山应为该鄂Ｎ×××××车辆的挂靠单位无异。常欢代理人认为自然人不能认定为挂靠单位,该观点与法律规定相悖,众所周知个体户业主基本都是自然人,在用工关系中,个体户的自然人即为用人单位。法律上的用人单位不限于公司、企业,包括自然人。万成山如果被允许登记为鄂Ｎ×××××车的所有人,必然有行驶证、营运证等经营车辆所有的全部证件,否则不能合法上路。既然被登记为所有人,该所有人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均为法律上的挂靠单位。因此,万成山系鄂Ｎ×××××车的挂靠单位。既然原审判决援引《工伤行政规定》第3条第5项作为本案的法律依据,如果不以劳动关系为认定工伤的前提,粗暴认定被挂靠单位即为用人单位,那么本案主挂车所有人不一致,被挂靠单位应认定为两个主体,即荣泰公司和万成山,本案中被上诉人仅认定荣泰公司为挂靠单位,遗漏了另一主体即挂车被挂靠单位,明显违背《工伤行政规定》,且对荣泰公司极度不公平。从该角度说,涉案工伤认定也是错误的。但原审判决对该事实没有认定,也无有关说理。况且本案中,吴军一审庭审中称从来没有以荣泰公司名义对外经营,那么就有可能以万成山名义对外经营,如果是,可以认定万成山为用人单位,否则就不能机械的适用最高院《工伤行政规定》第3条第5项。基于以上理由,对常海洋致死原因力更大的鄂Ｎ×××××车的所有人没有被列为被挂靠单位,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书上仅列合肥荣泰公司为用人单位,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和公平原则。综上所述,吴军雇佣常海洋,以其他主体名义对外经营,常海洋与荣泰公司之间不构成事实劳动关系,不符合认定工伤的前提。即使机械的认定车辆被挂靠单位即为用人单位,本案承运车辆系主挂车,那么挂车所有人也应被认定为用人单位,被上诉人长丰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书遗漏了挂车所有人,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应予以撤销。上诉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请，即判令撤销长丰工认【2019】037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被上诉人依法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未向本院陈述新的意见。 被上诉人县人社局向原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一、工伤认定申请表、常海洋身份证复印件、常欢身份证复印件、亲属关系证明、常欢授权乔月焱的授权书、乔月焱身份证复印件、常欢与乔月焱结婚证复印件、常欢授权姜万东的授权书、姜万东的律师证复印件。证明：1、常海洋之女常欢提出对常海洋的工伤认定申请；2、乔月焱、姜万东具有合法有效的授权的事实。二、皖Ａ×××××号车辆《行驶证》的复印件、原告为涉案车辆购买的交强险，商业险的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的复印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车辆挂靠协议》、2019年5月24日常欢和被告公司经办人王本传通话录音。证明：1、涉案车辆所有权属于原告的事实；2、原告为涉案车辆购买保险的事实；3、原告同意吴军并实际挂靠的事实；4、涉案车辆以原告名义对外经营的事实。三、常海洋工伤申请表经过简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货单复印件、对案外人杨中正的询问笔录、天津市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常海洋运输路线图、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8】病理鉴字第854号常海洋尸检报告、死亡户口注销单。证明：1、事故发生时，常海洋与原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2018年9月10日下午，常海洋受安排驾驶涉案车辆运输货物途中发生交通死亡的事实，因此，其受伤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所致。四、工伤认定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清单、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决定书及相关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据法律规定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向原告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做出了工伤认定并向原告、常欢及其授权委托人送达，程序合法。五、原告的举证材料，证明涉案车辆挂靠在原告处。但原告不能证明常海洋的受伤不属于工伤，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另附相关法律依据。 上诉人合肥荣泰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一、长丰工认【2019】037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2019年8月6日，被告认定常海洋是原告单位职工，其根据吴军安排驾驶皖Ａ×××××重型半挂牵引车从事货物运输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诊断结论死亡，据此认定常海洋构成工伤。该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明显不当。二、车辆挂靠协议，证明皖Ａ×××××重型半挂牵引车系吴军所有，挂靠登记在原告公司名下，但挂车并非挂靠在原告公司名下。三、录音资料，证明受害人不是原告单位员工，而是车辆实际车主吴军雇佣的驾驶员。 原审第三人常欢、吴军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经对以上证据的审查，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县人社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皖Ａ×××××号车辆《行驶证》、上诉人为涉案车辆购买的交强险、商业险、《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车辆挂靠协议》、通话录音、对案外人杨中正的询问笔录、天津市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常海洋运输路线图、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8】病理鉴字第854号常海洋尸检报告、死亡户口注销单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吴军所有的案涉车辆挂靠于上诉人名下，常海洋受雇于吴军担任驾驶员从事货物运输工作发生事故伤害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常海洋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工伤行政规定》）第三条规定，并无不当。县人社局在依法向上诉人送达举证通知书后，依据上述证据作出的案涉认定工伤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至于案涉“安得智联送货单”载明的承运单位非上诉人，上诉人据此认为结合《答复》的规定，本案不符合《工伤行政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在此需要指出，上诉人援引的《答复》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第十二批）的决定》废止。本院认为案涉车辆的《行使证》以及《道路运输证》载明的“所有人”及“业户名称”均为“合肥市荣泰物流有限公司”，《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作为车辆对外经营的直接证据，具有法定的证明效力。车辆运输过程中的具体经营者应依据上述道路运输证等证据确定，即使案涉承运单即运输合同中记载的承运人非上诉人，也不能否定上述证据对车辆经营名义的证明效力。结合案涉《案涉车辆挂靠协议》，本案符合《工伤行政规定》第三条（五）项中“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的构成要件。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此外，上诉人还认为县人社局遗漏挂车所有人万成山为被挂靠主体。该观点错误的理解了工伤责任主体的范围。《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用工主体范围并不包括自然人。此外，《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有经营能力的公民，依照本条例规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故上诉人认为个体户的自然人即为用人单位不符合该条例的规定。且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挂车的挂靠情况以及常海洋与挂车车主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故上诉人认为本案遗漏挂靠主体，本院亦不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合肥市荣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琦 审判员  张俊 审判员  潘攀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程文 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