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3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童建军，男，1978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敏，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周家埭村。 法定代表人：周凤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楠、齐梦璐，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童建军与上诉人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山大酒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9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童建军与方玲于2012年6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10月9日协议离婚。方玲系灵山大酒店法定代表人周凤花与方吉成之女。方玲还是灵山大酒店公司的股东之一。 2011年11月19日，童建军（乙方）与灵山大酒店（甲方）签订《酒店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灵山大酒店整体交乙方承包经营。承包费每年50万元，按季支付125000元，逾期不付，甲方有权按每月欠交额的千分之三收取滞纳金。承包期十年（2011年12月1日至2022年3月30日），免承包费装潢期为120天。酒店实际状态须进行内部全部改造及装修，一切费用和安全由乙方自行承担。装修总投资金额清单，须双方签字确认。同时约定，在合同期间遇到政府拆迁，导致乙方无法正常经营的，甲方按照装修金额《详见装修清单》给予乙方全额补偿装修投资的损失。2013年10月2日，双方又订了一份《杭州灵山假日酒店承包补充合同》，约定：灵山大酒店确认童建军投资灵山大酒店内部装修工程费为600万元，承包期内如遇国家或集体征地拆迁，灵山大酒店按装修的全额款600万元返还童建军。承包期外所有装修款及财产由灵山大酒店所有。经营酒店的公章及账号由灵山大酒店保管，童建军正常使用，灵山大酒店应及时提供。 2014年6月20日，灵山大酒店（甲方）与“童建军”（乙方）签订一份《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终止酒店租赁协议。乙方在经营期间的装修费为600万元。双方同意找第三方（吴伟国）出资500万元，由第三方购买酒店30%的股权参与经营，并将该500万元支付给乙方。另乙方向甲方所借150万元抵作付款，合计650万元。甲方已全部付清乙方的装潢及费用。2014年6月18日前酒店发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处理，此后的债权债务由甲方处理。协议乙方落款处为：“童建军”。该协议系手写。其中协议抬头及协议落款处“童建军”经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鉴定非童建军本人书写笔迹。童建军为此支付了鉴定费30000元。同日，灵山大酒店、方玲作为乙方童建军代表签订一份《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为上述手写协议的打印版。协议落款处乙方由方玲签字，甲方由周凤花签字。 2013年3月21日，童建军向方吉成出具借条，载明借到50万元。2013年10月21日，童建军向方吉成出具借条，载明借到100万元。童建军认可收到的转账借款28万元，并认为已归还。对于两份借条中的其他款项不认可。2014年3月17日至2014年6月5日，何某、何华利、何月霞等转给方玲460万元。其中2014年3月17日，方玲收到何某转入的150万元。当日转给方吉成90万元。方玲陈述系清偿方吉成代童建军、方玲向银行所借的50万元、40万元。2014年4月21日，何华利转给方玲50万元。当日，方玲转给童建军30万元。期间，方玲还在收款后当日或几日内转账给郑建忠、郑玉娟、孔庆平、周文涛、郑振国、黄洋、邵勇远等人。方玲陈述上述人员均系童建军的债权人。 2018年10月12日，童建军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童建军、灵山大酒店于2011年11月19日签订的《酒店租赁合同》、于2013年10月2日签订的《杭州灵山假日酒店承包补充合同》；2.灵山大酒店赔偿童建军经营损失400万元、装修投资损失6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其中400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4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600万元的利息自2018年8月23日起计算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上述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0月8日为63582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灵山大酒店承担。 审理过程中，何华利到庭陈述，2014年，方吉成、方玲、周凤花、童建军一同去其父何某公司处，想借款500万元。后其根据童建军的指示，从2014年3月17日至2014年6月5日，通过个人帐户、何某帐户以及何某经营的砂石经营部共转给方玲460万元。加上此前于2012年1月20日借给方吉成的40万元，合计500万元。后双方协商将500万元借款转为受让酒店30%股份的转让款，但此后未能转让。为此，方吉成向何某出具一份借款协议，该500万元加上其他借款共计6432989元，目前方吉成仅归还了100万元，其余款项未归还。何某出具情况说明对何华利所述予以认可。方玲在庭审中陈述，其与童建军自2011年开始系男女朋友关系。2011年11月童建军开始经营该酒店。2012年6月双方结婚。在夫妻共同经营期间，因经营不善导致无力支付装修款及因经营产生的债务。后通过其父亲方吉成向何某借款500万元用于支付和清偿装修和经营产生的债务。何华利即将款项汇给方玲。对此，童建军是参与并知情的。2014年6月20日，童建军将打印好的《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交其与酒店法定代表人周凤花签字。其作为乙方童建军代表签字。当初，童建军也在现场。其中载明500万元系何某出资，另150万元系向方吉成所借款项，合计650万元抵作应支付给乙方的装修补偿。方吉成、周凤花对上述陈述均予以认可。 2015年4月19日，灵山大酒店与杭州之江度假区新沃画室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灵山大酒店整体出租给画室。租期从2015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2018年8月22日，灵山大酒店与杭州市双浦镇人民政府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书（非住宅补偿）》，约定因灵山大酒店的搬迁政府应支付灵山大酒店各项搬迁补偿款共计13395969元。后酒店被拆除。 原审法院认为，童建军与灵山大酒店之间签订的《酒店租赁合同》、《杭州灵山假日酒店承包补充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争议在于案涉合同是否解除，童建军要求灵山大酒店支付装修补偿及经营损失补偿是否合法有据。 关于合同解除问题。灵山大酒店提供了两份《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其中一份为手写版、一份为打印版。但两份协议均无童建军的签字。方玲作为乙方在打印版的落款处签字，童建军对其签字亦不认可。在签订协议时，终止协议的相对方酒店的法定代表人周凤花系方玲的母亲。灵山大酒店无证据证明该协议系童建军的真实意思表示，方玲虽在庭审中陈述签订终止协议时童建军在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基于该协议签字双方身份关系的特殊性，该院对此不予认定。因酒店2015年4月即已由第三人租赁使用，且目前已拆除，双方之间的《酒店租赁合同》、《杭州灵山假日酒店承包补充合同》已无履行可能，故童建军要求解除上述合同，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装修补偿款600万元。根据补充合同约定，承包期内如遇国家或集体征地拆迁，灵山大酒店按装修的全额款600万元返还童建军。承包期外所有装修款及财产由灵山大酒店所有。本案中，灵山大酒店对应支付童建军装修补偿600万元无异议，但辩称其已在此前支付。关于该部分款项的具体支付方式，灵山大酒店在庭审中陈述共支付给童建军650万元装修补偿款，包括方吉成等向何某所借500万元和童建军此前向方吉成所借150万元。灵山大酒店辩称其中500万元，由2014年3月17日至2014年6月5日何华利等转入方玲帐户的460万元和另40万元组成。上述460万元均系何华利、何某等人转入方玲的银行帐户，童建军称其对此不知情，也不认可。但根据银行凭证所示，方玲在收到上述款项后的当天或几天时间内分别转账给童建军30万元、方吉成90万元或案外人数十万元。可见童建军实际使用了上述款项，且该部分款项发生在童建军承包酒店期间，也发生在其与方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方玲与方吉成、周凤花系父母子女关系，但该部分款项经转款人何华利、何某等人佐证，最终确由方吉成在认债归还。童建军不认可该部分款项系装修补偿，客观上实际使用了该部分款项，故灵山大酒店辩称该部分款项用于冲抵装修补偿款，本院予以采信。关于40万元的组成，灵山大酒店在庭审中举证陈述为2012年5月20日方吉成转给方玲的20万元和其他现金20万元组成，又陈述系2014年6月26日何华利转给方玲的20万元和方吉成出借现金20万元组成，还陈述2014年6月26日的20万元系方玲与童建军共同向外所借1022800元中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前后陈述矛盾，且2012年5月时童建军与方玲尚未结婚，故对该40万元该院不予认定。关于150万元借款。童建军对借款数额有异议，并辩称已归还，灵山大酒店亦无证据双方就此两次借款150万元冲抵装修款达成一致，故对该部分款项本院不予认定。合同约定的600万元，扣除已认定的460万元，灵山大酒店尚应支付童建军140万元。童建军主张利息损失，因双方合同中并未约定支付时间，故对利息主张该院不予认定。 关于经营损失400万元。童建军主张该部分损失的依据为承诺书，但其未提供该承诺书的原件，灵山大酒店对此亦不认可，该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解除童建军与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之间的《酒店租赁合同》、《杭州灵山假日酒店承包补充合同》；二、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童建军装修补偿款1400000元；三、驳回童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61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90615元，由童建军负担78678元，由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负担11928元。鉴定费30000元，由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径直支付给童建军。童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 宣判后，童建军、灵山大酒店均不服上述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童建军上诉称：一、本案灵山大酒店向童建军支付600万元装修补偿款的条件已经成就。由于童建军在承租灵山大酒店后，对酒店投入了大量资金（远超600万元）进行装修，所以，童建军和灵山大酒店约定，在童建军租赁酒店经营期间，如遇国家或集体征地拆迁，灵山大酒店应支付给童建军装修补偿款600万元。灵山大酒店于2018年8月拆迁，灵山大酒店已经取得1339余万元的各项搬迁补偿款，向童建军支付600万元装修补偿款的条件已经成就。二、何某、何华利、何月霞和方玲均非本案当事人，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本案灵山大酒店应支付给童建军的装修补偿款没有任何关联性。首先，童建军对何某、何华利等人转给方玲的所谓460万元毫不知情。何某等人是否转给过方玲款项，方玲是否收到款项、何时收到款项、收到款项后用在哪里，童建军都毫不知情。一审法院仅根据方玲的陈述，即认定方玲于2014年4月21日收到何华利的50万元之后，转给了童建军30万元，纯属无稽之谈。如果方玲确实转给了童建军30万元，可以出示转账凭证等证据，而非仅凭口述。至于方玲所说的郑建忠、郑玉娟、孔庆平、周文涛、郑振国、黄洋、邵勇远等人系童建军的债权人，她也转钱给了他们，缺乏证据证明。童建军根本不认识郑建忠等人，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其次，方玲收款时和童建军的夫妻感情已经不甚和睦。虽然方玲收款发生在2013年和2014年之间，当时和童建军尚未离婚，但是，由于共同生活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当时方玲和童建军的夫妻感情已经出现裂痕，双方沟通出现问题。方玲收款及款项用途和去向从未告诉过童建军，更没有把款项转给过童建军或者让童建军使用。第三，方玲的身份导致她在本案中的陈述没有可信度。方玲虽然是童建军的前妻，但同时是灵山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方吉成和法定代表人周凤花的女儿，又是灵山大酒店的股东，其和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其在本案中关于转款30万元给童建军及转款给童建军的债权人等的陈述没有可信度。第四，何某、何月霞均未出庭作证，何华利的陈述不能证明转给方玲的460万元款项由童建军用于酒店装修或者实际使用。一审认为，“何某出具情况说明对何华利所述予以认可”。但是，何某、何月霞作为转款给方玲的案外人，其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属于证人，但他们在一审中均未出庭作证，其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而且何某的情况说明仅是表明方吉成向其借过钱，并未陈述方吉成所借款项由童建军实际使用。何华利虽然向一审法院做过一次询问笔录，但也没有陈述她和何某等人转给方玲的款项是由童建军实际使用。何华利陈述的主要内容是，因为他们信任方吉成，才把款项借给了方吉成，并直接转到方玲账户。对于何华利陈述的“根据童建军的指示，其和何某等人将460万元款项转给方玲”，第一，童建军从未向何某、何华利做出过任何转款的指示。第二，该陈述和何华利所述的他们是因为信任方吉成，才出借款项并将款项汇给方玲存在矛盾。而且，何华利向一审法院作询问笔录时，是和方吉成、方玲、周凤花等同时在场所做，童建军并不在场。对于何华利陈述中的涉及到童建军之处，童建军无法当场予以说明或者反驳。但是，即使存在上述情况，何华利也从未陈述过其和何某等人转给方玲的460万元系童建军用于酒店装修或者实际使用，而是认为她和何某等人的款项是借给了方吉成，应由方吉成归还。方玲对此的陈述是，“通过其父亲方吉成向何某借款500万元用于支付和清偿装修和经营产生的债务。何华利即将款项汇给方玲。”方玲的陈述也没有表明其收到的460万元款项系何华利“根据童建军的指示”汇来，而是基于方吉成向何某借款而收到款项。而且，何华利和方玲的陈述较为混乱，对于方吉成向何某等人所借款项数额是500万元，还是460万元，还是643.2989万元，都前后矛盾，表述不一。第五，方吉成和何某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和本案无关。方吉成和何某均为本案案外人，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借款关系如何发生、借款金额多少，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童建军对此也均不知情。一审法院通过认定方吉成“认债归还”何某等人的款项，即认定童建军实际使用了该款项，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方吉成如果向何某等人借过款，当然要“认债归还”。但是，方吉成借来的款项用在哪里，童建军并不知情，也没有使用过。第六，童建军为灵山大酒店和方玲一家付出巨大。童建军在承租灵山大酒店后，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对酒店进行装修并经营，才有了灵山大酒店拆迁时愿意支付600万元装修补偿款的承诺。生活上，童建军在和方玲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直在负担方吉成、周凤花和方玲一家的生活，不仅没有收到过方玲转给的所谓30万元款项，还多次替他们支付生活费用，并清偿债务。灵山大酒店现在却不愿支付600万元装修补偿款，明显违背诚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基础上，仅根据灵山大酒店和方玲等的陈述，即认定童建军“客观上实际使用了”何某、何华利等人转给方玲的460万元，并从灵山大酒店应支付的装修补偿款中予以扣除，明显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不公，应予纠正。三、灵山大酒店应支付童建军装修补偿款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明显不当，应予纠正。灵山大酒店于2018年8月22日就灵山大酒店搬迁和双浦镇政府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书（非住宅补偿）》，并领取了补偿款。依照本案合同约定，其应及时向童建军支付装修补偿款，但灵山大酒店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拒绝支付。一审法院认定灵山大酒店无需向童建军支付装修补偿款的利息损失，明显不当，应予纠正。灵山大酒店在一审中还拿出一份所谓的《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坚称是童建军亲笔所写。在通过司法鉴定证明并非童建军所写后，又改口称是方玲代表童建军所写。对于此种不诚信的诉讼行为，灵山大酒店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否则，法律就失去惩罚违约和失信的功能。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不公，应予纠正。童建军特诉至贵院，恳请二审法院维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93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936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灵山大酒店支付童建军装修补偿款6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自2018年8月23日起计算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灵山大酒店承担。 灵山大酒店针对童建军的上诉答辩称：一、童建军在上诉状上声称其在承租灵山大酒店后，对酒店投入了大量资金（远超600万元）进行装修，与事实严重不符。童建军在之所以能承包灵山大酒店，完全是因为其当时跟方玲系恋爱关系。童建军本人实际上在承包灵山大酒店之前经济状况已经恶化。在经营灵山大酒店之前，童建军和方玲共同经营过团香餐厅，到处借钱。后因方玲关系承包灵山大酒店。两人也是共同经营的。因二人根本无能力经营杭州灵山大酒店，鉴于方玲的关系，灵山大酒店在与童建军签订租赁合同时才有了违反行业规则的全额补偿损失的条款。此条款的用意是以此作为一个兜底，方便童建军和方玲筹集经营酒店的资金，而非酒店装修实际上真的花费了巨额资金。事实是，童建军根本拿出不600万之巨装修。童建军也未有任何装修直接证据证明其装修所用的款项有600万之巨。灵山大酒店上述对事实的陈述系有客观依据的。2011年11月19日童建军与灵山大酒店签订租赁合同，12月童建军和方玲因自己无力经营，找到案外人杨三花，邀请杨三花与他们两人共同经营，而打动杨三花投资的条件就是童建军与灵山大酒店合同中约定的“合同期间遇到政府拆迁，导致无法正常经营，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必须按照装修金额给被告全额补偿装修投资的损失。”因为有这一条，杨三花同意出资120万，双方共同投资300万，杨三花120万是到位的。童建军在杭州市司法局曾经自认，杨三花的款项是打给童建军和方玲的。另外，从本代理人检索的情况，除去2011年12月杨三花投资120万以外，同一个月，童建军与方玲以经营需要为由向方国平借款150万，2013年6月向翁长松借款6万。从事实来看，童建军和方玲共同经营灵山大酒店期间举步维艰，四处举债，根本无力承担600万元装修。总而言之，童建军根本未出资600万进行装修。对于双方在《杭州灵山假日酒店承包补充合同》中约定600万的问题，双方之所以这样进行了明显有悖于交易习惯且非常有利于童建军多约定，其直接原因是因为童建军和方玲与灵山大酒店的所有者周凤花和方吉成的家庭关系。当时童建军和方玲陷入深深的债务危机中（至今二人仍然在失信名单上）。为了女儿女婿还债，周凤花和方吉成才认可了600万。否则，按照一般的交易习惯，装修部分一般不会予以补偿，即便补偿，不可能没有折旧。装修发生在2012年，而拆迁补偿协议签订于2018年，按照正常的交易，不可能不要求对方报账和折旧。可见，双方虽然是以合同形式确认，但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实际上是赠与。根据《民法总则》第146条之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第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该600万的真实表示系赠与，应该按照赠与合同的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第186条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故，即便灵山大酒店没有支付，也不用支付。 二、一审法院认定方玲领受的460万元款项冲抵装修补偿款符合事实，并无不当。童建军与方玲一直都共同经营灵山大酒店，从现在查明的事实，早在童建军承包灵山大酒店之初，双方就是共同经营。而且，能够以每年50万的低价承包，也是因为童建军和方玲的特殊关系。且童建军也并未支付每年50万的承包款项，未履行其主要义务。后来童建军与方玲登记结婚，无论从合作伙伴或者夫妻的角度，在酒店经营的方面，一方对于另外一方均具有代理权。从杨三花的案件就足以证明双方一直是共同经营，共同领受他人的投资或者借款的。因童建军与方玲的经营不善，童建军对向何某借款500万是明知的，去何某家中谈500万之事童建军本人也是出席的。之所以向何某借款，根本原因就是童建军跟方玲已经无力归还他们对外所负的各种债务。童建军与方玲并未如上诉状所述2013-2014年感情不甚和睦。事实情况是，童建军与方玲2018年在杨三花起诉的案件中还共同聘请律师。童建军在接受杭州市司法局调查时，曾亲自陈述：其与方玲2017年因投资建造的灵山大酒店被政府拆迁等原因，和方玲协商办理协议离婚，他人均不知情，离婚后和方玲依旧共同居住生活。可见，童建军与方玲系为了争取拆迁利益而离婚，并非因感情不和离婚，离婚后截至2018年还在一起共同生活。故而，方玲在此期间与灵山大酒店的行为与童建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对事实的陈述是高度可信的。虽然方玲与周凤花、方吉成是亲子关系，但是与童建军却是感情稳定之夫妻，夫妻间有代理权，而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是没有代理权的。方玲代表童建军做出的领受款项、终止租赁协议都是有效的。 三、方吉成自愿将其借给童建军的借款转化为灵山大酒店支付给童建军的装修补偿款。根据现有证据显示，童建军亲笔书写两张《借条》，共向方吉成借款150万元。鉴于灵山大酒店系周凤花与方吉成家庭共同经营的。方吉成愿意将此150万元作为灵山大酒店支付给童建军的装修补偿款，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以童建军称对数额有异议，并辩称已经归还而未予认可属于认定法律错误。童建军并未拿出任何能够证明数额有异议和已经归还的证据来驳倒其亲自书写的借条。从快速处理矛盾的角度出发，方吉成作为童建军的债权人，自愿将其对于童建军的债权转化为补偿款，并无不当。 四、童建军称其为灵山大酒店及方玲一家付出巨大纯属无稽之谈。相反地，正是由于方玲与周凤花、方吉成的亲子关系，才使得童建军一步步的寻求更大利益。设想，如果不是因为方玲与童建军的夫妻关系，不是因为童建军与方玲共同经营，周凤花和方吉成不会把灵山大酒店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租赁给童建军，更不会签署违背商业逻辑的合同。根据承包合同，十年总计承包款项500万，且未支付。而童建军一审诉求共计1000多万，完全是挑战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民法原则。 五、方玲代替童建军签字的《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方玲作为共同经营人和配偶，其签订协议书的效力及于童建军，该租赁终止协议书合法有效。综上，童建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灵山大酒店上诉称：一、原审对于《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打印版）未认定，属于其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打印版）合法有效，应作为案件事实予以认定，理由如下：首先，《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且童建军对于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与何某之间先借款后转股，后又由何某承包经营系明知。童建军与方玲在婚前就一起经营餐厅和酒店。童建军承包灵山大酒店以后，一直是童建军与方玲共同经营的。因童建军和方玲经营不善，债务缠身，连酒店装修款都无法支付。为解决酒店经营难题，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各方确认的事实，2014年，方吉成、方玲、周凤花、童建军一同向何某借款500万元。后双方协商将该笔借款转为酒店的30%股权的转让款，并于2014年5月1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6月16日签订了《承包协议书》。在上述的整个过程中，因为当时童建军与方玲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周凤花、方吉成来说，与童建军是一家人。而且当时找何某也是为了解决童建军与方玲经营不善负债累累的问题。从童建军一起参与向何某借款的事实能够证明，对于整个过程，童建军都是明知的，也是积极参与的。 从时间上来看，2014年3月先借款，3-5月打款，2014年5月17日与何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6月16日与何某签订《承包协议书》，从此时起，酒店就为何某承包。因酒店已经承包给了何某，故而由方玲代表童建军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了《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从协议签订的时间与内容上看，是符合实际的情况的。从童建军的参与度上，结合童建军与方玲及周凤花、方吉成的关系上来讲，童建军对于《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是明知的，且是同意的。有两个事实可以证明童建军明知，一是何某承包后，童建军还在何某承包的酒店里有过短暂的工作，对于此事实，何某可以证明；二是作为童建国配偶及共同经营人的方玲，6月26日收到何某支付的20万租金。综上，童建军在一审中关于不认可《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的陈述属于虚假陈述，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方玲在《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的签字属于表见代理，其签字对童建军具有约束力。该协议书真实有效。协议书签订于2014年6月20日，系方玲与童建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酒店虽然是双方婚前以童建国名义承包，但实际上一直是方玲与童建国一起经营。对于方玲与童建国一起经营的事实，一审法院已经在判决书上做了认定。一审法院在认定打款给方玲的460万款项实际上用于酒店装修补偿款的冲抵中陈述，“该部分款项发生在原告承包酒店期间，也发生在其与方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最终确由方吉成在认债归还。” 根据一审法院的逻辑，方玲替童建军归还款项可以认可，就表明方玲在涉及到酒店的事宜上作为配偶身份是可以代表童建军的。既然可以代表，那么当然也可以代表童建军在《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上签字。 一审法院因方玲与周凤花系母女关系而未对该协议认定，系违背事实，且运用法律错误。虽然周凤花与方玲是母女，但是，方玲与童建军是夫妻，而且是共同经营的夫妻。夫妻间是有代理权的。即使不认可夫妻间的代理权，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方玲对于童建军也构成表见代理。 另外，从《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内容来看，更能证明其内容是真实的。首先，对于第三方出资人（吴伟国系何某的笔误）出资五百万购买酒店30%的股权参与经营，与之前的说法相印证，真实可信。其次，《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第二条“双方同意确定乙方在经营期间装潢费用为陆佰万元”与一审法院认定的《杭州灵山假日酒店承包补充合同》第4条相印证。具有一致性。 在此，着重要说明的一点是，《杭州灵山假日酒店承包补充合同》第4条的约定，装修工程费为600万元，而且约定承包期间如遇国家或集体征地拆迁，按照装修款全额返还。该约定明显与租赁合同的交易习惯相悖，根据一般租赁的交易习惯，装修即使不作为对出租方的赠送，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贬损，不会任何时候都按全额赔付。另外，酒店装修实际费用也远远未到600万之巨。 双方之所以进行了这样明显有利于童建军的约定，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方玲和童建军是周凤花和方吉成的女儿与女婿。当时童建军与方玲陷入深深的债务危机中（至今童建军与方玲仍然在失信人名单上），因为这种亲属关系，为了女儿和女婿能够还债，才认可了600万。600万的约定从《杭州灵山假日酒店承包补充合同》到《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一直都未变化，可见是一脉相承的。既然认可了前者，那么后者理应一并认可。原审法院显然忽视了各位成员的感情因素，未从实际情况出发，做出了自相矛盾、违背事实的错误的认定。 再次，对于童建军向方吉成借款150万的事实，应予认定。对于该笔款项有如下证据可以证明： 1、童建军书写、签字并按手印的借条；2、方玲的陈述；3、《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载明。而否认借款事实的证据仅仅为童建军否认。结合童建军的经济状况，该150万借款系事实，应予以认定，特别是其中100万的借条，从形式到内容均无瑕疵。应予认定。 综上所述，《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合法有效，且灵山大酒店的法定代表人及配偶为了女儿女婿生活安定，自愿认可并不真实的600万装修费用，且该笔费用已经支付完毕，灵山大酒店无需支付给童建军任何费用。 二、根据一审后新发生的事实，灵山大酒店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方吉成概况承受了童建军向第三人何某等所借的所有款项。 在一审时，童建军自认了其向何某借款1022800元的事实，当时其在法庭做了虚假陈述，明知自身已经无力归还，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却公然在法庭上陈述自己归还。因何某是方吉成（周凤花配偶）的好朋友，故而何某要求方吉成归还。方吉成概况承受了童建军的该笔债务。其中100万已经归还给了何某。 方吉成认可，如果需要，该笔款项可以作为灵山大酒店支付给童建军的款项。综上，本案灵山大酒店法定代表人与童建军之间存在特殊的亲属关系，在认定相关事实时，应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对于灵山大酒店法定代表人夫妻来说，对于童建军已经仁至义尽。然而，欲壑难填，童建军仍然利用灵山大酒店法定代表人夫妻重视亲情，不懂法律，采取各种手段满足自己非法的要求。但从本案的证据仍然可以还原事实真相。600万的装修款本系法定代表人夫妻对女儿的疼惜。并且，在签订《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时已经支付完毕。后，方吉成又替童建军归还借款1022800元（已还100万元）。灵山大酒店无需再支付童建军任何款项。因原审法院对于事实认定存在诸多矛盾与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对灵山大酒店极其不公。现上诉至二审法院，请求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936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童建军第二项诉讼请求，灵山大酒店无需支付被上诉人童建军任何款项；由章建军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童建军针对灵山大酒店的上诉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对《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打印版）的真实性和效力未予认定正确。灵山大酒店一审中提供了两份《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一份为手写版，一份为打印版，两份协议均无童建军的签字。童建军对两份《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也并不知情。对于手写版的《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灵山大酒店一审中坚称是童建军亲笔所写。在通过司法鉴定证明并非童建军所写后，又改口称是方玲代表童建军所写。对于此种不诚信的诉讼行为，灵山大酒店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彰显法律惩罚不诚信诉讼的功能。对于打印版的《酒店租赁终止协议书》，第一，童建军对该终止协议并不知情；第二，上面仅有周凤花和方玲母女的签字，没有加盖灵山大酒店的公章和童建军的签字，且签订时间是打印而非手写，该协议书的真实形成时间存疑；第三，该协议的内容和本案其他经查证属实的证据存在明显矛盾。故一审法院经审查，对于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和效力未予认定正确。 二、童建军确实曾经向方吉成借过28万元的款项，但已经全部归还。且该借款关系与本案无关。灵山大酒店上诉主张的童建军向方吉成借款150万元的事实应予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首先，方吉成仅向童建军支付过28万元的借款，而非两张借条载明的150万元，童建军已经归还全部28万元借款。50万元的借条上也载明“实际按银行转账为准”。其次，童建军和方吉成之间的借款关系，和本案无关。 三、从本案纠纷发生直至整个诉讼过程来看，方玲一直在维护灵山大酒店、父母和自己的利益，并未维护过童建军的利益。方玲作为本案案外人，在本案纠纷发生和诉讼过程中，究竟是作为童建军的前妻，代表和维护童建军的利益？还是作为灵山大酒店的股东、灵山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方吉成和法定代表人周凤花的女儿，代表和维护灵山大酒店、方吉成、周凤花及自身的利益？上述问题从方玲在整个过程中的行为和表现可以清晰地作出判断。方玲一直站在灵山大酒店和父母这边，从未维护过童建军的利益。童建军为灵山大酒店和方玲一家付出巨大。童建军在承租灵山大酒店后，投入了巨大的成本（远超600万元）对酒店进行装修并经营，才有了灵山大酒店拆迁时愿意支付600万元装修补偿款的承诺。生活上，童建军在和方玲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直在负担方吉成、周凤花和方玲一家的生活，多次替他们支付生活费用，并清偿债务。即使童建军这样做，在本次的纠纷和诉讼过程中，方玲也一直站在灵山大酒店和父母这边，并未维护过童建军的任何利益。灵山大酒店上诉主张的方玲和童建军之间有夫妻代理权和方玲的行为构成对童建军的表见代理，以及在涉及到酒店的事宜上方玲作为配偶身份是可以代表童建军的，没有事实基础。在本案一审的一次庭审之后，还发生了方吉成带领家人围堵童建军汽车、不让童建军离开、并殴打童建军的情况。如果如灵山大酒店所主张，本案不能忽视各位成员的感情因素，灵山大酒店法定代表人夫妻重视亲情，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对于方玲在一审中陈述的其于2014年4月21日收到何华利的50万元之后，转给了童建军30万元，纯属无稽之谈。如果方玲确实转给了童建军30万元，可以出示转账凭证等证据，而非仅凭口述。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基础上，仅根据灵山大酒店和方玲等的陈述，即认定童建军“客观上实际使用了”何某、何华利等人转给方玲的460万元，并从灵山大酒店应支付的装修补偿款中予以扣除，明显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不公，应予纠正。童建军对此已经提出上诉。 四、方吉成和何某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和本案无关。方吉成和何某均为本案案外人，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借款关系如何发生、借款金额多少，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童建军对此也均不知情。一审法院通过认定方吉成“认债归还”何某等人的款项，即认定童建军实际使用了该款项，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方吉成如果向何某等人借过款，当然要“认债归还”。但是，方吉成借来的款项用在哪里，童建军并不知情，也没有使用过。至于童建军和何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和本案无关，童建军自己会归还相关债务。综上所述，灵山大酒店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灵山大酒店的上诉请求。 本院审理期间，童建军提交如下证据： 1、《关于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拆迁的情况说明》，证明：灵山大酒店和方吉成认可童建军在2011年投入了1000多万元对酒店进行了重新装修。 2、2012年8月3日《领（付）款凭证》，证明：童建军于2012年8月3日为方吉成向刘海红归还方吉成所欠债务4万元。 3、2012年8月2日《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证明对象同上。4、2012年10月10日《领（付）款凭证》，证明：童建军于2012年10月10日为方吉成归还债务4万元。 5、2013年12月26日《收条》，证明：童建军于2013年12月26日为方吉成向缪小峰归还方吉成所欠债务利息1.2万元。 证据2、3、4、5共同证明童建军多次为方吉成归还债务及债务利息，该四份证据只是童建军为方吉成归还债务的一小部分。方吉成债务缠身，根本没有能力出借给童建军150万元的款项。 灵山大酒店提交如下证据： 1、民事起诉状； 2、淳安县法院裁定书； 3、酒店合伙经营合同。 上述证据共同证明：1、在童建军和方玲结婚前，灵山大酒店就由二人共同经营，对外是一体的；2、早在2011年童建军和方玲就资金紧张，不能正常经营酒店。 4、杭州市司法局投诉案件结果告知书，证明：1、童建军自认其与方玲共同经营酒店，在2012年就资金短缺，引进第三方投资款；2、童建军自认其与方玲离婚并非因感情不和，而是因酒店拆迁，其离婚他人不知情，离婚后依然共同生活，方玲代表童建军签署与酒店相关的协议符合常理。 5、借款协议，证明因童建军和方玲丧失履行能力，方吉成代表灵山大酒店概括承受了童建军、方玲向何某等人的借款并代替童建军归还欠款的事实。 6、杭州联合银行交易打印回单，证明方吉成代表灵山大酒店已经替童建军归还借款100万。 7、童建军涉诉及被强制执行的部分案件，证明童建军债务缠身，频繁涉诉，已经丧失了基本的还款能力的事实。 同时申请证人何某出庭作证，证明灵山大酒店的经营不善，然后何某出借给方玲和童建军款项500万、童建军又借了102万的事实。 证人戴某出庭作证证明酒店终止协议是有效的，何某派戴某去酒店，童建军是明知的。 童建军针对灵山大酒店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灵山大酒店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对象。童建军装修的时候，自有资金350万。本院对灵山大酒店的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是方吉成和何某之间的借款，跟本案无关。因方吉成与何某之间就该借款还款一事，已经由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置评。 对证据6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是方吉成和何某之间的款项往来，跟童建军无关。汇款时间，童建军已经诉讼了，不能说明替童建军归还。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对证据7，是对方当事人自制的。童建军确实有很多的执行案案件，但是里面的前面的三个案件。这三个案子的借款都是因为要装修灵山大酒店童建军自身的资金当时不足，才去借款的。恰好可以说明，童建军对灵山大酒店装修投入了有1000多万元，否则童建军不需要去借款。本院对证据7童建军存在执行案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对何某的证人证言三性均有疑义，就证人很多的关键的事实都陈述记不清了，但是却对借款人借款以后款项怎么用很清楚，并且明确陈述至少600万元是童建军用于归还房屋装潢费。证人证言有明显的这种倾向性，所以对它的三性均有异议。戴某的质证意见也相同，三性均有异议。戴某只是去向童建军学习管理，对终止协议是不知道的。 灵山大酒店对童建军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核对原件后。对《关于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拆迁的情况说明》只认可方吉成签字。对于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关联性也不予认可。该证据无法实现童建军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证据2、4、5的三性均有异议。都是童建军自己写的，不能达到童建军的证明目的。1.2万可能是为了付维修电脑的，是在童建军承包期内，跟灵山大酒店无关。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对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认可，但是内容不予认可，不能实现证明目的。灵山大酒店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人何某的证言是真实可信的。首先，证人虽然有很多记不清了，那确实时间过得比较久，而且就何某来说，很多款项是女儿等等替他打的。用于装潢，是根据4个人的陈述去做出的一个判断，就是根据当时去何某家的时间、借款的时间就是童建军在经营的时间内承包经营的事情。至于这600万元，是否都用于装潢。这个何某是不清楚的。但是何某根据自己的一个经验判断，当时的装潢是不需要600万元。那这是何某自己的经验判断。对戴某的证言是真实可信的，戴某的证言能够证明童建军自己本人对于何某来承包酒店是知情的，并且是认可的。根据一般常识，童建军没有提出反对。根据一般的交易习惯的话，就证明童建军是认可自己的承包终结的。并且有关键的一点，整个的合同期间，就整个童建军交承包款总共只有85000元。如果说童建军的承包期是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拆迁的话，按一年50万来说，承包费肯定远远不止这85000元。童建军自己本身就没有履行承包协议的一个主要的合同义务。实际上从童建军没有履行合同主要合同义务来看，童建军是认可承包终止的。 对证人何某、戴某的证言，虽然证人已经出庭作证，但证言无法充分佐证其待证的事实，故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9月23日，何华利、何某、李丕镯、沈小展诉方吉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19年11月15日，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调解结案，由方吉成返还何华利、何某、李丕镯、沈小展借款本金5432989元，于2019年11月30日前支付370万元，于2020年11月30日前支付577663元，于2021年11月30日前支付577663元，余款577663元于2022年11月30日前付清；何华利、何某、李丕镯、沈小展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090元，减半收取2804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3045元，由何华利、何某、李丕镯、沈小展负担。 本院认为，童建军与灵山大酒店之间签订的《酒店租赁合同》、《杭州灵山假日酒店承包补充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判决解除《酒店租赁合同》、《杭州灵山假日酒店承包补充合同》均无异议。 现双方当事人上诉系针对补充合同中关于装修补偿款600万元的问题。《杭州灵山假日酒店承包补充合同》第四条：甲方确认乙方投资（杭州灵山假日酒店）内部装修工程费为600万元，承包期内如遇国家或集体征地拆迁，甲方按装修的全额款600万元返还乙方。承包期外所有装修款及财产由甲方所有，乙方不牵扯任何资产。双方当事人对该约定均无异议。童建军主张按合同约定，灵山大酒店应支付该600万元补偿款。灵山大酒店认为无需支付童建军任何款项，因为何利华转入方玲的460万元，童建军向方吉成借的150万元。童建军向何某借的102万元，方吉成已经代还了100万元，故无需再向童建军支付补偿款600万元。本院认为，案涉酒店已经拆迁，灵山大酒店应根据合同的约定，向童建军支付600万元的补偿款。关于灵山大酒店上诉所称无需再向童建军支付补偿款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灵山大酒店是独立的法人。灵山大酒店所称的上述款项来往均系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且涉及到案外人与本案童建军之间的经济往来，因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与本案《杭州灵山假日酒店承包补充合同》所约定的补偿款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故无法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灵山大酒店把个人之间的借款混同为公司的行为，现灵山大酒店所提交的证据无法佐证灵山大酒店上诉所称灵山大酒店已向童建军支付补偿款600万元的事实，故本院对灵山大酒店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故童建军上诉要求灵山大酒店支付补偿款600万元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93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936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童建军装修补偿款6000000元； 四、驳回童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561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90615元，由童建军负担39871元，由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负担50744元。鉴定费30000元，由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径直支付给童建军。童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上诉人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童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杭州灵山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至本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一文 审判员  胡 宇 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