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军，男，198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赛赛，浙江临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童雪高，男，1979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上诉人刘永军因与被上诉人童雪高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9民初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永军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刘永军支付童雪高挖机租金46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童雪高承担。事实和理由：1.刘永军与童雪高的微信记录能够证实挖机租金欠款为4600元的事实。2018年12与26日，刘永军通过微信语音童雪高要求其告知挖机总共的工时及金额。童雪高回复挖机工时198小时×160元=31680元+600元拖车费总计32080元，并称刘永军总共已支付12000元，刚好还欠20000元。刘永军立即回复，不止付了1万元。之后双方进行了微信对账。童雪高后微信回复，确实已付了23000元，但最后三天21小时没签单。上述23000元的组成为：2018年5月18日微信支付1000元、2018年5月30日支付宝支付9000元、2018年7月5日微信支付1000元、2018年9月14日微信支付10000元，另现金2000元。故实际欠挖机租金9600元左右（31680元＋500元＋500元-23000元）。另刘永军在2019年2月1日通过微信支付了5000元，实际仅欠挖机租金4600元。2.依据泰顺县雪溪乡雪临村西垟岭全威等屋后滑坡地质灾害勘查治理工程投标文件土石方、挖一般土方、挖沟槽土方、余方弃置等机械费仅为40604.1元，故童雪高提供的涉案欠条96000元系在时候添加了一个“0”，添加的“0”明显字变小且书写完全不同。一审法院未能尽到审查义务，片面采信童雪高的证据，有违客观事实。童雪高辩称：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刘永军尚欠童雪高挖机租金91000元。童雪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永军向童雪高支付挖机施工费9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6日，刘永军与童雪高商定以每小时160元租金租用童雪高挖机一台，用于刘永军位于泰顺县洋岭民房后边坡地质防灾治理工程施工。截至2018年8月24日止，刘永军在“小童挖机出租总结单”上签字确认共计租用施工728小时，另有平板车运费500元，上述合计金额117000元。2019年1月28日，刘永军又向童雪高出具欠条一份，写明“本人欠童雪高挖机96000元施工费”。刘永军在庭审中陈述其记不清出具欠条数额为96000元还是9600元。现童雪高主张刘永军至今未偿还上述挖机租金91000元，故而成讼。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审查并结合相关的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刘永军在庭审中主张挖掘机结算欠条数额为9600元，但结合双方庭审陈述及提供的证据，且刘永军无其他充分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不予采信。另刘永军确认在结算清单上签名，该结算清单合法有效，其足以证明童雪高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故刘永军欠童雪高租金款项91000元未予偿还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偿还。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刘永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童雪高租金款项91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75元，由刘永军负担。二审期间，刘永军向本院补充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投标文件》，用以证明在投标文件中显示涉及到挖机作业的总计机械费约为40604.1元;2.《施工合同》，用以证明涉案工程的相关情况;3.《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用以证明审计报告中所有涉及到机械类的审计结果为36888.35元;4.《工程延期情况报告》，用以证明涉案工程存在延期情况，童雪高提供的工时存在虚假。上述四份证据材料作为第一组证据，共同证明涉案工程实际机械费用与童雪高主张的金额存在巨大差异，本案系虚假诉讼。5.刘永军与童雪高的完整微信聊天记录（附语音文字翻译），用以证明挖机合计租赁费用32280元；6.转账凭证，用以证明刘永军通过转账合计支付26000元。上述两份证据材料作为第二组证据，共同证明刘永军与童雪高就挖机租赁总金额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剩余未支付金额为4600元。7.童雪高一审提供的小童挖机出租单据（编号：0000255、0000258、0000271）、8.小童挖机出租单据的微信截图，上述两份证据用以证童雪高提供的涉案单据所记载的工时存在造假。9.（2019）浙0329司惩1号民事决定书、童雪高涉诉案件统计表，用以证明童雪高近三年在法院涉及约40起案件，且存在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的行为。上述三份证据作为第三组证据，共同证明童雪高存在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童雪高二审期间未补充提供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以证据交换的形式进行了质证。刘永军、童雪高均表示鉴于目前处于疫情期间，且各自已经充分发表质证意见，不再要求开庭质证。童雪高质证认为，对刘永军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第一组证据是报告类材料，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挖机作业的机械费总计不止40604.1元；第二组证据中反映的挖机工时和费用不能按照微信语音计算，涉案挖机租赁费用最终计算是在刘永军原先出具并签字的“小童挖机出租”单上，童雪高将工时修改之后计算所得，原因是因为刘永军有时候不在工地；第三组证据所反映的“伪造”证据案件，是因为童雪高起诉的对方将其欠条骗走，故只能造了一张欠条起诉。本院认为，刘永军二审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系工程相关的预算、统计等资料与涉案工地实际施工情况不完全一致，本院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予确认；对刘永军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童雪高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凭证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其待证事实将在本院说理部分一并阐述；刘永军提供的第三组证据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一、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及陈述，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16日，刘永军与童雪高商定以每小时160元租金租用童雪高挖机一台，用于刘永军位于泰顺县洋岭民房后边坡地质防灾治理工程施工，挖机租赁截至2018年8月24日。童雪高一审期间提供了抬头为“小童挖机出租”（单号分别为：0000255、0000271、0000258）的三张单据，其中单号为000258号单据上载明2018年8月24日总结、价格160元／小时、113时、211时、213时、172时、19时、合计728小时、平板车运费500元、合计金额117000元等，刘永军在该三张单据上均有签字。二审审理过程中，童雪高确认其对单号为0000255、0000271的单据进行过修改，理由是刘永军有时候不在工地，无法对当日的工时情况进行签字确认，故童雪高自行在先前已经刘永军签字确认的单据上进行修改添加工时。同时表示单号为0000258号的单据上所记载的“113时、211时、213时、172时、19时”系涉案挖机分段工时，但记载确存在错误，其中19时系应当扣减的工时，213时分段扣减19时即为其与刘永军微信聊天记录中所反映的198时分段，对于所得数字（213时-19时＝194时）不一致的情况，其无法进行准确说明。对上述童雪高二审期间的陈述，刘永军认为系童雪高为起诉金额91000元而进行的自行修改，不予认可。2018年12月26日早上10时许，刘永军通过微信语音童雪高要求告知挖机总共的工时及金额。童雪高文字回复“挖机工时198小时×160元=31680元+600元拖车费总计32080元，你总共已付给我是12000元，就刚好还欠我20000元好了”。刘永军随即回复童雪高表示已付金额不止10000元，告知童雪高已经支付款项超过20000元。之后双方就已付款项进行了核对。同日下午15时32分许，童雪高微信文字回复“刘总我查到了，你确实已付23000元了，但是我想起来了最后三天21小时没签单”。在此之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仅有刘永军在2019年2月1日向童雪高微信转账5000元。2019年11月13日刘永军试图微信电话给童雪高，显示连接失败。二审诉讼过程中，本院查看童雪高手机上的微信显示，已将刘永军拉黑，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已被删除。2019年1月28日，刘永军向童雪高出具欠条，该欠条载明“本人欠童雪高挖机96000元施工费欠款人刘永军身份证：5227231989012051112019年1月28日”（相应的欠款数额并无大写金额）。童雪高据此起诉刘永军向其支付挖机施工费91000元。刘永军则主张出具欠条时仅欠9600余元，但记不清楚出具欠条时写的是96000元还是9600元。二审期间，童雪高确认微信记录中发送给刘永军拖车费600元，结算时按500元/车予以计算，最后一笔拖车费亦按500元计算。本案诉讼过程中，双方一致确认刘永军已支付童雪高款项具体明细如下：2018年5月18日微信支付1000元、2018年5月30日支付宝支付9000元、2018年7月5日微信支付1000元、2018年9月14日微信支付10000元，2019年2月1日微信支付5000元，另现金支付2000元。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的问题即刘永军欠童雪高挖机租金的具体金额。童雪高主张刘永军欠付金额为91000元，其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为2019年年1月28日刘永军出具的涉案欠条以及刘永军签字的2018年8月24日“小童挖机出租”总结单据（单号0000258）。刘永军则主张出具欠条之时实际仅欠9600余元，抹掉零头后出具了涉案欠条，但对于出具之时写的是96000元还是9600元表示记不清楚了，后通过微信支付5000元，现欠款金额为4600元，其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为2018年12月26日刘永军与童雪高的微信聊天记录。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双方对各自提供的上述证据的意见分别为：刘永军对童雪高提供的涉案欠条仅表示记不清楚写的是96000元还是9600元，对欠条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童雪高提供的2018年8月24日“小童挖机出租”总结单据上刘永军的签字予以认可，其余记载信息不予认可，表示系童雪高自行添加修改；童雪高对刘永军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仅表示其发送的工时及金额为分段工时及分段欠款金额。对于挖机租金欠款具体金额的争议，本院评析如下：第一，童雪高提供的涉案欠条上显示的欠款金额96000元，仅为小写的阿拉伯数字。第二，根据刘永军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在2018年12月26日已经进行过对账，在刘永军要求童雪高回复总共工时及欠款金额时，童雪高明确回复“挖机工时198小时×160元=31680元+600元拖车费总计32080元，你总共已付给我是12000元，就刚好还欠我20000元好了”。对账过程中，双方还为已付款的具体金额产生过争执，后经核对，童雪高亦已文字回复确认了截至2018年12月26日已付款金额为23000元。上述微信对账行为发生在涉案工程结束后，在此之后直至出具涉案欠条时止，双方之间并无新的业务发生，且对账过程全面、连贯，双方仅对已付款项金额产生过争议，童雪高在微信中并未提出结算工时及金额系分段工时及分段金额。第三，根据童雪高所述，涉案欠条金额96000元系依据刘永军签字确认的2018年8月24日总结单据（单号0000258）计算所得。但即使如童雪高二审所陈述的该单据上记载的工时“113时、211时、213时、172时、19时”系分段工时，其中19时为应扣减工时，另213时分段应当扣减19时，并表示该计算结果194时即为微信对账过程中其发送的198时。根据童雪高上述陈述显然无法得出本案挖机工时总计728时的数据，且计算所得的分段数据（194时）与童雪高自己所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分段工时198时亦明显不一致。结合童雪高二审期间确认其在刘永军出具给其的编号为0000255、0000271的单据上存在自行修改的情况下，该总结单据亦缺乏足够的证明力。相反，根据涉案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对账内容并结合双方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童雪高于2018年12月26日确认挖机总计金额为32080元（含一次拖车费600元），二审期间童雪高确认最终结算的拖车费用按500元计算，加上最后一笔拖车费500元后，扣减刘永军当时已付的23000元，计算所得结果为9680元。该金额与刘永军主张欠条出具之时尚欠9600余元抹去零头的事实基本相符。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本案中刘永军提供的微信对账记录的证明力高于涉案欠条的证明力，本院对微信对账内容予以采信。根据微信对账记录及双方当事人所确认的事实，经计算本案的挖机租金欠款金额为4680元（198小时×160元/小时+拖车费两次1000元-已付款28000元）。综上所述，刘永军的上诉请求基本成立，予以相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9民初572号民事判决；二、刘永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童雪高租金款项46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75元，由童雪高负担1968元，刘永军负担1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60元，由童雪高负担1958元，刘永军负担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国栋审 判 员 易景寿审 判 员 罗奇豪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董孙镇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