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10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通裕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邗江区。法定代表人：吴华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成伟，江苏三法（扬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泽诚信纺织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市洪泽区。法定代表人：张月亭，该公司经理。上诉人江苏通裕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通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洪泽诚信纺织器材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诚信纺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2019）苏0813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通裕公司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及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送货单上签字人员的社保是由上诉人缴纳的即认定签字人员是上诉人员工，明显违背客观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扬州华霖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霖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证明签字人员与华霖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上诉人仅仅是受华霖公司委托为其代缴社保，签字人员不是上诉人的员工。2.华霖公司出具给上诉人的付款委托书，即可证明上诉人是受华霖公司的委托才向被上诉人给付的款项，同时证明华霖公司才是合同的相对方，一审认为委托付款行为对被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显然是错误的。虽然增值税发票的开具通常均以真实的交易关系为基础，但不排除现实中存在增值税发票与实际交易相分离的现象，故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华霖公司是本案关键主体，上诉人曾多次建议一审法院向华霖公司了解相关情况，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尽到核实义务，仅凭主观判断作出判决明显不公。4.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在一审中提到郭总，全名为郭建红，通过工商信息查询其是华霖公司的股东兼监事，故本案的合同相对方是华霖公司。综上，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改判。被上诉人诚信纺织答辩称：郭建红是否为华霖公司的人我们不清楚，但他一直是上诉人公司的人。诚信纺织一审诉讼请求：1.要求通裕公司给付货款87139.42元；2.通裕公司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3倍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通裕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诚信纺织经营宝塔纸管，并于2017年5月5日向买受方送货，收货人王修峰在收货单上签字并注明“通裕”；诚信纺织又分别于2017年7月13日、2017年9月25日、2017年11月13日、2018年2月13日向买受方送货，收货人谈立平在收货单上签字。收货单中均注明货物名称、数量、价格等信息。诚信纺织向通裕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五张，合计金额267139.42元，已由通裕公司抵扣。通裕公司向诚信纺织支付货款累计180000元。通裕公司提供了华霖公司分别于2017年7月26日、2017年10月12日、2017年12月11日、2018年1月10日向其出具的《付款委托书》，委托通裕公司向诚信纺织支付货款，累计金额217346.42元的证据。另查明，2017年1月至5月，通裕公司为王修峰缴纳社会保险；2017年至2018年期间，通裕公司为郭建红、谈立平缴纳社会保险。一审认为，通裕公司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理由如下：1.诚信纺织出售货物，收货人王修峰、谈立平在送货单中签字确认；王修峰、谈立平在签字时有证据证明系通裕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通裕公司认为系受华霖公司委托代缴，该行为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应认定为通裕公司员工，签收货物行为均系履行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通裕公司承担；2.诚信纺织为通裕公司出具的五张增值税发票已由通裕公司抵扣税款，并向诚信纺织付款，同时最先发生的业务往来由签收人注明“通裕”字样，足以证明诚信纺织、通裕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通裕公司与华霖公司之间的委托付款行为对诚信纺织不具有约束力，不能证明诚信纺织与华霖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综上，双方买卖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确认。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通裕公司应当足额付款，扣除已支付180000元，通裕公司仍应付款87139.42元。通裕公司未支付货款，诚信纺织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支付利息，予以支持，但按3倍计息，不符合法律规定，通裕公司应自起诉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通裕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诚信纺织支付货款87139.42元及利息（以本金87139.42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1978元，保全费920元，合计2898元，由通裕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通裕公司为证明其观点，提供一份华霖公司工商信息登记查询记录，证明郭建红系华霖公司的股东。被上诉人诚信纺织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无法确认，郭建红是否为华霖公司股东不清楚，但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8日，一审中我方提供的送货单日期在此之前。本院经审查确认查询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观点，具体理由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说明。本院经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二审另查明，上诉人认可替华霖公司的员工代缴社保和代发工资，其在一审中提供的代缴工资明细中亦显示涉案送货单的签收人谈立平的工资系由上诉人发放。同时，其在一审中提供的工资汇总表中名称为“江苏通裕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工资汇总表”，显示有“华霖”，本院要求上诉人就既然是代发，为何将华霖公司的工资汇总在集团总表中进行解释，上诉人未能作出解释。另外，针对代缴行为，上诉人陈述先期已经进行部分结算，但不能提供结算相关凭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进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诚信纺织主张其与通裕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其在一审中提供的送货单、增值税发票以及通裕公司付款情况，可以反映其与通裕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通裕公司对于上述证据及行为均予以认可，但主张付款、收取、抵扣增值税发票行为系基于案外人华霖公司的委托，根据上述规定，应当对其主张承担相应举证证明责任。就此，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华霖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但该份委托书因无被上诉人诚信纺织的签字确认或其他证据如华霖公司与诚信纺织之间的买卖合同等相互印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按照上诉人主张，其与华霖公司存在密切业务关系，华霖公司作为上诉人的利害关系人，其所作陈述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认为无需向华霖核实并无不当。上诉人在一审中还提供代付工资明细，主张送货单上的“谈立平”等人虽然系由上诉人交社保发工资，但同样系华霖公司代发，谈立平系华霖公司的员工，但未能提供其与华霖公司之间就代扣代缴行为进行结算的相关证据，且对于为何将华霖公司的工资汇总在上诉人集团工资总表中，亦未能作出相应的解释。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一份工商登记查询信息，主张一审中被上诉人提及的郭建红，其身份是华霖公司股东及监事，但被上诉人提供的部分送货单显示交易时间在华霖公司成立之前，且即使郭建红系华霖公司股东也不必然排除其为通裕公司员工的可能性。综上，上诉人通裕公司主张其付款以及收取、抵扣增值税发票行为是受华霖公司委托的主张不能成立，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合同相对方系上诉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78元，由上诉人江苏通裕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玲审 判 员  王 纯审 判 员  王 伟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潘华乐书 记 员  刘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