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8民终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泽甫，男，生于1969年1月18日，汉族，四川省苍溪县人，住四川省苍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兴华，苍溪县汉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正俊，男，生于1962年3月28日，汉族，四川省苍溪县人，住四川省苍溪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玉琼，女，生于1963年9月6日，汉族，四川省苍溪县人，住四川省苍溪县，现住四川省苍溪县。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四川鉴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泽甫、李正俊、周玉琼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苍溪县人民法院（2019）川0824民初1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泽甫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李正俊、周玉琼偿还借款69万元及利息；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李正俊出具的69万元借条是由李正俊向刘泽甫的原借款240万元中下欠的10万元利息，10万元本金及该10万元本金的利息1万元，原借款350万元中，刘泽甫在朋友处借款50万元，李正俊承认付的5万元利息，以及借款43万元共同组成。后经过算账，李正俊又出具包括69万元借款在内的总额243万元的借条。刘泽甫与李正俊两次通话录音可以证实69万元的事实经过。 李正俊、周玉琼辩称，刘泽甫一审诉请的是350万元的借款和69万元的借款，上诉却以243万元的条据进行陈述，超出了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期间刘泽甫对69万元的组成做了多次不一致的陈述，一审判决对此作出了客观的判定。 李正俊、周玉琼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泽甫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刘泽甫依据2019年3月24日的243万元借条起诉，一审判决否定了该借条，但又认定“被告实际认可了原告退出合伙”，自相矛盾。上诉人与刘泽甫签订《合伙协议》，合伙关系成立。350万元的借条中注明“此款用于南充升钟水库灌区履约保证金，用于七标段李正俊股份，属李正俊刘泽甫二人共享共分”，故350万元虽出具的是借条，但明确包含了合伙的意思表示，其中的160.2万元是合伙投资款，189.8万元才是借款。2、一审判决未认定2015年6月6日李正俊转款50万元是偿还本案借款错误。3、刘泽甫的起诉未涉及2015年12月2日和12月3日160万元、80万元借款，这两笔款按刘泽甫的说法已结算支付完了，但一审却判决李正俊方支付176814元，超过了诉讼请求。 刘泽甫辩称，双方的合伙关系已合意解除，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频繁，经过多次结算，李正俊在多次还款中也确认双方是借贷关系，两次通话录音也可以证明。350万元开始没有约定利息，但李正俊长期不还款，后面就约定利息24万元。最后的条据是对之前三笔借款的结算。 刘泽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150万元及利息24万元，共计174万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69万元及该借款自2018年2月1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8.5‰计算的利息；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泽甫与被告李正俊经朋友介绍相识，自2015年5月开始，双方产生经济往来。2015年5月8日至8月3日，双方产生多笔往来转款，被告李正俊、周玉琼于2015年8月2日共同向原告出具“今借到刘泽甫现金叁佰伍拾万元整（3500000元），”的借条一张。后刘泽甫在李正俊等人承包的升钟水库灌区二期南充干渠七标段当安全管理员。期间原告刘泽甫又于2015年12月2日、12月3日，分别向被告出借资金160万元和80万元，合计240万元。对前述两笔借款（350万元和240万元），被告于2016年2月22日至2016年7月1日，先后5次向原告转款105.65万元，但未明确是偿还的哪一笔借款本金或利息。2016年7月15日，原告刘泽甫与被告李正俊签订合伙协议，约定“李正俊在南充市干渠七标段升钟水库灌区工程中的股份属刘泽甫与李正俊两人所有，该项目两人总投资325.2万元，人平各投资162.6万元。李正俊于2015年8月2日在刘泽甫处借款350万元减去刘泽甫的投资款162.6万元，余款187.4万元属李正俊借刘泽甫名下的借款”。不久，刘泽甫离开被告等人承包的工程工地。 在原告刘泽甫离开后，被告李正俊、周玉琼在2016年10月14日至2017年12月26日，又先后10余次向原告转款265.6万元，仍然未注明是偿还的哪一笔借款本金或利息。2018年2月，被告李正俊又曾向原告刘泽甫借款，刘泽甫分别于该月6日和14日通过刘菊芳及赵子富账户向李正俊转款41万元，同月16日，原、被告对前期往来进行结算后，被告李正俊向原告出具“今借到刘泽甫现金陆拾玖万元整（690000元）的借条一张”。继后，被告自2018年8月22日至11月14日，又向原告转款103.4万元。2018年12月9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出具“今借到刘泽甫现金贰拾肆万元整（240000元）”的借条一张。再后被告未向原告偿还借款，2019年3月24日，被告李正俊再次向原告出具“今借到刘泽甫现金贰佰肆拾叁万元整（2430000元）”的借条一张，并在借条上注明“此借款系2015年8月2日、2018年2月16日、12月9日三张借据综合记账，原三张借据作废。其中有陆拾玖万元按银行贷款利息计息8厘5，其余不计利息”。后原、被告对借款的偿还未达成协议，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前述请求。 在诉讼中，被告对自己曾先后四次向原告出具借条没有异议，但辩称由于原、被告之间具有合伙关系，现合伙工程未完工也未进行结算，原、被告之间的借款金额应减扣原告的投资款。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并诉称由于所涉工程是被告与他人合伙承包，自己作为工程安全管理员在工地务工，未能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被告等人也是视原告为所请工作人员并向原告支付工资。原告已于2016年中期与被告协议退出了与被告的合伙，在退出合伙时还约定被告对前期向原告的借款继续向原告偿还本息。 对于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原告诉称在原告退出与被告的合伙时，被告认可其前期借款为350万元和240万元（下文分别称第一和第二笔借款），双方约定350万元可不计付利息，240万元中的160万元和80万元被告须分别按月息2分和8厘5向原告计付利息。协议后被告对第二笔借款也按约陆续10余次向原告偿还（付）借款本息270余万元，且在此期间，被告又曾以自己急需用钱和给原告介绍工程等向原告借款43万元（下文也称第三笔借款），2018年2月16日，原、被告对前述第二笔借款下欠本息及第三笔借款向原告出具69万元的借条一张。2019年3月24日，原、被告对双方之间的往来再次进行结算后，被告认可下欠原告第一笔350万元借款的本金150万元，第二及第三笔借款本息69万元，连同被告认可的利息24万元，向原告出具了总款未243万元的借条。被告李正俊对刘泽甫先后多次向其转款，自己也先后四次向原告出具借条，以及自己在原告离开工地前后向原告还款数百万元本息不持异议，但不能陈述清楚所还款额中本金与利息的具体金额。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的交易往来及借条所载金额的形成进行审查，双方的陈述及举证情况是： 第一张金额为350万元的借条，原告述称自2015年5月至8月，原告向被告转款400万元，而被告在向原告转款50万元，互相品迭后二被告于2015年8月2日向原告出具了350万元的借条。该借款被告于2017年9月24日、12月21日、26日三次返还100万元，2018年10月16日、11月14日两次又返还100万元，下欠本金150万元。被告李正俊对自己出具了350万元的借据和已经返还200万元没有异议，但辩称该350万元借款中的162.6万元已经转换成了原告的投资款，且要求提供350万元的转款交付依据。原告除述称与被告已经实际解除了合伙，被告应继续向原告偿还借款外，针对出借款额提供了2015年5月8日至8月3日向被告转款378万元的转款依据，同时提出其中2015年5月8日所转50万元，被告在该年6月6日已经返还，该年8月2日出具条据时未包括5月8日和6月6日互相转款50万元。排除该互相转款后，原告实际提供的转款交付依据仅为328万元，其与350万元的差额22万元，原告解释为由于时间太长，且中间已经进行过几次算账，相关凭据已不存了。被告李正俊对自己出具的350万元借条及原告的实际转款情况，前期对原告曾转款350万元没有异议，且认可350万元借款不存在支付利息，后期陈述为因该350万元借条是更换过的条据，在更换条据时，可能存在将利息计入本金的情况。 第二张金额为69万元的借条，原告述称系双方在2018年2月16日进行过算账，被告认可向原告的第二笔借款240万元，在陆续偿还（付）部分本息后，还下欠本金20万元，加上2018年2月初被告又在原告处借款43万元，加上第一笔借款中部分款额计付的利息6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69万元的借据。被告认可自己在2018年2月初又曾在原告处借款，且双方在2018年2月16日对前期借款本息进行过结算，并向原告出具了69万元的借条，但对该69万元金额的构成，不认可原告的陈述。鉴于原告未能提供第三笔借款的交付依据及原、被告对第二笔借款的利息偿还情况存在争议，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调取了被告的银行卡交易记录，确认原告在2018年2月6日和2月14日分别通过刘菊芳和赵子富的账户向被告李正俊转款11万元和30万元，合计41万元，并非原告所述43万元。同时，对于第二笔借款的利息支付，一审法院根据被告的还款凭证比照双方约定的计息标准，本着有利于保护债权的原则（即所付利息先扣减利率较低的部分，剩余部分再作为支付利率较高的借款利息，超过应付利息的金额减扣本金，且先减扣利率较低的本金）进行逐笔核实后（核实方式见附页），至2017年7月26日（2018年2月6日出具借条之前的最后一次转款时间），被告下欠第二笔借款的本金余额为17.6814万元。 第三张金额为24万元的借条，原告述称虽然原、被告曾约定前述350万元借款可不支付利息，但由于被告曾承诺2017年10月份左右还200万元，但被告仅偿还了100万元，对未能按约定偿还的100万元愿意承担1年的利息24万元，故其在2018年12月9日向原告出具了24万元借条。被告认可该24万元实际系向原告出具的利息欠条，但辩称该利息并非100万元迟延还款1年的利息，而是90万元迟延还款半年的利息，该利息的约定超过了国家限制性规定，请求减扣。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未提供该利息欠条超过国家限制性规定的有效证据。 第四张金额为243万元的借条，原告诉称系被告迟迟不向原告还款，双方在2019年3月24日对所有往来进行结算，由被告将前述三张借条合并后向原告出具的总条据。同时，原告诉称出具借据时，鉴于被告认可第二笔借款应当支付利息和第三笔借款系原告向银行的贷款，而前述350万元借款可不计付利息，故而借条上约定为“其中69万元按照银行贷款利息8厘5计息，其余不计息”。而被告李正俊辩称该借条是原告以自己需要长时间外出，骗取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并非被告认可双方之间往来的最终结算，其中包括原告向被告的合伙投资款162.6万元，现原告主张返还借款，投资款应从该借条中予以扣除。 还查明，被告李正俊对第二笔及第三笔借款在2018年2月16日向原告出具69万元的借条后，被告周玉琼于2018年8月22日又向原告转款34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告对原告多次向其转款，被告也多次向原告偿还借款本息，期间被告先后三次向原告出具本息借条，且于2019年3月24日将之前的三张借（欠）条向原告出具总额为243万元借条的客观事实没有异议，但辩称双方之间具有合伙法律关系，且条据金额中包括的利息超过了国家限制性规定，原告应当在扣除合伙投资款162.6万元和超额利息后，对余款向被告主张权利，同时，周玉琼不是借款合同和合伙协议的主体，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故本案的焦点在于：1.被告向原告的借款是否应当扣除原、被告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款；2.被告对原告借款金额的认定及利息的计算标准；3.被告周玉琼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 关于被告向原告的借款是否应当扣除原、被告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款的问题。首先，被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且长期从事工程承包，知道或应当知道证明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合伙或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内容及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本案中，被告自己对与原告的经济交往向原告出具借条，其直接证明的是原、被告之间具有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该借条即是原、被告之间建立的借款合同，该合同系被告自愿签订，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也不损害国家、集体及他人利益，该借款合同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其次，原、被告虽签订了合伙协议，但在原告离开工地后，被告明知该工程可能出现亏损，还向原告数十次大额还款，并支付利息，还先后三次向原告出具借条，其行为既体现了被告对应付原告借款本息金额的认可，也体现了被告实际是认可原告退出了合伙。故被告辩称对原告所持借条，应扣除双方合伙协议所载明的投资金额再行返还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借款金额的认定问题。虽然被告李正俊在2019年3月24日向原告出具了金额为243万元的借条，但该借条上载明该金额系2015年8月2日、2018年2月16日、12月9日三张条据综合记账，现被告对该三张条据所载金额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对所涉及三张借据的金额认定分别论述如下：首先，对于2015年8月2日的借条，虽然原告在诉讼中未能足额提供350万元的交付依据，但被告对该借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曾认可所涉350万元不包括利息，而被告在出具借条时对原告实际转款少于350万元具有审查注意义务，事后与原告签订合伙协议及先后多次向原告出具借条均未提出异议，原告诉称转款依据丢失的情形可能存在。故被告在2015年8月2日时向原告的借款，应以被告出具的条据350万元为准。在诉讼中，原告诉称被告在2017年9月24日、12月21日、12月26日三次返还100万元，2018年10月16日、11月14日两次又返还100万元，下欠本金15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被告在原告不能足额提供转款依据的情况下辩称，该借款中可能包括利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对于2018年2月16日的69万元借条，原、被告均称系被告在偿还了第二笔借款（240万元）的部分本息后对下欠本息连同第三笔借款出具的借条，现双方对该条据的金额构成陈述不一，经一审法院根据被告逐笔还款按照约定利率并本着有利于保护债权的原则核算后，截止2017年7月26日，被告下欠第二笔借款的本金为17.6814万元，加上第三笔借款41万元，被告在2018年2月16日时，实际下欠原告借款本金58.6814万元，并非69万元。在诉讼中，原告诉称在出具69万元借条时，还包括350万元借款中的部分利息，与原告陈述的350万元不计付利息相矛盾，原告的该项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对于2018年12月9日被告所出具的24万元借条，原、被告均陈述系被告迟延返还借款时，被告认可的利息，该借条实际为被告应付利息的欠条。虽然原、被告曾经约定对350万元借款不计付利息，但被告李正俊未按约及时向原告还款，向原告出具利息欠条，实际是对自己迟延还款自愿承担的违约责任，该行为不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原告请求履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在诉讼中，被告辩称该款系90万元迟延偿还半年的利息，因被告至今尚未偿清所借款额，且自己对自己的主张又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被告辩称该利息超过了国家限制性规定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借款的利息计算及偿付问题。被告李正俊作为借款合同的义务人，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时向原告返还借款，其拖延不还，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偿还（付）借款本息和引起诉讼的法律责任。原、被告在2019年3月24日出具借条时约定“其中69万元按照月利率8.5‰计付利息”，实际是约定第二及第三笔借款按照月利率8.5‰计付利息，其余不支付利息，但原、被告未约定返还时间及利息的起算时间，鉴于该借条是前三张借条的汇总，被告应根据三张借条的不同情况向原告返还本金及偿付利息。其中第一笔借款尚欠本金150万元，原告要求被告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第二张借条，因系第二笔借款及第三笔借款合计而成，双方约定按照月利率8.5‰计付利息，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第二笔借款至2017年7月26日，被告下欠本金为17.6814万元，被告应自2017年7月27日起支付利息。对第三笔借款41万元，被告在2018年2月16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应自出具借条之日起计付利息。在2018年2月16日出具借条后，被告周玉琼于2018年8月22日又向原告转款34000元，系偿还原告的借款本息，在应付本息中减扣；对于第三张借条24万元，因系100万元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借款利息，原告要求再计付利息，有违民间借贷利率限制性规定，原告的该部分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周玉琼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问题。被告周玉琼虽然在原告所持2019年3月24日的借条上没有签字，但其作为被告李正俊的妻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2015年8月与李正俊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款后由李正俊进行工程投资，随后又多次向原告转款偿还借款本息，被告李正俊对原告的前述借款，属于李正俊与周玉琼的夫妻共同债务，周玉琼应当与李正俊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在诉讼中，被告辩称周玉琼不是借款合同及合伙协议的主体，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一款、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正俊、周玉琼应返还原告刘泽甫借款150万元及该款自2019年5月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李正俊、周玉琼应返还原告刘泽甫借款586814元及该款按月利率8.5‰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其中176814元自2017年7月27日起计算利息，41万元自2018年2月16日起计算利息。被告于2018年8月22日偿还（付）的34000元，在应付本息中减扣（先扣利息，后扣本金）；三、被告李正俊、周玉琼应偿付原告刘泽甫所欠的利息24万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一、二、三项，限被告李正俊、周玉琼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120元，由二被告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2017年11月26日，李正俊在其2015年8月2日出具的350万元借条上书写“于2017年11月26日前以还款壹佰万元整还款壹佰万元升钟水库七标退还保证金下欠合伙资金贰佰伍拾万元整2500000.00元”。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关于借款金额及应还款金额的认定；二、一审判决是否超出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关于借款金额及应还款金额的认定。李正俊、周玉琼主张2015年8月2日出具的350万元借条金额中的162.6万元系刘泽甫的合伙投资款，187.4万元属于借款。刘泽甫则述称双方合伙关系早已解除，合伙资金已转化为借款，李正俊、周玉琼于2017年9月24日、12月21日、26日、2018年10月16日、11月14日共向其转账偿还了200万元，350万元借款下欠150万元，李正俊方对已返还200万元没有异议，且上述转款有转款凭证证明，若李正俊与刘泽甫的合伙关系没有解除，162.6万元没有转化为借款，李正俊方向刘泽甫超额还款不符合常理，且李正俊于2019年3月24日再次向刘泽甫出具243万元的结算借条，并注明2015年8月2日350万元的借条、2018年2月16日69万元的借条、2018年12月9日24万元的三张借条作废，若双方合伙关系没有解除，162.6万元没有转化为借款，原350万元借条中187.4万元的借款部分李正俊方已经偿还200万元，再就该笔借款进行结算并重新出具借条不符合常理，且243万元的结算金额也与李正俊方偿还了200万元后350万元下欠150万元及另两张借条金额69万元、24万元的总计金额相符，综上，刘泽甫所举借条及转款凭据等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证明双方合伙关系解除，350万元中原合伙投资款162.6万元已转化为李正俊方的借款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李正俊、周玉琼应当返还刘泽甫下欠借款150万元，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应从刘泽甫主张还款时即起诉之日2019年5月6日起计算逾期利息，刘泽甫主张逾期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在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情况下，逾期利率不能超过年利率6%，故若刘泽甫主张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超过年利率6%，则应按年利率6%计算该笔借款的逾期利息，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未超过年利率6%，则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对刘泽甫主张的69万元，有李正俊方出具的69万元借条和243万元结算借条为证，刘泽甫对69万元借条的形成作出了合理说明，且与双方转款往来基本相符，69万元借条系双方对之前多笔借款及利息的结算，李正俊、周玉琼应当返还该69万元，因双方在69万元借条中未约定利息，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当时对该69万元口头约定利息，故刘泽甫主张该69万元从借条出具之日即2018年2月16日起计算利息，本院不予支持，但2019年3月24日李正俊出具的243万元结算总借条中，双方明确约定该69万元按照银行贷款利息8厘5计息，故该69万元应当从2019年3月24起按月利率8.5‰计算利息。对刘泽甫主张的24万元，有李正俊方出具的24万元借条和243万元结算借条为证，刘泽甫主张该24万元借条系李正俊承诺2017年10月份左右偿还350万元借款中的200万元，但其仅偿还100万元，对未能按约定偿还的100万元承担1年利息24万元，刘泽甫的陈述与2017年9至12月李正俊方偿还350万元中的100万元，2018年10月、11月偿还100万元的事实相符，而李正俊主张24万元是对90万元迟延还款半年的利息结算，无相关证据和事实印证，故李正俊主张24万元利息结算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限制，本院不予支持。李正俊、周玉琼应当偿还该24万元，因该24万元系100万元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若再计息就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利率限制，故该24万元不再计算逾期利息。李正俊方主张其2015年6月6日转款50万元应当计入偿还本案借款，但李正俊的该笔转款是在其出具350万元借条之前，并且该笔转款之前的2015年5月8日刘泽甫亦向李正俊方转款50万元，因此一审判决是在对350万元借款刘泽甫的实际交付情况进行审查中排除了这两笔相互转款，故李正俊主张该款为偿还本案借款，本院不予支持。 二、一审判决是否超出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对2015年12月240万元借还款的审查系基于刘泽甫主张的69万元借条的形成涉及240万元的借款，一审判决根据240万元借款判决李正俊方偿还的176814元是包含在刘泽甫主张的69万元中的，故一审判决并未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泽甫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上诉人李正俊、周玉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苍溪县人民法院（2019）川0824民初159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被告李正俊、周玉琼应偿付原告刘泽甫所欠的利息24万元”； 二、撤销四川省苍溪县人民法院（2019）川0824民初15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李正俊、周玉琼应返还原告刘泽甫借款150万元及该款自2019年5月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第二项“被告李正俊、周玉琼应返还原告刘泽甫借款586814元及该款按月利率8.5‰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其中176814元自2017年7月27日起计算利息，41万元自2018年2月16日起计算利息。被告于2018年8月22日偿还（付）的34000元，在应付本息中减扣（先扣利息，后扣本金）”、第四项“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上诉人李正俊、周玉琼返还上诉人刘泽甫借款150万元，该款从2019年5月6日起计算逾期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逾期利率的计算标准为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超过年利率6%，则按年利率6%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未超过年利率6%，则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四、上诉人李正俊、周玉琼返还上诉人刘泽甫借款69万元，该款从2019年3月24日起按月利率8.5‰计算利息至借款付清之日止； 五、驳回原审原告刘泽甫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列一、三、四项，限上诉人李正俊、周玉琼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120元，由上诉人李正俊、周玉琼承担。刘泽甫上诉应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64元，李正俊、周玉琼上诉应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5415元，共计27779元，由上诉人李正俊、周玉琼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卫东 审判员  熊剑洪 审判员  郁华冰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黄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