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902民初4354号 原告（反诉被告）：王俊霞，女，198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秦安县。 原告（反诉被告）：李小红，女，1973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孟州市。 原告（反诉被告）：方巧娥，女，197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 原告（反诉被告）：范小红，女，1982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四原告(反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洁，浙江天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邬增军，男，198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军军，上海瀛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杰，上海瀛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李蝶君，女，1968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原告(反诉被告)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与被告（反诉原告）邬增军、李蝶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追加了李蝶君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于2020年3月6日公开开庭。原告(反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洁、被告（反诉原告）邬增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军军、被告(反诉原告)李蝶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反诉原告）邬增军、李蝶君在庭审中向本院提出反诉。两案合并审理。庭后双方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被告（反诉原告）邬增军、李蝶君在本院送达预缴受理费通知后七日内未缴纳费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向本院提出本诉诉讼请求：判决立即解除邬增军与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于2018年4月5日、4月8日订立的承包、合股两份协议。庭审中诉请变更为要求立即解除双方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合股协议书》。事实和理由：邬增军系舟山市定海某娱乐会所主要负责人。2018年4月5日，邬增军和李蝶君以发包人与承包人李小红、范小红、方巧娥、万某、王俊霞等5人订立了《承包协议》一份，将舟山市定海某娱乐会所（下称娱乐会所）交由上述李小红等5人共同承包经营。2018年4月8日，邬增军以合伙人（占股5%）与下列合伙人李蝶君（占股35%）、李小红（占股10%）、范小红（占股15%）、王俊霞（占股15%）、方巧娥（占股10%）、万某（占股10%）又订立了《合股协议书》一份。约定：1.娱乐会所总投资为房租55万元/年，承包费33万元/年，按各自投资的股份比例分红和亏损。2.合伙期限：3年。3.上述合伙人组成的娱乐会所，由邬增军负责办理合伙工商登记，共同经营，并按各自的投资比例共负盈亏。4.如果吸收他人入伙或者合伙人退股，皆需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等。四本诉原告针对上述该二份协议的履行，自2018年4月5日起至4月8日止期间，李小红向邬增军缴纳房租费、承包费、承包押金三款项44834元，范小红缴纳上述三款项67250元，方巧娥缴纳上述三款项44834元，王俊霞缴纳上述三款项67250元，万某交纳上述三款项55000元。在履行上述两份协议中，五承包人分别多次要求邬增军出示租赁娱乐会所协议和租房实际付款状况以及娱乐会所装修装饰产生的费用情况，用于核对邬增军其向合伙人收取房租以及承包费88万元/年是否合理。但邬增军并没有向承包人提供，更不用说让承包人认可。同时邬增军未按股份协议规定向工商机构申请办理娱乐会所的合伙企业的登记手续。自合股协议订立日，即自2018年4月8日起至今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邬增军从没有召开过合伙人会议或者让合伙人核对房屋租费、装修装饰费以及合伙期间娱乐会所经营成果收支情况，对于分配，自始自终都是邬增军一人说了算。2018年10月13日，邬增军在没有征求各合伙人意见前提下，私自单方面同意万某退股，并向其退还股费。尤其是万某走后邬增军其并没有吸收新的合伙人来承包或入股接替万某的10%股份以及工作，已形成娱乐会所经营活动无法正常运行，以及产生邬增军分给四人现有收入款还不足以支付2019年度承包股份款的损失后果。针对上述情形，四人于2019年11月15日要求立即解除合股协议。四人于2019年11月18日离开了该娱乐会所。四人认为，邬增军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合股协议规定，娱乐会所至今登记在邬增军一人名下,不符合合伙企业的构成要件。邬增军隐瞒娱乐会所租赁协议、房租装修装饰协议以及产生上述两项费用实情，骗取四人与其订立承包合股协议并设定房租50万元/年、承包费33万元/年的该两项来源显系错误。四人已尽承包以及股份协议所指定的款项缴纳义务，并无任何的过错。因邬增军主观独断合同违约行为不仅造成对四人合法权益侵害，且充分表明了其不再履行承包、合股协议的客观事实。因此,要求确认合伙协议解除。 被告（反诉原告）邬增军辩称，四人提出解除合伙协议，属单方解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合伙未出现如根本违约等法定解除的事由；协议约定若想解除，须各方协商同意，四人寄送书面解除通知并不能发生协议解除的效果。合伙协议中各方约定的成本支出，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实际经营过程中，合伙各方事实上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工商登记有无变更，并未造成对合伙经营的任何影响。邬增军并未私自同意万某退伙，万某与四人关系更密切，四人叫邬增军出面交涉，后被诉之法院。万某退伙后，相应的股份也由邬增军、李蝶君受让，四人也无异议。相关的微信聊天、转账记录，足以证明全体合伙人毎个月在结算，并按各自比例分配盈亏。邬增军不同意对方所称的承包转化合伙的说法。 被告（反诉原告）李蝶君辩称，不同意解除，答辩意见与邬增军相同。 被告（反诉原告）邬增军、李蝶君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判令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支付合伙经营的亏损213098.5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8日，反诉原告邬增军、李蝶君同四反诉被告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及案外人万某签订《合股协议书》，约定各方合股经营舟山市定海某娱乐会所，合伙会所经营期限为三年；合伙人如要退股，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如没有人接受退股人股份，退股人出资额一律不退。合同签订后，由于万某未参与经营并要求退出，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万某退伙，其股份转让给邬增军、李蝶君，故邬增军占股调整为10%，李蝶君占股调整为40%。自2018年5月开始，各方合股共同经营风华年代娱乐会所，每月进行结算，并根据实际分配盈余。2019年11月16日，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突然离幵会所，并发函邬增军要求解除合伙关系。由于娱乐会所的经营性质，四人的无故离开致使娱乐会所的客源急萎缩，亏损不扩大。截至2020年3月4日，会所经营亏损（不含房租、承包费）共计83197元，四人应按比例承担41598.50元。另四人还欠付租金137500元及承包费34000元，故四人共应当承担经营损失合计213098.50元。 原告(反诉被告)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对反诉辩称，驳回赔偿请求。邬增军在合伙协议履行中有过错，对亏损有异议。 双方对以下事实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2018年4月8日，邬增军、李蝶君同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及案外人万某签订《合股协议书》，约定：各方合股经营舟山市定海某娱乐会所，邬增军占股5%，李蝶君占股35%，王俊霞占股15%，李小红占股10%，方巧娥占股10%，范小红占股15%；总投资为房租55万元/年，承包费33万元/年，按各自投资的股份比例分红和亏损；合伙会所经营期限为三年；合伙各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合伙人如要退股，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如没有人接手退股人股份，退股人出资额一律不退。后万某退出合伙。2019年11月，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离幵娱乐会所，并发函邬增军要求解除合伙关系。上述事实，有双方的陈述和《合股协议书》等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合伙协议对退伙条件有约定，需全体合伙人同意方能退伙。邬增军、李蝶君、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通过签订合股协议书，形成个人合伙关系。各方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约定了合伙期限，约定了退伙条件,为需全体合伙人同意。现邬增军、李蝶君明确表示不同意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退出合伙体。在约定的合伙期限尚未到期的情况下，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退伙的条件尚不具备。本院对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的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的本诉请求，不予支持。邬增军、李蝶君的反诉请求，因两人在本院送达预缴受理费通知后七日内未缴纳受理费用，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预交而在通知后仍不预交受理费的，按邬增军、李蝶君撤回反诉处理。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本诉诉讼请求； 二、被告（反诉原告）邬增军、李蝶君的反诉按撤诉处理。 案件本诉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王俊霞、李小红、方巧娥、范小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林 静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侯微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