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72民初159号 原告：永康市追克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济大厦4楼东403室。 法定代表人：曾卫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饶进平，浙江亚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银，浙江亚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保税区国际发展大厦1110CD室。 法定代表人：陈翔，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盛政军，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恒尧，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浙江翼港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碶闸街58号（20-36）室。 法定代表人：丁家正，该公司总经理。 第三人：宁波珈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福明路858号（7-1）-（7-9）。 法定代表人：汪栋。 委托代理人：顾勤伟，男，该公司职员。 第三人：宁波佰利华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南路188号7楼。 法定代表人：王如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耀光，男，该公司职员。 原告永康市追克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追克公司）与被告宁波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中远公司），第三人浙江翼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翼港公司）、宁波珈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珈泰公司）、宁波佰利华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利华航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追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杜银、饶进平，被告宁波中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盛政军、李恒尧（微法院线上出庭），第三人翼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家正（微法院线上出庭），珈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顾勤伟，佰利华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耀光到庭参加诉讼。当事人庭后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追克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3个柜子货损738,593.25元（107,042.50美元×6.9汇率），终止拍卖手续费40,140元，合计778,733.25元；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滞箱费损失107,619元；3.赔偿上述两项诉请合计886,352.60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日起计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原告为将四票货物从宁波港出运至加纳港，委托第三人翼港公司作为货运代理，翼港公司又转委托第三人珈泰公司、佰利华航公司向被告订舱。被告作为承运人于2018年9月12日向原告签发其中三票货物提单，于同年9月25日签发另一票货物提单。其中3个柜子于2018年11月3日到达目的港，另1柜子于同年11月15日到达目的港。原告于当月电放了1个柜子给收货人，剩余3个柜子在提货期内无人提货。期间，原告未收到任何风险提示，包括货物可以存放的时间及可能产生的费用等。直至2019年2月15日，翼港公司才告知原告再不清关货物就要被海关拍卖，此时距货物到港已经超过三个月。为减少损失，原告委托被告立即办理退运，并于2019年3月7日支付300,000元退运押金。但退运押金支付后，直至3月18日被告才安排订舱，次日被告收到海关通知，货物已进入拍卖程序无法办理退运。 2019年3月29日，原告赴被告处协商，被告提供案外人孙元伟（被告合资方的中国客户经理）的联系方式。孙元伟协助办理3票货物的终止拍卖手续，原告向其支付手续费40,140元。4月9日，原告要求被告立即订舱退运。4月12日，目的港（被告在加纳的分支机构）通知被告已终止拍卖程序。4月15日，目的港又通知被告海关已同意退运。但被告并没有按照原告要求及时履行退运义务，虽经原告及货代多次进行催促及提示风险，直至4月19日才让目的港订舱，且最快船期为4月27日。4月23日，被告以海关称收货人提异议，货物存在争议为由不办理退运。12月17日，被告擅自扣除滞箱费107,619元后，退回了剩余押金。 原告认为，被告作为承运人，首先，应当及时告知托运人货物可以存放港口的合理时间及可能产生的风险和费用，因其迟延履行告知义务，导致货物未能及时安排退运，存在过错；其次，被告在接受退运委托后，因其怠于履行职责，导致货物最终被拍卖，给托运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宁波中远公司答辩称：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理由如下： 一、被告并非案涉货物承运人，被告主体不适格。首先，原告提供的提单显示，被告系作为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的代理签发提单。其次，在原告出具的退运申请保函中，保函相对方为承运人中远公司，保函也明确记载“已安排上述货物委托中远公司运输给收货人”。再次，原告委托了专业律师，在审核提单后不应当发生承运人识别错误的问题。 二、被告系承运人的代理且履行代理行为中并无过错，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一，案涉货物于2018年11月运抵目的港，案涉诉讼时效应当至迟自2018年11月底起算，然原告于2020年1月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一年诉讼时效。其二，原告作为涉案货物的托运人理应关注货物在目的港的情况，在其与收货人就贸易合同项下存在未收到货款等争议的情形下，更应及时告知承运人以便及早采取措施。被告作为承运人的起运港代理并不知晓原告未收到收货人的货款，被告在2019年1月8日收到承运人目的港代理有关涉案货物无人提货的通知后，就立即通知了原告的订舱代理珈泰公司和佰利华航公司。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珈泰公司和佰利华航公司并未在2019年1月将该信息转达翼港公司或原告，而是在一个月后的2019年2月收到被告第二次通知后才告知了原告。珈泰公司和佰利华航公司未及时将货物在目的港的动态告知原告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而被告没有过错无需承担责任。其三，在原告提出退运申请后，被告、承运人及承运人目的港代理也积极协助其了解目的港的退运政策。海关对货物的扣押、拍卖所指向的对象系对货物进出口报关负责的货方，而非作为承运人代理的被告、承运人及承运人目的港代理。被告、承运人及承运人的目的港代理无权要求海关终止拍卖，只能向目的港海关提出申请。故涉案货物能否退运首先取决于目的港海关的意见，而海关意见的作出并不涉及运输合同，只涉及原告及其收货人作为主体的贸易合同。即便海关的意见是准许退运，退运能否成行还要看承运人是否有合适的航次。在该两项条件未满足之前，承运人无法与原告达成退运合同。其四，在得知目的港海关不同意承运人提出的退运申请后，被告向原告提供了案外人孙元伟的联系方式，以协助原告的收货人去主动联系目的港海关申请停止拍卖。其五，被告、承运人及承运人目的港代理在得到海关同意涉案货物退运的消息后，也及时安排了退运操作，准备安排4月27日的RHLCONSCENTIA轮将涉案货物退运回宁波。但由于收货人也向海关提出了异议，因而目的港海关认为涉案货物所有权存在争议又将其扣留。承运人目的港代理在得知货物被海关扣留无法退运后，也告知原告应当主动联系收货人解决货款纠纷。但由于原告未能解决其与收货人之间的争议，涉案货物最终被拍卖。最后，退运并非承运人义务，托运人并非可以无限制地行使请求变更的权利，承运人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服从托运人变更运输合同的请求。原告意图将其贸易合同项下的风险转嫁给被告及承运人，不应得到法院支持。 三、原告的索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金额不合理。首先，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损失。原告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货物所有权人，不仅报关单中的发货人并非原告，也无法确定贸易合同中的定金是否从本案诉请中扣除。其次，原告自行决定委托孙元伟向目的港海关申请终止拍卖，并向其支付酬金，而孙元伟并非被告员工，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赔偿该费用。最后，原告在向承运人申请退运时承诺负担在目的港产生的各项费用及风险，并向承运人和被告出具了《退运申请保函》。故被告作为承运人的代理有权代承运人在押金中扣除涉案货物在目的港产生的滞箱费。 第三人翼港公司陈述：3个柜子于2018年11月到港，我司一直催促客户提货，但是目的港一直无人提货。到了2018年3月，原告要求退运，我司联系珈泰公司和佰利华航公司退运，他们给的回复是可以办理退运，我司又把这个消息告知原告。后珈泰公司和佰利华航公司要求支付退运押金310,400元，我司告知原告后，原告将押金打给我司，我司又付给了珈泰公司和佰利华航公司。又过了一个月左右，船公司说目的港不能退运，货物要拍卖，我司也如实告诉了原告。 第三人珈泰公司陈述：关于原告货物被目的港海关拍卖，同意被告所述，是不可能退运回宁波的。另，我公司代理的1个箱子（提单号为COSU6184820920），在目的港产生的滞箱费从退运押金中扣除，其余押金已退还。 第三人佰利华航公司陈述：我公司代理了2个柜子（提单号为COSU6183965480、COSU6183965481），并按照正常流程针对这票货进行沟通，需要我司协助的，我司都积极处理。在退运过程中，我司是根据客户要求，与船公司沟通并进行相应的信息传达。在收取2个柜子的滞纳金后，其余押金已退还。 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有效证据及庭审调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9月，原告追克公司为将从案外人浙江宏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强公司）处购买的四票货物（厨房锅具）共四个集装箱从宁波港出口至加纳港，委托第三人翼港公司代为办理货物出运手续，翼港公司又委托第三人珈泰公司、佰利华航公司订舱。2018年9月12日、25日，被告宁波中远公司作为承运人中远公司的代理就该四票货物分别签发了COSU6183965480、COSU6183965481、COSU6183965482、COSU6184820920号提单，前三票货物由佰利华航公司订舱，船名/航次为BAHAMAS/102W，第四票货物由珈泰公司订舱，船名/航次为JPOATAIR/010W。货物报关由宏强公司负责，出口申报价值共计148,600美元，其中案涉三票货物价值为107,042.50美元，另一票货物价值为41,557.50美元。四票货物于2018年11月3日、15日运抵目的港，其中仅COSU6183965482号提单项下货物被收货人提取。 2019年2月18日，原告向中远公司出具退运货物申请，要求将COSU6184820920号提单项下货物退运至宁波；2月20日，原告向中远公司及被告出具退运申请保函，要求将COSU6183965480、COSU6183965481号提单项下货物退运至宁波。退运申请均载明：发货人追克公司已安排上述货物委托中远公司运输给收货人，现要求贵司退运上述货物到宁波装货港，我司保证于3日内结清货物在加纳卸货港产生的各项费用及退运运费等。 2019年3月7日，原告将300,000元押金汇给翼港公司法定代表人丁家正；3月7至11日，翼港公司分别向佰利华航公司、珈泰公司汇款210,000元、100,000元；3月8日、11日，珈泰公司、佰利华航公司分别向被告支付押金100,400元、210,000元。 2019年4月18日，加纳海关出具扣留收据一份，载明因所有权争议需进一步调查扣留案涉三票货物。加纳税务部门出具拍卖单据，显示三票货物于2019年4月7日被拍卖。 自2019年2月起，原、被告，第三人，中远公司就涉案三票货物处置问题进行沟通，大致经过如下： 2019年1月8日，被告接中远公司目的港代理电子邮件通知，催促收货人清关，海关可能因无人提货而拍卖货物（被告证据第19页）。被告于次日将该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告知珈泰公司及佰利华航公司（被告证据第18页）。 2019年2月14日，中远公司目的港代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被告、珈泰公司及佰利华航公司，货物正等待查验和拍卖，要求托运人催促收货人清关以终止拍卖（被告证据第17-18页）。 2019年2月15日，第三人翼港公司通过QQ告知原告由于货物存放时间过久，目的港海关将拍卖这批货物，要求原告通知收货人联系当地海关停止拍卖程序（原告证据第6-9页）。原告则表示由于货款未收回，希望再多存放半个月（原告证据第10页）。 2019年2月18日，原告通过QQ询问翼港公司是否可退运，翼港公司回复可以退，流程和费用已让船公司去核实（原告证据15页）。 2019年2月22日，翼港公司通过QQ将三票货物的退运费用发送给原告，要求原告对费用进行确认（原告证据第17页）。 2019年3月6日，原告通过QQ与翼港公司协商退运押金数额（原告证据第22页）。翼港公司表示在进口费用和退运成本结清后，押金会全额退还（原告证据第23-25页）。同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中远公司目的港代理向海关申请不要拍卖货物（被告证据第16-17页）。 2019年3月8日，翼港公司通过QQ要求原告确认三票货物退运的提单信息（原告证据第34-35页），原告予以确认（原告证据第37页）。 2019年3月14日，珈泰公司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询问退运进度（原告证据第43页）。2019年3月18日，珈泰公司、佰利华航公司继续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询问退运进度（原告证据第45页）。同日，被告回复代理已经安排订舱，提单还没做，回来的船晚了（原告证据第47页）。 2019年3月19日，被告向珈泰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告知海关通知箱子已进入拍卖流程，并给了两个处理方案，一是让收货人清关提货，二是让人把货买了（原告证据第48页）。 2019年3月27日，被告通过微信告知原告需要向海关申请终止拍卖流程，并提供了案外人孙元伟的联系方式，用于沟通解释如何向海关申请或者介绍清关公司及人员（原告证据第50-51页）。2019年3月29日，被告再次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提供孙元伟的联系方式（原告证据第53页）。同日，中远公司目的港代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被告，货物尚未被拍卖，等待海关回复是否同意退运申请（被告证据第15页）。 2019年3月30日，原告通过微信联系孙元伟要求其协助退运，孙元伟要求支付每票货物2,000美元用于终止拍卖（原告证据第57页）。2019年4月1日，原告向孙元伟支付了人民币40,140元费用（原告证据第69页）。 2019年4月10日，孙元伟通过微信告知原告（海关）已经没有问题，要求原告联系中远公司走退运程序（原告证据第71页）。同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中远公司目的港代理，客户说海关已经终止拍卖，请协助核实货物是否能够退运（被告证据第14页）。 2019年4月12日，孙元伟通过微信告知原告退运信（海关）关长已经签字（原告证据第74页）。同日，中远公司目的港代理通过电子邮件告知被告，海关已同意退运（被告证据第11-12页）。次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询问中远公司目的港代理预估退运费用（被告证据第21页）。2019年4月16日，被告再次通过电子邮件询问中远公司目的港代理预估退运费用，用以确定退运押金数额（被告证据第10页）。 2019年4月19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要求中远公司目的港代理协助退运并安排最早的航班（被告证据第1-2页）。 2019年4月23日，中远公司目的港代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被告海关因货物所有权争议扣留了货物，要求托运人解决与收货人之间的货款纠纷并告知结果（被告证据第1页）。 另查明，2018年5月2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曾卫萍银行账户收到预付货款人民币333,335.78元，按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折合为51,540美元，故原告未收回的货款金额为97,060美元（148,600美元-51,540美元）。2020年1月2日，原告与翼港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翼港公司在扣除运费56,783.60元、滞箱费107,619元后，将剩余退运押金135,597.40元退还原告。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从提单及退运申请记载可以看出，被告在货物出运前已向原告以书面方式披露了其承运人代理的身份，而原告在货物出运直至申请退运的整个过程中，对于被告的身份也是明知的。同时，被告与中远公司目的港代理一直保持内部邮件沟通，被告提示原告清关、收取退运押金、安排航班等事项均依照中远公司目的港代理授意或经同意行事，并未超越代理权限。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故被告实施代理事务的效力应当及于其委托人中远公司。因此，原告作为托运人对承运人的索赔请求应当向承运人本人，即中远公司主张，而非向承运人代理的被告提出。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货损、滞箱费及利息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相关抗辩有理，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永康市追克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644元，减半收取计6,322元，由原告永康市追克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继林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 维 【附录一】 各方证据 原告追克公司证据： 证1.提单三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事实； 证2.原告职员“Amy”与翼港公司职员周娜、法定代表人丁家正QQ聊天记录及截图打印件三十四页，用以证明直至2019年2月15日货代才告知原告再不清关货物就要被海关拍卖这一事实及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办理退运的事实； 证3.银行电子回单五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9年3月7日通过翼港公司向被告支付300,000元退运押金的事实； 证4.珈泰公司、佰利华航公司与被告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打印件六页，用以证明货代多次询问被告退运进度，被告办理退运事宜进度缓慢，直至2019年3月18日才安排订舱，3月19日告知货物已进入拍卖程序的事实； 以上证2-4用以共同证明被告未向原告提示货物可以存放的最长时间导致货物即将进入拍卖程序，原告要求被告办理退运并支付了押金，被告予以接受，但怠于履行退运义务的事实； 证5.原告职员丁欢与被告职员吴懿潼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截图打印件四页、被告职员邬蓓蕾发送给原告职员丁欢的电子邮件打印件一页，用以证明被告提供了案外人孙元伟的联系方式，孙元伟系被告合资方的中国客户经理； 证6.原告职员丁欢和孙元伟的微信聊记录及截图打印件二十二页，用以证明孙元伟协助办理货物终止拍卖手续并于4月9日确认已经可以安排退运，原告向其支付手续费40,140元的事实； 证7.原告职员丁欢与被告职员吴懿潼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页、各方电子邮件打印件二十五页，用以证明原告于4月9日要求订舱退运，4月12日目的港通知被告已终止拍卖程序，4月15日目的港通知被告海关已同意退运，原告及货代多次催促被告安排退运，而被告一直在反复确认费用，不履行退运义务，直至4月19日才安排订舱，4月23日回复已无法退运的事实； 以上证5-7用以共同证明原告通过孙元伟终止拍卖，要求被告尽快办理退运，多次催促，但被告一直在走内部流程，确认所谓退运费用，导致最终货物无法退运的事实； 证8.出口货物报关单两份，用以证明3个柜子货物价值为107,042.50美元； 证9.通知函两份、和解协议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擅自扣留了滞箱费107,619元的事实； 证10.销售确认书、商业发票、装箱单各三份，用以证明四票货物出口时的报关价值为148,600美元，案涉三票货物的报关总价值为107,042.50美元； 证11.提单、出口货物报关单、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各一份，用以证明一票货物于2018年10月24日电放； 证12.原告职员丁端与案外人宏强公司职员尤一彪QQ聊天记录打印件一页、采购合同、销售确认书、银行业务回单三份、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与宏强公司订立合同，四票货物系原告向宏强公司订购，总货值148,600美元，原告已通过其离岸账户支付全部货款，货物出口时，原告委托宏强公司办理出口报关手续的事实； 证13.原告与收货人电子邮件打印件两页，预约发票、银行流水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与收货人订立合同，原告四票货物出口价值为FOB宁波171,800美元，收货人预付货款51,540美元，尚欠货款120,260美元的事实； 证14.提单确认件三份，用以证明原、被告就退运事宜达成一致，退运合同成立的事实。 被告中远公司证据： 证一、电子邮件打印件十九页，用以证明货物未能退运的经过； 证二、海关扣留收据一份，用以证明加纳海关认为案涉货物所有权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调查故将案涉集装箱扣留的事实； 证三、拍卖单据三份，用以证明案涉货物已被加纳海关拍卖的事实； 证四、退运申请保函三份，用以证明原告承诺负担货物在目的港产生的各项费用。 【附录二】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