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豫01行赔初25号原告刘付松，男，汉族，1953年1月19日出生，住河南省新郑市。委托代理人程波，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奇兵，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港大道297号。法定代表人张俊峰，主任。委托代理人郑延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港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兆灵，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付松因与被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航空港区管委会”）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付松及其委托代理人程波、王奇兵，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郑延辉、吴兆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付松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将原告的房屋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赔偿原告房屋共计900平方米按照周边房屋市场价赔偿房屋价值损失7396200元；房屋装修损失200000元。2.赔偿原告因违法强拆造成的房屋附属设施损失9800元，房屋内物品损失10550元，出租房屋租金损失360000元（86400元/年,4年2个月），搬家补助费6000元，过渡补助费211200元（支付期间为2015年8月强拆之日起至恢复房屋原状实际交付之日止），本项费用合计597550元。3.律师费16000元。4.律师差旅费、交通费、诉讼费、材料费14000元。以上四项共计822375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系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港办事处花园村村民（花园村系自然村，归属于坡地刘行政村，该村所在区域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在本村拥有宅基地和房屋。2013年6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中州大道（机场高速）沿线村庄拆迁及违法建设整治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原告房屋在该通知拆迁范围内。2015年8月8日，原告的房屋被强制拆除，后原告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历两审，2019年5月2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行终1352-2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的房屋实施拆除的行为违法。2019年10月11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了行政赔偿申请书，2019年12月10日，被告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赔偿原告人民币307160元，安置房360平方米。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无法弥补其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提起诉讼。原告刘付松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2.户口本，以上两份证据拟证明原告主体适格。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行终1352-2号行政判决，拟证明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4.房屋被拆毁前、后的照片，拟证明房屋被强拆的事实、房屋的装修情况、房屋的附属设施情况和房屋内外财物的情况。5.城市总体规划，拟证明原告房屋已纳入城市规划区。6.周边房屋均价（港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做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书），证明2018年周边商品房的市场价格8218元/平方米。7.行政赔偿申请书、邮寄详单、妥投单，拟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8.行政赔偿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无法弥补原告因被告的违法强拆行为造成的损失。9.郑州航空港区近期房屋交易均价网页的截图，证明目前二手房的交易价是11940元/平方米。10.代理费发票。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答辩称：一、涉案房屋明显系违法建筑，依法应当拆除且不存在补偿或赔偿。涉案房屋虽为宅基地，但性质上属于集体土地，在其上建设个人住宅应当依法依规由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否则即为非法建筑。《土地管理法》及《河南省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就此有明确的规定，不存在对违建建筑的补偿或赔偿问题。二、涉案拆除行为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港区发展而实施的全局性工作，同时配套了完备的“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政策。答辩人就集体土地征收房屋补偿制定的“合村并城”政策是合法合规且公平合理的，而涉案房屋所在行政村共有房宅405处，在规定期限内有363处房宅自愿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并安置完毕，即明确说明这一点。合村并城拆迁安置补偿工作是全方位、综合性的安置补偿方案，既有货币补偿又有配套安置房，又解决了拆迁户养老等社会保障。涉案房屋在证明其合法性后，应依照港区“合村并城”拆迁安置政策及相关规定确定补偿或赔偿。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不能成立。1.原告要求按周边商品房市场价8218元/平方米支付其集体土地上的自建房价值，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因商品房的市场价值是国有土地上的、具有完整产权并能正常交易的房屋，涉案房屋系原告在集体土地上的自建房，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房屋。2.原告主张的装修房屋及房屋附属设施费用已包含在合村并城政策房屋补偿内，不存在另行单列、另行补偿问题。3.屋内物品损失不是事实。所涉村庄拆迁自2013年12月开始即进行了多次宣传，原告明知且预知房屋将被拆迁，早已将房内物品搬空。且拆迁前，有关人员在清查确认无人无物后才实施拆除，根本不存在有价值物品，原告说存在物品损失既不是事实也不符合常理，且无证据支持，不能成立。4.租金和停产、停业损失不能成立。因涉案房屋均为集体土地上自建房，仅限于自住，不能对外进行个人商业经营。《土地管理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合村并城征收补偿政策均规定对宅基地自建房屋对外商业行为一律不予补偿；即便参照《河南省实施若干规定》，给予停产停业损失也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三条件：（1）认定为合法建筑；（2）有合法营业执照；（3）办理税务登记且具有纳税凭证，本案均不具备。5.搬家补助和过渡费用主张明显过高，缺乏依据，应当根据合村并城政策确定。6.被答辩人主张的律师费、律师差旅费、交通费、诉讼费、材料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属实且实际支出；而且该部分费用不是拆除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要求答辩人承担也于法无据。四、基于港区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考虑，答辩人此前作出了赔偿决定。在进入诉讼后，如果原告证明其对涉案房屋具有合法产权，可以参照港区“合村并城”安置补偿的政策及有关规定认定补偿和赔偿。综上，对于被答辩人主张的各项损失，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兼顾司法公平和社会效果。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1.《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09﹞127号；2.《关于印发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第一批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征收任务的通知》郑港﹝2013﹞71号及附件；3.《关于印发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合村并城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和村民安置社会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郑综保管﹝2012﹞45号；4.《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合村并城办公室关于印发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合村并城安置征迁实施方案的通知》郑综保合村办﹝2012﹞1号；5.《中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集体土地和房屋征收拆迁工作的通知》郑港工委﹝2013﹞31号。证据目的：1.“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标准具有合法性、公平性、公正性、合理性。被告根据《土地管理法》、郑政文﹝2009﹞127号文件等法律法规制定了该标准。2.“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标准的具体内容。第二组证据，1.坡地刘村编号为XG-PDL·04-001号安置补偿协议；2.坡地刘村编号为XG-PDL·04-238号安置补偿协议；3.安置情况统计表。证明目的：1.“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标准具有合理性，可以作为赔偿的认定标准。辖区10个行政村中，有6个行政村已经全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圆满结束，原告所在坡地刘村405处房宅已签订补偿协议363处。“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标准被绝大多数群众认可，极具合理性。2.“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政策的补偿内容和标准均是统一的。原告主张的装修损失、附属设施、停产停业损失、租金损失均不属于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范围。第三组证据,1.（2018）豫行终1352-2号行政判决书;2.拆迁前进行宣传、公告、通知的照片一组。证明目的：1.生效文书已查明2013年12月开始，被告在实际拆除涉案房屋前，已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了宣传；2.房屋拆除前，大多数房屋内物品已由村民自行腾空，照片中可看到部分村民将门窗等稍有价值物品都拆除带走，不存在所谓物品损失。上述三组证据共同证明涉案房屋配套了完备的“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政策，该政策合法合规且公平合理，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均可被补偿政策所涵盖，如果原告证明其对涉案房屋具有合法产权，可以参照港区“合村并城”安置补偿的政策及有关规定认定补偿和赔偿。经庭审质证，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对刘付松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对证据1、2涉案土地类别为宅基地，为集体所有土地，原告未提供建房审批手续。根据2005年《河南省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村民住宅建设应向乡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颁发批准证书，同时应向村委会申请验现后方可开工。涉案房屋未经乡镇人民政府进行审批，系非法建筑。二、对证据3行政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书已确认不存在征收行为，且涉案房屋的土地至今仍为集体土地，因而不存在依据商品房价格对涉案房屋进行赔偿的问题。三、对证据4，原告依据照片主张装修附属设施及物品损失不能成立。涉案房屋为农村自建房，不显示进行了装修，不显示存在有价值的附属设施，更不显示在拆除前尚有物品存在，同时也不符合常理。因为拆迁拆除宣传自2013年3月开始，2013年10月正式实施拆除，该系列案涉案房屋大多于2015年7至9月份拆除，期间时间长达两年多，涉案房屋拆除时，村中绝大多数村民已拆除后搬离，整个村庄不具备正常生活、居住条件。原告明知房屋将被拆除，早已将室内有价值物品全部拆除搬空完毕，工作人员正式拆除前全面清查，确认无有价值物品后才拆除，房屋在拆除过程中无人阻挡，顺利完成拆除可以印证上述事实。四、对证据5省政府的文件没有异议，但对原告以此主张涉案房屋居住地已纳入城市规划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文件是对港区未来发展的总体规划的批复，没有将涉案房屋所在区域纳入城市规划的具体内容。五、证据6系港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做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书，该答复针对的是具备完整产权的商品房，涉案房屋是集体土地上的自建房，因此该答复与本案无关。六、对证据7、8无异议。七、对证据9，房屋交易趋势图反映的是正常市场交易的商品房价格，与涉案农村自建房无关。八、对证据10，代理费即律师费凭证，该组票据是2014年的，本行政赔偿案原告于2019年12月30日起诉，且该律师费凭证为京平律师事务所，鉴于此前行政违法案由该所代理，该票证应属此前代理行政违法案的律师费凭证，该凭证出具时本行政赔偿案尚未产生，且没有证据证明已实际支出，也不在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中。原告刘付松对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中五份文件材料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不做评价，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首先，五份文件都是征迁的文件，但是没有征收土地和房屋的批准文件，也没有拆迁批准的文件。征迁的前提条件是征收的批准文件，没有征收的批准文件就不能适用被告所提交的这些征迁通知等文件。其次，拆迁适用标准是2009年制定的，现在是2019年，不能再适用2009年的标准。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近几年的司法判例，行政赔偿不得低于征收补偿，也即是说，行政补偿不能直接适用于行政赔偿。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认为安置补偿的标准被大多数群众认可，极具合理性。原告认为合理性必须要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被告在该区域的征收拆迁如果没有合法依据，谈不上所谓的合理性。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对第一份证据行政判决书没有异议。对第二份拆迁的宣传公告、通知的照片等的合法性有异议。在没有征收拆迁的批准的文件情况下，任何的宣传、公告、通知都不具有合法性，违法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也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结合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系其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复印件和户口本复印件，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3系生效判决，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4反映了拆除前后房屋状况，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5、6虽然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7、8证明了在确认违法之诉结束后，原告向被告申请赔偿，被告作出赔偿决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9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10系律师代理费发票，因不能显示系与本赔偿案件或确认违法案件中的支出，且律师代理费亦不属于直接损失范畴，本院不予采纳。结合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2-5系航空港区2012年-2013年关于集体土地征收、房屋征收及合村并城等而下发的通知、方案、工作办法等，与证据1相结合，作为该区合村并城等相关工作的依据，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3为坡地刘村村民签订的两份安置补偿协议及安置情况统计表，本案的行政赔偿诉讼亦与原告对上述通知、方案等确定标准不满有关，不同意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有关，因此上述第一组证据及第二组证据均本案具备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1系生效判决，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2与证据1中的事实认定相互印证，证明被告进行了拆迁前的宣传，本院予以采纳。庭后，本院责令被告提交其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中认定三层以下为501平方米的证据，被告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载明三层以下统一认定为501平方米的依据是根据《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五十一条，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先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村内有空闲地的不得批准使用村外土地。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的面积按下列标准执行：……（二）人均耕地六百六十七平方米以上的平原地区，每户用地不得超过一百六十七平方米。航空港区所处位置及人均耕地情况，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167平方米，167平方米合法的宅基地上盖满三层房屋，房屋建筑面积就是501平方米。对被告补充的上述证据，原告发表质证意见称：1.三层以下房屋认定为501平方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行政赔偿的依据。2.从原告提交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来看，原告的宅基地大于167平方米，被告依据167平方米推算原告三层以下房屋面积为501平方米与事实不符。庭后，本院责令原告补充其房屋层数、每层面积及总面积的证据，原告向本院提交明细表显示其房屋共三层，每层面积均为300平方米。对于被告补充提交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系三层以下房屋统一认定为501平方米的依据，因原告合法持有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的面积为300平方米，被告按照宅基地面积167平方米计算每层面积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补充提交的房屋建筑面积明细，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付松系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港办事处花园村村民，在本村有宅基地和房屋一处。原告称其房屋于2015年8月8日被被告强制拆除，之后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本院经审理作出的（2016）豫01行初513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对刘付松等人涉案房屋实施拆除的行为违法。航空港区管委会不服，提起上诉，之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航空港区管委会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后原告向航空港区管委会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赔偿损失各项损失共计6896168.6元。航空港区管委会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刘付松人民币264020元，安置房屋360平方米。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另查明，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航空港区新港办事处已征迁的十个村合计4115户，已完成征迁任务数4056户，未完成征迁任务数59户。被告陈述安置小区已经建成，已经签过协议的村民，有些已经入住安置房，有些正在装修。另，被告陈述，对与本案同一系列案件的所有原告都预留有安置房。再查明，原告提交的宅基地使用证面积显示为300平方米，原告提交的明细表显示其房屋共三层，每层面积300平方米，共计900平方米。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航空港区管委会拆除原告刘付松房屋的行为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其因违法行为对刘付松财产造成的直接损失应予赔偿。刘付松主张的损失有以下五类：1.被拆除房屋本身的损失；2.房屋装修的损失、附属设施及屋内物品损失；3.出租房屋的租金损失；4.搬家费和过渡补助费；5.律师费、律师差旅费、诉讼费、材料费等损失。一、对于被拆除房屋本身的损失应当如何赔偿的问题。原告刘付松在起诉时及本案审理过程中，均表示如房屋不能恢复原状，要求以赔偿金的方式进行赔偿。本案中，原告所在的村组已经整体进行拆迁安置，故原告房屋不具备恢复原状的条件，原告关于其被拆除房屋的赔偿请求应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进行。刘付松主张按照市场价8218元/平方米计算其房屋损失，刘付松的直接损失是什么，其主张是否合法合理，是确定如何赔偿其房屋损失时首先应当判断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房屋的直接损失为该房屋建筑成本的价值，理由如下：1.原告被拆除房屋系在其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屋，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屋与商品房的差别不仅仅体现在土地价值的差价上。该房屋所占的土地性质、房屋结构、配套设施、房屋品质、区位价值等方面均与可以上市交易的商品房存在较大差异，不应参照2018年的商品房价格8218元/平方米的标准计算房屋价值损失。2.原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宅基地为集体经济组织分给其无偿使用，因航空港区“合村并城”工作对原告所在村庄进行整体拆迁，且统一建有安置房，安置办法中明确，包括原告刘付松在内的村民（被征迁人）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可以获得人均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安置房，该份安置房是基于村民身份获得，是对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权益的保障，因此，安置房的价值或者面积也不能作为原告被拆除房屋的价值参考。3.虽然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被确认违法，应当赔偿原告的财产损失，但鉴于国家赔偿范围限定于赔偿直接损失的规定，原告关于房屋的直接损失系其房屋建筑成本的价值。基于上述原因，原告获得其被拆房屋建筑成本的赔偿之后，不影响其基于村民身份获得安置房。关于房屋建筑成本的价值如何确定的问题。因原告未向本院提交其房屋建筑成本价，本院考虑以下因素：1.被告举证的《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合村并城安置征迁实施方案》中确定对被征迁人宅基地上三层以下（含三层）实有房屋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下发的郑政文〔2009〕127号的标准，对砖混结构房屋按照6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因案涉村庄拆迁启动于2013年，被告按照郑政文〔2009〕127号文件补偿符合政策规定，具有合理性。2.原告房屋被拆除时间为2015年，其时郑州市人民政府已经下发的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砖混结构房屋补偿标准已经调整为680元/平方米，从更有利于原告的原则出发，本院以680元/平方米为基数，为体现出对被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性的惩戒，上浮20%作为计算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价的依据，即以816元/平方米对原告房屋1-3层予以赔偿。3.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只所以参照市政府确定的补偿标准，进行一定比例的上浮后作为计算赔偿标准的依据，是因为市政府文件中确定的补偿标准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在全体村民层面具有公平性。原告主张其房屋三层，每层300平方米，共计900平方米，被告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中亦对该面积予以确认。因此对原告房屋共应获得赔偿734400元（816元×900=734400）。此外，涉案的征迁实施方案中确定有国家、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奖励费，根据合法宅基地三层以下房屋（501平方米）给予奖励费每平米60元。被告对刘付松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中对该项目奖励费30060元亦予以支持，本院认为该部分奖励费用亦属于原告基于房屋被拆迁应得的款项，否则即面临起诉比不起诉更不利的后果。同时因该奖励费系政策性的奖励，本院不再按照刘付松三层以下实有面积计算奖励费。重点项目建设拆迁奖励费用，系针对所有被征迁人，房屋被拆后符合条件即可获得，因此本院亦将其归属到原告房屋被拆的直接损失中。综合以上各项，原告刘付松关于房屋被拆的损失共计764460元（734400＋30060＝764460）二、关于原告主张的房屋的装修损失200000元、附属设施损失6800元和室内物品损失10550元的主张能否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行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原告的房屋被航空港区管委会违法拆除，航空港区管委会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前对房屋内物品已经进行了清点、登记造册并予以保存，也未对房屋装修状况拍照取证备查，也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故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因被告涉及原告所在村庄的征迁工作始于2013年，而原告房屋拆除时间是在2015年，在此期间被告多次动员和通知，原告应当对拆迁有所预期，其有能力在拆迁之前对装修状况、附属设施和屋内物品的情况通过拍照、录像等简单可行的方式进行固定，故本案也不应完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因此在该部分的损失方面，本院将主要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1.关于房屋装修的损失，该部分损失已经在房屋本身的损失中予以考虑，故不再重复支持。2.关于原告主张房屋内物品损失10550元的诉讼请求。经审查原告的物品清单，清单显示有LED灯、联通展柜、吊扇、卖衣服柜子四项，从物品属性特点来看，上述物品中除吊扇外均不是生活用品，在原告不能提供初始证据证明上述物品的确存在的情况下，对LED灯、联通展柜、卖衣服柜子不应由被告予以赔偿，吊扇为生活用品，存在符合常理，对原告关于吊扇的150元的赔偿请求予以支持。3.原告主张附属设施（水井、水泵、水塔和沼气池）损失6800元，考虑农村住家户的现状和需求，水井、水泵、水塔的存在符合常理，但原告负有向本院详细描述水井规格与水泵型号的义务，因原告未向本院详细描述，本院结合郑州市人民政府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和以往的审判惯例对水井酌定赔偿1000元，结合网络交易平台上水泵价格酌定对水泵、水塔赔偿500元。对沼气池，在原告未提供初始证据的情况下，不予赔偿。综合以项，针对附属设施以及屋内物品损失，被告应当赔偿原告1650元。三、关于原告主张的涉案房屋出租租金损失36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该项损失损失不属于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违法强拆造成的直接损失，原告的该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四、关于原告主张的搬家补助费6000元，过渡补助费211200元的损失。关于搬家补助费，从本案案情来看，原告刘付松在物品损失所列清单中未主张生活用品的损失，其物品应当是在强制拆除前已经搬离，其要求支付搬家补助费应当予以支持，对搬家补助费本院酌情支持1000元。关于过渡补助费，原告房屋被强拆后，需要另寻住房居住，必然会产生相关费用。航空港区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政策确定每人每月400元的房屋租赁费，18个月之后按照每人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该费用即为过渡费性质，对原告主张的过渡补助费的赔偿，本院参照该标准予以支持，被告应支付原告一户六人自房屋被拆至实际履行赔偿义务之日止的过渡补助费。五、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律师差旅费、诉讼费、材料费等损失，不属于由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违法强制拆除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刘付松房屋损失764460元；二、被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刘付松附属设施及室内物品等损失1650元；三、被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刘付松搬家补助费1000元；四、被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刘付松一户六人的过渡补助费（自2015年8月8日起的18个月按照每人每月400元的标准支付，18个月以后按照每人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至实际履行赔偿义务之日）；五、驳回原告刘付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八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祖一审判员  崔航微审判员  王 冰审判员  姚付良审判员  董正方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燕辉书记员  邵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