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3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汉族，××××年××月××日生，高中文化，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汉族，××××年××月××日生，文山市第三小学六年级学生，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法定代理人：李某，女，汉族，1979年8月6日生，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云南省罗平县人，住文山市（系上诉人王某1的母亲）。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权珏，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威，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某，女，汉族，1948年6月10日生，文盲，农民，云南省文山市人，住云南省文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男，汉族，1980年3月1日生，高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云南省文山市人，住云南省文山市。上诉人王某2、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毛某、王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2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0年3月12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上诉人王某2、王某1的法定代理人李某、被上诉人毛某、王某3到庭参加了调查和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2、王某1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2345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对于文山市古木镇古木村委会古木村东街185号房屋（价值95万元）享有1／8份额；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采信被上诉人毛某、王某3一方提交的王成礼《遗嘱》，并进而认定建立在文山县（集体土地证号：文集建（1996）字第00028号）房屋产权仅归王成礼之妻毛某，属采信证据及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该《遗嘱》不应认定为王成礼自书遗嘱。该《遗嘱》为打印件，文山县古木法律服务所也只见证人了立遗嘱人王成礼的签字和手印，对遗嘱内容是否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是否是立遗嘱人自行打印不明确；其次，该《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十八条规定，代书遗嘱需有2个以上见证人在场，由1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立遗嘱人签名。而该《遗嘱》除立遗嘱人王成礼的签名外，“见证”部分仅有文山县古木司法所的签章，见证人和代书人不明；其三，一审法院认可《见证书》中《谈话笔录》不符合形式要件而不予采信，故古木法律服务所对遗嘱的见证程序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其四，二人向房管部门申请争议房屋初始登记时，仅提交了毛某、王某3等人订立的《家庭协议》仅提，未提及《遗嘱》相关内容，同样是对《遗嘱》的进一步否定。综上，《遗嘱》形式要件和见证程序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王成礼在立遗嘱时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遗嘱》有效错误。二、毛某、王某3在办理房屋产权证书时提交的《家庭协议》侵犯了上诉人的法定继承权，房管部门根据《家庭协议》及毛某要求，仅将毛某、王某3二人登记办理为本案争议房屋的共同产权人错误。因《遗嘱》无效，《家庭协议》无王成礼的其他继承人王明英、王某1、王某2的参与并同意协议内容的意思表示及签字认可，该《家庭协议》并未对所有继承人产生法律效力。三、上诉人有权按照法定继承中的代位继承权，对争议房屋享有八分之一的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1条的规定，在本案中，王成礼死亡后，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应为其妻子毛某以及其子女王明祥、王明英、王某3四人。因王明祥先于王成礼死亡，对于王明祥继承王成礼遗产的部分，上诉人依法享有代位继承权，并对争议房屋享有八分之一的份额。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涉案《遗嘱》有效并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属采信证据错误，以致事实认定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一审判决应当予以撤销。因此，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人民法院在依法查明本案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请。毛某答辩称，争议房屋是其和王成礼共同建盖，二人有权决定由谁继承。王某3答辩称，尊重毛某和王成礼的意见。王某2、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二原告对位于文山市古木镇古木村委会古木村东街185号房屋（价值90万元）享有1／8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毛某与王成礼系夫妻，共同生育了王明祥、王某3、王明英。李某与王明祥结婚后，于××××年××月××日生育了长女王某2，于××××年××月××日生育了长子王某1。王明祥、王成礼分别于2009年、2011年因病去世。王成礼生前与毛某共同建盖了文山市古木镇古木村委会古木村东街185号房屋，并于1996年7月23日将该房屋登记于王成礼名下。2009年5月12日，王成礼立有遗嘱一份（署名王成礼、落款时间2009年5月12日），内容为：“……立遗嘱人与妻子毛某于1996年在文山县，房屋面积186.24平方米（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书号文集建（1996）字第00028号），房屋产权为夫妻二人共有，无其他共有人，且未做过抵押，对属于立遗嘱人的产权部分有完全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立遗嘱人归世后属于自己的房产产权由妻子毛某继承，其余人无继承权，不能干涉。立遗嘱人完全自愿立此遗嘱，无他人胁迫”。王成礼于2011年2月病故后，毛某于2011年8月30日将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其名字。2015年3月17日，毛某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证，并要求添加王某3为共同产权人。诉争房产现登记所有权人为毛某、王某3。王明英经本院询问，其认为诉争房产系毛某财产，而毛某健在，不应进行分割，故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法定继承，而被告方则辩解为遗嘱继承，本案案由应为继承纠纷。公民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被继承人王成礼生前立有遗嘱，其遗产应按其所立遗嘱处理，故二原告的主张法定继承（代为继承王明祥应继承的份额）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毛某、王某3的辩解，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某2、王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王某2、王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意见，王某2、王某1对一审认定王成礼立有遗嘱将其拥有的争议房屋产权交由毛某继承的事实有异议，认为该遗嘱形式要件及见证程序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并据此证实前述争议事实。毛某、王某3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王某2、王某1提出的事实异议，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予以综合评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应当按照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王某2、王某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以王成礼的遗嘱不符合自书及代书两类遗嘱的形式要件主张王成礼遗嘱无效。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7条的确对列举的5类遗嘱做了相应的形式要求，但22条关于遗嘱无效的法律规定中，并未明确遗嘱不符合17条形式要件即为当然无效；其次，17条规定的5类遗嘱形式要件，是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通过实施。条文是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对遗嘱形式做了列举式规定。但1985年至今已经跨越三十余年时间，社会复杂性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仅以三十余年前列举的5种遗嘱形式，显然难以包罗现今社会复杂多样的遗嘱形式，故不能仅仅以遗嘱不符合17条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就直接判断遗嘱无效，而应当结合22条，综合审查遗嘱是否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对遗嘱无效的情形作了以下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本案中，王某2、王某1主张《遗嘱》无效，但并未能够举证证明该《遗嘱》形成过程中有法律规定的遗嘱无效的事实存在。在案的《遗嘱》虽为打印，但经立遗嘱人王成礼签名按印，并注明了立遗嘱的年、月、日。且古木法律服务所出具的独立《见证》（盖有该所公章）明确立遗嘱人王成礼“于2009年5月12日在我的面前签订了前面的《遗嘱》内容符合法律的规定，遗嘱上当事人的签字，手印属实。”，亦对王成礼《遗嘱》的真实性作出了肯定性表述。毛某、王某3提交的《遗嘱》，与一审法院依职权从无利害关系第三方古木法律服务所调取的《遗嘱》原件及《见证》吻合一致，能够证实王成礼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在案的王成礼遗嘱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遗嘱法律形式存在一定差异，但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该遗嘱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立遗嘱人王成礼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某2、王某1主张该《遗嘱》无效，本案争议房屋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王某2、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王某2、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祺审判员 陈登荣审判员 黄敏丽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黄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