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1民终36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红丹，女，汉族，1983年1月19日生，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吉林同信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北八道街支行，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新路252号。法定代表人：姜雪飞，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原野，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玥，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园建中路61号。法定代表人：罗元昌，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卫，广东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红丹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北八道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银联）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5民初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红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原野、马玥，广州银联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红丹上诉请求：1.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姜红丹的全部诉讼请求；2.要求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案涉第三方支付扣款的基本事实未全面认定、评判，认定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非擅自扣款不构成侵权，有失公正。本案是因为姜红丹主张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以第三方支付方式擅自划款侵犯姜红丹财产权利而成讼。合法的第三方支付程序应当基于四组合同关系并完成相关合规操作。以购买理财产品为例：1.购买人与理财产品销售方签订合同，并且合同中约定购买人同意以第三方扣划方式支付购买理财产品款。2.理财产品销售方与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方签订服务合同等，授权第三方提供支付服务。3.购买人存款银行与提供支付服务第三方签订有《收付业务协议》等，存款银行同意协助支付服务第三方扣划购买人账户内的存款。4.购买人与存款银行签订《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网上银行个人客户工银信使服务协议》，购买人授权存款银行协助第三方支付机构扣划存款。5.实施扣划前存款银行向购买人预留手机号发送内容明确的扣款短信及动态验证码，且经购买人操作同意。本案的具体情形是，1.姜红丹与工行北八道街支行没有签订《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网上银行个人客户工银信使服务协议》。2.姜红丹与北京博创公司没有签订购买理财产品的合同。3.姜红丹的手机没有收到工商银行的扣款短信。对以上三种情形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无法否认。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提交2015年5月28日广州银联与北京博创公司签订的《代收业务合作协议书》，用于证明双方具有合作服务关系。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在一审程序中提交2010年8月20日工行广州高新支行与广州银联签订的《银企直联收付业务协议》复印件，用于证明扣划姜红丹存款是依据该协议实施，但在重审程序中，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又提交2014年5月21日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与广州银联签订的《客户备付金存管协议》复印件，用于证明根据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文件规定重新签订协议，涉案扣划姜红丹存款是依据该新协议实施。一审判决没有认定与评判姜红丹与工行北八道街支行没有签订《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网上银行个人客户工银信使服务协议》及工商银行是否发送扣款短信一节，也没有认定与评判广州银联与工商银行之间的《银企直联收付业务协议》《客户备付金存管协议》。一审判决对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实施第三方支付方式扣款的合法性没有正面认定和评判。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是金融机构，负有保证存款人存款安全的法定职责，金融机构从事所有业务都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操作，第三方支付扣款是要式行为，广州银联与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实施扣款应当遵守签合同在先、扣划款在后的规定。广州银联与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实施扣款在先，一审判决以“姜红丹对划款授权追认”为由，回避认定广州银联与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实施扣款行为的效力。二、广州银联依据伪造的《划款授权和承诺书》向工行广州高新支行发送交易指令，但广州银联从未出示该《划款授权和承诺书》，有意隐瞒非法证据、逃避承担责任。根据姜红丹信访投诉，2019年6月17日，吉林银保监局向姜红丹送达《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根据吉林银保监局调查核实，2015年7月8日，广州银联向工行广州高新支行发送姜红丹与北京博创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博创公司）签署的《划款授权和承诺书》（缴费编号8602488874017），《划款授权和承诺书》上有姜红丹签字、手印及身份证复印件。2019年6月19日，姜红丹到吉林银保监局查阅该《划款授权和承诺书》，发现姜红丹签字、手印系他人假冒，姜红丹要求复印、拍照该《划款授权和承诺书》，但遭到吉林银保监局拒绝，双方因此发生争议并报警。广州银联向工商银行发出交易指令的《划款授权和承诺书》系伪造，广州银联明知该《划款授权和承诺书》，但却在一审、重审一审程序中从未提及该《划款授权和承诺书》是其发出交易指令的依据。一审判决对该事实未查明。三、一审判决认定姜红丹对授权扣款追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5年7月10日，姜红丹签字的《博创基金理财产品认购申请书》(以下简称《认购申请书》)并非由姜红丹与北京博创公司签订，不是双方之间的合同，且内容不真实、不合法。该《认购申请书》也并未到达工商银行，一审判决关于“姜红丹授权工商银行按照博创公司要求和指定金额进行划款，该申请书的签订是对划款授权的追认”的说法十分荒谬。理由，1.《认购申请书》上并未表彰北京博创公司的名称，北京博创公司未盖章签署。从理财产品名称冠以“博创资本”或者“博创兴业”并不能推定出理财产品发售方的公司名称，一审判决混淆了理财产品名称与理财产品发售公司的区别，将“博创资本”或者“博创兴业”理财产品名称等同于北京博创公司。2.姜红丹本意是购买工商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当时姜红丹不知道冠名为“博创资本”或者“博创兴业”名称的理财产品不是工商银行销售，姜红丹与北京博创公司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不可能同意向北京博创公司支付款项，一审判决关于姜红丹确认购买博创公司理财产品的说法是对姜红丹表述的片面、错误解读。3.2015年7月10日，姜红丹签署《认购申请书》时不知道存款已经扣划，工行北八道街支行根本没有收到《认购申请书》，何谈姜红丹对工商银行授权划款的追认，2015年8月，姜红丹知道存款被扣划，但不知道扣款给与姜红丹没有合同关系的北京博创公司。一审判决认为，姜红丹未提出异议，进一步证明对工行北八道街支行授权扣款的认可（第9页），是缺乏依据的任意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4.2015年7月9日，通过博创公司、广州银联、工商银行联手非法操作，将姜红丹200000元资金划入北京博创公司账户，姜红丹的损失已经不可逆转地产生，损害后果、侵权行为及其因果关系十分清楚，但一审判决以所谓姜红丹的“追认”将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的侵权责任化为乌有。一审判决关于追认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擅自划转姜红丹账户资金的证据确实、充分，构成侵权的法律规定十分明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十分明显，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姜红丹的上诉请求。工行北八道街支行辩称，一、姜红丹未能证明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存在擅自划转其账户资金的事实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姜红丹提交的证据包括《博创基金理财产品认购申请书》和尾号4460的工商银行卡流水，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对姜红丹卡内资金进行了划扣，但不能证明工行北八道街支行是擅自划扣。二、姜红丹要求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赔偿的诉讼请求本身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姜红丹在一审庭审中自认知道资金划转是在签订完申请书后一个月左右，申请书签订时间是2015年7月10日，推算出姜红丹自认知道资金划转时间是2015年8月10日左右，而姜红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间是2017年10月27日，已经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并且因在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前已经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而不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三、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对姜红丹卡内资金进行划扣的依据是工商银行广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与广州银联公司签订的《银企直联收付业务协议》和《客户备付金存管协议》，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并非擅自划扣。四、姜红丹应当向顾娜及博创公司主张权利，与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无关。姜红丹向工行卡（尾号4460）存款200000元，并将银行卡、身份证等重要信息拍照发给白会晶，又由白会晶转发给顾娜，其目的就是让顾娜完成款项支付，姜红丹实际上参与了资金划转全过程，姜红丹明知并且同意顾娜进行款项支付，且姜红丹于转款次日（2015年7月10日）补签了理财产品认购申请书，对资金的用途、金额、收益率都进行了手写确认，足以认定姜红丹对前一日的转款行为知情且认可。此外，姜红丹在2017年10月27日才提起诉讼，自应当知情之日起已经超过了两年，更加证明了姜红丹知晓资金没有被擅自划扣，而是购买了理财产品，在等待收益。依据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并生效的（2016）吉0104刑初1040号刑事判决书第五项，已经责令该案被告人退赔投资人经济损失，姜红丹的损失已经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侵权案件的赔偿金额应当以其实际损失为准，其再向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和广州银联主张承担全部损失于法无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姜红丹的上诉，维持原判。广州银联辩称，一、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下称二道区法院）2019年6月19日作出的（2019）吉0105民初161号民事判决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姜红丹在2017年10月27日《民事诉状》中确认二道区法院认定的事实，姜红丹签署《博创基金理财产品认购申请书》，证明其清楚知道涉案资金购买的是北京博创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因此，姜红丹在《民事诉状》中确认：“产品到期后，姜红丹未收到本金和利息。姜红丹得知顾娜涉嫌违法犯罪后，向长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在庭审中法官问姜红丹，何时知道资金被划转，姜红丹答：“在2016年1月13日前，这个日期是我所购买的产品到期日，我告诉顾娜到期不再存了，我知道资金被划转是在签订完申请书后的一个月左右。”三、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在一审时调取的姜红丹2016年6月13日在长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询问笔录》证明姜红丹“参加了北京博创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向长春市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姜红丹在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吉0104刑初1040号刑事案开庭时作为（47）被害人作了陈述。四、（2016）吉0104刑初1040号刑事判决书已判决由顾娜等人退赔包括姜红丹等投资人的经济损失。二道区法院（2019）吉0105民初161号民事判决书已查明：“在2016年1月23日，顾娜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被刑事拘留。被告人王承、顾如源、曹现金、顾娜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由法院做出（2016）吉O104刑初104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四被告人七年至五年刑期的有期徒刑并责令退赔投资人经济损失。该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姜红丹确认其得知顾娜涉嫌违法犯罪后，向长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姜红丹应当依照（2016）吉0104刑初1040号刑事判决向北京博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顾娜女士等追收涉案投资款项。必须指出，根据（2016）吉0104刑初1040号刑事判决书的记载，北京博创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尚有成都市武侯区双丰路331号危旧房改造项目、成都市武侯区四川省个体经营经济皮革加工贸易试验区工贸A区1号地块、顾娜购买的长春市御翠园四期缴纳房款3169538元及长春融大天玺1913号房和1914号房，顾娜购买名厦门航空祥群一期工程22号楼一跃2层104室及地下室地下一层第483、483-1号子母车位、北京博创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96950000元投资等大量土地、房屋、债权尚未处理。五、姜红丹为收取高额利息购买北京博创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理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过错责任。姜红丹从其通过白会晶联系顾娜购买涉案理财产品，拍照涉案银行卡和身份证发给白会晶，由白会晶转发给顾娜，及为向顾娜购买涉案理财产品将涉案资金存入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到其签订《博创基金理财产品认购申请书》，并在该申请书中亲笔写到缴费客户指定的缴费账户户名为“姜红丹”，账号为“×××”，划扣金额为“（小写）200000（大写）贰拾万元整......”再到其“告诉顾娜到期不再存了”等等，都清楚地说明姜红丹知道其涉案资金是购买北京博创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博创兴业保证收益型资产管理计划”理财产品，知道涉案资金已转入北京博创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银行账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理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已明确规定：“风险自担”。因此，姜红丹理应对自己的上述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涉及到非法集资刑事犯罪，已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应当驳回姜红丹的起诉。据查，博创投资公司是安徽钰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租宝的关联企业。2016年3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了公告，博创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兵、直接责任人王承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逮捕。姜红丹女士在《民事起诉状》中已确认其已向长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七、广州银联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首批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支付业务许可证》，广州银联、工行北八道街支行的电脑清算系统仅仅是依照北京博创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发的电子指令提供资金清算服务，没有任何过错，而且涉案资金已全部实时清算给了北京博创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银行账号。综上所述，特请法院依法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实，依法审理，公正判决，驳回姜红丹女士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的合法权益。姜红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赔偿其存款200000元及利息损失；2.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5年5至6月间，姜红丹从案外人白会晶处得知，白会晶在工商银行顾娜所在的花园支行购买理财产品收益稳定、收益率高。为购买理财产品，2015年7月1日姜红丹将200000元资金存入自己的工商银行账户（卡号×××），然后将身份证、银行卡的照发给白会晶，由白会晶转发给顾娜。2015年7月9日，案外人博创公司向广州银联送交易数据指令，广州银联向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发送交易数据指令，划转姜红丹账户内资金200000元。顾娜电话通知姜红丹会让案外人刘崇去为其办理购买理财产品手续。2015年7月10日，刘崇携带相关手续到姜丹红工作处，姜丹红签署《博创基金理财产品认购申请书》，载明：1.缴费客户自愿授权工商银行按照收费单位划款要求和指定金额，从缴费客户指定的下述缴费账户划款至收费单位指定账户，而无需在每次划款前征求缴费客户意见。2.缴费客户指定的缴费账户户名为姜红丹，账号为×××，扣划金额为200000元。3.在工商银行严格执行收费单位发出的划款指令的前提下，对工商银行因执行收费单划款指令引发的争议、纠纷等，均由收费单位与缴费客户之间自行解决，工商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4.工商银行因严格执行收费单位发出的划款至指令而遭受缴费客户索赔所造成的损失，收费单位将无条件负担完全赔偿责任。5.在缴费客户向收费单位提交终止授权的书面文件，并由收款单位将终止授权文件交工商银行，工商银行办妥终止授权手续前，本授权书始终有效。认购申请书下半部表格另载明：姜红丹购买理财产品名称为“博创兴业保证收益型资产管理计划”、收费模式为前端收费、购买金额200000元、产品成立日为2015年7月10日、产品到期日2016年1月13日、资金兑付日为产品到期3个工作日、投资收益率为8%以及姜红丹的银行卡号、证件号。认购申请书中间部分有一枚显示“中国工商银行资金划扣”字样的红色印章，申请人签字处有姜红丹本人签字。认购申请书缴费客户和收费单位一栏为空白、未填写。2015年8月份左右，姜红丹得知账户内200000元被划扣走，后与白会晶通电话确认，白会晶称应该是购买上述理财产品的扣款。（二）在2016年1月23日，顾娜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被刑事拘留。被告人王承、顾珈源、曹现金、顾娜因犯非法收公众存款罪，由法院做出（2016）吉0104刑初1040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四被告人七年至五年刑期的有期徒刑并责令退赔投资人经济损失。该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该案中，姜红丹陈述作为被害人陈述在庭审中质证。（三）2015年1月16日，顾娜在工行长春市朝阳桥支行任职个人客户理财经理，2015年3月11日调至工行长春兴城支行个人客户营销部，2015年6月26日调至工行东朝阳路支行。（四）广州银联是依法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获准办理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等网络支付业务的非银行机构。2015年5月28日，广州银联与博创公司签订《代收业务合作协议书》，约定：1.持卡人或者存折持有人与博创公司直接签订代收业务委托协议后，博创公司据此法律授权，通过广州银联代收业务处理系统提交代理收款指令，广州银联在无需验证持卡人或存折持有人账户等信息的情况下，根据博创公司收款指令从持卡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或存折持有人的存折账户中扣除代收费款项至广州银联银行账户，再由广州银联统一将成功代收款项划入博创公司指定的账户业务；2.双方合作期限自2015年6月23日至2016年6月2日；3.博创公司应对发送广州银联的数据真实性、完整性及准确性负责并承担交易的风险和损失，广州银联仅根据博创公司发送的银行卡或者存折扣款数据进行账务处理，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一审庭审中，广州银联称，本案款项划转即是根据博创公司的发送电子交易数据进行账务处理的。一审法院认为，一审庭审中，经本庭释明关于本案的请求权基础，姜红丹确认依照一般侵权向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主张赔偿责任，认为姜红丹与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未经姜红丹同意擅自扣划姜红丹存款构成侵权，其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八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储蓄管理条例》第五条“国家保护个人合法储蓄存款的所有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鼓励个人参加储蓄。储蓄机构办理储蓄业务，必须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则姜红丹向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主张侵权责任，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即姜红丹应当证明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的行为具有过错且侵害了其民事权益，方由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是否存在擅自扣划的过错并需承担侵权责任。本案200000元款项是通过博创公司向广州银联发出付款指令，广州银联将该指令转发给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后，由该银行扣款后转给广州银联，再有广州银联转给博创公司。首先，经一审庭审查明，姜红丹在确认购买博创理财产品后，将款项存入银行卡，并将身份证照及银行卡照片通过白会晶转给顾娜，虽双方未签书面协议，但可以认定姜红丹有购买博创理财产品的意思表示。其次，虽然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在2015年7月9日未经姜红丹授权情况下接受博创公司代收指令扣划款项，但在2015年7月10日，姜红丹补签了《博创基金理财产品认购申请书》，且认购书中载明“1.缴费客户自愿授权工商银行按照收费单位划款要求和指定金额，从缴费客户指定的下述缴费账户划款至收费单位指定账户，而无需在每次划款前征求缴费客户意见。”即姜红丹授权工商银行按照博创公司要求和指定金额进行划款，该申请书的签订是对划款授权的追认。最后，姜红丹庭审中陈述在2015年8月就知道200000元被扣划的事实，经与白会晶确认是购买理财产品的扣款后，姜红丹并未立即向工行北八道街支行或广州银联提出异议，进一步证明其对工行北八道街支行授权扣款的认可。综上，姜红丹确认购买博创公司理财产品，即认可向博创公司交付200000元款项，虽然博创公司提前一日扣划款项，但次日姜红丹签订申请书对该扣款方式进行了追认，即认可其授权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对款项的代扣，现姜红丹又以工行擅自扣款主张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诉请一审法院不予保护。在此期间，广州银联是按照付款流程中博创公司的扣款指令才向工行北八道街支行转发该指令并代转款项，实际是为完成博创公司的扣款委托，亦符合姜红丹授权的扣款方式，并不构成姜红丹所述的擅自扣划。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姜红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姜红丹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姜红丹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问题。姜红丹根据吉银保监信复﹝2019﹞028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申请调取姜红丹与北京博创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划款授权和承诺书》，考虑到在上述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所记载的《划款授权和承诺书》约定内容与姜红丹提交博创基金理财产品认购申请书中记载的条款一致，虽广州银联于2015年7月9日发送指令并扣划成功，但姜红丹在扣划前同意用该笔款项购买博创基金、且于2015年7月10日签订博创基金理财产品认购申请书，对上述行为进行了追认，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姜红丹的调取证据申请。关于姜红丹主张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应对其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姜红丹陈述其是在刘崇上门服务时购买案涉博创基金，其未见顾娜、刘崇等人出示相应中国工商银行工作证明。姜红丹既未在工行北八道街支行经营场所购买基金，又未确认过推荐其购买基金的人员的身份，其在付款前提供给他人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卡号，在扣划前同意用该笔款项购买博创基金、且于2015年7月10日签订博创基金理财产品认购申请书，对上述行为进行了追认，同时在该认购申请书上显示中国工商银行为指定扣划银行，亦载明工行仅负有资金扣划义务，明确如工商银行因执行划款指令引发的争议纠纷等，均由缴费单位与缴费客户自行解决，工行不承担任何责任，且广州银联是按照付款流程中博创公司的扣款委托进行代转款项，符合姜红丹授权的扣款方式。故工行北八道街支行、广州银联公司对姜红丹支付200000元购买博创基金并无过错，姜红丹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姜红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宇审判员  高心审判员  刘畅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