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13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旭明，男，1962年3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滨州滨城西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滨州中信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八路渤海十一路。法定代表人：康学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爱国，滨州经济开发胜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朱旭明因与被上诉人滨州中信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602民初3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旭明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鲁1602民初3566号判决，并依法改判；2.请求依法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利息，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50万元的资金流向系被上诉人归还的借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作关系，自2018年以来，上诉人一直通过被上诉人向外放贷并收取利息，由上诉人将出借的款项支付至被上诉人账户，然后由被上诉人寻找借款方，以被上诉人名义与借款方签订《担保借款协议》，由被上诉人将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付至借款方账户。相应的在还款时，借款方将本金及利息付至被上诉人账户，再又被上诉人以借款的方式支付给上诉人。本案的50万元即是按照以上流程，属于被上诉人代实际借款方归还的借款，而并不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中信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上诉人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50万元的资金流向系被上诉人归还的借款……”等上诉事实和理由均系上诉人个人陈述意见，并无任何证据支持，且被上诉人均不予认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若干规定》第21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除对方当事人认可外，其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正确1.一审期间，被上诉人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3年9月17日向中信公司借款30万元、2014年1月9日向中信公司借款10万元、2014年5月16日借款10万元，共计50万元的书面借据。同时，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交付了转账支票，转账支票存根用途载明“借款”，上诉人在转账支票存根签名，并给被上诉人出具证明，证明上诉人取走了被上诉人交付的款项，证明借款事实的真实性。2.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否定证据的真实性和借款的客观事实，同时上诉人也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归还或抵销的事实存在，况且假设被上诉人同样有向上诉人借款的事实存在，应当采取另案起诉的合法途径主张自己的权益。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并不成立，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中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旭明偿还中信公司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朱旭明承担。庭审中，中信公司明确利息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旭明于2013年9月17日向中信公司借款30万元，中信公司以转账支票的方式将该30万元交付给朱旭明，朱旭明分别出具借条、证明各一份。其中，借条注明今借中信公司30万元；证明注明今取走中信公司农行支票一张，金额30万元，是朱旭明借中信公司借款。朱旭明于2014年1月9日向中信公司借款10万元，中信公司以转账支票的方式将该10万元交付给朱旭明，朱旭明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注明今借到中信公司10万元。朱旭明于2014年5月16日向中信公司借款10万元，中信公司以转账支票的方式将该10万元交付给朱旭明，朱旭明分别出具借条、证明各一份。其中，借条注明今到借中信公司10万元；证明注明今取走中信公司农行支票一张，金额10万元，是朱旭明借中信公司借款。庭审中，中信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支付利息的事实。双方当事人陈述，朱旭明既未向中信公司支付利息，也未返还上述借款。2018年6月25日，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公证处现场公证，中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康学全用自己的手机向朱旭明使用的手机（号码：188××××4692）发送短信，内容：“朱旭明同志：你于2013年9月17日向我公司借款叁拾万元：2014年1月9日向我公司借款壹拾万元：2014年5月13日向我公司借款壹拾万元：我公司几年来多次找你还钱：但你至今未还：当时约定的月利息2分至今也未给我公司：请你接到信息后务必于10日内到我公司还钱：滨州中信担保有限公司。朱旭明：你向我公司借钱时住址为滨州市滨城区交汇处：豪德光彩贸易市场二街240号：如有变动：请告知我公司：滨州中信担保有限公司，2018年6月25日”。一审庭审中，朱旭明确认其手机号确系188××××4692，但否认收到上述信息。一审庭审中，朱旭明提交了“担保借款协议”及借条、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及记账凭证等证据，证明其分别于2010年5月16日、2011年1月11日经中信公司出借给淄博市临淄大顺置业有限公司70万元、50万元，于2011年8月29日出借给博兴县天泽油脂加工有限公司50万元，以及朱旭明分别于2010年5月13日、2010年12月30日向中信公司账户转账交付70万元、100万元，也就是朱旭明曾经通过中信公司的账户向他人出借资金的事实。但是，朱旭明未提交证明中信公司所起诉的上述借款与其通过该公司出借资金相对应关系的证据。另外，朱旭明还提交了其弟弟朱旭峰为中信公司出具的借条、转账支票、中信公司说明及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602民初3374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等证据，证明中信公司在向朱旭峰还款时，也是采取朱旭峰为该公司出具借条的形式接受相应的款项，从而证明朱旭明与中信公司之间也不可能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事实。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朱旭明补充提交了债权转让协议及新桥公司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1602民初467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鲁1602执2728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根据该宗证据可以认定，2010年8月31日，新桥公司向朱旭明借款10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新桥公司借款后未予偿还。2016年6月30日，朱旭明（甲方、出让方）与中信公司（乙方、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在王新桥处享有到期债权172万元未收回，该债权担保人为乙方，甲方同意将该债权转让给乙方；该笔债权形成于2010年8月31日，借款本金为100万元及利息72万元，担保人为乙方，反担保人为杜文正、张瑞香、马全恩；转让款数额为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应在乙方向债务人收回该笔款后30日内支付给甲方；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应将该债权的原始凭证交付乙方，乙方给甲方出具证明；本协议签订之后，甲方即将其享有的该债权及为债权设定的抵押和担保权益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取代甲方从而成为新的债权人；按乙方收回的债权数额在30日内收取收回的债权转让款。协议签订后，朱旭明将新桥公司出具的借条交给中信公司。2016年8月17日，中信公司以朱旭明等债权人所转让的债权为依据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2016）鲁1602民初4670号民事判决，由新桥公司向中信公司清偿包括朱旭明转让的债权在内的借款本息和违约金。上述判决生效后，中信公司向本院申请对新桥公司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8日以新桥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作出（2016）鲁1602执2728号民事裁定，终结（2016）鲁1602民初4670号民事判决的本次执行程序。另查明，2018年5月2日，新桥公司被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一审法院认为，中信公司提交了朱旭明出具的借条及书面证明，朱旭明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确认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中信公司已经以交付转账支票的方式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朱旭明应当返还借款。中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康学全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向朱旭明催要借款，并主张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朱旭明虽然辩称未收到上述短信，但其对于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且承认康学全发送短信的对方手机号为其使用，可以认定朱旭明已经实际接收到短信并知晓短信的内容，但因其并未回复短信，中信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支付利息约定的事实，关于中信公司自借款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自债权人明确向债务人要求还款的宽限期满视为借款期限届满，也即自2018年7月5日起，债权人可以主张按照年利率6%计收逾期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朱旭明辩称中信公司起诉涉及的款项非其借款，而是其取回的通过该公司出借的资金，朱旭明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所反驳的事实。但朱旭明在庭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曾经通过中信公司向他人出借资金的事实，但对于中信公司所起诉的本案借款，从时间、金额等方面来看均没有对应关系，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支持其反驳中信公司主张的事实，也即不能否认其与中信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事实。而且，朱旭明对于本案所涉款项系归还哪一笔出借资金，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朱旭明所提交的证据，反而证明了其虽然系通过中信公司出借资金，但其与实际借款人之间是存在相应的借款合同及其他债权凭证的，而其对于本案所涉的款项，却无相应的债权凭证或资料予以对应。因此，对于朱旭明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朱旭明所提交的其弟弟朱旭峰与中信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朱旭峰虽然为中信公司出具了借据，但该款项并非朱旭峰向中信公司的借款，二是中信公司向朱旭峰的还款，由此可以证明本案所谓的“借款”亦非真实借款的事实。但根据朱旭明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中信公司还同时为朱旭峰出具了书面说明，说明因该公司为朱旭峰出借给他人的资金提供担保，故其出借给朱旭峰的款项应在朱旭峰转让的对借款人债权范围内扣除，中信公司不会以任何形式追偿该借款。该情形与朱旭明所主张的情况不一致，更不能以此为依据证明朱旭明的上述诉讼主张。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朱旭明提交了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证明中信公司尚拖欠其债权转让款，并主张可以该债权（即转让款）与本案的借款予以抵销。抵销作为债的消灭方式之一，其前提是当事人之间互负到期债务，也就是说构成抵销至少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双方相互抵销的债权额应当是确定的，至少一方当事人的债权系确定的数额，而对方当事人所需要抵销的债权额全部或部分亦应明确，也即双方当事人互享债权，并互负债务；二是双方的债权均系到期债权。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债权转让的对价为所收回的借款本息，且约定在收回借款本息之日起30日内将转让款交付给债权人即朱旭明。因对于能够收回的债权数额不确定，致使债权转让的对价（合同标的额）实际上是不确定的，且根据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裁定终止本案的本次执行，债务人新桥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所转让的债权可能无法收回，至少是否能够收回是不确定的，因此转让人朱旭明所应收回“转让款”是不确定的，客观上产生了不能抵销的后果；而且双方约定支付转让款的期限为收回借款本息之日起30日内，中信公司虽然通过诉讼并申请强制执行，但仍未能收回上述转让的债权，朱旭明对中信公司的“债权”显然“尚未到期”。因此，即使朱旭明所主张的债权转让协议成立，但根据该协议所产生的债权数额不确定，亦不属于到期债权，不符合抵销的条件，对于朱旭明主张债权抵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对于债权转让协议所产生的纠纷，应当另行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朱旭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滨州中信担保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7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滨州中信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31.17元，由滨州中信担保有限公司负担7627.77元，朱旭明负担6803.4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朱旭明与被上诉人中信公司之间的涉案借款，有朱旭明出具的相应借条、证明及其签字确认的转账支票存根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中信公司已经以交付转账支票的方式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朱旭明应当返还借款，并无不当。上诉人朱旭明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涉案款项是归还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作关系，理由及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旭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4431.17元，由上诉人朱旭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慧莲审判员  崔诗君审判员  张 珊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张鲁奇书记员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