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9民初13174号原告（反诉被告）：刘凡，男，汉族，1981年10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告（反诉原告）一：深圳市亿隆兄弟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环观南路下围景山大厦B座15A，统一社会信用代码×××60Ｇ。法定代表人：朱礼。被告（反诉原告）二：朱礼，男，汉族，1989年3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醴陵市，上列当事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刘凡、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亿隆兄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隆兄弟公司）、朱礼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刘凡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二与原告解除合伙人关系；2、判决由被告一支付原告33%股权回购金16.5万元整（按项目估值500万元）；3、判决被告一停止使用原告开发的APP软件，该软件著作权归原告所有；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反诉被告）刘凡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决由被告支付原告（1）+（2）+（3）=10.5%股权回购金52.5万元（按项目估值500万元）：（1）已分配公司股权60%中，原告占公司总股权3.3%部分；（2）未分配公司股权40%中，原告占公司总股权2.2%部分；（3）2018年2月朱礼和黄建观主动提出分配给原告5%股权作为激励；2、判决被告停止使用原告开发的《律师馆》法律服务交易平台软件，该软件著作权归原告所有；3、判决被告支付原告10.5%股权分红至股权回时为止；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2016年底，原告经杨威介绍，结识被告1的独资股东、法人代表朱礼（即被告2）。2017年1月，原告与杨威在被告2的邀请下，一起以合伙人的方式加入被告2筹划的《律师馆》法律咨询网络服务平台项目。由于原告具有15年以上的网络开发及运维技术，当时项目小组分工约定，由原告负责整个软件的开发、服务器架设及后期维护，被告2负责软件上市后的市场推广，杨威负责运营（2017年4月因故退出）。2017年2月，原告、杨威、被告2和另一合伙人黄建观，召开首次项目筹备股东会议，将项目估值为100万元，黄建观投入6万现金，被告2投入6万现金，股金由被告2管理，以被告1作为项目运营主体。由于被告2因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判处3年有期徒刑监外执行，当时不能离开其户籍地，所以就在其户籍地湖南省××市县城租个民房一起开始创业。当时，被告2、黄建观、杨威、原告四个合伙人，各自从家里搬来部分办公用品，原告带了一台手提电脑和两台显示器，供自己和其他人办公使用。后来，经被告2提出方案：创业初期，为节约开支，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为：被告2月薪10000元、黄建观月薪7000元、原告月薪7000元。被告2和黄建观前期不领取工资，全部转为项目股本金，原告每月领取少量生活费，未领取的部分转为项目股本金，另根据在职时间和贡献值，来配送股权，各合伙人的股份分2次成熟，根据合伙人在公司存留的股本金转为股份，工作满1年便可按项目估值100万进行配股。虽然原告极不认同被告2提出的不合理方案，但为了保持项目发展初期的团结，原则上同意被告2的做法。原告当时提议，先签订一个初步版的合伙人协议，但被告2说做事就要细致，等他学习好科学分配股权的方法后起草一个完善的版本再签，约定3个月后再签协议，当时大家都同意了。第一阶段的开发方向是网页版的《律师馆》法律服务交易平台，以视频解答为主导，为节省时间，公司购买一个kppw的威客平台进行2次开发。开发到2017年6月底，第一版上线，测试几天后发现这种非即时通讯方式根本行不通。于是几个合伙人商量，决定改变方向做手机APP开发。2017年10月份，原告在日以继夜的努力下，独力开发出《律师馆》法律服务交易平台APP软件1.0版本完成，于2017年11月21日以被告1的名义在国家知识版权局登记软件著作权，登记号：2017SR639038，完成注册登记后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上线。该软件不管是Android的前端，还是所有API接口和后台控制端，都是原告一个人独立开发完成的，纯源代码，在申请软件著作权提交的源代码上也有原告的署名。2017年11月，原告提出要签订公司合伙人协议，被告2推脱说没有整理好，就这样拖着不签。同年12月左右，被告2的同学汤青投资10万元入股占5%，项目当时估值为200万元。2018年2月，在原告的强烈要求下，公司通过会议确定当时各合伙人在项目持有的股份为：被告2占12%，黄建观占10%，汤青占5%，原告占2.5%，另一早期员工黄湘根占1.6%，剩下的作为项目预留股份，暂时不分配。但由于原告独立完成软件开发，所作的贡献最大，被告2和黄建观主动提出赠送5%股权作为激励。当时，原告再次要求签订合同，被告2以各种理由推脱。2018年7月，被告2的朋友向毅投资10万元占项目2%的股份，汤大石投资5万元占项目1%的股份，项目估值为500万元。通过签订合同确定股份，明确义务和责任，本是正常企业和合伙人制度的基本准则。在和被告2的合作中，原告的正当要求和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一直拖到2018年11月，当时原告提出再不签合同就退出项目。被告2在2018年12月组织开会，统计原告通过工资转为股本金额为73000元，根据第1年按100万估值、第2年按200万估值计算，原告在《律师馆》法律咨询服务平台项目占有的股份为3.3%（被告2未提供详细的计算方法，质疑），之前承诺赠送5%的股权并未兑现，而且原来约定根据在职时间和贡献值配送股权也没有兑现。此时，被告2占有项目股份为20%，黄建观18%。被告2又提出条件意图迷惑和欺骗原告，如果原告继续留在团队，可以赠送原告5%的股份，而且这个股份为虚拟股，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不在团队，赠送部分就没有了。《律师馆》法律咨询服务平台自2017年底上线以来，日营业收入从几百元一步步上升，到2018年7月时，日营业收入3000-5000元，到2018年底日营业收入可达到10000元左右，至2019年7月，日营业收入进一步上升到20000元左右。但由于价值观和理念冲突，以及对企业合法守法经营原则的巨大分歧，原告选择离职，只保留3.3%的原始股。原告于2018年12月离任以后，在被告2的要求下，为保障《律师馆》法律服务交易平台软件技术平稳过渡，从2019年1月1日至5月11日，以每月7000元报酬提供兼职远程技术维护服务，5月份11天只给原告发放2000元。原告放弃在深圳2万元以上的月薪，承受着巨大的家庭压力，于2017年2月至2018年12月在被告1处，23个月时间共领取生活费85900元，平均每月3700余元。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收入或酬劳。被告1于2019年1月开始聘请了4名开发人员来代替原告的工作做全新版本开发，于7月份上线并替换了原告开发的版本，被告2认为原告对公司已无再利用价值，更是以各种理由拒签股权确认合同。2019年2月、3月、4月、6、9月，原告多次催促被告2，签订股份合伙，明确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但均未落实。2019年9月，原告再次提出签合同的要求时，被告2答复说所有股东都没有签合同，并说原告3.3%的股份已无效，不再承认。原告认为，被告1为被告2独资控股，是《律师馆》法律服务交易平台运营主体，原告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加入成为合伙人，并且投入部分设备，耗费2年的时间独力开发该软件。根据原告与被告2的约定，双方的合伙前提是原告以技术入股，虽然被告2实施非常苛刻而且不合理的算法，最后确认配置给原告的股权只有3.3%，但由于被告2要取消该股权约定，因此双方的合伙关系应当解除，并对原告进行经济补偿。且基于被告2配置股权给原告，原告将自己开发的软件作品由被告1进行著作权登记作为交换这一事实基础已不存在，该软件的著作权应重新判定归该软件的开发者即原告所有，被告1应当停止使用原告的作品。截止至2019年5月，只拿出公司60%的股权进行分配，原告占公司总股权3.3%，剩余未分配的40%，根据同比原告应占公司总股权5.5%。2、2018年2月，因《律师馆》APP软件开发工作基本是由原告一人完成的，原告贡献巨大，但却只占2.5%的股权，原告当时有提出要离开的想法，因此朱礼和黄建观当时股东会议提出分配5%的股权给原告作为激励，此5%部分也在已分配的60%当中，此5%的股权应是原告正当合法所得。综上所述，原告提出的上述申请，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亿隆兄弟公司、朱礼辩称：一、原告在未达到公司股权激励的要求前前就已离职，所以被告出于激励而承诺赠与原告股权的约定并未生效。原告在公司并没有股份，因此被告不应当支付所谓的股权回购金。1、被告一成立于2015年6月17日，被告二为自然人独资股东，2016年开始筹划开发一个方便当事人找律师的在线法律服务平台，基于做过充分的市场调查和市场数据测试后于2017年2月6日邀请黄建观、杨威、刘凡、张某1、张某2等人在家中介绍项目商业计划和公司股权激励方案，明确约定获得公司股权的方式以及退出机制，经过10天的考虑，黄建观表示愿意现金入股并且加入公司全职工作，刘凡和杨威表示非常看好这个项目，但不会投资入股，因此他俩一起在东莞创业失败，杨威因此是法人已经成为了欠债几百万的失信人，急需通过一个有发展潜力的项目翻身，同时看好朱礼在互联网营销方面的能力，愿意接受公司制订的股权激励方案，原告和好友杨威于2017年2月16日正式加入公司。两个月杨威提出离职，公司按照约定价格回购了杨威的股权贡献值积分，刘凡于2019年5月正式离职，离职时并未达到公司关于股权激励要求，所以刘凡拥有股权贡献值积分66500分，但并没有获得公司股份。按照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用于激励而赠与的股权，需要达到激励的要求才能去工商登记，如果没有达到股权激励要求主动离职的人，公司以现金形式回购贡献值积分（回购金额=积分×10%），如参与人存在故意造成公司重大损失的行为，所有参与人可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表决决定是否将该参与人的积分清零。证人张某1、张某2的证言证词，以及另一和刘凡同期加入公司的员工黄湘根离职时所签的《股权贡献值积分回购确认书》以及公司用于回购黄湘根贡献值积分的对公账户转账记录（证据材料清单4和5）可证明公司对于股权激励采取的是上述方案，而不是无偿赠与股权给员工。公司从未接受过刘凡任何投资和其他作价资产，刘凡仅凭公司对员工的股权激励计划认为公司股权可以在未达到激励要求前提下就归属于刘凡，且将按此逻辑要求公司对所有故按该比例赠与给刘凡，这一要求既不尊重客观事实，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清单》中序号10条刘凡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和序号14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长沙市星城公证处公证书》，可证明原告刘凡利用职务之便在职期间，盗取被告一拥有自主版权（版权登记号：2017SR639038）的律师馆APP软件源码拷贝给杨威为其进行二次开发后，在华为、vivo、oppo、小米等手机应用商店上架运营改名为《律师堂法律咨询》的app，并按照在公司所掌握的互联网产品运营推广方法投入市场供用户下载，根据行业知名APP数据统计平台“七麦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7日《律师堂法律咨询app》累计下载量已超过480万，另根据工商注册资料显示，由杨威和刘凡为运营《律师堂法律咨询》而注册的长沙普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时间为2019年3月27日，由此可证明刘凡筹划和实施盗取拷贝公司源码的事实发生在在职期间，这一行为严重侵犯了公司的商业秘密和软件著作权，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公司项目组成员按约定发起投票公开表决、一致决定将原告的贡献值积分清零（投票表决结果已做为证据材料提交），故原告已不在公司的股权激励名单中，不再享有股权贡献值积分现金回购资格，更无权享有股权激励的股权。3、原告诉讼请求中关于2018年2月朱礼和黄建观主动赠送5%股权一事，属于混淆事实，且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书》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二条描述“2018年2月申请人提出离职的想法，因此朱礼和黄建观当时在股东会议上提出分配5%的股权给申请人作为激励”，但原告在最先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第2页第6行至第7行表述：他是在2018年11月提出离职想法。这足以证明被告二和黄建观在2018年2月不存在因原告提出离职就赠与其5%股权事实。事情真相是：项目从2017年2月成立以来，已连续亏损一年零七个月，2018年10月公司月报表首次达到盈亏平衡，原告因已提前将股权激励的股权贡献值积分兑现，如公司达成上市目标，自己在股份分配上将比其他人少，逐渐开始不满，在2018年11月提出“公司给他12%股权，不然就离职”，在综合考虑原告的工作能力和已拿离职为谈判筹码的情况下，公司在2018年12月提议“继续工作三年，赠送5%股权”的激励方式，但原告不同意该方案，坚持要12%股权，双方因激励股权比例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适用前款规定。因此，在被告二与黄建观赠与承诺前，享有赠与的任意解除权。更何况2018年12月，被告提出来的“继续工作三年，就赠送5%股权”的赠与要求因原告未同意而终止，也没有形成股东会决议，故不能以此作为原告主张诉讼要求的依据。二、原告以员工身份入职开发的软件著作权应当归所在公司所有。1、原告在起诉状事实与理由第二段和第三段也承认其是在公司开发，利用了公司的资源和条件，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书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计算机软件属于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中规定的计算机软件类职务作品，该类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归单位所有，作者享有署名权。2、公司为原告提供了必要的办公环境和开发工具、产品设计图、产品架构设计、前端开发工程师（黄建观）。原告仅负责网站、app后台接口开发，并非如原告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事实与理由中所述《律师馆》app软件开发工作由他一人完成。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全部违反事实和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亿隆兄弟、朱礼向本院提出如下反诉请求：1、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2、依法判决原告赔偿被告损失金额50万元；3、依法判决原告停止运行律师堂法律咨询APP；4、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反诉的事实与理由：原告系被告一的员工，自2017年2月至2019年5月在被告一处工作，职务为工程师，在公司职责为程序开发。原告自从被告一处离职后，未经允许，擅自将被告一开发的律师馆法律咨询APP，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登记号：2017SR639038）的软件代码拷贝，并在新的单位使用被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源码开发相同功能的律师堂法律咨询APP，推向市场获利。经与原告沟通，原告承认使用了被告的软件代码开发的APP，获利金额在20万以上。被告一在得知案件事实后，对原告开发的律师堂法律咨询APP和被告公司的律师关法律咨询APP进行了公证，经检查，二者功能基本一致，界面基本一致，功能菜单，报错信息，提示语基本一致，甚至包括原本原件中存在的软件故障都完全一样，且原告已经承认软件源码与被告公司源码一致。原告开发律师馆法律咨询APP源码历经两年时间，花费人力物力共计50万元，原告直接使用被告公司源码获利，请求法院支持被告一的反诉请求，判决原告赔偿被告经济损失50万元，并依法判决原告停止运行律师堂法律咨询APP的侵犯行为。原告（反诉被告）刘凡答辩称：1、原告作为被告的合伙人和员工，虽然在2018年12月份因被告的实际控制人朱礼不兑现股权分配、不签署股权合同经多次交涉无果后离职，但原告与律师堂无任何关系，律师堂软件既不是原告开发的，原告也不是律师堂的员工和股东，如果被告认为律师堂有侵权行为应该另案起诉，与本案无关。2、被告声称对律师馆法律咨询APP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原告并不认同，实际上该软件是由原告一个人独立开发的，交予朱礼由被告注册的前置条件是认可原告的股东地位，兑现股权分配，但朱礼和被告拖延2年不予兑现，所以原告不认同被告的主张。3、被告指控原告拷贝律师馆APP源代码给新单位使用，与事实不符，原告既没有入职被告所称的新单位，也未参与所谓的律师堂APP软件开发，更未将律师馆的源代码拷贝给律师堂。被告的指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4、被告指控原告承认软件源码与律师馆APP源码一致，纯属捏造，原告既不知道律师堂的源码是什么，也不知道律师堂和被告的源码有什么相同或不同，更没有承认一说。原告从未将律师馆的源码提供给律师堂的任何人，被告断章取义，实属诬陷。律师堂软件有没有获利，获利多少，原告既不是员工，也不是股东，所以完全不知情，也与原告毫无关系。5、被告提供公证材料不能证明原告提供了律师馆APP源码给律师堂。6、原告未离职前，项目基本一直保持4个人的员工数量，到2018年5月份软件已经完成开发并正式投入运营推广，只有日常维护。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项目营收699,422元，由于朱礼未兑现对原告10%的股权分配，原告于2018年12月向朱礼表达离职意向，朱礼随即计划招聘新的技术团队采用新的技术架构重新开发，准备弃用原告开发的软件。2019年1月，朱礼一次性招聘4名技术人员进行新版本开发工作，至2019年6月完成开发并实现上线。因此，根据被告提供的补充证据《2017年2月至2019年5月研发运营成本费用》1页-11页、34页数据统计，原告负责的软件版本实际开发成本应为2017年2月至2018年5月的项目投入总费用106,234.74元（此费用包含项目所有技术与非技术人员的工资，办公费用等），该开发成本也符合此类型软件开发外包的市场报价。2018年5月以后产生的包括营销推广费用、办公费用、新版本开发费用不应计入被告所称的软件研发运营成本。7、原告离职后，被告于2019年1月起，先后雇佣4名技术员重新开发律师馆APP软件，历时6个月才正式上线，被告提供的工资表上显示几名技术员正式工资为每人每月10000元以上，原告是因朱礼承诺分配股权成为合伙人才接受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工资，原告负责开发的APP是从2017年7月开始到2017年10份便上线第一版，完全可以看出原告的实际能力和工作成果与所获得的工资回报是不对等的。在项目创业初期，原告拿着每月3000元左右的最低生活费，朱礼与原告等人兄弟相称，在项目实现赢利月收入数十万元的时候，承诺都成了空头支票，一切都成了原告的错，这种背信弃义、捏造事实的行为，是道义所不齿的龌龊行为！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的指控无任何事实依据，其目的不过是为非法侵占原告的股权和劳动成果，企图以无端指责抹杀原告两年时间的辛勤付出。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请！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5年6月17日，被告朱礼成立被告亿隆兄弟公司（自然人独资），刘凡原系亿隆兄弟公司员工。2017年2月，朱礼与刘凡、案外人黄建观等人约定开发“律师馆”软件项目，并口头约定以贡献值作为分配亿隆公司股权的激励方案。2017年10月1日，“律师馆法律服务交易平台（简称：律师馆）V1.0”开发完成，2017年11月21日，“律师馆”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著作权人为亿隆兄弟公司，权利范围为全部权利。刘凡主张，由于亿隆兄弟公司和朱礼未按约定分配股权，导致其自2018年12月31日后离职，离职时贡献值为73334分。对此，亿隆兄弟公司和朱礼辩称刘凡系于2019年5月11后离开，其贡献值为66500分。双方就股权分配及“律师馆”著作权和使用权问题产生争议，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原、被告均确认，刘凡在亿隆兄弟公司工作期间参与开发“律师馆”，原、被告并非另行成立公司或成立个人合伙，开发的软件由亿隆兄弟公司取得著作权，双方口头约定的股权激励亦在亿隆兄弟公司股权范围内。因此，刘凡主张与被告等人为合伙关系，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在开发“律师馆”软件的过程中，虽然双方口头约定以贡献值积分作为参与亿隆兄弟公司配股的依据，但并未明确股权激励的比例、期限等内容。从刘凡提供的聊天记录来看，不能证明被告认可其享有亿隆兄弟10.5%的股份，其主张亿隆兄弟公司估值500万，亦无事实依据。因此，对于刘凡要求亿隆兄弟公司、朱礼支付股权回购金52.5万元和分红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律师馆”软件登记的著作权人为亿隆兄弟公司，是基于朱礼、刘凡等人的共同意愿，同时也符合刘凡作为亿隆兄弟公司员工，与朱礼等人在亿隆兄弟公司框架内开发软件的实际情况。现刘凡主张其为该软件的著作权人，并要求亿隆兄弟公司、朱礼停止使用“律师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在刘凡与朱礼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虽然刘凡表示“律师堂是你哥找人做的，我当时也有帮他一下忙。”但该聊天未提及“帮忙”的时间、内容等情况，不能反映其泄露“律师馆”的相关代码。因此，对于亿隆兄弟公司、朱礼反诉刘凡赔偿损失50万元并停止运行“律师堂”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亿隆兄弟科技有限公司、朱礼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刘凡负担人民币51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负担深圳市亿隆兄弟科技有限公司、朱礼人民币4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谢志鹏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叶凌锋书记员  陈宝玲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