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2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锦，男，彝族，1992年8月11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明，男，彝族，1965年7月15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系**锦的父亲。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保明，男，彝族，1965年7月15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保山，男，彝族，1962年9月6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建华，女，汉族，1966年8月22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家住文山市。上诉人**锦、李保明、李保山因与被上诉人黄建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8）云2601民初3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9）云26民终507号民事裁定，全案发回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重审。该院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2019）云2601民初3709号民事判决，**锦、李保明、李保山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4月9日组织双方进行法庭调查，李保明、李保山，黄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锦、李保明、李保山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文山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本案，或者改判驳回黄建华的诉讼请求；2.判令黄建华承担本案第一、第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对黄建华的修理费《车辆维修发票》认定为有效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证据来源不合法，提供证据违反法律规定，不应当认定为有效证据，同时，结算单出具的修理内容不符合实际损失，修理费偏高。2.李保山不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事故应当由**锦个人承担责任。3.原审法院认定该欠条合法有效是错误的，该欠条不能认定为有效证据。该欠条是在李保明、李保山人身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写下这张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生活常识和逻辑的欠条。实际上该欠条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原审法院没有对该欠条的来源进行合法性审查就支持了欠条内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4.原审法院判决实体处理错误，应当扣除20000.00元已经预付的费用。案件发生后，修理费预付了20000.00元给黄建华，原审法院应当将已经预付的20000.00元作为修理费予以扣除。而原审法院认为**锦、李保明、李保山预付的20000.00元为补偿款，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黄建华除了修理费并没有其他需要补偿或者赔偿的项目，故原审法院没有扣除该20000.00元的判决属于实体处理错误。5.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诉讼费用不应当由**锦、李保明、李保山全部承担。本案实际争议标的为24414.00元．而黄建华起诉请求为88939.60元，该起诉属于黄建华盲目起诉，黄建华起诉的诉讼标的过高，导致诉讼费用缴纳过高，**锦、李保明、李保山对高于合法标的部分的诉讼费用不应当承担责任，即**锦、李保明、李保山仅仅应当承担24414.00元部分的诉讼费，其他超过的诉讼费应当由黄建华自己承担，故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对欠条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黄建华的诉讼请求，以维护**锦、李保明、李保山的合法权益。黄建华答辩称，修理费以提交的《车辆维修发票》为准，且车辆拿到4S店修理是经过李保明同意的。**锦肇事逃逸找不到，事后经过几次的交谈，李保山愿意承担担保责任。因为**锦、李保明不配合修理厂签字修车，车辆在修理厂停了178天，产生了损失，李保明同意给予补偿。李保明承诺修车并自愿写了欠条。欠条上的30000元分期给了20000元，还欠10000元，已经支付的20000元并不是修理费，而是支付车辆损失补偿费。诉讼费应当由**锦、李保明承担，因为本案的纠纷是由**锦肇事引起的。黄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88939.6元（其中：车辆修理费24414元、折旧费9765.6元、租车费为7476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保明系**锦父亲，李保山系李保明之兄。黄建华与文山市运租车行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马孝刚系朋友关系，并在文山市运租车行担任经理。2017年8月4日凌晨0点55分，**锦驾驶李保明所有的云Ｈ×××××号轻型普通货车行至文山市七花南路118号门前与停放在文山市运租车行门前的黄建华所有的云Ｈ×××××号轿车和王丽江所有的云Ｈ×××××号轿车相碰，造成三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锦逃逸，次日，经文山市交通交警大队侦查查获肇事者系**锦，并按简易程序处理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锦负此事故全部责任，黄建华和王丽江不承担此事故责任。当日在交警部门的处理下，双方将黄建华所有的云Ｈ×××××号轿车和王丽江所有的云Ｈ×××××号轿车送到文山大田特约销售服务店修理，双方对车辆损坏和停运损失等赔偿多次协商未果。2017年12月5日，双方协商达成协议，李保明和担保人李保山共同向黄建华出具了《欠条》，载明：“今欠到2017年8月5日云Ｈ×××××车撞到黄建华云Ｈ×××××、云Ｈ×××××车补偿费叁万元，￥30000元整，经双方协商，2017年12月6日付壹万元，2017年12月30日前付壹万元整，其余款项于车辆修理完成后一周内付清。担保人李保山。若李保明不按时还款由李保山承担赔偿责任。若车辆修好后，李保明需及时将维修车辆交付车主，否则，每天承担1000元的损失费。”李保明按《欠条》内容向黄建华支付了20000元，但对余款10000元和修复两车归还黄建华和王丽江的约定一直未履行义务。经黄建华多次催促后，2018年1月12日，李保山与黄建华签订了《车辆抵押协议》：李保山用云Ｈ学2651号车抵押给王丽江，由李保明与文山大田特约销售服务店交涉必须在2018年1月14日付款提车归还车主，否则，每天承担车主停车损失费500元。《车辆抵押协议协》签订后，李保明仍未履行义务，黄建华于2018年2月3日向文山大田特约销售服务店付清云Ｈ×××××号轿车修理费24414元后将车接出使用。黄建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于2018年10月30日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云2601民初30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锦、李保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赔偿原告黄建华的经济损失53774元；二、被告李保山承担本案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黄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被告**锦、李保明、李保山不服提出上诉，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9）云26民终5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8）云2601民初306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另查明，本案发生交通事故时，被告李保明所有的云Ｈ×××××号轻型普通货车未投保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险，保险公司未对原告黄建华所有的云Ｈ×××××号轿车和王丽江所有的云Ｈ×××××号轿车作出定损报告。一审法院针对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分别评判如下：1、原告提交的《车辆维修发票》是否客观真实，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车辆维修发票》系原告黄建华为主张车辆修理费为24414元的诉请提交的证据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经审查，《车辆维修发票》的开票时间为2018年12月17日，系原告黄建华在第一次庭审后才出具，该发票证实的车辆修理费用与黄建华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服务结算单》的车辆修理费用金额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黄建华的云Ｈ×××××号北京现代名图车辆在文山州大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修理，产生修理费用24414元的事实。《服务结算单》详细列明了修理云Ｈ×××××号车的维修项目、更换配件名称、每个项目产生的工时费及折后金额，维修项目符合庭审中查明的车辆受损部位。而被告**锦、李保明、李保山不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原告黄建华在修理云Ｈ×××××号车中产生的不合理维修项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车辆维修发票》的出具时间虽有瑕疵但内容客观真实不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故原告黄建华提交的《车辆维修发票》能作为认定云Ｈ×××××号北京现代名图车辆在文山州大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特约销售服务店修理，产生修理费用24414元的事实依据。2、原告提交的《租赁合同书》是否客观真实，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后，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首先，本案原告黄建华在第一次开庭时提交的《租赁合同书》上没有加盖出租方文山路运汽车租赁车行公章，该证据系在开庭后补盖公章提交。根据法律的规定，《租赁合同书》未成立生效。其次，原告黄建华在文山路运汽车租赁车行担任经理职务，与文山市运租车行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马孝刚系朋友关系，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原告又不能提供其他合法有效证据如支付租车的相关发票佐证《租赁合同书》已实际履行，故原审法院依法认定《租赁合同书》未实际履行。3、《欠条》中补偿的3万元属于什么性质的损失。原告黄建华主张《欠条》中补偿的3万元属于车辆停在修理厂半年的停运损失费及折旧费；被告李保明、李保山则主张3万元属于补偿黄建华及王丽江两辆车的修理费。根据《欠条》全文内容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经讨论认定3万元系支付云Ｈ×××××号、云Ｈ×××××号两辆车的补偿款。4、被告李保山应否承担担保责任。关于李保山与黄建华之间是否成立担保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被告李保山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云Ｈ×××××号、云Ｈ×××××号两辆车的补偿款3万元及修理费作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在《欠条》担保人处签名按印，故被告李保山与原告黄建华之间成立担保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李保山与黄建华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且黄建华已在法律规定时限内要求保证人李保山承担保证责任，故被告李保山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原告主张的诉请应否支持。关于原告黄建华主张被告**锦、李保明、李保山赔偿车辆修理费24414元、折旧费9765.6元、租车费74760元，共计88939.6元的诉请。本案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锦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黄建华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各方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驾驶员即被告**锦作为侵权人依法应对原告黄建华造成的合理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李保明作为肇事车辆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且已向受损车辆所有人黄建华、王丽江出具《欠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李保明应与**锦共同对原告黄建华造成的合理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上述对争议焦点问题1、2、3、4的论述，原告黄建华主张车辆修理费24414元的诉请，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折旧费9765.6元的诉请，原告黄建华未提交证据证实其车辆的贬值程度，在本案中无法确认其车辆贬值的经济损失，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租车费74760元的诉请，因《租赁合同书》未实际履行，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原告黄建华的合理经济损失为修理费24414元，被告**锦应赔偿原告黄建华的车辆修理费24414元，被告李保明应与李保山共同对云Ｈ×××××号车修理费24414元向原告黄建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黄建华主张的诉讼请求部分合法有据，原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被告**锦、李保明提出原告黄建华应对扩大损失的部分承担责任的辩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以采纳。被告李保山提出被迫签字担保的辩解意见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建华所有的云Ｈ×××××号车的修理费24414元；二、被告李保明、李保山共同对云Ｈ×××××号车修理费24414元向原告黄建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黄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20元，由**锦、李保明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二审期间，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法律事实的意见，**锦、李保明、李保山提出以下异议：1.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李保山与黄建华签订了《车辆抵押协议》”错误，事实是协议是受胁迫签订的。2.一审法院认定的“李保明所有的云Ｈ×××××号轻型普通货车未投保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险，”错误，事实是虽然车辆没有投保，但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定损时被黄建华赶走。本院认为：1.2018年1月12日，李保山与黄建华签订《车辆抵押协议》是事实，至于其主张该协议是受胁迫签订的，其并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本案中，**锦驾驶肇事的车辆号牌是云Ｈ×××××，而一审判决认定是云Ｈ×××××，本院予以纠正，肇事车辆没有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1.黄建华提交的《车辆维修发票》24414元能否作为修理费的定案依据？2.李保明、李保山于2017年12月5日出具的《欠条》是否合法有效？李保明、李保山在本案中是否应与**锦承担连带责任？3.李保明已经支付的20000元是否应当在修理费中予以扣除？4.本案的诉讼费用是否应全部由**锦、李保明承担？（一）关于黄建华提交的《车辆维修发票》24414元能否作为修理费的定案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本案在第一次庭审中，黄建华提交了一份修理发票用以证明受损车辆云Ｈ×××××的维修费用，虽然**锦、李保明认为该修理费过高，并提供了一份“机动车车辆保险定损报告”，但从该“定损报告”可以看出，上面并没有任何相关方的当事人及制作人的签名和印章，该“定损报告”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不能推翻黄建华主张的修理费。其次，虽然**锦、李保明认为车辆维修发票系黄建华在第一次庭审后才出具，但本院认为，该发票系由车辆维修单位文山州大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正规税务发票，金额与黄建华在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维修项目清单上载明金额相吻合，而**锦、李保明并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黄建华在修理云Ｈ×××××号车中存在不合理的维修项目，故该维修发票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第三，**锦作为本次事故的直接侵权人，对此事故负有全部责任，其应承担赔偿责任。而李保明并不是直接侵权人，其不应对修理费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其与李保山于2017年12月5日出具的《欠条》的法律效力和性质问题，将在后文部分予以评述。（二）关于李保明、李保山于2017年12月5日出具的《欠条》是否合法有效，李保明、李保山在本案中是否应与**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李保明、李保山主张该欠条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在庭审中，其又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该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李保明、李保山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其次，李保山作为担保人在欠条上签名按印，如前所述，该担保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李保山在欠条上没有约定其担保方式或担保范围，其应与李保明对该笔欠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第三，该欠条是交通事故发生后，李保明、李保山针对**锦造成的损失向黄建华自愿给予的经济补偿，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而黄建华提起本案诉讼时主张的损失是修理费、折旧费和租车费，其并没有针对该欠条的内容向李保明、李保山主张权利，且李保明、李保山没有对这三项费用损失作出过愿意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故李保明、李保山在本案中不应与**锦对修理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三）关于李保明已经支付的20000元是否应当在修理费中予以扣除的问题。李保明主张该款项是修理费，而黄建华主张该款项是停运损失。本院认为，经查明，该款项是李保明于2017年12月6日和2018年1月3日支付的，其在支付时并没有要求黄建华出具收条载明款项性质，而该款项均是在李保明向黄建华出具欠条之后支付的，结合欠条的内容“今欠到2017年8月5日云Ｈ×××××车撞到黄建华云Ｈ×××××、云Ｈ×××××车补偿费叁万元，￥30000元整，经双方协商，2017年12月6日付壹万元，2017年12月30日前付壹万元整，其余款项于车辆修理完成后一周内付清……”可知，李保明支付的20000元是对云Ｈ×××××号车（车辆所有人王丽江，另案处理）、云Ｈ×××××号车受损作出的补偿费，而不是针对云Ｈ×××××号车修理费作出的，故该款项不应从24414元修理费中扣除。（四）关于本案的诉讼费用否应当全部由**锦、李保明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黄建华主张的诉讼标的是88939.60元，一审法院判决支持的金额只是24414.00元，其诉讼请求并未得到全部支持。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故本案的诉讼费用应由双方当事人分别承担，具体承担数额本院将在诉讼费承担部分予以判决。综上所述，**锦、李保明、李保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法律关系未正确认定，导致判决处理结果部分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8）云2601民初3065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一、被告**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建华所有的云Ｈ×××××号车的修理费24414元；三、驳回原告黄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8）云2601民初306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被告李保明、李保山共同对云Ｈ×××××号车修理费24414元向原告黄建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2020.00元，由**锦承担545.40元，由黄建华承担1474.6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比照二审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永兴审判员  沈昌效审判员  陈登荣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