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32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东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历城路70号甲3003室。法定代表人：杨东寿，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志威，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女义，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现代重工业株式会社（HyundaiHeavyIndustriesCo.,Ltd.），住所地大韩民国蔚山广域市东区方鱼津循环道路1000号（田下洞）。法定代表人：韩永锡（HanYoungSeuk），代表理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剑，江苏正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东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现代重工业株式会社（HyundaiHeavyIndustriesCo.,Ltd.）（以下简称现代株式会社）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12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东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东现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现代株式会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当的情形：1.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中存在如下错误：（1）一审判决错误认定2014年6月10日东现公司向现代株式会社及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W公司发送《催款函》，事实是该《催款函》系由Y公司（XXC0.,Ltd.)向现代株式会社及Z公司、W公司发出。（2）一审判决对于2018年9月7日东现公司法律顾问L回复东现公司向现代株式会社董事长N的催款函的复函的相关表述存在严重错误.进而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定。东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复函翻译件存在错误，在复函中系现代株式会社愿意提供总金额99.984美元以解决纠纷，而非Z公司。2.根据船舶行业设备采购的商业惯例,本案诉讼时效最早应当自涉案40份《采购合同》全部履行完毕后起算。本案涉及的10条船,根据船舶行业的惯例,虽然现代株式会社(包括其另外安排的中国国内子公司Z公司)于2013年中标、2014年陆续完成40份《采购合同》的签署,但是最终的履行都是分批完成的，且时间跨度很长，期间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在《采购合同》没有被最终履行前,根本无法确定最终的佣金金额。因此，东现公司作为现代株式会社的国内代理商,根据惯例,一般都是在《采购合同》签署后,与现代株式会社商榷并签署《佣金协议》，然后至《采购合同》确定被正式履行、现代株式会社收到货款后,东现公司正式要求现代株式会社支付佣金。而事实上,东现公司也是在2018年确认J0229-J0238的10条船全部履行完毕后才正式发出催款函,并提起诉讼的。因此，东现公司2019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3.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8年7月东现公司向现代株式会社发出催款函之日起开始计算。由于现代株式会社中标及签约后,故意跳开东现公司,导致双方之间并未能签署书面的《佣金协议》，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约定的履行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而在2018年7月东现公司向现代株式会社发出催款函前,东现公司从未以自己的名义向现代株式会社催款,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8年7月东现公司向现代株式会社发出催款函之日起开始计算。4.即使一审判决认为“在2016年6月11日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成立,现代株式会社此后的多次意思表示,均构成了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法律后果。(1)现代株式会社法律顾问L在2018年9月7日的回复函中，明确表明现代株式会社愿意履行(只是对履行金额有争议)。(2)现代株式会社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后,曾委托其国内子公司Z公司的相关人员与东现公司有过协商,现代株式会社仍然作出了愿意付款的意思表示。(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1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鉴于现代株式会社已作出了愿意履行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虽然双方对具体金额存在争议,均构成了现代株式会社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现代株式会社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东现公司确实于2014年6月10日向现代株式会社及Z公司、W公司发出《催款函》，对此，东现公司在起诉状中也予以明确。2.东现公司错误认为船舶行业的惯例系《采购合同》履行完毕后再支付居间佣金。（1）根据东现公司的主张，东现公司与现代株式会社之间系代理合同关系，与船舶行业设备买卖合同关系有本质区别，故东现公司将买卖合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规则用在代理合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上，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东现公司认为根据船舶行业设备采购的商业惯例，本案诉讼时效最早应当自涉案40份《采购合同》全部履行完毕后才能起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诉讼时效应当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算。东现公司于2014年6月10日向现代株式会社发出《催款函》，即已经知道其认为的权利受到损害，并非在佣金金额确定后才知道权利受到损害。（3）东现公司认为双方会在《采购合同》签订之后签署《佣金协议》，现代株式会社才有付款的义务，本案没有签订《佣金协议》，现代株式会社无须支付佣金。3.即使应当支付佣金，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现代株式会社签订《采购合同》时起算，东现公司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其2018年7月向现代株式会社发送催款函之日起开始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东现公司认为现代株式会社中标及签约后跳开东现公司，导致未签订《佣金协议》，表明东现公司在现代株式会社中标后即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2014年6月10日的《催款函》开始起算。（2）东现公司诉请要求现代株式会社支付的利息也是自2015年1月1日起算，诉讼时效至少也应从2015年1月1日起算。4.现代株式会社从未作出同意履行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不构成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法律后果。（1）东现公司称2018年9月7日现代株式会社法律顾问向其发出邮件商谈付款事宜，没有事实依据。（2）即使该邮件系现代株式会社员工向东现公司发出，也仅是现代株式会社对东现公司作出的和解意思表示，而东现公司对该和解意思表示亦未接受，双方未达成和解意向。（3）2019年7月10日郭某的回函系Z公司接受现代株式会社委托向东现公司提出的和解意向，不能视为现代株式会社愿意付款的意思表示。（4）诉讼时效届满后，现代株式会社未与东现公司达成还款协议、签订债权确认书。东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现代株式会社向东现公司支付佣金人民币563,521元、313,630美元（按2015年1月1日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计算）；2.判令现代株式会社向东现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以诉请1的金额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3.判令现代株式会社偿付东现公司因本案发生的公证费人民币7,500元、翻译费人民币10,575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东现公司与现代株式会社之间曾存在东现公司为现代株式会社提供居间服务的合同关系。2014年6月10日，东现公司向现代株式会社及Z公司、W公司发送《催款函》，内容涉及：“自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期间，我司为贵司能够顺利获得V公司关于高/低压变压器，中/低压配电板的订单并提供技术咨询，涉及如下船号：J0229、J0230、J0231、J0232、J0233、J0234、J0235、J0236、J0237、J0238，根据约定，贵司应当支付我司佣金合计192,030美元”。该函件，现代株式会社于同年6月27日收悉。至2018年8月14日，东现公司委托律师向现代株式会社董事长M（电子信箱为XX＠hyundai-electric.com）发送电子邮件，内容涉及，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期间，经东现公司提供居间介绍及技术咨询服务，现代株式会社顺利获得V公司J0229、J0230、J0231、J0232、J0233、J0234、J0235、J0236、J0237、J0238船号的高、中、低压变压器，中/低压配电板的订单，根据现代株式会社邮件确认的订单价格2%支付佣金，现代株式会社应当向东现公司支付佣金约40万美元，东现公司已多次与现代株式会社人员联系，但该些人员否认金海重工项目中东现公司所做的贡献，希望双方友好解决，否则东现公司只能向法院起诉。此外，东现公司还于2018年7月多次向现代株式会社发送催款函。2018年9月7日，员工L向东现公司发送正文为“请看附件中关于索付佣金的回复”的电子邮件，对包括上述律师函在内的函件作出回复。该邮件的附件涉及如下内容：事涉索偿J0229-J0238货船佣金；仅仅为了达成和解目的，而且以不承认赔偿责任为前提，Z公司（XX）愿意向东现公司付款81,344美元，此金额相当于这项中压转换器销售5,084,000美元总价值1.6%的佣金，此外还支付48,640美元，此金额相当于这项中压配电板销售6,080,000美元总价值0.8%的佣金；佣金率因如下事实按比例作了合理的下调（这些设备的最终销售价格并非以电子邮件中所讨论的佣金率为前提条件）；按照因东现公司违反澄西合同而欠付Z公司的金额，还必须对任何和解金额作进一步的扣减，但是为了达成和解目的，Z公司愿意将该扣减金额再减少到30,000美元；因此，为了以友好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Z公司愿意提供总金额99,984美元（81,344美元+48,640美元-30,000美元）。一审法院另查明，Z公司成立于2004年2月18日，其2017年12月11日之前的股东为W公司。W公司成立于2006年5月31日，其2018年1月15日之前的股东为现代株式会社。一审法院认为，现代株式会社系大韩民国法人，东现公司在本案中基于居间合同关系要求现代株式会社支付欠付报酬，故本案系涉外合同纠纷，现东现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提起诉讼，其诉请所依据的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本案民事关系具有最密切联系,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中，东现公司主张的合同关系发生于2013年至2014年间，东现公司称，自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期间，经东现公司提供居间服务，现代株式会社获得XX8800TEU项目关于中/低压、中/低压配电板的订单，并签署《采购合同》，涉及船号为：J0229、J0230、J0231、J0232、J0233、J0234、J0235、J0236、J0237、J0238，为此东现公司要求现代株式会社按合同金额的2%支付佣金。现代株式会社一方面对东现公司主张的提供居间服务、佣金支付标准等事实提出异议，另一方面抗辩称东现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一定期间不行使权利，在该期间届满后，发生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其给付义务效果的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稳定法律秩序和维护交易安全。本案中，鉴于东现公司诉讼主张得以支持的前提是现代株式会社就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故一审法院首先就本案所涉的诉讼时效问题分析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就东现公司主张的居间合同关系，东现公司、现代株式会社之间未签订书面协议，故如现代株式会社欠付东现公司居间报酬，东现公司可随时向现代株式会社主张权利。从东现公司的举证来看，针对涉案居间报酬，东现公司于2014年6月10日第一次向现代株式会社及其关联公司发送《催款函》，故东现公司于上述时间即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依法应自该日开始计算。自2014年6月11日至2016年6月10日期间，再无证据表明东现公司曾向现代株式会社主张权利，亦无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其他事由，故至2016年6月11日，东现公司于本案中的诉讼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其次，东现公司虽于2018年7月、同年8月有催款行为，鉴于此时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该诉讼行为对时效不产生影响。东现公司称，现代株式会社于2018年9月7日的电子邮件中，愿意支付81,344美元。但在现代株式会社对该电子邮件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情况下，经一审法院审查东现公司提供的该邮件正文、附件及其翻译件，即便依据东现公司自行翻译的内容，亦可反映上述金额的提出仅为了达成和解目的、以不承认赔偿责任为前提，且系以Z公司作为和解方案的主体。因此，上述电子邮件的内容无法得出现代株式会社同意偿还东现公司81344美元债务的结论，亦即现代株式会社并未表明其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以上债务，未构成对旧有债务履行期限变更而形成的新债务，故不能以此认定现代株式会社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基于以上分析，无论东现公司主张的债权是否成立，鉴于其诉讼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超过了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故对于相关债权成立与否，于本案中不复审查。据此，一审法院采纳现代株式会社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对东现公司的诉讼请求均难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东现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710元，由东现公司负担。东现公司在本院二审期间提交下列证据材料：一、2018年9月7日邮件的翻译件，证明其在一审中提交的翻译件错误将“Hyundai”翻译成Z公司，实际应当翻译为现代株式会社；二、现代株式会社在一审诉讼调解阶段的答辩书，证明“HHICHINA”指的是Z公司，而“Hyundai”指的是现代株式会社。2018年9月7日邮件附件中提到的澄西项目是东现公司与现代株式会社直接签订，附件中多次提到该项目，都是以“Hyundai”来指代现代株式会社；三、Z公司法务郭某与东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之间的邮件，证明2019年6月郭某受现代株式会社委托与东现公司协调本案纠纷，2019年7月10日邮件中提到愿意向东现公司支付16万美元。现代株式会社在本院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材料。经质证，现代株式会社对东现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认为：一、2018年9月7日向东现公司发邮件的员工L不是现代株式会社的员工。现代株式会社没有就东现公司发给董事长的邮件进行过邮件回复，只是委托Z公司与东现公司协调。“Hyundai”指的是Z公司，现代株式会社的英文名称是“HyundaiHeavyIndustriesCo.,Ltd.”。二、对一审诉讼调解阶段现代株式会社的答辩书真实性认可，但因翻译问题，现代株式会社在一审中已经撤回答辩书，重新提交答辩状，一审庭审中有记录。三、对郭某向东现公司发送的邮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郭某在邮件中表明是帮助协调，并不是代理现代株式会社。该些邮件都是发生在本案立案后，为了达成和解发出，并不代表现代株式会社愿意付款。对东现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采信现代株式会社的质证意见，该些证据均不能证明东现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为本案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现代株式会社系大韩民国法人，本案系涉外合同纠纷，东现公司诉请依据的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东现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从本案查明事实看：1.东现公司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两年，起算时间应当自东现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时起算。本案中，东现公司与现代株式会社未签订《佣金协议》约定付款时间，如果居间成功，东现公司在其居间成功后随时可向现代株式会社主张付款权利，故东现公司（或按照东现公司二审中主张系由Y公司代表东现公司）在2014年6月10日向现代株式会社发出要求现代株式会社支付佣金192,030美元的《催款函》应为东现公司向现代株式会社主张付款权利。2.在《催款函》后两年内东现公司可以再次向现代株式会社主张付款引起时效中断，但东现公司未有主张行为，诉讼时效没有发生中断。之后，东现公司直至2018年8月14日才委托律师向现代株式会社董事长发送邮件催款，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东现公司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现代株式会社与客户签订的《采购合同》履行完毕收到货款后起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与其诉请不符，本院不予采信。3.东现公司在本案中提交多份邮件欲证明现代株式会社在诉讼时效超过后仍愿意向其付款构成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但其中即使被现代株式会社认可的邮件也仅能表明现代株式会社向东现公司表示和解意向，且和解意向均未得到东现公司的认可，双方并未达成合意。在和解中的意向不能作为现代株式会社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故东现公司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信。综上，东现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710元，由上诉人上海东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清审判员 桂 佳审判员 王 峥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闫伟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