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58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叙锋，男，汉族，1976年4月1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丘远飘，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永旭良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东大街9号A座6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5636964436。法定代表人：刘叙锋。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冲，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北大昌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8号恒运豪庭1-15C，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1612419U。法定代表人：张超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博，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叙锋、北京永旭良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旭良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北大昌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41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二、请求判令驳回北大昌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三、请求判令北大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借贷双方主体为永旭良辰公司与北大昌公司，与刘叙锋无关。刘叙锋非本案借款人,其仅作为北大昌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因其他原因不能及时加盖公章的情况下，在借款单中签名确认，属于作为永旭良辰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的行为。北大昌公司也是将借款汇入永旭良辰公司账户，借款也全部用于永旭良辰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之规定，刘叙锋非本案借款人，一审法院认定刘叙锋与永旭良辰公司为共同借款人错误。二、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无相关证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永旭良辰公司与刘叙锋为共同借款人的依据为刘叙锋分别于2016年10月27日将汇丰银行287万支票、2018年10月将三张空白支票交付至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此两笔空白支票的交付系刘叙锋与张超良之间个人经济往来，永旭良辰公司未委托刘叙锋还款，刘叙锋亦未有代替公司还款的意思表示，上述交易仅刘叙锋一人知情，公司其他高管、股东均不知情。一审法院在毫无证据证明的前提下，认定刘叙锋为借款人，此两笔交易为还款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借款纠纷已过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北大昌公司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根据北大昌公司提供的借款单可知该笔借款的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且在此后两年内不存在任何中止、中断、延长诉讼时效的事由，故诉讼时效已于2016年12月31日届满，北大昌公司已丧失对其怠于行使的民事权利的胜诉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北大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二审庭审补充上诉称，一、关于2016年10月7日支付的287万元，是由于2016年之前刘叙锋与案外人徐某在香港是朋友也是邻居关系，徐某便委托刘叙锋开设一个帐户，俗称“老鼠仓”，用于买卖红牌公司股票，徐某为红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后来由于股票亏损便停止了交易，徐某便委托刘叙锋将该帐户及剩余的287万元转给徐某的下属张超良，这也是北大昌公司没有在起诉时将该287万元的支票作为证据提交的原因。二、关于2018年10月份三张空白支票，是因为刘叙锋之前想入香港户籍，希望申请加入香港的优才计划，根据优才计划在香港是要有良好的经济证明，而刘叙锋与徐某是好朋友关系，故徐某同意免费借用弘海公司给刘叙锋作经济收入证明，于是刘叙锋便提供了户口号码为84XX33汇丰银行帐号用于制作银行流水，同时因为转入该银行帐号的资金是弘海公司的资金，弘海公司为了资金安全故要求将将帐户密码及网银等交由弘海公司掌控，并要求刘叙锋办理支票本，然后支票本上签名交由弘海公司，以便弘海公司可以自由支配该帐户的资金。北大昌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驳回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关于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提出的所谓弘海集团、徐某等主体，与本案并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二、本案的出借主体是北大昌公司，参见北大昌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从未出现弘海集团或徐某等主体。故，如果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认为其与弘海集团或者徐某存在任何经济纠纷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其可另外寻找法律解决，与本案无关。三、至于刘叙锋是否存在香港户籍，可以参见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在一审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要求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审理。另，北大昌公司处于诚信原则，在起诉时对起诉金额已经进行了明确的计算，扣除了287万元港币对应的借款金额，与一审判决的认定数额是高度一致的。至于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提出的支票交由张超良管理，更进一步印证了北大昌公司的说法。北大昌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曾说明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长期拖欠欠款，北大昌公司多次催要，可能为了增加信任，不排除刘叙锋将支票交由张超良保管，但是并不否认本案的还款事实，刘叙锋提交的汇丰银行帐户月结单复印件可以印证。北大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向北大昌公司返还借款本金6854965.70元；二、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向北大昌公司返还借款利息822595.884元（以6854965.7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暂自2016年10月27日起计至2018年10月26日，直至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偿还全部借款本息之日止）；三、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大昌公司围绕其主张及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为证：证据（一）《借款单》一份，证据（二）《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两份（显示交易日期分别为2014年3月4日和2014年3月5日）。《借款单》记载内容为：“今向深圳市北大昌经贸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800万元（大写人民币捌佰元整）用予资金周转，不计利息，承诺于2014年12月31日前还清。特立此据，以此为由。”该借款单右下方落款处分三行载明落款内容，第二、三行内容在第一行内容正下方，第一行内容为“签收人：”，“签收人：”后的留空处为刘叙锋的手写签名，第二行内容为“北京永旭良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第三行内容为日期“2014/03/04”。该借款单的内容除“刘叙锋”的签名为刘叙锋手写签署外，其余内容均系打印形成。两份《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显示，北大昌公司名下光大银行账户分别于2014年3月4日和2014年3月5日向永旭良辰公司付款各一笔，金额均为400万元，共计付款800万元。北大昌公司提供上述证据拟证明2014年3月4日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共同为借款人向北大昌公司借款800万元，借款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到期，借款期间内不计利息，北大昌公司应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要求已于2014年3月4日和2014年3月5日将出借款共计800万元支付至永旭良辰公司账户。证据（三）《中国光大银行贷记通知书》一份（显示交易日期为2015年6月24日）、《收款收据》一份（载明开具日期为2015年6月25日，编号45XX）。《中国光大银行贷记通知》显示，北大昌公司名下光大银行账户于2015年6月24日收到永旭良辰公司名下交通银行账户付款300万元，付款摘要载明“约定还款”。《收款收据》记载内容为确认收到永旭良辰公司交来2012年6月18日借款300万元，该收据除记载开具日期和收款内容外，未有签名或加盖印章。证据（四）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支票存根一份（票据号码33XX）、收款收据一份（载明开具日期为2016年10月27日，编号45XX）、刘叙锋名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账户汇丰运筹理财结单一份、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名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账户交易通知书一份、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名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账户卓越理财结单一份、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银行卡复印件一份。证据（五）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支票三张（支票存根编号依次为：XX54、XX55、XX56）。北大昌公司提供上述证据（三）（四）（五）拟证明永旭良辰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向北大昌公司还款300万元，该次还款系对北大昌公司在2012年6月18日向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出借的金额300万元的借款的还款，之后刘叙锋向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开具票据号码为33XX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支票，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已于2016年10月27日收到该支票票款港币287万元，该款系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对北大昌公司借款债务的还款，该还款折算人民币为2560060元，该次还款的款项其中499191元为归还2012年6月18日北大昌公司向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出借的金额300万元的该笔借款的剩余应还部分本金和逾期利息，另2060849元为归还本涉案案800万元借款至该次还款日2016年10月27日的逾期利息915817.70元（逾期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按年利率6%计算，至该次还款日应还逾期还款利息为915817.70元）和部分借款本金1145034.30元，该次还款后涉案借款本金还剩6854965.70元未偿还，此后北大昌公司多次要求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还款，刘叙锋于2018年签发了三张票据号依次为XX54、XX55、XX56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支票交付给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并告知北大昌公司待其筹措好款项后，由北大昌公司自行补充填写完整票据内容自行前往银行贴现，2018年9月6日刘叙锋告知北大昌公司其筹措到50万元港币，北大昌公司可凭支票前往银行贴现，北大昌公司遂填写上述支票并前往银行办理贴现，但被银行告知刘叙锋的账户余额不足无法进行贴现，于是北大昌公司才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诉讼时效发生过多次中止中断的情形，北大昌公司本案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对北大昌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均认为：本案北大昌公司起诉的金额800万元的涉案借款的借贷双方主体为北大昌公司与永旭良辰公司，刘叙锋并非本案借款人，北大昌公司提供的证据（一）《借款单》载明金额、期限、签收人等事项，其中签收人一栏也确定为永旭良辰公司，《借款单》中“签收人”处后方的留空空间比较短，而永旭良辰公司的名称较长，所以永旭良辰公司的名称打印在“签收人”栏的下方一栏，由于永旭良辰公司资金需求紧急，遂由法定代表人刘叙锋在借款单上签名，由于其他原因未能及时在借款单上加盖永旭良辰公司的公章，本案借款的借款人系永旭良辰公司，刘叙锋作为永旭良辰公司法定代表人以永旭良辰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法律后果应由永旭良辰公司承担。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对北大昌公司提供的证据（三）《中国光大银行贷记通知书》（显示交易日期为2015年6月24日）、《收款收据》（载明开具日期为2015年6月25日，编号45XX）及证据（四）中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支票存根（票据号码33XX）、证据（五）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支票三张真实性无异议；确认永旭良辰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向北大昌公司付款300万元属实，编号45XX《收款收据》属实，2012年6月18日北大昌公司另有出借借款给永旭良辰公司；确认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通过刘叙锋签发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支票（票据号码33XX）于2016年10月27日收到刘叙锋款项港币287万元属实。但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认为，上述永旭良辰公司2015年6月24日向北大昌公司的付款300万元也进一步证明永旭良辰公司是借款人，刘叙锋不是借款人，编号45XX《收款收据》载明“交来2012年6月18日借款”，也证明2015年6月24日永旭良辰公司向北大昌公司支付的300万元该笔付款不是偿还本涉案案借款款项，与本案无关。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认为2016年10月27日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通过刘叙锋签发的支票收到的刘叙锋港币287万元，系刘叙锋与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之间的个人经济往来，刘叙锋不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永旭良辰公司从未委托包括刘叙锋在内的任何人向北大昌公司偿还本案借款，刘叙锋无义务也从未向北大昌公司偿还过本案涉案借款，该笔付款与本案无关。经一审法院询问，刘叙锋代理人一审庭审时解释称，据刘叙锋本人陈述，刘叙锋与张超良在香港共同合作炒股有亏损，其两人之间有口头的核算约定，因此刘叙锋才向张超良支付了上述款项以及交付三张空白支票。庭后，刘叙锋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代理意见又称，刘叙锋向张超良交付三张空白支票系因为刘叙锋为了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委托张超良帮助其创造在香港有工资收入的证明信息，因此才在2018年10月将其签名的三张空白支票交给张超良。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对北大昌公司证据（四）中《收款收据》（载明开具日期为2016年10月27日，编号45XX）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收据上无任何单位或个人盖章或签字，无法证明收款方，也无法证明收款的真实性，该收据系单方制作，不排除该证据系伪造；对北大昌公司证据（四）中刘叙锋名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账户汇丰运筹理财结单、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名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账户交易通知书、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名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账户卓越理财结单、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银行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北大昌公司提供上述证据应履行相应的证明手续，上述证据未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应不予采纳。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北大昌公司、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双方诉辩主张和庭审调查、质证情况，双方对北大昌公司已于2014年3月4日和2014年3月5日将涉案借款800万元支付至永旭良辰公司账户无争议，本案首先需要解决的争议问题是：一、刘叙锋是否为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二、北大昌公司本案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其次是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如需还款，还应偿还的债务金额。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刘叙锋与永旭良辰公司系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北大昌公司本案起诉未过诉讼时效期间。理由如下：永旭良辰公司系借款人，双方已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称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账户于2016年10月27日通过刘叙锋签发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票据号33XX的支票收到刘叙锋支付港币287万元以及刘叙锋将其签发的三张空白支票交于张超良，系因刘叙锋与张超良个人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上述刘叙锋的付款及交付三张空白支票给张超良与北大昌公司本案的出借款无关。但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并未能举证证明刘叙锋与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个人之间存在与上述付款及交付支票有关的经济往来的事实。刘叙锋代理人一审庭审时称，据刘叙锋陈述，刘叙锋与张超良在香港共同合作炒股有亏损，其两人之间有口头的核算约定，因此刘叙锋才向张超良支付了上述款项以及交付三张空白发票。庭后，刘叙锋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代理意见又称，刘叙锋向张超良交付三张空白支票系因为刘叙锋为了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委托张超良帮助其创造在香港有工资收入的证明信息，因此才在2018年10月将其签名的三张空白支票交给张超良。刘叙锋代理人代表刘叙锋陈述的关于三张空白支票的解释前后不一，也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进行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刘叙锋在涉案《借款单》上的“签收人”处签名，北大昌公司持有刘叙锋向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支付上述287万元港币的支票存根及持有刘叙锋交付的其签名的三张空白支票；从北大昌公司提交的2015年6月24日《光大银行贷记通知》、2015年6月25日《收款收据》和双方在本案中的陈述内容看，除本案涉案借款外，北大昌公司与永旭良辰公司在2012年6月18日还发生了借款关系，而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又主张未向北大昌公司偿还过本案涉案借款的任何款项。综合上述情况，北大昌公司主张刘叙锋上述向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支付287万元港币以及向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交付三张空白支票，系因为刘叙锋与永旭良辰公司系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因此刘叙锋才会在《借款单》的“签收人”处签名，才会向北大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支付上述287万元港币，该笔付款折算人民币为2560060元，该笔付款中折合人民币2060849元的款项系归还本涉案案金额800万元的借款还款款项，后续北大昌公司多次向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催促还款，刘叙锋在2018年向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交付了三张空白支票并在2018年9月6日告知北大昌公司其筹措到款项，告知北大昌公司可到银行对支票进行贴现，但实际刘叙锋账户余额不足，北大昌公司持有的三张支票无法贴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系本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刘叙锋本人既是借款人又是共同借款人永旭良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案《借款单》也是由刘叙锋代表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签署，应当认定刘叙锋还款的意思表示既代表其本人又代表永旭良辰公司。双方约定本案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12月31日。2016年10月27日刘叙锋向北大昌公司还款，2018年刘叙锋向北大昌公司交付三张空白支票表示筹措到款项后由北大昌公司到银行对支票进行贴现，向北大昌公司表示将继续还款。刘叙锋上述还款及表示继续还款均使本案借款的诉讼时效中断，北大昌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显然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还需偿还的涉案借款债务金额。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否认有向北大昌公司偿还过本案借款的债务款项。如前述，北大昌公司主张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借款后仅由刘叙锋在2016年10月27日支付的港币287万元中偿还了本案借款债务款项人民币2060849元，该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涉案借款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借款期内不计利息，借款到期后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未依约还款，北大昌公司主张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北大昌公司主张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在2016月10月27日偿还的本案借款债务款项2060849元，还款款项先抵扣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27日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余款抵扣借款本金，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经核算至2016年10月27日，应还逾期利息为875835.67元（8000000元×6%÷365天×666天=875835.67元），因此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还需偿还的债务为借款本金6814986.67元【8000000元-（2060849元-875835.67元）=6814986.67元】及2016年10月27日起至借款实际偿还之日止剩余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北大昌公司要求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偿还的债务高于一审法院经核实的上述债务范围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大昌公司偿还借款本金6814986.67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尚欠本金6814986.6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10月27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北大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5542.93元（已由北大昌公司预交），由北大昌公司负担500元，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负担65042.93元。本院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刘叙锋在二审期间提交了新证据，本院围绕争议焦点组织了质证并进行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刘叙锋、永旭良辰公司的上诉理由，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刘叙锋是否为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二、本案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刘叙锋在涉案《借款单》上的“签收人”处签名，但由于刘叙锋当时是永旭良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款单》上未加盖永旭良辰公司的公章，借款亦系汇入永旭良辰公司，因此刘叙锋在涉案《借款单》上的“签收人”处签名的行为属于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的行为可能性较大，不能仅凭刘叙锋在涉案《借款单》上的“签收人”处签名即认定刘叙锋与北大昌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北大昌公司亦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刘叙锋与北大昌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刘叙锋并非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其无需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账户于2016年10月27日通过刘叙锋签发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票据号33XX的支票收到刘叙锋支付港币287万元，刘叙锋又在2018年向张超良交付了三张空白支票并在2018年9月6日告知北大昌公司其筹措到款项，告知北大昌公司可到银行对支票进行贴现。北大昌公司主张刘叙锋的上述行为是其作为永旭良辰公司法定代表人代永旭良辰公司向北大昌公司还款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刘叙峰、永旭良辰公司主张刘叙锋作出上述行为系因刘叙锋与张超良个人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与本案的出借款无关。刘叙锋在二审期间提交了若干证据证明以上主张，但上述证据均无原件核对，北大昌公司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因此，刘叙峰、永旭良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刘叙锋与张超良个人之间存在与上述付款及交付支票有关的经济往来的事实。结合刘叙锋系永旭良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良系北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本院认定刘叙锋上述付款及交付支票的行为，系其作为永旭良辰公司法定代表人代永旭良辰公司向北大昌公司还款的行为，上述行为构成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北大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对永旭良辰公司应当偿还的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的核算无误，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刘叙锋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永旭良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415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415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北京永旭良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北大昌经贸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6814986.67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尚欠本金6814986.6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10月27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深圳市北大昌经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5542.93元(已由深圳市北大昌经贸有限公司预交)，由深圳市北大昌经贸有限公司负担500元，北京永旭良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5042.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85.86元(已由刘叙锋预交65542.93元、北京永旭良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预交65542.93元)，由北京永旭良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5542.93元、深圳市北大昌经贸有限公司负担65542.93元。深圳市北大昌经贸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刘叙锋500元，北京永旭良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刘叙锋65042.9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毅审判员 刘  灵  玲审判员 蔡  妍  婷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姚玉瓶（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