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9行终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星霖，男，1992年6月19日出生，户籍地福建省福安市，现住福建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廖翔华，福建之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振杰，福建之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安市公安局，住所地福建省福安市城北街道上杭路21号。 法定代表人蔡立新，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光斌，男，系该局公职律师。 原审第三人余学斌，男，1991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福安市，现住福建省福安市。 原审第三人高荣龙，男，2000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上诉人吴星霖因诉请撤销被上诉人福安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902行初10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下半年一天20时许，吴星霖在前往福安市城北街道小北门兜2-1号309室寻找朋友过程中，独自窜至该楼顶楼，见一出租房门口地上放着一双阿迪达斯拖鞋，便趁四周无人之际，将该拖鞋盗走后逃离现场。2019年5月4日23时许，违法行为人吴星霖再次独自窜至福安市城北街道小北门兜2-1号顶楼曾实施盗窃的出租房门口，见该门口地上有一双阿迪达斯运动鞋和一双乔丹拖鞋，便趁四周无人之际，将该运动鞋和拖鞋盗走后逃离现场。被告福安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6日接到第三人余学斌报案后进行立案、调查、取证等，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对吴星霖处以行政拘留十三日的行政处罚。原告吴星霖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告福安市公安局负责所辖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其次，被告举证证明在办理该案中履行了受理、调查、询问、委托鉴定、处罚告知、处罚审批等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再次，监控录像、检查笔录以及照片等与讯问笔录相吻合，可以形成证据链，证实原告有盗窃的事实。且原告实施两次盗窃行为属情节严重，被告福安市公安局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三日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被告福安市公安局所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支持。原告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三人余学斌、高荣龙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星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吴星霖负担。 吴星霖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安公（刑侦）行罚决字[2019]00017号行政处罚决定。主要理由：1.本案认定“情节较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8年下半年一天20时许，上诉人取得一双阿迪达斯拖鞋的行为依法不应认定为盗窃行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双拖鞋是属于余学斌的，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属于其他某个人所有。且被上诉人认定“情节较重”也未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2.本案行政处罚存在程序违法。本案被上诉人认定2018年下半年一天20时许，没有查明具体日期，不能认定该事实发生在被公安机关发现的六个月时限内，依法不再处罚。且本案行政处罚未依法经过集体讨论决定，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所提交的证据体现讨论记录无具体起止时间，也没有参与讨论人的具体意见记录。3.本案行政处罚遗漏了对上诉人有利的免予处罚或减轻、从轻处罚的情节。“2018年下半年一天20时许”的情形属于上诉人主动陈述，如果要追究法律责任，也应认定为存在免予处罚或减轻、从轻处罚的情节，而被上诉人未予认定。4.被上诉人及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实施两次盗窃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福安市公安局辩称，1.本案上诉人实施盗窃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上诉人提供的监控录像、检查笔录、照片等与讯问笔录相吻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了吴星霖盗窃事实。2.本案被上诉人所作行政处罚决定，量罚适当。本案吴星霖短时间内实施两次盗窃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处以行政拘留13天的拘留，符合法律规定。3.本案执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已依法履行了受案、调查、讯问、委托鉴定等程序。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两原审第三人未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所提供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期间均未提供新证据。经审查，本院确认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查意见，并确认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实施盗窃情节较重，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所作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围绕焦点问题，本院予以查明分析并认定如下。 一、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实施盗窃情节较重，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1.关于上诉人实施盗窃行为的事实认定问题。本案被上诉人提供了监控录像、检查笔录、照片、讯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实施两次盗窃行为，其中公安机关对上诉人所作的讯问笔录载述了违法行为的情况“2018年下半年的一天……在顶楼我看到时一双黑面白底的阿迪达斯拖鞋，我趁没人发现我，于是我在离开出租楼的时候，随手将这双拖鞋偷走了”、“2019年5月4日23时许……看到顶楼上有一双黑面黄底的阿迪达斯运动鞋和一双黑面白底的乔丹牌拖鞋，我趁没人发现我……从楼顶地板上捡来一个袋子将这两双鞋装在袋子里偷走。”因此，该讯问笔录可以证明上诉人有实施盗窃行为的主观故意，并与公安机关的检查笔录、实物照片等形成证据锁链，证实上诉人实施了两次盗窃行为的违法事实。上诉人主张上述2018年下半年实施的行为并非盗窃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2.关于两次盗窃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本案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实施两次盗窃行为，并按“情节较重”予以处罚。经审查，对于盗窃行为的制裁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于如何认定情节较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应结合立法精神进行评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是仅次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制裁方式。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也即行为人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上的“多次”盗窃，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上诉人实施两次盗窃行为，被上诉人认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情节较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另外，上诉人还主张2018年下半年实施的行为系其主动陈述，应减轻或免除处罚。经审查，该起违法行为确属上诉人主动陈述的情形，公安机关在量罚时也依法确需考虑；但基于上诉人实施盗窃行为“情节较重”应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在量罚的幅度内，被上诉人处以13日的处罚，属被上诉人自由裁量范围，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二、被上诉人所作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 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就行政处罚的程序已提供了受案登记表、讯问笔录、辨认笔录等证据证明其行政处罚程序合法，本院确认原审法院的意见。下面重点对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履行集体讨论程序进行审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该法对于集体讨论的体现形式未作明确规范，应当本着既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又有利于行政机关工作的可操作性进行确定。对此，被上诉人提供的《福安市公安局集体研究处罚会议记录》载明：案件名称、讨论时间、参加人员、主持人、具体案情、会议结论等内容，并由参加会议人员签字确认，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对此所提上诉无理，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被上诉人所作行政处罚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程序合法；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所提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被上诉人答辩请求有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吴星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缪义文 审判员  赖昌铅 审判员  杨礼崧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林玉芳 书记员钟泽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