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4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国强，男，196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井陉县天长镇南枣林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慧娇，河北世纪方舟（井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霍捧林，女，1945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井陉县天长镇南枣林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庭（系霍捧林之子），男，196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井陉县天长镇南枣林村。 原审被告：井陉县天长镇南枣林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井陉县天长镇南枣林村。 法定代表人：毕香喜，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毕国强因与被上诉人霍捧林、原审被告井陉县天长镇南枣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枣林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1民初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毕国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3、判令被上诉人霍捧林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关于被上诉人的二儿子张雪庭在村土地登记簿上所作的“转入”批注是何种流转方式的事实认定不清。被上诉人的二儿子作为家庭承包户的一员且在2003年转让当年实际耕种诉争土地，上诉人相信其有权将诉争土地流转。上诉人与张雪庭双方于2004年3月在村土地登记簿上办理转让事宜，并在“转入”批注处签字确认。首先，“转入”二字在新华字典中的释义为“转变原来方向而进入某地或某方面”，表明被上诉人将诉争土地转入上诉人处；其次，被上诉人的二儿子到南枣林村委会申请将诉争土地转让给上诉人，经过时任村会计办理了土地登记簿变更手续，且有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在2011年南枣林村委会与上诉人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将诉争土地出租给乾昊公司，上述事实表明被上诉人转让诉争土地的事宜已经过南枣林村委会同意；再次，被上诉人的二儿子将诉争土地转让给上诉人后，期间上诉人经营管理并领取粮补款、诉争土地出租给乾昊公司至本案立案，期间历经16年之久，被上诉人未曾提出异议，表明其认可转让事实。因此，“转入”应作“转让”的解释。2、关于诉争土地面积是1.53亩还是1.42亩的事实认定不清。诉争土地在第一轮承包合同中记载的面积为1.53亩，但1996年水毁后变为1.42亩，对此一审法院在审理查明的事实中予以确认。但在判决结果中仍然认定诉争土地为1.53亩，判决书前后相互矛盾，属认定事实不清。3、关于被上诉人家庭是否属于“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承包方”这一事实认定不清。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并没有对被上诉人家庭成员从事何种职业、是否有稳定收入来源这一事实予以调查，但在判决书中却直接认定“原告家庭不属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承包方”，属认定事实不清。实际上被上诉人家庭中大儿子张云庭是公职人员，家中开办超市，二儿子张雪庭从事杂货零售，且被上诉人家庭承包地总计6亩零三分，在2003年农村土地收益率较低、负担较重的情况下，转让诉争土地l.42亩并不影响家庭收入。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家庭不属于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承包方，上诉人作为受让人是善意的，因此，不能以转让的含义来限制承包人的流转权利并以此认定转让的行为是否有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转让合同。双方在彼此的土地登记簿上“转入”批注处签字确认，证明双方自愿达成转让合意，此时土地登记簿不仅仅是南枣林村委会的单方行政行为，也是发包方、承包方及受让方的三方民事行为，是对事实的客观记录，能够作为民事证据证明承包人流转土地的方式。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上诉人在受让土地16年来，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被上诉人亦未曾提出异议，表明其已接受，因此根据《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转让合同，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转让合同有效。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转让合同，转让期间上诉人享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享有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霍捧林答辩称，首先，我有确权的土地证，这个有效的土地证说明案涉老坟地的土地与张雪庭没有任何关系，其作为被上诉人的儿子，只有耕种的权利，没有处置权。上诉人提到期间16年之久没有进行协商，但我有南枣林村原支部书记的证明材料，可以证明在2013年前后征地时，被上诉人丈夫张宪文与毕国强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向村党支部、南枣林村委会提出要求确定农田土地的权属问题，但在2015年南枣林村委会进行土地确权时，因诉争土地有争议而被搁置确权。其次，关于诉争土地面积问题，一审诉讼中已经说明1.53亩和1.42亩所属同一个地块，判决书中与承包合同的数字认定具有法律效应，并不是相互矛盾或认定事实不清。再者，关于被上诉人家庭是否属于有稳定非农业职业或者稳定收入来源的承包方问题，原来诉争土地的承包人是被上诉人丈夫张宪文，其于2015年去世，被上诉人作为家庭成员一直健在，而且属于从事种植业户口，因此我不认同上诉人所说的我们家庭成员属于稳定的非农职业者，而且现在职业中80%的职业都不具备稳定的收入，所以说上诉人提到被上诉人的两个儿子都有稳定收入，也不符合事实。 井陉县天长镇南枣林村民委员会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霍捧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享有南枣林村老坟地1.5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3年1月1日，原告家庭和被告井陉县天长镇南枣林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了坐落于本村老坟（峰）岭的土地1.53亩（1996年水毁后变为1.42亩），期限为1983年1月1日至2000年，井陉县人民政府给原告家庭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井陉县天长镇南枣林村未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 2004年3月9日，原告的二儿子张雪庭通过时任会计将涉案土地交给被告毕国强耕种，双方未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在原告家的土地登记簿上作了“转入国强老峰岭，2004.3.9，毕国强”的批注，在被告毕国强的土地登记簿上作了“宪文转入老峰岭，2004.3.9，张雪庭”的批注。争议土地的粮食直补款由被告毕国强领取。2011年5月1日，二被告签订协议书将争议土地出租给乾昊集团。 2018年1月12日，原告霍捧林作为家庭成员代表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登记簿、询问笔录、证明、协议书、存折、客户对帐单等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转让”是指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其履行相应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后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灭失。 本案中，原告一家以家庭承包方式与被告南枣林村委会签订了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系双方达成的合意，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依此原告取得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本案中，原告家庭将本案诉争的土地交由被告耕种，并由原告的二儿子张雪庭在村会计的土地登记簿做了土地转入批注，均不能明确说明涉案土地的流转方式。土地登记簿在性质上是一种行政备案，并不具有物权的创设效力，应以土地承包合同的内容为准。法律对土地流转方式中的转让及承包方交回土地的情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原告家庭不属“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承包方”，且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转让合同，作为承包方亦未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村委）自愿交回承包地，故原告家庭让被告毕国强耕种涉案土地的情况，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转让要件，不属土地流转方式中的转让方式，也不属于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情形。被告毕国强领取争议土地的粮食直补款，与谁耕种谁收成受益的原则是一致的，并不能证明土地使用权属的转让。综上，原告家庭将本案争议的南枣林村老坟（峰）岭1.53亩土地让被告耕种，该土地的原承包关系不变，现张宪文虽已去世，但作为家庭成员的原告霍捧林仍享有南枣林村老坟（峰）岭1.5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该土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一审判决：坐落于井陉县天长镇南枣林村“老坟（峰）岭1.53亩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霍捧林享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毕国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本案中，毕国强未与霍捧林家庭签订书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毕国强虽然曾耕种过争议土地、领取粮食直补款及收取土地租金，但双方未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事宜签订专门的、具体的书面合同。通观全案情形，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包括转让、转包、出租、互换及其他方式，故仅从毕国强实际耕种争议土地的事实不能直接判断出双方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所作出的真实、具体的意思表示，属于约定不明。上诉人主张霍捧林之子张雪庭在农户承包土地登记簿上签字，因此双方已经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事宜，但在1989年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中，霍捧林丈夫张宪文作为承包方代表与南枣林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张宪文未在登记簿上签字，毕国强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张宪文及其他家庭成员委托张雪庭对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转让；且登记簿在性质上是一种行政备案，不具备物权创设效力，应以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准，故毕国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事实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我国现阶段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社会保障的性质，是农民的主要生存依靠。霍捧林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稳定的收入来源，其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转让方应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主体条件。因此，在双方没有书面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不宜认定毕国强与霍捧林家庭已形成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归属于霍捧林家庭。现张宪文已经去世，霍捧林作为家庭成员仍享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该土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关于争议土地面积，一审依据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的面积进行认定并无不当，当事人如对土地面积有异议，可在土地确权时一并处理。综上所述，毕国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毕国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祥 审判员 高瑞江 审判员 李秀云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冯日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