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749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葛春斌，男，汉族，1960年7月17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本林，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思，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严红，女，汉族，1968年8月30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唐红艺，女，汉族，1969年10月24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殷苏滨，男，汉族，1959年12月9日出生，住江苏省建湖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建湖汇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建湖县城南新区沈舍路北侧。法定代表人：殷苏滨，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南京钊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幕府西路29号615室。法定代表人：葛春斌，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葛春斌、严红因与被申请人唐红艺、殷苏滨、江苏建湖汇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南京钊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9民终4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葛春斌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从三方借贷合作协议的签订来看，唐红艺与葛春斌之间系隐名代理关系。三方签订借贷合作协议之后，葛春斌向唐红艺转账150万元，按约自留60万元保证金，剩余的70万元唐红艺让葛春斌与殷苏滨自行处理。后来葛春斌按唐红艺的指示将70万元交付给殷苏滨，殷苏滨自认收到220万元。葛春斌自留的保证金60万元用于支付贷款延期的利息以及本金。至此，三方借贷合作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二）二审法院认定葛春斌违反借贷合作协议的约定，超越代理权限向殷苏滨支付130万元给唐红艺造成损失，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协议约定的借贷合意是280万元。其次，根据唐红艺2016年7月6日在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唐红艺自认殷苏滨是280万元借款的债务人。第三，葛春斌交付70万元给殷苏滨并扣留60万元保证金符合借贷合作协议的约定，不违背唐红艺的本意，应认定为唐红艺指示交付或者拟制交付，不能认定超越代理权限且损害唐红艺债权。（1）根据借贷合作协议，殷苏滨是最终用款人，应当将280万元交给殷苏滨。（2）唐红艺对葛春斌将70万元交付给殷苏滨并无异议，殷苏滨也认可收到该70万元。（3）唐红艺出具的借条中明确载明60万元存在葛春斌的银行卡。该60万元虽然存在葛春斌的银行卡，但实际权利人是殷苏滨，唐红艺对此一直没有提出异议，应当视为该60万元已经拟制交付给殷苏滨，不违反约定，也不超越代理权限。（4）案涉借条仅仅是代理和借款手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地认为相应款项必须按照借条的指向来流转，借贷合作协议的初衷和本质就是唐红艺委托葛春斌隐名代理所贷款项出借给殷苏滨使用，借款的交付方式不影响唐红艺对殷苏滨享有280万元债权。（5）唐红艺否认隐名代理关系有违诚实信用，二审法院罔顾唐红艺指示交付的事实，判决明显不公。（三）二审判决认定隐名代理关系，却又确认唐红艺享有向葛春斌追偿的权利，自相矛盾。唐红艺偿还银行贷款的行为系清偿自身债务，不是承担担保责任，故不享有追偿权。（四）唐红艺向葛春斌主张追偿权，二审法院却判决赔偿损失，两者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程序违法。（五）在对案件事实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原一、二审法院未要求唐红艺、殷苏滨到庭说明借款的具体事实，属于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但法院未调查收集的情形，应当裁定再审。综上，葛春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严红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认定葛春斌代理唐红艺向银行借款的行为构成隐名代理关系，却又认定唐红艺向银行清偿贷款本息系承担担保责任而对葛春斌享有追偿权错误。2.认定葛春斌向殷苏滨交付130万元违反合同约定错误。合同仅约定了唐红艺向葛春斌出具借条，再由殷苏滨向唐红艺出具借条，并没有约定交付款项也是同种方式。葛春斌直接向殷苏滨交付130万元完全符合指示交付。事实上，三方对于130万元系唐红艺向殷苏滨出借的事实并无争议，殷苏滨也向唐红艺出具了280万元的借条。葛春斌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不应当承担代理人的过错责任。3.认定葛春斌交付70万元给殷苏滨有违唐红艺的意愿，认定相应款项的动支、使用不对唐红艺发生约束力，认定葛春斌承担代理人的过错赔偿责任错误。殷苏滨自愿于应收金额中支付保证金60万元以及承担办理贷款的手续费等，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未损害唐红艺的权利，如果认定不对唐红艺发生约束力，实际上难以认定唐红艺是否将280万元出借给殷苏滨，反而对唐红艺不利。4.认定严红共同偿还94万元错误。本案属于代理关系，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严红作为代理人的配偶，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严红在贷款合同上签字，没有在借贷合作协议上签字，唐红艺不能据此主张严红承担责任。葛春斌自述转账给严红49万元，再由严红转账给钊洋公司，系正常业务往来，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超出正常的生活费用。二、唐红艺向葛春斌、严红主张追偿权，二审法院却判决赔偿损失，两者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程序违法。综上，严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葛春斌向广发银行贷款280万元，唐红艺以自有房屋为贷款提供抵押并提供担保。在向银行贷款的法律关系中，出借人为广发银行南京分行，借款人为葛春斌，担保人及抵押人是唐红艺，殷苏滨并不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贷款发放后，虽然由唐红艺向葛春斌出具280万元的借条，但是葛春斌实际交付的款项数额为150万元，因此，不能认定葛春斌已经交付全部借款。在贷款归还过程中，葛春斌实际归还贷款本息37.831909万元，唐红艺以担保人身份向广发银行南京分行归还244万元。唐红艺向银行归还贷款后取得向葛春斌追偿的权利。因葛春斌曾经向唐红艺支付过150万元，唐红艺就剩余94万元债务主张追偿权在法律上是成立的。唐红艺同意扣除150万元一方面是其自愿，另一方面该150万元发生于同一当事人之间，双方债务均已到期且无争议，故予以抵免符合法律的规定。葛春斌主张其向银行贷款是受唐红艺委托，故还款义务本应由唐红艺承担。葛春斌所主张的是另一个法律关系，即委托关系，与追偿权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事实上，唐红艺在葛春斌贷款后向葛春斌出具借条，双方将委托所形成的债务已经转为借款关系，因此，葛春斌基于委托关系向唐红艺主张权利不在唐红艺所主张的追偿权的法律关系范围之内。况且，葛春斌按照委托关系向唐红艺主张权利必须建立在其已将所有贷款全部交付给唐红艺的基础之上才能成立。葛春斌主张其已经将剩余的130万元贷款全部交付给了唐红艺指示的收款人殷苏滨，完成实际交付义务。一方面本身不存在唐红艺委托葛春斌向殷苏滨直接交付款项的事实，另一方面葛春斌也没有按照130万元如数向殷苏滨交付。葛春斌谎称银行需要提供保证金而扣留60万元并且违反三方不得动用该款的约定予以动用，另外的70万元用于抵销殷苏滨与葛春斌原欠债务、葛春斌向银行贷款的费用、承兑汇票的贴息等，在殷苏滨给付葛春斌2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况下葛春斌仅向殷苏滨支付50万元现金。根据以上事实，即使委托交付的事实成立，葛春斌所履行的受托交付义务也存在违背委托人意愿的事实。本案当事人虽然有共同的意愿将280万元贷款交给最终用款人殷苏滨，但是葛春斌与殷苏滨私下协商的交付行为增加了唐红艺风险负担，违背唐红艺的真实意思表示，正因为如此，二审判决才将葛春斌与殷苏滨自行处理贷款部分的法律效力限缩于双方之间，不及于唐红艺本身。另外，由于各方当事人之间对于委托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尚有争议，且涉及第三方当事人，因此，原一、二审没有将委托关系中的债务与唐红艺主张的追偿权予以抵销也是正确的。二审法院认定葛春斌不仅负有不履行受托人义务而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也认定唐红艺享有追偿权，本身不存在矛盾，二审判决最终维持一审判决，实际上是肯定了唐红艺的追偿权，故没有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贷款时严红与葛春斌系夫妻关系，严红在《个人额度贷款合同》上签字，本应与葛春斌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皆因本案贷款系以葛春斌名义办理的委托贷款，故由委托人唐红艺承担还款责任，又因葛春斌未能将委托事项完全履行，造成损失，该损失仍在严红与葛春斌还贷责任的范围之内。本案债务来源于贷款，严红对于贷款事实不仅明知还在贷款合同上签字确认，已经成为本案法律关系的一部分，二审法院判决其与葛春斌共同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葛春斌、严红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葛春斌、严红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 军审判员 李道丽审判员 郭 群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崔齐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