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2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尹建华，男，197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元凯、王伟波，云南博引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峻海，男，196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西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秀清，云南七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尹建华因与被上诉人郭峻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西畴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3民初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云26民终333号民事裁定，全案发回云南省西畴县人民法院重审。该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云2623民初808号民事判决，尹建华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3月25日组织双方进行法庭调查，尹建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元凯、王伟波，郭峻海及其委托代理人杜秀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建华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西畴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3民初808号民事判决书，全案发回重审，并指定其他人民法院进行审理；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违法违纪办案。1.承办法官在开庭前打电话给证人，做证人的工作到庭作证违法。承办法官邓定友为了帮助郭峻海打赢官司，亲自三次打电话给证人李某做工作，郭峻海的儿子用胁迫手段要求证人李某开庭审理时到庭作证。2.2019年10月21日，当天开庭结束时已经近中午2点左右，审判长冯育森与承办法官邓定友就与郭峻海及其代理人杜秀清、证人李某一起共同吃饭，一直吃到晚上。二、一审法院枉法裁判。1.对证人证言的采信纯属主观认定。本案中，郭峻海最关键的证人是李某，而李某与郭峻海之间的关系与尹建华根本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郭峻海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与尹建华有关联，李某当庭也明确表态没有与尹建华有过合伙关系。可是判决书却主观的全部采信了郭峻海提交的李某的全部证人证言，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2.将尹建华支付给郭峻海的款项认定为是证人李某与尹建华之间的行为纯属主观认定，缺乏基本的证据证明。虽然郭峻海辩称其收到尹建华的款项已经转给了证人，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尹建华与李某发生过任何的经济往来，尹建华也从未认可这一事实。李某到庭作证时也明确表示未与尹建华发生过合伙关系。可是判决书中却将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证人证言进行了认定，最终将郭峻海的责任推脱，明显是有意在帮助郭峻海推脱责任。综合判决书对证据的采信和对事实的认定，郭峻海根本就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可是判决书中却有意的违背法律，主观的进行裁判，完全符合了枉法裁判的构成要件。三、一审办案程序违法。1.本案是以合伙协议纠纷进行审理。但在审理过程中尤其是在开庭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将审理的重点放在查明各自的出资情况、经营情况和亏损情况上。而审理的重点却是尹建华与李某之间的关系上，特别明显的是李某被传到法庭后，法官就迫不及待的先入为主，一直不断的发问证人，而发问的问题就是尹建华与李某之前的关系，对尹建华与郭峻海的合伙事宜根本不进行查明。证人到庭后法官根本没有问郭峻海提交证人需要证明的内容，也没有事先问郭峻海及代理人有什么需要向证人查明的事实。从法庭审理的整个过程看，完全印证了法官有事先与尹建华和证人进行沟通过的事实。恳请二审法院调取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的全部同步录音录像进行分析判定。2.尹建华在一审中申请追加李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不允许违法。在之前审理的案件中，郭峻海答辩意见一直是以权利义务转移给李某为抗辩理由。为此，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尹建华已经向西畴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追加李某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但法院一直不允许追加。尹建华认为，根据郭峻海的答辩理由，即便尹建华在一审中不申请追加李某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法院为查明本案的事实真相，也应当依职权追加李某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3.尹建华在一审中再三提到，要求对合伙经营情况组织清算。但一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一直对结算问题置之不理。而审理的重点是郭峻海如何的将权利义务转移给证人李某。四、判决书已经认定尹建华的权利义务已经转移给了李某，但对尹建华主张的款项怎么处理却避而不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支持尹建华的上诉请求。郭峻海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1.尹建华在上诉文书中，尹建华阐述郭峻海的代理人当天下午3点就和承办案件法官和郭峻海在一起有吃饭直到晚上，完全是诬告陷害。西畴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上午开庭，开庭到中午13时35分左右休庭。杜律师由于还要在文山开庭，庭审结束后就立即赶往文山，怎么会有时间和本案主审法官在一起共同吃饭，更不可能吃到晚上。同时，郭峻海敢保证没有和任何法官都没有私下见过面，更没有吃饭，尹建华的说法已经涉嫌构成了诬告陷害罪，请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调查核实上诉内容是否是尹建华的意思表示，建议人民法院就该问题作出严肃处理，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影响人民法院形象和法律尊严。2.尹建华在上诉文书中提到承办法官在庭前三次打电话给证人出庭作证，已是诬告陷害，人民法院可以调取证人与承办法官通话记录就清清楚楚，答辩人不想过多阐述。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本案的证据，除了有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外，还有双方签署的《清单》，二份证据就足以说明双方是合伙关系，并且双方经济已经结算清楚，再无经济瓜葛和经济往来，所有往事一笔勾销，因此原审法院判决采信证据正当，证据足以证明原审法院判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尹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伙协议；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郭峻海返还出资款820000元及诉讼费6450元，合计826450元；3.案件受理费由郭峻海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2日，郭峻海与李某签订订购杉木的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李某按照国家林业部门规范制度范围采伐杉木全部出售给郭峻海，双方约定的相应规格及价格为四公分以上的（含4米、4.2米、4.5米）价格为800元每立方米，2米的价格为650元每立方米，双方并对交货地点、手续的办理、数量、付款方式等作出了明确约定。郭峻海与李某达成协议后，郭峻海于2016年12月5日、2016年12月24日、2017年1月9日分别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尹建华230000元、140000元、250000元，双方并于2017年1月9日签订合作协议（郭峻海为甲方，尹建华为乙方），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合作开发麻栗坡县、铁厂乡、杨万乡、六河乡、三乡李某所有木材，一、双方与李某所定杉木按方购。二、此山出售必须双方在场为准。三、与李某所定价格是：2米650元方，4米800元方。四、出售时先由乙方先回支付李某的先支树本，产生利益后，双方平分利益。五、双方在经营期间，哪方有好建议，就按哪方做，主要与双方利益为好。六、双方与李某所订方量是2500立方，在经营期间，产生利益及亏损都共同平均分配承担。七、以上协议望双方共同遵守。”双方达成协议后，在经营过程中郭峻海、尹建华先后支付李某杉木款合计468000元，其中李某认可收取郭峻海杉木款458000元，收取尹建华杉木款10000元。尹建华、郭峻海先后从李某处拉运了1000余方杉木，部分郭峻海拉运出售，部分尹建华拉运出售。郭峻海与尹建华合伙期间常以收领条及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经营事务往来结算。郭峻海在与尹建华签订合作协议之前，于2016年12月5日向李某账户转款130000元。2019年4月21日郭峻海出具欠款200000元欠条一份交由尹建华收执，2017年9月14日尹建华曾出具180000元收条交由郭峻海收执。2017年9月27日双方共同签署清单一份，清单载明“于2017年9月11尹建华打给郭峻海的壹拾捌万元及欠条，从即日起于2017年9月27日作废，双方互不相欠，经济已清”。2017年9月27日后，双方再无经济往来。2018年10月16日，尹建华认为郭峻海故意编造虚假事实，骗取资金，以买卖合同纠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解决。原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云2623民初77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尹建华的诉讼请求。后因尹建华不服上诉至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6月27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26民终3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为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基础法律关系定性不准，撤销西畴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3民初778号民事判决书，全案发回西畴县人民法院重审。另查明，2019年1月24日，尹建华曾向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起诉郭峻海买卖合同纠纷，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9）云2622民初1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尹建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尹建华负担。后尹建华上诉至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8月30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26民终7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尹建华负担。再查明，自2017年1月9日，尹建华、郭峻海签订合作协议后双方先后一起或者各自到李某处拉运了杉木，但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均未提供杉木出售情况证据。截止起诉之日，双方未对合伙期间债权债务及盈亏状况进行系统结算。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规定，本案中尹建华与郭峻海双方于2017年1月9日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合作开发麻栗坡县、铁厂乡、杨万乡、六河乡、三乡李某所有木材，产生利益及亏损都共同平均分配承担，符合个人合伙的要件，故本案应当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尹建华主张在2017年1月9日签订合作协议之前双方就是合伙关系，但尹建华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实2017年1月9日前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因此，尹建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尹建华要求判决郭峻海返还820000元木材款及诉讼费用6450元的诉讼主张，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尹建华、郭峻海均认可在2017年1月9日后，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并按照合作协议进行了履行，但双方均未提供合伙期间财产、经营期间的盈亏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的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现尹建华要求返还出资款820000及诉讼费6450元，合计82645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尹建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尹建华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尹建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96元，由尹建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二审期间，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法律事实的意见，尹建华对以下事实有异议：1.一审法院认定的“2016年11月2日，郭峻海与李某签订订购杉木的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李某按照国家林业部门规范制度范围采伐杉木全部出售给郭峻海，双方约定的相应规格及价格为四公分以上的（含4米、4.2米、4.5米）价格为800元每立方米，2米的价格为650元每立方米，双方并对交货地点、手续的办理、数量、付款方式等作出了明确约定。”错误，事实是尹建华对李某与郭峻海是否签订协议是不知道的，郭峻海也没有将此情况告知尹建华。2.一审法院第二段遗漏认定：尹建华总共向郭峻海支付136万元的事实，且判决书12页倒数第三行认定的“双方达成协议后，在经营过程中郭峻海、尹建华先后支付李某杉木款合计468000元，其中李某认可收取郭峻海杉木款458000元，收取尹建华杉木款10000元。”尹建华与李某之间并没有杉木交易，对这一认定没有证据证明。3.一审法院认定的“尹建华、郭峻海先后从李某处拉运了1000余方杉木，部分郭峻海拉运出售，部分尹建华拉运出售。”错误，事实是尹建华并没有收到李某的1000余方杉木，郭峻海及证人均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4.一审法院认定的“自2017年1月9日，尹建华、郭峻海签订合作协议后双方先后一起或者各自到李某处拉运了杉木”错误，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没有事实证明。郭峻海对以下事实有异议：1.一审法院认定的“截止起诉之日，双方未对合伙期间债权债务及盈亏状况进行系统结算。”错误，事实是根据尹建华提交的清单，双方已经于2017年9月20日进行了结算，双方的经济关系已经结清，没有其他经济往来。2.一审法院认定的“2019年4月21日郭峻海出具欠款200000元欠条一份交由尹建华收执，”中的时间错误，时间应该是2017年4月21日。针对尹建华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1.郭峻海与李某签订《订购杉木协议书》的事实发生在本案尹建华与郭峻海签订《合作协议》之前，尹建华是否知道此事实不影响本案的处理。2.尹建华支付给郭峻海的款项本院将结合事实和证据在后文部分予以阐述，虽然尹建华没有直接与李某签订买卖合同，但从其与郭峻海签订的《合作协议》可以看出，双方指向的标的就是与李某产生木材交易，且李某在一审出庭时作证收到了郭峻海、尹建华支付款项数额，双方与李某的木材交易已实际发生。3.尹建华、郭峻海从李某处拉运木材的方量只有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4.尹建华、郭峻海如何从李某处拉运木材双方在《合作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针对郭峻海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1.对于双方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清算问题本院将结合事实和证据在后文部分予以阐述。2.郭峻海出具欠款20万元欠条交由尹建华收执的时间是2017年4月21日，本院予以纠正。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针对尹建华在上诉状中主张一审法院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违纪违法的问题，本院已向尹建华释明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尹建华要求郭峻海返还合伙出资款82万元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首先，尹建华在（2018）云2623民初778号案中以买卖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但本案并不是郭峻海出卖木材给尹建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基础法律关系定性错误，全案发回重审。其次，本案的纠纷是围绕2017年1月9日尹建华与郭峻海签订的《合作协议》发生的，该《合作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合作协议》的指向标的是双方共同合作购买李某所有的位于麻栗坡县河的杉木，从该《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内容“出售时先由乙方（尹建华）先回支付李某的先支树本，产生利益后，双方再平分利益”可知，购买李某木材的款项是由尹建华支付，并未约定郭峻海出资。《合作协议》第六条约定“双方与李某所订方量是2500ｍ3，在经营期间，产生利益及亏损都共同平均分配承担。”从以上合同约定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个人合伙法律特征，故双方之间应定性为合伙关系，且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的（2019）云26民终756号生效判决也对双方之间属合伙关系予以了确认。第三，尹建华主张其与郭峻海的合伙关系始于砚山县八嘎乡的杉木交易，但郭峻海主张其与尹建华的合伙关系仅限于本案，对于砚山县八嘎乡的杉木，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尹建华并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始于砚山县八嘎乡的杉木交易，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本案之前的法律事实属另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评判。第四，在二审中，尹建华主张其支付给郭峻海的款项和用途分别是：1.2016年11月15日，从农行转款10万元给郭峻海，用途是用于购买砚山县八嘎乡的杉木；2.2016年11月18日通过农行转款40万元给郭峻海，用途是用于购买砚山县八嘎乡的杉木；3.2016年12月5日，现金23万元交给给郭峻海，用于购买麻栗坡县铁厂、六河、杨万的杉木；4.2016年12月10日，现金24万元交给郭峻海，用于购买麻栗坡县铁厂、六河、杨万的杉木；5.2016年12月24日，现金14万元交给郭峻海，用于购买麻栗坡县铁厂、六河、杨万的杉木；6.2017年1月9日，现金25万元交给郭峻海，也是用于购买麻栗坡铁厂、六河、杨万的杉木。对以上款项，本院评述如下：对于第1、2笔款项，尹建华主张是用于购买砚山县八嘎乡的杉木，如前所述，这两笔款项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评判。对于第3、6笔款项，郭峻海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第4、5笔款项，郭峻海主张两笔款项系一笔，只是14万元，第4笔款项中包含了尹建华支付给卢玉才的10万元。本院认为，结合尹建华在第一次起诉时主张的款项只是62万元，第3、5、6笔款项的总和刚好是62万元，且第4笔款项的收条中明确载明“卢玉才10万元”，故本院对郭峻海的主张予以采信。第五，对于尹建华支付给郭峻海的62万元款项，经一审向木材出售人李某查明，李某共收到郭峻海支付的款项是45.8万元。对于郭峻海未支付的款项，其于2017年4月21日向尹建华出具欠条载明共欠尹建华20万元。郭峻海于2017年9月14日，向尹建华退还18万元，尹建华出具收条给郭峻海收执。同年9月27日，双方经结算后签订“清单”，载明“于2017年9月11日尹建华打给郭峻海的壹拾捌万元收条，从即日起于2017年9月27日作废，双方互不相欠，经济已清。”双方在庭审中认可该“清单”中2017年9月11日系笔误，“清单”中的18万元与9月14日尹建华出具收条给郭峻海收执的18万元系同一笔款项，即通过该“清单”可知，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清结，尹建华无权要求郭峻海退还款项。综上所述，尹建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虽有瑕疵，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处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90.00元，由尹建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永兴审判员  沈昌效审判员  陈登荣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