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高运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联华新村村（会郎曹）。 法定代表人：李金洋。 委托代理人：张勇、潘靓超，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连兴，男，196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张冬冬，浙江昂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国庆，男，1970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张冬冬，浙江昂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和门程村。 法定代表人：洪海明。 上诉人杭州高运混凝土有限公司（下称高运公司）、李连兴因与被上诉人俞国庆以及原审第三人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众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3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李连兴、俞国庆在本判决生效后十内共同支付高运公司价款4920795.69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李连兴、俞国庆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高运公司截至2018年1月18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3949070.79元，及以4920795.69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为李连兴、俞国庆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高运公司因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产生的利息损失82747.92元；4、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为李连兴、俞国庆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高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136000元；5、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6、判令俞国庆承担本案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于案涉货款金额、欠付货款所涉违约金计算金额及方式、因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产生的利息损失金额，律师费债权金额的事实认定，以及李连兴就上述债务应承担的付款义务，高运公司并无异议。但一审判决否认俞国庆就上述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理由如下：一、李连兴、俞国庆共同系案涉紫荆园工程实际施工人。经一审庭审调查明确，案涉紫荆园工程的工程承包协议书由众立公司与李连兴和俞国庆两人共同签订，协议约定由李连兴和俞国庆对接材料供应商，并负责支付材料价款。据此可见，案涉工程系由众立公司承建后分包给李连兴、俞国庆两人，两人对上述事实亦予以认可。因此，在案涉工程项目实际施工和对外交易过程中，应将李连兴和俞国庆作为一个共同的整体看待。据此，李连兴与俞国庆两人，对外应视为互为代表关系。二、虽然案涉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系高运公司与众立公司签订，但实际交易主体是高运公司与李连兴、俞国庆两人。根据案涉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可见，其落款处既有众立公司盖章，亦有李连兴作为实际施工人签字确认。事实上，实际施工人是李连兴和俞国庆两人，因此案涉合同李连兴的签字，既包含了自身对于合同条款的确认，也代表俞国庆作为确认。否则，实际施工人一人同意一人不同意，无法进行预拌混凝土的交易。另，虽然合同形式上系高运公司和众立公司签订，但工程实际由李连兴和俞国庆分包施工，高运公司混凝土的订货、收货、使用、款项结算等具体交易行为实质上均由实际施工人完成。实践中因为分包主体资质问题，一般都是由总包方和材料供应商签订交易合同，但实际交易由实际施工人负责，这也符合市场交易习惯。因此，案涉混凝土买卖交易实际合同主体应当确认为高运公司和李连兴、俞国庆。因混凝土买卖所产生相应货款支付义务和违约责任的承担主体，理应归责到李连兴和俞国庆两人。三、案涉对账单、承诺书中李连兴的签字，隐含了代表俞国庆确认的作用，因此案涉债务的确认方和债务加入方，不仅包含李连兴，还包括俞国庆。无论是对账单还是承诺书，李连兴的签字都是基于其实际施工人身份，因此应将其签字理解为包含有俞国庆的代表效力。对账单和承诺书的法律效力理应及于俞国庆。四、案涉紫荆园工程发包方浙江盛和居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盛和居公司）破产后，李连兴和俞国庆承继众立公司权利代为申报债权的行为，亦充分说明李连兴和俞国庆作为实际施工人，已共同概括受让了众立公司在案涉工程项目中的所有权利义务。因此案涉债务同样须由李连兴和俞国庆两人共同承担。根据一审法庭调查事实，结合高运公司在申请诉讼保全时调查取证可知，盛和居公司破产后，众立公司并未作为承包方申报债权，主张建设工程优先债权，而是由李连兴和俞国庆共同作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向盛和居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案涉公司相关工程款优先债权和其他普通债权。无论是债权申报文书，还是送达地址确认书等，亦均由李连兴和俞国庆共同签订。另众立公司出具的债权申报委托书中亦明确李连兴和俞国庆以实际施工人身份自行向盛和居公司申报和确认所有债权。而在一审庭审中，众立公司也确认破产分配款项由李连兴和俞国庆自行受领。据此可见，李连兴和俞国庆已概括受让了众立公司在案涉工程项目中的所有权利义务。既然实践中李连兴和俞国庆都是作为共同的权利主体对外主张权利，根据权利义务相平衡的公平原则，两人理应作为共同的义务主体对外承担案涉工程相关债务。据此，同样作为紫荆园工程相关的混凝土材料供应债务即案涉债务由李连兴和俞国庆共同承担亦合法、合情、合理。 李连兴和俞国庆一并答辩称：一、俞国庆并无为承包人众立公司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的法定责任。本案所涉混凝土买卖合同的主体是高运公司和众立公司，俞国庆没有与高运公司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联系，更未通过任何公司或个人作出过愿意为本案所涉债务向高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高运公司的主张明显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二、高运公司的主张存在前后矛盾，且超出了一审主张的范围。高运公司先是认为俞国庆与李连兴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俞国庆基于实际合同主体的身份承担还款责任，其后又主张李连兴代俞国庆作出债务加入承诺。而其关于李连兴、俞国庆基于实际施工人身份应作为合同实际主体承担义务的主张并未在一审中提出。且高运公司一审中主张李连兴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是李连兴在承诺书中签字构成债务加入，一审法院采信该观点而高运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三、李连兴无权代表俞国庆签字或作出承诺，事实上李连兴也没有任何代表俞国庆的意思表示。两人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俞国庆也未授权李连兴代为作出任何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和表示，且李连兴签字的承诺书中也无任何李连兴同时代俞国庆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高运公司仅以两人是案涉项目的分包人即推断李连兴能够代俞国庆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李连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高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连兴在2016年2月3日出具的承诺书中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而并非债务加入，而且已超过了保证期间。第一，李连兴在承诺书签字落款处已明确注明为“承诺并保证人”李连兴是作为“保证人”身份对承诺书签字确认。在承诺书中李连兴已经作出明确“保证”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权基于模糊不清的内容陈述，通过推理推导出债务加入的意思，从而推翻李连兴明确且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二，2014年5月12日的对账单中清楚列明了债务人和保证人，李连兴也明确作为保证人为众立公司债务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2月3日李连兴再次在承诺书“保证人”一栏签字。从对账单和承诺书出具的时间、内容等各方面来说，两者具有明显的前后意思表示承接。结合对账单中李连兴已经作为保证人的事实，承诺书中李连兴真实意思明显是“保证人”。第三，即使按照一审判决所述，结合承诺书上下文内容分析：在“……付清全部混凝土货款及约定违约金……”的前面，高运公司制作这份承诺书时故意省略了“众立公司”这一前缀，但是从这段话总体行文来看，如果是共同付款承诺，本来就要承担法律后果，不应还有如有违反就承担法律后果的表述。因此，从整个承诺书行文看，李连兴个人真实意思是一般担保。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五条：“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该承诺书约定在2016年5月1日前付清货款，超过约定付款期限6个月高运公司未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高运公司无权再要求李连兴承担保证责任。二、退而言之，即使债务加入成立，一审法院对于债务加入诉讼时效的认定也存在错误。首先，一审判决对于债务加入属于非真正连带债务的认定是错误的。非真正连带债务系各债务人与同一债权人基于同一给付内容而形成的各自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非真正连带债务中各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各自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债务加入即并存式债务承担系第三人自愿加入到原债权债务关系，成为原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并存式债务承担人。债务加入并没有产生第三人与债权人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基于非真正连带债务的理解，而认为债务加入关系中债务人与债权人、债务加入人与债权人存在两个独立的诉讼时效明显是错误的。而且，非真正连带债务系可追偿的债务。按照一审法院对于债务加入诉讼时效的理解，如果债务人与债务加入人对债权人存在两个独立的诉讼时效，那么在债务人与债权人诉讼时效已到期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随时通过由第三人债务加入的形式突破原债务人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后续债务人与债务加入人之间追偿权能否主张将存在法律逻辑上的悖论。其次，根据债的统一性，一个债权债务只有一个诉讼时效，并不会因为第三人的债务加入，而针对第三人出现一个新的诉讼时效。而且，从常理来说，第三人自愿共同承担原债务人的债务，债务加入承诺当然是在原债务人的诉讼时效范围内履行。债务加入人在明知原债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情况下，仍旧愿意承担还款，明显违背社会基本常理。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债务承担情形下，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务承担意思表示到达债权人之日起中断。而结合本案，假设债务加入意思表示成立，李连兴和高运公司单方签订承诺书构成债务加入，这个意思表示并没有经过作为原债务人的众立公司的确认，因此按照上述规定并不构成众立公司就案涉债务时效的中断。那么众立公司与高运公司之间债权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双方在2014年5月2日对账之日起算，目前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此，李连兴作为债务加入人基于债的统一性，诉讼时效起算和截止时间与原债务诉讼时效一致，均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四，债务加入人享有原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虽然该规定的是关于保证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但作为相类似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下的，基于债务加入而形成的债务共同承受人，也应该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一审判决认定李连兴不具有原债务人诉讼时效抗辩权缺乏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对于200万元欠款本金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首先，高运公司承认收到众立公司支付的200万元款项，但主张该200万元款项其中456325.94元用于支付案涉老年公寓项目违约金；另外1543674.06元用于支付与众立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方杭州萧山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广宇公司）与高运公司之间的违约金。高运公司的主张缺乏基本逻辑：1、众立公司与广宇公司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联系，众立公司支付的货款用于偿付与其完全无关的第三方公司违约金，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2、截至该200万元付款之日，众立公司与高运公司之间货款本金未清偿完毕，却用该45万余元清偿所谓违约金，违背基本的市场交易惯例。3、该200万元款项用途均是高运公司单方陈述，未经李连兴或众立公司认可。一审法院以“李连兴在对账后至起诉前未提出有违常理”为由认可了高运公司更加有违常理的陈述，存在明显错误。其次，从举证责任来说，李连兴已经通过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众立公司另行支付200万元的事实。高运公司对收到该200万元并未予以否认，同时主张该200万元系其他用途款项。高运公司应当对款项用途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仅根据所谓“价款支付并非高运公司举证责任”而采纳高运公司完全违背基本法律规则和客观规律的单方证据，存在明显错误。 高运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事实。1、2012年1月15日，李连兴、俞国庆与众立公司签署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两人作为盛和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2012年2月1日，众立公司与高运公司签订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李连兴作为众立公司代表在落款处“代表”栏签字；3、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李连兴均在结算单需方负责人处签字；4、2014年5月12日，李连兴代表众立公司与高运公司对账后，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5、2016年9月，案涉工程项目开发商盛和居公司破产清算，李连兴、俞国庆作为实际施工人迳行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工程债权，并将自行受领债权分配款，管理人确认其共同享有优先债权29672305元优先债权和3334637.56元普通债权；6、高运公司多次与众立公司法定代表人沟通众立公司付款能力，并获悉众立公司2014年至2016年涉及大量诉讼被执行案件，公司可能无力支付案涉货款；7、2016年2月3日，高运公司再次召集李连兴催讨货款，后李连兴作为实际施工人单独向高运公司作出承诺，自愿在2016年5月1日前自行支付混凝土材料款。从上述事实可知，案涉货款虽合同义务人是众立公司，但终极责任人和付款人是李连兴和俞国庆，李连兴和俞国庆对外也展示了其实际权利义务人的身份，开发商破产时，其越过总包合同当事人众立公司，直接以实际施工人身份申报、确认和受领债权，这是其享受终极权利的直观体现，而李连兴签署承诺书来承担其终极付款人的债务，则是负担义务的客观体现。倘若李连兴承担的是担保责任，则其代偿货款及违约金后，其必然产生了向众立公司追偿的权利，但承包协议书中的约定又导致其无法追偿。李连兴确认货款金额，却迟迟不肯结清货款，同时又向开发商受领和赚取工程款，目前看极有可能完全受偿，本身有欠公允。李连兴能突破众立公司和盛和居公司合同相对性去享有债权人利益，但又企图以合同相对性和违背常理来否认其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自相矛盾。二、一审判决就承诺书体现李连兴债务加入，应承担货款支付及违约责任等认定正确，应予维持，李连兴称依据承诺书仅承担一般保证责任违背事实及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承诺书主文表述不符合从合同特征，并无保证文义体现，相反其明确约定由李连兴直接偿还货款，依据文义优先原则，应确定李连兴作出债务加入表示。2、李连兴在承诺书中承诺承担的债务与众立公司原债务具有同一性而非从属性，符合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3、即使承诺书无法直接体现其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但承诺书同样无法迳行确认其具有保证的文义，在含义不明确的情况下，司法裁判应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出发，认定承诺书具有并存的债务承担的性质。三、一审判决认定李连兴的债务加入系不真正连带债务完全合法合理，应予维持，退一步讲，即便李连兴享有原债务人众立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其也无理由据此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1、即便李连兴享有原债务人众立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其有关诉讼时效的抗辩亦不成立。首先，众立公司债务诉讼时效不应从2014年5月12日起算。在高运公司于诉讼时效内向众立公司和李连兴催要货款和违约金时，众立公司出具对账单确认货款金额，其对于付款期限的表述变更为“本单位承诺尽快付款”，应视为高运公司对众立公司有关付款期限的谅解和变更，其应定义为无固定付款期限的债务合同，何时起算诉讼时效应以高运公司何时作出明确催促时起算。其次，高运公司实际于2016年2月3日向众立公司作出货款催讨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正是向众立公司的代表李连兴作出，故众立公司诉讼时效应从该日起算，高运公司于2018年3月起诉李连兴、俞国庆，尚在诉讼时效范围内。2、李连兴所加入债务系不真正连带债务，其适用新的诉讼时效。3、退一万步讲，在货款金额明确，且诉讼时效存在争议的背景下，司法裁判更应倾向于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四、原审判决对200万元款项性质的认定合法有据，应予维持。首先，高运公司在一审庭后提交的参考资料广宇公司与高运公司所签订的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落款可见，广宇公司承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同样是李连兴，其材料款责任主体以及内包约定与本案所涉盛和居项目类似，上述200万元货款无论支付哪个项目，作用均是用来消减李连兴所负债务本息，故李连兴关于众立公司与广宇公司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上联系，是对关联事实的曲解。其次，根据每一期对账单中供货数量及其所折算货款金额，对比众立公司付款进度可见，众立公司始终都未依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货款，每一期货款均在累计计算违约金，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计算方式，截至2013年3月29日，众立公司已欠付违约金539941.84元，故2013年4月3日，高运公司在收到200万元后经与李连兴协商，将其中456325.94元扣作案涉货款违约金合情合理。第三，为佐证违约金支付事宜，高运公司提供的收据已尽举证义务，其虽系单方陈述，但有众多证据及客观事实印证，无论对账单还是承诺书，包括一审庭审，众立公司均未对上述200万元已支付货款本金，应从492万元中扣除提出异议或主张，李连兴本人、广宇公司也未提出异议，足见高运公司的陈述符合客观事实。 俞国庆同意李连兴意见。 众立公司陈述称：一、一审判决对众立公司2013年4月3日支付的200万元未在总额中予以扣减，系明显错误。首先，高运公司收到众立公司款项属实，众立公司应高运公司要求以私人汇款方式支付本案所涉项目合同款200万元，是建筑行业的惯例，一审中高运公司对该笔款项是明确自认的。其次，高运公司一审主张该200万元其中150万余元用于支付李连兴负责的所谓广宇公司项目工程违约金，违背基本常理。众立公司与广宇公司项目没有任何关联，高运公司以众立公司支付的款项用于抵偿与众立公司无关的第三方项目货款，没有任何依据。第三，众立公司与高运公司除本案外无其他业务往来，故支付的款项理应作为案涉工程货款，高运公司认为系支付众立公司与高运公司其他往来款项，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将该笔款项用于支付案涉工程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众立公司和李连兴显属不当，超出了众立公司和李连兴的能力范围。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2014年5月12日，众立公司由李连兴与高运公司进行对账并形成对账单，根据对账时间起算，截至高运公司起诉，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以李连兴单方出具的承诺书认为李连兴构成债务加入，变相为高运公司延长诉讼时效。 高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连兴、俞国庆支付高运公司价款4920795.69元；2、李连兴、俞国庆支付高运公司截至2018年1月18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3949070.79元（以逐期累计未付价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已扣除456325.94元），并支付4920795.69元自2018年1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3、李连兴、俞国庆赔偿高运公司超额支付承兑汇票产生的利息损失210654.55元；4、李连兴、俞国庆负担高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136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15日，众立公司与李连兴、俞国庆签订工程承包协议书，众立公司将其承包的紫荆园工程中的指定土建、安装工程分包给李连兴、俞国庆施工，协议对工程造价、款项支付、双方责任等作出约定。2012年2月1日，高运公司（供方）与众立公司（需方，由李连兴作为代表）签订买卖合同，约定：需方因承建紫荆园工程需供方提供预拌混凝土，估计数量5万立方米，价格按供货当月萧山区商品混凝土信息价的83%结算，施工日期截至2013年6月30日；供方根据送货数量制作结算单，需方应在收到供方结算单之日起的七日内核对确认并签字盖章；双方每月月底对账结算，供方前期为需方一次性供应1万立方米混凝土的价款作为垫资，垫资额满后需方支付垫资款的70%；垫资结束后，次月20日前需方支付上月所供应商品砼价款的70%，以此类推，30%的垫资款和30%的余款在主体结顶后3个月内一次性付清。价款以50%转账支票（或现金）和50%承兑汇票支付，超比例支付承兑汇票时需方承担9‰月息。如需方逾期交付价款，每逾期一天按逾期部分金额的0.5‰支付逾期违约金，并承担工期延误损失。合同还对履行方式、质量标准、交货及验收及争议解决方式等作出约定。合同签订后，高运公司陆续向众立公司提供混凝土计价款18920795.69元（每期结算金额详见附件1），众立公司自2012年10月起逐步付款，截至2013年12月共计支付价款1400万元（付款金额及时间详见附件1，其中1100万元系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2014年5月12日，李连兴以众立公司名义出具对账单，确认：案涉工程已于2013年7月31日竣工结顶，截至2014年5月10日，众立公司尚欠高运公司价款计4920795.69元，众立公司承诺尽快付款。李连兴同时在对账单保证人一栏签名。2016年2月3日，李连兴向高运公司出具书面文件，确认：李连兴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承包人，向高运公司承诺，在2016年5月1日前付清全部混凝土价款及约定的违约金；如有违反，李连兴愿意承担高运公司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现债权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及全部法律后果。高运公司催讨未果，委托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提起本案诉讼，并支出律师费136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第一，李连兴、俞国庆作为本案被告，其主体是否适格。第二，高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第三，高运公司主张价款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第一个焦点。案涉紫荆园工程由众立公司承建后分包给李连兴、俞国庆。李连兴代表众立公司与高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该合同系高运公司与众立公司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认定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系高运公司与众立公司，不应直接约束众立公司的分包人李连兴、俞国庆。2014年5月12日，李连兴代表众立公司向高运公司出具对账单，应视为众立公司对结欠价款金额的确认。李连兴在对账单保证人一栏签名，但对保证方式未作确认，根据对账单，李连兴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2月3日，李连兴作出“在2016年5月1日前付清价款及违约金，如有违反，愿承担高运公司损失及全部法律后果”的书面承诺，李连兴在承诺中还自认系实际承包人，书面承诺书虽有“承诺并保证”字样，但此处的保证，不应简单理解为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而应结合上下文进行综合分析。根据其代表众立公司签订合同、出具对账单的事实，并结合其从事的建筑行业之惯例，可见李连兴明知案涉债务实质上是其自身的债务，其作出付清款项的承诺系为自己的债务负责。而保证合同系从合同，保证人作出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是为他人的债务负责。由此，李连兴的该承诺应视为并存的债务承担，而不应视为保证。李连兴的承诺系单方作出，高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可视为其对李连兴的债务加入予以接受，现其视情在原债务人众立公司与债务加入人李连兴之间择一主张，于法不悖，应予准许。俞国庆并无承担案涉债务的法定或约定义务，高运公司要求其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第二个焦点。基于债的同一性理论，债务加入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如在债务加入当时，原债务已过诉讼时效的，在债务人未参加债权人和债务加入人之协议的情形下，基于债权人与债务承担人之间并未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债务加入人有权行使原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李连兴在2016年2月3日向高运公司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并无证据证明众立公司对此明知，该加入行为对众立公司是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尚存争议。但李连兴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时，众立公司对高运公司的债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现李连兴承担债务的原因与众立公司承担债务的原因并不相同，李连兴与众立公司承担债务是非真正连带债务。因此，即便众立公司有权主张诉讼时效对其未中断，李连兴也无权援引该主张作为其抗辩理由。综上分析，在李连兴于2016年2月3日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下，高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个焦点。1、关于欠款本金。双方对于高运公司于2013年4月3日收取200万元并无争议，但高运公司认为200万元中仅456325.94元系支付案涉合同项下的违约金，余款1543674.06元系高运公司与广宇公司另一合同项下款项。李连兴对此不予认可，其理由在于案涉款项系从众立公司财务人员处转出，且2013年4月3日高运公司与众立公司的业务尚未终结，在此期间计算违约金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律和客观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李连兴在2014年5月12日对账之时，并未将200万元作为已付价款计入付款总额。即便如其庭审中所述在2016年2月3日出具书面承诺前才知晓众立公司付款的事实，但其在出具的承诺中，也未对200万元作出明确说明。李连兴进一步解释其在高运公司采用非正常手段逼迫下出具书面承诺，并无证据证实。退一步讲，其在2016年2月3日后也未对200万元系支付案涉合同项下价款一节，向高运公司作出明确表示，而其直至本案审理过程中方予提出有违常理。由此，对李连兴主张之2013年4月3日的200万元系案涉合同项下付款的事实不予采信。高运公司提供的证据虽存在瑕疵，但关于价款支付并非其应负担的举证责任，现其自认456325.94元在违约金中扣除，应予准许。2、关于违约金的计算。高运公司提供的2013年5月后的结算单无李连兴的签名，但高运公司自2013年6月起每月供货量已较少，且李连兴已于最后一次供货后对欠款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结算单上载明的供货数量及时间予以确认。买卖合同对付款方式及违约金计算标准作出约定，经审核，一审法院对高运公司主张的计算方式予以确认（计算清单详见附件1）。李连兴提供的计算方式，仅按每期逾期付款金额计算30日的违约金，属对合同条款的刻意曲解，且明显有违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不予采纳。3、关于超比例支付承兑汇票的利息损失。对账单系李连兴代表众立公司出具，高运公司并未以明示方式作出对超比例支付承兑汇票利息损失的放弃，故李连兴认为高运公司已自愿放弃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但高运公司要求就已支付价款的50%作为计收利息损失的依据，该计算方式不当。一审法院认为，应以承兑汇票方式的付款金额，扣除众立公司应付价款总额之50%后的余额，作为计收利息损失的依据（计算清单详见附件2）。李连兴的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综上，李连兴加入高运公司与众立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后，负有向高运公司支付的义务。高运公司要求李连兴支付价款、承担违约金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均合法有据，一审法院对合法部分予以支持。李连兴承诺如不按约付款，将承担高运公司由此产生的律师费等实际损失。现高运公司已实际产生律师费，鉴于本案案情较为复杂，结合案件标的、违约责任、律师工作在诉讼过程中的工作量等因素，高运公司主张的律师费136000元属合理范畴，不作调整。众立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连兴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高运公司价款4920795.69元；二、李连兴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高运公司截至2018年1月18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3949070.79元，及以4920795.69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三、李连兴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高运公司因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产生的利息损失82747.92元；四、李连兴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高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136000元；五、驳回高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31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81316元，由高运公司负担903元，李连兴负担80413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高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俞国庆在本案中仅系工程承包协议书中的一方主体，合同相对方为众立公司，其与高运公司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未就案涉货款的承担向高运公司作出任何意思表示，高运公司要求俞国庆与李连兴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没有合同依据，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李连兴的上诉请求。首先，李连兴在承诺函中的地位。2016年2月3日，李连兴系以实际施工承包人的身份向高运公司承诺付款，虽落款处为“承诺并保证人”，但根据承诺函的文义，该“保证”应与“承诺”同解，针对的是李连兴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不构成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李连兴关于其在承诺函中承诺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本案诉讼时效。在李连兴以出具承诺函的方式作出债务加入意思表示时，本案所涉买卖合同项下货款的诉讼时效尚未届满，众立公司作为原债务人尚不具有该项抗辩事由，遑论债务加入人李连兴，李连兴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第三，关于200万元款项是否应当扣除的问题。根据李连兴在二审中的陈述，李连兴与众立公司间对外付款的流程是李连兴将需要支付的金额上报众立公司，在该限额内众立公司自行安排具体支付金额，根据该流程，李连兴在签署对账单前不可能不与众立公司先行核对已付款数据，故该笔支付于对账单之前的200万元款项应已结算完毕，李连兴要求在欠款金额中扣除该200万元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316元，由杭州高运混凝土有限公司和李连兴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祖 辉 审判员 崔 丽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韩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