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01行终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某，男，197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某1，男，196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某2，男，1972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某3，女，196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委托代理人周术军，湖南荣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雷锋东路23号。法定代表人邓树林，主任。委托代理人谢兆佳，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某、谭某1、谭某2、谭某3诉被上诉人长沙市望城区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望城区房屋征收办）签订行政协议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行初8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审法院查明，谭某4（1984年去世）与谭某5（1985年去世）夫妻生育了三个子女：长子谭某6，次子谭某7，女儿谭某8。其中谭某6（2015年去世）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即本案谭某3、谭某1、谭某2；谭某8（2009年7月去世）婚后生育本案李某某。1968年，谭某4修建了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间房屋（以下称涉案房屋）。谭某4与谭某5相继过世后，涉案房屋一直由谭某7占有，并一直由谭某7个人对房屋进行修缮。2010年元月，谭某6曾出具遗嘱书一份，该遗嘱载明：“遗嘱书，大字岭二间房屋归谭某7所有权任何人不得争论特立此据为证，谭某6，2010年元月初六日”。2010年2月，谭某6重新就涉案房屋分配出具《房产分割协议书》，就房屋分割提出如下意见：“房屋分割比例按4：6分摊：兄长谭某6妹谭某8二人占房产的百分之六十，弟谭某7分割房产的百分之四十”。《房产分割协议书》出具后，谭某6当即与谭某7协商，但是谭某7未同意上述协议，之后谭某6未向谭某7继续主张权益。2011年端午节，李某某知晓上述协议书的存在，知晓涉案房屋发生争议一事。但是，自从2011年端午节后，谭某6、谭某3、谭某1、谭某2及李某某均未就涉案房屋分割向谭某7主张过权益，亦未参与涉案房屋的修缮和管理。直至2017年5月，涉案房屋因湘江大道北延线（丁字湾段）项目征收，可获得房屋补偿款336227元、房屋奖励115944元，征收款额共452171元（购房补贴选择货币补偿的，另按房屋面积626元每平方米计算）后，谭某3等人才向谭某7主张共同享有该房屋拆迁的相应权益发生纠纷。2017年11月，谭某3等人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其有依法取得遗产和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的份额。该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湘0112民初3253号民事判决书，以谭某3等人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谭某3、谭某1、谭某2、李某某的诉讼请求。谭某3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湘01民终268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谭某4与谭某5分别于1984年和1985年分别过世后，继承也应当分别于1984年和1985年开始，谭某3等人于2017年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月31日，望城区房屋征收办与谭某7签订了《长沙市望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载明：房屋建成时间为70年代，系砖木结构；合法建筑面积认定为63.88平方米；房屋估价292581元，装饰装修补偿17886元，搬迁费1071元，临时安置费24689元，各项补助及奖励115944元，合计补偿总金额452171元。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涉案房屋在谭某4与谭某5相继过世后，一直由谭某7占有，并一直由谭某7个人对房屋进行修缮，谭某3、谭某1、谭某2、李某某对涉案房屋主张权利要求获得房屋补偿款份额的诉讼请求已经通过民事诉讼被生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谭某3、谭某1、谭某2、李某某与涉案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涉案行政行为对谭某3、谭某1、谭某2、李某某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谭某3、谭某1、谭某2、李某某的起诉应当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谭某3、谭某1、谭某2、李某某的起诉。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费。上诉人李某某等四人上诉称：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的理由错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湘01民终2685号民事判决，是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该判决仅涉及到时效问题，并未对房屋权属进行认定。被上诉人不顾房屋继承人的合法权利，径行与谭某7单独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签订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国务院590号令第二条规定，应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而被上诉人在答辩中认可了谭某7仅为房屋使用权人，因此，被上诉人与使用权人签订协议的行为违法。综上，请求：撤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行初85号行政裁定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望城区房屋征收办辩称：上诉人提起该行政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无权提起涉案行政行为的起诉，已经立案的，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湘01民终268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其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故相应的权利依法也丧失。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为该房屋的共有人，且人民法院已对该房屋是否为共同继承作出了生效判决，故被上诉人的征收行为与上诉人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理，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确认的证据可以采信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另查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湘01行赔终6号行政裁定书认定：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的（2018）湘01民终2685号民事判决中，已经明确驳回了谭某3、谭某1、谭某2、李某某等向案外人谭某7要求获得涉案房屋补偿款相应份额的诉讼请求。望城区房屋征收办在人民法院作出上述生效判决后，依法与案外人谭某7订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无不当，谭某3、谭某1、谭某2、李某某与上述协议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本案中，本院作出的生效裁定书已经确认上诉人与涉案征收补偿协议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上诉人就签订涉案征收补偿协议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彭 杨审判员 廖国娟审判员 陈蔚宇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卿艳丹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