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粤执复159号 复议申请人（案外人）：姚辉城，男，196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定勇、郭介维，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宋沈翠，女，1989年6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传鑫、尹小秀，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河源市源城蔡家庄农菜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白田村，组织机构代码78946485-6。 法定代表人：蔡建宁。 被执行人：河源市源城区蔡家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白田村大塘埔小组地段，组织机构代码55174055-8。 法定代表人：蔡建宁。 被执行人：河源市蔡家庄安防监控有限公司，住所地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白田村大塘埔小组地段，组织机构代码55563431-4。 法定代表人：蔡建宁。 被执行人：河源市源城区白田蔡家庄种养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河源市源城区白田村大塘埔村小组1号，组织机构代码68246635-X。 法定代表人：蔡建宁。 被执行人：蔡建宁，男，1965年11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 被执行人：蔡东海，男，1985年3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 被执行人：李小云，女，1973年12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 被执行人：潘佰宁，男，1965年6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 被执行人：古发，男，1952年12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 被执行人：欧小常，女，1982年8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源县。 姚辉城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执异1030号执行裁定书，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宋沈翠与被执行人河源市源城蔡家庄农菜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蔡家庄农菜公司）、河源市源城区蔡家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源市蔡家庄安防监控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区白田蔡家庄种养专业合作社、蔡建宁、蔡东海、李小云、潘佰宁、古发、欧小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过程中，处置了被执行人蔡家庄农菜公司名下位于河源市××村民回迁安置区××路东边房产(下称涉案房产）的第一层及夹层、第二层、第三层（房地证号分别为6475539、6475540、6475551）。案外人姚辉城不服，向该院提起执行异议。 案外人姚辉城请求：1.撤销或变更（2017）粤03执恢267号之一和之二执行裁定书，将案外人购买的涉案房产内第一层内商铺排除在强制执行之外；2.撤销对案外人所购上述商铺的变卖，并向不动产登记部门采取执行措施将其权属登记恢复至强制执行之前的状态。其主要理由为：其与被执行人蔡家庄农菜公司于2008年6月30日签订了《店铺认购书》，向蔡家庄农菜公司购买涉案房产内第一层第7号商铺。合同签订后，其支付了合计19万元购房款。2008年10月高埔市场整体竣工后，蔡家庄农菜公司将商铺交付给了案外人，案外人一直使用至今。在使用期间，案外人一直要求蔡家庄农菜公司办理商铺的产权证，但其总是以种种理由拒绝办证，致使该商铺和其他所有售出的商铺都未办好房地产权证。直到2019年8月下旬，高埔市场张贴《关于高埔市场已变更所有权人及相关事项告知书》，案外人才知道整个高埔市场整体已被强制执行。案外人认为，其对所购商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其对收购商铺享有物权期待权，并非一般的债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之规定，该物权期待权足以排除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和抵押权之执行。此外，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在标的物经过第三次拍卖仍然流拍的情况下，才可以对之进行变卖。法院在第二次拍卖流拍后即将标的物变卖给陈浩彬的执行行为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 就案外人所提异议，申请执行人宋沈翠答辩称，1.涉案房产虽已办理整体产权登记，但尚未办理分户登记，争议商铺亦未单独取得产权登记。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六条及《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案外人虽称签约购买并占有争议商铺，但并未取得争议商铺的所有权，仅具有买受人债权或物权期待权（物权期待权的实质是请求物之交付的债权），无法对抗抵押权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适用前提为“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争议商铺未单独取得产权登记，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及异议请求均未指向明确的标的物，因此案外人仅就被执行人名下未取得独立产权的一部分不动产提出异议，不应适用上述规定。申请执行人根据执行标的公示状态设定抵押权，其信赖利益应当保护；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本案中，法院已于2019年5月7日通过执行变卖程序，裁定将执行标的过户至案外人陈浩彬名下，将执行标的变现后执行款划付至申请执行人，执行标的即涉案房产已执行终结；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再次拍卖流拍的，可以依法在同一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变卖。涉案房产于2019年2月14日因无人竞价第二次流拍，法院于2019年5月7日按前次流拍价进行变卖，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在异议期过后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案外人的请求。 案外人于2019年11月12日向深圳中院提交《关于执行异议申请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代理意见》，其中载明：1.宋沈翠并非本案借款纠纷中的实际放款人，其出借给蔡家庄农菜公司的5000万实际是由陈铿帆和富邦公司支付，陈铿帆为富邦公司股权的绝对持有人，陈浩彬于2011年6月前为该公司总经理，后任监事。即本案执行标的的买受人表面上是陈浩彬，但实际上是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富邦公司。此外，从代理律师代理合同的委托方富邦公司及宋沈翠的年龄，也可印证其只是名义上的借款人，再结合第二次拍卖流拍后只能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执行债权人抵债，执行法院在第二次流拍后将其变卖给了陈浩彬，显然是把陈浩彬当成申请执行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由于本案执行标的的受让人实际上为申请执行人，并非陈浩彬，故本案执行标的受让人为当事人。依据前述规定，案外人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而非“执行标的执行终结”前提出。此外，拍卖裁定、拍卖成交，以及标的物的过户登记等都只是执行标的物全部执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并不能代表执行工作已经全部完结。即不能以标的物办理过户登记作为执行终结的判断标准。由于执行法院并未就标的物进行清场和移交，故执行标的之执行并未完全终结，即使已经停止执行工作，也只能是终止本次执行，而非标的物执行程序的终结。 深圳中院查明，关于申请执行人宋沈翠与被执行人蔡家庄农菜公司、河源市源城区蔡家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源市蔡家庄安防监控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区白田蔡家庄种养专业合作社、蔡建宁、蔡东海、李小云、潘佰宁、古发、欧小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蔡家庄农菜公司限期向宋沈翠偿还借款本金4860万元及借款利息，蔡家庄农菜公司不能偿还上述借款及利息时，宋沈翠可以就包含涉案房产在内的抵押物的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价款优先受偿，河源市源城区蔡家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源市蔡家庄安防监控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区白田蔡家庄种养专业合作社、蔡建宁、蔡东海、李小云、潘佰宁、古发对担保物以外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欧小常对于蔡东海上述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深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4）深中法执字第533号。在执行过程中，深圳中院于2016年1月6日作出（2014）深中法执字第533-2号公告，载明该院将拍卖涉案房产，如对涉案房产享有相关合法权益的应限期向该院提出，逾期未提出，视为放弃所有权。上述公告张贴在涉案房产处后，2016年5月5日，案外人欧阳美英、周丽梅等人对涉案房产的产权提出异议，深圳中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6）粤03执异88-98号。2016年11月28日，深圳中院作出（2016）粤03执异88-98号，分别裁定驳回案外人欧阳美英等人的异议请求。其中周丽梅不服（2016）粤03执异97号执行裁定书，向该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2017年3月6日，深圳中院作出（2014）深中法执字第53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2017年5月24日，该院作出（2017）粤03民初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周丽梅的全部诉讼请求。 2017年6月，申请执行人向深圳中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该院依法受理，案号为（2017）粤03执恢267号。在执行过程中，深圳中院轮候查封了涉案房产。经函请首封法院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同意，深圳中院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2017）粤03执恢26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强制拍卖涉案房产以清偿债务，经摇珠委托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房产现值进行评估，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鹏信房估字[2018]第087号报告书，该房产评估价值共计60266346元。2018年12月24日，深圳中院在京东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以4300万元作为起拍价对该房产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因无人竞价流拍；2019年2月14日，该院将起拍价下调至3440万元进行第二次网络公开拍卖，因无人竞价再次流拍。在询问申请执行人意见后，其书面申请进行变卖。2019年5月7日，深圳中院以前次流拍价3440万元进行网络公开变卖，竞买人陈浩彬以变卖价格买受，并已交清全部款项，深圳中院遂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7）粤03执恢26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将上述房产过户至买受人陈浩彬名下，并于2019年6月10日将其送达买受人。2019年7月8日，因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次执行程序无法继续进行，深圳中院遂作出（2017）粤03执恢26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深圳中院另查明，涉案房产分为第一层及夹层、第二层、第三层，房地证号分别为6475539、6475540、6475551，本案申请执行人宋沈翠为涉案房产的抵押权人，抵押设定日期为2011年1月14日。 深圳中院认为，案外人姚辉城在本案中以其系涉案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为由，要求撤销该院的强制拍卖措施。姚辉城等人所提异议，系以主张对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以阻却该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故其所提异议的本质应认定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执行标的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的处置方式，包括了拍卖、变卖及以物抵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不动产、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特定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三条规定，“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据此，采取拍卖、变卖作为执行标的处置方式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的标志应当是执行法院作出拍卖、变卖成交裁定并送达给买受人。 具体到本案，执行法院于2019年5月7日对涉案房产进行公开变卖，由买受人陈浩彬竞得，并已付清全部价款。深圳中院遂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7）粤03执恢26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将上述房产过户至买受人陈浩彬名下。上述裁定书已于2019年6月10日送达相关当事人。据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执行标的已经执行终结，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异议申请期限要求，不符合立案受理条件，应依法驳回其申请。本案中，宋沈翠经该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债权人，异议人之异议主张与执行依据相悖，不予认可。深圳中院遂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粤03执异103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姚辉城等人的异议申请。 姚辉城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2019）粤03执异1030号执行裁定书，指令深圳中院立案并对执行异议进行审查。其主要理由为：1.其不仅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还对执行行为提出了异议。而后者的申请时限为“执行程序终结前”，而非“执行标的执行终结前。”深圳中院避而不提，武断地以执行标的执行已经终结为由，驳回申请人的申请，显然错误。2.本案的执行标的并非卖给了第三人，而是抵债给了实际的申请执行人。若宋沈翠和陈浩彬等未能提出反证，该事实就可以认定。案件实际申请执行人是富邦公司，而非宋沈翠。本案执行所依托的基础借贷关系发生时，陈浩彬担任富邦公司总经理，陈铿帆是控股股东。5000万元借款并非是宋沈翠直接支付给蔡家庄农菜公司。其中1752.1万元是由陈铿帆从其账户分四笔支付，其余部分是富邦公司分四笔支付。收款时，已还款620万元是通过陈浩彬银行账户收取，另外一个相关费用300万元由富邦公司收取。诉讼过程中，宋沈翠的代理律师并非与宋沈翠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而是与富邦公司签订，由此推断，真正的出借人是富邦公司，而非宋沈翠。上述事实，执行依据已经予以认定。3.执行标的的实际买受人不是陈浩彬，而是富邦公司，其表面是变卖行为，实质是在以物抵债过程中的当事人受让行为。在确定本案的执行标的实际上是当事人受让的情况下，复议申请人提出异议的期限应为“执行程序终结”之前，而非执行标的执行终结前。4.执行法院对本案事实，即实际债权人、执行申请人和执行标的买受人均为富邦公司的认定，并不构成对法院之前生效判决既判力的否定，名义债权人、申请执行人仍可以依据生效判决行使权利。5.本案相关判决在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各方关系的审查方面都过于简单。结合富邦公司、陈浩彬等人在借贷关系中的行为，复议申请人有理由相信富邦公司与本案多个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被执行人的蔡建宁等人通过诉讼逃避债务，或恶意损害众多小业主的权益，人为造成群体性事件。 本院对深圳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本案执行依据即本院作出的（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以下一些内容：“原审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涉案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蔡家庄农菜公司主张涉案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实为富邦公司，宋沈翠是挂名，其目的是规避国家法律，其主要理由是涉案款项的支付方式为富邦公司和陈铿帆，收款人均为陈浩彬，而陈浩彬、陈铿帆均为富邦公司高管。本院（深圳中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主要理由为：1.本案借贷双方分别为宋沈翠和蔡家庄农菜公司，因此，本案借贷性质应为民间借贷；2.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蔡家庄农菜公司融资，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的借款是进行非法活动；3.富邦公司及陈铿帆作为付款人是双方借款合同中的约定，且富邦公司与陈铿帆均出具证明其付款是受宋沈翠委托；陈浩彬代收还款行为，宋沈翠亦予以认可。蔡家庄农菜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行为是发生在富邦公司与蔡家庄农菜公司之间┄┄”（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复议申请人所提请求及理由的实质是主张其所提案外人异议并未超过提出异议的时限，深圳中院应当对其异议进行审查。其主要理由为两点。一是，其作为案外人不仅对执行标的提出了异议，还对执行行为提出了异议。而后者的申请时限为“执行程序终结前”，而非“执行标的执行终结前。”二是，执行标的物的买受人实际上是真正的申请执行人，因此，其提出异议的期限应为“执行程序终结”之前，而非“执行标的执行终结前。”对复议申请人所提请求及理由，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复议申请人既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又对执行行为提出异议，应当依何种程序进行审查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案外人在异议阶段，除了基于其所主张的物权期待权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的异议请求外，另在异议理由中提出执行法院在第二次拍卖流拍后即将标的物变卖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案外人所提的上述两种异议，其基础权利均为其所主张的物权期待权，因其享有上述权利，故不能执行该标的物，同时，由于其具有此种权利，故与案件的执行有利害关系，其指出拍卖、变卖程序不当，应予撤销。因此，两种异议之目的均是撤销拍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既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又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进行审查。”因此，深圳中院异议裁定认为“其所提异议的本质应认定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执行标的异议”的认定结论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物执行终结之前提出”的规定，复议申请人所提其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异议的理由据理不足，不予采纳。 2.关于实际买受人是否是案件当事人的问题。复议申请人主张陈浩彬系实际权利人的主要理由是陈浩彬与富邦公司、陈铿帆之间的关联以及部分还款由陈浩彬收取的事实。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被执行人蔡家庄农菜公司曾在诉讼阶段已经提出与此相同的理由，生效判决对该问题已予以查证，并认定“蔡家庄农菜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行为是发生在富邦公司与蔡家庄农菜公司之间。”同时，执行依据载明的权利人以及申请执行人均为宋沈翠，并非富邦公司或陈浩彬。因此，复议申请人提出的“真正的出借人是富邦公司，而非宋沈翠，执行标的的实际买受人不是陈浩彬，而是富邦公司”的主张据理不足。因此，对复议申请人提出的，对其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的主张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深圳中院异议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复议申请人的请求及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复议申请人姚辉城的复议申请，维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执异1030号执行裁定书。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明哲 审判员  张 磊 审判员  李焱辉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潘 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