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27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峥嵘，男，196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仲维理，上海市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高凤，上海市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富士先端机械加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南港建林路5号-2。法定代表人：高须俊行（TAKASUTOSHIYUKI），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艳，江苏智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强强，江苏智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922号18楼。法定代表人：王晓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轶，男，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高峥嵘因与被上诉人昆山富士先端机械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公司）、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智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8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峥嵘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所有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关于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工资,一审判决忽视了高峥嵘放弃工资的前提条件,造成判决结果不公。根据《业务合作备忘录》第1-4条约定，日本XX株式会社（以下简称XX株式会社）将其中国子公司富士公司的所有业务委托给XX实业(暂定),富士公司收到的所有业务联络，必须第一时间向作为中国营业窗口的XX实业(暂定)联系，上述约定是高峥嵘放弃富士公司工资的前提条件。但富士公司显然违反了上述约定，未将全部业务委托给XX实业即XX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甚至于2018年9月26日直接向客户发函，终止与XX公司的合作。虽然《业务合作备忘录》未对此约定违约条款，但因上述前提不复存在，高峥嵘要求恢复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工资期间的工资具有合理性。二、关于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工资，一审法院无视劳动法规中关于劳务派遣退回的相关规定，认定富士公司应当向中智公司支付而非高峥嵘支付是错误的。高峥嵘于2008年3月1日与中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随后被派遣至富士公司工作。尽管富士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该事实有中智公司的确认以及相关的劳务派遣协议、劳动合同等证据证实，无可辩驳。中智公司属于用人单位，富士公司属于用工单位，三方之间的关系适用于《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中关于劳务派遣的规定。富士公司在无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于2018年9月3日向中智公司发送解约函，至2018年9月30日解除与中智公司之间的劳务派遣协议，将高峥嵘退回至中智公司，这一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富士公司、中智公司应连带赔偿高峥嵘的损失。根据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20年2月29日。故高峥嵘要求富士公司、中智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工资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而且《劳动派遣协议》的第二十条、三十一条、四十四条,也约定了富士公司提前解约且不符合合同约定退回情形的，应当支付派遣员工至劳动合同期满前所有的工资等费用。虽然协议中约定富士公司向中智公司支付，但显然上述期间内的工资权利人是高峥嵘而非中智公司,高峥嵘有权利直接要求富士公司支付，故一审法院认定富士公司应当向中智公司支付而非高峥嵘支付是错误的。三、关于2008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住房职务补贴，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一审法院认定对《关于房屋及费用报销的约定》(简称《约定》）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是该证据上显示的日期2007年10月25日早于富士公司的成立日期2007年12月24日。高峥嵘认为，这一理由并不成立。第一，该证据上富士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第二，富士公司据此向高峥嵘支付了2008年10月之前的房租报销费用；第三，关于证据上的日期早于富士公司成立日期，高峥嵘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即高峥嵘于2007年10月开始到富士公司(筹备中)，当时就与富士公司母公司的社长高须俊行达成了上述约定并制定出来，只是到公司成立并取得公章后，方在该文件上加盖印章。这些足以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定即使上述《约定》为真,也是针对高峥嵘自行租房的情况。高峥嵘认为，这明显与《约定》第4条约定不符。该条约定可以按照两种方式处理，即凭租赁发票实报实销，或者参照昆山市房租租赁市场的平均价格，以职务补贴方式支付，即高峥嵘可以按上述任一方式主张费用。一审认定显然限制了高峥嵘的选择权利，与事实不符。三、关于经济补偿金，中智公司给高峥嵘发送了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写明是中智公司不再与高峥嵘续签劳动合同，所以其愿意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认定的富士公司及其母公司违约问题，高峥嵘在一审已经提供了相应证据，比如补充证据中的联络函，足以证明其违约问题。富士公司辩称，不同意高峥嵘的上诉请求，基于高峥嵘2017年8月底离职，所以富士公司自2017年9月起无需支付高峥嵘工资。三方不存在真正的劳务派遣关系，高峥嵘与富士公司之间不适用劳务派遣相关法律规定，高峥嵘的主张违反合同相对性原理。关于住房补贴，报销依据是高峥嵘伪造的，高峥嵘未就该事实进行举证，请求驳回高峥嵘的诉请。中智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中智公司于2020年2月向高峥嵘发出终止通知书，是因为双方前一份合同到期，中智公司终止双方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也会支付经济补偿金。高峥嵘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富士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人民币204,600元（以下币种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人民币）；2.富士公司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工资241,800元；3.富士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工资316,200元；4.富士公司支付2008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住房职务补贴336,000元；5.中智公司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2月24日，富士公司成立。2008年3月1日，富士公司与中智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约定中智公司根据富士公司要求向富士公司派遣员工等相关事宜适用该合同，中智公司有权要求富士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费、中智公司代付代缴的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等；如富士公司非因该合同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约定情形退回派遣员工的，应向中智公司支付派遣员工至劳动合同期满前所有的工资、管理费、劳动关系终止的经济补偿金等相关费用；富士公司于解除或终止劳务派遣用工关系后10日内，按该合同约定的方式向中智公司支付并结清该合同约定的经济补偿金、医疗补助费等其他费用；任何一方均可解除该合同，但应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违约方应按合同解除当月富士公司应向中智公司支付的管理费总额的2倍，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如富士公司解除该合同时，仍有部分派遣员工的派遣期限尚未到期的，则富士公司应向中智公司支付派遣员工至合同期满前所有的工资、管理费、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的经济补偿金等相关费用，双方另有约定的从约定；双方还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08年3月1日，高峥嵘与中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08年3月1日至2010年2月28日，中智公司根据与富士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的约定，派遣高峥嵘至富士公司工作，工作内容为总经理；每月工资1,980元。后双方分别于2016年3月1日、2018年3月1日两次续签劳动合同，续签至2020年2月29日，另约定工资提高至每月8,000元，由富士公司支付。2015年3月30日，富士公司与高峥嵘签订工资调整补充协议，约定：高峥嵘为中智公司外派至富士公司的员工，中智公司负责为高峥嵘在上海缴纳5险1金，保管高峥嵘档案并提供相应的员工服务；中智公司与高峥嵘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所述工资金额仅供中智公司为高峥嵘在上海缴纳5险1金时作为依据之用，并非富士公司支付给高峥嵘的实际工资；除上述以人民币结算的工资外，XX株式会社每月以工资形式汇入高峥嵘账户中的日元60,000元作为高峥嵘工资的一部分继续有效；双方另有其他约定。2017年8月21日，富士公司的母公司XX株式会社与高峥嵘签订业务合作备忘录，载明：XX株式会社将其位于中国的子公司富士公司的销售相关业务，以及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的所有业务委托给高峥嵘，高峥嵘自2017年8月31日起不再担任富士公司的董事兼副总经理，所有经营相关权限及实务操作等全部转交给富士公司现任制造部长朱某；XX株式会社重新任命高峥嵘为富士公司的业务副总经理，赋予高峥嵘针对富士公司的销售相关业务的指导权；高峥嵘的富士公司部分工资以及相关报销费用（含油费补助等）的结算截至2017年8月，自9月起，根据上述约定，高峥嵘虽作为富士公司的业务副总经理履行其职责，但不再支付工资；双方另有其他约定。2018年9月3日，富士公司向中智公司发送解约函，载明：富士公司至2018年9月30日为止与中智公司解除合约。2018年9月29日，中智公司向高峥嵘发出通知，载明：中智公司于2018年9月3日收到富士公司的书面通知，由于用工单位富士公司与中智公司解除劳务派遣协议的原因，自2018年9月30日起高峥嵘被退回中智公司，中智公司将于2018年10月1日起在高峥嵘无工作期间按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按月支付工资，并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2019年1月25日，高峥嵘向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富士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204,600元；2.富士公司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工资241,800元；3.富士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工资316,200元；4.富士公司支付2008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住房职务补贴336,000元；5.中智公司与富士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裁决：一、中智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高峥嵘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的工资差额17,360元，自2019年5月起按月支付高峥嵘上海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即若今后标准调整，按调整后的标准执行；二、对高峥嵘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高峥嵘不服该裁决，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高峥嵘为证明其应当获得的住房职务补贴金额，提供：1.富士公司与高峥嵘签署的《关于房租及费用报销的约定》一份，载明：高峥嵘自2007年10月起在富士公司任副总经理一职，为高峥嵘的工作便利，作为职务补贴的一部分，富士公司向高峥嵘提供宿舍（标准：二室一厅），可由高峥嵘判断通勤便利性等因素后自行租赁；宿舍费用的结算，可按照以下两种方式处理：1.凭租赁发票由富士公司实报实销；2.参照结算当月昆山市房屋租赁市场的平均价格，以职务补贴方式由富士公司支付给高峥嵘；双方另有其他约定。落款处有富士公司公章及高峥嵘签字，落款日期为2007年10月25日。2.从“XX”网站上下载的苏州XX花苑小区二居室的租房价格打印件，显示打印日期为2019年3月18日，当月该小区二居室房租均价为2,230元/月。高峥嵘称经询问当地房屋中介，当时富士公司提供给高峥嵘用作宿舍所在地的二居室房租价格为2,800元/月，故其按照该房租价格主张住房职务补贴。富士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高峥嵘利用掌握富士公司公章的便利伪造了该约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打印件的打印日期为2019年3月18日，显示的二居室房租均价为2,230元/月，该房租价格不能全面反映出2008年的房租价格。一审法院认为，高峥嵘认为，富士公司于2018年9月3日向中智公司发送解约函，至2018年9月30日解除与中智公司之间的劳务派遣协议，此系违法解除，故应当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高峥嵘同时认为，富士公司与中智公司在劳务派遣协议中约定，如富士公司非因该合同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约定情形退回派遣员工的，应向中智公司支付派遣员工至劳动合同期满前所有的工资、管理费、劳动关系终止的经济补偿金等相关费用，高峥嵘据此向富士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及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的工资。即便如高峥嵘所述，其系与中智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由中智公司派遣至富士公司，但该劳务派遣协议系富士公司与中智公司签订，明确约定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富士公司应当向中智公司而非被退回的派遣员工即高峥嵘支付经济补偿金及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的工资，故高峥嵘依据该协议的约定要求富士公司支付该两笔款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富士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24日，但高峥嵘于同年10月25日即与富士公司签署《关于房租及费用报销的约定》并加盖富士公司公章，明显有违常理，故一审法院对该约定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该约定为真，也是针对高峥嵘自行租房的情况，而事实上高峥嵘自2008年10月起自行在昆山购房并居住，并无房租费用支出，不适用该约定，故高峥嵘要求富士公司支付2008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住房职务补贴336,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富士公司的母公司XX株式会社于2017年8月21日与高峥嵘签订业务合作备忘录，约定高峥嵘自2017年8月31日起不再担任富士公司的董事兼副总经理，XX株式会社重新任命高峥嵘为富士公司的业务副总经理，高峥嵘的富士公司部分工资以及相关报销费用（含油费补助等）的结算截至2017年8月，自9月起高峥嵘虽作为富士公司的业务副总经理履行其职责，但不再支付工资。高峥嵘认为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富士公司及其母公司XX株式会社存在重大违约行为，故富士公司应当支付高峥嵘按照协议放弃的工资。本案中高峥嵘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富士公司及其母公司XX株式会社存在违约行为，且即便存在违约行为，该业务合作备忘录亦未明确违约方应当承担何种违约责任，现高峥嵘要求富士公司因违约行为支付高峥嵘依照该协议放弃的工资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高峥嵘要求中智公司就其对富士公司的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富士公司及中智公司未对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服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作出判决：一、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高峥嵘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的工资差额17,360元，自2019年5月起按月支付高峥嵘上海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即若今后标准调整，按调整后的标准执行；二、驳回高峥嵘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富士公司对一审认定的“富士公司与中智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2015年3月30日，富士公司与高峥嵘签订工资调整补充协议”提出异议，认为劳务派遣协议是高峥嵘利用掌握富士公司公章的便利签订的，并非富士公司签订的，对劳务派遣协议的效力不认可；工资调整补充协议也是高峥嵘擅自利用富士公司的公章签订的。高峥嵘则对富士公司的异议不认可，认为这两份协议的公章都是真实的，富士公司不否认，并且这两份协议都得到了充分履行。富士公司已经履行这两份协议，说明富士公司已经明知并且认可。中智公司认为，劳务派遣协议真实有效，工资调整补充协议在仲裁前中智公司不知晓，真实性应由高峥嵘、富士公司确定。本院认为，富士公司对上述两份协议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是高峥嵘利用掌握富士公司公章的便利签订的，对此，富士公司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并且上述两份协议已经得到充分履行，故本院对富士公司的上述异议不予认定。二审中，高峥嵘提供证据如下：1、第一组证据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XX株式会社、菲律宾XX、富士公司的国内客户向富士公司发送的订单邮件及翻译件，旨在证明富士公司及XX株式会社严重违反《业务合作备忘录》的约定，未将营业窗口（订单）转到XX公司，构成重大违约。2、第二组证据2017年9月至11月期间高峥嵘与高须俊行之间的往来邮件及翻译件，旨在证明《业务合作备忘录》中第1至4条与第5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高峥嵘承诺不再担任富士公司的董事兼副总经理职务并放弃职务工资的必要条件。高峥嵘多次在邮件中反映富士公司及XX株式会社违约，并敦促其按照备忘录约定将营业窗口（订单）转到XX公司，两者均不予理会。3、第三组证据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旨在证明富士公司和中智公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富士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富士公司不是业务合作备忘录的订立方，高峥嵘无权据此追究富士公司的责任，备忘录签订后高峥嵘提出由XX公司接替富士公司，确有客户不愿意与XX公司合作，日本母公司曾向高峥嵘说明因为子公司与母公司合并报表的原因无法由XX公司接替，且XX公司自身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对第二组证据富士公司法定代表人发出的邮件的真实性认可，对高峥嵘发的邮件，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确实有发出，内容因系高峥嵘单方陈述或其理解，对内容不予认可，与业务合作备忘录的约定不符。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不仅不能证明高峥嵘的主张，反而暴露出XX公司交易过程中很多自身的问题。高峥嵘将相关责任归咎于富士公司，与事实不符。高峥嵘一直隐瞒XX公司设立的真实时间是在双方签订备忘录之前。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高峥嵘的诉请是要求富士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高峥嵘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与其诉请不相符。中智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富士公司，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一审中高峥嵘主张经济补偿金的原因是富士公司当时已经解除劳动合同，中智公司发的终止是因为合同到期，中智公司会按照合同到期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支付其经济补偿金，不认可高峥嵘的计算标准。本院认为，鉴于富士公司、中智公司对高峥嵘提供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确认上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第一组证据系客户向富士公司发送的订单邮件，仅凭上述订单邮件，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明力难以认定。第二组证据系高峥嵘与高须俊行之间的往来邮件，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高峥嵘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第三组证据系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仅就该通知书亦难以证明富士公司需要向高峥嵘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故本院对该通知书的证明力亦不予认定。富士公司、中智公司则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富士公司是否应当向高峥嵘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中，高峥嵘主张富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查，高峥嵘与中智公司签有劳动合同，中智公司与富士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派遣高峥嵘至富士公司工作。现富士公司将高峥嵘退回至中智公司，高峥嵘向富士公司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富士公司是否应当向高峥嵘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工资以及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工资。关于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经查，富士公司的母公司XX株式会社于2017年8月21日与高峥嵘签订业务合作备忘录，约定高峥嵘自2017年8月31日起不再担任富士公司的董事兼副总经理，XX株式会社重新任命高峥嵘为富士公司的业务副总经理，高峥嵘的富士公司部分工资以及相关报销费用（含油费补助等）的结算截至2017年8月，自9月起高峥嵘虽作为富士公司的业务副总经理履行其职责，但不再支付工资。高峥嵘主张在业务合作备忘录履行过程中，富士公司及其母公司XX株式会社存在重大违约行为，但高峥嵘并未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故高峥嵘要求富士公司依照该协议支付高峥嵘放弃的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的工资，富士公司系高峥嵘的用工单位，富士公司已于2018年9月30日将高峥嵘退回至中智公司，现高峥嵘向富士公司主张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的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为富士公司是否应当向高峥嵘支付2008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住房职务补贴。经查，富士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24日，但高峥嵘于同年10月25日即与富士公司签署《关于房租及费用报销的约定》并加盖富士公司公章，确实明显有违常理。对此，高峥嵘主张其在富士公司成立前与日本母公司达成该约定并制定，只是等富士公司成立后，方取得公章在该文件上盖章，但高峥嵘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本院对该约定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且事实上高峥嵘自2008年10月起自行在昆山购房并居住，并无房租费用支出。因此，高峥嵘要求富士公司支付2008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住房职务补贴，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高峥嵘要求中智公司就其对富士公司的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高峥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高峥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周 寅审判员  郑东和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钟嫣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