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2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全顺煤炭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上庄街石渣巷1号。法定代表人：巩永明，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晓沙，北京天驰君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煤机富中输送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北营南路46号。法定代表人：马继磐，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梁，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军，男，汉族，1982年8月22日出生，该公司销售部负责人，住太原市小店区农科南路82号2栋2单元15室。上诉人山西全顺煤炭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全顺煤炭公司）与被上诉人山西煤机富中输送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山西煤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9民初2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全顺煤炭公司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穆晓沙，被上诉人山西煤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赵国梁、项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全顺煤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109民初2932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记载商品销售额和增值税税额的财务收支凭证兼记销售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是购货方据已抵扣税款的法定凭证，是税务机关计收税金和扣减税款的重要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本身只是交易双方的结算凭证，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买受人收到货物的数量。根据商业交易习惯，只有收货凭证才能作为证明买受人收到货物数量的证据。原审法院在明知增值税专用发票仅是从事经营活动中收付款项凭证的情形下，却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了17张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35654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就直接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1356549元的煤矿生产设备，显属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之二“销售出库单”，按照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法庭辩论阶段的陈述，其明确表示交付货物的接收一方为姓齐的人，也就是被上诉人认可双方在货物交易过程中指定收货人为“齐金玉”，被上诉人自认事实不需要上诉人举证证明，但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双方指定了收货人”。按照被上诉人认可的双方指定收货人为“齐金玉”的基本事实，结合收货人为“齐金玉”的销售出库单的数量记载，上诉人仅收到价值人民币1099830元的货物。按照上诉人提供的作为结算凭证的增值税发票，该货款已全部结清，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销售出库单，该出库单上没有双方认可的收货人的签字，也没有任何与上诉人有关的标识能够证明上诉人收到了货物。原审法院违背被上诉人自认的基本事实，直接认定上诉人收到了出库单上记载的货物。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之三“往来单位明细账、记账凭证”，系被上诉人自行制作，自证待证事实，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被上诉人作为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未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也未发生任何中止、中断、延长事由，原审法院在上诉人已主张诉讼时效抗辩并查明未发生任何中止、中断、延长事由后，却以“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在诉讼前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被上诉人起诉之日起算”为由，径直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继而裁决上诉人应承担责任是错误的，本案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第五条的规定“本解释自2018年7月23日起施行”，本案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2019年7月5日才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间，本案中，不管是从上诉人2013年3月20日收到最后一批货物的时间起算，还是从上诉人2014年1月11日收到最后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起算，亦或是从2013年1月25日最后付款时间起算，被上诉人均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退一步讲，既然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货款，为何又判决不支付利息，判决内容互相矛盾，也悖于法律规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诉请是主张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审法院认为应支付货款却不应支付利息，判决内容相互矛盾。被上诉人山西煤机辩称：上诉人称答辩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未举证证明其诉讼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的上诉理由明显违背事实。答辩人在一审阶段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共5组10类，一共长达90页，包括答辩人的往来单位明细账、记账凭证、每一笔销售货物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出库单以及答辩人向上诉人的负责人和会计要求付款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等证据，在每一次货物的出库单上，都有上诉人公司的员工签字认可，出库单上还有送货的司机等人的签字，双方买卖的整个过程从出库、记账到收货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完整的证据，上诉人的第一个上诉理由本身自相矛盾。上诉人认为答辩人作为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未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也未发生任何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理由是违背客观事实的，答辩人不存在诉讼时效逾期的情形。答辩人与上诉人没有明确货款支付期限，在答辩人依据双方约定向上诉人供货后，答辩人就向上诉人公司开出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收到发票后没有异议，承诺有钱后就付款，答辩人考虑到双方长期业务关系的维护和出于对客户的信任，上诉人什么时候支付答辩人货款，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答辩人不存在诉讼时效逾期的情形，答辩人向法庭提供的第四组和第五组证据，都可以证明在2019年3月和6月，答辩人与上诉人进行联系、协商要求上诉人支付欠款，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和会计也认可此事，答辩人对整个催收过程进行了录音，录音的内容清楚的证明了上诉人认可欠款金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退一步讲，既然上诉人认可欠款金额，假设答辩人诉讼时效届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答辩人不存在诉讼时效逾期的情形。关于答辩人利息损失计算有事实依据，该欠款已经超过5年多，给答辩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答辩人依据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年以上的利率4.9%计算经济损失。上诉人主张其已经还清答辩人欠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证据证明。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山西煤机富中输送设备有限公司是主要经营煤矿机械设备、冶金机械设备的制造、加工、安装及维修的企业,被告山西全顺煤炭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主要经营矿山设备、钢材、建材、普通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的销售企业,原、被告之间自2011年以来存在业务往来。2011年11月至2013年6月期间,原告先后分次将自己生产的价格为1356549元的煤矿生产用设备销售给了被告,并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684050元货款，剩余672499元货款一直未付，故原告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记账凭证、发票、销售出库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被告出售煤矿生产设备，被告向原告付款，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构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原告自2011年11月至2013年6月向被告供货累计1356549元，并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被告表示只收到1099830元的货物，按发票金额向原告支付了1356549元的货款，但未向本院提交付款凭证，本院对被告主张的已向原告付款1356549元的事实不予认定。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中第25、26、27、30、32页的发货明细不予认可，认为不是被告指定的收货人收的货，但认可收货人郝成弟是被告公司的司机，被告无证据证明双方指定了收货人，本院认定系被告收取了该五份发货明细中的货物。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中第55、56、57、68页的出库单不予认可，认为没有被告方收货人签名，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原告已证明该四份出库单的相应款项被告已结算。原告请求的所欠货款672499元并非被告有异议的部分，被告无证据证明已付清该672499元货款，故被告应承担付款责任。原告请求的自2013年7月1日起至付款之日的利息，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提出原告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才主张权利，但未提交双方有付款期限的约定，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原告要求被告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被告不认可原告在诉讼前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计算，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据此原审判决如下：一、被告山西全顺煤炭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西煤机富中输送设备有限公司剩余货款672499元。二、驳回原告山西煤机富中输送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12元由原告山西煤机富中输送设备有限公司负担1233元，由被告山西全顺煤炭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879元。原审查明的事实经过存在。二审时，被上诉人山西煤机就原审所举的没有收货人签字的收货单补充向本院提交了《山西富中输送设备有限公司发货清单》，该部分清单上有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齐金玉的签收。另查明，根据2019年8月21日一审庭审笔录（第十一页）记载：“审：是否约定过付款时间？原代：口头约定的，货到，收到票后挂帐付款”。“审：多长时间支付完毕？原代：口头的，2013年6月截止”。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提供的最后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为2014年1月11日。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欠款数额的确定和被上诉人的主张是否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关于欠款数额的确定，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事后也没有进行对账和催收或承诺的证据，因此只能根据供方的货物交付凭证和需方的付款金额确定欠款数额。虽然被上诉人在一审时的部分发货凭证上没有上诉人方工作人员的签收，但在二审时已经补充提交了上诉人方工作人员签收的凭证，所提交的凭证上记载的数额和被上诉人主张的债权金额吻合，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债权数额本院予以认定。上诉人主张款项已经付清，但没有提出证据证明，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诉讼权利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使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双方事后也没有提供进行了对账、催收或承诺的证据，导致无直接的书面证据来确定双方之间债务最后的履行期限。首先，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间的确定，虽然双方没有书面证据，但当事人的陈述也是证据的一种。根据2019年8月21日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可以看出，双方对付款期限并非没有约定，对是否约定过付款时间，经审判长询问，被上诉人承认双方“口头约定货到、收到票后挂帐付款”，被上诉人还陈述双方口头约定了最后具体付款时间为“2013年6月截止”。被上诉人的前一句陈述表明双方当事人的一般交易习惯，并没有直接反映最后一笔交易的付款时间，后一句陈述则表明双方对最后的付款时间进行了口头约定。由于当事人在合同实际过程中并非严格按交易习惯进行，虽然上诉人2014年1月11日收到被上诉人提供的最后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根据双方实际供货、开票和付款的时间来看，显示双方的交易习惯为每笔供货、开票和付款的时间并不对等，实际履行过程中并不是严格按照货到、收到票后挂帐付款的口头约定，由于被上诉人最后一笔的供货时间为2013年1月，而双方约定的最后付款时间为2013年6月截止”，该约定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即是否开具发票并不影响双方口头约定的截止付款时间。由于被上诉人前后两句陈述体现的是双方交易习惯和对最终付款时间的约定，即一般和特别（具体）的关系，该两句陈述本身并不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的陈述属于自认和对己不利的事实，对该自认和对被上诉人不利的事实，上诉人无需举证并依法予以确认。因此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2013年7月1日。其次，被上诉人陈述历年来多次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但在一审、二审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也未提供相应证据对诉讼时效期间届发生中止、中断、延长的事实予以证明。故诉讼时效未发生中止、中断、延长事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第五条的规定“本解释自2018年7月23日起施行”，本案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不论是从上诉人2013年3月20日收到最后一批货物的时间起算，还是从上诉人2014年1月11日收到最后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起算，被上诉人2019年7月5日才主张权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再次，关于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了2019年3月和6月答辩人与上诉人进行联系、协商要求上诉人支付欠款的录音，没有证据证明被录音人的身份，录音的内容也没有证明上诉人承诺还款的具体时间，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综上，上诉人关于债权已经结清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关于本案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判认定“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被上诉人起诉之日起计算”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9民初293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煤机富中输送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6112元和二审上诉费12225元由被上诉人山西煤机富中输送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涛审判员 李国虎审判员 武 涛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