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9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夏杭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双浦镇浦塘村葛家埭86号。 法定代表人：葛顺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青、王赛雁，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金火，男，1962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孔启荣，男，1965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春校，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夏杭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杭水产公司）与被上诉人袁金火、孔启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1月29日，袁金火（乙方）与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龙池村经济合作社（甲方）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承包协议书》，约定：甲方如意沙上尖子鱼塘经村班子、组长、支部委员集体讨论决定，乙方经过招投标中得承包权，鱼塘面积350亩，承包时间14年，协议期内如遇国家开发征收，土地及青苗等赔偿款归甲方所有，乙方投入的挖塘建筑及建筑设施赔偿总价的20%归甲方，乙方享有经营养殖的损失补偿以及由乙方建设的管理房、建筑设施（属于甲方的20%除外），养殖设备的补偿。 2017年1月1日，夏杭水产公司（乙方）与袁金火、孔启荣（甲方）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承包协议书》。协议约定由夏杭水产公司承包位于龙池村如意沙上尖子鱼塘面积185亩，承包时间11年，即2017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承包费每年每亩1300元，年承包费240500元。协议第九条约定：如遇国家开发征收，各项补偿总计的20%归龙池村委，甲乙双方各得40%。协议签订后，袁金火、孔启荣将鱼塘交由夏杭水产公司经营使用。 2017年1月15日，杭州市西湖区农业局和杭州市双浦镇人民政府发布《双浦镇灵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实施方案》。方案载明包括案涉鱼塘在内的集体土地集中流转。流转的补助及奖励标准中土埂塘给予最高不超过5000元/亩的补助（含青苗补偿、围墙、便道等其他所有设施补助），管理房参照村内辅房拆除奖励标准执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签约的，上述补助和奖励费用预付50%，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清塘交地的，结清剩余50%的费用，并给予2000元/亩的清塘奖励。 2017年11月3日，杭州龙池股份经济合作社（甲方）与袁金火（乙方）签订一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所承包（流转）的土地进行统一流转，为适当补偿乙方损失，双方协议如下：土地位置为如意沙上尖子369.33亩，补偿费用共计2868610元，在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甲方支付1062175元，余款在乙方按期完成交地后15天内付清。奖补明细显示，甲鱼养殖总计9万元，分两笔支付：签约36000元，交地54000元；其他水产养殖总计2778610元，具体为：设施补助土埂塘5000元/亩，361.87亩，合计1809350元；砖混塘10000元/亩，1.26亩，12600元；管理用房拆除奖励200元/㎡，1152㎡（1.7亩）合计230400元；清塘奖励2000元/亩，363.13亩，合计726260元。分两笔支付：签约后支付设施补助+拆除奖励的50%即1026175元，交地后支付设施补助+拆除奖励的50%与清塘奖励为1752435元。袁金火已取得甲鱼养殖塘和其他水产养殖塘的第一笔补助及奖励1062175元，其余尚未取得。 夏杭水产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袁金火、孔启荣向夏杭水产公司支付设施补助（184亩×5000元计92万元）、管理用房拆除奖励（666平方米×200元计133200元）、清塘奖励（184亩×2000元计368000元）等各项补偿费用合计1421200元，以弥补合同终止后夏杭水产公司的实际损失。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袁金火、孔启荣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袁金火于2014年1月作为龙池村村民经过招投标中得如意沙上尖子鱼塘350亩面积的承包权，2017年1月1日，袁金火、孔启荣与夏杭水产公司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承包协议书》，约定将其中的185亩鱼塘转由夏杭水产公司经营使用。该协议系袁金火、孔启荣将其土地承包权以出租的方式进行流转，该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目前案涉鱼塘因双浦镇集体土地集中流转的需要已被纳入集中流转的范围。袁金火为此亦与双浦镇龙池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土地经营权流转补偿协议》。根据夏杭水产公司与袁金火、孔启荣之间的协议约定，如遇国家开发征用，各项补偿总计的20%归龙池村委，甲乙双方各得40%。该约定虽系双方对土地被征用情况下双方对补偿款分割的约定，但土地集中流转与国家开发征用所产生的补偿均属于政策性补偿，土地集中流转最终也将导致夏杭水产公司与袁金火、孔启荣之间的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夏杭水产公司不能依约取得协议所期待的相应履行利益。且土地集中流转，袁金火确实因此获得补助和奖励。具体的标准为：设施补助土埂塘5000元/亩；管理用房拆除奖励200元/㎡；清塘奖励2000元/亩。按上述标准计算，184亩的设施补助为92万元、666平方米管理用房拆除奖励为133200元、184亩清塘奖励为368000元，合计1421200元。对此数额，夏杭水产公司与袁金火、孔启荣均予认可。但夏杭水产公司主张其为案涉鱼塘的合法使用人，该1421200元应全部归属夏杭水产公司。该主张与夏杭水产公司与袁金火、孔启荣双方的协议书第九条约定不符，该院不予支持。夏杭水产公司应按协议约定分得其中的40%即568480元。 袁金火于2017年11月3日与杭州龙池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补偿协议》，该协议所涉鱼塘共369.33亩，包括4.5亩甲鱼养殖塘、361.87亩土埂塘、1.26亩砖混塘、1.7亩管理用房。目前，袁金火仅取得了（设施补助＋拆除奖励）×50%＝1062175元，包括甲鱼养殖塘的第一笔36000元和其他水产养殖塘的第一笔1026175元。袁金火尚未取得清塘奖励，夏杭水产公司主张清塘奖励在本次诉讼中不予支持。夏杭水产公司主张184亩土埂塘的设施补助920000元和666平方米管理用房拆除奖励133200元，但袁金火、孔启荣仅取得了设施补助和拆除奖励的50%，对应该两项即526600元，夏杭水产公司享有40%即210640元，故应由袁金火、孔启荣支付给夏杭水产公司。夏杭水产公司享有的剩余款项待袁金火、孔启荣实际取得后另行支付。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袁金火、孔启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夏杭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鱼塘设施补助和管理用房拆除奖励计210640元；二、驳回杭州夏杭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95元，由杭州夏杭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7491.5元，由袁金火、孔启荣负担1303.5元。杭州夏杭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袁金火、孔启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夏杭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应按协议约定分得其中的40%，即568480元”。这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片面解读相关政府文件、错误适用合同条款导致本案的处理不当，请求依法予以改判。一、根据法律规定和相关部门的文件，其中涉及青苗、设施、管理房等一次性补偿应当归属于实际使用人；设施补助、管理用房拆除奖励和清塘奖励应当100%归属于上诉人。根据西湖区农业局、双浦镇政府联合发布的双政【2017】3号文件《双浦镇灵山区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流转方案》”）第五条的规定：流转费一共包含两个部分：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偿使用费；2、青苗、设施、管理房等一次性补偿。该《流转方案》已经明确规定了涉及青苗、设施、管理房等一次性补偿是发放给支持流转等土地现有合法使用人（上诉人通过转包获得案涉土地的经营权，并实际投入农业养殖工作，被上诉人对此不持异议，关于上诉人是案涉土地的合法使用人无需赘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从立法精神上来看，各项补偿费的分配是根据物权归属和实际贡献来确定的。结合到本案，管理用房和鱼塘是上诉人出资搭建，管理用房的拆除和鱼塘的清理等具体工作都是上诉人实施的，由此产生的相应奖励应当100%归属于上诉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将土地集中流转和国家开发征用混为一谈，忽略了两者在原承包关系、变更自主性、所有权变动、补偿标准、补偿费发放主体等五个方面的诸多差异。案涉协议的第九条并不适用于本案的处理。案涉合同第九条约定：“如遇国家开发征用，各项补偿总计的20%归龙池村委，甲乙双方各得40%。”民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审判机构不得随意做扩大解释或者缩小解释。而本案属于土地集中流转，并不涉及国家开发征用，因此案涉合同的第九条并不适用。一审法院未对两者加以区别，错误地把土地集中流转参照开发征用来适用，实际上是对“国家开发征用”做出扩大解释，这是一种适用法律错误的表现。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集体流转和国家征用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质性差异，不可混为一谈，在补偿款的分配上更不能互相参照适用：（1）发包方和承包方的关系。《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除或者终止承包合同，并由发证机关依法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二）承包地依法被全部征收、征用、占用的；”土地集中流转不会改变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的关系，而国家征用则使得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不再享有承包权利义务。（2）经营权变更的自主性。《土地承包法》第六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或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该互换、转让或者流转无效。”《流转方案》第一条也确立了以“依法流转、自愿有偿”为流转原则；而国家征用是国家意志的单方体现，不以被征用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强制性。（3）土地所有权变动。《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八条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土地时，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物权法》第二十八则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流转方案》确定的流转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期满为止。集中流转并不改变农村土地的所有权，而国家征用将导致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性质永久改变，集体土地将收归国家所有。（4）补偿标准。《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费用。《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从相关案例来看，政府征用的补偿费用动辄上千万（该案例仅为92亩，各项补偿总计高达13103417.25元，而案涉土地足足有185亩），按照这个补偿标准的4成确定分配比例是完全可以弥补上诉人损失的，也是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而本案被上诉人流转其所承包的土地共计369.33亩仅获得各项补偿共计2868610元，集体流转的补偿均价为7767元/亩，而国家征收征用的补偿均价为141063元/亩，征用补偿几乎是流转补偿的18倍，足见两者的补偿标准天差地别。因此，不能因为双方对国家征用补偿作出分配比例约定，而对流转补偿费的比例参照适用。（5）补偿费发放主体。根据《流转方案》确定的流转步骤：“具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自愿委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代为流转其承包土地，再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中流转到国有企业”。本案的各项补偿款由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是企业（国有）的民事交易行为；而国家征用的补偿款一般由政府财政支付，是政府的行政行为。综上，集体流转和国家开发征用具有不同的法律内涵，两者存在着实质差异，因此案涉协议第九条根本就不适用。如果无视上述种种区别，仅仅因为集体流转和国家开发征用所产生的补偿均属于政策性补偿，而将“集中流转”按照“国家开发征用”处理，还会造成相关法律形同虚设，并且扰乱司法秩序。根据《流转方案》确定的流转步骤：“具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自愿委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代为流转其承包土地，再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中流转到国有土地。”实际上杭州龙池股份经济合作社只是一个代为促成流转的中间组织，无权收取、截留任何流转费用的。《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擅自截留、扣缴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或者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的，应当退还。”而一审法院错误地将土地流转补偿款按照征用补偿款进行处置，变相地规避了上述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帮助村经济集体组织变相截留土地流转收益，实质上造成了有法不依的局面。如果认可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无异于为经济合作社截留流转收益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这是对违法行为的变相纵容和支持。三、退一步讲，即使本案可以适用承包协议第九条之约定，各项补偿费用是否不加以区分一律按照4成分配？一审法院认为：“该约定虽系双方对土地被征用情况下双方对补偿款分割的约定，但土地集中流转与国家开发征用所产生的补偿均属于政策性补偿”。因而突破了《流转方案》确定的补偿款分配规则，按照40%确定各项补偿的分配比例。退一步讲，即使二审法院也认为本案可以适用承包协议第九条之约定，是否就意味着各项补偿可以不加以区分一律按照4成进行分配？上诉人认为这显然是不对的，即使协议第9条可以适用，也应当对各项费用加以区分。上诉人一共主张了以下三项费用：（1）设施补助（2）管理用房拆除奖励（3）清塘奖励。其中（2）（3）两项属于奖励性质，不属于补偿，不应当按照40%进行分配。这两项奖励是基于上诉人积极拆除管理用房和清理鱼塘而发放的费用，与其说是奖励，其本质更像是上诉人实施拆除和清塘的对价。因此，管理用房拆除奖励和清塘奖励不属于协议约定的补偿，应该100%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享受补偿的基础不同，因此补偿的项目和份额也各不相同。被上诉人是龙池村的村民，基于其村民资格有权享有土地使用权部分的补偿；而上诉人是土地的实际经营人，是土地上附着物及相应鱼塘的所有权人，更是拆除管理用房和清塘的实际负责人，因此上诉人有权100%享受管理用房拆除奖励和清塘奖励这两项奖励费用。一审法院的认定有误，判决不当。如果各项补偿不加以区分一律按4成分配，各项补偿自然也包含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偿使用费（补偿标准：2000元/亩，每三年提升10%的标准）。那么，上诉人将另行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按照40%支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偿使用费。四、从司法的社会效果来看，本案也不宜按照双方约定的比例分配土地流转补偿款，一审判决明显不当。被上诉人袁金火向龙池村经济合作社承包鱼塘的承包金为700元/亩/年，每三年递增10%，而被上诉人以1300元/亩/年（每两年递增10%）的标准转包给上诉人，本次《流转方案》确定的流转费标准为2000元/亩/年，每三年递增10%。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无需从事任何农业劳动生产活动，仅依靠收取相应的流转费用就可以获利。如果仅因被上诉人的村民资格，而忽略上诉人的前期农业投入和后期配合拆除工作，再将本次流转产生的设施补助、管理用房拆除奖励、清塘奖励等一次性补偿的40%分配给被上诉人，这无疑加剧了上诉人的损失，导致了流转收益分配的严重失衡，造成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实质的不公。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承包协议的第九条不适用于本案补偿款的分配。请求二审法院依照《流转方案》确定的补偿规则，依法确认上诉人有权100%享有设施补助、管理用房拆除奖励和清塘奖励等一次性补偿。鉴于被上诉人仅领取（设施补助+拆除奖励）*50%，即1062175元，尚未取得清塘奖励，因此要求被上诉人先行支付（设施补助、管理用房拆除奖励）50%，即526600元，其余部分待被上诉人实际取得后，另行起诉。望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已经领取的设施补助和管理用房拆除奖励，（920000+133200）*50%=526600元（即在一审判决支付210640元的基础上增加了315960元）；一审、二审全部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袁金火、孔启荣答辩称：被上诉人与村委签订的合同是2014年1月份，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是2017年。在与上诉人签合同之前，被上诉人已经承包了三年。这三年所有的管理用房、设施设备都是被上诉人搭建的，而不是如上诉人所说的由上诉人出资搭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转包关系。双方是以土地出租方式的流转关系，并非转包。上诉人强调土地流转与国家征用的区别，从而得出补偿金全部归属上诉人的逻辑不能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基础是被上诉人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合同第九条与被上诉人与村委的合同第14条的合同是一致的，土地征用。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这些款项都是村委会按照合同第14条拨付的。无论是征用还是流转，都属于国家土地政策的调整导致双方合同不能履行。在合同不能履行后双方就补偿的约定，并不因字面的差异影响补偿约定。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第二十二条，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归附着物的所有人。上诉人是以没有约定来套用，不符合合同约定。就公正角度，给上诉人100%的补偿，被上诉人还要倒贴20%，明显不合理。被上诉人已经承包了三年，而上诉人只是经营了一年，现在总共的补偿有50多万元，上诉人承包费一年才20多万元。现在按照一审的判决，就要给上诉人50多万元的补偿，实际上最大的获益者恰恰是上诉人。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7年1月1日，袁金火、孔启荣与夏杭水产公司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承包协议书》，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现行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协议约定袁金火、孔启荣将其土地承包权以出租的方式进行流转，将其中的185亩鱼塘转由夏杭水产公司经营使用。现案涉鱼塘因双浦镇集体土地集中流转的需要已被纳入集中流转的范围，因土地集中流转最终导致夏杭水产公司与袁金火、孔启荣之间签订的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对此产生的损失应由袁金火、孔启荣予以补偿。协议第九条：如遇国家开发征用，各项补偿总计的20%归龙池村委，甲乙双方各得40%。虽然协议约定国家开发征用，而土地流转与国家开发征用补偿是有区别的。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在双方签订协议中也无法考虑到土地流转的情况，综合参照双方所签订协议第九条的约定，由袁金火、孔启荣支付夏杭水产公司各项补偿的40%。现袁金火、孔启荣仅取得了设施补助和拆除奖励的50%，对应该两项即526600元，夏杭水产公司享有40%即210640元，故袁金火、孔启荣应支付给夏杭水产公司。现上诉人夏杭水产公司主张其应得到全部补偿款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39元，由上诉人杭州夏杭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一文 审判员  胡 宇 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