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0104行赔初2号原告戚敏琴，女，汉族，1956年3月8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原告高天渊，男，汉族，1956年5月15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委托代理人徐利平，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市江干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三堡码头路8号。法定代表人金炜竑，局长。出庭负责人曹建国，副局长。委托代理人何丹炯，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诚，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戚敏琴、高天渊诉被告杭州市江干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江干行政执法局）行政赔偿一案，原告戚敏琴、高天渊于2019年4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1日审理了本案。原告戚敏琴、高天渊的委托代理人徐利平，被告江干行政执法局的出庭负责人曹建国，委托代理人何丹炯、陈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戚敏琴、高天渊诉称：原告是江干区××××号居民，在当地建有房子。杭州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以铁路东站枢纽地区彭埠单元农转居公寓项目为由，要求将原告的房屋拆迁，但不给予合理公平的安置补偿。在此过程中，江干行政执法局为配合拆迁，错误认为原告房子部分面积违章，于2013年5月16日作出的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的江城法罚字(2013)第0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该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处罚决定违法，本案没有违反城市规划，房屋建设经过审批，符合规划法。十几年来政府有关部门从未提出异议，现在突然抛出违法说，显然是滥用职权。即使严格按规划法，建筑物并没有违反当时的城市规划，鉴于此，房屋建设根本不严重违反规划，不应当处以“限期拆除”。十几年来，没有任何机关组织提出过异议。江干区城管局的执法，是和法律精神抵触的，当然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要拆迁”，在于争土地，又不想给合理补偿。另外，本案房屋绝大部分面积都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有批文。再审被原告无视这些事实，认为只有155.01平方才是经批准的，完全颠倒黑白。该行为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行再18号行政判决撤销，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2018年12月，原告向被告提出以上赔偿请求，但被告回复不予赔偿，原告不服，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依照房屋同等建筑面积优先采取原址重建，恢复原状之赔偿措施；2、判决被告在穷尽一切措施下如果不能实现第一条要求时，依照原告房屋的同等容积率和建筑面积在“彭埠社区”区块给予调产安置赔偿；3、判决被告赔偿自2008年起至实际赔偿日的自行营业损失、租金损失（店面和住房出租）和过渡费等损失（以赔偿日的标准为准）；4、判决被告赔偿店面装修损失和店铺内设备及用具损失40万元。原告戚敏琴、高天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基本身份情况。2、《行政赔偿申请书》和《行政赔偿决定书》，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赔偿的事实和被告拒绝赔偿的事实。3、《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被告的行政处罚被浙江省高院撤销的事实；4、《告住户书》，拟证明原告所有的建筑物可以列为合法的补偿面积，也证明除155.01面积以外的面积并非违法建筑。被告江干行政执法局辩称：一、案件基本事实。2013年5月16日，被告作出江城法罚字［2013］第0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杭州市规划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的相关答复以及杭房拆裁江字（2009）第07号《杭州市房产管理局拆迁纠纷裁决书》，认定该户房屋除建筑面积155.01平方米之外的建筑，系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行政许可建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决定处罚“高天渊户自收到该处罚决定之日起三日内自行拆除位于江干区彭埠镇××（××）房屋中除155.01平方米之外的其余未经规划部门行政许可的违法建筑”。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被告未实施强制拆除，也未移交相关部门实施强制拆除。2013年6月，高天渊户房屋由杭州铁路东站及枢纽建设指挥部、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实施拆迁整体拆除。高天渊不服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和拆迁裁决书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后，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2月底，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7)浙行再17号、18号行政判决，改判撤销案涉处罚决定和拆迁裁决书。为此，原告依据再审判决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二、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不具有因果关系，被告非适格的赔偿义务主体。（一）案涉房屋系因第三方实施拆迁而整体灭失，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无关。案涉房屋系由杭州铁路东站及枢纽建设指挥部、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实施拆迁整体拆除。被告并未依据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也未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交由其他部门实施强制拆除。案涉房屋整体灭失是拆迁行为导致的，不是案涉行政处罚行为导致的。原告应在拆迁行政法律关系中依法主张被拆房屋项下的合法权益，包括安置、补偿及其他符合《告住户书》等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权益。故被告并非本案适格的赔偿义务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虽主张因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发生财产损失，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应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二）原告合法所有的155.01平方米房屋不属于案涉处罚决定确定的拆除范围，该损失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无关。鉴于刚才原告当庭已经确认了其诉讼请求的这个范围是在155.01平方米之外，被告认为原告在此基础上也应当进一步的要求赔偿的具体的范围，包括他所主张的合法面积的范围，以及与在155.01平方米之外的合法面积有关的产生的营业损失、租金损失过渡损失等等。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确定的自行拆除范围系“位于江干区彭埠镇××（××）房屋中除155.01平方米之外的其余未经规划部门行政许可的违法建筑”，即不包含原告享有的155.01平方米合法面积。由此可知，该部分建筑拆除必然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无关。然，原告的赔偿要求中却包含了该部分赔偿内容，仅就此而言，被告亦不是适格的赔偿义务主体。三、案涉房屋除155.01平方米之外其他部分尚未经登记或认定，原告未能证明是否存在可补正为合法建筑的财产权益，赔偿请求缺乏依据。高天渊户房屋坐落于江干区彭埠镇××（××），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该户建造了一幢三层房屋、一幢二层房屋及一些附房，总面积约为507.33平方米，其中：一幢三层房屋面积约为237.62平方米，一幢二层房屋面积约为173.59平方米，附房面积为96.12平方米。该户其中一处房屋办理了杭房权证江正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为高天渊，建筑面积155.01平方米。2013年4月24日，杭州市规划局做出的杭规函[2013]118号《关于江干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征求认定意见的复函》：“1、该户现状建筑物未经规划部门行政许可。2、我局认为，该户的建筑中，如存在经房地产管理部门房屋所有权登记的，以登记部门的认定意见为准；其余部分根据杭政办函[2013]16号《杭州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未登记建筑认定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为此，被告就案涉房屋是否需按《杭州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未登记建筑认定办法》进行认定的问题请示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回复：“关于高天渊户房屋情况已由杭州市房产管理局裁决，详见杭房拆裁江字(2009)第07号《杭州市房产管理局拆迁纠纷裁决书》”据拆迁裁决书认定：“被申请人杭州市江干区明月桥路52号（原明月桥路18号）房屋在拆迁红线范围内，该房屋所有权人为高天渊，用途为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为155.01平方米。”该拆迁裁决经浙江高院再审撤销后，有关部门未对案涉房屋其他部分面积作出确权或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五条之规定，赔偿请求人应当对自身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除经所有权登记的155.01平方米之外，是否存在其他面积可否补正为合法建筑，即无法证明其合法权益发生损害，理应承担不利后果，相应赔偿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四、案涉不予赔偿决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被告于2018年12月28日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经审查于2月21日作出案涉不予赔偿决定并邮寄送达原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被告江干行政执法局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行政赔偿申请书、行政赔偿决定书、送达回证，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经审查决定不予赔偿的情况。2、(2017)浙行再18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被认定“可能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及信赖利益”的理由是“可能”有未经登记建筑符合《告住户书》等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面积。该部分权益来源不是基于所有权，而是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故应在拆迁行政法律关系中主张和实现。3、房屋勘丈调查表，拟证明拆迁房屋的实际状况。4、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拟证明案涉房屋登记情况。5、征求认定意见联系函及复函；6、《关于高天渊户二层房屋是否需按进行认定的请示》及回复；7、杭州市房产管理局拆迁纠纷裁决书，拟证明相关部门对案涉房屋未登记建筑的意见。8、(2017)浙行再17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再审判决责令杭州市住房保证和房产管理局对原告户房屋拆迁纠纷重新作出裁决，则原告户若存在其他符合《告住户书》等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房屋建筑面积项下权益，应通过拆迁行政法律关系主张和实现。经庭审质证，对于原告证据，被告对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被告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是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核实，合法性无异议，被拆迁房屋合法面积有多少还是应当经过有权的行政部门认定。对于被告证据，原告对证据1申请书三性无异议，对行政赔偿决定书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和认定有异议的，也是本案需要解决的问题。对送达回证无异议。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是原告委托浙江省测绘大队进行测绘，其中载明数据无异议，可以说明了被拆除建筑物的建造的年份。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对证据5、6对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内容、合法性有异议，该二份证据均已经在浙江省高院判决中进行了认定。对证据7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已被省高院撤销，没有证明效力。对证据8三性无异议，证明观点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戚敏琴、高天渊提交的证据。证据1、3予以认定，证据2、4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江干行政执法局提交的证据。证据1-8，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认定。经审理查明：高天渊户房屋位于江干区彭埠镇××（××），于1983年已纳入城市规划区，案涉房屋包括一幢三层、一幢二层及部分附房，于1985年至1996年期间建造。1985年6月，高天渊户申请建造楼房两间，落地面积70平方米，所在地的生产队（居民小组）、大队（居民区）、公社审核同意。1996年5月，高天渊户申请78平方米的场地用作停车、库房，江干区彭埠镇人民政府作出“该家庭门前围墙内有空地一块，同意办理”的意见，但并未向规划部门申请办理规划许可证。杭房权证江正字第××号《房屋产权登记证》载明高天渊户房屋为2层、建筑面积155.01平方米。2008年9月，该户房屋经浙江省测绘大队测绘，其房屋现状为一幢三层房屋面积约为237.62平方米，一幢二层房屋面积约为173.59平方米，附房面积为96.12平方米，合计建筑面积507.33平方米。2009年3月20日，杭州市房产管理局作出杭房拆裁江字（2009）第07号《拆迁纠纷裁决书》，查明高天渊户位于江干区××××号房屋建筑面积为155.01平方米。2013年1月22日，江干行政执法局对高天渊户违法建筑进行查处，进行了现场勘查，制作了现场笔录，并征求了杭州市规划局的认定意见。2013年4月24日，杭州市规划局作出了认定意见的复函，认定高天渊户的现状建筑物未经规划部门行政许可，该户的建筑中，如存在经房地产管理部门房屋所有权登记的，以登记部门的认定意见为准，其余部分根据《杭州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未登记建筑认定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2013年5月9日，江干区人民政府对江干行政执法局的请示作出了回复，认为高天渊户房屋情况已由杭州市房产管理局作出裁决。江干行政执法局对上述事实进行调查后，向高天渊户作出江城法罚告字［2013］第0018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调查的事实、拟作出的决定、法律依据等进行了告知，并告知其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2013年5月16日，江干行政执法局作出江城法罚字［2013］第0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高天渊户在江干区彭埠镇××了××、××房屋及一些附房，总面积约为507.33平方米，其中一幢三层房屋面积约为237.62平方米，一幢二层房屋面积约为173.59平方米，附房面积约为96.12平方米。该户办理了杭房权证江正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建筑面积为155.01平方米。该房屋中除建筑面积155.01平方米之外的建筑，系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行政许可建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高天渊户应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自行拆除位于杭州市江干区××（××）房屋中除155.01平方米之外的其余未经规划部门行政许可的违法建筑物，并于同日留置送达。高天渊不服该处罚决定，向江干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3年9月18日，江干区人民政府作出江政复决［2013］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18号处罚决定。高天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撤销被告江干行政执法局于2013年5月16日作出的江城法罚字［2013］第0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受理后，于2014年6月3日作出（2013）杭江行初字第71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高天渊的诉讼请求。因高天渊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10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杭行终字第25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天渊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2日裁定，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2018年2月2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行再18号行政判决：一、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杭江行初字第7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浙杭行终字第250号行政判决；三、撤销江干行政执法局于2013年5月16日作出的江城法罚字［2013］第0018号行政处罚决定。（2017）浙行再18号行政判决另查明，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在案涉拆迁过程中的2008年10月8日发布了《告住户书》，其中“拆迁补偿安置方式-产权调换”项载明“有土地证的房屋，按土地证上附图所记载的土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面积为准；经镇政府批准建造的房屋，以批地建房批准的房屋建筑面积为准”。2018年2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行再17号行政判决，以该拆迁纠纷裁决认定事实不清等为由，判决撤销了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原杭州市房产管理局）于2009年3月20日作出的杭房拆裁江字（2009）第07号拆迁纠纷裁决。2018年12月26日，原告戚敏琴、高天渊向被告江干行政执法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与本案诉请一致。2019年2月21日，被告江干行政执法局就上述赔偿申请作出江城法赔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原告戚敏琴、高天渊不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４）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本案中，戚敏琴、高天渊针对被告江干行政执法局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系基于江干区彭埠镇××（××）被拆除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两原告既可以在对该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也可以在该行为被确认违法之后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案中，两原告选择了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加害行为已经被确认为违法，亦未有证据证明两原告因拆迁而遭受的财产损失与案涉江城法罚字［2013］第0018号行政处罚决定存在因果关系，故其提起的单独赔偿诉讼，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依法应驳回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戚敏琴、高天渊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 涛人民陪审员  徐忠德人民陪审员  于会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代书 记员  来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