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4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慧，女，197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国，浙江金道（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涛，浙江金道（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市红宝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市海宁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春潮路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6970056954。法定代表人：俞国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浙江世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俞杏华，女，196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玉洁，浙江世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慧因与被上诉人海宁市红宝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宝公司）、原审被告俞杏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1民初7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慧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孙慧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红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冯燕出具协议时，其与红宝公司就之前的石子价款进行结算，“带开发票”的真实意思是“代开发票”，发票的税点要红宝公司承担。2015年期间，石子价格变动较大，冯燕给红宝公司提供石子的目的并非为了赚取差价，仅为了赚取运费。开票本身就是出售人的义务，如果石子价款包括开具发票，就根本不需要额外点明“带开发票”，故“带开发票”的真正含义是“代开发票”，这也符合当地交易惯例。否则红宝公司欠付冯燕1324549.92元，发票却要开1768637.16元，显然与协议内容相违背。故协议仅是对之前石子价款的确认，而非合同，不能约束之后提供石子的价款，而且该协议因欠缺违约责任而缺乏约束力。退一步说，“带开发票”也不是要冯燕先开票才给货款，不然红宝公司的付款金额也不会超过冯燕的开票金额。2.一审认为冯燕在2019年9月25日至10月8日间以债权人身份向红宝公司催收货款，是错误的。案涉债权已经转让给了孙慧，冯燕的催讨行为不能单方终止债权转让的效力，与孙慧受让债权并不冲突，故冯燕并非以债权人的身份进行催讨。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冯燕已经将债权转让事宜发函通知红宝公司，由于红宝公司的拒收行为，该债权转让通知没有送达。故意促使条件不成就的，应视为条件成就，红宝公司的拒收行为应视为其已经收到债权转让通知。退一步讲，孙慧在起诉时已将债权转让通知书作为证据提交，红宝公司在收到副本后也可视为收到通知，债权转让行为已生效。2.一审法院认为冯燕未完成开具发票的合同义务，债权转让行为会增加红宝公司承担债务风险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开具发票与支付货款并非对价义务，即使红宝公司认为冯燕有开票义务，在其支付货款后，也不影响其要求冯燕或孙慧开具发票。红宝公司辩称，孙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一，根据冯燕与孙慧之间的买卖合同约定，支付货款与开具发票是并行的义务，如要转让货款债权，开具发票的义务应一并转让，且需要红宝公司的同意。第二，孙慧虽提交了债权转让通知，但其与冯燕之间并无明确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仅能体现冯燕单方的意思表示，之后冯燕又以自己的名义向红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催收货款，说明其并未与孙慧就债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孙慧向红宝公司主张支付货款没有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俞杏华述称，俞杏华是红宝公司的员工，其在对账单上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不应承担清偿责任。孙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红宝公司、俞杏华立即支付孙慧货款1764753.32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1764753.32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冯燕与红宝公司间存在混凝土材料买卖业务往来，冯燕在2015年8月1日出具协议一份，载明：冯燕拉进红宝公司的石子价格为78元，带开发票，以后凭此结算。在2015年9月2日至2016年2月3日期间，冯燕共向红宝公司供应石子45109.58吨、瓜子片6180.64吨。红宝公司在2015年10月13日至2017年3月27日以承兑汇票、现金、购房款、混凝土价款等抵付货款2676087.24元，余款1324549.92元尚未支付，冯燕尚有1768637.16元的发票未开具。2019年9月5日，冯燕以其已将对红宝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孙慧为由，函告红宝公司、俞杏华，要求红宝公司直接将货款支付给孙慧，红宝公司拒收了该通知，俞杏华收到该通知。事后，冯燕在2019年9月25日至10月8日间均以债权人的身份向红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催讨案涉货款。另查，俞杏华系红宝公司员工，从事统计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是孙慧是否有权向红宝公司、俞杏华主张给付货款。孙慧系受让了冯燕对红宝公司的债权而取得了向红宝公司主张债权的权利，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一审庭审中孙慧虽提交了由冯燕具名的债权转让通知，但该通知因红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拒收而未有效送达，在通知发出后冯燕仍以自己的名义向红宝公司法定代表人主张案涉债权，且未告知债权已转让的事宜；俞杏华系红宝公司职员，其在对账单上具名仅是履行职责，并不是案涉债权的债务人，无须承担案涉债务，故冯燕送达俞杏华的债权转让函在孙慧未能证明红宝公司已知债权转让事宜的情况下，对红宝公司不发生效力。即使以孙慧提起诉讼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但冯燕与红宝公司间有“带开发票，以后凭此结算”的合意，且孙慧对红宝公司提出未足额开具发票的事实未提出实质性抗辩，应认定冯燕尚未完成开具发票的合同义务，冯燕与红宝公司间的结算尚未完成，孙慧亦未受让开具发票的合同义务，且孙慧又非案涉货款的开票义务人，据此要求红宝公司直接向孙慧支付货款增加了红宝公司承担债务的风险，故孙慧要求红宝公司、俞杏华给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慧对红宝公司、俞杏华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682元，减半收取10341元，由孙慧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孙慧是否有权要求红宝公司给付货款。第一，除了依照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性质或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之外，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对债务人而言，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到达债务人的，债务人即可依据通知清偿债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本案中，案涉买卖合同债权不存在不得转让情形，冯燕已将债权转让的通知发送红宝公司，即使红宝公司当时拒收，其一审中也已收到了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受让人孙慧同意，债权转让通知不因冯燕的单方催讨行为而视为撤销。因此，案涉债权已由孙慧受让，其可作为债权人行使权利。但同时，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第二，冯燕与红宝公司于2015年8月1日达成《协议》，内容为：兹有冯燕石子拉进红宝公司，石子价格为柒拾捌元整，带开发票，以后凭此结算。孙慧主张“带开发票”应理解为“代开发票”，且发票税点由红宝公司承担。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合同体现的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合同用语按照文义的通常理解进行解释是合同解释的首要方法。通常而言，“带”在此种语境下的文义应理解为“包括”“含有”之意，而非“代为”“替代”。其次，解释合同条款时应当综合考虑合同相关条款及当事人的缔约目的。从争议内容的上下文来看，双方约定货物的结算价格为78元（每吨），故理解为“前述价格已包含开发票”比“代开发票”更为符合当事人的缔约目的。而超出合同条款本身对当事人缔约当时的目的进行推定，因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确定性，应有严格的限制。孙慧将协议约定的“带开发票”理解为“代开发票”已超越合同原有文义，其又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开票事宜另有约定，且如理解为“代开发票”，案涉业务的开票主体也不明确，亦不符合常理。再次，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向买受人开具发票为其应尽之义务，出于平衡合同双方利益的考虑，也不宜将合同约定的“带开发票”理解为“代开发票且发票税点由红宝公司承担”。第三，双方二审中均确认冯燕未向红宝公司完成开具发票的义务。一般情况下，出卖人向买受人开具发票的义务只是买卖合同义务中的附随义务，买受人不能仅以出卖人违反开具发票这一附随义务而拒绝支付货款。但本案中，冯燕与红宝公司在书面协议中约定“带开发票，以后凭此结算”，故发票是结算货款的凭据，开具发票义务的履行与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密切相关，与合同主给付义务之间具有较强的牵连性。在冯燕尚未向红宝公司履行开具发票义务的情况下，冯燕与红宝公司间结算尚未完成，红宝公司有权拒付货款，虽然该项债务已经转让给孙慧，但红宝公司对冯燕的抗辩，依然可以向孙慧主张。综上，孙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682元，由上诉人孙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蕾审判员 褚 翔审判员 舒珊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