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10行终3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明志，男，1956年9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县，现住许昌市开发区。委托代理人万素平，女，196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许昌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住所地许昌市开发区阳光大道2666号。法定代表人张玉灿，任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赵新民，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徐楷，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综合室副主任。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住所地许昌市魏都区许由路480号。法定代表人柏启传，任局长。委托代理人徐海超，许昌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徐林香，许昌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上诉人周明志因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魏都区人民法院（2019）豫1002行初14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明志及其委托代理人万素平，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出庭应诉负责人赵新民及委托代理人徐楷，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徐海超、徐林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都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2月17日21时50分许，被告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接到徐秀枝报案称：在许昌市开发区许由路与兴华路交叉口南边西报亭有人打她丈夫，需要求助。后经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出警核实，查明：忽国庆（1950年1月14日出生）与周明志因琐事发生口角，随后周明志用拳头朝忽国庆左脸打了一拳。被告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根据原告周明志的违法行为，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于作出行政处罚前对原告周明志予以告知，同时制作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2019年3月21日被告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作出了许经公（治）行罚决字[2019]100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周明志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十二日并处罚款伍佰元，并将该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周明志。原告周明志对该决定书不服，于2019年5月20日向许昌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许昌市公安局于2019年7月11日作出许公复决字[2019]第0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作出的许经公（治）行罚决字[2019]100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7月12日将该复议决定书送达给周明志。原告周明志不服，于2019年7月25日诉至法院。魏都区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二）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二）殴打、伤害××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原告周明志殴打忽国庆的事实已经由被告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提供的有效证据予以证实。被告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据此作出的许经公（治）行罚决字[2019]100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故，原告要求撤销被告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作出的许经公（治）行罚决字[2019]100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许昌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的许公复决字[2019]第0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履行了受理、告知、审核、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故，原告要求撤销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作出的许公复决字[2019]第0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该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周明志撤销被告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许经公（治）行罚决字[2019]100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周明志撤销被告许昌市公安局许公复决字[2019]第0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明志负担。上诉人周明志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许昌市公安局、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是错误的。理由如下：首先，两被告行政复议和行政处罚中所搜集的证人证言不实，该证人根本不在现场，完全没有证人资格，所以提供的证言系伪证。其次，开发区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当时没有进行现场拍照取证，事后多日的拍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第三，开发区公安分局民警当日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现场经第一时间调查，认定当事人双方均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让双方各自回家了事。而民警现场处理结果是最有权威的行政行为，其完全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应予维持。第四，开发区公安分局民警办案不公、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忽国庆的儿子忽军恒公开宣称，他请了开发区公安局局长、治安大队长的客，吃了喝了就得为我办事等等。忽军恒的请客言论，有证人可以作证。许昌市公安局在复议决定书中不调查此事，有意回避，是对案件的不负责，对上诉人的不公平。上诉人认为此事是开发区公安分局重新启动调查案件的关键转折点，不应回避。第五，许昌市公安局复议决定书流于形式，有意偏袒开发区公安分局，对违法证据未做出公证裁决。事发当日，出警民警既未使用执法记录仪也未做现场笔录，更没有让当事人签名确认。民警询问原告是否打人，原告回答“没有打人”，当场确认无伤情后，劝解双方了事周围群众都可以作证；事发第二日上午，忽国庆上午仍正常营业，精神状况和面部并无异样，周围店铺群众均是证人，被告未对事实调查取证。中午，忽国庆突然关门去医院。下午，忽军恒酒后在棋牌室叫嚣说请了开发区公安局长和大队长，让原告等着，棋牌室在场的群众均是证人；事发第三天，开发区派出所又再次就殴打事件开展调查。被告未对开发区公安分局办人情案做出任何说明。上诉人于5月上句多次到许昌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找办案民警要求查看现场接警处理记录和视频取证记录，办案民警拒绝查看，这是剥夺了当事人的知情权。第六，开发区公安分局称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也是处罚依据。原告否认殴打他人，是被冤枉的，开发区公安分局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于2019年3月21日以原告殴打他人为由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决定，有违法律公证。第七，上诉人要求当天的执法人员到庭说明情况，一审法院并没有允许，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原告或者第三人要求相关行政执法人员出庭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一)对现场笔录的合法性或者真实性有异议的；(二)对扣押财产的品种或者数量有异议的；(三)对检验的物品取样或者保管有异议的；(四)对行政执法人员身份的合法性有异议的；(五)需要出庭说明的其他情形。第四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二)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手段获取且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上诉人对一审被告提供的证据有疑问时，提出程序有问题，要求执法人员到庭说明情况，或者申请法院到现场进行实地勘验，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同意，在没有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错误的确认。二、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采信的确认是错误的。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并没有严格按照质证程序来核实，听取了二被上诉人牵强的答辩，就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真实，并没有去核实，比如，可以要求上诉人提交原件，或者说明逾期提交的理由，但一审法院并没有给上诉人这些机会，机械的认定，是对上诉人的权利的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清单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导致作出不公正、不合法的判决。为此，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魏都区人民法院(2019)豫1002行初143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辩称，一审法院对我局和复议机关许昌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合法有效，上诉人的说法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上诉人称一审法院“采信公安机关提交的证据”错误并提出了“七条”理由。我局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三组证据已经可以充分证实其中第一、二、三、六条理由根本无法成立。2、至于第四条上诉人所称我局办案民警“办案不公、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情况，经我局纪委核查情况不实；第五条上诉人称许昌市公安局依法维持我局的处罚决定不公正，与许昌市公安局严格依法办理该复议案件并作出决定的事实不符；第七条上诉人称要求当天的执法人员到庭说明情况未被允许，这与当日庭审情况并不相符，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未向法庭提出要求当天执法人员到庭说明情况的请求，况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一条，“如果出现法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而不是“必须”准许。3、上诉人一审开庭当日提交了证人牛某和王某的证言各一份，因均系复印件且无二人的身份证件，况且该两份证言的笔迹相仿，明显不符合证据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的要求，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完全合法。综上，上诉人周明志在上诉状中提出的理由均不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辩称，一、一审法院对于许昌市公安局以及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提交的证据采信于法有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上诉人称证人证言不实、证人不在场及所提供证言系伪证的说法不能成立。开发区分局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调查取证，所调查证据真实有效，理应被采信。行政复议程序中，上诉人并未申请查询案卷，其对案卷中所调查的证人身份并不知晓，故其对证人提出异议是无依据的。行政诉讼中，上诉人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证人于案发时不在现场。2、上诉人称开发区公安分局办案民警没有现场拍照取证的说法不能成立。开发区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在2月17日接处警现场使用了现场执法记录仪对现场情况进行了记录，其中附卷的一张照片系此视频中的截图。被侵害人于2月19日到开发区公安分局后，办案民警又对其伤情进行了拍照。因此，案卷内照片系不同时间拍摄，并无矛盾，上诉人说法不能成立。3、上诉人认为开发区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到达现场后认定双方当事人均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说法不能成立。行政案件的办理依法需要经过接警、受理、调查、作出处理决定等一系列办理程序，本案中办案民警到达现场后仅是对案件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并未作出最终处理决定，更没有认定双方当事人均无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开发区公安分局其后的处理过程也是完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的。4、上诉人称开发区分局办案民警办案不公、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控告不属于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范围，但在此种情况下，我复议机关在复议期间，已明确告知其可向督察、纪委等部门反映此问题。况且开发区分局纪检督察部门已对周明志所反映的徇私枉法问题进行了核查，并于2019年7月20日出具的核查结论显示：不存在办案不公，徇私枉法的情况。5、上诉人称许昌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流于形式，有意偏袒，对违法证据未作出公正裁决的说法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所称事发当日，出警民警未使用执法记录仪及当场确认无伤情况与事实不符。出警现场，民警使用了执法记录仪，其中一部分记录了被侵害人的伤情，附卷的一张伤情照片系此视频中的截图。其次，行政复议法明确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方法进行，必要时可调查核实证据。许昌市公安局严格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办理该复议案件，对于上诉人周明志提出的一名在场证人进行了调查询问，该证人称其不在现场，不知道现场情况。行政复议机关同时也给予周明志充足时间让其寻找其所称的另一名在场证人的线索，但复议期限将尽上诉人也未能找到线索，致使行政复议机关无法对其进行调查询问。再次，上诉人在起诉状和上诉状中称事发第二天，被侵害人仍正常营业，精神状况和面部无异样，并称周围群众均是证人。但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书及整个复议过程中并未提及此问题，且未提供任何证人或证言。因此，复议机关不可能对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进行调查。许昌市公安局严格依法对复议中所涉证据进行了审查，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周明志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成立，同时没有发现上诉人所称开发区公安分局办人情案的情况。最后，上诉人称5月上旬多次到开发区分局要求查看现场接处警记录和视频取证记录遭到办案民警拒绝，剥夺其知情权的说法于法无据。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开发区分局依法告知了其相应权利并依法送达了相应法律文书，已经充分保障了原告的各项法定权利。2019年3月21日，开发区分局对周明志殴打他人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定。5月20日上诉人提起行政复议。上诉人称于5月上旬（处罚决定作出后，提起行政复议前）要求开发区向其公开现场接处警记录和视频取证记录无任何法律依据。况且，在行政复议程序中上诉人也未向复议机关提出查阅案卷的申请。6、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也是行政案件的证据种类之一。在本案中，周明志否认殴打他人的申辩也是行政案件的证据种类中的一种，这恰恰说明了办案单位以及复议机关充分考虑了本案的各种证据，在全面审查证据，综合判定后作出相应决定。7、上诉人称要求当天的执法人员到庭说明情况未被允许，违反法定程序的说法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未向法庭提出当天执法人员到庭说明情况的请求。其次，上诉状中所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一条列举了四种相关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出庭说明的情形，均与本案情形不符。再次，该解释第四十一条明确，如果出现法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而不是必须准许。也就是说法律赋予了人民法院准许权，人民法院视案件情况有权决定是否准许，无论是否准许均符合法律规定。最后，上诉状中引用解释第四十三条有关“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与本案情况不符。开发区分局在案件调查中完全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不存在非法手段取得证据问题。二、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完全合法。上诉人开庭当日提交了证人牛某和王某的证言各一份。因该两份证言均为传来证据，内容主要也是叙述“举报打牌”的事情，故其与本案无关；该两份证言在一审法庭调查阶段才予以提交，违反举证规则，故其不具有合法性；且该两份证言均为复印件，证人也未出庭接受质证，也无证人证言的身份证复印件，故其不具有真实性。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王锡钢证言一份；证明2019年2月18日上午忽国庆还在正常营业。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质证意见是：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签名与证言上证人签名笔迹不相符，该证据系间接证据，且仅能证明上诉人2月17日与忽国庆发生矛盾。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且最多能证明当天报亭开门了，但并不代表胡国庆在营业。另，该证据不属新“证据范畴”，举证已超期，证人也未出庭质证，证人身份证复印和证言上证人名字的签名不一致。因上诉人所举证据，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且其不能有效证明其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确认。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2月13日，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对上诉人作出了许经公（治）行罚决字（2019）100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上诉人周明志以赌博罚款贰佰元并收缴赌资壹佰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载明“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四）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本案中，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针对涉案警情，经过立案、调查取证、询问，在查证事实的基础上，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了许经公（治）行罚决字[2019]10077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对本案所涉行政处罚行为进行了复议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许市公复字[2019]第0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本案所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在行政处罚程序中未现场拍照取证、已认定上诉人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等主张，因其与事实不符，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办案不公的主张，因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未允许其要求开庭当天执法人员到庭说明情况即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因其与相关法律规定相悖，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周明志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五周审判员  袁 野审判员  李 兵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张亚楠书记员牛萌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二十条第四项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四）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