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赣08民申1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刘红芳，男，1972年11月7日，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飞辉，江西瀛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吉安市翔鹭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滨江街道刘家社区刘家自然村公略路以北、湖滨东路以东交叉口，注册号360800210022617。法定代表人：曾志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鹰，江西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波，江西丰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古赠彬，男，1972年8月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遂川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钟春华，男，1980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遂川县。一审被告：徐渊龙，男，1979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江西省遂川县。再审申请人刘红芳因与被申请人吉安市翔鹭实业有限公司、古赠彬、钟春华及一审被告徐渊龙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2019）赣0803民初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红芳申请再审称，一、再审申请人刘红芳不是租赁脚手架的合伙人，不是适格被告。1、从2019年3月3日吉安市翔鹭实业有限公司股东的证明可知，再审申请人与曾志君、刘传军、刘金苟均是公司股东之一，故不存在与古赠彬、钟春华合伙。2、古赠彬、钟春华因经营不善，在外面负债很多，仅在青原区人民法院就有多起被诉案件，标的至少五、六百万之多，目前知道的就有陈建进等几起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所以当时被申请人就与古赠彬、钟春华就商议，两人在现代城项目的工程款由公司去收取，否则就会造成公司的巨大损失，被申请人就委托再审申请人刘红芳和刘金苟两人去与曾保根、秦亮二人承包人沟通，在刘红芳、刘金苟与承租人古赠彬、钟春华和工程承包人曾保根、秦亮三方同意的情况下，签订了判决书中所谓的《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实际是工程承包人（曾保根、秦亮）、脚手架出租方（公司）、脚手架租赁方（古赠彬、钟春华）三方共同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刘红芳和刘金苟是作为公司受托人去签订的（刘金苟未签名而已）。故一审以刘红芳利用是本地人优势等为由，认定刘红芳与古赠彬、钟春华合伙，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主观臆断。刘红芳在《付款协议书》上的签名显然是代表公司，而非个人行为。3、一审判决认定除去已付223万元租金外，还欠公司租金2932517元、赔偿款5414593元、违约金821104元，近920万的费用。而再审申请人在与曾保根、秦亮签订《付款协议书》时，所有工程已完工，再审申请人收取的费用明显远远少于应支出的费用，再审申请人显然不会以个人名义签订这个《付款协议书》。所以从再审申请人可以收到106万元，而还应支付900多万元来看，再审申请人也不可能以个人名义去签订《付款协议书》，也即表明，再审申请人与古赠彬、钟春华不是合伙人，义务主体应是古赠彬、钟春华两个实际合伙人。4、公司与古赠彬、钟春华及曾保根、秦亮三方在达成协议时还约定，公司从曾保根、秦亮处收取租赁费，但必须确保古赠彬、钟春华聘用民工工资发放，故再审申请人代表公司在收取租金后，一部分转给古赠彬、钟春华发放民工工资，一部分转给公司去了，其余部分作为再审申请人从陈建辉、李冬苟处租来的脚手架设备租金留下来了。二、从陈建辉、李冬苟等处租的租赁物不应计算租金、赔偿款、违约金，一审照样计算，明显错误。1、公司的脚手架设备已全部归还，租金也全部结清，故租金、赔偿款、违约金均不应计算。2、实际上，从陈建辉、李冬苟等处租来的脚手架设备是再审申请人个人租来再转租给古赠彬、钟春华的，有关租金也是再审申请人支付的，故该部分租金等一切权益应由再审申请人享有，现全部由公司享有，却还要再审申请人承担这些费用，明显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为此，再审申请人请求依法再审并改判，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吉安市翔鹭实业有限公司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在原审中，再审申请人经人民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审判决后，再审申请人在上诉期内也并未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再审程序只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大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而本案再审申请人放弃上诉权利，选择再审程序无法律依据；2、再审申请人请求再审无事实依据，根据青原区人民法院审理张小阳与古赠彬、钟春华、刘红芳劳务纠纷一案中，已查明并认定，在青原区现代城的项目中，刘红芳与古赠彬、钟春华系合伙关系，因此再审申请人系本案适格被告。3、被申请人在原审中主张的租金、违约金、赔偿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再审请求。被申请人古赠彬、钟春华及一审被告未作答辩。在再审审查期间，再审申请人刘红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公司股东证明一份，拟证明刘红芳为公司股东，占12.5%的股份。证据2，发货单1份，证明刘红芳为租赁合同中的实际经办人，发货单上的签名也是刘红芳代曾志君所签，证明刘红芳为股东之一。证据3，客户账明细、交易明细各1份，证明公司平时不使用公账，而以刘红芳的个人账户对外经营，证明刘红芳为股东之一，所有股东的分红也是刘红芳负责发放，证明刘红芳为股东之一。证据4，交易明细1份、证明2份，证明刘红芳代表公司向陈建辉、尹名捍等人租脚手架再转租给古赠彬、钟春华后，公司通过刘红芳的个人账户对外支付陈建辉、尹名捍等人的租金，证明刘红芳为股东之一。证据5，交易明细2份，证明公司起诉他人拖欠租金案中的代理费也是通过刘红芳个人账户支付，证明刘红芳为股东之一。证据6，交易明细2份，证明本案中的诉讼费、代理费均是刘红芳支付，证明刘红芳为股东之一。证据7，证明1份，证明刘红芳是代表公司与工程承包人曾保根等人结算古赠彬、钟春华的工程款，证明刘红芳为股东之一。证据8，结算单3页，证明：公司自行为古赠彬、钟春华脚手架租金、赔偿款等进行了结算，结果截止到2018年8月31日，该两人总欠租金1651456元，赔偿款为1850269元，而一审判决分别为2932517.3元、5414593.9元，相差4845386.2元，由此可见，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结果有错。证据9，张小阳案一、二审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该案认定刘红芳为合伙人是一种推定，该认定错误。被申请人质证后认为：证据1，三性不持异议。证据2，该证据在一审中已经展示，且在一审中已经对其进行了说明。证据1、2、3，再审申请人证明的目的都是刘红芳为公司股东，被申请人没有意见。证据4，账户明细，仅证明公司股东身份没有异议，其他证明目的有异议。陈建辉、尹名捍的证明是表明公司租的，但是相关的金额不清楚，对两份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也不符合证明的出具格式，出具证明的主体并未到上面签名确认，只是盖章了。公司对租赁事实确认，但是对相关金额不清楚。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相关金额不清楚，因为股东的钱都卡在刘红芳的账上，所以由刘红芳支付。证据7，真实性持有异议，这属于证人证言，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参与出庭作证。证据8，字迹是曾志君没错，但是这只是作为公司的一个阶段统计，并非双方之间所有租赁的统计，公司的发货单、退货单都在陆续发生，且没有经过各方的确认。证据9，张小阳案恰恰证实刘红芳与古赠彬、钟春华在青原区项目中的合伙关系。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故本院在此不予评述，但根据双方的举证和质证，可确认再审申请人刘红芳系被申请人吉安市翔鹭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再审申请人刘红芳与一审被告古赠彬、钟春华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刘红芳称其与古赠彬、刘红芳不存在合伙关系。经查，在张小阳诉古赠彬、钟春华、刘红芳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中，青原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和本院的二审判决，均确认再审申请人刘红芳与古赠彬、钟春华系外架工程的合伙承揽人，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故对刘红芳该再审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再审申请人刘红芳称其为被申请人公司股东，其行为代表公司的行为。再审审查中，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确认再审申请人为被申请人公司的股东，但刘红芳属该公司股东的身份，并不能影响其与古赠彬、钟春华存在合伙关系。关于再审申请人刘红芳称原审判决确定的租金、赔偿款、违约金存在有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并未出庭参与应诉，在再审审查中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再审申请人刘红芳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红芳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 昶审判员 龙小毛审判员 李国红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邵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