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终3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立军，女，1954年11月9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锦州市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利铭，辽宁名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菊元支行,住所地锦州市凌河区南京路六段3-5号。主要负责人：褚继国，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雨，辽宁秋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住所地凌河区解放路五段24甲。主要负责人：张弢，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该行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雨，辽宁秋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立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菊元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703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冯立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利铭、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菊元支行的主要负责人褚继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雨，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金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立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703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判决二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向上诉人支付存款本金人民币两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从2018年10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被告付清款项之日止)；3.判决二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己提供了证据证明。首先，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卡，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证明了自己的银行卡没有丢失。其次，上诉人没有在2018年10月28日在被上诉人菊元支行网点内的ATM机分四次取款2万元，被上诉人应当对其银行卡中存款数额减少2万元及其利息承担赔偿责任。2018年10月28日10时34分24秒，上诉人存在理财账户的2万元钱在被上诉人菊元支行的自动终端自动转到了上诉人的银行卡中，并未通知上诉人。随即于10时35分49秒、10时36分20秒、10时37分04秒、10时37分41秒在被上诉人菊元支行网点内的ATM机分四次每次5000元共计2万元现金被他人取走。当时，上诉人在家中处理家务，没有到被上诉人处办理金融业务。对此，上诉人毫不知情，直到上诉人于2019年6月27日再次向理财账户存钱时才发现2万元存款己被取走。二、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天津市邮政局与焦长年存单纠纷一案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问题的函复》（民一他字【2003】第16号）规定，不能要求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取款的行为，及证实由他人取走该款项的事实。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取款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综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贵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菊元支行辩称，一、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一审认定其并未提供他人取款的证据是正确的。二、举证责任分配正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原审法院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符合最高院函复的规定，这是错误的。该函复依据的事实是银行卡异地取款，持卡人当时在天津市而取款事实发生在成都。本案的上诉人在菊元支行开户，开户后在菊元支行进行多笔金融业务，在发现2万元不见后依然在菊元支行进行了金融业务。所以上诉人提出的函复不具有参考价值。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辩称，同菊元支行意见。冯立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存款本金2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从2018年10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至被告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8年9月1日在被告处办理了中国工商银行银通卡，卡号62×××79。双方因此建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告于2019年6月27日取款时发现，自己卡中的存款2万元被他人取走，原告当即向银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通过打印的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原告的存款2万元被他人于2018年10月28日分4次通过ATM机取走，而原告从未委托他人代为取款，也从未向他人提供过银行卡或泄露过密码，原告随即向锦州市凌河区公安分局报警。被告负有保障储户资金安全，审查客户取款资料真实性的义务，现原告存于被告处的帐户资金，在原告一直持有银行卡以及从未泄露取款密码的情况下被他人盗取，被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告与被告之间依法订立的储蓄合同应当得到履行，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储蓄合同支付原告的存款，遭到被告无理的拒绝，被告违反了合同义务及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确保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21日，原告冯立军在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菊元支行处办理卡号为62×××79的银行卡，并自行设置了交易密码。2019年6月27日，原告到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菊元支行内ATM机存款时发现卡中缺少20000元，经过与银行沟通，银行当天出具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8年10月28日，该卡发生交易既通过自动终端将20000元赎回到银行卡中，并通过ATM机分四次每次5000元的数额取款共计20000元，交易后余额1356.88元，原告称此银行卡一直由其本人保管，但该款项不是其本人所取，诉至本院。再查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系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菊元支行的上级管理机构，对菊元支行的业务、人事等进行管理。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在被告处办理银行卡并自行设置交易密码且由其本人保管，现有证据证实原告卡中的2万元是通过ATM机交易提取的，其未能提供合法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是由他人取走该款项，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立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原告冯立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中“2019年6月27日，原告到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菊元支行内ATM机存款时发现卡中缺少20000元”的这一部分有异议。各方共同确认为：上诉人冯立军是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菊元支行柜台对其“节节高”储蓄账户存款时发现银行卡中缺少20000元。本院认定如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冯立军是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菊元支行柜台对其“节节高”储蓄账户存款时发现银行卡中缺少20000元。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的银行账单证明：银行卡中缺少的20000元系八个月前在被上诉人的自助终端以自助转账的方式赎回到银行卡再通过ATM机分4次被人取走。现该银行卡在上诉人手中持有，上诉人自认没有授权他人取款和泄露银行密码。而被上诉人处的ATM机取款方式：需要持银行卡并且输入正确的密码才可以操作成功，且上诉人冯立军在开立账户时已经阅知并同意遵守的《客户须知》的第三条规定：使用正确密码进行的凭密办理业务，均视为开户人本人行为。故上诉人冯立军提供的银行卡不足以证明支取款项并非是其本人的行为，对上诉人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银行监管保障存款人存款安全的义务问题。本案中，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办理储蓄存款“节节高”产品，自2018年10月28日取款20000元至2019年6月27日办理储蓄时发现被人取出，历时八个月，这期间除银行自动生成利息记录外，当事人之间没有发生存储交易。依据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要求文件第4.1.6条规定，报警系统的设防、撤防、报警及视频监控图像、声音复核等信息的存储时间应不少于30天，出入口控制信息存储时间应不少于180天。因此，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存在无法提供取款影像记录及存在过错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冯立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冯立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鸣审判员 安剑凌审判员 韩晓武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马铭阳书记员商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