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6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志刚，男，1993年10月4日生，彝族，农民，住建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江阳西路15号（保险大厦）。代表人：王敏，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浩宸，云南兴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英辉，云南兴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赵志刚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市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3民初2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志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9日02时30分，车上人员罗伟、周小华、李兴星、谢江龙及上诉人均不同程度受伤，其中谢江龙受伤最严重。在全部人受伤的情况下，车主罗伟第一时间抢救伤员，拨打120电话后，在现场将所有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之后随救护车到了医院。到医院时已经是04时左右，上诉人以及四名受伤人员陆续接受检查。车主罗伟、驾驶员李兴星除了自己做检查外，还忙着照顾其他受伤的几名人员。全部安定后，车主罗伟于上午07时左右报了保险公司，随后也报了警。整个过程，车主罗伟及驾驶员李兴星是受伤的，也是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到了医院后除了自己做检查，也忙着照顾其他受伤的人员做检查，并不存在故意或过失未及时通知。待车主罗伟再次返回现场后，车辆已经被公安机关拖走，车主以及驾驶员整个过程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车主罗伟于第二天通知保险公司和报警具有合理性，是客观事实造成的。二、被保险人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系格式合同，其中该条款第一章第十条四款规定系免责条款，被上诉人就该免责条款没有向被保险人进行过告知义务，也未向被保险人进行过提醒和详细说明义务，该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市分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交通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及其同车人员未及时报警，导致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根据罗伟、李兴星在交警部门所做《询问笔录》，2018年12月28日22时，罗伟等人驾车相约从鸡街到蒙自城区做足疗，到蒙自后未找到足疗店，即驾车准备返回鸡街。鸡街位于蒙自西边，罗伟等人驾车返回却往银河路延长线方向，即蒙自城区南边。罗伟陈述事故发生当天因下雨走错路，但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事发当天天气是晴，且本次事故中未造成罗伟等人严重受伤。按照正常人思维，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立即报警、报保险公司，有人员受伤的，应当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但事故发生后，罗伟等人未及时报警，导致交警部门对事故发生原因无法查清。二、根据保险条款约定，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018年9月26日，张德富作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投保时，被上诉人已将保险条款送达张德富，并将保险免责事由告知，张德富签字予以确认。2018年12月21日，张德富向被上诉人申请将车辆被保险人变更为罗伟，被上诉人依张德富的申请予以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二条规定：“保险人已向投保人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标的受让人以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人未向其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为由，主张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十条第四款、第四十二条七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因上诉人原因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故被上诉人不承担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川Ｅ×××××号车投保人系张德富，被上诉人已将免责事由告知投保人张德富。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主要是依据上诉人及其同车人员询问确定事故发生时间及驾驶员，不排除有替换驾驶员、酒驾等行为，因上诉人原因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被上诉人不承担本起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三、被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合同具有相对性，张德富与被上诉人订立保险合同，后张德富申请将被保险人变更为罗伟，根据合同相对性，被上诉人的合同相对人系罗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系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特殊规定。上诉人并非主张被上诉人在川Ｅ×××××号车交强险或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而是在川Ｅ×××××号车车上人员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在法律没有规定上诉人有权直接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明显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针对被上诉人是否适格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予以纠正法律适用后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赵志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在投保义务范围内赔偿原告人损款1496.16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9日，李兴星驾驶川Ｅ×××××号牌小型汽车沿蒙自市银河路由北向南方向行驶（车载谢江龙、罗伟、周小华、赵志刚），约02时30分许行至蒙自市处时，车辆驶／离有效路面与道路外树木相撞，造成李兴星、谢江龙、罗伟、周小华、赵志刚受伤、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当天03时52分，原告被送往蒙自市人民医院检查治疗，初步诊断为：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左侧头顶部软组织挫伤。住院治疗至2018年12月31日，支付医疗费896.16元。2019年1月30日，蒙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532522201800000028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因事故发生时，当事人未保护现场，未及时报案，导致现场部分证据丢失，无法证实事故发生时车辆驾驶员是否有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导致此次交通事故的成因无法查清。”川Ｅ×××××号牌小型汽车系罗伟于2018年12月20日以90000元向张德富购买，于2018年12月21日办理保险人变更手续。川Ｅ×××××号牌小型汽车在被告处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为133900元、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150000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金额为2000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每座金额为2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8年9月30日0：00起至2019年9月29日24：00止。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三章第四十二条第七款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原、被告是否适格；二是被告对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以上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评判如下：一、关于原、被告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第二款“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规定，车上人员责任险，是指以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为保险标的的责任保险，是一种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为第三人乘客的利益设立的条款。在该条款中，作为第三人的乘客不是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不需要在合同上签字，也不需要通过其代理人参加合同的订立。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在订立合同时，事先不需要征得第三人乘客的同意，只要条件成就时，第三人乘客如果不拒绝，就可以依据该合同享有接受保险人的履行和请求其履行的权利，保险人也负有向第三人乘客履行的义务。故原告作为保险受益人，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被告作为保险合同的义务人，负有向乘客赔偿保险赔款的义务。故，原、被告的主体适格。二、关于被告对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员的重要职责之一是保护现场，及时报警；乘车人应当予以协助。同车人罗伟作为投保人、李兴星作为车辆驾驶人，虽因事故受伤，但从医院出具的病情诊断证明来看，其伤情并未达到不能报警的程度，不存在不报警的合理性。在完全可以报警的情况下未报警，并且其不报警的行为导致事故的性质、原因无法查清。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三章第四十二条第七款的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本案中，由于投保人和驾驶人在完全可以报警的情况下没有报警也未保护现场，并且其行为导致事故的性质、原因无法查清，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对其诉讼请求，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志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志刚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法律具有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作用，法律应承担社会价值的导向责任，从而实现对合法行为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作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必须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处置措施是否得当关系到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关系到交通畅通和交通秩序的保障，同时，也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时、正确处理交通事故有着重要的影响。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员的重要职责之一是保护现场，及时报警；乘车人应当予以协助。罗伟作为投保人、李兴星作为驾驶员，虽因事故受伤，但根据蒙自市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其伤情程度并不影响其及时通知保险人和报警。蒙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9年1月30日作出第532522201800000028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因事故发生时，当事人未保护现场，未及时报案，导致现场部分证据丢失，无法证实事故发生时车辆驾驶员是否有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导致此次交通事故的成因无法查清”，故因本案交通事故当事人未能及时报警及保护现场，最终导致交警部门无法对事故发生的经过、性质、原因作出准确判断，无法查清本次事故责任，同时，交警部门也不能客观、准确的认定事发时驾驶员的驾驶状态，对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醉驾、毒驾等不法驾驶状态无法作出判断，涉案交通事故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重大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的规定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一章第十条第四款的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认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一章第十条第四款系格式条款，被上诉人未就该免责条款向被保险人进行过告知、提醒和详细说明义务，系无效条款的上诉理由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二条“保险人已向投保人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标的受让人以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人未向其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为由，主张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被上诉人已经就保险条款的免责事由向投保人张德富尽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上诉人主张该条款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赵志刚系川Ｅ×××××号车的乘车人，其系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的受益人，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向被上诉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双方均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综上所述，上诉人赵志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赵志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芳审判员  李 涌审判员  张 航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思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