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再37号上诉人（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郑家朝，男，197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周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正谷，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寅翼，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朱绪娥，女，198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现住上海市虹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阿艾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杨高北路2001号市场商务楼三层305室。法定代表人：朱绪娥，法定代表人。上列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成，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束强（SHUQIANG），男，1959年10月11日出生，澳大利亚国籍,住AUSTRALIA。上诉人郑家朝因与被上诉人朱绪娥、上海阿艾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艾阿公司）、束强（SHUQIANG）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民再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家朝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朱绪娥、上海阿艾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均对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还款计划》上加盖的朱绪娥的印章系专用的法定代表人印章是错误的。第一，上诉人在原审中陈述“看支票上的章与还款计划上的章一致”是针对签字盖章是否伪造而言，并非认定朱绪娥以法人身份加盖法人章。第二，在7年的诉讼过程中朱绪娥从未向法庭提交过个人使用的印章以界别为票据而使用的法定代表人印章。第三，朱绪娥自认在《还款计划》上加盖的个人印章是私章，原判决不应推定改变当事人的自认证据。第四，朱绪娥签字或盖章的行为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是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其二是代表个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并由个人承担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不能推定《还款计划》上朱绪娥自认的个人私章与公司曾经使用票据上的法人章一致就认定朱绪娥在《还款计划》上加盖印章的行为是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二、上诉人认为朱绪娥在《还款计划》上加盖的印章是代表其个人作出的担保意思表示。第一，从《还款计划》的书写形式看，从常理分析，如果担保人只是阿艾阿公司一人，在盖上阿艾阿公司公章后，可以说此时文件已制作完毕，完全没有必要在公章之上再写上“担保人：朱绪娥”的字样，故可以理解“担保人：”后有两个担保主体，一个是阿艾阿公司，一个是朱绪娥个人。第二，束强有权代理朱绪娥在担保人一栏中签字或盖章。朱绪娥自认“其作为法定代表人仅是挂名，阿艾阿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束强”。双方对担保人落款处朱绪娥签字是束强所签无争议，鉴于束强和朱绪娥之间的特殊关系，双方之间具有授权代理关系。第三，朱绪娥辩称签署《还款计划》时不在场，应当根据证据规则向法院举证不在场的证据。朱绪娥在《还款计划》上加盖公章和私章即可推定朱绪娥当时在现场，上诉人已经完成了朱绪娥在场的举证义务，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承担朱绪娥不在场证据的举证责任是不公平的。被上诉人朱绪娥不同意郑家朝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并辩称：第一，用作质押的阿艾阿公司支票上的朱绪娥姓名章与本案《还款计划》上的朱绪娥姓名章可以被认知为同一枚章，《还款计划》上的“朱绪娥”姓名章系用于公司经营活动而非个人私人事务，如果上诉人持相反意见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第二，朱绪娥未自认过“私章”，其在（2014）闵民一（民）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中所称的“个人私章”指的是“法定代表人姓名章”，系出于公司经营方便而与公司公章一起放在公司。第三，朱绪娥不认识上诉人，不知晓束强向上诉人借钱，《还款计划》出具时其不在场，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朱绪娥出现在《还款计划》签订现场以及证明朱绪娥在场却不亲自签名且解释为何上诉人未要求朱绪娥亲自签名。第四，从《还款计划》内容上看，《还款计划》上无朱绪娥提供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只能反映出阿艾阿公司担保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阿艾阿公司、束强（SHUQIANG）未发表答辩意见。2012年11月28日，郑家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束强返还郑家朝借款500万元；2、束强给付以500万元为基数，以月利率2%为标准，从2011年7月2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计算的利息；3、阿艾阿公司、朱绪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由阿艾阿公司、朱绪娥、束强承担。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2011年5月4日，束强因经营之需向郑家朝借款500万元。当日，郑家朝通过其妻刘某的银行账户向束强名下账户银行汇款500万元。束强收款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兹借郑家朝伍佰万元正，月息3%，每月支付利息15万元，借期7个月（2011年5月4日至2011年12月3日）到期归还现金，汇至刘某工行七宝支行XXXXXXXXXXXXXXX6277。借款期限届满，束强支付了利息27万元，余款未还。2012年3月6日，束强向郑家朝出具《还款计划》一份，载明：本人欠郑家朝先生500万元正（借款日期2011年5月4日），利息为月息3%，已还利息27万元，我计划在2012年5月3日前还清本息。阿艾阿公司、朱绪娥作为担保人在《还款计划》上签字盖章。事后，束强未依约还款，郑家朝自行催讨无果，遂以诉称理由于2012年11月28日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原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束强因经营之需向郑家朝借款，由此形成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依据郑家朝提供的相关银行转账凭证及借条，在没有相反证据情况下，应当认定郑家朝主张的束强向郑家朝借款500万元的事实属实。现郑家朝要求束强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予以支持。束强逾期拒不还款，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郑家朝要求其支付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及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也予以支持。朱绪娥、阿艾阿公司自愿为束强提供担保，郑家朝在保证期间内要求朱绪娥、阿艾阿公司还款，合法有据，朱绪娥、阿艾阿公司未履行担保责任，郑家朝有权起诉要求朱绪娥、阿艾阿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阿艾阿公司、朱绪娥、束强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视为其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于2013年7月8日作出（2012）闵民一（民）初字第17497号民事判决：一、束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郑家朝借款5,000,000元；二、束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郑家朝按借款本金5,000,000元计，自2011年7月2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三、阿艾阿公司、朱绪娥对上述第一、二项束强之应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朱绪娥不服一审法院（2012）闵民一（民）初字第17497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一审法院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2014）闵民一（民）申字第4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一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民事判决的执行。一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该案再审查明，除担保一节事实之外，原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基本正确，再审予以确认。该案再审另查明，束强于2012年3月6日出具的《还款计划》还载明：“此借款由上海阿艾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担保人出具支票一张，票号XXXXXXX”。该《还款计划》落款处写有“借款人束强SHUQIANG担保人阿艾阿国际朱绪娥”，同时加盖有“上海阿艾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及“朱绪娥”字样印章。该案再审过程中，郑家朝就《还款计划》的形成过程作如下陈述：2012年3月6日，郑家朝事先与束强联系好后至阿艾阿公司所在地。束强对郑家朝说其资金比较紧张，能否拖延2个月，并提供阿艾阿公司的支票，但郑家朝认为空白支票起不到担保作用。束强又提到了朱绪娥，还提到朱绪娥有一套房产，并将房产证给郑家朝看，房屋权利人是朱绪娥，当时束强、朱绪娥都在场。还款计划上所有的文字，包括朱绪娥的签名都是束强本人写的，私章是朱绪娥本人拿出来盖上去的，公章可能是束强盖的。朱绪娥则陈述，其与束强系朋友关系。阿艾阿公司是由束强出资并经营，其作为法定代表人仅仅是挂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束强。为便于公司经营，公司的公章及其个人私章均放在公司。其不知晓束强向郑家朝借款500万元的事，束强出具《还款计划》时其也不在场。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审认定束强欠郑家朝借款500万元及相应利息之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再审予以确认。朱绪娥称郑家朝与束强之间的借款事实不清之主张，因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审判决主文第一、二项应予维持。再审的主要争议在于：1、谁是涉案债务的担保人；2、担保人的担保期间是否已过，其担保责任是否免除。关于争议1，郑家朝陈述，阿艾阿公司与朱绪娥分别在《还款计划》的担保人栏盖章，且其均没有对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据此阿艾阿公司和朱绪娥个人均应作为担保人对所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朱绪娥则主张其作为阿艾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束强的借款情况以及束强或他人在《还款计划》上盖章的行为均不知晓，《还款计划》中公章的加盖行为并非代表公司意志，朱绪娥的签名也不是其本人所签，故担保合同关系不成立。即便法院认定担保关系存在，也仅仅是阿艾阿公司作为担保人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与朱绪娥个人无关。对此，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涉案《还款计划》担保人栏书写有“阿艾阿国际”和“朱绪娥”字样，并加盖“上海阿艾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及“朱绪娥”字样印章，通常，在阿艾阿公司与朱绪娥之间无特殊关系，且当事人对签名及印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的情况下，阿艾阿公司及朱绪娥均应为该债务的担保人。但经查，朱绪娥系阿艾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朱绪娥在担保人栏签字、盖章的行为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是作为阿艾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履行的是公司的职务行为；其二是代表其个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个人承担。基于此，一审法院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综合判断。首先，从《还款计划》中关于“此借款由上海阿艾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担保人出具支票一张……”的内容以及担保人栏加盖有阿艾阿公司公章来看，阿艾阿公司对其作为担保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结合朱绪娥陈述平时公司由束强经营，公章放于公司，现其对该公章的真实性亦未持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阿艾阿公司应为涉案债务的担保人。其次，债权人郑家朝陈述，该《还款计划》包括朱绪娥签名在内的所有文字均由束强书写，虽然其主张朱绪娥当时也在场，但朱绪娥对此予以了否认，现郑家朝未就该节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且郑家朝任由束强书写完《还款计划》的全部内容而未要求在场人朱绪娥本人在担保人栏签字的做法有悖常理，故一审法院认为朱绪娥对《还款计划》的形成过程并不知情，其也没有作出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因此，即便担保人栏由束强加盖有朱绪娥的印章，该行为亦是朱绪娥作为阿艾阿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履职，系阿艾阿公司对涉案债务作担保的进一步补强和完善。综上，郑家朝主张朱绪娥亦应作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审认定朱绪娥为担保人并判定其承担担保责任不当，再审应予纠正，故原审判决主文第三项应予改判。关于争议2，朱绪娥认为，即便阿艾阿公司的担保成立，也已经超过担保期间，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郑家朝则主张其在六个月内向债务人及担保人主张权利，没有超过担保期间，担保人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再审认为，阿艾阿公司作担保时并未约定保证方式，因此，其所作的担保应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法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还款协议》约定的最后还款日为2012年5月3日，阿艾阿公司的保证期间即为自该日起六个月。现郑家朝已于上述期间向一审法院递交诉状，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履行义务，没有超过担保期间。故原审关于阿艾阿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认定于法有据，再审予以维持。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束强、阿艾阿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据此，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10日作出（2014）闵民一（民）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法院（2012）闵民一（民）初字第174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一审法院（2012）闵民一（民）初字第1749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原审被告上海阿艾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束强（SHUQIANG）之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郑家朝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郑家朝、阿艾阿公司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6）沪01民再63号民事裁定，认为一审判决对于朱绪娥在涉案借款法律关系中的地位等事实未予查清，故裁定：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4）闵民一（民）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经重审对事实认定如下：一审法院（2014）闵民一（民）再初字第6号再审查明的事实正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另查明，朱绪娥在阿艾阿公司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留存一枚个人印鉴章。一审法院审理中，郑家朝称用于担保的支票无法提供原件，经比对，郑家朝提出，该个人印鉴章与《还款协议》上朱绪娥加盖的个人印章并非同一枚印章。朱绪娥则认为，两印章系同一枚印章。一审法院还查明，根据上述（2014）闵民一（民）再初字第6号案件中2015年1月12日的谈话笔录中记载内容，郑家朝确认“朱绪娥让束强书写整个还款计划，但是盖的公司的章是朱去房间拿了后自己盖的，签名是由束强代签的。郑看支票上的章与还款计划上的章一致，就认为担保成立了”。一审法院审理中，郑家朝陈述，束强在协商还款时提供阿艾阿公司的支票作抵押，但郑家朝认为空白支票起不到担保作用。故束强又提到朱绪娥有一套房产，并将房产证给郑家朝看，房屋权利人是朱绪娥，当时束强、朱绪娥都在场。《还款协议》担保人落款处是先盖朱绪娥印章及签名、再手写添加阿艾阿公司名称；而且朱绪娥也承认公司印章及本人印章均由其保管，故足以证明签约时朱绪娥就在现场并同意对还款事项进行个人担保。朱绪娥则表示，对于束强的借款情况以及束强或他人在《还款计划》上盖章的行为均不知晓，《还款计划》中朱绪娥的签名也不是其本人所签，故担保合同关系不成立。即便阿艾阿公司作为担保人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也与朱绪娥个人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再审认定束强欠郑家朝借款500万元及相应利息之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应予以确认。再审对维持原审判决主文第一、二项的理由正确、结论无误，应予以确认。再审认定郑家朝在《还款协议》约定的最后还款日六个月内向一审法院递交诉状，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履行义务，没有超过担保期间证据充分，于法有据，应予维持。关于朱绪娥应否承担法律责任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相关事实，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一方面，从《还款协议》签字及在场人员的角度来看，根据郑家朝及朱绪娥均确认的事实，可确认《还款协议》上的签字系束强代签，并非朱绪娥本人所签，在此前提下，郑家朝虽主张签字时朱绪娥本人也在现场并同意其个人对相关事项予以担保，但朱绪娥对该节事实予以否认，郑家朝并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朱绪娥在场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郑家朝的相关陈述难以采信；另一方面，从《还款协议》上加盖朱绪娥印章的角度来看，郑家朝虽提出《还款协议》上朱绪娥印章与其在阿艾阿公司开户行留存的个人印鉴章不一致，但郑家朝在（2014）闵民一（民）再初字第6号案件再审过程中陈述“看支票上的章与还款计划上的章一致”，由此可表明，支票及《还款协议》上的章表面上基本一致，并无明显差别。现郑家朝无法提供支票原件，造成印章一致性无法通过司法鉴定等方式予以确认，故结合支票管理的相关规定，可推定《还款协议》上加盖的印章系为票据而专用的法定代表人印章，此与朱绪娥个人使用的印章存在明显区别。故郑家朝主张以朱绪娥加盖印章的事实为依据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亦难以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郑家朝主张朱绪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应由其对此承担相关的举证责任，但郑家朝并未就此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故郑家朝主张朱绪娥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审认定朱绪娥为担保人并判定其承担担保责任不当，应予纠正，故原审判决主文第三项应予改判。束强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作出（2016）沪0112民再5号民事判决：一、维持（2012）闵民一（民）初字第174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2012）闵民一（民）初字第1749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上海阿艾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束强（SHUQIANG）之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郑家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80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束强（SHUQIANG）、上海阿艾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再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800元、公告费人民币1,207.83元、涉外送达费用387.83元，由朱绪娥负担。郑家朝不服上述（2016）沪0112民再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在本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朱绪娥个人是否为系争债务作过担保并应承担担保责任。对此，首先应明确双方上述争议焦点集中体现的争议事实是：签署上述《还款计划》时被上诉人朱绪娥是否与郑家朝、束强一起在现场共同参与签署，或朱绪娥是否有个人为系争借款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对此，郑家朝主张其与束强、朱绪娥共同在场参与签署该《还款计划》，且该《还款计划》上朱绪娥的私章是朱绪娥亲自加盖的，上面载明的内容也明确朱绪娥在《还款计划》上身份是担保人，证明朱绪娥有以个人名义担保的意思表示；而朱绪娥则否认郑家朝的该主张，并称其当时并未在场，也无签字盖章并作出过担保的行为。其次，针对上述争议的事实作出正确与否的认定，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本院据此在审理本案中应依据现可确定的有效证据判断出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对上述争议事实分别作出相反主张的郑家朝、朱绪娥对各自的主张应承担法定的举证责任。但依照上述举证规则的规定及民事诉讼案件审判的特性，法院对特定民事案件的审理是由该案的一审原告起诉引起并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依据的事实经过审理作出是否支持的裁判，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享有反驳原告主张或反诉等诉讼权利。故这一程序的特性决定了争议双方的举证顺序为先由原告针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并在达到法定证明标准可认定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后，举证责任才能转移，由被告对其反驳主张进行举证。结合本案的审理情况，应由作为一审原告的郑家朝首先对其上诉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对此其提供的唯一证据是在担保人栏处盖有朱绪娥姓名印章的《还款计划》，并称在该计划的形成过程中朱绪娥在场知道签署的全过程并亲自盖章，应有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应先分析该证据内容是否能最终认定朱绪娥有对系争借款进行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鉴于朱绪娥身份的特殊性，其是已在《还款计划》中明确为担保人身份的阿艾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本院认同一审再审意见（理由不再赘述），即朱绪娥的盖章行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作为阿艾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履行的是公司的职务行为；二是代其个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由其个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据此分析，因为上诉人自称束强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签署现场在公司里，又是束强在现场盖的公司章，故不能排除朱绪娥的章放在公司里让他人代为行使法定代表人职务时加盖朱绪娥姓名章的可能性，故上诉人仅根据《还款计划》上盖有朱绪娥姓名章的情形反推认定朱绪娥在现场的主张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同时在上诉人确认朱绪娥的签名是束强代签的情况下更不能确定朱绪娥在现场亲自参与签署《还款计划》的事实。因而在此情况下，只能分析《还款计划》的文义内容是否能确定朱绪娥存在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本案的《还款计划》正文中明确阿艾阿公司是担保人，但朱绪娥个人在正文中未被明确是担保人，而在落款担保人签字栏出现了朱绪娥的签名和盖章，如上所述朱绪娥的签名是束强代签的，故不具有代表朱绪娥的意思表示的证明效力，而如上所述朱绪娥的盖章又存在两可性。鉴于签署的文件上已明确的担保人是阿艾阿公司，因朱绪娥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上诉人提供的《还款计划》所附的由该公司签发的支票上也盖有朱绪娥的姓名章，至此上诉人应明知朱绪娥的盖章存在代表公司行使职务行为的可能性。故在不能排除朱绪娥的盖章属职务行为的可能性情况下且在未有其他证据充分印证是仅代表朱绪娥个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故上诉人对其主张的上述朱绪娥的签字盖章构成个人担保的事实未尽举证之责，因而并不能导致举证责任应转移至作为反驳方的朱绪娥，并由朱绪娥举证证明其不在签署现场且无个人担保意思表示的事实。因此，认定朱绪娥个人对系争借款存在担保意思表示的依据不足，郑家朝的相应上诉主张也不能成立。另外，上诉人提出朱绪娥与束强存在特殊关系，具有授权代理关系，束强有权代理朱绪娥在担保人一栏以个人名义签字或盖章，束强的代行签名盖章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即使朱绪娥、束强之间存在家庭成员关系，在本案特定案情中束强未经朱绪娥授权代理朱绪娥签字盖章的行为当然具有代朱绪娥作出意思表示的效力也无法律依据。最后，应指出，即使如上诉人所称，当时朱绪娥在现场，但上诉人明知朱绪娥在《还款计划》及所附支票上盖朱绪娥姓名章有代公司履职的可能，上诉人作为债权人应确定朱绪娥的签字和盖章是代表个人还是公司，且其为规避自身利益风险也应固定朱绪娥的个人担保人身份以保障其权益能确实得到实现。且因签名比盖章代表个人意愿的真实性更强，按常理上诉人应尽到审慎义务，责令朱绪娥亲自签名或在文义上更明确载明朱绪娥有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然而上诉人未尽该审慎之责导致自身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依法应为此承担风险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郑家朝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00元，由上诉人郑家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卫忠审判员  顾克强审判员  沈 洁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徐 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