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99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叶荣伟，男，1984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春兰，女，195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德彬，山东渤海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烟台华夏绿色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海岱福泽园小区1-9号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16817086447。法定代表人：王寿真，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济南爵仕城堡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天桥区西工商河路17号5号楼2－3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56974529623。法定代表人：孙任朋，总经理。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治刚，系公司职工。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治刚，男，1964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龙口市，现住龙口市。上诉人叶荣伟、朱春兰因与被上诉人孙治刚、烟台华夏绿色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济南爵仕城堡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爵士城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1民初28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叶荣伟、朱春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货款148346元并赔偿损失。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双方存在多年交易，一审中双方同意核对账目自2012年10月10日起算，此时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货款76949元，此后双方无异议的事实系：孙治刚发货十一笔计1004164元，而上诉人汇款十五笔计1132662元，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回款十三笔计1003426元；加上执行货款116632元，上诉人共支付货款1249294元，一审错误认定已付货款1120058元。2.关于双方存有争议的两笔发货，双方认可的2013年1月16日发货18900元包含在53110元当中；关于2015年1月27日39830元的发货，生效判决中已认定相关《销货清单》不是叶荣伟本人签字，本案又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系违法裁判。上述款项兑除，被上诉人应返还货款148346元，上诉人起诉依据是自2013年4月1日起算，而庭审双方同意自2012年10月10日予以起算，致出现了差额。被上诉人华夏公司、爵士城堡公司、孙治刚书面共同答辩称，上诉人上诉故意混淆账目，一审庭审中，账单明确显示2012年10月7日补货172500元，上诉人于2012年10月11日所付款项60000元及2012年10月28日所付款项69236元不在2012年10月10日之后给付货款数额中；对上诉人提出的53110元的销货清单虽非朱春兰本人签字，韩勇对账单中却有记载；对涉案的39830元销货清单上的签字虽非叶荣伟本人所签，而上诉人于2015年2月3日实际付款39830元，与该批货款相吻合。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原告叶荣伟、朱春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预付货款158546元及利息，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案件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朱春兰、叶荣伟系母子关系，被告孙治刚与被告华夏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寿真系夫妻关系，与被告爵士城堡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任朋系父子关系。华夏公司与爵士城堡公司经营范围均为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被告孙治刚在华夏公司和爵士城堡公司均负责葡萄酒销售业务，与叶荣伟、朱春兰有业务交易关系。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二原告将货款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至孙治刚个人账户。2009年12月15日，被告华夏公司与二原告签订销售合同书，约定由二原告代理销售葡萄酒，被告孙治刚作为华夏公司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公章，但二原告未在该合同上签字，该合同也未实际履行。2013年4月1日，被告爵士城堡公司与温岭市海量酒行（登记名称“温岭市太平海量酒经营部”，经营者朱春兰，已注销）签订销售协议书，约定由温岭市海量酒行为“台州南（路桥、黄岩、玉环、温岭、椒江）、大荆地区济南爵士城堡酒业葡萄酒系列产品及乙方现代理甲方产品的总经销商”，被告爵士城堡公司和被告华夏公司均作为落款单位在合同落款处加盖公章，原告叶荣伟作为温岭市海量酒行的代表人在协议上签字。双方虽在合同中约定应将货款付至甲方账户，但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原告仍一直将货款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至孙治刚个人账户。2015年10月14日，华夏公司向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要求叶荣伟、朱春兰给付葡萄酒货款125232元，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是2015年1月27日最后一次交易，叶荣伟称销货清单上的“叶荣伟”签字非其本人所签，他们也没有收到该批货物，经鉴定，该清单上的签字不是叶荣伟本人所签,故该案中对该销货清单上的货款未予认定。2017年4月21日，法院做出（2015）龙商初字第88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叶荣伟、朱春兰给付华夏公司葡萄酒货款116632元。叶荣伟、朱春兰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日做出（2017）鲁06民终325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3月26日，叶荣伟、朱春兰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孙治刚，主张孙治刚将应付给华夏公司的116632元据为己有，要求返还。该案审理中，爵士城堡公司出具证明称孙治刚系其公司销售经理，截止至2015年2月6日，孙治刚已将叶荣伟、朱春兰所付货款753426元（含支付给华夏公司的116632元）以现金形式分批全部交至公司。法院于2019年1月23日做出（2018）鲁0681民初218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2018年7月3日，华夏公司申请执行，经法院（2018）鲁0683执1283号案件强制执行，叶荣伟、朱春兰履行了付款责任。审理中，被告华夏公司、爵士城堡公司同意在本案中共同核算与二原告的账目，共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二原告与被告华夏公司、爵士城堡公司于2013年4月1日签订销售合同，此前双方就存在业务交易关系，二原告主张其预付货款超出实际发货数额，要求三被告返还。华夏公司与爵士城堡公司同意共同与二原告进行对账结算，共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也符合二原告的诉讼主张，法院予以采纳。二原告以被告孙治刚系华夏公司与爵士城堡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由，要求孙治刚共同承担责任，三被告均不认可，二原告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包括：一、双方交易结算的对账节点的确定。二、双方存在争议的两批货物能否认定二原告已接收。原告主张双方于2013年4月1日签订协议时，已将此前的所有交易账目结清，三被告不认可，主张二原告到签订协议时仍欠部分货款，不应以签订协议时间作为双方账目的核对起始时间，二原告不能提供签订协议时双方将此前所有交易账目结清的证据，法院对二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三被告提供了原告叶荣伟于2012年10月10日出具的76949元欠条复印件一张，双方对该欠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法院予以采信，以该时间作为双方核对全部账目的具体时间节点。二原告称该欠款已经还清并收回欠条原件，三被告对此表示认可，则该还款必然包含在此后二原告给付的货款当中。通过双方举证和质证，发生在2012年10月10日后的交易的，双方均无异议的发货包括：2012年10月26日11550元、2012年11月16日60000元、2013年1月16日18900元、2013年1月29日81077元、2013年4月6日87278元、2013年10月8日112850元、2013年10月22日104954元、2014年1月6日181100元、2014年1月19日32800元、2014年9月15日90365元、2014年12月7日119340元，合计1004164元；存在争议的发货有两笔：2013年1月16日53110元、2015年1月27日39830元。双方对2012年10月10日之后的回款情况（13笔共1003426元）均无异议，加上二原告因（2015）龙商初字第880号案被执行货款116632元，共计已付货款1120058元。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卖方通过物流公司交付货物，收发货凭证（即本案中的销货清单）是履行交付义务的重要证据，但不能仅以收发货凭证是否签字或是否本人签字作为唯一认定依据，机械判断卖方是否完成交货义务，应当结合案件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综合判断。本案中被告提供的2013年1月16日53110元的销货清单虽然非原告朱春兰本人签字，但从单据的填写格式、内容等情况看，与其他发送给二原告的销货清单高度一致，在二原告提供的韩勇对账单中也有明确记载，且在后面特别加注了该批货物的部分退货情况，二原告称是韩勇记录错误，当时没有注意，并称该批货是发给另外一家代理商，但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从双方交易历史看，二原告的付款以整额付款为主，也有针对前一批发货付款的情况（如：2013年10月8日发货112850元，2013年10月24日打款112850元），2015年1月27日39830元销货清单上的签字虽非原告叶荣伟本人所签，但二原告在2015年2月3日实际付款39830元，与该批货款完全一致，时间连贯合理，能够认定该笔付款是针对该批发货的付款而非预付款，该次交易已经完成，二原告未收到货物而给付了货款，显然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二原告仅以销货清单非本人签字为由主张未收到货物，要求退款，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存在争议的两批发货虽然并非二原告本人签字，但结合本案查明的情况，二原告已实际收到上述两批货物具有高度盖然性，法院予以认定。综上所述，被告华夏公司、爵士城堡公司与二原告于2012年10月10日对账、原告叶荣伟出具欠条后，被告华夏公司、爵士城堡公司共计给二原告发货13批1097104元，加上对账时二原告欠货款76949元，2012年10月10日之后二原告共应付货款1174053元，二原告实际共付货款1120058元，低于应付货款，故二原告主张其付款超过应付货款，要求返还，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7日判决：驳回原告叶荣伟、朱春兰要求被告孙治刚、烟台华夏绿色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济南爵仕城堡酒业有限公司返还预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71元，由原告叶荣伟、朱春兰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持有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的当事人，推定其为涉案买卖合同的债权人，相对方予以否认的，应由相对方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依庭审查明的事实看，当事人双方自2009年至2015年多有业务往来，发货与付款基本系陆续进行，上诉人以2013年4月1日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作为时间节点向被上诉人主张返还货款，被上诉人持有异议，并以2012年10月10日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提出抗辩，经审核该欠条（对账单）系当事人双方对之前往来业务的对账确认行为，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华夏公司、爵士城堡公司与上诉人于2012年10月10日对账并出具欠条后，被上诉人共计给上诉人发货十三批1097104元，加上对账时所欠货款76949元，合计货款数额为1174053元，而上诉人实付货款数额为1120058元，现上诉人提出异议；经审核，因被上诉人提供的货物因质量问题被相关部门处罚并导致退货，从而产生了被上诉人于2012年10月7日另行发货值172500元，双方对账之时该笔货物并未到达，故上诉人于2012年10月11日所付款项60000元及2012年10月28日所付款项69236元不应计算在2012年10月10日之后给付货款数额中，且被上诉人已对此给出了合乎交易习惯的解释，应予采信。关于双方存有争议的两笔货物能否认定的问题，涉案的53110元的销货清单虽非朱春兰本人签字，而单据的格式、内容等与其他的销货清单一致，且韩勇对账单中也有记载；涉案的39830元销货清单上的签字虽非叶荣伟本人所签，而上诉人于2015年2月3日实际付款39830元，与该批货款相吻合；一审据此认定该付款为货款而非预付款，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异议，却不能确实充分的反证加以证明，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67元，由上诉人叶荣伟、朱春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景波审判员  于 青审判员  刘 腾二〇二〇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田欣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