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03民终10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锡铭，男，1952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温州瓯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瓯海辽东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辽东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N2330304145281798k。法定代表人：黄俊义。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磊，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捷峰，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锡铭因与被上诉人温州市瓯海辽东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辽东村经济合作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4民初3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锡铭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办理坐落于温州市瓯海区安置房屋的产权证，向上诉人发放4.33平方米面积的安置房指标卡。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对安置房的定性和法律适用错误。（一）、关于安置房地方政策渊源。上世纪80-90年代，征用土地只有国家单位或国营企业实行土地征用。土地被征用之后，国家对失土农民实行劳动就业安置，故有“农民工”一词，当年确有大量土地被征用后而进入国营企业或国家单位的“农民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国营企业改制取消职工终身制，实行买断工龄，有的实行股份制改革，再实行国企不招工，已进入国企的正式工人“农民工”同样买断，故“农民工”一词成历史被人遗忘。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大量民营企业掘起，需要扩大生产，实行征用土地，但不能再按被征地失土农民而安置劳动力就业，故只得由地方政府设法解决失土农民的劳动就业。温州当时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温州市政府率先于1994年出台以返回劳力安置土地和建造劳力安置房获取经济利益作为失土农民劳力安置补偿，以此解决失土农民劳动就业后顾之忧，即温州原以“农民工”解决就业，转为以劳力安置房解决失土农民劳动就业。自1994年开始至今，温州该项地方政策己实施二十五年，且该项地方政策是温州独有，未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调研视野，也未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规范。因此，上述安置房是属地方政策，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调整的范围。（二）、劳力安置房返回土地归属。返回土地建造劳力安置房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源于农民承包土地被征用后失业而产生的经济利益，故该经济利益是解决失土农民劳动就业，并非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经营或衍生积累的财富，这是本案所争议的关键焦点。所以谁家土地被征用，即按政策规定和被征用的土地亩数获得劳力安置房平方面积。如按原判认为上述经济利益是村集体财产而由全体村民讨论分配决定，那么，被征地的农民不能全额获得政策规定的劳力安置房利益，其失地后就业安置将如何解决？而未被征用的农民也同样获得劳力安置房经济利益，此怎能显示公平？最早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又要参加第二次劳力安置房经济利益分配，但劳力安置房是整体固物，又不能细化分割和零星分配，这将如何平衡早征用和迟征用土地农民之间的利益？如何解决因此导致的利益争议？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辽东村（以下简称辽东村）原有土地708亩，分7次被征用，至今已被征用完毕，其中每次对劳力安置分配都没有村民会议或代表会议讨论决议记录，那么已经分得劳力安置的是否都属于“非法”取得？以往实际中，劳力安置房登记时只需村委会盖章而不需要提供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记录，足以证明房产部门对劳力安置房的来源和归属也已有统一的认识和规定。（三）、关于劳力安置房的实际分配方式。辽东村与其他村一样，被征地户根据政策规定均应获得劳力安置房，应获得的劳力安置房平方面积按规定系被征用耕地面积的一定比例乘以被征用土地亩数，故劳力安置房分配无需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实际中辽东村历次土地被征用后对劳力安置房的分配也没有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规定的决议记录，该事实也己由原判审理查明，原判却认为住宅用房安置指标需要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分配，显与事实不符。（四）、如果劳力安置房分配须经村民会议或代表会议讨论作出，那么现均己办理产权而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辽前花苑18户安置房，均属于“非法”取得的劳力安置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虽然上诉人根据本案民事判决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准确无疑，但上述规定的行政诉讼时效漫长，将不知有多少行政案件以本案民事判决为据而提起行政诉讼，且针对请求撤销该18户己登记的产权证问题，法院还必然面临就同一事实分别作如何认定和判决。二、关于《梧田街道辽东村辽前花苑三产安置房认购证明单》的证据“三性”及效力。上诉人一审期间提供的上述《证明单》（以下简称诉争证明单）是针对辽前花苑劳力安置房分配的统一设计格式，其上面有徐长秀书写的上诉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当时徐长秀提供给上诉人的有七、八张纸，其中包括诉争证明单，都是关于征地补偿和安置事宜的帐册。后来上诉人发现诉争证明单没有填写上诉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遂要求徐长秀重新填写，徐长秀当场没有拒绝，也没有告知上诉人其本人已经离职而不能填写；但这其实是平常的事，如某人己退休，而在职时尚有未办理之事，单位要求将未办理之事继续办理，也属正常现象，故不属于无效。诉争证明单上盖有被上诉人的印章，一审审理质证明时，被上诉人对该证明单上所盖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故诉争证明单的客观真实性无疑。诉争证明单上有上诉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和案涉安置房的房号、面积及位置，故其作为证据的关联性无疑。诉争证明单来源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诉争证明单来源非法。虽然徐长秀接受法院谈话中称自己填写诉争证明单系迫于压力，但该谈话笔录系其私下与审判员所作，其又不敢出庭与上诉人当庭对质，同时该谈话内容并没有谈及上诉人对该证据或以贿买、威胁、盗取等非法手段取得。故诉争证明单合法性也无疑。因此，诉争证明单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三性”要求，应予采纳。况且原判中也没有对该证明单作否定的表述，应视为采纳的认定。三、关于劳力安置房建造出资的事实。原判认为“本案中案涉安置房系温州道桥处征收辽东村集体土地后，由村集体对返回的住宅安置房用房指标进行统一建设所成，现未有证据显示该统一建设的住宅安置用房指标中包括含原告的住宅用房安置指标，且原告也未有缴纳建房款的行为，案涉安置房的建房款由集体组织的其它成员代为缴纳。”实际情况是，因被上诉人无能力对土地被征后返回的劳力安置房用地建造安置房，时值上诉人任职村主任，遂由温州道桥处负责建造，所建资金全部由道桥处代付，建造完毕后整体验收，交付时才由落实的农户以每平方造价2500元一次性交纳。辽东村并没有建设安置房的建造帐本，故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各户预缴建房款的清单证据，原判对上述有关事实认定不清，不能作为判决的理由和依据。此外，上诉人在本案二审审理中提交的补充上诉状中称，辽东村委会已于2019年5月10日撤销，故不再有村委会或村民代表会议，也不再存在本案相关事项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问题。上诉人一审起诉是将被上诉人作为一审被告，而被上诉人与辽东村委会是两个不同组织，故本案当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特别法的适用特别法，故作为普通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也不适用于本案，本案应当按照《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组织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依法保护上诉人的权利。还有，上诉人在本案二审审理中当庭补充提出了辽东村因未授权故村民代表会议无效、涉案财产不属于集体财产而属于失地村民的财产等上诉理由，具体内容已在本案二审询问笔录中载明，其中大部分内容的要点与上诉状或补充上诉状中的上诉理由一致，在此不再重复。辽东村经济合作社辩称，一、原判对案涉安置房的性质认定和法律适用无误。（一）、关于案涉安置房性质。案涉安置房系辽东村集体土地被温州道桥处征用后由村集体在三产返回安置用地上建成的安置房，而安置房指标则是因集体土地征收后所得的补偿形式。两者系村集体所有财产和财产权益。（二）、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刻意引入所谓的“劳力安置房”概念，意在混淆本案基本事实。不论案涉安置房是三产安置房还是劳力安置房，其根本性质就是基于村集体土地征收、村集体自建或代建房屋等一系列法律行为和事实产生的普通房屋。作为村集体所有财产，安置房指标和安置房如何在村集体内部分配等问题，当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的调整范围，故原判适用法律正确。（三）、辽东村先前如何分配，是否存在瑕疵，并非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诉请要求分配安置房指标对应的是2017年度辽东村集体土地征收后的土地征收补偿权益分配，与辽东村先前土地征收补偿权益分配无关；辽东村集体历次安置房分配是否经村集体决议、分配程序是否存在瑕疵，也与本案无关，并非本案争议焦点。二、关于诉争证明单相关问题的回应。（一）、诉争证明单并不能作为获得征地补偿的依据。首先，上诉人名下2.06亩承包地已于1996及1997年被收回用于“寮前第二次联建房建设项目”，这一事实已经生效判决认定。结合本案一审的庭审、双方的举证情况及一审法院的查证，都明确了上诉人在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期间未领取土地承包权证。故上诉人缺乏要求获得征地补偿权益的权属依据。诉争证明单本身只是村集体向征地单位出具的内部程序性文件，而不能用于证明上诉人享有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更不能作为其获得补偿权益的依据。（二）、上诉人提交的诉争证明单不合法，内容不真实。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声称诉争证明单系2015年期间由案外人徐长秀提供，但徐长秀对此予以否认，并且上诉人关于诉争证明单何时取得在一审中也出现过自相矛盾的陈述。此外，上诉人又自认诉争证明单由其取得时未填写上诉人姓名和身份证号，是上诉人自己后来找徐长秀填写的。徐长秀则表示诉争证明单是上诉人于2019年初找到其住处强行要求其填写的，当时其已离职且中风，上诉人在一审中称自己不知晓徐长秀的住处，与徐长秀的上述陈述也是相矛盾的。上述种种表明上诉人对于诉争证明单的陈述存在虚假。此外，徐长秀于2018年9月因中风而离职，此事在村内是公开的事实，上诉人同样也是知晓的，故徐长秀当时已不是村集体所聘用的工作人员，其所填写的诉争证明单并不能代表村集体，并且诉争证明单的形成过程不合法，故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另外，诉争证明单中包括“经摸文认购”等的内容也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未取得安置房指标，也从未参与摸文认购，说明真实性也有问题。谈话笔录系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下午四点在法院院内所做，上诉人称该谈话笔录形成于本案一审第二次庭审之后，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向本案有关人员调查取证并且在法院院内做谈话笔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且该谈话笔录已在本案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经双方质证，故该谈话笔录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单凭诉争证明单不能作为上诉人享有相关征地权益的依据。三、针对安置房建造出资的问题。安置房系村集体以返回的用房安置指标统一建设而成，在此过程中，村集体组织相关村民摸文及认购，并最终由相关村民缴纳建房款。而上诉人从未分配到相关安置房指标，也从未参与摸文，更未缴纳建房款。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安置房指标返还、安置房建设、分配、认购等一系列过程历经多年，而上诉人在此期间曾担任村主任，却从未参与该过程，其真正原因就是上诉人很清楚自己不具有权属依据，不享有相关的权益，加上又因侵占涉及刑事犯罪，故不敢违规获取相关权益。上诉人提到的所谓缴纳购房款的时间和是否预缴等问题，均非本案审理的焦点，也非一审判决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故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四、关于村改居的相关问题。首先，根据瓯海区人民政府《关于瓯海区梧田街道辽东村征地补偿方案的批复》以及《温州市市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安置房指标是征地主体发放给村集体的权益，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后基于土地所有权的消灭而给予村集体的补偿，该补偿属于村集体所有的财产，而非被征土地的承包经营户个人或其他个人所有的财产。所以，在辽东村还未实行村改居的时候，村集体对集体资产进行分配，必然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相关程序进行决议。而本案立案受理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早于辽东村“村改居”的批文时间，故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无不当。其次，即使辽东村村委会因“村改居”撤销，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的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结合《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可以明确，被上诉人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负责对村集体资产进行经营管理，而且代表社员行使集体财产所有权。被上诉人方也特意咨询了温州市农业农村局政策与改革处，该科室负责人员表示，在目前温州地区实施村改居的情况下，虽然村委会被撤销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但只是具体负责社会事务的管理，村集体资产则由经合社对村集体资产进行管理。根据《浙江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涉及包括收益分配以及集体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的分配和使用等事项，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大会授权的成员代表大会应到成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可见即使村委会被撤销，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管理的安置房指标等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进行分配依然需要经过组织成员大会决议，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中的程序规定是类似的。故《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虽然规定社员享有收益分配、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的权利，但享受权利的前提则必然需要经合社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相应决议。村民也好，社员也罢，有权监督和参与村集体对集体资产进行管理分配的决议过程，却不能直接要求村集体向其个人支付安置房指标，这也是原判的理由之一。因此，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判决说理清晰，反倒是上诉人混淆了相关法律概念。吴锡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辽前花苑二幢203室安置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证书；2.判令被告向原告发放4.33平方米的安置房指标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至2008年期间，原告任辽东村村民委员会主任。1996年12月至1997年3月期间，被告进行寮（辽）前第二次联建房项目建设，原告以2.06亩承包地因该项目建设而回收的名义，按2.7万元每亩从被告处领取了55620元款项，为此，被告制作了《辽东村建设征用土地政策处理试算方案表》，原告在该表的领款处签章。1998年，辽东村集体进行第二轮土地发包，被告未向原告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1年2月，温州道桥处因二次拓宽工程征用了辽东村63.5686亩土地。2006年9月，上述项目的征地补偿款开始发放，原告以其有2.3亩承包地被征收为由，按55000元每亩标准领取了补偿款，同时一并退还上述因联建房项目而领取的55620元款项。2008年10月13日，公诉机关向瓯海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认为，原告因其原被辽东村收回的2.06亩承包地中有1.25亩在该次征地范围之内，便利用其担任辽东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将2.06亩土地以及其瓜分原承包地周边集体公用土地所得的0.24亩土地（共2.3亩土地），重新按照二次拓宽工程征地补偿标准从辽东村领取补偿款，扣除原领取的补偿款55620元，非法获取差价70880元等。2008年12月25日，瓯海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温瓯刑初字第94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判处原告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该判决认为，原告原承包地2.06亩虽已被村集体收回，但因大部分土地未被村集体实际使用，而其中的1.25亩土地又被温州道桥处征用，考虑村里存在“二次”补偿的先例，该部分可不作为犯罪事实来认定；但认为原告的承包地早在1996年至1997年期间已被村集体收回，分取边角地没有法律依据，边角地0.24亩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的事实。后原告不服提出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12日作出（2009）浙温刑终字第129号刑事判决书，撤销瓯海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温瓯刑初字第947号刑事判决，判令原告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09）浙温刑终字第12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以下事实：原告承包的2.06亩土地位于洋浃，其中因建造辽前路使用了部分土地，辽前路以北的1.25亩于2001年由温州道桥处征用，辽前路以南的西侧有0.2086亩被温州市瓯海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征用，余下均为村集体回收范围之内，其中大部分现为道路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未将边角地0.24亩计入犯罪数额。2017年11月30日，温州市人民政府发布有关辽东村村集体土地征收的公告，载明辽东村集体土地已经被征收并批准为建设用地等［批准文号为浙土字（330304）Ａ〔2017〕-0015号］。被告称尚未就上述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权益分配的方案作出决议。2018年底至2019年初期间，原告持有未填写原告姓名及身份证号码的诉争证明单前往徐长秀处要求徐长秀将原告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填入证明单中。另查明，温州道桥处因二次拓宽工程需要征用辽东村承包土地后，由辽东村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被征地农户作为乙方签署《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协议书》，就有关土地补偿费及三产返回安置用地指标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土地以每亩5.5万元土地补偿费用计算，三产返回用地指标按每亩60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算。上述三产返回用地指标最终落实并建成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辽前花苑，由被征地农户认购。其中案涉安置房未有农户认购信息，建房款由辽东村集体第三队代付。一审法院认为，住宅用房安置指标系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收后，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消灭而给予村集体的补偿，该补偿属于村集体所有的财产，并非被征土地的承包经营户个人所有的财产，承包经营户个人无权基于其承包经营的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征收，而要求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村集体所有的住宅用房安置指标发放给承包经营户个人。作为被征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收到的住宅用房安置指标虽有权代表村集体进行管理，但对征收土地返回的住宅用房安置指标情况应及时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接受全体成员的监督；住宅用房安置指标的使用、分配须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会议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依法讨论形成方案并按方案执行；未经集体依法讨论形成使用、分配方案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均无权擅自处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就此已分别作出相应的规定。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辽东村集体对其所有的住宅用房安置指标已依民主议定程序依法形成分配方案，在此情形下，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无权对其管理的上述集体财产进行分配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处置，故原告请求被告给付住宅用房安置指标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支持。安置房系集体经济组织将住宅用房安置指标自行开发建设或委托代建而成的房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若要取得安置房，一般情况下尚需按期缴纳一定数额的建房款等费用。本案中，案涉安置房系因温州道桥处征收辽东村集体土地后，由村集体对返回的住宅用房指标进行统一建设所成，现未有证据显示该统一建设的住宅安置用房指标中包含原告的住宅用房安置指标，且原告也未有缴纳建房款的行为，案涉安置房的建房款系由集体组织的其他成员代为缴纳。而关于原告提供的诉争证明，原告称诉争证明单系徐长秀于2015年期间向其提供，但徐长秀对此予以否认，原告也未有其他证据进一步予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此外，原告自认取得诉争证明单时该证明单未填有原告姓名及身份证号，系原告单方要求徐长秀将其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填入其中，徐长秀填写时已不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其行为并不能代表被告将安置房分配给原告的意思表示。因此，不论原告的承包地是否已被温州道桥处因二次拓宽工程征收，均无法认定原告已取得案涉安置房，现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其办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过户登记手续及被告向其发放安置用房指标卡，原判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7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情况，双方二审争议焦点系上诉人应否获得土地被征收后的住宅用房安置指标。由于上诉人主张住宅安置房指标系自己承包的土地陆续被征后一直至2017年10月8日陆续产生的相应权益，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规定。经审查，集体农用地被征后可以取得住宅用房安置指标的依据系先后于2003年4月1日、2008年7月1日和2014年7月18日实施的《温州市市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其中，2014年实施的《温州市市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住宅用房安置指标核给的对象系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非被征地农户），其处置方式无论通过委托政府公开出让、由政府有偿收回或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均应当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此前实施的《温州市市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也系类似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内容，结合案涉承包地属于辽东村集体所有及上诉人的案涉承包地的被收回时间等其他相关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承包地被征后所产生的安置房指标属于辽东村的集体财产，其分配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依照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规定应当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上诉人称安置房指标可直接分配给被征地的农户而无需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结合本村实际，经民主议定程序，依法制定住宅用房安置指标等权益的分配方案，并按方案进行分配。但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制定权益分配方案，或者制定分配方案时未经民主议定程序，本村集体组织成员起诉请求权益分配的，应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本案中，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系基于其承包地被征后取得了相应安置房指标的事实，但被上诉人称尚未就上述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权益分配的方案作出决议，本案也无证据证明辽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案涉安置房指标的分配已依民主议定程序依法制定分配方案，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起诉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4民初386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吴锡铭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6770元，退还上诉人吴锡铭；二审受理费16770元，退还上诉人吴锡铭。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郑明岳审 判 员 柯丽梦审 判 员 张元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代书记员 刘颖颖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