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16行终10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可岗，男，1949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博兴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牛爱莲，女，1948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博兴县。以上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张红霞，女，1976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博兴县，系张可岗与牛爱莲之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兵，男，196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博兴县。委托代理人吴宪利，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博兴县博城二路268号。法定代表人张英温，局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孙全林，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黎金娥，山东王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博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博兴县博城六路55号。法定代表人相卫华，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军，该局房屋产权交易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贾丽华，山东王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可岗、牛爱莲因与被上诉人戴兵、原审被告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18）鲁1625行初4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4月21日，博兴房管局乡镇办事处为第三人张可岗办理博乡镇房权字第××号城镇私房产权证（以下简称0××6号房产证），载明房屋座落于陈××镇规划区××王段，取得时间为2000年，建筑面积1198.05平方米，含地下室共三层，土地使用证为“博国用（98）字第07-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经查，第三人张可岗提供的该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记载的发证时间为2002年6月，使用类型是“划拨”，使用面积2400平方米，发证机关处加盖“博兴县人民政府土地登记专用章”，填证机关处加盖有“博兴国土资源局”的印章。但，根据博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籍档案登记，涉案土地的权属性质为集体所有，主管部门为村委。2013年7月10日，第三人张可岗、牛爱莲夫妻向原博兴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其提交了变更登记申请书、第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博乡镇房权字第××号城镇私房产权证原件、户口本等相关材料。同日博兴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为第三人张可岗、牛爱莲办理变更登记，将房屋所有权人张可岗变更为张可岗与牛爱莲共同共有，并向第三人颁发了博房权证博兴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20××75号房产证）。另查明，2009年11月2日原告戴兵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第三人将涉案房屋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该房款已付清，原告在该房屋居住使用至今。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与本案处理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被告博兴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办理涉案房屋登记时，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是否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其行政行为是否合法；3.如涉案房屋产权证需撤销，应由何行政机关行使撤销职能。关于焦点一，原告2009年11月2日与第三人张可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向第三人购买了房屋五间，第三人对该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未予否认。涉案20××75号房产证登记范围包含原告上述购买的房屋。因此，原告以此主张其具有本案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应予确认。关于焦点二，经审查，第三人张可岗在办理初始登记及申办的0××6号房产证时向博兴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的博国用（98）字第07-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具有真实性，原因如下：1.第三人在庭审中承认该“国有土地使用证”是买的证，其陈述：“原告一直强调土地使用证是伪造的，这个土地使用证不是伪造的，是张可岗找中介办的，中介是通过墙上张贴的小广告联系的，中介说这个土地使用证是真的”。2.涉案土地权属性质是集体所有。该“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落款时间是2002年6月，而0××6号房产证的颁发时间是2000年4月21日。该“国有土地使用证”作为该房权证的颁证依据，明显错误，被告博兴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办理0××6号房产证及20××75号房产证时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其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显属违法，依法应予撤销。关于焦点三，2016年9月9日，博兴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全面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公告》，规定博兴不动产登记中心具体负责办理全县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有关业务，业务范围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等。博兴不动产登记中心隶属于博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本案中，被告博兴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虽然是涉案房权证的初始登记机关及变更登记权关，但因行政机关职能的转变，其已不具有注销登记的职能，故涉案不动产注销登记职能应由博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使。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合议庭协调，被告博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同意启动纠错程序，撤销该不动产登记，原告亦同意在涉案不动产登记撤销后撤诉，法院据此中止了审理。但在中止审理期间，被告博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因故未能实施撤销该房屋产权登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博兴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3年7月10日向第三人张可岗、牛爱莲颁发的博房权证博兴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二、上述房屋所有权证注销登记由博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使。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博兴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张可岗、牛爱莲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戴兵不具备提起撤销上诉人20××75号房产证的原告主体资格。1.上诉人持有的20××75号房产证，由2000年上诉人合法取得的0××6号房产证变更登记而取得，两个房产证载明的产权范围均包括了整栋16间(三层)房屋，即16间房屋在一个房产证上，而戴兵仅购买了其中的5间，其余部分与戴兵无关。2.上诉人取得0××6号房产证时间在先，戴兵与我们签订买卖房屋合同时间在后，当初的颁证行为发生在戴兵购房之前，不可能造成戴兵的利益受损，且戴兵签订合同时已确知房屋权属及土地性质。20××75号房产证的存在与当初的颁证行为是不同的范畴。3.戴兵因此事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因证据不足已经败诉，其再次提起行政诉讼是想达到他继续占有房屋的目的。行政判决撤销上诉人持有的涉案房产证起到了弥补戴兵民事证据不足的作用，这与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相悖。4.戴兵在博兴县人民法院以两上诉人为被告提起了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的民事诉讼，诉请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并赔偿其损失等。该诉讼目前仍在审理过程中。如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最终判决戴兵胜诉，那么戴兵与本案所涉房产证的颁发更将毫无关系。5.即使20××75号房产证的颁发存在不合规之处，戴兵只有检举权，并无诉权。该房产证颁发存在的不合规或者违法之处应由颁证机关通过纠错行为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戴兵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在上诉人所提交的上诉状中载明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所陈述均与事实不符，作为被上诉人全款购买涉案房屋，并且居住至今，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层面，都与涉案房产证办理具有相关利害关系，应当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上诉人无论是在一审还是二审，一直通过欺骗的手段，欺骗被上诉人，欺骗颁证机关，严重侵害了被上诉人合法权益。关于被上诉人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又在博兴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且经民事案件承办法官解释，涉案房屋应当属于违法建筑，不在法律保护的范畴，因此，被上诉人已经撤回了在博兴县法院的民事诉讼。在上诉人的上诉状中，已经陈述了其办理房产证的过程具有违规不法之处，也讲到应当由颁证机关予以纠正。这与本案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共同之处。原审被告博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陈述称，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处理。原审被告博兴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陈述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妥善解决此案纠纷。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到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应当提交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证并对该土地使用权证的真实性负责，合法有效的土地使用权证是当事人取得该土地上建设房屋所有权的依据。本案中，上诉人张可岗在办理涉案房产初始登记时提交的博国用（98）字第07-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具有真实性，该证涉及土地权属性质为集体所有，据以取得的博乡镇房权字××号的城镇私房产权证及博房权证博兴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没有依据，依法应予撤销。关于戴兵是否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本案中，戴兵于2009年11月2日购买了上诉人五间房屋，此五间房屋在博房权证博兴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确定房屋权属范围内，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戴兵与涉案房屋所有权证的撤销或者变更具有利害关系，作为原审原告主体适格。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可岗、牛爱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学智审判员  孙长青审判员  牛淑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韩敏书记员戚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