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优瑞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苏州优贝语言培训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北路19号1017室。法定代表人：严旭，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良，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生知行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406号1号楼6层601-603室（实际楼层第五层）。负责人：黄佳佳，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生知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西井路17号1号楼二层2001房间。法定代表人：黄佳佳，董事长。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亦娜，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利锋，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苏州优瑞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瑞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大生知行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大生上海分公司）、北京大生知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生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初15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优瑞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良，被上诉人大生上海分公司、大生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利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优瑞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优瑞贝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规定，未及时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存在不当。二、苏州优贝语言培训有限公司（2020年1月22日，苏州优贝语言培训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苏州优瑞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为优瑞贝公司）与大生上海分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签订《服务协议》，又于2017年1月17日签订《XX经销商合作协议》（以下简称《经销商协议》）。一审法院对于上述两份合同在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上适用不同的判断标准，认为优瑞贝公司对《经销商协议》应负过高的注意义务，错误认定《经销商协议》对大生上海分公司不成立。三、闻某具有签署《经销商协议》的外在表象，其自称“经销商管控”并熟知经销商制度。且大生上海分公司线下市场及合作发展总监施某、企业部总监赖某、大客户合作部市场运营总监杨某、学校渠道合作总监于某、市场推广专员万雪雪亦参与合同谈判过程。优瑞贝公司有理由相信闻某具有代理权。四、大生上海分公司并无履行《经销商协议》的意愿，且苏州市场已存在其他代理商，《经销商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应当予以解除。五、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向优瑞贝公司购买的课程应当由优瑞贝公司向大生上海分公司发送邮件或将加盖优瑞贝公司公章的名单提交大生上海分公司后，大生上海分公司才可开课。大生上海分公司并未取得优瑞贝公司的邮件及要求开课的名单。XX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不足以证明大生上海分公司已为XX公司开课。六、2017年8月3日，大生上海分公司向优瑞贝公司发送《关于我司员工闻某伪造公司印章涉嫌刑事犯罪的告知函》后，大生上海分公司再无人员与优瑞贝公司对接。大生上海分公司存在根本违约，《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应当予以解除。大生上海分公司应向优瑞贝公司退还剩余777,600元课程费。大生上海分公司、大生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优瑞贝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因优瑞贝公司拒绝披露课程转售情况，导致一审法院需对优瑞贝公司与XX公司之间的课程转售约定、大生上海分公司的开课数量以及优瑞贝公司的回款金额进行调查，并多次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二、《服务协议》与《经销商协议》具有不同的商业性质，一审法院判定优瑞贝公司应对上述合同承担不同标准的审查注意义务，适用法律正确。三、闻某在大生上海分公司担任客户经理，系公司销售人员，主要负责与优瑞贝公司协商课程价格、采购数量并协助开通学员账户等与课程销售相关的基础工作。即使闻某自称负责经销商管控，但其从未向优瑞贝公司提交相关职位的名片或授权书。《经销商协议》签订后，闻某也未履行与经销商管控相关的实质性工作。闻某不具有使优瑞贝公司信赖其具有代表大生上海分公司签署《经销商协议》的权利外观。四、大生上海分公司在《经销商协议》签署前已实际取消区域经销制度，所有课程必须向大生上海分公司购买。闻某也确认其曾向优瑞贝公司披露取消区域经销模式的情况。五、《经销商协议》对于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并不对等，其内容缺乏商业合理性。优瑞贝公司并无信赖该合同系大生上海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合理基础。六、大生上海分公司从未履行《经销商协议》，也未对该合同进行追认，大生上海分公司并无过错，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优瑞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优瑞贝公司与大生上海分公司签订的《经销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2.大生上海分公司退回优瑞贝公司课费777,600元（已付款金额798,000元-已开课金额20,400元）；3.大生上海分公司赔偿优瑞贝公司损失887,588元，包括：优瑞贝公司为销售课程聘请13名员工的人力成本（工资及社保）237,588元、优瑞贝公司为履行协议聘请两家公司进行宣传推广支付的推广费用450,000元、优瑞贝公司单方终止推广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200,000元，以上损失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对后续产生的损失优瑞贝公司保留再次追索的权利；4.大生公司在大生上海分公司不能履行时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生公司系XX无忧英语在线培训平台经营者，网址www.XX.com。2016年11月，优瑞贝公司拟采购XX英语课程，由大生上海分公司销售人员闻某与优瑞贝公司进行洽谈磋商。因双方就部分关键条款无法达成一致，闻某为促成交易，私刻大生上海分公司合同专用章，与优瑞贝公司订立《经销商协议》《XX经销商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经销商协议补充协议》），授权优瑞贝公司作为大生上海分公司苏州区域唯一经销商；闻某同时利用私刻的大生上海分公司合同专用章，与优瑞贝公司订立《服务协议》《〈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由优瑞贝公司以24元/次的单价向大生上海分公司采购课程27,000次，以15元/次的单价向大生上海分公司采购课程10,000次。前述协议签订后，优瑞贝公司向大生上海分公司支付课程款798,000元，大生上海分公司向优瑞贝公司开具全额发票。另一方面，闻某私刻优瑞贝公司公章，与大生上海分公司订立《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由优瑞贝公司以24元/次的单价向大生上海分公司采购课程36,000次，金额864,000元。双方课程款差额部分，由闻某安排案外人任某补足。2017年2月-4月，优瑞贝公司陆续将自大生上海分公司采购的课程转售给XX公司，共计33,000次。2017年3月-5月，大生上海分公司根据优瑞贝公司指示，陆续为优瑞贝公司指定学员开课1,000次。2017年6月，因工作变动，闻某主动向优瑞贝公司、大生上海分公司坦白了私刻印章签订阴阳合同的事实。后优瑞贝公司、大生上海分公司各自向公司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2017年8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对闻某刑事立案。后因双方就系争合同是否继续履行存在争议，优瑞贝公司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审理中，优瑞贝公司陈述，其所持有的四份合同及授权书均系闻某加盖大生上海分公司印章后拿到优瑞贝公司，再由优瑞贝公司盖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闻某私刻大生上海分公司印章与优瑞贝公司签订《经销商协议》《经销商协议补充协议》《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的行为，对大生上海分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二、大生上海分公司在履行前述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从形式上看，闻某私刻大生上海分公司印章，与优瑞贝公司建立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一是基于《经销商协议》《经销商协议补充协议》建立的经销合作关系，二是基于《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建立的课程采购关系。闻某作为大生上海分公司员工，全程负责本案系争合同的洽谈、磋商，故闻某的相关行为是否构成有权代理或表见代理，进一步对大生上海分公司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是判定本案两种法律关系能否成立的关键。关于闻某在大生上海分公司的职务，闻某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及本案庭审过程中均自认是大生上海分公司的销售人员，通过销售课程从中赚取提成；大生上海分公司对闻某的销售身份予以认可，但认为其工作范围仅限课程销售，无权对保价条款等作出承诺；优瑞贝公司也自认闻某是以大生上海分公司销售名义与其进行接洽，故一审法院对闻某作为大生上海分公司销售人员的身份予以确认。就课程采购关系而言，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尽管从大生上海分公司内部来看，闻某违反大生上海分公司内部规定、超越大生上海分公司代理权限与优瑞贝公司订立了《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优瑞贝公司在与大生上海分公司长达数月的前期磋商过程中，一直是由闻某代表大生上海分公司与优瑞贝公司对接，大生上海分公司对于闻某代表其对外招揽客户、洽谈业务、销售课程的行为是明知且认可的。换言之，闻某的职权范围就是与课程销售有关的一系列事务。但对于优瑞贝公司而言，其无从知晓大生上海分公司内部给予闻某作为课程销售人员的包括课程单价和购买优惠在内的具体销售权限，大生上海分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磋商过程中曾就闻某的课程销售权限向优瑞贝公司进行过披露，甚至在大生上海分公司持有的《服务协议》上，闻某亦是作为大生上海分公司的课程服务联系人。从优瑞贝公司角度，无法对闻某私刻印章进行预见性的审查，再加上闻某本人具备使优瑞贝公司信赖其有权代表大生上海分公司向优瑞贝公司销售课程的表象基础，足以使优瑞贝公司相信其具有足够的课程销售代理权限，故闻某代表大生上海分公司与优瑞贝公司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的行为，即便超越大生上海分公司赋予其的代理权限，也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基于此，无论优瑞贝公司所持《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上大生上海分公司印章是否系伪造，对大生上海分公司均具有约束力。反之，大生上海分公司所持《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加盖了伪造的优瑞贝公司印章，并非优瑞贝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负责在双方之间磋商并签订合同的员工闻某也并非优瑞贝公司员工，不具备优瑞贝公司授权代理资格或授权代理表象，故而闻某以私刻的优瑞贝公司公章与大生上海分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不成立，对优瑞贝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就合作合同关系而言，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公司管理角度，区域经销权明显区分于一般课程销售，属于公司高级管理层面的决策范畴；公司是否设立区域经销制度，是否同意授权优瑞贝公司成为公司区域独家经销商，显然并非闻某一名课程销售可以决定。优瑞贝公司作为一家本行业内具有市场经验的商事主体，对此应有合理判断。换言之，即使闻某有权代理大生上海分公司与优瑞贝公司洽谈、签订课程销售的《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也不当然具备代理大生上海分公司与优瑞贝公司洽谈、签订独家经销类的《经销商协议》《经销商协议补充协议》的表象基础。其次，从《经销商协议》《经销商协议补充协议》内容来看，存在多处不合理且明显有利于优瑞贝公司的合作条款，如约定优瑞贝公司在合同到期后拥有优先续约权；大生上海分公司需免费向优瑞贝公司提供多种类服务；大生上海分公司未来可能上线的所有产品，同样授权优瑞贝公司为苏州区域唯一经销商，并同样享有销售此类产品给二级经销商的权利；等等。同时，合同对于大生上海分公司从中的获益却未作任何约定。对比优瑞贝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其与二级经销商签订的经销协议，优瑞贝公司向各二级经销商收取10,000元至100,000元不等的渠道代理费或品牌加盟费。涉案《经销商协议》《经销商协议补充协议》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缺乏商业合理性。最后，闻某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及一审庭审过程中均自认，双方自2016年11月初次接触，一直到2017年1月最终签订《经销商协议》，期间一直处于磋商阶段，根本原因是双方就关键性的条款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其中就包括优瑞贝公司要求成为大生上海分公司苏州区域独家经销商。之后，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大生上海分公司全盘接受了优瑞贝公司提出的商业条件，该种公司层面态度上的突然转变，本身就存在可推敲、怀疑之处。对优瑞贝公司而言，应当对此等转变持更加审慎的态度。然优瑞贝公司对此既未起疑，也没有进一步向大生上海分公司更高级别的负责人员核实，就径行与闻某签订《经销商协议》，一审法院难以判定优瑞贝公司在此过程中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就上述两项不合理的事项，优瑞贝公司存在商事审查不理性的过失。优瑞贝公司主张“优瑞贝公司无法知晓闻某私刻印章的事实，闻某以销售名义与优瑞贝公司接洽，根据认人不认章原则，优瑞贝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闻某是代表大生上海分公司与优瑞贝公司签订协议，也有相应的权限”。然本案系双方首次开展业务合作，尤其涉及区域经销此类公司市场管理层面的高级别合作，优瑞贝公司对于合同的签订应给予更加严谨、全面的审查。但从实际情况看，优瑞贝公司未经双方公司高级别层面的当面磋商，仅凭闻某的销售人员身份，就认定其具有代理权限，在闻某带来的经销协议上盖章。加之一审审理过程中，闻某陈述其曾向优瑞贝公司的管理人员告知过大生上海分公司已取消区域经销制度，综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优瑞贝公司在有条件判断闻某不具备代理权限的情况下，仍与其签订经销协议，该签约行为既不具备信赖闻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基础，优瑞贝公司在审查过程中亦负有明显过失。闻某与优瑞贝公司签订《经销商协议》《经销商协议补充协议》不构成表见代理，相关合同依法对大生上海分公司不成立，不具有约束力。大生上海分公司在此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优瑞贝公司可另案向闻某就其无权代理行为主张相关经济损失。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此前已认定《经销商协议》《经销商协议补充协议》对大生上海分公司不成立，故不存在大生上海分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及合同解除的情形。就优瑞贝公司持有的《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而言，优瑞贝公司在一审审理中自认将其自大生上海分公司处购买的37,000次课程中的33,000次课程出售给了XX公司。虽然XX公司未能全额支付课程款，但该部分课程的相关权利已属于XX公司，目前即使产生纠纷，也属于优瑞贝公司与XX公司之间的争议，优瑞贝公司应另行主张，在该部分课程权利回归优瑞贝公司前，该部分课程的争议暂与本案无涉。就37,000次课程中的1,000次课程，优瑞贝公司已自认开课完毕。就剩余3,000次课程，大生上海分公司虽提供了经过公证的开课记录，但未能提供经优瑞贝公司盖章认可的学员名单，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关于合同解除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优瑞贝公司持有的《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均未约定解除条款，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优瑞贝公司主张大生上海分公司违反《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构成根本违约。但对于大生上海分公司而言，其在两份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为根据优瑞贝公司的指示为优瑞贝公司的学员开课。本案审理过程中，优瑞贝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就剩余课程向大生上海分公司提供过学员名单，并要求大生上海分公司开课。同时，大生上海分公司在2017年12月14日向优瑞贝公司发送的律师函回函中明确提出：“……在贵司提供开课人信息后我司可立即配合开课”。由此可见，大生上海分公司不存在主观上拒绝履行合同的故意。更何况，大生上海分公司在本案审理中表示，如果法院认定《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有效，其同意继续向优瑞贝公司提供剩余课程，故对于优瑞贝公司而言，不存在履行上的障碍。优瑞贝公司要求解除《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优瑞贝公司诉请解除《经销商协议》《经销商协议补充协议》《服务协议》《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优瑞贝公司基于合同解除提出的退还课费、赔偿损失的诉请，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优瑞贝公司的全部诉请。一审案件受理费19,786.70元，由优瑞贝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优瑞贝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建立于2016年11月21日的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欲证明闻某自称为“经销商管控”；证据2.建立于2017年2月22日的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欲证明优瑞贝公司工作人员除与闻某沟通外，还与赖某进行沟通，且赖某认可优瑞贝公司系苏州经销商；证据3.形成于2016年11月22日的曹某与闻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优瑞贝公司与大生上海分公司合作的目的在于成为区域经销商，且大生上海分公司并未取消经销商制度；证据4.闻某建立的微信群中2017年4月17日的聊天记录，欲证明大生上海分公司因优瑞贝公司系经销商，特别为优瑞贝公司制作了经销商系统，故闻某具有签署《经销商协议》的外在表象；证据5.录音及文字记录，欲证明大生上海分公司的开课流程，且大生上海分公司未向XX公司开课，《服务合同》中剩余的课程费应当向优瑞贝公司返还。大生上海分公司、大生公司对优瑞贝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大生上海分公司、大生公司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认证认为，优瑞贝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为对方当事人所认可，且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20年1月22日，苏州优贝语言培训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苏州优瑞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经销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是否对大生上海分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二、《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是否应当解除？第一，关于《经销商协议》及《经销商协议补充协议》是否对大生上海分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闻某私刻大生上海分公司印章，与优瑞贝公司订立上述合同，其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系认定上述合同是否对大生上海分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基础。本院认为，表见代理的构成须同时符合两个要件，即行为人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以及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也就是，要符合权利外观要件及主观因素要件。其一，权利外观要件方面。1.根据闻某在公安机关及其在一审法院作出的陈述，闻某均称自己系大生上海分公司的销售人员。优瑞贝公司二审中主张闻某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曾自称为“经销商管控”。但大生上海分公司并不认可闻某具有该项职务或对闻某进行过相应授权，优瑞贝公司亦未能提交其他能够证明闻某系大生上海分公司“经销商管控”的证据。因而，仅依据微信聊天记录，尚不能认定闻某拥有代表大生上海分公司决定经销商事宜的权限。2.对于企业而言，区域独家经销商的确定涉及企业的发展战略，与购买课程的服务协议相比，显属重大事项。有权确定该类事项的人员需拥有更高的权限。通常而言，作为普通销售人员，并无确定企业区域范围内经销商的权力。闻某的身份及职务与其签署的《经销商协议》之间并不存在关联性。3.优瑞贝公司认为大生上海分公司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曾参与合同洽谈，且企业部总监赖某知晓且认可其经销商身份。本院认为，《经销商协议》签订于2017年1月17日。优瑞贝公司提交的微信记录显示，赖某系于2017年2月22日加入该微信群，优瑞贝公司提交的微信记录中并未显示赖某代表大生上海分公司对优瑞贝公司的经销商身份予以确认之内容。因此，闻某作为签署《经销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行为人，并不具备权利外观要件。其二，主观要件方面。本院认为，合同相对人的注意义务应与交易规模的大小相称。相较于《服务协议》而言，优瑞贝公司应对《经销商协议》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从双方的洽谈过程来看，闻某曾告知优瑞贝公司，大生上海分公司已取消区域经销商制度。而在此之后，双方却形成了涉案《经销商协议》及补充协议，且该份《经销商协议》中存在诸多不合理且明显有利于优瑞贝公司的合作条款。一审法院已对相关条款进行阐述，所作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不再赘述。对于大生上海分公司签订《经销商协议》态度的突然转变，优瑞贝公司未能进行审慎调查并与大生上海分公司进行核实。一审法院认定优瑞贝公司在合同审查过程中负有明显过失，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根据《经销商协议》及《服务协议》的性质，分别认定两类合同是否对大生上海分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从而认定闻某签订《经销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经销商协议》《经销商协议补充协议》对大生上海分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第二，关于《服务协议》及其《服务协议补充协议》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优瑞贝公司主张，因大生上海分公司在发出《关于我司员工闻某伪造公司印章涉嫌刑事犯罪的告知函》后，未再与优瑞贝公司接洽，且大生上海分公司仅对部分课程予以开课，已构成根本违约。本院认为，根据优瑞贝公司的陈述，其已将自大生上海分公司处购买的37,000次课程中的33,000次课程转售给XX公司。在优瑞贝公司转让课程后，其对已转让的课程，无权向大生上海分公司进行主张。优瑞贝公司主张已转售课程的开课亦应通过优瑞贝公司进行，否则应视为未开课，其该项上述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扣除优瑞贝公司自认已经开课完毕的1,000次课程后，对于尚余的3,000次课程，大生上海分公司二审中陈述，在优瑞贝公司提供学员名单后可以正常开课。因而，大生上海分公司并不存在拒绝履行《服务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情形。优瑞贝公司主张大生上海分公司存在根本违约，《服务合同》《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应予解除，且大生上海分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对于优瑞贝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优瑞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786.70元，由上诉人苏州优瑞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黎明审判员  胡玉凌审判员  郑军欢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俞 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