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3民终16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桂香，女，汉族，1982年3月10日生，住南召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倪珑芮，女，汉族，2008年8月4日生，住南召县。法定监护人：袁桂香，女，汉族，1982年3月10日生，住南召县，系倪珑芮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浩原，男，汉族，2015年6月15日生，住南召县。法定监护人：袁桂香，女，汉族，1982年3月10日生，住南召县，系倪浩原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丁素雪，女，汉族，1954年12月18日生，住南召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恒清，男，汉族，1949年8月23日生，住南召县。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媛媛，河南青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国林，男，汉族，1969年10月18日生，住南召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国强，男，汉族，1972年10月2日生，住南召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广伟，男，汉族，1967年8月25日生，住南召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满龙，男，汉族，1992年4月11日生，住南召县。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学会、王兴运，河南民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红玉，男，生于1977年10月3日，汉族，住南召县。上诉人袁桂香、倪珑芮、倪浩原、丁素雪、倪恒清因与被上诉人袁国林、袁国强、付广伟、袁满龙、袁红玉为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南召县人民法院(2019)豫1321民初2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桂香、倪珑芮、倪浩原、丁素雪、倪恒清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倪浜在2019年2月6日上午11点在其岳父岳母家拜年午饭后，和上诉人袁桂香姐夫朱万顺、弟弟袁国华一起饮酒，三人饮用了二瓶白酒是错误的，事实上是，三人只是少量饮酒。2019年2月6日晚7时左右，在被上诉人袁国强的电话邀请下，袁国华、袁西印、袁红玉和倪浜五人在袁国强家饮酒，因倪浜不愿过量饮酒要求离开，引起袁国强的不满，袁国强要求倪浜再喝一杯才能离席，正是袁国强恶意劝酒，致使双方发生争执，一审法院认定不存在恶意或强迫人情形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定倪浜的死亡与五被上诉人不存在因果关系错误，倪浜的死亡是由五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导致，五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案中参与饮酒的各被上诉人与倪浜基于共同聚会饮酒行为，使得各被上诉人与倪浜之间形成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每人均负有保护、照顾、注意他人安全的义务。被上诉人袁国强作为本次聚餐饮酒的召集人，理应注意所有参与饮酒人的安全，应承担更多的提醒、注意和照顾义务，袁国强对于倪浜的死亡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比例。袁国林、付广伟、袁满龙在明知倪派饮酒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然阻拦其离开，其侵权行为加速了倪滨的死亡概率，故袁国林、付广伟、袁满龙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与倪浜死亡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袁国林、付广伟、袁满龙作为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及申请法院调取的南召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第三刑警中队的询问袁国华，袁红玉等的笔录及袁国华、袁西印的赔偿协议能够充分的证明倪浜的死亡和五被上诉人存在因果关系。倪浜在聚餐饮酒中已过量饮酒，共同饮酒的其他被上诉人对倪浜有共同故意或者过失；而被上诉人袁国林、付广伟、袁满龙对倪浜过量饮酒后发生争执，强行阻拦不让其回家，前后两种行为直接相结合发生了倪浜死亡的损害后果，五被上诉人已经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袁国林、袁国强、付广伟、袁满龙辩称：上诉人袁桂香、倪珑芮、倪浩原、丁素雪、倪恒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袁桂香、倪珑芮、倪浩原、丁素雪、倪恒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依法判令五被告赔偿我方损失共计283929.06元；2、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桂香与倪浜（已故）系夫妻关系，与倪浩原系母子关系，与倪珑芮系母女关系，与丁素雪系婆媳关系，与倪恒清系翁媳关系，袁桂香、倪珑芮、倪浩原、丁素雪、倪恒清与五被告均系亲戚关系。2019年2月6日上午11时左右，袁桂香与其丈夫倪浜回其岳父岳母家中拜年，吃完午饭后，袁桂香的姐夫朱万顺、弟弟袁国华、倪浜（已故）三人饮用了二瓶白酒，下午3时左右，朱万顺离开岳父岳母家。当天晚上7时左右，袁国强打电话邀请袁红玉和袁西印两人前往其处饮酒。袁红玉如邀前往袁国强处。后袁西印在前往袁国强家的途中与袁国华、倪浜（已故）相遇，并一同前往袁国强家中开始饮酒，五人就位后就在一块玩纸牌饮酒，饮酒中袁西印接听电话后自袁国强家中离开，后袁国强、袁红玉、倪浜（已故）、袁国华、继续玩纸牌饮酒。在四人饮酒过程中，倪浜（已故）因不慎将酒杯碰倒，袁国强与倪浜（已故）发生争执，倪浜（已故）拿起酒杯砸向袁国强的额头，致使袁国强受伤，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相互进行撕拽，经在场人袁国华、袁红玉的劝解，双方不再撕拽。随后袁国林、付广伟、袁满龙到场，因袁国强与倪浜（已故）发生争执时，倪浜（已故）将袁国强砸伤，袁国强的亲属报警，同时拨打120进行救护。报警后因倪浜（已故）要离开，袁国林、付广伟、袁满龙前去阻拦不让倪浜（已故）离开，随后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将袁国强拉往南召县红阳职工医院进行治疗，袁国强被120救护车拉走后，袁国华让其妻子吴高星、女儿袁若溪、倪浜的女儿倪珑芮送倪浜回家。行至半路时，因搀扶不住倪浜，袁国华的妻子吴高星拨打袁国华的电话，让其到场四人一块护送倪浜回家，在送倪浜回家途中遇到袁桂香，四人并将倪浜交给袁桂香返回。当晚22时55分左右，倪浜在家突发意识丧失，瘫倒在地，袁桂香拨打120电话，并经120救护车将倪浜送往红阳职工医院进行抢救。于2019年2月7日00时20分经抢救无效死亡，该事件经南召县公安部门进行询问，并经协调，袁国强向倪浜的家属袁桂香赔偿28000元，袁西印、袁国华各向倪浜的家属袁桂香赔偿25000元，共计7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根据查明的事实，袁国强与袁西印、袁国华、袁红玉、倪浜用纸牌饮酒，在共同饮酒过程中，袁国强、袁红玉未存在强迫倪浜饮酒或恶意劝酒的情形，且五原告未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实，也未向法院提供倪浜死亡与袁国强、袁红玉存在着因果关系。在袁国强家中，袁国强、袁红玉、倪浜共同饮酒时，袁国林、付广伟、袁满龙均未在场，也未参与饮酒。虽然袁国强、袁红玉、袁国华、倪浜在饮酒过程中发生争执，倪浜用酒杯将袁国强砸伤，继而发生撕拽后，经在场人劝解后，双方不再发生撕拽，袁国林、付广伟、袁满龙得知时候到达现场，拨打110，并同时拨打120。此时，倪浜要离开现场，袁国林、付广伟、袁满龙前去阻拦，也没有对倪浜的人身产生任何损害，更没有赔偿义务。综上所述，袁国强乘坐救护车被送往南召县红阳职工医院进行治疗后，本案共同饮酒者袁国华携同其妻吴高星、女儿袁若溪、倪浜女儿倪珑芮将倪浜送回家的途中遇到倪浜的妻子袁桂香后将倪浜交给袁桂香已尽到了对倪浜的安全照顾义务，且公安机关在调查期间袁国强等人也向倪浜的家属补偿了费用78000元，故被告对倪浜的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因原、被告达不成一致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袁桂香、倪珑芮、倪浩原、丁素雪、倪恒清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900元，减半收取1950元，由袁桂香、倪珑芮、倪浩原、丁素雪、倪恒清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责任自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行为人应当以合理的谨慎和注意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并避免因自己的行为给自身或他人造成损害。就本案而言，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朱万顺、袁国华作为在场饮酒人均证实倪浜于2019年2月6日中午与其二人共饮用二瓶白酒的事实，由于公安机关在事发后第二天即进行询问，朱万顺、袁国华亦是在未加准备的情况下自然说出，在没有其他证据推翻的情况下，该二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倪浜于2019年2月6日中午已大量饮酒的事实，而倪浜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参与饭局聚餐等活动时应当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适当饮酒或者不饮酒,应当具有正常人应具备的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和能力,应当能够预见饮酒潜在的危险性,特别是饮酒过量可能产生的各种严重后果，但倪浜在2019年2月6日中午已大量饮酒的情况下，晚上与袁国强等人继续饮酒，在酒席上与袁国强发生纠纷并致伤袁国强，故倪浜本人对损害的发生负有重大过错；袁国强作为本次酒席的组织者，对酒席的参与者负有照料、保护或者避免危险发生的安全保护等义务，但其与倪浜为劝酒问题发生争执、撕扯，明显违反上述法定义务，其行为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袁国强与倪浜妻子袁桂香已达成赔偿协议，明确约定袁国强在赔偿28000元后对案涉事故不再有任何责任和关系，因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在未被依法撤销或确认无效之前，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鉴于袁国强已依约支付28000元，其所负的赔偿义务业已完成，一审法院虽对袁国强是否存在过错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部分认定欠妥，但判决其不再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之处；袁红玉仅在2019年2月6日晚上与倪浜共同饮酒，在没有证据证实袁红玉对倪浜有强行劝酒、灌酒、言语刺激等恶意劝酒行为,亦无证据证实倪浜在酒局中已出现醉酒不能自理等情形,且袁国华及其亲属已将倪浜护送回家并交给其妻子袁桂香的情况下，袁红玉不可能预见到倪浜猝死的严重后果，故袁红玉与倪浜死亡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袁红玉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袁国林、付广伟、袁满龙三人并未参加酒局，对倪浜虽有阻拦行为，但并未限制倪浜的人身自由，亦未造成倪浜任何肢体损伤，而袁国林、付广伟、袁满龙阻拦倪浜离开系基于倪浜致伤其三人亲属袁国强，袁国林在拨打报警电话后，要求倪浜等待警察处理，其三人的行为并无违法性，且在主观上亦不能预见到会发生倪浜猝死的事实，倪浜的死亡固然令人惋惜，因袁国林、付广伟、袁满龙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其行为并无过错，其三人均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对于袁国强是否存在过错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部分认定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但针对袁国强所应承担赔偿责任部分，双方通过协议约定的方式已予以解决，一审法院裁判结果正确，故本案以维持原判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袁桂香、倪珑芮、倪浩原、丁素雪、倪恒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路明审判员  王邦跃审判员  牛永权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尹双珊书记员王绍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