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粤执复140号 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原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层、20层。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笑、陈琛，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2506房(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林永飞。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际斌，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华南公司）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执异816号执行裁定书，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原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公司）与被执行人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执行案号为（2019）粤01执4306号】过程中，异议人瑞丰集团公司向该院提出书面异议。 异议人瑞丰集团公司请求：1．请求对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以下简称广州公证处）(2019)粤广广州第057971号公证书公证内容和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2．裁定不予执行广州公证处(2019)粤广广州第057971号公证书。其主要理由为：1.广州公证处(2019)粤广广州第057971号公证书不能作为强制执行依据。（1）广州证券公司与异议人、林永飞之间编号为GZZQXY20180419-1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以下简称《业务协议》）及编号分别为201703130A6001805、201704190A6001001、201705230A6001293-1、201705230A6001293-2和201706140A6001423的《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以下均简称《交易协议书》），均不存在异议人同意在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接受强制执行的明确意思表述，公证处《通知书》中提到的2018年4月19日《业务协议》第四条第13款约定，该约定不能作为认定异议人同意接受公证强制执行的依据，广州证券公司无权申请出具执行证书。（2）《业务协议》中异议人并未明确同意接受强制执行，反而约定对履行协议引起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提请调解或者向被申请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州证券公司无权申请依公证文书强制执行。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2016年实施)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办理债权公证文书公证的前提条件是“债权文书中载明当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规定，“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同意接受强制执行的，可以认定为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裁定不予执行”。案涉四笔质押式回购延期交易的《公证书》中异议人并没有接受公证强制执行的明确意思表示，反而在《业务协议》中第六十八条约定，“因履行协议引起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协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双方提请调解或者向广州证券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约定证明异议人根本没有同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愿，与所谓强制执行公证完全强烈冲突，即使存在公证执行条款，按照仲裁或诉讼优先的原则，异议人与广州证券公司之间即使存在公证执行条款，公证执行条款也归于无效。因此，广州证券公司无权申请公证强制执行。2.案涉四笔质押式回购虽有延期购回协议公证，但并未对初始交易的原协议即《业务协议》及《交易协议书》办理公证，广州证券公司无权依据延期购回协议书的公证书申请强制执行。3.广州公证处(2019)粤广广州第057971号公证书程序违法。（1）异议人作为被执行人未参与公证过程，公证程序严重不合法。（2）公证书中关于违约金、标的利息的计算方法错误，律师费、诉讼费、公证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不明。 广州证券公司答辩称：本案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情形，申请执行人根据公证机关依法出具的执行证书等提起的强制执行申请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执行人的全部请求。1.广州公证处(2019)粤广广州第057971号公证书合法有效，申请执行人有权依法申请强制执行。（1）本案所涉《业务协议》第一条第二十五款明确约定了《交易协议书》是《业务协议》的组成部分；第七十一条约定，“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进行的一次或多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均适用本协议”。第七十二条约定，“每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文件均由下列文件共同组成，瑞丰集团和广州证券须同时受此约束：……（3）《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以下简称《交易协议书》）……写明：《交易协议书》为《业务协议》的附件，适用其相关规定，并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四条第二款13项明确约定“……如果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或出现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的，乙方有权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并凭本合同的《公证书》和《执行证书》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无须经过诉讼程序。甲方承诺自愿放弃抗辩权并自愿接受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2）被执行人认为《业务协议》中因约定了争议条款而导致申请执行人“无权申请依公证文书强制执行”“公证执行条款也归于无效”的主张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被执行人主张广州证券公司无权依据延期购回协议书的公证书申请强制执行于理无据。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于2017年3月曾签署《业务协议》及系列《交易协议书》(以下统称“初始交易”)，后于2018年4月重新签署的《业务协议》以及系列《交易协议书》(以下统称“延期购回协议”)进行了公证并替代了初始交易。对延期购回协议应当认定为新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其交易要素是按延期购回协议的日期来确定，延期购回协议并不是对原协议的补充。因此，申请执行人有权依据延期回购协议书的公证书申请强制执行。3.被执行人主张广州公证处(2019)粤广广州第05797l号公证书程序违法的主张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1）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到广州公证处办理了延期购回交易协议全部公证债权文书的公证过程，公证程序合法有效。（2）公证书中关于违约金、标的利息的计算方法、律师费、诉讼费、公证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 瑞丰集团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广州证券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编号：GZZQXY20170313-1）；2.广州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编号：201703130A6001805）；3.广州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编号：201704190A6001001）；4.广州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编号：201705230A6001293）；5.广州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编号：201706140A6001423）；6.广州证券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编号：201703130A6001805）的公证书；7.广州证券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编号：201704190A6001001）的公证书;8.广州证券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编号：201705230A6001293-1）的公证书;9.广州证券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编号：201705230A6001293-2）的公证书;10.广州证券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编号：201706140A6001423）的公证书;11.广州证券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编号：GZZQXY20180419-1）的公证书。 广州证券公司认为异议人瑞丰集团公司提交的上述11份证据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但该等证据不能证明瑞丰集团公司的证明目的。 广州中院查明：广州公证处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粤广广州第057971号执行证书。该执行证书记载： 广州证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茜于2019年5月6日向广州公证处提出申请出具下列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合同的执行证书： 一、广州证券公司与瑞丰集团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签订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以下简称《（2018）业务协议》），公证书编号为：（2018）粤广广州第119564号。该《（2018）业务协议》有效期内发生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编号分别为：201703130A6001805【公证书编号为（2018）粤广广州第119563号】、201704190A6001001【公证书编号为（2018）粤广广州第119562号】、201705230A6001293-1【公证书编号为（2018）粤广广州第119560号】、201705230A6001293-2【公证书编号为（2018）粤广广州第119561号】、201706140A6001423【公证书编号为（2018）粤广广州第119559号】、201706140A6001423-1、201705230A6001293-3、201704190A6001001-1、2017030130A6001805-1； 二、广州证券公司与林永飞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证书编号分别为：（2018）粤广广州第119566号、（2018）粤广广州第119568号、（2018）粤广广州第119565号、（2018）粤广广州第119567号。 广州公证处对广州证券公司提交的权利证明及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查核实，情况如下： 一、瑞丰集团公司与广州证券公司于2017年3月13日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并分别于2017年3月13日、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23日和2017年6月14日与广州证券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初始交易。 二、广州证券公司于2017年3月14日、4月20日、5月24日、6月15日将初始交易金额分别划入融入方的账户。 三、瑞丰集团公司与广州证券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编号：GZZQXY20180419-1）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编号：201703130A6001805、201704190A6001001、201705230A6001293、201706140A6001423）。 四、针对第一、二、三点的交易，瑞丰集团公司与广州证券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延期购回交易，瑞丰集团公司与广州证券公司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编号：GZZQXY20170313-1）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内容如下： …… 同时，针对上述业务协议以及延期购回交易、补充质押交易，瑞丰集团公司与广州证券公司共同向广州公证处申请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公证书编号为（2018）粤广广州第119563号、（2018）粤广广州第119562号、（2018）粤广广州第119560号、（2018）粤广广州第119561号、（2018）粤广广州第119559号。在《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上述执行证书上于该处注明公证书编号为（2019）粤广广州第119564号，经广州中院查明，实际应为（2018）粤广广州第119564号】中约定如下： 1.广州证券公司有权就本协议及相关《交易协议书》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公证手续，瑞丰集团公司应根据广州证券公司要求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如果瑞丰集团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付款义务或出现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的，广州证券公司有权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而无需经过诉讼程序。 2.《业务协议》第六十三条约定，本协议有效期三年，签署日期为2018年4月19日。…… 3.《业务协议》第七十一条约定：瑞丰集团公司与广州证券公司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进行的一次或者多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均适用本协议。 4.《业务协议》第七十二条约定：每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文件均由下列文件共同组成，瑞丰集团公司与广州证券公司须同时受此约束：……(2)《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如有）；（3）《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同时，瑞丰集团公司与广州证券公司签订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签署日期分别为2018年4月19日、2018年5月23日、2018年4月19日、2018年5月23日、2018年6月14日，上述《交易协议书》约定：本交易协议书为业务协议的附件，适用业务协议的相关规定，并与业务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七、2018年9月11日，编号为201703130A6001805的合约到期，广州证券公司于2018年9月5日向瑞丰集团公司发出《到期通知函》告知客户到期还款义务，并于2018年9月12日向瑞丰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发出《违约告知函》、《关于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违约的告知函》要求瑞丰集团公司办理购回交易，清偿对广州证券公司的本笔合约债务。 八、2018年10月18日，编号为201704190A6001001的合约到期，广州证券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向瑞丰集团公司发出《到期通知函》告知客户到期还款义务，并于2018年10月19日向瑞丰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发出《违约告知函》、《关于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违约的告知函》要求瑞丰集团公司办理购回交易，清偿对广州证券公司的本笔合约债务。 九、2018年11月21日，编号为201705230A6001293的合约到期，广州证券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向瑞丰集团公司发出《到期通知函》告知客户到期还款义务，并于2018年11月22日向瑞丰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发出《违约告知函》、《关于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违约的告知函》要求瑞丰集团公司办理购回交易，清偿对广州证券公司的本笔合约债务。 十、2018年12月13日，编号为201705230A6001293的合约到期，广州证券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向瑞丰集团公司发出《到期通知函》告知客户到期还款义务，并于2018年12月14日向瑞丰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发出《违约告知函》、《关于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违约的告知函》要求瑞丰集团公司办理购回交易，清偿对广州证券公司的本笔合约债务。 十一、广州证券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向林永飞发出《履行催促函》告知担保人瑞丰集团公司的违约事项，要求林永飞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担保义务。 十二、截至2019年4月15日，瑞丰集团公司仍未按要求清偿广州证券公司债务，瑞丰集团公司已严重违约。 …… 十七、截至2019年4月15日，林永飞未按要求履行担保义务，构成严重违约。 十八、…… 根据申请执行人广州证券公司的申请，为查明以上事实，广州公证处依据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地址，向瑞丰集团公司、林永飞以EMS方式发出《通知书》，要求瑞丰集团公司、林永飞按照《通知书》规定的时间提出异议，否则便视为无异议，广州公证处将为广州证券公司出具执行证书。 2019年5月24日，瑞丰集团公司与林永飞共同向广州公证处提交了《关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异议》，异议内容如下： 一、案涉四份主合同的公证债权文书均不包括被执行人瑞丰集团公司同意接受公证强制执行的明确表述，广州证券公司无权向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理由：1.《交易协议书》均未载明瑞丰集团公司同意在其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接受强制执行；2.根据《（2018）业务协议》第六十八条，因履行协议引起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协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双方提请调解或者向广州证券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2018）业务协议》中既有公证强制执行的相关表述，同时又约定上述解决条款，瑞丰集团公司同意接受公证强制执行的意思表述并不明确。3、瑞丰集团公司认为《（2018）业务协议》仅对应编号为201704190A6001001的《交易协议书》，对于编号为201703130A6001805、201705230A6001293、20170614A6001423的《交易协议书》，协议双方并未签订，也未公证所对应的《业务协议》。 二、案涉四份保证合同的公证债权文书均未载明被执行人林永飞同意接受公证强制执行的意思表述，广州证券公司无权向公证处申请针对林永飞出具执行证书。 三、案涉四份质押式回购仅对延期回购协议进行了公证，但并未对初始交易的原协议办理公证，广州证券公司无权仅依据延期购回协议书的公证书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四、广州证券公司申请执行的执行标的、执行范围存在错误。1.由于2019年2月1日签订的四份补充质押《交易协议书》未经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广州证券公司无权就该部分股票申请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2.广州证券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方法存在错误；3.律师费、诉讼费、公证处等实现债权的费用不明，不能纳入公证强制执行债权范围；4.对于广州证券公司申请作为执行标的的利息、违约金以及其他费用，应当限制在年利率24％范围内。 针对瑞丰集团公司以及林永飞所提出的书面异议，广州公证处根据双方签订的《业务协议》、《交易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并认定如下： 一、关于瑞丰集团公司以及林永飞所提的上述第一条异议，该公证处认定： （一）关于瑞丰集团公司以及林永飞所提的上述第一条异议中之第1点异议，广州公证处经审查广州证券公司与瑞丰集团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所签订的上述《（2018）业务协议》以及《交易协议书》中的约定，认定瑞丰集团公司以及林永飞的异议不成立，理由如下：一、《（2018）业务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的第13点约定：广州证券公司有权就本协议及相关《交易协议书》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公证手续，瑞丰集团公司应根据广州证券公司要求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如果瑞丰集团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付款或出现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的，广州证券公司有权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而无需经过诉讼程序。据此，可以明确，瑞丰集团公司是同意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二、《（2018）业务协议》第七十一条约定：瑞丰集团公司与广州证券公司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有效期为三年，自2018年4月19日起计算）进行的一次或多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均适用本协议。以及根据《（2018）业务协议》第七十二条约定，每笔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文件均由下列文件共同组成，瑞丰集团公司与广州证券公司须同时受此约定：……《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三、《交易协议书》写明：《交易协议书》为《业务协议》的附件，适用其相关规定，并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据此，上述《交易协议书》均是在瑞丰集团公司与广州证券公司签订的《（2018）业务协议》有效期内发生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均应当适用《（2018）业务协议》的关于瑞丰集团公司同意接受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的约定。 （二）关于瑞丰集团公司与林永飞所提的上述第一条中第2点异议，广州公证处不予认定，理由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0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瑞丰集团公司与广州证券公司签订的《（2018）业务协议》的第六十八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广州证券公司也可以就瑞丰集团公司、林永飞逾期不进行回购的行为向公证处申请签发执行证书。 （三）关于上述瑞丰集团公司以及林永飞所提上述第一条中的第3点异议，广州公证处不予认定，理由如下：一、瑞丰集团公司、林永飞仅是提交了书面异议，同时主张双方并未签订，也未公证《业务协议》，因上述编号为201703130A6001805、201705230A6001293、20170614A6001423《交易协议书》中约定，《交易协议书》为《业务协议》的附件，因广州证券公司与瑞丰集团公司的上述三笔交易均属于重大交易行为，双方只签订《交易协议书》，而不签订《业务协议》不符合交易习惯；二、瑞丰集团公司仅仅是书面主张异议，并未向广州公证处提交其与广州证券公司签订的上述三个编号《交易协议书》所对应的《业务协议》；三、根据林永飞与广州证券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在上述合同中亦确认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编号GZZQXY20180419-1）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编号：20170313A6001805、201704190A6001001、201705230A6001293、201706140A6001423）均为主合同；四、对于编号为20170313A6001805、201705230A6001293、201706140A6001423的《交易协议书》亦是在《（2018）业务协议》的有效期内所发生的交易，按照前述第一点异议中广州公证处不予认定所阐述的理由，根据《（2018）业务协议》的约定，应适用《（2018）业务协议》关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规定。 二、关于瑞丰集团公司以及林永飞所提上述第二条异议，广州公证处经审查林永飞与广州证券公司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认为上述合同并未有条款表明林永飞同意接受强制执行效力的意思表述，故，广州公证处采纳其提出的该异议，认为广州证券公司不能向广州公证处申请出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执行证书。 三、关于上述瑞丰集团公司以及林永飞所提上述第三条异议，广州公证处对瑞丰集团公司、林永飞提出的该异议不予认定，理由如下：根据四份质押式回购是对延期购回协议进行公证，延期购回协议应认定为新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其交易要素是按延期购回协议的日期来确定，延期购回协议并不是对原协议的补充。 四、关于关于瑞丰集团公司、林永飞所提的上述第四条异议，广州公证处分别认定如下： （一）关于瑞丰集团公司、林永飞所提的上述第四条之第1点异议，该公证处认为，因《交易协议书》是《（2018）业务协议》附件，《交易协议书》适用其规定，根据《（2018）业务协议》的第七十一条约定，瑞丰集团公司与广州证券公司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进行的一次或多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均使用本协议，上述补充质押符合《（2018）业务协议》第七十一条的约定，应适用该《（2018）业务协议》的关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的约定。同时，补充质押《交易协议书》亦明确约定，本《交易协议书》是《（2018）业务协议》的附件，适用其规定。综上所述，该公证处认定，上述《交易协议书》所涉及的股票应属于广州证券公司可以向公证处提出申请执行的范围。 （二）关于瑞丰集团公司、林永飞所提的上述第四条之第2点异议，广州公证处认为，广州证券公司已经向其提交了《关于摩登大道异议报告的回复函》，将其违约金修正为28761270元。 （三）关于瑞丰集团公司、林永飞所提的上述第四条之第3点异议，广州公证处不予认可，理由如下：根据《（2018）业务协议》的第二十二条的约定，瑞丰集团公司已质押的标的证券及其孳息、补充的其他担保物的担保范围为对应交易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三）广州证券公司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根据此条约定，广州证券公司有权主张律师费、诉讼费、公证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虽广州证券公司向广州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时尚未发生上述费用，但根据上述约定，广州证券公司有权主张上述费用，在执行过程亦属于被申请执行人瑞丰集团公司应承担的费用，上述费用的具体金额应以执行过程中实际发生为准，并不属于瑞丰集团公司与林永飞所提出的给付内容不明确的范围。 （四）关于瑞丰集团公司、林永飞所提的上述第四条之第4点异议，广州公证处认为：一、瑞丰集团公司与林永飞所提出的此点异议所依据的有关民间借贷的利率部分的法律规定，而广州证券公司与瑞丰集团公司所发生的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不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不属于瑞丰集团公司与林永飞提出的上述异议理由依据法律调整的范围；二、双方所签署的《（2018）业务协议》以及《交易协议书》是双方的合意一致所达成的，其中关于利息、违约金的约定亦是双方的意思一致的表示，广州公证处认为广州证券公司有权根据上述《（2018）业务协议》以及《交易协议书》的约定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 在广州公证处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的上述（2019）粤广广州第057971号执行证书中载明：“综上所述，现应申请执行人广州证券公司的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问题的联合通知》的规定及申请执行人与被申请执行人所作的约定，特出具本执行证书。申请执行人广州证券公司可持本证书在法定期限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为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执行证书还记载执行标的如下： 一、瑞丰集团公司应向广州证券公司支付初始交易金额100000000元、110000000元、51990000元、68000000元，金额合计329990000元； 二、瑞丰集团公司应向广州证券公司支付利息16565239．04元（暂计算至2019年4月15日，最终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三、瑞丰集团公司应向广州证券公司支付利息违约金28761270．00元（暂计算至2019年4月15日，最终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四、瑞丰集团公司应向广州证券公司支付的广州证券公司垫付的质押登记费15000元（暂计算至2019年4月15日，最终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五、瑞丰集团公司应向广州证券公司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以实际发生的为准）； 六、广州证券公司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此次执行公证费为750936．00元）、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以实际发生的为准）。 瑞丰集团公司应以其持有的摩登大道（股票代码：002656、78400000股）为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质押担保，广州证券公司有权对处置上述股票所得的款项优先受偿。 上述（2019）粤广广州第057971号执行证书记载的附件为：一、公证书编号为（2018）粤广广州第119564号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二、编号为201703130A6001805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三、编号为201704190A6001001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四、编号为201705230A6001293-1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五、编号为201705230A6001293-2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六、编号为201706140A6001423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七、编号为2017030130A6001805-1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八、编号为201704190A6001001-1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九、编号为201705230A6001293-3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十、编号为201706140A6001423-1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十一、2017年3月13日签署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以及相关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十二、划款凭证；十三、股票质押登记；十四、权益分派公告；十五、广州证券公司发出的《违约告知函》、《关于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违约的告知函》、《到期通知书》；十六、广州证券公司发出的《履约催促函》；十七、广州公证处发出的《通知函》以及EMS详情单；十八、瑞丰集团公司、林永飞向本处提交的《关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的异议》。 广州中院另查明：一、上述（2019）粤广广州第057971号执行证书所附的瑞丰集团公司作为甲方与广州证券公司作为乙方于2018年4月19日签订的编号：GZZQXY20180419-1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即《（2018）业务协议》[公证书编号：（2018）粤广广州第119564号]第三章“权利与义务”中于第四条约定：“……（二）甲方的义务……13.甲方将有限售条件股份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乙方有权就本协议及相关《交易协议书》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公证手续，甲方应依据乙方要求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如果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或出现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的，乙方有权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并凭本合同的《公证书》和《执行证书》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无须经过诉讼程序。甲方承诺自愿放弃抗辩权并自愿接受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2018）业务协议》第十五章“法律适用和争议的解决”中于第六十八条约定：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提请中国证券业协会，或者广州证券或其分支机构所属地方协会的调解机构进行调解，或者按以下第【3】种方式解决争议（如果甲方不作选择，即默认选择3）：1.将争议提交广州金融仲裁院并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2.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并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3.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2018）业务协议》已经由双方共同向广州公证处申请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广州公证处对此于2018年8月20日出具（2018）粤广广州第11956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 二、双方初始交易时间为2017年的《交易协议书》项下的交易，在2018年订立的《交易协议书》仍然用原来的编号，名称均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且在后的《交易协议书》均注明初始交易日、原购回日期、新购回日期（延期购回日期）以及瑞丰集团公司作为融入方所作的“融入方承诺”：“本人（本机构）依据双方签署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注：此处原文注明简称《业务协议》，但没有注明是2017年订立的《业务协议》还是2018年订立的《业务协议》，而两者内容有不同，且前者没有经过公证，后者经过公证）及其他相关协议，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以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要素同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达成一致……本《交易协议书》为《业务协议》的附件，适用其相关规定，并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广州中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本规定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因此，本案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债权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执行申请：（一）债权文书属于不得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文书；（二）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债务人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三）公证证词载明的权利义务主体或者给付内容不明确；（四）债权人未提交执行证书；（五）其他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本案中瑞丰集团公司和广州证券公司在双方签订的《（2018）业务协议》第十五章“法律适用和争议的解决”中于第六十八条约定：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则向乙方即广州证券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此，广州中院认为，瑞丰集团公司和广州证券公司双方已经在其签订的《（2018）业务协议》中约定了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则应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广州证券公司申请广州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和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债权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的情形中第（五）项“其他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另外，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已经受理的，应该裁定驳回其执行申请。因此，广州中院认为本案应该依法驳回广州证券公司的执行申请。鉴此，对瑞丰集团公司提出的其他异议理由和请求已经没有继续审查的必要。综上所述，广州证券公司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不符合受理条件，但鉴于本案已经受理其申请，故依法应裁定驳回执行申请。广州中院遂于2020年1月8日作出（2019）粤01执异81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五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广州证券公司的执行申请。 中信华南公司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2019）粤01执异816号执行裁定书，维持复议申请人在（2019）粤01执4306号案中的执行申请并由广州中院继续执行；驳回瑞丰集团公司的异议申请。其主要理由为：1.异议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异议裁定查明，“《（2018）业务协议》中第六十八条约定：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则向乙方即广州证券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内容不是事实。申请人与瑞丰集团公司签订的《（2018）业务协议》第六十八条原文为：“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提请中国证券业协会，或者广州证券或其分支机构所属地方协会的调解机构进行调解，或者按以下第[3]种方式解决争议（如果甲方不作选择，即默认选择3）：1.将争议提交广州金融仲裁院并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2.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并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3.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条文中，约定的是协商不成的，提请调解或者提起诉讼，而非广州中院所认定的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提起诉讼。2.广州中院遗漏查明重要事实。广州中院未查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2018）业务协议》的时间与对该协议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时间相隔四个多月，且双方共同申请对《（2018）业务协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时，被申请人（瑞丰集团公司）并未就《业务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第13项与第六十八条对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可能存在一定冲突而提出异议。同时，被申请人配合申请人共同向广州公证处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2018）业务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4月19日，共同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时间为2018年8月20日。因此，虽然《（2018）业务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第13项约定的强制执行公证与第六十八条约定的诉讼解决争议可能存在一定冲突，但协议签订四个多月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共同就该协议办理强制执行公证，双方均以实际行动确认了对于被申请人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或出现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的情况，适用《（2018）业务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第13项。被申请人以实际行动表明其接受了申请人依据公证债权文书提起的强制执行是被申请人真实且明确的意思表示。3.广州中院未查明，已经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的《（2018）业务协议》中，同时存在申请执行证书并强制执行的解决争议条款和诉讼解决争议条款的情况下，强制执行公证条款的效力和适用范围。广州中院仅因存在诉讼条款便驳回执行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广州中院适用法律错误。广州中院认为由于约定了诉讼方式解决争议，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的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所规定的“其他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故驳回执行申请，该认定结论错误。申请人依据执行证书申请强制执行不属于上述规定中的任何一项规定的情形。（1）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是《（2018）业务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第13项，而非《（2018）业务协议》第六十八条。（2）上述法律规定第五条第（五）项，即“其他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是兜底条款，其适用应当遵循“同类规则”以及“严格限定规则”，不应对任意扩大解释。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执行证书和强制执行的公证债权文书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广州中院仅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中约定了诉讼解决争议条款，在未对该约定适用范围、效力进行分析的情况下，便用该兜底条款，违背了法律规定的本意。（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对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广州中院异议裁定与上述规定相违背。（4）异议裁定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增加了金融债权实现的成本。申请人在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情况下，如另向法院起诉，以期再获得一份强制执行依据，显然不符合“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退一步讲，假设申请人依据《（2018）业务合同》第六十八条的约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申请人也有可能会以本案约定了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而提起管辖权异议。 本院对广州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已于2020年1月10日发生变更，变更后的名称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广州中院认为本案不符合申请执行的受理条件是否合法有据。 广州中院认为该案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具体理由为，瑞丰集团公司和广州证券公司双方已经在其签订的《（2018）业务协议》中约定了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则应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故“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债权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的情形中第（五）项其他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结合本案的事实，广州中院异议裁定的实质是认为该经公证的债权文书既有债务人放弃诉权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又有与之相反，通过其他方式包括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的内容，债务人的意思表示实际是不明确的。故不符合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的条件。 根据查明的事实，经公证的《（2018）业务协议》第四条第13项载明“甲方（瑞丰集团公司）将有限售条件股份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乙方（广州证券公司）有权就本协议及相关《交易协议书》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公证手续，甲方应根据乙方要求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如果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或出现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的，乙方有权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并凭本合同的《公证书》和《执行证书》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无须经过诉讼程序。甲方承诺自愿放弃抗辩权并自愿接受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予以依法强制执行。”而六十八条则规定：“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提请中国证券业协会、或者广州证券或其分支机构所属地方协会的调解机构进行调解，或者按以下第[]种方式解决争议（如甲方不作选择，即默认选择3）：1.将争议提交广州金融仲裁院并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2.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并按其规则进行仲裁；3.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该《（2018）业务协议》同时存在两种相矛盾的表述，既有“甲方承诺自愿放弃抗辩权并自愿接受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予以依法强制执行”的表述，也有履行协议过程中产生的争议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表述。因此，仅从该《（2018）业务协议》的内容看，不能认定债务人在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明确放弃诉权，同意接受强制执行。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债务人在该《（2018）业务协议》中意思表示不明确，但随后，债权人、债务人另行办理公证时，广州公证处出具的（2018）粤广广州第119564号公证书载明：甲方、乙方双方向本处申请对前面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即《（2018）业务协议》）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该公证书还载明：根据双方于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签订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即《（2018）业务协议》）中所约定：如果甲方（瑞丰集团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或出现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的，乙方（广州证券公司）有权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并凭本合同的《公证书》和《执行证书》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无须经过诉讼程序。合同内容具体、明确。上述事实表明，债务人瑞丰集团公司以自己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做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即与债权人一同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放弃诉讼的权利。因此，应当认为债务人瑞丰集团公司作出了明示的，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广州中院异议裁定认为广州证券公司申请事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认定结论错误，其驳回执行申请的裁定结果应予纠正。且由于上述裁定结果，广州中院认为“对瑞丰集团公司提出的其他异议理由和请求已经没有继续审查的必要。”因此，广州中院对瑞丰集团公司所提“对广州公证处(2019)粤广广州第057971号执行证书内容和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并裁定不予执行该执行证书”的请求事项并未进行审查。此点亦应予以纠正，本案发回广州中院对瑞丰集团公司的该部分异议请求进行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执异816号执行裁定书。 二、本案发回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进行审查。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明哲 审判员  张 磊 审判员  李焱辉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潘 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