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30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建初，男，196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岚，女，197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荣，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传刚，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市芙蓉区崇格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389号华美欧大厦2101、2102室。法定代表人：林金屏。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亮，湖南湘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湖南给力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平江工业园伍市工业园平伍公路北侧。法定代表人：于建初。原审被告：湖南力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桃江县大栗港镇黄道仑村黄道仑组。法定代表人：游文峰。原审被告：湖南润华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华容县工业园（三封寺新铺村）。法定代表人：游文峰。原审被告：湖南力的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平江县伍市镇时丰村。法定代表人：游文峰。上诉人于建初、周岚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芙蓉区崇格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崇格公司）及原审被告湖南给力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给力公司）、湖南力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都公司）、湖南润华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华公司）、湖南力的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的能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2民初10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建初、周岚上诉请求：一、撤销(2017)湘0102民初103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第5页第3段“涉案借款系于建初用于给力公司向银行还贷的过桥资金”认定案件事实错误。上诉人于建初在一审中依法申请对本案争议《借款合同》中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其原因在于:(1)被上诉人长沙市芙蓉区崇格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诉人于建初、原审被告之间发生过多起借贷资金往来,基于被上诉人的要求,上诉人于建初在被上诉人处留有不同借款事项的多份空白借款合同,被上诉人完全有能力“嫁接”不同的借款合同作为本案证据材料;(2)本案争议资金用途系原审被告给力公司、力都科技等银行贷款续贷过桥,并非于建初个人使用,其个人没有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向他人贷款给给力公司、力都科技等公司使用;(3)于建初系原审被告湖南给力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个人账户代表公司收取借贷资金是有合理依据的,正如本案借贷资金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林金屏个人账户汇出不能理解为林金屏个人发放借款是同样的道理,原审判决将于建初个人账户收取借贷资金即认定系于建初个人借款是完全没有道理的;(4)被上诉人长沙市芙蓉区崇格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在与上诉人周岚的其他诉讼案件中存在篡改证据材料的情况,案号(2018)湘0102民初5119号,上诉人已提供相关案件卷宗材料予以证实;原审判决将“本案争议资金用途系原审被告给力公司、力都科技等银行贷款续贷过桥”这一案件事实,认定成“涉案借款系于建初用于给力公司向银行还贷的过桥资金”除上诉人申请鉴定的《借款合同》外,没有其他事实依据和证据材料予以证实。原审判决既不同意上诉人的司法鉴定申请,也不同意原审被告湖南力的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司法鉴定申请,非法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审判决第5页第4段“本院认为,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崇格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转款凭证及《还款计划担保书》等,故本院对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予以认可。于建初提出《借款合同》不是其本人所签,遂向本院申请司法鉴定,本院认为,涉案资金直接汇入借款人于建初的个人账户,于建初使用该款项偿还给力公司所欠银行的贷款,由此可知,于建初系涉案借款人,其在借款合同上的签名应属实。此外,于建初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一直消极应诉,本院依法采取公告传唤后,其才委托代理律师前来参加庭审,且根据崇格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该900万元借款的确是汇入于建初的账户,其后还款担保书也是于建初本人所签,故于建初提出鉴定申请存在恶意拖延诉讼之嫌疑,本院对此未予准许。”认定案件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推定于建初系本案争议《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是完全错误的。原审判决根据“涉案资金直接汇入借款人于建初的个人账户,于建初使用该款项偿还给力公司所欠银行的贷款”认定“于建初系涉案借款人,其在借款合同上的签名应属实。”是错误的,于建初系原审被告湖南给力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个人账户代表公司收取借贷资金并实际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并非特例(如本案借贷资金即是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林金屏个人账户转出),而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原审判决的简单推定缺乏基本的事实支撑。(2)原审判决认定“于建初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一直消极应诉,本院依法采取公告传唤后,其才委托代理律师前来参加庭审,且根据崇格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该900万元借款的确是汇入于建初的账户,其后还款担保书也是于建初本人所签,故于建初提出鉴定申请存在恶意拖延诉讼之嫌疑”是对上诉人于建初的无端揣测,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和偏见。上诉人于建初因公司经营困难停业,陷入债务危机,居无定所,没有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传票和诉状,原审判决将公告送达传票后于建初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并申请司法鉴定的诉讼权利视为恶意拖延诉讼,是毫无道理的,原审判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裁判结论均受到这种情绪和偏见的强烈影响,丧失了应有的客观中立和公平。还款担保书系上诉人于建初被非法围堵追债时所签署的,其内容存在借款主体表述错误,并不影响上诉人于建初对《借款合同》签名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及据此提出的鉴定申请。原审判决未能依据司法鉴定结论依法查明本案关键事实,造成错误认定本案事实。3、原审判决第5页第5段“主债务诉讼时效是否届满。各方当事人签订的担保书中约定900万元的债务分期履行,分别是2015年7月30日归还300万元,剩余本息于2015年12月31日前清偿完毕。虽然双方亦约定若借款人未按约履行第一期付款义务,则崇格公司有权要求借款人归还借款本息及违约金而不再按照约定的2015年12月31日归还第二笔还款执行,该约定系出借人对借款人在发生逾期违约情形后对自身合法债权的权利保护而作出的特别约定,出借人可以选择是否适用。”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将《还款计划及担保书》第1条内容中的“如借款人未于2015年7月30日还款300万元,则长沙市芙蓉区崇格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有权起诉要求借款人归还所有借款本息及违约金,而不再按照约定的2015年12月31日归还第二笔还款执行”认定成“该约定系出借人对借款人在发生逾期违约情形后对自身合法债权的权利保护而作出的特别约定,出借人可以选择是否适用”是完全错误的。(1)从该内容的语义理解,“如借款人未于2015年7月30日还款300万元”是后续两个平行关系语句的前提条件：“则长沙市芙蓉区崇格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有权起诉要求借款人归还所有借款本息及违约金”以及“而不再按照约定的2015年12月31日归还第二笔还款执行”。原审判决错误的将“则长沙市芙蓉区崇格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有权起诉要求借款人归还所有借款本息及违约金”理解为“而不再按照约定的2015年12月31日归还第二笔还款执行”的前提条件,将两个平行关系语句错误理解成递进关系语句,导致对本案诉讼时效起点认定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该约定系出借人对借款人在发生逾期违约情形后对自身合法债权的权利保护而作出的特别约定,出借人可以选择是否适用”是完全站在被上诉人长沙市芙蓉区崇格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立场来理解《还款计划及担保书》,这种选择性的理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客观中立公平的裁判原则。因此,本案诉争的债务履行期限应自“借款人未于2015年7月30日还款300万元”时届满(即是否按时还款300万元,直接决定了诉讼时效起点,而不论被上诉人决定起诉与否),诉讼时效起点应为2015年7月30日,被上诉人长沙市芙蓉区崇格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才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第7页第2段“关于周岚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于建初在庭审中陈述本案借款用于给力公司向银行还贷的过桥资金,而于建初系给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该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故本院依法认定周岚应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依据“于建初在庭审中陈述本案借款用于给力公司向银行还贷的过桥资金,而于建初系给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认定“故该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故本院依法认定周岚应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1、本案争议借款关系中,上诉人周岚不知情,其既没有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也没有在《还款计划及担保书》上签字,上诉人周岚没有任何共同借款、共同还款或者担保的意思表示;2、本案争议借款金额900万元,远超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开支；3、本案争议借款900万元全部用于原审被告给力公司、力都科技公司等银行贷款续贷过桥使用,上诉人周岚没有共同参与生产经营,原审判决仅仅依据“于建初系给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经营需要的借款行为视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4、即使本案借款关系的法律主体为上诉人于建初与被上诉人长沙市芙蓉区崇格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于建初也是作为给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借债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与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任何关系,也与上诉人周岚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崇格公司辩称：一、于建初系本案的借款人和主债务人。1、借款合同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建初签订，借款人为于建初，落款为于建初，还款计划及担保书中明确为于建初，原审被告四公司是作为担保人，出借款项支付到了于建初的个人账户。二、本案中于建初的确存在恶意拖延诉讼的情节。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6日起诉后，力的公司提出管辖异议，驳回之后便提起了上诉，于建初系执行董事、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早应知晓被上诉人起诉的相关事宜，但一审采取公告送达后，才委托律师参加庭审，导致二审法院2019年8月1日才作出判决，其行为是消极应诉、恶意拖延诉讼，上诉人于建初称居无定所才导致上述行为，纯属无稽之谈。三、还款计划及担保书对于上诉人的还款时间进行了明确约定，承诺书第一条的第二部分的表述的意思为于建初未按约定归还第一笔款项时，崇格公司有权直接提起诉讼要求其归还所有款项，亦有权选择在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后起诉，即于建初未按约归还第一期款项时，被上诉人有权在第二期还款到期前直接采取诉讼手段，要求于建初归还所有款项，根据该约定，崇格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意是为了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而不是为了帮助债务人逃避债务，四、周岚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上诉人在庭审中是用于过桥资金，给力公司的法人，周岚作为于建初的妻子，在于建初控制的公司上班，周岚并未有其他经济来源，周岚、于建初的家庭生活开支主要来源于于建初经营的实际控制的企业产生的收益。原审被告给力公司、力都公司、润华公司、力的能源公司没有出庭应诉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崇格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于建初、给力公司、力都公司、润华公司、周岚及力的能源公司向崇格公司偿还借款本金900万元及违约金871.83万元（违约金按月息二分已计算至2017年11月21日，实际应付违约金应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所有款项还清之日止）；2、判决本案诉讼费由于建初、给力公司、力都公司、润华公司、周岚及力的能源公司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崇格公司在起诉时向该院提交了其与于建初签订的编号为20130422-1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于建初向崇格公司借款900万元，用于经营，借款期限为1个月，即从2013年4月22日起至2013年5月21日止，月利率1.87%，按月结息，若借款逾期的，对于建初未按时还清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于建初应自逾期之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逾期归还本金及利息的总和按每日0.67‰的标准向崇格公司支付违约金，逐日累加。合同签订当日，崇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金屏通过建设银行向于建初账户转款900万元。但于建初在庭审中辩称该合同不是其本人所签。2015年5月13日，因于建初无法清偿上述借款本息，崇格公司与于建初、给力公司、力都公司、润华公司、力的能源公司签订《还款计划及担保书》（以下简称“担保书”），载明截止2015年4月7日，于建初已付崇格公司借款利息117万元，因于建初资金困难，900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合同约定的剩余借款利息和逾期还款的违约金尚未偿付，现借款人及担保人作出如下承诺：1、借款人承诺于2015年7月30日前还款300万元（还款原则按先息后本），2015年12月31日前还清借款本金玖百万元和付清按合同约定应付的剩余借款利息及违约金，借款利息和违约金标准以原借款合同约定为准。如借款人未于2015年7月30日还款300万元，则崇格公司有权起诉要求借款人归还所有借款本息及违约金，而不再按照约定的2015年12月31日归还第二笔还款执行。2、给力公司、力的能源公司、力都公司、润华公司、周岚同意为于建初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债务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间为上述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3、借款人未于2015年7月30日归还第一笔300万元，则上述保证人自愿于2015年7月30日对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崇格公司有权在2015年7月30日后2年内任何时间要求上述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周岚未在《还款计划及担保书》上签字。上述担保书签订后，于建初并未依约还款，给力公司、力都公司、润华公司、力的能源公司亦未承担保证责任，故造成本案纠纷。另查明，于建初与周岚系夫妻关系。涉案借款系于建初用于给力公司向银行还贷的过桥资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崇格公司向该院提交了转款凭证及《还款计划及担保书》等，故该院对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予以认可。于建初提出《借款合同》不是其本人所签，遂向该院申请司法鉴定，该院认为，涉案资金直接汇入借款人于建初的个人账户，于建初使用该款项偿还给力公司所欠银行的贷款，由此可知，于建初系涉案借款人，其在借款合同上的签名应属实。此外，于建初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一直消极应诉，该院依法采取公告传唤后，其才委托代理律师前来参加庭审，且根据崇格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该900万元借款的确是汇入于建初的账户，其后的还款担保书也是于建初本人所签，故于建初提出鉴定申请存在恶意拖延诉讼之嫌疑，该院对此未予准许。主债务诉讼时效是否届满。各方当事人签订的担保书中约定900万元的债务分期履行，分别是2015年7月30日归还300万元，剩余本息于2015年12月31日前清偿完毕。虽然双方亦约定若借款人未按约履行第一期付款义务，则崇格公司有权要求借款人归还借款本息及违约金而不再按照约定的2015年12月31日归还第二笔还款执行，该约定系出借人对借款人在发生逾期违约情形后对自身合法债权的权利保护而做出的特别约定，出借人可以选择是否适用。现崇格公司选择在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后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应当从2016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崇格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向该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崇格公司向于建初提供了借款，但于建初并未依约还款，故崇格公司要求于建初偿还借款本金9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保证期限是否已届满。担保书第2项约定，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上述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第3项约定，若借款人未于2015年7月30日归还第一笔300万元，则上述保证人自愿于2015年7月30日对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崇格公司有权在2015年7月30日后2年内任何时间要求上述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院认为，第3项约定系双方对保证期限所做的特别约定，双方应当按照该特别约定来履行合同。故保证人的保证期限应于2017年7月31日到期，崇格公司未提供其在保证期间内曾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证据，故该院依法认定本案保证人的保证期限已届满，保证人无须承担保证责任。违约责任承担问题。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期内的利息按月息1.87%计算，即从2013年4月22日起至2013年5月21日的利息为168300元，2015年4月7日于建初已偿还利息共计117万元，核减上述借期内的利息，剩余金额为1001700元。双方约定逾期还款的违约金按日利率0.67‰计算，崇格公司自愿调整为月利率2%，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周岚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于建初在庭审中陈述本案借款用于给力公司向银行还贷的过桥资金，而于建初系给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该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故该院依法认定周岚应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建初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崇格公司偿还借款本金900万元；二、于建初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崇格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3年5月22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并应核减于建初已支付的金额1001700元）；三、周岚对于建初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四、驳回崇格公司对给力公司、力都公司、润华公司、力的能源公司的起诉。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2811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共计133370元，由于建初、周岚共同负担。崇格公司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了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是于建初还是给力公司，于建初与崇格公司是否构成借贷法律关系。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虽然于建初是给力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经查：1、于建初在其于2003年4月22日与崇格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首页“借款人（甲方）”处签字而未在下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没有加盖给力公司公章，且借款900万元于《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即汇入了于建初个人账户而非给力公司账户，于建初在二审中亦承认已该笔借款偿还给了银行；2、2015年5月13日，于建初以借款人身份向崇格公司出具了《还款计划及担保书》，其中第2条约定：给力公司、力都公司、润华公司、力的能源公司、周岚同意为于建初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四家公司均在“担保人”处盖章，给力公司是担保人，事实上否定了借款人的地位。3、给力公司2015年5月13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于建初出席会议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确认，该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为于建初向长沙市芙蓉区崇格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人民币玖佰万元（小写9000000.00）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进一步说明本案借款为于建初与崇格公司之间的借款，给力公司仅提供了担保而非借款人。因此，本院认定《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应为于建初，于建初与崇格公司之间构成借贷法律关系，给力公司仅为担保人而非借款人。二、关于本案鉴定的问题。本案中，于建初上诉称《借款合同》不是其本人签订，要求进行鉴定申请。于建初称《还款计划及担保书》是被强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认定《还款计划及担保书》中于建初本人签字合法有效。经本院查明，《还款计划及担保书》明确载明“借款人于建初于2013年4月22日向贵公司借款人民币玖佰万元整（9000000.00）……”，这与《借款合同》的内容相互对应，足以证明《借款合同》中关于于建初向崇格公司借款900万元的约定是真实的，且同日崇格公司通过建设银行向于建初账户转款900万元，双方借款合同成立且已实际支付。本案借款事实清楚而明确，于建初对《借款合同》的鉴定申请，不能改变本案主要事实的认定，没有实际意义，且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故于建初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三、本案过诉讼时效自何时起算，诉讼时效是否届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还款计划及担保书》约定：“借款人承诺于2015年7月30日前还款300万元（还款原则按先息后本），2015年12月31日前还清借款本金玖百万元和付清按合同约定应付的剩余借款利息及违约金，借款利息和违约金标准以原借款合同约定为准。”故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即2015年12月31日届满之日起计算，崇格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期间未届满。《还款计划及担保书》中约定的“如借款人未于2015年7月30日还款300万元，则崇格公司有权起诉要求借款人归还所有借款本息及违约金，而不再按照约定的2015年12月31日归还第二笔还款执行”，系双方约定崇格公司有宣布还款提前到期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该起诉权利的行使只会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而不会产生诉讼时效提前的效力。现崇格公司没有行使该权利，更不会影响诉讼时效。四、本案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周岚是否应当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于建初向崇格公司借款900万元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原则上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依据上述规定，只有崇格公司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才能认定为于建初和周岚的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崇格公司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于建初在庭审中陈述本案借款用于给力公司向银行还贷的过桥资金，于建初虽系给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不能据此认定给力公司系于建初和周岚共同经营。因此，崇格公司主张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举证不能，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岚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法律适用错误，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2民初1033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二、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2民初1033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一审案件受理费12811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共计133370元，由于建初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8110元，由于建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高 进审判员  常晓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詹 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