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苏1084行初3号原告李杏春，女，1955年3月6日生，汉族，扬州市江都区人，住扬州市江都区。被告扬州市江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在扬州市江都区浦江路85号。法定代表人陈冬青，局长。委托代理人翁金祥,该局养老保险科科长。委托代理人许来林,该局公职律师。原告李杏春诉被告扬州市江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履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法定职责一案，原告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了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了本案，于同日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送达被告。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杏春、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徐德忠及该单位委托代理人翁金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1973年进丁伙供销社工作，经过四级单位批准，相当于签订了合同。而被告认为原告1973年至1985年这段工作经历未经劳动部门批准。原告认为，这是用人单位的责任，与劳动者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条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所以被告不承认原告这段工作的工龄是违法的。除了行政不作为，被告还有行政乱作为，“双代员”是那个时代的新生事物，此外还有“民办教师”、“铁木社”、“赤脚医生”、“兽医站”等，这类新生事物的劳动者，这段工龄都属视同缴费，而原告就不能享受，这就是乱作为。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责令被告为原告增补13年工龄，重新核算退休工龄，依法落实养老待遇，增补实际工作工龄退休金。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9年12月12日，扬州市江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原告作出的《关于李杏春信访事项的答复》；2、代购代销店人员情况审批表。被告辩称：一、原告诉求属于被告职权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原告在江都参加社会保险，属于被告的管辖区域，根据上述规定，被告负有对原告社会保险视同缴费年限进行依法认定的法定职责。二、原告从事“双代员”的年限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原告于1954年3月出生，原居住江都县丁××乡花××村，1986年经劳动部门批准招为供销社劳动合同制工人(投资代劳)。在招用为供销社劳动合同制工人之前，是丁伙丰乐大队双代点的“双代员”。根据当年“双代点”《亦工亦农代购代销店协议书》的内容判定，原村“双代点”的“双代员”不属于供销社使用的临时用工。按规定临时工的招用，应符合1965年《国务院关于改进对临时工的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和1989年《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时规定》(国务院令第41号)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临时工，原则上在城镇招用;确需从农村招用的，应报区的市或者相当于设区的市一级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原告未经上述程序招用，也未有相关档案资料佐证。因此，原告从事“双代员”的年限，退休时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三、原告的诉求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告2004年3月办理退休手续，就原告的诉求，被告曾在2015年8月6日作出过书面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现要求认定1986年前工龄的诉讼请求明显超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诉权。四、原告的诉求已于2019年10月12日提出过诉讼，高邮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6日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原告于2019年12月16日再次以相同诉求提起诉讼，应属于重复起诉。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且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5年7月27日，原告李杏春等11人向被告书写的申请；2、2015年8月26日，被告向李杏春等11人作出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3、亦农亦商代购代销点协议书；4、亦工亦农临时工协议书；5、《国务院关于改进对临时工的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6、《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7、《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8、《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4年3月到被告处办理退休手续，被告为其办理了退休手续并核定了工龄时间。原告认为，原告于1973年即进入丁伙供销社工作，而被告未将原告1973年至1985年这段时间核算入工龄，原告等人故于2015年7月向被告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被告为原告重新核算工龄，时间应从开始工作时间起算。被告遂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书面答复意见，内容主要为：经查阅你们的档案材料，你们是原丁伙供销社职工，是在1985年—1986年期间经劳动部门批准招为劳动合同制工人(投资代劳)，在招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前，并无档案材料记载。根据1965年《国务院关于改进对临时工的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和1989年国务院令第41号《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临时工，原则上在城镇招用;确需从农村招用的，应报经设区的市或相当于设区的市一级劳动行政部门批准”。你们如要求认定招为劳动合同制工人之前的临时工工龄退休时作为连续工龄，应当提供你们70年代参加工作时经相关职能部门(劳动行政部门)批准的相关档案资料。原告收到该答复后，认为其已向被告提供了代购代销店人员情况审批表，无需再行提供相关档案资料，故一直未予提供。直到2019年11月10日，原告再次向被告提出书面申请，仍然要求被告为其重新核算退休工龄，依法落实养老待遇，增补实际工作工龄退体金。被告收到后，于2019年12月12日再次向原告作出书面答复，内容主要为：经查，你反映的问题，我局于2015年8月26日已作出明确答复。现你再次就相同诉求信访，我局不再作重新答复，并附上《关于石玉莲等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原告对该答复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原告就本案的诉求，曾于2019年10月12日向本院提起过诉讼，因原告起诉前未向被告提出过书面申请，故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2019）苏1084行初163号行政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本院认为，第一，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告于2004年3月到被告处办理退休手续，被告已为其核算了工龄。根据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原告于2004年3月即已经知道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内容，原告如认为被告将其工龄核算错误，至迟应当于2006年3月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在15年之后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已超过了法定的2年起诉期限。虽然原告分别于2015年7月、2019年11月向被告提出过书面履职申请，要求被告重新核算工龄，被告均又作出书面答复，原告针对被告的答复行为提起诉讼，但亦不能视为以此“激活”了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起诉期限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一方面是为了敦促当事人及时启动权利救济程序，及早解决行政纠纷，使不确定的行政法律关系尽快确定下来，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的效率，维护良好的社会治理体系；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时间过久，导致证据缺失，致使案件事实难以查清，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第二，被告于2019年12月12日再次向原告作出的书面答复，属于重复处理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被告于2015年8月26日已经向原告作出书面答复意见，告知其应当提供70年代参加工作时经相关职能部门(劳动行政部门)批准的相关档案资料。被告于2019年12月12日再次向原告作出的书面答复，并未改变2015年8月26日的答复内容，故属于重复处理行为。重复处理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没有改变原行政行为确定的法律关系，没有对行政相对人已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带来新的影响的行为。因此，从该角度来看，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杏春的起诉。已预收的案件受理费50元，全额退还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远军人民陪审员  管武兴人民陪审员  刘 强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尤 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