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5民终6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忠兰（曾用名姜陶），男，197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星，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治贵，男，196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江，四川蜀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桃，四川蜀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忠兰因与被上诉人任治贵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法院(2019)川1523民初1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忠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星，被上诉人任治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江、吴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忠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诉讼费由任治贵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本案作为三方合伙协议纠纷，在2017年经三方结算，确定各方结算金额，后以欠条予以确认，自出具欠条后刘忠兰已陆续支付款项达489999.9元，一审判决却无视刘忠兰已支付几十万元的款项，判决支付金额高于三方结算确定的金额。2.2018年12月9日只有任治贵一家、刘忠兰两方在茶楼，刘忠兰被迫出具欠条，注明“今欠任治贵2012年南溪小农水工程合伙项目款80万元。……如未还清，支付违约金拾万元正”，刘忠兰能离开茶楼后报警，刘忠兰从行为上亦从未对2018年12月9日欠条进行过履行。 任治贵辩称，刘忠兰于2018年12月9日出具的欠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刘忠兰应依据《欠条》履行支付义务。 任治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忠兰支付合伙款80万元、违约金100000元；2.诉讼费由刘忠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治贵、刘忠兰自2012年起合伙从事工程施工。2012年度，任治贵因合作项目所需与他人签订运输、施工合同；任治贵提供的“南溪区小农水项目任治贵开销附件超底清单”显示截止2013年现金支出共计710500元。合作工程项目结束后，任治贵、刘忠兰与罗某于2017年1月23日进行了结算，注明：任778988元，罗应进585810元。2017年10月27日，刘忠兰向任治贵出具欠条一张：“今欠任治贵2012年南溪小农水工程合作项目款77万元。大写柒拾柒万元。欠款人：刘忠兰。2017年10月27日。还款计划：1.2017年11月5日前还7万元，大写柒万元。2.2017年12月10日前还40万元，大写肆拾万元。3.2018年4月14日前还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4.如有违约赔偿违约金10万元。违约大写拾万元，违约一天都算违约。另付2017年10月27日前利息7万元。大写柒万元。刘忠兰。2017年10月27日。” 另查明，2015年2月16日任治贵向刘忠兰出具收条一张，其内容为：“今收到刘忠兰现金（70000.00元），大写柒万元正。此据任治贵。2015年2月16日”。2016年11月11日,刘忠兰向任治贵银行账户存款10000元；2017年刘忠兰转账支付任治贵9次（2000元以下的系微信转账，其余5次系银行转账），共计金额126999.99元（具体情况为：2017年6月16日20000元，2017年7月29日2000元、2000元，2017年8月30日1300元，2017年8月31日1700元，2017年10月25日20000元，2017年11月11日20000元，2017年11月17日50000元，2017年12月24日9999.99元）；2018年1月26日任治贵向刘忠兰出具210000元的收条一张，2018年向任治贵转账支付7次金额共计200000元（具体情况为：2018年5月26日10000元、2018年5月28日90000元、2018年6月7日10000元、2018年6月13日20000元、2018年8月2日40000元、2018年11月27日10000元、2018年11月28日20000元）。 对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关于2018年1月26日210000元收条的问题。刘忠兰根据收条主张支付任治贵现金210000元，而任治贵予以否认。刘忠兰出具的收条内容为：“收条今收到刘忠兰现金伍次共21万元正。大写贰拾壹万元正。此据任治贵。2018年1月26号。”刘忠兰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显示2017年先后5次向任治贵转账，金额共计119999.99元。由于收条载明系现金交付，银行转账流水金额与收条载明金额、日期不符，对刘忠兰的抗辩理由予以采纳，认定210000元均系现金交付。 关于2018年12月9日的结算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2018年12月9日，刘忠兰向任治贵出具欠条一张：“今欠任治贵2012年南溪小农水工程合伙项目款80万元。大写捌拾万元整。还款计划：1.2018年农历年底还20万元。2.2019年6月底还20万元。3.2019年12月底还清余款40万。4.如未还清，支付违约金拾万元正。5.以前所有经济往来全部作废。欠款人：刘忠兰。2019.12.9.注：2015年前曾还有13万元，由于有争议，待查帐后，如已付，从上述款项中连本带息扣除，全额付任治贵。”任治贵、刘忠兰均当庭陈述，结算当天参加人员除任治贵、刘忠兰外还有任治贵的儿子、妻子，时间从17时许至23时许在某茶房。刘忠兰为证明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非真实意思的表示，提供了江安派出所接处警证明一份，其内容为：“兹有任治贵2018年12月9日23时许来我所报称：刘忠兰拖欠工程款，请处理……”。该证明无经办人签名，任治贵对该证明持异议，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任治贵不可能报案，故对该证明不予采信。刘忠兰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存在胁迫、威胁的情形，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刘忠兰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审理中，任治贵、刘忠兰均陈述除了合伙事务外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刘忠兰陈述合作的工程项目于2014年就进行了结算。关于2018年12月9日欠条800000元的由来，任治贵陈述对以前期投入金额以1%的月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对此刘忠兰是认可了的；而刘忠兰陈述认可1%的月利率计算占用利息，但对利息的起算时间有争议，应以案涉及工程项目工程款付清之日起计算。刘忠兰在关于2019年12月9日后未再向任治贵支付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任治贵、刘忠兰双方已于2017年1月23日对合伙事务进行结算，此后刘忠兰分别于2017年10月27日、2018年12月9日向任治贵出具欠条。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应以哪一张欠条作为核算基础的问题。任治贵主张以2018年12月9日的为准，而刘忠兰主张以2017年10月27日的为准。刘忠兰未举证证明其在2018年12月9日出具欠条时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任治贵采取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应以出具在后的欠条即2018年12月9日的欠条作为核算的基础。欠条载明“2015年前曾还有13万元，由于有争议，待查帐后，如已付，从上述款项中连本带息扣除，全额付任治贵。”，注明的“2015年前”是否包含2015年度存在不同的理解，因该欠条是刘忠兰书写，故应由刘忠兰负证明责任。刘忠兰于2015年2月16日支付任治贵现金70000元，除此以外刘忠兰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刘忠兰在2018年12月9日后未再向任治贵支付款项，根据约定应于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任治贵欠款800000元及违约金100000元，共计900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刘忠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任治贵欠款800000元、违约金100000元，共计9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刘忠兰负担；此款任治贵已预交,由刘忠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任治贵。 本案二审期间，刘忠兰提交了接（报）警登记表，拟证明2018年12月9日书写的《欠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审核意见：接（报）警登记表上记载的报警时间是2020年4月3日，系在二审期间，离《欠条》书写时间已一年多，无法达到刘忠兰的证明目的，该份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无关，对接（报）警登记表不作为二审证据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2018年12月9日刘忠兰向任治贵出具的《欠条》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刘忠兰主张的2015年向任治贵支付的130000元是否应在本案中扣除。 针对争议焦点一即2018年12月9日刘忠兰向任治贵出具的《欠条》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本院认为，虽刘忠兰和任治贵均陈述2018年12月9日书写欠条时在场人员有刘忠兰及任治贵一家，时间从下午5点到晚上11点过。但2017年1月23日刘忠兰、任治贵就对合伙款项进行了结算。2017年10月27日刘忠兰就款项归还问题向任治贵出具了《欠条》，在该份《欠条》上，刘忠兰承诺于2018年4月14日前归还所有款项，但直至2018年12月9日，刘忠兰均未依约履行完毕还款义务。为收回债权，刘忠兰一家三口要求任治贵对款项的归还再次承诺，从人员组成看，参与人员符合常情。从花费时间看，双方当事人各有利益，各有计算，达成共识并不容易，本案双方谈判至达成共识的时间并未严重违背常理。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刘忠兰出具2018年12月9日的《欠条》时其意思受到胁迫。且从800000元的构成看，双方均认可以前期投入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了利息，只是双方在庭审中对利息计算的起始时间有争议。本院认为无论在庭审中双方对利息的起算时间如何争议，在2018年12月9日出具《欠条》，双方已对利息计算的起始时间达成了合意，本案双方利息计算的标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刘忠兰上诉称2018年12月9日的《欠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支付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二即刘忠兰主张的2015年向任治贵支付的13万元是否应在本案中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2018年12月9日的《欠条》上已注明“如已扣除，全额付任治贵”，说明即使2015年刘忠兰向任治贵支付过130000元，也需未在2017年1月23日结算时扣除才能再次在800000元内扣除。任治贵称虽有该130000元，但已在2017年1月23日结算时扣除了。在2017年1月23日结算时扣除任治贵的款项多于130000元，确有已扣除该款项的可能性现任治贵未提供证据证明2017年1月23日扣除的款项中未包括该130000元。故刘忠兰主张在800000元内还需扣除该130000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忠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刘忠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润 审判员 郭美宏 审判员 聂华竟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杨雯洁 书记员 邱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