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3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奎云，男，197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职业工人，现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经宇，辽宁弘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灯塔市沈旦堡镇周官堡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灯塔市沈旦堡镇周官堡村。法定代表人：闵飞，该村代理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景元，男，汉族，1951年5月29日出生，职业农民，现住灯塔市，该村会计。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立春，灯塔市旺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张奎云因与被上诉人灯塔市沈旦堡镇周官堡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灯塔市人民法院（2019）辽1081民初4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奎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经宇，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闵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景元、郝立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奎云的上诉请求：1、请依法撤销灯塔市人民法院(2019)辽1081民初46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违反了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政策。原审判决第一项与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11月26日公布并施行的“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的相悖。根据上述意见，农户承包地要保持稳定，发包方及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不得违法调整。鼓励承包农户增加投入，保护和提升地力。各地可在农民自愿前提下结合农田基本建设，组织开展互换并地，发展连片种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流转农户承包地进行农田整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结合本案，被上诉人在诉状中称“在2007年响应上级号召，发展设施农业，与广大村民协商同意，达成一致意见，将村民部分土地对外流转，原告将64.24亩土地发包张奎云名下，其用于经营塑料大棚，双方约定承包期间为20年，承包费为每年每亩400元”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后，立即向亲朋好友筹措资金建设塑料大棚用于种植高附加值农作物，现该农作物正处高产期。如若解除该合同将会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2、一审判决有违合同法的基本原理。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还称“2017年未转包户的村民顾长明等20人向法院起诉原告，请求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等。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法，并程序合法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一审法院确不顾事实盲目下判，若按涉案判决执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有巨大损失。同时，2017年未转包户的村民顾长明等20人向法院起诉被上诉人的案子，涉及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应是该案的必要诉讼当事人，而灯塔市人民法院并没有追加上诉人参加该案诉讼属于程度违法。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情势变更原则来处理本案。但根据从维护合同的稳定性角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法[2009]165号)明确规定：“为了因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使审判工作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的原则和精神，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对于上述解释条文，各级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可见，即使针对“情势变更”适用该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也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说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十分慎重地对待解除合同的操作。结合本案，一审法院在上诉人缺席情况下，没有经过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就直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来处理本案属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并没有说明其截留政府给承包户即上诉人的植补等补助款项的金额。根据《辽宁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2004年底国家开始对承包户按承包面积直接补助并应通过被上诉人发放到承包户手中(每亩补贴近百元)，现被上诉人截留国家给承包户的植补款，上诉人多次追要，但被上诉人就是拖欠不给，因从这个角度来说上诉人并没有欠一审判决中认定的土地承包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一审期间即有程序违法，又有事实不清，更有违反国家政策，因此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村委会辩称：坚持答辩意见，一审判决正确，驳回上诉。村委会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2007年原告响应上级号召，发展设施农业，与广大村民协商同意，达成一致意见，将村民部分土地统一对外流转。原告将64.24亩土地发包给被告张奎云名下，其用于经营塑料大棚，双方约定承包期限20年，承包费为每年每亩土地400.00元，由于当时原告与村民的合同约定土地承包金也是每年每亩400.00元。2017年末转包户的村民顾长明等20人向法院起诉原告，请求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返还土地并按每年每亩650.00元要求给付土地承包金，灯塔市人民法院支持了转包户的诉讼请求，判决解除顾长明等20人与原告的土地承包合同，返还土地，并根据灯塔市人民法院（2015）灯民三初字第00494号生效判决认定的2013年土地承包价格上调每年每亩500.00元，2014年以后土地承包价格上调每年每亩650.00元的价格判决给付土地承包金。由于原告系中间人，在土地流转中起衔接作用，将村民的部分土地流转给大棚户经营，村里没有土地，致使向大棚户索要承包金，然后再给付村民，村里原则上从中不挣钱也不赔钱，现在法院判决原告按650.00元给付村民承包金，造成村里无法履行判决。一则村里没有土地，村里的土地已经按照当时约定发包给大棚户，现在没有土地返还给村民；二则原告与大棚户签订的土地承包金是每年每亩400.00元，无法履行灯塔市人民法院判决的650.00元承包金，差额250.00元从哪里出？为此，原告提出上诉，但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无奈，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给付土地承包金，被告拒绝给付。请求人民法院：1、判令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予以解，并返还原告64.24亩土地；2、判令被告张奎云给付原告灯塔市沈旦堡镇周官堡村民委员会2012年之前欠承包金64，240.00元、2013年32，120.00元（64.24亩×500.00元），2014年至2017年间所欠167，024.00元（64.24亩×650.00元×4年），2018年欠承包金41，756.00元（64.24亩×650.00元），共计尚欠原告土地承包金305，14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08年原、被告签订了《农业承包合同书》，被告张奎云承包64.24亩土地，用于经营塑料大棚，每亩400.00元。承包期限为20年，交款方式为三年交两次承包金，订立合同之日先结清二年承包费，第三年结清当年承包金。被告张奎云从2012年前开始拖欠土地承包金至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原告将土地交给被告经营，被告应按约定向原告交纳土地承包费，被告从2012年前开始拖欠原告土地承费且该土地由被告经营至今，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以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结合本案，被告从2012年前起至今未交纳承包费未履行义务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也未能及时将承包费转交到其他应得承包费的农户手中，造成极其不好的影响，现原告主张解除土地承包合同，返还承包地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在原、被告双方订立合同时按每亩400.00元价格收取土地承包金并未有显失公平的情况，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近年来国家惠农政策的出台及土地价格上涨的实际情况及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周官堡村于2014年以后土地承包价格为每年650元/亩，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村委会一方不公平，应依法予以适当调整。此调整应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原则，因原告向本院主张调整土地承包价格的时间为2018年，故从2018年开始调整，对于被告已经履行完毕的或村委会主张权利之前的土地承包金价格，仍按原合同约定每亩400.00元计算，均不再予以调整。又因本村其他村民（案外人）与周官堡村委会之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已由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10民终1360号终审判决确定2018年的土地承包费为每年650元/亩，故被告村委会2018年土地承包金调整为每亩650.00元为宜。本案被告张奎云从2012年前开始拖欠土地承包费，原告提供的欠款明细表显示，2012年前承包费按每亩500元计算，拖欠承包费为64，240.00元。而事实上2012年前承包费应按每亩400元计算，故被告张奎云2012年前拖欠承包费为51，392.00元，2013年拖欠25，696.00（64.24亩×400.00元），2014年至2017年拖欠102，784.00元（64.24亩×400.00元×4年），2018年拖欠41，756.00元（64.24亩×650.00）元，以上合计拖欠承包费人民币221，628.00元，该款项应由被告张奎云给付原告灯塔市沈旦堡镇周官堡村民委员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灯塔市沈旦堡镇周官堡村民委员会与被告张奎云于2008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于本判决生效后予以解除。二、被告张奎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日内返还原告灯塔市沈旦堡镇周官堡村民委员会土地64.24亩；三、被告张奎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日内向原告灯塔市沈旦堡镇周官堡村民委员会支付土地承包费人民币221，628.00元；四、驳回原告灯塔市沈旦堡镇周官堡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76.00元，由被告张奎云承担4，624.00元，由原告承担1,252.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张奎云与被上诉人村委会于2008年1月20日签订《农业承包合同书》，该合同载明张奎云承包涉案土地亩数为61.74亩,用于经营塑料大棚，每亩400.00元。承包期限为20年。另查张奎云于2013年3月24日向村委会交纳土地承包费2.5万元。以上事实有张奎云二审期间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收条、村委会提供的现金收入凭证等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村委会与张奎云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张奎云自2014年起拖欠承包金至今属于根本违约，一审法院判决解除承包合同正确。关于涉案土地亩数，应以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记载的亩数61.74亩为准。村委会对合同中加盖的村委会印章真实性无异议，其对合同内容真实性有异议的抗辩，因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土地承包费，村委会诉请张奎云支付2013年以后的承包费，因张奎云提供收条证明已交纳2013年承包费2.5万元，村委会亦提供现金收入凭证对此认可，故该笔承包费应从一审判决确认的承包费总额中扣除。张奎云提供的2011年收条系2011年、2012年向村委会交纳的承包费，与本案村委会主张的2013年以后的承包费无关，本院不予审理。关于承包费调整问题，一审法院参照同村同时期同类土地的承包费标准确定本案的土地承包费标准为每年每亩650元，并无不当。因张奎云一审时对涉案土地上的农作物损失并未提出反诉，本案不予审理，关于合同解除后给其造成的损失，张奎云可另行主张。关于张奎云称因村委会截留粮食直补款故不欠村委会承包费的主张，因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灯塔市人民法院（2019）辽1081民初4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二、撤销灯塔市人民法院（2019）辽1081民初4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张奎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灯塔市沈旦堡镇周官堡村民委员会土地61.74亩；四、张奎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灯塔市沈旦堡镇周官堡村民委员会支付土地承包费人民币19662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76元，由张奎云负担3786元，由灯塔市沈旦堡镇周官堡村民委员会负担20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24元，由张奎云负担2980元，由灯塔市沈旦堡镇周官堡村民委员会负担16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军审判员 白羽彤审判员 张连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冯笑怡书记员高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