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4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食品肉类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城东路15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146481994N。法定代表人：成其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正良，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美芳，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市金多来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新桥开发区（嘉兴市金茂纺织品有限公司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7896657977。法定代表人：唐剑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良,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彪,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营业场所：浙江省嘉兴市环城西路2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704398408L。负责人：徐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颖怡，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嘉兴市食品肉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食品肉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嘉兴市金多来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多来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嘉兴分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7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食品肉类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金多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食品肉类公司获取的345万元为不当得利，属认定事实错误。1.食品肉类公司获得利益具有合法根据已由相应证据证明。食品肉类公司提供的外汇入账凭证、《银企合作初步框架》以及大量的财务会计凭证等，已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金多来公司是替浦发银行嘉兴分行向食品肉类公司支付汇兑损失345万元；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也印证了食品肉类公司“获得利益具有合法根据”。2.金多来公司主张食品肉类公司获得案涉款项无合法根据，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且其提交的证据存在虚假和诸多矛盾及不合常理之处，一审法院视而不见。3.一审未对关键人物“周立雄”（音，以下同）进行调查核实，就认定食品肉类公司所获得的345万元为不当得利，属认定事实不清。（二）本案不当得利中“给付没有合法根据”并非消极事实，一审法院将“获得利益具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分配给食品肉类公司，这显然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相悖，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金多来公司主动给付345万元支票，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无论是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还是在之前的企业借贷案件中，金多来公司均陈述称，其给付食品肉类公司款项，是基于相信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因此，金多来公司交付支票给食品肉类公司时，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情形，并不欠缺给付的原因，故不属于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消极事实，其举证责任应由金多来公司承担。（三）不当得利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不能作为金多来公司在企业借贷民事法律关系中因缺少证据其主张落空时，另行提出主张时的请求权基础。金多来公司先是以企业借贷纠纷提起诉讼，在其主张未获法院支持的情况下，转而主张返还不当得利，这明显与不当得利的法律基础相悖，不应获得支持。金多来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食品肉类公司取得金多来公司的345万元，没有正当理由；对于其取得该款项有合法依据，食品肉类公司应当举证证明。食品肉类公司对之前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解读有误，造成其在上诉状中的陈述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浦发银行嘉兴分行陈述：浦发银行嘉兴分行不清楚金多来公司、食品肉类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情况，亦未发现有员工“周立雄”的信息。根据浦发银行嘉兴分行的行业审查结果，不存在食品肉类公司所称的金多来公司为浦发银行嘉兴分行支付汇兑损失的事实。食品肉类公司提交的系框架协议，只是浦发银行嘉兴分行单方出具的框架文本，并非经双方签字盖章形成的正式合同文本，根据行业管理规定，浦发银行嘉兴分行不可能据此向食品肉类公司支付所谓的汇兑损失。金多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食品肉类公司将取得的不当得利345万元返还给金多来公司并赔偿利息损失（以34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1日起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该款还清时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17日，食品肉类公司名下的浦发银行嘉兴分行账号收到金多来公司款项345万元，该笔款项金多来公司、食品肉类公司持有的银行对账单摘要栏均记载为“划款”。2013年、2015年，食品肉类公司分别在金多来公司《往来款项询证函》上盖章，其中2013年《往来款项询证函》记载截止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打印日期为2013年5月31日，手填日期为2013年12月22日；2015年《往来款项询证函》记载截止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打印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手填日期为2015年12月25日。两份《往来款项询证函》其余打印内容均一致，载明：金多来公司聘请浙江中铭会计事务所对公司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向食品肉类公司征询往来账项等情况，会计科目“其他应收款”，贵公司（即食品肉类公司）欠345万元；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付清，仍请及时函复为盼。食品肉类公司均在“信息证明无误”栏盖章。一审另查明：（一）2011年3月18日，浦发银行嘉兴分行向食品肉类公司出具《银企合作协议初期框架》一份，载明食品肉类公司系浦发银行嘉兴分行重点客户，在双方银企合作协议文本正式签订前，综合前期友好协商，就合作协议部分内容明确如下（如有不尽之处按正式签订的合作协议执行）：1.同意以2011年2月24日的港币汇率为基准汇率进行锁定，在执行允许的前提下，办理资本金结汇；2.食品肉类公司按资本金计划结汇，按存款积数计息，年化收益率按3.5%给付收益，对正常的存款利息及收益部分按季支付，对产品类的收益部分按产品正常计息时间给付收益；3.计息期内，浦发银行嘉兴分行确保食品肉类公司3.5%年化收益率，如国家上调法定存款利率，对超过3.5%部分的收益经双方协商（考虑到利率调整的时间和幅度），将作适当调整；4.如因食品肉类公司原因导致资本金结汇计划发生大额变动，须提前3个月通知浦发银行嘉兴分行，以便提早调整产品方案；5.双方承担保密义务，相关内容不得向第三方及有关中介机构透露。（二）2018年12月21日，金多来公司以企业借贷纠纷为由，向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8）浙0411民初6049号民事判决，驳回金多来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三）一审庭审中，金多来公司、食品肉类公司一致确认互相无业务往来，除案涉款项外无其他经济往来，双方陈述两家公司在浦发银行的业务均由浦发银行嘉兴分行客户经理“周立雄”接洽，包括案涉款项的交付也是由金多来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交由“周立雄”，再由“周立雄”转交食品肉类公司入账。另外，金多来公司陈述其提交的《往来款项询证函》是通过浦发银行嘉兴分行工作人员转交给食品肉类公司确认盖章的，食品肉类公司的财务人员盛洁在接受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调查询问时称《往来款项询证函》系“周立雄”交由其盖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双方当事人对2012年1月17日食品肉类公司收到金多来公司款项345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主要争议焦点为食品肉类公司就上述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金多来公司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提交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对账单》《往来款项询证函》并对案涉款项交付、对账过程等作出具体说明，表明金多来公司在2012年1月17日实际上系基于对出借款项的错误认识而向食品肉类公司作出给付行为。鉴于双方在款项交付时并无借贷合意，亦无其他可能引起财产利益变动的法律关系，金多来公司的给付行为客观上并无法律上的原因，或者说其主观上认为的付出利益之法律根据并不是食品肉类公司得利的法律根据。此种情况下，食品肉类公司取得利益并继续保有利益是欠缺正当性的，其占有案涉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金多来公司。但就金多来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鉴于金多来公司交付款项时本身有失审慎义务，之后也长期怠于向食品肉类公司确认核实款项性质或主张权利，而从食品肉类公司提交的证据看，食品肉类公司在收取和保有款项过程中并不具有主观恶意，故根据公平原则，对金多来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关于食品肉类公司抗辩认为案涉款项系金多来公司代浦发银行嘉兴分行支付的汇兑损失补偿，对此金多来公司和浦发银行嘉兴分行均未予认可。此处需指出，前案生效判决并未如食品肉类公司所述已对案涉款项性质作出认定，食品肉类公司仍应就其主张即获得利益具有合法根据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但从庭审调查情况看，食品肉类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如食品肉类公司认为浦发银行嘉兴分行应支付其汇兑损失补偿，双方可以另行解决。关于食品肉类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经审查，金多来公司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诉讼时效应当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起计算，金多来公司误以为向食品肉类公司出借款项，直至前案判决生效之日起明确双方实际上并无借贷合意，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金多来公司明确知晓不当得利事实即前案判决生效之日开始计算，食品肉类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食品肉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金多来公司不当得利345万元；二、驳回金多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食品肉类公司未按上述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00元，由食品肉类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金多来公司是否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食品肉类公司返还案涉的345万元。根据现有证据，食品肉类公司收受345万元，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理由如下：第一，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法律上的原因）,取得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双方当事人对金多来公司已给付食品肉类公司345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金多来公司系主动为给付行为，给付数额、给付对象明确、具体，说明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金额错误的情形。为了让食品肉类公司归还该345万元，金多来公司曾以企业借贷纠纷起诉，后因证据不足被驳回。本案中，金多来公司仍陈述当时是食品肉类公司通过案外人“周立雄”向其借款345万元，后因食品肉类公司否认借款，金多来公司才转而诉食品肉类公司不当得利。根据金多来公司的陈述，其当初给付食品肉类公司345万元属于借款，这说明转账支票的开具和交付，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第二，金多来公司作为主张成立不当得利的给付人，应对给付原因或目的进行举证，证明给付欠缺原因及对方取得利益不当，即给付人不仅应当证明受益人获得利益、给付人因此而受损，还应当证明受益人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因为金多来公司乃主动给付该款，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本案中，金多来公司不但没有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反而一再陈述当初食品肉类公司系向其借款，因此，对于金多来公司主张的食品肉类公司受领345万元无法律上的原因，难以采信。第三，不当得利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本案中，金多来公司开具支票的行为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即便食品肉类公司否认该款为借款，本案也不具备适用不当得利的基础。金多来公司只能以其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的企业借贷关系作为请求权基础，要求食品肉类公司归还借款345万元。至于其诉讼请求是否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只能取决于其举证证明责任能否完成。因此，金多来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食品肉类公司返还345万元,证据不足，其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综上，食品肉类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判决失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712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嘉兴市金多来纺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400元，均由嘉兴市金多来纺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帅国珍审判员  倪 勤审判员  王世好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陆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