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12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昌兴，男，196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昌旺，男，197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冬蕊，女，1953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春雪，女，196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夏芬，女，197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上列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望，浙江光正大（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仁飞，男，196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跃枢，浙江永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林学花，女，1957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原审被告：林夏香，女，196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上诉人林昌兴、林昌旺、林冬蕊、林春雪、林夏芬因与被上诉人林仁飞及原审被告林学花、林夏香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4民初4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昌兴等五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林仁飞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将涉案屋契效力的举证责任强加分配给林昌兴等五人，导致本案判决严重偏离实体正义和程序公正。自然人的私章没有登记备案的要求，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该私章为其所有，否认盖章行为是其所为时，该方当事人实质是否认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合意成立合同关系，此时就涉及到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林昌兴等五人否认屋契上的私章为林永富所有，否认林永富在屋契上盖过私章，否认林永富与林仁飞订立过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下，林仁飞应该举证证明其与林永富之间成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林仁飞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与林永富成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有关“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书证原件等，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认为林昌兴等五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从而实质上将该举证责任错误分配给林昌兴等五人。二、一审判决确认林仁飞与林永富于1998年12月28日签订的《立卖屋契》有效，明显缺乏基本证据。林仁飞为主张其与林永富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所举的直接证据（或事实陈述）如下：1、1998年的《立卖屋契》原件。该卖契上没有林永富的签名、指印，且林仁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卖契上“林永富”私章系林永富所有，盖章系林永富所为。此外，林仁飞提交《立卖屋契》原件的行为本身并不能证明该卖契真实有效，一审判决以林仁飞提交了卖契原件来证明该卖契真实，犯了自己证明自己的循环论证逻辑错误。永嘉县人民法院（2018）浙0324行初49号中2010年《立卖屋契》也是原件，且有相应的《公某》佐证，林昌兴等五人也未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按照一审判决逻辑，也要认定其证明力，判决确认2010年《立卖屋契》有效。由此，足见一审判决的逻辑错误。2、卖契形式。房屋买卖历来是极其重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严格的形式要求，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要式合同。自然人的私章没有登记备案的要求，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故通常情况下，自然人在签订合同时，采用签字、捺指印的形式。自然人之间的合同文本上的“签字盖章”，是指自然人签字加捺指印，而非盖私章。本案双方当事人是自然人，因此，只有经当事人签字或者捺指印的合同（屋契）才是当事人达成房屋买卖合意的体现，才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涉案卖契没有出卖人签字、捺印，不具有法定、约定的合同形式要件，不能认定林永富有出卖房屋给林仁飞的意思表示，双方房屋买卖合同尚未依法成立。未依法成立的合同，理应无效。3、涉案房款支付、房屋交付。涉案房屋在99年被洪水冲毁前，一直由林永富居住使用，之后成危房，不能住人，鉴于双方系邻居亲戚，交情深厚，平时双方均把家里的柴禾等杂物存放在该危房里，直到房屋被拆除。林仁飞所称的“林永富将房屋交付给林仁飞居住使用”，证人林某1陈述的“房子卖了后，林仁飞在里面开店”，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采信。林仁飞从未在涉案房屋里开店，也未居住。卖契并未注明“房款随契交讫两清”等字句，林仁飞也未提供房款交付的任何证据，未说明款项来源、房款支付情况。第一位证人林某1提及“现场未看到房款交付”。第二位证人（拟证明购房款支付情况等）已到法庭等候，但在林某1作证后，该证人临时取消出庭，且未说明理由，显然系担心两位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三、一审判决认为1998年的《立卖屋契》的真实性，有执笔人林某1的证言证实，林某1的证言有林某2在行政案件中的谈话笔录所佐证，并有2010年委托公证的事实，及林昌兴、林昌旺作为四邻捺指印同意涉案房屋翻建选址事实的旁证。（一）、关于林某1证言及林某2谈话笔录的真实性问题。通常情况下，卖契是买受人持有房产权源的凭证，往往由买受人信任的人执笔，红包由买受人支付。从林某1先后两次为林仁飞书写卖契，尤其是虚假出具2010年《立卖屋契》的情况看，其与林仁飞关系非常密切，应认定两者有利害关系。且林某1对立契现场重要事项未能陈述清楚，均以“记不清”或模棱两可的表述予以搪塞，证言中存有诸多疑点无法自圆其说，明显有悖情理。此外，林某1的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如：林某1关于林某2是否在立契现场并在卖契上作为见证人盖私章的证言与林某2本人的陈述相矛盾。（二）、关于房产交易委托公证。1、（2010）浙南证内字第2171号《委托书公某》载明林永富于2010年4月19日出具《委托书》，而此时林永富并未取得朱清妹遗产的全部继承权，其他继承人也未放弃对朱清妹遗产的继承权。即便之后林永富取得上述遗产全部继承权，也不能改变其2010年4月19日出具的《委托书》欠缺合法性的现状。2、该房产交易委托公证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1）未按通常公证办理规范要求写明所委托交易房屋的具体座落门牌号、土地证号、产权证号（委托人在本村中有多处房产是常态）；（2）未要求当事人提供房产权利证件或证明材料、房产交易契约；（3）未按要求在当事人提供的纸质材料复印件加盖“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的审核章，更无当事人（提交人）、审核人（材料接收人）签章确认。3、林永富生前在水岩村拥有多处房产，而《委托书》并未写明所委托交易房屋的具体情况，故属委托事项不明确，不能证明该委托书与1998年的《立卖屋契》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林永富委托他人代为办理涉案房屋买卖事宜，更不能证明林永富将涉案房屋出卖给林仁飞的事实。4、涉案《委托书》委托事项不明确，公证程序错误，合法性欠缺。另，林永富已去世，其作为《公某》当事人的权利依法应由其继承人继承、行使，林昌兴等五人作为林永富的子女、法定继承人即该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依法有权查阅公证档案，但遭到涉案公证机构拒绝。一审法院向公证机构调取的公证档案，没有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5、即使2010年《委托书公某》合法、1998年《立卖屋契》真实，但卖契在前，公证在后，说明原签订的1998年《立卖屋契》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或原卖契因双方当事人未实际履行而作废失效。否则时隔十多年后，当事人不会另行办理委托公证，又委托他人出卖原卖契所涉房屋。事实上，该委托书列明的受托人也未根据《委托书》的授权代为办理房屋买卖事宜，将涉案房屋出卖并过户给“原买受人”林仁飞。（三）关于林昌兴、林昌旺作为四邻同意房屋翻建选址的事实。林仁飞在本案中并未提供案外人林振峰私人建房规划选址意见的书证，一审判决中“林昌兴、林昌旺作为四邻同意（林振峰）房屋翻建选址的事实”节选自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行初361号行政判决书，但林仁飞提供该判决书旨在证明本案被告系林永富法定继承人的事实，并未涉及“选址意见”，一审法院也未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且该书证“选址意见”是作为案外人林振峰房屋翻建审批手续中报批材料，现随该建房批文被法院判决撤销而随之撤销。林昌兴等五人均未在1998年卖契和2010年卖契上签字盖章，也未参与1998年和2010年的房屋买卖，对父亲林永富1998年及2010年买卖房屋之事均不知情。林昌兴、林昌旺作为四邻捺指印同意案外人林振峰房屋翻建选址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联，不构成民事诉讼上的“自认”。林仁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林昌兴等五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维持。一、林仁飞已经提供了全部的证据来证明房屋买卖关系成立，林昌兴等五人主张合同不成立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买卖契约有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契约本身及相关证人证言、公某，均能充分客观反映林永富出卖涉案房屋的事实。此外，在该房屋办理建房审批手续时，林昌兴、林昌旺均在四邻意见上按指印确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仁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林仁飞与林永富于1998年12月28日签订的《立卖屋契》合法有效；2、判令坐落于浙江省永嘉县（地号：330324111236ＪＣ00106，原使用权人为林永富）面积为58.7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归林仁飞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落款时间为1998年12月28日、执笔人林某1代书的《立卖屋契》载明“立卖字人林永富，将竹园坦房屋三间卖给林仁飞。东至贤彭墙脚、南至公路、西至屋基脚、北至路巷。双方协议屋价叁万肆仟元正。三间屋前龙门直出，外人不能干涉，出卖以后，不找不赎。以上决议执行遵照，双方情愿各无后悔。恐口无凭特立此书为据永远为照”。卖契尾部出卖人林永富名下有标明为“林永富”的私章印记、见证人林某2、林某3下有标明为“林某2”的私章印记、指印等。现林仁飞持上述卖契原件等证据提起本案诉讼。永嘉县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浙03行初361号《行政判决书》查明事实如下：林永富、朱清妹系夫妻关系，共育有林昌兴、林昌旺、林冬蕊、林春雪、林夏芬、林学花、林夏香7名子女。朱清妹于2004年12月30日死亡，林永富于2014年8月4日死亡。林永富原有位于永嘉县的宅基地，后该宅基地调剂给林振锋。林振锋于2015年4月29日经核准取得永集用（2015）第664号土地使用权证，载明使用权面积为58.7平方米、原土地使用者林永富，现调剂给于林振锋等内容。2015年5月4日，林振锋以该土地上房屋破旧为由提出个人建房申请，所在村村委会予以同意。2015年9月23日，涉案房屋被鉴定为Ｄ级整体危房。2015年12月29日，永嘉县公路管理局审查同意涉案危房拆建房屋距道路外缘西侧7米、东侧10.8米建设等。2016年1月11日，林振锋提交《永嘉县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并提供了身份证、户籍材料、土地使用权证等。沙头镇人民政府经调查认定，同意规划选址意见，林昌兴、林昌旺在该选址意见上捺指印，经所在村公示，上报永嘉县人民政府，永嘉县人民政府作出批准拆建行为。本案中涉及的林永富为委托人的委托公证等《公某》2式9份是由林仁飞签收领取。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998年的《立卖屋契》的真假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本案中，虽然林昌兴等五人对经过公证的委托书上林永富的签名提出质疑且提供林永富人事档案、笔记本等比对材料并申请鉴定，但是该些比对材料的证明力一般小于经过公证的书证。即使经鉴定后，鉴定意见认为非同一人所书写，也不能以其他书证推翻经公证的委托书。故不予委托鉴定，并认定经公证的委托书具有参考意义。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书证原件等，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本案中，林仁飞已经提交了1998年的《立卖屋契》原件，林昌兴等五人提出异议，但仅提供林某2的书面证言为相反证据。林某2的书面《证明》不能予以认定，故林昌兴等五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如果《立卖屋契》没有其他疑点，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1998年《立卖屋契》的证明力。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虽然《立卖屋契》存在没有林永富签名或按指印而只有盖私章的疑点，但该《立卖屋契》得到其他证据的旁证及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佐证而可予以认定。旁证、佐证的具体情况有：其一，证人林某1到庭作证称“林永富的印章是林永富本人所盖”、“当时很多人在场”、“房子卖了后，林永富在涉案房屋旁边搭有一间开着店”；林昌兴等五人提供《证明》的出具者林某2在接受法院谈话（已经在行政案件中质证的谈话笔录）也说到，“（林永富出卖的房屋）在小卖部的东边，共三间”。两人述称的林永富在涉案房屋旁边开小卖部而不在涉案房屋内开小卖部，能够相互印证。因此，林某1的证言具有可信性，可以旁证《立卖屋契》的真实性。其二，参考经过公证的委托书记载，林永富委托林松友（据称是林仁飞的亲戚）代为办理房屋评估、转让、过户手续等，可以体现出林永富有出卖房屋的事实。而且结合该公某是由林仁飞领取，可以体现出公某对林仁飞有用，因而可以体现出卖房屋的事实与林仁飞有关联。其三，2016年涉案房屋地址上的翻建行为（审批中）经沙头镇人民政府经调查认定，同意规划选址意见，林昌兴、林昌旺在该选址意见上捺指印，此事实已经由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浙03行初361号《行政判决书》予以认定，由此事实可见，在林仁飞家翻建规划选址时林昌兴（涉案房屋的西邻即前文提及的林永富开的小卖部现所有权人）、林昌旺（涉案房屋的北邻）在选址意见书上捺指印同意而没有异议，该按指印的事实能佐证林昌兴一方已经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林仁飞家的事实。综上，1998年的《立卖屋契》的真实性，有执笔人林某1的证言所证实，而林某1的证言有林某2在行政案件中的《谈话笔录》所佐证。此外，还得到“2010年的委托公证的事实”、及“林仁飞方将涉案房屋翻建选址时还有作为四邻的林昌兴、林昌旺捺指印同意选址的事实”的旁证。故对1998年的《立卖屋契》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该《立卖屋契》不存在无效之情形，故对林仁飞提出要求确认《立卖屋契》有效的主张，予以支持。至于林昌兴等五人提出的契据上无共同产权人签字而其处分无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前述规定可以看出，即使当事人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而处分了他人的财产也不能支持无效。更何况本案中林永富是共有人，且在2010年放弃继承的公证后取得了涉案房屋的（全部）所有权。故对林昌兴等五人提出的《立卖屋契》无效的辩解不予以采纳。至于林仁飞提出的要求确认坐落于浙江省永嘉县（地号：330324111236ＪＣ00106，原使用权人为林永富）面积为58.7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的问题。虽然表面显示出来的是集体土地使用权，但是该土地使用权实际对应的是房屋所有权。由于该房屋在翻建过程中已经拆除，而不宜确认所有权。故对林仁飞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林仁飞与林永富于1998年12月28日签订的《立卖屋契》有效；二、驳回林仁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林昌兴、林昌旺、林冬蕊、林春雪、林夏芬、林学花、林夏香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林昌兴等五人提供了如下证据：1、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林永富在水岩村有一处房屋，建于1992年前，占地58.4平方米。2、土地登记档案。证明林永富在水岩村有一处房屋，建于1992年前，占地50.3平方米。3、建房申请报告及领导批示。证明林永富在水岩村有一处老宅，1999年申请灾后重建。4、林昌兴与水岩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协议书。证明林昌兴名下的附属小屋基厕所系林永富生前所建。上述证据1-4共同证明林永富生前在水岩村有多处房产、土地，且均在2010年涉案委托书出具前建成使用；委托书未载明所涉房屋具体情况，不能证明委托书中“水岩村房屋”即特指涉案房屋。5、一审法院向浙南公证处调取的公证档案。证明公证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1）未按一证一卷、一卷一号的原则立卷；（2）卷宗排列顺序错误，没有目录、卷内材料右上角旧编码痕迹；（3）没有林昌旺、林春雪的公证申请；（4）没有谈话笔录；（5）没有向当事人告知申请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6）送达方式错误，未送达。经本院询问，林昌兴等五人确认证据1所涉的房屋即是本案诉争的房屋。林仁飞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3、4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林昌兴等五人的待证事实。本院向双方当事人出示了一审法院调取的并已附卷的（2010）浙南证内字第2170号公某、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委托书、（2010）浙南证内字第2170号委托书公某等公证档案材料，双方当事人对上述档案材料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对于诉争房屋原土地使用权人为林永富的事实双方并无争议，且原生效行政判决已予确认，本案一审判决对相关事实亦已予以认定，故对该证据无需再作认定。证据2-4与本案争议的房屋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5来自于一审附卷的部分公证档案材料，本院亦向双方出示了一审附卷的其余公证档案材料，双方对相关材料均无异议，故本院均予以确认。本院经审查当事人在一、二审提供的证据，依法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诉争的1998年12月28日《立卖屋契》系由同村村民林某1执笔代书，契书上盖有“林永富”私章，并加盖水岩村民委员会印章，现该份《立卖屋契》原件由林仁飞持有。其次，林某1在一审到庭作证，证明其书写契书时林永富本人在场，契书上“林永富”私章系林永富本人加盖，现没有证据表明林某1与本案或本案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第三，《立卖屋契》上载明林某2为见证人之一，并盖有“林某2”私章。在永嘉县人民法院审理（2018）浙0324行初49号案件期间，林某2于2018年6月1日接受法院工作人员调查谈话时明确承认林永富出卖房屋时自己在现场，且未否认契书上“林某2”私章是其本人私章，而仅表示“记不起，很久没有用了”。在法院工作人员向其核实2018年4月21日林昌兴的代理律师对其所作谈话笔录中其有关“未参加卖屋签字现场”的陈述内容时，其再次明确表示自己在现场。2018年10月22日，林某2第二次接受林昌兴方代理律师调查谈话，又表示自己未在《立卖屋契》上签名或盖章。2019年7月30日，林某2为林昌兴方出具书面《证明》，在该《证明》中，林某2称自己不知道林永富出卖房屋事宜，也未在《立卖屋契》上签名或盖章。本案一审期间，林某2于2019年12月4日再次接受法院工作人员调查，其否认立契当时自己在现场的事实，但承认自己知道林永富将房屋卖给林仁飞之事，且仍未否认契书上“林某2”私章是其本人私章。林某2在面对当事人代理律师、法院工作人员时对同一事实作出相反陈述，并出现多次反复，说明其在出具证言时受到当事人的一定影响，因此，其接受当事人代理人调查时所作的陈述或出具的证明不足采信。综合林某2两次接受法院工作人员调查时所作的陈述，林某2知道林永富将房屋卖给林仁飞之事，且契书上见证人“林某2”私章系其本人私章。第四，2010年4月19日，林永富向温州市浙南公证处提交了有关继承及委托书的国内公证申请表，并出具了委托书，载明其与朱清妹共有的坐落于永嘉县的房屋中属朱清妹的份额由其继承，并委托林松友代为到房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上述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等事宜。同年4月20日-5月10日间，林昌兴、林昌旺、林冬蕊、林春雪、林夏芬、林学花、林夏香先后向该公证处出具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放弃其母亲朱清妹与父亲林永富共有的坐落于永嘉县房屋（以地号36-24-1-108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永嘉县房产管理局第0006316号公证联系单为据）中朱清妹遗产的继承权。永嘉县房产管理局第0006316号公证联系单系永嘉县房产管理局于2010年4月16日向公证部门出具，载明原产权人（申请人）为林永富，现产权人（申请人）为林仁飞，由林仁飞前往接洽与他人因继承房产所需办理的公证等事宜。同年5月18日，温州市浙南公证处对上述林昌兴、林昌旺、林冬蕊、林春雪、林夏芬、林学花、林夏香放弃对朱清妹遗产继承权的内容以及林永富委托书的内容出具了公某。相关的公证文书原件均由林仁飞领取并持有。第五，2015年3月，林仁飞之子林振锋申请办理宅基地调剂手续，调出方为林永富，调入方为林振锋，调剂的土地坐落于，土地使用权面积58.7平方米。同年4月，林振锋经核准取得了诉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证件上载明“原土地使用者林永富，现调剂给林振锋”。此后，林振锋以该土地上的房屋破旧为由申请建房，在林振锋提交的报批材料规划选址意见上，林昌兴、林昌旺作为四邻捺指印表示同意。上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1998年林永富与林仁飞订立《立卖屋契》，将涉案房屋出卖给林仁飞，林永富的子女均知晓该房屋买卖，为方便林仁飞将来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林永富及其子女于2010年办理了公证手续等事实。一审法院确认林仁飞与林永富于1998年12月28日签订的《立卖屋契》有效，处理正确。至于林昌兴等五人上诉所提及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的《立卖屋契》，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已经查明系林仁飞为了将诉争房屋直接登记在儿子林振锋名下，要求原执笔人林某1重新书写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0，买受人为林振锋的其他内容与原卖契内容相同的《立卖屋契》，但由于该《立卖屋契》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林振锋以该《立卖屋契》为权源依据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证被依法撤销，随后，永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批准林振锋农村私人建房用地申请的行政行为也被依法撤销。但上述2010年的《立卖屋契》及相关行政诉讼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影响本案诉争的1998年《立卖屋契》的成立或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现林昌兴等五人既没有提供证据推翻涉案的两项公证，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公证程序严重违法并导致公证的内容严重失实，故其针对公证问题提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林昌兴等五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林昌兴、林昌旺、林冬蕊、林春雪、林夏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 萌审 判 员  杨宗波审 判 员  蔡蓓蓓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陈黛锦代书记员  胡珏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