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8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玮，男，1961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谦，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孟俪（曾用名孟莉），女，196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志浩，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炳文，男，194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剑波，上海靖之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谢玮、孟俪、沈炳文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2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玮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孟俪、沈炳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将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恢复登记至孟俪、谢玮（孟俪三分之二产权份额、谢玮三分之一产权份额）名下的手续；撤销原判第四项，改判沈炳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孟俪、谢玮返还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事实与理由：谢玮确认原判对争议事实的认定，但认为其法律适用错误。本案标的房屋业由生效判决确认为孟俪、孟某1、谢某各三分之一产权共有，孟某1、谢某已去世，孟某1遗产应由其唯一法定继承人孟俪继承，而谢某份额应据其遗嘱等由继承人谢玮继承，故原判此处有误，请求支持其上诉请求。孟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判查明事实遗漏、错误：就处分权，孟某1、孟俪系房屋共有权利人，有权处分标的房屋；就意思表示，本案房屋买卖显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判所谓真实意思非房屋买卖缺乏事实基础；原判无任何证据证明孟俪与沈炳文间存在“恶意串通”，认定有误。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即举证责任判断失当；另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一审裁判结果超出诉讼请求的请求范围。沈炳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确认沈炳文与孟俪间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谢玮主张所谓恶意串通，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实际即使孟俪明知标的房屋存在争议，但不能想当然认定沈炳文对其与谢玮间继承纠纷了解；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孟俪隐瞒标的房屋可能存在继承纠纷，责任应由其承担；另即使谢玮获得继承标的房屋产权的三分之一，其实现权益“又是一次诉讼或者请求评估拍卖”，本案买卖实际解决了该问题，谢玮可以通过“要求案外人予以实际金额给付的救济途径来实现”；沈炳文将“毕生积蓄”购置标的房屋养老，名下无其它房屋居住，其购置房屋已尽到合理审慎义务，没有条件知晓继承纠纷，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改判。三上诉人针对他人上诉请求答辩均坚持己方请求的事实与理由。谢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孟俪、沈炳文就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应按各三分之一产权份额恢复登记至孟某1、孟俪及谢玮名下。本案审理过程中，因孟某1过世，故谢玮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按照孟俪三分之二产权份额、谢玮三分之一产权份额恢复登记至孟俪及谢玮名下。一审法院确认事实如下：谢某与孟某1系夫妻关系，双方均系再婚，谢某婚前育有一子即谢玮，孟某1婚前育有一女即孟俪。孟俪与沈某XX，孟俪系再婚，婚前育有一子孟某2。2016年5月，孟俪与沈某协议XX。沈炳文系沈某之兄。谢某于2017年5月去世，孟某1于2019年3月20日去世。谢某、孟某1、孟俪原居住上海市XX路XX弄XX号（以下简称云阳路房屋），该房屋系公房，承租人为孟某1。1984年，云阳路房屋拆迁。同年9月12日，孟某1与上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平武路建房组签订《动迁房屋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云阳路房屋原居住面积15.90㎡，实际分配面积18㎡左右；常住户口二人，实际分配三人（丈夫谢某对方住房困难，加一人）。1987年，孟某1成为幸福路房屋承租人，在《上海市住房调配通知单》中载明：原住房屋为云阳路房屋，租赁户名孟某1，家庭主要成员为女儿孟俪、丈夫谢某。新配房屋为幸福路房屋，新配房人员为孟某1、孟俪、谢某三人。调配原因为动迁配房。谢某与孟俪、孟某1户口因此迁入幸福路房屋并居住于此，孟某1为户主。1989年12月2日，孟某2出生，其户口于同年12月20日报入幸福路房屋并居住于此。1995年3月，谢某、孟某1共同出具《购买公有住房委托书》，一致同意幸福路房屋的购买人为孟某1。同月，孟某1与上海市人民防空基建办公室就幸福路房屋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孟某1成为幸福路房屋权利人。2001年5月，幸福路房屋同户分户，一本户口簿的户主为孟某1，在册人员为谢某。另一本户口簿的户主为孟俪，在册人员为孟某2。沈某户口原在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以下简称长寿路房屋），其与孟俪结婚后于2006年5月9日将户口迁入幸福路房屋孟俪一户内。2011年，孟某2参军，其户口迁离幸福路房屋。2014年1月，孟某2退役后将户口迁回幸福路房屋至孟俪一户内，又于同年1月8日将户口迁至孟某1一户内并实际居住幸福路房屋。2015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甲方）、上海市XX事务所有限公司（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孟某1（乙方，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约定：被征收房屋为幸福路房屋，该房屋为私房，房屋用途为居住，建筑面积38.31㎡。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根据相关规定及本基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为评估价格、价格补贴及套型面积补贴的总和计人民币2,500,402.53元，其中评估价格为1,560,940.95元，价格补贴为459,593.58元，套型面积补贴为479,868元。此外，被征收房屋装潢补偿为34,479元。乙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以其应得的款项2,500,402.53元，甲方提供浦涛路房屋作为给乙方的产权调换房，该房屋建筑面积77.89平方米，价格合计389,450元，房屋产权调换差价为2,110,952.53元，由甲方向乙方支付。乙方另应取得奖励补贴合计1,187,835.76元，包括：签约奖50,000元、按时搬迁奖150,000元、签约鼓励奖50,000元、面积奖191,550元、无搭建面积奖100,000元、借房补贴10,000元、搬迁费60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400元、购房剩余补贴633,285.76元。本协议生效后，征收居住房屋的，被征收人取得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后，应当负责安置房屋使用人。孟俪代孟某1签署上述协议。此后，孟俪代孟某1领取补偿款3,361,653.72元、签约鼓励奖210,000元。2015年11月，孟某2与案外人徐某、郭某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购房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孟某2以2,200,000元的价格向上述案外人购买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购房款总计1,900,000元，装修补偿款300,000元。该房屋产权已登记在孟某2名下。2016年2月，孟俪与案外人上海XX有限公司签订《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以389,450元的价格向该公司购买浦涛路房屋，该房屋产权已登记在孟俪名下。2016年6月，谢某起诉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孟俪、孟某1向谢某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及补贴1,190,551.24元，谢某与孟俪、孟某1分别享有系争房屋三分之一产权。该案审理过程中，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追加上海市XX事务所有限公司、孟某2及沈某为第三人参与诉讼。该案审理过程中，就沈某的居住情况，该院于2016年8月2日向孟俪进行了调查，孟俪陈述沈某平时居住长寿路房屋，周末时居住幸福路房屋。孟俪、孟某1另提供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街道东镇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中载明：“孟某1与谢某老两口一直居住于XX路XX弄XX号XX室，孟某2除了参军期间外一直住在那里，孟俪经常会去那里住，沈某情况不清楚。”2016年9月8日庭审中，沈某陈述，其与孟俪婚后无固定住房，幸福路房屋、长寿路房屋及单位宿舍都曾居住。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6）沪0105民初13027号民事判决，认为，幸福路房屋系售后公房，在性质上属于私有房屋，因该房屋拆迁取得的补偿款、安置房等应当按照私有房屋拆迁补偿款、安置房分配的原则处理。据此，拆迁补偿款3,361,653.72元、签约鼓励奖210,000元及浦涛路房屋均应归幸福路房屋权利人孟某1所有，再由孟某1对其他幸福路房屋的使用人进行安置。根据查明事实，幸福路房屋系通过孟某1承租的云阳路房屋拆迁安置所得，在住房调配通知单上已经明确谢某、孟俪、孟某1均为幸福路房屋新配房人员，上述三人的户口均在该房屋内并实际居住于此。综上，无论从房屋的来源还是实际居住情况来看，谢某与孟俪均属幸福路房屋拆迁后应由孟某1安置的对象。孟某2出生时户口即报入幸福路房屋，除服兵役期间，其均居住于此，故其也系幸福路房屋的使用人，孟某1也应于幸福路房屋拆迁后对其进行安置。沈某与幸福路房屋来源无关，在购买幸福路房屋产权时其户口尚未迁入该房屋且并未居住于此，直至其与孟俪婚后才将户口迁至幸福路房屋。此外，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也难以认定其曾经长期连续居住于幸福路房屋，故其不属于幸福路房屋的使用人，孟某1无需对其进行安置。孟俪、孟某1、孟某2、沈某另抗辩称，谢某与孟某1仍系夫妻关系，补偿款等系夫妻共同财产，目前不具备分割的条件。谢某、孟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补偿款及安置房屋应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均有平等的处理权。虽然谢某与孟俪、孟某1、孟某2目前仍为同一家庭的成员，但孟俪、孟某1均确认幸福路房屋拆迁取得的补偿款已由孟俪代孟某1领取并实际由孟俪保管；同时，孟某1作为被征收人不以己方名义购买浦涛路房屋，而是由孟俪作为购买方就该房屋签订《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并将该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孟俪名下，孟某1、孟俪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订上述合同及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时曾征得谢某同意，故孟某1、孟俪的上述行为侵害了谢某的合法权益。鉴于谢某与孟某1均已年老体弱，且家庭成员之间已经产生一定矛盾，谢某与孟俪、孟某1目前并未共同居住、共同生活，而孟俪、孟某1至今仍拒绝向谢某支付其应得补偿款，故从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给予老年人养老之需更稳妥保障的角度出发，谢某要求分割补偿款及确认浦涛路房屋产权份额的请求予以准许。上述付款义务应由被征收人孟某1承担，孟俪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补偿款的分割，按时搬迁奖150,000元、借房补贴10,000元、搬迁费60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400元共计163,000元，应由幸福路房屋的所有权人及使用人共同享有，据此，谢某、孟俪、孟某1、孟某2各分得其中四分之一即40,750元。鉴于孟某2系因其与孟俪的母子关系而于出生时将户口报入幸福路房屋并居住于此，与幸福路房屋的取得并无关联，在购买幸福路房屋产权时其也未成年，不具备同住人的资格，故结合幸福路房屋的来源、购买产权的情况等因素，酌情确定其余补偿款中孟某2分得600,000元，扣除孟某2分的补偿款后，剩余部分由谢某、孟俪、孟某1各分得三分之一。据此，谢某共可分得补偿款976,968元。关于浦涛路房屋的产权，幸福路房屋系云阳路房屋拆迁安置取得，谢某、孟俪、孟某1均系云阳路房屋拆迁安置对象；同时，幸福路房屋作为售后公房，其取得包含着一定的福利性质，虽然其产权登记在孟某1一人名下，但按照当时的政策，谢某、孟俪均系同住人，对幸福路房屋也享有权利。虽然两人未提出相应主张，但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对于因幸福路房屋拆迁而取得的浦涛路房屋，认定由谢某、孟俪、孟某1各享有三分之一产权份额。孟某2与幸福路房屋的取得并无关联，在购买幸福路房屋产权时亦未成年，故在幸福路房屋拆迁后孟某2无权取得浦涛路房屋的产权份额，但孟某1对其应予安置，故孟某2对浦涛路房屋享有居住的权利。据此判令孟某1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谢某补偿款976,968元，孟俪对孟某1应支付的补偿款976,96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确认谢某、孟俪、孟某1各享有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三分之一产权份额。上述判决作出后，孟俪、孟某1、孟某2、沈某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7年3月3日作出（2017）沪01民终75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后因孟俪、孟某1未能按期履行，谢某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2日向闵行区不动产交易中心作出（2017）沪0105执178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系争房屋变更登记至孟俪、孟某1、谢某三人名下，各项有三分之一产权；原产权证作废，指定谢玮前来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2017年5月，谢某过世。孟某1、孟俪于2017年10月起诉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属于谢某动迁利益的976,968元及系争房屋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由孟某1继承。该案审理过程中，谢玮提交了谢某于2016年8月20日书写的《本人特此声明》及声明，后对于该两份材料是否为谢某本人书写进行笔记鉴定。经鉴定《本人特此声明》及声明上的全部字迹与样本材料上的字迹均是同一人所写。此后孟俪、孟某1于2018年9月10日撤回了（2017）沪0105民初22428号案件起诉。2018年6月，孟俪起诉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谢玮、孟某1返还40万元。孟俪表示因孟某1病重入院，需支付医疗费用，因孟某1、谢某住房困难故需租房并聘请保姆，故向案外人借款，此后予以偿还。因谢某去世，要求谢玮、孟某1返还。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沪0105民初11859号民事判决，认为，孟俪、孟某1与谢玮就是否存在借款且孟俪已经归还存在争议，尽管孟某1确认孟俪诉称的事实，但其与孟俪系母女，关系特殊，孟俪在该案中的主张已涉及到谢玮的切身利益，在谢玮对借款、还款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应综合借贷细节、身份关系、利益冲突以及生活常理等各方面因素，对现有证据能否足以支持孟俪的诉讼请求进行全面审查。首先，根据庭审中，孟俪出具的两张借条来看，借条上载明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1月31日、2015年1月24日，借条上均载明“兹有孟某1夫妇因家中困难字样”，2014年及2015年初时，谢某与孟俪、孟某1尚无因财产纠纷发生诉讼，孟俪、孟某1亦称借款系用于孟某1与谢某的共同生活，即根据孟俪、孟某1的陈述，当时孟某1与谢某尚在一起共同生活，但借条上的内容载明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在孟某1签名后却未让谢某签名，此举不符合常理；其次，2016年6月14日，谢某起诉孟俪、孟某1，要求孟俪、孟某1返还钱款，双方产生纠纷，根据该案中孟俪的陈述，其曾在同年的1月和3月受任某指示向任意转账32万元用于归还借款，两者间隔尚不足半年，但在该案的多次庭审中，孟俪、孟某1均未提及此事，在双方已经发生纠纷，谢某要求孟俪、孟某1二人还款后，孟俪、孟某1二人却不提及争议的款项，而是在谢某去世、孟某1提起遗嘱继承纠纷案件后才提起涉案钱款，此举亦不符合常理；再次，在（2016）沪0105民初13027号案件判决作出后，孟俪向孟某1的银行账户多次转账，其中250,000元在摘要一栏载明“还款”，按孟俪的诉称，在孟某1、谢某尚欠付孟俪款项未结算清偿的情况下，孟俪却对孟某1“还款”，此举存疑；最后，更关键的是，孟俪诉称的借款交付系其多次自任某账户取款后交付，还款系向任某儿子任意的银行账户转账，其借款、还款交付过程均模糊不清，且任某亦未到庭陈述，根据孟俪自述，任某与孟俪又系亲戚关系，庭审中，关于借款、还款情况孟某1的陈述更加语焉不详，至于孟某1曾表示同意返还孟俪200,000元，其若在庭外以其个人财产付款，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但在存在以上诸多疑点，且孟俪提供的借条上又无谢某签名，无确凿证据证明谢某生前有借款的合意及孟俪代孟某1、谢某归还过借款的情况下，故驳回孟俪的诉讼请求。2018年11月，谢玮起诉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按照遗嘱继承谢某遗产执行款976,968元（要求确认50万元归谢玮所有，余款476,968元孟俪还未支付）；2、XX路XX弄XX号XX室该房屋的三分之一产权份额由谢玮按照遗嘱继承，孟俪、孟某1向谢玮支付476,968元并配合办理相关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该案审理过程中，谢玮与孟俪、孟某1达成调解，约定：一、（2016）沪0105民初13027号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75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孟某1给付谢某补偿款976,968元其中的余款476,968元，由谢玮按遗嘱继承所有，由孟某1于2019年1月31日之前支付谢玮上述款项，孟俪承担上述钱款的连带清偿责任；二、案件受理费8,454元，因调解结案，减半收取计4,227元，由谢玮自愿负担。2018年11月30日，孟俪（卖售人、签约甲方）与沈炳文（买受人、签约乙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甲乙双方未通过经纪机构居间介绍，房地产座落于XX路XX弄XX号XX室室号(部位:XX号XX室)，房屋类型为公寓结构，钢混；房屋建筑面积为77.89平方米；甲方保证已如实陈述房地产权属状况、设备、装饰情况和相关关系，乙方对甲方上述转让的房地产具体状况充分了解，自愿买受该房地产；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房地产转让价款共计为2,300,000元；甲、乙双方确认，在2019年1月30之前，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转让过户手续。上述房地产权利转移日期以闵行区房地产登记处准予该房地产转移登记之日为准等。该合同中对于交房时间、违约责任、付款方式、设施设备情况、公共事业费用支付处均空白，未予约定。合同签订前，沈炳文于2019年11月5日向孟俪转账支付10万元，当日孟俪向孟某1转账10万元。沈炳文于2018年11月10日向孟俪转账支付110万元，后孟俪于2018年11月12日向孟某1转账支付110万元，该款到账2个小时后以现金方式予以取走。沈炳文于2018年11月12日向孟俪转账支付110万元，后孟俪于2018年11月13日向孟某1转账支付110万元，此后该款以现金方式于2018年11月15日予以取走。合同签订后，孟俪、沈炳文共同至上海市闵行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了系争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系争房屋于2018年12月7日过户登记至沈炳文名下。一审另查明，孟俪与沈某于2016年5月5日协议XX。2016年10月10日，沈某代孟俪、孟某1签收了（2016）沪0105民初13027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2017年5月23日，沈某代孟俪支付了（2016）沪0105民初13027号案件中的执行款50万元。上海市闵行区XX镇XX城第四居民居委会出具《居住登记证明》，登记日期为2019年9月18日，居住地址为XX路XX弄XX号XX室。一审还查明，孟某2于2019年10月起诉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请求继承孟某1的全部遗产，该案现在审理过程中。本案审理过程中，孟俪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孟俪、沈炳文于2018年10月13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该协议书上载明：沈炳文拟向孟俪购买系争房屋，沈炳文要求购买该房屋的房价230万元；双方确认本协议签订后，若因买方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上述定金由卖方没收，若因卖方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卖方应双倍返还定金给买方，买卖双方的签署人保证其有权签署本协议并支付/收取有关款项（含定金），若因任何一方的签署人缺乏代理权或代理权无效等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则签署人自愿按上述协议违约责任（含定金罚则）标准及补偿金标准向各方承担有关责任，本条款独立存在。经庭审质证，沈炳文对该协议无异议；谢玮认为该协议在谢玮起诉遗嘱继承纠纷后签订，孟俪在明知房屋其并无全部所有权的情况下，且在诉讼过程中与沈炳文签订，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一审法院认为：经（2016）沪0105民初13027号、（2017）沪01民终757号民事判决认定，确认谢某、孟俪、孟某1各享有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三分之一产权份额。虽系争房屋原登记于孟俪一人名下，但上述判决于2017年3月3日生效，即于该日系争房屋明确为谢某、孟俪、孟某1三人各三分之一按份共有。孟俪在上述判决已生效，且明知房屋权属的情况下，于2018年11月30日与沈炳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系争房屋予以出售，现本案争议焦点为孟俪、沈炳文是否有恶意串通之行为，是否损害了谢玮之利益。针对孟俪出售系争房屋是否存在恶意，一审法院认为，孟俪对于房屋实际权属情况系明知，且在出售系争房屋前就谢某遗产继承已与谢玮多次诉讼，在谢某明确要求房屋变更登记，及在谢某去世后谢玮要求予以继承房屋份额的情况下，未经告知径行出售房屋，排除谢玮于该房屋可能之权利，显属恶意。对于沈炳文购买系争房屋是否存在恶意，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孟俪与沈某XX，沈某作为（2016）沪0105民初13027号案件的第三人、（2017）沪01民终757号案件的上诉人，全程参与了两个案件的审理，对于判决确认房屋之权利归属应予以明知。且虽孟俪与沈某于2016年5月5日协议XX。但从2016年10月10日，沈某代孟俪、孟某1签收了（2016）沪0105民初13027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并于2017年5月23日代孟俪支付了（2016）沪0105民初13027号案件中的执行款50万元的记录来看，沈某与孟俪在XX后仍有较为密切的往来。其次，沈炳文系沈某之兄，虽沈炳文陈述对于系争房屋的纠纷其并不知情，甚至陈述其并不知晓孟俪与沈某何时结婚。但从沈炳文陈述的购房过程来看，其表示系孟俪将售房意向告知其女儿，其女儿再告知其房屋出售情况，即沈炳文及其家人与孟俪间亦存在较为密切的沟通及往来。购买房屋属重大财产处分行为，沈炳文于购房时应有审慎之态度，对于房屋权属情况应当去予以了解。且在获取房屋信息并无障碍，与孟俪联系密切的情况下，沈炳文表示对房屋权属争议并不清楚，实难采信。再次，沈炳文向一审法院陈述购买系争房屋系考虑养老需求，希望居住房屋离女儿近一些，但其并未向一审法院举证以证明与女儿房屋之关联性。而沈炳文向一审法院所述之看房过程亦前后矛盾，先陈述并无看过周围房子，后又陈述看过周边房屋并去中介询价，其陈述缺乏客观性。另沈炳文陈述购房后一直予以居住，但其至2019年9月18日才办理居住登记，并未能就交房及居住情况向一审法院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沈炳文于购房时对于房屋客体状况并未了解。复次，孟俪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双方于2018年10月13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但该协议内容诸多矛盾，在并未约定定金金额的情况下，大篇幅约定定金罚则，难以表达双方交易之意思表示，并未能证明双方于当日已达成买卖合意。此后，沈炳文于2018年11月12日即完成230万元房款之支付，而买卖合同于2018年11月30日才予以签订，买卖合同除对房屋坐落、房屋价款、过户时间予以约定外，其他内容均系空白，并非正常交易状态。最后，沈炳文购买系争房屋，对于税费负担却不予知晓，非正常购买之行为。综上，从沈炳文与孟俪之间的关系、沈炳文对于购买房屋过程的矛盾陈述、从双方交易过程的异常，一审法院认为沈炳文购买系争房屋并非善意，与孟俪存在恶意串通之行为。又，谢某于（2016）沪0105民初13027号案件、（2017）沪01民终757号案件生效后明确委托谢玮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变更手续，并在生前书写遗嘱就其财产予以处分，谢玮作为其继承人就谢某于系争房屋的份额存在利害关系。孟俪、沈炳文恶意串通，损害了谢玮之利益，双方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系无效合同，孟俪应将收取之房款予以返还，沈炳文亦应将系争房屋予以返还。至于谢玮要求房屋恢复登记至孟俪三分之二、谢玮三分之一按份共有的状态，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产权登记应恢复至原状态，即登记于孟俪名下。虽系争房屋经生效判决确认了权属，但考虑到就谢某、孟某1的遗产继承尚有争议，仍在诉讼过程中，本案中亦不适宜对于产权变更登记作出处理，故确认产权恢复登记至孟俪名下，谢玮可就谢某之遗产继承另行主张。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八条规定，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作出判决：一、确认孟俪与沈炳文就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二、孟俪、沈炳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将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恢复登记至孟俪名下的手续；三、孟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沈炳文返还230万元；四、沈炳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孟俪返还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项合计9,750元，由孟俪负担4,875元，由沈炳文负担4,875元。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孟俪与上诉人沈炳文2018年11月30日签订《上海市房屋买卖合同》，将标的房屋售予之，引致本案诉讼，本案一、二审争议焦点均在于：孟俪、沈炳文本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致损谢玮之利益而依法无效。根据查明事实，前案生效判决已于2017年3月3日确定本案标的房屋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所有权由谢某、孟某1及上诉人孟俪各享三分之一，孟俪显属明知其及谢某均为按份共有权利人之一；其次，孟俪在本案上述签约售房前就谢某本案标的房屋的遗产继承已与上诉人谢玮多有纠纷及诉讼，在原共有人谢某生前明确要求房屋变更登记，去世后其继承人谢玮主张继承标的房屋情况下，孟俪擅自售出房屋，直接侵害谢玮就标的房屋原共有权利人谢某所有权份额之期待权益，孟俪上诉主张所谓其具有处分权云云缺乏逻辑及法律依据，其本案出售行为恶意彰明，原判此部应予确认。查沈炳文系孟俪前夫沈某胞兄，沈某系上述前案生效判决当事人，对于标的房屋权利归属明知，但就其代孟俪、孟某1签收判决书、代孟俪支付执行款（50万元）等行为，应视为沈某与孟俪XX后至少就标的房屋有关部分保持密切接触、往来。上诉人沈炳文一、二审坚持主张，其不知标的房屋涉及继承纠纷等。查沈炳文陈述孟俪将售房意向告知其女儿，其女儿再转告房屋出售情况等，应该认为，沈炳文及其家人与孟俪存在较密切沟通、往来，其具备获取标的房屋相关信息的社会关系条件。购房属重大财产处分行为，上诉人沈炳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民事主体，即使根据生活常识，买受方应获知房屋物理状况、法律权属（满足正常买卖交易状况）等基本信息，加之一审期间，其对看房、询价陈述言辞不一，即在其陈述相关事实不具有适格证明力且无相反证据的条件下，不能认为沈炳文对标的房屋权属公开判决涉及的基本信息不知情。沈炳文在应知条件下，与孟俪签约买取标的房屋，侵犯了谢玮合法权益，客观具备恶意条件，此为其次。其三，正如原判所指出，孟俪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双方2018年10月13日《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定金约款内容矛盾；2018年11月30日买卖合同除房屋坐落、房屋价款、过户时间外，其他内容均系空白；购买系争房屋，沈炳文对于交易税费负担语焉不详。应该认为，就双方交易形式之签约、履行而言，在无相反证据条件下，不能证明对双方而言均属巨额交易之意思表示（房屋买卖合同）具备真实性。据此，原判就本案房屋买卖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判断准确，本院应予维持。至于上诉人谢玮主张其三分之一产权份额之登记显然不属本案诉讼标的审理范围，其应等待另案继承诉讼等确定。其余理由原判已阐述详尽、有据，本院不再赘述。综上，谢玮、孟俪、沈炳文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0元，由谢玮、孟俪、沈炳文各负担4,7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绍奇审判员  叶振军审判员  胡桂霞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