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5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营业场所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东二段22号。 负责人：李卫星，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晓霞，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晓阳，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男，1983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华，女，198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资阳旭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正兴街209号7栋。 法定代表人：张田，执行董事及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足戈，男，1995年10月7日，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荣宇，四川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田，男，199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 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刘海、杨华、资阳旭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峰公司）、张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9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法规条文不当，根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刘海、杨华除应支付欠付本金、利息、罚息外，还应偿付复利；被上诉人旭峰公司应在960万元范围内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960元，一审法院判决违背保证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旭峰公司辩称，刘海已支付完毕贷款期内利息，依据合同及法律规定，浦发银行浦东成都分行主张的复利已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即使出现笔误，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应及时提出补充或修改，而截至2018年6月13日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与旭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田签订股权质押合同时均未提出补正和修改。旭峰公司只应在960元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刘海、杨华、张田未作答辩。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海、杨华向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罚息、复利646,333.68元（暂计至2018年4月27日，从2018年4月28日起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至上述借款本息付清之日止）；2.判令旭峰公司对刘海、杨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张田以其持有的旭峰公司9%的股权（出资额18万元）为刘海、杨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4.判令刘海、杨华、旭峰公司、张田承担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日，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贷款人）与刘海（借款人）、杨华（共同还款人）签订编号为731×××102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个人经营性贷款4,000,000元，期限1年，自2015年9月2日起至2016年9月2日止，具体以借款凭证记载的日期为准；本合同贷款利率按贷款实际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5%计算，签订本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为4.6%；借款人授权贷款人将贷款资金支付至旭峰公司账户；还款方式为每月20日按月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归还贷款本金或利息的，贷款人有权按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至清偿全部贷款本息为止；对不能按时计收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逾期罚息利率按计收罚息之日的贷款执行利率加收50%执行。 亦在2015年9月1日，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债权人）与旭峰公司（保证人）签订编号为730×××09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旭峰公司为原告自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期间内，与刘海、宋大乾办理各类融资业务发生的债权，以“玖佰陆”为限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015年9月2日，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按约向刘海指定的旭峰公司账户发放贷款4,000,000元。 2018年4月28日，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向旭峰公司发送《履行担保责任催收函》称：您公司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自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与债务人刘海、宋某乾办理各类融资业务发生的债权提供最高额960万元的保证担保；就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于2015年9月1日与刘海签署《个人借款合同》项下融资业务，属于您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债权；截至2018年4月28日，债务人刘海仍欠我行借款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646,333.68元；特致函，望收到本函后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立即履行担保代偿责任。2018年4月30日，旭峰公司回函称：本公司已收到贵行出具的编号为731×××102的《个人贷款合同》项下第1次《履行担保责任催收函》。 2018年6月13日，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质权人）与张田（出质人）签订编号为731×××102的《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张田以其对旭峰公司9%的股权（出资额18万元），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自2015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期间，与刘海、宋大乾办理各类融资业务发生的债权，以960万元为限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并在该合同签订当日，在资阳市雁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手续。 一审庭审中，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依据所举刘海账户回单查询信息，主张在2016年9月2日前，刘海均能在每月20日按月还息，结息至2016年8月20日，至2016年9月2日，本应按约一次还本并结清2016年8月20日至9月2日期间利息8,970元，但当日其账户仅余5,353.53元，原告扣划后尚欠应付利息3,616.47元；刘海于2016年9月20日存入22,000元，但至该日的逾期罚息应为18,630元，抵扣到期的逾期罚息及积欠的应付利息，尚欠息246.47元；扣减2016年9月21日账户结息2.48元，截至2018年4月28日（不含当日），累计欠付罚息605,718.99元、罚息复利39,183.25元、罚息复利的复息1,434.11元，合计利息为646,336.35元。 一审法院认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与刘海、杨华、旭峰公司、张田分别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当按约主张权利和履行义务。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按约向借款人刘海指定的收款（旭峰公司）账户发放贷款400万元，但刘海在借期届满时却未按约一次还本并结清全部利息，已经构成违约，按照约定刘海及共同还款人杨华不仅应当偿还全部借款本金，还应当支付逾期还款的罚息，故对于原告所诉偿还本金400万元及截至2018年4月27日止的逾期罚息605,718.99元，一审法院均予支持。对于原告所诉以逾期罚息作为基数计算的罚息复利，以及以该罚息复利作为基数计算的复利复息，因《个人借款合同》对复利计算基数的约定为“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该“利息”是仅指期内应付未付利息，还是包括逾期罚息、复利、罚息复利等，约定并不明确；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该规定所指复利的计算基数，仅指贷款期内的正常利息，并不包括逾期罚息、复利、罚息复利等；由此因《个人借款合同》对复利计算基数约定不明，按照合同法关于对格式化合同约定不明作不利于合同文本提供一方解释之规定，一审法院对于原告所诉本项请求，均不予支持。旭峰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当按约为借款人刘海的上述本息还款义务承担约定最高额960元的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张该合同约定的最高额因笔误遗漏“万”字，因旭峰公司不认可，且双方未就笔误事宜达成有协议确认；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所举履行担保责任催收函及回函，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精神推导，保证人在催收函上签字，并不当然被认定为认可按催收函内容承担保证责任，必须审查保证人签字内容是否具有认可催收函内容的意思表示；综观旭峰公司的回函，所作意思表示仅为确认收到原告的催收函，并无认可变更最高保证额为960万元或者确认原合同约定的最高保证额960元系笔误的意思表示，故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本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张田作为质押人签订《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并办理出质登记，亦应当按约为借款人刘海的上述本息还款义务承担约定最高额960万元的质押担保责任。刘海、杨华、张田经一审法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庭审质证及辩驳的权利，相关不利法律后果由其自负。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七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海、杨华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偿还借款本金4,000,000元及截至2018年4月27日止的逾期罚息605,718.99元；从2018年4月28日起的逾期罚息，以未支付的4,000,000元作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年利率9.315%标准支付至上述借款本金偿清之日止。二、资阳旭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对于刘海、杨华的上述第一项支付义务，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在960元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张田以其对资阳旭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9%股权出质数额18万元（质权登记编号：512×××002），在刘海、杨华不履行上述第一项支付义务时，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在9,600,000元最高额范围内承担质押担保责任。四、驳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971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负担384元和1,404元，刘海、杨华、张田共同负担43,587元和3,596元，资阳旭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刘海、杨华、张田的负担额范围内承担15元的共同支付责任。 本院二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提交了以下证据：1.《董事会（股东大会）保证担保决议》，用以证明旭峰公司认可在960万元之内为主债务人刘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旭峰公司质证认为，对《董事会（股东大会）保证担保决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在一审中并未提交该证据，已失去相应的证明资格；另外该证据系旭峰公司内部决议，对外不具有约束力，不能达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证明目的；且该证据内容仅表示旭峰公司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签订保证合同的先合同行为，具体应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本院经审查，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与本案关联性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 二审另查明，2015年8月27日，旭峰公司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为刘海、宋大能于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期间向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申请授信余额960万元之内（含）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形成《董事会（股东大会）保证担保决议》，董事（股东）宋大能、刘海签名，旭峰公司加盖公章。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为：被上诉人刘海、杨华是否应向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支付复利，被上诉人旭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是否应为960万元。 关于复利，案涉《个人借款合同》9.11条仅约定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该条款所述“利息”并未明确指期内利息还是包含逾期罚息等。而该合同第11.1条约定本合同中提及的“贷款本息”包含贷款本金、利息、复利、逾期及挪用罚息以及与本贷款或贷款之担保有关的任何未清偿费用，从文义角度，该条款明确将利息、逾期罚息约定为不同性质的并列事项，故本院认为案涉《个人借款合同》“利息”不包括逾期罚息。同时，案涉《个人借款合同》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提供的格式文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贷款人一方的解释，即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仅为期内利息，而本案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案涉借款期内利息已付清，故本案复利的计收基础不复存在。此外，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张其罚息复利的复息1,434.11元亦无法律和合同依据。因此，关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要求被上诉人偿付复利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保证责任，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旭峰公司以“玖佰陆”元为限为案涉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张最高担保额为960元系笔误，旭峰公司应为案涉借款提供最高额960万元的保证担保，并提交旭峰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保证担保决议》和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向旭峰公司送达的《履行担保责任催收函》为证。本院认为，《董事会（股东大会）保证担保决议》载明旭峰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为案涉借款提供最高额960万元连带保证担保；同时，《履行担保责任催收函》载明最高担保额为960万元，旭峰公司在《履行担保责任催收函》回执上盖章确认，虽仅表示确认收到催收函，并无以960万元作为最高额保证担保限额的意思表示，但其也未对催收函上担保最高额数字的变更提出异议；并且案涉借款本金为400万元，连带保证担保最高额仅960元不合常理。因此，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张案涉合同约定旭峰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最高额为960元系笔误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浦发银行主张旭峰公司应以960万元为限为案涉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因二审中出现新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94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被告刘海、杨华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偿还借款本金4,000,000元及截至2018年4月27日止的逾期罚息605,718.99元；从2018年4月28日起的逾期罚息，以未支付的4,000,000元作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年利率9.315%标准支付至上述借款本金偿清之日止”“被告张田以其对资阳旭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9%股权出质数额18万元（质权登记编号：512×××002），在刘海、杨华不履行上述第一项支付义务时，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在9,600,000元最高额范围内承担质押担保责任”； 二、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940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即“被告资阳旭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对于被告刘海、杨华的上述第一项支付义务，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在960元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资阳旭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对于刘海、杨华的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94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支付义务，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在9,600,000元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资阳旭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海、杨华追偿。 四、驳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3,971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负担384元和1,404元，刘海、杨华、张田、资阳旭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3,587元和3,5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971元，由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负担384元，由资阳旭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3,58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爽 审 判 员  刘冠男 审 判 员  周寓先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法官助理  罗 刚 书 记 员  黄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