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10民初356号原告：曲贵海，男，1974年4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现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明泽，黑龙江百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辛国光，女，198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哈尔滨市香坊区，现住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志宝、王敬淇，黑龙江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曲贵海与被告辛国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原告提出诉讼保全申请并提供了担保，本院依法裁定对被告辛国光的银行存款进行了冻结。原告曲贵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明泽、被告辛国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志宝、王敬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曲贵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退还原告支付的60万元转让款；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合同不能履行造成的损失（以6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5日起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原告曲贵海承包了哈尔滨友谊医院（以下简称友谊医院）的中医科室，此时被告辛国光作为医院的领导和具体的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原告与被告相识。2018年8月，被告辛国光找到原告，声称家中老人生病照顾孩子上学，无法再对医院进行经营管理，着急转让自己在哈尔滨友谊医院持有的50%的股权。经过被告与原告的多次商议，达成了转让股权的共识，双方于2018年8月29日在友谊医院签订了书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被告转让给原告友谊医院50%股权以及股权转让后，受让方按其在医院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义务。协议中没有体现股权转让款，但是根据双方口头约定，股权转让款为60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通过银行卡多次转账以及现金交付的方式将60万元全部交给了辛国光，在原告与被告的通话录音中能够认定转让款为60万元，并且辛国光实际收到了60万元转让款。辛国光收到转让款后，就离开了哈尔滨，后期当原告想将股权转让他人时，友谊医院院长吴建良却只是承认与辛国光合作，但是否认了辛国光享有医院的股权。原告从全国企业信息公示平台查询被告根本不是哈尔滨友谊医院的股东，根本也不享有股权。因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存在可以履行的可能性，被告应当对其自己的欺诈行为负法律责任。现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退还60万元转让款，并赔偿原告的损失。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诉至贵院，请求贵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辛国光辩称，2018年初，被告与谌某商定合伙承包哈尔滨友谊医院的经营，由被告出面与哈尔滨友谊医院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向友谊医院缴纳托管费，托管期间由被告负责医院的经营并享有经营期间的收益。2018年7月，由于被告需要搬迁到外地，不能继续与谌某继续合作，因此打算将合伙份额对外进行转让。原告作为中医科的合作人，得知消息以后便主动与被告联系。经被告、原告、谌某多次商议后，被告与原告确定以60万元的价格对原告所持有的合伙份额进行转让。为了明确合伙人的权益，2018年9月1日，谌某与原告签订了合伙人协议书，原告在受让被告的合伙份额后，继续与谌某合伙经营友谊医院。被告认为，被告与原告转让的标的物并非公司股权，而是被告与谌某的合伙经营份额。原告受让了合伙份额后，便享有了被告原来所享有的合伙人的所有权益，双方的转让已完成，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后，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一、股份转让协议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8月29日在友谊医院签订了书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被告转让给原告友谊医院50%股权以及股权转让后，受让方按其在医院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义务;协议中没有体现股权转让款，但是根据双方口头约定，股权转让款为60万元。经质证，被告辛国光对原告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根据协议的第二条及第三条规定，原告明知协议的股权是指托管医院的经营权，并非是真正的股权，其对托管期间债务的约定也与被告与友谊医院所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相一致，而且特别是第二条当中明确提到了原医院托管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的文件修改和完善，足可以证明当时双方转让的标的为经营权份额。证据二、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表，曲桂芬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中国工商银行卡复印件一份、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原告曲贵海在2018年8月29日至2018年9月5日期间通过自己名下的招商银行卡共计向被告辛国光转账51万元。原告曲贵海于2018年9月3日通过姐姐曲桂芬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取出现金4万元，以现金交付的形式交给被告辛国光。2018年9月4日通过姐姐曲桂芬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向辛国光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卡转账4.8万元。原告曲贵海于2018年9月4日向被告辛国光现金交付2000元。以上共计原告向被告转账60万元，被告已经实际接收到了这60万元，在原告与被告的通话录音中也是可以明确的。原告已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经质证，被告辛国光对原告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收到60万元为经营权份额的转让款，是按照双方商定的价款。2018年8月29日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在2018年9月1日，原告在被告的支持下与谌某签订合伙人协议书，并且在9月3日，对账目进行了核对交接。故双方义务均已履行完毕。2018年9月4日，2000元转款是微信转账。证据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复印件。拟证明：被告辛国光根本不是友谊医院的股东，不享有友谊医院的股份。事实上友谊医院的院长吴建良也否认被告享有股权，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履行的可能性。经质证，被告辛国光对原告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此份证据本身就悬挂在医院大厅内，此登记内容完全是对外公示的，原告作为中医科医生且自2018年4月份与被告及谌某签订医疗合作协议，在工作长达半年时间里，对于医院组织形式是明知的，友谊医院为吴建良、卜祥健的普通合伙制，本身就不存在其所为的股权问题。本案当中的被告为医院的托管人，原告对此是明知道，双方转让标的为托管权份额。证据四、补充协议一份。拟证明：2018年8月27日友谊医院与谌小燕签订的补充协议可以得知被告在此协议签订的当天就已经离职，工作由谌某负责。而被告又在2018年8月29日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一种欺骗行为，对于2018年8月27日就已经离职的被告，2018年8月29日无权签署任何协议。经质证，被告辛国光对原告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在2018年1月，被告与友谊医院所签订的协议书提出虽然只有被告一人签字，但是履行协议是由被告与谌某合伙进行，在被告由于家事离开哈市时，原告与被告及谌某对于被告所持有的经营权份额转让基本已经达成意向，在此时由被告的合伙人谌某与医院再次签订补充协议，作为1月份签订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由谌某继续履行原合同，但是被告与谌某的合伙关系依然存在的。故不能证明原告所证明的欺骗行为。证据五、通话录音。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10月27日用号码为133××××9869给被告号码为133××××7812的手机打电话，录音中可以明确被告已经实际收到了股权转让款60万元，且原告多次强调股权医院不承认，被告只是说这个医院不能不承认，并没有否认双方签订不是股权转让协议，此协议的签订根本不存在误解的情形。因当时起诉要进行保全，原告害怕被告知道要起诉，而转移财产，所以没有说的过多。但从此段录音可以清晰的体现双方签署的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在录音中没有一次否认这不是股权转让协议，而是经营权协议。经质证，被告辛国光对原告证据五的完整性质疑。被告的通话记录最短的一次通话是2分23秒，还有就是11分32秒，6分23秒这都是当天通话记录。所以原告所播放的录音并非是完整版。同时，在录音当中对然原告提到了医院不承认，但被告明确问到了谁不承认，他说谌某不让管任何事情了。被告也回答了，你们两个人白纸黑字的签完了协议，不是过家家。原告提到说医院吴建良不承认时，被告也明确的答复了与他们没有关系。所以说对于当时转让的标的为经营权这一事实原告是明知的，而且原告也自认此份录音是在起诉之前为了保全而进行，在问话时具有明显的目的性。但被告明确告知了与吴建良无关。证据六、诉讼保全保险的发票。拟证明：原告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需保函花费1500元，此费用应由被告承担。经质证，被告辛国光对原告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认为此项花销没有必要。本院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一、二、三、四、五、六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辛国光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一、2018年1月8日，友谊医院与被告辛国光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2018年1月8日，被告与友谊医院签订协议书，被告向友谊医院缴纳托管费，托管期间由被告负责医院的经营并享有经营期间的收益，托管期限五年，友谊医院除承担包烧费以外，其他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即被告享有医院经营管理权。经质证，原告曲贵海对被告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曲贵海不是合同一方的当事人，无法核实此份协议书是否真实。在起诉之前被告辛国光从来都没有向原告出示或提及此协议书。假设此份协议书是真实的，被告辛国光也仅仅是对友谊医院的一种托管行为，并且托管期仅是五年。此份协议书也不能证明辛国光对友谊医院具有永久的经营权。根据此协议书被告需要每年都向友谊医院付款。如果不支付费用，被告就连托管的权利也丧失了。被告没有提供向友谊医院五年期间的转账明细，而所谓股权应该是享有医院的永久性股份，此协议即便是真的，也恰好证明被告是不存在股权的。另外，根据被告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的于2018年8月27日友谊医院与谌某签订的补充协议可以得知，被告在此协议签订当天就已经离职，工作由谌某负责，而被告又在2018年8月29日，也就是离职的2天后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一种无权处分的欺诈行为。证据二、医疗合作协议一份。拟证明：2018年4月15日，原告与谌某及被告签订了医疗合作协议，原告与被告及谌某合作友谊医院中医科，合作期限3年，双方对合作范围及财务分配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之前，谌某及被告向原告出示了证据一，表明二人实际托管经营医院的身份，原告在明知并认可上述情况后，与被告及谌某签订此协议。即原告对被告的身份是明知的，对其之后所受让的只是被告托管经营医院的合伙份额亦是明知的。经质证，原告曲贵海对被告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此份协议能够证明的是原告与友谊医院中医科的合作关系。因为当时谌某与被告为医院的管理人员，所以被告在此份协议上有签字。按照协议约定友谊医院每月划拨中医科总收入的40%作为乙方的收入，且此份协议的签订协议为2018年4月15日，此份协议不能证明被告对友谊医院享有股权，也不能证明被告对友谊医院享有经营权。证据三、补充协议。拟证明：被告与谌某是合伙关系，因被告欲将合伙份额转让，因此变更为谌某负责与医院处理履行托管协议书过程中的相关事宜。经质证，原告曲贵海对被告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原告不是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即便此协议是真实的，也恰好说明被告于2018年8月27日就从友谊医院离职，而在2018年8月29日又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是没有权利的。证据四、股份转让协议一份。拟证明：2018年8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被告转让给原告50%股权，从该协议的第二条、第三条的内容来看，原告明知协议所谓的股权是指托管医院的经营权，对托管期间债务承担的约定也与被告与友谊医院所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相一致，因此原告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购买被告与谌某合伙经营医院的合伙份额，而非友谊医院的股权。经质证，原告曲贵海对被告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协议的名称为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内容明确约定了转让的标的为股权，并约定股权转让后的权利义务。原告对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任何误解的情形，在原告与被告的通话录音中，原告多次提及协议的标的为股权，被告没有一次否认。证据五、合伙人协议书。拟证明：由于被告与谌某在合伙期间并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2018年9月1日，在原告购买了被告的合伙份额后，为了明确合伙人的权益，且协议对谌某17万元优先分红的权益进行了明确，这也是被告与谌某在合作期间所承诺的，体现到此份协议书中，证明原告对被告的承诺是认可和接受的，也证明了原告购买合伙份额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质证，原告曲贵海对被告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此份协议双方当事人不是被告，被告与此份协议没有联系。由于商业化的民营医院股权与经营权是分离的，科室都是对外承包。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医院的实际经营权协议是不冲突的。并且原告为此经营权协议支付了17万元，而且这17万元的经营权不包括友谊医院的中医科。原告在2018年4月签订的中医科合作协议时就享有此科室40%的收益，且中医科收入约占医院各科室的90%。此份协议不能证明被告享有友谊医院的股权，也不能证明其享有友谊医院的经营权；证据六、合同。拟证明：2019年11月15日原告与谌某协议解除合伙关系。协议第四条约定，如三年之内谌某转让友谊医院经营权，需要给原告60万元，该约定也可以证明原告在与被告签订转让协议时就明知其购买的是友谊医院的合伙经营权份额，虽然原告与谌某协议解除了合伙，但原告仍然认为友谊医院的经营权是有价值的，其当初所购买的就是医院的经营权。经质证，原告曲贵海对被告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此份协议与被告无关，是谌某与原告之间就医院经营的约定，不能证明被告享有股权或经营权。证据七、资金余额表、账户明细、业务回单凭证。拟证明：原告与被告进行合伙份额转让后，原告按照50%的份额享有了被告与谌某合伙经营期间账户剩余资金二十余万元，2018年剩余四个月的医院托管托管费（被告和谌某已经交付），未到账的医保回款的所有权（当时7、8月份医保款及其它月份10%医保款并未回款，原告受让后，被告经营期间的医保款均陆陆续续回款到位）。即原告受让经营权后享有了被告与谌某经营医院期间的收益及权利。经质证，原告曲贵海对被告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取得利益的基础为原告与谌某签订的合伙人协议，而不是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据八、客户历史数据明细。拟证明：自原告受让被告经营权合伙份额后，直到原告与谌某解除合伙，期间共得到合伙收益近60万元，即原告受让经营权后获得了收益。经质证，原告曲贵海对被告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此份收益与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关。这是原告的工资，不是合伙分红款。证据九、客户历史数据明细。拟证明：原告受让经营权时，被告中信银行卡上与谌某经营权合伙剩余现金大约有20多万，此款全部转到谌某账户，此资金原告与谌某共同享有。经质证，原告曲贵海对被告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此转账是被告与谌某之间的资金来往。不能证明被告履行了双方签订的股权协议，也不是经营权的交接行为；证据十、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拟证明：被告经营权份额转让之前合伙期间的财务审批由被告和谌某负责，即被告与谌某是合伙关系，医院的所有事物均由其二人负责。证据十一、记账凭证、友谊医院工资表。拟证明：被告经营权份额转让之后的一些财务审批由原告负责签字，即原告受让被告的经营权份额后享有了原告经营医院的权利。而且在原告受让后到原告与谌某解除合伙其均明知购买的不是医院的股权，而是托管经营医院的合伙份额。证据十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账单详情。拟证明：被告与谌某合伙期间，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向友谊医院法定代表人吴建良的配偶魏素芹及合伙人卜祥键支付2018年度的托管费，因此在原告受让合伙份额之后，享有被告剩余四个月的托管费及剩余年限的托管权。证据十三、资金清算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合伙经营份额转让后，原友谊医院指定的结算账户由辛国光变更为谌某。至此，被告在与谌某合伙期间的所有事物交接完毕，原告享有了被告的合伙经营医院的权利。经质证，原告曲贵海对被告证据十、十一、十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签字的基础来源于与谌某签订的合伙人协议，而不是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告没有因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获得任何利益。对被告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交付了股权或经营权。证据十四，谌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2018年4月份，在原告与被告及谌某签订医疗合作协议之前，原告就明知被告不持有友谊医院股权，被告与谌某是根据与友谊医院的协议书，享有友谊医院的托管经营权。在经营权份额转让的过程中，原告、被告及谌某多次商议，并核对了账面余额、未到账的医保款等经营情况。在此基础之上，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承继了被告的合伙人地位，继续与谌某合伙经营。原告明知受让的是医院的托管经营权合伙份额，而不是医院的股权。经质证，原告曲贵海对被告证据十四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部分无法核实，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证人明确了她不在场，证人证言不能否定原被告双方签署的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也不能证明被告享有经营权，事实上只是留下了四个月房租和账户的部分现金，无法证明被告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履行了义务。本院认证如下：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二、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均无异议，对被告举示的证据一有异议，但未举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证人谌某证言可以佐证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被告举示的证据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三有异议，但未举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将该证据作为己方证据四举示，结合谌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对于被告证据十四谌某的证人证言原告提出异议，但未举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谌某作为原被告之间协议的关联人和参与人，其证言可与本案多份证据佐证、印证，故本院对被告举示的证据三、证据十四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初，被告与谌某商定合伙承包哈尔滨友谊泌尿医院的经营，2018年1月8日由被告辛国光作为代表出面与哈尔滨友谊泌尿医院法定代表人吴建良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辛国光托管经营哈尔滨友谊泌尿医院，期限五年，托管费每年88万元，每年递增2万元。托管期间由被告辛国光负责医院的经营并享有经营期间的收益，承担经营期间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哈尔滨友谊泌尿医院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属于普通合伙企业，股东两人，吴建良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股东。被告新国光与谌某承包经营后哈尔滨友谊泌尿医院变更名称为哈尔滨友谊医院。2018年4月15日原告与被告新国光、谌某签订医疗合作协议，由原承包哈尔滨友谊医院的中医科从事诊疗活动。2018年7月，由于被告需要搬迁到外地，不能继续与谌某继续合作，因此欲将与谌某合伙承包经营医院的份额对外进行转让。原告作为中医科的合作人经与被告、谌某商议后，被告与原告于2018年8月29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确定以60万元的价格对被告所持有的合伙份额进行转让。被告60万元转让价格中包含被告按与谌某合伙缴纳的剩余4个月的托管费和医疗费回款共计25万元左右。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陆续支付给被告转让款60万元。为了明确合伙人的权益，2018年9月1日，谌某与原告签订了合伙人协议书，该协议第一条合伙经营项目约定：“甲（谌某）、乙（曲贵海）双方同意，共同出资托管友谊医院项目，项目地址：哈尔滨市西大直街351号。”，第二条占股约定：“甲乙双方各执项目50%股份，出资额以实际运营中需投资金额为准，双方出资相同。”原告受让被告的合伙份额后，与谌某共同经营友谊医院，2019年11月15日原告与合伙人谌某签订合同，协议解除了原告与谌某之间的合伙承包经营哈尔滨友谊医院的合伙关系。被告认为，被告与原告转让的标的物并非公司股权，而是被告与谌某的合伙经营份额。原告受让了合伙份额后，便享有了被告原来所享有的合伙人的所有权益，双方的转让已完成，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后，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约定转让的股权是哈尔滨友谊医院的股权，还是被告与谌某合伙取得的哈尔滨友谊医院经营权。首先按常理医疗单位的证照需要悬挂显要位置，原告作为承包哈尔滨友谊医院中医科的医疗工作者对医院的情况及价值应该了解，应该知道医院的法定代表人是执行事务合伙人吴建良。交易前可通过咨询医院的法定代表人或网络查询医院的股东情况，原告称对股东情况不知情而签订合同不符合常理；其次根据谌某证言可以证明原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对于被告与谌某合伙承包经营哈尔滨友谊医院的事实知情，并明确知晓被告转让的为经营权的份额；再次原告从被告处受让权力后与合伙人谌某所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第一条明确约定合伙项目为原告与谌某合伙托管哈尔滨友谊医院，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明确知晓其所受让的权力为哈尔滨友谊医院的经营权而非股权。综上原被告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股权为经营权，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合法有效。关于原告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转让款支付利息的问题，根据原被告举示的证据和陈述、证人证言可以证明被告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转让款后，被告按约定移交了权利及利益，原告与合伙人谌某签订了合伙协议书承接了被告的权利并共同参与了医院的经营，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告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曲贵海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曲贵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保全费3520元（原告均已预交），由曲贵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董永昌人民陪审员  张艳丽人民陪审员  万淑珍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佟飞书记员贾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