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27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龙吴路4477弄13号1幢119室。法定代表人：孙文礼，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路健，上海市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国霖，男，1965年10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委托代理人：俞柳琳，上海木诚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确认劳动关系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23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9年4月2日，郭国霖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郭国霖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郭国霖不服，遂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庭审中，郭国霖陈述，2013年，其经朋友介绍与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文礼相识。因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需要司机接送工人和器材，而该公司则一直找不到驾驶员，故其于2014年7月20日开始为该公司开车运送工人和器材。当时该公司让其先临时帮忙开车，双方并未就薪资待遇进行约定。一个月之后，该公司发给其工资4,500元，之后每月按照实际所得4,500元发放其工资。2015年6、7月时，其工资涨至5,000元/月。该公司每月通过现金签收、微信转账等方式发放其上月全月工资，没有工资条。其主要工作内容为：17时至24时之间至出租器材的单位借来器材放至该公司供第二天使用，次日8时起归还器材、接送老板娘购买该公司的办公装修材料、每天接送工作人员去奉贤区的摄影棚搭景拆景等。其工作由该公司经理、老板和老板娘通过电话及微信等方式安排。该公司其他员工的上班时间为8时至17时，有考勤，但该公司对其不作考勤。该公司只有其一名司机，其一个月休息3天，休息时由该公司的一名木工代为开车。其驾驶的车辆是该公司提供的“赣EXXXXX”，住在该公司提供的宿舍，该公司提供午晚两餐饭。开始时，该公司一直不发加班工资，2018年5月起，该公司对8时至17时之外的工作时间会支付其加班工资。2019年3月，其生病请假，同年3月8日还要求加班，其表示身体不行而未同意，当晚，孙文礼在办公室说如果不行就不要做了，让其去楼上结账，并要求交还车钥匙。次日起，其未再上班。郭国霖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4月23日，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其出具的工作证明，内载，“兹证明郭国霖……于2014年7月14日至2018年4月在我公司工作，担任司机一职，负责运输工作，月薪5,000元；郭国霖先生在职期间的年收入约为陆万元人民币”。2、租赁单，证明其为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办理设备租借事务。3、微信转账记录、信封照片及其自行制作的工资明细表，其中微信转账记录显示，该公司转账支付其“2018年8月人工费”7,310元、“2018年9月工资及加班”6,433元、“2018年10月工资及加班”6,433元。信封上手写字样则显示，2018年12月郭国霖“工资”为6,540元，由61.5小时加班费1,281.25元、基本工资5,000元、电话费100元及“加一天工资”158.75元组成。郭国霖对此称，其基本工资为5,000元，超出部分均为加班工资，但该公司系按照5,000/30/8的小时工资标准计付其加班费的，未足额。4、2019年1月至3月的加班明细账照片打印件，以证明其出勤情况。郭国霖称此系其自行制作后交予该公司，原件均在该公司，该公司据此计发其工资；5、空白协议书1份、领款凭据2张，以证明双方曾就本案争议进行协商及郭国霖2019年2月及3月份工资情况，其中2019年3月12日的领款凭证显示领取金额为5,000元，未显示具体领款人；同年3月11日的领款凭证则显示郭国霖于当日领取8,237元，具体组成为“2019年2月份工资5,000元+2月份加班费58小时1,218元+电话费100元=6,318元；2019年3月份8天工资1,336元+3月份加班费23小时483元+电话费100元=1,919元，实领8,300元”。6、微信聊天记录一组，以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外甥女、该公司灯光负责人及木工负责人等向其发送工作指令的事实。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加班明细账照片打印件、空白协议书及2019年3月12日领款凭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郭国霖自行制作的工资明细表中所显示的郭国霖实际领取金额无异议，但不认可该工资明细表的内容；对其余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工作证明系郭国霖以买房为由要求其公司开具，而郭国霖仲裁时自称系为其女儿出国开具，并不能证明郭国霖与其公司之间为劳动关系；2018年8月底至11月底期间，郭国霖并未为其公司服务，而是由郭国霖找来的两名案外人为其公司提供了接送服务，但其公司将该期间的钱结算给了郭国霖。另，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陈述，其公司主要从事为剧组搭棚、提供摄影器材及摄影人员的业务。郭国霖于2014年7月20日起为其公司驾驶车辆，主要负责接送工作人员及借还器材。当初双方约定的以4,500元/月的价格将接送任务包给郭国霖，不管郭国霖自己还是再转给他人接送，只要完成其公司通知的接送任务即可；后来该价格涨至5,000元/月。郭国霖所驾车辆由其公司提供，通过电话或微信方式通知郭国霖出车，郭国霖每次出车需要填写出车单。郭国霖的接送任务并不固定，平均下来每月8至10天是没有接送任务的。其公司每月通过现金签收或微信打款的方式支付郭国霖报酬，即使郭国霖指派他人完成接送任务，其公司也是将报酬直接付给郭国霖，郭国霖再行与他人结算。2018年4月，郭国霖提出8时之前、17时之后出工的要求其公司支付加班费，故其公司自同年5月起在5,000元以外另行支付了出车补贴，即按照5,000/30/8为基数对郭国霖在8时至17时之外的出车发放补贴，但此系补贴而非加班费。郭国霖出车均需填写出车单，而出车单显示，虽然部分月份其公司支付过郭国霖额外补贴即郭国霖所称的“加班费”，但实际上当月郭国霖的出车次数很少。其公司有宿舍，但郭国霖在外面有房子住，只是偶尔在其公司宿舍住，其公司不收取郭国霖房租。双方合作时间长了之后，郭国霖开始懈怠，最后其公司已无法指挥郭国霖完成任务了，故其公司于2019年3月8日提出结束双方的合作关系，郭国霖不同意而发生纠纷。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证明其公司主张，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及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派车单一组。其中该公司张某与郭国霖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8月22日郭国霖有急事向该公司告假，并称司机的事请该公司多操心；同年9月该公司询问郭国霖代班司机工资是付给郭国霖还是直接付给代班司机，郭国霖表示因代班司机是自己找来帮忙的，故要求该公司将工资付给自己后再转给代班司机；同年10月，该公司询问郭国霖何时返回，表示不能一直由代班司机替郭国霖开车，因为“没有哪个公司上班还能找人代替”，后郭国霖又另行找了一名代班司机；派车申请单显示，2018年9月1日至11月底期间，该公司车辆由代班司机吕某及宋某驾驶；同年12月1日起，郭国霖返回该公司司机岗位并有出车记录。郭国霖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由于其因家里装修而告假，在该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其先后请了两位司机来代班，并不能因此认定其与该公司之间非劳动关系。在原审法院审理中，郭国霖请求判决确认其与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20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判令该公司支付其2014年7月20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的休息日、节假日加班工资249,794.09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000元。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则不接受郭国霖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一）郭国霖与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20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国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000元；（三）驳回郭国霖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郭国霖负担。在本院二审中，上诉人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项，改判判决确认郭国霖与其公司于2014年7月20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判决其公司不承担支付郭国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000元的义务。其主要理由是，1、其公司将司机出车的工作任务给予被上诉人郭国霖去完成，至于是由郭国霖本人完成还是郭国霖再找其他人完成，其公司并不关心，只关心工作任务完成即可。2、其公司对郭国霖不进行管理和考勤，没有纪律约束，几个月找其他人代干也没有问题。被上诉人郭国霖则不接受上诉人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上诉主张。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正确，当事人双方对此亦均无异议。本院另查明，1、在原审法院审理中，上诉人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供了“该公司老板娘张彦与郭国霖的微信聊天记录”，郭国霖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记录中除原审法院已经描述记载的内容之外，另记载，该公司询问“你什么时候回来，虽然他替你开车，总不能一直这样做吧”；郭国霖回答“我下个月中吧”；该公司表示“嗯，因为没有哪个公司上班还能找人代替”。2、二审审理中，上诉人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回答“假如二审法院最终认定双方于2014年7月20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判决的赔偿金数额本身有无异议”时表示，没有异议，但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述事实，有一、二审审理笔录所记载的内容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郭国霖于2014年7月20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中双方在原审的各自陈述可知，首先，郭国霖于2014年7月20日起为该公司驾驶车辆，主要负责接送工作人员及借还器材，当初双方约定的报酬是4,500元/月。其次，该公司向郭国霖微信转账支付钱款时明确为“2018年9月工资及加班”6,433元、“2018年10月工资及加班”6,433元等。第三，当郭国霖有事临时找人代替其一段时间工作时，该公司虽同意，但自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见，该公司对于该段时间内提供驾驶车辆服务的特定劳动者因非郭国霖而认为“虽然他替你开车，总不能一直这样做吧”、“因为没有哪个公司上班还能找人代替”，即对此明确表示不予认可。由此可见，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建立劳动关系之合意。至于该公司上诉称其公司将司机出车的工作任务给予郭国霖，至于是由郭国霖本人完成还是郭国霖再找其他人完成，其公司并不关心，只关心工作任务完成即可之说法，显然无法采信。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所作的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系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卫忠审判员  顾克强审判员  朱 鸿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弘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