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8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鹏，男，197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雨佳，女，198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丹、季列夫，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碧桂园富高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丰潭路430号丰元国际大厦3幢509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35250195XG。 法定代表人：欧阳宝坤，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国，浙**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逊敏，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沈鹏、施雨佳因与被上诉人杭州碧桂园富高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桂园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民初1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9月18日，沈鹏、施雨佳作为买受人，碧桂园公司作为出卖人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6预1379646）一份，约定沈鹏、施雨佳购买由碧桂园公司开发的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商品房，房屋建筑面积131.97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36310.82元，总价款为4791940元。合同第六条约定，合同约定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的，以产权登记为准。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发生差异，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含3%）的，按实结算房价款。之后，双方就购房事宜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书第十一条第（三）项约定，买卖双方明确知悉且同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该商品房总房价款为已包含增值税的价款，该商品房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1%。不包含在该商品房的全部房价款（含增值税价）中的，买受人应另行支付出卖人等的税费详见补充协议附录一《税费及其他应付款项明细》。协议书对付款方式及期限、面积差异处理等事项一并作出约定。碧桂园公司于2016年9月7日收到沈鹏、施雨佳支付的定金100000元，于2016年9月13日收到购房款250000元，于2016年9月18日收到购房款1010000元，于2016年9月18日收到购房款81940元，于2016年9月29日收到购房款3350000元，合计收到购房款4791940元。涉案房屋的增值税发票开票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金额为4351027.27元，税率为10%，税额为435102.73元，价税合计4786130元。沈鹏、施雨佳于2019年2月1日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碧桂园公司向沈鹏、施雨佳返还43170.63元，并支付自本案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未付款金额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按日计付）；2.案件受理费用由碧桂园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沈鹏、施雨佳提起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是沈鹏、施雨佳与碧桂园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故案由应变更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沈鹏、施雨佳与碧桂园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商品房总价款应否因增值税税率调整而进行调整。1.《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商品房的计价方法，即房屋总价款为建筑面积乘以建筑面积每平方单价而确定，除了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存在面积差异原因进行调整外，未有其他变动商品房总价款的约定。双方已通过商品房买卖合同作出固定商品房总价款的约定。2.《补充协议书》第十一条第（三）项约定，沈鹏、施雨佳购买涉案商品房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1%，包含在商品房总价款中。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碧桂园公司作为开发商销售涉案房屋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故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碧桂园公司，并非沈鹏、施雨佳。3.《商品房买卖合同》作出固定商品房总价款的意思表示，《补充协议书》约定增值税税率为11%，且包含在商品房总价中，增值税发票适用税率10%，该税率下调系国家降低了增值税税率。前述合同及协议书约定并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在没有降税即降价明确约定的情形下，碧桂园公司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对于商品房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换言之，如果增值税并非下调而是上调，对商品房总价款亦无影响。综上，因涉案商品房销售而产生的应税销售行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由11%降为10%后，并不影响商品房的总价款，沈鹏、施雨佳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于2019年8月2日判决：驳回沈鹏、施雨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元，财产保全费452元，由沈鹏、施雨佳承担。 宣判后，沈鹏、施雨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对于商品房总价款是否固定、商品房增值税负承担主体到底是谁事实认定显著错误，应予纠正。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无任何条款或文字确认买卖双方就商品房总价款予以固定。即便“未有其他变动商品房总价款的约定”，也并不必然得出房屋总价款已予以固定的结论。退一万步而言，买卖双方对房屋总价款是否固定未正明确约定，且补充协议又区分了不含税价款和税款的背景下，税款是否应依据国家政策多退少补，系合同约定不明，应作对消费者有利解释。虽然碧桂园公司是纳税主体，但实际税负承担人却是沈鹏、施雨佳，消费者作为最终的负税主体，理当享受减税的福利。本案中，沈鹏、施雨佳将4317063.06元支付给碧桂园公司外，其余474876.94元则是根据购房惯常交易模式，交由碧桂园公司代为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的。因此，碧桂园公司从始至终都不是474876.94元的收款主体，而是代付义务人，碧桂园公司无权从该款项中获益。国家调低增值税税率直接影响沈鹏、施雨佳与碧桂园公司之间合同的履行。在国家调整增值税税率后，案涉房屋的不含税价并未发生变化，增值税税款则相应减少了。在此情况下，作为双方约定承担增值税税负的主体，沈鹏、施雨佳所应当支付碧桂园公司的税款金额显然也应相应降低，由此产生的差额碧桂园公司应退还沈鹏、施雨佳。碧桂园公司确认收到房款为4791940元，但其在2018年12月31日所开具发票时，房款金额却被其擅自变更为4786130元。沈鹏、施雨佳付款时间为2016年9月28日，而开票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两年多的时间里恶意侵占属于国家的税款。因沈鹏、施雨佳此后缴纳各项税费的基数是以碧桂园公司开具发票中所载明的不含税价为标准的，碧桂园公司恶意提高沈鹏、施雨佳购房款的行为客观上也造成了沈鹏、施雨佳缴纳契税成本的提高。二、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应适用不当得利纠纷的案由。本案的纠纷来源并非预售商品房交房时间、面积、质量、价款、产权证明等方面的纠纷，而是针对因国家税收政策调整而导致的税金差额的归属而产生的争议，因碧桂园公司没有占有税金差额的合法依据，本案显然适用不当得利纠纷的案由。原审判决变更案由违背法定程序，且直接影响沈鹏、施雨佳合法权益，造成沈鹏、施雨佳严重损失。三、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原判决依据的实体法条为《合同法》第六十条，纵观本案，沈鹏、施雨佳己按约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而碧桂园公司恶意侵占属于国家和沈鹏、施雨佳的税款，未及时缴纳税费，恶意提高沈鹏、施雨佳的购房款，以此作为法律依据驳回沈鹏、施雨佳原审的诉讼请求显属适用法律不当。四、本案的司法导向存在严重错误。五、原审判决后，沈鹏、施雨佳发现碧桂园公司曾经在2018年1月9日向同一小区另外业主开具税率为11%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另案有业主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版本与本案不一致，区别在于第十一条第三款中明确载明合同约定的商品房总价不因国家税率政策的调整而改变。碧桂园公司在两年时间内挪用或者占用巨额资金，获得非法收益。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民初156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沈鹏、施雨佳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碧桂园公司承担。 上诉人沈鹏、施雨佳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拱墅区税务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复印件一份；2、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一份。以上证据证明碧桂园公司曾于2018年1月向案涉碧桂园西江月（碧月华庭）小区业主开具购房款发票，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1%。 被上诉人碧桂园公司在二审辩称：一、原审判决对于商品房总价款为固定价款，且商品房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碧桂园公司的认定符合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并无不当。首先，根据买卖合同第五条“计价方式与价款”的约定，本案双方就固定商品房总价款的计价方法已经达成了合意，即建筑面积单价乘以建筑面积。基于该种计价方法和逻辑，双方约定若建筑面积发生变动，则该商品房总价款可进行调整，除此之外，合同并未约定其他总价变动情形。补充协议中的条款仅是对当时税率情况的列明，并无“调税调价”“专款专用”的意思表示，更不构成对主合同约定计价方式的变更。沈鹏、施雨佳所提出的要求按税率调整后的税额倒推出房屋总价系根本性的逻辑错误，也不符合合同约定和行业通行的计价规则。其次，沈鹏、施雨佳所主张的代收代缴关系的本质为：无纳税义务一方以纳税义务人的名义代替纳税义务人进行税费缴纳。而在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销售不动产一方，即碧桂园公司的情况下，本案双方不可能构成代收代缴关系，也不存在代收代缴事实。无论国家增值税税率是上调还是下调，均为碧桂园公司于签约时无法预料且需自行承担的商业风险。再次，发票仅为经济合同的付款凭证、计税凭证之一，并非双方约定的结算依据。发票基于双方约定固定总价款调整价、税比例应属于合理修正，而非碧桂园公司违反合同约定自行提高不含税价。最后，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从长远来看必将作用于消费领域，惠及广大消费者，但其直接目的是减轻企业税负，激发企业活力，该项政策的直接受益人应是当下的企业，并不意味着企业已签订的合同必需重新核算合同价格，立即“让利”与买受人。因此，无论是从合同履行还是交易稳定性来看，碧桂园公司都无需因税率变动配合沈鹏、施雨佳调整交易价格，碧桂园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向沈鹏、施雨佳收取销售价款，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向主管部门完成纳税义务，不存在任何恶意侵吞税金差额的情况。二、原审判决案由确定并无不当，且未违反法定程序。首先，沈鹏、施雨佳依据双方合同约定向碧桂园公司支付商品房价款，碧桂园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向沈鹏、施雨佳交付房屋，双方约定明确且已完成履行，碧桂园公司作为纳税义务人的纳税行为，不会对沈鹏、施雨佳造成任何损失。且碧桂园公司基于国家增值税率的调整而减少纳税金额，碧桂园公司的减税获益具有国家税收政策依据，而非如沈鹏、施雨佳所称的无合法依据。因此本案不存在无合法依据获利并造成他人损失也即不当得利的情况，无需采用不当得利纠纷这一案由。其次，沈鹏、施雨佳所提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实际是针对举证期限及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期限的特殊规定，也即：若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期限可不受举证期限的限制。而非如沈鹏、施雨佳所主张的案由应由沈鹏、施雨佳自主决定。因此原审法院调整案由这一行为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最后，无论本案案由为何，均不影响对本案事实和法律适用的认定，且本案为独立案件，若沈鹏、施雨佳认为与碧桂园公司存在其他争议，可另案解决，本案的案由及审理结果并不影响其余争议的解决，不存在对沈鹏、施雨佳实体权利或程序权利的侵犯。综上，原审判决程序合法，且不存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错误，沈鹏、施雨佳的上诉请求缺乏合理合法依据，请求驳回沈鹏、施雨佳的全部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碧桂园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证据。 上诉人沈鹏、施雨佳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经出示，被上诉人碧桂园公司对税务信息公开告知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增值税普通发票真实性有异议，对两份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该告知书及发票开具对象均为案外人，与本案争议问题无关，且根据公开告知书中税局系统信息可知，沈鹏、施雨佳所称的发票属于作废发票，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任何事实认定依据。本院认为，证据1、2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沈鹏、施雨佳与碧桂园公司签订的《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在《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计价方式与价款”中已经明确了案涉商品房总价计价方式为商品房单价与建筑面积乘积，确定了房款总价为4791940元，并在《补充协议》第十一条“其他事项”第（三）项进一步明确了商品房总房价款已包含增值税，适用的增值税税率11%。合同中并没有关于增值税税率若发生调整，商品房销售总价亦发生变化的约定，即沈鹏、施雨佳作为购房者，其需要支付给碧桂园公司总房款为4791940元（除合同约定的面积差异）是明确的，至于碧桂园公司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其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等，对于双方之间商品房交易价格不产生任何影响。碧桂园公司系基于国家增值税税率的调整而减税，该减税获益具有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依据，亦不构成沈鹏、施雨佳所称非法获益。根据沈鹏、施雨佳起诉所主张的事实理由与诉讼请求，其与碧桂园公司发生的法律关系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审将案由变更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不存在程序违法，实体处理不当的情形。沈鹏、施雨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9元，由沈鹏、施雨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艳 审判员 金瑞芳 审判员 睢晓鹏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袁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