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22民初1022号原告：王吉春，男，生于1990年7月8日，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暴三虎，河南赵庆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牟县云龙草鱼商行，住所地：中牟县万邦物流园淡水鱼区A8区1号，注册号：410122600330994。经营者：袁运龙，男，生于1979年3月2日，汉族，住河南省襄城县。被告：袁运龙，男，生于1979年3月2日，汉族，住河南省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振标（系袁运龙之父），男，生于1954年1月20日，汉族，住河南省襄城县。原告王吉春与被告中牟县云龙草鱼商行、袁运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吉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暴三虎，被告中牟县云龙草鱼商行经营者袁运龙、被告袁运龙及代理人袁振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吉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欠款172,109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8月，原告通过微信联系上在中牟县万邦市场经营云龙鱼行的第二被告，后经交流协商定好价格后，原告从安徽多次向被告供给鲤鱼，运送至中牟县万邦市场。经结算后，二被告仅支付了原告10万元的货款，下欠172,109元未支付。原告多次联系被告，并到万邦市场当面催要欠款，但被告总以资金紧张为由拖延支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中牟县云龙草鱼商行、袁运龙辩称：一、原告名字不实，其自报名是王大海，不认识王吉春是何人；诉状上说多次送鱼不具体，有送必有收，原告应提供被告给原告签收证据，没签收证据一律不认可；原告送的鱼，质量特别差，规格乱七八糟，死鱼往往占45%之多，卖价很低，但是卖低价，被告都电话告知了对方，在对方的同意下方才卖掉，并不是被告擅自卖掉。后由于质量差，被告不再购买原告的鱼。原告说派其兄弟去卖，被告只收行费就可以了，被告同意。在自称是原告兄弟的带领下，其兄弟把又来的一车鱼卖掉并把款结走。被告电话告知原告说鱼款出现问题概不负责，原告同意。原告说下欠17万多不实。二、袁运龙同意购买原告鲤鱼的前提是能够以每斤4.5元的价格购买原告的30万斤草鱼，这一点在原告的聊天记录中被删除。当时商定以每斤4.6元的价格购买原告的鲤鱼，规格是1.5斤到3斤。2020年1月7日原告第一次送鱼时，直接拉来了1.5斤到2斤的鱼，鱼质量太差，袁运龙与原告商量以3.25元每斤的价格卖掉，卖了6万多元的现金。第二车拉来的鱼和第一车的质量一样，袁运龙与原告在电话中商定以4元每斤的价格卖掉，卖了5万多。第三车运到云龙草鱼商行之后，袁运龙看了鱼的质量和规格后，坚决要求不接受这车鱼，要求送鱼的（自称是原告兄弟）的司机把鱼拉走；司机给原告打电话协商后，告知袁运龙说不管以什么样的价格把鱼卖掉，袁运龙说卖掉可以，但是让那个司机把鱼款收了，袁运龙不管，司机自己记账自己收钱；至于收了多少钱、卖了多少斤，袁运龙均不清楚，都被其司机拿走了。原告提供的账单，是原告让袁运龙和其司机对账。对账后，让司机带走第一车和第二车的鱼款10万元。第四车40,500元汇到了袁运龙的账户，事实上被告只欠40,500元鱼款。该款去掉前两车的行费、小工费、水电费3万多元，只下欠原告一万左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王吉春与袁运龙经微信沟通，于2020年1月5日商定袁运龙以每斤4.7元的价格从原告处购买鲤鱼，鲤鱼的规格为1.5斤到2.5斤。1月7日王吉春从安徽给袁运龙运送鲤鱼24118斤；1月8日送到袁运龙处，袁运龙称质量不好，王吉春同意第一车4.6元每斤计算，小车发货也按照4.6元每斤结算，并将银行账户发给袁运龙，称1月9日会到货1万斤，要求被告给付第一车鲤鱼款；被告回答好。第二次，王吉春1月8日给袁运龙送鲤鱼11656斤，1月9日到货。第三次，王吉春1月9日为袁运龙运送鲤鱼两小车，分别为9578斤、9378斤，1月10日上午送达；袁运龙9：17微信联系王吉春称1.5斤以下的太多，并称鲤鱼价格第一车按3.8元一斤，第二车4元一斤计算，王吉春同意把小鱼带走，不同意按照袁运龙所说的价格；10：07，王吉春通过微信向袁运龙发送对账单，对账单显示，鲤鱼单价每斤4.6元，第一车鱼款110,942元，运费8,600元；第二车鱼款53,617元，运费3,500元；第三次两车，鱼款分别为44,058元、43,138元，运费共计6,000元；合计251,755元，运费18,100元；扣除小鲤鱼差价，再扣除袁运龙已经支付的10万元，下余131,609元未付。袁运龙未予回应。另查明：1月14日，袁运龙让王吉春向其周口客户运送鲤鱼，王吉春称“依然（每斤）4.6元，低了（哟）发不了……”，袁运龙同意；后袁运龙直接收取该次鲤鱼货款40,500元。再查明：1月12日晚6：57，原告再次催要鱼款，被告称忙完对账，卡里已转出100多万，现转不出钱。当日晚上7点左右，袁运龙再次发送微信给王吉春，称第一车质量太差，按照每斤3.8元，第二车每斤4元，第三车太小，大的每斤4元，小的每斤3元。王吉春再次表示不同意，说自己本钱就要4.6元一斤。1月23日，原告再次微信催要鱼款，袁运龙称卡被冻结了，要求借王吉春3万元还20万元；2月13日袁运龙再次在微信上要求借王吉春1万元还18万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王吉春与袁运龙没有书面合同，双方通过微信商定，达成关于鲤鱼的买卖合同，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受该合同的约束。（一）案涉买卖合同中鲤鱼的单价是否由4.6元变更为更低的价格。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在买卖鲤鱼的交易过程中，袁运龙称因王吉春运送的鱼达不到要求，双方一致商定第一车按照3.8元一斤，第二车4元一斤等，其主张鲤鱼单价变更，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明确显示，双方原来商定的单价为每斤4.7元，在王吉春第一送货后，袁运龙提出异议，王吉春同意按照每斤4.6元计算，袁运龙没有表示异议；在二次送货后，袁运龙亦没有表示异议；第三次送货之后，袁运龙称1.5斤以下的小鱼多，应按照2元一斤计算，并要求变更鲤鱼单价，但王吉春只同意把其挑出的小鱼带走，不同意变更单价。袁运龙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对鲤鱼单价变更达成合意，且在对账单中，已对小鱼的差价进行扣除，故对其主张的鲤鱼单价变更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王吉春第三次运送的鲤鱼是由王吉春自行销售收款还是卖给袁运龙。袁运龙称第三次送的两车鲤鱼由袁运龙的司机自行销售并收款，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如下：1．第三次的鲤鱼是1月10日运送给袁运龙，在袁运龙1月12日发送给王吉春的微信称，第一车质量太差，3.8每斤；第二车4元；第三车鱼太小，大的4元（每斤），小的3元（每斤）；即袁运龙在该聊天记录中还在要求降低第三次运送的鲤鱼单价。2．在第三次鲤鱼送达之日，王吉春给袁运龙发对账单包含第三次送的鲤鱼，袁运龙也未明确表示反对。故上述证据可以证实，第三次运送的鲤鱼也由袁运龙收货并出售。其称王吉春占用其商铺销售，应向其交纳行户费等，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案涉买卖合同的欠款数额问题。王吉春一共运送4次鲤鱼，双方对1月14日第四车的鲤鱼货款40,500元，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在1月10日王吉春通过微信发给袁运龙的对账单显示，扣除已经支付的10万元及小鱼差价款，前三次鱼款及运费共计131,609元；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袁运龙始终未对数量提出异议，只是对单价有异议；在随后王吉春向其催要鲤鱼货款时，袁运龙表示，要借给其1万还18万，借给其3万还20万；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被告欠原告前三次的鲤鱼款（含运费）为131,609元。加上第四车所拖欠的40,500元，以上共计172,109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款，本院予以支持。（四）关于承担责任的主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当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本案中，中牟县云龙草鱼商行系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袁运龙，中牟县云龙草鱼商行系其字号，故本案应以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中牟县云龙草鱼商行为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牟县云龙草鱼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吉春鲤鱼货款172,109元；二、驳回原告王吉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42元，减半收取1,871元，由被告中牟县云龙草鱼商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将案件受理费交费凭证交至本院查验。审判员  陈丽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 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