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26民初161号 原告卢毅，男，1977年9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覃涨，广西皓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环江毛南民族韦氏铜鼓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加工厂，住所地环江县思恩镇城北工业园区。注册号：4512266001367161-1。 经营者韦启初，男，1963年6月2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被告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住所地环江县上朝社区文化中心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1226MA5L1QYG9X1-1。 经营者黄富省，男，1982年11月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上述二被告共同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谭思艺，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告共同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周良，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卢毅诉被告广西环江毛南民族韦氏铜鼓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加工厂（以下简称韦氏铜鼓加工厂）、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以下简称王族铸造厂）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蒙继秋、审判员莫安娜、人民陪审员覃重耀组成合议庭，由蒙继秋担任审判长。分别于2019年9月23日、2020年4月9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蔡诚诚担任法庭记录。原告卢毅及其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覃涨、被告广西环江毛南民族韦氏铜鼓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加工厂、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的共同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谭思艺、周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卢毅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铸造铜鼓所获得利润的一半270万元给原告；2、判令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韦启初是同乡，也是拐弯亲戚，韦启初与黄富省是翁婿关系。原告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被告韦启初具有铜鼓铸造技术，是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但缺乏资金。两人商谈关于利用原告的资金和韦启初的技术共同承揽铜鼓铸造工程之事一拍即合。2016年底至2017年初，原告获悉环江县人民政府为庆祝自治县成立30周年而决定铸造一个世界最大铜鼓的消息，即约韦启初共同找县领导洽谈，并共同向环江县人民政府呈报一个直径6.66米的世界最大铜鼓及相关项目的书面报告《关于铸造实际最大铜鼓建设环江铜鼓文化展览馆的报告》、《关于申请环江铜鼓文化商业综合体建设用地的报告》。在县领导认可原告和韦启初的书面报告后，2017年1月18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合伙投资铸造铜鼓工程协议书》，约定：原告出资200万元，被告出资50万元，合伙铸造环江县30年县庆项目铜鼓，项目回本后先退回各方本金及其按照月息1分计算的利息，余下利润按甲乙各50%分配，亏损亦按甲乙各50%分担。随后，双方即开始着手共同铸造铜鼓。2017年1月19日、3月9日，原告分三笔把共200万元转账给韦启初（农村信用社账号62×××60），并注明“铜鼓投资款”、“铸造铜鼓投资款”。2017年2月15日，县相关领导到铜鼓铸造现场举行铜鼓铸造开工庆典。同日，原告找到“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勘察设计院河池分院”设计铜鼓并预付了1000元设计费。2017年3月13日，环江县人民政府借支200万元（环江县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向被告“韦氏加工厂”转账支付200万元，注明“文体局借款铜鼓厂”）用于铸造铜鼓。2017年5月8日，被告“王族铸造厂”通过走程序“中标”环江县政府30年县庆铜鼓铸造项目。2017年5月16日，二被告制作《大铜鼓投资材料预算》（金额2191800元）并交给原告。2017年5月25日，被告“王族铸造厂”与环江县文体局签订《双面铜鼓采购合同》，约定采购总价840万元。2017年7月24日、10月10日，县政府又分别支付了52万元、168万元。至此，铸造铜鼓工程已经收回成本。原告遂要求被告按照《合伙投资铸造铜鼓工程协议书》的约定先退回原告本金及其利息，但被告竟然背信弃义否认原告是铸造铜鼓的合伙人，拒绝退回原告本金及其利息，更拒绝分配利润给原告。2018年1月9日，原告依法起诉，要求判令被告连带支付约定本金及其利息给原告，并判令被告连带支付50%的铸造铜鼓利润给原告。后原告因故撤回支付50%的铸造铜鼓利润的诉讼请求。2018年9月6日，环江县法院作出的（2018）桂1226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虽认定原告与被告共同铸造铜鼓，却不认定原告与“韦氏加工厂”、“王族铸造厂”有合伙关系，自相矛盾，并只判决韦启初承担支付约定本金及其利息给原告义务。原告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12月29日，河池市中级法院作出（2018）桂12民终153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与“韦氏加工厂”、“王族铸造厂”有合伙关系，并判决“韦氏加工厂”、“王族铸造厂”承担支付约定本金及其利息给原告义务。为维护自己全部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法起诉，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原告卢毅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 1、原告卢毅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适格； 2、广西环江毛南民族韦氏铜鼓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加工厂、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的工商登记信息及经营者身份信息、铜鼓荣誉证书，证明被告主体资格及工商登记相关资料； 3、《合伙投资铸造铜鼓工程协议书》，证明一是卢毅作为一方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是韦启初，韦氏加工厂和王族铸造厂均在上面加盖公章，并不是增加了合伙人；二是涉案铜鼓，卢毅投资了200万，韦启初投资了50万；三是卢毅按协议书上的约定投资应得50%的分红；四是合伙协议书第三条第一点，铜鼓产生的实际费用经双方签字确认后才能作为铜鼓铸造项目的成本开支; 4、卢毅支付20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3张），证明原告卢毅支付200万元给韦启初用于铸造铜鼓； 5、《大铜鼓投资材料预算》，证明铸造铜鼓所需资金约2191800元； 6、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12民终153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份生效判决认定原告与“韦氏加工厂”、“王族铸造厂”有合伙关系，并判决“韦氏加工厂”、“王族铸造厂”承担支付约定本金及其利息给原告义务； 7、庭审笔录（2018年4月13日），证明第9页被告方自认铜鼓浇筑了3次，共耗费了60多吨铜； 8、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的询问笔录（2018年12月26日），证明一是王族铸造厂的经营者黄福省承认他不怎么懂得铸造铜鼓，韦启初是其岳父，韦启初承认自己没有投资资金；二是另案审理中，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韦启初承认聊天记录是真实的；三是韦启初承认他没有投资资金；四是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大铜鼓投资预算》，韦启初承认是其本人所写; 9、微信聊天记录（含微信聊天记录照片）、中院询问笔录，这些证据证实在2017年5月以前，被告已经把铜鼓模型做出来，然后再制作预算书，在预算书中铜鼓总的成本2191800元，铜的用量是30吨。 被告广西环江毛南民族韦氏铜鼓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加工厂、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一致辩称，王族铸造厂和韦氏铜鼓加工厂均不是《合伙协议书》的当事人，都不是铜鼓铸造项目的合伙人。 （一）合伙的本质是合伙人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从内容上看，《合伙协议书》没有关于王族铸造厂和韦氏铜鼓加工厂权利义务的任何约定，王族铸造厂和韦氏铜鼓加工厂不符合成为项目合伙人的实质要件。 《合伙协议书》内容从协议背景、协议第1条至协议第7.4条都是针对“甲方（卢毅）、乙方（韦启初）”的权利义务进行的相关条款约定，《合伙协议书》没有任何一个条款是针对王族铸造厂和韦氏铜鼓加工厂的。特别是《合伙协议书》第3.1条、第4.1条，这些关于合伙项目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条款完全没有提到王族铸造厂和韦氏铜鼓加工厂，合伙之初王族铸造厂和韦氏铜鼓加工厂应当出资多少，以什么样的方式出资，如果盈利应当分多大比例的利润，如果亏损应当分担多大比例的损失，这些内容通通都没有约定，王族铸造厂和韦氏铜鼓加工厂不符合合伙人之间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实质要件，不应当认定为铜鼓铸造项目的合伙人。 在合同或者协议上盖章，不意味着它就是合同当事人。如果说，王族铸造厂和韦氏铜鼓加工厂都在《合伙协议书》上盖了章，但是由于合同内容完全没有关于王族铸造厂和韦氏铜鼓加工厂的约定，盖章的行为只能解释为王族铸造厂和韦氏铜鼓加工厂见证了这份合同。 （二）如果认定王族铸造厂和韦氏铜鼓加工厂是铜鼓铸造项目的合伙人，我们认为项目合伙人应当是3个，即原告卢毅、王族铸造厂和韦氏铜鼓加工厂。合伙人之间应当平均分配利润、分担风险。 因为协议书没有王族铸造厂和韦氏铜鼓加工厂的相关约定，那么在项目盈利时，合伙人之间应当按照怎样的比例分配利润；如果项目亏损了，各个合伙人应当按照什么比例分担损失？合伙人之间没有约定，我们认为可以参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无法确定盈亏分配和分担比例时，合伙人之前平均分配、分担。 （三）铜鼓铸造项目已经亏损，卢毅要求分配利润没有事实依据。 王族铸造厂与案外人环江文体局所签的《铜鼓铸造合同》标价为840万元。根据王族铸造厂核算统计，铜鼓铸造项目成本支出达9425570元，铜鼓铸造项目没有盈利，反而亏损了100多万元。因铜鼓铸造项目已经亏损，项目根本无利可分。 被告广西环江毛南民族韦氏铜鼓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加工厂、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 1、《双面铜鼓采购合同》，证明①铜鼓采购合同总金额840万元②被告向环江文体局交付的铜鼓约50吨重； 2、《证明》，证明铜鼓经过五次浇筑才铸造完成； 3、铜鼓实际费用清单，证明铸造铜鼓实际成本支出共计9425570元。其中用铜成本5997600元，人工工资成本支出1104230元，铜鼓底座成本支出485000元，铜鼓设计费20000元，其他1818740元； 4、送货单、收据，证明被告为完成铜鼓浇筑购铜总量149.66吨，铜款8770076元;【注：铜鼓经5次浇筑才完成，前3次浇筑失败，第1次浇筑用铜28吨，第2、3、4、5次每次用铜均为30吨，实际浇筑用铜量148吨。因浇筑失败产生废铜，原厂回收38000元/吨，用铜成本=实际用铜（148×58600=8672800元）-废铜回收所得（2675200）=5997600元】 5、考勤表、工资单，证明铸造铜鼓所支出的人工工资为1104230元； 6、合同及银行转账凭证，证明①铜鼓底座制作费用485000元;②铜鼓设计费20000元； 7、其他单据，证明铸造铜鼓所支出的其他成本（持有单据部分）为491515.7元； 8、活期个人交易明细查询，证明铜鼓底座其中一笔款项。 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1、2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从王族铸造厂的营业执照上看出其经营者是黄富省，跟韦氏加工厂、韦启初不同，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对证据3的三性没有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如下：一是如果认为王族铸造厂是合伙项目之一，那么在盈利的情况下，王族铸造厂必然会要求分配利润，原告要求分配50%的利润没有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6也能证明王族铸造厂和韦启初、韦氏加工厂并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对证据4，认为这笔款是打给韦启初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认为预算表是韦启初与卢毅签订协议书后提供给卢毅的，是作为铸造铜鼓的一个参考，跟本案的铜鼓铸造并不是同一个项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二是这只是一份预算表，并不是结算，这份预算表不能反映实际的成本支出；三是预算表上第39项写明“用铜30吨”，而涉案铜鼓是50吨甚至更多，预算表上只是其中一面铜鼓的预算，而本案的铜鼓铸造项目共浇筑了5次才完成，如果按原告提供的预算表来计算，实际应为预算的5倍；预算表是在合同签订之前就做出来；韦启初原以为只做单面铜鼓，但后来县政府确定是做双面铜鼓，那么双面的价格就应为预算时的2倍，另外当时铜的价格相差也很大。对证据6，在认定事实方面并没有确认王族铸造厂是合伙人之一，只在说事实方面说到这一点，王族铸造厂是独立的实体。对证据7，认为当时在中院庭审时无法联系韦启初，只能打电话问韦永发，韦永发说第3次浇筑不成功，韦启初当场晕倒，如果事实与法庭记录不符，请以事实为准。对证据8，认为黄富省懂不懂技术、有没有资金，并不能否认王族铸造厂是涉案铜鼓的中标人与签约人，如果认定王族铸造厂是合伙人之一，那么技术、资金等并不是认定合伙人的必要条件。对证据9，预算不是结算，预算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30吨铜是不能作出50吨的双面铜鼓，这是客观事实。 原告对二被告共同向法庭提供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从关联性上说，实际上用了30吨铜，而不是50吨。对证据2中的第一张证明，应当由制作人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并且加盖公章；第二份证人证明，因为该证人并没有到庭，其所做证言或者证明不应作为定案依据；第三份证人所做的证明，因为该证人并没有到庭，其所做证言或者证明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如果作为单位证明，应当有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故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3中铜鼓清单是被告自己编写的，不予认可；对送货单及收据不认可，且这份证据与被告方提交的证据完全不相符，预算书上一吨铜的价格是3万5，而被告刚才庭上所讲的价格是4万8；对考勤表、工资单，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据我们了解没有铸造5次；对铜鼓底座制作费用，被告认为是485000元，原告则认为最多不超过30万；对其他单据，认为大部分不具有真实性，上面的数额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应以预算书为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韦启初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命名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亦是韦氏铸造加工厂的经营者。2017年1月18日，卢毅与韦启初协商，共同出资铸造环江县30周年县庆项目—直径6.66米、号称世界最大铜鼓一个，并于当天签订了一份《合伙投资铸造铜鼓工程协议书》，约定：“一、承包经营项目名称：环江县30周年县庆项目铜鼓铸造。二、承包项目地址：环江县城西花竹帽广场。三、合伙承建铜鼓铸造投入资金及股份：3.1合伙人卢毅投入200万元的资金，合伙人韦启初投入50万元的资金，甲乙各按50%的股份，以铸造建设铜鼓项目过程中产生的实际费用经双方签字确认为准。项目回本后，优先退回双方各自本金。双方投资资金，自投资之日按1分利率积算，积算出的费用作为承建铜鼓铸造项目投资成本开支……五、为便于项目运营，各合伙人一同为代表进行对外签订承包协议及经营合同，项目投资经营产生的全部财产为全体合伙人共有。合伙人选举韦启初为铜鼓铸造负责工作，合伙人选卢毅为后期项目经营法人，项目重大事项合伙人共同商议决定……六、6.2.8以甲方或乙方名义与县政府签订铸造世界最大铜鼓合同之后，双方一起承担铸造铜鼓的责任和风险，铸造过程严格按照本合同履行，任何一方不得途中撤资或反悔，违约一方需向另一方支付合同总价30%的违约金……”等条款，甲方卢毅及乙方韦启初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捺印，另外王族铸造厂及韦氏铸造加工厂在卢毅持有的协议书末页上加盖了各自的印章。 协议签订后，卢毅于2017年1月19日向韦启初转账支付了50万元的投资款。2017年2月15日，韦氏铸造加工厂在环江县举行了“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大庆6.66米世界最大铜鼓贺礼开工仪式”，卢毅、韦启初及相关县领导等到场参加开工仪式，当日卢毅向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勘察设计院河池分院支付了铜鼓设计费预付款1000元。2017年3月9日，卢毅向韦启初转账支付了余下的150万元投资款。2017年3月13日，环江县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向韦氏铸造加工厂转账支付了200万元，用途为“文体局借款铜鼓厂”。2017年4月13日，王族铸造厂与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勘察设计院河池分院达成《6.66米双面铜鼓效果图设计委托合同书》，由后者于2017年4月29日前完成铜鼓效果图4张，设计费为2万元。2017年5月8日，王族铸造厂通过投标，成为“双面铜鼓采购项目”（即本案涉案铜鼓项目）的中标人。2017年5月16日，卢毅与王族铸造厂共同在一份卢毅持有的《大铜鼓投资材料预算》上签字、盖章，确认大铜鼓用铜30吨，预算价格为219.18万元。2017年5月25日，王族铸造厂与招标单位环江文广新体局签订了《双面铜鼓采购合同》（铜鼓效果图附于其后），约定由乙方王族铸造厂采用全包干制用黄铜铸造面径为6.666米、重约50吨的双面铜鼓1个，合同总金额840万元，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铜鼓定款30%即252万元，制作第二面模型完成后支付总价款的20%即168万元，铸造完毕发货前支付总价款的25%即210万元，交货验收调试并出具发票后支付总价款的20%即168万元，余款5%即保证金42万元于安装验收合格三个月后支付；交付地点为环江县民族广场（又名环江花竹帽广场），交货时间最迟于2017年11月10日安装完毕。2017年7月24日、10月10日，环江县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分别向被告王族铸造厂支付了“文体局付购买铜鼓款”52万元、168万元，后又支付了余款，被告实际收取铜鼓铸造款840万元。 2017年11月18日环江县30周年县庆前，王族铸造厂未能如约完成双面铜鼓项目的安装交付。此期间，卢毅要求韦启初退还投资款及支付利息、分配利润，但韦启初否认涉案铜鼓为双方合伙出资铸造的项目，双方进而产生矛盾，原告卢毅遂于2018年1月12日诉至本院，请求韦启初、王族铸造厂、韦氏铸造加工厂连带退还投资款2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分配铸造铜鼓所得利润的50%。2018年6月17日，涉案铜鼓在环江县花竹帽广场完成安装，并由县政府组织在2018年6月29日环江2018年毛南族分龙节暨第四届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节，举行铜鼓揭幕及“世界最大铜鼓”吉尼斯世界纪录颁证仪式。2018年7月16日，卢毅以暂时无法计算铜鼓利润，待收集证据后另行起诉为由，撤回其主张利润分配的诉讼请求。2018年9月6日，本院作出（2018）桂1226民初6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韦启初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返还卢毅双面铜鼓项目投资款2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1、自2017年1月19日起至2017年7月24日止，以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2、自2017年3月9日起至2017年7月24日止，以1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3、自2017年7月25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卢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韦启初承担。原告卢毅不服，上诉至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29日，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12民终153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桂1226民初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桂1226民初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广西环江毛南民族韦氏铜鼓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加工厂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上诉人卢毅双面铜鼓项目投资款2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1、自2017年1月19日起至2017年7月24日止，以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2、自2017年3月9日起至2017年7月24日止，以1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3、自2017年7月25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上诉人卢毅的其他诉讼请求。经原告多次催索铜鼓利润未果，原告遂再次诉至本院，请求调处。 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经被告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申请，本院依法委托了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提供的《合伙投资铸造铜鼓工程协议书》及《大铜鼓投资材料预算》上加盖的“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公章印文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同时对韦启初、黄富省提供的“证据清单”上加盖的“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公章印文是否与公章备案登记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2019年7月24日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2019）文鉴字第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原告卢毅提供的《合伙投资铸造铜鼓工程协议书》上加盖的“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公章印文与送检的“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公章样本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大铜鼓投资材料预算》上加盖的“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公章印文与送检的“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公章样本印文极有可能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3、韦启初、黄富省提供的“证据清单”上加盖的“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公章印文是否与公章备案登记的印章与送检的“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公章样本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经原告卢毅申请，本院依法委托了广西中天银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案铜鼓的造价进行评估。2019年12月27日，广西中天银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关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司法评估委托书》（2019）环法委评字第26号的回函认为因缺乏审计、财务报表等材料，无法核对运营成本及用料，同时该公司缺乏相关成本数据，无法进行评估，申请退卷。 本院认为，卢毅与韦氏铸造加工厂、王族铸造厂系合伙关系，韦氏铸造加工厂、王族铸造厂作为合伙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已经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12民终1537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确认。合伙协议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伙投资铸造铜鼓工程协议书》及《大铜鼓投资材料预算》均是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享受合同权利。而根据现有证据，双方共同确认的合伙投资额为250万元，双方认可的铜鼓铸造预算价格为219.18万元，被告认为实际开支成本远大于双方投资数额或预算价格，提出涉案铜鼓历经三次才浇铸成功，成本费用增加，但并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成本增加的数额，且未依合同约定须经合伙双方签字确认，故被告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收取了铜鼓铸造款840万元，明显超出双方认可的铜鼓铸造预算价格为219.18万元，故应视为有利润，原告诉请分配利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因原、被告没有进行结算，又无法进行评估，故本院只能酌情按市场及物价因素予以确定。1、关于铜的用量及价值，《大铜鼓投资材料预算》确认大铜鼓用铜30吨，价值35000元/吨，合计105万元，而依据2017年5月25日，王族铸造厂与招标单位环江文广新体局签订的《双面铜鼓采购合同》，约定由乙方王族铸造厂采用全包干制用黄铜铸造面径为6.666米、重约50吨的双面铜鼓1个，故本院确定黄铜的使用量为50吨，价值35000元/吨，合计175万元。2、关于其他材料及成本、水电费，本院酌情在原预算的基础上上浮10%，即（原预算成本2191800元-原黄铜使用价值1050000元）×10%+（原预算成本2191800元-原黄铜使用价值1050000元）=1255980元。综合上述1、2项，本案涉诉的铜鼓造价为黄铜1750000元+其他费用1255980元=3005980元（其中原告投资了本金2000000元，被告投资了本金1005980元），故本案铜鼓铸造利润应为8400000元-3005980元=5394020元。按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约定，项目回本后，优先退回双方各自本金，故被告依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12民终1537号民事判决书的规定退还了原告本金2000000元，被告也占用了自己投入的本金1005980元，但对原告应分得的利润，被告拒不给付，按《合伙投资铸造铜鼓工程协议书》的约定，原、被告各占50%的股份，故扣除本金后，原告应分得的利润是5394020元×50%=2697010元。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数额偏高，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二被告的抗辩，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广西环江毛南民族韦氏铜鼓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加工厂、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应当给付原告卢毅铸造铜鼓所获得的利润2697010元。 案件受理费28400元，由被告广西环江毛南民族韦氏铜鼓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加工厂、环江韦氏民间铜鼓王族传承文化工艺铸造厂承担。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蒙继秋 审 判 员  莫安娜 人民陪审员  覃重耀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李 贯 书 记 员  蔡诚诚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