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4408号上诉人：常熟市纺织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衡山路外贸纺织大楼。法定代表人：徐晓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讼代理人：朱静龙，上海考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该公司职工。被上诉人：苏州北桥染色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灵峰村。法定代表人：周巧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讼代理人：沈泉生，苏州市相城区北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常熟市纺织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北桥染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桥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1民初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纺织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双方之间业务结算均以成品净重作为结算依据。在本案中，双方诉争的加工费为2014年度部分是否结清的问题，北桥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合同中约定，结算以光胚价作为结算依据，但北桥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未注明光胚，即净重。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行业规定及合同约定，2014年度的加工业务应以净重来确定加工费，同理，2013年度也应以净重来确定加工费，从纺织品公司提供的发票可以证实双方之间的加工费已经结清。2014年度中关于净重的问题，纺织品公司已结提供了相应的成品细码单，该细码单可以确定双方之间的实际结算依据，而一审法院无视该事实，认为其没有证明力。成品细码单出自于北桥公司，无需双方签字，且该类单据纺织品公司无法自制，相关事实由出口报关单予以佐证，而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纺织品公司认为该类单据应作为结算依据。北桥公司于2017年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结算依据，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欠款依据已有规定。另一方面，该发票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即应从出货之后30日内向纺织品公司开具。而本案中，纺织品公司委托北桥公司加工染色的布匹均出口至国外，全部物品均在北桥公司处装运，北桥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在装运后向纺织品公司开具发票，北桥公司知道应当开具而未及时开具，该行为只能说明一点，双方之间的加工费实际已结清，不存在纺织品公司拖欠的事实，否则不会事隔多年后再向纺织品公司主张货款一事。北桥公司二审辩称，双方2013年的加工款未全部结清。2014年纺织品公司支付的加工款中部分支付的是2013年的加工款和2014年度的部分加工款。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纺织品公司在支付2013年度加工款时支付的金额和北桥公司开具给纺织品公司的发票金额是完全一致的。从中可以说明纺织品公司在2014年支付加工款时，其中包含了2013年的加工款，双方在2014年发生加工款48万多，被告也是按照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来支付的。北桥公司认为未开具发票的有纺织品公司签字的加工款20多万，应当认定为纺织品公司尚未支付。关于纺织品公司在上诉中提出的2013年12月31日，在成品送货单中标志的以及字样，是说明了该加工款已经按照多少费用来结算，而不是指已经支付了加工款，双方在几年的业务往来中都是按照纺织品公司签收的送货单结账的，2014年北桥公司实际为被告加工48万多，尚余二十多万尚未支付，应当是明确的。北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纺织品公司立即支付坯布染色加工款279680.93元。2.案件受理费由纺织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北桥公司、纺织品公司之间在2011年-2014年间存在加工染色的业务关系，由北桥公司为纺织品公司提供染色加工。北桥公司、纺织品公司确认，2011年、2012年的业务、付款、发票已经全部结清。在完成2013年的加工业务后，2014年1月28日，纺织品公司向北桥公司发出信函传真1份，提出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造成经济损失16.8万元，要求纺织品公司公司承担2.8万元，北桥公司承担14万元，北桥公司确认后回传给纺织品公司公司。该传真件的北桥公司文表述为：“经过双方友好协商，有我司承担其中2.8万元，贵厂承担14万元，并在大货染费结算中扣除，从而将2013年出现的一些质量问题作一阶段性了结。”2014年3月7日，北桥公司向纺织品公司开具了发票3份，编号为22941695、22941696、22941697，合计金额235622.4元。截止2014年3月7日，北桥公司与纺织品公司之间就2014年的加工染色交易金额远高于235622.4元。北桥公司就结欠的染色费问题，于2016年6月7日向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移送至常熟市人民法院审理[（2016）苏0581民初12907号]。法院审理后认为，北桥公司具有先履行开具发票的义务，在开票义务未履行之前，要求纺织品公司支付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于2017年6月22日依法判决，驳回北桥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后北桥公司于2017年6月24日开具了编号为17637721，金额为279680.93元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并向纺织品公司邮寄送达发票，北桥公司拒收退回。北桥公司为与纺织品公司的加工合同纠纷在2018年1月11日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审理中，北桥公司申请对2014年-7月期间无合同约定品种的染色费进行鉴定，鉴定部门认为，因跨度时间过长，无法取得准确的价格信息，且染色加工的布料及工艺也不好确定，不能做出客观、合理的评估结论，鉴定部门将案件退回法院。北桥公司、纺织品公司对退案函无异议。审理中，北桥公司确认，在诉状中陈述的2013年的款项已经全部结清，是指2013年的加工款在2014年开具发票后，纺织品公司根据开具发票的金额支付完毕的事实，不是自然年度的结清。北桥公司确认，2013年业务1005228.6元，发票金额620269.6元，结算价款855892元，付款60万元，差额发票在2013年没有开，在2014年开的，金额为235622.4元（发票编号22941695、22941696、22941697）。纺织品公司确认，2013年按照净重做了80-85万左右，按照620269.6元发票计算的，发票开过来并入账，在2014年开的发票金额235622.4元（发票编号22941695、22941696、22941697），是2014年的业务，不是2013年的业务，2013年付款60万元（2013年余欠20269.6元）。北桥公司确认，2014年业务款为485648.55元，付款461859.62元（441590.02元+20269.6元），开票441590.02元（含2013年度业务发票编号22941695、22941696、22941697，金额235622.4元）。纺织品公司确认，2014年业务款441590.02元，付款461859.62元（441590.02元+20269.6元），发票开了441590.02元（含发票编号22941695、22941696、22941697，金额235622.4元）。北桥公司认为，北桥公司、纺织品公司双方在2012年前双方发生加工款的加工和支付加工款的事实是清楚的；从2013年起到2014年5月业务终止期间，北桥公司已提供价值150多万的送货单及近140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除1份发票被退还外，其他纺织品公司均入账抵扣，足以证明纺织品公司结欠北桥公司加工款。本案不能确定的是没有合同约定的三万多加工款的结算证据，按照结算单，价格也是合情合理的。纺织品公司应履行支付加工款的义务。纺织品公司认为，2013年、2014年账目已经结清，纺织品公司不结欠北桥公司任何货款。其中2013年度的加工款按照北桥公司的说法是共105万，实际结算按照85万结算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实际结算的金额是按照发票是620269.60元，北桥公司在前一次案件庭审中也明确了2013年底前已经全部结清了款项。2013年2月28日外贸产品委托加工合同的结算方式为出运后加工方也就是北桥公司凭17%的增值税发票向委托方也就是纺织品公司30天内结算，北桥公司的货在2014年5月前全部出运了，北桥公司也没有在30天内即2014年6月份开具发票给纺织品公司，根据北桥公司开具发票的时间和纺织品公司付款的数额、时间，可以确定2014年度账款已经结清。北桥公司补开的增值税发票，这份发票货物名称和之前的发票的名称不一致，也没有送货凭证对应。另外，在2014年度纺织品公司提供给北桥公司的坯布有近10万的坯布没有返还纺织品公司，货物纺织品公司要求北桥公司返还或者按照同等金额进行赔偿。一审法院认为，一、北桥公司、纺织品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北桥公司主张纺织品公司结欠北桥公司加工价款，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纺织品公司认为与北桥公司已经全部结清，再无债务纠葛，纺织品公司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二、关于纺织品公司抗辩的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北桥公司、纺织品公司的业务在2014年7月结束，2016年6月7日北桥公司提起诉讼，形成诉讼时效中断，2017年6月22日法院依法判决，2018年1月11日再次起诉，并不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纺织品公司认为北桥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缺乏依据，依法难以成立。三、关于纺织品公司抗辩北桥公司起诉属于同一事实同一案由再次起诉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北桥公司在2017年因为法院认为北桥公司具有先履行开具发票的义务，在开票义务未履行之前，要求纺织品公司支付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驳回北桥公司的诉讼请求。现在北桥公司已经开具发票，北桥公司依法具有诉权，再次起诉并无不当。四、关于结欠加工费的金额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送货单是结算凭据，在纺织品公司对送货单有歧义的情况下，发票是重要的结算凭证。本案中北桥公司已经提供了交易中形成的送货单，也提供了增值税发票，北桥公司的证据可以证明纺织品公司结欠北桥公司加工款；北桥公司的证据优势大于纺织品公司，且双方在2014年1月28日对加工费仍尚在协商中，染色费尚未全部结算完毕；纺织品公司通过与北桥公司的协商结算，在进行扣款14万元的情况下，协商完毕后北桥公司向纺织品公司开具金额235622.4元的发票（编号22941695、22941696、22941697）的结算行为，符合交易习惯，该结算行为系结算2013年度加工染色业务的款项。从纺织品公司提供的2014年1月28日的传真件看，至2014年1月28日止，北桥公司、纺织品公司就2013年度的业务尚未结算完毕，扣款14万元后也未全部结清；纺织品公司提供的无北桥公司人员签字确认的码单，不能证明结算的内容和金额，也无法推翻北桥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且纺织品公司认为该三份发票系2014年度的加工业务，是先开票，后办理染色业务，该意见违反一般交易惯例，纺织品公司的意见难以支持；纺织品公司认为2013年度的加工款已经全部结清的意见，未提供充分的证据，难以支持。北桥公司认为在2014年纺织品公司另外结欠加工费44058.53元的意见，因北桥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难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2014年间北桥公司、纺织品公司结算的加工费为1297482.02元（855892元和441590.02元），已经开票额为1061859.62元（620269.6元和441590.02元），付款金额为1061859.62元（60万元和461859.62元），余欠235622.4元。北桥公司要求纺织品公司给付加工费279680.93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其中的235622.4元予以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纺织品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桥公司加工费235622.4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北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96元，财产保全费1970元，合计7466元，由北桥公司负担866元，纺织品公司负担6600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纺织品公司提交了12组证据，成品送货单、增值税发票、付款情况一览表、生产通知单、划码单、庭审笔录、质量问题原始资料等。北桥公司的质证意见：对第一个成品送货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纺织品公司提供的成品送货单，仅仅是2011年和2012年双方发生业务量的极少的一部分。第二个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第三个付款情况一览表，该真实性不予认可，和我们账目上反映应该稍有出入。第四个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性予以认可。第五个生产通知单真实性不予认可。第六个成品码单，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七个庭审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可。第八个划码单不予认可。第九个生产通知单不予认可。第十、十一成品送货单予以认可。十二质量问题原始资料，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重新梳理本案关键事实如下：纺织品公司与北桥公司自2011年11月便开始委托加工业务，每次订单均由纺织品公司向北桥公司发送《外贸产品委托加工合同》，北桥公司一审中已将2013年2月28日、2014年2月23日和3月6日的共份合同提交法庭。其中2014年的四份合同在染色单价一栏均写明“光坯元/KG”，规格型号一栏写明“成品克重”。纺织品公司认为合同约定的光坯是成品克重，也就是净重；北桥公司认为光坯和毛坯是同一概念，指的是坯布染色后没有加工成衣前的状态，双方一直是按照染色后的毛坯重量结算的。北桥公司接单后，纺织品公司将坯布交付北桥公司，北桥公司染色整理后制作成品送货单，交货时由纺织品公司签收。成品送货单中除整理项目、缸号、面料和色号等，还有“毛坯重量”和“成品重量”两栏。自交易开始至2012年9月期间的成品送货单中，“毛坯重量”和“成品重量”均有记录不同数字，“成品重量”均低于“毛坯重量”。其后的大部分成品送货单仅记录“毛坯重量”，少数部分仅记录“成品重量”。双方对于2012年之前的交易没有争议。2016年第一次起诉时，北桥公司在诉状中称双方到2013年12月底银货两讫，2014年产生加工费485648.55元，开具205967.62元发票，纺织品公司已支付，故尚欠279680.93元未付。审理中，北桥公司改称，虽然两公司当前账面上均为0，但现在根据纺织品公司支付的金额来看，2013年年底已开票的部分结欠20696.6元未付，而2014年开具的发票与2013年年底已经交付货物但未开具发票的部分货款是一致的。又称2014年3月7日开具的发票对应的货款，纺织品公司已经先行支付了一部分。本案一审中，北桥公司再次改称，2013年产生加工费总计1005228.6元，双方协商后为855892元。2013年只开了620269.6元发票，还有235622.4元未开发票，到了2014年才开具。一审2018年3月12日开庭时，北桥公司称成品送货单注明的毛重价格是合理的，双方业务期间根据业务员口头约定的价格经法定代表人同意按照双方协商的价格开具发票；纺织品公司则认为应当按照净重，也就是光坯价结算，当时已经照此开具了发票。经查，2012年11月至2013年底，根据北桥公司主张的成品送货单中的“毛坯重量”，按照合同约定单价计算的结果为1005228.65元，最终以855892元结算，但对于为何以此金额结算北桥公司未能给出合理解释。一审中，纺织品公司提供2014年1月28日关于要求扣除北桥公司14万元款项的信函传后，北桥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称1005228.65元的货款扣除14万元的款项，与最终结算价855892元也是相当的。但经核算，两金额之间差额为149336.65元，与14万元不符。另查，2013年度，北桥公司实际开具发票的金额为620269.6元。北桥公司称另有235622.4元的发票在2014年3月7日开具；纺织品公司则认为该235622.4元的发票对应的是2014年的供货，2013年的款项已经结清，就是620269.6元。2014年3月7日北桥公司开具金额为235622.4元的发票后，纺织品公司于4月1日将此前全部发票载明的金额支付北桥公司，没有超付。5月19日北桥公司开具金额为205967.62元发票一张，6月19日，纺织品公司支付了205967.62元。此后，双方再无交易，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针对结算金额进行过沟通，直至2016年6月7日北桥公司第一次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纺织品公司和北桥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纺织品公司是否结欠北桥公司的加工费。关于合同条款。案涉《外贸产品委托加工合同》中明确约定以成品克重计算的价格称为光坯单价，而双方2012年合作之初的成品送货单中分别记载了毛坯和成品的重量情况。因此，北桥公司称光坯就是毛坯的说法与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本院采信纺织品公司关于毛坯经过染色整理后克重变化，双方系根据整理后的光坯重量进行结算的主张。关于对账与结算。合同中关于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出运后加工方凭17%增值税加工发票向委托方30天内结算。庭审中，北桥公司数次改变所主张的基本事实，但能够确认的是，北桥公司与纺织品公司均承认双方在开票前已经对金额进行了核对，则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应当与应付货款相对应，除非北桥公司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发票存在遗漏。现北桥公司主张2013年度加工费1005228.65元，扣除14万元质量赔偿款后为855892元，当年度开票620269.6元，已全部付清。但其一，1005228.65元的价格是北桥公司按照成品送货单中毛坯重量计算得出，与双方的约定以及2012年的履行情况不符；其二，北桥公司所称的总金额扣除14万元，亦无法得出855892元的结论。北桥公司至今对于总货款金额、结算金额以及开票的对应关系仍不能做出系统的解释和说明；其三，双方既然经过对账，且2014年最后一次开具发票以后，纺织品公司按照发票金额支付了完全相同的货款，双方账面金额均为0，如果北桥公司认为结算金额有误，应当在合理的期间内提出。但至第一次起诉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北桥公司均未向对方提出异议。综上，本院认为，双方在交易完成后合理期间内已经进行了对账，北桥公司据此开具发票，纺织品公司支付了款项。北桥公司在2017年才根据自己重新核算的金额向对方补开增值税发票，且纺织品公司予以拒收，故北桥公司提供的成品送货单无法单独证明纺织品公司仍然结欠款项的事实。纺织品公司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事实梳理有误，适用法律有误，本院结合二审证据，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1民初66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苏州北桥染色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496元，财产保全费1970元，合计7466元，由苏州北桥染色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496元，由苏州北桥染色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诚审判员 唐 蕾审判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殷 姿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依法纳税。第三十条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第四十条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三）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的权益；（四）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五）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介绍贿赂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依法办理案件；（六）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七）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八）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第五十九条律师收费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