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21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荣征，男，195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博扬，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兆祥，男，196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住上海市虹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瑾，女，197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住上海市虹口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兴，上海市闵行区江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杨荣征因与被上诉人孙兆祥、汤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54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荣征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五项，改判孙兆祥返还上诉人杨荣征180万元借款本金，汤瑾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改判支持其在一审中提出借款利息60万元及以180万元为本金计算的违约金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孙兆祥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上诉人以房屋为抵押进行贷款，不属于信用贷款范畴，且上诉人一直尽力去偿还贷款，未有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恶意。60万元相对来说于本金180万元而言，利率是33.3%，并未超过法律规定范围，且未约定起算时间，不应属于高利。因此，本案借款并非高利转贷。2、60万元是上诉人出借180万元应得的利息，这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合意。上诉人之所以称60万元为好处费，只是上诉人在不懂法律常识下的错误表示。法院应该结合庭审调查事实对借条中的用语进行全面考虑认定，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孙兆祥支付60万元利息的诉讼请求。3、孙兆祥与汤瑾系事实夫妻，涉案借款系二人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务，属于共同债务。汤瑾除却第一次在《借条》上签字，之后仍然与上诉人存在资金往来，而且上诉人一直向二人主张要求还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汤瑾亦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承认所有债务的清偿责任并愿意负责。一审法院将汤瑾的责任完全免除，是事实认定错误的表现。4、从贷款公司和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之间的连环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之后，上诉人一直承担着归还贷款利息和因到期未还利息而产生的违约金的义务，现在因本金到期未还而产生的违约金，也应由被上诉人一并承担。被上诉人孙兆祥、汤瑾辩称，两被上诉人非夫妻，涉案债务亦非两人的共同债务。汤瑾只在孙兆祥第一次借款时以担保人身份签字，之后的三次借款中均没有继续担保的意思，故汤瑾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涉案借款没有约定利息，上诉人主张60万元为利息不应得到支持。即使按照法定逾期利率计算，自2017年6月1日起至起诉日，产生的逾期利息只有99,000元，被上诉人已支付了24万余元。孙兆祥与上诉人之间仅是民间借贷，不存在违约金约定。杨荣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孙兆祥偿还杨荣征借款本金180万元，汤瑾对此承担连带责任；2、要求孙兆祥支付借款好处费60万元，汤瑾对此承担连带责任；3、要求孙兆祥承担上述180万元借款逾期未归还杨荣征的违约金，以180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汤瑾对此承担连带责任；4、要求孙兆祥承担上海市徐汇公证处（2018）沪徐证经字第7991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所产生的公证费2,700元，汤瑾对此承担连带责任；5、要求孙兆祥偿还杨荣征代孙兆祥向案外人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垫付的利息32,880.37元，汤瑾对此承担连带责任；6、要求孙兆祥承担杨荣征因本案产生的律师费3.7万元，汤瑾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杨荣征系汤瑾的舅舅，孙兆祥、汤瑾系男女朋友关系。孙兆祥需要资金对外投资，经与杨荣征协商，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由杨荣征将自有房屋对外抵押贷款，贷款所得款项借给孙兆祥，贷款所需各项费用均由孙兆祥承担。杨荣征与孙兆祥于2015年10月26日签订借条，约定孙兆祥向杨荣征借款127.5万元，于2016年3月26日前归还，汤瑾作为担保人签字确认。2015年10月27日，杨荣征在孙兆祥陪同下，向一贷款公司贷款85万元，该贷款公司将85万元贷款转账支付给杨荣征后，杨荣征支付了两个月利息及手续费等费用共计64,550元，于当日将余款785,450元转账给孙兆祥。因孙兆祥无力归还贷款，杨荣征在孙兆祥陪同下，于2016年8月12日向重庆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B公司）贷款165万元，用于归还之前所欠贷款。孙兆祥于当日向杨荣征出具借条，约定孙兆祥向杨荣征借款225万元，于2017年2月11日前归还；该225万元包含了第一张借条的127.50万元。杨荣征收到重庆B公司转账支付的165万元后，归还之前贷款本息共计1,232,400元，并支付了手续费、垫资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26,649.41元，杨荣征将余款中的283,782元支付给孙兆祥。后汤瑾于2016年9月9日向杨荣征转账支付两笔合计60,649.41元，杨荣征于2016年9月23日将该笔款项支付给重庆B公司用于贷款还款。因孙兆祥又无力归还贷款，杨荣征在孙兆祥陪同下，于2017年5月27日至A公司贷款180万元，用于归还之前所欠贷款；杨荣征取得180万元贷款后，归还之前所欠贷款余额155万元，并支付了手续费、垫资费等费用共计166,905元。孙兆祥于2017年6月1日向杨荣征出具两张借条，约定孙兆祥向杨荣征分别借款180万元、60万元，合计240万元，于2018年5月31日还清；该240万元包含了第二张借条的225万元；同日，杨荣征将上述贷款余额83,000元转账给汤瑾。因孙兆祥再次无力归还贷款，杨荣征在孙兆祥陪同下，于2018年7月2日向A公司再次借款180万元，用于归还之前的贷款；杨荣征取得180万元贷款后，归还了之前所欠贷款180万元，上述贷款未发生任何费用。因贷款到期后孙兆祥、汤瑾未及时归还，故杨荣征于2019年7月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再查明，杨荣征向上海市徐汇公证处支付2,700元，用于制作编号为（2018）沪徐证经字第7992号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杨荣征为本案向北京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共计37,000元。一审审理中，孙兆祥称2017年11月12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共向杨荣征转账支付240,260.36元，其中包括2017年11月12日转账5,000元、2018年2月4日转账15,000元、2018年4月2日转账13,440.17元、4月27日转账14,880.19元、6月21日转账6万元、6月29日转账104,000元、8月9日转账15,440元及10月12日转账12,500元，该款用于归还贷款利息及逾期还款违约金。杨荣征称收到上述钱款后，于2017年11月12日取现5,000元，用于向孙兆祥介绍的业务员支付劳务费，于2018年2月5日取现15,000元，但想不起来用于何处；于3月27日支付贷款利息13,440.17元，于4月27日支付贷款利息14,880.19元，于6月21日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6万元，于6月29日支付贷款利息16,800.21元、违约金87,800元，于8月10日支付贷款利息15,438.19元，于10月13日支付贷款利息12,450元，以上款项合计240,808.76元。另外，其于2017年10月30日代孙兆祥垫付了2017年10月利息14,400.18元，于次日代孙兆祥垫付了逾期支付2017年10月利息的罚金3,600元，并于2018年2月27日代孙兆祥垫付了2018年2月利息14,880.19元，以上款项合计32,880.37元。孙兆祥、汤瑾认为借款合同签订于2017年5月，杨荣征没有必要在2017年11月再向业务员支付5,000元劳务费，故不认可杨荣征所称的用途；对杨荣征2018年2月4日取现15,000元，杨荣征未说明用途，故也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本案中，案外人A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属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杨荣征出借给孙兆祥钱款的来源均系其向A公司贷款所得，双方约定了孙兆祥向杨荣征支付好处费60万元，杨荣征与孙兆祥之间的借款属于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且双方对此都明知，故杨荣征与孙兆祥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由于合同无效，孙兆祥应当将取得的财产返还杨荣征；至于金额，杨荣征与孙兆祥一致确认借款总金额为180万元，故杨荣征要求孙兆祥返还借款本金180万元的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杨荣征与孙兆祥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故杨荣征要求孙兆祥支付借款好处费60万元并承担上述180万元借款逾期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杨荣征要求孙兆祥承担公证费2,700元的诉讼请求，鉴于杨荣征已经实际垫付了该钱款，且孙兆祥愿意承担该费用，故法院准予杨荣征的该项诉讼请求。第三，关于杨荣征要求孙兆祥承担杨荣征代孙兆祥向A公司垫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虽然杨荣征和孙兆祥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但该垫付的利息杨荣征已实际向A公司支付，且孙兆祥也同意归还，故法院对杨荣征要求孙兆祥返还其向A公司垫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认可。至于金额，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杨荣征取现20,000元是否用于支付贷款的相关费用，杨荣征主张其中5,000元用于向孙兆祥介绍的业务员支付劳务费，另外15,000元想不起来用于何处，孙兆祥对杨荣征的该主张不予认可，杨荣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20,000元的使用情况，故法院对杨荣征的主张不予采纳。孙兆祥转账支付给杨荣征240,260.36元用于支付贷款利息及逾期还款违约金，杨荣征对外支付贷款利息及逾期还款违约金253,689.13元，双方的差额为13,428.77元，故孙兆祥应向杨荣征返还垫付的利息等费用共计13,428.77元。第四，关于杨荣征要求孙兆祥承担杨荣征为本案所支付律师费共计37,000元的诉讼请求，虽然杨荣征与孙兆祥未曾对此做出约定，但孙兆祥自愿给付并无不当，且金额符合律师费收费的相关标准，故法院对杨荣征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第五，关于杨荣征要求汤瑾对孙兆祥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孙兆祥向杨荣征共出具四张借条，汤瑾仅在2015年10月26日的借条上以担保人身份签字，且未约定担保方式，故汤瑾对该借条约定的127.50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鉴于杨荣征与孙兆祥之间存在借新债偿还旧债的情况，汤瑾以担保人身份签字借条中的127.50万元债务已经为杨荣征与孙兆祥于2016年8月2日签订的金额为225万元的借条所清偿，汤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已不复存在，且其也未在杨荣征与孙兆祥后续签订的其他借条上以担保人身份签字，故法院对杨荣征要求汤瑾对孙兆祥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后，鉴于杨荣征尚欠A公司的贷款未结清，其需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等各项费用，鉴于利息等各项费用的数额尚未最终确定，故无法在本案中一并予以解决，杨荣征可在清偿上述债务后，另行向孙兆祥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孙兆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杨荣征借款180万元；二、孙兆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荣征公证费2,700元；三、孙兆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荣征垫付的利息13,428.77元；四、孙兆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荣征律师费37,000元；五、驳回杨荣征其他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923元，减半收取计15,461.50元，由杨荣征负担4,721.50元，由孙兆祥负担10,74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一、杨荣征与孙兆祥的借贷合同是否有效？二、60万元是否利息？三、汤瑾应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违约金部分是否应一并处理。本院认为，上诉人杨荣征出借给被上诉人孙兆祥钱款来源于其向A公司贷款所得，其通过抵押房屋获得贷款只是取得贷款的一种方式，不影响其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行为的认定。双方约定孙兆祥另行支付杨荣征60万元，名为好处费实为利息，且双方对此情形均为明知，构成高利转贷。因此，杨荣征与孙兆祥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基于合同无效，孙兆祥依法应该返还取得的借款180万元。杨荣征要求孙兆祥支付60万元利息的请求，与法不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汤瑾是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由于汤瑾与孙兆祥非婚姻法承认的夫妻关系，杨荣征主张孙兆祥对其所负债务系孙兆祥与汤瑾两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本院不予采信。汤瑾仅在第一份借条中以担保人身份签字，该债务因之后杨荣征与孙兆祥之间借新还旧被覆盖而消灭，其保证责任已不复存在。由于汤瑾也未在后续其他借条上以担保人身份签字，其没有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依据。因此杨荣征要求汤瑾对孙兆祥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杨荣征有关违约金的主张，本是基于其与A公司之间的贷款合同而提出，一审法院以该贷款未结清，欠付本息等各项费用尚未最终确定为由，未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并无不当。现一审法院已告知杨荣征可在清偿后另行向孙兆祥主张权利，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所述，上诉人杨荣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杨荣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慧审判员  陈敏审判员  马丽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惠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