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14民初9921号原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天津市南开区分公司，经营地，天津市南开区东马路66号、68号二、三楼。负责人：李朝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强，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职员。被告：天津伴律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泗村店镇龙凤大道66号107-31（集中办公区）。法定代表人：刘春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雄，职员。原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天津市南开区分公司与被告天津伴律商贸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强、张静，被告法定代表人刘春艳、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天津市南开区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拖欠的包裹寄递费49820.2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6年9月9日签订《国内小包客户用邮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国内小包邮件的收寄服务，被告按照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制定的资费标准交纳寄递费，按月结账，协议期限为2016年9月9日至2017年9月8日。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提供了包裹收寄服务，被告自2017年1月起拖欠寄递费,连续4个月拖欠l1840件包裹寄递费49820.2元。原告多次催促未果，故起诉。天津伴律商贸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所诉双方签订协议情况属实，对原告主张的拖欠寄递费金额需要原告举证证明。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9月9日，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签订《国内小包客户用邮协议》，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国内小包邮件的收寄服务，甲方执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制定的资费标准，乙方采用月结方式缴纳邮资，并在每月末日前结清上月邮费。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签字起生效，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至2017年9月8日止。协议签订后，原告为被告提供了收寄服务，后因寄递费给付问题发生争议诉至本院。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1、《国内小包客户用邮协议》，证明原、被告客户用邮关系；2、《伴律快递包裹收寄清单》，证明原告为被告收寄包裹数量及价格。清单显示2017年1-4月原告分别为被告收寄快递包裹5174件、4976件、1447件、243件共计11840件，寄递费分别为21645.2元、21176.8元、6026.2元、972元共计49820.2元；3、《伴律国内小包优惠政策》，证明收费标准；4、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天津市邮政信息技术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2是从该公司数据分析平台中订单系统统一下发的数据。《证明》载明：“此次提取的数据为从中国邮政集团统版邮政数据分析平台中订单系统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统一下发的数据。”；5、原告员工韩强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刘春艳手机微信聊天，证明2017年4月26日韩强通过微信给刘春艳发送了2016年12月-2017年4月寄递明细，刘春艳表示收到，同意于周五转款，说明其对寄递明细认可。微信显示2017年4月26日韩强给刘春艳发送了2016年12月及2017年1月、2月、3月、4月的寄递明细，后韩强输入文字：“刘姐3、4月的寄递明细给您传过去了，您看一下”；刘春艳：“收到了”，“我看看”，“明天下午回来早我给你打款，要是晚了礼拜五一早给你”，“因为是折子”，“不是卡”，“所以我要去银行”；韩强：“行，那周五一早务必把款回过来，这个月必须得交款，我明天也再和专业沟通一下，您那沟通的怎么样”；刘春艳：“好的”，“受累吧”，“今天打电话没有接”；韩强：“但是不保证能行”；刘春艳：“明天回来我再找他”，“好的”，“那也谢谢你”。2017年4月28日刘春艳：“4月份243,972；3月份1447,5788；6760”，“韩局”，“是不是加一块钱”，“对我现在给你转”；韩强：“刘姐，3月份您应该给我6026.2”；刘春艳：“1447发”；韩强：“有超重的，明细表给您了，您看看”；刘春艳：“哦”；韩强：“还有新疆和青海的”；刘春艳发送一张明细表，然后输入文字：“不是按这个件”，“是吧”；韩强发送一张明细表，一张电脑照片；刘春艳：“哦”，“好的”；6、《快递包裹收寄清单》、《邮资明细》，证明2016年9月-2017年4月被告收寄邮件35620件，寄递费147931.4元，已付邮费98110.6元，尚欠49820.2元。《快递包裹收寄清单》显示，2016年9月-2017年4月原告分别为被告收寄快递包裹2213件、1762件、3594件、9475件、11910件、4976件、1447件、243件共计35620件，寄递费分别为9496.8元、7239.5元、14663.8元、39032.8元、49323.5元、21176.8元、6026.2元、972元共计147931.4元。《邮资明细》列表显示2016年9月-2017年5月被告收寄快递包裹总计35620件，寄递费金额总计147931.4元，2016年10月老孟银行转账支付9496.6元、2017年1月刘姐银行转账支付21900元、2017年3月张园微信转账支付20000元、2017年4月刘姐微信转账支付31714元、2017年5月老孟银行转账支付15000元总计98110.6元，尚欠49820.2元；7、昵称为“园”和“9C旗舰店”的人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屏，主张系刘春艳给韩强传过来的，证明被告的几个合伙人对各个店铺应付邮资进行对账。截屏显示9C旗舰店：“嗯”，“给他也行，不就是剩下的贵吗，是这意思吧”；园：“嗯”，“你算一下我看不合适”；9C旗舰店：“你一共多少钱”；园：“你还差他64817”；9C旗舰店：“你一共多少”；园：“24716”；9C旗舰店：“你问问韩吧，老孟说明天他找韩”；园：“老孟找韩局”。被告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3没有异议；证据2、被告名下有10个店铺，原、被告建立业务时双方约定原告将各个店铺邮寄的包裹数向被告统一汇总，由被告向各个店铺收取寄递费，现原告没有写明邮寄的包裹是哪个店铺邮寄，不能显示哪些是结过账的、哪些是没结过账的，只有单号和收件人地址，没有显示是否被告店铺邮寄，无法给付，而且原告有别的快递是通过被告公司店铺邮寄，被告与原告沟通，原告说别的快递费已结清，但被告不知情，对原告主张的计算方式不认可；证据4、仅能证明原告提交的《伴律快递包裹收寄清单》是从数据库中收集的，不能证明是被告名下店铺发生的业务；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截屏中数据看不清；证据6、不认可。收寄清单与被告实际发生业务对不上，只认可刘春艳支付的款项，其他人支付款项不认可；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公司没有合伙人，对原告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发货明细，证明被告店铺发送的快递业务与原告提交的数据不符。发货明细显示被告2017年1月-4月邮寄快递的取号时间、面单号码，共计1871条信息。原告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被告提交的数据来源不明确，被告名下有十个店铺，是否将十个店铺所有业务全部打印出来不清楚，而且之前有手写面单，不能从电脑打印，故被告提交的不是全部业务。本院询问原告是否通过被告店铺收寄过其他快递，原告予以否认。本院询问原告能否提供手写面单，原告回答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部分业务有手写面单，部分业务是被告通过菜鸟平台自行打印热敏单据，然后自动转到邮政平台，没有纸质存根，原告提供的清单就是双方发生业务的原始信息，其他的提供不了。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主张被告拖欠其寄递费49820.2元，先后出现两种欠费计算方式，一种为2017年1-4月收寄11840件、寄递费49820.2元,尚未给付；一种为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累计收寄35620件、寄递费147931.4元、已付98110.6元，尚欠49820.2元。原告提供的《伴律快递包裹收寄清单》与《快递包裹收寄清单》进行比对，显示2017年1月的《伴律快递包裹收寄清单》是从《快递包裹收寄清单》中第6737号至11910号数据中截取，《快递包裹收寄清单》显示的2017年1-4月邮件数、寄递费金额明显不是11840件、49820.2元，故原告的第一种欠费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快递包裹收寄清单》主张为被告办理收寄业务数量及寄递费金额，该清单为原告单方统计，无被告签字、盖章确认，也未提交被告办理寄递手续的面单等原始载体佐证，以原告提交的《快递包裹收寄清单》认定收寄数量及金额证据不足，不能以此计算被告欠款金额。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拖欠寄递费但未提交拖欠费用的充分证据，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此案经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天津市南开区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3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提交副本一份，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平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张军玲附：本裁判文书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