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沪01行终1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红秀，女，1950年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现住上海市黄浦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暨上诉人曾红秀的法定代理人李永康，系上诉人曾红秀之子，197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现住上海市宝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大统路1051号。法定代表人姜伟成，局长。第三人李婕，女，197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现住上海市宝山区。第三人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长临路109号101室。法定代表人周昕，总经理。上诉人曾红秀、李永康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行初44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本市静安区XX路XX-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系公房，该户在册人员原有朱某及其儿子王某，朱某系公房承租人，于1989年5月23日报死亡，王某与曾红秀系夫妻关系，王某于2014年5月12日报死亡。2015年5月8日，原闸北区人民政府作出沪闸府房征[2015]001号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征收下列范围内的房屋，同时收回该范围内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征收范围：东至河南北路，南至海宁路，西至浙江北路，北至天目东路。涉案房屋位于上述征收地块范围。征收过程中，李婕向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闸北一征所）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14日的委托书，载明：“XX路XX号前楼居民（产权人/租赁人）朱某（亡）属于XX苑基地，因本人身体不适，不能前来洽谈动迁事宜。现委托我女儿李婕全权洽谈、办理有关动迁安置事宜。受委托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委托人处有“曾红秀”签名及捺印。征收单位经审核后，认为该份委托书内容真实，但格式不规范，要求李婕另行出具符合规范样式的委托材料。李婕遂再次向征收部门提供了一份委托书（标准格式），载明：XX路XX号前楼性质为公房，承租人朱某（亡），同住人有曾红秀、李婕。鉴于该户存在B：承租人因自身原因无法亲自办理的情形，全体同住人/承租人委托受托人李婕作为本户征收事宜的代理人，受托人自愿接受委托人的委托，由受托人代为办理与本户房屋征收有关的所有事项等内容。该份委托书亦有“曾红秀”签名及捺印。2015年6月22日，李婕〔作为签约乙方代理人，乙方为公房承租人朱某（故）〕与原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闸北区房管局）（作为签约甲方），闸北一征所（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就涉案房屋签订征收编号J-18-129《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被诉征收补偿协议），约定被征收房屋公房租赁凭证记载居住面积11.30平方米，认定建筑面积17.402平方米，根据相关规定及本基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总计人民币986,129.17元，房屋装潢补偿5,220.60元，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合计670,135.13元。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乙方选择货币补偿。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搬离原址90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补偿款项共计1,661,485元。本地块适用征询制，在规定的签约期内（含签约附加期），房屋征收决定范围内签约户数达到被征收总户数的90％，本协议生效。被诉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李婕向征收实施单位交空了涉案房屋，并领取了征收补偿款。2015年7月24日，原闸北区房管局发布《生效公告》，宣告截止2015年7月19日，XX苑征收地块签约率达94.61％，该地块签约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已生效。2018年8月，曾红秀、李永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被诉征收补偿协议无效。原审另查明，李永康与李婕系曾红秀与XX李某婚生子女，曾红秀与李某1985年XX后，李永康随李某（2014年9月13日去世）共同生活，李婕随曾红秀共同生活。2015年11月13日，经李永康申请，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判决宣告曾红秀为XX。同年12月10日，曾红秀原户籍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指定李永康、李婕共同担任曾红秀的监护人。2017年10月27日，李永康以李婕侵占曾红秀的巨额财产为由，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静安区法院）申请撤销李婕的监护人资格，法院受理后，于2018年2月26日判决撤销了李婕作为曾红秀的监护人资格。2019年2月15日，李婕再次向静安区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曾红秀的监护人变更为李婕和李永康。2019年3月14日，静安区法院判决曾红秀的监护变更为申请人李婕和李永康。原审认为，原闸北区房管局（行政区域合并后，原闸北区房管局并入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静安区房管局）作为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有权与被征收户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涉案房屋为公房，承租人为曾红秀原配偶王某的母亲朱某，在朱某与王某去世后，曾红秀作为生前共同居住人可以继续承租涉案房屋，并代表该户与征收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李婕就涉案房屋征收是否具有合法有效的代理签约资格。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征收档案中留存的，李婕初次向征收部门提交的委托书，经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委托书上的“曾红秀”签名字迹与样本材料上的曾红秀字迹在书写风貌、结构、运笔等特征方面存在诸多符合点，基本反映出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鉴定机构倾向于认定委托书上的“曾红秀”签名字迹为曾红秀本人所签，因此，对于该委托书由曾红秀本人出具应予采信。该份委托书虽不是征收部门统一提供的标准格式，但通过“现委托我女儿李婕全权洽谈、办理有关动迁安置事宜”等表述，可以清晰反映曾红秀授权委托李婕作为代理人签订被诉征收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款项的意思表示。李婕作为征收补偿过程中，曾红秀在上海的唯一子女，持真实有效的委托书与原闸北区房管局签订被诉征收补偿协议，签约代理人的身份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李婕代表被征收户与原闸北区房管局就涉案房屋签订的被诉征收补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符合基地征收补偿政策，且未侵害被征收户及曾红秀的权益，属合法有效。现该征收基地签约率已达生效比例，被诉征收补偿协议生效，且已实际履行。曾红秀、李永康要求确认被诉征收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曾红秀、李永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曾红秀、李永康负担。鉴定费8,700元，由曾红秀、李永康负担4,350元，李婕负担4,350元。判决后，曾红秀、李永康不服，以静安区房管局、闸北一征所与李婕暗箱操作、徇私舞弊贪污两间房的补偿款；所谓的“李婕初次向征收部门提交的委托书”系事后补签的伪证；签订被诉征收补偿协议时，曾红秀并非只有李婕一个子女在上海等为由，上诉于本院，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并由静安区房管局、闸北一征所、李婕承担全部鉴定费。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合同无效情形。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的规定，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应当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被征收人以征收决定作出之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租赁凭证计户，按户进行补偿。本案中，被上诉人静安区房管局作为负责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就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事宜与有权继续承租涉案房屋的居住人曾红秀的委托代理人李婕签订被诉征收补偿协议，签约主体适格，协议内容系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体现了对被征收人的足额补偿，既未违反有关征收补偿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不存在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对于被诉征收补偿协议的效力，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曾红秀、李永康认为李婕无权代理曾红秀签订被诉征收补偿协议，静安区房管局、闸北一征所与李婕暗箱操作、徇私舞弊贪污两间房的补偿款，故被诉征收补偿协议应予确认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李婕首次向征收部门提交的由曾红秀出具的委托书留存于涉案房屋征收的档案中。经鉴定，鉴定机构倾向于认定该委托书上“曾红秀”的签名字迹为曾红秀本人所签。从委托书内容上看，可以体现委托女儿李婕作为代理人就涉案房屋征收事宜签订被诉征收补偿协议系曾红秀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被诉征收补偿协议中约定的各项补偿款符合基地征收补偿政策，并未侵犯该户合法利益的事实，可以认定在被诉征收补偿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情形，对上诉人提出的上述意见，本院难以采信。综上，上诉人曾红秀、李永康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曾红秀、李永康负担（已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婷婷审判员  侯 俊审判员  李 弘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孙 莹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