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02民初5082号 原告：苏美玲，女，198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银煌，福建阿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海明，福建阿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王碧金，女，1970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告：段长连，女，1970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婉清，福建温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名浩，福建温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美玲与被告王碧金、段长连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美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银煌、卢海明，被告段长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婉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碧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苏美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王碧金、段长连赔偿苏美玲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3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碧金、段长连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17日，苏长水在泉州市鲤城区人事，王碧金在苏长水昏迷不醒的情况下慌乱中把苏长水的内裤穿反后径直离开旅馆，既未拨打120进行抢救，也未及时通知家属，未尽到相应的救助义务，导致苏长水延误治疗而死亡。段长连作为该旅馆的经营者，不仅未取得相关经营证件，也未按《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六条对住宿的旅客苏长水进行登记，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段长连在案发当天14时30分便发现苏长水不省人事，却是在一个多小时后才致电120，延误了死者苏长水的抢救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故段长连应对苏长水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王碧金、段长连均延误了苏长水的抢救时间，最终导致苏长水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王碧金未作答辩。 段长连辩称，一、段长连是公寓的出租者，其只是将房子转租他人，并非旅馆经营者，因为苏长水是公寓附近公司的司机且与段长连较为熟悉，故段长连才同意临时提供住房给其使用，段长连作为公寓的二手房东，段长连需要保障的是人身和财产安全，而非身体健康。二、即便法院认定段长连存在安全保障义务，在本案中段长连也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任何过失、过错。1．安全义务：指的是无论其为危险的制造者还是危险状态的维持者，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措施来保护他人。而段长连有没有办理经营证件、有没有对苏长水进行登记属于行政管理范围的事情与本案苏长水的病发没有任何联系。段长连提供的房屋并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王碧金是在受到苏长水的邀请之后进入出租房，且苏长水并非在使用房屋的过程中因为房屋或者屋内设施病发。段长连即不是危险的制造者，也不是危险状态的维持着，作为房屋的房东，段长连己履行了安全义务。2．注意义务：指的是一种行为人应采取合理的谨慎注意以避免给他入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义务。合理注意义务的判定应当按照一个正常普通人的认知为判断标准，客观进行评判。首先，苏长水是来住房的，房屋作为密闭的空间，段长连作为房东是不可能时时监测房屋内的事情。王碧金与苏长水在同一个房间内待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离开时都未发现苏长水存在异常，现要求段长连立马发现苏长水的异常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其次，案涉房屋较大，光从门缝一角，在未进入房间且苏长水一直在躺在床上打呼噜的情况下，一般人无法意识到苏长水存在异常等事实。段长连在派出所做笔录时，讲的是大概的时间，笔录也只是简要介绍并未详细说明。后经过核对通话记录，可证实段长连是在下午3点半左右因为苏长水的手机铃声一直响个不停才开门进去案涉房屋发现苏长水存在异常，并立马打电话给段长连丈夫，后段长连丈夫立马打120急救电话求助。再次，苏长水的病发昏迷时间并不能确定，苏美玲如何来确定段长连延误了苏长水的抢救时间。苏长水是跟异性来住房的，不接电话可能是客观不能也可能是主观不想接。段长连作为房东已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苏长水病发时间不定，段长连发现后，第一时间拨打120求助，并未延误任何时间。三、苏长水是在租房的过程中昏迷不是死亡，其是因为脑出血在家病故，本案并没有证据证实苏长水的死亡跟其租房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苏美玲主张段长连对于苏长水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如下：1.苏美玲主张王碧金、段长连未及时对苏长水进行救治。苏美玲同时提供2019年6月17日事发当天下午16时50分左右泉州市公安局常泰派出所向段长连做的询问笔录及苏美玲与王碧金在2019年6月22日的电话录音资料为证。段长连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陈述“11时15分我在家中做饭，有个熟客问有没有房间休息一下，我将207房间钥匙给他…继续去做饭，到了14时30分许我听有人打呼噜很响，我当时觉得奇怪，后来我就过去看了一下，当时他房间的门只有半掩，我推开门进去叫他，当时怎么叫也叫不醒，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叫他回来，我老公也叫不醒对方，就打了120，后来那个人的手机响了，当时我老公就接了，过了一会他女儿过来，刚好那会120也到了”。苏美玲与王碧金在2019年6月22日的电话录音中，王碧金陈述“那天你爸打我电话，他说他要先去开房，我也实实跟你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11点多就去开房…我四十几分去，我下午是1点半上班…他躺在床上，说要喝开水，我就去烧了一壶开水给他喝…我倒开水给他喝，叫他没有回应，已经在打鼾了，又没有怎么样…”。段长连质证认为其在公安陈述“14时30分许我听有人打呼噜很响，我当时觉得奇怪，后来我就过去看了一下…”只是个大致时间，后经核对，段长连是在15时左右看到门开时是因为苏长水在打呼噜，所以她顺手把门关了，当时未进入案涉房屋，15点半的时候，苏长水本人的手机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引起了段长连的注意，所以段长连才开门进去，此时段长连发现苏长水是喊不醒的，段长连立马通知了她丈夫，她丈夫赶来见喊不醒后于15时36分拨打120，不存在段长连耽搁抢救问题。段长连对苏美玲与王碧金在2019年6月22日的电话录音资料来源是否合法不清楚，但其内容反映事发时只有王碧金在苏长水的房间内。王碧金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出相关质证意见。本院分析认为，以正常人的思维认定，对于他人打呼噜声响较大时感到的奇怪，是对见闻的客观状况的一种直观的感受，不等同于能够敏锐洞察到他人陷入异常状况，结合居住在隔壁205室租户陈清强在公安询问中的陈述，其当日12时30分回宿舍，并没有发现隔壁房间的异常，可见，房间作为较为隐秘的场所，每个人对于处于相对封闭处所内他人所经历的情境，反应是不同的，不能根据笔录中的陈述而认定“14时30分许”段长连已经发现死者苏长水陷入危险的状态。另，笔录中较为模糊的陈诉，引用的是“后来过去看一下”，结合后续的通话记录来看，段长连感到异常后进屋查看情况后，即于15时34分联系其丈夫到场，其丈夫于15时36分拨打120急救电话，上述个过程符合事情发展的逻辑，苏美玲主张段长连在发现异常后长达一个小时未采取积极救助措施，证据不足。同样，王碧金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苏长水出现打鼾的情况下，认为“又没有怎么样”，便离开约会房间，这些同样不足以认定王碧金明知苏长水有危险，而未采取积极救助措施。2、苏美玲主张，段长连经营的是公寓式酒店应列入旅馆管理。苏美玲同时提供案涉公寓的现场照片为证，照片显示公寓二楼第一间段长连自己住的房间窗户口上方写有“住宿登记”及联系人电话号码等。段长连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足证明段长连经营旅馆，其是作为二手房东经营长短期公寓租赁，段长连同时提供其保留的收取各租户租金及水电费的部份收款收据为证。苏美玲质证认为这些收款收据系段长连单方制作的。本院认为，从现场情况看，段长连一家也长期租住在案涉公寓内，苏美玲提供的现场照片尚不足以证明段长连经营的是旅馆。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段长连长期将其承租的址在泉州市鲤城区楼房二、三楼部份房间以公寓的形式分租他人，段长连夫妇也租住在二楼。2019年6月17日11时15分，苏长水入住泉州市鲤城区后，即打电话约王碧金到207房间约会（双方均系单身，平时时有联系）。王碧金于11点40分左右到达207号房间，于12点20分左右离开207号房间，其离开时苏长水已开始打鼾。14时30分左右，段长连听见苏长水的鼾声，但未引起注意。15时30分左右，段长连听见苏长水的手机铃声一直响却无人接听，即进入207房查看，见苏长水躺在床上打鼾，却叫不醒，段长连即于15时34分电联其丈夫到场，其丈夫于15时36分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急救中心于15时48分赶到现场。15时50分段长连丈夫接听了苏长水之苏美玲打给苏长水的电话，便告知相关情况，苏美玲要求待其到场后再送医院。数分钟后，苏美玲赶走到现场，并向110报警。120急救中心于16时15分将苏长水送至泉州市中医院急诊科抢救。当晚21时49分苏长水转入泉州市第一医院重病医学科继续治疗，入院后诊断为“脑干出血（非创伤性）、吸入性××”。当天下午下午16时50分左右泉州市公安局常泰派出所向段长连了解情况。段长连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陈述“11时15分我在家中做饭，有个熟客问有没有房间休息一下，我将207房间钥匙给他…继续去做饭，到了14时30分许我听有人打呼噜很响，我当时觉得奇怪，后来我就过去看了一下，当时他房间的门只有半掩，我推开门进去叫他，当时怎么叫也叫不醒，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叫他回来，我老公也叫不醒对方，就打了120，后来那个人的手机响了，当时我老公就接了，过了一会他女儿过来，刚好那会120也到了”。次日，因治疗未果，苏美玲于2019年6月18日13时15分为苏长水办理出院手续，当天下午苏长水于家中死亡。6月22日，苏美玲通过苏长水的手机通话记录查找到王碧金并与其取得电话联系，王碧金在电话中陈述“那天你爸打我电话，他说他要先去开房，我也实实跟你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11点多就去开房…我四十几分去，我下午是1点半上班…他躺在床上，说要喝开水，我就去烧了一壶开水给他喝…我倒开水给他喝，叫他没有回应，已经在打鼾了，又没有怎么样…”。此后，苏美玲索赔未果，即于2019年9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苏长水与蒋金姑已解除事实婚姻关系，两人育有一子苏某，一女苏美玲，苏某已于2002年6月14日死亡。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王碧金、段长连对于苏长水的死亡是否有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就王碧金而言，王碧金受苏长水之约进入到泉州市鲤城区，苏长水在与王碧金接触后出现鼾睡状态，后经医院确诊是非创伤性的脑干出血，这是非外力引起的自身性疾病，是他人无法预见的突发状况，其发病时间难以确定，根据苏美玲所提供的证据，尚无法证明王碧金是在知晓苏长水发病的情况下离开房间即存在延误治疗的侵权行为。苏长水是因为自身脑干出血而死亡，王碧金的行为与苏长水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苏美玲认为王碧金延误了抢救时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段长连，案涉房间属于私密的场所，在房间已经交付给苏长水使用的情况下，若未出现特别反常的事由，作为出租人的段长连无法随时发现房间内承租人的身体异常状况，在其发现异常现象时，已经及时作出反应寻求救助，救助措施得当，苏美玲认为段长连延误救助，证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无论是王碧金或是段长连，与苏长水的死亡之间都不存在因果关系，苏美玲提交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王碧金或段长连存在延误苏长水治疗的侵权行为。因此，苏美玲以王碧金、段长连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为由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本案王碧金与苏长水相约，此次相约的利益归属于两人，王碧金作为两人相约的利益共享者，段长连作为公寓的出租人，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其两人可对损失的发生予以适当的分担。因此，本院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当地的生活水平、当事人的经济条件，酌情确定王碧金与段长连分别给付苏美玲补偿款2万元。王碧金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 一、王碧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苏美玲经济损失20000元； 二、段长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苏美玲经济损失20000元； 三、驳回苏美玲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苏美玲负担5200元，由王碧金负担300元，由段长连负担3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文芳 人民陪审员  许自伟 人民陪审员  庄双艳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书 记 员  蔡森森 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