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311民初5494号 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大彭镇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于连池，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友启，江苏彭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坦，江苏彭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泉山区西安北路2号瑞银中心16层1601-1606室。 法定代表人：闫秀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学民，江苏淮海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审理需要，本案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连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友启，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学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货款213410.76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5年10月11日至2019年5月17日向被告销售牛肉，双方采用滚动付款方式结算。截止到2019年5月17日，原告共向被告销售货物1055956.02元，被告已付货款842545.26元，尚欠213410.76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被告一直以经营效益不佳为由不予付款。 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辩称，第一，被告下属分公司确实和原告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同时被告管理人员史先君个人开办的位于徐州市餐厅也与原告有买卖合同关系。现被告及史先君均同意原告提供给被告和史先君个人西餐厅的货物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且货款由被告承担。第二，原、被告双方确实自2015年起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数年来没有准确核对过账目，被告只能根据现有的收货凭据底联和财务记录计算。根据被告的财务资料，扣除现钱现货的部分累计货款为945799.31元，已付货款为842545.26元，因此尚欠货款应为103254.05元。 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为证实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销售方为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开票日期为2018年12月21日的江苏省增值税发票一张。其上载明：购买方为江苏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货物名称为牛肉、数量为179.109千克、单价为50元，价税合计金额为9851元。 原告主张该增值税发票载明的购买方虽为江苏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但经查询第三分公司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因此应由被告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拟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经质证，被告对该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并认可已收到该增值税发票，称其下属分公司确曾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主张其下属分公司能够出具发票应该已经过工商注册。 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该增值税发票不持异议且认可已收到该增值税发票，根据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确认该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 二、微信记录复制件37页（去掉重复的实为35页）。该微信聊天记录对方标注为方寸间史总，其中首页显示的内容为史先君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于连池于2017年9月26日互相添加微信并自我介绍；2017年12月29日史先君发送信息“明天会计放假了，明天下午先付三万吧，用今天的营业额。因为17年最后的工作日，导致贷款出现问题，你把你们计算的表发给我就行，我们也有帐，不用对账”，于连池回复“好的史总，非常感谢，这个月资金确实太难了”，史先君“你把账号发给我一下，万一那个会计出去了，就安排另一个人打”，于连池“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个人工行卡卡号62×××42于连池”，史先君“得明天下午，有限支付方式得三点左右才能到我们账上”；2017年12月30日14时32分由于连池发送的信息内容为“165471.39，史总好，这是货款总数”，史先君回复“收到，晚会打3万”，同日20时23分于连池发送微信“史总好，收到款，感谢”；其后自2018年1月13日至2月13日，于连池持续发送信息以资金紧张、需要发公司为由要求安排货款，2018年2月13日19时31分于连池发送微信“收到，谢谢”；2018年3月15日于连池微信询问“史总好，您资金情况怎么样”，史先君回复“唉，绕了很多圈子”；2018年4月27日于连池送微信“史总好，货款节前能解决吗？现在又不断产生新的拖欠，资金压力和成本太大了，请照顾一下，谢谢”，史先君回复“暂时排不出来，还是没能下款”；2018年5月28日于连池发送微信“史总好，最近资金情况如何？现在方寸间累计欠货款已经有20万了，回龙窝店从三月份开始就没有结过货款，醉云泷也有一个多月没结货款，我的资金难以为继，实在是不能保证正常供货，请谅解，谢谢”，史先君回复“这周末，我们自己内部沟通解决方案”；2018年6月11日于连池微信“史总好，方寸间拖欠货款大概有20万元，超出我们资金的承受能力，货款拖欠从开始到现在也有几年了，请史总帮忙结清，谢谢”，史先君“正在审计，这周审计结束后排列计划”；其后于连池分别于2018年6月20日、6月28日、7月20日、7月26日、8月10日、9月17日、9月23日催要货款，2018年12月26日于连池发送微信“史总你好，又是一年过去了，货款是否有安排，16年到现在时间也很久了，请帮忙早日解决，谢谢”，史先君回复“收到，一直无法脱困，刚刚商谈员工工资问题，但资金不足问题已经有办法解决了，万望理解一下坚持到资金到位，具体时间我们最近一周确定下来”；2019年1月23日于连池发送微信“史总好，过节了，大家都难，请帮忙解决一下一些货款，毕竟都几年了，一次不能解决，分批也行，但总拖下去一点不解决也不是个办法。请酌情考虑，谢谢。”2019年5月13日于连池发送微信“史总好，前段时间你说四月份资金会好转，货款能否给结了，拖欠也有几年了，时间太长”。 原告主张史先君2017年12月29日的微信表明被告认可原告会计账目的结果，后于连池将截至2017年12月30日的欠款总额165471.39元发送给史先君，史先君收到后没有提出异议而是答应先付打3万说明其对该结果认可，其后原告始终追着要货款，且于连池在2018年5月28日的微信中明确说回龙窝店从3月开始没结货款、滨湖店也有一个多月没结货款，被告欠款累计已达20万元，史先君对此答复是这个周末内部沟通解决还钱并称周审计结束后安排还款计划，说明被告对原告提出的欠款总额始终没有提出异议且一直作出付款承诺。 经质证，被告称史先君对微信聊天的内容没有印象，并主张该微信聊天记录只能证明双方间存在催要货款协商的过程，而不能证明被告确认欠款的具体金额。 本院认为，被告虽称微信聊天人史先君对上述微信聊天内容没有印象，但并未否认上述微信聊天事实的存在，在原告能够提交原始微信聊天载体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微信的聊天内容和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确认上述微信聊天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可以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 三、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单（出库单）一组。其中2015年10月至12月间标明收货单位为方寸间的出库单（含收条）26份（原告自称为27份），原告自行统计的供货金额为101945元；2016年间的销售单（5月之前多为出库单，出库单标明收货单位为方寸间、销售单载明的客户名称为方寸间伶仃）185份，原告自行统计的金额合计为320148.68元；2017年间的销售单150份，原告自行统计的金额合计为364521.57元；2018年间的销售单115份，原告自行统计的金额合计为188702.292元；2019年的销售单42份，原告自行统计的金额合计为80638.48元，以上原告统计的总金额为1055956.022元。 原告以此拟证明原、被告间发生业务的总额为1055956.022元。 经质证，被告主张上述材料系原告自行制作而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但对其中与被告统计数字一致的部分予以认可。被告自行统计的供货金额为：2015年104007.6元（26批次）、2016年286262.7元（165批次）、2017年284579.27元（119批次）、2018年193625.32元（116批次）、2019年77324.42元（40批次），被告统计的进货合计为945799.31元。 针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及其统计的数据，原告另行制作了《对账差异明细》一份，其中显示被告未列入的单据为：2016年间20份，分别由许辉、欧阳、赵媛媛、张建树签名；2017年1月至9月30日前为19份，分别由张建树、李琦、陈文燕、邹雪梅、张傧、张磊签名，2017年11月至12月整月未列入。上述单据合计金额为118281.18元。 经质证，被告认可双方统计差额基于上述各笔交易产生，但称原告该统计单据中签名与被告一致的能够认可，其所持有清单没有出现的人员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结合原告提交的单据所载明的内容，对于双方一致认可的单据本院予以确认。经核对双方具体统计明细，结合相关销售单（出库单）载明的金额，本院确认双方交易金额如下：1、原、被告双方对于发生在2015年间的出库单及其所载明的金额不持异议，但原告统计供货价值为101945元、被告统计其购货价值为104007.6元均在上述出库单载明的金额内，而原告主张其金额为101945元并不损害被告的利益，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2、原、被告自行统计的2016年至2019年发生的业务相比较，被告统计的收货批次中2016年缺少2016年4月20日、6月24日、6月26日、7月1日（731元）、7月2日、7月21日、7月26日、7月28日、7月30日、8月15日、8月17日、8月19日、8月24日、8月25日、8月29日、9月17日（1632.32元）、9月18日、10月15日、10月23日、12月3日、12月11日；2017年缺少2017年1月23日、2月2日、2月10日、2月15日、3月17日（被告统计中有原告没有体现的3月15日）、3月22日、4月12日、4月24日、5月5日、6月2日、7月2日、8月11日、8月16日、8月20日、8月27日（被告统计中有原告统计中没有出现的8月23日和8月31日）、9月17日、9月23日、9月29日、9月30日、10月间除10月30日外双方没有往来，11月至12月原告统计15笔业务被告没有记录（原告主张该期间已当日或隔日结清）；2018年批次基本相同，被告统计的10月6日进货在原告统计中没有出现；2019年缺少5月4日和6日的批次(该两批次销售单注明“转微信”、“5月6日给”字样）。双方均计入的供货批次中部分批次存在金额上的差别。经查，原告统计的数据附有销售单（出库单）及其载明的金额为依据，且销售单据中明确载明客户名称为“方寸间”或“方寸间伶仃”并有相关收货人签名，其中被告统计中未显示的部分销售单（出库单）显示的收货人签名为许辉、欧阳（欧阳林泉）、赵媛媛、张建树、李琦、陈文燕、张磊，而上述人员在被告认可的销售单据中均曾出现，结合被告的质证意见，可以确认该部分单据系原告向被告提供货物的有效凭证；而另外的收货人处签署“邹雪梅”（2017年3月17日、3月22日、4月12日、4月24日）、“张傧”（2017年9月17日）的销售单因邹雪梅、张傧并未出现在被告认可的其他单据，原告也不能举证证据上述两人系被告的员工或指定收货人，本院对相应销售单据不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进而其显示的金额亦不计入被告欠付原告的货款；至于2017年11月至12月间的交易情况，原告提交的销售单多注明“款已付”，而被告提交的尾号为4933的江苏银行银行交易流水亦显示该期间发生的相应付款金额，因此虽然被告统计数据中未包含该期间的交易情况（依被告答辩意见现款现货部分已扣除），仍应认为该期间双方确实发生了交易。 四、2015年至2019年方寸间付款统计一览表。其中显示2016年付款11次，金额为322699元；2017年付款19次，金额为335817.3元；2018年付款34次，金额为90183.96元；2019年付款22次，金额为93845元。以上合计842545.26元。 原告以此主张被告已支付货款842545.26元，尚欠货款213410.762元。 经质证，被告认可其已向原告付款842545.26元，其中尾号为4933的银行卡付款254628.26元、尾号为3548的银行卡付款93845元、POS机刷卡494072元。据此被告主张尚欠原告货款为103254.05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确认的已付货款金额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尚欠货款，本院将综合原、被告双方的其他证据统一分析认定。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及其当庭陈述，结合本院认定和查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原为成立于2014年1月3日的江苏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11月13日更改名称现名。该公司原由史先君、马河投资设立，其后公司投资人几经变更，现公司股东为张金玲、闫秀芳；该公司曾分别于2017年12月26日、2018年5月10日、6月27日、11月22日设立第一、二、三、四分公司，其中第一、二、四分公司负责人由闫秀芳担任、第三分公司负责人由史先君担任。 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之间自2015年10月起发生牛肉制品供销关系，至2019年5月双方终止合作。该期间除2017年10月至2019年间的部分时段以日清或短时间内结清货款外，其余时间均采用不定期给付的方式支付货款，但双方未就供货及货款账目进行明确结算，仅由原告法定代表人于连池与时任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出资人）的史先君交涉。于连池与史先君微信聊天内容显示，于连池分别于2017年12月30日向史先君发送欠付货款总额165471.39元、2018年5月28日、2018年6月11日向史先君发送欠货款大概有20万元的微信，史先君对上述微信的内容未提出异议，而是对于连池催要货款的微信称一直无法脱困。 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销售单（出库单或收条）显示，原、被告双方2015年间发生业务26批次，其自行确认的货款总额为101945元，被告对该期间发生的业务批次予以认可，但计算的货款金额为104007.6元，而依销售单所载金额合计已超出原告自认的101945元但原告仍主张该期间双方交易金额为101945元，对此本院予以采纳；2016年间双方发生业务185批次，原告确认货款总额为320148.68元，被告则主张该年度收货批次为165批次、合计货款286262.7元，其中差异部分为2016年3月17日由许辉签收的金额为8578.8元的出库单、被告仅记录了其中一部分金额为2935.8元，被告未作统计的销售单（出库单）有2016年4月20日由许辉签收的金额为4095.6元的出库单、2016年6月24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1920.42元的销售单、2016年6月26日由赵媛媛签收的金额为921.01元的销售单、2016年7月1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731元的出库单、2016年7月2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1674.68元的销售单、2016年7月21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352.08元的销售单、2016年7月26日由赵媛媛签收的金额为432.58元的销售单、2016年7月28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546元的销售单、2016年7月30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890.1元的销售单、2016年8月15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505.68元的销售单、2016年8月17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809.6元的销售单、2016年8月19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404.2元的销售单、2016年8月24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1222.8元的销售单、2016年8月25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1164.32元的销售单、2016年8月29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799.8元的销售单、2016年9月17日由张建树签收的金额为804.96元的销售单、2016年9月18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4102.8元的销售单、2016年10月15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2355.16元的销售单、2016年10月23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688元的销售单、2016年12月3日由欧阳（林泉）签收的金额为2915.12元的销售单等，而许辉、欧阳（林泉）、赵媛媛、张建树在被告认可的销售单（出库单）亦曾出现，故上述单据可以作为原告向被告供货的凭证，据此，本院依销售单（出库单）载明的金额采纳原告的主张，即确认原告2016年向被告供货总货款为320148.68元；2017年间双方发生业务150批次，原告确认货款总额为364521.57元，被告则主张该年度收货批次为119批次、合计货款284579.27元，其中差异部分为被告未作统计的2017年1月23日由张建树签收的金额为3856.4元的销售单、2017年2月2日由李琦签收的金额为4218.4元的销售单、2017年2月10日由李琦签收的金额为2855.86元的销售单、2017年2月15日由陈文燕签收的金额为2343.7元的销售单、2017年3月17日由邹雪梅签收的金额为3624.45元的销售单、2017年3月22日由邹雪梅签收的金额为1840.52元的销售单、2017年4月12日由邹雪梅签收的金额为1339.88元的销售单、2017年4月24日由张建树签收的金额为2723.11元的销售单、2017年5月5日由邹雪梅签收的金额为3096.72元的销售单、2017年6月2日由张建树签收的金额为4913.88元的销售单、2017年7月2日由张傧签收的金额为4031元的销售单、2017年8月11日由张建树签收的金额为2938.68元的销售单、2017年8月16日由张建树签收的金额为6532.42元的销售单、2017年8月20日由张傧签收的金额为1927.68元的销售单、2017年8月27日由张建树签收的金额为4824.76元的销售单、2017年9月17日由张傧签收的金额为2476.6元的销售单、2017年9月23日由张磊签收的金额为2867.88元的销售单、2017年9月29日由张磊签收的金额为3723元的销售单、2017年9月30日由张磊签收的金额为3125.16元的销售单以及2017年11月合计金额为14004.16元的7张销售单、2017年12月合计金额为5552.76的6张销售单，其中2017年9月30日前销售单中作为签收人签名的李琦、陈文燕、张建树、张磊在被告认可的销售单中曾出现，其所签署的销售单应作为原告向被告供货的有效凭证，而邹雪梅、张傧并未出现在被告认可的其他单据中，原告也不能举证证明上述两人系被告的员工或指定收货人，因此其所签署的销售单中所载明的货物不应视为向被告销售，另外，原告提交的2017年11月至12月的销售单多注明“款已付”，被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亦显示该期间发生的交易金额与销售单所载金额存在吻合之处，考虑到被告辩称现款现货的交易不在其统计的范围之内，应当认为该部分销售单系原、被告双方发生的交易单据，但原告统计的销售明细中2017年11月26日的560元、2017年12月12日191.88元均为相应的销售单，故不应作为其向被告的销售额。据此依原告提交的销售单载明的金额减除邹雪梅、张傧作为收货人签署的销售单金额及无销售单金额，可以确认原告2017年向被告供货总货款为345432.84元（364521.57元-3624.45元-1840.52元-1339.88元-3096.72元-4031元-1927.68元-2476.6元-560元-191.88元）；原告主张2018年其向被告供货115批次合计货款为188702.292元，被告则主张该年度原告向其供货116批次合计货款为193625.32元，相比较而言，原告主张的数额低于被告认可的金额，本院依原告的主张确定该年度供货总货款为188702.29元；2019年间双方发生业务42批次，原告确认货款总额为80638.48元，被告未将2019年5月发生的已支付的两笔业务计入统计为收货40批次、货款总额77324.42元，该5月发生的业务分别为2019年5月4日的1293.44元和5月6日的2020.57元，故双方之间2019年发生的供货总货款为80638.48元可以确认。 对于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已向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原、被告双方均确认为842545.26元。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并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过程中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虽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对于2015年10月至2019年5月间双方存在牛肉购销均不持异议，故双方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可以确认。根据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及原告的诉讼主张，可以确认双方发生买卖关系期间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共向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包括被告认可一并结算的由史先君经营的店面）供应了价值1036867.29元（101945元+320148.68元+345432.84元+188702.29元+80638.48元）的货物，该期间被告共向原告支付货款842545.26元，据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94322.03元，该欠款数额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于连池和原被告法定代表人史先君的微信聊天内容相吻合，本院对上述欠款金额予以确认。 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买受人应当履行及时足额支付货款的义务，其未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故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主张应予支持，但原、被告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货款支付的具体期限且在被告拖欠货款后原告仍继续向被告供应货物，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可自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即2019年8月22日起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94322.03元； 二、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赔偿以194322.03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2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516元，由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16元，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4400元，其中原告徐州尊行商贸有限公司负担部分已缴纳，被告徐州方寸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本院（收款单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徐州泉山支行营业部，账号：10×××78）。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凤金 人民陪审员  徐树启 人民陪审员  许月新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嗣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