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51行初10号原告潮州市潮安区龙湖常丰果蔬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东升村铁路西片。法定代表人林锐永。委托代理人黄瑞章，广东志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良杰，广东志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潮州市潮安区潮安大道68号。法定代表人张广贤，区长。委托代理人杨畅，潮州市潮安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潮揭，广东正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新市区。法定代表人谢侠杰，镇长。委托代理人陈森，广东正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潮州市潮安区龙湖常丰果蔬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常丰果蔬合作社）因诉被告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潮安区政府）、第三人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湖镇政府）不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于2019年7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10日向被告潮安区政府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因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湖镇政府）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龙湖镇政府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常丰果蔬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林锐永及委托代理人黄瑞章，被告潮安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畅、李潮揭，第三人龙湖镇政府副镇长林冰及委托代理人陈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常丰果蔬合作社诉称：原告于2014年1月3日成立，租用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东升村集体土地用于经营果蔬花木种植，2014年7月15日和2015年3月27日分先后向潮安区龙湖镇东升村村民小组租赁土地开展经营活动。其中2014年7月15日经东升村村民小组成员同意，租赁位于东升村铁路西片耕地面积11.68亩，由该村民小组代表刘某甲在《合约书》上签名确认。租期自2014年7月15日至2018年7月14日止，租期四年，租金每年每亩450元。2015年3月27日，原告又与该村民小组成员签订租赁耕地《合约书》一份，租赁该村民小组位于东升村铁路西片耕地7亩，租赁期限自2015年3月27日至2018年3月26日止，租期三年，租金每年每亩600元。上述两份《合约书》均由该村民小组代表刘某甲及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2015年3月27日，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村民委员会及村小组又再次以合同的形式确认原告租赁该村土地20亩用于经营果蔬种植的事实。《合约书》签字生效后，原告依约履行了缴交支付租金的义务。至2016年1月13日，因梅汕客专为建设铁路征用了潮安区龙湖镇东升村等土地，原告经营的土地列入被征用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另根据安府办[2016]2号文《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征地拆迁补偿方案》第三条的规定，本案征地拆迁工作由第三人包干负责实施。原告在接到第三人征地通告之后，即停止一切经营活动，配合政府征地工作。但第三人在未通知原告，也未给予原告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强行拆除原告经营场地地上构筑物、附着物等。经原告质问,第三人负责人声称拆除物补偿价值已依法评估，很快就可以支付相应行政补偿。但时至今日,原告多次要求第三人依法行政补偿，第三人多次找理由搪塞。2018年7月24日原告向潮安区信访办书面信访要求第三人行政补偿，第三人以所拆物权属不明，要求原告提供与村委会的租地合同，但因原告租赁土地系与村民小组租赁，没有与村委直接签订的租地合同，而村委会又拒不配合，所以原告无法提供，但原告已向第三人提供与村民小组签订的租地合同及在原告过往的经济活动中包括东升村村委在内的有关部门多次确认原告租地的相关依据，原告也在一开始设立时就依法办理工商登记，至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人向原告提出权属异议，且被告实施拆迁时也对原告的权属没有异议，故第三人拒不支付行政补偿依法无据。综上所述，被告征收原告耕种土地，将征地拆迁工作交给第三人负责包干实施，被告未依法向原告补偿即由第三人拆除原告耕种土地上的上构筑物、附着物、设备、设施等。被告及第三人的行为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1、被告支付原告行政补偿款1021615元（其中构筑物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行政补偿：806860元、设备设施行政补偿：102675元、青苗补偿款：112080元）及该款利息损失（自2016年9月30日至该款还清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原告常丰果蔬合作社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合约书，证明原告在向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东升村租赁土地经营果蔬种植业的事实。3.安府办[2016]2号文、《梅汕客专龙湖段工程征地拆迁补偿方案》，证明《梅汕客专龙湖段工程征地拆迁补偿方案》的具体补偿标准、本案征地拆迁工作由被告确定由第三人包干实施的事实。4.评估结果分类汇总表、梅汕客专潮安段征地涉及的构筑物及其他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评估明细表、梅汕客专潮安段征涉有的不可搬迁设备设施补偿评估明细表、梅汕客专潮安段拆迁物情况确认表，证明被告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原告经营种植土地地上构筑物及其它地上附着物、设备、设施的补偿价进行评做及评估结果的事实。5.东升村委证明、加盖龙湖镇政府公章申请书、农业局证明、项目申请书，证明村委、镇政府、农业局、财政局等机关所确认的证明材料证明原告租赁东升村土地经营果蔬种植的情况。6.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大棚区范围图，证明原告经营场所范围基本情况。7.照片，证明原告经营场所拆迁前后的情况、原告果蔬大棚被强行拆除的事实。8.政府机关对原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原告再次申请行政补偿的事实。9.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政府关于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安府[2016]2号）、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政府关于梅汕客专安段工程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证明本案原告被拆迁的拆迁主体系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政府的事实。10.潮州市潮安区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原告提供的被告对原告被拆迁物包括不可搬迁资产、构筑物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设备设施的价值评估表、确认表，证明被告对原告被拆迁的物品、设施进行行政赔偿价值评估的事实及评估结果、原告系被拆迁主体、被告系拆迁主体的事实。11.（2018）粤5102行初43号行政判决书及生效证明，证明（2018）粤5102行初43号已生效的事实。被告潮安区政府答辩称：一、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告并非“梅汕客专”项目集体土地征收的行政相对人。“梅汕客专”项目征收对象是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东升村农村集体土地，行政征收行为的相对人是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东升村村民委员会，征地涉及的青苗、构筑物的补偿发放对象是村集体及村民，不是原告。原告不是征收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其主张的补偿内容涉及与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东升村第二村民小组农户的经济纠纷，与行政补偿无关。东升村2008年进行家庭联产承包，第二村民小组各户根据当时人口数分得承包土地，并由农户进行耕种管理。2012年5月28日，林锐永以个人名义与东升村第二村民小组成员22户村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将第二村民小组在东升村铁路西片村民共有的土地租赁给林锐永耕种，面积10.51亩，期限自2012年7月15日起至2014年7月14日止二年。合同签订后，林锐永及其岳父刘某乙签约之日一次性付清2年租金，双方均依约履行。至合同期限届满，林锐永要求续租，于2014年7月15日与村民小组长刘某甲私自签订了《合约书》，约定4年租期，并约定每年每亩租金450元，但村民一致不同意续租，没有在《合约书》上签名，更没有领取续租租金。2013年9月1日，林锐永及其岳父刘某乙与14户村民口头达成租赁协议，约定14户村民位于东升村铁路西片7亩地出租给林锐永及其岳父刘某乙，约定每年租金每亩600元，林锐永及其岳父刘某乙付还3年的租金，自2016年9月起村民不同意再出租，没有收到任何租金，村民也没有在任何租约上签名。征收青苗等补偿工作处理过程中，东升村涉及的上述二片土地的分得承包土地的村民均联名提出赔偿异议，不同意林锐永作为物权人认领补偿款。综上，政府实施征收时，原告或林锐永已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土地承租权，其与被征收土地不具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告起诉已超过行政诉讼的法定诉讼时效。原告起诉已根据原告诉状自认事实，在本征收工作完成之后，原告最迟到2018年7月24日向潮安区信访办书面信访要求行政补偿。第三人也作出了答复，因确认的产权不明确，所以未给予补偿。而原告到本案才起诉征收人潮安区政府，已超六个月的法定诉讼时效。三、本案争议不属于行政争议，原告请求与事实理由对被告作出的补偿决定的有关补偿标准并无异议，只是原告与所在村委会就补偿权利归属发生争议，属于原告与村委会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应提起行政诉讼。四、原告主张补偿没有尽举证责任，本案不是行政赔偿案件，是征收补偿事项的争议，原告对于要求取得补偿的权利的主张有举证义务，与行政处罚或行政行为的诉讼的举证责任是不同的。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请求。被告潮安区政府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及依据有：1.2008年人口登记表，证明东升村2008年按照在册人口进行家庭联产承包。村民根据在册人口数分得承包土地，土地经营权属各村民个体所有。2.2012年5月28日《合约书》，证明2012年5月28日，证明林锐永以个人名义与东升第二村民小组成员22户村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将村民小组在东升村铁路西片村民共用的土地租赁给林锐永耕种，面积10.51亩，期限自2012年7月15日起至2014年7月14日止。3.2014年7月15日《合约书》，证明合同期限届满，林锐永要求续租，私自于2014年7月15日与第二村民小组长刘某甲签订了《合约书》，约定4年租期，并约定每年每亩租金450元，但村民一致不同意续租，没有在《合约书》上签名，更没有领取续租租金。4.声明书，证明征收青苗等补偿工作处理过程中，东升村涉及的上述二片土地的分得承包土地的村民均联名向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政府提出赔偿异议，不同意林锐永作为物权人认领补偿款。第三人龙湖镇政府辩称：其意见与潮安区政府的答辩意见一致。第三人龙湖镇政府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与被告潮安区政府提供的证据相同。经庭审质证，被告潮安区政府对原告常丰果蔬合作社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营业执照只能证明原告进行企业登记和经济组织登记，不代表原告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有村委会盖章这一份原件，被告是第一次看到。其中的印鉴与“情况属实”的来源被告需回去核实，核实后如果是假的，被告有保留申请鉴定的权利。涉案土地位于东升村铁路西片11.68亩，该土地在2012年5月12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未成立果蔬专业合作社之前，以个人名义，从东升村第二村民小组22名户长处签订了为期二年的租地合约书，并交付二年租金。交付租金期限至2014年7月14日止，原告举证的2014年7月15日的合约书是林锐永以个人名义与当时村民小组组长刘某甲个人签订的，当时刘某甲要求村民按以前的签订，但村民不同意。所以这份合约书与被告方举证合约书形式不相同，没有所有农户签名。自2014年7月14日后，村民再也没有收到租金，也不同意再将土地租给林锐永。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认为没有原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无法证明所要证明的事实。对证据5，东升村委证明是2013年12月17日出具的，该证明是林锐永为申请农业合作社要求东升村委会给予出具相应说明，使其方便登记农业合作社。证明内容无法反映客观情况，事实上，林锐永也没有在东升村租100亩土地，证明内容不真实，只是为了给其办证，其要求有关部门给其出具的证明，不具效力。龙湖镇政府加盖公章的申请书也没有原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从内容上看，也只是果蔬专业合作社向财政局提出的相关申请，内容都是果蔬专业合作社的陈述，龙湖镇政府只是同意上报，并不是对事实进行确认。对潮安区农业局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明不是对事实的确认，证明内容中也只是由农业局认可将对该申请进行勘核，并没有勘核结果。对潮州市市级菜篮子工程重点资金的申报书形式上的真实性有异议，申报书内容都是原告填写，各有关单位只是同意上报，不是对事实进行确认，区农业局在初审中只是同意上报，最后也没结果，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内容。对证据6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无异议，大棚区范围图是广州国测的测量图纸，不能代替原告对涉案用地取得承租权或者承包经营权。对证据7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来源依据，没有第三方证据佐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内容。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在信访意见中第三人已就原告青苗存在产权不明确，不符合补偿手续问题做了答复。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本案是行政征收，不是拆迁纠纷。原告要以此证明，与法律相抵触。对证据10，没有原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11无异议。第三人龙湖镇政府对原告常丰果蔬合作社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潮安区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原告常丰果蔬合作社对被告潮安区政府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与证据2自相矛盾，以村民小组形式与林锐永签订合同。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恰好证明在原告成立之前，原告法定代表人及投资人林锐永与以刘某甲为代表的东升村第二村民小组签订的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恰好证明原告向第二村委小组租地，且租金已全部支付完毕给小组长刘某甲的事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系均有异议，签名真实性不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人龙湖镇政府对原告常丰果蔬合作社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潮安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被告潮安区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申请调取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8）粤5102行初43号案的庭审笔录一份作为证据出示，经庭审质证，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均对该证据无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5、8以及被告潮安区政府提交的证据2、3，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潮安区政府于2016年1月13日作出安府[2016]2号《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政府关于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建设有关事项的通告》，载明：“为确保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工程建设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途经沙溪、金石、龙湖、浮洋等四个镇。征地拆迁范围为：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的征地红线图界内，具体以标示红线或界桩为准。二、征地拆迁范围内所有建（构）筑物及附着物因工程建设需要征用拆迁的，由其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与区国土资源部门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协议，补偿标准按《广东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实施办法》和《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征地拆迁补偿方案》（安府办[2016]2号）的规定执行。……”同日，潮安区政府办公室印发安府办[2016]2号《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征地拆迁补偿方案》，载明：“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全长约9.49公里，涉及我区沙溪、金石、龙湖、浮洋等四个镇16个行政村和部分国有土地。项目建设需征地面积约1281.634亩（其中农用地1191.16亩，建设用地90.47亩）。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为按时按质完成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的征地拆迁任务，确保工程建设顺利进行，特制定本方案。一、征地拆迁范围本次列入征地拆迁范围为：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沿线所埋界桩范围内的土地及一切地面青苗、附着物和有关管线等。二、征地拆迁时间的安排根据工厂建设计划，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的征地拆迁工作应于2015年12月30日前开展各项前期准备工作，2016年4月30日前完成征地任务，2016年9月30日前全面完成拆迁工作。三、组织实施为加强对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协调工作的领导，区委区政府成立了由区委书记任组长，区政府副区长和区交运局长任副组长，区各有关部门、沿线各镇相关领导为成员的梅汕客专潮安段工程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本次征地拆迁工作由各沿线相关镇政府负责包干实施，……”。常丰果蔬合作社向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东升村村民小组租赁位于东升村铁路西片的土地位于征收范围内,其与由该村民小组代表刘某甲于2014年7月15日及2015年3月27日签订了《合约书》。常丰果蔬合作社主张其向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东升第二村民小组承租的位于东升村铁路西片耕地位于梅汕客专建设工程的征地拆迁范围内，并主张龙湖镇政府没有对其所有的该地上的构筑物、附着物、设备设施及青苗进行补偿，故于2018年12月4日诉至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请求龙湖镇政府支付原告行政补偿款1021615元（其中构筑物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行政补偿：806860元、设备设施行政补偿：102675元、青苗补偿款：112080元），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龙湖镇政府并非土地征收的法定组织实施部门，也非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法定组织实施部门。故常丰果蔬合作社要求龙湖镇政府支付讼争补偿费用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常丰果蔬合作社的诉讼请求。常丰果蔬合作社于2019年7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本案中，潮安区政府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潮安区政府决定对涉案土地依法进行征收，并由龙湖镇政府组织实施，征收是政府部门以行政权的方式从集体、单位和个人取得土地、房屋等财产所有权的行为，但都附有严格的法定条件的限制，有征收必有补偿，无补偿则无征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人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者所有。”本案中，潮安区政府决定对涉案土地依法进行征收，并由龙湖镇政府组织实施，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常丰果蔬合作社作为涉案土地承租人，对涉案土地上享有所有权的地上附着物有权得到相应的补偿。潮安区政府作为征地补偿工作的职能主体，龙湖镇政府作为包干负责实施的具体职能主体，对征收土地上的地上附着物进行补偿是其应尽的法定义务，依法应及时足额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责令被告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政府及第三人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个月内依法履行补偿法定职责。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越彬审 判 员  佘淡英代理审判员  余华芬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曾宪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