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405刑初24号 公诉机关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闫治兴，男，1990年1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渠县，汉族，专科文化，无业，住四川省渠县。2019年7月11日被抓获，次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抢劫罪、非法拘禁罪被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6日经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衡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李晓渠，四川银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检察院以珠检公诉刑诉〔2019〕26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闫治兴犯抢劫罪、非法拘禁罪，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谢椿岚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蒋才茂、朱灿灿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7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了本案。法官助理胡洪葵担任辅助工作。代理书记员曾蓉担任记录。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谢小芸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闫治兴及其辩护人李晓渠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2020年3月20日，公诉机关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建议本院延期审理，本院于同日决定延期审理。2019年4月13日，公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重新移送本院，本院于同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年初，被告人闫治兴及同案人廖某1(已判决)在湖南邵阳加入天津天某生物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天某）传销组织。2017年初，闫治兴和廖某1带领其下线成员，从邵阳迁至衡阳继续发展组织成员。2017年1月以来，以同案人廖某1、被告人闫治兴为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覃某1、党某1、赵某1(均已判决)等较为固定，经常纠集在一起，在衡阳市建立天津天某犯罪组织，共同故意实施了抢劫、非法拘禁等三次以上犯罪活动，形成了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恶势力犯罪组织。具体事实如下： 被告人闫治兴及同案人廖某1等系以销售化妆品为名的传销组织的管理人员，该传销组织对外宣称为天津天某。闫治兴、廖某1均为B级别老总，带领组织成员在衡阳设立多个传销窝点，并共同管理覃某1、党某1、赵某1等C级别领导，主要通过电话联系或到各窝点巡视的方式，听取他们发展下线的情况汇报，协调各窝点人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及指挥、安排各窝点对新进人员的处置。并通过下线成员覃某1开设的银行账户，收取所获取的资金，由廖某1统一实施支配管理，廖某1再与闫治兴平分利润。自2017年3月至2017年12月，覃某1向廖某1账户共计转款43.1万余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闫治兴分得22万余元。 (一)抢劫 2017年12月18日24时许，被害人胡某1被骗到廖某1、闫治兴组织、领导下的衡阳市雁峰区先某宾馆附近的赵某1传销窝点内，赵某1、覃某1层层汇报至廖某1，覃某1得到指示后，便安排党某1采取惯常手段要求胡某1交钱加入该组织，党某1通过对胡某1实施踢打、辱骂、泼水等行为，从胡某1处抢得1.2万元，覃某1将该款最终存入廖某1的指定账户。 （二）非法拘禁 在覃某1、党某1的组织安排下，由赵某1及罗某1、黄某1（均已判决）等人采取反锁房门，拿走被害人手机等方式，限制进入传销窝点的被害人人身自由，劝说被害人交钱加入组织。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对不愿意加入该组织的被害人胡某1、岑某、林某、钟某进行贴身看守、限制进出、持续劝说、恐吓等方式长时间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 为证明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公诉机关认为，同案人廖某1及被告人闫治兴领导的传销团伙，为谋取经济利益，诱骗、强迫其他新人加入传销组织，肆意进行抢劫、非法拘禁等犯罪活动，形成恶势力犯罪集团，严重破坏了衡阳市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犯罪集团中，被告人闫治兴起组织、指挥、策划作用，系首要分子，提请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闫治兴到案后有坦白情节，并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闫治兴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且认罪认罚，公诉机关建议本院对被告人闫治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闫治兴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抢劫罪、非法拘禁罪有异议，拒绝认罪认罚，故公诉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建议对被告人闫治兴犯抢劫罪在有期徒刑五年至六年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至五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在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幅度内量刑。被告人闫治兴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闫治兴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抢劫罪、非法拘禁罪有异议，辩解自己不认识胡某1，未指示覃某1、党某1抢劫胡某1及非法拘禁他人。 被告人闫治兴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闫治兴犯非法拘禁罪无异议；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抢劫罪有异议，提出现有证据不能推定闫治兴对抢劫一事知情，闫治兴不具有抢劫的主观故意，闫治兴的行为不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另闫治兴具有坦白情节，且认罪认罚，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以来，同案人廖某1和被告人闫治兴为谋取非法利益，伙同同案人覃某1、党某1、赵某1、罗某1等人较为固定，经常纠集在一起，在衡阳市区建立天津天某犯罪组织，该犯罪组织以B级老总廖某1、闫治兴为首要分子，C级成员覃某1（后成为B级成员）、党某1、赵某1、罗某1等为骨干成员，D级成员陈某1、黄某2、余某1、黄某1（上述人员除闫治兴以外均已判决）等人为主要成员，以及周某1、陈某2、陈某3等30多人为组织成员。该犯罪组织以销售虚构的化妆品产品为名，以强迫被害人加入传销为由，共同故意实施有组织、有分工、有步骤地抢劫、非法拘禁等三次以上犯罪活动，形成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恶势力犯罪组织。 天津天某犯罪组织内部分ＡＢＣＤＥ五个等级：Ａ级最高；Ｅ级最低；Ａ、Ｂ级称为老总；Ｃ级称为领导，Ｃ级可以管理一至几个窝点；Ｄ、Ｅ级称为老板，负责每个窝点的具体事务；新进人员被称为帅哥、美女，属于被管理者。该组织没有实际销售，要求新进人员缴纳高额费用购买所谓的产品，以拉人头作为计酬、返利的依据，并进行虚假宣传，引诱他人加入该组织。 该犯罪组织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作案模式：先由各窝点组织成员通过微信、网络或其他方法，以找工作、谈恋爱为由，将被害（组织内称新人）诱骗至衡阳市，再由相应成员将被害人接至窝点，被害人一旦进入窝点，房门即反锁，被害人的手机、身份证、银行卡等物品也被拿走，然后由窝点内的Ｄ、Ｅ级成员将被害人限制人身自由在该窝点内，由指定的Ｄ级成员实施上课等行为进行洗脑，向被害人宣传他们行业的前景和可预期利益等洗脑内容，诱惑被害人自愿出资购买其虚构的产品（3900元一份，实际上没有产品），加入组织。对不愿加入组织的被害人，由一名成员唱黑脸，实施殴打和辱骂等威胁行为，另一名成员唱白脸，进行劝说。在被害人因被殴打、辱骂或其他威胁行为陷入恐惧心理后，组织内成员安排被害人编造理由向亲友骗取财物，被害人亲友汇款后，该组织成员则将被害人账户上的钱财劫走，层层上交至Ｂ级别老总处。并告知被害人已成为组织成员，继续将被害人拘禁在窝点内（组织内称不称职）。被害人每交纳一份产品的钱款后，参与诱骗被害人的组织成员、具体实施劫款的组织成员、被害人所在窝点的Ｃ级成员、上级Ｂ级组织成员均能从中获得相应报酬，即所谓“工资”，以此鼓励窝点成员积极诱骗其他被害人和劫取被害人的钱款。 被告人闫治兴于2015年初在湖南邵阳加入天津天某。2017年年初，闫治兴和廖某1带领所管理的团队从邵阳迁移到衡阳，继续从事非法活动。到衡阳以后，廖某1、闫治兴先后升为B级别老总，二人升为B级别之后就无需待在衡阳，可以电话远程遥控指挥、安排窝点C级别领导管理团队。 廖某1和闫治兴作为Ｂ级别老总共同管理覃某1、党某1、赵某1、罗某1等Ｃ级领导，通过电话联系并到各窝点巡视的方式，每日听取发展下线的情况汇报，协调各窝点人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及指示各窝点对新进人员的处置。其中廖某1负责管理具体事务，闫治兴平时不在衡阳，偶尔到衡阳，让下面的业务员看到他们成功的模样，相信能成功，然后请吃饭，发钱给下线买烟，让下线好好干。但闫治兴知道该组织的资金往来情况，每个月廖某1和闫治兴核算之后，挣的钱二人平分。该犯罪组织通过下线成员覃某1开立的银行账户，收取所获得的资金，之后转交给廖某1，由其统一实施支配管理，廖某1在收取下线成员款项之后除支付窝点内成员的日常开销后，其余与闫治兴平分。在2017年3月至2017年12月,覃某1账户向廖某1账户共计转款431273.51元，其中闫治兴分得219820元，已挥霍一空。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抢劫 2017年12月18日24时许，被害人胡某1被罗某1以谈恋爱为由骗至衡阳市雁峰区先某宾馆对面的赵某1管理窝点内。赵某1、党某1、覃某1层层汇报至廖某1，廖某1安排覃某1按照惯常手段要求胡某1交钱加入组织，覃某1再将指示下达至党某1、赵某1。在胡某1进入该窝点的第四天，因胡某1不愿意交钱加入组织，党某1、赵某1对胡某1实施十多次踢打，揪头发、辱骂、泼水等行为，时间长达7、8分钟。胡某1被控制的第六天左右，赵某1对胡某1做思想工作，仍然不让胡某1离开。2017年12月22日左右，赵某1、党某1迫使胡某1向其父亲胡某2谎称骑车撞伤孕妇需要赔偿1.2万元。胡某2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方式共计转给胡某11.2万元，党某1、赵某1立即迫使胡某1交出支付密码，将1.2万元转走交给覃某1，覃某1再将1.2万元转给廖某1，并汇报胡某1已经加入衡阳天津天某。 （二）非法拘禁 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为让被害人交钱加入衡阳天津天某传销组织，在廖某1、闫治兴的组织、领导、安排下，由覃某1、党某1、赵某1、罗某1、黄某1、陈某1等人采取反锁房门，拿走手机等方式，对被害人胡某1、岑某、林某、钟某，采取贴身看守、限制进出、持续劝说、恐吓等方式长时间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劝说被害人交钱加入组织。具体事实如下： 1、2017年12月18日，被害人胡某1陷于衡阳市雁峰区先某宾馆对面的传销窝点，党某1将胡某1的情况通过覃某1层报至廖某1处。后覃某1、党某1、赵某1、罗某1等人按照惯常模式要求胡某1交钱加入组织，将胡某1的手机拿走，并贴身跟随，恐吓，同月22日胡某1被迫交出财物以后，仍然被限制人身自由。在此过程中，胡某1所在窝点的领导赵某1同时会将该窝点内新进其他人员、交钱情况层层汇报。2018年1月，胡某1被转移至衡阳市火车站附近窝点，2018年1月26日，胡某1趁再次转移窝点之际逃出并报警，前后共被限制人身自由达39日。 2、2018年1月1日左右，同案人覃某1晋升为Ｂ级别管理者，同时其下线赵某1晋升为大Ｃ级别。2018年1月27日，被害人岑某被黄某1以共同回贵州老家为由骗至衡阳市。赵某1安排黄某1将岑某接至罗某1管理的衡阳市珠晖区1号1栋1单元801窝点内。在赵某1的安排下，黄某1以充电为由将岑某的手机骗走并交给赵某1，之后罗某1、黄某1等人采取贴身看守、扣押手机、限制进出等手段将岑某限制人身自由在该窝点内。2018年2月8日，岑某趁看守人员睡觉之际从八楼窗户逃出后报警，前后被限制人身自由达11日。 3、2018年2月4日，被害人林某被陈某1以游玩为名骗至衡阳市珠晖区窝点内。在赵某1的安排下，陈某1将林某手机骗走，黄某1、陈某1等人采取贴身看守、扣押手机、限制进出等手段，将林某控制在该窝点内。2018年2月8日，公安机关根据举报查获该窝点，将林某解救，林某被限制人身自由达4日。 4、2018年2月8日2时许，被害人钟某被黄某1以谈恋爱为由骗至衡阳市珠晖区东风北路一窝点内。在赵某1的安排下，黄某1、陈某3等人采取贴身看守、扣押手机、限制进出等手段，将钟某限制人身自由在该窝点内10余小时。同日中午，公安机关根据举报查获该窝点，将钟某、林某解救。当日，赵某1将该窝点被查获的情况汇报给廖某1，廖某1遂安排覃某1与赵某1见面，帮助赵某1离开衡阳，后赵某1因逃匿需要费用，廖某1通过ＡＴＭ机给赵某1转账1万元用于逃匿费用。 另查明，2018年6月25日、2018年7月28日、2018年10月19日，同案人覃某1、党某1、廖某1先后被抓获归案。2019年7月11日15时许，被告人闫治兴被安康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抓获归案。 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接报案登记表一份，证明公安机关于2018年2月5日9时许接到被害人胡某1报警，称胡某1在2017年12月17日左右至2018年1月26日期间被一女性骗至衡阳市，被控制于衡阳进步电影城、衡阳市珠晖区火车站附近两个民房内，后被几个人抢劫12000余元和一部oppo手机的事实。 2、被害人胡某1的陈述，证明自己于2017年12月17日被骗至衡阳市，随后被带至党某1、赵某1所管理的天津天某传销窝点，后被党某1、赵某1等人非法拘禁，并在被拘禁期间遭到威胁和殴打，最终在党某1等人的威胁下，被迫交出12000元购买“产品”，至2018年1月26日得以逃离窝点的事实。具体经过：2017年12月17日，自己被骗至衡阳市，后被带至党某1、赵某1所管理的天津天某传销窝点，后被迫交出银行卡及钱包。期间，被党某1泼水、踢打，被赵某1泼水，钱包被党某1拿走，手机被赵某1拿走，被党某1、赵某1等人威胁、辱骂、恐吓。后党某1等人编造借口，要求其以撞到孕妇为由向其父亲通话索要医药费，并在通话中扮演医生，其父亲转款12000元后，自己在党某1、赵某1的逼问下交出银行卡密码，连同自己钱包内600元现金、手机在内被拿走，2018年1月26日自己逃离窝点。 3、被害人钟某的陈述，证明自己于2018年2月8日凌晨2时许被王某1（具体身份不详，未抓获）以谈恋爱为名骗到衡阳市珠晖区一传销窝点，当时在窝点里有人对自己进行搜身、没收手机以及限制自由，第二天他们以暴力、辱骂的方式强迫自己上课，并阻止自己离开，直到当日下午4时许被公安机关解救。自己的二部手机被抢走。 4、被害人岑某的陈述，证明2018年1月27日，黄某1以邀请自己共同回贵州老家为由，和赵某1一起将自己骗至衡阳市珠晖区1号1栋801户的窝点。之后黄某1让自己参考一个项目，自己怀疑是传销便表示要离开，但是赵某1等人阻拦自己离开，黄某1还以给手机充电为由没收自己的手机。之后赵某1安排黄某1、罗某1、王某2、农某1、苏某等人轮流看守自己，晚上睡觉时由黄某1、罗某1睡在自己两边。房间钥匙及自己的手机在王某2和农某1手中，他们不肯让自己离开。直到2018年2月8日中午自己被公安机关解救出来，共被非法拘禁11日。 5、被害人林某的陈述，证明自己于2018年2月3日被陈某1以约到衡阳市游玩为名骗至衡阳市珠晖区某小区22栋1单元7楼的天津天某组织里，进入房间后，黄某1自称是陈某1的姐姐，将自己的手机骗走，自己一看房间里有7名陌生男子，遂要离开，但是黄某1、陈某1、罗某1均以各种方式阻拦自己离开。晚上睡觉时由黄某1、罗某1睡在自己两边。罗某1安排陈凡、黄某1等人轮流看守自己。自己的手机由罗某1和王某3控制。直到在2018年2月8日中午自己被公安机关解救出来，共被非法拘禁11日。 6、证人闫某（闫治兴弟弟）的证言，证明闫治兴在2012年至2017年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回家，与母亲之间有联系，闫治兴向家中要过钱，但没有给他，一直到2017年上半年，闫治兴才从外面回到家里做销售工作。 7、证人梁某的证言，证明自己于2017年9月被骗入衡阳天津天某传销窝点时，手机被借机没收，想要离开时被七、八个男的阻止、威胁。第二天开始有人讲课，买了产品便可以离开，并安排人一直跟着自己。期间，赵导（指赵某1）、覃导（指覃某1）和一个姓陈的人，罚自己蹲马步，并泼水、威胁伤害父母，逼问自己的银行卡密码，被迫交出12000元。天津天某有ＡＢＣＤＥ五个级别，大Ｃ有覃导（后来升为Ｂ级别老总）、再是党导（指党某1），最后是赵导；大Ｃ管理下面几个“家”，每个“家”都有领导（小Ｃ级别），每个“家”的成员人数不清楚。见过一次闫治兴，晓得他是个头，其他情况记不清了。 8、证人肖某1的陈述，证明2017年9月自己被罗某1以找工作为名骗入衡阳传销窝点，被收走手机，限制自由，想离开被几个陌生男子控制住。罗某1等人强制自己购买产品，便以出车祸名义向家里人要了11000元左右，被姓党（指党某1）、赵（指赵某1）、夏收走。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一直在讲课洗脑，自己知道进入传销组织，反抗也没有用，便假装表现得很顺从，但是后来被骗进来的人中有些就被辱骂、威胁、泼水、殴打。天津天某有ＡＢＣＤＥ五个级别。Ｂ级别有廖某1、覃总（指覃某1），大Ｃ级别有覃总（后来升为Ｂ级别老总）、夏导、再是党导，最后是赵导。在覃某1升Ｂ级别时见过廖某1，他只有在有人升级到领导时才会来。对闫治兴不熟悉。 9、证人雷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12月24日自己被同学李某1骗到衡阳传销组织。被关了一个星期后，赵某1要求自己支付 3800元购买产品，因钱不够，还从花呗中套现1500元，共花了 7600元购买两个产品。自己把钱交给了赵某1，覃某1来视察过几次，没有见过廖某1、闫治兴，只知道罗某1、覃某1、赵某1、徐某1是领导。 10、证人肖某2的证言，证明2017年10月18日左右，自己被一罗姓女子骗到衡阳传销窝点，手机被人借机收走，并限制人身自由，被迫上课洗脑，了解所谓事业的运作模式，得知是天津天某传销组织，他们说看不懂就不能走。过了十几天，自己想出去就假装说看懂了，但又说不出具体看懂什么，就被人用热水泼脸，被迫说出银行卡密码。后来他们拿着自己的手机跟自己ＱＱ好友借钱，一共借了1万元左右。天津天某分五级，Ｂ级别见过闫治兴、廖某1、覃某1，Ｃ级别见过党某1、赵某1、罗某1、陈某3等人。在覃某1升到Ｂ级别时见过廖某1，对自己实施威胁和暴力的主要是赵某1、党某1。 11、证人苏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3月自己被骗入衡阳传销窝点，后被迫拿出12000元购买产品加入天津天某组织，一直被关到2018年2月。组织里面门都被锁住、窗户被贴住，要和领导一起才可以出去。老总包某1是Ａ级别，闫总（指闫治兴）、覃总（指覃某1）、梁某1是Ｂ级别。闫总和覃总过来给他们发工资时见到过。 12、同案人陈某1的供述，证明自己于2017年3、4月被骗到衡阳传销窝点，当时窝点领导是党导（指党某1），通过洗脑、被限制人身自由、以受伤欺骗家人的方式，用24000元买了6套产品，当时想他们人多势众，钱肯定保不住，不如买所谓产品，还能赚点提成回来。自己所在天津天某公司分ＡＢＣＤＥ五级，自己属于Ｄ级别，在陈某3的“家”里当管家，管钥匙。大Ｃ领导是赵子墨，他管了三个“家”。赵的上级是一覃姓男子（指覃某1）。自己骗了周某1和林某到衡阳来。同时证明自己将林某、周某1、胡某1骗入衡阳窝点的情况。 13、同案人周某1的证言，证明自己于2017年7月6日被李某2骗入衡阳天津天某传销窝点，最开始被控制人身自由、被打骂、恐吓，后交3900元给党某1购买产品，待过七、八个“家”（一个小团体租住在一个房子里），最后在罗某1的“家”被抓获。频繁换“家”就是换寝，被骗的人有胡某1、雷某、林某。同时证明该传销窝点的模式、组成结构。自己在珠晖区出租房见过廖某1，在上课时听说过闫治兴，但没有见过。 14、同案人余某1的证言，证明自己于2017年9月28日被同学李某3骗至衡阳市先某宾馆传销窝点，当时领导是覃某1、党某1，覃某1作为Ｂ级别领导，一般不直接参与具体事务管理。之后窝点的人一直在对自己洗脑，直到2017年10月12日，党某1和赵某1要自己编造谎言向亲友骗取财物，最终只骗到1200元，加上自己卡内余额2700元，全部被党某1拿去购买产品，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产品，他的钱全部上交给覃某1。之后便一直被限制自由，期间党某1给自己发过175元工资，但他又以帮自己保管为名收回去150元。 15、同案人王某2证言，证明2017年8月份，自己被同学解某1以找工作为名骗到衡阳天津天某，后被赵某1、党某1等人关起来，自己被他们以语言威胁、暴力手段控制在衡阳，其中党某1、赵某1、夏某1逼自己虚构事实从家人及朋友处骗取钱财，但由于手机被他们控制，因此并不清楚具体被骗的财物数额。后党某1、赵某1拿3900元给自己，谎称该钱用于购买产品，但是没有实际产品，他们又将该钱拿走。 16、同案人陈某2的陈述，证明自己在2017年8月被黄某1骗入衡阳石鼓区传销窝点，被限制自由，并收走手机、行李。第二天要求上课，让我们投钱加入天津天某。过了三天没有投钱，就被赵某1和夏姓领导殴打，并要求自己用他们提供的材料向家里要钱，随后自己被迫从亲友处多次筹集16000元，交给夏姓领导和赵某1。自己被关了大概三至四个月。天津天某有ABCDE五个级别，廖某1是B级别，负责管理全部，B级别还有覃某1，C级别有党某1、赵某1，罗某1是跟着赵某1的。在覃某1升为B级别时，见过覃某1和廖某1，廖某1带着覃某1到各“家”。没有见过闫治兴。 17、同案人廖某12019年12月20日的供述与辩解，证明：（1）该团伙从邵阳转移到衡阳的缘由。（2）关于包某2：自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期间，自己和闫治兴已经脱离包某2的管理，不再向他汇报团队情况，以及从2017年1月开始就没有再交钱给他。（3）关于闫治兴：与自己共同管理团队，利益平分，下面有大C领导覃某1所管理的团队。自己2016年才认识党某1，他是闫治兴团队的C级别领导，自己是2015年被闫治兴骗到邵阳传销窝点，最终交了3万元，钱最终应该是给了包某2。（4）加入邵阳传销窝点的时间及组织模式。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覃某1、党某1、赵某1和自己先后加入邵阳的传销团伙，自己与赵某1交钱买产品，钱最终交给包某2，但不能证明他们是否被拘禁。 其中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17日供述具体内容：我们传销组织都是一级一级管理的。小Ｃ级别实际管理每个窝点，将窝点成员的状况及时报告给大Ｃ，包括新人情况、每个成员思想状况，然后大Ｃ汇总以后，就将整个团队的大概信息，比如有没有新人来、有没有新人交钱、交了多少钱等每天打电话向自己汇报，自己接到电话以后，就要大Ｃ按照既定的步骤去做。自己不用天天跟包某2汇报，也是隔一段时间电话向他汇报，然后一个月汇一次钱给包某2，有时候也会一个月汇几次。2017年1月，我们刚到衡阳，包某2负责出钱租房子和其他生活开支。2017年2月的一天，我们团队来衡阳不到20天的样子，自己就被提拔为Ｂ级别老总，就可以回到老家遥控指挥衡阳。到了2017年3月，包某2就把衡阳这边的团队交给自己和闫治兴。2017年1月至3月期间，基本上没有发展新人，也就没有什么钱，够开支就不错了。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期间，从下面收上来的钱就没有再给过包某2，除了开支，剩下的钱由自己和闫治兴平分，是通过支付宝转账或付现给闫治兴。闫治兴平时到团队走一下，看他们一下，请Ｃ级别吃饭。党某1是闫治兴的人，故跟闫治兴联系的比较多。 2019年6月14日供述具体内容：2018年2月初，衡阳这边的团队被公安查获，覃某1打电话问自己怎么办，便让他去了解一下。过了几天，覃某1又打电话告诉自己说赵某1回去了，没有被抓，说赵某1没有车费回去，要自己给他一点钱，自己就通过ATM机给赵某1的卡上存了1万多元钱。 2019年6月20日供述具体内容：2016年底的时候，闫治兴的团队没有发展起来，只有8个人，窝点团队也只有12人左右，团队内部发生矛盾，不服包某2和朱某1（朱某1是闫治兴的上线，包某2是朱某1的上线）等B级别管理，很多C级别带着自己下面的人离开包某2的掌控自己发展去了。包某2和朱某1见这种情况，就安排自己和闫治兴两个团队合为一个团队，转移到衡阳来发展，我们到衡阳来时共19人。包某2和朱某1打电话来问过我们团队的情况，转钱给自己租房和开销，这种情况持续到2017年3月份的样子。2017年3月以后，自己和闫治兴抱怨团队发展不起来，相对业务员有想法；加之已经离开包某2的团队，有人扬言要报复他，包某2和朱某1都无暇顾及，所以包某2和朱某1就把团队交给自己和闫治兴管理，负责整个团队的运营、开支和收益。自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期间，一直都是自己和闫治兴管理，脱离了包某2与朱某1的管理。自2017年1月到衡阳至2018年2月间，我们都没有给包某2、朱某1打过款，就是因为团队不挣钱，包某2和朱某1才把团队给我们管。 闫治兴在2017年3月的样子升为B级别，跟自己共同管理团队，下面只有覃某1一个团队。闫治兴不管团队的开支，由自己统管，但他知道资金往来情况，每个月自己和闫治兴核算之后，挣的钱我们平分。 2019年12月2日供述具体内容：2017年，包某2打电话给自己，让我们到衡阳，称衡阳有合作老总。2017年1月，包某2给了我们团队的房租费、生活费等开支，让我们坐私家车从邵阳转移到衡阳市区，闫治兴跟我们说，当时衡阳这边有领导过来接他们到一间房子里面去，他也是属于包某2管理的一支团队，闫治兴的直接领导是一个叫朱某2的小Ｂ级别老总，他属于包某2管理。包某2一直就是Ｂ级别里最大的一个。2017年1月至2月，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自己每天将团队的情况打电话告诉包某2，包某2也告诉自己怎么做，但他也没来过衡阳。2月，包某2电话里说将衡阳交给自己管理，就是将自己升为Ｂ级，之后就没有跟包某2汇报过衡阳的情况，在衡阳也没有向包某2汇过款,包某2电话也停掉了。2018年2月，因团队出事，给赵某11万元回家费的事情，没有跟包某2讲过。 在邵阳时，2016年上半年自己被提为大Ｃ级别，给包某2转了几十万上线款，具体发展了多少人记不清楚了，覃某1、赵某1、罗某1他们的钱都给了包某2。自己和闫治兴接管衡阳后，上线款的分成是自己和闫治兴商量定的，除了开支之外剩下的钱，自己和闫治兴平分。 2018年10月23日供述具体内容：C级别领导每个月也就两三百元生活费，业务员工资以上面标准发了之后然后以保管的名义再收回来，最后交给了大B级别老总了。自己是小B级别老总，上级是大B包某2，由他负总责，自己把下面整个团队的事情向包某2汇报，包括骗了多少人、上了多少钱、遇到问题如何解决等。自己从下面骗来的钱都给了包某2。包某2负责整个团队的开支，没有钱就向他要，他会根据业务情况，定好每个人的提成。当时下级覃某1用他的身份证开了一张农业银行卡给自己，覃某1就把他们收上来的钱存到卡里，然后自己再从卡里面取现转存到包某2提供的银行卡中，存钱时显示的银行户名是X伟，自己觉得应该就是包某2的卡。包某2经常换卡让我们把钱给他。覃某1等人大概从下面收上来20万元，全部转给包某2，自己就留下一些生活费用。 2016年12月，自己和闫总从邵阳租车在包某2的安排下，将团队共22人带到衡阳。包某2因为本身行事不公平，在邵阳时团队里有人要找他麻烦，所以团队到衡阳后，他就不敢再露面，就用电话遥控指挥我们。2017年1月，包某2把自己提升为Ｂ级别老总，和闫总一起管理衡阳的覃某1、赵某1这个团队。闫总也是包某2提为Ｂ级别老总的。闫总平时也到衡阳来，跟下面老板见面，宣讲成功史，激励大家。从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包某2总共给自己发了2万元工资，另外买了几千元衣服，包某2没有到过衡阳，都是安排自己和闫总与衡阳业务员见面，鼓励下面业务员。包某2都是直接遥控指挥自己负责管理衡阳。 自己每天都会打电话跟包某2联系，根据下面领导汇报的情况简要汇报给包某2，包括来了几个朋友、收了多少钱、团队的情况等等，就像自己下面大C级别每天都要打电话跟自己联系，这是规定好的。自己从下面收上来的钱按照包某2的要求，打到了包某2指定的银行账户，团队领导的工资和日常开销由包某2汇给自己，有时由自己直接在上钱时扣下日常开销的部分，也有一部分是转到梁某2和闫总的卡上，由他们上交。 自己的下级有覃某1，他刚升为B级老总，他之后的是大C级党某1，党某1之后是赵某1当大C，他管理之下的小C级别有罗某1、陈某3这些刚上来的领导。业务员通过QQ微信聊天以谈恋爱、找工作、做生意名义将人骗来，之后将人带到出租房的“家”里，“家”里事先安排的人将门反锁，跟新朋友聊天，要其睡觉，如果不肯，家里所有业务员都会出来要他睡觉，在这种威慑下就服从了，同时有扮黑脸的出现将其制服或威慑住，这样把他留在“家”里。从第二天开始安排人讲课，做新朋友师傅，给他讲课。期间会安排人跟着防止逃跑、自伤自残。过了大概一礼拜时间，就要新朋友向家人骗钱买产品加入公司，后由C级领导取钱，当着新老业务员面由新朋友把钱交给C级领导，这个新朋友就加入了公司。碰到那种不配合抗拒管理的，就安排黑脸骂他、吼他、泼水、踹凳子吓唬他，有的年龄小的领导，因脾气大就会动手打人。 覃某1、党某1当大C时，都是把下面骗来的钱存到由覃某1身份证开户的农行卡里，大概20万元左右，赵某1当大C时给了自己2万元，存在自己身份证办的农村信用社卡里。在覃某1升为B级老总后，自己把两张卡给了覃某1，赵某1的卡被自己丢了。 2018年2月出事那天，赵某1打电话给自己说一个美女从“家”逃了出来，带警察把几个“家”都抄了，自己就让他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第二天他电话打不通了，自己要覃某1联系赵某1，赵某1说他要走，自己便告诉包某2衡阳这边具体情况，包某2说给赵某11万元路费，让赵回去待着再说，赵某1把卡号发给覃某1，覃某1发给自己，自己最后通过ATM转账1万元到赵某1卡上，后来听覃某1说，赵某1把业务员之前存的手机（约一、二十部）都卖了，钱自己花了，自己至今没看过公司有产品。 18、同案人覃某1的供述，证明2017年2月，廖某1带领团队从邵阳转移衡阳传销窝点，后廖某1、闫治兴先后升为Ｂ级别。廖、闫轮流管理衡阳。2017年12月，廖某1直接当众宣布自己升为Ｂ级老总。具体内容：2016年12月中旬，自己被梁某2骗到邵阳传销窝点，当时的窝点是廖某1在管理。在邵阳传销窝点，包某2是Ｂ级别领导，他在组织内化名是包某1，与他见过两三次面。2016年4月，自己在邵阳被升为小Ｃ级别，2017年2月，廖某1在包某2安排下，带领自己、赵某1等人从邵阳转移到衡阳，到衡阳后是闫治兴接的我们，之后廖某1就说上面领导（指包某2）安排他去广州学习，学习回来就提拔，廖某1就出去了一段时间。回衡阳后，大概2017年5、6月，廖某1就被提拔为Ｂ级别，是包某2提拔的，但宣布时自己不在场；没多久，廖某1宣布将闫治兴提拔为Ｂ级。2017年9月在衡阳成为大Ｃ级别。自己在衡阳没有见过包某2，廖某1说包某2是Ａ级别，一般人见不到。我们这些Ｃ级别领导要同时将情况汇报给廖某1和闫治兴。有两次没有找到廖某1，自己就打电话给闫治兴，他就把钱打到自己的微信上，让自己去付房租。廖某1和闫治兴轮流到衡阳，让下面的业务员看到他们成功的模样，相信能成功，然后请吃饭，发钱给我们买烟，让我们好好干。他们到衡阳成员发工资的时候，闫治兴大约来衡阳二、三次。自己是2017年12月我们一起吃饭时，廖某1直接当众宣布自己升为Ｂ级老总。还宣布自己额外管理谢全、赵某1、党某1的窝点，当时他们分别管理3个窝点。自己主要负责收钱，廖某1拿自己身份证办了一张农行卡，卡放在廖某1那。陈某1是2017年6、7月被骗到赵某1“家”的，胡某1是2017年年底骗进党某1“家”的，除此之外，赵某1给自己打电话说过2次业绩，说骗到了钱，党某1说过1、2次。赵某1、党某1直接无卡存款到自己卡里。经自己手的是2万多元样子，其余的都是赵某1、党某1告诉自己，后由他们存到我那张农行卡内。廖某1根据我们每月打多少钱算出产品套数，算好每个月工资，拿信封装好给我们Ｃ级领导，我们再发给下面业务员，再借口帮存起来，汇总到自己这里，后再转存付给廖某1。 19、同案人党某1供述，证明2015年3、4月自己被骗到邵阳传销窝点，被迫交3900元钱购买产品加入进来，当时管自己的Ｃ级别领导是闫治兴，在邵阳没有见过Ｂ级别老总。2017年年初，在闫治兴的安排下，自己带着几个业务员来到衡阳。廖某1是从其他地方回来后成为Ｂ级别，闫治兴是廖某1宣布提拔为Ｂ级别的，当时自己不在场；只听说过有个姓包的Ｂ级别老总，具体姓名不知道。在衡阳期间，我们团队骗来不到20人，具体名字不记得了，自己收了大约3至4万元，都是团队骗新人交的钱，这些钱存到廖某1提供的农行卡里，户名是覃某1。闫治兴在衡阳时间的大Ｃ，带了自己一个多月之后就成为Ｂ级别老总。闫治兴基本不管团队具体事情，他会和廖某1轮流到衡阳，来过二、三次左右，要我们分享他们的成功，让大家努力。到衡阳来之后才认识覃某1和赵某1，不认识肖某2、陈某2、梁某、雷某。认识肖某1、苏某，但不知道他们是谁骗来的，交了多少钱以及过程都不记得了。自己所在天津天某传销组织共分ＡＢＣＤＥ五级。2016年11月，自己在邵阳成为Ｃ级别领导。2017年1月，自己带着业务员租车来到衡阳市，2017年3月，廖某1升为Ｂ级。2017年5、6月，覃某1成为大Ｃ。2017年11月，自己成为大Ｃ，覃某1系其上级，覃某1的上级是廖某1，廖某1负责整个衡阳，然后按级别层层汇报工作。赵某1、罗某1、谢某1、夏某1是自己下级Ｃ级别领导。当时有五个“家”，每个“家”里七、八个人，总共有三十多个人。还证明自己所在组织发展下线的模式。收了大约2万元交给覃某1或者存在覃某1卡上。工资一般都是覃某1发给Ｃ级领导，然后由每个领导发给“家”里业务员，发完后再收回来交给覃某1，团队生活开支由覃某1管理。还证明胡某1被抢劫的过程。 20、同案人赵某1的供述，证明2015年11月自己被骗加入邵阳的一个传销窝点，其中被限制出入、控制手机、贴身跟随等方式被拘禁十余天，被迫按照廖某1的要求购买产品后加入传销组织。在邵阳天津天某窝点里，我们的大Ｃ级领导是廖某1。听廖某1讲Ｂ级老总是包某1，并在廖的手机视频中见过包某1。不认识肖某2、陈某2、梁某、雷某、肖某1、苏某等人。2017年1月左右和“廖卓”（指廖某1）、“覃豪”（指覃某1）、罗某1、黄某2一起从邵阳到衡阳传销窝点。在窝点里，采取惯常手段发展胡某1、岑某、林某，对他们非法拘禁，并劫取胡某1钱财，自己实施殴打，向胡某1泼水。2018年1月自己曾经汇给廖某11万元。廖某1和覃某1都是Ｂ级别老总，骗来的钱都是自己负责交给覃某1，最后交给廖某1。还证明廖某1带着团队一起转移到衡阳时，当时是闫治兴在衡阳接的人。2017年1月左右，廖某1升为Ｂ级，不晓得是谁升的。2017年3、4月，廖某1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闫治兴升为Ｂ级老总。后见过闫治兴三、四次。闫治兴曾到衡阳成员，讲他成功经历。 21、同案人罗某1（在传销组织的名字为罗芯琳）的供述，证明自己所在天津天某传销组织分五级，自己系小Ｃ级别，上级领导系大Ｃ级别的赵某1，赵某1的领导是廖某1。赵某1管理三个“家”，一个是自己位于衡阳市珠晖区的窝点，一个是陈某3的位于衡阳市珠晖区的窝点，一个是赵某1自己位于衡阳市珠晖区户的窝点。自己所在的天津天某是以谈恋爱、找工作和邀请被害人至衡阳游玩为由，将被害人骗至衡阳，然后通过洗脑、控制自由等方式要被害人交钱购买产品，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产品。加入的人交钱越多，当领导的分钱越多，但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拿钱，钱全部交给廖某1。自己所管理的“家”骗了钟某、林某、岑某三人到衡阳，自己还骗了胡某1到衡阳。钟某被周某1骗来第一天就被公安机关查获。 22、同案人包某2的供述，证明：（1）自己2012年加入传销组织，2015年升为Ｂ级别老总。2016年底离开邵阳回到老家邻水县，2017年至今一直在老家做木工，没有再管理廖某1、闫治兴在衡阳，也没有收取上线款，享受分红奖金等利益。（2）在邵阳管理廖某1、闫治兴、黄某3等3个大Ｃ级别，团队共有70人；主要是管理资金的收取和开支，听取大Ｃ领导关于团队发展新人和运作的情况，再安排他们做具体的事情；新人到窝点以后会被限制自由，不得自由出入，窝点里会安排人给他洗脑上课，贴身跟随，没有使用暴力逼迫新人交钱购买产品。在邵阳收到廖某1、闫治兴打过来的上线款不足15万元，自己拿了约3万元。（3）组织运作模式，分层设级，设计多种奖金模式，按发展人头计酬和奖励，但实际没有按宣传的内容去实施，将工资发下以后，会再收回来。 2019年7月25日供述具体内容：（1）关于传销组织管理模式：分为ABCDE五个级别，工资有直销奖、能力差奖、辅导奖、福利奖。直销奖：发展一个人进公司，则E级别得525元，对应的C级别可以得能力差奖175元，B、A级别均可得到一定额度的提成奖励。此外，A、B级别有辅导奖，A级别还有福利奖。实际上没有按这个模式发。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将直销奖发下去之后，又会以怕警察查处的名义收上来，重新交给A级别，从中扣除部分作为生活费。C级别把下面的人收上来的钱全部交给B级别，由B级别拿给A级别。（2）关于管理的团队状况：自己具体管整个团队的资金，包括生活、租房等开支以及从发展的下线收上来的钱，自己主要管理自己这个团队的大C级别领导，大C级别领导每天固定打电话向自己报告团队情况，自己再向大C级安排具体事情。大C级管理三个小C，小C各管理一个“家”，每个“家”由一个小C进行管理，每个“家”有8-12个人左右，不准下面的成员随意出入窝点，安排人看着新来的帅哥，跟他聊天，防止他逃跑。被骗来的帅哥美女不能自由出入窝点。自己成为B级别时，下面有廖某1、闫治兴、黄某3三个大C,每个团队20来个人，共有100来人，这就是自己在邵阳时下面的人员数。因为黄某3、邹某1、谢某2不服管理，他们几个就离开了团队，团队的人散了大半。廖某1、闫治兴两个团队的人也走了大半。后自己安排他们去了邵东，因团队经常被查，自己看到这个情况，就跟上级说不做了，让他们散了，于是自己通过银行给廖某1转了3至4万元，让他把钱给下面的人，让他们回去。（3）关于资金情况：自己的上线是甘某1，她是A级别老总。廖某1、闫治兴是大C的时候，他们通过直接给现金或者直接将新人交来的钱存到自己提供给他们的银行卡上，自己再打电话给甘某1汇报，或者直接将钱给她，或者存到她的银行账户里。在邵阳的时候，廖某1打了10万元左右给自己，闫治兴给了几万元，自己都给了甘某1。自己当B级别老总共得4万元左右。 另关于在衡阳发展情况，证明自己没有安排廖某1、闫治兴将团队迁移到衡阳，廖某1、闫治兴没有把团队情况向自己汇报，也没有打款给自己。2017年至今自己没有继续在传销组织里做事。 2019年9月29日供述具体内容：2012年自己被甘某1（甘春梅）骗到河南的一个传销窝点，待了将近一年后，被转移到邵阳。2014年底时成为大C级，2015年成为了B级别老总，2016年团队散了，自己就回家了，没有管理下面的团队了。自己不知道廖某1、闫治兴他们到衡阳来了，在衡阳的时候，他们没有打款给自己，自己也没有跟他们联系。廖某1、闫治兴两个大C级不服自己管理，他们想自己搞，也就是想升为B级别，要单独干，闹着要分家。自己请示甘某1，她表示同意。自己本意是安排廖某1、闫治兴去邵东县，他们到了邵东县后常被当地小混混骚扰，自己就安排他们回家。自己管理下面的团队主要是管理资金，甘某1将钱给自己，自己再给下面的团队，这个资金包括生活费、房租等开支。下面收上来的钱自己打给甘某1，甘某1让自己发放工资后又收回。自己通过电话联系并管理下面的团队，每个团队的大C级将团队情况反馈来，主要是每天打电话汇报团队新来的朋友、老板们的情况、房租、日常开销等情况；然后再安排大C级去做具体事情。每个月自己还会到团队去看看，与每个“家”的成员讲话，要大C级收上线款等。2015年的时候，因为朋友在这边开服装店我来过衡阳玩。之后再也没有来过。 2019年12月2日供述具体内容：2015年，廖某1在邵阳被自己提拔为大Ｃ级别，后来闫治兴和黄某3也先后升为大Ｃ级，自己直接管理他们三个团队，他们向自己电话汇报团队情况，把钱交给自己，自己再转生活费等开支给他们。廖某1在邵阳大概给自己转了不到十万元上线款，闫治兴团队在邵阳给自己不超过5万元。黄某3团队是从廖某1或闫治兴二人团队中分出来的，没做几天就回家了，没有给自己打多少钱。自己收的钱都给了甘春梅，自己总共拿了3万元多。2016年下半年，廖某1团队剩下十多个人，自己安排廖某1到邵东县时间，因有小混混滋扰，自己便转给廖某1三、四万元，让他遣散业务员回家，自己也回家，后就跟廖某1没有联系。不清楚廖某1、闫治兴何时候转到衡阳。关于他们在衡阳发展传销的情况，他们没有跟我讲过，钱也没有打给我。只有在2014年的时候来过衡阳，只是见朋友。 23、抓获经过，证明2019年7月11日15时许，经上网追逃，安康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抓获被告人闫治兴。同月17日10时许，邻水县公安已中城财派出所抓获涉案人员包某2。 24、辨认笔录及身份证明照片，证明证人肖某1、雷某、苏某、梁某从公安机关提供的十二张不同男性或女性正面免冠照片中，分别辨认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劝说交钱加入组织的廖某1、闫治兴、覃某1、党某1、赵某1、罗某1；以及同案人之间的辨认，证明是同一个犯罪组织成员。 25、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份，证明覃某1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向廖某1转款431273.51元的事实。即2017年3月12日转账40000元、3893元；3月15日转账30000元；4月7日转账40700元；5月17日转账31350元；5月24日转账41900元；6月9日转账10125元；6月19日转账1700元；6月25日22909元；8月4日转账50000元；8月9日转账896元；8月28日转账30000元；10月12日转账15100元；10月18日转账34602元；11月3日转账35100.51元；12月3日转账42000元、998元。 26、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包某2收取闫治兴、廖某1、朱某2、黄某3等人款项共计61.3万余元，转款给廖某131200元。自2017年开始，3995账户与廖某1无交易。即包某2尾号为8225的建行卡，2015年12月3日，收闫治兴3万元；其尾号为3995的建行卡，2016年6月至2016年11月，共收廖某1转账469375元，2016年6月，收朱某2、黄某3共82570元，收ATM存款31243元，转账给廖某131200元。 27、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记录，证明2017年以后，包某2与廖某1等人无资金往来记录。即包某2尾号为5311的工商银行卡于2016年6月26日收廖某1转账35100元、8月3日收廖某13700元，8月7日收黄某318075元、11月14日收宋某13900元。 28、办案情况一份，证明廖某1收取违法所得与闫治兴平分，其中廖某1通过支付宝转账给闫治兴总计219820元。 29、被告人闫治兴的户籍资料，证明被告人闫治兴的身份情况，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30、本院（2018）湘0405刑初120号、165号、（2019）湘0405刑初36号、87号刑事判决书及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4刑终446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同案人廖某1、党某1、覃某1、赵某1等人被判处刑罚的情况，以及以廖某1、党某1、覃某1等人为首要分子或者骨干成员的挂名天津天某的犯罪组织，被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 31、被告人闫治兴的供述，证明：（1）关于天津天某的运作模式，分层设级，设计多种奖金模式，按发展人头计酬和奖励，但实际上没有按宣传的内容去实施，将工资发下去以后，会再收回来。新人到窝点以后会被限制自由，不得自由出入，窝点里会安排人给他洗脑上课，贴身跟随。新人要求走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围住他，吓唬他，让他害怕不敢走。（2）关于包某2：在侦查环节，证明是包某2当众提拔自己与廖某1为Ｂ级别老总；听廖某1说是包某2安排自己到衡阳以及把钱转给了包某2。在审查起诉环节，予以否认，供述是廖某1当众宣布其为Ｂ级别，廖某1说把钱交给了公司，是公司安排其来衡阳看望团队。（3）关于发展新人方式：我们会安排团队里的人在微信和ＱＱ上以谈恋爱、找工作的名义将人骗到衡阳来，大Ｃ级再安排人接到窝点，控制新人的手机，跟他聊天，如果新人要走，会要求他看懂我们这个行业，会安排这个“家”的成员从房间出来，多人围住他，如果还是要走的话，就会吓吓他，让他害怕不敢走。会事先安排人跟新人睡觉，把新人控制在窝点里，派人跟随新人，包括上厕所、吃饭，安排一个人当他的师傅，给新人讲课。每隔三天的样子，会安排团队里的Ｃ级别领导跟新人见面，跟他聊天，让他好好看行业，交钱加入行业。大约半个月的样子，Ｃ级别领导会安排新人编造出车祸等谎言骗新人家里拿钱。家里的钱到账以后，大Ｃ会安排人把钱取出来，在窝点当着组织成员的面，要新人把钱交给大Ｃ，这就表明他加入了公司。（4）关于团队层级管理：我们是一级一级管理的，Ａ级别管理Ｂ级别，级别管理下面的团队，每个团队有大Ｃ直接管理，大Ｃ管理下面的小Ｃ。团队中每天发生的事情，每个“家”的小Ｃ都要汇报给大Ｃ，大Ｃ打电话给Ｂ级别，Ｂ级别再通过电话告诉大Ｃ该怎么做，大Ｃ再安排下去具体去做，这是我们的组织规定。自己的上级是包某2，自己和廖某1是同级别，都属于包某2管。2016年自己在邵阳的时候被包某2提升为大Ｃ，管理了一个团队；因为团队出现矛盾，不服包某2管，很多Ｃ级别领导带着成员离开了包某2的团队。到2016年底的时候，自己的团队只有党某1一个Ｃ级别，共10多个人的样子。2017年1月的时候，包某2安排自己带着党某1和廖某1带来十几个人从邵阳到衡阳。（5）关于收款、开支、分红：自己在衡阳当大Ｃ期间，将收上来的钱都交给了廖某1，廖某1说把钱交给公司，一般都是交给管理团队的Ｂ级别，也就是包某2。在邵阳时，包某2给自己一张用廖某1的名字开户的银行卡，让自己把钱打到这张银行卡里。到衡阳以后，还是这张卡，自己按照他所讲的，无卡存款到这个银行账号。不清楚这张银行卡现在谁手里。团队刚开始在衡阳租房以及生活开支是包某2把钱打给廖某1，再由廖某1来开支。廖某1给自己分红的钱是从下面收上来的上线款，分红的钱都是廖某1通过银行卡、支付宝给自己的，共有22万元。廖某1收上来的钱是否给包某2就不清楚。 2019年8月8日供述：自己成为Ｂ级别以后，再也没有跟包某2直接联系过，都是包某2把安排事宜传达给廖某1，再由廖某1打电话告诉自己，包某2会安排自己什么时间到衡阳来看看。包某2当时打电话给我说，在邵阳不好发展，你带人去衡阳发展。2019年11月26日供述：是包某2手下一个叫刘义的人告诉自己，说上面老总（指包某2）安排我们到衡阳，还当场给了自己1000元现金。到衡阳以后，自己和廖某1两个团队合成一个团队，由廖某1实际负责。不久，包某2在衡阳领导的面升廖某1为Ｂ级别老总，自己就成为管理团队的大Ｃ级别导。自己当大Ｃ期间，廖某1不在衡阳，衡阳的一切事情由自己负责，具体管理覃某1、党某1、赵某1三个小Ｃ级别，有4个窝点，共30多个人的样子。2017年3-4月左右，包某2和廖某1当着Ｃ、Ｄ、Ｅ三个级别成员的面，把自己升为Ｂ级别老总，这个时候自己可以自由地出入衡阳，不需要总待在这里。后覃某1接替自己成为大Ｃ。自己成为Ｂ级别以后，基本上是廖某1负责联系衡阳，他遥控指挥大Ｃ，大Ｃ跟他每天汇报情况，自己和廖某1只是轮流到衡阳来看团队成员，介绍成功经验，让他们加油干。自己当大Ｃ的时候，是通过电话给廖某1和包某2汇报，包括团队的日常情况，他们会安排具体怎么做，有时听了就直接挂了。自己到衡阳以后，没有跟包某2汇报过团队情况。有一次覃某1打廖某1电话没打通，就向自己汇报过一次团队情况。廖某1对自己讲，他向包某2反映具体情况。廖某1还打电话说，包某2安排自己到衡阳来看情况，自己共来过２次，包某2没有安排自己不会来，自己和廖某1轮流来衡阳看情况。 2019年11月26日供述：到衡阳后未跟包某2联系过，自己以为廖某1在2017年提自己为Ｂ级，是包某2的意思，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他管的。自己到衡阳都是廖某1打电话来，说是公司安排的，自己就以为是包某2安排的。2017年正月初，廖某1当着业务员和领导的面讲：闫治兴升为Ｂ级别老总了，这个是公司安排的。当时还有覃某1、赵某1以及一些业务员在场。 本院认为，以同案人廖某1、被告人闫治兴为首要分子，同案人覃某1、党某1、赵某1、罗某1等人为骨干成员，同案人陈某1等人为主要成员的犯罪组织，为谋取非法利益，纠集其他成员，打着“天津天某生物发展有限公司”的传销幌子，在衡阳市雁峰区珠晖区广设窝点，组成了一支有组织领导、有策划分工，且互相配合的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采取暴力殴打、胁迫等手段，对多名被害人实施抢劫，还采取限制人身自由、侮辱等手段，非法拘禁多名被害人，严重侵害被害人的财产及人身权利，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系典型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应依法予以严惩。对公诉机关对本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指控，本院予以支持。 本案中，被告人闫治兴及同案人廖某1组织、领导、指挥同案人覃某1、党某1、赵某1等人以开展传销活动为名，采取暴力殴打、胁迫等方式，强行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闫治兴与上述同案人以开展传销活动为名，非法拘禁他人，或在劫取他人钱款后继续非法拘禁他人，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闫治兴犯抢劫罪、非法拘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闫治兴犯数罪，依法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本案系共同犯罪，在抢劫、非法拘禁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闫治兴起组织、领导作用，系主犯，且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闫治兴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另被告人闫治兴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通过犯罪集团获得的违法所得，除抢劫被害人的12000元应退赔给被害人外，其余部分207820元均应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对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意见。经查，被告人闫治兴及同案人廖某1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根据办理恶势力案件刑事政策及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其量刑要体现总体从严。综合全案，被告人闫治兴等人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严重，应限制其认罪认罚的量刑幅度。公诉机关的量刑意见妥当，本院予以采纳。 另外，被告人闫治兴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虽对罪名成立与否存在异议，且拒绝认罪认罚，但对主要案件事实予以供述，不影响坦白情节的认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闫治兴具有坦白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的意见，关于坦白部分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认罪认罚部分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闫治兴及其辩护人提出闫治兴未实际参与抢劫胡某1，闫治兴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的意见。经查，闫治兴的供述与同案人廖某1、覃某1、党某1、赵某1的供述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天津天某的盈利模式是以各种理由诱骗被害人至衡阳，然后通过语言及行为暴力逼迫被害人让亲友汇款购买并不存在的产品，抢到钱财或收到汇款后，组织成员将钱层层上交至Ｂ级别老总处。闫治兴、廖某1作为党某1、覃某1、党某1、赵某1等人所在窝点的Ｂ级别老总，下级成员覃某1等人每次对被害人实施抢劫的具体经过并不需要每次提前汇报给闫治兴或廖某1，有时是事后汇报。根据在案证据显示，覃某1、党某1、赵某1等人实施暴力行为从胡某1处夺取财物后即向廖某1汇报，并将财物通过银行转给廖某1、闫治兴，这也是该犯罪集团的惯常模式，廖某1、闫治兴并未明确反对覃某1等人的暴力行为，表明下线的暴力行为是在廖某1、闫治兴的授意范围内，故闫治兴应当对抢劫罪承担刑事责任。因此，被告人闫治兴及其辩护人提出闫治兴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为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根据被告人闫治兴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九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闫治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7月11日起至2026年10月10日止。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清。） 二、责令被告人闫治兴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退赔被害人胡某1人民币一万二千元； 三、继续追缴被告人闫治兴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万七千八十二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审 判 长  谢椿岚 审 判 员  蒋才茂 审 判 员  朱灿灿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胡洪葵 代理书记员  曾 蓉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三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持枪抢劫的;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九十七条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