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5民终3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牟云秀，女，1988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叙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胜岗，四川精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才，男，198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叙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维，四川结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龙，男，1983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叙永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泸州和众利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泸州市江阳区蓝安路二段1号附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025632931690。 法定代表人：臧奉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晓锋，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成军，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牟云秀因与被上诉人刘才、陈龙、泸州和众利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众利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法院（2019）川0524民初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牟云秀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才对牟云秀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刘才与牟云秀持股的叙永县瑞涵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涵公司）签订的是《车辆代购合同》，双方形成的仅是车辆代购关系，瑞涵公司收取代购服务费2000元，该车的销售商为和众利德公司，一审诉讼中，和众利德公司自认交付的车辆为悦享版而非进取版，其法律责任应由和众利德公司承担。瑞涵公司与刘才签订《车辆代购合同》后，向和众利德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购买的是进取版车辆，瑞涵公司主观上无欺诈的故意，客观上也未实施虚假告知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因此不构成欺诈。本案车辆交付时间是2017年4月19日，刘才在2019年2月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刘才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陈龙辩称：对刘才购车情况不清楚，不应当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和众利德公司辩称：本案是基于刘才与瑞涵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和众利德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当承担责任，不能以和众利德公司代开发票的行为，认定与刘才之间具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刘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牟云秀、陈龙、和众利德公司赔偿刘才购车款809400元；牟云秀、陈龙在未完成出资金额内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3日，刘才为乙方、瑞涵公司为甲方签订《汽车代购合同》，约定“确认甲、乙双方同意按下列条件由乙方购进甲方出售以下商品车，其成交条款如下：1、购车情况：品牌/车型：英菲尼迪Q50L2016款2.0T进取版；颜色：蓝色；数量：壹；定金（元）：10000.00；车价（元）：267800；总金额（元）：267800.00；总金额（大写）：贰拾陆万柒仟捌佰元整；注：保险甲方代买，按揭手续费7500，送全车贴膜、脚垫、尾箱垫；付款方式：汽车分期……”同日，刘才向瑞涵公司交款10000元。2017年3月15日，瑞涵公司法定代表人即牟云秀与和众利德公司商议刘才购车之事，并向和众利德公司转款10000元。在双方商议过程中出现的《汽车销售合同》显示车辆为进取版，价格为265800元，和众利德公司人员进行了确认，瑞涵公司签字处无签名、盖章。2017年4月10日，刘才向瑞涵公司交款112600元；2017年4月19日，瑞涵公司向刘才交付了识别代码为LGBW1PE00GR037301的轿车一辆及行驶证、保险单、发票等资料，刘才对车辆、附件及资料进行了确认，除天线一项未明确是否齐全外，其余均正常和齐全。2019年1月，刘才在对其购买的前述车辆进行维修中得知其车不是进取版，而是售价低1万余元的悦享版。2月12日，刘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和众利德公司表示其交给瑞涵公司的车辆为悦享版。 另查明：瑞涵公司于2014年4月16日成立，股东为牟云秀、陈龙；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牟云秀、陈龙分别占51%、49%的股份；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配件、建材（不含危化品）销售。2019年1月19日，叙永县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向瑞涵公司发出《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决定准予注销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刘才与瑞涵公司签订的《汽车代购合同》虽名为“代购合同”，但内容约定刘才购进瑞涵公司出售的车辆及车辆的品牌、车型、颜色、价款等具体内容，却未约定代购的相关事宜，其实质是刘才向瑞涵公司交付购车款，瑞涵公司向刘才交付合同约定的车辆，应当认定刘才系与瑞涵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牟云秀辩称与刘才系委托代购关系的意见与《汽车代购合同》约定内容不符，一审法院对牟云秀的此项辩驳意见不予采纳。刘才自行出资购买车辆，并登记于自己名下使用，应当认定刘才是为生活消费所需购买车辆，刘才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的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并未规定消费者应当先变更或撤销购买或服务合同后才能主张赔偿，故一审法院对和众利德公司辩称刘才未主张变更或撤销买卖合同径行主张三倍赔偿不合法及变更或撤销期间为一年的意见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的，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刘才于2017年3月3日与瑞涵公司签订合同及刘才发现车辆不是进取版计算，均未超过三年期间，故一审法院对牟云秀辩称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一年期间计算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瑞涵公司是否存在欺诈问题，一审法院作如下评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可见，行为人是否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是认定欺诈行为的条件之一，而是否为故意需通过客观表现予以认定。《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五条第（七）项至第（十）项、第六条和第十三条规定行为之一的，属于欺诈行为。”第五条第（十）项规定“骗取消费者价款或者费用而不提供或者不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一条规定“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家用汽车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明和其他标识。”本案中的经营者瑞涵公司有按约定为刘才提供进取版车辆的义务，其在向刘才交付车辆前应当对车辆是否符合约定作出全面的、专业的认定，但该公司并未尽到自己的义务而直接将车辆交付给刘才，应当认定其存在消极的欺诈行为。悦享版车辆与进取版车辆其差异并不明显，刘才作为一般消费者很难确定两者差异，其基于对瑞涵公司的信任接收了车辆，应当认定其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与瑞涵公司的消极欺诈行为有关，故一审法院认定刘才主张的瑞涵公司存在欺诈的理由成立。瑞涵公司应当按照购车款即269800元的三倍金额予以赔偿，即赔偿刘才8094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瑞涵公司已注销，其股东即被告牟云秀、陈龙未证明其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也未证明其已经承担了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刘才请求牟云秀、陈龙在认缴出资额内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牟云秀、陈龙认缴的出资额分别为510000元和490000元，应以此金额为限对刘才承担责任。和众利德公司与刘才无买卖关系，也不是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承担义务的主体，刘才请求和众利德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刘才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牟云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以其认缴出资额510000元为限赔偿刘才相应款项；二、陈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以其认缴出资额490000元为限赔偿刘才相应款项；三、上述第一、二项赔偿款之和共计809400元；四、驳回刘才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947元，由牟云秀负担3033元，陈龙负担2914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牟云秀向本院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打印件2份，拟证明其向和众利德公司转款已经注明系刘才购车款，瑞涵公司仅是代购汽车，不是买卖合同的主体。被上诉人刘才质证认为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客观性。被上诉人陈龙质证认为对转账情况不知情。被上诉人和众利德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认为，该银行转账情况属实，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刘才自行出资购买车辆，并登记于自己名下使用，应当认定刘才是为生活消费所需购买车辆，刘才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消费者。刘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的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牟云秀、陈龙、和众利德公司赔偿3倍购车款，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牟云秀、陈龙设立的瑞涵公司是否系汽车买卖合同主体？二、牟云秀、陈龙设立的瑞涵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牟云秀、陈龙设立的瑞涵公司是否系汽车买卖合同主体问题。2017年3月3日，刘才为乙方、瑞涵公司为甲方签订《汽车代购合同》，双方的合同名称虽为《汽车代购合同》，但在合同中，双方明确约定乙方（即刘才）系购买车辆，甲方（即瑞涵公司）系出售车辆，同时合同还对车辆情况、付款方式以及车辆交付等作出明确约定，约定购车价款为267800.00元，双方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之规定，双方已经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牟云秀认为，瑞涵公司仅是代购行为，在交易过程中仅收取2000元服务费。本院认为，瑞涵公司股东牟云秀于2017年3月15日向和众利德公司支付定金，订购车辆，约定购车款为265800元。瑞涵公司与和众利德公司之间已经形成新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牟云秀向和众利德公司的银行转账记录中虽载明为刘才购车款，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瑞涵公司系代购行为，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两次交易的差价2000元系瑞涵公司收取的服务费。上诉人牟云秀认为本案发票系和众利德公司出具，应当认定和众利德公司与刘才之间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刘才未与和众利德公司之间订立有买卖合同，双方没有买卖汽车的意思表示，不能仅以税务发票认定双方具有买卖合同关系。故上诉人牟云秀认为瑞涵公司仅是代购行为，不是合同主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牟云秀、陈龙设立的瑞涵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的问题。 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的行为。本案中，瑞涵公司收到和众利德公司交付的车辆后，应当认真核对家用汽车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明和其他标识。瑞涵公司作为英菲尼迪汽车的销售公司，对英菲尼迪汽车车型应当全面知晓。而瑞涵公司将售价低1万余元的英菲尼迪Q50L2016款2.0T悦享版汽车充当英菲尼迪Q50L2016款2.0T进取版汽车交付给刘才，通过以次充好方式，隐瞒车辆的真实情况，导致作为消费者的刘才错误的认为瑞涵公司交付的是英菲尼迪Q50L2016款2.0T进取版汽车。故牟云秀、陈龙设立的瑞涵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上诉人牟云秀认为瑞涵公司不构成欺诈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的，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才于2017年3月3日与瑞涵公司签订合同，履行买卖合同以及刘才发现车辆不是进取版的时间点计算，均未超过三年期间。故上诉人牟云秀认为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牟云秀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恰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94元，由上诉人牟云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天全 审判员  钟 洁 审判员  李慧至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银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