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申96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春柳，女，汉族，1927年12月21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程康辉，男，汉族，1951年7月9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程康魁，男，汉族，1956年8月15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代理人陈文俊、朱晓丫，浙江井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惠民路856号光明桥边。法定代表人冯金考，局长。委托代理人姜亚静，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程村娒，男，汉族，1934年8月19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代理人林慧慧、李博，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程康胜，男，汉族，1954年1月21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再审申请人刘春柳等三人因与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行终61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刘春柳、程康辉、程康魁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纯属主观臆断。原审法院据此驳回申请人的起诉，确有错误。首先，(2012)温鹿藤民初字第31号民事案件原审原告、原审上诉人程康胜向第三人主张的是排除妨害，针对的是涉案土地旁另一块土地的权利。其次，申请人当时并不知晓具体情况，未委托过原审原告、原审上诉人程康胜代为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且申请人自始至终也没有接到法院追加的通知，从未参与过庭审，更不知晓庭审的具体情况与第三人的举证情况。原审法院简单地认定原审原告、原审上诉人程康胜已于2012年知晓被诉登记行为的具体内容，就推断其余三人就已知晓被诉登记行为的具体内容，完全是主观臆断，与事实不符。再则，申请人与原审原告、原审上诉人程康胜早已各自成家，分开居住，然而，二审法院却认定原审原告、原审上诉人程康胜已作为申请人户提起诉讼，视为申请人知晓，也是与事实不符。最后，类比法院送达规则，当受送达人不在时，也要同住的成年家属签收才可以。而在(2012)温鹿藤民初字第31号民事案件中，申请人一不是诉讼参加人，二没有与原审原告、原审上诉人程康胜同住，申请人事实上于2012年确不知晓被诉登记行为的具体内容。可一、二审法院就推断申请人己于2012年明确知晓被诉登记行为的具体内容，纯属主观臆断。二、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超过起诉期限，实属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本案中，申请人非行政行为相对人，而是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根本不可能告知申请人起诉期限。一审法院将申请人视为行政相对人来适用该条法律，认定申请人超过起诉期限，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第二，二审法院也是将申请人视为行政相对人而适用该条法律，明显也是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法院认定原审原告、原审上诉人程康胜超过起诉期限也是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2012)温鹿藤民初字第31号民事案件中，虽第三人提交了涉案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作为证据，但彼时因原审原告、原审上诉人程康胜并不知晓该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存在合法性问题，直至2018年4月3日温州市信访局才告知其权利应向鹿城区人民政府主张。故自原审原告、原审上诉人程康胜和申请人主张诉讼权利之日至提起诉讼未超过1年的起诉期限，更未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原审原告、原审上诉人程康胜和申请人的起诉仍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其次，原审原告、原审上诉人程康胜系被诉登记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而非行政相对人。原审法院适用行政相对人的起诉期限来适用行政利害关系人的起诉期限，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最后，本案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之规定，适用20年的起诉期限。综上，请求撤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2行初130号行政裁定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行终612号行政裁定；二、依法指令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三、一审、二审、再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辩称：第一，被答辩人刘春柳、程康辉、程康魁再审申请书中称直到2018年4月3日才知晓答辩人作出的被诉登记行为，该说法与事实不符。本案原告共有四人，分别为刘春柳、程康辉、程康魁和程康胜。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原审原告之一的程康胜曾于2012年作为户内代表向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排除妨害之诉(案号：[2012]温鹿藤民初字第31号)，该案中的被告程村娒为证明自己没有侵权行为，依法向法院提交了涉案宗地的土地证(温集用[2004]第1-6509号)等证据材料，程康胜亦已收到该证据并进行了质证。因此，程康胜在2012年就已经知道被诉登记行为的具体内容，而程康胜与被答辩人刘春柳、程康辉、程康魁之间属于至亲的特殊关系，可以认定刘春柳、程康辉、程康魁和程康胜等四人至迟在2012年就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立法本意，其直到2018年才起诉要求撤销涉案土地证，显然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定起诉期限。第二，(2012)温鹿藤民初字第31号案件中，被告程村娒除提交涉案土地证之外，还提交了一份仲裁裁定书([2011]温鹿土仲字第7号)，该裁定书介绍土地仲裁申请人身份情况时记载“申请人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双潮办事处下冯山村程康胜户，代表本户程康胜、刘春柳、孙仙红、程晓科等4人”，程村娒在该土地仲裁案件中也将涉案土地证作为证据提交。据此，实际上原审原告程康胜在2011年就已知道被诉登记行为的内容，被答辩人刘春柳、程康辉、程康魁作为至亲，当时也应当知晓被诉登记行为的内容。第三，本案一审裁定作出之后，被答辩人刘春柳、程康辉、程康魁和原审原告程康胜共同提起了上诉，在《上诉状》(第五页)中，该四人称：“第三，(2012)温鹿藤民初字第31号案件中，虽第三人提交了涉案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作为证据，但彼时因上诉人一直以为该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所涉土地确由上诉人已故亲属卖于第三人，并不知晓该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存在合法性问题。……后因第三人一直未履行承诺对房屋进行拆除，上诉人便多次信访，直到2018年4月3日温州市信访局才告知其权利应向鹿城区人民政府主张。至此，上诉人才知晓侵害自己权利的还有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致，……。”据此可知，被答辩人刘春柳、程康辉、程康魁在上诉状中已经自认在2012年就已知晓被诉土地登记内容，其直到2018年才提起本案诉讼的主要原因是第三人程村娒一直未履行承诺(根据上诉状的记载)，而非对涉案土地证不知情。因此，被答辩人刘春柳、程康辉、程康魁再审称直到2018年4月3日才知晓被诉登记行为的具体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第四，被答辩人再审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适用的对象仅限于行政行为相对人，这显然是对法律的曲解，该条文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不排除“有关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应当包括行政行为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第五，如上所述，被答辩人刘春柳、程康辉、程康魁和原审原告程康胜至迟在2012年就已知晓被诉登记行为的具体内容，至2018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施行前，也已经超过两年起诉期限。被答辩人于2018年5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不管是一年还是两年起诉期限，均已超过法定期限。第六，我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就本案而言，被答辩人主张对涉案土地享有使用权，可通过民事确权之诉寻求救济。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本案二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答辩人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被申请人程村娒答辩称：一、被答辩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主体不适格。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起诉人要对其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涉案土地有任何利害关系。故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起诉。二、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2004年8月16日，答辩人向原温州市国土资源局鹿城分局提交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书，并提交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等材料。之后，原温州市国土资源局鹿城分局于2004年7月5日就被诉行政登记行为在村里张贴公告，经过15天异议期，无人提出异议申请。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遂于2004年9月20日准予诉争土地登记于答辩人名下。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首先，被诉行政行为已于2004年就在村委会张贴公告，在规定的期限内无人提出异议。根据相关法律关系，公告送达的，在异议期满后，应当视为被答辩人已知悉被诉行政行为并且无异议。其次，在(2012)温鹿藤民初字第31号排除妨害案件审理中，答辩人又一次提交了涉案的土地使用权证，程康胜作为一户代表，应当视为被答辩人一户已经知悉被诉行政行为。综上所述，被答辩人提起一审案件已超过起诉期限，应当予以驳回起诉，恳请驳回被答辩人再审申请。二审上诉人程康胜在本案审查期间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原审审理情况以及双方申请再审、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再审申请人刘春柳等人的起诉有无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具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关于起诉期限法律适用的相关问题，具体涉及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时的起诉期限以及最长起诉期限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据此，本院认为，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时的起诉期限与最长起诉期限的适用并不因适用对象系行政相对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而不同，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以“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为起算点标准，后者则以“行政行为作出”为起算点标准。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其并非行政行为相对人、因此应适用二十年最长起诉期限的规定，以及程康胜在前案民事诉讼中并不知晓该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存在合法性问题、因此不能认定其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等意见，均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再审申请人刘春柳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时间的认定。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2012）温鹿藤民初字第31号排除妨害案件审理中，程村娒提交了案涉土地使用权证。鉴于本案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之一的程康胜在上述民事案件中系代表该户提起诉讼，在其代表资格未被否定的情况下，对其在该案诉讼中诉讼行为及法律效果的认定均应及于该户成员。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作为该户成员的三再审申请人至迟于2012年即前述民事诉讼过程中已知晓被诉登记行为的具体内容，符合程康胜代表该户进行民事诉讼的法律性质。综上，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再审申请人于2018年5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两年的起诉期限并予驳回，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春柳、程康辉、程康魁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刘春柳、程康辉、程康魁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黄金富审判员  夏祖银审判员  王富新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吕圣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