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3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俊卫，男，1992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强，浙江东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再贤，男，1994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纬国，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俊卫因与被上诉人温再贤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平阳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6民初5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易景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苏子文、郑建文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俊卫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作出陈俊卫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温再贤的主张作为事实认定的内容，明显错误。温再贤自称支付了350万元的转让款，只是温再贤自己的陈述，没有证据证实。温再贤在录音中说：“250万元聘请冯文明，当时100万元的钱，是我跟你二个人一起取的，给的他，250万元后来取的，给了他；第二次我们跟我叔在车上的，还有冯文明，我跟你三个人把钱搬到他车上的，是不是钱，是他妈纸钱？”温再贤在一审二次庭审的陈述也不一致，第一次开庭时说：“转让款分二次支付给冯文明，一次是3月份支付100万元，一次是过了2个月付了250万元，均以现金方式支付，没有收条，在冯文明的家里。”第二次开庭温再贤又改为是3月份现金交付250万元，转账100万元。温再贤对于350万元款项的交付方式、时间、地点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陈俊卫提供了与冯文明的二次通话录音，一次是起诉前陈俊卫与冯文明，一次是起诉后代理律师与冯文明的通话，冯文明均明确表示其没有收到股权款，其与温再贤的叔叔有经济来往，但不是股权款。再结合陈俊卫2017年2月22日将100万元购股权款汇给温再贤后，被立即用于支付宝支出、提取现金、转账给吴玉华、王宋喜、朱美玲、郭康等，用于个人支出等事实，足以证明温再贤的陈述不可信。二、原判认为陈俊卫自愿以出资100万元占嘉兴市循环经济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10％股份，后其参与研究院的经营活动，双方之间成立合伙关系，没有依据，并且错误。陈俊卫就是基于温再贤的欺诈或诈骗提起本案撤销之诉，温再贤在录音中说“嘉兴发改局是立过项的、开过专家会、去年申报的项目，项目库里是查不到、用地规划是有，我当时找朱永根的路子肯定没有错，说白了，我们看在一个地的回报回来就算了”；“去掉320多万元，去掉领导，给完张主任和朱永根的钱，还能剩350几万元，他们一个人也不多，每个人15万元”；一审庭审中，温再贤代理人却又说“不知道350万元的买价是怎么来的，不知道研究院有什么资产、项目，不知道张主任、朱永根是谁等”。陈俊卫还提供双方以前的微信截图证明温再贤的诈骗、欺诈行为。“陈俊卫自愿以出资100万元购买研究院10％股份”也是温再贤的答辩内容，没有证据证明。陈俊卫提供的证据表明，2017年2月28日，研究院的净资产总额为202998元，没有投资项目，没有不动产，固定资产98272元。2016年全年入305048元，2017年1、2月份收入28571元。从事非盈利性的社会服务活动性的社会组织，取得的收入即经费只能用于事业发展，盈余不得分红。购买这样的非盈利性社会组织，陈俊卫“自愿”的理由、依据是什么？陈俊卫对研究院不了解，也没有参与收购，就“自愿”出100万元，这不符合日常逻辑，唯一的起因就是温再贤的欺诈。一审以“上诉人后期参与研究院的经营活动”认定合伙关系，没有依据，认定错误。双方共同出资购买研究院股份，并不是指双方合伙。温再贤出具的收条意思明确，系收到购研究院10％股份的款项，股份转让协议于28日再行签订。这明显是购买10％股份的款，不是合伙出资款。温再贤在研究院的经营中、电话录音中，自始自终，都没有说双方系合伙关系。研究院章程中签名的陈秀敏系温再贤的母亲，王宋喜系温再贤的叔叔，可以印证陈俊卫没有资格成为合伙人，否则不可能不在章程中签名。温再贤在变更登记、章程时，不把陈俊卫列为投资人，也说明陈俊卫不是合伙人。经营管理中也未将陈俊卫列为合伙人的层次，温再贤提供的工资表足以证明陈俊卫只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也印证陈俊卫不是合伙人。电话录音中也证实陈俊卫要的是股份，不是合伙经营。一审仅以陈俊卫在后期有工作岗位，自己做了一些记录等就认定系合伙关系，显然依据不足，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显失公平，程序不当。陈俊卫认为温再贤的行为系恶意欺诈，依法请求撤销，而一审法院对陈俊卫提供的证据所能证明的内容不予以采纳，在明知温再贤以合伙关系为由逃避责任，不做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做出对温再贤有利的判决，不利于诚信社会的建设。四、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与人民法院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释明，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认定的法律关系与陈俊卫的请求不一致，但没有释明，却直接做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属裁判错误。一审应当按照其认定，做出驳回起诉的判决，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温再贤答辩：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陈俊卫与被上诉人温再贤系合伙关系，事实清楚。陈俊卫认为其系委托温再贤购买研究院10％股份，但温再贤却没有履行委托事项，故要求返还委托购买的出资款100万元。陈俊卫的该主张明显背离了双方共同合伙这一客观事实。一审庭审中，法庭询问陈俊卫何时、为何要求温再贤还款时，陈俊卫明确回答系因研究院业务未能达到原有期望，才在2018年之后提出退伙要求。从陈俊卫该回答就可以清楚看出，陈俊卫真正要求退出并还款的理由与其在案件中主张的理由明显不一致。温再贤在2018年离开研究院前，一直以研究院副主任、副总身份实际参与经营管理，这也充分说明陈俊卫客观上已实际取得了约定的10％股份。如果陈俊卫仅系“普通的底层的工作人员”，怎么可能参加那么多项目调研、会议呢？为何陈俊卫在长达一年多任职期间内从未要求还款呢？为何陈俊卫致电温再贤要了解研究院和相关项目情况昵？显然，陈俊卫否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不符合本案案件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都是90后年轻人，原来也是关系较好的同学。本案纠纷的缘由就在于二人法律意识不强，未及时签订相关合伙协议，由此形成了本案争议。合伙体遵循“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本原则，在研究院效益无法达到原预期或产生一定亏损的情况下，如果陈俊卫一定要退出，温再贤也同意对合伙体进行清算，但绝不是像陈俊卫提出的否认合伙关系并全额退款。陈俊卫反复提及研究院收购款项问题，因实际付款早在2017年3月，距离温再贤就有关款项支付的回答有两年半时间，存在记忆偏差，这是人之常情，且也不会对陈俊卫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认定构成任何实质性影响。至于陈俊卫提及一审审理程序问题，一审判决程序合法，未有任何不当。陈俊卫援引的规定并不属于本案一审应当释明的情形，所谓“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系指在相关请求成立但法律关系认定存在错误的情形，而本案陈俊卫提出的委托投资关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无需进行相应释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当维持原判。2019年9月3日，陈俊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温再贤向陈俊卫退还委托投资款1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7年2月2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履行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研究院系民办非企业单位，主管单位嘉兴市科技局，开办资金1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卢月红，业务范围包括循环经济研究，普及、技术支撑、标准、经济技术评价体系等。2017年2月22日，陈俊卫向温再贤转账100万元。为此，温再贤向陈俊卫出具收条，载明“本人温再贤已收到，陈俊卫100万人民币用于收购研究院百分之十股份之款项，股份转让协议于28日再行签订，签订后，本条作废”。后双方并未签订相关转让协议。2017年3月25日，研究院召开《法人变更会议纪要》，同意温再贤成为研究院新董事，选举温再贤为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同意卢月红将持有的100%股权即10万元全部移交给温再贤。2017年8月24日，嘉兴市民政局颁发的登记证书显示研究院法定代表人已由卢月红变更为温再贤。温再贤主张受让研究院全部股份，共支付转让款350万元，其中250万元于2017年3月2日、3月28日现金交付，剩余100万元于2017年3月24日通过王宋喜以聘酬的方式转账给冯文明（卢月红丈夫）。陈俊卫主张温再贤存在隐瞒研究院股份价格的情况，没有提供证实上述款项已经实际交付。2017年3月—10月间，陈俊卫参与研究院经营活动，从公司领取工资，向公司报销油费餐费等费用，参加公司相关会议并记录笔记，先后赴嘉兴学院、青海等地参与调研。2018年间，陈俊卫离开研究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陈俊卫与温再贤双方共同出资购买研究院股份，且陈俊卫自愿以出资100万元占研究院10%的份额，后期参与研究院的经营活动，双方之间成立合伙关系。现陈俊卫以双方存在委托投资关系为由，要求温再贤退还投资款并赔偿利息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合伙体内部因出资、结算所引起的纠纷，陈俊卫可另行主张处理。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判决：驳回陈俊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20元，减半收取7710元，由陈俊卫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陈俊卫向本院提交了补充证据材料，即：2019年7月11日通话录音文字整理及U盘1份，陈俊卫认为该证据内容反映：1、购买研究院、研究院的经营及如何处理与卢月红、冯文明等事项都是温再贤在操作，陈俊卫没有参与；2、温再贤仍以研究院有土地项目继续欺骗陈俊卫；3、温再贤再次说转让款分两次现金交付，与一审的辩解不符；4、温再贤没有钱去购买研究院，向其叔借钱；结合一审的证据，能够证明温再贤欺骗陈俊卫，陈俊卫才委托温再贤购买研究院10%的股份，陈俊卫没有参与经营，双方没有合伙关系的事实。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证据交换，温再贤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可能存在剪切；录音时未经温再贤同意，不具有合法性；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陈俊卫主张的其没有参与研究院经营及收购的待证事实，也不能对抗温再贤提交的证据证明陈俊卫以研究院副总、副主任的身份参与研究院的经营，并参加了极多的项目对接、调研、会议等事实；陈俊卫企图以该证据来证明温再贤以研究院有土地项目欺骗陈俊卫，也是不成立的，土地项目仅仅只是研究院的业务之一，陈俊卫自己也曾参与过土地项目的对接工作；陈俊卫认为温再贤没有钱购买研究院，与陈俊卫无关，温再贤的款项来源是自己解决的范围，与双方的合伙关系没有任何影响；相反，该录音证据反映陈俊卫对温再贤的说话没有予以否认，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双方有关最终的结算是要通过算账的形式进行处理的，研究院出现的困境也是要两个人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证明双方之间不是委托关系，而是合伙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陈俊卫提供的上述证据属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且与本案没有关联，对争议事实认定没有影响，故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陈俊卫据以主张其与被上诉人温再贤存在委托关系的主要证据是2017年2月22日温再贤向陈俊卫出具收条，但该收条载明内容是“本人温再贤已收到，陈俊卫100万人民币用于收购研究院百分之十股份之款项，股份转让协议于28日再行签订，签订后，本条作废”。虽然此后双方并未与研究院签订相关转让协议，但研究院系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于2017年3月25日提交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已将章程中的开办资金10万元的出资者及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均由卢月红修改为温再贤，并于2017年8月10日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于2017年8月24日依法领取了登记证书，出资者身份已依法变更。虽陈俊卫并未登记为共同出资者，但温再贤承认陈俊卫享有研究院10%的出资份额，且陈俊卫实际参与研究院的经营活动并担任监事，故应当认定陈俊卫、温再贤双方是在合伙管理经营研究院。陈俊卫认为双方存在的是委托投资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陈俊卫认为温再贤虚构事实，存在欺诈，但证据不足。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陈俊卫、温再贤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合伙体内部因出资、结算所引起的纠纷，陈俊卫可另行主张处理，判决驳回陈俊卫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可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陈俊卫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20元，由上诉人陈俊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易景寿审 判 员 郑建文审 判 员 苏子文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