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湘06刑再1号原公诉机关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检察院。原审被告人段炼红，男，1957年1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汉族，高中文化，户籍住址华容县。辩护人刘立华，湖南立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黎文灿，男，1964年7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汉族，高中文化，原华容县东山镇红烈村支部书记，户籍住址华容县。辩护人李雄文，湖南天朋律师事务所律师。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理华容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段炼红、黎文灿滥伐林木一案，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7）湘0623刑初44号刑事判决。判决宣告后，黎文灿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9日作出（2017）湘06刑终164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黎文灿仍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7日作出（2018）湘06刑申28号再审决定，决定本案由本院进行再审。在再审过程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本院将原审被告人段炼红的申诉一并纳入本案进行再审。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之规定建议本院延期审理。本院延期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袁帅、李童出庭履行职务，段炼红及其辩护人刘立华、黎文灿及其辩护人李雄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容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段炼红、黎文灿违反国家森林管理法规，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砍伐林木，数量巨大，应当以滥伐林木追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段炼红起了主要作用是主犯，黎文灿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华容县人民法院认定：2015年4月，被告人段炼红与湖南省嘉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园公司”）法定代表人沈立新口头商定，双方合伙承包华容县东山镇红烈村的山地进行绿化苗木的栽植，经与被告人即东山镇红烈村的时任支部书记黎文灿和村主任兰田多次协商，于2015年10月1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将该村野山、胡家湾山、金家湾山三处采伐迹地以每亩每年55元的价格租赁给嘉园公司开发种植。沈立新与段炼红约定由段炼红负责先期的山地翻垦整理。段炼红雇请了村民黎清泉负责管理，黎清泉于同年12月中旬联系挖掘机挖山整地除杂，段炼红分三次付挖机费用共计6万元。通过黎文灿的安排介绍，段炼红雇请了红烈村的三个片组长吴某、黎某1、黎某2负责金家湾山的砍树除杂和矛盾协调。从2015年12月17日开始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将东山镇红烈村九组、十三组金家湾山的“萌芽生白栎”、“石栎”“苦储”等阔叶树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栽植的酸枣树砍伐后，销售到华信人造板有限公司的木材共计21车176.4吨。经华容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以下简称“调查规划设计队”）鉴定：被采伐的树木立木蓄积共计170-176.4立方米之间。经华容县价格认证中心认证，被砍伐树木价值人民币54700元。经查明，东山镇红烈村与嘉园公司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关于“地上物的处置”一项规定：承包范围内以村集体开发山林在原划界为准的树木、竹子、绿化苗木、蔬菜、拆迁房屋由红烈村统一处置后将土地交由嘉园公司，原则上嘉园公司不负责青苗补偿和房屋拆迁补偿，嘉园公司进场时，所有土地为完整的种植地。另查明，段炼红于2016年7月11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黎文灿于2016年3月7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举证的相关证人证言、《土地承包合同书》、收款收据、收购树木入库单、树木销售记录，华容县林业局证明、嘉园公司营业执照、现场勘查工作记录及现场照片、鉴定意见书、价格认证意见书、到案经过说明、段炼红和黎文灿的供述等证据证实。华容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段炼红、黎文灿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未经办理砍伐许可证擅自采伐林木，数量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段炼红起了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黎文灿起了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二被告人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有较好的悔罪表现，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且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依法宣告缓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和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和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和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段炼红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二、被告人黎文灿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一审判决宣告后，黎文灿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调查规划设计队没有鉴定资质，自侦自鉴有违公正公平，一审判决认定所伐林木价值有误；2、黎文灿不是本案的犯罪主体，主观上没有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行为，不构成滥伐林木罪。除一审判决认定的“经华容县价格认证中心认证，被砍伐树木价值人民币54700元”该事实外，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二审认为:黎文灿及其辩护人提出，黎文灿不符合滥伐林木罪的主体，主观上没有故意，客观上没有行为，不构成滥伐林木罪。经查，《湖南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管理办法》规定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人必须是林木所有者或经营管理者。因此，红烈村作为林权者，其出让土地上的林木应由村集体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黎文灿作为村支书，虽然是职务行为，但应对村集体行为涉及到的犯罪负领导作用。黎文灿主观上明知没有办理砍伐证，仍决定收取酸枣林5000元补偿，同意段炼红砍树，并向段炼红介绍相关村组长负责协调矛盾、组织劳力砍树。根据2007年3月1日公安部《关于村民委员会可否构成单位犯罪主体问题的批复》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不以单位犯罪论，但可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要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的精神，黎文灿具有主体资格；其主观上明知，客观上实施了决策行为，其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对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提出，调查规划设计队没有鉴定资质，自侦、自鉴有失公平。经查，所伐林地木蓄积、材积、砍伐林地面积由具有鉴定资格的调查规划设计队作出，该队派出具有专业资质的鉴定人员进行现场查勘、依规依法科学计算作出结论，鉴定科学，内容可信。华容县森林公安局与鉴定单位同属县林业局主管，但系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部门，履行完全不同的职责，该鉴定程序并不违法，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还提出，原判认定的所伐林木价值有误，2015年12月17日前由陈新怀等送到华信人造板有限公司的木材收货单据3张，共21.41吨存疑。经查，华容森林公安证明此三车为2015年12月17日前修公路便道所砍伐的林木，应计入滥伐林木的总数。二审也未采信华容县物价部门的认证意见，该认证意见不影响所伐林木的蓄积、材积。综上，一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本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中，段炼红申诉及辩护人辩护提出：1、涉案林地依约由红烈村平整后交给嘉园公司，但红烈村一直拖延推诿，最后在时任村支书黎文灿的安排下由三个村小组长负责安排劳力除萌除杂，原审认定段炼红系滥伐林木罪的犯罪主体错误。2、涉案林地系采伐迹地，其上的萌新、杂树不属于成材林木，对此进行除萌除杂无需申请许可。3、华容县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队对涉案现场进行了鉴定，砍伐的林木树龄不到五年且生长状况不一，其中最小的林木胸径只有4厘米属于幼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幼树不能计算材积率只能计算株数，而华容县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队采取平均法将幼树也计入总立木蓄积量，原一审判决据以定罪的证据有误。4、案发后又对三处林地全部自行出资进行了树木种植，将社会影响降到了最低。段炼红在原一审过程中身患癌症，身体状况、精神意识不佳，未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并非是服判。综上，请求再审改判段炼红无罪。为支持申诉及辩护主张，段炼红提交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于2016年2月6日出具的其患肺腺癌等疾病的诊断书，案发后种植树木的购销合同、款项收条及植树说明，现在涉案林地树木植被情况照片，原工作单位华容县公安局出具的其一贯表现及现在状况的说明等证据。出庭检察机关认为：1、涉案承包合同虽约定由红烈村统一对发包林地处置后再交给嘉园公司，但现有证据充分证明最终决定并具体组织实施采伐的是段炼红。2、段炼红在原审对据以定罪量刑的鉴定结论不持异议，也未申请重新鉴定，鉴定人员作出的专业判断理应作为定案依据。3、段炼红一贯表现材料、案发后对三处林地重新种植林木的补救行为，不影响定罪量刑。再审中，黎文灿申诉及辩护人辩护提出：1、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是村主任兰田与嘉园公司签订，黎文灿并非责任人；黎文灿虽介绍了三个片组长给段炼红作为劳力，但如何雇请、报酬多少黎文灿并不知情；嘉园公司或段炼红无证除萌、除杂，黎文灿虽未及时了解情况制止负有监管过失，但主观过失不构成滥伐林木罪。2、一、二审认定被砍伐的树木立木蓄积170-176.4立方米，又认定销售给华信人造板公司的木材共计21车176.4吨，而砍伐树木的畜木1立方并不等于重量1吨，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被砍伐树木价值是通过立方计算还是重量计算，不得而知；事实上，2015年12月17日后的连续11天，共有四辆农用车送了18车树木到华信人造板公司，而不是原审认定的21车，且该18车树木总重136.01吨，也不应全部认定为滥伐林木的重量，其中还包含了60%胸径不足5厘米的次生灌木，原审据以定罪的数量证据存在错误。3、一审举证、质证程序不到位，没有逐一出示证据也未听取黎文灿的质证意见；上诉后，二审法院对黎文灿提交的新证据未开庭进行质证、认证，以书面审理方式进行审理，侵犯了黎文灿的诉讼权利。综上，请求再审改判黎文灿无罪。为支持申诉及辩护主张，黎文灿提交其在案发以前就形成的工作记录本，并申请证人吴某、黎某1、黎某2出庭作证。出庭检察机关提交形成于2019年8月15日的对证人黎某1、黎某2的询问笔录，并发表意见：1、黎文灿对段炼红滥伐林木的行为在主观上明知，在客观上介绍三位片组长为段炼红滥伐林木提供了帮助。2、滥伐林木是以蓄积量或者株数作为定罪的依据，原一审判决是依据调查规划设计队作出的鉴定结论进行定罪，且二审判决已明确未以重量、价格作为定案的依据。3、至于21车林木的问题，二审判决已论述，黎文灿提出的3车数量的差距华容县林业公安已作出了说明。再审对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原审在卷证据、依职权调查，再审补充查明：1、一审法院依法向段炼红、黎文灿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在该两份送达笔录中，黎文灿、段炼红均表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在一审庭审中，黎文灿亦明确表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公诉机关出具的证据无异议。2、再审出庭的吴某、黎某1、黎某2的证言，与三人在侦查机关作出的证词一致。3、黎文灿介绍给段炼红的三个村组长吴某、黎某1、黎某2，以及段炼红自行雇请的管理人员黎清泉，均称系受段炼红雇请，工作安排、报酬支付也由段炼红负责。根据上述证人证言，再结合段炼红、黎文灿的供述，应当认定是段炼红对涉案林地组织、实施了砍伐。4、段炼红在再审中自认其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意识清醒。本院再审认为，段炼红、黎文灿申诉的理由涉及原审程序、主观犯意、定罪证据三个方面，分别评议如下：一、本案一、二审程序是否违法。一审过程中，黎文灿多次表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当庭对公诉机关出具的证据也明确予以认可，一审法院采纳控辩双方均认可的证据，并无不当。黎文灿上诉后，二审对黎文灿进行了讯问、听取了其辩护人的意见，对黎文灿提交的新证据进行了审查，就黎文灿对一审证据提出的异议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因认为黎文灿提交的新证据及一审证据存在的瑕疵，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和定罪量刑，二审决定不开庭审理，亦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规定。据此，黎文灿关于一审未逐一出示证据、听取黎文灿质证意见，二审未开庭审理侵犯其诉讼权利的申诉理由，再审不予采纳。段炼红在一审过程中虽身患重病但意识清醒，也参加了一审的开庭。一审判决宣告后，即便段炼红因病身体不便，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其近亲属经段炼红同意后也可提出上诉。据此，段炼红关于身体状况、精神意识不佳，未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并非是服判的申诉意见，再审不予采纳。二、段炼红、黎文灿是否具有主观犯意。在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段炼红与黎文灿就平整金家湾山林地是红烈村还是嘉园公司的责任产生争议，而平整林地必定产生采伐行为。根据承包合同“地上物处置”的约定，以及《湖南省林业采伐许可证核发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来判断，平整林地本应是红烈村的合同义务，申请采伐许可证的亦应是红烈村，但最终组织、实施采伐的是段炼红。红烈村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平整义务，并不影响段炼红组织、实施采伐的事实认定。故段炼红关于合同约定由红烈村负责平整林地，其未决定砍伐的申诉理由，再审不予采纳。虽然与嘉园公司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是红烈村村委会，但实际推动、决策发包的是村支书黎文灿，黎文灿作为村支书对合同的履行也负有监管职责。前已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段炼红与黎文灿就平整林地的问题产生争议，虽最终由段炼红组织、实施了采伐行为，但黎文灿对段炼红无证采伐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黎文灿作为村支书不但未履行监管职责，反而为段炼红介绍三位村组长，以便段炼红组织劳力、协调砍伐过程中的村民关系。由此可见，就段炼红未申请许可便进行采伐的行为，黎文灿在主观上属于放任的间接故意而非过失，在客观上也为段炼红砍伐行为提供了帮助。据此，黎文灿关于其主观是过失，而过失不构成滥伐林木罪的申诉理由，再审不予采纳。三、原审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是否错误。涉案林地系采伐迹地，至案发时已经过五年的自然更新，采伐迹地上自然更新的林木同样受法律、法规的保护，段炼红关于采伐迹地无需申请采伐许可的申诉理由，没有依据。案发时涉案171亩林地大部分被平整、原有植被已灭失，除现场遗留的酸枣树桩还可具体测算被伐酸枣树的株数、立木蓄积外，对于其他被伐林木，鉴定机关只能依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推算。经与在卷证人证言、现场照片等证据比对，再审未发现调查规划设计队的司法鉴定结论与现有证据反映的情况存在明显偏差。又经查证，调查规划设计队在鉴定被伐酸枣树以外的林木时，除“角规样地调查法”外还采用了“蓄积重量比值参数直接推算法”，将被伐林木的重量按1：1比值推算立木蓄积，此推算得出的是被伐林木最大可能的立木蓄积，不排除将胸径不足5厘米的幼树进行了换算；但从林地面积、被伐林木的重量来判断，即便该鉴定结论存在一定的误差，被伐林木也远超“数量较大”的定罪标准。事实上，原一、二审在裁判时，对鉴定结论属于科学推算可能存在误差的情况就有充分的考量，故在鉴定结论表明本案已达到“数量巨大”标准的情况下，对段炼红仅判处起点刑三年、对黎文灿减轻处罚仅判处两年，并均依法适用缓刑，已作出了对段炼红、黎文灿有利的判罚。综上所述，段炼红、黎文灿的申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诉，维持本院（2017）湘06刑终164号刑事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杨 辅审判员 许震鹏审判员 乔宝全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龚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