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1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司凯元，男，1981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蓬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付，蓬莱德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金良，男，196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学明，女，1971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章臣，故城县政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司凯元因与被上诉人武金良、王学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4民初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司凯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欠款308496元及利息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明，判决错误。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事实买卖合同成立，而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提交，仅凭空口答辩，依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被上诉人对其答辩主张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且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请法院依法责令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受杨华杰指令将水貂款汇入上诉人和上诉人妻子名下，但是，一审法院并未责令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违背了诉讼证据原则的规定，导致错误判决。被上诉人武金良、王学明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得当，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司凯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拖欠原告欠款308496元及利息，利息以308496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一切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原、被告举证质证如下：原告主张被告武金良与杨华杰系合伙关系，二人共同从原告处购买貂。对于涉案买卖的经过，原告主张：2014年9月份被告武金良从杨华杰处拉走一车貂，价值2432598元，这车貂都是原告给被告武金良收购的，原告收购貂之后就送到杨华杰处，由杨华杰进行宰杀，之后由被告武金良拉走。原告主张提交的收据单，是三联单，原告处是存根联，养殖户是第二联收据联，第三联交给了被告武金良。整个收购和宰杀的过程中被告武金良和杨华杰都在场。之后被告武金良、杨华杰就陆续向原告付款。因为被告武金良与杨华杰是合伙关系，当时武金良将款打给原告，告知原告将部分款项转给杨华杰，已付貂款数额为2124100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一、原告账号为62×××60的中国农业银行蓬莱刘家沟分理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七张（该交易记录没有相对方转账的账号名称，原告主张杨华杰分别于2014年9月10日、2014年9月13日向原告转账170000元、100000元，共计270000元；武金良分别于2014年9月29日、2014年10月5日、2014年10月23日、2014年10月26日、2014年10月30日向原告转账450000元、200000元、40000元、10000元、30000元。2014年10月31日被告武金良向原告转账530000元，原告将其中的400000元按照武金良的要求交付给了杨华杰。2014年11月3日被告武金良向原告妻子孙云账户转账400000元，原告将其中的150000元现金按照武金良的要求给了杨华杰。原告主张这两笔款之所以由原告转给杨华杰，是因为原告与杨华杰一起到河北找被告武金良要款，被告武金良与杨华杰之间也存在往来账，遂让原告代给杨华杰，2014年10月31日之后的款项都是原告多次到河北找被告武金良追要，被告武金良给原告打的款。2014年12月17日被告武金良转账给原告50000元。之后被告武金良又于2015年2月9日、2015年5月10日、2015年5月26日向原告转账160000元、40000元、20000元。2016年1月15日原告去河北要账，被告武金良给了原告现金10000元。2015年10月原告到被告处追要尾款，被告声称没有现金，共计给了原告37件服装用来顶账464100元，原告给被告出具了收条。原告主张上述款项中被告武金良、王学明还有被告武金良的弟弟三人通过河北省农行转账给原告的，其中原告收到转账款以后，给付了杨华杰150000元、400000元）；证据二、原告与武金良微信记录截图打印件一张（原告通过微信发给被告一张图片，图片不清楚，原告：“武金良你好，你跟杨华杰共同欠我的貂皮收购尾款，啥时候结清”，武金良回复“先和杨对好账，对不起”）；证据三、收购貂收据二十六张（原告从朱爱民、赵志岩、王玮、魏杰、顾思泉、张洪亮、孙德朋、何玉祥、孙德强、田丽新、王公堂、邹远洋、陈世江、张宝来、包明海、盛刚、初德荣等十七名养殖户收购貂的种类、个数及单价，收据上仅有原告签字）；证据四、（2016）鲁0684民初73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朱爱民起诉司凯元要求给付所欠的貂款，司凯元辩称其并非买家，只是介绍朱爱民将貂皮卖给武金良，从中挣一张貂皮一至两元好处费。本案判决认定司凯元购买朱爱民的貂，双方形成买卖关系）、（2016）鲁0684民初2840号民事调解书一份（王功堂起诉司凯元要求给付所欠貂款，司凯元辩称其是帮杨华杰收的原告的貂，单据上的价格是客户和养貂户协商定的，过完数后其在单据上签字。本案调解司凯元给付王功堂所欠的貂款）、（2017）鲁0691民初1541号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张宝来起诉司凯元要求给付所欠貂款，在该案中，司凯元称张宝来的貂并非其购买，其只是中间人，貂皮系张宝来自己送到杨华杰处的，司凯元付给张宝来的货款100000元系杨华杰付给司凯元，司凯元又付给张宝来的。司凯元还找了证人作证，证明其是受杨华杰委托到张宝来等养貂户处购貂，盛刚等人系司凯元介绍将貂皮卖给杨华杰和武金良。该案判决结果认定张宝来的貂系司凯元购买，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五、原告记录出售给武金良水貂熟料、单价及总价款统计表一份及原告书写对账单一份（原告主张系证据二中的图片原件）；证据六、证人孙某（养殖户孙维发的儿子）、何某（养殖户王玮的妻子）、胡某（养殖户包明海的妻子）、刘某出庭作证，证人孙某、何某、胡某证明购买貂的是被告武金良，司凯元已给付部分貂款，被告武金良尚欠部分貂款未付，证人刘某证明其与司凯元是帮着武金良、杨华杰收貂，一只貂给付一元跑腿费，由杨华杰给付，现在亦未付款，司凯元是杨华杰雇佣的。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与本案无关联性，明细单所记载的司凯元收取的武金良款项是受杨华杰的委托收取的武金良的货款，并将该货款已付给养殖户。该明细单上记载的款项只是原告受托行为的记载，而不能证明被告武金良与原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武金良与原告之间有合同关系，反而证明了武金良与杨华杰之间有合同关系，更不能证明原告所述的欠款的债务人是武金良；对证据三真实性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该收据上没有杨华杰的签名，即使该宗收据是真实的，也是原告代杨华杰收购活貂的代理行为，代理的行为、后果、权利、义务均应由杨华杰承担，原告不是权利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关联性亦不予认可；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主张其与杨华杰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之间无关系，之所打款给原告，是因为原告系杨华杰的代理人。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2017）鲁0684民初870号孙逢恩与杨华杰、武金良买卖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2017）鲁0684民初871号谢庆田与杨华杰、武金良买卖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2017）鲁0684民初872号**与杨华杰、武金良买卖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该三份判决书认定“依据这三个案件的原告的陈述、协议书、证人证言能够确定原告系将貂交给杨华杰，杨华杰将貂款给付原告，故应认定原告系与杨华杰之间形成买卖貂的合同关系。原告主张武金良先将貂款付给杨华杰，杨华杰再给付原告，未提交证据，不予采信。庭审中，武金良辩称已与杨华杰之间结清账目，结合协议书第三项的约定（三、若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大营镇武金良称所有貂款已全部支付给杨华杰，所欠原告的貂款由杨华杰承担），故原告请求武金良给付貂款，不予支持”。被告武金良与杨华杰存在买卖貂皮的关系，杨华杰与养殖户之间存在买卖貂的合同关系，被告武金良与原告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三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三份判决书中因为武金良未向三个原告付过款，所以才无法证明武金良与三个原告之间的买卖关系，被告武金良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杨华杰，认为上述三个判决和本案无关，不能因为上述三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就认定被告武金良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武金良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武金良不予认可，原告所提交其收取养殖户貂由其本人签名的收据、银行卡账户明细、原告与被告武金良之间微信内容、自书收貂明细及对账单、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其主张。即使按原告所述，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方打款给原告后，原告将部分款项（共计550000元）转账或提取后又支付给杨华杰有悖常理，且未提交证据证明系受被告武金良指示所为，原告主张被告武金良从原告处购买貂的货款总额为2432598元，而被告方已付款总额为2674100元。综上，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司凯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27元，保全费2120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其银行转账记录，证实其于2014年9月10日至2015年6月4日共计转给杨华杰358万元，于2014年10月5日至2015年5月26日转给上诉人100万元，这些款项仅是被上诉人与杨华杰买卖貂皮业务的一部分，另外还有现金付款、以物抵款等方式，证实其与杨华杰的款项已付清。经质证，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存在欺骗法院的行为，银行流水恰恰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称受杨华杰指派将款项支付给上诉人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付给养殖户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上诉人与养殖户间的买卖关系，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处索要货款也能证实双方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受雇于杨华杰的主张不是事实。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所欠貂皮款308496元，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系与杨华杰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一审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与杨华杰系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对此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合分析双方所提交证据，结合上诉人在已生效另案诉讼中陈述事实及相关证人所作陈述，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系与被上诉人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且上诉人所提交据以主张欠款数额的单据，仅是其自己单方记载，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货款的事实，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欠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27元，由上诉人司凯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栾建伟审判员  刘海波审判员  于 青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王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