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881民初4620号 原告：徐媛媛，女，199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山市，现住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春伟，浙江达正（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丛自远，浙江达正（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财兴，男，1959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山市，现住江山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晟颖，浙江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露珍，浙江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媛媛与被告朱财兴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6日立案。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余小成与人民陪审员童爱玉、姜正柏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媛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丛自远、被告朱财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晟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媛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安置面积补偿款1017187.40元（虎山街道学府七区7幢1106室、119号车库和4幢206室、11号储藏室的房产暂估250万元，扣除被告已付房屋差价款257364.60元、被告单独享有的补偿款208260.55元后，原、被告平均分配）；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明确为：被告支付原告住宅搬迁补助费、搬迁奖励、增补临时安置补助费、减免电梯优惠面积、无简易装潢奖励补贴、住宅临时安置补助费共计175210.19元的一半权益即87605元；安置面积补偿款的一半权益即1101265元（200.23m2×1.1万元/m2÷2）；上述合计1188870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告原为被告的儿媳妇，二者共同在一户。2015年4月28日，原告与被告的儿子朱林登记结婚，并于同年10月22日生育儿子朱逸辰。婚后，原告便将户籍从江山市大陈乡早田坂村迁入江山市朱财兴户。2017年4月18日，被告与其配偶余良英离婚。原家庭成员进行分户，原告与被告留在一户，户主为被告；余良英、朱林及朱逸辰留在一户，户主为余良英。二、2017年，朱财兴户、余良英户的房屋分别被依法拆迁，获得了相应的补偿与安置。其中，朱财兴户的拆迁协议签订情况如下：1、2017年5月18日，江山市虎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虎山街道”）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朱财兴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1份，双方约定：朱财兴将江山底村石坝头33号房屋交由虎山街道拆除；经核实、丈量朱财兴房屋确权建筑占地面积51.09m2,总建筑面积167.155m2（其中确权建筑面积103.865m2、临时建筑面积63.29m2）；虎山街道给付朱财兴一层砖混结构房屋补偿款6940.89元、二层砖混结构房屋补偿款79860.80元、三层砖混结构房屋补偿款16961.21元、无简易装潢奖励补贴4154.60元、住宅临时安置补助费17919.60元、住宅搬迁补助费4364.95元、临时建筑补偿20132.30元、附属物补偿84365.35元、搬迁奖励50000元等补偿款，合计284699.70元。2、2018年4月25日，虎山街道与朱财兴就上述房屋拆迁事宜签订《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充协议书》1份，双方约定：朱财兴户实际可调产安置面积为160m2，虎山街道将坐落于学府七区7幢1106室、119号车库和4幢206室、11号储藏室的安置房调换给朱财兴户。安置房总价值为661192.62元，减去房屋拆迁总补偿金额284699.70元、电梯房优惠面积价款80400元、增补临时安置补助费18371.04元，朱财兴尚需向虎山街道支付安置房差价款277721.88元。3、7月30日，因测绘报告错误，虎山街道与朱财兴再次签订了《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充协议书》1份，双方约定：安置给朱财兴的储藏室应为11号地上储藏室（建筑面积21.51m2），而不是11号地下储藏室（建筑面积52.73m2）；虎山街道应退还朱财兴差价款20357.28元。综上，朱财兴户共支付给虎山街道257364.60元，虎山街道配合将学府七区7幢1106室、119号车库和4幢206室、11号储藏室的房产登记在朱财兴名下。三、原告主张对余良英户及朱财兴户的房产均享有份额，法院虽驳回诉请，但明确了原告为安置人口、对朱财兴享有安置面积补偿请求权。拆迁安置相关协议签署完毕后，原告与朱林因感情不和，于2019年4月23日在法院主持调解下，达成离婚协议，对拆迁补偿及安置的相关权益并未作出处理。2019年6月3日，原告依法诉请朱财兴、余良英、朱林、朱逸辰等人，主张对朱财兴及余良英拆迁安置的房屋享有份额【案号为（2019）浙0881民初2546号】。法院虽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请，但明确了：1、原告属于朱财兴户的调产安置人口，虎山街道在确定朱财兴户调产安置面积时已综合考虑了原告户口因素；2、原告有权对朱财兴户调产安置面积请求被告予以补偿。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房屋拆迁补偿款中的无简易装潢奖励补贴、住宅临时安置补助费、住宅搬迁补助费、搬迁奖励以及减免电梯房优惠面积价款及增补临时安置补助费，并不依附于被拆迁的房屋，应属被拆迁安置人员共有。原告与被告户籍在同一“户”内，在原有宅基地被征迁重新安置住所的情况下，除登记在朱财兴名下房屋拆迁的权益归朱财兴所有，其他拆迁安置的权益应平等享有，以保障原告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居住权。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总则》、《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相关规定，特提起诉讼，望依法受理并判令所求。 被告朱财兴答辩称，一、本案立案案由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原告主体并不适格；而庭审时法庭提出本案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案由的见解，被告并不认同，认为适用所有权确认纠纷的案由更为妥当。所谓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被拆迁房屋的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的协议。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首先，原告并不是拆迁人，因为拆迁人并不会是个人。其次，被告原所有的江山市产已被拆迁，相关拆迁调产安置协议已履行完毕，未与拆迁人发生纠纷。原、被告之间也未签订有任何涉及拆迁房屋的协议。故被告认为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由下，原告主体不适格。庭审时，法庭向原告释明其在立案时确立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的案由与其主张的事实理由与诉求并不匹配，适用的法律关系存在错误，认为本案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的案由更为妥当，并征询原、被告之间的意见。原告当庭同意变更为共有物分割纠纷案由。但被告认为本案应适用所有权确认纠纷的案由更为妥当。所有权确认纠纷是指就所有权的成立、内容及归属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包括不动产物权的确认和动产物权确认纠纷两类。本案中分析原告的主张，无非是想确认对被告原所有的江山市产拆迁享有拆迁利益，具体表现为原告认为其对被告获得的拆迁补偿款以及拆迁安置房享有部分份额。那么是否有享有拆迁利益的资格即所有权利是否成立将是原告首先要证明的，其次才是拆迁利益的具体内容及归属等问题。如果本案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就直接确认从征迁一开始原告享有拆迁利益是既成事实，被告原所有的江山市产获得的拆迁利益原告就该享有一部分，现在被被告霸占了。而事实上，原告不管是在（2019）浙0881民初2546号分家析产纠纷案件中还是在本案中都存在原告需要证明其享有部分拆迁利益主张成立的证明责任的问题，因为只有证明自己应该享有部分拆迁利益前提下，才能进一步提出利益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原告要先充分证明其享有拆迁利益的资格，才能再主张拆迁利益中具体的内容和份额等问题。因此被告认为本案适用所有权确认纠纷的案由更为妥当。 二、在（2019）浙0881民初2546号分家析产纠纷案件中，原告对被告获得的拆迁调产安置房产等拆迁利益主张权益的诉求并未获得支持，现在再次以同样的事实与理由起诉主张类似的权益，应依法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处理。在（2019）浙0881民初2546号分家析产纠纷案件的判决中，就原告是否对被告朱财兴获得的拆迁调产安置房产等拆迁利益是否享有权利已分析的十分透彻，且权属十分清晰，被告获得调产安置房的产权并无不当，法院在该案中已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现原告在本案中又以同样的事实与理由主张类似权益的诉求，从诉讼经济及诉讼效益的角度看，本案应该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理由如下：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来自古罗马的“诉权消耗理论”，是指一个诉权或请求权的行使，都是有其对应的诉讼系属在起作用。同一诉权或请求权只拥有一次诉讼系属，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的存在。诉权行使一旦经过一个完整的诉讼或仲裁过程就行使完毕，不论结果如何，其对应的诉讼系属就消耗殆尽。因此，一个请求权的第二次诉讼会因其诉讼系属的缺失而无法成立。简单来说，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向法院起诉的案件再次重新起诉;第二，本案判决之后，就产生既判力，当事人不得就同一诉讼标的，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已审法院和其他法院再行起诉。（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条件，一般认为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案件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同一当事人，即两次诉讼的原、被告是否相同；(2)同一诉讼标的，即两次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一致，诉讼标的即是诉讼事实与理由的结合；(3)同一诉讼请求，即后诉与前诉的请求是否一致，包括文字表述不同但实质一致的情况只要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能够以任何理由就同一纠纷再次提起诉讼。（三）“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1)前诉与后诉对应争议拆迁利益的当事人完全相同，两个诉讼的原告均为徐媛媛，被告均为朱财兴；(2)前诉与后诉的诉讼标的都是基于被告朱财兴原所有江山市产被征迁后享有的拆迁利益而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3)前诉与后诉诉讼请求的内涵基本相同，前诉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原告对坐落于江山市市区学府七区7幢1106室和4幢206室住宅拥有50%的产权份额；对2-1幢100号、119号、124号车库及4幢11号储藏室拥有20%的产权份额；坐落于江山市市区车库归原告所有”，后诉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安置面积补偿款1017187.40元（该金额以原告当庭变更的数额为准）”，被告认为二者只有表述上的不同，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即是诉讼请求同一。因为，前诉是要求确认对拆迁利益享有部分份额并归其所有的确认之诉，后诉的请求调整为给付享有拆迁利益部分份额折算价款的给付之诉，在此给付请求和确认请求并无太大差别，甚至于前诉中确认的请求更是包含了给付请求，因为确认拆迁利益的有无将直接影响到后面是否需要给付的问题。所以两案在诉讼请求上其实是一致的。（四）在（2019）浙0881民初2546号分家析产纠纷案件民事判决中载有“在庭审过程中，本院曾向原告释明对于其享有的调产安置面积请求被告方予以补偿，但原告仍坚持诉讼请求”，后判决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可见在（2019）浙0881民初2546号案件中法庭已经给原告重新确定自己诉求的机会，原告也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示其只选择确认之诉的结果，可以说原告自己已经做出了最后的选择，法院基于原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且在明确释明的情况下根据原告坚持的诉求作出了不予支持判决。现在原告又以（2019）浙0881民初2546号分家析产纠纷中法院释明的给付之诉的诉求再次起诉，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故，被告认为本案应该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理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及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三、原告混淆概念，以期获得拆迁利益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 根据《江山市市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以下简称江政发〔2018〕16号）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是指在征收集体土地时，对集体土地上的合法房屋进行的征收。”第五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被征收人是指本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第十六条“调产安置是指按照本办法规定，为被征收人提供国有土地上建造的公寓式成套住宅用房的安置方式。”本案中，被告朱财兴原所有的江山市系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办理有合法有效的权属证书，并登记在被告朱财兴名下，且在征迁范围内符合上述第三条及第五条的规定。作为江山市产合法的所有权人，被征收人仅是被告，且其选择的是调产安置的征迁安置方式，调产安置房产系提供给被征迁人即被告。原告从始至终都没有提供出任何证据证明其是合法的被征收人，而一味的主张所谓的被安置人口，被征收人和被安置人口不管是从字面理解还是上述文件中的规定，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群体，原告并不是被征收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也不是被征收人，故而原告因被征收房屋所产生的拆迁利益不管是拆迁补偿还是拆迁调产安置房产都不应享有。此外，根据《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是对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应给予补偿的根本依据。《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从上述法律我们分析后可以得出，目前法律暂没有对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办法进行系统规定，但对房屋征收后，应对房屋的所有人进行补偿，补偿的对象只能是被征收房屋的所有人则是十分明确的。法律并没有规定需对房屋所有人的其他家庭成员予以补偿。可见，补偿的对象只能是被征收房屋的所有人是十分明确的，而且需遵循价值评估、等价补偿的方法，而不是参考人口因素。被告朱财兴因征迁获得的调产安置房，是对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所有人即被告朱财兴的补偿并保证其居住，原告以期用混淆被征收人与被安置人口概念的方式，达到认为自己对被告朱财兴获得的调产安置房等拆迁利益享有份额的不合理不合法的目的，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再退一步讲，与被告朱财兴同在拆迁范围内的被征收人是一个群体，对他们的拆迁操作应该是统一的，相关情况应该和被告朱财兴大同小异，如果说原告的主张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那将是对已形成的该区域内被征迁群体基本可以接受的拆迁安置公序良俗的挑战，原告的诉请是在对一个庞大的被征收人群体基本利益的挑衅，这种挑衅极大损害了被征收人的合法利益，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激化社会矛盾，增加征迁工作的难度，扰乱社会秩序，随意践踏亲情关系，原告的这种诉请完全不应得到支持。 四、被告朱财兴获得的调产安置房产等拆迁利益并非无偿获得，所有房产都需支付相应对价后方可获得，自始至终原告未支付过任何款项。根据江政发〔2018〕16号第二十一条规定，被征收人选择调产安置方式的，需支付相应的对价，可见调产安置方式并不是无偿获得安置房产，且该条规定中明确了安置房产中的储藏室、阁楼、车库等不计入安置面积，但须按市场评估价结算价款。被告朱财兴为了获得调产安置房将其可获得的补偿款、各种补贴、奖励、补助、减免等款项均用于支付调产安置房及储藏室、车库的对价，在款项不足的情况下还另外筹措资金补足相应的对价，同时为办理产权证书还支付了各种税费，对于被告朱财兴来讲，为支付如此多的费用对外也向亲戚朋友拆借了资金。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原告从始至终都未支付过任何款项。如果说原告对调产安置房产等享有拆迁利益有共有关系存在共有份额，那么原告也应该为获得共有财产需花费的费用出一把力，权利与义务总是对等的，现有证据明确指明原告分文未出，原告如此主张，难道这就是其所说的“合法权利”。更何况，政府文件中已明确规定安置房产中的储藏室、阁楼、车库等不计入安置面积，但须按市场评估价结算价款。原告自认没有支付过任何款项，被告朱财兴根据上述规定为获得安置房产安置面积之外的车库或储藏室支付了所有的对价，并办理了权属证书，现在原告主张其对车库或储藏室享有拆迁利益对被告不公平。 五、原告认为其享有被告名下调产安置房产80m2的拆迁利益应获得相应折价补偿款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主张政府文件规定原、被告按一户每人80m2计算安置面积，合计获得安置面积160m2，故原告享有的80m2拆迁利益在调产安置房产已经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情况下，应由被告向其支付相应折价补偿款，原告的该主张不能成立。首先，政府文件根本不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原、被告人均就有80m2的调产安置房拆迁利益。如果按照人均80m2这样理解，被告朱财兴原有的被征迁房产确权建筑面积有103.865m2，而且是独栋房产，通过征迁调产安置后名下房产缩减为只有80m2，这样的做法极大损害了作为被征迁人朱财兴的财产权利，也明显违反公平等价补偿原则，被告朱财兴完全不可能接受，也不会同意签署拆迁协议。如果原告与被告朱财兴的位置调换一下，难道原告就会同意签署这样的拆迁协议，支付相应的折价补偿款？答案肯定的否定的。再者，如果在原、被告这样情况下按照人均有80m2理解，等于说一份政府文件，就把被征迁人即被告朱财兴个人合法财产被征迁后获得的拆迁利益，通过征迁调产安置的方式直接分割处置，个人合法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个人合法财产处置的权利系其合法所有权人所有，政府文件直接将被告朱财兴应该完全属于其所有的160m2可安置面积，分给原告徐媛媛和被告朱财兴各80m2，这依据的是哪部法律的哪条规定，是哪部法律规定政府可以以一纸文件的形式随意处分他人的合法财产，这些显然是不可能的，可见原告完全是在曲解政府文件。其次，政府文件中指出合法产权房屋可安置面积少于人均可安置面积标准的，按人均可安置面积标准确定可安置面积。另规定在被征收人其合法产权房屋可安置面积少于人均80m2的，按人均80m2的标准计算可安置面积。那么就算原告和被告朱财兴一户，被告朱财兴本身拥有的合法产权房屋可安置面积为136.495m2，经计算人均少于80m2的标准，故可以按照人均80m2的标准计算或者说是确定被征收人即被告朱财兴可获得的调产安置面积，首先这里的人均80m2计算并不是说人均就是80m2；其次这个计算出来的可安置面积160m2，也是针对被征收人计算出的可安置面积，即160m2可安置面积属于被征收人朱财兴所有，而不是说原告和被告作为安置人口分别获得80m2的安置面积拆迁利益；最后确定出来的被征收人可安置面积后由被征收人支付相应对价予以购买。再次，原告口口声声说其有80m2的可安置面积拆迁利益，但是其诉求中明确指出要求获得被告名下拆迁安置房产200.23m2一半即100.115m2的折价补偿款的拆迁利益，这是随意践踏他人的财产权益。最后，退一步讲，就算按照原告所说其户口与被告朱财兴算一户后，被告朱财兴获得可安置面积增加由原来136.495m2增加到160m2。那么，在排除原告户口因素的情况下，仅被告朱财兴一人经计算可获得的可安置面积为136.495m2，这在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中记载的非常清楚。前后对比后可以发现，增加了原告一个户口因素后，被告朱财兴作为被征迁人可多增加的可安置面积为160－136.495＝23.505m2，即136.495m2是被告朱财兴个人本应该获得的拆迁调产安置房的拆迁利益，而原告户口因素对应政府文件给予的优惠政策后被告朱财兴可获得的拆迁调产安置房的面积略有增加。但增加的23.505m2到底是被告朱财兴个人所有还是原告和被告共有，还需再进一步分析：如果依据江政发〔2018〕16号附件2第十条的规定，那么这个增加的23.505m2应该属于被征收人朱财兴所有；如果说这23.505m2存在共有关系，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及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原告和被告朱财兴没有约定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下视为按份共有，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即如推断为按份共有，被告朱财兴支付了可获得的安置面积的所有款项，被告朱财兴的出资额为100%，原告的出资额为0，那么就算这23.505m2存在共有关系，因为原告无任何出资，按份共有额为0，因原告户口因素增加的23.505m2被告朱财兴支付了全部出资额其就应获得所有的份额。所以不管是哪种情况，原告均对这增加的23.505m2拆迁利益没有权利。再退一步讲，假设原告和被告对这增加的23.505m2共同共有，现在被告向拆迁部门支付了所有的对价，并依据政府文件办理了产权登记，原告想要拿回这部分共同共有的拆迁利益折价补偿款，那么对于被告已经支付该对应部分的款项应当先予以扣除。 六、对拆迁安置房产估值价值的一些看法。庭审中，基于原告诉求中以估值计算其可获得补偿数额拆迁利益请求，在一定程度上十分明确的确定原告主张的认为其可获得拆迁利益前提是要对拆迁调产安置房产价值的确定，法庭释明为减少诉累，建议采取原、被告双方以现在市场价值协商确定拆迁调产安置房产每平方米单价的计算价值方式，但是议定的单价是否就会被采纳使用，将视案件情况酌情确定。被告认为，确定拆迁调产安置房产价值有双方议价、评估等方式。法庭建议使用议价方式，庭审中也议定出了价格，但是，这个议定价格如在本案中适用，并不妥当。被告获得拆迁调产安置房产在计算调产安置房价格时，均已经明确每平方米当时市场的评估单价，并以此计算相应价款签订合同。假设原告主张其享有部分拆迁利益的给付主张成立，那么这个享有部分拆迁利益时间节点应该是回归到同被告获得拆迁利益的同一时段就一同发生，那么在计算折价补偿时参考签订拆迁协议时的评估单价对原告和被告更为妥当。如果是按照现在市场价值的议价计算，考虑到物价上涨、通胀、房地产价值提升、税收缴纳等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无形拔高了拆迁利益的折算的价值，而在计算需要扣除的款项时却又使用的是签订拆迁协议时确定的数据，这对被告是极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故而，如果本案最终裁判需要涉及到调产安置房产拆迁利益计算时使用单价的，被告认为使用被告朱财兴签订的拆迁协议中体现的评估单价更为妥当，这样更为公平合理。 综上，房屋的征收与补偿应该遵循等价有偿原则，补偿的对象仅限于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根据同等利益同等保护的基本法理，征收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应对房屋所有权人进行补偿，而根据物权的追及力，这种补偿的价值形式无论是货币还是调换房产都应当属于被拆除房屋的所有权人享有，被告朱财兴因自身合法房产征迁获得的拆迁利益只能是其个人所有，通过上述分析，原告并不拥有权利，也就谈不上拆迁利益的折价补偿，其所主张的诉求毫无道理也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进一步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向江山市虎山街道办事处肖继成制作调查笔录1份。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双方所举证据的证明对象结合争议焦点综合阐述。 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朱财兴与余良英原系夫妻关系，于1990年11月6日生育儿子朱林。2015年4月28日，朱林与徐媛媛登记结婚，并于10月22日生育儿子朱逸辰。2017年4月18日，朱财兴与余良英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2019年4月23日，朱林与徐媛媛经法院调解离婚。 朱财兴与余良英有坐落于江山市。因江山市美丽乡村精品线整治（西入城口段）项目建设需要，该房屋属于工程红线范围内的必拆房屋，徐媛媛属于案涉征收项目朱财兴户的安置人口。2017年5月18日，虎山街道（甲方、拆迁人）与朱财兴（乙方、被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书》1份，约定将江山底村石坝头33号房屋交由甲方拆除，经核实、丈量被告房屋确权建筑占地面积51.09m2，总建筑面积167.155m2（其中确权建筑面积103.865m2，临时建筑面积63.29m2），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江何集建（1990）字第2394号，甲方给付乙方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及奖励合计284699.70元，乙方于2017年5月31日前自行腾空房屋并交付拆除。2018年4月25日，虎山街道（甲方）与朱财兴（乙方）签订《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充协议书》1份，约定，乙方可调产安置面积为160m2，甲方将坐落于学府七区7幢1106室（建筑面积103.22m2）、119号车库（建筑面积53.51m2）和4幢206室（建筑面积97.01m2）、11号储藏室（建筑面积52.73m2）的安置房调换给乙方。其中，1106室的建筑面积103.22m2与安置面积同等面积103.22m2按评估单价780元/m2计算为80511.60元；206室与安置面积同等面积56.78m2按评估单价780元/m2计算为44288.40元；超出被拆迁房屋安置面积15m2以内的部分，206室建筑面积15m2，按市场评估价格8040元/m2计算为120600元；超出被拆迁房屋安置面积15m2以上的部分，206室建筑面积25.23m2，按市场评估价格8040元/m2的110%计算为223134.12元；11号储藏室建筑面积52.73m2，按评估单价2412元/m2的一半计算即1206元，为63592.38元；119号车库建筑面积53.51m2，按评估单价2412元/m2计算为129066.12元；上述合计安置房总价款为661192.62元。上述款项减去房屋拆迁总补偿金额284699.70元、电梯房优惠面积价款80400元、增补临时安置补助费18371.04元，乙方向甲方缴纳安置房差价款277721.88元。7月30日，虎山街道（甲方）与朱财兴（乙方）签订《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充协议书》1份，约定安置给乙方的储藏室应为11号地上储藏室（建筑面积21.51m2），而不是11号地下储藏室（建筑面积52.73m2）；现11号地上储藏室按评估单价4020元的一半即2010元/m2计算为43235.10元，甲方应返还乙方储藏室差价款20357.28元。2018年8月3日，朱财兴将上述房地产登记到自己名下。2019年6月3日，本院立案受理了徐媛媛诉朱财兴、余良英、朱林、朱逸辰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徐媛媛起诉要求：“1、确认原告对坐落于江山市市区学府七区7幢1106室和4幢206室住宅拥有50%的产权份额；对2-1幢100号、119号、124号车库及4幢11号储藏室拥有20%的产权份额；2、坐落于江山市市区车库归原告所有；3、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11月14日，本院作出（2019）浙0881民初25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徐媛媛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2012年12月，江山市人民政府制订出台《江山市市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江政发〔2012〕88号），就江山市区范围内征收集体土地，对集体土地房屋及附属物进行补偿等进行了规定。2014年7月，江山市人民政府制订出台《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江山市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价格及系数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江政发〔2014〕55号）就江山市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价格及系数标准进行了规定。2018年3月，江山市人民政府制订出台江政发〔2018〕16号文件，就江山市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进行了规定。该文件第三十四条规定“本办法施行前已实施的项目和签订过预拆迁安置协议的，仍可按原政策执行。”第三十五条规定“本办法自2018年3月10日起施行，《江山市市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暂行办法》（江政发〔2012〕88号）同时废止。” 结合双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案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是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本院认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被拆迁房屋的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的协议。只有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已经签订合同，因合同履行发生的争议，才适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而本案双方当事人系基于家庭成员间对案涉标的是否享有共有权及如何分割产生争议，而非就所有权的成立、内容及归属产生纠纷，故本案案由应定为共有物分割纠纷，对被告主张本案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本院不予采信。 二是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判断后诉与前诉是否重复，应从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三个方面分析。结合本案，两次诉讼当事人及案涉标的物虽有部分相同，但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同，因此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 三是原告各项主张应否得到支持。首先，根据江政发〔2012〕88号、江政发〔2014〕55号、江政发〔2018〕16号文件相关内容，结合原告提供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充协议书》各项补偿条款的内容及对拆迁人江山市虎山街道办事处的经办人肖继成、受委托拆迁单位江山市广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经办人汪鲁江的调查笔录来看，原告对被拆迁房屋不享有所有权，故《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中涉及的第二条第1至4项被拆迁房屋的补偿、第5项无简易装潢奖励补贴、第6项住宅临时安置补助费中以被拆迁房屋安置面积计算的补助费、第9项临时建筑补偿、第10项附属物补偿及《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充协议书》第五条增补临时安置补助费第1项均系基于被拆迁房屋面积而给予的补偿，与原告身份无关，其均无权享受。而住宅临时安置补助费中给予每户7000元的奖励、住宅搬迁补助费4364.95元、搬迁奖励50000元及增补临时安置补助费中的8400元均以户为单位计算，故该部分款项原告应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即34882元。其次，江政发〔2012〕88号文件第十六条规定“征收集体土地住宅用房拆迁补偿有三种形式：货币补偿、调产安置、迁建安置。……调产安置是指拆迁人提供国有土地上建造的公寓式成套住宅用房，安置被拆迁人的补偿方式。……”第十八条规定“被拆迁人选择调产安置的，按下列规定给予安置：（一）可调产安置面积按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层次系数×面积奖励系数计算。原则上被拆迁人应当选择与可调产安置面积相等的安置房屋。不符合迁建安置条件的被拆迁人选择调产安置的，可调产安置面积少于人均40平方米的，按人均40平方米计算。符合迁建安置条件的被拆迁人选择调产安置的，可调产安置面积少于人均80平方米的，按人均80平方米计算。……”本案中，虎山街道与朱财兴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中约定的拆迁补偿方式为调产安置，而非单纯的货币补偿，核算出的被征收房屋调产安置的面积为136.495m2，虎山街道与朱财兴签订的补充协议确定实际调产安置的面积为160m2。因此，根据前述文件规定，案涉房屋征收以被征收房屋的有效产权建筑面积结合安置人口确定了调产安置面积，朱财兴户如果只有朱财兴一人，其可以享有调产安置的面积为136.495m2，对于超出被征收房屋调产安置面积即23.505m2部分确实是考虑了原告作为该户的被安置人口才予以增加。对于原告主张其对调产安置的房屋面积200.23m2的一半享有补偿利益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主张调产安置房屋仅对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人的补偿亦不予采信。现因原告与被告儿子朱林已经离婚，原、被告双方对案涉安置房产已缺失共同共有的条件，且被告也已对案涉房产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因自己作为被安置人口所增加的安置房屋面积23.505m2补偿款利益。根据双方庭审中均认可的现市场价11000元/m2计算，被告应当支付原告258555元（23.505m2×11000元/m2），扣除被告已支付的该部分安置房价款18333.90元（780元/m2×23.505m2），被告尚应支付原告240221.10元。被告主张按签订拆迁协议时的评估单价计算补偿款显然侵害了原告的权利，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原告主张的减免电梯房优惠面积价款系对被调产安置房屋产权人即被告的补偿，故对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共应支付原告各类补偿款共计275103.10元（34882元＋240221.1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朱财兴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徐媛媛275103.10元； 二、驳回原告徐媛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HYPERLINK"http://203.145.0.3/claw/"l"m_3_0"?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5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0500元，由原告徐媛媛负担11913元，由被告朱财兴负担858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小成 人民陪审员  童爱玉 人民陪审员  姜正柏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 书 记 员  徐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