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82民初8505号原告：董福娣，女，1949年5月15日生，汉族，住宜兴市。法定代理人：白希根（系董福娣丈夫），男，1950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庆喜（受董福娣法定代理人白希根的特别授权委托），上海慕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海霞（受董福娣法定代理人白希根的特别授权委托），上海慕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所地南京市广州路3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唐金海，系该医院院长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受该医院的特别授权委托），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浪（系该医院员工，受该医院的特别授权委托）。被告：宜兴九如城康复医院，住所地宜兴市宜城街道沧浦村宜浦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谈俊儒，系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锡宇（系该医院院长助理，受该医院的特别授权委托）。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丽萍（系该医院院办主任，受该医院的特别授权委托）。原告董福娣与被告江苏省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省人民医院）、南京悦群医院（以下简称悦群医院）、宜兴九如城康复医院（以下简称九如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王卫成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审理中，原告董福娣申请撤回了对悦群医院的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本案于2020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福娣的法定代理人白希根及其委托代理人吕庆喜、被告省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张伟、陈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九如城医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董福娣的法定代理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方共同赔偿其按50%责任计算的各项损失计1085597.39元;2、由被告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26日董福娣因患脑血管动脉瘤等疾病，由宜兴市人民医院转入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同年1月29日在省人民医院行“基底动脉尖动脉瘤栓塞+右侧颈内动脉支架置入术”，术后董福娣左脑、左手脚均出现发麻、呼吸困难症状，次日上午服药期间即出现呼吸骤停、意识丧失、昏迷，经省人民医院抢救后仍一直处于深昏迷状态，2019年2月19日转至悦群医院行高压氧、针灸、理疗等康复治疗，仍无好转，2019年3月26日又转到九如城医院继续康复治疗，至今未有根本性好转。故患方认为省人民医院在对董福娣行栓塞术前未行DSA、栓塞术效果差，且无明显支架置入术的手术指症，术后产生脑梗又未对症诊治，呼吸骤停时又急救不及时，而后在康复治疗过程中又存在护理不当的行为，导致董福娣院内感染；由此造成了董福娣目前不应有的身心伤害。故向法院起诉，要求支持其诉请。开庭审理前原告董福娣撤回了对悦群医院的起诉，仅要求其余两被告承担50%的赔偿责任；此外，庭审后原告又向本院提交声明，要求以江苏省高院最新颁布实施的《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具体损失。被告省人民医院辩称：（1）、就其医院在对本病例患者的诊疗过程而言，首先院方对本病例患者“基底动脉尖动脉瘤”的诊断明确，因患者有明显动脉瘤介入治疗及其右侧颈内动脉狭窄有支架植入的指症，且经检查确定无手术禁忌症，并在充分告知患方手术可能发生风险和预后的情形下，才对患者行“基底动脉尖动脉瘤栓塞+右侧颈内动脉支架置入术”，整个手术过程顺利，患者术后苏醒即安返病房，在此过程中院方并无任何诊疗过失行为；其次当患者安返病房不久，出现血压下降、血糖升高等病情变化时，院方即及时请内呼吸科协助会诊，予对症治疗和处置，次日当患者突然出现呼吸骤停、意识丧失病情变化后，院方又及时积极采取气管插管、吸痰、呼吸机协助通气等抢救措施，待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后即转ICU进一步治疗；再者，患者在ICU经过系列积极治疗8天后脱管，鉴于仍处于昏迷状态，经考虑为缺血缺氧后脑损伤可能，便与患者家属反复沟通、建议及时行高压氧治疗手段，在经患者家属同意后予以出院，转具备高压氧治疗条件的医院行高压氧等康复治疗；因此，患者目前植物生存状态系其所患“基底动脉尖动脉瘤”这一危险性极高的疾病及患者原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原基础性疾病病程进展的不良转归所致，与其院方的诊疗行为无关。（2）、鉴定机构在对本病例进行鉴定后，判定由其院对患者目前的损害后果承担次要责任，依据不足、显然并不合理。（3）、在原告本身也对鉴定结论存有异议、并要求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的情况下，又主张按50%责任计算损失，明显缺乏请求基础，故对此主张不予认可。（4）、至于对原告主张的各赔偿细项的计算标准，因原告部分项目计算标准过高，故应予依法确认。综上，其院认为，院方在对原告入院诊断、所采取的诊疗措施及对手术后因病况不良预后所采取的抢救措施等诊疗行为均不存在过错，患者最终的损害后果源于其所患高危险“基底动脉尖动脉瘤”及与患者原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原发性疾病共同作用下的不良转归所致，与其院的诊疗行为并无因果关系，故要求重新鉴定并驳回原告的诉请。此外对原告庭审后要求按江苏省新实施的《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来计算具体损失的意见，其院则无异议。被告九如城医院辩称：患者自2019年3月26日因“颅内动脉瘤术后伴意识不清1月余”而至其院重症康复科住院康复治疗。在本病例患者入院后，其院方无论是在对患者入院时的查体、还是针对患者重症病况所采取的治疗方案和康复计划及措施均符合诊疗规范，同时针对患者存在重症易发感染等并发症可能，也与患者家属及时进行了沟通，2019年7月11日患者家属自动要求出院时患者虽仍处于昏迷状态，但体征平稳。总之，其院方在对患者进行重症康复治疗的过程中无任何过错，故要求驳回原告要求其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审理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质证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关于无锡中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锡诚（2019）医鉴字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合理、是否应予采纳的问题。审理中，经当事人申请，本院委托无锡中诚司法鉴定所就本病例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与患者目前人身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等事项进行了鉴定。无锡中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后，于2020年1月7日出具锡诚（2019）医鉴字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主要载明：“第五项分析说明:（1）、患者董福娣因在当地医院查头颅MR及全脑血管造影提示‘基底动脉尖动脉瘤’，于2019年1月26日入住省人民医院放射介入科，其既往有‘高血压’病史20余年、‘糖尿病’10余年，医方初步诊断为‘基底动脉尖动脉瘤、2型糖尿病、高血压’；入院后医方完善检查、行术前讨论，拟于2019年1月29日行脑血管造影下‘颅内动脉瘤栓塞术’，术中造影提示‘基底动脉尖部宽颈动脉瘤，右侧颈内动脉起始部狭窄约50%’，医方行‘基底动脉尖动脉瘤栓塞术+右侧颈内动脉支架置入术’，术后患者意识清醒，生命体征正常，返回病房后血压76/42mmHg，言语含糊，左侧肢体乏力，医方予多巴胺升压，至1月30日8时前患者血压维持在132～98/84～53mmHg，8时30分至9时30分患者血压下降至118～72/52～42mmHg，SpO2降至90%以下，最低为26%，9时35分突发呼吸骤停、意识丧失，医方即予尼可刹米、吸痰，请呼吸科会诊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10时30分患者呼之不应、无自主呼吸，左瞳光反应迟钝，转ICU;入ICU后，医方行对症治疗，患者意识无改善，伴发热、肺部感染，医方予抗感染等治疗，至2019年2月18日患者仍昏迷，后分别转至两家医院康复治疗。至2019年7月11日出院时患者意识处于浅昏迷状态。2019年12月4日鉴定时查体时，其神志仍昏迷、处于植物生存状态。（2）、①患者董福娣患有‘基底动脉尖动脉瘤’，该动脉瘤位置深，一旦破裂后果严重，具有‘颅内动脉瘤栓塞术’的适应症、无明显禁忌症，术前医方就该手术可能发生的风险与患者家属进行了沟通；术中发现其‘右侧颈内动脉起始部狭窄’，与患方口头沟通并获同意后行‘右侧颈内动脉支架置入术’，医方的上述诊疗行为不违反诊疗规范；②1月29日术后（12小时）患者意识清醒，生命体症正常，6小时后心电监护示血压76/42mmHg，神志清、言语含糊、左侧肢体乏力，医方予多巴胺升压，吸氧状态下心电监护示氧饱和度降至95%。临床上虽然不存在绝对安全无风险的手术，但医方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有效地防止和控制医疗风险。患者在出手术室后20小时内，监测单记载的血压情况与其入院时160/94mmHg的血压（患者既往“高血压”病史）相比明显偏低，1月30日上午8时30分至9时30分，期间血压最低为72/42mmHg，SpO2最低为26%，呼吸衰竭严重，至9时35分患者突发呼吸骤停、意识丧失。医方对患者术后出现的‘言语含糊、左侧肢体乏力’及血压偏低、血气分析各项指标不佳等情况未予重视，没有及时分析原因，未采取相应措施如扩容、气管插管等，以提高血压及血氧浓度、改善低灌注和缺氧等，故医方对患者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认识不足，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和风险回避义务，违反相关诊疗规范，存在过错。③患者突发呼吸骤停、意识丧失，医方即予尼可刹米，气管中吸出血性Ⅱ度黏痰10ml,医方用药不违反规范，但无医嘱记录，病历书写存在不足。……患者痰液培养报告中的‘粘质沙雷菌’是正常存在于人体中的细菌，该细菌在人体抵抗力下降时致病，为条件性致病菌，不属于院内感染的常见菌种，系患者术后抵抗力下降致感染。④医嘱中，2019年1月26日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0.1gPO每日1次、硫酸氢氯吡格雷片75mgPO每日1次，上述两种药物的使用剂量不违反规范；1月28日术前讨论提及‘全身肝素化’，同日医嘱肝素钠注射液12500µEXT(术中)，但在1月29日手术中无使用记录，存在不足；在术中医方就‘右侧颈内动脉支架置入术’与患方有沟通，虽取得了患方同意，但无沟通记录，存在不足。⑤患者术后出现的病情变化，主要原因是手术并发症，包括术后迷走神经反射……等，同时手术时间长、患者年龄大、基础疾病较多，也容易导致术后呼吸中枢抑制、排痰困难、肺部感染等。患者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考虑系缺血缺氧性脑病所致；医方的过错与患者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考虑为次要因素。（3）、患者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相关规定，评定为一级伤残。参照GA/T1193-2014《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及GB/T31147-2014《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相关规定，并综合其实际情况，考虑误工期、护理期2019年1月26日至评残前日，营养期180日为宜，其目前需要护理依赖。第六项鉴定意见：‘省人民医院对董福娣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过错与患者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患者董福娣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评定为一级伤残，考虑误工期、护理期2019年1月26日至评残前日，营养期180日为宜，其目前需要护理依赖。’”等内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经质证。原告董福娣认为：⑴、其对鉴定机构就伤残等级的评定无异议，但对营养期的评定则认为过低，且护理依赖的表述不够祥尽，缺乏可适用性，需重新予以明确和评定；⑵、鉴定意见书就原因力大小的评判过低，有失公允，其认为事实上患方术后的异常体症已是明显的脑梗临床征象，医方却未能及时检查和对症治疗，进而导致了患者最终处于植物状态的后果。故无论从医方明显的过错行为还是患者的损害后果来判断，鉴定机构判定医方承担次要责任不足以评价医方诊疗过错的程度。因此要求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并重新作出鉴定意见。而被告省人民医院则认为：其医院就整个诊疗过程而言不否认存在诊疗瑕疵，但实质性的诊疗行为均符合诊疗规范，患者术后出现的病情变化，系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所致，其目前的植物生存状态完全是患者自身严重疾病的不良转归所致，并非其院的诊疗过错所造成，鉴定机构判定由其院承担次要责任的评判有失偏颇，故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就原因力大小的评定不予认可，但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三期评定并无异议。庭审中，无锡中诚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员张红法医经董福娣申请到庭接受了质询并收取出庭费用2000元。原告董福娣的委托代理人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了质询：①、《司法鉴定意见书》中仅载明患者目前需要护理依赖，能否具体明确护理期限、程度和人数？②、为何营养期仅评定为180天？③、鉴定人员在鉴定时是否关注到术后患者滴灌持续的时间、是否考虑到患者的血糖变化？④、2019年1月30日9时出现呼吸衰竭状况时，医方予胸部CT、请呼吸科会诊的处置是否符合诊疗规范？对以上问题，鉴定机构出庭人员作出了以下释明：①、司法鉴定的项目本身是根据申请鉴定的项目所进行的，本案中，护理依赖在申请事项中并不明确，但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所对本病例是否需要护理依赖也一并作出了评判，至于具体护理人数的需要，这在法院系统原就有系统性的规范，无需另予注明。②、关于营养期问题，营养期是指人体损伤后，需要补充必要的营养物质，以提高治疗质量或者加速康复时间；本病例中，患者处于植物人状态，患者的情况、特征已经固定，症状体征已经稳定，只需要维护其生存的营养就行，不需要过多营养，故本鉴定所根据《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等依据，综合评定给予了180天的营养期限，此结论完全符合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③、关于鉴定人员在鉴定时是否关注到术后患者滴灌持续的时间、是否考虑到患者的血糖变化，以及2019年1月30日9时出现呼吸衰竭状况时，医方予胸部CT、请呼吸科会诊的处置是否符合诊疗规范，鉴定方又采用的是哪个数据等问题。原告的提问本身存在问题，鉴定人员最终的结论性鉴定意见，是通过系统审核双方经质证确认的鉴材，系统判断整个诊疗过程中患者的病程进展情况、医方所实施一系列诊疗行为和采取的诊疗措施是否符合诊疗规范等得出的综合性结论。而现患方所提病历资料反映诊疗过程中的片段性问题（如血压采用的是哪个数据、病程记录和检测单据不一、是否考虑血糖变化、2019年1月30日9时出现呼吸衰竭医方的处置措施等），这均在《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和综合判断部分予以了详细的阐述，并针对医方是否存在过错及原因力大小等也均逐一进行了评判，在此基础在才得出了综合性的司法鉴定结论。省人民医院对上述鉴定人员接受患方质询时的陈述未发表意见，但其院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证据加以采纳；其理由是认为在本病例的诊疗过程中医方仅有瑕疵、并不存在违反诊疗规范的过错行为，患者目前的状态完全是其本身原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和严重的“基底动脉尖动脉瘤”病情发展的不良转归所致，该后果与其医院的诊疗行为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要求重新鉴定。而原告董福娣则仍认为鉴定机构出庭人员的释明，对省人民医院存在患者术后发生病情变化时对患者从未关注、更未合理治疗的行为，仅评定医方承担次要责任不尽合理，原因力大小的评定过低。为此，本院限期省人民医院、董福娣各自提供足以推翻锡诚（2019）医鉴字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载明诊疗事实和适用法律、法规不当的相关证据。然在举证期限内省人民医院未能向本院提供任何反证；而董福娣也仅向本院提交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内科学教材第十五章“呼吸衰竭与呼吸支持技术”的复印件。二、关于本案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如何确定的问题。对此，董福娣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①宜兴市居民基本医疗报销结算凭证原件2张；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收据1张；九如城康复医院的医疗费票据2张；南京医药弘景大药房有限公司开具的普通发票4张；江苏润天医疗连锁药房有限公司人血白蛋白发票4张；省人民医院门诊药店的机打票据4张（该4张票据中均加盖了发票已开的印章）；主张医疗费用计金额319204.78元（其中有票据医疗费300180.78元、有票据白蛋白6368元、无票据白蛋白4776元、无票据医疗辅助器具及物品7880元）；②金额为9000元的鉴定费发票1张、金额为3000元鉴定会诊收据、鉴定所需救护车费1000元等依据。要求被告赔偿按【医疗费319204.78元、护理费1153940元（其中后续护理费以4500元/月标准计算2人10年）、交通费7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94×50元/天计14700元、残疾赔偿金619150（无锡城市标准61915元/年×1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营养费7200元（180天×40元/天）】总额1416044.78元的50%所计算损失708022.39元，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以上证据经质证，省人医院对有票据的医疗费、人血白蛋白支出和鉴定费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无发票证实的白蛋白4776元、无票据的医疗辅助器具及物品7880元则不予认可，对此董福娣坚称其实际使用的白蛋白、医疗辅助器具及物品的金额远大于主张金额，故对白蛋白要求按医嘱认定，省人医院则坚持要求按发票结算；对护理费庭审中双方一致同意护理费计算标准和人数按2人计算120元/天，后续护理依司省人医院则要求先行计赔2年，以后的护理费待实际发生后再行主张，而董福娣坚持要求计算10年；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在庭审中将原请求变更为165天×50元/天即8250元，对此省人医院对变更后住院伙食补助费的计算方式和标准均无异议；对董福娣主张的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省人医院不予认可，要求依法确认；而对董福娣主张的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方式及标准，省人医院则均无异议；对交通费双方同意由法院酌情予以确认。综上，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委托无锡中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前，本院即征询了各方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定意见，无锡中诚司法鉴定所及相关鉴定人员也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委托程序合法。关于省人民医院以其院对患者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为由，要求重新鉴定的意见，则因《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在鉴定程序合法的情况下作出，鉴定机构所采用的病历资料等证据也均经双方当事人质证确认，鉴定意见也详细列明了病历资料主要内容、载明了得出鉴定结论的分析过程和理由，而省人民医院对鉴定意见所提异议又未能提供任何反证加以证明，故对省人民医院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至于对董福娣就《司法鉴定意见书》所提异议，除在庭审后其提供了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复印件）用以证明其异议主张外，未能提供足以证实异议成立的其他证据，而其提供的高校教材因仅是基础性的理论教材，也不足以推翻鉴定机构根据个案案情作出的专业性鉴定意见，故对其所提异议，本院同样不予采纳。据此，无锡中诚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锡诚（2019）医鉴字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据明确、程序合法，本院应予采信。对争议焦点二，即本病例原告董福娣因诊疗过错行为所造成的具体损失问题。首先对董福娣所提供有发票的医疗费金额为300210.72元、有发票的外购白蛋白费用金额为6368元（小计306578.72元），因董福娣有实际发票，本院应予确认；而对董福娣要求按医嘱计算无发票白蛋白4776元及医疗辅助器具和物品支出7880元的主张，则因无发票白蛋白不能仅凭医嘱确认是否实际使用（且其提供的4张机打白蛋白票据上又均加盖有发票已开的印章、购买时间也与上述提供的外购白蛋白费发票相吻合）、医疗辅助器具和物品支出7880元也无证据证实是否有该项实际的支出及其必要性，故对该部分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董福娣就残疾赔偿金应以无锡市发布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标准计算的意见，则因该意见与相关规定不符合，故对此意见，不予采纳，庭审后经本院释明，董福娣与省人民医院也均认可残疾赔偿金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确定的标准和方式予以计算；第三,对后续护理依赖问题，省人民医院要求暂计算2年,2年后由董福娣再另行主张，而董福娣则坚持要求计算10年，本院认为，对此应综合考虑董福娣目前所处的生存状态，在不损害董福娣最终利益的基础上，应酌情确定以暂按2年计算为宜，2年后董福娣可对此再行主张；第四,对原告主张的合理交通费，则应结合董福娣的实际住院天数、住院次数和地点以及董福娣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酌情确认以4000元计算为宜；第五对董福娣庭审中最后确认的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标准，鉴于省人民医院均无异议，故本院应予确认。除此以外，对董福娣要求省人民医院按50%比例承担责任的请求，则因《司法鉴定意见书》已明确省人民医院的诊疗过错行为与目前董福娣损害后果间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其请求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故应确认省人民医院就其院诊疗过错行为承担30%的赔偿责任。综上，原告董福娣在省人民医院诊疗期间因医疗损害所造成的总损失应确认如下：医疗费306578.72元、残疾赔偿金（2019年度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3836元+2019年度全省居民经营净收入5636元）×2019年度全省平均负担系数1.78×劳动力丧失比例（即残疾系数）100%×10年﹦524601.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护理费120元/天×2人×345天（2019年1月26日至2020年1月7日定残前日）﹦82800元、后续护理依赖暂计算2年为120元/天×2人×730天﹦175200元、营养费180天×40元/天﹦7200元、受害人及其家属合理交通费用4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5天×50元/天﹦8250元，总计为1158630.32元。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或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患者等紧接情况下已尽到合理诊疗义务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本案中，经鉴定，已确认省人民医院在对董福娣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董福娣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的后果之间又存在因果关系，且为次要因素，故省人民医院就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失1158630.32元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计347589.10元，董福娣由于其自身疾病的因素则应自负70%。据此，对原告董福娣要求被告省人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对其超出责任范围部分损失的请求，因于法无据，故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对其要求被告九如城医院一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请求，因董福娣在九如城医院康复治疗在过程中，该医院并不存在过错，故对此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苏省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董福娣因医疗损害造成的各项损失347589.10元。二、驳回原告董福娣要求被告宜兴九如城康复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董福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20440元，其中鉴定费15000元、案件受理费544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省人民医院承担6545元、原告董福娣负担13895元；省人民医院应承担的诉讼费已由董福娣垫付，省人民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将其医院应承担的诉讼费给付董福娣。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王卫成二○二○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梦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