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5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鸿福集团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招远市温泉街道办事处横掌温家村。 法定代表人：温洪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劲柏，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增宝，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昌敏，男，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北京市盈科（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磊，北京市盈科（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山东春雨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招远市蚕庄老翅张家村。 法定代表人：仇江，董事长。 上诉人山东鸿福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鸿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昌敏及原审被告山东春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雨公司）进口押汇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初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3月9日，刘昌敏向本院提出申请变更当事人，本院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20）鲁民终514号民事裁定，准许刘昌敏替代横琴润创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基金）作为本案被上诉人参加诉讼，横琴基金退出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鸿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刘昌敏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鸿福公司一审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本案立案的违法事实，但一审判决仅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予以回应，而该裁定只是针对本案是否属于涉外案件和是否应由一审法院管辖而作出的，且该裁定将本案定性为涉外案件亦是错误的。对鸿福公司答辩中的另外两个问题，一审判决未进行审理和认定。本案既不是一审法院依法直接立案受理的案件，亦不是依法接受招远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招远法院）移送的案件，一审法院未依法对涉及立案程序的事实和法律进行审理认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中规定的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根据本案《授信业务总协议》第一条、第四条以及进口押汇流程要求，单笔叙作进口押汇业务应签订进口押汇协议及对应的保证合同。本案业务属于单项授信业务，即单笔叙作业务，在签订单笔押汇协议时必须签订对应的担保合同。进口押汇融资和贷款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以下简称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之间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和表述出现矛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授信业务总协议》第八条第8项规定了招远支行有权在协议约定的情形下行使担保物权，该协议附件1和附件2的条款规定招远支行享有开立国际信用证及进口押汇业务项下全套单据/货物的权利或权益，这些条款是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对设立担保物权的具体规定。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在进口押汇业务中约定以涉案货物的全套单据为实现招远支行的债权进行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二十三条之规定，涉案货物的全套单据属于可用于权利出质的提单，可作为权利质押的标的，本案存在担保物权。招远支行委托春雨公司销售货物，未采取对货物的监管措施而直接放单，是放弃了质押权，直接加重了鸿福公司的保证责任，并导致因物权担保的放弃而不能实现债权，鸿福公司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免责，与《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不矛盾，且有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是合同法分则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的法律规定，只适用作为借款合同的判决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以及《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规定，借款合同纠纷与进出口押汇纠纷是两个平行和独立的第三级案由，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系进口押汇纠纷并涉及保证合同纠纷，与借款合同纠纷无关。一审判决适用关于借款合同的法律条文对本案部分事项进行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判决存在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本案在立案程序上明显存在错误。鸿福公司为保证人、第二被告，第一被告春雨公司参加庭审才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春雨公司虽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未依法清算和注销，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春雨公司法定代表人仇江现在服刑期间，在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出庭的情况下，其有权利也有义务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在发回重审前的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分别于2015年10月14日和11月10日在招远市看守所和当地法庭开庭，仇江本人出庭，春雨公司客观上可以参加庭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可缺席判决的情形。仇江在原一审庭审中辩称春雨公司只与招远支行做过信用证业务，没有做过进口押汇业务，所有《进口押汇申请书》中仇江字样均不是本人所签，故鸿福公司在本次一审开庭前专门向法院提交了《对山东春雨食品有限公司应当参加庭审的意见》，但一审法院没有同意仍坚持缺席审理，春雨公司不能答辩，对新证据也不能质证，对其诉讼权利未依法保障，也损害了鸿福公司的合法权益。五、鸿福公司不承担返还进口押汇款本金及利息的连带保证责任。1.根据《授信业务总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规定，结合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见《授信业务总协议》是招远支行对春雨公司提供资金服务或双方间业务的框架合作协议，不能直接产生具体债权。如鸿福公司需对单项授信业务即涉案单笔业务产生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除对《授信业务总协议》的担保即《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设立以外，还须同时对单项授信业务设立有效担保，否则，没有依据证明单项授信业务所产生的债权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权。在单项授信业务所有的单项协议中，只有单项协议的担保合同与担保人产生直接法律关系，其他的单项协议与担保人均无法律关系。本案中，单项协议没有设立担保，因此鸿福公司不应对单项协议产生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招远支行在单项协议未设立担保的情况下发放押汇款，鸿福公司也应当免责。2.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山东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横琴基金，对鸿福公司不发生效力。华融山东分公司与横琴基金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华融山东分公司在《经济导报》上的债权转让公告，仅通知了春雨公司，未通知鸿福公司，华融山东分公司的债权转让对鸿福公司不发生效力，横琴基金向鸿福公司主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该事实未作表述，对鸿福公司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未予审查和认定。3.《授信业务总协议》中有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对于协议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的约定，亦是鸿福公司保证的前提。招远支行对春雨公司的经营范围及进料加工的贸易方式是明知的，但在《授信业务总协议》履行中，招远支行以附件2《用于进口押汇业务》的协议条款设定，将进口货物的所有权益归为招远支行，并委托春雨公司直接销售货物，将收回的货款用于偿还进口押汇本息，上述方式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被海关查处。《授信业务总协议》的真实目的违背了鸿福公司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鸿福公司依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4.在《授信业务总协议》附件2《用于进口押汇业务》的条款中，招远支行以全面和明确的约定将本案进口货物设立了担保物权。根据《授信业务总协议》第八条规定，春雨公司违约时，招远支行有权行使担保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鸿福公司仅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5.本案3笔信用证项下进口押汇业务（LC51AC90034-1、LC51AC90034-2及LC51AC90046）不是依据2009年8月21日签订的《授信业务总协议》开立的国际信用证，也不在该协议规定的期限内（2009年8月2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不在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所保证的范围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鸿福公司的合法权益。 刘昌敏辩称，一、关于鸿福公司主张的立案程序违法问题。一审法院作出裁定认为其具有管辖权，鸿福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鲁民辖终字第22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案系信用证融资纠纷，应当按照涉外民商事案件确定管辖法院，鉴于春雨公司和鸿福公司住所地均位于山东省招远市，属于一审法院受理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区域，一审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具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管辖该案并无不当，驳回了鸿福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且立案、审理程序合法，并无违法之处。鸿福公司该项主张已在原一审、二审程序中解决，发回重审后的二审再提已无实际意义。二、鸿福公司应在最高额保证1200万元人民币范围内对春雨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1.鸿福公司与招远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者之间的保证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鸿福公司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明确认可对《授信业务总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和补充提供最高额本金为人民币12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其再以招远支行未在具体业务中与其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其在具体业务中未书面认可为由主张保证关系不成立的观点不应得到支持。2.涉案《进口押汇申请书》是春雨公司依据《授信业务总协议》和《最高额保证合同》提出的，属于《授信业务总协议》和《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约定的单项协议，不需要另行签署所谓单项协议，且《进口押汇申请书》中亦对涉案进口押汇的担保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即由鸿福公司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3.春雨公司的债务不存在物的担保情形。《授信业务总协议》和《进口押汇申请书》均未约定对产生的债权设立担保物权，双方也亦未签订以物担保的书面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相关规定，未经海关批准，加工贸易货物不得抵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相关规定，物的担保有抵押、质押、留置三种。加工贸易货物办理抵押需要经过海关批准，办理相应备案登记手续方能成立；质押或留置不仅需要办理备案登记，更需要转移标的物的占有状态。本案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并未就涉案债权设立物的担保。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签订的《授信业务总协议》附件2不能得出鸿福公司主张的依据上述约定春雨公司进口押汇项下货物的财产权和所有权归招远支行所有的结论，该约定唯一表明的是招远支行对进口押汇业务项下的单据或货物的权利是一种假定的、不确定的存在，即使因春雨公司不能如期履行还款义务，按照法律规定或者法院裁决，招远支行保留或取得信用证项下单据或货物的权利，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所规定的物的担保方式。因此，招远支行委托春雨公司销售货物，用销售货物所得偿还押汇融资款项，不构成物的担保，更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对物的担保的放弃。根据鸿福公司与招远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五条最后一款之约定，依据约定优于法定原则，即使本案存在物的担保情形，也不影响鸿福公司的连带保证责任。三、一审判决不存在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程序的问题。春雨公司作为本案第一被告，一审法院已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其送达了开庭传票等相关手续，春雨公司不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四、关于鸿福公司所称的春雨公司违法犯罪问题。本案进口押汇业务是基于春雨公司的授信合同以及鸿福公司提供的最高额担保为前提的，招远支行的合同义务是按照约定向春雨公司提供短期融资，且本案向春雨公司提供的融资均用于支付春雨公司进口货物货款，并未被春雨公司用作其他用途，亦未用于非法用途。招远支行基于合同产生的义务已完全履行，不存在任何过错，春雨公司、鸿福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已查明涉案进口押汇业务未包含在刑事判决认定的仇江走私货物的范围内，即使包含在该刑事判决所认定的走私货物的范围内，亦不影响鸿福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关于鸿福公司上诉状中提及的报纸公告问题。华融山东分公司在报纸公告中已明确表明将债权转让给横琴基金的事项，并以报纸公告的方式通知债权人及债务人。横琴基金受让债权后，承接了华融山东分公司的诉讼主体地位，继续起诉。本案的继续诉讼、变更诉讼当事人行为本身就是履行了通知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 春雨公司未陈述意见。 横琴基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与春雨公司签订的《授信业务总协议》，宣布单项协议立即到期；2.判令春雨公司偿还押汇本金488161.31美元及利息3453.84美元（暂计算至2009年11月15日，自2009年11月16日起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仍按押汇协议的约定计息）；3.判令鸿福公司对春雨公司所欠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春雨公司和鸿福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2009年8月21日，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签订编号为2009年春雨授字001号授信业务总协议约定，鉴于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春雨公司将与招远支行叙作贸易融资业务，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业务范围,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根据本协议叙作贸易融资业务（统称单项授信业务）。本协议所称贸易融资业务包括开立国际信用证、进口押汇业务。第二条叙作单项授信业务需要签署的协议,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申请叙作本协议项下的单项授信业务，应向招远支行提交相应的申请书及/或与招远支行签署相应的合同/协议（统称单项协议）。第三条业务合作期限,本协议项下叙作单项授信业务的合作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合作期限届满，并不影响本协议的法律效力，不构成本协议的终止事由。双方依照本协议已叙作的单项授信业务按照本协议和有关单项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已发生的权利义务应履行完毕。第四条叙作单项授信业务的前提条件：3.本协议，单项协议约定的担保已有效设立。第五条担保,对于依据本协议和单项协议发生的春雨公司对招远支行的债务，双方同意采用以下方式进行担保。最高额保证⑴由鸿福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签订相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09年春雨保字001号。第六条声明与承诺,春雨公司声明如下：4.春雨公司申请向招远支行叙作业务的交易背景真实、合法，未用于洗钱等非法目的。第八条违约事件及处理,下列事项之一即构成或视为春雨公司在本协议和单项协议项下约定事件。1.春雨公司未按本协议、单项协议的约定履行对招远支行的支付和清偿义务；2.春雨公司未按本协议、单项协议的约定将获得的资金用于约定用途；3.春雨公司在本协议、单项协议中所作的声明不真实或违反其在本协议、单项协议中所做的承诺；4.发生本协议第六条第2款第4项规定的情况，招远支行认为可能影响春雨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或可能影响担保人财物状况和履约能力，而春雨公司不按本协议的规定提供新的担保、更换保证人；5.春雨公司终止营业或者发生解散、撤销或破产事件。出现前款规定的违约事件时，招远支行有权视具体情形分别或同时采取下列措施：1.要求春雨公司、担保人限期纠正其违约行为；2.全部、部分调减、中止或终止对春雨公司的授信额度；3.全部、部分中止或终止受理春雨公司在本协议、单项协议或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之间的其他协议项下的业务申请；对于尚未发放的贷款、尚未办理的贸易融资和保函业务，全部或部分中止、终止发放和办理。4.宣布本协议、单项协议或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之间的其他协议项下尚未偿还的贷款、贸易融资款项及保函贷款本息和其他应付款项全部或部分立即到期。5.终止、解除本协议，全部、部分终止或解除单项协议、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之间的其他协议。6.要求春雨公司赔偿因其违约而给招远支行造成的损失；7.仅需事先或事后通知，将春雨公司在招远支行开立的账户内的款项扣划以清偿春雨公司对招远支行所负全部或部分债务。账户中的未到期款项视为提前到期。8.行使担保物权9.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10.招远支行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第十三条附件：1.用于开立国际信用证业务。2.用于进口押汇业务。附件2的主要内容为：2.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申请叙作进口押汇业务应满足《协议》约定的前提条件。4.春雨公司在此确认：⑴招远支行享有处置进口押汇业务项下全套单据/货物的权利或其他可能的按照任何适用法律、法规能够享有的担保权益或者财产权益。⑵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申请持有单据/货物，以销售款项偿还招远支行押汇融资，只是作为招远支行的受托人行事，包括但不限于代为保管有关单据，代为办理该单据项下货物的仓储、保管、运输、加工、销售及保险等有关事项，代为保管销售货款或将货款存入招远支行指定的账户。春雨公司在将货物销售给第三人时，应向第三人表明此种身份。⑷未经招远支行允许，春雨公司不得以延期付款或任何非货币方式或低于市场价处理该货物。春雨公司不向其他任何人抵押或质押该货物，或使该货物受到任何留置权的约束。5.补充承诺：除《协议》约定的内容外，春雨公司为叙作本附件项下业务，向招远支行做出如下补充承诺：春雨公司承诺进口项下货物销售所得款项首先用于归还招远支行对春雨公司的融资。6.叙作本附件项下业务的其他具体事宜，按照进口押汇申请书的约定处理。 二、2009年8月21日，鸿福公司作出山东鸿福集团董事会决议，内容如下：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为春雨公司在招远支行申请办理的贸易融资授信业务以及所产生的相应利息、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综合授信金额为本外币折合不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整（含借新还旧业务）。本决议有效期限为2009年8月2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所发生授信业务。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5名，董事会决议符合有关法律和本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该决议中有鸿福公司盖章及董事会成员签字确认。 2009年8月21日，招远市温泉街道办事处横掌温家村民委员会作出决议，内容如下：经横掌温家村村委会决定，同意山东鸿福公司为山东春雨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申请办理的贸易融资等授信业务以及所产生的相应利息、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担保期限为2009年8月2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业务。全权委托温洪福进行办理，被委托人有权委托代表鸿福公司签署与贵行间的相关文件资料。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该决议中有村民委员会盖章及村委委员会签字确认。 三、2009年8月21日，鸿福公司（保证人）与招远支行（债权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了担保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保证人愿意向债权人提供保证。第一条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春雨公司之间签署的编号为2009年春雨授字001号的《授信业务总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第二条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下列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自本合同第一条所指《授信业务总协议》生效之日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间届满之日。第三条被担保最高债权额：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200万元。2.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第四条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第五条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保证人不得以此抗辩债权人。 四、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履行协议发生的具体业务情况。 2009年8月24日，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提交编号为2009年春雨押字LC51AC90034-1号《进口押汇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第一条信用证号码为LC51AC90034,单银行名称HSBCBANKCANADA,来单编号AB51AC90068,单据金额USD81183.55;第二条押汇金额为73065美元；第三条押汇期限为6个月；第四条押汇期内利率为1.19625%，逾期罚息利率为期内利率水平上加收20%。 2009年8月24日,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提交编号为2009年春雨押字LC51AC90034-2号《进口押汇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第一条信用证号码为LC51AC90034,来单银行名称HSBCBANKCANADA,来单编号AB51AC90069,单据金额USD236218.76;第二条押汇金额为212596.31美元；第三条押汇期限为6个月；第四条押汇期内利率为1.19625%，逾期罚息利率为期内利率水平上加收20%。 2009年8月31日，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提交编号为2009年春雨押字LC51AC90046号《进口押汇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第一条信用证号码为LC51AC90046,来单银行名称NORD/LB,来单编号AB51AC900673,单据金额USD225000;第二条押汇金额为202500美元；第三条押汇期限为6个月；第四条押汇期内利率为1.155%，逾期罚息利率为期内利率水平上加收20%。 该三笔申请书均载明：现春雨公司因业务需要，依据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签署的编号为2009年春雨授字001号的《授信业务总协议》及其“附件2：用于进口押汇”，向招远支行申请叙作进口押汇。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均按照前述协议、附件和本申请书的约定办理。第三条,押汇期限为6个月，自招远支行对外付款之日起连续计算。进口项下货物出售款项在进口押汇到期日前全部收妥的，招远支行有权以货款收妥之日作为押汇到期日。第六条担保,本申请书项下债务的担保方式为：本申请书属于鸿福公司与招远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09年春雨保字00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由其提供最高额担保。若春雨公司或担保人发生招远支行认为可能影响其履约能力的事件，或担保合同变为无效、被撤销或解除，或春雨公司、担保人财务状况恶化或涉入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或因其他原因而可能影响其履约能力，或担保人在担保合同或与招远支行之间的其他合同项下发生违约，或担保物贬值、毁损、灭失、被查封，致使担保价值减弱或丧失时，招远支行有权要求，且春雨公司有义务提供新的担保、更换保证人等以担保本申请书项下债务。招远支行在上述三份进口押汇申请书中均审核盖章同意。 招远支行于2009年8月向出口方银行分别付款81183.55美元、236218.76美元、225000美元，并按来单行要求传送款项信息，并在报文中引述来单行的相关票据参考。 审理过程中，鸿福公司主张：上述三份进口押汇申请书对应的两份“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两份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均载明“依据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08年春雨授字001号的《授信业务总协议》”，且该信用证申请书第五条载明“本申请书项下债务的担保方式为：本申请书属于鸿福公司与招远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08年春雨保字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上述开立信用证申请书载明的授信业务总协议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均为2008年，与横琴基金提交的2009年的授信业务总协议与最高额保证合同不相符。鸿福公司从未与招远支行签订过2008年春雨授字001号的《授信业务总协议》和2008年春雨保字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鸿福公司还主张：横琴基金提交的编号为2009年春雨押字LC51AC90034-1、90034-2号《进口押汇申请书》第一条载明的信用证号码为LC51AC90034，但横琴基金提交的对应的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及商业发票等单据信用证编号均为LC51AC90055，故涉案三笔信用证融资业务不是依据涉案授信业务总协议续作的融资业务。对此，横琴基金主张:在进口押汇业务中，来单银行名称、来单编号、国外业务编号、单据金额是确定进口业务的最基本因素。这四个方面确定便可以锁定具体为哪一单进口业务。而《进口押汇申请书》是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之间格式合同。结合本案，LC51AC90055信用证恰恰就是上述两份《进口押汇申请书》对应的信用证。首先，LC51AC90034-1号《进口押汇申请中》中来单编号为AB51AC90068、来单银行名称为HSBCBANKCANDA，单据金额为USD81183.55，在2009年8月11日的汇丰银行账单明细中显示信用证号码为LC51AC90055，银行为HSBCBANKCANDA，国外业务编号为927837，在春雨公司出具的《确认书》中显示来单编号AB51AC90068，国外业务编号927837，汇票金额81183.55美元，在发票中也显示信用证号码为LC51AC90055，金额是81183.55美元。同理，在LC51AC90034-2号《进口押汇申请中》中的来单编号、来单银行名称、单据金额与出口方银行出示的账单明细也可以一一对应。且上述两单业务中的发票载明的合同号均为080509-C，与LC51AC90055号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载明的合同号一致。故上述两份押汇申请书对应的信用证就是LC51AC90055号。另，春雨公司前期的进口业务与横琴基金主张的进口押汇款项没有关系，恰是因为春雨公司无力支付上述进口业务的款项，才向招远支行叙做进口押汇业务以实现其短期融资的目的。鸿福公司与招远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是发生在合同约定期间内的《进口押汇申请书》中款项的安全，并不是担保春雨公司的进口行为。只要招远支行履行了付款义务，春雨公司就应当归还上述进口押汇款项，鸿福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 五、另查明，2013年12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0）烟刑二初字第22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书认定：2007年9月至2009年8月20日，春雨公司、春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仇江以春雨公司名义或以招远鸿福万龙食品有限公司名义，不经海关许可并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以来料加工贸易方式批准进口的保税货物，在国内销售牟利，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情况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春雨公司、仇江为逃避其走私行为的查处，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情节严重，构成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判处：春雨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并处罚金750万元；犯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帐薄罪，判处罚金10万元，决定执行罚金760万元。判处仇江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犯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 六、再查明，春雨公司是于2001年7月3日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自2001年7月3日至2016年7月2日，法定代表人为仇江，公司经营范围是生产、加工豆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果蔬产品、花生及花生制品（不含国家出口许可证和配额管理的商品），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有效期至2011年3月24日），2010年12月9日因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七、2015年6月23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省分行）与华融山东分公司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约定：由山东省分行转让给华融山东省分公司本协议附件转让资产清单所载明的全部债权及抵债资产，以及该等资产项下的所有从权利及/或利益以及相关的债权文件或产权文件，其中债权共15户，合计本金455554294.56元人民币，利息48865672.28元人民币。附件资产转让清单中包含春雨公司债权本金余额为1243144.97美元、债权利息余额为230259.07美元（截止2015年3月20日）。同时，招远支行与华融山东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分户），约定：招远支行将其对债务人春雨公司共计10笔债权转让给华融山东分公司，截至2015年3月20日共计本金1243144.97美元、利息230259.07美元。后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项目分户清单中载明，项目名称（借款人）为春雨公司，其中1.借款合同号为2009年春雨押字LC51AC90034-2号、借款期限为2009/8/24-2010/2/24、本金余额为212596.31美元、利息余额（截至债权转让基准日）为38912.71美元；2.借款合同号为2009年春雨押字LC51AC90034-1号、借款期限为2009/8/24-2010/2/24、本金余额为32810.24美元、利息余额（截至债权转让基准日）为6470.49美元；4.借款合同号为2009年春雨押字LC51AC90046号、借款期限为2009/8/31-2010/2/28、本金余额为202500美元、利息余额（截至债权转让基准日）为36593.25美元。2015年7月27日，山东省分行与华融山东分公司在《山东法制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17年11月23日，华融山东分公司与横琴基金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华融山东分公司同意一次性转让，且横琴基金同意一次性受让本协议1.1条规定的标的债权的全部所有权、权益和利益。1.1标的债权：指截止至基准日的主债权、从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其它权益。本协议项下华融山东分公司转让给横琴基金的债权包括本协议附件所列明的债权，详见附件标的债权清单。1.3交易基准日：指转让方确定的计算的债权账面本金及利息余额的截止日，系2017年10月20日。附件标的债权清单中包含春雨公司1066万元。2017年12月6日，华融山东分公司在《经济导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 八、2009年12月7日，招远支行向招远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0年2月8日，招远法院作出裁定中止本案诉讼。2010年4月9日，招远支行提交复议申请书，请求继续审理。2010年5月4日，招远法院将本案移交招远市公安局，并通知退还招远支行所缴纳的受理费。2012年8月12日，经招远法院研究决定，本案继续中止审理。后招远法院发现其对该本案没有管辖权，故移送一审法院，移送时没有作移送裁定。2014年10月28日，一审法院立案。2014年12月4日，鸿福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主张该案应由招远法院审理。2014年12月30日，一审法院以管辖异议不成立为由裁定驳回鸿福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2015年1月25日，鸿福公司不服一审法院驳回管辖权异议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2015年7月7日，本院作出（2015）鲁民辖终字第228号民事裁定，维持一审法院裁定。 原审诉讼中，一审法院口头裁定变更华融山东分公司为本案横琴基金。鸿福公司不服原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期间，本院于2018年7月19日以（2018）鲁民终68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横琴基金替代华融山东分公司参加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于2009年8月21日签订的授信业务总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授信业务总协议合法有效。该总协议约定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申请叙作本协议项下的单项授信业务应向招远支行提交相应的申请书及/或双方签署相应的合同/协议。本案中，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提交的进口押汇申请书，招远支行均在申请书上盖章确认，双方的上述行为，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要约承诺的形式要件，故应认定在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间形成进口押汇合同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鸿福公司主张涉案业务违反授信业务总协议第六条4项规定的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的叙作业务的交易背景真实、合法、未用于洗钱等非法目的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鸿福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依法不予支持。 招远支行根据春雨公司上述进口押汇申请书，给春雨公司办理了押汇金额分别为73065美元、212596.31美元、202500美元，共计488161.31美元的押汇贷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春雨公司贷款后，未能按进口押汇申请约定的期限向招远支行予以返还贷款及利息，构成违约，春雨公司应承担向招远支行返还贷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责任。招远支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华融山东分公司，华融山东分公司又将债权转让给横琴基金，两次债权转让协议后华融山东分公司均以报纸公告的形式履行了向债务人的通知义务，故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因横琴基金作为本案新的债权人，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已替代华融山东分公司参加本案诉讼，故春雨公司应向横琴基金承担返还贷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责任。根据招远支行与华融山东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分户）及后所附债权转让项目分户清单的内容，其中序号2借款合同号为2009年春雨押字LC51AC90034-1号、本金余额为32810.24美元、利息余额（截至债权转让基准日）为6470.49美元。而横琴基金主张合同号为2009年春雨押字LC51AC90034-1号项下押汇金额为73065美元。由于横琴基金系受让华融山东分公司债权，故横琴基金主张在2009年春雨押字LC51AC90034-1号合同项下押汇金额为73065美元没有事实依据，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在该合同项下横琴基金享有的债权金额为32810.24美元。截止2015年3月20日春雨公司尚欠本案进口押汇申请书的贷款利息为81976.45美元。横琴基金诉讼请求主张的利息要求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故春雨公司应支付截止2015年3月20日本案进口押汇贷款利息81976.45美元，并仍应支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按进口押汇申请书约定的利息。 关于鸿福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招远支行与鸿福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定履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了鸿福公司所担保的主合同为：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之间签署的授信业务总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签订的涉案进口押汇申请书均明确约定，依据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签署的授信业务总协议及附件2向招远支行申请叙作进口押汇。因此，能够认定涉案进口押汇申请书，为授信业务总协议项下的单项授信业务，属于鸿福公司与招远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单项协议，是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鸿福公司应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对三份进口押汇申请书项下春雨公司未能返还贷款及利息在最高债权余额1200万元人民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鸿福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能否成立问题。首先，鸿福公司主张招远支行不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春雨公司的违法行为，实质上也参与和支持了违法行为，二者恶意串通，损害鸿福公司利益，鸿福公司依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业务并未包括在刑事判决认定仇江走私货物的范围内，故其该项主张不应采信。其次，鸿福公司主张，最高额保证合同只是对授信业务总协议这一“本协议”的保证，而不是对“单项协议”的保证。“单项协议”产生的债权，必须同时设立针对单项协议的有效担保。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同于一般保证合同之处就在于其是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进行担保的保证合同。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明确约定鸿福公司在最高额1200万元人民币范围内对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之间签署的授信业务总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进行担保，其中明确约定要担保的有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就是约定为所担保的主合同的单项协议所设立的有效担保，无须再为之后所签订的每一个单项协议再签订单个担保协议或由担保人鸿福公司对每一个单项协议进行签章确认。再者，鸿福公司主张授信业务总协议附件2约定，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对涉案债权设定了担保物权，物保优于人保，鸿福公司即使要承担保证责任，亦应在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签订进口押汇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因春雨公司不履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招远支行在保留或取得信用证项下单据和货物的前提下，代春雨公司对外付款。春雨公司作为招远支行的受托人，代招远支行保管有关单据，办理该单据项下货物的加工、销售及保险事项，代为保管货物出售后的货款或将货款存入招远支行的指定账户。其中，春雨公司在授信业务总协议附件2中春雨公司承诺招远支行享有处置进口押汇业务项下全套单据/货物的权利或其他可能的按照任何适用法律、法规能够享有的担保权益或者财产权益的约定，不属于担保法所规定的物的担保方式。因此，招远支行在保留信用证项下单据和货物所有权的前提下委托春雨公司对进口货物进行生产加工，也不构成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对物的担保的放弃。且鸿福公司与招远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五条约定了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者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保证人不得以此抗辩债权人。因此，鸿福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最后，LC51AC90034-1、90034-2号《进口押汇申请中》中来单编号、来单银行名称，单据金额，与横琴基金提交的银行账单明细及发票、对外付款通知书、春雨公司出具的确认书等证据显示的信息能够一一对应。且本案横琴基金主张的是进口押汇款，招远支行只要依据协议履行了付款义务，春雨公司就应当归还上述进口押汇款项。故鸿福公司关于涉案三笔押汇款不在其保证范围之内的抗辩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春雨公司应向横琴基金返还进口押汇贷款447906.55美元及利息。鸿福公司对春雨公司的上述给付义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横琴基金起诉要求解除授信业务总协议的诉讼请求，因合同的履行期限已届至，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故其该部分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关于鸿福公司主张的本案立案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因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鲁民辖终字第228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予以审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春雨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横琴基金447906.55美元、利息81976.45美元（计算至2015年3月20日，自2015年3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仍按进口押汇申请书的约定计息）；二、鸿福公司对春雨公司的上述债务在最高额1200万元人民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横琴基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703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春雨公司和鸿福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鸿福公司提交了七份证据：证据一，招远法院（2010）招商初字第14、15、16号案件卷宗封面，卷宗封面“一审结果”一栏填写为“移送”，证明招远法院于2012年将案件移送招远市公安局，没有移送给一审法院。证据二，龙口海关《鉴定结论通知书》明细表，证明涉案进口押汇业务均为偷逃税款业务。证据三，春雨公司孙莉提供的销售记录明细表，证明涉案进口货物均没有用于生产加工，而是直接销售，偷逃税款属于走私业务。证据四，一审法院（2010）烟刑二初字第22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涉案业务是走私犯罪的事实，与证据二、三共同证明涉案业务的违法性。证据五，本院（2011）鲁刑二终字第25号刑事裁定书，证明（2010）烟刑二初字第22号刑事判决已经生效。证据六，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6）鲁1102民初706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中国银行授信协议范本中均设定了提单质权和物的担保，担保人在质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证据七，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1民终2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16）鲁1102民初7064号民事判决已生效。对上述证据，刘昌敏质证意见为：鸿福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不应采纳。证据一，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卷宗封皮左下方一审结果显示移送，恰能证明本案由招远法院移送给一审法院。证据二、四、五，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系进口押汇纠纷，鸿福公司担保的是原债权人招远支行的进口押汇款，春雨公司在进口货物后所涉违法犯罪问题与本案无关，不影响鸿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证据三，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提供人系春雨公司会计孙莉，与春雨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提供的证据不应采纳。证据六、七，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两份判决与本案案情不同，不具指导意义，横琴基金一审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案情基本一致，更具指导意义。本院审查认为，关于证据一，招远法院卷宗封面“一审结果”一栏填写为“移送”，未写明移送至招远市公安局，还是移送至作为上级法院的一审法院，因此，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招远法院以将案件移送至招远市公安局的方式结案。证据二至五能够证实，春雨公司和春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仇江擅自将以来料加工贸易方式批准进口的保税货物在国内销售牟利，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但春雨公司等的犯罪活动发生于货物进口之后，本案所涉进口押汇业务发生于向国外卖方支付货款阶段，刑事判决并未认定招远支行参与了春雨公司等的犯罪活动，春雨公司等构成犯罪，并不当然导致鸿福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证据六和证据七是鸿福公司就本案法律适用问题提交的参考案例，不属于为证明案件事实而提交的证据。 本院查明：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09年春雨授字001号《授信业务总协议》第四条约定，叙作单项授信业务的前提条件：……3.本协议、单项协议约定的担保已有效设立。 鸿福公司（保证人）与招远支行（债权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第五条约定：“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保证人不得以此抗辩债权人。”第八条约定，除对业务合作期限进行延展外，对《授信业务总协议》其它内容或事项的变更，以及对其项下单项协议的变更，或对单笔主合同的变更，无需征得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仍在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被担保最高额债权额内对变更后的主合同承担保证责任。经债权人和保证人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变更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被担保最高债权额。债权人将主合同项下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它机构履行或者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无需征得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因此而减少或免除。 招远支行于2009年8月24日向国外出口方银行支付81183.55美元和236218.76美元，于2009年8月31日向国外出口方银行支付支付225000美元。 2019年12月24日，刘昌敏与横琴基金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将本案所涉债权转让给刘昌敏，刘昌敏已支付相应对价受让了涉案债权。横琴基金向春雨公司、鸿福公司邮寄了债权转让通知，并于2020年1月21日与刘昌敏共同在《山东法制报》第3版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因此，刘昌敏于2020年3月9日向本院申请替代横琴基金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20）鲁民终514号民事裁定，准许刘昌敏替代横琴基金参加本案诉讼，横琴基金退出本案诉讼。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进口押汇纠纷，当事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诉讼程序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二、本案是否存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串通或债权人欺诈骗取保证的情形；三、鸿福公司是否因招远支行放弃物的担保而免责；四、本案所涉主债务是否在鸿福公司的保证范围内；五、一审判决是否适用法律错误。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招远支行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春雨公司和鸿福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是招远支行的真实意思。本院生效裁定确认，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原一审判决，鸿福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撤销该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了重审，并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不论原一审案件是否来源于招远法院移送，均不影响鸿福公司在重审中行使诉讼权利。原一审案件立案的有关情况并不属于法院在重审中必须查明的事项，鸿福公司提出的“一审法院未对涉及立案程序的事实和法律进行审理认定，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主张并不成立。 一审法院向春雨公司送达了开庭传票，春雨公司未到庭，且未说明其不到庭的正当理由。春雨公司曾在原一审中参加了庭审，并不存在春雨公司在重审中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情况。春雨公司并非法律规定必须到庭的被告，一审法院缺席审理本案并无不当。鸿福公司称，春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仇江在原一审庭审中否认《进口押汇申请书》中签字是其本人所签，因此一审法院不应在春雨公司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审理。本院认为，《授信业务总协议》第十三条约定：“下列附件及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其他附件、单项协议，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与本协议相同的法律效力……”。第十五条约定：“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授信业务总协议》未规定单项协议的生效亦受上述第十五条规定的约束。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提交盖有其公章的《进口押汇申请书》，招远支行盖章表示同意，表明双方共同对《进口押汇申请书》进行了确认，因此，不论《进口押汇申请书》中仇江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书写，均应当认定双方已就《进口押汇申请书》的内容达成合意。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在本案所涉进口押汇业务中，招远支行为春雨公司垫付款项，向国外卖方支付了货款，使货物顺利进口，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真实、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上述规定，保证人对存在串通骗取保证及欺诈事实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主合同当事人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以及债权人以欺诈手段骗取保证的行为，应当是主合同当事人在保证合同订立前或订立时的行为，而非在保证合同订立后的行为。鸿福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在保证合同订立前或订立时招远支行即知道或应当知道春雨公司从事或将要从事违法活动，有关刑事判决亦未认定招远支行参与了春雨公司等的犯罪活动，因此，鸿福公司无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主张免责。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招远支行作为债权人，对春雨公司进口的货物进行监控，是其管控风险的需要，与鸿福公司依照案涉保证合同约定而负担的保证责任并无对应关系，也并非鸿福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先决条件，因此，鸿福公司提出的招远支行对春雨公司进口的货物未采取监管措施的问题，并不影响鸿福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招远支行和春雨公司约定，招远支行对进口押汇项下单据和货物享有处置权或其他财产权益；春雨公司申请持有单据和货物以销售款项偿还押汇融资，只是作为招远支行的受托人行事，销售所得款项首先用于偿还押汇融资。上述约定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的物的担保。银行在保留信用证项下单据和货物权利前提下，委托申请人销售货物，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放弃物的担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鸿福公司与招远支行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五条约定：“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保证人不得以此抗辩债权人。”该条对债权人如何实现债权作出了约定，即使依照《授信业务总协议》的内容能够认定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提供了物的担保，鸿福公司也无权要求招远支行先行使担保物权，其关于仅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签订的《授信业务总协议》第四条约定，叙作单项授信业务的前提条件之一为，本协议、单项协议约定的担保已有效设立。鸿福公司主张，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在签订单笔押汇协议时必须签订对应的担保合同，而本案中的单项协议没有设立担保，鸿福公司不应对单项协议产生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了担保该合同第一条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保证人鸿福公司愿意向债权人招远支行提供保证。该合同第一条的内容为，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山东春雨食品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编号为2009年春雨授字001号的《授信业务总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根据上述约定，鸿福公司担保的主合同包括依据《授信业务总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鸿福公司关于单项协议产生的债务不属于其保证范围的主张，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相悖。因鸿福公司保证的范围涵盖了单项协议，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申请进口押汇时，《进口押汇申请书》这一单项协议已经由鸿福公司提供担保。另外，假使招远支行在单项协议约定的担保未设立的情况下，即与春雨公司就单项授信业务达成协议，亦属于双方在实际履行中变更了《授信业务总协议》的约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八条约定，除对业务合作期限进行延展外，对《授信业务总协议》其他内容或事项的变更，无需征得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仍对变更后的主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因此，鸿福公司应当对单项协议产生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授信业务总协议》约定，该协议所称贸易融资业务包括开立国际信用证、进口押汇业务。本案中，春雨公司在《授信业务总协议》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之后，依据《授信业务总协议》提出进口押汇申请，本案所涉进口押汇业务属于《授信业务总协议》项下的业务。《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鸿福公司愿意就《授信业务总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向招远支行提供保证，因此，本案所涉进口押汇业务在鸿福公司保证的范围之内。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发生于“《授信业务总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该协议所规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间届满之日止”这一期间的债权为被担保主债权。招远支行向国外收款方垫付款项的时间，即是《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发生的时间，该时间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期间内，春雨公司未清偿的垫付款，属于鸿福公司所担保的债务。鸿福公司主张，信用证开立时间和商业发票开具的时间在2009年8月21日之前，本案所涉业务发生在《授信业务总协议》生效之前，不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限内。本院认为，在本案所涉各笔进口业务中，春雨公司先申请招远支行开立了信用证，国外卖方通过国外银行向招远支行提交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单据，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提交《进口押汇申请书》，办理进口押汇，招远支行对外垫付款项。鸿福公司担保的是垫付款清偿之债，招远支行对外垫款后，春雨公司才负有上述债务，招远支行开立信用证本身并不产生上述债务，即使开立信用证的时间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限开始之前，本案债务仍属于鸿福公司保证的范围。鸿福公司所称的商业发票，是国外卖方向作为买方的春雨公司开具的发票，上述发票作为信用证所附单据流转到招远支行，发票何时开具，与信用证何时开立一样，不是判断本案债务是否发生于鸿福公司保证期限之内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债权同时转让，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对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债权转让的，即使债权人没有通知保证人，保证人也应承担保证责任。鸿福公司不服原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期间，华融山东分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横琴基金，本院裁定准许横琴基金替代华融山东分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并向鸿福公司送达了上述裁定。本院撤销原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后，横琴基金作为原告参加诉讼，要求鸿福公司承担保证责任，鸿福公司关于华融山东分公司的债权转让对鸿福公司不发生效力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第五个焦点问题。本案为进口押汇纠纷。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约定，招远支行为春雨公司垫付款项以向国外卖方支付货款，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偿还垫付款，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与借款合同相类似，本案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依照上述法律条文作出判决，表述不当，但不影响判决中春雨公司责任部分的正确性。 （2020）鲁民终422、514、515号三案中春雨公司应当承担的债务，均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鸿福公司应当依照约定，对春雨公司未能偿还垫付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鸿福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数额，三案相加不应超过1200万元人民币。一审判决判令鸿福公司在每个案件中在最高额1200万元人民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鸿福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鸿福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限额问题判决不当，本院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初4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山东春雨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昌敏本金447906.55美元、利息81976.45美元（计算至2015年3月20日，自2015年3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仍按《进口押汇申请书》的约定计息）； 二、变更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初4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山东鸿福集团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鸿福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数额，本案与（2020）鲁民终422号案、（2020）鲁民终515号案三案相加不应超过1200万元人民币； 三、撤销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初48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四、驳回刘昌敏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33703元，由上诉人山东鸿福集团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传毅 审判员  宫恩全 审判员  董 兵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周淼 书记员王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