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22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跃生，男，1960年4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山西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梦，山西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江，男，1960年3月29日出生，汉族，罗克佳华百能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林，山西弘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锐，女，197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太原市，现羁押于晋中市看守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立，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俊刚，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益项，男，196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立，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俊刚，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跃生、郭江因与被上诉人李锐、张益项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7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跃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夏梦，上诉人郭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林，被上诉人李锐、张益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俊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姚跃生上诉请求：1、依法在(2019）晋0105民初7822号判决书第一判项的基础上增判被上诉人李锐、郭江偿付上诉人姚跃生借款本金8万元及利息1667200元(按月息2%,从2014年8月3日起算,暂计算至2018年11月13日,直至还清之日止);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张益项对本案全部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双方约定了利息为月息5分,一审判决认为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者利息约定不明,将被上诉人李锐归还的8万元认定为本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一、被上诉人郭江作为借款的介绍人、保证人,在沟通借款及利息事宜时其均在场,在一审、二审及发回重审的庭审中其均认可该笔借款口头约定了月息5分,结合其陈述的一致性及稳定性来看,对月息为5分这一事实足以认定。第二、被上诉人李锐在借款后的次月支付给上诉人姚跃生借款利息8万元。庭审中郭江已经证明,该8万元付的第一个月的利息。同时,根据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利息为月付,即次月支付上月利息,以160万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息5分计算,一个月的利息确为8万元。以上事实足以相互印证,可以充分说明当时约定了利息且利息为月息5分。第三、160万元在2014年属于大额款项,上诉人冒着风险将该款项借给一个素不相识之人一定会收取利息,不收取利息是不符合常理，且上诉人出借该笔款项的目的也确为赚取利息。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利息不明,并将被上诉人李锐归还的8万元认定为归还本金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张益项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证据充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首先,被上诉人李锐、张益项系夫妻关系，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本息是在其夫妻关系存续内产生的。其次,被上诉人李锐借款的目的是为了其控股的山西铸鑫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该公司是其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公司盈利也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点不光由被上诉人郭江的陈述可证明,同时,上诉人提供的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也显示,山西振华振鑫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益项,股东为山西铸鑫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而李锐又是山西铸鑫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以上事实相互印证,充分说明山西振华振鑫置业有限公司实际上为被上诉人李锐和被上诉人张益项共同生产经营。因此,被上诉人张益项应当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李锐、张益项所称的其夫妻双方对各自公司的债务互不知晓,对所借债务也并不知情明显是恶意逃避承担债务。上诉人郭江辩称，1.郭江不是姚跃生和被上诉人的借款的保证人，不应当对姚跃生和李锐之间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郭江是在得到姚跃生和李锐共同认可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与李锐是委托关系。2.保证合同为要式合同，郭江和姚跃生并未就与李锐之间的债务签订保证合同，郭江也从未进行过担保的意思表示，因此不需承担保证责任。郭江知道姚跃生与李锐双方商定的月息五分的利息，且姚跃生在收到李锐8万元后，告诉过郭江。3.姚跃生作为权利主张人有责任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供证据，如果不能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2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姚跃生要求郭江对其与李锐之间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需要举证证明，姚跃生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主张，所以要求郭江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请求驳回姚跃生对郭江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李锐辩称，李锐与姚跃生从未就借款本金和利息进行过沟通，双方并未形成借贷关系，李锐不承担还款责任。160万元的交付原因李锐并不知情，但是李锐与郭江存在多年的借贷关系，160万元是郭江从其他账户打进来的，该款项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该款项与姚跃生没有关系，如果形成借贷关系也是与郭江形成的。李锐对该借款不知情。被上诉人张益项辩称，张益项对借款不知情，且与李锐分居十多年各自负责各自的生活，该款项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张益项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郭江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782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被告郭江、李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姚跃生借款本金1520000元”。2、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郭江对被上诉人李锐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将上诉人郭江与被上诉人李锐认定为共同借款人,将上诉人郭江与被上诉人姚跃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借贷法律关系证据不足,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郭江没有向被上诉人姚跃生借款的意思表示,借贷关系存在于被上诉人姚跃生与李锐之间。上诉人郭江在借条上签字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受被上诉人李锐之托、经被上诉人姚跃生认可,代为向被上诉人姚跃生出具借条,实际借款人是被上诉人李锐。该事实有三点可以证明:一是被上诉人姚跃生当庭承认了其是贪图被上诉人李锐给的高息,才将钱借给被上诉人李锐的，其自始至终都知道实际借款人是李锐而非上诉人郭江,被上诉人姚跃生是与被上诉人李锐达成了借款的合意而非与上诉人郭江,借贷法律关系的主体是被上诉人姚跃生与被上诉人李锐二人;二是达成借款合意后被上诉人姚跃生与被上诉人李锐之间谈定利息及得到收款账户,实际收款人是被上诉人李锐而非上诉人郭江;事后,被上诉人李锐直接将款项8万元还至姚跃生账户,可见李锐明知姚跃生为出借人。上诉人郭江也没有收到被上诉人李锐的任何款项,因此是被排除在借贷关系之外的。2、上诉人郭江与被上诉人李锐二人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借贷往来,且借贷法律关系事关重大,一审判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认定“郭江与李锐二人之间长期存在借贷往来”,进而推定“上诉人郭江与被上诉人李锐是共同借款人或承担共同还款义务”是完全错误的。2013年1、2月期间,被上诉人李锐实际控制的山西铸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铸鑫公司)曾向上诉人郭江作为股东之一的山西罗克佳华百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下称:罗克佳华公司,2000年9月由股东柳培青、郭江、候宝全、佟国富、孟凡林、孙延银、李冬玲等22人出资成立,2016年后,大部分股东退出公司,变更为郭江、王亚玲两名股东)拆借借款300万元(转账100万元及承兑汇票200万元),并于2014年初,由山西陶然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铸鑫公司控股70%)转账偿还了上述300万元(详见上诉人郭江从罗克佳华公司财务复印的转款凭证及承兑汇票复印件)。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李锐控制的铸鑫公司曾在2013年向上诉人郭江作为股东之一(郭江并非实际控制人,且目前上诉人郭江已退出该公司)的罗克佳华公司借款,这属于企业间的正常拆借,而非被上诉人李锐与上诉人郭江之间的个人借贷关系,况且该笔借款早就在2014年2月19日(涉案借款发生之前)还完,与本案并无关联。因此,一审判决根据“被告郭江向原告出具借据,被告李锐接受原告支付的借款并在借款后曾向原告支付款项,且被告郭江与李锐二人之间长期存在借贷往来”,认定“被告李锐、郭江为共同借款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忽略了关于借款合同生效条件的法律规定,导致主观、片面地适用了法律,不能客观、全面、正确地适用法律,因适用法律偏差导致了判决的错误。借款交付是借款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被上诉人姚跃生并未向上诉人郭江交付过借据所称160万元借款,被上诉人姚跃生实际交付借款的对象是被上诉人李锐。《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即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是借款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借款合同成立后借款交付之前,双方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在双方形成借款合意,且出借人将款项交付借款人之后,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才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7月被上诉人李锐急需资金而恰好被上诉人姚跃生有闲余资金,二人经上诉人郭江介绍并在电话沟通中形成借贷合意,且被上诉人姚跃生当日即向被上诉人李锐交付了该笔借款,被上诉人李锐在次月也按照约定时间和金额向出借人被上诉人姚跃生支付了利息,被上诉人姚跃生与被上诉人李锐之间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既成立又有效。但是,上诉人郭江没有借那么大一笔钱的理由也没有偿还巨额借款的履约能力,结合事后被上诉人李锐也没有向上诉人郭江转移涉案借款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得知，上诉人郭江与被上诉人李锐之间也并不存在委托收款的情况,因此,被上诉人姚跃生与上诉人郭江之间既没有借贷的合意,也没有构成实际向上诉人郭江交付借款的生效条件。一审判决在认定上诉人郭江与被上诉人姚跃生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时仅凭上诉人郭江出具的借据而认定借款合同成立,忽略姚跃生并未实际向上诉人郭江交付借款的合同生效要件,导致了借贷法律关系事实认定的错误。三、姚跃生作为权利主张人,有责任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供证据,如果不能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则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在审理过程中,颠倒举证责任,先入为主地认为上诉人郭江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而要求上诉人郭江举证证明自己不需要承担责任,进而要求上诉人郭江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严重地违反了我国法律关于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程序正义的缺失导致了判决的错误。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义务,并有运用该证据证明主张的案件事实成立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不能举证将导致其主张不能成立,其请求得不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2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被上诉人姚跃生在诉讼请求中要求上诉人郭江对其与被上诉人李锐之间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则需要证明上诉人郭江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而被上诉人姚跃生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上诉人郭江之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故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要求上诉人郭江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四、被上诉人姚跃生、李锐、张益项及其代理人不诚信诉讼,误导一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被上诉人姚跃生及其代理人称:“郭江曾口头承诺:李锐还不了,郭江代还”。但2014年8月7日,被上诉人姚跃生收到被上诉人李锐仅向其支付的唯一一笔8万元利息后,至其起诉之日长达四年多的时间,从未向上诉人郭江以任何名义或方式主张权利。也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上诉人郭江主张过权利。另,被上诉人姚跃生当庭否认被上诉人李锐代理人“因本案扣押郭江的车辆”的说辞。足以证明:涉案借贷关系发生在被上诉人李锐与被上诉人姚跃生之间,上诉人郭江仅是受被上诉人李锐所托、且在李锐征得姚跃生同意情况下,向被上诉人姚跃生出具借条的代理人;二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均是在编造不利于上诉人郭江的事实。被上诉人李锐的代理人在没有与被上诉人李锐谋面或联系、没有出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当庭捏造“160万元是李锐向郭江的借款、李锐曾经向郭江借款”等事实,意图通过其不诚信诉讼推脱对被上诉人姚跃生的还本付息义务,而将之强加于上诉人郭江。另,在本案一审承办法官对被上诉人李锐的询问笔录中:1、被上诉人李锐对本案诉争160万元借款的来源及利息约定回答含糊,其表示借款可能是通过郭江,并称自己的账户(银行卡)由公司会计管理,与事实、常理相悖。对借款当日电话中与被上诉人姚跃生对借款金额及利息进行商定后,并让上诉人郭江按其意思表示向被上诉人姚跃生出具借条的事实避而不谈。2、被上诉人李锐否认与上诉人郭江是通过其丈夫被上诉人张益项认识多年的朋友,且谎称其两三年前向上诉人郭江借承兑汇票。上诉人郭江根本没有如此巨额的资金能力及来源。3、被上诉人李锐否认与其丈夫实际控制山西铸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事实不符,其目的完全是为了逃避债务,保全其家庭财产。被上诉人李锐的陈述存在如下与常理相悖之处:1、2014年7月2日,如果是向上诉人郭江借款,为何和被上诉人姚跃生商定借款本息,并将其银行账号直接告诉被上诉人姚跃生。在被上诉人姚跃生尚未给其打款情况下,让上诉人郭江给被上诉人姚跃生出具借条时写“今借......”而不是写“今借到......”。为何一个月后,将利息直接打入被上诉人姚跃生账户。其本人账户(银行卡)为何交由公司会计管理。2、2013年,如果是向上诉人郭江借款和承兑汇票,为何要从罗克佳华公司财务拿走200万元承兑汇票、100万元从罗克佳华公司打入铸鑫公司,而不是向上诉人郭江拿走承兑汇票,由上诉人郭江将100万元打入被上诉人李锐账户。一年后还款时,为何将300万元直接打入罗克佳华公司账户。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姚跃生、李锐、张益项及其代理人不诚信诉讼。五、上诉人郭江自始至终未从被上诉人姚跃生与被上诉人李锐之间的借贷关系中收受任何钱款和利益,其好意引荐或代为出具借条的行为,若被判令承担还款责任将严重违反公平正义的基本法律原则,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上诉人姚跃生辩称，1.郭江应当对案涉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偿还责任。因为姚跃生与李锐是素不相识的，对其还款能力并不了解，如果不是郭江提供担保，姚跃生不会将款项出借给李锐。所以郭江所书写的借条本质是对该笔借款的担保。2.即使法庭认为不构成连带保证，根据双方的约定和调查的事实，郭江向姚跃生书写借条并承诺还款，是债务的加入。郭江向姚跃生出具借条明显构成债务的加入。3.郭江陈述。郭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代李锐打借条，即使是代打借条应当注明，郭江对代打借条和事后的责任是明知的，事后也未找李锐更换借条，所以郭江书写的借条为担保而非代打借条。4.郭江的代理人陈述姚跃生从未向郭江以任何方式主张权利的说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在原审庭审中郭江当庭陈述姚跃生多次朝其催要借款，庭审笔录可以证明，其自认的事实我方无需举证。综上，姚跃生和李锐之间有借贷关系的事实我们认可，郭江的债务加入我们也认可。我们不认可郭江对姚跃生的上诉请求的理由。被上诉人李锐辩称，民间借贷需要借款合意及款项交付两个要件。庭审中姚跃生的代理人陈述姚跃生和李锐素不相识，从未就借款的本金和利息进行过口头约定或者沟通，也从未就款项的归还进行过沟通，该民间借贷与李锐没有关系，是否是郭江与姚跃生之间的借贷，李锐不清楚。被上诉人张益项辩称，张益项对该笔借款不清楚，不应当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7月2日，被告郭江向原告姚跃生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姚跃生现金壹佰陆拾万元整郭江2014.7.2号”。当日，原告姚跃生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向被告李锐账户分两笔打款共计160万元。2014年8月7日，被告李锐向原告姚跃生支付款项的建设银行账户支付8万元。对于上述款项及借条的形成经过，原、被告分别作出陈述：原告姚跃生称，其与被告郭江系朋友关系，居住在同一个小区，其与被告李锐不认识。其从被告郭江处了解到李锐是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将款项出借给被告李锐可以收取利息，故从几个工友处筹集款项，并在2014年7月2日与郭江见面，郭江告知其李锐的账号，其将款项支付至李锐账户后，郭江称愿意提供担保并向其出具了借条，口头约定按月息5分支付利息。借款时其未与被告李锐进行任何沟通，借款后李锐支付过一次8万元的利息，此后再未付款，也无法联系到李锐。被告郭江称，其与原告系朋友关系，后在一个小区居住。其与被告张益项系多年朋友，此后认识了张益项的妻子被告李锐。2014年7月2日上午，其与原告在小区聊天时接到李锐的电话称家中房地产项目急需用款，让帮忙筹款，其就打开电话免提由原告与李锐直接谈好原告出借给李锐160万元，李锐按月息5分支付利息，因李锐在寿阳，他们二人约定由其先给原告打借条，待李锐回太原后再更换借条，其遂按李锐表述内容给原告出具借条，原告向李锐要了银行账户并记录了李锐的电话号码，此后原告将款项支付给李锐，次月原告告知其收到李锐支付的8万元利息，此后到2014年底原告告知其李锐几个月都未支付利息，其遂联系李锐，但此后李锐也很少接其的电话，直到2018年底其给原告介绍了律师建议通过诉讼解决。本庭对被告李锐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被告李锐在询问中称，其认识郭江，但不认识原告姚跃生也从未见过姚跃生。郭江是罗克佳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多年来与郭江存在借贷关系，但从未与原告发生借贷关系。因其经营房地产公司，使用的银行账户较多，银行账户的日常管理都是由公司的会计负责，其也不清楚原告为何将160万元打到其账户内及为何其账户会向原告支付8万元，可能是郭江让打过来的。其与郭江的借贷已经进行过核算，对原告主张的借款应当由原告与郭江解决，其只对郭江。其与张益项是夫妻关系，虽然通过张益项认识郭江，但张益项从未参与过与郭江的借款，张益项也不参与公司事务，其与张益项分开居住10余年，各自负责各自的收支。被告张益项称，其虽与李锐系夫妻关系，但对借款一事并不知情。另查明，被告李锐与被告张益项于2003年10月28日登记结婚。被告李锐系山西铸鑫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被告张益项系山西振华振鑫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山西铸鑫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系山西振华振鑫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各被告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原告主张的借款利息是否应予支持。首先，被告郭江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告姚跃生出具借条，依据借条内容可以确定借款的意思表示、出借人、借款金额，被告郭江作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借条所具有的效力。被告郭江辩称借款数额、利息等约定均系由原告与被告李锐通过电话沟通确定，其系代被告李锐向原告出具借条，但并未举证，且在借条出具至原告起诉长达数年时间，被告郭江并未让被告李锐向原告更换借条，故对其上述抗辩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信。被告郭江向原告出具借条当日，被告李锐的银行账户收到原告按借条金额支付的160万元款项，且在次月被告李锐向原告的付款账户支付8万元，案涉借款发生前李锐与原告并不相识，且素无经济往来，被告李锐以其不清楚上述两笔款项为何支付且对款项不知情为由否认与原告存在借贷关系，不合常理。综上，被告郭江向原告出具借据，被告李锐接收原告支付的借款并在借款后曾向原告支付款项，且被告郭江与李锐二人之间长期存在借贷往来，在此情况下应认定被告李锐、郭江为共同借款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次，案涉借款虽发生在被告李锐、张益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被告张益项并未在借据中签字也未在事后作出对借款追认等共同负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案涉借款数额超出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范围，原告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也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用于该二被告共同生活及经营，故原告主张案涉借款系被告李锐与被告张益项的夫妻共同债务，要求被告张益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被告郭江虽称借款时约定按月利率5分支付利息，被告郭江称该约定系原告与被告李锐直接约定，但被告李锐不予认可，原告也称其从未与被告李锐对借款直接进行过沟通，三人之间的陈述不一致，且原告提供的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原告仅凭被告李锐向其转账支付8万元以佐证利息的主张，证据不足，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对被告李锐支付原告的8万元，应从本金中予以核减，余款152万元，被告郭江、李锐应共同偿付原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1、被告郭江、李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姚跃生借款本金1520000元；2、驳回原告姚跃生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郭江与上诉人姚跃生及被上诉人李锐系朋友关系，上诉人姚跃生与被上诉人李锐素不相识。郭江以自己的名义向姚跃生出具借条，依据借条内容可以确定借款的意思表示、出借人、借款金额，该借条未约定借款利息或利率，也未约定还款期限。姚跃生未依据该借条将现金160万元支付郭江，在此后郭江也从未偿还过姚跃生任何借款本金及利息。郭江未在姚跃生转账的160万元中享受到任何利益。上诉人姚跃生认为该借条具有担保性质或系郭江自认的债务加入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李锐无任何合法根据的情况下于2014年7月2得到姚跃生的转账160万元，并在次月返回姚跃生的汇款账户8万元。被上诉人李锐诉称，该款可能是郭江支付的，但为何返还8万元也不清楚，同时被上诉人李锐也无证据证明该款是其借郭江的。因此，李锐辩称涉案款项160万元是借郭江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姚跃生无证据证明其所汇入的160万元的开户行及账号是郭江提供，进而与“借条”相互印证。综合本案考虑，被上诉人李锐得到转账160万元无事实依据，属不当得利，应将涉案款项160万元返还姚跃生。被上诉人李锐在占用涉案款项160万元期间，应当支付占用涉案款项的费用，该费用以16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计算。被上诉人李锐已付的8万元应按顺序冲抵该费用及本金。案涉借款虽发生在李锐、张益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张益项并未在借据中签字也未在事后作出对借款追认等共同负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案涉借款数额超出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范围，姚跃生提供的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也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用于李锐、张益项共同生活及经营，故姚跃生主张案涉借款系李锐与张益项的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张益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上诉人姚跃生要求返还借款本金160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确凿，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7822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驳回原告姚跃生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782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李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姚跃生借款本金1600000元;并以1600000元为基数，占用1600000元期间的费用自2014年7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上诉人李锐已付的80000元应按顺序先冲抵该费用再冲抵本金）。一审案件受理费32938元,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7938元(原告已预交),由李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5849元由上诉人姚跃生5201元；上诉人郭江负担15324元；被上诉人李锐负担153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耀功审判员 段雪丽审判员 任 峥 二O二O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吴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