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1民终5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超，男，汉族，1978年3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耀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2号10层1010。法定代表人：林超，该公司经理。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山钧，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杰，男，汉族，1968年10月1日出生，住漯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峰，河南信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超、北京耀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2民初3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超、耀信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山钧、被上诉人朱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多份客观证据显示，朱杰是临沂市久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安公司）的股东或股权模式投资人。一审法院无视上述客观证据，反而仅凭朱杰单方的虚假陈述，就错误的将朱杰53.5万久安公司入股投资款认定为出借款，直接导致本案诉争事实错误。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的，1、2014年11月11日久安公司盖章的，委托陈磊超个人账户接收朱杰出资入股公司的53.5万入股资金的《委托书》，明确指明朱杰的身份和53.5万转款的性质；2、久安公司大股东陈磊超的《证明》；3、股东徐靖超的《证明》；4、股东陈益青的《证明》和《持股证明书》，均可以证明久安公司的背景情况和朱杰的股东身份，特别是该几份证言还有客观证据《持股证明书》佐证。上诉人还有新的3份客观证据，进一步佐证上述证言，说明朱杰在久安公司的股东身份、53.5万是朱杰其中一笔入股款的事实。1、久安公司股东0Q群成员截图；2、久安公司股东QQ群公示的完整的《股东名册》；3、一审时被上诉人朱杰提交的《股东名册》，excel表右半边后被朱杰故意删减后提交。显示的第6大股东杨慧丽，右边备注有“朱杰收款账户”，杨慧丽是朱杰的妻子，朱杰本人是久安公司第6大股东。二、朱杰2015年9-10月向上诉人转款23万(朱杰诉称38万)，是委托上诉人投资期货亏损了。综合分析整个录音，上诉人回答始终显示“朱杰2015年9-10月转款虽然是没有兜底的期货投资，且已经亏损，但上诉人愿出于道义利用其投资设立的耀信公司股份弥补”但一审法院片面的采纳了2017年6月朱杰偷录的(与林超的录音)中朱杰故意套话用的“债权人”、“38万”等用语，将实际的23万委托投资款错误认定为借款，甚至将朱杰转至无关人员宋晓菲账户的15万错误的算入，最终错误的认定了朱杰向上诉人出借38万元。上诉人有新的证据：耀信公司从成立的2015年6月开始就与财务何景玲签订的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证明朱杰主张的案外人宋晓菲是耀信公司财务、代林超收款15万的事实不成立。朱杰主张38万转款中的15万转款不存在。三、上诉人举证2015年4月曾出借给朱杰54.945万，上诉人的真实意思是，若法院万一将朱杰2015年9-10月转账23万错误认定成其出借给上诉人，则上诉人需主张反诉朱杰偿还54.9445万、或可抵消。但因朱杰的投资模式从久安公司开始一直就是不兜底的，2015年9-10月朱杰委托投资期货时留下太多证据，上诉人在一审时没有证据去主张真实委托投资关系。但现经过多方搜集，上诉人有新证据证明：朱杰2015年9-10月转款至林超账户23万，系委托林超投资期货，已亏损，而非林超借款给上诉人。1、林超个人的上海大陆期货有限公司期货账户30×××38的《期货交易记录》；2、与朱杰同一批委托林超投资期货的投资人徐靖超的《证言》。四、一审法院不仅将朱杰对久安公司投资入股款53.5万错误的认定为对久安公司的出借款，还忽略还款主体明显不一致的事实，将“股东朱杰以其有稳定收益的泰安押车业务股本息54.9445元作质押”的惯例下，上诉人个人出借给朱杰借款54.9445元，错误认定为是久安公司向朱杰的还款。而结合朱杰股东身份，分红14445元时备注“泰安业务”可以看出，备注“一个月利息”并不是朱杰出借款的利息，而是公司对外债权投资的稳定利息收益分红。朱杰的解释明显不合理。以上有新证据：朱杰自己一审时提交的《借条》，显示久安公司股东朱杰和上诉人之间以稳定股权收益质押的惯例。五、一审法院违反普通程序，庭前不邮寄原告证据、且在朱杰当庭证据突袭、质证不充分、且上诉人随后提交了大量客观证据的情侣下，未组织再次开庭，也未予在判决书中论述。导致原告诉讼权益受损，同时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在一审归纳争议焦点后，朱杰当庭才拿出的证据涉及案外人久安公司，双方庭审最终的争议集中在朱杰是否是久安公司的股东或股权模式投资人(进而影响着朱杰诉称的耀信公司的38万投资是否是借款，也影响着上诉人林超主张抵消或反诉的54.945万是否成立)、上诉人林超是否是久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等。朱杰的当庭证据突袭，导致一审庭审质证不充分，根本无法认定事实。上诉人基本查清事实，在庭后积极调查核实，向法院提交了多份客观、主观证据，一审法院均予以无视。耀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不当，严重侵害上诉人权益，应予以撤销。一、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证明朱杰向林超转款23万、向宋晓菲转款15万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依法不应承担责任。1、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林超在2015年9-10月收取朱杰23万投资款后，用其个人在上海大陆期货有限公司所开的期货账户30×××38，帮朱杰购买为了期货，后来亏损没有打入耀信公司账户或者指定的账户；2、宋晓菲不是耀信公司的财务，朱杰是虚假陈述，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宋晓菲的身份予以认定。且朱杰提交的录音中对38万元没有明确肯定，也不能作为林超对宋晓菲身份的认可。二、林超在录音中没有明确认可上诉人欠朱杰38万元借款，一审法院片面采纳录音内容。就此判决上诉人承担38万元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综合录音看，即便是林超明确认可上诉人承担责任，也是林超个人受朱杰委托投资期货亏损后，出于义气和歉意提出的“转股方案”实际上是在认可上诉人承担转股后的股权收益责任，不是还借款责任；2、林超只是上诉人的股东之一，即便林超认可，也还需公司盖章。三、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导致上诉人和林超举证失衡，反而无视客观证据、故意抓住法院自己导致的上诉人和林超的举证“把柄”，让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判决不公。上诉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上诉人所在的北京地区的实践，在一审法院只邮寄了朱杰的诉状，未邮寄朱杰的证据或证据清单的情况下，误以为朱杰没有提供证据。而诉状指向的38万借款，但林超只收到23万，林超在没见到证据的情况下，误以为是上诉人公司账户或指定账户代收了剩余15万款项。于是为了让上诉人免于非法的起诉、保全导致的营业损失，及承担不应该承担的责任。林超个人和股东陈磊超在庭前向法院出具了误解的《证明》。证明的真实含义其实是“可能存在朱杰起诉称的打给林超个人的款项，打入了上诉人的账户，若存在该种情况，可能是林超让上诉人帮忙代收的”。出具该证明林超和上诉人庭上才知道朱杰诉状起诉的38万中15万是虚假的，所以之前的出具的《证明》内容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应被客观转账所否定。一审法院无视客观的转账凭证，依据不客观的《证明》内容判决导致上诉人诉讼权益受损，且没有事实依据。朱杰对上诉人朱杰、耀信公司的上诉共同辩称，一、双方之间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应承担付款责任。2015年9月24日至2015年10月21日期间，答辩人向林超个人账户转款五次共计23万元、向耀信公司会计宋晓菲账户转款三次共计15万元，上述款项合计38万元。2017年6月21日，答辩人向林超催要借款，林超在双方的对话中明确表示认可下欠答辩人38万借款的事实，只是称款是耀信公司欠的，答辩人要求林超出具书面欠款手续，其要求答辩人继续等待。林超是耀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林超及耀信公司均否认宋晓非是耀信公司的会计，也不认可宋晓菲代收的15万元是代上诉人收取，但林超及耀信公司事实上已经认可收到了答辩人的38万元借款的事实，对此，有银行转账凭证、双方之间的录音对话、林超及耀信公司共同出具书面证明等客观证据在卷佐证，双方之间已形成明确的借贷关系，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上诉人应承担偿还责任。上诉人诉称“不应承担38万还款责任”的上诉事由不能成立。二、答辩人与林超之间的录音对话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首先，录音证据是民事诉讼证据种类之一，属法定证据之一，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该录音对话是在答辩人向上诉人催要借款的背景下所形成，不存在答辩人采取威胁、引诱、殴打等不法手段强迫上诉人作违背其意愿陈述的情形，相反完全是在双方和谐放松的情况下进行的对话陈述，双方的陈述是对案件事实最原始、最真实的客观还原和认可，且录音内容清楚明确，上诉人在录音中明确认可收到了答辩人38万元的事实，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已经认可的事实又反悔(包括录音证据、上诉人自己提交的书面证明证据)，明显违反《民事证据规则》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对由上诉人陈述的录音及其提交的证明予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再者，一审中上诉人曾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又明确表示不申请对录音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此事实也能认定录音的客观真实性。根据上述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的录音对话及上诉人提交的对其不利的证明等证据材料符合案件客观事实，符合法律规定。故上诉人诉称的“录音证据及其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三、一审审理程序合法。答辩人一审起诉时已经将案件相关证据向法院提交，并在庭审时又进行了集中出示。在法庭主持下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质证、辩论，整个诉讼过程完全是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流程所进行，不存在任何违法之处。按照上诉人的上诉逻辑，是“因其误以为答辩人没有证据，从而误以为收到了答辩人的欠款，进而又在误以为的情况下向法庭出具了对自己不利的证明”，这些说法纯属是上诉人脱离案件事实所做的虚假陈述，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全力推卸自身还款责任。按照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接受法庭的质证，各方的举证事项最迟应在法庭调查终结前完成，超出举证时限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根据该事实，上诉人所提“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与案件事实及法律事实均不相符，当然也不能成立。四、林超在上诉状中提到的53.5万元的相关事务，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一审中，林超即提出答辩人诉讼的38万元是偿还的2015年4月13日其出借给答辩人借款54.9445万元中的38万，但事实是该54.9445万元是答辩人与久安公司偿还答辩人另外的借款本金53.5万及一个月的利息14445元，与林超个人没有关系。一审中答辩人已经就此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了答辩人与久安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清结。故该54.9445万元的事务与本案没有关联。但从林超的上述主张中也可认定，林超认可已经收到答辩人38万元借款的事实，林超的陈述明显前后矛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所提上诉事由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借款本金38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7年6月2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到清偿完毕之日；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24日至10月21日，朱杰通过6236682560000083123账户向宋晓菲6226227901215891账户转账三次，共计150000元；向林超6222080200017414122账户转账五次，共计230000元。以上共计380000元。2017年6月21日，林超认可耀信公司欠朱杰38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2017年6月21日，林超在录音中清楚地表明案涉款项系耀信公司所欠，与其个人无关。2019年9月27日，二被告出具的证明载明耀信公司收到朱杰转款后全部转给林超。本案开庭审理期间，二被告当庭辩称案涉钱款系朱杰偿还的借款。二被告陈述前后矛盾，未如实陈述案情。应当认为，耀信公司收到朱杰钱款之后的行为，系其与林超之间的行为，耀信公司收到朱杰转账钱款，林超自认收到了钱款，二者应当共同承担偿还责任。二被告辩称宋晓菲收取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二被告辩称，该380000元系归还的借款，但与朱杰提供的录音证据相矛盾，对该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朱杰与林超、耀信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有转账记录、录音资料、二被告出具的证明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予以确认。二被告拖欠借款未还，经朱杰催要后仍不偿还，应负酿成本案诉争的全部责任。朱杰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林超、北京耀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朱杰借款38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7年6月2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0元，诉讼保全费2620元，由被告林超、北京耀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二审上诉人林超、耀信公司另提供：1、朱杰、杨慧丽《夫妻证明》，欲证明：朱杰恶意裁剪的《股东名册》显示的大股东杨慧丽是朱杰的妻子，完整《股东名册》excel最右显示：股东杨慧丽收款户是朱杰0158；2、上海市大陆期货有限公司《交易结算单》，欲证明林超2015年8月在上海大陆期货开通账户30×××38记录显示：该账户交易真实连贯，最后亏损；3、耀信公司财务出纳岗《劳动合同》，欲证明耀信公司自成立始，财务人员一直是何景玲，朱杰一审虚假陈述；4、账本复印件一页，欲证明被上诉人主张2015年9月到10月打款给宋晓菲15万元属于耀信公司财务代收没有事实依据。朱杰对上述证据质证称，上诉人提交的二审证据目录中所显示的“二审新证据”在一审庭审结束后一审判决前，上诉人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审法院以书面询问的方式征求了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对所谓的二审新证据均不予认可。因此上诉人提供的二审新证据事实上不属于新的证据。且这些证据与双方之间的争议问题没有内在必然关联。证据目录中所显示的二审新证据上诉人完全可以在一审提供，因此实质上也不属于新的证据。并且这些证据被上诉人坚持认为是事后补的，是虚假的，且与双方的诉争没有内在关联，上诉人应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提交的一页账本是上诉人单方所制作，随意性很大，其客观真实性无法确定，上诉人在一审中即否认宋晓菲是其工作人员，但在双方的录音对话中林超已经明确认可宋晓菲所收到的15万元是代其本人和耀信公司所收取，对该事实还有一审中林超及耀信公司共同出具的书面证明可以证实。同时林超关于53.5万元借款方面的陈述也印证了林超及耀信公司收到了朱杰的38万元，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该页账本不能否认林超及耀信公司已经认可的上述事实。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朱杰主张林超、耀信公司欠其38万元，一审提供2017年6月21日其与林超、陈磊超的录音，证明林超在录音中已经认可下欠其38万元并称系耀信公司所欠。林超、耀信公司一审提供的林超2019年9月27日出具并加盖载明耀信公司印章的证明，显示耀信公司收到了朱杰的转款，然后又转给了林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林超、耀信公司上诉称该38万元中23万元系2015年9月-10月朱杰委托林超投资期货，亏损了，15万元转至无关人员宋晓菲账户，二上诉人不应承担偿还该38万元的责任。但这与其一审辩称的该38万元系偿还朱杰的53.5万元借款相矛盾，且也没有提供委托投资期货的相关委托手续，且即使原来是投资期货，根据朱杰提供的录音，林超在2017年也已经自认该38万元按照欠款处理。故一审判决林超、耀信公司偿还朱杰该38万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林超、耀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上诉人林超负担3500元，由上诉人北京耀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超审判员 曹光辉审判员 缑兵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卫鸣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