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忠，男，1953年12月25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添丁，台湾地区居民，男，1955年9月20日出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00121468。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锐经，北京市正平（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婷，北京市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志忠因与被上诉人余添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4民初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志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被上诉人余添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锐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志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判令解除王志忠与余添丁于2016年1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3.依法判令余添丁向王志忠返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840932元并赔偿违约金（以人民币840932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3日起至全部转让款返还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事实与理由：1.王志忠要求解除《协议书》的原因是基于余添丁未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及擅自重新办理企业工商登记领取执照的两个违约行为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并非仅针对其未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余添丁是以其自身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及第四项关于合同解除之规定。一审判决未全部查明和认定王志忠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故一审判决有误。2.一审判决认定王志忠的主要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是错误的。（1）王志忠的合同目的不是获得近一年的公司经营权。《协议书》的性质是股权转让合同，并且约定了具体的股权转让比例，也明确说明了股权转让费用的扣除，故王志忠获得目标公司95%的股权是《协议书》的合同目的，而不是获得公司经营权。另外，获得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权也不应仅一年，现余添丁重新领取了公司营业执照及公章，王志忠已无法对目标公司进行实际经营管理。（2）一审判决缩小并限制了股权转让中的合同目的。首先，股权转让是《协议书》最根本的目的；其次，基于股权转让派生很多基于股东身份产生的权利都是王志忠在签订合同时设想的合同目的；最后，公司经营管理权只是股权转让关系中派生的从权利之一，不是《协议书》的主要目的。（3）因未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王志忠自始未获得公司全部的经营管理权。股权登记未进行变更，法定代表人亦无法变更，使公司丧失部分商业机会，王志忠仅是代为管理公司。（4）即使《协议书》的主要合同目的是经营管理权，也不应仅一年左右时间。《协议书》约定王志忠在三年内支付全部的股权转让款，即如果王志忠存在后期未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提下，王志忠至少可以经营到2019年12月12日，但实际上至今仅有两年。3.《协议书》签订至今，存在违约行为的仅有余添丁，王志忠未违反双方的任何约定也未违反法律规定，王志忠的诉讼请求也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协议书》履行至今，余添丁未按约定办理股权转让变更。2018年其在未与王志忠协商的情形下，擅自办理了公司工商登记手续重新领取了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存在两处与合同约定及合同目的不符的行为，既是违约行为又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阻碍了合同的履行，王志忠有理由相信余添丁从开始或者现在已经不想继续履行《协议书》的约定，故王志忠要求解除合同。4.余添丁违反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王志忠在合同履行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余添丁有违反《合同法》第六条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余添丁违反《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规定，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且其后期又自行将已经履行义务的部分回转到自己手中，实际上，现阶段余添丁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任何义务。故王志忠在合同履行中没有任何过错和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属于合同的守约方及利益受损方。5.股权转让未办理变更登记，余添丁应返还股权转让款及支付占有资金的利息。《协议书》约定双方主要义务是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现由于余添丁不履行合同义务在先，且擅自收回公司经营管理权，以其实际行动表明其不愿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故余添丁应当返还已经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并且支付占有期间的利息。余添丁针对王志忠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王志忠的上诉请求。1.《协议书》不具备解除的法定事由，王志忠主张解除《协议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2.双方在签订《协议书》后，余添丁已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将目标公司的所有经营资质，包括营业执照、公章、财务印章、法人印章、银行印鉴等公司运营管理所需要的全部文件交付给王志忠，故王志忠根本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3.余添丁之所以在2018年6月重新办理了目标公司的营业执照是基于王志忠在经营过程中对目标公司产生的债务，包括水电费、房租、应付账款等未及时处理，甚至房租已被起诉到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并有生效判决，导致余添丁可能因法院执行被限制高消费，甚至被限制出入境。在此情况下，余添丁为防止损失的继续扩大以及给其自身造成的恶劣影响，进行了自我保护行为。4.余添丁在此声明，随时可以配合王志忠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且不存在任何履行合同的障碍。尽管按《协议书》的约定王志忠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期限为三年，但时至今日王志忠除支付首期约定的人民币84万余元外，未再支付过任何股权转让款项。因此，未严格按《协议书》约定履行合同是由于王志忠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所致。故无论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还是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协议书》均不具备解除的事由，应当驳回王志忠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王志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王志忠与余添丁2016年1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2.余添丁向王志忠返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840932元并支付至实际返还时止的利息。一审庭审中，王志忠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余添丁向王志忠返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840932元并赔偿违约金（违约金以人民币840932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3日起至全部转让款返还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12日，转让方余添丁与受让方王志忠签订《协议书》，约定：王志忠团队出资人民币350万元购买余添丁持有的目标公司（北京晨恩食品有限公司）95%的股权，该笔款项分三年还清，具体情况见公司章程。此协议签订之日即为双方交接时间，余添丁应交付公司公章及所有相关财务印鉴（包括个人印章），并于两个月内完成股权转让手续。王志忠已付款项作为余添丁的股权转让费用扣除，具体如下：1.工厂房租人民币25万元；2.原材料人民币10万元；3.柴油人民币10万元；4.监控器人民币0.8万元；5.现金人民币0.8万元；6.工人工资人民币374932元，以上合计人民币840932元。余添丁和王志忠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名。上述协议签订前后，双方确认王志忠陆续以银行转账和现金的形式共付给余添丁股权转让款人民币840932元，余添丁亦按照约定将营业执照、目标公司的公章、印鉴以及《协议书》中的相关材料、设备等交给了王志忠。从2016年12月开始，王志忠即开始在目标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王志忠称，从2017年10月左右因厂房被相关部门查封后，即不再经营。余添丁至今未配合王志忠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至今仍登记为余添丁，股东仍登记为余添丁一人。另查明，2007年9月10日，经批准余添丁出资20万美元在北京设立目标公司，该公司系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余添丁。2018年6月12日，余添丁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重新领取了目标公司的营业执照。一审法院认为，余添丁为台湾地区居民，本案属于涉台民事纠纷案件。关于法律适用中的准据法适用，本案当事人对此未作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国大陆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的程序法律适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并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本案的程序法应当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涉案《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关于合同解除。王志忠主张因余添丁未在约定的期限内配合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王志忠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即享有法定解除权，现王志忠行使该解除权，合同应予解除。余添丁认可上述违约事实，但认为其已经在签订合同当日将目标公司的全部经营管理权交给王志忠，并且将所有的公司印章、财务印鉴、法人个人的印鉴等交付给王志忠，已经完全保障了王志忠作为股权受让方的全部股东权益，王志忠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合同不应解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王志忠已经取得了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且已经实际经营目标公司近一年时间，其主要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尚未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可以通过另行要求对方按照约定继续履行合同而实现，且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王志忠不能继续经营目标公司是因余添丁的上述违约行为而导致的，本案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因此，王志忠不享有法定解除权，其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否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王志忠在合同解除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返还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840932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违约赔偿。在本案合同不应解除，且王志忠未举证证明其因余添丁的违约行为以及重新领取营业执照等行为而遭受了实际损失的情况下，王志忠就此提出的赔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志忠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志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关于本案程序法的适用及准据法的适用，均正确，本院不再赘述。本案中，余添丁已经按照双方所签《协议书》的约定，在《协议书》签订当日将目标公司的所有公司印章、财务印鉴、法人个人的印鉴等能够保障目标公司经营管理权的手续交付给王志忠，王志忠亦已经实际经营目标公司近一年时间；余添丁已提交了确实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目标公司在王志忠经营过程中产生了相关债务，但尚未进行有效清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志忠不能继续经营目标公司是因余添丁的违约行为而导致的。因此，本案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对于余添丁尚未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王志忠可以通过另行要求余添丁在继续履行《协议书》的过程中，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双方亦可以另行协商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履行期限和具体方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209元，由王志忠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容 红审判员 夏林林审判员 魏 欣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闫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