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72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宝邯运输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东路371号。法定代表人：方永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晨，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华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宝莲湖湿地园区宏塔路6号。法定代表人：龚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璐璐，江苏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青岛宝邯运输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华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5民初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宝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对本案依法改判；2、华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宝邯公司存在未结清198.2吨钢坯货款错误，没有事实依据,依法应予纠正,涉案5份合同己履行情况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本案证据材料不能证明623.32吨货物确已交付，即便假设已交付本案证据材料也不能证明该623.32吨货物不包含在双方己结算的25614.18吨货物之中。一审判决认定623.32吨货物己交付，并将此与双方己结算25614.18吨货物以及留港425.12吨货物进行任意混合计算，进而得出所谓宝邯公司尚有未支付货款的己收198.2吨【（25,614.18吨+623.32吨-425.12吨）-25614.18吨】货物。一审判决认定该事实缺乏基本事实及逻辑基础，完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首先，一审判决所谓江苏兴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达钢铁公司）6张出库过磅单未经法庭组织质证，依法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外，涉案港口不具备证明收货人身份的资格与条件，“0003303、0003305韩庄三港装船清单”等由港口单方面制作的缺乏原件支持的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宝邯公司从未予以确认，而所谓韩庄三港负责人曹锋向公安机关的陈述中己明确记录“船是谁找的我们不清楚，我们不熟悉济宁2113号船、济宁5002号船，我们只负责装卸，收装卸费。兴达钢铁公司支付了装卸费”。另，一审判决己认定“被告联系其下家买方派船装运提货”。依据合同约定，确认货交宝邯公司的条件是己经得到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向宝邯公司的收货验收及确认，此乃双方确认交付货物数量、应付货款以及开票数量的合同约定及实际交易操作流程，本案宝邯公司并不派船，不派人在港口，也不接触货物，华建公司对于其主张的623.32吨货物己交付且不包含在己结算25614.18吨货物中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另外，涉案港口存在大量与涉案货物相同的货物，同一艘船舶在不同时间或同时装载不同收货人、不同卸货码头货物实属常态。显然，一审判决认定“由济宁2113号船装运549.92吨、济宁5002号船装运73.4吨”合计623.32吨货物给宝邯公司下家买方即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完全错误。一审判决也没有就该623.32吨货物是否包含在双方已结算的25614.18吨货物之中予以说明、认定。显然，一审判决判令宝邯公司支付198.2吨货款的前提条件是该623.32吨货物不仅已交付宝邯公司，且不包含在双方己结算的25614.18吨货物之中，前提条件不存在，事实、逻辑基础则不成立。事实上，假设一审判决认定的623.32吨己于2013年10月11日装船离港属实，鉴于韩庄三港负责人曹锋己明确兴达钢铁公司而非华建公司支付623.32吨货物装卸费，而华建公司与兴达钢铁公司直至2013年11月18日方才签署视同兴达钢铁公司己交付华建公司623.32吨货物的《债务冲抵协议》。显然，宝邯公司可以认为，623.32吨己由货主兴达钢铁公司于2013年10月11日装船离港运往其他买家而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不应再将623.32吨货物纳入本案交付数量范围，从而所谓宝邯公司多收198.2吨货物的主张己无基本事实基础，且宝邯公司极有可能己多支付华建公司425.12吨货物货款。其次，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向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杭州保利电梯导轨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载明的交付钢坯数量25812.38吨货物与本案的关联性难以成立。现有证据材料显示，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在其2013年12月2日《证明》及2016年4月27日《询问笔录》中皆说明其下家仅为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且合同己履行完毕，并未提及另一下家杭州保利电梯导轨制造有限公司。此外，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非发票项下货物己交付凭证。即便假设发票项下货物己交付，但无证据证明发票项下货物即为涉案货物。涉案货物系种类物，具有可替代性。当时钢材贸易非常活跃，涉案港口也堆存有大量与涉案货物相同规格、相同质地货物。现有材料显示，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与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杭州保利电梯导轨制造有限公司的合同数量为35900.00吨，远大于本案26000吨合同数量。而在涉案合同履行期间，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向不同下家（买家）开具了90张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及27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开具给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杭州保利电梯导轨制造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64张，远小于税务机关提交的统计表项下发票数量，且其他发票相对应的货物种类、数量与本案的关系不明、存疑。再者，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由于财务问题向宝邯公司指定受票单位杭州宝东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宝邯公司向杭州宝东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货物数量合计5187.7吨，该等货物应不属于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出售其下家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杭州保利电梯导轨制造有限公司的货物范围。再次，己经一审法院组织质证且双方皆无异议的宝邯公司与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间三份货物结算材料即“合同发货确认单”己证明，华建公司诉称涉案争议所涉3份合同（即合同3、合同4、合同5)项下宝邯公司与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确认的交付货物数量与宝邯公司、华建公司之间三份结算协议确认的交付货物数量一致，皆为15986.56吨。此外，为进一步证明宝邯公司与其下家实际交易货物数量，宝邯公司提交的与其下家的全套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相应付款凭证己证明，宝邯公司与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及其指定受票单位杭州宝东能源贸易有限公司之间交易的货物数量合计25614.18吨，与宝邯公司、华建公司实际结算货物数量完全一致，且所有交易项下货款己结清。宝邯公司同时己向原审法院书面确认，涉案合同履行期间宝邯公司并不存在其他与涉案货物相同货物的交易，并表示对己方证据的真实性负责。显然，即便假设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实际自港口提取25812.38吨货物，但鉴于宝邯公司与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华建公司实际最终确认的收货总量为25614.18吨，华建公司可依法就另外198.2吨货物依法向港口、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等第三方追偿货款等损失。宝邯公司并未收到所谓198.2吨货物，也未收到相应货款，且宝邯公司始终无过错、无不当得利，一审判决判令宝邯公司承担该笔货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显失公允，依法应予纠正。此外，一审判决仅以所谓“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改变受票单位系因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的要求”为由，不予采信宝邯公司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相应付款凭证证据完全错误。本案纠纷源于华建公司的经营管理混乱，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目前己名存实亡，并无工作人员可以联系，宝邯公司己无条件再与其确认收货、验收等相关交易事宜，原审法院接收华建公司调查申请所进行的调查也未联系到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人员。宝邯公司当时为保证安全收款向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指定的杭州宝东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开票、收款实属正常交易行为，桐庐县燃料有限责任公司并无书面指示也符合实际交易市场常态。一审法院拒绝采信宝邯公司证据材料的理由不能成立，且显失公允。此外，一审判决认定623.32吨货物属于履行涉案合同4范围的证据并不确实充分，宝邯公司不能接受。二、一审判决以所谓“双方的合同义务仍未履行完毕”为由判定本案华建公司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完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诉讼时效制度的本质是要求知道或应当知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民商事主体及时行使权利而非“眠于权利之上”，否则依法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败诉风险。诉讼时效纠纷查证的重点是当事人是否己知或应知其权利受到侵害，且是否己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而未行使权利。联系本案，如果假设一审判决认定宝邯公司多收货物198.2吨货物的事实成立，那么根据一审判决认定，所谓港口装船清单证据形成时间是2013年10月11日，华建公司与其上家（卖家）兴达钢铁公司双方确认己完成623.32吨货物交付事宜的《债务冲抵协议》签署时间是2013年11月18日，同日（2013年11月18日）兴达钢铁公司向华建公司开具了623.32吨货物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12月5日是宝邯公司支付华建公司25614.18吨结算货物项下最后一笔货款的付款日，如此等等事实不一而足。显然，华建公司作为卖家应当于2013年10月11日知道623.32吨货物己被装船离港，并应于2013年11月18日知道兴达钢铁公司己将623.32吨货物交付己方，并己运抵涉案港口，且完全可以向兴达钢铁公司索要过磅单，并至少应当于2013年12月5日宝邯公司支付25614.18吨货物尾款后知道宝邯公司尚欠付198.2吨货物货款。然而，正如华建公司多次声称的，由于自身疏忽等过错直至2016年2月2日向宝邯公司制发催款函之前方才通过财务查账获悉尚存应收货款债权。显然本案诉讼时效期间起始日应为2013年12月5日，2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日为2015年12月6日，而华建公司却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的2016年2月2日方才通过向宝邯公司制发催款函方式主张权利，显己超过诉讼时效，华建公司诉请即便属实也应依法驳回。事实上，同样基于198.2吨货物己交付假设，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提供过磅单或依据装船磅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主张货款债权的方式，而宝邯公司所谓收到货物后未及时向华建公司核算则属于宝邯公司的违约行为性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华建公司在198.2吨债权实际产生后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己受损害，并不受前述行为是否己经完成以及合同项下所有事项是否己经履行完毕的影响。一审判决以所谓双方合同义务仍未履行完毕为由，认定华建公司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与原审判决认定华建公司并不知道权利受损故而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如出一辙，并无二至，一审判决用所谓合同未履行完毕排除诉讼时效争议无异于取消诉讼时效制度显然错误，且极具负面审判影响，依法应予纠正。三、既无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宝邯公司多收198.2吨货物而未付款，且本案华建公司诉请确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而一审判决判令宝邯公司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完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一审判决在判定本案所谓逾期付款违约金时认定，华建公司由于未能及时提交宝邯公司623.23吨货物过磅单导致本案出现遗漏瑕疵错误，该认定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正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依据合同约定，华建公司在交货前提交宝邯公司过磅单、质检单，并在货物装船离港后向宝邯公司开具装船磅单90%增值税专用发票，待用户（即桐庐县燃料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货物验收，并经双方确认后，华建公司开具余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宝邯公司则相应付款。显然，依据合同约定以及本案双方实际交易流程，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主张货款的前提条件并非是己在交货前提交了过磅单，而是货物是否己实际装船离港（从而形成装船磅单，并可据以开具发票）交付，并得到桐庐县燃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收货验收、确认。结合上文陈述，假设多交货属实，则华建公司的主要过错在于应当知道而未知道自身权利受损，并怠于行使权利导致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当承担败诉法律后果。四、本案因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而被二审法院依法裁定发回重审，现一审判决虽已经法院审委会讨论，但宝邯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仍存在与原审判决本质上相同的严重错误，华建公司证据不仅形式瑕疵（几乎无原件），不能形成证据锁链，多份笔录自相矛盾，且根本不存在关联性的材料被一审法院继续错误采信，而宝邯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却被显失公允地非法拒绝采信，宝邯公司通过本案仍未感受到公平与正义。宝邯公司作为一家央企控股的国有企业，一向秉承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合规经营。为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宝邯公司定当继续依法有效维护自身基本合法权益，并将坚决依法采取相关措施以防止因华建公司的违法行为而导致宝邯公司国有资产的流失。华建公司在其诉状中主张，双方5份合同共计钢坯25613.18吨，在5份合同履行过程中，依据事实交易的意思表示和相应交易习惯，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发出钢坯623.32吨。本案发回重审前，华建公司主张己向两港口合计发出26236.5吨钢坯，宝邯公司实际从两港口合计拉走25811.38吨钢坯，高出双方己结算吨数（25613.18吨）198.2吨，华建公司进一步主张该被多提取的198.2吨货物分别包含于在合同3项下多提了124.8吨，以及在合同4项下多提了73.4吨。原审法院以宝邯公司不能提供反证为由，依据港口材料及港口负责人陈述笔录认定华建公司实际向宝邯公司交付的钢坯总数为25811.38吨钢坯，高出双方己结算吨数（25614.18吨）197.2吨，遂判决支持华建公司诉请，判令宝邯公司支付197.2吨货物货款。本案发回重审后，华建公司变更主张多提取的198.2吨货物是在合同4、合同5项提货过程中因存在交叉发货、交叉提货、交叉结算情况而发生。华建公司进一步将韩庄四港425.12吨落港货物从合同4、合同5项下原己结算货物数量9967.7吨中剔除得出9542.58吨（9967.7吨-425.12吨），再将韩庄三港10月份装运的623.32吨货物视为己交付宝邯公司货物后进行任意混合计算得出所谓多交付198.2吨货物【（9542.58吨+623.32吨）-9967.7吨】。一审法院首先与原审判决一样仅依据港口材料及港口负责人陈述笔录认定华建公司实际向宝邯公司交付的钢坯总数为25812.38吨钢坯（25614.18吨+623.32吨-425.12吨）。其次，一审法院拒绝采信宝邯公司提交的证明宝邯公司与其下家实际结算货物数量与本案双方当事人间己结算货物数量同为25614.18吨的证据材料，又以法庭认定的交付钢坯数量25812.38吨与法庭接受华建公司申请调查所得桐庐县燃料有限责任公司向其两下家所开具发票项下货物数量25812.2吨基本吻合为由，进一步认定宝邯公司应支付多收的198.2吨（25812.38吨-25614.18吨）货物货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与原审己被撤销判决同样存在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且显失公允，依法应予纠正。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基础上错误适用法律的判决依法应予撤销、纠正。为保障宝邯公司基本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作出公正裁判。被上诉人华建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宝邯公司多提走了198.2吨的钢坯却未结清货款属实。华建公司与宝邯公司在2013年4月至2013年10月之间共签订了五份合同，以上五份合同均约定生产厂家为兴达钢铁公司或铜山县利国钢铁有限公司，交付方式及地点为徐州韩庄码头，舱底交货；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为买方派船到韩庄码头自提，卖方承担韩庄码头装卸等作业费用；验收标准为：数量以生产厂家出厂磅单为准，以用户检验为参考。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可知，双方对于货物交付数量的认定，应以出厂磅单为确认依据。一审中，华建公司举证已举证交付货物的出厂磅单，完成了举证义务。上诉人上诉状中主张的合同履行情况是片面的，只是对双方已经结算的数量进行概括总结。对于华建公司所主张的多提钢坯，不可能在双方已经结算完的货物总量中体现出来。华建公司提供的货物数量均有磅单作为计算基本依据，装船清单、询问笔录为佐证，且几份证据之间完全吻合，数量一致。一审中，华建公司提供的兴达钢铁公司六张出库过磅单已经法庭组织质证，依法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华建公司不仅提供了出厂磅单，还提供了增值税发票等其他证据。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及宝邯公司传真给华建公司的派船记录，足以证明宝邯公司联系其下家，买方派船装运提货的事实。韩庄三港负责人曹锋不可能对外地派来的船只熟悉，其收取了兴达钢铁公司支付的装卸费也是情理之中。该批货物由汽车运至码头必然产生从汽车装运至船舶上的装卸费用。华建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交货义务。宝邯公司以自己不派船不派人在港口不接触货物为由，认为华建公司应对其主张的623.32吨货物已交付，且不包含在已结算25614.18吨货物中，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是对证据规则理解的本末倒置。本案一审庭审中，宝邯公司也自述其下家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之间有交易数量的核实。同时在公安机关对张琪的询问笔录中，张琪陈述上诉人派船来装货时委托船东计数。所以可以证实宝邯公司处有装船数量的单据，宝邯公司却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拒绝提供。一审认定的623.32吨钢坯于2013年10月11日装船离港，是在合同履行范围的时间内，且有出厂磅单为证。华建公司与兴达钢材公司签订的债务冲抵协议是华建公司与兴达钢材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履行的协商意见，宝邯公司认为签署债务冲抵协议时才视为兴达钢铁公司交付货物，是将毫无关联性的事实混为一谈。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向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杭州保利电梯导轨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载明的交付钢坯数量25812.38吨，再次证明了宝邯公司实际提走的数量与实际结算的数量不一致，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证明其收到货物的数量以及交付情况，且根据发票票面记载的钢坯种类、出票时间以及数量，均可证实该批次的交付货物数量，即为涉案货物交付数量。涉案钢坯以吨为结算单位，即使系种类物具有可替代性的性质，即便涉案港口也堆存有大量的与涉案货物相同规格、相同质地货物，即便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总计的合同数量大于该笔数额，即便其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总数远远大于此数，但该批发票的数量记载与华建公司提供的磅单核算数额几乎无差，更是可以直接证明该批货物的来源及实际交付数量情况。宝邯公司以其提交的与下家的增值税发票及付款凭证作为抗辩不应承担付款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上诉人与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之间改变售票单位的原因，均系宝邯公司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证明。在上诉人与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改变售票主体合法性存疑的情况下，不能确定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是否指定其他售票主体。且不能排除本案中宝邯公司提交的发票及付款凭证外是否还有其他与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或者杭州宝东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关于涉案货物的结算情况。且合同约定以出厂磅单为依据，用户检验为参考。上诉人与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华建公司之间确认的结算数量，并非实际收到货物的数量。假设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自提25812.38吨货物，华建公司也难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合同之外的其他人主张权利。二、涉案货款未履行完毕，不应适用诉讼时效规则。本案中双方约定的结算方式及期限，交货前卖方应向买方提供货物磅单及质检单，装船离港后。卖方向买方开具装船磅单90%增值税发票后，买方收到发票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与发票金额等同的货物，待用户验收双方确定后，卖方向买方开具余款增值税发票，买方在收到尾款发票三个工作日内结清余款。根据合同约定的提货事实可知，涉案买卖实际的结算流程是华建公司根据合同约定预开一部分合同价款由宝邯公司先行支付，最后根据宝邯公司回报回来的数量进行结算。双方已经结算的数量也是由宝邯公司报过来的数量进行的结算。因运输船只系宝邯公司委派，华建公司无装船数量记录。对于宝邯公司具体的提货数量只有宝邯公司有数据。由于兴达钢铁公司没有及时给华建公司出具623.32吨钢坯的出厂磅单，导致华建公司没有拿到磅单作为要求宝邯公司继续履行付款义务的依据。在上诉人收到钢坯却没有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况下，双方的合同尚未按照约定履行完毕，在合同未履行完毕的状况下，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三、一审判令宝邯公司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妥。上诉人认为依据合同约定以及本案双方实际交易流程，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主张货款的前提条件并非已在交货前提交了过磅单，而是货物已经实际装船离港，并得到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的收货验收确认，该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在宝邯公司未派船只装运货物并进行记录的情况下，华建公司无法得到装船磅单的数量。且双方约定的结算方式明确载明以出厂磅单作为结算依据，上诉人将装船磅单等同于出厂磅单，并以此作为推定华建公司具有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在上诉人收到198.2吨货物后，却没有及时支付对应价款的情况下，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华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宝邯公司向华建公司支付货款本金646183.8元，违约金516655.59元，合计1162839.39元；2、判令宝邯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交通费、食宿费等一切因本案产生的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4月至10月期间，华建公司与宝邯公司签订了5份钢坯买卖合同，约定由宝邯公司向华建公司购买钢坯。上述5份合同签订情况分别为：2013年4月11日签订钢坯买卖合同一份，卖方合同号为：HJ-QDBH20130410，约定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供应材质为Q235、规格为150*150*12M的钢坯，供应数量为5000±1%吨，单价为3240元/吨；2013年7月19日签订钢坯买卖合同一份，卖方合同号为：JSHJ-QDBH20130719,约定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供应材质为Q235、规格为150*150方坯的钢坯，供应数量为5000±1%吨，单价为3135元/吨；2013年8月19日签订钢坯买卖合同一份，卖方合同号为：JSHJ-QDBH20130819,约定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供应材质为Q235、规格为150*150方坯的钢坯，供应数量为6000±1%吨，单价为3245元/吨。2013年10月22日双方变更约定为：如用承兑汇票结算，每吨加价57.76元；2013年9月5日签订钢坯买卖合同一份，卖方合同号为：JSHJ-QDBH20130905,约定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供应材质为Q235、规格为150*150方坯的钢坯，数量为5000±1%吨，单价为3225元/吨；2013年10月14日签订钢坯买卖合同一份，卖方合同号为：JSHJ-QDBH20131011,约定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供应材质为Q235、规格为150*150方坯的钢坯，数量为5000±1%吨，单价为2980元/吨。以上5份合同均约定：生产厂家为兴达钢铁公司或铜山县利国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国钢铁公司）；交付方式及地点为徐州韩庄码头，舱底交货；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为买方派船到韩庄码头自提，卖方承担韩庄码头装卸等作业费用；验收标准为：数量以生产厂家出厂磅单为准，以用户检验为参考。双方结果允许偏差3‰，超过3‰部分扣吨结算；违约责任：1、由于一方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作为违约金；2、卖方保证协调港口船舶靠港后3日内装船，如延期装船则卖方应向买方支付延期费（船舶载重量*1.2元/天）；结算方式及期限：交货前，卖方应向买方提供货物磅单及质检单，装船离港后，卖方向买方开具装船磅单90%增值税发票后，买方收到发票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与发票金额等同的货款，待用户验收双方确认后，卖方向买方开具余款增值税发票，买方在收到尾款发票3个工作日内按质结清余款。合同签订后，华建公司向兴达钢铁公司购入钢坯，兴达钢铁公司于2013年4月27日、28日将华建公司购买的2180.46吨钢坯运抵韩庄三港，5月5日、8日又将华建公司购买的2472.76吨钢坯运抵韩庄三港，宝邯公司联系其下家买方派船将上述钢坯装运提走。2013年5月10日，华建公司、宝邯公司就2013年4月11日合同结算钢坯数量为4653.22吨，价款为15076432.8元。2013年8月1日至8月5日期间，兴达钢铁公司将华建公司购买的4974.4吨钢坯运抵韩庄三港，宝邯公司联系其下家买方派船装运提走。8月12日，双方就2013年7月19日合同结算钢坯数量为4974.4吨，价款为15594744元。为了履行合同，华建公司向利国钢铁公司购入钢坯。利国钢铁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至9月23日期间将华建公司购买的6018.86吨钢坯运抵韩庄四港，宝邯公司联系其下家买方派船装运提走。2013年10月25日，双方就2013年8月19日合同结算钢坯数量为6018.86吨，价款为19747326.79元。2013年10月11日，兴达钢铁公司将623.32吨钢坯运抵韩庄三港，由济宁2113号船装运549.92吨、济宁5002号船装运73.4吨提走。2013年11月18日，华建公司与兴达钢铁公司达成债务冲抵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乙双方签订的《钢坯买卖合同》终结履行。二、根据上述合同，乙方已向甲方履行了623.32吨钢坯的供货义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货款1807628元，双方对此无异议。三、双方对乙方给甲方造成30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的事实无异议。四、基于双方对上述事实的认可，甲方未付乙方的货款1807628元冲抵乙方给甲方造成的损失300万元后，乙方尚欠甲方款项1192372元，乙方须于本协议签订后20日内支付给甲方。同日，兴达钢铁公司向华建公司开具623.32吨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10月29日，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传真发出通知函一份，内容为：贵我双方于2013年9月5日签订的5000±1%吨的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JSHJ-QDBH20130905），我方将于2013年11月1日备足合同项下全部货物，望贵司接到通知3日内安排船舶到徐州韩庄码头提取此合同项下全部货物。特此通知，请予以回复为盼，传真件有效。同日，宝邯公司在传真件上签署回复意见并回传，内容为：由于此合同提货期已过，最终用户拒绝接收后续货物。（我司已于2013年10月28日将用户函件转发贵公司）。因此，请贵公司尽快提出解决方案，并与我公司共同与用户确认，以确保本合同继续执行。在此之前，我公司无法提货。2013年10月26日至11月26日，利国钢铁公司将华建公司购买的9967.7吨钢坯运抵韩庄四港，宝邯公司联系其下家买方派船装运提走9542.58吨，11月26日运抵韩庄四港的425.12吨钢坯落港未提走。2013年11月14日，双方就2013年9月5日合同结算钢坯数量为4977.2吨，价款为16051470元；2013年12月5日，双方就2013年10月11日合同结算钢坯数量为4990.5吨，价款为15088627.75元。华建公司、宝邯公司之间的五份买卖合同，双方共计结算钢坯25614.18吨，宝邯公司已将前述钢坯价款付清。2016年2月2日，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邮寄催款函，主要内容为：2013年8月19日、9月5日、10月14日，我公司与贵公司分别签订三份《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我公司向贵公司供应钢坯，按出厂磅单供货量结算货款。截止目前，尚有623.32吨钢坯的货款计2022673.4元未向我公司支付，该623.32吨钢坯贵公司已装运走198.2吨，尚有425.12吨钢坯堆存在韩庄四港未提。请贵公司接函后三日内向我公司支付货款2022673.4元。宝邯公司于2016年2月5日收函后即向华建公司回函，表示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货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对华建公司所称623.32吨货物从未知晓。2016年2月22日，华建公司以宝邯公司隐瞒事实多提取623.32吨钢坯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决定受案初查。2016年7月19日，公安机关向韩庄三港负责人曹锋核实，曹锋陈述，根据该港装卸货统计明细表显示，2013年4月至10月从兴达钢铁公司发来钢坯共计10249.94吨（其中4月2179.46吨、5月2472.76吨、8月4974.4吨、10月623.32吨），该批钢坯货主为华建公司，钢坯到港后全部被装船运走。同日，公安机关向韩庄四港负责人陈传强进行调查核实，陈传强陈述，根据该港装船清单显示，2013年9月至11月从利国钢铁公司发来钢坯共计15986.56吨，该批钢坯货主为华建公司，华建公司将钢坯卖给青岛一家公司，钢坯到港后被装船运走，目前还有425.12吨钢坯存放在韩庄四港无人拉走，由港口代为保管。公安机关另向宝邯公司经理李宁核实，李宁陈述，案涉钢坯交易系因浙江省桐庐县一家电梯厂需要钢材，宝邯公司与华建公司有业务关系知晓华建公司有钢坯货源，宝邯公司总经理方永林有意促成这笔交易，由电梯厂通过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与宝邯公司签订钢坯买卖合同，宝邯公司又与华建公司签订对应供应合同，案涉钢坯的实际用户为该电梯厂，宝邯公司对该笔业务的参与仅是钱的方面，具体货物并不接触。2017年4月20日，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就该案初查情况出具工作情况说明，认为现有证据不宜立案侦查，建议通过其他途径维权。审理中，一审法院依华建公司的申请，依法向桐庐县税务局调取了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的税务登记表、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期间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明细，向涉案钢坯的最终用户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杭州保利电梯导轨制造有限公司调取了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与上述两家公司签订的钢坯买卖合同、明细分类账及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华建公司、宝邯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华建公司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没有异议，根据华建公司与宝邯公司之间的交易记录以及涉案钢坯的品种规格均与调取的证据材料里的规格相互吻合，该组证据经过数量的相加可以证实宝邯公司实际收到的货物数量。宝邯公司认为对于法庭调取的该组证据材料表面的真实性我们没有异议，但对于该等证据材料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难以确认，此外对于该等材料内容是否属实也难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中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与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杭州保利电梯导轨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钢坯买卖合同、明细分类账及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特征，能够客观反映宝邯公司的下家买方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与涉案钢坯的最终用户之间合同履行的真实情况，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据此，一审法院可以确认以下事实：2013年4月8日，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与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出卖人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向买受人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150mm*150mm*12000mm+0.08的Q235B钢坯5000吨；交货时间：5月10日前发货完毕；交货地点：崇贤港码头，由买受人自提等。2013年6月8日，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与杭州保利电梯导轨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钢坯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出卖人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向买受人杭州保利电梯导轨制造有限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150mm*150mm*12000mm+0.08的国标Q235钢坯4600吨，交货时间：本合同签订后交货；规格型号为150mm*150mm*9200mm+0.08的国标Q235钢坯20000吨，交货时间：本合同签订后45-90天交货完毕；交货地点：余杭塘栖港码头，由买受人自提。2013年6月至8月期间，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向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开具了13张吨数合计为4653.22吨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向杭州保利电梯导轨制造有限公司开具了57张规格型号为150mm*150mm*9200mm、吨数合计为21159.06吨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杭州保利电梯导轨制造有限公司均已付清货款。在上述合同的履行中，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共计向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杭州保利电梯导轨制造有限公司交付钢坯25812.28吨（21159.06吨+4653.22吨）。庭审中，宝邯公司向法庭提交了证据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统计表，证明宝邯公司与其下家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实际结算货物数量与华建公司、宝邯公司之间实际结算的货物数量一致，为25614.18吨。合同履行后期就合同四、五部分发票开具及付款事宜，宝邯公司下家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由于财务问题，指定新受票单位杭州宝东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并由该公司付款给宝邯公司；证据二，收款凭证以及统计表，证明宝邯公司下家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及其指定买家已支付完毕所有应付货款。该院认为，宝邯公司称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由于财务问题指定新受票单位杭州宝东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出具发票一事，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改变受票单位系应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的要求，因此，宝邯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该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华建公司主张宝邯公司支付未结清的198.2吨钢坯款有无事实根据；2、如上述主张成立，宝邯公司应否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3、华建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华建公司主张宝邯公司支付未结清的198.2吨钢坯款有无事实根据的问题。首先，华建公司、宝邯公司双方对五份合同已结清25614.18吨钢坯款的事实均予认可。对于华建公司购自兴达钢铁公司的623.32吨钢坯，华建公司提供了兴达钢铁公司出具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及6张出库过磅单，过磅单所载明的运输车辆号牌及钢坯数量与单号为0003303、0003305韩庄三港装船清单所载明的车牌号和钢坯数量均吻合，另外，根据韩庄三港的负责人曹锋向公安机关的陈述，10月份兴达钢铁公司运送到港口的623.32吨钢坯被全部被装船运走，因此，上述证据可以证明623.32吨钢坯运抵韩庄三港后，由济宁2113号船装运549.92吨、济宁5002号船装运73.4吨提走。鉴于合同约定由宝邯公司派船自提，实际履行中亦由宝邯公司派船至韩庄两港提走案涉钢坯，因此，该院认定623.32吨钢坯华建公司已交付给宝邯公司。其次，2013年11月26日，华建公司购自利国钢铁公司的钢坯运抵韩庄四港后有425.12吨钢坯落港未提走，该事实有公安机关调取的韩庄四港装船清单及港口负责人的陈述等予以证实，据此，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交付的钢坯总数应为25812.38吨（25614.18+623.32-425.12）。该数据与该院依法调取的桐庐县燃料有限公司向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杭州保利电梯导轨制造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载明的交付钢坯25812.28吨基本吻合。故，本院认定华建公司、宝邯公司之间尚有198.2吨（25812.38吨-25614.18吨）钢坯未结算。再次，对于宝邯公司尚未与华建公司结算的198.2吨钢坯是履行哪一份合同的问题。宝邯公司于2016年2月5日给华建公司的回函中表示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货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对华建公司所称623.32吨货物从未知晓。该笔业务发生于2013年10月11日，华建公司于2013年10月29日向宝邯公司传真发出的通知函中，双方对2013年9月5日签订的合同（合同编号为：JSHJ-QDBH20130905）履行问题进行协商，而合同编号为JSHJ-QDBH20131011的买卖合同宝邯公司于2013年10月14日方签字确认，显然，该批623.32吨钢坯应视为履行2013年9月5日的合同，亦即合同价款应按3225元/吨计算，据此，198.2吨钢坯价款应为639195元（198.2×3225元/吨），宝邯公司对此应承担付款责任。二、关于宝邯公司应否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宝邯公司收到货物后没有及时支付198.2吨钢坯价款，依法应当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鉴于华建公司于2016年2月2日向宝邯公司发出催款函主张该批钢坯价款，催款函要求宝邯公司接函后3日内付款，宝邯公司于2016年2月5日收到催款函，其应于2月8日前履行付款义务，逾期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华建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宝邯公司的逾期付款行为给华建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因此，华建公司的实际损失应为宝邯公司拖延支付货款所造成的利息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参照上述规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结合本案合同的履行中因华建公司未能及时向宝邯公司提供623.32吨钢坯过磅单而导致结算出现遗漏的瑕疵，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该院酌定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作为本案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即以639195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9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华建公司主张以年息24%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华建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华建公司、宝邯公司双方在五份《买卖合同》中对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交货前，卖方应向买方提供货物磅单及质检单，装船离港后，卖方向买方开具装船磅单90%增值税发票后，买方收到发票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与发票金额等同的货款，待用户验收双方确认后，卖方向买方开具余款增值税发票，买方在收到尾款发票3个工作日内按质结清余款。2013年12月5日，华建公司、宝邯公司双方虽对最后一份合同的履行进行了结算，但案涉198.2吨钢坯华建公司因故未向宝邯公司提供过磅单，也未向宝邯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宝邯公司收到货物后未及时与华建公司核算，双方的合同义务仍未履行完毕。2016年2月2日，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发催款函主张未结算钢坯款项，在宝邯公司拒绝支付后向公安机关报警，后于2017年2月10日向该院提起诉讼，华建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宝邯公司提出的华建公司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综上，华建公司要求宝邯公司支付198.2吨钢坯款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青岛宝邯运输贸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江苏华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钢坯款639195元及违约金（以639195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9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二、驳回江苏华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宝邯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27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270元，由江苏华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800元，由青岛宝邯运输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5470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华建公司要求宝邯公司支付198.2吨钢坯货款的诉讼请求。首先，华建公司与宝邯公司双方之间签订的五份买卖合同虽然已经结清了共计25614.18吨的钢坯货款。但双方之间的结算单并未列明每笔交易的明细。因此，仅凭双方之间的结算单无法判断本案诉争的198.2吨钢坯是否已经结算在25614.18吨货物之内。其次，本案中，宝邯公司不认可华建公司于2013年10月11日购买并送货到韩庄码头623.32吨钢坯被提货的事实。对此，华建公司提交了兴达钢铁公司出具的6张出库过磅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过磅单所载明的运输车辆及钢坯数量与韩庄三港装船清单所载明信息能够相互印证，结合韩庄三港负责人曹锋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证明该批623.32吨的货物均已被提走。再次，关于该批623.32吨的货物能否认定系宝邯公司提走的问题。第一，涉案合同约定交货地点为韩庄码头，由宝邯公司派船到韩庄码头提货。该批货物的提走时间处于华建公司与宝邯公司交易履行期间。如宝邯公司不认可该批货物系宝邯公司提走，宝邯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已经结算的25614.18吨不包含该批次货物。第二，根据公安机关调取的韩庄四港装船清单及港口负责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华建公司于2013年11月26日购买的425.12吨钢坯运输至韩庄四港后落港未提走。第三，根据华建公司提供的过磅单以及韩庄三港、四港负责人出具的华建公司到港货物明细，华建公司全部运输到韩庄码头的货物总量为26237.5吨，扣除落港的425.12吨后为25812.38吨。如宝邯公司不认可已提取了双方争议的623.32吨的货物，宝邯公司实际收到的货物应当为25189.06吨（25812.38吨-623.32吨），而非双方已经结算认可的25614.18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宝邯公司实际提取的货物总数为25812.38吨，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该数额亦能与宝邯公司下家同期交易数量相互印证。据此，可以认定宝邯公司尚欠华建公司198.2吨钢坯货款未付。二、关于宝邯公司应否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虽然涉案买卖合同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但在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催款后，宝邯公司欠款未还导致华建公司的逾期利息损失客观存在。一审法院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履约情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以尚欠货款为本金，自2016年2月9日计算至2017年2月28日，并无不当。三、关于宝邯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问题。本案诉争的198.2吨货物因双方结算时遗漏未纳入双方结算，导致华建公司并不知晓其权利受损。至华建公司发现仍有部分货款未结清后，华建公司向宝邯公司发函催款，宝邯公司拒绝支付后，华建公司向公安机关报警，后提起本案诉讼。因此，华建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宝邯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宝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92元，由上诉人青岛宝邯运输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德水审判员  曹 辛审判员  孟文儒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蒋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