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沪01民终21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诚，男，198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永良，男，198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华华，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长青，女，196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嗣，上海汉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诚、潘永良因与被上诉人尹长青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26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诚、潘永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尹长青的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处理；如果不移送公安处理，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黄诚、潘永良不承担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理程序存在不当。案涉保证合同是尹长青与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的基金认购合同的从合同，现A公司因涉嫌通过发行私募基金产品实施非法集资被公安立案，本案中无法脱离主合同对保证合同作出认定，故应将本案移送公安处理。此外，本案在保证合同未约定管辖的情况下应适用主合同约定，由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且一审审理中遗漏A公司及上海B有限公司，对于本案涉及两份保证合同亦不应合并审理。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案涉保证合同的主合同因涉嫌违法被立案侦查，在主合同效力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无法对保证责任的承担作出认定。其次，基金投资属于理财投资，案涉保证合同保本保息的承诺违反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应属无效。即便担保有效，保证范围也应当与主合同被保证人责任范围一致，不应要求保证人承担保本保息的责任。最后，即便担保有效，黄诚、潘永良也仅应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在尹长青向基金管理人主张基金兑付且无果的情况下才承担保证责任。被上诉人尹长青辩称，公安机关并未对黄诚、潘永良提供担保的行为立案侦查，A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与本案无关，故本案不应移送公安处理。潘永良并非A公司第五财富中心总经理，仅为一般销售人员，黄诚、潘永良并非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禁止性规定涉及的人员，其作出的担保是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A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兑付时间兑付，并已发布公告表示无法兑付，在此情况下，黄诚、潘永良应承担保证责任。黄诚、潘永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尹长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诚、潘永良共同返还尹长青投资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770万元；2、判令黄诚、潘永良共同返还尹长青收益30万元（其中投资400万元理财产品的收益17万元，投资370万元理财产品的收益13万元）；3、判令黄诚、潘永良支付尹长青律师费8万元和因保全产生的担保费8,0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诚系案外人A公司的合伙人，潘永良系案外人A公司的第五财富中心总经理。2018年11月22日，尹长青与案外人A公司签订《合同一》，合同编号：LNZ-WYPJ-A051-201811，约定尹长青认购的基金份额金额为300万元，投资期限为3个月，收益年化率7.5%。《合同一》并对专业名词进行释义、声明与承诺、基金的基本情况、基金份额的初始销售、基金的成立与备案、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当事人及权利义务等事项进行约定。该合同还约定投资人当期投资收益的分配仅以实际基金财产中货币形式财产为限进行，管理人不承诺投资收益，也不承诺基金本金不受损失。尹长青、案外人A公司及基金托管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皆在《合同一》后签字、盖章。《合同一》签订之日，尹长青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A公司跨行汇款300万元，并于次日收到案外人A公司出具的《基金份额确认书》一份，以及案外人A公司的关联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出具的《基金份额远期收购承诺》一份，其承诺若尹长青认购的基金份额到期无法进行收益分配等情形，该公司将受让尹长青于《合同一》项下的收益权益，并将先行垫付投资资金的全部本金及收益。同日，尹长青与案外人A公司又签订《合同二》，合同编号：LNZ-WYPJ07-A035-201810。《合同二》约定尹长青认购的基金份额金额为400万元，投资期限为6个月，收益年化率8.5%。《合同二》的约定条款同《合同一》。尹长青、案外人A公司及基金托管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皆在《合同二》后签字、盖章。《合同二》签订之日，尹长青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A公司跨行汇款400万元，并于次日收到案外人A公司出具的《基金份额确认书》一份，以及案外人A公司的关联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出具的《基金份额远期收购承诺》一份，其承诺若尹长青认购的基金份额到期无法进行收益分配等情形，该公司将受让尹长青于《合同二》项下的收益权益，并将先行垫付投资资金的全部本金及收益。2019年2月27日，尹长青与案外人A公司签订《合同三》，合同编号：LNZ-WYPJ07-A033-201902。《合同三》约定尹长青认购的基金份额金额为370万元，投资期限为6个月，收益年化率8.5%。《合同三》的约定条款同《合同一》。尹长青、案外人A公司及基金托管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皆在《合同三》后签字、盖章。《合同三》签订之日，尹长青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A公司跨行汇款370万元，并于次日收到案外人A公司出具的《基金份额确认书》一份，以及案外人A公司的关联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出具的《基金份额远期收购承诺》一份，其承诺若尹长青认购的基金份额到期无法进行收益分配等情形，该公司将受让尹长青于《合同三》项下的收益权益，并将先行垫付投资资金的全部本金及收益。在2018年11月22日尹长青签订二份《投资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的同时，2018年11月23日，黄诚、潘永良共同向尹长青出具担保承诺函，承诺函中约定，黄诚、潘永良承担尹长青与案外人A公司签订的二份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及承担因A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主合同而应向尹长青支付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尹长青为实现债权（含担保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该担保函的保证期间为被保证人在原合同中产生的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如果不能按合同约定时间兑付本金和利息，黄诚和潘永良将自愿无条件将个人资产包括XX路XX弄XX号XX室和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变卖偿还尹长青本金及收益，无任何理由不执行。投资期间，案外人A公司按照《合同一》的约定，已经完全兑付了尹长青的本金及收益。在2019年2月27日签订《投资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的同时，尹长青收到签名为黄诚、潘永良出具的担保承诺函，承诺函中约定，黄诚、潘永良承担尹长青与案外人A公司签订的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及承担案外人因A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主合同而应向尹长青支付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尹长青为实现债权（含担保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该担保函的保证期间为被保证人在原合同中产生的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如果不能按合同约定时间兑付本金和利息，黄诚和潘永良将自愿无条件将个人资产包括XX路XX弄XX号XX室和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变卖偿还尹长青本金及收益，无任何理由不执行。2019年3月20日，案外人A公司在其办公场所及官网出具了一份公告，公告说明由于A公司出现违规操作、造成投资失误，无法及时承兑投资人的收益、进行赎回和申购等操作，故而正式公告停止申购、赎回、兑付收益等一切操作。尹长青在知悉公告内容后，多次与案外人A公司联系协商兑付赎回事项，无果，故起诉。一审法院另查明，尹长青因本案诉讼支付律师费8万元及因诉讼保全支付担保费8,000元。一审法院审理中，黄诚认为2019年2月27日的担保承诺函中其签字及指印均非其本人，故而申请对该签字及指印进行鉴定。为此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2019年8月12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2019年2月27日的担保承诺函中黄诚的签名及指印均非黄诚所写及所留。黄诚为此预付鉴定费23,500元。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2月27日出具的担保承诺函中的签名经鉴定黄诚的签名及指印非其本人所签署、捺印，故只能认定该担保承诺函系潘永良一人作出。尹长青与案外人A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于2018年11月22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LNZ-WYPJ07-A035-201810《良卓资产稳银7号票据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2019年2月27日尹长青与案外人A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签订的合同编号为LNZ-WYPJ07-A033-201902《良卓资产稳银7号票据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黄诚、潘永良共同于2018年11月23日、潘永良于2019年2月27日出具的担保承诺函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理应恪守。尹长青按约分别于2018年11月23日将400万元、2019年2月27日将370万元投资款划入案外人A公司的账户后，案外人A公司却在2019年3月20日在其办公场所公布公告,无法及时承兑投资人的收益、进行赎回和申购，故黄诚、潘永良应按照其共同向尹长青于2018年12月23日出具的担保承诺函及潘永良应按照其向尹长青于2019年2月27日出具的担保承诺函的约定向尹长青兑付本金及收益，并按责任比例承担尹长青支付的相应的律师费、因诉讼保全而产生的保全费。至于黄诚、潘永良提出其出具的担保承诺函是一般担保责任的抗辩，该抗辩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黄诚、潘永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尹长青400万元；二、潘永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尹长青370万元；三、黄诚、潘永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付尹长青收益17万元；四、潘永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尹长青收益13万元；五、黄诚、潘永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付尹长青律师费45,000元；六、潘永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尹长青律师费35,000元；七、黄诚、潘永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付尹长青担保费4,500元；八、潘永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尹长青担保费3,5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减半收取计33,900元，由黄诚、潘永良共同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黄诚、潘永良共同负担。鉴定费23,500元，由尹长青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黄诚、潘永良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发布的“良卓资产”案件侦办情况通报一份，证明A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侦查。2.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对黄诚出具的取保候审决定书一份，证明黄诚因A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被采取强制措施。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与本案类似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被上诉人尹长青发表质证意见称，对黄诚、潘永良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涉嫌刑事犯罪的是案外人A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本案中系尹长青对黄诚、潘永良提起的保证合同纠纷，刑事案件与本案无关。同时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发布的情况通报证明A公司没有偿债能力，尹长青主张黄诚、潘永良承担保证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经审核认为，黄诚、潘永良提供的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发布的“良卓资产”案件侦办情况通报与本案审理有关，且尹长青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采纳。黄诚、潘永良提供的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对黄诚出具的取保候审决定书及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与本案审理无关，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新证据，故不予采纳。经本院审理查明，2019年12月26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对上海A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本院认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现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已对A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先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为宜，若经公安机关审查后认为确属民事纠纷的，尹长青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265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尹长青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减半收取计33,900元，退还被上诉人尹长青；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尹长青负担；鉴定费23,500元，由被上诉人尹长青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退还上诉人黄诚、潘永良。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任明艳审判员  沙茹萍审判员  刘 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盛 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