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民终1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高新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苑旭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燕，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扶余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吉林省扶余市。 法定代表人：张晓东，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阳，吉林恒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彦文，吉林恒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长春市东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黄晓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纯科，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维，男，1968年8月26日出生，住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纯科，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晓东，男，196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宽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纯科，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董辉，男，196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纯科，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担保公司）与被上诉人扶余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扶余农信社），原审被告长春市东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鸿装饰公司）、王维、黄晓东、董辉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原由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07民初39号民事裁定，驳回了扶余农信社的起诉。扶余农信社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9）吉民终383号民事裁定指令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院经审理后，作出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7民初79号民事判决及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7民初79号民事裁定。该民事裁定驳回了扶余农信社对东鸿装饰公司、王维、黄晓东、董辉的起诉。宣判后，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中融担保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中融担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燕，被上诉人扶余农信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阳、边彦文，一审被告东鸿装饰公司、王维、黄晓东、董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纯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融担保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中融担保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或驳回扶余农信社的起诉；2.由扶余农信社承担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在诉讼程序方面，因本案与相关刑事案件系同一事实，应驳回扶余农信社的起诉，或裁定中止审理。（一）本案与相关刑事案件系同一行为。本案作为基础法律关系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作为从属法律关系的保证合同行为也存在涉嫌犯罪。即借款人东鸿装饰公司及其股东王维、黄晓东、董辉被公安立案侦查，保证人中融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君也被公安立案侦查。（二）本案与相关刑事案件主体系同一主体。虽戴君个人构成涉嫌犯罪，但是以其中融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实施的，应当认定刑事犯罪主体与本案民事么法律关系系同一主体。（三）原审判决割裂了本案民事与刑事之间在主体、事实是否同一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既然认定戴君的涉嫌犯罪与相关刑事案件并非同一主体、同一事实，却要求中融担保公司对戴君承担责任，属在事实认定上割裂同一行为、同一事实。（四）原审判决就同一案件的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割裂同一事实，作出截然分开的裁定、判决毫无法律依据。（五）原审法院对《九民纪要》理解错误，导致结论错误。《九民纪要》第128条所述刑民交叉案件中五种应当分别处理的情形“（1）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2)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定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3）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定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是责任认定无需依赖刑事程序中查明的事实即可认定，所以应当分别审理。本案扶余农信社也存在涉嫌犯罪，本案应当依赖刑事案件查明事实情况下，刑民分别审理不符合《九民纪要》本意。现中融担保公司正与公安机关沟通对扶余农信社涉嫌犯罪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应当驳回扶余农信社的起诉，移送公安。（六）退一步说，本案的事实认定和责任认定依赖于相关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应中止审理。本案扶余农信社是否存在与东鸿装饰公司串通诈骗及与担保行为存有诈骗行为均应以刑事侦查范围最终确定。（七）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提供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且没有放款通知书。而第二次开庭才提供上述证据，属程序违法。（八）本案应贯彻先刑后民处理原则。（九）本案如果继续审理，应调取案涉犯罪案件刑事侦查过程中取得的证据。二、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及其从合同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待刑事程序终结后才能作出结论，原审法院在相关事实尚未查明的情况下即认定中融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案涉借款合同及其从合同保证合同可能因恶意串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二）扶余农信社负有法定资信调查义务。原审法院以中融担保公司未能证明为由认定扶余农信社不负有法定义务违法法律规定。（三）扶余农信社对东鸿装饰公司和戴君的犯罪行为发生至少存在间接故意下的不作为犯罪嫌疑，其过错不应由中融担保公司承担责任。三、原审法院在判决中援引《九民会议》并据以作出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补充上诉请求，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中的80万元应当冲抵本金。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7月11日，扶余农信社镇郊信用社与东鸿装饰公司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60711000460，约定东鸿装饰公司向扶余农信社镇郊信用社借款3000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16年7月11日至2017年7月10日止，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50%，未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50%，逾期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100%，按月结息，到期还本。同日，被告中融担保公司与扶余农信社镇郊信用社签订《吉林省农村信用社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中融担保公司为东鸿装饰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扶余农信社镇郊信用社支付的其他款项、和扶余农信社镇郊信用社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差旅费、律师费）。2016年7月11日，董辉、黄晓东、王维、东鸿装饰公司出具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向扶余农信社镇郊信用社出具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为贷款提供无限责任保证担保，在借款人未按借款合同偿还本息时，承诺无条件代为偿还。同日，中融担保公司向扶余农信社镇郊信用社出具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为贷款提供无限责任保证担保，在借款人未按借款合同偿还本息时，承诺无条件代为偿还。2016年8月11日，中融担保公司出具授权书，授权扶余农信社镇郊信用社可以在借款人未足额偿还借款时在保证金帐户以及吉林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管辖的任何一个营业网点开立的任何帐户中划收人民币或其他币种的相应款项。2016年6月，被告中融担保公司出具担保函，同意为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上述书面材料签订后，2016年7月11日，中融担保公司向扶余信用社镇郊信用社出具流动资金放款通知书，同意扶余信用社镇郊信用社向借款人发放贷款3000万元，同日东鸿装饰公司向扶余信用社镇郊信用社发出提款申请书并出具了贷款计划支付清单、支付通知书（贷款人受托支付），申请发放借款3000万元，预计支付时间2016年7月11日，收款人长春鸿舟商贸有限公司。同日，扶余信用社镇郊信用社出具出帐通知书，将3000万元打入长春鸿舟商贸有限公司帐户。同日，东鸿装饰公司出具贷款凭证，记载贷款金额3000万元，已转入借款人指定帐户或直接给付现金。 借款合同签订后，东鸿装饰公司偿还利息至2018年7月10日共计1979250元，即截止到还款日的利息已经全部还清。于2018年7月10日偿还借款本金46.05元。2018年2月9日偿还50万元，2018年2月12日偿还30万元。2017年8月3日，长春市公安局作出长公（直经）立字（2017）834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长春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董事长戴君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案立案侦查。2017年8月11日，长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作出长公（直经）立字[2017]898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东鸿装饰公司涉嫌骗取贷款案立案侦查。2017年10月10日，长春市公安局作出长公（直经）立字（2017）1258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长春市戴君、郭精忠、赵天地等人涉嫌贷款诈骗案立案侦查。2019年5月31日，长春市公安局出具了关于东鸿装饰公司的案件情况通报，“贵院受理的扶余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长春市东鸿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维、黄晓东、董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与长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办的戴君涉嫌违规出具金融票据犯罪案件、长春市东鸿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涉嫌骗取贷款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2017年8月，长春市公安局对戴君涉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犯罪立案侦查（长公（直经）立字[2017]834号）。2017年8月，长春市公安局对长春市东鸿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涉嫌骗取贷款案件立案侦查（长公（直经）立字[2017]898号）。经查犯罪事实为，2016年7月，长春市东鸿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虚假的试工合同、虚假的购销合同、虚假的贷款用途等方式向扶余农信联社申请贷款3000万元，戴君在长春担保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出具虚假保证合同为该贷款提供担保，长春市东鸿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从扶余农信联社骗取贷款3000万元。目前戴君等人已经移送至长春市人民检察提起公诉，长春市东鸿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案件已经由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指定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9年7月17日，吉林恒连律师事务所出具发票两枚，记载法律咨询、律师代理费10万、10万元。 另查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100%”的约定有误，实际为：“贷款合同利率为国家基准利率上浮50%，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及复利利率为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上浮50%”。因此，逾期罚息利率应当按照借款利率上浮50%进行计算。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授权书、中融担保公司担保函、签订合同时的照片、不可撤销保证书、中融担保公司流动资金放款通知书、提款申请书、放款发放与审核登记簿、贷款支付清单、支付通知书（贷款人受托支付）、出账通知书、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凭证、长春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及通报、民事裁定书、发票、扶余农信社关于东鸿装饰公司贷款利率的说明等证据在卷为凭，足资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扶余农信社镇郊信用社是原告扶余农信社的下属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其权利义务由其上级法人单位扶余农信社承接和承受，扶余农信社作为原告主体适格。根据扶余农信社镇郊信用社与被告中融担保公司签订《吉林省农村信用社保证合同》以及被告中融担保公司出具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等证据，能够认定原告扶余农信社与被告中融担保公司之间形成保证合同法律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借款人东鸿装饰公司未按照约定偿还借款，被告中融担保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向原告扶余农信社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按照约定被告中融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即东鸿装饰公司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没有全部履行债务，原告扶余农信社可以选择要求保证人即被告中融担保公司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故中融担保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关于被告中融担保公司提出本案应中止审理或者驳回起诉的意见，经查，经公安机关证实，东鸿装饰公司及股东黄晓东、王维、董辉涉嫌骗取贷款罪，被告中融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君因涉嫌贷款诈骗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被长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戴君等人已被移送至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中东鸿装饰公司、戴君、黄晓东、王维、董辉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与本案民事诉讼所涉的借款及保证的事实有部分或者全部重合，从事实上看属于同一事实，但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民刑交叉案件“同一事实、同一主体”的要求，民事案件中保证合同的义务主体是被告中融担保公司，而涉嫌犯罪的主体是其法定代表人戴君，戴君所涉罪名中的贷款诈骗罪，法定代表人个人涉嫌犯罪不能等同于其所在单位涉嫌犯罪，从现有证据及公安机关的侦查情况看，被告中融担保公司并未因同一事实涉嫌犯罪，故民刑主体不一致，本案不应并入刑事案件处理，应当按照民事诉讼程序来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主要有下列情形：（1）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2)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定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3）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定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在上述情形下，有的人民法院仍然以民商事案件涉嫌刑事案件为由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对此，应予纠正。”本案中，东鸿装饰公司作为主合同债务人、黄晓东、王维、董辉作为保证人涉嫌犯罪，原告扶余农信社就同一事实对其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保证人中融担保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作为民事案件应当与刑事案件分开审理，被告中融担保公司提出驳回原告对中融担保公司起诉并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的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系民事案件，民事诉讼适用损失填补原则，原告扶余农信社的损失应当由被告中融担保公司在提供保证的范围内承担，同时因本案的事实与刑事案件有关联，如在刑事案件办理的过程中原告扶余农信社的损失通过刑事程序得以救济，该救济数额应当从民事判决的数额中予以扣减。 被告中融担保公司提出“原告扶余农信社对戴君的担保系个人行为而非代表公司是明知的，至少是应该知道的，答辩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案诉讼中，被告中融担保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戴君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且原告扶余农信社对戴君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是明知的或者应当知道的，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中融担保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此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被告中融担保公司提供的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扶余农信社镇郊信用社支付的其他款项、和扶余农信社镇郊信用社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差旅费、律师费）。本案中，借款人东鸿装饰公司截止到合同约定的还款日的利息全部还清，偿还借款本金46.05元，尚欠借款本金29999953.95元，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承担的逾期利息，贷款利率为月利率5.4375‰，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即年利率为9.7875%，自2017年7月11日起计算至2018年2月12日的逾期利息已超出东鸿装饰公司分两次偿还的80万元，故扶余农信社将上述80万元全部从逾期利息中扣除并无不当。上述借款本金、逾期利息应当由被告中融担保公司承担。关于罚息，因合同中未约定罚息，故罚息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复利，因合同到期时不存在未支付的利息，故也存在给付复利的问题。原告诉讼请求中提出律师代理费问题，原告提供了律师费票据，律师费数额符合吉林省律师收费标准，双方对律师费承担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予以支持。关于保全费、诉讼费用本院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判决。被告中融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东鸿装饰公司进行追偿。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扶余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偿还借款本金29999953.95元及逾期利息（以29999953.95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为9.7875%计算，扣除已经给付的80万元）；二、被告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扶余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律师费20万元；三、原告扶余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刑事案件中收缴、追缴的形式获得的返款，应在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判决的数额中予以扣减；四、被告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长春市东鸿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追偿；五、驳回原告扶余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735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中融担保公司二审开庭提供了《长春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2017】立字999号、【2017】立字33号、【2017】立字704号及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12份，用以证明涉案被告均为中融担保公司，因涉嫌犯罪被法院移送公安。被上诉人扶余农信社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全部证据均针对中融担保公司基于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涉嫌犯罪，而本案是基于担保法律关系。同时，上诉人中融担保公司提供了原审庭审笔录第9页第10行及诉争贷款合同7.2.2条的约定，该80万元应为偿还借款本金。被上诉人扶余农信社质证认为，第一次庭审时扶余农信社并没有带证据原件，仅是凭个人观点发表的意见。第二次庭审时，扶余农信社已经提供了款款明细，中融担保公司并未提出异议。对此质证意见，中融担保公司称第二次庭审时是认为其超过了举证期限，其单方提供，不能作为本案证据。本院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上，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状所列主体问题。虽本案合同当事人为上诉人中融担保公司与被上诉人扶余农信社，但基于本案一审时扶余农信社被一审法院驳回起诉，而后，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审理。经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7民初79号民事判决及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7民初79号民事裁定。该民事裁定驳回了扶余农信社对东鸿装饰公司、王维、黄晓东、董辉的起诉。故本案列东鸿装饰公司、王维、黄晓东、董辉为本案一审被告。 （二）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或驳回扶余农信社的起诉问题。虽本案作为基础法律关系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作为从属法律关系的保证合同行为也存在涉嫌犯罪，即借款人东鸿装饰公司及其股东王维、黄晓东、董辉被公安立案侦查，保证人中融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君也被公安立案侦查。但中融担保公司作为法人单位并未涉嫌犯罪。中融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君与中融担保公司法人单位属两个不同的行为主体，戴君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其法人单位中融担保公司违法犯罪。故上诉人中融担保公司认为刑事犯罪主体与本案民事么法律关系系同一主体属认识错误。上诉人中融担保公司虽多次提出扶余农信社存在涉嫌犯罪，扶余农信社与东鸿装饰公司串通诈骗及与担保行及主合同的借款合同及其从合同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待刑事程序终结后才能作出结论，但中融担保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扶余农信社在借款及担保行为中存有涉嫌犯罪行为，且公安机关也未对扶余农信社构成涉嫌犯罪立案侦查。故本案属于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及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定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原审法院对本案民事部分审理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中融担保公司二审庭审时提供的《长春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2017】立字999号、【2017】立字33号、【2017】立字704号及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12份证据，因上述证据均为中融担保公司基于另一法律关系而被其移送公安，故与本案无关。关于中融担保公司提出扶余农信社负有法定资信调查义务一节，因中融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的担保公司，作为借款出借人扶余农信社仅就形式要件进行审查即可，已经起到审慎注意义务了，故中融担保公司以此作为理由推脱担保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程序问题，虽扶余农信社原审第一次庭审时提供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且没有放款通知书，但扶余农信社提出了合理理由，且在第二次开庭时提供了证据原件及其放款通知书，故补强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确认。 （三）关于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中的80万元是否应当冲抵本金问题。因该80万元在借款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属于应当抵扣本金的范围，且在庭审时又予以明确应当抵扣本金，故该80万元应当在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中抵扣本金。 综上所述，中融担保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7民初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 二、变更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7民初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扶余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偿还借款本金29999953.95元及逾期利息（以29999953.95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为9.7875%计算，扣除已经给付的80万元）”为“被告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扶余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偿还借款本金29199953.95元及逾期利息（以29199953.95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为9.7875%计算） 二审案件受理费217355.00元，由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210000.00元；由扶余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735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丹秋 审 判 员 国伟杰 审 判 员 王 婧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胡绍峰 书 记 员 王品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