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60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信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经七路161号。法定代表人：桑孙程，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云鹿，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有福，男，1969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世翔，北京颐和中鸿（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辉，男，197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军，男，197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上诉人浙江信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有福、薛辉、李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2民初8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信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李有福、薛辉、李建军赔偿信基公司货款损失94732.6元；2.李有福、薛辉、李建军支付自2015年3月23日起以94732.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有福、薛辉、李建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仔细审核证据材料，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信基公司与四川福浚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福浚公司仍欠货款的事实及欠款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电子数据属于法定证据形式。微信聊天记录属于电子数据，只要其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就可以被作为证据采纳。李有福、薛辉、李建军一审中已确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根据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显示，李有福就信基公司提供的账单进行回复，并向信基公司发送福浚公司制作的账单，确认信基公司与福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并确认欠款事实，其只是对欠款金额提出异议。李有福作为福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及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清算组成员，其回复及出具福浚公司制作的账单可以确认福浚公司欠款情况，与本案具有重要关联性。李有福、薛辉、李建军称微信聊天记录只能证明2015年福浚公司还欠信基公司款项，公司注销前已结清，则应提供证据证明。根据微信聊天记录中李有福出具的福浚公司制作的账单“2013年4月26日还欠信基公司货款119526.04元”及李有福确认“我这边查到12年欠你11万9千多，2015年付5万”，可以证明李有福、薛辉、李建军认可尚欠款金额为69526.04元。一审法院至少应在李有福、薛辉、李建军自认欠款的范围内进行判决，而不是直接判决驳回信基公司的诉讼请求。二、福浚公司注销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清算成员存在过错，应对信基公司货款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李有福作为清算组成员，在2017年与信基公司微信沟通时确认欠款事宜，说明李有福对信基公司系福浚公司债权人是明知的，其在2015年公司解散清算时，未将清算事宜书面通知信基公司，导致信基公司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福浚公司清算组以虚假清算报告办理注销登记，其应赔偿信基公司货款损失。二审审理过程中，信基公司补充上诉称：一、信基公司与福浚公司之间的交易与结算经过。2010年至2013年期间福浚公司向信基公司采购电气产品。2011年5月27日，福浚公司财务人员曾艳对账确认截至2011年4月18日欠信基公司货款52874.59元。信基公司按福浚公司要求继续供货，金额合计491808.01元。李有福签收了20万左右的货物。福浚公司陆续付款449950元，还欠94732.6元货款未付清。2015年3月23日，福浚公司注销，信基公司未收到申报债权通知。2017年1月24日，信基公司法定代表人桑孙程通过微信向福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有福催讨货款，李有福出具福浚公司制作的账单，并称“截至2013年4月26日还欠信基公司货款119526.04元”。二、福浚公司拖欠货款事实清楚。信基公司在一审判决后收集了销货清单、运单、物流公司出具的配送说明，可以证明信基公司向福浚公司供货情况，包括产品类型、数量、金额、收货情况。根据销货清单，信基公司2011年4月18日之后向福浚公司供货共计491808.01元，累加之前对账欠款52874.59元，福浚公司共欠货款544682.6元。之后福浚公司支付货款449950元，仍欠94732.6元未付清。根据李有福于2017年1月24日向桑孙程发送的《预付账款明细账》显示，制表核算单位为福浚公司，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截至2013年4月26日还欠信基公司货款119526.04元。李有福作为福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使公司注销了，其也有权代表公司对存续经营期间的情况进行确认。李有福在微信上进行回复及发送账单的行为可以视为福浚公司确认欠款，李有福、薛辉、李建军称后续货款结清应由李有福、薛辉、李建军举证。李有福辩称，一、信基公司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信基公司与福浚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李有福并未对福浚公司拖欠信基公司货款的事实进行确认。李有福一直回复未拖欠货款，并让信基公司查实清楚，提供相应材料。信基公司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并未出示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李有福对该微信聊天记录进行确认。该微信聊天记录并不完整，如果二审中有微信聊天记录，应出示原始载体。二、福浚公司注销程序合法，注销后已结清所有债务，不存在信基公司所主张的债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薛辉、李建军未作答辩。信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有福、薛辉、李建军立即赔偿信基公司货款损失94732.6元；2.李有福、薛辉、李建军支付自2015年3月23日起以94732.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其中暂计算至起诉日计20301.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有福、薛辉、李建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福浚公司系一家成立于2006年1月16日的销售电子电器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线电缆、建材、办公用品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股东为李有福、薛辉、李建军。福浚公司与信基公司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向信基公司采购电气产品。福浚公司于2015年1月19日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组建清算组，李有福为组长，李建军、薛辉为清算组成员。据福浚公司清算报告显示：“清算组成立后，已于10日内通知全体债权人，并于2015年1月27日，在《成都晚报》上刊登了《注销清算公告》，告知全体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经清算组对公司资产进行全面清理，截止2015年3月17日公司清算终结，公司支付了清算组费用，职工工资、福利、社保，结清了税款，清偿了所有债务，清算终了时，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已清偿完毕，剩余财产为3706900元，李有福分得2150002元、刘建军分得444828元、薛辉分得1112070元”。一审法院认为，信基公司要求李有福、薛辉、李建军作为福浚公司的清算组成员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是福浚公司确有拖欠信基公司货款。但是信基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福浚公司有拖欠信基公司货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信基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信基公司诉请要求李有福、薛辉、李建军赔偿货款损失以及利息损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薛辉、李建军未到庭，该院依法予以缺席判决。综上，判决：驳回信基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1元，减半收取1300.5元，由信基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信基公司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应收账款核对单》，用以证明曾艳系福浚公司财务人员，其签字确认截至2011年4月18日欠信基公司货款52874.59元的事实；证据2.福浚公司2010年、2011年、2012年《公司年检报告书》，用以证明曾艳多次参与福浚公司年检工作，并作为福浚公司资产负债表制表人及年检代理人，系福浚公司财务人员的事实；证据3.《物流配送情况说明》及《销货清单》、《运单》，用以证明2011年4月18日双方对账后，信基公司又向福浚公司供货，发货金额合计491808元，由李有福、张帅（李有福委派的员工）、李丽（福浚公司的客户）签收的事实；证据4.《成都福友泰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参保人员信息、企业信用信息》，用以证明张帅系代表福浚公司签收货物的事实；证据5.通话录音，用以证明李丽系福浚公司的客户，信基公司向李丽发货是根据福浚公司的要求并按福浚公司提供的收货人信息发货的事实；证据6.《预付账款明细账》，用以证明截至2013年4月26日福浚公司还欠信基公司货款119526.04元的事实。被上诉人李有福、薛辉、李建军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对上诉人信基公司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被上诉人李有福认为：对证据1《应收账款核对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传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2福浚公司2010年、2011年、2012年《公司年检报告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曾艳系福浚公司财务人员，劳务关系应以社保缴纳信息等为凭。对证据3《物流配送情况说明》及《销货清单》、《运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亦不能证明信基公司主张的欠款事实及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曾艳与张帅为成都福友泰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的员工，与福浚公司无关，不能证明曾艳、张帅能代表福浚公司。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无法核实相对方的身份，通话内容中李丽没有明确已收到福浚公司的货物。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李有福没有与信基公司对账结算及确认拖欠信基公司具体货款金额的意思表示。微信聊天记录系福浚公司注销后产生，李有福当时已不是福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回复不能代表福浚公司。本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信基公司二审期间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对本案争议事实的认定没有实质影响，故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福浚公司于2015年3月13日注销。本院认为，信基公司主张福浚公司于2015年3月13日注销前欠其货款94732.6元，福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有福对信基公司、福浚公司之间曾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其认为信基公司、福浚公司之间的货款已经结清。信基公司一审中提供了其法定代表人桑孙程与李有福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李有福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李有福虽提出该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但其亦未提供反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桑孙程与李有福于2017年1月2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桑孙程提出“剩下94732元”，李有福则称“现在我这边查到2012年欠你119000多，2014年底2015年付了5万，没有那么多”。同时，李有福亦于同一天通过微信向桑孙程发送《预付账款明细账》，载明：科目预付账款/信基，2012年余额119526.04元。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以推定李有福对福浚公司尚欠信基公司货款69526.04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其虽主张信基公司、福浚公司之间的货款已经结清，但其亦未说明双方之间的具体交易情况，也未对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本院根据现有证据确认福浚公司于2015年3月13日注销前尚欠信基公司货款69526.04元的事实。福浚公司于2015年1月19日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组建清算组，李有福为组长，李建军、薛辉为清算组成员，于2015年3月17日清算终结。李有福、薛辉、李建军未举证证明其曾将福浚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信基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因此，李有福、薛辉、李建军应向信基公司赔偿货款损失69526.04元并以69526.04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21日起计算利息损失。信基公司起诉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因2019年8月20日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已取消，故本院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综上，李有福、薛辉、李建军应向信基公司赔偿货款损失69526.04元及利息损失（以69526.0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信基公司要求李有福、薛辉、李建军赔偿货款损失94732.6元，并支付自2015年3月23日起以94732.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依据不足，本院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信基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2民初8680号民事判决；二、李有福、薛辉、李建军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浙江信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支付69526.04元款项及利息损失（以69526.0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浙江信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01元，减半收取1300.50元，由浙江信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14.50元，由李有福、薛辉、李建军负担7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01元，由浙江信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29元，由李有福、薛辉、李建军负担15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 斌审 判 员  王怡然审 判 员  黄丽君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黄嘉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