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6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淦伟，男，198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送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航南公路6666号2幢3014室。法定代表人：郭宇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华，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刘淦伟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送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送朝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8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淦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要求送朝公司支付：1.2018年9月3日至2019年3月23日期间因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32,517.97元（以下币种相同）；2.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9,299.42元。事实和理由：刘淦伟于2018年9月3日入职送朝公司虹漕路站点，站长接待并办理入职手续，安排其通过“XX”平台XX团队APP从事外卖配送员工作，工资通过“XX”平台进行发放。2019年3月，新任站长徐某又通过“XX”平台向刘淦伟提供了一份个体工商户性质的《个人承揽协议》，刘淦伟拒绝签署。当月22日下午，徐某将刘淦伟的工作平台账户停用，并勒令其不用再继续上班。3月23日，送朝公司仍未将刘淦伟的工作平台账户恢复，刘淦伟认为送朝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现要求送朝公司按每月实际取得工资的2倍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同时要求按刘淦伟在职期间所有工资的合计除以12个月后得出的平均数为计算标准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送朝公司书面答辩称，不同意刘淦伟的上诉请求，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刘淦伟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送朝公司：1.支付2018年9月3日至2019年3月23日期间因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2,517.97元；2.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9,299.42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日，刘淦伟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送朝公司：1、因未签劳动合同支付2018年9月3日至2019年3月23日的双倍工资差额32,517.97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赔偿金2个月工资9,299.42元。2019年5月31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刘淦伟的全部申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刘淦伟不服该裁决，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庭审中，刘淦伟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于2018年9月3日填写的《物资/车辆/住宿领退表》，显示其由送朝公司汪某处领取了电瓶车一辆；2018年9月工资条，均证明其入职时间；2018年10月25日与蔡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显示：刘淦伟：“我们的合同怎么说？我当时也说过那个电子合同安徽伯益的底薪不符合上海当地的标准……”证明自己曾拒签《劳动合同》；2019年3月11日显示微信群名为“送朝—虹漕路支队”的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显示送朝副站长赵某：“没有签合同的抓紧时间签……不会的可以来办公室找徐某……”刘淦伟：“我拒签了。”送朝虹漕路站长徐某：“这不强制你签，但是不签就按照正常缴纳税收。”刘淦伟：“去年九月份先签的电动车租赁协议，后签的劳动合同……纳税国家规定的个人所得税，我心甘情愿。个体户交的税比现在的个人所得税更多，我算过了。”证明自己拒签《个人承揽协议》；3月22日与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显示：刘淦伟：“我是去年9月初入职的，入职之后公司通过XX平台给了我一份劳动合同，当时我是以薪资标准不符合上海市本地最低薪资标准拒签的。证明公司是认同劳动关系的。这份合同也给当时在职的每个队员签了。你现在又来签另外一份，什么意思？”“已经提供过劳动合同了，还要签什么协议？”“承揽协议和劳动合同是冲突的，我看过XX上的每一个你们提供的合同。承揽协议的本质是要让我们每一个队员都成为个体户。这要看个人自愿……你现在要求我上班，我要求签订劳动合同。行我就上班，不行拉倒”，证明当日送朝公司以不正当理由将刘淦伟辞退；另提供“XX”APP上的薪资支付明细，相关信息显示为“上海送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送朝—徐汇虹漕路站—全职骑手”，证明其每月薪资情况。送朝公司对《物资/车辆/住宿领退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车辆系汪某租给刘淦伟的，而汪某并非送朝公司工作人员，其系安徽A公司员工，车辆也从其他地方转租而得，并不能证明刘淦伟与送朝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工资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根据送朝公司与安徽A公司签订《代付业务合作协议书》，刘淦伟的工资系由安徽A公司支付，而蔡某、徐某和汪某均为安徽A公司员工并受其管理。为此提供了徐某、蔡某、汪某三人于2017年10月1日分别与安徽A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写明由安徽A公司指派上述人员至客户单位送朝公司工作，并约定了劳动期限及劳动报酬，另提供蔡某与徐某之后于2019年3月期间与安徽A公司签订的《外卖配送承揽服务协议》。刘淦伟对上述徐某、蔡某、汪某三人所签《劳动合同》及后续徐某、蔡某签订的《外卖配送承揽服务协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送朝公司坚持主张本公司系经授权在本市经营“XX配送”业务，并已将该配送业务外包给安徽A公司，为此提供如下证据：2017年10月1日，送朝公司与安徽A公司签订的期限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业务外包服务合同》，约定将配送业务外包给安徽A公司，由后者根据送朝公司外包业务的运作要求组织、安排服务人员到现场完成业务，送朝公司支付外包费用。相关内容显示为：“乙方（安徽A公司）应与其服务人员依法建立用工关系，及时办理录用手续。乙方对其服务人员承担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依法向员工支付工资报酬、福利待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缴纳各类保险，保管人事档案等。”2018年1月4日，送朝公司与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期限自2018年1月4日至2019年1月3日的《XX配送代理合作协议》，写明协议中提及的“XX”指由上海B有限公司提供的外卖订餐平台。A公司已获得“XX”的授权与送朝公司就“XX配送”业务签订本协议。A公司则授权送朝公司使用“XX配送”系列产品在上海市内经营“XX配送”业务。2018年5月14日，送朝公司与安徽A公司以及广州C有限公司签订的期限自2018年4月11日至2019年4月10日的《代付业务合作协议书》，约定就送朝公司的业务外包给安徽A公司，安徽A公司通过广州C有限公司的代收付业务系统，为自身员工发放工资。2018年12月1日，送朝公司与安徽A公司再次签订有效期为一年的《配送业务外包服务合同》，就配送业务外包服务事宜约定送朝公司将配送业务作为服务项目以外包的形式发包给安徽A公司。由后者负责完成外卖、食材、物品的配送业务，并依法与服务人员签订承揽协议/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并及时支付服务报酬。另约定安徽A公司的服务人员必须根据业务外包项目运作要求，派驻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并为服务人员配备必须的劳动工具、劳保用品、设备等。该协议另附《补充协议》，约定安徽A公司应与服务人员签订承揽协议。刘淦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可配送业务系由安徽A公司安排服务人员完成业务，并由该公司与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支付工资。安徽A公司于庭后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承揽业务说明》一份，确认与送朝公司之间的外卖配送业务外包合作关系，相关内容显示为：“上海送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XX外卖的合作商，承接了部分XX外卖的站点运营。在2017年10月1日，上海送朝为了更好的运营上述站点的业务，特与安徽D有限公司签订了《配送业务外包服务合同》，上海送朝将上述站点的XX外卖配送业务外包给安徽XX。”另表示：“上述站点的骑手与安徽XX签有《外卖配送承揽服务协议》，约定承揽外卖配送业务双方建立的是业务承揽关系，非劳动关系……”刘淦伟对上述《承揽业务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其内容与送朝公司和安徽A公司签订的《业务外包服务合同》内容相矛盾，《业务外包服务合同》写明安徽A公司应当与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但该《承揽业务说明》里又表示需签订承揽服务协议，两者相矛盾。但刘淦伟据此认为自己应当与安徽A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具体期限为自2018年9月入职至2019年3月离职。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刘淦伟主张与送朝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从事XX配送服务，但并未就此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送朝公司则主张其已将配送业务外包给安徽A公司，与刘淦伟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送朝公司与安徽A公司签订的《业务外包服务合同》、送朝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XX配送代理合作协议》，以及送朝公司、安徽A公司与广州C有限公司共同签订的《代付业务合作协议书》可见，送朝公司系获得A公司使用“XX配送”的授权，在本市经营“XX配送”业务，并将该配送业务外包给安徽A公司，由后者安排服务人员完成业务，并通过广州C有限公司支付工资报酬及其他福利待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缴纳各类保险，保管人事档案等，送朝公司则支付相应外包费用。安徽A公司出具的《承揽业务说明》，对与送朝公司签订的《业务外包服务合同》予以确认，亦可印证上述事实。现刘淦伟对上述送朝公司提供的证据，以及安徽A公司出具的《承揽业务说明》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在庭审中亦认可要求其签订的平台上的《劳动合同》公司系署名为“安徽B公司”而并非送朝公司，并表示其应与安徽A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对送朝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即送朝公司与刘淦伟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刘淦伟要求送朝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原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作出判决：驳回刘淦伟的诉讼请求。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送朝公司与刘淦伟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送朝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刘淦伟2018年9月3日至2019年3月23日期间因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2,517.97元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9,299.42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刘淦伟主张其与送朝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从事XX配送服务，但其就此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而送朝公司则认为其公司已将配送业务外包给安徽A公司，与刘淦伟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并在原审中提供了送朝公司与安徽A公司签订的《业务外包服务合同》、送朝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XX配送代理合作协议》，以及送朝公司、安徽A公司与广州C有限公司共同签订的《代付业务合作协议书》。由此可见，送朝公司系获得A公司使用“XX配送”的授权，在本市经营“XX配送”业务，并将该配送业务外包给安徽A公司，由后者安排服务人员完成业务，并通过广州C有限公司支付工资报酬及其他福利待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缴纳各类保险，保管人事档案等，送朝公司则支付相应外包费用。另外，安徽A公司出具的《承揽业务说明》，对与送朝公司签订的《业务外包服务合同》予以确认，可进一步印证上述事实。刘淦伟在原审中对上述送朝公司提供的证据，以及安徽A公司出具的《承揽业务说明》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在原审庭审中亦认可要求其签订的平台上的《劳动合同》，公司系署名为“安徽B公司”而并非送朝公司，并表示其应与安徽A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送朝公司与刘淦伟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刘淦伟要求送朝公司支付2018年9月3日至2019年3月23日期间因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2,517.97元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9,299.42元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淦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淦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周 寅审判员  郑东和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亚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