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23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伟，男，197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舟，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怀宏，男，196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坚幸，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若愚，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孙怀伟，男，1971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上诉人徐伟因与被上诉人孙怀宏、原审第三人孙怀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12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孙怀宏的起诉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徐伟一直从事酒水生意，后认识案外人赵某，就将自己的钱款交给赵某赚取利息。徐伟曾经帮过孙怀宏的弟弟孙怀伟将钱款出借给赵某，后孙怀宏也找到徐伟，希望也将其钱放出去，徐伟因为孙怀伟的关系才愿意帮孙怀宏的忙。孙怀宏明知自己出资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00万元是投资给案外人赵某、范某等人，也明知月息为5分。徐伟并未参与出借，也未进行任何担保和承诺，更未从中取得利益。故徐伟与孙怀宏之间是委托转交钱款的关系，且徐伟已经完成转交钱款。现即便产生损失，也是孙怀宏与案外人赵某、范某之间的事情，与徐伟无关。（2）徐伟转交完钱款后，也尽到了报告义务，并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无需对孙怀宏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徐伟转交钱款后，孙怀宏并未要求提供借条或收据，其本人对于损失的发生也存在过错，也应当对损失自担相应的责任。孙怀宏辩称：（1）并非是孙怀宏找徐伟帮忙把钱放出去，而是徐伟自己找到孙怀宏问有没有钱，有的话可以把钱给徐伟，放出去可以赚取利息。因为此前孙怀伟也把钱交给徐伟放出去，而且已经拿到过利息，孙怀宏见徐伟也是靠得住的感觉，就凑了钱交给徐伟。双方并非委托转交钱款，孙怀宏并不知道徐伟将钱款放给了谁，其也是在诉讼过程中才知晓了整个钱款出借的情况。（2）徐伟一直从事筹集资金放款的行为，其行为本身就属违法。孙怀宏将钱款交给徐伟，徐伟应该是有收益的，其免费帮忙放款不符合常理。最终发生损失，就是徐伟的过错，徐伟应当就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孙怀伟于二审中未发表意见。孙怀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伟立即返还孙怀宏款项100万元；2、判令徐伟向孙怀宏支付自2017年10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3日，孙怀宏先后两次通过网上银行向徐伟中国农业银行账户XXXXXXXXXXXXXXX7819合计转账1,000,000元。孙怀伟于当天向徐伟微信发送孙怀宏转款给徐伟的手机银行截图并称：“田舅（系孙怀伟对徐伟的称呼）是100万元，他分两笔发的。”徐伟回复了一个“OK”的手势。徐伟收到上述款项后同日即向案外人范某转账1,000,000元。徐伟并于2017年10月24日给孙怀伟发微信称：“怀伟，你跟他说钱今个放出去了5分用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叫他把日期记好就可以了……”孙怀伟回复说：“好的，谢谢你田舅！”2018年3月25日之前，孙怀宏、徐伟之间并不熟悉。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11月，孙怀宏以其与徐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为由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起诉徐伟，要求判令徐伟返还孙怀宏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徐伟在该案件中辩称，涉案1,000,000元是孙怀宏对案外人赵某等人的投资款或借款，徐伟仅是代为转交孙怀宏的投资款或借款，徐伟并非实际借款人，其身份系代为办理孙怀宏借款投资出借的受托人，并向法院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了（2018）沪0117民初20992号民事判决书，该一审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现被告就涉案1,000,000元转账非属借款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并做出了解释，原告应当就该款属于借款承担继续的举证责任”。最终，以孙怀宏主张与徐伟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孙怀宏的全部诉讼请求。孙怀宏不服（2018）沪0117民初20992号民事判决，于2019年4月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沪01民终40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二审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相对方抗辩转账系基于其他事由，且相对方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作为权利主张人的孙怀宏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材料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再查明，孙怀宏在（2018）沪0117民初20992号一案中认可收到了孙怀伟给付的524,000元，认为孙怀伟之前向孙怀宏借款500,000元，该款项系孙怀伟向其归还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但其未提供证据。孙怀宏在之后的（2019）沪01民终4069号一案中，向法院提交了其向孙怀伟转账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案外人孙某（孙怀宏配偶）向孙怀伟转账的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孙怀宏与孙怀伟之间存在借款50万元的事实，并由此证明孙怀伟给付孙怀宏的52.4万元系返还上述借款，而非徐伟给付孙怀宏的分红款。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以“鉴于货币具有的特殊属性，在仅有孙怀宏及其亲属之间的钱款往来凭证，无其他证据材料佐证，且孙怀宏对其逾期举证行为未作出合理的解释”为由对孙怀宏提供的上述银行转账记录的交易明细不予采用。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徐伟提交其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载明徐伟于2017年10月18日转账孙怀伟100,000元，2017年11月27日转账孙怀伟300,000元，2017年12月30日转账孙怀伟300,000元，2018年2月11日转账孙怀伟300,000元，2018年4月27日转账孙怀伟150,000元，2018年7月25日转账孙怀伟55,714元，2018年8月15日转账孙怀伟18,855元。徐伟并向法院提交了其与孙怀伟之间2018年12月3日和12月18日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一方面用以证明徐伟是按照300万元（含孙怀伟的200万元和孙怀宏的100万元）的基数以一定比例打款给孙怀伟，再由孙怀伟将分红款（一审庭审中，徐伟、孙怀伟均确认所谓的“分红款”其实就是返还的“本金”）打给孙怀宏。上述每笔转账中均包含孙怀宏的本金，孙怀宏共计收到徐伟通过孙怀伟返还的本金52万多元。而且徐伟在通话录音中多次问孙怀伟有没有将钱给孙怀宏，孙怀伟说当天就给了。另一方面也证明孙怀宏向案外人投资事实真实存在，且已经获得分红。孙怀宏对交易明细的真实性认可，确认收到了孙怀伟给付的钱款，但不认可该钱款与本案主张的100万元有关，孙怀宏在庭审中一会称该钱款是孙怀伟欠孙怀宏的钱，一会又称是因为孙怀伟的200万元里有孙怀宏的钱。孙怀宏对徐伟提供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真实性不予认可。孙怀伟对徐伟提供的交易明细、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真实性均认可，并称徐伟所述属实。因为徐伟没有孙怀宏的账号，孙怀伟就先收钱，然后再给孙怀宏。孙怀伟根据徐伟每次的打款，按照300万元的基数，再结合孙怀宏140万元的基数计算出应该转给孙怀宏的本金，徐伟通过孙怀伟共计返还给孙怀宏本金524,800元。为此，孙怀伟提供了其中国农业银行卡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交易明细清单，载明2017年11月27日孙怀伟在收到徐伟转账的300,000元后于当天向孙怀宏转账140,000元，2017年12月30日孙怀伟在收到徐伟转账的300,000元后于当天向案外人孙某（孙怀宏配偶）转账140,000元，2018年2月11日孙怀伟在收到徐伟转账的300,000元后于次日向孙怀宏转账140,000元，2018年4月27日孙怀伟在收到徐伟转账的150,000元后于当天向孙怀宏转账70,000元,2018年7月25日孙怀伟在收到徐伟转账的55,714元后于次日向孙怀宏转账26,000元,2018年8月15日孙怀伟在收到徐伟转账的18,855元后于当天向孙怀宏转账8,800元。诉讼中，徐伟和孙怀伟均称孙怀伟2017年9月13日转给徐伟的200万元中含有孙怀宏的50万元，孙怀宏2017年10月23日转给徐伟的100万元中含有孙怀伟的10万元，徐伟和孙怀伟正是基于此得出孙怀宏140万元的基数并计算出孙怀伟应该转给孙怀宏的本金。徐伟和孙怀伟并称徐伟通过孙怀伟转给孙怀宏的钱款是以140万元为基数的，结合本案系争的100万元，根据比例，徐伟已经返还给孙怀宏37万多元。孙怀宏称孙怀伟的200万元中确实有孙怀宏的50万元，孙怀宏的100万元中也有孙怀伟的10万元，但后来孙怀宏和孙怀伟关于这50万元和10万元已经结清了，本案中的100万元就是孙怀宏的100万元。孙怀伟对此表示认可。徐伟则称孙怀宏与孙怀伟之间如何结算是他们生意上的事情，但徐伟给孙怀伟的钱是严格按照300万元为基数，孙怀伟打给孙怀宏的钱是按照140万元为基数算的，即使孙怀宏与孙怀伟之间已经结清，也是在分红后结清的。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孙怀宏和徐伟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二、徐伟应否返还孙怀宏钱款。围绕上述争议焦点，逐一作如下阐述：一、关于孙怀宏和徐伟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孙怀宏、徐伟之间形成直接的口头的无偿的委托关系，孙怀宏是委托人，徐伟是受托人，理由如下：首先，针对徐伟辩称的孙怀宏、徐伟是间接委托关系，孙怀宏先委托孙怀伟放款，孙怀伟再委托徐伟转交款项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徐伟的上述抗辩意见并未得到孙怀宏以及孙怀伟的认可，徐伟亦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其是接受了孙怀伟的委托，而且徐伟的上述抗辩意见与钱款的流向以及徐伟与孙怀伟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内容亦相矛盾，因为如果是孙怀宏先委托孙怀伟，孙怀伟再委托徐伟，款项应该是从孙怀伟打入徐伟，而非直接从孙怀宏转给徐伟；徐伟在2017年10月23日把100万转给范某后也没必要在第二天微信中让孙怀伟转告孙怀宏钱今个放出去了，让孙怀宏把日期记好；同理，在徐伟收到所谓退还的本金时，其也只需返还孙怀伟即可，而没必要在通话记录中显示的徐伟多次询问孙怀伟有没有将钱打给孙怀宏。因此，对徐伟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其次，针对孙怀宏诉称的双方系委托理财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委托理财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一定期限内管理、投资于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并按期支付给委托人一定比例收益的合同。委托理财合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要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而本案中，孙怀宏称系委托徐伟放贷以收取利息，这显然不符合委托理财合同的特性，故对于孙怀宏的该项意见，亦不予采纳。关于本次委托的委托事项，孙怀宏、徐伟双方争议亦较大。孙怀宏认为委托事项是孙怀宏委托徐伟对外出借钱款以取得一定的利息，而徐伟认为委托事项仅是代为向不特定对象转交钱款。一审法院认为，徐伟所述的委托事项不能成立，因为在孙怀宏并未指定具体对象的情况下，徐伟称仅是代为转交钱款，这显然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与目的，也有违日常委托事务的交易习惯；而且徐伟在本案中所述的委托事项与其在（2018）沪0117民初20992号民事判决中所主张并被法院采纳的抗辩意见相矛盾。同样，该陈述也与徐伟在与孙怀伟微信聊天记录中要孙怀伟转告孙怀宏的“怀伟，你跟他说钱今个放出去了5分”相矛盾。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徐伟与孙怀伟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以及转账记录看，孙怀宏称其看中徐伟有放款渠道，因此委托徐伟对外出借钱款以获取利息的说法更具有合理性。综上，确认孙怀宏、徐伟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口头的无偿的委托关系，委托事项是孙怀宏委托徐伟对外出借钱款以取得一定的收益。二、关于徐伟应否返还孙怀宏钱款。一审法院认为，徐伟应当返还孙怀宏钱款，理由如下：第一、徐伟未完成委托事项。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受托人一方主张委托合同已实际履行的，应就其已完成受托事项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徐伟为证明完成委托事项，向法院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以及徐伟与孙怀伟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一方面用以证明徐伟在收到孙怀宏转账的100万元后即于当天将该款项出借给赵某、范某等人，因徐伟不认识范某，其是根据赵某的指示向范某转款的，徐伟并及时将款项放出去的情况告知给孙怀宏；另一方面用以证明孙怀宏收到了赵某、范某等人通过徐伟支付给孙怀伟，再由孙怀伟支付给孙怀宏的分红款。现结合徐伟的上述证据，分析如下：首先，徐伟认为赵某是实际借款人，但未提供能够证明其打款给范某是受赵某指示的相关证据，故其也无法证明范某收到孙怀宏款项就意味着赵某收到了孙怀宏款项；其次，徐伟也未提供赵某或范某向其出具的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是能够证明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材料，故徐伟无法证明其向范某的转款就是其对赵某或者范某的出借款，孙怀宏对此亦不认可，称可能是徐伟还给范某的钱；最后，就徐伟通过孙怀伟支付给孙怀宏的钱款，徐伟认为是赵某、范某等人支付给孙怀宏的分红款，但鉴于这些钱款都是从徐伟银行卡内直接转出，徐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些款项来源于赵某或者范某等人，所以并不能证明徐伟将钱款出借给赵某、范某等人，也不能以此作为徐伟已经完成委托事项的判断依据。第二、徐伟在处理委托事项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一方面，在款项出借前徐伟未将借款人不签借条的情况告知给孙怀宏或孙怀伟，在徐伟向孙怀伟转款后其也只是通过孙怀伟转告孙怀宏钱已经放出去，但未告知孙怀宏资金的流向和借款的对象，同样在孙怀宏委托的款项可能无法追回时也未及时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故徐伟作为受托人未履行应尽的告知义务；另一方面，徐伟称把款项出借给赵某、范某等人，却未留下能够证明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证据，而这些证据的缺失将导致孙怀宏即使之后想要基于徐伟隐名代理产生的法律后果向案外人主张借款时亦很难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造成维权困难。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徐伟现有的证据难以证明已经完成委托事项，且徐伟在处理委托事项时存在重大过错，故孙怀宏要求徐伟返还钱款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应返还的钱款数额，孙怀宏称其收到的524,800元是孙怀伟与其结清孙怀宏投到孙怀伟200万元中的款项，与徐伟无关，也与本案系争的100万元无关。但孙怀宏的上述说法未得到孙怀伟和徐伟的认可，孙怀宏亦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且对该524,800元的性质，孙怀宏在（2018）沪0117民初20992号案件以及本案庭审陈述中多有反复，故对孙怀宏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反观徐伟所称该524,800元是徐伟通过孙怀伟返还给孙怀宏钱款的意见，在（2018）沪0117民初20992号案件以及本案庭审陈述中表述一致，且能够与孙怀伟的银行明细以及徐伟与孙怀伟的通话录音相互印证，也得到孙怀伟的认可，故确认该524,800元是徐伟通过孙怀伟返还给孙怀宏的钱款，鉴于上述钱款对应的是140万元的基数，结合本案系争的100万元钱款，按照比例，确认在孙怀宏给徐伟的该100万元中，徐伟已经返还374,857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该款项应在本案徐伟的应返还款中予以扣除，经计算，徐伟尚应返还孙怀宏的款项是625,143元。至于孙怀宏主张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亦予以支持，但孙怀宏计息的基数以及起算时间有误，予以调整。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三百九十九条、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判决：一、徐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孙怀宏625,143元；二、徐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怀宏支付以625,143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如果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计6,900元，由孙怀宏负担2,587元（已付），由徐伟负担4,31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一审法院）。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孙怀宏与徐伟之间就系争100万元款项成立何种法律关系，孙怀宏以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为由要求徐伟返还款项依据是否充分。法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根据2017年10月23日孙怀宏向徐伟转账100万元、2017年10月23日徐伟向案外人范某转账100万元、2017年10月24日徐伟向孙怀伟告知“你跟他说钱今个放出去了5分”、2018年12月徐伟在与孙怀伟的通话中多次询问其转账钱款孙怀伟有无给到孙怀宏等在案事实，认定孙怀宏与徐伟间就“对外出借涉案款项并收取相应利息”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依据已较充分。徐伟上诉称，其与孙怀宏之间仅是委托转交钱款的关系，但在案并无证据显示孙怀宏对徐伟所收款项的后续具体去向有明确指示，其上述所称，本院难予采信。至于徐伟有否完成委托事项、在处理委托事项中有无重大过错，一审法院已经作出十分详尽之说理分析，本院均予认同，在此不再赘述。一审法院考虑到徐伟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其已经有效完成委托事项，处理委托事项中亦存在重大过错，认定徐伟应当就孙怀宏之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结合徐伟已经通过孙怀伟返还孙怀宏374,857元，认定徐伟尚需支付孙怀宏625,143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亦予认同。徐伟上诉称，孙怀宏并未要求徐伟提供借条或收据，其本人对于损失的发生也存在过错，也应当对损失自担相应的责任。然提供借条或收据，实际应是受托人应尽之谨慎注意义务，如最终未能提供，恰恰说明是受托人未尽职责、处理委托事项存在重大过错，而非委托人存在过错。故对上述所称，本院亦难采信。综上所述，徐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由徐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静波审判员  唐建芳审判员  单 珏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俞少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