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74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21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30000684523338N。责任人：郑效军。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凤，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云，男，1960年8月25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定有，男，196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恒系，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绍全，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向雷，男，1963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张国云、陈定有及原审第三人黄向雷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302民初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龙湾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案件中，于文凤律师虽然接受了黄向雷的委托，但并未收取代理费，且仅参加了一次开庭。之后原本打算撤回委托，但应该案法官要求而保留委托。2.一审未对双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应当履行等作出认定。3.双方《转让协议书》中已经约定黄向雷与陈定有、张国云各半分摊本协议涉及诉讼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双方分别与代理律师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双方《资金监管协议》第二条约定，双方依据各自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应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应在两份协议签订后支付到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监管账户内。因此，双方都是就龙湾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3民初2963号案件自愿委托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提供诉讼代理服务，双方同意各半分摊律师费并分别签订服务合同。一审对上述事实未作认定。4.一审对本案法律服务范围的认定错误。根据《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中法律服务范围的约定，陈定有、张国云与黄向雷共同委托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为（2016）浙0303民初2963号案件提供诉讼代理服务。虽然张国云、陈定有并非该案一方当事人，但其利益与目标与黄向雷一致，因此，两人自愿与黄向雷分担费用。该案已经于2016年12月29日生效，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的诉讼服务内容已经完成。自该案生效至股权变更到陈定有、张国云名下期间，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也一直在提供非诉法律服务。至2017年7月18日，黄向雷股权转让给陈定有、张国云的手续办理完毕，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提供的非诉法律服务也已经完成。在此期间，陈定有、张国云与黄向雷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5.双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第九条就“委托事务的完成时点”及“合同有效期限”已经予以明确约定，即属于诉讼代理的，委托法律事务以判决等方式结案的，视为完成委托法律事务；属于非诉讼法律事务的，本合同约定的法律事务完成，视为完成委托法律事务。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委托法律事务完成或者甲方撤销委托、解除合同时止。因此，陈定有、张国云与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的有效期限截止时间及受托事务完成时点均为2017年7月18日。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在黄向雷和陈定有、张国云股权交易过程中，同时为黄向雷和陈定有、张国云提供服务，与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的情形存在冲突”错误。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提供诉讼代理服务仅系（2016）浙0303民初2963号案件，而非黄向雷与陈定有、张国云股权交易整个过程，在该案中，黄向雷与陈定有、张国云是利益一致一方。即使在后续30%股权变更过程中，其双方也是利益一致一方。因此，黄向雷与陈定有、张国云不是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2.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与陈定有、张国云之间法律委托服务于2017年7月18日截止。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9月20日才接受黄向雷委托代理（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案件，前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案件，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一直代理的均是黄向雷一方，并不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作为黄向雷代理人起诉陈定有、张国云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第八条利益冲突的约定，也并未违反律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三、双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第六条第3款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条件为100%股权能够转让至陈定有、张国云为准。因此，2017年7月18日陈定有、张国云支付律师费尾款的条件已经成就。现其二人未按约支付律师费，已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张国云、陈定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一、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于文凤律师全程参与（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案件两次调解工作，并草拟该案和解协议。虽然该案黄向雷之后变更过代理人，但并未变更于文凤律师，其一直担任黄向雷的代理人。二、张国云、陈定有在与黄向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并不认识于文凤律师，后经黄向雷介绍才认识，并称于文凤律师有能力在两个月内将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及采矿许可权证过户至张国云、陈定有名下，鉴于此张国云、陈定有在黄向雷及于文凤律师安排下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但对具体文书内容均不知情。三、张国云、陈定有与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在黄向雷与张国云、陈定有股权交易过程中，同时为黄向雷和张国云、陈定有提供法律服务，并在（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案件中担任黄向雷的代理人起诉张国云、陈定有，违反了“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的规定及《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第八条利益冲突的约定。四、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与黄向雷恶意串通，损害张国云、陈定有利益，合同应属无效。即使合同有效，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与黄向雷以欺诈方式使张国云、陈定有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应当予以撤销。五、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全部委托事务，张国云、陈定有依法无需支付律师费。综上，请求驳回上诉请求。黄向雷未陈述意见。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国云、陈定有立即支付拖欠的律师费30万元及违约金33100元（其中10万元自2016年7月3日起暂算至2018年9月18日；20万元自2017年7月18日起暂算至2018年9月18日，共计拖欠300000元，要求按约定违约金标准支付至判决确认给付日止；计算公式如下：10万元×0.2%/日×805天=16100元；20万元×0.2%/日×425天=17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国云、陈定有为取得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全体股东100%股权，于2016年7月3日委托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指定于文凤律师）以风险代理方式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并签署了编号为176192-030000-4116344《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合同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双方经协商后确定，甲方（张国云、陈定有）委托乙方[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承办的本法律事务以风险代理收费方式收取律师费，具体约定为：乙方根据案情需要可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办理（包括但不限于：调解、谈判、诉讼等），以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的股权能够转让至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为准，乙方总的收费是人民币40万元，包含办理案件涉及的诉讼费用，在本协议签订时支付20万元，待案件处理达到约定条件时支付余款。其中，乙方代缴的诉讼费、执行费等项费用，不论乙方最终能否收回都不做调整。合同第八条规定：乙方及律师应当将已经或正在或可能存在的与甲方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情况如实告知甲方。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甲方有权选择继续签订合同、履行合同或变更委托权限或解除合同；乙方有权作出回避的安排。同日，张国云、陈定有与黄向雷签订编号为【2016】转自第0703号《转让协议书》。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参加（2016）浙0303民初2963号案件庭审，并于2016年12月7日取得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于2016年12月29日生效。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多次到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协调，于2017年1月9日将登记在李春、蒋俊、廖云国、柯仕成、徐娇名下的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共计70%股权直接登记到陈定有名下。其余30%股权因之前的受让人之一林琅妮的签字均为虚假，导致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拒绝直接办理工商变更，该30%股权只能退回给原来的股东周建丰、戴云峰、王贺民。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并在该公司缴纳罚款后同意将登记在王贺民、周建丰、戴云峰名下的股权转让给张国云、陈定有。至2017年7月18日，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原始股东王贺民、周建丰、戴云峰办妥股权转让至张国云、陈定有名下的所有手续，但因张国云、陈定有拒绝支付与此30%股权相应的转让款，转让方遂撤回拟递交工商部门的股权转让资料，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因此被迫中止。黄向雷与张国云、陈定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2017）浙0303民初5081号]中，于文凤作为黄向雷的代理人，起诉张国云、陈定有。之后，黄向雷与张国云、陈定有达成调解协议，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的股权已经全部登记在陈定有名下，张国云、陈定有至今未支付剩余律师费30万元。另查明，黄向雷与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6月7日签署了编号为176192-030000-4116344《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合同编号为手写），委托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指定于文凤律师）以风险代理方式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合同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双方经协商后确定，甲方（黄向雷）委托乙方[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承办的本法律事务以风险代理收费方式收取律师费，具体约定为：乙方根据案情需要可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办理（包括但不限于：调解、谈判、诉讼等），以委托人可以将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甲方指定的第三方为准，乙方总的收费是人民币40万元，包含办理案件涉及的诉讼费用，在本协议签订时支付20万元，待案件处理达到约定条件时支付余款。其中，乙方代缴的诉讼费、执行费等项费用，不论乙方最终能否收回都不做调整。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与张国云、陈定有于2016年7月3日签订的编号为176192-030000-4116344《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在黄向雷和张国云、陈定有股权交易过程中，同时为黄向雷和张国云、陈定有提供法律服务，与“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的情形存在冲突。在本案中，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与张国云、陈定有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和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与黄向雷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合同编号一致，内容高度雷同。一审认为，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参与（2016）浙0303民初2963号案件诉讼、见证行为等行为系同时履行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与黄向雷签订和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与张国云、陈定有签订的委托合同义务。此外，在黄向雷与张国云、陈定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2017）浙0303民初5081号]中，于文凤作为黄向雷的代理人，起诉张国云、陈定有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的情形，也违反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第八条的利益冲突约定，张国云、陈定有有权选择继续签订合同、履行合同、变更委托权限或解除合同。综合考虑本案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同时为黄向雷与张国云和陈定有提供法律服务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与黄向雷签订的委托合同时间早于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与张国云、陈定有签订的委托合同时间，及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的股权已经全部登记在陈定有名下的事实，张国云、陈定有无需支付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剩余律师费30万元及违约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97元，减半收取3148.50元，由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陈述，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焦点系张国云、陈定有是否应当支付剩余律师费，也即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是否已经完成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事务的问题。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上诉认为，（2016）浙0303民初2963号案件结案并于2016年12月29日生效，之后其指派的律师多次到工商部门协助办理股权转让事宜。2017年1月9日，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70%股权转让至陈定有名下。2017年7月18日，该公司30%股权的原始股东办妥了股权转让至张国云、陈定有名下的手续。至此，其法律服务事项及非诉法律服务均已完成，张国云、陈定有支付剩余律师费的条件已经成就。张国云、陈定有则辩称，其委托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并愿意支付律师费的目的系为了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至其名下，至2017年7月18日，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并未完成委托事务。本院认为，虽然双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第一条“法律服务范围”约定，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接受张国云、陈定有的委托为（2016）浙0303民初2963号案件担任黄向雷的诉讼代理人，但双方该合同第六条第3款对律师费支付已作了具体约定，即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根据案情需要可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办理，以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能够转让至张国云、陈定有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准，收费为40万元，包含办理案件涉及的诉讼费用，在本协议签订时支付20万元，待案件处理达到约定条件时支付余款。故根据上述条款，双方已明确约定张国云、陈定有支付律师费的条件系“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能够转让至张国云、陈定有”，且其中“收费40万元包含办理案件涉及的诉讼费用”的内容，亦可从侧面进一步证实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的服务事项并不仅限于（2016）浙0303民初2963号案件的诉讼代理。故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二审庭审中称（2016）浙0303民初2963号案件结案并生效，其合同项下约定的法律服务事务即完成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双方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条款中“以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能够转让至张国云、陈定有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准”的理解问题，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主张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具备转让条件，处于能够转让的状态，律师费支付条件即成就。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张国云、陈定有与黄向雷于2016年7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黄向雷全权负责通过诉讼及其他合法途径将三地公司转让至张国云、陈定有名下”，同时该协议书第六条特别约定，张国云、陈定有与黄向雷各半分摊本协议涉及诉讼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基于此，张国云、陈定有于同日与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签订诉争《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故从合同目的分析，张国云、陈定有系基于其与黄向雷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特别约定而委托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并愿意支付律师费，其订立该委托合同的目的显然系为了取得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按照通常理解，即股权全部过户登记至其名下。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张国云、陈定有与黄向雷的股权转让协议系由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起草，且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在一审明确称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系诉争《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的一部分，由此亦可以证明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对于双方就股权转让至张国云、陈定有名下的合同目的有明确的认知，并将此作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的事项和内容，在此基础上接受了张国云、陈定有的委托并收取律师费。综上，本院认为，至2017年7月18日，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股权尚未全部转让至张国云、陈定有名下，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事务并未完成，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条件亦未成就。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张国云、陈定有委托且委托事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作为黄向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起诉张国云、陈定有，即（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案件，违反了双方合同的利益冲突约定。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张国云、陈定有明确对此提出异议，且在与黄向雷调解过程中就律师费一并予以解决处理，应视为其已不再继续委托，至此双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终止履行。现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主张张国云、陈定有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律师费30万元及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97元，由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蕾审判员 白海玲审判员 黄百隆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郑守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