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61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胥红伍，男，197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富锦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格顺，男，1965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金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文芳，上海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春明，男，1976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原审被告：王达，男，198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上诉人胥红伍因与被上诉人吕格顺及原审被告刘春明、王达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5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胥红伍，被上诉人吕格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文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刘春明、王达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胥红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驳回吕格顺对胥红伍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胥红伍通过其妻子李某的账户向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转款，已履行了出资30万元的股东义务，故胥红伍不应再对Z公司所负涉案债务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对于吕格顺与Z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未予查清即草率作出认定有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审理，支持胥红伍的上诉请求。吕格顺辩称，胥红伍未完成出资义务，依法应对Z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不同意胥红伍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吕格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春明、王达、胥红伍共同支付吕格顺钱款239,389.4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Z公司系成立于2015年5月1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春明。2015年7月10日，刘春明、王达、胥红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刘春明、王达分别将其所持的Z公司15%的股权、认缴150万元、实缴0万元，均作价0元转让给胥红伍。同月13日，该公司股东由刘春明、王达变更为刘春明、王达、胥红伍，出资额分别为刘春明360万元、王达340万元、胥红伍30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时间均为2025年4月1日前。2018年，吕格顺向一审法院申请Z公司破产，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出具（2018）沪0115破6号民事裁定书，确认吕格顺为Z公司的第三顺序债权人，债权金额239,389.45元。同月28日，一审法院裁定宣告Z公司破产。同年9月6日，一审法院出具生效民事裁定书，宣告终结Z公司破产程序，该裁定书载明：无法获得Z公司任何账册或重要文件，Z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致使Z公司的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虽然Z公司的法人资格因破产清算程序终结而终止，但Z公司的债权人可另行依法要求该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吕格顺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法院）起诉Z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要求Z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案号为（2016）沪0107民初9440号，普陀法院于2016年10月21日作出判决：一、Z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格顺工程款195,190元；二、Z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格顺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以195,190元计，自2016年1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鉴定费5,000元，由吕格顺负担300元，Z公司负担4,700元；案件受理费4,531元减半收取计2,265.50元，由吕格顺负担165元，Z公司负担2,100.50元。一审审理中，胥红伍提交《中国银行交流流水明细清单》一份，《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一份，载明：客户姓名为李某，2015年7月10日向Z公司汇款10万元，2015年8月7日至同月31日间共向Z公司转账15万元，收到Z公司钱款3,500元。一审审理中，吕格顺及刘春明确认，吕格顺在Z公司的破产程序中未分配到钱款。一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是股东应履行的法定义务，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应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相应责任。关于吕格顺对于Z公司的债权，本案中，吕格顺对Z公司的债权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刘春明虽辩称普陀法院判决结果有误并提供了合作协议、分销协议等，但该判决已经生效，刘春明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其辩称于法无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裁定书已在Z公司的破产案件中对吕格顺的第三顺序债权予以确认，故吕格顺是Z公司的债权人，债权金额为239,389.45元。关于刘春明、王达、胥红伍的责任，王达、胥红伍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了对吕格顺所主张之事实和证据进行辩驳的权利。Z公司已经法院宣告破产，刘春明、王达、胥红伍作为Z公司的股东，出资期限已经届满，刘春明、王达、胥红伍应当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刘春明确认其个人及王达、胥红伍均未实缴出资。胥红伍虽辩称其曾向Z公司出资30万元，但一方面其辩称款项系打入个人账户，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另一方面其提供李某的银行流水，但无法确认李某的身份，亦无法确认该款项的性质，同时刘春明对该款项系出资款予以否认，且根据Z公司的工商材料，胥红伍系以0元受让刘春明及王达的股份，故对胥红伍之辩称难以采信。综上，吕格顺要求刘春明、王达、胥红伍在未出资本金范围内对Z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春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360万元范围内对案外人Z公司在（2018）沪0115破6-6号民事裁定书中239,389.45元的付款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王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340万元范围内对案外人Z公司在（2018）沪0115破6-6号民事裁定书中239,389.45元的付款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胥红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300万元范围内对案外人Z公司在（2018）沪0115破6-6号民事裁定书中239,389.45元的付款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9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5,450元，由刘春明、王达、胥红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胥红伍提交结婚证一份，以证明李某系其妻子，故其系通过其妻子账户向Z公司支付了出资款。吕格顺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该账户所转款项系对Z公司的出资，且一审中刘春明确认李某的转款是经营往来款，不是出资款，而从银行对账单来看，也存在Z公司向李某的转款。对此，胥红伍称，Z公司向李某的转款系出差报销费用。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在于，胥红伍作为Z公司股东，是否曾实际缴纳出资，以及吕格顺对Z公司的涉案债权是否真实有效。首先，胥红伍就其主张的已实缴出资30万元的事实提供了其妻子向Z公司转款的银行流水明细及对账单，上述证据仅能反映其妻子向Z公司转款共计25万元的事实，但关于款项的性质并没有明确，而胥红伍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Z公司股东暨法定代表人刘春明在一审中亦未确认该款项系股东出资款。据此，对于胥红伍主张的已实缴出资30万元的事实，难以采信。况且，即使胥红伍已实缴出资30万元，其作为认缴出资300万元的公司股东，依法还应在其未缴足出资（270万元）范围内对涉案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次，关于涉案债权的真实及有效性，已经普陀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胥红伍现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其提出的该辩称意见，本院亦难以采信。综上所述，胥红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90元，公告费500元，由上诉人胥红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耿斌审判员  刘 雯审判员  季伟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郑雯晴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