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54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菊娥，女，195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忠龙，男，1976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中勇，男，197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上列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宝康、王博见，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招莲，女，194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迪、麻仙理，浙江中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菊娥、黄忠龙、黄中勇与被上诉人黄招莲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永嘉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4民初3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菊娥、黄忠龙、黄中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黄招莲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中提供的协议书，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便真实，仅是对木材、瓦片（飞檐九行）的处理，不能证明诉争房屋属黄永宽一方所有。根据（81）永民沙初字第27号和（84）民上字第201号民事判决书，霞川大队擅自对调半间房屋及地基作价240元的买卖行为是无效的。原判决虽仅对半间房屋作出处理，但不能因此得出地基买卖有效的推论。一审判决引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不属于法律法规，认定陈德顺取得诉争房屋地基属村级组织统筹解决的结果，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陈德顺与霞川大队之间就诉争房屋地基买卖及地基转售给黄永宽等行为，应属无效。因此，黄锡财当时构筑诉争房屋系侵占他人宅基地的行为，不符合《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以合法建造等事实行为”取得物权。被上诉人以买卖关系作为其取得涉案房屋地基权属来源，无法律依据。上诉人提供的《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虽没有记载四至范围，但从一间半土地面积与半间土地面积均为0.375亩的记载内容中可以看出，半间土地0.375亩是包含半间房屋边的余基即诉争房屋地基。再结合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说明》及证人金某、黄某出具的《证明》，可证明上诉人是诉争房屋地基的使用权人，诉争房屋应属上诉人所有。另外，诉争房屋系被上诉人丈夫黄永宽从黄锡财处购买，现黄永宽已去世，仅由被上诉人起诉，主体不适格。黄招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一、二审均承认诉争房屋是黄锡财于1966年建造，1972年出卖给被上诉人的。上诉人提供的《土地产量分户清册》等证据显示，其土改时期房屋登记地目是“宅”，并非房屋之外的地基，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一审判决对地的变迁、流转认定事实正确。双方于1985年达成《协议书》后，诉争房屋一直由被上诉人一家居住，两家相安无事，上诉人主张诉争房屋归其所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黄招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坐落于永嘉县小地名门前山的边间一间房屋属其所有（具体四至范围为：东至水沟；南至小路；西至道坦；北与陈菊娥墙中为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黄招莲是黄永宽家人，被告陈菊娥、黄忠龙、黄中勇是黄茂国家人。黄茂国、黄凤莲和黄凤翠的父亲黄毓（1954年亡故）、母亲陈时花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成份，依法被没收多余的房屋，保留其在首正间前半间、二间一间，小屋二间。中堂共同使用，并已登记（平屋一间半，面积0.375亩）。正间后半间是黄毓的继母徐碎嫒居住，登记入册（半间，面积0.315亩）（注：原判决载面积为0.315亩。但从被告提供的《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记载的半间与一间半的面积均为0.375亩）。土改中，徐碎嫒的成份是小土地出租者。1953年古历十二月廿四日，徐碎嫒亡故。该半间由黄茂国一方居住、使用。1953年当地生产队把该半间屋作集体仓库使用。于1961年发还给黄茂国一方。1963年12月，霞川大队擅自把徐碎嫒的正间后半间与黄茂国一方的二间前半间屋“调换”。然后，霞川大队把二间前半间屋、左边余基以及门台外坑缸灰寮基等以240元价款出卖给陈德顺为业。1964年上半年，黄锡财用自己的一间披舍与陈德顺调换这二间前半间房屋及余基等。1966年，黄锡财在这半间屋的南首空地上构筑成本案诉争的房屋。1972年古历三月，黄锡财把这一间半屋出卖给黄永宽所有，房屋价金为人民币900元。1981年，黄茂国一方提起诉讼。1984年，一审法院作出（81）永民沙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以“所争执的半间房屋，在土改中时属原告的自留房，应属其合法财产，被告以原告祖母是小土地出租成份为由，又擅自将其对调把该半间房屋及地基作价240元出卖，是不当的，也是违反党的一贯政策的。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为由，而判决：“一、被告与第三人对座落于霞川（小地名门前山）房屋半间（二间前）的买卖关系无效，应属原告合法财产，他人不得干涉。二、被告应退还原卖屋价款240元，以补偿第三人损失。三、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天内，被告将款交清，第三人黄永宽即搬出该屋”。判决后，各方均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5年8月27日作出（84）民上字第201号《民事判决书》以“徐碎嫒的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黄茂国一方继承。原霞川大队把徐碎嫒的遗产作财产无主认定，作价出卖给他人是违反民事法律政策的。黄茂国一方在土改中被确定的房屋产权，包括南首小屋二间，应受国家法律保护。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受托于1985年9月10日召集村委会主任黄丐明、村支付书记金伯池、黄茂国的妻子陈菊娥及黄永宽等人进行了宣判。二审宣判后，霞川村委会、黄茂国、黄永宽三方于1985年10月14日达成《协议书》，协议载明：“房屋左二间左边间壁木材仍归茂国所有，如茂国翻造房屋应给永宽照原来水平无偿予以搭接。（注经济黄茂国负责）”等内容。本案起诉前，被告方捣房（原告称捣了原告的房屋、被告称捣的是自己墙壁这边的房子）双方发生争执，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另通过查阅（81）永民沙初字第27号、（84）民上字第201号的案卷查明：一、当时黄茂国方的诉讼请求。在（81）永民沙初字第27号案卷中，性质上属于“民事起诉状”的《请求严格执行土改法，保护人民的合法财产请求火速判案霞川大队强占民房依法归还的报告》载明：要求退还房屋半间、屋基二间、小屋二间；庭审笔录记载黄茂国方的诉求是：小屋要归还、半间屋也要归还、那间屋子拆掉还我基。在（84）温民上字第201号案卷中，黄茂国方的上诉状“上诉的请求”部分记载：“原判只判决半间正屋（是正确的），但对原属上诉人所有的两间小屋和一间正屋的屋基未作判决。请求重新审理，再作判决”。可见，黄茂国方在当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归还房屋半间、小屋二间及屋基。二、1982年8月13日在金伯池家对金某进行的《谈话笔录》记载：当时对半间房屋，小土地出租的。大队也没有照顾她、死后也没有安葬。大队是否（享有）此房屋是一知半解，是否可以没收不清楚。后来大队不管怎样情况就将此半间房屋归大队所有。另，金某在1963年12月21日霞川大队将半间屋及余基等出售陈德顺的卖字、1972年古历三月黄锡财将1.5间房屋出售给黄永宽的卖字上，均有作为见中人签名或盖章。三、1982年8月13日在黄某家对黄某进行的《谈话笔录》记载：当时黄茂国的祖母住在正间后的半间，房屋没有征收。但黄茂国（应该是黄毓）不是她的亲生子，在土改时与黄茂国（应该是黄毓）登记俩个户头，黄茂国祖母的半间房屋做为小土地出租，她死后就归于大队所有。另，黄某在1963年12月21日霞川大队将半间屋及地基等出售陈德顺的卖字上作为见中人有签名或盖章、在1972年古历三月黄锡财将1.5间房屋出售给黄永宽的卖字上作为“干部”签名或盖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房屋的归属问题，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当时的法规来评判，而不能用现行法律来评判其是否经合法审批加以分析。一、地基使用权归属问题。（一）被告方在1981年到1985年的诉讼过程中提出返还地基的诉求而未被人民法院支持。从黄茂国方的报告、一审的庭审陈述及上诉状来看，当时黄茂国方已经明确提出要求返还地基的诉讼请求。然而，（81）永民沙初字第27号、（84）民上字第201号的判决书，并没有判决要求返还地基。特别是通过比对原一审、二审两份判决的说理部分（一审：“擅自将其对调把该半间房屋及地基作价240元出卖，是不当的，也是违反党的一贯政策的”；二审:“黄茂国一方在土改中被确定的房屋产权，包括南首小屋二间，应受国家法律保护”）发现，原一审判决中提出“地基”相关的观点，而当时二审判决书并没有提及“地基”。可见，原一审判决书中有关地基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当时二审的支持。（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诉争房屋的地基归属于被告。1、1953的黄毓、徐碎嫒各自名下的《土地产量分户清册》无法明确本案诉争房屋的地基归属于被告。理由有：（1）该两份清册均没有记载四至范围而无法确认本案诉争房屋地基是否包含在该清册内；（2）该两份《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记载的一间半与半间的面积均为0.375亩，而半间房屋与一间半房屋面积一样大不符合常理；（3）随着人民公社的实施、合作社的推进，土地由私人所有转变为国家、集体所有而该清册所记载的土地所有权已经失去了证明仍归其所有的功能。2、被告提供的《证明》不足采信。理由有：（1）金某、黄某出具《证明》在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而证人没有到庭接受问询而程序上存有瑕疵。（2）该两证人在1963年、1973年两个卖契上签名或盖章见证（或以干部身份参与见证），如果该两证人明知本案诉争房屋地基是黄茂国方享有，而还为霞川大队出售行为见证，哪还有原则、立场？（3）该两证人在（81）永民沙初字第27号案件中接受一审法院谈话时称，半间房子属大队所有。可见该两证人在1982年时认为房子都属大队所有，哪还有余基是属黄茂国方享有的道理？因此，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辩称事实，故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三）原告方取得本案诉争房屋地基于法有据。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社员原有的坟地和房屋地基不必入社。社员新修房屋需用的地基和无坟地的社员需用的坟地，由合作社统筹解决，在必要的时候，合作社可以申请乡人民委员会协助解决”。可见，当时社员新修房屋需用地基由合作社统筹解决，只有在必要时才有乡人民委员会协助解决，即当时建房的“审批”权限在村级组织。本案中，涉案房屋的地基（连同半间屋及小屋等一并）是霞川生产队“出售”给陈德顺，且经1985年终审判决也没有要求退还地基。可见，陈德顺取得本案诉争房屋的地基属于经村级组织统筹解决的结果，该行为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故陈德顺依法取得本案诉争房屋地基的使用权。其后陈德顺与黄锡财调换，黄锡财加建本案诉争的房屋后，再出售给黄永宽等一系列行为。由于当时不仅没有规划、土地等相关的禁止性的法律，而且有允许自由处分的规定，即不存在无效的情况。因此，应认定为陈德顺依法取得地基的使用权，取得后流转到黄永宽方也不具有无效之情形，故黄永宽已经取得本案诉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综上，对被告辩称的土地使用权属其所有的意见不予采纳。二、房屋所有权归属的问题。（一）本案诉争的房屋系黄锡财建造，基于谁建造谁所有的法理，应认定为黄锡财因建造而取得所有权。后出售给黄永宽而黄永宽即本案原告方取得所有权。（二）黄茂国在（81）永民沙初字第27号案件庭审中陈述称“那间屋子拆掉还我基”，可见当时黄茂国也只认为地基归其享有而房子并不归其所有。同时在当年判决后双方及村委会达成协议而几十年来相安无事。现被告方采取捣房的行为而再引发纠纷，实属不该。（三）被告方提出在其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上加盖房屋属于添附而归被告方所有的观点。承如前述评析，土地使用权已经由村级组织依法“审批”给了陈德顺，而不再归属于被告。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故该观点亦不成立。因此，本案诉争的房屋所有权由黄锡财建造而取得，继而转卖给黄永宽而由黄永宽（现原告方）而享有房屋所有权。综上，本案诉争的房屋（含地基使用权）归原告黄招莲所有。故对原告黄招莲提出的确认坐落于永嘉县小地名门前山的边间一间房屋属原告黄招莲所有（具体四至范围为：东至水沟；南至小路；西至道坦；北与陈菊娥墙中为界）的主张，应予以支持。据此，参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坐落于永嘉县（小地名）门前山的边间一间房屋属原告黄招莲所有。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陈菊娥、黄忠龙、黄中勇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陈菊娥、黄忠龙、黄中勇提交了如下证据：（1）农业税土地房地分户清册，以证明诉争房屋地基登记情况，一间半与半间的面积均为0.375亩，能够证明诉争房屋的地基使用权归属于上诉人。（2）民事审判笔录、审结报告，以证明（81）永民沙字第27号、（84）民上字第201号房屋纠纷案件的庭审情况。（3）说明，以证明被上诉人黄招莲的儿子黄爱民认可诉争房屋系上诉人所有，并承诺于2019年农历年底搬出的事实。（4）情况说明，以证明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16日出具的《说明》不存在强迫、误解的事实。（5）黄某、金伯池的视频（附说明），以证明诉争房屋地基使用权归属于上诉人，且当时村级组织从未将诉争房屋地基统筹解决给他人的事实。对上述证据，被上诉人黄招莲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分户清册中登记内容房屋地目是“宅”，并非宅基地，该清册中有关土地使用权的登记不能作为土改后权利的主张依据；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审结报告中的表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应当以生效判决记载的内容为准；第三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第四组证据不能作为权属依据，不是被上诉人本人所写，亦没有签字确认；第五组证据录音中证人陈述内容与其35年前出庭陈述内容不一致，不应采信。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组证据农业税土地房产分户清册上记载的事项没有明确四至范围，无法确认诉争房屋地基亦在其登记范围内，不足以证明主张待证事实。第二组证据民事审判笔录、审结报告，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三组证据《说明》、第四组证据《情况说明》，《说明》仅有黄爱民一人签字，《情况说明》反映的是《说明》的形成过程，不足以作为认定诉争房屋权属的依据。第五组证据视频实质上属证人证言，该二位证人均未出庭作证，且以该二人证言不足以反映本案事实全貌，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判断。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纠纷属历史遗留。双方当事人因本案诉争房屋宅基地以及其他房屋权属纠纷，曾于八十年代初经历过四年诉讼。期间，诉争房屋经多次流转，形成了诸多历史性文书材料，具有复杂性，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首先，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上看，清册记载的地目为“宅”，并无宅基地的记载。从语义理解，“空地”或者“余基”不属于“宅”的范围。清册记载的“一间半屋”、“半间屋”亦无明确四至。因此，仅凭该清册尚不足以证明诉争房屋占有范围内的宅基地，在1954年土地分户清册登记时属黄茂国所有。其次，从黄永宽占有使用诉争地基的权源来看，诉争地基邻近黄茂国二间前半间屋，1963年霞川大队将二间前半间屋从黄茂国处“调换”后，将该二间前半间屋及左边余基等“出售”给陈德顺。后陈德顺将二间前半间屋及余基对调给了黄锡财。黄锡财在半间屋的南首空地上构筑了诉争房屋，并于1972年将该一间半房屋出卖给黄永宽，价款900元。按照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黄永宽系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属有权占有。第三，从前述案件诉请及判决内容上看，黄茂国请求确认“二间前半间房屋及老屋边屋基两间作价240元出卖给陈德顺”的买卖关系无效，并返还半间房屋及屋边余基。永嘉县人民法院（81）永民沙字第27号民事判决仅认定“半间房屋在土改时属黄茂国自留房，属其合法财产”，对于二间小屋及屋边余基并未明确认定属黄茂国的合法财产，而是认为“村委会擅自将其对调把该半间房屋及余基作价240元出卖，是不当的”。并且，在判决主文中也未就屋边余基的买卖效力及其返还作出判决。黄茂国因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外，归还二间小屋及宅基地”。本院（84）民上字第201号民事判决仅认定“黄茂国一方在土改中被确定的房屋产权，包括南首小屋二间，应受国家法律保护”，并未支持黄茂国归还屋边余基的上诉请求。因此，有关诉争房屋占有范围内的宅基地权属，在上述两份民事判决中并未明确认定属黄茂国所有。第四，从1985年10月14日协议书来看，该协议书形成于双方纠纷经本院二审判决之后，在当地村委会见证下签订，并加盖有村委会公章，有黄永宽、黄茂国二人指纹印痕，且骑缝处盖有村委会公章。证据形式合法规范，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书真实有效，并无不当。该协议书是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为避免日后再起纷争，对双方房屋相邻权关系作出的协议约定。协议书记载“房屋左二间左边间壁木材仍归茂国所有，如茂国翻造房屋应给永宽照原来水平无偿予以搭接”、“永宽若拆去房屋应给茂国留有飞檐九行”。协议约定任何一方房屋拆建时应当给予相邻一方便利，从相邻权法律性质来讲，协议有关相邻权内容的约定，通常以相邻权双方合法占有使用不动产物权为前提，故该协议在立约意愿上属于双方相互承认对方不动产物权的合法性。何况，在黄茂国返还宅基地的诉请未经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情况下，双方本应在签订该协议书时明确诉争宅基地，却只字未提，表明在订立该协议书时黄茂国并未否定黄永宽占用宅基地的合法性。此外，从诉争房屋使用及争议事件来看，1972年黄永宽受让诉争房屋后，一直由黄永宽家人居住使用至今，自1985年双方在村委会见证下订立协议后，两户相邻而居，从未生争执。直到2019年双方起纷争，黄茂国子女主张涉案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后，黄永宽妻子于2019年5月23日提起诉争房屋确权请求。2019年5月16日，经当地派出所主持调解在村委会办公室，黄永宽儿子黄爱民在《说明》签字承诺诉争房屋“系陈菊娥所有，本人母亲于农历2019年过年前搬出该房屋”。但一周后，黄招莲即提起确权诉讼，应视为反悔行为。因该书面承诺说明并非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也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其效力，故黄忠龙等人以该书面承诺说明主张诉争房屋所有权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黄招莲儿子黄爱民的书面承诺虽构成对其不利事实的自认，但如上评析可知，黄招莲反悔并提起诉讼后，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相应证据足以推翻该书面承诺的内容。因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对该书面说明不予认定，从民事诉讼证据认定规则来说，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黄永宽占有使用诉争房屋，属历史形成，且具有占有取得的合同依据，并经长期使用，一审法院确认诉争房屋归其享有，并无不当。陈菊娥、黄忠龙、黄中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陈菊娥、黄忠龙、黄中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宗波审 判 员 余 萌审 判 员 刘宏杰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姜岳良代书记员 徐彬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