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10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裴琳，女，1989年6月15日出生，布依族，现住江西省丰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宁，贵州法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启鹏，男，1961年2月1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望谟县，现租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正碧，贵州甲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欢振芯，贵州甲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裴琳因与被上诉人苏启鹏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6民初1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裴琳上诉请求：一、撤销望谟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6民初129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对本案进行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全部案件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分责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属于村民自治的重大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土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办法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会议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分配对象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本案中，上诉人苏裴琳称一直对案涉土地进行承包经营管理，要求被上诉人苏启鹏将被征用的望谟县小里扛处3.621亩（三幅土地，其中一幅为0.127亩、一幅为0.324亩、一幅为3.17亩）的土地补偿款60626.13元返还给上诉人苏裴琳，但未向本院提供其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供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相关证据。因此，如果村、组集体将土地补偿款如何分配应属于村民自治的事项，但本院通过与案涉土地所在的村、组负责人调查了解，均称对该案涉土地补偿费用未经过民主议定程序进行分配，且认为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部分应当归集体所有。因此，上诉人未能提供其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证明，未提供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相关证据，未提供承包方在承包期内要求继续承包的依据，也未提供集体对该案涉土地补偿决定如何分配的有关证据。因此，上诉人以其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主张土地补偿款部分的诉请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由此可见，该判决存在两个错误：第一、上诉人的证据充分。针对一审判决“本案中，上诉人苏裴琳称一直对案涉土地进行承包经营管理，要求被上诉人苏启鹏将被征用的望谟县小里扛处3.621亩（三幅土地，其中一幅为0.127亩、一幅为0.324亩、一幅为3.17亩）的土地补偿款60626.13元返还给上诉人苏裴琳，但未向本院提供其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证据。”的问题，上诉人系苏肇荣女儿，苏肇荣有承包经营权的相关依据，被上诉人无异议以及村委会也对此认可，并且按照本村委会未将该土地依法收回，是一种持续的承包经营状态。因此，上诉人的证据充分。第二、错误适用集体成员资格。针对一审判决“也未提供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相关证据。”的问题，被上诉人无异议以及村委会也对此认可上诉人系苏肇荣之女，户口迁移的问题并不必然影响上诉人享有原先由父亲持续承包经营至今的土地补偿的种种权利。第三、一审法院依职权向相关村组集体调查取证，已经证实村组集体均是将该类款项直接拨付给农户，因此，判决驳回错误。第四、被上诉人作为望谟县政府法制办退休干部，不是集体成员，也没有与上诉人签署任何租赁合同，更没有与村委会有任何承包经营合同，而是以自己名义领取了本案的案涉款项，上诉人请求合情合理。 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如果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由此可见，上诉人户口原来在望谟县复兴镇土母街道王母村，后迁至望谟县乐元镇农村，因结婚现迁至江西省丰城市，但上诉人自始至终未与其父亲苏肇荣相互照应，在父亲去世后上诉人一直要求堂哥苏某协助经营管理父亲原先承包的所有土地。法律规定是可以收回，而本案中，村委会按照长期惯例，从未收回相关土地，应该是至今从未回收过任何农户土地，并且该笔土地征地补偿时，公示的名字为：苏肇荣、苏奶琴。因此，上诉人依据承包经营的现状请求获得该笔补偿款合理合法。 苏启鹏二审辩称，一、被答辩人不享有分配本案补偿款的资格，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正确。被答辩人自幼时就已随其养母将户口从望谟县甘莱村（高车村）迁移到望谟县乐元镇，迁移后从2008年一直至今都领取作为乐元村移民的扶持款。被答辩人在本案补偿款发生时，早已不具有甘莱村集体经济成员资格，也一直从未在甘莱村生产生活，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请是正确的。被答辩人说的一切均无证据证实，案涉土地系答辩人在经营管理，答辩人在幼时按照家族规定，过继到苏绍荣的名下作为其养子，当时答辩人的户口与苏绍荣的户口也在一个户口本上。苏绍荣去世时让答辩人管理好土地，当时时任甘莱村的村干也让答辩人经营管理土地，不然丢荒的话就收回。答辩人遵照苏绍荣的遗愿，才去经营管理案涉土地。土地被征收时，答辩人并未申请或是要求给予土地补偿款，因村干部知道系答辩人在经营管理土地，故村干部联系答辩人，将答辩人的身份信息填报，进行公示，答辩人才知晓。若答辩人不去经营管理土地，案涉土地早已被村集体收回。被答辩人在一审诉状中陈述其委托其伯父伯母经营管理土地，在上诉状中又陈述其委托其堂哥经营管理土地，两个陈述互相矛盾，且均无证据证实。被答辩人并无主张权利的资格。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苏裴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返还领取原告土地征用补偿款61274.13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甸）望（谟）高速公路经过望谟县小里扛处。2018年12月18日，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制作罗望高速土地补偿兑现表册，将涉及望谟县小里扛处3.621亩（三幅土地，其中一幅为0.127亩、一幅为0.324亩、一幅为3.17亩）的土地补偿款补偿给本案被告苏启鹏，获得补偿款60626.13元。2019年9月2日，原告苏裴琳以该被征用的土地系其延续其父亲苏肇荣承包经营为由，要求被告将被征用的土地补偿款返还给原告。 再查明，原告苏裴琳系苏肇荣的养女，苏肇荣于1999年8月4日去世后，原告苏裴琳将其户口于2003年5月22日随其养母迁移至望谟县乐元村二组黄正利户，并从2008年以来每个季度享受龙滩水电站375m方案望谟库区乐元镇农村移民后期扶持资金150.00元至今。2014年2月7日，原告苏裴琳因夫妻投靠将其户口迁移至江西省丰城市。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称一直对案涉土地进行承包经营管理，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被告提供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敢赖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实苏肇荣于1999年8月病逝后，该承包地一直由被告苏启鹏经营管理。审理中，陆秀红提出书面放弃权利承诺书，认为其不应当作为原告地位参加诉讼，认为其应得的补偿款全部由苏裴琳继受。 在审理中经释明，原告坚持以其对案涉土地享有延续承包经营权要求被告返还被征收的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为查明案件事实，经与现任甘莱村干部、甘莱村高车组干部核实，认为对于土地补偿部分属于集体所有的部分应当归集体所有，至于如何分配由集体统一分配。对该案涉土地补偿款也未进行分配。 一审法院认为，在征地补偿费用分配中理应确保每一位缺乏社会保障的本村村民享有分配资格。土地的所有权是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因土地被征用而获得的补偿款也应归村集体所有。具体如何管理、使用、分配，应该由村民大会决定。承包户只享有所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以及在承包时间以内对该土地的收益权。村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的权力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为村民小组等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土地被征为国有并依法补偿后，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补偿。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属于村民自治的重大事项，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物权法》规定，土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办法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会议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分配对象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本案中，原告苏裴琳称一直对案涉土地进行承包经营管理，要求被告苏启鹏将被征用的望谟县小里扛处3.621亩（三幅土地，其中一幅为0.127亩、一幅为0.324亩、一幅为3.17亩）的土地补偿款60626.13元返还给原告苏裴琳，但未提供其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供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相关证据。因此，如果村、组集体将土地补偿款如何分配应属于村民自治的事项，但通过与案涉土地所在的村、组负责人调查了解，均称对该案涉土地补偿费用未经过民主议定程序进行分配，且认为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部分应当归集体所有。因此，原告未能提供其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证明，未提供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相关证据，未提供承包方在承包期内要求继续承包的依据，也未提供集体对该案涉土地补偿决定如何分配的有关证据；因此，原告以其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主张土地补偿款部分的诉请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 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七十六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苏裴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5.92元，由原告苏裴琳承担。 二审中，苏裴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蟠桃街道办事处证明，拟证明苏裴琳与苏肇荣系父女关系；第二组，2016年终分红名单，2019年高车组分红发放清册，苏某证言，拟证明苏肇荣承包地一直由苏裴琳承包经营，由苏某协助；第三组，姚昌云、**、郭喜超书面证言，拟证明1995年至2007年承包小里扛的土地用于种植甘蔗；第四组，证人苏某出庭作证证言，拟证明苏肇荣对小里扛的自留山享有管理权，2010年以前是苏某管理该承包地，2010年的时候苏启鹏找到苏某，要求种植茶树，经同意后由苏启鹏种植茶树。种植茶树期间，没有支付过承包费。经本院组织质证，苏启鹏对以上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以上证据不属于二审期间产生的新证据，不足以证明苏裴琳对案涉承包地享有承包权，且证人书面证言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故对以上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归纳当事人的分歧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苏裴琳对案涉承包地征收补偿款61274.13元是否享有分配权利。 本院认为，关于二审争议焦点。苏裴琳上诉主张对案涉被征用的望谟县小里扛处3.621亩（三幅土地，其中一幅为0.127亩、一幅为0.324亩、一幅为3.17亩）的土地补偿款60626.13元享有权利，理由为该承包地系发包给其父亲苏肇荣承包经营，在苏肇荣去世后，苏裴琳一直在对案涉土地进行经营管理，并未被村民委员会收回，故对该被征收地享有权利。被上诉人不是当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没有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不应取得补偿款。就此上诉理由是否成立，根据征地补偿款的性质，征地补偿是对失地农民的永久性补偿，其目的在于维系失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苏裴琳能否参与本案讼争的征地补偿款分配，关键在于其是否为该集体组织成员，对被征收地享有权利。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在尊重村（居）民自治的前提下，应结合户籍因素和生活保障基础作综合考量。生活保障基础，是指村（居）民与集体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包括长期在集体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或虽暂时不在集体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但其生活保障仍须依附于该集体组织等情形。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苏裴琳虽然系苏肇荣的养女，但苏肇荣于1999年8月4日去世后，苏裴琳已于2003年5月22日将其户口随其养母迁移至望谟县乐元村二组黄正利户，并从2008年以来每个季度享受龙滩水电站375ｍ方案望谟库区乐元镇农村移民后期扶持资金150.00元。2014年2月7日，苏裴琳因夫妻投靠，已将其户口迁移至江西省丰城市。对于本案讼争土地，苏裴琳实际已经完全脱离了相应的经营管理，也非依靠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苏裴琳虽然主张实际还在对讼争土地进行管理经营，但在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均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苏裴琳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上诉人苏裴琳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1.84元，由上诉人苏裴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鹏 审判员 杨 林 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涂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