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6民终130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衣翠强，男，197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栖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英杰，栖霞创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志强，男，197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栖霞市经济开发区（中桥）后高格庄村。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崔旭亮，男，199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栖霞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爱宾，男，汉族，住栖霞市。 上诉人衣翠强因与被上诉人高志强、崔旭亮、王爱宾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栖霞市（2019）鲁0686民初2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衣翠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衣翠强提交的书面证明也没有高志强签名，故衣翠强诉请给高志强施工及高志强欠其工程款证据不足，是错误的。根据一审庭审可以证明：高志强和崔旭亮原合作关系，虽然高志强不认可崔旭亮书面证据，但是崔旭亮明确承认条是自己写的，名是自己写的，虽然说高志强的名是他写的，而不是高志强本人书写，为什么会写上高志强的名字，法庭根本没有调查清楚。租机期间，崔旭亮一直在工地安排挖掘机工作并记录工作时间。所以工程结束时，他出具工程量及价款数额，他为什么写上高志强的名字，当时他讲他是给高志强打工，既然高志强不认可，那么租用原告挖掘机的实际方就应当是崔旭亮本人。租赁费就应当是崔旭亮支付。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视而不见的认定原告没有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事实是适用法律的根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所作判决自然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以还上诉人公道。 被上诉人高志强答辩称：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欠其工程款不成立，我没有理由欠上诉人的款。 被上诉人崔旭亮答辩称：我根本不认识上诉人，上诉人起诉我欠他的拖车费，是上诉人用我的拖车。 被上诉人王爱宾未做答辩。 一审原告衣翠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挖掘机工程款30280元并承担连带责任；2、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29日经第三被告介绍原告到第一被告工地用挖掘机施工，约定每小时120元，每10天结算一次，停工拖走时结清全款，截止到2016年8月1日共用挖掘机213.5小时，加班7个，用拖车3趟，因私用造成维修损失3700元。有第二、三被告出具的手续为凭，原告向第一被告索要工程款，第一被告拒不给付。 被告高志强辩称，衣翠强说是我雇他的挖掘机，我不承认这个事情，首先我与他不熟悉，是王爱宾安排的挖掘机去中桥干活不是他的挖掘机，王爱宾说挖掘机是他的，宫某安排的挖掘机干活，所以衣翠强说我欠他的我不承认。2.挖掘机不管是谁的，他在没干完活的情况下走了，把工地给耽误了。在针对事实上用拖车3趟，是应该挖掘机主分担付给崔旭亮的。挖掘机维修损失是胡说的，是没有理由的。挖掘机是王爱宾的，是他找宫某安排活干，那时我跟王爱宾不熟悉，去的时候我只是中介人，我介绍挖掘机给栾彩旗的工地干活。3.我跟衣翠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衣翠强当初给我打电话说催挖掘机款，我说这挖掘机是王爱宾的怎么你打电话跟我要钱，我说工地到现在没付款，三说两说衣翠强说的不中听，我火了说这事我不管了，你们自己向工地要钱吧，然后把这个事停了。当时王爱宾收我4000元。 被告崔旭亮辩称，我给工地拖了三趟挖掘机，其他的我不清楚。工地用挖掘机在中桥工地干活，挖掘机不能上道他换地方干活时我用我的拖盘车拖到另一个工地。 被告王爱宾辩称，我没用原告的挖掘机，只是把原告的挖掘机介绍给高志强干活。高志强有工地在臧家庄，工地是挖沙、挖楼基。干了多少活我不清楚。 原告依法提交如下证据：王爱宾写的证明一份，崔旭亮写的证明一份，2016年8月6日7时56分王爱宾与高志强的通话记录一份，挖掘机损坏的照片，拖车行驶证和拖车保险单，短信通话。被告高志强申请证人宫某出庭作证，上述证据当庭予以质证。 根据当事人举证、庭审陈述及法院的认证，一审法院确认以下事实，原告主张2016年6月29日被告王爱宾介绍原告的挖掘机到被告高志强工地施工，原告并提交证据三份以证明上述主张，其中证据一内容：“2016年6月19日介绍衣翠强挖掘机（徐挖230）到栖霞中桥镇高志强工地干活（挖沙、楼基回填），挖掘机结算价格120/小时，结算方式每10天结算一次，挖掘机停工拖走时付清全款。”该证据内容系原告衣翠强所写，落款有衣翠强、高志强、王爱宾的名字，也是原告衣翠强所写，落款还有“介绍人王爱宾”系王爱宾所写；证据二内容：用衣翠强挖掘机213.5小时×120元，加班7个班，拖盘车3趟，落款写有高志强和崔旭亮的名字，该证据内容包括高志强和崔旭亮的名字均为崔旭亮所写；证据三系王爱宾与高志强的通话录音，录音内容为王爱宾向高志强要钱。被告高志强对上述证据不认可，被告高志强主张其与原告衣翠强不认识，自己没有工地，因栾彩旗在中桥的工地需要挖掘机干活，所以其介绍王爱宾的挖掘机到栾彩旗在中桥的工地干活。崔旭亮主张其给原告衣翠强拖了三趟挖掘机，原告让其书写证据二的内容所以就按照原告意思所写。原告陈述拖盘车是其自己的拖盘车，用拖盘车从原来的医院拖到栾彩旗的沙场一趟，从栾彩旗的沙场拖到趟，最后从大辽拖回栖霞一共三次。被告王爱宾主张自己没用原告衣翠强的挖掘机，只是把原告衣翠强的挖掘机介绍给高志强干活，高志强有工地在臧家庄，工地是挖沙、挖楼基。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衣翠强主张系被告王爱宾介绍原告用挖掘机到被告高志强工地施工，被告高志强主张其没有工地，其只是介绍王爱宾的挖掘机到栾彩旗中桥工地干活，王爱宾主张其只是把原告的挖掘机介绍到高志强臧家庄的工地，原告衣翠强庭审中陈述挖掘机从中桥原来的医院拖到栾彩旗的沙场一趟，栾彩旗的沙场拖回大辽村周围及栖霞。上述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均不一致，也无证据证明高志强在臧家庄有工地，且原告衣翠强提交的两份书面证明一份是王爱宾作为介绍人所签名，另一份是被告崔旭亮书写及签名，另原告衣翠强提交的王爱宾与高志强的通话记录，该通话记录内容也没有记载原告系给高志强施工。综上，原告衣翠强与被告高志强、王爱宾、崔旭亮陈述事实均不一致，原告衣翠强提交的书面证明也没有高志强签名。故原告衣翠强诉请其给高志强施工及高志强欠其工程款，证据不足，原告衣翠强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原告衣翠强请求被告高志强支付挖掘机工程款30280元不予支持。原告衣翠强要求被告崔旭亮、王爱宾承担连带责任，因原告衣翠强没有给被告崔旭亮、王爱宾施工，故原告衣翠强与被告崔旭亮、王爱宾没有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原告衣翠强要求被告崔旭亮、王爱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判决：驳回原告衣翠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8.5元，由原告衣翠强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衣翠强主张被上诉人王爱宾介绍其用挖掘机到被上诉人高志强的工地施工，停工后高志强未付工程费及维修损失，故诉至法院要求高志强支付挖掘机工程款，王爱宾和崔旭亮承担连带责任。对此被上诉人高志强不认可，主张因王爱宾找到案外人宫某安排活干，高志强作为中间人介绍王爱宾的挖掘机给案外人栾彩旗的工地干活，与上诉人衣翠强没有任何联系；被上诉人崔旭亮称其给工地拖了三趟挖掘机，挖掘机在中桥工地干活，换地方时由其用托盘车将挖掘机拖到另一个工地；王爱宾主张其没有用上诉人的挖掘机，只是将上诉人的挖掘机介绍给高志强干活，高志强有工地在臧家庄挖沙、挖搂基。上诉人为证实自己的主张，于一审中提交了王爱宾书写的证明、崔旭亮写的证明、王爱宾与高志强的通话记录等证据。然上述证明从内容和形式上均不能证实上诉人所主张的高志强雇用了上诉人的挖掘机给自己工地干活，通话记录及其他证据亦未涉及其主张的内容，且对于本案基本事实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的陈述均不一致，故上诉人要求高志强给付其工程款，并要求王爱宾、崔旭亮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现上诉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不能进一步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仅以言论坚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7元，由上诉人衣翠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忠霞 审判员  王天松 审判员  尹鹏亮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李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