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20）浙行赔终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郎国安，男，196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685号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章登峰，代区长。委托代理人杨立威，杭州市萧山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沈靖，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秀路2699号。法定代表人邵意丽，主任。委托代理人马丹丹，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志豪，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育才北路508号。法定代表人俞国雄，局长。郎国安诉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行政赔偿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浙01行赔初6号行政赔偿裁定。郎国安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郎国安起诉称：1.原告在杭州市××区新塘街道××社区××4户拥有合法的宅基地及房屋，共5层，总面积870余平方米，于2010年建成。自2012年至今，有关单位以“城中村改造”的名义要征收原告的房屋。因原告房屋不在征地范围内，原告认为此次征收存在多处违法，且补偿安置不合法、不合理，故一直未能与相关单位达成一致的安置补偿协议。2016年1月14日，被告三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萧土资裁字〔2014〕第17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2016年1月19日，萧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6）浙0109行审4号行政裁定，裁定准予执行17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裁定交由被告一组织实施。2016年3月2日，被告二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房屋内的大量物品被毁，给原告造成了严重损失。2.原告认为被告的强拆行为违法，侵害了自己的合法财产权，于2016年3月16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6月5日，杭州中院作出了（2016）浙01行初91-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一于2016年3月2日强制拆除涉案杭州市××区新塘街道××社区××4户房屋中未处理部分的建筑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院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了（2017）浙行终75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原判。另，原告在申请撤销浙土字Ａ〔2012〕-0292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行政复议一案中，国务院作出的“国复〔2014〕64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行政复议裁决书》”第7页第20行：“本案中，投诉人郎国安、韩银花2人的房屋不在浙土字Ａ〔2012〕-0292号批复的征地范围内。”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浙土字Ａ〔2012〕-0292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是涉案的萧土资拆许字〔2012〕第0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核发依据，原告的房屋不在浙土字Ａ〔2012〕-0292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范围内，因此，不在《房屋拆迁许可证》范围内，该许可证不能作为拆除原告房屋的依据，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3.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依据上述规定，原告作为适格的国家赔偿请求人，有权请求赔偿；被告因实施了违法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是适格的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一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将原告的房屋恢复原状，若不能予以恢复，则以货币安置或迁建安置。4.2019年2月15日，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但被告一于2019年4月8日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被告二未予以答复，被告三于2019年4月8日作出了不予赔偿决定书。综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将原告已被拆毁的房屋恢复原状，如不能恢复原状，按货币补偿，迁建安置。2.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因强拆原告房屋造成的财产损失及一切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5915500元。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郎国安明确表示不同意其代理人所称以（2016）浙01行初91-1号行政判决为依据提起单独赔偿诉讼，其称是依据国务院国复〔2014〕647号行政复议裁决书提起单独赔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⑴原告具有请求资格；⑵有明确的被告；⑶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⑷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⑸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⑹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⑺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据此，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其有义务明确其所针对的加害行为是哪一个行为；若该行为是行政行为的，其有义务证明该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本案中，经庭审多次释明，原告坚持其本案所针对的行为是整个拆迁行为，因涉案拆迁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过程，其中包含众多的行为，如拆迁许可行为、拆迁裁决行为、强制拆迁行为等，整个拆迁行为并不是一个明确的行为，故其提起本案所针对的加害行为并不明确。另外，其所主张的国务院国复〔2014〕647号《行政复议裁决书》中并未包含对涉案拆迁相关行为确认违法的内容。故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郎国安的起诉。上诉人郎国安上诉称：一审法院以提起本案诉讼所针对的加害行为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严重错误。上诉人在申请撤销浙土字A〔2012〕-0292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行政复议一案中，国务院作出的“国复〔2014〕64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行政复议裁决书》”第7页第20行：“本案中，郎国安、韩银花2人的房屋不在浙土字A〔2012〕-0292号批复的征地范围内。”上诉人认为既然上诉人的房屋不在征收范围内，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的房屋便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强拆行为明显违法。以违法的程序及非法的手段来达到拆迁目的的行为，应当得到司法审判的纠正。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答辩称：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有义务明确其针对的加害行为是哪一个行为；若该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其有义务证明该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经原审法庭再三释明，上诉人始终称本案针对的行为是整个拆迁行为，而案涉拆迁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过程，其中包含众多的行为，如拆迁许可行为、拆迁许可延期行为、拆迁裁决行为、强制腾退搬迁行为、拆除行为等，可见整个拆迁行为并不是一个明确的行为，故其提起本案所针对的加害行为并不明确。除此之外，上诉人主张的国务院国复〔2014〕647号《行政复议裁决书》中并未包含对涉案拆迁相关行为确认违法的内容。鉴于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未明确本案针对的加害行为，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上诉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有义务明确其针对的加害行为是哪一个行为；若该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其有义务证明该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而上诉人始终称本案针对的行为是整个拆迁行为，因案涉拆迁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过程，其中包含众多的行为，如拆迁许可行为、拆迁裁决行为、强制拆除行为等，整个拆迁行为并不是一个明确的行为，故其提起本案所针对的加害行为并不明确。除此之外，上诉人主张的国务院国复〔2014〕647号《行政复议裁决书》中并未包含对涉案拆迁相关行为确认违法的内容。其在原审诉状及原审庭审中坚称是针对整个拆迁行为，经法庭再三释明，仍坚持原观点。鉴于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未明确本案针对的加害行为，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答辩称：1.答辩人未实施任何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行初91-1号行政判决确认申请人（户）与实际建筑面积中经过拆迁行政裁决搬迁腾空部分的房屋已经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实际建筑面积中未包含在裁决面积中的房屋，国土萧山分局并未对其采取拆除或其他强制措施，故不存在国土萧山分局损害申请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存在。另外，拆迁人新塘街道对上诉人户提供了临时安置房。2016年1月11日，新塘街道将拆迁补偿款840398元提存于杭州市湘湖公证处。因此拆迁过渡安置及补偿款项均已依法到位，安置面积由新塘街道依法落实，亦不存在国土萧山分局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2.上诉人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案中，答辩人于2019年4月8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该决定书于4月9日被签收，上诉人起诉状载明的起诉日期是2019年7月12日，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三个月期限。而且上诉人未能明确具体加害行为，其认为整个拆迁行为违法，但无法提供确认整个拆迁行为违法的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郎国安在单独提起本案赔偿诉讼之前已针对萧山区人民政府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5日作出（2016）浙01行初91-1号行政判决，其中“确认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3月2日强制拆除涉案杭州市××区新塘街道××社区××4户房屋中未处理部分的建筑的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经二审维持，最高人民法院也驳回了郎国安对该案的再审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起诉的前提条件是该行政行为已被确认违法。故郎国安在继而提起的单独赔偿诉讼中不应无视前案的裁判结果。事实上郎国安提交的起诉状亦明确要求被告就拆除房屋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郎国安在一审庭审中改称以国务院国复〔2014〕647号行政复议裁决为依据，针对整个拆迁行为提起单独赔偿诉讼。在合议庭反复释明，并明确指出拆迁行为包括多个行政行为的情况下，郎国安仍坚持改变后的诉请。拆迁行为是一个多环节的综合过程，涉及到不同的行政机关作出不同的行政行为。郎国安以整个拆迁行为作为致害行为提起单独赔偿诉讼，其诉请不明确，无法据此确定加害行为、因果关系及赔偿义务机关。另郎国安提及的国复〔2014〕647号行政复议裁决，是国务院受理郎国安等人不服浙江省人民政府就浙土字Ａ〔2012〕-0292号批复所作行政复议决定提出裁决申请而作出，该裁决的结果是维持被申请人所作出的浙土字Ａ〔2012〕-0292号批复，并驳回郎国安、韩银花提出的裁决申请。该裁决没有确认相应的行政行为违法，更未对整个案涉拆迁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综上，一审以起诉不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郎国安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郎国安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黄 寒审判员 许 勤审判员 蒋旭东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许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