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4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营业场所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秦望路222号城市花园5号401、403、404、405、415、417、501室。 负责人朱旭阳，经理。 委托代理人符琳琳、李成聪，浙江德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军，男，198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陈良，浙江东方正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郭星源，女，199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邵军、原审被告郭星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7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俞建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符琳琳、被上诉人邵军的委托代理人陈良、原审被告郭星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一、2018年3月20日，郭星源驾驶沪Ｃ×××××号汽车沿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官塘村村道由南向北，行驶至302省道2ＫＭ＋550Ｍ官塘村路口由南向东右转弯时，车尾左后侧与邵军驾驶的浙Ａ×××××号汽车相撞，造成两人受伤、两车受损的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郭星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邵军无责。邵军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郭星源赔偿邵军各项损失共计554331.38元；2、天安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邵军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非医保用药优先在交强险内支付）；3、郭星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案件审理过程中，邵军减少诉讼请求第一项标的为544331.38元。二、事故发生时，郭星源驾驶的沪Ｃ×××××号汽车在天安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其中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含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三、事故发生后，邵军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治疗，其中住院治疗82天。诉讼后，经邵军的申请及各当事人的同意原审法院委托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程度和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了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9月20日出具鉴定意见书一份，评定邵军之伤构成道路交通事故一个九级伤残、一个十级伤残。评定误工期为180天、护理期限为90天、营养期限为90天。四、事故发生后，天安公司已支付10000元。五、邵军的被抚养人有：父亲邵小来，出生于1951年1月23日；母亲金双火，出生于1954年4月12日；女儿邵灵诚出生于2008年10月28日；儿子邵宽宏，出生于2010年10月19日。邵军的父母生有包括邵军在内的2个子女。 原审法院根据各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有效证据，认定邵军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如下：1、医疗费。邵军的本次医疗费合计为55684.88元，天安公司要求扣除非医保费用。原审法院认为天安公司未提供扣除非医保费用的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认定医疗费为55684.88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邵军住院82天，邵军主张按100元/天计算，合计820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3、营养费。其中营养期限根据鉴定意见认定90天，邵军要求按照50元／天的标准计算，原审法院酌情确定按30元/天计算，合计2700元。4、护理费。其中护理期限根据鉴定意见认定90天，邵军要求按照180.54元／天的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据此认定护理费为16248.60元。5、误工费。其中误工期限根据鉴定意见认定180天，邵军要求按照180.54元／天的标准计算，合计32497.20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6、残疾赔偿金。邵军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天安公司要求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因邵军系失地农民，故原审法院确认邵军的残疾赔偿金可按城标计算。原审法院根据邵军的伤残程度、年龄认定为244525.60元（55574元／年×20年×22%）。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邵军父亲邵小来的生活费为45669.36元（34598元／年×12年×22%÷2）；邵军的母亲金双火的生活费为57086.70元（34598元／年×15年×22%÷2）；邵军女儿邵灵诚的生活费为30446.24元（34598元／年×8年×22%÷2）；邵军儿子邵宽宏的生活费为38057.80元（34598元／年×10年×22%÷2）。据此，原审法院认定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残疾赔偿金为415785.70元（244525.60元+45669.36元+57086.70元+30446.24元+38057.8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邵军主张1100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8、交通费。邵军主张2000元，原审法院酌情确定1000元。9、鉴定费。邵军主张190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10、财产损失。车辆损失4500元，天安公司、郭星源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邵军主张手机损失2000元，因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对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确认。以上合理损失共计549516.38元，其中属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范畴的为66584.88元（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属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范畴的为476531.50元（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护理费+交通费）；属交强险财产赔偿限额范畴的为6400元（鉴定费+车辆损失）。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身体权及合法的财产权依法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上述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案涉交通事故中，郭星源负事故全部责任，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鉴于郭星源驾驶的沪Ｃ×××××号汽车在天安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邵军的损失应首先由天安公司在交强险各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原审法院根据邵军的损失与交强险各分项限额之间的关系，认定天安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邵军10000元，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邵军110000元，在财产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邵军2000元，合计122000元。因天安公司已支付10000元，故尚应支付112000元。邵军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为427516.38元（549516.38元－122000元）。原审法院根据侵权责任，确定该部分损失由郭星源一方承担。鉴于郭星源驾驶的沪Ｃ×××××号汽车在天安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427516.38元由天安公司赔偿。综上所述，邵军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邵军损失112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邵军损失427516.3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邵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243元（预交9302元），减半收取4621.50元，由郭星源负担4597.50元，邵军负担24元。 宣判后，天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邵军为城镇居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案被上诉人邵军根据其户籍信息系农村户口，其在原审庭审中提交该村的证明系失地农民，而该证据仅有该村民委员会盖章，且没有负责人及经办人签字或盖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因此从证据的形式上，没有制作人员或单位负责人的签字或者盖章，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故没有证据效力，且天安公司己在 原审中对该证据的三性持有异议，邵军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系城镇居民。原审法院未依法查清该证据效力，武断认定邵军系城镇居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未认定被上诉人邵军存在特殊体质，对本次交通事故外力所造成的损伤起着一定影响，故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原审邵军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其本身存在相关疾病，对本次交通事故外力所造成的损伤起着一定影响，所以在计算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时，应当考虑其自身疾病的参与度问题，按照自身疾病参与度30%-50%计算。原审法院未依法认定该起交通事故中特殊体质对受害人构成伤残的参与度情形，计算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时应扣除邵军自身疾病对事故损伤的参与度。原审法院武断认为赔偿义务人应对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和法律适用错误。三、原审法院未依法扣除非医保费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天安公司已经依法向原审法院释明，并提供相关证据，同时根据邵军与天安公司签订的商业保险条款第26条第6款的：“超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费用部分”规定，故在商业三者险内应扣除非医保费用。原审法院以天安公司未提供扣除非医保费用证据未予扣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原审法院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计算，明显过高，按照50元/天标准计算为宜。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和适应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11民初7549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二判项，依法按照参与度改判，其中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按照农村标准和50%的参与度改判为40543.47元。2、本案的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邵军在二审中答辩称：一、被上诉人邵军系失地农民，其经过当地村委会以及新登镇人民政府盖章确认，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该证据是虚假的，应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证。一审庭审后，被上诉人还另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被上诉人邵军在村委会参保以及工作的证明，完全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的收入来源于非农所得，应适用城镇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二、虽然伤残鉴定报告中确认邵军本次伤残其自身疾病存在一定参与度。但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只有受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责任。本案中邵军并不存在任何责任，原审被告郭星源在本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30%-50%的伤残赔偿金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予以驳回。三、我国交强险条例并没有规定，必须要扣除非医保用药，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部分非医保用药，完全合法合理。四、一审法院判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每年的金额并没有超出人均消费性支出。因此，上诉人在庭审中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也要求予以驳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郭星源在二审中表示：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二审中，被上诉人邵军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1、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2、村委出具的证明，欲证明被上诉人的收入来源于非农所得，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经质证，上诉人天安公司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参保是从2017年的12月开始的，无法证明事故发生前邵军就已经在城镇工作。证据2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也没有办法证实邵军是从2015年3月份就开始在富阳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工作，且经查询2019年全国城乡统计代码显示，富阳区属于乡村代码，恰好印证邵军居住在农村，收入来源于农业，不能证明其能够适用城镇标准。原审被告郭星源同意天安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有证明效力。被上诉人天安公司和原审被告郭星源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的焦点为：原审法院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邵军的赔偿项目及未考虑邵军原有疾病的参与度、未扣除医疗费中非医保部分是否得当。（一）本案在一审中，邵军向原审法院提供了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民政府及元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二审中向本院提供了参保证明、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等，能够证实邵军在本案所涉的事故发生前系失地农民，故原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正确。（二）关于邵军原有疾病的参与度问题，根据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反映：邵军的“肝血管瘤为自身存在的良性疾病，瘤体直径未超过4cm直发破裂可能性较小，……分析认为被鉴定人肝血管瘤的破裂由本次外伤与自身疾病共同作用所致，作用基本相等，即为同等作用”。因此，邵军属于患病型体质，且损害后果并未超出正常情形下可预期范围，故天安公司要求在计算邵军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时扣除相应的参与度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非医保用药一节，因天安公司在一审和二审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邵军的医疗费中存在非医保费用及具体的数额，故对该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一节，原审法院按照每日100元的标准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17元，由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负担。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俞建明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刘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