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6行终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裘一苇，男，194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嵊州市剡湖街道剡城路369号。 法定代表人陈君，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陈玉萍，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啸，浙江大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嵊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嵊州市鹿山街道南马路78号。 法定代表人任红阳，主任。 委托代理人任别克，嵊州市方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裘一苇因诉被上诉人嵊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嵊州人社局”）、嵊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嵊州供销社”）社保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新昌县人民法院（2019）浙0624行初7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裘一苇，被上诉人嵊州人社局副局长陈玉萍及该单位的委托代理人马啸、被上诉人嵊州供销社的委托代理人任别克到庭应询。因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影响，本案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审理，于2020年3月15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裘一苇于一审时的诉请为:请求重启行政诉讼，补办省政府浙政（1986）52号文件发布前批准的合同制工（非农）在社保办理退休时遗漏的从1984年4月至1986年11月共计32个月在供销社工作的连续工龄。一审庭审中，裘一苇进一步明确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其1984年4月至1986年11月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或者可以补交养老金。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提出。本案中，原告裘一苇于2009年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被告嵊州人社局在确认缴纳养老保险费工作年限时少算了32个月，原告立即找第三人嵊州供销社与被告进行交涉，但被告不承认第三人认同的工龄，认为原告所称的32个月工作年限不能视同缴费年限，也不能通过补缴方式办理。后原告按要求办理了退休手续。2015年开始，原告针对此事向被告及相关部门问询，希望将遗漏的32个月工龄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告于2009年已经知道被告不予办理其申请事项的决定，至2017年6月首次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5月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显然超过了二年的最长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上诉人裘一苇上诉称:1.上诉人在2009年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工龄计算与失业证及失业救助金的工龄计算方法不同，少算了32个月，在查看社保交费手册的记录后，由于上诉人和单位领导不懂社保政策，按办事员的要求办理了退休手续。2015年11月上诉人才知1986年10月前的合同工连续工龄无需交费，可算退休工龄。为此，上诉人于2015年11月15日开始信访，要求补办被遗漏的工龄。2017年6月9日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11月21日上诉人找到浙政(1984)16号《关于深入进行供销社体制改革的试点方案》文件，在嵊州人社局竺副局长承诺同意补办后到法院办理了撤诉手续。2017年12月19日嵊州供销社向嵊州人社局发出公函，要求按政策为上诉人补办工龄。2018年3月，由于嵊州人社局和嵊州供销社领导同时进行大调动，延误了时间。嵊州人社局接管竺副局长的陈玉萍在为上诉人办理过程中发现档案中缺少1份当年的合同制工合同书，要求上诉人和嵊州供销社提供副本或佐证材料。2018年6月5日，嵊州供销社向嵊州人社局提交《关于裘一苇同志补办工龄要求行政复议的报告》，并附嵊州人社局保管的个人档案中查阅得到1985年3月14日由劳动局统一制发的合同工登记表。但嵊州人社局只口头答复：“由于没有合同书无法办理，要局里研究后决定”。2019年1月28日嵊州供销社向嵊州人社局再次提出行政复议，但无回复。2019年4月9日上诉人与嵊州人社局俞雷一同到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亦无果。遂于2019年5月22日向嵊州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对本案进行实质审理。 被上诉人嵊州人社局答辩称，上诉人系1984年4月进入嵊县日杂废品公司的临时工，1985年3月转为日杂废品公司合同工，1986年11月14日经劳动局同意，被招收为原嵊县供销社集体合同制长期工，仍分配在嵊县日杂废品公司工作，1986年12月开始缴纳养老保险费，2009年7月退休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该待遇是基于嵊州人社局认定其缴费年限为1986年12月至2009年7月共22年8个月所产生，故无论案涉的缴费年限认定是否符合政策、法规，此时上诉人主张的少计算32个月问题已经产生，也即此时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作出，该行政行为对上诉人权益的影响已经产生。故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已超过二年的最长起诉期限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完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嵊州供销社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庭询时陈述称：嵊州供销社根据客观事实，认同上诉人阐述在供销社的工作年限。即：上诉人系1984年4月进嵊县日杂废品公司作为临时工，1985年3月转为日杂废品公司合同工，1986年11月14日经劳动局同意被招收为原嵊县供销社集体合同制长期工至2009年7月退休。其次，嵊州供销社已经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嵊州供销社根据1986年8月30日公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贯彻执行国务院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实施细则的通知（浙政[1986]52号）文件及浙江省劳动厅关于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基金年限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浙劳险[1993]143号）文件，已经为原告依法缴纳了退休养老基金。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不存在漏缴的情况，嵊州人社局系作出缴费年限认定的职权部门，具体认定和适用法律法规系其依职权作出。故嵊州供销社的行为未对上诉人权益造成实质影响，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嵊州供销社也积极配合上诉人向嵊州人社局要求补办工龄进行行政复议。最后，嵊州供销社对法院依据查明的客观事实后，依据法律法规作出的判决表示尊重。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从上诉人裘一苇的诉称可见，上诉人在2009年办理退休手续时已经知道确认其缴纳养老保险费工作年限少算了32个月，并为此当时已提出过异议。而其直至2017年6月才首次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5月再次提起本案诉讼，诉请“确认其(裘一苇)1984年4月至1986年11月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或者可以补交养老金”，明显超过了法定2年的起诉期限。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明显不当。上诉人诉称系其及当时相关工作人员因不了解相应政策规定而耽误起诉期限，因该情形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之情形，故对其该诉称，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毕金刚 审判员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 书记员  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