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55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学军，男，196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小亮，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成德，男，195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娥芳，女，196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为，浙江宁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炜，浙江宁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义乌市下骆宅九如堂制砖厂，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下骆宅九如堂村。注册号：330782000014333。 法定代表人：吴娥芳。 原审第三人：浙江弘毅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麻车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568162539J。 法定代表人：杨弘毅。 上诉人施学军因与被上诉人杨成德、吴娥芳及原审第三人义乌市下骆宅九如堂制砖厂（以下简称九如堂制砖厂）、浙江弘毅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毅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3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学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施学军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不全面，本案是承包合同纠纷，最核心的争议焦点应该是2002年2月1日签订的《九如堂制砖厂承包合同》是否已经终止。因一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不全面，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理由是：1、合同终止，是一个使合同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的法律名词，具有明确法律含义，就是指因发生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使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使合同的法律效力终止。2、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主要事由有清偿、解除（包括当事人合意解除和通过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解除）、抵销、提存、免除、混同。本案不存在上述六种法定的合同终止事由。3、当事人在《九如堂制砖厂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期限是“本厂被征用拆迁为止”。根据案件事实，九如堂制砖厂没有被征用拆迁，也没有当事人约定的合同终止事由。仅仅是九如堂制砖厂位于九如堂村的土地在2012年9月被案外人骆华云承租而已，并不是被征用拆迁，也并不会导致九如堂制砖厂停产歇业，因为九如堂制砖厂在隔壁麻车村还有承包土地可以使用，有具体的机器设备可以使用。另外，根据（2012）金义廿三里民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可知，九如堂村的土地在2010年3月1日至2012年7月28日（原来租期到2012年2月28日，延长5个月的承包期归九如堂制砖厂享有）的使用权是被王健星承租，然后在2010年7月1日转租给九如堂制砖厂继续使用。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九如堂制砖厂不会因为九如堂村的土地被案外人承租而停产歇业。所以，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客观原因”导致合同终止一说。（二）一审法院对其归纳的争议焦点事实认定也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认定弘毅公司与九如堂制砖厂的生产设备、场地并无较大的关联性不全面。从“无较大的关联性”的描述可知，双方还是存在部分关联性。如九如堂制砖厂在麻车村承包的土地由弘毅公司承受使用；九如堂制砖厂的部分机器设备（破碎系统、电力系统等）由弘毅公司承受使用；最重要的环评报告也是在九如堂制砖厂的技改基础上审批而得。虽然九如堂制砖厂和弘毅公司没有书面合作并购协议，但根据现有证据及杨成德既是九如堂制砖厂的实际承包经营者，又是弘毅公司的股东，且与弘毅公司另一股东杨弘毅系父子关系。完全可以说明九如堂制砖厂和弘毅公司就是合作关系，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关系。再说，九如堂制砖厂的包括土地、机器设备在内的经营权交付给杨成德之后，如何经营施学军是无法控制的。2、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9月起九如堂制砖厂已完全停止生产，弘毅公司只是借对九如堂制砖厂进行技术改造的名义审批项目，并不存在合作、并购关系，并没有合并经营。但是，2011年1月九如堂制砖厂与弘毅公司共同向义乌市环保局、经发局、新墙办的《申请报告》中明确写明“现新公司与老厂合作，对原九如堂制砖厂的落后制砖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因此，弘毅公司和九如堂制砖厂投资七千万元，对原九如堂制砖厂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2011年12月义乌市环保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明确，“本项目建设所在地原为九如堂制砖厂”，“现公司总投资7000万元，并购原义乌市九如堂制砖厂后，利用此厂原场地，新建联合车间”。义环中心【2012】129号文件中明确，“原则同意企业在义乌如堂制砖厂厂址实施技改”。以上种种己经非常明确地证明了九如堂制砖厂和弘毅公司相互混同，合并经营的事实。（三）双方签订的《九如堂制砖厂承包合同》并没有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终止事由，合同至今有效。根据合同约定，九如堂制砖厂已经将其当时所有的土地、机器设备交付给杨成德承包经营，杨成德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施学军支付承包款。至于杨成德如何经营，和谁合作、合并经营等均与施学军没有任何关系，正如施学军承包经营东阳市德诚墙材有限公司是一样的道理。一审法院纵容了作为承包者的杨成德的违约行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九如堂制砖厂承包合同》因为客观原因已于2012年9月终止，施学军在合同终止后的两年内未提出主张，也没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认定诉讼时效己过。并因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解释》第3条错误。因为本案所涉的《九如堂制砖厂承包合同》并没有终止的法定事由或约定事由。而且支付承包款是一个整体债务，只是约定分期支付而已。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没有过期。2、本案是承包合同纠纷，施学军己经提交了双方签订的《九如堂制砖厂承包合同》，也已经举证证明并得到杨成德一方认可，九如堂制砖厂包括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在内的整个经营权已经交付给杨成德一方实际经营，2009年之前的承包款也是如数支付给了施学军。施学军己经完成了举证义务。相反，杨成德、吴娥芳并没有举证证明上述承包合同存在法定或约定事由而终止的事实，也没有提供己经支付承包款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之规定，其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本案所涉的《九如堂制砖厂承包合同》，是依法成立，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之规定，严肃合同的法律效力，保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根据本案原一审、二审、再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杨成德一方违反合同义务的事实已然非常明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之规定，判令杨成德、吴娥芳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综上，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杨成德、吴娥芳共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案件归纳的争议焦点正确、全面。二、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正确，施学军在原来一审、二审、再审，以及本案的一审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九如堂制砖厂、弘毅公司之间存在合作以及财产混同关系。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其实各方都没有争议的是涉案九如堂制砖厂在2012年9月份就因客观原因无法经营，认定合同终止以及适用诉讼时效均具有法律依据。综上，本案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九如堂制砖厂、弘毅公司均未作陈述。 施学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成德、吴娥芳支付2010年度至2015年度承包款300万元整，并赔偿利息损失（其中50万元自2011年1月1日起，50万元自2012年1月1日起，50万元自2013年1月1日起，50万元自2014年1月1日起，50万元自2015年1月1日起，50万元自2016年1月1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杨成德与吴娥芳系夫妻关系，九如堂制砖厂系施学军与杨成德、吴娥芳共同投资经营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其中施学军的投资比例占40%，吴娥芳投资比例占60%。2000年1月1日，原义乌市稠城街道九如堂村民委员（现更名义乌市福田街道九如堂村民委员会）二委与九如堂制砖厂、施学军、杨成德签订土地租用协议一份，租赁期限从2000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止，将该村所有的120亩山坡地，以每年9万元的价格，出租给九如堂制砖厂使用，双方还对付款方式、取土标高、取土回填、青苗、果木、农业税费等进行了约定。2002年2月1日，施学军与杨成德以股东名义作为发包人将九如堂制砖厂发包给杨成德经营。双方签订了一份《九如堂制砖厂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自2002年2月1日至2009年农历年底，承包款每年支付给施学军50万元整，付款方式为每月交4万元，到年底余款付清。2009年12月7日，双方又协商继续由杨成德承包到该厂被征用拆迁为止。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杨成德、吴娥芳除支付了2009年度之前的承包款之外，自2010年度至今的承包款未有支付。施学军以多次催要6年的承包款300万元，杨成德一方均以各种理由拒付为由，诉至该院。 另查明，2010年6月10日，原义乌市稠城街道九如堂村民委员会与案外人王健星签订了《九如堂村砖瓦厂场地承包协议》一份，将原砖瓦厂120亩范围以每年承包款128万元出租给王健星，时间从2010年3月1日至2012年2月28日止。2010年7月1日，王健星又与九如堂制砖厂签订协议，将向村委会承包的土地使用权转包给该厂。但由于交付场地过程中，实际面积不够，该村委会同意将砖瓦厂东面约37亩土地补偿给该厂，并将整个场地的承包期延长5个月至2012年7月31日作为补偿。为此，该院（2012）金义廿三里民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确认了上述事实。2012年8月13日，案外人骆云华与原义乌市稠城街道九如堂村民委员会、原义乌市稠城街道九如堂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九如堂村砖瓦厂场地承包协议》一份，将原砖瓦厂110亩范围，每年承包款2688798元，时间从2012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止，将原九如堂村砖瓦厂场地发包给案外人骆云华。为此，该院（2013）金义廿三里民初字第176号民事判决确认了上述事实。 2012年底，九如堂制砖厂的生产线被全部拆除，原生产用地中位于九如堂村的土地已被收回，位于麻车村的土地被以弘毅公司的名义租赁，吴娥芳亦于2013年4月18日注销九如堂制砖厂的税务登记，并于2013年9月19日以九如堂制砖厂清算小组的名义在浙中新报刊登了九如堂制砖厂解散清算公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弘毅公司与九如堂制砖厂是否存在合作、并购关系，九如堂制砖厂是否确已停止经营。弘毅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其成立后即向义乌市相关职能部门以对九如堂制砖厂厂址实施技改，淘汰原制砖厂全部落后设备，新建蒸压砖生产线、隧道窑为名进行项目审批。2012年10月，弘毅公司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嗣后，弘毅公司开始投入生产。弘毅公司并没有在九如堂制砖厂位于九如堂村的场地上进行生产，而是在麻车村的场地上重新建设生产线进行生产，其使用的设备、砖窑也都是重新建造后投入使用，与九如堂制砖厂的生产设备、场地并无较大的关联性。另外，2012年9月1日，义乌市福田街道九如堂村民委员会、义乌市福田街道九如堂村经济合作社通过报纸上公开招投标，九如堂制砖厂场地被案外人骆云华中标，九如堂制砖厂已无生产场地，丧失生产能力。施学军一直强调的电表户口问题，根据国网浙江义乌市供电有限公司的档案，九如堂制砖厂系将电户转让给弘毅公司，施学军无法据此证明九如堂制砖厂系将其电力系统作为合作资产投入到弘毅公司使用的事实。综上，该院认为，2012年9月起，九如堂制砖厂已完全停止生产，弘毅公司只是借对九如堂制砖厂进行技术改造的名义审批项目，并不存在合作、并购关系。综上，施学军、杨成德之间签订的《九如堂制砖厂承包合同》因客观原因已于2012年9月终止。施学军在承包合同终止后的两年内未提出主张，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对于2012年9月前的承包款已过诉讼时效。2012年之后，九如堂制砖厂也没有与弘毅公司合并经营，故施学军也无权要求杨成德支付2012年9月之后的承包款。至于施学军提出的弘毅公司占用九如堂制砖厂的电力设备、土地等非本案审理范围，其可另行主张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施学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36元，保全费5000元，由施学军负担。 二审期间，施学军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2013）金义商初字第2543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2012年9月之后九如堂制砖厂依然存续经营的事实。2、（2017）浙0782行审131号行政裁定书1份，证明2012年3月弘毅公司在麻车村属于九如堂制砖厂承包的土地上违建办公及生产设施的事实。杨成德、吴娥芳共同质证认为，首先，两份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请求不予采纳。其次，证据1达不到施学军的证明目的。该生效文书认定的事实可以清楚地反映九如堂制砖厂主张的权利是2011年10月10日所形成的一笔货款债权，该份证据只能证明九如堂制砖厂在2013年9月份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利，并不能证明2012年9月份以后九如堂制砖厂仍在经营。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无法达到施学军的证明目的，相反可以印证弘毅公司没有占用九如堂制砖厂的财产。弘毅公司所用的房屋是自建的，并非九如堂制砖厂的财产。九如堂制砖厂、弘毅公司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前述证据均系人民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其真实性可予认定，但证据1仅证明九如堂制砖厂于2013年9月通过诉讼方式向案外人主张2011年10月交易货款的事实，证据2证明弘毅公司于2012年3月开始在麻车村土地上未经审批动工建造房屋被行政处罚的事实，证据1、2均不能达到施学军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杨成德、吴娥芳、九如堂制砖厂、弘毅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九如堂制砖厂承包合同》是否已于2012年9月终止。经查，九如堂制砖厂与原义乌市稠城街道九如堂村民委员会、原义乌市稠城街道九如堂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租用协议约定，九如堂制砖厂在九如堂村的土地租用期限至2009年12月31日届满。根据（2012）金义廿三里民初字第81号和（2013）金义廿三里民初字第176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九如堂村两委在与九如堂制砖厂的土地租用期限届满后已收回土地并发包给王健星、骆云华，九如堂制砖厂虽与案外人王健星签订转租协议，并由生效判决判令租期至2012年7月31日的权利由九如堂制砖厂享有，但期满后九如堂村两委已于2012年9月将案涉土地另行发包给案外人骆云华，在案并无证据证明九如堂制砖厂向骆云华转租九如堂村土地用于继续生产。故九如堂制砖厂因无生产场地，实际丧失了生产能力，前述承包合同事实上已无法履行。虽九如堂制砖厂同时曾租用过义乌市稠城街道麻车村土地，但根据义乌市稠城街道麻车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结合施学军本案中提交的（2017）浙0782行审131号行政裁定的内容分析，麻车村土地自2012年4月始系由弘毅公司向麻车村租用。弘毅公司与九如堂制砖厂为两个不同的企业法人，施学军提供的相关政府文件中虽有弘毅公司利用九如堂制砖厂原有场地进行技术改造等内容，两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同一，但不能据此认定弘毅公司与九如堂制砖厂混同。弘毅公司系在麻车村的场地上重新建造生产线进行生产，且其产品“蒸压灰砂砖”与九如堂制砖厂生产的“页岩砖（不含实心粘土砖）”之间不同，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实九如堂制砖厂有与弘毅公司并购或合作经营生产，故弘毅公司的生产经营不能认定为九如堂制砖厂生产经营。综合上述情形，原判认定《九如堂制砖厂承包合同》于2012年9月终止并无不当。在卷（2018）浙07民再32号案件庭审笔录中，施学军陈述“2012年9月份骆云华承包之后，杨成德打电话给我说土地承包给别人了，不能做了”，其曾向杨成德主张支付承包款。另，其亦认可吴娥芳在2012年以及在浙中新报刊登解散清算公告前均打过电话告知要注销九如堂制砖厂，故至迟在2013年9月份施学军清楚因九如堂村场地被案外人承包，杨成德、吴娥芳要解散九如堂制砖厂并进行清算的事实，自此施学军已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此后向杨成德、吴娥芳主张过承包款，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施学军于承包合同终止两年后主张2012年9月前的承包款已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另，鉴于承包合同已于2012年9月实际终止的情况，施学军向杨成德、吴娥芳主张支付2012年之后的承包款，亦缺乏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施学军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36元，由上诉人施学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良飞 审 判 员 宋文茹 审 判 员 盛 伟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代书记员 吕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