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24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月，女，1962年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新华，湖北诺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政发，男，1962年4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武汉市江汉区，现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俊，湖北东吴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汤国雄，男，1963年4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武汉市硚口区，现住武汉市东西湖区。上诉人邱月因与被上诉人余政发，原审被告汤国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2民初2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月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政发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余政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一审认定余政发与邱月、汤国雄经刘凤平介绍认识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从不认识被上诉人余政发，刘凤平也未介绍其认识。2、一审认定邱月于收款当日向余政发出具了一份借条属认定事实错误。借条是向刘凤平出具，内容也是按刘凤平要求出具的。3、一审认定邓功量、李鸣是余政发的指定收款人属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不认识余政发，不存在接受指定收款人一事，邓功量、李鸣的账户均是刘凤平指定。邱月向邓功量、李鸣账户还款是什么款项还有待邓功量及李鸣的意见进一步核实，一审单方认定显然事实不清。4、一审认定偿还本金金额1210368元错误，即使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该本金金额应扣除2016年全年利息69.12万元（192×36%）。余政发起诉状陈述支付了2016年之前的部分利息，后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其起诉主张利息只自2017年1月至还清日止，其放弃了2016年全年利息。已支付部分应扣减本金。二、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违反程序剥夺了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余政发起诉状自述其住东西湖区常青花园四小区73栋2单元201室并以原告住所地法院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为管辖法院提起诉讼，但一审最后查明余政发住所地为江汉区振兴路88-51号5楼1号，据此依据法律规定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由于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审查核实，导致其剥夺了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2、一审遗漏当事人，本案应追加当事人刘凤平、邓功量、李鸣以查明事实。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邱月从不认识被上诉人余政发，也从未有过任何联系。邱月只认识刘凤平，刘凤平是职业高息放贷人，邱月向刘凤平提出借款200万元月息高达4%，后邱月向刘凤平的妻子李鸣及其公司人员邓功量还款达254万元。余政发只是刘凤平指定的出借账户，邱月与余政发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要查明本案真实的借贷关系应追回刘凤平为本案当事人才能查清事实，但一审无视上诉人的陈述和本案不符合常理之处，错误认定邱月与被上诉人余政发存在借贷关系。3、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邱月提出申请法院调查余政发账户明细的请求属违反法定程序。一审中，邱月提出申请法院调查余政发账户明细、邱月中国银行及招商银行账户明细以查明真实出借人及还款情况的书面申请，但一审法院只调取了邱月中国银行、招商银行账户明细，未调取余政发账户明细，以致无法认定真实的出借人系刘凤平，而借款人从不认识一审认定的出借人也从未向该出借人还款等情况均反映出一审认定的借贷关系不符合常理，导致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余政发与邱月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属适用法律错误，邱月与余政发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尽管有邱月出具的借条及余政发的转款记录，但余政发只是职业放贷人刘凤平提供的一个挂名人及账户。邱月作为借款人从不认识余政发也从未向余政发还款，余政发也从未催要还款。邱月与职业放贷人刘凤平认识，也是按刘凤平要求出具借条，出借款项是刘凤平安排转款，且还款也是按刘凤平要求向其妻子李鸣及其公司人员邓功量账户还款。一审不顾上诉人的陈述和该案明显不合常理的情形，不调查余政发账户资金情况，不追加刘凤平、李鸣、邓功量作为当事人以查明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认定余政发与邱月系借贷关系明显错误。2、一审认定汤国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汤国雄于2017年1月7日出具担保书载明“如邱月无故失踪，此债权债务全部由本人承担”系附条件的担保，该担保已过保证期间。其次，汤国雄于2019年4月8日在原担保书中注明“承诺继续担保”系按原附条件担保继续承担附条件担保。该条件并未成就，汤国雄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余政发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汤国雄未到庭发表意见。余政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邱月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承担利息1,080,000元（自2017年1月-2019年3月31日，按月息2%计算），后期利息另行计算；二、依法判令汤国雄对上述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由邱月、汤国雄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汤国雄系武汉铂莱特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邱月与汤国雄共同经营该公司。余政发与邱月、汤国雄经刘凤平介绍认识。2014年5月，邱月以公司经营需要资金为由向余政发请求借款，余政发于2014年5月26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邱月转账汇款2,000,000元，邱月于收款当日向余政发出具了一份借条，载明：因本人资金困难，今借到余政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借期贰个月，即2014年5月26日至2014年7月25日，借期月利率为4%。本人自愿将个人名下江岸区滨江苑三期岷江楼四单元1室房屋用于抵押，如借款不能按期归还，以抵押物抵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和违约金等，本人无异议。因江岸区滨江苑三期岷江楼四单元1室房屋其他相关人员（女儿张蜜到澳洲无法到场签字），特约定：从借款日开始壹个月内前来签字，如逾期不来，由借款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2016年4月20日，邱月再次向邓功量出具了一份《偿还借款承诺书》，载明“本人邱月2014年5月26日向邓功量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见借条，该资金已确认收到，本人现承诺于2016年8月1日前还利息（￥240000.-），于2016年9月1日前还利息（￥900000.-），该利息付到2016年8月26日，本金于2016年12月30日之前全部归还。之后利息按原借条支付直至偿还所有本金为止。”2017年1月7日，汤国雄向余政发出具了一份担保书，载明“本人汤国雄（身份证号：）对邱月向余政发借款一事已全部知晓（样见借条）。如邱月无故失踪，此债权债务全部由本人承担。”2019年4月8日，汤国雄在原担保书中下端注明“承诺继续担保”并签名。2014年5月26日，邱月于收款当日向余政发指定收款人邓功量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80,000元；之后至2017年1月19日，邱月向邓功量、李鸣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共计2,460,000元。余政发向邱月、汤国雄索款无果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如诉称。一审审理中，双方对邱月还款共计2,540,000元无异议。上述事实，有余政发提供的借条、转款凭证、担保书、偿还借款的承诺书、委托书，一审法院调取的邱月的中国银行和招商银行账户明细，以及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在卷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余政发主体的问题、借款本金的问题、担保责任的问题以及诉讼时效的问题。关于余政发的主体问题。余政发以银行转账方式向邱月的账户转账汇款2,000,000元，邱月在收款后向余政发出具了借条，借条中注明了借到余政发人民币2,000,000元，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九条的规定，余政发与邱月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自资金到达账户时即生效。至于邱月于2016年4月20日出具的《偿还借款承诺书》中载明的“向邓功量借款”与事实不符，邓功量只是余政发指定的收款人，并非出借人，邱月不仅向邓功量转账还款，且向李鸣转账还款，对此，余政发当庭均予以认可，故本案余政发的主体适格。邱月认为其与刘凤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资金亦是刘凤平所出借，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与事实不符，故其该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借款本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本案中余政发于2014年5月26日向邱月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2,000,000元，邱月当即向余政发指定的邓功量银行账户转账支付80,000元，该笔转账应当认定为预先支付的利息，根据上述规定，该转账80,000元应当从借款本金中扣除，故本案最初借款本金为1,920,000元。之后，邱月自2014年6月25日至2017年1月19日共计向余政发支付利息2,460,000元，以每笔支付时间为节点，对于超过法律规定36%的部分逐一抵扣本金，经计算实欠借款本金为1,210,368元。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双方约定按月息4%支付利息，该约定明显超过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于利率予以调整，对于未付利息应当按照月利率2%计算，邱月最后一次偿债的时间为2017年1月17日，如前所述，对于超过法律规定的部分已抵扣本金，则利息应从2017年1月26日开始计算。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如前所述，邱月最后一次还款时间为2017年1月26日，则本案债务的诉讼时效应从该日开始往后计算三年，余政发于2019年4月10日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向邱月、汤国雄主张权利，尚在诉讼时效内，故邱月、汤国雄关于诉讼时效的辩称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担保责任的问题。汤国雄于2017年1月7日向余政发出具了《担保书》承诺“如邱月无故失踪，此债权债务全部由本人承担”，该承诺虽附加了条件，但附加的条件并无期限且未约定担保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的规定，汤国雄于2017年1月7日提供的担保为一般保证，保证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六个月。然而，汤国雄在保证期限届满后于2019年4月8日再次承诺继续担保，该担保未约定担保方式和担保期限，依照担保法的规定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6个月，余政发已在担保期限内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向汤国雄主张了权利，故汤国雄应当承担本案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邱月偿还余政发借款人民币1,210,368元及利息（自2017年1月26日起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的利息为774,636元，自2019年9月26日起以实际欠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债务清偿时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汤国雄对上述第一项邱月应付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余政发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7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0,720元，由邱月、汤国雄共同负担16,400元，余政发负担4,32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余政发在一审中提交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第一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9年3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余政发“从2017年1月15日至今居住在常青花园四小区七十三栋二单元二〇一室，属我辖区居民”。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管辖问题。余政发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经常居住地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债权主体问题。本案所涉借款系由余政发于2014年5月26日通过其自己的银行账户向邱月银行账户转账汇款2,000,000元，且邱月也向余政发出具借条，明确载明“今借到余政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即余政发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余政发与邱月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余政发系本案所涉借款的债权人。邱月主张其与案外人刘凤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及要求追加刘凤平、邓功量、李鸣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本案所涉系余政发与邱月之间的借贷关系，至于余政发的资金是否来源于案外人刘凤平，不影响余政发与邱月之间的权利义务，且邱月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外人刘凤平系职业放贷人，故一审未调取余政发银行账户信息并无不当。关于2016年利息问题。双方对实际还款金额2,540,000元并无异议，余政发的诉讼请求中关于利息部分虽仅主张2017年1月之后的利息，但其诉请的本金为2,000,000元，且诉请理由中已载明“借款到期后被告只支付了2016年之前的部分利息，后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即余政发的诉讼请求是将邱月的还款均充抵了2016年之前的利息，因此未再主张2016年之前的利息。而一审法院的计算方式是将邱月的还款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进行充抵，不仅清偿了2016年之前的利息，对于超过法律规定的部分还相应充抵了本金，并最终认定尚欠本金仅为1,210,368元，因此，一审的判决金额并未超过余政发的诉讼请求，对于邱月主张要求扣除2016年利息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汤国雄承担保证责任，而汤国雄并未提出上诉，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综上所述，邱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669元，由邱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捷审判员  张剑审判员  刘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龚燕书记员伍雅玲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