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8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创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2528号B幢1260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法定代表人：毛兴。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珂，女，上海创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敏，江苏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宏利，女，1989年10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明，信利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创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格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宏利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2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创格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陈宏利要求其公司支付2018年11月销售提成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其公司与案外人梁某签订的合作协议并非由陈宏利促成签订，该业绩应归属于其公司法定代表人毛兴；根据其公司规定，法定代表人不能对外签约，故在合作协议上打印了陈宏利的名字；二、其公司已与梁某解约并退还款项；三、其公司与案外人广州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合作项目与梁某无关，不能认定存在延续关系。被上诉人陈宏利不接受上诉人创格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该公司主张并无依据，其已促成案涉项目，有权根据《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主张销售提成。陈宏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创格公司支付：1.2018年6月销售提成差额30,000元；2.2018年11月销售提成77,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江苏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B公司）、案外人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与创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毛兴。陈宏利与Z公司于2015年11月2日签订了期限为2015年11月2日至2018年11月1日期间劳动合同。陈宏利与江苏B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签订了期限为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1日的劳动合同。《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第二条“销售管理条例”的相关内容为：“销售定金当月进款，一律不计算业绩、提成，待全款进账后，审批完成后，方可计算业绩提成。”“销售分公司所管辖的省份，其省内当月销售收入计算当月业绩；参加公司组织的全国会议，在会议上开发的非管辖省份的客户，其销售收入的也算作当月业绩。除全国会议开发以外，在非管辖省份及地区产生的销售收入只算提成奖不算销售业绩。”“公司软件、项目，原则上销售后不予退费，特殊情况，请走退费流程，通过邮件毛总审批，审批通过后，申请OA其他款项支付，公司办理退费手续。”“客户提出退费，相关支持服务部门负责退费流程，符合退费流程的，给予退费处理，不符合相关退费流程的，由相关支持部门给予客户关怀处理，1个月内处理不了的，交由法务部处理，扣除签约人奖金，扣除相关部门业绩；1个月未予上交处理的，给予双倍处罚处理。”“所有销售价格均以公司官方报价及当期公司公布的优惠政策执行，如有特殊折扣申请或赠送申请，在部门总监范围内的，由部门总监审批，超出部门总监范围的，由总经理审批，相关一律以邮件审批为准（口头承诺及微信qq截图皆不算数）。没经审批的，公司有权给予退费或者扣罚处理，经过审批的，有折扣的合同（公司统一优惠除外），奖金按照折扣后的实际销售金额进行核算，同时并乘以折扣系数计算奖金。如果有赠送，奖金按照扣除赠送物品实际销售额后的实际销售金额进行核算。”该制度的第三条“销售提成奖金的计算方法”，相关内容为：“弹性奖金具体规定：销售人员当月业绩在工资30倍至40倍之间，提成比例为9%；”“销售人员当月业绩在工资40倍至50倍之间，提成比例为10%；”“销售人员当月业绩在工资50倍至60倍之间，提成比例为12%；”“销售人员当月业绩在工资60倍以上，提成比例为15%。”该制度第四条“升降规定及特殊激励”相关内容为：“销售各岗位薪酬上调条件及晋升标准：销售专员级别为：个人当月销售业绩达工资30倍以上，当月工资标准增长20%；”“销售各岗位降级标准：销售专员为：个人连续两个月销售业绩低于工资20倍，当月工资标准降20%。”上述制度落款处为江苏B公司、Z公司与创格公司的名称，时间显示为2018年2月28日。《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补充细则》相关内容显示：“1、现有销售人员在4、5、6这三个月，销售业绩达到50万以上，升为销售高拓人员，基本工资从1万元起，具体明细如下：业绩达到5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基本工资为1万元。”“3、销售高拓人员按原制度连续2个月未达到业绩指标而降薪的，将转回销售低拓人员。”落款处为江苏B公司、Z公司的名称，时间显示为2018年5月4日。2018年6月3日，陈宏利发送题为《东莞创客中心客户交接事宜》的电子邮件相关内容显示：“附件2赠送10万设备发货清单，请服务老师及时安排发货并在发货前给客户确认下收货地址及运费等相关信息；备注：该客户为之前佛山客户转介绍的，合同亦有两项补充协议，请服务老师留意下。”双方一致确认该客户为刘某。2018年6月21日，陈宏利发送题为《佛山创客中心客户信息交接表》的电子邮件相关内容显示：“附件2赠送10万设备发货清单，请张良老师及时安排发货并在发货前给客户确认下收货地址及运费等相关信息。”双方一致确认该客户为潘某。2018年11月30日，Z公司向陈宏利支付3万元。2019年5月23日，Z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梁某转账30万元、5月28日转账20万元、6月18日转账20万元。上述三笔款项的付款回单上摘要均显示为“款项退回”。2019年1月22日，陈宏利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创格公司：1.支付2018年6月的提成差额30,000元及7月的提成3,600元；2.支付2018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30日的工资差额1,280元及提成77,000元；3.支付2018年1月至同年5月的提成差额1,942.43元；4.支付报销款105元；5.支付2017年1月至2018年11月的通讯费及交通补助5,750元。仲裁庭审中，创格公司表示同意支付陈宏利2018年7月的提成3,600元。2019年3月12日，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劳人仲（2019）办字第341号仲裁裁决：一、创格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陈宏利2018年6月的提成差额8,000元，2018年7月的提成3,600元；二、创格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陈宏利2018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30日的工资差额1,280元；三、创格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陈宏利2018年1月至同年5月的提成差额1,942.43元；四、创格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陈宏利报销款105元；五、对陈宏利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陈宏利对此不服，遂提起诉讼。一审中，创格公司确认，虽然《来沪从业人员退工备案登记表》显示陈宏利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9月1日自Z公司转入创格公司，但本案所涉2018年1月至11月的提成系发生在创格公司与陈宏利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该期间内陈宏利的社保及公积金缴纳、工资支付均由创格公司完成。双方确认一致，陈宏利和创格公司劳动关系自2015年11月2日起建立。为证明自己的主张，陈宏利还申请了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陈述自己于2015年4月1日进入创格公司，担任拓展部高级经理一职，因创格公司拖欠提成和报销款，于2018年10月离职。张某陈述，创格公司《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中关于销售人员的晋升中“个人当月销售业绩达工资30倍以上，当月工资标准增长20%”的“达工资30倍以上”的“工资”指的是调整前的工资。该制度制定后，创格公司曾进行过宣读解释说明，凡涉及“当月”工资的即指调整前的工资，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鼓励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如果业绩做得好，工资则上调。另，关于销售折扣中涉及的赠送规定，因赠送会影响销售人员的提成，故一般不会进行赠送，如果赠送，则需领导审批。创格公司对上述证人证言无异议。但在庭后表示张某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其证言缺乏公正性。关于工资调整与提成计算，并非陈宏利及证人张某所述的以调整前的工资作为计算依据，而是根据调整后的工资作为标准。创格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8年6月19日，江苏B公司与潘某签订《“XXSTEAM教育中心”咨询协议》及《咨询协议商务条件及补充条款》，约定咨询费为20万元，落款处有授权代表陈宏利签字。另有《XXSTEAM加盟赠送产品清单》显示该10万元创格产品的具体产品，客户潘某在落款处签字确认。2018年7月2日江苏B公司出具《赠与产品说明》，写明与潘某于2018年6月19日签订的上述协议，在实际履行中额外赠送XX指定价值10万元人民币的“XX创客产品”。2018年7月3日，江苏B公司与刘某签订《“XXSTEAM教育中心”咨询协议》及《咨询协议商务条件及补充条款》，约定咨询费为20万元，其中补充条款第五条手写补充条款第3款显示“3、送XX指定价值10万元的创客产品”。落款处有江苏B公司公司盖章确认。另有《XXSTEAM加盟赠送产品清单》显示该10万元创客产品的具体产品，客户刘某在落款处签字确认。2.梁某于2018年12月25日出具的《解约退费申请》，内容显示因个人原因，申请解除《XX项目》城市合伙人合作协议，并向Z公司申请退回本人已支付的70万元项目授权金。3.Z公司与梁某于2018年12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相关内容显示：“甲乙双方于2018年11月28日签订了编号为Migo-SH-KH-2018《XX项目城市合伙人合作协议》。经乙方申请，经双方协商后均同意提前终止原协议，现甲乙双方就原协议终止事宜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原协议自2019年1月1日起解除，自解除之日起，原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2.甲方退还乙方已支付授权金人民币70万元。”4.Z公司与A公司签订《合资成立公司合同》及《附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一家项目公司，为共同建设经营“XX”项目，由后者作为Z公司在广州地区内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就Z公司的所有教育服务产品、课程及技术享有独家授权，并负责项目公司的运营。合同由Z公司盖章，乙方处由A公司盖章，汤某签字确认。《附议》内容显示梁某与上海XX签署的“XX”项目合作协议作废，Z公司于签署后的一个星期内归还梁某70万元。落款处有汤某的签字。5.广东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于2019年5月5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汤某，股东为Z公司及广州A有限公司。2019年8月，Z公司退出，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初某、汤某担任公司监事。创格公司主张，梁某与上海XX签约后，因故无法继续履行协议，向Z公司申请退费，其与汤某系朋友，当时汤某陪同梁某一同来公司，认为项目不错，提出要与上海XX成立合作公司。陈宏利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对刘某、潘某各有10万元的创客产品赠送，但主张该些赠送即为加盟赠送，符合当时创格公司的当期销售政策，并不属于《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中规定的需要审批的特殊赠送，提成的计算不应当扣除赠送部分，而是应当按照协议的销售金额计算。创格公司则表示：如果是根据优惠政策附加的赠送，会有相应的说明附在协议后面，并不需要销售人员手写特别说明或另行出具附赠说明，而上述与刘某的销售协议上有陈宏利手写的赠送说明、与潘某的协议另附《赠与产品说明》；陈宏利在与潘某的商谈过程中明确表示，如果潘某能介绍客户，也会同样享受赠送10万元赠品的待遇，而刘某即为潘某介绍的客户。陈宏利确认刘某是潘某的朋友，在商谈时也曾表示过有10万元的赠品。陈宏利对上述证据2、3、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汤某与梁某系合伙人。Z公司与梁某签订的合同即“三点半课程”项目，但双方只是变更了合作方式而并非不再合作，且梁某的两次退费均发生于陈宏利申请仲裁之后，第三次退费则是发生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故陈宏利有理由认为创格公司系为了不支付陈宏利提成而与梁某串通。即使退费情况属实，也是合作模式的变换，并不符合《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中规定的扣除业绩提成的情形，坚持要求创格公司支付70万元业绩的提成。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陈宏利的第1项诉请，即要求创格公司支付2018年6月销售提成差额30,000元。现双方确认虽陈宏利与创格公司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但一致认为该销售提成发生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此予以确认。关于计算提成的业绩基数的确定，双方一致确认陈宏利当月与客户潘某、刘某分别签订了金额为20万元的销售合同，完成当月销售业绩总额为40万元，并以此作为提成比例的计算依据，且具体提成比例适用创格公司《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中关于弹性奖金的具体规定，亦予以确认。但关于计算提成的业绩基数，陈宏利主张应当以业绩40万元作为当月提成计算基数，创格公司则认为，因上述两份销售合同中均涉及10万元的产品赠送，应当扣除赠送后的20万元作为当月提成计算基数。从《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中关于销售收入、销售业绩及和销售金额的相关规定可见，销售业绩确实并不等同于可用于计算提成的基数。另根据创格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与刘某签订的《咨询协议商务条件及补充条款》显示有陈宏利手写的关于赠送价值10万元创客产品的约定,与潘某的合同则另行出具了《赠与产品说明》，亦对赠送10万元的创客产品做出了特别说明。创格公司还另行提供了经刘某与潘某签字确认的赠送产品清单。由此可见，上述两份合同分别以手写和出具额外说明的方式对赠送产品做出了特殊约定，且已实际履行。根据创格公司《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规定，如果有赠送，奖金应按照扣除赠送物品实际销售金额后的实际销售金额进行核算。陈宏利主张该些赠品均属于创格公司当时的销售政策范围，并不属于上述规定中的额外赠送，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难以采信。故对此，采纳创格公司的主张，即陈宏利2018年6月计算提成的业绩标准应当扣除相应的赠品金额，以20万元作为基数计算当月提成金额。关于提成比例的计算方式，根据创格公司《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的规定，提成比例当以业绩与工资之倍数作为依据，同时亦规定，销售人员当月业绩达到工资一定倍数以上的，当月工资上调。陈宏利据此主张提成的适用比例应当以调整前的月工资作为计算基数，创格公司则认为应当以上调后的工资作为计算基数。根据创格公司《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规定，提成系根据销售人员当月业绩与工资的倍数而适用不同的比例，业绩做得高，相应提成比例就高，如果业绩低，则提成比例相应降低，故作为公司对销售团队的激励制度，其制定销售人员提成取得规定的目的在于激发营销人员的主动性，提高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创格公司主张以当月业绩与调高后的当月工资相比得出的倍数，必定低于陈宏利主张的以调整前的月工资相比得出的倍数，与上述激励制度的宗旨相违背，亦不符合常理，更何况，陈宏利提供的证人证言亦对此予以证实。创格公司当庭对证人证言表示无异议，庭后改变了之前的质证意见，又未提供相应证据，以其当庭陈述为准。综上，采纳陈宏利的主张，即提成比例的计算应以销售人员当月业绩与调整前的月工资作为基数。现双方对陈宏利2018年5月、6月、10月、11月的工资金额确认一致，对此予以采纳。据此核算，2018年6月陈宏利当月销售业绩达到工资的71.42倍（400,000元/5,600元），适用提成比例为15%，即陈宏利2018年6月提成金额应为30,000元（200,000×15%），因创格公司已于2018年11月30日向陈宏利支付了提成30,000元，故创格公司已足额支付陈宏利2018年6月的提成。关于陈宏利的第二项诉请，即要求创格公司支付2018年11月的销售提成77,000元。陈宏利主张2018年11月28日与客户梁某签订的金额为70万元的销售合同由其促成并完成签约，创格公司确认该合同上有陈宏利的打印名字，但主张陈宏利已于2018年11月26日办理了退工手续，且当时已无独立签单权，该业务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毛兴促成。根据创格公司提供的与刘某、潘某的销售合同，由陈宏利完成的销售合同上或有陈宏利的手写签名，或合同落款处有打印陈宏利的姓名，由此可见，手写签名或打印的姓名可视作为销售人员促成合同的依据。创格公司主张陈宏利无单独签单权，该合同系由毛兴促成，未能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采信陈宏利的主张，确定该合同由陈宏利促成签约。创格公司还主张，合同款项已经梁某申请解约并已实际全额退还，并提供了退款凭证。陈宏利对退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梁某并非解除双方合作，而是以变更合作的方式重新设立了新的公司开展业务。根据创格公司自行提交的汤某与Z公司签订的《合资成立公司合同》，结合双方已于2019年5月5日成立了广东C有限公司的事实、以及创格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关于梁某与汤某系合伙人，汤某在陪同梁某前往创格公司申请解约时确定了双方合作意向的陈述，可以看出，虽然创格公司退还了梁某全部70万元的合同款，但与汤某合作成立的公司系原与梁某销售合同项目“XX”的延续，其实质仍为创格公司的销售产品，该项目实际并未终止。综上，采信陈宏利的主张，该情形并不属于创格公司《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中规定的需要经过退费流程的客户提出退费的情况，无需扣除签约人奖金。现双方一致确认梁某分别于2018年11月与12月将钱款支付完毕，符合《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中规定的关于“销售全款进账后，可计算业绩、提成”的规定，故创格公司应当支付陈宏利2018年11月与梁某签约合同共计70万元的提成。关于提成的具体计算方式，陈宏利主张的计算方法符合《XX销售团队管理制度》的规定，于法无悖，创格公司应向陈宏利支付上述2018年11月的关于梁某合同的两笔销售提成共计77,000元。创格公司未对仲裁裁决提起诉讼、陈宏利未对其余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均视为服从，对于其中无执行内容的部分，不在判决主文中予以表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3日判决：一、上海创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陈宏利2018年1月至5月的提成差额1,942.43元；二、上海创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陈宏利2018年7月的提成3,600元；三、上海创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陈宏利2018年11月的提成77,000元；四、上海创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陈宏利2018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的工资差额1,280元；五、上海创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陈宏利报销款105元；六、驳回陈宏利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创格公司补充提供如下证据：1.解约协议（案外人A公司、Z公司）欲以证明其公司与A公司的合作同被上诉人陈宏利并无关系，因广州市场无法推进，A公司提出了终止合作并解除协议，其公司办理了股权退出手续。2.案外人梁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其公司法定代表人毛兴等人出差凭证（打印件），欲以证明相关业绩不应归属陈宏利。陈宏利表示：1.对上述解约协议、工商档案信息关联性不予认可；2.对上述情况说明不予认可，不能确认是否系梁某出具，亦不能证明该客户归属毛兴；对出差凭证不予认可，该证据亦不能证明相关业绩不应归属陈宏利。经查，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理由下述。创格公司之后又提供案外人“孙某”的书面证言、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欲以证明梁某系毛兴客户，因上述证据与本案处理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审查与认定。二审中，被上诉人陈宏利补充提供其与案外人梁某合影照片（打印件），欲以证明案涉合作协议由其促成。上诉人创格公司对该照片不予认可，表示非原件，且相关人员仅为摆拍。因上述证据与本案处理结果无涉，本院不予审查与认定。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上诉人创格公司参加2019年6月13日一审证据交换程序时，针对被上诉人陈宏利所主张的2018年11月销售提成，辩称：“确认是完成70万的销售意向，后来客户打35万进来，后期协议作废，后来和客户合资成立公司，之前销售协议作废，35万元要还给客户，所以35万不能进入原告（陈宏利）销售提成部分。另外的35万是否打进来我要回去核实，但是成立公司之后我们要把70万元退给公司，是归还梁某，公司因此没有获得收益所以无需支付提成”。上述事实，由一审在卷证据交换笔录予以佐证。二审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2018年11月销售提成是否应当发放。关于该项争议，上诉人创格公司虽主张其公司与案外人梁某签订的合作协议由法定代表人毛兴促成签订；其公司已与梁某解约并退还款项；其公司与案外人A公司的合作项目之于原协议不存在延续关系，并为此提供了相关证据欲以佐证。然根据本院另查明事实，创格公司曾在一审中自认案涉合作协议系由被上诉人陈宏利完成，以及该协议的解除与后续项目的关联关系。从举证证明的高度上，创格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上述自认的效力，故本院不予采信。案外人C公司业经成立，故与案涉合作协议的后续项目已实际履行，即便创格公司的关联公司Z公司之后退出投资，亦是创格公司一方权衡利弊后作出的商业行为，相关风险不应由作为劳动者的陈宏利承担，创格公司亦不得以此为由拒付案涉销售提成。关于本案的其他争执，一审法院已详尽阐述并据以认定，本院均予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创格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上海创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佳审判员  宋贇审判员  徐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姝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