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0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天银（上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华阳路112号2号楼303室、305室、307室、309室。负责人：戈向阳，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锦标，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麟，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中坤大厦1510、1512号。负责人：葛锦标，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麟，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鹰普（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芙蓉五路18号。法定代表人：余跃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祖龙，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迪，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天银（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银上海所）、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银所）因与被上诉人鹰普（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普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鹰普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仇某1在公证处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16,000,000元不指定账户及收款人，由沈某帮助支付律师费。2.鹰普公司在仲裁案等诉讼材料中明确其系根据沈某的指令向天银上海所、天银所支付律师费。3.鹰普公司在仲裁案中明确表示仇某1在出具《委托书》后向其告知16,000,000元的用途以及对沈某作出授权，沈某在出示《委托书》时也明确告知鹰普公司16,000,000元的用途是支付律师费，故鹰普公司明知其向天银上海所、天银所支付的是律师费。4.鹰普公司在仲裁案件中将《关于南通市A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事宜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及其附件作为证据提交，而在本案诉讼中并未将该证据提交。因此，天银上海所和天银所在一审中将上述《情况说明》及附件作为补强证据向法院提交。然而，一审法院认为仅可作参考材料而未要求出示原件并予以质证。5.仇某1与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天银上海所受领8,000,000元系对债权的受偿，且仇某1也开具了律师费发票，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并未因该受领行为而获得利益。6.鹰普公司向天银上海所给付8,000,000元的目的是清偿仇某1对天银上海所、天银所的债务。鹰普公司在受让股权后成为南通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唯一股东，其明知或应当知道B公司与仇某1之间的债务承担关系以及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基于《终止合同》而对仇某1享有债权。鹰普公司对天银上海所、天银所的给付行为系基于仇某1的授权和沈某的指示，该原因行为出现瑕疵后，鹰普公司可基于无因管理对仇某1行使请求权。被上诉人鹰普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没有遗漏应当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仇某1没有向沈某发出要求由鹰普公司支付律师费的指令是正确的。沈某仅要求鹰普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鹰普公司没有根据任何人的指示向上诉人天银上海所支付律师费。从沈某向鹰普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来看，其没有要求鹰普公司代为支付律师费的权限；从鹰普公司向天银所支付8,000,000元的备注来看亦明确款项性质为“提存款支付”，即为股权转让价款，而非律师费，故鹰普公司没有代仇某1支付律师费的意思表示。3.天银上海所、天银所认为其与仇某1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已在2015年8月7日签署《终止合同》，故天银上海所和天银所主张其与仇某1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没有依据。同时，《终止合同》签署后，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与仇某1之间是否有待偿的律师费，应当通过什么方式支付，鹰普公司并不知悉。4.本案天银上海所、天银所的代理人全程参与了《终止合同》的签署，对鹰普公司没有代为清偿律师费的意思表示应当明确知悉。在已生效的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8]沪贸仲裁字第039号（以下简称039号）仲裁案件及本案一审开庭前，两上诉人及代理人都认为8,000,000元律师费应当由仇某1支付，且在天银所提起的仲裁案件中，其也认为8,000,000元是仇某1应付的律师费。5.鹰普公司与仇某1之间不存在代为支付律师费的合意，任何一方均没有要求代为清偿的意思表示。6.天银上海所受领8,000,000元款项没有依据，构成不当得利。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已经终止，仇某1与两上诉人之间对律师费的协商结果鹰普公司并不知悉，也没有理由知道。一审审理中，法院对仇某1和沈某进行了调查，仇某1不认可其授权沈某支付律师费，也不认可其与两上诉人之间有8,000,000元律师费待结算，沈某也不认可其发出过代为偿付律师费的意思表示。7.本案系因039号案件的仲裁裁决已经生效，根据该裁决，鹰普公司向天银上海所支付的8,000,000元不构成对仇某1股权转让款的清偿，仲裁庭要求另行支付。若本案不支持鹰普公司的诉请，就会导致鹰普公司对其支付了两笔款项的损失丧失主张权利的救济途径。反之，天银上海所却仍能在其提起的仲裁案件中要求仇某1清偿律师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鹰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天银上海所返还鹰普公司8,000,000元。2.天银上海所赔偿鹰普公司自2018年7月3日起至清偿日为止的利息损失（计算方式为以8,000,000元为基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18日的利息金额为163,366.67元。3.天银所对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中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共同赔偿鹰普公司经济损失369,970元。5.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共同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等相关费用。鹰普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撤回其上述第4项诉讼请求。后鹰普公司又于2019年10月30日庭审中，变更其上述第3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天银所对上述第1、2项诉请中天银上海所的支付义务承担补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7月25日，仇某1（第一申请人）、仇某2（第二申请人）作为申请人以鹰普公司为被申请人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鹰普公司向仇某1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6,000,005.99元及逾期付款损失等。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039号案件的《裁决书》。该份《裁决书》查明与本案有关事实如下：“2014年11月27日,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就B公司的股权转让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就股权转让的交割及先决条件、交割后事项、陈述保证等事项再次进行了明确。同日,当事人之间还签署了该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了股权转让的对价及支付、托管金的托管期限及调整等事项。同日，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及案外人樊某、黄某就申海投资的股权转让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2015年5月29日，被申请人在将第二阶段股权转让款扣除2015年3月30日支付的款项、托管金、两申请人向B公司的借款、保险理赔款等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27,958,564元提存至江苏省无锡市锡城公证处。被申请人通过顺丰速递的方式向两申请人告知了上述提存的情况。2015年7月31日，第一申请人向案外人沈某出具委托书，委托沈某作为代理人到公证处及指定银行办理提款手续。2015年8月7日，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及B公司共同签署了《补充协议》，就协议履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补充，……2015年8月7日，第一申请人、B公司及案外人天银所签署了终止《委托代理协议》合同。2015年8月10日,被申请人向第一申请人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2,041,915.80元、向第二申请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1,414,385.96元；同日,被申请人向案外人沈某及天银所分别支付人民币800万元。”基于上述查明事实，该份《裁决书》针对争议焦点形成意见如下：“1、关于被申请人在2015年5月29日提存行为的性质。……被申请人于2015年5月29日在将第二阶段股权转让款扣除2015年3月30日支付的款项、托管金、两申请人向B公司的借款、保险理赔款等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27,958,564元提存至江苏省无锡市锡城公证处。同日，被申请人通过顺丰速递的方式向申请人寄送了提存金额告知书，载明‘鉴于你们二位未能依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你们二位应对其他原股东未按约履行合同而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在前述事项未了结之前，为履行我司的合同义务并保护我司的合法权益，我司特将如下的款项予以提存。’在该等告知书中，被申请人还将提存账户告知两申请人。……提存分为清偿提存和担保提存两种。而基于被申请人在告知书中主张两申请人尚未能完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被申请人在提存时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故从被申请人进行提存的本意来说，其进行提存时并未有进行清偿的意愿，其提存的行为应是以保证将来符合条件的债务的履行，故是一种担保提存，其行为不能构成清偿的法律后果。仲裁庭进一步注意到，……在2015年8月7日从公证处受领提存物时提存受领人是本案被申请人，受领提存物证明材料包括‘提存款项支付申请、委托书、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提存受领人处签字人为孙琰舒，是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可见2015年8月7日被申请人作为提存人取回了提存物，而不是两申请人或其委托人……综合上述意见，仲裁庭认为，被申请人的提存行为自2015年5月29日至2015年8月7日产生担保提存的效力，自2015年8月7日之后该提存公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3、关于被申请人向案外人沈某及天银所的支付是否构成对第一申请人的清偿。……仲裁庭注意到，第一申请人于2015年7月31日向案外人沈某出具了公证委托书，载明‘我与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因有股权转让纠纷,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已将有关款项(共壹亿零肆佰陆拾肆万零叁佰零贰元捌角伍分人民币)提存至江苏省无锡市锡城公证处，因我要外出，现委托沈某为代理人，代为到上述公证处及指定银行办理提款手续，所提款项中捌仟陆拾肆万零叁佰零贰元捌角伍分人民币打入我名下的招商银行卡(卡号XXXXXXXXXXXX1028)，其余壹仟陆佰万元人民币不指定账户及收件人。’……对此仲裁庭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上述付款行为作出分析:(1)沈某是否具有代理权。仲裁庭认为，本案之所以会产生第一申请人委托沈某提款手续是因为被申请人告知两申请人其对第二次股权转让款进行了提存，如果不存在提存，则在付款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可以直接向第一申请人付款而无需通过他人办理相关手续。故仲裁庭认可两申请人的主张，即第一申请人给予沈某的授权仅限于到公证处及指定银行办理提款手续，正如前述仲裁庭对本案提存性质的认定，在提存款项由被申请人取回时，提存即失去法律效力，而第一申请人给予沈某的授权即告终止，被申请人无需通过沈某可以直接向第一申请人付款。(2)沈某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仲裁庭认为，本案涉及人民币1,600万元支付款项金额较大，作为债务人的被申请人理应尽到合理审慎的义务。就应该支付天银所的律师费，B公司、天银所及第一申请人于2015年8月7日签署了终止《委托代理协议》的合同，在此份合同中，B公司的签字人为程某，根据B公司的工商信息显示，程某系被申请人委派至B公司的董事长，可见被申请人对于该份终止《委托代理协议》合同的内容是知情的。在该份合同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代理费由第一申请人承担，但是尚未明确具体金额，故被申请人理应知晓第一申请人应付天银所的代理费系金额尚未明确的债务，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仅凭沈某的口头指示向案外人天银所支付了一定数额的款项，其显然没有尽到一般商事主体应该尽到的合理审慎义务。而就被申请人向沈某支付的费用，仲裁庭认为基于沈某同时是收款人，是利害关系人，并无任何申请人方明确的向沈某付款或负有债务的意思表示，被申请人在付款前理应尽到更为严格的审查义务。综合上述因素考虑，仲裁庭认为基于被申请人未能尽到合理审慎的义务，而主张沈某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故仲裁庭对于沈某的表见代理不予认可。进而仲裁庭认为，被申请人已经向案外人沈某及天银所的支付不能构成对第一申请人的清偿，如果因为被申请人认为该项支付造成了其损失的，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案外人进行追索。”据此，仲裁庭于2018年1月19日裁决：“（一）被申请人应向第一申请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000,005.99元；（二）被申请人应向两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50,000元；（三）驳回两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四）本案仲裁费人民币204,972元由被申请人承担70%，即人民币143,480.4元，两申请人自行承担30%，即61,491.6元，鉴于两申请人已经全额预缴本案仲裁费，故被申请人应向两申请人支付人民币143,480.4元。”2018年3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鹰普公司与仇某1、仇某2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沪02民特59号裁定，驳回鹰普公司申请。2018年6月25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向鹰普公司发送《执行通知书》，责令鹰普公司履行支付义务。2018年6月27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苏02执425号《执行裁定书》，并据此分别于2018年7月3日、2018年7月6日扣划鹰普公司款项16,293,486.39元、442,453.61元。2018年7月26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苏02执425号《执行结案通知书》，通知鹰普公司、仇某1、仇某2案件执行完毕。还查明，2015年8月7日，B公司、仇某1与天银上海所、天银所签订《终止合同》约定，各方决定终止B公司与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于2012年11月5日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并将该合同项下所涉事务经充分友好协商，达成本合同如下：天银上海所、天银所确认并同意，截止本合同签署之日，《委托代理协议》项下B公司所有应付未付的服务费用由仇某1承担；《委托代理协议》项下所有B公司未付款项及其他可能的责任皆由仇某1承担，B公司无需再承担任何责任；B公司所有应付未付的服务费用因逾期付款而产生的违约金、损失等皆由仇某1承担，B公司不再对天银上海所、天银所承担任何付款义务，也不对天银上海所、天银所承担任何其他责任；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同意，《委托代理协议》终止后，B公司不再参与《委托代理协议》的结算，经结算后任何本应由B公司承担的法律责任均由仇某1承担，与B公司无关，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同意与B公司不再有任何争议；各方同意因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交上海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据交通银行回单显示，鹰普公司向天银上海所支付8,000,000元时摘要备注为“提存款支付”。另查明，葛锦标律师代表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于2018年2月5日出具《南通市A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事宜情况说明》。其表示，“2015年6月8日，本所向申海公司发送《南通市A有限公司与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间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案工作报告》。申海公司收到该工作报告后，因当时该公司已由鹰普（中国）有限公司收购，申海公司对本所的上述工作报告提出异议。根据申海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程某先生以及申海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仇某1先生介绍，申海公司要求其原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仇某1先生处理该律师费事宜，否则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将拒付应向仇某1先生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仇某1先生认为，其已不是申海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特别是6,000多万元保险赔付款也由申海公司实际取得和享有，故此，本所律师费应由申海公司按约支付，其没有负责处理和承担本所律师费的义务和责任。但是，为及时取得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应向其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其要求本所配合其根据鹰普（中国）有限公司要求签订终止前述《委托代理协议》的补充协议；同时，其承诺由其履行《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律师费支付义务。为此仇某1先生于2015年7月9日委托沈某女士向本所先行支付律师费400万元；并表示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向其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时，支付律师费800万元；其余律师费由其另行支付。鉴于仇某1先生的上述承诺，本所同意配合其签订终止《委托代理协议》的补充协议。同时，为妥善处理转让股权所涉税务事宜，仇某1先生希望本所向其先行提供1,200万元的律师费发票，本所于2015年7月31日向仇某1先生开具面额为1,130万元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律师费），因当月度发票不够，又于2015年8月10日补开面额为70万元的发票。2015年8月7日，因仇某1先生出国，其通过公证方式授权的沈某女士、本所授权的葛锦标律师、申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某先生、鹰普（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陆菊平先生在鹰普（中国）有限公司位于无锡市的办公室，共同签署相关文件以及办理款项支付事宜。其中，本所授权的葛锦标律师与申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某先生、仇某1先生共同签署《终止合同》。该合同文本由鹰普（中国）有限公司起草，仇某1先生事先签字后由沈某女士带至现场。该合同第2、3条明确约定，《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申海公司所有应付未付的服务费用由仇某1先生承担。签署该合同之同时，沈某女士根据仇某1先生授权指令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向本所支付800万元。”2018年10月8日，天银所作为申请人以B公司、仇某1作为被申请人针对《终止合同》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申请（案号为SDX2018646）。天银所申请仲裁时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中请求仇某1支付律师费21,000,000元，B公司对仇某1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仲裁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提及：2015年8月7日，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与B公司、仇某1签订《终止合同》。根据该合同第2、3条的约定，《委托代理协议》项下B公司应付未付的服务费用及其他可能的责任皆由仇某1承担。在天银所已收取的律师费中，包含2015年8月7日，仇某1委托沈某指定鹰普公司向被告天银所支付的8,000,000元。而2016年7月25日，仇某1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不认可其授权沈某指令向被告天银所支付的8,000,000元的合法性，并得到了仲裁裁决支持。鉴于该裁决具有法律效力，且鹰普公司已向被告天银所提出返还其辅助仇某1履行的该8,000,000元的要求，故此，除B公司支付的200,000元外，仇某1实际支付的律师费仅为7,000,000元，尚余21,000,000元未支付。一审审理中，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于2019年2月25日该次庭前会议中表示，鹰普公司支付涉讼款项的主观系明确的，是代B公司或仇某1清偿对天银上海所、天银所的债务，鹰普公司代偿后应向B公司或仇某1求偿。在2019年10月30日该次庭审中，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又表示，鹰普公司对于仇某1与天银上海所、天银所间关于律师费的债权债务关系、律师费金额系明知的，故鹰普公司支付涉讼款项系代仇某1清偿对天银上海所、天银所的债务。但同时，该次庭审中，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又确认，2015年8月7日前关于12,000,000元及此后关于3,000,000元律师费的支付均仅与仇某1本人沟通，关于剩余律师费的金额及支付期限问题截至目前尚未与仇某1本人达成一致。故在本案诉讼发生前，天银所已先于2018年10月8日就剩余律师费的支付向仇某1、B公司提出仲裁申请。一审法院经向鹰普公司、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了解，本案诉讼发生后，天银所变更了其仲裁申请，且仲裁金额需视本案判决结果而定，故该仲裁案件暂搁置中。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另确认，天银所与天银上海所系总分所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已查明事实及各方庭审陈述，各方当事人对天银所、天银上海所收到鹰普公司账户汇出款项8,000,000元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鹰普公司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天银上海所、天银所是否应向鹰普公司返还涉讼款项。关于争议焦点一。天银上海所、天银所认为，即便其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打款行为发生时（即2015年8月7日）起算，鹰普公司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对此，鹰普公司认为，其当初打款系受仇某1代理人沈某的指示，直到2018年1月19日仲裁结果出来时方知道支付错误，故应从该日计算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事实涉及多个主体及多层法律关系，鹰普公司打款及天银上海所、天银所收款的意图均因039号案件中仇某1的陈述及该案裁决书的认定发生改变。结合上述情况，按照法律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鹰普公司至（2018）沪02民特59号民事裁定书维持039号案件裁决对涉讼行为的认定时，鹰普公司方确认自身利益受损。因此，鹰普公司的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损；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一方获利没有法律依据。就本案而言，首先，涉讼款项性质为鹰普公司意欲支付给仇某1的股权转让款，天银上海所取得该股权转让款缺乏法律依据。审理中，天银上海所、天银所曾反复强调，其对于B公司或仇某1在《委托代理协议》及《终止合同》项下拥有债权，故其取得涉讼款项存在法律依据。而后又表示，其系对于仇某1在上述两份协议项下拥有债权。在此，且不论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作为专业律师事务所，其对于债权相对方的理解和表态前后游移，仅就其所主张的法律依据，其可主张的相对方已由039号案件予以明确，即根据《终止合同》约定“就应该支付天银所的律师费，……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代理费由第一申请人承担”。因此，就天银上海所、天银所称的法律依据，其实质为律师费支付请求权，债权相对方为仇某1，与股权转让款及鹰普公司均无关联。同时，一审法院注意到，虽天银上海所、天银所认为其对仇某1的债权系确定、合法、有效的，但仇某1在前述仲裁案件及本案调查中均否认了沈某当日指令鹰普公司向天银上海所打款系经其授权，也否认其个人与律师事务所之间存在包括涉讼8,000,000元在内的债权债务。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对仇某1的上述意见早已通过仲裁案件知晓，并因此在仲裁案件之后即自行向仇某1提起仲裁申请，要求仇某1支付包括8,000,000元在内的律师费。虽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在本案诉讼发生后，向仲裁中心申请变更了仲裁申请，暂将8,000,000元从仲裁申请中去除，待本案诉讼结果再定。但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已查明事实以及对于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专业背景的综合考量，其在先行向仇某1主张8,000,000元支付之后，又在本案辩称8,000,000元应由鹰普公司代仇某1履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难以采纳。就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主张律师费的债权债务关系及债权金额，无论是基于各方间关于律师费纠纷的管辖约定，还是已提起相关仲裁申请的客观事实，尚待仲裁机构作进一步认定。其次，结合天银上海所、天银所现有举证，其并无任何证据显示鹰普公司在按照沈某指令向天银上海所账户打款时存在代仇某1清偿律师费的意思表示。按照《终止合同》及各方有关事实部分的陈述，鹰普公司在16,000,000元打款前及打款时，与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及沈某均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至于鹰普公司为何会按沈某指令分账户打款，鹰普公司、天银上海所、天银所、沈某均确认系因当日沈某持有并出示了经公证的《委托书》，鹰普公司、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均基于该《委托书》对沈某的代理权产生了信赖。该信赖，还因当日沈某代表仇某1参与协商并完成签署《终止合同》而更进一步。虽039号案件认为，“沈某的代理权在提存款项由被申请人取回时即告终止”，但该份经公证的《委托书》及经鹰普公司、天银上海所、天银所确认的沈某的陈述仍可体现涉讼款项打款当日各方当事人对相关行为性质的认定。根据该份《委托书》记载：“我与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因有股权转让纠纷,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已将有关款项(共壹亿零肆佰陆拾肆万零叁佰零贰元捌角伍分人民币)提存至江苏省无锡市锡城公证处,因我要外出,现委托沈某为代理人,代为到上述公证处及指定银行办理提款手续,所提款项中捌仟陆拾肆万零叁佰零贰元捌角伍分人民币打入我名下的招商银行卡(卡号XXXXXXXXXXXX1028),其余壹仟陆佰万元人民币不指定账户及收件人。”可见，无论《委托书》还是沈某自述，仇某1、沈某当日从未有要求或指令鹰普公司代为清偿的意思表示。对此，039号案件裁决书亦有相应的认定，即“第一申请人给予沈某的授权仅限于到公证处及指定银行办理提款手续”。一审法院注意到，第一，如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庭审陈述，其2015年6月向法定代表人变更后的B公司提交工作报告后，程某随即提出异议，鹰普公司遂将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提存。后仇某1为取得股权转让款，便与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协商签订《终止委托代理协议》。事实上，当日打款前，鹰普公司、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仇某1确实签订了《终止合同》，并约定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同意《委托代理协议》终止后，B公司不再参与《委托代理协议》的结算，经结算后任何本应由B公司承担的法律责任均由仇某1承担，与B公司无关，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同意与B公司不再有任何争议。有鉴于此，当日在仇某1一方并无代偿指令和代偿要求的情况下，鹰普公司没有主动代偿的理由。第二，打款当日，因公证处拒绝分账户提存，包括涉讼款项在内的提存款系先行回到鹰普公司账户，再按沈某指令打款的。即便如此，鹰普公司在涉讼款项打款时仍注明为“提存款支付”。而关于“提存款”的性质，039号案件裁决书业已明确，即股权转让款。因此，鹰普公司当日无论是向沈某还是向被告天银上海所的打款，其行为目的均为向仇某1支付股权转让款。综上，就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关于鹰普公司系代仇某1清偿债务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关于天银上海所是否因此取得利益，鹰普公司是否因此受损，以及因果关系。天银上海所、天银所辩称，其未从中获益，其系债权得偿，且如鹰普公司支付的系股权转让款，前述仲裁案件便不会裁决鹰普公司另行向仇某1支付16,000,000元股权转让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已认定鹰普公司并不构成代偿。同时，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主张的债权，无论是基于各方间的协议管辖，还是基于天银上海所、天银所早已提起相应仲裁申请的客观事实，均尚待天银上海所、天银所自行提起的仲裁案件予以进一步认定。在此情况下，天银上海所就涉讼款项的占有构成获益。另039号案件的裁决依据已明确阐述，该裁决从未否认鹰普公司支付款项的目的及性质，仅认为“在提存款项由被申请人取回时,提存即失去法律效力,第一申请人给予沈某的授权即告终止，……被申请人理应知晓第一申请人应付天银所的代理费系金额尚未明确的债务,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仅凭沈某的口头指示向案外人天银所支付了一定数额的款项,其显然没有尽到一般商事主体应该尽到的合理审慎义务。”对于鹰普公司是否因此受损，以及天银上海所、天银所获益及鹰普公司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问题，039号案件裁决亦有表态，即“仲裁庭认为,被申请人已经向案外人沈某及天银所的支付不能构成对第一申请人的清偿,如果因为被申请人认为该项支付造成了其损失的,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案外人进行追索”。鉴于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对鹰普公司另有16,000,000元款项被执行之事实不持异议，故现鹰普公司损失已实际发生，鹰普公司可基于自身损失向天银上海所提出主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鹰普公司有权向天银上海所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现鹰普公司已举证证明另有16,000,000元款项于2018年7月3日被执行扣划，并主张由天银上海所返还自该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8,000,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对此，天银上海所、天银所经一审法院多次释明后，明确表示对鹰普公司上述关于利息以及利息计算方式、计算标准的主张不作具体抗辩，同意由法院依法判决。基于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返还的不当得利，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息属于孳息的一种，且鹰普公司的利息主张于法不悖，应予以支持。考虑到天银所与天银上海所系总分所关系，且鹰普公司要求先由天银上海所承担返还义务，不足以承担的部分由天银所承担，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天银上海所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鹰普公司8,000,000元；二、天银上海所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鹰普公司利息（以8,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3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天银上海所不足以承担上述第一、二项返还义务的部分，由天银所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天银上海所受领被上诉人鹰普公司支付的8,000,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评析如下：本院认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损；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一方获利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首先，两上诉人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从被上诉人鹰普公司受领8,00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在案《终止合同》以及039号案件裁决书均表明，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享有的律师费支付请求权的相对方为仇某1，而非鹰普公司。其次，尽管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主张仇某1曾于2015年7月31日在江苏省海门市公证处的《询问笔录》中表示“委托沈某为代理人，代为到公证处及指定银行办理提款手续，所提款项中的16,000,000元不指定账户及收款人，由沈某帮助支付律费。”但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亦表示在鹰普公司向天银上海所支付8,000,000元款项时，沈某仅向鹰普公司出具了《公证书》，并未出具上述《询问笔录》，而该《公证书》中亦无“由沈某帮助支付律师费”的表述。鹰普公司虽然在仇某1提起的039号案件仲裁过程中曾抗辩其向天银上海所支付的8,000,000元系基于沈某的指示而支付，但该抗辩已由生效的039号案件裁决书否定，且该裁决书认定沈某的代理权在提存款项由鹰普公司取回时即告终止。结合一审法院向仇某1进行调查时，仇某1表示从未要求鹰普公司或沈某将股权转让款中的8,000,000元向天银上海所、天银所支付；二审中，天银上海所、天银所亦表示鹰普公司在039号案件中提交的《情况说明》所涉及的附件无法证明仇某1委托沈某支付的8,000,000元系律师费。因此，天银上海所、天银所关于鹰普公司明知其支付的8,000,000元系律师费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再次，如前所述，现无证据证明鹰普公司应当代仇某1向天银上海所支付律师费，且明知支付的8,000,000元即为律师费。鉴于鹰普公司支付该款项的打款记录上注明“提存款支付”，而039号案件裁决书对该提存款的性质认定为股权转让款；现鹰普公司又依据生效的039号案件裁决书向仇某1另行支付了包括上述8,000,000元在内的股权转让款，故该两次支付行为已对鹰普公司造成了损失。最后，如一审法院所述，鹰普公司重复支付的损失与天银上海所从鹰普公司处受领8,000,000元的获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已生效的039号案件裁决中已有明确表态，对此本院不再赘述。故此，天银上海所受领鹰普公司支付的8,000,000元已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综上所述，上诉人天银上海所、天银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518元，由上诉人北京天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清审判员  桂佳审判员  王峥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肖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