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危勤妹，女，198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日根（危勤妹的丈夫），197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豪军，温州市龙湾区光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市特琳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东方路30号。法定代表人：蔡小君。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慧君（温州市特琳服饰有限公司的员工），女，195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危勤妹因与被上诉人温州市特琳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4民初7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危勤妹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2.驳回特琳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双方未约定合同履行地且双方交易结束尚未结算，无法确认特琳公司接受货币所在地即为合同履行地。危勤妹住所地为温州市鹿城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二、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涉案货物数量。1.特琳公司提供的2018年6月16日、2018年7月19日、2018年8月16日的实物出库单无法确认领货人为刘美洋或海洋。刘美洋曾在危勤妹处工作，但从不知其叫海洋。2.蔡慧君与刘美洋的通话录音应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录音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录音双方谈话当时没有受到限制，是自觉自由的意思表示，是善意和必要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录音技术条件好，谈话人身份明确，内容清晰，具有客观真实和连贯性，未被剪接或伪造，内容未被改变，无疑点，有其他证据佐证。特琳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显然不符合上述规定。蔡慧君向危勤妹及刘日根发送微信及进行通话，一审法院以危勤妹及刘日根对货物数量未予回复或反驳即认定上述证据显然错误。刘日根在与蔡慧君的微信聊天中多次要求特琳公司重新核算成本及对账，且危勤妹的员工也向蔡慧君提出了对账要求。三、关于货款问题。危勤妹一审中提供了特琳公司员工赵万丰从危勤妹处领取里布1100米的出库单。一审法院认定吊牌及包装袋系危勤妹提供给特琳公司且由赵万丰领取，为何同样是赵万丰签字领取的材料，前后认定存在矛盾。危勤妹提供的是否为客户联并不影响赵万丰领取货物的客观事实。客户联仅仅是领取货物的一种凭证，客户也是相对的一种称呼，特琳公司对交易时的司机是认可的，特琳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客户联上签署的领货人赵万丰并非本人签字。因此，赵万丰从危勤妹处领取原材料的款项应予以扣减。二审审理过程中，危勤妹补充上诉称：一、双方系加工承揽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特琳公司交付给危勤妹的产品大部分原材料系危勤妹提供。二、特琳公司交付给危勤妹的衣服中，特琳公司擅自替换约定的皮料，价格每件差距4.4元，应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2411件予以扣减。三、2017年特琳公司为危勤妹加工过程中，剩余50个棉，合计10800元，由宏基棉业直接送往特琳公司厂里交给特琳公司，钱是危勤妹支付的。特琳公司辩称，一、关于诉讼管辖权。危勤妹与特琳公司同属瓯海区工商注册登记企业，供货合同整个实施过程也是在瓯海区完成，特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合理合法。危勤妹一审应诉也是对一审法院具有管辖权的认可。二、关于货物数量。刘美洋系危勤妹的厂长，危勤妹一审时一直否认刘美洋在该单位工作。在特琳公司提供了刘美洋的暂住信息之后，危勤妹才承认。录音证据系双方当事人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自觉自由的意思表达，符合法律规定。谈话人身份明确，内容清晰客观真实，没有剪接和伪造，且与外来人口居住信息、聊天记录、危勤妹当庭确认刘美洋为员工等相互印证，应予以认定。谈话人系危勤妹方的员工，特琳公司与其没有利益关系。三、关于货款。危勤妹提供的两份出库单均为客户联，根据基本常识，提货时拿回提货联中的客户联作为收货凭证，并由客户持有保管。供货方不可能持有客户联，明显系危勤妹伪造。货物数量有双方财务人员微信聊天记录为证。四、本案是购销合同。特琳公司交给危勤妹的第二批货是按危勤妹的指示换的布料，布料是危勤妹提供的，多余的布料应给危勤妹拿回去。2017年是另外的加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特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危勤妹支付特琳公司货款4630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9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一审审理中，特琳公司调整货款为46161.08元并明确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年利率4.35%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特琳公司成立于1998年10月9日，营业期限自1998年10月9日至长期，登记的住所地为温州市瓯海区，经营范围为制造、加工、销售服装、手套、服装辅料加工等。温州市袁顼服饰厂（以下简称“袁顼服饰”）成立日期为2017年3月15日，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为危勤妹，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服装，因投资人决定解散，服饰厂于2019年7月15日被注销。危勤妹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日根与危勤妹系夫妻关系。2018年5月期间，双方就童装皮衣加工事宜进行协商，2018年6月1日，特琳公司作为供方与原袁顼服饰作为需方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产品名称9801、数量1210件、不含税单价77元、交货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不含税总金额为93170元，质量按需方确认的供方确认样为参考标准；包装标准：按需方要求包装，以封样为标准；合同签订后，需方即付该批次总货款30%为定金，该批次交货完成的2个月内付该批次的60%货款，10%余款在交货完成的3个月内全额付清”；合同第六条备注如下：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本款服装如需方需要加单，若供需双方维持款式及价格不变，则不再另行签订购销合同，需方负责人以邮件或微信文字方式均可加单，供方凭需方的收货凭证（需方员工或负责人签字的供方出库单或是需方入库单），按不同批次在对应时间向需方收取货款。袁顼服饰负责人危勤妹在《购销合同》下方“需方”处签名。2018年6月15日，特琳公司向袁顼服饰送9801型号服装1205件，其中名称为潮宝日记180件、名称为瓯越麦麦230件、名称为嗨抱抱795件。同年8月17日、10月18日特琳公司分别向袁顼服饰送9801型号服装180件、636件，以上三批次货物均由刘日根签收；另，特琳公司出具发“瓯越麦麦”的三份实物出库凭单，凭单时间分别为2018年6月16日、7月19日、8月16日，载明的内容分别为“9801型号嗨抱抱1扎5件”、“9801型号爱尚哆哆咪335件”及“童装皮衣10小包＊5件＝50件”，该三批次货物凭单上收货人的签名系草写，无法清晰辨识。2018年11月28日，特琳公司的员工蔡慧君通过微信聊天向刘日根发送信息，信息载明“总共发货2411件”及“7月31日收到3万元、9月2日收到3万元、10月19日收到济南（含税5万除去税金5500元）44500元，总共收到104500元”；2019年1月24日，特琳公司的员工蔡慧君通过微信聊天向刘日根发送信息，信息载明“我们整个衣服做了2411件，当初签下的合同是普通水洗里布，单价77元不含税，后来里布更换为大身用超柔，袖子用棉里布，整个用超柔是1151件、用的是你们厂里的，当初用料全部是你们版师排版排好后发的数量，大身超柔发过来385米除了1151件，每件用料0.33米，袖子的料子290米每件用量0.25米，其实这个价格就只要减掉我们原先的里布成本就是”及“另一个是皮的底部换了ＴＣ底的，那只是最后一个单子636件的，当初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是1200多件，那时候这皮是订做的，做少了人家不愿意，要有个起订量，我们一次就1600米，后来你跟我商量换ＴＣ底，所以最后这批是636件ＴＣ底，一件衣服成本少了4.22元共2544元”；对上述微信聊天内容刘日根没有作回复；2019年1月至6月期间，特琳公司的员工蔡慧君通过微信聊天或电话向危勤妹及刘日根催讨案涉货款；期间蔡慧君向刘日根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户名为蔡益明，尾号为3572的银行账号。2018年7月31日、9月2日，危勤妹向尾号为3572的银行卡各转账3万元，合计6万元；2018年10月19日，危勤妹指定付款人济南市邦卫佳尼服饰有限公司向特琳公司网上转账5万元（其中税费为5500元）；2019年3月31日、5月11日、6月6日，危勤妹通过付款方刘袁顼网上转账给账号尾号为3572的银行卡各1万元，共3万元，以上合计为134500元（已扣除税费5500元）。另，特琳公司提供了流动人口登记表一份，该表载明“登记人员为冯美洋（公民身份号码4202221984××××××××、联系方式为138××××1319）、工作处所为“温州市袁顼服饰加工厂”、责任人为刘日根（联系方式为138××××3232）、登记日期为2017年11月20日，到期日期2018年11月19日。2019年10月19日，特琳公司的员工蔡慧君拨打冯美洋电话138××××1319并录音，冯美洋在通话中陈述“去年在瓯越麦麦处工作、身份证名字为冯美洋，别名叫冯海洋，平时写的都是海洋，收货时签的是海洋”；10月21日，特琳公司员工蔡慧君与微信名为海洋（冯美洋）微信聊天，聊天中蔡慧君将上述六份实物出库凭单发送给冯美洋让其确认，冯美洋确认其有在出库单上签名。危勤妹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日根在2019年10月25日的庭审中确认冯美洋系其员工，2018年11月期间离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案涉货物的数量问题。危勤妹对特琳公司提供的2018年6月16日、7月19日、8月16日的三份出库单所指向的货物不予确认，其中6月16日出库单指向的货物为5件，双方6月1日签订的合同约定数量为1210件，特琳公司于6月15日送货1205件由刘日根签收；对于剩余的5件，特琳公司陈述因吊牌不够而没有于15日送货，特琳公司在15日交货后领取了吊牌故在第二天即16日就将剩余的5件送给危勤妹，上述说明符合情理，也与合同约定的数量一致；其二，从2018年6月16日、7月19日、8月16日的三份出库单的内容来看，上述三份单据上收货人签名一样，出自一人之手，根据危勤妹员工冯美洋的陈述，其有在出库单上签字，签收时用名为“海洋”，根据合同约定，危勤妹的员工可以签收货物；其三，特琳公司的员工蔡慧君与刘日根微信聊天时曾告知其总的货物数为2411件，若其中少了390件，一般来说，危勤妹必然会通过微信或其他方式进行反驳，但危勤妹及其丈夫刘日根与特琳公司的员工蔡慧君的微信聊天或电话录音中均未提及货物的数量问题；其四，特琳公司的财务与危勤妹方的财务微信聊天时曾向其发送发货清单，危勤妹方的财务于2018年7月24日确认已收1545件，与2018年6月15日1205件、6月16日5件及7月19日的335件总数相一致；综合上述因素，该院对危勤妹没有收到货物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此，对于特琳公司所提出的案涉货物总数为2411件的主张，该院予以确认。最后，案涉购销合同系特琳公司于2018年6月1日与袁顼服饰签订，根据该份合同约定，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本款服装如袁顼服饰需要加单，若双方维持款式及价格不变则不再另行签订购销合同，案涉最后一批货物已于2018年10月18日交货，根据合同约定，案涉货物均在第一份合同签订之日六个月内发生且款式不变，危勤妹也未对单价77元提出异议，故案涉合同的需方均为袁顼服饰，袁顼服饰应承担支付货款的民事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二是货款问题。根据特琳公司的员工蔡慧君与刘日根的微信聊天可知，双方在实际履行期间，就服装的里布、袖里及皮的底部辅料进行过调整，庭审中危勤妹主张特琳公司应支付其所领取的超柔里布及棉袖里的全部费用，特琳公司认为其只需将服装单价中原约定的里布单价扣除而无须另行支付上述辅料的全部费用，就双方上述争议，该院认为，其一，危勤妹所提供的出库单系客户联原件，若客户已实际领取货物则客户联本应交客户留存，故危勤妹所提供的凭证无法证明特琳公司已实际领取出库单所载明的超柔里布1100米及棉袖里485米的事实；其二，2019年1月24日特琳公司的员工蔡慧君通过微信聊天向刘日根发送信息，信息中已明确“合同约定单价77元所用里布为普通里布”、“实际使用超柔的货物有1151件，其中所用超柔385米及袖子用量290米”及“最后一批636件用ＴＣ底”等内容，其中超柔及袖里用量与危勤妹财务于2018年12月21日发送给特琳公司财务的微信聊天内容相一致，说明危勤妹存在不如实陈述的情形；综上，对危勤妹提出的要求特琳公司按其提供的出库单载明的超柔及袖里数量支付相应辅料款的主张，该院不予采纳；其三，双方签订的合同为购销合同，约定的单价应包含所有材料在内，履行期间若要调整材料，则一般对单价也应进行相应调整，考虑到合同原约定单价所用里布为普通里布，现特琳公司确认其中1151件服装已由普通里布调整为超柔及袖里且其已将原单价中普通里布价格按每件2元扣减，其中636件底部用量调整为ＴＣ底其已按4.22元每件扣减，该院予以确认；其四，关于危勤妹主张的2600元的吊牌及包装袋的费用。案涉服装涉及瓯越麦麦、潮宝日记等多个名称，一般来说，吊牌及包装袋要与服装名称相对应；案涉合同已约定包装标准按需方即危勤妹方要求包装，说明吊牌及包装袋在签订合同已明确由危勤妹方提供，因案涉合同货物已明确单价，且合同签订时危勤妹也没有明确上述包装费用由特琳公司支付，故现危勤妹主张案涉货物的吊牌及包装袋的费用由特琳公司支付没有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案涉货物的款项合计为180661元（2411件×77元／件-1151件×2元／件－636件×4.22元／件），扣除袁顼服饰已支付的134500元，尚余货款46161元。本案争议焦点三是利息问题。根据合同约定，特琳公司凭收货凭证（包括袁顼服饰员工签字的特琳公司出库单）按不同批次在对应时间向袁顼服饰收取货款及交货完成的2个月内支付该批次的60%货款和10%余款在交货完成的3个月内全额付清；考虑案涉多个批次的货物及相应的交货时间，且袁顼服饰系陆续支付货款，该院酌情按最后一个批次货物的交货时间即2018年10月18日作为全部货物交货完成的时间起点，即2019年1月19日前袁顼服饰应支付案涉全部货款，因袁顼服饰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现特琳公司主张按年利率4.35%赔偿利息损失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四为危勤妹的责任问题。因袁顼服饰系个人独资企业且于2019年7月15日因投资人决定解散，危勤妹系企业的负责人及唯一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故现特琳公司主张危勤妹对案涉货款承担支付责任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综上，判决：一、危勤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特琳公司货款46161元及利息（按年利率4.35%，自2019年1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特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诉讼费958元，减半收取479元，由危勤妹负担。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危勤妹在一审中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现其上诉提出一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货物数量是否为2411件的问题。危勤妹对特琳公司提供的2018年6月15日1205件、2018年8月17日180件、2018年10月18日636件三份出库单予以认可，对2018年6月16日5件、2018年7月19日335件、2018年8月16日50件三份出库单不予认可。特琳公司一审中提交了该公司财务与袁顼服饰财务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危勤妹一审中虽提出无法确认是否系危勤妹方财务微信，但其在上诉状中称在蔡慧君与特琳公司所谓危勤妹财务的聊天记录中，危勤妹方多次提出重新核算成本并对账的要求，说明微信聊天的相对方代表危勤妹，结合聊天记录谈及的发货内容、付款时间、货物数量等与一审已查明的相关事实相符合，一审法院认定微信聊天的相对方为危勤妹方的财务及聊天内容的真实性并无不当。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袁顼服饰财务于2018年7月24日与特琳公司财务微信聊天中确认总共交了1545件，与特琳公司主张的2018年6月15日1205件、2018年6月16日5件、2018年7月19日335件总数一致。特琳公司财务于2018年8月17日与袁顼服饰财务的微信聊天中说“昨天发了50件，今天发了180件”，袁顼服饰财务说“好的”。综上，袁顼服饰财务确认的2018年7月24日之前1545件、2018年8月16日50件，加上危勤妹确认的2018年8月17日180件、2018年10月18日636件，总计货物数量为2411件。危勤妹上诉提出无法确认货物数量为2411件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涉案货款金额是否为46161元的问题。危勤妹提出特琳公司员工赵万丰从危勤妹处领取了超柔里布1100米、棉袖里485米及包装袋2600个，还有吊牌、领标等，并提供了两份时间分别为2018年6月2日及2018年8月16日，载明领货人为赵万丰的出库单，特琳公司对该两份出库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涉案《购销合同》约定包装标准按需方要求包装，以封样为标准，但未明确吊牌及包装袋等费用由特琳公司支付，故即使危勤妹提供的2018年6月2日出库单真实，危勤妹提出涉案货物的吊牌及包装袋的费用由特琳公司支付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2018年8月16日出库单的形成，危勤妹二审中述称赵万丰分了好几次来拿，没有签单，具体时间记不清楚，2018年6月过来做了统计。本院认为，2019年1月24日特琳公司员工蔡慧君通过微信向刘日根发送消息，消息中已明确“合同约定单价77元所用里布为普通里布”、“实际使用超柔的货物有1151件，其中所用超柔385米及袖子用量290米”及“最后一批636件用TC底”等内容，其中超柔及袖里用量与袁顼服饰财务于2018年12月21日发送给特琳公司财务的微信聊天内容相一致。危勤妹提供的2018年8月16日出库单载明超柔单价13元每米、打格棉袖里单价6.5元每米，与袁顼服饰财务于2018年12月21日发送给特琳公司财务的微信聊天中载明的超柔单价9元每米、袖子里布3.2元每米不同。鉴于危勤妹提供的2018年8月16日出库单客户联系复写件，双方对该出库单的真实性存在较大争议，且该出库单载明的辅料数量、单价均与袁顼服饰财务于2018年12月21日确认的不一致，故危勤妹要求在本案货款中按照其提供的出库单载明的超柔及袖里金额扣减相应辅料款本院难以支持，双方可以另行处理。特琳公司确认2411件服装中的1151件服装已由普通里布调整为超柔及袖里且其已将原单价中普通里布价格按每件2元扣减并未明显不合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无不当。特琳公司确认636件服装底部用量调整为TC底且其已按4.22元每件扣减。危勤妹对TC底每件扣减4.22元没有异议，其提出应按照2411件进行扣减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危勤妹提出2017年特琳公司加工过程中剩余材料问题与本案买卖合同无关，且特琳公司主张相关材料费已结清，故危勤妹提出在本案货款中扣减上述材料款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可以另行处理。特琳公司与袁顼服饰已签订涉案《购销合同》，确认供需关系，部分材料系由袁顼服饰提供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的性质。综上，涉案货款合计为180661元（2411件×77元/件-1151件×2元/件－636件×4.22元/件），扣除袁顼服饰已支付的134500元，尚余货款46161元。因袁顼服饰系个人独资企业且于2019年7月15日因投资人决定解散，危勤妹系企业的负责人及唯一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危勤妹应对上述46161货款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判令危勤妹向特琳公司支付货款46161元及利息（按年利率4.35%，自2019年1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危勤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8元，由上诉人危勤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 斌审 判 员  王怡然审 判 员  黄丽君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代书记员  沈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