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国翔，男，汉族，1970年2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现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苹，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荻琪，男，汉族，1991年2月12日出生，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兆峰、张琦，浙江扬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国翔为与被上诉人周荻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国翔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04民初45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周荻琪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荻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周荻琪未交付款项，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原审法院依据《借据》出具时间，推断款项已交付，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仅凭《借据》的时间，不能推断周荻琪已经履行款项交付义务。周荻琪自2017年10月12日至2018年2月12日四个月期间内，向郭国翔共计银行转账9笔金额达344万元，周荻琪当庭认可344万元中的除案涉60万元未归还外，其余284万元款项已通过案外人归还，但周荻琪却一直回避，且无法解释284万元是通过何种形式、何人归还，款项归还人与周荻琪及郭国翔之间是什么关系，该节事实也正好说明郭国翔与周荻琪之间的交易习惯是有其他案外人参与双方之间的各种款项往来，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郭国翔与周荻琪仅有的九笔款项单向转账记录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从未发生现金交易的情形，说明周荻琪对于款项支出存在转账支付的习惯，但在《借据》中双方却明确约定“借到现金60万”，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周荻琪已向郭国翔现金交付或将实际的借款交付给郭国翔的情形。二、周荻琪提交的2017年11月16日50万元和2018年1月4日10万元银行汇款回单，并不是周荻琪交付款项的证据，是周荻琪为达到诉讼目的而摘取的证据，与案涉借款不具有关联性。原审法院对该节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错误判决。首先，周荻琪诉称郭国翔于2017年底、2018年初向其借款50万、10万元，借条于2018年8月23日补签，若该借条款项已实际交付，双方为什么在“补签”的借条上约定“现金”交付，从周荻琪与郭国翔的巨额资金往来记录可知，周荻琪系经常性从事资金生意的人，其对于银行转账和现金交付的注意义务高于普通人，案涉借条中约定的现金交付正好说明周荻琪无法提供真实的银行转账记录，周荻琪未实际交付款项。再次，从周荻琪的经济能力及借款来源的情况来看，周荻琪向郭国翔短短四个月转账344万元，周荻琪不具备交付大额现金或者有巨额资金的来源及能力。最后，退一步讲若借款已实际交付，在前债未清的情形下，周荻琪仍转账大额款项，亦违背生活常理。周荻琪、郭国翔至今仅是点头之交，在2017年10月份之前从不认识，为什么前债未清，周荻琪在2018年1月4日之后仍继续向周荻琪银行转账4笔，金额为159万元。在一审庭审中，周荻琪却认可2018年1月4日后的款项已归还，郭国翔在前债未清却先清偿后债，也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根据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结合借贷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再根据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驳回周荻琪的原审诉讼请求，维护郭国翔的合法权益。 周荻琪辩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以及判决结果都是正确的，恳请法庭予以维持。郭国翔所称的原审法院只是依据借据的时间来推断，周荻琪认为原审法院并非如此，而是结合了借据以及相应的支付凭证综合进行评判的。第二，款项支付后，郭国翔其实出具借据的时间是8月份，而借贷的时间是2月份到11月份。显然这样的借据的出具是款项已经支付的表述。第三，郭国翔作为长期从事资金借贷生意的从业人员，对于借据的性质，借据的法律后果应该都是清楚的，并且在借据上有5个指纹，说明他在写借据的过程中也是相当慎重。因此不存在所谓的款项没有履行的情况。至于借据上面表述的是现金，其实这份借据是一份格式化的借据，并不是全文书写的借据，因为当时也没有太注意相对次要的内容，因此会形成现金两字。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周荻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郭国翔立即归还周荻琪借款人民币60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1月16日至借款全部归还时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二、郭国翔承担周荻琪因此而支付的律师费用37000元；三、郭国翔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12日至2018年2月12日期间，周荻琪通过转账方式向郭国翔账户汇入多笔款项，其中2017年10月12日汇款70万元，2017年10月19日汇款35万元，2017年10月23日汇款20万元，2017年11月16日汇款50万元，2018年1月4日汇款10万元，2018年1月30日汇款40万元，2018年2月5日汇款59万元，2018年2月9日汇款20万元，2018年2月12日汇款40万元，共计344万元。2018年8月23日，郭国翔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有借款人郭国翔向周荻琪（出借人）借到人民币（现金60万）（大写：陆拾万元整），借款时间为2018年2月16日起至2018年11月15日止……借款人如未按期归还借款本金或利息的，应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另查明，周荻琪为本案支出律师费37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周荻琪、郭国翔之间是否成立借款关系，以及款项是否实际交付。周荻琪主张其与郭国翔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则周荻琪作为债权人应当对借贷金额、款项的交付等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周荻琪提供的《借据》是周荻琪、郭国翔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体现了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按照交易习惯，在借款人出具《借据》时已收到款项，且《借据》出具时间为2018年8月23日，借款时间为2018年2月16日至2018年11月15日，证明该款项已交付，因此，周荻琪已完成举证责任。郭国翔以《借据》中约定现金交付，而周荻琪提交的证据为银行打款凭证为由，认为案涉款项并未实际交付，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可。郭国翔认为周荻琪没有足够经济能力支付借款，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为资金合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周荻琪、郭国翔之间成立资金合作关系，对此郭国翔应负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周荻琪、郭国翔双方的借款合同关系有效成立，郭国翔应履行还款义务，并按照约定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周荻琪诉请按年利率6%计算支付自2018年11月16日至借款全部归还时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周荻琪主张的律师费，郭国翔出具的借据约定郭国翔未按期归还借款本金或利息的，应承担周荻琪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郭国翔归还周荻琪借款本金人民币60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1月16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郭国翔支付周荻琪律师费用人民币37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85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3705元，合计人民币8790元，由郭国翔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郭国翔向本院提交与周荻琪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2018年6月12日之前双方是不认识的，在这个时间点上才互加了微信，如果在2018年2月15日发生了真实的借款，但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中从未发生过周荻琪向郭国翔要求归还借款的情形。在2018年6月12日之前双方都不认识，更不可能存在周荻琪在18年2月15日向郭国翔交付现金60万元的情形。 周荻琪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的关联性以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双方之间什么时候开始加了微信，并不表示双方认识的时间，微信当中没有借贷的内容，也并不表示双方之间就不存在借贷关系。 周荻琪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郭国翔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双方互加微信的时间并不等同于双方认识的时间，且从该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看，周荻琪与郭国翔加了微信之后，周荻琪就告知郭国翔拿端午节礼物的事宜，与郭国翔关于双方在加微信之前并不相识的陈述不符，再结合郭国翔上诉事实与理由所称双方“在2017年10月份之前从不认识”，本院认为该证据无法达到郭国翔的证明目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周荻琪主张与郭国翔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与郭国翔出具的借据以支持其主张，而借据与转账凭证对证明借款关系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郭国翔主张与周荻琪的岳母之间存在资金合作关系，案涉周荻琪转账至其账户的款项均是资金合作业务的款项，故案涉借据项下借款并未实际交付。本院审查后认为：首先，周荻琪提供的转账凭证均系周荻琪转账至郭国翔账户，且周荻琪还对款项来源作出了合理说明并提供了相应的依据，从银行凭证显示周荻琪的款项并非来源于其岳母，而郭国翔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周荻琪转账至其账户的款项系其与周荻琪岳母资金合作之款项；其次，案涉借据上手写部分均系郭国翔本人书写并有其五处捺印，而郭国翔自述从事资金生意，应对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有充分认知，但其对向周荻琪出具借据却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再次，案涉借据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23日，而借款时间自2018年2月16日起，从借据的此处表述亦可印证案涉借款已实际交付。综合上述分析及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认为周荻琪提交的证据与其主张能相互印证，而郭国翔之上诉主张不仅缺乏有效证据支持且与常理不符。因此本院认为郭国翔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70元，由上诉人郭国翔负担（郭国翔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