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224刑初368号公诉机关：通山县人民检察院。被告单位：湖北康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信用代码：91421200767416167K，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长江产业园。法定代表人：李起创，该公司董事长。诉讼代表人：李起创，该公司董事长。辩护人：余名柱，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李坤,男，198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初中文化，原湖北康进公司负责人,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无前科。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8月14日被通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0日经通山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通山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通山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程楷然，湖北仁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王应龙,男,1983年1月1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太和县人,初中文化,无业,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无前科。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1月7日被通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1日经通山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通山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通山县看守所。辩护人：李超，安徽炎黄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徐唐早，湖北名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王丽,女,198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太和县人,初中文化,经商,住安徽省太和县。因犯诈骗罪,于2015年7月8日被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因在怀孕、哺乳期,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6年1月20日、2017年9月26日、2019年12月5日对其暂予监外执行；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1月18日被通山县公安局取保候审。辩护人：周雪琴，湖北扬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单位:内蒙古华源立洪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02061600122G,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和美工贸园区机场路北侧医药园区第11层办公楼。法定代表人:胡洪涛，该公司董事长。诉讼代表人：韩丹丹,该公司员工。被告人：王修林,男,197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太和县人，初中文化，内蒙古立洪公司总经理,住安徽省太和县。无前科。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1月17日被通山县公安局取保候审。指定辩护人：徐赐浪，湖北自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通山县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1月4日以通检公诉刑诉〔2019〕27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湖北康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康某公司）、被告人李坤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发票罪，王应龙、王丽、被告单位内蒙古华源立洪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立洪公司）、被告人王修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根据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2刑辖30号指定管辖决定书审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通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维出庭支持公诉，上述被告单位及其诉讼代表人、被告人、辩护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通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初至2018年8月期间,被告人李坤伙同刘某2(在逃),自己联系或者通过被告人王应龙、王丽、甘某(在逃)、李某2(在逃)、万某(在逃)等人介绍，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名义同湖北天康健医药有限公司等十余家公司签订虚假购销合同,共计向上述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7288份,税额1亿5千余万元，价税合计13亿7千余万元。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被告人李坤、王应龙、王丽、甘某、李某2等人通过收取开票费形式非法获利,共计5000余万元。一、通过甘某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湖北天康健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天康健公司)、武汉正德康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正德康公司)和湖北格瑞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格瑞特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734份,税额42510047.29元,税价合计292569131元。湖北天康健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和湖北格瑞特公司等三家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苏某(刑拘在逃)、陈某1(另案处理)等人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由于销售药品通过价格高开,增值部分很大,为了逃避缴纳应缴税款,根据进项税票缺口,苏某、陈某1安排陈某2(另案处理)与甘某等介绍人联系,由甘某介绍开票单位为三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随后,甘某与时任湖北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坤取得联系,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李坤以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为上述三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协商，湖北康某公司按照票面金额的4%收取开票费。经李坤、甘某、陈某2等人操作,湖北康某公司于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期间，陆续为湖北天康健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4份，价税合计186142231元,税额27046309元;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9月期间,陆续为武汉正德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23份,价税合计33249000元,税额4831050.94元;于2017年3月至8月期间,陆续为湖北格瑞特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87份,价税合计73177900元,税额10632687.35元。以上湖北康某公司为湖北天康健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和湖北格瑞特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被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甘某以收取开票费获利11702765.24元。二、通过被告人李坤联系,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杨某科森生物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杨某科森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3份，价税合计20439450元,税额2025531.28元;为甘肃西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西峰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1074份,价税合计111958491元。陕西丽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彩药业公司)由于对外销售药品进行高开,从其关联企业杨某科森公司和甘肃西峰公司取得了大量的进项发票,造成杨某科森公司和甘肃西峰公司的销项虚高,缺少进项。为逃避缴纳应缴的税款,该公司销售部主管魏某与被告人李坤取得联系,在没有真实货物往来的情况下,双方约定以向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支付4.5%开票费的方式,由湖北康某公司为杨某科森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甘肃西峰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经李坤等人操作,湖北康某公司于2017年9月至11月,陆续为杨某科森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3份,价税合计20439450元,税额2025531.28元;2017年3月至12月,陆续为甘肃西峰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1074份,价税合计111958491元。以上湖北康某公司为杨某科森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被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为甘肃西峰公司虚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均被用于计入公司成本。湖北康某公司以收取开票费获利5957907.3元。三、通过李某2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泰州瀚霖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瀚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92份，价税合计63002752元，税额9154246.29元。泰州瀚霖公司法人、股东曹某2、江某(均另案处理)在公司经营期间,药品对外销售价格高开，造成公司缺少进项。为逃避缴纳税款,曹某2、江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从事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李某2,江某通过李某2,与被告人李坤、刘某2取得联系,双方约定由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泰州瀚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康某公司按照开票票面金额的7%收取开票费。经李坤、刘某2、江某等人操作，在没有真实货物往来的情况下,湖北康某公司于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期间,陆续为泰州瀚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92份,价税合计63002752元,税额9154246.29元。上述票据均被泰州瀚霖公司用于认证、抵扣税款。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以收取开票费获利4410192.64元。四、通过被告人王应龙、王丽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价税合计23305000元,税额3386196.68元。2016年8月,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在经营期间,接受业务员挂靠经营药品,由于对外销售价格高开,导致公司进、销项差额很大,为逃避缴纳应缴税款,被告人王修林(内蒙古立洪公司实际控制人)经被告人王丽介绍,通过被告人王应龙联系李坤、刘某2，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由湖北康某公司向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约定湖北康某公司按照开票票面金额7.5%收取开票费。2017年4月10日、4月28日和5月3日，经王应龙、王丽等人从中操作,湖北康某公司分三批为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价税合计23305000元,税额3386196.68元(均被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内蒙古立洪公司支付给湖北康某公司、王应龙、王丽等人开票费共计1575000元。五、通过被告人李坤联系,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安徽源和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安徽正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正奇公司)、安徽源和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源和堂医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94份,价税合计91456150.1元,税额10412030.6元;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3707份,价税合计382315515.5元。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在新三板上市之后,积极准备在主板上市,根据券商、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指导要求,公司须取得法人进项税票,为逃避缴纳应缴税款,2016年下半年,该公司财务总监孙某2(另案处理)与被告人李坤取得联系,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双方约定湖北康某公司为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并按开票金额的2.5%收取开票费。2016年10月至12月,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陆续取得湖北康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79份,价税合计39163962元,税额4505588.26元(均被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陆续取得湖北康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3707份,价税合计382315515.5元(均被用于计入公司成本)。湖北康某公司以收取开票费获利10536986.9元。2017年上半年,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找安徽正奇公司融资借款40000000元,由于安徽正奇公司要求将款项以支付货款的名义直接支付给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的供应商,孙某2在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和湖北康某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虚构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从湖北康某公司采购了中药材原料,让安徽正奇公司的经办人毕某将40000000元转账给湖北康某公司,湖北康某公司收到这笔资金之后,直接转账给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控制使用的个人银行账户。2017年5月,湖北康某公司以收取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2.5%开票费的形式,向安徽正奇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80份,价税合计40000000元,税额4601769.63元(均被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湖北康某公司以收取开票费获利1000000元。2017年初，安徽源和堂医药公司实际的进销项差额较大,增值部分过高,需要缴纳较多的税款,为了避缴应缴的税款,孙某2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联系被告人李坤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商议按出票金额2.5%收取开票费。2017年2月至12月,李坤以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为安徽源和堂医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5份,价税合计12292188.1元,税额1304672.71元。以上湖北康某公司为安徽源和堂医药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被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湖北康某公司以收取开票费获利307304.7元。六、通过被告人王应龙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海南金洋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金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价税合计4462920元,税额648458.53元。2017年3月,海南金洋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该公司法人卞某(另案处理)为了逃避缴纳应缴的税款,卞某通过朋友张辉介绍牵线,由王应龙与李坤取得联系,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李坤以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向海南金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康某公司、王应龙按出票票面金额的7%收取开票费。2017年10月27日,经王应龙等人从中操作,湖北康某公司为海南金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价税合计4462920元,税额648458.53元。以上湖北康某公司为海南金洋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被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湖北康某公司、王应龙以收取开票费获利312404.4元。七、通过李某2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江西普仁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普仁公司)、江西新正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新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593份,价税合计168911074元,税额共计24542635.45元。2016年底,江西普仁公司和江西新正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由于药品销售行业的进销项差价大,按规定需要缴纳大额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6（另案处理)为了逃避缴纳应缴的税款,请李某2帮忙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李某2联系到李坤,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李坤以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向江西普仁公司和江西新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康某公司、李某2按出票票面金额的8%收取开票费。2017年3月至11月,湖北康某公司陆续为江西普仁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70份,价税合计126519454元,税额18383168.78元;2017年6月至7月,湖北康某公司陆续为江西新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23份，价税合计42391620元,税额6159466.67元。以上湖北康某公司为江西普仁公司、江西新正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被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湖北康某公司、李某2以收取开票费获利13512885.92元。八、通过李某2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江西博士达好运医药有限公司(下简称江西博士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92份,价税合计20057000元,税额2914264.9元。2017年4月,江西博士达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该公司法人黄某为逃避缴纳应缴税款，通过李某2联系被告人李坤,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李坤以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向江西博士达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康某公司、李某2按出票票面金额的6%收取开票费。2017年5月至6月,湖北康某公司陆续为江西博士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92份,价税合计20057000元,税额2914264.9元(均被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湖北康某公司、李某2以收取开票费获利1203420元。经查,2016年至2017年问,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湖北康某公司向湖南时代精英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甬新医药有限公司、江西天之娇医药有限公司、赣州万家通医药有限公司、九江成某医药有限公司、民生集团河南医药有限公司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00余份,价税合计七千余万元,税额一千四百余万元。被告人李坤、王修林、王丽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是自首;被告人王应龙被传唤到案后,供认了其罪行,是坦白。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被告人王修林在案发后,已积极退缴全部税款3386196.68元。检察机关就指控的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视听资料等证据，从而认为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发票罪追究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被告人李坤的刑事责任；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被告人王应龙、王丽、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被告人王修林的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表示自愿认罪。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绝大部分获利偿还了之前的债务，公司愿意积极变卖固定资产缴纳罚金。请法院考虑公司实际情况，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坤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被告人李坤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并具写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认罪、悔罪态度良好；无前科。建议对被告人李坤减轻处罚。被告人王应龙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表示自愿认罪。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应龙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向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税额为3386196.68元，证据不足。事实上，被告人王应龙只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数额在10万元之内。二、被告人王应龙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依法应认定为从犯。三、被告人王应龙没有实际获得利益，并积极缴纳暂扣款，受票单位补缴税款，挽回国家损失。综合被告人王应龙的犯罪事实，情节及悔罪表现，建议对被告人王应龙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被告人王丽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表示自愿认罪。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被告人王丽系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本案中起到辅助、次要作用，系从犯；具有自首情节，并当庭自愿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受票单位已补缴全部税款，未给国家造成损失。被告人王丽于2019年10月4日已生育小孩，现处于哺乳期。建议对被告人王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表示自愿认罪。请求从轻处罚。被告人王修林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被告人王修林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并具写《认罪认罚具结书》，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全额退缴赃款，无前科。建议对被告人王修林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6年初至2018年8月期间,被告人李坤伙同刘某2(在逃),自己联系或者通过被告人王应龙、王丽、甘某(在逃)、李某2(在逃)、万某(在逃)等人介绍，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的名义同湖北天康健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和湖北格瑞特公司等十余家公司签订虚假购销合同,向上述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7288份,税额合计105505955.90元，价税合计767991545.50元；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4781份，价税494274006.50元。一、通过甘某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湖北天康健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和湖北格瑞特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734份,税额42510047.29元,价税合计292569131元。湖北天康健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和湖北格瑞特公司等三家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苏某(刑拘在逃)、陈某1(另案处理)等人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由于销售药品通过价格高开,增值部分很大,为了逃避缴纳应缴税款,根据进项税票缺口,苏某、陈某1安排陈某2(另案处理)与甘某等介绍人联系,由甘某介绍开票单位为三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随后,甘某与时任湖北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坤取得联系,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李坤以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为上述三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协商，湖北康某公司按照票面金额的4%收取开票费。经李坤、甘某、陈某2等人操作,湖北康某公司于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期间,陆续为湖北天康健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4份，价税合计186142231元,税额27046309元;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9月期间,陆续为武汉正德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23份,价税合计33249000元,税额4831050.94元;于2017年3月至8月期间,陆续为湖北格瑞特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87份,价税合计73177900元,税额10632687.35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天康健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湖北格瑞特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二、通过被告人李坤联系,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杨某科森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3份，价税合计20439450元,税额2025531.28元;甘肃西峰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1074份,价税合计111958491元。丽彩药业公司由于对外销售药品进行高开,从其关联企业杨某科森公司和甘肃西峰公司取得了大量的进项发票,造成杨某科森公司和甘肃西峰公司的销项虚高,缺少进项。为逃避缴纳应缴的税款,该公司销售部主管魏某与被告人李坤取得联系,在没有真实货物往来的情况下,双方约定以向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支付4.5%开票费的方式,由湖北康某公司为杨某科森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甘肃西峰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经李坤等人操作,湖北康某公司于2017年9月至11月,陆续为杨某科森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3份,价税合计20439450元,税额2025531.28元;2017年3月至12月,陆续为甘肃西峰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1074份,价税合计111958491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杨某科森公司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甘肃西峰公司用于计入公司成本。三、通过李某2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泰州瀚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92份，价税合计63002752元，税额9154246.29元。泰州瀚霖公司法人、股东曹某2、江某(均另案处理)在公司经营期间,药品对外销售价格高开，造成公司缺少进项。为逃避缴纳税款,曹某2、江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从事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李某2,江某通过李某2,与被告人李坤、刘某2取得联系,双方约定由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泰州瀚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康某公司按照开票票面金额的7%收取开票费。经李坤、刘某2、江某等人操作，在没有真实货物往来的情况下,湖北康某公司于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期间,陆续为泰州瀚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92份,价税合计63002752元,税额9154246.29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泰州瀚霖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四、通过被告人王应龙、王丽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价税合计23305000元,税额3386196.68元。2016年8月,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在经营期间,接受业务员挂靠经营药品,由于对外销售价格高开,导致公司进、销项差额很大,为逃避缴纳应缴税款,被告人王修林经被告人王丽介绍,通过被告人王应龙联系李坤、刘某2，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由湖北康某公司向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约定湖北康某公司按照开票票面金额7.5%收取开票费。2017年4月10日、4月28日和5月3日，经王应龙、王丽等人从中操作,湖北康某公司分三批为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价税合计23305000元,税额3386196.68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内蒙古立洪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五、通过被告人李坤联系,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安徽正奇公司、安徽源和堂医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94份,价税合计91456150.10元,税额10412030.60元;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3707份,价税合计382315515.50元。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在新三板上市之后,积极准备在主板上市,根据券商、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指导要求,公司须取得法人进项税票,为逃避缴纳应缴税款,2016年下半年,该公司财务总监孙某2(另案处理)与被告人李坤取得联系,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双方约定湖北康某公司为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并按开票金额的2.5%收取开票费。2016年10月至12月,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陆续取得湖北康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79份,价税合计39163962元,税额4505588.26元;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陆续取得湖北康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3707份,价税合计382315515.50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虚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均用于计入公司成本。2017年上半年,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找安徽正奇公司融资借款40000000元,由于安徽正奇公司要求将款项以支付货款的名义直接支付给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的供应商,孙某2在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和湖北康某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虚构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从湖北康某公司采购了中药材原料,让安徽正奇公司的经办人毕某将40000000元转账给湖北康某公司,湖北康某公司收到这笔资金之后,直接转账给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控制使用的个人银行账户。2017年5月,湖北康某公司以收取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2.5%开票费的形式,向安徽正奇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80份,价税合计40000000元,税额4601769.63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安徽正奇公司均被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2017年初，安徽源和堂医药公司实际的进销项差额较大,增值部分过高,需要缴纳较多的税款,为了避缴应缴的税款,孙某2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联系被告人李坤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商议按出票金额2.5%收取开票费。2017年2月至12月,李坤以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为安徽源和堂医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5份,价税合计12292188.10元,税额1304672.71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六、通过被告人王应龙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海南金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价税合计4462920元,税额648458.53元。2017年3月,海南金洋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该公司法人卞某(另案处理)为了逃避缴纳应缴的税款,卞某通过朋友张辉介绍牵线,由王应龙与李坤取得联系,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李坤以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向海南金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康某公司、王应龙按出票票面金额的7%收取开票费。2017年10月27日,经王应龙等人从中操作,湖北康某公司为海南金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价税合计4462920元,税额648458.53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南金洋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七、通过李某2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江西普仁公司、江西新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593份,价税合计168911074元,税额共计24542635.45元。2016年底,江西普仁公司和江西新正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由于药品销售行业的进销项差价大,按规定需要缴纳大额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6（另案处理)为了逃避缴纳应缴的税款,请李某2帮忙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李某2联系到李坤,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李坤以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向江西普仁公司和江西新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康某公司、李某2按出票票面金额的8%收取开票费。2017年3月至11月,湖北康某公司陆续为江西普仁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70份,价税合计126519454元,税额18383168.78元;2017年6月至7月,湖北康某公司陆续为江西新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23份，价税合计42391620元,税额6159466.67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江西普仁公司、江西新正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八、通过李某2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江西博士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92份,价税合计20057000元,税额2914264.90元。2017年4月,江西博士达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该公司法人黄某为逃避缴纳应缴税款，通过李某2联系被告人李坤,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李坤以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向江西博士达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康某公司、李某2按出票票面金额的6%收取开票费。2017年5月至6月,湖北康某公司陆续为江西博士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92份,价税合计20057000元,税额2914264.90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江西博士达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九、2016年至2017年问,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湖北康某公司向湖南时代精英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甬新医药有限公司、江西天之娇医药有限公司、赣州万家通医药有限公司、九江成某医药有限公司、民生集团河南医药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22份,价税合计83788068元,税额9912544.84元。同时查明：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王丽等人通过收取开票费形式非法获利数千万元，其中，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获利3000余万元；被告人王丽获利8万元。还查明：被告人李坤、王修林、王丽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王应龙被传唤到案后,供认了犯罪事实。被告人王丽系被告人王修林劝说投案自首。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向通山县公安局缴纳暂扣款500万元；被告人王应龙向通山县公安局缴纳暂扣款3万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书证1.户籍证明、基本情况等证实，被告人李坤、王应龙、王丽、王修林的年龄、身份等情况。2.营业执照、纳税人基本信息、生产经营许可证等登记资料证实，被告单位和涉案公司名称、法人代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等信息情况。3.到案经过及归案情况、办案说明等证实，被告人李坤、王修林系主动投案；被告人王丽系被告人王修林劝说投案；被告人王应龙系被抓获到案等事实。4.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清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汇总表、财务记账凭证、购销合同、虚开增值税发票认证清单、抵扣税款清单及情况说明等证实，2016年初至2018年8月期间,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与湖北天康健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和湖北格瑞特公司等十余家公司签订虚假购销合同,共计向上述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7288份,税额合计105505955.90元，价税合计767991545.50元；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4781份，价税494274006.50元等事实。5.银行交易流水、交易明细、转账回执等证实，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与受票企业虚构货款资金流转及部分开票费用支付情况的事实。6.湖北省暂扣款物票据证实，被告人王应龙、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分别向通山县公安局缴纳暂扣款3万元、500万元的事实。7.出生医学证明证实，被告人王丽于2019年10月4日生育一子（李良普）的事实。8.住院病历、检查证明等证实，被告人王修林隐患白血病于2005年2月17日至6月8日住院治疗，并骨髓移植的事实。9.刑事判决书、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证实，因犯诈骗罪,于2015年7月8日被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因在怀孕、哺乳期,被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6年1月20日、2017年9月26日、2019年12月5日对其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等事实。10.认罪认罚具结书证实，被告人李坤、王修林在检察机关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事实。二、证人证言1.证人王某1、周某1、周某2、彭某的证言证实，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向徽源和堂股份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湖北格瑞特公司等十余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等事实。2.证人王某2、汪某、王某3、王某4、兰某、田某的证言证实，其将银行卡交由被告人李坤使用的事实。3.证人陈某1、袁某1、余某、何某、刘某1、陈某2的证言证实，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向武汉天康健公司、湖北格瑞特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开票费的事实。4.证人魏某、郁某1、王某5等人的证言证实，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向甘肃西丰公司、杨某科森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并收取开票费的事实。5.证人范某、郁某2、宋某的证言证实，其将银行卡交由魏某使用的事实。6.证人曹某1、江某的证言证实，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向泰州翰林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开票费的事实。7.证人侯某、关某的证言证实，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向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开票费的事实。8.证人马某1的证言证实，其私人银行账户交由内蒙古立洪公司使用的事实。9.证人袁某2、孙某1、毕某的证言证实，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向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安徽源和堂医药公司、安徽正奇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并收取开票费的事实。10.证人卞某、吴某、叶某的证言证实，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向海南金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开票费的事实。11.证人王某6的证言证实，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向江西普仁公司、江西新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开票费的事实。12.证人黄某、况元枝、王某7的证言证实，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向江西博士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开票费的事实。13.证人黄新源、李某1、臧某等人的证言证实，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向湖南时代精英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甬新医药有限公司、江西天之娇医药有限公司、赣州万家通医药有限公司、九江成某医药有限公司、民生集团河南医药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开票费的事实。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李坤的供述证实，被告人李坤在担任湖北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自己联系或者通过被告人王应龙、王丽等人介绍，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名义向徽源和堂股份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湖北格瑞特公司等十余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税额1亿多元、税价10亿多元，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约定开票费5千万余元，实际获取开票费3千万余元等情况。2.被告人王应龙的供述证实，被告人王应龙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价税合计23305000元,税额3386196.68元；为海南金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价税合计4462920元,税额648458.53元。所获开票费用全部给湖北康某公司补缴税款，被告人王应龙实际未获得非法利益等情况。3.被告人王丽的供述证实，被告人王丽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价税合计23305000元,税额3386196.68元。所获开票费用80000余元等情况。4.被告人王修林的供述证实，被告人王修林在担任内蒙古立洪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经被告人王应龙、王丽介绍，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向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价税合计23305000元,税额3386196.68元，给付开票费1747875（价税23305000×7.5%）等情况。四、辨认笔录被告人李坤、王应龙、王丽、王修林等人的辨认笔录，证实了被告人李坤、王应龙、王丽、王修林等人及其他涉案人员的辨认情况。五、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有关光碟证实，案件部分事实。上列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以营利为目的，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288份，虚开税款数额105505955.90元，数额巨大；为他人虚开普通发票4781份，虚开价税数额494274006.50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虚开发票罪。被告人李坤作为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依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虚开发票罪进行处罚。被告人王应龙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68份，虚开税款数额4034655.21元，数额巨大；被告人王丽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虚开税款数额3386196.68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虚开税款数额3386196.68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王修林作为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依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进行处罚。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李坤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一人犯数罪，依法数罪并罚。告人王应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积极缴纳暂扣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王丽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服刑期间再犯新罪，应当从重处罚，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并罚。被告人王修林劝说同案犯投案自首，系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其辩护人有关“被告人王应龙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税额为3386196.68元，证据不足”及“对被告人王应龙、王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社区矫正机关的评估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五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一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湖北康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虚开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90万元。二、被告人李坤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三、被告人王应龙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四、被告人王丽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犯诈骗罪没有执行的刑罚三年九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五、被告单位内蒙古华源立洪医药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六、被告人王修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七、对被告单位湖北康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违法所得3000万元、王丽的违法所得8万元，予以追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告人李坤的刑期从2018年8月14日起至2033年8月13日止；被告人王应龙的刑期从2019年1月7日起至2025年1月6日止；被告人王丽的刑期另行计算。被告人王修林的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王修林回到社区后，应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育，完成公益劳动，做有益于社会的公民。如不服本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王 斌人民陪审员  黄有美人民陪审员  陈传武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程清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虚开本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七十一条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号）第三条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５万元以上的，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５０万元以上的，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数额巨大”；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２５０万元以上的，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