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终2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柏云，女，194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靖，女，196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100号。法定代表人李志龙，区长。委托代理人陈子娴，杭州市滨江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雪萍，杭州市滨江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西兴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官河路1号。法定代表人周翔，主任。委托代理人马宏利，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永皓，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付柏云、王靖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滨江区政府）房屋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的（2019）浙01行初57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裁定载明：原告付柏云、王靖起诉称，付柏云在杭州市滨江区××马湖村夏××号有祖传房屋一处；王靖系付柏云之女，亦居于此处。付柏云已经将该处房屋转赠于王靖，并有书面文件。滨江区政府近年来，以旧城改造为名在原告房屋所在地块，实施房屋征收拆迁。其在与原告的协商中，因其没有依法给予合法补偿安置条件，故一直未与原告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在未达成安置补偿协议情况下，滨江区政府在2019年6月24日，对原告的房屋实施了暴力强拆；并且在2019年6月28日会议决定：对2019年7月1日（含）后签约的被拆迁户，将取消区街相关奖励政策。滨江区政府实施强拆时，因其未与原告进行任何事先通告，故原告手中并无政府实施强拆的政府文件佐证；但强拆队伍的整齐划一、有组织性的暴力风采，及杭州市公安局110的接警电话，都直接证明了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事实。旧城改造，本应以利民而不是灾祸于民为根本原则；政府行事，更应尊重民意，依法行政。被告作为人民政府，在未与原告达成平等安置补偿协议情况下，无权暴力强拆原告房屋——其强拆的目的，除却名义上的改善居住环境外，更不过是急于将土地收回并将土地实施出让，行土地财政之实而已。被告作为人民政府，其实施的强拆行为，在损毁政府行政声誉的同时，也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及物质的侵害。现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强拆原告合法所有的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滨江区政府答辩称：被告非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诉称被告系案涉行政行为的组织实施单位，但事实上被告未参与实施案涉强制行为，且原告未举证证明案涉行为系被告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但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强制拆除的事实行为，所提交的光盘视频也无法证明与被告有关。故原告对被告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被告不是适格的被告，原告不具备法定起诉要件。基于上述事实，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西兴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兴街道办）述称：2019年6月24日，西兴街道办委托杭州富阳龙泰拆房有限公司对该户周边已经腾空的房屋进行拆除。拆除过程中导致该户房屋受损，经浙江求是工程检测有限公司鉴定为D级危房，考虑到该房的危险性及现场实际情况，西兴街道办于当日组织人员对该户实施了应急排危措施，安排人员撤离并提供临时过渡房屋和物品临时堆放场所后将房屋拆除。王靖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应当通过任何形式取得村集体土地（宅基地）上房屋的相关权利，而且据第三人了解，王靖在签订赠与协议时户籍都不在西兴街道马湖村，而且是居民户口而不是农业户口。两原告应当有所选择，这个房子不管原告所称的协议是否成立，要么付柏云主张权利，要么王靖主张权利，不应当两人共同主张。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付柏云在杭州市滨江区××马湖村夏××—××号有祖传房屋一处，王靖系付柏云之女。该房屋被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但双方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2019年6月24日，西兴街道办组织人员将该房屋拆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西兴街道办自认涉案房屋是由其组织拆除的。原告将滨江区政府列为本案被告，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滨江区政府直接组织实施了被诉拆房行为，故滨江区政府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应以西兴街道办作为适格被告。经释明，原告拒绝变更对滨江区政府的起诉，其起诉依法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付柏云、王靖的起诉。付柏云、王靖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没有实施强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系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其一，违反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证据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其二，由其下级单位街道办事处出具自认强拆的证明，有下级为上级作证之嫌，应属无效；其三，被上诉人所出示的证据，内容虚假。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再告知书》及光盘等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房屋所在区域实施了征收土地和房屋的行为，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中所作推定的条件。三、原审法院开庭时，以时间紧为由，拒不播放上诉人提交的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实施强拆行为的视频资料，原审程序明显违法。四、上诉人在原审时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判例明确指出，根据利益推定原则，类似的以征收房屋及出让土地为目的的强拆行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推定为政府强拆行为。五、本案即使是由西兴街道办强拆，其责任依旧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虽然本案第三人西兴街道办作为被上诉人的下属单位，大包大揽地承担其责任，但除其自认外，并无直接有力证据证明这一点，至于其所述的危房一说，显系无稽之谈。上诉人世代居住百年的房屋如何会在征收房屋的这一时间点就成了危房？就算因为政府的违法行为成了危房，政府应当做的也是修缮加固，而没有一拆了之的权力。同时，本案房屋即使是由西兴街道办强拆，其法律责任依然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滨江区政府答辩称：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审裁定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上诉人诉称答辩人组织实施了案涉行政行为，但事实上答辩人未参与实施案涉强制行为，且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再告知书》及光盘亦无法证明案涉拆房行为系答辩人实施。答辩人提交的《情况说明》中，西兴街道办也确认案涉强拆行为系由其实施。答辩人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证明了本案事实。上诉人称答辩人提交证据应属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庭审中，法院告知上诉人变更被告，上诉人不同意。故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依据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原审第三人西兴街道办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期间案件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滨江区政府是否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本案中，上诉人主张滨江区政府对上诉人的房屋实施强制拆除，但其提交的包括《再告知书》及视频资料等在内的证据均无法证实滨江区政府实施了被诉强拆行为，且滨江区政府亦明确否认。同时，第三人西兴街道办不仅出具了关于案涉房屋拆除经过的《情况说明》，还在原审庭审中自认案涉房屋系由其组织拆除。故滨江区政府并非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主体。上诉人又称，本案房屋即使是由西兴街道办强拆，其法律责任依然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西兴街道办作为滨江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属于依法享有行政职权，能够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上诉人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据此，滨江区政府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审在向上诉人释明变更被告而上诉人明确拒绝的情况下，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许勤审判员  惠忆审判员  黄寒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