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302行初9号 原告方文龙，男，1965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莆田市荔城区。 委托代理人郭少洪、陈炜（实习），福建典冠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住所地莆田市荔城区县巷9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50321003712898Q。 法定代表人**文，站长。 委托代理人唐德芳，福建诚毅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刘春华，男，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工作人员，一般代理。 被告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住所地莆田市荔城区胜利路2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321003712679H。 负责人陈志鸿，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金敢，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委托代理人毛德斌，男，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工作人员，特别代理。 原告方文龙不服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被告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行政决定一案，于2020年1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方文龙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少洪，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委托代理人唐德芳、刘春华，被告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委托代理人陈金敢、毛德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一、原告并没有领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两被告责令原告退还补贴资金没有依据；二、两被告作出的《行政决定书》没有法律依据。两被告在《行政决定书》中依据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及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厅《省级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及示范推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不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不能作为行政决定的法律依据。另外，《行政决定书》中表述的是依照以上两份文件的相关规定，但没有明确是哪条条文规定，两被告的行政决定法律依据不明确，作出的行政行为结论不合法。原告根本不存在违规经营并套取补贴的行为，原告身份是农户，不是农机站职权部门人员，也不是生产企业、经销企业，而要领取农机补贴专项资金，需要经过严格的申报审批等层层手续，原告根本无法进行违规经营以套取补贴资金，《行政决定书》内容中“违规套取”之说无从谈起，更不能将其他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后果转嫁给原告来承担；三、本案超过追诉时效，被告不能对原告作出行政决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不论原告是否存在套取补贴资金，两被告在2019年9月16日作出《行政决定书》，已过法定的追诉时效。综上，两被告作出的《行政决定书》违背事实与法律，故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被告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作出的荔农机[2019]41号的《行政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荔农机[2019]41号行政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决定的事实。 2、《处理告知书》一份，证明两被告在作出行政决定之前，告知原告享有的权利。 3、银行转帐单一份，证明（1）原告转帐给吴瑞池支付农机价款和被告的指标通知书里记载的扣除补贴后应当补的差价款不一致；（2）原告不存在套取资金的事实。 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辩称，被告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根据荔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询问笔录、刑事判决书、荔城区履带式拖拉机补贴损失情况汇总表等证据，足以证实原告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中违规套取补贴款77400元的事实。被告根据荔城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检察建议书》，联合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对本案立案调查，于2019年6月3日作出《关于方文龙违规套取农机购置补贴的处理告知书》，并依法送达原告。2019年8月27日，被告经调查核实后依法作出《行政决定书》并送达原告。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经销企业供货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各一份、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份、照片二张； 2、荔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荔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询问笔录、荔城区履带式拖拉机补贴损失情况汇总表各一份。 证据1-2证明原告于2012年度违规套取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77400元，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事实。 3、处理告知书、行政决定书各一份、送达回证二份，证明被告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 4、法律依据：农业部、财政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办财[2017]26号）第七条第三点、第九条；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厅《省级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及示范推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厅《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使用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证明被告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正确。 被告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辩称，一、原告弄虚作假套购国家农机专项补贴资金的事实清楚；二、被告作出决定在规定时效内，原告应当依法予以返还故意套取的资金77400元；三、被告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检察院建议书、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荔城区检察院在工作中发现原告弄虚作假套购国家农机专项补贴资金的事实，并要求二被告取消其补贴资格的事实。 2、荔城区人民法院（2014）荔刑初字第442号刑事判决书、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莆刑终字第12号刑事判决书、荔城区履带式拖带机补贴损失情况汇总表各一份，证明申请人（原告）弄虚作假套购国家农机专项补贴资金77400元的事项，该事实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 3、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关于原告违规套取农机购置补贴的处理告知书、荔农机[2019]41号行政决定书、经销企业供货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指标确认书各一份、统一发票二张、照片二张、送达回证二份，证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决定程序合法，且决定书已依法送达申请书。 4、法律依据：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厅《省级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及示范推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十三条；农业部、财政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办财[2017]26号）第七条第三点、第九条；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厅《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使用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证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适用法律正确。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检察院建议书和笔录的真实性没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1、检察院建议书建议被告收回补贴的对象有误，应是经销商吴瑞池及其东方农机公司、张金龙等前农机总站工作人员，而不是原告，原告不存在“违规套取”补贴；2、若存在农机补贴流失，也是由张金龙等职权人员与吴瑞池经销商勾结，滥用职权行为而致的结果，是张金龙等人与吴瑞池的责任；3、建议书第3段适用的法律错误，不存在两年内转卖等情形；4、建议书也过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原告涉案的农机补贴发生在2012年5月23日，而检察建议在2019年4月3日才做出，已过追诉时效，而之后被告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决定书时间更是过了追诉时效。询问笔录可反证前农机站负责人是知道购机用于机砖厂使用而同意补贴。此外，询问笔录内容没有体现原告是知道购机不得用于非农生产而有主观故意获取补贴，而在农机站负责人都同意并核准情况下，原告作为购机者也不可能去参与违规套取补贴，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第二组证据中的两份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质证以下几点：1、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恰恰可证明导致国家补贴专项资金流失的责任人是张金龙等人；且吴瑞池和张金龙串谋、合股，吴瑞池给予张金龙金钱利益，以牟取农机销售高额利益及补贴资金。若存在“违规套取”补贴，也是由张金龙等前工作人员和吴瑞池及其农机公司来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书第34页中：“本院认为，被告人张金龙伙同同案人滥用职权，套取国家补贴，致使国家专项资金损失人民币2398200元；另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估计211000元”。第29页张金龙本人供述：“2010年及2011年，吴瑞池每年给其干股分红3万元，因其怕出事，写给吴瑞池一张不计利息的借条”、“被告人张金龙以需要买车为由向吴瑞池索贿6万元，虽写有“借条”，但张金龙态度不明，一直没有还款……张金龙供认该6万元是干股分红款”。2、判决书还可以证明农机补贴的受益人是吴瑞池，若要责令退还，也应对吴瑞池及其农机公司。判决书中记载吴瑞池所做的证言（判决书第27页）提及：“被告人张金龙在其公司办公室收受其感谢张金龙为其公司销售业务及农机补贴事项上的支出和照顾而送的金钱”。按判决书中计算的数额，给付给张金龙的金钱合计11万元之多。吴瑞池给予张金龙金钱利益，让张金龙指使下属陈志忠录入吴瑞池指定的购机者信息，并指定吴瑞池的经销公司为补贴农机的经销商，促成吴瑞池牟取农机补贴资金。3、可证吴瑞池有经常性地套取补贴行为。一审判决书中记载吴瑞池为挣取补贴，曾指派下属员工周路稳借身份证给购机者购机，违规套取补贴；4、张金龙等人弄虚作假、滥用职权行为导致众多类农机补贴资金流失。案外人苏志新、朱志兵等人在张金龙等人的庇护下违规购机用于倒卖牟利。5、二审判决书再次印证导致国家补贴资金流失责任人是张金龙等人。二审判决书第16页重申认定：“原判认定上诉人杨伟平造成拖拉机购置补贴专项损失934900元并无不当”、“本院认为，上诉人张金龙……伙同他人滥用职权，致使国家专项资金损失2398200元，情节特别严重……”，原告对农机购置补贴用途及申领条件等流程不知情，不能由原告担责。损失情况汇总表的三性均有异议，也与原告无关，即使存在补贴资金流失，也与原告无关。对第三组证据处理告知书、行政决定书、送达回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1、处理告知书内容体现被告做出行政决定书依据的是《行政处罚法》，那么是对行政相对人有违法行为才可做出行政处罚，但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是故意套取补贴的违法行为人，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对象。2、适用《行政处罚法》第29条关于追诉时效规定，行政决定书的时间与各原告领取补贴的时间已超过2年，本案追诉时效已过。3、《行政决定书》适用的两个文件都不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其中一个还是试行文件，不是正式文件），不能作为行政决定的法律依据，内容中也没有体现适用具体的法律条文。4、行政决定书决定“责令……退还违规套取……”，被告没有任何证据可界定原告是“违规套取”补贴，原告不能作为被处罚的对象。5、行政处罚应遵守公平、公正原则、处罚与违法行为相适应原则、处罚法定原则，被告做出的行政决定明显违反以上基本原则。经销企业供货表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没有签字，是吴瑞池冒用而套取补贴，原告不知情，也可证明指定补贴的经销商就是吴瑞池及其农机公司，是吴瑞池伙同张金龙等前工作人员利用政府补贴资金审核流程的漏洞，来套取补贴。该表末端有农机站负责人杨伟平等两人签字“已核实”，可证明农机购置补贴是经过农机站核准资格的，若要责令退还，也是农机站前工作人员们和吴瑞池的责任。指标确认通知书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没有收到该通知书，补贴实际未经通知原告流程，该通知书记载录入人员是陈志忠，补贴资格经过区财政局、农机总站盖章确认，而其中记载扣除补贴后购机须补交的差价款220600元与原告方文龙转账支付给吴瑞池购机的价款26万元也不相符，可证明补贴资金是被吴瑞池一方套取。发票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没有收到该发票，也不知道农机的开票金额，吴瑞池售机给原告的价格是低于该开票价，但仍高于所谓扣除补贴后的价格，开票金额均由吴瑞池在操控。照片真实性无异议，照片背景是在机砖厂拍摄，可反证农机站工作人员知晓原告购机用于机砖厂，原告没有职权和能力，能做到“违规套取”补贴资金。对法律依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1、文件都不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不能作为行政决定书的法律依据（其中一个还是试行文件，不是正式文件），也没有具体适用的法律条文。2、可反证购机补贴由吴瑞池及其农机公司套取，农机补贴资金是由政府直接支付给供货方（经销商）。《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试行）》（闽财农（2006）23号）第12条规定：“县农机管理部门对机具进行核实……在补贴协议书上加盖“已核实”字样印章，交还供货方作为补贴资金结算凭证”；第13条规定：“机具供货方……提出补贴资金的结算申请。省农机管理局核实无误后，出具结算确认清单……10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核并与生产企业或供货方结算补贴资金”。3、行为人须有违法经营行为，才可作为行政决定书的对象。《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试行）》第2条、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查处对象包含的是申领补贴的购机者参与违规经营以申领补贴的行为，而原告不存在违规经营行为，没有违规套取补贴资金，不属于责令退还的对象。 原告对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和被告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主张2012年3月1日通过转账，付款时间与购买农机的时间、金额均不相符，因此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 被告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汇款只是套取补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及被告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提供的证据在取得程序和收集方法上均合法，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但两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具体法律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11日，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作出荔检行公[2019]35030400020号《检察建议书》，载明：“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对不能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方文龙申请购买履带式拖拉机给予登记核实并结算，造成国家农机补贴专项资金流失。……根据闽财农（2006）23号《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第十八条规定，……向你单位提出如下检察建议：依法由你站会同财政部门收回方文龙不应当享受的补贴资金77400元，并取消其今后享受补贴资金的资格，挽回国家损失。2019年6月3日，两被告作出荔农机[2019]23号《关于方文龙违规套取农机购置补贴的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经调查，2012年度，你方违规套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共计77400元一案，已违反了农业部、财政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及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厅《省级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及示范推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拟共同作出如下处理决定：责令你方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退还违规套取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77400元，并告知原告可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进行陈述、申辩、申请听证。该告知书于2019年6月4日向原告送达。2019年8月27日，两被告共同作出荔农机[2019]41号《行政决定书》，查明，2012年度，方文龙违规套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共计77400元，已违反了农业部、财政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农财办[2017]26号）及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厅《省级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及示范推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农[2016]25号）的相关规定，决定：责令方文龙退还违规套取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77400元。该决定书于2019年8月30日向原告送达。现原告对该行政决定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行政机关依职权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决定时，应当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尤其是涉及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有明确且准确的法律适用。本案中，两被告共同对原告作出的荔农机[2019]41号《行政决定书》，认定原告违规套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的行为，违反了农业部、财政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农财办[2017]26号）及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厅《省级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及示范推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农[2016]25号）的相关规定，而具体违反了哪一条规定，并未明确。同时，两被告作出“责令方文龙退还违规套取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77400元”的决定的依据，也未在决定书中明确。综上，两被告作出的荔农机[2019]41号《行政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原告要求撤销该行政决定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的荔农机[2019]41号《行政决定书》。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广霖 人民陪审员  郑梅娟 人民陪审员  林喜凤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林常云 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