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0306行初83号原告付秀英，女，193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周村区。原告朱玉芝，女，195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周村区。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艳龙，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6004220174R，住所地淄博经济开发区创业广场1号楼2-4层。法定代表人彭开国，该镇镇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王进，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委托代理人刘东升，山东靖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淄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0MB28232897，住所地淄博经开区金融创业谷304室。法定代表人郑文亮，该局局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王靖博，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强，山东靖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付秀英、朱玉芝因要求确认被告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北郊镇政府）、淄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经开区执法局）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于2019年11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玉芝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艳龙，被告北郊镇政府负责人王进、委托代理人刘东升，被告经开区执法局的负责人王靖博、委托代理人李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付秀英、朱玉芝诉称，原告系淄博市周村区××××村村民，在本村拥有合法住宅一处。当地政府告知房屋要进行拆迁，但因无合法拆迁手续，且补偿安置方案不合理，原告未签订拆迁协议。2019年11月15日，被告组织大批人员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被告未经法定审批程序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的行为严重违法，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原告付秀英、朱玉芝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周集建1994字第023277号），证明被拆除的房屋属于合法建设；2.常住人口登记卡，两原告与被拆除房屋建设用地使用人刘继俭的法律关系，刘纪检与朱玉芝系夫妻关系，与付秀英系母子关系；3.视频光盘1张，证明2019年11月15日由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事实。被告北郊镇政府辩称，周村区××××村自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以来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由于原告拒不按照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拆迁方案执行，拒不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其居住的房屋无法××工作给××北郊××村造成了巨大的集体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了广大村民的利益。为保护西坞村广大村民的利益，北郊镇西坞村村民委员会对原告的房屋实施了拆除。被告北郊镇政府没有参与和指挥拆除行为，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被告经开区执法局辩称，被告经开区执法局没有参与对原告房屋的拆除行为，也没有向原告下达过任何强制拆除房屋的决定或通知。原告的房屋被拆除与被告经开区执法局无关，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北郊镇政府、经开区执法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北郊镇政府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1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使用人是刘继检并非本案原告；2号证据是复印件，且不能证实刘继检与两原告的法律关系，综合两份证据认为两原告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3号证据视频中显示拆除现场不仅有被告北郊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有北郊镇西坞村的领导原村书记、主任见法贞，现主持工作的副书记王书勇。现场身穿迷彩服的工作人员是被告北郊镇政府人员，身着执法局制服的工作人员属于北郊镇政府下属执法中队的人员。视频不能证明被告北郊镇政府实施了对涉案房屋的拆除，被告工作人员在现场是为了维护秩序，没有参与拆除行为。被告经开区执法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同意被告北郊镇政府对1-2号证据的质证意见，认为3号证据中拆除现场没有其单位工作人员。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1-3号证据符合法定形式，具备真实性，且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均确认为有效证据。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原告主张的其居住的位于周村区××××村的住宅（土地使用权人为刘继俭）于2019年11月15日被强制拆除，且被告北郊镇政府部分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身着执法局制服的工作人员在拆除现场的事实。经审理查明，原告付秀英、朱玉芝系婆媳关系，二人共同居住于周村区北郊镇西××号，二人持有登记在刘继俭名下的周集建（1994）字第02327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刘继俭系付秀英之子，朱玉芝之夫，于2014年1月17日因病去世。2019年11月15日上述房屋被强制拆除，被告北郊镇政府的部分领导及工作人员在拆除现场，另拆除现场有部分身着执法局制服的工作人员。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两原告是否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两被告是否共同实施了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拆除行为是否合法。关于焦点问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两原告系刘继俭的法定继承人，故两原告依法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关于焦点问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据此，两被告是否系本案适格被告，关键在于是否有证据证明两被告共同实施了案涉强制拆除行为。本案中，案涉房屋为合法建筑，强拆前无任何书面征收决定、限期拆除决定等行政法律文书送达两原告，强拆后也无任何主体主动承担强制拆除责任。而不论是农村集体土地还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强制搬迁、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随后的土地出让金收取等，均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法定职权，因此，对合法建筑的拆除首先应推定为行政强制行为，除非有证据足以推翻。关于被告北郊镇政府是否实施了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问题。首先，被告北郊镇政府虽主张涉案房屋由北郊镇西坞村村民委员会实施拆除，但未能举证予以证明；其次，原告提供的拆除现场视频光盘可以与被告北郊镇政府自认其部分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到现场参与维持秩序的事实相互印证，而且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被告北郊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拆除现场参与了被拆除房屋内物品搬运等工作，因此，应当认定被告北郊镇政府为被诉强拆行为的实施主体。关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是否系两被告联合实施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经开区执法局参与了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理由是拆除现场有身着执法局制服的人员。被告经开区执法局对此予以否认，认为相关人员系被告北郊镇政府下属执法中队的人员，被告北郊镇政府予以认可。根据淄政办发（2017）24号《淄博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规定：“（三）健全完善基层执法体系推动执法力量下沉，完善基层执法体制。派驻综合执法中队要接受镇（街道）党委（党工委）、政府（办事处）统一指导和协调，业务工作由综合执法局领导，日常执法活动以镇（街道）管理为主。建立镇（街道）综合执法平台，完善执法联动机制，由镇（街道）统筹辖区内派驻机构和基层执法力量，开展联合执法。”北郊镇行政执法中队虽系被告经开区执法局内设机构，但实行的是接受被告经开区执法局和所在镇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日常管理由镇具体负责。因此，北郊镇行政执法中队的执法人员出现在拆除现场并不能必然的推定为被告经开区执法局的执法行为。在被告北郊镇政府自认北郊镇行政执法中队作为其下属单位出现在拆除现场的情况下，原告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经开区执法局共同实施了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故原告将经开区执法局列为本案被告提起诉讼缺乏事实依据，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基于判决吸收裁定的原则，本案一并予以判决。关于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告北郊镇政府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合法实施强制拆除行政行为。在原告的房屋及其使用的土地没有被依法征收，没有对原告进行补偿的情况下，两被告对原告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故应当确认被诉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综上，原告付秀英、朱玉芝诉请确认被告北郊镇政府、被告经开区执法局强制拆除其房屋行为违法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11月15日对原告付秀英、朱玉芝居住的位于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西坞村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付秀英、朱玉芝对被告淄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伯钧审 判 员  毕晋军人民陪审员  吕冬梅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胡鑫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