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9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英梅，女，197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春明，辽宁海之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立国，男，198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忠序，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萌，女，1987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西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乃喜、谷静园，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圣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辽阳分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襄平街向阳委231号网点。负责人：任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兆亮，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吴宪明，男，198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第三人：王国远，男，198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上诉人朱英梅因与被上诉人赵立国、石萌、大连圣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辽阳分公司（以下简称圣鑫公司），第三人吴宪明、王国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4民初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英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春明，被上诉人赵立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忠序，石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乃喜、谷静园，圣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兆亮，第三人吴宪明、王国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英梅上诉请求：撤销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1004民初565号民事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吴宪明给朱英梅的12笔汇款，共计70.5万元不能证明系偿还本案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庭审中汇款人吴宪明没有说该12笔汇款是汇给朱英梅的什么款项，只是说这12笔汇款是由吴宪明汇给朱英梅。该12笔汇款是从2016年3月25日至2017年7月12日的12笔汇款，在该12笔汇款之前，以及该12笔汇款期间，除了该12笔汇款，吴宪明还多次汇款给朱英梅。那么如何证明这个12笔汇款就是偿还本案的借款本金或者利息。在这个12笔汇款之前及期间发生多次的汇款，说明除本案的债务之外，赵立国还有其他债务没有偿还朱英梅。该12笔汇款不是连续的汇款，而是在吴宪明多笔汇款中的，摘选出的汇款记录。而且也不是最后的连续汇款记录。在该12笔汇款之后，朱英梅多次与赵立国商议还款事宜，并且赵立国应朱英梅的要求为其重新出具了一份借条。赵立国将写好的借条通过微信发给朱英梅。之后双方见面，赵立国在朱英梅按照微信上借条截图的内容所书写的借条上，签名确认。如果上述12笔款项是偿还本案的借款，那么为什么赵立国在该12笔汇款之后又通过微信重新给朱英梅出具了一份借条并且之后又在朱英梅所书写的借条上签字确认。庭审中朱英梅向法庭提供了其直接汇款给赵立国和通过汇款给王国远而转交赵立国的多笔款项共计5,487,000.00元朱英梅通过工商银行分七次汇款给赵立国共计2,487,000.00元；通过农业银行分四次汇款给赵立共2,254,000.00元；通过辽阳银行分三次汇款给赵立国共计746,000.00元。朱英梅除本次与赵立国80万元借款之外还有多笔债权债务，该12笔还款系偿还朱英梅与赵立国之前的债务和赵立国欠孙玲玲的债务。庭审中赵立国的代理人对赵立国重新签的借条中的签名表示认可，这就说明赵立国对其与朱英梅债务的确认。虽然借条的正文不是赵立国所书写，但是赵立国签名就表示其对内容的认可。关于赵立国代理人在庭审中所说，微信中赵立国通过微信给朱英梅发过来的借条截图，是因为是4月1日，所以可能是开玩笑。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赵立国是中国人，朱英梅也是中国人，4月1日这天并不是中国的法定节日。我国是不存在愚人节的说法的，在我国是不被认可的节日。就是西方国家愚人节也不是法定节日。赵立国通过微信发给其书写的借条之后又在朱英梅书写的借条上签名确认，这足可以认定赵立国对于其拖欠朱英梅的73.6万元借款没有偿还表示认可。由于朱英梅与赵立国约定2个月还清借款，所以在还款期限之后赵立国应当按照年利息百分之六来给付利息。在孙玲玲与赵立国的另一诉讼案件中，赵立国承认已经偿还了孙玲玲借款50万元。偿还的款项都是将款项转入中间人朱英梅的银行卡，再由朱英梅给付孙玲玲。所以赵立国给朱英梅的汇款中有50万元是偿还孙玲玲的50万元借款。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赵立国辩称：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应承担的举证责任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相关上诉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石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赵立国向上诉人实际借款73.6万元，且已清偿70.5万元，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首先，被上诉人赵立国向上诉人出具借款80万的借条，该借条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4日，值得注意的是：其文字内容中有“经双方协议，现定于2017年6月4日前两次还清”的字样，该内容与落款时间相互矛盾，明显不符合常理，且该借条内容并非被上诉人赵立国书写，一审法院对该借条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即使案涉借条人民法院予以认可，借款数额也以实际给付为准。本案中，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赵立国实际支付73.6万元，被上诉人赵立国对此并无异议；被上诉人赵立国通过他人偿还给上诉人70.5万元，上诉人对此数额也予以认可。至于，上诉人所称，以现金方式将6.4万元支付给被上诉人赵立国及上述70.5万元并非案涉借款的还款，其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人民法院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认定被上诉人赵立国向上诉人实际借款73.6万元，且已清偿70.5万元，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被上诉人赵立国所负的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2015年2月3日，被上诉人赵立国出具的借款80万的借条，约定2015年4月4日还清。被上诉人石萌未在借条上签名。如此一笔巨款，仅约定两个月内还清，这明显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此外，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本案所涉借款由被上诉人赵立国用于支付工程款即工人工资，并未用于其家庭生活。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答辩人认为，被上诉人赵立国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债务，数额巨大，远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且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该笔借款由被上诉人赵立国用于支付工程款及工人工资，并未用于其家庭生活。一审法院依据上述事实认定该笔债务为被上诉人赵立国的个人债务，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上诉人、被上诉人间借贷形成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1、2015年2月3日，被上诉人赵立国向上诉人朱英梅出具借条，约定：被上诉人赵立国向上诉人借款80万人民币，约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4月4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据原民法通则，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截止日期为2017年4月4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生效前，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因此，该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依然适用原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即2017年4月4日为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一日。2、2017年6月4日，被上诉人赵立国向上诉人再次出具借条，约定其向上诉人于2015年4月4日的借款80万元于2017年6月4日前两次还清。该借条是2017年6月4日由被上诉人赵立国单方面出具，其表示案涉债权在其诉讼时效期届满后，被上诉人赵立国单方面放弃诉讼时效期满的抗辩权，继续履行上述债权的清偿义务。答辩人认为，连带债务一人放弃时效抗辩的行为不具有涉他性，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赵立国主张权利时，被上诉人赵立国重新出具借条对债务予以确认，作为连带责任的债务人，被上诉人石萌没有对该借条予以认可，其依然享有时效经过的抗辩权。具体理由如下：其一、根据（2017）最高法民申2048号裁定确认的观点，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债务人取得诉讼时效抗辩权，除非法律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特别约定，否则该权利不能由他人代为处分。连带责任债务人中的一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不具有涉他性，不能认定其他连带责任人亦放弃时效抗辩权。其二、从法理上讲，债权具有给付请求权，给付受领权和债权保护请求权三种权能，在效力上分别体现为债的请求力，保有力和强制执行力。法律债务具有上述权能与效力，是一种完全之债，而自然债务因其欠缺债的保护请求权和强制执行力，为不完全债务。超出诉讼时效后的债权即为自然债务，其失去法律强制力保护，不得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由于，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产生的法律后果是：诉讼时效期间视为未届满，义务人负有的债务从自然债务转为完全债务，因此，诉讼时效抗辩权是一种实体权利，该权利的放弃，应由义务人本人以明示的方式或者约定的默示方式予以放弃，而不能由其他连带债务人代为放弃而重新苛以连带债务。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上述连带债务法律关系中，一事项之所以对其他连带债务人具有涉他性，其前提是各债务人所负的债务均为完全债务。尽管法律规定连带债务具有连带性是基于保护债权的目的，但连带性只有在完全债权情形下才对连带债务人有约束力。因此，在诉讼时效期间未届满之时，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具有涉他性并未损害到其他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享有并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时，债权已成为非完全债权，不具有法院保护的强制力。因此，在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情形下，除非其他连带债务人同意或者法律有特殊规定，否则，一连带债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为不应具有涉他性。四、答辩人的其他答辩意见同被上诉人赵立国的答辩意见。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各项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各项诉讼请求。圣鑫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其他同一审答辩意见。吴宪明述称：同一审陈述意见。王国远述称：同一审陈述意见。朱英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73.6万元，利息209,760.00元，共计945,760.00元（利息从2015年4月5日至2020年1月4日，年利率6%）；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英梅与赵立国系朋友关系。2015年2月3日，赵立国向朱英梅借款，当日向朱英梅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由赵立国向朱英梅借款人民币捌拾万元整（￥800,000.00）还款日期：2015年4月4日。借款人赵立国”。双方未约定利息。2015年2月4日，朱英梅以电汇方式向赵立国银行卡分别汇款43万元和30.6万元，共计73.6万元。2016年3月25日至2017年7月12日间，赵立国通过其工作人员即本案第三人吴宪明，分12次以银行汇款方式向朱英梅还款70.5万元。朱英梅因多次向赵立国催要欠款无果，诉至一审法院。另查，赵立国与石萌于2013年7月2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1月5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赵立国应当给付朱英梅所欠款项。关于欠款数额。朱英梅主张赵立国借款73.6万元，且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可证明其以银行电汇方式向赵立国已实际支付73.6万元，对此，赵立国没有异议，故一审法院对借款73.6万元予以认定。关于还款数额，赵立国提交了证据材料证明其已偿还朱英梅70.5万元，对此，朱英梅抗辩称，上述70.5万元中，有十笔款项系赵立国通过朱英梅账户偿还给案外人孙玲玲的欠款本金（45万）或利息（约19万），一笔款项3万元系赵立国偿还案外人姜雨的3万元，三笔款项（三万余元），系赵立国偿还与朱英梅之间另外欠款的利息。为此，朱英梅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审法院（2019）辽1004民初330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朱英梅对其抗辩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经查，一审法院（2019）辽1004民初330号民事案件系案外人孙玲玲与赵立国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赵立国已经上诉，故上述判决尚未生效，并不具有证明效力，同时，朱英梅亦无法说明案外人孙玲玲及姜雨通过其收受赵立国偿还欠款本金或利息的原因及令人信服的理由，更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认定赵立国已偿还朱英梅70.5万元，赵立国实际尚欠朱英梅借款为3.1万元。对于朱英梅提供的2017年6月4日80万元借条，根据朱英梅所述，赵立国曾于2017年4月1日在其二人微信聊天过程中，在朱英梅的提示和授意下，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并拍发了照片给朱英梅，该“借条”内容与2017年6月4日的借条内容一致，可证明2017年6月4日80万元借条的真实性。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通过吴宪明和王国远两位第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及朱英梅所提供的微信语音记录，可证明朱英梅与赵立国本人确实进行过微信交流，但朱英梅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反映赵立国完整的真实意思表示，庭审中亦无法对该证据予以有效质证，故不具有证明效力。另，2017年6月4日的借条落款时间与借条中载明的“经双方协议，现定于2017年6月4日前两次还清”的表述内容相互矛盾，不符常理，同时，该借条内容并非赵立国本人书写，故一审法院对该借条不予认定。关于朱英梅要求石萌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本案借款时间虽在赵立国与石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数额巨大，且借款双方约定在两个月内还清，已明显超出本地区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同时，朱英梅在原审庭审中陈述本案所涉借款由赵立国用于支付工程款及工人工资，石萌提出抗辩称本案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且石萌亦未在借条上签名，朱英梅没有提供证据材料证明本案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用于共同生产经营或石萌与被告赵立国共同借款，因此，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应为赵立国个人债务，石萌无须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对朱英梅要求石萌承担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朱英梅要求圣鑫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圣鑫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朱英梅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为圣鑫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资金往来的收款收据，不能证明圣鑫公司为本案债务提供了担保，朱英梅主张没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朱英梅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赵立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一次性给付朱英梅借款3.1万元；二、驳回朱英梅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58.00元（朱英梅预交），由赵立国负担435.00元，由朱英梅负担12,823.00元，保全费4,520.00元（朱英梅预交），由朱英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赵立国与王国远之间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证明赵立国与朱英梅借款存在利息。被上诉人赵立国、石萌、圣鑫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称上诉人拟通过微信内容证明赵立国与朱英梅之间借款存在利息与本案无关。银行回单上的收款人不是赵立国，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因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赵立国偿还的12笔共计70.5万元款项是否为偿还的本案借款；2、日期为2017年6月4日的借条效力问题。关于被上诉人赵立国偿还的12笔共计70.5万元款项是否为偿还的本案借款问题。赵立国偿还的上述款项是通过第三人吴宪明转给朱英梅，朱英梅对于收到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但称上述款项系偿还其与赵立国之前的债务和案外人孙玲玲的债务。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称对于收到的应偿还给孙玲玲的款项不是收到款项后立即转给孙玲玲，而是后期因与孙玲玲有经济纠纷还给了孙玲玲，对于替孙玲玲收取款项的事实上诉人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称70.5万元中还有偿还与赵立国之间其他债务，但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故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关于日期为2017年6月4日借条的效力问题。就本案借款赵立国称仅出具了日期为2015年2月3日的借条，上诉人提交的日期为2017年6月4日的借条赵立国是在空白页上签名，内容均为上诉人书写，上诉人称2017年6月4日的借条是经赵立国同意出具的，依据2017年6月4日借条内容“经双方协议，现定于2017年6月4日前两次还清”，该借条内容非赵立国本人书写，内容表述不符合常理，且在2017年6月4日借条出具后，债权人一般应将之前的借款凭证返还给债务人，上诉人就2017年6月4日借条内容及本案借款存在两份借款凭证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对2017年6月4日借条反映内容不予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案涉借条上无关于利息的约定，本案中被上诉人的12笔还款，还款日期及还款数额与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无对应的规律，且上诉人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在履行借款合同中存在支付利息的事实，故应认定双方之间就本案借款未约定借期内利息。因本案借款数额超出一般家庭生活需要，上诉人提交的证明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且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圣鑫公司就案涉借款有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故上诉人要求石萌、圣鑫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英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58.00元，由朱英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冀宁审判员  崔曦文审判员  高 鹏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栾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