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41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猛，男，1988年6月21日出生，住河北省三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东生，男，1960年1月28日出生，住河北省三河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斌，河北德昂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学鹏，河北德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章宗红，女，1972年12月10日出生，住安徽省马鞍市含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男，1971年1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朝阳，河北燕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沧州临港鹏达运输队，住所地中捷产业园区方泽尚城。法定代表人：宋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宝振，河北铭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海峰，男，1991年10月31日出生，住河北省沧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宝振，河北铭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洪升，男，1972年9月18日出生，住河北省黄骅市。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沧州市运河区榆御河路16号。负责人：王巍。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沧州市运河区迎宾大道泰大国际广场A座。负责人：于立峰。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新华路139号。负责人：杨卫兵。上诉人刘东生、刘猛因与被上诉人章宗红、张伟、原审被告于海峰、沧州临港鹏达运输队（以下简称运输队）、张洪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21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东生、刘猛上诉请求:1．撤销(2019)京0112民初2120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刘猛不承担雇主责任,无须向章宗红承担赔偿责任;判令张伟与刘东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依法分配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刘东生是张伟的唯一雇主,刘猛不应承担雇主责任。一审认定刘东生、刘猛共同承担雇主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所谓雇主指的是在一个组织中,使用雇员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且向雇员支付工资报酬的法人或者自然人。因此认定雇主身份需要综合考量生产工具的所有人、雇员从事雇佣活动的指派、生产收益的归属、对雇员付出劳动支付报酬等多方面的因素。在事实方面,刘东生系经营个体运输业的从业人员,通过购置货运车辆依靠获取运费取得收益;在整个经营过程当中,刘东生是唯一经营者,从没有涉及与他人共同经营。上述事实通过刘东生提交的与刘东顺购买涉案车辆的协议、刘东生以自己名义申领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都能明确的证明该事实。另外,刘东生在交警队与法庭审理过程当中陈述的一致，均认可其是张伟唯一雇主。虽然张伟在交警队的笔录当中曾称受雇于刘猛,但实际是其基于刘东生和刘猛父子关系,加上张伟对法律上雇佣概念并不了解,所产生认知上的偏差。在庭审当中,张伟委托了职业律师参与诉讼,在律师对法律关系的梳理后方才正确的认定刘东生才是其法律意义上的“雇主”,进而在答辩时作出了“张伟是刘东生雇佣的司机”的正确表达,该答辩意见印证了刘东生陈述的事实，即刘东生是刘伟的唯一雇主。因此认定刘猛与刘东生共同承担雇主责任,既无法律上的依据,也没有事实上的依据。二、张伟在本案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应对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张伟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违反右侧通行规定且行经交叉路口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张伟作为驾驶从业人员,具备合法的驾驶资格,尤其在驾驶重型牵引车时更应该遵照交通法规谨慎驾驶,但通过事发时其表现出的行为来看,对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应与雇主刘东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章宗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东生、刘猛的上诉请求。张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原判。1．刘猛系张伟的雇主，张伟上班一直由刘猛指派工作、并发放工资。2．张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张伟在机动车事故不存在过失，其在履行职务行为。3．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于海峰、运输队述称：1．关于一审认定刘东生、刘猛关系以及运输队与于海峰之间的关系，于海峰、运输队不认可。请求二审法院依照职权进行审查，查清事实并发回重审。2．同意刘东生、刘猛关于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的主张。但于海峰、运输队没有提起上诉。张洪升提交书面意见称：服从一审法院判决,请求判令张洪升不承担责任。人保公司、太平洋公司、平安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章宗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刘东生、刘猛、张伟、于海峰、运输队、张洪升、人保公司、平安公司、太平洋公司赔偿章宗红医疗费2742．6元、误工费6000元、护理费5400元、营养费1500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16642．6元；2．案件受理费由刘东生、刘猛、张伟、于海峰、运输队、张洪升、人保公司、平安公司、太平洋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5日3时10分，在北京市通州区通房路觅子店路口，张伟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厢式半挂车（车号：×××、×××）由西向东通过路口，张洪升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罐式半挂车（内乘张彪，车号：×××/×××）由北向南通过路口，两车相遇在躲避过程中车体互相接触，张洪升所驾驶车辆向右侧翻，车辆所载液体石油气泄漏燃烧，导致路边商铺起火。事故造成商铺内的郭长翠死亡，两车及现场周边电力设施损坏，张洪升、张彪及商铺内孙之全、章宗红、刘娟、申国松、刘龙及路人廉振江受伤。导致沈建辉、沈建庆、梁德珍、沈建波、高振金、郁学文（王久海）、廉振海、张泽猛所属商铺不同程度损坏，并造成廉振江、王金明、孙之全、刘龙所属车辆烧毁。事发后，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并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张伟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违反右侧通行规定且行经交叉路口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张洪升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上道路行驶未确保安全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确认张伟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洪升负事故次要责任，其他人员均无责任。张伟所驾车辆×××在被告人保公司投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车辆×××无保险。张洪升所驾车辆×××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在被告平安公司投有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5万元，含不计免赔）。车辆×××/×××在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投有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保险，保险单（正本）载明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第三者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每次事故责任限额40万元，累计责任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免赔额为1000元或财产损失的10%，以高者为准；保险批单中批文载明特别约定“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40万元整”。被告张伟在事发时系雇佣行为，其所驾车辆主车、挂车登记车主非实际车主，刘东生为主车、挂车的最终买受人；主车×××保险登记投保人为刘猛。据交通卷宗记载，张伟在接受交通民警询问时曾称其受雇于刘猛。张洪升在事发时系雇佣行为，其所驾车辆登记车主为运输队，张洪升称其受雇于于海峰。事故发生前章宗红在路边商铺内，起火后被送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诊断治疗，诊断为烫伤1%，花费医疗费若干。章宗红与孙之全（章宗红丈夫）、杨尚华（郭长翠丈夫）、郭长翠租赁王久海的店铺经营餐饮，其办理了北京市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张伟、人保公司、张洪升、于海峰、运输队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涉案交通事故，张伟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洪升负事故次要责任，两人为直接侵权人，因张伟、张洪升均受雇于他人，事发时驾驶行为系履行雇佣行为，故两人各自的雇主均应承担相应责任。张伟在交警队接受询问时称其受雇于刘猛，刘东生与刘猛系父子关系，刘东生称刘猛替刘东生管理车队，故法院认定被告刘东生、刘猛共同承担雇主责任。张洪升称其受雇于于海峰，车辆登记在运输队、车辆投保人为运输队，于海峰、运输队称于海峰为运输队队长，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法院认定张洪升雇主为于海峰，运输队为于海峰的挂靠单位，于海峰承担雇主责任，运输队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考虑事故责任认定，法院认为主次责双方赔偿责任比例以六四为宜。因涉案车辆投有相应保险，故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首先由被告人保公司与被告平安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由被告人保公司与被告平安公司、太平洋公司在相应第三者商业险范围内依照保险合同约定、按照赔偿责任比例赔偿，再有不足部分分别由事故责任主体赔偿。另涉案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财物受损，法院综合考虑将保险金额进行合理分配。对于章宗红主张的医疗费，法院依据票面金额予以支持；对于章宗红主张的误工费，法院依据章宗红伤情，参照《北京市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准则》，再结合章宗红收入情况，酌定4000元；对于章宗红主张的护理费、营养费，未能举证证明，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章宗红主张的交通费，法院依据章宗红就诊医院与住所地之间的距离和就诊次数予以酌定，酌定200元。经核实，章宗红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2742．6元、误工费4000元、交通费200元。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东生、刘猛共同赔偿章宗红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4165．5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付章宗红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共2010．9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在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保险限额内赔付章宗红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766．0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四、驳回章宗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刘东生、刘猛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道路运输许可证、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协议，证明道路运输属于特许经营，批给谁谁才能经营，本案的被批准人是刘东升、经营者也是刘东升，涉案车辆和刘猛没有关系。证据二，张伟的答辩状，证明张伟一审自认张伟系刘东生雇佣的司机，事故发时正在从事雇主刘东生交代的工作，和刘猛没有关系。证据三，（2019）津0119民初1278号文书，这份判决书已经生效，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证明刘东生是车队的所有人和经营人。证据四，证人刘某的视频证人证言，证明刘某也是受雇于刘东升，刘东生发放给张伟工资，刘东生是车队的所有人和经营人。张伟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刘东生是雇主，应认定共同雇主，现实生活中借名经营是很常见的，工资的发放都是他们共同发放的。证据二，真实性认可，因为当时答辩状为了方便没写刘猛的名字，退一步讲，如果刘东生、刘猛认可该份答辩状主体的事实，相应的也应当认可答辩状中记载的由刘东生、刘猛承担责任的事实，而不能将答辩状一分为二的认定。证据三，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四，视频无法核实，是否属实经法院核实。运输队、于海峰发表质证意见称：与运输队、于海峰无关，法院核实。二审中张伟提交证据如下：案号为（2020）京03民终676、725号民事判决，证明三中院的判决，在司机全责的情况下，赔偿责任由雇主承担。刘东生、刘猛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请法院核实、判决不能作为审的新证据，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依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对雇佣人员存在重大过错，是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运输队、于海峰发表质证意见称：由法院核实相关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刘东生、刘猛提交的证据一在一审中均已提交，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本院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予以采纳。证据二，系张伟一审中提交，张伟对真实性认可，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认定。证据三，另案判决书，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刘某的视频证言，刘某的证言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因刘某仍受雇于刘东生，存在人身上的雇佣关系，故对于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张伟提交的本院类案判决，不符合证据的类别，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各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刘猛是否应当与刘东生共同承担张伟侵权后果的雇主责任；2．张伟是否因存在重大过失应而对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刘猛是否承担雇主责任的问题。刘东生、刘猛上诉认为张伟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系不了解雇主的法律含义，因刘猛、刘东生的父子关系，故陈述刘猛为其雇主；在诉讼中张伟答辩状自认刘东生为其雇主；刘猛并未参与经营行为，所有经营及发放工资行为均是刘东生负责。对此本院认为，张伟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多次陈述肇事车辆系刘猛所有、其与刘猛系雇佣关系、刘猛每月给其发放12000元工资、事故发生时系刘猛派其出车。本院认为，根据张伟在公安机关关于刘猛与其关系的多次陈述可以认定刘猛对张伟的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雇佣关系。刘东生虽主张刘猛偶尔替其管理、刘东生自行发放工资，但其对此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难以采信。虽然张伟在答辩状中陈述其被刘东生雇佣，但其并未否认与刘猛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且本次庭审张伟坚持认为其与刘猛也存在雇佣关系并对答辩状作出解释，故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关于刘东生、刘猛共同作为张伟雇主的认定予以维持。关于张伟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东生、刘猛上诉认为根据事故认定书记载，张伟存在闯红灯、违反右侧通行的规定，属于重大过失，故应当对于侵权结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张伟作为刘东生、刘猛的雇员，除非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否则不承担责任。但本院认为，本案中不足以认定张伟存在重大过失，首先，是否存在重大过失不应完全依据交通事故责任比例确定，以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即认定存在重大过失缺乏法律依据。其次，重大过失是一种客观心态，即对于事故发生应当预见，但未能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机动车驾驶本身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并非所有事故均能预见，且本次事故虽然与张伟违规驾驶存在因果关系，但本案及关联案件中的损害后果与另一事故车辆油罐车载有石油且也存在违规驾驶具有较大关联，因此难以认定张伟对于本案严重事故结果中存在重大过失。最后，事故发生时间为凌晨3点钟，刘东生、刘猛指派张伟长途运输货物并在夜间驾驶车辆，本身亦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综上虽然本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且张伟存在违规驾驶的情形，但是不足以认定张伟单方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故一审法院未判决张伟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东生、刘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东生、刘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张丽新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沈 力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