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3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润珠，女，1976年9月23日生，白族，云南省鹤庆县人，住临沧市凤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崇，云南云珠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惠珠，系高润珠姐姐，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灿生，男，1977年3月25日生，白族，云南省鹤庆县人，住鹤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生，鹤庆县云鹤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高润珠因与被上诉人李灿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1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润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根据《共同合伙投资协议书》第一条关于出资期限的约定，上诉人将出资款存入李灿生账户，李灿生在公司成立后，将上述款项存入公司对公账户。现公司已成立近两年，李灿生尚未将该款项存入公司账户，理应将上述款项返还。2、一审法院孤立采信证据，将上诉人证明不当得利的证据链完全割裂，并免除了被上诉人的证明责任，显属错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是根据《共同合伙投资协议书》确定的代管关系，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其次，根据上述协议，确定的付款时间为2018年1月6日，上诉人委托张某转款的时间为2018年1月5日，与协议确定的付款时间吻合。最后，被上诉人对收到张某所转15万元款项并无异议，只是主张该款项为其他法律关系的账务往来，但并未提交双方存在其他账务往来的证据。3、被上诉人并非公司的股东、员工和管理人员，公司事务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不能将公司和股东之间的关系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混淆。4、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大量的伪造证据，应对其进行处罚。李灿生辩称，1、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互不认识，也从未谋面，双方没有任何关系，代办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2、上诉人的名字仅在第一份合伙协议中出现，在之后的所有材料中均为案外人高惠珠。2019年9月27日，上诉人与案外人李丽雨以相同理由共同向鹤庆县法院提起诉讼，现李丽雨的诉请已经被驳回，上述事实也可间接说明上诉人的请求无依据。4、上诉人主张的伪造证据的事实不存在，上诉人的主张纯属一面之词，无任何事实依据。高润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的投资款15万元以及自2018年1月5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日，原告与李栋梁、周春梅、李丽雨、杨润媛四人签订《共同合伙投资协议书》，共同合伙成立中业兴融大理市服务中心（暂定），原告认缴15万元，占出资额的10％。因中心未开设临时帐户，合伙人约定先将出资款转入李灿生账户，待公司成立后，再将出资款转入公司。同日，原告及张宏、周春梅、李丽雨、杨润媛五人又签订了内容几乎相同的一份《共同合伙投资协议书》，该协议作为丙方的高润珠未签名。2018年1月5日，原告姐夫张某按协议约定向李灿生转账15万元。2018年1月20日，合伙公司经出资人协议，确定公司名称定为“大理州鸿润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共五人：张宏、周春梅、李丽雨、杨润媛、高惠珠（高润珠姐姐、出资15万元），并无原告名字出现。2018年1月31日，公司法人张宏向高惠珠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2018年3月1日，公司与高惠珠签订了《劳动合同书》，高惠珠出任“客户经理”一职。2018年3月23日，张培松、李丽雨、李灿生、高惠珠、杨润媛共同签署了“股东薪酬激励方案”。2019年9月27日，高润珠、李丽雨以退伙纠纷诉提起诉讼，鹤庆县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了高润珠、李丽雨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返还不当得利，首先应向法庭提交付款给被告的事实和证据，然后提供要求返还的法定事由。本案中，原告名字仅在第一份合伙协议中出现，在之后的协议、文件、证明中再未出现，股东出资协议及出资证明文件中，均为案外人高惠珠；原告虽然提交了实际缴款人与自己的关系，但未提供缴款系帮自己代缴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缴款即原告出资的事实。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润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为证实其主张，上诉人高润珠申请张某出庭作证，张某证实，张某系案外人高惠珠的丈夫，上诉人高润珠的姐夫。2018年1月5日，其受高润珠委托向李灿生转账15万元。张某与李灿生并不相识，也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被上诉人李灿生向本院提交证据：Ｂ1、（2019）云2932民初1340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高润珠与案外人李丽雨的案子是性质相同，李丽雨的诉请已经被驳回。Ｂ2、大理州鸿润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打印件一份，欲证明高润珠已作为公司股东。经质证，上诉人高润珠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认为Ｂ1案外人李丽雨的案子与本案情况不一样，二者之间没有关联性，且对该证据的证明方向也不予认可；对Ｂ2真实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李灿生认为证人张某的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张某系高润珠姐夫，证言内容不可信。本院认为，证人张某关于其向李灿生打款的证言与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一致，予以采信；Ｂ1能够证实李灿生以15万元受让案外人李丽雨10%的公司股权，成为公司股东的事实，予以采信；Ｂ2能证实大理州鸿润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情况，予以采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李灿生无异议。上诉人高润珠对“2018年1月31日，公司法人张宏向高惠珠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2018年3月1日，公司与高惠珠签订了《劳动合同书》，高惠珠出任‘客户经理’一职；2018年3月23日，张培松、李丽雨、李灿生、高惠珠、杨润媛共同签署了《股东薪酬激励方案》”有异议，认为上述签名系被上诉人伪造。上诉人高润珠的异议主张与在案证据不符，其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异议主张，对其异议主张本院不予确认。二审查明，高润珠与案外人高惠珠系姐妹关系，案外人张某系高惠珠丈夫。2018年，张某向李灿生转账15万元，用于成立大理州鸿润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大理州鸿润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后，高润珠作为登记股东，认缴出资额15万元，持有大理州鸿润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10%的股份。大理州鸿润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后，李灿生通过受让他人股权，成为公司股东，但未办理变更登记。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及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高润珠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要求李灿生返还其15万元款项，高润珠应证实自己利益受损及李灿生受有不当利益，且自己利益受损与李灿生受有不当利益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本案中，高润珠向李灿生打款的目的在于与他人共同出资成立大理州鸿润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依据本案查明事实，高润珠已作为大理州鸿润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并依据其认缴15万元出资额享有10%的股权。在其后的公司经营过程中，高润珠虽未实际享有、行使股东权利，但大理州鸿润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向其姐姐高惠珠出具了内容为“……以人民币现金出资壹拾伍万元整…..享有本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公司营业场所10%的股份……”的《股东出资证明书》，并且高惠珠在《大理州鸿润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薪酬激励方案》上以股东名义签字。结合高润珠、高惠珠的姐妹关系，无论二人在公司登记及股东权利行使方面存在何种关系，但二人已作为公司股东并行使了股东权利。李灿生庭审中陈述其收到高润珠转账15万元已按照公司法定代表人指示将该款项转入出纳人员以及合作方账户，李灿生陈述的内容虽无证据证实，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李灿生作为公司股东的身份及其在庭审中的陈述、提交的证据已使高润珠主张的李灿生未将15万元款项转给大理州鸿润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并且高润珠、高惠珠除转给李灿生的15万元外，至今未向公司转过其他任何款项，其转款的目的业已实现，其股东权利的行使也未收到限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综合以上因素，对高润珠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高润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高润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明纳审判员  左丽梅审判员  谷荣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卞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