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3民终1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系未成年人。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1，系未成年人。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2，系未成年人。三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王某（胡某、胡某1、胡某2之母），女，198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垫江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8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垫江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中兰，女，1950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垫江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增发，男，1954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垫江县。六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坤，重庆欣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建川，男，197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垫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重庆连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垫江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垫江县桂溪街道桂西大道北段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1208653545G。负责人：郑军，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艳玲，重庆丹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涛，重庆丹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因与上诉人胡建川、被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垫江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1民初3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上诉请求：撤销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1民初3058号民事判决，改判胡建川、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连带赔偿胡相云死亡赔偿金697780元（34889元／年×20年）、安葬费39720元（6620元／月×6月）、护理费360元（120元／天×3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80元（60元／天×3天）、交通费500元、营养费180元（60元／天×3天）、被扶养人生活费355063.8元【胡增发的181155元（24154元／年×15年÷2人）、刘中兰的53138.8元（24154元／年×11年÷5人）、胡某的120777元（24154元／年×1年÷2人）、胡某1的36231元(24154元／年×3年÷2人)、胡某2的72462元（24154元／年×6年÷2人）】、献血补偿金2000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误工费360元(120元/天×3天)等损失共计1176143.8元（扣除胡建川已经支付的15万元）实际应赔偿1026143.8元。诉讼中，其变更上诉请求为：对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项目及金额即胡相云死亡赔偿金697780元（34889元/年×20年），交通费500元，护理费240元（120元/天×2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20元（60元/天×2天）、误工费200元（100元/天×2天）；丧葬费39464元（78928元/年÷12月×6月），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77771元（24154元/年×6年+24154元/年×9年÷2人+24154元/年×5年÷5人），胡相云在垫江县中医院抢救期间共花费47417.58元，等各项损失共计1063493元无异议，但另应支付精神精神抚慰金80000元，并由二被上诉人连带予以赔偿。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2019年5月27日17时许，胡建川驾驶的悬挂车牌号为渝××号货车系无牌无照的车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然而胡建川长期驾驶悬挂车牌号为渝××号货车在道路上行驶，一审法院对该车辆是无牌无证的车辆，也可能是套牌车车辆或者假号牌车辆，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的事实未予认定。2.垫江县公安机关认定案涉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错误。根据《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本案中，胡相云受伤死亡事件其实就是交通事故，而公安局则以无法确定胡建川驾驶的车辆是否属于运动中为由认定为不能作为交通事故受理。由此胡建川应承担全部责任。而一审法院却对此未予评判。3.胡建川在驾驶悬挂车牌号为渝××号货车经过垫江县×镇垭口时，因电话线导致其驾驶的车辆无法通过，由于该车运输的挖掘机高度为3.8米，线的高度为3.4米，胡相云便爬上挖掘机驾驶室上面去帮胡建川提通信线，胡相云在上面提通信线的同时，胡建川便驾驶其悬挂的车牌号为渝××号货车行驶，导致其从车上摔下受伤，导致胡相云伤亡。在胡相云受伤后胡建川并没有立即报警，而是将伤者送医后驾驶该车辆逃逸，应当加重其责任。4.由于是胡建川驾驶悬挂车牌号为渝××号货车经过垫江县×镇垭口时，因电话线导致其驾驶的车辆无法通过，而不是胡相云选择的从该路段通行，胡建川应该选择另道通行。该路线是胡建川先到了胡相云铲车现场进行了查看后才由胡建川选择路线通行。在不能通行的情况下，胡建川将车停好后，待胡相云在挖掘机驾驶室上面提线的过程中才导致胡相云摔下受伤，责任在于胡建川。5.胡建川在胡相云受伤后不是向就近的医院即大石卫生院拨打电话，而是向比大石卫生院远一半以上的×卫生院拨打电话。大石卫生院离事发地非常近，事发地离×镇卫生院非常远，胡建川舍近求远对胡相云进行救治，存在怠于对胡相云进行救治的情形。6.被上诉人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安装的通信线路存在安全隐患，在事发后被上诉人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擅自对其线路进行了整改，也应该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基础上错误地适用法律。上诉人胡建川上诉请求：撤销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1民初3058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上诉人胡建川少支付上诉人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159524元，判令由上诉人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垫江分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垫江分公司承担本案25%的责任错误。上诉人胡建川认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垫江分公司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1.被上诉人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存在严重忽视安全管理行为。在案发前，当地村民及村民委员会多次向相关部门投诉、反映案发地点屡屡发生事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然而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泰然处之，是酿成案涉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一审法院没有考虑这一因素，导致责任划分不当。2.被上诉人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审判长明确告之要组织双方查看事故现场的前提下，擅自破坏事故现场，故意将电杆及拉线进行了“偷梁换柱”，甚至伪造事故现场，让双方当事人及法官踏勘现场赴空，一审法院不仅没有对这一严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予以处罚，反而减轻其责任的承担。被上诉人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的上述行为更加说明其在事故中有严重过错。3.有关被上诉人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的拉线高度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已经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上诉观点与一审观点一致。二、一审法院没有对胡相云在案发前不久喝酒的事实予以认定。依据公安机关调查的笔录等相关证据，应当认定死者确实在事故发生前喝酒了，更重要的是120医生在本案中也作了虚假陈述，一名专业医生，居然能辨别是否有酒味？上诉人胡建川认为死者喝酒醉酒行为应纳入考虑减轻上诉人胡建川承担责任的因素考虑。三、上诉人胡建川仅应承担本案10%的赔偿责任为宜，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胡建川承担本案25%的责任，明显错误。1.本案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仅是发生在道路上的一般侵权行为，上诉人胡建川没有违章行为，故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2.上诉人胡建川与死者胡相云属帮工与被帮工的关系，死者胡相云遇险急需帮助，胡建川的行为完全是紧急抢险行为，在帮工过程中被帮工人受伤，应该由被帮工人承担责任，帮工来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3.上诉人胡建川认为自己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是因为驾驶的车辆有瑕疵，虽然这种瑕疵属行政管理范畴且与事故的发生并无必要的因果关系，但上诉人对此自认10%的赔偿责任，也是对死者亲属的安慰。被上诉人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辩称，第一，胡相云在排除通讯线干扰后下车过程中因天气及自身原因滑倒受伤，本人具有过错。胡建川去义务帮工无证据证明。第二，胡建川所说的我公司线路以前有过事故，群众还向电信公司反映过，没有证据。第三，我公司交了上诉状后，没有交上诉费的原因是原来认为一审判决确认我公司承担责任过重，但因为案涉事故导致胡某的家庭主要劳动力丧失，生活困难，所以决定不上诉，多余的作为上诉人的补偿。第四，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上，死者不是在拉线过程中摔下来的，而是在拉过了线后，车子又在行驶，加之天下大雨，胡相云光着脚下车滑下来摔倒受伤致死，而不是在拉线过程中死亡，电信公司的线缆与胡相云的死亡之间没有关联性。第五，胡建川的上诉理由，我方认为胡建川的上诉事实、理由、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其所说的事实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一致，也与公安机关当时调查笔录所陈述的事实不一致。胡建川说是伪造现场不实，事发后，电信公司接到了上诉人起诉书副本，才知道发生了事故，当时线的高度3.8米，要求的高度是4米，线路在开始修的时候，是达到标准，当时路基是乡村小道、土路，后经2次修路，浇注混凝土增高，导致线离地的高度不够。当事人违法行为导致的损害，应该由进行违法行为的当事人全部承担，胡建川的车子没有牌照、没有审验，是套牌车，不具备运输的职能，也没有运输资质，非法经营，无任何审批手续，是其非法行为引起的本次事故，从交警队的笔录上，拉挖机的过程提前有人告知他有风险。但其却放任不管，因胡建川的违法行为，让我方也承担责任，社会是否会滋长违法行为。我方与胡建川之间不构成共同侵权，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胡建川针对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的上诉请求辩称，胡相云的死亡与胡建川无证驾驶无牌车辆的违法行为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在公路上设立的电缆线的高度不符合法律规定，是导致死者死亡的最直接原因，本案只判决电信公司承担25%的责任过低。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针对胡建川的上诉请求辩称，胡建川与上诉人不存在帮工与被帮工关系。从事发点到胡相云铲车过程中一去一来上百公里，胡建川先开长安车到现场查看之后，再回去开拖车拉上挖机来施救，不可能是无偿的。其称胡相云喝酒无证据证明，从医院病历上可以看出没有喝酒，饮酒的事实不成立。主要原因是胡建川违法行为，无牌照车辆，无驾驶证，无驾驶资质造成的本次事故。应驳回胡建川上诉请求。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胡建川赔偿因胡相云死亡的损失，其中死亡赔偿金697780元（34889元/年×20年）、丧葬费39720元（6620元/月×6月）、护理费360元（120元/天×3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80元（60元/天×3天）、交通费500元、营养费180元（60元/天×3天）、被抚养人生活费355063.80元[胡增发181155元（24154元/年×15年÷2人）、刘中兰53138.80元（24154元/年×11年÷5人）、胡某12077元（24154元/年×1年÷2人）、胡某136231元（24154元/年×3年÷2人）、胡某272462元（24154元/年×6年÷2人）]、献血补偿金2000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误工费360元（120元/天×3天）等共计1176143.80元，扣除胡建川已经支付的15万元，实际赔偿1026143.8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7日上午，胡相云在案外人周沛胜位于垫江县大石乡豹山村的工地上开铲车，因铲车陷入堡坎危及安全，胡相云遂联系胡建川开车载挖掘机到现场救助。当日下午17时40分左右，胡建川驾驶悬挂车牌号为渝××号并载有VOLVO牌黄色挖掘机的货车，搭乘胡相云和案外人何某从垫江县×镇沿龙凤方向往垫江县大石乡行驶，经过垫江县×镇×垭口处时，因此处电话线安装高度较低，导致该车不能通行，胡相云遂冒着大雨光脚爬到货车上面的挖掘机上提电话线，以便该车通行。在提电话线过程中，胡相云从挖机上摔下受伤。受伤后，胡相云被送往垫江县中医院抢救，经住院治疗2天，于2019年5月29日经抢救无效死亡，用去诊察费2元、特殊材料费22200元、住院医疗费25215.58元，共计47417.58元，其中胡建川支付37417.58元,案外人周沛胜支付10000元。2019年6月6日，王某与胡建川达成《协议书》约定：一、今因死者家庭困难，应王某要求胡建川借资100000元用于死者子女读书等。二、死者安埋后，再走司法程序。胡建川之前已支付87200元，现胡建川再借资100000元给王某，共计支付187200元。如果法院判决结果，胡建川应该支付胡相云的死亡赔偿款高于胡建川预先支出的187200元，胡建川再支付差额。如果法院判决结果，胡建川应该支付胡相云的死亡赔偿款低于胡建川预先支出的187200元，王某应退换胡建川多支出的金额。三、胡建川借资的100000元先存放于×派出所，待胡相云安葬后，王某到派出所领取，领款时同时向胡建川完善借款手续。2019年6月20日，垫江县公安局×派出所出具不予受理理由说明书，载明：该警情中胡相云从挖机摔到地面时，货车是否在运动中无法确认，故不能作交通事故受理。在诉讼中，原审原告认可胡建川已支付187200元，主张将医疗费纳入本案损失一并处理，并表示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是否承担本案责任由法院依法判决。另查明，胡相云系农村居民，但在垫江县×镇街上居住满一年，且在垫江县×镇街上生产经营销售白酒。王某与死者胡相云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有三个子女，分别是长女胡某（2002年7月15日出生，胡相云死亡时年满16周岁），次女胡某1（2004年3月14日出生，胡相云死亡时年满15周岁），三子胡某2（2007年3月6日出生，胡相云死亡时年满12周岁）。胡增发系死者胡相云父亲，共育有含死者胡相云在内的两个子女。刘中兰系死者胡相云继母，与胡增发于1992年3月初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至今，同居生活前刘中兰与前夫共育有三个子女，同居后死者胡相云随原告胡增发、刘中兰一起生活，同居后胡增发、刘中兰未生育子女。在胡相云死亡时，胡增发已经年满64周岁，刘中兰已经年满68周岁。还查明，胡建川驾驶悬挂车牌号为渝××号的货车无机动车行驶证。案涉村级公路于1992年修建，于2012年硬化。案涉线路为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所有和管理的电话线，于1998年架设，事故发生时垂直离地高度低于3.5米，事故发生后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已将案涉线路进行加高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依法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生命权的，侵权人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本案中，胡相云在提电话线过程中从挖机上摔下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清楚。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胡相云死亡的赔偿责任承担主体及责任的大小；2.胡相云死亡的赔偿标准及各项损失的数额。一、关于本案赔偿责任承担主体及责任大小的问题。事故发生时，死者胡相云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知识，具有完全的识别、判断和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能力。本案中，因电话线安装高度较低导致涉案车辆不能通行时，死者胡相云理应选择借助其他工具、寻求他人帮助、采取安全保护较好的措施来排除障碍，亦或是选择绕道而行。死者胡相云完全能够预见到在下雨天光着脚爬到货车上面的挖掘机上提电话线可能导致摔下受伤等损害结果的发生，但其仍然以自己危险的行为将自身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之中，最终导致从挖机上摔下受伤而不治死亡，其对自己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对于胡相云的死亡，其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因胡建川驾驶的车牌号为渝××号货车无机动车行驶证，不管是否处在运动中，均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更何况胡建川还驾驶该货车装载运输挖掘机，其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行为。同时，胡建川作为车辆的驾驶人，不管是否为义务帮工，当车辆遇到电话线安装高度较低而无法通过时，其本身应负有排除妨碍或选择其他安全路段行驶的义务，亦负有制止死者胡相云实施上车提线危险行为的义务。诉讼中，胡建川抗辩其为义务帮工，不应承担本案侵权责任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胡建川抗辩的死者胡相云在事故发生前有饮酒行为，因其举示的证据未能证明该事实客观存在，不予采信。故胡建川在面对车辆本身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胡相云极有可能摔下受伤的安全危险时，未能有效阻止胡相云，亦未采取一定的安全保障措施，其放任危险发生的行为与胡相云摔下受伤死亡的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其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案涉线路为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所有和管理，位于过往车辆人员行径的乡村道路上空，其高度低于3.5米为客观事实，该高度明显未达到道路上空相关线路架设的行业标准，不能保障过往车辆顺利通行的要求。胡建川驾驶的车辆无论是否具有机动车行驶证还是存在加高及改装的情形，死者胡相云是在车辆被线路阻挡无法继续通行的情况下，而下车采取措施排除该妨碍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死者胡相云实施的危险行为系由于线路未达到高度要求引起，其死亡后果与涉案线路过低存在因果关系。诉讼中，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抗辩死者胡相云是在车辆过线后摔倒而受伤死亡，胡相云死亡的结果应由实施违法行为的胡建川全部承担，其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同时，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作为该线路的权利人，对该线路始终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不会因为事故发生地所涉公路的修建时间先后而发生变化，也不会因为是否收到整改申请而发生变化，其均应适时进行管理和维护，并应及时发现风险、排除安全隐患。故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抗辩其架设该线路是符合规定标准，后因公路硬化才导致案涉线路高度发生变化，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予支持。因此，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作为该线路的权利人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责任大小的划分。虽然胡相云应当对损害后果自行承担主要的责任，但考虑到胡相云并非故意，且为救险一时情急情有可原，同时考虑生命至上，且胡相云死后有三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有父亲和继母需要赡养，故对其责任不宜划分过重，综合法、理、情等因素酌情认定胡相云自负50%的责任。胡建川驾驶无机动车行驶证的货车装载运输挖掘机及未能有效阻止胡相云的危险行为，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未能保障所有的线路高度达到过往车辆顺利通行要求的危险行为，均与胡相云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故酌情认定胡建川与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各自承担25%的赔偿责任。二、关于本案赔偿标准及各项损失多少的问题。胡相云生前虽系农村居民，但原审原告已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胡相云在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因此，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应参照城镇标准计算。在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时，如果受害人是农村居民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其被抚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指出标准计算，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按上一年度重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对于因胡相云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逐一核定如下：死亡赔偿金697780元（34889元/年×20年）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交通费500元属合理的范围内，予以支持；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按3天计算与实际住院天数2天不符，另其主张的误工费120元/天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应按照100元/天的标准计算误工费，认定护理费240元（120元/天×2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20元（60元/天×2天）、误工费200元（100元/天×2天）；丧葬费应按上一年度重庆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乘以6个月计算，故本案的丧葬费应为39464元（78928元/年÷12月×6月）；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355063.80元：胡增发181155元（24154元/年×15年÷2人）、刘中兰53138.80元（24154元/年×11年÷5人）、胡某12077元（24154元/年×1年÷2人）、胡某136231元（24154元/年×3年÷2人）、胡某272462元（24154元/年×6年÷2人），其主张的赔偿标准24154元/年、相应抚养年限及尽抚养义务人数等，与事实相符，于法有据，予以确认，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重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24154元，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77771元（24154元/年×6年+24154元/年×9年÷2人+24154元/年×5年÷5人），应一并计入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因原告方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不予支持。营养费180元（60元/天×3天），因医疗机构并未提出需加强营养等意见，不予支持。献血补偿金2000元，因未能举示证据证明该笔费用已实际产生，不予支持。另胡相云在垫江县中医院抢救期间共花费47417.58元，纳入损失一并处理，其中胡建川支付的部分应在本案中予以冲抵，案外人支付的10000元可另案处理。综上，胡相云死亡应纳入本案赔偿的各项损失共计1063493元（四舍五入，精确到元）。胡建川在本案中应赔偿损失的数额为265873.25元（1063493元×25%），扣除其已经支付的187200元，胡建川还应赔偿78673.25元；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赔偿的数额为265873.25元（1063493元×2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胡建川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78673.25元；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垫江分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265873.25元；驳回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36元，由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负担7018元，由胡建川负担3509元，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垫江分公司负担3509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本案案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生命权纠纷或是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本案民事责任如何承担；应否支持精神抚慰金。关于本案案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生命权纠纷或是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的问题。上诉人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主张本案应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死者胡相云系在胡建川驾驶的车辆运行中摔倒受伤，不治身亡，案由应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人胡建川主张其是在帮忙救援胡相云的铲车过程中，胡相云为使救援车辆通行到达救援场所时，站在其驾驶的停靠路边的车辆装载的挖掘机上抬通信线缆时摔下受伤，本案应为义务帮工，案由应定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经查，本案事故发生后，垫江县公安局×派出所根据现场调查走访情况，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胡相云系在运行的车辆上摔下受伤，并于2019年5月27日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载明“无法证明交通事故事实存在，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同年6月20日，垫江县公安局×派出所出具不予受理理由说明书载明“货车是否在运动中无法确认，故不能作交通事故处理”，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是指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时所应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本案证据无法确认系胡建川系在运行其车辆过程中造成胡相云死亡，根据胡建川的陈述及其现场证人何某的证言认定胡相云系在胡建川停车后爬上车顶抬线摔下具有高度概然性，上诉人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主张胡相云系在运行中摔下受伤无证据支持。上诉人胡建川主张其系义务帮工的问题。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其本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来看，在胡相云提出让其用挖掘机救援的电话请求后，胡建川先是开着自己的长安车到救援现场察看，之后再载着胡相云回到其住处，再驾驶货车到其挖掘机正在作业的“花园村”，由其驾驶员何某将正在工作的挖掘机开上货车，一同前往救援现场。现因胡相云已死亡，且无直接证据证明胡建川系有偿救援。但从情理上分析，其停下正在工作的挖掘机去救援胡相云不符合常理，就算其所称与胡相云关系非常好，提供帮助也是在其挖掘机未使用的时间，故其提出系义务帮工亦无证据。需要指出的是，在确定侵权责任纠纷具体案由时，应当先适用侵权责任纠纷项下的案由，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或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等案由，没有适用案由的，则应适用“生命权纠纷”案由，故本案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生命权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上诉人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认为胡建川驾驶车辆造成交通事故并致胡相云死亡，应承担全部责任，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架设的通信线缆不符合国家规范，二者应共同连带赔偿因胡相云死亡导致的损失。上诉人胡建川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架设的通信线缆不符合国家规范，导致其驾驶车辆不能正常通行，死者胡相云是在车顶上拉通信线缆的过程中摔下车导致死亡，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应负主要责任。胡相云应负次要责任。其作为义务帮工，本不应负责，但考虑其驾驶的车辆系无牌照且本人没有驾驶证，自认可承担10%的赔偿责任。经查，本案胡相云死亡结果系多种原因间接结合而形成，即有胡相云抢救自己陷入危险的铲车急迫性，导致其无视危险，贸然爬上挖掘机顶牵拉通信线缆的过错；也有胡建川作为车辆驾驶员在遇到不能正常通行的障碍时，应当采取安全措施通行，而非对胡相云的冒险行为不加制止，放任危险产生的过错；还有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架设的通信线缆不符合国家规范，影响车辆正常通行的过错间接结合而造成，并非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所能独立形成。而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与胡建川之间并无共同侵权的故意，亦无共同的过失，也不存在各自加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胡相云死亡的后果，其各自的行为也非能独立造成本案事故，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与胡建川的行为不构成共同侵权，上诉人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主张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与胡建川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胡建川主张胡相云饮酒，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承担主要责任，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根据胡相云、胡建川、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在本案中各自过错大小以及造成损失的原因比例，确定由胡相云承担50%责任，胡建川、中国电信垫江分公司各承担25%的责任，胡相云承担50%责任应由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承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应否支持精神抚慰金的问题。因本案中，胡相云的过错及责任比例较大，不宜支持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及胡建川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26元，由上诉人胡某、胡某1、胡某2、王某、刘中兰、胡增发负担14036元；由上诉人胡建川负担34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云中审 判 员 陈胜泉审 判 员 李 勇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院印）法官助理 沈道萍书 记 员 文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