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终2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志行，男，195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游县。委托代理人孙善权、姚国东，北京市凯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游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龙游县龙洲街道太平西路28号。法定代表人祝建东，县长。委托代理人汪钢，浙江达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龙游县经济和信息化局，住所地浙江省龙游县龙洲街道新二路16号。法定代表人王晟，局长。委托代理人徐琦，浙江达正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志行诉龙游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游县政府）房屋行政强制一案，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2019）浙08行初26号行政裁定。陈志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过阅卷审查、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原告陈志行系原探矿机械厂职工。涉案房屋为原探矿机械厂职工宿舍，位于该厂生活区范围内。1997年7月，原龙游县计划与经济委员会批复同意原探矿机械厂进行股份合作制形式改制，同年10月12日，原探矿机械厂下发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其中职工宿舍被列入“资产剥离”部分。同年12月15日，原龙游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出《关于同意浙江省探矿机械厂进行改制的批复》，原则同意该厂的改革方案，改制后企业名称不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后企业的注册资本为166万元，全部为职工个人股，并已足额到位。原告陈志行缴纳了5000元股金，成为改制后的浙江省探矿机械厂股东。1997年12月31日，龙游县人民政府作出第439号抄告单，该县县长批示同意原龙游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原龙游县土地管理局关于“同意探矿厂以全部生产用地及部分非生产用地面积95884.7平方米，帐面值848.44万元，经土管局评估后作价886.7万元，用于弥补企业负资产，弥补后多余9.56万元，列入资本公积——国家资本公积处理”的意见。1998年4月21日，浙江省探矿机械厂向原龙游县土地管理局提交《龙游县改制企业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申请审批表》，申请将18297㎡住宅用地用于企业改制。原龙游县土地管理局经审批，同意将该企业18297㎡住宅用地以出让方式处置，地价169万元弥补企业负资产。同日，原龙游县土地管理局（甲方）与浙江省探矿机械厂（乙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约定“乙方因企改，甲方出让相应土地的面积为18297㎡，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每平方米92.36元人民币，总额为169万元人民币”，并注明“据县府办97年第439号抄告单，169万元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弥补企业负资产，如今后转让、出租，需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1998年4月22日，原龙游县土地申报登记工作办公室在宿舍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上备注：“该宗地总面积为23596.88㎡，其中18297㎡以出让方式处置使用权169万元土地出让金弥补负资产，用途不变。”1999年12月7日，浙江省探矿机械厂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2000年4月14日，浙江省探矿机械厂因严重亏损、资不抵债依法宣告破产，经申报确认的债权达22976300.38元。该企业针对职工的安置费、股金、欠发的工资奖金等情况制作了职工清册表，载明上述款项共计4307570.72元。其中，原告陈志行应获得款项共计18347.5元（包括5000元股金），原告陈志行在该表上签字确认。企业破产后，由原龙游县计划和经济委员会垫付职工安置费等共计4307570.72元。2000年8月30日，户名为陈志行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开户存入18347.5元。同年10月15日，该账户中款项被支取完毕后销户。2018年4月18日，涉案房屋被拆除。原告对拆除行为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龙游县政府于2018年4月18日强制拆除其位于浙江省××探矿机械厂宿舍区自管公房的行为违法。原审经审理认为，本案首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本案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被告主张，涉案房屋系原国有企业浙江省探矿机械厂1997年改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剥离的非经营性资产，是国有资产管理单位龙游县经济和信息化局作为国有资产拆除的，原告针对该拆除行为提起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但从原告提交的第439号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及所附文件、龙游县改制企业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申请审批表、土地估价结果确认通知书、龙土让合字（98）第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地号为龙11-9-3-1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涉案房屋所有权证等证据可以看出，涉案房屋作为原探矿机械厂的职工宿舍，在企业改制方案中虽列入“资产剥离”部分，但因考虑到改制后企业负资产数额庞大，为弥补企业负资产，最终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作价169万元出让给改制后的浙江省探矿机械厂。综上，被告关于涉案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在企业改制后剥离为国有资产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还主张，原告在企业改制时缴纳的股金在企业破产时已经全额退还，其不再具有浙江省探矿机械厂股东身份，原告以企业股东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认为，从被告提交的浙江省探矿机械厂职工股东来看，2000年企业破产时，原告的欠发工资、奖金、补贴及股金、安置费等款项共计18347.5元，其中股金为5000元。原告陈志行在该表上签字确认。结合本院调取的银行账户查询结果可以看出，2000年8月30日，原告陈志行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办理了开户并存入18347.5元，同年10月15日，原告支取完上述款项后销户。据此，原告在浙江省探矿机械厂破产时已经足额领取了企业募股时其缴纳的股金以及安置费，其以股东身份就该企业职工宿舍的拆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缺乏原告主体资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原告主张上述账户并非由原告本人开户，款项亦非其支取，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是否本人开户不影响上述款项存入原告账户的事实，另外，结合银行账户查询结果中其他同批次职工的支取记录可以看出，包括原告在内的九位浙江省探矿机械厂职工支取该笔款项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各有不同，原告关于上述款项非本人支取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即使领取了股金，亦不能由此认定其丧失了股权，只有在达成股权转让合意的情况下，股权才发生变动。原审法院认为，出资是确定股东身份的核心要素。本案中，浙江省探矿机械厂破产时已经严重亏损、资不抵债，原龙游县计划与经济委员会考虑到该厂系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为稳定职工队伍，原龙游县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垫付资金，优先将企业改制募股时缴纳的股金、安置费及欠发的工资奖金等款项支付给包括原告在内的企业职工，作为被安置对象，理应知晓所取得的款项中包括退还的股金，原告的股东身份应至此已终结。原告现以企业股东身份提起本案诉讼，缺乏法律依据，原告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本案起诉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依法应予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陈志行的起诉。陈志行上诉称：1.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在破产安置时领取了股金，证据不足。（1）一审裁定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职工清册和原审法院从工商银行龙游支行调取的账户明细，认定上诉人在破产安置时领取了股金，证据不足。首先，该职工清册属于复印件，制作的主体、形成的时间不明确，上诉人不认可该职工清册的真实性。在缺乏原件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应认定复印件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在一审时主张，破产安置职工的费用系安置小组向财政部门借支，而且是根据职工清册统计所得数据向财政部门申请拨款。那么可以推定，假定职工清册是真实的，那么在该清册形成之时（即签名形成之时），企业职工并未领到相关款项（因为此时安置小组才向财政申请拨款）。因此，该职工清册就不能被界定为一种领款凭证，其证明上诉人领取相应款项的证明目的亦不能达到。其次，应被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向工商银行龙游支行调取的账户明细真实性和合法性存在重大疑问。该账户明细显示，各上诉人名下账户开户及资金存入时间几乎都为同一天（2000年8月30日），且在上诉人等各位职工与安置小组签订安置协议之前。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应当否定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一是相关账户批量开户短期内又销户；二是在签订安置协议前就向被安置人账户存入资金；三是银行拒不提供账户开户和销户原始凭证；四是上诉人对开户和销户的事实不知情；五是银监局已介入调查；六是被上诉人第一次庭审时认可安置时发放的是现金并出示其他职工现金领款凭证，这与其主张的通过转账方式支付款项相互矛盾。在存在诸多疑点的情况下，应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补强证据，证明上诉人领取股金的事实，否则不应轻易认定上诉人领取了股金。（2）一审裁定认为“原告主张上述账户并非由原告本人开户，款项亦非本人支取，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这属于不合理分配举证责任。（3）上诉人向法庭出示的若干位职工（股东）与破产安置小组签订的《协议书》，从形式上看，系打印制成的格式合同，日期是统一打印预先确定的（2000年8月31日）。可以认定，各位职工（股东）与安置小组签订协议的时间应该在2000年8月31日之后。那么前述工商银行账户明细显示在协议签订前的日期（2000年8月30日）就给职工（股东）付款，当然是违背常理的，希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2.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已经退股，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切断了私营企业股东与企业数亿元财产的关系，造成企业财产权利归属不明的后果，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已经领取了股金，股东身份已终结，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定程序，也违背基本法理。股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其产生、变更和消灭都必须有法律依据，经由法定程序，符合法理。一审裁定即便认定上诉人退还了股金，也应当谨慎把握股金退还的法律后果。在债务未偿清的情况下，股金退还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本身是违法和无效的行为。违法和无效的行为不产生变动股东与企业之间经由出资合法设立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产生剥夺合法权利的后果。（2）股东身份及股权存废等法律事实，本质上系民事争议，应由民事诉讼程序来作出认定。一审裁定本身认可各上诉人系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那么在没有相关利害关系人就股东身份和股权存废问题向各上诉人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一审裁定径行认定各上诉人丧失了股权，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原则，也侵害了企业股东的诉权和实体权利。（3）在认定上诉人是否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上，一审裁定局限于上诉人与原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关系，机械地将股金与股权等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案涉财产属于原股份合作制企业未分配的财产，应由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各股东支配。上诉人等股东，在其享有权利的财产受到侵害时，当然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3.对本案的处理实际上系对涉原股份合作制企业系列案件的处理。案涉财产（企业生活区房屋和土地）只是原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部分财产。原股份合作制企业厂区116亩土地在破产程序当中，由于屡次流拍未能成功处置变价，破产程序于2001年已终结。该116亩土地目前已经被政府部门以出让及划拨等方式处置。包括本案上诉人在内的180多名股东已委托律师向相关法院起诉主张权利。本案处理的结果会对这些案件的事实认定（特别是起诉主体资格问题）造成关键性影响。上诉人认为，对本案的处理实质上就是对这些案件的处理。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注意，如果一审裁定的裁判逻辑和处理结果成立，将会发生股份合作制企业价值数亿元的财产被地方政府侵夺的后果，广大股东合法权益将受到严重侵害。地方政府在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获得价值数亿元的财产，双方当事人利益明显失衡，严重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综上，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准确认定事实，公正适用法律，对本案作出恰当处理。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龙游县政府答辩称：1.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被答辩人收到退还股金依据充分。被答辩人认为，一审认定被答辩人领取股金，证据不足；尤其对职工清册和从银行调取的账户明细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定错误。该上诉理由不成立。（1）关于职工清册表的证明效力问题。被答辩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朱建丽、蔡铁民、朱瑾、徐竹生与安置小组签订的协议书中，所载明的补偿安置款项的数额与答辩人提交的职工清册表上对应人员所列明的补偿安置款项数额一致。被答辩人将朱建丽、蔡铁民、朱瑾、徐竹生等人的安置协议书作为证据，证明被答辩人认可上述安置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而上述安置协议书恰恰能够证明答辩人提交职工清册表中的数据内容客观、真实，并且通过朱瑾的协议书上和职工清册表上签名笔迹对比，也能证实系朱瑾本人的签名，这足以证实上述职工清册表的真实性。破产安置职工的各项费用系根据职工清册表所统计的数据向财政部门申请拨款的表述也是客观真实的。当时龙游县计划与经济委员会作为探矿厂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为解决被答辩人在内的职工安置问题，先后向县财政局、县土管局申请借款共计400万元，上述款项借取必须建立在职工清册表所统计的数据的基础上，否则无法足额向被答辩人在内企业职工支付职工清册表上所列明的安置费、股金等款项。因此，职工清册表制作在前，而非被答辩人所称清册表形成之时即签名形成之时。（2）关于法院调取银行账户明细证据的“三性”问题。被答辩人对银行账户明细证据提出6项异议，否定银行出具的账户明细证据的“三性”，其上诉理由不成立。一是关于账户批量开户短期内又销户问题。银行出具的账户明细证据所载明的信息，除了张业汀在2000年8月29日开户外，并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批量开户的情况。相反，其他原告均在2000年8月30日,由银行将补偿安置费及股金的款项直接存入各安置职工的个人帐户。此能证实职工清册表内容客观真实性，与银行账户明细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被答辩人已经领取股金、安置费等款项的事实。此外，蔡铁民的银行明细可以证明，其银行账户存在五次取款，一次存款的行为，可以证实该账户频繁存取只能是蔡铁民的个人行为，进一步确认了法院所调取的银行账户明细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被答辩人诉称银行账户明细款项非其本人支取的说辞，与常理不符，也不属本案审查范围，被答辩人应另寻他径救济。二是关于签订安置协议前就向被安置人账户存入资金问题。答辩人认为，正是因为安置小组先将职工清册表中列明的款项存入被安置人的账户后，被安置人同意与安置小组签订安置协议，这才符合常理。而且安置协议书中的款项为一次性安置费用，其用途也在协议书中表述为切断原国有企业职工身份，协议书中的数据与职工清册表中的安置费一栏数据相一致。可见，安置协议书与职工清册表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相反能够进一步确认职工清册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三是关于银行拒不提供账户开户和销户原始凭证问题。由于涉案账目发放时间2000年8月30日，至今将近20余年。根据银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一般档案保存时间为10-15年，超出保存期限的档案原件将按照相关程序予以销毁，包括电子会记档案。由银行出具的《会计档案销毁清单》、《业务运行重要事项申报表》足以证明。对于银行提供被答辩人账户电子信息数据，系通过工商银行衢州支行数据恢复取得。在原始档案已依法销毁的情形下，银行已不存在提供账户开户和销户原始凭证资料的可能。四是关于被答辩人对开户和销户知情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银行卡或者存折发放职工工资已为常态。清算小组根据破产企业财会部门提供的职工银行卡信息（部分无卡职工新开户），通知银行按职工清册表所载款项分别存入补偿安置及股金款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当时，被答辩人虽然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了解该存款信息，但结合被答辩人的银行明细，蔡铁民存在频繁地取款和存款行为，能够证明法院所调取的银行账户信息是客观真实的。银行卡或存折是由被答辩人持有，银行账户资金提取系由被答辩人自己操作，故被答辩人对开户和销户事实不知情理由不能成立。五是关于银监会已介入调查的问题。被答辩人诉称银监会已介入调查。答辩人至今未收到本案有关银监会已介入调查的信息，被答辩人也未举证证明。对于银行账户明细真实性和合法性，已经能够通过职工清册表、安置协议书等材料相互印证。法院为查明案情，依法向上述证据信息保存单位龙游工商银行调取证据，符合法律规定。龙游工商银行也有义务向法院提供证据，以便法院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六是被上诉人第一次庭审时认可安置时发放的是现金问题。答辩人的代理人，在第一次开庭时认为，职工清册表上签名是被答辩人领取款项的凭证，这是基于日常的认知。由于时间跨度长，尤其是原财会人员已去世的情况下，要还原20年前的细节是困难的。传统的现金领取是领款人先在领款单上签字，再付钱，随着银行业务的升级，在已有的帐户或新设帐户直接存入款项是符合2000年的客观实际的。所幸法院调取的银行账户明细证据，能够证明被答辩人在企业破产清算时，已收到了通过银行存入的补偿安置及股金款项。被答辩人在职工清册表上签名行为可视为对职工补偿安置及股金退还数额的确认行为。随着证据的补强，答辩人根据案件事实的认知作出调整也是恰当的。2.一审裁定认定被答辩人缺乏原告资格，适用法律正确。一般情况下，在企业破产时，因企业资不抵债，其股东权益为负资产。破产清算时，随着债权人所申报确认的债权分配终结，破产企业的注销，其企业及股东所负有清偿债务的义务随之解除，这正是国家设置破产制度的法律意义。在破产清算时，也不存在退还股金的问题。但本案有其特殊性。破产企业原为国有企业，系通过改制新设立的公司，因职工交纳募集资金行为产生了股东身份。企业改制后，经营近两年，产品滞销，职工工资奖金无法及时发放兑现，职工包括退休职工的医药费报销不了，银行借贷输血无门，职工家庭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广大职工（股东）并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新设立公司的投资人。企业破产后，职工（股东）一夜之间沦为下岗工人。对如此弱势群体，由政府出资退还职工所交纳的股金并给予安置补偿，完全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于情于法于理都是恰当的。这不能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破产时对投资人的法律规制相提并论。被答辩人在当年接受了政府的善意（接受退还股金），时过境迁，为争取不当得利，又否定善意的合法性，这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突破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被答辩人在企业破产程序中，通过领取股金的方式置换了股东身份。是否交纳或接受退还股金，是衡量被答辩人是否具有股东身份的直接依据（法律另有规定除外）。一审法院在查明被答辩人收到股金事实的基础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3.案涉土地资产在破产案件中，法院已作处置。根据2001年8月24日龙游县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向龙游县政府提交的《关于接收探矿机械厂破产资产要求借款清偿抵押债权的报告》载明：“……并依法对破产资产公开委托拍卖，但一直未有结果。经征得主要抵押权人同意，经清算组研究，由计经委折价900万元接收该企业房产、土地、机器设备等不动产，向土管局借款240万元，用于破产抵押债权清偿，并以探矿厂的接收资产担保，在接收资产处置后即行退还……”。据此可以证明，破产企业资产清算时，在征得法院同意的情况下，已将破产企业的全部资产（主要是土地资产）作价由计经委全部接收，且资产处置后用于企业破产抵押债权的清偿。并不存在被答辩人诉称还有属于破产企业未分配资产的情况。被答辩人不能机械地认为，法院对破产企业的资产拍卖未成交即未处置资产。法院通过对资产作价，并由接受人承诺处置资产后，保证清偿相关抵押权人、债权人的债务的资产处置方式，也是处置破产企业资产一种特殊方式。被答辩人上诉称，涉案裁定处理结果，实际上给探矿厂其他系列案件造成影响。根据法制统一的原则，对关联案件可能产生影响是存在的。按照审判独立原则，个案裁判当依据案件属性、不同诉求、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裁判。被答辩人以此否定一审裁定的合法性，其理由不成立。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龙游县经信局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与龙游县政府基本一致，另述称，其系实施案涉房屋拆除行为的主体，龙游县政府并非本案适格被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陈志行系原探矿机械厂职工。案涉房屋为原探矿机械厂职工宿舍，位于该厂生活区范围内。2018年4月18日，龙游县经信局委托浙江龙游泰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拆除了案涉原探矿机械厂的职工宿舍，此有龙游县经信局在一审时提供的支付拆除费用的《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为证（Ｎｏ30538474，一审第三卷Ｐ0192）。2019年1月10日，龙游县经信局、东华街道办事处在《今日龙游》专版登载了《原探矿机械厂公房居住情况调查结果公示》，证实包括上诉人在内的161名职工在原探矿机械厂破产前（1994年-1999年）在被拆除的案涉职工宿舍有居住记录。2019年1月16日，龙游县经信局、东华街道办事处在《今日龙游》专版登载《公告》，该公告载明：请《原探矿机械厂破产前（1994年—1999年）公房存在居住记录人员名单》中的当事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持授权委托书），在2019年1月16日到2019年1月25日期间，前往龙游县龙洲街道文化东路99号，办理解除公房居住关系、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和补偿款支付等相关手续。期间，已有149名经公示有居住记录××人员与龙游县经信局签订了相应的补偿安置协议。但上诉人未办理相应的补偿手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根据《原探矿机械厂公房居住情况调查结果公示》可以证明上诉人陈志行在原探矿机械厂破产前（1994年-1999年）在案涉房屋有居住记录，且龙游县经信局于2019年1月16日在《今日龙游》专版登载《公告》，明确包括上诉人在内的经调查公示有居住记录的人员可以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给予适当补偿。在龙游县政府未充分举证证明1999年之后案涉职工宿舍的占有使用情况已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诉房屋拆除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未明确案涉房屋的具体门牌号、房屋面积等基本信息，导致具体的诉求难以确定，原审法院在立案及审理过程中应该要求上诉人予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本案中，上诉人要求确认龙游县政府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及龙游县经信局在诉讼中的自认，足以证明该局委托实施拆除案涉房屋。该局事后实施的公示、公告并签订相应安置补偿协议的行为，也足以表明该局能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被上诉人龙游县政府否认参与实施案涉房屋拆除行为，上诉人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龙游县政府直接实施或者组织实施案涉房屋拆除行为的情形下，被上诉人龙游县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的结论正确。本案涉及原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及旧城区改造，历时久远、情况复杂，已引发了不少行政诉讼、民事诉讼、行政复议等纠纷。为此，本院建议龙游县经信局积极主动与上诉人进行有效沟通，充分听取意见，争取协商化解。如确实难以达成相应的补偿协议，龙游县经信局则应及时作出相应的补偿决定，切实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上诉人陈志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家库审判员  马国贤审判员  徐亮亮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玉洁·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