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5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飞，女，1981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伟国，江苏新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爱珍，女，1957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利平，常州市新北区小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审第三人：王旭东，男，198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上诉人高飞因与被上诉人丁爱珍、原审第三人王旭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2民初8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飞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不清，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王旭东涉嫌恶意串通虚假诉讼，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1、判决说理均为推理，且被上诉人前后陈述与证据破绽百出。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借款，也未收到分文款项。直至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后，通过公安机关了解方知被上诉人与王旭东（即第三人）竟然是母子关系（被上诉人一审庭审时也自认）。该借条实际系上诉人与王旭东分手一年之后，再次复合后在王旭东的要求下书写，该笔拟借款实际是王旭东本人之需求。当时王旭东既未告知其准备向谁借款，也未告知其与出借人是何关系。仅是要求上诉人二处签名，其他借条主文内容均由王旭东本人书写。因上诉人没有见到分文款项，故特留心眼故意书写了“高燕”曾用名（上诉人申请笔迹司法鉴定，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上诉人仅在小学阶段使用过该曾用名，自初中起至今一直使用“高飞”姓名（即身份证姓名）。对于二张借条（即10万元、8万元）中“高燕”签名，王旭东知晓并在2019年9月份曾微信恐吓、威胁上诉人是诈骗（微信留存）。被上诉人起诉后，上诉人方才醒悟，王旭东早对上诉人设置套路，要求书写时间早己埋设伏笔。该资金实际为王旭东拟借用，当时其妻子沈国芳（财务总监）因厂部财务出事、王旭东本人经营资金紧缺等急需资金，要求以上诉人名义拟对外借取款项（王旭东称对外借款，他人不信赖）。王旭东的前妻沈国芳也在与上诉人的短信中明确谈及：问别人借个10万要你写借条？充分印证该10万元并非是上诉人所借、所用，根据民事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上诉人没有借到、收到被上诉人的分文款项，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2、关于10万元交付时间、地点，双方各执一词。因上诉人从未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该10万元款项。王旭东自称与上诉人于2017年6月17日当晚在王旭东家交接。而上诉人首次到王旭东家已是在2017年9月底10月初（即王旭东与上诉人二人从贵州毕节市、四川成都市区考察项目、旅游回来后），2017年6、7月份上诉人根本没去过王旭东家（双方约会均在邹区镇名人大酒店附近）。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根本没提供2017年6、7月份上诉人到王旭东家的任何证据；根据上诉人的苏Ｄ×××××奥迪车行驶轨迹及微信显示、证人可证明，2017年6月17日上诉人全天都在活动（自驾车辆全天停在小区里）。上诉人于2017年9月底10月初才去王旭东家，且均是在晚上，当时天气己转凉（在王家有自拍照）。无论是6月17日或7月24日（即丁爱珍案）当时王旭东的儿子晚上也在家，暑假里更是不可能去，其妻子沈国芳当时尚未离开王家，上诉人怎可能晚上前往王旭东家书写借条、借取款项？3、关于该10万元的出借资金来源。被上诉人首次庭审中陈述为中国农业银行，之后提供证据却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且金额、时间均是手写体。取款10万元也不止一笔，账号、取款时间等均前后陈述不一，无法作同一性认定。上诉人庭审中提出质证异议后，庭审笔录载明法院依职权庭后核实确认。直至上诉人收到一审判决书，法院既未通知上诉人或代理人前往核实、质证，一审判决书中也未作任何核实、记载说明。4、上诉人未以任何形式向被上诉人或第三人提出异议，是因为当初王旭东提出是他拟借款之用，仅是以上诉人名义对外出具借条。2017年至今，被上诉人或第三人王旭东从未向上诉人提出要归还本金、利息等事宜。上诉人本能认为王旭东或没借到款项，或已归还完毕。上诉人认为从未收到被上诉人的任何款项，连一元硬币都没收到，何需提出异议？直至被上诉人起诉至法院后上诉人方才得知，被上诉人母子之间居然会计算利息，完全有违常理。该10万元款项真实去向，只有第三人王旭东本人最清楚。第三人王旭东向朋友谢红良的借款8万元都没有利息（即2019苏0412民初8317号），母子间却有利息，令人匪夷所思。5、本案纠纷实质：如第三人王旭东与上诉人继续谈婚论嫁（上诉人与王旭东堕胎三次），王旭东不可能恶意起诉坑害上诉人。王旭东在得知与上诉人可能分手时，动用了该二张事先设套的借条（10万元、8万元），恶意串通坑害上诉人。二、本案审理程序违法。1、上诉人提出对该10万元借条的主文内容提出笔迹司法鉴定，未获一审法院准许。第三人王旭东自称借条全文为上诉人书写，实际仅有二处“高燕”为上诉人特意留心故意书写的曾用名，而非一直使用的本名“高飞”。且2019年9月份王旭东有恐吓、威胁上诉人进监狱等微信言辞（微信保留）。2、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大部分证据，未组织质证，剥夺、限制了上诉人的民事诉讼权利。仅对上诉人提交的个别证据进行部分引用说理、曲解推理解释。3、对于第二次庭审中出现的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取款凭据与首次庭审陈述严重不一致，上诉人提出重大异议后，法院未经依法核实确认，更未通知上诉人或代理人进行书面质证，也未在一审判决中进行核实、说明等，有失公允，程序违法。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证据破绽漏洞百出，本案涉嫌母子恶意串通、虚假诉讼，损害上诉人权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请，还上诉人以清白，或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丁爱珍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王旭东述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丁爱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高飞立即归还借款10万元、利息32400元，合计1324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高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丁爱珍系王旭东之母。高飞与王旭东系初中同学。2017年5月15日，王旭东与前妻离婚。此后，高飞与王旭东即确立了恋爱关系。2017年6月17日，丁爱珍至中国邮政储畜银行提取现金10万元交给王旭东，高飞向丁爱珍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高燕借丁爱珍壹拾万元正（￥100000），按月息一分，到2017年年底还清。”该借条由王旭东转交给丁爱珍。此后，高飞对借条所涉及的借款10万元未以任何形式向丁爱珍或王旭东提出异议。丁爱珍催要本息未果，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诉讼中，高飞与王旭东对于双方的恋爱关系状态陈述不一。高飞认为双方至今尚未终止恋爱关系，王旭东认为于2019年7、8月份就不再来往。一审诉讼中，高飞申请对借条内容的书写人进行文迹鉴定。法院鉴于高飞对借条上的签名予以认可而不予准许。一审休庭后，高飞持法院调查令向公安机关调取了高飞的苏Ｄ×××××汽车的行驶轨迹，显示2017年6月15日至同月18日该车未有在的行车轨迹，高飞据此证明不存在王旭东所称在家中交付借款的事实。丁爱珍对此质证认为，行驶轨迹与借款无关，高飞可以自己驾车，也可以租车，还可以乘出租车，不能证明高飞欲证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务应当偿还。借贷双方仅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本案中，当事人对借条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争议的焦点是丁爱珍给王旭东10万元现金是否交付给高飞。虽然当时丁爱珍与高飞并不熟悉，但丁爱珍知道王旭东与高飞正在谈恋爱，丁爱珍鉴于关系的特殊性，向高飞出借款项有合理性。高飞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从事经营活动多年，对出具10万元借条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明知的，款项通过其恋爱对象即王旭东转交也符合情理。如果高飞出具借条后未收到所借的款项，应当提交证据证明曾通过合法的形式向丁爱珍或王旭东提出过异议，或者向公安等机关报警求助。高飞补充提交的车辆行驶轨迹与借款事实无必然的联系。因此，法院按确认的证据，并综合分析当事人当时的特定关系，按证据规则可以认定高飞向丁爱珍借款10万元的事实。高飞辩称的意见均为其分析意见，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高飞提交的与王旭东前妻的聊天记录，仅是王旭东前妻离婚二个月后与高飞的聊天记录，其中“问别人借个10万要你写借条，你真便宜”是在嘲弄高飞的语境下的发问，并不足以达到高飞以此证明未收到10万元借款的证明目的。本案因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高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丁爱珍借款10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6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4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1220元，合计2694元，由高飞负担。二审经查阅一审卷宗查明，关于案涉款项来源及交付问题，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丁爱珍陈述：“我是从银行取了之后交给了我儿子王旭东。（王旭东交给被告）没看到。”丁爱珍代理人陈述：“（取款凭证）休庭后可以去农业银行调取。”一审第二次庭审中，丁爱珍代理人陈述：“当时由于原告本人卡较多，以为是农业银行卡提取的，实际上是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卡提取的，提交该行的交易清单以及银行卡原件。”双方对该证据质证后存在异议，丁爱珍代理人陈述：“这确实是银行提供的交易记录，但由于是当事人去调取，不显示交易的金额，必须要法院去调取，才能显示。”高飞代理人陈述：“以法院核准为准。”一审法官遂告知双方：“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交易的真实性以及客户留存联真实性存在争议，休庭后法庭将依职权对该证据材料进行复核，复核后如果有异议，将以书面形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如果法院认为复核情况与原告所说情况一致，将在判决书认定中予以说明。”一审庭审程序终结后，一审法院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调取了账号03×××30，户名丁爱珍的银行账户开销户登记情况，显示该账户系一年期存单，金额10万元，于2017年2月10日开户，2017年6月17日销户取回款项。二审中，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二审中，上诉人提交2019年10月24日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当时原审第三人已经知道上诉人写高燕的名字是故意的，但是他也没提出异议。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质证称，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同时可以看出上诉人确实拿过原审第三人的钱，否则原审第三人不会问她要钱。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10万元的借条，该借款金额存在现金交付的可行性，且与被上诉人当天从银行将10万元定期存单销户取回款项的行为互相印证，原审第三人也认可收到被上诉人的现金并由其转交上诉人。上诉人提交的关于其当天行程的相关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当天不可能到过原审第三人家中。故一审认定上诉人收到该款项并无不当。关于一审程序问题，首先，上诉人在一审中认可借条中的二处“高燕”系其本人书写，其余内容是否由上诉人书写并不能影响借条的效力，故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对借条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并无不当。其次，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在一审两次庭审中陆续进行了质证，并未剥夺上诉人的诉讼权利。第三，关于被上诉人的银行交易凭证，双方在一审质证时发生争议后上诉人代理人陈述“以法院核准为准”，一审法院已告知法院核准后如何处理，后经核实确认交易凭证反映的时间和金额与被上诉人主张一致，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48元，由上诉人高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李银芬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