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2民终6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男，197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山西盈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6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大同市。上诉人马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213民初6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被上诉人李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213民初675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李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判决结果自相矛盾。原审法院以“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审理本案,就应当围绕租赁合同关系进行审理,首先应当查明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如果存在,双方的租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被告是否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本案中,原审法院采取避实就虚的方法,在认定事实时,仅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认定原告曾于2007年10月25日承包了大同市轻工劳动服务公司的存车棚,而对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的“租赁合同关系”避而不谈。既然原审法院无法认定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那么,原告李某2凭什么向被告马某主张权利呢?原审法院又以什么事实依据判令被告马某“搬出本市昌乐小区存车棚并交付给李某2”?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判决结果岂非自相矛盾？二、原告李某2无证据证明其实际占有过本案标的物。如原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在(2018)晋0202民初526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为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同一案情)中所言:占有权是所有权的一项权能,是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一种形式。原告在原城区人民法院第一次起诉时,被城区法院认定“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曾实际占有过车棚,故原告主张欠缺占有权形式的要件”;本次诉讼中,原告李某2同样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经实际占有过车棚,故原告李某2这次诉讼的主张同样欠缺占有权形式的要件。三、李某2向马某主张权利显属主体不当--双方均非适格的主体。如果说,李某2的确与大同市轻工劳动服务公司签订过《昌乐小区车棚承包协议》,但从未实际占有过该车棚,那么,李某2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大同市轻工劳动服务公司主张权利;如果说,马某从1995年起即实际占有了该车棚所在的基地、并自行或经非正式的程序在该基地上自己起盖了车棚,构成了对大同市轻工劳动服务公司的侵权,则应由该公司向马某主张权利。李某2在从未实际占有该车棚、且毫无证据证明其与马某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无权向马某主张任何权利。四、本案属于恶意虚假诉讼。李某2在第一次以及这一次向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两次起诉时所提交的“证据”,均属于恶意伪造。利用其为物业管理出纳的便利,伪造了一定的“证据”。比如说,原告曾于2018年1月以同一事由向原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因无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被驳回诉讼请求;2018年2月,原告即通过电力部门,擅自将昌乐小区车棚的电户号及户名设置于其夫李治名下,这一所谓的证据,显然是伪证。五、1995年以来,被告马某一直居住于大同市平城区昌乐小区存车棚。原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202民初526号民事判决书亦注明马某的住址为大同市城区昌乐小区存车棚。本次诉讼中,判决书特意将马某的住址标注为“大同市平城区宋庄南路1号1楼2单元5号”。原审法院在“被告马某辩称”一节中,特意注明,“我现在还在车棚居住,平城区宋庄南路1号1楼2单元5号也是我的房,我同时在两个地方居住”。我申明,上诉人马某从未说过,“宋庄南路1号1楼2单元5号也是我的房”。原审庭审中,针对李某2的虚假陈述,我向法官说明,平城区宋庄南路1号1楼2单元5号是我孩子他姨姨买的房,我的孩子经常在那里写作业,我从未说过这处房是我的,事实上,这处房确实也不是我马某的。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即使说,大同市轻工劳动服务公司及大同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均为事实,但原告李某2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在与大同市轻工劳动服务公司签订昌乐小区车棚的承包合同后,实际占有了该车棚,同时,亦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与马某之间存在车棚“租赁合同关系”,更无证据证明马某占有该自行车棚是李某2交付的。原审法院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错误地认定“原告依据该合同取得昌乐小区存车棚的经营权利,且该经营权利以占有使用为先决条件”,同时,错误地适用《物权法》第118条、241条、245条之规定,判令被告将标的物交付原告李某2,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马某请求二审法院确认上述事实后,依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改判为:驳回原告李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李某2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立即搬出昌乐小区存车棚，并将昌乐小区存车棚交付给原告经营管理；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7000元租赁费；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0月25日，原告与大同市轻工劳动服务公司签订《昌乐小区车棚承包协议》，约定由原告承包位于昌乐食品厂院内自行车棚，承包期为20年，承包费用20000元。原告以代缴二网改造费的形式缴纳全部承包费。被告马某现居住于该存车棚内。昌乐小区存车棚用电户号及户名均初始设置在原告丈夫李治名下。后大同市轻工劳动服务公司破产，其资产由大同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接管。2019年4月10日，大同市轻工劳动服务公司破产清算组出具说明一份，对《昌乐小区车棚承包协议》真实性予以确认。2019年4月26日，大同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对原大同市轻工劳动服务公司与原告之间的《昌乐小区车棚承包协议》真实性再次予以确认，并确认接收管理破产企业资产（含该车棚）。原告要求被告搬出存车棚并向其支付租赁费无果，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大同市轻工劳动服务公司签订的《昌乐小区车棚承包协议》系协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依据该合同取得昌乐小区存车棚的经营权利，且该经营权利以占有使用为先决条件，即原告对该存车棚具有排他性占有使用的权利。被告居住于争讼存车棚之内，侵犯原告合法权益，其抗辩居住并经营存车棚系经领导同意，但就此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其抗辩意见无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搬离存车棚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认定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租赁费27000元,但就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租赁费数额亦无据可查,被告对此亦均予否认,故原告此项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二百四十一条、二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马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搬出本市昌乐小区存车棚，并交付给李某2；二、驳回原告李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138元，由被告负担100元。本院二审期间，李某2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新证据：供电局出具的供电单据。欲证明昌乐小区存车棚的电户号是于2012年1月立户而非2018年私自变更。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马某对该证据不认可，称李某2的证据均系伪造,但未提供反驳证据。马某对于一审查明的李某2自大同市轻工劳动服务公司承包昌乐小区存车棚的事实不予认可，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2要求马某搬离昌乐小区存车棚有无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认为，马某二审称李某2提交的证据均系伪造，存车棚系其自筹资金盖成的，但其对于这一反驳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某2对于这一反驳主张亦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本案中马某称车棚系自建只有自己的陈述,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该主张依法不能成立。而李某2一审提交的《昌乐小区承包协议》，大同市轻工劳动服务公司破产清算组出具的说明，大同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李某2对于存车棚具有承包权。李某2作为昌乐小区存车棚的承包权利人，对存车棚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马某居住在存车棚，侵犯了李某2的合法权益，李某2要求马某搬离存车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马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马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慧文审判员 智绪鲁审判员 王利东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樊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