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24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军，男，1969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丽华，女，196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铖，湖北易斯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锦远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利济北路143号1单元201室。法定代表人：江文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华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镇街办事处纺新街41号（14）。法定代表人：李阳春，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忆竹，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军、陈丽华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锦远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锦远公司）、武汉华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华通公司）返还原物纠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4民初3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军、陈丽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锦远公司是华通公司委托的拆迁代办单位，其与被拆迁人周军、陈丽华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合法有效。华通公司是案涉拆迁项目的拆迁人，其与锦远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签订拆迁委托代办协议，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拆迁工作均委托锦远公司代办。锦远公司受华通公司委托，与周军、陈丽华经长期协商，于2019年4月2日就补偿金额达成一致。当日，锦远公司将填写了补偿金额为2500万元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交给周军、陈丽华在被拆迁人处签字，并称盖章后再给周军、陈丽华。当日，锦远公司还向周军、陈丽华出具证件收件单，并在其中确认对案涉房屋“现已签订货币安置协议”，“补偿金额2500万元，2个月内到账”。锦远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文清在证件收件单上代办公司经办人处签名，并加盖了锦远公司印章，周军、陈丽华即将房屋及土地权属查询材料原件等资料交给了锦远公司。当晚，锦远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拆除，但华通公司并未依约支付拆迁补偿款。周军、陈丽华向华通公司催款时，华通公司竟然称不认可2500万元的拆迁补偿金额。2、锦远公司已在一审中向周军、陈丽华返还了房屋权属查询材料，其与华通公司还应向周军、陈丽华交付两人与华通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原件。（1）锦远公司在一、二审中均认可其作为华通公司委托代理人，与周军、陈丽华反复协商确定拆迁补偿金额后签订了协议。（2）锦远公司出具证件收件单，载明已签订拆迁补偿协议、金额2500万元、2个月内到账等内容，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在拆迁补偿协议中手写了金额2500万元，协议内容完备。（3）锦远公司以华通公司名义，与700余被拆迁人先后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并拆除了房屋，有权代表华通公司。锦远公司、华通公司之间拆迁委托代办协议约定锦远公司有权与被拆迁居民进行洽谈，并以华通公司名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华通公司一审中也陈述已将项目内所有拆迁事项全权委托给锦远公司代办，并保管拆迁资料。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条的规定，锦远公司以华通公司名义与周军、陈丽华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对华通公司有约束力。（4）华通公司称锦远公司于2019年4月商议诉争协议时已超过了委托代办的期限，但其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锦远公司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间都在代理华通公司与其他被拆迁人签订协议。（5）周军、陈丽华名下的诉争房屋是一栋六层建筑，被拆除前一直用于商业经营，还是700多户被拆迁房屋中的最后一栋。华通公司对案涉地块已领取拆迁许可证9年多，拟新建的项目投资60余亿元，无论从其资金成本还是项目的时间成本上看，其与最后一个被拆迁人达成2500万元的补偿协议符合其商业利益。事实上，协议签订当晚华通公司即拆除了诉争房屋，表明其对此前达成的补偿价款等合意是认可的，也证明了其对拆迁事务的急迫需求。综上，锦远公司作为华通公司委托的拆迁代办单位，其与被拆迁人周军、陈丽华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合法有效，华通公司应当在协议书上盖章确认，以完善形式。锦远公司、华通公司不仅应当将房屋查询材料原件退还给周军、还应当交付周军、陈丽华与华通公司签订的协议原件。锦远公司、华通公司违反诚信原则，严重侵害周军、陈丽华的合法权益，导致周军、陈丽华既无房屋又无生活来源，且索要拆迁补偿款无门。原判未查清华通公司与周军、陈丽华协商确定拆迁补偿款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基本事实，认定事实存在错误。锦远公司辩称：1、锦远公司仅收取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的复印件，以及一套房屋土地信息查询资料，并已在一审中予以返还。2、锦远公司只是华通公司委托的拆迁经办公司，不是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对人。华通公司不同意2500万元的金额，未在协议上签章，并将拆迁补偿协议退回给锦远公司。锦远公司能够返还的是只有周军、陈丽华签字而无华通公司签章的拆迁补偿协议。3、锦远公司未在拆迁补偿协议原件上盖章，是在法院调取证据时应法院要求在复印件上盖章作为证据提交，锦远公司没有任何确认拆迁补偿协议效力和内容的意思表示。案涉协议的当事人是华通公司与周军、陈丽华，锦远公司不是直接相对人，又是在特定情况下在协议复印件上盖章，不构成对协议内容和效力的确认。4、周军、陈丽华的诉讼请求是返还拆迁补偿协议的原件，诉讼标的不涉及房屋拆迁纠纷、委托代理纠纷和确认协议效力，该几项内容应另案主张权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通公司辩称：1、华通公司未与周军、陈丽华就拆迁补偿价款达成合意，没有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名或盖章，该协议未成立生效。华通公司已将诉争房屋所在项目内所有拆迁事项全权委托给锦远公司代办，拆迁资料也由锦远公司保管。锦远公司向华通公司报请的补偿款数额2500万元，高出华通公司在拆迁片区内公示的拆迁补偿方案数倍，华通公司不予认可，没有在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上盖章，并将该协议退还给锦远公司。2、该协议关于价款及标的条款等内容不完整，且双方意思表示未达成一致，合同成立并生效的法律要件未成就。周军、陈丽华提交的证件收件单是复印件，且其中只有锦远公司盖章；一审法院调取证据时，锦远公司在其代为保管的拆迁补偿协议复印件上盖章，只是向法院提交证据，不是认可协议内容和效力。周军、陈丽华提交的该两证据不足以证明协议已成立并生效，华通公司没有已盖章的协议原件，不存在返还之说，可由锦远公司退还仅有该两人签字的协议原件。3、锦远公司作为代办机构，应严格按其与华通公司之间委托合同来实施拆迁代办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即使其对周军、陈丽华有过越权承诺，也不应由华通公司承担责任。事实上，华通公司公示了拆迁价格标准，周军、陈丽华应当知道其要求的2500万元补偿金额远高于正常标准，超出了锦远公司的权限，两人不构成善意第三人，锦远公司即使作出了承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诉争拆迁补偿协议对华通公司没有约束力。4、周军、陈丽华的诉讼请求是返还拆迁补偿协议的原件，诉讼标的不涉及房屋拆迁纠纷、委托代理纠纷和确认协议效力，该几项内容应另案主张权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军、陈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锦远公司、华通公司将周军、陈丽华位于硚口区××（证××）的两证材料手续退还，2、判令锦远公司、华通公司交付周军、陈丽华与华通公司的拆迁协议合同原件，3、判令锦远公司、华通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军与陈丽华系夫妻关系，原坐落于武汉市硚口区大泉隆巷25号1栋1层、2栋1-2层的房屋系二人共同共有。华通公司于2010年3月23日取得硚口××沿河大道与武胜路交汇处范围内房屋拆迁许可证，并于2019年2月15日办理延期拆迁许可期限至2019年9月9日。上述房屋位于拆迁范围内。2017年12月20日，华通公司（甲方）与锦远公司（乙方）签订拆迁委托代办协议，约定由甲方委托乙方代办位于硚口××沿河大道与武胜路交汇处的房屋拆迁工作，被拆迁居民约为791户，企事业单位约37户（最终以实际签约的户数为准）。委托代办工作内容：1、负责该项目前期拆迁遗留问题的处理，整理归档前期其他拆迁代办公司签订的拆迁档案。2、配合甲方协调好原有拆迁代办单位的关系处理，确保拆迁启动后不因该问题影响项目拆迁。3、负责拆迁范围内居民、企事业单位的各类房屋的拆迁摸底调查，并提供详细摸底调查结果报告。4、与拆迁红线范围内的北拆线居民进行拆迁安置补偿洽谈，并以甲方名义与其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委托代办工作期限：本协议项下拆迁项目工作启动后6个月以内（拆迁启动时间待拆迁摸底调查工作完成后由甲、乙双方以书面形式确认）完成拆迁范围内的全部房屋安置补偿和搬迁工作，并取得拆迁完毕确认书。委托代办工作方式：1、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以甲方的名义在拆迁范围内实施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其方式为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2、乙方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照甲方审定的房屋拆迁补偿方案，代办实施拆迁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和搬迁工作，在代办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循“依法拆迁、和谐拆迁”的原则，不得违法拆迁，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其他非法方式促签、促搬……。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9年4月2日，锦远公司受华通公司委托，与周军、陈丽华协商拆迁事项。锦远公司向周军、陈丽华出具证件收件单，收回周军、陈丽华房屋相关证件复印件，该单据载明“兹有被征收人陈丽华、周军，被拆迁房屋地址大泉隆巷19号（证号25号）现已签订（货币、产权）安置协议，拆迁协议编号为（空白）。我司现已收回该户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土地证复印件。”该单据同时手写载明“因该户房产证、土地证遗失，正在补办，补偿金额2500万元，2个月内到账。”代办公司锦远公司在该单据上盖章。同日，锦远公司向周军、陈丽华提供空白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一份，拆迁人为华通公司，周军、陈丽华在被拆迁人处签字，协议第三项拆迁补偿合计金额处手写载明“贰仟伍佰万”，其余均为空白。锦远公司将周军、陈丽华单方签字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交华通公司盖章时，华通公司不认可拆迁金额2500万元，故未在拆迁人处加盖公章。周军、陈丽华房屋已被拆除，但未收到拆迁补偿款，故周军、陈丽华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一审法院向锦远公司送达起诉状等文书后，锦远公司指派员工将加盖其公司公章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交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随同其提供的涉案房屋证件复印件、房查信息交还周军、陈丽华代理人签收。一审法院认为：周军、陈丽华提供的证件收件单载明，锦远公司仅收取周军、陈丽华提供的涉案房产证及土地证的复印件，本案审理过程中已经将上述材料交还周军、陈丽华，故一审法院对周军、陈丽华要求锦远公司、华通公司退还两证材料的请求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周军、陈丽华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华通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应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其主张锦远公司、华通公司交付拆迁协议合同原件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周军、陈丽华庭审辩称锦远公司、华通公司应支付2500万元拆迁款的意见，可另行主张。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周军、陈丽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500元、保全费300元，由周军、陈丽华承担。二审中，周军、陈丽华提交公安机关对江文清的询问笔录和邹焰的户口本，拟证明周军之母邹焰就诉争房屋被拆毁之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锦远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文清进行了询问，江文清向公安机关陈述了锦远公司与周军、陈丽华协商一致确定拆迁补偿金额2500万元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过程。经质证，锦远公司、华通公司对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均认为：1、该两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应不予采信，2、报案人邹焰、被询问人江文清均非本案当事人，且本案为返还原物纠纷，询问笔录的内容没有涉及本案诉讼请求，故该两证据与本案无关，3、江文清是锦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所涉拆迁工作由锦远公司其他工作人员经办，江文清未全程参与，对部分事实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其向公安机关的陈述不能代表锦远公司的真实意思。另外，询问笔录不是民事诉讼过程中形成，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所规定的构成锦远公司的自认。4、江文清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将方案提交给花样年公司审计”，足以说明锦远公司与周军、陈丽华经协商只是形成初步方案，本案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尚须经过华通公司的同意。本院经审核，对该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一审庭审中记载：周军、陈丽华多次陈述在其要求锦远公司、华通公司交付的拆迁补偿协议上，华通公司应当予以盖章，且该协议合法有效；锦远公司认可与周军、陈丽华签订过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中的金额2500万元由其工作人员书写，其将协议交给华通公司要求华通公司盖章确认时被拒绝；华通公司多次提及锦远公司超越代理权限，其未予以追认，拆迁双方尚未达成合意，该协议未发生法律效力。2、二审中，锦远公司陈述，周军、陈丽华当时要求补偿款为2500万元，锦远公司予以同意，并签订协议。周军、陈丽华、锦远公司均认可，是在证件收件单和拆迁补偿协议形成当日，锦远公司组织人员对诉争房屋进行了拆除。3、华通公司一审中提交的与其他被拆迁人签订的几份拆迁补偿协议中，锦远公司盖有公章，且盖章位置与其在本案诉争协议中的位置相仿。4、华通公司认可，至今其仍委托锦远公司对整个项目所涉及房屋进行拆迁。周军、陈丽华关于返还本案所涉房产相关证照和查询材料一节，一审法院已组织锦远公司予以返还，两人诉讼目的已经实现，一审法院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本案二审主要审查的是周军、陈丽华的另一诉讼请求（即要求锦远公司、华通公司交付两人与华通公司之间拆迁补偿协议原件）是否成立。本院认为：首先，周军、陈丽华起诉要求交付合同，这与要求返还合同存在差异。返还合同是由合同相对人或因某种原因持有合同的其他人，将合同文本予以返还。此时，合同文本的证据属性是物证，审理中只需审查特定物是否存在、应否返还，无需审理合同是否成立等与合同内容有关的事项，对应的案由是物权纠纷项下的返还原物纠纷。交付合同是由合同所涉相关方履行合同签订后交付合同文本的附随义务。此时，合同文本的证据属性主要是书证，审理中需涉及合同是否签订、成立等相关情况，对应的案由是与物权纠纷同一级别的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返还原物纠纷，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如前所述，审查交付合同的请求时涉及到合同是否成立等事项，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还已就合同是否成立、有效等方面阐述过意见，故本院二审就诉争拆迁补偿协议是否成立进行审查，未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也不是在一审法院审理范围之外创设新的争议焦点。锦远公司、华通公司答辩认为，本案为返还原物纠纷，本案二审不应对合同是否成立等内容进行审查，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锦远公司受华通公司委托，负责项目范围内的拆迁工作，委托事项包含与被拆迁人协商、订立拆迁补偿协议等。锦远公司在证件收件单中注明拆迁补偿金额为2500万元、款项在2个月内到位，并就此内容专门加盖公章，该意思表示清楚、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的规定，锦远公司代理华通公司与周军、陈丽华之间拆迁补偿协议关系成立。周军、陈丽华在拆迁补偿协议中签名，锦远公司在协议中填写与证件收件单中相同的拆迁补偿金额2500万元，都是对拆迁补偿协议文本的完善。锦远公司在证件收件单中加盖自己公章，表明是以自己名义与周军、陈丽华协商拆迁补偿事宜；其当场出示用于周军、陈丽华签字的拆迁补偿协议载明拆迁人为华通公司，其还告知将合同拿回去交给华通公司盖章后再交给两人，是向两人披露其与华通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由此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规定的情形，该协议直接约束华通公司与周军、陈丽华。锦远公司在证件收件单特定内容处加盖公章、在拆迁补偿协议中填写金额2500万元，再取走拆迁补偿协议文本时起，本案拆迁补偿协议在周军、陈丽华与华通公司之间已经成立。锦远公司对合同文本加盖印章后，交由一审法院移交给周军、陈丽华，履行了其与华通公司交付合同文本的附随义务，周军、陈丽华的该项诉讼请求已经实现。虽然周军、陈丽华未直接与华通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但锦远公司代理华通公司与周军、陈丽华签订的协议约束华通公司，也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代理制度，故一审法院以周军、陈丽华未举证证明其与华通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为由，即认定锦远公司、华通公司不应当向周军、陈丽华交付协议原件，存在错误。鉴于周军、陈丽华的目的已在诉讼中得到实现，一审法院驳回两人的诉讼请求，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仍予以维持。华通公司认为，锦远公司同意的拆迁补偿金额2500万元，远高于华通公司在项目范围内公示的拆迁价格，超越了代理权限，其不予追认，本案拆迁补偿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因项目范围内公示拆迁价格，并不是公示授权范围，且现实生活中也客观存在很多实际拆迁价格远高于公示价格的情况，故依拆迁公示等证据不能认定周军、陈丽华知道锦远公司与华通公司之间委托代理的权限范围，又无其他证据证明该两人实际知道或应当知道锦远公司超越了代理权限，故华通公司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四，合同成立、合同有效、合同生效、合同履行是存在差异的不同法律概念，要求合同相对人依约履行支付合同款项义务需以合同有效并生效为前提。本院因锦远公司对华通公司的代理而认定华通公司与周军、陈丽华之间拆迁补偿协议成立，并未认定该协议有效、生效等。周军、陈丽华在一审诉讼中要求锦远公司、华通公司支付拆迁款2500万元，但其未提出该诉讼请求，且其请求事项属于合同履行范畴，也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查，并告知两人应另行主张权利，处理正确。锦远公司、华通公司均称，锦远公司一审时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盖章是用于提交证据，不产生签订协议的法律效果，不能据此认定锦远公司已对拆迁补偿协议签字确认。因锦远公司一、二审中多次表述其代表华通公司与周军、陈丽华协商、签订了合同，且其在本案协议中加盖印章所处位置与常见的提交证据时加盖印章存在明显区别，反而和其在与其他被拆迁人之间拆迁补偿协议上盖章之处相仿，其既未注明盖章系用于提交证据，又未在一审法院组织将协议文本交付给周军、陈丽华时提出异议，故锦远公司、华通公司上述陈述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周军、陈丽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周军、陈丽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义林审判员  李 行审判员  万 军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寇襄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