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川07行赔初4号 原告陈玉，男，汉族，生于1959年2月8日，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原告李科，男，汉族，生于1980年9月3日，住四川省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冉启华，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漆泽平，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文庙街8号。 法定代表人邓辉，该区政府区长。 委托代理人万波，该区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郑毅，四川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临园路东段72号新益大厦八楼。 法定代表人淳道怀，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熙佩，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程健，四川道融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玉、李科因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7月3日、2019年8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玉及原告陈玉、李科的委托代理人冉启华、漆泽平，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万波、郑毅，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李熙佩、程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玉、李科诉称：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旗公司）是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为灾后重建而引进的投资企业，2009年2月1日与绵阳市涪城区富诚城郊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涪城区军转民配套产业园灾后重建投资协议》，在绵阳市涪城区亩建设厂房；2009年11月5日签订《灾后重建投资合作补充协议》，约定补征30亩。在正式征地前，安旗公司采用以租代征的方式使用土地。2009年11月20日，安旗公司接绵阳市涪城区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的通知，因新建厂区土地处于成绵乐高铁规划地块，暂行停建。至停建时，安旗公司直接在土地建设、设施设备等的投入已经超过800万元。2012年7月16日，安旗公司与原告陈玉、李科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将该资产及拆迁赔偿所有权益抵偿给二原告，二原告接管了该抵债资产的同时，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涪民初字第5499号民事判决确认了《以物抵债协议》合法有效。2017年5月27日，被告在未与二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征得同意情况下，强行对厂区的抵债资产进行了拆除。为此，二原告以民事诉讼诉请被告支付拆迁补偿款，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的（2017）川0722民初3001号民事裁定认为，二原告诉请的内容属于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而裁定驳回起诉。后原告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2019）川07民终1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及《绵阳市市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四条“绵阳市市辖区内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两区政府、园区管委会、各镇（乡）人民政府或园区街道办事处（征地拆迁安置实施单位）可受国土资源局委托，完成所辖区域内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相关事务性工作。”之规定，被告应该对原告被强制拆迁的资产及权益进行赔偿。遂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00万元人民币（最终以第三方审核结果为准），并承担此款从2009年11月20日起至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陈玉、李科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在开庭审理前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原告陈玉、李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系适格主体。 第二组证据：2.绵阳涪发改［2009］13号《绵阳市涪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确认涪城区灾后重建项目的请示》;3.《涪城区军转民配套产业园灾后重建投资协议》;4.《灾后重建投资合作补充协议》;5.绵涪建字第2009-085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6.《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7.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安旗公司系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合法引进的灾后重建企业，2009年2月1日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下设的绵阳市涪城区富城城郊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涪城区军转民配套产业园灾后重建投资协议》，2009年11月5日签订了《灾后重建投资合作补充协议》，通过支付了相关费用和以租代征的形式，先后取得了位于绵阳市涪城区亩进行灾后重建投资，并取得了绵涪建字第2009-085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在该土地上进行灾后重建建设。 第三组证据：8.绵阳市涪城区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通知》，拟证明因案涉厂区位于成绵乐高铁规划地段，被绵阳市涪城区城郊人民政府下设的绵阳市涪城区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责令暂行停建、另行规划和清理赔付。 第四组证据：9.2012年2月15日《关于请求尽快赔付的报告》；10.《关于将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厂址地面建筑赔付款优先用于偿还债务的函》；11.《关于绵阳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物抵债协议送交函》；12.2012年8月20日《关于请求尽快清理赔付的报告》；13.移交清单；14.《情况说明》，该组证据拟证明安旗公司于2012年2月15日、5月28日向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赔付，在原告陈玉、李科于2012年7月16日通过《以物抵债协议》取得安旗公司位于绵阳市涪城区相关厂房等设施后，于2012年7月25日、8月22日向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及其下设的中国（绵阳）科技城金家林总部经济实验区管委会（以下简称金家林管委会）要求尽快赔付，并于2012年8月28日移送了包括《以物抵债协议》在内的申请赔付的相关材料，后该材料由原金家林管委会经济发展局的副局长胡登旭等人移交绵阳市涪城区审计局进行《以物抵债协议》赔偿金额审计，但一直未得到赔偿。 第五组证据：15.《以物抵债协议》；16.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3）涪民初字第5499号民事判决,拟证明2012年7月16日原告陈玉、李科与安旗公司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将安旗公司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赔偿的所有权益折价720万元，在支付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费用后，抵偿原告陈玉、李科的债务本金和利息共计252万元，剩余未用于抵债360万，由原告陈玉代安旗公司偿还在四川北川富民村镇银行以张卫国名义办理的贷款，2013年11月11日该《以物抵债协议》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3）涪民初字第5499号民事判决确认合法有效，故原告陈玉、李科系政府征地拆迁的合法权利人。 第六组证据：17.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3）涪民初字第3191号民事判决书、（2014）涪执343号执行裁定书;18.四川瑞齐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营业执照，拟证明原告陈玉根据《以物抵债协议》的约定，代安旗公司偿还在四川北川富民村镇银行以张卫国名义办理的贷款。 第七组证据：19.《征收大包梁村3组土地告知书、听证告知书》，拟证明2017年5月12日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正式启动对绵阳市涪城区3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程序。 第八组证据：20.接警回执;21.被拆迁后的现场照片，拟证明2017年5月28日原告陈玉向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金家林派出所报案称，安旗公司的地上附着物等抵债资产在2017年5月27日被强行拆除，抵债物目前已经灭失。 第九组证据：22.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2017）川0722民初3001号民事裁定书及2017年9月5日、10月13日的两次开庭笔录；23.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7民终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在《以物抵债协议》等相关资料和审计资料均移送原金家林管委会经济发展局的副局长胡登旭等人的情况下，原告陈玉、李科具有对安旗公司位于绵阳市涪城区的地上附属物等抵债资产的合法权益，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在未与原告陈玉、李科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强拆案涉财产违法，故于2017年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金家林管委会、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支付拆迁补偿款，经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及本院作出的民事裁定，均认定原告陈玉、李科的诉求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后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第十组证据：24.《绵阳市土地统征储备中心关于绵阳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拆迁补偿相关情况说明》，拟证明强拆前，拆迁案涉财产的补偿金额未确定，更未支付。 第十一组证据：25.绵阳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家林厂区建设费用一览表;26.绵金管函[2017]2号《中国（绵阳）科技城金家林总部经济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绵阳市2008年34批城市建设用地拆迁补偿安置情况说明的函》，拟证明案涉厂房的材料投入达到800万元且被拆迁范围内3家企业的拆迁补偿费用达4000万元。 第十二组证据：移交清单载明的27.《关于请求尽快赔付的报告》;28.绵阳涪发改[2009]13号《绵阳市涪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确认涪城区灾后重建项目的请示》;29.《涪城区军转民配套产业园灾后重建投资协议》;《灾后重建投资合作补充协议》;30.绵涪建字第2009-085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31.《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32.《建设规划设计合同》、《设计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3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2009字001号）;34.《四川省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35.《水电及消防安装施工合同》;36.《土方工程施工协议》；37.由教育版产品制作地地型图;38.安旗公司总平面及竖向布局图；39.地块总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图;40.安旗公司给水总平面布置图;41.安旗公司新建厂区项目五号车间、九号车间施工图；42.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结算书；43.工资发放花名册；44.借款协议一份、借条一张；45.绵阳中院（2011）绵民初字第84号传票、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追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举证通知书，拟证明案涉工程的价值。具体以地方审计为准，结合安旗公司被通知拆迁前提交的赔偿费用表，截止当时案涉的价值达1000余万元。 第十三组证据：28.短信记录，拟证明案涉资料由被告下属管委会依法提交给涪城局审计局进行审计。 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辩称：1.债权行为不能产生改变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法律效果，陈玉、李科不是案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故陈玉、李科不是本案诉讼的适格原告；2.陈玉、李科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的裁定书以及陈玉、李科的民事起诉状可查，最迟于2017年6月8日，陈玉、李科便知晓案涉构筑于2017年5月27日被拆除的情况以及相关行为的实施主体，故原告陈玉、李科提起诉讼的期限最迟应从2017年6月8日起算，至今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3.绵阳市涪城区政府的行政行为合法，案涉土地的征收系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由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征收土地公告，形成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公告进行；4.原告诉称的赔偿经济损失的额度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因案涉建筑物的建造过程而签订相关协议中约定的价款不等于案涉构筑物的客观市场建造成本、案涉构筑物在被拆除时的适时实存价值以及案涉构筑物的拆迁补偿价款，案涉构筑物的价值应该按照相关集体土地上构筑物的拆迁补偿标准予以确定。5.原告所称“评估报告存在缺项漏项问题”的说法不成立。原告陈玉、李科所诉称的地质勘察费、设计费、监理费、土地租金、施工临时用水电费、防腐工程施工支付违约金、水电消防安装合同支付违约金、办公费用、项目工资、管理人员的工资等费用，原告未提供合法、真实、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且其缺乏相应的支付凭证、银行转账记录等加以佐证，故原告诉称的前述费用不具有真实性。6.本案若支持原告的诉请将导致与人民法院已作出的执行行为相冲突，案涉构筑物的拆迁补偿款等已被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发出的（2012）涪执字第250、251、25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绵执字第4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院的执行行为予以冻结且将相关拆迁补偿款全部划走，金额为2800240.2元。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为证明其所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2.涪城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拟证明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应诉主体适格。 第二组证据：3.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2017）川0722民初3001号民事裁定；4.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7民终1号民事裁定；5.原告陈玉、李科诉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的民事起诉状；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拟证明原告陈玉、李科提起该行政诉讼已过法定起诉期限，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受理条件。 第三组证据：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共和国国家赔偿法》；9.（2012）涪执字第250、251、25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字第82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字第82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保第104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3）绵执字第4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川0703执恢14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拟证明陈玉、李科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第四组证据：10.川府土[2008]107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08年第三十四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11.绵国土资公告[2009]77号《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公告》；12.《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13.绵国土资公告[2017]20号《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14.《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协议》；15.对案涉被拆搭建物的调查、测量过程以及向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送达相关拆迁文件的影音资料；16.《核医学中心项目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拆迁方案》及其附件；17.绵阳市涪城区富诚城郊投资有限公司在2017年4月7日刊登的关于通知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相关拆迁事宜的通知；1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绵府发[2016]23号《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拟证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所作行政行为合符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原告请求赔偿的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事实严重不符。 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1.原告陈玉、李科不具备本案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陈玉、李科与安旗公司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实质是债权合同关系，不具有物权法律效力，原告陈玉、李科不能直接基于《以物抵债协议》主张对案涉被拆迁物直接的物权权属利益；2.原告陈玉、李科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2018年2月8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告应当在2019年2月8日前提起行政诉讼，但本案中二原告在2019年5月16日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而原告在此前曾提起过的民事诉讼不构成行政法上起诉期限中止中断的事由；3.国土部门已经依法取得了相关土地征收批文，履行了相应的征地补偿工作职责。遂要求本院驳回原告陈玉、李科的的起诉。 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证明其所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拟证明原告不是被征收土地地上附属物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3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2017）川0722民初3001号民事裁定;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拟证明原告提起本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予以驳回。 第三组证据：5.川府土[2008]107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08年第三十四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6．绵国土资公告[2009]77号《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公告》；7．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8.涪城区城郊乡大包梁村三社《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9.绵阳市国土资源局、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中国科技城金家林总部试验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协议》;10.2017年4月7日，《华西都市报刊》登通知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前来接洽解约和拆迁补偿登记事宜的公告;11.2017年4月11日，中国科技城金家林总部试验区管理委员会送达的《关于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办理征地拆迁补偿手续函》、送达回证及视频;12.绵阳云端科技公司出具的《土石方测量计算报告》;13.《核医学中心项目四川安旗能源科技公司拆迁方案》,拟证明案涉土地征收部门已经取得四川省政府批准同意实施，土地征收实施部门多次通知安旗能源公司办理征地拆迁手续但该公司不予配合，相关部门对其土地上建筑依法进行测量固定，制定拆迁方案并组织了实施。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1.对胡登旭的询问笔录，载明：胡登旭于2010-2017在金家林管委会工作，安旗公司是该管委会园区企业，不久就搬迁至绵阳市安州区，本身存在大量债权债务纠纷，后陈玉、李科向其送达了陈玉、李科与安旗公司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和民事判决等资料，并且要求胡登旭在陈玉和李科事先写好的情况说明上签字和盖章，相关资料后移交审计部门；2.对邓先义的询问笔录，载明：邓先义长期在金家林管委会工作，只管过两个多月的拆迁工作，原告陈玉、李科曾经找到他要求对安旗公司进行管制，在2013年没有收到原告陈玉、李科送达的以物抵债协议和相关资料，通过后来诉讼才知道该情况；3.本院（2019）川07执恢20号案件中的（2011）绵民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书、（2012）涪民保字第21、22、23号民事裁定书、（2012）涪民保字第167号、168号民事裁定书、（2012）涪仲保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2019）川0703执恢146号执行裁定书、（2018）川0723执766、90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网上电子银行回单、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2019）川07执恢20号结案通知书；4.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支付拆迁安置补偿费的承诺书、支票存根、进账单、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2013）绵执字第4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本院依职权委托四川金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安旗公司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价值进行评估，四川金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川金评（2019）字第1175号］。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陈玉、李科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通过民事诉讼知晓案涉搭建物被拆除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知道行政行为是谁实施的事实，两份裁判文书明确原告享有案涉搭建物的使用权利，该权利系物权而不是二被告主张的债权，原告的起诉时间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同时原告曾经将权利主体转移的相关资料移交给金家林管委会，并存在送交审计局的行为，表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知晓系案涉搭建物土地的使用权人是原告，在拆迁时被告应向原告告知拆迁的相关权利义务，但被告并未告知，其行为违法；对第三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并非案涉项目的实际权利人，且（2013）年绵执字第4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冻结的金额为达到257万元，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提交的拆迁方案中涉及案涉项目的构筑物价值190万，存在不一致，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未向原告赔偿就拆除相关建筑的行为违法；对第四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案涉土地虽然经过原绵阳市的征地批复制作了征收土地公告及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但没有依法公告，且在报纸登记公告的主体是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的下属企业，公告中未依法公告拆迁事宜，其公告主体、对象、地点均违法，原告没有接到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的通知。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对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证据，原告陈玉、李科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因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提供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和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第二组、第四组证据一致，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对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其余证据无异议。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对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对原告陈玉、李科提供的证据，被告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不持异议；对第二组证据因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相关投资协议和建设规划的主体均是安旗公司，不能达到原告陈玉、李科的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因是复印件，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因系复印件而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其中被告未收到9号证据，没有收到安旗公司要求赔付的报告，10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没有证据证明11-12号证据已由原告陈玉、李科送达并签收，且11-12号证据系原告陈玉、李科方单方出具，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13-14号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接收人并非被告工作人员，不能证明原告陈玉、李科向被告移交了相关资料；对第五组证据中的15号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存在异议，对16号证据的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该判决仅确定了原告陈玉、李科与安旗公司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的合法有效，并不能证明原告陈玉、李科与被征收的土地和被拆迁的构筑物有权利关系；对第六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陈玉、李科的证明目的；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如实反映图片中的现场就是被拆除现场，不能证明胡登旭当年签收相关文件；对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原告陈玉、李科通过民事诉讼得知被告行政行为；对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第十一组证据的25号证据的真实性以法院审查为准，系安旗公司单方出具，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26号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第十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可。相关资料系安琪公司单方出具，对该份证据的具体费用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相关协议系民事主体自由约定，相关的施工图等系第三方制作，不能证明案涉的相关构筑物在被拆迁时现存的真实价值，造价书未由承发包方双方签字确认，故该份证据不能作为拆迁主体相关行政机关对相关移交资料有审查义务的依据；对第十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反可以证明被告相关的行政行为依法有效。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仅能证明主体身份信息，不能证明系适格的原告；对第二、三、四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以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为准，且经查询未见安旗公司在被告处办理先行用地的相关手续；对第五、六组证据的真实性以法庭核实为准，不能达到原告陈玉、李科的证明目的，《以物抵债协议》仅具有债权合同性质，不能证实原告陈玉、李科有权利主张案涉厂房拆除补偿的费用；对七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均认可；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反而证明原告陈玉、李科早已知晓案涉地上附属物被拆除的事实，提起本诉已经超起诉期限；对第九、十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作出的二审民事裁定最终以原告陈玉、李科未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为由，从而驳回其上诉、维持原裁定，因此一审民事裁定认定原告陈玉、李科基于以物抵债协议，对于案涉土地的享有的权益，并非法院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第十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一览表系由安旗公司单方制作，金家林管委会的更是明确相应的补偿金额最终以财政审定金额为准，该证据不能达到补偿金额的证明目的。对第十二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部分证据未提供相应的原件进行核实，三台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中，仅仅以原告起诉民事受案范围予以驳回，对于相应的证据并未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该组材料可以证明相应的合同甲方均为安琪公司，而非原告，且案涉厂房的建设费和该部分实际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安琪公司修厂房的建设费用不等于案涉厂房的实际价值，更不等于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当支付拆迁补偿费用的标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十三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短信部分系单方陈述，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对本院依职权调取询问胡登旭、邓先义的笔录，原告陈玉、李科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二人询问笔录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持异议，胡登旭的询问笔录证明其曾经收到原告陈玉、李科送达的以物抵债协议、民事判决等相关资料，明知在安旗公司的拆迁时应对二原告进行补偿，邓先义的询问笔录也陈述二原告曾经找到他对安旗公司进行管制，上述证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印证，足以证明二原告将以物抵债协议和民事判决送达金家林管委会，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拆迁时对而原告进行补偿。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胡登旭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胡登旭表明情况说明系二原告事先写好非要找其签字，胡登旭只是将资料收下代为转交，不能发生任何法律后果；对邓先义询问笔录的合法性、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邓先义明确表示没有收到二原告送达的相关资料，且本案拆迁行为对象系安旗公司，可进一步证明陈玉、李科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同意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对两份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但仅证明原告陈玉、李科曾向胡登旭主张过相关权益，不能证明二原告享有法律上的相关权利。 对本院依职权调取本院（2019）川07执恢20号案件中的（2011）绵民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书、（2012）涪民保字第21、22、23号民事裁定书、（2012）涪民保字第167号、168号民事裁定书、（2012）涪仲保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2019）川0703执恢146号执行裁定书、（2018）川0723执766、90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网上电子银行回单、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2019）川07执恢20号结案通知书及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支付拆迁安置补偿费的承诺书、支票存根、进账单、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2013）绵执字第4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原告陈玉、李科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与原告无关联性。《以物抵债协议》签订后，原告在工程现场接收了项目进行管理，并将接收的工程结算档案资料交由管委会一起送涪城审计局，原告已依法享有该在建工程的物权，具有优先受偿权，对其他债权人具有排斥性。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在案件中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法院也未判决其具有优先权，安旗公司将权利归属原告后，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就不具有抵抗的权利，本案中其他债权人也不具有由被告代为支付的权利，也不能够在原告的补偿款中分割及受偿。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已将安旗公司的拆迁补偿款2800240.2元已全部支付完毕，其中支付安旗公司债权人邓勇18.0018万元，根据涪城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3执恢146号执行通知书(申请执行人陈良)支付涪城区人民法院42331.47元，根据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绵执字第43号（申请执行人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577890.73元，原告对安旗公司享有的债权，无论是否签订以物抵债的协议都属于普通的债权，不具有优先性，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执行安旗公司的相关拆迁款项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建设方，对相关构筑物享有法定的优先权，涪城区人民政府就安旗公司的拆迁款项已经有效地支付及被法院扣划完毕，不应向本案的原告承担支付责任。 对本院依职权委托四川金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作的《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川金评（2019）字第1175号]，原告陈玉、李科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评估报告存在缺项漏项问题，未算地质勘察费8万元；设计费16.5（14+1.5+0.5+0.48）万元，实付11万元；监理费21万，实付3万元；土地租金15万元；施工临时用水用电费2.5万元；防腐工程施工支付违约金2万，水电消防安装合同支付违约金5万元，计7万；办公费用29.9万元；项目工资39.8万元；9.从拆迁通知发布（2009年11月20日）至实际拆迁之日（2017年5月24日），计8.5年，一位管理人员的工资，50000元/年*8.5年=42.5万元。以上合计158.7万元。10.资金利息，从2009年11月20日起至判决或者调解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本利率计算利息，对评估报告内容无异议。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评估报告对相关构筑物的评估采用“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不当，案件涉及的相关构筑物相关合法性手续不完善，为完全不具有使用价值的构筑物，不能形成动产或不动产，不具有市场价值；相关构筑物为未完成的钢结构厂房，不属于房地产，不能形成房地产市场价值。2.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已对案涉构筑物的相关拆迁补偿款作出了冻结，但该报告未考虑该司法限制，显然不当。3.两案涉及的构筑物并未取得任何产权，且构筑物的相关拆迁补偿款已经被如前所述的各执行案件冻结，故不满足报告作出的已缴纳各种税费、取得相应的产权和其他法律保护依据等“一般假设条件”。4.该报告涉及估价的价值时点为2017年5月25日，故应该对被估价对象于2017年5月25日的相关情况作为估价依据而不是进行估价时的相关构筑物的情况，案涉构筑物被拆除时，所在的土地使用权性质并不是建设用地使用权，案涉构筑物所在区域并未达到水、电、气三通，也没有停车场所，故该报告对被告估价对象的情况的摄取，不符合被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真实情况。5.该报告第21-23页载明有多个估价依据，但案涉构筑物被拆除时，其所在土地性质并非为国有建设用地，为不具有使用价值的构筑物，不能形成动产或不动产，不具有市场价值，且相关构筑物为未完成的钢结构厂房，不属于房地产，不能形成房地产市场价值，故不能按照相关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对案涉构筑物进行估价，因此，该报告形成的相关依据不符合对案涉构筑物进行估价的科学依据。6.该报告中涉及相关构筑物的“重置单价”为1100元/平米以及挖填方单价为16元/平米、场平的单价为6元/平米，该单价明显高于被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价格，且未明确形成的具体依据，故其科学性、客观性存在明显瑕疵。 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陈玉、李科提供的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组、第十二组证据中的27-31号证据具有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第六、十一组、第十二组证据中的32-45号、第十三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被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和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证据，因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提供的第二、三组证据和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第二、四组证据存在一致部分，该部分具有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本院予采信；其余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询问笔录、（2011）绵民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书、（2012）涪民保字第21、22、23号民事裁定书、（2012）涪民保字第167号、168号民事裁定书、（2012）涪仲保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2019）川0703执恢146号执行裁定书、（2018）川0723执766、90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网上电子银行回单、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2019）川07执恢20号结案通知书、承诺书、支票存根、进账单、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2013）绵执字第4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和本院依职权委托四川金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作的《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符合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安旗公司是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为灾后重建而引进的企业，其从事灾后重建项目实行边建设边报批。2009年2月1日，安旗公司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下设的绵阳市涪城区富诚城郊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涪城区军转民配套产业园灾后重建投资协议》，在绵阳市涪城区，用于新建秸秆气化炉生产线；2009年11月5日，双方签订《灾后重建投资合作补充协议》，约定补征30亩土地。在正式取得征地手续前，安旗公司采用先租后征的方式在该土地上兴建相关厂房及设施，并取得《建设工程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2009年11月20日，绵阳市涪城区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向安旗公司发出通知称，因新建厂区土地处于成绵乐高铁规划地块，请暂行停建；安旗公司遂停止建设，并于2012年2月15日、5月28日向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赔付前期停建项目投资及损失，但没有得到回复。 2012年7月16日，安旗公司与原告陈玉、李科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将安旗公司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赔偿等所有权益，折价720万元，在支付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费用后，抵偿原告陈玉、李科的债务本金和利息共计252万元；剩余未用于抵债360万，由原告陈玉代安旗公司偿还在四川北川富民村镇银行以张卫国名义办理的贷款。2012年7月25日、8月25日，原告陈玉、李科向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下设的金家林管委会书面要求尽快赔付停建项目投资及损失，并于2012年8月28日移送了包括《以物抵债协议》在内的申请赔付的相关材料。后《以物抵债协议》由原金家林管委会经济发展局的副局长胡登旭等人移交绵阳市涪城区审计局进行《以物抵债协议》赔偿金额审计，但未得到赔偿。原告陈玉、李科向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2013年11月11日，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涪民5499号民事判决，确认该《以物抵债协议》合法有效。 2008年12月3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08］107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08年第三十四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对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村5社、金家林村4社等在内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安旗公司租用的土地位于大包梁村3社。2009年7月13日，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绵国土资公告［2009］77号《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公告》。2017年1月19日，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绵国土资公告［2017］20号《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1月24日，绵阳市涪城区3社同意《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并经有关部门批准。2017年2月6日，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金家林管委会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协议》，由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金家林管委会负责地上附着物清点登记等工作。因安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注册地变更，无人配合拆迁补偿登记工作，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设立在金家林管委会拆迁组工作人员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后，找到安旗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送达要求接洽拆迁补偿事宜的函件，但均没有得到安旗公司的回复。在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安旗公司现场遗留的地上附着物进行测量登记，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现场土石方量进行测算后，拆迁小组制作了共计2800240.20元的《拆迁补偿清单》。后该笔钱款被用于支付安旗公司的其它债务。2017年5月25日，安旗公司位于绵阳市涪城区3社的构筑物等设施，被金家林管委会拆迁小组等组织拆除。 2017年6月，原告陈玉、李科向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经本院指定到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管辖。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川0722民初3001号民事裁定和本院作出的（2019）川07民终1号民事裁定，均认为原告陈玉、李科的诉请并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而裁定驳回起诉。 2019年5月22日，原告陈玉、李科起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2011年，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因安旗公司未支付案涉地上附着物建设工程款，将安旗公司诉至本院，2012年11月9日，本院作出（2011）绵民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二、绵阳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2520288.73元，并由绵阳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款项自2011年5月起至结清之日止按照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违约金。该判决生效后，本院于2013年4月25日向中国（绵阳）科技城金家林总部经济试验区作出（2013）绵执字第4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对安旗公司应领取的拆迁补偿款2577890.73元予以冻结。另，因安旗公司在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及本院涉及大量的执行案件，金家林管委会在2012-2013年曾收到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12）涪执字第250、251、25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字第82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字第82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保第104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和本院送达的（2013）绵执字第4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对安旗公司应当领取的拆迁补偿款进行保全冻结。原告陈玉、李科系（2012）涪执字第82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字第82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当事人。2018年10月22日，本院作出（2013）绵执字第4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划拨被执行人安旗公司在中国（绵阳）科技城金家林总部经济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应领取的拆迁补偿款2577890.73元。2019年1月31日，中国（绵阳）科技城金家林总部经济试验区财政局将安旗公司的拆迁补偿款2577890.73元转至本院，本院根据涪城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3执恢14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213818.53元划转至在先冻结的涪城区人民法院；在扣除执行费28178.91元后，本院根据盐亭县人民法院（2018）川0723执766、90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应领取的执行款2335893.29元划转至盐亭县人民法院以清偿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所负执行债务，并通知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本院或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发现安旗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将再次恢复本院（2011）绵民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的执行。 再查明，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系2019年2月经机构改革后，在原绵阳市机构职能而设立。 审理中，本院依职权委托四川金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安旗公司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价值进行评估。2019年12月5日，四川金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川金评（2019）字第1175号］以“成本法”评估出2017年5月25日安旗公司在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及附属设施的价值合计为3460631.20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和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25日对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地上附着物等抵债资产予以拆除的行为已被本院（2019）川07行初20号行政判决确认为违法行政行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该拆除行为是否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原告虽提供了与安旗公司订立的《以物抵债协议》以证明其是合法的赔偿权利人，该协议也被生效判决确认为有效协议。但该协议仅表明原告享有对安旗公司案涉地上附着物等抵债资产的期待权益，即原告针对安旗公司在案涉土地的地上附着物上享有的是债权而非物权。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已提交证据证明安旗公司在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及本院涉及大量的执行案件，且经本院查实，相关案件还涉及尚未完全执行到位的具有法定优先权的案涉地上附着物的建设工程价款。而原告与安旗公司订立的以物抵债协议只是原告与安旗公司之间的约定，不能对安旗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具有排除效力，即原告享有的债权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原告欲实现其债权，仍需经过主张权利并与安旗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共同参与分配的过程，故原告的债权未能实现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的强拆行为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经本院委托评估，已将安旗公司地上附着物的价值固定，对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已经支付款项后剩余部分，原告只享有参与分配的权利。故本院对原告关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的强拆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主张不予支持。因评估目的是为确认被告涪城区人民政府违法拆除造成的损失后果，故本案评估费用应由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承担。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没有实施案涉拆除行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亦不应承担相应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玉、李科的赔偿请求。 本案不予收取案件受理费。评估费共计58750元，由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幽 审 判 员  向 茜 审 判 员  严皓月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冯小娇 书 记 员  冯 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