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海，男，汉族，1974年9月22日出生，住湖北省枝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玉发，湖北演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勇，男，汉族，1975年7月28日出生，住湖北省枝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孝桂，枝江市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大金，枝江市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江海因与被上诉人周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2019）鄂0583民初1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玉发，被上诉人周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孝桂到庭参加诉讼。由于疫情原因，本案扣除审理期限为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3月29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海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的规定，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是一起水电安装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至2016年2月1日，周勇欠江海工程款14万元。为此，周勇向江海出具14万元的“欠条”一份。2016年11月6日，周勇支付1万元，2017年1月25日，周勇支付2万元，2018年2月13日，周勇支付3万元。上述支付情况，周勇均在“欠条”上予以备注。至此，周勇还下欠工程款8万元未付。后经多次催收，周勇未付。为此，江海托枝江市尚信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催收。枝江市尚信法律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昌福向周勇催收，王昌福找到周勇，周勇要求出示“欠条”原件，理由是要核对欠款数额并在付款后进行备注。王昌福向周勇出示“欠条”原件后，周勇称资金困难只能支付3万元，并声称在下一次付款期限届满时一次性付清。周勇通过手机银行向王昌福的农行账户汇入3万元后，周勇拒绝在“欠条”原件上备注后将原件返回。王昌福要求周勇在欠条复印件上备注或者在《付款协议》上签字备注，均遭到周勇拒绝。并声称绝对不会赖账。第二次付款期限届满后，王昌福于2019年7月、8月多次向周勇催收，周勇均以没有时间或者资金困难或者要与江海对账等理由搪塞。为此江海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周勇对工程总价款及《付款协议》确定的欠款8万元的事实以及向王昌福支付3万元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但周勇辩称，下欠的5万元是以现金的方式于2019年4、5月份支付给了“欠条”原件的持有人。实际上，江海和王昌福在2019年4、5月份，根本就没有与周勇联系。更没有所谓的欠条原件持有人向周勇催收欠款。二、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不合法。一审法院应当通知枝江市尚信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属于遗漏当事人。即使不通知其参加诉讼，也应当作为本案的重要证人通知其出庭作证。周勇辩称，一、江海与周勇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总价款62万元，2015年2月5日江海完工，扣减相关费用后，工程款余额为53万元，经过多次支付至2016年2月1日，周勇欠江海工程款14万元（含增加工程款3万元），并由周勇向江海出具欠条一份。上述事实双方没有争议。事后周勇向江海和其委托的收款代理人通过转账和支付现金方式，付清了欠款，并收回了欠条予以销毁是客观真实的。理由为周勇下欠江海工程款余额14万元时，周勇是给江海出具了“欠条”的。现双方均认可“欠条”已由周勇收回。周勇收回欠条的理由是付清欠款，收回欠条，符合一般认知和交易习惯。而江海将欠条交付给周勇的理由不符合一般认知和交易习惯。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出具欠条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债权债务的存在，债权人将欠条交还给债务人则证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江海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没有周勇签字的所谓《付款协议》纯属捏造，何来效力认定错误之说。二、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合法。1、一审对本案争议的5万元工程款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公正合法的。2、江海的收款委托代理人枝江市尚信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本案没有权利、义务关系，既不是本案的诉讼参加人，更不是诉讼当事人，因其与江海有特殊利益关系，也不能作为本案的证人，更不能成为由法院依职权通知出庭的证人。综上所述，希望二审法院明查，驳回江海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周勇本人辩称，我已经还清欠款。江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周勇立即支付工程款5万元，并从2016年2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以欠付工程款为基数，按年利率12%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28日，江海、周勇签订《安装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周勇将其承建工程中的水电及消防发包给江海，总价款62万元。2015年2月5日，周勇在《完工单》上签名确认工程完工，扣减相关费用后，工程款余额为53万元。历经多次支付，至2016年2月，周勇欠江海工程款14万元，并由周勇向江海出具欠条一份。江海庭审中提交《付款协议》一份，显示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28日，内容为：2016年2月1日，双方确认工程余款14万元。2016年11月6日付1万元，2017年1月25日付2万元，2018年2月13日付3万元，尚欠8万元未付。经协商，现达成付款协议：一、周勇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4万元，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4万元。二、若逾期付款，则从协议之日起按年利率12%支付逾期利息。三、付款时，由周勇将款付至枝江市尚信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指定账户。江海在落款处签名，江海委托代理人枝江市尚信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盖章，但无周勇签章。2019年1月31日，江海向枝江市尚信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昌福出具授权委托书，负责案涉工程款收取。2019年2月1日，周勇以转账方式向王昌福支付3万元。至一审庭审时，江海不能提交周勇出具的欠条原件，周勇自认在工程款付清后，收回欠条并已销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江海应首先举证证明债权仍然真实存在，但其不能出示欠条原件，亦不能对周勇收回欠条原件作出合理性解释。周勇对江海依欠条复印件主张权利持有异议，并认为其是在履行付款义务完毕后获得欠条原件的，符合人们一般认知和交易习惯。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江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25元，由江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已在卷佐证。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在2018年2月13日周勇向江海支付3万元后，周勇尚欠江海8万元工程款未付”以及“2019年2月1日周勇以转账方式向江海委托的收款人枝江市尚信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支付3万元”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根据双方诉辩及二审庭审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勇是否已另向江海支付了下欠的5万元工程款。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对于截至2019年2月1日周勇下欠江海工程款5万元的事实、数额予以认可，江海主张周勇至今未支付该笔工程款，虽然江海未提供直接书证，但在一审及二审中均对此提供了证人证言，并对为何其本人现在不持有欠款凭证作出了相应解释。周勇抗辩称其已还清工程款所以收回欠款凭证，并另外提出是在2018年2月13日之后通过现金方式向江海支付该欠款，但是：首先，周勇对于自己还款的次数、时间、对象、地点、金额等细节均称“想不起来”，令人对其陈述的真实性产生高度合理怀疑；其次，周勇称“我家里有转账记录，也有欠条的持有人和原告本人给我打的收条，我今天都没有带”，因此不能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与常情常理不符；最后，周勇自称该笔款项的来源是“陈国强”向其偿还的借款，而其没有向“陈国强”出具收条，但在承办人要求其现场拨打“陈国强”的电话后，“陈国强”在电话中又称，其向周勇还款时周勇向其出具了收条；综上，由于周勇在抗辩中提出的新主张的各项陈述或于理不合，或前后矛盾，从而消减了其前述抗辩“已向江海支付欠款所以收回欠款凭证”的可信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由此，本案中虽然江海不能提供“欠条”凭证，但综合全案现有证据予以考量，并着重参考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诸多陈述，本院认为江海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周勇仍下欠其5万元工程款未支付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本院对江海的此项上诉理由予以采纳。至于江海所诉的欠付工程款利息，由于江海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对欠付工程款计付利息有所约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江海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2019）鄂0583民初1575号民事判决；二、周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江海支付工程款5万元；三、驳回江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合计1575元，由周勇负担。由周勇负担的诉讼费用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昊审判员 王瑞菊审判员 肖小月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余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