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0民初10411号 原告：浙江惠巨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沈半路10号。 法定代表人：陈红娥。 委托代理人：黄春江，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泽同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乔安路133号。 法定代表人：邢春联。 被告：杭州泽强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八方杰座大厦2幢404室。 法定代表人：邢春莹。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方魏，浙江奇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中化建韩华化工储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威远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黄宏伟。 委托代理人:楼红磊、王国丞，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原告浙江惠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巨公司）诉被告杭州泽同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同公司)、杭州泽强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强公司）、宁波中化建韩华化工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中化建公司）企业借贷纠纷（原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冯妍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9年7月31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浙江惠巨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春江、杭州泽同燃料有限公司、杭州泽强化工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方魏、宁波中化建韩华化工储运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楼红磊、王国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江惠巨化工有限公司起诉称，原告自2013年起与被告泽同公司、泽强公司发生甲醇等化工产品买卖关系，双方交易的甲醇均储存于仓储单位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交货方式均为指示宁波中化建公司进行货权转移。2015年1月20日，原告与泽同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20150120ZTKMD的《销售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向泽同公司购买甲醇1200吨，单价为2000元/吨，总价240万元；合同项下货物在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处储存，泽同公司给予原告免仓期2个月，从2015年1月21日起到3月21日止，超出免仓期需向宁波中化建公司支付每吨1.5元/天仓储费；付款方式为银行电汇，原告在收到货权转让后付清全款。2015年1月20日，原告又与泽强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KMDZQ20150120的《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泽强公司向原告购买甲醇1200吨，单价为2042.70元/吨，总价2451240元，交货时间为2015年3月21日前，付款方式为1月21日前支付履约保证金35万元，余款2101240元在3月21日前付清，但泽强公司未付清全款前，甲醇所有权仍为原告。合同项下货物储存于宁波中化建公司，提货方式为泽强公司自提，原告按泽强公司要求将甲醇存储于宁波中化建公司后即视同完成交付义务。如泽强公司未按约足额付款，则需支付合同总额10%的违约金。2015年1月21日，泽同公司发原告出具《提货单》一份，提货单位为原告，提货地为宁波中化建公司，提货标的为合同编号20150120ZTKMD《销售合同》项下的1200吨甲醇。同日，宁波中化建公司向原告出具《入库证明》一份，证明载明：泽同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已将在宁波中化建公司处的1200吨甲醇货权转移给了原告，仓储费及损耗从2015年3月21日起由原告承担。原告收到《入库证明》后，即将货款240万元支付泽同公司。2015年3月24日，因泽强公司未能按约付清余款，原告遂到宁波中化建公司处提货，但宁波中化建公司拒不交付。2015年3月30日，原告向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宁波中化建公司交付案涉甲醇1200吨。镇海法院认为：宁波中化建公司员工陆江峰(商务部经理)与泽同公司法定代表人邢春联涉嫌经济犯罪，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5)甬镇商初字第368-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起诉。2015年12月31日，宁波港公安局经调查，认为不应对陆江峰、邢春联等人追究刑事责任，作出甬港公撤案字【2015】第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了此案。2016年1月18日，原告再次向镇海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宁波中化建交付案涉甲醇1200吨。镇海法院追加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6)浙0211民初17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该判决书认为：宁波中化建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应以参与融资性买卖的多份合同主体作为整体进行考量，原告可另案主张。原告不服该判决，向宁波中院提起上诉，2017年6月21日，宁波中院作出(2017)浙02民终36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仍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高院申请再审，2017年12月25日，浙江省高院作出(2017)浙民申266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原告无奈，只得要求被告交付甲醇或返还货款，但至今未果。原告认为：本案三被告恶意串通，欺诈原告签订案涉甲醇买卖合同，特别是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向原告出具虚假的1200吨甲醇《入库证明》，致使原告陷入错误认识，全额支付了货款，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三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请求判令:1.被告泽同公司、泽强公司、宁波中化建公司共同偿付原告205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赔偿原告利息损失自2015年3月21日起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提供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工商变更登记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名称由杭州科曼达化工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惠巨化工有限公司的事实。 2.销售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向泽同公司购买1200吨甲醇及该批甲醇仓储于宁波中化建公司的事实。 3.销售合同一份，用以证明泽强公司向原告买回1200吨甲醇及甲醇交付仍通过宁波中化建公司的事实。 4.泽同公司提货单一份，用以证明泽同公司将案涉甲醇1200吨货权转移给原告，同时通知仓储单位宁波中化建公司的事实。 5.宁波中化建入库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通知原告有一千两百吨甲醇。被告泽同公司已经指示其进行货权转移，原告基于对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的信任对入库证明信以为真的事实。 6.杭州银行电子回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按约向泽同公司支付货款240万元事实。 7.镇海区法院民事判决书、宁波中院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院民事裁定书一组，用以证明:1.泽同、泽强系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邢春联；2.邢春联与宁波中化建公司商务部经理陆江峰串通，虚构泽同公司在中化储存有甲醇，以宁波中化建公司名义向原告出具泽同公司在宁波中化建公司的1200吨甲醇货权转移给原告的虚假《入库证明》，骗取原告信任，从而全额支付泽同公司240万元货款；3.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应以其参与的融资性买卖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事实。 8.杭州中院(2017)浙01民终284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与杭州金投公司和原告同样的交易模式，几乎同样的事实，几乎相同的法律关系，但是有不同的法律关系的认定，该份判决书认为入库证明具有物权的效力。该份判决也被浙江省高院进行了改判，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本案的这种交易模式，所谓的融资性买卖的交易模式仍存在重大争议的事实。 被告杭州泽同公司答辩称，本案借贷关系已经由三级法院审判进行了认定。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法院的判决书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在本案中，不应再次对该判决书的内容进行质疑。根据该判决书的认定，被告泽同公司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长达三年以上没有向被告泽同公司进行过债权的索要，且没有出现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无论是侵权责任、合同责任或者催讨责任，原告都没有向泽同公司主张过，无论是哪种案由诉讼时效都是经过的。宁波中化建公司跟原告关系的核心要点就是入库凭证是否是权属凭证，这个问题经过法院认定，入库凭证不是权属凭证。原、被告之间没有法律关系，被告泽同公司、被告泽强公司跟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之间也没有共同付款责任，互相是不牵连的。 被告泽同公司未举证。 被告泽强公司答辩称，泽强公司认同被告泽同公司的答辩意见，另补充一点，如果原告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货物交易，泽强公司已经支付了保证金，而且还被罚目的保证金，泽强公司已经完成交易义务，不能再做被告。 被告泽强公司未举证。 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答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1.原告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不存在真实的实物交易。本案中，2015年1月20日，原告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原告向泽同公司购买1200吨甲醇，总价240万元。同日，原告又与泽强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原告将1200吨甲醇卖给泽强公司，约定两个月后泽强公司支付货款，原告交付货物，总价2451240元，当日支付定金35万元。泽同公司与泽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邢春联，泽同公司和泽强公司在通过内部合同完成整个交易的闭环。原告惠巨公司在同一日就完成了货物和资金的闭合循环。同样的交易，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之前已经进行过三次，本次为第四次。从原告惠巨公司与被告泽同公司、泽强公司的四次交易过程看，三公司之间进行的是闭合型循环买卖，原告作为资金出借方向泽同公司购入甲醇，将资金以货款形式支付出去，经过一段时间后向泽强公司卖出同等规格、数量的甲醇，以货款形式收回资金，泽同公司与泽强公司在通过内部结算完成整个交易的闭合型的资金循环，原告则通过买卖价差获取利息收益。在每一次的交易循环中，标的物完全相同且不实际交付流转，三公司实际是以不存在货物的货权凭证虚构买卖标的物，进行没有实物的资金空转型买卖。2.本案中原告惠巨公司并无权向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主张货权，原告也从未从泽同公司处取得货物所有权。根据原告与泽同公司的《销售合同》，原告应在收到货权转让后付清全款，然而原告作为一家专业的贸易商，对《入库证明》不具有货权证明效力应当有清楚的认识。原告在未收到合法有效的货权转让凭证的情况下即向泽同公司出借了款项，且之后也从未取得案涉货物的货权。本案事实上是泽同公司违约未交付货物。由于原告与泽同公司并不存在真实货物交易的意图，因此，有效的介绍信、提货单、出库单等货权转让凭证始终在泽同公司，并未向惠巨公司交付过。原告法定代表人陈红娥也证实，其只负责审核合同、支付货款，其本人或其员工从未到宁波中化建公司验货。3.所谓的《入库证明》仅是通知内容，不具有任何货权凭证的效力。《入库证明》仅是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辅助泽同公司履行交付义务的意思表示，不具有仓单的性质。具体的货物交付应以原告取得有效货权凭证或现场查验为准。但原告从未与宁波中化建公司接触，既未与宁波中化建公司订立正式仓储合同，也未向宁波中化建公司核实货物情况。4.上述事实在原告诉宁波中化建公司一案[一审案号：(2016)浙0211民初176号；二审案号：(2017)浙02民终369号]中已经审理查明(下称原案)，并经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记录在案，现上述两份判决书均已生效。二、原告以侵权责任纠纷起诉，实质上与原案构成重复诉讼，本案的审理事实上否认原案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结果，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当依法驳回起诉。原告认为被告构成侵权的事实基础是认为原告与被告泽强公司、泽同公司之间成立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原告有权向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主张案涉1200吨甲醇，但由于被告出具的《入库证明》不真实而导致原告无法取得货权。然而，本案中，即使泽同公司在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实际存有甲醇，原告也自始没有取得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权，无权凭借《入库证明》向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主张货权。只有在原告有权向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提货的情况下，法院才应当审理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是否构成侵权，以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原案中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与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从未成立仓储合同关系，原告也无权依据《入库证明》向宁波中化建公司主张货权。如果本案中认定被告中化建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势必在实质上与原案的审理结果相矛盾。三、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原告以侵权责任纠纷起诉实际上对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案件直接要求履行买卖合同，与现有法律相违背，依法应当驳回。原告与被告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之间的四笔交易均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当事人之间并不具备真实的买卖意图和货物需要，所谓的买卖只是资金融通的外在形式，实质是以买卖的形式掩盖的企业间的借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最高院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告起诉的事实基础和诉讼请求均是以请求履行买卖合同为基础，原告认为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构成侵权的理由也是欺诈行为使其签订买卖合同，现买卖合同无法履行，致其产生损失。原告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将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直接要求履行买卖合同，实质上与最高院的审理规定相违背，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四、在法院未对借贷案件进行审理判决，并执行之前，本案并无任何损害后果发生，原告以侵权责任纠纷起诉没有事实依据，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案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但至今原告未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被告泽同公司、泽强公司或邢春联主张返还借款，因此，原告民间借贷出借款项可以收回多少并不知情，原告的实际损失并未产生。损害后果的存在是侵权责任法律关系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因此，原告以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起诉没有事实基础，应当依法驳回诉讼请求。五、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开具《入库证明》的行为不构成侵权，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宁波中化建公司并不具有欺诈的故意。《入库证明》是应原告公司制造业绩的需要，并非出于真实合同交易的目的，也并非原告与被告泽同公司、泽强公司进行公司借贷行为所必需，且《入库证明》本身是原告与邢春联等人为了制造业绩需要，串通被告中化建公司员工偷盖的，并非宁波中化建公司的行为。原告也并未因为《入库证明》而对原告与被告泽同公司、泽强公司的行为产生任何错误的认识，原告始终清楚对三者之间是借贷关系而非买卖关系，三者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货物往来。原告与被告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于同日签订两份《购销合同》，一份融出资金，一份收回资金，显然并没有进行实际货物买卖的真实意图，原告主张被告恶意串通欺诈原告签订买卖合同，显然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支付货款在先，收到被告的《入库证明》在后，因此原告支付货款并不是基于收到被告的《入库证明》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即使原告有损害结果发生，也与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并非由于被告中化建公司开具《入库证明》而向被告泽同公司借款，借款无法收回是借贷行为中的正常商业风险，原告应当对此有明确认识，对邢春联无法归还借款的违约行为，原告应当以合同纠纷起诉，而不应当以侵权责任纠纷起诉。借款无法收回与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原告认为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或买卖合同构成借贷合同的担保，从原告与泽同公司的买卖合同的角度看，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收到供方货权转让后付清全款”，原告作为专业的化工产品交易商，对货权转让应当具有清楚的商业认识，原告并不能凭借《入库证明》向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主张货权，原告在未取得货权的情况下就支付货款，无法收回货款或无法取得货权显然是由于原告自身的疏忽大意造成，所有的商业风险应当由原告承担，与宁波中化建公司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退一步讲，即使出具《入库证明》时，泽同公司在宁波中化建公司真实存储有甲醇，原告也依然无权以《入库证明》向被告主张货权。在原告向被告主张货权之前，被告泽同公司依然有权以合法有效的仓单提取货物或将货物转卖。因此，原告的损失与宁波中化建公司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原告无法取得货权的原因是，原告惠巨公司从未从被告泽同公司取得货物所有权，且惠巨公司未取得货物所有权的原因是被告泽同公司未向惠巨公司交付有效的货权转移凭证。事实上泽同公司也不可能向惠巨公司交付货物或货权凭证。原告无权向宁波中化建公司主张货权，原告无法取得货权也与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原告支付货款在先，收到被告的《入库证明》在后，因此原告支付货款的行为与被告的《入库证明》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原告的损失主要过错在于原告及被告泽同公司、泽强公司的违约行为。原告与泽同、泽强公司以买卖合同为名从事不在经营范围内的企业间借贷行为，且虚构交易事实，买卖合同本身为无效合同。原告作为专业贸易商，应当明知《入库证明》不具有货权凭证的性质，原告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在未取得货权的情况下付款，存在明显过错。原告从未到中化建公司处核实货物是否真实存在，也未验收货物，对买卖合同未尽履行义务，不利后果应当由原告承担，不应当要求作为存储公司的宁波中化建公司承担。本案中，《入库证明》是由邢春联串通陆江峰偷盖印章形成，宁波中化建公司并没有过错。六、本案中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买卖合同从形式上是借贷的担保，但实际上在本案中，买卖合同不构成对借贷的担保，且没有构成担保的过错完全在原告与泽同公司，本案实际上仅是企业间单纯的以买卖合同的名义从事的企业间借贷行为。1、原告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并没有以买卖合同作为借贷合同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从本案合同看，原告在同一天即已经完成了资金与货物的闭合循环，仅是资金借用邢春联使用两个月。标的物完全相同且不实际交付流转，实际是以不存在货物的货权凭证虚构买卖标的物，以买卖的形式掩盖的企业间借贷。根据原告与泽同公司的买卖合同，泽同公司在交付货物后原告出借款项，但是原告在未取得货权的情况下就出借款项，实际上放弃了买卖合同对借贷的担保，担保合同并未成立。担保未成立的过错完全在原告，宁波中化建公司没有过错。根据原告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的买卖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收到供方货权转让后付清全款”，原告作为专业的化工产品交易商，对货权转让应当具有清楚的商业认识，即使泽同公司在宁波中化建公司存有甲醇，原告并不能凭借《入库证明》向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主张货权，且原告惠巨公司也没有到宁波中化建公司查验货物，原告在未取得货权的情况下就支付货款，导致担保未能成立，过错在于原告惠巨公司。即使构成对借贷的担保，本案中的担保也属于后让与担保，原告在出借款项时并未有效取得货物货权，且未取得货权和宁波中化建公司没有因果关系。在邢春联或其控制的公司未偿还借款的情况下，原告有权主张拍卖货物，但由于被告泽同公司或泽强公司没有实际货物，导致无法拍卖的，属于泽同公司无法交付货物的违约行为。原告不能要求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承担责任。七、即使构成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人为陆江峰和邢春联，宁波中化建公司并非侵权行为实施主体。宁波中化建公司并没有任何为借贷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1.本案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宁波中化建公司并非借贷关系的合同当事人，也未对陆江峰与邢春联偷盖公司印章一事予以追认，也从未同意为原告与邢春联及其控制公司之间的借贷行为提供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法官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行为人越权提供担保未经公司追认且不构成表见代表或者表见代理，相对人主张由行为人承担相应责任的，应当根据《民法总则》第171条的规定，确定行为人的责任。相对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明知该担保行为未经公司决议的，或者能够认定相对人和行为人利用担保合同向公司转嫁商业风险的，可以由相对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相对人不能举证证明与其订立担保合同的行为人的，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取得的《入库证明》是原告与邢春联串通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员工陆江峰偷盖取得，并未经宁波中化建公司追认，且形式也与有效仓单具有明显区别。因此，原告对宁波中化建公司对开具《入库证明》行为不知情应当明知，且原告从未向宁波中化建公司核实被告泽同公司在宁波中化建公司的甲醇存储情况，完全没有尽到对担保行为的合理审查义务，对损害后果的形成具有明显的过失。即使《入库证明》对原告造成损失，侵权行为人也是陆江峰和邢春联，赔偿责任不应当由宁波中化建公司承担。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盗用印章，单位不承担责任；擅自使用，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邢春联串通陆江峰盗用公司印章，宁波中化建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而且二人盗用公司印章，宁波中化建公司并不存在明显的过错，且该行为也与原告的经济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原告的损失主要在于原告不谨慎的商业行为，以及被告泽同公司未交付货物以及未归还借款的违约行为，综上，本案原案构成重复诉讼，即使不构成重复诉讼，本案原告以侵权责任起诉，适用法律关系错误，应当予以驳回。同时，本案目前不存在损害后果，不存在侵权责任认定的事实基础，且被告中化建公司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原告也没有因为被告宁波中化建公司的行为产生任何错误认识，原告的损失也与被告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即使构成侵权，侵权行为人也不是宁波中化建公司，宁波中化建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宁波中化建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宁波中化建韩华化工储运有限公司为支持其答辩主张，提供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2016）浙0211民初176号、（2017）浙02民终369号判决书一组，证明：1、经法院审理查明本案事实为：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没有实际货物往来；2、经法院依法查明，泽同公司并没有向惠巨公司实际交付过货物，惠巨公司始终没有取得过货物所有权；3、《入库证明》并不是货权凭证，原告无权依据《入库证明》向宁波中化建主张货权;4、案涉法律关系已经经过法院依法审理，本案属于重复诉讼。 2.邢春联情况说明一份，证明：1、惠巨公司与泽强公司、泽同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实际是民间借贷，并无实际货物往来。2、惠巨公司明知泽同公司在宁波中化建公司处没有货物；入库证明系邢春联授意陆江峰用中化建公司业务章制作，属于无效；宁波中化建公司没有欺诈的故意，原告也并没有因为中化建公司的行为产生任何错误认识。3、泽强公司、泽同公司系受邢春联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 3.泽同公司登记文件一份 4.泽强公司登记文件一份 共同证明：1、泽强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邢春莹、泽同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邢春联；2、泽强、泽同公司系受邢春联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 5.陆江峰认知书一份，证明陆江峰受邢春联授意偷盖公司业务专用章，制作入库证明。宁波中化建公司并不知情，没有欺诈的故意,即使构成侵权，侵权人为行为人陆江峰。 6.惠巨公司与泽强公司、泽同公司之间3套销售合同及对应的提货单和货权转让证明一组，证明：1、自2013年7月8日起，在本次借贷行为之前，惠巨公司与泽强公司、泽同公司已经以买卖合同的形式进行民间借贷达3次；惠巨公司与两公司的买卖合同不符合正常的商业活动常理、惯例，名为买卖实为借贷。2、证明惠巨公司对三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货物买卖清楚知情，并没有因宁波中化建公司行为产生错误认识，宁波中化建公司也没有欺诈的故意。 7.提货单一份，证明泽同公司并没有将提货单给惠巨公司，惠巨公司自始没有取得货权,损失与宁波中化建公司没有因果关系,属于惠巨公司自身不谨慎以及泽同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 8.陆江峰公安笔录4份，证明陆江峰擅自使用业务专用章，且惠巨公司明知入库证明虚假.实际侵权人为陆江峰，宁波中化建公司没有侵权的故意，损失后果也与中化建公司没有因果关系。 9.李吉宝公安笔录一份，泽同公司与泽强公司员工笔录一份，证明：1、泽强公司与泽同公司是由邢春联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惠巨公司与邢春联之间的交易实质为民间借贷；2、惠巨公司借来的钱用于偿还曾世榕。本次借贷实际是曾世榕伙同邢春联诈骗惠巨公司。 10.邢春联公安笔录6份，证明：1、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的交易性质为民间借贷；2、惠巨公司对没有货物、入库证明虚假事先明知。 11.《关于液化品和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储运的规定》、《公司合同管理办法》一组，证明宁波中化建公司对印章使用和合同文本有明确规定，《入库证明》并非货权凭证，上面印章由陆江峰受邢春联指使偷盖，未经公司同意。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2015年1月20日，惠巨公司（需方）与泽同公司（供方）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20150120ZTKMD）一份，货物标的1200吨榆天化甲醇，单价2000元/吨，总金额2400000元，货转免仓期2个月（2015年1月21日-2015年3月21日，宁波中化建公司），如超出免仓期需每天支付1.5元/吨，货物数量以仓储实际出库数量为准，需方收到供方货权转让后付清全款。同日，惠巨公司（供方）与泽强公司（需方）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编号：KMDZQ20150120）1份，货物标的：1200吨优等品甲醇，单价2042.7元/吨，总金额2451240元，此价格为含税价，具体数量及金额以仓库转库清单为准；供（提）货时间：供方应在2015年3月21日前向需方交付全部货物，但在需方未付清全部货款前，合同项下所有货物的所有权属供方所有，在供方将合同项下的所有货物存储于需方指定的宁波中化建公司时即视为供方完成了合同的货物交付义务，自合同项下的所有货物存储于宁波中化建公司时，合同项下的所有货物的数量、质量及毁损灭失风险即由需方负责；供（提）货地点、方式：现货，宁波中化建公司，需方自提，双方约定合同标的物存放于宁波中化建公司的一切费用均由需方承担；结算方式及期限：需方在2015年1月21日前向供方现款支付履约保证金350000元，在2015年3月21日前向供方现款支付货款2101240元；如需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按时足额付款，供方有权立即单方解除合同并自行处理合同项下的所有货物。2015年1月21日，泽同公司出具提货单1份，提货单位为惠巨公司，提货地点为宁波中化建公司，内容为20150120ZTKMD《销售合同》项下1200吨甲醇货权转移。同日，宁波中化建公司向惠巨公司出具《入库证明》1份，载明：“泽同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货权转移给贵司1200吨甲醇，2015年3月21日开始仓储费及损耗由贵司承担。特此证明！”落款盖有宁波中化建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同日，惠巨公司向泽同公司汇款2400000元。惠巨公司称是将相应货权转移给泽强公司，仓储费也由泽同公司、泽强公司处理，其并未支付过。因泽强公司未付清全部货款，其欲将货物卖给他人，便于2015年3月24日去宁波中化建公司处查看货物，而宁波中化建公司却称《入库证明》系虚假开具，泽同公司从未有涉案货物存储在宁波中化建公司处。惠巨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红娥称其只负责审核合同、支付货款，业务系曾世榕介绍、洽谈的，曾世榕和其前夫曾到宁波中化建公司处查库、巡库，并告知其货物真实存在，宁波中化建公司又出具了《入库证明》，其便相信了二人的说法，其本人未曾到宁波中化建公司验货。宁波中化建公司员工陆江峰称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就放在其所任职的商务部，并没有专人保管，《入库证明》仅在进船舶和车皮的时候才会开具，而且是有入库和计量的样本，业务专用章也仅在入库和计量的时候使用，《入库证明》是其专门打印后盖的业务专用章，不能作为提货的依据，提货人必须凭提货单提货，泽同公司是宁波中化建公司信誉良好的长期合作客户，其与泽同公司的邢春联比较熟悉，后来泽同公司没有货物但是需要融资，其便帮邢春联的忙制作了虚假的《入库证明》，泽同公司主要是通过金投公司融资，曾世榕是金投公司的部门主管，惠巨公司是曾世榕介绍给邢春联融资的，其未见过惠巨公司的任何人员，一直都是和曾世榕联系，邢春联说曾世榕和惠巨公司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其便把虚开给惠巨公司的《入库证明》寄给曾世榕，惠巨公司从来没有人来看过货。2015年3月30日，惠巨公司以同样的事实理由向宁波市镇海区法院起诉宁波中化建公司，该院认为陆江峰和邢春联涉嫌经济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5）甬镇商初字第368-2号民事裁定，驳回惠巨公司的起诉。案件移送宁波港公安局受理后，宁波港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向陆江峰、邢春联、曾世榕等相关人员调查，制作了多份询问笔录。后宁波港公安局认为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甬港公撤案字[2015]第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此案。泽强公司、泽同公司先是与曾世榕任职的杭州金投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投公司）进行类似本案方式的交易，后经曾世榕介绍与惠巨公司进行交易。此前，惠巨公司与泽强公司、泽同公司曾以此方式交易过三次。 2016年1月18日，惠巨公司曾以仓储合同纠纷为由向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号（2016）浙0211民初176号】，请求宁波中化建公司交付惠巨公司甲醇1200吨。如不能交付，则按市场价值2400000元赔偿惠巨公司。宁波市镇海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对于宁波中化建公司主张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之间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买卖合同为民间借贷的担保，应属无效，本案仓储合同亦为无效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惠巨公司以其与宁波中化建公司之间的仓储合同关系向宁波中化建公司主张权利，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之间《销售合同》、《购销合同》的性质和效力问题不影响宁波中化建公司作为货物仓储人的地位，惠巨公司仍可依据其所认为的相应法律关系要求仓储人返还所存的货物，至于其诉请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将在下文中具体阐述。再者，买卖合同与仓储合同系两个独立的合同，没有主从的依附关系，仓储合同不能因买卖合同无效而无效。因此，宁波中化建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三、对于《入库证明》是否构成惠巨公司、宁波中化建公司之间成立仓储合同关系的依据，惠巨公司能否以仓储合同为基础要求宁波中化建公司返还涉案货物的问题。惠巨公司认为，其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与宁波中化建公司之间系仓储合同关系，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泽同公司将涉案货物指示交付给惠巨公司，后因泽强公司未支付剩余货款，惠巨公司对涉案货物仍享有所有权，故惠巨公司有权要求宁波中化建公司返还涉案货物。宁波中化建公司认为，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之间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买卖合同是借款合同的担保，不存在货权转移的情况，惠巨公司不能以借款合同项下的所谓仓储合同关系向宁波中化建公司主张返还货物，惠巨公司不具有仓储合同中存货人的权利。该院认为，第一，从本案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之间的四次甲醇交易过程来看，三公司之间进行的是闭合性循环买卖，惠巨公司作为资金出借方向泽同公司买入甲醇，将资金以货款形式支付出去，经过一定期限后向泽强公司卖出同等规格、数量的甲醇，以货款形式回收资金，泽同公司与泽强公司再通过内部交易结算完成闭合型的资金循环，惠巨公司则通过买卖差价获取利息收益。在每一次交易循环的三份买卖合同中，标的物完全相同且不实际交付流转，三公司实际是以不存在货物的货权凭证虚构买卖标的物，进行没有实物的资金空转型买卖。根据庭审中惠巨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红娥的陈述，该四笔交易均由曾世榕介绍洽谈，陈红娥仅负责审核合同内容和支付货款，《入库证明》系曾世榕交给陈红娥，巡库、查库等事宜也由曾世榕处理，以上陈述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以及宁波中化建公司员工陆江峰的陈述能够互相印证，予以采信。据此，该院认为，对于涉案四笔交易的性质，应以本案查明的客观事实为基础，结合业务实际经办人邢春联、陆江峰、曾世榕、李吉宝等人的陈述予以认定。综合以上分析，该院认为，惠巨公司、泽同公司、泽强公司对于涉案四笔交易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交易性质应属明知，当事人之间不具备真实的买卖意图和货物需求，所谓的买卖只是资金融通的外在形式，实质是以买卖形式掩盖的企业间借贷。在此情况下，惠巨公司与宁波中化建公司之间不具备缔结仓储合同的意思表示，惠巨公司以仓储合同为依据主张宁波中化建公司履行仓储人返还货物的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宁波中化建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应以参与融资性买卖的多份合同主体作为整体进行考量，惠巨公司可另案主张。第二，即便如惠巨公司所说，其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之间均系买卖合同关系。那么，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20150120ZTKMD《销售合同》约定货物数量以仓储实际出库数量为准，泽同公司系于2015年1月21日出具提货单将该合同项下的货物转移给惠巨公司，宁波中化建公司于同日向惠巨公司出具《入库证明》，载明：“泽同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货权转移给贵司1200吨甲醇，2015年3月21日开始仓储费及损耗由贵司承担。特此证明”。宁波中化建公司出具《入库证明》的行为属于对泽同公司向惠巨公司交货的告知行为，系按照泽同公司的指示将仓储实际货物交付给惠巨公司，从而辅助泽同公司履行交付义务的意思表示，而非为惠巨公司存储货物的意思表示。现泽同公司称涉案货物自始不存在，是虚构的，表明泽同公司违反《销售合同》的约定，未将合同约定的货物交付惠巨公司，应由泽同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该院认为，惠巨公司、宁波中化建公司未就《入库证明》中的货物订立仓储合同，惠巨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作为存货人将涉案货物交付给宁波中化建公司保管，惠巨公司以《入库证明》主张其与宁波中化建公司之间存在仓储合同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三，《入库证明》的内容不符合仓单的法定记载事项，也无证据证明可以流转。该《入库证明》本身既未记载，也无其他证据表明《入库证明》是惠巨公司提取货物的凭证或者惠巨公司必须凭《入库证明》才能向宁波中化建公司提取货物。结合惠巨公司、宁波中化建公司以及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之前的三次交易过程，惠巨公司系直接向宁波中化建公司出具介绍信、出库单或者提货单将货权转移给泽强公司，惠巨公司仍保留有3份《入库证明》原件，可见惠巨公司无需出具《入库证明》就可以向宁波中化建公司指示货权转移。以上事实足以表明《入库证明》不具有仓单的法律属性，惠巨公司依据《入库证明》要求宁波中化建公司交付涉案货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该院认为，《入库证明》不足以证明惠巨公司、宁波中化建公司之间成立仓储合同关系，也不具备仓单的性质，惠巨公司仅以《入库证明》主张宁波中化建公司履行仓储合同项下返还货物的义务，其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惠巨公司的诉讼请求。 宁波市镇海区法院判决后，惠巨公司不服，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7）浙02民终369号】，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之间仓储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从已查明的事实看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之间四笔甲醇交易系闭合性循环买卖，惠巨公司向泽同公司买入甲醇支付货款，经过一定期限后向泽强公司卖出同等规格、数量的甲醇，以货款形式回收资金，泽同公司与泽强公司再通过内部交易结算完成闭合型的资金循环，惠巨公司通过买卖差价获取利息收益。已完成交易循环的三份买卖合同中，标的物完全相同且未实际交付流转，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是以不存在货物的货权凭证虚构买卖标的物，进行无实物的资金空转型买卖。惠巨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红娥陈述涉案四笔交易均由曾世榕介绍洽谈，陈红娥仅负责审核合同内容和支付货款，《入库证明》系曾世榕交给陈红娥，巡库、查库等事宜也由曾世榕处理，上述情况表明惠巨公司、泽同公司、泽强公司之间不具有真实的货物买卖。虽然宁波中化建公司出具过《入库证明》，但《入库证明》未记载，也无其他证据表明《入库证明》是惠巨公司提取货物的凭证或者惠巨公司必须凭《入库证明》才能向宁波中化建公司提取货物，内容不符合仓单的法定记载事项，不具有仓单的法律属性，惠巨公司认为《入库证明》可以证明泽同公司指示宁波中化建公司向惠巨公司交付甲醇及双方建立仓储关系的事实，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因此，惠巨公司与宁波中化建公司之间无缔结仓储合同的意思表示，惠巨公司以仓储合同为依据主张宁波中化建公司履行返还仓储货物义务以及不能返还货物要求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惠巨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12月2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民申26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惠巨公司的再审申请。 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惠巨公司变更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宁波中化建公司的法律关系为借贷法律关系，本院变更本案案由为企业借贷纠纷。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泽强公司均认可51240元为双方约定的自2015年1月21日至3月21日的利息。 本院认为，根据（2016）浙0211民初176号、（2017）浙02民终369号判决书已查明事实，惠巨公司与被告泽同公司、泽强公司签订的案涉《销售合同》并非惠巨公司、泽同公司、泽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惠巨公司与泽强公司、泽同公司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真实的交易目的是以货物买卖形式实现企业间融资，惠巨公司与泽同公司之间实质为企业借贷法律关系，因此，本院将本案案由调整为企业借贷纠纷。关于惠巨公司要求泽同公司、泽强公司及宁波中化建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因惠巨公司系与泽同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后又将款项支付至泽同公司，应由泽同公司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泽同公司与泽强公司虽为关联公司且实际控制人均为邢春联，但泽同公司与泽强公司为不同的法人主体，仅凭涉案交易不能认为公司资产发生混同，故应由泽同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因宁波中化建公司并非企业借贷合同的相对方，故在本案中不承担还款责任，惠巨公司可在损失实际发生后根据参与度另行主张。惠巨公司、泽同公司、泽强公司均认可惠巨公司实际向泽同公司交付了2050000元，故泽同公司应归还惠巨公司本金205万元，自2015年3月21日起分段计算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443497.57元，此后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另计，对惠巨公司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三被告均抗辩惠巨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泽同公司就案涉两份《销售合同》向惠巨公司提供了《提货单》，惠巨公司在从宁波中化建公司提货被拒绝后即对宁波中化建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交付甲醇，如宁波中化建公司予以返还，则泽同公司与惠巨公司之间债权债务相应结清，但因判决认定销售合同性质为融资性买卖，对惠巨公司要求宁波中化建公司返还标的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应将再审判决作出之日作为惠巨公司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本院对三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惠巨公司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泽同燃料有限公司返还原告浙江惠巨化工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5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杭州泽同燃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惠巨化工有限公司利息损失443497.57元（暂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此后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所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另计） 三、驳回原告浙江惠巨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36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杭州泽同燃料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冯妍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