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22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斌，男，198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灵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鹏帅，河南思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超，河南思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惠昌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惠济区绿源路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050864608P。法定代表人：耿红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政文，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国斌因与被上诉人河南惠昌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昌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8民初4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国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0108民初4677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损失共计59163.5元；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充足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存在严重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宣传行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超过100页，整个视频和图片记录将近1G，主要包括：（1）被上诉人官网关于3号线地铁口宣传内容的公证书；（2）官方媒体关于被上诉人利用3号线地铁口大肆宣传误导消费者的视频报道；（3）被上诉人官方公众号中关于地铁的大量虚假报道；（4）被上诉人售楼部现场、置业顾问朋友圈、沙盘等一系列关于3号线地铁口的虚假误导宣传。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充分证明被上诉人长期、大范围的利用3号线地铁口做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事实。但是一审法院既未针对我方证据是否采纳进行说明，也未有相反证据证明以上事实的错误，而是直接否定了上诉人的主张，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2.关于涉案房屋周边有铁路被上诉人并未尽到应有的提示说明义务。涉案房屋周边有铁路属于购买房屋时的不利因素，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但是在被上诉人出售房屋过程中并未进行应有的提示说明，在沙盘模型、宣传片广告、以及周边设施设备介绍等各个方面被上诉人都存在故意隐瞒。铁路作为重大不利因素应当在房屋出售过程中或者涉案房屋的沙盘中有明显的说明和标注。3.关于地铁口缺失、周边铁路对房屋价格及交通出行成本的影响等损失有充分证据证明，同时根据一般常识也可以综合酌定损失。因为涉案项目在四环以外，地铁交通的影响至关重要，是业主直接购买房屋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根据历年来郑州市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对周边房屋价格的影响，以及全国各地地铁对房屋价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关于没有地铁口带来的到最近地铁口的交通费损失也是可以直接计算的，周边铁路噪音、视线、安全等对房屋价值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故法院完全可以根据以上因素酌定损失。4.一审法院故意忽略《行政处罚决定》，仅以未生效就不予采纳，但是法院的判决不是以行政处罚作为依据的，相反法院应当结合大量证据以及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对被上诉人误导上诉人的行为作出一个公平合理的判断。根据郑惠市监罚字【2019】50号《行政处罚决定》第四页内容可知，该处罚决定依据了大量证据。而且本案中上诉人也提供了更多证据，以上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的误导宣传行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根据《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二条、《郑州市房地产广告管理实施办法》第七条等规定，被上诉人行为明显违反相关规定，构成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广告主应当对其存在误导消费者，造成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相关设施并未局限于“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不得作出扩大解释。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赔偿责任的依据不仅仅是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更多的是《广告法》中关于误导消费者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所以一审法院一直审查是否存在违约这一审查焦点显然是为了混淆概念，避重就轻，不利于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对证据认定存在严重错误。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视频、照片、公证书、媒体报道等相关材料，被上诉人的虚假宣传事实已经十分明确，有各种照片、视频、文章、宣传资料的相互印证，足以说明和昌林与城虚假宣传3号线地铁口的虚假宣传行为。但是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提供的所有证据在“事实认定”部分未进行任何法律阐述和释明，而且在“法院认为”部分面对如此大量证据竟然认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法院在证据采纳过程中存在严重不公平，对上诉人的证据完全视而不见，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严重趋利避害，不符合证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四、一审法院程序方面存在错误。一审法院未经过任何通知或说明直接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五、一审法院以合同之诉立案审理，上诉人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不予理会，径直审判，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惠昌公司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原审法院已经查明认定的事实，充分说明惠昌公司没有实施欺诈行为，黄国斌也没有陷于认识错误；原审中黄国斌提交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惠昌公司存在欺诈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惠昌公司不存在“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1.根据《郑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郑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3号线相关情况说明》及《关于征求和昌林与城三号院、五号院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与轨道交通2、3号线关系的复函》，在和昌林与城项目规划区外确有3号线地铁口，惠昌公司不存在虚假宣传。（1）根据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发布的《郑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和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郑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3号线相关情况说明》的内容，3号线北起古荥站，经丰川街站、天轩街站，南至经南十八路，这是郑州市政府关于地铁3号线的规划，其中天轩街（绿洲路）站就在林与城项目旁；根据2018年9月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对郑州市规划局的《关于征求和昌林与城三号院、五号院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与轨道交通2、3号线关系的复函》（郑规函324号），在3号线确实规划的有天轩街站（绿洲路）这一站点，并且位于和昌林与城5号院东北角。至于2019年4月25日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郑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19-2024年）》中的地铁3号线只有南段航海东路—经南十八路，没有涉及北区的天轩街站，那是国家发改委的资金利用安排，属于政策变化，也属不可抗力，并不是本案惠昌公司所能左右的。（2）根据惠昌公司搜索这几年媒体报道网页，有关的政府网站、官方媒体网站比如360百科、凤凰房产郑州站（2018年6月21日）、特价房郑州（2018年6月22日）、郑州本地宝（2018年7月14日）等在提及地铁3号线时，都报道3号线向北路过林与城项目旁的天轩街站（绿洲路）。2.惠昌公司在销售涉案商品房的过程中宣传的3号线地铁口并不在林与城项目开发规划范围内，属于项目周边交通状况，不属于林与城的开发项目，惠昌公司没有开发建设义务。由于地铁3号线乃林与城周边的交通情况，非隶属于惠昌公司开发规划范围，故惠昌公司关于地铁3号线的广告宣传并不当然地成为销售合同的组成部分。如黄国斌认为上述“地铁房”的购房动机为合同重要组成部分或先决条件，理应同惠昌公司进行明确约定，使上述动机或条件成为合同的主要内容。现黄国斌既未将“地铁房”载入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其签订合同时已将上述动机表示给惠昌公司并为惠昌公司作为合同内容所接受，故黄国斌上述动机并未构成意思表示上的错误，惠昌公司也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因此，结合以上二点，惠昌公司没有“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原审法院查明了这一事实，认定惠昌公司不构成欺诈，符合客观事实。（二）林与城项目南边规划的铁路，不在林与城项目规划红线内，不属于合同必须约定的内容；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林与城项目与规划铁路的距离符合国家规定，不影响居民居住。根据国务院在2013年08月17日发布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39号）第27条第一款规定，城市郊区居民居住区高速铁路为12米，其他铁路为10米，在普通铁路10米外、高速铁路12米外的居民居住区都属于合法的；本案林与城1号院项目距离铁路250米，并且1号院出售时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的第13页《重要信息提示》中第21项明确提示“小区南侧约250米规划有环城铁路”。因此，林与城小区与铁路的距离属于符合国家规定，也谈不上影响居民居住，并且在签合同时，明确告知了黄国斌，黄国斌也详细阅读并签字确认。黄国斌一审起诉状中所述的“该房屋小区距离铁路很近，噪音和视线影响可想而知”是不存在的。在林与城2号院出售时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没有提示周围规划铁路，是因为林与城2号院中心点距离规划的铁路已达1公里，没有提示的必要，所以在2号院的售房合同中不再提示周边规划的铁路。（三）惠昌公司宣传的3号线地铁口不在林与城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其宣传广告和宣传资料不构成要约，不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如果将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视为要约，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房屋及相关设施在开发规划范围内；（2）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3）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除符合上述条件的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外，其他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均应认定为要约邀请，惠昌公司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不同时具备上述三点，因此系要约邀请，不是要约，不属于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具体而言：（1）惠昌公司在销售涉案商品房的过程中宣传的3号线地铁口并不在该林与城项目开发规划范围内。（2）惠昌公司在宣传中的说明和允诺并不具体确定。（3）关于3号线地铁口的宣传没有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4）本案惠昌公司和黄国斌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第十条对装饰、设备的补充约定，明确排除了宣传广告资料的约束力。因此，惠昌公司的宣传广告、宣传资料属于要约邀请，不是要约，不属于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四）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审查重点是“是否违约”，而惠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2019）第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与本案审理内容和适用法律依据均不同，黄国斌认为原审法院应该采纳《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观点及证据是错误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调查重点是惠昌公司的宣传广告是否有误导性宣传，不看宣传广告内容所指的地铁3号线是否在规划红线内，因此《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及采纳的证据不适合作为审理合同纠纷的参考依据，基于此，原审法院对此才没有过多评述。并且，惠昌公司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也不服，目前正在行政复议审理中。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广告法》、《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郑州市房地产广告管理实施办法》属于行政法律范畴，是行政机关调整行政管理法律关系适用的法律法规。此外，该三部法律法规中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不是本案合同纠纷审理的对象，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二）一审中，黄国斌提交的民事起诉书中认为惠昌公司构成“欺诈”，而上诉状中却改为惠昌公司构成“误导性陈述”，改变了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不适合在本次审理中一并审理。（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所说的“相关设施”在规划范围内，黄国斌的理解是错误的。黄国斌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妄图偷换概念，用《广告法》中认定“误导性陈述”的标准来代替《合同法》中认定“欺诈”的标准，是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错误，其诉求，依法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三、一审法院不存在对黄国斌证据的认识错误。原审中，黄国斌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大都存在问题，都不足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黄国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黄国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共计118327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8日，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主要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开发的位于惠济区××、××东××单元××房屋××套，面积87.57平方米；房屋单价每平方米12607.99元，总价款1104082元；被告应当在2019年10月31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房屋交付原告使用；被告对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建筑及水、电、暖气、天然气进行了承诺。同日，原、被告签订《合同补充协议》一份，其中第十条对装饰、设备的补充约定如下：出卖人与买受人任何一方通过口头、书面、实物以及其他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口头讲解、广告、楼书、示范单位、沙盘、模型等）所表达和提供信息都不作为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出卖人所提供的展示宣传材料(含模型、户型图、效果图、路牌广告、影音广告、文字宣传等所有材料及现场展示物品)仅供参考，不构成要约，不构成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双方的权利义务最终以买卖合同、附件、本补充协议的约定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为准；第十九条重要信息告知载明：小区南侧约250米规划有环城铁路。被告在销售房屋广告中宣传“地铁3号线站点就在家门口”。2019年四、五月份，购买涉案项目的部分业主在得知郑州市地铁3号线北段近期不会修建的消息后进行维权，并向郑州市惠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郑州市惠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后展开调查，并于2019年11月8日以被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第四项：“房地产广告，房源信息应当真实，面积应当表明为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积，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四）对规划或者建设中的交通、商业、文化教育设施以及其他市政条件作误导宣传。”为由作出郑惠市监罚字[2019]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现该行政处罚决定仍在行政复议期及行政诉讼期内，尚未生效。一审法院另查明，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9日发布的《郑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显示，规划有地铁3号线。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4日向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发出的《关于征求和昌林与城三号院、五号院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与轨道交通2、3号线关系的复函》（郑轨函324号）显示，地铁3号线确实规划的有天轩街站，站点位于和昌林与城5号院项目东北角。2019年9月2日，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关于郑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3号线相关情况说明》显示，依据2016年5月4日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复的《郑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起于古荥镇，止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长约48.3公里，线路主要沿绿达路、绿洲路、天河路、南阳路、西大街、东大街、郑汴路、商都路及经开十五大街等城市道路敷设。一审法院再查明，2019年4月25日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郑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19-2024年）》中的地铁3号线二期工程只有南段航海东路站至经南××路站，没有涉及北段的天轩街站。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举证证明被告存在违约、侵权等事实，且该事实确实给原告造成了相应经济损失。关于被告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在该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并未对地铁3号线事宜进行约定。其次，被告在商品房销售广告中对地铁3号线的宣传系要约邀请，不构成要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被告在售房广告中所宣传的地铁3号线并不在涉案项目开发规划范围内，不符合构成要约的条件；况且，双方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与原告任何一方通过口头、书面、实物以及其他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口头讲解、广告、楼书、示范单位、沙盘、模型等）所表达和提供信息都不作为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被告所提供的展示宣传材料(含模型、户型图、效果图、路牌广告、影音广告、文字宣传等所有材料及现场展示物品)仅供参考，不构成要约，不构成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双方的权利义务最终以买卖合同、附件、补充协议的约定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为准。综上，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被告构成违约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是否应赔偿原告损失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发布的《郑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规划的地铁3号线北段确实经过涉案项目，被告正是基于该规划在售房广告中对地铁3号线进行了宣传，并非无中生有，虚构事实。地铁建设是政府行为，是否建设、何时建设受政策制约，并非被告所能决定，且地铁建设周期较长，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地铁的建设，应有基本的主观判断。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对离小区较近的铁路进行提示，侵犯其知情权，因被告已在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十九条对此进行了提示，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告认为其损失为没有地铁造成的出行不便及房屋价值远低于地铁房，然而，交通便利问题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或非财产损失，尽管房屋价值的贬损可归于财产损失，但该价值乃根据市场供需由当事人自由确定，具有主观性，且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损失确实存在，故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黄国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67元，由原告黄国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是否适当问题。本案黄国斌的诉讼请求为判令惠昌公司向黄国斌赔偿损失共计118327元，并没有明确写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黄国斌的起诉状内容载明其主张的损失是“出行成本上升、房屋价值贬损、生活受到困扰”等，要求惠昌公司赔偿其由此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询问黄国斌其主张的赔偿损失是基于惠昌公司的违约行为还是虚假宣传或其他，黄国斌表示都存在，包括违约和虚假宣传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庭审总结的争议焦点涵盖了黄国斌主张惠昌公司赔偿事由，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总结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黄国斌主张内容指向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主张的损失计算是依据合同总价款8%加上3万元交通费，黄国斌主张的法律关系以合同法律关系为基础，一审法院对于黄国斌主张的事由均进行了审理及评判。一审法院根据黄国斌的诉讼请求以及法律关系基础确定案件性质，确定本案案由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适当，黄国斌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定性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从买卖双方的约定来看，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第十条中已经明确约定，出卖人与买受人任何一方通过口头、书面、实物以及其他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口头讲解、广告、楼书、示范单位、沙盘、模型等）所表达和提供信息都不作为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出卖人所提供的展示宣传材料(含模型、户型图、效果图、路牌广告、影音广告、文字宣传等所有材料及现场展示物品)仅供参考，不构成要约，不构成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双方的权利义务最终以买卖合同、附件、补充协议的约定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为准。且惠昌公司所宣传的地铁3号线不在涉案小区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一审法院认为惠昌公司有关地铁3号线的宣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不构成要约，不应当认定为合同内容，惠昌公司不构成违约的相关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正确。黄国斌主张惠昌公司应对虚假宣传行为承担赔偿责任，除认为惠昌公司的宣传内容构成要约外，其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二十六条，《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二条，《郑州市房地产广告管理实施办法》第七条等。《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郑州市房地产广告管理实施办法》中没有民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房地产广告不得含有对规划或者建设中的交通、商业、文化教育设施以及其他市政条件做误导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章规定了行政、民事、刑事等法律责任。根据郑州市惠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的郑惠市监罚字[2019]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的事实，2019年3月惠昌公司制作并发布“地铁3号线站点就在家门口”广告标牌，同年5月撤销广告标牌。惠昌公司在和昌集团官网发布了“地铁3号线（规划中）”广告。惠昌公司称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复议，但并未提交相关复议结论，一审判决中“现该行政处罚决定仍在行政复议期及行政诉讼期内，尚未生效。”的表述不当。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惠昌公司存在违反广告法发布广告的行为，并受到行政处罚。关于惠昌公司应否因为违反广告法发布广告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时间2018年2月8日，当时，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发布的《郑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规划的地铁3号线北段确实经过涉案项目，存在位于和昌林与城5号院项目的站点，惠昌公司在售房广告中对地铁3号线进行的宣传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依据，并非故意欺骗、误导消费者。在签订案涉合同时惠昌公司亦不能预见2019年4月25日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郑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19-2024年）》中，地铁3号线二期工程没有经过该项目的站点。对于惠昌公司就非开发规划范围内的交通设施所作的销售宣传，非惠昌公司所能决定和实现，惠昌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将相关宣传内容作为要约，购房者应尽一定的审查义务，谨慎选择。惠昌公司以地铁3号线发布广告的行为不构成违约，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前及签订时亦不构成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因此，上诉人要求惠昌公司赔偿损失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黄国斌认为惠昌公司没有对离小区较近的铁路进行提示，认为惠昌公司故意隐瞒应当赔偿损失的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国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9元，由上诉人黄国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宏勋审判员  王燕燕审判员  陈 涛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白雪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