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4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厦门宝家农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长岸路3号2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6999230788。 法定代表人：吴今，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政，福建簪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伟，男，1963年7月8日出生，汉族，系厦门宝家农资有限公司职员，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蔡文彬，男，1975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林建平，男，1976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景华，女，198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凤连，女，1979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和县。 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及被上诉人林景华、陈凤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忠辉，福建闽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及被上诉人林景华、陈凤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艺华，福建闽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宝家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家公司）与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及被上诉人林景华、陈凤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6）闽0628民初2404号民事判决，宝家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2018）闽06民终199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8）闽0628民初2700号民事判决，宝家公司和蔡文彬、林建平均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宝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政、陈志伟，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及被上诉人林景华、陈凤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宝家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改判蔡文彬、林建平、林景华、陈凤连共同向宝家公司支付尚欠货款1141400元，并支付违约金（按应付款项每月2%计算，从2015年6月15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二、一审、二审诉讼费和鉴定费、保全费5000元、担保费4500元、宝家公司提交检材支出的差旅费2926元均由蔡文彬、林建平、林景华、陈凤连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显失公正。依据0015725《送货单》，宝家公司已举证证明按合同约定交付蔡文彬、林建平“合同首批货物1400箱”；蔡文彬、林建平承认0015725《送货单》上“蔡文彬”签名是真实，但主张备注栏内容是宝家公司事后自行添加上去，却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一）0015725《送货单》备注内容是宝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今书写备注后，让蔡文彬签名，再将第二联客户联交由蔡文彬收执。蔡文彬、林建平承认签名是蔡文彬本人所签，故0015725《送货单》能够证明宝家公司已经按合同约定交付蔡文彬、林建平1400000元货物。理由有：1、0015725《送货单》第二联即客户联由蔡文彬、林建平持有。本案七张《送货单》为高级无碳复写纸三联单，蔡文彬、林建平承认送货单都是三联单，按交易习惯，蔡文彬签名后不可能不收取客户联。根据2017年2月23日对0015725《送货单》的第一次质证笔录，蔡文彬、林建平陈述“因为时间比较久，被告蔡文彬自己也不确定这张客户联是否对方有给，现在应该是找不到，没有客户联比对，所以才会质疑该备注的内容是否真实”；2018年3月23日第三次法庭笔录第4页，蔡文彬、林建平陈述“七张送货单签名以后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我们没有保留第二联”。上述笔录，可以确定蔡文彬、林建平持有第二联客户联。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宝家公司依照法律程序向法院书面申请责令蔡文彬、林建平提交客户联进行比对，但蔡文彬、林建平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2条的规定，可以认定宝家公司主张0015725送货单备注栏的内容为真实。2、关于宝家公司交付1400000元货物给蔡文彬、林建平“未有交付凭证”的问题。首先，双方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确定了双方长期合作关系，并且合同也明确约定了付款和交货的事项；其次，蔡文彬、林建平已在2015年1月2日先行支付了合同约定的货款50万元中的40万元（另10万元于2月15日支付），所以宝家公司按合同约定在蔡文彬、林建平支付了40万元之后，交付140万元货物给蔡文彬、林建平并无不妥；其三，宝家公司在厦门，1400箱货物出货时以及蔡文彬、林建平1月30日零星拿货（数量只有72000元）时，宝家公司人员并不在平和。所以0015725《送货单》是宝家公司2015年1月30日在厦门开具，约一周送至平和，书写备注内容后让蔡文彬签名。宝家公司在0015725《送货单》备注“合同首批货物1400箱…提取并入库”，做法虽然有失简单，但一审也不宜因此就简单认定与“交易习惯不符”、“有悖常理及备注之本义”，从而轻易地否定交货事实。3、关于蔡文彬、林建平的提货情况。如果在有交付1400箱首期产品的情况下，蔡文彬、林建平支付50万元后可以提货百万以上产品；如果没有交付1400箱产品的情况下，蔡文彬、林建平支付50万元后，从2015年1月至6月，7次零星提货641400元，再按蔡文彬、林建平的主张，还应扣除免费送海南398400元产品以及1：1.4销售奖励。那么，蔡文彬支付50万元之后，在6个月内实际到手的货物只有173571.49元，即【641400元－398400元】×【1000000÷1400000】，此后，宝家公司以蔡文彬、林建平未按合同约定付款为由，不予供货，而蔡文彬、林建平却从无提出过异议，而是等到宝家公司起诉催讨货款之时，才主张其未收取1400箱产品，明显有悖常理。4、2015年9月22日蔡文彬、林建平再次下订单要求购买1000箱产品，宝家公司复信要求要将本批货款及上次货款一并付清才能发货。说明先前1400箱产品已销售完毕，否则，是催讨旧货，而不是要求发新货。5、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宝家公司已交付1400箱货物的事实。证人张某的证言：“大概1000多箱，两农用车的货。原告有致电，让朱国平拉货”；司机曾某的证言：“张某打电话给我我就有过去载，这批货是朱国平叫我过去拉的，数量我不清楚，拉往大坂洋工业区，货主一直有在跟车”。根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的记载，大坂洋工业区是蔡文彬的两家公司平和县施尔丰农资有限公司及福建省平和县葫芦山纸品有限公司的企业住所地。朱国平是平和县施尔丰农资有限公司主要人员，担任监事。朱国平是蔡文彬公司的人员，是受蔡文彬的委托而提货。宝家公司的货物存放在证人张某处，宝家公司致电张某让朱国平拉货，证人曾某开车送货，朱国平跟车，货物送至蔡文彬公司住所地大坂洋工业区，符合常理。6、蔡文彬妻子林景华与宝家公司总经理陈志伟结算稿，第一行“入库：1400件-90件＝1310件”，倒数第二行“付陈总款：500000元”。该稿虽经鉴定不是林景华书写，但是由林景华提供的，对案件事实有证明效力。上述6点情况与0015725《送货单》备注栏内容可以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宝家公司已交付1400箱货物给蔡文彬、林建平。（二）蔡文彬、林建平主张备注栏内容是宝家公司事后自行添加上去，却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1、蔡文彬、林建平申请对“0015725《送货单》第一联和第三联备注栏内手写字迹与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蔡文彬签名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12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无法判断检材《送货单》“备注栏”内书写字迹与“蔡文彬”的签名形成时间先后顺序。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0条的规定，蔡文彬、林建平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2、无法判断检材《送货单》“备注栏”内书写字迹与“蔡文彬”的签名形成时间先后顺序，就应认定为同时书写。根据《鉴定意见书》二、“鉴定过程及分折说明”的内容，可以证明0015725《送货单》备注栏的字迹与蔡文彬签名字迹同时书写。首先，“检验发现：检材第一联与第三联上字迹位置对应吻合”、“检材第三联上手写字迹为蓝色复写形成”。《送货单》为白、红、黄三联单，如果不是同时书写，而是撕下后再添写“备注栏”内容，那么，鉴定机构不可能得出“检材第一联与第三联上字迹位置对应吻合”的鉴定意见。由此可见，“备注栏”的字迹与“蔡文彬”签名的字迹是在《送货单》从本子上撕下之前书写形成的，更不可能是将第二联客户联撕下后再添写备注内容。蔡文彬、林建平辩称0015725《送货单》备注栏的内容是宝家公司事后自行添加上去的，不符合事实。其次，检验发现：检材第三联“备注栏”内手写字迹与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蔡文彬”签名墨迹的光普特性和拉曼光普一致；检验未发现与时间相关的墨迹材料变化规律。根据“检验发现：检材第一联与第三联上字迹位置对应吻合”的判断，0015725《送货单》第三联上的字迹是通过第一联及第二联的复写形成，第三联上的字迹是由复写纸上的墨迹复写体现。因此，0015725《送货单》第三联备注栏的墨迹与蔡文彬签名的墨迹材料相同。从司法鉴定机构对第三联上的字迹光谱特性和拉曼光普一致以及未发现与时间相关的墨迹材料变化规律的分析说明，可以认定，第三联上“备注栏”的字迹与“蔡文彬”签名字迹形成时间一致。一审没有依法对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12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力进行审核判断，而是以未“获被告方认可”作为定案依据不当。 二、关于销售奖励。由于蔡文彬、林建平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销售奖励无从谈起。合同第五条约定的140万元市场价值产品，宝家公司已经扣除40万元作为奖励，其他641400元产品无销售奖励的约定。 三、蔡文彬、林建平未实际在海南推广和销售产品，合同有约定而无履行，双方也均无记账说明，蔡文彬、林建平没有提供其在海南使用该产品的证据，例如运输凭证等。因此，蔡文彬、林建平主张398400元产品是免费送海南的推广货物不能成立。 四、蔡文彬与林景华为夫妻关系，林建平与陈凤连为夫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3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夫妻一方借款用于公司也能认定共同债务。本案虽非借款，但其经营欠款也应属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因此，蔡文彬、林建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五、根据合同法第107条、113条规定，蔡文彬、林建平因违约给宝家公司造成的损失应当赔偿，其赔偿范围除一、二审的诉讼费外，还应包括护送检材的路费292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4500元等。 针对宝家公司的上诉，蔡文彬、林建平与林景华、陈凤连一致答辩称：一、一审认为宝家公司主张已交付价值1400000元货物的意见不予采纳是正确的。1、宝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吴今对于1400000元货物交货时间与编号0015725《送货单》形成时间的陈述前后反复，且自相矛盾。一审2019年2月26日庭审中，吴今陈述：（1）在蔡文彬、林建平支付完50万元货款后宝家公司再交付的1400箱货物；（2）编号0015725《送货单开单时间》是标称的2015年1月30日当天在厦门开具的，一星期左右送到平和给蔡文彬签字；（3）备注内容是在该送货单送达到平和在蔡文彬面前备注上去，再给蔡文彬签名的；（4）该1400箱货物在该送货单签注前已经交付。而蔡文彬、林建平支付完50万元货款的时间是在2015年2月15日。那么依据吴今所描述的过程，其所主张的1400000元货物的送货时间在2015年2月15日（蔡文彬、林建平付完50万元货款）之后又在2015年2月6/7日（蔡文彬在该送货单签名）之前，明显自相矛盾。2、按照常理，送货单的填写顺序应是编号在前的先填写，宝家公司提供的0015723《送货单》编号是早于有争议的0015725《送货单》，理应0015723《送货单》是首单货物。如真有所谓的“首批货物”1400箱的话，也应当是备注在0015723《送货单》，现却出现在0015725《送货单》上，明显矛盾。3、宝家公司提供的有争议的0015725《送货单》本单上数量是30箱，与备注的1400箱两者数额悬殊，30箱货物都有送货单予以佐证，而1400箱货物价值1400000元却没有送货单，仅在其他单子上备注，备注栏备注内容也与原单据内容无关，明显有悖常理。4、宝家公司在其0015725《送货单》本单上明确签注了“本单合计72000元”，而签注的“72000元”与本单上表格的数字是一致的，且宝家公司所提供的7张送货单，每张都有“本单合计****元”的签注，由此，可以确认宝家公司0015725《送货单》仅送货72000元。5、宝家公司所提供的7张送货单，每张都有“本单合计****元”的签注，编号0015723《送货单》上甚至还签注“给海南”、“下单641400元”，这些标注是与合同内容及案件事实密切相关的，并非如证据页码那种无关案件内容的标注。宝家公司代理人辩解是其作为代理人的表示非宝家公司的意思表示，该主张明显不能成立，专业律师不可能脱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自己去做标注，更何况这些单据合计起来确实是641400元。由此，可以确认，宝家公司只提供了641400元货物。6、原一审委托的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第四点的分析说明，可以证实编号0015725《送货单》备注内容是宝家公司为诉讼而事后添加的。鉴定意见书第四点分析说明描述：“文书物质材料笔墨的经时变化过程是一个连续过程，其溶剂含量逐渐趋小直至消失稳定的规律是不可逆的。正常自然环境中，字迹色痕中的挥发性物质，近期（一年内）变化较明显，容易检出，其后变化逐渐趋小或趋于稳定，两年后极难检查或不再变化”。本案鉴定所受理鉴定后移交检材的时间是2017年6月9日，出具鉴定意见书的时间是2017年8月26日，那么对检材进行干预检测的时间是在2017年6月9日-2017年8月26日期间，如若宝家公司吴今所述该备注内容在2015年2月6/7日形成的话，经过两年的经时作用规律，该备注字迹色痕中的挥发性物质在鉴定时应该是难以检查到或不再变化的，而鉴定意见书分析“本案未干预样品中检出甘油成分，而干预样品中未检出，表明经时作用还存在，挥发性物质仍处在变化之中，与经时规律自行矛盾”，也就是说该备注字迹色痕中的挥发性物质甘油还处在一年容易检出的变化中，而宝家公司起诉时间是2016年11月17日，该分析说明符合蔡文彬、林建平认为宝家公司为诉讼而添加该备注内容的主张。7、宝家公司还提供一份“结算稿”要证明林景华与宝家公司进行过货款结算，经过笔迹鉴定，该结算稿上的签字不是林景华亲自书写，宝家公司在一审中对结算稿的来源的陈述从“林景华亲笔书写”变成“林景华提供的，不知道是谁书写的”，同时提出该结算稿不作为证据使用，只提供给法庭参考等。 二、本案案件事实与林景华、陈凤连没有关联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没有证据证明宝家公司所主张是夫妻共同债务。 三、蔡文彬、林建平按合同约定支付50万元货款，宝家公司至今没有证据证明按合同约定交付140万元货物,一审即已认定“宝家公司未能依约交付货物,导致蔡文彬、林建平无法完成合同约定的销售任务,其责任不在蔡文彬、林建平”，那么，宝家公司已经构成违约，蔡文彬、林建平未向宝家公司催讨货物，并不能排除宝家公司的违约责任，应判决宝家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蔡文彬、林建平上诉请求：一、撤销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2018）闽0628民初2700号民事判决第四项，改判宝家公司向蔡文彬、林建平支付违约金50万元；二、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反诉受理费由宝家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为不宜认定宝家公司延迟交货行为存在违约是错误的，宝家公司未按约交付货物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蔡文彬、林建平按合同约定支付50万元货款，宝家公司至今没有证据证明其按合同约定交付了140万元货物,导致蔡文彬、林建平无法完成合同约定的销售任务，责任在于宝家公司，宝家公司已经构成违约，蔡文彬、林建平未向宝家公司催讨货物，并不能排除宝家公司的违约责任。二、一审认为蔡文彬、林建平未提供宝家公司被工商管理部门查处商品与其代理销售产品的关联证据,亦未提供损失、亏损的依据，故不予支持是错误的。宝家公司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已使得蔡文彬、林建平继续销售和推广该产品成为不能，已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宝家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就损失方面，蔡文彬、林建平至少存在已付货款的损失，况且合同第十四条约定“甲方（宝家公司）一旦发生违约，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500万元”，该违约责任的承担，并不要求以蔡文彬、林建平存在损失、亏损为前提。故宝家公司应支付违约金50万元。 针对蔡文彬、林建平的上诉，宝家公司答辩称：蔡文彬、林建平的上诉于法无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一、蔡文彬、林建平主张宝家公司未按约交付140万元货物，与事实不符。宝家公司已按约交付货物，是蔡文彬、林建平未按约支付货款，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认定当事人选择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不宜认定为违约是错误的。宝家公司选择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并不等于可以排除蔡文彬、林建平的违约责任。二、蔡文彬、林建平主张宝家公司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使得其继续销售和推广产品成为不可能，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蔡文彬、林建平销售施尔丰产品销路良好，销路也在扩大。首先，最后一份送货单日期是2015年6月10日，单号0015740；其次，2015年8月3日蔡文彬个人独资注册了《平和县施尔丰农资有限公司》，专门销售施尔丰产品；其三，2015年9月22日蔡文彬、林建平再下订单，要求再进货1000件，宝家公司则复信要求要将本批货款及上次货款一并付清才能发货。可见，蔡文彬、林建平主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不符合事实。2、《代理销售合同》第二条约定的代理产品为“施尔丰”液态肥，未约定适用范围，也未向蔡文彬、林建平进行产品扩大宣传，签约代理销售全凭蔡文彬、林建平自愿。蔡文彬、林建平提取货物后正常销售，从未提出异议。3、《代理销售合同》签订后，宝家公司未进行过任何虚假宣传，也没有被工商行政部门处罚过。蔡文彬、林建平要求宝家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应提供宝家公司被工商部门查处的产品与其代理销售的产品的证据、亏损、不能继续销售推广产品的证据。4、《代理销售合同》第八条“购货与销售3、”约定“乙方须在收到货物后7日内对产品的质量进行检验”，蔡文彬、林建平主张“施尔丰”产品质量不符合约定，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内，将产品不符合约定的情况通知宝家公司，而不是等到宝家公司起诉催讨货款时，才主张产品“虚假宣传”和质量不符合约定。5、平和县工商局（2015）191号处罚决定书第一页到第二页记载，经查明，宝家公司是在2013年11月开始销售施尔丰肥料给“平和县闽家农资有限公司”，投诉人曾镇平投诉的产品批号分别为：131115、2013410、20150116施尔丰产品。“处罚决定书”处罚的是“平和闽家农资有限公司”2013年11月之前销售的“施尔丰”产品，在时间上早于2014年12月30日本案当事人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本案“施尔丰”产品不是“处罚决定书”处罚的产品。三、即使宝家公司构成违约，蔡文彬、林建平请求的违约金数额也明显过高，应依法下调。 针对蔡文彬、林建平的上诉，林景华、陈凤连答辩称：同意蔡文彬、林建平的上诉。 宝家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宝家公司与蔡文彬、林建平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区域代理销售合同终止；2、蔡文彬、林建平返还宝家公司货款1141400元，违约金388076元（违约金按所应付款项每月2%计算，从2015年6月15日起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现暂计算至2016年11月15日共17个月，其余另计），两项合计1529476元；3、由蔡文彬、林建平承担诉讼费用、鉴定费用、诉讼保全申请费。 蔡文彬、林建平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宝家公司返还货款500000元；2、判令宝家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00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鉴定费27000元由宝家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30日，宝家公司与蔡文彬、林建平签订一份无名合同，约定由蔡文彬、林建平做为宝家公司的产品（施尔丰液态肥）销售代理。约定的主要内容：代理区域为平和县地区、海南省地区等地；销售产品为施尔丰液态肥；代理期限10年，即自2014年12月30日起至2024年12月30日止；合同签订后两日内蔡文彬、林建平须付500000元到宝家公司指定账户，宝家公司收到款项后三日内应提供市场价值1400000元的产品给蔡文彬、林建平，其中1000000元产品供代理方销售，400000元产品做为奖励，待宝家公司收到全额款项后，补给蔡文彬、林建平300000元产品，此后蔡文彬、林建平每支付10000元现金，可向宝家公司提17000元货物；蔡文彬、林建平在2015年的总销售额应超过平和闽家农资公司、达到3000000元以上；蔡文彬、林建平提货应提前三十日提出申请，收货后七日内对产品质量进行检验；在合同有效期内，蔡文彬、林建平应当独立自主经营代理业务，禁止以承包、租赁、合作、委托或其他任何方式将代理销售业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方经营管理；一方若违约，应支付对方违约金5000000元，蔡文彬、林建平未按规定时间支付款项，还应支付从违约之日起按每月2%的利率计算利息。合同还约定：宝家公司以蔡文彬、林建平自2015年开始在海南省销售，2015年最低销售量500000元为条件，以林建平在海南，免费提供三年液态肥。合同签订后，蔡文彬、林建平通过林景华于2015年1月2日支付给宝家公司400000元，2月15日再支付给宝家公司100000元。宝家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起至2015年6月10日分七次将价值641400元的喷施肥、灌根肥交付给蔡文彬、林建平，均由蔡文彬签收。其中，2015年1月30日《送货单》两张，0015725《送货单》顾客蔡文彬、数量30箱，0015723《送货单》顾客林建平、数量146箱。在0015725《送货单》下方“备注”栏有“合同首批货物1400箱（250克∕瓶，20瓶∕箱，价值1000元∕箱）已从张某仓库提取并入库”字样。 2015年8月31日，平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经调查发现，2013年11月至2015年5月28日，宝家公司出售给平和县闽家农资有限公司的“施瑞富力”液态肥、“施尔丰”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其中水溶肥料批号分别为131115、2013410、20150116，肥料产品外包装标注的适用范围与肥料登记证登记的内容不符，派员向销售网点发放使用说明书、向农户“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平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认为宝家公司违反《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据此责令宝家公司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以罚款。 一审法院根据蔡文彬、林建平申请，依法委托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对编号为0015725《送货单》备注栏中的字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8月26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送货单》备注栏中字迹的形成时间不符合落款标称的日期，实际形成时间应该在标期之后，至少不是同一天。蔡文彬、林建平为此支付了鉴定费23700元。 根据宝家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对《结算稿》的字迹是否为林景华亲笔书写进行司法鉴定，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月5日作出《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结算稿》的字迹不是林景华亲笔书写。宝家公司为此支付了鉴定费4700元。 根据蔡文彬、林建平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编号为0015725《送货单》备注栏内容字迹与送货单右下角收货单位“蔡文彬”签名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蔡文彬、林建平为此支付了鉴定费3300元。宝家公司为本次鉴定到鉴定机构送交检材支付车旅费用2926元。 在本案审理期间，宝家公司申请诉讼保全，为此支付担保费用4500元、申请费5000元。 双方共同确认，直至宝家公司于2016年12月7日起诉前，蔡文彬和林建平均未向宝家公司催讨合同约定第五条第2款约定的货物，并且双方均无意继续履行合同。 一审另查明，蔡文彬与林景华系夫妻，林建平与陈凤连系夫妻。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宝家公司是否有交付给蔡文彬、林建平1400箱价值1400000元货物的问题。宝家公司认为其已根据约定在蔡文彬、林建平支付500000元后按约定交付1400箱价值1400000元的货物，并提供备注栏载明“合同首批货物1400箱（250克／瓶，20瓶／箱，价值1000元／箱），已从张某仓库提取并入库”的字样、编号0015725的《送货单》、证人证言以及录音资料等证据进行佐证。同时宝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吴今出庭说明该《送货单》的来源是：1400箱货物是在货款支付之后、蔡文彬签名之前交付，0015725《送货单》是2015年1月30日在厦门开具，而一周后持至平和、备注后让蔡文彬签名。蔡文彬、林建平、林景华、陈凤连对宝家公司的说辞持反对意见，认为证人证言及录音资料不能形成证据链，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并申请对0015725《送货单》备注栏内容字迹与“蔡文彬”签名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进行鉴定。 双方对是否交付1400箱、价值1400000元货物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蔡文彬、林建平是否通过认可0015725的《送货单》的备注栏内容对交付货物事实予以确认。因宝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吴今自认上述备注内容系2015年1月30日之后形成，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已无分析的必要。故未有证据证明0015725《送货单》的备注栏内容获蔡文彬、林建平认可。宝家公司主张的证人证言及录音资料亦未直接指向宝家公司实际交付1000多箱货物给蔡文彬、林建平。 宝家公司交付数额巨大的货物未有交接凭证，与其提供的七份《送货单》所证实双方有在交接货物时在随货出具的《送货单》上签名确认的交易习惯不相符，真实性存疑。另，宝家公司对其交货时间和编号0015725《送货单》形成时间等的陈述前后反复，宝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今对交付1400箱货物的陈述存在矛盾，其陈述交付发生在备注前（备注时间在2015年2月6或7日），又陈述交付发生在对方付款500000元后（付款时间在2015年2月15日）,无法相互印证；而该单据上备注栏所注之内容与原单据内容无关，1400箱与30箱两者数额悬殊，有悖常理及备注之本义，不足以采信。故该《送货单》不能单独作为有交付价值1400000元货物的依据。因此，宝家公司主张已交付给了价值1400000元的货物，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宝家公司主张已经交付价值1400000元货物的意见，不予采信。 （二）关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宝家公司、蔡文彬、林建平是否违约的问题。本案中，宝家公司主张蔡文彬、林建平延迟付款构成违约，蔡文彬、林建平虽未严格依合同在签订之后2日内支付500000元，但宝家公司以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行为进行适度容忍，不宜认定蔡文彬、林建平存在违约。宝家公司虽没有证据证明其按合同约定交付给蔡文彬、林建平价值1400000元货物，但在2015年1月30日至2015年6月10日止分七次陆续向蔡文彬、林建平提供了包括价值398400元货物计641400元的货物，结合蔡文彬、林建平均未向其催讨货物，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宜认定尚在蔡文彬、林建平适度容忍的范围，且其自认为超额履行提起诉讼进行不安抗辩，亦不宜认定宝家公司的延迟交货行为存在违约。因双方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争议，宝家公司未能依约交付货物，导致蔡文彬、林建平无法完成合同约定的销售任务，其责任不在蔡文彬、林建平。宝家公司以蔡文彬、林建平违反合同约定擅自以宝家公司名义与龙岩市上杭地区的陈德如签订合作经营协议,鉴于宝家公司提供的《合作经营协议》为复印件，蔡文彬、林建平对此也予以否认，故宝家公司主张蔡文彬、林建平违反合同约定与他人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的事实依据不足，不足以认定蔡文彬、林建平违约。蔡文彬、林建平、林景华、陈凤连认为宝家公司虚假宣传商品致其不能继续代理销售产品，遭受租金损失及经营亏损，但其未提供宝家公司被工商管理部门查处商品与其代理销售产品的关联证据，亦未提供损失、亏损的依据，故不予支持。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基于合同的履行产生争执，选择及时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也是忠实履行合同的形式，均不宜认定为违约。 综上，宝家公司与蔡文彬、林建平签订的无名合同，实际是买卖合同，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真实、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宝家公司和蔡文彬、林建平双方均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讼争合同，视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该合同相应权利义务关系因合同解除而终止，故该主张予以支持。宝家公司主张其还向蔡文彬、林建平交付了价值1400000元的货物，但蔡文彬、林建平予以否认，且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因此宝家公司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纳。由于宝家公司仅交付价值641400元的货物，不足1400000元，该货物应视为首批货物，根据合同约定，首批货物对价方式为支付1000000元价款交付1400000元的货物，即对价比为1：1.4,故宝家公司已交付的货物对价为458142.86[641400×（1000000÷1400000）=458142.86]元。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等。由于蔡文彬、林建平已经支付了500000元，故宝家公司应返还给蔡文彬、林建平41857.14元（500000-458142.86）元。因此，宝家公司主张蔡文彬、林建平、林景华、陈凤连返还货款1141400元及利息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诉讼过程中因鉴定、保全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承担的费用，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负担。故双方有关鉴定、保全等费用由对方承担的意见，均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宝家公司与蔡文彬、林建平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无名合同。二、宝家公司应返还蔡文彬、林建平预付货款41857.14元，款限判决生效后十天内付清。三、驳回宝家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蔡文彬、林建平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566元，由宝家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6900元,减半收取3450元，由宝家公司负担1000元，蔡文彬、林建平负担2450元。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宝家公司、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及被上诉人林景华、陈凤连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与被上诉人林景华、陈凤连没有异议。上诉人宝家公司对一审所作“宝家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起至2015年6月10日分七次将价值641400元的喷施肥、灌根肥交付给蔡文彬、林建平，均由蔡文彬签收”的认定有异议，认为该7次货物是蔡文彬、林建平的7次零星进货，并不是宝家公司按合同约定需交付的1400箱货物；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宝家公司没有异议。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宝家公司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的分析进行认定。 本案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宝家公司主张蔡文彬、林建平支付货款及违约金能否成立；二、林景华、陈凤连应否承担责任；三、蔡文彬、林建平要求宝家公司支付50万元违约金能否成立。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宝家公司主张蔡文彬、林建平支付货款及违约金能否成立的问题 本院认为，（一）关于宝家公司是否按合同约定向蔡文彬、林建平交付了1400箱货物的问题。宝家公司认为其已依照双方签订合同的约定向蔡文彬、林建平交付了1400箱价值140万元的货物，并举证编号为0015725、备注栏载有“合同首批货物1400箱（250克／瓶，20瓶／箱，价值1000元／箱）已从张某仓库提取并入库”字样的《送货单》及证人证言、录音资料等证据加以佐证。蔡文彬、林建平则认为《送货单》备注样载有字样是宝家公司事后擅自添加的，证人证言、录音资料无法形成证据链，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主张宝家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1400箱货物的义务。并申请对《送货单》中备注栏内字迹形成时间以及备注栏内字迹与“蔡文彬”签名的形成先后时间顺序进行鉴定。经鉴定，备注栏内字迹形成时间不符合落款标称的日期（2015年1月30日），实际形成时间应该在标期之后，至少不是同一天；备注栏内字迹与“蔡文彬”签名的形成先后时间顺序为无法判断。结合双方各自提交的证据及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各自的陈述和辩解，本院作如下的综合分析： 1、《送货单》层面：编号为0015725《送货单》备注栏载有的字样，宝家公司明确承认是2015年1月30日开具单据之后才备注，因此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备注字迹在标称日期2015年1月30日之后，至少不是同一天，与宝家公司陈述相符，不存在矛盾。本案《送货单》能否作为认定宝家公司已交付1400箱货物的依据，关键在于蔡文彬在送货单签署姓名时，备注栏内载有的字样是否已经存在。一审中蔡文彬申请对其签名与备注栏内字样形成的先后时间顺序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蔡文彬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送货单》中备注栏载有的字样是在其签署姓名之后添加。虽然宝家公司未能举证直接证明蔡文彬签署姓名时备注栏载有字样已经存在，但蔡文彬亦未能举证证明其签署姓名的时间与标称日期2015年1月30日为同一天，即蔡文彬没有证据可以推翻宝家公司对备注字样存在的解释。故宝家公司关于备注栏载有的字样是于标称日期之后进行备注的陈述并不影响对《送货单》真实性的认定。因此，在没有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备注栏载有字样是在蔡文彬签署姓名之后添加的情形下，根据肉眼的判断能力，只能认定备注栏载有字样与蔡文彬的签名同时存在，即蔡文彬已经知悉备注栏载有的字样存在，故编号为0015725《送货单》可以作为认定宝家公司已向蔡文彬、林建平履行交付合同约定的1400箱货物的依据。宝家公司以司法鉴定科学院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过程及分析说明”欲证明蔡文彬是一式三联签名，签名时备注栏内载有字样已存在；蔡文彬、林建平则是以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分析说明”欲证明备注栏内载有字样不是蔡文彬签名时形成，而是为了诉讼时才形成。因鉴定机构的“分析说明”只是鉴定机构鉴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并非最终鉴定结论，无法以“鉴定意见”作为判决依据，故双方的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 2、其他证据层面：宝家公司除提供编号为0015725《送货单》外，还提供了一份录音资料，并申请录音资料中对话的双方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张某、曾某均到庭作证，所作的陈述与录音资料的内容吻合，可以证明曾某作为司机受案外人朱国平委托，从张某处拉了两农用车，大约1000箱的货物到大阪洋工业区。虽然案外人朱国平与蔡文彬之间缺乏直接的关联性，但根据宝家公司提供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及通过“企查查”打印的材料，可以看出蔡文彬是平和县施尔丰农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朱国平则是平和县施尔丰农资有限公司的监事，平和县施尔丰农资有限公司的住所地为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大坂洋工业区，因此两位证人的证言具有一定的可信力，可以佐证宝家公司“货物在平和，《送货单》在厦门开具，然后到平和由蔡文彬签名”的陈述，即可以印证宝家公司将1400箱货物交付蔡文彬、林建平的事实。 3、交易习惯层面：宝家公司主张涉案7张《送货单》都是一式三联，蔡文彬签名后，第二联“客户联”由蔡文彬收执，而蔡文彬、林建平则主张7张《送货单》其手中都没有第二联。蔡文彬、林建平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因为这样蔡文彬、林建平手中未能持有任何的对账凭证，明显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虽然宝家公司没有单独就1400箱货物出具相应的《送货单》，与其每次出货都有《送货单》的做法不符，但宝家公司据此作出“人在厦门，货在平和”等相应解释。另外，宝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吴今关于备注栏文字的形成虽然陈述存在前后不一的情形，但宝家公司二审中已作明确纠正为“在蔡文彬、林建平支付40万元之后，支付10万元之前进行的备注”，并解释吴今的陈述前后不一的原因是受记忆力的影响和法庭场景的影响。相比双方所存在的不符合交易习惯的做法，宝家公司能作出合理的说明解释，而蔡文彬、林建平则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故蔡文彬、林建平的说法存疑性明显较大。一审主要以宝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吴今陈述前后不一及1400箱货物没有相应《送货单》为由，认定宝家公司尚未交付1400箱价值140万元的货物不当。 4、生活经验、商人思维层面：双方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合同第五条约定：1、本合同签订后2日内，乙方（蔡文彬、林建平）须支付50万元到甲方（宝家公司）指定账户；2、甲方在收到乙方款项三日内，提供市场价值140万元的产品给乙方，其中100万元产品为乙方代理销售，40万元产品为乙方的销售奖励。蔡文彬、林建平于2015年1月2日支付40万元，2月15日支付10万元，依约支付了50万元，依合同约定，宝家公司至迟应于2015年2月18日前向蔡文彬、林建平提供价值140万元的货物，而至宝家公司于2016年12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前，蔡文彬、林建平在付清相应款项后，却从未要求宝家公司依约提供140万元的货物，明显与一般的商人思维不符。同时，合同第五条的约定，明显对于蔡文彬、林建平具有较大的利益空间，而蔡文彬、林建平在付清50万元款项，却未主张宝家公司依约履行交货义务，也明显不符合正常的生活经验。此外，蔡文彬、林建平不但没有催促宝家公司依约交付140万元的货物，相反还于2015年9月22日书面向宝家公司申请发货1000件，蔡文彬、林建平的做法更是与一般的商人思维和正常的生活经验相悖。 根据上面1、2、3、4点的综合分析，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宝家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证据力明显大于蔡文彬、林建平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宝家公司所作的陈述和辩解可信度明显高于蔡文彬、林建平所作的陈述和辩解。因此，宝家公司提出的其已依照双方签订合同的约定向蔡文彬、林建平交付了1400箱价值140万元货物的主张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故本院认定宝家公司的主张成立，予以采纳。 （二）关于货款数额问题。蔡文彬、林建平对于宝家公司分7次交付价值641400元货物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双方合同签订后，宝家公司除按约向蔡文彬、林建平交付140万元的货物外，还分7次将价值641400元的货物交给蔡文彬、林建平。故宝家公司已交付蔡文彬、林建平的货物金额为：140万元＋641400元－40万元奖励＝1641400元，扣减蔡文彬、林建平已支付的50万元，蔡文彬、林建平尚欠宝家公司的货款金额为：1641400元－50万元＝1141400元。蔡文彬、林建平辩解编号为0015723《送货单》，价值398400元货物是海南推广产品，根据合同约定不应支付货款。经查，合同第七条约定：以林建平先生基地为我司产品的样板示范园区，甲方免费提供三年液肥的使用量；但乙方必须在2015年在海南省开始推广及销售，且2015年的最低销售量要达到50万；第二年在100万以上。且每年开始要30%以上的递增。现蔡文彬、林建平并没有证据证明其2015年在海南省销售量达50万元，即达到了合同约定的免费条件，故蔡文彬、林建平主张编号为0015723《送货单》，价值398400元货物不应支付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 （三）关于违约金数额问题。双方签订合同第五条第3款约定：余款在乙方销售收款后，即刻回款到甲方指定的账号。待甲方收到全额款后，补给乙方30万元的产品，今后购货1万元现金提1.7万的货。第十四条第2款约定：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第五条”所规定的时间支付应付款项，从违约之日起，按每月2%的利率计算利息，直至乙方付清应付款项。双方对于支付货款并未约定一个具体明确的时间，只是简单约定“乙方销售收款后”，现宝家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蔡文彬、林建平具体的“销售收款”时间，因此宝家公司主张自2015年6月10日最后一次送货时间然后取整数即自2015年6月15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蔡文彬、林建平至今未能支付相应货款，明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同时因双方对于货款支付时间约定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蔡文彬、林建平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应自宝家公司主张权利即提起本案诉讼（2016年12月7日）之日开始计付。关于月利率2%违约金的计付标准问题，虽然蔡文彬、林建平诉讼中并未明确提出要求调低月利率2%计付标准的请求，但其抗辩是宝家公司违约，其无需支付违约金的辩解意见，应视为是包含了对违约金标准调低的请求，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本院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同时，因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更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结利率，因此，蔡文彬、林建平应自2016年12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尚欠货款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违约金；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以尚欠货款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违约金。宝家公司主张的超过前述部分的违约金，本院不予支持。 综合以上（一）、（二）、（三）点的分析，蔡文彬、林建平在宝家公司按双方签订的合同供货后，未能及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宝家公司以蔡文彬、林建平拖欠货款为由，诉求解除双方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合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因此，宝家公司与蔡文彬、林建平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合同于宝家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6年12月7日解除。诉讼中，蔡文彬、林建平亦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但辩解是宝家公司迟延交货和宝家公司虚假宣传受工商部门查处，使得其无法继续销售、推广产品，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主张是宝家公司构成违约。经审查，宝家公司2015年8月31日受处罚的产品批号为131115、2013410、20150116，原因是产品外包装标注的适用范围与登记证登记的内容不符，派员向销售网点发放使用说明书、向农户“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但蔡文彬、林建平购买的产品并未受到工商部门处罚，蔡文彬、林建平主张其无法继续销售、推广产品，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且宝家公司已全部拉回相关产品，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该说法与蔡文彬、林建平于2015年9月22日书面向宝家公司申请发货1000件的行为不符，故蔡文彬、林建平的辩解，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二、关于林景华、陈凤连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蔡文彬、林建平因与宝家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拖欠宝家公司部分货款，从而形成债务，并非明显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宝家公司主张是夫妻共同债务，但未能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由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及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依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仅因该债务形成于蔡文彬与林景华、林建平与陈凤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要求林景华、陈凤连对尚欠货款承担支付责任，宝家公司的该主张明显依据不足。因此宝家公司要求林景华、陈凤连共同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蔡文彬、林建平要求宝家公司支付50万元违约金能否成立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前述争议焦点一所分析，宝家公司已按约交付货物，蔡文彬、林建平在宝家公司交付货物后，未能及时支付宝家公司相应货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蔡文彬、林建平主张宝家公司未按约交付货物，构成违约，要求宝家公司承担50万元违约责任，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宝家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部分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正确，但遗漏判决合同解除的时间不当，依法应予更正；同时，一审认定宝家公司未能按约供货，并判决宝家公司返还蔡文彬、林建平货款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2018）闽0628民初2700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厦门宝家农资有限公司与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之间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合同于2016年12月7日解除； 三、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上诉人厦门宝家农资有限公司货款1141400元及违约金（自2016年12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尚欠货款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以尚欠货款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四、驳回上诉人厦门宝家农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8566元，由上诉人厦门宝家农资有限公司负担7000元，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负担11566元；反诉受理费6900元，减半收取3450元，由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负担；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7132元，由上诉人厦门宝家农资有限公司负担7000元，上诉人蔡文彬、林建平负担30132元。双方其他为查明案件事实而支付的鉴定费及为鉴定而支出的费用，各自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邹跃光 审判员  戴 旭 审判员  郭兰君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张阿娇 书记员洪东玲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