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1民终3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莱芜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赢牟大街以东龙潭大街以北综合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200753539975N。 主要负责人：兰建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仲良，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洪兴，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晓波，男，196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北省迁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琴，女，196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201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迁西县。 法定代理人：张静（系张某1之父），男，198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201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北省迁西县。 法定代理人：张静（系张某2之父），男，198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上述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波，日照东港华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凤华，女，197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长城，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臻，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荣刚，男，1982年4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莱芜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刘凤华、李荣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2019)鲁1121民初1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不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内赔偿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100万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刘凤华、李荣刚承担。事实和理由：1.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与李荣刚签订的保险合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1项明确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免责。逃逸不仅不利于救助受害人，也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同时，国家法律、法规对造成交通事故后的逃逸行为作了禁止性规定，交通肇事后不得逃逸也属于公众应当知悉且遵守的公共秩序。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已提交投保单，李荣刚明显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因逃逸造成的损失只能由其自己承担。2.李荣刚在电子投保单上签字，其本人无异议，在投保流程中李荣刚也阅读了保险条款，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也以电子保险条款的方式将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向李荣刚履行了提示义务，相关免责条款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因李荣刚肇事逃逸，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不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内赔偿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100万元。3.因李荣刚肇事后逃逸，事故认定书也明确记载驾驶人员逃逸情节，该车辆驾驶人员也只是李荣刚个人自述。肇事后逃逸，然后报案，驾驶人员并未在现场导致事故发生时实际驾驶人员是谁，有无驾驶资格以及是否存在醉驾毒驾等情形无法查明，从而导致事故的原因性质无法查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请求维持原判。 刘凤华辩称，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尽到了提示义务及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未作明确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投保人收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不能证明投保人收到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事项说明书》的具体内容，亦不能证明该说明书中是否对逃逸免责的事由尽到了提示义务。且本案中，虽然李荣刚驾车离开了事故现场，但其主动报警且积极配合交警部门的处理与调查，主观上并没有逃离事故现场和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交警部门根据现场勘查合理确定事故责任，并未造成事故责任无法查清的结果。综上，刘凤华认为，保险公司的提示义务应是主动告知，而非被动选择。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主张其尽到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事实，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 李荣刚辩称，1.报警之后，交警部门提取了1公里和5公里，还有出口的录像，证明车辆一直是李荣刚驾驶。第一次事故认定书没有认定李荣刚逃逸，包括醉驾毒驾。2.事故认定分成两次事故，没有证据证明李荣刚驾车经过时，受害人还没有死亡。李荣刚的行为和受害人的最终死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李荣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定李荣刚对第二次事故负全部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凤华、李荣刚、平安财险莱芜公司赔偿其各项损失1170135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日照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五莲大队作出第378005120190000002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撤销了第378005120190000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重新认定：2019年2月14日19时30分许，刘凤华（曾用名刘华，公民身份号码3708321973××××××××，于2013年8月5日注销）驾驶载乘姚露、闫涵的鲁Ｂ×××××号小型轿车，沿潍日高速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180公里+600M处因冰雪道路未降低行驶速度（事故时车速121公里每小时）致车辆失控与路边护坡相撞，致姚露被甩出车外，刘凤华、闫涵受伤（以下称第一次事故）。第一次事故发生后，李荣刚驾驶鲁Ｓ×××××号小型轿车行经事故地点将甩出车外位于道路上的姚露碾压，李荣刚及其他碾压姚露车辆逃逸，李荣刚于当晚20时53分报警（以下称第二次事故）。姚露死亡原因无法确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最终确定，刘凤华承担第一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姚露、闫涵不承担责任；李荣刚及其他逃逸车辆共同承担第二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姚露不承担责任。 李荣刚、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主张交警部门对事故认定事实不清，责任划分不明，确定“李荣刚及其他逃逸车辆共同承担第二次事故全部责任”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但其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该认定书，故不予支持。刘凤华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事故发生时至交警到达事故现场期间过往车辆的视频资料，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可以查阅、复制、摘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证据材料，刘凤华的申请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故不予准许。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提供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李荣刚、平安财险莱芜公司申请复核之后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对事故作出的最终认定，是证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基本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没有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根据认定书确定案件事实及因果关系，故对该认定书予以采信。 鲁Ｂ×××××号小型轿车所有人为刘凤华，年检有效期至2018年6月30日，逾期未年检，未投保交强险。鲁Ｓ×××××号小型轿车所有人为李荣刚，该车在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死者姚露系姚晓波、刘琴之女，张某1、张某2系张静与死者姚露之子女。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姚露符合颅脑、胸腹腔脏器损伤死亡。 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主张的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31781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22374元，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主张按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标准计算20年，死亡赔偿金为790980元。因我市已实行城乡户口统一登记管理，计算标准应统一适用城镇标准，姚露死亡时不满60周岁，按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标准计算20年，确认死亡赔偿金为790980元。2.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按2018年山东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5125元标准计算，丧葬费为37562.5元。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只主张丧葬费31781元，予以确认。3.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主张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5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还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对该部分费用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虽未提供证据，但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误工费及交通费，考虑到其家庭住址等情况，酌定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为400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因素确定。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因姚露死亡，造成精神损害，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但其主张20000元数额过高，因本案中侵权人系自然人，且均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考虑到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等因素，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5.被扶养人生活费。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主张因姚露死亡，其子张某2、其女张某1均需被扶养，张某2、张某1有2个扶养人，按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24798元的标准，被扶养年限分别为10年、16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分别为123990元、198384元。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如果受害人是农村居民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死者是城镇居民，按照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因此，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24798元计算。因姚露2019年2月14日死亡时，被扶养人其子张某27周岁，应扶养11年，其女张某12周岁，应扶养16年。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请求不超出上述计算标准，予以支持，因此，确认张某2、张某1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22374元。综上，确认姚晓波、刘琴之女，张某1、张某2因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为：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31781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22374元。 姚晓波于2019年3月18日向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对李荣刚驾驶的鲁Ｓ×××××号牌车辆（保全金额30000元）予以扣押，该院作出（2019）鲁1102财保176号民事裁定，裁定将鲁Ｓ×××××号牌车辆予以扣押（扣押期限为二年）；请求对刘凤华名下的位于日照市东港区（碧山临海）006幢03单元阁楼02号的产权证号为鲁（2017）日照市不动产权第0020690号的房屋（保全金额500000元）予以查封。该院作出（2019）鲁1102财保1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产权人为刘凤华的产权证号为鲁（2017）日照市不动产权第0020690号的房屋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年）。 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主张李荣刚肇事逃逸，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免责事项说明书第八条第二项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属于商业险免责条款，其已履行告知义务且肇事逃逸为法律明确禁止行为，其在商业险中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条款二十六条第（十）项规定，保险公司在商业险内精神损害抚慰金免赔。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提供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影像查询单、实名人脸识别照片、机动车免责事项说明书以证实其主张。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主张通过APP推送到李荣刚手机上，都是电子保单，李荣刚先在手机上人脸识别后自己签字，通过网络银行转账，进行实名缴费。但其未提供相关的网络投保流程等证据证实其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李荣刚质证称，实名人脸识别照片不能证实是本次投保时照片，免责事项说明书没有收到，其在投保单和免责事项说明书上签名属实，但不能证明是哪一年的，其一直在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投保，缴费是电话车险，直接把钱用支付宝转到业务员支付宝，业务员完成投保。姚晓波、刘琴之女，张某1、张某2及刘凤华质证认为，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提供的免责事项说明书中的免责条款没有投保人签名，投保人声明中没有日期，免责事项说明书方块空格处应由投保人明确已经收到相关险种条款并表明已经对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知晓等手写内容，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李荣刚投保时，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其主张商业险免赔不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其中部分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当事人请求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 本案刘凤华驾驶载姚露、闫涵的鲁Ｂ×××××号小型轿车，因冰雪道路未降低行驶速度致车辆失控与路边护坡相撞，致姚露被甩出车外，刘凤华、闫涵受伤。第一次事故发生后，李荣刚驾驶鲁Ｓ×××××号小型轿车行经事故地点将甩出车外位于道路上的姚露碾压，李荣刚及其他碾压姚露车辆逃逸，姚露死亡原因无法确定。刘凤华承担第一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姚露、闫涵不承担责任，李荣刚及其他逃逸车辆共同承担第二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姚露不承担责任。鲁Ｓ×××××号小型轿车在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其中部分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当事人请求先由已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损失110000元。 对超出交强险的损失如何承担分析如下： 1、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确定侵权人的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从姚露的尸检报告来看,其是因交通事故致颅脑、胸腹腔脏器损伤死亡。结合事故认定书对姚露死亡原因无法确定的认定，受害人姚露先是因刘凤华驾驶的机动车失控与路边护坡相撞将其甩出车外，又被李荣刚驾驶的车辆碾压,二人的加害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相近，且本案存在其他逃逸的不明人员，刘凤华、李荣刚及其他逃逸不明人员的加害行为均足以造成姚露死亡后果的发生，不能确定是哪一次事故造成姚露死亡后果的发生，因此，应由刘凤华、李荣刚及其他逃逸不明人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刘凤华申请追加第二次事故所有责任车辆的侵权人共同承担责任，由第二次事故所有责任的侵权人共同平均分摊赔偿数额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之规定,姚露的近亲属有权选择请求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中的一个或几个或全部侵权人承担责任。因此，对刘凤华申请追加第二次事故所有责任车辆的侵权人共同承担责任不予支持。 2.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应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虽然保险人可以通过网络形式办理保险并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但其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仍应符合上述规定。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主张涉案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承担赔偿责任，逃逸免赔，其应举证证明其与投保人存在上述约定，且其已在投保时就该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主张李荣刚肇事逃逸属于商业险免责条款，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免责事项说明书第八条第二项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逃逸免赔。根据条款二十六条第（十）项规定，保险公司在商业险内精神损害抚慰金免赔。其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仅是其公司制定的合同范本，无法证实是否就该免责事由与涉案车辆的投保人、被保险人进行了约定，且因是电话车险，采用的是电子保单形式，李荣刚并未收到该纸质条款，故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并不能依据该条款主张已就事故逃逸免责、精神损害抚慰金免赔与投保人进行了约定并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 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虽然载明，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等，李荣刚在投保人声明上签字，但该投保单并没有附带该条款的内容，且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附带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载明的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的内容没有加粗、加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并未履行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标志作出提示的义务。对于涉案保险的投保流程，除当事人陈述，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设置了投保人必须阅读保险条款的投保步骤，且相关免责条款已达到法律规定的提示要求，亦无证据证明其就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主动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而并非简单地在网页上显示保险条款。因此，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相关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其应当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四原告损失11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损失1000000元（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对于超出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49135元，由刘凤华与李荣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一、平财险莱芜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1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100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刘凤华、李荣刚连带赔偿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4913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驳回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332元，保全费3340元，共计18672元，由平安财险莱芜公司负担14790元，刘凤华负担747元，李荣刚负担747元，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负担2388元。 本院二审期间，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公证书一份、保险费支付凭证一份，以证明投保方式为电子投保，其已就保险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投保时经人像比对以及被保险人李荣刚通过微信绑定本人信用卡方式支付了保险费，投保单签名也系其本人操作，保险公司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已履行完毕。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质证称，对公证书的真实性请求依法核实，对公证程序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一是申请公证时间为2019年7月9日，而公证书出具时间为同年9月2日，在一审判决书作出时间同年7月30日之后，二是平安财险莱芜公司申请公证，公证机关单方作出公证书，没有通知投保人李荣刚，李荣刚系该份保险的投保人，公证机关按照公证法的有关规定通知李荣刚接受公证调查，故公证书不具有证据效力。刘凤华质证称，首先，对公证书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公证的内容不属于新证据，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公证内容仅仅是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在电子投保过程中，事先在电脑上设定的、对所有投保人均适用的电脑投保程序性证据材料，并非保险合同签订过程中作为保险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实质性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李荣刚在投保时已明确收到了保险人所提供的详细的条款，也不能证明保险人就条款中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投保人做了明确说明以及提示，让投保人理解而决定是否投保；因此，公证书不能证明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履行了提示告知义务，缴费证明可以证明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与李荣刚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保险人应当履行保险赔付义务。李荣刚质证称，对公证书不太懂，交易信息存在虚假，李荣刚从来没有用微信绑定信用卡的方式支付保费，而是通过支付宝直接转账给营业员，不能确定交易单中的客户银行账号是不是自己的，对保单信息和通知单信息没有异议。本院审查认为，公证书加盖济南市中信公证处公章，为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受理网络保险业务流程展示，交易单中载明的保险单号码与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单号码一致，均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作为证据使用，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就李荣刚肇事逃逸商业三者险免赔是否尽到提示义务。李荣刚驾驶机动车行经事故地点将已甩出车外的姚露碾压，李荣刚及其他碾压姚露车辆逃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李荣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违反了上述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将法律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其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投保人李荣刚通过网络方式投保，与平安财险莱芜公司订立保险合同，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应当主动就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其免除保险人责任等向李荣刚进行提示。且该免责条款应当采用特殊字体、颜色或者符号等特别标识，使之明显区别于保险条款中的一般条款。否则应当认定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未尽到提示义务，该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不产生效力。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虽然载明，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等，李荣刚在投保人声明上签字，但该投保单并没有附带该条款的具体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二审提交的公证书、缴费证明与投保单、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等证据相结合，并不足以证明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已就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向投保人李荣刚履行了提示义务，故相关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应当按照商业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平安财险莱芜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莱芜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荣国 审判员  苗自富 审判员  王林林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张锦秀 书记员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