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12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河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河庄村。 负责人暂时空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治国，山东利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菲，山东利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丙保，男，1963年2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玉，山东正大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河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庄村委）因与被上诉人黄丙保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初66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河庄村委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未向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的情况下，径行变更基础法律关系并作出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辩论权，属于审理程序严重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以民间借贷关系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立案审理，案件先后经过两次庭审程序，期间曾因案情需要中止审理。庭审过程中双方始终围绕着“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进行举证和质证。被上诉人坚持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未变更过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对案件的基础法律关系提出异议，更没有向双方当事人进行过任何法律释明。直到上诉人拿到一审判决书时，才得知一审法院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由“民间借贷纠纷”认定为“劳务合同纠纷”，并以此作出判决。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做法违背了司法公开原则，剥夺了上诉人的辩论权利，系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法院对于双方系“劳务合同关系”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的陈述以及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就认定涉案款项为工资欠款，显然是错误的。本案中，持有同样收款收据的有黄丙保、黄某、贾福忠三人，而本案在2019年10月11日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陈述涉案款项为借款，交付方式为现金交付。与此同时贾福忠（2019年1月4日死亡）之妻黄芹也同样以“民间借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9）鲁0303民初7369号），起诉的理由以及对借款事实的陈述与本案如出一辙，黄某同样作为证人接受法院调查询问。本案也曾因黄芹一案未审结而于2019年11月27日中止审理。之后黄芹自知理亏于2019年12月23日主动申请撤诉。在了解了黄芹案的相关资料和信息后，被上诉人在本案第二次开庭时，全盘否认了之前的陈述，改称涉案款项为工资欠款。证人黄某作为持有收款收据的当事人之一，与本案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也不能排除黄某、黄丙保恶意串通做虚假证言和陈述的可能。而且一审法院即使在认定涉案款项为工资欠款的情况下，也没有对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工资的事实进行查明，仅仅依据被上诉人和证人的陈述就作出认定，显然是有失偏颇。2、一审法院认定《收款收据》具有借条的性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退一步讲，即使按照被上诉人及证人黄某所述，出具收款收据只是为了证明欠工资，那么该收款收据也应认定为是“欠条”而非“借条”，该收款收据仅有借条之名但无借条之实，因此自2011年3月31日至2019年9月被上诉人起诉时，已长达8年之久，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三、本案中的《收款收据》系黄丙保、黄某、贾福忠利用职务之便恶意串通，虚构债权的个人行为，而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行为损害了全体村民的集体利益，应属无效。根据《民法总则》第154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而本案并非一起简单的经济纠纷个案，也不能仅凭加盖有上诉人公章的收款收据以及证人的陈述就草率作出认定。而应综合考虑出具收款收据时所处的历史时期、涉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以及当时所担任的职务和掌控的资源，还要结合被上诉人另案起诉的事实情节等因素进行事实的认定，还原事实的真相。1、从收据时间上看。收款收据形成于2011年3月30日，当时黄丙保时任支部委员、证人黄某时任报账员、贾福忠时任村书记、主任，此时正值上诉人两委换届选举期间，而就在出具收据几天后，黄丙保、贾福忠同时落选，黄某也不再担任报账员。在此期间该三人掌握着村委的公章使用以及财务管理，而且证人黄某也承认，出具该收据是依照贾福忠的个人授意进行的，也未履行相关民主程序。很显然在涉及村集体利益的重大事项上，时任村支书和主任的贾福忠其个人决定并不能代表上诉人的集体意志和真实意思表示。2、从收据内容和形式上看。若真如被上诉人和证人所述，上诉人拖欠十余名村委工作人员的工资，为何只为其三人出具单据，而置其他人的利益于不顾；若仅仅是为了证明欠工资，完全可以采取出具证明或其他方式进行处理，为何还要约定高额利息（贾福忠的收据居然约定了96%的年利息），显然主观上是存在恶意的。黄丙保、贾福忠、黄某作为村民选举的当家人，有义务和责任保护集体财产不受侵犯，而不是利用职权谋取不当利益。而上诉人作为一级村民自治组织，有正常的收支和财务制度，不存在向个人借款发放个人工资的情形。该收据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均有悖于常理。此外，黄丙保还于2019年9月3日另案起诉上诉人要求支付工资欠款177600元（案号：（2019）鲁0303民初6683号），该案因被上诉人提供的欠条存在重大瑕疵，一审法院驳回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从被上诉人的两次诉讼请求来看，都是索要工资款，而且明显存在事实上的矛盾和冲突。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审理程序存在重大瑕疵。 黄丙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欠款83170元，并支付利息68132元及2019年8月30日至全部欠款还清之日的利息（以8317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息0.8%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30日，被告河庄村委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交款人为原告黄丙保，金额为83170元，备注中载明“向个人借资月息0.8%支付（支个人工资）”，该收款收据中复核处签有“贾福忠”，制单处签有“泉”字样，同时加盖有河庄村委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经调查，贾福忠时任河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泉”为黄某，其时任河庄村委报账员，原告黄丙保时任河庄村委支部委员。关于本案诉争权益的基础法律关系。原告黄丙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涉案款项为借款，交付方式为现金。原告黄丙保本人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涉案借款并未交付，是确认的工资欠款，该陈述与证人黄某的陈述一致；在（2019）鲁0303民初7369号案件审理中，一审法院对证人黄某进行调查时，其陈述与本案当庭陈述一致。涉案款项由《收款收据》载明，该收款收据在形式上有“借条”之名，一审法院认为该收款收据应当为原被告之间对劳务工资的确认，由此，应适用劳务合同关系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或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原告黄丙保为被告河庄村委提供劳务，被告河庄村委有义务向原告黄丙保支付工资报酬。原告黄丙保提交的《收款收据》，明确载明欠付工资数额及利息计算标准，原告黄丙保以此主张被告河庄村委支付欠付工资83170元及相关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告黄丙保计算利息数额有误，一审法院计算自2011年3月30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的利息为6728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河庄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黄丙保支付工资83170元、利息67287元，以及后期利息（以8317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0.8%计算）；二、驳回原告黄丙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26元减半收取计1663元，由原告黄丙保负担13元，由被告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河庄村村民委员会负担1650元。 二审中，上诉人河庄村委提交证据一、被上诉人黄丙保出具的收到条一份，证明河庄村委已经支付其2005年至2011年3月份工资余额83170元；证据二、河庄村委记账凭证一宗，证明黄丙保2006年至2011年从村委领取款项情况。黄丙保质证称：收到条是我们出具，真实性无异议，但当时村里没有钱给我们支付工资，因此就给我们以借款方式出具收款收据，实际并未支付工资。村委出具的收据与我方收款收据一致，所以能够体现并未支付我方工资。对记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黄丙保找到村委报账员，报账员给黄丙保出具了详细的工资计算明细，村委2005年1月至2007年11月份是一届，村委定的每月工资是1800元，黄丙保工作35个月是63000元；2007年12月至2011年3月份是一届，该届村委定的工资是2080元，黄丙保工作40个月为83200元，2005年1月至2011年3月共计应发给黄丙保工资146200元，扣除村委已经发给黄丙保的工资63030元，正好欠83170元。黄丙保提交现任村主任黄有京及上届村主任黄维忠的证人证言两份，证明黄丙保一直向村委主张权利。河庄村委质证称：两份证据形成于2019年12月份，不属于新证据。证人证言需要证人出庭作证予以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从证明内容看只显示多次去村委要欠他们的钱，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去催要的村委欠付的工资，不能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 鉴于黄丙保对河庄村委提交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一收到条载明：“今收到河庄村2005至2011年3月工资余额83170元。收款人：黄丙保2011年3月30日”证据二记账凭证载明黄丙保签字确认的其从村委领取的款项为：2011年3月10日1000元（注明工资）、2011年3月1日59030元（注明工资）、2011年2月28日1000元、2010年3月6日9000元（注明从工资中扣除）、2009年12月3日9000元（注明从工资中扣除）、2009年1月23日600元（注明预支工资）、2008年9月26日800元（注明预支工资）、2007年9月4日5630元、2007年8月20日12000元（注明从工资中扣除）、2007年5月20日10000元、2006年9月25日1000元。黄丙保提交的两份书面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对两份证人证言的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另查明，黄丙保于2019年9月3日另案起诉河庄村委要求支付工资欠款177600元，该案案号为（2019）鲁0303民初6683号，该案中黄丙保主张的欠付工资时间段为1999年至2007年，黄丙保在该案中据以主张工资欠款的欠条载明2005年至2007年黄丙保工资款为64800元。一审庭审中，对于本案涉案款项与（2019）鲁0303民初6683号案件有无数额的重合，黄丙保称：“我也不清楚，这是2011年前打的，那一个是会计给我打的。这是会计算的，具体怎么算的我也不清楚。”二审中黄丙保对此称：“岳刚出具的欠条中2005年至2007年工资款64800元，与本案83170元存在重复，因黄丙保不掌握村委账目，村委不与会计岳刚和报账员黄某核实，导致黄丙保起诉错误。另案中村委实际欠黄丙保剩余工资142800元。” 再查明，一审庭审中，黄丙保称：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发现案由错误，可以更改案由继续审理。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收款收据形成过程，一审第一次庭审时被上诉人黄丙保代理人称收款收据所载83170元系黄丙保以现金形式交付给上诉人河庄村委，用于支付拖欠其他人员的工资；第二次庭审时黄丙保述称：“2011年3月的时候，当时快换届了，欠我工资，我就跟村里当时书记贾福忠要，他说没有钱，就让他写了证明。他当时想了这个办法，先在工资表上签字，另外给我打了借条，约定了利息。当时报账员黄某给我开的单子。工资表签字，又打了收到单，写了欠条（即案涉收款收据）。没交现金，是走的账。”第二次庭审时黄丙保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证人黄某称：“当时书记说的在村里干的，谁愿意打条子就打条子。那个时候就是书记传达，我们就这样做（即出具收据）。”上述黄丙保本人的陈述与证人黄某的陈述一致，亦与二审中河庄村委提交的收到条相对应，即该收款收据载明的借款实为黄丙保所主张的劳务工资，亦即黄丙保作为村支部委员主张的误工补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本案中，首先，根据黄丙保、黄某陈述，黄丙保据以主张权利的收款收据系贾福忠个人授意黄某出具，对于河庄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其次，河庄村委提交的记账凭证载明了其支付黄丙保工资（即误工补贴）的情况，黄丙保对于剩余工资数额的主张仅提供了案涉收款收据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黄某证言，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的工资标准和剩余款项的合理性，且即使按照黄丙保所述标准，根据记账凭证所载的已支付数额，亦无法计算得出案涉收款收据所载的剩余数额。 综上，被上诉人黄丙保主张案涉款项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河庄村委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初668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黄丙保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326元，减半收取计16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26元，均由被上诉人黄丙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东辉 审判员  胡晓梅 审判员  冯慧芳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巩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