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民终7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哲，男，1964年6月11日出生，台湾居民，住台湾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於飞、邢放，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强，男，1958年5月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彭玉，江苏常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明哲因与被上诉人陈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4民初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明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明哲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首先，涉案股权并没有转移，李明哲有权撤销赠与合同。原审判决认为股权在涉案《股权赠与合同》签订之后即已发生转移是错误的，事实上本案中陈强并没有实际获得溧阳天目湖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目湖俱乐部）的股权。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李明哲已明确表示撤销赠与，故应当认定涉案《股权赠与合同》因被撤销而无效。其次，原审判决认定涉案《股权赠与协议》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是错误的。本案中陈强属于被禁止成为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主体，并且股权赠与会在税收层面上损害国家利益，故涉案《股权赠与合同》因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而无效。陈强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李明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和陈强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无效。一审法院查明：天目湖俱乐部于2003年11月7日在江苏省溧阳市注册成立，登记的企业类型为独资经营（台资），经营范围餐饮、住宿、棋牌、游泳池、网球、马术俱乐部、垂钓、健身房、标准练习高尔夫球场的经营；旅游接待；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观光生态农业开发。该公司登记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股东胡森俊、李明仁、李明哲，出资额分别为360万、340万、3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胡森俊。2004年11月18日的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显示，该公司股权由胡森俊持股36%、李明哲持股30%、李明仁持股34%变更为胡森俊持股10%、李明哲持股40%、李明仁持股50%，董事长李明仁。2005年12月18日的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显示，该公司股权由胡森俊持股10%、李明哲持股40%、李明仁持股50%变更为JMC公司持股100%，法定代表人李明仁。2005年，天目湖俱乐部公司章程第三条载明：“独资经营者名称：JMC.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外文名称为：JMC.INTERNATIONALINVESTMENTCO，LTD法定地址为：萨摩亚法定代表人：李明仁国籍：中国台湾”。2016年5月25日，李明哲与陈强签订一份《股权赠与协议》，载明：“由于陈强先生不慎遗失之前的股权赠与协议，现要求补签如下：本人李明哲持有溧阳市天目湖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40%的股权，本人同意无偿赠与陈强先生本人所持股份百分之五（5%）做为管理奖励，特立此协议为证。股权受让人：陈强立协议人：李明哲”。根据《股权赠与协议》所反映的事实，此前，双方曾于2004年11月18日至2005年12月18日期间签订过一份股权赠与协议，后该协议遗失，现《股权赠与协议》系对遗失的股权赠与协议的补签。陈强未提供已遗失股权赠与协议签订时通知了天目湖俱乐部的其他股东的证据，也未提供能证明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或其他股东认可其隐名股东的证据。陈强未提供双方对已遗失的股权赠与协议报经国家相关行政机关审批的证据。双方对签订股权赠与协议为何未曾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解释为：李明哲认为其不懂中国大陆法律；陈强认为因当时已明确股权赠与了陈强，陈强也一直作为公司总经理管理公司，故双方也就没有去办理变更手续。而2016年补签协议是因为政府对公司的补偿金即将到位，因此，股东之间的权益必须明确。一审法院认为：李明哲系台湾居民，故本案属于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参照涉外民商事关系确定法律适用。双方签订《股权赠与协议》，已形成合同关系。由于涉案合同双方当事人未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故应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股权赠与协议》所涉公司系在中国大陆注册，根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应适用中国大陆法律。一、关于李明哲、陈强双方原赠与协议签订时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李明哲与陈强签订《股权赠与协议》，该《股权赠与协议》系对遗失的股权赠与协议的补签。虽双方对遗失的股权赠与协议签订时间认识不一，但根据《股权赠与协议》中“李明哲持有溧阳市天目湖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40%的股权”的表述和李明哲曾在2004年11月18日至2005年12月18日期间持有天目湖俱乐部40%股权的事实，可以认定遗失的股权赠与协议的签订时间在2004年11月18日至2005年12月18日之间，而现股权赠与协议仅是对原有协议存在事实的承认。因此，该股权赠与协议的效力与JMC公司是否同意赠与无关。二、涉案股权赠与行为是否需经相关行政机关审批以及未经审批是否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变更应该经过相关行政机关的审批，而在未经批准之前，股权变更协议处于效力待定状态，而非无效。本案中，李明哲、陈强之间的股权赠与协议未体现出需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意思表示，在签订协议到双方发生纠纷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双方也从未协商过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陈强也一直认为其是隐名股东，直到纠纷发生前，因公司可能面临关停，并可能得到政府补偿，陈强才认为必须明确股东间权益。因此，李明哲、陈强之间的股权赠与协议的性质更接近于双方仅是约定陈强享有李明哲5%股权对应的财产权，而并不是成为显名股东。我国法律允许隐名股东享有相应股份的投资收益权，本案中的股权赠与协议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无需经过审批同意。故一审法院对李明哲关于涉案股权赠与因未经批准而无效的意见不予采纳。三、公司股东向公司外的第三人赠与股权是否应征求其他股东的同意，未征求意见，是否侵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关于李明哲、陈强双方在签订股权赠与协议时，未征求其他股东意见对赠与协议效力的影响。首先，我国公司法对股东将股权赠与股东以外的人是否应征求其他股东意见，以及其他股东是否有优先购买权和如何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的问题没有规定。事实上，股权赠与因具有无偿的特性，故不同于股权转让，正因为其不存在对价关系，因而也不存在其他股东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其次，如前所述，因李明哲、陈强之间的赠与协议并未约定陈强需成为公司显名股东，协议签订后十余年内，双方也均未有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意思表示。因此，在受赠人未请求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并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并不涉及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总之，涉案股权赠与协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股东向公司外的人转让股权需要征求其他股东意见，而其他股东享有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权的情况。另外，即使按照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将李明哲视作股权转让方，则李明哲以股权赠与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侵犯了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由，请求确认协议无效也不应得到支持。四、涉案股权赠与是否已经完成，李明哲认为其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赠与协议无效，表明了李明哲不愿履行赠与义务，即撤销赠与协议，从而导致赠与协议无效，这一观点是否成立李明哲认为，涉案股权赠与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赠与股权实际未完成转移，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现李明哲在赠与股权转移之前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赠与合同无效，表明了其不再愿意履行赠与行为的意思，即在本案诉讼中撤销了对陈强的股权赠与，故被撤销了的赠与协议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股权变更登记并不是股权变更协议生效和股权转移的必要条件，只是未经登记不具公示效力，因而不能对抗第三人，而股权变更双方当事人之间，只要股权变更协议对股权变更时间或变更条件没有特别约定，则股权变更协议生效后即发生了股权变更。如前所述，涉案股权赠与虽发生在外资企业，但协议并不以相关行政机关批准为生效要件。该协议依法成立即具法律效力，股权在李明哲、陈强之间即已发生转移。故李明哲认为其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赠与协议无效，表明了李明哲不愿履行赠与义务，即已撤销了赠与协议，故现赠与协议已不再有效的这一观点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李明哲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明哲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472元，由李明哲负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李明哲确认涉案《股权赠与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本院认为：要判断涉案《股权赠与协议》的效力，首先应当确定涉案《股权赠与协议》的性质。关于合同性质，不能仅凭合同的名称予以确定，而应根据合同所涉法律关系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定。本案中，陈强自天目湖俱乐部成立以来一直担任总经理职务，负责天目湖俱乐部的日常经营管理，而签订《股权赠与协议》时李明哲持有天目湖俱乐部40%股份，其股权收益与天目湖俱乐部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成果密切相关。陈强系具有天目湖俱乐部所经营的高尔夫球场运营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李明哲给予陈强一定的天目湖俱乐部股份能够将陈强的收益与其经营管理天目湖俱乐部的成果相挂钩，激励陈强在天目湖俱乐部长期服务，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因此，虽然涉案《股权赠与协议》名为赠与协议，但该协议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而更多体现的是等价有偿的股权激励合同的性质。李明哲将其5%的天目湖俱乐部股份给予陈强，实际上并非是没有对价的“无偿赠与”，而是涉案《股权赠与合同》所约定的“管理奖励”，即李明哲给予陈强5%的天目湖俱乐部股权的对价是陈强担任天目湖俱乐部的职业经理人并提供长期服务。基于上述关于合同性质的判断，李明哲本案中根据赠与合同的法律规定主张涉案《股权赠与协议》已被其撤销而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其中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李明哲上诉称，涉案《股权赠与协议》因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双方订立该合同主观上并无损害国家利益的共同目的，客观上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故对李明哲关于涉案《股权赠与协议》因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而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李明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472元，由李明哲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亚男审判员  罗伟明审判员  陈 亮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杨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