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114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允，男，汉族，1984年5月24日出生，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飞，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艺，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法定代表人：黄鹂，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均华，山东恒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鹂，女，汉族，1966年10月8日出生，住山东省青岛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育娟，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海南岛路。 法定代表人：高守刚。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天，山东众成清泰（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守刚，男，汉族，1966年5月4日出生，住山东省青岛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天，山东众成清泰（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邹建伟，男，汉族，1958年12月27日出生，住青岛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飞，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艺，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邹允、上诉人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泰公司）、上诉人黄鹂因与原审第三人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能公司）、原审第三人高守刚、原审第三人邹建伟股权转让纠纷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邹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飞,上诉人汉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均华，上诉人黄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育娟，原审第三人康能公司、原审第三人高守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天，原审第三人邹建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飞，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黄鹂在2020年1月16日的庭审中对于代表康能公司出庭的委托代理人身份有异议，其认为康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黄鹂，高守刚无权代表康能公司授权任何人出庭应诉。经核查，康能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系高守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据此本院准许高守刚代表康能公司委托的律师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允上诉请求：1、请求对一审判决第二项予以改判，判令汉泰公司、黄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黄鹂持有的第三人康能公司21%股权返还上诉人邹允，并由汉泰公司、黄鹂、康能公司协助邹允将股东身份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2、请求判令对上诉人邹允一审实际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121600元由汉泰公司、黄鹂承担；3、二审诉讼费由汉泰公司、黄鹂承担。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邹允主张对于一审中其要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后由黄鹂将21%股权返还给汉泰公司、由汉泰公司返还给邹允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放弃；二审中请求判令黄鹂将持有的康能公司21%股权返还给邹允，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但部分法律适用错误，无论从法律规定抑或从民事基本原则，均应当判令由黄鹂、汉泰公司直接将股权变更给上诉人邹允，并由诉讼参与各方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一审法院就上诉人邹允与汉泰公司、黄鹂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案件基本事实认定清楚、准确，并认定合作期间三人（邹允、黄鹂、高守刚）均彼此认可为康能公司的股东，据此，邹允、黄鹂和高守刚为康能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汉泰公司为名义股东。本案中，无权处分权人汉泰公司将动产股权转让给受让人黄鹂，所有权人（邹允）当然有权追回。作为“返还”的当然法律后果，应当由诉讼参与各方即汉泰公司、黄鹂与康能公司均应当协助上诉人邹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邹允主张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律师费已实际支付，二审法院应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 汉泰公司辩称，一、邹允并非第三人康能公司实际股东，汉泰公司与邹允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不是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的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汉泰公司已在上诉状中详细阐述了有关事实和理由）。因此，汉泰公司向黄鹂转让股权没有损害邹允的任何利益，邹允根本无权要求法院确认汉泰公司与黄鹂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更无权要求汉泰公司、黄鹂向其返还所谓的康能公司21%股权。二、邹允的第一项上诉请求实质上是股东资格确认和隐名股东显名之诉，不能在本案中合并审理，更不应支持。抛开汉泰公司与邹允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不谈，探求邹允的第一项上诉请求：邹允自认为其是康能公司的实际股东（隐名股东），汉泰公司与黄鹂等无权处分“归属”邹允的康能公司21%股权，因此，邹允要求汉泰公司、黄鹂将康能公司21%股权返还给邹允，并将邹允股东身份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邹允的该项上诉请求明白无误地包含确认其康能公司实际股东（即隐名股东）身份并要求将其身份转化为显名股东两层意思。这与邹允要求确认汉泰公司与黄鹂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请显然是诉讼标的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对股东资格确认之诉、隐名股东显名之诉的管辖法院、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隐名股东显名条件等多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不能与股权转让合同之诉混为一谈。为此，汉泰公司、黄鹂始终不同意合并审理，并提出了管辖异议。原审法院偏袒邹允，配合邹允强争案件管辖权，执意合并审理本已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现邹允又提起上诉，以所谓“背离诚信原则”、“徒增诉累”、“审判的社会效果不好”、“于法理不公”等堂而皇之的理由，掩盖其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谋取不正当诉讼程序利益的真实目的，意图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纯属无理逻辑。三、退一步讲，即便汉泰公司与黄鹂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邹允也无权要求汉泰公司、黄鹂将康能公司21%股权返还给邹允。合同无效的返还原则系指将无效合同处置的财产、权利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原始状态。假设汉泰公司与黄鹂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那么，该股权转让合同处分的第三人康能公司股权的原始状态登记在汉泰公司名下，股权只能恢复至汉泰公司名下。即便汉泰公司与邹允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邹允只是隐名股东，股权自始且也应登记在汉泰公司名下。因此，将股权返还至汉泰公司名下没有改变股权此前的权利状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也不改变邹允所谓的“股权代持关系”。相反，邹允要求将股权返还至其名下并将“股东”身份显名之诉请明显是改变了股权此前的权利状态，不符合无效合同返还原则。邹允之上诉请求不能通过合同无效之诉实现，必须另行通过股东资格确认和隐名股东显名之诉实现。此外，假设存在邹允所谓的其股东权益及公司权益受损的情形，邹允亦可另行提起诉讼予以救济。四、邹允要求汉泰公司承担其一审支出的律师费121600元，无任何依据。首先，邹允未提交律师费银行转账等支付凭证，仅凭《委托代理协议》及律师费发票不能证明邹允已经实际支出律师费。其次，邹允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仅适用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诉讼，并不适用本案情形。在既无合同约定，又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邹允的该项诉请显然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汉泰公司认为，邹允的上述理由并不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邹允的上诉请求。 黄鹂辩称，一、一审法院对《股东出资协议书》、《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及《关于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黄岛项目公司青岛康能石化有限公司投资的中德生态园团结路、珠宋路路口加油站的迁址一事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的认定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2017年3月22日，邹允、黄鹂、高守刚签订的《股权出资协议书》，该协议无论是从签订的形式上还是签订的背景上，一审法院未予查清，进而认定错误。该协议并非是真实的股权出资协议，而是黄鹂向一审第三人邹建伟借款后，为了让邹建伟了解该款项的资金流向，及担保该款项的安全使用性而签订。若三人以购买股权为目的，那么股权购买需要具有真实的交易，并且需要支付合理对价。从协议的内容上来看也与一审第三人康能公司的实际情况不符，并且三人约定购买的是汉泰公司持有康能公司的100%股权，但该协议上却没有汉泰公司的认可，也就是三人达成协议购买没有出卖人同意出卖的股权。第三人康能公司注册资本为2600万，但三人却以1100万购买，相差悬殊，该协议并不符合合同成立、生效要件，应属无效合同。也就说明了该协议并不是真实的股权交易行为而是对资金的一种担保行为。2.一审法院对于2017年10月19日签订的《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的内容认定是错误的。从该协议的内容上来看，该协议并未确认邹允的股东身份，该协议仅仅是一个分红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内容，想要成为康能公司的股东，使得协议由暂定的分红比例变成股份比例，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也就是需要在办理汉泰公司对工商登记后并且签订了正式的股份合同方可予以确定。也就是确定三人在康能公司的股权比例是需要两个条件（即汉泰股权变更完毕，签订正式的股份合同）同时具备，二者缺一不可。而根据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发生的实际情况来看，未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进而无法确认邹允的股东身份。3.一审法院关于“2017年6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以股东的身份一致通过出资500万元用于迁址的相关费用支出”所认定的邹允的股东身份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高守刚与黄鹂签订的《借款协议》及高守刚出具的承诺来看（即一审黄鹂证据7、8），明确说明了500万元的土地置换的费用，该费用由高守刚和黄鹂承担，其中并没有邹允的承担部分，并且高守刚承认第三人康能公司中的股东仅有二人，并无邹允。若邹允是康能公司的股东，那么股东要想行使权利必然要承担义务，这是权利义务相互对等的，但为什么没有对康能公司土地置换费用进行承担？显然于理不公。二、关于邹允所称其为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汉泰公司为名义股东，汉泰公司代持股份协议问题，黄鹂认为：邹允在理论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1.邹允自认为其是出资人，混淆了借贷和出资的关系，这里必然要体现的是黄鹂与邹允及第三人邹建伟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才是本案的关键，也是决定220万资金性质的关键。2.邹允所称其为实际出资人，本案中并不存在任何的代持股份的协议。从各项证据来看，无论是黄鹂与第三人邹建伟之间的借贷或是与邹允之间的协议，都没有任何的体现汉泰公司代持邹允股份的情形。3.从案件审理程序上来看，如果邹允认为其是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那么其应当按照民事案由的规定提出确认其股东身份之诉，而不是自诩其具有股东身份来主张权利。这里面存在程序混乱的问题。4.邹允在上诉状中也承认了其股东身份未经司法机关确认，那么，无论黄鹂是否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在没有司法机关确认其身份前提下，黄鹂的行为与邹允无关，所以邹允属于明知应当先确认股东身份后方可行使股东权利的先后顺序而反其道而为之的情形。5.基于以上，自然在法律适用上不存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6条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106条的规定。三、邹允称黄鹂明知其是实际出资人的前提下，还与汉泰公司签订协议转让股权，是恶意串通。黄鹂对此不予认可。1.汉泰公司并非是无权处分，汉泰公司作为康能公司的股东，其可以自行决定将股权转让给任何人。2.黄鹂购买股权是以债转股的形式支付了合理的对价；3.黄鹂并不明知邹允是康能公司的股东，因为，从黄鹂与第三人邹建伟之间形成借款及偿还利息的情形来看，黄鹂一直承认的就是向第三人邹建伟的借款，而邹允在此之中仅仅充当了名义的借款人。四、黄鹂与汉泰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邹允利益的情形，并不适用合同法第59条规定。根据该条法律规定，需要确定返还的前提是第三人有利益，那么本案中邹允所称的第三人及其利益是否存在？有待考证。五、关于邹允提出的律师代理费用问题。黄鹂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康能公司、高守刚述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对于邹允上诉状第一项上诉请求，因一审法院已查明邹允已经出资220万，其股东身份可依法予以确认；三、对于邹允所提出的律师费问题，请求二审法院根据上诉人举证及结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判决。 邹建伟述称，一审判决对邹允与黄鹂的法律关系及黄鹂与邹建伟的垫付法律关系认定正确。 汉泰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邹允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邹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邹允、黄鹂、高守刚为康能公司实际股东，汉泰公司仅为康能公司名义股东，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 （一）汉泰公司与邹允、黄鹂、高守刚之间不是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的关系。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形成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关系的前提是双方必须有股权代持合意并订立合同。综观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汉泰公司与邹允、黄鹂、高守刚之间没有签订任何股权代持协议，也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够证明汉泰公司与邹允、黄鹂、高守刚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合意。2.关于邹允提交的汉泰公司与黄鹂于2016年12月23日出具的收款收条。该份证据仅是收款的证明，并不具备投资协议或股权代持协议的要件，不能证明汉泰公司与邹允就股权代持达成了合意。结合邹允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邹允与黄鹂、汉泰公司之间的款项支付流程是：邹允于2016年12月23日将210万元款项付至黄鹂账户，黄鹂于2016年12月23日分两笔将390万元款项付至汉泰公司账户。如果汉泰公司与邹允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邹允应该直接将款项付至汉泰公司账户，而不是将款项付至黄鹂的账户。汉泰公司与邹允之间没有资金往来，不可能是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的关系。至于该份收款收条中写明的“用于投资中德生态园团结路、珠宋路加油站投资款项（股权20%）”，仅是为了说明借款用途。在借款法律关系中，借款人向出借人说明合理的借款用途很正常。因此，不能以汉泰公司、黄鹂向邹允出具了该收款收条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此外，一审判决认定邹允于2016年12月23日向黄鹂的账户汇款220万元（见原审判决第53页第1-2行）是错误的，根据收款收条及银行转账凭证，2016年12月23日，邹允仅向黄鹂汇款210万元。至于邹允于2017年1月3日付至黄鹂账户的款项10万元，汉泰公司、黄鹂并未在收款收条中予以确认，该10万元款项系邹允关于邹允与黄鹂、高守刚于2017年3月22日签订的《股东出资协议书》，该份协议系邹允与黄鹂、高守刚三人达成，汉泰公司没有参与，也没有确认该协议。汉泰公司当时的股东为高守刚和案外人韩宗印，邹允、黄鹂并非汉泰公司的股东，该三人之间所谓的出资协议根本不能代表汉泰公司的意思表示，与汉泰公司无关，对汉泰公司没有约束力。汉泰公司早于2017年1月17日就注册成立了第三人康能公司，即汉泰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原始取得了第三人康能公司的100%股权。如果汉泰公司与邹允、黄鹂、高守刚之间系康能公司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的关系，应该自康能公司成立伊始其间就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而非在康能公司成立之后2个月三人才签订所谓的出资协议。更重要的是，邹允、黄鹂、高守刚在该协议中明确无误的表明三人拟“购买”汉泰公司所持有的第三人康能公司的100%股权，即该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拟通过“购买”方式承继取得康能公司的股权。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该协议确认了三人共同出资购买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的100%股权的事实”，另一方面又认定“该协议确认了邹允、黄鹂和高守刚为康能公司股东，为实际出资人，汉泰公司仅为名义持股人”（详见原审判决第64页第一段）。既然是“购买”股权，则意味着邹允、黄鹂、高守刚需通过支付股权对价方式实现承继汉泰公司持有的康能公司股权的目的，双方之间显然不是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的关系。事实上，汉泰公司与该三人也未办理任何股权转让手续，邹允2017年10月19日《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亦不能证明汉泰公司与邹允、黄鹂、高守刚之间系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关系。从该协议名称可以看出，该协议是分红协议，不是股权代持协议。该协议第3条约定“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完工商登记，未签订正式合同上述分红比例依然有效”，这说明：其一，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除分红比例外，股份比例需经各方再行签订正式合同才能有效，未签订正式合同，股份比例不生效；其二，邹允与黄鹂、高守刚三人并非康能公司的实际股东，如果该三人系康能公司实际股东，根本无需另行签订正式合同确认股份。从上述约定内容看，该协议显然为意向性协议，邹允等三人要取得汉泰公司持有的康能公司股权需另行签订正式合同。在汉泰公司与邹允至于邹允、黄鹂、高守刚曾于2017年6月16日签订的所谓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系上述三人之间的合作事宜，对汉泰公司、康能公司没有约束力。相反，在此之后，第三人高守刚在2018年5月10日出具的承诺中签字确认加油站股东只有两人，说明第三人高守刚并不认可邹允为康能公司的股东。第三人高守刚原审中对此予以否认，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是不诚信的表现。 （二）汉泰公司与黄鹂、高守刚之间，以及黄鹂与邹允之间的资金往来并非投资关系，各方之间实为借贷关系。1.认缴公司注册资本是确认公司股东身份的最基本条件。邹允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认缴了康能公司的注册资本。康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600万元，邹允、黄鹂、高守刚签订的相关协议中没有任何关于三人认缴康能公司注册资本2600万元的意思表示，三人所谓的出资1100万元与康能公司注册资本数额不一致。2.原审判决认定：“依据《股东出资协议书》和《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的内容，可以确认邹允、黄鹂和高守刚三人投资购买涉案土地”，该认定是错误的。从《股东出资协议书》和《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中根本看不出邹允、黄鹂和高守刚三人约定投资购买涉案土地的内容。从土地拍卖的过程看，一开始是汉泰公司作为主体竞买土地成功并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根据政府机关的要求将主体变更为第三人康能公司，邹允、黄鹂和高守刚三人始终都不是涉案土地的购买主体。出资购买土地与认缴公司注册资本是不同的概念，即便是汉泰公司通过黄鹂、高守刚筹集了购买土地的资金，形成的只是债权债务关系，非投资、股权代持关系。3.投资行为的另一必备条件是“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综观邹允、黄鹂、高守刚签订的相关协议，其内容没有体现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投资行为特征，尤其邹允提交的证据七（分红协议）还约定“即便不能签订正式合同确认股权，分红比例依然有效”，这是典型的借贷保底条款。只享有分红，不承担投资风险的“出资”只能按借贷关系处理。4.邹允与黄鹂之间的资金往来更符合借贷性质。如果说邹允与汉泰公司之间系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的关系，那么，邹允对康能公司所谓的投资理应直接付给汉泰公司，为什么邹允将款项付给黄鹂，没有直接付给汉泰公司？原审已经查明黄鹂代邹建伟（即邹允之父）偿还银行贷款的事实。虽然邹建伟称该系其与黄鹂之间的另外借款关系，但却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同时，对于数百万元的款项，邹允没有说明来源并提供证据证明。再考虑到邹允与邹建伟之间系父子关系及邹建伟的公务员身份，黄鹂主张邹允向其支付的款项系邹建伟碍于公务员身份以邹允名义出借的款项，存在高度盖然性，更符合常理。由上可见，无论从形式要件看，还是从实质要件看，汉泰公司与邹允、黄鹂、高守刚之间均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不是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的关系。 二、一审判决明显超出当事人诉请，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此条规定为“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不告不理”原则是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处分行为的重要表现。案件在审理中，法院只能按照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事实和主张进行审理，对超出当事人诉讼主张的部分不得主动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是“不告不理”原则的进一步体现。 本案中，邹允诉请仅请求法院确认诉争《股权转让协议》中汉泰公司将持有的21%康能公司股权让与黄鹂的行为无效，并返还给汉泰公司。而原审判决却确认汉泰公司向黄鹂转让的康能公司51%股权的行为全部无效，并判决黄鹂将持有的康能公司的全部股权（51%）返还给汉泰公司，显然超出了邹允的诉请范围，严重违反“不告不理”原则。此外，一审判决认为，黄鹂、高守刚在未通知邹允、未取得邹允同意的情形下，与名义股东汉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0元价格受让51%、49%股权，显然不构成善意受让人。假如原审判决之认定，不仅汉泰公司向黄鹂转让康能公司51%股权的行为无效，汉泰公司向高守刚转让康能公司49%股权的行为也无效。为什么原审仅判决黄鹂将持有的康能公司51%股权返还给汉泰公司，而不判决高守刚将持有的康能公司49%股权返还给汉泰公司？一审法院采用双重标准判决，不公正、不公平。 三、一审法院实质上将因确认股东资格、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引起的诉讼与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引起的诉讼合并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邹允原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2018年5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中，汉泰公司将持有的21%部分康能公司股权让与黄鹂的行为无效，并由黄鹂将此21%部分股权返还汉泰公司”，该诉讼请求为合同之诉，其诉讼标的是汉泰公司与黄鹂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后邹允增加诉讼请求为“确认邹允为康能公司股东；由康能公司将邹允的股东身份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此系确认股东资格、请求变更公司登记之诉，其诉讼标的是康能公司的股东资格。虽然邹允将增加的部分诉请“确认邹允为康能公司股东”撤回，但其保留的诉请部分（请求变更公司登记）仍然包含确认股东资格的内容。由上可见，邹允之原诉请与增加的诉请不仅诉讼标的不同（也非同类诉讼标的），而且管辖法院、当事人诉讼地位等也不一致，明显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是典型的两个不同的诉讼，不能合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即便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也必须经当事人同意才能合并审理。邹允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在于其认为与汉泰公司之间存在股东代持关系，其为第三人康能公司的实际股东，汉泰公司仅为名义股东。在此情况下，邹允应首先通过确认股东资格之诉对其“实际股东”身份予以确认，之后才具备提起本案股权转让纠纷之诉的资格。然而，原审法院在汉泰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不同意合并审理的情况下，未审先判，片面探求所谓邹允起诉的意图，强争案件管辖权，允许邹允增加诉请并合并审理，对第三人康能公司的股东资格进行了审理和确认，严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 综上，汉泰公司与邹允之间不是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的关系，邹允不是康能公司的股东，根本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汉泰公司与黄鹂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未侵犯邹允的权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驳回邹允的全部诉请。 邹允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黄鹂、邹允、高守刚为康能公司实际出资人，汉泰公司系康能公司名义股东，认定事实正确。汉泰公司为三人（黄鹂、高守刚、邹允）代持康能公司股权虽无书面直接协议，但邹允一审提交的2017年3月22日的《股东出资协议书》、分红协议、补充协议等综合证实了代持关系，虽然上述证据并未直接表述“代持”字样，但从多份证据的意思表示与实际情况而言，显然汉泰公司系为三人代持康能公司股权。代持人与被代持人无需有银行转账关系，没有资金往来也正常，实际出资人仅需将资金汇入或证据证实最终汇入到目标公司且各方股东认可即可；而邹允向黄鹂账户两笔分别汇入210万元与10万元，《股东出资协议书》中的220万元表述足以说明单独汇入的10万也是相同性质，对于汉泰公司与三人之间的代持关系需综合全案证据判定。除了上述证据之外，说明代持关系的理由如下：1.从汉泰公司的持股目的上，政府要求竞得人为非黄岛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需要注册全资子公司，以汉泰公司名义注册康能公司的意义就在于符合出让公告与拍卖出让成交确认书的要求。2.从代持与股权转让的法律特征与时间顺序上，代持的出资特征体现为实际出资人出资，名义出资人受托登记，在公司经营管理上，名义出资人以实际出资人的委托指令或实际出资人管理公司；股权转让出资特征为受让人将股权对价款转让给出让人，在受让行为完成之前根本无法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而本案中高守刚等三人出资行为（买地行为）发生在2016年12月23日左右，竞得土地在2017年1月4日，康能公司注册于2017年1月17日，足见由汉泰公司竞买土地并注册康能公司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符合竞买公告的要求；《股东出资协议书》形成在2017年3月22日，系三方就康能公司股权的出资确认，50%、30%、20%的股份比例约定注明是康能公司的注册资本，否定了黄鹂与汉泰公司主张买地款而非投资款的抗辩主张；而按照分红协议约定，邹允“转让股权”行为（包括转让给黄鹂以及高守刚）无需支付对价，事实上黄鹂、高守刚获得股权也没有支付任何对价，在汉泰公司作为“唯一出资人”期间，邹允、高守刚、黄鹂三人已经实际控制并经营公司；如果属于股权转让，则应当由汉泰公司自行出资注册买地，而后受让人与汉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股权受让款，但从证据形式的时间与证明的事实来看，显然与此主张相悖；因此，综合上述特征，虽然汉泰公司与三人之间并无直接代持协议，但《股东出资协议书》的性质就是为了确定汉泰公司代持股份的事实。另外，汉泰公司主张《股东出资协议书》中出现“购买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100%股权”的表述，认为属于股权转让性质，但该内容与协议书中约定的实质内容即三人所占康能公司股份比例50%、30%、20%的约定明显不符，且从实际情况看，2016年12月23日的出资也根本不是购买股权对价款，其后黄鹂与高守刚受让康能公司股权，也根本没有支付任何对价；之所以当初协议中如此表述，系三人的法律意识错误导致，不应当影响代持的定性。3.从分红协议来看上，分红协议书性质属于有对价关系且具有生效前提条件的协议，在汉泰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之后，汉泰公司、黄鹂就负有给高守刚等三人按照约定即433办理过户股权的合同义务，是否为正式股权协议从证据14可以证实，此系汉泰公司的合同义务而非权利，高守刚等三人根本无需支付任何股权转让对价，因此，汉泰公司系三人的代持人，而非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4.从内部管理实控上，邹允提交的证据9、证据12、13、14等，均系高守刚等三人决定康能公司的经营事务，召开过康能公司的股东会会议，康能公司所有公司事务均为三人决策、费用由三人按照433比例分担，在公司内部也是高守刚等三人为实际控制人，而并非新的股权受让人。况且，邹允从康能公司注册之时一直担任法定代表人，一直到无理由被免除职务。 二、黄鹂、邹允、高守刚之间系康能公司股东出资关系，而非其他，亦非借贷关系，理由如下：1.邹允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收款收条证实了黄鹂收到邹允汇款金额与用途，《股东出资协议书》再次确认邹允实际出资220万元为康能公司注册资本的20%，两者相互印证；2.综观全案证据可以证实，高守刚等三人拟出资获取诉争土地使用权，根据黄岛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拍卖出让公告的要求，以当时高守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汉泰公司投标签订合同，而后汉泰公司注册康能公司并以其名义变更签订合同主体，这种模式与拍卖公告的要求一致，足见汉泰公司无论是持有康能公司股权抑或出资购买土地，均系名义出资人与名义购买人，实际的权利人为高守刚等三人；3.分红协议约定“不能签订正式合同确认股权，分红比例依然有效”，结合分红协议约定的意思表示系如果汉泰公司的股权变更为黄鹂之后，即使黄鹂不配合签订正式合同，该分红协议仍然有效，而非所谓借贷保底条款；4.邹建伟与黄鹂之间的代付利息关系已经由双方提交的证据证实，双方的证据证实无论汇款时间、付息金额几乎完全一致，也证明邹建伟与黄鹂之间的法律关系与邹允与黄鹂之间的款项并无任何关系。 三、汉泰公司曲解“不告不理”原则，在合同效力问题上，法院应主动审查并予以评判，对于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系法律规定，并应考虑邹允与汉泰公司共同的身份特征综合评定。综合全案证据可证，邹允、黄鹂、高守刚均为康能公司的股东，基于同等的股东身份应当同等处理的原则，一审法院在处理上也应当一并作出评判。 四、邹允提起的诉讼请求为同一案由与法律关系，不存在确认股东资格、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引起的纠纷与股权转让纠纷合并审理的问题。本案属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纠纷，案情系名义出资人与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其他股东恶意串通转让股权的诉讼，本案中，邹允作为物权人和实际出资人，起诉名义出资人与侵权人恶意串通损害物权的行为无效，并返还物权标的即股权，其当然为同一法律关系与同一诉讼标的。本案争议的起因系汉泰公司与黄鹂恶意串通损害邹允股权利益的纠纷，如视为两个案件，会导致一案两审，严重损害受害人的利益与耗费司法资源，让侵权人获得时间利益，审判的社会效果不好，于法于理不公，且目前已经发现黄鹂做出再次损害康能公司与股东权益的事情，再将一案割裂为两案，将会严重损害邹允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 综上，汉泰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请驳回其上诉请求。 黄鹂辩称，一、对汉泰公司的上诉予以认可，本案一审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审理上均存在严重错误，程序上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不告不理；通过邹允的诉请来看，是将不同的案由强行合并审理。二、一审实体审理存在严重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汉泰公司与邹允、黄鹂、高守刚之间存在股份代持错误。2.2016年12月23日收条及转账，是黄鹂与邹建伟之间的借款，与汉泰公司无关。3.2017年3月22日的《股东出资协议书》是为借款的担保，并非真实的股权买卖，并且该协议书上没有汉泰公司的确认，该协议不符合合同的生效要件，应为无效协议。4.2017年10月19日的分红协议，从该协议内容来看，邹允欲成为康能公司的股东需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为签订正式合同，该分红协议仅是一个意向性的分红的协议。5.2017年6月16日的补充协议是关于土地置换费用的协议，结合高守刚与黄鹂签订的《借款协议》及第三人高守刚出具的承诺来看，如果邹允为股东，需承担股东义务，但事实并非如此，邹允未承担义务。综上，黄鹂认可汉泰公司的上诉请求。 康能公司、高守刚述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签订有出资协议、分红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迁址补充协议等多份协议，如何定性协议性质及邹允和汉泰公司的关系，不应仅从某一份协议中和个别用语中断章取义，应当全面梳理本案，就汉泰公司与康能公司的关系以及邹允出资220万的事实看，其出资属于股权性质的出资。三、在汉泰公司的上诉状中汉泰公司称第三人高守刚有自相矛盾之处不属实，这一点高守刚在一审判决中对于相关协议的签字已经作出了明确清晰的表述，不再赘述。 邹建伟述称，同意邹允的答辩意见。 黄鹂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邹允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邹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审理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属于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超出了邹允的诉讼请求。邹允在一审中的诉请仅要求确认所涉股权转让合同中的21%部分为无效，及返还21%的股权。但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判令合同全部无效，并返还全部股权，将邹允未诉请的30%股权认定为无效属于超出邹允的诉讼请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二、一审法院对于邹允非同一案由的诉讼请求同时在本案中审理，属于程序违法。理由如下：邹允原诉请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虽然撤回了“确认为康能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但保留的诉讼请求“由康能公司将邹允股东身份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根据该诉讼请求来看，邹允自认为其是第三人康能公司的股东，并具有股东身份。而根据第三人康能公司的企业信息公示及第三人高守刚的承诺来看，股东仅有黄鹂和高守刚二人，并无邹允。邹允欲成为康能公司股东需要进行股东身份的确认之诉，在得到股东身份的确认之后方可进行公司股东的身份登记。也就是是股东身份的确认是公司工商登记事项的前提。该两项诉讼请求同时指向康能公司21%的股权，但返还人和被返还人却不一致，其本身就存在严重冲突。这个诉讼请求也隐含了邹允确认为康能公司股东身份的诉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在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等诉请中，被告应为本案第三人康能公司，而本案的被告黄鹂、一审被告汉泰公司应为第三人。在诉讼主体上就会对本案当事人诉讼地位产生变化，随之也会产生案由的变化及审理适用法律依据的变化。也就是说，邹允之原诉请与其增加的诉请的诉讼标的不同，根本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并审理的条件。在一审中，黄鹂对此就提出了异议，但一审法院却强行将案件合并审理，并且，在案件的认定及法律适用上还隐含的确认了邹允的股东身份，属于程序违法。 三、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对于涉案土地的出资情况认定错误。本案中案涉土地的实际出资人为汉泰公司，一审法院认定黄鹂与邹允及高守刚三人是利用汉泰公司名义投资购买土地是错误的。2016年12月26日，汉泰公司汇入青岛市黄岛区公共自愿交易服务中心青岛银行胶南支行的资金是汉泰公司直接购买土地的资金。根据黄鹂出具的说明来看，“收到邹允二百一十万整。用于投资中德生态园团结路，珠宋路加油站投资款项”应分两个部分：①黄鹂收到了款项，②黄鹂将该款用在了黄鹂投资的加油站项目上，而非邹允将投资款用于加油站项目。另外结合黄鹂与汉泰公司的资金往来来看，是借贷行为，这里并未体现邹允与汉泰公司有任何的法律关系。也就是说是汉泰公司从黄鹂处借款购买了涉案土地，所以涉案土地的实际出资人仍为汉泰公司。故此，一审法院认定是黄鹂、邹允、高守刚共同出资购买涉案土地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定汉泰公司为康能公司的名义股东错误。第三人康能公司于2017年1月份成立，而成立康能公司的目的是因为汉泰公司所竞拍取得的土地根据青黄土交字（2017）007号拍卖出让成交确认书第三条第2款所规定的，需要汉泰公司成立一家位于黄岛区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并且汉泰公司在竞拍土地时，黄鹂并非汉泰公司的股东，不具有任何的身份，汉泰公司是以自己的名义竞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汉泰公司与黄鹂之间也没有所谓的代持股份协议。股权代持又称委托持股、隐名投资或假名出资，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或股份处置方式。本案中邹允、黄鹂、高守刚均没有与汉泰公司形成代持康能公司股权的协议。本案所涉2017年3月22日的《股东出资协议书》及2017年10月19日的分红协议，均没有体现三人与汉泰公司存在代持康能公司股份的内容。并且在汉泰公司竞拍土地时也是向黄鹂和高守刚借款的，该笔借款在黄鹂和高守刚受让康能公司股权时由债转为股，从而也证明了诉争2018年5月11日股权转让行为的合法性。3.关于黄鹂与邹允、邹建伟之间的关系未予查明清楚。2016年12月，黄鹂向邹建伟借款210万，口头约定借款年息不低于10%，按月支付，黄鹂于项目结束时将本金一次性归还。该笔资金用于黄鹂自己的经营活动。因邹建伟身为国家公务人员，行事诸多不便，邹建伟通过邹允的账户汇给了黄鹂210万。该210万的形成是邹建伟用房子抵押贷款后付给黄鹂的，在邹建伟支付借款给黄鹂后，黄鹂将此款用于了投资加油站项目，并且是每月按期以代替邹建伟偿还贷款的形式支付利息。事情的发展是邹建伟、邹允父子二人看到了涉案土地的增值，不甘于仅收取利息，进而要挟黄鹂，才导致黄鹂到2017年11月份开始没有支付利息。本案中，第三人邹建伟是本案的关键，邹建伟拒绝到庭，使得案件的事实无法查清。210万到底是借款还是投资款或是购买股权的资金无法查清，但不可否认的是黄鹂按月支付给邹建伟利息。4.一审法院将210万认定为投资款错误。自形成借款时，康能公司尚未成立，康能公司是2017年1月成立，2017年3月并不存在经营收益，无法按照“投资”形式分取收益。借款时，黄鹂并非汉泰公司股东，无法代表汉泰公司承诺股权给任何人。综合以上说明该笔资金的性质就是借款而非投资。如果是投资行为，在项目公司未产生分红条件的前提下以代替邹建伟偿还贷款的形式支付每月10%利息也与原告主张的20%的股权分红形式不符。5.关于《股东出资协议书》的认定属于事实没有查清。该协议无论是从签订的形式上还是签订的背景上，一审法院未予查清。该协议并非是一个真实的股权出资协议，是在黄鹂向邹建伟借款后，为了让邹建伟了解该款项的资金流向及担保该款项的安全使用而签订。从协议的内容上来看也与康能公司的实际情况不符，并且三人约定购买的是汉泰公司持有康能公司的100%股权，但该协议上却没有汉泰公司的认可。也就是三人达成协议购买没有出卖人同意出卖的股权。该协议并不符合合同的成立、生效要件。也就说明了，该协议并不是真实的股权交易行为而是对资金的一种担保行为。6.关于2017年10月19日签订的《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的内容认定是错误的。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并未确认邹允的股东身份，该协议仅仅是一个分红的协议。该协议第一条是暂时明确了黄鹂、邹允及高守刚之间是对加油站项目对股份分红比例为黄鹂30%、邹允30%、高守刚40%。而如果使得该协议暂定对分红比例变成股份比例，需要在办理汉泰公司工商登记后并且签订正式的股份合同方可予以确定。也就是确定三人在康能公司的股权比例是需要两个条件同时具备，二者缺一不可。虽然本案中汉泰公司的工商登记已经变更，但尚未签订股份合同，故此，结合该协议第三条“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完工商登记，未签订正式合同上述分红比例有效。”的约定，可以看出，邹允仅享有分红的权利而不能确认股东身份及股份比例。7.一审法院以2017年6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认定邹允的股东身份错误、片面。根据高守刚与黄鹂签订的《借款协议》及高守刚出具的承诺来看，明确说明了500万元的土地置换费用，该费用由高守刚和黄鹂承担，其中并没有邹允的承担部分，并且高守刚承认康能公司中的股东仅有二人，并无邹允。由此可见，一审法院仅根据一份补充协议来认定邹允为康能公司的股东，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是错误的。同时，黄鹂与高守刚之间关于土地置换费用承担的问题形成的借条，虽然从字面意思来看是借贷行为，但该笔借贷的产生基础原因为项目置换的费用。如果邹允为股东，那么股东要想行使权利必然要承担义务，但该笔土地置换费用却由黄鹂与高守刚承担，没有邹允承担，显然于理不公。可以说，黄鹂提出的该证据是确定邹允是需要承担义务的股东还是实际上形成借款关系的借款人的主要依据，但一审法院却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对该部分的事实认定出现错误。另外，该协议签订的时间早于《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的时间，一审法院将该补充协议认定为分红协议之后的确认股份比例的行为是错误的。8.一审法院认定汉泰公司与黄鹂之间的股权转让非善意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认定在转让股权合同时未通知邹允是错误的。汉泰公司作为康能公司的一人公司法人股东，其转让股权符合《公司法》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具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无需通知邹允。汉泰公司可以自主决定将股权转让给包括黄鹂在内的任何人，其与黄鹂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未侵害邹允的权益。《公司法》第148条规定的董事、监事、高管是违反公司章程及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属于禁止行为。该条并没有禁止经过股东会决议的交易行为是禁止的。而汉泰公司转让股权是经过汉泰公司股东会（黄鹂及第三人高守刚）一致决定的。故此，黄鹂与汉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黄鹂与汉泰公司就转让事宜进行了公司备案登记，符合《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3）、黄鹂与汉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非法律所禁止，并未侵害邹允的权益，也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前提是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该条规定的是“实际股东的追索权”，邹允是否为实际股东，是需要邹允以确认其为股东身份为前提后进而行使权利。在邹允没有提出确认其股东身份之诉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就认定邹允为股东，属于事实的认定错误。 四、关于第三人高守刚的陈述，不应予以采信。高守刚作为汉泰公司、康能公司的股东，在汉泰公司转让股权时同样为受让方。在此次诉讼中，邹允并未提出对高守刚的诉讼。另外，邹允与高守刚共同成立了与汉泰公司、康能公司具有相同经营类型的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同时对于高守刚在庭审中的前后不一致的陈述与书证之间矛盾，可见其陈述的不真实性，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足以说明邹允与高守刚存在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不清且错误，并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故此，黄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查明事实后改判。 邹允辩称，黄鹂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望法庭查清事实，依法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黄鹂曲解“不告不理”原则，在合同效力问题上，法院应当主动审查并评判，对于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系法律强制性规定，并应当考虑邹允与黄鹂共同的身份特征综合裁判。二、邹允提起的诉讼请求为同一案由与法律关系，不存在非同一案由合并审理、程序违法的情形。三、黄鹂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均无任何事实依据，均应当予以驳回。1.关于邹允出资性质的证据。邹允一审提交的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收款收条等，《股东出资协议书》,分红协议等三组证据相互结合证实邹允的出资为康能公司的投资款而非其他。经查证，黄鹂系汉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汉泰公司公章）与法定代表人，其利用汉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将资金汇入，并以资金往来为凭，显然系利用关联交易制作证据的形式达到欲盖弥彰的效果，且其主张也并无证据予以佐证，更达不到否定邹允提供三份证据的证明效力。2.汉泰公司系康能公司名义股东，其系为邹允、黄鹂、高守刚三人代持，对此有多份书证综合证实。汉泰公司为三人代持股权虽无书面直接协议，但《股东出资协议书》、分红协议、补充协议综合证实了代持关系。3、邹允、黄鹂与第三人邹建伟的关系非常清楚，系与本案无关的垫付利息关系。4、2017年10月19日签订《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系参与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足以认定。值得一提的是，包括邹允、黄鹂、高守刚、康能公司均在一审庭审审理当中提交的该份分红协议，足以说明各方对该份协议证明事实与效力的认可。同时，关于该份协议签订的整个过程也有录音佐证，否定了黄鹂主张“并非是一个真实的股权出资协议”，该份协议中有邹允、黄鹂、高守刚的签字与汉泰公司的盖章确认，再次否定了黄鹂与汉泰公司“没有汉泰公司认可”的上诉主张。从履行情况而言，签订该份分红协议之后已经满足并履行了黄鹂的诉求，而其诉求显然与邹允的诉求系对价关系和前提关系，黄鹂所谓“签订正式股份合同”系在其诉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的一种合同义务而非权利，况且第三条约定了“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完工商登记，未签订正式合同上述分红比例有效”。再者，从全案证据可以证实邹允、黄鹂、高守刚同为康能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所谓分红权利的约定对各方的解释与权利级别均为相同，也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不构成对邹允股权变更权利的限制。5.补充协议的性质系股东会决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从补充协议的行文格式、内容来看，显然系一份康能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在落款处均表述“股东签字”字样，且三人均予以签名；补充协议的内容上也是康能公司迁址这一经营中重大事项的股东表决，再结合邹允在康能公司注册时就系法定代表人（只有由于后期股东纠纷被动免去），足以证实邹允一直系康能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至于费用承担与高守刚是否承认邹允系股东的问题，该项所谓的费用承担系在邹允与黄鹂发生争议之后，而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所谓“土地置换费用”，在邹允不认可的情况下，当然不会有邹允的签字确认，与之相反，在邹允提交的证据12、13中证实邹允具有康能公司的股东身份且其承担了康能公司其他的费用；而邹允是否为股东在相应的证据中已经得到证实，高守刚承认股东仅为两人的行为，也被其他其签字确认的证据所否定，不足为凭。6.黄鹂与汉泰公司构成恶意串通。如前所述，汉泰公司并非实际出资人，而系名义股东，黄鹂主张的所谓一人公司法人股东、自主决定、未侵害邹允利益等理由根本不成立，黄鹂与汉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即符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然无效。 汉泰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康能公司、高守刚述称，同对汉泰公司上诉请求及理由的陈述意见。 邹建伟述称，同意邹允的答辩意见。 邹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汉泰公司与黄鹂于2018年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汉泰公司将其持有的21%的康能公司股权让与黄鹂的行为无效，判令黄鹂将其持有的康能公司21%的股权返还给汉泰公司；2、将汉泰公司持有的康能公司21%的股权返还邹允，或由黄鹂将其持有的康能公司21%的股权返还邹允，并将“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21%的股权返还邹允”股东身份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3、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涉案土地出让及出资等情况。2016年12月3日，青岛市黄岛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出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四宗土地进行拍卖出让，拍卖时间为2016年12月28日上午10点，同时要求竞得人为非青岛市黄岛区工商注册地的法人和其他组织，还须自土地出让成交之日在30日内在青岛市黄岛区成立全资子公司，由新公司与青岛市黄岛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方可作为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受让人办理土地登记进行开发经营，竞买人在报名时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2016年12月23日，邹允向黄鹂的账户汇款220万元，黄鹂为邹允出具收条，内容：今收到邹允人民币贰佰贰拾万元整，用于投资中德生态园团结路、珠宋路加油站投资款项股权20%。2016年12月23日，黄鹂向汉泰公司的账户分别汇款200万元、190万元。高守刚于2016年12月23日向汉泰公司的账户汇款300万元，于2016年12月26日汇款400万元至汉泰公司账户。2017年1月3日，邹允向黄鹂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款10万元。 2016年12月26日，汉泰公司将10882086元汇入青岛市黄岛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青岛银行胶南支行。2017年1月4日，汉泰公司与青岛市黄岛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了《拍卖出让成交确认书》（青黄土交自【2017】007号，汉泰公司竞得位于黄岛区北侧，土地出让金10882086元。依据该《拍卖出让成交确认书》的约定，非青岛市黄岛区工商注册地的竞得人，10个工作日内竞得人与青岛市黄岛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还需自土地出让成交之日起30日内成立注册地为青岛市黄岛区内的全资子公司，由新公司与青岛市黄岛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2017年1月17日，汉泰公司与青岛市黄岛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高守刚作为汉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中签字，邹允作为康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中签字。 2017年1月17日，青岛康能公司注册成立。2017年1月24日，青岛市黄岛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汉泰公司、康能公司签订《变更协议》，约定：2017年1月17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受让人变更为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条款不变。2017年8月21日，青岛市黄岛区人政府就涉案土地进行了调整置换，将康能公司受让的位于珠宋路东、团结路北，面积5962.14宗地调整至，调整后宗地面积为5785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加油加气站用地，土地用途为批发零售用地，用地年期40年。2017年8月29日，青岛市黄岛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康能公司重新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邹允作为康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中签字。 2018年11月9日，青岛西海岸新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康能公司发出《开工履约通知单》，内容：你单位于2017年08月29日与我局签订了黄岛-04-2017-0008《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划拨决定书》,地块位于,团结路东,合同约定的开工时间为2018年09月10日前,经我局实地查看发现你单位未按期开工、已构成违约。按照《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规定,你单位因到期未开工,每天应缴纳违约金零元(小写:0.00元)人民币。请你单位抓紧时间开工,并在项目开工时,告知我局,由我局工作人员到施工现场确认实际开工时间,核定延期开工总的违约金数额,如迟延一年以上二年以下的,我局还将按照合同约定征收闲置费。 2、邹允、黄鹂和高守刚协议签订及履行情况。 2017年3月22日，邹允、黄鹂和高守刚签订了《股东出资协议书》，内容：上列各股东共同出资,购买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的100%股权,现经上述股东各方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法定地址,法定代表人。1.公司名称: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1月17日注册成立)。2.经营范围:主营项目:销售:化工产品、润滑油、柴油、五金机电、机船机设备配件、建筑材料、金属制品、钢材。经营其他无需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3.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陆佰万元整。4.法定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南岛路163号A1803室。5.法定代表人:邹允。二、出资方式及占股比例：高守刚以货币作为出资,出资额550万元人民币,占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50%;黄鹂以货币作为出资,出资额330万元人民币,占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邹允以货币作为出资，出资额220万元人民币,占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20%:上列各位股东合计出资1100万元人民币,占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的100%。三、出资时间:上述股东共同约定资金到位时间应在2016年12月20日前。四、其它约定。1.上述股东中若有一方股东出让股权,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若其他股东放弃购买权,出让方方可出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方。2.本协议自各股东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三份,各股东各执一份,以便共同遵守。 2017年10月19日下午，邹允、黄鹂和高守刚签订了《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约定:1.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加油站项目,高守刚占百分之四十股份分红,黄鹂占百分之三十股份分红,邹允占百分之三十股份分红,待汉泰投资管理公司工商重新登记之后,签订正式的股份合同正式确认高守刚、黄鹂,邹允三人的股份比例(高守刚占百分之四十，黄鹂占百分之三十,邹允占百分之三十)。本协议约定的股份比例及分红比例占比在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之后由韩守印将股权变更到黄鹂名下,此协议方能生效。2.约定分成比例依然生效。3.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完工商登记,未签订正式合同上述分红比例有效。 2017年11月13日，汉泰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1.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原股东高守刚将持有的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2%的股权转让给新股东黄鹂。2.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原股东韩宗印将持有的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49%的股权转让给新股东黄鹂。同日，高守刚、韩宗印与黄鹂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各以对价0万元的价格转让了2%、49%的股权。同日，汉泰公司通过新股东会决议：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黄鹂、高守刚于2017年11月13日在青岛市崂山区户召开股东会，并就变更股东、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形成如下决议：1、股权转让后股东变更为：股东黄鹂以货币形式认缴510万元，占注册资本51%；最终出资期限为2040年1月1日，股东高守刚以货币形式认缴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49%；最终出资期限为2040年1月1日。2.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免去高守刚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重新选举黄鹂为公司新一届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3.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免去韩宗印公司原监事职务,重新选举黄鹂为公司新一届监事职务4.公司其他成员任职不变。5.同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及决议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履行了相关程序,如有不符,由公司及全体股东承担一切责任。同日，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修改为黄鹂以货币形式认缴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最终出资期限为2040年1月1日，股东高守刚以货币形式认缴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最终出资期限为2040年1月1日。 2017年6月16日，邹允、高守刚和黄鹂签订了《关于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黄岛项目公司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中德生态园团结路、珠宋路路口加油站的迁址一事的补充协议》，内容：根据2017年6月16日召开的全体股东会议的会议记录，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出资500万元用于迁址的相关费用支出。落款处，三人以股东的身份签字按印。 3、康能公司的情况。 2017年1月17日，汉泰公司投资注册成立康能公司，认缴注册资本2600万元，最终出资期限为2039年1月1日。同日，康能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1、委派邹允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并聘任为经理。2、委派高守刚为公司监事。2017年1月24日，青岛市黄岛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汉泰公司、康能公司签订《变更协议》，约定康能公司成为涉案土地的受让主体。2017年8月21日，青岛市黄岛区人政府就涉案土地进行了调整置换，康能公司追中受让宗地调整至。2017年8月29日，青岛市黄岛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康能公司重新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邹允作为康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中签字。 2018年1月16日，康能公司作出股东决定，内容：经公司股东于2018年1月1日决定：1.同意免去邹允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职务，委派高守刚为公司的新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并聘任为经理。2.同意免去高守刚监事职务，委派黄鹂为新的监事。3.同意修改章程相关条款。 2018年5月11日，康能公司通过股东决定：1.同意股东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1326万元51%的股权转让给新股东黄鹂。2.同意股东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1274万元49%的股权转让给新股东高守刚。同日，汉泰公司与黄鹂、高守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0万元的对价转让了康能公司51%、49%的股权。该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方有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章及黄鹂的签名，受让方有黄鹂、高守刚的签字。同日，康能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股东变更为：黄鹂出资比例51%，认缴出资额1326万元，最终出资时间为2040年1月1日；高守刚出资比例49%，认缴出资额1274万元，最终出资时间为2040年1月1日。同时，任命黄鹂为执行董事。 4、黄鹂与高守刚之间的关系。 除上述黄鹂与高守刚签订的协议外，黄鹂与高守刚还约定如下： 1）2017年8月12日的借款协议,内容：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在处的加油站用地置换所产生的相关费用500万元人民币（高守刚一方承担250万元人民币）的协议作废。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高守刚个人欠黄鹂个人人民币250万元。待处的加油站用地协议签订后，付款给黄鹂。落款处有高守刚的签名、汉泰公司的盖章。 2）2018年3月1日的特别承诺及声明，内容：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换地费用五百万元，由高守刚承担二百五十万元，个人承诺由个人承担，费用支付时间为康能收到第一笔转让收入后立即支付给黄鹂。落款处有高守刚的签字和捺印。 3）2018年5月10日的承诺，内容：团结路加油卖价5000万元整，如果5000万元成交，奖励高守刚人民币一百万元整，如果卖不到5千万元由高守刚补偿黄鹂2百万元整。确权后生效。高守刚在保证人处签字捺印。同时，该承诺的下方载明：高守刚承诺团结路加油站转让价五千万元整，如若达不到伍仟万元转让价，由高守刚赔偿黄鹂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加油站股东只有两人黄鹂、高守刚。黄鹂、高守刚签字并按印。 4）高守刚在本案庭审中，否认2017年8月12日的借款协议和2018年3月1日的特别承诺及声明的真实性，缺乏事实基础，与本案诉争的股权争议纠纷无关。对于2018年5月10日的承诺，高守刚认为承诺中所涉的团结路加油站并未转让，承诺并未生效。黄鹂所写的加油站股东只有贰人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5）2019年4月8日下午，高守刚来法院陈述：康能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公司账目和法定代表人的公章均在黄鹂手中，其向法院提交的康能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未加盖公章，为其本人签字授权。在2019年4月9日的证据交换过程中，黄鹂亦承认公章、法定代表人公章由其掌握。2019年6月25日，高守刚登报声明：高守刚作为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代表公司，现严正声明：未经高守刚本人亲笔签字确认，公司不得作出任何决议、决定；未经高守刚本人签字批准，任何文件、报告、备忘录、承诺及保证、合同、协议等所有以公司名义出具的材料均属无效。任何人在任何材料商擅自加盖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后果由其自行承担，同时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守刚有权代表公司追究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擅自使用人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 5、黄鹂与汉泰、康能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依据黄鹂提交的证据，查明：黄鹂于2017年8月14日向汉泰公司汇款20万元；于2019年3月11日向汉泰公司汇款10万元，附言股东出资；于2019年3月28日向汉泰公司汇款25万元，附言股东出资；于2019年3月29日向汉泰公司汇款24万元，附言股东出资。黄鹂于2019年1月14日向康能公司汇款10万元，附言股东出资；于2019年1月25日向康能公司汇款453228元，附言投资款；于2019年1月28日向康能公司汇款251872元，附言投资款（股东出资）。 依据高守刚、康能公司提交的证据,查明：2019年1月14日，康能公司收到黄鹂汇款10万元；2019年1月14日，康能公司现金取款49900元；2019年1月14日，康能公司向青岛爱约客商务宾馆有限公司台东店汇款28040元；2019年1月14日，康能公司向青岛爱约客商务宾馆有限公司汇款16360元；2019年1月14日，康能公司向青岛孚瑞达能源有限公司汇款5000元。2019年1月25日，黄鹂向康能公司汇款453228元；2019年1月25日，康能公司向汉泰公司汇款265000元，用途摘要为：错款，但该笔款项又于当天退回康能公司；2019年1月25日，康能公司向黄鹂汇款301228元，用途摘要为：错款；2019年1月25日，康能公司向黄鹂汇款10万元，用途摘要：错款；2019年1月25日，康能公司向黄鹂以发放工资的形式汇款3万元。2019年1月28日，黄鹂向康能公司汇款251872元；2019年1月28日，康能公司向黄鹂汇款180699.70元，用途摘要：付代垫费用；2018年1月28日，康能公司向汉泰公司汇款74062.30元，用途摘要：还款。 依据康能公司、高守刚提交的工商信息查询结果：青岛爱约客商务宾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黄鹂；青岛爱约客商务宾馆有限公司台东店的法定代表人为黄鹂；青岛孚瑞达能源有限公司的股东为黄鹂，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6、黄鹂与邹建伟之间的资金往来。 依据黄鹂提交的证据，查明：黄鹂于2017年3月10日向邹建伟汇款19235.59元；于2017年4月11日交付现金20000元；于2017年4月12日向邹建伟汇款15083.86元；于2017年5月9日向邹建伟汇款19083.86元；于2017年6月12日向邹建伟汇款19083.86元；于2017年7月11日向邹建伟汇款19084元；于2017年8月9日向邹建伟汇款19083.86元；于2017年9月11日向邹建伟汇款19090元；于2017年10月10日向邹建伟汇款19084元。黄鹂主张邹允向其汇款210万元系邹建伟出借的资金，上述的汇款行为系向邹建伟还款。 依据邹建伟提交其银行流水明细，查明，邹建伟于2017年2月7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贷款100万元，自2017年3月10日起开始每月还款19235.59——19083.86元。邹建伟称210万元系邹允出借，与邹建伟无关。黄鹂为其偿还贷款的行为，属于本人与黄鹂之间的借款关系，与本案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对康能公司的成立背景予以分析。 依据《股东出资协议书》和《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的内容，可以确认邹允、黄鹂和高守刚三人投资购买涉案土地。汉泰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是三人履行上述协议的条件之一。实际上，三人也通过汉泰公司竞得了黄岛区北侧的土地。由于汉泰公司不是在青岛市黄岛区注册的公司，依据《拍卖出让成交确认书》的约定，汉泰公司应当在成立注册地在青岛市黄岛区内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康能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成立，成为上述宗地受让人。 第二，关于2017年3月22日的《股东出资协议书》的效力。 2016年12月23日，是邹允向黄鹂汇款210万元的时间，是黄鹂向汉泰汇款390万的时间，也是高守刚向汉泰公司第一笔汇款300万元的时间。2016年12月26日，在高守刚第二笔汇款400万元到账后的当日，汉泰公司将土地竞拍金存入黄岛区公共交易服务中心的指定账户。上述汇款时间节点从侧面佐证了邹允、黄鹂和高守刚欲通过汉泰公司购买涉案宗地的事实。邹允、黄鹂和高守刚于2017年3月22日签订的《股东出资协议书》，实际上是对前期三人的投资数额、投资比例和股东身份的确认，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规定的情形，应为有效合同。该协议确认了“三人共同出资购买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的100%的股权”的事实。其中协议约定的“法定代表人：邹允”与康能公司成立时工商部门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邹允一致；认定邹允“出资额220万元”与邹允分别于2016年12月23日、2017年1月3日共计汇款220万元的事实一致。该协议确认了邹允、黄鹂和高守刚为康能公司的股东，为实际出资人，汉泰公司仅为名义持股人。 三、关于2017年10月19日的《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协议效力问题。 2017年10月19日，邹允、黄鹂和高守刚签订了《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相较于2017年3月22日的《股东出资协议书》，两份协议一致的内容均包括：1、确认邹允、黄鹂和高守刚为康能公司股东的身份；2、黄鹂的持股比例30%不变。两份协议不一致的内容包括：1、邹允的持股比例增至30%，高守刚的持股比例减至40%；2、增加协议的生效条件，即黄鹂应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成为汉泰公司的股东。该协议同样为邹允、黄鹂和高守刚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规定的情形，属有效合同，系三人就其在康能公司持有股权及分红比例的重新确认。该协议签订后，汉泰公司原股东韩宗印将其持有的49%股权以0元对价转让给黄鹂；高守刚将其持有汉泰公司股权中的2%以0元对价转让给黄鹂；黄鹂成为持有51%汉泰公司股份的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上述汉泰公司股权转让行为亦即三人履行《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中约定的事项。2017年11月14日，汉泰公司完成了变更登记。此时，按照协议关于“待汉泰公司工商重新登记后，签订正式的股份合同”的约定，邹允、黄鹂和高守刚应当进一步签订《股份合同》。 此后，邹允、黄鹂和高守刚曾于2017年6月16日签订了《关于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黄岛项目公司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中德生态园团结路、珠宋路路口加油站的迁址一事的补充协议》，以股东的身份一致通过出资500万元用于迁址的相关费用支出。由此可见，三方当事人在合作期间均认可彼此为康能公司股东，并就康能公司的经营问题进行过协商。 上述协议和股东会会议决议表明：邹允、黄鹂和高守刚为康能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汉泰公司仍然为名义股东。 四、关于康能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通过的股东会决议及汉泰公司与黄鹂、高守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侵犯了邹允权益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本案中，康能公司登记的股东为汉泰公司，而汉泰公司系名义股东，康能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邹允、黄鹂和高守刚。黄鹂和高守刚均知晓邹允享有康能公司的30%的股权和分红比例，且有协议为凭。在此情形下，黄鹂、高守刚在未通知邹允、未取得邹允同意的情形下，与名义股东汉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0元价格受让51%、49%的股权，显然不构成善意受让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汉泰公司与黄鹂于2018年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五、关于黄鹂和邹建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黄鹂虽称220万元系其向邹建伟借款，二人发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是未提交借款合同予以证明。依据邹允提交的银行付款凭证，可以证明邹允系220万元的汇款人。依据黄鹂为邹允出具的收条，可以证明黄鹂收到邹允220万元的投资款。依据邹允、黄鹂和高守刚三人签订的《股权》及黄鹂、邹允及高守刚三人签订的《股东出资协议书》和《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可以进一步确认220万元系邹允的投资款。邹建伟提交的银行还款记录中载明贷款总额为100万元，每月还款数额与黄鹂每月向邹建伟转款数额基本一致，因无证据证明该100万元贷款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对于黄丽主张220万元系向邹建伟借款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六、其他问题。 关于黄鹂与高守刚之间就康能公司公章的掌控问题、黄鹂与高守刚之间的借款关系、黄鹂所称向汉泰、康能的投资问题均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规定，判决：一、确认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黄鹂于2018年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黄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黄鹂持有的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三、驳回邹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4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黄鹂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在2019年12月10日的法庭调查中，邹允提交证据一、《加油站租赁合同》。拟证明：2019年6月16日，黄鹂利用持有康能公司与汉泰公司公章之便，在未经康能公司其他股东（包括邹允、高守刚）同意、未召开股东会会议并通过的情况下，自行与长源发加油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源发”）、青岛海源发加油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源发”）签订《加油站租赁合同》，租金20年不变，每年租金140万元的低价，将康能公司位于的土地使用权租赁给海源发。 证据二、青岛市黄岛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资料一宗，包括土地登记申请书、授权委托书、2019年6月23日抵押合同、不动产登记咨询记录（土地）、借款合同（编号:dsy20190623）、青岛东升源加油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高守刚身份证复印件、青岛长源发加油站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与股东登记信息。拟证明：2019年6月23日，黄鹂在未经康能公司其他股东（包括邹允、高守刚）同意、未召开股东会会议并通过的情况下，利用持有康能公司公章之便，将康能公司土地使用权抵押给案外人青岛东升源加油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源”），融资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年息24%。上述将土地使用权分别出租与设定抵押行为均系康能公司经营当中的重大事项，系在邹允提起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一审审理期间发生，有理由认为，黄鹂此举目的系为了损害康能公司以及邹允股东权益。需要说明的是，土地使用权承租人长源发的股东与监事李传鑫也是出借人东升源的委托代理人，从《加油站租赁合同》与《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的租金与建设成本而言，康能公司每年要浮亏52-100万元。 汉泰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因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具体情况需庭后落实，该证据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是否存在侵害股东权益和公司利益的情况无法确定。本案的有关当事人已经在另案诉讼程序中意图解决上诉人邹允提出的侵害股东权益、公司利益及隐名股东显名等事项，恰恰可以证明另案诉讼与本案不是同一诉讼。对于证据二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因该证据与汉泰公司无关。据汉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鹂介绍，2016年高守刚就曾将加油站经营所有事宜均全权授权黄鹂负责。 黄鹂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待与当事人落实后再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除同意汉泰公司质证意见外，另补充：若康能公司内部已经发生了争议，因本案所涉及到的邹允认为其为康能公司股东一事，本案应当在康能公司解决内部纠纷之后再予以解决。邹允提交的上述证据无论意图是什么均不能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一共涉及到4个案由纠纷，不能因为邹允提出诉讼成本过高就无视法律存在。 康能公司、高守刚质证称：对于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没有异议，但需要说明高守刚作为康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早已经在2019年5月就向黄鹂发函要求康能公司对外出具的任何法律文书、签订的任何协议及合同都应经过高守刚的书面同意，但黄鹂作为康能公司公章持有人未经高守刚的同意即于2019年6月16日签订加油站租赁合同，其签字盖章的行为应依法追究相应责任。相关康能公司的盖章的文书均未经法定代表人高守刚的同意，高守刚已经书面发函要求公章持有人黄鹂对外出具法律文书、签订协议、合同必须经过高守刚的书面同意，否则该行为无效。 邹建伟质证称：对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邹允提交的该两份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 黄鹂申请证人尚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在一审中认定的邹允出资额220万的资金构成为210万和10万，其中10万元是邹允通过黄鹂购买玉石挂件的费用，并不是邹允所称的出资额。 邹允质证称：1.按法律规定证人在开庭期间不能旁听庭审，但本案刚开庭时证人旁听了一会，其不具有证人资格。2.证明事项不成立，邹允于2016年12月23日汇款210万元，同日黄鹂与汉泰公司出具收条，2017年1月3日邹允支付10万，2017年3月22日《股东出资协议书》确认邹允的出资是220万，可见即使证人所述是真实的，与邹允出资的10万无任何关系。3.该证人与黄鹂有生意上的往来，没有提供任何邹允拿取玉石的证据，不能仅凭证人所述认定本案事实。 汉泰公司质证称：对于黄鹂提供的证人所证明的事项没有异议。 康能公司、高守刚质证称：本案庭审时证人已旁听了庭审，虽然其中途出去，但其参加庭审旁听的行为依法不能具有证人资格，其所作证不具有证明效力。 邹建伟质证称：同意邹允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证人尚某在出庭作证前旁听了庭审，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 在2020年1月16日的法庭调查中： 上诉人邹允提交两份付款电子回单，拟证明邹允已经实际支付了律师代理费。 汉泰公司质证称：对于该交易是否成功无法确认，邹允要求汉泰公司承担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黄鹂质证称：同意汉泰公司的质证意见。 康能公司、高守刚质证称：对于真实性与证明事项均无异议。 邹建伟质证称，同意邹允的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汉泰公司及黄鹂并无有效证据反驳该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黄鹂在该次法庭调查中提交证据一、2019年9月29日回复函；2019年9月29日股东会决议；2019年9月29日股东会会议记录；康能公司章程。拟证明：2019年9月29日，康能公司的执行董事依据公司章程召集召开康能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免去高守刚康能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据此高守刚无法代表康能公司行使权利包括聘请律师代表康能公司出庭应诉，即康能公司的代理人没有资格参加本案诉讼。 邹允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1.股东会决议与其提交的会议记录明显不相符，会议记录对于更换法定代表人，黄鹂和高守刚并未形成相同意见，根据公司章程第17条规定股东会决议应由全体股东表决通过，因此9月29日根本未形成股东会决议。2.工商登记中高守刚仍然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其对外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当然有效。 汉泰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证明事项均无异议。另补充，根据康能公司章程第20条规定，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章程第12条规定，经理是由股东会聘任或解聘，康能公司股东会已作出决议免除高守刚法定代表人，该决议未经法定程序撤销之前是具备相应法律效力的。此外，本案中对邹允的股东身份各方是存有异议的，邹允称股东身份的确认是内部争议，不应以工商登记为准，现又以高守刚仍然是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来对抗公司内部的管理事宜，没有道理。 康能公司、高守刚质证称：对于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明事项有异议，1.根据康能公司章程第12条规定，选举和更换法定代表人应当由股东会决定，章程第17条同时也作出规定，股东会会议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应当经全体股东表决通过，在第18条中明确载明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高守刚，通过9月29日股东会会议记录看，高守刚本人参加了股东会并且明确发表意见，对黄鹂所提出的两项提议均表示反对，因此9月29日的股东会并未形成有效决议，就股东会决议本身看，既然是股东会决议，应当由康能公司的股东在决议上签字予以确认，但该决议中仅有康能公司的盖章，没有任何一位股东在上面签字，所以不能称之为康能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所以该文件依照法律及章程规定应属无效。2。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发表意见是公司法赋予的法定职权，也是公司章程中对法定代表人的权利的约定，其委托代理人参加庭审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有效。 本院认证认为，前已述及，康能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系高守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故本院准许高守刚代表康能公司委托的律师出庭应诉。据此，本院对上诉人黄鹂提交的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 黄鹂提交证据二、2016年12月26日高守刚给黄鹂授权委托书；2016年12月30日汉泰公司与海源发的合作合同；2019年5月6日海源发出具的通知函。拟证明：1.2016年12月26日高守刚委托黄鹂办理中德生态园团结路与珠宋路加油站事宜，黄鹂关于加油站的处理事宜合法有效。2.2016年12月30日，汉泰公司与海源发公司签订了合作合同，约定了双方合作成立加油站，公司租赁汉泰公司子公司土地进行建设的合作事宜，该合同同时还约定了租赁土地的费用、期限、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金额为2000万。因为康能公司迟迟不能交付土地，导致海源发公司向汉泰公司和康能公司致函说明汉泰公司、康能公司的违约行为，为了阻止康能公司承担巨额的经济赔偿，黄鹂作为汉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康能公司执行董事依照公司章程行使的职权，决定了公司的经营方针。汉泰公司、康能公司与长源发、海源发公司达成了加油站租赁合同，该合同同时解除了汉泰公司与海源发公司的合作合同，同时避免了2000万的经济赔偿。基于上次庭审时邹允提出加油站租赁合同，经庭后落实该加油站租赁合同的形成是有一定背景和原因的，该证据是加油站租赁合同的前提，是对上诉人邹允提交上次证据的回应，与本案51%股权一事无直接关系，由于邹允主张黄鹂侵害公司利益，该证据也是为了证明黄鹂并未侵害公司利益。 邹允质证称：1.该证据发生于汉泰公司、黄鹂、高守刚之间，对于证据真实性以各方的质证为准。2.与本案争议无关。3.合作合同的形成邹允并不知情，通过通知函可以看出发函是发给黄鹂本人，似乎并未经过高守刚的同意。4.针对授权，高守刚仅是委托黄鹂办理土地招拍挂的报名事项，并未委托黄鹂对外签订合同。 汉泰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证明事项均无异议。另补充，该组证据与本案存在直接关联性，邹允在2019年12月10日提交了两组证据，用以证明黄鹂侵害公司利益，因此其诉请要求返还股权给邹允迫在眉睫，汉泰公司认为黄鹂在处理康能公司相关经营事务中并不存在恶意，邹允的主张不成立，股权不应返还。 高守刚、康能公司质证称：1.对于授权书高守刚签字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授权书中载明授权黄鹂办理的事务地址是在中德生态园团结路与珠宋路加油站事宜，如果所涉地块发生改变后应重新取得高守刚的授权委托，然而地址发生变化，变化后的土地在未经高守刚授权的情况下黄鹂无权处理。2.对于合作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合作合同中载明汉泰公司和海源发公司共同成立加油站公司，约定了双方的出资比例，事实上并未成立公司，因此该合作合同虽然双方已经签字，但因加油站公司并未成立，其上载明的租赁期限并不产生租赁效果，双方用实际行为均不再履行该合同。3.针对通知函，高守刚第一次见到，由于双方实际行为不再履行合作合同，所以根本谈不上违约金损失的问题。 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 黄鹂提交证据三、2018年1月24日，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国土资源局和房屋管理局向汉泰公司出具了开工提醒通知单；2018年1月31日汉泰公司回函；2018年11月20日，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国土资源局和房屋管理局向康能公司出具了开工履约通知单；2019年4月份高守刚和黄鹂的微信记录；2019年6月6日青岛市经开区规划建设局发布的审批前社会公告及6月21日的建设工程建筑方案审查意见书。拟证明：2018年1月24日，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国土资源局和房屋管理局向汉泰公司出具了开工提醒通知单，证明政府部门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所涉土地近两年未开工，提醒按期开工，否则在两年期届满后未开工，将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责任的事实。根据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存在国家收回土地的风险，2018年1月31日，汉泰公司回函国土资源局说明延长开工时间的事实，2018年11月20日，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国土资源局和房屋管理局向康能公司出具了开工履约通知单再次提醒土地开工事宜，并认为康能公司因未按期开工建设，构成违约，面临支付违约金及征收土地闲置费的事实。2019年4月，关于康能公司土地未按期开工建设、闲置一事，高守刚发信息告知黄鹂办理，黄鹂依据黄岛区规划建设局要求出具了情况说明，承诺按政府的要求在6月30日前开工建设，高守刚不履行股东义务，办理开工事宜高守刚要求黄鹂前去处理。2019年6月6日青岛市经开区规划建设局发布的审批前社会公告及6月21日的建设工程建筑方案审查意见书，证明康能公司土地开工是经过了政府部门审批流程，发布公告程序后进行了审查并出具意见，并且审查意见同意了康能公司的设计规划方案，证明康能公司在办理开工手续时都是黄鹂在办理，高守刚并未参与，没有履行股东职责。 证据四、2019年4月11日股东会临时会议通知；向高守刚送达快递单；高守刚复函；对高守刚复函的回函；向高守刚送达股东会情况通报函二份；康能公司向各股东发送的开发建设的预算报告；康能公司经营方针。拟证明：黄鹂作为康能公司执行董事召集召开股东会，同时向股东高守刚送达了召开股东会通知书，欲对康能公司加油站的开工建设事宜、康能公司加油站建设资金投入问题进行商讨，但高守刚拒绝履行股东职责，拒绝参加会议，为了阻止康能公司的巨额经济损失，为了康能公司的经营发展，执行董事依据康能公司的公司章程所赋予的权利，对康能公司的经营方针进行了决议，黄鹂此举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是为了康能公司利益着想，并未损害康能公司的利益，康能公司财务部门对开工建站预算所需费用向股东进行说明，包括康能公司的运营费用、建站所需资金、融资支付的利息，高守刚对康能公司的经营不管不问，不履行股东义务，其行为是真正损害了康能公司的利益。 证据五、黄鹂给高守刚送达的股东出资催告函。拟证明：对开工建设所需费用一事，黄鹂向高守刚催要出资，高守刚自康能公司成立起并未实际出资承担康能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未履行股东义务。 证据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规划许可证、报案证明、报纸声明。拟证明：康能公司的土地开工事宜均是黄鹂办理，在许可证办理后工程进场施工过程中，9月2日高守刚到现场阻挠施工，9月24日高守刚明知单位公章在黄鹂处保管，故意虚构公章遗失、登报散布虚假消息，意图阻止开工建设，对高守刚故意虚构公章的遗失，黄鹂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并说明情况的事实。 证据七、2018年8月3日、27日、28日、9月11日、10月11日股东会会议记录。拟证明：汉泰公司、康能公司的股东会会议中仅有黄鹂和高守刚二人，关于公司的经营决策事宜都是黄鹂、高守刚二人商讨，并无邹允参与，进一步证明在2018年5月10日高守刚出具的承诺股东只有黄鹂和高守刚二人的真实性。 证据八、邹允和高守刚成立公司的企业信息公示。拟证明：高守刚作为康能公司股东，与邹允成立了与汉泰、康能公司具有竞争义务的通汇（威海）加油站有限公司，证明其二人的利害关系，结合高守刚在本案中陈述的与客观证据严重不符的事实，证明其二人的恶意串通行为。 证据七、八共同证明邹允并非本案股东，康能公司的股东仅黄鹂、高守刚，并没有邹允。 邹允对前述证据质证称：1、对于证据三至七形成的时间是邹允被免除法定代表人及其股权被恶意转让之后,高守刚与黄鹂之间的文书的真实性以高守刚代理人意见为准。2、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无关。如果黄鹂提交的证据一、二是就邹允二审补充证据的反证，尚具有一定关联性，但证据三至七与本案毫无关联。3、证据七虽载明康能公司的股东是两人，但邹允提交的大量证据可以证明康能公司的股东有三人，且证据七形成时间是2018年8月之后，此时诉争股权转让协议已签订，因此黄鹂召集召开股东会不可能通知邹允。4、对证据八真实性没有异议，邹允与高守刚的合作与本案无关，不存在所谓的恶意串通。如果黄鹂这样主张，证据七也可以证明黄鹂与高守刚也存在恶意串通，因为黄鹂与高守刚在淄博成立了淄博恒汇加油站有限公司，所以这一逻辑根本不成立。5、高守刚在一审、二审庭审笔录中就事实部分及观点表述言行一致，不存在任何禁反言的情况。 汉泰公司质证称：对于证据三至八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异议。提请法庭注意，在本案中邹允、高守刚存在串通行为，仅从本案邹允的诉请就可以看出，其仅要求黄鹂返还股权，但邹允还有9%的股权在高守刚的名下，邹允并未主张返还，有悖于常理。 高守刚、康能公司质证称：对于证据五催告函真实性有异议，该函从未发送给高守刚，高守刚对此毫不知情。对于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上面有高守刚的签字，可以证明高守刚作为法定代表人、股东，履行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职责。对于证据四黄鹂发出的股东会会议通知，因本案在崂山法院已经立案且开庭审理，康能公司的股东人数尚无定论，黄鹂在此期间仓促召开股东会，程序存在重大问题，高守刚在给黄鹂的股东会复函中已经明确指出黄鹂提议召开的股东会存在重大程序问题，明确说明该会议不能举行，同时特别指出鉴于公司目前的现状，因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均在黄鹂处，在2019年4月18日要求黄鹂将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及营业执照交还法定代表人，避免该期间因不当使用给公司造成不利的法律后果，所以黄鹂提议召开股东会并形成相应的经营方案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依法无效。对于证据六黄鹂发表声明称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均在黄鹂处保管使用，其声明称遗失法人章一枚，因其保管不善以及其在2018年1月份之后保管使用公章过程中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对于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淄博恒汇是黄鹂、高守刚共同出资成立。高守刚在与黄鹂的沟通及本案诉讼过程中所发表的意见前后一致，与邹允并无任何串通行为。 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黄鹂提交的上述证据三、四、五、六均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故本院对该些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上诉人黄鹂提交的上述证据七、八，并不能直接证明黄鹂的举证目的，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亦不予采信。 康能公司、高守刚提交一份声明函，拟证明：1.2017年10月19日高守刚、黄鹂、邹允签订的分红协议中约定的是高守刚、黄鹂、邹允按4：3：3比例享有股权，黄鹂持有的21%的股权应当由邹允持有，高守刚持有的49%股权中的9%也应当由邹允持有；2.高守刚认可邹允在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若法院支持邹允的诉讼请求，高守刚及康能公司同意协助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邹允质证称：对于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异议。高守刚的声明函认可了分红协议的效力，并尊重诚信原则，本案中康能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有三人，其他二人即黄鹂、高守刚已经显名，从证据看三人的股东地位相同，确认将股权返还给邹允符合签订分红协议时各方的意思表示，且有利于节省诉讼成本。 汉泰公司质证称：1.该声明函的证据形式是当事人陈述，不是书证。2.高守刚的该份声明恰恰可以证明其与邹允之间有串通。 黄鹂质证称：同意汉泰公司的质证意见。另外，该声明与分红协议内容显示严重不相符，分红协议中载明需要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方可确认股权比例，并不是分红协议确定的股权比例。根据声明函第二条载明“高守刚作为康能法定代表人”，在目前案件进展情况尚未达到确认邹允具有股东资格的情况下，高守刚提前认可且代表康能公司愿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此行为除了与邹允恶意串通配合诉讼之外，更加证实高守刚损害康能公司利益行为。该第二条高守刚认为黄鹂和汉泰公司的转让合同无效，并未提及汉泰公司与高守刚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情况。高守刚在声明函第一条提到愿意将高守刚持有的9%转让给邹允是其二人之间的股权关系，与本案无直接关联，结合高守刚出具的承诺及黄鹂二审提交的证据7可以看出高守刚在本次诉讼中出现多次矛盾陈述，故，高守刚的该份声明不应被采信。 邹建伟对于2020年1月16日的法庭调查中各方的举证、质证意见表示均同意邹允的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该声明函属于高守刚的陈述，不属于当事人举证范畴。 二审庭审后，黄鹂又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黄鹂和邹建伟的短信记录；证据二、黄鹂和邹建伟于2018年4月26日的对话录音。拟证明：1、邹建伟借给黄鹂210万元后，黄鹂每月支付利息的方式为代替邹建伟偿还银行贷款。2、由最初的借款演变为433分红协议，是债权到股权的转变，但因为公司股权变更需要进行评估等程序，邹建伟不同意承担相应的公司的费用，在录音中强调的是干股，纯的，不承担费用。黄鹂也一再说明，干股的风险太大，故此，无法完成股权的真正确定。整个事情都是双方一直处于协商过程，并且是黄鹂和邹建伟在协商处理。结合黄鹂和邹建伟的短信记录，可以看出在433分红协议签订后关于变更公司股权问题也是邹建伟同黄鹂协商，但并未协商出结果，也就是433协议一直没有达到能够正式确认股权的条件。因此，债权变股权的行为未得到确认。3、从事件的发展进程来看，都是以邹建伟的名义进行，并没有邹允的参与。因此，邹允不是210万的实际权利人。 邹允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一、关于短信记录，因邹建伟更换手机，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录音反证邹建伟与康能公司的股权无关。二、关于录音证据，首先：黄鹂提交的该份录音系一审已经提交的证据，一审提交的目的是为了追加邹建伟作为第三人，拟主张邹建伟是实际权利人；其次：从语境看整个录音，明显是因为邹建伟与黄鹂相熟，在邹允与黄鹂产生矛盾之后，父亲以劝和人的角色与黄鹂沟通；邹建伟是以劝说的角色出现，关于投资权益问题，有时候表示是自己，有时候表示是邹允的，而在亲情之下，自己儿子做生意，与自己以前的朋友出现争议，出于对“大家庭”的固有思维，也容易将儿子的生意与自己发生“父子混同”理解，根本证明不了邹建伟系实际权利人，且该录音所证实的事项已经被邹允提供的录音（见一审提交证据14）所否定。黄鹂提交的录音证据系一审已经提交的证据，该份录音系邹建伟为了邹允的生意与黄鹂交涉，并非邹建伟为实际权利人，恰恰相反，所列举的录音细节证实，康能公司的股权为邹允而非其他人。 汉泰公司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对黄鹂补充提交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证明事项均无异议。该两份证据可以证明：邹允所谓的“210万元”实际为第三人邹建伟的款项，邹允只是顶名者。第三人邹建伟反复强调其在加油站享有20%的纯利，不承担费用，即不承担加油站的投资、经营风险，只要求享有固定纯利，这是典型的保底条款。再结合黄鹂为邹建伟偿还贷款利息的事实，能够说明邹允、邹建伟所谓的“投资”实质上是借贷。就康能公司股权事宜，黄鹂一直未同意邹建伟的意见，各方未达成一致合意。因此，2017年10月19日《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中约定的所谓“股权比例”并不生效。 康能公司、高守刚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一、就录音、短信的真实性而言，无法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未参与到黄鹂提交的谈话录音中，也无法辨识该录音中的当事人以及录音时间。二、就录音、短信的关联性而言，该录音与本案无关。黄鹂提交的该份录音系一审中已经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在一审中提交的目的是为了追加邹建伟作为第三人，并主张邹建伟是实际权利人，结合本案来看，邹建伟与黄鹂之间的交涉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三、就录音、短信的内容而言，无法证明黄鹂的证明事项，恰能证明上诉人邹允系康能公司股东、出资人身份。 邹建伟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一、关于证据一黄鹂与邹建伟短信记录的质证意见。1、因邹建伟更换手机，与黄鹂之间的短信记录已经无法查找，真实性无法确认；2、该短信记录能反证邹建伟与康能公司股权无关，邹建伟只是因为介绍邹允与自己之前老同事黄鹂认识，通过自己与黄鹂沟通协调邹允与黄鹂出现的矛盾而出面。比如2017年10月25日22点31分邹发“如果你们都感觉这事做的不顺心就不要强干了，可能是你们（不是我们）没有这个缘分”、2017年10月26日黄鹂长短信中段“孩子办事不扎实，你也一味纵容”、第二日5点46分邹回复“孩子不懂事你该懂”、黄鹂6点15分回复“。让邹允别意气用事，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一点就炸，是会害了孩子。哥哥，让邹允消停会吧，和我有何关系。”；上述内容足以证实是黄鹂、邹允之间的合作，且与邹允一审提交的协议类证据相互印证；3、签订分红协议系高守刚、邹允、黄鹂三方签订，邹允与邹建伟虽然系父子关系，且邹建伟因与黄鹂相交已久，又是介绍给邹允认识并与黄鹂合作的，因此才出面调停；但邹允毕竟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邹建伟并无权决定邹允生意上的事情，而短信中邹的回信也根本并未表述关于433协议需要签订正式确认股权条件的协议，即使有，邹建伟也无决定权；4、如一审所述，黄鹂为邹建伟代偿部分贷款金额极小，与本案无关，系邹建伟与黄鹂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邹允出资的210万元由出资协议书以及黄鹂、汉泰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条为凭，足以证实与邹建伟无关。二、关于黄鹂和邹建伟对话录音的质证意见。1、该份录音并非新证据，一审中黄鹂申请追加邹建伟作为第三人就已经提交该证据；2、该份证据不仅无法证明邹建伟为实际权利人，反而坐实邹建伟介绍邹允与黄鹂合作，在出现合作问题之后邹建伟以介绍人、调停人的角色出现，目的是让黄鹂与邹允更好的合作。对此引用部分录音内容：（1）黄鹂提交《录音整理文字记录》第2页第15行，“黄鹂：。我就问你一句话，邹允为什么和老高一帮我不知道。（17行）怎么我和合伙人（包括邹允）都这样。”，反证邹允是实际出资人，与邹允一审提交的协议类证据相互印证;（2）《录音整理文字记录》第3页倒数第10行，邹建伟语“你这个人猜疑，猜忌心强。我要按协议确权（黄鹂：你认为我该去确权，按什么确？）按照433协议；黄鹂：我不认协议（433）”，反证邹建伟一直认可433协议；（3）《录音整理文字记录》第5页第7行“黄鹂：不是，我不该让孩子进来；邹建伟：我这不是就劝他。我那天还在教育邹允,你对黄阿姨再有意见，这是她把你领进这个门来。”，反证邹允与黄鹂之间的合作关系，而非邹建伟；（4）《录音整理文字记录》第6页第6行“邹建伟：你要从自己身上找毛病，问题就在这里。你四个人，你、邹允、老高还有你淄博的合作伙伴，4个人3个和你都闹崩了，你怎么不找找原因”，从这段表述，足以再次证实，康能公司的项目是邹允、黄鹂、高守刚合作关系，与邹建伟无关。且与邹允提交的协议类证据相互印证。综上，黄鹂补充的证据1、2不能证明邹建伟与黄鹂之间存在210万元的借款关系，与邹允提交的协议类、收条类书证不符，与事实不符；2、分红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录音中邹建伟也提交按照433协议履行，并非黄鹂主张的未得到确认；3、从短信与录音来看，反证邹建伟作为介绍人、调停人与黄鹂交涉，希望黄鹂与邹允好好做生意，而并非邹建伟为实际权利人。在二审期间，黄鹂多次提交补充与案件并无实际关联的资料，严重耗费司法资源，恳请二审法院尽快认定并判决，维护邹允的合法权益。 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黄鹂在一审审理期间已提交过该录音证据，且短信也系2017、2018年度的短信记录，该录音证据、短信均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本着查清事实的宗旨，本院对该录音、短信将结合其他证据及查明事实综合评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上诉人邹允认为案涉5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汉泰公司将其持有的30%康能公司股权转让给黄鹂的行为有效。 2016年12月23日，邹允向黄鹂的账户汇款210万元，黄鹂为邹允出具收条，汉泰公司加盖公章；2017年1月3日，邹允向黄鹂的账户汇款10万元。前述合计220万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汉泰公司将其持有的康能公司21%股权转让给黄鹂的行为是否有效；二、邹允要求将黄鹂持有的康能公司21%的股权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能否予以支持；三、本案是否存在程序问题。 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据此，本案中，邹允主张汉泰公司将21%股权转让给黄鹂的行为无效，需证明：1、汉泰公司为名义股东、邹允为实际出资人；2、黄鹂受让股权时非善意。本院将从前述两点进行如下分析： 1、关于邹允是否为实际出资人的问题。邹允认为其作为康能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已出资220万元，且《股东出资协议书》、《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等协议均确认了其股东身份；黄鹂认为案涉220万元中的210万元是借款、另10万系邹允通过黄鹂购买玉石挂件的费用，均非股权出资。本院认为：①根据邹允的举证情况分析，邹允举示了其资金汇入黄鹂账户、黄鹂又将款项汇至汉泰公司账户的相关单据，结合汉泰公司盖章黄鹂签字的落款日为2016.12.23的收条、以及落款日为2017年3月22日的《股东出资协议》载明“邹允以货币作为出资，实际出资额220万元人民币，占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20%”，可以确认邹允已向康能公司原始出资220万元。②邹允与高守刚、黄鹂达成了设立康能公司的合意。依据查明的事实，邹允参与办理康能公司设立、申请工商登记等事宜，在康能公司设立初始邹允担任法定代表人，高守刚亦确认其与黄鹂、邹允共同设立康能公司。③2017年6月16日的《补充协议》可以确认高守刚、黄鹂、邹允三人作为实际出资人共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该协议再次记载确认了邹允的股东身份。④《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对各方的比例进行了变更。⑤黄鹂并无证据证明其与邹允或邹建伟之间就诉争210万元存在借贷关系的合意。⑥在前述收条、协议形成期间，高守刚系汉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守刚确认2017年康能公司成立时系由汉泰公司代邹允、黄鹂、高守刚持有康能公司的股份。综上，邹允所举证据及其他查明事实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邹允系康能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上诉人黄鹂、上诉人汉泰公司主张诉争210万元系借款，此与收条、《股东出资协议书》的记载不符；另，黄鹂主张其向邹建伟的多次汇款系其向邹建伟借210万元后，黄鹂以每月支付利息的方式代替邹建伟偿还银行贷款，本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黄鹂向邹建伟转账或交付现金的行为并不足以认定诉争210万元系黄鹂向邹建伟或邹允的借款，黄鹂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另10万元系邹允通过黄鹂购买玉石挂件的费用，据此，黄鹂关于诉争220万元不是邹允出资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黄鹂受让股权是否善意的问题，因黄鹂、高守刚、邹允均是康能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黄鹂对邹允持有康能公司30%的股份系明知，因此不能认定黄鹂受让诉争21%股权为善意。 3.上诉人黄鹂、上诉人汉泰公司主张一审判决确认诉争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超出原告邹允仅要求确认转让21%股权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属于人民法院裁判权范围，人民法院应依职权进行全面审查，据此一审法院审查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并非超审超判。但，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作为一审原告的邹允确认案涉5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中汉泰公司将持有的30%康能公司股权转让给黄鹂的行为有效，黄鹂、高守刚、邹允均是康能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且诉争《关于黄岛区团结路加油站项目分红协议》约定黄鹂、高守刚、邹允各自份额为30%、40%、30%。据此，一审法院确认汉泰公司与黄鹂于2018年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全部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邹允系康能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汉泰公司系名义股东，黄鹂受让诉争21%股权并非善意，据此，本院对邹允要求确认汉泰公司向黄鹂转让21%股权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邹允要求将黄鹂持有的康能公司21%的股权登记至其名下，本院认为，邹允此项诉讼请求是隐名股东要求显名，涉及股东资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中，邹允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将康能公司列为第三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依法驳回起诉，本院已另行作出（2019）鲁02民终11458号民事裁定书。 关于焦点三、一审是否存在违反法律程序的问题。 上诉人黄鹂、上诉人汉泰公司主张非同一案由的诉讼请求不应在本案中合并审理，本案程序违法。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为提升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第三条第3项指出，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据此，同一诉讼中并非仅只能列一个案由，可以并列多个案由。但，就本案而言，前已述及，邹允要求将黄鹂持有的康能公司21%的股权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涉及股东资格的问题，应当以康能公司为被告，本案中，邹允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将康能公司列为第三人，被告主体不适格，对此应驳回起诉，本院已另行作出（2019）鲁02民终11458号民事裁定书。 另，上诉人邹允要求黄鹂、汉泰公司承担其一审支出的律师费的主张，并无合同依据，本院对上诉人邹允的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黄鹂、上诉人汉泰公司关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应列公司为被告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223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上诉人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上诉人黄鹂于2018年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21%股权无效；上诉人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黄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黄鹂持有的青岛康能石化有限责任公司21%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 三、驳回上诉人邹允的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上诉人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黄鹂的上诉请求； 五、驳回上诉人邹允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黄鹂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邹允、上诉人青岛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黄鹂分别预交的24400元，由各自分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丽华 审判员  王 晋 审判员  卞冬冬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费晓宇 书记员 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