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行初635号 原告翁文文，女，194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杭州市拱墅区。 原告周元元，男，1944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杭州市拱墅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孙鼎屹，浙江海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路1号。 法定代表人章燕，区长。 出庭负责人欧阳建国，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翁红亮，该区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婷，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玲娣，女，1968年9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陈文勤（周玲娣丈夫），男，196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翁文文、周元元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案，于2019年10月31日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拱墅区政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并向被告拱墅区政府发送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周玲娣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翁文文、周元元的委托代理人孙鼎屹，被告拱墅区政府的负责人欧阳建国，委托代理人翁红亮、张婷，第三人周玲娣的委托代理人陈文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7月20日，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作为补偿人，与周玲娣（乙方）签订了《华丰区块（花园岗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载明，杭州市拱墅区花园岗农居点14号房屋属于华丰区块（花园岗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项目实施范围，房屋用途为住宅，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450.95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为282平方米。双方就乙方房屋和地面附属物的补偿金额、临时过渡费、搬家补贴费、安置人口、安置方式等进行了约定。 原告翁文文、周元元诉称： 周玲娣于1970年3月被原告收养为养女。原告于1979年在祥××镇××村谢家河头集体土地上建造了房屋。1992年10月21日，经西湖区人民法院调解，原告和周玲娣解除了收养关系，祥××镇××村谢家河头的房屋全部归原告所有。1993年1月16日，周玲娣与原告分户，但户口仍然落在原告房屋内。陈文勤系周玲娣配偶，周艳系二人女儿。1997年，因莫干山路拓宽，原告谢家河头的大部分房屋被拆除（在原址尚遗留有部分房屋未拆除，由原告用于出租），迁建至花园岗农居点，经原告户和周玲娣户共同申请，批建为占地125平方米三间三层房屋。2015年，申花单元C2-03B项目征地，原告于1997年遗留的谢家河头部分未拆除房屋在此次征地范围内。2016年1月11日，原告翁文文作为户主与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签订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获得各项补偿款合计364654元。2017年，由于华丰区块（花园岗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花园岗农居点14号在拆迁范围内。2019年8月，原告以分家析产为由将周玲娣、陈文勤、周艳起诉至拱墅区人民法院，案号（2019）浙0105民初8043号。原告因诉讼需要，委托律师于2019年9月11日前往指挥部处调查取证，自此，原告才知晓周玲娣户与指挥部早在2017年7月24日就花园岗农居点14号的拆迁达成了协议，花园岗农居点14号的所有房屋均被纳入该协议书的补偿范围，周玲娣、陈文勤、周艳均作为安置人口，周玲娣户依据该协议获得的各项补偿合计多达5252718元。 原告认为，花园岗农居点14号的房屋作为原告户和周玲娣户共同申请批建、共同建造，应当为两户人家的共同财产，在该房屋拆迁之前，应当对房屋进行分割，确定两户人家的各自份额，并据此分别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两原告年事已高，信息闭塞，指挥部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直接与周玲娣户签订了协议，剥夺了两原告对花园岗农居点14号房屋享有的权利，直接导致两原告丧失了获取相应拆迁补偿款的权利。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诉请判令：1.撤销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和周玲娣于2017年7月24日签订的《华丰区块（花园岗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翁文文、周元元提供的证据有： 1.浙江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页，证明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的举办单位是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的事实； 2.地籍资料册、拱墅区村（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证明：1.花园岗村谢家河头房屋系原告于1979年建造的事实；2.因1997年莫干山路拓宽，原告位于谢家河头的房屋被拆除，并迁建至花园岗农居点的事实；3.花园岗农居点的房屋系由两户人家共同申请批建、共同建造的事实（建房申请表中载明61502542和61505578两个户号）。 3.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与周玲娣于1992年10月21日解除收养关系的事实。 4.户口本、户籍信息、查询人口信息回复，证明：1.原告和第三人的户籍地均为拱墅区祥符镇花园岗农居点14号的事实；2.证明陈文勤系周玲娣的配偶，周艳系周玲娣与陈文勤女儿的事实。 5.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1993年1月16日，周玲娣与原告分户的事实。 6.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原告和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就谢家河头房屋拆迁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获得各项补偿款合计364654元的事实。 7.华丰区块（花园岗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评估报告书、付款凭证等，证明：1.周玲娣与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于2017年7月24日就花园岗农居点14号的拆迁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并获得5252718元补偿款的事实。2.证明花园岗农居点14号的所有房屋均被纳入该协议书的补偿范围，周玲娣、陈文勤、周艳均被作为安置人口的事实。 8.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证明原告自2019年9月11日起才知道周玲娣户与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就花园岗农居点14号的拆迁达成协议的事实。 9.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网页、“杭州拱墅”网站网页； 10.申花单元C2-03B项目农居征地房屋补偿须知、申花单元C2-03B项目集体土地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实施办法； 证据9-10证明申花单元C2-03B地块与华丰区块系两个互相独立的项目，两个地块的征地拆迁工作分别独立进行，且两个项目实施拆迁的时间相隔约两年。 11.翁文文房屋评估报告书，结合周玲娣房屋评估报告书，能证明两处房屋的评估单位、评估时点、项目名称、房屋坐落等均不一致，两处房屋实际分别归属于两个不同的地块和项目，本案中的两份拆迁协议分别针对该两处房屋而签署，互不干涉。 被告拱墅区政府辩称： 一、两原告将拱墅区政府列为本案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两原告诉请撤销的《华丰区块(花园岗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双方分别为（甲方）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乙方）周玲娣户。该征地补偿由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组织实施，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虽系被告成立的事业单位，城中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但具备独立承担协议主体责任的资格。被告既非《补偿安置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又非协议收购行为的组织实施者，两原告将拱墅区政府列为本案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两原告已得到相应补偿安置，主张撤销《安置补偿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6年1月11日原告和第三人周玲娣签订情况说明，对共同批建房屋的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后两原告与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签订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祥符街道花园岗村××点××号的房屋中的93平方米进行了补偿安置，两原告得到方家花苑安置房一套等补偿。其主张依据1997年遗留的谢家河头未拆除房屋得到安置补偿与事实不符。又案涉协议不涉及原告的利益，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两原告再要求撤销案涉《补偿安置协议》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三、两原告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案涉《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于2017年7月24日，原告所在的华丰区块(花园岗村)整村动迁，原告以2019年9月11日才知情不符合生活常理。如果两原告对该协议存在异议，应于6个月之内提起诉讼，其于2019年10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起诉期限。即使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原告的撤销权已超过一年，已经消灭。 综上所述，翁文文、周元元其将拱墅区政府列为本案被告、主张撤销《安置补偿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起诉也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拱墅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有： 1.情况说明等，证明两原告与第三人周玲娣关于案涉花园岗村××点××号的相关权利义务方式进行约定的事实。 2.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等，证明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与翁文文签订协议，对花园岗村××点××号93平方米房屋已进行补偿安置的事实。 3.致广大被补偿户的公开信、拱墅区华丰区块(花园岗村)北片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房屋补偿须知、拱墅区华丰区块(花园岗村)北片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等，证明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已于2017年3月将案涉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补偿须知等公示。 4.事业单位法人信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证明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及所属城中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承担协议主体责任的资格。 周玲娣同意拱墅区政府的答辩意见。 周玲娣提交的证据有： 1.告知书、清算货款单，证明原告在2017年就已经知晓案涉协议，双方也就补偿款进行过调解。 2.人民调解协议，证明花园岗农居点14号房屋的补偿协议已经签好，补偿款也已经结清。 3.照片，证明2017年9月21日房屋已经基本拆完，10月份的照片说明全部已经拆平，原告不可能不知情。 4.村委会证明，证明剩下的房屋全部归周玲娣所有。 经庭审质证辩论，原告对被告拱墅区政府证据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实质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证据2证明对象有异议，被拆的房屋并非花园岗村14号房屋。证据3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4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对周玲娣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是街道办向陈文勤告知，不能证明原告知晓，证据2不能证明周玲娣户已经与政府签订了补偿协议，证据3也不能证明原告知晓了案涉协议，证据4不能证明原告同意将房屋归周玲娣所有。拱墅区政府对原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5三性无异议；证据6-7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8关联性有异议；证据9-10三性无异议；证据11真实性不能确定，证明对象有异议。对周玲娣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周玲娣对拱墅区政府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同拱墅区政府。 本院认为，被告证据1-4具备三性，予以采信；原告证据1-11、周玲娣证据1-4均具备形式上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关于以上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应结合案件情况予以综合判定。 经审理查明： 1970年3月，翁文文、周元元将周玲娣收为养女，双方形成事实收养关系。1992年3月15日，翁文文户宅基地房屋经批准同意发证。该户的《地籍资料册》载明，房屋地址为祥××镇××村谢家河头，批准建造时间为1979年9月28日，总用地面积为206.8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184.5平方米，建筑总面积244.44平方米。经同意确权的用地面积172平方米，临时用地12.5平方米。1992年10月21日，经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调解，翁文文、周元元与周玲娣自愿解除收养关系。并约定坐落于祥××镇××村谢家河头的房屋七间归翁文文、周元元所有。1997年8月28日，因莫干山路拓宽工程，翁文文提出迁建宅基地申请，新用地坐落于祥符街道花园岗村，总在册人口四人，翁文文、周元元、周玲娣、周艳。经审批，祥符镇政府准许翁文文户迁建安置，同意该户在花园岗农居点批建125平方米宅基地，三层楼房，原房屋的处理意见为“全拆”。 2016年1月11日，翁文文、周元元经与周玲娣、陈文勤调解达成协议，双方一致确认：翁文文、周元元于1997年因莫干山路拓宽原房屋被拆迁，迁建在花园岗农居点，新批建面积为125平方米。……由于C2-03B地块项目的征地需要，翁文文、周元元的房屋在拆迁范围内（C2-03B地块房产归翁文文、周元元所有），因翁文文、周元元两人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均不佳，因此，该户提出在原审批中将翁文文、周元元剥离，给予二人在方家花苑安置房屋一套，鉴于该户实际情况，经拱墅区农转居建设管理中心、祥符街道办、花园岗村经济合作社三方协调，同意该户在方家花苑一次性安置一套面积约110平方米左右房屋一套，周玲娣户承诺待农居点的房屋拆迁时按正房中户确权安置。待农居点拆迁时，周玲娣户一次性补偿翁文文、周元元人民币14万元作为农居点两人200平方米的附房款。翁文文、周元元在方家花苑房子所有权归其两人所有，与其他人无瓜葛，继承权由二人自行决定。同日，翁文文与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签订了《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双方约定因申花单元C2-03B项目，就房屋征收达成一致协议。房屋坐落于花园岗村××点××号，房屋用途为住宅，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23.89平方米，合法面积为93平方米，房屋补偿费235229元，安置人口翁文文、周元元，安置方式为在拱××区××村农转居公寓项目范围内进行调产安置，安置面积为110平方米，双方另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7年7月20日，周玲娣与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华丰区块（花园岗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载明，杭州市拱墅区花园岗农居点14号房屋属于华丰区块（花园岗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项目实施范围，房屋用途为住宅，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450.95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为282平方米。房屋补偿费合计859606元，家庭常住人口为周玲娣、陈文勤、周艳，另增加安置人口1人。双方另就临时过渡费、奖励费、搬家补贴费、具体安置方式等进行了约定。翁文文、周元元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系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由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设立。2017年3月4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祥符街道办事处、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发布《拱墅区华丰区块（花园岗村）北片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实施办法》。 2017年3月22日，拱墅区政府作出《关于明确拱墅区各做地主体做地范围的函》，明确制定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为通益路、丰潭路、余杭塘河、长青路四至范围内的做地主体。 本院认为，《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五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补偿人是指市、区人民政府设立或者指定的实施征地房屋补偿工作的机构；被补偿人是指被征收土地涉及补偿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本案中，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系拱墅区政府指定的做地主体。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由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设立。故该指挥部及公司与被补偿人签订的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拱墅区政府作为补偿人的指定机关，系本案的适格被告。另，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在2019年9月11日已经知晓了案涉协议内容，被告关于原告已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中，双方首要的争议在于翁文文于2016年1月11日所签订的《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所涉的是何处房屋。拱墅区政府认为，该协议涉及的是翁文文、周元元享有的花园岗村××点××号房屋部分。原告则主张，该协议系谢家河头被拆除房屋的遗留部分，与花园岗村××点××号房屋无关。就该争议，本院认为，首先，该《征地补偿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在第一条即已经明确，所补偿的是“杭州市拱墅区祥符街道花园岗村××点××号”房屋。其次，翁文文户在1997年申请迁建安置时，关于原房处理意见系“全拆”。故在翁文文户得到迁建安置的情况下，即使如原告所言，谢家河头房屋未全部拆除而保留了部分，该部分房屋亦不具备合法性，并不具备得到补偿安置的实体权益。故原告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其在《情况说明》中所确认剥离审批的，是花园岗村××点××号的房屋。 关于案涉协议是否存在应当撤销之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案涉协议双方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等情形。同时，在翁文文、周元元于2016年1月11日出具《情况说明》，同意在花园岗村××点××号房屋审批中剥离的情况下，被告与周玲娣签订案涉协议，并无不当。综上，原告要求撤销案涉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翁文文、周元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翁文文、周元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刘 斌 人民陪审员  朱志华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徐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