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1行初155号原告海金龙，男，回族，1973年3月2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代理人王天超、马飞，河南紫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郑州市桐柏路200号。法定代表人李晓雷，区长。委托代理人邢青香，郑州市中原区莲湖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曹湘琳，河南正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海建国，男，回族，1972年4月3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第三人海国宇，男，回族，1977年7月9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两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梦瑶、邱学金，河南正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海金龙诉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原区政府）行政协议一案，于2020年1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20年1月21日本院立案，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应诉、参诉通知手续。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海金龙及其委托代理人马飞，被告中原区政府委托代理人邢青香、曹湘琳，两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梦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07年3月份，原告与刁沟村委签订《合同》一份，约定承包刁沟河桥以上—赵仙洞地界给原告搞养殖，承包期限为十年，到2017年3月21日止。原告在此投资建鱼塘养鱼、种树、搞垂钓。2014年拆迁，原告要求进行补偿，被告组建的中原区刁沟村拆迁改造工作指挥部以各种理由不予补偿。2015年因为拆迁补偿一事，原告将手续交给第三人海国宇，让他帮忙办理补偿事宜。2016年9月原告签署了《刁沟村企业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中原区刁沟村拆迁改造工作指挥部对原告进行了企业附属物的补偿。2018年下半年，郑州市中原区纪委调查刁沟村拆迁补偿一事，给原告说明案件的事实，原告才知道承包的土地共补偿50亩，每亩补偿8万元，还有近30亩的补偿款被以海国宇的哥哥海建国的名义领取，为此发生纠纷。2019年7月原告起诉至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诉讼期间原告向中原区刁沟村拆迁改造工作指挥部调取相关证据，发现在2007年8月8日原告与海建国签订的《转包合同》与中原区纪委要求改造工作指挥部提供的该份合同中海金龙的签名明显不一致，且该份合同落款日期与《转包合同》第一条中的2008年9月27日相互矛盾。事实上，原告并未与海建国签订过任何转包合同。原告认为被告组建的中原区刁沟村拆迁改造工作指挥部与第三人海建国签订《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时违反法定程序、未对事实进行审查，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组建的中原区刁沟村拆迁改造工作指挥部与第三人海建国签订的《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07年3月22日海金龙、海小胜、海金岭与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刁沟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合同》一份。证明：1.2007年3月22日，原告海金龙与海小胜、海金岭承包了刁沟村（承包范围：刁沟桥以上至赵仙洞地界）土地搞养殖；承包款每年三月份向刁沟村委会交1000元；承包期限10年；承包期自2007年3月至到期。证据二、2007年8月7日海金龙、海小胜、海金岭与韩建林签订《转包合同》一份。证明：2007年8月7日海金龙、海小胜、海金岭将与刁沟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合同转包给韩建林；承包期限自2007年8月8日至2017年3月21日。证据三、2008年9月27日韩建林与海金龙签订的《转包合同》一份。证明：2008年9月27日韩建林将2007年8月7日与海金龙、海西胜、海金岭三人所签合同转让给海金龙。证据四、2007年8月8日《转包合同》两份。证明：1．该两份转包合同上海金龙的签名明显不一致，系虚假合同，日期矛盾，不符合事实且非海金龙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根据《转包合同》第三条“乙方一次性向甲方交清转让款后合同生效”，原告并未收到被告该款项，合同未生效。证据五、证人证言两份（两位证人当庭出庭作证）。证明：原告承包的案涉土地上的苗木附属物系由原告及他人进行投资种植，投资金额约29万元，涉案苗木补偿款与第三人海国宇、海建国无任何关系。证据六、2016年9月2日刁沟村企业附属物拆迁补偿及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各一份。证明：1．原告因拆迁按照砖混等附属物、奖补142.37平方米，50元/平方米，苗木19.72亩，8万/亩，领取补偿款共计1646382.6元；2．海建国领取苗木30.95亩补偿款2473150元。证据七、领据2张、附属物普查表4张、附属物放弃保证书2张、空地验收单2张。证明：1．第三人海建国因伪造与原告签订的《转包合同》而领取苗木补偿款2473150元；2．原告海金龙领取拆迁补偿款1646382.6元；3．附属物普查情况及空地验收情况。证据八、海金龙与海国宇、海建国录音各一份（附光盘一张）。证明：1．原告与第三人海建国签订的转包合同不成立，系无效合同，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亦未实际履行。2．海建国并未实际投资，无权主张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被告答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根据附属物普查表和原告与中原区刁沟村拆迁改造工作指挥部签订的《刁沟村企业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原告自己的附属物已经得到了足额的补偿。涉案海建国的附属物和原告无关，原告不是案涉《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的利害关系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二、原告第一项诉求依法应予驳回。在普查公司对原告进行附属物普查的时候，是原告对四至指界，原告从未提出过存在附属物没有普查完毕的情况，与原告签订协议前，原告也没有要求过指挥部对附属物进行错漏登记，更没有主张过海建国的附属物是原告的；在指挥部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之前，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履行完毕时原告均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第三人的协议履行完毕已经近3年时间。原告自己有多少附属物原告应该非常明确，这是涉及原告切身利益的问题，原告不会更不需要别人来提示，原告称其从纪检部门得知自己还有30亩附属物补偿款被第三人获得与常理不符，逻辑不通；如果海建国的附属物是原告的，原告多年来不可能不向指挥部主张占地30亩的附属物补偿款。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协议有法定的撤销事由，指挥部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法应予以维持。三、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涉案协议签订于2016年，距今已经3年，已经超过6个月的起诉期限，依法应予以驳回。四、当庭补充答辩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2019）豫01行初834号行政裁定，准许原告就本案争议撤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的解释第6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不予立案，依法应驳回本案原告的起诉，因为原告还是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提起了诉讼。五、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的实质是原告与海建国之间就民事的转包合同有争议。原告应通过民事诉讼确认合同效力，而不是通过行政诉讼起诉答辩人。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1．海金龙身份证复印件；2．附属物普查表3页；3．合同；4．转包合同2份；5．刁沟村企业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6．附属物放弃保证书；7．银行卡；8．收据；9．《中原区刁沟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被告原证据目录中的“依据”）。证明：1．原告向指挥部提供了土地权属来源，原告的附属物经原告和村民代表指认四至，现场普查后，指挥部与原告2016年依法签订了刁沟村企业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2．在原告的附属物普查表中，原告确认附属物登记完整；依据方案，普查后如果附属物有错漏登记的情况，原告可以提出，而原告没有提出过错漏登记，更没有对拆迁补偿协议提出过异议，说明原告认可自己的附属物已经全额获得了补偿；第三人的附属物与原告没有利害关系。第二组：1．海建国身份证复印件；2．附属物普查表1页；3．合同；4．转包合同；5．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6．附属物放弃保证书；7．银行卡；8．收据。证明：1．第三人海建国向指挥部提供了土地权属来源，海建国系附属物的所有权人，是适格的拆迁补偿主体，系被拆迁人，指挥部与其签订的拆迁协议依法应予以维持。2．涉案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在海建国附属物普查或者签订协议前，签订协议时以及协议签订数年内均无异议，原告与案涉协议没有利害关系。3．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第三人海建国述称：一、原告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受理条件，应予以驳回。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与答辩人系刁沟村村民，2007年3月22日原告与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刁沟村民委员会（简称刁沟村委会）签订《合同》，约定刁沟村委会将刁沟桥以上—赵仙洞地界承包给原告搞养殖，因原告自己经营不了，原告与答辩人签订《转包合同》，将其承包的垛草沟以下—赵仙洞地界转包给了答辩人。合同签订后答辩人在转包给答辩人的土地上种植了树木，2014年刁沟村进行拆迁改造，2016年9月1日中原区刁沟村拆迁改造工作指挥部（简称指挥部）对原告和答辩人所种植的树木分别进行了普查，经普查测量答辩人苗木种植面积为30.95亩，指挥部根据普查结果与答辩人签订了《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简称拆迁补偿协议），该拆迁补偿协议系对答辩人附属物进行的补偿，与原告无关，原告只能对其自己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要求撤销，而无权要求撤销答辩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系主体不适格。三、涉案协议不应予以撤销。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前是先要对苗木等附属物进行普查的，原告在自己的普查表上签字确认，说明原告对其附属物普查表是认可的，客观上附属物也不可能会错30多亩这么巨大的数额，否则，原告附属物普查时就已经提出了，而原告是根据附属物普查表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原告从来没有向指挥部提出其协议签订错误的问题，原告至今也没有要求对其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要求变更或撤销，充分说明，原告对自己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是没有异议的。那么答辩人所签订的拆迁偿协议不可能是原告的苗木所获得的补偿。原告已经将涉案土地转包给了答辩人，答辩人是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涉案土地上的苗木是答辩人种植的，答辩人亦是地上附属物的所有权人，答辩人是适格的拆迁补偿主体，指挥部与答辩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不存在应予撤销的问题。四、原告起诉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应予驳回。涉案协议在2016年签订，距今已有三年时间，超过了法定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第三人海建国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行初834号行政裁定书；2．海建国与海金龙转包合同一份。第三人海国宇述称：一、原告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受理条件，应予以驳回。二、原告诉答辩人系主体不适格。答辩人没有代原告海金龙办理过拆迁补偿事宜，原告与答辩人都系刁沟村村民，2014年刁沟村进行城中村改造，中原区刁沟村拆迁改造工作指挥部负责拆迁改造工作，村民如符合补偿条件，村民将拆迁需要的材料交到指挥部直接就可以办理拆迁补偿手续，原告一直在刁沟村居住，拆迁补偿时原告自己就可以办理拆迁补偿手续，原告不可能将材料交给答辩人让答辩人办理，更何况原告与答辩人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如果原告不方便办理，原告也会委托其家人办理，原告称让把承包手续交给答辩人与事实不符，答辩人与该案件没有任何关系，原告诉答辩人系诉讼主体错误，原告起诉应予驳回。三、原告无权要求撤销指挥部与海建国签订的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原告虽与刁沟村委会签订《合同》，承包刁沟村委会的土地，但之后原告又将承包地的一部分转包给了海建国，海建国在承包地上种植了苗木，2016年刁沟改造指挥部对原告及海建国承包地上的苗木分别进行了普查，原告、海建国分别在普查表上签字确认，并分别与刁沟改造指挥部签订了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各自领取了属于自己的补偿款，海建国签订的协议是对海建国的补偿，原告无权要求撤销。四、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原告起诉应予驳回。涉案协议2016年签订，距今已有三年多时间，原告起诉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原告起诉应予驳回。第三人海国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前会议及当庭质证，各方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被告对原告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2007年8月7日海金龙等三人转租给韩建林的合同，并不是2007年3月22日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中承包土地的全部，而仅仅为刁沟河桥至剁草沟上口那一部分。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韩建林转让给海金龙的那一部分集体土地同样是之前海金龙等三人转租给韩建林的那一部分，并不包括涉案的土地。因此原告称海金龙等三人将之前与刁沟村村委会全部的合同内容都转包给了海金龙是与事实不符的。证据四中，与被告提交的2007年8月8日的转包合同相同的那一份《转包合同》，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另外一份在被告指挥部档案中没有显示，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系纪委向原告出示的，因此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质证，因为被告也不是这个合同的相对人，但是从两份转包合同上可以显示，从合同的形式上来看，原告与韩建林之间的合同内容的约定与2007年8月8日原告称是纪委提供的那份合同，内容形式是基本一致的。海金龙与韩建林之间的这份合同是只有原告有，而海建国是不会有的，因此涉案的海建国与海金龙的这份合同应当是原告提供的模板。而从合同的内容上看，2008年的合同仅仅约定了跺草沟以北由韩建林转包给海金龙，并没有约定跺草沟以南区域。而本案中被告指挥部提交的转包合同，如果抛开第一条时间不看，就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将大合同剁草沟以南那一部分归海建国，跺草沟以北归海金龙，这也可以说明2008年时间应当是笔误，并且原告提交的这两份转包合同从内容上看完全一样，仅是第一条合同时间不同。对证据五不予认可，证人对具体情况都不了解，涉案土地上的树木系海建国的，与原告无关。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协议才是原告依据其附属物普查表所应得的拆迁补偿权益。该附属物普查表系原告本人签字，并当庭认可，普查时本人在现场，并有村委相关的村干部都在现场，其事后也没有提出过错漏登。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指挥部与海建国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依据的转包合同没有生效的法院判决予以撤销或确认无效之前，该转包合同都为真实、合法、有效，并原告确认上面的字是本人所签，在对海建国的附属物进行普查前，海金龙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对海建国附属物有异议，因此海建国领取的附属物补偿款并非原告所称因伪造与原告签订的转包合同而获得。对证据八，第一录音整理稿不显示录音时间。第二该录音整理稿上面显示的很多地方都有省略号，没有完整地体现录音的真实情况。第三该两份录音稿上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原告是在2018年8月份才知道涉案补偿协议的存在，且在第二份录音稿中，也就是原告认为的与海建国的录音稿中显示“找到我让我给你签个合同”，这里面的合同应该指的就是涉案的转包合同，也就是原告的录音稿中也同样认可涉案的转包合同是海金龙签的。另外在显示称被录音人为海国宇的文件稿中，在第11行海金龙的通话内容中显示“包了50亩”，也就是说海金龙认可并且清楚地明白，当时他认为承包的是50亩，那么附属物普查给他普查的是19亩，他应当在当时附属物普查时候都提出异议，但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也就说明原告实际承包的土地就是原告拆迁补偿协议中所确认的面积。被告听过录音原件后补充称，对通话当事人双方身份无法确定，与文字稿内容不完全一致。海建国、海国宇认为原告证据一、二、三与两人无关。对证据四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的质证意见。另补充，原告所述从纪委调取的转包合同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对证据五不予认可，证人对具体情况都不了解，涉案土地上的树木系海建国的，与原告无关。对证据六、七，海建国与指挥部签订的附属物补偿协议及领取了补偿款，与原告无关。对证据八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的质证意见。另补充，海金龙在录音中也认可其与海建国签订的转包合同上的签字系本人所签。原告对被告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8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主体适格，系本案适格原告。第一份合同系海金龙、海小胜（海西胜）、海金岭与刁沟村委签订的合同，承包的范围为：刁沟桥以上至赵仙洞地界。第二份转包合同系海金龙、海小胜、海金岭与韩建林签订，转包的范围为：刁沟河桥以南至垛草沟上口为止，垛草沟上口通道保留。第三份转包合同系韩建林与海金龙签订，转让范围为：刁沟河桥以南至垛草沟上口为止，垛草沟上口通道保留。至此，海金龙仍对案涉土地及土地上/下附属物享有权利。因此，原告主体适格。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领取的是刁沟村企业附属物（即19.72亩）的拆迁补偿款项1646382.6元。对被告第一组证据中证据9《中原区刁沟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本身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原告对被告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3、7、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4、6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据4转包合同并非原告海金龙与第三人海建国所签订，该份合同签订的背景是因第三人海国宇答应原告可以帮忙办理补偿事宜，并拿着该份空白合同告知原告该份合同系由原告与原告亲哥签订，让原告先签字，后中原区纪委调查时，原告才得知海国宇拿着事先原告签字的合同与海国宇的亲哥海建国签的字。因此，该份合同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不成立。退一步讲，另根据转包合同第三条约定：海建国一次性向海金龙交清转让款后合同生效。海建国亦未向海金龙交任何转让款，也未对承包地做任何投资，因此，转包合同不生效。证据2和6系根据不成立、不生效的转包合同作出的，因此是不合法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该份补偿协议系在虚假的转包合同及不符合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第三人海建国、海国宇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原告对第三人海建国证据1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行初834号行政裁定书本身无异议，但不认可第三人据此称原告重复诉讼的目的。对证据2《转包合同》不予认可。原告称：2015年6月份海国宇找到原告，让原告跟原告的亲哥海朝岭签一份合同，也就是海建国提交的《转包合同》，海国宇让原告签名、按指印，然后乙方处均是空白，结果海国宇拿走后，将《转包合同》签给了海建国。当时海国宇说是给原告办理补偿时好办事。原告提交的这两份《转包合同》都没有原件。其中第一条中时间为2008年9月27日的这份《转包合同》是原告的签名、指印；第一条中时间为2007年3月22日的另一份《转包合同》是中原区纪委让原告看了后，原告自己拍了照，原告不认可该份合同，也不是原告签的。海建国证据《转包合同》所称刁沟一组垛草沟上口以上土地一直都是原告在种植管理，从未转包给海建国，海建国也没有任何投资。被告和第三人海国宇对第三人海建国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一、二、三、六、七以及证据四中第一份《转包合同》（该合同文本的第一条中时间为2008年9月27日），被告和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和第三人对其综合证明目的有异议，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原告证据四中第二份《转包合同》（该合同文本的第一条中时间为2007年3月22日），原告称系中原区纪委向其调查涉案海建国补偿款问题时工作人员向其出示后其拍照打印而来，其并无原件，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称该合同复印件的来源，本院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原告主张。原告证据五系证人书面证言及证人当庭所作证言，被告和第三人均不认可；因证人李智广直接在证人刘某的书面证言上签名，不符合证人证言独立作证的形式要件，且李智广对其签名的书面证言的内容都不清楚，对于被告、第三人及法庭发问的问题两名证人的回答并不完全相同，对于三人订立协议的时间三人表述也不相同，并且证人证言内容并无其他客观证据相印证，亦与原告承认其自己签名捺印后将《转包合同》（该合同文本的第一条中时间为2008年9月27日）交给海国宇相矛盾，在无其他充分证据印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原告证据八，原告当庭出示了其手机中保存的录音原件，庭后本院责成原告提交了该证据中通话双方的手机号码，原告手机中保存两第三人手机号码的截屏以及保存两段通话录音的存储位置截屏，显示原告与海国宇（“国玉”）的通话录音是在2018年11月3日7：21，原告与海建国（“建国哥”）的通话录音是在2019年5月1日8：12，对于上述通话录音及其内容的客观性本院予以认可，但是通话中对方并未明确认可原告所称观点，且原告证明目的涉及其与海建国所签《转包合同》是否成立、是否有效等问题，属于典型的民事争议，在本案行政诉讼中本院无权判定。故原告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证据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3、5、7、8，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对之亦无异议，本院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但原告对其综合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被告第二组证据中证据2、4、6，虽然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但上述证据系拆迁补偿档案中留存的档案资料，证据本身客观真实，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的异议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7年3月22日，原告海金龙及海小胜（又名海西胜）、海金岭（乙方）与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刁沟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合同》，约定甲方将刁沟桥以上—赵仙洞地界（具体位置为刁沟河里的桥以南至赵仙洞边界）承包给乙方搞养殖，每年承包款1000元，承包期限十年等。附加条款中约定，河道上凡属国家赔偿全部归乙方所有。2007年8月7日甲方海金龙、海小胜、海金岭与乙方韩建林签订《转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其2007年3月22日与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刁沟村民委员会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承包给乙方，该合同的附件约定：1、转包合同所指区域为刁沟河桥以南至垛草沟上口为止；2、垛草沟上口通道保留。2008年9月27日甲方韩建林与乙方海金龙签订《转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其2007年8月7日与海金龙、海西胜（即海小胜）、海金岭三人所签订的承包合同转让给乙方（刁沟河桥以南至垛草沟上口为止，垛草沟上口通道保留）；甲方于2008年9月27日转让给村民海金龙；乙方向甲方一次性缴纳转让费拾万元，含附属物款等。2014年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刁沟村开始拆迁改造，被告中原区政府成立中原区刁沟村拆迁改造工作指挥部，具体负责拆迁补偿事宜。2014年8月2日、2016年9月1日海金龙分别在其三张附属物普查表上签名捺印确认，并于2016年9月2日与中原区刁沟村拆迁改造工作指挥部签署了《刁沟村企业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补偿原告砖混等附属物、奖补、苗木款共计1646382.60元。2016年9月5日原告签署了《附属物放弃保证书》，并于9月12日签了该款项的领据。原告还提交了2016年8月20日中原区刁沟村拆迁改造工作指挥部签章、村组人员海国宇签名捺印的《刁沟村企业及其附属物空地验收单》一份，抬头为“刁沟村一组村民”。第三人海建国于2016年9月1日签名确认了其附属物普查表，次日签署了其《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补偿苗木30.95亩，补偿金额2473150元。2016年9月5日签署其《附属物放弃保证书》，并于9月12日签了该款项的领据。被告和第三人主张海建国签订本案被诉《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是基于2007年8月8日海金龙与海建国签订《转包合同》及海建国在涉案土地上种的树归其所有。该份合同文本的第一条为“甲方将其2008年9月27日所签订承包合同一部分转让给乙方海建国所使用（承包合同一部分所含刁沟一组垛草沟以上口以上），垛草沟以下归甲方使用。承包期限为2007年8月8日至2017年3月21日。”第二条约定“通过协商乙方向甲方一次性交纳转让费伍万元，含附属物款。”第三条约定“乙方一次性向甲方交清转让款后合同生效。”被告和第三人主张该份《转包合同》系拆迁补偿档案中留存的合同文本，档案中留存有该合同原件。第三人海建国当庭也出示了该份《转包合同》的原件。本院当庭询问海建国是否支付了《转包合同》约定的伍万元转让费，海建国代理人称据海建国陈述是交过的，交的是现金。庭后本院向海建国本人核实，海建国称交过伍万元转让费，是海建国将现金交给了海国宇，由海国宇交给海金龙的，海金龙未出具收据。原告海金龙认可该份《转包合同》上的签名、指印系其本人的；但认为是2015年6月份海国宇说为了补偿好办事找到海金龙，让海金龙签署了一份乙方处空白的《转包合同》，当时海国宇对海金龙说该份《转包合同》是要签给海金龙的亲哥海朝岭的，结果海国宇签给了他自己的哥哥海建国，海金龙不是要跟海建国签该份合同，也不认可系与海建国签订的该份合同，系无效合同，且海建国及海国宇根本没有支付对价，合同不生效，海建国也没有一分钱投资，树木等附属物都是海金龙和他人投资的。原告还提交一份自称是从中原区纪委获取的另一个版本的《转包合同》，与被告和第三人认可的《转包合同》文本相比，除第一条中相关合同的签订时间写为2007年3月22日之外，其他合同文本内容相同，但原告认为其从中原区纪委获取的《转包合同》文本系伪造的，不是其签名；被告和第三人均不能认可原告所称从中原区纪委获取的《转包合同》文本。原告海金龙提交了其手机录制的2018年11月3日7：21原告与海国宇（“国玉”）的通话录音，以及2019年5月1日8：12原告与海建国（“建国哥”）的通话录音各一份，能够证明，原告海金龙就其签给海建国的《转包合同》是否真实有效、租金是否支付、涉案土地上是谁投资等问题与海国宇、海建国交涉。2018年下半年郑州市中原区纪委调查刁沟村拆迁补偿一事，原告获知原承包的刁沟桥以上至赵仙洞地界承包地共补偿50亩，每亩补偿8万元，有近30亩的补偿款被以海国宇的哥哥海建国的名义领取，为此双方发生纠纷。2019年7月原告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判令海国宇、海建国支付原告涉案土地承包补偿款240万元及利息。原告称该案法官告知其要先走行政诉讼，故其申请撤诉，后该院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豫0102民初796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海金龙撤诉。2019年11月25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撤销《刁沟村企业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本院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及应诉手续。但在该案庭审中，原告当庭表示其诉请撤销《刁沟村企业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系笔误，要求改为诉请撤销《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被告和两第三人均不同意原告当庭修改其诉讼请求，后原告当庭申请撤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2019）豫01行初834号行政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于2020年1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是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三是本案原告海金龙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四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起诉期限；五是原告本案的诉讼请求应否获得支持。关于焦点一受案范围问题。本案原告诉请撤销被诉海建国的《刁沟村企业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行政协议争议，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于焦点二重复诉讼问题。虽然原告曾在本院提起过（2019）豫01行初834号行政诉讼案件，但是该案原告诉请撤销的是原告自己的《刁沟村企业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且在该案庭审中，原告说明系笔误，当庭要求改为诉请撤销海建国的《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但是被告和两第三人均不同意，故该案原告申请撤诉并被本院裁定准许。后原告随即提起了本案行政诉讼，诉讼请求为依法撤销被告组建的中原区刁沟村拆迁改造工作指挥部与第三人海建国签订的《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因此，原告本案诉讼标的不同于原告此前的（2019）豫01行初834号行政诉讼案件，原告本案诉讼不能视为是重复诉讼。关于焦点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被告和第三人认为原告海金龙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理由是原告已经签订了自己的《刁沟村企业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并得到了足额补偿，原告与海建国签订《转包合同》将原告承包的垛草沟以下至赵仙洞地界转包给了海建国，后海建国在涉案土地上种树，刁沟村拆迁改造时，中原区刁沟村拆迁改造工作指挥部分别对海金龙和海建国承包土地上的附属物进行普查、分别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原告海金龙与被诉海建国的《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无利害关系，无权要求撤销该协议。对此本院认为，第三人海建国签订《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的基础是海建国提交有原告海金龙与海建国签订《转包合同》并据此主张《转包合同》所涉土地上的附属物苗木等归其所有，被告也据此将海建国普查登记为涉土地上附属物苗木的所有权并签订被诉拆迁补偿协议对海建国进行了补偿。而原告海金龙主张该《转包合同》其并未签给海建国，也不是其真实意思，海建国的弟弟海国宇当时称为了办补偿好办事让海金龙签订的，该合同海建国、海国宇并未支付转让款，该合同是无效合同，并据此要求撤销海建国的《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由于海金龙与海建国签署的《转包合同》是海建国签订被诉拆迁补偿协议、获得相应补偿的基础，因此，海金龙与被诉海建国的《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海金龙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关于焦点四起诉超期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应当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和第三人主张原告超过了起诉期限，但被告和第三人均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海金龙早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拆迁补偿协议的存在，应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因此，海金龙主张2018年下半年郑州市中原区纪委向其调查刁沟村拆迁补偿一事时其才知道30多亩的补偿款被以海国宇的哥哥海建国的名义领走及被诉拆迁补偿协议的存在，当庭进一步明确称2018年8、9月份村长先联系海金龙告知其海建国签了一份协议，11月份中间调解没有调成，那么，从原告海金龙认可的2018年8月份其知道被诉拆迁补偿协议存在的时间点开始起算，至2020年1月19日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其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且期间原告还于2019年7月民事起诉海国宇、海建国诉请判令两人支付原告涉案土地承包补偿款240万元及利息，并于2019年11月25日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撤销拆迁补偿协议后因笔误同意撤诉后另行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足以证明原告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因此，本院认定原告本案起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五原告诉讼请求能否成立问题。原告诉请撤销海建国《刁沟村苗木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的核心理由是该拆迁补偿协议所依据的《转包合同》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海国宇说是为了给原告补偿好办事让原告签署了一份乙方处空白的《转包合同》，说是要签给原告亲哥海朝岭的，结果签给了海国宇的哥哥海建国，原告根本不是要跟海建国签订该合同，也不认可该合同，系无效合同；海建国及海国宇没有支付对价，该合同不生效；涉案土地上海建国没有一分钱投资，树木等附属物都是海金龙和合伙人投资的。上述理由涉及原告海金龙与海建国所签《转包合同》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支付了对价、是否生效、是否实际履行等问题，属于典型的民事争议，且被告和第三人均不同意在本行政诉讼案件中一并解决民事争议。本案中，原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迁补偿协议应当予以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十条第二款“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原告应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原告可待其所称民事争议解决后，再另行主张。故本案中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海金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海金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同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判长  何信丽审判员  侯 贇审判员  魏丽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艳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