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皖行终30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德胜，男，196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上诉人（一审原告）束菊花，女，196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珍祥，安徽锦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鳌峰东路1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703MB1A78642X。法定代表人汪侃，区长。上诉人胡德胜、束菊花因诉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宣州区政府）拆迁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18行初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胡德胜、束菊花向一审法院诉称，宣城市德胜休闲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胜休闲服务公司”）系起诉人投资设立，经营地点位于宣州区济川街道东桥工贸区的商住房，系起诉人自有房屋。2008年，宣州区行政中心建设指挥部将德胜休闲服务公司之“洗浴中心”纳入拆迁范围，2008年9月18日，宣州区政府与德胜休闲服务公司签订了《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因拆迁补偿协议显失公平，且拆迁行为没有合法手续（1.未取得规划许可；2.未取得拆迁许可证；3.未发布拆迁公告），故起诉人一直请求宣州区政府给予公平合理的拆迁补偿。2014年11月27日，在宣城仲裁委员会的主持下，胡德胜与宣州区政府签订《调解协议》，并由宣城仲裁委员会出具宣仲案字〔2014〕第5号《调解书》予以确认。因拆迁争议不属于仲裁法的调整范围，故宣仲案字〔2014〕第5号《调解书》应为无效。宣城市佳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2008年9月18日作为估价时点，该评估时点的确定错误，不能作为对起诉人补偿的依据，应以委托评估之时作为估价时点。此外，无论是《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程序，还是宣城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程序，作为被拆迁人之一的束菊花均未被通知参与协调和商讨，严重侵害了束菊花的合法权益。案涉房屋的补偿价格远低于同类房屋的市场价格，且与相邻的束家平户房屋的补偿价格差距甚大（束家平户房屋的估价时点为2012年6月12日，评估单价为12359.6元/平方米，高出其房屋8836.79元/平方米）。请求判决宣州区政府另行赔偿胡德胜、束菊花拆迁补偿款损失32865781元；本案诉讼费由宣州区政府负担。宣州区政府向一审法院答辩称，宣州区行政中心项目依法取得了立项、规划、土地利用等法律文书。拆迁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补偿合理。束菊花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鉴于其与胡德胜系夫妻关系，应为知情，并委托胡德胜达成协议，且事后，束菊花从未就此事提出任何异议。因此我方认为，该拆迁补偿协议是双方意思真实表示。被拆迁房屋土地使用权为生产性用地，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列举的束家平的房屋则为商业用房，二者性质不同，且估价时点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本案发生时实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可以适用《仲裁法》，宣城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胡德胜于2003年注册成立了德胜休闲服务公司，并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营业用房为其户自有的位于宣州区济川街道东桥工贸区的房屋。2006年，宣州区政府因宣州区行政中心项目的建设需要对前述房屋进行拆迁。针对拆迁补偿事宜，宣州区行政中心建设筹备工作领导组办公室（甲方）与德胜休闲服务公司（乙方）于2008年9月18日签订了《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以货币补偿方式对德胜洗浴中心进行补偿，补偿款为12124874元，不再给予异地安置。此后，胡德胜因认为前述补偿数额过低，向宣城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宣州区政府在原补偿数额的基础上再增加给付12274974元。2014年11月27日，胡德胜与宣州区政府签订《调解协议》一份，约定宣州区政府在《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确定的补偿数额12124874元之外再增加补偿款3867709.20元，另给予胡德胜一次性困难补助100000元。同日，宣城仲裁委员会作出宣仲案字〔2014〕第5号《调解书》对前述《调解协议》的内容予以确认。相关部门陆续将《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调解协议》所涉拆迁补偿款给付胡德胜，并于2015年付清。2020年1月13日，胡德胜、束菊花向一审法院递交《评估申请书》，申请依法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其被拆迁房屋以2014年11月27日为估价时点进行价值评估。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宣州区政府系于2006年决定对案涉房屋实施拆迁，并经双方多次协商，最终经2008年9月18日签订的《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和2014年11月27日签订的《调解协议》对相关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且全部补偿款已于2015年付清。前述行政行为发生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结合本案，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时（2020年1月）距离其知晓被诉拆迁行为之时早已超过法定“2年”的起诉期限，且本案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可以扣除被耽误起诉期限的相关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原裁定误写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裁定驳回原告胡德胜、束菊花的起诉。胡德胜、束菊花上诉称，一、原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严重违法。上诉人的房屋经“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被拆迁,被上诉人没有合法的手续。1、当时未取得任何规划手续,2、当时未取得拆迁许可证,3、当时未发布拆迁公告,4、未依当时的拆迁补偿条例及时合理的进行补偿。5、上诉人束菊花也是拆迁房屋的权利人。但是无论是“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还是后来的宣城仲裁委员会的仲裁,都没有依法对上诉人束菊花进行任何告知,也没有通知束菊花参加任何协调和商讨。严重侵害了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此也证实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法。二、案涉二个协议书应当依法撤销。上诉人胡德胜和被上诉人之间的拆迁争议不属于《仲裁法》调整的范围，宣城仲裁委员会出具宣仲案字(2014)第5号调解书，明显违反了仲裁法的规定，是无效行为，应当予以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上诉人与宣州区政府签订的“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属于上述情形，亦应当撤销。三、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存在违法情形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在宣城仲裁委的调解是上诉人胡德胜申请不符合客观事实,不能成立。宣仲案字(2014)第5号调解书因为违反法律规定,应该认定为自始无效、当然无效。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胡德胜在此次起诉前,前往相关部门要求提供当时拆迁的应当具备的手续和资料,但是被告知不能全部提供,没有健全的手续,此时上诉人胡德胜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该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所侵害，上诉人胡德胜的起诉期限应该从2019年12月开始起算。上诉人束菊花自始至终没有和被上诉人就本案的拆迁有任何接触,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束菊花进行任何告知,本案涉及束菊花不动产，起诉期限应该为20年。宣仲案字(2014)第5号调解书因为违反法律规定,应该认定为自始无效、当然无效，上诉人此起诉是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一审存在程序瑕疵一审未开庭,也未向上诉人送达任何被上诉人的答辩材料,也未自行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径自裁定驳回起诉存在严重瑕疵。综上，案涉二个协议无效依法应当撤销；上诉人起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应按重新评估的价值给予上诉人补偿。请求撤销一审行政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所有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为撤销2008年9月18日其与宣州区政府签订的《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和2014年11月27日签订的《调解协议》，并要求按照重新评估的价值对其进行补偿，故本案实质争议系对拆迁补偿不服引发的纠纷。结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及理由和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本案的审查重点是上诉人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本案证据能够确认以下事实，2008年9月8日，胡德胜与宣州区政府签订《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因胡德胜对补偿数额有异议，2014年11月27日，双方又经宣城仲裁委员会协调又签订《调解协议》，上述两个协议已于2015履行完毕。根据当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据此，上诉人对案涉拆迁补偿行为不服，应当在知道宣州区政府作出行政补偿行为2年内提起行政诉讼，案涉行政补偿2015已经履行完毕，至2020年1月上诉人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胡德胜、束菊花的起诉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束菊花应适用20年起诉期限及一审法院没有开庭问题。本院在审理与本案关联的上诉人诉宣州区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违法及撤销行政补偿协议一案中[案号为（2020）皖行终301号]，已经进行了评述，在此不再赘述。另，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错误写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对此失误，本院依法予以指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志强审判员  陈 默审判员  钟祖凤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王春玲书记员潘玉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