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13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1，男，195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2，女，195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3，女，195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以上三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尊勇，山东广宇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4，男，1963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培江，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宾，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某1、马某2、马某3因与被上诉人马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11民初2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马某1、马某2、马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按法定继承由三上诉人各继承被继承人遗留不动产的四分之一份额(四分之一份额价值约为276500元，三上诉人继承遗产总价值约为829500元)；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被继承人马芝林、被继承人马志芬遗嘱有效错误。两份遗嘱均载明“此遗嘱一式两份，当事人执一份，公证处存一份”，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遗嘱均系复制件，不具备证据效力。二、即便被上诉人提交的遗嘱有效，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意见。因被继承人生前同意将遗嘱所涉房产拆迁，导致继承标的物灭失，被上诉人提交的遗嘱应视为被撤销。被继承人的财产应按法定继承析产。2006年6月24日，拆迁人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甲方)及其委托代理人福山区城市建设房屋拆迁办公室与立遗嘱人马芝林(乙方)签订了《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立遗嘱人的房屋系因城市建设需要被拆除，《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系拆迁人与马芝林就遗嘱所涉房产拆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的一致意见，即便未达成一致，被拆迁房屋也可按法定程序依法强制拆迁，并不是一审法院认为的“本案被继承人马芝林、被继承人马芝芬，从改善自身居住环境的角度，同意拆迁……”。拆迁人系依据当时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遗嘱中所涉房产依法实施拆迁。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颁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同时规定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止。2012年3月6日《最高院关于遗嘱中的标的物在拆迁安置后是否算标的物的变更，若是公证遗嘱，是否因标的物的变更而需要办理相关公证遗嘱的变更问题的答复》系《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后的答复意见，答复意见在援引法律法规上，一定是当时生效的法律法规，其中涉及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系由《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更迭而来。无论是拆迁人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对被拆迁人房屋实施拆迁，还是房屋征收部门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对被征收房屋实施拆迁，所导致的结果均为房屋被拆迁。《最高院关于遗嘱中的标的物在拆迁安置后是否算标的物的变更，若是公证遗嘱，是否因标的物的变更而需要办理相关公证遗嘱的变更问题的答复》中，系针对“对遗嘱中的标的物在拆迁安置后是否算标的物的变更”的明确答复意见，不存在是否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问题，且该答复意见非法律法规，不应适用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该答复意见对人民法院2012年3月6日后，新受理及未决的相关类似案件的审判均有指导意义。被上诉人马某4答辩称，两份公证遗嘱虽均为复制件，但均由福山区公证处加盖蓝色的“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印章，原件均存放在福山区公证处。上诉人如对公证书有异议，一审时应去福山区公证处核实真假或者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上诉人的不作为应认定为对公证遗嘱真实性无异议。二、一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同意拆迁不能视为遗嘱被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遗嘱中的标的物在拆迁安置后是否算标的物的变更，若是公证遗嘱，是否因标的物的变更而需要办理相关公证遗嘱的变更”问题的答复不适用本案的认定是正确的。理由：(一）最高院的上述批复依据的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针对的是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据此条例签订补偿协议的情形，该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因此征收补偿协议的一方应为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实践中一般为区（或县）住建部门。本案与被继承人签订协议的另一方为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所签协议是商业开发补偿行为，不属房屋征收，非政府补偿行为。同时上诉人主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更迭错误，上述两条例的征收或者拆迁主体完全不同，不是简单的法律法规更迭。该批复最后明确注明该答复仅供参考。可见此批复并非强制性规定，而是需要法官在遇到类似案件时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探究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二）最高院批复的时间为2012年3月6日，主要是针对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实施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出现的问题所作的指导性批复。本案被继承人与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为2006年6月24日，二位被继承人去世的时间分别为2007年8月20日（马志芬）和2007年9月11日（马芝林），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也不应当适用此批复。上诉人主张该批复不适用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错误。法不溯及既往是指不能用当前制定的法律去指导或者约束过去的行为，在我国法不溯及既往体现在刑法、民法、行政法各个领域，是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在民事领域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溯及既往必须有明确的规定才行。举重以明轻，既然法律都不溯及既往，最高院参考性批复更不应溯及既往了，同时法不溯及既往中的既往指的是行为发生时而非纠纷解决之时，并非被答辩人所述的答复意见出台后，新受理及未决的相关类似案件的审判均应适用此批复，该批复只适用其出台后发生的行为。(三）遗嘱中对财产的处分，本为立遗嘱人对其私有财产进行处分的意思表示，法律对被继承人能够意识到房屋拆迁将导致原房屋所有权灭失、并新立遗嘱对拆迁补偿款或安置房重新处分的要求，未免对立遗嘱人过于苛刻，把普通人都当做法律专家。检索近年类似案例，即使批复后发生的类似行为，多数法院在判决中，仍坚持追寻立遗嘱人的本意，将房屋被拆迁后的安置房判归原遗嘱中原房屋继承人所有，这符合立法本意和宗旨。立遗嘱人从改善自身居住环境的角度出发同意拆迁并不意味对遗嘱变更，且本案中被继承人去世时，安置新房还没有分配，《拆迁实物补偿协议》仅确定安置房屋在涉案小区4号楼，具体房号需要在房屋分配时抓阄确定，被继承人无法作出对安置房屋挑选、接受、取得产权等意思表示，在具体安置房屋房号未确定、原有房屋已经拆除、房产档案注销的情况下，按照公证处对办理公证遗嘱的要求，即使被继承人具备如此高的法律水准，也无法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将标的物予以变更。同时，涉案房屋拆迁是一种政策要求，被继承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系该区域进行旧城改造的需要，而非被继承人本人在无外部因素的情况下自行将房屋拆除以改变其之前所立遗嘱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对此前遗嘱的撤销。(四）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协议由拆迁人和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既是一种惯例和法律常识，也是一种通行做法。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虽然本案被继承人立下遗嘱将其所有的房屋由被上诉人继承，但在房屋面临拆迁时该继承尚未开始，被继承人仍系涉案房屋的所有人，故由被继承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符合事实和通行做法，其签订拆迁协议的行为，仅能说明其同意并配合拆迁，并不能视为其以新的行为撤销原公证遗嘱的意思表示。(五）虽然遗嘱所涉房屋已拆迁，但该房屋通过拆迁的方式转化为另一种财产存在形式，即遗嘱中所涉房屋并未灭失，只是在存在方式上有所变化。被继承人对遗嘱中的房屋享有所有权，房屋存在形式的变化不影响被继承人的所有权。而且在涉案房屋拆迁后，被继承人并未就房屋拆迁利益作出新的意思表示，故遗嘱中提到的房屋仍应按遗嘱人的意思进行分配，符合被继承人立遗嘱本意。(六）本案中，被上诉人一直与两位被继承人共同生活，身体严重残疾，缺乏自理能力，相比几位上诉人，经济条件较差，年龄最小，两位被继承人通过公证遗嘱方式将房产留给被上诉人，也是希望能维持其基本生活，不至于无法生存。两位被继承人将涉案房产以及拆迁补偿所得遗留给被上诉人应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七）除了被继承人遗留的房产及一台旧电视机归被上诉人外，被继承人的其他财产如金钱、金银首饰、各项补贴等，在被继承人死亡后，上诉人以房产分配给了被上诉人，其他财产应归他们为由，已经进行了瓜分。现因房产价值增值较大，几位上诉人以不配合被上诉人办理继承和房产过户手续为由，瓜分被继承人遗留的房产，违反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也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八）案涉的坐落于福山区县产，并非全部为福山区产（房证号：烟房福改字第××号）转化而来，有部分面积为被上诉人投资所得，不属于被继承人遗产的范围。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人，维持原判。马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登记在马芝林名下的、坐落于福山区县、802号不动产【不动产证书号为：鲁（2017）烟台市福不动产权第0001330号、0001337号】由原告继承。二、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马芝林、马志芬系夫妻关系，两人婚后生育子女四人。分别是被告马某1、马某2、马某3和原告马某4，马芝林于2002年5月31日，在烟台市福山区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书》一份，公证书编号为（2002）烟福证民字第291号，内容为：坐落在福山区的房产，属于我的份额，待我妻子马志芬去世后，遗留给次子马某4名下所有，他人不得争执。同日，马志芬在烟台市福山区公证处也办理《遗嘱公证书》一份，公证书编号为（2002）烟福证民字第292号，内容为：坐落在福山区的房产，属于我的份额，待我丈夫马志林去世后，遗留给次子马某4名下所有，他人不得争执。2006年6月24日，被继承人马芝林、马志芬与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被继承人将福山区的房产通过产权置换方式获得拆迁安置房屋两套，即涉案房屋，被继承人马芝林分别于2007年9月11日死亡，马志芬于2007年8月20日死亡，被继承人的父母均早于被继承人死亡，被继承人马芝林、马志芬的继承人有被告马某1、马某2、马某3和原告马某4，涉案房屋均于2017年1月19日登记到被继承人马芝林名下。被继承人马芝林、马志芬死亡后，原告多次找三被告协商，要求三被告协助将涉案房产过户到原告名下，均遭到拒绝。原告认为，被继承人马芝林、马志芬办理的《遗嘱公证书》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涉案房产系福山区（房证号：烟房福改字第××号）的拆迁安置房屋，系其实物转化形式，而福山区（房证号：烟房福改字第××号）房产，两份遗嘱公证书均已确认归原告所有，则涉案房地产作为拆迁转化形式也应归原告所有，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三被告一审辩称，原告在诉讼请求当中所涉及的两套房产，系被继承人的遗产，应当依法定继承进行分割，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马芝林（于2007年9月11日去世）、马志芬（曾用名马芝芬，于2007年8月20日去世）系夫妻关系，两人婚后生育子女四人：分别是长子被告马某1、长女被告马某2、次女被告马某3和次子原告马某4。诉讼中，原告向法院提交证据及三被告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马志芬、马芝林的死亡注销证明一份，证明被继承人马志芬于2007年8月20日死亡，被继承人马芝林与2007年9月11日死亡。其中马志芬的证明为原件，马芝林的证据为复印件。证据二、提交招收职工政审表一份，证明原告与三被告系兄弟姊妹关系，且均系被继承人马志芬和马芝林的子女，其中长子为被告马某1、长女为被告马某2、次女为被告马某3、次子为原告马某4。证据三、被继承人马志芬于2002年5月31日，于烟台市福山区公证处所立遗嘱公证书一份，被继承人马芝林于2002年5月31日所立遗嘱公证书一份。上述两份公证书，证明被继承人马芝林、马志芬，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将原坐落于福山区（房证号：烟房福改字第××号）房产留给原告马某4。两份公证书均为复印件，其中都由公证处加盖了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公章，原件在公证处。证据四、由被继承人与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24日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一份，及拆迁回迁安置结算确认表一张。证明被继承人已经将原遗嘱房产办理了拆迁，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证据五、登记产权人为马芝林的不动产权证书两本，产权证号分别为，鲁（2017）烟台市福不动产权第0001337号、鲁（2017）烟台市福不动产权第0001330号，证明涉案两套房产均已办理产权登记，登记的产权人为被继承人马芝林。三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马志芬的死亡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马芝林的死亡证明真实性无法确认，但是马芝林确实已经死亡，具体的死亡时间，被告不记得了。对证据二、真实性被告无法确认，对于原告所讲的，原、被告及被继承人马芝林和马志芬的身份关系，没有异议。对证据三、对于两份遗嘱的真实性有异议，系复印件，对原告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原告提供的两份遗嘱当中，均讲到年岁已高，体弱多病，按照遗嘱公证细则的规定，对于年长者所立的公证遗嘱，应当同时对立遗嘱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并且马芝林的遗嘱当中，并没有立遗嘱人马芝林的签名，这也不符合遗嘱公证细则的规定，因此原告提交的两份公证遗嘱，均不能证明它的真实性及合法、有效性。对证据四、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该房产证能够证实，两套房产登记在被继承人马芝林名下，在马芝林去世后，应当由原、被告依法定继承，对该两套房屋进行分割。另查，被继承人马芝林所立遗嘱内容，坐落于福山区（房证号：烟房福改字第××号），系我按国家房改政策购置的房产。现我年岁已高，体弱多病，恐日后此房发生争执，特立遗嘱如下：一、坐落在福山区的房产，属于我的份额，待我妻子马志芬去世后，遗留给次子马某4名下所有，他人不得争执。（2002）烟福证民字第291号公证书内容，兹证明马芝林于2002年5月31日在其居住的家中，在我和公证人员杜某的面前，在前面其本人所立《遗嘱》上盖章、捺指印。烟台市福山区公证处公证员王某。被继承人马志芬所立遗嘱内容，坐落于福山区（房证号：烟房福改字第××号），系我按国家房改政策购置的房产。现我年岁已高，体弱多病，恐日后此房发生争执，特立遗嘱如下：一、坐落在福山区的房产，属于我的份额，待我丈夫马志林去世后，遗留给次子马某4名下所有，他人不得争执。（2002）烟福证民字第292号公证书内容，兹证明马志芬于2002年5月31日在其居住的家中，在我和公证人员杜某的面前，在前面其本人所立《遗嘱》上签字。烟台市福山区公证处公证员王某。原告主张，两份公证书原告手里有的，即是该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公证处的原件应该在福山区公证处存放。我方提交法庭的公证书中，加盖蓝色的“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印章，是福山区公证处加盖，加盖的时间是公证处出具给被继承人时加盖的。因原告与两被继承人一直共同生活，因此该两份公证书的来源，是原告从被继承人处获得。被告方则认为，因为在两份遗嘱的第二条当中，均载明此遗嘱一式两份，当事人执一份，公证处存一份，所以我们认为，当事人执的也应当为遗嘱的原件，而原告提交的是遗嘱的复制件，因此该遗嘱不具备遗嘱的效力。2006年6月24日，被继承人马志芬与拆迁人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的内容，“拆迁人（以下简称甲方）：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福山区城市建设房屋拆迁办公室被拆迁人（以下简称乙方）：马芝林因城市建设需要，甲方拆除乙方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07715）。根据城市房屋拆迁法规、政策规定，甲、乙双方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被拆除房屋现状。被拆除房屋坐落文化街。第三条1、补偿方式及数额。甲方以房屋补偿的形式进行补偿。乙方被拆除房屋建筑面积62.46平方米。第四条甲方为乙方补偿的住宅房屋于2007年6月30日安置地点在4号楼，建筑面积69.25X2平方米。第六条乙方结算及支付方式。双方互找差价，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153239元。……甲方：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委托代理人：烟台市福山区城市建设房屋拆迁办公室（公章）乙方：马芝芬代（签名及手印）2006年6月24日”。原告提交的2012年5月29日“粮食局拆迁回迁安置结算确认表”中“最终结算金额”一栏填写的内容是：房号为4-1-802房屋，由被拆迁方支付拆迁方102850.58元；房号为4-1-402房屋，由被拆迁方支付拆迁方1330.38元。该表下方“拆迁方：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并加盖公章）被拆迁方：丛新红代（签名及手印）”。原告主张，丛新红系原告妻子，上述差价款已由原告支付给了拆迁方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告支付拆迁补偿差价款的资金来源，系原告于2013年，向原告的女儿配偶的姐夫所借，名字叫张峰，并于2014年，原告将上述款项归还给了张峰。被告方主张，这个差额款谁支付的被告不清楚，三个被告没有支付。但是要说一点，在被告马芝林去世的时候，有关部门依法发放了死亡抚恤金、丧葬费及工资差额款，该款项均由原告领取，并且数额与房屋的差额补偿款相当。所以即便是原告支付，也不应当视为以原告的款项支付，应当视为原告用被继承人的死亡抚恤金、丧葬费，及工资差额款，支付的房屋差额款。对被告方的主张，原告认为，据我方了解，被继承人马芝林、马志芬去世之后，原告除了按照遗嘱分得涉案房产以外，另外分得一台旧的电视机，其他的遗产，原告均未参与分配。原告并未领取上述费用，并且原告根本不知道。被告代理人刚才所陈述的上述款项，原告实际分文没有领取，而且与本案无关。原告主张，原坐落于福山区（房证号：烟房福改字第××号）房屋，实际拆迁时间，就是签订实物补偿协议的时间，即2006年6月24日。被告方主张，被告也不清楚实际拆迁时间，庭后可以到拆迁人邦捷公司落实。但是实际拆迁时间，是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前拆迁。被告方主张，涉案两套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的事实和理由是，庭审中质证的时候原告没有提供遗嘱的原件，所以对遗嘱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二，即便遗嘱是真实的，遗嘱当中所涉及的房产，按照原告所讲于2006年6月24日被拆迁，同时由被继承人与拆迁人签订相关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9条，及2012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遗嘱中的标的物在拆迁安置后是否算标的物的变更，若是公证遗嘱，是否因标的物的变更，而需要办理相关公证遗嘱的变更”问题的答复，遗嘱当中所涉及的房产，是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前被拆迁的，根据前述规定，应当是，遗嘱当中所涉及的标的物被拆迁，应视为遗嘱被撤销。所以该份原告所提交的遗嘱，在本案当中是不生效的，已经被撤销了。根据原告所提供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以及粮食局拆迁回迁安置结算确认表，遗嘱当中所涉及到房产的实物补偿面积为62.46平方米，而被继承人最终获得的房屋面积为157.94平方米，其中差额面积就在95.48平方，该差额面积部分，系由被继承人实际出资购买的，并不是遗嘱当中所涉及的。包括遗嘱涉及房产被拆迁后所补偿的62.46平方米，也应当视为新设立的物权，应当依法定继承。综上，对于遗嘱当中所涉及的房产，被拆迁后如何继承的问题，被继承人生前，并没有以遗嘱的形式进行明确的意思表示，因此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的两套房产，应当依法定继承进行继承。对被告方的上述主张，原告认为，被继承人在公证处立下的公证遗嘱，将福山区产（房证号：烟房福改字第××号）留给原告，系对其共有的房产进行了处分，两份遗嘱内容均系两位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在遗嘱形式上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上述两份公证遗嘱真实有效。同时，被继承人与邦捷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并非其积极主动实施，该情形不符合继承法司法解释，继承法若干意见第39条的情形，也不符合被告所述答复的情形，本案应按照遗嘱继承。第二，从继承法若干问题意见39条的内容来看，其所指向的遗嘱人生前行为，应为遗嘱人生前所为的主动的积极的行为，且该行为与遗嘱人最初所立遗嘱意思相反，并导致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者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而本案中，涉案房产拆迁是一种政策要求，签订拆迁协议系该区域旧城改造需要，而非被继承人在无外部因素情形下，自行将房产拆除，以改变之前所立遗嘱的意思表示。第三，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协议由拆迁人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这既是一种惯例和法律常识，也是一种通常做法。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虽然被继承人立下遗嘱，房产由原告继承，但在房产拆迁时，该继承尚未开始，被继承人仍系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故由被继承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仅能说明被继承人同意配合政府拆迁，并不能视为其撤销了原公证遗嘱的意思表示。第四，虽然遗嘱中房屋已经拆迁，遗嘱中所涉及的房屋已经不存在了，但该房屋通过拆迁方式转化成涉案房屋，即遗嘱中所涉及的房屋并未灭失，只是存在方式上有所变化。被继承人对遗嘱中的房屋享有所有权，房屋存在形式的变化，不影响被继承人对变化后的财产、房产享有所有权，而且拆迁后被继承人并未就房屋拆迁利益作出新的意思表示，故涉案房屋仍应按照遗嘱进行继承。第五，两位被继承人之所以将自己共有的房产留给原告，是因为，原告身体有残疾，并且原告与被继承人长期共同生活，对被继承人进行照顾，且加上原告系被继承人最小的孩子，因此被继承人将共有的房产通过遗嘱的方式留给原告，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前，涉案房屋进行了拆迁，但两个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并不发生变化，且根据类似情况，人民法院的相关案例，也均是按照原遗嘱进行继承，体现了对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尊重。涉案的坐落于福山区县房屋，于2017年1月19日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证书号为：鲁（2017）烟台市福不动产权第0001337号。涉案的坐落于福山区县房屋，于2017年1月19日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证书号为：鲁（2017）烟台市福不动产权第0001330号。诉讼中原告主张，涉案的坐落于福山区县房屋，现在由原告马某4实际居住使用。涉案的另一套坐落于福山区县房屋，已经由原告出售。因为2013年6月份，原告向邦捷公司所支付拆迁差价款，系向张峰借款，为了偿还张峰的款项，原告于2013年下半年，将房屋出售给原告的小姨子丛信娟，出售价格为400000元，用于偿还对张峰的欠款，但房产一直未办理过户，目前802房产仍然登记在被继承人马芝林名下，该房产现由丛信娟居住，并使用至今。对此，被告方表示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等。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公民可以依照继承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被继承人马芝林、被继承人马志芬的遗嘱是否真实有效；二、立遗嘱人同意房屋拆迁是否视为遗嘱被撤销。关于焦点问题一。法院认为，原坐落于福山区产（房证号：烟房福改字第××号），系被继承人马芝林、被继承人马志芬生前夫妻共同财产。二人于2002年5月31日立有公证遗嘱两份，明确属于自己的份额，待对方去世后，遗留给次子原告马某4名下所有，他人不得争执。该两份遗嘱的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规定，遗嘱内容系被继承人马芝林、被继承人马志芬在自愿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被告对两份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虽有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证实，法院对遗嘱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关于焦点问题二。被告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遗嘱中的标的物在拆迁安置后是否算标的物的变更，若是公证遗嘱，是否因标的物的变更而需要办理相关公证遗嘱的变更”问题的答复》的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9条规定，认为被继承人马芝林、被继承人马志芬，同意将遗嘱中的房屋拆迁，相当于对遗嘱内容的变更。法院认为，该“答复”主要是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认为标的物所有权人同意标的物被拆迁，导致标的物灭失，应被视为其在立遗嘱后，又以行为作出了与立遗嘱时相反的意思表示，并导致了标的物的灭失。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仅限于规范为了公共利益用地需要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根据该条例规定，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征收与补偿主体，而非开发商为拆迁与补偿主体。本案中，被继承人马志芬生前于2006年6月24日，与拆迁人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的拆迁人为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约定的被拆除房屋的补偿方式及数额、补偿的住宅房屋安置，均由拆迁人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补偿、安置，且2012年5月29日收取拆迁补偿差价款的主体也是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并由原告妻子丛信红缴纳。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涉案的原坐落于福山区产，在被拆迁时的补偿主体，系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而非福山区人民政府。该拆迁补偿行为，属于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商业开发补偿行为，而非政府的征收补偿行为。另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于2011年1月21日颁布实施，最高院该批复的时间为2012年3月6日，其主要是针对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实施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作的指导性批复。但本案二被继承人与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的时间为2006年6月24日，二被继承人去世时间分别为2007年8月20日和2007年9月11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不应当适用该条例和批复。综上，法院认为，本案不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也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遗嘱中的标的物在拆迁安置后是否算标的物的变更，若是公证遗嘱，是否因标的物的变更而需要办理相关公证遗嘱的变更”问题的答复》的意见规定。本案被继承人马芝林、被继承人马志芬，从改善自身居住环境的角度出发，同意拆迁，并不意味对遗嘱的更改。且二人去世时，安置的新房还没有分配，不能就此推定二人生前同意拆迁的行为，与其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不能视为遗嘱被撤销。综上，原告所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判决：登记在被继承人马芝林名下的坐落于福山区县房屋，及登记在被继承人马芝林名下的坐落于福山区县房屋，上述两套房屋，全部由原告马某4继承。案件受理费14754元，减半收取计7377元，由三被告负担。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02年5月31日，被继承人马芝林、马志芬在福山区公证处所立遗嘱内容真实，形式完整，一审法院认定对该遗嘱效力所作认定正确、合法。上诉人对该遗嘱效力所提异议，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遗嘱中的标的物在拆迁安置后是否算标的物的变更，若是公证遗嘱，是否因标的物的变更而需要办理相关公证遗嘱的变更”问题的答复》的适用及被继承人马志芬生前于2006年6月24日与拆迁人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是否导致涉案遗嘱无效的问题，一审法院所作分析、说理，全面、透彻，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不再赘述。从本案事实看，被继承人马芝林、马志芬在拆迁补偿协议签订时及生前，并未对遗嘱内容进行变更，仅凭该拆迁补偿协议的存在，不能推定涉案遗嘱被撤销。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马某1、马某2、马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95元，由上诉人马某1、马某2、马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