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3民终2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志星，男，1969年3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再绪，新化县真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雄，男，1977年5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寿喜，贵州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伍志星因与被上诉人戴雄侵害企业出资者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法院（2019）湘1322民初4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经过阅卷、询问上诉人伍志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再绪、被上诉人戴雄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寿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伍志星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戴雄在贵州省岑巩县福森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福森公司）投入资金120万元，并未向上诉人伍志星投入资金；并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股份代持协议。因此，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福森公司在经营期间已严重亏损，公司股东戴某2、戴某3、陈寄昌、伍某、张雄均认可该事实，并签订了书面协议，以股金比例40％从公司中退股。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公司存在赢利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股金及收益154.8万元明显错误。被上诉人答辩称：根据相关股东股份协议及生效法律文书，被上诉人在原福森公司中占股8.6％，作为出资者，依法享有资产收益权。上诉人将原福森公司的资产作价转让之后，把转让款1750万元及溢价款50万元据为已有，拒不向被上诉人进行分配，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向侵权人主张权益，上诉人主体适格。上诉人未提交合法财务凭证、清算报告等证据证明原福森公司经营存在亏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所称与原福森公司其他股东达成按股金比例40％退股的书面协议，既不能证明原福森公司的经营情况确实存在亏损，也对被上诉人无法律约束力。因此，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原告戴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审被告将转让原福森公司8.6%的股权转让金154.8万元（1800万元*8.6%=154.8万元）支付给原审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福森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11日，法定代表人为伍志星。原告戴雄于2012年7月10日至2013年8月29日期间，向原福森公司缴纳入股股金60万元，流动资金60万元。2013年8月31日，原福森公司分别向原告戴雄出具了股金和流动资金的收据、收款收据。2014年1月1日，被告伍志星与原告戴雄及陈寄昌、戴某2、张雄、伍志华、戴某3签订一份《股东股份协议》，协议约定：（1）明确公司股东人员7人（即伍志星、陈寄昌、戴雄、戴某2、张雄、伍志华、戴某3）；（2）明确总股金陆佰玖拾陆万（696万）协议日均已到位（其中伍志星360万、陈寄昌120万、戴雄60万、戴某256万、张雄40万、伍志华40万、戴某320万）；（3）所有股金必须配足100%的流动资金，协议日均已到位；（4）从2014年1月1日开始公司不再增加股份，如果有股东中途需要退股的，须经所有股份人员同意，但资金只按月利率2%计息，不享受固定资产等原始股份；（5）以上协议所有股东均已同意，原股东协议与此协议相抵触的，一律以此协议为准。2015年4月26日，原福森公司（甲方）与益阳市久通冶炼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的主要约定有：（1）甲、乙双方共同出资组成新公司，以下简称新合作体；（2）新合作体的公司名称仍用“贵州省岑巩县福森冶金有限公司”名称，利于甲方原留底税额的处理，留底税款按总货款9.5%归甲方所有；（3）甲方占新合作体股份20%（600万元），乙方占新合作体股份80%（2400万元）；（4）甲方将现有的固定资产（土地圈地面积71亩所有厂房、生产设备、办公设备及龙工铲车30型一台、16型一台、皮卡车一台、长安牌小车一台）做价壹仟柒佰伍拾万圆整，以其中600万元入股新合作体，其余1150万元由乙方分次支付给甲方。2015年5月10日，被告伍志星与陈寄昌、张雄签订《退股协议》，协议的主要约定有：陈寄昌、张雄由于公司亏损，自愿将股份退出，陈寄昌、张雄股金320万元，经协商，按公司其他股东一样退款，暂按40%结算退款，共计退款128万元，其他部分自愿亏损。陈寄昌、张雄所有股份全部交给伍志星所有。2015年5月15日，原福森公司第二届第三次股东会议形成“一致同意股东陈寄昌将原出资人民币240万元转让给胡红专，转让金额为240万元整”的决议。当日，陈寄昌出具领据在原福森公司领取了退回股金240万元。2015年10月28日，被告伍志星与胡红专（伍志星之妻）作为甲方，戴某2、伍志华、戴某3作为乙方一份签订《退股协议》，协议的主要约定有：（1）协议日止，原福森公司留在新合作体20%的股份股金600万元乙方同意归甲方所有，今后新组合体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盈利、亏损及法律责任均由甲方享有和承担；（2）协议日后，由甲方一次性补偿给乙方股金及流动资金总额的40%共计币92.8万元（其中戴某244.8万元、伍志华32万元、戴某316万元），包含股金全部在内。2015年12月7日，贵州省岑巩县福森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贵州省岑巩县久通冶金有限公司。2017年4月1日，伍志星与温冰、温丹、戴雄签订了《贵州省岑巩县久通冶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伍志星将其在贵州省岑巩县久通冶金有限公司的20%股权共20股，以每股32.5万元价格共650万元全部转让，公司控股股东温丹以325万元受让10股，公司高管温冰以195万元受让6股，戴雄以130万元受让4股。事后，因温冰、温丹、戴雄未按上述协议支付股份转让金，2017年8月14日,伍志星以温冰、温丹、戴雄为被告,向新化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其按协议支付股权转让金。戴雄以其在原福森公司有出资共计120万元，在与益阳市久通冶金有限公司合作后，新合作体仅列伍志星为股东，其他人都没有登记为公司股东，戴雄的股份及其他股东的股份都在伍志星名下，伍志星转让给戴雄的4%的股份原本就属于戴雄所有为由进行抗辩。原审法院查明认定戴雄为原福森公司股东，戴雄在原福森公司的股份未予以清退。因为戴雄与伍志星对股份的清退比例未能达成一致协议，且该股份的清退比例存在对原福森公司的结算或清算等法律关系，不属于该案的审理范围，故对戴雄请求抵销相应债务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戴雄可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判决戴雄支付伍志星股权转让款130万元；同时判决温冰、温丹应按协议支付股权转让金。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一、关于原告起诉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原审认为，被告伍志星作为原福森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合作形式将公司转让后，公司股东有权按股份获得相应的收益。原告戴雄在新合作体中的股东权益，由被告一并转让并收取全部转让款。原福森公司因工商登记变更而不复存在，原告戴雄以公司法人代表、转让收益持有人伍志星为被告，要求实现自己的股份权利，并无不妥。因此，本案不存在诉讼主体不适格的问题。二、关于原告是否为原福森公司股东的问题。原审认为，原福森公司的股东虽只登记为伍志星和陈寄昌，但是，在2014年1月1日伍志星与戴雄及陈寄昌、戴某2、张雄、伍志华、戴某3签订的《股东股份协议》中，协议的第一条明确约定了公司股东人员为7人，即伍志星、陈寄昌、戴雄、戴某2、张雄、伍志华、戴某3，戴雄为原福森公司股东的事实，本案相关的生效判决书经审理查明后已予以认可。原审确认戴雄为原福森公司的股东。三、关于被告将原福森公司转让后，原告能否要求被告按原告的入股比例，向其支付相关股权收益的问题。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第二款“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原告要求按入股比例享有公司转让时的股权收益，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福森公司在转让时存在亏损，被告与其他股东签订的退股协议，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对原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即使其他股东退股时公司存在亏损,也不能以此认定公司在转让时存在亏损。如确有亏损，被告可以通过公司清算，要求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股东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因此，被告该答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为，原告以被告将原福森公司转让后，未将原告应享有的股东收益分配给原告，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应享有的股权收益，因此，本案为侵害企业出资者权益纠纷，而非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第二款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戴雄在原福森公司占股比例为8.6%，享有公司8.6%的资产份额,被告伍志星将公司实际转卖后,获得的公司资产收益共计1800万元,在对资产收益分配没有另行约定的情况下,被告作为该收益资金实际掌控人,应按股份比例将转让收益分配给公司股东。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转让金154.8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符、原告不是原福森公司股东、对原告投入的资金只能与其他股东一样按40%返还的答辩意见，与查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支持。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伍志星应返还原告戴雄在原贵州省岑巩县福森冶金有限公司的股金及收益共计154.8万元。案件受理费18732元，由被告伍志星负担。上述款项限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在本案二审过程中，上诉人伍志星提交了以下证据：1、合作协议，拟证明原福森公司于2015年4月26日作价1750万元与益阳久通公司合作，在签订该协议后，原福森公司的股东才协商如何退股。2、退股协议，拟证明戴某3、伍某、戴某2、陈寄昌、张雄在签订合作协议后，均从原福森公司退股，且是按股金40％比例退的，承担了60％的亏损。3、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再绪对伍某、戴某1、戴某2、戴某3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原福森公司在合作转让前存在亏损、原福森公司股东退股情况。4、原福森公司的借款及利息的结算表，拟证明原福森公司在2014年9月3日尚欠胡红专（伍志星妻子）借款1836万元，公司亏损。5、银行流水单6页，拟证明胡红专收到益阳久通公司的转让款后偿还原福森公司借款的情况。被上诉人戴雄质证认为，合作协议、退股协议已在一审过程中举证并质证，属于重复举证；证人伍某、戴某1、戴某2、戴某3未出庭作证，且其证言缺乏客观性，不应认定；借款及利息结算表、转账凭证等均不能证实原福森公司的经营亏损情况，不应认定；且前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被上诉人在二审过程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转账凭证，拟证明上诉人将原福森公司的转让款据为已有，没有分配给被上诉人，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股权变更登记，拟证明上诉人将原福森公司在新合作体中的20％股权登记在其名下，侵害了被上诉人的权益。上诉人质证认为，原福森公司的部分转让款直接退给了伍某等股东，部分转给上诉人伍志星偿还了原福森公司债务，被上诉人认为侵权的举证目的不能成立。对股权变更登记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举证目的。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中的书证属于重复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属于补强证据，均不是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一审对前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并无不当。本院二审对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戴雄在原福森公司中是否享有合法权益，其主张权益时，上诉人伍志星是否系适格主体；二、若上诉人伍志星存在侵权行为，能否比较上诉人伍志星受让伍某等其他5位股东股权的价款比例向被上诉人承担返还责任，一审判决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154.8万元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实体处理是否适当。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2014年1月1日签订的《股东股份协议》，原福森公司共有股东7人、股金696万元，且需配足流动资金696万元；其中，被上诉人戴雄在签订协议时已投入原福森公司股金60万元、配足流动资金60万元，占公司股份比例8.6％。对该事实，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其他股东均无异议，且有书面协议佐证，依法应予认定。尽管在原福森公司的工商登记中，被上诉人戴雄不属于名义登记股东；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应认定被上诉人戴雄属于原福森公司的隐名股东，并享有与其出资额相对应的股权。2015年4月26日，原福森公司与益阳市久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从约定内容看，双方共同出资组成新公司，原福森公司的出资方式是将其主要资产作价1750万元转让予益阳久通公司，在益阳久通公司支付现金1150万元后，余款600万元作为新合作公司的出资，且占股20％。另外，还约定原福森公司的债务不转入新合作体，仍由原福森公司负责清偿。这表明，原福森公司独立于新合作体而存在。2015年5月10日、10月28日日，上诉人伍志星与陈寄昌、张雄、戴某2、伍某、戴某3等5人分别签订《退股协议》，伍志星以一定的对价受让了陈寄昌等5人在原福森公司中的股权。至此，原福森公司中的股东仅有上诉人伍志星、被上诉人戴雄。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原福林公司的股权转让并未达成任何协议。据此，被上诉人戴雄仍享有原福森公司8.6％的股权。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内容，原福森公司在新合作体中占股20％，属于法人股东。但是，在新合作体的工商登记中，变成了上诉人伍志星占股20％，其以自然人股东取代了法人股东。上诉人伍志星作为原福森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同时，也未根据2015年10月28日《退股协议》的约定，主动负责做好与股东戴雄的“对接处理”。相反，上诉人伍志星却利用控制原福森公司的便利条件将新合作体的法人股份登记在本人名下，将被上诉人享有的权益据为已有；并且，经后续股权转让、公司名称变更等合法方式，现原福森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已不再存在，上诉人伍志星的前述行为已对被上诉人戴雄构成侵权。另外，已生效的（2017）湘1322民初2323号和（2018）湘13民终1121号民事判决中均确认了上诉人伍志星将其在新合作体中的全部股权已转让予被上诉人戴雄、案外人温冰与温丹，并收取了相应价款的事实。这也进一步表明被上诉人戴雄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被上诉人戴雄有权向上诉人伍志星提起诉讼，并主张权利。上诉人认为其不是本案适格侵权人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二审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之规定，被上诉人戴雄作为原福森公司的股东，对其股权有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在案证据证实，通过对原福森公司的主要财产转让及在新合作体中法人股份的转让，原福森公司取得收益1800万元，该收益应属于原福森公司所有。但是，上诉人伍志星利用控制原福森公司的便利条件，以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名义，将部分收益分配给戴某2、伍某等5人，将部分收益据为已有，其行为侵害了被上诉人戴雄作为原福森公司股东的收益权。原审法院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按照被上诉人戴雄在原福森公司中所占股权比例8.6％的事实，判决由上诉人伍志星返还154.8万元，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上诉人伍志星提出，原福森公司存在经营亏损，被上诉人戴雄只能按其股金40％的比例返还。经查，原福森公司在签订《合作协议》转让其主要资产、停止营业后，虽然已经发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解散事由。但是，原福森公司的股东未依法组织清算，至目前为止，该公司经营是否亏损仍不明确。上诉人所称原福森公司经营亏损缺乏证据支持。上诉人伍志星与原福森公司其他股东签订的《退股协议》只能证明上诉人伍志星以支付相应对价的方式受让了其他股东在福森公司的股权，该协议只对签订协议的双方有约束力，对被上诉人戴雄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上诉人称只能按股金比例40％向被上诉人返还原福森公司的收益无事实依据，本院二审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伍志星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都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8732元，由上诉人伍志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文模审判员万江国审判员宁从越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王丽君书记员徐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