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03民初8329号 原告：江苏奇鹰家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阳县开发区（东区）文城东路209-211号。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3687154494Q。 法定代表人：陈太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海波、江芳芳，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宇鸿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镇明路36号（14-7）室（集中办公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3799506327L。 法定代表人：谷党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建永、徐佳艺，浙江大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连云港亚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五羊路63号楼14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323900118K。 法定代表人：熊树军，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玉堂、孙慧，该公司员工。 原告江苏奇鹰家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鹰公司）为与被告浙江宇鸿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鸿公司）、第三人连云港亚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海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61818.08元；2.第三人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审理过程中，原告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于2019年7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柯织虹独任审判，于2019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答辩期内第三人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后第三人撤回管辖异议申请，本院予以准许。原告奇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太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波、被告宇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永、徐佳艺及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慧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宇鸿公司答辩称，本案系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代理方仅就代理过程中的过错承担责任，宇鸿公司未违反出口合作协议项下的任何约定，不应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奇鹰公司未收到外商贷款所造成的损失与宇鸿公司无关。 第三人亚海公司答辩称，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三人不清楚。 原告奇鹰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出口产品供需合同四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的事实。被告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是为了退税签订的认为原、被告共签订5份《出口产品供需合同》，是外商都已经付款，原、被告已按约定结清，之后又走了5票，这5票外商均没有付款。第三人认为该证据与第三人无关，无法质证。结合庭审中被告对于双方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关系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2.贷款转账电子回执8份，拟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957521.88元，尚欠货款561818.08元。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欠付货款的事实。第三人认为该证据与第三人无关，无法质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款项金额与证1金额一致，故本院对已支付金额予以认定。 3.货款发票10份，拟证明原告开具给被告发票1719339.97元。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欠付货款的事实，先开票是基于海关的规定，当年的货物必须在当年开票，否则要罚款的。第三人认为该证据与第三人无关，无法质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4.海关出口报关单10份，拟证明被告作为发货人报关出口货物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委托代理出口关系报关是以代理人的身份报关的，并不是被告作为发货人的身份。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他意见在下文阐述。 5.法院裁判文书三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是进出口代理关系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在侵权责任纠纷的判决书中对双方之间真实关系作了初步的认定。第三人认为该证据与第三人无关，无法质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6.案例指导两份，拟证明代理公司违规放货反而得到出口退税，应由被告承担继续付款的义务。被告认为该材料并不属于证据内容，不应作为证据出示。第三人认为该证据与第三人无关，无法质证。本院认为案例指导并不属于证据，且原告提供的案例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宇鸿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证据1.出口合作协议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就委托出口代理事宜达成约定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孙俭没有报告给公司，原告法定代表人和孙俭一起去过被告公司，没有谈成，孙俭与被告合作的事情，原告是不知道的。第三人不知情，请法庭依法裁判。对该证据认证意见本院在下文阐述。 证据2.出口产品供需合同、汇款单、增值税发票、报关单、测算表若干份，拟证明被告代理报关出口。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具体每票货物是否已经付清原告不清楚。第三人不知情，请法庭依法裁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他意见在下文阐述。 第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 2015年3月18日，案外人孙俭代表奇鹰公司与宇鸿公司签订《出口合作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宇鸿公司为甲方、奇鹰公司为乙方；乙方以其拥有的出口客户和渠道与甲方进行出口业务代理合作；合作期间为2015年3月至2017年3月；出口代理结算方式：甲方以委托代理出口每壹美元向乙方收取代理费用为人民币0.06元；甲方应乙方要求，与乙方及乙方的客户签订的买卖合同、外贸出口合同等均为形式合同，甲方不承担实际的合同义务，如因货款、质量、交期等引起纠纷，或者引起客户退货、索赔及诉讼等，均由乙方承担相关的责任与损失；乙方负责逾期账款的催收工作并承担国外客户的理赔工作；乙方在办理开具增值税发票或办理商检时，如乙方要求，甲方应配合与乙方签订购销合同，但该合同仅为形式合同，甲方并不承担实际采购义务，此合同仅仅供税务局开具增值税发票或办理商检之用，而且该合同从属于本代理协议，如与本代理协议发生冲突，以本协议为准；甲方与乙方签订代理协议，乙方与客户签订购货合同，甲方应乙方要求收取货款并进行结算。乙方负责出口货物的安全收汇（出口收汇时间一般为出口后30天，最长不得超过90天）并对延迟收汇和不能收汇以及不能按时收汇核销承担全部责任等。 嗣后，宇鸿公司为奇鹰公司出口毛毯，并以自己的名义制作十份报关单，共计241530美元。上述货物均委托亚海公司代理运输出口。奇鹰公司向宇鸿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十份，共计1719339.97元，宇鸿公司接收发票后对上述发票进行认证，与签订《出口产品供需合同》五份，共计金额957521.88元向奇鹰公司支付其中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共计957521.88元。 2016年12月2日，奇鹰公司为与宇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至本院，案号为（2016）浙0203民初1903号，审理期间，本院向孙俭、亚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熊树军进行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孙俭陈述其自2012年左右到2015年底在奇鹰公司担任外贸销售工作，外商和奇鹰公司谈好合同，奇鹰公司制作价格表，安排生产部生产。因外商均支付定金，故未签订合同。之前一直是奇鹰公司自行出口的，后来因为宁波的退税快，就联系宇鸿公司代理出口，孙俭代表公司与宇鸿公司签订了《出口合作协议》，奇鹰公司对该合同签订是知情的。奇鹰公司单证人员联系亚海公司，让亚海公司订舱，亚海公司与奇鹰公司合作很多年，亚海公司的费用是奇鹰公司支付的，海运费是外商把货款和海运费打给宇鸿公司，宇鸿公司打给亚海公司的。孙俭未离职前的付款流程为货物到港后，孙俭催外商付款，外商把钱付给宇鸿公司，奇鹰公司就会和宇鸿公司联系，宇鸿公司需要发票，双方就会补签一份合同，宇鸿公司再把钱打给奇鹰公司，一般会分两次打款，第一次打款60%-70%，宇鸿公司收到发票和合同后，再打剩余款项。期间奇鹰公司老板的儿子也和外商有联系。其于2015年11月底、12月初离职，离职后听说货款没有收进，奇鹰公司把发票开给宇鸿公司了。 亚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熊树军陈述其公司与奇鹰公司自2013年左右一直有业务往来，奇鹰公司将报关单据给亚海公司，亚海公司负责报关、拖车、订舱，亚海公司按照大包干收费，全部费用一起开票给奇鹰公司，由奇鹰公司付款。2015年奇鹰公司通知亚海公司，宇鸿公司或昊鸿公司会把报关单据给亚海公司，亚海公司再根据单据报关、拖车、订舱，但仍是按照大包干收费，全部费用一起开票给奇鹰公司，由奇鹰公司付款。 另查明：孙俭系奇鹰公司的外贸销售员。奇鹰公司自认所有的业务都是孙俭操作的，因奇鹰公司与孙俭有矛盾，孙俭离开公司后未交待事项，奇鹰公司对具体操作不清楚。宇鸿公司自认为奇鹰公司垫付了海运费。 本院认为，被告为原告代理进出口业务，且原、被告对于双方存在进出口代理关系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支付海运费并认证抵扣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是否能够认定被告已经收到外商支付的货款？2.被告作为发货人是否应承担擅自放货造成货款无法收回的赔偿责任？3.被告是否应违规行为获益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被告支付了海运费，且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可以推定被告收到了外商支付的货款。被告认为根据约定双方之间正常的结算流程为原告向外商催讨付款后，会向被告提供外商付款流水，被告确认收款后，再与原告结算付款，现被告未查询到外商付款信息，原告也没有提供外商付款流水；被告支付海运费系垫付行为，该费用最终在结算时会予以扣减；被告对未付款部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主要是因为税务部门规定2015年的业务，要在2016年1月初将所有的发票开全，如果不开全，税务部门是要求被告补税的。第三人认为其只根据原告的指示办理货运代理事宜，对其他事情不清楚。本院认为，海运费系应支付给船运公司的费用，原、被告双方对于海运费何时支付并无书面的约定，且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也无法看出是海运费是在外商付款后才支付的，故单凭海运费支付与否并不能推断出外商是否已经付款。对于被告对未付款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的行为，本院认为，首先，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性质以及开具、认证时间上看，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一般纳税人经营活动中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凭证，在现实的商业交易活动中，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时间具有随意性，既“先付款、后开票”，也存在“先开票、后付款”的情形，甚至存在很多代开发票的情形。且税务部门已经取消了关于必须在货物入库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的规定，而仅规定了一般纳税人必须自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到税务部门认证。故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与支付货款没有次序，而且根据双方交易结算情况，退税款也并非由被告享有，被告仅收取6%的代理费，故即使被告对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也无法单独证明款项已经到被告账户。综上，被告支付了海运费，且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的行为，无法推断出被告已经收到外商的货款的事实。 关于被告作为发货人是否应承担擅自放货造成货款无法收回的赔偿责任的问题。原告认为涉案标的物为被告报关出口，被告作为发货人是唯一有权控制货物的责任主体，被告理应在收到外商货款后放货，被告如认为外商未付款，亦有责任将货物交还原告，现被告无法返还货物，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认为货物运输均是原告与第三人负责的，被告仅根据原告要求提供了形式材料，故货物的运输、放货责任不应由被告承担。第三人认为其是根据原告的指示完成货运代理的。本院认为，孙俭、被告以及第三人均一致陈述，原告因本身具有外贸出口资质，故其与第三人长期存在货运代理关系，涉案的货运业务是原告的单证人员和第三人联系的，由第三人负责报关、订舱、拖车，被告仅提供相应的单据，货运代理费是原告直接支付的，海运费由被告垫付。故从上述陈述可见，第三人作为货运代理公司是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而海运公司接受的是第三人的订舱，与被告并无直接往来，故单凭被告系发货人的身份并不足以证明被告具有货物的控制权，故亦不存在被告擅自放货的问题。 关于被告是否因违规行为获益而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以买方名义接受了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办理了认证手续，获得了相应的抵扣利益，具有明显的违法行为，被告因其违规行为而获益，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认为根据约定退税款最终是原告收取的，被告并未因此获益。第三人对此认为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原、被告系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故被告系接受原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体，该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且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和被告、孙俭的陈述，相应的退税款是计算在货款里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包含了退税款，据此被告也并非抵扣利益的实际获得者。 综上，被告应在收到外商货款后支付相应的款项，现被告以未收到货款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理由正当，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江苏奇鹰家纺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518元，减半收取4759元，由原告江苏奇鹰家纺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柯织虹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徐倩倩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