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民终18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东益大道9号。法定代表人：陈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洋，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天裔，男，1988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颜华，男，197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原审被告：罗慧，女，197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上诉人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昌达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邵天裔，原审被告颜华、罗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移动微法院上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审理期限延长3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昌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决内容；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邵天裔关于“华昌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3、改判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依法查明涉案借款合同系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的基本事实，径行认定邵天裔与颜华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即涉案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邵天裔仅是中新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根本不具备巨额资金的出借能力，邵天裔实际只是中新力合系企业从事有组织性的放贷业务的实际操作者，本案借款实际是中新力合系企业开展的一项经常性放贷业务。据不完全统计，以邵天裔作为出借人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额合计逾人民币10亿元（包括：本案、邵天裔诉北京梧桐翔宇投资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邵天裔诉上海哲安投资管理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邵天裔诉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等），同时，2019年4月，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依法对杭州鑫合汇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系中新力合系企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因此，邵天裔仅为名义借款人，并非借贷资金的实际出借人，实际出借人为中新力合系的企业。邵天裔与中新力合系企业贷款对象主体众多，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属于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贷款业务的非法金融活动，扰乱了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参见（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案）〕。二、一审判决关于颜华欠款金额的事实认定不准确。2018年7月18日邵天裔提交《（2017）浙01民初1521号案颜华已付利息明细汇总表》中列明2017年11月1日由王静华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鸣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鸣金投资中心）支付的1657700元利息，一审法院未将该款项在颜华欠款中予以扣除，对颜华欠款金额认定不准确。三、一审判决在华昌达公司从未就涉案担保事宜召开过股东大会的情况下，仅以华昌达公司担保合同上印章真实即认定华昌达公司为颜华提供了保证担保，且华昌达公司存在过错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如前所述，本案借款合同属无效合同，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涉案担保合同亦为无效合同。2.一审判决已查明华昌达公司从未就涉案担保事宜召开过股东大会，但未查明在担保合同上加盖华昌达公司印章的人员以及该人员是否能够代表或代理华昌达公司使用印章，加盖印章的人员及其能否代表或代理华昌达公司是能否认定华昌达公司为颜华提供担保、以及华昌达公司是否存在过错的基本事实。一审判决径行认定借款合同上加盖了华昌达公司印章即构成华昌达公司为颜华提供了担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华昌达公司根本不知道涉案担保合同及加盖印章的情况，也从未作出过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以加盖印章、公司股东会未对加盖印章事宜进行追认为由认定华昌达公司存在过错亦缺乏法律依据。3.退一万步讲，即使华昌达公司存在一定过错，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华昌达公司承担的责任不应超过颜华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被上诉人邵天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根据现有证据，答辩人已经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将案涉借款实际支付至颜华账户，颜华也偿还了大部分借款本金及部分利息，借款合同真实有效。另外答辩人已将颜华偿还的利息全部予以扣减，原审法院认定的本金及利息金额无误。二、一审判决华昌达公司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华昌达公司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颜华以华昌达公司名义与答辩人签订案涉《保证合同》，该合同上加盖了华昌达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陈泽名章。一审时华昌达公司反复强调《保证合同》上华昌达公司公章及陈泽名章为假，《保证合同》系伪造，经鉴定证明该两印章均系由华昌达公司实际使用。虽然《保证合同》被一审法院认定无效，但足以说明华昌达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对于案涉《保证合同》无效，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邵天裔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颜华返还邵天裔借款本金13700万元，逾期利息15201300元（暂计算至2017年11月7日，后以年化24%的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共暂计152201300元；二、判令罗慧、华昌达公司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保全担保费用由各被告承担。经一审法院释明，邵天裔表示，如果其与华昌达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则请求判令华昌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7日，甲方（出借人）邵天裔与乙方（借款人）颜华共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颜华向邵天裔借款金额3亿元，借期60天，日利率0.1%，借款期限60天；同日，罗慧、华昌达公司分别与邵天裔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罗慧、华昌达公司为颜华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7年5月25日，邵天裔向鸣金投资中心出具《委托支付函》；同日，鸣金投资中心向颜华汇款3亿元。颜华及其指定人员于2017年5月22日、5月23日向鸣金投资中心支付两笔款项共计388.5万元；于2017年7月21日至10月16日期间归还本金共计1.63亿元并支付利息819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一）邵天裔与颜华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罗慧自愿为颜华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关于颜华应归还的借款本息。根据查明事实，邵天裔委托鸣金投资中心于2017年5月25日将3亿元款项出借给颜华，而颜华及其指定人员于收到借款前即通过鸣金投资中心返还了388.5万元。根据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故本案实际借款本金为3亿元-388.5万元=296115000元。截至2018年10月16日，颜华及其指定人员通过鸣金投资中心归还本金共计1.63亿元并支付利息819万元。故此，颜华尚欠邵天裔借款本金为133115000元；邵天裔在本案中主张计算至2017年11月7日的逾期利息为15201300元，未超出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罗慧自愿为颜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故其应当按约履行。另外，《借款合同》第八条约定，因颜华违约导致诉讼的，颜华应承担邵天裔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鉴于该合同并未明确约定颜华应承担的费用中包含保全担保费用，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二）华昌达公司为案涉借款签订《保证合同》法律效力的认定。经审查，华昌达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的《保证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主要理由如下：（1）华昌达公司章程规定对股东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本案中，邵天裔与华昌达公司均认可颜华为华昌达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故此，华昌达公司章程已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案涉借款提供担保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核批准。（2）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据此，华昌达公司在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且也是主债务人颜华提供担保时，依法须经华昌达公司股东会决议批准。（3）邵天裔未尽基本审查义务。华昌达公司系上市公司（股票代码300278），有关公司章程等信息均已依法公开披露，邵天裔理应对该上市公司在网上公告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担保等基本披露信息进行审查，但邵天裔对华昌达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是否已经过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审批未尽基本审查义务，存有不当。（4）华昌达公司自身存在过错。华昌达公司为主债务人且系公司主要股东的颜华提供保证，其明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本公司主要股东提供担保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但其未履行相应程序即盖章同意，事后亦未得到公司股东会追认授权，明显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等相关规定。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本案债权人邵天裔、保证人华昌达公司在订立《保证合同》时未经华昌达公司股东会决议批准，双方均存在过错，华昌达公司应对颜华承担的债务中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颜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邵天裔偿还借款本金133115000元以及利息15201300元（利息暂算至2017年11月7日，此后继续以未归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二、被告罗慧对颜华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罗慧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颜华追偿。三、被告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就颜华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连带赔偿责任；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颜华追偿。四、驳回原告邵天裔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80280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807807元，由颜华、罗慧负担787315，由邵天裔负担20492元。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颜华应负担诉讼费中的393657.5元承担共同责任。公告费300元，由颜华、罗慧负担。各方当事人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费用结算。二审期间，上诉人华昌达公司申请本院向有关部门调取本案借贷本金违法和邵天裔是否属于职业放贷人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作为上市公司，具有相应的诉讼行为能力，本案属于商事纠纷，应当强化当事人自己的举证责任，对华昌达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二审期间，华昌达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警方通报》截图，拟证明公安机关明确“中新力合系”公司涉嫌非法集资，要求将非法所得退缴公安机关。2、杭州拱墅区人民政府网站《关于陈某生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情况通报》，拟证明“中新力合系”公司主要人员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经被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被上诉人邵天裔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上述证据只证明有关人员涉嫌犯罪，该证据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根据现有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华昌达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和借款人颜华的欠款金额问题。虽然出借人邵天裔自认颜华于2017年11月1日委托王静华向鸣金投资中心支付的165.77万元利息属于借款人的还款，一审法院在计算时确实遗漏了该笔利息，但经核算，在扣除该笔利息后，邵天裔一审诉请的款项金额仍然低于借款人实际应付的金额，对原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请而判决借款人归还的本息数额，并未加重借款人和担保人的负担，故对一审法院判决确认的本案借款本息数额，二审可予维持。关于上诉人华昌达对外担保的效力问题，在无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借款合同属于无效的情况下，关于上市公司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对外担保的效力及上市公司民事责任问题，尽管邵天裔原审提交的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有华昌达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华昌达公司对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无证据证明华昌达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颜华的债务向邵天裔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故本案华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对外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同时，华昌达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其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决议等内容均属于公开披露事项，邵天裔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对华昌达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和履行了审慎的注意义务，故邵天裔在订立案涉《保证合同》时非善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及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7条之规定，华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保证合同》，邵天裔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案涉《保证合同》无效。至于保证人民事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本案中，《保证合同》虽无效，但华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法定代表人名章及公司公章，并在该合同中同意由华昌达公司对颜华案涉借款向邵天裔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对于上述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华昌达公司均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存在管理不当的过错责任，其应就因《保证合同》无效导致邵天裔信赖利益受损承担赔偿责任。由于邵天裔对《保证合同》无效也负有审查不严的过错责任，双方过错程度相当，故华昌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为主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同时，本院注意到，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和民事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后，经本院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603号、（2019）最高法民终1804号、（2019）最高法民终451号、（2019）最高法民终1524号等四个案件，不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是改判还是维持一审判决，在主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案件的终审判决中认为：上市公司签约代表越权，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存在内部管理不当,应对主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向债权人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华昌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2591元，由上诉人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范启其审判员  梅 冰审判员  伍华红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