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31民终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湘陵，男，197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焰壕，湖南金州（怀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怡均（曾用名郑小军），男，196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蓉，女，1986年10月15日出生，侗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谌杰，男，1980年7月18日，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立雄，男，1975年11月9日出生。上诉人杨湘陵因被上诉人郑怡均与被上诉人张立雄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保靖县人民法院（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向该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2018年4月17日,该院作出（2018）湘3125民撤1号民事裁定，对杨湘陵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予受理。杨湘陵提出上诉，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本院或者湘西州中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湘31民终503号民事裁定，驳回杨湘陵上诉，维持原裁定。杨湘陵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南省高院）申请再审。2019年5月29日，湖南省高院作出（2019）湘民再476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湘31民终503号及（2018）湘3125民撤1号民事裁定，由保靖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该第三人撤销之诉。保靖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2019）湘3125民撤1号民事判决。杨湘陵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元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湘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焰壕以及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蓉、谌杰参加诉讼。经本院依法传唤，被上诉人张立雄拒不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湘陵在原审中诉称：保靖县人民法院（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准予被告郑怡均处置保靖县高架桥二楼歌厅、放映厅、游乐场（以下简称本案诉争房产），所得款项用于偿还其与被告张立雄合伙开发保靖高架桥项目所欠的债务。但本案诉争房产实际已经卖给了杨湘陵，杨湘陵并于2003年7月16日办理了不动产登记。2015年郑怡均因合伙协议纠纷起诉张立雄时，杨湘陵并不知情。该判决损害了杨湘陵的民事权益。诉讼请求：1.撤销保靖县人民法院（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2.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张立雄在原审中辩称：保靖县人民法院（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审判原则，本案诉争房产应属张立雄个人财产，与郑怡均没有关系。应当撤销（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郑怡均本人未参加原审庭审，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因杨湘陵对郑怡均委托参加庭审诉讼活动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田维东的代理资格提出异议，保靖县人民法院认为异议理由成立，责令田维东退出庭审活动。故郑怡均一方没有表述答辩意见。保靖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00年10月29日，郑怡均以湖南省第三建筑公司怀化分公司（以下简称省三建怀化分公司）名义，与保靖县建设委员会签订《合作开发建设合同》。合同主要约定：保靖县建设委员会提供保靖县中医院至县农行地段土地4.5亩，省三建怀化分公司在此地段修建长280米、宽7米高架桥，桥下修建门面100个；修建费用由省三建怀化分公司出资，修建门面归该公司所有。合同签订后，郑怡均又以省三建怀化分公司名义与保靖县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实际施工人滕树华）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将高架桥项目发包给滕树华组织施工。在施工过程中，郑怡均由于资金紧张，经别人介绍，张立雄入股，与郑怡均共同开发。共同开发不久，郑怡均停止项目投入。2001年8月27日，省三建怀化分公司、保靖县建设委员会、施工单位（滕树华）、福建省土木建筑开发公司第七分公司（张立雄借用该公司资质）共同署名，给郑怡均出具书面函，在函中认定郑怡均股金为57万元，扣除相关款项，最终实际投入资金14万元。上述单位还在书面函中明确因郑怡均避而不见，待高架桥项目完成后，视增资情况，酌情予以考虑郑怡均股份。书面函发出后，张立雄独自开发完成高架桥项目。张立雄由于资金不足，于2002年6月7日向保靖县农业银行贷款110.4万元用于项目开发。2003年，保靖县高架桥项目完工。张立雄支付部分工程款给滕树华，尚欠工程款用高架桥部分门面抵偿清结。因当时高架桥门面销售价格不佳，张立雄不能偿还保靖县农业银行贷款，便离开保靖县，从此下落不明。2005年4月，滕树华向保靖县人民法院起诉省三建怀化分公司、郑怡均，请求判令两被告偿还借款30万元。该法院判决郑怡均偿还滕树华30万元借款。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郑怡均后支付滕树华30万元工程款，但没有支付利息。2012年9月26日，因张立雄不能偿还贷款，保靖县农业银行起诉张立雄。保靖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张立雄偿还所借贷款，并发生法律效力。该院后根据保靖县农业银行的执行申请，依法委托拍卖机构将高架桥部分门面拍卖，拍卖价款为271.1万元，全额支付保靖县农业银行贷款本息，再扣除案件诉讼费、执行费、房地产评估费、拍卖佣金等费用，尚余资金52万元。保靖县高架桥还剩余本案诉争房产没有处置。2014年11月，郑怡均因与张立雄合伙协议纠纷，向保靖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张立雄退还57万元投资款和利息。该院于2015年3月23日作出（2014）保民初字第51号判决：一、张立雄退还郑怡均保靖县高架桥项目入股资金14万元及利息，该款可从高架桥拍卖价款中扣除；二、驳回郑怡均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8月，郑怡均又因与张立雄合伙协议纠纷，诉至保靖县人民法院，请求分配合伙财产。该院于2015年11月18日作出作出（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一、准予郑怡均保管与张立雄合伙开发保靖县高架桥房产处置剩余价款的一半即26万元，该款存于保靖县人民法院执行案款账户；二、准予郑怡均处置保靖县高架桥二楼歌厅、放映厅、游乐场（即本案诉争房产），所得款项用于偿还其与张立雄合伙开发所欠的债务。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郑怡均后依据（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将准予其处置的本案诉争房产的产权登记在其夫妻二人名下，证书号分别为保房权证号QY701字第716000779号及第716000780号。郑怡均夫妻后将本案诉争房产出售给王国联、向红群、王涛。因发现本案诉争房产均被石邦祥、向元交占有使用，郑怡均夫妻遂向保靖县人民法院分别起诉石邦祥、向元交，请求判令该二人返还占有的本案诉争房产。该院依职权追加省三建怀化分公司、福建省土木建筑开发总公司第七分公司、张立雄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该两案诉讼。杨湘陵以案涉标的物系其所有为由，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该两案诉讼，被准许。在该两件占有物排除妨害纠纷案审理过程中，王国联、向红群、王涛申请以第三人参加诉讼。该两案均认定“本案诉争门面房屋所有权证所有人登记为郑怡均（共有人为余小英），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也是郑怡均。虽然杨湘陵提供保房迁-701共字第00000186号房屋共有权证将诉争标的门面被包含在内，但保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系统数据库及纸质档案均无杨湘陵所持的证号为保房迁-0701共字第00000186号房产的登记材料。”该院对两案作出判决：一、位于保靖县迁陵镇高架桥二楼的保房权证号QY701字第716000779号及第716000780号门面归王国联、向红群、王涛所有；二、驳回其他人的诉讼请求。杨湘陵对两案判决均提起上诉。湘西州中院当时实际上考虑到杨湘陵诉郑怡均、张立雄第三人撤销之诉尚在审理中，须以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生效裁判结果为前提等为由，裁定撤销该两件占有物排除妨害纠纷案的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另查明，张立雄开发案涉项目时，杨湘陵等人购买了案涉部分门面和摊位。杨湘陵于2003年7月16日取得了三份房产证，保房迁-701共字第00000186号、保房权证迁-701字第00008556、保房权证迁-701字第00008554号。经保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对，该登记中心登记系统数据库及纸质档案均无以上三份房产证的不动产登记记录。杨湘陵也未向保靖县人民法院提供购买该三处房产的买卖合同、契税及付款凭证。保靖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杨湘陵所持有的房产证是否对案涉房产享有所有权。通过庭审举证、质证，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本案中，杨湘陵提交的三份房产证，在保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系统数据库及纸质档案均无该三处房产的所有权登记记录，杨湘陵也没有提交房屋买卖合同及购买该房产的付款凭证和所缴纳的房产契税，故对本案诉争房产不享有所有权。杨湘陵主张该案涉房产存在重叠，其提供的证据，没有扎实的依据来佐证。故对杨湘陵的主张，该院不予采纳。被告张立雄提出撤销（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因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其请求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其可另行主张权利。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湘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杨湘陵承担。杨湘陵上诉请求：1.撤销保靖县人民法院(2019)湘3125民撤1号民事判决；2.撤销保靖县人民法院(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杨湘陵所持房产证的房产与(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确定的房产是存在重叠的。二、上诉人购买涉案房产的事实能够确定，上诉人享有涉案房产的物权。上诉人是2003年购买了涉案房产并办理了产权证，至今已经16年。上诉人不可能将所有文件保管完整，那么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产权证就是证实当初购买涉案房产的主要证据。且上诉人在一审中亦提交了当时合同的草稿件（加盖了项目部公章）。对于发生了16年的事情，能够有产权证及合同草稿件予以证实买卖行为，应当予以确认。我国《物权法》出台时间是2007年，上诉人产权证颁发在前，房产部门未有产权登记，不影响上诉人产权证的效力，即使未登记亦是房产部门自身问题导致未登记。因此，不能以上诉人产权证在房产部门查不到原始登记从而认定上诉人不享有涉案房产的物权。三、(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明显错误，并损害了上诉人民事权益。保靖县人民法院(2014)保民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及(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合议庭审判长为同一人，而该两个案当事人均是张立雄及郑怡均，案由均为合伙协议纠纷。前生效判决已经确定张立雄与郑怡均合伙关系已经清算情况下，保靖县法院在前判决生效几个月后又受理郑怡均诉张立雄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并作出实体判决，明显违背“一事不再审”原则。本案一审判决对于(2014)保民初字第51号判决及(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判决的矛盾性及错误性只字未提，想尽办法找尽理由以认定上诉人不具有涉案房产物权，从而规避不去认定(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判决的错误性，影响司法公正。被上诉人郑怡均答辩称：上诉人杨湘陵说不出16年前是谁给他卖的房。16年前加盖公章人知不知道卖房的事情经过。卖方这么大的收入，该公司应该有入账记录，税务局应该有证明。杨湘陵对此提供不出任何佐证和证据，是想通过不法手段将被上诉人依据保靖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取得的合法财产据为己有。对杨湘陵提交的三份房产证，经一审法院法官多次查证，在保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系统数据库及纸质档案均无该三处房产的所有权登记记录。杨湘陵仅依据该三份房产证主张权利，不符合我国《物权法》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条款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本院一再明确要求，被上诉人张立雄没有提交答辩状，也没有依法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二审中，上诉人杨湘陵新提交一份《商业店面销售合同》草稿件，拟证明本案争议房产系上诉人所有。上诉人认为，连同原已经提交的（2019）湘民再76号民事裁定书，该组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对（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判决存在利害关系以及（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判决内容损害了上诉人民事权利。被上诉人郑怡均代理人质证称，以前从没见过这个《商业店面销售合同》，该合同不是真实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在保靖县人民法院2018年、2019年分别审理的原告杨湘陵诉被告郑怡均、张立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中，原告杨湘陵除提交产权证外，没有提交其它证据证明其与保靖县高架桥项目部发生了真实、合法的商业门面买卖合同关系；在以前相关诉讼中，两被告郑怡均、张立雄均明确否认该产权证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对杨湘陵提交的三份房产证，该院及本院承办法官在审理（2018）湘3125民撤1号及（2018）湘31民终503号过程中，分别到保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核对，该登记中心登记系统数据库及纸质档案均无以上三份房产证的不动产登记记录。因此，对保靖县人民法院在（2019）湘3125民撤1号民事判决书中表述的“另查明，张立雄开发案涉项目时，杨湘陵等人购买了案涉部分门面和摊位。”事实，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保靖县人民法院在（2019）湘3125民撤1号民事判决书中表述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以下三部分事实：在保靖县人民法院两次审理杨湘陵诉郑怡均、张立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及相关的房屋管理行政登记案、占有物排除妨害纠纷案中，张立雄本人均没有出庭应诉，但大多数案件中委托了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张立雄一方提交的答辩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辩论中，均主张本案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应归于张立雄，对于杨湘陵主张其在2003年7月从保靖县高架桥开发商项目部购买了本案诉争房产的事实，不予认可。在保靖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的两件占有物排除妨害纠纷案中，被告石邦祥、向元交均称保靖县当地人徐道斌是张立雄离开保靖县后的高架桥项目代办人，负责向他们收取租金；徐道斌死后，是滕树华向他们收取租金。第三人王涛则称徐道斌是张立雄、郑怡均在开发保靖县高架桥项目时请来管工的，收取租金只是抵扣其工资。对此说法，杨湘陵并没有明确反驳。湖南省高院（2019）湘民再476号民事裁定书第10页表述道“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杨湘陵提交了《商业店面销售合同》和起诉时提交的房产权证等证据材料。”本案争议焦点是：能否认定上诉人杨湘陵主张的其于2003年7月合法取得本案诉争房产所有权的事实。本院认为，我国建立对包括房屋在内的不动产实行产权登记制度由来已久，在本案诉争的2003年7月商业门面买卖及产权登记行为之前，就已经全面建立了从申请、审核、登记、颁证到资料存档、档案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至今有效，人民法院审理本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案，有义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判，否则应视为违法。杨湘陵主张的我国《物权法》出台时间是2007年，其持有的产权证颁发在前，房产部门未有产权登记，不影响其产权证的效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诉人杨湘陵对其主张的其于2003年7月合法取得本案诉争房产所有权的事实，应该承担举证责任，且是结果意义上举证责任。因为保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证明称该中心没有杨湘陵持有的保房迁-701共字第00000186号、保房权证迁-701字第00008556、保房权证迁-701字第00008554号三份房产证的不动产登记记录，且没有作出有关登记资料可能遗失等进一步说明，经原审法院及本院的承办法官在审理（2018）湘3125民撤1号及（2018）湘31民终503号案件过程中，分别到保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核对，该登记中心登记系统的数据库及纸质档案均无杨湘陵据以主张权利的该三份房产证的不动产登记记录，所以，对该三份房产证的合法性不能确定。对于合法性不能确定的该三份房产证，本院不能直接作为持有人杨湘陵对本案诉争房产享有产权的充分依据而予以认定。只有在杨湘陵能够提交证据充分证明其主张的2003年7月其与保靖县高架桥项目开发商签订了关于本案诉争房产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且其全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这种合法、真实的基础交易关系存在时，为保护善意购买人合法权益，本院才能够一并考虑到杨湘陵持有该三份房产证的事实，依法认定杨湘陵是本案诉争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因此，上诉人杨湘陵应该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的2003年7月其与保靖县高架桥项目开发商签订了关于本案诉争房产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且其全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这种合法、真实的基础交易关系客观存在，并对此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杨湘陵在据称2019年5月之前向湖南省高院申请再审时就向该院提交了《商业店面销售合同》草稿件，但在随后保靖县人民法院及本院审理本案及相关纠纷案件时，杨湘陵无论是作为原告、第三人或者上诉人，均未向受诉人民法院及时、主动提交该《商业店面销售合同》草稿件以供对方当事人质证和人民法院审查。在保靖县人民法院2019年9月一审审理本案期间，作为原告的杨湘陵在庭审前和庭审中都没有主动提及有此证据，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才将《商业店面销售合同》草稿件的图片，通过手机发给承办法官，但同时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在此基础上与卖方实际签订了正式的《商业店面销售合同》。且该证据系部分主要内容不确定、形式不完备的草稿件。因此，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有充分理由高度存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之规定，本院对该《商业店面销售合同》草稿件不予采信。上诉人杨湘陵一直没有举出其他证据以证明其与卖方实际签订了关于本案诉争房产的《商业店面销售合同》，也没有举出其缴纳购房款收据、纳税凭证等相关证据以佐证。杨湘陵虽然一直主张其在购买本案诉争房产后，委托保靖县本地人徐道斌进行管理并收取租金，却不能提交其与徐道斌签订的委托合同以及徐道斌据此合同向杨湘陵转交收取的租金的证据以证明。在相关纠纷案对方当事人主张“徐道斌是张立雄、郑怡均请来管工的，（徐道斌）收取租金只是抵扣其工资”以及“徐道斌死亡后，本案诉争房产的的租金都被滕树华收取了”等事实时，杨湘陵不能对此作出充分合理解释。因此，对杨湘陵主张的存在2003年7月其与保靖县高架桥项目开发商签订了关于本案诉争房产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且其全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这种合法、真实的基础交易关系的事实，因杨湘陵所举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本院不予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杨湘陵应该因为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并负有结果意义上举证责任的事实，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对其主张的其于2003年7月合法取得本案诉争房产所有权的事实，依法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湘陵主张的其于2003年7月购买涉案房产的事实能够确定、其享有涉案房产物权的上诉理由，明显违背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也与本案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明显不符，因而不能成立。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杨湘陵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关键在于其主张的其于2003年7月合法取得本案诉争房产所有权的事实能否依法认定。保靖县人民法院在审理（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郑怡均与张立雄合伙纠纷案件中是否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不是在本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撤销（2015）保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的法定依据。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然表述的裁判理由不够全面，但处理结果恰当，应予维持。上诉人杨湘陵今后如果能够举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存在2003年7月其与保靖县高架桥项目开发商签订了关于本案诉争房产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且其全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这种合法、真实的基础交易关系，自然可以依法向合同相对方或其它责任人主张权利。但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也不影响本案正确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湘陵承担。本案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贤周审判员  杨光福审判员  曾浩恒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钱一剑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