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苏0812行初253号原告徐震海，男，1976年2月6日生，汉族，住淮安市。委托代理人薛忠凯，江苏安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俞建文，江苏安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教产业发展办公室，住所地淮安市枚皋路19号。法定代表人陈静，该办公室主任。出庭负责人许文虎，该办公室副书记。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枚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明远东路18-1号。法定代表人徐超，该办事处书记。出庭负责人田崇玉，该办事处副主任。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扬，江苏凯仕曼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剑，江苏凯仕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震海诉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教产业发展办公室（以下至裁判主文前简称开发区科教办）、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枚乘街道办事处（以下至裁判主文前简称枚乘街道办）确认拆除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立案后，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震海的委托代理人薛忠凯，被告开发区科教办的出庭负责人许文虎、被告枚乘街道办的出庭负责人田崇玉及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扬到庭参加诉讼。因案件疑难复杂，报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震海诉称，原告于2015年6月9日以369875元的价款拍得项瑞戗、吴清花位于开发区枚乘街道办李集村的房屋，清河法院（2014）河执恢字第004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上述房屋归原告所有，此后原告搬入该房居住。2018年，原告因个人原因不经常在此房屋居住。2018年11月，原告去此房屋取东西时却发现上述房屋已被拆除，房屋内外物品也无踪影。原告报警，枚乘路派出所出警，原告才得知被告开发区科教办与案外人王玉兰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将原告应得的权益补偿给了王玉兰，同时原告的房屋被拆除。此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处理此事，被告一直未处理。综上，原告是涉案房屋的合法所有人，被告在未与原告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拆除房屋，其行政行为违法，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予全面赔偿。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两被告拆除原告位于开发区枚乘街道办事处李集村七组房屋的行为违法；2、判决两被告对所拆除的房屋恢复原状或按不低于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赔偿；3、判决两被告赔偿原告房屋内外物品损失50万元。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徐震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4）河执恢字第0048号执行裁定书、电费缴费卡，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原告。2、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证明原告通过法院拍卖程序拍得了涉案房屋。2016年11月22日接收房屋时，遭到王玉兰侄儿占怀美的阻拦。经过派出所处警处理，原告将涉案房屋进行接收。3、《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本案被告未经过原告的同意与案外人王玉兰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将原告的房屋认定为是王玉兰所有。4、枚乘路派出所受案回执，证明原告在发现自己的房屋被非法拆除后，向公安机关报案。5、淮安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立案告知单，证明原告的房屋被非法拆除以后经公安机关审查符合刑事立案的条件，已经以诈骗案件立案。6、原告房屋内外物品损失清单，证明原告损失情况。7、（2019）苏0812行初66号案件庭审笔录、谈话笔录，证明涉案房屋系由二被告拆除。8、（2019）苏0812行初66号行政裁定书，证明之前该案程序中，原告发现枚乘街道办也应是本案的被告，故原告撤回66号案件的起诉，重新进行了起诉。被告开发区科教办辩称，案涉房屋的拆迁是依据枚乘街道办李集村委会发布的《房屋拆迁通告》，原告将科教办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因案涉的李集村片区村庄原本环境较差，当地居民时有反映，要求改善生活环境的意见很大。为尽快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李集村委会于2018年8月8日发布《房屋拆迁通告》，帮助当地居民改善居住环境。该份通告属于自愿搬迁的协议拆迁通告，搬迁与否仍由住户自己决定。据此，案涉房屋的拆迁是基于李集村委会发布的《房屋拆迁通告》，拆迁主体和拆迁实施单位均不是科教办。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科教办的起诉或诉讼请求。被告开发区科教办于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8月8日李集村民委员会发布的《房屋拆迁通告》，证明涉案房屋被拆的拆迁单位是李集村委会而非被告，涉案房屋的拆迁对象是居住在此的本村居民，拆迁目的是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拆迁的性质是自愿协议搬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证明原告要求科教办承担责任的诉请不应当予以支持。被告枚乘街道办辩称：一、案涉房屋的拆迁是依据枚乘街道办李集村委会发布的《房屋拆迁通告》，拆迁主体和拆迁实施单位均不是枚乘街道办，原告将枚乘街道办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二、李集村委会发布《房屋拆迁通告》后，案涉房屋的所有人王玉兰主动找到李集村委会，表示愿意搬迁。经核实，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为王玉兰。2018年8月15日，因王玉兰年岁较大，腿脚不便，李集村委会工作人员到案涉房屋处，与其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等材料。因王玉兰文化较低，由其同在现场的儿子项瑞戗代其签署了“王玉兰”名字，由王玉兰本人加按手印。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后，双方约定给王玉兰一周腾空房屋的时间。2018年8月22日，王玉兰一户将腾空后的房屋交付给李集村委会，李集村委会对该房屋进行了拆除。在案涉房屋拆迁过程中，李集村委会从未被告知案涉案涉房屋已经被法院拍卖，王玉兰户也一直主张案涉房屋归其所有。据此，原告主张案涉房屋的拆除及安置补偿程序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案涉房屋拆除程序属于协议拆迁的自愿搬迁程序，案涉房屋所属的地块属于集体土地，目前不符合征收的条件，仅是因为当地居民要求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较大，才通过协议拆迁的方式，帮助当地居民搬迁。原告要求法院判令对案涉房屋进行征收，违反了“司法不干预行政”的基本法律原则。四、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房屋内外物品损失50万元”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李集村委会在接收案涉房屋时，案涉房屋已经腾空，没有任何物品，原告主张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被告枚乘街道办于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8月8日《房屋拆迁通告》，证明涉案房屋被拆的拆迁单位是李集村委会，而非被告，涉案房屋的拆迁对象是居住在此的本村居民，拆迁目的是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拆迁的性质是自愿协议搬迁。2、原始土地登记表，证明涉案房屋所属的宅基地登记人为王玉兰之子项瑞戗，经核实，项瑞戗主张其母王玉兰为涉案房屋的所有人。3、2018年8月15日《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协议中王玉兰字样为其子项瑞戗所写，手印为王玉兰所按，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人及实际居住人王玉兰一户自愿与李集村委会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书。4、2018年8月15日《安置房通知单》，通知单中王玉兰字样为其子项瑞戗所写，手印为王玉兰所按。5、2018年8月22日《旧房接收交割单》，交割单中王玉兰字样为项瑞戗所写，手印为王玉兰所按。6、2018年10月8日领取拆迁补偿款的凭证，王玉兰和占怀美身份证复印件。证据4-6、证明签署了安置补偿协议书后，王玉兰一户依约腾空了房屋，并领取了安置房及补偿款。7、2018年12月5日《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完毕近两个月后，李集村委会才知晓涉案房屋被法院拍卖的事实。8、2019年1月30日报案情况说明，证明2018年12月17日，在了解核实涉案房屋拍卖事实后，李集村委会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告知已经于2018年12月14日因他人报案立案调查。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9-10证明原告的诉请不应当予以支持。经庭审质证，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辩论意见，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15年7月8日，本院（原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河执恢字第0048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项瑞戗、吴清花位于淮安经济开发区枚乘路街道办事处李集村七组房屋进行拍卖，于2015年6月9日被徐震海以369875元拍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项瑞戗、吴清花位于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路街道办事处××组房屋归徐震海所有。该房屋在司法拍卖过程中，由本院作出（2015）河法司鉴委字第72号《司法评估委托书》委托淮安清华房地产评估与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其进行评估。2015年4月25日淮安清华评估公司向本院出具《至委托方函》，载明：实地测量房屋建筑面积为434.27平方米，二层局部另有夹芯板房37.67平方米，估价对象房屋（不含土地）在价值时点（2015年4月16日）评估价值为356075元，另有围墙、地坪、假山、简易厕所等附属设施评估价值11800元，以上合计367895元。2016年11月22日，淮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编号112200006《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显示，报警人：匿名。地址：李集村7组57号。简要报警内容：家里门锁被人撬了，人都在现场。处警经过及结果：处现场，系报警人占淮（怀）美称亲戚房屋门锁被人更换，后孙素华出示法院文书证明，该房屋已归孙素华所有，正当更换门锁，占淮（怀）美表示理解。后经核实，孙素华系原告徐震海岳母，占怀美系案外人王玉兰侄儿。之后，原告徐震海取得房屋后将门锁换掉，在屋内配置了家电、家具、锅碗瓢盆等基本生活用品，并委托其岳母孙素华和其他亲属偶尔居住并照看房屋。2018年期间，原告徐震海及其岳母孙素华等亲属均未去过案涉房屋。2018年8月8日，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教园枚乘路办事处李集村民委员会作出淮开枚通字[2018]第002号《房屋拆迁通告》，主要内容为：因淮安市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复审工作需要，依据省市贯彻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和农民集中居住精神，根据上级对李集片区进行村庄环境整治工作要求，现决定对李集村范围内的部分房屋及附属物进行拆迁安置。具体拆迁实施工作由李集村委会负责，枚乘路办事处负责指导、监督。……一、项目名称：李集村庄环境整治、文明城市创建（二标段）；二、拆迁范围：李集村范围内部分房屋。三、拆迁期限：2018年8月13日至2018年10月12日。……通告发布后，被告枚乘街道办组建拆迁工作组，工作组成员由街道拆迁办工作人员和有关村的村干部组成。案涉地块房屋拆迁的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均系地方财政统一拨配。因案涉地块土地为农村集体土地，暂不符合征收的条件，故经被告开发区科教办同意，以李集村委会的名义发布拆迁通告，以被告开发区科教办的名义与村民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被告开发区科教办未直接参与具体拆迁工作。2018年8月15日，被告枚乘街道办拆迁组工作人员以被告开发区科教办（拆迁人、甲方）的名义与案外人王玉兰（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内容主要为：甲方因李集村庄环境整治项目建设需要，需拆迁乙方位于枚乘路（办事处）李集村七组的房屋，面积434.48平方米（其中：合法面积315.65平方米）。根据房屋拆迁有关规定，经协商现就拆迁补偿安置有关事项订立如下协议。该协议中约定，拆迁人补偿给案外人王玉兰明远佳苑小区一套房屋房屋，面积为110平方米，李集小区三期三套房屋，面积分别为83.69平方米、85.23平方米、120平方米，并补偿案外人王玉兰其他费用57716.05元。当日，案外人王玉兰签署《安置房通知单》，载明安置房屋的小区名称、楼号、房号及面积等，动迁小组经手人及动迁小组组长签名。同年8月22日，案外人王玉兰签署《旧房接收交割单》，实施单位及工程队分别签字。同年10月8日，开发区枚乘路办事处项目拆迁补偿结算凭证显示，王玉兰户拆迁补偿费人民币57716.05元由案外人占怀美代为领取，审核人、复核人、批准人处均无人签字，只有李集村委会盖章。后经查明，上述协议由案外人王玉兰之子项瑞戗在街道办代为签字，签好后拆迁组工作人员和项瑞戗一起拿着协议在案涉房屋内找到王玉兰按手印。其他通知单、交割单等材料也均由案外人王玉兰之子项瑞戗代为签字，由王玉兰按手印。2018年8月22日左右，由李集村委会组织人员将案涉房屋予以拆除。2018年11月，原告徐震海发现案涉房屋被拆除，经了解相关情况后报警。2018年11月15日，枚乘路派出所向原告徐震海出具《受案回执》，主要内容为：你于2018年11月14日报称的徐震海房屋被诈骗一案我单位已受理。2018年12月26日，淮安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向原告徐震海作出开公（枚）立告字[2018]241号《立案告知单》，你于2018年11月14日向我局报案的徐震海被诈骗一案，经我局审查，认为符合刑事立案条件，……已决定立案。2019年1月30日，枚乘路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18年12月17日16时许，我所接到项克剑（李集村委会书记）反映原李集村七组49号项瑞戗的房屋被拆迁后，村委会接到徐震海提供的法院判决书得知，该房屋是徐震海从原清河区法院司法拍卖中购得。于是将该情况向我所反映，民警告知其该案件我局已于2018年12月14日立案调查。目前该案仍在办理中。原告徐震海认为二被告违法拆除其依法通过司法拍卖程序取得所有权的案涉房屋，故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两被告拆除原告位于开发区枚乘路街道办事处李集村七组房屋的行为违法；2、判决两被告对所拆除的房屋恢复原状或按不低于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赔偿；3、判决两被告赔偿原告房屋内外物品损失50万元。另查明，2012年6月15日，江苏省机构编制委员会苏编[2012]17号《关于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关机构问题的批复》载明，同意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设置6个派出机构（规格均为正处级）：出口加工区管理办公室、留学人员创业园管理办公室、盐碱科技产业发展办公室、科教产业发展办公室、空港产业发展办公室、软件产业发展办公室。2017年1月26日，淮开委发[2017]32号《关于园办机构整合部分人员调整的通知》载明，经党工委会议研究决定，将科教产业发展办公室和枚乘路办事处机构整合，将空港产业发展办公室和金港路办事处机构整合。整合后所涉工作人员，按照人随事走、身份不变的原则，进行岗位整合，所有岗位整合均为挂职、仍保留原职务职级。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拆除主体如何确认，开发区科教办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本案拆除行为是否合法？三、原告徐震海的损失如何赔偿？一、关于本案的拆除主体如何确认，开发区科教办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原告徐震海提起诉讼基于的是其房屋被拆除的基本事实，故对其房屋实施拆除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经查，虽然被告枚乘街道办以李集村委会的名义发布拆迁通告，且实际上由李集村委会组织人员将案涉房屋拆除，但案涉地块的拆迁工作具体由被告枚乘街道办组建的拆迁工作组负责，该工作组由街道拆迁办工作人员和相关村干部组成，客观上拆迁补偿事宜的协商及协议的签订均是由拆迁工作组具体负责，拆迁补偿的资金及安置房也均由地方财政负担，故李集村委会的行为系受被告枚乘街道办委托，相应的法律责任应由委托机关即枚乘街道办负责，故被告枚乘街道办被告主体适格。而被告开发区科教办并未实际参与案涉地块拆迁工作，更未参与案涉房屋拆迁补偿的协商、拆除等具体实施工作，故被告主体不适格。经本院依法释明，原告明确表示拒绝撤回对被告开发区科教办的起诉，故本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开发区科教办的起诉。二、关于本案拆除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本案中，被告枚乘街道办举证提供2018年8月15日开发区科教办（拆迁人、甲方）与王玉兰（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作为拆除的依据。但，经生效执行裁定书确认案涉房屋已经经过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程序，所有权人为原告徐震海所有。故被告枚乘街道办提供与案外人王玉兰签订的该协议书作为拆除案涉房屋的依据，显然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故被告枚乘街道办对案涉房屋实施的拆除行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属于违法行为。鉴于被告的强除行为已经实施完毕，无可撤销的内容，故依法应确认该拆除行为违法。三、关于原告徐震海的损失如何赔偿的问题。本案中，原告徐震海主张的损失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对所拆除的房屋恢复原状或按不低于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赔偿；（二）赔偿原告房屋内外物品损失50万元。本院分别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房屋及附属物损失的赔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案涉房屋已经被拆除完毕，所在村的其他房屋均已拆除完毕，案涉地块已经纳入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和农民集中居住规划，故案涉房屋已无恢复原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只能依法由被告枚乘街道办对其违法拆除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通过支付赔偿金的方式承担赔偿责任，故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对案涉房屋恢复原状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以不低于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赔偿的诉请，因原告是通过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程序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但其并非李集村委会的村民，无权享有集体组织成员依法所享有的拆迁政策和补偿标准，故对于原告此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行政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损失，行政赔偿的范围限于行政行为本身对受害人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产生的直接损失，故被告应就案涉房屋的实际市场价值对原告予以赔偿。鉴于案涉房屋已被拆除，无法勘察现场，也无法再通过鉴定、评估等方式确定被拆除房屋的实际市场价值，本院只能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通过走访、询价等方式调查了解案涉地块安置房市场价格，本着相对有利于受害人的基本原则，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首先，案涉房屋在2015年司法拍卖过程中，已经由人民法院委托第三方进行了市场价值评估，实地测量房屋建筑面积为434.27平方米，二层局部另有夹芯板房37.67平方米，估价对象房屋（不含土地）在价值时点（2015年4月16日）评估价值为356075元，另有围墙、地坪、假山、简易厕所等附属设施评估价值11800元，以上合计367895元。案涉房屋拆除之前枚乘街道拆迁工作组也委托了江苏先河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估价报告载明：房屋实体状况为1#房屋为砖混结构，砖墙承重，内外墙粉刷，钢筋混凝土土板楼面，平瓦屋面，平均层高为3.9米，朝向为南。2#房屋为砖混结构，砖墙承重，内外墙粉刷，钢筋混凝土土板屋面，层高为3.6米，朝向为西。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2018年7月25日）的房屋拆迁补偿单价为1#房屋626.00元/平方米；2#房屋521元/平方米。上述评估价值为房屋重置价（成本价），作为合法前提下拆迁补偿的价格依据。本案中，各方对案涉房屋的面积、结构等基本事实均无异议。第二，淮开管发[2011]63号《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安置有关标准调整的规定》附件开发区各区域安置房指导价和市场价明细表中显示，枚乘办事处李集小区指导价为2300元/平方米，安置房市场价为2750元/平方米。第三、被告枚乘街道办以开发区科教办的名义与案外人王玉兰（项瑞戗）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实际履行。被告枚乘街道办就案涉房屋补偿给案外人王玉兰明远佳苑小区一套房屋房屋，面积为110平方米，李集小区三期三套房屋，面积分别为83.69平方米、85.23平方米、120平方米，并补偿案外人王玉兰其他费用57716.05元。第四、为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减少当事人诉累，也本着实际解决行政争议的目的，本院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中所反映的房屋实际状况，通过向房屋价值评估机构以及房地产销售部门询价，了解到李集小区及周边小区毛坯房市场价4000元/平方米-6000元/平方米不等。综上几点客观因素，本院综合考量原告通过司法拍卖程序购得房屋，但原告不是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无权享受到当地村民同样的拆迁安置待遇。案涉房屋属于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目前尚不能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且案涉房屋本身所在区域并不具备周边封闭式小区的配套物业服务和绿化条件。结合当地房地产行业市场价格的行情以及拆迁安置房源的市场价格和当地群众生活水平以及被告拆除行为的违法性等因素，综合认定案涉房屋（含围墙、地坪、假山、简易厕所等附属物）的赔偿标准为3500元/平方米，赔偿金额为434.27平方*3500元/平方米=1519945元。（二）关于房屋内物品损失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正或者依法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且被告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人民法院可在原告就损失金额所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损失金额认定。但是，在被告也不能提供证据对损失金额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并非必须按照原告提出的赔偿项目和数额，判决被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确定行政赔偿数额，必须要有基本的事实依据。在双方对损失情况均不能举证证明，且无法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理等，酌情确定损失数额。本案中，原告主张房屋内物品损失为50万元，并提供了物品清单，其中包括电视机、冰箱、真皮实木沙发、热水器、空调、餐桌椅、家具组合、酒柜、酒、字画、瓷器、图书等。一方面原告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上述动产的存在及实际价格，也未能提供间接证据佐证并合理说明上述动产的来源及使用情况，原告对各项动产损失的举证并不充分；另一方面，案涉房屋拆迁前长期无人居住，拆迁工作组工作人员对房屋组织调查、评估和李集村委会组织人员拆除时也未发现存在上述如此明显且贵重的物品，故原告上述主张不具有合理性，本院不予采纳。但考虑到原告及其亲属确实在案涉房屋内居住过，且缴纳过电费等事实，关于原告提出的房屋内还存在旧电视、旧空调、旧家具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等诉讼意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鉴于被告在原告不知情、不在场的情况下违法实施了拆除行为，导致原告无法及时将房屋内部分仍有利用价值的旧电视、旧空调、旧家具以及其他生活用品搬离，客观上造成了原告的损失。因为相关物品已经灭失，无法再通过鉴定、评估的方式确定其市场价值，双方也均未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实，故本院综合案件实际情况，参考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本着有利于受害人的原则，酌情认定案涉房屋内旧电视、旧空调、旧家具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等损失为20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枚乘街道办事处拆除原告徐震海所有的位于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枚乘街道办事处李集村七组房屋的行为违法。二、判令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枚乘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徐震海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539945元。三、驳回原告徐震海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枚乘街道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收款人：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清江浦支行，账号：62×××50）（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周万春审 判 员  左文洁人民陪审员  方鸿君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束佳佳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