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3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中平，男，汉族，1986年01月15日生，住四川省大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春，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红，女，汉族，1977年05月07日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兴安，四川法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辉，女，汉族，1986年02月12日生，住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春，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汪中平与被上诉人郭红，原审被告王辉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4民初2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汪中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春，被上诉人郭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兴安，原审被告王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中平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4民初235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驳回郭红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郭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违法。1.该案立案时是普通程序，但第一次庭审时,采用简易程序一人审理；2.原审对郭红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错误；3.原审合议庭成员变更未提前通知当事人。二、原审事实认定不清。1.双方当事人系合伙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因为汪中平认为本案是合伙纠纷，所以原审法院不能对双方的经济往来进行清算，原审法院滥用职权。双方在派出所主持调解时所签《协议》，是因汪中平受到郭红胁迫，所签《协议》不是汪中平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计算双方资金往来时，未计算汪中平被郭红强行索要的7万元和汪中平替郭红归还龚万菊的51.9万元；2.郭红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超过举证期，原审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且郭红提交的两份《租赁合同》内容虚假，汪中平未在合同上签字捺印。因为双方签订了两份租赁合同，且均为交付租金、租赁时间重合，所以双方是合伙关系；3.郭红向汪中平转账33万元，但转款未备注该款系“借款”，汪中平也不承认这是借款。汪中平向龚万菊转款51.9万元应认定为归还郭红的借款。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认定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系民间借贷，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郭红答辩称：汪中平所提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是借贷关系而非合伙关系，即使汪中平与范伯乐是股东关系，但也与本案无关，双方在涪城区公安局城郊派出所签订了还款协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郭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汪中平、王辉向郭红偿还借款45万元，并偿还汪中平透支郭红的信用卡资金24000元，并从2018年3月17日始按10%年息承担资金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其中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利息为37500元；2.汪中平、王辉对郭红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诉讼费由汪中平、王辉承担。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 1.汪中平于2017年9月1日向郭红出具借条、收条各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郭红现金45万元整，本人汪中平身份证号：5109231986××××××××承诺将按月准时支付利息，并于2020年1月1日前归还清全部借款。借款人：汪中平，借款时间：2017年9月1日”。王辉在该借条左下方空白处签名。汪中平出具的收条载明“本人汪中平（身份证号）5109231986××××××××，于2017年9月1日收到郭红现金（大写）肆拾伍万元（人民币），当面数清无误。特此证明，收款人：汪中平，收款时间：2017年9月1日”。 2.郭红与汪中平于2018年9月30日签订《协商协议》一份，载明“本人郭红身份证号码（622725197705072624）与汪中平身份证号码（5109231986××××××××）的45万元大写（肆拾伍万圆）整借条，经双方协商一致，还款计划每月最低还款为2500元大写（贰仟伍佰圆）。于2018年10月18日起开始偿还。2018年10月18日前已归还70000元大写（柒万圆）直到还清借款为止。如3-5年内未还清380000元大写（叁拾捌万整）本金，还需按借条45万元大写（肆拾伍万圆）偿还清。”协议由郭红、被告汪中平签名，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郭红丈夫范伯乐作为见证人签名。 3.2018年10月31日，郭红与汪中平在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城郊派出所签订《协议》一份，载明：“今与郭红到城郊派出所，还款计划协商一致，因投资失败，现由汪中平偿还本金38万，于2018年11月10日起每月偿还华夏银行2500元，其中包含本金加利息，本金从38万中扣除，直到38万元本金还清为止，收款银行卡为：62×××32，工商银行，姓名：郭红。之前所有协议作废，郭红光大银行信用卡2万4千元由汪中平三年内还完，如果后期未能偿还清38万本金，郭红可在当地人民法院起诉。”以上协议内容由郭红与汪中平签名并捺印。协议所载“如果不执行按45万元（肆拾伍万）来上诉”系由郭红自行添加并捺印。 4.汪中平与王辉系夫妻关系，于2014年11月11日登记结婚。郭红与范伯乐系夫妻关系，于2017年11月14日登记结婚。范伯乐与汪中平共同投资，于2017年10月10日成立绵阳急速帮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法定代表人：汪中平，注册资金10万元；公司章程约定：汪中平货币出资6万元，范伯乐出资4万元。郭红与范伯乐于2018年1月1日签订婚前财产协议，约定范伯乐婚前财产为捷达汽车一辆，婚前债务即贷款3万元；郭红婚前财产为：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西部冷都已卖19万元、存款20万元。汪中平作为见证人在协议尾部签字并捺印，并盖绵阳急速帮商务有限公司印章。 5.郭红与汪中平曾于2017年分别签订两份《个人商铺租赁》协议，约定郭红将位于涪城区长虹大道北段50号A栋1座14号商铺租赁给汪中平使用，租期1年，从2017年8月25日至2018年8月25日，租金21600元/年；收款方郭红卡号……7432。租金每月交付一次…。另一份《个人商铺租赁》其他内容基本相同，但租期约定为3年，2017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21日，40000元/年，每年一次交全年租金。 6.郭红提供借条影印件，显示：2017年至2018年期间，汪中平给郭红分别出具过20万元、15万元、27万元、7万元、35万元、18.5万元的借条（2017年9月1日45万元借条除外）。 7.郭红与汪中平各自提供了双方款项往来的银行、支付宝、微信支付凭证，经整理后一审法院确认：2017年7月至2018年9月间，郭红支付给汪中平、王辉款项共计47笔，合计金额1874500元（支付给汪中平1698500元，支付给王辉一笔176000元）；汪中平支付给郭红59笔合计1638647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效力。 郭红主张其与汪中平系借款关系，汪中平应偿还借款，并提供了相应的双方往来款项明细，拟证明郭红给汪中平的转款，较汪中平给郭红的转款多45万元。汪中平主张其与郭红之间系合伙关系，汪中平不应偿还郭红款项，也提供了相应的往来款项凭证，佐证汪中平也向郭红转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的规定，郭红与汪中平作为自然人设立民事法律行为系双方行为，不论是借款关系还是合伙关系，均应当基于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2017年至2018年双方款项往来期间，汪中平向郭红多次出具借条载明借款事项，总金额上百万元。2018年9月30日及2018年10月31日汪中平又两次通过签订《协议》载明其欠郭红借款和利息。汪中平与郭红签订《个人商铺租赁》协议，但并未约定将郭红的商铺作为“合伙”出资，而是明确为由汪中平个人租赁使用，并需向郭红支付租金，郭红之夫范伯乐与汪中平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是独立经济主体，相关经营事项应由公司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款项往来缺乏足够关联性。汪中平提出其按郭红要求向案外人龚万菊转账，提供了汪中平尾号为4484的银行卡取款记录及向龚外菊转账的明细，因郭红不认可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汪中平与案外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可由汪中平另行处理。 综上，汪中平关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陈述缺乏证据佐证，郭红关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主张具有明显的证据优势。尽管汪中平给郭红出具的借条与郭红给汪中平的款项支付并非一一对应，但可以确认郭红事实上给汪中平提供了大量现金，汪中平虽也返还了部分资金，但仍有部分款项未返还，其中还未扣除汪中平按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应支付的租金等。故，汪中平于2018年10月31日在双方最后签订的协议中确认欠款38万元符合常理，应视为双方通过和解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郭红主张双方的借款关系成立并有效。 二、王辉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首先，郭红根据王辉在2017年9月1日的借条上的签名，主张王辉承担还款责任，但王辉仅在借条空白处签名，借款人处写明为汪中平，郭红主张王辉基于借条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依据。 其次，郭红与汪中平在2018年10月31日签订的协议中，已经明确“之前所有协议作废”，此协议内容应视为郭红认可的最终处理方案，故应排除郭红再以其他债权凭证主张权利。关于此债务是否属于汪中平、王辉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并无充足的证据证实汪中平确认的欠款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王辉不承担偿还责任。 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郭红与汪中平资金往来的法律性质，已经在2018年10月31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中予以确认，汪中平确认该协议的书写地点在派出所调解室，但声称签订协议时存在郭红胁迫情形，对此主张，汪中平并无证据佐证。通过协议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系当事人行使意思自治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尊重。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并不需要再对双方之前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详尽的审理，汪中平应当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对协议中郭红添加并自己捺印的“如不执行就按照45万元计算…”的内容，因不能确认系汪中平签字认可内容，故不予确认。按照协议，汪中平的还款义务包含：偿还本金38万元；透支郭红的光大银行信用卡24000元，该笔债务因约定三年内还完目前尚未到期，故对该款项的偿还不予支持；关于郭红主张的利息，因双方2018年10月31日签订的协议中“每月偿还华夏银行2500元，其中包含本金加利息，本金从38万中扣除，直到38万本金还清为止”的约定属于利息约定不明，故对郭红关于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汪中平向郭红偿还借款共计38万元，支付方式：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向郭红偿还借款32500元；余款自2019年12月起，每月10日前向郭红偿还借款2500元，直至38万元借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郭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15元，由郭红负担1915元，汪中平负担7000元。 汪中平的诉讼代理人王思春律师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一份其本人书写的《慎重申明》。王思春在该《申明》中称，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9日组织的庭审，王思春未在该次庭审笔录第6页上签字，后发现第6页庭审记录记载的内容与其发表的观点不一致，王思春不予认可。王思春在二审中陈述，一审庭审记录第6页所载内容与其表达不一致之处为：“一审庭审笔录第6页记载了王思春表达的4个观点，对其中记载的第3个观点不予认可”。合议庭经评议认为，鉴于王思春未在一审庭审笔录第6页上签字，其在二审中又否认一审庭审笔录第6页上记载的部分观点，因此对于王思春否认的其在一审庭审中发表的意见，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考量因素。 汪中平向本院提交：1.汪中平书写的《关于郭红在庭审笔录中存在的虚假陈述说明书》一份；2.范伯乐的微信号截图及微信支付交易明细，郭红的个人《征信记录》。拟证实郭红与汪中平系合伙关系。 郭红质证认为，对汪中平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经双方当事人质证，本院认为，汪中平在二审中提交的拟证明其与郭红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据均缺乏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结合汪中平的上诉请求和双方争议焦点问题，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原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一）关于汪中平所提本案系普通程序，而一审由一名法官独任开庭的问题。 本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1日，由审判员奉兴组织双方当事人召开庭前会议，庭前会议记录清楚记载该次开庭的目的和性质，双方当事人在庭前会议中仅进行了身份核对与证据交换。2019年10月29日开庭审理中，系由审判员奉兴、陈慧芳和人民陪审员张力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向双方当事人宣布了合议庭组成人员。由一名审判员组织召开庭前会议并不违背诉讼程序，正式开庭时的合议庭组成人员符合法律规定。汪中平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汪中平所提一审采信郭红超过举证期间提交的证据不当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二款“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之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供的证据并非不能采纳。汪中平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汪中平所提原审合议庭成员变更未提前通知的问题。 本案一审法院确实存在向当事人发出应诉通知书后，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未在开庭前通知的问题，程序确有瑕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之规定，一审未提前告知合议庭人员变更的瑕疵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发回的情形。且一审在开庭时当庭向当事人宣布了新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履行了告知义务，双方当事人当庭均未对合议庭人员组成提出异议。汪中平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系民间借贷纠纷还是合伙纠纷的问题。 汪中平主张其与郭红系合伙关系而非借贷关系，但汪中平在诉讼中并未提供其与郭红存在合伙经营的证据。相反，郭红主张其与汪中平系民间借贷关系，除提供了双方的资金往来记录，还提交了汪中平对郭红出具的借条、收条，以及2018年9月30日、同年10月31日，汪中平分别向郭红出具的还款协议。其中2018年10月31日的还款协议是在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城郊派出所的主持下签署，还款协议中明确记载了汪中平对郭红的欠款金额和还款时间。上述书证充分证明了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汪中平应按照其出具的还款协议内容按约向郭红履行还款义务。 汪中平虽提出在派出所签订协议时受到郭红的胁迫，但其在签署协议后一年内未对该协议主张撤销，同时也未在本案诉讼中提交任何其在签署协议时受到胁迫的证据。据此，原审认定汪中平与郭红系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汪中平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汪中平所提其向龚万菊转款51.9万元系替郭红归还郭红对龚万菊的欠款，该51.9万元应认定为归还郭红借款的问题。 汪中平所提其向龚万菊所转51.9万元应认定为汪中平归还郭红的借款，该主张与汪中平所提其与郭红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系合伙关系的主张自相矛盾。而郭红与龚万菊是否存在欠款关系，以及汪中平向龚万菊所转资金是否与郭红有关，除汪中平口头声称系其替郭红归还欠款外，汪中平未提交证据证实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汪中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汪中平所提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存在笔误，本院予以纠正，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虽有瑕疵，但并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汪中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雨林 审判员  邱学南 审判员  宋 岩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朱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