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6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相融，男，195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彦飞，山东宝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乳山市远大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乳山市市区东山路南首（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王立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峰，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辉，乳山义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周相融因与被上诉人乳山市远大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3民初3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相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周相融支付被上诉人远大公司租赁费31500元；2.一审部分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远大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案涉20套吊篮的使用时间和租赁费数额认定错误。20套电动吊篮租赁费的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7月16日。吊篮属于特种设备，根据相关规定，吊篮只有通过建设主管部门检测备案后才可以投入使用。因此，租赁费应当自建设主管部门完成检测备案之日开始计算。同时《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第七条出租方责任及义务条例第一项、第二项约定，出租方需提供租赁物的机械性能和技术参数、资料并符合现行国家规定要求，提供高处作业吊篮安全使用规程。租赁物安装完毕后，承租方应组织有关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后，出租方提供各种资料交承租方备案。合同第十三条第二款约定，为确保吊篮设备的安全使用，吊篮设备进场安装后，未经双方在设备交付使用凭单上签字认可前，周相融严禁使用设备。上述条款证明未经双方在交付使用凭单上签字认可前，周相融不得使用吊篮。逐利性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如果吊篮不能投入使用前就要开始计算租赁费，显然不合理，也与吊篮租赁市场的运行规律相矛盾。乳山市质检站委托第三方于2018年7月16日对上述20套吊篮完成检测并允许吊篮投入使用，故案涉20套电动吊篮的租赁费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7月16日。2.案涉20套吊篮租赁费的计算截止时间应当是2018年9月1日，吊篮报停后就不再计算租赁费用。2018年9月1日，周相融的工作人员袁建备通过微信联系远大公司的工作人员李云峰，告知外墙吊篮10个已经拆除，随时可以拉走，由李云峰确定时间。袁建备又于2018年9月8日通过微信告知李云峰“钱要归要，但吊篮全部拆下来了，该拉回去拉回去”。周相融的工作人员已经就案涉吊篮向远大公司进行了报停，并通知远大公司可以随时拉走吊篮。吊篮租赁市场的经营规律或者约定俗成为吊篮报停后不再计算租赁费用。至于何时拉走吊篮由远大公司自行决定，但运费由周相融承担。如果吊篮报停后仍要计算租赁费，周相融会将案涉吊篮送回远大公司处。3.案涉《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为远大公司制作的格式合同，合同中部分约定不符合吊篮租赁市场的实际运行规律。一审判决完全依照合同没有考虑吊篮租赁市场的实际运行规律。综上所述，案涉20套吊篮的租赁费计算时间应自2018年7月16日至2018年9月1日，共45天，20套吊篮产生的租赁费为31500元。一审判决周相融需支付远大公司租赁费112980元错误。远大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远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21日的租赁费210000元；2.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租赁20套吊篮产生的租赁费11298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要求被告退还租赁原告的电动吊篮四套。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自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租赁原告的电动吊篮54套，双方于2018年6月21日达成补充协议，约定被告于2018年腊月30日前付清租赁费310000元，并由被告以香港平远国际城79#楼1809室房产作抵押。被告已支付原告租赁费100000元，尚欠210000元未支付。后被告返还原告上述54套吊篮中的34套，剩余20套吊篮未返还。2018年6月21日，原、被告签订《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约定由被告继续租赁上述54套电动吊篮中尚未返还的20套，承租方（甲方）为被告周相融，出租方（乙方）为原告远大公司。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租赁吊篮设备的规格为ZLP630型，数量为20套，备注载明以2017年发货单为准。合同第二条约定，租期自2018年7月1日开始，即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吊篮送还之日止。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约定，租期自合同签订日起计算至承租方送还吊篮到出租方指定地点止，不满一天按1天计算，1天以上连续计算。合同第四条约定，吊篮设备的租金为35元/台/天，进出场的单趟运费由各自负责。合同第七条中出租方责任及义务第一项、第二项约定，出租方需提供租赁物的机械性能和技术参数、资料并符合现行国家规定要求，提供高处作业吊篮安全使用规程。租赁物安装完毕后，承租方应组织有关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后，出租方提供各种资料交承租方备案。合同第八条约定，甲方负责吊篮设备的进、出场的装卸和运输，并负责协调按时提供吊篮进、出场时工地地面至屋顶的必要垂直运输工具、吊篮设备专用电源及相应的劳务人员。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负责吊篮设备的进、出场时的架设、拆卸技术指导服务，其费用已包含在进、出场费中，甲方负责按时提供相应的劳务人员。合同第十三条第二款约定，为确保吊篮设备的安全使用，吊篮设备进场安装后，未经甲乙双方在设备交付使用凭单上签字认可前，甲方严禁使用设备。合同第十五条约定，甲方同意在每月1日前结清上月租金及相关费用，甲方同意在吊篮施工结束后的当日内结清剩余相关费用，甲方同意如不能按时付清吊篮设备应付租金及其他应付费用的，超期付款须按日加收应支付款额千分之三的滞纳金，如甲方在承诺的付款期仍未付款的，则乙方有权终止甲方的设备使用，并有权收回出租的设备，追回所欠租金，由此引发的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继续租赁使用尚未返还给原告的20套电动吊篮。另查，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提交入账时间为2018年7月16日、交款单位为吉林省蓝坊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金额为4000元、收款事由为吊篮检测费的收据一张，并据此主张根据涉案合同第七条中出租方责任及义务第一款及第十三条中第二款之约定，即便合涉案同约定起租时间为2018年7月1日，但乳山市质检站委托第三方于2018年7月16日对上述20套吊篮完成检测并允许吊篮投入使用，故涉案20套电动吊篮租赁费的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7月16日。2018年9月1日，被告的工作人员袁建备通过微信联系原告的工作人员李云峰，告知外墙吊笼10个已经拆除，随时可以拉走，由李云峰定时间。袁建备又于2018年9月8日通过微信告知李云峰钱要归要，但吊笼全部拆下来了，该拉回去拉回去。后原告在被告通过袁建备支付相应运费后于2018年10月18日拉回电动吊篮4套，另于2018年10月21日拉回电动吊篮8套，剩余4套电动吊篮现仍在被告处。原告解释称涉案合同约定的是由被告负责退还设备，后被告电话联系让其找车并通过微信支付运费，故其安排车辆将设备拉回。被告抗辩主张虽然涉案合同约定进出场费用各自承担，但根据吊篮使用的市场规律，吊篮拆除并通知出租方拉走吊篮后就不再计算租赁费，故吊篮租赁费应计算至被告通知之日止即2018年9月1日。现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已向原告支付剩余4套电动吊篮的运费但原告未自行将其拉回。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就被告租赁原告54套吊篮所欠租赁费付款事宜达成的补充协议及原、被告就尚未返还的20套吊篮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补充协议及租赁合同均成立并生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被告同意支付自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租赁54套电动吊篮尚欠的租赁费210000元，另同意返还4套电动吊篮，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租赁合同约定的20套吊篮的租赁期间应如何确定。对于租赁期间的起始时间，被告依据案涉合同第七条中出租方责任及义务第一款及第十三条中第二款之约定抗辩主张租赁期限应自2018年7月16日开始起算，但案涉合同第七条中出租方责任及义务第一款约定的是原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租赁物的机械性能及技术参数、资料等方面的责任及义务，而第十三条第二款约定的是双方未确认设备交付前使用时产生事故的责任承担方，均不是对租赁期起算时间的约定，且在案涉合同签订前，被告已经占有了涉案的20套电动吊篮，故被告的抗辩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根据涉案合同约定，租赁期限应自2018年7月1日起开始计算。对于租赁期间的截止时间，被告辩称根据吊篮使用的市场规律，吊篮拆除并通知出租方拉走吊篮后就不再计算租赁费，故吊篮租赁费应计算至被告通知之日即2018年9月1日止。但根据涉案合同第三条及第八条之约定，承租方负责吊篮设备进、出场的装卸和运输，租赁期限计算至承租方送还吊篮到原告指定地点止，故被告作为承租方应负租赁物的返还义务并承担运输费用。故被告的上述抗辩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案涉20套吊篮的租赁期限应计算至吊篮返还之日止。除原告在被告支付运费后自行拉回的16套吊篮外，现尚有4套吊篮仍未返还给原告，故原告要求租赁期限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止的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定。自2018年7月1日至原告于2018年10月18日拉回8套电动吊篮，实际租赁20套吊篮109天，产生租赁费76300元（20套×35元/台/天×109天）。自2018年10月18日至原告于2018年10月21日又拉回8套电动吊篮，实际租赁12套吊篮3天，产生租赁费1260元（12套×35元/台/天×3天）。自2018年10月21日至原告主张的截止时间即2019年6月30日，实际租赁4套吊篮253天，产生租赁费35420元（4套×35元/台/天×253天）。综上，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被告尚欠原告租赁费112980元（76300元+1260元+35420元），原告要求被告给付租赁费11298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自起诉之日起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因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起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原告乳山市远大建材有限公司主张的利息应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周相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乳山市远大建材有限公司54套电动吊篮尚欠的租赁费210000元；二、被告周相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乳山市远大建材有限公司20套吊篮的租赁费112980元及利息（以11298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被告周相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乳山市远大建材有限公司电动吊篮4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80元，由被告周相融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远大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拉回电动吊篮8套。案涉《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第二条租赁期限及使用地点条款第1项约定，租期自2018年7月1日开始，即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吊篮送还之日止。其中，日期中的数字部分“20181018”系远大公司工作人员手写。二审中，关于周相融为何未将剩余4套吊篮送还远大公司，周相融称：“因为吊篮用于香港平远工地，香港平远公司的意思就是说，一是吊篮都拆除了对工程影响不好，二是准备随时开工，但是一直没有开工，所以有四套没有拆除，但是之前已经拆除了16套。这16套是我们通知对方拉走的，上诉人付的运费”。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2018年6月21日《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项下吊篮设备的租赁期间如何计算，租赁费的数额如何计算。从租赁合同内容看，租赁合同约定租期自2018年7月1日开始，即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吊篮送还之日止，租赁合同的约定明确、具体，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计算租赁期间。合同履行过程中，远大公司在周相融支付运费后于2018年10月18日拉回8套，10月21日拉回8套，剩余4套一直未拉回，远大公司主张前16套吊篮的租赁费自2018年7月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剩余4套吊篮的租赁费自2018年7月1日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周相融上诉称按照当地建筑市场约定俗成，案涉吊篮的租赁期间应自检测合格之日至实际报停之日计算，但租赁合同同时约定了周相融负责吊篮设备的进、出场的装卸与运输等，故即使周相融于2018年9月1日通知远大公司将其中的10套吊篮拉走，其也应给予远大公司一定的准备时间并履行租赁合同约定的义务，且其中4套吊篮周相融并未报停，因此周相融主张20套吊篮的租赁期间均计算至2018年9月1日，理由不当。周相融主张案涉20套吊篮按照当地建筑市场约定俗成应自检测合格之日开始计算租赁费用，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且对于该约定俗成周相融没有提交证据证实，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周相融主张该合同条款系远大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部分约定不符合吊篮租赁市场的实际运行规律，不应对其产生约束力，但合同约定租赁期间的条款中数字部分均系手写，故周相融主张合同系格式条款，不应按合同约定计算租赁期间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综上所述，周相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7元，由上诉人周相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俊生审判员  郭庆文审判员  王玲丽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李亚男书记员陈俣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