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6民终3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杜集支行，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高岳街道办事处。 负责人：刘光辉，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峰，安徽众星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元利瑞德资产监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扬州市仪征经济开发区闽泰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国庆，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杜集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杜集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元利瑞德资产监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利瑞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2019）皖0602民初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杜集支行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工行杜集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用由元利瑞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中“关于确认质物的问题”的相关事实认定错误。第一，《出质通知书》、《质物清单》不应视为合同附件范本，完全可以作为元利瑞德公司接受了质物及履行监管责任的依据。首先，按照《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二条第2.6条的约定，在质物的转移占有过程中，丙方（元利瑞德公司）接受乙方交付货物，并向甲方（工行杜集支行）签发《质物清单（代动产质押专用仓单）》，质物完成转移占有。实际转移交付占有的质物以《质物清单》列明的为准。依此约定看，元利瑞德公司所签发的《质物清单》即可作为质物被元利瑞德公司转移占有的凭据。其次，元利瑞德公司已经实际签发了《质物清单》，履行了对质物质押生效的确认行为。《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由主合同及相关合同附件组成，共同形成了通用条款和具体条款的合同体系。无论是主合同或是合同附件，已经签章确认即认为对合同条款的确认并产生约束力，如附件内容空白无签章则可确认为合同附件文本，如对内容填写并签章则是对附件内容的确认。本案，元利瑞德公司签发确认的《质物清单》和《提货通知书（回执）》可以明确看岀，《质物清单》是元利瑞德公司签章确定的合同附件，而《提货通知书（回执）》未签章则应视为附件范本。再次，从《质物清单》的落款日期与填写日期的对比看，该《质物清单》亦是经过元利瑞德公司所确认的。落款日期系打印的2013年9月27日，可以判断该《质物清单》作为附件范本是该日所形成的，但是该《质物清单》却明确载明了“本公司已按照相关协议于2013年9月29日接收下表货物并开始履行监管责任”。由此可见，元利瑞德公司对该《质物清单》的确认应当是在2013年9月29日完成的，否则其不应提前两日预知《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签署。同时，有效预留印章函件的内容和签署日期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以上理由可以看出，《质物清单》完全可以作为元利瑞德公司在2013年9月29日实际转移占有质物的依据，而非仅作为合同附件范本进行定性理解。 第二，发放贷款系在完成质物转移占有后实施的，元利瑞德公司未出具《出质通知书》回执、货位标识图不构成发放贷款的阻却条件。元利瑞德公司不出具回执、货物标示图是违反监管义务的行为，该违约行为不能作为工行杜集支行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并形成合理的阻却。 第三，一审判决认定元利瑞德公司于2013年10月8日正式开始监管的事实错误。《风险预警函》是元利瑞德公司单方叙述，从“……我公司立即派监管员住厂并核查启鑫精纺库存，发现存货已大幅减少……”看，元利瑞德公司对启鑫精纺出质物的物品种类和数量及出质物的存放地点是明知的。结合前述《质物清单》的签署确定，可以明确看出元利瑞德公司在《质物清单》签署确定日即正式开始了监管。《风险预警函》是2013年11月5日，期间2013年10月8日至该日除其发现启鑫工贸强行出库6吨70S棉纱外，却对所短缺的上百吨棉纱的去向只字不提。 第四，涉案出质物没有发生变化，质权特征显著，元利瑞德公司对此是明确认同的。元利瑞德公司对于出质物在启鑫精纺公司厂区库存并开始监管的事实是明知的。2013年10月8日，启鑫精纺公司的承诺书是对出质物的范围以及存放地点的再次确认，三方对此均未提出异议。 第五，一审判决在确认质物数量及金额是否与《质物清单》上载明的内容相符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存在错误。一审判决将2013年10月8日的质物数量及金额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工行杜集支行无法律依据。元利瑞德公司应当负有举证责任。 二、工行杜集支行对质物缺失所造成的损失不应承担过错责任，元利瑞德公司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第一，《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二条第2.62、11条约定，丙方（元利瑞德公司）出具《质物清单》是依附于本协议，由丙方根据质物实际情况出具的，表明质物已由丙方实际占有和控制的凭证。因此，在元利瑞德公司签章确认了《质物清单》，即表明涉案质物已经实际由元利瑞德公司所占有和控制。一审判决仅从出质物存放的地点在出质人启鑫精纺公司厂区的角度判断涉案质物并没有脱离出质人的控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对于涉案出质物的存放地点，从证据看早在2011年1月1日元利瑞德公司就签订了《仓库租赁协议》作为其监管出质物的场所，并在本案监管业务中将该租赁协议提供给工行杜集支行，工行杜集支行作为符合贷款条件对此进行核查并无不当。元利瑞德公司作为监管公司，在已经对出质物进行盘库确认且明知出质物存放于启鑫精纺公司厂区的前提下进行接收就地监管，未将出质物移库至所租赁的仓库，也未向出质人、质权人提出移库的要求，可见其并没有实际履行代为占有控制出质物的监管责任，应当对质物的缺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第二，一审判决认定工行杜集支行疏于管理并听任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放大，对质物的缺失所造成的损失存在明显过错与事实不符。对于质物的缺失范围认定，不应笼统地分析，应当区分时间节点和各自的义务范围。从证据看，涉案质物的数量为280吨棉纱，减除《风险预警函》中所明确的2013年11月1日被强行出库的6吨，仍应有270余吨出质物。但是到2014年1月25日，经清点确认的出质物不足百吨，差额近200吨出质棉纱是在哪一时间缺失，一审判决并没有查明。出质物的缺失可能存在于2013年10月底前或者10月底之后。在本案尚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在2013年10月28日至2013年11月28日期间存在出质物大量缺失的事实前提下，一审判决认定直至2013年11月28日工行杜集支行才又向淮北中院提交诉讼保全申请书要求查封，并据此作出工行杜集支行未及时对质物采取保全措施，具有明显过错的认定是主观性的推测，缺乏充分证据支持。本案中出质物在2013年10月底之前就存在大量缺失的可能性，元利瑞德公司怠于履行监管责任是造成出质物缺失的主要原因。 三、一审判决将元利瑞德公司的赔偿责任确认为“补充性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且确定的比例较低，工行杜集支行的合同权利被变相剥夺。首先，工行杜集支行基于监管协议的约定独立地对元利瑞德公司享有合同权利，并不依附于《商品融资合同》的债权权利和《质押合同》的担保物权权利。元利瑞德公司所承担的合同责任是基于监管协议项下违约事项的出现，对工行杜集支行丧失或缺失质权的赔偿责任，其合同对价是收取监管费的合同权利。工行杜集支行丧失或者缺失质权即可直接主张元利瑞德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而不应考虑其他实现债权的途径。其次，“补充性的赔偿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责任承担方式，在司法实践中仅存在于有明文规定的责任承担特例中，对该补充赔偿责任的适用不应做扩大性的推断理解与实践适用。再次，工行杜集支行是否穷尽债务追索措施不应作为元利瑞德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前置条件。最后，一审判决所确定的10%的补充性赔偿责任比例与元利瑞德公司极为严重的违约行为和明显的过错程度不符。元利瑞德公司监管人员长期脱离监管岗位，怠于履行监管责仼，虚设监管场所等违反《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违约行为是造成质物缺失的主要过错因素，一审判决对各方的过错程度的考量严重偏离了案件基本事实和契约目的。 元利瑞德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为“附件中的《代出质通知书》、《质物清单》不能认定元利瑞德公司于2013年9月29日接受质物并监管”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首先，从工行杜集支行提供的监管协议本身来看，该协议的附件《代出质通知书》、《质物清单》、两份《提货申请书》、两份《提货通知书》、《质物标签》及《质物价格调整通知书》附件中均有各方当事人的签章。若在2013年9月29日当日履行了监管协议，那么业已加盖工行杜集支行及出质人公章的《代出质通知书》应当在元利瑞德公司处，工行杜集支行应当持有的是该通知书的回执，而非《代出质通知书》；另，案涉质物并没有存在提货及价格调整的情况，但两份《提货申请书》、两份《提货通知书》及《质物价格调整通知书》均加盖了当事人的印章。由此可见，加盖元利瑞德公司印章的《质物清单》与其他附件一样，只是合同的范本，而非实际履行的凭证。其次，从监管协议签定的事实情况来看，工行杜集支行未对出质人质押的物品进行现场清点并办理转移。工行杜集支行确定该协议及其与出质人的《借款合同》的签订地点在工行杜集支行的办公地点，工行杜集支行未能证明在2013年9月29日签署合同当日与出质人办理了质押物的移交清点手续。质押物的品名及数量均来自于2013年8月22日工行杜集支行的《淮北市启鑫精纺股份有限公司贷款质押物实地勘查报告》，《代出质通知书》上打印的质押物情况是根据勘查报告形成，这也是工行杜集支行能够在合同签定前的2013年9月27日就可以将质押物的品名、数量打印在《质物清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在工行杜集支行尚未接收出质人质押物的情况下，以打印有质押物品名、数量的合同附件《质物清单》作为元利瑞德公司已监管质押的依据不能成立。同时，元利瑞德公司未向工行杜集支行出具货位标识图的行为也证实元利瑞德公司未接受移交并监管。最后，从2014年1月17日三方对质押物进行处分的明细来看，不完全是《代出质通知书》和《质物清单》中列明的质押物，故以《质物清单》作为监管的依据与事实不符。由此可见，《代出质通知书》、《质物清单》与其他附件均为合同的范本，表示质押监管合同成立时间，并非质权设立时间。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质物自出质人交付质押物时设立。而元利瑞德公司代表工行杜集支行接受质押物的时间是2013年10月9日，因此，该日才是质权设立时间。 二、一审判决“对质物缺失所造成的损失，工行杜集支行本身存在明显过错”，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首先，工行杜集支行在质权设立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导致质押物不明，这是造成其损失的根本原因。1、工行杜集支行虽然在2013年8月22日对出质人拟质押的物品进行清点核查，但这只是对双方是否可以建立质押合同关系的审核，并不是能证明在双方质押合同关系成立后，工行杜集支行实际享有质权的质押物，核查报告不能作为质权设立的依据。由于在2013年9月29日三方签订《质押监管合同》时，工行杜集支行未对质押物进行清点，仅凭2013年8月22日审核报告来确定质押物，故2013年9月29日只是约定了质押物，实际质押物处于不明状态。同时，质权的设立以交付为条件，工行杜集支行作为质权人应占有质物使其脱离出质人的控制，方能实现监管人代表其意思进行占有。而9月29日，出质人仍实际控制质押物，没有将质押物交付代表工行杜集支行监管的元利瑞德公司。工行杜集支行在确认元利瑞德公司监管合作库为启鑫龙湖公司，明知质物并非存放在启鑫龙湖公司，而是存放在启鑫精纺公司厂区违反规定，工行杜集支行对所享有的质权不具备明显的权利外观。2、2013年10月8日，元利瑞德公司实际进入监管时，发现质物与签订合同确定的质物不一致时，尽到应尽的通知义务告知工行杜集支行，但工行杜集支行未对质物进行重新确认并出具相关手续，仅以启鑫精纺公司的一份《承诺书》，就认可了其出质的真实性，导致损失。工行杜集支行是质权人，元利瑞德公司是受其委托的监管人。质权人应当将明确的质物交付监管人，监管人进行确认，但工行杜集支行未能交付监管人明确的质物，元利瑞德公司只是受托人，不享有质权。故质物的不明确是出质人与质权人的过错，元利瑞德公司的未确认是对双方质物未确认的延续，不影响质物的不明确给质权人造成的损失。其次，工行杜集支行作为质权人，未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继续扩大。2013年10月28日，工行杜集支行明知启鑫精纺公司存在违约，但未及时对质物采取移库、保全、变卖等措施；同年11月4日及5日，启鑫精纺公司及元利瑞德公司均向工行杜集支行发出预警，但工行杜集支行在11月28日才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元利瑞德公司在监管过程中，已尽到了监管职责。工行杜集支行疏于管理行为导致其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扩大。最后，工行杜集支行在监管人未实际监管时就违规发放贷款，存在明显过错。《商品融资合同》第4.2条约定，启鑫精纺公司申请提款须提前3个工作日向工行杜集支行提交《提款通知书》。而该合同于2013年9月29日签订，启鑫精纺公司最快只可能于当日提交提款通知书，工行杜集支行也只能在2013年10月9日放款。其在放假期间放款不仅与合同约定不符，且违反了《中国工商银行商品融资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元利瑞德公司在2013年10月8日进行监管，不会造成工行杜集支行损失，也不影响工行杜集支行的放款，故工行杜集支行是自己的过错导致损失。鉴于以上，工行杜集支行对于自己损失的形成及扩大负有全部责任。一审判决元利瑞德公司承担10%的责任已是相对减轻了工行杜集支行的责任，对双方的利益进行了一定的均衡。 三、一审判决认定元利瑞德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在债权债务及担保法律关系中，启鑫精纺公司是终局性义务人，担保人在替代启鑫精纺公司清偿债权后可以向其追偿，属于从义务人，二者依法或依约定而产生，都是工行杜集支行的直接义务人。相对于债务人与担保人而言，监管人元利瑞德公司仅是帮助工行杜集支行实现债权的辅助人，而不是债权实现的直接义务人，其责任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除因自身原因造成监管质物灭失外，其责任需依附于债务人与担保人的直接责任，如果直接责任因清偿而消灭，由于债权人因获得清偿而不存在损失，则其监管责任也相应消灭。所以元利瑞德公司只可能是前述直接义务人后的辅助性补充性义务人，理应承担补充责任。 工行杜集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元利瑞德公司赔偿工行杜集支行贷款本金4669270元及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利息2367502.13元，并支付自2018年10月1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商品融资合同》约定利率的利息。2、案件诉讼费用由元利瑞德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3年8月，启鑫精纺公司向工行杜集支行申请贷款，2013年8月22日，工行杜集支行工作人员汤泉、陈晓雯对启鑫精纺公司贷款质押物进行实地勘察，出具了勘察报告，载明：质押物权属人为启鑫精纺公司，并提供了入库单和增值税发票原件等证明，该质押物位于监管公司租赁的仓库内。其中：皮棉24吨，价值43万元；50S棉纱108吨，价值378万元；60S棉纱115吨，价值425.5万元；70S棉纱109吨，价值430.5万元；质押物价值合计1277万元，符合最低库存价值要求（1077万元）。2013年8月25日，淮北市纤维检验所向工行杜集支行出具检验证明：经对启鑫精纺公司的库存棉花和棉纱进行产品抽样，其中：精梳50支纯棉纱108吨、精梳60支纯棉纱115吨、精梳70支纯棉纱109吨、棉花24吨质量合格。2013年9月27日，工行杜集支行员工汤泉、陈晓雯形成了关于启鑫精纺公司小企业商品融资业务前提条件落实情况的报告：一、已落实如下前提条件：1、质押物的情况；2、质押物检测全部合格；3、监管公司已购买工行杜集支行为第一受益人的资产监管责任险，保险期覆盖贷款期限；启鑫精纺公司购买了质押物财产保险综合险，工行杜集支行为第一受益人，保险期覆盖贷款期限；4、本次监管公司为元利瑞德公司，元利瑞德公司与第三人签约合作库对质押物进行监管，签约合作库为淮北启鑫龙湖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启鑫龙湖公司），不是启鑫精纺公司及启鑫精纺公司关联企业所有，监管公司与合作仓库的合作开始时间为2011年1月1日，合作年限在二年以上。5、启鑫精纺公司现有个人股东为桑献忠，为法人代表，桑献忠同意为该笔质押贷款提供连带担保，并与我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二、落实贷后管理要求：工行杜集支行将严格按《商品融资业务管理办法》执行贷后管理，融资期间客户经理和分管行长每月1次以上到现场核查质押物情况，看质押物是否出现变化等，计算评估质押物总市值与融资比率，严格按照《商品融资合同》中设置的警戒线和处置线管理质押物价格风险，对风险已暴露的，要加快处置质押物受偿，防止因质押物损毁、盗抢导致风险进一步扩大。 2013年8月26日，工行杜集支行还与启鑫精纺公司签订了委托变卖协议，约定工行杜集支行可对质物进行处置。 2013年9月27日，启鑫精纺公司购买了财产保险综合保险，第一受益人为工行杜集支行。2013年9月29日，元利瑞德公司购买了资产监管责任保险。 2013年9月29日，工行杜集支行与启鑫精纺公司签订《商品融资合同》，借款用途为购棉花，借款金额为65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利率以提款日的基准利率加浮动幅度确定，基准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上浮30%。发放贷款后，按日计息，按约结算。启鑫精纺公司为工行杜集支行在本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工行杜集支行实现质权的费用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在最高额质押担保下，实行质权的费用应首先从质物处置所得中扣除，而不包括在3.2条所述最高余额内；双方约定本合同项下质物交由元利瑞德公司进行监管并由其出具相关保管凭证。质物情况详见编号为13050167-2013年杜集（质）字0009号《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中的《动产质押专用仓单》（或《质物清单》）。启鑫精纺公司申请提款须提前3个工作日向工行杜集支行提交《提款通知书》。提款通知一经提交，未经工行杜集支行书面同意不得撤销。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启鑫精纺公司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质物馈赠、转让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处分。启鑫精纺公司的行为足以使质物价值减少的，应停止其行为，工行杜集支行质权受到或可能受到来自任何第三方的侵害时，启鑫精纺公司有义务立即通知并协助工行杜集支行免受侵害。启鑫精纺公司违约，工行杜集支行有权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3）宣布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借款立即到期并要求启鑫精纺公司立即偿还；（4）直接处置本合同约定的质物，所得款项优先偿还本合同约定债务。借款到期（包括被宣布提前到期）启鑫精纺公司未按约偿还的，工行杜集支行有权自逾期之日起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计收罚息。对启鑫精纺公司未按时支付的利息，按本条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桑献忠、杨丽珍为该笔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范围同《商品融资合同》质押担保范围。同日，工行杜集支行（甲方、质权人）、启鑫精纺公司（乙方、出质人）、元利瑞德公司（丙方、监管人）签订了13050167-2013年杜集（质）字0009号《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适用动态质押）》，约定：为保证融资合同的履行，启鑫精纺公司同意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货物质押给工行杜集支行，工行杜集支行和启鑫精纺公司均同意将质物交丙方监管，丙方同意接受工行杜集支行的委托并按照工行杜集支行的指示监管质物。在监管期间，工行杜集支行为质权人，启鑫精纺公司为出质人，元利瑞德公司代工行杜集支行占有质物，成立质权、并依据本合同的约定履行对质物监管义务。元利瑞德公司出具质物清单的同时，应向工行杜集支行发送质物的货位标识图。工行杜集支行应在相应《质物清单》项下质物全部被提取后向元利瑞德公司归还该《质物清单》正本。第4.3条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损毁、变质、灭失等可能影响工行杜集支行权益的情形，元利瑞德公司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工行杜集支行，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监管期间，国家有权机关要求元利瑞德公司协助冻结、查封或处置质物或除本协议三方外任何他人就质物主张任何权利的，元利瑞德公司应当当即通知工行杜集支行和启鑫精纺公司。元利瑞德公司建立完善的出入库台账登记记录，登记、核实监管物（包括进出库的质物）和保证提货、换货后的质物对应的货物最低价值符合合同规定。质物价格按照工行杜集支行、启鑫精纺公司送达给元利瑞德公司的《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和《质物价格调整通知书》（见附件）列明的价格确定。工行杜集支行行使质权时，元利瑞德公司接到工行杜集支行的提货通知后，按照工行杜集支行要求办理提货。工行杜集支行根据融资合同行使质权时，元利瑞德公司应当给予甲方必要的配合和协助。元利瑞德公司协助工行杜集支行行使质权无需事先通知或征询启鑫精纺公司的同意，元利瑞德公司不对启鑫精纺公司承担任何责任。工行杜集支行、元利瑞德公司、启鑫精纺公司三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对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运杂费、装卸费、检验费等因质物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元利瑞德公司因以下情形给工行杜集支行、元利瑞德公司双方造成损失的，承担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但工行杜集支行就其实际损失的赔偿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2）元利瑞德公司办理放货违反本协议约定的；（4）因元利瑞德公司违反本协议第4.3条的规定，未及时通知工行杜集支行和启鑫精纺公司或未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的；（5）因元利瑞德公司违反本协议给工行杜集支行、启鑫精纺公司双方造成损失的其他情况；（6）未对质物进行查核，使得质物不符合约定要求的。该监管合同的附件《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质物清单（代动产质押专用仓单）》、《提货申请书（适用解除部分质押监管）》、《提货申请书（适用解除全部质押监管）》、《提货通知书（适用解除部分质押监管）》、《提货通知书（适用解除全部质押监管）》、《质物标签》、《质物价格调整通知书》均填写并加盖了工行杜集支行、元利瑞德公司、启鑫精纺公司的公章。《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质物清单（代动产质押专用仓单）》对于质物的表述是打印的，非人工填写，《质物清单（代动产质押专用仓单）》上打印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27日。 按《中国工商银行商品融资业务管理办法（实行）》第七条借款人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在我行无不良贷款或欠息；第十九条核押定值。贷款行要安排双人就出质商品的品种、数量、质量、价格、权属等进行核押。核押人应如实填写《中国工商银行质押核实书》，并由借款人签字盖章、核查人签字确认后作为《商品融资合同》附件留存。第十三条质物入库。借款人与贷款行根据《商品融资合同》，联合向监管企业出具《出质通知书》，监管企业按照通知书列明内容核查借款人交付（包括）的货物，并办理以下手续：……（二）如监管企业以借款人自有仓库或第三方仓库存放质物的，监管企业应与借款人或第三方仓库所有人就质押监管业务签署仓库租赁协议，并将协议副本交贷款行留存，协议中应明确约定质物的存放地点，监管企业按通知书列明内容核查货物相符的，应当将质物放于约定存放地点，并以明确标识标注相关质物，完备前述手续后，监管企业应向贷款行签发《动产质押专用仓单》及《出质通知书（回执）》或《质物清单》。第二十四条发放融资。融资发放过程要依照我行信贷相关规定，并落实以下前提条件：（一）贷款行已收到监管企业签发的《动产质押专用仓单》及《出质通知书（回执）》或《质物清单》，并与《商品融资合同》对质物的各项约定核对无误；第二十五条融资发放后，贷款户要加强对质物的监控，指定专人负责定期检查商品的管理和变化情况，并及时正确处理商品融资业务中出现的各种预警事件。第二十六条对采取动态质押方式的，贷款行须要求监管企业至少每周报送一次质物进出库和库存变动的信息（质物发生变动时，监管企业须与当日报送质物进出库和库存变动的信息）第二十七条监管期间借款人追加质物的，由借款人和贷款行联合向监管企业发出《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或《质物清单》，对于追加的质物，应与原质物存于一处，并由物流监管企业另行出具《动产质押专用仓单》或《质物清单》。 本案中，元利瑞德公司未签发《出质通知书（回执）》，未单独为工行杜集支行出具《质物清单（动产质押专用仓单）》。元利瑞德公司提供给工行杜集支行的《仓库租赁协议》系与启鑫龙湖公司所签，启鑫龙湖公司与启鑫精纺公司股东之一淮北启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均由安徽星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独家控股，法定代表人均为纵兆振。工行杜集支行委托元利瑞德公司监管的物品实际存放于启鑫精纺公司厂区，非启鑫龙湖公司仓库。 2013年9月29日，启鑫精纺公司向工行杜集支行发出提款通知书，2013年10月1日，工行杜集支行向启鑫精纺公司发放了贷款650万元。 2013年10月8日，元利瑞德公司进入启鑫精纺公司处监管，发现质物与《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不相符，存货大幅减少，通知了工行杜集支行，同日，启鑫精纺公司向工行杜集支行、元利瑞德公司出具承诺书：启鑫精纺公司以存货质押担保向工行杜集支行融资650万元，启鑫精纺公司承诺存放于启鑫精纺公司厂区的所有存货均为向工行杜集支行质押物，由元利瑞德公司监管，工行杜集支行均享有优先受偿权。工行杜集支行、启鑫精纺公司、元利瑞德公司均未就变更后的质押物重新确认并出具相关手续。 2013年10月28日，因启鑫精纺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工行杜集支行向启鑫精纺公司发出通知，宣布《商品融资合同》项下的650万元借款立即到期，启鑫精纺公司于当日收到了该通知。同日，工行杜集支行向元利瑞德公司发出告知函，内容为：近日，在我行例行贷后检查中发现由贵公司负责监管的启鑫精纺公司商品融资贷款的质押物，存在质押物数量与我行要求明显不符，且出入库手续不完善的问题，请贵公司接到此函后尽快敦促该企业按照有关要求补足质押物，否则我行将要求贵公司按照先前双方签订的监管协议承担相应责任。 2013年11月4日，启鑫精纺公司向工行杜集支行发函，内容为：工行杜集支行：由于股东内部分家，未按公司法进行，严重显失公平，造成厂内经营失控，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确保贵行利益不受损害，现请求贵行对我公司设备抵押及商品到账的货款用诉前保全的方式进行保全。 2013年11月5日，元利瑞德公司发出元监（2013）警字0115号风险预警函，内容为：工行杜集支行：2013年9月29日三方正式签订《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2013年9月30日经与贵行联系，贵行表示将于国庆节后放款。我公司于2013年10月8日与贵行联系，了解贷款已于2013年10月1日发放，我公司立即派监管员住厂并核实启鑫精纺库存，发现存货已大幅减少，我公司已当即向贵行做了汇报，并立即安排3名监管员24小时住厂监管，加强现场巡检频率和对质押物的控制力度。……启鑫精纺公司老板为偿还其他借款在国庆节期间擅自将货物出库销售，导致押品严重不足。2013年11月1日中午，启鑫工贸将车间70S棉纱强行出库6吨，我公司已及时向贵行当面汇报，采取阻拦和报警措施未果。目前高织纱厂区的生产由启鑫工贸控制，由此判断启鑫精纺公司质押给贵行的质押物可能为启鑫纺织原料公司所有，质押可能无效；整个厂区棉花约200吨、生产线及车间棉纱约70吨、仓库棉纱及落棉约320万元，合计总价值910万元。启鑫工贸已不允许我公司监管员进入其生产车间，而且还有可能进一步强行出库。鉴于以上情况，启鑫精纺公司第一还款来源已丧失，为确保贵行贷款安全，防范出质人及其他第三方债权人强行出库、盗抢等可能影响贵行质权实现的情形发生，我公司建议贵行立即采取下列措施：一、对仓库及车间质押物进行查封、移库；二、立即宣布650万商品融资提前到期，查封出质人及其股东和所有担保人的资产等保全措施；三、要求担保人淮北启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淮北市世容服装有限公司和淮北东鸿工贸有限公司履行保证义务，提前清偿全部商品融资贷款或补充质押物至1000万以上，并迅速对启鑫精纺公司、启鑫工贸公司及对启鑫纺织原料公司、淮北市世容服装有限公司和淮北东鸿工贸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保全。工行杜集支行当庭认可收到该警示函。 2013年11月6日，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工行杜集支行与启鑫精纺公司、桑献忠、杨丽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工行杜集支行同日申请财产保全，申请查封被申请人相当于650万元人民币的质押物或同等价值的生产设备、其他财产。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日作出（2013）淮民二初字第00092-1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启鑫精纺公司、桑献忠、杨丽珍银行存款650万元或者查封其它等值财产。2013年11月13日，工行杜集支行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延期诉讼保全申请书，申请延期至2013年12月11日采取诉讼保全措施。2013年11月28日，工行杜集支行又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讼保全申请书，要求查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被申请人FA507A-420紧密纺装置32台、FA2248N梳棉设备5台、FA177A梳棉设备5台、FA022-6多箱多仓1台、控柜等1套、K1612转杯纺纱机1台、50S棉纱41吨、60S棉纱9.4吨；普70S棉纱8.3吨、70S棉纱18吨，以上查封物品交启鑫精纺公司法定代表人桑献忠看管。 2013年11月11日，安徽亚星律师事务所向元利瑞德公司发出律师工作函，载明：近日工行杜集支行发现由贵公司负责监管的启鑫精纺公司、安徽徽钢铜业有限公司两企业商品融资贷款的质押物，存在质押物数量与我行要求明显不符，且出入库手续不完善的问题。特委托本所律师莫海鹰就相关法律责任等问题出具本律师工作函，以期贵公司慎重对待，并妥善解决。……贵公司对质物负有监管责任……，据此，请贵公司接到此函后立刻将按上述《监管协议》约定中贵公司承担监管责任的质物进行封存、移库。同时，敦促启鑫精纺公司、安徽徽钢铜业有限公司两企业三日内按合同规定补足质押物，逾期未能补足质押物时，应立即主动采取进一步的强有力措施，追回非法出库的质物或依法追究两企业的赔偿责任。 2013年12月16日，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了工行杜集支行与启鑫精纺公司、桑献忠、杨丽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达成如下协议：一、启鑫精纺公司欠工行杜集支行借款本金650万元、利息43492.70元（计算至2013年12月15日），合计为6543492.70元；此款于2013年12月30日之前一次性偿还；逾期利息按实际欠款数额以借款合同约定年率7.28%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二、桑献忠、杨丽珍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双方就本案无其他纠纷。启鑫精纺公司、桑献忠、杨丽珍未能按约还款，工行杜集支行申请强制执行，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号为（2014）淮执字第00008号，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6日轮候查封了桑献忠、杨丽珍共同共有的11016950、11016951号房产，于2014年1月23日轮候查封了桑献忠、杨丽珍共同共有的房地权淮房字第201106321、201106322号房产，上述房产至今未处置。 在执行过程中，经法院准许，2014年1月25日，元利瑞德公司工作人员陈钟凡、张伟与工行杜集支行工作人员汤泉共同对启鑫精纺公司仓库进行清点，制作了质押物清单，该单记载数量如下：1、精50S棉纱1436包，35.9吨；2、普60S棉纱219包，4.38吨；3、精60S棉纱186包，3.72吨；4、普70S棉纱412包，8.24吨；5、精70S棉纱548包，10.96吨；6、杂60S棉纱17包，16S棉纱50包。双方在质押物清单上签字。清点过程全程由安徽省淮北市国信公证处公证。后工行杜集支行、元利瑞德公司、启鑫精纺公司签订棉纱变卖协议、抵偿协议，将变卖所得价款1830730元抵偿工行杜集支行债权1830730元。 2014年11月25日，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工行杜集支行与元利瑞德公司、启鑫精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工行杜集支行于2015年5月6日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8日裁定予以准许。 2016年5月3日、2017年4月12日、2018年4月9日工行杜集支行均委托安徽众星律师事务所向元利瑞德公司发出律师函（均由安徽省淮北市国信公证处公证），提出以下意见：自本函发出之日起三日内，督促相关部门补足本函所及质押物，或采取追偿行为对工行杜集支行的贷款本息损失进行清偿。否则本律师事务所将采取法律措施主张相应权利，届时该公司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钮涛与启鑫精纺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钮涛申请启鑫精纺公司破产清算。2018年6月4日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按照执行转破产程序移送进行破产清算审查。2018年6月28日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钮涛对启鑫精纺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工行杜集支行就此笔债权及（2014）淮民二初字第00053号民事判决书、（2015）淮民二初字第0002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权进行了申报，破产管理人认定了债权。现该破产案件正在审理中，尚未进行分配。 一审法院认为，工行杜集支行与元利瑞德公司、启鑫精纺公司签订的《质押监管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各方均应遵守。现就本案争议的问题分述如下：一、关于确认质物的问题。2013年9月29日，三方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时，工行杜集支行、启鑫精纺公司未就质押物进行清点并联合向元利瑞德公司出具《出质通知书》，元利瑞德公司也未向工行杜集支行签发《出质通知书》回执和出具单独的《质物清单》，工行杜集支行所举的《出质通知书》、《质物清单》均属监管协议的附件，同时附件中还有《提货申请书（适用解除部分质押监管）》、《提货申请书（适用解除全部质押监管）》、《提货通知书（适用解除部分质押监管）》、《提货通知书（适用解除全部质押监管）》《质物标签》《质物价格调整通知书》均由各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应视为附件中的各部分文书均为范本，而不能直接作为正式证明文件使用。该附件中的《出质通知书》、《质物清单》不能认定元利瑞德公司于2013年9月29日接受了质物并监管。工行杜集支行在未收到元利瑞德公司出具的《出质通知书》回执、《质物清单》、货位标识图就于2013年10月1日发放了贷款。在元利瑞德公司2013年10月8日正式开始监管时，启鑫精纺公司的质物与《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不相符，同日，启鑫精纺公司向工行杜集支行、元利瑞德公司出具承诺书：启鑫精纺公司以存货质押担保向工行杜集支行融资650万元，启鑫精纺公司承诺存放于启鑫精纺公司厂区的所有存货均为工行杜集支行质押物，由元利瑞德公司监管，工行杜集支行均享有优先受偿权。在此情况下，表明质物已发生变动，工行杜集支行、启鑫精纺公司、元利瑞德公司均未就变更后的质物重新确认并出具相关手续，对于无法确定具体质物的后果，工行杜集支行、启鑫精纺公司、元利瑞德公司三方均有过错。工行杜集支行也未能证明2013年10月8日时的质物数量及金额与出质通知书上的相符。二、元利瑞德公司承担本案责任的性质及方式。认定元利瑞德公司承担质物监管责任须满足两个要件：1、质物发生缺失；2、元利瑞德公司对于质物缺失负有过错。本案中，工行杜集支行、元利瑞德公司、启鑫精纺公司在10月底、11月初均认可质物发生缺失，但缺失多少无具体的统计。对于质物缺失的原因，工行杜集支行、元利瑞德公司认为启鑫精纺公司存在强行出库情形，但元利瑞德公司未完全履行质押监管协议所约定的对质物的监管责任，建立相应台账，保证质物的安全完好，元利瑞德公司对于质物的缺失也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工行杜集支行对质物的缺失亦负有一定过错，体现在：(1)质物应脱离出质人的控制，方能实现监管人代表工行杜集支行的意思进行占有。虽然工行杜集支行贷款材料中有元利瑞德公司与启鑫龙湖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工行杜集支行工作人员也在放款前4天的启鑫精纺公司商品融资业务前提条件落实情况的报告中确认元利瑞德公司监管合作库为启鑫龙湖公司，但工行杜集支行明知质物并非存放在启鑫龙湖公司，而是存放在启鑫精纺公司厂区，贷款材料中的厂房租赁协议只是完备材料以符合贷款条件，使工行杜集支行所享有的质权不具备明显的权利外观。(2)元利瑞德公司也曾向工行杜集支行口头报告及发函，提示质物的风险问题。但工行杜集支行作为质押权人，未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继续扩大。2018年10月28日，工行杜集支行已书面通知启鑫精纺公司违约，提前宣布贷款到期，而没有及时对质物采取移库、保全、变卖等措施。在启鑫精纺公司2013年11月4日以书面方式提示风险主动要求工行杜集支行采取保全措施及元利瑞德公司发出警示函后，工行杜集支行才于2013年11月6日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财产保全，在申请中也未向法院明确提供质物存放的具体信息，又于2013年11月13日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至2013年12月11日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直至2013年11月28日工行杜集支行才又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讼保全申请书要求查封，致使未及时对质物采取保全措施。工行杜集支行对自己债权的实现疏于管理并听任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放大，对质物缺失所造成的损失，工行杜集支行本身存在明显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质押合同为主合同的从合同，质押监管协议则是为了保障质押合同及所担保的主合同的履行而签订，质押监管人仅是帮助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辅助人，而不是债权实现的直接义务人，其责任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责任需依附于债务人与担保人的直接责任，如果直接责任因清偿而消灭，由于债权人因获得清偿而不存在损失，则其监管责任也相应消灭。所以其只可能是前述直接义务人后的辅助性补充性义务人。因此，质押监管人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应为主合同性质的直接赔偿责任，在质押监管协议未明确约定“赔偿责任”位序的情形下，应将“赔偿责任”理解为“补充性的赔偿责任”。同时，本案中为保障工行杜集支行与启鑫精纺公司之间主合同的履行，同时还存在保证合同。鉴于主债务人到期不履行义务时，债权人可直接要求抵押人和连带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而元利瑞德公司承担的是补充性的赔偿责任，故元利瑞德公司的赔偿责任应位于抵押人和保证人之后。综合考量工行杜集支行、元利瑞德公司、启鑫精纺公司在质物确定、缺失的过错情况，启鑫精纺公司是涉案质物的出质人，但同时其也是债务人，理应对涉案全部债务承担还款责任，故其作为《质押监管协议》的关联一方所应承担的责任与其作为债务人应承担的责任竞合。该院认定对质物缺失的后果，元利瑞德公司应承担10%的补充赔偿责任，因质物数量不详，无法确定质物的总价值能包括借贷本金、利息及担保的其他费用，该赔偿责任以债务人现未清偿的借贷本金4669270元为限，即元利瑞德公司在人民法院对启鑫精纺公司破产清算分配及担保人桑献忠、杨丽珍强制执行并穷尽一切执行措施后工行杜集支行债权仍不能清偿部分，以4669270元为限承担10％的补充赔偿责任。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元利瑞德资产监管有限公司在人民法院对淮北市启鑫精纺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分配及担保人桑献忠、杨丽珍强制执行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杜集支行债权仍不能清偿部分，以4669270元为限承担10％的补充赔偿责任；二、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杜集支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057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杜集支行负担20542元，元利瑞德资产监管有限公司负担40515元。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附件2的质物清单是否为元利瑞德公司接受质物及履行监管责任的凭据；2.元利瑞德公司应承担何种赔偿责任及承担责任比例的确定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1。根据《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2.6条约定，应当先由工行杜集支行、启鑫精纺公司向元利瑞德公司出具代出质通知书，由元利瑞德公司按照代出质通知书内容核查实物后，再向工行杜集支行出具质物清单，故工行杜集支行不应持有代出质通知书，而工行杜集支行不仅持有代出质通知书，且该代出质通知书落款时间晚于质物清单落款的时间，说明质物清单不是依据代出质通知书的内容核查实物后出具的；质物清单落款时间早于质物清单中写明的接收质物的时间，也说明出具质物清单时并未实际接收质物；工行杜集支行又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在2013年9月29日办理了质押物的移交清点手续，不能证明利瑞德公司在2013年9月29日接受质物及开始履行监管责任；再结合该合同附件中还附有履行合同后期才可能会使用到的适用于解除质押监管的提货申请书等文件，可以看出该质物清单与提货申请书等文件一样实为文书的范本，而非正式证明文件，质物清单不是利瑞德公司接受质物及开始履行监管责任的凭据。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元利瑞德公司开始监管时间为2013年10月8日。工行杜集支行上诉主张质物清单为元利瑞德公司接受质物及履行监管责任的凭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2。工行杜集支行在未收到元利瑞德公司出具的《出质通知书》回执、《质物清单》、货位标识图时就于2013年10月1日发放了贷款，存在不当行为；后，在2013年10月8日得知质物减少时仅收取启鑫精纺公司的承诺书，作为质权人未采取其他积极措施，增加了借款不能得到偿还的风险；未核定质物数额，出具相关手续，导致无法确定具体质物；再后，2013年10月8日之后元利瑞德公司又曾口头报告或发函提示质物的风险问题，但工行杜集支行作为质权人还是未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继续扩大，存在严重过错，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元利瑞德公司多次向工行杜集支行报告质物情况，履行了一定的监管责任，但未完全履行质押监管协议所约定的对质物的监管责任，建立相应台账，保证质物的安全完好，元利瑞德公司对于质物的缺失也负有过错，应承担次要过错责任。质押监管人是帮助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辅助人，不是债权实现的直接义务人，如果债权人获得清偿而不存在损失，则监管责任也相应消灭，故质押监管人应为补充性的赔偿责任。因质物数量不详，无法确定质物的总价值，一审法院认定元利瑞德公司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穷尽一切执行措施后工行杜集支行债权仍不能清偿部分，以4669270元为限承担10％的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工行杜集支行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过错责任，应直接在质权损失的额度内要求元利瑞德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工行杜集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057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杜集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春茹 审判员  范向阳 审判员  李向荣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刘玉凤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