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民申1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康达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红垦农场垦辉一路6号。法定代表人：钟林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尉赟，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秦羽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爱辉路201号3幢3210室。法定代表人：郑育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平，浙江法校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浙江康达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上海秦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康达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康达公司提交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上的单价与合同、发票上的单价一致，且有秦羽公司的盖章确认，一、二审法院未予认定错误。秦羽公司提交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上的单价，与合同、发票上的单价不一致，一、二审法院予以认定错误。康达公司提交的编号为0004564、日期为2016年12月14日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记载的螺纹钢Φ12、Φ25E的单价分别为3740元、3720元，与秦羽公司于2017年3月8日开具的两张发票数量、单价一致，也与《钢筋采购补充合同》约定的单价按西本价下浮每吨100元相一致。秦羽公司提交的同日另两份与前述数量相同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记载的单价分别为4010元、3990元，表明秦羽公司提交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系伪造，不应具有证明效力。二、本案三份合同均约定按施工方的收料单进行汇总，凭有效结算凭证结算。秦羽公司向康达公司开具数量为3167.053吨，总金额为7417041.29元的发票，也自认收到7417041.29元款项。此后，秦羽公司未向康达公司开具发票，原审判决康达公司承担2630249.18元及利息损失错误。三、本案三份合同约定的单价确定，秦羽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明知，无论是陈袁还是周洪钊均无权调整合同单价。四、周洪钊在《钢材统计清单》《承诺书》上签名，不能代表康达公司，康达公司也未授权周洪钊调整价格。五、秦羽公司与周洪钊串通，其主张的价格远远高于本案三份合同约定的单价，也远远高于市场信息价，如秦羽公司的主张被认定，将严重损害国有资产利益。六、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合同约定的单价均由双方认可且已履行完毕，康达公司不存在积欠秦羽公司货款，原审法院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错误。康达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秦羽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证据认证正确、事实认定清楚。(一)康达公司提交的供货资料、增值税发票及合同，并不能反映真实的供货关系，秦羽公司已对上述证据的形成作了合理的解释，是应康达公司要求，为支付款项出具。1.康达公司提交的供货资料载明的供货时间、数量，与涉案项目施工现场的工程进度不符。2.涉案项目现场财务章小杨已作了说明。康达公司提交的供货资料是为支付款项，因康达公司物资部的要求出具，陈袁的签名均由其他员工代签。3.增值税发票，系根据康达公司提交的供货资料出具，不能真实反映供货情况。4.康达公司二审提供的《工矿产品采购合同》《钢筋采购补充合同》，载明的单价远低于市场采购价，不符合双方的交易目的。5.涉案工程项目因原争创“钱江杯”提至“鲁班奖”，康达公司对所用钢材提出新要求，秦羽公司送至施工现场的钢材型号、数量已与合同约定不同，双方不可能再按合同单价进行结算。6.《承诺书》明确双方按现场实际供货进行结算，秦羽公司提供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应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二）秦羽公司提交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载明的供货时间、数量，均为每次实际供货形成，单价是参照网上信息价与康达公司协商确定，也与周洪钊签字确认的《钢材统计清单》一致，康达公司主张秦羽公司提供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系伪造，没有依据。（三）《承诺书》以及周洪钊签字确认的《钢材统计清单》对康达公司应有约束力。1.康达公司在庭审中认可其与周洪钊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周洪钊作为涉案项目的负责人以康达公司名义采购钢材，康达公司已支付部分货款，该《承诺书》及周洪钊确认的《钢材统计清单》，其效力应及于康达公司。2.《承诺书》有康达公司员工陈兴苗签名（陈兴苗是康达公司委派至涉案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加盖有康达公司涉案工程施工项目部的印章，应为康达公司真实意思表示。3.秦羽公司提交《物资销售合同(清单)》58份与《钢材统计清单》《承诺书》载明的数量、金额一致。（四）康达公司主张秦羽公司与周洪钊串通，损害国有资产利益，缺乏依据。周洪钊作为涉案项目的承包人，在与康达公司进行内部结算时，钢材款项等属于其施工成本，不存在其与秦羽公司串通的事实和理由。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康达公司未按约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承诺书》明确秦羽公司所送钢材数量为3130.641吨，货款金额为10047290.47元，康达公司尚欠货款2630249.18元，并约定了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康达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审判决支持自起诉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损失，有相应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康达公司主张增值税发票金额7417041.29元应为结算金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发票不属于付款凭证，也不能反映真实的供货关系。（三）合同中并未约定开具发票是付款的前提条件，也没有约定未开具发票，可以作为拒付款项的理由。请求驳回康达公司的再审请求。再审审查期间，康达公司未提交证据。秦羽公司提交下列证据：一、增值税发票，证明秦羽公司于2017年8月22日、2017年9月6日共开具给康达公司总计金额1037036.72元的增值税发票。二、增值税发票及送达回执，证明秦羽公司于2020年1月13日开具余下1593212.46元增值税发票，康达公司物资部门周冰已于2020年1月14日签收。三、情况说明，证明康达公司与周洪钊进行内部结算，原审判决确定由康达公司承担的义务，已归入周洪钊的施工承包成本，在周洪钊工程款中进行扣除。康达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该部分增值税发票记载的总吨数为251.548吨，加上秦羽公司已交付给康达公司的发票总吨数3167.053吨，总吨数已达3418.601吨，远远超过了秦羽公司主张的实际供货总吨数为3130.641吨和秦羽公司交给康达公司单据3167.053吨。1.秦羽公司主张其实际供货总吨数为3130.641吨，不可能再开出超过实际供货总吨数的真实有效的发票。2.本案三份合同的7.2条款均约定发票开具并进行交付结算为付款的前提条件。如果存在康达公司需另行支付钢筋款2630249.18元，则秦羽公司需提交金额为2630249.18元的发票，但其在2018年7月16日之前，上述数额发票并未交付康达公司。3.本案不存在康达公司需另行支付钢筋款2630249.18元的情况，双方的结算金额应为7417041.29元，康达公司无需继续支付款项。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有异议。1.如前所述，秦羽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和证据二，总吨数达3418.601吨，超过秦羽公司主张的实际供货总吨数为3130.641吨和秦羽公司交给康达公司的单据3167.053吨。2.该证据可反映原审法院判决“康达公司承担7417041.29元以外的2630249.18元并赔偿该款自2018年7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损失”错误，不能证明秦羽公司的证明对象。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从形式上看，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的，真实性不应认可。对秦羽公司该组证据的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秦羽公司的证明对象。本院认证意见为，秦羽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形成于一审判决前，该证据由秦羽公司持有，其未在一审中提交，不应属于民事诉讼证据中的新证据；证据二虽形成于二审判决后，系秦羽公司根据二审判决确定的内容向康达公司开具，与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证据三不具有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一、二审法院未按康达公司提交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增值税发票确定本案货物价款是否错误。一、二审期间，康达公司提交了其先后与秦羽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2016年3月21日签订的《工矿产品采购合同》，2017年2月9日签订的《钢筋采购补充合同》及2015年12月10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加盖有秦羽公司公章，并由陈袁签名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及2015年12月10日至2017年5月12日期间由秦羽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主张秦羽公司提供的货物数量总计3167.053吨，价值总计为7417041.29元，与其支付的价款一致。而秦羽公司提交了2015年12月18日至2017年8月20日期间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2018年4月9日由周洪钊签字确认的《钢材统计清单》，2018年5月23日由周洪钊出具的《承诺书》。其中《物资销售合同（清单）》收货人栏内陈袁的签名与秦羽公司提交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中陈袁签名不一致，《承诺书》中加盖有康达公司施工项目部的公章，陈兴苗作为见证人签名。纵观全案，一、二审法院采纳秦羽公司的证据，并无不当。理由是：1.秦羽公司对于康达公司提交《工矿产品采购合同》《钢筋采购补充合同》及《物资销售合同（清单）》的形成过程作了解释，该解释有其合理性，也与二审法院向周洪钊调查时，与周洪钊的陈述一致。2.虽然康达公司提交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增值税发票与其支付的货款金额一致，但秦羽公司提交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中，最后一批钢材的供货时间为2017年8月20日，迟于秦羽公司向康达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时间。康达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秦羽公司提交的《物资销售合同（清单）》存在与供货时间不一致的情况，故在供货前开具全部增值税发票并付清货款，不合常理。3.周洪钊作为康达公司施工项目的负责人，在《钢材统计清单》《承诺书》中均认可秦羽公司确定的钢材单价及积欠的货款数额，应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4.周洪钊作为涉案项目的承包人，如擅自提高钢材单价，其承包项目的施工成本将增加，其最终与康达公司进行内部结算时，该部分的风险也应由其自行承担，且康达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周洪钊与秦羽公司存在串通的证据。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发票可作为付款凭证，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案涉单价调整双方已协商一致，本案不能以发票记载的单价作为结算依据。6.一、二审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在全面、客观审核证据的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作出高度可能性的判断结果，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综上，康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康达公司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何忠良审判员  李建宏审判员  金子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杨韧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