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晋07民终32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权县林业局，住所地左权县北大街7号。法定代表人：刘俊彦，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光，男，该局绿化办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兵，山西锐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喜田，男，1961年3月23日生，汉族，左权县人，现住本村。原审被告：左权县文物局,住所地左权县城内辽阳街文昌院。法定代表人:刘晋海，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秀红，左权县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审被告：左权县麻田镇云头底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左权县麻田镇云头底村。法定代表人:赵志庆，该村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宝东，左权县麻田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左权县林业局因与被上诉人郭喜田、原审被告左权县文物局、左权县麻田镇云头底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云头底村）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2民初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左权县林业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我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对该判决我方无法认同、不能接受。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本案事实部分，（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我方系该案责任主体错误，我方是左权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我方与本案民事活动毫无关系,一审认为我方系该案责任主体系认定事实错误;2.认定“该国槐主干中空树干劈开”错误，此种说法是郭喜田的一审陈述,郭喜田就此事实未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尤其是在庭审中此说法遭到了其他当事人的质疑，故仅凭郭喜田单方陈述认定该事实显然错误;3.认定我方在本案存在过错错误，一审依据《全国绿化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认定我方在该案中违法且具有过错是错误的。我们知道,侵权要件中的违法指的是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从出台该管理意见的绿化委员会本身及该意见的性质看,绿化委员会不是国务院的直属部委,该意见仅仅是全国绿化委员会系统内的一个意见，意见中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定，因此该意见不具有法律特征，故而，即便没有落实执行该意见也谈不到就是违法，这是其一；其二，从该意见至送单位可知，接受该意见的单位是全国各级绿化委员会，而不是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其三，该意见第（九）项与《晋中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第四条冲突，一审依据该条意见认为“被告左权县林业局未履行落实好管护职责,对涉案古槐树未明确管护主管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致使涉案古槐树管理职责不清”，而《晋中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第四条明文规定了“古树名木生存地所在单位或个人，为古树名木的养护者”，并且该办法第四条（五）项明确了“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指定专人管护”，据此，不存在由上诉人明确管理职责一说；其五，“左权县林业局对涉案古槐树未加强日常养护……病虫害……”,这些都是绿化委员会对实物管护的意见，不是我方履行法定义务的依据。因涉案古槐树没有经云头底村申请林权证登记,故我方对该树木没有行政管理职责，退一步讲，即使具有行政管理职责，该行政管理职责与实物管护义务不是同一概念。据上，作为行政机关，我方不回避责任，如果有行政违法行为我方愿意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在本案中，我方没有行政不作为，更谈不到民事违法行为，因此，一审依据绿化委员会的意见认定我方违法且有过错，实属牵强附会。4.认定该案死者亲属损失87万元错误，通过调查阶段的举证质证,一审认定郭喜田支付死者亲属87万元，对此我方没有异议，但是，我方在一审中的观点是，应该调查该87万元是不是依法应该赔偿的金额，遗憾的是，一审对此请求毫不理会，我方认为，不能因为郭喜田为处理该事故支出87万元，其便享有87万元的追偿权，如果是870万元呢?法律规定，侵权人可以就其多承担的部分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但是，总损失符合法律规定这是追偿权的应有之义，其他责任人无义务为追偿权人的全部支出买单,更无义务为其不合法不合理支出部分买单。（二）一审部分事实未查明，1.本案受害人死亡是否属于工亡，普通人身伤害与工亡行政截然不同，赔偿主体也不一样。2.施工作业位置与古槐树的位置如何;《晋中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五)项规定“禁止在树冠垂直投影外缘5米范围内……修建永久性或临时性建筑”，此施工作业的地理位置与事故的发生有无因果关系、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一审没有查明。3.死者在本案是否有过错，过错比例如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受害人的过错问题应予调查。4.施工单位是否向我方报备案问题，《晋中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建设施工时，涉及古树名木的，……建设单位须先提出处理方案，征得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实施，采取避让保护措施”，而一审对建设单位文物局是否向我方报备案未予调查。5.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借用资质是明令禁止的，出借资质单位是否尽到了审查义务、是否违法、是否在本案应该承担责任等一系列问题一审未进行调查。第二，认定相关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我方对涉案古槐树有管护义务（实物管护义务）没有证据;2.认定古槐树系主干中空树干劈开坠下的证据不足;3.一审判决认定我方违法且有过错没有证据;4.认定赔偿金额87万元可以全额追偿的证据不足。第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全国绿化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不是法律、法规、规章，不是法律解释、不是司法解释。2.《全国绿化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其只是裁判说理的依据，不应该作为对事实定性的依据。3.未适用建筑施工资质借用中用工主体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综上,本案实质是安全生产事故，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违规违法作业（违犯建筑法第39条、安全生产法第17条38条41条43条规定、《晋中市古树名木管理办法》第6条第5项的规定）造成的，如果注意到安全隐患、采取了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本事故就断然不会发生。一审判决我方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牵强附会、毫无说服力:如果将我方的行政管理责任扩大解释到对辖区每一棵树木的管护，那么我方编制扩大十倍百倍估计也管护不过来;如果但凡与本案略微有一丁点关系的主体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该项工程的中标单位也应该承担责任，当初种树的人同样也难辞其咎;如果一审这种逻辑关系成立的话，那就意味着，山体上石头滚落致人伤亡,国土资源局就应该承担责任;所有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该一审判决认定诸多相关事实错误、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我方对该一审判决无法接受，请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撤销该一审要求我方承担责任的判决内容，改判我方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郭喜田辩称，第一，左权县林业局有管护责任。当时抹房顶，距离树有十几米远，树从中间裂开，其中一半砸到房顶。撇下来的树枝有七八米。房顶上有两个人，他们都被树砸下，宋建红又被树压死。第二，我是实际施工人，挂靠山西古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没有收取我的管理费。我是包工头，工程大的时候带十来个人。我有营业执照，就是我的名字，营业执照范围包括土建各方面。没有入工伤保险，也没有入其他保险。第三，发生事故后，左权县文物局委托我处理，我赔偿了85万元。宋建红自身在施工过程中没有过错。至于古典公司是否有过错，我也不知道，所以当时没有起诉他们。原审被告左权县文物局述称，第一，关于主体问题，我认为郭喜田主体没有错误。郭喜田赔偿了损失，就有追偿的权利。第二，关于赔偿87万元问题，我同意上诉人意见。第三，关于责任分担问题，左权县文物局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首先，本案是古树引起的侵权导致追偿权纠纷，左权县文物局作为云头底村朝鲜义勇军旧址保护修缮的发包人，本案郭喜田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在施工过程中，郭喜田雇佣工人死亡，一审已经查明死亡原因是古树中空劈开砸到正在修缮的东房房顶上将房屋砸坏，正在施工的宋建红被砸伤，宋建红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90条，树木折断造成他人损害，树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6条，本案死亡不是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所致，故作为建设单位的文物局，不应当承担责任。受害人是被古树砸中而死，受雇于郭喜田，没有排除安全隐患，采取安全措施，导致受害者死亡，造成的损失，应当由雇主或者实际侵权人承担。故左权县文物局不承担任何责任。其次，左权县文物局将该工程直接通过招标方式发包给具有资质的山西古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是郭喜田借用该资质进行对云头底村朝鲜义勇军旧址的保护修缮工程的施工，在该案中，左权县文物局将该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所以，发生该起事故，左权县文物局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即使郭喜田借用资质违反相关规定，引起的法律后果是承担行政处罚而非民事赔偿责任。所以本案中文物局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三，关于郭喜田提到的本案属于安全生产事故，根据人损解释第11条第2款规定，本案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综上，左权县文物局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建议依法改判。原审被告云头底村述称，第一，关于村委会是否有管护责任，是否有赔偿责任。村委会作为基层民间自主组织，对涉案标的物因没有资质、技术，没有管护责任。第二，我们认为左权县林业局是本案责任主体正确。第三，对事情发生经过，认可左权县林业局陈述。没有调查清楚。第四，死者87万元的赔偿，没有依据。第五，我们认为走工伤保险比较合适。第六，我们同意左权县林业局意见，本案应该是安全事故责任纠纷，因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本起事故。第七，村委会无管护权，无管护责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郭喜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左权县林业局、左权县文物局、云头底村支付该垫付的赔偿款850000元，殡仪馆存尸费等20000元，合计87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旧址位于云头底村，是左权县人民政府于1994年12月27日公布的左权县第一批（调整)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11月14日，山西古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左权县文物局所属的云头底村朝鲜义勇军旧址保护修缮工程。11月19日，山西古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左权县文物局签订《晋中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郭喜田借用山西古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实际从事云头底村朝鲜义勇军旧址保护修缮工程的施工。距离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旧址东部约7米处生长着一棵古槐树,据左权县林业局的调查资料，该古槐树系国槐、散生、估测树龄500年、树高25米、平均冠幅18米、胸围493厘米，权属单位为集体，但并未进行林权登记，管护单位为云头底村、左权县人民政府。2017年7月23日上午，郭喜田与其雇佣的劳务人员正在修缮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旧址的东房，该国槐因主干中空,树干劈开，砸在正在修缮的东房房顶上，将房屋砸毁，正在施工的宋建红被砸伤，宋建红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左权县文物局经研究决定，先行委托郭喜田按照国家死亡赔偿相关法律法规，全权负责处理相关赔偿事宜。2017年7月29日，郭喜田与宋建红的家属签署《死亡赔偿协议》，一次性赔偿宋建红亲属850000元，支付殡仪馆存尸费等费用20000元，共计87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属古树侵权引起的追偿权纠纷，应首先确定本案的责任主体。郭喜田作为云头底村朝鲜义勇军旧址保护修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排除施工隐患、采取安全措施的义务，故郭喜田系本案责任主体之一。左权县文物局作为云头底村朝鲜义勇军旧址保护修缮工程的发包人，有向古树名木管理部门提出处理方案，征得古树名木管理部门同意的义务，故左权县文物局系本案责任主体之一。依照《晋中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第三条、《全国绿化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第三条第九项、第十项的规定，左权县林业局作为左权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包括本案古槐在内的古树名木有全面落实管护责任，加强日常养护的义务。故左权县林业局系本案责任主体之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及《晋中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涉案国槐生长于云头底村,那么，云头底村对该国槐有实际管理养护的义务，故云头底村系本案的责任主体之一。（二）郭喜田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采取排除安全隐患，采取安全措施如工人戴安全帽的义务，有对涉案古槐树采取避让保护措施的义务，但郭喜田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排除了安全隐患，采取了安全措施及采取了避让保护措施，是发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应当对事故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三)左权县文物局作为涉案工程的建设单位，经过法定程序将工程发包给山西古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依据《晋中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在实际施工时未就涉案古树保护提出处理方案，并征得主管部门同意，并责令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对涉案古树采取避让保护措施;左权县文物局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山西古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后，未发现存在郭喜田借用山西古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资质问题，存在过错。综上，左权县文物局应当对本案负次要责任，承担30%的赔偿责任。（四)左权县林业局作为涉案古槐树的行政主管单位，依照《全国绿化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第三条第九项、第十项的规定，对包括本案古槐在内的古树名木有全面落实管护责任，加强日常养护的义务。本案中，左权县林业局未履行落实好管护职责，对涉案古槐树未明确管护主管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致使涉案古槐树管护责任不清;左权县林业局对涉案古槐树未加强日常养护，未制订科学养护方案，未督促指导责任单位、责任人认真实施相关养护措施，未及时排查树体倾倒、腐朽、枯枝、病虫害等问题。左权县林业局对本案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对本案负次要责任，承担20%的赔偿责任。（五)云头底村作为涉案古槐树生存地的民间自治组织，依照《晋中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应当按照古槐树的权属指定专人管护，如管护经费确有困难的，可以向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申请专项补助。本案中，云头底村因对涉案古槐树管护责任不明确，未实际履行管护责任，且云头底村发现郭喜田在朝鲜义勇军旧址保护修缮工程时，未履行安全提示义务，也存在一定过错，对本案应负次要责任，承担10%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本案受害人宋建红受伤死亡后，郭喜田接受左权县文物局委托，以雇主身份已向宋建红家属承担了责任。郭喜田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依照左权县林业局、左权县文物局、云头底村在本案中的责任，由左权县文物局、左权县林业局、云头底村分别承担30%、20%、10%的责任，即左权县文物局给付郭喜田261000元，左权县林业局给付郭喜田174000元，云头底村支付郭喜田87000元，郭喜田的剩余责任自行承担。判决:（一）左权县文物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郭喜田261000元；（二）左权县林业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郭喜田174000元；（三）左权县麻田镇云头底村村民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郭喜田87000元；（四）驳回郭喜田的其它诉讼请求。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古槐树的管理主体；2.对于宋建红死亡应该由何方承担责任以及责任比例分担问题；3.由郭喜田赔偿的85万元数额是否符合法律规定；4.本案主体是否适格？针对争议焦点，左权县林业局称，依据《晋中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应离开树冠垂直投影外缘5米之外，才可以施工。本案中，施工队进行施工时没有采取防护措施，文物局发包施工前也没有进行审批。针对争议焦点，郭喜田提供死者医院抢救的证明、死者家庭户口本复印件、村委会两份证明、派出所注销户口证明、租房子的证明、孩子学校证明、死者的父母身份证复印件。称，赔偿死者时，自己、左权县文物局及死者家属去左权法律咨询中心让算了一下损失，是67万多元，左权县文物局说要开三农会，必须尽快处理，又怕死者父母犯病，所以愿意多出点钱解决。左权县文物局说让我全权处理。85万元中不包含医药费，医药费在另2万元里面。经本院组织质证，左权县林业局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中的新证据。从内容看，姜家庄村委会的证明、医院的证明、户口注销证明、死者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学校证明，从证明内容看，该学生与死者关系不清楚。另外，即便该证据真实，也能证明是死者女儿，但也证明不了死者生前在城镇居住，并且收入来源于城镇。关于租房证明，不能代替房屋租赁协议，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另外，依据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证人应到庭接受质询，若未到庭，应向法庭说明不能到庭的理由，该证据不能真实反映死者生前的居住及收入情况。左权县文物局的质证意见为：同意左权县林业局的质证意见。身份证复印件不能证明与死者之间的关系。学校证明，不能确定该学生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此后，郭喜田又提供了死者家庭户口本复印件、村委会给其出具的关于死者家庭情况的证明。经本院组织质证，左权县林业局质证意见为：村委会2019年12月19日的证据，没有经办人签字，证明人的身份不详。仅有该证据，不能证明死者生前在城镇居住。村委会2019年12月10日的证明，没有异议。针对户口本复印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死者及家属在死者生前在城镇居住。针对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认可，但与死者关系，我们不清楚，因为2019年12月19日的村委会证明我们提出异议，故该三份身份证复印件不能证明与死者的关系。且这些证据不是新证据。左权县文物局质证意见为：同意左权县林业局的质证意见。郭喜田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死者生前的经常居住地在城市，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对死者的赔偿标准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因左权县林业局对郭喜田提供的村委会证明形式上提出异议，为了查明本案基本事实死者共有几名被扶养人，本院令郭喜田继续举证。郭喜田在限期内又提供：1.由姜家庄村委会主任签名并加盖村委会公章的书面证明；2.死者妻子在左权县城镇环境卫生管理站务工证明；3.左权县皇母圣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4.证人姜家庄村委会主任刘某出庭作证。其出庭作证称：死者宋建红家在2004年前在村里居住，后因孩子上学问题，搬到左权县城居住，在城里几次搬家，搬到哪里我都知道，因为我和他家是邻居，所以情况比较清楚。而且当时我担任村里的会计，上门收过三提五统的费用。死者从事木工和泥瓦匠，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此前郭喜田提供的书面证言都是村委会给出具的。左权县林业局的质证意见为：关于出租人李世明的证明材料，从证明内容看，不反映李世明的身份情况，没有其身份证复印件，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可。关于社区证明，从证明内容看，该证据中的“宋建红”是否为本案受害人，不清楚，且落款的王金云、刘跃的身份情况不清楚，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关于左权城镇环卫站的证明，从形式看没有负责人的签名，从内容看证明内容不能代替刘素琴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并且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刘素琴在环卫站工作的工资收入等相关证明。对村委会证明，证明人刘某的身份情况不详，从内容看对宋建红及其他人的身份关系，我们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该家庭因子女上学搬离该村，到城镇的证明，我们不认可，因为村委会只能证明离开本村，不能证明其详细住址，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死者身前住址。总之，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死者的赔偿金额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对于证人出庭证言，从证人身份看，他与死者是邻居关系，在陈述事实方面有倾向性。从证人回答问题看，1997年到2002年收三提五统，不可能在2004年之后因为这个原因也去死者家。而且证人对于死者死亡前的具体住所陈述不清楚。他所陈述的宋建红的死者生前主要从事泥瓦匠和木匠，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因为泥瓦匠工作主要在乡下。我们认为其证言不可信。左权县文物局同意左权县林业局质证意见。云头底村对于郭喜田提供的上述全部证据的质证意见为：针对郭喜田于2019年12月17日提供的证据：诊断证明书，真实性无异议；派出所死亡户籍注销证明无异议；村委会开具的死亡证明，结合派出所证明，真实性无异议；对李世明提供的租房证明，有异议；对左权县二中提供的死者子女上学证明，无异议；对于死者父母身份证复印件无异议。针对郭喜田于12月24日提供的证据：村委会死亡证明无异议；死者家庭情况的证明、户口本、死者老婆身份证无异议。针对郭喜田于2020年1月2日提供的证据：村委会证明无异议；李世明证明，有异议；环卫站证明无异议；社区证明无异议。证人出庭证词无异议。云头底村并称，古槐树树冠底下有一条水沟，村民经常在此处洗衣服。经二审查明，1.死者事发时50岁，被扶养人有3人，女儿13岁，父亲83岁，母亲76岁，其父母有5个子女。2.本案古树由乡镇申报到市里，市里再安排县林业局挂牌、立碑、护栏。3.本案处理当时确实因为要召开三农会，怕社会影响不好，所以文物局开会研究此事要尽快处理。4.对于古树名木，晋中市有专门的管理办法《晋中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其中第三条、第四条规定，古树名木有主管部门，也有养护者。市、县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为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外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内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古树名木生存地所在单位和个人，为该古树的名木的养护者。生长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的古树名木，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按其权属指定专人管护。当地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第六条为禁止性规定，第五项为：在树冠垂直投影外缘5米范围内，堆物堆料、挖坑取土、动用明火、排放烟气、倾倒有害污水、污物，修建永久性或临时性建筑。第七条规定，在占用征用土地、城乡建设规划设计或建设施工时，涉及古树名木的，规划管理部门或建设单位须事先提出处理方案，征得古树名木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实施。在规划设计、施工安装过程中，应当对古树名木采取避让保护措施。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漏列主体，应发回重审，重审中应当：1.进行现场勘验，查明施工人员是否曾借助古树树枝进行施工，确定受害人自己有无过错；2.理清法律关系，郭喜田是依据委托书向委托人进行追偿，还是作为雇主向侵权人进行追偿？行使释明权令郭喜田进行选择，然后再根据其选择确定诉讼主体；3.本案朝鲜义勇军旧址为文物，其保护修缮工程需要相应资质，左权县文物局将该工程通过招标方式发包给具有资质的山西古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古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又将该工程转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郭喜田工程队，在落实上述第二项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是否应追加山西古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并查明其是否存在过错。4.对于死者依法应当获赔的款项进行计算,以确定郭喜田所垫付费用是否适当。综上，应在理清法律关系，正确列明诉讼主体，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基础上，对本案作出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2民初41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左权县林业局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780元予以退还。审判长 许 俊审判员 申子西审判员 段 锋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翟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