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8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萍，女，汉族，1987年2月3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鄢祖锋、胡杰，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祝志强，男，汉族，1973年9月23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王萍因与被上诉人祝志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14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鄢祖锋、胡杰，被上诉人祝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祝志强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3666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36666元为基数，年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8年8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由祝志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1日的杭州智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侣公司）的章程载明：徐忠举认缴出资2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1.25%，其中15万元已于2016年7月1日前到位，其余7.5万元将于2025年10月12日前到位；王萍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2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1.25%，其中5万元已于2016年7月1日前到位，其余17.5万元将于2025年10月12日前到位；沈健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2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1.25%，其中5万元已于2016年7月1日前到位，其余17.5万元将于2025年10月12日前到位；徐中梁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3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6.25%，其中5万元已于2016年7月1日前到位，其余27.5万元将于2025年10月12日前到位；祝志强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0%，已于2016年7月1日前到位。 2018年3月15日，王萍（出让方）与案外人徐中梁（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内约定：1.出让方将拥有智侣公司2.5%的5万元股权转让给受让方；2.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为5万元，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为现金，在2018年3月15日前交割；3.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18年3月15日；4.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到未缴纳的认缴出资额由受让方按章程约定按期足额缴纳；5.股权转让后，出让方不再享有已出让股权的股东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受让方依照本协议享受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 2018年8月10日，王萍（出让方）与祝志强（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内约定：1.出让方将拥有智侣公司11.25%的22.5万元股权（其中未到位17.5万元股权）转让给受让方；2.本次股权转让，出让方实际到位5万元股权，转让的价款为5万元，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为货币，在2018年8月10日前交割。未到位的17.5万元股权由受让方于2025年10月12日前承担到位的义务；3.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18年8月10日；4.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到未缴纳的认缴出资额由受让方按章程约定按期足额缴纳；5.本协议生效后，出让方不再享有已出让股权的股东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和公司债务，受让方依照本协议享受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和公司债务。该份协议系双方为了办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手续而签订。 另查明，2017年11月22日，案外人徐忠举出具的收条中载明：今收到祝志强支付的股份受让款20万元，受让款包含转让本人持有的智侣公司股份11.25%，徐忠举到王萍所购的智侣公司3%的股份，本人持有的江山半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40%股份等上述股份的转让款。 一审法院认为：王萍持有智侣公司11.25%的股份，王萍已经将其中的3%股份转让给了案外人徐忠举，案外人徐忠举又转让给了祝志强，另8.75%股份已由王萍直接转让给了祝志强。王萍认可其转让为平价转让，11.25%的股份价值为22.5万元。双方认可王萍未实际缴纳的7.5%股份认缴价款由祝志强代为缴纳，祝志强仅需要支付王萍实际已缴纳出资的股份转让款即5万元。王萍持有的股份为11.25%，总平价转让价值为22.5万元，折合每股股价为2万元，王萍实际缴纳了5万元，相当于王萍实际出资缴纳到位的股份为2.5%。由于祝志强已支付3%的股份价值给了徐忠举，该3%的股权对价支付义务为应由徐忠举支付给王萍。经过双方一致认可，祝志强根据双方的合意本意，王萍其余的平价转让股份由祝志强在2025年前认缴，故王萍的已缴纳出资对价的股份的价款，应由王萍向徐忠举主张，王萍无权向祝志强主张，故对王萍要求祝志强支付股权转让款3.66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王萍的诉讼请求。该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32元，由王萍负担。 上诉人王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萍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祝志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推定祝志强已全额支付转让款，有误。王萍是智侣公司占股11.25%的股东。2018年8月10日，王萍与祝志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萍将智侣公司11.25%的股权转让给祝志强，转让价款为5万元，于2018年8月10日前交割。对于该《股权转让协议》的证据三性及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中已经予以确认。从《股权转让协议》可以看出，双方达成的合意是祝志强以5万元的对价受让王萍名下的11.25%智侣公司股权。祝志强一审中辩称已向案外人徐中举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但祝志强提交的证据《收条》显示，徐中举只收购了王萍持有智侣公司3%的股权，并再次转让给祝志强。据此，祝志强仅就王萍的3%股权支付了对价，对王萍另外8.25%智侣公司股权仍未支付对价。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祝志强应另付王萍股权转让款：50000*[（11.25%-3%）/11.25%]=36666.67元。一审法院认定祝志强已向王萍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错误。 被上诉人祝志强答辩称：一、一审审判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查明该事实：2018年3月15日，王萍（出让方）与案外人徐中梁（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将拥有的智侣公司2.5%的5万元股权转让给受让方。此次转让按公司《章程》要求召开了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份转让并修改了公司章程。公司股份最终变更为徐中梁占比30%，祝志强占比70%。在另案的庭审中案外人徐中梁承认因为工商登记部门下班，未能及时办理工商登记。2018年8月10日，由于案外人徐中梁欲将拥有的智侣公司30%股权转让给祝志强，为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以王萍（出让方）名义与祝志强（受让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内约定：1、出让方将拥有智侣公司11.25%的22.5万元股权（其中未到位17.5万元股权）转让给受让方；2、本次股权转让，出让方实际到位5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为5万元。一审对该份协议系双方为办理工商登记手续而签订的事实，认定正确。其实该份股份转让协议签署的同时，还有案外人徐中梁（另案）、沈健（另案）、徐忠举作为出让方分别与祝志强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并且上述协议的出让方签字，均由案外人徐中梁一人仿签，也能佐证该协议为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而签订的事实。另一审也查明，2017年11月22日，王萍早已将实际出资的3%股份转让给案外人徐忠举，案外人徐中举又转让给了祝志强。祝志强已经支付了该股份对价款五万元给徐中举。从协议看，王萍认可其转让为平价转让，所以王萍的已缴纳出资对价的股份价款，应由王萍向徐忠举主张而无权向祝志强主张。王萍认为2018年8月10日与祝志强达成合意将名下拥有的全部智侣公司11.25%的股份以5万元转让给祝志强，又承认之前就将其中的3%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徐忠举，只剩下8.25%的股权，该行为构成欺诈。二、事实上，王萍与案外人徐中梁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祝志强合法权益的行为。王萍与徐中梁系多年的朋友，且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均由徐中梁仿签。2018年8月9日，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的前一天，王萍瞒着祝志强，故意授意案外人徐中梁，利用公司法人身份将代表公司合法经营所必须的公章、营业执照、法人章在《钱江晚报》上以登报声明的方式予以作废，次日又授意徐中梁和祝志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该行为直接导致公司无法开展合法经营，对祝志强来说，通过股权转让收购该公司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也无法实现股权收购的目的。王萍提起本案诉讼，涉嫌虚假诉讼。三、根据王萍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明确是以实际出资额作为转让的价格，其意思表示内容与其上诉所称不符。王萍上诉认为，5万元对应的是11.25%的股权，祝志强购买的只是3%股权，因此剩余8.25%的股权转让款并未支付。该主张与事实不符，没有事实依据。根据2018年8月10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可知，已经实际缴纳的出资额平价转让，未实际缴纳的出资额不作价，只是由受让方承担到期足额缴纳的义务。即王萍实际出资的2.5%股权转让是有对价的，8.75%的股权转让是不需要货币对价的，受让方需要承担的是到期足额出资义务。这些也都可以从王萍与案外人徐中粱、沈健等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交易中得到印证。如果按照王萍所称，5万元购买的对价是11.25%股权，不区分是否足额出资，则相当于每股4444.4元，而非2万元，这显然与转让协议的意思表达相矛盾，而且也违反公平原则。王萍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祝志强与王萍并不熟悉，未谈论过股权转让事宜，王萍的签名是徐中梁仿照工商备案的签名。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王萍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欲证明2016年12月22日王萍将其持有的智侣公司3%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徐忠举，转让价格为4万元。2.支付宝转账记录四份，欲证明徐忠举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王萍分四次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共4万元。3.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欲证明祝志强整体收购徐中梁等人的股份，祝志强同意徐中梁提出的股权收购方案，并让徐中梁办理交接手续。经质证，被上诉人祝志强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12月22日，而实际支付价款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8月6日、8月11日、11月12日及2017年1月26日，其中3万元款项于合同签订前支付，且支付款说明中未指明系智侣公司股份。祝志强与智侣公司前股东史蕙蕙于2016年7月15日进行的股权转让价格为1：0.55，而徐忠举与王萍之间的转让价格为1:1.33，故按照对等原则可确定，徐忠举受让王萍3%股权包含了王萍实际出资5万元中的2.5%。对证据3予以认可，是祝志强和徐中梁之间的聊天记录，当时谈好的方案为16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本案与徐中梁、沈健另外起诉祝志强的两案均是一起的，共15余万元，该证据说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是为了工商变更，且股权转让协议当时应该撕毁。经审查，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当事人陈述，证据1、2能够证明王萍与案外人徐忠举之间存在股权转让行为及徐忠举已经支付4万元款项的事实；证据3，因祝志强认可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祝志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王萍与祝志强于2018年3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徐忠举与祝志强于2018年3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据1、2欲共同证明股份转让后，徐中梁占股30%，祝志强占股70%。3.智侣公司2016年7月11日章程，欲证明公司章程和本案起诉状中王萍的签名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签名不一致，股权转让协议中王萍的签名并非王萍所签，而是徐中梁仿签。4.史蕙蕙与祝志强于2016年7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欲证明祝志强以1:0.55的价格收购史蕙蕙的股权，而徐忠举支付王萍4万，其转让3%股权是王萍实际出资的其中的2.5%的股权。经质证，上诉人王萍认为：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协议未实际履行，若按照上述协议约定，祝志强需支付更高的价款。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王萍的签字是徐中梁代签，徐中梁是代办人。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说明祝志强收购史蕙蕙的股权为溢价收购，同一阶段的不同股权价格也可以不同。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2，与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行为不具有关联性；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且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已经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证据4，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无法达到祝志强主张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但一审判决书第2页第12行“2016年7月1日”有误，应为“2016年7月11日”，现本院予以更正。 本院经审理，另查明：王萍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出让方王萍将其持有的智侣公司3%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徐忠举，双方确认的转让价格为4万元。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22日，王萍和徐忠举分别在出让方和受让方处签字。徐忠举分别于2016年8月6日、同年8月11日、同年11月12日及2017年1月26日分四次向姚捷共支付4万元，备注为“购买王萍3%股份预付款”，王萍自认姚捷系其丈夫。王萍与徐忠举未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再查明：2018年8月7日，案外人徐中梁通过微信向祝志强发送了一份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徐中梁、沈健、王萍的股权都转让给祝志强，以原始入资共16万元转让，其中王萍剩余入资2.5万元。二审中，王萍陈述该2.5万元转让价格的构成为剩余出资1万元和投入的前期开发费用为1.5万元。祝志强自认收购股权的对价为16万元，但因产生了其他矛盾其并未支付上述款项，徐中梁对公司造成了损害，若其消除损害，祝志强愿意支付16万元。 本院认为：从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事后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以及到庭陈述的内容来看，王萍出让持有的智侣公司股权、祝志强受让该股权的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的关键在于祝志强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本案中，虽然双方当事人约定王萍将其持有的智侣公司11.25%的22.5万元股权（其中已到位5万元，未到位17.5万元）以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祝志强，但根据二审查明的新事实，王萍在向祝志强转让案涉股权之前，其已将其中3%的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徐忠举并实际收取了转让款4万元。同时，王萍明确陈述其出让智侣公司11.25%的股份想要收回的款项为5万元，且其出让股权系按照实缴出资部分平价出让、其剩余未收回的出资仅为1万元，故基于公平原则，本案股权转让祝志强仅需支付王萍1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祝志强二审认为，王萍于案涉协议签订前已将3%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徐忠举，徐忠举又将该股权转让给了祝志强，祝志强已支付徐忠举5万元，故王萍应向徐忠举主张股权转让款。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就持有的11.25%股份中的3%部分王萍存在“一股二卖”的情形，但王萍与祝志强之间就剩余股份的转让行为仍合法有效且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亦无证据证明王萍因此前出售3%股份已经收回了全部出资款，故祝志强主张应由案外人徐忠举承担全部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基于当事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已经发生新的变化，一审实体处理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王萍的上诉请求之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鉴于一审中王萍未全面陈述案件事实，导致二审根据新查明的事实予以改判，浪费司法资源，本院确定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均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14679号民事判决； 二、祝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萍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 三、驳回王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7元，均由上诉人王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文杰 审判员  魏之薏 审判员  梁 琦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丁希军 书记员王诗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