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陕01民终15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飞，男，1969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涛，陕西乐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立新，男，196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鸿侠，女，196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晓红，女，197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旭红，女，197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西排。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斌，男，197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西排。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万利，陕西彬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雎煜辉，陕西彬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高飞因与被上诉人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5民初5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二项；2.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高飞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为合同纠纷，约束双方权利义务的合同只有高飞与蒋某某于2014年1月25日签订的《西安临潼华乐学校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中关于蒋某某的权利义务在蒋某某去世后，由其子女继受。高飞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而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举办者变更至高飞的手续，应当认定违约。合作办学入股合同、委托书、承包经营期限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为高飞与合作伙伴，系内部合作约定，与本案的合同关系并无关联，不应作为认定高飞与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1月22日王斌与李某某签订股份改制合同明显错误，该合同签订的甲乙双方均为西安临潼乐华学校，而合同的成立应当由不同主体促成，故该合同从未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李某某与王斌于2017年5月22日签订的履行情况协议明显错误，委托书仅约定将法定代表人变更至李某某名下，委托李某某处理过户、变更事宜，并未授权其有权改变原合同约定的举办者变更事宜，而李某某在履行情况协议中擅自改变原合同，同意将举办者变更为杨立新，属于超越代理权，对高飞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仅凭办学许可证副本认定举办者为杨立新错误，事实是其通过不法手段欺骗政府、伪造高飞签字才办理了举办者变更手续，对其违法行为应当予以纠正。许可证上的有效期限并不影响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按照《西安临潼华乐学校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履行举办者变更义务。一审法院错误的理解和适用了法律，高飞一审诉讼请求第二项为请求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提交举办者变更所需手续，该项请求权基础是约束双方的《西安临潼华乐学校股权转让合同》，该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并不矛盾。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上诉人高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西安临潼华乐学校股权转让合同有效；2.蒋某某的子女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及王斌负责向西安市教育局、西安市临潼区XX学校举办者变更至高飞名下的所需的手续；3.诉讼费由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5日，蒋某某与高飞签订华乐学校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经华乐学校理事会研究决定，同意蒋某某将100%股权以3000万元转让给高飞。合同约定，2014年1月30日前，高飞向蒋某某交风险保证金300万元，蒋某某将华乐学校的管理权交给高飞。2014年9月30日前，高飞向蒋某某支付700万元。2014年学校年检后，办理校长变更手续，校长人选由高飞指定，同时修改学校章程，明确高飞为学校举办者之一身份。2015年9月30日前，高飞向蒋某某支付800万元，蒋某某向高飞出具出资证明。2015年学校年检后，办理学校法人变更手续，将学校法人代表变更在高飞名下。2019年9月30日前，高飞向蒋某某支付800万元，2016年学校年检后，办理学校举办者变更手续，蒋某某将剩余股权全部转到高飞名下。2017年3月30日前，高飞把剩余股权转让金存入双方指定银行，蒋某某把高飞举办者手续办理完毕，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同日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向高飞出具同意家母蒋某某将华乐学校股权按2014年1月25日签订合同转让给高飞的书面意见。合同签订后，2014年1月25日，高飞向蒋某某支付定金30万元，2014年3月1日，高飞向蒋某某支付风险保证金270万元，2014年9月30日、2015年9月30日，高飞分别向蒋某某支付700万元、800万元，2016年9月29日，高飞向蒋某某支付800万元。2017年1月14日，高飞、林小伍、李某某、陈某某签订合作办学入股合同，合作办学名称华乐学校，合同期限35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49年12月31日止，高飞以现金方式出资816万元，占总股权的24%（按学校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执行），林小伍以现金方式出资850万元，占总股权的25%（按学校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执行），李某某以现金方式出资884万元，占总股权的26%（按学校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执行），陈某某以现金方式出资850万元，占总股权的25%（按学校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执行）。合同对出资交付期限、分配、债务承担、入股、退股、出资转让等均作了明确约定。2017年1月16日，高飞、林小伍、李某某、陈某某签署委托书，载明，经董事会研究，有关华乐学校原创办人蒋某某于2014年2月28日与高飞为代表（股份合作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转让合同期限过渡期，2014年2月28日至2017年3月30日。由于原创办人蒋某某于2016年12月病故，对原合同约定的校长、法人、举办者变更等事宜，一直推举过户后法人代表变更在李某某名下，全权委托李某某代表处理过户、变更等事宜，原合同以高飞为代表组成股东。附原股权转让合同及合同办学入股合同。2017年1月16日，高飞、林小伍、陈某某作为发包方即甲方与李某某作为承包方即乙方签订华乐学校承包经营期限股权转让合同，华乐学校创办人蒋某某（以下简称原甲方）于2014年2月28日与高飞为代表（股份合作制，以下简称原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高飞原签订华乐学校股权转让合同，股权组成如下，高飞占总投资的24%，林小伍占总投资的25%，李某某占总投资的26%，陈某某占总投资的25%，合计100%。乙方全面接收现有学校所有财产、经营管理权和使用权，以及无形资产移交，在合同履行期内，所有财产都属股东所有，乙方在承包经营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负责，甲方概不负责，甲方不得干涉办学，管理活动，乙方有权代表原股权转让合同与原甲方协商，并有权确定法定代表人遴选，办理变更手续，甲方全体股东无条件提供身份证，合同办学入股协议书等相关资料，甲方仍然是学校的股东，在学校章程中体现，直至2022年分红款结清后，甲方持有股权转让完毕，不在占有学校任何股权，乙方每年支付800万元，自2017年9月起至2022年9月30日止，6年共计分红款4800万元，双方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7年1月22日，王斌代表股权改制前华乐学校与李某某代表股权改制后华乐学校签订华乐学校股权改制合同。约定，华乐学校原创办人蒋某某2014年2月28日与高飞为代表股份合作制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转让合同期限（过渡期）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7年2月30止，合同总价款3100万元。截至2016年9月30日前，按合同约定支付总价款2600万元，余款500万元在2017年3月30日前付清，由于原创办人蒋某某于2016年12月4日病故，对原合同约定的校长、法人、举办者变更等事宜带来不便，为了华乐学校股权转让平稳过渡，有关支付原500万元的付款办法，校长、法人、举办者的变更等事宜，经蒋某某继承代表人王斌，全体股东代表人李某某进行协商一致，原股权转让合同价款尚欠500万元，由李某某负责支付，在2017年3月25日前付清，原股权转让合同蒋某某继承代表人王斌同意按合同约定付款500万元款项后，提供办理校长、法人、举办者变更相关手续材料（其中举办者的变更、注册可推迟3年后），乙方股权全面确认稳定后变更，王斌要全力支持李某某从速办理相关变更手续，力争在款项付清后，立即办理校长、法人变更，在办理变更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李某某负责。在变更举办者注册时，可列入王斌是合作伙伴举办者之一，但王斌不参与任何经营管理和承担学校经营的任何风险，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7年3月30日，李某某向杨鸿侠支付500万元。2017年9月5日，高飞出具说明，载明，根据华乐学校经营期限股权转让合同相关条款中，高飞占总投资24%部分内容，本人同意自2017年开始每年的学校分红部分资金全部转入陈某某账户，资金转出所有责任由我个人承担，本人不得要求校方向我个人转款。2017年5月22日，李某某与王斌签订关于2014年2月28日签订华乐学校股权转让合同3年履行情况协议，截至2017年3月30日前，如期支付合同约定款3100万元，在3年履行过程中，个别条款存在分歧，经协商一致，同意按2017年1月22日签订的华乐学校股权改制入股合同执行，法人代表、校长按约定于2017年10月14日变更至李某某名下，履行完毕。有关举办者因法律程序问题暂时变更至杨立新名下，3年期满后换证时根据华乐学校发展和投资届时按股东实际投资股权登记注册。同日，王斌向李某某移交了华乐学校旧公章一枚、华乐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华乐学校民非登记证正、副本、华乐学校房屋所有权证两本。2017年9月30日，陈某某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华乐学校李某某按2017年1月16日约定合同价款，共计3620292元。2018年9月30日，陈某某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华乐学校李某某按2018年分红款3653333元，包括高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副本载明，华乐学校的校长为李某某，举办者杨立新，有效期限2017年4月至2020年3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应否负责向西安市临潼区教育局、西安市教育局提交华乐学校举办者变更至高飞名下的所需的手续。高飞认为，其与蒋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蒋某某负责将举办者办理至其名下，其已按协议约定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价款，蒋某某去世后，其子女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及王斌应当提交办理举办者变更的资料。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认为，对华乐学校股权转让合同有效无异议。该合同已履行完毕，高飞要求将举办者变更为其名下，依法不能成立。高飞及其他三股东与李某某签订协议，将所有股权转让给李某某，其后与李某某签订协议，约定举办者变更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应依法驳回高飞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高飞与蒋某某签订的转让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为合法、有效。虽然转让合同对办理举办者手续做了约定，但高飞、林小伍、李某某、陈某某于2017年1月16日达成委托协议，2017年1月16日，高飞、林小伍、陈某某与李某某签订的承包期限转让合同表明，高飞、林小伍、陈某某全权委托李某某代表处理过户、变更等事宜。2017年1月22日，李某某与王斌签订华乐学校改制合同，2017年5月22日，李某某又与王斌签订了华乐学校转让合同3年履行情况协议，对法定代表人、校长、举办者的变更做了约定，且进行了相关证照的移交。后华乐学校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副本载明，华乐学校的校长为李某某，举办者杨立新，有效期限自2017年4月起至2020年3月止。故高飞现要求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办理举办者变更手续不符合合同约定。按照法律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需由举办者提出，经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现高飞请求办理举办者变更手续，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依法不予支持。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高飞于2014年1月25日与蒋某某签订的西安临潼华乐学校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二、驳回高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高飞负担50元，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负担50元。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庭审中，高飞书面申请本院调取华乐学校举办者变更资料。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高飞主张提交举办者变更所需手续的请求权基础是否成立。本院认为，高飞主张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按照《西安临潼华乐学校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履行举办者变更手续，按照合同约定杨立新、杨鸿侠、杨晓红、杨旭红、王斌应当履行该义务。但高飞于2017年1月16日签字同意的委托书载明“由于原创办人蒋某某于2016年12月病故，对原合同约定的校长、法人、举办者变更等事宜，一致推举过户后法定代表人变更在李某某名下，全权委托李某某代表处理过户、变更等事宜”，可知高飞将举办人变更事宜已委托给李某某，原合同中关于举办者变更事宜不再适用。李某某在后续合同中对举办者变更作出的决定是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的，并未超越代理权，该行为对高飞发生效力。西安临潼华乐学校作为非营利性民办非企业单位，现任举办者为杨立新，高飞主张举办者变更为杨立新的手续伪造其签字，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高飞申请调取的华乐学校举办者变更资料属于当事人举证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高飞调取证据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高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高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鹏                   审 判 员   孙      敏                    审  判  员  岳  新  文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书 记 员    汪   靖  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