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民终2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修乙，男，1971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太和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安徽省太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林，江西华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霞，江西华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传士，男，196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太和县人，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监事，户籍地：安徽省太和县，现住江西省弋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科标，江西华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平，江西华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修乙因与被上诉人杨传士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6民初1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修乙上诉请求为：1、依法撤销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6民初1691号民事判决；2、改判解除杨修乙与杨传士2019年4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判令杨传士向杨修乙返还股权转让款350万元，且从2017年12月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杨传士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杨传士未按2019年4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于2019年7月30日前将转让的5%股权变更至杨修乙名下，已构成根本违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二、一审法院认定杨修乙实际取得股东资格错误。上诉人杨修乙从未以股东身份参与经营管理，也从未承担股东义务和享受股东权益。股东陈生杰作出的证明不真实，2017年12月1日陈生杰自己都还不是股东，更不存在当时同意杨传士转让股权之说。三、一审法院以补签《股权转让协议》后公司一直未正常生产，杨传士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构成根本违约错误。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与公司是否正常生产毫无关联性。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代持人只能根据代持协议约定向代持人主张权益，不能在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五、一审法院恣意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意思表示，错误解释双方在合同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六、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针对的是名义股东处置股权第三人善意取得的问题，与本案无关联性。综上，由于被上诉人杨传士转让股权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未经全体股东同意，导致上诉人无法取得股东资格，2019年7月30日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无法实现。现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应予以支持。杨传士辩称：1、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日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属实，约定由被上诉人转5%股份给上诉人，价款为350万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合同已经基本履行完毕，合同目的已经实现。上诉人在2018年4月开始已经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生产经营，参与重大经营决策，其他股东均对其股东身份予以认可。3、其他股东在2017年12月1日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是否知情不是上诉人具备股东身份的充分必要条件。4、上诉人解除股份转让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5%股权至今未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并不构成根本违约。5、上诉人起诉追回股权系本案中前置程序。6、被上诉人同意配合上诉人和弋阳兴旺实业有限公司办理上诉人的股权变更手续。杨修乙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3500000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从2017年12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7年6月27日，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投资人（股权）为陈炎生210万元，占42%；卢光远140万元，占28%；金根灶150万元，占30%。该公司于2015年7月24日公司投资人（股权）变更为杨传士出资735万元，占49%；许兴义出资765万元，占51%，实缴出资0万元；于2018年12月5日公司投资人（股权）变更为陈生杰出资额450万元，占30%，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13年11月28日；投资人杨传士出资额285万元，占19%，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13年11月28日；投资人许兴义出资额765万元，占51%，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13年11月28日。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许兴义。2017年12月1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就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并于2019年4月30日补签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2017年12月1日经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股东过半数同意，被告将其在该公司股权中的5股作价3500000元转让给原告，并由原告作为隐名股东，其股权由被告代持。现被告将代持的原告股权，转让至原告名下，被告向原告股权转让期限截止2019年7月30日。到期后仍无法追回股权，原告有权向弋阳县人民法院起诉。备注：2017年12月1日原告购买被告股权时，经被告和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同意，该笔股权转让金转入陈生杰账户中。协议由原、被告签名并持印。协议达成后，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将3500000元股权转让款转汇至陈生杰账户中。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未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原告于2017年12月到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任该公司一车间主任。2018年4月1日，原、被告、郭顺桥，杨传夫等8人签订了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一车间内部生产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一车间生产前期投资50,000,000元作为启动资金，每股1,000,000元，共计50股，其中原告占5股5,000,000元，被告16股16,000,000元，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8年11月17日，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了股东会会议决议，原告参加该会议并在股东签名处签名并持印。2019年6月16日，原告参加了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关于为企业技改进度会议，并在会议签到表中签名。原、被告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时，未经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同意，也未召开股东会，且公司及被告未向原告分配过利润，原告也未分担过公司亏损。该公司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名合法股东为被告、许兴义、陈生杰。原、被告补签股权转让协议后，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一直至今未生产经营，也未向原告分配过利润、原告也未分担过公司亏损。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期限届满后，被告未将转让给原告的5%股权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后经原、被告协商，但未果，原告遂提起诉讼。另查明，2007年6月25日，由陈炎生，卢光远、金根灶共同出资成立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并制定了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第十二条第九款规定：“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为股东会职权之一。2019年10月1日，公司股东陈生杰、被告出具证明，证明了原告于2017年12月1日起成为公司股东的情况知情并予以认可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2．股权转让款的实际数额；3．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原、被告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双方补签协议，约定由原告作为隐名股东，其股份由被告代持，虽然未经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存在瑕疵，但是该协议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原、被告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没有争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收益，由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之规定，故转让协议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对此，双方均应当按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二、关于股权转让款的实际数额的问题。原告按照与被告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数额和方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入3500000元至被告指定的账户，提交了农业银行的业务凭证等有效证据，履行了受让人应尽的出资义务。被告辩称仅收取了原告交付的转让款3000000元，余款未付等，因被告未在本院指定期间内提交与陈生杰的对账清单等有效证据，故此，被告的上述辩称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确认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3500000元。三、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的问题。原、被告补签股权转让协议后，被告未按约定的期限将其代持的原告股权转让至原告名下，不符合协议约定，构成违约，对此，被告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按照协议约定，被告应在2019年7月30日前将代持的股权转至原告名下，到期仍无法追回股权，原告有权起诉追回股权。本院认为，该约定的内容与原告所主张的到期被告应将转让的股权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不属于同一内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取得股权的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且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为公司的应负义务，未经变更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并不能以此来否认原告的股东身份，且原告以股东身份参加了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参与了该公司的重大决策，享有了股东的权利，由此可以认定该公司的其他股东认可了原告的股东身份。另由于自原、被告补签转让协议后至今公司一直未正常生产经营。因此，被告未将转让给原告的股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不构成根本违约。原告以被告未按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被告构成根本违约，违反了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等为由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返还股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其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按照协议约定，原告有权追回股权，且有权向被告主张投资收益，而非解除转让协议并由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但被告有协助将转让的股权办理登记在原告名下的义务。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第第二款、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解释（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修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740元，减半收取188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杨修乙向本院提交一份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由法定代表人许兴义签字。拟证明被上诉人转让股权未经公司全体股东同意，目标公司不认可上诉人股东资格，上诉人从未享受过股东权益，未分配盈利也未承担亏损。被上诉人杨传士质证认为，对该份《情况说明》真实性有异议，现在许兴义实际股份只有31%，公司显名股东目前有三位：杨传士、许兴义、陈生杰。去年开始三位股东矛盾非常尖锐，即便该说明盖有公司印章，也不能代表全体股东的意见。另杨传士起诉许兴义办理20%股权的诉讼在贵院审理中。被上诉人杨传士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一份2019年10月2日许兴义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对案涉股权转让许兴义知情并且同意。上诉人杨修乙质证认为：没有原件无法核对，从时间上看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许兴义签名与上诉人提供《情况说明》中的签名不一致，即便是许兴义的签名，被上诉人也未在约定时间内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对于上诉人杨修乙提交的弋阳兴旺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与被上诉人杨传士提交的许兴义出具的证明，系两份证明对象截然相反的证据。基于两份证据真实性存疑，对于弋阳兴旺实业有限公司或是许兴义是否同意杨修乙受让案涉股权应以一审中2018年11月17日弋阳兴旺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记载的内容为准。对上述两份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对上诉人杨修乙的上诉理由，评析如下：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上诉人杨修乙与被上诉人杨传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协议。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同时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分析，股东登记事项的工商变更，并非公司股权变动的效力要件，上述行为的发生系以公司股权变动完成为前提。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杨修乙已经对内取得弋阳县兴旺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协助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仅属于杨传士的附随义务。且杨传士表示愿意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另在2018年11月17日目标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上，所有显名股东及杨修乙均表示愿意别的企业或个人对公司进行收购或兼并，说明公司显名股东对杨修乙取得公司股东身份是知情且并未反对。因此，杨修乙以杨传士未办理变更登记为由，主张杨传士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修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740元，由上诉人杨修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玮审判员 夏旭莉审判员 李少琴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程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