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晋10行终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地址临汾市鼓楼东大街115号。法定代表人师安平，局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陈吉宁，该局党委委员。委托代理人张敏，该局法制大队民警。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志林，男，197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址临汾市。委托代理人宋洋，山西尧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地址临汾市尧都区华州路1号。法定代表人吴勇，区长。委托代理人郑亚红，临汾市尧都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辛亥，临汾市尧都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9）晋1002行初6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负责人陈吉宁、委托代理人张敏，被上诉人白志林委托代理人宋洋，原审被告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郑亚红、张辛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9年1月3日下午14时许，白志林驾驶×××银灰色小轿车停放在尧都区华州路九星佳苑小区东门口外西侧时，杜宾驾驶×××蓝色奥德赛车（车上乘坐人有杨宝龙、董武）行驶至小区内转弯时，发现白志林驾驶的银灰色小轿车挡住其转弯，杜宾下车后因挪车的问题与白志林发生争执，小区保安陈立看见后告诉杜宾说东门出不去，走西门，然后回到了中控室，白志林、杜宾二人语言不和继而发生厮打，车上乘坐人杨宝龙遂下车伙同杜宾将白志林打倒在地，等白志林起身后，杜宾和杨宝龙再次将白志林打倒在东门东边的草坪里，杨宝龙并拿停车塑料墩砸向白志林头部。杨宝龙挪车时，白志林揪住杜宾衣服，杜宾压在白志林身上用手打其脸部和头部，杨宝龙返回来也踢白志林，此过程中，董武站在旁边一直口头劝架。白志林电话告其朋友郜院红赶到现场，郜院红将白志林拉起，白志林起身后在杜宾脸上打了一拳。杜宾和杨宝龙两人又第三次将白志林打倒在地，并在白志林头部和身上踢了几脚，致白志林头部受伤。后经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白志林损伤程度为轻微伤。2019年1月3日，白志林向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铁路东派出所报案。2019年1月4日铁路东派出所受理该案。白志林受伤后在尧都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1天，住院费用1978.83元。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于2019年2月21日对白志林作出尧公行罚决字[2019]000043号行政处罚决定，罚款300元，对杜宾作出尧公行罚决字[2019]000045号行政处罚决定，对杨宝龙作出行罚决字[2019]000044号行政处罚决定，对二人分别罚款500元，并拘留12天。白志林不服尧公行罚决字[2019]000043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4月23日向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临尧政行复决[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白志林对尧公处罚决字[2019]0000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临尧政行复决[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均不服，并以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尧公处罚决字[2019]000043号行政处罚决定和临尧政行复决[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上为本案事实。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本案争议的第一焦点为白志林是否存在先推杜宾的行为。白志林与杜宾素不相识，仅因为停放车辆发生口角进而发展为打架。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所作的尧公行罚决字[2019]000043号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所作的临尧政行复决[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中均没有体现白志林先推杜宾的情节，白志林、杜宾等人在铁路东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所述白志林与杜宾之间的冲突情况不一致，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提供的铁路东派出所刻制的白志林被殴打案的视频资料中也看不出白志林先推杜宾的过程。因此，对白志林先推杜宾的事实不能认定。本案争议的另一焦点为白志林打杜宾一拳的行为应为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在郜院红到达事发现场之前，杜宾、杨宝龙二人已对白志林进行了二次攻击殴打，且力度很大，每次都是打倒在地，拳打脚踢。虽然第三次殴打是由于白志林打了杜宾一拳才发生，但其侵害人仍在现场，给白志林造成极大恐惧，从当时的处境、心里来说，侵害行为没有完全停止，仍在进行。关于白志林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首先要看杜宾、杨宝龙二人的不法侵害行为是否仍在进行，判断侵害行为是否已经结束，应该结合事发当时双方力量、不法侵害的力度、持续时间以及侵害人是否已经实质性脱离现场，是否还有被继续攻击的可能，行凶者远离现场或完全不能对受害者构成威胁时，正当防卫的合理性才算解除。被连续殴打后的白志林恐遭继续挨打而采取了自然的还手防卫动作，属于被打后的正常防卫反应。其次，要看白志林的行为是否超出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正当防卫不以结果论防卫是否过当，而是以暴力手段论，只要暴力手段对等，就可以认定正当防卫。杜宾、杨宝龙连续殴打白志林三次至轻微伤，白志林打杜宾一拳没有实质性伤害后果，显然没有超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在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界限标准通常认为受害方有权利选择不回避，有权选择与违法行为作斗争，从而有效制止违法行为而保护自己。防卫人没有退避义务，有在现场反击侵害者的权利，受到不法侵害行为攻击的个人可以采取必要手段保全自己。对于这种正常防卫，合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因此白志林主观上不存在殴打他人的故意，仅是客观上实施了防卫动作，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殴打他人的构成要件。另外，《公安机关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反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白志林在自身遭受殴打的情形下，针对侵害人采取了下意识的防卫动作，且未对侵害人杜宾超过必要限度的损害，其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故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和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以原告先推杜宾”和以“原告将杜宾脸部打了一拳”为由认定白志林不属于正当防卫，属于故意伤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显失公正，故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所作的尧公行罚决字[2019]000043号行政处罚决定应予撤销，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临尧政行复决[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亦应一并撤销。另外，白志林提出董武参与殴打，根据董武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结合监控视频资料显示只有杜宾、杨宝龙两人参与殴打白志林，故董武殴打白志林的事实无法认定。对白志林提出的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超过法律规定的治安案件办理期限、程序违法一节，因公安机关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有明确规定，法定期限内因客观原因不能在法定期间办理的，即使超过办理时限也不属于可撤销的情形，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撤销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所作出的尧公处罚决字[2019]000043号行政处罚决定及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所作的临尧政行复决[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上诉称，1、2019年1月3日下午14时许，在尧都区华州路九星佳苑小区东门外路口，因被上诉人将车停放在小区出入口位置，造成杜宾车不能进入小区，在杜宾要求被上诉人挪车时，被上诉人不但没有及时挪车，反而走向杜宾车的位置与其争执，被上诉人先推杜宾，随后引起双方打架，以上事实有上诉人提供的CH11摄像头拍摄的画面、杜宾的询问笔录、董武的询问笔录互相印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先推杜宾的情节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客观上，被上诉人殴打杜宾时，不法侵害已经停止。侵害人之前如何殴打被上诉人以及是否仍在现场，与侵害是否仍在进行没有必然关联，应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加以判断。在尧都区铁路东派出所工作人员对被上诉人作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被上诉人称：“见我被打，一看打我的人他都认识，就说怎么是你们呢，别打了，都认识。”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是清楚郜院红也认识对方的。同时，郜院红在其询问笔录中称：“我就赶紧拉架，将白志林拉了起来…”。结合上述两份证据可知，当时的不法侵害已经停止，之后新一轮的打斗是因白志林打杜宾一拳而起。主观上，被上诉人打杜宾一拳，是出于泄愤，而非基于恐惧与防卫心理。在尧都区铁路东派出所工作人员对被上诉人作的第二次询问笔录中，被上诉人称：“我是打了那个男子一拳，朝脸部打的，就这一拳，当时我气的不行，先前我不认识人，就一个人，所以不敢还手，黑皮来了，我才敢还手打他”。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是出于泄愤对杜宾进行了殴打，并非基于恐惧，更非下意识的防卫动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白志林答辩称，1、从白志林一审提交的视频证据以及白志林、杜宾、杨宝龙等人的笔录中都无法显示本次事件是由白志林先动手推杜宾所引起（三人的笔录对此说法不一，不能相互印证），也就是说白志林无过错，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不应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行政复议结果中均未提到“白志林推杜宾”，在作出行政处罚这一行政行为时，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并不是因为“白志林先推杜宾”，从而引起这一殴打事件的，“白志林先推杜宾”这一说法是在行政诉讼开始后才出现的，属于是在作出行政行为后或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证据使用。2、本案中，白志林打杜宾一拳时不法侵害尚未结束，仍在进行中。在白志林打杜宾一拳之前，杜宾等人已经对白志林进行了殴打，并且白志林两次被打倒在地。同时，杨宝龙使用武器（塑料路障）殴打，使得暴力升级。郜院红进行口头劝架，但在此之前周围围观群众也进行了口头劝架，并没有达成任何停止暴力的效果，所以郜院红这一介入因素并未使不法侵害消除甚至停止。从施暴人一系列行为也可看出，并非是将被害人打倒在地就结束了。很明显，杨宝龙在离开现场后甚至折返回来殴打了被害人，更何况此时包括施暴者同行的三位都在场，将其团团围住，被害人又怎能判断暴力行为的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白志林说“…之前一个人不敢还手，黑皮来了，我才敢还手打他”，白志林说的是“还手”，并非殴打。综上，上诉人对白志林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只有白志林打了杜宾一拳这一行为，而该行为是基于防卫目的而做出的，上诉人对白志林作出的行政处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答辩称，在白志林与杜宾双方争执已经停止的情况下，白志林再次挑起事端，殴打杜宾一拳，是一种违法行为，而非正当防卫。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作出的尧公行罚决字[2019]00004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临尧政行复决[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规定”的规定，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具有对本案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定职权。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白志林的报案材料，白志林、杨宝龙、杜宾、董武、郜院红、程琳、陈立的询问笔录，鉴定意见通知书及鉴定意见书，现场视频资料等证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白志林与杜宾等人因挪车问题发生争执而引起互相斗殴的违法事实。原审被告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受理被上诉人白志林的复议申请经审查后，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临尧政行复决[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同年6月21日向白志林予以送达，该复议决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诉称“本案存在被上诉人白志林先推杜宾情形”的理由，因白志林、杜宾、杨宝龙、董武等人在铁路东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关于白志林与杜宾之间是否存在白志林先推杜宾的情形说法不一致，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提供的视频资料中也看不出白志林先推杜宾的过程，且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所作的尧公行罚决[2019]0000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所作的临尧政行复决[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均未能体现白志林先推杜宾的事实，故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该诉称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被上诉人白志林提出“白志林打杜宾一拳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具有违法性”的意见，正当防卫的本质在于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本案中，即使不能证实白志林先推杜宾的行为，但白志林与杜宾在主观上均具有不法侵害对方的故意，客观上均实施了不法侵害对方的行为，二人的行为应系互相斗殴。尤其被上诉人白志林在其朋友郜院红赶到现场将其拉起后，其仍往杜宾脸上打了一拳，主观上积极追求非法侵害对方的结果，因而不存在正当防卫的意图，不属于正当防卫，故被上诉人白志林该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作出的尧公行罚决字[2019]00004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临尧政行复决[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上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判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9）晋1002行初66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白志林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白志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祥伟审判员  梁 荣审判员  靳红萍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