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6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学文，男，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桐亮，山东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山东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少海鸿润达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营房村。 法定代表人：郑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长友，胶州中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赟，男，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亭伊，女，汉族，系郑赟之妻。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长友，胶州中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河南省郑州市城东路116号。 法定代表人：方胜利，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勇，男，汉族，该公司职工。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冬艳，女，汉族，该公司职工。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 上诉人郑学文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少海鸿润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润达公司），被上诉人郑赟，被上诉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七局）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281民初10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9日按送达地址确认书向当事人送达了开庭传票，于2020年1月20日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学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桐亮，被上诉人中建七局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冬艳到庭参加了诉讼。从EMS回执看，被上诉人郑赟于2020年1月22日签收了开庭传票；被上诉人鸿润达公司的开庭传票直到2020年3月24日被以“收件地址无此人/单位”、“电话拒接/长期无人接听”退回。被上诉人鸿润达公司、郑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电话联系办案人，邮寄了书面答辩意见及其他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学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郑学文与郑赟不存在合伙关系错误。鸿润达公司与郑赟认可2015年7月4日给郑学文出具的工程款收据真实性，抗辩无合作关系无其他合理解释。中建七局称2014年6月27日与鸿润达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也认可郑学文在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送货及接收货物的事实，但一审法院未对采购合同货款履行情况进行审查。上述证据充分证实双方存在简易的合作关系，也是中建七局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实际合同履行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庭审中，郑学文补充上诉理由，郑赟在一审时对郑学文提交的证据称与郑学文无任何关系，但在庭审笔录又称郑学文在其处学徒帮工，与质证意见矛盾。 鸿润达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辩称，一、本案纯系郑学文与郑赟个人之间往来，与其无关。一审法院已查明郑学文与郑赟存在经济往来，但郑学文自始至终未与鸿润达公司发生任何业务。郑学文仅基于与郑赟朋友关系在公司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相关业务知识，但双方无任何约定。 郑赟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辩称，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或“简易合作”法律关系。首先双方很早就是朋友关系，一直保持友好往来，因创业不易，双方经常发生金钱往来，以用于临时资金周转。在转账之前的2015年3月13日，郑学文向郑赟借钱，自称银行贷款到期需要偿还，但由于郑学文怕因他人起诉而将其银行账户冻结，故借用其父亲的银行卡，而郑赟正是应其要求将20万元转账至郑学文父亲郑明利账户中。另外本案发生前2015年5月18日，郑赟又在郑学文要求下向其妻贾云账户转账1500元，也是一样的用途。而后郑赟也同样需要资金，向郑学文提出资金需求，郑学文也于2015年7月4日根据郑赟要求给付郑赟现金50000元，郑赟向其出具了借条。另外郑学文通过其妻贾云的账户向郑赟陆续转账40万元（2015年8月11日、8月12日各20万元）。之所以郑赟在借条中写入了“入”字，完全基于郑赟的口头表达习惯及语法问题而已，且从该条内容看，该款应系工程款，但实际上郑赟与中建七局订立的系供货合同，系买卖合同关系，所谓的工程与郑赟并无关系。但无论如何该条不应作为双方发生“简易合作”关系的依据。二、从资金往来情况可证实双方交易不符合合伙或“简易合作”的法律特征。在郑赟收到郑学文款项后时隔20天左右的2015年8月31日起，郑赟就开始陆续向郑学文妻子贾云转账254500元。该款项均转账至郑学文妻子贾云账户中。期间郑赟曾支付郑学文现金20万元。但从数额上看，已超付郑学文4500元。需要指出的是郑学文竟然矢口否认贾云就是其妻子，更否认郑赟向贾云转账与其有关。在经过郑赟解释及审判长当庭询问后，郑学文才无奈承认贾云就是郑学文妻子。要知道当时郑学文向郑赟转账也是全部通过贾云账户转的，可看出郑学文刻意隐瞒案件事实的不良企图。从付款时间看，郑赟偿还款项时郑赟与中建七局供货合同并未结束，该项目从2014年开始至2018年结束，当时正是郑赟大量供货阶段，也并未经过结算，更不存在利润。在此情况下合伙人是不能收回投资的，更何况距离郑学文支付郑赟款项仅20天而已。由此可见该交易完全符合临时借款特征，而并非郑学文所称的“简易合作”或法律意义上的合伙。三、单据和差价不能作为双方合伙及要求分红的依据。本案的交易完全由郑赟操作联系的，交易过程中郑赟往往先与供货方联系好本次所需产品的型号、规格、数量、价格等，并直接要求供货方将货物运输至中建七局项目所在地，以降低中途倒运成本。在货物快要到达项目所在地时，郑赟就已经制作好“进货单”及“出货单”，并安排人员前去现场清点验收，验收无误后直接向中建七局送达“出货单”。过一段时间就与中建七局核对并开具发票。一般派谁去收货就在单据上写上派去收货人员名字，并写明货物种类、规格、数量、价格等信息。因为涉案产品价格浮动较为频繁，为了日后便于统计及核算，故郑赟每次都写明相关内容。且为了便于在出现数量、质量问题时了解验收情况以做好售后服务，一般每次收货时都注明派去现场清点验收人员名字。进货单上收货人员的名字都是由郑赟或其制单人员写上去的，并非郑学文所签。由此可以看出郑赟在经营过程中非常用心，因此各方面掌控比较到位。因为郑学文之前向郑赟提出要学习做此类生意，同时因双方系同乡、好友，郑赟对郑学文较为信任，因此多数时间都是派郑学文去现场清点验收，并将“进货单”及“出货单”都交给郑学文去处理，在郑学文无时间去时，郑赟也安排其他人去清点验收（在此郑赟附上几张其他人清点验收的单据以供参考）。但没想到郑学文在逐渐掌握了该生意技巧后，居然要“挖墙脚”，暗地里与中建七局联系，要自己承揽后续业务，结果事情败露，郑赟得到消息一气之下便不再让郑学文继续跟着学习业务，并要求郑学文交出所有单据走人。没想到郑学文居然拒绝返还其手中单据。好在郑赟每到时间节点就与中建七局进行核对账目并开具发票，故郑学文手中单据对郑赟并未产生影响，也无意义。若按郑学文逻辑，那岂不是所有在单据上出现名字的人都是合伙人，都要参与利润分配。至于单据上的差价部分是郑赟经营利润所在。该差价并非全部都是利润。众所周知在经营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费用，包括运输费、装卸费、管理费、税费以及其他实际支出费等。该系列费用都出自差价部分，但却应计入成本。单纯以差价作为利润是绝对不现实的事情。四、郑学文主张双方存在合伙或“简易合作”，既无事实基础又无证据基础。但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应知道，合伙或“简易合作”涉及到利润分配等问题的，都应制作书面协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成本核算、利润分配比例、风险承担、合作期限等，并非只用单据上的差价确定利润，更不应该是郑学文一句简单的“口头约定，利润均分”所能概括。退一步讲，利润能不能达到差价的一半都不确定，如郑学文直接分去一半差价，那么郑赟要承担所有成本。该笔生意500多万元，持续几年，尚未结算就进入利润分配的道理。更可笑的是郑学文仅支付了45万元，即使按郑学文说法总共投入65万元，却要分得差价652639元的一半。就算由郑学文全部出资，利润未免高的离谱。 中建七局辩称，与郑学文无合同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郑学文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鸿润达公司、郑赟、中建七局支付工程款1000000元，并由对方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查明，郑学文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入“中建七局工程”工程款证明条一份。拟证明：1.为与郑赟合作进行中建七局工程的订单，郑学文于2015年7月4日先出资5万元，郑赟书写证明条一份；2.从该证明条上可看出双方基于中建七局工程这一共同目标和需要进行了临时合作。证据二：郑学文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宗。拟证明：为完成中建七局的订单，郑学文又给郑赟转款40万元（郑学文累计出资65万元，先期出资5万元，后又转款40万元，断断续续给现金20万元，在该合作关系中郑学文已完成实际出资）。证据三：成本价和交易价相对应的送货单各一宗[2015年7月-2016年6月]及其对照表。拟证明：1.郑学文参与经营，不受对方约束管理，双方共同完成订单，送货单（成本价）上有郑学文、郑赟双方的签字确认；2.送货单（成本价）与送货单（交易价）上的货物内容相对应，双方以差价计算利润进行分配；3.在2015年7月-2016年6月期间，送货单中成本价与交易价的利润差额652639元。4.在庭审时提交提交录音光盘一个、录音材料一份。拟证明2017年1月26日，郑学文就涉案中建七局订单向郑赟索要货款。郑赟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不能证明郑学文与郑赟及鸿润达公司有任何形式的合作关系。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该银行交易并非郑学文所称的实际出资，且郑学文称累计出资65万元，其中包含现金20万元，并未收到该现金。对证据三郑学文所称的成本价的蓝色的送货单真实性无异议，交易价送货单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成本价的送货单的证明事项有异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利润分配的任何相关约定，结合交易价送货单，该证据不能证实郑学文主张。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定，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不能证明是与涉案工程相关，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郑学文诉称的合伙关系。鸿润达公司质证意见同郑赟。中建七局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并非与其签订，与其无关。证据二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笔各20万元转账不能证明系郑学文出资，也有可能是单纯的借款关系。证据三，对成本价送货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并非其签订，送货单中的收款单位中建七局是错误的，对交易价送货单无异议。证据四同上述意见。 郑赟庭审时提交以下证据：银行交易流水一份。拟证明郑学文与郑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经常发生资金往来。郑学文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银行流水交易对象并无本案对象郑学文，与本案无关，且部分转账记录发生在2015年7月前，部分在2015年7月，与本案无关。鸿润达公司认可郑赟意见。中建七局质证意见为非单位转账，与其无关。 原审法院最终查明，郑赟于2015年7月4日给郑学文出具《收条》，载明“今郑学文入中建七局工程现金50000元伍万元整。” 郑学文妻子贾云于2015年8月11日、8月12日向郑赟各转账200000元，共计400000元。 郑学文提交2015年7月-2016年6月的成本价和交易价送货单各一宗，原审法院对成本价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郑学文提交2017年1月26日郑学文与郑赟之间的通话录音一份，郑赟对真实性未予认可，鉴于录音内容不能直接证明郑学文主张，原审法院未释明申请鉴定，对录音真实性不予确认。 郑赟提交与郑学文妻子贾云、郑学文父亲郑明利之间的银行交易流水一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郑学文与郑赟是否系合伙关系。第一，郑学文、郑赟无书面合伙协议；第二，从郑学文提交证据看，《收条》中虽载明“入中建七局工程”，并未明确说明参与的是否系涉案工程，且“入”字无法证明合伙，仅能证明郑赟收取郑学文现金50000元；第三，郑学文提交的送货单，仅说明郑学文签收货物，不能证明郑学文与郑赟合伙经营，对交易价送货单真实性无法认定。综上，郑学文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郑赟存在合伙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郑学文不能证明与郑赟、鸿润达公司、中建七局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故对郑学文诉讼请求难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学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郑学文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在原审法院庭审中，郑学文提交了两组送货单，即204张“送货单（成本价）”、188张“送货单（交易价）”。所谓“送货单（成本价）”名称就是《送货单》，也即郑赟主张的“进货单”，共有左右翻页和上下翻页两种格式，但栏目基本一致，抬头为收货单位：写有“中建七局”，之后系年月日栏；栏目有货号、名称及规格、单位、数量、单价和金额；郑赟在制单处签名，郑学文在备注处签名或写有“郑学文（收）”。所谓“送货单（交易价）”名称是《青岛少海鸿润达工贸有限公司送货单》，也即郑赟主张的“出货单”，其他栏目与“送货单（成本价）”类似；送货单位处有“郑赟”打印名字，还有中建七局工作人员签名。由于有的一张“送货单（交易价）”中包含有“送货单（成本价）”中两张的内容，故两类证据张数不一致，但基本上“送货单（成本价）”与“送货单（交易价）”建立了一一对应关系，“送货单（交易价）”价格大于“送货单（成本价）”。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送货单（成本价）”总金额1361222元，“送货单（交易价）”总金额2013861元，差价652639元。 在原审法院庭审中，郑赟提交了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5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至贾云1500元、8月31日30000元、10月8日10000元、10月16日13000元、2016年1月15日50000元、2月5日50000元、4月29日50000元，2017年7月18日50000元。 原审法院证据交换时，法庭询问双方关系及是否存在书面合伙关系时，郑学文主张与“郑赟”“是临时合作关系”，“没有”书面合作协议，利润分配“口头约定，利润均分”；郑学文主张合作期间2015.7-2016.6，“之后原告不再送货，仅是上述期间”。 询问中建七局合同关系时，中建七局主张“2014年6月27日和被告一（即鸿润达公司）签订了加气块、混凝土气块采购合同，主要采购不同规格的加气混凝土块和粉煤灰砖”。 询问郑赟不认可和郑学文有合作关系，蓝色送货单是怎么回事时，郑赟主张“是被告从潍坊自行采购。并非进货单，是被告自己记账用的”、“原告要和被告学习该类业务，故一直在被告处帮工，被告基于和原告同村发小，信任原告，在此期间，让原告比较深入地参与了一些活动，后来双方发生矛盾，原告向被告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被告要求原告交付相关凭证，被原告拒绝。因此在原告手里。黄色的单据真实性不认可”。 询问郑赟收到郑学文转账问题时，郑赟主张“因为原被告同乡、朋友，之间银行流水和转账，充其量是借贷关系。不能证明原被告是合作合伙关系，且借贷关系与原告诉求不符，本案不宜予以审理”、“被告因资金周转向原告的借款”。 在原审法院开庭审理时，询问郑赟蓝色单据上的字谁写的时，郑赟主张“有的是郑赟，有的是会计，上次提交的单据回去确认了一下，上面郑学文的签字不能证明什么问题，我们公司好多人，有帮忙的，像郑学文就是，也有物资部代签的，如果有这种单据就要和我们分利润吗。我们公司工地比较多，这种单据就是统计的联，没有任何意义，也说明不了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单据上“郑学文（收）”“是收材料的经办人，郑学文是去帮忙收这些材料。我们工地还有别人也帮忙收材料”。郑学文主张单据上“郑学文（收）”是“从潍坊发货，有的货物是郑学文签收，证明货物到了胶州，以及证明货物价格”。 郑学文询问郑赟“主张与郑学文系借贷，为何给郑学文写的条是‘入中建七局现金’，为何是‘入’，不是‘借’”时，郑赟主张“因涉案工程向原告借款5万元，且‘入’也不能表明是合伙、入股以及其他形式，只是语法及表达形式的特点而已，但证明不了双方存在除借贷外的其他任何关系”。 因疫情无法开庭，办案人电话询问若合议庭认为郑学文与郑赟构成合伙关系，郑赟投资合伙体的情况时，郑赟、鸿润达公司先以鸿润达公司名义回复如下：一、要求郑赟提供郑学文主张权利期间合伙投入情况。鸿润达公司认为，该情况与本案无关。本案系郑学文与郑赟之间往来，与公司无关，无义务提供相关材料，且公司项目较多，资金流较为繁杂，同一个时期多个项目交叉投资，无法确切理顺郑学文主张期间的准确投资。二、郑学文手中所持有的进货单及出货单无任何证明效力。更无法证明郑学文的主张。该相关单据均是郑赟出具，仅仅为了便于售后统计用。我公司同时供应多个工地，鉴于该类产品来源不一，价格浮动变化较为频繁，故郑赟个人在进货及出货时为了以后能够一目了然而习惯性地在单据上标注相关信息。但单据不具备任何效力，也无任何实际意义。真正的进货单在公司，该单据就是为了以后出现问题好查找相关责任人，便于解决售后问题使用，并无其他用途。有些时候项目工地的门卫或装卸工人也会帮忙收货，郑赟也会习惯性写好单据。但是该单据绝不应作为郑学文主张合伙的依据来要求分配“利润”，更不应该作为法院认定郑学文与郑赟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据。如仅凭该单据便能成为合伙关系，能够分配利润的话，那么岂不连门卫和装卸工人都要分配利润了。三、我公司与中建七局的合同项目投资时间长、投资金额也很大。绝非一时半会可以拿到利润的。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郑赟在郑学文向其付款后当月已开始反向付款。在此期间工程根本未结算，也未出现所谓的利润。我公司认为本案争议的款项根本不是郑学文向我公司投入的工程款，只是其与郑赟之间的往来款，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应该承担责任。 办案人再次电话询问若合议庭认为郑学文与郑赟构成合伙关系，郑赟投资合伙体的情况时，郑赟回复称二审法院通知郑赟提供其个人关于中建七局工程的投资情况。一、中建七局工程投资方系鸿润达公司，郑赟个人对于涉案中中建七局并未投资，无法提供投资情况。该工程的合同相对方系鸿润达公司与中建七局，并非郑赟。公司并未与郑学文进行过合伙。郑赟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交易行为系代表鸿润达公司的职务行为。但本案5万元收条应为郑赟与郑学文个人资金往来款，与本案所涉中建七局合同无关。该收条并不符合入股金性质，不应认定为合伙投资或“入股金”，其法律后果应由郑赟承担。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基本原则，郑赟认为郑学文主张与郑赟、鸿润达公司进行了“简单合作”或“合伙”，应承担举证责任，二审法院责令郑学文对相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不应将举证责任强加于郑赟。郑学文不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不存在的事实，郑赟不应承担任何举证责任也无法举证。交易发生在鸿润达公司与中建七局之间，而非郑赟个人。虽郑赟因公司资金周转需要有时会向外界筹款，但筹款行为本身未得到公司认可，公司也不知情。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郑学文、郑赟及鸿润达公司、中建七局提供的证据及抗辩，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郑学文与郑赟是否构成合伙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双方的收益，三是双方投入合伙体的投入款项如何处分。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即郑学文与郑赟是否构成合伙关系问题。中建七局认可与鸿润达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签订了加气块、混凝土气块采购合同，主要采购不同规格的加气混凝土块和粉煤灰砖。而郑赟2015年7月4日出具的系《收条》，不是借条，郑赟主张系借款的理由不成立。且收条明确载明“今郑学文入中建七局工程”，郑赟做出的除借款外的其他解释亦缺乏证据支持，再结合郑学文提交的“送货单（成本价）”与“送货单（交易价）”两套证据，能够理解为郑学文“加入到”或“入伙到”中建七局的工程中去。虽郑学文与郑赟之间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能够认定郑学文与郑赟合伙以鸿润达公司的名义向中建七局供应了一段时间的加气混凝土块和粉煤灰砖。原审法院认为郑学文与郑赟不存在合伙关系的认定有误，应予纠正。郑学文认为与郑赟存在合伙关系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如何处理郑学文与郑赟合伙收益问题。对于“送货单（成本价）”“送货单（交易价）”两套证据，中建七局均认可真实性，只是认为“送货单（成本价）”与其无关，而“送货单（交易价）”是交付给中建七局的凭证。郑赟及鸿润达公司在原审法院庭审中也认可“送货单（成本价）”的真实性，否认“送货单（交易价）”真实性及关联性，但在二审答辩状中，郑赟认可了上述两套证据的真实性，只是认为郑学文与郑赟系同乡好友，要求跟随郑赟学习此类生意，才派郑学文去处理“进货单”及“出货单”的，因产生矛盾，郑学文拒绝返还上述凭证。因此本院对上述两套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送货单（交易价）”是交付货物给中建七局的凭证，其上并无郑学文签名，而“送货单（成本价）”中却由郑学文与郑赟双方的签字，并无货物接收方签收，也无双方主张的货物出售方签名。这与郑赟主张的郑学文仅是随郑赟学习做生意，只是到场接收货物的主张不符合，郑学文并未在“送货单（交易价）”单据上，即在中建七局工地上的送货凭证上签名，反而在“送货单（成本价）”上由郑赟与郑学文双方签字。“送货单（成本价）”应是郑学文与郑赟双方确认分成的“成本价”，郑赟抗辩没有扣除成本的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郑赟还抗辩上述两组证据系郑学文利用工作便利恶意留下不予返还给郑赟，但郑赟无证据证实向郑学文索取过，也与郑赟主张售后服务及仅仅是其记账的凭证不符，对郑赟的该抗辩不予支持。在郑学文同时持有上述两套证据原件情况下，本院认定郑学文的主张更具合理性，郑学文与郑赟在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合伙的“送货单（成本价）”总金额1361222元，“送货单（交易价）”总金额2013861元，差价652639元。 郑学文主张在与郑赟合伙期间，双方投入基本相当，其投入资金65万元，收益应平均分配。对此郑赟否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本院多次释明若郑学文与郑赟存在合伙关系郑赟的投资情况，郑赟还是主张个人没有投入资金，并认为举证责任在于郑学文。本院认为，合伙纠纷的处理应依据双方合伙协议，特别是书面的合伙协议，收益分配比例应按双方约定或各自的投资额比例确定。郑学文提交的证据证实郑学文与郑赟存在合伙关系，且查明双方合伙期间投入资金为1361222元，接近郑学文主张的双方各投资一半，在郑赟拒绝提供其投资额情况下，无法按投资比例确定双方的收益分配额，根据法律规定应平均分配收益额，即郑学文主张的差价652639元。故郑学文主张其中收益一半，即326319.5元，应予支持。 第三个焦点问题，即双方投入合伙体款项如何处分问题。因郑赟与郑学文仅就供应中建七局某一阶段货物进行合伙，合伙结束时，合伙期间除取得的收益予以分配外，其投入作为合伙财产的投资款也应予以分配。2015年7月4日郑赟出具的《收条》中50000元应作为郑学文的投入款项。郑学文主张还通过其妻子贾云于2015年8月11日、8月12日向郑赟分两次转账支付过40万元用于合伙，该款项与郑赟2015年7月4日出具收条时间相近，且郑学文与郑赟在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合伙期间的投入达到1361222元，该40万元应认定用于合伙的投入款项。郑赟不认可该款项用于合伙，主张系双方的借款，且提交了郑赟向郑学文其妻转账的证据，主张双方互有借款、还款，但该款项支付时间有的在该期间之前和之后现象，每次数额较小、数额不一，金额也与上述款项不符，且未提供证据证实系偿还上述款项，对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郑学文还主张支付给郑赟20万元现金用于合伙，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在郑赟不认可情况下，不予支持。故本院认定郑学文投入合伙体的款项为45万元，少于双方合伙期间投入的总金额1361222元的一半。对郑学文要求分配的该45万元予以支持，对郑学文主张的其他款项不予支持。 郑学文自己认可系与郑赟构成合伙关系，鸿润达公司、中建七局认为与其无关，故应驳回郑学文对鸿润达公司、中建七局的诉讼请求。 综上，上诉人郑学文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281民初1019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郑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郑学文分配的投入款项450000元。 三、被上诉人郑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郑学文合伙收益款326319.5元。 四、驳回上诉人郑学文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0800元，共计27600元，由上诉人郑学文承担6174元，由被上诉人郑赟承担21426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郑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琳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韩晓琪 书记员李德军 书记员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