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3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国鼎明睿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兴湖路7号。 法定代表人黄杜磊，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祥龙，浙江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章福荣，男，1950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晨，杭州市余杭区塘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27号1-7层、10-14层、19-21层。 负责人朱俞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石秀，浙江远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伟国，男，1969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杭州国鼎明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鼎明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章福荣、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杭州公司）及原审被告张伟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9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姚炜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鼎明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祥龙，被上诉人章福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晨，被上诉人人保杭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石秀及原审被告张伟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经公安交警部门调查，2017年2月19日，天气晴，张伟国驾驶浙Ａ×××××号轻型普通货车从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驶往浙江省桐庐县，当日9时50分左右，途经彭长线7ＫＭ＋90Ｍ余杭区超越前方车辆时，与前方由章福荣驾驶的未登记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未登记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损坏及章福荣、未登记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上乘员陈某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张伟国驾驶车辆驶离现场。现场停车位置：浙Ａ×××××号轻型普通货车已驶离现场。未登记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停于道路西侧路基外。现场地面痕迹：现场留有长为16.40米的未登记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倒地划痕。车辆碰撞痕迹：浙Ａ×××××号轻型普通货车右侧与未登记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左侧相接触。公安交警部门根据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及检验、鉴定意见，视频资料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事故认定如下：张伟国驾驶车辆超车未确保安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张伟国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过错起根本性作用，故张伟国负事故全部责任。事发后，章福荣住院治疗51天，自行支出医疗费6734.31元（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4月16日在杭州市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期间产生，票据由章福荣提供）；章福荣在2017年2月19日至2017年4月6日期间产生医疗费23719.12元（其中住院发票为23037.02元，门诊发票为682.10元，该些票据由国鼎明睿公司提供）。国鼎明睿公司在章福荣2017年2月19日至2017年4月6日住院期间向医院及章福荣垫付章福荣医疗费33000元。2019年7月8日，杭州市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有“病人交款住院，我院出具住院病历及预交款凭证，出院时凭预交款结账，我院出具结算发票，结账时多退少补”。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萧山分所受章美丽委托鉴定，于2018年11月7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章福荣因本次事故致十级伤残，误工期限120天、护理期限60天、营养期限60天。浙Ａ×××××号轻型普通货车系国鼎明睿公司登记所有，在人保杭州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投保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张伟国系国鼎明睿公司雇佣的员工，事发时的驾驶行为系职务行为。国鼎明睿公司变更前名称为杭州国鼎医用敷料有限公司。原审法院受理（2019）浙0110民初10755号陈某诉张伟国、国鼎明睿公司、人保杭州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陈某诉请主张张伟国、国鼎明睿公司、人保杭州公司赔偿其住院伙食补助费2300元，营养费3000元、护理费10920元、误工费18000元、残疾赔偿金11114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1900元、交通费800元，合计153068元。 章福荣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一、张伟国、国鼎明睿公司赔偿章福荣111111.11元；二、人保杭州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内先行赔付；三、诉讼费由张伟国、国鼎明睿公司、人保杭州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人保杭州公司是否就张伟国驶离现场商业三者险免责问题；二、国鼎明睿公司垫付款结余部分扣减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人保杭州公司是否就张伟国驶离现场商业三者险免责问题。一、驾驶人是否存在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驶离现场的情形。本案商业三者险中载明的“驾驶人存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形，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约定，其目的是要求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措施，救治伤者，保护事故现场，防止损失扩大。存在主观恶意的驶离现场行为是法律和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设置的预防所在，故驾驶人是否构成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驶离是保险公司能否免责商业险赔偿责任的关键。案涉事故发生时间为早上9点50分许，天气晴朗，可以确认事发当时视线清楚。事发现场留有长为16.40米的未登记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倒地划痕，车辆碰撞痕迹浙Ａ×××××号轻型普通货车右侧与未登记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左侧相接触，可见事发现场并非轻微事故。事发后张伟国与同车人员下车查看，发现章福荣与章福荣同车人员倒地且伤情较重，在该情形下，张伟国未及时报警，未救治伤者，驾车驶离现场；虽张伟国抗辩受害人一方表示非其碰撞后才离去，但既与公安交警部门调查笔录内容不符，也与章福荣、陈某庭审陈述不符，且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综上，经综合评判，张伟国事发后后续采取措施不当，存在主观过错，应认定为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驶离现场的情形。二、人保杭州公司有无就该免责事项尽到提示说明告知义务。人保杭州公司提交的投保人声明、投保单有投保人杭州国鼎医用敷料有限公司盖章，张伟国、国鼎明睿公司虽有异议，但未申请对相关签章的真伪进行鉴定，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应认定为已就相关免责事项尽到提示说明告知义务。综上，人保杭州公司关于商业三者险免责的抗辩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国鼎明睿公司垫付款结余部分扣减问题。章福荣在2017年2月19日至2017年4月6日杭州市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就医期间产生医疗费23719.12元（其中住院发票为23037.02元，门诊发票为682.10元），该些票据由国鼎明睿公司作为证据提供。国鼎明睿公司在该期间向医院垫付章福荣医疗费33000元。该医院出具情况说明：“病人交款住院，我院出具住院病历及预交款凭证，出院时凭预交款结账，我院出具结算发票，结账时多退少补”。该些医疗费票据既由国鼎明睿公司提供，又无证据证明剩余款项由章福荣结算领走；故国鼎明睿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原审法院将不在章福荣本案诉请中扣减国鼎明睿公司垫付款的结余部分。本案赔偿责任承担分配如下：章福荣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先由承保事故车辆交强险的人保杭州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侵权人张伟国根据侵权责任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按100%的责任比例予以赔偿，由用人单位国鼎明睿公司转承。因本次交通事故有另一伤者陈某，故原审法院结合章福荣、陈某伤情及诉请情况，酌情判定章福荣使用交强险医疗费项下限额4700元，使用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限额55000元。章福荣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原审法院酌定如下：1、医疗费6734.31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2550元（按50元／天计算51天）；3、营养费3000元（按50元／天计算60天）；4、残疾赔偿金66688.80元（按2018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574元／年结合伤残等级计算12年）；5、误工费12000元（原审法院根据章福荣收入情况酌情支持）；6、护理费10920元（章福荣主张未超出相关标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7、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原审法院综合考虑侵权人过错的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具体因素，酌情予以支持）；8、交通费800元（原审法院根据章福荣就医情况酌情支持）；以上合计107693.11元。本案具体赔付为：由人保杭州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59700元，由国鼎明睿公司赔偿47993.11元。综上，章福荣诉请之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人保杭州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章福荣597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国鼎明睿公司赔偿章福荣47993.11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章福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522元，减半收取1261元，由章福荣负担39元，由国鼎明睿公司负担1222元。 宣判后，国鼎明睿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张伟国不构成事故逃逸或故意离开事故现场，余杭区公安交警的事故认定并没有将张伟国的行为认定为逃逸，事故发生后张伟国及时停车并询问被上诉人章福荣夫妇俩，在得到其夫妇明确告知非我方车辆致其受伤的情况下才离开事故现场，原审被告张伟国在离开事故现场后并没有隐瞒或将车辆进行任何变动，在接到交警部门通知后，及时接受调查并如实陈述事发过程及离开的原因，在一审开庭过程中，被上诉人的证人陈某称其夫妇俩在事发后处于昏迷状态但与交警部门的调查和医疗部门的诊断不符，充分说明其夫妇在法庭上陈述的不是事实。其次，被上诉人保杭州公司所提交的投保人声明及其免责条款在上诉人投保时其经办人员从未向上诉人告知免责条款内容，也没有将免责条款声明等材料交付给上诉人，其免责条款只是一个范本，有关我方声明和该范本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性，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免责条款不能生效。二、被上诉人章福荣夫妇俩在就医治疗期间，上诉人共垫付医疗费用合计人民币86000元，其中章福荣的住院收费凭证上显示为33000元，陈某为53000元，在其出院结算过程中，尚有多余款项，而出院结算为被上诉人自行办理，然后才将发票交给上诉人，一审中被上诉人章福荣夫妇否认该项事实，而一审法院却对此给予支持，毫无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9266号判决第二项，改判由被上诉人人保杭州公司承担商业险赔付责任，由被上诉人章福荣返还上诉人垫付医疗费用多余部分；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章福荣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要求改判由被上诉人章福荣返还上诉人垫付医疗费用多余部分没有依据。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上诉人垫付了医疗费用，该些医疗费用票据由上诉人提供，其又无证据证明剩余款项由被上诉人章福荣夫妇结算领走，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上诉人没有足够理由要求被上诉人章福荣返还上诉人垫付医疗费用多余部分，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人保杭州公司答辩称：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交通事故认定书及交警部门的调查笔录，足以证明原审被告张伟国有故意驾驶车辆驶离现场的情况，然后也符合商业险中免责事项的条款。而且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人保杭州公司已举证证明就免责事项已向被保险人进行了解释说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张伟国答辩称：张伟国没有故意驶离现场，当时不知道是自己造成的事故。事故发生时张伟国有停车下车查看，因受害人及路人都陈述不是张伟国造成的事故，所以张伟国才离开了现场。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浙Ａ×××××号轻型普通货车在人保杭州公司投保时，杭州国鼎医用敷料有限公司在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上盖了公章。国鼎明睿公司为章福荣垫付的33000元中30000元由国鼎明睿公司直接交付医院。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国鼎明睿公司主张张伟国驾车驶离事故现场并非其逃逸或故意，而是因为事故伤者说不是张伟国驾驶的车辆所撞才离开，但该主张除张伟国及其同车乘坐人员钟宝金的陈述外，无其他证据予以与之佐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认为张伟国事发后后续采取措施不当，存在主观过错，认定张伟国为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驶离现场，并无不当。人保杭州公司为证明其已就免责事项尽到提示说明告知义务，提交了盖有杭州国鼎医用敷料有限公司盖章的投保人声明、投保单，应认定人保杭州公司已就相关免责事项尽到提示说明告知义务。原审法院对人保杭州公司关于商业三者险免责的抗辩予以采纳，亦无不当。关于国鼎明睿公司的医疗费垫付款结余部分由谁结算取得的问题，根据本案事实，国鼎明睿公司在章福荣2017年2月19日至2017年4月6日住院期间向医院及章福荣垫付章福荣医疗费33000元（其中30000元由国鼎明睿公司直接交付医院），章福荣在该就医期间产生医疗费23719.12元（其中住院发票为23037.02元，门诊发票为682.10元），上述费用的票据均由国鼎明睿公司持有并作为本案证据提供。国鼎明睿公司主张其将预缴费收据交给了章福荣夫妇，由章福荣夫妇进行结算并取得了结余款项，其持有票据是因为要保险理赔而由章福荣夫妇交给国鼎明睿公司，但国鼎明睿公司对其主张无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未在章福荣诉请中扣减国鼎明睿公司垫付款的结余部分正确。综上，国鼎明睿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49元，由杭州国鼎明睿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杭州国鼎明睿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姚炜强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