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6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翠云，女，197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济南恒久科贸有限公司经理，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霞，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克灿，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云，女，197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凤伟，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聪，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翠云因与被上诉人刘红云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84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翠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8440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刘红云与上诉人张翠云签署的个人合伙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是错误的，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应属于无效。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涉案的所谓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元邦五号二期“基金”，实际募集人为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该基金管理人和“基金”均未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未经过备案的“基金”不能称其为基金，属于国家禁止流通物。原因如下：第一，根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89条“担任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向基金行业协会履行登记手续，报送基本情况”；第90条“未经登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使用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字样或者近似名称进行证券投资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私募基金公司受到我国证监会监管，由证监会给合格的私募基金颁发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私募基金公司所有的项目必须依法向证监会申报备案核准才可募集。作为私募基金公司，必须依法经营和接受国家的金融体系监管，纳入国家金融系统管理，确保国家金融体系健康运行。不允许存在法律体系监管以外的金融体系。严格禁止任何私募基金公司或个人，以任何名义进行非法的私募基金行为。否则，将涉嫌欺诈国家金融和扰乱金融秩序等违法行为。第二，根据2019年11月14日颁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1条【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在认定规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时，要在考察对象基础上，兼顾监管强度、交易安全保护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慎重考量，并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充分说理”。第三，根据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官方微博于2019年12月31日发布的警方通告显示“2019年7月15日，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依法对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经依法侦查查明，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某伟，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发行基金产品……”。综上，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张翠云委托被上诉人刘红云购买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元邦五号二期“基金”，虽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但元邦五号二期“基金”并未在我国证监会申报、备案、核准，未经过备案的“基金”不能称其为基金，属于禁止流通物。基于委托事项的违法性，双方的委托合同应系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被上诉人刘红云因该合同从上诉人张翠云处取得的260万元应当向上诉人返还并赔偿相关损失。（二）即使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刘红云与上诉人张翠云签署的个人合伙协议是有效的，但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刘红云也未完成协议约定的委托事项。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上诉人张翠云与被上诉人刘红云签订的《个人合伙协议》，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购买基金并代持，但是根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基金应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未经备案的“基金”，不能称其为基金。被上诉人所谓购买的元邦五号二期“基金”未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不是法律意义上基金。因此委托事项不可能完成。上诉人要求解除委托协议完全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刘红云完成了委托事项，主要依据为：（1）被上诉人刘红云所称的其中1505231.08元份额系受让康静的份额；（2）被上诉人刘红云转让给上诉人张翠云1094768.92元份额。首先，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审核康静的份额是否真实存在，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刘红云与康静的协议以及聊天记录作出认定。并没有进一步落实康静是否是真实出资。根据被上诉人刘红云提供的相关证据，根本无法证实康静份额的真实性。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被上诉人刘红云转让自己份额的事情，截止一审开庭前，上诉人张翠云事先并不知情，对此也绝不会同意或者追认的。因此被上诉人刘红云擅自将自己份额转让至上诉人张翠云是无权代理，是无效的。对于被上诉人刘红云将康静的份额转让给上诉人张翠云，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将转让的具体情况告知上诉人，即便上诉人认可了被上诉人可以购买他人的份额，被上诉人也应当将委托事项的关键问题即具体向谁购买及价格告知上诉人，以便由上诉人决定是否购买。这些问题被上诉人都没有做到。即便认定康静的出资是真实的，那么在2018年1月5日康静出资100万，2018年7月2号就能拿到150余万元，如此高额的回报。被上诉人应当告知上诉人上述情况，让上诉人知晓真实交易情况以及存在的风险，以决定是否受让康静的份额。但是截止到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也从未告知上诉人上述情况。被上诉人刘红云违反了代理人的忠实与勤勉义务，在代理的过程中釆取了隐瞒和欺诈的手段，转嫁自己的风险，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张翠云的合法权益。3、退一步讲，即使康静的份额真实存在，一审法院也应当查明，260万的份额有没有交付至上诉人张翠云名下？如何交付至上诉人张翠云名下？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刘红云已经完成委托事项的另一证据就是，被上诉人每月向上诉人张翠云发送收益率表格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的7878元。涉案的所谓元邦“基金”其实在2018年6月份就因为重大诉讼出现了挤兑问题，2018年7月3日上诉人才出资260万，结合时间及相关背景来分析，被上诉人肯定是为了转嫁自己的风险，恶意诱骗上诉人出资，清盘回款时才将2万元按一定比例分配给上诉人，用以证明上诉人已经获得了相关权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据此来认定完成委托事项明显欠妥。最后，被上诉人刘红云声称，2019年1月23日，张玉清向其基金账户转账2万元是作为基金回款，后被上诉人刘红云按照总投入660万元，根据上诉人张翠云所占比例向上诉人转账7878元，并备注元邦五号2期清盘回款。但是根据被上诉人刘红云提供的证据13《调解意向书》，最终确认被上诉人投资总额为598万元。说明被上诉人刘红云釆取了隐瞒和欺诈的手段，并且从中获利。（三）一审法院以“截至基金清盘时被上诉人及时确认了上诉人的本金及收益份额并将相应回款支付给上诉人”以此来认定上诉人完成委托事项是错误的。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被上诉人持有的本金600万元基金份额分别是赵惠玲100万、康静100万、吕金全30万元、刘红云370万元。即便按被上诉人的主张，康静的100万本金及利息50余万由上诉人接手，按此推算的话，刘红云部分中应由70万左右的本金及30多万的利息由上诉人接手。上诉人的本金额无非也就是170万左右的份额，应以170万/600万与被上诉人以260万/660作为分配20000元的清盘款相矛盾。其次，被上诉人分配给上诉人的7878元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2万元的回款若按照被上诉人的逻辑上诉人受让了康静的100万本金的份额，及被上诉人自己约计70万本金的份额的话，张翠云应占总额的170/600×20000=5666,而不是7878。若以260万元作为其分成基础的话，那么被上诉人所代持及自己的本金也不应当是660万，而应是1000多万元。因此上诉人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被上诉人之所以给上诉人7878元完全是为了迷惑上诉人，让上诉人充分确信其确实向元邦公司购买了260万的所谓“基金”。为其主张已为委托人完成委托事项作铺垫。因此，一审法院以此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四）被上诉人接受委托后，是购买康静及其他人的份额还是购买元邦公司的份额，应向上诉人披露，并经其同意。被上诉人提供的两种不同的购买途径对上诉人的影响是不同的，上诉人若直接购买元邦公司的份额的话应当是以260万的本金产生收益，但如果是购买康静及刘红云的份额的话那就只能购买到170万左右的本金及90万元左右的利息的权益。此后只能以170万的本金产生收益，从总额上看是没有区别的，但从长远看是不一样的，在这种对委托人利益有影响的情况下，受托人应当及时披露，最终由委托人决策。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公正裁决。被上诉人刘红云辩称，本案的案由系委托合同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委托关系，被上诉人只是依据上诉人的委托完成事宜，其投资损益、风险应由上诉人自己承担。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为购买元邦五号2期基金，被上诉人已经代为购买了该基金，已完成了委托事项，后期该基金性质的认定与被委托人无关。一审中，被上诉人已提供了与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在双方的聊天记录中，已完整的还原了基金的代为购买过程等案件事实，也充分体现了被上诉人是完全按照上诉人的指示进行操作，并每月将收益表及时发给上诉人，上诉人完全了解已购买的基金份额，并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基金情况。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对其持有的基金是明知的，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张翠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张翠云与刘红云签订的《个人合伙协议》；2.判令刘红云返还张翠云为购买山东元邦投资集团管理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元邦五号二期基金向其支付的260万元本金；3.判令刘红云赔偿张翠云利息损失(以26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8日起至260万元本金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4.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刘红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元邦五号2期?牡丹稳健型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元邦五号2期基金）由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管理。2018年1月3日，刘红云与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签订元邦五号2期基金合同，约定刘红云作为投资者投资元邦五号2期基金，认购金额为500万元，银行结算账户为招商银行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支行6214865317622327。合同第五节基金的募集第二条第二款载明，基金投资者在募集期的首次净认购金额（不含认购费）不得低于500万元人民币，并可多次追加认购，募集期每次追加认购金额（不含认购费）应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整数倍；合同第七节第二条第一款载明，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6个月（不含对日）内为赎回封闭期。除本合同另有约定之外，本基金在赎回封闭期内不接受基金投资者的赎回申请，也不接受任何违约赎回，但可申购。赎回封闭期内每个自然月的前3个工作日为开放日，最后两个工作日停止接受预约申购。本基金每一份额设180天锁定期，持有份额不满180天不得赎回，封闭期满且持有份额已满180天可在开放日赎回;该节第六条约定，本基金申购费率为0，赎回费率为2%，持有份额超过一年免收。合同第十七节第二条第2款载明，本基金的收益分配为红利再投资。红利再投资是将现金红利按照基金分红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化为基金份额。2018年1月1日，刘红云（甲方）与赵惠玲（乙方）签订个人合伙协议，约定乙方出资100万元给甲方，由甲方6214865317622327代为购买山东元邦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元邦五号2期基金。协议第二条约定本投资行为的相应损益、风险及相关税费由乙方独自承担；第三条约定，甲方在封闭期后根据乙方要求赎回乙方投资及收益的全部或部分份额时，甲方应立即执行，甲方不收取任何费用；第六条约定，如乙方赎回所有本金和损益时，本合同自动作废。但若后期由于国家政策执行原因，要求由甲方补缴所产生的全部税费时，乙方应承担相应税费并将相应税费返还给甲方。同日，刘红云向赵惠玲出具收到条，载明其收到赵惠玲购买上述基金款项100万元。2018年1月5日，刘红云分别与康静、吕金全签订了同样内容的个人合伙协议，约定康静出资100万元、吕金全出资30万元由刘红云代为购买元邦五号2期基金。刘红云于同日向康静、吕金全出具收到条。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1月5日，刘红云分五次从其6214865317622327账户转账500万元至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作为其认购元邦五号2期基金的投资款。2018年4月19日，刘红云通过6214865317622327账户向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转账50万元作为增资；2018年5月2日，刘红云通过6214865317622327账户向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转账50万元作为增资。2018年5月2日，刘红云签署直销申购协议（个人投资者），载明该协议作为基金合同的补充合同，仅适用于已投资本基金的投资者增资事宜，适用基金合同的相关条款，与基金有同样效力。2018年5月31日，康静在微信中询问刘红云：“姐，你看这几个月你要有朋友愿意接份额的，就把我的转给他们，要是没有的话，我就等满一年，没有手续费了再出”，2018年6月27日下午1:55，康静再次询问刘红云：“姐，你们见完面了吗？怎么决定了呢？下午我得确定我这边还需要赎回多少，4点前得提交上去。他如果愿意就转给他，如果有些犹豫或者什么，别让你有什么为难的，我这边赎回就行，不碍事，反正咱账户可以一年不动是没问题。因为很大一批千万以上的客户，都是4月份入的，封闭期一年的”。刘红云回复：“可以，没问题！她接”。当日下午2:07，康静给刘红云留言：“那下午先给我100吧，心里踏实了，找了几个领导，全款又优惠了30万，怕是到最后凑不齐，再违约了，等明天出了最终受益，算出来，再给我剩下的就行”，刘红云回复：“现在还没到”,“我给你保证的钱都在股票账户中”,“所以我说没问题，她不到我出来给你”,“说是明后天”。康静回复：“好来”，“你办事，我放心”。2018年6月28日上午11:36，刘红云问康静：“你是用哪个账户，估计下午会有一笔进来。”康静回复：“还是原来那个，广发的”，“账号：6225684321000073841开户行：广发银行济南营业部姓名：康静”。2018年6月29日下午3:03，刘红云自其基金账户向康静上述广发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当日下午3:04，刘红云将转账截图通过微信发送给康静，并留言：“先发100万，你好放心，剩下的等我回去咱们见面我转给你”，康静回复：“好来”“收到了”“2号能回来不”，刘红云回复：“应该差不多吧，回去跟你联系”。2018年7月2日上午10:30，刘红云自其基金账户向康静上述广发银行转账505231.08元。同日，康静向刘红云出具收到条，载明：今收到刘红云返还山东元邦投资集团管理有限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元邦五号2期基金返还款1505200元，本金利息全清。2018年5月5日，刘红云与张翠云添加为微信好友。2018年6月26日下午9:45，张翠云给刘红云留言：“这两天哪天有时间咱两个见个面”，“具体产品情况你给我说说，我把款转给你”。当日下午10:30刘红云回复：“明天吧！我那个朋友明天有个获得款项的最后机会，明天咱们见面聊聊，你要确定了，她那边就不用那个机会了”，张翠云回复：“我确定”，“买点玩玩，见面聊聊他们公司的规矩是什么”，“是不是封闭期到了可以随时赎回？”刘红云回复：“对，因为我们已经封闭了六个月了，所以你随时可以出来，但在2019.2.4之前出来有个手续费，之后就没有了”。2018年6月27日，刘红云（甲方）与张翠云（乙方）签订个人合伙协议，约定乙方出资给甲方260万元，由甲方6214865317622327代为购买山东元邦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元邦五号2期基金，投资行为的相应损益、风险及相关税费由乙方独自承担。同日，张翠云分三次向刘红云上述基金账户转账共计260万元，刘红云向张翠云出具收到条，载明收到上述款项。关于该260万元的构成，刘红云称其中1505231.08元系受让康静的份额，剩余份额由刘红云转让给张翠云。2018年7月3日上午8:26，刘红云在微信中给张翠云留言：“张姐：给我个邮箱我把那个表格发给你，发微信不知你好不好接收”，张翠云回复：“好的”，hengjiusdjn@163.com。刘红云随即通过网易126邮箱向张翠云上述邮箱发送五号2期份额计算表，其上显示2018年7月31日期初份额为260万元；同日上午8:33，刘红云给张翠云留言：“已发，请收”，“等下个月收益出来，你填到第一个表相应月份中，第二个表的收益就自动出来了”；张翠云回复：“好谢谢”。2018年7月19日下午11:08，刘红云在微信中留言：“姐，我刚得到信息，近期元邦赎回的太多，我怕会有挤兑发生，我想下月先给你赎出100万，降低一下风险，你看怎么样”，张翠云回复：“好的好的，可以”，“应该没啥问题，赎回很正常”。2018年7月20日上午7:25，张翠云留言：“现在赎回有手续费吧！”刘红云回复：“对”，张翠云语音回复：“那红云咱就别赎回了，那你看我这个才弄一个月，再说赎回你就损失不少钱吧，我手续费损失不少吧”，刘红云未将张翠云的份额赎回，之后双方仍继续关注该基金，每月月底刘红云向张翠云发送当月基金净值的情况，张翠云均收悉。2018年7月31日下午8:11，刘红云向张翠云发送基金收益率截图，并称“这个月确实受影响了”，下午8:18张翠云回复：“别管这个月，秋后算账就行”，“目前看是受到巨大影响了”。2018年8月31日下午5:41，刘红云再次向张翠云发送基金收益率截图，张翠云语音回复“哎呀挺好的红云，放着吧……”，“你看这个上个月就很少那个……咱们放着吧，我觉得这个目前看，他这个没什么问题”。2018年10月8日下午2:47，刘红云向张翠云发送微信聊天截图，并说明：“这是9月份的收益”，张翠云回复：“咱们是几期？”刘红云回：“2期”，张翠云回：“那就是6.6”，刘红云回：“对”，“净收益是3.9”，张翠云回：“总的是6.6”，刘红云回：“对”，张翠云回：“行，及时问着点他们公司什么情况吧”。2018年10月16日下午2:32，刘红云留言：“我刚得到信息是10月之前的赎回是1月30号之前逐月给付完成。10月之后的赎回是1月30号再给出兑付方案。这个月底你要赎回多少报给我，我要报给元邦”，后双方电话沟通；当日下午5:07，刘红云留言：“这月底按你的要求我全部赎回了，已经报上去了”，张翠云以微信表情“阿弥陀佛”回复。2018年10月31日，刘红云通过微信向张翠云发放基金当月单位净值的截图，张翠云回复：“收到”。2018年11月1日下午9点至10点，刘红云向张翠云发送表格截图，称该表格是“报上全部赎回之后给发过来的表格”，并陈述现在赎回的后果，双方就是否现在赎回进行讨论，张翠云留言：“行，红云，就这么办就行，必须出来避险，现在这个形势很严峻，咱把本金能保住，我就觉得先出来避险，既然咱觉得有风险了，咱不能硬上，你说是吧”，刘红云向其发送更正后的表格，说：“加起来292万，只要能出来感觉还行。”张翠云回复：“行呀，挺好”，“我觉得能出来，没问题”。2018年12月14日，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元邦五号基金清盘的公告》，刘红云当日通过微信向张翠云转发该公告。2019年1月23日，张玉清向刘红云基金账户转账2万元作为基金回款。2019年1月24日，刘红云给张翠云留言“张姐，我收到元邦发的2万元，咱们这个合同前后总投入计660万元。我会按你所占比例逐渐打给你”。张翠云称“不着急，这么点钱”。刘红云分别于2019年1月26日、2019年1月27日向吕金全、赵惠玲转账909元、3030元，并注明为元邦五号2期清盘回款。2019年2月27日上午7:35，张翠云称“咱们年前回来的那点款你打到工行洪楼支行6222081602000837830张翠云”，刘红云当日向张翠云转账7878元，并备注元邦五号2期清盘回款。2019年6月，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清盘无法一次性退还基金款项及收益，向投资者提供调解意向书，约定基金回款事宜。张翠云建议先签署协议。2019年6月15日下午9:26，张翠云问刘红云：“那我在你这里资金是最多的一个？”刘红云回复：“咱们四个人，我是最多，你是第二，赵姐第三，还有个吕教授第四”。张翠云回复：“问问顾问签署协议确定第二个月能拿到协议的比例还款吗”，“四个人不是一共600吗？”刘红云、吕金全、赵惠玲及张翠云成立“元邦五号二期投资合伙人”的微信群，群内合伙人均同意签署调解意向书。2019年6月19日，刘红云向吕金全、赵惠玲及张翠云提供其作为甲方与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乙方签订的调解意向书两份，一份明确甲方的投资款项为598万元，双方就基金款项及赎回时间进行约定；另一份明确了甲方在乙方处收益为4109977.44元，约定收益兑付的时间安排。赵惠玲、张翠云及吕金全在该两份调解意向书中签名，并注明“同意不经过诉讼与乙方签署上述意向书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2019年6月20日，刘红云与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上述两份调解协议书。2019年6月15日至20日，张翠云在微信中就其260万元出资的呈现方式与刘红云发生争议，双方未能形成一致意见发生本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刘红云与张翠云签署的个人合伙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份协议名称虽为“个人合伙协议”，但其实质为张翠云委托刘红云代为购买元邦五号2期基金，双方之间系委托关系，张翠云为委托人、刘红云为受委托人。根据个人合伙协议第一项约定，张翠云的委托事项为出资给刘红云，由刘红云基金账户代为购买元邦五号2期基金，刘红云于2018年6月27日收到张翠云转账后将康静退出的份额及自己名下部分份额共同划转至张翠云名下，确定张翠云于2018年7月1日于该基金账户下拥有260万元的基金份额，并按月向其反馈基金净值等相应事项，截至基金清盘时也及时确认了张翠云本金及收益的份额并将相应回款支付给张翠云，刘红云已按约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委托事项，合伙协议已履行完毕，张翠云请求解除协议并要求刘红云返还投资款项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张翠云称刘红云未尽告知义务，不认为其履行了代购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张翠云与刘红云自2018年5月5日添加为微信好友后对话频繁，连续不间断的往来对话记录足以真实反映双方在本案纠纷及其他事宜中的态度以及意见，根据微信对话记录中张翠云接收基金份额表、接收每月基金净值表、关注每月收益、咨询赎回、接收清盘回款、积极参与清盘调解协议的签订、咨询各人在刘红云处所占份额情况等内容均可确认张翠云知晓刘红云已为其代购成功、其已持有元邦五号二期基金且对此并无异议。在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张翠云于本案纠纷发生后对微信对话内容的解释无法推翻双方之间往来对话内容所反映的事实，对其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张翠云称其出资是要求刘红云以增资的方式购买基金而非受让他人转让份额，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协议中仅约定委托事项为出资260万元由刘红云基金账户中购买元邦五号2期基金，未约定该260万元出资后应以何种形式呈现在基金账户中。鉴于双方并未具体约定260万元投资呈现的方式，应结合其他证据来认定。根据2018年6月26日下午10:30刘红云与张翠云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2018年6月27日下午1:55刘红云与康静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显示张翠云明知其购买的份额系受让自他人；此后刘红云于2018年7月3日向张翠云发送其基金份额、双方就基金收益等情况进行沟通时，张翠云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证实其认可并已实际接受260万元基金份额的操作方式为受让他人即将过封闭期的基金份额，而非重新增资购买，张翠云2019年6月15日了解各人在刘红云处所占份额情况称“四个人不是一共600吗”亦可佐证，对张翠云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等法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翠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980元，减半收取计14490元，申请费5000元，共计19490元，由原告张翠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张翠云提交下列证据：1、2019年12月31日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官方微博发布的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警方通告、2019年12月31日山东商报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文章报道、2020年1月7日金融混业观察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文章分析各1份，拟证明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擅自发行所谓的基金产品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立案侦查；2、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查询结果4份，登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通过信息公示窗口私募基金产品信息公示查询“元邦五号二期”、“元邦”、“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海万相”均没有相关记录，拟证明元邦五号2期“基金”及实际募集人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均未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属于擅自发行基金产品；3、财新传媒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报道1份，拟证明2018年6月份，元邦二号就已经出现兑付困难的情况。被上诉人经质证，对上述证据均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与上诉人起诉的委托合同纠纷案件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的委托，购买的元邦五号2期基金，该基金系由上诉人自愿选择购买的，被上诉人只是完成委托事项。鉴于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均系来自相关网站的报道，与本案委托合同纠纷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张翠云与被上诉人刘红云签订的《个人合伙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上诉人张翠云主张《个人合伙协议》无效的问题，双方签订的《个人合伙协议》明确约定由刘红云代为购买山东元邦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元邦五号2期基金，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事项系上诉人张翠云指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判决据此认定该《个人合伙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上诉人刘红云是否完成委托事项的问题，刘红云与康静的微信聊天记录、刘红云与张翠云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各方之间的转账记录、以及调解意向书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刘红云于2018年6月27日收到张翠云转账后，将康静退出的份额及自己名下部分份额共同划转至张翠云名下，确定张翠云于2018年7月1日于该基金账户下拥有260万元的基金份额，并按月向其反馈基金净值等相应事项，上述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刘红云已按约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委托事项，合伙协议已履行完毕，原审判决对张翠云请求解除协议并要求刘红云返还投资款项的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张翠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980元，由上诉人张翠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永刚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秦长葳书 记 员 韩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