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3民终220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海涛，男，196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秋红，广东深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启元，男，1987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洞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萍，广东环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皓，广东环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忠，男，1969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靖江市。上诉人刘海涛因与被上诉人谢启元及原审第三人刘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6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海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谢启元向刘海涛支付不当得利款161240.4元及利息38013.06元。事实和理由：一、2012年2月16日，刘海涛与谢启元签订了《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约定由刘海涛以刘忠的名义向谢启元转让深圳市海德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睿公司）1%的股权，后由于刘忠对涉案协议未进行追认，导致涉案协议被法院认定无效。2012年6月12日，包括刘海涛、谢启元在内的全体公司股东召开了股东会，并形成了《云海涛和海德睿合并股东会决议》，一致决议：1.截止至2012年5月31日，海德睿所有者权益1396万元，利润198万元，谢启元按1%分红股分红；2．谢启元在深圳市云海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海涛公司）和海德睿公司合并后按1%分红股分红，原投资款额保留不变，不占资产股。海德睿公司与云海涛公司合并成为云海涛公司后，云海涛公司于2012年8月13日更名为深圳市靖东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东达公司）。自2012年6月1日起谢启元领取的分红款均来自靖东达公司。谢启元于2012年2月16日入股后存在7次分红，分红款有一部分来自涉案协议。二、根据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主要为：（一）谢启元认可其收到的部分分红款来自涉案协议。1．一审庭审中，谢启元承认了其所取得的434397.65元分红款中有一部分来自涉案协议，即一审判决认定的“谢启元对刘海涛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但认为：1.涉案协议所证明的内容部分与本案无关。因为谢启元收取涉案分红款绝大部分并非依据涉案协议，所以涉案协议无效并不导致其需要退还大部分分红款”。根据谢启元当庭认可的内容可以证实，双方已实际履行涉案协议，且其也据此取得了分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之规定，谢启元对刘海涛的主张构成了自认，刘海涛无需另行举证。2．事实上，谢启元依据涉案协议取得海德睿公司1%分红权，后转为靖东达公司0.5%分红权，2012年至2017年期间，其依据涉案协议取得分红款共计161240.4元，依据员工激励取得分红款共计273157.2元，这与其主张其取得的分红款大部分不是来自涉案协议的陈述一致。（二）一审法院仅凭《靖东达科技股东会决议》载明“人在公司股在，人离职消股执行”的几个字就认定谢启元的全部分红款来自员工股权激励，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协议第3条约定“乙方（指谢启元）自愿购买股权后，成为公司优先股东，享有公司股东收益的分配权，但不享有公司的表决权……”、第4条约定“公司承诺没有特殊原因，对受让方乙方的岗位不进行调整。无论何种原因，人在股在，人走股消，即甲方（指刘忠）无条件回购当期……”，足以说明谢启元依据涉案协议取得的仅是分红权，不管其因何种原因离职，其都需要返还给刘海涛，而一审法院不顾涉案协议有关股权的约定，主观臆断以《靖东达科技股东会决议》载明“人在公司股在、人离职消股执行”为由认定全部分红款属于员工激励，没有任何依据，也不符合涉案协议的约定。2.谢启元明确认可其取得的一部分分红款来自涉案协议，一审法院仍然认为其所取得的分红款与涉案协议无关，明显违背事实，裁判错误。（三）谢启元主张涉案协议因未取得刘忠许可而未执行，没有任何依据，也不符合正常生活逻辑。一审中，谢启元辩称涉案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与其之前的陈述相互矛盾，也严重违背生活常识。2012年2月16日，双方签订了涉案协议，随之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2万元，假设涉案协议真的没有履行，为何谢启元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不向刘海涛主张退还股权转让款，而是在2018年离职后才向刘海涛主张退还，并且谢启元在（2018）粤0306民初9516号一案中以涉案协议有效主张回购股权（后变更诉求为确认涉案协议无效）。谢启元之所以在2018年才向刘海涛主张回购股权，是因为双方一直在履行涉案协议，刘海涛将其在公司享有的分红给付谢启元，因此，谢启元依据涉案协议取得分红的事实是非常明显的，在涉案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后，谢启元应当就此取得的分红予以返还。三、谢启元取得的分红款161240.4元系依据涉案协议而取得的，事实清楚，且其也认可收到过因涉案协议取得的分红，现涉案协议已经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谢启元依法应当予以返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谢启元辩称，一、谢启元在海德睿公司分得的分红款仅有39200元，其他分红款属于靖东达公司分红款，与本案无关。二、谢启元在海德睿公司分得的39200元分红款来自员工激励的2%的分红股，不是资产股，与《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无关，涉案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涉案协议签订后，2013年1月1日各投资人签订了《靖东达科技股东会决议》，第二条第五款约定“谢启元海德睿按2%分红股分红，靖东达按1%分红股分红，不占有资产股，即196*2%+300*1%=6.92万”，由此可见，谢启元未按涉案协议取得海德睿公司股权。三、涉案协议未实际履行，谢启元的39200元分红款并非依据涉案协议取得，无须退还。刘忠未到庭陈述意见，也未提交书面意见。刘海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谢启元返还刘海涛不当得利款434397.65元及利息93032.4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海涛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内部股权转让协议》、（2018）粤0306民初9516号民事判决书、收据七份、《云海涛和海德睿合并股东会决议》、工商变更信息作为证据。《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于2012年2月16日由刘海涛与谢启元签订，约定由刘忠转让其在海德睿公司的1%股权，转让价款为12万元。后经法院判决，刘海涛未取得刘忠的授权，认定《内部转让股东协议》无效，判定刘海涛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七份收据显示谢启元分别于2013年1月23日收到海德睿公司、靖东达公司分红款69200元，2013年1月22日收到靖东达公司分红款4万元，2014年8月8日收到靖东达公司分红款56705元，2015年2月8日收到靖东达公司分红款66987元，2015年7月27日收到靖东达公司分红款66987元，2016年1月30日收到靖东达公司分红款53807元，2017年1月15日收到“公司”分红款80711.65元。《云海涛和海德睿合并股东会决议》、工商变更信息显示2012年6月12日海德睿公司与云海涛公司进行了合并，且召开了股东大会，利润分红从2012年6月1日开始为合并后总净利润分配，谢启元按分红股1%分红。公司的全部股东包括刘海涛、谢启元在内都在《云海涛和海德睿合并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庭审中，刘海涛称合并之后，海德睿公司就没有再继续经营，而是以云海涛公司名义经营，2012年8月13日云海涛公司更名为靖东达公司。谢启元对刘海涛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但认为：1.《内部股权转让协议》所证明的内容部分与本案无关。因为谢启元收取涉案分红款绝大部分并非依据协议，所以协议无效并不导致其需要退还大部分分红款。2.谢启元对其在收据签名后下方附加内容的真实性不确认，该内容不构成收据的合理组成部分，是额外添加的。所有收据都显示收到靖东达公司的分红款及其中有一笔来自海德睿公司的分红款，没有表明收自刘海涛。3.《云海涛和海德睿合并股东会决议》、工商变更信息与谢启元收取的分红款不具有关联性，另，谢启元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在海德睿公司的分红是按2%的标准、靖东达公司的分红是按1%的标准，也就是说，靖东达公司与海德睿公司之间是没有关联的，且其分红股份在靖东达公司也是变动的。谢启元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七份《靖东达科技股东会决议》作为证据。1.落款日期为2013年1月11日的《靖东达科技股东会决议》显示靖东达公司取300万元进行分红，2012年1月到5月海德睿公司的利润分红共计196万元，谢启元在海德睿公司的分红是按2%的标准、靖东达公司的分红是按1%的标准，即共计分红款69200元。谢启元主张该2%与刘海涛提交的《内部股权转让协议》的1%并无关联性，后者是其支付了12万元对价取得的资产股，但该转让因未得到刘忠的确认，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其在海德睿公司的分红是基于管理层的激励分红，是海德睿公司而非刘海涛支付。2.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24日的《靖东达科技股东会决议》，将谢启元在靖东达公司的分红股由1%增至1.5%。3.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3日的《靖东达科技股东会决议》，将谢启元在靖东达公司的分红股份由1.5%调至2%。谢启元提交的七份《靖东达科技股东会决议》均显示，其按照分红股人在公司股在、人离职消股执行。刘海涛对谢启元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确认，并称：首先，上述证据也能够证实涉案股权是刘海涛转让给谢启元，因此，谢启元所取得的全部分红款都是属于刘海涛的。其次，虽然上述证据显示谢启元的分红款有些不是按1%领取，但并不能够否认谢启元是基于《内部股权转让协议》收取的分红。因为协议签订之后，海德睿公司与云海涛公司进行合并，合并之后公司资产是有变动的，所以就会产生谢启元的分红比例不一致、与协议不一致问题，但是，谢启元取得的分红是基于协议的这个事实是不能够否认的，协议被认定为无效之后，谢启元基于协议所取得的收益都是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刘海涛主张其与谢启元签订的《内部股权转让协议》被认定无效后，谢启元应当向其返还因该转让股权所产生的分红款。谢启元则称其取得分红款是基于其在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系公司对员工激励的分红股，与《内部股权转让协议》无关，协议未经刘忠许可，也并未实际履行。谢启元提交的七份《靖东达科技股东会决议》均显示其按照分红股人在公司股在、人离职消股执行，可佐证其系基于公司职务取得的分红股。上述《靖东达科技股东会决议》中的分红款，可与刘海涛提交的收据的金额一一对应，可证实《靖东达科技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经过股东会讨论并予以执行，且均未显示与无效的《内部股权转让协议》有关联。一审法院认为，刘海涛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谢启元系基于《内部股权转让协议》所转让的股权而取得的分红款，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刘海涛主张谢启元向其返还不当得利款434397.65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海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37.15元、财产保全费3157.15元，共计7694.3元（原告刘海涛已预交），由原告刘海涛负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海德睿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注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刘海涛以谢启元因无权依据《内部股权转让协议》获得涉案分红款而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诉请谢启元向其返还涉案分红款，但《内部股权转让协议》系其以刘忠的名义与谢启元签订，转让标的是刘忠名下的海德睿公司1%股权，而刘忠在（2018）粤0306民初9516号一案中明确表示不予追认，在本案一、二审均未出庭及陈述意见，因此，刘海涛关于《内部股权转让协议》所涉股权系刘忠代其持有的主张，证据不足，且涉案分红款并非刘海涛支付给谢启元，故其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应当驳回其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666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刘海涛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537.15元（上诉人刘海涛已预交），由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退还；财产保全费3157.15元（上诉人刘海涛已预交），由上诉人刘海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285元（上诉人刘海涛已预交），由本院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黄国辉审判员 李小丽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陈金洁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四）保全和先予执行；（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