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3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婕。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维安。上诉人（原审原告）：康文秀。冯婕、王维安、康文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书娥，湖南云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雷鑫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毅，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和平，湖南河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雄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岳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练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洪波。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虹。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秋波。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建虹。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军。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宋媚，北京德和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炜宏，北京德和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婕、王维安、康文秀、湖南雷鑫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湘0104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婕、王维安、康文秀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依法改判雷鑫公司、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向冯婕、王维安、康文秀支付赔偿款543304.2元（即按总损失905507元的60%计算，在一审的基础上增加367202.8元），雷鑫公司、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之间承担连带责任；2、雷鑫公司、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误，雷鑫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1、根据雷鑫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并不包括“鱼塘垂钓以及棋牌娱乐”。2、事发鱼塘并没有“水深危险、请勿靠近”的较大提示牌，该提示牌系事故发生后雷鑫公司所添加。监控录像显示，鱼塘只有一个很小的提示牌，其警示牌数量过少，不醒目，不能引起消费者的充分注意。雷鑫公司没有“鱼塘垂钓”的经营范围，不存在设置安全围栏影响消费者的正常垂钓的事项。事发处设置台阶通向鱼塘边，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安全隐患显而易见，充分证明雷鑫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其主观存在过错。本案中，雷鑫公司开办的梦里故乡农庄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经营场所，雷鑫公司明知其用于经营的休闲场具有危险性，却未建立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对王晓红的溺亡承担侵权责任。二、此次聚会由刘雄飞组织、地点由其选定，其开启了此次事故的危险源，刘雄飞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制作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此次吃饭喝酒聚会刘雄飞是组织者、地点选定者，故刘雄飞在本案中应承担过错责任，而不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涉案中的相邀聚会也是属于共同就餐类无任何安全风险的集体团体活动，要求刘雄飞承担疏忽组织管理的失职之责即无法律依据，也显失公平”。三、参加聚会的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应承担民事责任。参加聚会的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作为共饮者，因其之间的共饮行为，易导致饮酒者酒后行为的危险系数增加，故共饮者负有相互提醒、劝说以及饮酒后相互照顾的义务，但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对喝酒后的王晓红疏于照看、照顾，最终共同酿成王晓红溺亡的悲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应承担民事责任。四、雷鑫公司、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之间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本案中雷鑫公司、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共同的侵权行为致使发生了王晓红溺亡的损害后果，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五、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违法，进而影响审判的公平、公正。根据法律规定，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本案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期间分别于同年5月15日、8月22日两次开庭审理，直至同年11月26日才作出一审判决，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简易程序的审结时限。这说明本案已经不适用简易程序，一审法院没有及时变更为普通程序系程序违法，进而影响案件审判的公平公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雷鑫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雷鑫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冯婕、王维安、康文秀、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雷鑫公司对王晓红意外落水行为并无主观过错或客观过失，同时又认定雷鑫公司虽然通过对垂钓场设置配备少数的现场视频监控来防范安全风险，但也存在有监控设置不完整留有盲区的安全漏洞，特别是对涉案场所安全监控及巡查上存在有监管不到位的失误，对王晓红的意外落水因未及时发现而对所造成的溺亡后果确实客观存在一定程度的失察过失，对王晓红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过失责任。一审法院作出了自相矛盾的苛刻认定。雷鑫公司在本案中是无责任的，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王晓红系就餐饮酒后散步中溺水身亡，雷鑫公司无主观过错及客观过失，无义务照管陪同其散步。王晓红落水未被及时发现，并不在于雷鑫公司监管和巡查不到位，而在于其自身安全意识及陪同者彭岳宁的提醒、照管等注意义务，也在于其他同学、同事在聚众中明知王晓红饮酒后有一定危险性而疏于结伴照看等合理注意义务。据监控录像显示，彭岳宁与王晓红一同到鱼塘边散步，后彭岳宁独自返回屋内，四分钟后即返回鱼塘边，此时彭岳宁呼救，雷鑫公司拨打120，从这短短几分钟内，一审法院认定雷鑫公司未及时发现、监管巡查不到位，应承担过失责任，这也过分强加于雷鑫公司义务。首先，雷鑫公司是否装有监控设施并非本次消费的必要义务。其次，监控存在盲区从技术层面而言是难免的。监控存在盲区也不必然导致安全风险，与王晓红的死亡后果没有因果关系。再次，王晓红及其同学、同事在雷鑫公司处就餐、棋牌娱乐，雷鑫公司在短短几分钟没有义务监管、发觉其落水行为。一审法院苛刻要求雷鑫公司这种不合理的义务有失公允。雷鑫公司对王晓红在溺水身故前的喝酒情况不知情，也未发现其异常情况。因此，一审法院判定雷鑫公司的责任大于陪同者彭岳宁明显有误。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刘雄飞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有失公序良俗。2、本案事发时，雷鑫公司系提供其餐饮、棋牌娱乐行为，并未提供休闲垂钓，也并未提供旅游观光服务。王晓红不是就餐中毒、棋牌娱乐服务不到位等过程中死亡，雷鑫公司对鱼塘堤岸危险地段设置有护栏等安全措施，在水域多处标有水深危险，请勿靠近、请保护好小孩、请钓友们穿好救生衣等安全警示标牌，已尽到合理安全保障义务。二、冯婕、王维安、康文秀主张的事实证据不足，不能判定雷鑫公司的过失责任，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三、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抚慰金5万元过高，王晓红在该案中是完全过失责任，根据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司法解释对其精神损害只能给予微量适当照顾。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正判决。针对冯婕、王维安、康文秀的上诉，雷鑫公司辩称：一、答辩意见同雷鑫公司的上诉状意见。二、本案是意外事件，已经由公安机关作了相应的结论，导致王晓红死亡的结果与雷鑫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且无任何连带之说。针对冯婕、王维安、康文秀的上诉，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共同辩称：一、刘雄飞不是组织者，更不是此次事故危险源的开启者。此次聚餐是通过微信群自发进行的活动，活动也仅限于吃饭喝茶以及棋牌娱乐活动，并没有垂钓等到鱼塘边进行的相关活动。王晓红到鱼塘边进行活动仅限于个人活动，与刘雄飞等人无关。二、参加聚会的刘雄飞等人均不承担民事责任。（一）、共饮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具有因果关系，且缺乏王晓红的死亡与其饮酒存在关联关系的证据。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莲花派出所对此次事故作出“王晓红排除他杀或自杀情况，属于意外溺水死亡”的认定结论。公安机关在调查时，王晓红家属主动要求不进行尸检解剖，本案没有就其死因进行尸检，未确定王晓红在溺亡前是否醉酒状态和酒精浓度等，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死亡与饮酒有因果关系。不排除王晓红系其他自身原因导致溺亡。（二）、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应属于王晓红个人，刘雄飞等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王晓红自身具有重大过错，应负全部责任。第二、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共同饮酒人彼此间有安全注意义务的前提为行为人对同饮者过度劝酒、敬酒等行为，如果同饮者出现不适或醉酒状态，行为人就应当预见到饮酒行为可能对该同饮人造成损害，其即应对同饮者负有安全注意义务，采取积极行为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否则，共饮人不应承担责任。本案中，在就餐过程中，刘雄飞等人没有对王晓红进行劝酒、敬酒等可能导致王晓红陷入危险的行为。王晓红也一直未出现不适或醉酒状态，刘雄飞等人无法预见也无义务预见王晓红可能发生事故。三、刘雄飞等人并非共同侵权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更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冯婕、王维安、康文秀将刘雄飞等人均列为被告，未区分相应的责任。此次聚会共有两桌，刘雄飞等人中有与王晓红同桌的，也有没同桌的，有喝酒的，也有没有喝酒的。冯婕、王维安、康文秀也未提交刘雄飞等人饮酒、劝酒等相关证据，无法证明刘雄飞等人实施过任何共同侵权行为。刘雄飞等人聚会的行为不足以造成王晓红的死亡，故其主张要求刘雄飞等人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就彭岳宁而言，如前所述，王晓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其对自身安全负有最高注意义务，其本人才是事故的第一责任人。其次，雷鑫公司作为农庄经营者未尽到有效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应对王晓红死亡结果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彭岳宁对王晓红无监管、照顾等义务，其行为与王晓红的死亡结果无因果关系，彭岳宁对此次事故不承担相应责任。虽一审判决对彭岳宁不公平，但考虑朋友、同学之间的情谊，也出于其自身不愿继续纠缠诉讼的考量，彭岳宁并未提起上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彭岳宁不承担责任，其他维持原判。针对雷鑫公司的上诉，冯婕、王维安、康文秀辩称：答辩意见与冯婕、王维安、康文秀的上诉状意见一致。一审认定事实确实有误，但不是雷鑫公司所说，而是冯婕、王维安、康文秀上诉状中提到的雷鑫公司的经营范围无钓鱼服务、安全保障措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等。关于醉酒意见，冯婕、王维安、康文秀予以同意。针对雷鑫公司的上诉，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共同辩称：一、一审庭审中，其并未提及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在本案中存在过失或应承担侵权责任。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此次事故系共饮行为造成，共饮行为与溺亡无因果关系，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不应承担责任。三、雷鑫公司作为农庄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在经营场所内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他人人身遭受损害。本案中，雷鑫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责任，安全保障设施不足，且从冯婕、王维安、康文秀提供证据和陈述来看，事发时鱼塘边只有一个很小的提示牌，且提示牌数量少不醒目，不能引起消费者的充分注意，具有安全隐患，无法起到安全提示的有效作用。同时，事发处通向鱼塘边设置的台阶通道，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安全隐患显而易见。因此，雷鑫公司没有有效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彭岳宁不承担责任，其他维持原判。冯婕、王维安、康文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雷鑫公司、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按80%比例的损失份额连带赔偿给付冯婕、王维安、康文秀784405.6元（其中死亡赔偿金733960元、丧葬费33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3547元、精神损失费80000元、其他交通误工费50000元共计980507元的80%份额）。一审法院查明：冯婕、王维安、康文秀的直系亲属王晓红（本案涉案中的死者）生前与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曾系同学或同事关系，其中大部分人是作为微信好友建微信群而彼此常联系。2018年10月21日，王晓红与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及案外人（即微信群的群主周冀湘）等人在微信群内相约举行同学聚会。恰逢当日刘雄飞在料理完其已故父亲的丧事后为答谢亲友，在雷鑫公司所经营的位于长沙市岳麓区（经营项目包含餐饮、棋牌娱乐和休闲垂钓等）设宴款待各亲戚朋友，王晓红与上述数自然人彭岳宁等同学遂相约一同参加了当日由刘雄飞所举办的答谢午餐宴会。在午餐聚会中，已故的王晓红与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及案外人周冀湘和肖义琴等11名同学（11人中不包括刘雄飞和李勇平，其与友人在另桌就餐）同坐一桌就餐，该同桌就餐人在公安机关的事后调查中均证实王晓红与同桌中的部分同学在就餐时均有饮酒若干（部分白酒和红酒）。在就餐至午后1点半左右结束后，王晓红与上述数自然人一起到该农庄棋牌室喝茶和继续棋牌娱乐。后经调取事发当日的该农庄室外的监控录像显示如下情形：彭岳宁与王晓红两人曾在14点42分左右一前一后先后从房屋室内步行走出室外，后一起途经该农庄两口垂钓鱼塘中间的风雨走廊沿着右侧鱼塘边的步行道一道散步，当时该农庄的整个垂钓场所尚无人在垂钓，因发现池塘水面不时有明显鱼群在游动，王晓红曾有下到池塘边拿网捞鱼的动作；彭岳宁在15点12分左右独自一人走回到房屋内，其在约4分钟后即于15点16分左右再次返回至室外鱼塘边，其后自述因发现王晓红在此时已不见踪影且呼叫其名而无应答，怀疑王晓红可能落水遂一边电话通知室内人员救援，一边自行下至水边打捞；15时23分左右，陆续有（包括上述刘雄飞等人以及刘雄飞的冬泳队的朋友在内）多人从室内赶到池塘边参与打捞救援，王晓红大约在15时35分左右被众人打捞上岸后由在场人进行现场急救；另从整个录像显示中，王晓红在溺水身故前并未表现出在神态或行走步伐方面有明显异常情形。雷鑫公司在获悉王晓红落水后随即电联120急救中心寻求急救，湖南航天医院派出的120急救车在赶到事发现场后发现王晓红已无生命体征，遂在送往医院途中改道将其直接送至殡仪馆。冯婕及其丈夫在获悉王晓红落水溺亡的消息后，于2018年10月22日上午向公安机关报警，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区分局莲花派出所接警经走访调查后，于10月24日作出了“王晓红排除他杀或自杀情况，属于意外溺水死亡”的认定结论。因冯婕、王维安、康文秀的自身要求，公安机关在调查王晓红溺亡事故过程中未就其死因进行尸检解剖和血液酒精浓度检测，没有确定死者王晓红在溺亡前是否处于醉酒状态。涉案事件发生后，冯婕、王维安、康文秀就死者王晓红的善后赔偿事宜多次与雷鑫公司、刘雄飞等人进行协商，因各方就是否需要赔偿存在根本分歧以致协商未果。冯婕、王维安、康文秀故诉来本院。另查明：1、本案中刘雄飞等人在事发后曾自发向死者王晓红的前夫冯西湖共给付了28000元：分别为刘雄飞4000元、彭岳宁5000元、李勇平4000元、黄练军5000元、谢虹5000元、吴洪波5000元。2、冯婕为死者王晓红已成年的独生女儿；王维安和康文秀为死者王晓红的父母，两人共生育有包含死者王晓红在内对其负有赡养义务的三个成年子女；冯婕、王维安、康文秀均为湖南省城镇居民，湖南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698元／年、人均消费支出为25064元／年。3、雷鑫公司于2013年12月注册成立，其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含有餐饮、鱼塘垂钓以及棋牌娱乐等经营项目，在其经营场地内有利用相邻两口的原农村灌溉水塘经改造而成垂钓鱼塘，鱼塘周边堤岸均铺设有简易混凝土路面的步行道以及间隔几个能到水边的步行梯级，两鱼塘相邻岸堤上建有两边带护栏的木质步行风雨游廊；在鱼塘垂钓场所附近设立有数块如“水深危险、请勿靠近或请保护好小孩”等安全警示标志牌；该公司也在垂钓场所的周边区域设立了数个视频探头用于场所监控，因本案中死者王晓红落水区域处于监控视频的盲区范围，故其落水时具体情形在事后的监控录像中没有显示。在本案审理期间，一审法院曾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多次调解，但由于各方存在巨大分歧以致本案调解未成。一审法院认为：一、冯婕、王维安、康文秀的直系亲属王晓红在就餐饮酒后的散步中溺水身亡属于不幸意外事件，公安机关对此已作出了法律结论意见，因此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对死者王晓红的溺亡后果无主观过错；关于本案涉案事件中导致王晓红落水溺亡的相关民事责任的确定如下：1、死者王晓红生前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是其自身安危的第一责任人，应对自身行为安全承担最高注意义务，不能把自身安危寄托在对其无法定义务的他方的无时无刻提醒下，其在明知自身已处酒后且可能对身体自控意识能力产生影响的情形下，处于对其自身酒量能力的过于自信而置身于涉险之地，是导致其落水溺亡不幸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根据自甘风险和自担责任的侵权归责原则，死者王晓红自身在此不幸事件中应负主要过失责任，冯婕、王维安、康文秀以结果责任主义为导向将因致其死亡后果的主要责任交由他方承担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支持。2、彭岳宁作为陪同死者王晓红散步的唯一同行者，在明知王晓红已在餐中饮酒且身体可能正处于酒后状态下，其作为同行人对王晓红的人身安全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包括互相提醒、劝告、协助、照顾等），以减少酒后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因其在涉案事件中未能尽到其作为成年常人应当具有的上述警醒义务，而让处于酒后状态的王晓红单独一人置身于涉险之地从而导致溺水事件的发生，其存在客观上的疏忽大意，其应对王晓红的落水溺亡后果负有一定的过失责任，但这种责任是有限的，并不能完全替代王晓红对其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3、雷鑫公司作为经营者，应该对经营场所内的相关设施及经营项目具备运行安全保障的法定责任，对消费者负有必需的人身财产安全保护义务。雷鑫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中已核准有农村休闲垂钓等此类经营业务，且其已对经营场所内的垂钓鱼塘配备了正常的必备安全设施（如在鱼塘岸堤设有专门的步行道及下水梯级、风雨游廊和场所监控设备），也在存在安全风险的垂钓场所设置了必要安全警示告知标识，其该警示告知对于一个正常成年行为人而言已尽符合常理的安全提示，故该公司业已尽到其作为经营者应尽的必要安全警示法定义务，同时尚无有关鱼塘垂钓场所安全规范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或相应行业标准，冯婕、王维安、康文秀所诉称雷鑫公司应为垂钓鱼塘四周全部设置规范围栏来防范落水安全，既不符合正常经营要求（影响消费者的正常垂钓），也不符合日常的现实要求；雷鑫公司在对王晓红在事发当时是处于酒后行为意识不正常的情形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冯婕、王维安、康文秀要求该公司对王晓红因酒后而意外落水行为承担安全疏忽的过错责任超出其作为经营者应当预见的合理范畴，且对其也有失公允，故雷鑫公司对死者王晓红意外落水行为并无主观过错或客观过失。但是，雷鑫公司虽然通过对垂钓场所设置配备少数的现场视频监控来防范安全风险，但也存在有监控设置不完整留有盲区的安全漏洞，特别是在对涉案场所的安全监控及巡查上存在有监管不到位的失误，对王晓红的意外落水行为因未及时发现而对所造成的溺亡后果确实客观存在一定程度的失察过失，故雷鑫公司应对王晓红的死亡后果承担与此相对应的过失责任。4、对于刘雄飞、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在本案涉案事件中是否需承担责任：其一，刘雄飞虽是涉案午餐聚会的宴请人，但其和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与王晓红之间的集体聚餐纯属平常亲戚朋友间相互邀约的自发行为，且刘雄飞在此聚餐中也仅是纯出资单方义务主体，故刘雄飞等人均与死者王晓红之间关系相互平等，彼此并不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而是基于一种自助、自我管理而形成的临时性松散型的团队；各参与行为人之间虽具有相互照顾和注意义务，但彼此之间的义务应是相对有限的，各参与者均应对自身的安全承担最高注意义务，况且本案涉案中的相邀聚会也是属于共同就餐类无任何安全风险的集体团队活动，因此冯婕、王维安、康文秀要求刘雄飞对王晓红的溺亡后果承担疏忽组织管理的失职之责既无法律依据，也显失公平；其二，死者王晓红虽在就餐中有喝酒行为，但冯婕、王维安、康文秀并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与之同桌的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军（除刘雄飞和李勇平外）对其有恶意劝酒或灌酒行为，对王晓红饮酒所造成后果行为存在有任何的主观过错；其三，由于冯婕、王维安、康文秀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如尸检报告或血液酒精浓度测试等相关证据证明死者王晓红在溺亡前已实质上处于醉酒导致行为失控的状态，而通过现场监控视频所显示的王晓红在事发当时的行为举止，作为平常人也是无法根据常识经验判读确认王晓红在餐后至外出期间已处在明显醉酒失控状态，故作为同桌的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军、李勇平外在无法判断出王晓红当时身体确已处于醉酒失控状态且又未能获悉其外出目的去向（其是到池塘边散步）的情形下，加之知晓王晓红餐后外出已有彭岳宁与之同行相伴时，冯婕、王维安、康文秀要求上述刘雄飞、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军、李勇平对王晓红的酒后落水的行为承担疏于注意照顾的过失责任的诉求既无法律依据，也超出对一般常人的正常合理要求和价值评判，且对刘雄飞、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军、李勇平也是显失公平和过于苛责；综上，刘雄飞、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对王晓红意外溺亡后果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本院对冯婕、王维安、康文秀对其的相关诉请不予支持。二、对于涉案事件中因王晓红死亡所造成的冯婕、王维安、康文秀的合理损失额，经审核依法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为733960元（36698元/年*20年）；2、丧葬费：冯婕、王维安、康文秀所诉请额33000元根据参照本省2018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按6个月测算，该数额计取合理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被抚养人（王维安和康文秀）生活费为83547元（即25064元/年*5年*2人/3）；4、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5、交通费及其他处理善后的住宿伙食费用等损失酌定为5000元；综上各项合理损失合计为905507元。对于上述所依法的该合理损失额905507元，根据前述有关各方当事人在本案涉案事件中的过失责任，分别由雷鑫公司按15%的比例份额承担135826.05元；由彭岳宁按5%的比例份额承担45275.35元，其在诉前已先行给付给死者王晓红亲属的5000元可从中予以抵扣；其余的损失由冯婕、王维安、康文秀予以自行负担。同时基于上述对各方责任的分析，因雷鑫公司和彭岳宁在涉案事件中的过失归责原则彼此不同，且能确定区分各自应承担责任的大小份额，故由雷鑫公司和彭岳宁按其各自责任份额分别向冯婕、王维安、康文秀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对冯婕、王维安、康文秀诉请要求本案雷鑫公司、刘雄飞、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连带赔偿其损失款784405.6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三、由于刘雄飞、李勇平、黄练军、谢虹、胡洪波对死者王晓红的溺亡后果没有过失责任而无需对冯婕、王维安、康文秀承担赔偿责任，其在诉前已给予死者王晓红的亲属冯西湖的相关款项均系其自愿行为，因该款项的收取人也并非为本案冯婕、王维安、康文秀，且其在本案中也未提出相关返还的诉请，故本案中对刘雄飞、李勇平、黄练军、谢虹、胡洪波要求冯婕、王维安、康文秀返还此款项的抗辩要求不予采纳，其可另寻合法途径予以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限湖南雷鑫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给付冯婕、王维安、康文秀的损失款135826.05元；二、限彭岳宁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给付冯婕、王维安、康文秀的损失款40275.35元；三、驳回冯婕、王维安、康文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222元，减半收取2111元，分别由冯婕、王维安、康文秀共同承担1689元和湖南雷鑫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担317元及彭岳宁承担105元。二审中，雷鑫公司、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均未提交新证据。刘雄飞向本院提交一份微信记录，拟证明本次活动非刘雄飞本人组织，是原先就确定好的，刘雄飞因父亲住院本不参加的。冯婕、王维安、康文秀质证称：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恰恰证明刘雄飞组织了答谢会，已经预订的可以取消，但是答谢会确实发生了。雷鑫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在公安材料里有体现。彭岳宁、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未予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刘雄飞提交的微信记录虽能证明在同学群里有组织活动之意愿，但微信群里提及的活动与本案中的活动是否有关联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刘雄飞的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各当事人的责任承担问题；2、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程序违法；3、一审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是否过高。关于本案各当事人的责任承担问题。本院认为，王晓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安全尽最大注意义务，其在明知自身饮酒的情况下，仍到开放式的鱼塘边散步，导致落水溺亡的后果，应认为王晓红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过失责任。彭岳宁作为陪同王晓红至开放式的鱼塘边散步的唯一同行者，在明知王晓红饮酒的情况下，其作为同行者应对王晓红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以防范意外的发生。然彭岳宁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而是让王晓红独自一人置身于鱼塘边从而导致王晓红溺水身亡的事故，其对本次事故应负一定的责任。雷鑫公司经营的梦里故乡农家乐休闲农庄的经营范围不仅包括餐饮、棋牌娱乐，还有休闲垂钓等。其经营范围多元化，经营场所占地范围广，鱼塘亦系开放式鱼塘，故判断雷鑫公司是否已尽安全保障义务应结合其经营范围、经营场所、消费者的状态及其安全措施等方面加以衡量。具体到本案而言，鱼塘边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对于正常成年人具有效果，但对于饮酒或醉酒之人而言，其警示效果必然大大减弱。雷鑫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餐饮，其消费者中必有饮酒者或醉酒者，因此，雷鑫公司应考虑到会有饮酒或醉酒的消费者出现或者经过鱼塘附近，其应当对饮酒的消费者或者其同行之人予以口头警示或者在鱼塘附近安排巡查人员以防范饮酒者或醉酒者因误入鱼塘附近而发生意外。本案中，虽然王晓红等人未安排钓鱼这一休闲项目，但雷鑫公司对王晓红等人聚餐饮酒应为知情。雷鑫公司并未对王晓红或其同行之人予以口头警示，亦未安排人员在鱼塘附近巡查，应认为雷鑫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刘雄飞虽然是涉案聚会的宴请人，但聚餐系无任何安全风险的团队活动，在宴请人没有劝酒、敬酒的行为的情况下，不应对宴请人苛以高度注意义务。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刘雄飞对王晓红有劝酒或敬酒的行为，在王晓红外出散步时亦有人陪同，因此，刘雄飞对本次的事故发生并不存在过错，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虽与王晓红同桌，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王晓红有劝酒或敬酒之行为，也无证据证明王晓红外出散步时已达醉酒状态，加之，王晓红外出散步时已有彭岳宁陪同，此时，即便王晓红处于酒后状态，对其照看义务亦已转移至彭岳宁，因此，黄练军、吴洪波、谢虹、王秋波、甘建虹、李勇平、李军对事故的发生并不具有过错，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据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王晓红自行承担80%的责任，雷鑫公司承担15%的责任，彭岳宁承担5%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本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加之，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已明确该案适用简易程序，各方均未提出异议。因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对冯婕、王维安、康文秀上诉称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一审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是否过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之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结合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侵权后果等来加以确定。本案中，王晓红溺水身亡，后果严重，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并无不当。加之，一审法院已根据责任比例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承担在各责任主体之间予以分摊，因此，雷鑫公司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冯婕、王维安、康文秀、雷鑫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因一审法院诉讼费用计算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核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022元，减半收取2011元，由冯婕、王维安、康文秀负担1609元，湖南雷鑫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302元，彭岳宁负担100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022元，由冯婕、王维安、康文秀负担2011元，湖南雷鑫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01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周丽花书记员毛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