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5民终9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文有，男，汉族，1966年4月6日出生，住安阳市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小飞，河南鼎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小旦，男，汉族，1982年6月6日出生，住安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海仓，男，汉族，1982年3月1日出生，住安阳市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海岩，男。汉族，1986年5月24日出生，住鹤壁市淇滨区。上诉人高文有因与被上诉人冯小旦、徐海仓、胡海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2019）豫0506民初2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文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存在程序及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判决无法律依据，并有失公平。1、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冯小旦签订的《卖车协议》没有约定交付证件的范围、未约定协助所有权转移登记、提供办理营运证的手续为由，认为上述义务并非合同的必然附随义务，而驳回上诉人第一项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涉案车辆的购置税发票和购车附加费均是根据交易习惯需要向上诉人提供的,如无该手续,上诉人购买车辆就无法办理营运证从事运输,那么订立合同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上诉人购买的是用于从事运输的重型货车,虽然协议中没有约定被上诉人冯小旦有协助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义务,但是该义务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并且货运车辆不同于家庭自用轿车,不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就不能办理营运证,也不能购买车辆的强制保险。由此可见,因被上诉人不履行交付车辆相关单证和协助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义务,上诉人花巨资购买的车辆就是毫无价值的,如违规从事运输,则是违法。2、上诉人购买车辆后无法从事运输,损失是必然存在的,为证明实际损失,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了鉴定,但没有启动程序,也没有向上诉人说明不予准许的理由,而以上诉人未提供证据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第二项诉讼请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将本案发回重审。上诉人在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同时申请了鉴定,法院也通知各方当事人到法院进行鉴定机构的选择和质证,但法官以先开庭为由,剥夺了上诉人申请鉴定的权利,导致上诉人无法就被上诉人的违约责任所导致损失进行举证。上诉人认为本案程序违法，应当发回重审。冯小旦辩称，自己把车辆登记证书交给了上诉人的律师进行年审，然后办营运证，没有车辆其他手续；不同意赔偿上诉人损失。胡海岩辩称，现在车登记在自己名下，同意协助上诉人办过户手续；2014年3月份将车卖给徐海仓，把所有证件都交给了徐海仓，要求徐海仓过户，他说需要过户再打电话通知，但后来他一直没说过户的事。徐海仓未答辩。高文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豫Ｆ×××××豪泺牌重型自卸货车所有权转移登记，将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车辆登记证变更为原告名下，并向原告提供车辆购置发票、购车附加费等办理营运证的手续；2、判令被告冯小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万元（具体金额待鉴定后变更）；3、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6日，经人说合被告冯小旦将豫Ｆ×××××豪泺牌重型自卸货车卖给原告高文有，双方签订有《卖车协议》，卖车协议的内容为:“卖车协议，卖车方:金昌甲方。买车方:高文有乙方。经双方协议，车号豫Ｐ×××××豪沃车前四后八车，价格以壹拾贰万伍仟元整.以前车与2014年11月26日以前所有一切与车有关经济、违章等一切事情，有甲方负责，2014年11月26日以后一切事情有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2014年11月26日卖方:金昌，买方:高文有，见证人:李庆立。”原告将款交予了李庆立，被告冯小旦将豫Ｆ×××××豪泺牌重型自卸货车及该车行驶证交予原告高文有。安阳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受理高文有与冯小旦、胡海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高文有在该案中向安阳县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车辆买卖合同，退还原告购车款1250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2、依法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运营损失（时间自2014年11月26日起至2018年3月26日止），具体损失数额待鉴定后再确定，以后损失顺延；3、二被告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安阳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8）豫0522民初430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高文有的诉讼请求。另查明，豫Ｆ×××××豪泺牌重型自卸货车的行驶证登记所有人为胡海岩，胡海岩于2014年3月7日将该车卖与徐海仓。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第一、原告高文有与被告冯小旦双方签订有《卖车协议》中未约定交付证件的范围、未约定被告冯小旦负有协助原告办理案涉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及办理营运证义务等内容；第二，原告认为虽然双方未约定证件交付范围，但交付范围应当是与买卖车辆相关的手续；根据合同法规定，被告应按照规定全面履行义务，其中包括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及交易习惯所应履行的义务，即本案中协助办理登记的义务；原告购买的车辆是货车，用于从事货物运输，如果购买的车辆不能从事营运并交纳保险，势必会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以及不可估量的社会风险，所以被告应当承担将相关车辆购车手续交付给原告的举证责任，如不能举证，应当承担不能履行义务的违约责任。自然人之间旧机动车交易不同于购车者与车辆销售单位新车首次交易，自然人之间的旧机动车交易中经常存在交易车辆无法过户的情形，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应明确约定证件交付、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办理营运证等事宜，如果未约定上述内容，并非车辆的出卖人当然的负有交付证件、协助办理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等义务，上述义务亦并非合同的必然附随义务，对此仍需原告举证证明被告负有上述的义务。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经询问当事人，原告高文有现无法提供案涉车辆过户所需的相关材料，经向原告高文有释明需要原告高文有核实案涉过户所需的相关材料，否则可能存在客观上无法过户的情况，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但原告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符合过户的条件。第四，在庭审中被告冯小旦、胡海岩均表示在符合过户条件的情况下同意协助原告办理过户，故原告可在案涉车辆符合过户条件的情况下由被告自行协助其办理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但此项内容并非被告应履行的法定或约定义务；综上，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根据前文所述，原告高文有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冯小旦负有交付相关证件、协助原告办理案涉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及办理营运证的义务；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被告的行为遭受了应由被告赔偿的损失，故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文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元减半收取计1350元，由原告高文有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涉案车辆检验有效期至2015年9月30日，因连续三个检验期未进行检验，已达到报废标准。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高文有与冯小旦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和第一百三十五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的规定，车辆买卖具有特殊性，出卖人协助买受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是法定义务，不以合同是否约定为条件。办理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后，会重新核发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上会签注转移事项，无需另行办理变更手续。冯小旦作为车辆出卖人，依法负有向买受人高文有转移车辆所有权即协助过户登记的义务。办理车辆所有权转移手续需要买卖双方的密切配合，高文有作为买受人，负有主要义务，冯小旦作为出卖人，负有协助义务。自2014年11月26日双方签订买卖协议，冯小旦将车实际交付后，高文有便应及时向车辆管理部门申请过户登记，并要求冯小旦履行协助义务，但直至2018年8月起诉要求解除买卖合同、返还购车款等，中间已近三年没有进行机动车检验，也没有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明显属于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涉案车辆至今连续四年未进行检验，已达到报废标准，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车辆管理部门不予办理转移登记，涉案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无法实现。故高文有要求冯小旦协助办理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变更行驶证、提供车辆购置发票等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高文有并未举证证明因车辆未过户给其造成了实际损失，更不能证明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在于冯小旦，故其要求冯小旦赔偿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高文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高文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素萍审判员  朱志伟审判员  付文华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何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