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6民初472号 原告：杭州蓝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478号华星时代广场C座4层406号。 法定代表人：王岩磊，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龙，公司员工。 被告：高永杰，男，汉族，1990年5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扶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丽梅、潘利丹，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蓝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高永杰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龙，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丽梅、潘利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419.26元。 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1日，原告与上海卡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卡行公司）签订《派遣服务协议》，约定原告向上海卡行公司提供派遣服务。原、被告签订《派遣员工劳动合同》后，将被告派遣至上海卡行公司子公司杭州卡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杭州卡行公司）工作，杭州卡行公司承担用工单位责任、承担被告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 因上海卡行公司、杭州卡行公司无力支付工资及服务费，内部通知员工派遣合作终止，对部分愿继续工作员工可将劳动关系转为与杭州卡行公司直接建立。2019年10月18日，原告根据杭州卡行公司要求向被告发送短信通知，意在配合其完成换签工作，不具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 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用工单位给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海卡行公司、杭州卡行公司因经营问题与原告终止合作，停止向原告支付被告的工资，侵害原、被告合法权益。原告不应独自承担责任，杭州卡行公司应作为本案当事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杭州市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称西湖仲裁委）在杭州卡行公司未到庭情形下进行审理，直接作出对原告不利裁决，侵害原告合法权利。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被告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一、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可主张补偿金55579.05元。 2015年10月8日，原、被告签订《派遣员工劳动合同》，被告被派遣至用工单位工作，每月工资由原告发放，社会保险由原告缴纳。《派遣员工劳动合同》届满，原、被告续签劳动合同。2019年8月起，原告未向被告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被告继续在用工单位按时按量完成工作任务。 2019年10月18日，被告收到原告短信通知，“因用工单位上海卡行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持续拖欠工资款，造成全体派遣员工权益受损，现我司已全面停止与上海卡行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派遣合作，为了维护您的权益以便于您可以尽快找寻工作，我司将配合您解除与您签订的《派遣员工劳动合同》；请于收到本通知后，于2019年10月21日前，前往我司办理离职手续，双方劳动关系亦于2019年10月21日终止。” 其一，从短信内容看，用工单位因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持续拖欠工资款，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已停止合作。用人单位可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12条第1款将劳动者退回用人单位，即用工单位并非解除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从短信字面意思来看，原告的措施是“办理离职手续”、“劳动关系终止”。实际上，2019年10月21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了劳动合同解除的离职证明。可见，因与用工单位终止合作，原告不仅在意思表示而且在实际行动上都作出了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明确表示。 其二，派遣劳动者被退回后，用人单位不得解除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在未给劳动者找到新工作期间，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最低工资标准的待岗补贴。然而，从上述短信内容来看，用人单位不仅没有意愿为劳动者派遣新的工作岗位，也未提到相关待岗补贴，反而要求劳动者到通知地点办理离职手续，解除劳动合同。 其三，用人单位不管是依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解除劳动合同，还是用人单位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都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最后，经济补偿金依工作年限及合同解除前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根据被告的参保证明、劳动合同及离职时间，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四年多，其经济补偿金年限应按4.5个月计算。被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被告月平均工资为12350.90元。被告的经济补偿金额为55579.05元。 二、经济补偿金应由原告支付给被告。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的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或被派遣劳动者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执行。可见，经济补偿金应由原告支付。 用人单位能否要求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主要看双方在协议中有无约定。用工单位未参加劳动仲裁阶段的庭审，只能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一种放弃，不影响劳动仲裁裁决的作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由原告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 1、《派遣员工劳动合同》。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务派遣关系。 2、仲裁裁决书。证明案涉争议已经过仲裁。 3、《派遣服务协议》、补充协议。证明原告与卡行公司存在派遣服务关系，工资成本、合同解除成本等最终权利义务由杭州卡行公司、上海卡行公司承担。 4、通知截图。证明原告收到上海卡行公司通知，要求解除劳动合同、进行劳动合同替换，原告没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只是配合卡行公司办理手续，将员工劳动合同转至卡行公司名下。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 1、短信截图、离职证明。证明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原、被告劳动关系于2019年10月21日解除。 2、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被告在合同解除前12个月工资金额。 3、参保证明。证明被告工作年限。 法庭质证时，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没有异议。证据3，协议乙方是上海蓝海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蓝海公司），对原告不生效力；协议第21条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就责任承担的内部约定与劳动者没有直接关系，劳动者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未收到该信息；信息不完善，时间、通知对象不完整；原告于2019年10月18日通知被告解除合同，于2019年10月21日向被告开具离职证明，而该通知注明的放假时间是2019年11月5日至11月30日，是在原告开具离职证明之后。 法庭质证时，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3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无法证明原告单方作出了一个解除的意思表示。 经审查，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认证意见：原告提供的证据1-3，被告提供的证据1-3，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本院采信的证据记载的内容，结合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就本案事实确认如下： 2015年10月8日至2018年10月7日，原、被告形成劳动合同关系。2018年9月30日，双方续签《派遣员工劳动合同》，约定：一、合同期限为2018年10月8日至2021年10月7日，原告派遣被告到杭州卡行公司工作，根据杭州卡行公司工作需要安排被告从事片区总监工作（第2、3、4条）。二、被告在杭州卡行公司工作期间，税前工资为2418元，由原告在每月15日按月发放（第13、14条）。三、被告可因派遣期满，或原告与杭州卡行公司合作关系解除等原因而被杭州卡行公司退回，在此情况下，原告可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或对被告重新派遣，或安排参加培训等；在被告等待重新派遣或接受原告安排的培训期间，原告按最低工资标准向被告支付劳动报酬（第22条）。四、被告被退回原告单位的，在没有符合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下，原告应及时为被告寻找新的用工单位；被告无故不接受被派遣至新的用工单位的，按严重违反原告规章制度处理（第23条）。五、原、被告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第24条）。六、被告有下列情况之一，被杭州卡行公司退回，原告可以解除合同：严重违反杭州卡行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杭州卡行公司造成损害；被告同时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工作任务有重大影响，或经原告提出，被告拒不改正的；以欺诈、胁迫等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或变更合同等（第26条）。七、被告被杭州卡行公司退回后且与原告仍存在劳动关系时，被告未在退回时2天内到原告处报到，按被告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原告可以解除合同（第27.2条）。合同签订后，被告被原告派遣至杭州卡行公司工作。原告为被告办理社会保险，工资由蓝海公司按月向被告发放，其中2018年8月工资12623.83元、9月工资13696.35元、10月工资12791.23元、11月工资9867.52元、12月工资14308.81元，2019年1月工资10023.45元、2月工资11789.94元、3月工资10393.35元、4月工资10436.31元、5月工资10427.96元、6月工资9987.71元、7月工资9931元。 上海卡行公司与蓝海公司签有《派遣服务协议》，约定：一、蓝海公司将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员工派遣至上海卡行公司工作，上海卡行公司承担用工单位责任，向蓝海公司支付派遣费用；派遣岗位为办公室人员，工作地点为上海、杭州等地（第1、2条）。二、上海卡行公司对派遣员工与上海卡行公司同类岗位员工实行相同劳动报酬分配办法；蓝海公司根据本协议约定与上海卡行公司结算派遣费用；蓝海公司应与派遣员工依法办理录用手续，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社会保险手续（第4、11、12条）。三、派遣员工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情形，上海卡行公司可立即退回员工并无须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并书面通知蓝海公司，但上海卡行公司应提供相应证据，蓝海公司据此向派遣员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第21条）。四、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上海卡行公司可以退回员工，但应当提前三十五日书面通知蓝海公司，或提前五日书面通知蓝海公司并通过蓝海公司向派遣员工支付相当于其本人上一个月的工资；同时上海卡行公司应按员工在上海卡行公司的工作年限，通过蓝海公司向派遣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蓝海公司可据此与派遣员工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第24条）。五、在派遣期限内，如不具备上述条件而上海卡行公司希望退回派遣员工的，蓝海公司可协助上海卡行公司与派遣员工进行协商，在与派遣员工达成一致后上海卡行公司方可将员工退回蓝海公司，由蓝海公司办理相应手续，但上海卡行公司应依照其本人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等（第26条）。六、除上述规定或上海卡行公司、蓝海公司协商一致以外，上海卡行公司不得随意将派遣员工退回蓝海公司；如上海卡行公司违反约定退回派遣员工的，上海卡行公司应按法定标准支付相应的补偿或赔偿金（第28条）。七、本协议需提前解除的，而上海卡行公司所使用的派遣员工劳动合同尚未到期的，不影响本协议的终止或解除，但上海卡行公司应配合蓝海公司与派遣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如产生相关补偿费用的，应由上海卡行公司承担；同时上海卡行公司应向蓝海公司提交员工的所有离职资料，蓝海公司收到上述手续后办理离职手续（第30条）。八、上海卡行公司按月向蓝海公司支付服务费（第33条）。九、双方约定由蓝海公司向派遣员工发放劳动报酬；蓝海公司应在收到上海卡行公司支付的派遣费用后及时向派遣员工发放劳动报酬，员工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法定福利及个人所得税等费用由蓝海公司代为扣缴，劳动报酬标准应当与派遣员工签署的《派遣劳动合同》所载标准一致（第39条A款）。十、蓝海公司向派遣员工发放工资的，上海卡行公司须于每月工资发放日前将派遣员工的《应收工资明细》和蓝海公司进行确认，并每月13日前将派遣员工工资以转账方式汇入蓝海公司指定的账户（第40条）。十一、本协议所称上海卡行公司或蓝海公司均包括各自本方的关联机构，对本方关联机构履行与本协议有关的所有责任均予以承担；关联机构是指与一方有关的、控制该方、被该方控制或与该方共同被控制的任何组织、实体或个人（第55条）等。上海卡行公司、杭州卡行公司等10家关联企业另与蓝海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确认杭州卡行公司等10家企业与上海卡行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海卡行公司与蓝海公司签订的协议同样适用于关联企业。 2019年10月18日，原告通知被告：因用工单位上海卡行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持续拖欠工资款，造成全体派遣员工权益受损，现原告已全面停止与卡行公司的派遣合作，为了维护被告的权益以便于被告可以尽快找寻新工作，原告将配合被告解除与被告签订的《派遣员工劳动合同》；请于收到本通知后，于2019年10月21日前，前往原告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双方劳动关系亦于2019年10月21日终止。 2019年10月21日，原告向被告出具《离职证明》，证明被告于2019年10月21日正式离职。 2019年10月29日，被告等12名劳动者向西湖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原告及杭州卡行公司支付2019年8月1日至10月21日工资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2020年1月3日，西湖仲裁委作出浙杭西湖劳人仲案（2019）1729号仲裁裁决，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19年8月1日至10月21日期间工资33251.38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419.26元，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院认为，依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因此，在原告给被告造成损害情形，被告有权单独请求原告、或者单独请求杭州卡行公司、或者共同请求原告和杭州卡行公司承担责任。被告向原告主张的权利能否得到法院支持需要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断，但被告向谁主张权利由被告自主确定，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必须同时向杭州卡行公司主张权利。 依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原告是劳务派遣单位，其与被告签订《派遣员工劳动合同》，原、被告因此形成劳动合同关系。杭州卡行公司是用工单位，被告与杭州卡行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与杭州卡行公司存在协作关系，被告不是该协作协议的当事人，原告与杭州卡行公司的协作协议对被告不具有拘束力。因合同解除引发的争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可基于合同和法律规定向原告主张权利。原告承担责任后，可根据其与杭州卡行公司的协作协议向杭州卡行公司主张权利。 根据原、被告于2018年9月30日签订的《派遣员工劳动合同》第2条，原、被告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18年10月8日至2021年10月7日。该约定对原、被告具有约束力。 原告于2019年10月18日向被告发出通知，认为卡行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原告已与卡行公司停止合作，原告将配合被告解除与被告签订的《派遣员工劳动合同》；请被告于2019年10月21日前前往原告处办理离职手续，双方劳动关系亦于2019年10月21日终止。根据上述通知的文义，原告单方向被告作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单方意思表示解除其与他人有效的法律关系，从而使自己从现有法律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前提条件是，他必须具有法定或约定解除权。否则，合同的约束力将无法保障。 原、被告签订的《派遣员工劳动合同》第22条约定，被告因原告和杭州卡行公司的合作关系解除等原因而被杭州卡行公司退回，在此情况下，原告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在原告和杭州卡行公司的合作关系解除的情形下，原告享有约定解除权，原告于2019年10月18日向被告作出的解除意思表示具有合同依据。但当事人约定的上述解除情形，结合原告作出的解除通知文义，解释上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所列的情势变更情形，依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三）项，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诉请其无需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被告提供的参保证明、劳动合同、离职证明等证据显示被告在2015年10月8日至2019年10月21日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应支付被告4.5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案涉合同于2019年10月21日解除，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即为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的平均工资。被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单证明其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的工资总额为109957.28元。西湖仲裁委作出的浙杭西湖劳人仲案（2019）1729号仲裁裁决针对被告的仲裁申请，除了补偿金之外，同时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19年8月1日至10月21日工资33251.38元。有关该工资的裁决事项，双方当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对双方当事人有拘束力。在双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被告2019年8月至9月具体工资的情形下，本院只能依上述仲裁确认的工资金额计算被告2019年8月至9月的工资为25265.24元（33251.38元÷57.25天×21.75天×2个月）。加上前述10个月的工资109957.28元，被告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的工资共计135222.52元，其合同解除前的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1269元。原告应支付给被告4.5个月经济补偿金共计50708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蓝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给高永杰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70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杭州蓝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高永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杭州蓝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 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光明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书记员  谢雅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