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2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某1，女，198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淮安市清江浦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某2，男，1959年8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淮安市清江浦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某，女，195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淮安市清江浦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明月，江苏海越（淮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198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务工，住淮安市清江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玉宝，淮安市清江浦区清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严某1、严某2、许某因与被上诉人陈某1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19)苏0812民初2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严某1及上诉人严某1、严某2、许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明月，被上诉人陈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玉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严某1、严某2、许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严某2、许某返还彩礼的判决。2、撤销或驳回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严某1返还6万元彩礼的判决。3、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陈某1负担。事实与理由：1、严某2、许某并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也不应当承担返还彩礼义务。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严某1与陈某1系案件当事人，如果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将他们立为第三人较为适宜，但却不是适格的被告，无证据证明严某2、许某是婚约的最终受益人，该二人无返还的义务。2、重审期间事实仍未查清，被上诉人的证据未形成证据锁链，一审判决依据不足。具体表现在：（1）三名证人的证词相互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性怀疑，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证人陈某2系陈某1堂叔，双方存在亲戚关系，其本人并不在彩礼交付现场，其证词的证明力较低，不排除相互串通的可能性；证人严某3虽与上诉人系亲属关系，但双方因本起婚姻而导致关系不睦，如果关系和睦，按常理其不可能作出对娘家侄女不利的证言，请求法院追究证人虚假作证的法律责任。（2）证言与书证发生矛盾，应采纳书证的效力。上述两证人的证词与被上诉人陈某1母亲许小芹的证词相互矛盾，许小芹陈述有关存折内的本金利息54000元，与该存折的实际取款金额50853.79元矛盾，并且该款项是如何交付给三上诉人的，是本案完成彩礼交付最关键的环节，但却无证据印证，不足以采信。在上诉人否认的情形下，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进一步举证义务，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严某1的银行卡内的52000元虽然发生的时间、地点与本案巧合，但不足以推定事实的关联性。故被上诉人的证据未形成证据锁链，无法证明其主张。3、被上诉人借婚礼之名行玩弄女性之实，并在事后主动悔婚，还与其父母主动将上诉人严某1赶出家门并扣下严某1留置在其家中的私人物品，包括衣物、项链、戒指、被褥、装饰物、电动车、银行卡等价值数万元。被上诉人陈某1辩称：1、媒人严某3在原一审开庭时因出庭作证，庭审后上诉人到证人家某,4，双方发生纠纷，上诉人威胁严某3并将其儿子打伤，上诉人所称与证人有矛盾是在一审开庭以后，并非一审开庭之前。因证人严某3出庭作证如实反映事实，上诉人认为对其不利才与其发生矛盾。2、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有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形，并在江苏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判决和该案的二审判决都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所以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被上诉人借婚约玩弄女性没有事实依据。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陈某1一审诉讼请求：1.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129100元。2.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严某2与许某系夫妻关系，严某1系严某2与许某的女儿。2016年10月初，陈某1与严某1经媒人陈某2（系陈某1堂叔）、许素花夫妇与严某3（系严某1姑姑）介绍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年××月××日，陈某1与严某1举行结婚仪式后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7年3月23日，陈某1离开老家至北京工作，严某1留在陈某1老家生活，期间二人数次短暂相聚。2018年1月底，因严某1母亲生日在即，陈某1将自己银行卡交于严某1，严某1从该卡内支付7300元为其母亲购买衣物作为生日礼物，陈某1认为花费太高，双方发生吵打。2018年2月21日，严某1与陈某1父母争吵后报警处理并离开陈某1家，双方分手。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就以下事实和证据存在争议：原告主张缔结婚约过程中给付被告以下财物：“小礼”3万元、“大礼”6.8万元（被告回礼8000元）、“三金”及“五子衣”款2.6万元、戒指1枚价值2800元、爱玛电动自行车1辆价值3000元。被告仅认可收到用于购买衣物的6000元。为证明上述主张，原告举证存款回执、取款交易明细各1份，称其父亲陈寿军曾于2015年2月17日在淮安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存款4.9万元，在给付女方家“大礼”时，将上述4.9万元存折加1.9万元现金交于双方媒人带至女方家，女方家当日回礼8000元。2017年4月1日，陈寿军与严某1又一起到农商行黄码支行取出存折内存款4.9万元加利息共计5万余元，严某1随即至邮储银行黄码乡营业所将该5万余元存入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中。被告质证后对存款回执、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不表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仅能证明陈寿军存款、取款事实。严某1还称记不清自己在邮储银行有无账户，没有在该银行存钱。为查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至邮储银行黄码乡营业所调取严某1名下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一份，显示2017年4月1日，该银行卡在该网点以“卡现金存”的形式存入5.2万元。原告质证后对此不表异议，被告质证后称存款5.2万元是事实，但没有和原告父亲一起去过银行取款，该款是严某1打工收入。本案原审过程中，原告还申请双方媒人严某3、陈某2出庭作证。严某3称：其系严某1亲姑姑，并作为女方媒人。“小礼”3万元是男方交给两方媒人，媒人又交给严某1母亲许某。6.8万元“大礼”（存折6万元和现金8000元）、2.6万元“三金”款以及戒指1枚，都是男方交给两个媒人带给女方的，两媒人又交给了严某1父亲严某2，女方回礼8000元。陈某2称：其系陈某1堂叔，并作为男方媒人。2016年陈某1与严某1定亲时，确定“小礼”3万元，当时双方亲属及媒人在场，由女方媒人将3万元交给女方母亲。举行婚礼前，男方将“大礼”6.8万元（6万元存折和8000元现金）、“三金”款2.6万元以及戒指1枚交给媒人许素花和严某3，两媒人一起带至女方家，女方家当时回礼8000元。关于“大礼”的给付情况，其本人未参与，是听许素花和严某3所述。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不表异议，被告对严某3、陈某2的证言均不予认可，并称严某3与严某2夫妇存在矛盾，陈某2系原告家亲属，存在利害关系。此外，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还于2018年8月31日、9月1日向原告母亲许小芹作出谈话（调查）笔录2份，许小芹称：定亲当日，经双方商定，男方给付女方“小礼”3万元，通过女方媒人严某3转交女方。“大礼”6.8万元与购买“三金”和“五子衣”的2.6万元是在婚礼前五天给付，6.8万元由1.9万元现金和户名为其丈夫陈寿军的存折4.9万元组成，其用红包将上述钱物包好交于女方媒人，后两媒人又送到女方家中。婚礼后，陈寿军陪同严某1到银行取出存折内的本息共54000元交给严某1。关于戒指1枚，是在结婚前两天，其本人陪严某1在新亚商城购买，价值2600元。电动自行车，是女方结婚带来的。被告质证后对许小芹上述陈述均不予认可。严某1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举证电动自行车发票1份，称爱玛电动自行车系自己娘家陪嫁，由其父母购买。原告质证后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表异议，但称购车款系原告给付，就此未能举证证明。本案重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就彩礼的给付情况再次向媒人陈某2、许素花夫妇进行调查。陈某2陈述：定亲当日给付“小礼”3万元，“大礼”女方家开始要10万元，后经双方媒人做工作，商定为6.8万元，由4.9万元未到期的存折和1.9万元现金组成，另外“三金”及“五子衣”款2.6万元，过大礼当天女方家说差枚戒指，陈某1母亲又给了3000元。就本次证言与原审庭审中关于“大礼”及戒指陈述不一致之处，陈某2解释，过“大礼”当天其本人没有参与，因为听说“大礼”6.8万元，有存折有现金，又回礼8000元，就以为存折内是6万元，可能因时间久远，记忆存在误差，但总数肯定没错。许素花陈述：其系陈某1堂叔陈某2的妻子，并作为男方媒人，过“小礼”和“大礼”时均在场。陈某1与严某1定亲当日，双方亲戚及媒人到陈某1家吃饭，严某1家提出要“小礼”，称东西不买了，给钱就行，饭后陈某1母亲点了3万元，包成红包，交给女方二姑（即媒人严某3），严某3又交给了女方母亲。“大礼”6.8万元也是应女方要求于婚礼前几天给的，由4.9万元存折和1.9万元现金组成，陈某1母亲用红包包好交给严某3，此外还给了2.6万元现金，说是买“三金”和“五子衣”的钱，后来陈某1母亲想想说还差个戒指，又拿了3000元出来，合计2.9万元，用红包包起来，其与严某3带着上述红包一起到严某1家，交给严某1父亲，严某1父亲当场从红包里点了8000元作为回礼给了严某3，其与严某3又将8000元带给了陈某1母亲。过“大礼”时，其丈夫陈某2不在场，只跟他讲过总额6.8万元，有存折和现金，回礼8000元，没讲过存折多少、现金多少。就大礼中的存折，许素花称因存折内的钱要到期了，能拿2000元左右利息，故与女方家商量存折内钱暂不取出，待到期后连本加息均给女方。原告质证后对陈某2、许素花的上述陈述均不表异议。被告质证后对陈某2、许素花的陈述均不予认可，称仅收到6000元用于购买衣物，否认收受过其他彩礼。严某1同时表示，男方既未给过其“三金”实物，也未给过钱用于购买“三金”，其结婚当天未佩戴任何首饰。就此，原告提供婚礼录像光盘1份，经播放，可明确辨识婚礼现场严某1佩戴项链，严某1又称该项链系其几年前于2012年或2013年购买，价格记不清楚，发票在原告家。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致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彩礼是指男女双方在缔结婚约过程中，根据当地风俗习惯，男方给予女方一定价值的财物。本案中，原告陈某1、被告严某1经双方亲属介绍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原告主张曾向被告给付“小礼”3万元、“大礼”6.8万元、“三金”及“五子衣”款2.6万元，被告仅认可收到6000元用于购买衣物。原告提供存款回执、取款交易明细主张将其父亲陈寿军存折4.9万元作为大礼的组成部分交于被告，后取出存折内本息交于严某1。首先，陈寿军存款、取款的本息相互吻合。其次，经与法院调取的严某1账户交易明细比对，陈寿军于2017年4月1日在农商行黄码支行取出本息50853.79元，严某1在同一天、位于同一条街道的邮储银行黄码营业厅存入5.2万元，上述两笔钱款金额虽不完全一致，但数额相当，且取、存款的时间、地点亦吻合。再次，严某1开始否认其存款事实，在法院出示调取的证据后又称该5.2万元系其打工收入，自相矛盾。故原告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此外，本案三位媒人陈某2、许素花、严某3分别系原、被告双方亲属，参与了陈某1与严某1缔结婚约的过程，系在场人和见证人，三人包括严某1的亲姑姑严某3均一致陈述被告收受了原告给付的“小礼”3万元、“大礼”6.8万元、“三金”及“五子”衣款2.6万元，女方回礼8000元。三人所作的证词虽就“大礼”中存折、现金各为多少数额上存在些许出入，因时间关系，记忆存在偏差也属情理之中，但在彩礼的类型、总额以及给付的时间、经手人等问题上均能够相互印证，且符合常理。综上，原告所举书面证据与证人证言、法院调取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客观、完整反映原告向被告给付过“小礼”3万元、“大礼”6.8万元、“三金”及“五子衣”款2.6万元合计12.4万元的事实，扣除被告回礼8000元，剩余彩礼合计11.6万元。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陈某1与严某1分手已久，已无缔结合法婚姻并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因二人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符合返还彩礼的法定条件。严某1、严某2、许某均系彩礼的实际收受者，其三人负有共同返还义务。至于返还的数额，因陈某1与严某1举行婚礼后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期间虽大部分时间因陈某1工作原因分居两地，但至二人分手，名义上的“夫妻”关系已持续一年之久，结合双方相处时间的长短、彩礼数额、分手原因等实际情况，法院酌情认定由三被告返还彩礼6万元。关于原告主张的戒指1枚，三位媒人均陈述系过大礼当天给付，但关于给付的是实物还是钱款存在矛盾：严某3称系实物，与大礼6.8万元、三金及五子衣款2.6万元一并交于女方；陈某2在原审证词与严某3一致，也称系实物，但在重审过程中又变更称“过大礼当天女方家说差枚戒指，陈某1母亲又给了3000元”，即非实物，系钱款；许素花称“陈某1母亲想想说还差个戒指，又拿了3000元出来”，亦非实物，系钱款。而陈某1母亲又称戒指“是在结婚前两天，其本人陪严某1在新亚商城购买，价值2600元”。综上，三位媒人关于戒指的证词不能够相互印证，且与陈某1母亲的陈述存在明显出入，原告就此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要求被告返还，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电动自行车1辆，严某1辩称系其陪嫁，原告母亲亦认可这一事实，原告称系其出资购买，未能举证证明，故其要求被告返还，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严某1为其母亲购买生日礼物花费的7300元，非婚约财产范畴，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返还，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严某1、严某2、许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陈某1彩礼6万元。二、驳回原告陈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82元，由原告陈某1负担1340元，被告严某1、严某2、许某负担1542元。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6日作出（2018）苏0812民初2623号民事判决，严某1、严某2、许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2019年1月22日，本院作出（2018）苏08民终907号民事裁定，以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严某2、许某是否是本案婚约财产纠纷一案适格的诉讼主体问题。被上诉人陈某1陈述及两个媒人在法庭作证证明上诉人严某1与被上诉人陈某1在定亲后过大、小礼时，上诉人严某2、许某接收了上述彩礼。依据相关规定，在双方发生返还彩礼纠纷诉讼时，可以将女方的父母一并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故一审将上诉人严某1的父母，即上诉人严某2、许某列为本案共同被告，并依据查明的事实，判决其一并承担返还彩礼款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对上诉人上诉主张不应将严某2、许某列为本案共同被告及不应承担返还彩礼款义务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证人证言是否应予采信问题。首先，上诉人并不否认证人严某3既是媒人，又是上诉人严某2胞妹、严某1姑姑的身份，其作为媒人到庭证明当时按照风俗给付彩礼的情况，证明被上诉人陈某1家分别给付上诉人家小礼3万元、大彩6.8万元（上诉人家返还被上诉人8000元）以及购买三金、五子衣款2.6万元等事实。另一证人陈某2虽然是被上诉人陈某1的堂叔，但其作为媒人亦到庭证明了男方给付女方大小彩礼等情况。上述两名证人的证词虽然对给付的大礼款中有多少是现金、有多少是银行存款等细节上与被上诉人的陈述有点出入，但两证人对大小彩礼款的数额证明相一致。而按照风俗习惯，男方给付女方彩礼不可能要求女方出具相关收款条据，在上诉人不承认收到相关彩礼款的情形下，双方媒人的证词对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起到重要作用。上诉人上诉主张两证人恶意串通，故意做出对其不利的证词无事实依据，故一审依法采信证人证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对上诉人主张不应采信证人证词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实际收取彩礼款数额问题。上诉人仅承认收取被上诉人彩礼款6000元，但显然与当地婚嫁风俗不符。被上诉人陈述及证人均证明上诉人实际收取被上诉人小礼3万元，大礼6.8万元（已返还被上诉人8000元），购买三金及五子衣款2.6万元，另给付部分款项购买戒指等物品，一审认定上诉人实际收取彩礼款11.6万元。在一审庭审中两证人对6.8万元大礼款数额及款项由存折上存款和现金组成陈述一致，虽然对存折上的存款数额及现金数额分别是多少与被上诉人及其母亲许素花的陈述有点出入，但不影响该事实的认定。而依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当时陈寿军在清江浦区黄码农商支行存折存款为4.9万元。2017年4月1日，其与上诉人严某1一起到该支行营业厅取出存款本息50853.79元交付给上诉人严某1。同日，严某1在其清江浦区黄码邮政储蓄支行银行卡中存款5.2万元。但在一审法院（2018）苏0812民初2623号案件的庭审中，严某1先是向法庭陈述其在黄码邮政储蓄支行没有存款，而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其又改变陈述该存款为其打工收入，但其在一、二审诉讼中均没有提供该存入款项为其打工收入的相关证据。一审判决对双方诉争的该款项的各方陈述及最终认定已作了详细的阐述，本院对此不再赘述。本院认为一审综合全案证据，认定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大礼款6.8万元（返还8000元）的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故对上诉人上诉主张其没有收取大、小彩礼款3万元及6万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严某2、许某、严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严某2、许某、严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庚审判员 阮 明审判员 王琳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程施文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