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5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能财，男，1959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山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鑫才，男，1957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新竹，男，195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素法，男，196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然，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韩有平，男，197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镧，河北诺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青同镇南青同村。 法定代表人：赵昌山，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和平，河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牛会芹，女，196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 原审第三人：李海辰，男，1960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 二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军锋，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紫璇，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董能财、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因与上诉人韩有平、被上诉人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水泥公司）、原审第三人牛会芹、李海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灵寿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6民初1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能财、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然、上诉人韩有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镧、被上诉人中山水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和平、原审第三人牛会芹、李海辰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军锋、赵紫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能财、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包括原审判决第一项在内271万元及利息的回收款共计1900万元、利息313.5万元（截止2018年6月10日止），并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主张的合伙债权是连带之债而非按份之债，原审法院以按份之债分别处分合伙人各自份额是错误的；原审判决已然查明被上诉人未依约给付上诉人回收款，却遗漏了上诉人诉讼请求1600余万元；原审法院未依法对关键证据进行鉴定；被上诉人抗辩不成立，应继续履约。一、本案合伙债权是连带之债，上诉人享有主张全部合伙债权的权利，而非原审认定的按份之债。上诉人与第三人共同投资建厂，因未成立而形成合伙关系。合伙人投资的水泥生产线及设备转让给被上诉人后，因被上诉人未依约付款，对其享有了债权。依据《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和《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合伙人的财产为共同财产包括对外债权，也即合伙人对被上诉人享有连带债权。依据《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之规定，上诉人作为连带之债的债权人享有主张合伙债权的权利，原审将本案债权认定为按份之债予以分割处理是错误的。二、本案原审法院遗漏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600余万元。上诉人作为连带债权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1900万元及其罚息，原审已认定被上诉人未依约给付上诉人回收款，却仅支持了上诉人之一董能财部分款项271万元，对其余1600余万元合伙债权本金及罚息未做处理和说明，明显遗漏了上诉人诉讼请求。（一）董能财在合伙中入股资金为400万元而非200万元，其应以400万元享有相关权益。庭审中第三人牛会芹、李海辰认可董能财受让其名下的200万股份，且转让双方均系合伙人，是合伙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其他合伙人均予认可，符合约定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股份转让合法有效，董能财名下入股资金为400万元，而不是原审认定的200万元。（二）原审以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签署的证明驳回三人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其一，杨鑫才等三人是与牛会芹签署的证明，而非与被上诉人签署。三人与牛会芹之间是处理的合伙内部股金问题，而不是原审认定的三人直接与被上诉人的外部债权问题，且牛会芹认可是其本人贷款支付的上述款项，而不是被上诉人支付。其二，从该证明内容显示，三人仅认可其本人股金赔付30%（其他合伙人未认可），但是没有涉及被上诉人的债权包括投资收益（2150-1400=750万元）、罚息，依法其三人对未明示放弃的部分仍有权利主张。其三，该证明中虽然有本人与被上诉人无关的表述，但是根据协议的相对性，其不是针对被上诉人放弃，且其他合伙人并没有签署且认可该证明，所以三人认可的赔30%份额，也应归合伙人共有，而不涉及被上诉人。其四，依《物权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任一合伙人无权处分合伙的共有财产包括对外债权。在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且追认的情况下，该处分行为未生效。三人因当时签署协议时受胁迫等原因，已明示撤销该证明。因此，原审法院基于此驳回三人的股份权益是错误的。（三）原审法院主动调整双方约定罚息，是错误的。双方协议中明确约定罚息为年息18%，原审也予以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其未依约付款。在被上诉人未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情况下，原审在判决被上诉人支付董能财部分款项时，主动调整罚息是错误的，且也错误确定了起算点。（四）原审判决遗漏了合伙人1600余万元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主张的债权是1900万元及罚息，原审仅支持了271万元及利息，下余的款项原审未判决归属也未做说明。该债权是合伙人共有财产，且原审认定王新竹是《工厂回收协议书》约定的收款人。该债权依法应判归上诉人，再由上诉人进行内部分配，而原审却对1600余万元合伙人债权未做处理。三、原审法院未批准上诉人对关键证据鉴定的申请。上诉人申请对下列证据进行鉴定：一是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牛会芹提交的700万元分配证明中的“王新竹、田素法”签名及捺印，二是上述两者提交的王新竹签署的证明中的“债权债务以本人没有关系”字迹。以上证据的真伪直接涉及到双方权利义务，原审法院为予准许。四、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牛会芹恶意串通抗辩，被上诉人应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其一，被上诉人明知协议约定收款人为王新竹，擅自允诺让牛会芹支款，且在没有付款的情形下，让牛会芹签署收款条1900万元。其二，被上诉人自认开庭前又给牛会芹开出了470万元的水泥销售合同（原审法院已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尚未给付，但被上诉人、牛会芹却均称已付款和收款。其三，被上诉人与牛会芹串通捏造了2016年6月18日杨鑫才、牛会芹签名的证明和2019年1月（分配700万元）两份证明。其四，牛会芹自认其付款给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的款项是垫资、且是其以房抵押贷款来支付，这明显与被上诉人已付清回收款的抗辩相矛盾，也不符合逻辑，且进一步说明被上诉人未支付回收款给牛会芹，但其却接连签署收款条给被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应承担付款及违约责任。综上，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中山水泥公司答辩称，一、关于《工厂回收协议书》的签订过程及履行情况。1、2016年4月25日，甲乙双方签订《工厂回收协议书》，杨鑫才、牛会芹二人作为乙方代表具体实施了合同的协商、签订并在合同上签字画押。合同确定甲方给付乙方回收款2150万元，“首付款450万元，两次支付，第一次付250元，工厂交接后再次付200万元。剩余款共1700万元分三次支付，即2016年春节前支付500万元，2017年6月底前支付500万元，2017年春节前支付700万元。若到期日不能按时支付，加收罚息，按月息1.5分计算”。同时约定：“甲方接收工厂之日前，所有乙方对外所欠一切债务或纠纷概由乙方负责清理，与甲方无关”。合同还明确约定“乙方负责原工厂其他股东的善后事宜，保证与甲方不存在任何纠纷”。这就是甲、乙双方合同签订的主体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2、协议生效后即2016年4月25日，被上诉人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乙方250万元并汇至协议约定的账号，有乙方代表牛会芹出具的收条为凭。3、2016年6月18日乙方代表杨鑫才、牛会芹共同签字向甲方出具证明，明确告知甲方“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与杨鑫才、牛会芹所签订的《工厂回收协议书》中所付款项，除第一笔250万元后，因原约定账号有问题，余款同意打入牛会芹农户账号，有杨鑫才、牛会芹将收回款进行合伙股东内部清算”。之后甲方按照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和乙方代表杨鑫才、牛会芹的指定将首付款200万元及余款第一、第二期各500万元分期按时支付到牛会芹农行账号，计款1200万元，加之先行支付的250万元共1450万元，有乙方代表牛会芹出具的收条为凭。4、合同约定的余款700万元应于2017年春节前支付。然在2017年8月14日平山县人民法院向甲方送达（2017）冀0131执89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是“请你公司协助，不许向被执行人杨鑫才进行清偿”。甲方依法配合法院执行并无不当，理由法定。接着2017年11月27日乙方代表牛会芹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请中山集团暂停支付（最后一笔700万元回收款）等我们股东内部之间账目分清后，出具账单或通知再进行支付”。可见余款700万元没按时支付是因法院查封和乙方要求暂停支付所致，甲方没有任何过错。2018年6月19日原告等起诉时，此款尚在法院查封和牛会芹通知暂停支付过程中。亦非甲方不支付而是支付条件尚未成就。5、2018年12月26日平山法院送达法律文书，解除对乙方杨鑫才的债权扣留。2019年1月乙方杨鑫才、牛会芹向甲方出具了股东内部就回收款700万元的分配方案，方案明确约定“同意此款由杨鑫才和牛会芹收回并按以上分配方案分配”，此时乙方开始要求甲方支付余款700万元。6、2019年3月27日甲、乙双方签订《付款协议书》，乙方杨鑫才、牛会芹二人亲自参与协商，亲笔在协议上签名并按上手印。协议书对前期付款数额1450万元进行了核实确认并就余款700万元的办理、接受主体、用途及责任作出约定，约定“上述款项仍由牛会芹负责办理和接受，首先用于其合伙内部处理”。协议签订后甲方陆续付款给乙方230万元，2019年10月8日按照付款协议约定和乙方代表牛会芹的要求，甲方一次性给付乙方470万元价值的水泥（以物抵债），至此甲方应付乙方回收款2150万元全部履行完毕。以上有工厂回收协议、付款记录、账号变更证明、收款收据、法院查封与解除文书、乙方暂停付款通知等证据证实，证明材料一审中已全部提交。这就是甲方支付乙方回收款的全部事实过程，足以证明甲方即被上诉人既不欠款，也不违约。二、原审判决支持原告董能财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一是甲、乙双方签订《工厂回收协议书》成立于灵寿中山与乙方代表杨鑫才、牛会芹之间，该等互为合同当事人。至于乙方代表多少股东、有无合伙人属于乙方内部事务。特别是回收协议中明确约定，“乙方妥善处理其内部股东善后事宜，保证与甲方不存在任何争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董能财等人无权就买卖合同向甲方主张权利，理应驳回起诉。原审判决审理买卖合同纠纷过程中却处置了乙方内部合伙或股东分配事宜，超越了所诉的本能，此乃错误之一。二是在甲方具有免息条件之下而判决了支付利息错误。按照《工厂回收协议书》约定，付款方为分期支付。甲方在约定期限已将首付款450万及第一、第二笔应付款各500万元按时悉数支付给乙方共1450万元。有乙方杨鑫才出具的证明、第三人牛会芹收据和甲、乙双方签订的《付款协议书》为凭。关于协议约定的最后700万元尾款应于2017年12月底以前支付，然在到期之前的2017年8月14日发生了平山县法院依法查封乙方杨鑫才债权的事件和乙方代表牛会芹通知暂停支付回收款的行为，故未能及时支付非甲方之过，甲方的行为既无过错也不违约，依约定不应承担任何利息。所谓的利息约定是在违约即单方原因到期不支付款项的情况下才出现的。而原审判决甲方在不符合加罚利息条件的情况下而判决支付利息是毫无道理的。三是变更原约定汇款账户是乙方代表杨鑫才、牛会芹要求的，并提供了新的汇款账户，并非甲方单方改变，甲方只是遵照执行这何错之有。上诉方本末倒置，诉称甲方违反约定改变汇款账户真乃颠倒是非。原约定账号是乙方代表杨鑫才、牛会芹指定的并写在了协议上，后改变账号是乙方代表杨鑫才、牛会芹要求的并提供了新的账号，且有证明为凭，这怎能说是甲方违约呢，上诉方所诉不实，应不予采信。三、关于诉称杨鑫才两份证明是捏造问题。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牛会芹串通捏造了2016年6月18日杨鑫才、牛会芹签名的证明和2019年1月（分配700万元）两份证明”纯系无中生有。1、2016年6月18日，杨鑫才、牛会芹作为乙方代表向甲方出具证明：证明“因原约定账号有问题，同意将余款打入牛会芹账，由杨鑫才、牛会芹将收回款进行合伙股东、内部清算”。上述要求先由杨鑫才、牛会芹口头向被上诉人提出，因涉及改变合同约定故被上诉人要求该等二人出具书面意见，以避免纠纷。因此杨鑫才、牛会芹在答辩人处由杨鑫才亲笔书写了证明，二人当场签字，证明原件由被上诉人收存至今。之后按照该等要求甲方将款打入牛会芹账号，这就是杨鑫才、牛会芹出具改变打款方式的证明的事实过程。然而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杨鑫才拒不出庭而是出具了一份牛会芹非法拘禁杨鑫才三天三夜逼迫其出具证明的虚假证明，既是非法拘禁杨鑫才三天三夜，这明显构成了犯罪为何不报警处置呢，既是胁迫为何事后不声明废止，而是直到三年后法院开庭是才单方出具证明呢，可见上诉方故意编造谎言完全是别有用心。2、关于2019年1月（分配700万元）的证明。首先2019年1月没有杨鑫才的证明，而是杨鑫才、牛会芹代表乙方向甲方送达内部分配方案时就700万元如何给付问题，甲、乙双方签订的《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确认了前期付款的数额1450万元，并达成余款700万元由牛会芹负责办理接受，用于其内部处理的协议。当时在场的还有其股东田素法，经杨鑫才、牛会芹同意并签字画押，被上诉人当场打入牛会芹账号100万元，随后牛会芹、田素法实施银行转账用于支付田素法的分配款。该协议是在甲方处协商并签订、当事人签字按手印，甲方加盖印章，当日付款100万，有打款证明为凭。上诉人违反事实，乙方代表杨鑫才出尔反尔，诉讼过程中违背事实，以图达到双重索取之目的，应不予支持。四、被上诉人履行了全部义务。本案属于合伙纠纷，应由上诉人与第三人按合伙纠纷另案处理。1、收回协议有乙方负责人杨鑫才、牛会芹代表乙方履行完毕，甲方足额支付了应付款，上诉人等诉请不当。2、关于上诉人等各自股份大小出资多少以及盈余分配是否转让皆与答辩人无关，应由其内部解决或另案起诉。3、至于上诉方滥用诉权给答辩人造成的损失，答辩人保留诉权。 牛会芹、李海辰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董能财、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的上诉不能成立。一、关于合伙债权，根据《民法通则》第86条“债权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享权利”之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工厂回收款的处理正当合理，并且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对此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二、上诉人称回收款为全体合伙人的连带债权，如果该观点成立，则任何一个合伙人都有权利要求作为债务人的被上诉人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则被上诉人向合伙人牛会芹支付回收款的行为，属于正当履行合同义务，当然应该有效，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再次履行合同义务，于法无据。至于回收款合伙人之间如何分配问题，和本案买卖合同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解决。三、如果按照上诉人事实和理由的第一项的主张，认为合伙人的共同财产包括对外债权，则第三人牛会芹代收的回收款，应为共同财产，那根据《物权法》第103之规定，全体合伙人对债权应视为按份共有，一审按照份额处理回收款的审判思路完全正确。另外，被上诉人支付至牛会芹账户的回收款，性质上已经从债权直接转化成了合伙人的共有财产，就该财产，第三人牛会芹、李海辰已经和上诉人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进行了结算并已经支付履行完毕，并且其三人签写证明时也明确承诺以后和被上诉人无任何关系，由此，可视为该五个合伙人对被上诉人将回收款支付牛会芹账户进行履约的行为进行了追认，并且该五人对到账后转变为共同财产的回收款进行一致处分结算的行为，也符合《物权法》第97条“处分共有的财产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按份共有人的同意”的规定，该处分行为也应当依法有效。因此，结算完毕并明确和被上诉人无任何关系的三个上诉人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起诉要求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工厂回收协议》，不仅违背事实及诚实信用原则，更属于实体权利重复主张，因此，一审法院驳回该三人的诉求，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遗漏诉讼请求显然不能成立。另外，三人和牛会芹就该回收款进行结算时签署的证明，真实有效，并且结算款已经支付完毕，上诉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为达到诉讼的目的，对该证明做出的任何否认和抗辩，都不能成为否认其有效性的正当理由。四、上诉人董能财主张享有400万出资份额，其中200万是持有第三人牛会芹、李海辰名下的份额，对此第三人不认可，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股东投资协议书认定董能财的出资份额为200万元，并无不当。至于合伙人之间就份额是否存在相关纠纷，属于合伙内部事务，不能对外，因此，一审对该事实的认定完全正确，上诉人对该部分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五、对于利息，一审法院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考虑实际损失和逾期利益，进而对利息进行的调整，公平合理，符合法律规定。六、关于一审时上诉人所申请的两项鉴定，所申请鉴定的事项和本案的基本和关键事实都无关联，不属于必须鉴定的范围和必要的鉴定事项，一审法院根据案情依据法定的职权，不予准许，完全正当合理，而且节省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审判效率。七、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纯属歪曲事实，2016年6月18日杨鑫才、牛会芹签名的证明和2019年1月（分配700万元）的证明，该两份证明本来就是上诉人杨鑫才和第三人牛会芹的真实签名所出具，上诉人却称是被上诉人和牛会芹的捏造，毫无依据可言，并且主张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牛会芹恶意串通的其他理由，也都不能有效成立。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韩有平述称，基本同意四原告的上诉内容。补充，本案既然为买卖合同纠纷那么卖方应当是所有出资的合伙人，买方应当为中山水泥厂，卖方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在法律性质上应当是合伙的关系。既然是合伙的关系，那么在本案中各个合伙成员之间的关系应当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韩有平可以作为原告身份来向买受人中山水泥厂来主张权利。首先，应当确定中山水泥厂拖欠的股权回收款的金额，然后再根据各个合伙人之间的内部合伙份额进行分配。按照以上的法律及逻辑关系在处理本案纠纷时，那么就存在两种方案来处理。第一种方案就是在本案中应当首先按照买卖合同关系，先确定中山水泥厂的实际欠款金额，然后再根据各个合伙人之间的内部的合伙份额分配，以上的金额应当是所有的合伙人不分份额的共同共有，其次在应当由这个合伙人另行起诉处理内部的合伙问题，主张分割各合伙人之间的合伙份额，以上方案需要经过两个诉讼才能解决问题。第二种方案是案件中处理的问题，将买卖合同合伙分割中的事宜一并处理。一审判决书在倒数第二页之前从通篇来看，显然是想要适用第二种方案一并处理来进行裁判，但是在之后单独把韩有平还有其他除董能财之外的合伙人排除在外，单独对董能财享有的份额进行了处分，由此可见一审判决中审判的逻辑和处理的标准存在问题。 韩有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还重审或者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求。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审理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告的主体错误，在原审中韩有平作为合法受让的合伙人之一，应当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上诉人韩有平应当作为共同诉讼原告参加诉讼，韩有平在本案件中享有相应的股份权利，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判决认定的原告中遗漏了韩有平。2012年底最初成立“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分公司”的股东有：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董能财、牛会芹和李海辰、黄庆荣、宋庆兰。其中韩有平在建厂之初时，便将200万元出资支付给了董能财，在当时韩有平是隐名股东，占有董能财名下200万元份额。但是后来韩有平在2014年已经成为了显名股东，董能财与上诉人韩有平在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证明》中明确约定“董能财名下的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直径3.5米粉磨站200万元股权转让给韩有平”，以上证明中董能财与上诉人均签字确认，并且其上还有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签字认可，第三人牛会芹与李海辰对此也明知，中山水泥公司也是明知的。此时韩有平已经成为了显名股东，占有了董能财名下的200万元股权。董能财原本是400万元的股权，韩有平在建厂之初占有董能财名下200万元隐名股权。但在2014年12月韩有平受让了其名下200万元股权后便已经是显名股东。韩有平原本就是原始股东，该份《股权转让证明》实质上是将上诉人韩有平由隐名股东变为显名股东。除此之外，在2016年4月25日签订《工厂回收协议书》之前，董能财还在2016年1月10日为韩有平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董能财授权上诉人韩有平全权参与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召开的全体股东会议，并行使其相应的表决权。以上事实均能够证实在2016年4月25日签订《工厂回收协议书》时上诉人韩有平是显名股东，一审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其判决明显违法《民事诉讼法》《民诉意见》的相关规定。另外，第三人牛会芹和李海辰虽然明面上占有400万元股权，但其中有董能财200万元的股权，因此牛会芹和李海辰仅占有200万元的股权份额，牛会芹和李海辰对韩有平是原始出资人、原始股东是明知的，其不签字不影响韩有平与董能财股权转让的效力。2016年4月25日签订《工厂回收协议书》时的股东有：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董能财、牛会芹和李海辰、韩有平，在黄庆荣、宋庆兰退出，韩有平早已不是隐名股东，而是显名股东，其股份已经经由其他股东依法确认。二、一审判决认定：“韩有平并未在《工厂回收协议书》签字，即韩有平非协议一方当事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韩有平与董能财股份转让问题属于合伙内部事务，不宜在本案中处理”，以上认定明显错误。《工厂回收协议》签订时，乙方只有杨鑫才和牛会芹签字，其他人均是事后追认也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那么同样上诉人韩有平也是事后追认，为何单单上诉人却没有原告主体资格？另外，在签订《工厂回收协议书》时黄庆荣和宋兰芹撤回出资，也属于内部事宜，却在本案中进行了处理，并未将二人的原有股份计算在内，反而单单将韩有平的投资认为是合伙内部事务，却不在本案中进行处理，很显然原审判决将上诉人购买股权和其他合伙事务适用的是两种认定标准，两种认定思路，对上诉人出资身份与其他出资人身份认定区别对待，不仅浪费诉讼资源，对上诉人也是明显不公平的。另外，一审判决在经审理认定事实的部分错误，一审判决第18页第三段：“第三人韩有平称其系隐名合伙人”。以上陈述上诉人在庭审笔录中第10页的陈述为：“在建立水泥厂之初，韩有平为隐名合伙人”，上诉人的以上陈述是因为当时公司还没有注册成立，上诉人陈述并没有排除在签订《工厂回收协议书》时，上诉人已经是显名股东的身份。三、被上诉人中山水泥公司和第三人牛会芹均称：“董能财已经将股权转给韩有平，董能财无权起诉”，从其陈述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和牛会芹明显是对董能财与韩有平的股权转让行为予以认可的，韩有平是《工厂回收协议书》中的直接权利人，应当享有相应的股权回收份额。股权回收款被上诉人中山水泥公司分别给了部分股东，对于没有支付给上诉人的回收款，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中山水泥公司直接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不同意他人代收。以上股权回收款和相应的利息均应由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直接支付给上诉人。综上，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合法有效的证据，且证据之间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据之间对事实部分的证明力也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一审判决在认定原告主体资格上存在明显错误，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纠正。补充上诉意见：韩有平在股权回收协议中当时是没有签字的，但是在2016年5月份接到了杨鑫才和田诉素法的通知，到了鹿泉的白沙。首批拿到的250万元进行了分配，当时在场的有韩有平、牛会芹以及李海辰。当时他们的分配方案除去之前的集资款，每个人平均应当分到15万元，也就是韩有平已经作为实际的合伙人，对工厂回收款进行了收取，其他的合伙人对韩有平的身份也进行了追认，并且没有提出异议，尤其是牛会芹和李海辰，在此时并没有提出过优先购买权。因此，李海辰和牛会芹以没有签字、不予认可的行为来抗辩韩有平的合伙人身份，不能成立。 中山水泥公司答辩称，答辩意见同对董能财、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的答辩意见。 牛会芹、李海辰陈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韩有平的上诉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本案是因《工厂回收协议书》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韩有平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无权主张合同权利，主体不适格。二、韩有平自称建厂之初是隐名股东以及2014年12月和董能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成了显名股东，但建厂之初全体合伙人共同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以及2016年4月25日和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工厂回收协议书》中都没有韩有平的存在及签名，其主张与事实明显不符，且违背常理和正常逻辑。三、其上诉所称的在签订《工厂回收协议书》之前，参与的因工厂回收召开的全体股东会议，参与的资格是以董能财授权的代理人的身份，而不是以合伙人的身份，对该事实，上诉人上诉状中也予以自认，以此主张合伙人身份，显然不能成立。四、董能财和韩有平签订《股权转让证明》转让合伙份额，没有经过牛会芹、李海辰的同意和追认，违背建厂时全体合伙人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中“股权必须经过其他股东同意后方可转让”的约定，并且也侵犯了牛会芹、李海辰作为合伙人的优先购买权，因此，转让行为本质上无效，韩有平依法依约都不能成为合伙人。综上，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董能财、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述称，一、认可董能财在合伙中有400万股份，韩有平持有其中的200万；二、被上诉人中山水泥公司负有支付义务。 董能财、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欠款本金1900万元、利息313.5万元（截止2018年6月10日止），并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杨鑫才（甲方）、董能财（甲方）、李海辰（乙方）、牛会芹（乙方）、黄庆荣（丙方）、宋兰芹（丙方）、田素法（丁方）、王新竹（丁方）签订《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分公司Φ3.5米球磨机生产线股东投资协议书》。甲、乙、丙、丁四方决定共同投资1700万元，建设Φ3.5米＊13米球磨机水泥生产线。协议中约定了四方所持股份、出资方式、数额及配股比例。甲方出资600万元，其中杨鑫才400万元、董能财200万元，股份比例35.14%；乙方400万元，股份比例23.43%；丙方50万元以及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无形资产（手续、电力、路等详见协议书），股份比例18%；丁方400万元，其中田素法、王新竹各200万元。协议约定股权必须经其他股东同意后方可转让。2016年4月12日，杨鑫才、董能财、李海辰、牛会芹、田素法、王新竹召开会议，同意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以2200万元回收Φ3.5米＊13米水泥磨生产线。合伙人约定牛会芹在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由牛会芹承担处理；由杨鑫才、牛会芹代表李海辰、董能财、田素法、王新竹签协议，同时约定拨款办理账户三方约束。 2016年4月25日，杨鑫才、牛会芹代表全体合伙人与被告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工厂回收协议书》。签订协议书之前，黄庆荣、宋兰芹将出资撤回。该协议书内容为：第二条水泥生产线全部资产作价为2150万元，其中有牛会芹、李海辰、王新竹、田素法、董能财股金，首付款450万元，分两次支付，支付250万元后甲方接手目标工厂，双方对其资产进行清点，并对生产线进行试车，若工厂现有的设备、设施不能保证正常生产，乙方应尽快补齐，补齐或双方协商一致后，甲方补足首付款，支付200万元，若不存在短缺设备、设施，甲方应在2016年7月25日前补齐首付款；剩余款分三期支付：第一期为2016年春节前，支付人民币500万元；第二期为2017年6月底，支付人民币500万元；第三期为2017年春节前，支付人民币700万元；若到期日不能按时支付，加收罚息，罚息按月息1.5分计算。付款明细：首付款450万元整分两批支付，第一批250万元整付到王新竹农行卡号62×××76，首付款第二批200万元整付到王新竹农行卡号62×××76；剩余款分三期支付第一笔500万元整分别付到王新竹农行卡号62×××76，第二笔500万元整全部付到王新竹农行卡号62×××76，第三笔700万元整全部付到王新竹农行卡号62×××76。 《工厂回收协议书》签订后，被告于2016年4月26日将250万元回收款转账至协议约定的王新竹账户。2016年6月18日，杨鑫才、牛会芹出具证明，内容为“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与杨鑫才、牛会芹所签订《工厂回收协议》中所付款项，除第一笔250万元后，因原约定帐号有问题，余款同意打入牛会芹农行帐号62×××19，由杨鑫才、牛会芹将收回款进行合伙股东内部清算”。董能财、王新竹、田素法对该证明不认可，表示该决定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杨鑫才对该证明亦不认可，称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杨鑫才、牛会芹在出具该证明后，被告称其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承兑汇票、以物抵债等方式支付了剩余的回收款1900万元，支付对象均系牛会芹。被告称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牛会芹、李海辰出具了被告欠款700万元的分配方案证明，内容为“依据《工厂回收协议》条款，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应付700万元，其中有：杨鑫才219万元、王新竹147万元、田素法147万元、董能财102万元、李海辰、牛会芹85万元，同意此款由杨鑫才和牛会芹收回并按以上分配方案分配”。王新竹、田素法对该证明不认可，称签名及手印并非二人所签、所按，并申请对签名及按印进行鉴定。 2019年3月27日，杨鑫才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自2013年建厂以来，到公司经营和厂长目标责任制，最后至公司转让（工厂回收）清算结果、股金赔百分之三十，本人杨鑫才股金400万元，集资玖拾叁万元，已全部支取完毕，以后本人与灵寿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2019年3月27日，田素法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自2013年建厂以来，到公司经营和厂长目标责任制，最后至公司转让（工厂回收）清算结果、股金赔百分之三十，本人田素法股金200万元，集资40万元，已全部支取完毕，以后本人与灵寿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债权债务与本人无关”。王新竹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自2013年建厂以来，到公司经营和厂长目标责任制，最后至公司转让（工厂回收）清算结果、股金赔百分之三十，本人王新竹股金200万元，集资30万元，已全部支取完毕，以后本人与灵寿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债权债务以本人没有关系”。王新竹称其中“债权债务以本人没有关系”并非其本人所写，并申请对该内容的笔迹进行鉴定。 第三人韩有平称其系隐名合伙人，持有董能财名下200万元的股权，董能财对此予以认可。董能财称其持有牛会芹、李海辰名下200万元的股权，第三人牛会芹、李海辰对此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及第三人对2016年4月25日的《工厂回收协议书》均予以认可，该院予以确认。被告依该协议书的约定将250万元工厂回收款转账给王新竹的事实，作为协议书的乙方即原告及第三人牛会芹、李海辰均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其剩余工厂回收款1900万元及利息、第三人韩有平主张被告给付其工厂回收款307.02万元能否予以支持，现进行如下分析。 关于杨鑫才、牛会芹履行《工厂回收协议书》效力能否及于全体合伙人。首先，杨鑫才在该院庭后向其进行调查时表示牛会芹承包工厂到期后，合伙人没有约定对外事务的执行人。其次，厂长责任书中约定牛会芹为经营厂长，期限自2014年6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25日止；青同镇人民政府的通知出具日期分别为2015年12月8日、2016年1月6日，时间均在《工厂回收协议书》签订日期之前。再次，被告称杨鑫才、牛会芹的代理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并提供会议纪要及《工厂回收协议书》予以证实，《工厂回收协议书》签订人为杨鑫才、牛会芹，系基于会议纪要的约定，即合伙人约定由杨鑫才、牛会芹代表李海辰、董能财、田素法、王新竹签协议，并未授权杨鑫才、牛会芹代表其他合伙人履行协议。最后，被告在签订协议书时对乙方为包括杨鑫才、牛会芹在内的六人是明知的，在其他合伙人未向被告出具任何委托、代理手续同意二人代表全体合伙人履行协议的情况下，认为杨鑫才、牛会芹属于履行职务行为，该院不予采纳。牛会芹称，合伙人开会商定2200万元，协议书约定的是2150万元，原告亦对此予以认可，表明杨鑫才、牛会芹有履行协议的代理权，但四原告对回收价款的事后追认行为，并不能认定杨鑫才、牛会芹有权代表全体合伙人履行、变更协议。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鑫才、牛会芹在签订协议书后能代表全体合伙人履行协议。关于杨鑫才、牛会芹于2016年6月18日出具的证明，仅有杨鑫才、牛会芹二人签字，其他合伙人未签字，事后亦未对证明内容进行追认，且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他人合伙人同意改变收款账号，故该证明内容效力不能及于其他合伙人。 关于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的主张能否予以支持。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均认可“以后本人与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的证明系其本人出具，且三人均已收取证明中所载明的回收款项。现三人再行主张被告给付其工厂回收款无依据，故对三人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王新竹申请对“以后本人与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的证明中“债权债务以本人没有关系”的笔迹及王新竹、田素法申请对“灵寿中山集团有限公司应付700万元”证明中二人签名及手印进行鉴定，因该申请并不影响二人已作出的其本人与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无关的意思表示，故对该鉴定申请，该院不予准许。 关于董能财的主张能否予以支持。《工厂回收协议书》明确约定工厂回收款转入王新竹的账户，但被告未按约定将剩余1900万元转入该账户，就该款项，董能财未收到任何款项。现董能财主张被告给付其工厂回收款，符合协议约定。关于给付金额，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三人虽均在证明中认可“股金赔百分之三十”，但董能财对此并不予认可。被告给付其回收款的金额，应按照董能财在合伙中的出资比例计算为1900万元×（200万元÷1400万元）=271万元。关于利息问题。结合本案实际，考虑原告董能财的实际损失和逾期利益，兼顾公平原则，利息自2018年2月17日（最后一笔款项到期日的次日）起至偿还完毕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宜。关于董能财主张的其在牛会芹、李海辰名下持有暗股200万元，属于合伙内部事务，不宜在本案中处理。 关于第三人韩有平主张被告给付其工厂回收款能否予以支持。韩有平称其购买董能财名下股权200万元，并以此主张被告给付其工厂回收款。韩有平并未在《工厂回收协议书》签字，即韩有平非协议一方当事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韩有平与董能财股份转让问题属于合伙内部事务，不宜在本案中处理，故对第三人韩有平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韩有平庭后申请该院向灵寿县公安局调取牛会芹的讯问笔录，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无关联，该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经合议庭评议、该院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研究，判决：一、被告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董能财工厂回收款271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2月17日起至偿还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的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韩有平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2475元，由被告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8667元，原告董能财、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负担133808元；保全费10030元，由被告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由原告董能财、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及第三人韩有平负担503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董能财、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请求中山水泥公司给付1900万元及利息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韩有平的上诉请求应否予以支持。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王新竹于2018年6月20日及杨鑫才、田素法于2019年3月27日出具的《证明》均写明：自2013年建厂以来，到公司经营和厂长目标责任制，最后至公司转让（工厂回收）清算结果、股金赔百分之三十，本人股金、集资，已经全部支取完毕，以后本人与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其三人在证明中已经作出与中山水泥公司无关系的意思表示，现其三人要求中山水泥公司给付工厂回收款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对其三人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其次，王新竹申请对其出具的证明中“债权债务以本人没有关系”的笔迹及王新竹、田素法申请对“灵寿中山集团有限公司应付700万元”证明中二人签名及手印进行鉴定的问题，因该申请并不影响其二人已作出的其本人与中山水泥公司无关的意思表示，故对该鉴定申请，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第三，《灵寿中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分公司Φ3.5米球磨机生产线股东投资协议书》中约定董能财出资200万元，一审法院依据董能财在合伙中的出资比例（200万元÷1400万元）计算出1900万元的回收款中董能财应得数额为271万元，并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董能财的实际损失，兼顾公平原则认定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董能财主张其在合伙中入股资金为400万元，其中持有牛会芹、李海辰名下股份200万元，其应以400万元享有相关权益，牛会芹、李海辰对此不予认可，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董能财与牛会芹、李海辰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纠纷，属于合伙内部事务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可另案处理。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韩有平上诉主张其作为合法受让的合伙人之一，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其应作为共同诉讼原告参加诉讼。但韩有平提交一审法院的《参加诉讼申请》中其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故一审法院依据其申请将其列为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韩有平称其受让了董能财名下的200万元股权，并以此主张中山水泥公司给付工厂回收款，但2016年4月12日的《会议纪要》及2016年4月25日的《工厂回收协议书》中均没有韩有平的签字，韩有平与董能财之间的股份转让问题属于合伙事务纠纷，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予一并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董能财、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韩有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160元，由上诉人董能财、杨鑫才、王新竹、田素法负担35680元，由上诉人韩有平负担284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建民 审判员  孟维山 审判员  史亚宁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袁琳 书记员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