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0214行初24号原告潘加军，男，196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潍坊市潍城区，现住青岛市城阳区。被告胶州市公安局洋河派出所，住所地胶州市洋河镇驻地。法定代表人刘忠玲，系该所所长。出庭负责人刘忠玲，系该所所长。委托代理人于秀娟，系胶州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赵崇烨，系该所民警。原告潘加军诉被告胶州市公安局洋河派出所（以下简称“洋河派出所”）治安行政行为一案，于2020年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于3月24日在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潘加军，被告出庭负责人刘忠玲及委托代理人于秀娟、赵崇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洋河派出所于2019年10月19日作出胶公（洋河）不罚决字〔2019〕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同日向原告送达。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2019年8月14日，潘加军称自己在洋河镇青岛宝力宝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力宝公司”）内因工作问题被谢晓业殴打，经我单位调查案发时在场人员，均证实无人殴打潘加军。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原告潘加军诉称，2019年8月14日上午10点左右，原告在宝力宝公司正常上班期间，企业非法解除劳动关系，在本人等待拿回劳动合同和终止劳动关系证明时，公司保安强行暴力驱赶本人，致使在办公室发生撕扯后报警。被告洋河派出所3位警务人员出警，在未弄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直接将原告带离公司至派出所，原告做好笔录后，到医院做伤情诊断和治疗至九月中旬，期间经法医鉴定是轻微伤。原告案发后60日内未接到警方的案件处理决定书，通过信访和公安督察进行过投诉，均未果。原告认为，被告存在出警人员没有执法权、没有带执法记录仪、到达现场后违法调查取证等违规执法、乱作为的行为。综上，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重新调查作出。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投诉书，证明本人先通过信访，没有解决再诉至法院；证据2、2019年8月14日9点左右至下午18点所有电话记录清单，其中在这期间有胶州市劳动局、劳动站、胶州市公安局、洋河派出所的电话；证据3、报警记录，证明被告所述的报警时间造假；证据4、照片，与法医鉴定照片一致，证明本人脖子有一道划痕与被掐的两道淤青；证据5、录音光盘，证明本人在该事件发生后打电话给公安，直到警方出警离开公司的全过程，也证明被告叙述的很多事实是虚假的；证据6、微信截图，证明原告与证人管某之间交流的内容，该证人所述被告提交的询问笔录中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所以被告提交的该证据是伪造的；证据7、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证明该案有经过信访；证据8、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用人单位与本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间是8月26日不是8月14日，所以被告当日强制本人离开公司是扰乱正常劳动合同法秩序，侵犯本人合法劳动权益。被告洋河派出所辩称，2019年8月14日，宝力宝公司报案称，原告在该公司办公室扰乱办公秩序。被告接警后，民警赵崇烨带领辅警到达现场，对原告的行为进行了制止，并通知双方到所内接受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原告称自己在公司被人殴打，被告依法受理原告的控告并开展调查。经调查，原告所称的被他人殴打的违法事实不成立。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被告依法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以上事实有原告的陈述、谢晓业和修敬林的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洋河派出所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和法律依据：证据1、谢晓业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8月14日上午，原告因与宝力宝公司劳动纠纷，在该公司办公室不走，影响该公司正常办公。其与另一名保安在劝原告离开无果后，欲将原告拉走，在拉扯过程中，原告的手划伤了自己的脖子，其并没有殴打原告。后因拉不走原告，其随即报警；证据2、修敬林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8月14日上午，原告因与宝力宝公司劳动纠纷，在该公司办公室不走，影响该公司正常办公。其与谢晓业在劝原告离开被拒绝后，欲将原告拽走未果，谢晓业随即报警。在此过程中并未殴打原告，只是一人拽胳膊，一人推后背；证据3、潘加军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8月14日上午，原告因与宝力宝公司劳动纠纷，到该公司综合办公室要劳动合同，后公司保安让原告离开，原告拒绝离开，公司保安欲将其强行拽到门外，在此过程中，原告的脖子被划伤；证据4、张某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8月14日上午，原告因与宝力宝公司劳动纠纷，在该公司办公室不走，并大声喧哗、骂骂咧咧，影响该公司正常办公。谢晓业劝说原告离开后被拒绝，谢晓业碰了一下原告，原告仍然不离开，双方争吵起来，被拉开后谢晓业报警；证据5、马某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8月14日上午，原告因与宝力宝公司劳动纠纷，在该公司办公室大声喧哗、骂骂咧咧，严重影响公司正常办公秩序。其安排谢晓业和修敬林将原告带到保安室，在拖拽过程中原告将谢晓业推倒；证据6、高某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8月14日上午，原告因与宝力宝公司劳动纠纷，在该公司办公室不离开，公司保安谢晓业和修敬林让原告到保安室等一会儿，后二人欲将原告拽走被拉开；证据7、杨某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8月14日上午，原告因与宝力宝公司劳动纠纷，在该公司办公室不离开，公司保安谢晓业和修敬林让原告离开，双方发生争吵，自己将保安劝走，该二人并没有动手打原告；证据8、管某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8月14日上午，原告因与宝力宝公司劳动纠纷，在该公司办公室不离开，公司保安谢晓业和修敬林劝原告离开，原告拒绝。后拉着原告的手腕让原告离开，不存在殴打的行为；证据9、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明原告外伤致右后颈皮肤挫伤已构成轻微伤；证据10、谢晓业和修敬林的身份信息，证明该二人达到行政责任能力；证据11、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因原告控告被殴打一事的违法事实不存在，被告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依法决定不予处罚。同时依法告知原告对该决定不服的救济途径；证据12、受案登记表；证据13、查获经过；证据14、传唤证；证据12-14证明被告在办理该案时程序合法；15、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不认可，打人者谢晓业承认对本人拉扯，但并不是所述的扯胳膊，实情是一人掐脖子、另一人拽胳膊，导致本人脖子受伤、衣服被扯破，由于谢晓业用力过猛及本人躲闪，他摔在地上，证人是有目共睹的。这些证人在作证时没有真实描述，案件发生后本人脖子上有划痕但并不知道，当时只感觉有些疼痛，到派出所做询问记录时，派出所民警才说有一道划痕可见，内伤不清，让本人到医院做伤情鉴定，由此而知，打人者知晓本人脖子被划伤也是派出所相关人员事先与公司有所沟通，对本案进行了事先串供，因为本人案件发生后从没有到过企业，谢晓业所述的马经理是刚来不久，本人了解不多，但并不是综合部经理，是负责宝力宝公司员工的招聘，而本人是由青岛卓越包装有限公司派驻在宝力宝公司的智能研发部经理，其根本无权处理本人的人事问题，本人也未见过公司授予其权利。在录音证据里，谢晓业称是张经理（当时工厂的负责人）而不是在询问笔录的马经理，所以证词是其胡乱编造；对证据2不认可，打人者修敬林与谢晓业是同乡，其也承认对本人进行了拖拽，这句话是事实；对证据3不认可，询问人郑帅并不在现场，对当时的伤情有拍照记录，在2、3页之间弄虚作假；对证据4不认可，扭打发生过后直到警方到达公司，本人从报警开始始终有录音为证，此证人所谓的骂骂咧咧并不是事实，且打人者谢晓业报警，证人又是怎么知道的。此证人一直在办公室，而谢晓业已经离开了办公室，所以其证言是编造的；对证据5不认可，此事件的导火索是由于该证人未按照劳动合同法及相关规定，迫使本人辞职未果，而恼羞成怒，与公司的某人协商后，让保安暴力解除劳动合同，其所有证言证词全是假的。2019年8月13日的录音谈话中，本人一再强调可以接受依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如果采取其他方式本人一概不接受；对证据6不认可，被告在调查过程中引导证人说出了错误的证言，该事件发生后本人是给劳动监察部门打过电话，询问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问题，且是在本人的工作岗位上，在办公室打电话是很正常的事情，之后其他人也在不断地打电话，如果打电话是扰乱秩序的话，别人也扰乱秩序，不是吗？所以此人证言也是编造；对证据7不认可，此证人坐在离我最远的地方，且打人者站在我身后，打人过程仅有几秒的时间，由于两位打人者在我身后，本人坐在座位上还没有反应过来，两人就动手了，所以该证人根本就不可能看见，该证人提到本人问马某要什么东西，这里所述的“什么东西”就是劳动合同和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此人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证言也是事后编造；对证据8不认可，该询问笔录是造假，并不是其本人签名，是被告与某人合伙制造假证，应以伪证罪论处，有本人与证人管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该证人称签名并非本人签名，所以证据8是被告造假；对证据9-11认可；证据12是造假，案发时间是8月14日10点左右，有录音、报警电话记录为证；对证据13不认可，被告到现场后未做调查，直接强制本人离场，在此过程中本人发现，出警的民警全是辅警，本人要求其出示执法证未出示也没有带执法记录仪，所有的谈话内容在录音里有记录，另本人有申请调查民警的出警身份，本人至今未收到。所以，被告的出勤民警不是合法的执勤人员；对证据14认可。对法律依据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有异议，该投诉书是原告自述，其内容真实性没有证据佐证，且与本案争议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必要关联性；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来源不清楚；对证据3证明事项有异议，该份报警记录是被告应原告要求出具的，由于民警的疏忽，载明的报警时间出现错误，被告电话联系原告向其表明可以为其重新出具，原告拒绝；对证据4有异议，原告提供的照片无法反映拍摄时间、载体的合法有效性，也没有表明原告所述的伤情；对证据5有异议，其录音原始载体是否合法无法证实；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证人管某没有出庭、原告提供的截图对方是否为管某也无法证实；对证据7有异议，信访答复不能作为诉讼证据；对证据8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另外，原告认为被告伙同相关证人提供假证，书面申请证人张某、马某、高某、杨某、管某、秦某、陈某出庭作证。并书面申请对被告证据8对管某的询问笔录中“管某”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庭审中，被告询问原告“秦某与陈某与本案的关系”，原告回答：“秦某是卓越公司的人力专员，负责本人的人事关系。对案件发生有了解。陈某原是卓越公司的员工，是本人同事也了解此案经过。均不在现场。”针对原告的证人出庭申请，被告认为，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并不是否认原告受伤这事，而是因为没有证据证实原告的伤是由于违法行为造成的。被告对相关在场证人的调查取证都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没有必要再通知他们出庭，另外两个不在现场的证人顶多是道听途说，出庭作证意义不大。关于笔迹鉴定，被告认为鉴定没有必要性，即使没有管某笔录也不影响被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本院在庭审前根据原告申请向张某、马某、高某、杨某、管某电话询问能否出庭作证，均回答不需要出庭作证，询问笔录里都是真实的。对此，原告认为，除了管某，其他人都与宝力宝公司人事部有利害关系，所述不能作为证据。庭审后，本院又通知管某本人到庭，向其出示被告证据8询问笔录及原告证据6微信截图，管某称，笔录是其本人做的，字也是本人签的，笔录内容没有问题。微信截图也是其与原告的聊天记录，“因为潘加军半夜找我，主要是笔录上还有我的家庭住址，他把笔录发过来问我什么意思，我就出于本能的有点害怕，所以和他这么说的（不是本人签字）”。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相关联，合法真实，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7和证据8，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审查；其他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事项需结合全案证据加以认定。原告申请笔迹鉴定于本案处理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被告的法律依据合法有效。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14日上午，原告潘加军在宝力宝公司与保安谢晓业、修敬林发生争执后报警。被告接警后，民警赵崇烨带领辅警到达现场进行处理，并于同日受理后，对当事人及现场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关于事情经过，原告在接受询问时称：“……过了一会就来了几个保安，他们让我离开，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离职……接着这些保安就强行要把我带走，有两名保安过来拉我的衣服，把我往门外拽，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脖子不知道被谁用手划了一下，之后就被别人拉开了，再也没有动手。”谢晓业接受询问时称：“……之后姓潘的员工还是赖着不走，我就和我带来的那名保安我们一人拽着他的一只胳膊往外拉，在拉的过程中，我不小心磕到腿了，那名姓潘的员工用手反抗，反抗的时候他自己的手不小心划伤了自己的脖子，我们马经理一看还拉不走他，就让我们报警，之后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就赶来了。”修敬林接受询问时称：“……然后谢晓业在前面拖姓潘的男子的胳膊，我在后面推姓潘的男子的后背。……”被告询问现场人员张某：“2019年8月14日你是否看到谢晓业和修敬林殴打过宝力宝塑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潘加军？”答：“没有，我只看到谢晓业和修敬林动了一下潘加军，说让他出去，潘加军不走。”现场人员马某接受询问时称：“……然后谢晓业在前面拉潘加军的胳膊，修敬林推潘加军的后背，潘加军就拽着桌子不走，在拖拽的过程中潘加军就大骂谢晓业，潘加军将谢晓业一把推倒，我于是就上去将谢晓业、修敬林拉开了，然后潘加军骂骂咧咧的说：我要报警，我被打了。……”现场人员高某接受询问时称：“……过了一会谢晓业和修敬林就进入了办公室，等潘加军打完电话，谢晓业让潘加军去保安室等一会，然后潘加军不去，潘加军用手指着谢晓业具体说了什么我没听清，然后谢晓业就往外拽潘加军，修敬林就在后边，然后马某将保安拉开了，然后潘加军就打110报警了。……”被告询问现场人员杨某：“在争吵过程中谢晓业和修敬林等人是否殴打或撕扯过潘加军？”杨某回答：“有没有拽潘加军我不知道，反正谢晓业和修敬林没有动手打潘。”被告询问现场人员管某：“2019年8月14日你是否看到谢晓业和修敬林殴打过宝力宝塑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潘加军？”答：“当时我在办公室里工作，谢晓业和修敬林没有动手打潘加军，只是想让潘加军出去。”另查明，被告于2019年8月19日委托胶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对潘加军伤情进行鉴定，该技术室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潘加军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2019年9月12日，被告经内部审批延长办案期限至60日。2019年10月19日，被告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被告洋河派出所具有管辖原告受伤一事并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下列处理决定：……（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潘加军所称被人殴打的事实是否成立。本案中，被告在接到报案后，依法受理，并对当事人及现场证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根据调查情况认定，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被殴打的违法事实存在，因此，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综上，本案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是在充分履行调查职责、无证据证明违法事实存在的基础上作出的，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主张及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无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潘加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潘加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雪飞人民陪审员  刘文静人民陪审员  苏雪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王壮桂书记员王天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