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民终2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春，男，1977年3月11日出生，住云南省元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娅，云南鼎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元谋县羊街镇花同村民委员会。负责人：王加德，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子亮，云南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建春因与被上诉人元谋县羊街镇花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花同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8民初1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建春及其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娅、被上诉人花同村委会的负责人王加德及其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子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建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杨建春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花同村委会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是：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杨建春对花同村委会提交的2019年8月10日会议记录、会议签到册、开会照片的合法性、关联性均有疑议，不能证明花同村委会欲证明的内容，签订《花同村委会管水合同》，杨建春与花同村委会之间系平等的民事主体，解除合同时双方应协商一致，或者满足《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情形。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仅能证明杨建春参与了会议，但无法证明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杨建春不清楚会议记录具体记载了什么内容，也没有在会议记录上签字，会议记录系花同村委会单方制作，不能作为定案证据采用。本案的案件事实是，花同村委会召开村民会议时，并未提到是否要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提到的是案外人与花同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且合同的相对方李建平并未到场，也未同意解除《合同》。花同村委会提交的第5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反而能证明导致村民杨永怀家果园埂子冲倒的原因是下大雨，不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花同村委会提交的情况说明9份，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疑议，9份情况说明均是花同村委会让其辖区村民出具的，对说明人的身份情况，是否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能够作为证人出具证人证言均未核实。被上诉人的负责人作为村委会主任，与说明人存在层级关系，情况说明是否真实，值得商榷。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证人须出庭作证，本案中，并未有任何一个证人出庭作证，该证据形式不合法，内容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证据采用。其次，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杨建春管理水库不当”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杨建春不存在管理水库不当的任何行为，在杨建春管理期间，一直兢兢业业，从未收到村民的投诉、反映，花同村委会也未提供任何真实的证据证明杨建春管理不当。本案的事实是，花同村委会负责人由于个人私心，不想继续履行合同，故制作会议记录等材料，想与他人另签合同。第三，一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不恰当，对法律关系理解错误。第一个争议焦点，仅仅依据花同村委会单方制作、单方提交的会议记录、签到表、照片，并且以该证据记载的“参会人员有羊街镇挂点领导、村委会工作人员及村民代表，包括杨建春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双方签订的《花同村委会管水合同》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决定是否解除，经过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代表举手表决，一致同意解除该合同。”来确定合同解除与否，是极其不恰当的，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在本案中，村民代表与村委会仅有一个身份，就是签订合同的甲方，经过三份之二以上代表举手表决，得出的结果仅系甲方的意思表示，是否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要看合同的双方的意思表示，作为合同相对方的乙方从未与花同村委会协商过同意解除合同，也未签过字。若花同村委会认为双方协商一致，已经解除合同就应该提供与杨建春协商解除合同事宜、杨建春知晓解除合同事宜、杨建春同意解除合同等证据，若花同村委会无法提供，应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第二个争议焦点，花同村委会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杨建春存在违约行为，相反，花同村委会提交的会议记录、照片等材料，能够直接证明先不履行合同的一方是花同村委会，存在过错的也是花同村委会，这些行为都不足以导致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双方之间的合同依然可以继续履行。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第一，一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错误，法律关系理解错误。本案的争议焦点，不是村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过程是否符合相关程序规定，参会人员是否有镇领导、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场，即使会议程序合法，镇领导、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场，并不影响合同主体是杨建春与花同村委会的事实，村民代表、村委会同意解除合同，只是其单方意思表示，杨建春未参与协商，也未同意解除合同，花同村委会单方不能解除合同。第二，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情形，即使诉至人民法院，也不能草率的解除合同，况且，杨建春的诉讼请求是继续履行合同，并未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适用九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并非杨建春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是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对杨建春提供的证据，该采信的不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该采信的予以采信。被上诉人花同村委会答辩称，1、花同村委会于2019年8月4日及2019年8月10日组织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会议决定事项合法，即花同村委会通过合法的形式解除了与杨建春于2014年6月30日签订《花同村委会管水合同》；2、杨建春在与花同村委会签订《花同村委会管水合同》后，并未认真、严格履行《合同》、《花同村委会管水合同》及羊街镇《水库、坝塘、河段、沟渠安全管理责任书》的约定、规定，对坝以河水库、团山水库放水、关水进行管理，对沟渠进行维护、清淤，违反了约定、法定义务，属于根本违约；3、花同村委会辖区村民于2015年开始陆陆续续向村委会反映杨建春管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反映尤为强烈，村委会人员亦多次对杨建春提出整改意见，但是杨建春不予理睬，不予整改，已经激起了民愤，极力要求更换管水人员，导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加深，且严重损害了花同村委会辖区村民的权益，影响了村民种植农作物的收益，导致合同无法继续正常履行；4、花同村委会于2019年8月4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表决解除合同，于2019年8月10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坝以河水库、团山水库进行安排部署，即（1）水库蓄水由杨世军负责，全部护林员参与；（2）沟渠维护由辖区村民小组正副小组长分段管理；（3）放水由村委会统筹，村民小组负责组织并收取收费，即采用全民参与的形式对坝以河水库、团山水库进行管理、使用，于2019年8月12日组织辖区村民小组村民对各自负责管理的沟渠进行义务清淤、清理工作，并顺利完成。即花同村委会与杨建春签订的合同也已经无法继续履行；5、花同村委会主张解除杨建春签订的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及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解除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建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花同村委会继续履行双方于2014年6月30日签订的《花同村委会管水合同》；2、案件受理费由花同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2014年6月30日，杨建春、花同村委会签订了《花同村委会管水合同》，合同约定杨建春将花同村委会所辖区的两个小型水库坝以河水库及团山水库的关水、放水管理权承包给杨建春，该两个水库涉及花同村委会十一个村民小组的生产生活用水，合同约定双方承包期限10年，即2014年6月30日至2024年6月30日。合同对水费收取、沟渠清理、供水关水、违约责任等内容明确进行约定。2016年7月份期间，因下大雨致使大沟沟帮倒塌，造成武家村村民杨永怀家果园埂子被沟水冲倒受灾。由于杨建春管理水库不当，花同村委会于2019年8月4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参会人员有羊街镇挂点领导、村委会工作人员及村民代表，包括杨建春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双方签订的《花同村委会管水合同》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决定是否解除，经过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代表举手表决，一致同意解除该合同。2019年8月10日召开会议讨论花同村委会2019年防汛蓄水工作安排，对水库蓄水人员、沟渠维护人员、放水、收费人员进行安排，同时，于2019年8月12日组织十一个村民小组的部分村民义务清理东山大沟，确保了水库的蓄水及沟路的畅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杨建春、花同村委会在自愿基础上签订了《花同村委会管水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花同村委会在杨建春管理水库不当导致大多数村民不满的前提下，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将该合同予以解除，同时重新决定了水库管理人员并发动部分村民义务清理水库沟渠。杨建春认为花同村委会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花同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参会人员有羊街镇挂点领导、村委会工作人员及村民代表，包括杨建春也参加了会议，对涉诉水库的解除承包事项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采纳了到会村民代表大多数的意见，对会议决定事项作了比较详实的记录。杨建春认为花同村委会进行的会议过程不符合村民委员会民主议事规定的相关程序，但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建春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杨建春承担（已付）。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杨建春对一审判决认定“由于杨建春管理水库不当，花同村委会于2019年8月4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参会人员有羊街镇挂点领导、村委会工作人员及村民代表，包括杨建春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双方签订的《花同村委会管水合同》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决定是否解除，经过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代表举手表决，一致同意解除该合同。”的事实提出异议，其认为，在一审庭审过程当中花同村委会提交的证实杨建春存在违约行为的证据有瑕疵，不能作为定案证据；本案的案件事实是双方当事人并未就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进行过协商，并且双方并未协商一致，该合同至今尚未解除；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代表举手表决，仅是花同村委会一方的意见，不能代表杨建春已经同意解除该合同。同时认为，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了2019年8月4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的内容，当时讨论的不是杨建春合同的问题，讨论的是与案外人李建平的另外一个合同。被上诉人花同村委会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上述争议，本院认为，花同村委会在接到村民反映杨建春管水存在问题及巡查组反馈意见的情况下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解除管水养鱼合同，会议记录虽记录为讨论2009年的管水养鱼合同，但杨建春与花同村委会签订的《花同村委会管水合同》约定该合同是2009年6月30日李建平与花同村委会所签合同的附加合同，且从2014年6月30日起就由杨建春管水，李建平是养鱼，讨论的内容均涉及杨建春的管水事宜，参与会议的人也证实了会议的内容，杨建春参与了会议，故杨建春主张未讨论其签订的管水合同事宜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对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过程及讨论内容的认定与事实相符，杨建春主张一审判决认定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于2014年6月30日签订的《花同村委会管水合同》是否应继续履行？本院认为，水库的管理不但涉及水库的日常管护、蓄水放水等工作，还涉及水库库体的安全及附近村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花同村委会在接到村民反映杨建春管水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解除合同，在表决解除合同后对水库的管理作了统一部署安排，并已接管了水库的管理、维护工作，现杨建春要求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花同村委会管水合同》，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判处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杨建春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建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倪志敏审 判 员 李 梅审 判 员 何永丽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杨 洁书 记 员 曾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