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5民终2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敏，男，1969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兴永，云南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男，197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化县，现住云南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腾冲市益华林达木制品厂，经营场所云南省腾冲市石头山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0522MA6MFB8T87。经营者：张才胜，男，196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上诉人李敏因与被上诉人陈高钢、腾冲市益华林达木制品厂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腾冲市人民法院（2019）云0581民初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兴永、被上诉人陈高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敏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货款的计价方式为每方2400元的事实完全错误。本案的货款计价方式是大蜂箱72元/个，小蜂箱68元/个。1，本案属于蜂箱定作合同，并非木材买卖合同。上诉人定做的是蜂箱，不是购买木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51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之规定，定作合同交付的是工作成果，支付的报酬是按工作成果计价的报酬。因此本案中双方的计价方式是按蜂箱个数，而不是按木材方量进行计价。2，本案中双方实际计价方式也是以蜂箱数量进行计价，只是被上诉人反悔，现在不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1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及第125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之规定，本案双方最后于2018年7月17日对蜂箱规格、单价、数量定好后，由被上诉人陈高钢亲自在合同上对单价进行了更改，确定为大蜂箱每个72元，小蜂箱每个68元。据此计算出的货款总价是217800元，上诉人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先支付50%的货款，于当天支付了117800元；如果按每立方2400元计价，总货款为251508元，上诉人先支付117800元，与总货款没有任何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交货数量为67.193立方的事实错误，本案应以木材运输证上记载的33.33立方为交货数量。被上诉人在微信发的立方数量，上诉人并没有确认过。（三）被上诉人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对木材材质、蜂箱规格、交货时间等均有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在以上几方面均未按约定履行，应承担违约责任。因被上诉人违约，其损失应自行承担，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错误。（四）被上诉人腾冲市益华林达木制品厂经营者张才胜自认其与被上诉人陈高钢系合伙经营关系，故应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陈高钢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腾冲市益华林达木制品厂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李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退还原告已经支付的货款217800元，并承担自2018年7月18日起至全部退还期间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以及赔偿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上诉人陈高钢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讼请求：1.判决原、被告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继续有效，在未付清货款和未履行赔偿前合同不得解除。按合同法定金罚则，反诉被告李敏违约在先，合同定金117800元不予退回，不能冲抵货款，且反诉被告李敏需作出如下赔偿：（1）付清该批定做产品尾款104.67立方×2400元/立方=251508元，已付100000元，欠款151508元；（2）定做产品合同违约押金20000元；（3）定作产品备料损失8立方×2400元/立方=19200元；（4）未提产品的场地费、仓库保管费按200元/天计算，从2018年12月1日起计算，截止本日共10600元；以上赔偿及货款共20130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4日，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与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在被告腾冲市益华林达木制品厂处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出卖人：陈高钢，买受人：李敏；第一条标的、数量、价款：杉木蜂箱，规格型号465＊390＊260，2500个，单价70，金额175000565＊390＊260,2500个，单价70，175000，合计金额350000元（不含发票）（如果规格变化，计价依据以2500元／立方计算，大小规格均等）；第二条质量标准：材质为台杉和本地秃杉，规格按图纸，板条大小头直拼，无朽木无死结烂结巴；第三条出卖人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不散板，拼缝严密，不砂光，拼成后直接裁切打包装车；第四条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方便叉车装卸即可；第五条随机的必备品、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按图配齐，无其他配件；第六条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厚度负差1毫米，长度误差5毫米，所有产品数据统一一致，可正差；第七条标的物所有权自货出厂时起转移，但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标的物属于出卖人所有；第八条交（提）货方式、地点：买受人自提，出卖人装车，开木材运输证即可；第九条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买受人自负；第十条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按图纸规定和技术协议验收；第十二条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签订合同付款50%定金，其余货款提货付清。分三批交付，7月15日以前全部交清；第十七条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预付款到账起生效。”并另附大、小蜂箱的具体规格，该规格与合同第一条约定的规格不一致，大、小蜂箱各2500套，每套70元。原告持有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原件上有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手写的大蜂箱72元／套，小蜂箱68元／套，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未向本院提交《工业品买卖合同》原件。签订合同当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微信联系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提出付预付款200000元，押金20000元作后续订单订金，其余按批货清款讫，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同意。后双方将每立方单价变更为2400元。2018年7月17日，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对大蜂箱的规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规格按长度（米）、宽度（米）、厚度（米）、材积（立方）、件数（块）的顺序为长面：0.506、0.26、0.03、0.0039468、60000，短面：0.36、0.265、0.03、0.002862、6000，盖面：0.58、0.41、0.02、0.004756、4000，底面：0.36、0.546、0.02、0.0039312、4000，隔条：①0.5、0.26、0.01、0.0013、3000，②0.5、0.025、0.02、0.00025、7000，③0.41、0.06、0.02、0.000492、6000，④0.54、0.04、0.02、0.000432、6000，⑤0.55、0.025、0.025、0.00034375、6000。以上材积共计104.6081立方，蜂箱个数为3000个，底面、盖面各另增加1000个。2018年7月17日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以转账方式支付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117800元。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通过交由他人运输方式于2018年9月10日、9月30日、11月13日向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货三车，运输车辆牌照分别为云Ａ×××××、云Ｍ×××××、云Ｌ×××××，木材运输证登记的木材承运人分别为花进帮、尹昭伟、刘永敏，登记的木材货主均为张才胜（庭审中张才胜否认运输证上的“张才胜”系其所签），三车木材运输证、植物检疫证书、木材运输检尺单登记的材积分别为8ｍ3、13.33ｍ3、12ｍ3，共计33.33ｍ3。2018年9月13日，原告（反诉被告）李敏通过微信向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发送第一车货的木材运输证、植物检疫证书、木材运输检尺单，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回复“这个是应付林业站检查的，我们开了一个清单12.25方”，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回复“师傅叫我发给你的”，后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给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一份记载“蜂箱条长0.5、宽0.025、高0.02、根／捆50、捆980，12.25ｍ3，运费4000元，收方付，陈高钢”的单据。2018年9月30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与尹昭伟签订《承托运合同》，委托尹昭伟承运26.2853立方、12吨木材由腾冲市运至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收货人为原告（反诉被告）李敏，运价为5000元／车，尹昭伟在记载具体规格数量的发货单据上签名。2018年10月3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通过微信向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送云Ｍ×××××车装货图片及第二车货规格数量清单。2018年10月28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通过微信向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送木材视频，同时附言“铁杉”，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回复“那个接严点，打紧点”。2018年11月13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通过微信向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送载有承运驾驶员为刘永敏，车牌号为云Ｌ×××××，由腾冲市起运至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货物为14吨以内，运价7000元／车，签订时间为2018年11月13日的《承托运合同》。2018年11月13日装第三车货时，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在装车现场。同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通过微信向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送信息“李总，12.25＋26.285＋28.258＝66.7939＊2400元／立方＝160305，已付117800，应付余款42500”，“李总，要麻烦你过来付一下钱”，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回复“明早过来”。2018年11月14日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以转账方式支付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100000元。2018年11月18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通过微信向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送信息，该信息记载第一次发货12.25ｍ3、第二次26.2853ｍ3、第三次28.658ｍ3，单价均为2400元／ｍ3，未发货39.94ｍ3，并附已发货及未发货的规格数量表。2018年11月21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向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送第四车承运驾驶员的信息，并告知次日装车，同时发送第四车蜂箱规格的信息。2018年11月22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向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送总材积为104.6081立方的大蜂箱规格单及《工业品买卖合同》，并发送信息称原告（反诉被告）李敏的单有104.6ｍ3，应有25万，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回复称订的是72元／套，不是多少钱一方，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回复“如果不行退车了”。2018年11月23日，原告（反诉被告）李敏通过微信向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发送记载有大蜂箱总材积104.6081，单价2400,217800,72元／套的规格单，并发送信息“陈总明天不发车你就不用发”。后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停止发货。2018年11月27日，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微信联系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称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的板规格不符，而且全部开裂要求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全部拉回。2018年12月3日，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向龙辉木制品厂购买杉木，由云Ｌ×××××车辆承运31ｍ3。另，腾冲市益华林达木制品厂系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为张才胜，经营范围为木制成品加工、销售，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交付原告（反诉被告）李敏的蜂箱为半成品。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合同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与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签订的合同虽然名为《工业品买卖合同》，但实际是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按照原告（反诉被告）李敏的要求为其定作蜂箱，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向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支付定作价款，该约定符合承揽合同中定作合同的法律属性，因此双方形成定作合同关系,该定作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货款的计算方式发生争议，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于2018年11月23日通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如2018年11月24日不发车就不用发了，此后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未再发货，该行为表明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已通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的规定，原告（反诉被告）李敏解除合同的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告（反诉被告）李敏要求解除《工业品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要求不予解除合同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违约问题。虽然《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2018年7月15日前分三批交付货物，但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于2018年9月10日、2018年9月30日、2018年11月13日分三次交付货物时，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并未拒收，且在2018年11月14日继续支付货款，2018年11月21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告知次日装运第四批货时，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也未提出反对意见，该事实表明双方对交货期限进行了变更。原告（反诉被告）李敏认为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交付的货物中有铁杉，不符合合同约定，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0月28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向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送木材视频，并告知铁杉，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未提出异议并收取了货物，视为其接受。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提交的照片不能证明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交付的货物质量存在严重瑕疵，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擅自增加价款，故原告（反诉被告）李敏认为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未按合同约定按时交付货物，交付的货物质量存在严重瑕疵，擅自增加价款构成违约的主张不成立。因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且双方系因货款计算方式发生争议，故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主张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擅自终止合同，拒付货款，违约在先的观点不成立。三、关于本案交货数量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9月13日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与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的微信聊天记录能证明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交付的第一车货物为12.25m3。2018年9月30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与尹昭伟签订的《承托运合同》、尹昭伟签名的发货单据及2018年10月3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通过微信向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送的第二车货规格数量清单相互印证，能证明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交付的第二车货物为26.285m3。第三车发货量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主张为28.658m3，认为2018年11月13日其通过微信向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送的信息中将第三车的数量误写为28.258。从2018年11月18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通过微信向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送的已发货及未发货规格数量表看，该表记载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交付的第三车货物为28.658m3，陈高钢将该表发送给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后，李敏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其认可，故本院认定第三车货物为28.658m3。综上，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已实际交付原告（反诉被告）李敏货物12.25m3＋26.285m3＋28.658m3=67.193m3。至于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交给原告（反诉被告）李敏的木材运输证、植物检疫证书、木材运输检尺单上记载的蜂箱共33.33m3的原因，陈高钢在第一次发货时已告知李敏是为应付林业站检查，该事实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综上，一审法院对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主张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三次只交付33.33m3货物的观点不予采纳。四、关于本案货款计算方式的问题。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与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第一条约定“如果规格变化，计价依据以2500元/立方计算”，双方2018年5月14日签订合同确定蜂箱规格后，对蜂箱规格进行过变更，并于2018年7月17日确定了最终交付的大蜂箱规格，材积共计104.6081立方，蜂箱个数为3000个，且底面、盖面各另增加1000个，因此本案货款应以材积计算。因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提交的蜂箱规格清单上无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的签名，同时虽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持有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原件上有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手写的大蜂箱72元/套，但双方对蜂箱规格数量进行过变更，无其他证据佐证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认可最终双方确定总材积为104.6081m3的大蜂箱按72元／套，总货款217800元计算，故对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主张大蜂箱3000套，72元／套，货款共计217800元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材积单价，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主张双方变更为2400元/m3。该单价低于双方原约定的价格，且与2018年11月13日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通过微信向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发送信息“李总，12.25＋26.285＋28.258=66.7939*2400元/立方=160305，已付117800，应付余款42500”，并要求李敏付款，及李敏次日即转账支付100000元且未对该单价提出异议的事实相印证，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五、关于腾冲市益华林达木制品厂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工业品买卖合同》系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与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签订，合同约定的出卖人为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支付的款亦支付给了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虽然木材运输证上登记的木材货主为张才胜，但张才胜否认运输证上的“张才胜”系其所签，而本案无其他证据证明系张才胜所签，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张才胜参与或授权他人参与本案合同的签订、履行，故原告（反诉被告）李敏认为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挂靠被告腾冲市益华林达木制品厂生产经营，腾冲市益华林达木制品厂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六、关于合同解除后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及第二百六十八条“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案涉《工业品买卖合同》解除后，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已接收的前三车货物不再返还，剩余货物不再履行，由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返还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多支付的货款217800元-[（12.25m3＋26.285m3＋28.658m3）×2400元/m3]=56537元，故原告（反诉被告）李敏要求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退还已付货款2178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支持，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支付尾款151508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已制作好第四车蜂箱，且该蜂箱为定制品，合同解除后对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实际造成损失，鉴于第四车货物仍归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所有，结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酌定由原告（反诉被告）李敏赔偿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第四车蜂箱损失及保管费、场地费36537元，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支付未提产品的场地费、仓库保管费10600元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部分支持。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与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虽在合同中约定“签订合同付款50%定金”，但未明确定金数额，且双方在微信聊天中又约定付预付款200000元，而本案无证据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支付的117800元系定金，故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支付的117800元应认定为预付款，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支付的117800元系定金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双方约定押金20000元作后续订单订金，但无证据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李敏实际支付了押金20000元，故该押金条款的约定未成立，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李敏支付合同违约押金20000元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提交的照片不能证明其遭受备料损失19200元，对其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李敏赔偿备料损失19200元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原告（反诉被告）李敏主张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违约不成立，故原告（反诉被告）李敏要求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承担自2018年7月18日起至退还货款期间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及赔偿因被告（反诉原告）陈高钢违约给其造成经济损失6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判决：一、解除原告李敏与被告陈高钢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二、由被告陈高钢返还原告李敏货款56537元；三、由反诉被告李敏赔偿反诉原告陈高钢蜂箱损失及保管费、场地费36537元；以上二、三项冲抵后，由被告陈高钢返还原告李敏货款20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四、驳回原告李敏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反诉原告陈高钢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5470元，减半收取计2735元，由原告李敏负担2185元，被告陈高钢负担5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320元，减半收取计2160元，由反诉原告陈高钢负担1770元，反诉被告李敏负担39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已交付货物以何种方式计价，数量是多少。（二）被上诉人陈高钢是否违约。（三）被上诉人腾冲市益华林达木制品厂是否承担责任。（一）本案已交付货物以何种方式计价，数量是多少。上诉人李敏与被上诉人陈高钢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第一条虽然约定“大、小蜂箱均为70元/个”，但同时约定“如果规格变化，计价依据以2500元/立方计算”，双方2018年5月14日签订合同确定蜂箱规格后，对蜂箱规格进行过变更，并于2018年7月17日确定了最终交付的大蜂箱规格，材积共计104.6081立方，蜂箱个数为3000个，且底面、盖面各另增加1000个。如以蜂箱数量计价不能含盖增加的底面、盖面价值，因此本案货款应以材积计算。陈高钢提交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原件虽然标注“大蜂箱72元/套、小蜂箱68元/套”，但陈高钢辩解此标注并非双方达成新的约定，而李敏未提交其持有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原件证实双方对蜂箱计价方式达成新的合意，其主张应以大蜂箱72元/套计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交付的数量问题，李敏与陈高钢的微信聊天记录、陈高钢与尹昭伟签订的《承托运合同》、发货单据、李敏发送的已发货及未发货规格数量表等证据能够证实已经交付67.193m3。至于陈高钢交给李敏的木材运输证、植物检疫证书、木材运输检尺单上记载的蜂箱共33.33m3的原因，陈高钢在第一次发货时已告知李敏是为应付林业站检查，不作为认定交付数量的依据。（二）被上诉人陈高钢是否违约。虽然《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2018年7月15日前分三批交付货物，但合同第十七条约定“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预付款到账起生效”。因上诉人李敏于2018年7月17日才首次向陈高钢付款，而陈高钢于2018年9月10日、2018年9月30日、2018年11月13日分三次交付货物时，李敏并未拒收，且在2018年11月14日继续支付货款，应视为双方对合同履行期限达成了新的合意，陈高钢不存在违反约定时间交货的问题；而木材材质、蜂箱规格虽有变更，但在交货时均由李敏验收无异议。因此，上诉人李敏关于被上诉人陈高钢未按约定履行合同，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被上诉人腾冲市益华林达木制品厂是否应承担责任。因上诉人未举证证实腾冲市益华林达木制品厂参与或授权他人参与本案合同的签订、履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腾冲市益华林达木制品厂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70元，由上诉人李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延武审判员  杨明朗审判员  刘光好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赵梧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