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10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口市崇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龙口市黄城通海路15号。法定代表人：陈柯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永海，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喜波，男，197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威，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初美彤，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龙口市崇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崇信典当）因与被上诉人王喜波典当纠纷一案，不服龙口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1民初3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崇信典当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依法判令王喜波承担一审和二审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崇信典当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即使王喜波没有全部还款，崇信典当自2011年11月王喜波偿还部分款项后，于2019年5月21日才向王喜波提起诉讼，主张尚欠款项，明显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崇信典当已丧失就上述债权请求法院保护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一审中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足以证明崇信典当每年都向王喜波要款，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证人王某系崇信典当的职工，本单位职工向王喜波要款合情合理，并且证人王某在2014年已经办理离职。一审法院认为证人王某与崇信典当存在利害关系毫无道理。2、崇信典当在2017年曾派了几个人到王喜波家中要款，王喜波向南山派出所报了警，崇信典当的要款行为足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二审中，曾去王喜波家中要款的人愿意出庭作证，证明崇信典当向王喜波要款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崇信典当认为，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应当结合证据作出合理判决。综上所述，崇信典当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向本院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王喜波辩称，一、关于一审中证人王某出庭作证，口头证明其每年都向王喜波要款，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单独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需要其他证据予以补强。王某作为崇信典当的职工，与该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作为单一证据且在无其他任何书面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诉讼时效曾经中断。一审对其提交该项证据不予采信并认定已超过诉讼时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关于崇信典当二审中提交的徐某《证明》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如徐某不能出庭作证，其书面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其次，单独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需要其他证据予以补强，而徐某与王某同为崇信典当的职工，与崇信典当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作为单一证据且在无其他任何书面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诉讼时效曾经中断。再次，徐某证明中提到其去王喜波家里，王喜波当时报警了，警察到了现场，那么应当有公安机关提供的记录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出警记录》加以佐证，否则无法证明当日徐某曾去王喜波家里要钱。最后，即便如徐某所说，其最后一次去找王喜波是2017年接近春节的时候，那么也是在诉讼时效超过6年后，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退一步讲，即便从2017年1月底的春节起算，距离本案一审2019年5月21日提起诉讼也已经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崇信典当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人证言不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作用，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判，驳回崇信典当的上诉。崇信典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王喜波偿还崇信典当借款2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1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诉讼费由王喜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崇信典当提交的当票和抵押典当合同，证明双方典当合同关系的成立，崇信典当向王喜波支付了当金90万元；同时证明王喜波将黄城西大街南段路东24号楼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崇信典当，同时双方在抵押典当合同中约定月综合服务费率为24‰，符合法律规定。王喜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崇信典当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典当合同和当票只能证明双方签订了典当合同，不能证明崇信典当已经实际支付了90万元的款项，崇信典当主张实际支付除应提供上述两份证据外，还应提供从崇信典当银行账户将款项实际支付至王喜波银行账户的原始银行凭证。崇信典当提交的个人业务转账回单复印件，证明崇信典当的90万元借款已经打到王喜波的银行卡内。王喜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回单的付款人注明是姚军，而不是崇信典当，因此从该回单上无法证明是崇信典当已实际将合同约定的款项支付给王喜波。崇信典当提供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证明王喜波向崇信典当借款的事实。证人王某陈述，其是崇信典当的工作人员，涉案业务是其经办。2011年6月份，王喜波在崇信典当借90万元，王喜波在农商行有贷款，农商行联系崇信典当给王喜波过桥。当时王喜波借款时有房产证作抵押，当时该房产在农商行办理了抵押登记，王喜波仅将房产证给了崇信典当，没有再办理抵押登记。这笔款是通过会计姚军账户转给了王喜波，这笔款王喜波还了70万元，在2011年11月份还的，也是转账转的，王喜波通过谁的账户转的不清楚，但还款转在崇信典当会计姚军的账户上，70万元的利息也还了。剩余的20万元，王喜波一直没还。证人几乎每年都到王喜波上班的海岱运输公司去要，去要王喜波就说他没有钱。2017年接近春节王喜波还到崇信典当去过，崇信典当老板找王喜波去公司商量到底怎么弄，每次找王喜波都说是没钱。看样王喜波就是想耍赖，王喜波说：“你们乐怎么弄怎么弄”。就这样，基本每次都这样说。针对上述证人证言，崇信典当无异议。王喜波则认为，1、证人王某未提供与崇信典当的关系证明，所以无法证明其为崇信典当的员工，了解本案的事实；2、仅有证人证言而未有其他任何书面的和佐证的证据，不能证明崇信典当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王喜波主张权利；3、证人如果是崇信典当的员工，则其与崇信典当存在利害关系，仅以其证人证言的孤证，也不能证明崇信典当主张权利；4、根据证人的说法，其每年都去要款，王喜波既不还款，也不出具还款证明的情况下，崇信典当作为以放贷为主业的典当公司，近十年不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不合常理，只能说明崇信典当未向王喜波主张过权利；5、即使如证人所述崇信典当2017年派人找过王喜波，那也是在诉讼时效超过6年后，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总之，崇信典当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崇信典当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王喜波主张过权利。审理中，一审法院依法通知涉案的转账回单付款人姚军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姚军称其为崇信典当会计，王喜波办理的抵押贷款，由于携带现金不方便，崇信典当便通过其账户向其打款90万元，该90万元系崇信典当单位款项。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6月9日，崇信典当与王喜波签订《抵押典当合同》，合同约定，王喜波以其所有的位于黄城西大街南段路东24号楼房产抵押，自崇信典当处取得当金90万元，该用于抵押的房屋因抵押在第三人处，故在涉案的抵押典当合同中并未办理抵押登记，王喜波仅将房产证交付崇信典当。合同约定的典当期限自2011年6月9日至2011年7月9日，典当月综合服务费率为24‰，在发放当金时一次性扣收，月利息率为6‰，按月收取。合同签订后，崇信典当按照约定通过其单位会计姚军的账户向王喜波发放了当金90万元，并向王喜波出具了当票一张，王喜波在该当票上签字。关于典当期满后王喜波的还款情况双方主张不一，崇信典当主张，王喜波仅于2011年11月28日还款70万元及相应利息后再未还款，为此，崇信典当诉至法院。王喜波则主张，王喜波向崇信典当偿还了全部借款本息后，崇信典当将抵押的房地产原件返还给了王喜波。虽然因时间久远，王喜波无法提供当时还款的银行凭证，但从崇信典当将王喜波抵押的房产证原件退还，且自2011年至今未向王喜波主张权利等事实均可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崇信典当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以及由此引起的王喜波是否应该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崇信典当认为，其自2011年11月28日王喜波偿还70万元本息后，每年均向王喜波主张权利，并提供证人王某出庭作证。崇信典当的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王喜波认为，崇信典当自2011年11月份至今未向王喜波主张权利，其诉讼请求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崇信典当与王喜波之间签订的典当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法定导致合同无效的相关情形，应为合法有效，予以认定。按照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当票系典当行与当户之间的借贷契约，合同到期后，王喜波负有向崇信典当返还当款、赎回当物的义务，否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崇信典当与王喜波签订《抵押典当合同》后，崇信典当依约向王喜波支付当金90万元，王喜波亦应依约履行还款付息义务。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依照双方签订的《抵押典当合同》，王喜波应当在2011年7月9日偿还借款，后经崇信典当催要，王喜波于2011年11月28日还款70万元，后再未进行还款，自该日起崇信典当则应当知道其债权已遭受侵害，崇信典当应当在2013年11月28日之前向崇信典当主张债权，否则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崇信典当主张其自2011年11月份后每年均向王喜波催要余款，并提供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喜波对崇信典当陈述其每年向其主张权利不予认可，且证人王某系崇信典当职工，与崇信典当存在利害关系，对其证人证言崇信典当亦没有提交其他证据相佐证，单独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因此，崇信典当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即使王喜波没有全部还款，崇信典当自2011年11月王喜波偿还部分还款后，于2019年5月21日才向王喜波提起诉讼，主张尚欠款项，明显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崇信典当已丧失就上述债权请求法院保护的权利，因此，对崇信典当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鉴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崇信典当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崇信典当负担。二审中，崇信典当提供证人田某、徐某出庭作证，证明从2012年至2017年每年都向王喜波要欠款。徐某陈述，其自2011年5、6月份其在崇信典当工作，但没有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未缴纳职工社会基本保险金，工资以现金形式领取。其和田某是干弟兄，因崇信典当无车，便让田某开车带他去找王喜波要款，崇信典当给报销车费，2017年其和田某去找王喜波要款两三次。田某陈述，其是徐某的朋友，因为崇信典当没有车，其在2012年至2017年每年都开车带着徐某去找王喜波要款。开的车是顶账来的，未登记在自己名下，为徐某开车去要款没有好处就是帮忙。本院认为，徐某是崇信典当的工作人员，与崇信典当有利害关系，田某与徐某是朋友关系，且二人的陈述有矛盾之处，不能相互印证，故对二人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崇信典当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崇信典当与王喜波于2011年6月9日签订的《抵押典当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王喜波应于2011年7月9日前向崇信典当返还当金90万元的事实清楚，崇信典当主张王喜波于2011年11月28日还款70万元后再未进行还款，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亦不足以证明崇信典当于2013年11月28日前对王喜波进行过催告还款，不能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故崇信典当于2019年5月21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崇信典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龙口市崇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守远审判员  杨 霞审判员  李 安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孙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