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闽06行终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景林，男，汉族，1953年5月5日出生，农民，住华安县。 委托代理人郑文斌，福建诺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漳州市华安县华丰镇平湖西路8号。 法定代表人洪长青，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睿，福建中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艺敏，男，汉族，1988年10月28日出生，住华安县。 委托代理人蔡柳生，福建闽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景林因与被上诉人华安县自然资源局、原审第三人陈艺敏林权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602行初16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9年3月28日，华安县自然资源局向陈艺敏颁发闽（2019）华安县不动产权第0000XXX号《不动产权证书》，载明：权利人为陈艺敏，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坐落华安县兔仔仑，权利类型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森林、林木所有权，用途为有林地，面积为22.4136亩，使用期限为2018年12月15日起2044年5月30日止。陈景林不服，于2019年9月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不动产权证书》。陈景林在起诉时向原审法院提交华安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11月29日颁发给其的华林字第ＮＯ.0028XXX自留山证（存根）复印件，该证载明：自留山一片，十六亩，归湖林公社湖林大队粗坑圩生产队社员陈景林长期使用，土名龟仔仑。2019年11月19日，陈景林向原审法院提交一份《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其中《华安县XX兔仔仑陈景林自留山证与陈艺敏不动产权证面积测绘说明》载明计算结果：陈景林自留山地块现场测绘面积：Ｓ＝13457.82平方米，合计20.1867亩，陈景林自留山块与陈艺敏地块重叠面积：Ｓ＝7993.87平方米，合计11.9908亩。该《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的测量单位为厦门闽矿测绘院，项目负责人为严荣X，测量员为廖丽X，日期为2019年10月28日。但该《报告》的封面、《面积测绘说明》及相关图纸均只加盖厦门闽矿测绘院的资质章，并未加盖厦门闽矿测绘院的公章，而在严荣X及廖丽X的证件页面加盖厦门闽矿测绘院华安测绘分院的公章。陈景林同时向原审法院提交该《报告书》的测量费发票，该发票销售方名称为厦门闽矿测绘院华安测绘分院，并加盖厦门闽矿测绘院华安测绘分院发票专用章。2019年11月18日，厦门闽矿测绘院华安测绘分院作出《厦门闽矿测绘院华安测绘分院关于华安县XX兔仔仑陈景林自留山证与陈艺敏不动产权证面积测绘说明》，载明：“我公司受陈景林委托，对华安县湖林兔仔仑陈景林自留山证与陈艺敏不动产权证面积进行测绘，于2019年10月18日进场对现有地貌进行实地数据采集测量，界线由陈景林现场单独指定，未有其他利害关系人或权利人在场，并于2019年10月28日提交面积计算成果。根据陈景林提供资料，我公司进场后以1980西安坐标系与1985国家高程基准作为数学基础进行实地数据采集，坐标系统引用厦门闽矿测绘院所做ＧＰＳ控制网（Ｄ级）。整个测区是以瑞得Ｒ90-Ｔ型ＲＴＫ进行整个现场测量，提供的成果数据均以1980西安坐标系与1985国家高程基准，符合甲方提出的技术要求。另：我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提供了技术报告书5份，报告书及图纸只加盖我公司资质章，无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签章。测量单位：厦门闽矿测绘院华安测绘分院，项目负责人：严荣X，日期：2019年11月18日。” 原审另查明，陈景林在庭审中确认案涉测绘过程中，无利害关系人到现场指界。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陈景林在本案中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本案中，陈景林主张其自留山证权属范围内的16亩林地与被诉《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22.4136亩林地存在重合的情形。经查，关于陈景林提交的《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首先，《报告书》载明测量单位为厦门闽矿测绘院，项目负责人为严荣X，测量员为廖丽X，但该《报告书》的封面、《面积测绘说明》及相关图纸均只加盖厦门闽矿测绘院的资质章，并未加盖厦门闽矿测绘院的公章，而在严荣X及廖丽X的证件页面加盖厦门闽矿测绘院华安测绘分院的公章。且该《报告书》测量费发票的销售方名称为厦门闽矿测绘院华安测绘分院，并加盖厦门闽矿测绘院华安测绘分院发票专用章。另，在2019年11月18日出具的《厦门闽矿测绘院华安测绘分院关于华安县XX兔仔仑陈景林自留山证与陈艺敏不动产权证面积测绘说明》中载明，测量单位为厦门闽矿测绘院华安分院，项目负责人为严荣X；其次，该《报告书》中《华安县XX兔仔仑陈景林自留山证与陈艺敏不动产权证面积测绘说明》载明陈景林自留山地块现场测绘面积20.1867亩，与陈景林自留山证载明的16亩面积不符；最后，测绘院及陈景林均确认该测绘过程中，无利害关系人到现场指界。因此，陈景林提交的《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不具有合法性，不能证明陈景林的主张。关于陈景林提交的三位村民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亦不能证明陈景林自留山证权属范围内的16亩林地与被诉《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22.4136亩林地存在重合的情形。综上，陈景林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应裁定驳回其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驳回陈景林的起诉。陈景林预缴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 陈景林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撤销被上诉人华安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闽（2019）华安县不动产权第0000XXX号《不动产权证书》；本案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违法收集证据，影响本案裁判。1、被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向争议土地所在的华安县湖林委会和上诉人委托的测绘单位收集证据，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2、被上诉人违法收集的两份证据中记载的内容直接导致原裁定事实认定错误，最终作出错误的裁判。二、上诉人陈景林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适格的诉讼主体。1、上诉人依法取得华安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长期享有该自留山土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福建省华安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11月29日向上诉人颁发了自留山证（华林字第ＮＯ.0028XXX），自留山宗地详情：座落华安县XX兔仔仑、小班43（1），面积16亩，四至：东至水章、西至前坑、南至公路、北至仑平分水界。并经当时的华安县湖林公社湖林大队登记造册，备有自留山清册。上诉人依法取得上述自留山土地使用权后，于1982年开始种植松树和茶树至今。2、被上诉人颁发的闽（2019）华安县不动产权第0000XXX号《不动产权证书》侵占上诉人自留山土地多达11.9908亩。首先，上诉人一审举证了自留山证（华林字第ＮＯ.0028XXX）和《自留山清册》，证明上诉人自留山与陈水章的自留山东西向毗邻，属于土地四至相邻关系人。其次，一审过程中原审第三人陈艺敏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实其占用上诉人自留山种植茶树，可见上诉人才是实际的土地相邻关系人，陈艺敏要求其在《不动产权证书》宗地图中作为相邻关系人签名确认界址（南向）。第三，原审第三人陈艺敏一审当庭确认其持有的闽（2019）华安县不动产权第0000XXX号《不动产权证书》是在陈水章名下自留山证（华林字第ＮＯ.0028XXX）基础上办理的，而陈水章名下《自留山》记载的宗地详情：座落华安县XX兔仔仑、小班43（2），面积16亩，四至：东至永水、西至景林、南至公路、北至仑平分水界。因此，被诉《不动产权证书》宗地图中西向土地相邻关系人应该是上诉人陈景林，而不是黄共民。可见，被诉《不动产权证书》宗地图中标注的四至界址明显是错误的。第四，被诉《不动产权证书》的宗地面积为22.4136亩，比陈水章名下自留山证（华林字第ＮＯ.0028XXX）中记载的16亩多了6.4136亩，显然侵占了上诉人的自留山。三、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举证的《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不具有合法性，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不准许上诉人的勘察申请，显然违反法定程序。2、《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加盖了厦门闽矿测绘院资质章，并附有测绘人员资质证明、厦门闽矿测绘院营业执照，足以证明厦门闽矿测绘院具有相应的测绘资质。3、利害关系人黄共民有进行现场指界，并在宗地图中签名确认。4、《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客观展现了宗地相邻现状，显而易见，被诉《不动产权证书》侵占了位于前坑村黄共民和陈水章名下自留山证（华林字第ＮＯ.0028XXX）之间的土地，该部分土地属于上诉人所有的自留山。四、原审裁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五、被上诉人颁发被诉《不动产权证书》的行政行为明显违法，依法应予撤销。1、被上诉人的登记程序违法。2、原审第三人陈艺敏提供的登记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是虚假的，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华安县自然资源局答辩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该予以维持。一、答辩人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违法收集证据的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该规定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后不得为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再自行收集证据。而本案中，答辩人早于法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作出案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依据，完成了答辩人的举证责任。上诉人错误理解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关于行政机关违法收集证据的相关规定。答辩人补充提交《证明》及《厦门闽矿测绘院华安测绘分院关于华安县XX兔仔仑陈景林自留山证与陈艺敏不动产权证面积测绘说明》（下称“《说明》”）系答辩人在本案第一次庭审后，为方便原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而根据原审法院的要求，向本案讼争林地集体所有权人及第三方测绘单位了解讼争林地的实际情况后所补充提交的证明材料，并非答辩人自行收集的证据，更不可能是答辩人作出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故答辩人在庭审后向原审法院补充提交的证据，并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二、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上诉人认为原审裁定系直接根据答辩人补充提交的《证明》及《说明》作出事实认定及最终裁定，明显错误。根据原审裁定所载，原审系根据上诉人自己在原审中提交的《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中测量单位名称与报告书封面、面积测绘说明、图纸、项目负责人、测量员证件等页面加盖的公章不一致，以及该报告书载明陈景林自留山地块现场测绘面积20.1867亩与陈景林《自留山证》载明的16亩面积不符，并结合上诉人在原审中确认测绘过程中无利害关系人到现场指界的自认等，认定该《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不具有合法性，不能证明上诉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次，上诉人仅凭其提供的《自留山证》（华林字第ＮＯ.0028XXX），亦根本无法证实其与本案讼争林地的土地使用权及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自留山证》所载的位于龟仔仑的自留山地的坐落、小班号、面积及四至与本案讼争的闽（2019）华安县不动产权第0000XXX号《不动产权证书》所载的22.4136亩林地的坐落、小班号、面积及四至均不相符。且上诉人无法进一步举证，证实其所有的自留山地是否包含在本案讼争《不动产权证书》所载的22.4136亩林地之内或是部分重合。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本案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裁定驳回其起诉，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答辩人作出本案具体行政行为完全合法，亦不存在行政赔偿问题。答辩人依法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根本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程序违法。案涉的不动产登记确属于首次申请登记，而非上诉人主张的在陈水章名下《自留山证》（华林字第ＮＯ.0028XXX）基础上办理的。案涉的不动产登记申请，权属来源合法，系根据原审第三人陈艺敏与讼争林地集体林地使用权人之间订立的《集体林地承包合同》所取得的林地承包经营权，且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陈艺敏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系虚假。案涉不动产登记证书所载界址清楚、面积准确，经过法定公告程序，公告期满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动产登记申请的全部条件，情况属实。故答辩人作出本案具体行政行为完全合法，上诉人主张答辩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严重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严重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原审第三人陈艺敏述称：一、陈景林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举证责任是在陈景林而不是华安县自然资源局或陈艺敏。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中举证不力，法院依各方要求，就上诉人与本案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举证说明。被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针对上诉人补充提交的新证据，进一步核实才提供的相关材料，且原审裁定书并没有采纳或分析这些材料与原告主体资格问题的关系。故上诉人认为违法收集的两份证据直接导致其败诉的后果，系上诉人自己主观臆断。二、上诉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其没有诉权。1、上诉状中所称的自留山证与本案是无关的，该证上座落小班43（1），与原审第三人证上所涉及的座落是不同的。而且，该证上表述的长期使用等不规范的表述明显与现行法律违背。另外，上诉人没有该证原件，仅向有关部门复制的存根，不排除上诉人所举的该证已被征用或废止等情形。2、被上诉人发放的《不动产权证书》不存在侵占上诉人自留山的情况，原审第三人的权属来源系与所有权人（村委会）用其他方式承包并签订《集体林地承包合同》。答辩人依法取得了承包经营权，为土地承包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人民政府的法定义务，被上诉人也按法定程序颁证，不存在违法情况。三、上诉人原审举证的《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缺乏客观、真实性，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是正确的。上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在起诉时就要自行举证完整，而不是由华安县自然资源局或者陈艺敏或原审法院来帮助其举证。上诉人原审举证的《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确实存在问题，如没有测绘单位盖公章、没有任何相关人员或所有权人到场确认、测绘单位是测绘院还是分院无法确认，上诉人伪造证据直接让黄共民在图纸上标注等问题，这样均是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四、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就上诉人的诉权事宜在第一次庭审中就有要求各方就此方面的证据可以进行补充，后续开庭时，上诉人才补充了《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等证据，故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五、被上诉人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合理、合法，上诉人没有诉权，无权对此提出异议。六、被上诉人不存在错误的行政行为且原审第三人没有擅自砍伐的行为，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没有任何过错，不存在被上诉人需赔偿其三万元的情况。综上，上诉人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被上诉人的颁证行为对陈景林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不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三）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本案中，陈景林以被上诉人颁发的闽（2019）华安县不动产权第0000XXX号《不动产权证书》侵占了其自留山证（华林字第ＮＯ.0028XXX）中的山地等为由，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上诉人颁发的闽（2019）华安县不动产权第0000XXX号《不动产权证书》。根据上述规定，陈景林应提供其与被诉颁证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证据材料。但经审查，上诉人提供的《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系其单方委托测绘，根据该测绘报告中的《华安县XX兔仔仑陈景林自留山证测绘范围图》中载明：“本图为1980西安坐标系，测绘范围由业主现场指界”，陈景林在一审庭审中也自认对其自留山进行测绘时未有利害关系人到现场指界，因此，测绘报告中有关陈景林自留山范围的确定依据不足，对该测绘报告不应予以采信。况且，在二审调查时，本院多次询问陈景林其主张的被诉《不动产权证书》侵占到其自留山证中山地的具体位置，陈景林在上述《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中确定的讼争地块位置以及其在被诉《不动产权证书》所附宗地图中确定的讼争地块位置基本一致，但该讼争地块位置却明显与其提供的《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中所附《面积重叠图》中确定的重叠地块位置不符，即陈景林在二审调查时主张重叠地块的位置，明显系在其提供的《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确定的陈景林自留山范围之外。在本院调查之后，陈景林又向本院提交一份《补充说明》，又否认了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所指认的讼争地块位置，仍主张《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中确定的重叠部分在其持有的自留山证范围内。综合上诉人陈景林在一审的主张及庭审陈述以及二审调查时的陈述、《补充说明》的内容，陈景林就讼争地块的位置问题，其陈述内容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其提供的证据材料尚不足以证明其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因此，依法应裁定驳回陈景林的起诉。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盖华丽 审判员  蔡月新 审判员  陈妙红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法官助理陈梅华 书记员陈雪贞 附：本裁定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