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民终22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英，女，195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红翎，女，197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上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服务中心（杭州市上城区危旧房改善服务中心），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建国南路10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102796650593P。 法定代表人：徐晓光，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乃涛，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上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服务中心（杭州市上城区危旧房改善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上城区历史文化建筑中心）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2民初42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20）浙0102民初420号民事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原审裁定以“原杭州市上城区十五奎巷31号房屋系直管公房，其户籍人员包括承租人宋彩琴（2003年亡故）、陆汉标（2015年亡故）和案外人陆春涛，上诉人并非该房屋的在户人员，故与本案不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王晓英、陆红翎的起诉”。这是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依法所不能接受的。一、宋彩琴2003年亡故后，原杭州市上城区十五奎巷31号直管公房一直由陆汉标实际承租和交纳房租，该直管公房《租用证》原件也一直由陆汉标、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持有保管，陆汉标是实际承租人，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是同户共同居住使用人。2008年11月12日，杭州市上城区危旧房改善办公室、杭州市上城区房屋拆迁公司、杭州市上城区房产管理局和陆汉标签订《房屋腾空搬迁产权调换协议书》，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均确定由陆汉标享有和承担，房屋附属物补偿、搬迁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等均发放给陆汉标。2010年8月28日及9月1日，杭州市上城区危旧房改善办公室与陆汉标办理的《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房屋安置结算表》、《新房入住通知单》，确定安置房屋坐落杭州市上城区，安置人口和承租人也均确认为陆汉标。二、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与陆汉标同户共同居住使用原杭州市上城区十五奎巷31号直管公房，依法是该房屋拆迁的实际安置人口。从2010年9月27日起，杭州市上城区房屋一直由陆汉标夫妇居住使用，并交纳相关的物业费等费用。2015年11月19日，陆汉标因病亡故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由王晓英和陆红翎继续居住使用，并交纳相关的物业费等费用。陆汉标2015年亡故后，其所享有的权利亦应依法归属于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享有。三、案外人陆春涛并非原杭州市上城区十五奎巷31号直管公房的实际使用人，依法不属于该房屋拆迁的安置人口。而正是由于被上诉人上城区历史文化建筑中心违法出具了虚假证明，以及篡改了《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将陆春涛篡改为其中的安置人口，将其中的承租人陆汉标篡改为宋彩琴。由此导致案外人陆春涛违法获取了杭州市上城区房屋的所有权（房改房），并对本案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提起了民事诉讼。被上诉人上城区历史文化建筑中心违法行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认为，陆汉标是原杭州市上城区十五奎巷31号直管公房的实际承租人，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是该房屋的同户共同居住使用人和实际安置人口，陆汉标亡故后其所享有的权利亦应依法归属于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享有，被上诉人上城区历史文化建筑中心违法行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 2020年1月王晓英、陆红翎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上城区历史文化建筑中心于2018年6月6日在《房屋腾空搬迁产权调换协议书》、《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房屋安置结算表》复印件上盖章证明“该户原件遗失，此件仅用于办理办证”无效；2.判决确认上城区历史文化建筑中心于2018年6月29日在《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复印件上盖章证明“将陆春涛篡改为其中的安置人口、将其中的承租人陆汉标篡改为宋彩琴”无效；3.本案诉讼费由上城区历史文化建筑中心承担。事实和理由：上城区历史文化建筑中心原名为杭州市上城区危旧房改善办公室。原杭州市上城区十五奎巷31号直管公房原承租人宋彩琴于2003年3月19日亡故。陆汉标系宋彩琴的三子，王晓英系陆汉标的妻子、宋彩琴的儿媳，陆红翎系陆汉标的女儿、宋彩琴的孙女。宋彩琴生前由于患白内障，生活起居不便，陆汉标夫妇一直和其一同居住，进行照顾，其中陆汉标和宋彩琴同住达30多年之久。宋彩琴亡故后，原杭州市上城区十五奎巷31号直管公房一直由陆汉标实际承租和交纳房租，该公房《租用证》原件也一直由陆汉标、王晓英、陆红翎持有保管，陆汉标是实际承租人且户口也在该房屋内，王晓英和陆红翎是同户共同居住使用人。至2007年12月，因实施十五奎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程，原杭州市上城区十五奎巷31号直管公房被列入搬迁范围。2008年11月12日，杭州市上城区危旧房改善办公室、杭州市上城区房屋拆迁公司、杭州市上城区房产管理局和陆汉标签订《房屋腾空搬迁产权调换协议书》，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均确定由陆汉标享有和承担，房屋附属物补偿、搬迁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等均发放给陆汉标。2010年8月28日及9月1日，杭州市上城区危旧房改善办公室与陆汉标办理的《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房屋安置结算表》、《新房入住通知单》，确定安置房屋坐落杭州市上城区，安置人口和承租人也均为陆汉标。上述《房屋腾空搬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和《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房屋安置结算表》等原件至今一直在陆汉标、王晓英、陆红翎手中，从来就不存在所谓原件遗失。从2010年9月27日起，杭州市上城区房屋一直由陆汉标夫妇居住使用，并交纳相关的物业费等费用。2015年11月19日，陆汉标因病亡故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由王晓英和陆红翎继续居住使用，并交纳相关的物业费等费用。2018年6月6日，上城区历史文化建筑中心从拆迁档案中复印了《房屋腾空搬迁产权调换协议书》、《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房屋安置结算表》，并以杭州市上城区危旧房改善办公室名义在复印件上盖章证明“该户原件遗失，此件仅用于办理办证”。2018年6月29日又在《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复印件上盖章将陆春涛篡改为其中的安置人口、将其中的承租人陆汉标篡改为宋彩琴。由此引发诉讼。 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杭州市上城区十五奎巷31号房屋系直管公房，其户籍人员包括承租人宋彩琴（于2003死亡）、陆汉标（于2015年死亡）和案外人陆春涛。王晓英、陆红翎并非该房屋的在户人员，故与本案不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王晓英、陆红翎的起诉。 上诉人王晓英、陆红翎为其上诉向本院提交了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56号行政裁定、本院（2019）浙01行终1019号行政裁定及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1851号案件传票、“追加被告申请书”。欲证明1、上城区危旧房改善办公室工作人员出具虚假证明和篡改协议相关档案文书材料，造成严重后果；2、陆汉标在2008年11月12日，已经被确定为合法的实际承租人，王晓英（配偶），陆红翎（女儿）是实际共同居住使用人，陆汉标过世之后，仍有继续居住使用的权利，故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王晓英、陆红翎依法享有诉权。被上诉人上城区历史文化建筑中心答辩称，案外人陆春涛是适格的公房承租人，两上诉人并非该案房屋的在户人员，不是适格房屋承租人。因此，两上诉人与本案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原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裁定。 本院经审查，对于二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表明王晓英、陆红翎曾与承租人陆汉标居住于凤凰北苑公房。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涉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王晓英、陆红翎诉请为确认被上诉人上城区历史文化建筑中心在《房屋腾空搬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安置表》、《结算表》、《杭州房屋拆迁安置表》复印件上的盖章证明无效等。对于民事诉讼，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条件，即（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房屋腾空搬迁产权调换协议书》为陆汉标与搬迁人、被搬迁人签订。王晓英、陆红翎诉讼并不是以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仅诉请被上诉人“盖章证明无效”。此种纠纷，并非产生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王晓英、陆红翎的起诉并无不当。王晓英、陆红翎上诉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支持要求原审法院继续审理的主张，本院对其上诉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陈 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庄露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