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通惠南路782号。 法定代表人：陈妙根。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狄卿，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招贤，男，1958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燕红，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海，男，196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刘奇，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天鹅公司）、陈招贤为与被上诉人杨国海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17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天鹅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杨国海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国海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根据各方于2016年08月02日签订的《协议书》，签订合同的一方（甲方）为何依淳、杨国海、陈小娟、陈孝毛，在该份协议中明确约定由该四人共同向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塘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偿还200万元，代偿比例如何分配并无明确约定，因此，对于北天鹅公司和陈招贤而言，该四人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应共同提起宿舍。本案应为必要共同诉讼。一审判决将案件分开处理，并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应发回重审。二、北天鹅公司并未直接作出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北天鹅公司是以羽绒服向上述四人提供担保，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将该6万元羽绒服处置完毕，且以该特定款项用于归还上述200万元。除此之外，并无作出任何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北天鹅公司在《协议书》中所作承诺视为其对浙江天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翔公司）债务的加入，缺乏事实基础。三、《补充协议书》已生效且具备履行的现实条件。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北天鹅公司与何依婷、杨国海、陈小娟、陈孝毛签订《协议书》的时间为2016年08月02日，各方一致同意北天鹅公司应在2016年10月31日前将库存处置完毕，并将羽绒衣卖得的款项用于归还何依婷、杨国海、陈小娟、陈孝毛的200万元。次月，北天鹅公司与案外人赖景云签订《羽绒衣买卖协议》，约定相关权利义务，并确定货款支付至陈汉春（陈小娟丈夫）账户中，该处置过程杨国海全部知情。2017年03月10日，因赖景云未按约支付货款，北天鹅公司与何依婷、杨国海、陈小娟、陈孝毛达成《补充协议书》，确定将北天鹅公司交付于赖景云的7.9万件羽绒衣中的6万件抵偿何依婷、杨国海、陈小娟、陈孝毛的代偿款200万元。协议签订后，何依婷、杨国海、陈小娟、陈孝毛一直自行与赖景云沟通对接羽绒衣交付事宜，赖景云亦始终配合。同时何依婷、杨国海、陈小娟、陈孝毛租赁场地准备进行存放羽绒衣，该一系列行为均表明何依婷、杨国海、陈小娟、陈孝毛及北天鹅公司、赖景云都按照《补充协议书》约定内容各自履行合同义务，且具备履行的现实条件。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对比本案实际情况，《补充协议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已生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错误，请求支持上诉。 陈招贤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国海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国海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2016年08月02日《协议书》约定内容明显有失偏颇。1.原判引用《协议书》条款内容与实际不符。2016年08月02日三方《协议书》第4(3)的原文是“该羽绒服处置完毕后的价款，应当直接归还甲方偿还给农商行的200万元”，而原判认定杨国海代偿573232元债务的事实发生在2016年8月11日，因此，此前08月02日，在签订《协议书》时，不存在“甲方已偿还”的事实，原判认定与《协议书》约定一字之差，与事实完全相反，显然缺乏依据，也可见错误之明显。2.原判选择性引用《协议书》内容，背离协议本意。《协议书》第4(4)除约定“如在2016年10月31日前尚未处置的，则丙方承诺由其本人在2016年11月30日前偿还给甲方”之外，还约定了“若到期丙方无法偿还200万元给甲方，则此6万件羽绒服所有权归甲方所有并处置”，该等文字直接影响对案涉羽绒服权利归属的判断，但原判却有意无意作了回避，显然有失客观公正。此外，原判回避《协议书》第4前半部分内容，即“在本协议书执行过程中，因乙方和丙方除本协议处的一切债务纠纷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此6万件羽绒服无法处置的”直接认定“丙方按期偿还200万给甲方后，则6万件羽绒服所有权归丙方所有”，结合《协议书》第4（4）、（5）的明确约定，可知三方协议的本意是首先以6万件羽绒服作为实现四代偿人追偿权的保障，且四代偿人享有所有权，三方一致同意进行处置，如果四代偿人不能依该6万件羽绒服实现追偿权，则丙方陈招贤只有在付清200万元之后，该6万件羽绒服的所有权才能由四代偿人所有变更为陈招贤所有。事实上，根据杨国海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5,即2016年9月27日《羽绒服买卖协议》（原判认定其证明力）可知，北天鹅公司将该6万件羽绒服在内的共7.9万件羽绒服进行了销售处置，其中第三、3明确约定，其中的200万元直接付至四代偿人之一的陈小娟丈夫陈汉春开设在农行的账户，如果不是为了履行8月6日协议书，为何北天鹅公司要将销售款中的200万元汇入陈汉春账户？而且该处置协议及赖景云书写的《情况说明》、《货品签收单》及《数量统计表》均由杨国海持有，这一系列事实，足以证明或推定，作为四代偿人实现追偿权的标的物6万件羽绒服是在四代偿人明知并认可的情况下进行了处置，不存在如杨国海在起诉时所称拒不履行协议，却私下将羽绒服出卖给赖景云的事实，也不存在因丙方或北天鹅公司的债务原因无法处置的情形，因此，该6万件羽绒服的权利按约定本就归属于四代偿人，而非北天鹅公司或者陈招贤。由于原判选择性地引用《协议书》内容，有意无意忽略了四代偿人对6万件羽绒服享有权利的既成事实，给全案的错判埋下了隐患。二、2017年3月10日《补充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判认为2017年3月10日，四代偿人与北天鹅公司及陈招贤三方订立的《补充协议书》，由于作为乙方的北天鹅公司没有签章，欠缺成立及生效的形式要件。北天鹅公司虽然没有签章，但是，其法定代表人陈妙根于同年03月13日，即与四代偿人一同前往赖景云处查看羽绒服，对此原判已作认定，此行的目的就是将在赖景云处销售的羽绒服给予甲方，这本身就是履行合同的客观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因此，《补充协议》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三、陈招贤就2017年03月10日《补充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1.《买卖协议》是三方共同处置6万件羽绒服的表现形式，并没有消灭四代偿人享有的权利。原判认为《买卖协议》确认北天鹅公司已将羽绒服的所有权转移至赖景云为由，无权再以羽绒服抵偿债务。如前所述，8月2日三方《协议书》确认6万件羽绒服在陈招贤未付清200万元前的权利人是四代偿人，且9月27日《买卖协议》并非北天鹅公司独立的买卖行为，是根据三方协议约定，共同处置羽绒服的产物，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四代偿人持有协议原件及相关交易 凭证，同时，《买卖协议》又约定200万元直接付至陈汉春账户，其原因是当时杨国海提出其在法院有做被告的案件，为避免打入的款项被法院冻结，故提出款付陈汉春账户。如果不是四代偿人参与，就不可能在《买卖协议》中出现该约定，因此，《买卖协议》实质是三方共同处置羽绒服的方式，四代偿人对该等羽绒服的权利并未消灭，仅是转化为200万元销售款的债权。2.在案证据可以证明《买卖协议》所涉6万件羽绒服部分已经解除。 原判认为无证据证明《买卖协议》已变更或解除。《买卖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付款方式是分七次付款，全款付清期限。为2017年03月30日，但至03月10日，赖景云仅于2016年11月30日，向陈汉春账户付款3万元，此外，其余款项分文未付，这就是订立《补充协议》的客观背景。根据陈招贤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3,即2017年3月21日赖景云与陈孝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他 (四代偿人之一的杨国海）打电话给赖景云提出羽绒服点数的事情,赖景云与杨国海约定下周一清点羽绒服数量，同时，赖景云还与陈孝毛商定，属于陈孝毛的份额由赖景云继续销售预留，不在点数范围内，这一过程足以表明，通过北天鹅公司陈妙根的对接，赖景云在严重违反《买卖协议》约定付款义务的前提下，已同意按四代偿人主张的数量退还羽绒服，点数提货后再与陈妙根补办手续，因此，《补充协议书》完全具备履行的现实条件，且杨国海和赖景云已就履行的期限作了明确约定，因此，《买卖协议》涉及的6万件实际已发生变更，即属于四代偿人份额的羽绒服的买卖关系已经解除，其中杨国海、陈小娟只要将羽绒服提取即可，陈孝毛由于不想提取，与赖景云口头商定按每件15元的单价委托赖景云销售。3.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补充协议书》已实际履行。原判认为除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陈孝毛证言外，并无其他直接证据证明《补充协议书》已实际履行。判断是否实际履行首先应当审查《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履行内容和方式，根据《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在签订之日起一周内，由乙、丙负责按比例给予，由甲方自行负责从赖景云处运走，相关费用已由赖景云于2016年11月30日打入陈汉春账户的3万元作为补偿，此约定显然是对《买卖协议》的衔接，因此，北天鹅公司和陈招贤的义务是负责促成赖景云同意交付羽绒服，只要赖景云同意四代偿人提取羽绒服，北天鹅公司和陈招贤即履行完毕了《补充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其次应当审查协议履行情况与约定内容的契合度，事实上，正如原判认定的，2017年03月13日上午，即在《补充协议》订立后的第三天，何依婷、陈汉春、陈孝毛、陈妙根一同前往赖景云处查看羽绒服，当场提取样品。此后，四代偿人协商货物接收事宜并租赁仓库，后羽绒服未实际提取，仓库于当年9月退租。自当年03月查看羽绒服到09月腾退租赁仓库，表明四代偿人提取羽绒服的条件早已成就，这种成就的条件恰恰是北天鹅公司的陈招贤共同促成的，租赁仓库的行为在事实上是为存储羽绒服作准备，在法律上则是具备了四代偿人享有羽绒服所有权的前提，是否提取完全取决于四代偿人的主观意志，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羽绒服未实际提取是由于陈招贤或北天鹅方面的原因，至于2017年11月后赖景云失联，也是在四代偿人决定委托赖景云销售不提取羽绒服而退租后两个月，原判以果定因，把杨国海应当自行提取由于其自身原因未提取而导致外在因素的加入即赖景云失联的风险混同于《补充协议书》未实际履行，于情不合，于理不通，于法无据，把杨国海怠于提取羽绒服的风险加诸于陈招贤，对陈招贤显然不公。至于陈孝毛与本案及当事人均有利害关系，并不足以否定其证言的证明效力，陈孝毛出庭证言与其提供的多份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相互印证，应当确认其证言的证明效力。反观杨国海的一系列行为，为何会有提取样品、与赖景云约定时间清点羽绒服数量，租用仓库又退租不予提取等一系列行为，始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个中隐情不难判断。此外，原判认为，如北天鹅公司已将羽绒服的所有权转移至四代偿人，赖景云应直接向四代偿人付款，无须通过陈妙根转付。从赖景云的角度，由于用在其处的6万件羽绒服抵偿陈招贤的债务尚未办理书面手续，其将销售款通过陈妙根转付符合常理，并不足以否定四代偿人已享有羽绒服所有权的事实。综上所述，本案的实质是杨国海在已经取得抵偿的羽绒服所有权且应自行提取的前提下，由于自身原因未提取，后因赖景云的失联产生未实际提取的不利后果，杨国海为转嫁风险，违背事实，滥用诉权，请求支持上诉。 杨国海一并答辩称，本案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一、原判决认定2016年8月2日《协议书》约定内容并无偏颇。1.法院判决书认定部分并不是照抄协议书中的内容，是法官结合案件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对案件事实的梳理，此处表述为“处置完毕后的价款应当直接归还甲方已偿还的200万元”，甲方偿还给农商行200万元是证据证明的既定事实，如此表述并无不当。2.原判决并没有选择性引用《协议书》内容，并非所有的协议内容都需要在判决中体现，原判决未有意回避的多个协议条款，从《协议书》第4条内容可以得出的是甲方享有的是羽绒服处置后的款项，并非从签订《协议书》开始就享有羽绒服的所有权，只有在到期羽绒服未能处置，且陈招贤在2016年11月30日前未能偿还200万给甲方的情况下，甲方才享有羽绒服的所有权。2016年9月27日北天鹅公司与赖景云签订的《羽绒服买卖协议》，目的是将羽绒服卖出后按期向四位代偿人支付代偿款，羽绒服只有在2016年11月30日以后，并且完成羽绒服交接后所有权才属于四位代偿人，并非所称6万件羽绒服的权利本就属于四代偿人。二、2017年3月10日的《补充协议》未成立，亦未生效。该协议缺乏成立及生效的形式要件，并且一方并未履行交付6万件羽绒服的主要义务，杨国海亦未接收该6万件羽绒服，即使北天鹅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妙根与四位代偿人一同前往赖景云处查看羽绒服，认定为履行协议的义务，一同前往并不等同于交付羽绒服，主要义务未能履行的情况下，该补充协议并未成立、生效。三、《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2017年3月13日在查看羽绒服时多方未能达成一致，所以在合同。1.《羽绒服买卖协议》并不能认定是三方共同处置6万件羽绒服的表现形式。此时，羽绒服所有权在北天鹅公司，买卖行为发生在公司和赖景云之间，协议仅约定羽绒服卖出后的货款支付给四代偿人，并不能代表三方共同处置，且北天鹅公司卖出羽绒服后，已经失去了羽绒服的所有权，其与四代偿人签订《补充协议》，已经没有履行的可能性。至于《买卖协议》中为何约定打款到陈汉春账户，是四位代偿人当时协商一致决定的。2.《羽绒服买卖协议》所涉6万件羽绒服并未解除。对方并没有证据证明买卖协议已经解除，按照双方的买卖时的交易模式，赖景云出具了签收单，制作了数量统计表，如果要解除协议，双方应当同样会出具书面的解除手续，但是并无相关证据证明买卖协议解除。另外，陈孝毛与赖景云微信聊天中，赖景云说：点数点完以后让陈妙根过来跟我办个手续，陈孝毛最后对赖景云说：到时候我会跟他们说清楚的，多少数你给我一个凭据就好了。如果完成了点数交接，陈妙根应该会跟赖景云办手续，赖景云应该会告诉陈孝毛有多少件羽绒服在他这边销售或者出具凭证，但是并没有任何凭据或凭证能够证明完成了交接，所以，依据微信聊天内容中并未履行的约定，并不能认定买卖协议已经解除。3.羽绒服未完成交接手续。北天鹅公司未将羽绒服交付给四位代偿人，四代偿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甚至租了仓库存放羽绒服，但是因为始终未拿到羽绒服，不得已在几个月后将仓库退租。期间羽绒服仍然由赖景云进行销售，所得价款支付给陈妙根后由其支付给陈汉春，再由四位代偿人按比例分配。四、本案并不是必要共同诉讼。在2016年8月2日的《协议书》中未明确代偿比例，但是协议约定：具体额度分解以甲方和农商行达成的和解为准，在2016年8月4日的《和解协议》中，四人的代偿比例是明确的，所以本案四位代偿人并非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没有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五、《羽绒服买卖协议》并非是三方(北天鹅公司、陈招贤、四代偿人)协议的主体是北天鹅公司和赖景云，并无四位代偿人，在8月2日协议书中约定6万件羽绒服卖出后得到的价款200万元支付给四位代偿人，所以四位代偿人协商一致，决定以陈汉春的账户作为收款账户，提供给了北天鹅公司，即出现了《买卖协议》中有陈汉春账户的事实。该事实并不能说明四位代偿人参与共同处置了6万件羽绒服。同样，四位代偿人持有《羽绒服买卖协议》、货品签收单、情况说明、数量统计表亦不能说明参与羽绒服处置，四代偿人持有该买卖协议等材料的时间是2017年1月9日，在到期后未能取得羽绒服出卖款和陈招贤支付款的情况下，按照协议约定，6万件羽绒服应当归四代偿人所有，而北天鹅公司已经将羽绒服出卖给赖景云，所以四代偿人通过北天鹅公司在2017年1月9日找到赖景云，确认羽绒服在赖景云处，就让其出具了情况说明。四代偿人持有买卖协议等材料，实际上就是确认了羽绒服已经卖给了赖景云。六、2017年3月13日双方并未完成羽绒服的交接或交付。对方称2017年3月13日，陈妙根与代偿人一同到赖景云处查看羽绒服，就完成羽绒服的交接或者交付，实际上在证据2杨国海与陈孝毛在3月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杨国海说到：我的意见：一是下周一我与孝毛去对接，说明在3月25日仍然在商量交接时间，另外在2017年10月31日，陈孝毛对杨国海说到：“杨总我刚才于(与)小赖电话，他说已于(与)妙根说过下周开始每周付10万以上，有多多付。”说明赖景云是直接对陈妙根负责的，这也可以与陈妙根汇至陈汉春账户两笔20万的款项相印证，赖景云有款项可以付了，直接向陈妙根汇报。如果是四代偿人提走了羽绒服，应当直接向四位代偿人汇报，直接向四位代人付款。另外，在陈孝毛与赖景云的微信聊天中，2017年3月21日赖景云说到：孝毛，他昨天还是前天跟我打过电话，我跟他讲我这周比较忙，外面在出两单小货，下周来点数。这说明3月21日点数还未完成，双方不可能完成交接。当天在聊天中赖景云又说到：反正我也只能让他们先点数，点数点完以后让陈妙根过来跟我办个手续。说明点数点完以后赖代偿一致未能拿到羽绒服。景云还是要得到陈妙根的手续确认，实际上之后一致未能完成点数，四代偿人一直未能拿到羽绒服。七、北天鹅公司将羽绒服卖出给赖景云后，并无权利再将羽绒服抵给四代偿人。北天鹅公司与赖景云签订买卖协议后，双方完成交付，羽绒服即属赖景云所有，2017年3月10日北天鹅公司与四位代偿人签订补充协议时，并无该6万件羽绒服的权利，北天鹅公司系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在未得到他人同意的情况，合同无效，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赖景云同意北天鹅公司3月10日的处分行为。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杨国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招贤、北天鹅公司共同支付杨国海代偿款442500元，及该款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陈招贤、北天鹅公司共同支付杨国海支出的律师费2628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杭萧商外初字第233号、第23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四代偿人及北天鹅公司等应对天翔公司所欠农商银行的85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承担担保责任。2016年8月2日，四代偿人（甲方）与北天鹅公司（乙方）、陈招贤（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甲方与农商银行协商一致，农商银行同意甲方偿还200万元以免除其担保责任；乙方同意将其尚有的约6万件羽绒服库存处置，处置后价款用于归还甲方上述担保债务；甲方应依农商银行要求偿还200万元；乙方必须在2016年10月31日前将库存的羽绒服处置完毕，甲、丙双方共同负责处置，任何一方不得单独处理，处置完毕后的价款应当直接归还甲方已偿还的200万元；如在2016年10月31日前尚未处置的，则丙方承诺由其本人在2016年11月30日前偿还给甲方；丙方按期偿还200万给甲方后，则6万件羽绒服所有权归丙方所有。2016年8月4日，农商银行与四代偿人在执行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书》，约定：农商银行同意由四代偿人代偿200万元，即何依婷代偿353536元，陈小娟代偿573232元，陈孝毛代偿573232元，杨国海代偿500000元，代偿后农商银行不再追究四代偿人剩余的保证责任。杨国海于2016年8月12日依约履行完毕。2017年3月10日，四代偿人（甲方）与陈招贤（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首部列明的乙方北天鹅公司未签章），约定：乙方同意以6万件羽绒服作价200万元给甲方，作为甲方已归还农商银行的执行款。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周内，由乙、丙方负责将乙方在赖景云处销售的约7.9万件羽绒衣中，按比例给予甲方6万件，由甲方自行负责从赖景云处运走，其费用将由赖景云打入陈汉春账户的3万元作为补偿。6万件羽绒服三方从赖景云处交接完成后，原协议书履行完毕，三方互不作任何追索。《补充协议书》经三方签字后生效，均不得违反；如其中乙方或丙方违反，则仍按原协议书执行。2016年9月27日，北天鹅公司（甲方）与赖景云（乙方）签订《买卖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所有的约7.9万件羽绒服，以总计237万元的价格售于乙方，款项分期支付。乙方应将200万元付至陈汉春账户，余款支付给陈妙根。2017年1月9日，赖景云出具情况说明，确认《买卖协议》所涉羽绒服已全部收到。 2017年3月13日上午，何依婷、陈汉春、陈孝毛、陈妙根等一同前往赖景云处查看羽绒服，当场提取样品。此后，四代偿人协商货物接收事宜并租赁仓库，后羽绒服未实际提取，仓库于当年9月退租，四代偿人按各自债权比例对租金进行分摊。2017年11月后赖景云失联，在赖景云处的羽绒服亦不知去向。另查明，2016年11月30日，赖景云向陈汉春账户付款3万元，备注北天鹅货款。2017年9月29日、11月16日，陈妙根分两次将赖景云向其交付的款项各10万元转账至陈小娟账户，后四代偿人已按债权比例对23万元予以分配。杨国海向陈招贤、北天鹅公司催讨未果后，委托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支出律师费26285元。 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认定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补充协议书》的效力应如何认定，是本案的首要争议焦点。《补充协议书》首部载明的主体系甲、乙、丙三方，协议第四条约定“本补充协议书经三方签字后生效”，现作为乙方的北天鹅公司并未签章，《补充协议书》欠缺成立及生效的形式要件。针对北天鹅公司认为6万件羽绒服已实际交付、《补充协议书》已切实履行的意见，法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买卖协议》确认北天鹅公司已将羽绒服的所有权转移至赖景云，在此前提下，北天鹅公司显然无权再以羽绒服抵偿其欠四代偿人的债务；现无证据证明《买卖协议》已变更或解除，《补充协议书》不具备履行的现实条件。其次，即便不考虑《买卖协议》的因素，如北天鹅公司已将羽绒服的所有权转移至四代偿人，则赖景云应直接向四代偿人付款，而无须再通过陈妙根转付。再次，除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的陈孝毛证言外，并无其他直接证据证明《补充协议书》已实际履行。何依婷等人租赁仓库的行为，可视为为交接羽绒服所作的必要准备，但该行为并不能推导出羽绒服已完成交接的结论。综上分析，法院认为《补充协议书》未成立。四代偿人代天翔公司履行债务后，依法取得对天翔公司的追偿权。陈招贤、北天鹅公司在《协议书》中所作承诺，应视为其对天翔公司债务的加入。在天翔公司已明显欠缺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四代偿人有权要求陈招贤、北天鹅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协议书》中甲方系四代偿人，各人基于保证担保履行代偿义务后，均在已承担保证责任范围内取得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四代偿人并非必要共同诉讼人，北天鹅公司、陈招贤认为杨国海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杨国海确认从已收到的23万元款项中扣除按比例分得的57500元，法院予以准许，余款陈招贤、北天鹅公司应予支付，并依法承担其未按承诺履行义务给杨国海造成的利息损失。各方对产生纠纷后实现债权的费用如何负担并未约定，现杨国海要求陈招贤、北天鹅公司负担律师费的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陈招贤、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国海代偿款4425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二、驳回杨国海的其余诉讼请求。如陈招贤、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32元，由杨国海负担394元，陈招贤、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938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无新的证据提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现争议焦点主要为，杨国海是否有权向北天鹅公司、陈招贤进行追偿。首先，杨国海代偿款项已经得以确认，杨国海可以自行以本人名义提起诉讼，并非必须和其他代偿人以共同诉讼形式主张权利，一审判决未遗漏当事人；其次，杨国海等债权人和北天鹅公司、陈招贤在《协议书》中关于债务处置方案及羽绒服处置未果的责任承担约定并不符合法定担保形式，根据《协议书》约定，一审判决视为北天鹅公司、陈招贤对天翔公司的债务加入并无不当；再次，《补充协议书》载明《补充协议书》经杨国海等债权人、北天鹅公司、陈招贤三方签字后生效，然该《补充协议书》上未有北天鹅公司的签章确认，也不存在签字前羽绒服交付义务已经履行的情形，故无法认定各方就《补充协议书》约定内容达成一致且该补充协议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即便认定北天鹅公司此后以行为对于《补充协议书》予以确认，按照《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应认定债务人北天鹅公司、陈招贤和杨国海等债权人约定，由第三人赖景云向杨国海等债权人履行债务。6万件羽绒服作价200万元涉及交接羽绒服相应款式、型号、大小等等具体事项的确定，对此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及与赖景云就羽绒服交接事项的联系沟通及相应准备行为也不能代表对应交接义务的履行完毕。现并无证据证明赖景云已向杨国海等债权人完成羽绒衣的交接，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系杨国海等债权人原因导致交接不能，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认定第三人赖景云未按约定履行债务仍应由北天鹅公司、陈招贤向杨国海等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涉案羽绒衣的所有权未转移至杨国海等债权人，杨国海等债权人就债权既未得到实物清偿，亦未获得货币清偿，杨国海现有权依约依法向北天鹅公司、陈招贤追偿相应款项。北天鹅公司、陈招贤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38元，由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陈招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魁 审判员 张  蕊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张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