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04民终3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黎金宏，男，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广西梧州市龙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章，广西富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梧州市大坡供销合作社，住所地广西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大坡街。 法定代表人：李嘉健，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忠，广西桂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大坡街1号。 法定代表人：林树建，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宇，大坡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上诉人黎金宏因与被上诉人梧州市大坡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大坡供销社”）、原审第三人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坡镇政府”）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406民初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黎金宏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406民初772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承包被告的家畜屠宰厂期间，以2008年10月18日苍梧县人民政府制定的《苍梧县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办法》为依据”是错误的。1.2014年苍梧梧州市区划调整后，大坡镇不再属于苍梧管辖而属于龙圩区管辖，上诉人于2016年2月与被上诉人签订《梧州市大坡镇供销社合作社家畜屠宰厂承包合同》，一审认定龙圩区设立几年后仍然执行苍梧县制定的文件显然违背客观现实。2.被上诉人和第三人都在诉讼中明确提出：从2016年2月1月上诉人承包屠宰厂起，第三人不再收取屠宰管理费，原屠宰办开设的账户不再使用，第三人没有委托或授权被上诉人收取屠宰管理费，被上诉人要求将所收取的屠宰管理费汇至该账户，第三人拒绝接收。第三人明确肯定《苍梧县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办法》不再执行。（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共收取了上诉人26个月屠宰管理费合计91000元错误。1.上诉人提供了27张收款凭证，每张3500元，共计94500元。其中一张日期为2015年5月31日收款凭证0002334，收款金额3500元，一审认为是2015年的，不是承包期内，没有计入收款数额认定错误。结合收款内容和收款凭证之间的关联性可以认定这张票据只是落款时间是笔误，应为2016年5月31日，该笔款是真实存在。2.上诉人提供了27张收据，除了2017年6月，2018年6月、7月三个月没有票据外，其他都有票据证实，被上诉人账上也有记载。因此，上诉人代收屠宰管理费合计105000元，一审判决认定为91000元错误。二、一审判决违背法律规定。（一）一审判决认为法律关系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承包合同。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符合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特征。合同标的是家畜屠宰厂的经营，不是劳务，上诉人每月都支付承包金，虽然合同上约定有代收的字眼，但是不能改变合同的性质，税费、屠宰管理费的收费主体是税务局或行政部门，被上诉人作为企业无权收取税费及屠宰管理费，更不存在委托其代收。（二）“如果被告无权收取，则应由被告清退或转交政府部门负责清退，接受清退款项的权利人是各生猪屠宰户（生猪屠宰税费实际缴交者），而不是原告，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返还代收款项的权利。”违反法律规定。1.上诉人提供的收款凭证，被上诉人每月固定收取上诉人3500元屠宰管理费，不是收取生猪屠宰户的管理费，因此应返还给上诉人而不是生猪屠宰户。2.第三人明确表态拒绝收取该屠宰管理费，一审判决转交政府清退违背客观事实。3.上诉人是承包屠宰厂，因此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在上述情况下仍以代收的名义每月固定收取上诉人3500元，实质上侵占了上诉人的财产。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承包关系，适用委托合同法律作出判决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混淆法律关系，认定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人请求。 被上诉人大坡供销社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2.被上诉人再代收管理费后已经转交给政府，由政府签字核销证实，因此，被上诉人的代理行为已经产生法律效果，应由政府承担，本案是否能收取管理费是属于政府行为，是否合法不在本案审理范围。 原审第三人大坡镇政府答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政府没有委托被上诉人代收管理费，不应由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 上诉人黎金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收取原告的屠宰管理费105,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51,550元（经济损失以已经收取的屠宰管理费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暂计至2019年5月底为51,550元；之后至付清时的利息，以105000为基数，按月利率2%另计）。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2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一份《梧州市大坡供销合作社家畜屠宰厂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将大坡供销社家畜屠宰厂承包给原告从事生猪屠宰服务；承包期限3年，从2016年2月1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每月承包金10,250元，每月5日前支付；合同第五条“乙方的义务和权利”第（二）款第7项还约定：“代收的税费及如应缴相关部门的款项，必须按时足额缴交给甲方，由甲方转交给镇屠宰办”。该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承包家畜屠宰厂，也履行了每月支付承包金10,250元给被告的义务。在原告承包期间，被告除按约定每月收取原告的承包金外，还以“代收镇政府屠宰管理费”的名义，自2016年3月份起至2018年6月份止，以每月收取原告3,500元屠宰管理费的标准，共收取了原告26个月的屠宰管理费合计91,000元（原告提供了27个月27张收款凭证，26张是合同期间的，1张不是合同期间的而是2015年的收款凭证）。原告承包被告的家畜屠宰厂期间，以2008年10月18日苍梧县人民政府制定的《苍梧县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办法》为依据，以每头生猪40元的标准，用在被告处领取的“龙圩区牲畜管理专用收款收据”，向需要进点屠宰的生猪屠宰户收取生猪屠宰税费，收款收据写明今收到某某“交来代收各项规费”。该办法规定，生猪屠宰各项税费实行“一家代收、多家分流”的管理办法。全县定点屠宰的生猪屠宰税费由有关部门委托各镇供销社统一收取，县城由水产畜牧兽医局收取，各屠宰厂协助。所收税费全部统一缴存财政专户，另行分流。该办法还规定，生猪屠宰税费：其中手工屠宰40元/头，机械化屠宰45元/头，其中：国税10元，地税10元（其中个人所得税9.2元，城市维护建设税0.5元，教育费附加0.3元）、畜牧5元（其中动物检疫费2元，动物产品检疫费3元），手工屠宰及委托代宰服务费15元、机械化屠宰服务费20元。原告承包被告大坡供销社的家畜屠宰厂期间，同时还是被告的职工，并领取工资。原告上缴被告26个月屠宰管理费合计91,000元，没有超出其承包期间根据承包合同约定代收的税费。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委托合同，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依照该委托合同，并依照苍梧县人民政府文件，以每头生猪40元的标准，向生猪屠宰户收取生猪屠宰税费，属于代理被告大坡供销社收取款项的行为。收取的生猪屠宰税费，其中国税10元、地税10元、畜牧5元（其中动物检疫费2元，动物产品检疫费3元）共25元属于承包合同约定：“代收的税费及如应缴相关部门的款项，必须按时足额缴交给甲方，由甲方转交给镇屠宰办”的范围，即每头生猪原告应转交被告25元税费，本案原告所诉的“屠宰管理费105,000元”属于该范围税费。原告作为被告委托的收取生猪屠宰税费的受委托人，其收取的每头40元税费中的25元，无论从承包合同约定，还是从法律规定的“受委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都应该转交给被告，尽管原告实际是按每月3,500元转交，不是按每头25元转交。至于本案涉及的税费，是否属于被告依法有权向生猪屠宰户收取（或代理收取），不是原告可以要求被告返还的理由。如果被告无权收取，则应由被告清退或转交政府部门负责清退，接受清退款项的权利人是各生猪屠宰户（生猪屠宰税费实际缴交者），而不是原告，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返还代收款项的权利。为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屠宰管理费及赔偿经济损失，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黎金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30元，由原告黎金宏负担。 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提交的如下证据1.《大坡供销社0002333号收款凭据》一份，拟证明收款日期2015年5月31日中的“2015”应是“2016,”属书写笔误；2.《收款凭据》3份，拟证明上诉人提供承包期内的其中3份《收款凭据》，证实大坡供销社在承包期内除以“代镇政府”名义每月固定收取上诉人3500元屠宰管理费外，还每月固定收取上诉人10250元的屠宰管理费；3.《收款凭据》3份，拟证明大坡供销社2016年1月份（即在上诉人承包前，上诉人2月份开始承包）按每头猪41元的价格收取生猪屠宰户的屠宰税或屠宰管理费；4.广西地方税务局（桂地税发【2003】47号文）；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2】75号）文件；梧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梧州市生猪定点屠宰服务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拟证明从2003年1月1日起停止征收屠宰税，从2012年10月1日起免征屠宰增值税，从2018年6月1日起梧州市定点企业机械化定点屠宰服务费收费标准调整为49元每头，一审判决适用苍梧县（2008）48号文件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大坡镇供销社质证称证据1，要求上诉人出示原件，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真实性无异议。由法院进行认定是否存在笔误，被上诉人认为实际是按合同约定进行收取的，并不是管理费，实际是承包金；证据2没有盖公章，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不予认可；证据3第一张、第二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收取的税费是根据合同约定收取的，2016年1月31日的票据不与认可，没有会计、出纳人员的签字，也没有盖被上诉人的财务章，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4中的通知、文件的三性由法院进行认定，物价通知也没有盖章，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大坡镇政府质证称：证据1，是否是笔误，由法院进行认定，对其三性无异议；证据2三性由法院进行认定，第三人对于费用的收取是不知情的；证据3，前两份的三性无异议。对于2016年1月31日的票据没有盖章的，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证据4，是否是按当时文件情况执行的，由法院进行认定。另，在二审中，对2015年5月31日收款凭证的实际收款时间，上诉人认为是2016年5月31日，被上诉人也认为是2016年5月31日，但认为是承包金，不是管理费。对105000元，上诉人认可是合同约定的承包金，3500元是代镇政府收取的管理费，被上诉人也认可3500元是代收的管理费。对收取管理费等是否取得授权的问题，被上诉人称是镇政府领导安排，收费产生的费用由屠宰办领导签字报销。原审第三人大坡镇政府对此予以否认，并出具了一份关于梧州大坡供销合作社提交报销票据的情况说明，对梧州大坡供销合作社提交报销票据上的签字，确认是当时副镇长程继锋及政府干部谭盛德签字，但说明上述费用是梧州大坡供销合作社邀请镇政府、派出所、工商所、畜牧兽医站等单位工作人员下村开展生猪屠宰检查工作所产生，由梧州大坡供销合作社负责解决，系梧州大坡供销合作社自主开支，与镇政府无关。除上述外，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苍梧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苍梧县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办法》的通知（苍政发[2008]48号），负责屠宰管理的主体是苍梧县政府及各镇政府，县、镇政府授权本级内设机构屠宰办负责具体管理工作，全县定点屠宰的生猪、菜牛税费由有关部门委托供销社统一收取。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明确表示，当时是由大坡镇分管屠宰办的领导口头委托被上诉人代收的，结合《苍梧县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办法》的通知（苍政发[2008]48号）文件内容，应认定大坡镇政府委托被上诉人代收屠宰管理费有事实依据，该委托代收行为实质是代表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尽管2014年梧州市区划调整后，大坡镇划入龙圩区管辖，但是该行政行为延续至调整之后的机关，因此苍梧县人民政府（后为龙圩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委托大坡镇供销社代为收取屠宰管理费实质上属于行政管理行为，后大坡镇供销社将屠宰管理服务委托给黎金宏，其权利的基础仍然是行政管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条：“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本案不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应当由有关部门解决，一审法院进入实体审理并作出实体判决不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406民初77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黎金宏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3430元，退还黎金宏；上诉案件受理费343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曾 超 审 判 员  林 远 审 判 员  刘创祥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黄仕灵 书 记 员  苏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