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3民初12296号原告：欧阳兰，女，1966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被告：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439号。法定代表人：胡善良。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洁，女，198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系该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韬，女，1987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系该行员工。原告欧阳兰与被告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农商银行”）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董娟娟独任审理，于2020年4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欧阳兰及被告长沙农商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洁、王韬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欧阳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与发起人原告签订每股1元入股834900元的股东协议和提供长沙农商银行股东名册及公司章程；2.判令被告提供五行合并时的批文、发起人协议、每年分红的年度财务报表以及分红文件；3.判令被告提供五行合并前即开福区合作银行的发起人原告股东协议、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以及每年度财务报表、分红文件和清算报告；4.判令被告无权占有的每股2.98元的分红2488002元（2.98元/股×834900股=2488002元）返还给原告；5.判令原告在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6.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05年，长沙开福区信用社改制成立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注册资金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建文。原告与刘淑赟一起投资入股300万元，每股1元，1：1的比例，其中资格股10000元，法人股300000元，投资股2690000元，签订了发起人协议，股东协议存放在银行。2007年12月，原告领取股东证，记载股金30万元，其中资格股1000元，投资股299000元。2016年2月，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雨花农村合作银行、长沙天心农村合作银行、长沙芙蓉农村合作银行、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五家银行新设合并组建为长沙农商银行，注册资金5亿。在合并过程中，该公司违反《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原告要求与被告签订股东协议遭到拒绝，原告要求增资入股，被告以五行合并不增资不增加新股东为由拒绝，事实上被告既增资也扩股了。原告认为五行合并违反了不增资不扩股的规定，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和优先权，请求判令补足原告分红和配股，履行发起人优先入股的金额。长沙农商银行辩称：一、原告已于2016年3月19日签署了《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被告股份划分为等额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新募股采取溢价发行，每股溢价0.536元，另行出资每股0.464元用于购买不良资产和平衡老股东权益，即合计每股2元。其现又主张签订每股1元入股834900元的股东协议无任何依据，请求被告返还分红2488002元更是无稽之谈，原告应享有之分红均已按期发放，被告对此不存在无权占有行为。1、原告系原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的股东，根据2015年11月20日《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方案》内容显示：“对符合发起人条件，且有意愿入股拟组建长沙农商银行的长沙城区五家农合机构原股东股金，在原有的股份数量内，依据清产核资的结果，按各自的比例折转为拟组建的长沙农商银行股份。”2016年2月4日，经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原股金清理处置方案》，该方案第五条第三款明确确认，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每股可供分配净资产为2.98元，对股金处置遵循依法自愿的原则，股东可自由选择按三种方案进行处置。根据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持有原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417450股，享有原开福农村合作银行解散后的净资产1244001元，其自愿对其所持有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原股金按第1种方案进行了处置，即按1：2比例认购长沙农商行834900股，根据《发起人协议》约定应缴纳的出资为1282406.4元，及另行出资购买不良资产和平衡老股东权益387393.6元，共计应出资1669800元（即每股合计应出资2元）。原告以其在原开福农村合作银行解散后的享有的净资产出资后，还需以现金出资425799元，依据原告向法院提交的编号为0095118000的现金缴款单回单显示，其于2016年2月19日全额履行了缴纳出资的义务，补缴现金425799元。原告于2016年3月19日签署了《长沙农村商业银行发起人协议书》，该发起人协议是经过原五家农合行各自的股东代表大会审议，并形成了决议，作为筹建资料的组成部分，报银监会审核批准的,合法有效。该发起人协议书最终由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发起人签署，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对全体发起人一视同仁，对全体发起人发行的股份的价格也完全一致。《发起人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按照《发起人协议》和《公司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足额缴纳出资是原告的法定义务，原告在签署《发起人协议》并按照《公司法》规定缴足出资后，又主张以低于《发起人协议》约定和其他发起人缴付的出资金额入股，不仅违反《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之规定，更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2、根据股东名册显示，原告持有被告银行834900股，被告已经按照2016至2018年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向原告支付了3次分红共计280526.4元（税后）。因此，被告认为已经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向原告履行了分红的义务。原告主张2488002元分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二、原告请求被告提供五行合并时的批文、发起人协议、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年度财务报表、分红文件，针对前述资料原告可在被告官网查询或向被告请求查阅，被告并未对此设置任何障碍，实际上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请求查阅前述资料的书面申请，而选择直接起诉至贵院请求答辩人提供，纯属浪费司法资源。《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财务会计报表。同时第三十六条规定，股东提出查阅前条所述有关信息或索取资料的，应当向本行提交书面申请并说明目的，提供证明其持有本行股份以及持股数量的书面文件，并缴纳合理费用。本行经核实股东身份后按照股东的要求予以提供。股东对获得的有关信息和资料具有保密义务，不得泄露或者向外披露，否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被告的公司章程、年度财务报表，均已在官方网站进行公告，原告可自行依法查阅，因此，就该两项请求，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五行合并时的批文，发起人协议依法不属于《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有权查阅的文件，其中五行合并时的批文系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公文，不是被告的公司治理文件，原告可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前往相关政府机关的官方网站自行查询。关于股东名册、分红决议文件，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交任何请求查阅前述资料的申请，根本无从得知原告的查阅要求，被告总行设置了专门的部门，股东名册、分红决议文件备置于该部门，原告可按照《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随时前往查阅。三、原告请求被告提供开福区合作银行的发起人股东协议、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每年度财务报表、分红文件和清算报告，属于主体请求错误，被告对此无提供义务，也无提供能力。被告是新设的公司制法人金融机构，与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法人，原告要被告提供其他法人机构的文件，于法无据，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四、原告请求判定其享有被告股份的优先购买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是采取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份公司是股票自由买卖的公司，股份公司强调公开性、资合性，没有优先购买权存在的基础。之所以将股权划分为等额的股份并形成为股票，就是为了配合自由交易的便利。原告要求享有被告股份的优先购买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五、原告以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为由将答辩人诉至法院，已过诉讼时效。2016年9月6日，中国银监会湖南监管局作出湘银监复（2016）231号文件，同意成立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被告成立时间已超过3年，已过诉讼时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欧阳兰于2007年12月入资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30万元成为其股东，后经其数次注资，截至2016年2月19日其股金共计417450元，计作417450股。2015年11月20日，长沙农村商业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发出《长沙农商银行股筹建工作方案》，拟由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雨花农村合作银行、长沙天心农村合作银行、长沙芙蓉农村合作银行和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以下简称“长沙城区五家农合机构”）改制重组，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长沙农商银行。对符合发起人条件，且有意愿入股拟组建长沙农商银行的长沙城区五家农合机构原股东股金，在原有的股份数量内，依据清产核资的结果，按各自的比例折转为拟组建的长沙农商银行股份。2016年2月4日，经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股东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的议案》，该议案载明“对股金处置遵循依法自愿的原则，具体按以下三类情况进行处置：1.对符合发起人条件且有意愿入股拟组建长沙农商银行的股东股金，按1:2转为拟组建的长沙农商银行股份，在以每股2元的价格对价后，不足部分（即转股后每股0.51元）由股东现金补缴。股东不愿补缴现金的，则按1:1.45转为拟组建的长沙农商银行股份，剩余部分（即原股金每股0.08元）分配给股东。2.对自愿退股的股东（含不符合发起人条件的），由本人出具《自愿退股申请书》，按照清产核资确认的每股可供分配的净资产（即按原股金每股2.98元）办理退股手续。3.对在处置期内未办理转股或退股手续的股东股金，股金处置期结束，再次公告后，长沙农商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对该部分股金按照清产核资确认的每股可供分配的净资产（即按原股金每股2.98元）转入“其他应付款”科目管理，该部分股金不再具有股金属性，不再享有投票权及分红等权利。该部分款项今后可凭股金证及有效身份证件前来办理领款手续”。2016年2月19日，原告欧阳兰向长沙开福农村合作社补缴存入425799元，该行向其出具了《现金交款单》并手写备注“原持有开福合行417450股，清产后量化每股2.98元，即现金为￥1244001元。现按1：2比例转入长沙农商行834900股，并以每股0.51元补缴现金425799元”。2016年3月19日，原告欧阳兰签署了《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及《长沙农村商业银行发起人另行出资购买不良贷款和平衡老股东权益协议书》，约定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长沙农商银行的股份划分为等额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新募股采取溢价发行，每股溢价0.536元,溢价部分用于补充长沙农商银行的资本公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为开业后的长沙农商银行持续稳健运营奠定基础；长沙农商银行所有股份实行附加条件发行，全部发起人在认购股份前，须每股另行出资0.464元，另行出资款用于协助长沙城区五家农合机构处置不良资产和平衡老股东权益，每股另行出资款项中，0.371元用于购买不良资产，0.093元用于平衡老股东权益。2016年7月28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筹建被告长沙农商银行。2016年8月19日，被告长沙农商银行举行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原告欧阳兰作为股东参会并审议各项议案。会后，被告长沙农商银行向原告欧阳兰发放了《股权证书》，股金记载为834900股。被告长沙农商银行分别于2017年4月19日、2018年4月19日、2019年4月19日召开了2016年、2017年、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历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被告长沙农商银行按照议案的标准向原告欧阳兰支付了2016年分红86829.6元，2017年分红100188元，2018年分红93508.8元。另查明，被告长沙农商银行官方网站（××）“今日农商-投资者关系”栏下已经对《长沙农商银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6年度审计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进行了公示。《长沙农商银行公司章程》第三十三条约定“股东享有以下权利：（五）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第三十六条约定“股东提出查阅前条第（五）项所述有关信息或索取资料的，应当向本行书面申请并说明目的，提供证明其持有本行股份以及持股数量的书面文件、并缴付合理费用。本行经核实股东身份后按照股东的要求予以提供。股东对获得的有关信息和资料具有保密义务，不得泄露或者向外披露，否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认为，被告长沙农商银行由长沙城区五家农合机构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在股金募集过程中，对于符合发起人条件且有意愿的长沙城区五家农合机构原股东均可在原有的股份数量内，依据清产核资的结果，按各自的比例折转为长沙农商银行股份。原告欧阳兰作为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的原股东，股金为41750股，经该行清产核资量化每股2.98元，即现金1244001元。该银行对其股金的处置提供了三种可供选择方案：第一种为按原股金1:2转为长沙农商银行股份，在以每股2元的价格对价后，不足部分（即转股后每股0.51元）由股东现金补缴，股东不愿补缴现金的，则按1:1.45转为长沙农商银行股份，剩余部分（即原股金每股0.08元）分配给股东；第二种为自愿退股处置方案；第三种为在处置期内未办理转股或退股手续的处置方案。按照第一种方案，原告欧阳兰以其原有的417450股按1：2比例转入长沙农商行834900股，转股后支付股本金1669800元（834900股×2元=1669800元），扣减其已有股本金1244001元后尚应补足425799元。原告欧阳兰于2016年2月19日补缴425799元，可见其已经选择并接受了上述第一种处置方案，其又于2016年3月19日签署了《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及《长沙农村商业银行发起人另行出资购买不良贷款和平衡老股东权益协议书》并参加了被告长沙农商银行的创立大会暨股东大会，被告长沙农商银行亦向其发放了《股权证书》确认了其股东资格及享有834900股。原、被告双方均已按约完成《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项下权利义务，原告欧阳兰现要求与被告长沙农商银行重新按1元每股的对价重新签订834900股的股东协议，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欧阳兰主张优先购买权的问题。经庭审询问，原告欧阳兰称被告长沙农商银行承诺本次募集不新增股东，若新增股东则其对新增股东购买的的股份具有“优先购买权”。根据《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的约定，发起人以长沙城区五家农合机构原股东为基础，吸收符合发起人条件的职工自然人及其他金融机构。可见，被告长沙农商银行已经明确约定本次股份募集对象并非定向长沙城区五家农合机构原股东，不排除会新增股东。另原告欧阳兰系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被告长沙农商银行的股份，与其他新增自然人股东同股同权，不具备优先购买权的合同及法律依据，故对于原告欧阳兰相应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此外，被告长沙农商银行于2016年9月6日成立，原告欧阳兰至今才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与被告长沙农商银行重新签订股东协议并主张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关于原告欧阳兰主张被告长沙农商银行无权占有其每股2.98元的分红2488002元的问题。原告欧阳兰原在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持有的417450股经清产量化每股2.98元作价现金1244001元后，已经全部用于充抵其转股被告长沙农商银行时应支付的股本金，其亦已成为长沙农商银行的股东并实际收取了2016年至2018年度的股东分红共计280526.4元，被告长沙农商银行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亦未侵占原告欧阳兰的股本分红，原告欧阳兰的上述主张欠缺事实与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欧阳兰要求被告长沙农商银行向其提供相关文件的问题。被告长沙农商银行已在其官方网站公示了公司章程及2016年至2018年的年度报告，原告欧阳兰可以自行查阅，无需本院判决被告长沙农商银行提交年度报告。根据网站公示的公司章程显示，股东查阅股东名册应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证明其持有股份和持股数量的书面文件且缴付合理费用。现原告欧阳兰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向被告长沙农商银行提交了书面申请并遭到拒绝，故对于原告欧阳兰相应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长沙农商银行已经将《中国银监会关于筹建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银监复﹝2016﹞225号）和《中国银监会湖南监管局关于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湘银监复﹝2016﹞231号）作为证据提交，该批复即长沙城区五家农合机构合并的批文，原告欧阳兰亦已收到了上述批文，故无需本院判决被告长沙农商银行予以出示。对于发起人协议，由原告欧阳兰亲笔签名后保管在被告长沙农商银行，其亦可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行查阅。对于原告欧阳兰要求被告长沙农商银行提供开福区合作银行的发起人原告股东协议、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每年财务报表及分红文件和清算报告，被告长沙农商银行并非上述文件的做出及保管单位，其无权亦无法向原告欧阳兰提供，对于原告欧阳兰相应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三条、第七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欧阳兰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因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352元，由原告欧阳兰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董娟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严梓豪代理书记员  蔡资俐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三条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书面认足公司章程规定其认购的股份，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缴纳出资。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发起人不依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应当按照发起人协议承担违约责任。发起人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应当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董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章程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申请设立登记。第九十七条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第一百二十五条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划分为股份，每一股的金额相等。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第一百二十六条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