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2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礼，男，196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春波，男，1982年3月12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黔江区。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洪波，重庆渝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水县三源建筑设备租赁站，住所地：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街道环城路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43MA5XKMYX1Q。经营者：李勇，男，1985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均，重庆才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飞，该租赁站股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黔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正阳工业园区青杠拓展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213901275F。法定代表人：周家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涛，男，该公司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先斌，重庆纵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五洲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办事处石峡路(税苑小区1幢15、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781568386T。法定代表人：朱生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林刚，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陈吉，男，1978年11月7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化昌，男，1953年12月11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黔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永清，男，1972年10月25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黔江区。上诉人任礼、石春波因与被上诉人彭水县三源建筑设备租赁站（以下简称三源租赁站）、重庆黔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程公司）、重庆市五洲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公司）、谢陈吉、石化昌、文永清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3民初26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4月21日对上诉人任礼、石春波及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洪波，被上诉人三源租赁站的经营者李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均，被上诉人黔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涛、彭先斌，被上诉人五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林刚，被上诉人谢陈吉、石化昌、文永清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礼、石春波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19)渝0243民初26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维持第三项判决，依法改判由黔程公司、五洲公司、石春波向三源租赁站支付租金，租金单价计算标准为钢管每天每米0.005元，扣件每天每套0.002元，顶托每天每套0.01元，焊接头每天每根0.01元，维修费为钢管0.01元/米，扣件0.01元/套，焊接头0.4元/根，顶托0.1元/套，或发回重审。三源租赁站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任礼、石春波是租赁合同中的合伙关系，完全违背本案的基本事实，且无证据证明，纯属于主观臆断。1.任礼与三源租赁站之间没有租赁关系。一审判决认为黔程公司凯邦两江城工程项目部共同向任礼、石春波土建劳务队送达隐患整改通知单;任礼于2016年2月5日直接向三源租赁站经营者李勇个人帐户转款5万元。从而认定任礼是本案租赁合同合伙人，一审判决认定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其原因是：首先，凯邦房地产公司将彭水“凯邦.两江城”项目发包给黔程公司，黔程公司将10栋和11栋的劳务分包给任礼，石春波是任礼聘请的现场管理员，黔程公司向任礼和石春波送达隐患整改通知单也是情理之中的，合符常理，更何况隐患整改通知单是黔程公司单方制作，而不是任礼制作的，黔程公司制作的通知单根本不能证明任礼和石春波是劳务合伙。假定任礼和石春波是劳务合伙人，也不能得出任礼是本案租赁关系合伙人的结论，正如一审判决所言，文礼清也在被检查单位负责人处签字确认，如按一审法院的推理，文礼清也应是租赁合同的合伙人;其次，任礼于2016年2月5日直接向三源租赁站经营者李勇个人账户转款5万元，是受石春波的委托向李勇个人账户转款，对此事实任礼和石春波均当庭确认，而一审判决却罔顾法律规定，以所谓的任礼不能提供书面证据为由不予认可委托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既然法律并没有禁止口头委托形式，那么石春波委托任礼向李勇支付租金也是合法，委托关系成立，能够认定任礼转账支付给李勇的5万元系石春波支付的租金，而不能认定是任礼支付租金;第三，石春波当庭陈述任礼将外架内架分包给他，李勇通过任礼的介绍认识了石春波，石春波与李勇洽谈租赁事宜，石春波认可是案涉租赁物的使用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源租赁站作为一审原告，主张任礼、石春波共同向其租赁钢管，应承担举证责任，纵观全案，三源租赁站并没有证据证明与任礼之间形成了租赁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一审法院仅依据三源租赁站提交的未经任礼、石春波认可的结算表，而判决任礼、石春波向三源租赁站支付租金1086621元及利息，背离本案事实，有意偏袒三源租赁站，损害了任礼、石春波的合法利益。由于只有口头约定，没有签订租赁合同，双方对租金单价的计算标准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这是本案的事实，也是诉辩双方争执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源租赁站对自己主张的租金单价计算标准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一审中三源租赁站举示了下列证据欲证明本案租金单价标准:1.三份结算单，虽然有曾阳、谢陈吉、文永清在不同的结算单上签了字，签字内容是“数量已核实、其租赁费用待核实”、“材料数量核实正确”但这些字样正好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他们只是对租赁物的数量予以确认，而对租金的多少他们既无法确认，也无权确认，因为他们根据不知道石春波与李勇是如何洽谈租金单价的，所以特别注明“租赁费用待核实”，更能说明三份结算单中的租金记载没有得到任礼、石春波的认可，对任礼、石春波没有约束力，因此达不到三源租赁站的证明目的;2.举了几份与其他租赁人的租赁合同，三源租赁站举示的这几份合同因为与本案合同成立的时间不同，工地不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与没有可比性;3.一份合同影印件，正如石春波在庭审所言，该份合同影印件是三源租赁站伪造的，合同里记载的租赁单价是虚假的，要求三源租赁站提供原件核对，同时要求一审法院追究三源租赁站提供伪证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对石春波提出的请求没有作任何回应，任礼、石春波仍然要求二审法院依法追究三源租赁站提供伪证的法律责任。三源租赁站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达不到其主张的租金单价标准的目的。反观任礼、石春波提交的证据，两份判决书和石春波与南岸晨祥建筑机具租赁站签订的《物资租赁合同》，两份判决书认定陈开发租赁涪陵区鸿昌建筑工程设备租赁站的钢管、扣件、顶托等用于“凯邦两江城”工地，租赁单价钢管每日0.005元/米、扣件0.003元/套、顶托0.012元/套。石春波与南岸晨祥建筑机具租赁站签订的《物资租赁合同》显示，石春波租赁的物品同样是钢管、扣件、顶托等，也是用于“凯邦两江城”工地，租赁单价钢管每日0.006元/米、扣件0.003元/套、顶托0.01元/套。两份判决书和《物资租赁合同所涉及的租赁物使用地点均是“凯邦两江城”，租赁的物品也是钢管和顶托、扣件，与三源租赁站主张的租赁关系所涉案租赁物使用工地、租赁物品种均是相同的，具有可比性。另外，既然石春波已经与南岸晨祥建筑机具租赁站建立了租赁关系，单价是钢管每日0.006元/米、扣件0.003元/套、顶托0.01元/套，而三源租赁站诉称的租赁单价是钢管每日0.009元/米、扣件0.006元/套、顶托0.02元/套，上诉人承包内外架工程的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不是从事慈善事业，任礼、石春波怎么可能放弃低价位而以高出近一倍的价格租赁三源租赁站的物资呢?经任礼介绍李勇与石春波洽谈租赁事宜，李勇主动提出的价格低于南岸晨祥建筑机具租赁站的价格，石春波才与李勇达成合意。一审法院为了袒护三源租赁站，采取迂回的方式，认为三源租赁站的发货行为以及任礼、石春波支付租金的行为表明双方对租金单价达到一致意见，所以谢陈吉、文永清在结算表上的签字代表租赁的数量正确无误。不可否定，石春波与三源租赁站约定了租赁单价后，三源租赁站才发货，石春波才付款，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不是是否对租金单价达成一致，而是租金单价是多少的问题。综上，三源租赁站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租金单价，反而是任礼、石春波提供的证明租金单价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三源租赁站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的租金单价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审理程序违法。1.在被告谢陈吉、石化昌、文永清未到庭，且任礼、石春波未认可三份结算单的情况下，将三结算单作为主要证据而径直作出判决。2.判决书只字未提任礼、石春波举示的证据，三源租赁站举示的证据全部罗列出来，仅从判决书的记载内容判断，均有利于三源租赁站。判决书未记载谢陈吉、石化昌、文永清、五洲公司不承担责任的理由。基于以上理由，任礼、石春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任礼、石春波的请求。三源租赁站辩称，原审法院认定出租的涉案建筑租赁设备是上诉人承租的事实，既有事实依据，也符合交易习惯。答辩人出租的建筑设备用于10、11栋及部分车库的大劳务，由任礼、石春波合伙承包，应该是合伙承租。任礼对大劳务缴纳了百万的保证金，我们出示了整改通知和争议会记录，证明两上诉人对争议会的衔接。结算单上签字的谢陈吉、石化昌、文永清都是两任礼、石春波的管理人员；建筑设备租赁过程中，三源租赁站多次与两上诉人形成的短信记录，短信内容和支付租金记录、录音记录都能证明两上诉人作为承租人的事实；租赁单价我们认为三源租赁站的证据充分，2016年2月5李勇给任礼联系首次发出结算金额以后支付5万元的事实，并不是任礼诉称的受石春波委托支付，该支付是对单价和租金结算金额的确认，并予付款。任礼要求按照工商银行的账号支付了5万元。2016年10月18三源租赁站以短信方式向石春波要求付租金，石春波安排冉志红当天向李勇打款7万元；凯邦统计欠款的时候，总额1204038元，已付20万，还剩100万。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租金单价是有依据的，任礼、石春波以其他承租人所谈单价与本案无关联性；谢陈吉、石化昌、文永清虽然一审没有出庭，但是一审法院送达了的，所以程序没有问题。结算表不是唯一的证据，还有其他证据能够佐证该证据是真实有效的。列谢陈吉、石化昌、文永清的目的是查明事实，不是让他们承担责任。综上，任礼、石春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请求不应支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黔程公司辩称，1.三源租赁站自己对一审判决认可，没有要求黔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任礼、石春波要求黔程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也超出了债权人的主观愿望。黔程公司与本案三源租赁站之间没有任何租赁合同关系，黔程公司把自己承建的工程中的部分劳务分包给五洲公司，任礼实际上是挂靠五洲劳务，承揽了五洲公司分包的劳务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任礼与石春波的关系，黔程公司不清楚。任礼、石春波的上诉状中说的自相矛盾，任礼、石春波主张跨越任礼和五洲公司两个分包、转包关系，来要求黔程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按照任礼、石春波的观点，即使石春波是分包人，任礼要首先承担责任，再考虑黔程公司该不该承担责任的问题。如果石春波确实是任礼的聘用人员，就与黔程公司无关，黔程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2.本案中任礼、石春波作为共同上诉人不当，他们之间是有利益冲突的。所以上诉理由中有矛盾，因为任礼和石春波的上诉请求是不一样的。五洲公司辩称，请求法院驳回任礼、石春波针对五洲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一审原告在庭审时已经对五洲公司的支付赔偿请求予以放弃，所以今天任礼、石春波不能突破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五洲公司承担责任。另外，就本案的事实，五洲公司并没有与任何人签订钢管租赁协议。石化昌、文永清、谢陈吉辩称，同意任礼、石春波的上诉请求。三源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连带支付给三源租赁站尚欠工程管件租金1560276元；2.因被告迟延支付租金从2016年4月13日结算之日起以18193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损失至付清为止；从2017年1月27日结算之日起以36333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损失至付清为止；2018年3月30日结算之日起以54134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损失至付清为止；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还所租用的管件（钢管71409.4米、扣件19102套、顶托1112套）；4.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过程中，三源租赁站将第一项诉讼请求的租金变更为086621元，同时自愿在本案中撤回第三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2月16日，黔程公司作为发包方将位于彭水县凯邦两江城项目（二期）及配套学校的10号、11号楼以及车库劳务承包给五洲公司，承包范围为除排水、电气、消防、防水、烟道、门窗、栏杆、户内腻子、外墙面装饰装修外施工设计图所有工程内容，以黔程公司与建设方所签订的施工合同范围的内容工程为准。同日，任礼向被告黔程公司的账户转款1000000元，用于缴纳涉案项目的保证金。2015年6月27日、2015年9月28日文永清、曾阳作为土建劳务施工员在凯邦两江城工程项目部参加由项目部经理徐龙满组织召开的项目周例会。2015年6月10日、2015年7月6日、2015年10月12日、2016年1月16日、2016年1月17日、2016年1月26日、2016年4月5日、2016年4月12日、2016年4月29日、2016年5月1日、2016年5月10日、2016年5月25日、2016年6月10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23日、2016年6月26日、2016年6月30日、2016年7月24日黔程公司凯邦两江城工程项目部作为检查单位就任礼、石春波土建劳务队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出隐患并提出整改措施的相关内容，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即本案的被告文永清在部分隐患整改通知单上签字确认。三源租赁站提供了凯邦两江城劳务通讯录，该通讯录显示任礼、石春波的职务为负责人，文永清和曾阳为施工员，同时文永清还兼现场负责人，石化昌为保管员，谢陈吉为材料和水电负责人。任礼、石春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016年3月13日，曾阳、谢陈吉在原告三源租赁站所提供的结算金额为181939元周转材料租金结算表上签字，文永清在该结算表旁边备注“数量已核实、其租赁费用待核实，文永清，2016.4.13。”2017年1月27日，谢陈吉在三源租赁站所提供的结算金额为545273元周转材料租金结算表上签字，文永清在该结算表旁边签字。该结算表显示总合计金额为745273元，但是2016年2月5日已经支付50000元、2016年6月13日已经支付80000元、2016年10月18日已经支付70000元，故尚欠余款合计545273元。2018年3月30日，谢陈吉在三源租赁站所提供的结算金额为1086621元周转材料租金结算表上签字，文永清在该结算表旁边签字并备注“材料数量核实正确，文永清。”该结算表显示2016年租金余款金额为545273元，截止2017年12月31日止欠款合计为1086621元。2016年2月5日，任礼向三源租赁站的经营者李勇个人账户转款50000元。2016年6月13日，冉志红向三源租赁站的经营者李勇个人账户转款80000元。2016年10月18日，冉志红向三源租赁站的经营者李勇个人账户转款70000元。三源租赁站提供了石春波、谢陈吉作为经办人（承租方）与重庆市南岸区晨祥建筑机具租赁站作为出租方签订的物资租赁合同影印件。该影印件显示租金分别为：钢管每天每米0.009元、扣件每天每套0.006元、顶托每天每套0.02元、钢套筒每天每套0.02元。钢管、扣件、顶托、钢套筒的一次性维修费均为0.1元。石春波对该影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三源租赁站提供了与任礼、石春波、文永清的多份通话录音，意证明曾多次向任礼、石春波催收本案的租金，同时证明文永清对其在周转材料租金结算表的签字和租金单价的再次认可。任礼、石春波对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庭审过程中，三源租赁站称主张任礼、石春波系合伙的依据为黔程公司向该二人送达的一系列整改通知书，同时任礼、石春波又系黔程公司的管理人员，故黔程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将谢陈吉、石化昌、文永清列为的原因系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庭审过程中，任礼称石春波是该劳务项目中外架和内架的承包人，同时也是由其聘请来进行现场项目管理，文永清是整个项目的现场管理人，其与石春波之间并无任何书面的转包协议；其向三源租赁站的经营者李勇转款50000元系在石春波的委托下进行支付，但不能提供任何的书面证据予以证明。庭审过程中，石春波称其系任礼聘请来进行现场管理，谢陈吉、石化昌又是其聘请的，其和文永清均在工地上负责，至于三源租赁站一直向任礼追要租金的原因系因为任礼一直没有支付其相应的款项，导致其无力支付三源租赁站租金，同时本案的三源租赁站也是被告任礼介绍的；其委托冉志红向三源租赁站的经营者李勇共计转款1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三源租赁站到底与何方建立租赁合同关系；2.三源租赁站所主张的租金及利息是否应当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一。本案中，三源租赁站并未提供任何的书面合同予以证明该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故只有结合全案证据以及双方的诉辩意见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并尽可能排除合理怀疑，以确定合同的相对方。从三源租赁站提供的隐患整改通知单来看，黔程公司凯邦两江城工程项目部均是共同在向任礼、石春波土建劳务队进行送达，且文礼清也在被检查单位负责人处签字确认，尽管任礼辩称其承包劳务后将涉及外架和内架的施工部分转包给了石春波，但是任礼并未提供与被告石春波之间的相关书面协议予以证明。又任礼于2016年2月5日直接向三源租赁站的经营者李勇个人账户转款50000元，尽管任礼辩称系在石春波的委托下进行支付，但任礼亦未提供书面的委托手续。如果本案的租赁合同相对方仅为石春波一人，那么这种隐患整改通知单的送达方式和支付租金的操作模式完全不符合建设工程的日常交易行为和惯例。从常理而言，既然涉案劳务系任礼在负责施工，而石春波又系任礼所聘请的现场管理人员或者外架、内架的实际施工人，那么黔程公司凯邦两江城工程项目部应当是只向任礼送达隐患整改通知单，这可以说明原告三源租赁站所主张的任礼、石春波在本案的租赁合同中系合伙关系极有可能属实。又石春波自认聘请谢陈吉、石化昌作为建筑设备材料的负责人和保管人员，而文永清作为现场项目的负责人在隐患整改通知单上的签字行为应当是取得授权的，结合三源租赁站经营者李勇与任礼、石春波、文永清的通话录音和已经支付的200000元租金，再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任礼的抗辩理由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能够形成证据链并充分证明三源租赁站是在与任礼、石春波之间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合同关系。同时，三源租赁站诉称任礼、石春波系作为黔程公司的管理人员，所从事的一系列行为系职务行为均代表黔程公司，但是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不能仅凭隐患整改通知单而直接认定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为黔程公司。关于焦点二。依法成立的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对合同进行干预，属于立法分配正义，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对合同进行干预。当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是否公平，价款是否符合市场行情，只有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自由，那么合同就有效，如果要调整，必须要有法律包括司法解释的依据，法律进行调整的依据就是实质公正。本案中，不论是任礼还是石春波均已经累计支付200000元，该支付租金的行为，足以能够证明当初对各建筑设备的租赁单价是认同的，否则断不可能在双方对价款尚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便支付部分租金，并且从常识上判断，如果各建筑设备的租金单价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三源租赁站更不可能贸然发货，谢陈吉、文永清更不可能在周转材料租金结算表上签字以代表租赁的数量正确无误，故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各建筑设备租赁单价分别为：钢管每天每米0.009元、扣件每天每套0.006元、顶托每天每套0.02元、焊接头每天每根0.02元。维修费为：钢管0.15元/米、扣件0.15元/套、焊接头0.5元/根、顶托1元/套，上下车费15元/吨；损失赔偿：钢管15元/米、扣件5元/套、顶托15元/套、扣件螺母0.5元/颗、顶托螺母2元/个。根据结算表可知截止2017年12月31日前的欠款合计为1086621元，故尚欠的租赁款项应当由任礼、石春波共同负担。对于三源租赁站所主张的利息，究其本质而言属于资金占用损失，由于本案并不存在书面的租赁合同，即双方对租金何时支付并无明确的约定，三源租赁站现以文永清所签字的时间主张分段予以计算，但从全案来看，文永清仅仅是现场项目的管理人员，本案具有支付主体资格的系任礼、石春波，从已经支付的三笔租金时间来看，该任礼、石春波支付的租金也并未严格按照结算的时间先后顺序予以支付，且三源租赁站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按照年利率6%予以计算损失，故认定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1086621元为基数，从立案之日即2019年5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任礼、石春波共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彭水县三源建筑设备租赁站租金1086621元；二、任礼、石春波共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彭水县三源建筑设备租赁站利息[利息以1086621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年利率6%)为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为止]；三、驳回原告彭水县三源建筑设备租赁站在本案中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80元（彭水县三源建筑设备租赁站已预交9421元），减半收取7290元，由任礼、石春波共同负担7290元。二审中，上诉任礼、石春波举示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物资租赁合同，系石春波与南岸区晨祥租赁站于2015年9月29日签订；2.晨祥租赁站的营业执照；3.重庆晨祥建筑机具租赁站租赁物资周材发料单、物资出库单、租赁费结算单；4.重庆银行回单。以上四份证据，拟证明石春波承建了两江凯邦城10、11号楼的内架和外架，为了施工需要，向晨祥租赁站租赁了钢管、扣件、顶托、钢套托，其每日单价分别为0.006元、0.003元、0.01元、0.01元。晨祥租赁站根据租赁协议向石春波发送了上述租赁物，双方根据约定对租金进行了相应的结算，同时证明三源租赁站主张的租金单价远远高于晨祥租赁站的单价，由此说明三源租赁站主张的单价是错误的。第二组证据：交易明细对账单1份，拟证明2016年10月18日任礼向石春波转款26.1万元，该款系任礼支付给石春波的外架、内架部分工程款。第二组证据：1.九龙坡区双发建筑设备租赁站租赁物资租金结算单一份，拟证明石春波向该租赁站租赁钢管和扣件，其单价是6厘和3厘；2.重庆银行回单一份，拟证明冉志红受石春波安排向该租赁站负责人晏远荣支付了租金5万元。第三组证据：任礼、石春波申请了王波出庭作证。三源租赁站质证认为，1.第一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达到任礼、石春波的证明目的。物资租赁合同不具有真实性，我方一审起诉前，前往凯邦建筑工地，在地面上发现了一张晨祥租赁站的合同，并且照下来了，其租赁单价与我方一致，也不能否定任礼是承包人；发货单也不是真实的，谢陈吉也是单子的签收人，我方的结算单上均有谢陈吉的签字。发料单、物资出库单、租赁费结算单，从凯邦统计的数据来看，与任礼、石春波今天出示的证据数额悬殊之大，我方认为任礼、石春波举示的证据是虚假证据，黔程公司如能提供调查表就能印证该证据的真假。银行转账7万元的凭条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2.对于第二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3.对于王波的证言，证人所陈述的内容不属实，与本案中三源租赁站没有关联性。三源租赁站举示的影印件是在水中拍摄的，无法作假。我方影印件签名王波也认可，黔程公司调查表上金额和我方出示的物资租赁合同单价应该能够印证，为了查明事实，我方将影印件在水中照下来的，庭后提交。黔程公司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租赁物资合同承租人不明确，石春波只是作为经办人签了一个字，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是否能够达到证明目的由人民法院确认。2.对第二组证据。证人证言不完全客观真实，他说石春波是代表黔程公司和他签订合同没有任何手续，合同最终没有黔程公司的盖章确认，与合同实际履行也不相符，该证言明显虚假。3.对第三组证据。我公司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五洲公司、石化昌、文永清、谢陈吉质证认为，对任礼、石春波举示的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三源租赁站向本院举示了以下证据：1.2016年2月5日-2019年3月6日李勇与任礼的短信和彩信的打印件8页，拟证明2016年2月5日李勇向任礼发出租金截止日期2015年12月31日的租金催收信息，金额181939元与文永清签字的结算单的结算金额一致，任礼转账5万元不是石春波委托转账，而是任礼自己支付的5万元。任礼和李勇之间就租金的结算是认可的，并且付了款，石春波对我方的结算也没有异议；2.2016年10月18日-2018年3月9日李勇与石春波短信内容打印件，拟证明三源租赁站此后多次向任礼催收租金。上诉人任礼、石春波质证认为，对2016年2月5日的短信的回复真实性无异议，任礼回复“明天早上办”是基于承租人是石春波，任礼需要和石春波进行联系，李勇和石春波建立的租赁关系是任礼介绍的，所以回复第二天早上办。虽然转了5万元属实，但是受石春波的指示转账，同时任礼也应该支付石春波外架和内架的工程款。李勇在短信里提到“租金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181939元租金”任礼并没有对该数据确认，所以无法达到证明目的；之后的短信和彩信，任礼均没有作任何回复，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任礼没有收到这些短信和彩信。石春波认可李勇给其发送的短信内容。黔程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五洲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石化昌、文永清、谢陈吉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不清楚。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任礼、石春波举示的证据虽然客观真实，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三源租赁站举示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三源租赁站负责人李勇于2016年2月5日下午16时13分向任礼发送短信，内容为“任总，你租金截至15年12月31日租金金额181939元，大家相互支持多打一点给廖建飞交差，麻烦，信合账号6215281008656385李勇”，任礼回复“明天早上办”。三源租赁站负责人李勇于2016年4月17日、2017年1月24日、2017年5月3日、2017年5月31日、2017年9月7日多次向任礼发送短信告知租金结算清单并要求任礼完善双方的租赁合同和给付租金，任礼均未回复。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应否发回重审；二、任礼应否承担对三源租赁站的租金支付责任；三、三源租赁站向任礼、石春波出租钢管、顶托、扣件、套筒等物品的租赁单价该如何认定；四、任礼与石春波主张应当由黔程公司、五洲公司向三源租赁站承担案涉租金的连带支付责任的请求是否成立。现逐一分析评述如下：关于焦点一。首先，本案中，任礼、石春波主张一审法院的程序瑕疵为在判决书中对证据的采信不当和说理不充分。因对证据的采信以及裁判结果的说理属于实体处理问题而非程序问题，即使该问题存在，也不属于发回重审的理由，任礼、石春波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而发回重审理由不成立。其次，任礼、石春波主张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也应发回重审的问题。即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不清或错误，二审法院也可以直接查清事实后予以处理，不必然需要发回重审。综上，任礼、石春波主张应当将本案发回重审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首先，本案中，没有书面的租赁合同能够反应案涉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是任礼还是石春波，或者是任礼和石春波两人。但从本案的其他在案证据及各方陈述来看，三源租赁站作为出租人通过短信向任礼提出过要求完善书面租赁合同，给任礼发过租金结算清单，并向任礼催收过租金。任礼也曾回复过一次李勇的短信。从其回复的内容来看，其并没有明确告诉李勇，其不是案涉租赁合同的承租人，石春波才是承租人，应当向石春波要求支付租金，还承诺第二天办理，视为其自认其是案涉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其次，虽然三源租赁站仅能举示任礼的一次回复信息，其举示的其他短信任礼均未回复，但任礼陈述其没有收到短信也没有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理据，应视为其收到后未回复，如任礼认为其不是案涉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其理应直接回复李勇，其不是案涉租赁关系的承租人，石春波才是承租人，应当向石春波要求支付租金。其未回复短信的行为也应视为其对自己是案涉租赁合同的承租人的默认。再次，从三源租赁站一审举示的李勇与任礼的通话录音及与文永清的通话录音内容来看，任礼在李勇电话向其要求退还部分未使用的管件时，任礼的答复是：“要得，我马上来安排”，并没有说他不是承租人，要求他和承租人沟通；李勇向其催收租金时，任礼也没有否认其租金支付义务。李勇在与文永清的电话中，陈述了当时和任礼协商租金事宜的经过及单价，文永清在电话中也没有否认李勇表述的内容。从李勇与文永清的通话内容可知，案涉租赁协议是李勇与任礼通过电话协商的，任礼理应是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其应当承担租金支付义务。因此，应当认定任礼是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对人，其理应承担租金支付义务。至于其与石春波是合伙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均不影响任礼是案涉租赁合同的承租人身份，任礼主张其不应承担租金支付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三。对于租赁的单价问题。虽然双方没有书面的租赁合同能够直接认定，且双方举示的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合同与本案都不具有关联性。但双方认可对租赁单价有过口头约定，仅是对口头约定单价有争议。首先，从三源租赁站举示的李勇与文永清的通话录音内容来看，李勇在电话里提到了当时其与任礼协商的单价是“9厘的6厘”，文永清在电话中对此是认可的。该内容与三源租赁站本案中主张的钢管和扣件的单价一致。其次，从李勇举示的其与任礼于2016年2月5日的短信内容可知，三源租赁站向任礼请求支付2015年12月31日之前的租金的金额是181939元。该金额与三源租赁站在一审中举示的2015年12月31日前的周转材料租金结算表上汇总的金额一致。虽然李勇向任礼催收2015年12月31日之前的租金时未向任礼同时发送结算清单，不能仅凭该短信认定任礼对三源租金站主张的租金单价的认可，但可以视为其对租金总价的认可。而三源租赁站在一审中举示的2015年12月31日前的周转材料租金结算表上由谢陈吉、文永清等现场管理人员的签字，对出租和退还的管件的类别和数量予以确认，任礼、石春波也对该结算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视为任礼、石春波对2015年12月31日之前租赁和退还的管件的数量的认可。结合三源租赁站在一、二审中举示的上述两方面的证据，可以认定任礼对2015年12月31日之前的租金总额认可，对租赁和退还的物件的类别和数量认可，因租金系按照租赁和退还的物件的类别和数量及约定的单价计算而来的，任礼、石春波也未主张三源租赁站举示的2015年12月31日之前周转材料租金结算表的计算方式存在错误，故，应认定任礼、石春波对三源租金站主张2015年12月31日之前的租赁单价的认可。再次，从三源租赁站在二审中举示的其负责人李勇于2016年4月17日、2017年1月24日、2017年5月3日、2017年5月31日、2017年9月7日多次向任礼发送短信的内容来看，李勇多次向任礼的手机发过租金明细表及需要任礼签字的租赁合同文件，该明细表及租赁合同文件上有单价的记载，任礼如对单价有异议，应该对短信内容予以否认，但任礼并未回复信息。也可视为任礼对三源租赁站主张的单价的认可。最后，任礼、石春波主张其与三源租赁站约定的租赁单价为：钢管每天每米0.005元，扣件每天每套0.002元，顶托每天每套0.01元，焊接头每天每根0.01元，维修费为钢管0.01元/米，扣件0.01元/套，焊接头0.4元/根，顶托0.1元/套，其除了举示与其他出租人租赁该管件的价格外，未举示直接反应本案双方就建立租金关系过程的证据。故，三源租赁站在一、二审中举示的证据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应当认定三源租赁站主张的租赁单价系双方当时口头协商的单价。一审法院对三源租赁站主张的租赁单价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关于焦点四。对于黔程公司、五洲公司应否对案涉租金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任礼、石春波主张黔程公司、五洲公司应对案涉租金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但其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黔程公司、五洲公司系案涉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其主张黔程公司、五洲公司基于案涉工程的承包人或被挂靠人等身份对任礼、石春波对外所欠租金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但未提出其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判令黔程公司、五洲公司承担案涉租金的连带支付责任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任礼、石春波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80元，由任礼、石春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谢长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陶善春书 记 员 石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