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湘民申53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毛常科，女，汉族，1975年6月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涟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浩，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向阳，男，汉族，1972年1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毛田涛，男，汉族，1974年8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艳琴，女，汉族，1976年1月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娄底市华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娄星区新星南路龙庭贵筑10栋202号。法定代表人：肖伟波。再审申请人毛常科因与被申请人李向阳、毛田涛、周艳琴、娄底市华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腾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3民终19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毛常科申请再审称，1.原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毛田涛、华腾公司三方法律关系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1）再审申请人与毛田涛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08年1月16日向毛田涛转账445000元。该借贷法律关系发生的时间以及2014年3月18日毛田涛将在华腾公司的100万元转让给再审申请人即华腾公司出具《借据》的时间均早于李向阳起诉、一审法院冻结的时间。（2）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与毛田涛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毛田涛通过债权转让抵销其负担的债务，再审申请人因此获得华腾公司的100万元债权。李向阳不认可华腾公司出具的《借据》和《说明》，但未对上述证据上华腾公司的印章及各方签字的形成时间以及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李向阳未完成恶意串通的举证证明义务。2.原审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肖冬祥作为华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2014年5月15日出具的《保证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李向阳不具有善意，该《保证书》无效，不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同时，该《保证书》由上方打印部分与左下方手写部分组成，不符合此类协议出具时的习惯，也未加盖华腾公司印章，《保证书》的真实性存疑。原审法院采信对李向阳有利的肖冬祥出具的《保证书》，而不采信对李向阳不利的有肖冬祥签字确认的《借据》，以此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在华腾公司于2017年8月1日对一审法院（2015）娄星执字第385号、386号之四执行裁定书提出异议时，王连光代表华腾公司参加听证时明确陈述了毛田涛享有的200万元债权已经转让给毛义兵、毛常科；2016年12月28日一审法院的《执行谈话笔录》中，王连光陈述毛田涛200万元债权还在华腾公司，但是否依据毛田涛的《承诺书》而得出的结论不得而知，且该笔录并未体现出王连光对毛田涛在华腾公司的债权在此之前对外是否转让、是否知情予以确认。李向阳于2014年5月22日成为华腾公司的股东，毛田涛于2014年5月22日已不是华腾公司的股东，王连光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以证人身份陈述的事实不具有中立性，证言前后矛盾，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据再审申请人了解的事实得知，毛田涛因受李向阳胁迫出具《承诺书》。一审法院执行人员共给毛田涛做过两份《执行谈话笔录》（手写一份、打印一份），时间均为2016年12月9日。打印版本的《执行谈话笔录》含有毛田涛同意华腾公司200万元债权抵扣其欠李向阳的债务的内容，毛田涛手写“不能抵扣”，但执行人员在笔录上把“不”划掉，并依据该笔录制作了抵扣裁定书。原审法院未全面、客观审核证据，仅采信对李向阳有利的证据，未站在公正的立场对本案的事实进行认定，对再审申请人有失公平。（4）华腾公司一直在履行自己的权利，向法院提出了书面异议，告知毛田涛在华腾公司的债权已经转让。华腾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其未按执行法院的要求及时履行法律文书的权利义务，并不代表再审申请人未履行权利义务。再审申请人在获知强制执行时及时履行了异议的权利。综上，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重新审理本案。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外人毛常科就毛田涛对华腾公司享有的100万元债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据此，若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且其举证需达到排除执行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若案外人主张执行标的的债权归属于自己，其所依据的应当是真实且无瑕疵的债权。本案中，毛常科认为其已受让毛田涛对华腾公司的100万元债权，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经查，毛常科与毛田涛系亲兄妹关系，毛常科提交了2008年1月16日向毛田涛转账445000元的银行流水。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18日的华腾公司出具的《借据》载明：“今借到毛常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元），按月息0.7%计息”，会计刘康林、出纳周艳琴签字，加盖华腾公司财务专用章。《借据》背面注明：“说明毛田涛同意将华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大写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元）转让毛常科，抵销毛田涛欠毛常科壹佰万元债务。双方签字生效”。毛常科、毛田涛及华腾公司法定代表人肖冬祥、肖伟波在《借据》背面即《说明》签字，加盖华腾公司财务专用章。首先，关于毛常科与毛田涛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借款关系的问题。毛常科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于2008年1月16日转账给毛田涛445000元，毛常科与毛田涛之间没有借条等书面借据，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毛常科、毛田涛对于该445000元的借款期限、借款用途、还款方式、利息等均未有明确约定，亦不能提供合理解释，且毛常科与毛田涛系亲兄妹关系，故毛常科转账给毛田涛的445000元是否为真实借款关系存疑。其次，即使毛常科与毛田涛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仍应审查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是否真实合法有效。毛田涛系华腾公司股东，《借据》中作为出纳签名的周艳琴系毛田涛的妻子，毛常科与毛田涛存在亲戚关系，华腾公司、毛田涛、毛常科三方存在利害关系，故华腾公司出具的《借据》及背后《说明》需要严格审查。一方面，毛常科向毛田涛转账数额为445000元，另案中毛义兵于2007年向毛田涛的转账数额为112万元，毛田涛对华腾公司享有200万元债权，但在2014年3月18日将该200万元债权平分为两份分别予以转让，转账时间与债权转让时间间隔长达七八年，且债权转让数额明显与其借款数额不一致，各方当事人也未就时间间隔、数额差异等进行合理解释。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据此，债权转让对债务人的生效要件为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即向谁履行债务并不实质损害债务人的利益。如果毛田涛将其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毛常科在前，华腾公司同意向毛常科而非李向阳履行债务的话，其应当在2014年6月一审法院对毛田涛在华腾公司的200万元债权予以冻结时及时提出异议。而在李向阳与毛田涛、周艳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和执行过程中，法院多次向华腾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华腾公司均未提出异议，直至法院依法追加华腾公司为被执行人并将强制执行时，才以涉案债权已经转让为由提出执行异议。华腾公司作为参与并同意债权转让给毛常科的债务人，其迟延履行异议权利的行为使得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存疑。综上所述，毛常科的举证不能证明其享有的是真实且无瑕疵的债权，亦未证明债权已经合法有效地转让，其举证没有达到排除执行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毛常科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蒋 琳审判员 吴爱莲审判员 刘 颖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黄理书记员杨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