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民终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晓红，女，1979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锐，四川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丹，男，197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上诉人陈晓红因与被上诉人何丹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初330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晓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是被上诉人何丹担保债务的债权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首先，从何丹出具的《承诺》内容看，何丹为确保绵阳红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檀公司）能够依据与绵阳五和城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和房产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取得相应的房屋提供保证担保。该协议书是以房抵债协议，上诉人基于红檀公司权利的让渡，取得与五和房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仅是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之接受人错误，与绵阳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矛盾。其次，根据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五和房产公司应退还红檀公司的定金已抵作购房款，在商品房买卖合同未签订前，何丹是对五和房产公司退还红檀公司定金的债务提供担保，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何丹是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债权人实现合同债权提供担保。上诉人是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同样享有合同权利，故何丹的承诺书是对协议书及商品房买卖合同债权人而不只是对协议书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保证，上诉人作为协议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合同债权人，在权利不能实现时，有权向担保人主张权利。再次，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作为红檀公司股东，应当主张红檀公司与五和房产公司在协议书中约定的定金返还之债的观点错误，且与绵阳仲裁委员会的生效裁决矛盾。绵阳仲裁委员会（2018）绵仲裁字第0321号裁决书已裁决由五和房产公司退还上诉人购房款30930007元，该款实际是由定金转化的购房款，因此红檀公司或红檀公司股东不能再主张五和房产公司退还定金。 何丹未提交答辩意见。 陈晓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丹对绵阳仲裁委员会（2018）绵仲裁字第0321号裁决书中确认的五和房产公司应返还给陈晓红的购房款30930007元及利息（以30930007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购房款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及五和房产公司未在裁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并负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9日，红檀公司与五和房产公司签订楼栋房屋定购协议和补充协议。2016年11月21日，甲方红檀公司与乙方五和房产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解除楼栋房屋定购协议和楼栋房屋定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乙方退还甲方已支付定金5300万元，由乙方以城南新天地项目的房屋以房抵债。甲方同意由陈晓红、龚雪梅或其指定的人分别与五和房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等购房合同。如果以房抵债的目的不能实现，五和房产公司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退还红檀公司定金5300万元。商品房买卖合同等购房合同签署、开具购房发票、房屋交付完毕后，甲乙双方就楼栋房屋定购协议和楼栋房屋定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结清，转为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等购房合同。同日，何丹以担保人的身份书面承诺“2016年11月21日，五和房产公司与红檀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就以房抵债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为确保红檀公司能够实际有效取得协议中应得的房屋，本人承诺对红檀公司在该协议中应得的权益进行担保，若非协议中买受人的原因造成退房或者违约，本人愿意承担担保责任。”协议书签订后，陈晓红及其指定的陈展逸与五和房产公司共签订六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六份合同总价款30930007元，其中390万元抵偿其他债务。合同签订后，五和房产公司向陈晓红交付了合同约定的六套房屋。后因五和房产公司的其他债务，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中拍卖了其中两套房屋，其余四套房屋也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陈晓红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提出案外人异议申请被驳回。陈晓红向绵阳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解除与五和房产公司签订的六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退还购房款本息。2019年2月1日绵阳仲裁委员会裁决：解除陈晓红及其指定的陈展逸与五和房产公司签订的六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五和房产公司向陈晓红返还购房款30930007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何丹以担保人的身份出具承诺书承担担保责任，属于保证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债权人红檀公司对债务人五和房产公司享有5300万元的合同解除的返还金钱之债，并约定用以房抵债的方式清偿，陈晓红是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之接受人，其本身不是债权人。何丹以担保人的身份作出保证之承诺，是对债权人红檀公司实现债权的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陈晓红及其指定的陈展逸按照红檀公司与五和房产公司协议书约定同五和房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接受以房抵债方式债务履行的方式，并非陈晓红与五和房产公司之间独立的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后约定抵债的房屋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客观上没有实现以房抵债的目的，也即五和房产公司对红檀公司的应付债务未全面履行，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债权人仍是红檀公司。红檀公司注销后，其对外债权应由股东清理，陈晓红虽是红檀公司的登记股东，但陈晓红主张的债权是绵阳仲裁委员会裁决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的返还之债，并非红檀公司与五和房产公司在协议书中约定的定金返还之债，陈晓红不是何丹为保证人的保证合同关系中的债权人，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不适格。裁定：驳回陈晓红的起诉。 本院认为，红檀公司与五和房产公司于2016年11月2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五和房产公司应退回红檀公司定金5300万元，该定金以五和房产公司分别与陈晓红和龚雪梅或其指定的人签订城南新天地项目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定金转为购房款的以物抵债的方式退回。该约定是由五和房产公司向合同当事人之外的陈晓红和龚雪梅履行，属于第三人条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案涉协议书签订后，陈晓红与五和房产公司按照该约定签订了总价款30930007元的六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五和房产公司亦向陈晓红交付了合同所涉房屋。后因五和房产公司涉及其他债务，导致抵债的房屋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客观上没有实现以房抵债的目的，陈晓红有权请求五和房产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此过程中，陈晓红虽对五和房产公司取得债权人的地位，但该债权请求权是基于红檀公司与五和房产公司约定的由五和房产公司向其履行义务的条款而产生，而非基于陈晓红与五和房产公司或者与红檀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也即是说，陈晓红并不享有除该第三人条款之外的其他合同权利，也不享有合同本身的权利，如解除权、撤销权等。因此，就《协议书》而言，其债权人仍系红檀公司而非陈晓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的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的规定，保证是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合同，该合同设立的目的是担保债权人和主债务人之间的债务履行。本案中，何丹以担保人的身份承诺承担担保责任，对红檀公司与五和房产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红檀公司应得的权益进行担保。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何丹只应对红檀公司负有担保债务履行的义务，即代替五和房产公司向红檀公司履行协议书中的合同义务。因此，即使陈晓红已取得该协议中的一定债权的债权人地位，但何丹在承诺书中明确系“对红檀公司在该协议中应得的权益进行担保”，而非对协议书中的债权人进行担保。红檀公司被注销后，陈晓红即使作为红檀公司股东，也不能当然取代红檀公司成为红檀公司与何丹之间的保证合同中的债权人。 综上，上诉人何晓红不具有案涉协议书债权人身份，其以协议书债权人身份向被上诉人何丹主张保证权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向杜梅 审 判 员 王学东 审 判 员 肖黔蜀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卢 佳 书 记 员 罗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