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住所地常州市新北区龙锦路1598号府西花园9幢。负责人：鲍蕾，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哲，江苏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琰，江苏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花祺工程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钟楼区永红乡新建村张家组150号。法定代表人：孟建洪，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恽顺钦，男，1965年6月24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东，江苏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卞捷，女，1968年9月15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东，江苏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应永良，男，1972年10月30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东，江苏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诗琪，女，1994年7月8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东，江苏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建洪，男，1965年10月31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东，江苏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戈听昌，男，1942年11月7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东，江苏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恽仁兴，男，1963年5月30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花祺工程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祺公司）、恽顺钦、卞捷、应永良、张诗琪、孟建洪、戈听昌、恽仁兴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夏银行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华夏银行的全部诉请。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华夏银行认为，花祺公司股东在《保证金监管协议》期限内，明知保证金专户资金应受监管，在收取客户保证金后，恶意利用监管漏洞，数十次违规挪用专户资金，造成巨额债务，在明知花褀公司已身负巨额债务的情况下，花祺公司股东2014年11月决议延长出资期限明显是恶意的。原审判决认为应当以债务实际被确认的时间来确认债务的形成时间，明显不符合常理，属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予以撤销改判。第一、花祺公司系一家专业的担保公司，于2012年至2014年《保证金监管协议》履行期间，开展了大量的担保业务，又违规挪用监管资金，该期间内花祺公司巨额的债务已经实际形成。花祺公司作为一家专业的担保公司，其业务的性质，决定了该公司成立后的每一笔业务都对应成为公司相应的债务。虽武进交易管理中心出具解付证明的时间在2015年后，但花祺公司相应的担保业务均是在2012至2014年间发生的，每一笔发生的担保业务，所收取的保证金均产生退还义务，该债务在业务开展时就已经确定，只存在更严重的赔付情形，而不存在无需退还保证金的情形。而花祺公司业务开展期间，恶意利用监管漏洞，甚至用私刻印章的方法，在收取了数千万保证金后，对明知是保证金专户的账户资金肆意挪用，2012年5月3日至2014年5月2日期间，花祺公司挪用保证金专户资金七十四笔，挪用资金达3500万余元，至2014年11月，花祺公司保证金账户账面余额仅为759600.44元，原股东恽顺钦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卞捷作为公司监事，应当知道花祺公司保证金账户已实际产生巨额债务，而公司账户账面余额不足以清偿的事实。第二、花祺公司原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注册资本金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2013年10月31日花祺公司章程约定的第二期注册资本出资期限已届，而原股东恽顺钦、卞捷未能按期足额缴纳注册资本金，已经构成出资不实。根据花祺公司设立时《公司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花祺公司设立于2011年10月，至2013年10月，股东未能足额缴纳注册资本金的，已经违反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再者，根据《全国非融资性担保机构规范管理指导意见》之规定，非融资性担保机构实收货币资金应达到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2012年5月，花祺公司实缴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人民币，尚有4000万元人民币即将出资，花褀公司股东按期足额缴纳该4000万元注册资本金，方才符合非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应实收货币资本的基本条件。公司股东应当依法按照其公示的承诺履行出资的义务，花祺公司原股东在2013年10月未能按期足额缴纳注册资本，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违反了章程约定，构成出资不实。虽然《公司法》于2014年3月开始对公司注册资本的要求发生了变化，但已经违法的行为不应因此而变得合法，至2014年11月，公司章程约定的4000万元注册资本金应缴期限已逾期一年，此时原股东如能缴纳足注册资本金，足以清偿前述已经形成的债务，但原股东在此情形下仍作出延长出资期限的股东会决议，致使担保客户保证金无法及时得到退还，明显侵害了花祺公司已知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实际侵害了包括华夏银行在内的各债权人基于法律法规与其公示的承诺和公司注册资金数额而产生的信赖利益。综上所述，花祺公司的债务在2014年原股东决议延长出资期限之前已经实际形成，该债务无力清偿系因花祺公司违规挪用保证金专户资金的行为，原股东在作出延长注册资本金缴纳期限的决议时，对于注册资本金逾期未缴且花祺公司尚有巨额债务无法清偿这一事实应当是明知的，如果该情形下延长注册资本缴纳期限的行为都不是恶意的，那华夏银行已经无法理解所谓“恶意”为何了。华夏银行认为，根据《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注册资本金，而花棋公司作为一家专业担保机构，更应当有符合规范的实缴注册资本金数额，公司股东未能按期足额缴纳注册资本金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发起人股东之间应承担连带责任。其他被上诉人均系花祺公司历任股东，在认缴的股权范围内，应对花祺公司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恽顺钦、卞捷系花祺公司发起人股东，应承担连带责任。要求判如所请。恽顺钦、卞捷、应永良、张诗琪、孟建洪、戈听昌二审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正确，对各项争议点归纳完整，分析说理透彻，判决公平公正，请求驳回华夏银行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关于华夏银行对债务的形成时间理解错误，上诉理由不应予以支持。客户交付的保证金，并不必然是花祺公司对客户的债务，只有当客户没有发生理赔的前提下，符合解付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办理手续后，才能界定客户保证金是否构成花祺公司的债务，所以，一审在“本院认为部分的第四点”对债务形成时间的认定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且在公司法2014年3月1日修正案实施后，债务形成时间之前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有效性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二、华夏银行对花祺公司原股东的出资行为理解与法律适用的理解存在错误。1、华夏银行所提公司法修改对注册资本金的变动。首先，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仅应适用审理时的生效法律，在公司法2014年3月1日修改后，除特别规定外均应适用承诺资本制度；其次，花祺公司在设立时认缴5000万元，实缴100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在公司法修改后，变更注册资本（2014年7月17日）为1亿元也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华夏银行所称的违法行为，在债务没有形成之前，股东依据公司法依法决议变更出资时间，合乎法律规定，并不存在为规避已有债务而延展的恶意。另外，华夏银行所承担的是合同监管责任，此项责任并不是基于花祺公司的注册资本，而是基于华夏银行自身的监管行为，所以，花祺公司的注册资本也不是华夏银行签署监管合同本身的信赖利益或期待利益。2、华夏银行所引用的《全国非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指导意见》是所谓的“中国投资担保专家委员会”起草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而“中国投资担保专家委员会”已经被列为“离岸社团”、“山寨社团”，以此文件作为上诉理由，是错误引导法庭的行为，应当予以纠正。即便该所谓“专家委员会”合法存在，那该机构也没有立法权，华夏银行以该所谓“专家委员会”自行设计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刻意引用为上诉理由，存在混淆视听，误导法庭。3、仅就华夏银行对花祺公司是否享有追偿权或全额追偿权，一审法院已予以宽容对待。首先，追偿权应当以法律为依据；其次，应当以合同为基础。《九民纪要》第56条，就法定担保追偿权也作出了明确的说明，追偿权应当以法律规定为条件，所以可向债务人追偿，但对其他担保人追偿因物权法没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则应当以合同为依据，否则就无权追偿。本案华夏银行的追偿权，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合同约定。4、华夏银行的上诉有违《九民纪要》的法律导向，《九民纪要》表明的核心价值是增强民商事审判的公开性、透明性以及可预期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华夏银行一审诉讼，虽是以维护自身权利为出发点，但是将花祺公司所有历任股东一网打尽，有些股东仅在公司登记上逗留11天，如果支持华夏银行的诉请，必然树立投资人不良的可预期性，损害司法公信力。三、关于华夏银行所称行使“撤销权”，不应支持。撤销权必须以法律规定为权利基础，现行法律并没有关于追偿权利人对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的行为有关于撤销权的法律规定，且本案也不存在可撤销标的，谈何撤销之诉。四、关于股东出资的加速到期，一审法院已经给出法律规定和法律价值导向的分析与判定。华夏银行所依据《九民纪要》第6条第一项，依次按时间节点主张股东责任及发起股东无限责任，从法律规定上来说属于法律依据错误，从事实上来说华夏银行自身承担的合同责任无权向股东主张，从价值导向来说，也不符合公司法的价值基础。公司法的价值导向是促进投资、保护交易，对公司法的例外应当是严格的限缩性解释，而不是扩张性解释，按照华夏银行的理解，如果可以追索股东，那还能继续追索股东配偶。公司法的基石就是股东的有限责任，按华夏银行的意见，发起股东哪怕是转让出资后，都需要对公司后继股东承担无限的责任，那么明显有违公司法的基本法律精神和价值导向。补充：华夏银行行使追偿权的权利基础是依据原有的华夏银行与花祺公司为被告的一系列判决书，所以以判决书为权利基础的话，华夏银行行使追偿权应当以判决书中的相应当事人作为追偿对象，而不应该超出判决书当事人的范围，以花祺公司股东作为追偿被告明显超出了追偿范围。花祺公司、恽仁兴二审未作答辩。华夏银行一审请求：1、判令花祺公司向华夏银行赔偿8164405.80元及利息（自2019年1月15日起诉后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2、恽顺钦、卞捷、恽仁兴、孟建洪各自在4000万元范围内向华夏银行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应永良、张诗琪、戈听昌各自在2000万元范围内向华夏银行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3、诉讼费由花祺公司、恽顺钦、卞捷、恽仁兴、应永良、张诗琪、孟建洪和戈听昌承担。一审查明案件事实：花祺公司（原名常州市花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设立，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分别由恽顺钦和卞捷认缴4750万元和250万元，恽顺钦和卞捷第一期分别出资950万元和50万元，已于2011年11月1日出资到位；第二期分别出资3800万元和200万元，出资期限为2013年10月31日。恽顺钦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卞捷为监事。2012年5月3日，武进交易管理中心（甲方）、华夏银行（乙方）与花祺公司（丙方）签订了一份保证金监管协议，该协议约定：“为发挥建设工程担保的作用，规范专业担保公司对被保证人反担保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的收取，加强保证金的监管和确保使用安全，明确三方责任和义务，签订本协议书，并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执行。一、保证金账户之设立：1、丙方在乙方的华夏银行新北区支行设立保证金专户（账号）13×××43，该专户设立后，乙、丙双方应共同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经甲方确认后在常州市武进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网公示专户账号。2、丙方的保证金专户设立后，不得随意变更或销户，如需变更或销户的，应提前七日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并附丙方公司股东会决议。3、乙方在为丙方办理变更或销户前必须得到甲方的书面认可，否则，乙方应与丙方在保证金减少的范围内向保函中约定的受益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乙方、丙方必须指定专门的联系人，甲方可随时与其联系查询监管账户余额。二、保证金的交存：1、保证金专户只能用于保证金的交存，不得作任何其他用处，乙方应拒绝非保证金解入该专户，每笔交存的保证金金额不低于对应的保函所涉担保金额的10%，不得少缴、不缴保证金。发现保证金与每月报表不符合或保证金被挪用的，甲方有权停止乙、丙双方在武进区范围内开展业务工作，并收回本监管协议书。2、保证金专户由甲方和乙方进行动态监管，且乙、丙双方应该接受甲方随时检查，丙方不得用账户内的存款进行抵押、贷款、理财等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其他行为。3、为兼顾丙方利益，丙方可以将专户内经甲方同意的部分保证金转存为定期存款。4、保证金存入专户，乙方需开具“保证金交纳凭证”并在“保证金交纳凭证”（附件一）的客户联与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联上签章。客户向甲方交履约保函时一并交乙方开具的保证金交纳凭证两联。5、乙、丙双方应在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将专户保证金月清单（含交费单位及明细）形成台账并盖章确认后书面报给甲方。丙方向甲方提交每月报表时，必须同时提交收取的保证金收据复印件和银行进账单复印件给甲方。6、丙方不得以承兑汇票作为保证金交存在乙方处专设的保证金专户，并且乙方、丙方不得将保证金专户里的保证金置换成承兑汇票，否则，甲方有权取消乙方、丙方双方在武进区范围内开展业务工作，并收回本监管协议书。三、保证金的解付：1、保证金专户的资金只在甲方出具书面证明存在以下情况时可以解付；①丙方为客户出具的保函对应的主合同已经履约完毕的；②丙方为客户出具的保函发生实际赔付的；③担保项目主合同解除的；④其他甲方书面同意解付的情况。2、担保风险发生后，丙方在向甲方提出解付风险项目保证金时应向甲方出具书面确认的调解意见协议书证明，仲裁裁决书、人民法院判决书或调解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担保受益人申请书及赔付证明等复印件。甲方经审核在保证金交纳凭证上签字盖章同意后，乙方方可退还该风险项目的保证金。3、丙方为客户担保责任完成后，由客户向甲方申请退还履约保函原件及保证金交纳凭证客户联原件，甲方审核同意后，在保证金交纳凭证客户联加盖此保函已符合释放条件专用章，甲方留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联，乙方收到交纳凭证客户联将保证金退还至保证金交纳凭证中原解缴客户的账户内。客户向甲方申请退还保函原件时还需向甲方提供担保合同受益人签发的《无担保责任发生确认书》4、乙方未按上述要求擅自为丙方办理解付的，应与丙方在保证金减少的范围内向保函中约定的受益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本约定书签订之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的保障客户交纳保证金的安全性，最大限度的保障保函中约定的受益人的权益。因此乙、丙双方均在保证金专户管理上自愿接受甲方的指导和监督。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常州市武进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对即日起发生的保证金进行监管，原住建局招标办监管协议同时废止，但住建局招标管理科对原发生的保证金继续进行监管直至保证金清退完毕，担保公司的总担保额度不得超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与原招标办担保的累计值。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七、本保证金监管协议书有效期为两年，两年以后需重新签订。八、乙、丙双方如有违反本协议书规定的行为，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书。”在该协议落款甲乙丙处分别加盖了武进交易管理中心、华夏银行及花祺公司公章。上述协议签订后，花祺公司分别与有关工程建设单位签订工程履约担保协议书，开展建设工程担保业务，相关工程建设单位在监管期限内向开设在华夏银行的保证金专户缴纳了保证金。2014年11月，常州市花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常州市花祺工程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亿元。恽顺钦增加出资4570万元，达到9500万元；卞捷增加出资250万元，达到500万元。除2011年11月1日已出资到位的以外，恽顺钦的8550万元出资和卞捷的450万元出资缴纳期限为2029年11月1日。2015年4月20日，恽顺钦和卞捷将各自在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恽仁兴，除2011年11月1日已出资到位的以外，9000万元出资缴纳期限为2029年11月1日。2015年6月25日，恽仁兴将其在公司的1亿元出资全部转让，其中6000万元股权转让给了恽顺钦，2000万元股权转让给了应永良，2000万元股权转让给了张诗琪，除2011年11月1日已出资到位的1000万元以外，其余9000万元出资缴纳期限仍为2029年11月1日。2015年7月12日，应永良将2000万元股权转让给了孟建洪，出资期限仍为2029年11月1日。2016年1月21日，江苏东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厦建设公司）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东厦建设公司因太湖香树湾酒店开发工程项目需要开具工程履约保函，与花祺公司达成协议，约定花祺公司为其出具工程履约保函，担保金额为525万元，同时约定东厦建设公司向花祺公司缴纳525000元的保证金，作为保函项下的专项支付资金，花祺公司向东厦建设公司收取保证费用7800元。协议签订后，东厦建设公司按约向花祺公司支付了保证金及保证费用。由于业主没有投资建设太湖香树湾酒店开发工程，不存在需要花祺公司承担的风险，花祺公司实际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担保义务，故东厦建设公司有权要求花祺公司退还保证金及保证费用。另花祺公司与华夏银行、武进交易管理中心于2012年12月签订的保证金监管协议书约定，保证金专户的保证金只在武进管理中心出具书面证明存在以下情况时可以解付：花祺公司为客户出具的保函所对应的主合同已经履约完毕的；花祺公司为客户出具的保函发生实际赔付的；担保项目主合同解除的；华夏银行未按上述要求擅自为花祺公司办理解付的，应与花祺公司一起在保证金减少的范围内向保函中约定的受益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5年11月12日，东厦建设公司根据协议书约定，向武进管理中心申请解付保证金，武进管理中心签署“同意解付”意见，东厦建设公司向花祺公司及华夏银行办理付款手续，但交纳的保证金已不在保证金账户。由于花祺公司擅自动用保证金，华夏银行和武进交易管理中心没有履行监管义务，造成东厦建设公司损失，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要求花祺公司退还其于2013年8月5日缴纳的525000元保证金并承担利息、律师费、诉讼费，并由华夏银行与武进交易管理中心对花祺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责任。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东厦建设公司与花祺公司签订的履约担保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东厦建设公司向花祺公司交纳了保证金525000元，现保证期间届满，且主管部门武进交易管理中心盖章确认该笔保证金可以解付，故花祺公司应向东厦建设公司返还该笔保证金。东厦建设公司主张花祺公司赔偿自2015年11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故东厦建设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不符合双方约定，亦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酌定花祺公司应支付东厦建设公司525000元自2015年11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因东厦建设公司与花祺公司并未约定花祺公司未能返还保证金时，东厦建设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花祺公司承担，故东厦建设公司主张的律师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华夏银行应承担的责任，依据武进交易管理中心及花祺公司的陈述及相关证据，可以确认，2012年5月3日，由武进交易管理中心组织，专门就保证金监管协议的签订召开了会议，华夏银行派行长助理参加会议，并签订了保证金监管协议，故三方签订的保证金监管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均应恪守。华夏银行庭审中对保证金监管协议内容是否知晓所作的陈述及抗辩，前后不一致，且不具有合理性，不予采信。华夏银行专门派行领导参加会议并签订了保证金监管协议，理应清楚保证金监管协议签订的目的及协议内容，花祺公司及武进交易管理中心均对保证金缴纳凭证及担保明细汇总表的交付等流程作出了合理且一致的说明，而华夏银行虽称从未在保证金监管凭证及担保汇总表上加盖三角章有违常理；其另称虽然知晓保证金监管协议内容，但不知道有保证金进入账户，因保证金账户系在华夏银行开立，且约定由华夏银行监管，华夏银行有义务亦有条件了解账户资金进出情况，华夏银行的上述陈述亦不符合双方约定，不予采信；自保证金监管协议签订之日起，华夏银行理应依据协议约定履行对协议载明的账户的监管义务，至于华夏银行是否实际进行监管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进行监管均不影响华夏银行应承担的监管责任。保证金监管协议约定了保证金解付的流程，在不符合约定程序的前提下，华夏银行对花祺公司的保证金账户资金转移未尽到应有的监管义务，违反了保证金监管协议的约定，导致东厦建设公司损失。对于东厦建设公司交纳的保证金525000元，若花祺公司不能返还华夏银行，则华夏银行应对花祺公司不能退还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武进交易管理中心是否应承担责任，依据保证金监管协议的约定，保证金专户由华夏银行及武进交易管理中心进行动态监管，因保证金账户实际处于花祺公司及华夏银行的控制之下，武进交易管理中心依据花祺公司及建设单位提交的保证金交纳凭证、担保情况汇总表对担保流程进行相应的管理，在保证金监管协议生效之后，武进交易管理中心有理由相信上述资料上的华夏银行印章的真实性，故武进交易管理中心不存在违反保证金监管协议的情形，东厦建设公司要求武进交易管理中心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6）苏0404民初527号民事判决，判令花祺公司退还保证金525000元，承担利息和诉讼费；华夏银行对花祺公司的履行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驳回东厦建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华夏银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6）苏04民终2676号民事判决，维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华夏银行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12月5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民申4733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华夏银行的再审申请。期间，东厦建设公司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花祺公司经查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华夏银行于2017年7月11日支付了保证金525000元、利息44869.8元、一审案件受理费9378元及执行费8073元，合计587320.8元。2016年3月3日，常州启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杨置业公司）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花祺公司和华夏银行共同返还保证金1567500元，并承担利息和诉讼费用。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2月22日作出（2016）苏0404民初1058号民事判决，判令花祺公司退还保证金1567500元，承担利息和诉讼费，华夏银行对花祺公司的履行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华夏银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7）苏04民终1395号民事判决，维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在启杨置业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后，华夏银行于2017年12月28日支付了保证金1591408元、利息108604元、执行费18315元，合计1718327元。2016年3月18日，常州四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季置业公司）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出两起诉讼，要求花祺公司和华夏银行共同返还保证金10万元和115000元，并承担利息和诉讼费用。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1月12日分别作出（2016）苏0404民初1469号和1470号民事判决，判令花祺公司退还保证金各10万元和115000元，并承担利息和诉讼费，华夏银行对花祺公司的履行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华夏银行不服（2016）苏0404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2017）苏04民终812号民事判决，维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在四季置业公司对上述两案申请强制执行后，华夏银行于2017年10月20日分别支付了109627元和126041元。2017年1月12日，常州市西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林建筑公司）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花祺公司和华夏银行共同返还保证金452200元，并承担利息和诉讼费用。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6）苏0404民初307号民事判决，判令花祺公司退还保证金452200元，并承担利息和诉讼费，华夏银行对花祺公司的履行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华夏银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5月27日作出（2017）苏04民终1552号民事判决，维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在西林建筑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后，华夏银行于2017年11月15日支付了456242元。2017年7月3日，常州创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园林公司）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花祺公司和华夏银行共同返还保证金85100元，并承担利息和诉讼费用。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7月21日作出（2017）苏0404民初3587号民事判决，判令花祺公司退还保证金85100元，并承担利息和诉讼费，华夏银行对花祺公司的履行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华夏银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10月18日作出（2017）苏04民终3043号民事判决，维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该案未由华夏银行履行债务，仅承担了二审诉讼费用1928元。2017年9月21日，江苏才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才良建筑公司）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花祺公司未返还保证金10万元，其在华夏银行设立的保证金专户资金已被支取，要求华夏银行承担赔偿责任。才良建筑公司与华夏银行协商后达成协议向该院申请撤诉，该院于2017年10月23日作出（2017）苏0402民初5226号民事裁定，准许才良建筑公司撤回起诉。2017年10月24日，华夏银行按协议向才良建筑公司支付了85000元。2017年10月11日，张诗琪将其在花祺公司的2000万元股权转让给了戈听昌，此时公司股东为戈听昌、孟建洪，分别认缴出资2000万元和8000万元。除2011年11月1日已出资到位的1000万元以外，其余9000万元出资的缴纳期限自2029年11月1日变更为2031年11月2日。2017年11月15日，常州市武进城区新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苑房地产公司）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花祺公司和华夏银行共同返还保证金153万元，并承担利息和诉讼费用。华夏银行与新苑房地产公司协商后于2017年12月20日支付了755650元，新苑房地产公司申请撤诉，该院于同日作出（2017）苏0404民初6289号民事裁定，准许新苑房地产公司撤回起诉。2018年7月11日，常州路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劲房地产公司）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花祺公司和华夏银行共同返还保证金1624000元，并承担利息和诉讼费用。华夏银行与路劲房地产公司协商后于2018年10月18日支付了1624000元，路劲房地产公司申请撤诉，该院于2018年10月21日作出（2018）苏0404民初3693号民事裁定，准许路劲房地产公司撤回起诉。2018年7月11日，常州宏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骏房地产公司）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花祺公司和华夏银行共同返还保证金2091400元，并承担利息和诉讼费用。华夏银行与宏俊房地产公司协商后于2018年10月18日支付了2071500元，宏俊房地产公司申请撤诉，该院于2018年10月21日作出（2018）苏0404民初3695号民事裁定，准许宏俊房地产公司撤回起诉。2018年9月27日，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州建总公司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花祺公司和华夏银行连带返还保证金65万元，并承担利息和诉讼费用。华夏银行与通州建总公司协商后于2018年11月8日支付了587500元，通州建总公司申请撤诉，该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苏0404民初5431号民事裁定，准许通州建总公司撤回起诉。前述诉讼案件中，花祺公司与案涉宏骏房地产公司、西林建筑公司、通州建总公司、东厦建设公司、四季置业公司、创新园林公司、启杨置业公司、新苑房地产公司、才良建筑公司签订工程履约担保协议的时间分别为2012年7月、2013年5月、2013年7月、2013年8月、2013年8月、2013年11月、2014年2月、2014年2月和2014年4月。上述工程建设单位交付保证金的时间在2012年9月至2014年4月期间。武进交易管理中心向上述单位出具可以解付书面证明或符合解付手续的时间在2015年10月至2017年10月期间。花祺公司近年来除前述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和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保证金监管协议项下发生的纠纷以外，还涉及其他作为被告的诉讼，但目前这些案件尚未审结。华夏银行在案件一审审理中发表补充意见：一、本案华夏银行依法享有追偿权。追偿权是法律给予付出一定义务的人一种经济上的请求补偿的权利，保证金退还案件中，花祺公司系款项退还义务人，华夏银行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承担了花祺公司不能偿还部分的补充赔偿责任，使得花祺公司作为偿还义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因华夏银行的履行而消灭，华夏银行有权向作为主债务人的花祺公司追偿。二、花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权已由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予以确认。华夏银行与花祺公司作为保证金解付案件中的同案被告，依据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由花祺公司承担保证金退还义务，由华夏银行在花祺公司退还不能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华夏银行采取了执行措施即表明，花祺公司对于保证金已退还不能，即花祺公司已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三、恽顺钦与卞捷未按期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应在应缴未缴出资范围内，对花祺公司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恽顺钦与卞捷作为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于发起成立公司时，承诺于2013年10月31日前缴纳4000万元出资，但二人均未按期缴纳出资，并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形式延期缴纳出资，这在客观上对花祺公司的资本充实造成了妨害，并损害了花祺公司债权人基于二人公示的承诺和花祺公司的注册资金数额而产生的信赖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构成出资不实，在花祺公司应缴未缴注册资本金的范围内，该二人均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互相之间应承担连带责任。四、恽仁兴、应永良、张诗琪、孟建洪、戈听昌作为继受股东应当知道花祺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的缴纳情况。花祺公司作为工商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工商登记情况是向社会公示的，注册资本金未届缴纳期限并不表明该注册资金无需缴纳。作为股权受让人，应当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和注册资本金缴纳情况，在受让大额应缴注册资本金时，应当知道该注册资本金中有4000万元已届缴纳期限而出让股东并未实际缴纳，未届缴纳期限4000万元的注册资本金，也并非不用缴纳，该五人受让了相应的股权，理应在应缴未缴注册资金范围内，对花祺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卞捷、应永良、张诗琪、戈听昌在案件一审审理中发表补充意见：一、依据华夏银行提供的法院生效判决，华夏银行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对于花祺公司不能返还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即华夏银行的债务是或有债务，只有华夏银行实际承担该责任时，才产生相应债务，华夏银行才取得对花祺公司的追偿权或损害赔偿请求权。二、华夏银行实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时间是2017年7月11日至2018年11月8日，恽顺钦、卞捷、应永良、恽仁兴的股权早已转让，公司章程也早已依法修改，股东出资的实缴期限尚未届满，因此各股东对花祺公司的债务无需承担连带责任。三、华夏银行没有证据证明其对资金的监管和被挪用是基于对花祺公司注册资金的信任，相反从法院判决看，华夏银行是基于故意违反监管协议的约定造成资金挪用而承担赔偿责任，而非基于对注册资金的信任。在实缴资金期限届满前产生的债务，不应当由股东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产生之前已经转让股权的股东更无需对花祺公司的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武进交易管理中心、华夏银行与花祺投资担保公司签订的保证金监管协议合法有效，协议各方应按约履行协议义务。一、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和华夏银行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否向花祺公司主张权利的问题。案涉保证金监管协议约定，花祺公司开展建设工程担保业务，相关工程建设单位在监管期限内向开设在华夏银行的保证金专户缴纳保证金，保证金专户的资金只有在武进交易管理中心出具书面证明的情况下可以解付；如华夏银行未按上述要求擅自为花祺公司办理解付的，应与花祺公司在保证金减少的范围内向保函中约定的受益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根据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和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认定，花祺公司在未经武进交易管理中心书面确认的情况下擅自动用保证金专户内的保证金，华夏银行未履行监管义务造成资金流失，导致了保证金缴纳人的财产损失，据此判决由花祺公司返还保证金，华夏银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于花祺公司未能履行判决义务，华夏银行在承担全部责任后，在本案中以追偿权向花祺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华夏银行可否就已承担赔偿责任向花祺公司全额追偿的问题。本案系华夏银行在承担了相关建设单位全部保证金的赔偿责任后要求花祺公司全额予以赔偿。虽然华夏银行对于案涉保证金被擅自动用也存在过错，但案涉保证金实际由花祺公司主动启动划转申请，并被其控制使用，因此，花祺公司对华夏银行所承担的责任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扣除华夏银行应自行承担被驳回上诉的二审诉讼费用以外，华夏银行对花祺公司主张赔偿的金额为8162477.8元。三、关于在花祺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情况下股东认缴出资期限是否加速到期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此可见，除另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之外，股东可以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对于股东出资期限加速到期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在实行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的情况下，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条件，严格限定于公司解散与破产两种情形，不得作随意扩大的解释。在公司丧失债务清偿能力时，申请解散和破产才是处理债权债务纠纷、彻底解决公司问题的最好方式，对所有债权人相对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12月24日发布的《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也认为，如果公司不能清偿单个债权人到期债权，那么其往往也资不抵债，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或者有丧失清偿能力可能。此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规定，公司已经符合破产条件，所以更应当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单个的债权追及诉讼不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有关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情形，债权人应当申请债务人破产，进入破产程序后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有关使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规定，最终在真正意义上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作为本案债务人的花祺公司，目前涉及诸多民事诉讼，存在较多的债权人。因此，同样作为债权人的华夏银行，行使对债务人花祺公司股东出资期限加速到期的权利，确有救济的途径，但应该严格按法律规定的程序执行。至于股东转让公司股权，只是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在未修改公司章程的情况下，并不改变股东的出资期限，受让股东的出资期限与转让股东的出资期限一致。因此，股东转让股权也不产生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法律后果。四、关于花祺公司股东是否存在恶意延长出资期限的问题。对于延长出资期限之前产生的债务，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仍按原出资期限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为在明知公司对债权人负有债务的情况下，股东仍延长出资期限，明显降低了公司对债务的履行能力，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属恶意修改章程，规避清偿债务的责任。本案中，对于华夏银行与花祺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形成的时间问题，花祺公司在2012年5月3日签订保证金监管协议并开展建设工程担保业务，但签署协议的时间和工程建设单位交付保证金的时间并非对外形成债务的时间，而华夏银行仅是保证金专户内的保证金监管人，在签署协议和交付保证金时华夏银行对花祺公司并未直接享有债权，双方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只要华夏银行按约履行监管义务，不可能形成本案花祺公司对华夏银行的债务。案涉花祺公司对华夏银行债务形成的条件，一是华夏银行不能按协议要求进行监管，擅自为花祺公司办理解付保证金，造成资金流失，致使工程建设单位无法收回担保金；二是在工程建设单位提起诉讼后由华夏银行先行承担了赔偿责任。因为在花祺公司擅自动用了监管资金后，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是提供保证金的工程建设单位与动用该资金的花祺公司，而不是监管人华夏银行与花祺公司，华夏银行直至诉讼后承担了保证金赔偿责任才成为对花祺公司追偿权的债权人。即使从工程建设单位与花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形成来说，也是发生在因华夏银行与花祺公司共同造成工程建设单位保证金损失的时间，即武进交易管理中心出具可以解付书面证明或其它符合解付条件而花祺公司不能给付的时点，且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及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也根据上述情况予以确认，并以该时间节点判令花祺公司承担不能给付保证金的利息。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各笔款项符合上述解付条件最早的时间是2015年10月15日。因此，花祺公司股东恽顺钦和卞捷在2014年11月延长出资期限时，无论是工程建设单位对花祺公司，还是华夏银行对花祺公司，相关债权债务尚未形成，花祺公司作出延长出资期限至2029年11月1日的决议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股东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出让人和受让人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出资责任。因此，华夏银行主张仍按2013年10月31日的出资期限要求原始股东和继受股东承担花祺公司债务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至于花祺公司股东在2017年10月11日再将9000万元出资的缴纳期限自2029年11月1日变更为2031年11月2日，则明显属于在公司负有债务情况下规避法律责任，该变更行为对债权人无效，出资期限仍应认定为2029年11月1日。但该无效行为的认定并不影响本案对股东责任的实体处理。五、关于华夏银行是否基于对花祺公司设立时股东出资期限的信任进行签约而据以主张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问题。首先，华夏银行在保证金监管协议中不是花祺公司的债权人，因为根据保证金监管协议，华夏银行仅负有对花祺公司专用账户内特定资金的监管义务，华夏银行在签署该协议时和与花祺公司并不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华夏银行只要正常履行协议，与花祺公司也不会导致产生债权债务的后果；其次，签订保证金监管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发挥建设工程担保的作用，规范专业担保公司对被保证人保证金的收取，加强保证金的监管和确保使用安全，花祺公司的注册资金和出资期限，并不直接影响华夏银行决定是否签约和监管资金，即华夏银行系根据监管协议约定承担监管责任，无论花祺公司是否实施违约行为，只要华夏银行严格履行监管义务，并不会造成资金流失，也不会对自己产生或增加风险。因此，在华夏银行与花祺公司共同侵权造成第三人资金损失的情况下，华夏银行不能以建立在对花祺公司股东出资期限产生确认或信赖基础之上才签署协议为由，要求花祺公司原始股东和继受股东按公司设立时出资期限来承担责任。六、关于花祺公司原股东在出让股权后是否仍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在股东转让股权时，所认缴股权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并不构成前述“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花祺公司在2011年10月设立时，除已实缴的1000万元以外，恽顺钦和卞捷对其余4000万元的出资期限约定为2013年10月31日。2014年11月，常州市花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变更为常州市花祺工程担保有限公司，恽顺钦和卞捷增加出资，除2011年11月1日已出资到位的以外，恽顺钦和卞捷对于尚未出资和增加出资的缴纳期限分别变更和设定为2029年11月1日。恽顺钦和卞捷在其后转让股权时，所认缴股权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并不存在违约行为，该股权转让行为不构成“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其出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一并转移，故不应再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也无需再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花祺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华夏银行赔偿8162477.8元，并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9年1月15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华夏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95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3951元，由花祺公司负担。二审中，华夏银行提交花祺公司2012年5月3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保证金账户交易明细的查询表一份，证明花祺公司在《保证金监管协议》的履行期间，认缴注册资本金到期前后，频繁、任意挪用专户保证金，实际形成了巨额的应退还保证金的债务，对债务产生存在恶意。恽顺钦、卞捷、应永良、张诗琪、孟建洪、戈听昌对此共同质证称：华夏银行作为监管人始终掌握该项证据，该证据不属于原审庭审后新发现的证据，因此，该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法院不应采纳。该份证据恰恰证明华夏银行未履行监管义务。花祺公司客户所缴纳的保证金，只有当客户没有发生理赔的前提下，符合解付条件并履行相应程序办理手续后，才能界定是否属于“应退还保证金”。退一步说，该账户为《保证金监管协议》开户与监管，花祺公司是合同相对人，而非历任股东，与股东没有关联性。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4年7月10日，花祺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明确花祺公司名称变更为“常州市花祺工程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其中恽顺钦增加出资4570万元，达到9500万元，卞捷增加出资250万元，达到500万元。同日，花祺公司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章程规定，除2011年11月1日已出资到位的以外，恽顺钦的8550万元出资和卞捷的450万元出资缴纳期限为2029年11月1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华夏银行要求花祺公司原发起人股东和继受股东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的主张，能否成立？本院认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和本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均认定华夏银行未履行监管义务，导致保证金缴纳人财产损失，华夏银行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花祺公司未能返还部分保证金，故华夏银行向保证金缴纳人承担赔偿义务后提起本案追偿诉讼。一审确定花祺公司应向华夏银行赔偿损失的金额共计8162477.8元，花祺公司未上诉且二审也未对此提出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华夏银行以花祺公司股东出资不实为由要求花祺公司原发起人股东和继受股东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其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在于：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此可见，除另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之外，股东可以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花祺公司原发起人股东首笔实缴出资共1000万元在公司成立之时已经到位，另外股东认缴的出资，花祺公司根据2014年7月股东会决议修改制定的公司章程明确股东出资期限至2029年11月1日。花祺公司原发起人股东恽顺钦、卞捷在2014年7月召开股东会作出延长出资期限的决议时，无论是工程建设单位对花祺公司，还是华夏银行对花祺公司，相关债权债务均未形成，花祺公司作出延长出资期限至2029年11月1日的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据此，对华夏银行认为花祺公司股东出资不实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第二，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条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花祺公司原发起人股东和继受股东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出让人和受让人不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华夏银行主张按2013年10月31日的出资期限要求原发起人股东和继受股东对花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全国非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指导意见》系所谓“中国投资担保专家委员会”起草发布，不具有法律效力，华夏银行二审援引该文件条文，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第三，花祺公司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条也规定两种例外的情形，即“（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本案中，花祺公司根据2014年7月股东会决议修改制定的公司章程明确股东出资期限至2029年11月1日。目前，花祺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华夏银行在本案中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花祺公司具备法律规定的破产、清算等满足上述例外情形的条件，同时，华夏银行对花祺公司享有的案涉追偿债权也需待本案判决生效后才最终确定。据此，本案中尚未出现花祺公司股东出资应加速到期的情形。综上所述，华夏银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951元，由上诉人华夏银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玉星审判员  张 梅审判员  王 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