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3056号原告：蒋伟军，女，1977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述哲，广东启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萍，广东启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梅继国，男，197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被告：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150号四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UWL34T。法定代表人：陈润来。原告蒋伟军诉被告梅继国、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法官李紫晖独任审判，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蒋伟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述哲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梅继国、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蒋伟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梅继国想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30000以及利息（利息以33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确定的同期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请求判令被告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对被告梅继国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梅继国系朋友关系，被告梅继国当时实际经营被告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多次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4月3日通过微信转账借款给被告梅继国，前述共转4笔累计人民币200,000元。2019年3月1日，被告梅继国与被告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据》表示已收到200,000元并承诺该笔资金周转时间为2个月（从2019年3月1日到2019年5月1日）。2019年4月25日，被告梅继国又以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借人民币130，000元用来支付被告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员工的工资（原告分别通过微信转账人民币70,000元、现金支付人民币60,000元给被告）。于2019年4月27日，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出具收据表示已收到130000元。截至至今，原告已向二被告出借人民币共计330,000元。根据双方约定，二被告应于2019年4月30日清偿全部借款，但二被告却未向原告偿还借款。原告多次向二被告请求归还借款，但被告却以各种理由拒绝还款，分毫未还。从被告梅继国出具的两份收据和一份借条，以及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虽然《借条》和《收据》中有“合作资金”的字眼表示，但双方仅存在借款的意思表示，且就借款内容达成了合意，既无合作的实质也无合作的意思合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因此在借款人没有提供任何担保和保证的情况下，原告才让被告写明其借钱的用途，且《收据》中所称“利润”约定应视为原告借款给被告的利息，被告梅继国在之后的微信聊天也一再对5%的利息予以确认，并一再承诺与330,000元借款一并归还。原告认为，原被告间资金借贷系双方在平等自愿之前提下作出，合法有效，理应受法律保护。在原告已履行出借义务的情形下，二被告作为借款人应当按约履行义务，但其实际行为已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鉴于上述事实与理由，为维护原告之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贵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如所请。被告梅继国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任何证据。被告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在本案庭审后，案件裁判前向本院邮寄书面答辩状一份及其公司工商档案资料一份。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提交的答辩状意见为，请求法院驳回蒋伟军要求其对被告梅继国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其理由如下：一、梅继国只是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带有兼职性质的临时工，由于是兼职性质，公司并没有与梅继国签订用工合同。二、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股东及其他负责人都与蒋伟军素不相识，也不知道蒋伟军与梅继国的关系。三、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从来没有委托梅继国向蒋伟军借款。四、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没有收到蒋伟军的任何款项。五、梅继国签字盖有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收据是伪造私刻的印章，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并没有除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代表章之外的其他印章。原告蒋伟军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借条、收据、还款声明、转账记录、银行自动柜员机终端取款凭条、微信聊天记录、东恒制衣生产车间合同照片等证据。本院依法对蒋伟军提交的证据当庭予以核证。本院经审理查明：梅继国于2019年5月19日给蒋伟军出具了《借条》一份，该《借条》上载明“今借到蒋伟军人民币33万元，于2019年6月25日前还清。借款人：梅继国，身份证号码：XXX。备注：此借条于2019年5月19日补写的，实际借款日期如下：1.2019年2月22日蒋伟军微信转账5万元给梅继国。1.2019年2月22日蒋伟军微信转账5万元给梅继国。2.2019年3月12日蒋伟军微信转账5万元给梅继国。3.2019年3月14日蒋伟军微信转账5万元给梅继国。4.2019年4月3日蒋伟军微信转账5万元给梅继国。5.2019年4月25日蒋伟军微信转账借7万元给梅继国。6.2019年4月26日蒋伟军将6万元现金借给梅继国。以上6笔共33万元人民币。前4笔作为合作资金，有协议的，于2019年5月1日本金和利润应给回蒋伟军的；后面2笔13万元是梅继国向蒋伟军借钱给员工发工资的。”备注内容的尾部签有蒋伟军、梅继国的手写体签名。2019年7月1日，梅继国出具《还款申明》一份，其内容为“梅继国承诺7月份底归还蒋伟军投资款20万，发工资款13万，合计33万还清”。蒋伟军另提交微信转账记录5份、中国工商银行自助终端凭条一份，以证明其通过微信转账向梅继国出借27万元，通过现金方式向梅继国实际出借6万元，合计出借给梅继国33万元。蒋伟军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时间、金额与上述《借条》中备注内容中书写的实际借款时间、金额一致，显示其多次向一微信名为“坚持”的人转账，其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自助终端凭条显示蒋伟军于2019年4月26日从其银行卡中合计取款60000元。蒋伟军另提交《收据》两份，其中一份《收据》主要内容为“今收到蒋伟军合作资金20万，此资金仅用于订单开发运作，周转时间为2个月，从2019年3月1日到2019年5月1日，到期时甲方无条件归还本金及实际利润的5%分配给乙方，如乙方自愿继续合作再另作协议”。该《收据》落款处甲方签名为梅继国，在其名字下方书写了其公民身份号码，并加盖有带有“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的印章，乙方为蒋伟军。另一份收据内容为“今收到蒋伟军人民币13万元，借支发工资。收款人：梅继国2019年4月27日”并加盖了“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的印章。蒋伟军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了蒋伟军与微信名为“坚持”的人之间关于借款、要求其出具借条及追索借款的事宜。蒋伟军在庭审中补充提交《东恒制衣生产车间合同》照片一份，以证明梅继国是向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承租厂房经营其制衣工厂的一个车间，并陈述该合同是梅继国向其借钱时出示的，自己进行了拍照。该照片显示合同上仅有梅继国一人的签名和指模，落款处虽有广州东恒制衣有限公司的字样，但未加盖其公司公章，也未有其他人员签名。原告蒋伟军自述，其与梅继国通过婚恋网站认识，是朋友关系，梅继国以生产经营为由向其借钱，并出示了《东恒制衣生产车间合同》，其出于信任将案涉的33万元借款交付给了梅继国，两份《收据》上“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是梅继国当面加盖的，其不清楚梅继国和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借款过程中未与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其他人员有过联系或者沟通，并陈述借款后梅继国没有向其偿还过任何款项，其也没有参与过梅继国的“公司”运营。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在庭审后随答辩状向本院邮寄的其公司的工商登记备案材料上加盖了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资料查询专用章的红色印章，经本院核查，该材料显示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润来，其股东名册和高管名册中均无梅继国的名字。本院认为：综合原告蒋伟军所提交的《借条》、《还款申明》、转账记录等证据及其陈述，蒋伟军所提交的金额为33万元的《借条》为梅继国签名出具，案涉33万元借款是由蒋伟军分几次出借给了梅继国，2019年5月19日由梅继国给蒋伟军出具了《借条》，故该款项梅继国应偿还原告蒋伟军。是否已偿还借款及已偿还的金额应由欠款人梅继国承担举证责任，现梅继国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任何证据，视为其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故本院对蒋伟军要求梅继国偿还其借款33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蒋伟军主张的利息，因双方没有明确约定借款期间内的利息和利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故本院对蒋伟军主张的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不予支持。按《借条》中的约定，借款应于2019年6月25日前还清，现梅继国逾期未偿还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逾期利息】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梅继国应从2019年6月25日起至付清款日止向蒋伟军支付利息。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第15号公告，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被告梅继国应支付以33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6月25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关于原告蒋伟军要求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蒋伟军提交的两份《收条》中虽加盖有带有“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的印章，但是，第一，《收据》并非借据，收据中的收款人不同于借据中的借款人；第二，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否认其与涉案借款有关，称梅继国只是其公司兼职的临时工，其公司并没有这种字样的印章，其提交的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中亦显示梅继国并非该公司股东或者高管；第三，蒋伟军提交的所谓《东恒制衣生产车间合同》中仅有梅继国一人的签名和指模，没有其他人的签名和公司印章，该合同并非完整的合同，其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存疑，该合同不能证明梅继国是承包经营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的制衣工厂或某生产车间，即使梅继国确实承包经营了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的制衣工厂或某生产车间，也不能凭借该证据推断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是共同借款人或者担保人。蒋伟军在梅继国仅出示了只有梅继国一人签名的《东恒制衣生产车间合同》情况下，将款项出借给梅继国，蒋伟军未提交梅继国在借款时具有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手续。鉴于上述因素，蒋伟军要求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偿还借款证据不足，应由蒋伟军承担该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本院对蒋伟军要求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梅继国、广州市东恒制衣有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梅继国向原告蒋伟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偿还借款本金330000元；二、被告梅继国向原告蒋伟军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利息（利息以33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6月25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原告蒋伟军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25元，由被告梅继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紫晖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吴佩文附本判决所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的返还期限】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规定：“【逾期利息】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间借款合同的利率】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证明责任和职权探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