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30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正通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泉街道办罗家村七组。 法定代表人：邓洪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成才，四川雄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世远，男，196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敬德，重庆王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正通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马世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4民初8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正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马世远返还正通公司不当得利款11万元，并支付利息：从2013年11月28日起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息，计息基数1万元，2014年1月29日起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息，计息基数10万元；2.请求判令马世远支付不当得利给正通公司造成的损失3216元；3.请求判令马世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正通公司与马世远于2019年5月7日在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形成调解笔录，马世远承诺在查证属于2014年2月28日给马世远开办的金牛区诚强电器经营部（以下简称诚强经营部）转款10万元，马世远终止强制执行，认可货款已付清。一审判决遗漏证据，认定事实错误，偏袒马世远，导致错误判决。 马世远辩称，请求法院驳回正通公司的上诉请求。首先，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所作的执行笔录违法。1.该执行笔录实质上推翻了邓洪良与马世远买卖合同纠纷的生效裁判文书，依照该案判决，正通公司向马世远付款在前，邓洪良出具《欠条》在后，邓洪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账算错，法院判决邓洪良欠付马世远款项。执行中达成的执行笔录只能是对履行方式的和解，而不能改变判决结果。2.马世远并非自愿签署该执行笔录，因此一审法院并未采信该执行笔录。3.执行笔录签订后，马世远通过执行程序受偿了欠款本金，尚有利息未偿付完毕。4.马世远并未否定收到了正通公司主张的10万元，但收到的10万元是汇兑到账，而非支票支付。5.邓洪良根据执行笔录申请了再审，现该再审申请已被驳回，再审裁定也证明执行笔录并没有被采信。其次，马世远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双方有买卖关系，邓洪良也承认其支付的10万元是货款，且最终经过了结算并出具了欠条。按照不当得利，该举证责任应当在于邓洪良，其应当举证证明货款结算错误。最后，正通公司起诉主体不适格。从查明的事实看，本案案涉10万元的所有权人并不是正通公司而应当是邓洪良。 正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马世远返还正通公司不当得利款11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以1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11月28日起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29日起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请求判令马世远支付不当得利给正通公司造成的损失3216元；3.请求判令由马世远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洪良系正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世远系原诚强经营部的经营者，诚强经营部已于2015年7月28日注销。邓洪良与马世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邓洪良分别于2014年2月28日、2016年9月11日向马世远出具《欠条》，2018年10月10日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马世远告邓洪良的（2018）川0114民初8779号案件，2018年11月8日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14民初8779号民事判决，判决邓洪良向马世远支付货款93781元及利息，邓洪良不服该判决，并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2019）川01民终22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另查明，2014年1月28日正通公司通过其尾号为0313的银行账户向诚强经营部尾号为0015的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2019年10月9日，正通公司以马世远拒不返还不当得利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解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正通公司于2014年1月28日向诚强经营部转款1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针对该争议焦点，应当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综合予以评判，庭审中经一审法院询问，双方均认可2014年1月28日正通公司向诚强经营部支付10万元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分为给付不当得利以及非给付不当得利两种类型，给付不当得利系指因给付目的的欠缺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情形，其之所以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是因为给付人并没有实现其给付的目的。非给付不当得利系指基于给付以外的事由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包括侵权行为、误信管理、第三人的行为、自然事件等情形。本案庭审中经一审法院询问，正通公司陈述当时支付10万元的情况为“是作为货款支付给诚强经营部，支付后对方没有提出是否收到款项，我就以为是收到了的。款项是代邓洪良支付的……”，则本案中的情形属于给付不当得利，而本案判断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之关键即为正通公司向诚强经营部支付10万元，给付人正通公司是否实现了其给付的目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的10万元转款时间为2014年1月28日，而邓洪良出具两张《欠条》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2月28日、2016年9月11日，《欠条》形成于本案案涉转款之后。在无证据否定两张《欠条》的真实性之前，则说明在正通公司代邓洪良支付了10万元后截至邓洪良向马世远出具《欠条》之时，邓洪良仍然尚欠马世远货款，则正通公司代马世远支付的该笔10万元已达到其支付目的，故正通公司于2014年1月28日向诚强经营部转款10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关于正通公司诉称的其于2013年11月27日向诚强经营部转款1万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正通公司并未提交银行流水予以佐证，而马世远提交了诚强经营部的流水显示当时并未收到案涉的1万元，故正通公司的该诉称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正通公司主张的因不当得利对其造成的损失问题，因正通公司的转账不构成不当得利，则正通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正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82元（已减半收取），由正通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正通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送货单》16张，拟证明《送货单》载明的金额共计34608元，该16张送货单所对应款项已结清。马世远质证认为，该16张《送货单》最早系由其开具，其上所注明的“已付款”、“已结账”字样非马世远签署，该16张单据均应有邓洪良签名，邓洪良向马世远出具《欠条》后，马世远将这组单据返还给邓洪良。对该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现马世远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送货单》上亦无马世远签字确认，无法对款项是否支付予以核实，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1.（2019）川01民终226号民事判决于2019年3月24日发生法律效力，邓洪良于2019年12月11日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作出（2020）川01民申30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邓洪良的再审申请。2.正通公司提交的出票时间为2014年1月28日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载明：收款人为“诚强电器”，金额10万元，用途为货款。二审中，正通公司述称，正通公司转账支付的10万元系代其法定代表人邓洪良向原诚强经营部经营者马世远支付的预付款；马世远述称，该款项为货款。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正通公司向原诚强经营部的转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第一，依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系无法律依据获取利益，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正通公司于2014年1月28日向原诚强经营部转账支付10万元，现双方当事人均陈述该款项系正通公司代其法定代表人邓洪良向原诚强经营部经营者马世远支付的款项，邓洪良作为正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清楚正通公司的往来账情况，邓洪良于2014年2月28日、2016年9月11日向马世远出具《欠条》，其应当清楚出具欠条的后果即是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正通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笔10万元转款在双方确认债权债务时被排除在外。第二，二审中，正通公司述称10万元款项系预付款，但其提交的证据与其陈述不能对应。且纵使该款项为预付款，亦不能由此得出邓洪良出具《欠条》未将该10万元计算在内的结论，不能证明该笔10万元的转款未达到给付目的。第三，因诚强经营部尾号为0015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未显示于2013年11月27日收到正通公司或邓洪良1万元转款，正通公司主张1万元款项系不当得利不具有事实基础。综上，正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诚强经营部无法律依据获取正通公司11万元，正通公司向马世远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同时，原诚强经营部并无法律依据获取利益，则正通公司主张因此所受之损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正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64元，由四川正通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文 审 判 员  滕 洁 审 判 员  崔俊安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陈 曦 书 记 员  贺俊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