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2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武氏模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常青镇沿河村上万小组。法定代表人：武前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法顺，安徽大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乐仕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尧峰村（原尧峰锁厂内）。法定代表人：翁建武,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合肥武氏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州乐仕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仕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3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乐仕达公司返还武氏公司184932.25元；本案诉讼费由乐仕达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驳回武氏公司诉讼请求的理由牵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我方在第一次、第二次开庭时陈述交易金额为18万余元，系根据当时提交的2015年度付款金额如实陈述，因时间太长对于具体金额记不清了，只能凭证据陈述。对方当庭也凭发票陈述，但在第三次开庭时又突然拿出几张发票来，我方回去核实后认为发票是真的，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方又再次找到赵锐对账才发现2015年8月21日赵锐还收取过一张5万元的汇票。基于2015年度赵锐经手业务实际发生的事实，我方如实向法庭作了变更陈述。该汇票虽是复印件，但上面有赵锐本人签字，证明他当时是代表对方收款的，且之前有类似汇票签字，完全能够证实赵锐当时代表对方收了这5万元承兑汇票。2、乐仕达公司2015年度确实供货并开票，该些交易实际发生。2016年度乐仕达公司没有实际供货只是代开发票，因此我方陈述的交易金额与对方提供的发票必然不一致。对方不能仅凭发票以证明供货，还要提供其他供货依据，否则不能认定已供货。二、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乐仕达公司与案外人苏州富和模具钢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和公司）业务混同，一审裁判时未充分考虑该特殊情况。两家公司混在一起又是滚动付款，加上当时我方会计休产假，管理上有漏洞，最终导致多付款。2015年度我方通过赵锐采购对方模具，当年成交金额为236257.65元，当年货款均已结清。2016年度武氏公司通过乐仕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翁建武向富和公司采购模具，当时翁建武称富和公司也是他的公司，所以我方2016年度支付给富和公司货款有直接支付富和公司的，有支付给乐仕达公司的，也有付至翁建武个人账户，付款均按照翁建武的要求。乐仕达公司收款后没有全部支付给富和公司，导致我方与富和公司一案败诉后二次付款给富和公司，由此发生损失。可见对方多收款的主要原因是没把代收富和公司的款转付给富和公司。综上请求二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乐仕达公司返还武氏公司184932.25元。乐仕达公司二审答辩称：我方开具的发票跟供货及付款金额都是一致，双方的账目已经结清。武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乐仕达公司返还武氏公司货款184932.25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乐仕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乐仕达公司向武氏公司供应钢材。乐仕达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12月27日期间向武氏公司开具8份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金额386791.71元。武氏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给付乐仕达公司4042.3元、同年4月3日给付3458元；2015年4月30日给付18757.35元。2015年6月15日、同年7月28日、同年9月28日，武氏公司以银行承兑方式支付乐仕达公司5万、5万、6万元。2017年1月24日，武氏公司给付乐仕达公司10万元，2017年8月5日付给乐仕达公司5万元，2018年2月12日给付乐仕达公司56291元。上述款项合计392548.65元。另查，富和公司诉武氏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8）苏0506民初4800号民事判决，认定2016年7月至2017年4月12日，富和公司向武氏公司供应了货款金额总计为619512.44元的模具钢材。富和公司自2016年8月26日至2017年4月27日向武氏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622635.91元的增值税发票8份，上述发票武氏公司均已认证抵扣。2016年9月10日至2017年4月20日，武氏公司分四笔向富和公司支付合计50万元。富和公司称，此外其还于2018年4月27日收到翁建武付的21358.75元，故武氏公司总计支付货款521358.75元。其与武氏公司除案涉的619512.44元交易外，尚有其他交易，所开具的发票除包含案涉的交易外，还包含其他交易。武氏公司称，2017年1月24日，其支付过富和公司10万元；2018年2月12日其亦支付56291元，其中19512.44元系支付给富和公司的货款。为此提供了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付款凭证两份，金额分别为10万元、56291元，最后被背书人为乐仕达公司。富和公司认为上述款项均系支付给乐仕达公司，非支付给其。该院认为，武氏公司辩称其于2017年1月24日承兑支付10万元及2018年2月12日承兑支付的56291元中的19512.44元，富和公司否认，且武氏公司所提供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付款记录收款人非富和公司，而系乐仕达公司，故武氏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武氏公司支付给富和公司的货款金额应认定为521358.75元，尚欠98153.69元，并据此判令武氏公司支付相应货款及利息。武氏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9)苏05民终8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关于武氏公司是否多给付乐仕达公司184932.25元货款。武氏公司认为，2015年年初至同年10月，其向乐仕达公司采购货物，货款总额186257.65元，其已给付乐仕达公司392548.65元，乐仕达公司将其中21358.75元代其支付给富和公司，多付184932.25元应予返还。庭后，补充提交票面金额为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40200051/20306140），并据此改称，双方交易货款总额为236257.65元，其已给付乐仕达公司442548.65元。2017年1月24日，武氏公司给付乐仕达公司10万元，2017年8月5日付给乐仕达公司5万元，2018年2月12日给付乐仕达公司56291元，上述三笔款项系付给富和公司货款，乐仕达公司未转给富和公司，故乐仕达公司应予返还。2016年，其与翁建武联系，翁建武称富和公司也是其公司，并以富和公司名义与其交易。乐仕达公司与案外人富和公司混同，部分货款系直接付至富和公司账户，部分系付至乐仕达公司账户或乐仕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翁建武账户，再转给富和公司。其曾付款11万余元至翁建武账户，翁建武收到后再转给富和公司。关于为何如此操作，武氏公司解释称，翁建武提供富和公司账户就直接付款给富和公司，如果现场领款或提供个人账户，就付给个人。在知晓富和公司账户的情况下，转账至翁建武个人账户，系因武氏公司公司规模小，付款比较随意。付至乐仕达公司账户的三笔货款亦系其向案外人富和公司采购所付货款，交由乐仕达公司代转，多付部分系用于后期继续向乐仕达公司和富和公司采购，但因无合适产品，故最终未实际交易。乐仕达公司认为，2015年至2016年12月，其向武氏公司供应货物，货款合计386791.71元。其与富和公司系独立的两家公司，不存在混同。本案双方之间的交易货款已结清。2016年到2018年，武氏公司向乐仕达公司或者乐仕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汇款系武氏公司与乐仕达公司之间的货款。武氏公司通过非公账户多付的11万余元其已转交富和公司，该款本系付给乐仕达公司，因富和公司向武氏公司催讨货款，故先付给富和公司。为证明其主张，乐仕达公司提供苏州佳利物流有限公司合肥专线物流单3份，均载明：托运日期2016年11月4日，托运方“乐仕达”，货物名称“铁”，收运方地址合肥岗产业园，电话189××××3977，联系人武总。乐仕达公司称，物流单一式四联，其中一联随货送至收货人处签收，物流公司保存物流单两年，因其一直未前往领取，目前物流公司亦无法提供收货人签收一联。武氏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武氏公司与乐仕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关于武氏公司已付乐仕达公司货款金额，双方无争议的金额为371189.9元（392548.65元扣减21358.75元），该院依法予以确认。武氏公司主张其已付款442548.65元，双方交易金额为231526.59元，据此要求乐仕达公司返还184932.25元。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一则，关于已付款金额。两次庭审后，武氏公司变更付款金额为442548.65元，主张其还于2015年8月21日以承兑汇票的方式给付乐仕达公司50000元，乐仕达公司不予认可，武氏公司提供的证据复印件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二、就双方交易金额，武氏公司前后陈述矛盾，且未作合理解释。现武氏公司主张双方交易金额为231526.59元，然乐仕达公司向武氏公司开具价税合计金额386791.71元的增值税发票，载明交易货物名称、金额，武氏公司收妥、认证，并未持异议。且，武氏公司已付款金额与开票金额相当。武氏公司主张双方实际交易金额仅为231526.59元，明显少于开票金额及其付款金额，与武氏公司认证发票、付款的行为相矛盾，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武氏公司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武氏公司主张其已付款442548.65元，双方交易金额231526.59元，据此要求乐仕达公司返还货款184932.25元，缺乏依据，该院碍难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武氏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99元，由武氏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武氏公司提交：1、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一份（金额是5万元，上面签有“此承兑汇票已收到苏州乐仕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赵锐2015年8月21日”字样。2、安徽省金寨县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一份（其称从赵锐那拿的）。上述证据证明赵锐当时与乐仕达公司系合伙关系，他当时是可以代表了乐仕达公司收款的。对此，乐仕达公司认为：如果其收承兑汇票应出具盖章的收款收据，该汇票其没有盖章，不会作为入账，系赵锐与武氏公司之间的交易。关于2015年9月28日的承兑汇票，其当时在一审中予以认可是因为一审中对方是最后拿出来的，时间太长有点记不清了，既然付款金额跟发票金额能对得上，对方没有多付款，其就口头认可算了。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武氏公司与乐仕达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有效，双方主要争议在于武氏公司认为其在2016年度支付给乐仕达公司的款项系由乐仕达公司代收并应转付给富和公司的货款，但乐仕达公司未能予以转付，导致其被富和公司起诉而重复付款，由此造成损失。乐仕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其在2016年度与武氏公司之间仍有买卖交易，其并未多收武氏公司款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乐仕达公司为证明其向武氏公司供货，提供了金额总计386791.71元的8份增值税发票，其中2016年度两份发票金额为164932.22元。武氏公司对该些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2016年度系代开发票，但未能证明双方就此达成过合意，而乐仕达公司一审中也提供了托运日期为2016年11月4日其作为托运方的物流单据以证明其在2016年也向武氏公司供货，武氏公司就此未能提供任何反证，故其否认发票反映的供货情况依据不足，不能成立。一审就双方供货金额的认定有事实依据。其次，关于付款，武氏公司主张除一审认定的付款事实外，其另有一笔2015年8月21日由赵锐收取的5万元承兑汇票，但乐仕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并未收到该款，其收取承兑均会开具收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武氏公司在一审两次庭审后才提供落款签收时间为2015年8月21日的承兑汇票复印件，其在上诉状中也陈述其系在对方补充提供发票的情况下才找赵锐核实发现还支付过该汇票，但如该付款情况确实发生，武氏公司应在诉前就在其账册中记载该笔付款并保存该承兑汇票复印件，起诉时就能及时提供，而非需在一审两次庭审后才找赵锐核实发现。其次，根据武氏公司一审提供的付款凭证，其支付承兑汇票，乐仕达公司一般均会开具相应的收据。武氏公司主张2015年9月28日支付的承兑汇票也系由赵锐签收，乐仕达公司对此认为其实际也未收到该承兑汇票，一审中因系对方主张多付款，其该笔承认了也未超过供货金额，所以其就认可了。基于前述，综合考虑武氏公司一审提供该承兑汇票复印件的时间、其陈述的来源、双方支付承兑汇票的交易习惯，乐仕达公司二审的陈述，武氏公司主张其向乐仕达公司支付该5万元承兑汇票作为货款，事实依据不足。一审认定的付款金额有事实依据。第三，武氏公司主张其2016年度的付款系应由乐仕达公司转付富和公司，对此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综合双方之间供货及付款金额，武氏公司主张其多支付乐仕达公司货款184932.25元并要求返还，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武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99元，由上诉人合肥武氏模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管 丰审判员 孙晓蕾审判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汤烨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