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皖行终30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德胜，男，196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上诉人（一审原告）束菊花，女，196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珍祥，安徽锦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鳌峰东路1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703MB1A78642X。法定代表人汪侃，区长。上诉人胡德胜、束菊花因诉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宣州区政府）房屋拆迁一案，不服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18行初1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胡德胜、束菊花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宣城市德胜休闲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胜休闲服务公司”）系原告于2003年投资设立，经营地点为宣州区济川街道东桥工贸区的商住房（房屋面积为3707.8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000平方米），为起诉人自有房屋。2008年，宣州区行政中心建设指挥部将德胜休闲服务公司之“洗浴中心”纳入拆迁范围。2008年9月18日，被告与德胜休闲服务公司签订了《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因前述拆迁补偿协议显失公平，且拆迁行为没有合法的手续（1.未取得规划许可；2.未取得拆迁许可证；3.未发布拆迁公告），故原告一直请求宣州区政府给予公平合理的拆迁补偿。2014年11月27日，在宣城仲裁委员会的主持下，胡德胜与宣州区政府签订《调解协议》，并由宣城仲裁委员会出具宣仲案字〔2014〕第5号《调解书》予以确认。因拆迁争议不属于仲裁法的调整范围，故宣仲案字〔2014〕第5号《调解书》应为无效。2014年9月5日，宣城市佳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系以2008年9月18日为估价时点，此评估时点的确定存在错误，不能作为对上诉人的补偿所依据。此外，无论是《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程序，还是宣城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程序，作为被拆迁人之一的束菊花均未被通知参与协调和商讨，严重侵害了束菊花的合法权益。对其房屋的补偿价格远低于同类房屋的市场价格，且与相邻的束家平户房屋的补偿价格差距甚大（束家平户房屋的估价时点为2012年6月12日，评估单价为12359.6元/平方米，高出其房屋8836.79元/平方米）。请求确认宣州区政府在2008年9月18日以《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对其地号为150××××0187、1-C27-003-1两地块上的房屋进行的拆迁行为违法；诉讼费由宣州区政府负担。2020年1月13日，胡德胜、束菊花向一审法院递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申请增加诉讼请求：撤销胡德胜与宣州区政府于2014年11月27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以及宣城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宣仲案字〔2014〕第5号《调解书》。宣州区政府向一审法院答辩称，宣州区行政中心项目依法取得了立项、规划、土地利用等法律文书。拆迁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补偿合理。束菊花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鉴于其与胡德胜系夫妻关系，应为知情，并委托胡德胜达成协议，且事后，束菊花从未就此事提出任何异议。因此本机关认为，该拆迁补偿协议是双方意思真实表示。被拆迁房屋土地使用权为生产性用地，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列举的束家平的房屋则为商业用房，二者性质不同，且估价时点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本案发生时实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可以适用《仲裁法》，宣城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胡德胜于2003年注册成立了德胜休闲服务公司，并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营业用房为其户自有的位于宣州区济川街道东桥工贸区的房屋。2006年，宣州区政府因宣州区行政中心项目的建设需要对前述房屋进行拆迁。针对拆迁补偿事宜，宣州区行政中心建设筹备工作领导组办公室（甲方）与德胜休闲服务公司（乙方）于2008年9月18日签订了《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以货币补偿方式对德胜洗浴中心进行补偿，补偿款为12124874元，不再给予异地安置。此后，胡德胜因认为前述补偿数额过低，遂向宣城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宣州区政府在原补偿数额的基础上再增加给付12274974元。2014年11月27日，胡德胜与宣州区政府签订《调解协议》一份，约定宣州区政府在《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确定的补偿数额12124874元之外再增加补偿款3867709.20元，另给予胡德胜一次性困难补助100000元。同日，宣城仲裁委员会作出宣仲案字〔2014〕第5号《调解书》对前述《调解协议》的内容予以确认。相关部门陆续将《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调解协议》所涉拆迁补偿款给付胡德胜，并于2015年付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宣州区政府对原告房屋实施的拆迁行为。本案中，宣州区政府系于2006年决定对二原告的案涉房屋实施拆迁，并经双方多次协商，最终经2008年9月18日签订的《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和2014年11月27日签订的《调解协议》对相关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且全部补偿款已于2015年付清。前述行政行为发生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结合本案，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时（2020年1月）距离其知晓被诉拆迁行为之时早已超过法定“2年”的起诉期限，且本案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可以扣除被耽误起诉期限的相关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原裁定误写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裁定驳回原告胡德胜、束菊花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胡德胜、束菊花。胡德胜、束菊花上诉称，一、原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严重违法。上诉人的房屋“德胜洗浴中心”被拆迁,被上诉人没有合法的手续。主要表现为：1、当时未取得任何规划手续,2、当时未取得拆迁许可证,3、当时未发布拆迁公告,4、未依当时的拆迁补偿条例及时合理的进行补偿。5、上诉人束菊花也是拆迁房屋的权利人。无论是“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还是后来的宣城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调解,都没有依法对上诉人束菊花进行任何告知,也没有通知束菊花参加任何协调和商讨。严重侵害了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此也证实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法。二、案涉二个协议应当撤销。上诉人胡德胜和被上诉人之间的拆迁争议不属于《仲裁法》调整的范围，宣城仲裁委员会出具宣仲案字(2014)第5号调解书，明显违反了仲裁法的规定，是无效行为，应当予以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上诉人与宣州区政府签订的“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属于上述情形，亦属于应撤销的情形。三、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存在违法情形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在宣城仲裁委的调解是上诉人胡德胜申请不符合客观事实,不能成立。宣仲案字(2014)第5号调解书因为违反法律规定,应该认定为自始无效、当然无效。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胡德胜在此次起诉前,前往相关部门要求提供当时拆迁的应当具备的手续和资料,但是被告知不能全部提供,没有健全的手续,此时上诉人胡德胜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该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所侵害，上诉人胡德胜的起诉期限应该从2019年12月开始起算。上诉人束菊花自始至终没有和被上诉人就本案的拆迁有任何接触,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束菊花进行任何告知,本案涉及束菊花不动产，起诉期限应该为20年。宣仲案字(2014)第5号调解书因为违反法律规定,应该认定为自始无效、当然无效。故，上诉人的起诉是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一审存在程序瑕疵一审未开庭,也未向上诉人送达任何被上诉人的答辩材料,也未自行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径自裁定驳回起诉存在严重瑕疵。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存在重大瑕疵,请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支持上诉人所有诉讼请求。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及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法谚云“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为了促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时通过诉讼程序维护自身权益，尽快稳定行政法律关系，法律对起诉期限作出了相应规定。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间，当事人只有在法定期间内提起诉讼，才有可能获得司法救济。具体到本案，2008年9月8日，胡德胜与宣州区政府签订《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因胡德胜对补偿数额有异议，2014年11月27日，双方又经宣城仲裁委员会协调又签订《调解协议》，上述两个协议已于2015履行完毕，上诉人当时即应当知道案涉拆迁补偿行为的内容。根据当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案涉拆迁补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至2020年1月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胡德胜、束菊花的起诉并无不当。关于束菊花是否适用20年起诉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里的二十年，是关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最长期限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最长起诉期限只有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况下才适用。故理解上述法律，不能机械理解为涉及不动产的行政案件起诉期限都是二十年，该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等规定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结合适用才能正确计算起诉期限的起始。具体而言，即当事人知道行政机关对不动产作出行政行为，且行政机关告诉其诉权和起诉期限的，当事人应当从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机关作出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当事人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只有当事人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才适用二十年的期限。束菊花与胡德胜系夫妻关系，案涉《德胜洗浴中心拆迁补偿协议》、《调解协议》涉及束菊花与胡德胜夫妻共同财产，上述协议均系胡德胜亲自签订，并于2015年履行完毕，房屋也腾空多年，在此期间束菊花一直未单独提出异议，无论从表见代理，还是从生活常识及一般人认知水平推论，束菊花2015年就应当知道案涉拆迁补偿行为内容，亦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现上诉人主张束菊花应当适用20年起诉期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没有开庭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经过查阅卷宗、询问当事人，认为上诉人超过起诉期限事实清楚，不需要开庭审理，迳行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错误写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对此失误，本院依法予以指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胡德胜、束菊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志强审判员  陈 默审判员  钟祖凤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王春玲书记员潘玉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