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民终10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菊，女，1972年3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现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焰鹏，临沂兰山正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超荣，女，197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现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尤作稳，山东三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马红光，男，1968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 原审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兰山区启阳路269号。 法定代表人：段友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梅，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上诉人袁菊因与被上诉人邹超荣，原审第三人马红光、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11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求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转让标的是购房名额是错误的，认定被上诉人为实际买受人更是错误，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根据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完全可以看出，双方转让的标的是房屋，对此不但转让协议中明确写明，且在被上诉人的起诉状中也认可转让的标的物为房屋。双方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之后集资房的占有、使用、处理权等相关权利都归被上诉人所有，并约定办理房权证时上诉人积极配合，由此可知，该转让协议实际就是要将上诉人所获得的集资房转让给被上诉人，该房屋的相关权利义务均由被上诉人承继，所以该转让协议实际上应属于房屋买卖合同，一审认定为名额转让协议不正确，应予以更正；2.一审法院以“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为由认定“转让的并非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对此陈述不但不合法，却还自相矛盾。首先，一审法院多次称“涉案房屋”“诉争房屋”，既然不认定转让标的是房屋，那么争议的就不是房屋，而一审法院却多次使用该些词语，就证明一审法院在潜意识中已经认定了转让标的为房屋而非名额，只是受被上诉人上访的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才认定转让标的为购房名额而已；其次，房屋没建成或没取得房屋所有权不能改变上诉人购买房屋的事实，更不能否定上诉人有购买房屋的权利，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该理论，那么签订了预售房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也就不是实际购房人了，因预售的房屋没有建成，买受人没取得房屋所有权；3.一审法院称“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完全是商品房开发的一般程序，实际上是一种定向购买的商品房”，由此也可以认定一审法院实际上就认定了双方转让的标的系房屋，且还是定向购买，不但房屋定向，且上诉人作为购买人也是定向的，不容改变和质疑的；4.无论购房名额还是购房指标，均是一种可期待物权，购房指标转让的不是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对其房屋可期待物权的转让，其前提是房屋，也是对房屋的期待物权，期待着房屋建成，期待着得到房屋，而被上诉人得到房屋的前提是上诉人先得到房屋，所以也是被上诉人期待上诉人得到房屋后再过户给被上诉人，以实现被上诉人购买房屋的目的，所以无论怎么理解，双方转让的标的物最终还是房屋。虽在签订时，上诉人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但上诉人出卖时未取得所有权或处分权只是导致出卖时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但不能否定转让标的为房屋的事实；5.一审法院称“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实质上也默认了原被告之间的转让关系以及原告作为买受人的地位”纯属是猜测，对于这两个关系第三人根本就没有认可。首先，在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其它案件的答辩状中完全可以看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既不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关系，也不认可被上诉人为买受人，否则不会拒绝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其次，每一次的交款单据中交款人一栏都是上诉人的名字，这就充分证明无论是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还是被上诉人，均认可买受人是上诉人，否则不会再在单据中写成上诉人的名字。所以一审法院的该推测是错误的，由此认定被上诉人与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关系”更是错误的，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如此认定严重缺失公信力；6.一审法院称“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房产开发企业，已向法院陈述……对于购买人的特定性并无特殊要求”完全是在杜撰，且上诉人也从没听到过该陈述，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观点完全与其相反，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只认可上诉人为买受人，这就是特定性，收款单据中写的是上诉人的名字，这就也是特定性。一审法院接着称“以上也是常识”，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就算认定了上诉人为买受人的话，再由上诉人过户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最终也是实现了房屋的权利，也没有使被上诉人的利益受损；7.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主张车位是与房屋一起挑选的，一审法院既然没有予以认定，称“三阳公司亦未予确认”，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不但对车位未予认定，且对房屋也没予认定，因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只认可买受人为上诉人；8.房屋的首付款20万元系上诉人交纳，由此可以证实上诉人属于实际买受人或一手房的买受人，被上诉人充其量属于二手房的买受人，同时也证实双方转让的标的是房屋；9.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在办理备案后才符合变更的条件，办理产权证后才符合过户的条件，所以涉案房屋在备案到上诉人名下前无法实施变更行为，即变更及过户条件还不成就，上诉人无法进行配合，而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不是权力机关，更不是实施变更的主体，无权实施变更的权利，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实质上已经达到了原告在三阳公司处变更的请求”严重错误；10.而双方签订协议时最初的想法就是房屋转让，并有上诉人配合过户，确实不是对名额或指标的转让，所以一审法院判决书第三项要求被上诉人“协助”带有强制性，违反了合同法规定的意思自治原则；11.根据法律规定，房屋交易需要交纳相关税费，而一审法院的判决导致税务部门没有了收税的依据；12.一审法院对诉讼费的判决及收取数额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也没有否定转让协议的效力，且在上诉人没有违约而被上诉人违约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滥用诉权，引发本案诉讼，所以一审法院判决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是错误的；其次，该案是转让协议引发的纠纷，而转让费的数额仅为30000元，且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时房屋的具体价格没有确定，一审法院却按照房屋的价值收取诉讼费是错误的；第三，被上诉人一审诉求主要是确认协议效力，且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也是认定了协议的效力，所以该案应为确认之诉，根据诉讼费收取的相关规定，确认之诉的收费为每件100元。二、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涉案房屋为福利房是错误的。1.根据选房的顺序，可以证实该房屋存在福利性质。因选房顺序是根据职工的工龄、级别等打分排列的，而并没有像商品房一样排队、摇号，所以完全可以证实该房屋享受福利待遇，而该福利待遇是被上诉人不能享受的；2.涉案房屋是在2019年选房前定的价格为每平方米4500元，最后一次交款时间是2019年5月29日，而这时的房屋价格接近于每平方米2万元，实际交款与市场价格的差价明显属于补贴及福利，根据临沂市政府及国家关于公务员住房补贴的相关规定，该福利只有该单位职工才可享受，被上诉人不是该单位职工，无法享受，所以涉案房屋属于福利房。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既认定被上诉人为实际买受人，又否定了被上诉人直接与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权利，明显是矛盾的，由此也可以认为一审法院根本就不认为转让标的是名额，否则不会剥夺买受人与开发商签订买卖合同的权利；2.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前已经实际参与涉案房屋的建设，并交纳了首付款，上诉人转让的是将来可能取得的房屋，且在房屋建造过程中仍是以上诉人的名义交款，所以被上诉人并未直接取代上诉人在其与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地位，而是与上诉人形成独立的买卖关系，故该房的集资房性质不影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四、一审法院的认定及判决违反法律规定。1.转让协议本身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但经一审法院判决后却违反了法律规定。从转让协议房屋需要过户的约定充分可以证实双方签订协议时的初心是房屋的转让，所以实际上是二手房买卖合同，不但需要过户，且还应当交纳税费，这也是双方约定该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的原因，因双方明知且认可转让的标的系房屋，待上诉人获得房屋后再进行过户，所以就没有约定由被上诉人签订买卖合同，但经法院一判，转让标的竟然变成了名额，且让上诉人配合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具有强制性，且还称“合同自由”，这不但改变了初心，且还给国家造成了几千万元的税款损失，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不但致使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且还弃合同自由于不顾，强令上诉人配合，严重违反了合同自由及意思自治原则；2.根据被上诉人一审的诉求，该案应为确认之诉，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也进行了认定，而被上诉人一审其他诉求与确认之诉不是同一法律，所以一审法院一起审理及进行裁判是错误的。 邹超荣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原判。 马红光、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均未答辩。 邹超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是位于临沂市兰山区广州路与汤河路交汇处东北角金水河畔4号楼2单元801室房产、-216号配房及A2-094车位的实际出资购买人；2.确认原告邹超荣与被告袁菊签订的《个人房屋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袁菊继续履行《个人房屋转让协议书》，按约定为原告邹超荣办理更名；3.要求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4.该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中，原告邹超荣为证实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如下：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是适格的诉讼主体；2.个人房屋转让协议，证明被告将购房资格以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约定被告负责为原告办理房产证，积极配合原告办理房屋更名和过户手续，并在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该房屋能交易的第一时间内无条件地积极协助原告将房屋过户到原告名下；3.山东农村商业银行个人业务转账回单2份及收据，证明2012年5月30日，原告将购房首付款20万元及转让费3万元，共计23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到被告的银行账户，被告将临沂市地方税务局机关向被告出具的收据交给原告；4.收款收据，证明2016年8月29日原告通过临商银行将房款20万元汇入第三人提供的房款收款账户，第三人出具收据交给原告；5.收据及临商银行个人业务回单，证明2017年9月30日原告通过临商银行将房款20万元汇入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房款收款账户，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收据交给原告；6.临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及收据，证明2019年5月28日原告通过临商银行将房款尾款68199元汇入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房款收款账户，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收据交给原告；7.金水河畔选房传递单，证明被告袁菊协助原告选择房屋，坐落为金水河畔4号楼2单元801室、配房-216号配房及车位A2-094；8.原、被告通话录音原件及录音笔录，证明被告迟迟不履行合同义务，索要巨额费用的事实；9.更名须知、更名换名告知、致金水河畔电力客户的一封信、温馨提示、金水河畔选房情况、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查询截图，证明涉案房屋符合更名条件，如被告配合即可完成更名、过户并与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条件已经成就；10.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证明同类案件的判决情况。经质证，被告袁菊对原告邹超荣提交的证据1-8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证据2内容不确定，不能确定为该案房产，明确约定的是甲方的房屋所有权转让给原告，而不是原告所主张的购房资格的转让，且该协议中并没有被告配偶马红光的签字，该协议为无效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尚未达到房屋更名和过户的条件，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证据3-6中的款项均是以被告袁菊名义支付，也就说明了涉案房产系被告袁菊及第三人马红光夫妻共同财产；证据7显示房产所有权人为被告袁菊；证据8通话记录，从第15分钟可以看出，在被告没有违约情况下，原告通过去单位上访等方式给被告名誉造成了影响。第5分钟可以证实被告在过户转让等过程中都没有与第三人马红光进行协商，原告提供的证据反证了我方的主张；证据9系复印件，即使真实也是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单方面所做的内容规定，和原、被告之间所签订协议的内容相悖，违反了原、被告之间协议的约定。更名须知明确表明双方未达成共识的由双方进一步协商，协商之后再办理更名手续，所以该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马红光对原告邹超荣提交的证据2质证意见为，该协议是在被告与我方夫妻存续期间所签订，原、被告签订协议时被告袁菊对我方进行了隐瞒，应属于无效协议。其他质证意见同袁菊的质证意见。第三人马红光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与袁菊的结婚证一份，证明其与被告袁菊系夫妻关系。经质证，原告邹超荣与被告袁菊对第三人马红光提交的结婚证无异议。 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已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交的证据1-8及第三人提交的结婚证，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原告邹超荣提交的证据9中的更名须知、更名换名告知、金水河畔情况说明等证据，一审法院于庭审后向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核实，其认可由其公司出具，故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原告邹超荣提交的证据10民事判决书，可通过裁判文书网进行查询。但其所涉及的案情是否与该案类似或存在关联，一审法院将结合该案案情及事实再行决定是否参考使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被告袁菊与第三人马红光系夫妻。2012年5月30日，原告邹超荣与被告袁菊签订《个人房屋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被告袁菊）将单位集资房转让给乙方（原告邹超荣），包括地下室及其附属设施，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费30000元。乙方同意一次支付给甲方房屋转让费30000元，甲方收到转让金后，上述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归乙方行使，甲方须将集资房相关的合同、收据、发票、房产证等资料原件及时交给乙方保存，并积极配合乙方办理房屋更名和过户手续；以后该房屋的购房款和税费由乙方以甲方的名义直接支付给收款单位，无论以何种方式支付，甲方都只是名义上的付款人，真正的付款人实为乙方，因购买该房屋而开具的全部收据、发票、合同及其他书面材料甲方均应交给乙方保管。该房屋的一切权利及待遇归乙方所有，甲方对该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协议签订后，原告邹超荣按照约定交付被告袁菊转让费30000元；二、原告邹超荣顶替被告袁菊之名分别于2012年5月30日交纳房款20万元、2016年交纳房款20万元、2017年9月30日交纳房款20万元、2019年5月29日交纳房款68199元，上述事实有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及临沂市地方税务局兰山分局加盖公章的收据证实。2019年5月29日前，原告邹超荣选定房屋为临沂市北城新区金水河畔4-2-801室；三、涉案房屋已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未交付且尚不具备过户条件。因诉争房屋的更名等问题当事人产生纠纷，原告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中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一、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被告主张的其配偶不同意出售名额对双方的合同有无影响；二、原告是否为诉争房屋的直接买受人，有无权利直接要求第三人更名并与其签订合同。 对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个人房屋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其理由如下：一、协议书签订时，被告袁菊并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房屋本身也不确定，因此被告袁菊转让的并非诉争房屋所有权，而是临沂市地方税务局兰山分局集资建房的购房名额或指标。诉争名额所对应的房屋虽名为临沂市地方税务局兰山分局等单位的集资建房，但并非是我国政策性福利分房，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开发完全是商品房开发的一般程序，实质上是一种定向购买的商品房，类似于通过团购得到一定的优惠，可以自由交易，进行转让并无禁止性规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一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三是双方的转让行为并未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亦未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原、被告签订的《个人房屋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二、对于被告袁菊及第三人马红光以原、被告签订转让协议时，第三人马红光对此不知情，被告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权利的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该案中，考虑到诉争合同签订时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涉案小区周边的发展状况等因素，当时诉争合同所涉及的购房资格价值并非重大，并且购房资格是被告单位所分配，被告处置该购房资格完全符合常理和习惯，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袁菊有处分权，因此被告及第三人以马红光不知情抗辩合同无效不成立，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邹超菊与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存在直接的房屋买卖关系，原告系诉争房屋的买受人，但原告请求第三人和其签订书面合同依据不足。其理由如下：一、该案中，在原、被告的名额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邹超荣分别于2012年5月30日交纳房款20万元、2016年交纳房款20万元、2017年9月30日交纳房款20万元、2019年5月29日交纳房款68199元，原告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且已全面履行作为买受人的支付房款义务；二、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房产开发企业，已向法院陈述由谁购买诉争的房屋，只要足额交付房款，其利益并不受损，对于购买人的特定性并无特殊要求，以上也是常识。在原、被告双方告知或通过诉讼得知被告转让后，尤其是对于原告补交的尾款直接予以收接，第三人实质上也默认了原、被告之间的转让关系以及原告作为买受人的地位。因此，原告邹超荣与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关系，原告系诉争房屋的买受人，依法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在该次分房过程中，其取得配房-216储藏室及A2-094号车位，但其提交的证据无法充分证实其主张，被告及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亦未予确认，对原告所主张分得的储藏室及车位具体位置及面积等尚无法确定，暂不予确认。在以上事实认定后，实质上已经达到了原告在第三人处更名的请求，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更名相关问题，不再进行分析论述；三、对于原告主张的要求与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诉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虽然存在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关系，原告亦可根据双方当然的权利义务要求第三人履行交房等义务，但如果要签订书面合同书，有可能对于具体权利义务内容、范围等存在争议，不能通过强制的方式来实现，否则有可能侵犯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因此对于原告要求与第三人签订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以上认定不妨碍原告与第三人在自愿合法的情况下签订书面合同。原、被告的合同是有效的，被告亦应根据合同的约定，履行协助原告与第三方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等义务。原告邹超荣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依法予以支持，其余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原告邹超荣与被告袁菊于2012年5月30日签订的《个人房屋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原告邹超荣系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出售位于临沂市北城新区房屋买受人；三、被告袁菊应当继续履行协助原告邹超荣与第三人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它约定义务；四、驳回原告邹超荣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41元，由被告袁菊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袁菊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无争议的问题不予审查。 本案当事人在签订所涉《个人房屋转让协议》时，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该合同的性质应当根据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合同签订时，案涉房屋未实际交付，亦未取得预售许可，房屋本身尚不确定，因此双方之间所转让的并非诉争房屋所有权，而是购房名额或指标。诉争名额所对应的房屋并非是政策性福利分房，实质上是一种定向购买的商品房，类似于通过团购得到一定的优惠，可以自由交易，进行转让并无禁止性规定。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开发完全依照商品房开发的一般程序，上诉人关于购房名额对应的房屋系福利房的主张，无政策和法律依据。 本案中，被上诉人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已全面履行作为买受人的支付房款义务。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房产开发企业，已向法院陈述由谁购买诉争的房屋，只要足额交付房款，其利益并不受损，对于购买人的特定性并无特殊要求。在买卖双方告知或通过诉讼得知转让后，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实质上也默认了当事人之间的转让关系以及相应的买受人地位。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关系，被上诉人系诉争房屋的买受人，均无不当。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诉求既包括确认《个人房屋转让协议》的合同效力也包括该《个人房屋转让协议》的继续履行，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审理范围的异议及关于诉讼费收取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的升降是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就应该预见的风险，该风险是民事主体在商业经济活动中因市场因素、社会发展所承担的正常损益。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约束力，各方合同主体均应诚意履行。案涉合同签订后，因合同所产生的当事人合法权益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秩序，便受法律保护。在合同如约履行的情况下，合同主体各得相应利益；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违约方需向守约方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在案涉《个人房屋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基础上，违约方对守约方的诉求不但没有正当性依据，而且在事实上也不能实现。 综上所述，袁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82元，由上诉人袁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邵泽毅 审判员  马 骏 审判员  李大军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