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浩浩，男，199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濉溪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从义，男，196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濉溪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发友，男，1949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明芳，女，197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明琼，女，197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徐萍，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浩浩、于从义因与被上诉人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民初4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7月24日5时00分许，于浩浩驾驶登记在于从义名下的杭228××××恒光牌电动自行车，在红普路西侧非机动车道内由北向南行驶至红五月嘉苑一区附近路段，碰撞在该非机动车道上步行的汪治秀，造成汪治秀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于浩浩将车辆移动，致现场变动。经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于浩浩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汪治秀即被送往邵逸夫医院治疗，诊断为：头部外伤，颅骨骨折，右侧锁骨骨折，左侧硬膜下血肿，右侧硬膜外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开颅右侧左侧硬膜外血肿清除术+右侧悲烈膜下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气管切开术后，行手术治疗。后汪治秀转入武警浙江总队医院、忠县人民医院等继续治疗，但终因伤势太重，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2018年2月1日去世。故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于浩浩、于从义赔付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因亲属汪治秀案涉交通事故产生的医药费424757.10元（不含于浩浩、于从义已支付的费用）。原审法院认定的各项费用如下：1.医疗费：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能够提供收费票据原件显示的其支付医疗费用176547.47元，扣除已报销部分费用2782.56元，应赔付费用173764.91元；2.死亡赔偿金：按照2017年浙江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51261元计算，死亡赔偿金为615132元；3.精神抚慰金：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4.交通费、住宿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确实发生一定的费用，但应当合理，原审法院酌情支持交通费2500元、住宿费2500元；5.丧葬费：按照2017年度浙江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1099元计算，丧葬费为30549.50元，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主张以2016年度浙江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6385元计算，本案以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金额确定丧葬费为28192.50元；6.护理费，按照护理天数150天确认，按119.88元每天计算，认定17982元；7.住院伙食补助费，按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主张50元每天，64天计算，确认3200元；8.营养费，按150天计算，按50元每天计算，确认7500元。上述总金额为900771.41元，于浩浩、于从义已支付3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汪治秀因交通事故受伤经治疗无效死亡，于浩浩、于从义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经交通事故认定，汪治秀与于浩浩负同等责任，但考虑到汪治秀死亡在事故发生一定期间后，交通事故与汪治秀死亡存在必然关系，但不排除汪治秀在治疗期间的个人原因或其他原因，故综合考虑，于浩浩、于从义应承担赔偿金额40%的赔偿责任，应赔偿金额为325308.5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于浩浩、于从义应赔偿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款项325308.5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262元，由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负担295元，由于浩浩、于从义负担967元。 宣判后，于浩浩、于从义不服该判决，上诉称：一、上诉人于从义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是电瓶车和行人相撞的事故，应当适用交通事故的赔偿原则。根据本案事实，上诉人于浩浩驾驶的电瓶车登记在父亲于从义名下，应该是于从义将电瓶车借给儿子于浩浩使用这一事实。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只有在车辆所有人即于从义对损害的发生存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于从义只是把自己的电瓶车借给儿子使用，而电瓶车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故于从义不存在过错，当然不承担责任，所以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于从义的起诉。二、上诉人于浩浩在本事故中不应负同等责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知，事发地点的红普路是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分开的，但事发时，汪治秀不按规定走人行道，走到非机动车道，而上诉人于浩浩是完全按规定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并且，事故认定书也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上诉人于浩浩是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的。所以，本事故的过错全部在汪治秀，如果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出发，于浩浩也只能负次要责任。三、没有证据证明汪治秀的死亡和于浩浩的行为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只凭推测来判决上诉人承担40%的责任，没有依据。2017年7月24日，上诉人于浩浩的电瓶车撞到汪治秀是事实，但事发时汪治秀自己可以坐起来，伤势不是很严重。经过邵逸夫医院、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的住院治疗，其伤势已基本稳定。汪治秀在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出院时的诊断书中描述的出院情况是：“患者意识水平清，意识内容下降，能简单言语交流，对答欠切题，时有胡言乱语，情绪波动较前好转，在一人搀扶下能独自缓慢行走，步态欠平稳，时有头疼头晕，无恶心呕吐，四肢抽搐，无寒战发热。”由此可见当时汪治秀出院时已经无生命危险，且已经基本好转。过了几个月，汪治秀突然死亡。上诉人于浩浩认为，因为汪治秀年纪较大，在病情稳定出院的情况下突然死亡，其死亡原因肯定有多种因素，不完全是本事故造成的。为查明事实，于浩浩在一审时申请法院对汪治秀的死亡和本事故的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不予理睬。上诉人于浩浩认为，在没有经过司法鉴定的情况下，无法确认汪治秀的死亡和于浩浩的行为有因果关系。为查明事实，上诉人于浩浩仍坚持要求二审法院依法对汪治秀的死亡和于浩浩的行为有无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四、一审法院以浙江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计算汪治秀的死亡赔偿金是错误的。汪治秀是农村户籍，并一直生活在四川，发生交通事故这天，其只是到杭州来玩。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指导意见规定，汪治秀的情况明显不符合该规定，其死亡赔偿金只能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浙江省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4956元/年）计算。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不合理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辩称：1.上诉人于浩浩认为事故应由汪治秀负全部责任，上诉人不负事故责任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根据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于浩浩与汪治秀负事故同等责任。该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警部门根据事故双方的交通违法行为导致事故发生的过错程度、因果关系，事故现场情况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依照事实和法律而得出的事故结论，如上诉人对认定书有异议，应依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复核申请。上诉人未提出复核，系放弃自己的权利，且上诉人亦无任何证据能够推翻事故认定书作出的责任认定。故一审法院按照事故认定书划分双方的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公平、公正、合法。2.对于上诉人提出的汪治秀死亡与事故之间没有关联性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认为汪治秀死亡是案涉交通事故导致的，与本次事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事故发生后，汪治秀当即被送往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抢救，因头部外伤伤情危重，经手术治疗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之后转入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康复治疗，因无力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无奈之下只能转回老家在家休养。2017年因伤情反复，被家属送至忠县人民医院治疗，终因伤势太重，病情恶化，于2018年2月1日医治无效死亡。汪治秀从事故受伤，到数次住院治疗，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有关伤情也有数家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书可以确认。一审法院依照被上诉人提供的全部病历资料，对受害人的损失依法计算，证据确凿充分，并无不当。且一审法院已经充分考虑从事故发生到受害人死亡期间可能存在其他因素（事实上并不存在其他因素，汪治秀死亡完全是因为伤势过重导致），适当加重了受害人的责任，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汪治秀死于其他疾病或有其他因素，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关于汪治秀的死亡赔偿金标准问题。汪治秀户籍性质本身为城市居民，以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侵权责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4.于从义作为被告是适格的，其将本人所有的车辆交由于浩浩使用，未确保安全，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于浩浩、于从义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成因分析认为“于浩浩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行驶中未确保安全，其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汪治秀未在人行道行走，而在非机动车道内行走，其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因”，进而认为于浩浩与汪治秀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导致事故发生的过错作用大致相当。据此认定于浩浩、汪治秀各负事故同等责任。于浩浩、于从义上诉提出交通事故的过错全部在于汪治秀，因于浩浩、于从义并无证据证明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故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作为确定双方民事责任的依据。关于汪治秀的死亡与案涉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争议。汪治秀死亡后未经尸检，其死亡的确切原因客观上已无法查明，于浩浩、于从义申请对汪治秀的死亡与于浩浩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的条件已不具备，本院不予准许。根据汪治秀生前先后在浙江医科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忠县人民医院的治疗记录，其中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2017年9月22日的出院记录中，出院情况一栏所反映的汪治秀的病情相对稳定。但其后汪治秀在2018年1月13日入住忠县人民医院，该院出院记录记载，汪治秀在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出院后意识清楚，意识内容明显下降，对答不切题、时有胡言乱语等，受伤原因系在家走路时不慎跌伤。入院诊断汪治秀存在右侧额部硬膜下血肿、右侧顶部硬膜外血肿、右侧颞顶部头皮血肿、脑外伤后遗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症状。经治疗后未见明显好转，其出院医嘱认为可能出现血肿增多、癫痫，危及生命甚至死亡等。根据上述汪治秀的诊疗记录可以认为汪治秀在本市两家医院治疗后虽有所好转，但并未治愈。原审法院根据汪治秀死亡是在事故发生的一定期间后的实情，认为交通事故与其死亡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也不排除汪治秀在治疗期间的个人原因或其他原因导致病情加重，综合考量后确定于浩浩承担40%的赔偿责任，该责任比例应属合理。于浩浩、于从义以汪治秀事故发生后可以坐起来的外观表象认为事故所致伤情不严重，以汪治秀在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出院时病情已基本好转，而认为汪治秀的死亡不完全是事故造成，其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死亡赔偿金的适用标准。根据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一审提供的受害人汪治秀户籍地村委会的证明及户籍管理机关的证明，可以认定汪治秀生前系农转非人员，原审法院以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于浩浩、于从义要求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于从义是否应承担责任的争议。于从义与于浩浩系父子关系，案涉电动自行车所有人为于从义，系于浩浩从于从义处取得该车辆上道路行驶，可认定双方为车辆借用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条规定系明确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分离时，机动车所有人是否承担责任应以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为依据。案涉车辆虽非机动车，但相较于机动车而言，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风险程度明显低于机动车。故参照该条法律规定，于从义作为案涉电动自行车的所有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更应以其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具有过错作为判定依据。本案中，涉事电动自行车经公安交警部门委托鉴定，车辆并不存在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情形，即车辆本身并无质量瑕疵，其使用人于浩浩也不存在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法定情形。故于从义作为车辆所有人在本案中并不存在过错。原审法院判决于从义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于从义关于其不应担责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民初4914号民事判决。 二、于浩浩赔偿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款项325308.5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62元，由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负担295元，由于浩浩负担9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34元，由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负担400元，于浩浩负担1534元。陈发友、陈明芳、陈明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于从义、于浩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