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民终4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兴华东路益民胡同9号。负责人：刘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山东国曜（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黑虎泉北路149号。负责人：孙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洪斌，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思振，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德旺，男，1967年9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东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红，女，1987年8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宽，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聊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济南公司）、张德旺、刘国红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1民初2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安保险聊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被上诉人人民保险济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洪斌，被上诉人张德旺、刘国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宽，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天安保险聊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天安保险聊城公司明确上诉请求为要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损失2000元。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已经对承保的商业三者险中交通肇事逃逸情形作为免责条款作出了提示义务，相关免责条款内容依法有效，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张德旺的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依法免予赔偿。交通肇事逃逸属于法律、行政性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张德旺交通肇事逃逸显然是法律所禁止的。上诉人当时已向被上诉人刘国红交付了全部保险合同，并在保险单中的“重要提示”部分，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显著黑色加深字体，书面提示被上诉人人刘国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中对包含交通肇事逃逸免责条款已经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作出了提示，足以证明上诉人履行了责任免除条款的提示义务。同样，上诉人在保险条款专门章节部分对责任免除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显著黑色加深字体书面提示投保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对于交通肇事逃逸作为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只要保险人已经做出提示的，保险人是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内容合法生效。二、如依照一审判决内容，交通肇事逃逸完全有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违反了民法中的基本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放纵和纵容违法者恶意违法，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虽然投保人声明中的签字非刘国红本人所签，但是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已明确记载，鲁Ｐ×××××机动车驾驶人张德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具有弃车逃逸的违法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十一条的规定和《天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条第1项的规定，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弃车逃逸对社会公共秩序存在危险性，因此张德旺应当对违法行为产生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请依法改判上诉人在交强险财产限额范围内承担2000元。被上诉人人民保险济南公司辩称，1.上诉人不能因肇事逃逸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而免除提示说明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及立法本意，对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投保人或者保险人违反禁止性条款将导致保险公司责任免除或减轻的条款，保险人仍需进行提示。即使投保人对肇事逃逸行为的含义、非法性及对社会的危害性知晓，但如果保险人不向投保人说明肇事逃逸不赔，则投保人自身无从知悉逃逸还会产生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如果投保人不进行相应的提示说明义务是达不到遏制投保人（被保险人）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的社会效果的。因此，即使肇事逃逸行为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保险人仍应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另，本案中的交通肇事逃逸情况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并不当然对私法上的民事合同产生影响，更不会直接导致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律效果。2.上诉人的提示说明义务应明确与保险人免责的关联性并确保到达投保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规定及立法本意，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不仅要通过字体、符号等特别标识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标识，还应主动向投保人出示该条款，并提醒投保人注意到，保险条款中存在着行为人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应提示投保人“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存在关联性。上诉人虽提交了相应条款、免责事项说明及投保人声明，但相应的免责事项未明确提及交通肇事逃逸保险人不赔，且最能体现投保人刘国红知悉、收到上述内容的投保人声明中的本人签字经鉴定为非本人签字，不能证明上诉人的提示说明义务明确且到达投保人，因此上诉人未能依法履行相应的提示说明义务不应免除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张德旺、刘国红辩称，同意人民保险济南公司的答辩意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人民保险济南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德旺、刘国红向人民保险济南公司支付理赔款57387元及利息，利息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4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天安保险聊城公司对人民保险济南公司的上述损失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2月4日16时27分许，张德旺驾驶鲁Ｐ×××××小型轿车沿省道324线自东向西行使至112KM+200M阿城棉厂附近时，与余勇华驾驶的鲁Ａ×××××小型轿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张德旺受伤。经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阳谷大队认定，张德旺负事故同等责任，余勇华负事故同等责任。另外，该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处记载“张德旺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后弃车逃逸的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事故发生后，余勇华支出施救费600元。余勇华所有的鲁Ａ×××××小型轿车在人民保险济南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经该保险公司核定，鲁Ａ×××××小型轿车定损金额为112174元。余勇华为修理鲁Ａ×××××小型轿车花费112174元。后余勇华向人民保险济南公司出具“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机动车损失保险代位赔付协议书以及机动车辆索赔权益转让书，承诺尚未得到事故对方任何赔偿，没有放弃向对方索赔的任何权利，在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后，将请求肇事车辆一方赔偿57387元损失的权益转让给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分两次向余勇华转账支付理赔款112774元。肇事车鲁Ｐ×××××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为刘国红，张德旺系借用该车辆时发生案涉事故。该车辆在天安保险聊城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500000元附加有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为2017年8月16日至2018年8月15日。一审中，刘国红、天安保险聊城公司均申请对天安保险聊城公司《投保人声明》中投保人签章处“刘国红”是否系刘国红本人所签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技术科委托，潍坊鑫诚司法鉴定所出具潍鑫司鉴所[2019]文痕检字第B203号鉴定意见书认定：检材（即日期为2017年8月18日的投保人签章处为“刘国红”的《投保人声明》原件）中“刘国红”的签名笔迹与样本中“刘国红”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鉴定费3600元由刘国红垫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人民保险济南公司作为鲁Ａ×××××小型轿车的保险人，在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履行完毕赔付义务后，依法享有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对直接侵权人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鲁Ａ×××××小型轿车因案涉事故所致车辆损失112174元、施救费600元，张德旺、刘国红、天安保险聊城公司对此均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事故认定书记载张德旺、余勇华分别负事故同等责任，综合双方驾驶车辆性质、承担责任比例等情形，一审法院认为肇事鲁Ｐ×××××号车一方承担50%的赔偿责任。肇事鲁Ｐ×××××号车一方应支付理赔款为57387元[（112774元-2000元）×50%+2000元]。张德旺系肇事车辆的驾驶人，该车辆由天安保险聊城公司承保，又因张德旺系借用刘国红车辆期间发生事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由天安保险聊城公司先行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应由张德旺承担侵权责任。关于天安保险聊城公司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天安保险聊城公司认可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2000元，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天安保险聊城公司还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德旺肇事逃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我公司在商业险内不应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保险条款手册、免责事项说明书是保险公司交给刘国红的，由刘国红持有，并且刘国红在投保人声明处已经签字确认收到了上述条款和免责事项说明书，足以印证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明确告知的义务”并于当庭提交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险单、投保人声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手册，刘国红称“刘国红的签字并非本人所写，天安保险聊城公司也未提交免责事项说明书，免责条款依法不产生效力”，人民保险济南公司及张德旺均认为天安保险聊城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承担赔偿责任。天安保险聊城公司可否在商业三者险内免除赔偿责任，在于该公司向投保人刘国红提供的免责条款能否产生效力。首先，事故认定书记载张德旺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后弃车逃逸，肇事逃逸已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公司仍负有向投保人履行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其次，潍鑫司鉴所[2019]文痕检字第B203号鉴定意见书认定，2017年8月18日的《投保人声明》投保人签章处“刘国红”与刘国红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该鉴定意见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该投保单不能证明天安保险聊城公司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最后，天安保险聊城公司虽称“保险条款手册、免责事项说明书是保险公司交给刘国红的”但并未提交刘国红收到上述材料的相关证据，该免责条款依法不应产生法律效力。故一审法院对天安保险聊城公司免除商业三者险赔偿的主张不予采纳。人民保险济南公司主张的理赔款利息，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国红支出的鉴定费3600元，依据“谁败诉谁负担”的原则，一审法院判令该费用由天安保险聊城公司负担。综上，应由天安保险聊城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人民保险济南公司20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人民保险济南公司55387元，以上共计57387元。另外，天安保险聊城公司还应负担鉴定费36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九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理赔款57387元；二、鉴定费3600元,由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负担（被告刘国红已垫付）；三、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4元，由被告张德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同一审认定。本院认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是保险人依照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法定权利。本案中，人民保险济南公司在向余勇华赔偿损失后即取得向侵权人代位求偿的权利。本案的审查重点为，驾驶员张德旺在交通事故中的逃逸行为，是否可以免除天安保险聊城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中的赔偿责任。天安保险聊城公司主张交通肇事逃逸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性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及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的约定，在保险人将载明“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保险免责条款交付投保人刘国红并进行提示说明后,便不应承担商业险的赔付责任。本院认为，涉案肇事鲁Ｐ×××××号车辆驾驶员张德旺虽存有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的违法行为，但商业险《投保人声明》中投保人签章处“刘国红”的签名，已经司法鉴定机构确认非刘国红本人所签,且天安保险聊城公司也未提供将相关免责条款实际交付投保人刘国红或投保人刘国红委托他人代办保险的相关证据,更不能证实投保人已充分知悉了免责事项的真实含义及投保后所应承担的不利风险。故一审法院认定天安保险聊城公司对上述免责条款未向投保人刘国红履行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依法不生效是正确的。本院对天安保险聊城公司主张仅承担交强险限额损失2000元，而不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的上诉理由，依法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4元，由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 红审判员 陈家勇审判员 刘 颖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赵廷玮书记员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