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75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大鹏，男，1976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四川元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芳，四川元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哈曼智联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383号14层1401-1410号、15层1501-1510号。 法定代表人：黎建凡，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阳鸽，四川蜀锦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大鹏因与被上诉人哈曼智联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曼（成都）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3民初4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于大鹏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2、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2016年4月2日至2019年7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于2019年7月4日解除；3、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自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至今未签订的双倍工资（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金额为629179.82元）；4、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217537.7元；5、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3641元，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2790元，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工作期间加班工资31963元；6、支付2019年6月21日至7月4日期间的工资6557元以及未休年假工资1457元；7、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于2019年7月4日向被上诉人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故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应为2019年7月4日，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诉请“依法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便认定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4日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属认定事实错误。该诉求仅是程序上的诉求，而非实体权利的处理。上诉人在向一审法院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后，仍一直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直至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21日单方强行关闭上诉人的工作系统以及取消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的门禁系统，上诉人于2019年7月4日向被上诉人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办理离职交接手续的通知》内容可以明显看出，被上诉人自认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6月21日，一审法院主观认定为2019年6月4日解除，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二、被上诉人应当与上诉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应向上诉人支付自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每月向上诉人支付双倍工资。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认定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最多支付12个月的二倍工资，认定错误。本案是已经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并且自用工之日起连续签订了三次劳动合同，在第三次劳动合同期满后被上诉人未与上诉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以及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4月2日至2017年4月2日期间的双倍工资已过仲裁时效，但却未认定2017年4月2日之后的双倍工资。三、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每天上班时间为早上9点至下午6点，上诉人的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及被上诉人多次安排上诉人非工作时间出差加班，但都未支付过任何加班工资，据此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按照加班时间支付加班工资，并有权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以及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但一审法院主观认定上诉人前述加班行为不属于加班，属于认定错误，并遗漏处理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3641元。四、被上诉人单方制定的规章制度未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未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协商确定，关于考勤、加班、休假的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侵害了劳动者包括上诉人的切身利益。被上诉人提交的《确认表》中仅有十来名人员签字，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向全体劳动者进行了公示错误。五、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的情形下，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21日强行关闭上诉人的工作系统以及取消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的门禁系统，逼迫上诉人离职的行为已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上诉人有权单方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六、一审中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19年6月21日至2019年7月4日期间的工资6557元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1457元”，因该诉讼请求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一并处理，但一审法院未予处理，属于遗漏处理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哈曼（成都）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于大鹏与我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正确，2019年5月21日于大鹏起诉，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解除与我方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赋予了劳动者单方解除权，解除权属于形成权，一旦到达对方就依法发生效力。我方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传票等，于大鹏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即到达我方，故一审法院认定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9年6月4日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上诉人有权撤回其起诉甚至变更诉讼请求，即使上诉人撤回了全部诉讼请求，于大鹏与我方的劳动关系已经发生解除的效力，这与撤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在2017年4月1日已经视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此之后于大鹏再主张双倍工资缺乏法律依据。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也应当适用上限，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为一年，上诉人主张的双倍工资最迟只能计算至2017年4月1日，其向人民法院及仲裁机构主张双倍工资的时间最迟应当为2018年4月1日，于大鹏于2019年5月2日起诉已超过仲裁时效。三、我方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上班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6点，中午1小时的休息时间，且员工可采用弹性上班制。四、劳动者在出差的过程、中途中并未提供任何劳动，并不属于加班情况也不适用加班工资。五、我方制定的规章制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在制定的时间未经过全部劳动者协商，但符合用工实际情况，用人单位招聘新的员工不可能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对规章制度进行修改。于大鹏入职期间并未对规章制度提出异议，并表示对规章制度认定，考勤制度符合法律规定。六、我方年休假标准最低为10天，最高为22天，已经超过了法定的年休假标准，充分保障了劳动者的休假权利。休假政策中的“预支”和“扣除”针对的是公司年假，并非针对国家法定年休假。我方制定的所有规章制度均在内网上进行了公布，于大鹏可以随时进行查看，其所提到的上述问题在规章制度中从未发生过变更。七、我方在2019年6月4日收到了于大鹏的起诉状之后，尊重于大鹏的权利，在进行了工作安排、交接后，要求于大鹏按照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离职手续。但于大鹏并未签收相关文书，也未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因此我方才关闭其系统及门禁，我方并无过错。八、于大鹏主张的工资及未休年休假等问题是一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 于大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于大鹏与哈曼（成都）公司从2016年4月2日起至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判决解除于大鹏与哈曼（成都）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3.判决哈曼（成都）公司向于大鹏支付经济补偿金217537.7元；4.判决哈曼（成都）公司向于大鹏支付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至今的双倍工资（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金额为629179.82元）；5.判决哈曼（成都）公司向于大鹏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工作日期间的加班工资31963元；6.判决哈曼（成都）公司向于大鹏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2790元；7.判令成都（哈曼）公司向于大鹏支付2019年6月21日至2019年7月4日期间的工资6557元以及未休年假工资1457元。 一审经审理查明，2007年8月3日，泰立嘉（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21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哈曼智联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于大鹏于2009年4月8日、2012年4月9日、2014年3月21日分别与泰立嘉（成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三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到期日分别为2012年3月31日、2014年3月31日、2016年4月1日。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于大鹏入职时间为2009年4月8日。关于离职时间，于大鹏提出其于2019年7月4日通过邮件向公司发送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主张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9年7月4日。公司主张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为收到法院依法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之日（2019年6月4日）。 一审另查明，哈曼（成都）公司《Attendance》（考勤）制度第4条第1项规定：“工作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整，中午一小时午餐时间。允许上班时间前后半小时的弹性，则下班时间相应调整，但须保证每天八小时工作时间”。 又查明，2019年1月8日，于大鹏向成都高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因仲裁庭审时要求变更仲裁请求未予同意，便撤回该仲裁申请，之后于2019年5月12日就本案所涉仲裁事项重新向高新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该委于2019年5月22日出具逾期未受理证明，因此，于大鹏起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主要采信了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哈曼（成都）公司《Attendance》（考勤）制度、三份劳动合同、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及逾期未受理证明、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EMS邮寄单及签收单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及质证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及解除方式；2.哈曼（成都）公司是否应当向于大鹏支付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及金额；3.哈曼（成都）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于大鹏加班工资；4.哈曼（成都）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于大鹏经济补偿金。 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及解除方式。本案中，尽管双方于2016年4月1日之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均认可2016年4月1日之后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及解除方式问题，公司主张因劳动者诉请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故在公司收到法院依法送达的原告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双方劳动关系便予解除，即2019年6月4日于大鹏与哈曼（成都）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于大鹏主张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为2019年7月4日，系于大鹏通过邮件向哈曼（成都）公司发送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合同解除权的法定行使方式为通知，生效方式为通知到达对方。首先，于大鹏在起诉状中明确诉请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劳动合同，充分反映出其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其次，法院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可以有效将劳动者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单方意思表示有效传达给被告。因此，一审法院确认于大鹏与哈曼（成都）公司从2016年4月2日至2019年6月3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于哈曼（成都）公司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2019年6月4日）解除。 关于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和第八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连读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于大鹏与哈曼（成都）公司连续三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第三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2016年4月1日）后，公司应当与于大鹏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大鹏主张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承接关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不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最大惩罚限度是支付十二个月的二倍工资，故哈曼（成都）公司应当支付自2016年4月2日至2017年4月1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但哈曼（成都）公司主张于大鹏的双倍工资诉请已经超过时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由上述法条可见，只有拖欠劳动报酬的仲裁时效期间才是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算，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系惩罚性赔偿金，并非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而应得的劳动报酬，故应当适用上述法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计算一年仲裁时效时，因双倍工资是按月累计形成，属个别债权，应当对月独立计算，即在计算一年仲裁时效时，前一段时间期间可能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但不影响后一段期间的计算。本案中，对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应为用人单位未履行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行为的发生之日，2016年4月2日，哈曼（成都）公司未与于大鹏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大鹏也应于此时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故于大鹏若要主张哈曼（成都）公司支付未与其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权利，应在2017年4月2日至2018年4月1日期间提出仲裁申请，但其直至2019年1月8日才向成都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且其未能举证证明这期间存在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故哈曼（成都）公司的时效抗辩成立。综上，一审法院对于大鹏要求哈曼（成都）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加班工资。于大鹏主张其在职期间存在加班事实，要求哈曼（成都）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工作日每天延时加班1小时的加班工资31963元和因公司安排出差存在的休息日在途时间的加班工资279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延时加班工资，哈曼（成都）公司的考勤制度规定每周一至周五的上班时间为9时至18时，中午1小时午餐时间，每天须保证8小时工作时间。现于大鹏以公司上述规定为依据，主张其工作日每天延时加班1小时的加班工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休息日出差在途时间的加班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加班并非单纯的时间经过，而是需要以特定的工作作为内容支撑。于大鹏为完成外地工作任务而出差，但在途时间并无实际工作内容，未从事加班行为。且于大鹏对哈曼（成都）公司的加班政策规定“到达和离开公司的时间以及出差时自出发地到目的地的途中时间将不视为支付加班费的工作时间”一直知悉，亦未举证证明其向公司提出过异议，现主张出差在途时间的加班工资，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经济补偿金。于大鹏以哈曼（成都）公司未支付加班费、公司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四）项的规定要求哈曼（成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首先，如前述所分析，于大鹏主张哈曼（成都）公司未支付其加班费的事实不能成立；其次，关于哈曼（成都）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其一，于大鹏主张公司制定的休假政策中“员工可预支当年年假，但离职时员工已使用的年假天数超出规定的标准时，超出天数的工资将在最后工资中扣除”以及“员工离职时未休年假将不以现金形式折算，因公司原因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除外”的规定违反了《企业职工带薪年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哈曼（成都）公司辩称公司休假制度中规定的公司年假包含了国家规定的带薪年假以及企业给予员工的公司年假，在休假规定中明确了最低工资年假标准为10天，最高为22天，于大鹏陈述的预支年假以及扣除年假系公司年假，而非国家法定年假。从公司的休假政策显示，公司已经充分保障了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中的“法律、法规”，特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而《企业职工带薪年假实施办法》系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部门规章，不属于上述法律、法规。其二，于大鹏主张公司的考勤政策规定“工作时间每周一至周五9点至18点”以及“如发生迟到或早退，罚款10元，从次月工资中扣除”违反了每天8小时工作制，且公司没有罚款的权利。如前所述，哈曼（成都）公司规定“工作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整，中午一小时午餐时间。允许上班时间前后半小时的弹性，则下班时间相应调整，但须保证每天八小时工作时间”，该规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至于迟到罚款，属于公司正常的考勤管理制度，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其三，于大鹏主张公司的加班政策第33条规定“到达和离开公司的时间以及出差时自出发地到目的地的途中时间将不视为支付加班费的工作时间”系公司单方制定的排除其支付加班费义务的规定。如前述关于加班费的分析，因在途时间并未提供实际工作，不能视为法律意义上的加班，哈曼（成都）公司的该项规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其四，于大鹏主张上述休假政策、考勤政策、加班政策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等民主程序，制定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上述规章制度未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但其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且依法向全体劳动者进行了公示。于大鹏在2015年-2017年的三份政策学习表上签字确认，表明其已了解了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且于大鹏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职期间有向公司针对上述制度提出过异议。综上所述，哈曼（成都）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不存在侵害损害劳动者权益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大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四）项的规定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于大鹏当庭增加的诉请“请求判令哈曼（成都）公司向于大鹏支付2019年6月21日至2019年7月4日期间的工资6557元以及未休年假工资1457元”，因该诉请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且哈曼（成都）公司提出异议，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于大鹏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于大鹏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2009年的员工手册，拟证明员工手册上有相应的版本号，于大鹏在政策学习表上也进行了签字确认。上诉人于大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不能确认被上诉人是否对手册内容进行了变更，上诉人未在员工手册上进行签字确认，编号无法与确认表上的编号一一对应。本院经审查认为，前述证据能够证实哈曼（成都）公司制定的关于加班、考勤、休假申请等政策2019年版本与2017年版本基本一致，本院对前述证据予以采信。结合一审庭审笔录及相关证据，二审另查明，2019年6月21日，哈曼（成都）公司出具《办理离职交接手续的通知》，载明“于大鹏先生：公司于2019年6月4日收到你向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你在起诉状中明确提出要求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根据相关法律，劳动者有权单方面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公司完全尊重劳动者的个人意愿。基于以上原因，特通知你于2019年6月21日前到公司人事部办理离职交接手续，你与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6月21日结束”。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时间；2.上诉人主张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是否应当支持；3.加班工资是否应当支持；4.经济补偿金是否应当支持；5.上诉人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及2019年6月21日至7月4日工资的请求是否应当审理。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时间的问题。本院认为，劳动合同何时解除，应当从解除的主体、方式以及是否继续提供劳动等因素予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于大鹏作为劳动者享有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权，其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解除劳动合同亦是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方式之一。虽然哈曼（成都）公司于2019年6月4日收到于大鹏的起诉状副本，能够视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哈曼（成都）公司，但客观上于大鹏之后仍在哈曼（成都）公司工作并提供劳动，直到2019年6月21日，哈曼（成都）公司要求于大鹏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双方的劳动关系才正式解除。故双方劳动合同解除的时间，应当是2019年6月21日，一审法院认定为2019年6月4日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上诉人主张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关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规定，连续签订两次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继续用工的，应当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中，2016年4月1日之后，于大鹏继续在哈曼（成都）公司工作，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哈曼（成都）公司并未与于大鹏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自2016年4月2日至2017年4月1日期间，因哈曼（成都）公司未与于大鹏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于大鹏可主张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于大鹏最迟应当于2018年4月1日提出仲裁请求，其于2019年1月提起仲裁明显超过仲裁时效，对该期间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2017年4月2日之后，哈曼（成都）公司仍未与于大鹏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时间已经满一年，此时应当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续的期间不应再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故一审法院关于该项请求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加班工资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加班工资同样受一年仲裁时效的调整。于大鹏于2019年1月8日提出仲裁申请，故2018年1月9日之前的主张超过仲裁时效，2018年1月9日之后的出差包括2018年1月31日-2月1日、2018年2月8日-2月9日，前述期间均非周末，且航班选择系在出差申请时确定，客观上也并非各个时间段均有航班，故虽然不在上班时间，但也不能证明该期间存在与工作有关的事项，不应支付加班费。关于延时1小时加班的问题，因中午客观上必然要用餐，哈曼（成都）公司规定中午1小时为吃饭时间具有事实依据，故于大鹏并无证据证明哈曼（成都）公司存在延时加班1小时情形。 四、关于经济补偿金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于大鹏主张哈曼（成都）公司未支付加班费以及公司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本院认为，关于加班费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其以此主张经济补偿金亦不能支持。关于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哈曼（成都）公司制订的规章制度组织公司员工进行了学习，于大鹏本人亦在相应的政策学习表上签字确认，亦无证据证明其在职期间对哈曼（成都）公司制订的规章制度提出过异议。同时于大鹏也无证据证明规章制度中约定的未休年休假条款、加班条款以及迟到罚款条款等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审法院关于“法律、法规”的解释亦符合规定，故一审法院未支持于大鹏关于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五、关于于大鹏主张2019年6月21日至2019年7月4日期间的工资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是否应当审理的问题。本院认为，前述请求，于大鹏并未在仲裁时提出，同时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为2019年6月21日，故于大鹏主张6月21日之后的工资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对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认定不当，但结果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关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的规定，本院纠正前述瑕疵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于大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牛玉洲 审判员  唐 健 审判员  徐苑效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杨春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