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1民撤1号 原告：吕国防，男，197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南省内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新平，安阳市内黄县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吕国峰，男，1972年8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原住河南省内黄县城关镇硝东二路92号，现住河南省内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东山（系吕国峰的叔叔），男，1955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内黄县。 被告（原审被上诉人）：高飞燕，女，1987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原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前大洼村31号，现住山东省日照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淑君，山东周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审上诉人）：安阳市万方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安钢大道741号。 被告（原审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11号豫粮大厦12层。 主要负责人：贾国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攀，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吕国防因上诉人安阳市万方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公司）与被上诉人高飞燕、吕国防、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郑州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日民一终字第260号生效判决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国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窦新平、被告吕国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东山、被告高飞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淑君、被告人寿财险郑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攀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万方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吕国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日民一终字第260号民事判决书，并撤销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日开民一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第三项、第四项，改判由吕国峰与万方公司连带承担对高飞燕的赔偿责任；2.裁定中止对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日开民一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3.判令吕国峰、高飞燕、万方公司、人寿财险郑州公司赔偿吕国防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4.诉讼费用由吕国峰、高飞燕、万方公司、人寿财险郑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吕国防与吕国峰系同胞兄弟(现均已成家立业，且已分户并各自独立生活，吕国峰系兄长(1972年8月9日出生，原始名：吕国峰，原出生身份号码：4105271972××××××××)，吕国防为弟(1974年7月15日出生，原始名：吕国防，原出生身份号码4105271974××××××××)。1998年12月31日，河南省内黄县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以下简称内黄县城关派出所）在为吕国防办理身份证时，错误将吕国防登记为“吕国峰”，出生年、月、日记载为“1972年8月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记载为4105272080901”，身份证照片却粘贴的是吕国防青年时真实照片；2010年8月12日，内黄县城关派出所在为吕国峰办理身份证时又将吕国峰错误登记为“吕国防”，出生年、月、日则记载为吕国防的出生时间(1974年7月1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105271974××××××××，身份证照片却粘贴为吕国峰的真实照片，导致了吕国防与吕国峰之间，由本为弟弟的吕国防，却变成了大于吕国峰的外在表象。2015年8月3日，内黄县城关派出所在对辖区居民身份证信息纠错时，发现了上述情况，后依法对吕国防的身份信息进行了纠错，恢复了吕国防原应存在的身份信息及与吕国峰的兄、弟排序，2011年8月16日内黄县城关派出所也恢复了吕国峰的原有身份信息与吕国防的兄、弟排序。 2019年7月(或8月初)，吕国防在正常使用本人的微信账户进行交易时，却发现其微信帐户已被司法冻结，经查，该冻结系由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再查，该冻结是缘于吕国峰曾在2013年12月12日与高飞燕发生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并经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日开民一初字第83号、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日民一终字第260号一审、二审民事判决处理，现因判决载明的赔偿主体“吕国防”(属错误列定姓名，应为吕国峰)未完全履行，从而导致人民法院启动对吕国防的执行。2019年8月6日，吕国防曾向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该院于2019年12月11日以(2019)鲁1191执异4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吕国防的异议申请，现吕国防的账户仍处于被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状态。 吕国防认为：1.吕国防自幼至今，多以务农为业，从没有购买可用于运输的大型车辆，更没有买过本案所涉及的车辆，在交通事故发生的2013年12月12日，吕国防也没有驾驶本案所涉的车辆行驶于山东省日照市，更没有接受过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警察大队在处理交通事故时的任何询问或在询问笔录上签字，交警部门在处理中所涉及的吕国防名字不是吕国防，而是吕国峰；2.2010年8月27日，吕国防曾因涉嫌犯罪被河南省内黄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后又被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于2014年2月26日刑满出狱。但，根据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日开民一初字第83号判决书第11页的认定内容载明，所谓的“吕国防”于2013年9月24日与被告万方公司签订合同书，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本案所涉车辆，并挂靠于被告万方公司名下的，因此，根据上述情况，吕国防不可能在狱中购买了案涉车辆，也不可能在监狱中与万方公司签订所谓的车辆购买挂靠合同。3.另外，就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日开民初字第83号案件的审理程序中）吕国防没有参加诉讼，也没有委托河南高陵律师事务所张俊田律师代表吕国防参加诉讼，故从司法审判的诉讼意义而言，当属遗漏“当事人”，吕国防即未接到法院传唤，也未到庭陈述抗辨，而是在2019年7月(或8月)才知道了本人的名字早已被涉诉，并被判决承担对高飞燕的赔偿责任，故对吕国防则有失公允。4.《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公民身份证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结合本案，公安机关在为吕国防及吕国峰进行身份信息登记及发证工作中，却出现了“将哥哥变为弟弟，弟弟变为哥哥”的错误登记，这与一般的社会公序良俗相悖，同时也导致了吕国防可能冤屈为他人担责的情况发生，应当依法纠正。现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一条规定，已为吕国防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进行了更正，同时，也对吕国峰的身份证号码进行了更正，公安机关的更正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且与事实相符，故本案所涉对高飞燕的赔偿责任应由吕国峰承担。5.特别指出，通过证据2、证据4两身份证中粘贴的照片，和证据1及吕国防现身份证粘贴的照片对比，公安机关的身份证登记和在制证中出现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现公安机关对其登记错误进行了更正，于法有据而正确，现更正结果，应当依法采信。 被告吕国峰辩称，一、吕国防请求理由正当，可以支持。答辩人与吕国防系同胞弟兄，答辩人为兄，生于1972年8月9日，出生取名吕国峰，吕国防为弟，生于1974年7月15日，出生取名吕国防。在我们二人办理身份证时，公安机关把我们的名字、出生年月进行了错误登记，致使我们的对外称谓相互颠倒，鉴于我们之间系亲情关系，故我们也未在意或建议公安机关修改，在多年的对外活动中而是各自一直使用错误的名字。关于本案涉及的交通事故，其事故车辆是答辩人所买，并挂靠于万方公司名下，事故发生时也是答辩人驾驶的，在事故处理中也是答辩人全程参与，在原案的诉讼中也是答辩人委托律师参与的诉讼，故吕国防一直没有参与。现公安机关已对我们的身份的错误登记进行了更正，因此，答辩人同意吕国防诉请，并自愿承担相关事故责任和赔偿责任；二、原公安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中存在程序错误、认定责任错误，答辩人不应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最多可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本次再审应当纠正，理由为：其一，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警察大队向答辩人送达的认定书上只有张某一人签字，程序违法；其二，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警察大队事故责任确定不当；其三，原案一、二审程序未纠正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警察大队对事故责任的错误划分不当；其四，原审时的一审法院对高飞燕的误工费、护理费所适用的法律以及计算标准错误。 被告高飞燕辩称，一、吕国防不满足本诉提起条件，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1.吕国防主体不适格、不满足提起撤销之诉条件。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的主体，只能是前诉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且需满足“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条件。而本案吕国防在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日民一终字第260号案件审理中为被告，并非案外人，且吕国防已委托诉讼代理人、父亲参与原审诉讼。即吕国防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不适格也不满足“未参加原审诉讼”提起的条件，其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2.原判决不存在错误，吕国防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按照民事诉讼法，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存在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而本案原审判决并不存在错误。吕国防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在交警处理部门、一审、二审提供了内黄县公安局签发的二代身份证、安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签发的机动车驾驶证，证件号码均为4105271974××××××××；正如吕国防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公民身份证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吕国防、吕国峰也均认可原审被告提供的身份证、驾驶证为公安机关签发的有效证件。原审基于原审被告提供的公安机关签发的证件、授权委托书等信息判决吕国防承担赔偿责任，判决并不存在错误。二、吕国防陈述身份证信息签发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吕国防为证明其主张，共向法庭提交七份证据。通过对七份证据的核实，答辩人认为起诉状内容与证据存在多处矛盾、问题，不能证明其主张。问题1.吕国防陈述其1998年12月31日办理身份证时，派出所将其身份证姓名签发为“吕国峰”；陈述吕国峰2010年8月12日在办理身份证时，派出所将其身份证姓名签发为“吕国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规定，申领居民身份证，应由申请人填写《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交验户口簿等资料。即身份证号码是申请人提供，公安机关根据其申请，核实相关身份信息无误后签发，不可能出现吕国防陈述的问题。即便出现错误，吕国防、吕国峰均可在第一时间内向签发机关反映并进行更正。公民身份证号码作为区别公民身份的最重要的方式，对公民影响重大，但在长达将近20年的时间，吕国防、吕国峰均未向公安机关申请修改，明显不符合常理。问题2.吕国防陈述在2015年8月公安机关对辖区居民信息纠错时才对其身份信息、吕国峰信息予以更正，将两人身份信息进行了互换。如吕国防的陈述属实，通过吕国防提交的证据二“吕国峰纠错前的身份证”、证明四“吕国峰纠错后的身份证”可以看出，吕国峰在2011年8月16日已更改为4105271972××××××××，即吕国峰在2013年12月发生交通事故时不可能再使用“吕国防”的身份证及身份信息。三、吕国防诉讼请求超出本案审理范围。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只对涉及第三人事项的判决内容进行审理、判决，未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不在审查、判决范围之列。吕国防的诉讼请求第一条第一项超出第三人撤销之诉审理范围，请求法庭依法予以驳回。四、吕国防的诉讼请求已超出诉讼时效。假设吕国防、吕国峰的陈述属实，原审被告主体应为“吕国峰”而非“吕国防”。根据原审交警部门提供的“2013年12月12日吕国防询问笔录”，当时使用“吕国防”身份的吕国峰，陈述交通事故发生时其开车，车内还坐着“吕国峰”和“吕某”。按照吕国防、吕国峰的陈述，那车内坐着的“吕国峰”，实际身份应为吕国防。也即当时吕国防当时已知晓吕国峰发生了交通事故，且使用了其身份信息，当时吕国防即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按照民事诉讼法，其应在六个月内提起诉讼，逾期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予驳回。吕国防民事起诉状写明的时间为2020年1月6日，明显其诉讼请求超出第三人撤销之诉法律诉讼时效。另外按照吕国防陈述，其在1998年即知晓自己的身份信息出现错误，而一直怠于行使修改的义务，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应知晓后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被告人寿财险郑州公司辩称，一、吕国防不是本案适格第三人，不具备提起第三者撤销之诉的资格，应当驳回起诉，吕国防和吕国峰身份登记错误，均发生在本次交通事故之前，虽然存在客观登记错误，但户籍部门给二人颁发具有公式效力的身份证时，二人的身份、法律地位至此是明确且唯一的，不影响其完全且独立的民事能力和资格，本案的生效判决是2015年6月10日作出，在此之前，二人的身份信息是确定的，根据民诉法及其解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明确户籍登记的公示性赋予了被告参加诉讼的法律地位和资格，并且可以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二、即使认为吕国防有提起本案第三撤销之诉的资格，因吕国防已经提起执行异议，根据民诉法解释，案外人对人民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应当申请再审，如果法院认为前诉判决存在实体或程序错误，应当提起再审程序，继续本案的审理只会导致司法资源浪费。 被告万方公司未答辩。 本院（2015）日民一终字第26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2013年12月12日，“吕国防”驾驶豫Ｅ×××××、豫Ｅ×××××号牌重型半挂货车与高飞燕的丈夫金某驾驶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乘坐人高飞燕创伤性四肢瘫、脊柱损伤构成一级伤残及双方车辆损失。就双方的车辆损失问题，双方先后诉至法院，均达成调解意见，由法院先后出具（2014）日开民一初字第357号、（2014）日开民一初字第417号民事调解书。后因高飞燕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高飞燕于2013年12月25日将“吕国防”及其驾驶车辆的登记所有权人万方公司、承保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公司人寿财险郑州公司一并诉至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吕国防”委托河南高陵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俊田参与了第一次庭审活动，该法院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2014）日开民一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人寿财险郑州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高飞燕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共计12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人寿财险郑州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高飞燕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营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16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吕国防”、万方公司连带赔偿高飞燕护理费201756.37元，因“吕国防”已支付高飞燕70000元，余额131756.37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于2019年7月21日支付201756.37元；于2024年7月21日支付201756.37元；于2029年7月21日支付201756.37元。四、“吕国防”、万方公司连带赔偿高飞燕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五、驳回高飞燕的其他诉讼请求。万方公司不服该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吕国防”之父吕某以“吕国防”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二审法院即本院于2015年6月10日作出（2015）日民一终字第2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吕国防提交的证据及证明内容如下： 证据1.公安机关为原告错办的一代身份证（原件）。 用于证明：吕国防的名字、出生年、月登记错误(该出生年、月及名字均为其哥吕国峰)。 证据2.公安机关为被告吕国峰错办的身份证（复印件）。 用于证明：吕国峰当时用的名字、出生年、月均为原告，但照片却粘贴为吕国峰的照片。 证据3.内黄县城关派出所出具的“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原件）。 用于证明：公安机关已纠错。 证据4.公安机关为吕国峰纠错后的身份证（复印件）。 用于证明：公安机关已对吕国峰的错误登记进行纠错。 证据5.执行异议申请书、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2019)鲁1191执异43号执行裁定书、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年8月4日冻结、扣划吕国防微信零钱手机信息通知各一份。（原件） 用于证明：吕国防因被执行，方才知道已涉诉并被判责，现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不超过6个月的法定除斥期。 证据6.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日民一终字第260号民事判决书、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日开民一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用于证明：吕国防提起诉讼有据可依。 证据7.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2011)内刑初第70-2号刑事判决书（原件）。 用于证明：吕国防因涉嫌犯罪于2010年8月27日被刑事拘留，并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于2014年2月26日刑满释放，故不可能在监狱内购买车辆，不可能与万方公司签订所谓的车辆购买挂靠合同。 吕国峰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案涉车辆由吕国峰购买、驾驶的，事故的处理及诉讼均由吕国峰参与，吕国防并不知情，吕国峰和吕国防的身份证混用是公安机关办理错误的结果，现在双方已经恢复了真实身份，吕国峰愿意对高飞燕的合理合法损失进行赔偿。 高飞燕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吕国防身份登记错误；证据2、4为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便真实，通过吕国防提交的证据4可以看出2011年8月16日被吕国防称作哥哥的吕国峰已经更改了新的身份证号码，交通事故发生在2013年12月，不可能再使用姓名为吕国防的身份证；吕国防提交的证据7刑事判决书自认当时刑事处罚的为自己，通过刑事判决可以看出2010年8月26日吕国防使用了姓名为吕国防的身份证，如按其所述2015年8月公安机关才为其更正身份证号码，当时的吕国防的身份信息应为吕国峰；证据3盖章机关模糊不清，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明即便是真实的但更正原因、时间均为空白，按照吕国防提交的证据4、7看出交通事故时吕国防、吕国峰均已使用了更正后的身份信息；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以提起执行异议的时间作为其知晓民事权利受损之日；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通过两份判决可以看出吕国防身份信息与吕国峰的信息完全一致，作为原审当事人无权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当时刑事处罚的为吕国防，刑事判决中明确出示出生年月为1974年7月15日，作为刑事案件，各司法机关按照严格的身份信息审核程序，确认了刑事处罚人员信息，该判决处罚人员信息不可能出现错误，判决书明确2010年8月27日吕国防被刑事拘留，当时吕国防当时使用了1974年出生的身份信息，并不是其陈述的2015年才更改。 人寿财险郑州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吕国防提供的证据，吕国防已于1998年12月31日、吕国峰于2010年8月12日知晓自己的身份信息存在错误，但一直未更改，其放任自己权利导致的法律后果应当其自己承担，本案涉诉的生效判决当时吕国防与本案的处理没有实体上的利害关系，所以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资格，本案之后变更身份信息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裁定进行修正，不需要通过再审或者第三人撤销之诉实现自己的权利。 万方公司未质证。 被告高飞燕为证明自己的抗辩意见，提供询问人和记录人均为张某（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于2013年12月12日对被询问人吕国防的询问笔录一份（复印件），其中被询问人陈述其系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事发时正开车，“吕国峰坐副驾驶位置上，吕某坐后排上”。用于证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吕国防、吕国峰、吕某（两人的父亲）均在现场，如吕国防陈述属实，吕国防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应从当时起算诉讼时效，吕国防2020年1月才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 吕国防质证认为，1.该询问笔录是复印件，未加盖出证单位的确认印章，其真实性由法院判定；2.从证据形式上看，该笔录的询问人为张某，记录人也为张某，违背了法定程序，印证了吕国峰在答辩状中提出的交警部门处理该事故程序违法；3.对笔录的内容是否应当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依据不发表意见，由法院判定；4.从笔录上显示虽吕国防也在车上，不能作为排除吕国防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按照法律规定除斥期的计算起点为诉讼结果后的起点，不是交通事故发生的起点，吕国防提起本案诉讼是以诉讼结果和吕国防知道诉讼结果时间开始计算的，不超过六个月的除斥期，上面吕国防的签字不是本案吕国防，而是吕国峰签字。 吕国峰质证认为，无法辨认证据的真假。 人寿财险郑州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该询问笔录上的吕国防签字与本案吕国防起诉状中的签字不一致，故笔录上的签字应该系吕国峰所签。 庭审中，吕国防和吕国峰均认可吕国防提供上述证据中证据1上粘贴的照片为吕国防的照片，其中证据2、证据4上粘贴的照片为吕国峰的照片，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日开民一初字第83号案件中吕国防提供的姓名为吕国防的驾驶证、身份证和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证书上粘贴的照片均为吕国峰的照片。并且，吕国防陈述其于2013年12月份提前出狱，因新冠疫情影响暂时不能提供出狱证明，但案涉交通事故事发时，其坐在肇事车辆的副驾驶上，对交通事故的处理不知情，其与哥哥吕国峰、父亲吕某关系很好。 对于当事人提供的以上证据，经审核，各方当事人对于吕国防提供证据5、6、7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除证据5中的执行异议申请书和微信通知外，均为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对于证据5中的执行异议申请书系吕国防单方形成，与证据5中的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191执异43号执行裁定书内容相互呼应；证据5中的微信通知，通过吕国防当庭出示原始手机载体，能够确认其真实客观存在。对于吕国防提供的其他证据，其中证据1，吕国防在庭审中提供了原件，对其真实性应予认定；对于证据2、4虽为复印件，因吕国防并非证据的持有者，而该证据的持有者吕国峰予以认可，对于证据3系原件，加盖了公安机关的印章，高飞燕虽有异议但提不出证据反驳。吕国防提供的上述证据从内容上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来源上并不存在非法情形，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定。对于被告高飞燕提供的证据，经审查，在（2014）日开民一初字第83号案件中，该证据由一审法院自案涉交警卷宗中调取，并向当事人出示，由各方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中调查人仅有一人虽有瑕疵，但并不影响当时“吕国防”陈述的真实性，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等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需要先行审查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原告吕国防是否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救济第三人享有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生效裁判文书内容错误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本案原告吕国防需举证证明其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首先，“吕国防”系名义上的案件当事人。在车辆购买、事故处理、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均认可事故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肇事司机均为吕国防。并且当事人在上述案件中提供了职权机关颁发的姓名均为“吕国防”的居民身份证、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证书和机动车驾驶证，原告吕国防和被告吕国峰虽均认可上述证件上黏贴的是被告吕国峰的照片，该案中的“吕国防”实际是指被告吕国峰，但因原告吕国防和被告吕国峰系亲兄弟关系，照片形成时间时间较长，无法清晰辨认两人的具体容貌。 其次，原告吕国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并非案件实际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三条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的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指纹信息、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应当登记指纹信息。”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登记的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指纹信息等。原告吕国防虽提供了公安机关先后为原告吕国防和被告吕国峰颁发的身份证，并主张两人身份登记信息混乱，但其提供的证据1、2仅指出了身份证上照片黏贴的错误，基于上述同样的理由，在当事人未提交相关有权机关出具的证明或在验证身份证上指纹信息错误的情况下，亦无法判断原告吕国防的陈述是否属实，并且原告吕国防提供的证据3虽显示将原告吕国防的身份证号码进行了更正，但并未明确更正前的情况和更正的原因，以及与被告吕国峰是否存在联系。 综上，原告吕国防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推翻其系(2015)日民一终字第260号、(2014)日开民一初字第83号案件的当事人，故其不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第二，原告吕国防是否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即便原告吕国防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根据被告高飞燕的举证及原告吕国防的认可，原告吕国防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之时即2013年12月12日坐于肇事车辆上，对于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即时知情，即便如其主张，交通事故及诉讼均由其兄长被告吕国峰参与、处理，但其自认与兄长被告吕国峰、父亲吕某关系很好，对于诉讼情况应当知情，其未参加相关诉讼，不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情形。 第三，原告吕国防的起诉是否超过了六个月的法定期间。 即便原告吕国防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其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根据被告高飞燕的举证及原告吕国防的认可，原告吕国防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之时即2013年12月12日坐于肇事车辆上，对于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即时知情，其虽主张因未参与事故的处理及诉讼，对于案涉相关诉讼并不知情，直至2019年8月4日被划扣微信零钱才知情，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事故发生后“吕国防”接受了交警机关的询问，委托相关人员、律师及其父亲吕某参与处理了与事故相关的多起诉讼，且原告吕国防自认与兄长被告吕国峰、父亲吕某关系很好，案涉交通事故对于“吕国防”而言属于重大事件需承担巨额赔偿，应推定原告吕国防对于案涉诉讼情况从其兄长被告吕国峰、父亲吕某处知情，原告吕国防主张直至2019年8月4日才对法院判决知情，明显不合常理。 综上所述，原告吕国防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吕国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703元，由原告吕国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荣国 审 判 员  王林林 人民陪审员  李 勇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张锦秀 书记员裴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