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96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富通道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蓬溪县赤城镇东街27号。 法定代表人：方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勇，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凤，男，1976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玲，四川大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苟志祥，男，1973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 上诉人四川富通道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凤、苟志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19）川0129民初3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苟志祥经本院依法传唤，拒不到庭参与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富通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二、依法驳回王凤对富通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判令由苟志祥承担支付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苟志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不是适格被告，因本案富通公司、苟志祥所在地和合同履行地均不在四川省大邑县，则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二、一审法院对王凤要求富通公司、苟志祥支付租赁费的诉讼请求未作审理，判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三、首先，王凤认为苟志祥是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但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依据《内部风险工程承包管理责任书》认定苟志祥为项目责任人，将“项目负责人”与“项目责任人”的职责等同，是错误的；其次，项目章是伪造的，富通公司对项目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项目章对富通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再次，富通公司于2015年5月才与发包方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工程尚未开工，王凤在诉状中声称租期自4月26日开始，结算时间自3月起中旬开始，与事实相矛盾。且一辆小型农用车月租金高达22000元，与常理不符。且王凤在一审庭审中表示自3月起至案涉工程开工之前，其在为苟志祥的其他工地上跑运输。一审法院认定无证据证明双方结算存在无效的情形，系事实认定错误；最后，王凤与苟志祥存在姻亲关系，其应清楚苟志祥在外挂靠公司承包工程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不能断定王凤知晓并认可苟志祥系租赁合同相对人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在引用理塘县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9）川3334民初12号民事判决作为其判决依据的同时，又对该判决进行否认，系自相矛盾。五、首先，依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只能依照当事人提出的案件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不能随意予以变更、主动审理。王凤在本案中并未主张苟志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对此不应审理。其次，《内部风险工程承包管理责任书》赋予苟志祥项目责任人的身份，且从责任书内容看，已表明是承包关系，责任人自负盈亏，据此不能证明苟志祥是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人。故《内部风险工程承包管理责任书》不能形成双方的代理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苟志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是错误的。 王凤辩称，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确定案件的管辖以起诉时的确定管辖，而不是依照一审判决的结果来确定管辖。二、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后作出的判决，并未漏判案涉的诉讼请求。三、苟志祥在案涉工程中的项目章及支付款项清算事项等，均是富通公司授权完成的。富通公司陈述苟志祥转包还是挂靠，均与王凤无关，而是其内部的关系。四、徐林、王凤与苟志祥相识，王凤是苟志祥的妹夫，但是基于二人的文化程度及职务不可能知晓挂靠、转包等关系，在一审庭审中二人也陈述案涉工程标识了施工单位为富通公司，且结算时该工程还未竣工，结算所用印章为富通公司的项目章。因此一审法院以此判决富通公司承担支付责任，是完全正确的。五、一审答辩阶段，王凤经过一审庭审后认可苟志祥与富通公司是表见代理的关系。六、关于富通公司提出月租金过高的问题，月租金包含了驾驶员的工资和保险等费用。租赁费用都是2万多元。因此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富通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苟志祥未发表答辩意见。 王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富通公司支付王凤农用车租赁费129866.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苟志祥因工程施工需要租用王凤川Ｌ×××××号农用车在工地使用，并以苟志祥签名及加盖项目章的形式与王凤签订了《车辆租赁合同》，主要约定：租赁期间为2015年3月16日至2016年10月30日，每月租赁费为22000.00元。2016年12月30日，苟志祥在一份《租赁结算单》中确认王凤车辆租赁费合计379866.00元，该结算单同时加盖了项目章。2018年6月10日，苟志祥向王凤出具《欠条》一份，主要载明尚欠王凤租车费379866.00元，扣除借支的250000.00元，实欠129866.00元。该《欠条》有苟志祥签名并加盖项目章。 一审法院（2019）川0129民初888号案件另查明，2015年4月24日，富通公司中标业主单位理塘县公路段发包的“理塘县拉波乡至麦洼乡公路改建工程（第二次）”项目。同年5月5日，双方签订《施工合同》一份。富通公司员工敬方奇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中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同年5月20日，富通公司与苟志祥签订《内部风险工程承包管理责任书》（以下简称“内部协议”）并加盖富通公司印章，赋予苟志祥“项目责任人”身份，将上述工程转包给苟志祥。富通公司与苟志祥无劳动合同关系，也无其他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王凤系苟志祥胞妹苟燕琼（另案原告）之夫，于2015年3月应苟志祥之请前往理塘县作前期准备。四川省理塘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理塘法院”）已生效的（2019）川3334民初1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上述转包事实，同时查明欠条所加盖的项目章使用于案涉工程；该工程于2017年6月6日竣工验收合格。 一审法院认为，富通公司在承包理塘县公路段发包的案涉工程后以内部承包形式转让给苟志祥，富通公司、苟志祥之间并无劳动合同关系及管理关系，苟志祥也无承包工程资质，其实质上系苟志祥挂靠富通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承揽工程，并以富通公司项目部名义在施工过程中对外发生相应的民事法律关系。王凤虽系苟志祥妹夫，且于工程开工前预先抵达工程所在地，但在苟志祥未实际承揽工程之前，不能就此断定王凤知晓并认可苟志祥系租赁合同相对人。工程竣工验收前，苟志祥以项目部名义于2016年12月30日与王凤就所欠租赁费用进行结算，并在结算书中加盖了项目章。上述结算行为系苟志祥以富通公司项目部名义实施的与工程相关行为。苟志祥虽未向王凤出示内部协议等相关承包手续，但王凤作为普通务工人员并基于其认知水平，有理由相信苟志祥在结算单上加盖项目章的行为系出于富通公司授权的意思表示。该代理行为发生时工程并未竣工验收，且项目章也已实际在工程中反复使用。因此，苟志祥虽系实际施工人，但其以富通公司项目部名义与王凤结算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外观，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归属于富通公司。租赁费欠条虽在工程竣工验收后出具，但其内容与结算单一致，系对结算单的印证，在无证据证明双方结算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对王凤主张的租赁费数额予以确认。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富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凤租赁费129866.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897.00元，减半收取计1449.00元，由富通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确认承租人问题。本案中，从书面合同形式来看，案涉车辆租赁合同及相关结算书的承租人处均加盖有富通公司项目部印章，故该合同是以富通公司名义订立。从双方合同义务的实际履行来看，工程业主方理塘县公路段及相关乡镇出具的证据均载明，案涉的车辆实际使用于富通公司承包的案涉项目中。同时，苟志祥与富通公司签订的《内部风险工程承包管理责任书》中，明确了双方系内部承包关系，苟志祥系案涉工程的“项目责任人”。基于以上事实，施以一般的注意义务，王凤有理由相信案涉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的相对方为富通公司，故案涉的《车辆租赁合同》对富通公司发生效力。该合同系签订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属合法有效，故在王凤已实际将车辆出租用于案涉工程建设的情况下，富通公司应履行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 关于管辖权问题。富通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并无管辖权。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王凤向苟志祥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富通公司并未于法定期间提起管辖异议，故对其于二审中提出该异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漏判问题。因王凤于一审中系要求富通公司、王凤共同承担租赁费的给付责任。经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苟志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即应当由富通公司按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承担责任，故，一审法院并非未将王凤针对苟志祥的该诉讼纳入审理。但一审在判决时未将王凤对苟志祥的给付之诉予以驳回，未列明驳回王凤其他诉讼请求的判项，确属遗漏，本院对此予以阐明。 综上所述，富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项中遗漏对王凤诉请的处理，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19）川0129民初3155号民事判决“四川富通道桥股份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凤租赁费129866.00元”； 二、驳回王凤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2897元，由四川富通道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廖 方 审判员 赵 韬 审判员 袁晟翔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符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