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2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章海，男，197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忠县人，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淑德，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渝北区渝闽达建材经营部,住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翠湖路五巷19号A1幢1-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UJ194XY。经营者：胡宗森。委托诉讼代理人：冉俊杰，重庆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章海因与被上诉人渝北区渝闽达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渝闽达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8)渝0233民初5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章海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8)渝0233民初577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渝闽达经营部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陈章海与渝闽达经营部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渝闽达经营部主张与陈章海之间订立了买卖合同，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的规定，提供证据证明买卖合同的存在，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虽然渝闽达经营部称与陈章海之间订立了口头合同，并提供了《对账单》、《送货单》予以证明，但该两份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渝闽达经营部仅尽到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未尽到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仅依据真实性不确定的两份证据错误的认定渝闽达经营部与陈章海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对渝闽达经营部系适格主体认定错误。本案中，渝闽达经营部起诉陈章海，但其与陈章海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渝闽达经营部举示的《送货单》、《对账单》中的送货人签字为胡宗森，证据中未出现“渝北区渝闽达建材经营部”的字样及印章。虽然胡宗森是渝闽达经营部的经营者，但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是胡宗森系行使经营者的权利，不能直接将胡宗森的个人行为归于渝闽达经营部。3.一审法院对于渝闽达经营部提交的《送货单》、《对账单》真实性认定错误。陈章海并没有收到送货单中应当给收货人的那一联，不能排除该证据系渝闽达经营部伪造的可能。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的签名是胡宗森，并非是渝闽达经营部，也没有渝闽达经营部盖章确认，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是“黄太平”，陈章海并不认识。《送货单》明显存在多处矛盾，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账单》共计4页，后三页是复印件，对于渝闽达经营部提供的证据，渝闽达经营部应当证明其真实性，所以对该证据上陈章海的签字真实性进行鉴定的责任应当由渝闽达经营部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2008调整）》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本案中，渝闽达经营部提供的该4页证据中的后3页系复印件，渝闽达经营部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核对，而且陈章海对该证据提出了异议，所以一审法院不应当确认其证明力。4.陈章海本身不是案涉工地承包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除了购买材料还购买了其他材料，陈章海只是作为代表人签字确认，不是适格主体。渝闽达经营部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渝闽达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陈章海立即支付渝闽达经营部货款56685元；2、诉讼费用由陈章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渝闽达经营部的经营者为胡宗森，其经营范围包括批发兼零售建筑材料、五金（包括马镫制品）。另查明，陈章海于2019年3月14日，书面申请对渝闽达经营部举示的四页《对账单》中的“陈章海”是否陈章海本人签字进行笔迹鉴定。2019年10月8日，因陈章海未预交鉴定费，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以编号为19100804《案件退回说明书》退回鉴定材料，终止鉴定。一审法院认为，一、对于渝闽达经营部提交的两本《送货单》，其证据来源合法，具有客观真实性，且与本案有必然联系，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二、对于渝闽达经营部提交的四页《对账单》。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本案中渝闽达经营部提供的四页《对账单》，属书证，具有较高证明力，渝闽达经营部提交《对账单》后，渝闽达经营部的举证责任即已完成。陈章海质证后认为《对账单》上“陈章海”不属陈章海本人所签，应由陈章海对其主张予以证明，即申请笔迹鉴定，从而完成其举证责任。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陈章海质证后，主动申请笔迹鉴定，而又不预交鉴定费，致使鉴定终结，应视为陈章海对鉴定内容的承认，故渝闽达经营部提供的四页《对账单》真实有效，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合以上证据及各当事人庭审陈述，一审法院认为，胡宗森为渝闽达经营部经营者，其有权以自身名义代渝闽达经营部所作出相应民事行为，故渝闽达经营部主体适格。本案中渝闽达经营部向陈章海送货，制作《送货单》、《对账单》，由陈章海方验收、核对后签字确认，渝闽达经营部、陈章海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应受法律保护。陈章海未按约支付货款，属于违约，依法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故对于渝闽达经营部请求陈章海支付渝闽达经营部货款56685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陈章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渝闽达经营部支付货款56685元。如果陈章海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8元，由陈章海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查明，陈章海提供的2015年8月5日，天津市渝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与重庆彬雅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载明收货专员黄太平、陈章海。渝闽达经营部一审中提供的向重庆空港佳园项目送铁马镫，由黄太平在收货单及经手人处的送货单载明，渝闽达经营部于2015年7月31日、8月12日、9月11日、10月6日、10月9日、11月14日、12月12日、12月23日，2016年2月26日、3月12日、3月24日、4月2日、4月12日、5月3日分别送价值960元、3600元、6250元、3750元、3750元、7575元、5650元、5650元、3750元、3950元、4100元、3750元、2850元、1100元的铁马镫，合计价值56685元；同时渝闽达经营部还提供了由黄太平和陈章海签字的四张对账单（2015年7月31日至2015年10月9日、2016年4月2日至2016年5月3日对账单为原件，另两张对账单为复印件），2016年4月2日至2016年5月3日最后一张对账单上载明的金额为56685元。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其他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争议主要焦点：陈章海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本院认为，胡宗森为渝闽达经营部经营者，其有权以本人名义代渝闽达经营部签订《对账单》、《送货单》，且案涉买卖合同涉及的标的物属于渝闽达经营部的经营范围，故渝闽达经营部主体适格。陈章海认为其不是与渝闽达经营部签订买卖合同的主体，并在二审中提交了《渝北区空港新城公租房“空港佳园”C-1#、C-2#、C-9#楼基础、主体机构及建筑劳务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劳务分包合同》）、《购销合同》，拟证实其在与渝闽达经营部协商时系代表天津市渝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但以上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均不是渝闽达经营部，不能以此排除陈章海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渝闽达经营部签订买卖合同的可能性。陈章海要证明与渝闽达经营部协商买卖合同时是代表公司或者让对方产生其是代表公司的认知，仍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截至本案举证期满，陈章海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事实，故陈章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认定陈章海系买卖合同相对方正确。对于买卖合同金额的确认，陈章海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中明确了黄太平的收货专员身份，二审庭审中，陈章海方也认可其“材料员”的身份，结合渝闽达经营部提交的送货单上有黄太平签字的送货单金额之和为56685元，黄太平在2016年5月3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的金额也为56685元，以上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锁链，能证明陈章海与渝闽达经营部之间的货款金额。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将陈章海申请对《对账单》上的签名笔迹鉴定而后又拒交鉴定费的行为认定为系对其签名的认可并无不当。故本院认定陈章海尚欠渝闽达经营部56685元。综上所述，陈章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18元，由陈章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龙江莉审 判 员 刘 健审 判 员 李洪武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法官助理 白 杰书 记 员 易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