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602民初768号 原告：滨州市环境卫生清运大队，住所地滨州市渤海九路53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7160076366012X3。 法定代表人：许东，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肖蒙，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景杰，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崔福田，男，197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波，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梅，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滨州市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滨州市黄河十六路创业大厦商务中心12号楼北区6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602MB2833217A。 法定代表人：宋纯杰，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如雪，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利，男，1974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系滨州市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干部。 告崔福田、第三人滨州市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行政执法局）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环卫清运大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肖蒙、郭景杰，被告崔福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波、李雪梅，第三人行政执法局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如雪、王洪利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环卫清运大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环卫清 原告环卫清运大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环卫清运大队不予支付被告崔福田经济补偿金50570.11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崔福田负担。 事实和理由：仲裁裁决对于承担支付责任主体问题的分析论证错误，适用法律法规不当。劳动法律法规不同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普通民商法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劳动法律法规突破了法人独立人格制度，如《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0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四）第5条，只有明确承担责任主体，才能够有效保护劳动者利益，若对承担支付主体不明确，即不符合立法本意，也易出现推诿扯皮，损害劳动者利益。仲裁裁决原告环卫清运大队承担支付赔偿金义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崔福田先在原告处工作，后因非本人原因到新单位工作，在新单位工作期间，解除劳动合同。裁决书查明事实：“申请人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是指其与第三人解除劳动关系后，将在两单位的工作时间连续计算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的补偿”。在原告并没有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四）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在原告主张将两单位的工作时间连续计算时，作为权利义务承担者的第三人，应当对原告的工作时间连续计算，并以此为依据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所述，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适用法律错误，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崔福田辩称，本案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滨劳人仲案字［2019］第547号仲裁裁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决结论正确。崔福田于2010年6月3日到2019年8月22日在原告处工作，因事权调整，原告于2019年8月22日开会告知并安排了崔福田自2019年8月23日至第三人行政执法局工作，原告口头承诺第三人处的工资待遇保持不变，原告与崔福田自2019年8月22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行为属于原告提出解除，崔福田同意解除的情形，符合《劳动合同法》第36条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在2019年8月23日到9月16日在第三人处工作期间，第三人不予安排公休待遇，崔福田等16位同事希望在第三人处依法享受公休待遇，于2019年9月16日第三人电话通知崔福田等人到岗上班，崔福田等人回复不安排公休待遇不到岗，从此之后崔福田再未到岗，该行为系崔福田因公休待遇问题依法与第三人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原告与崔福田2019年8月22日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5323.17元，截止2019年8月22日，原被告协议解除劳动合同时，被告在原告处工作九年零三个月，上述事实是在本案劳动仲裁阶段双方提供的证据证明了的事实，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基于以上事实认定，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四）》第五条规定，依法作出滨州市环境卫生清运大队支付崔福田50570.115元经济补偿金的仲裁裁决适用法律是正确的。本案原告与崔福田之间解除劳动关系，并服从事权调整安排到第三人处工作，原告与崔福田之间的解除劳动关系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属于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另外，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四）》第五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事权调整情形，答辩人有权依法向原用人单位申请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本案劳动仲裁裁决依法支持崔福田在原告处工作期间2010年6月3日到2019年8月22日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50570.115元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劳动仲裁委员会适用法律是完全正确的，原告起诉理由是不成立的。原告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在2010年6月4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事实清楚，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滨劳人仲案字［2019］第547号仲裁裁决书支持了崔福田2019年8月22日双方协议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570.115元是完全正确的。2019年8月22日，同样因事权调整原告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其他朱希通、张鲁滨、李志刚、杨志海、张增贤、张军等六位环卫工人，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滨劳仲案字［2019］第545号、538号、546号、549号、542号、543号终局裁决分别支持了几人的经济补偿金的仲裁请求。原告就上述劳动仲裁裁决诉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仲裁裁决，审理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环卫清运公司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滨劳人仲案字［2019］第547号裁决是正确合法的，为了维护崔福田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环卫工人弱势群体的正当合法利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环卫清运大队的诉讼请求。 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抗辩意见提交了证据，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组织了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因其来源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作为定案依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9月20日，崔福田因与环卫清运大队、行政执法局发生劳动争议，向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申请人崔福田以环卫清运大队为被申请人，以行政执法局为第三人提出以下仲裁请求：1.要求被申请人环卫清运大队支付经济补偿金71400元；2.支付因病后无法从事重体力工作，支付补偿20000元。申请人崔福田请求述称，其自2010年6月入职环卫清运大队，担任司机，2019年9月被辞退。因而请求用人单位给予经济补偿。 环卫清运大队在仲裁中辩称，崔福田被安排到行政执法局工作，不是合同解除，而是事权下放。申请人崔福田曾在其单位工作，2019年8月，根据《滨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城区建设管理事权调整的意见》《滨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对原由环卫清运大队负责的部分路段卫生清运工作下放在滨城区，双方对车辆、人员进行了交接，申请人虽系非本人原因从环卫清运大队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但申请人依旧在原岗位、原场所从事原工作，其单位的变更系行政行为所致。二、被申请人不清楚申请人和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是否解除劳动合同，即便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符合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条件，也应当由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承担。根据被申请人与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签订的交接书，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所承担的权利义务已由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承担，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安排申请人上班工作，至于现在双方是否解除劳动关系，被申请人不清楚。即使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申请人主张经济补偿金也应当向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主张。三、申请人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数额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基于以上理由，请求依法驳回崔福田的仲裁请求。 第三人行政执法局在仲裁中述称，申请人崔福田属于擅自离职，第三人并不存在辞退行为，申请人主张经济补偿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由于申请人擅自离职多日，导致垃圾清运区垃圾外溢，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市民多次拨打市长热线，严重干扰了第三人的正常工作，由此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申请人应当承担相关的损失赔偿责任，其主张的权利不具合法性。 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查明，崔福田于2010年6月3日入职环卫清运大队，2019年8月至9月因病治疗休息。因市城区建设管理事权调整，被申请人环卫清运大队于2019年8月22日开会告知并安排了申请人自2019年8月23日开始到第三人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上，环卫清运大队承诺第三人行政执法局处的工资待遇保持不变。申请人2019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第三人处工作期间，没有享受公休待遇。9月16日，崔福田等16人到第三人处希望解决公休待遇，第三人未给出具体回复，双方在公休征求意见上有所争议。9月16日晚，第三人通知将申请人移除工作群，申请人再未到岗上班，并于2019年9月20日提起仲裁。申请人崔福田称系第三人辞退，未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发放了2018年9月到2019年8月的工资为分别为5821.85元、6111.60元、5792.75元、5928元、5816.07元、5495.97元、5991.27元、5483.04元、5633.45元、5900.14元、5903.97元、0元，合计63878.10元，月均工资5323.17元。申请人崔福田主张的经济补偿是指其与第三人解除劳动关系后，将在两单位的工作时间连续计算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的补偿。 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分析认为，环卫清运大队因事权调整与崔福田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崔福田因此向环卫清运大队请求支付经济补偿金主体程序合法，其向第三人行政执法局主张经济补偿与法无据，仲裁委员会不予支持。崔福田2010年6月3日至2019年8月22日在环卫清运大队工作，因市城区建设事权调整原因，环卫清运大队与崔福田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并支付50570.115元的经济补偿金。据此，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被申请人环境卫生清运大队支付申请人崔福田经济补偿50570.115元。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仲裁机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有关崔福田与环卫清运大队存在、解除劳动合同，及其离职前一年的月均工资收入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由于事权调整，环卫清运大队原先的环境清理、垃圾清运在相关片区的事权免除移交，所以其不再需要安排从事原片区的环境清理工作，因而环卫清运大队需裁员，与崔福田等工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由事权调整引发的裁员进而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单位承担。另外，环卫清运大队因事权调整，将部分环境清理管理事务移交给市辖区的行政执法部门，但其单位独立性并未因此改变。同时事权调整也非两个行政部门的合并，因而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应因此变动，仍应由环卫清运大队承担。原告环卫清运大队提出的有关法律适用和分析论证的观点和意见，其引用法律条文不适当不准确，分析意见偏颇，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滨州市环境卫生清运大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被告崔福田经济补偿50570.12元； 二、驳回原告滨州市环境卫生清运大队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滨州市环境卫生清运大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忠诚 人民陪审员  兰俊晶 人民陪审员  刘京新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