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6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1966年7月1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九龙。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进，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仕鹏，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女，196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现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女，197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良，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洁，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4民初4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上诉请求：1.撤销（2018）闽0104民初432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张某2、张某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不予确认遗嘱有效错误。1.立下《遗书》系六人均在场时参与了立遗嘱的过程，符合设立遗嘱时空一致性的原则。2.《遗书》一式五份，在场的六人均在遗嘱上有捺手印，其中：（1）立遗嘱人张新庄在前四份遗嘱上均有捺手印；（2）立遗嘱人江冬菊在第一份遗嘱上有捺手印；（3）张某3在第一份遗嘱上有捺手印；（4）张某2在第三份遗嘱上有捺手印；（5）张某1在第一份遗嘱上有捺手印；（6）张某4在第一份遗嘱上有捺手印。3.在场六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遗嘱上有签名，其中（1）立遗嘱人张新庄在全部的五份遗嘱中均有签名；（2）张某3在全部的五份遗嘱中均有签名；（3）立遗嘱人江冬菊的签名，其中前面两份系张某3代江冬菊书写，后三份系江冬菊自行书写；（4）张某4在第一份遗嘱中签名。4.签名或者捺手印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达的形式，立遗嘱人张新庄、立遗嘱人江冬菊在遗嘱上签名并捺手印，继承人张某1在遗嘱上捺手印、张某2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捺手印、张某3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名并捺手印、证人张某4在遗嘱上签名并捺手印，可见该遗嘱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而一审判决仅仅依据南方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82号鉴定意见书中错误的鉴定意见所得出的“张新庄、江冬菊”的签名不是本人所写就否定了遗嘱的有效性，是错误的。二、南方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82号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第82号鉴定意见书所使用的样本材料是错误的。（1）“江冬菊”签字笔迹所比对的样本材料2-4没有经过双方的共同认可，样本材料上的笔迹不是江冬菊的笔迹；（2）“张新庄”签字笔迹所比对的样本材料5-8没有经过双方的共同认可，样本材料上的笔迹不是张新庄的笔迹；（3）鉴定意见书记载的“张新庄”字样十二处，“江冬菊”字样八处，样本相互之间笔迹的不同肉眼可见，而鉴定机构没有作出区分，径直作出同一判断，是错误的。所谓“样本”，首要条件需是两被继承人亲笔书写的材料，样本的形成时间应于检材的时间相近，样本字迹的内容、字体应与检材相同，样本应均为原件，否则不具有可比性。笔迹鉴定技术规范（ＧＢ／Ｔ37239—2018）第8.3条规定:“若可能,应选择与检材签名书写模式相同或相近的样本签名进行比较”，故，第82号鉴定意见书所使用的样本材料不符合规定，使用的样本是错误的，导致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也是错误的。2.第82号鉴定意见书所得出的检材1与检材2上书写的“江冬菊”不是同一人所写的鉴定意见，因为检材1上的“江冬菊”笔迹是张某3代签的。3.第82号鉴定意见书所得出的“张新庄、江冬菊”的签名不是张新庄、江冬菊所写的鉴定意见仅为倾向性意见，该倾向性的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第8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的表述不符合笔迹鉴定技术规范（ＧＢ／Ｔ37239—2018）第10.2.2条的规定，鉴定意见不应被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中的错误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张某2、张某3答辩称，案涉遗书系张某1伪造，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属无效遗嘱，故一审判决不予确认遗嘱有效正确。案涉《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的依据充分、科学、合理，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应作为认定案涉遗书无效的定案依据，张某1并无证据证明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重新鉴定的法定情形，故其申请重新鉴定没有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请求依法驳回张某1的上诉请求。一、案涉遗书系张某1伪造的，且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属无效遗嘱，故一审判决不予确认遗嘱有效是正确的，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张某1在二审中提供的另外三份遗书不属二审新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张某1持有五份遗书，却仅向一审法院提供其中两份遗书，而故意隐瞒另外三份遗书，在一审败诉后为误导二审法院而提供了另外三份遗书，故不属二审新证据。（二）案涉遗书系张某1伪造的遗嘱。1.根据南方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82号《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两份《遗书》中“张新庄”、“江冬菊”的签名并非被继承人张新庄、江冬菊本人所写，同时两份《遗书》中“江冬菊”的签名笔迹也不是同一人所写。2.根据南方司鉴中心［2019］指痕鉴字第20号《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无法认定其中一份《遗书》中落款手写字迹“张某5”后方的红色指印是否是张某2手指捺印遗留。3.案涉遗书一式五份，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五份遗书应在内容、形式、主体、签名及捺印等表现形式上应完全一致，但案涉五份《遗书》所体现的签名、捺印却不一致，部分遗书有签名、捺印，部分没有签名、捺印，甚至连“江冬菊”的签名笔迹在每份遗书上所体现的竟然不是同一人所写，这完全不符合常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足以推定案涉遗书系张某1伪造的遗书。4.张新庄、江冬菊立遗书时张某1、张某2、张某3及证人张某4并未在场见证并参与立遗嘱的过程，不符合设立遗嘱时空一致性的原则，从每份遗书所体现的签名及捺印的不同也足以推定张新庄、江冬菊、张某1、张某2及张某4等六人未同时在场参与立遗嘱的过程。5.五份遗书打印书写的“张某5”的“珍”字与被张某1张某2的“贞”字不一致，张新庄、江冬菊作为父母是不可能将女儿名字写错，由此可推定案涉遗嘱并非张新庄、江冬菊所立，而是张某1伪造的遗嘱。6.五份遗书中有一份遗嘱竟然出现“江冬菊”的签名笔迹被划掉后又重写，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足以推定张某1在伪造“江冬菊”的签名出现错误后立即划掉并重新伪造“江冬菊”的签名笔迹的事实。（三）案涉《遗书》不符合《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属无效遗嘱。《遗书》为2004年4月18日订立的打印件，根据鉴定意见，并非遗嘱人张新庄、江冬菊亲笔书写，不符合自书遗嘱应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的法定形式要件。张某1确认“江冬菊”签名笔迹系张某3代签的，不管是否属实，其也违反了《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自书遗嘱必须由遗嘱人亲笔签名的法定要求。张某4系张某1的堂弟，与张某1具有利害关系，而且张某4在一审中也陈述张新庄、江冬菊订立遗书时其不在场，不仅不符合见证人资格，而且其也没有在场见证张新庄、江冬菊订立遗嘱的过程，不属见证人。见证人张某3、张某5均系继承人，不符合见证人的资格。二、案涉《鉴定意见书》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应作为认定案涉遗书无效的定案依据，张某1申请重新鉴定没有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鉴定的样本均来源具有真实性，也符合《笔迹鉴定技术规范》（ＧＢ∕Ｔ37239-2018）的有关规定。在张某1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倾向性鉴定意见作为定案依据是正确的，符合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三、既然案涉五份《遗书》无效，那么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权益适用法定继承。鉴于张某1伪造遗嘱，情节严重，张某1对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权益丧失继承权。四、即便张某1伪造遗嘱不属情节严重，但张某1有赡养父母的能力和条件却不尽赡养义务，应当不分遗产。张某1长期定居香港，既未回家或请保姆照顾父母，也未给父母提供经济来源，对其父母从未尽到赡养义务。五、张某3、张某5对其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而且有与父母共同生活，故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权益应由两被继承人共同继承。 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张新庄、江冬菊于2004年4月18日所立的遗嘱有效；2.被继承人张新庄、江冬菊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的房屋（产权证号：榕郊Ｓ字第××）被征收后的补偿权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ＧＺＪＢ-22420）全部归张某1。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福州市郊区混合结构叁层楼房一座（房屋所有权证：榕郊Ｓ字第××）所有权人张新庄，该房屋建筑面积私有352.67㎡，权利来源于1982年5月受自建产业。 张新庄（××××年××月××日因死亡注销户口）与其妻子江冬菊（2017年5月4日死亡）生育儿子张某1、长女张某2、次女张某3。张新庄的父亲张开发于1973年4月因死亡注销户口，母亲陈幼俤于1994年左右去世。江冬菊的父亲江秋官于1952年左右去世，母亲陈春妹于1998年12月17日因死亡注销户口。 2004年4月18日的《遗书》电脑打印件落款处“立遗嘱”一栏有“张新庄”与“江冬菊”的签字及手印，在《遗书》证明人一栏有张某3签名按手印，在《遗书》公证人一栏有公证人张某4签名按手印。该遗书内容为“立遗嘱人：张新庄、江冬菊夫妇，于1982年自建混合结构楼房（三层）352.67平米一座。东至本墙邻弄、邻埕，西至本墙邻弄，南至邻埕邻空地，北至本墙邻路。现因本夫妇今年均已六十有余岁，子张某1夫妻远离家乡定居香港为生，考虑本夫妇百岁年终后，兄妹因房屋祖业争执不明。经征集兄弟姐妹意见统一，由本夫妇特立本遗书为据。定本夫妇在1982年5月间筹建的混合结构楼房三层一座（352.67㎡）（榕郊Ｓ字第053361号）房屋所有权证一本为据，由子张某1唯一继承，但应承担仰养本夫妇生活护理终生到老。两女张某5、张某3均表示放弃继承房屋祖业。与他无关，不得干涉，不得节外生枝，恐口无凭，特立本遗书（一式五份，各执一份为据）”。 2004年4月18日的另一份《遗书》电脑打印件落款处“立遗嘱”一栏有“张新庄”与“江冬菊”签字且“张新庄”按手印，在《遗书》证明人一栏有张某3签名，该遗书内容为“立遗嘱人：张新庄、江冬菊夫妇，于1982年自建混合结构楼房（三层）352.67平米一座。东至本墙邻弄、邻埕，西至本墙邻弄，南至邻埕邻空地，北至本墙邻路。现因本夫妇今年均已六十有余岁，子张某1夫妻远离家乡定居香港为生，考虑本夫妇百岁年终后，兄妹因房屋祖业争执不明。经征集兄弟姐妹意见统一，由本夫妇特立本遗书为据。定本夫妇在1982年5月间筹建的混合结构楼房三层一座（352.67㎡）（榕郊Ｓ字第053361号）房屋所有权证一本为据，由子张某1唯一继承，但应承担仰养本夫妇生活护理终生到老。两女张某5、张某3均表示放弃继承房屋祖业。与他无关，不得干涉，不得节外生枝，恐口无凭，特立本遗书（一式五份，各执一份为据）”。 2019年7月10日，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南方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84号《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委托人送来的二○○四年四月十八日有“立遗嘱：张新庄、江冬菊，证明人：张某3，公证人：张某4”签名笔迹的《遗嘱》一份、二○○四年四月十八日有“立遗嘱：张新庄、江冬菊，证明人：张某3，”签名笔迹的《遗嘱》一份上书写的“张某3”的签名笔迹是张某3所写。张某1为此支付笔迹鉴定费1750元。 2019年7月3日，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南方司鉴中心【2019】指痕鉴字第20号《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标称时间“二○○四年四月十八日”《遗书》（标识①）落款手写字迹“张某3”处红色押名指印是张某3右手拇指捺印遗留；2.无法认定标称时间“二○○四年四月十八日”《遗书》（标识②）落款手写字迹“张某5”后方红色指印是否是张某2手指捺印遗留。张某1为此支付指痕鉴定费3500元。 2019年7月10日，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南方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82号《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材料检材1：二○○四年四月十八日有“立遗嘱：张新庄、江冬菊，公证人：张某4”签名笔迹的《遗嘱》一份；检材2.二○○四年四月十八日有“立遗嘱：张新庄、江冬菊”签名笔迹的《遗嘱》一份。鉴定意见：1.委托人送来的检材1上书写的“江冬菊”的签名笔迹与检材2上书写的“江冬菊”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2.倾向性认为：检材1、检材2上书写的“江冬菊”的签名笔迹不是江冬菊所写；3.倾向性认为：检材1、检材2上书写的“张新庄”的签名笔迹不是张新庄所写。张某2、张某3为此支付笔迹鉴定费10250元。 一审法院认为，坐落于福州市郊区混合结构叁层楼房权利来源于1982年5月受自建产业，讼争房所有权人登记为张新庄，该房产属于张新庄、江冬菊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被继承人张新庄、江冬菊去世时，其遗产继承开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根据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南方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82号《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讼争两份《遗书》上“江冬菊”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倾向性认为两份《遗书》上书写的“江冬菊”的签名笔迹不是江冬菊所写及“张新庄”的签名笔迹不是张新庄所写，故认定讼争两份《遗书》上“江冬菊”、“张新庄”的签名不是被继承人江冬菊、张新庄所写，故张某1要求确认张新庄、江冬菊于2004年4月18日所立的遗嘱有效，不予支持。 张某1主张讼争房被征收而拆除，要求被继承人张新庄、江冬菊所有的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的房屋被征收后的拆迁补偿权益全部归张某1，但张某1未提交讼争房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故张某1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张某1可待取得讼争房的征收补偿协议书后另案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某1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一审案卷移送至本院。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了新证据。张某1提交证据一、遗书（一式五份），证据二、张新庄在盖山供销社工作时留下的签字笔迹，证据三、江冬菊在福州铅笔厂工作时留下的签字笔迹，本院综合分析认为，该三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亦不能推翻《鉴定意见书》的倾向性结论，本院不予采信。张某2、张某3提交了证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遗嘱继承纠纷有关，本院予以采纳。 根据现有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9年9月19日，张某1、张某2、张某3与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系案涉《遗书》的效力问题及张某1是否应享有讼争房屋的全部拆迁补偿权益。 对此，本院分析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案涉《遗书》系打印而来，而非立遗嘱人张新庄、江冬菊亲笔书写，故不符合自书遗嘱。根据案涉三份《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倾向性鉴定结论，讼争两份《遗书》上“江冬菊”、“张新庄”的签名不是被继承人江冬菊、张新庄所写；“张某3”的签名笔迹是张某3所写；无法认定《遗书》落款手写字迹“张某5”后方红色指印是否是张某2手指捺印遗留。根据一审庭审笔录，张某3陈述其并未见江冬菊、张新庄本人在《遗书》上签字，其签字、按手印均系事后所签，且其未见证人张某4在场；张某2陈述其当时并未在家，亦并未按手印；见证人张某4陈述其并未亲眼所见江冬菊、张新庄本人在《遗书》上签字，其并非当场签字。故本院认为案涉《遗书》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形式要件。张某1诉请确认张新庄、江冬菊所立的遗嘱有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如前所述，本案《遗书》无效，依法讼争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办理，根据张某2、张某3二审提交的证据，张某1、张某2、张某3已针对讼争房屋与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各方对此均无异议，因此讼争房屋被征收后的拆迁补偿权益应由法定继承人继承。根据一审查明事实，讼争房屋所有权人张新庄于××××年××月××日死亡，其妻子江冬菊于2017年5月4日死亡，张新庄的父母亲分别于1973年4月、1994年去世，江冬菊的父母亲分别于1952年左右、1998年去世，故本案法定继承人为张某1、张某2、张某3三人，讼争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应由其三人分别享有三分之一份额。张某1诉请拆迁补偿权益全部归其所有，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4民初4325号民事判决； 二、张某1、张某2、张某3各享有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郭宅村房屋（榕郊Ｓ字第××号）拆迁补偿安置权益中三分之一份额 三、驳回张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诉讼费用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诉讼费用34960元，由上诉人张某1负担11653元、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各负担1165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宁 审判员  陈雯 审判员  谢芬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法官助理许加庆 书记员薛初曦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