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77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竹林，女，1979年10月26日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磊、蒲思瑾，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明程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永定街道办事处永南大街405号。法定代表人：赵仕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若禾，云南迪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康鸣，云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竹林因与被上诉人昆明程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程宇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4民初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竹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查明事实不清，定性不准。一审中双方对案涉《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签署和履行争议较大，但一审无视交易习惯，对被上诉人未能进行合理解释的争议事实未予理会，致使案件事实未能查明，严重偏离客观事实。被上诉人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未显示上诉人签收，一审却直接予以确认，与证据反映的内容和客观情况不相符。2.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作为权利主张一方应对真伪不明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一审基于真伪不明的案件事实及错误定性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对各方权利义务及合同目的作出了错误的评判。若当事人真实意思及合同目的并非“购房”，则适用商品房买卖相关法律规定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若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商品房买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合同约定上诉人付款时间和方式为2014年12月15日前一次性付清房款，自2014年12月16日至今上诉人或被上诉人均未催告，被上诉人亦未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1年内甚至付款请求权诉讼时效内行使解除权，故解除权消灭。一审错误理解上述法律规定，混淆解除权的形成与解除行为生效的法律逻辑关系，违反合同法第95条有关催告的规定，避而不谈解除权的起算点。在付款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相关权利已沉睡多年的场合，认定除斥期间未超过已偏离立法本意，故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已超过相应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当事人不仅未获得合同法定解除权，且已超过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不得再主张解除案涉相关合同。被上诉人程宇公司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明确，并无不当。上诉人在双方签订合同后没有按照约定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合同约定是一次性支付，但自始至终上诉人均没有履行，经一审法院明示上诉人仍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还一再声称已经履行，其陈述和举证严重不相符，一审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具有法定合同解除权并判决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依法解除，适用法律准确，符合案件客观事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程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溪水庭苑001号）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7日，原、被告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溪水庭苑001号）一份，合同约定，原告将其开发位于富民县房屋一套出售给被告，建筑面积225.17平方米，按套计价，房屋总价款为60万元。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一次性付款，乙方（被告）于2014年12月15日前一次性付清房款60万元。同时合同约定了其他条款。同年11月28日，原、被告向富民县房地产管理所办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手续。合同签订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购房款。2019年5月31日，原告用邮政快递的方式向被告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双方的购房合同，并于同年6月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均应依据合同的约定，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行使各自的权利和履行义务。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在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中只约定了在原告不交房时被告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却未约定原告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事由。同时约定了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和付款时间，但被告至今也不能提供一次性付清购房款的相关凭据，被告用其行为表明不再继续履行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被告的主要义务就是支付购房款，其合同目的是为了取得所购买的房屋，履行支付购房款是取得房屋的前提条件，被告不支付购房款对其取得房屋的合同目的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了根本违约。合同相对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构成根本违约，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合同的守约方有权行使合同的法定解除权。本案原告虽不享有单方合同解除权，但原告作为守约方在被告构成根本违约时享有合同的法定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是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被告以其行为表明不再继续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主要债务，已构成了根本违约，致使取得购买房屋的目的不能实现，其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2019年5月31日原告向被告送达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已载明，因被告自合同签订后迟延履行付款义务，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而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原告向被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被告迟延支付购房款时，原告行使催告权和合同解除权的法定情形。经原告催告后，被告至开庭时仍坚持已付清购房款，不存在迟延支付的抗辩主张，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购房款，构成根本违约，故原告享有合同解除权。因此，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情形，依法予以支持。对被告提出购房款已付清的主张，因被告未提供相关已支付购房款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另提出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用债权抵偿购房款的主张，因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属另一个法律关系，不属本案的处理范围。被告也未提供用债权抵偿购房款的相关证据，其主张不能成立，对被告提出的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九十四条第（二）、（三）、（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原告昆明程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杨竹林2014年11月27日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溪水庭苑001号）。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杨竹林负担。对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上诉人对“2019年5月31日，原告用邮政快递的方式向被告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提出异议，主张《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未显示是上诉人本人签收，没有向上诉人进行有效送达。同时要求补充确认：2014年12月4日，根据被上诉人指示，云南本和晶贸易有限公司出具收条，明确收取了包括本案在内的13套房屋的购房款800万元。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提事实异议不认可，主张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均是上诉人本人的，快递人员是在与上诉人联系后，征得上诉人本人同意才由其他人签收，故不存在上诉人没有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对上诉人要求补充确认的事实不认可，主张该800万元已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属于上诉人与案外人程宇翔之间民间借贷款项中的一笔，同一笔款项不可能既是借款又是购房款。此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无异议。二审中，上诉人提交：1.收条、指定付款书，欲证明上诉人已支付购房款，没有根本违约的行为；2.程宇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股权质押合同、质押合同终止协议二份、云南本和晶贸易有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股东会决议、房产租赁合同，欲证明程宇公司与云南本和晶贸易有限公司是程伟、赵丽萍、程宇翔实际控制的公司，具有较强关联。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中程宇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股权质押合同、二份质押合同终止协议的证据三性不认可；对云南本和晶贸易有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股东会决议、房产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虽然所载内容显示云南本和晶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程宇公司出具的指定付款书收到了上诉人购买包括本案在内的13套房屋的购房款800万元，但是结合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提交的有效证据及所作陈述看，该800万元实为本院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的（2015）昆民三初字第564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的上诉人与案外人程宇翔、邹静、程伟、赵丽萍之间民间借贷款项中的一笔，且该800万元在民事调解书中已作处理，同时二审中上诉人亦明确收条上所载的800万元与民事调解书中所涉的800万元系同一笔款项，故证据1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被上诉人对程宇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股权质押合同、二份质押合同终止协议、云南本和晶贸易有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股东会决议、房产租赁合同与本案审理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同时，上诉人申请本院向广发银行昆明大商汇支行调取云南本和晶贸易有限公司与广发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及该合同履行期间至2015年11月的银行流水明细、向昆明市盘龙区扫黑办调取询问笔录。本院认为，上诉人要求调取的材料与本案审理并无直接关联，故对上诉人的调证申请不予准许。针对上诉人所提事实异议，因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被上诉人又不认可，故不予采信。针对上诉人要求补充确认的事实，因其在本案中提举的有效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被上诉人又不认可，故不予确认。综上，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程宇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仕玉，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5000000元。成立日期：2010年11月9日。股东：1.程伟，出资比例：5%，出资时间：2010年11月3日，认缴出资额250000元，实际出资额250000元。2.赵仕玉，出资比例：95%，出资时间：2010年11月3日，认缴出资额4750000元，实缴出资额4750000元。公司人员变更情况：2017年8月4日法定代表人由程伟变更为李伟，财务负责人变更为赵丽萍，监事备案吕正祥变更为赵仕玉。2018年9月7日法定代表人李伟变更为赵仕玉，经理备案李伟变更为赵仕玉，监事备案赵仕玉变更为李伟，财务负责人赵丽萍变更为张安娜。二、2016年4月11日程伟任程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时，授权委托程宇翔为公司溪水兰庭的项目负责人，全权代理公司处理一切事务（含合同洽谈、签署、工程过程管理）。三、杨竹林、李愿与程宇翔、邹静、程伟、赵丽萍民间借贷纠纷案，本院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2015）昆民三初字第564号民事调解书，该民事调解书涉及借款本金2300万元，其中1500万元系杨竹林与程宇翔、赵丽萍、程伟、邹静于2014年10月22日签订《借款合同》，2014年10月23日杨竹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程宇翔指定账户（云南本和晶贸易有限公司银行账户）支付；800万元系杨竹林、李愿与程宇翔、邹静、赵丽萍、程伟签订《抵押保证借款合同》，2014年12月3日杨竹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程宇翔指定账户（云南本和晶贸易有限公司银行账户）支付。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诉请解除涉案《商品房购销合同》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首先，上诉人与案外人程宇翔、邹静、赵丽萍、程伟之间曾签订过《抵押保证借款合同》，程伟为被上诉人时任法定代表人，赵丽萍为被上诉人财务负责人，程宇翔为被上诉人项目负责人。其次，上诉人并未就涉案《商品房购销合同》支付过购房款，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在上诉人逾期付款后有催告行为，上诉人亦无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再次，结合双方在房屋买卖过程中与交易习惯不符的多个事实，均可印证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未就涉案房屋的买卖达成合意。因此，涉案《商品房购销合同》未成立。被上诉人关于解除其与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4民初50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昆明程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昆明程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蕊审判员  李锋审判员  金馨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李俊波书记员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