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4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李王堂组，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 诉讼代表人王惠平，组长。 委托代理人童英贵，浙江世纪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炜芳，女，198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盛国良、陶琳丹，杭州市余杭区瓶窑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 法定代表人王鸿强。 原审被告杭州余杭南山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 法定代表人杨月平。 上诉人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李王堂组（以下简称南山村李王堂组）因与被上诉人沈炜芳、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山村委）、杭州余杭南山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南山合作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38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韦薇独任审判，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南山村李王堂组的组长王惠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童英贵，被上诉人沈炜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国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沈炜芳于1982年10月22日出生处，成为该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01年9月，沈炜芳因大中专院校招生政策需要将户口迁出，户口性质变更为非农业户口。2004年12月8日，沈炜芳毕业后将户口迁回，登记在其父母户内。2017年至2018年期间，南山村李王堂组的集体土地被依法征用征收，具体：（1）（2017）101号、（2018）516号两次被征收集体土地分别为1.5亩、35亩，政府征用价格为每亩53500元，扣除村级提留及农户自得青苗费，组里实际收取为每亩41500元用于分配，其中：1.5亩按组内124人平均分配，每人502.02元；35亩按组内128人平均分配，每人11347.66元；（2）根据2018年瓶窑镇人民政府与南山合作社征地协议，涉及南山村李王堂组的集体土地为59.208亩，政府征用价格为每亩78000元，扣除村级提留及农户自得青苗费，组里实际收取为每亩66000元用于分配，组内按128人平均分配，每人为30529.13元。上述分配款项共计每人42378.81元，沈炜芳至今未获分配。 2019年7月沈炜芳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南山村李王堂组支付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款63500元；2、南山村委、南山合作社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南山村李王堂组、南山村委、南山合作社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沈炜芳自幼在南山村李王堂组长大，并享有所属村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自然取得了南山村李王堂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后沈炜芳虽因大中专院校招生而农转非，但沈炜芳的户籍在分配时仍登记在，至今未主动放弃原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且南山村李王堂组也未举证证明其已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现沈炜芳在未取得稳定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仍需以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保障其基本生活，故沈炜芳应该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同等待遇；这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规定的精神相符。因此，南山村李王堂组借故不分配沈炜芳土地征用补偿费，属侵权行为，应予纠正；南山村委、南山合作社作为对前述征用土地负有管理、监督职责和出面签订征地协议的村一级自治组织，未能履行起维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的相应职责，致成员之一的沈炜芳未获得土地征用补偿费的分配，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本案中，沈炜芳诉请的款项不当，应予调整。综上，对沈炜芳的合理诉请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南山村李王堂组提出的抗辩，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南山村委、南山合作社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对质证权利的放弃，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李王堂组支付沈炜芳土地征用补偿费42378.81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村民委员会、杭州余杭南山股份经济合作社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沈炜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李王堂组、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村民委员会、杭州余杭南山股份经济合作社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88元，减半收取694元，由沈炜芳负担231元，由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李王堂组、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村民委员会、杭州余杭南山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负担463元。 宣判后，南山村李王堂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其他成员的合法权益。一、被上诉人已经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众所周知，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是指户口为农业户口，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活、生产，主要收入来自农村劳动，主要依靠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收入维持生存的人员。被上诉人大学毕业以后不曾参加农村集体组织的劳动，其生活依靠与农村集体组织无关联，因此认定被上诉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有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在未取得稳定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仍需以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保障其基本生活，故应该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同等待遇，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确有错误。被上诉人2004年大学毕业后即去外地城市工作，很少回农村老家。被上诉人长期在外地，不但有稳定的工作，而且享有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在内的完善的城市社会保障待遇。据了解，被上诉人现在某大型公司从事管理工作。显然，被上诉人的生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毫无关系。三、2008年8月5日上诉人就本组有关事项进行的表决体现了本组民意，其关于本组非农业户口人员不享有组里的任何分配的表决结果是合理合法的，这一决定沿用了十年多，人民法院无权否决该乡规民约的效力。证人王某、屠某、曾某出庭作证只是证实了该条乡规民约的形成过程，其证言真实可信，并不是被上诉人一句“对证据的三性有异议”就能否认的。一审法院不采信该三名证人的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四、《瓶窑镇南山村（李王堂组）农龄和人口摸底表》由南山村委会制作，并经被上诉人家的户主沈彩子签字确认，该摸底表载明被上诉人户籍迁回原籍时因其为非农业户口而丧失本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被上诉人一方在质证时提出了系复印件、并非本人签名、无具体日期的质证意见，经庭后核实，其质证意见显然与事实不符。该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已经丧失。五、对照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办公室区委办（2005）92号“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无权享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征用补偿费的分配。被上诉人为非农业户口人员、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其生存与农村土地收入无关，认定被上诉人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乡规民约一经形成应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人民法院无权否定其效力。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沈炜芳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被上诉人至今没有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1、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六条的规定，现在就案涉当地农村而言绝大部分的农户将已承包的田地以出租等方式流转他人经营，很少有农户自己耕种自己经营，且多数农户并不以田间的劳动创收为单一的生活来源。相反，农民将土地流转他人由他人经营的同时外出务工或经商，国家政府也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或经商自谋职业等，这是当今社会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上诉人不能以被诉人不参加劳动或有其他收入来源而否定其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所以，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不参加农村劳动且有其他收入来源而否定被上诉人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是错误的观点。2、被上诉人只是公司员工，而非国家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在编人员。虽然被上诉人目前在公司打工，用人单位给予参加社保，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百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应有的权利也是用人单位的义务，也是我国自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实施以来至今已普遍实施的体现。再有，公司经营也存在很大的商业风险，谁也不能保证公司能一直盈利且生存几十年，甚至随时都有破产倒闭的可能。所以，上诉人认为只要购买了社保生活就无后顾之忧就有了稳定的社会保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而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3、虽然被上诉人因读大学和当时教育政策所需，将户籍迁往学校所在地并将户籍性质变更为非农，但是被上诉人的户籍自2004年12月8日迁回上诉人处至今已15年整，且被上诉人一直享有选举权等权利，与上诉人又恢复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何况，被上诉人至今仍是南山合作社的社员同时也未退出承包地。综上，无论从被上诉人的户籍关系还是土地承包关系以及与上诉人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等因素分析，综合考量被上诉人至今未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该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同等待遇。二、上诉人提供的李王堂组户主表决表和三名证人的证言以及《瓶窑镇南山村（李王堂组）农龄和人口摸底表》都非新证据，三性有异议也无证明力，具体不再赘述。三、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办公室区委办（2005）92号“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的性质而言是党的政策，并非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其适用具有灵活性和阶段性，何况该政策出台至今已有十多年，而被上诉人至今未丧失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无权制定村规民约。所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表决表等即便是真实的，也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与实质要件，系无效证据。上诉人所作的此决定明显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原审被告南山村委、南山合作社未进行书面或口头答辩。 二审期间，上诉人南山村李王堂组向本院提交2005年5月16日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办公室、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拟证明被上诉人不符合分配对象。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文件的性质不属于民事诉讼证据范畴，属于国家政策，缺乏证明力，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原审被告南山村委、南山合作社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沈炜芳，原审被告南山村委、南山合作社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户籍虽已转回，但其户籍性质仍是非农，现无证据证明南山村集体同意被上诉人重新加入该集体组织，故被上诉人以其户籍登记在为由主张其为南山村集体成员，本院不予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故农村土地的承包方以家庭为单位，在一个承包期限内，一个家庭内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所以被上诉人以自己名下仍有承包土地为由主张自己仍具备该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亦不在该农村集体中生产劳动并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综上，一审以被上诉人属于该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为由判决村集体支付土地征用补偿费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384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沈炜芳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8元，减半收取694元，由沈炜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59元，由沈炜芳负担。沈炜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诉讼费，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李王堂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苏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