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85民初4330号 原告赵益才，男，195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杭州市人，住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代理人俞星红、丁人杰，浙江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九里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九里村。 法定代表人楼忠良，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被告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九里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九里村。 法定代表人朱益胜，该经济合作社主任。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敏，浙江天目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环河北街。 法定代表人钱波，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周密礼，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益才诉被告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九里村村民委员会（简称九里村村委会）、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九里股份经济合作社（简称九里经合社）、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人民政府（简称天目山镇政府）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9日、2019年9月2日、2020年1月7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二次庭审，原告委托代理人俞星红、丁人杰，被告九里村委会、九里经合社委托代理人吴敏，天目山镇政府委托代理人周密礼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庭审，原告委托代理人丁人杰，被告九里村委会、九里经合社委托代理人吴敏，天目山镇政府委托代理人周密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6年4月26日，九里村委会与原告签订了河道管护协议，经村两委商量，聘请原告为村河道管护员，具体负责村规民约中规定的河道违规行为制止、处理及河道管护工作，原告于2016年12月7日15时许，骑电瓶车到九里村所在地大溪管理河道的钓鱼时不慎摔下大溪坑，电瓶车压在身上当即致伤，受伤后被送往临安於潜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后转往临安区人民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经医院诊断，原告多处受伤，现生活不能自理，遗留四肢瘫，丧失行动能力。经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评定为6级伤残，护理期为受伤之日至评残前一日，营养期限180日，护理依赖为三级护理依赖。因河道管护系天目山镇政府委托组建，原告损失应由镇政府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438944.7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650元（453天×50元/天）、营养费9000元（180天×50元/天）、误工费58116元（348天×167元/天）、评残前护理费58116元（348天×167元/天）、后续护理费333444元（55574元/年×10年×60%）、残疾赔偿金361231元（55574元/年×13年×50%）、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交通费5000元、鉴定费4300，以上款项合计1320802元的80%，即1056441元。 第三次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对上述赔偿项目中的误工费、评残前护理费均要求按453天计算，费用分别为75671元。 被告九里村委会、经合社共同辩称：1、原告并非为村委会、经合社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我方不应对原告受伤承担任何责任，原告确实与村委会、经合社签订了河道管护协议，在其后的10月份左右，原告因中风等疾病，在村两委代表看望的过程中，就发现其身体状态已经不适合河道巡护工作，当场就要求其停止巡护工作，在后面的村民代表大会及两委会上明确停止原告河道巡护工作，并将这个通报记录记载在会议记录本上，此后还向原告及其家人传达了这个通报；2、本案原告在受伤后，在向村两委说明过其受伤过程中，原告当时明确表明不要求村两委承担责任并赔偿的情形，原告向医疗机构报销费用的时候，也请求我方出具相应证明，证明其摔伤，不存在第三者责任，在长达1年半的时间内，也没有向我们提出要求赔偿；3、本次事故是原告单方行为所致，协议中第一条明确原告要求为每天巡护，第二条明确要求原告做好当天巡查的详细记录，如果该巡护记录中是空缺的，可以视为其已经不是履行巡护工作了；4、如果法院最终认定原告是在提供劳务中受伤，原告自身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应承担主要责任，现场河堤是比较宽的，正常巡视情况下，一般不会发生坠落的情况，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其在电瓶车进行掉头的过程中操作不当，失去了对电瓶车的控制，而不是在护鱼或其他工作过程中受伤；5、2016年10月初，原告突发中风，原告受伤的时间是2016年12月初，根据中风的病理表现，原告是在其明知患有影响其四肢障碍疾病的情况下，还骑电瓶车进行巡护，也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6、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协议第2条第六项，被告负责人保险范围内的责任，其他由乙方自行承担，显然各方已经对安全协议进行了划分，原告也已经获得了意外保险，双方安全责任明确，我方已经尽了保障义务；7、假如法院认定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责任也不是村两委，护鱼队由镇政府成立，村两委根据镇政府的指示，推举了原告为案涉河段的护鱼队成员之一，镇政府提供了格式协议，签订聘用协议，工资及劳保用品、培训都是政府统一组织和发放，因为工作的要求，镇政府支付相应的劳务费用，故村两委是协助镇政府开展相关工作，综上，请求法庭依法判决。 被告天目山镇政府辩称：1、原告应明确我方承担责任的依据，究竟是系委托关系？还是共同侵权？2、原告受伤的过程及受伤是否是在履行职务中，我们的意见与村两委意见一致；3、镇政府与原告之间没有签订过协议，没有指导过原告工作，也没有向其发放过工资，案涉河流是藻溪，藻溪的主管单位不是天目山镇政府，我单位的工作是在各个辖区做一个协调，各种工作都没有通知过镇政府，原告要求镇政府来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从我方的角度来看，河道管护协议是承揽而非雇佣，如原告所骑电瓶车是其自备的、工作时间不限，而雇佣是有严格的时间段的、保险范围外责任由行为人承担，这都是承揽的体现。综上，镇政府不承担责任。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申请证人练首先、赖某、**生当庭证言，证人证明原告受伤时现场情况； 证据二、《河道管护协议》，欲证明原告承担河道管护责任； 证据三、银行交易明细，欲证明原告在2017年5月5日仍领到河道管理的工资2000元； 证据四、网页打印件，欲证明天目山镇政府委托九里村委会、经合社进行护鱼工作，故镇政府是适格被告； 证据五、住院病历、医疗费发票等，欲证明原告花费医疗费情况； 证据六、鉴定意见1份，欲证明原告因案涉事故受伤造成的伤残等级等。 被告九里村委会、经合社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会议记录3份，欲证明村两委通知过原告不要再进行护鱼工作； 证据二、天目山镇政府网站截屏打印件1份、其他村委会情况说明2份、其他村河道管护协议、与天目山镇政府的转账记录，欲证明村两委是根据镇政府安排开展河道管护工作，管护员工资实际由镇政府发放； 证据三、领款单1份，欲证明村两委在2016年10月支付原告款项； 证据四、意外保险单2份，欲证明原告从镇、村购买的意外保险中获赔389900元的事实。 被告天目山镇政府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住院病历5份，欲证明从2016年10月8日至2016年11月29日，原告陆续在医院住院治疗，所患病症为糖尿病、极高危血压及脑梗死，其受伤时已经不是管护人员，受伤是由其自己操作不当及身体不适造成； 证据二、其他村的河道管护协议，欲证明合同文本并非镇政府统一制作，由村里自行找人签订，待遇标准也不统一，镇政府每年支付每村10000元补助。 诉讼各方庭审质证及本院认证情况如下： 对原告方证据一即证人证言，被告方认为证人并不清楚原告当时是否从事护鱼工作，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当事人陈述，确认三位证人陈述的原告掉落河中的事实及事发地点并非日常生活通行道路的事实； 对原告提供证据二，被告方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结合当事人陈述，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三，被告方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支付的是原告受伤以前的工资。本院经审核，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四，被告九里村委会、经合社对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天目山镇政府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核，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五、六，因九里村委会、经合社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应以本院委托司法鉴定意见为准。 对被告九里村村委会、经合社提供的证据一，原告称村两委未通知其停止工作。被告天目山镇政府认为能够合理推定村两委通知过原告停止工作。本院经审核，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仅凭自己的记录本，并不能证明被告方有效通知过原告停止工作； 对被告九里村村委会、经合社提供的证据二，原告没有异议。被告天目山镇政府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被告九里村村委会、经合社提供的证据三，原告对领款2000元没有异议，但认为领款单上部分内容并非自己书写。被告天目山镇政府对该证据没有异议。本院经审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被告九里村村委会、经合社提供的证据四，庭审中经各方确认，原告从天目山镇政府为投保人的保险中获赔244500元，从村两委为投保人的保险中获赔145400元。 对被告天目山镇政府提供的证据一，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九里村委会、经合社对证据没有异议。本院经审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被告天目山镇政府提供的证据二，原告及被告九里村委会、经合社均认为不能实现被告天目山镇政府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当事人陈述，确认天目山镇政府对辖区内的河道管护工作承担相应职责，本案中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本判决下文继续阐释。 另被告九里村委会、经合社申请对原告的医疗费合理性、伤残等级、误工、营养、护理期限、后续护理依赖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准许，经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该鉴定意见经庭审质证，各方无异议，本院作为定案依据。 基于以上证据分析，并结合庭审中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 2016年4月26日，以天目山镇九里村为甲方，赵益才为乙方，签订《河道管护协议》，主要记载内容：“……经村两委（甲方）商量，决定聘请赵益才（乙方）为村河道管护员，具体负责村规民约中规定的河道违规行为制止、处理及河道管护工作……，2、管护要求（6）乙方必须注意自身安全，甲方负责乙方意外保险范围内的责任，其余安全责任由乙方自负。3、管护报酬（1）甲方支付乙方河道巡查管护保洁工资1000元/月，每季度支付一次。（2）甲方承担乙方的人身意外保险费，保费由乙方自行缴纳，凭发票向甲方报销。……5、聘用期限，聘用协议一年一签，经考评合格的续签，不合格的解除协议，另行组建管护队。6、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决定，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天目山镇政府执一份”。该协议结尾由九里村委会在甲方栏盖章，赵益才在乙方栏签名，另有姚忠平等人在上面签名，注明“天目山镇政府”。 2016年10月8日至2016年11月29日，赵益才陆续住院治疗自身疾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死等），村两委派员进行了探望。2016年12月7日，赵益才骑自己的电瓶车到村里的河道边，准备调转车头回头时（骑行），因操作失误，连人带车掉入河中，被人送往医院治疗。2017年11月20日，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对赵益才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赵益才构成六级伤残。 天目山镇政府在2016年指导所辖村开展河道管护工作，包括对管护队员的培训等，并支付各村10000元，为包括赵益才在内的人员为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另九里村委会、经合社也支付了赵益才投保意外伤害保险的费用，本案事故发生后，赵益才领取天目山镇政府所投保保险的保险金为244500元，领取九里村委会、经合社支付保险费保险的保险金为1454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天目山镇政府同意在已方不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将已方投保的保险公司理赔金额计算至九里村两委名下，不再要求赵益才返还。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被告九里村委会、经合社申请，本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认赵益才构成六级伤残，三级护理依赖，误工期、护理期以住院时间为宜，营养期限以180日为宜，部分医疗费与损害无关。本次司法鉴定，共花费鉴定费10080元（其中6000元出诊费系因赵益才行动不便，无法自行到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前往赵益才家中诊断）。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事项为1、《河道管护协议》的是否劳务协议？2、赵益才受伤是否属于职务行为？3、赵益才的损失认定及各方责任？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1、赵益才与九里村委会签订《河道管护协议》，就履行内容看，赵益才不可能以自己名义进行河道管护，只能以相关组织的名义进行，并且受到组织管理和监督，管护人员无需专业技术，也不是以完成一定工作成果为最终目的，而是通过巡查发现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并制止，故《河道管护协议》属于赵益才提供劳务的协议。九里经合社虽然并不直接与原告签订合同，但根据规定，村务中的经济事项由经济合作社承担，并不存在村委会办理的事项经济合作社不同意、不知情的问题，故认定九里村委会、经合社是本案接受劳务的主体，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河道管护协议》中，虽有保险外责任由赵益才自负的约定，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之规定，结合保险金额、损害程度不确定等因素，本院认为此类条款无效。 2、九里村两委目前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其有效通知与赵益才终止履行《河道管护协议》，受伤地点在村河道边，并非日常生产生活通行道路，且结合证人证言，没有看到赵益才受伤时身边带有钓鱼工具，及赵益才在附近无农用地等事实，应合理推定赵益才前往事发地点是在履行《河道管护协议》中确定的职责。 3、赵益才在事发前已经生病住院，并不合适从事河道巡查工作，九里村两委无证据证明有效通知赵益才终止履行《河道管护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九里村委会、经合社作为劳务接受者，应当对劳务提供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出现的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事发地点路面较宽，河道巡查工作本身也并无较大危险性，赵益才骑电瓶车掉头操作失误掉下河中，自己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天目山镇政府没有直接与赵益才形成劳务关系，原告要求天目山镇政府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赵益才损失，本院结合其诉请，核定如下：医疗费总额438944.76元，涤除无关的5479.61元后，应为433465.1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650元（453天×50元/天）、营养费9000元（180天×50元/天）、评残前护理费75651元（453天×167元/天）、后续护理费277870元（55574元/年×10年×50%）、残疾赔偿金177463元（27302元/年×13年×50%），交通费酌情确定5000元，赵益才已逾60周岁，误工费酌情确定13590元，以上款项1014689.15元。由九里村委会、经合社负担507345元，原告因伤致残，本院另行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2500元，由九里村委会、经合社负担，其余损失，原告自行承担。主张的其余赔偿项目不予支持。司法鉴定花费的10080元，考虑其中6000元系赵益才行动不便因素而支出，本院根据公平原则，酌情确定鉴定费由赵益才负担6000元，由九里村委会、经合社负担4080元。赵益才应负担部分从九里村两委赔偿款中扣除。对于各被告购买的保险中，给予原告理赔的部分，系分担用工意外风险的举措，应予从原告赔偿款中扣除；九里村两委还需支付123945元（519845元赔偿款-389900元乡村两级保险理赔款-赵益才应负担的鉴定费6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九里村村民委员会、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九里股份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赵益才123945元。 二、驳回原告赵益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4310元，减半收取7155元，由原告赵益才负担6316元，由被告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九里村村民委员会、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九里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83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陈广智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孟一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