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2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统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78号万隆太平洋大厦3层（321-18室）。法定代表人：李秋香，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德，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文，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135号1-2层南侧。代表人：陆一新，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书玲，浙江颂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珂珂，浙江颂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统捷通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兴市。法定代表人：相建南（XIANGJIANNAN）。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相建南（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Ｎ），男，1953年11月3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兴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纹筠，女，198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上诉人天津统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统捷）因与被上诉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统捷通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统捷集团）、相建南、许纹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京银行于2019年5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一、统捷集团向南京银行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970194.28元；二、统捷集团向南京银行支付罚息人民币24139.80元（罚息暂算至2019年2月10日，此后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另行计付）；三、统捷集团向南京银行赔偿律师代理费人民币4786.40元；四、相建南、许纹筠、天津统捷对上述第一、二、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统捷集团、相建南、许纹筠、天津统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3日，许纹筠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兴市誉天公证处公证，出具《委托书》：本人许纹筠持有统捷集团56.035%股权，现委托孙关岭为代理人，代为办理如下事项：一、根据委托人之意思表示，行使委托人在统捷集团之股东权利，签署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会决议、担保决议等文件。二、在银行授信范围内，同意统捷集团办理贷款，签署与贷款相关的股东会决议、担保决议等文件。本人许纹筠承担因此委托而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期限自签发之日其生效，至2019年7月1日止。2017年7月26日，统捷集团向南京银行出具《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记载：同意公司自2017年7月26日起至2018年7月25日止向南京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最高余额不超过折合人民币500万元整。上述期间是指授信业务发生时间。公司股东会郑重声明，本决议的作出，完全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如因本决议不合法、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贷款人损失的，由公司及在本决议上签名的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日，南京银行作为甲方与统捷集团作为乙方签订《最高债权额合同》（编号：A04048011707250160），约定：本合同项下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债权确定期间为2017年7月26日至2018年7月25日。在债权确定期间和最高债权额内，统捷集团依据资金缺口逐笔提出办理具体业务的申请，经南京银行审批同意后方可使用，具体业务发生的起始日期需在债权确定期间之内，终止日期是否在该期间内以具体业务合同、协议或者业务申请书为准。上述具体业务合同、协议、业务申请书等均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同日，南京银行作为债权人（甲方）分别与天津统捷、相建南、许纹筠作为保证人（乙方）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依次为：Ec1048011707250486、Ec1048011707250487、Ec1048011707250488。均约定：为确保甲方与统捷集团签订的《最高债权额合同》（编号：A04048011707250160）及上述合同项下具体业务合同、协议及申请书（主合同）的履行，乙方愿意为债务人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7年7月26日起至2018年7月25日止（债权确定期间），在人民币500万元整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内，甲方依据主合同为债务人办理具体授信业务所形成的债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公证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天津统捷、相建南、许纹筠据此均出具《最高额担保承诺书》。2017年7月26日，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过程中，统捷集团、天津统捷出具《股东同意函》，记载：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统捷集团作为天津统捷的唯一股东，对以下事实表示同意并予以确认：现同意天津统捷为债务人统捷集团自2017年7月26日起至2018年7月25日止在南京银行形成的最高余额不超过折合人民币500万元整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承担担保责任。上述期间是指债务发生时间。股东郑重声明，本决议的作出，完全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如因本决议不合法、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贷款人损失的，由公司及在本决议上签名的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7年8月31日，南京银行作为贷款人（甲方）与统捷集团作为债务人（乙方），双方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Ba1048011708300386，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为最高债权额度内借款，《最高债权额合同》编号为A04048011707250160。本合同为上述《最高债权额合同》项下具体业务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整，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借款，为满足乙方生产、经营中的流动资金需要，具体为支付货款。借款期间自2017年8月31日至2018年7月30日止。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在借款发放日基准利率水平上浮30.0%确定借款利率。在借款发放后每月第一日按最新公布的基准利率和浮动规则相应调整借款利率。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上浮100%；借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对罚息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借款利息自借款发放之日起按日计息，日利率=月利率/30。借款按月计息，结息日固定为每月的第20日。到期一次还本。乙方应在结息日向甲方支付到期利息。首次付息日为借款发放后的第一个结息日，最后一次还款时，利随本清。借款支付方式采用受托支付方式，甲方根据乙方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借款通过借款发放专门账户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乙方交易对象。同日，南京银行根据统捷集团提交的《提款申请书》及《支付委托书》，向统捷集团在南京银行开立账户交付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并于次日将该款项转划至案外人深圳市宝德瑞康科技有限公司账户。根据《借款借据》记载，借款用途为支付货款，借款利率为（年息）5.655%，到期日为2018年7月30日。统捷集团已付清2018年12月20日前的利息，尚欠本金人民币1970194.28元。2019年3月（具体日期不详），南京银行与浙江颂杭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诉讼代理适用）》，约定委托浙江颂杭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与另案[（2019）浙01民初999号]本金人民币443.2937万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并指派律师参加诉讼工作。律师代理费标准：标的的2.4%，立案受理时支付律师费10%。2019年3月12日，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向浙江颂杭律师事务所支付10639元，附言“律师费-统捷通信”。2019年3月14日，浙江颂杭律师事务所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具价税合计1063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在本案中，南京银行主张律师费4786.40元，另案主张律师费5983元。另查明：上述《最高债权额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均约定：合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订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案涉《最高债权额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除案涉《借款合同》（编号：Ba1048011708300386）外，还有南京银行与统捷集团于2017年7月31日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Ba1048011707270340），借款金额人民币300万元。借款发生时，统捷集团是天津统捷的唯一股东。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被告相建南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南京银行与相建南之间为涉美民事关系。当事人在合同中已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本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审理的准据法。南京银行和统捷集团之间借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南京银行已向统捷集团发放借款，统捷集团未按约定的数额和期限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应承担返还借款、支付利息并赔偿实现债权费用等民事责任。南京银行主张的本息数额经审核无误，予以确认；两案主张的律师费已超过实际发生数额，根据本金比例，结合两案中的诉请数额，一审法院确定本案律师费为人民币4656元，另案为人民币5983元。关于天津统捷主张借款合同无效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借款合同经统捷集团盖公司印章及法人章，南京银行已将款项实际发放至统捷集团账户并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及统捷集团的书面指示完成委托支付。南京银行在借款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善意无过失。本案不足以认定南京银行与统捷集团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亦不足以认定统捷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及公司部分股东存在欺诈及恶意串通行为，即便统捷集团处分借款存在其他争议，也不影响南京银行与统捷集团之间借款合同的效力。其次，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不同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借款合同并非单务无偿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未就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需要经过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作出限制性规定。借款合同的效力并不受统捷集团是否就该事项经过股东会形成决议以及决议效力的影响。最后，虽然天津统捷已就统捷集团为借款而提供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另案提起确认无效的诉讼，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六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之规定，案涉《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效力的另案诉讼结果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案无需以另案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对天津统捷要求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支持。相建南、许纹筠、天津统捷为案涉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最高债权额合同》项下具体借款合同所涉债务，均形成于约定主债权形成期间且数额未超过约定最高债权本金余额，案涉本金、利息、律师费均属于担保范围，故相建南、许纹筠、天津统捷应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对本案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天津统捷主张担保合同无效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本案不存在主合同无效情形，故天津统捷以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目的在于防止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保护小股东免受担保风险，确保公司如实客观地决定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的事项，而并不是简单禁止有限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的行为。统捷集团是天津统捷当时唯一股东，是公司权力机构的唯一决策主体无法回避表决，结合天津统捷当时的公司章程中并未对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作出特别限制或者约束，因此，南京银行根据统捷集团作为唯一股东出具的《股东同意函》与天津统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南京银行已尽到必要形式审查义务，其与天津统捷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天津统捷应就案涉债务向南京银行承担担保责任。最后，虽然天津统捷在借款后股东存在变更，但应以天津统捷作出担保意思表示当时的股东审查股东会决议。天津统捷的原股东（统捷集团）与现股东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是否披露案涉担保债务及是否给现股东造成损失，应由原股东和现股东之间另行解决，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浙01民终998号民事判决：一、统捷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南京银行返还借款人民币1970194.28元。二、统捷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南京银行支付罚息人民币24139.80元（以人民币1970194.28元为基数，已计算至2019年2月10日，自2019年2月1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年利率8.4825%另行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95%另行计算）。三、统捷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南京银行赔偿律师代理费人民币4656元。四、相建南（XIANGJIANNAN）、许纹筠、天津统捷对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南京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792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7792元，由南京银行负担50元；由统捷集团负担27742元，相建南、许纹筠、天津统捷对统捷集团所负担的诉讼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天津统捷不服前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南京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南京银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借款合同属于非常规形成，效力有瑕疵，应认定无效。1.《股东会决议》是判断本案《最高债权额合同》效力的关键因素，但该股东会决议未履行法定程序。按照《最高债权额合同》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南京银行是基于统捷集团获得股东会授权这一前提才同意签订《最高债权额合同》。虽然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须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授权，但从《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八项规定的发行公司债券须进行股东会决议，本案最高额贷款500万元金额巨大，属公司重大事项，须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根据《公司法》以及统捷集团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必须履行通知、召开、决议等法定程序，但本案《股东会决议》存在重大的效力瑕疵与疑点。明显属于南京银行临时提供的文本，且形成时间与《最高债权额合同》、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担保承诺书》《股东同意函》相同，均为同一天，不可能履行法定程序。2.统捷集团的股东珠海华瑞天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华瑞天富）就涉案《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已另案起诉并正在审理过程中，该案审理结果直接关系到本案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本案应中止审理。一审对天津统捷中止审理的请求不予支持错误。3.《股东会决议》系南京银行、统捷集团、相建南、许纹筠等人恶意串通所形成，应当认定无效。南京银行为恶意促成签订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临时向统捷集团、相建南、许纹筠等人提供的文本并于当日形成。从该《股东会决议》形成时间与《最高债权额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担保承诺书》《股东同意函》相同、无股东会通知及召开情况、无其他股东签名等事实，可以认定恶意串通事实。4.《最高债权额合同》不属于统捷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南京银行非善意。《股东会决议》未经公司通知或召开股东会，系伪造，不是有效证据，不属于统捷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南京银行作为金融机构，既然已明确统捷集团贷款需要取得公司的权力机关等必要、充分的授权，则应当进行审查。南京银行不可能不知道《股东会决议》属于程序违法所形成的材料，但仍予以配合；南京银行不仅未审查款项用途，反将款项悉数转予非借款的他人，足见南京银行非善意。5.合同效力并不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作为判断标准。一审认定《最高债权额合同》有效的因素之一是南京银行已将款项实际发放至统捷集团账户并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及统捷集团的书面指示完成委托支付，这种存在即合理的逻辑是错误的。(二)南京银行与天津统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明显存在效力瑕疵，应当认定无效。1.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南京银行与相建南、案外人马云芳恶意串通炮制而成。一天之内形成《股东会决议》《最高债权额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担保承诺书》《股东同意函》等材料，以程序违法的《股东会决议》签订《最高债权额合同》等，足以证明南京银行非善意。2.《最高额保证合同》系未经取得有效授权所形成，应当认定无效。该合同由南京银行提供文本，第十五条明确约定双方签订和履行本合同已得到法律或其公司章程规定的有权决策者或上级部门等有权机构的批准，并已取得必要的、充分的、合法的授权。首先，主合同《最高债权额合同》系属于恶意串通所形成，南京银行属于非善意一方，故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也应当认定无效。其次，以天津统捷为统捷集团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系处置公司财产，应当属于须经统捷集团股东会决议的事项，而统捷集团股东会并未就子公司作为担保人事项进行决议。《股东同意函》加盖统捷集团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签字，不能视为已取得统捷集团股东会的授权，不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五条要求。再次，南京银行作为金融机构负有审查义务，应严格按照《公司法》等规定，取得合法授权材料后，才可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但南京银行违反常理，在一日之内即形成《最高债权额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足以证明南京银行是非善意一方。最后，统捷集团在转让天津统捷的公司股权时刻意隐瞒了本案担保事实，足以反映系有预谋的恶意欺诈，妄图转嫁责任。(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借款合同，以及天津统捷签订的担保合同均未经公司合法授权，一审法院认定《最高债权额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无须经股东会决议，系错误理解与适用《公司法》。被上诉人南京银行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正当，天津统捷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事实与理由：一、本案金融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统捷集团负有按时足额还本付息的义务。涉案《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均加盖统捷集团的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是统捷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南京银行、统捷集团均应恪守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南京银行已将涉案借款发放至统捷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统捷集团在一审庭审中已确认涉案借款属实且对结欠借款本息数额无异议。南京银行在涉案借款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是善意的，不存在任何过失。天津统捷上诉称《最高债权额合同》不属于统捷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公司法》并未规定公司对外借款必须经过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不是借款合同生效的必备条件，借款合同的效力不受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影响。更何况南京银行已按照内部贷款流程，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天津统捷上诉称南京银行与统捷集团、相建南、许纹筠等人恶意串通形成股东会决议、签订借款合同与担保合同不属实，纯属污蔑。二、本案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保证人依法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1.南京银行与天津统捷等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天津统捷作为保证人负有履行保证合同的义务。在统捷集团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各保证人依法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天津统捷上诉称《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同意函》是否无效或被撤销，不影响本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六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本案《股东会决议》、《股东同意函》均合法有效。退一步说，即便决议被撤销或确认无效，也是统捷集团、天津统捷内部股东追责问题，不影响本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效力。天津统捷在另案提起的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案件审理，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以该案审理结果为依据。天津统捷请求中止审理本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2）《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同意函》属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定，不能约束交易相对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规定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质是公司的内部控制程序，但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且上述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若违反该规范也不宜认定合同无效。（3）公司内部的《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同意函》，不能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无论本案《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同意函》是否作出、以何种形式作出，都属于公司内部控制的程序。如股东会何时召开，以什么形式召开等均超出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如以违反股东决议程序而判令合同无效，必将降低交易效率，同时也给公司动辄以违反股东决议或股东会决议召开程序存在瑕疵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留下了制度缺口，最终危害交易安全。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规则，更有违公平正义。故本案不能以《股东会决议》《股东同意函》未经股东会同意，或未就此事召开股东会或股东会召开程序瑕疵为由，而认定本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无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统捷集团、相建南、许纹筠未提交答辩意见。二审中，天津统捷提交下列证据材料：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6010号原告珠海华瑞天富诉被告统捷集团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诉讼费预缴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用以证明：1.本案《股东会决议》效力存在争议而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效力纠纷诉讼，该案于2020年6月4日开庭审理；2.该案审理结果将影响本案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效力认定，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南京银行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天津统捷已经在一审中提交了该案的起诉状和受理通知书，现提交的只是该案的同一套诉讼材料，不是新的证据，且均与本案无关。涉案《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或被撤销，属于公司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不影响本案借款合同或保证合同的效力。本案不以该案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情形。被上诉人统捷集团、相建南、许纹筠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核认为，天津统捷提交的证据材料真实性可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统捷集团的股东珠海华瑞天富因对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效力持有异议，正在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司决议效力诉讼的事实的依据，但至于能否证明天津统捷关于该案审理结果对本案有重大影响，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证明目的，是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将在裁判理由部分阐述。经二审审理，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统捷集团于2017年7月26日向南京银行出具的《股东会决议》上有统捷集团股东许纹筠签字（经公证授权行使其股东权利的代理人孙关岭代签）和股东嘉兴瑞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瑞康）加盖公章及其经办人马元芳的签字，统捷集团加盖公章。南京银行与天津统捷于2017年7月26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了担保人天津统捷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马云芳印章。同日统捷集团向南京银行出具的同意担保的《股东同意函》上加盖了天津统捷的公章和统捷集团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相建南的签字。二、本案《最高债权额合同》第十三条、《借款合同》第二十条、《最高额担保合同》第十五条均为声明条款，均约定：“甲、乙双方签订和履行本合同已经得到法律或其公司章程规定的有权决策者或上级部门等有权机构的批准，并已经必要的、充分的、合法的授权”。三、统捷集团于2016年11月30日修订的公司章程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载明统捷集团注册资本5555.5555万元，由七位自然人股东和三位企业法人股东组成，其中，许纹筠持股56.035%、嘉兴瑞康持股9.9525%、珠海华瑞天富持股10%。该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其他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统捷集团公司章程中没有明确规定公司向金融机构或他人借款应经股东会决议，也没有禁止或限制公司全资投资的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规定。四、2019年8月，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以（2019）浙0402民初6010号受理原告珠海华瑞天富诉被告统捷集团请求确认涉案《股东会决议》无效一案，该案现尚未审结。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相建南系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本案为涉外民商事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本案《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以及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关于“法律适用及争议处理”条款均明确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正确。一审判决对南京银行已经发放的贷款本金、统捷集团尚未归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等经审核认定均正确，当事人也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二审诉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主合同即南京银行与统捷集团签订的《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以及从合同即南京银行与天津统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具体评析如下：一、关于《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合同效力的审查与认定，应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我国《民法总则》《合同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审查。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了有效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的条件；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明确限定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本案事实和结合前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正确。1.《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体现统捷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统捷集团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公章代表了法人的意志或意思表示，在合同中加盖公章是判断民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重要标准。《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利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中，均加盖统捷集团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相建南的印章。一审诉讼中，统捷集团对《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合同的效力没有异议，并确认借款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天津统捷对合同中加盖的统捷集团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的真实性也无异议。故可以确认统捷集团与南京银行签订《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是统捷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2.我国《公司法》以及统捷集团的公司章程均未明确规定公司向金融机构或他人借款必须经股东会决议，本案《股东会决议》不是判断《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效力的因素。天津统捷上诉称本案借款事项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及统捷集团公司章程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所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会或董事会审议的事项，因本案借款事项未经统捷集团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应认定无效。经查，《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分别是关于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行使的职权，而统捷集团的公司章程第八条、第十五条分别是关于本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行使的职权，与《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内容一致；统捷集团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公司股东会对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其他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据此，本院认为，（1）公司向金融机构或他人借款，并非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我国《公司法》并没有规定公司向金融机构或他人借款须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此外，公司向金融机构或他人借款也不同于公司发行债券，天津统捷认为可以参照《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八项公司股东会“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的规定，公司贷款属于公司法规定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的重大事项的上诉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信。（2）统捷集团的公司章程中，没有规定公司向金融机构或他人借款须经股东会决议。（３）即使统捷集团的公司章程中有规定对外借款需经股东会决议，也属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规定，未经决议或决议程序违法，不能对抗公司外部交易的善意第三人，股东会决议不构成判断本案《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效力的因素。3.虽然股东会决议不构成判断本案《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效力的因素，但南京银行也已履行了合理的审查与注意义务。南京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根据合同中的声明条款要求统捷集团提交公司同意贷款的股东会决议。统捷公司向南京银行出具的《股东会决议》上，除加盖统捷集团公章外，还有持股56.035%的股东许纹筠签字和持股9.9525%的股东嘉兴瑞康加盖公章及其经办人签字，两签字股东合计持股65.9875%。４.天津统捷主张南京银行与统捷集团、相建南、许纹筠等人恶意串通依据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当事人主张存在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案中，南京银行已经履行借款合同，将本案借款发放至统捷集团的银行账户，并根据借款用途和统捷集团的委托，将款项转汇他人账户，符合操作流程。天津统捷仅凭合同文本系南京银行提供、《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股东会决议》等形成于同一日，有违常理，推定南京银行与统捷集团等是有预谋的恶意欺诈，依据不足。5.另案审理的公司决议效力诉讼，不构成本案须中止审理的事由。如前所述，在《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是统捷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合同双方恶意串通的情况下,正在审理的（2019）浙0402民初6010号股东会决议效力诉讼案的审理结果，并不影响对本案借款合同效力的判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六条规定，即使该股东会决议被认定无效或被撤销，也不影响本案合同效力认定。据此，另案诉讼不构成本案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天津统捷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南京银行与天津统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一审认定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并判令天津统捷承担连带责任正确，天津统捷关于担保合同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1.天津统捷关于主合同无效，担保从合同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主合同《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效力，本院已经在前述第一个争议焦点中详细分析，本案《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不存在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的情形。2.南京银行与天津统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南京银行与天津统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天津统捷出具的《最高额担保承诺书》中均加盖了保证人天津统捷的公司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马云芳的印章，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对公章与印章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代表了公司意志或意思表示。保证合同内容亦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南京银行对天津统捷的担保事项已尽合理审查和注意义务。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经查，天津统捷的公司章程中没有关于公司担保的任何规定。本案借款发生时，统捷集团是天津统捷的唯一投资人和唯一股东。统捷集团的公司章程中，既没有禁止和限制其子公司对母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规定，也没有关于子公司为母公司借款提供担保须经母公司股东会决议的规定。公司担保并不等于处置公司资产，天津统捷上诉认为担保属于处置公司资产，应经股东会决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南京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公司提供担保依法负有合理的审查和注意义务。天津统捷向南京银行出具的《股东同意函》加盖了天津统捷的公章和统捷集团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相建南的签字。各方当事人对该加盖的公章和签字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股东同意函》属合法有效的证据。天津统捷上诉认为《股东同意函》系伪造、是无效证据，与事实不符。股东会决议属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规定，未经决议或决议程序违法，不能对抗公司外部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南京银行对股东会同意担保决议的审查是形式审查，至于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召开程序、决议形成方式等不属于审查范围。本案《股东同意函》不仅加盖了天津统捷的公章，统捷集团作为天津统捷的唯一股东，对天津统捷为统捷集团的担保事项无法回避表决，其也加盖公章与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股东同意担保。因此，南京银行就天津统捷提供最高额担保，要求天津统捷出具同意担保承诺书与股东同意函，说明其对担保事项已经履行必要的形式审查与合理的注意义务，是善意第三人。天津统捷上诉主张南京银行非善意，不能成立。4.天津统捷主张南京银行与统捷集团等恶意串通，依据不足。天津统捷仅凭合同文本系南京银行提供，以及保证合同、承诺书、股东同意函等系同一日形成，主张南京银行与统捷集团、相建南、案外人马云芳恶意串通，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举证要求。5.天津统捷本案担保行为发生后，统捷集团在对天津统捷的股权转让中，是否向股权受让方披露本案担保事项，是否给受让股东造成损失，不影响本案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不影响天津统捷承担本案违约民事责任。至于新旧股东间的相关纠纷，可以依法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本案《最高债权额合同》《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均合法有效。南京银行已经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发放贷款。统捷集团对积欠的款项未按约偿还，天津统捷、相建南、许纹筠未承担担保责任，均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实体处理均正确。天津统捷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792元，由天津统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深远审判员  徐向红审判员  张碧青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