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1民终5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利琴，女，汉族，1985年11月3日出生，住漯河市召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小巍，漯河市召陵区豫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全立，漯河市召陵区豫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云科，男，汉族，1974年3月20日出生，住漯河市郾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欣，河南展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利琴因与被上诉人杨云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3民初3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利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小巍及林全立、被上诉人杨云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利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被上诉人提交的70万元借条没有实际发生借贷效力。两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均坚定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借条产生的借贷关系并没有实际发生，上诉人在出具借条后并没有收到过被上诉人的70万元转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案件审理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除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履行了支付义务。2、证人曹某的证言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曹某的证人证言本身就存在众多瑕疵之处，其面对上诉人的质问时候的通话录音内容的证人证言和其在接受法庭询问中所作的虚假陈述是截然相反的，而且曹某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不能作为证人作证。实际上300000元根本和上诉人无关。3、上诉人父亲的银行卡流水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兄妹三人而且上诉人父亲当时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审法院仅仅凭借上诉人提供的父亲张国安身份证号码与法院查明的银行卡一致就认定该卡是上诉人使用错误，上诉人父亲怎么有转账记录根本与上诉人无关，第一次庭审后一审法院告知上诉人要去银行查询该银行卡的使用情况，判决书中显示一审法院也仅仅是查询了银行卡账户名字以及开户人的身份证号码，一审法院的查询结果不能证明是上诉人在使用。4、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时间显示是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同居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4年初至2018年2月期间，一直是同居关系，虽然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原审庭审时否认，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四（张利琴与被上诉人两个朋友的视频记录）可以证明该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账凭证可以确认双方在同居期间确实存在资金往来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相关借款事实和数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请。1、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全靠其他证人证言进行佐证，且证人以及被上诉人本人一直拒绝出庭接受问询，一审予以认定错误。2、70万元借条出具的背景未查清却径行认定。上诉人书写的70万元借条系在受到被上诉人胁迫与其继续保持同居关系的情形下，要求上诉人以承诺书的形式书写的，而非原审认定的双方是就之前一定时期内的资金往来进行清算并达成新的合意，转化为由一方自愿承担的欠款并以出具借条的形式对债务进行的确认。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上诉人就应该将已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资金数额计算在内，不可能不将2016年1月11日转账给被上诉人的14万元、被上诉人代其收取的80200元货款等计算在清算范围内，只能说明上诉人是在受到被上诉人的欺哄和胁迫之下，为摆脱被上诉人的无理纠缠而在情绪失控且非理智的情形下赌气出具的，该借条内容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当作为认定本案借款事实的主要证据而采信。杨云科辩称，上诉人向答辩人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应当依法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一、上诉人称与答辩人有同居关系，本案借款系分手费，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也不符合常理，根据双方的转账记录的金额和频繁程度，已经明显超出一般恋人之间为维护感情所需正常开支，因此上诉人诉称不应当予以支持。二、本案一审杨云科提交的有转账记录、借条、证人证言、取款凭证等证据，证明借款的真实性，一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依据最高法民间借贷解释的相关规定，认定借款事实的真实性，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张利琴否认答辩人的证据，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否则就应当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云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利琴偿还借款本金700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11月2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直至张利琴还清借款日止）；2、诉讼费由张利琴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20日，张利琴向杨云科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借条今借杨云科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00）张利琴2016年5月20承诺此借款2016年5月30日前（贰拾万元还清）房子给抵押MOCO新世界6号楼701，原房主赵亮，实际付款人张利琴张利琴2016年5月20”。2016年11月27日，张利琴再次向杨云科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借条今借杨云科现金柒拾万元整（￥700000.00）张利琴2016年11月27日承诺一年内还清”。杨云科主张2016年11月27日的700000元借款金额包含了2016年5月20日的借款金额，2016年11月17日，双方经过清算，张利琴向杨云科出具了700000元的借条，并承诺一年内还清。为证明自己向张利琴支付出借款项的事实，杨云科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现金取款记录以及证人曹某的书面证人证言，证明：1、2016年2月3日至2016年2月7日期间，杨云科向张利琴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20000元。2、2016年6月28日至2016年9月6日期间，杨云科向张利琴父亲张国安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14400元。3、2016年5月20日，张利琴通过杨云科从证人曹某的公司拿走现金200000元，随后又分两次拿走现金100000元。4、2016年2月17日至2016年11月11日期间，杨云科分14次取款70000元（每次取款金额均为5000元）交付于张利琴。5、2016年7月19日至2016年11月21日期间，杨云科向张利琴微信转账13600元。以上共计718000元。6、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杨云科向张利琴微信转账41650元，该部分金额杨云科本次起诉未主张。对于2016年11月27日金额700000元的借条，张利琴辩称系受胁迫出具，但经法院询问，张利琴至今没有报警也没有其他维权方式。对于2016年5月20日金额200000元的借条，张利琴一开始否认系其本人出具，在杨云科申请笔迹及指纹鉴定后，张利琴一直不能提供笔迹鉴定所需检材，后杨云科撤回笔迹鉴定，只要求鉴定该份借条上存在的五处指纹，法院再次通知张利琴提供指纹鉴定所需检材时，张利琴改称该200000元借条的内容及指纹均系其本人所写所捺。张利琴亦不认可杨云科现金取款的70000元、从证人曹某处拿走的现金300000元及转账支付至张国安银行账户的114400元，并称从未使用过其父张国安的银行卡，也不确定该张银行卡是不是其父张国安的。同时，张利琴在第二次庭审时补充提交了其与证人曹某的通话录音，在通话录音中，张利琴问“你给他出的有证据我从你公司拿了200000元”，曹某答“你说你不承认，他没法证明”；张利琴问“那你为啥还给他出这个二十万的证明呢”，曹某答“这中间还有其他事”，曹某反问“他每次让你填那个条是你写的不是？有没有这事，有没有那钱”，张利琴答“我一气之下就那样打了，我没有想过后果”，张利琴问“能不能给法院证明那200000块钱是不存在的”，曹某答“反正经我手给过钱”。为查清案件事实，法院通知证人曹某到庭接受询问，证人曹某称，当时杨云科称张利琴要用200000元让其准备一下，借款时杨云科和张利琴都在曹某经营的公司，曹某把钱拿进办公室后就出去了，张利琴并未给曹某的公司出具借款手续，而是给杨云科出具的借款手续，后来这钱由杨云科还给了公司。曹某另证明，其与张利琴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但其替杨云科给张利琴转过钱，向户名赵亮的银行账户转款用于替张利琴还房贷，还在2016年和2017年期间向张利琴的父亲张国安的银行账户转过钱，因为张利琴被好些人起诉，她的账户不能使用。同时，根据杨云科提交的向“张国安”银行账户转账的情况，法院查询了该张户名为“张国安”的银行卡开户时的身份证号码，显示与张利琴在庭审中提供的其父张国安的身份证号码一致。同时，张利琴称其父张国安已经去世，生前与杨云科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或生意上的往来。张利琴也提交了其向杨云科支付款项的证据：1、2016年1月11日，张利琴向杨云科转账支付140000元。2、2015年11月18日，张利琴转账给案外人李小琼215000元。3、2017年9月3日，张利琴向杨云科转账支付20000元。4、2016年5月31日至2017年9月26日期间，张利琴向杨云科微信转账10988元，其中，2016年5月31日微信转账300元，2016年11月30日微信转账1000元备注“小费”，2017年1月12日微信转账409元备注“茶具套装”。5、2017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7日，张利琴通过其买卖合同交易对象王占杰向杨云科转账支付80200元。杨云科对2016年1月11日张利琴转账支付的140000元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转账发生在本案借款发生之前，是张利琴使用杨云科信用卡后的还款。针对张利琴转账给案外人李小琼215000元，杨云科提交了李小琼于2015年10月21日转账给张利琴的200000元。对于张利琴于2017年9月3日转账支付20000元，杨云科未提出异议。对于微信转账的金额，因杨云科尚有出具借条之后向张利琴微信转账的40000多元未主张，故张利琴的微信转账也不应作为偿还借款的依据。对于收到王占杰支付的80200元，杨云科称因张利琴的银行账户不能使用，其代收款项后已经取现转交给张利琴，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张利琴认可2016年5月20日金额200000元的借条和2016年11月27日金额700000元的借条均系其本人出具，故法院对该两张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现杨云科以此主张张利琴还款，张利琴则以案涉款项具有“分手费”的性质为由不予认可，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一、杨云科提交了其与张利琴之间的转账凭证，说明双方确实存在资金往来。二、证人曹某证实经手支付借款300000元，证人虽未明确将其中200000元出借款项支付给谁，但结合张利琴于2016年5月20日出具的借条以及杨云科事后的还款情况，足以认定杨云科和张利琴之间该笔款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三、对于杨云科向张利琴父亲张国安的银行账户所支付的款项，虽然张利琴并不认可使用其父银行账户收款，但张利琴确认其父和杨云科之间没有生意往来及债权债务关系，结合证人曹某证明证人替杨云科向张利琴支付款项时，曾经通过张国安的银行账户向张利琴转账的证人证言，足以认定杨云科向张国安银行账户所转款项的实际支付对象为张利琴。四、张利琴称其受胁迫出具借条，张利琴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出具大额借条的后果应当具有普通人的判断，但自2016年出具借条至今，张利琴并未报警，也没有其他维权行为，有悖常理。五、张利琴主张借条系在双方同居期间产生，杨云科对此不予认可，即便属实，根据杨云科提交的转账记录，其金额和频繁程度，已明显超出一般恋人之间为维护感情所需正常开支，且张利琴也没有证据证明杨云科在支付款项时存在赠与的意思表示。六、即便如张利琴所称，2017年11月27日的借条为双方分手时出具，那么双方就之前一定时期内的资金往来进行清算并达成新的合意，转化为由一方自愿承担的欠款并以出具借条的形式对债务进行确认，只要双方之间资金往来属实，就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基于上述理由，张利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承担由自己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杨云科要求张利琴还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张利琴应当偿还的具体金额。2016年11月27日，张利琴向杨云科出具金额700000元的借条后，应当视为双方对之前的资金往来已经进行了清算并对截至该日期的债务进行了确认。2016年11月28日之后，杨云科继续向张利琴微信转账416500元，该金额杨云科本次起诉并未主张，不予处理。根据张利琴提交的其向杨云科支付款项的证据：1、张利琴于2016年1月11日向杨云科转账支付的140000元发生在700000元借条之前，不应视作新的还款。2、张利琴于2015年11月18日转账给案外人李小琼215000元，与杨云科提交的李小琼于2015年10月21日转账给张利琴的200000元，有来有往，不应视为本案700000元的还款。3、张利琴于2017年9月3日向杨云科转账支付20000元已经核实，发生于出具借条之后，应当视为偿还本案债务。4、张利琴于2016年5月31日至2017年9月26日期间向杨云科微信转账的10988元，其中，2016年5月31日微信转账300元发生在700000元借条之前，不应视作新的还款；2016年11月30日微信转账1000元和2017年1月12日微信转账409元分别备注“小费”和“茶具套装”，明显与借贷无关，不应视为本案700000元的还款；该微信转账10988元扣除上述300元、1000元、409元后剩余金额9279元，均发生于出具借条之后，应当视为偿还本案债务。5、张利琴通过王占杰于2017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7日期间向杨云科转账支付的80200元已经核实，发生于出具借条之后，应当视为偿还本案债务，杨云科主张代收此款后已经取现转交张利琴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主张不予采纳。综上，认定张利琴在2016年11月27日之后偿还款项的金额为：20000元+9279元+80200元=109479元，故张利琴还应偿还的金额为：700000元－109479元=590521元。对于杨云科主张的利息。双方清算双方资金往来后以借条形式确认了张利琴应当偿还的债务，同时，张利琴承诺一年内还清，但双方在借条上并未明确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杨云科主张张利琴自债务到期后即2017年11月28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利琴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杨云科590521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11月28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云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30元，由张利琴负担9600元，由杨云科负担1830元。二审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云科请求张利琴偿还70万元借款，一审中提供了张利琴2016年5月20日出具的200000元的借条和2016年11月27日出具的700000元的借条，并自认700000元的借条包含之前的200000元，张利琴对该两张借条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称没有收到杨云科的转款，借贷没有实际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杨云科提交了其与张利琴之间的转账凭证，说明双方确实存在资金往来。包括：1、杨云科向张利琴转账220000元；2、证人曹某证实经手支付借款300000元，结合张利琴于2016年5月20日出具的借条以及杨云科事后的还款情况，足以认定杨云科和张利琴之间该笔款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2、杨云科向张利琴父亲张国安的银行账户所支付的款项，虽然张利琴并不认可使用其父银行账户收款，但张利琴确认其父和杨云科之间没有生意往来及债权债务关系，结合证人曹某证明证人替杨云科向张利琴支付款项时，曾经通过张国安的银行账户向张利琴转账的证人证言，应予认定杨云科向张国安银行账户所转款项的实际支付对象为张利琴。且张利琴又于2016年5月20日、2016年11月27日分别出具200000元和700000元的借条，故张利琴上诉称双方没有实际发生借贷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张利琴上诉称本案借条系在双方同居期间受胁迫，在非理智情形下赌气出具，根据杨云科提交的转账记录，其金额和频繁程度，已明显超出一般恋人之间为维护感情所需正常开支，且张利琴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认识到出具大额借条的法律后果，但自2016年出具借条至今，张利琴并未报警，也没有申请撤销等其他维权行为，且两次出具大额借条，故张利琴的上诉请求缺乏证据支持且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条系双方就之前一定时期内的资金往来进行清算达成新的合意，转化为由一方自愿承担的欠款并以出具借条的形式对债务进行确认，并根据杨云科的自认，确认700000元借条包含200000元的借条款项，不再计算200000元款项并扣除张利琴偿还的款项，判决张利琴承担偿还下余款项及利息的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张利琴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30元，由上诉人张利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超审判员 曹光辉审判员 缑兵伟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卫鸣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