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8民终1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艳梅，女，1987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个体，户籍所在地山东省青州市。现住白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军，内蒙古奥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同志街502号。 法定代表人：李彤宇，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龙，吉林信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艳梅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19）吉0802民初1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艳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军，被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艳梅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9)吉0802民初1412号民事判决，改判人民保险公司给付保险理赔款100万元。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鉴定费用6,900.00元。三、判令人民保险公司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20,7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投保了人寿保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其丈夫敦晓波为被保险人，上诉人自己为受益人。其中，保险合同第2.3条款约定“如自驾车意外事故，按照基本保险金额5万元人民币的20倍给付保险金”。2018年12月2日21时许敦晓波醉驾×××号轿车发生事故并当场死亡，上诉人在12月3日的下午4时许才拿到案涉保险合同。经多次索赔未果后诉至人民法院。一、保险合同中免除条款对上诉人不产生效力。一审整个庭审过程里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向投保人提示过免责条款、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过明确说明。（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三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在订立合同的同时，对保险合同中免除被上诉人责任的条款予以提示过、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过明确说明。但一审整个过程被上诉人都没有举证证明。没有签署过案涉保险合同，事故发生后案涉保险合同仍在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怎么提示的？对免责条款怎么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作出明确说明？都没有！所以，案涉保险合同中免除被上诉人责任的条款对上诉人不产生效力，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理赔义务。（二）该保险录音从形式上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而且该录音是犹豫期的回访录音，过于笼统，并不是订立案涉保险合同时履行的明确说明。所以并不能证明在订立案涉保险合同同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与“书面或者口头明确说明”是同时具备，是“并”的关系，不是“或”的关系。只有同时具备，该免责条款才对上诉人产生效力。被上诉人业务代理人张滢曾经告诉上诉人“人寿保险总公司如果电话回访，你就回答了解、或者对、对、对就行，别多说、多问；如果多问或者说不知道，案涉合同就成问题件，不能算当月考核业绩了”。并且事故发生后案涉保险合同仍在被上诉人处，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上诉人无从知晓。即使当时说“了解、对”也是按照你们被上诉人业务代理人张滢的指示而为，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该录音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己充分清楚案涉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内容，更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充分了解案涉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事实证据，免于理赔的前提是案涉保险合同中的免除被上诉人责任的条款对上诉人产生效力。前面已论述，案涉保险合同中的免除被上诉人责任的条款对上诉人并没有产生效力，所以本案被保险人无论是醉驾还是因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并不是被上诉人的免于理赔保险金的法定事由。综上，案涉保险合同中的免除被上诉人责任的条款对上诉人不产生效力。一审法院“本院依法推定被保险人敦晓波故意犯罪事实成立，故，被告抗辩对被保险人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成立”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一审鉴定费用6900元。案涉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签字处是不是被上诉人保险业务员签署，被上诉人最清楚不过了。明系被上诉人保险业务员签署而拒不承认，违反《合同法》中规定的订立、履行合同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即使二审上诉人败诉，鉴定费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三、原审判决“推定被保险人敦晓波故意犯罪事实成立”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原则。（一）本判决是民事审判，不能推定敦晓波为罪犯。（二）宣布敦晓波为罪犯，必须经过法定程序。综上所述，案涉保险合同中的免除被上诉人责任的条款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人民保险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2.人民法院应主动审查案涉保险合同是否有效。上诉人自认被保险人处签字不是敦晓波本人签字，依照《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保险法解释三》第三条规定，案涉合同并未经被保险人敦晓波本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案涉合同为无效合同，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起诉或上诉。3.关于适用《保险法》第四十五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采取的不是单义性认定标准，即不能只依据有罪刑事判决书这一个标准进行认定，而是采用多义性认定标准，即采用以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法律文书，或者其他结论性意见为依据。本案中，白城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白）公鉴（理化）字【2018】657号鉴定文书，属于结论性意见。该检验意见为“敦晓波血中乙醇含量为251.5mg/100ml”另据两院一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构成危险驾驶罪血液酒精含量入刑标准，敦晓波已达到从重处罚的标准。因敦晓波已死亡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不能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危险驾驶罪是行为犯，应认定敦晓波为故意犯罪。综上，依据《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被上诉人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此为法律强制性规定，非免责条款适用。4.关于免责条款适用问题。《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提示上诉人应当重点关注责任免除条款、亲笔签名、在充分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后再投保。上诉人签字确认“收到被上诉人提供的保险条款，销售人员就免责条款向其进行了单独明确说明，本人已阅读并了解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回访录音》证明，上诉人自认保险条款都清楚、了解，投保资料都是本人签字。依据“自认不利证据规则”，上诉人并无横车证明是在“收到胁迫、恐吓”的情况下作出上述自认，故应认定上诉人对于保险条款都清楚、了解，是本人签字。上诉人主张是按代理人告知而进行的回答，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假如，上诉人是按照代理人的告知作出的回答，那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上诉人有能力辨别和决定自己的行为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在接受回访电话时，并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在15天犹豫期内也未提出任何异议。上诉人通过以上种种客观行为，足以反映出自身是在积极追求和认可“是我本人签字，合同条款和内容我全部都清楚和了解”这种结果的发生。这种同意、接受、认可的行为，当然应依法认定为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否则，将严重破坏契约的稳定性和诚信原则。《保险法解释二》第三条也对投保人这种未提异议，而进行确认、同意、接受、追认的行为，从法律层面作出认定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规定。案涉保险合同对于责任免除条款已作出加粗、加黑，并明确约定“被保险人酒后驾驶，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责任”。禁止酒驾是法律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敦晓波明知，这是常理，是否提示均不影响都应当知晓。综上，被保险人酒后驾驶，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也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被上诉人有权拒赔。5.本案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案涉保险合同约定，意外伤害，是指突发的、外来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敦晓波的死亡虽非出于其本意，但敦晓波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辆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后果应当具有预见性，醉酒后驾驶为其本意，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 王艳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给付保险理赔款100万元；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原告在被告处投保了人寿保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其丈夫敦晓波为被保险人，原告自己为受益人。合同约定，保险期限为30年，缴费期间为10年，基本金额为5万元，其中，保险合同第2.3条约定，自驾车意外身故，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倍给付保险金。本保险合同于2018年11月11日生效。2018年12月2日21时许被保险人敦晓波酒后自驾×××号轿车沿新生线由南往北行至青山镇五家屯附近路基下翻覆，造成敦晓波当场死亡。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敦晓波负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赔未果，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法律关系是保险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受益人保险理赔金100万元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被告抗辩主张被保险人醉酒驾车身亡属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的法定情形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案适用的基础法律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根据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及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案综合评判认为，2018年11月原告在被告处投保了人寿保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其丈夫敦晓波为被保险人，原告为受益人。合同约定，保险期限为30年，缴费期间为10年，基本金额为5万元，其中，保险合同第2.3条约定，自驾车意外身故，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倍给付保险金。本保险合同于2018年11月11日生效。2018年12月2日21时许，被保险人敦晓波酒后自驾×××号轿车沿新生线由南往北行至青山镇五家屯附近路基下翻覆，造成敦晓波当场死亡。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敦晓波持有的驾驶证因超分已停止使用；敦晓波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51.5mg／100mL，敦晓波负全部责任。上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合同是双方在自愿、公平、合法的基础上签订的，合法有效。2018年12月2日21时许，被保险人敦晓波酒后自驾×××号轿车沿新生线由南往北行至青山镇五家屯附近路基下翻覆，造成敦晓波当场死亡，系发生在保险合同保险期限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条规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其他结论性意见为依据。”白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追逃大队下发的白（公交事故）认字［2018］第0120307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敦晓波持有的驾驶证因超分已停止使用；敦晓波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51.5mg／100mL，敦晓波负全部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之一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被保险人敦晓波发生事故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51.5mg／100mL，根据被保险人敦晓波的酒精含量，敦晓波明知自己醉酒而故意驾驶车辆，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因该罪属行为犯，主观上应是故意的。依据白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追逃大队下发的白（公交事故）认字［2018］第0120307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推定被保险人敦晓波故意犯罪事实成立，故，被告抗辩对被保险人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抗辩成立，对原告主张被告给付保险理赔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艳梅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王艳梅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电话录音、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合同仍在人民保险公司，王艳梅并没有收到保险条款或保险合同。人民保险公司质证后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证明上述人的主张，证人与王艳梅及被保险人敦晓波有利害关系，不能证明王艳梅的主张。本院认为王艳梅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故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确定无争议事实：1.2018年11月王艳梅在人民保险公司处以丈夫敦晓波为被保险人、王艳梅为受益人投保了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并于2018年11月10日交付保险费1,150.00元。合同约定，保险期限为30年，缴费期间为10年，基本金额为5万元。其中，保险合同第2.3条约定，自驾车意外身故，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倍给付保险金。本保险合同于2018年11月11日生效。2018年12月2日21时许，被保险人敦晓波酒后自驾×××号轿车沿新生线由南往北行至青山镇五家屯附近路基下翻覆，造成敦晓波当场死亡。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敦晓波持有的驾驶证因超分已停止使用；敦晓波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51.5mg／100mL，敦晓波负全部责任；2.王艳梅自认投保单上被保险人处签名“敦晓波”不是本人签字。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当事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可以在合同订立时作出，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追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并认可保险金额：（一）被保险人明知他人代其签名同意而未表示异议的；（二）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的；（三）有证据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案涉的保险合同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且王艳梅在一审和二审庭审中自认在投保单上的“被保险人”处签字并不是“敦晓波”本人签字，且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敦晓波对该保险合同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故该合同为无效合同。王艳梅基于无效合同请求人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收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案涉合同无效，人民保险公司应当返还王艳梅交付的保险费1,150.00元。关于王艳梅主张鉴定费的请求，因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艳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19）吉0802民初1412号民事判决； 二、王艳梅与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2018年11月10日签订）无效，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王艳梅交付的保险费1,150.00元； 三、驳回王艳梅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00元，由王艳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君 审判员  刘 昕 审判员  赵 亮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龚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