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76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玉，女，198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怀晋，山东君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公维芹，女，197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邰德见，山东金星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沂市金雀农贸市场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91371300MA3C1X1EXC，住所地同上。 法定代表人：公维芹，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翔，山东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严冬，男，1964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兰山区。 原审第三人：孟详勋，男，197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 上诉人林玉因与被上诉人公维芹、吴严冬、临沂市金雀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雀农贸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孟详勋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302民初3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怀晋、被上诉人公维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邰德见、被上诉人吴严冬、原审第三人孟祥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所受让的股权转让款180万元及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所做出判决书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1、2016年6月2日由孟详勋和公维芹所签订的《协议书》中的18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180万元并非单纯的股权转让款错误，系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没有证据证明也没有法律依据。2、涉案的180万元系双方协商的股权转让的合理对价。2016年6月2日的《协议书》是双方在协商股权转让的基础上所签订，转让的比例为公司股份的20%，股权登记中的价值为200万元，双方最终以180万元的价值确定了最后的转让价款，因此，从转让价款来看，完全符合等价原则，也与实际情况相符。对于该20%股权的出资等情况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书时均已知情，并不影响本案股权转让及价款的议定事实。3、一审法院混淆了承担180万元付款义务的主体。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对债权转让的抗辩理由并不能成立，一审认定该180万元包含劳务报酬错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孟详勋与公维芹所签订的合同效力对该二人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并未约定孟详勋股权变更后取得债权所附加的应当付出劳务的条件，公维芹个人受益股权，付款义务人明确为公维芹个人。即便是180万元中包含劳务报酬，主张该权利的人也应当金雀农贸公司，不能成为公维芹等人的抗辩理由，公维芹与孟详勋之间没有关于劳务的协议或合同，况且金雀农贸公司的工程是否顺利完工与本案股权转让款无关。同时，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并不能提供所主张的180万元劳务报酬的计酬方式、发放依据、工作任务、工作管理方式等与劳务报酬存在关联的证据，且孟详勋在转让股权后与金雀农贸公司已不存在劳务关系。孟详勋在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和管理人期间时参与工作、协调关系，当时就已不发放工资或者其他劳动报酬，在离职后不存在发放劳务报酬。因此根据孟详勋留存的在主持公司事务期间的相关会议记录来看，确认了孟详勋在公司的股东身份及应当享受分红的事实，在孟详勋股权出让后，必然要等价交换此股权转让的股权及分红的利益。对于如此高额的180万元的劳务报酬，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只是单方陈述，而孟详勋予以否认，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的主张与常理不符、与事实相悖不应支持。所以，2016年6月2日的《协议书》正是公维芹对受让股权后对孟详勋所做出的付款的承诺，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称劳务报酬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4、《协议书》、《协议补充条款》中所约定的孟详勋的工作协调与180万元股权让款无关。系因孟详勋原系公司法人，对公司业务相对熟悉，可帮忙协调周边关系、督促项目工程完工等，是对金雀农贸公司的帮助和承诺，并不影响公维芹支付18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至于180万元中含销售人员提成的问题，其分配由孟详勋自行处理，也只是孟详勋对金雀农贸公司有关经营事项的约定，与公维芹受让股权后应当支付180万元股权转让款无关。孟详勋对《协议补充条款》中添加的“1600万元”并不认可，也不能证明该补充条款与180万元有关联性。二、吴严冬系金雀农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自行决定处理权，与公维芹存在共同经营和受益的事实，应当共同承担付款义务。1、从《协议书》来看，系吴严冬与孟详勋在签订后，公维芹补的签名，而2016年6月30日《协议补充条款》，全文系吴严冬手写，吴严冬参与并主导了上述2份协议的签订，本案庭审中吴严冬也认可该条款是其本人与孟详勋的约定。尽管吴严冬做为见证人、代理人予以签字，名义上也退出了金雀农贸公司，但实际上其参与了该公司内部重大事务的处理和决定，结合吴严冬于本案二审时和本次庭审的陈述来看，吴严冬对公司事务掌握清楚，具有公司事务决策权，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与公维芹共同经营和收益，应当共同承担责任。2、在林玉举证的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开庭庭审笔录中，公维芹认可吴严冬在签订《协议书》《协议补充条款》前，公维芹自己并不知情，也未委托吴严冬办理。加上吴严冬在笔录中认可其自己是实际控制人的主张，足以认定吴严冬和公维芹共同经营共同受益的事实，是否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不影响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仅从离婚形式上对事实加以认定错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查明并纠正一审错误。三、金雀农贸公司应当对公维芹的债务承担连带付款义务。股权转让后，公维芹在公司的股份占到了99%，其有权代表公司向孟详勋作出付款的承诺，以公司项目销售款中优先支付，该问题属于金雀农贸公司内部财务管理的问题，这只能说明公维芹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不相互独立的事实，不足以成为公维芹和金雀农贸市场有限公司拒付18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请求法院判决由公维芹和金雀农贸公司共同承担付款义务。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所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当撤销。 公维芹答辩称，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求正当合法，上诉人上诉无理，其上诉请求应予依法驳回。一，答辩人与孟详勋签订的《协议书》及《协议补充条款》足以证实《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180万元系劳务报酬而非“股权转让款”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涉案180万元并非单纯的股权转让款错误，系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没有证据且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只要遵循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对答辩人与孟详勋签订的《协议书》及《协议补充条款》进行全面的审查和解读，前述文书即足以证实涉案180万元系附条件的劳务报酬而非“股权转让款”，理由如下：1．《协议书》及《协议补充条款》均未约定或表述18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1）《协议书》第一条是整个协议中唯一涉及股权转让的约定，该条约定孟详勋将其持有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答辩人，除此之外，整个第一条既未约定前述股权系有偿转让，亦未约定股权转让的具体价款。2)《协议书》第二条是关于协议签订后双方间的合作事宜、孟详勋应当履行的义务及180万元报酬的约定；除《协议书》的第一条涉及股权转让外，整个《协议书》的其他条款再无只字涉及股权转让事宜，更无18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的任何约定。3)《协议书》是将双方间的股权转让（第一条）及协议签订后的合作事宜（第二条）分成两个条款分别进行了约定，根据第一条和第二条不同的约定即足以认定：第二条约定的180万元与第一条约定的股权转让无关。4)《协议补充条款》系孟详勋对其履行义务的承诺，补充条款既未涉及股权转让事宜，更未约定或表述18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据上：答辩人与孟详勋签订的《协议书》及《协议补充条款》均未约定或表述涉案18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2．根据《协议书》第二条关于协议签订后的后续合作及双方间权利义务的约定即足以认定180万元系劳务报酬而非“股权转让款”。关于协议签订后的后续合作及双方间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书》第二条作出如下约定：1)孟详勋不再担任金雀农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孟详勋继续负责项目运营至项目结束，答辩人向孟详勋支付报酬180万元。3)180万元报酬的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为：自2016年6月份开始支付，分六个月等额支付完毕，七月份以后的每月30万元，于每月1号支付。4)孟详勋在项目运营过程中的职责范围为：协调周边关系，保证项目正常推进；确保项目工程在2016年12月31号前完工并交付；销售额度由双方另行确定。上述约定表明：180万元系答辩人基于“孟详勋继续负责本项目运营至项目结束，确保项目工程在2016年12月31号前完工并交付”这一前提条件而自2016年6月份起分成六个月、按月向孟祥勋支付的劳务报酬。换言之：《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可以证实180万元系附条件的劳务报酬而非“股权转让款”。3．根据《协议书》第二条关于180万元性质的约定也可认定180万元系劳务报酬而非“股权转让款”。《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本条的180万元含销售人员销售提成，具体分配由乙方自主决定”。依据上列约定得以确认：180万元在性质上系属包含销售人员销售提成的劳务报酬而非“股权转让款”。原因在于：股权转让款是股东基于股权转让而支付的对价，销售提成则是基于销售人员提供的销售之劳务行为而支付的劳务报酬，股权转让款既不会包含劳务报酬性质的销售提成，更不会与销售提成混为一谈。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对象为转让股权的股东，股权转让款显然不会向与股权转让无关的销售人员支付或分配。4．根据《协议书》第二条关于180万元的资金来源的约定亦可认定180万元系劳务报酬而非“股权转让款”。《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本条中支付给乙方的款项在本项目销售款中优先支付”。依据上列约定得以确认：180万元的支付资金来源为项目销售所得价款，其支付主体为金雀农贸公司。但，股权转让款应当由受让股权的股东以其自有资金支付，而不能、也不应由股东所在的公司支付；故，协议第二条关于180万元的资金来源的约定亦表明《协议书》项下的180万元系劳务报酬而非“股权转让款”。5．《协议补充条款》关于项目工程的推进、完工及销售额度的约定进一步证实180万元系劳务报酬而非“股权转让款”。答辩人与孟详勋2016年6月2日签订《协议书》后，孟详勋未按协议约定履行职责，为了进一步明确和量化孟详勋在后续合作过程中应当履行的义务，双方又于2016年6月30日签订了《协议补充条款》，孟详勋在补充条款中承诺（摘要）：1)切实做好项目周边关系协调，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运营；2)按约定施工并按时完工：3)确保销售顺利进行，2016年8月份前完成销售额1600万元；4)确保项目的施工、销售、运营合规合法，不得损害项目及公司利益。设若孟详勋是以180万元的价款将其在金雀农贸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答辩人，则股权转让后，孟详勋无需再行对金雀农贸公司及公司的项目工程承担任何的义务，更无需承诺“项目按约定施工、按时完工且2016年8月份前完成销售额1600万元”。而根据孟详勋在补充条款中作出的上述承诺并结合《协议书》第二条关于“销售额度由双方另行确定”的约定即足以认定：《协议书》项下的180万元是在孟详勋完成约定义务的情况下应当支付的劳务报酬而非“股权转让款”。据上：答辩人与孟详勋签订的《补充协议条款》亦可证实180万元系劳务报酬而非“股权转让款”。综上：上诉人关于“一审判决证据不足、《协议书》及《协议补充条款》约定的孟详勋的工作协调与180万元股权转让款无关”的主张因与两份文书的约定以及孟详勋在文书中作出的承诺严重不符而下能成立。二，一审诉讼中，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可以证明180万元系股权转款。上诉人主张并诉求答辩人向支付180万元股权转让款，依《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上诉人应当就其前述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一审诉讼中，上诉人共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九组证据，对于《协议书》的证明力以上已予详述。上诉人提交的金雀农贸公司的银行流水明细表系复印件，且复印件中显示的往来款项的收款人均是“临沂一品明珠装饰有限公司”，而非金雀农贸公司的原股东“临沂一品明珠珠宝玉器市场有限公司”，前述银行流水既不能证明金雀农贸公司或答辩人曾向原股东“临沂一品明珠珠宝玉器市场有限公司”支付过股权转让价款，亦不能证明涉案18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除上列证据外，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其他7组证据均不能证明涉案18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鉴于一审质证时已予详述，不再赘述）。据上：仅就举证责任而言，上诉人关于涉案18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的主张即因其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不能成立。三．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正当合法。理由简述如下：1．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所受让的股权转让款180万元及利息”。2．直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上诉人没有变更其诉讼请求。3．依照“不告不理”的诉讼规则，本案的审查和裁判范围仅限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上列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简言之，在上诉人未变更其诉求的情况下，本案审理的争议焦点仅限于上诉人诉求的180万元是否系其主张的股权转让价款：至于涉案180乃元的其他属性以及应否支付事宜，则概不属本案的审理和裁判范围。4．在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涉案180万元系股权转让价款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驳回其一审诉求正当合法。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答辩人与孟详勋签订的《协议书》及《协议补充条款》均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照前述文书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一审判决援引《合同法》第五条、六条、八条、六十条、八十条、八十二条关于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严格履行合同原则以及债权转让的通知及债权转让后的债务人抗辩之相关规定判决此案当属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各项主张及其上诉请求因均无相应的事实、约定及法定依据而均不能成立，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减少诉累，并切实维护每一个社会主体均应遵循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吴严冬答辩称，孟详勋对公维芹不享有股权转让款的债权，一审判决驳回林玉的一审诉讼请求正当合法；林玉要求答辩人对涉案180万元承担共同付款义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1．答辩人与公维芹原系夫妻关系，但双方已于2013年9月25日登记离婚；离婚后，答辩人与公维芹之间已无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2．答辩人虽代理公维芹参与了2016午6月2日的《协议书》及同年6月30日的《协议补充条款》的签订，但前述协议及补充条款的双方当事人均系公维芹与孟详勋，答辩人不是协议及补充条款项下的权利义务主体，答辩人也不因参与协议及补充条款的签订而对孟详勋或林玉承担任何的义务或责任。3．一审诉讼中，林玉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答辩人应对《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180万元承担共同的义务，林玉关于前述180万元系公维芹与答辩人共同债务的主张不能成立。且，公维芹与孟详勋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180万元系附条件的劳务报酬，在孟详勋未完成约定义务的情况下，公维芹无需向孟详勋支付任何价款。综上：一审判决驳回林玉的诉讼请求正当合法，恳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他意见同答辩人在一审诉讼中的答辩意见）。 金雀农贸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驳回林玉的一审诉讼请求正当合法，林玉的上诉请求因无理无据而应予驳回：1．股权转让款应系股东之间基于股权转让而支付的对价，本案中，公维芹与孟详勋2016年6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180万元应系孟详勋完成约定义务后方可获得的劳务报酬，前述180万元并非林玉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且一审诉讼中，林玉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上述18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2．孟详勋没有完成上述《协议书》及2016年6月30日公维芹与孟详勋签订的《协议补充条款》中约定的义务，孟详勋不能获得《协议书》约定的劳务报酬。3．我公司系依法成立的公司法人，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的个人财产，林玉在上诉状主张”公维芹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不相互独立，系属捏造。4．我公司并非上列《协议书》及《协议补充条款》的签约主体，林玉要求我公司与公维芹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林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所受让的股权转让款180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法院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供如下证据：一、林玉提供证据：1、2016年6月2日孟详勋与公维芹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二人就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孟详勋将自己在金雀农贸公司的20%股份转让给公维芹，公维芹向孟详勋支付180万元，约定了支付时间，并约定此款在项目的销售款中优先支付。2、工商局信息中心查询企业信息档案一宗，拟证明孟详勋已经按约定将自己所有的20%股权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转让给公维芹，履行了协议书的义务，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具有公示力。其中在该宗档案中，2016年6月17日孟详勋与公维芹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临沂市金雀农贸市场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已经明确约定，孟详勋将所持有的股权200万元转让给公维芹，孟详勋在公司相应的权利、义务由公维芹承担。以上证据系当事人之间对公司股权处分的约定，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工商登记变更程序合法，为有效约定，被告应当履行。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主张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股权系有偿转让，也不能证明公维芹应当向孟详勋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且依照协议书约定，在孟详勋未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况下，公维芹无需向孟详勋支付任何款项。孟详勋对上述证据无异议。针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及第三人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在法院认为部分中综合全案证据进行阐述。二、林玉提供：1、《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人身份证各一份，拟证明2017年2月21日原告从孟详勋处受让了对被告的180万元债权的事实。2、2017年2月21日《债权转让通知书》及EMS特快详情单、邮件跟踪查询单一份，拟证明孟详勋将债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了公维芹，公维芹已于2017年2月27日签收，债权转让发生效力。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均对《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人身份证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有异议，主张：第一，《债权转让协议》第一条关于“股权转让后，公维芹应支付给孟详勋180万元人民币”的表述不属实，与《协议书》约定明显不符。第二，债权转让的前提是债权人对债务人有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但孟详勋对公维芹不享有任何债权，《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标的，在客观上根本不存在。第三，原告至今未向法庭提供已将债权转让价款120万元支付给孟详勋的任何证据，结合孟详勋在庭审中的以上陈述，《债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炮制的虚假证据。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对2017年2月21日《债权转让通知书》及EMS特快详情单、邮件跟踪查询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通知书中关于孟详勋对公维芹享有股权转让价款180万元的债权表述不属实。孟详勋对上述证据无异议。针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债权转让协议》系林玉与第三人孟详勋签订，林玉及孟详勋对协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对《债权转让通知书》、EMS特快详情单、邮件跟踪查询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以上证据可以证实孟详勋已将债权转让事宜向公维芹履行了通知义务，债权转让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对于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提出的债权在客观上不存在的异议，在法院认为部分中综合全案证据进行阐述。三、林玉提供：1、金雀农贸公司银行流水明细表一宗，结合原告提交的企业备案信息，拟共同证明原股东一品明珠公司根据股权变更协议，于2016年5月30日出让了40%的股权给公维芹，一品明珠公司已获得股权转让款项数百万元，该款项均是从金雀农贸公司的账户支出。根据该流水，一品明珠公司与金雀农贸公司之间款项来往全部发生于2016年3月29日-5月27日，根据双方互相转款的差额计算，最终金雀农贸公司给一品明珠公司的款项为387万余元。此款与一品明珠公司在金雀农贸公司所享有的40%的股权价值400万元基本为对价，而且我方也征询过一品明珠公司，此差价款即为股权转让款。因此，对于原告所受让的债权，与一品明珠公司的债权性质一样，也应当由三被告共同支付。2、2016年4月6日《股东账目明析会议纪要》的照片打印件及2016年3月8日《金雀农贸公司会议记录》照片打印件。原告主张该组证据存于金雀农贸公司内，拟证明吴严冬、张庆龙、孟详勋、公维芹共同召开会议，讨论重大事项，吴严冬实际参与并控制公司的各项工作。3、2016年2月1日《金雀农贸公司会议记录》照片打印件，拟证明孟详勋在公司不发放工资，享受分红，该分红是基于孟详勋所持有的股权而来，股权转让后由公维芹承继受让后的分红。因此，公维芹应当向孟详勋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对价款180万元。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均对金雀农贸公司银行流水明细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单从证据所显示的内容来看，该证据仅能证明金雀农贸公司曾与一品明珠公司发生过资金往来，但该证据不能证明金雀农贸公司曾向一品明珠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更不能证明一品明珠公司的股权转让系有偿转让，该份证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对2016年4月6日《股东账目明析会议纪要》的照片打印件、2016年3月8日和2016年2月1日《金雀农贸公司会议记录》照片打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按现行证据规则，照片作为证据采信的前提是与原物核对无误，未与原物核对无误的照片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孟详勋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并主张：1、从一品明珠公司调到金雀农贸公司的员工（包括负责工程的张庆田、负责销售的魏斌、财务刘娜）均系张庆龙指派，孟详勋并无人力资源的权限。2、依据银行流水，一品明珠公司向金雀农贸公司出借款项已佐证本会议纪要的真实性。针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银行流水明细表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次银行流水明细表显示的内容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足以证实被告欠孟详勋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对于2016年4月6日《股东账目明析会议纪要》的照片打印件、2016年3月8日和2016年2月1日《金雀农贸公司会议记录》照片打印件，因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原告未提供书证原件相核对，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四、公维芹提供：2016年6月30日公维芹与孟详勋签订的《协议补充条款》一份，拟证明在2016年6月2日《协议书》的基础上双方通过补充条款对孟详勋在项目运营中的职责范围以及履行职责的要求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约定，并且孟详勋承诺在2016年8月前完成项目的销售额1600万元。林玉对上述证据中孟详勋的签字无异议，但对其内容有异议，主张孟详勋在答辩时已经陈述协议签订过程及“1600万元”是后添加的事实，该补充条款形成于6月2日《协议书》后，与《协议书》中约定的180万元无任何关联性，该补充条款也未涉及180万元为劳务的相关表述和不予支付的约定；从协议内容来看主要是由孟详勋承诺协调周边社会关系，确保工程的施工顺利进行，而该承诺也是针对于公司的运营，并不是对公维芹个人的承诺；本案股权转让款是公维芹个人对孟详勋所负的债务，孟详勋在转让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后无人、财、权的管理权，也不是建设施工单位，相关工作全由公维芹方负责，协议的约定具有不合理及无法实施的客观现实，而且在6月2日之后，公维芹一方拒绝让孟详勋参与业务，被告无证据证实孟详勋违反约定和具有管理运作的权限。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对上述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孟详勋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但主张该补充条款的签订是基于工程建设期间政府严查违章建设，过去项目的推进及协调是由我实施的，本协议第五条也是对吴严冬的一个制约，双方任何决策需共同签署文本执行，但自本条款签署后，吴严冬显示出拒绝支付股权转让金的本意和秉性，故无任何文本签署，由此推断其早有预谋。针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协议补充条款》，公维芹、吴严冬无异议，孟详勋亦认可系其本人签名，对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协议书》约定，“销售额度由甲乙双方另行确定”，孟详勋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针对销售额度存在另外的约定，对于其提出的《协议补充条款》中“2016年8月前销售”后面的“1600万元”是后来添加的主张，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五、林玉提供（2017）鲁13民终5398号案件2017年10月27日调查笔录照片打印件一份，主张根据笔录第八页记载，吴严冬系财产实际控制人，代表其家属公维芹，二人系夫妻关系，本案债务系共同债务，二人应当共同承担付款义务，基于公维芹与吴严冬的身份关系，对股权的出资转让明确，应予履行。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均对调查笔录照片打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吴严冬在原二审调查时所作的陈述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孟详勋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吴严冬主张其与公维芹已经离婚，并提供了离婚证予以证实。根据离婚证显示，吴严冬与公维芹于2013年9月25日登记离婚。原、被告及第三人对离婚证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吴严冬主张其不是金雀农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金雀农贸公司亦不认可其公司由吴严冬实际控制。公维芹主张之所以由吴严冬代表其与孟详勋商议并签订2016年6月2日《协议书》和6月30日《协议补充条款》，是因为吴严冬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吴严冬是经过公维芹授权同意的。针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吴严冬虽然在（2017）鲁13民终5398号案件2017年10月27日调查笔录中陈述其是金雀农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是金雀农贸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吴严冬主张“代表家属”，但根据离婚证显示，其与公维芹已经登记离婚。对吴严冬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公维芹同意吴严冬代表其签订2016年6月2日《协议书》和6月30日《协议补充条款》，双方之间产生的是委托代理关系，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公维芹承担，吴严冬作为公维芹的委托代理人，不应当承担合同义务。同时，2016年6月30日《协议补充条款》中，吴严冬签名前注明为“见证人”，其另一身份为合同的证明人，亦不应当承担合同义务。六、金雀农贸公司提供监理报告、监理工程师通知单、监理记录各一份，拟证明《协议书》及《协议补充条款》签订后，孟详勋不履行协议义务，致使项目停工达100天的事实。林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主张即使存在停工事实，也与孟详勋和原告无关，根据监理工程通知单可以证明，因甲方未付款，全部工程暂停，与原告及孟详勋无关。公维芹、吴严冬对上述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孟详勋对上述证据有异议，主张工程进度及完工日期与其无任何关系，因协议签署前，吴严冬即陆续承接了与工程相关的事宜，并向工程施工人员直接支付了工程及人员工资款项，此内容银行流水有记录，并无我的签字，当时我还是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严冬未按照与建设方的合同约定将款项支付给承建公司，而是私自支付给了现场施工人员，足以证明对于本工程进度我根本无权或能力左右，足以鉴证了吴严冬签署以上协议早有预谋。针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加盖有监理机构的印章，对其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仅能够证实工程停工的事实，不足以证实停工是由于孟详勋的过错造成的。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公维芹与吴严冬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3年9月25日登记离婚。金雀农贸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3日，发起人为吴严冬，为自然人独资公司，认缴出资额为1000万元，认缴出资方式为土地使用权，认缴出资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8日，吴严冬将其在金雀农贸公司的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中的40%即400万元，转让给一品明珠公司；将其在金雀农贸公司的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中的40%即400万元，转让给公维芹；将其在金雀农贸公司的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中的20%即200万元，转让给孟详勋。一品明珠公司、公维芹、孟详勋的认缴出资全部到位期限均为2025年12月31日前。2016年6月2日，公维芹（甲方）与孟详勋（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持有的临沂市金雀农贸公司20%的股份转让给甲方，本协议签订之日由乙方协助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二、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不再担任临沂市金雀农贸市场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继续负责本项目运营至项目结束。甲方支付给乙方180万元人民币，自2016年6月份开始支付，分六个月等额支付完毕，七月份以后的每月三十万元，每月1号支付。乙方在项目运营过程中的职责范围是：1、协调周边关系，保证项目正常推进；2、项目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完工并交付；3、销售额度由甲乙双方另行确定。本条的180万元含销售人员销售提成，具体分配由乙方自主决定。本条中支付给乙方的款项在本项目销售款中优先支付。”吴严冬在《协议书》甲方下方书写“吴严冬代签”，公维芹在甲方处补签名，孟详勋在乙方处签字确认。2016年6月20日，公维芹与孟详勋到工商部门依法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公维芹的认缴出资全部到位期限为2025年12月31日前。2016年6月30日，公维芹与孟详勋签订《协议补充条款》一份，约定：“为确保金雀农贸市场的顺利、及时运营，6月2日签订协议基础上乙方承诺：一、切实做好项目周边关系协调、维护确保项目不受任何干扰，包括周边街道办、社区、城管、城建、规划、社会相关人员等，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运营。二、加强确保项目按约定施工并按时完工，不得停工、窝工等对项目施工造成影响的行为。三、切实确保销售顺利进行，并保证对营销团队、行政团队的领导，业务推进，并承诺2016年8月前销售1600万元。四、确保项目施工、销售运营依规合法不得损害公司的利益。五、就以上内容，甲乙双方任何决策需甲乙双方共同签署文本执行，如任何一方独立决策所造成的一切结果自负。”公维芹、孟详勋在《协议补充条款》下方签名确认，吴严冬在下方见证人处签名确认。2017年2月21日，孟详勋（甲方）与林玉（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对公维芹享有的180万元债权及逾期付款利息转让给林玉，转让价为120万元，转让后由乙方向债务人公维芹主张实现债权金额，与甲方无关。协议签订后，孟详勋于2017年2月24日向公维芹寄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2017年2月27日公维芹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金雀农贸公司主张因为孟详勋未按照《协议书》、《协议补充条款》的约定履行义务，给其公司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其公司在本案中不向孟详勋主张损失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公维芹与第三人孟详勋于2016年6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及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协议补充条款》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现林玉及第三人孟详勋均主张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吴严冬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180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诉求的标的为股权转让款，签订《协议书》和《协议补充条款》的合同双方和股权转让的双方均为公维芹、孟详勋，吴严冬不是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主体，对于原告提出的股权转让款为公维芹、吴严冬的共同债务，应由二人共同负担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要求吴严冬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从《协议书》和《协议补充条款》的内容来看，两份文书均未明确表述18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从合同权利、义务整体性来看，《协议书》约定了孟详勋的义务为股权转让事项和在项目运营过程中应履行一定职责，公维芹的义务为支付180万元，同时还约定180万元含销售人员销售提成，该款项在项目销售款中优先支付，这些约定均可以看出180万元并非单纯的股权转让款，还包含劳务报酬。孟详勋主张180万元全部为股权转让款，被告主张180万元全部为劳务报酬，均系各方站在各自的利益角度进行的片面理解，与《协议书》、《协议补充条款》对权利、义务的整体约定不符，违背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孟详勋仅以《协议书》为据主张180万元全部为股权转让款，证据不足。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的抗辩主张对孟详勋部分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的抗辩主张对林玉同样部分成立。因此，对于林玉作为债权受让人，要求公维芹、金雀农贸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8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孟详勋承认其无法完成《协议书》及《协议补充条款》约定的义务，而金雀农贸公司在本案中亦不向孟详勋主张因未履行义务而造成的损失，本案对双方的纠纷无法一并处理，双方均可以另行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林玉要求被告吴严冬支付股权转让款18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林玉要求被告公维芹、临沂市金雀农贸市场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8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林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审第三人孟详勋提交证据两份，证据一，金雀农贸公司2月1日会议记录一份，拟证明股权转让的180万元确实股权转让款而非其他，公司股东不发工资享受分红收益来源于股权转让收益，股权代表公司权益；证据二、3月8日的会议记录，拟证明吴严冬确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应被认定为相关责任承担人，第二本会议记录了项目的进展以及开展销售情况，足以证明本项目已经具备产生收益的证据，其中第一条明确记录电力系统费用由吴严冬负责协调足以说明其为利益相关人。 林玉代理人质证意见：无异议，足以证实吴严冬负责并参与公司事务，结合原二审2017年10月27日调查笔录第八页，吴严冬称自己是实际控制人代表家属的自认，同时结合我方提供的吴严冬参加股东会议的纪要能够证实其为实际经营者收益者的事实，其与公维芹是否有婚姻关系不影响其身份，而且在其离婚后仍操持公司事务，上述事实请法庭认定并支持我方主张，对2月1日的会议记录有公维芹签字，从内容来看孟向勋是公司的股东具有享受分红的权利，在其离开公司转让股权之后有足够的事实和理由来获得股权收益。 公维芹代理人质证意见：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经反复确认该两份会议记录均是复印件，其中2月1日的会议记录中张庆艾的名字以及3月8日会议记录中手写的聘请长年法律顾问，顾问年薪10万元整这两处内容明显是复印形成，其次如果是证据原件那么手写文字的纸张背面应有相应痕迹，而该手写文字的背面并无任何痕迹，在孟详勋未提供原件核对无误的情况下我方对两份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复印件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采信，关于两份复印件的关联性，从全部内容来看，该两份证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换言之两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诉求的18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 吴严冬质证意见：同被上诉人意见，该两份会议记录反映的不是金雀农贸的股东会议，张庆艾、纪委斌，一个是一品明珠的施工经理一个是销售经理，这两份会议记录复印件的内容是项目施工过程中的会议记录，与本案股权转让无任何关联，复印件的背面还有复印机留下的黑点。 本院认定，案涉股权转让的受让人是公维芹，吴严冬是否金雀农贸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公维芹所提异议成立，上述证据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公维芹与孟详勋2016年6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及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协议补充条款》、孟详勋与林玉2017年2月2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及此后孟详勋2017年2月24日向公维芹寄送债权转让通知书均未提出异议，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相关当事人具有拘束力，林玉对2016年6月2日《协议书》中的180万元债权依法享有权利。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2016年6月2日《协议书》约定的180万元债权是否应予清偿以及责任主体。 根据2016年6月2日《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孟详勋已将其持有的在金雀农贸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了公维芹，并依法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按照上述《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公维芹应支付给孟祥勋180万元人民币，自2016年6月份开始支付，分六个月等额支付完毕，七月份以后的每月三十万元，每月1号支付。除了履行期限的限制，《协议书》并未对该180万元债权设定任何拒绝支付的条件或其他限制；并且，该180万元债权自2016年6月份即应开始支付，而根据《协议书》约定“项目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完工并交付”，此时该180万元已应支付完毕，公维芹以该180万元为劳务报酬为由拒绝支付依据不足，本院对此辩称不予采信；至于孟详勋是否应按协议对金雀农贸公司承担责任，因金雀农贸公司明确主张在本案中不向孟详勋主张损失赔偿责任，本院对此不予审查处理。原审判决在公维芹未按协议支付案涉180万元债权，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合法拒绝支付依据的情况下，判决驳回林玉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纠正。鉴于案涉180万元债权涉及的责任主体为公维芹，吴严冬是否金雀农贸公司实际控制人与该180万元债权无关，林玉要求吴严冬、金雀农贸公司承担偿还责任依据不足，原审判决对此不予支持正确，林玉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林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302民初3255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 二、撤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302民初3255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 三、公维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林玉18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四、驳回林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均由公维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树东 审判员  马凤霞 审判员  邵 波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张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