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5民初3号 原告：李洪秋，男，196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原告：袁小兰，女，196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原告：胡丽平，男，197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七芽，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翔星，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海宝，男，1965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被告：邹小芳，女，196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栋梁，江西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钦，江西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邹秋生，男，197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被告：敖春梅，女，197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简玲，江西弘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简小平，男，196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红，新余市金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李洪秋、袁小兰、胡丽平（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黄海宝、邹小芳、邹秋生、敖春梅、简小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赣05民初217号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赣民终66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1月6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胡丽平及其与李洪秋、袁小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七芽，黄海宝、邹小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栋梁、王钦，邹秋生及其与敖春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简玲，简小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五被告共同归还股权转让款及分红6800000元，借款本金8630000元，利息16716240元，合计32146240元（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5月17日），及以1063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并支付自2019年5月18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48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并支付自2019年5月18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判决五被告共同承担律师费4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之间因股权转让、民间借贷等关系发生多次经济往来。2018年1月31日，双方对上述经济和债务关系进行结算，并由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向原告出具一份《承诺书》，对欠款本金及利息、还款方式期限、利息计算标准等均作出了相应承诺。《承诺书》作出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并未归还款项，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作为共同债务人，依法负有偿还的义务，且上述债务发生在黄海宝、邹秋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邹小芳、敖春梅也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多次催款未果，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黄海宝、邹小芳辩称，（一）黄海宝与原告签订的《承诺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受胁迫所签订。（二）《承诺书》所载明的四笔借款并非全部属实，且部分计算了高额复利。其中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及分红款，简小平于2012年11月与发包方签订涉案工程项目承包合同，2013年1月21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基本与项目同步启动，此时股权转让不存在溢价或分红，因此该笔款项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第四笔款项，2014年9月6日借款3630000元，该笔款项借款本金为3000000元，原告于2015年3月6日按照月利率3.5%的标准，计算六个月，利息为630000元，将630000元利息算入本金，计算高额复利。（三）截止2019年3月4日，各被告已向原告还本付息合计33444000元。（四）邹小芳只对本案第一笔款项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至2016年5月9日，现担保期限已过，邹小芳不承担担保责任。 邹秋生、敖春梅辩称，（一）《承诺书》载明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实际借款本金为8000000元，本金已经全部归还且在《承诺书》中也有所体现。（二）2018年2月14日，邹秋生向原告归还2000000元本金。（三）敖春梅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还款责任。本案债务虽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但借款凭证并无敖春梅签字，也无敖春梅的事后追认，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敖春梅虽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但该协议明确约定敖春梅的担保期限至2016年5月9日，现早已过担保期限。 简小平辩称，（一）《股权转让协议书》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不同当事人（简某某）相同版本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判决认定股权转让为民间借贷。双方在《承诺书》中约定已还10000000元本金，利息4210000元，因此8000000元借款本金已归还，剩余款项应冲抵其他借款的本金。（二）案涉工程于2012年11月动工，原告提供的2012年2月4日转款1500000元、2012年9月21日转款300000元凭证不应认定为8000000元本金的组成部分。（三）三笔借款本金或利息计算有误。1.杨某保转来的2000000元借款利息应从2015年1月起算；2.原告未提供2014年5月28日4000000元借款的转账凭证，双方约定该笔借款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由于被告未支付，应当按照月利率2%计算；3.2014年9月6日借款3630000元，其中630000元为利息，且是按月利率3%计算得来，应按月利率2%计算予以调整，同时不能计入本金计算复利，双方结算中认定已归还1000000元，该笔借款本金实为2000000元。（四）从2018年1月31日的结算条款看，双方达成被告所还款项应是先偿还本金再计算利息的合意。（五）三被告向原告偿还21010000元，2018年2月14日还款2000000元应认定为归还本金，原告同意优先偿还本金并认可本金已还11000000元，被告尚欠原告本金5000000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遂川县滨江南岸旧城改造工程项目投资建设移交合同书》《工程合作施工协议书》《合作协议书》，五被告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为2013年1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14年5月10日签订的《承诺书》、银行交易凭证四份，拟证明李洪秋、杨某保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之间就李洪秋、杨某保在遂川县滨江南岸旧城改造工程（以下简称滨江南岸工程）中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的事实。黄海宝、邹小芳质证认为，不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法性，2012年11月7日签订滨江南岸工程意向承包协议，2013年1月21日就该工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短短两个月时间，工程才开工，不存在股权溢价和分红，《股权转让协议书》涉及的款项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对四份银行交易凭证中2012年2月4日1500000元转账、2012年9月21日600000元转账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两笔转账系原告与简小平之间的其他账户往来，不是投资款，该笔款项投资本金实际为5900000元。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敖春梅的担保期限已过。简小平质证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承诺书》确定的溢价本金应该是6200000元。本院认为，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书》及2014年5月10日签订的《承诺书》所载内容的真实意思表示争议较大，上述证据能否证明原告主张，将在论述部分进行阐述；四份银行交易凭证真实且与本案存在关联，应予采信。 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为《调查笔录》、宁某牙身份证复印件、2013年1月2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宁某牙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之间就宁某牙在滨江南岸工程中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的事实。黄海宝、邹小芳质证认为，不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三性，双方的真实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不认可《调查笔录》的三性，宁某牙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与本案原告同样向滨江南岸工程借款，今后也面临向本案被告主张权利，本案的判决对其今后维权至关重要，故其不符合证人条件。简小平质证认为，不认可《调查笔录》的三性。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 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为《调查笔录》、李永某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李洪秋、杨某保、宁某牙在投资参与滨江南岸工程中，委派李永某参与项目财务管理的事实，从而证明李洪秋、杨某保、宁某牙在将股权转让给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之前，参与了项目管理并承担了项目风险。黄海宝、邹小芳质证认为，不认可《调查笔录》的真实性，需要证人当庭陈述，且该组证据所涉及的当事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应采信。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不认可《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李永某系李洪秋弟弟，二人存在亲密的亲属关系，不符合证人条件。简小平质证认为，不认可《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李永某与李洪秋是亲属，有利害关系。本院认为，李永某系李洪秋弟弟，其作为证人的证言可信度较低，仅凭《调查笔录》，不足以证实李洪秋参与了项目管理并承担了项目风险，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为《调查笔录》、2011年9月30日《借条》、2019年5月8日《证明》、杨某保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在2011年9月30日向杨某保借款2000000元，2012年6月30日杨某保将该笔借款及此后产生的利息等全部债权转让给李洪秋的事实。黄海宝、邹小芳质证认为，认可《借条》的真实性，但2000000元已还清，对该笔债权转让的真实性有异议。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对《调查笔录》的三性均有异议；认可《借条》及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具体还款情况以其余被告为准。简小平质证认为，不认可《调查笔录》的三性，认可《借条》及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已支付2012年6月30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利息。本院认为，《借条》与《证明》相互印证，能证实杨某保将该笔借款及此后产生的利息转让给李洪秋，对该组证据应予采信。 原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为2014年5月28日《借条》两份、转帐凭证两份，补充证据为2014年5月28日邹秋生、简小平出具给李洪秋的《借条》、2014年5月15日转账凭证，拟证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在2014年5月28日向李洪秋、袁小兰借款4000000元，其中3000000元借款因简小平、邹秋生、黄海宝要归还杨某保的股权转让的投资款，这亦说明杨某保与被告之间是投资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另1000000元是因滨江南岸工程缺乏资金，向袁小兰借款。黄海宝、邹小芳质证认为，认可借到袁小兰1000000元，但袁小兰未到庭；2014年5月28日的支付凭证中的3000000元载明的借款用途是还杨某保的投资款，本案中杨某保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在2012年11月7日至2012年11月9日期间无相应出资凭证，有理由认定这笔钱是冲抵上述三笔中的借款2000000元；两份《借条》约定的利息过高，这组证据有借条没有支付凭证；补充证据中有支付凭证但又注明此款未付，综合该组证据能反映李洪秋与简小平、邹秋生还有其他的民间借贷往来。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认可《借条》的真实性，但借条约定的利息过高，超过了法律支持的月利率2%的标准。简小平质证意见同邹秋生、敖春梅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借条》与转账凭证相互印证，能证实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在2014年5月28日向李洪秋、袁小兰借款4000000元，对该组证据应予采信。 原告提交的第七组证据为2014年9月6日《借条》、银行交易凭证，拟证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于2014年9月6日向胡丽平借款3000000元。黄海宝、邹小芳质证认为，认可3000000元借款的真实性，但利息约定过高，且在2015年3月6日结算时是按月利率3.5%的标准计算，并将该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对3000000元借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笔借款已归还1000000元的借款本金，剩余本金2000000元。原告所主张的本金3630000元是按本金3000000元月利率3.5%从2014年9月6日计算至2015年3月6日的本息合计所得，不能重复计算利息。简小平质证认为，该笔借款真实，已归还1000000元本金，月利率计算标准过高，630000元应按照法律规定调整为月利率2%。本院认为，各被告对该笔借款中本金300000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该笔借款是否计算了复利，将在论述部分进行阐述。 原告提交的第八组证据为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拟证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对拖欠原告的转让款、借款等进行结算，并约定还款方式、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事实。黄海宝、邹小芳质证认为，不认可《承诺书》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从《承诺书》的签字可以看出，黄海宝当时作为证明人签字，涉案的滨江南岸工程债权债务全部由简小平承担，后面“证明人”字样被涂改；《承诺书》所载明的四笔款项并非全部属实，且部分进行了高额复利，第一笔款项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且实际的款项应该按照5900000元计算；第二笔款项月利率应调整为2%计算；第三笔款项受让杨某保的2000000元债权原告已认可付息至2015年1月1日，然而在《承诺书》中结算时又从2012年6月30日重新开始计算利息，对重复计算的利息应当予以核减；第四笔款项实际借款本金仅为3000000元。2016年，黄海宝、邹秋生与简小平结算之后简小平仍然与李洪秋有借款往来，在此期间所发生的还款应该优先确认归还承诺书所载明的款项，否则原告与简小平有恶意串通损害黄海宝、邹秋生的利益之嫌。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不认可《承诺书》的三性，该《承诺书》所载明的四笔款项对于本金及利息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承诺书》载明的第一笔款项，李洪秋实际出借本金为6200000元，应以6200000元为基数，以法律最高支持的利息进行计算，扣减超出部分应折抵归还其他的借款；另该《承诺书》中，双方对于本金及分红利息的还款时间的先后顺序有详细约定，按照先本后息的方式，本案已归还的款项均是先用于归还本金。简小平质证认为，不认可《承诺书》的三性，《承诺书》载明的第一笔款项中，李洪秋实际出借本金为6200000元，只拖欠原告本金15200000元。本院认为，《承诺书》中第一项内容系《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继承，能否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将在论述部分进行阐述；已对《承诺书》第二、三、四项内容进行认定，不再赘述。 原告提交的第九组证据为《委托代理协议》、转帐凭证、律师代理费发票、拟证明原告因本案发生律师代理费400000元，并已实际支付300000元，此款应当由五被告承担。黄海宝、邹小芳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对因民间借贷所发生的律师费用受出借人主张的所有费用总计年利率24%的限制；根据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怠于行使权利导致诉讼，才承担因诉讼产生的费用，本案从2013年产生，持续到2019年，长达六年，可见是原告怠于主张权利，原告应当承担由此而产生被告的律师费用。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但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应承担律师费。简小平质证认为，该组证据虽真实与合法，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各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应予确认，该组证据与本案有关，应予采信。 原告提交的第十组证据为《保险单》、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发票，拟证明原告因本案发生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28000元，此款应当由五被告承担。黄海宝、邹小芳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对因民间借贷所发生的诉讼保全保险费受出借人主张的所有费用总计年利率24%的限制。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但保全并非诉讼的必要手段，本案保全是由原告自由选择的权利，故该部分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简小平质证认为，该组证据虽真实与合法，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不在原告诉讼请求之列，该组证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黄海宝、邹小芳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为2016年9月16日《协议书》、2017年2月16日《协议书》六份、2018年1月31日《承诺书》、2018年2月1日《补充协议书》。拟证明：1.2016年9月16日，黄海宝、简小平、邹秋生清算时，签订的协议第三条、第八条均约定滨江南岸工程继续由简小平承建，因该工程借款及所涉债权债务由简小平全部承担和受让，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2.2017年2月16日，为履行上述清算协议关于滨江南岸工程债权债务承担的约定，黄海宝、简小平、邹秋生找到原告签订债权债务承担协议，原告为追求高额利息而拒绝签字；3.2018年1月31日，原告在明知其实际债务人仅为简小平的情况下，设计并打印好所谓《承诺书》，以挂横幅等方式逼迫黄海宝在该《承诺书》上签字；4.从签字可以证实黄海宝当时是作为证明人签字，“证明人”字样被恶意涂改，原告又将其列为共同债务人；5.该《承诺书》载明债权数额与事实不符，不仅记载的欠款金额与还款金额相差巨大，而且还包含了高额复利；6.上述《承诺书》签订后，黄海宝立即于次日与简小平、邹秋生签订补充协议，再次明确对原告债务由简小平、邹秋生承担；进一步证实实际债务人仅为简小平、邹秋生，黄海宝系被胁迫向原告作出承诺。原告质证认为，不认可七份协议和补充协议的三性，对证明目的亦有异议。以上协议是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内部约定，该内部约定无论是否真实都不能对抗债权人，对债权人都不产生约束。2018年2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第一条反而可以证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认可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承诺书》的所有条款内容，并认可原告主张的股权转让及投资关系真实存在并发生，不存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对《承诺书》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承诺书》是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恶意涂改的情形，该《承诺书》作为最后结算具有法律效力。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并请求法院依法认定其证明内容。简小平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系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之间内部达成，原告未签字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 黄海宝、邹小芳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为简小平、简某敏、新余市辰俊物资有限公司银行流水各一份、赵某保转账凭证九张、《借条》八份。拟证明：1.从2012年4月11日起至2016年9月16日止，简小平为原告主张的借款先后向原告还款13720000元，自2016年9月16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签订清算《协议书》后至2018年1月31日签订《承诺书》止，简小平、邹秋生已向原告还款12024000元，自2018年1月31日之后，简小平、邹秋生以向黄海宝借款的方式向原告还款5700000元，2018年2月14日，邹秋生向原告还款2000000元，综上共计还款33444000元；2.简小平、邹秋生以借款的形式为黄海宝垫付债务出具借条的行为，进一步证实原告的实际债务人仅为简小平、邹秋生。原告质证认为，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于2018年1月31日对案涉的债务进行了结算并签署了《承诺书》，《承诺书》已确认截止到2018年1月31日前，实际归还的款项总额是15210000元。除案涉债务外，邹秋生、简小平及其他人还有其他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联。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对简小平、邹秋生向黄海宝借款5700000元有异议。简小平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其与原告之间另外还有借贷关系。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虽真实，但双方对还款金额争议较大，能否达到黄海宝、邹小芳的证明目的，将在论述部分进行阐述。 黄海宝、邹小芳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为（2019）赣05民初186号民事判决书、（2019）赣05民初186号案件庭审笔录，庭审笔录中杨某保出庭作证针对转让2000000元给李洪秋时，做出了“不清楚”的回答。拟证明：1.简小平、邹秋生向黄海宝借款5700000元用于偿还李洪秋债务；2.本案实际债务人是简小平、邹秋生，与黄海宝无关；3.李洪秋并未受让杨某保2000000元债权。原告质证认为，（2019）赣05民初186号判决书没有认定简小平、邹秋生向黄海宝借款是用于偿还李洪秋的债务，证明目的是无效的；（2019）赣05民初186号案件庭审笔录第14页中第16到17行所记录的信息，纯粹是黄海宝与证人在回答问题时的表述错误，黄海宝问杨某保是否转了2000000元给李洪秋，杨某保对2000000的债权转让给本案李洪秋从来没有异议，且有杨某保的亲笔《证明》，可以证实杨某保债权转给李洪秋。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对（2019）赣05民初186号判决书的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第二项判令邹秋生向黄海宝归还500000元；对庭审笔录的三性无异议。简小平质证认为，（2019）赣05民初186号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庭审笔录的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虽真实，但无法达到黄海宝、邹小芳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黄海宝、邹小芳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为李洪秋个人与简小平等人发生借贷关系的凭证，拟证明李洪秋涉嫌职业贷，根据最高法院等部门于2019年10月21日出台的司法意见，本案涉嫌非法经营，应当追缴案涉所有非法所得。原告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该组证据仅是反映李洪秋与简小平等人之间发生的多次民间借贷关系，李洪秋从来没有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从事放贷行为，不符合最高法院等部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司法解释规定的向不特定多人出借资金的情形。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三性。简小平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三性。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虽真实，但无法达到黄海宝、邹小芳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简小平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为《简小平、邹秋生、黄海宝还款明细》，拟证明简小平共还款21010000元。原告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中除2018年2月14日新余市生鑫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和新余市鸿昊贸易有限支付的共计2000000元款项以外，其他证据都发生在《承诺书》出具之前，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在《承诺书》中对案涉债务的已付款情况进行了结算和确认，总付款是15210000元，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证实案涉债务已归还21010000元的事实，2017年1月26日还款10000000元并不属实，因为在10000000元到账的同时李洪秋就分两笔分别为400000元、3400000元转回给简小平，并扣留了其他债务200000元的利息，李洪秋实际收到还款6000000元；2016年9月15日还款2000000元、2016年2月6日还款1900000元，包括在《承诺书》第一项确认的已还款14210000元当中的款项；2017年11月3日还款1000000元是归还《承诺书》的第四项3000000元借款中已还的1000000元。黄海宝、邹小芳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三性，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简小平是滨江南岸工程的实际负责人，管理了滨江南岸工程所有的财务进出，这部分转账明细只是部分业务往来，并没有囊括所有明细往来，2012年4月11日至2016年9月16日，简小平与原告发生了13720000元的还款往来，2016年9月16日至2018年1月31日，签订《承诺书》前，简小平、邹秋生与原告的业务往来款12024000元；2018年1月31日后，简小平与原告的往来款是通过向黄海宝借款5700000元还给原告；2018年2月14日，邹秋生以新余市生鑫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和新余市鸿昊贸易有限公司名义向李洪秋还款2000000元；上述款项总计33444000元，所有债务均是简小平个人债务，与黄海宝无关，简小平与原告有恶意串通之嫌。邹秋生、敖春梅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虽真实，由于双方对还款金额争议较大，能否达到简小平的证明目的，将在论述部分进行阐述。 简小平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为（2018）赣0502民初8003号《民事判决书》、2013年4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同案涉及的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协议经法院判决，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贷。原告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无法确认其合法性，对关联性亦有异议，简某宁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系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李洪秋实际参与了滨江南岸工程的投资管理并承担投资风险，后应无法合作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黄海宝、邹小芳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邹秋生、敖春梅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1月1日，遂川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签订《滨江南岸工程项目投资建设-移交（BT模式）合同书》，约定由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承包滨江南岸工程，该工程开工日期为2012年12月1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11月30日。2012年11月7日，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与简小平签订《工程合作施工协议书》，约定由简小平承担滨江南岸工程施工任务。2013年1月21日，简小平、邹秋生、黄海宝作为甲方，李洪秋、杨某保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李洪秋、杨某保各出资人民币8000000元，各占滨江南岸工程项目总股份7%，各自出资款项已于2012年11月9日前缴纳到双方共同同意并指定的账户内，并约定甲方受让乙方股权，乙方同意于该日将股权转让给甲方，转让价格按出资额的1：2溢价确定。甲方于2014年5月9日前向乙方支付乙方出资额1.4倍的股权转让款，即总价为22400000元；于2015年5月9日前支付乙方出资额0.3倍的股权转让款，即总价为4800000元；于2016年5月9日前支付乙方出资额0.3倍的股权转让款，即总价为4800000元。甲方另对乙方出资再按照《滨江南岸工程项目投资建设-移交（BT模式）合同书》第六条第四款计取的利息，由甲方于工程建设单位发包方支付利息时或于2014年5月9日前支付给乙方（以先至时间为支付日）。另约定甲方逾期付款的，应当向乙方按照每月百分之三的利率支付利息，利息按月支付，直至甲方支付乙方全部款项为止。甲方以各自个人财产和家庭共同财产向乙方承担付款责任。甲方各自配偶同意以各自家庭共同财产向乙方承担付款责任，并以各自个人名义为甲方对乙方的付款责任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至2016年5月9日。邹小芳、敖春梅作为配偶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因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未于2014年5月9日前向李洪秋支付11200000元股权转让款，2014年5月10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向李洪秋出具《承诺书》，承诺从2014年5月10日起，12000000元（含逾期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其中1%月利率按月付清，其余2%月利率与本金于2015年5月9日一次性付清。 2012年2月4日，李洪秋向简小平账户转入1500000元。同年9月21日，袁小兰向简小平账户转入300000元，案外人李某向简小平账户转入300000元。同年11月9日，李洪秋分别向简小平账户转入5200000元、700000元。上述转账合计8000000元。 2011年9月30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向杨某保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某保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万元）（帝海观澜）”。邹秋生于2012年6月30日在借条上注明2012年6月30日后的本金、利息全部归李洪秋；于2013年2月在借条上注明借条截止到2013年12月30日，利息结清，已付利息360000元；于2014年1月在借条上注明利息结算到2013年12月30日，已付利息720000元。原告认可该笔借款2015年1月1日之前的利息已支付。 2014年5月15日，袁小兰向简小平账户转入1000000元。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向袁小兰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袁小兰1000000元，借期半年，月利率3%，遂川工地借款。2014年5月28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向李洪秋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李洪秋3000000元，借期半年，月利率3%，遂川工地付杨某保投资款用。同日，李洪秋向简小平账户转入4000000元，其中1000000元为邹秋生、简小平个人向李洪秋的借款。 2014年9月6日，胡丽平分三次向邹秋生账户转入400000元、1000000元、1600000元，共计3000000元。同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向胡丽平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胡丽平3000000元，借期半年，利息按月利率3.5%计算，遂川滨江南岸一期工地借2000000元，宜春老万1000000元股份；并记载：“截止2015年3月5号利息已付，从2015年3月6号按叁佰陆拾叁万元计息。以上借款属实：简小平2015年3月6号；简小平、邹秋生2017年2月23号”。 2014年5月9日，简小平向李洪秋还款40000元现金。2015年1月13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通过赵某保账户向李洪秋还款80000元。2015年1月30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通过赵五保账户向李洪秋还款30000元。2015年2月17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通过赵某保账户向李洪秋还款960000元。2015年10月30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通过赵某保账户向胡丽平还款500000元。2015年12月8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通过赵某保账户向李洪秋还款500000元。2016年2月6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通过赵某保账户向李洪秋还款1900000元。2016年7月15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通过赵某保账户向胡丽平还款2000000元。2016年9月15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通过赵某保账户向胡丽平还款2000000元。2017年1月26日，简小平向李洪秋还款10000000元。同日，李洪秋向简小平账户转入3800000元。2017年11月3日，简小平向李洪秋还款1000000元，该1000000元系归还简小平向胡丽平借款3000000元中的本金。2018年2月14日，新余市生鑫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新余市鸿昊贸易有限公司向李洪秋还款2000000元。 2018年1月31日，原告与简小平、邹秋生、黄海宝就《股权转让协议书》、项下的债权债务及其他民间借贷纠纷一并签订《承诺书》，约定了四项内容，第一项内容为：“根据2013年1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经结算，截止至2018年1月31日简小平、黄海宝、邹秋生共欠李洪秋股权转让款本金12000000元，分红4800000元，利息12070000元，已还本金10000000元，利息4210000元，尚拖欠本金2000000元，分红4800000元，利息7860000元，本息合计14660000元”。第二项内容为：“简小平、黄海宝、邹秋生在2014年5月28日向李洪秋借款人民币4000000元整，经结算，截止至2018年1月31日尚拖欠借款本金4000000元，利息5292000元，本息合计9292000元”。第三项内容为：“简小平、黄海宝、邹秋生在2011年9月30日向杨六保借款人民币2000000元整（此款在2012年6月30日转让给李洪秋所有），经结算，截止至2018年1月31日尚拖欠借款本金2000000元，利息2220000元，本息合计4220000元”。第四项内容为：“简小平、黄海宝、邹秋生在2014年9月6日向李洪秋借款人民币3630000元整，经结算截止至2018年1月31日共欠借款本金3630000元，利息3703300元，本息合计7333300元，已还本金1000000元，尚拖欠本息合计6333300元”。以上四项合计拖欠本金10630000元，拖欠利息19075300元，分红4800000元，本息和分红合计34505300元。简小平、黄海宝、邹秋生作为承诺人同意和认可原告系上述四项全部欠款本息的共同债权人。 另查明，2019年5月17日，原告（甲方）与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交纳代理费400000元。胡丽平、李洪秋分别于同年5月22日、7月12日向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转入40000元、260000元代理费。2019年7月12日，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向李洪秋开具3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 本院认为，结合原告的起诉事由和黄海宝、邹小芳、邹秋生、敖春梅、简小平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股权转让协议书》即《承诺书》第一项内容涉及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2.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欠付的款项应当如何计算；3.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应否支持；4.邹小芳、敖春梅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即《承诺书》第一项内容涉及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在合同法律关系中，通常以书面合同作为认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依据，但法律关系的认定，既要从合同的书面含义中探究当事人的内心真意，又要以当事人实际履行行为把握其真实意思。本案中，李洪秋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于2013年1月2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简小平、邹秋生、黄海宝受让李洪秋股权，李洪秋同意于该日将股权转让给简小平、邹秋生、黄海宝，转让价格按出资额1：2的溢价确定。该股权转让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但转让方非公司股东，转让的亦非公司股权，故李洪秋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之间并无股权转让关系。 李洪秋主张其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系合伙关系，因双方当事人未进行工商行政登记，又无书面合伙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李洪秋亦未举证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也未约定李洪秋应承担的经营风险，仅凭李永秋的证言，不足以证实李洪秋参与了项目管理、承担了项目风险。因此，李洪秋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之间亦无合伙关系。 案涉工程于2012年12月1日开工，2013年1月21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在工程没有结算的情形下，李洪秋将股权以1：2的溢价进行转让，因其没有承担滨江南岸工程经营亏损的风险，该8000000元溢价收益既不是基于经营风险获得，也非工程结算收益，而是固定收益，李洪秋所承担的是资金本息不能收回的风险而非工程经营风险，故《股权转让协议书》即《承诺书》第一项内容涉及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五被告抗辩《股权转让协议书》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2014年5月10日签订的《承诺书》、《承诺书》系《股权转让协议书》权利义务的继承，因《股权转让协议书》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2014年5月10日签订的《承诺书》、《承诺书》亦无法达到原告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黄海宝主张其签订《承诺书》时受到欺诈、胁迫，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欠付的款项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李洪秋、袁小兰、案外人李荣于2012年2月4日至11月9日期间分五次向简小平账户共转入8000000元。黄海宝、邹小芳辩称与本案有关的转入资金只有5900000元，简小平辩称与本案有关的转入资金只有6200000元，因其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差额部分与本案无关，且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五被告均签字认可8000000元款项已缴纳，故本院认定原告已出借8000000元。2012年6月30日，李洪秋受让杨某保享有的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债权2000000元，黄海宝、邹小芳不认可该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因其未提供证据推翻借条，且邹秋生、敖春梅、简小平皆认可债权转让的真实性，故对黄海宝、邹小芳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2014年5月15日，袁小兰向简小平账户转入1000000元。2014年5月28日，李洪秋向简小平账户转入4000000元，因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向李洪秋出具的《借条》载明借到李洪秋3000000元，庭审中李洪秋认可其余1000000元为邹秋生、简小平个人向李洪秋的借款，故本院认定2014年5月28日，李洪秋向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出借3000000元。2014年9月6日，胡丽平分三次向邹秋生账户转入400000元、1000000元、1600000元，共3000000元。上述四笔借款本金合计17000000元。 对于还款金额，双方均无异议的有：2014年5月9日还款40000元、2015年1月13日还款80000元、2015年1月30日还款30000元、2015年2月17日还款960000元、2015年10月30日还款500000元、2015年12月8日还款500000元、2016年2月6日还款1900000元、2016年7月15日还款2000000元、2016年9月15日还款2000000元、2017年1月26日还款6200000元、2017年11月3日还款1000000元、2018年2月14日向还款2000000元，上述还款合计17210000元。2017年1月26日，简小平向李洪秋还款10000000元，同日李洪秋向简小平账户转入3800000元。五被告抗辩当日的还款金额为10000000元，而原告认为当日的还款金额为6200000元。本院认为，因《承诺书》中双方认可当日的还款金额为6200000元，且庭审中黄海宝、简小平、邹秋生认可简小平、邹秋生个人与李洪秋存在其他债务纠纷，在各被告无法举证证明3800000元系简小平、邹秋生个人债务情形下，当日的还款金额应认定为6200000元，故黄海宝、简小平、邹秋生向原告还款17210000元；黄海宝、邹小芳提供的33444000元还款凭证及邹秋生、敖春梅、简小平提供21010000元还款凭证，本院不予采信。 因《承诺书》中第一项内容涉及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非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法律关系，故双方当事人在该项债权中的还款约定应被认定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年利率超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为年利率36%的约定有效，但对于借款人已支付的利息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年利率36%计算，对于尚未支付的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 《承诺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为8000000元，截止2017年1月26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向原告还款14210000元。1500000元自2012年2月4日至2017年1月26日产生的利息为2728500元（1500000元×36%÷360天×1819天）；600000元自2012年9月21日至2017年1月26日产生的利息为953400元（600000元×36%÷360天×1589天）；5900000元自2012年11月9日至2017年1月26日产生的利息为9086000元（5900000元×36%÷360天×1540天）。14210000元-2728500元-953400元-9086000元=1442100元，故该阶段的利息已还清，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尚欠原告本金8000000元-1442100元=6557900元。2018年2月14日，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还款2000000元，6557900元按年利率36%计算每日利息为6557.9元（6557900元×36%÷360天），还款天数为2000000元÷6557.9元＝304天，从2017年1月27日算至2017年11月26日，剩余利息为6398.4元（2000000元-6557.9元×304天）。6557900元自2017年11月27日起至2019年5月17日，按年利率24%计息，产生的利息为2347728.2元（6557900元×24%÷360天×537天），减去剩余利息6398.4元，尚欠利息2341329.8元。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欠付原告本金6557900元，利息2341329.8元，合计8899229.8元。 《承诺书》中第二项借款本金为4000000元，约定年利率36%，因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从未支付过利息，故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欠原告借款本息计算如下：4000000元自2014年5月28日至2019年5月17日产生的利息为4842666.67元（4000000元×24%÷360天×1816天）。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欠付原告本金4000000元，利息4842666.67元，合计8842666.67元。 《承诺书》中第三项借款本金为2000000元，虽未写明年利率，但从2012年6月30日至2012年12月30日利息算清，已付36万元内容可计算出该笔借款约定的利息为年利率为36%，双方认可该笔借款利息已结算至2014年12月31日，2000000元自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17日产生的利息为2130666.67元（2000000元×24%÷360天×1598天）。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欠付原告本金2000000元，利息2130666.67元，合计4130666.67元。 《承诺书》中第四项借款本金为3630000元，双方庭审中均认可该笔借款最初本金为3000000元，出借日期为2014年9月6日，约定的年利率为42%，借期半年，截止2015年3月4日利息为630000元（3000000元×42%÷360天×180天）。2015年3月5日，简小平在借条上写明从2015年3月6日按3630000元本金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该笔借款以3630000元本金计算，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提交的2014年9月6日《借条》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五被告关于该笔借款利息计算标准过高且本金计算了复利的抗辩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该笔借款本金应认定为3000000元，因约定的年利率超过法律规定的36%，且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从未支付过利息，故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3000000元自2014年9月6日至2017年11月3日产生利息为2310000元（3000000元×24%÷360天×1155天）。双方均认可2017年11月3日归还的1000000元为本金，故2017年11月4日以后的借款本金为2000000元，2000000元自2017年11月4日至2019年5月17日产生的利息为746666.67元（2000000元×24%÷360天×560天）。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欠付原告本金2000000元，利息3056666.67元（2310000元+746666.67元），合计5056666.67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应否支持的问题。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在《承诺书》中承诺，因诉讼所发生的诉讼费、保全申请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均由承诺人承担，律师代理费在罗列的费用项目中，且原告已支付代理费，因其提供的律师代理费支付凭证仅有300000元，故本院对律师代理费仅支持300000元。黄海宝、邹小芳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对已支持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的情形下，不应支持律师代理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的其他费用应理解为双方在借贷过程中产生的服务费、中介费等费用，由借款人支付给出借人，不包括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律师代理费由出借人支付给代理人，是出借人为实现债权产生的成本，故黄海宝、邹小芳的该项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邹秋生、敖春梅、简小平主张不应由其承担律师代理费，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邹小芳、敖春梅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共同债务，是邹小芳、敖春梅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关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邹小芳、敖春梅以保证人身份在《协议书》中签字，同意以各自家庭共同财产承担付款责任的行为，表明《承诺书》中第一项借款系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邹小芳、敖春梅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邹小芳、敖春梅抗辩担保期限已过，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因邹小芳、敖春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基于夫妻共同债务，非基于保证人责任，故对邹小芳、敖春梅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承诺书》中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借款，三笔借款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原告未举证证明该三笔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该三笔借款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邹小芳、敖春梅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因邹小芳、敖春梅在《承诺书》中未签字，故承诺中关于律师代理费的约定对其无效，邹小芳、敖春梅对律师代理费亦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洪秋、袁小兰、胡丽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4557900元，利息12371329.81元（暂计算至2019年5月17日，其后利息以借款本金人民币145579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5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为止）； 二、黄海宝、邹秋生、简小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洪秋、袁小兰、胡丽平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00元； 三、邹小芳、敖春梅对借款本金人民币6557900元，利息2341329.8元（暂计算至2019年5月17日，其后利息以借款本金人民币65579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5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为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李洪秋、袁小兰、胡丽平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4531.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9531.2元，由黄海宝、邹小芳、邹秋生、敖春梅、简小平共同负担173369.15元，李洪秋、袁小兰、胡丽平负担36162.0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 星 审判员 刘 杰 审判员 傅惠君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彭玉兰 书记员王志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