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8民终2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静，女，198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萍，女，198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强，男，1989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 以上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斌，四川天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元市创业小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一楼。 法定代表人：杨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苑乔，四川瀛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四川瀛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元市莱茵左岸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东坝滨河路城市花园三期。 法定代表人：黄静，董事长。 上诉人黄静、邓萍、梁强因与被上诉人广元市创业小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公司”），原审被告广元市莱茵左岸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左岸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2019）川0802民初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静、邓萍、梁强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各上诉人在出资额（分别是20万元、10万元、20万元）对原审被告欠付被上诉人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足额出资到位，属认定事实错误。莱茵左岸公司于2014年5月1日开业以后，实际出资的隐名股东较多，上诉人黄静作为股东为履行出资义务，特委托赵翠、石晓春向莱茵左岸公司交纳了出资款，从双方签订的《授权委托书》以及转款的凭证足以证实所缴纳的款项性质系黄静履行出资义务所交纳的出资款。上诉人邓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熊一洁、邓萍向公司交款的收据，以及《现金交款单》，也印证其交纳了出资款的事实。同时，上诉人梁强也是以与石晓春、李林娇、梁某签订《协议》方式履行了出资义务，该协议能清楚证明上诉人梁强足额交纳出资额的事实。赵翠、石晓春、李林娇等人均是莱茵左岸公司未登记的隐名股东，各上诉人的出资款由其他隐名股东一起交纳也是符合股东出资的客观事实。综上，各上诉人均已足额出资到位，不应当在出资限额内对案涉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创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三上诉人未足额出资的事实是正确的。在一审中，三上诉人所提供的交纳出资款的收据、协议等证据，与其公司提供的《注册资本情况说明》，及银行流水记账备注不一致，所出示的证据相互矛盾，并不能证实其出资到位的事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莱茵左岸公司未作答辩。 创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莱茵左岸公司立即给付原告欠付的担保费27000.00元，代偿贷款本息1802544.75元及资金利息（以代偿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0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20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和违约金36万元；2、判令对被告莱茵左岸公司的经营权、全部资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对被告黄静、邓萍、梁强名下所有的在莱茵左岸公司的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被告黄静、邓萍、梁强各自在被告莱茵左岸公司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判令被告黄静、邓萍、梁强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8月10日，原告创业公司（乙方）与被告莱茵左岸公司（甲方）订立《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由创业公司为莱茵左岸公司在绵商银行广元分行的18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实际担保金额及范围以乙方与主债权合同债权人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为准。并主要约定：1、担保方式：以乙方与主债权合同债权人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为准；2、担保费的计费方法：按担保金额、期限、收费标准计费。担保期限12个月，以30天为一月；3、担保费标准为2%/年，担保费用总额36000元，担保期限在12个月以内的，在乙方与主债权合同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之前一次性足额支付；4、在甲方未依约还款的情况下，乙方为甲方向主债权合同债权人进行代偿后，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5、违约责任：甲方未按主债权合同约定偿还债务致使乙方代偿的，由甲方承担代偿后的利息，其利息计算方式为：乙方代偿金额（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从代偿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20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即构成或视为甲方在本合同项下违约，若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当全额赔偿乙方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已经向主债权合同债权人代偿的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债权合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乙方向主债权合同债权人承担的其他民事责任，以及乙方为实现追偿权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诉讼费、仲裁费和律师费等），并承担主债权合同本金20%的违约金（包括补偿性或惩罚性违约金）：（1）甲方未按主债权合同约定偿还债务，导致乙方承担担保责任和其他民事责任的；（2）因甲方的原因被主债权人提前收回。2018年8月16日，经被告莱茵左岸公司申请，原告同意其缓交担保费，并同意将担保费标准降为1.5%/年。 同日，被告莱茵左岸公司（乙方）与原告创业公司（甲方）订立《反担保质押合同》，约定被告莱茵左岸公司用其全部资产和经营权对原告为其在绵商银行广元分行的借款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并主要约定：1、反担保范围：甲方履行保证义务代乙方偿还的全部款项和自付款之日起的利息，以及因此支付的其他费用和损失等；《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2、反担保形式：乙方根据本合同以经营权质押、保证方式向甲方提供复合型担保；3、债务履行期限：乙方应在甲方根据《保证合同》约定履行保证责任后五日内向甲方偿还甲方为履行保证义务所付出的金额款项；4、反担保期限：乙方应在甲方实际履行代偿义务之次日起三年内承担担保责任；5、质押资产：①乙方提供的质押资产的详细情况，以其向甲方提供的质押清单为准。②该质押权的账面价值、评估值见乙方提供的质押权清单。现经双方商定质柙权的价值总额为150元；6、质押资产的清点、登记：本合同签订后五日内，乙方负责到有关部门办理质押登记手续；7、质押权的实现在甲方履行了代偿义务之日起五日内未受乙方清偿的，甲方可与乙方协商以质押资产处置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质押物处置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的，甲方有权就不足部分向乙方继续追偿。 2018年8月10日，被告黄静（乙方）、邓萍（乙方）、梁强（乙方）分别与原告创业公司（甲方）签订《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用被告黄静、邓萍、梁强在被告莱茵左岸公司的股权对原告为莱茵左岸公司在绵商银行广元分行的借款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并主要约定：一、反担保范围：1、《保证合同》中约定的甲方履行保证义务代莱茵左岸公司偿还的全部款项和自付款之日起的利息以及因此支付的其他费用和损失等；2、《委托担保合同》中约定的莱茵左岸公司应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二、反担保形式：乙方根据本合同以股权出质方式向甲方提供反担保；三、反担保期限：乙方应在甲方根据《保证合同》约定，实际履行代偿义务之次日起三年内承担担保责任；四、反担保质押资产：乙方提供的质押资产为乙方在莱茵左岸公司投资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以其向甲方提供的反担保股权质押清单（黄静股权价值20万元、邓萍股权价值10万元、梁强股权价值20万元）为准。该反担保质押权利账面价值、评估值见乙方提供的质押权清单。股权质押金额经甲、乙双方商定为黄静债权金额12万元、邓萍债权金额6万元、梁强债权金额12万元；五、反担保质押登记：本合同签订后两日内，乙方负责到有关部门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甲方对此子以协助，由此产生的费用全部由甲方承担。在办妥质押登记手续之前，甲方有权拒绝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手续；六、质押权的实现：如乙方所担保的对象未按《借款合同》及其相关文件约定履行到期债务，偿还本金、利息及费用，导致甲方承担了担保责任，甲方有权立即依法处分全部或部分质押股权及其派生收益。 2018年9月30日，被告莱茵左岸公司与绵商行上西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在绵商行上西支行处借款180万元用于借新还旧；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8年9月30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借款利率执行年利率5.655%，按月结息，每月的20日为结息日；借款逾期的，乙方有权对逾期的借款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对于甲方在借款期限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从欠息之日起按本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计收复利。 同日，原告创业公司（甲方）与绵商行上西支行订立《保证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在绵商行广元上西支行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全部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乙方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责任：如果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或者根据主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偿还债务或者债务人违反主合同的约定，甲方应在保证范围内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8年8月14日，被告莱茵左岸公司以市政道路封闭施工影响经营为由，向原告创业公司申请降低担保费比例，并申请延期两个月交付。原告审核后同意将担保费费率降低为1.5%，并同意缓交。事后，被告莱茵左岸公司未向原告缴纳担保费。 2018年10月30日，因被告莱茵左岸公司经营困难解散了企业员工，无力偿还银行贷款，绵商行广元分行向原告发出《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代偿通知书》，要求原告履行代偿责任。同日，原告创业公司为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向绵商行上西支行代偿借款本金180万元，利息2544.75元。随后，绵商银行向原告发出《承担保证责任确认函》，确认原告创业公司在2018年10月30日为被告莱茵左岸公司代偿借款本息1802544.75元。同时，绵商银行向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发出《债务责任转移通知函》，告知莱茵左岸公司原告为其代偿了上述借款本息。同年11月1日，原告向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发出《追偿通知函》，要求其偿还代偿款1802544.75元。 2018年11月8日，原告与被告莱茵左岸公司达成《协议》，约定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将处理公司资产所得35万元，扣除所欠房租94975元外，余款255025元全部交予原告。2018年11月9日，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向原告创业公司账户转入255025元。下余代偿款，原告催收未果，遂于2019年1月，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处理。 另查明：2018年7月25日，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召开由黄静、邓萍、梁强三位股东参加的股东会，并通过决议：一、同意向绵商银行广元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180万元，期限一年。二、同意用本公司的营业收入作为该笔贷款的还款来源。三、同意向广元市创业小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180万元贷款担保。并同意用以下资产作为该笔贷款担保的反担保：1、本公司全部资产及经营权；2、本公司股东黄静、梁强、邓萍同意以其所有的共占公司100%的股权为该笔贷款担保做动产质押反担保。四、全体股东自愿为上述决议事项承担连带责任。 莱茵左岸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黄静认缴出资20万元（出资比例40%），梁强认缴出资20万元（出资比例40%），邓萍认缴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20%），认缴出资时间2015年4月30日。 被告莱茵左岸公司为了证明其股东出资已到位，向法庭提供《注册资本情况说明》称：黄静2014年5月9日交纳资本金额15万元，2014年5月14日交纳资本金额5万元；梁强于2014年5月8日交纳资本金额5万元，2014年5月9日交纳资本金额5万元，2014年5月15日交纳资本金额10万元；邓萍2014年5月8日交纳资本金额10万元。并提供了黄静、梁强、邓萍向莱茵左岸公司交款的收据，其中：①2014年5月9日收黄静资本金15万元（收据号4152347），2014年5月14日收黄静资本金5万元（收据号4152348）；②2014年5月8日收邓萍资本金10万元（收据号4152345）；③2014年5月8日收梁强资本金5万元（收据号4152342），2014年5月9日收梁强资本金5万元（收据号4152346），2014年5月15日收梁强资本金10万元（收据号4152349）。上述收据出纳均为刘晓梅，经手人无人签名。 被告邓萍为了证明其股东出资已到位，向法庭提供了①邓萍与熊一洁签订的《协议》，证明其出资款由熊一洁代其向莱茵左岸公司交纳；②2014年5月6日，熊一洁向公司交款5万元的收据（收据号8054850），邓萍向公司交款5万元的收据（收据号8054851），邓萍在绵商银行向莱茵左岸公司存入现金5万元的《现金交款单》。该两份收据均无莱茵左岸公司盖章，也无出纳签名，仅有经手人黄静签名。 被告黄静为了证明其股东出资已到位，向法庭提供了①2014年5月5日，黄静分别与赵翠、石晓春签订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其出资款分别委托赵翠、石晓春向莱茵左岸公司交纳10万元、5万元；②黄静向公司交款5万元的收据（收据号8054846。该收据有莱茵左岸公司的盖章，出纳、经手人无人签名）；③2014年5月9日赵翠、石晓春分别向莱茵左岸公司转款10万元、5万元的绵商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④莱茵左岸公司2014年5月6日至2014年6月30日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该清单显示：5月6日共发生5万元交易5笔，备注均为营业款；5月7日共发生15万元交易1笔，备注为营业款；5月8日共发生5万元交易4笔，2万元交易1笔，其中1笔5万元交易备注为营业款，其他备注为现金交易；5月9日共发生5万元交易2笔，10万元交易1笔，其中1笔10万元交易备注为货款，1笔5万元交易备注为现金收入，另1笔5万元交易无备注；5月12日共发生5万元交易1笔，备注为现金收入。5月12日之后无单笔金额上万元的交易。 被告梁强为了证明其股东出资已到位，向法庭提供了①2014年4月28日，梁强分别与石晓春、李林矫、梁某签订的《协议》，证明其出资款分别由石晓春、李林矫、梁某代其向莱茵左岸公司交纳5万元、10万元、5万元；②2014年5月9日石晓春向公司交款5万元的收据（收据号8054842）、5月15日李林矫向公司交款10万元的收据（收据号8054848）该两份收据均无莱茵左岸公司盖章，也无出纳签名，仅有经手人黄静签名；③2014年5月8日梁某在绵商银行向莱茵左岸公司存入现金5万元的《现金交款单》。 原告为了反驳被告的证据，向法庭提供了莱茵左岸公司在2018年11月19日向原告提供的《关于莱茵左岸公司注册资本情况说明》，该说明显示：莱茵左岸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4日，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黄静认缴出资20万元（出资比例40%），股东梁强认缴出资20万元（出资比例40%），股东邓萍认缴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20%），注册资本全数到位。其中：黄静2014年5月9日交纳股本金额15万元，2018年5月14日交纳股本金额5万元；梁强于2014年5月6日交纳股本金额5万元，2018年5月8日交纳股本金额5万元，2018年5月15日交纳股本金额10万元；邓萍2014年5月8日交纳股本金额1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莱茵左岸公司与绵商行上西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原告与绵商行上西支行订立的《保证合同》，以及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反担保质押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原告为被告莱茵左岸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在贷款逾期莱茵左岸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了担保责任，其有权向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就其代偿的借款本息进行追偿，被告莱茵左岸公司也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向原告支付代偿贷款本息及按代偿金额支付约定利息的义务。其拖欠不付的行为，属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给付原告代偿贷款本息1802544.75元及按约定支付利息的违约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代偿借款本息及约定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应当扣减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处置资产后交付给原告的款项255025元。扣减后，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应偿还原告代偿款1547519.75元。 对于代偿利息的计算及违约金的承担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照双方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约定，如莱茵左岸公司未按主合同约定偿还债务致使原告代偿的，由莱茵左岸公司承担代偿后的利息，其利息计算方式为：原告代偿金额（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从代偿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20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导致原告承担担保责任和其他民事责任的，若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全额赔偿，包括原告已经向主合同债权人代偿的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及原告为实现追偿权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并承担主债权合同本金20%的违约金（包括补偿性或惩罚性违约金）。故本案利息应以原告代偿金额1802544.75元为基数，从代偿款实际发生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已偿还的代偿款，从其偿还之日，按扣减已还金额后的余额作为计算利息的基数。该利息足以弥补被告对原告造成的逾期付款损失，也达到了惩罚被告违约行为的目的。该利息的约定，既有对原告的补偿性质，本身又带有对违约行为的惩罚，具有违约金的性质。如果既支持原告的利息主张，又支持其违约金的诉请，其违约金明显过高，应当适当予以减少。所以，在本案中确定以只支持原告的利息主张，不再支持其违约金主张为宜。 对原告要求对被告莱茵左岸公司的经营权、全部资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被告莱茵左岸公司与原告签订《反担保质押合同》约定，被告莱茵左岸公司用其全部资产和经营权对原告为其在绵商银行广元分行的借款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在原告履行了代偿义务之日起五日内未受莱茵左岸公司清偿的，原告可与莱茵左岸公司协商以质押资产处置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质押物处置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的，原告有权就不足部分向莱茵左岸公司继续追偿。本案中，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因经营不善关门，并就企业善后资产进行了处理。原告与莱茵左岸公司就被告公司资产处置后的资金分配达成协议后，被告已按协议约定将资产处置款交与原告，现公司既未经营，也无剩余财产。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本案中，被告黄静、邓萍、梁强用各自所持有的被告莱茵左岸公司的股权，向原告对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在绵商行上西支行的贷款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并与原告订立《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但该出质的股份未记载于股东名册，故该质押合同未生效。所以，对原告要求对被告黄静、邓萍、梁强所持被告莱茵左岸公司的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因缺乏法律根据，不予支持。 对原告要求被告黄静、邓萍、梁强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黄静、邓萍、梁强作为莱茵左岸公司的股东，虽然在股东会议中，一致同意莱茵左岸公司向绵商银行广元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180万元，同意向原告申请贷款担保，并自愿为决议事项承担连带责任。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但黄静、邓萍、梁强既未与绵商银行广元分行签订担保合同，也未与原告签订反担保合同。而股东会决议仅为莱茵左岸公司内部股东议事范畴，不构成黄静、邓萍、梁强向原告的反担保。原告与黄静、邓萍、梁强之间未建立担保合同关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黄静、邓萍、梁强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支持。 对原告要求被告黄静、邓萍、梁强各自在被告莱茵左岸公司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要确认三被告是否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首先要解决其是否出资到位问题。莱茵左岸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黄静认缴出资20万元（出资比例40%），梁强认缴出资20万元（出资比例40%），邓萍认缴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20%），认缴出资时间2015年4月30日。对三位股东的出资情况，被告黄静、邓萍、梁强、莱茵左岸公司均辩称三位股东的出资全部到位。莱茵左岸公司还提供了《注册资本情况说明》和黄静、梁强、邓萍向莱茵左岸公司交款的收据。被告邓萍向法庭提供了邓萍与熊一洁签订的《协议》，证明其出资款由熊一洁代其向莱茵左岸公司交纳。并提供了熊一洁、邓萍向公司交款的收据和邓萍向莱茵左岸公司银行账户存入现金的《现金交款单》。被告黄静向法庭提供了黄静分别与赵翠、石晓春签订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其出资款分别委托赵翠、石晓春向莱茵左岸公司交纳。并提供了黄静向公司交款的收据，赵翠、石晓春分别向莱茵左岸公司转款的绵商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以及莱茵左岸公司2014年5月6日至2014年6月30日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被告梁强向法庭提供了梁强分别与石晓春、李林矫、梁某签订的《协议》，证明其出资款分别由石晓春、李林矫、梁某代其向莱茵左岸公司交纳。并提供了石晓春、李林矫向公司交款的收据，以及梁某向莱茵左岸公司银行账户存入现金的《现金交款单》。但被告黄静、梁强、邓萍提供的交款收据，与莱茵左岸公司提供的黄静、梁强、邓萍的交款收据编号、时间、出纳签名、经手人签名均不相符。与莱茵左岸公司2014年5月6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对应的收据或《现金交款单》日期发生的交易金额备注的交易款项性质也不相符。同时，原告为了反驳被告的证据，向法庭提供了莱茵左岸公司在2018年11月19日向原告提供的《关于莱茵左岸公司注册资本情况说明》，称黄静2014年5月9日交纳股本金额15万元，2018年5月14日交纳股本金额5万元；梁强于2014年5月6日交纳股本金额5万元，2018年5月8日交纳股本金额5万元，2018年5月15日交纳股本金额10万元；邓萍2014年5月8日交纳股本金额10万元。与莱茵左岸公司向法庭提交的《注册资本情况说明》，称黄静2014年5月9日交纳资本金额15万元，2014年5月14日交纳资本金额5万元；梁强于2014年5月8日交纳资本金额5万元，2014年5月9日交纳资本金额5万元，2014年5月15日交纳资本金额10万元；邓萍2014年5月8日交纳资本金额10万元。二者证明的股东交款时间并不相符，相互矛盾。被告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出资到位。且被告未向法庭提供莱茵左岸公司的财务资料、验资报告等相关证据证明股东出资已到位。故对被告辩称股东出资已到位的辩解意见，因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黄静、邓萍、梁强应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对原告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缴出资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故被告未出资的利息应从2015年5月1日起，以应缴出资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缴款之日止。 对原告主张的担保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约定，担保费按担保金额、期限、收费标准计费。原告从2018年9月30日为被告莱茵左岸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到2018年10月30日为被告偿还贷款，实际担保时间为一个月。其担保费用应按约定标准，按实际担保期限计算为2250元（180万元×1.5%÷12个月）。原告要求被告给付27000元担保费，因不符合合同约定，对其超额部分，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广元市莱茵左岸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十日内，给付原告广元市创业小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费2250元，代偿借款本息1547519.75元及利息（2018年10月30日至2018年11月9日期间，以1802544.75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从2018年11月10日起，利息以1547519.75元为基数，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200%计算）。被告黄静、邓萍、梁强分别在20万元、10万元、20万元及其利息（从2015年5月1日起，以应缴出资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缴款之日止）范围内，就被告莱茵左岸公司对原告的前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广元市创业小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黄静、邓萍、梁强提供下列证据：莱茵左岸公司全体股东《签到表》，及各股东领取分红款的《领款单》，以及申请证人梁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莱茵左岸公司有多名隐名股东，并曾领取过分红款，梁某作为隐名股东曾受梁强的委托向莱茵左岸公司交纳5万元出资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创业公司质证意见，上述书证无莱茵左岸公司的签章确认，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上述证据，本院审查认为，《签到表》无莱茵左岸公司签章，《领款单》无莱茵左岸公司的财务凭证相印证，其真实性本院不能确认。对于证人梁某的证言，与2014年4月28日梁某与梁强签订的《协议》，及2014年5月8日梁某在绵商银行的《现金交款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对该证人证言，本院予以采纳。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黄静、邓萍、梁强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应否承担案涉债务的补充赔偿责任。股东出资义务是指公司股东根据协议的约定以及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股东出资义务既是约定义务同时也是法定义务。具体到本案中，关于上诉人黄静的20万元出资情况，上诉人黄静提供了其委托赵翠、石晓春交纳股本金15万元的《授权委托书》，其后，赵翠、石晓春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莱茵左岸公司转账15万元，另上诉人黄静向莱茵左岸公司交纳的5万元，有公司出具的收据并加盖财务专用章。关于上诉人邓萍的10万元的出资情况，上诉人邓萍提供了其委托熊一洁交纳股本金5万元的《协议》，其后，熊一洁通过银行向莱茵左岸公司交纳5万元，另上诉人邓萍通过银行向公司交纳5万元。关于上诉人梁强的20万元出资情况，上诉人梁强提供了其委托石晓春、李林矫、梁某交纳股本金20万元的《协议》，其后，梁某通过银行转账向莱茵左岸公司交纳5万元，石晓春、李林矫向莱茵左岸公司交纳15万元，有公司出具的收据及法定代表人黄静的签字确认。同时，莱茵左岸公司均向各股东出具了交纳股本金的“收据”，虽未有公司的签章，但“收据”上均注明为“资本金”，并加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公司财务人员刘晓梅的签字确认。虽上述股东交纳出资款的时间与莱茵左岸公司在2018年11月19日向被上诉人创业公司提供的《关于莱茵左岸公司注册资本情况说明》载明的股东出资时间不相符，及莱茵左岸公司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备注不一致，但本院综合上述股东与案外人石晓春、李林矫等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协议》，及案外人石晓春、李林矫等通过银行向莱茵左岸公司转账的客观事实，且未有其他证据证实案外人石晓春、李林矫等人为上诉人代交的款项，系与莱茵左岸公司的其他业务往来，故能够证实三上诉人履行了其出资义务。 但同时，因三上诉人交纳出资时的公司账务制度存在不规范，且在向被上诉人创业公司提供的公司注册资本情况说明中所记载股东出资时间错误。遂导致被上诉人创业公司认为公司股东存在未足额出资的情形，酿成本案诉讼，故三上诉人应当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的相应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2019）川0802民初276号民事判决； 二、广元市莱茵左岸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十日内，给付广元市创业小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费2250元，代偿借款本息1547519.75元及利息（2018年10月30日至2018年11月9日期间，以1802544.75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从2018年11月10日起，利息以1547519.75元为基数，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200%计算）； 三、驳回广元市创业小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0.00元，由上诉人黄静负担4300.00元；上诉人邓萍负担2300.00元；上诉人梁强负担43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振茂 审判员  陈明义 审判员  熊剑洪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曾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