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9民终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熊维东，男，197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正勇，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海波，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巴中市巴中经济开发区时新街道办事处向家嘴巷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900782258857E。 法定代表人：刘伟樑，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勃，男，1967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毅，四川巴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宗坤，男，1964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委诉讼托代理人：谢钧，巴中市恩阳区玉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熊维东、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雄政房地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宗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2019）川1902民初3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维东、雄政房地产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9）川1902民初3368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将上诉人熊维东应偿还的借款本金由76万元改判为61万元，同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雄政房地产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是原审法院不予准许上诉人对《商品房认购合同》公司印章的鉴定申请，无法律依据，系程序错误；二是上诉人雄政房地产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宗坤之间从未成立过担保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三是原审法院对借款本金数额及还款性质、利息支持数额认定错误；四是一审法院将所有诉讼费判决由上诉人承担不当。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熊维东的借款本金应当扣除无证据证明交付的6万元和已偿还的15万元。同时，上诉人雄政房地产公司与本案无任何关系，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被上诉人周宗坤辩称，一是熊维东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认购合同》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二是上诉人雄政房地产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合同》名义上是房屋买卖，实际上是担保合同，该合同是雄政房地产公司与熊维东约定愿意加入债务并还款的合同；三是一审认定借款及还款性质正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 原审原告周宗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熊维东立即支付下欠原告借款本息共计2797000元；并以156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20日起按照2.5%月利率支付原告资金利息至被告实际支付本金之日止；被告雄政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雄政房地产公司在巴州区开发“府台御都”建设项目，2006年12月27日雄政房产公司任命熊维东担任“府台天都”项目部经理。2009年3月18日，雄政房产公司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熊维东办理“府台御都”房地产开发项目相关国土、规划、建设等手续。“府台天都”后更名为“府台御都”。 熊维东因资金周转于2006年年底向周宗坤陆续借款并书立借条。2015年6月10日双方算账后，熊维东向周宗坤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周宗坤人民币：陆拾柒万柒仟元正（677000元）注：此款若在府台御都购房不计息单价暂定4080／㎡身份证号5130271972××××××××借款人：熊维东2015.6.10”，但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雄政房地产公司于2012年12月13日与原告签订《商品房认购合同》，合同载明：一、乙方认购的房屋为甲方开发的座落于巴中市台御都”2号楼第负五中第二层。房屋的建筑面积440平方米（最终面积以巴中市房地产管理局测绘认定面积为准）；六：1.此屋总面积440㎡总价款1980000元用于熊维东在周宗坤处借款壹佰万元正作为借款抵押，借款时间按借款凭据约定时间还款（附件）如未按期还款本息此房按市场价下浮10％作为抵偿；3.本合同款删除的格式内容乙方已阅读无异议，对双方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注：借款汇入银行工行卡号62×××20；合同签订时间2012年12月13日”。2015年4月4日，熊维东向周宗坤书立借条，条据载明：“借条今借到周宗坤人民币：陆万元正（60000元），定于2015年5月30日前还清借款人：熊维东2015年4月4日”。2015年6月20日，熊维东向周宗坤书立借条一张，载明：“借条今借到周宗坤人民币：贰佰零壹万元正（2010000），注：此借款使用六个月时间，利息月百分之贰点伍（2.5%）身份证号：5130271972××××××××借款人：熊维东2015.6.20”。同年7月18日，熊维东向周宗坤书立欠条一张，条据载明：“欠条欠到周宗坤人民币：拾万元正，（100000元）欠款人：熊维东2015年7月18日”。雄政房地产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周宗坤亦向熊维东数次催收，熊维东亦作出相应承诺，周宗坤表述2018年2月15日熊维东委托杨超偿还利息5万元，熊维东予以确认为偿还的借款本金。另外，周宗坤与熊维东之间仅存在案涉民间借贷关系；雄政房地产公司未履行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的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关于雄政房地产公司提出的该《商品房认购合同》中的真假印章的问题。虽雄政房地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巴中市公安局出具的（巴）公治0000089号印章销毁证，载明印章（印模编号5137000000469）交章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同时启用印章（印模编号5137005004538），但雄政房地产公司与何联位签订的《补充协议》、所加盖印章为印章（印模编号5137000000469），签订时间为2009年6月14日。庭审中查明何联位的权益已经得到保护并实现。即使《商品房认购合同》中加盖的公章是熊维东私刻，周宗坤作为合同相对人，其并无能力知悉该章的真伪，不能仅凭印章的真伪来判定周宗坤对交易相对方的信任度，故印章的真伪并不影响熊维东以雄政房地产公司名义与周宗坤订立合同。因此，雄政房地产公司认为其印章系熊维东私刻而与其无关的辩称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雄政房地产公司申请印章鉴定，一审法院不予准许。 关于雄政房地产公司于2012年12月13日与周宗坤签订《商品房认购合同》的性质认定问题。该合同名义上为房屋买卖，实质系雄政房地产公司为熊维东向周宗坤的借款担保。尽管周宗坤未实现该房屋的任何权利，且未依法办理相关登记，但雄政房地产公司仍应在房屋约定价值198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熊维东、雄政房地产公司承担责任的问题。1.熊维东因资金周转向周宗坤借款，于2015年6月10日双方算账后，熊维东向周宗坤书立借条，并约定借款利息。熊维东于2015年4月4日、2015年6月20日、2015年7月18日均向周宗坤书立借条。因此，熊维东系适格的义务主体，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雄政房地产公司在2012年12月31日前为非债务人，但与周宗坤签订《商品房认购合同》后即为债务加入，理该在房屋约定价值198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依法向债务人追偿。 关于本案本金的认定问题。本案周宗坤主张借款本金为156万元，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为：2012年12月25日转款35万元、2013年1月5日转款15万元、2013年1月9日转款20万元，转款记录表明周宗坤向熊维东转款本金金额共计70万元，熊维东予以认可。2015年4月4日熊维东向周宗坤立具6万元《借条》一张，周宗坤提交在邮政银行2015年4月4日取款6万元的流水信息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周宗坤提交2012年12月7日在工行卡号62×××90取款机取款0.5万元；2012年12月7日在工行卡号62×××90取款机取款0.5万元；2012年12月7日在工行卡号62×××90取款机取款0.2万元；2012年12月8日在工行卡号62×××90柜台取款4万元；周宗坤表述5次共计取款5.2万元，其中5万元支付给熊维东，及2012年12月13日，在工行62×××90取款现金10万元；2013年3月9日邮政银行白云台营所存折号60×××35取15万元现金；向案外人借款10万元给熊维东，熊维东均予以否认，且与借条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借款不予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本案的借款本金应认定为76万元。 关于借款利率的认定问题。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2015年6月20日的借条上约定月息2.5%，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熊维东应从各自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熊维东已偿还的5万元利息，应予以相应扣减）；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2015年4月4日熊维东书立的6万元借条为约定借款利息，故该笔借款为不支付利息，但熊维东应从2015年5月3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关于熊维东已偿还的5万元的性质认定问题。周宗坤表述2018年2月15日熊维东委托杨超偿还利息5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一十条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已偿还的5万元应优先抵扣借款的利息，且应当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即应当优先抵扣70万元借款中的相应利息，将2012年12月25日的借款35万元的利息支付至2013年6月16日。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熊维东、雄政房地产公司对本案借贷的诉讼时效均提出异议，辩称从周宗坤诉状可证2015年4月4日的借条金额为6万元和2015年6月20日的借条金额为201万元等，早已超过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周宗坤的诉请。通过审理查明可知，本案熊维东2018年2月15日委托杨超通过银行转给周宗坤5万元；根据该笔转账银行流水信息看，熊维东与雄政房地产公司对于本案诉讼时效的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 关于案件受理费的负担问题。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应由败诉方负担。即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熊维东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周宗坤借款本金76万元及资金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借款本金35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6月17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偿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5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1月5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偿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20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1月9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偿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6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5月3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偿清之日止），被告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198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198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依法向债务人追偿。一审案件受理费29170元，由被告熊维东负担，被告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2005年11月18日雄政房地产公司（为乙方）与何长江、何长仁、何长福、何长国、林绪刚（为甲方）签订了《融资联合开发建设工程合同书》约定“融资联合开发建设工程概况：地点：巴中市经济开发区白云台居委会三居民组内。名称：府台天都”，雄政房地产公司在落款处加盖了编号为5137000000469的巴中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印章，熊维东在乙方法定委托人处签字并加盖个人私章。2009年6月14日雄政房地产公司与何联位签订的《补充协议》，所加盖印章为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印模编号5137000000469），熊维东在甲方雄政房地产公司处签字。2012年12月13日雄政房地产公司作为甲方与周宗坤作为乙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合同》甲方落款处委托代表人熊维东签字，并加盖了编号5137000000469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巴中市公安局出具的（巴）公治0000089号印章销毁证，载明印章（印模编号5137000000469）交章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启用印章（印模编号5137005004538）。2015年6月19日雄政房地产公司取得了府台御都2号楼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雄政房地产公司虽称案涉《商品房认购合同》中加盖的公司印章系熊维东伪造的，但在本院限定的时间内雄政房地产公司并未就伪造公司印章的问题向公安机关报案。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雄政房地产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案涉借款的保证责任；二、一审法院对借款本金、利息数额认定是否正确；三、一审案件受理费如何负担。 雄政房产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案涉借款的保证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2012年12月13日雄政房地产公司作为甲方与周宗坤作为乙方签订了《商品房认购合同》，该合同第六条约定“此屋总面积440㎡总价款1980000元用于熊维东在周宗坤处借款壹佰万正作为借款抵押。借款时间按借款凭据约定时间还款（附件）如未按期还款本息此房按市场价下浮10％作为抵偿。”熊维东在甲方落款处加盖了编号5137000000469巴中市地产发开有限公司的印章，并在委托代表人处签名备注其身份证号码。双方签订该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以案涉《商品房认购合同》中的标的物即座落于巴中市台御都”2号楼第负五中第二层的房屋（建筑面积440平方米，房屋价值为1980000元）为熊维东在周宗坤处的借款提供担保，而非购买商品房，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一种受契约自由原则和担保之经济目的双重规范的债权担保关系，实质上构成后让与担保的合同法律关系。虽然该合同中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物权法规定的典型担保类型，但其担保功能应予肯定。案涉《商品房认购合同》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行为相区分原则，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亦明确规定了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担保的合法性。故，雄政房地产公司与周宗坤以签订《商品房认购合同》的方式为熊维东与周宗坤的借贷法律关系设立担保的民事法律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雄政房地产公司与周宗坤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合同》系为熊维东向周宗坤的借款提供担保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熊维东系雄政房地产公司“府台御都”项目部经理，2009年3月18日雄政房地产公司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熊维东办理府台御都房地产开发项目相关国土、规划、建设等手续，且熊维东在担任项目负责人期间多次对外使用编号为5137000000469的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雄政房地产公司虽然提交了巴中市公安局出具的（巴）公治0000089号印章销毁证，但根据该销毁证上载明的编号为5137000000469的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的交章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而案涉《商品房认购合同》于2012年12月13日签订的，且周宗坤亦无法辨别该印章的真实性，周宗坤有理由相信熊维东有代理权限，其在《商品房认购合同》上加盖雄政房地产公司印章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熊维东作为雄政房地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以公司名义与周宗坤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合同》，对雄政房地产公司发生效力。一审法院判令雄政房地产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对借款本金、利息数额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周宗坤提交了2015年4月4日在邮政银行取款6万元的流水信息及同一天熊维东向周宗坤出具的6万元借条一张。熊维东该借条所载明的与周宗坤的取款流水能够相互印证，熊维东于2015年4月4日向周宗坤借款6万元具有高度可能性。熊维东虽抗辩该6万元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但未作出合理的说明，结合该借贷金额、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财产变动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案涉6万元的借贷事实已发生。故，本院对上诉人上诉称不存在该6万元的借款事实的理由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提交了一份周宗坤2014年12月11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熊维东人民币肆万元正（40000元）。”由于本案中周宗坤在雄政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府台御都”项目上做过辅助工程，熊维东是该项目的负责人，该《收条》无法证实周宗坤所收到的4万元与本案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且周宗坤对《收条》上载明的4万元系熊维东对其还款的事实亦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该《收条》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另外，对于从杨超账户向周宗坤账户转款的四笔款项，周宗坤只认可了2018年2月15日的5万元，对于其他三笔款项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熊维东向周宗坤偿还5万元，并无不当。上诉人如认为周宗坤2014年12月11日的收条所载明的4万元以及通过杨超账户转给周宗坤的其他三笔款项均是熊维东向周宗坤偿还的借款，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实，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由于本案中，上诉人未能向本院提交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上述事实，故，一审法院关于上述借款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由于周宗坤2012年12月25日的转款35万元、2013年1月5日的转款15万元以及2013年1月9日的转款20万元均包含在2015年6月20日的熊维东向周宗坤出具的借条中所载明的201万元的金额中，该201万元中不仅包含了本金，同时也包含了利息。若根据上诉人所称熊维东与周宗坤并未针对上述借款约定利息，熊维东向周宗坤出具201万元的借条明显不符合常理，且该借条中亦明确约定了利息为月百分之贰点伍（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一审法院将案涉借款的利息调至年利率24%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关于双方未约定利息，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按年利率24%承担利息偿还责任于法无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案件受理费分担是否正确的问题。《诉讼费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中，周宗坤的起诉金额为2797000元，应预交一审案件受理费29170元，通过审理后一审法院并未全部支持周宗坤的诉讼请求，故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全部由熊维东负担，雄政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周宗坤胜诉的部分和败诉的部分，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9170元，酌定熊维东负担21282元，周宗坤负担7888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熊维东、雄政房地产公司关于一审案件受理费分担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其余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对案件受理费的分担有误，本院对此纠正后，对原判结果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9170元，由熊维东负担21282元，周宗坤负担7888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21282元，由上诉人熊维东、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熊维东、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预交的本案案件受理费29170元，本院退还788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 敏 审 判 员  王健宇 审 判 员  王 军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邓秀英 书 记 员  骆永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