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再38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菊芳，女，196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小林，男，196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台州市信友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门外沙。 法定代表人：周菊芳，该公司总经理。 三申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宽，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申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自然，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叶晓玲，女，1969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涛涛，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工业小区。 法定代表人：阮彩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义苍，浙江思尔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王国林，男，1959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义苍，浙江思尔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周菊芳、陈小林、台州市信友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友公司）与被申诉人叶晓玲、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公司）及一审第三人王国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浙台商终字619号民事判决，向台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出作出浙检民监33000000249号民事抗诉书，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提出抗诉。浙江高院作出（2019）浙民抗4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胡伟荣出庭。申诉人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宽、郝自然、被申诉人叶晓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阮涛涛、被申诉人东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陈义苍、一审第三人王国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陈义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2014）浙台商终字第61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一、案涉2013年《宁夏银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待核实的200.3万元与2006年6月吴某等人的股权转让款有关，其中110万元本金是该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这一点，从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陈述以及梁某、毛某、吴某等证人证言中可以看出，一、二审法院判决也予以认可。二、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宁夏银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台公司）财务账册已对股权变更过程及收购股东的投资款（包括案涉款项200.3万元）总额作了相应的变更记载，并不存在漏记投资款问题。2006年6月10日，王依根、王国富、吴某三股东与王国林、陈小林、叶晓玲三股东共同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名下各10%股权和出借款共750万元（含王依根220万元、王国富220万元、吴某310万元）全部转让给王国林、陈小林、叶晓玲（转让款含王国林应承担440万元，分别为15%的股本金150万元和投资款290万元；陈小林应承担110万元，分别为5%的股本金50万元和投资款60万元；叶晓玲应承担200万元，分别为10%的股本金100万元和投资款100万元）。由此，王国林等三受让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份额和对公司的投资款均相应增加，王依根等三转让股东持有的30%股权和对公司债权450万元（投资款）同时消灭。其中，吴某的股本金和投资款共310万元，分别由陈小林、叶晓玲、阮彩琴（代表王国林）各向吴某支付了100万元、100万元、110万元。根据银台公司2006年7月1日的财务账、记账凭证等，在股权转让后，财务账册对吴某等三转让股东持有的30%公司股权作了变更，三股东的借款450万元以归还借款的方式作了平账记载。与此同时，王国林持有的股权份额相应增加了15%（实缴资本金增加了150万元），投资款相应增加了290万元；陈小林持有的股权份额相应增加了5%（实缴资本金增加了50万元），投资款相应增加了60万元；叶晓玲持有的公司股权份额相应增加了10%（实缴资本金增加了100万元），投资款相应增加了100万元。以上股权转让情况，根据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对银台公司所有内、外账进行审计后出具的《银台公司2006年4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账面收支情况的梳理报告》（以下简称《梳理报告》），公司账目对此均有记载，并不存在漏记现象。本案中，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和案件相关事实，由于转让股东的投资款数额对股权转让价格有决定性影响，故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公司财务有无漏记叶晓玲、阮彩琴的200.3万元的投资款及利息，即是否“记载有误”并是否因此导致股权转让款中没有将此款项包含进去。但二审判决却将此问题转换为叶晓玲、阮彩琴两人有无向案外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三、叶晓玲、阮彩琴提供已在公司账册上作了客观真实反映的支付凭证，致周菊芳签订《宁夏银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同意支付该“漏记”的投资款及利息共计200.3万元，存在欺诈。阮彩琴作为股东东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王国林的妻子，在银台公司中主管财务，并且公司的财务人员基本上由其亲戚朋友担任，故其对公司的财务状况非常了解。而叶晓玲作为公司的监事，亦非常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因此，阮彩琴、叶晓玲二人对公司财务是否确实漏记两人投资款的情况非常清楚。更为重要的是，由叶晓玲、阮彩琴等人在2012年就以公司名义委托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对银台公司审计后的《梳理报告》中，清楚载明了叶晓玲、王国林、陈小林等股东在向吴某等三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包括投资款）后，公司的财务账册上对三受让股东的股权份额和投资款数额作了相应客观准确的增加记载。可见，叶晓玲、阮彩琴两人应当是完全明知公司的财务账册上并没有漏记两人向吴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但在核实过程中，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向周菊芳提供向吴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凭证，导致周菊芳在受欺诈的情况下，接受了叶晓玲、阮彩琴伪称的公司账面漏记了两人投资款的事实，并签下《补充协议》第五条，同意支付包括该欺诈的200.3万元投资款及利息在内的股权转让款。另外，本案中，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前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公司账册一直在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检察机关等部门，周菊芳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到公司账册，所以，认为周菊芳知道相关事实的说法，缺乏根据。此外，二审判决以周菊芳在《补充协议》中对200.3万元款项未再提出任何异议，相反还自愿多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500万元为由，认为可以充分说明签订该份《补充协议》是周菊芳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周菊芳所称的受到了欺诈等情形。这一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否则，我国合同法对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等可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规定完全没有必要。同时，该院认为本案有争议的只是《补充协议》所涉及的200.3万元及利息，而并非全部“余款”4240.8万元及利息。因此，可只针对该200.3万元进行审理和裁判，从而有利于聚焦问题、缩小双方矛盾牵涉面、稳定交易法律关系，提高争议解决的可能性和妥当性。综上，（2014）浙台商终字第619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和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称，1.不服（2014）浙台商终字第619号民事判决，请求台州市人民检察院就上述判决提请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请求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抗诉，并监督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本案，撤销（2014）浙台商终字第61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叶晓玲、东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4月14日，银台公司股东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与周菊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持有的61.11%股份以9740.8万元全部转让给周菊芳，后又于2013年7月28日签订《补充协议》。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以叶晓玲、阮彩琴提供无关联的110万元支付凭证，致使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受欺骗，在违背自身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补充协议》第五条（错误包含110万元及相应利息90.3万元）为由起诉请求撤销《补充协议》第五条关于“余款4240.8万元及利息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的约定。一、二审以争议款项与案外人吴某的股权转让款有关，叶晓玲、阮彩琴、王国林、陈小林等提供的相应凭证证明已付清吴某的股权转让款，并认为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在达成《补充协议》时对200.3万元款项未再提任何异议，说明《补充协议》是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受到欺诈等情形为由，驳回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的诉讼请求。《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待核实的110万元款项虽与吴某的股权转让款有关，但争议焦点应是叶晓玲、阮彩琴的投资款有无在银台公司财务账册“记载有误”的问题即是否漏记两人的投资款，并非两人有无向吴某付清股权转让款，而一审错误地混淆两个问题，导致错误地认定叶晓玲、阮彩琴向吴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就是漏记的两人对银台公司的投资款。理由：一、叶晓玲等三人对银台公司的投资款总额是确定股权转让款的重要依据，故双方争议的焦点应是公司财务有无漏记叶晓玲、阮彩琴的投资款。《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载明股权转让款（包括甲方投入注册资本金733.32万元、债权及利息9007.48万元）合计人民币9740.8万元。根据本案事实，虽然股权转让款并不完全按这一条款由三转让股东对公司的投资款（包括注册资金和对公司出借款）加利息来确定，但还是起到决定性作用。从双方比较一致的陈述来看，转让款价格根据转让股东的投资款总额及利息，再适当结合公司经营状况确定。双方首先依据三转让股东的投资款总额及利息为基础初步确定1亿元转让价格，再以此为基数减去三转让股东事先已向银台公司领回的投资款330万元及利息29.5万元、梁某等的中介费100万元，由此确定股权转让款为9540.5万元（分为资本金733.32万元、债权及利息8807.18万元）。叶晓玲、阮彩琴（代表王国林）两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提出，公司财务账册漏记两人的投资款110万元及利息90.3万元，故股权转让款中的债权及利息应相应增加为9007.48万元。双方还是存在争议，故《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载明“上述转让款包含账务记载有误待核实的甲方投入资金110万元（其中阮彩琴90万元、叶晓玲20万元）及相应利息90.3万元，甲、丙方须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并经协议各方、收款人核实无误后再行确认，如有差错，在支付全款中予以扣减。”由于转让股东的投资款数额对股权转让价格有决定性影响，故双方争议的焦点只能是银台公司财务有无漏记200.3万元投资款及利息，即是否“记载有误”导致在股权转让款中未将此款项包含进去。一审偷换概念，将这一结果问题转换成叶晓玲、阮彩琴有无向吴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起因问题，从而作出对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不利的判决结果。二、银台公司财务已将叶晓玲、阮彩琴等收购吴某股份支付的款项客观准确地记载在公司财务账册并包含在股权转让款中，不存在叶晓玲、阮彩琴等的投资款“记载有误”等漏记的情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待核实的200.3万元确实与吴某等的股权转让款有关，但关键问题是叶晓玲、陈小林、王国林等股东为收购吴某等的股权所支付的款项是否已在公司财务账册上作了客观真实的记载？还是未及时变更导致漏记叶晓玲、阮彩琴的投资款？双方一审时提供的证据证实银台公司财务账册对这一股权变更过程及三收购股东的投资款总额进行了变更记载，并不存在漏记叶晓玲、阮彩琴的投资款问题。（一）2006年6月的股权转让系吴某、王依根、王国富等三人向其他股东转让股权，并非吴某一人转让。银台公司成立时陈小林持30%股权、王国林持20%股权、王依根（以东南公司名义）、王国富、吴某、叶晓玲、於谦（以台州市万泰建设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名义）等各持10%股权，注册资金1000万元。同时，王依根、王国富、吴某还各自另行出借给银台公司120万元、120万元、210万元（投资款）。2006年6月10日，王依根、王国富、吴某与王国林、陈小林、叶晓玲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各自10%股权和出借款共750万元全部转让给王国林等三股东。根据内部约定，王国林应承担440万元，分别为15%的股本金150万元和投资款290万元，陈小林应承担110万元，分别为5%的股本金50万元和投资款60万元，叶晓玲应承担200万元，分别为10%的股本金100万元和投资款100万元。由此，王国林等三受让股东持有的股权份额和投资款相应增加，王依根等三转让股东持有的30%股权和450万元债权（投资款）同时消灭。（二）王国林等三受让股东依约向王依根等三转让股东付清股本金300万元和投资款450万元。根据约定，王国林等向王依根、王国富付清股本金和投资款共440万元，吴某的股本金和投资款共310万元分别由陈小林、叶晓玲、阮彩琴（代表王国林）各支付100万元、100万元、110万元。至于上述真实付款情况即三股东内部是否存在代付的情形不得而知（很可能是阮彩琴替叶晓玲代付100万元，但事后忘记向叶晓玲要还），与本案争议的是否漏记投资款的事实没有关联。（三）银台公司财务账册随后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和三受让股东的约定作了相应变更，客观准确地记载了三受让股东在受让后的股权份额和投资款数额。根据银台公司2006年7月的财务账、记账凭证等，股权转让后财务账册对王依根等三转让股东持有的30%公司股权作了变更，对银台公司向三股东的借款450万元以归还借款方式作了平账记载。同时，王国林持有的股权份额增加15%（实缴资本金增加150万元），投资款增加290万元，陈小林持有的股权份额增加5%（实缴资本金增加50万元），投资款增加60万元，叶晓玲持有的股权份额增加10%（实缴资本金增加100万元），投资款增加100万元。（四）《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已将叶晓玲、王国林（阮彩琴）等在上述股权转让中增加的投资款包含在内，不存在遗漏统计两人投资款的情形。叶晓玲、王国林、阮彩琴等在转让股权前，因与法定代表人陈小林存在矛盾，擅自以银台公司名义委托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所有内、外账进行审计。《梳理报告》在应付账款余额表及明细表清楚地反映出，王国林、陈小林、叶晓玲等三股东在受让股权和投资款后持有的股权分别增加15%、5%、10%（资本金300万元），投资款总额分别增加290万元、60万元、100万元，公司账面并未漏记各股东的投资款。之后，为确定股权转让款金额，全体股东在《梳理报告》基础上由财务人员根据公司账面记载对每个股东的投资款（包括股本金）及利息进行统计并形成书面统计表提供给每个股东和股权受让人周菊芳，其中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等三转让股东对公司的投资款（包括股本金和借款）总额为4837万余元，利息3134万余元，共计7971万余元。可见，叶晓玲、阮彩琴（此时是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林等通过第三方审计后认同公司财务记账内容的情况下根据公司账面统计出来的三股东的投资款总额及利息是客观、真实、准确的，不仅不存在受让吴某的股权和投资款过程中漏记投资款的情形，也不存在漏记其他投资款的可能。随后，双方根据三转让股东这一投资款及利息总额，结合公司经营状况，通过多次谈判最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然，《股权转让协议》将诉争事实留待进一步核实。作为确定股权转让款主要依据的公司账反映的叶晓玲等三转让股东对公司的投资款及利息总额已包括叶晓玲、阮彩琴所谓公司账务“记载有误”的支付给吴某的11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90.3万元利息，并不存在漏记叶晓玲、阮彩琴等投资款的情形。三、叶晓玲、阮彩琴故意提供已在银台公司账册上作了客观真实反映的支付凭证，导致周菊芳在受欺诈的情况下签订《补充协议》第五条，周菊芳享有对该条款的变更权或撤销权。阮彩琴作为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王国林妻子，主管银台公司财务，且财务人员基本由其亲威朋友担任，故对公司财务状况非常了解。叶晓玲作为公司监事，亦非常了解公司财务状况，对公司财务是否漏记两人投资款的情况非常清楚。更为重要的是，2012年叶晓玲、阮彩琴等以银台公司名义擅自委托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内、外账进行审计，《梳理报告》载明叶晓玲、王国林、陈小林等股东在向吴某等三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包括投资款）后公司的财务账册对三受让股东的股权份额和投资款数额作了客观准确的记载。此后，公司财务根据账面记载对各股东的投资款和利息明细及总额进行统计并向各股东提供统计表。可见，叶晓玲、阮彩琴两人明知公司财务账册并未漏记向吴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但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向周菊芳提供向吴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凭证，导致周菊芳在受欺诈的情况下接受叶晓玲、阮彩琴伪称的公司账面漏记两人投资款的事实并签订《补充协议》第五条。一审认为“如果三原告对上述支付凭证有异议，因账册由其实际掌控，其完全有条件、有时间通过查阅账册进行核对，并将200.3万元款项在应支付的余款中予以扣减”，没有事实依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前后近两年时间里银台公司账册一直由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检察机关等控制，周菊芳没有机会接触，更不用说查账。因此，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请求撤销《补充协议》第五条包含的因受欺诈而同意支付的200.3万元的约定，应予支持。四、一审未采信经质证无实质异议的关键证据，从而未认定关键事实，最终导致判决错误。一审结果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混淆了本案争议焦点，本案争议焦点应是银台公司账面是否漏记叶晓玲、阮彩琴支付给吴某的投资款及利息200.3万元。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一审时提交银台公司财务记账凭证，用以证明2006年吴某等股权转让后银台公司根据《股份转让协议》进行了财务记账。叶晓玲、东南公司、王国林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无异议，只是认为该股权结算与本案不存在关系。一审需要解决的是该证据与待证事实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只要认为存在关联性就应采信。一审在明知该证据与争议事实存在密切关联的情况下，却以无法证明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为由不予采信，无视双方对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的事实，并继而以此为由认定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未举证证明公司财务已将争议的110万元转让款及相应90.3万元利息准确记录且已计入总转让款，从而错误地对该关键事实不予认定。二审中，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为继续证明银台公司已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调整并记载各股东的投资款变化情况，不存在少记、漏记阮彩琴90万元、叶晓玲20万元的事实，为此提交《梳理报告》。二审在无法否定该证据的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的情况下，又以该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为由不予认定，无视该证据证明的是本案关键争议事实，再次选择性地遗漏对本案关键事实的认定——银台公司财务账册已客观准确地记载王国林、叶晓玲、吴某等的股权及投资款变动情况。此外，二审以周菊芳在《补充协议》中对200.3万元款项未提出异议，相反还自愿多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500万元为由，认为《补充协议》是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受到欺诈的情形。如按二审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等可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规定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从表面上看，合同都是当事人自愿订立。综上所述，一审违反证据规则，对经法庭质证无实质异议的关键证据不予采信，继而对关键证据证明的关键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地归纳争议焦点，最终以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不能证明诉讼主张为由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错误判决。 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辩称，一、从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起诉至再审情况看，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以欺诈为由提起撤销权诉讼，是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二款所载账目有误的款项与吴某无关，与银台公司有关。（一）周菊芳一审时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二款所载账务记载有误款项属漏记且与银台公司有关。（二）周菊芳在民事上诉状中提出账目记载有误所指对象无法与叶晓玲、阮彩琴和吴某的310万元股权和债权转让联系起来，并提出账目记载有误所指对象是指导致银台公司资产增加的事项，据此认为账目记载有误款项未增加银台公司资产。（三）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向浙江高院申请再审时认为账目记载有误款项应理解为叶晓玲、阮彩琴分别另行投资银台公司的款项。上述观点表明，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从一审至再审均认为账目记载有误款项与吴某无关，而与银台公司有关，并由叶晓玲、阮彩琴另行向银台公司投资，故一、二审及再审均认为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对账目有误理解是错误的并据此驳回起诉、上诉、申请再审。二、抗诉书及再审申请书认为账目记载有误款项与吴某有关并以账目漏记为基础提出抗诉及申请抗诉的理由不能成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对账目记载有误的理解表明，本案不存在叶晓玲、阮彩琴告知对方虚假或隐瞒真实情况的事实，而存在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对此条款理解有误的问题。（二）叶晓玲、阮彩琴不存在隐瞒事实情况和告知对方虚假情况的事实。1、从合同约定看，账目记载有误，需要叶晓玲、阮彩琴及陈小林在协议签订后提供支付凭证交付进行核对，如有差错，在股权转让总价款中扣除。考察叶晓玲、阮彩琴是否存在隐瞒或提供虚假情况，核心在于叶晓玲、阮彩琴及陈小林是否按此条款要求履行。叶晓玲、阮彩琴及陈小林已按此条款履行，依据有：（1）根据证人及吴某的陈述，当时吴某对叶晓玲、阮彩琴是否已支付110万元款项记不清楚，叶晓玲、阮彩琴提出款项均通过转账支付，需回家查找转账支付凭证，证人证实叶晓玲、阮彩琴在约定时间内在欧俪咖啡馆把支付给吴某款项的支付凭证交给周菊芳核实；签订《补充协议》时，周菊芳称其未带中间人转交的支付凭证，在此情况下，中间人梁某把支付凭证交周菊芳核对，发现阮彩琴多付10万元，周菊芳认为自己管不了该10万元，并回答签订《补充协议》时110万元账目已核对清楚；证人毛某对110万元账目问题作了同样陈述，叶晓玲、阮彩琴提供的付款凭证很清楚，200.3万元款项无需在总价中扣除，《补充协议》是双方争执二天二夜一条一条定下来的，签订《补充协议》时这一事情已处理完毕。协议签订后有关凭证交付情况、《补充协议》签订前再次核实情况等证明叶晓玲、阮彩琴已按协议执行。（2）根据一审法院向吴某所作的调查内容（吴某称，《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一款账目记载有误款项与其有关，因记不清楚谁付多少，需要核实）及叶晓玲、阮彩琴提交的吴某出具的收条，证明账目记载有误款项已核对清楚。如周菊芳认为叶晓玲、阮彩琴提供的凭证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要求，签订《补充协议》前有权要求叶晓玲、阮彩琴重新提供，也有权拒绝签订《补充协议》。因此，本案不存在欺诈的事实基础。2、从《补充协议》内容看，叶晓玲、阮彩琴不存在欺诈的事实基础。《补充协议》第五条载明“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相关数据，分别将5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于补充协议签订后两天内汇入四方指定账户并交接好相关手续。余款4240.8万元及利息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该条载明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相关数据，表明周菊芳已核查叶晓玲、阮彩琴提供的相关凭证，如未核实，不可能在《补充协议》载明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相关数据，也不可能同意《补充协议》第三条所载的愿意多付5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3、陈小林一直担任银台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撑控银台公司，且是担保人，如叶晓玲、阮彩琴提供的凭证构成对周菊芳的欺诈，则陈小林有权拒绝提供担保或会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提出异议。陈小林不但提供担保，且向中间人提供向吴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凭证，表明叶晓玲、阮彩琴不存在欺诈，《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二款所载款项的性质为与吴某有关的股权转让款及相关凭证。4、证人陶某称受周菊芳委托于2013年4月8-9日对银台公司账目进行查账并把查账情况告知周菊芳，表明周菊芳对银台公司账目情况是了解的，叶晓玲、阮彩琴不存在隐瞒一事。叶晓玲、阮彩琴提出账目记载有误，是因款项已付给吴某，为何账目还记载在吴某名下，这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需叶晓玲、阮彩琴提供汇款凭证与吴某核实的原因所在。当时110万元款项账目还记载在吴某名下，周菊芳担心吴某向银台公司主张借款，故双方约定如有差错、在股权转让款中扣减。5、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检察机关把账目记载有误理解为漏记，不符合合同本意。（1）叶晓玲、阮彩琴从未提出账目漏记问题，只提出已付给吴某的110万元款项为何记载在吴某名下，未如实反映，故提出账目记载有误。（2）周菊芳把账目记载有误理解为漏记，是基于把收款人理解为银台公司所致，现其认为收款人为吴某，在此情况下，其理解的漏记前置条件已不成立。（3）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周菊芳向叶晓玲、阮彩琴发问甲、丙双方提供的支付凭证是否就是2006年股权转让的凭证，周菊芳明确回答就是2006年股权转让的事情，表明周菊芳、检察机关把账目记载有误理解为漏记，缺乏事实基础。（三）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银台公司账册对叶晓玲、阮彩琴已付款项作出客观真实的记载。周菊芳提交的账册，一审查明仅有二张记账凭证，没有其他资料证明记账凭证的客观真实性。根据陶雪卿的证人证言，内外账中均无叶晓玲、阮彩琴已付款记载情况，现周菊芳、抗诉机关认为账目中已明确记载，显然是周菊芳在控制账目期间进行了更换，周菊芳提交的记账凭证系事后补造。检察机关认为，叶晓玲、阮彩琴对周菊芳提出的记账凭证只提出关联性抗辩，据此得出叶晓玲、阮彩琴认可证据的真实性的观点，依法不能成立。叶晓玲、阮彩琴不认可证据的关联性，则无必要对真实性进行质证。三、周菊芳以支付凭证已在账册上真实反映为由认为周菊芳签订《补充协议》时同意支付漏记款项，构成欺诈，不能成立。（一）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叶晓玲、阮彩琴签订《补充协议》时充分了解账目。2006年7月银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依根变更为王国林。2009年7月，法定代表人由王国林变更为陈小林、监事由陈小林变更为王国林，阮彩琴、叶晓玲长期未在公司，且公司具体经营事务由陈小林负责。本案无证据证明挂名监事对公司财务比较了解，也无证据证明财务由阮彩琴亲戚担任，即便财务由其亲戚担任，也仅对公司负责，而非对个人负责，故抗诉机关以叶晓玲、阮彩琴对财务非常了解为由得出叶晓玲、阮彩琴对公司账目非常清楚的结论是错误的。本案无证据证明《梳理报告》系叶晓玲、阮彩琴所为，叶晓玲、阮彩琴不认可该证据。本案股权转让是打包作价转让，与账目是否客观记载及如何记载不存在关系，中间人作为证人，述称签订《补充协议》时已解决账目记载有误事项，故抗诉机关认定叶晓玲、阮彩琴存在欺诈，不能成立。（二）抗诉机关认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前后二年时间里周菊芳无机会接触公司账目，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周菊芳在收购前专门聘请陶雪卿为财务顾问前往宁夏查账，陶雪卿将查账情况如实告知周菊芳，鉴于当时内账在公安机关，陶雪卿又到公安机关查账。（三）《股权转让协议》第十四条第四款约定，叶晓玲、阮彩琴应撤回对陈小林控告和起诉并取回所有账目交还给银台公司，若未按协议规定执行，应双倍返还定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签订《补充协议》长达三个月，此时所有账目已由陈小林、周菊芳控制，周菊芳完全有条件查看账目以决定是否需要签订《补充协议》。 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2013年7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关于“余款4240.8万元及利息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的约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4日，第三人王国林、被告叶晓玲、东南公司作为甲方，原告周菊芳作为乙方，原告陈小林作为丙方，案外人毛某、梁某作为中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将其持有的银台公司股权（共计银台公司61.11%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款（包括甲方投入注册资本金733.32万元、债权及利息9007.48万元）合计为人民币9740.8万元。前述股权转让款中，包含账务记载有误待核实的甲方投入资金110万元（其中阮彩琴90万元、叶晓玲2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90.3万元，甲、丙方须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并经协议各方、收款人核实无误后再行确认，如有差错，在支付余款中予以扣减。二、合同约定了股权转让款项的交付期限及甲、乙方的权利、义务。三、丙方及原告信友公司自愿为协议项下乙方各项义务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约定了保证范围、保证期限。协议同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2013年7月28日，第三人王国林、被告叶晓玲、东南公司作为甲方，原告周菊芳作为乙方，原告陈小林作为丙方，原告信友公司作为担保人，案外人毛某、梁某、叶建敏作为中人，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因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银台公司内账所引发的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银台公司的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由原股东（即甲方和丙方）按股权比例承担，与乙方无关。二、除前述约定外，银台公司其他债务、亏损均由乙方和丙方负责承担，与甲方无任何关系。乙、丙方不得就银台公司的任何事务向甲方主张权利和追究责任，原股东对外另有经济纠纷的，乙方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原股东追偿。三、乙方为表示诚意，同意多付500万元首期股权转让款，即首期股权转让款增加至5500万元（含定金）。四、本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罚没款按原股东比例从余款中扣除，以实际处罚单据为准。如超过2013年12月13日，相关部门尚未结案，甲方提现金300万元交中人叶建敏处保管，多还少补（期限以6个月为准）。五、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相关数据，分别将5500万元（含定金）股权转让款于补充协议签订后两天内汇入甲方指定账户。余款4240.8万元及利息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自签订本补充协议之日起计算。各方同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另查明：一、2006年6月6日，案外人吴某向银台公司股东会提交要求退股的报告。2006年6月10日，案外人王依根、王国富、吴某作为甲方（转让方），第三人王国林、原告陈小林、被告叶晓玲作为乙方（受让方），案外人於谦作为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第一，甲方三人将其所持有的30%股份一并转让给乙方三人，丙方所持股份不变。第二，股份转让价款为750万元，其中王依根220万元，王国富220万元，吴某310万元。第三，股份转让款于协议签订后，在2006年6月10日前一次性付清，并由转让方出具收款凭据。第四，股份转让后，新的股份比例变更为：第三人王国林占35%股份，原告陈小林占35%，被告叶晓玲占20%，於谦占10%。协议同时约定了各方其他权利、义务。该份《股份转让协议》，案外人吴某由郏小莲代签。二、银台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每10%股份的股价为100万元，多于股价的出资作为股东出借给银台公司的借款，利息为月息1%。三、案外人吴某自认，已收到股份转让款310万元，其中原告陈小林支付了100万元，被告叶晓玲支付了100万元，第三人王国林支付了110万元。四、《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告叶晓玲及案外人阮彩琴向原告周菊芳提供了支付凭证五份。三原告认为，2013年4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110万元及90.3万元款项待核实，而2013年7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的余款4240.8万元包括了该有争议的200.3万元款项。三原告认为自己是在受欺骗的情况下签订了《补充协议》，故要求撤销《补充协议》中第五条关于“余款4240.8万元及利息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的约定，本案因此涉诉。一审法院判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3年4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账务记载有误待核实的甲方投入资金110万元（其中阮彩琴90万元、叶晓玲2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90.3万元”是否与案外人吴某的310万元股份转让款有关；二、两被告有无按约提供支付凭证，签订《补充协议》是否存在欺诈情形，三原告要求撤销《补充协议》第五条关于“余款4240.8万元及利息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的约定是否应予支持。关于焦点一，该院认为，2013年4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账务记载有误待核实的甲方投入资金110万元（其中阮彩琴90万元、叶晓玲2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90.3万元”与案外人吴某的310万元股份转让款有关，理由如下：一、庭审过程中三原告认可甲方（指被告叶晓玲、第三人王国林）、丙方（指原告陈小林）提供支付凭证是为2006年股权转让的事。根据庭审调查，2006年股权转让的事是指案外人王依根、吴某及王国富将其持有的银台公司共计30%的股份转让给第三人王国林、原告陈小林及被告叶晓玲，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中提到的支付凭证应该是与支付给王依根、吴某、王国富的股份转让款有关的凭证。二、案外人王依根、吴某、王国富的股份转让给原告陈小林、被告叶晓玲、第三人王国林系发生于2006年6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3年4月14日，在此期间，110万元股份转让款按照月息1%计算的利息为90.3467万元，这与《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利息90.3万元相吻合，而根据原、被告及案外人吴某的陈述，各股东投入银台公司的债权性投资月息也为1%，故该110万元款项与股份转让款有关。三、根据三原告提供的证据三，三原告认可，两被告在签订《补充协议》前，曾提供给其五份凭证，该证据中的其中四份可以看出是支付给郏小莲的。另，在2006年6月10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中，吴某是由郏小莲代签的，可见吴某与郏小莲关系密切，在涉案股份转让过程中，郏小莲有事实上的代理权。而根据吴某自认，郏小莲系其妻子。原告陈小林也参与了该份协议的签订，其对吴某、郏小莲之间的关系应是知悉的。因此，三原告根据这几份支付凭证中收款人的名字应能判断所支付的款项是与吴某的股份转让款有关的。综上，三原告在收到支付凭证后即签订了《补充协议》，说明在签订合同当时，三原告对要求提供的支付凭证与吴某的股份转让款有关的事实并无异议。四、证人梁某、毛某及案外人吴某均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争议的110万元及90.3万元与吴某的股份转让款有关。梁某及毛某的身份系《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的中间人，两人全程参与了合同的签订过程，对合同签订的情况应为知悉。尤其是毛某，其作为中间人并没有收取费用，身份更为客观，其证言可信度较高。吴某原被聘为银台公司总经理，对银台公司股权转让情况也非常熟悉。因此，上述三人一致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中争议的110万元及90.3万元与吴某的股份转让款有关，可信度较高。关于焦点二，一、根据前述分析，该院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110万元及90.3万元与案外人吴某的310万元股份转让款有关。现根据两被告提供的证据二及该院对案外人吴某的调查，吴某已收到其股份转让款310万元，并明确了各受让人支付的款项数额，故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甲方（指第三人及两被告）、丙方（指原告陈小林）须在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所要证明的事实已经得到确认。二、另一方面，从三原告提供的证据反映，吴某股份转让后，银台公司仅记录了股份的变动情况，并未举证证明其财务已将争议的110万元股份转让款及相应的90.3万元利息进行了准确的记录，并已将上述款项计入总转让款中。三、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3年4月14日，其中约定两被告、第三人及原告陈小林需在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而从三原告举证及两证人的证言来看，均证实两被告及第三人已向原告周菊芳提供了支付凭证。本案存有争议条款的《补充协议》是在2013年7月28日签订的，如果三原告对上述支付凭证有异议，因账册由其实际掌控，其完全有条件、有时间通过查阅账册进行核对，并将200.3万元款项在应支付的余款中予以扣减。综上所述，该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110万元及90.3万元款项与案外人吴某的310万元股份转让款有关，吴某已明确收到全部股份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所要证明的事实已经得到确认。三原告在收到被告提供的支付凭证后，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被两被告及第三人欺骗的情形，该《补充协议》应为有效。故三原告要求撤销《补充协议》第五条关于“余款4240.8万元及利息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的约定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菊芳、陈小林、台州市信友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周菊芳、陈小林、台州市信友医药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要求撤销《补充协议》第五条关于“余款4240.8万元及利息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的约定，主要理由是上诉人受两被上诉人欺诈、在违背自身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接受了《补充协议》第五条股权转让款余款中所包含的110万元及相应利息90.3万元的约定。对此，该院分析认为：上诉人周菊芳与被上诉人叶晓玲、东南公司、原审第三人王国林之间就转让银台公司的股权，于2013年4月14日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对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9740.8万元及付款期限等内容作了约定。同时协议第一条第二款还约定“前述股权转让款中，包含账务记载有误待核实的11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90.3万元，由甲、丙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待核实的款项与2006年6月10日吴冬友等人的股权转让款有关。对此，吴某在原审法院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已作了明确的解释：“签订协议时，双方都认为这个钱是支付给我的钱，当时要我回忆这个钱谁支付了多少，但我表示时间太久了记不清了，所以提出到银行查询，确认支付的金额，所以该条款记载要求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当时参与签订协议的中间人梁某和毛某的证言也印证了这一点。并且，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方也认可协议约定的“甲、丙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就是2006年股权转让的事。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中该条款的意思明确，即要求前一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也就是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甲方（王国林、叶晓玲、阮彩琴）和丙方（陈小林）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证明已经付清了吴某的股权转让款。至于协议约定的利息90.3万元，也是110万元款项从前次股权转让发生的2006年6月10日，按月息1%计算至2013年4月14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止的利息。其次，从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相关支付凭证5份（系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周菊芳），以及证人（股权转让协议的中间人）梁某、毛某在（2014）台椒商初字第49号案件中的证言，均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协议的约定通过中间人向上诉人周菊芳提供了相应的支付凭证，结合吴冬友在原审法院笔录中承认已经收到了310万元股权转让款，证实双方已就争议的110万元款项核实清楚。故双方在3个月之后，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达成了一份《补充协议》，而在该份《补充协议》中，上诉人方对前一份协议中涉及的200.3万元款项未再提出任何异议，相反，上诉人周菊芳还自愿多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500万元，这充分说明签订该份《补充协议》是上诉人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受到了欺诈等情形。综上所述，上诉人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周菊芳、陈小林、台州市信友医药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案由问题。二、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是否有权撤销《补充协议》第五条关于余款以及利息的约定。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案由问题。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一审时起诉要求撤销《补充协议》的部分条款，本案案由应为撤销权纠纷，一审、二审将本案案由定为股权转让纠纷不当，故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二、关于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是否有权撤销《补充协议》第五条关于余款以及利息的约定的问题。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述称，周菊芳受叶晓玲、阮彩琴欺诈、在违背自身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接受《补充协议》第五条股权转让款余款中所包含的110万元及相应利息90.3万元的约定，故有权撤销《补充协议》第五条关于“余款4240.8万元及利息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的约定。本院分析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二款约定“前述股权转让款中，包含账务记载有误待核实的11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90.3万元，由甲、丙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在原审庭审中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甲、丙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就是指2006年股权转让一事。吴某、梁某、毛某的证人证言表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待核实的款项与2006年6月10日吴冬友等人的股权转让款有关。陈小林系当时银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知悉银台公司财务情况，其同时又是涉案股权转让款的担保人，且与周菊芳存在亲戚关系，应会将银台公司财务情况如实告知周菊芳。另外，周菊芳在拟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受让股权前曾委托专业人士陶雪卿多次查阅银台公司账册，因此，其对银台公司账务情况应为知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讼争双方只是后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补充协议》具体条款的理解存在不同之处，这并不属于叶晓玲、阮彩琴等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即叶晓玲、阮彩琴并无故意欺骗周菊芳使其陷入错误认识而与叶晓玲、阮彩琴订立合同的行为。因此，本案并不存在欺诈行为，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要求撤销上述约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4）浙台商终字第61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至坚 审 判 员 王文兴 审 判 员 汤坚强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洪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