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902民初3641号 原告：玉林市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玉林市经济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79434085E。 法定代表人：黎志。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云，广西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陆川县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陆川县北部工业集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225913352666。 法定代表人：陈业敏。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延民，广西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玉林市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林川迪公司）诉与被告陆川县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川川迪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玉林川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云与被告陆川川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延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玉林市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清偿预付货款、原材料货款等款合计2360227.71元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为原告的供应商，原告为被告的唯一采购商。被告为原告配套生产驱动轮、导向轮、支承座铸钢件等产品，双方签订有《产品买卖合同》，因被告流转资金缺乏，一直都是向原告赊借原材料和借款或预支货款购买原材料、发放工资等来维持生产，为此双方还特别约定“如供方因流动资金周转困难影响供货，经供方申请资金支持，需方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借支”，被告应付原告的租金、水电费、借款、原材料货款等欠款，原告从应付被告货款中优先扣减，如有差额，另行结算。2019年5月初经双方对账确认，截止至2019年4月30日，被告共拖欠原告款项2360227.71元（本金）未支付。2019年7月30日，被告发出《陆川川迪公司人字第（2019）012号文件》，声称“公司资金短缺，无能力采购生产原材料及支付电费等，因此公司无法再经营下去。从2019年8月1日公司全体员工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通知”。2019年8月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陆川川迪公司第（2019）0014号文件》，宣称“根据公司目前已经停产，现在公司库存的驱动轮、导向轮等产品按照市场价格现金交易的方式优先出售玉林市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期限2019年8月1日止2019年8月10日）。在这时间内贵公司没有进行采购，我公司采取公开方式对外拍卖。所得的货款用于员工工资、社保及所欠原材料款”。从被告给原告的文件中明显可以看出，被告经营不善，且根本就没有任何清偿原告的欠款的丝毫主观意愿。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法院判如所请。 原告对其主张事实提供的证据： 1．原告营业执照，用于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2．被告营业执照复印件，用于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3．《租赁合同》，用于证明被告租赁原告的场地经营； 4．《产品买卖合同》、用于证明被告为原告的供应商； 5．《对账单》，用于证明截止2019年4月30日，双方对账确认被告欠原告2360227.71元； 6．陆川县人民政府2011年11月20日（第72期）《专题会议纪要》、2010年陆川县人民政府与玉林川迪公司签订的《建设玉柴重工三轮生产项目的合同》及《补充合同》、《土地出让金收据》、玉林川迪公司向陆川县政府的《请示》、《陆川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转账支票存根》，用于证明《对账单》中土地返还款是因为原告玉林川迪公司向陆川县政府缴交土地出让金后，陆川县政府返还205.4万元到被告陆川川迪公司账户，被告陆川川迪公司在对账单中确认应返还给原告玉林川迪公司的154.05万元的依据。 被告陆川川迪公司辩称，一、原告依据起诉的《产品买卖合同》是虚假的，所诉均不是事实，双方不存在基于该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双方公司股东基本相同，而陆川川迪公司是专门为玉林川迪公司生产而成立的，在没有出现矛盾之前，双方之间的生产交货均比较随意，从来没有签订过什么合同，故该合同实际上是原告为了本案而造出来的。《产品买卖合同》中买卖的内容和实际中的操作不同。该合同中的价格是以吨来计算的，但在实际中是计件的，这在原告后来提供的销售发票以及被告的送货单中得到明证，故内容与实情不符，可证其虚假。原告在诉讼在称“被告应付原告的租金、水电费、借款、原材料等欠款，原告从应付被告货款中优先扣减，如有差额，另行结算”，姑且不论这些欠款是否真实，单从原告的表述理解，被告所欠的根本不是《产品买卖合同》中的货款，而是租金等另一法律关系，故明显与《产品买卖合同》无关联。从原告提供的2019年5月4日《对账单》的内容看，姑且不论该《对账单》的真实与否，该《对账单》中列明被告所大原告的款项共有三项，分别为应付账款（已开票未付款金额）、应收土地返还款、应收领用材料设备费用，该三项均明显不是原告据以起诉的《产品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内容，即不论上述欠款真假，都与《产品买卖合同》无关。至今为止，被告原来的公章、财务章等印章及营业执照等证照均在原告处保管，以前双方从来也没有签署过《产品买卖合同》，被告只是按照原告的供货要求来生产，该《产品买卖合同》实际是原告为了诉讼需要自己造出来的，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也有必要对此《产品买卖合同》的签约真实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所以，《产品买卖合同》是虚假的，原告依据《产品买卖合同》来起诉，是在混淆视听，本案也与《产品买卖合同》无任何关系。二、原告提供的2019年5月4日《对账单》是虚假的。被告在2019年5月6日公开登报声明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开户许可证在2019年4月28日遗失，声明作废，而原告提供的《对账单》是在2019年5月4日出具，所以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上的被告公章并不是被告自愿加盖上去的，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是虚假的。实际上，原告与被告的公司股东基本相同两家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在2019年4月底，因为股东之间的矛盾，原告和被告之间才开始产生分歧和矛盾。而在此之前，被告公司的所有业务和管理开支都是原告公司在负责，被告公司内部的全部资料公章等均在原告公司处，被告公司经过多次向原告要回被告公司内部的全部公章等，原告公司都没有给回被告公司，严重影响被告公司的日常正常经营。被告公司才不得已声明将保留在原告处的全部资料公章声明作度。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上只有被告的公章，没有经办人签名，更没有日期，可见该公章并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在2019年6月18日还向被告发出了一份《对账单》，2019年6月18日的《对账单》与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在数目上不同外，格式是完全相同的，试问如果双方在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上已经核实清楚，原告还有必要向被告再次发出一份《对账单》吗?由此可证，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是虚假的。从2019年6月18日的《对账单》所列举的欠款项目来看，除“应收土地返还款”项目数额一样之外，其他或者没有、或者数目不同，而正是这些不同之处，足以明证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是虚假的。首先，从“应收领用材设备费用”项目来看，2019年5月4日的有此项目，但到了2019年6月18日的却没有了，如果此项目欠款一直存在为何在之后的反而没有了呢?只能说明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形成时间应该在2019年6月18日的《对账单》之后。其次，从两项“应付账款”的数来分析，2019年6月18日的《对账单》所列数远低于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所列数，这个数除非在2019年4月30日到2019年5月31日之间双方仍产生了交易才可以合理说明，可如果在此期间真的存在有进一步的交易，原告又怎么能再以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来起诉呢？因此，两个前后不同的《对账单》存在明显的矛盾，原告所依据起诉的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显然是不真实的。从后面原告提供的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附件（即设备清单等）来看，这些附件均加盖了被告的原公章，如果2019年5月4日已经核算清楚，为何原告又要在2019年6月18日的《对账单》附件中再次提及，由此进一步可证，被告的前公章确实是在原告处。如果2019年5月4日的被告公章是被告自愿所盖，被告又怎么可能在2019年5月6日即登报声明遗失。因此，本案不能仅凭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作为认定事实依据。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单》中包含的“应收土地返还款”不属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性质不同、案由不同，这笔资金属于政府的补助性扶持资金，是县工业园区基础建设资金，约定专门用于园区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是民事合同中属于原告的钱。而且根据原告提供的进账单，其明确知道这笔钱于2012年4月20日即转账被告账户，即使是被告不当得利，那么原告请求返还也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也不可能再去自认这笔款需要返还给原告。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陆川川迪公司对其主张事实提供的证据： 1．2019年5月6日《玉林日报》，用于证明被告于2019年4月28日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产章、开户许可证，因此登记声明作废； 2．《对账函》，用于证明原告于2019年6月18日仍以对账为由向被告发出《对账函》，即截至2019年6月18日双方仍未能对账； 3．原告玉林川迪公司发给陆川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关于陆川县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场地的使用证明》，用于证明原告将陆川珊罗镇六燕村的M地块无偿提供给被告使用； 4．被告公司发给原告公司《通知》一份、《关于财务资料数据移交函》一份，用于证明2019年5月之前，被告公司财务不独立，都是由原告公司操作； 5．被告公司发给原告公司的《沟通函》一份，原告公司发给的被告公司答复《沟通函》一份，用于证明双方并没有对账。 对以上原、被告提交证据的认定和采用，本院在以下部分进行综合论述。 本院经审理认定法律事实如下： 一、原告玉林市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22日，住所为玉林市经济开发区，经营范围为：工程机械、挖掘机及其零部件、内燃机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及货物进出口业务；房屋出租、物业管理。 二、被告陆川县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3月14日，住所为陆川县北部工业集中区，经营范围为：工程机械、挖掘机及其零部件、内燃机零部件、金属锻造、橡朔制品、节能环保产品的生产销售。 三、2010年10月13日，原告玉林川迪公司（乙方）与陆川县人民政府（甲方）签订《建设玉柴重工三轮生产项目的合同》及《建设玉柴重工三轮生产项目的补充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为该公司征用土地80亩作为车间、厂房、办公楼、宿舍等建设用地，每亩挂牌价格不低于64000元；乙方付清全部土地款及税费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从县园区基础建设资金中一次性按每亩31000元扶持给乙方专门用于该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2012年2月10日，玉林川迪公司向陆川县人民政府发出《请求》函，请陆川县政府给予其公司用于该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资金205.48万元。2012年4月20日，陆川县政府将205.4万元转账给被告陆川川迪公司账户。 %1、原告向本院提供的与被告签订的2018年4月20日《房屋租赁合同》、2018年1月1日的《产品买卖合同》，其中《产品买卖合同》约定“如供方因流动资金周转困难影响供货，经供方中请资金支持，需方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借支”。被告认为《产品买卖合同》是虚假的，双方之间只是口头下订单，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公章不是有效公章，双方也没有结算。但被告没有提供依据，申请鉴定公章形成时间没有鉴定条件。 %1、原告提供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4日《对账函》，有原告的公章，亦有被告的公章，被告公章下落款时间栏为空白。被告认为该对账单为其登记作废公章后所盖，申请鉴定公章形成时间，但因为条件所限（形成时间离诉讼时间太短）无法进行鉴定，本院不予委托鉴定。该对账函内容显示：1．截止2019年4月30日，被告公司欠原告公司“应付账款（已开票未付款金额）”2166328.78元、“应收土地返还款”1540500.00元、“应收领用材料、设备费用”305777.10元，原告公司欠被告公司“应付账款（已开票未付款金额）”1652378.17元，合计被告公司欠原告公司2360227.71元；2．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 %1、被告公司提供原告公司发来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18日《对账函》，有原告的公章，无被告的公章。该对账函内容显示：1．截止2019年5月31日，被告公司欠原告公司“应付账款（已开票未付款金额）”1819933.44元、“应收土地返还款”1540500.00元，原告公司欠被告公司“应付账款（已开票未付款金额）”1021818.98元；2．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原告玉林川迪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在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函》之后，双方继续进行交易，被告支付了部分货款，原告亦收取被告的部分货物。 七、被告陆川川迪公司于2019年5月6日在《玉林日报》刊登《遗失声明》，内容为：其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产章、开户许可证，现声明作废； 八、2019年7月1日，被告公司向原告公司发出《沟通函》，内容为：感谢贵公司三年多来对陆川川迪公司的支持和厚爱。目前其公司生产经营情况面临了严重的危机…向玉林川迪公司提出解决如下问题：首先确保100万元的生产准备资金的支持，余下的按每月送货总额支付货款…陆川川迪是为解决玉林川迪铸钢毛坯而成立的…如果公司因资金不到位所引起的一系列不可控严重后果…陆川川迪公司无法承担，也不负责。2019年7月2日，玉林川迪公司向陆川川迪公司法定代表人用微信形式回复《沟通函》，内容为：收悉贵公司送来《沟通函》，我司知道当初玉林川迪公司所有股东出资成立陆川川迪公司的目的和初衷，三年多来由于双方都明白的原因，生产经营状态不好…截止6月30日止，已欠玉林川迪公司近三百万（具体以双方对账为准），作为符合企业法下成立的两个独立企业，所有经营行为必须合法依规，…做出以下回复：1．不同意预支100万资金的要求，如果陆川川迪公司继续供货。只能按供货实际金额结算，并在适当的时候逐步偿还所欠玉林川迪公司的欠款…5．贵公司提到的各种需要玉林川迪公司支持的条件，必须符合玉林川迪公司的核心益，并不损害公司各股东的切身利益。 九、被告陆川川迪公司2019年8月1日向原告玉林川迪公司发出文件函，内容为：我公司目前已经停产，现在公司库存驱动轮、导向轮等产品按照市场价格现金交易的方式优先销售给玉林市川迪公司（期限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0日），在这时间内贵公司没有进行采购，我公司采取公开方式对外拍卖。所得货款用于员工工资，社保及所欠原材料款。原告玉林川迪公司于2019年8月8日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租赁合同、买卖合同、借款合同多种合同关系，这体现在双方的合同及函件往来上。其中原告玉林川迪公司提供的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函》中，有双方公司印章，体现被告陆川川迪公司欠原告公司“应付账款（已开票未付款金额）”2166328.78元、“应收土地返还款”1540500.00元、“应收领用材料、设备费用”305777.10元，原告公司欠被告公司“应付账款（已开票未付款金额）”1652378.17元，合计被告公司欠原告公司2360227.71元。2019年5月6日，被告陆川川迪公司即登记声明公司公章作废。而此后，原告玉林川迪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再向被告陆川川迪公司发出《对账函》，该对账函内容为：1．截止2019年5月31日，被告公司欠原告公司“应付账款（已开票未付款金额）”1819933.44元、“应收土地返还款”1540500.00元，原告公司欠被告公司“应付账款（已开票未付款金额）”1021818.98元。原告承认在2019年5月4日的《对账函》之后，双方继续进行交易，被告支付了部分货款，原告亦收取被告的部分货物。玉林川迪公司在2019年7月2日发给陆川川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沟通函》中亦述“截止6月30日，（陆川川迪）已欠玉林川迪近三百万（具体以双方对账为准）”。因此，可说明原、被告对欠款未进行对账。但陆川川迪公司欠玉林川迪公司“应收土地返还款”1540500.00元是明确的，理由有：1．陆川川迪公司现在所使用的土地是玉林川迪公司出资经陆川县政府征用所得；2．这笔款项的来源是基于玉林川迪公司（乙方）与陆川县政府（甲方）签订的《建设玉柴重工三轮生产项目的补充合同》后出资征用土地及向陆川县政府的《请示》，后由陆川县政府拨付到陆川川迪公司账户；3．2019年5月4日的原、被告盖章的《对账函》及2019年6月18日《对账函》均确认陆川川迪公司欠玉林川迪公司“应收土地返还款”15405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对账函》亦属于合同的书面形式，因此，依照双方《产品买卖合同》约定“如供方因流动资金周转困难影响供货，经供方申请请资金支持，需方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借支”的内容，《对账函》中“应收土地返还款”本院认为属于被告陆川川迪公司确认欠玉林川迪公司的借款，被告陆川川迪公司应返还给原告玉林川迪公司。陆川川迪公司称该《对账函》的公章是无效的，但没有证据证明该《对账函》的公章是陆川川迪公司登报声明公章作废后所盖，申请鉴定形成时间不具备鉴定条件，因此本院认为《对账函》是有法律效力的。陆川川迪公司另称超过诉讼时效，与2019年5月4日《对账函》仍确认欠款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除此之外的原告主张的其他款项因未进行对账结算，应由双方进行对账确认或其他方式解决，在本案诉讼中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陆川县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1540500元给原告玉林市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二、驳回原告玉林市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568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0681元，由原告玉林市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负担10661元，由被告陆川县川迪机器制造有限公司负担20020元。 上述判决，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逾期，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广西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或者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胜琪 人民陪审员  叶广聪 人民陪审员  邹佳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 书 记 员  李 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