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1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钱东高，男，1964年2月4日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小标，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浦新丹，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洪根，男，1952年8月26日生，汉族，住无锡市崇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银乔，无锡市梁溪区永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钱东高因与被上诉人杨洪根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205民初4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钱东高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洪根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案涉瓷器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明清外销瓷器是明清时期远销欧洲的瓷器，而本案的案涉瓷器为明清外销瓷器中的徽章瓷，属于明清时期西方私人定制的瓷器，且每件瓷器都可以追溯其起源。案涉瓷器属于文物，结合杨洪根在一审中的有关陈述以及杨洪根不同意由文物鉴定机构以外的鉴定机构对案涉瓷器作鉴定的行为也可以看出，杨洪根对案涉瓷器属于文物没有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0条及第51条之规定，案涉瓷器作为文物可以进行买卖的前提是其来源符合该法第50条的规定，故杨洪根应当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案涉瓷器的来源合法。因杨洪根至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瓷器的合法来源，故应推定案涉瓷器的来源不合法。依据前述规定，来源不合法的瓷器是不可以进行买卖的。所以本案的买卖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杨洪根所交付的瓷器是否符合双方约定即案涉瓷器是否为明清外销徽章瓷，而一审中杨洪根所提供的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海公司）于2010年10月26日与其所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复印件及拍卖图册无法证明案涉标的物系明清外销瓷器。理由如下：1.杨洪根一审所提交的委托拍卖合同是复印件，该委托拍卖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委托拍卖合同是真实的，自该合同签订之日起距今已有九年，且案涉瓷器非瀚海公司直接向其交付，杨洪根不能证明案涉瓷器就是当时委托瀚海公司所拍卖的瓷器。即便瀚海公司的拍卖图册中1458号和1459号拍品为案涉瓷器，而案涉瓷器合计176件，除上述2件外，还有174件瓷器，杨洪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杨洪根当时拍卖的时间为2010年，根据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此规定说明拍卖公司对拍品的真伪并不负责，拍品也有可能是赝品，且瀚海公司本身不具备鉴定资质，杨洪根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瀚海公司的结论系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所作出，所以关于拍卖图册中1458号和1459号拍品为晚期瓷器的结论不应作为认定案涉瓷器是否为明清外销徽章瓷的依据。明清外销瓷器系明清时期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清朝早中期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且案涉瓷器多为明清外销瓷器中的徽章瓷（亦称纹章瓷），徽章瓷因徽章得名，是明清时期西方皇室、教廷、贵族聘请艺术家书样来中国“私人订制”纹章的瓷器，每件瓷器上绘书纹饰和家族等有关徽章，可以追溯其起源，而杨洪根未能就此说明176件明清外销瓷收藏证明资料，所以杨洪根所举证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瓷器系明清外销瓷器，一审法院应要求杨洪根继续举证证明案涉瓷器为明清外销瓷器，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一审鉴定程序存在瑕疵。在案涉瓷器是否为明清外销瓷器无法确认的情况下，其依法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在双方当事人未能就鉴定委托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江苏省法院鉴定机构电子信息平台内无文物鉴定机构，且杨洪根不同意由平台内的艺术品鉴定机构进行文物鉴定，故鉴定无法进行为由不予鉴定，由此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其认为，即使江苏省法院鉴定机构电子信息平台没有文物断代的鉴定机构，在本案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穷尽一切方法对案涉瓷器进行辨别、鉴定，而案涉瓷器既是文物又是艺术品，为查清瓷器真伪，由艺术品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也无不当。退一万步说，即便省法院平台内没有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进行瓷器断代的司法鉴定，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仍可要求具备该领域内专门知识的专家证人或专家辅助人对案涉瓷器提供鉴定结论，同时就鉴定结论接受法庭询问，以便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四、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因其一审中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初步证据，包括余春明教授的著作以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玲影的鉴定结论等，已就本案的事实完成了初步举证。在此情况下，应由杨洪根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在相关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也应当由杨洪根提出司法鉴定。另外，杨洪根作为案涉瓷器的收藏家，他对案涉瓷器的了解肯定也是高于其的，因此应由杨洪根来举证证明案涉瓷器是明清外销瓷器。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其是错误的。一审中也是因为杨洪根不同意由文物鉴定机构以外的艺术品鉴定机构作鉴定才导致鉴定无法进行的，因此也应由杨洪根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杨洪根辩称：1.双方之间所发生的纠纷性质上并不是钱东高所称的案涉瓷器是否为明清外销瓷器的纠纷，而是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由于钱东高没有按照与其签订的瓷器买卖协议书中关于分期付款的约定向其支付余款，其才将钱东高诉至法院。在其提起本案诉讼前的六个月内，钱东高对涉案瓷器是否为明清外销瓷器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且钱东高还曾通过编撰出版明清瓷器画册，将其转让的瓷器送至广交会展销，此行为说明钱东高对其所转让的案涉瓷器的年代和品质是认可的。钱东高故意混淆本案纠纷的性质，目的是为其拒付合同约定的余款制造借口。2.钱东高称涉案瓷器并不是明清外销瓷器，但经法院释明，钱东高并未就此主张提起反诉，故其该项主张是无法成立的。3.钱东高诉称其交付的案涉瓷器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明显是在出尔反尔。2018年3月30日由双方签字、捺印的涉案瓷器清单显示，该清单列明了176件瓷器的名称，如洋彩咖啡壶、矾红粉彩塑件马等；该清单同时列明了该176件瓷器的尺寸、规格，并备注了徽章瓷、克拉克瓷等。该交接清单证明，其向钱东高交付的涉案瓷器完全符合由钱东高起草、经双方签字、捺印的转让协议书的约定。4.钱东高所称的一审鉴定程序瑕疵的上诉意见是在故意曲解民事诉讼法关于司法鉴定的规定。一审法院针对钱东高的鉴定申请，在查询了省法院鉴定机构电子信息平台没有文物断代的司法鉴定机构且双方协商确定民间鉴定单位无果的情况下，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鉴定无法进行”的认定，程序并无不当，合法合理。钱东高要求将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所谓“余春明教授”和“王玲影大师”的个人意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完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无理要求。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洪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钱东高立即支付转让瓷器的余款78万元。事实和理由：钱东高因研究收藏需要购买其收藏的瓷器，双方于2018年3月30日签订协议，约定其将收藏的外销瓷器总计176件，以88万元转让给钱东高，其将瓷器送至钱东高处后，钱东高付款10万元，余款78万元至今未付。故请求判令钱东高立即支付上述款项。钱东高一审辩称，其与杨洪根协议约定交易的标的物为明清代外销瓷器，但杨洪根交付的瓷器为当代瓷器，属严重违约行为，要求驳回杨洪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30日，杨洪根（甲方）与钱东高（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为研究中国瓷器文化甲方将收藏的明清外销瓷器176件，转让乙方（附详细清单）遵循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凭着互信互惠精神，甲乙双方经友好的协商，协议如下：一、外销瓷器总计176件，金额捌拾捌万元，由乙方现金支付给甲方；二、现金支付方式和时间：1.甲乙双方协议正式签订后，乙方在接受全部瓷器后，首付现金壹拾万元甲方。2.2018年5月30日前乙方续付现金叁拾肆万元甲方。3.2019年3月31日前乙方现金结清余款肆拾肆万元。三、乙方在具体研究该批外销瓷器时，如有需要，甲方可作相应指导。……”同日，双方签订了交接清单，清单列明了各瓷器的名称，如洋彩咖啡壶、矾红粉彩塑件马等，未加注年代前缀，在备注栏中标注徽章瓷、克拉克瓷等。清单显示，交付的瓷器合计176件。钱东高付款10万元，余款78万元未付。关于本案协议签订的过程，杨洪根陈述：其原在钢铁厂三产办工作，退休后从事服装行业，钱东高开办电动车厂；其从事瓷器收藏很久，退休后在朋友圈中一起探讨，有些自己收藏的瓷器也会拿出来转让；其与杭某关系很好，最近两三年，通过杭某认识了钱东高，杭某介绍钱东高长期收藏玉器和瓷器；2017年底，向其购买过外销瓷器的朋友打算回购，其建议朋友可将其收藏的100余件瓷器全部买走，并开价180万元，朋友要求购买其中部分瓷器，其不同意；杭某得知后，告诉其钱东高有意开办博物馆，可询问钱东高是否有购买意向，后杭某告诉其钱东高有意购买；因杭某说钱东高称资金紧张，其同意分期付款；后杭某为钱东高进行压价，第一次没有谈拢，后杭某与其约定价款为98万元，杭某表示再与钱东高商量；2018年2月，其与杭某至钱东高开办的工厂协商瓷器买卖，其表示最低价格88万元，钱东高表示需要考虑，几天之后，杭某告诉其钱东高同意88万元成交，在双方交易前，因钱东高自杭某处买过其卖给杭某的瓷器，故钱东高并未看涉案瓷器；因涉案的瓷器部分在上海的拍卖公司，部分在无锡，2018年3月底，杭某让其将上海的瓷器运回无锡，其将瓷器直接送至钱东高厂里，双方现场进行了清点并制作了清单；两三天之后，其再次将在无锡的瓷器送至钱东高厂里，双方亦进行清点并制作清单，核对完毕后，杭某拟写了协议书，其将瓷器的件数、付款金额和付款期限填写于协议书后，双方分别签字，杭某作为见证人签字；按照双方之前约定的付款方案，钱东高第一次应付款20万元，但协议签订时，钱东高称只能先付10万元，剩下的10万元近期支付，故其在协议书上写明首付款10万元；但钱东高支付10万元后，并未支付剩余款项；2018年5月，其向钱东高催讨当期款项，但钱东高未支付；同年6月，其与杭某一起至钱东高厂里催讨，钱东高称5月带了部分向其购买的瓷器参加广交会，从钱东高与杭某的对话中其得知因钱东高在广交会期间未能与买方谈拢价格，所以瓷器未能出手，钱东高的意思是在广州卖掉部分瓷器后得款88万元即向其付款；后钱东高和杭某又至其在惠山古镇的博物馆拍摄了部分瓷器的照片拟通过转卖从中赚取差价后付款，但后未果；此后其多次催讨款项，钱东高均搪塞不付。钱东高对双方磋商购买涉案瓷器的过程并无异议，但双方签订协议书的基础是涉案瓷器是明清时期生产的外销瓷器，另杨洪根就双方协议签订后有关情况的陈述与本案无关；此外，其与杭某只是认识，虽瓷器交付时双方进行了查看，但由于钱东高并不是专业古玩界人士，故对涉案瓷器只是查看了外观。双方对涉案瓷器是否为明清外销瓷器存在争议。杨洪根陈述，根据其经验判断，其向钱东高转让的瓷器就是明清时代生产的；其将瓷器从上海和无锡运至钱东高厂里，将瓷器全部铺陈开来，在场的钱东高一方有4、5人，双方进行核对，钱东高并未提出异议，并将瓷器带至广交会意欲出卖，直至其诉至法院要求钱东高付款，钱东高才提出涉案瓷器不是明清时代生产的瓷器。杨洪根提供了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海公司）于2010年10月26日与其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复印件及拍卖图册，指出其中1458号和1459号拍品均是本案所涉瓷器，出现在钱东高自行制作的瓷器图册中。拍卖图册显示，该两件瓷器年代一为20世纪，一为19世纪。钱东高表示瀚海公司对拍品只是进行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即使拍卖公司拍出的物品，也有可能是赝品，不能以此证明杨洪根提供的瓷器为明清瓷器。审理中，钱东高申请杭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杭某陈述，其退休前在企业做管理，与杨洪根、钱东高均是朋友，退休后在家研究古文化、古玉和高古瓷器；2018年3月左右，杨洪根欲到惠山办一个文化会所，资金存在缺口，想要转让部分瓷器；钱东高开办公司，是中国古陶瓷协会副理事长，对瓷文化有研究，是文物保护机构成员；钱东高欲办一个清丝绸之路瓷文化博物馆，提高企业文化，其遂告知钱东高杨洪根欲转让瓷器的信息，后钱东高至杨洪根处查看了瓷器，细节由杨洪根到钱东高处洽谈，其也在场，但只是介绍，是否购买由钱东高和杨洪根自己决定；当时双方洽谈的是明清时期外销瓷器的转让，其是协议签订的见证人，也是交接瓷器的在场人；瓷器交付之后，钱东高邀请世界著名纹章瓷研究和鉴定专家、南昌大学教授余春明对瓷器作鉴定，其也在场，余教授将其中一个瓷盘与自己带来的纹章瓷的瓷盘进行比对后，确定双方买卖的瓷器是现代仿品，表现为瓷器色彩不同，其中有一字母错误，人物动态感和余教授带来的瓷盘也存在区别；由于明清外销瓷器在中国瓷器收藏中处在边缘化，176件瓷器以88万元的价格出卖并不算高；其将余春明对涉案瓷器的评定告知杨洪根，但杨洪根坚持认为涉案瓷器是明清时期的。杨洪根表示，余春明并不是司法鉴定人员，对涉案瓷器的评定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另查明，钱东高在审理过程中申请对涉案瓷器是否为明清外销瓷器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鉴定室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委托鉴定机构的意见》有关规定在全省法院鉴定机构电子信息平台内进行筛选，该平台内仅有艺术品咨询鉴定机构并无文物鉴定机构。杨洪根明确表示不同意由艺术品鉴定机构对涉案瓷器进行文物鉴定。一审法院建议双方，能否就涉案瓷器的鉴定委托达成一致意见，但双方对鉴定人选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一审中，钱东高提供了王玲影对涉案瓷器出具的鉴定结论及王玲影的百度资料。根据百度百科资料，王玲影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王玲影出具的鉴定结论称，对艺术品的断代和鉴定，目前采取的是目测鉴定，目测鉴定存在各人不同的意见和争议，就其对该批次“外销瓷”胎、釉、颜料、烧灶等工艺看，不符合清代“纹章瓷”的特点，目测鉴定为现代仿品。杨洪根对王玲影的鉴定结论不予认可。钱东高另提供了余春明所著《一瓷一故事名家带你赏清代名瓷》、广州博物馆编著的馆藏清代中国外销纹章瓷图册，欲证明杨洪根向其提供的瓷器为现代仿品。杨洪根对此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杨洪根与钱东高就涉案瓷器买卖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杨洪根所提供的瓷器是否符合双方约定。协议书涉及转让瓷器的描述为“明清外销瓷器”，杨洪根为证明其所提供的瓷器符合上述约定，提供了涉案部分瓷器委托拍卖合同书复印件、拍卖图册照片，而上述材料所载明的年代并未明显超越明清时期。钱东高欲对此否认，应提供相应的证据。当事人对物品的质量、品质等存在争议，如涉及的内容超出一般人鉴别能力的，应由专业部门进行鉴定。本案钱东高对涉案瓷器是否为明清外销瓷器提出鉴定申请，因江苏省法院鉴定机构电子信息平台内并无文物鉴定机构，而杨洪根并不同意由平台内的艺术品鉴定机构进行文物鉴定，故鉴定无法进行。法院建议双方就鉴定委托达成一致意见，但双方就鉴定人选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钱东高另提供了王玲影出具的鉴定结论，经审查，首先，该鉴定是钱东高单方委托，相对方杨洪根并未在场；其次，王玲影并未到庭对其鉴定的过程、作出鉴定结论的依据进行说明；第三，根据百度百科资料，王玲影虽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陶瓷工艺美术大师，但钱东高并未提供有关王玲影具有从事文物鉴定的资质证明，现杨洪根对该鉴定结论不予认可，故不足以证明钱东高对瓷器生产年代的异议。虽其申请的证人杭某到庭陈述了余春明对涉案瓷器生产年代的意见，但余春明本人并未到庭陈述，故亦不足以证明钱东高的异议。钱东高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异议。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洪根所供瓷器非明清外销瓷器，故钱东高理应按照协议书约定向杨洪根支付款项。协议书约定总价为88万元，钱东高已支付10万元，其还应支付78万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钱东高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杨洪根给付78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钱东高负担。二审中，除钱东高对一审法院未对案涉瓷器的来源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有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钱东高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涉案纹章瓷和王国斌制作的仿制纹章瓷各一件、王国斌的个人名片及销售清单各一份。证明杨洪根所交付的案涉瓷器与王国斌所仿制的纹章瓷器在做工方面几乎相同，进而证明案涉瓷器并非明清外销瓷器。2.从百度上检索的纹章瓷简介照片一组。证明纹章瓷都应该有来源和出处。经质证，杨洪根认为：1.其将案涉瓷器交付给钱东高已有一年多的时间，钱东高当庭提交的瓷器存在被“调包”的可能性，无法证明该瓷器即是其当初所交付的瓷器。即使该瓷器确为其当初所交付的瓷器，从外观看，钱东高从王国斌处所购买的瓷器的底部旋纹比较明显，该特征说明此瓷器系使用机器制作的，而其所交付的瓷器底部均是橘皮纹，并没有该种旋纹。因此该证据无法证明其所交付的瓷器并非明清瓷器。对销货清单和王国斌个人名片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2.钱东高所提交的该组纹章瓷照片并非是从百度上检索的，而是来源于钱东高自行制作的明清瓷器画册，故对钱东高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审另查明：关于鉴定机构的选择问题，一审承办法官向其法院鉴定部门进行了书面问询。鉴定部门回函称：“你庭所询关于对‘瓷器是否为明清外销瓷器’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目录，我室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委托鉴定机构的意见》有关规定，在全省法院鉴定机构电子信息平台内进行了筛选，结果如下：1.鉴定类别：文物鉴定，所属地区：全国，结果：无。2.鉴定类别：艺术品咨询，所属地区：全国，结果：江苏中知信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南京纳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我室与上述两家艺术品咨询公司电话取得联系，两家公司均表示可对文物进行鉴定，但均无法提供文物鉴定资质证书。因‘瓷器是否为明清外销瓷器’属文物鉴定类别，而平台内并无文物鉴定机构，如果当事人同意由艺术品咨询公司进行鉴定，可以委托艺术品咨询公司，如果当事人不同意，则无法鉴定。以上事实，有鉴定问询、鉴定问询回函、王国斌的个人名片、销货清单、纹章瓷照片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杨洪根将其个人收藏的案涉瓷器以8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钱东高。钱东高在接受全部瓷器后，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第一笔10万元的转让款。现钱东高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0条、第51条之规定，主张双方之间的瓷器买卖合同无效，但其既未举证证明杨洪根所交付的案涉瓷器来源非法，也未举证证明双方所签订的瓷器转让协议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故该协议应认定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钱东高主张案涉协议无效，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案中，因双方买卖的合同标的系明清外销徽章瓷，属古玩收藏品，在双方最终商定转让价格并签订转让协议前，钱东高已对案涉瓷器的实物进行了清点和察看，协议签订当天，双方同时制作《货品清单》一份，对杨洪根所交付的瓷器的种类及尺寸等信息进行了确认。现钱东高主张杨洪根所交付的瓷器并非是明清外销徽章瓷并以此为由拒绝支付剩余价款，在杨洪根对此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钱东高应对其该项主张进行举证。杨洪根关于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案件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中，钱东高主张杨洪根所交付的案涉瓷器非明清外销瓷器并就此申请司法鉴定，但经一审法院在江苏省法院鉴定机构电子信息平台内查询发现，全国范围内并无可以进行文物断代的司法鉴定机构，在杨洪根又不同意由平台内的艺术品鉴定机构进行文物鉴定，且双方当事人亦未能就鉴定人选的确定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作出本案鉴定程序无法进行的认定并无不当。一审中，钱东高虽向法院提交了王玲影的书面意见，但因王玲影本人并未到庭，故对该书面意见的真实性无法进行核实，且钱东高亦未提供王玲影具有从事文物断代鉴定的资质证明，故该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钱东高的该项主张。即使王玲影的书面意见真实，根据王玲影的陈述，对艺术品的断代和鉴定，目前采取的是目测鉴定，目测鉴定存在各人不同的意见和争议，故仅凭王玲影的个人陈述亦无法证明案涉瓷器非明清外销瓷器。就余春明的鉴定意见，道理亦然。综上，在本案鉴定程序无法进行的情况下，仅凭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对案涉瓷器是否为明清外销瓷器进行认定。在此情况下，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钱东高承担，一审判令钱东高支付剩余价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钱东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上诉人钱东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静静审 判 员 潘晓峰审 判 员 仓 勇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唐广征书 记 员 蒋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