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4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1，女，193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蓉，江苏马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婷，江苏马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某2，男，195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某3，男，1949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某，男，1961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暨被上诉人丁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英，女，1958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1，女，1951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2，女，197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某4，女，196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广陵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某5，男，195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上诉人韦某1因与被上诉人韦某2、韦某3、丁某、韦英、周某1、周某2、韦某4、韦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9）苏1012民初5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某1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9）苏1012民初523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镇西村和平大队祖宅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均为韦雨龙，该房屋应作为韦雨龙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被上诉人提供的建房开支流水账等间接证据无法推翻案涉房屋为韦雨龙所有的事实。一审法院仅通过推测，认定案涉房屋为韦来祺、韦来祉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曾自认案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人是韦雨龙，故即使该房屋是韦来祺、韦来祉所建，应当视为对韦雨龙的赠与。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且身份无法查清，故一审贸然采信该证据，以此推翻韦某1提供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韦某2、韦某4、韦某3、韦英、丁某、周某1答辩称，早年的宅基地是集体提供给家庭成员共同使用的，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本案拆迁补偿仅是对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和种植物的补偿，不包含对宅基地的补偿。对于韦来祺、韦来祉出资建房的事实，有当年建房费用明细清单和购物票据为证，同时韦雨龙、张正凤不到50岁就需要韦来祺、韦来祉照顾生活，涉案房屋起建时，韦雨龙已经65岁，没有建房的能力和必要，从来往信件、拆迁单独评估表、房屋现状图均可以看出韦来祺、韦来祉早已分家的事实，而农村出嫁多年的韦某1更不可能在娘家出资建房。案涉房屋从未有过房屋确权登记和赠与事实，该房屋不属于韦雨龙的遗产，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周某2、韦某5未发表答辩意见。韦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韦某1返还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镇西村和平大队祖宅因拆迁所得拆迁补偿款、安置金等所得利益属于韦某1应继承部分27425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韦雨龙、张正凤系夫妻关系，二人分别于1992年、1983年去世，二人去世时，未留遗嘱。二人生前生育三子女分别为韦来祺、韦来祉、韦某1。韦来祺生育子女韦长宏、韦某2、韦某3、韦英、丁某。韦来祉生育子女韦长宁、韦某4、韦某5、韦萍。韦长宏已去世，生前生育子女韦明、韦燕。韦长宏妻子为周某1，有继女周某2。解放前后，韦雨龙、张正凤在原九龙大队桥头生产队建有房屋三间二厢。1971年因入江水道工程需要上述房屋被拆除，后搬迁至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镇西村和平组重建四间二厢即本案被拆迁房屋。2018年9月15日，韦某2、韦某4与拆迁方签订了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对诉争房屋予以拆迁。韦某2代为领取拆迁补偿款400663元，韦某4代为领取拆迁款396437元。二人领取上述拆迁款后根据韦来祺、韦来祉各继承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再次分配。另查明，韦雨龙在生前曾通过书面形式向韦来祺、韦来祉明确：根据1953年有村干部、家族邻居等人参加的协议精神确定分别赡养父母问题。1971年在建设本案诉讼房屋过程中，韦来祺对建房开支记录了流水账，开支总计750元，每人负担355元。本案诉争房屋拆迁前的照片反映出，四间主房分户明显（有2个大门、一半红砖裸露一半水泥粉刷、一半修缮较好一半破败失修）。以上事实有各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佐证，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继承纠纷所涉相关法律事实时间跨度长、人员关系纷繁，所涉房屋是否能确认为遗产是本案的关键。由于被继承人及部分第一顺位继承人去世时间已久，上述情况客观上对本院查清相关事实造成一定困难，只能通过原被告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结合证据证明力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进行分析、推断予以认定相关事实。本案中，韦某1认为诉争房屋系被继承人韦雨龙、张正凤建造的，上述房屋应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韦某1提供的证据有原江都县张纲人民公社任免干部批复证明韦雨龙夫妇有经济能力建造房屋、韦某1子女手写情况说明证明房屋权属事实、韦某2、韦某4在另一个案件中（已撤诉）的答辩状证明祖房登记在韦雨龙名下、1971年11月2日韦来祉写给其哥哥韦来祺的信件等。关于任免干部的批复，时间为1975年，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韦雨龙对诉争房屋有出资情况；关于韦某1子女的情况说明，因书写人与韦某1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情况说明真实性依法不予采信，况且被告提供了其他证人的书面证言，内容与韦某1子女书写的情况说明内容绝然相反。关于诉讼房屋登记在韦雨龙名下，被告在答辩中给出了合理解释，因为两被告的户口不在本地，登记在韦雨龙名下符合常理。关于韦某1主张1971年11月2日的证明内容，一审法院认为韦某1选取的内容有断章取义之嫌，应结合整篇信件内容分析相关事实。综上，韦某1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直接证明诉争房屋权属为韦雨龙、张正凤夫妇，或者证明韦雨龙、张正凤夫妇对诉讼房屋有出资的事实。针对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分析认为：首先，韦雨龙出资建设诉讼房屋的可能性比较小。诉争房屋建设的时间为1971年，此时韦雨龙已经65岁左右，从1971年11月2日韦来祉写给韦来祺的信件来看，此时二人已经每月给付父母赡养费5元，因此从此细节分析，结合当时社会发展情况及日常经验法则，韦雨龙在65岁为两个成年儿子出资分户建设房屋的可能性较小。其次，从被告提供的流水账、信件等证据来看，韦来祺、韦来祉每人负担了355元的建房开支。在1971年11月2日韦来祉写给韦来祺的信件中最后1页反映韦来祺为了拆迁建房有向外人借款的情况，上述事实基本能够证明韦来祺、韦来祉有直接出资建房的事实。再次，从房屋的结构来看，诉争房屋明显是按照双户建设，分户特征明显，且后期的修缮情况也能反映分户的事实，结合被告提供韦来祺、韦来祉书信商谈的相关内容，能够确定诉争房屋为二人所建。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综上，被告主张诉争房屋为韦来祺、韦来祉所有，一审法院认为诉争房屋出资人为韦来祺、韦来祉的可能性更高，故诉讼房屋不能认定为遗产。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韦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为5410元、保全费1870元，合计7280元由韦某1负担。二审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因双方对调解方案持不同意见，遂导致本案调解未果。本院认为，本案系农村房屋拆迁引发的继承纠纷。关于案涉房屋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镇西村和平组四间二厢权属问题。被继承人韦雨龙、张正凤于解放前后，在原九龙大队桥头生产队建有房屋三间两厢。1971年因入江水道工程的需要上述房屋被拆除。在当时的背景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并不完善，宅基地价值亦无从体现，同时也无拆迁安置这一说法，仅是指定地点另行建房。案涉房屋起建之时，韦雨龙已是花甲之年，结合其与韦来祺、韦来祉之间就有关赡养、建房等事宜的往来书信及建房开支流水账等证据，认定案涉房屋由韦雨龙之子韦来祺、韦来祉出资共建较为合理可信。且案涉房屋四间主房设置有两个入户门，起建时分户状态明显，多年来均由韦来祺、韦来祉及其子女对各自房屋分别进行修缮和管理，2018年9月15日，系韦某2、韦某4与拆迁方签订了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而上诉人韦某1早年就已出嫁，对于案涉房屋的形成未有贡献，长期以来也未对案涉房屋提出过异议、主张过权利。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认定案涉房屋不能作为韦雨龙遗产来继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针对韦某1上诉提出的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韦雨龙名下的主张，本院认为，对于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以及产权登记状况，双方均未能提供相关权属证据予以证明，韦某1仅以部分被上诉人的自认事实而要求确认韦雨龙是涉案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10元，由上诉人韦某1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小川审 判 员 祁若冰审 判 员 方 俊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 月书 记 员 叶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