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34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荆长良，男，198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平度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大彬，男，1987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平度市经济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希合，山东光之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官妮妮，女，1987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平度市。 上诉人荆长良与被上诉人徐大彬、原审被告官妮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4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荆长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徐大彬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徐大彬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荆长良与被上诉人徐大彬之间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两人实际上合伙从事二手车买卖生意，合伙对外出借款项业务。首先，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伙从事放贷业务期间，其中部分资金是由被上诉人徐大彬转给上诉人荆长良，然后由上诉人荆长良转再给需要钱的客户，但是有部分客户在还款的时候直接支付给被上诉人徐大彬，所以出现了被上诉人徐大彬给上诉人荆长良的转账多于上诉人荆长良给被上诉人徐大彬的转账的情况。根据银行交易记录显示：1、2017年9月6日，徐大彬给荆长良转账40000元用于出借给孙周鹏，当天荆长良将该40000转入孙周鹏的建设银行账户，2017年10月25日，孙周鹏将该借款直接归还至徐大彬的建设银行账户。2017年9月18日，徐大彬给荆长良转账54000元用于出借给张微笑，当天荆长良将该50000转入张微笑的银行账户，2018年7月24日，张微笑将该借款50000元直接归还至徐大彬的建设银行账户，还有很多类似情况的转账。所以，一审法院仅凭徐大彬和荆长良之间转账的差额，就认定是荆长良向徐大彬的借款，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其次，从双方之间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双方的资金转账非常频繁，多达上百次，并且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记录与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不能相互吻合，被上诉人对此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根据被上诉人的表述，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转账全是借款，这完全不符合常理，第一，如果是借款一天不应该有多笔借款，第二，在被上诉人未还清前面借款的情况下，上诉人也不应该继续出借，第三，徐大彬给荆长良的转账多达130余万元，徐大彬手里的借条只有35万元，其余的并没有借条。再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借条，其中2017年11月11日的借条中载明：今借到徐大彬70000元（该借条注明：“因鲁Ｂ×××××”首付款），这张借条实际上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经营二手车，购买了鲁Ｂ×××××号轿车，当时因为车开回之后由上诉人进行倒手转卖，被上诉人不放心，才让上诉人出具借条，实际上并不是借贷关系。综合以上几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荆长良与被上诉人徐大彬之间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两人实际上合伙从事二手车买卖生意并合伙对外从事放贷业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决。 徐大彬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从上诉人的上诉状可以看出，2017年9月18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转账5.4万元，上诉人仅将5万元转入到张微笑的账户，差额4000元，如果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合伙出借资金的话，4000元算什么性质的款项？2、根据双方的交易明细可以看出，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打的款项，远远超过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打的款项，并且上诉人在一审开庭过程中明确表述其经营项目是赚钱的，那么他们的利润在哪里？3、因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借款过程中，在借条标注了款项的用途，这也是完全符合民间交易习惯，并不能作为上诉人所陈述的双方合伙的证据。综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并不是合伙，而是单纯的民间借贷，仅仅是因为双方之间是同学关系，关系比较好，被上诉人才将自有的款项出借给上诉人，用于上诉人的经营，其经营所得完全由上诉人支配，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从未参与过上诉人的经营。 官妮妮未作陈述。 徐大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荆长良、官妮妮偿还徐大彬借款、453325元及利息100000元（按月息3%自借款之日计算至2019年4月25日），共计553325元；2、判令荆长良、官妮妮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欠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3、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荆长良、官妮妮承担。诉讼过程中，徐大彬将利息的诉请变更为：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本金453325元为基数，按月息3%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荆长良与官妮妮曾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7年5月31日解除婚姻关系，但官妮妮的银行卡仍由荆长良持有使用。荆长良与官妮妮离婚后，荆长良为徐大彬出具借条三张，借款总额共计35万元，未约定利息，其中2017年10月10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徐大彬现金200000元（该借条左下方有“进5万、进4万”字样）；2017年11月11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徐大彬现金70000元（该借条注明“因鲁Ｂ×××××首付款”）；2017年11月11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徐大彬现金80000元。徐大彬提交的其建设银行银行卡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其与荆长良之间有大量的资金往来记录，与官妮妮之间也有少数资金往来记录。2017年8月14日至2018年9月4日期间，徐大彬向荆长良银行账户转入合计1308525元（银行交易记录合计38条），向官妮妮银行账户转入合计76500元（银行交易记录3条）；荆长良转入徐大彬银行账户合计773700元（银行交易记录合计32条），官妮妮转入徐大彬银行账户合计158000元（银行交易记录6条）。其中，案涉三张借条出具后，荆长良转入徐大彬银行账户的款项已超出三张借条载明的借款总额35万元，荆长良据此抗辩已还清欠款。徐大彬主张其向荆长良、官妮妮银行账户转入的款项（合计1385025元）均系借款，荆长良、官妮妮转入其银行账户的款项（合计931700元）均系还款，故荆长良、官妮妮尚欠其借款本金453325元（1385025元-931700元）。荆长良辩称，其与徐大彬合伙经营二手车并对外提供借款，徐大彬转入其银行账户的款项中，有部分是徐大彬通过荆长良出借给他人的款项，其中包括案外人孙周鹏、杨铠豪、张微笑向徐大彬的借款。对荆长良的上述抗辩意见，现有银行交易记录显示：1、徐大彬、荆长良与孙周鹏的资金往来情况：2017年9月6日，徐大彬转账给荆长良40000元，同日，荆长良向孙周鹏建设银行账户转入40000元。2017年10月25日，孙周鹏转入徐大彬建设银行账户42000元。2、徐大彬、荆长良与杨铠豪的资金往来情况：2017年11月17日，徐大彬转账给荆长良57000元，同日，荆长良通过农业银行分两次转账给杨铠豪合计54000元。3、徐大彬、荆长良与张微笑的资金往来情况：2017年9月18日，徐大彬转账给荆长良54000元，同日，徐大彬通过农业银行转入张微笑银行账户50000元。2018年7月24日，张微笑转入徐大彬建设银行账户50000元。上述交易情况，荆长良称系其与徐大彬合伙从事放款业务，徐大彬将款项转账给荆长良，荆长良转账给借款人，后借款人直接向徐大彬还款。徐大彬与荆长良之间除了通过银行卡交易外，还以微信转账的方式进行资金往来。荆长良微信转账给徐大彬的款项中，有部分注明了利息，其中2017年12月7日荆长良微信转账给徐大彬的1500元备注为“过桥利息”；2018年1月15日荆长良微信转账给徐大彬的2000元备注为“六万正”；2018年1月15日荆长良微信转账给徐大彬的1000元备注为“4500的利息”；2018年1月21日荆长良微信转账给徐大彬的1200元备注为“2万的利息”；2018年2月12日荆长良微信转账给徐大彬的3000元备注为“六万利息”；2018年3月19日荆长良微信转账给徐大彬的1000元备注为“2万利息”。徐大彬据此主张其与荆长良之间约定了借款利息。荆长良辩称上述微信转账与案涉借条无关，该微信转账是案外借款人通过荆长良支付给徐大彬的借款利息。一审庭审过程中，荆长良申请证人李某1出庭作证，李某1称：“我与荆长良的朋友王鹏是朋友关系，荆长良和徐大彬在半岛物流干二手车和放贷，我经常去半岛物流他们的办公室玩儿。我去了后，有时候听到他们在商议车怎么卖、卖多少钱，具体怎么合伙我不清楚。”一审庭审过程中，荆长良申请证人胡某出庭作证，胡某称：“我是荆长良妻子，荆长良和徐大彬合伙做买卖，经营二手车并放贷。有客户用钱或者买车，徐大彬就出钱，荆长良就给客户操作买车、赚利息。荆长良不出资，荆长良负责具体操作卖车和放贷业务，徐大彬投资赚取利息，徐大彬赚大头，荆长良赚小头。他们二人在半岛海鲜有个门头。天悦华府陈芝玲当时借款50000元，每月6000元利息，当时徐大彬说荆长良留1000元，5000元给徐大彬。后来陈芝玲不再支付利息，徐大彬就起诉陈芝玲了。杨铠豪借款6万元，每月6000元利息，荆长良和徐大彬各留取3000元，后来杨铠豪不还利息了，只还本金，杨凯豪通过荆长良还了1万元本金给徐大彬（荆长良微信转账给徐大彬妻子高静）。去年8月13日，荆长良被拘留17天，十五六号晚上，我通过我的微信转给徐大彬3000元（该3000元系杨凯豪支付的利息）。荆长良在拘留所期间，荆长良的钱由我保管，当时有几个车没卖出去，徐大彬要钱，我给徐大彬现金75000元，当时徐大彬带着张微笑去豪德商贸城拿的钱。荆长良每个月都给徐大彬钱。” 一审法院认为：荆长良于2017年10月10日及2017年11月11日给徐大彬出具了借条3份，载明荆长良向徐大彬借款35万元，徐大彬已按约定向荆长良转账借款35万元，荆长良认可该借款事实，说明徐大彬与荆长良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除上述35万元借款有借条外，徐大彬转给荆长良、官妮妮的其他款项没有借条。本案争议焦点为：超出35万元的款项，能否认定为民间借贷？本案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徐大彬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荆长良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荆长良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徐大彬为证明超出35万元的转款系出借给荆长良的借款，向法院提供包括35万元借款在内的1308525元的银行交易记录，其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而荆长良抗辩称超出35万元的款项系其与徐大彬合伙从事放款及二手车业务产生的，荆长良应就其抗辩内容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针对荆长良所称的放款业务，有徐大彬、荆长良与案外第三人之间的银行交易情况，从交易情况来看，徐大彬仅在与案外人孙周鹏之间的交易中赚取了2000元，在与案外人杨铠豪及张微笑之间的交易中，徐大彬是亏损的，这种情况并不符合一般放贷人的盈利目的。且徐大彬与荆长良之间的银行交易额远远超过与上述三人的交易额，故对荆长良的主张不予采信。针对荆长良主张的二手车业务，虽然荆长良申请的两证人李某2及胡某证实徐大彬与荆长良存在二手车业务，但胡某系荆长良的妻子，其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荆长良主张成立的依据；证人李某2的证言仅能说明徐大彬与荆长良沟通过二手车买卖事宜，但并不能证明徐大彬与荆长良达成了合伙从事二手车买卖的合意，也不能证明已实际发生了二手车买卖业务，故上述两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荆长良的主张。故荆长良主张的其与徐大彬之间的银行交易系合伙从事放款及二手车业务所产生的，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荆长良对自己的抗辩主张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认为超出借条载明的35万元的转款应认定为徐大彬出借给荆长良的借款，荆长良、官妮妮向徐大彬账户转账的931700元应系还款，徐大彬主张要求荆长良偿还借款453325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根据徐大彬向一审法院提交的3张借条可知，徐大彬、荆长良并未对还款时间及借款利息进行约定，徐大彬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仅载明利息，却未说明利息的计算方式，故无法确定借款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约定的违约金和利息之和不得超出年利率的24%。未约定给付利息和违约金的，逾期付款利息或者违约金应按照年利率6%计算。故荆长良应以453325元为基数自徐大彬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向徐大彬支付利息。荆长良与官妮妮于2017年5月31日已经离婚，荆长良也认可官妮妮的银行卡一直在其手中使用，且徐大彬与荆长良、官妮妮之间的银行交易往来均发生在荆长良、官妮妮离婚后，徐大彬称官妮妮与荆长良合伙经营二手车业务，但徐大彬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徐大彬要求官妮妮承担还款责任，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零七条、一百九十六条、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荆长良给付徐大彬借款45332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荆长良给付徐大彬利息（利息的计算：以453325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9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徐大彬对官妮妮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徐大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33元，减半收取4666.5元，保全费3287元，合计7953.5元，由徐大彬负担1437.5元，由荆长良负担651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案外人高静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上诉人与案外人刘连峰的短信记录打印件，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证据二、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合伙关系。证人称：证人认识上诉人比较早，上诉人在平度市半岛物流门头从事二手车买卖，证人去上诉人办公室的时候，经常看到被上诉人也在，看到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谈业务，具体谈的业务内容不清楚。 被上诉人质证称：证据一，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记录仅仅证明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向陈芝玲要钱，而并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系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共同出借给陈芝玲，在上诉人的经营过程中，款项都是由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将资金出借后，有些资金索要不回来，上诉人就求助于被上诉人帮他索要，用于偿还借被上诉人的款项；2、上诉人和高静之间的微信记录，高静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业务并不清楚；3、上诉人和刘连峰之间的短信记录，被上诉人不清楚，刘连峰系案外人。证据二，证人证言无法证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合作的内容和方式，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双方合伙的依据，也无法证明上诉人的主张。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徐大彬主张荆长良向其借款，其提供了由荆长良出具的借条等证据，徐大彬对其主张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荆长良抗辩主张其与徐大彬系合伙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抗辩主张，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判决荆长良向徐大彬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69元，由上诉人荆长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立杰 审判员  张仁珑 审判员  张馨月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