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冀01行终1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双元，男，197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鹿泉区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石家庄市鹿泉区龙泉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冀永获，该大队队长。 委托代理人王伟霞，该大队工作人员。 上诉人李双元因诉被上诉人石家庄市鹿泉区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公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0行初4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该案被告作出的第130185390002316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已经以此为依据作出石公交决字【2019】第130100-260017854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对原告所作的询问、血样提取等均属于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行政处罚一案的过程性行为，原告应向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因原告该行为涉嫌危险驾驶，该院已作出（2019）冀0110刑初533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该院认为部分写明：“被告人李双元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能主动接受财产刑处罚，认罪悔罪，且社区矫正机构评估认为可以对被告人适用社区矫正，故可依法对被告人宣告缓刑”，判决如下：“被告人李双元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两千元”，原告在该刑事案件审理中，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对公诉人出示的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等所有证据均无异议，且自愿认罪认罚。综上，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已在刑事案件中认罪认罚，却坚持该案诉求，与事实不符，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项、第三款的规定，遂裁定驳回原告李双元的起诉。 上诉人李双元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裁定；2.确认被上诉人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违法，依法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130185390002316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3.判决被上诉人及时返还上诉人被扣留的机动车驾驶证，对其违法超期扣留上诉人机动车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作的扣留驾驶证、机动车、提取血样等行政强制措施均属石家庄公安交通管理局后续行政处罚中的过程性行为，被上诉人应为石家庄公安交通管理局是不正确的。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都是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二者虽然独立但并不意味二者不存在联系，是先行后续的关系，二者都具有可诉性。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作的扣留驾驶证、机动车、提取血样等行政强制措施并不等同于石家庄公安交通管理局所作出的罚款和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其作出的行政机关不同，诉讼主体也不同。2.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人员主体不适格，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的扣留驾驶本和机动车、检验血液的行为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九条所明确规定的具体行政强制措施，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被上诉人现场对上诉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不是由被上诉人的两名正式交警实施的，而是由辅警边宁独自使用民警**（当时不在场）的警务通开具出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实施的。被上诉人没有对上诉人进行告知，也没让上诉人在《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签字，致使上诉人相应权益受损没有得到保护。这名辅警既没有出示执法证件也没有听取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同时作为现场笔录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并没有上诉人签署的“无异议”三个字，只有民警**一人签名，且**当时并没在场参与执法。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所作的现场笔录不具备合法性，不能作为办案证据，应予以排除。3.被上诉人血样采集程序违法。根据《交警查处酒后驾驶操作规程》第五条规定，被上诉人并没有去县级以上医院，而是带上诉人去了不具备采集酒驾资质的寺家庄镇卫生院采集了血样标本，而鹿泉区寺家庄镇卫生院只是乡镇一级的医疗卫生机构，其不是县级以上的医院,采血机构不合法定资质要求。因此，上诉人认为寺家庄卫生院采集的血液样本不符合法定要求，不能作为其醉驾的化验标本，由此产生的验血报告不能作为其醉酒的定案依据。被上诉人采血现场执法人员主体不适格，违反法定程序。根据相关视频资料显示，当天带上诉人采集血样的执法人员从始至终是一名交警和两名辅警，而且这两名辅警并不是在编的正式民警，也没有相应的执法资格，不能作为执法主体。根据上诉人采集血样时填写的《提取醉酒驾车嫌疑人血样登记表》显示，当时抽血现场应当有两名具有执法资格的警察在场执法，而上诉人从开始抽血到结束就只有上述的三名工作人员，并没有第二名警察在场。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采集血样的程序严重违法，并有理由认为被上诉人交给医学鉴定机构的《提取醉酒驾车嫌疑人血样登记表》所记载的内容严重不实，不能真实反映出上诉人所抽血样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关联性，因此医学鉴定机构据此所作出的检验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上诉人没有告知也没有给上诉人《石家庄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鉴定意见告知书》，被上诉人没有履行法定义务，违反法定程序办案，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4.被上诉人违法事实认定不清。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是在酒驾，但没有具体违法地点，其认定的违法事实模糊不清，不准确。事实上是上诉人在龙贵桥北侧停靠在农科院农田空地上自己的轿车里被被上诉人执法检查的。农田空地不是公共同行的地方，不属于交通法律法规中道路管辖的范畴。因此，上诉人认为即便是在农田里酒后驾驶机动车也不能算是交通违法行为，而上诉人当时并没有开车上路只是中午犯困在车上休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执法人员主体不适格，违反法定程序办案，认定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恳请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石家庄市鹿泉区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辩称，1.2019年4月18日，上诉人李双元在处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执勤民警查获。经河北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李双元静脉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187.11ｍｇ／100ｍｌ。李双元涉嫌危险驾驶罪，根据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队于2019年4月22日受理案件后将案件移送到鹿泉区公安局寺家庄刑警中队，鹿泉区公安局寺家庄刑警中队报请鹿泉区公安局，鹿泉区公安局在同日批准立案，同日将受案回执交付给李双元。2019年9月29日李双元办理取保候审。2.2019年4月18日，李双元在处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答辩人为其开具了编号为130185390002316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该强制措施属于阶段性行为而不是最终的处罚决定，2019年7月31日已由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作出石公交决字［2019］第130100-260017854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3.上诉人提出的处罚决定由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作出，答辩人作为被上诉人的主体不适合。2019年7月31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对李双元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石公交决字［2019］第130100-260017854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已通过快递的方式送达李双元。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单位为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被告应为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4.上诉人车辆冀Ａ×××××于2019年11月11日由李双元本人领取。5.对李双元出具的编号为130185390002316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诉人表示无异议并且在凭证上签字确认。扣留驾驶证、拖移机动车、检验血样／尿样是为了进一步调查上诉人是否酒后驾驶机动车。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实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国家标准的通知第4.1规定饮酒后驾车检测值为大于等于20小于80，醉酒后驾车检测为大于等于80，如果李双元血液酒精含量小于20ｍｇ／100ｍｌ，该强制措施凭证经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审核审批后予以撤销；如李双元血液酒精含量大于20ｍｇ／100ｍｌ小于80ｍｇ／100ｍｌ，该强制措施凭证经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审核审批后变更为酒后驾驶机动车。经河北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李双元静脉血液含量为187.11ｍｇ／100ｍｌ，达到醉酒驾驶标准，故我队按规定向石家庄市交管局提交此案，由石家庄市交通管理局审核、审批，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石公交决字［2019］第130100-260017854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所以我队作出的强制措施自此转化为阶段性行为，最终作出处罚决定的是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所以我队作为被告的主体不适格，其应按照处罚决定上记载的途径向桥西区法院提起诉讼。6.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0刑初533号刑事判决记载：被告人李双元对指控的犯罪事实（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和证据没有异议，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从而争取到了法律的从轻处罚，判决缓刑。但又提起行政诉讼，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一概不认。综上所述，答辩人非本案适格的被告，且此案刑事判决中已认定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上诉人并无异议。因此请求中级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望贵院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在一个行政案件中，被诉行政行为一般仅指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或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同一个行政行为。尽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起诉时可以提出多项具有内在逻辑牵连的诉讼请求，但作为诉讼请求基础的被诉行政行为却须只有一个。此即通常所谓的“一行为一诉”的行政诉讼立案受理原则。不同行政行为的作出主体不同，所依据的行政实体和程序法律存在差别，所基于的事实有异，人民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范围、内容、强度等亦不完全一致。若在一个行政案件中同时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行为提出起诉，则不仅不利于行政机关有效应诉，而且势必对人民法院聚焦被诉行政行为，归纳争议焦点，组织举证质证，认定案件事实，安排法庭辩论，准确适用法律，作出清晰明确的裁判等诉讼活动的有序开展产生阻碍，进而影响到行政案件的公正、及时审理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审判职能作用发挥，还无益于有针对性地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该原则实为行政诉讼规律使然。本案中，上诉人李双元提出的诉讼请求包括：撤销编号为1301853900023165的行政强制措施，撤销吊销上诉人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返还上诉人的被扣车辆，其诉讼请求包括数个行为和法律关系，明显有违该原则，构成诉讼请求不具体。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必要的指导和释明，以便协助诉讼能力不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一个行政案件中恰当确定一个被诉行政行为。原审裁定未显示原审法院进行了相关指导和释明，有欠妥当，但从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提诉讼请求逐项分析的情况看，此种欠妥并未影响到上诉人诉权的依法合理行使，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结果正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志洲 审判员  李文华 审判员  魏其仓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梁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