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鑫鸿，女，1991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德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卫兴、王烁铭，浙江宝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万年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万年路。 法定代表人：沈云龙，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徐鑫鸿因与被上诉人杭州万年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7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鑫鸿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浙0110民初7876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驳回万年公司的诉请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万年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三：焦点一、业务合伙法律关系的合同主体方是谁与谁？即与万年公司确立业务合伙法律关系的合同主体相对方是案外人赵国民，还是徐鑫鸿？焦点二、徐鑫鸿在业务合伙关系中处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是什么？焦点三、徐鑫鸿签署对账“欠条”的行为属于何种性质，是否有效，假设有效那么应由谁来承担该笔合作期间的欠款债务？一、一审法院因没有对欠条中的基础法律关系（业务合伙）的合同主体方进行认真审查、甑别，是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裁判错误的最大病根。1.徐鑫鸿虽然是对账欠条的签署人，但并不必然就是业务合伙关系的合同相对方主体，除此之外还有雇员正常履职的职务行为、代理行为、第三方的越权行为等等情形，需要进行审查、排除。2.业务合伙关系中的合同相对方，才是欠条项下业务合伙期间欠条债务的承担者，所以裁判债务承担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先行审清谁是业务合伙关系中的合同相对方主体。3.一审法院对于达成业务合伙关系合意的相对人是赵国民还是徐鑫鸿这一基本事实都没有审查清楚的前提情况下进行裁判，认定事实不清或错误。在万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己在派出所笔录中的陈述中都能明显看出达成业务合伙关系合意的相对人是赵国民，而不是徐鑫鸿。且其在诉求的主体与证据材料存在自相矛盾、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一审法院仍未引起重视、审查甄别。二、徐鑫鸿、案外人赵国民、万年公司三方的关系如何，谁是业务合伙关系中的合同主体相对方有多种可能性，但无非就以下四种情形，只要对以下四种情形分别进行审查、甄别即可：可能情形一(即本案一审裁判认定的事实):万年公司与徐鑫鸿双方是业务合伙关系，案外人赵国民不是业务合伙关系的相对方。可能情形二：徐鑫鸿、案外人赵国民二人共同作为一方与万年公司存在业务合伙关系。可能情形三：万年公司与案外人赵国民双方是业务合伙关系。徐鑫鸿不是业务合伙关系的相对方，但徐鑫鸿与案外人赵国民存在内部合伙关系。可能性四：万年公司与案外人赵国民双方是业务合伙关系。徐鑫鸿不是业务合伙关系的相对方，徐鑫鸿只是帮助赵国民处理业务的工作人员。三、排除可能情形一！(即本案一审裁判认定的事实)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达成合意的当事方是双方业务合伙关系的合同主体。而本案达成业务合伙关系合意的合同相对人是案外人赵国民，不是徐鑫鸿。据万年公司法定代表人沈云龙于2016年4月26日在公安派出所就业务合作关系过程的相关陈述，可以确认：1.达成业务合作合伙关系合意的合同相对人是万年公司与案外人赵国民，而不是徐鑫鸿。2.达成合伙关系合意时徐鑫鸿并不在场，徐鑫鸿是在事后才进入万年公司的，徐鑫鸿主要工作是帮赵国民处理业务的。由此可见，案外人赵国民与万年公司是业务合伙法律关系的合同主体方，徐鑫鸿与万年公司不存在业务合伙关系。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四、排除可能情形二：排除由徐鑫鸿、案外人赵国民二人共同作为一方与万年公司成立业务合伙关系的可能情形！理由1.徐鑫鸿与案外人赵国民于2016年8月8日登记结婚，在此之前二人仅为男女朋友关系。而争议业务合作发生于2016年前，对于争议业务合伙的性质首先排除夫妻共同经营行为性质。理由2,案外人赵国民与万年公司达成合伙关系合意时徐鑫鸿并不在场，徐鑫鸿不是双方合伙合意的当事人。徐鑫鸿的主要工作只是帮赵国民处理业务。理由3,徐鑫鸿是2015年4月左右去帮赵国民处理业务的，要远远晚于赵国民与万年公司达成业务合伙合意的时间（约一年多后），且帮忙时间仅半年左右，在徐鑫鸿怀孕后因保胎需要在家休息。五、部分排除可能情形三，徐鑫鸿与案外人赵国民也不存在内部合伙关系。理由1.从客观事实上，徐鑫鸿与赵国民确实不存在内部合伙关系，徐鑫鸿与赵国民是男女朋友关系，徐鑫鸿主要是以能在生活中呆一起的目的，去万年公司帮助案外人赵国民处理一些业务上的事，一方面赵国民并没有给徐鑫鸿报酬，另一方面万年公司也没有给徐鑫鸿支付任何工资报酬，只是把养老保险挂靠在公司。理由2,从举证责任角度，万年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徐鑫鸿与赵国民存在内部合伙关系。理由3,退一万步而言，假设这种可能性仍不能排除，依法也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更不能把合意的当事人赵国民当作案外人跳开，径行认定徐鑫鸿与万年公司双方存在业务合作合伙关系。六、徐鑫鸿的身份以及其签署对账“欠条”的行为属于何种性质，是否有效？起码属于事实不清，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1.首先，根据上述可能情形的逐一排除后，可以确认徐鑫鸿不是业务合伙关系的相对方，万年公司与案外人赵国民才是业务合伙关系的双方。2.其次，徐鑫鸿作为帮助赵国民处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其代业务合伙当事方在业务合作期间相关债权债务进行对账并签署欠条的行为，暂且不论其行为的法律效力如何，即使有效，该债务也不是由徐鑫鸿承担。3.徐鑫鸿签署的对账“欠条”属于无效行为，至少存在重大瑕疵、事实不清。理由如下：理由①,万年公司直接找合伙关系的相对方赵国民进行对账确认，不存在客观不能的情形。而万年公司偏偏找帮助管理业务的徐鑫鸿进行对账签署令人心生疑惑，不思其解。理由②，徐鑫鸿不是业务合伙关系的相对方，其签署对账欠条的行为本身，不论是有权代理还是无权代理，其效力行为本身就是待定。理由③，徐鑫鸿是在独自一人去万年公司拿回个人物品时突然要求签署的，事先并无沟通确认要求对账，不符合正常情况下的履职行为。理由④，作为业务合伙关系当事方的案外人赵国民，在得知徐鑫鸿签署了对账欠条之后，在第一时间向公安进行报警后，并赶往万年公司表达了其不予认可对账欠条的意思表示。理由⑤，徐鑫鸿去为赵国民帮忙处理业务的时间早于赵国民与万年公司达成业务合伙的时间，之前他们的合伙业务根本无从知晓。所以，徐鑫鸿客观上也无法进行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对账。理由⑥，赵国民的业务不局限于与万年公司合伙的业务范围，他还有自己独立的业务，与万年公司采取的是部分合作的方式。即使在与万年公司业务合伙的同一个订单里，有些类型规格的产品是赵国民自己独立做的、不参与合作，有些类型规格的产品是双方合作的。哪些是双方合作的，哪些是赵国民自己经营的业务，只有赵国民与万年公司双方亲自确认才能知晓；徐鑫鸿并不知晓，客观上也无法对账确认。理由⑦，徐鑫鸿签署欠条时，至少受到了恐吓（即使胁迫算不上的话）。据徐鑫鸿在公安笔录显示，万年公司法定代表人沈云龙发现徐鑫鸿后，对她说“小徐，你今天是走不了的，除非我躺下。”以及“我就是要绑架她、你还是走不了”等言语恐吓。每一个人受惊吓的承受能力固然有所差异，但徐鑫鸿是一个处于怀孕期间的女流之辈，徐鑫鸿签署欠条本质上属于无效行为，至少存在重大瑕疵、事实不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七、由于本案一审未查清合伙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认定事实错误，给了万年公司可乘之机，万年公司利用一审法院把合伙关系真正相对人赵国民流离在案外的机会，于2019年11月2日向德清县人民法院起诉了赵国民[案号为：2019浙0521民初5069号]，一案两诉、居心叵测。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错误裁判，且导致了一案两诉的严重后果，依法应发回重审或者改判。 万年公司辩称：一审时徐鑫鸿说欠条是暴力胁迫所写，已经派出所调查，没有这回事，现在二审又换成另一个主题了，万年公司认为没有任何依据，一审是对的。 万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徐鑫鸿归还万年公司欠款77974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徐鑫鸿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万年公司从事纺织品生产经营，与徐鑫鸿素有业务往来。因徐鑫鸿积累了一定的业务渠道，万年公司拥有生产设备及加工能力，故双方开始业务上的合作。2016年4月21日，万年公司法定代表人沈云龙与徐鑫鸿经对账，由徐鑫鸿向万年公司出具《欠条》一份，确认双方合作期间徐鑫鸿所欠万年公司的欠款为77974元。上述款项，经万年公司催讨未果，故万年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万年公司、徐鑫鸿之间基于合作而产生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万年公司依据欠据主张徐鑫鸿支付其欠款，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徐鑫鸿主张该《欠条》系受到胁迫所书写，但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佐证。对其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徐鑫鸿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万年纺织品有限公司欠款77974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749元，由徐鑫鸿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徐鑫鸿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是民事起诉状和德清法院的应诉通知书，证明因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万年公司利用法律空子，基于同一事实一事两诉。万年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徐鑫鸿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本案系万年公司依据徐鑫鸿出具的欠条起诉，并未有证据证明在此之前万年公司就同一事实进行过诉讼，而万年公司向德清县人民法院起诉时间在本案一审立案之后，被告系赵国民，且目前该案尚未审结，该诉请与本案诉请是否基于同一事实本院不予评判。 本院二审期间，万年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徐鑫鸿本人出具的欠条载明在其与万年公司合作期间对万年公司欠款77974元，且在出具欠条当天公安机关接警后曾到场，徐鑫鸿并未向公安民警表示被恐吓或受胁迫，亦未跟随公安民警离开万年公司，虽然之后其又向公安机关报警，但公安机关未立案也未作认定。徐鑫鸿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欠条存在无效情形，故徐鑫鸿关于其出具欠条属无效行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徐鑫鸿出具欠条确认与万年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且欠款77974元，万年公司依据欠条要求徐鑫鸿支付欠款合法有据，徐鑫鸿关于其并非与万年公司合作相对方的上诉主张与其亲自出具的欠条所载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徐鑫鸿的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49元，由上诉人徐鑫鸿负担（徐鑫鸿已预交案件受理费174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