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6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玉英，女，汉族，1968年1月24日出生，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虎，浙江春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素萍，女，汉族，1972年10月7日出生，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丽英，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建国，男，汉族，1971年10月25日出生，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理忠，男，汉族，1973年7月6日出生，住浙江省淳安县。 上诉人吴玉英因与被上诉人叶素萍、邓建国、蔡理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建德市人民法院（2019）浙0182民初2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5月19日，吴玉英与邓建国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邓建国将案涉××街道××路××幢××室房屋出售给吴玉英，价款为48000元。吴玉英购买房屋后至今居住在该房屋中。 叶素萍与邓建国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2年12月15日登记结婚，于2010年7月12日登记离婚。2010年7月12日，叶素萍、邓建国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约定了“二、现双方共同拥有的建德市××街道××路××幢202室的房子归儿子邓文豪所有……三、康安路40幢是集体所有制房子共20套，户主是邓建国，现还有15户未办理分户房产证，当时双方口头约定有些未结清的费用和房款在办理分户房产证时付清。以后这些费用和办证的一切事项归女方协助办理，所涉及的相关费用由女方全权收取，收取的费用双方各自一半”。2018年3月29日，叶素萍、邓建国与案外人邓文豪签订《补充协议》，载明“双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座落在房屋一套，双方在2010年7月12日离婚登记，当时离婚协议书上提到该房屋其中一套坐落为××街道××路××40幢1-202室归儿子所有，现三方约定将座落在××街道××路××40幢一单元102、202、301、401、402、501、502室（共七套）归女方所有，儿子邓文豪放弃坐落为××街道××路××40幢1-202室的产权；座落在归男方所有”。 1998年4月3日，案涉××街道××路××40幢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邓建国【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建集建（98）字第××3号，房屋所有权证：建新字第××0号】。2009年12月18日，案涉××街道××路××40幢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叶素萍、邓建国（杭房权证建移字第××、2009-××号），原证建新字第××9号因出售剩余变更换证。2018年3月29日，案涉××街道××路××40幢一单元501室房屋登记的权利人为叶素萍【权证号：浙（2018）建德市不动产权第××2号】，原证杭房权证建移字第××、2009-××号因离婚析产换证注销。 2018年11月29日，叶素萍向蔡理忠借款400000元，蔡理忠按约交付借款。同日，蔡理忠就案涉××街道××路××40幢一单元501室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登记证明号：浙（2018）建德市不动产证明第××号】，登记的债权数额为800000元。 针对当事人争议的2018年3月29日签订《补充协议》的原因，该院分析认为，庭审中邓建国陈述是因为叶素萍、邓建国已离婚，不能登记为共有人，故签订协议以便分开登记所有人，吴玉英对此予以了解后也认可该事实，经承办人与不动产登记中心经办人核实，离婚后不能登记为共有，该协议在不动产登记中心起草打印，不动产登记中心据此将房屋登记为个人所有；叶素萍、邓建国一致陈述《补充协议》签订后，登记在邓建国名下的103室房屋由邓建国配合过户，103室买家给付的20000元由叶素萍、邓建国各半分；叶素萍提出该协议是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意见，但该意见与2010年7月12日的离婚协议相矛盾，结合前述事实，该院综合分析后对邓建国的陈述予以采信，故认定叶素萍、邓建国并非基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合意而签订2018年3月29日的《补充协议》。 现吴玉英起诉至原审法院，其诉讼请求为：1、确认叶素萍、邓建国于2018年3月29日就位于建德市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2、撤销叶素萍与蔡理忠于2018年8月15日就建德市所办理的抵押权登记；3、判令叶素萍协助将建德市房屋登记过户至吴玉英名下；4、本案诉讼费用由叶素萍、邓建国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合同，其构成分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主观因素为恶意串通，即当事人双方具有共同目的（恶意），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害意），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叶素萍、邓建国并非基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合意而签订2018年3月29日的《补充协议》，且从客观上分析，案涉房屋原先登记在叶素萍、邓建国名下，现变更登记在叶素萍名下，本身并未损害吴玉英的利益，故吴玉英以叶素萍、邓建国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主张2018年3月29日的《补充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蔡理忠已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设立。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蔡理忠仅需核实抵押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即可，吴玉英提出蔡理忠应当核实房屋的实际权利人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故吴玉英主张撤销抵押权登记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吴玉英根据合同享有债权，蔡理忠根据抵押登记享有物权，根据物权优先原则，吴玉英要求叶素萍协助过户的请求客观上不能实现，故吴玉英的该项诉请亦不能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吴玉英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吴玉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吴玉英负担。 宣判后，吴玉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案涉房屋的建造、转让、使用现状等事实与邓建国陈述一致，但将叶素萍与邓建国于2018年3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确认为合法有效，显属错误。案涉房屋基于当时的政策原因，无法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在之后能够过户时，邓建国也未及时告知吴玉英），但叶素萍与邓建国对案涉房屋已经出售给吴玉英的事实是明知的，在叶素萍与邓建国明知案涉房屋已经出售给吴玉英且一直由吴玉英居住使用至今的情况下，叶素萍与邓建国对案涉房屋进行所谓离婚后财产分割，显属恶意串通后损害吴玉英的合法权益。原审判决认为，叶素萍、邓建国离婚后，案涉房屋不能登记为共有人的认定显属错误。房屋共有人并非只能基于夫妻关系才能登记为共有人，在夫妻离婚时，如财产未进行分隔，仍为共同财产。法律并无离婚时必须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强制性规定。更何况，案涉房屋在叶素萍与邓建国离婚时，已经不属于其二人的共同财产。故，叶素萍与邓建国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基于协议的签订直接涉及到了吴玉英的合法权益，二人理应在签订协议之前先行告知吴玉英，征求吴玉英的意见后确定案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而叶素萍与邓建国签订《补充协议》，在明知案涉房屋已经在多年前出售且一直由吴玉英居住、使用至今的情况下，仍隐瞒吴玉英进行所谓离婚财产分割登记，叶素萍在案涉房屋登记在其名下，从未实际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即将房屋抵押融资，明显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此类似协议被司法裁判确认为有效协议，必将导致恶劣的负面社会效应，助长以类似手段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故吴玉英认为，叶素萍与邓建国在未提前告知案涉房屋登记事项便于2018年3月25日就案涉房屋以离婚后财产分割签订所谓的《补偿协议》，将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至叶素萍名下，显属恶意串通，且其串通后客观上为叶素萍将案涉房屋抵押给蔡理忠创造了便利条件。因此，吴玉英认为，叶素萍与邓建国进行所谓离婚后财产分割登记的目的，就是为便于叶素萍之后进行抵押登记融资，叶素萍与邓建国于2018年3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另，吴玉英认为，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权的证明。该证书是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只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与实际权利状况并不一定完全吻合。该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错误，吴玉英对该不动产主张权利，且已经依法提供了确凿证据加以证明吴玉英对该不动产主张权利，且已经依法提供了确凿证据加以证明。吴玉英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是真正的权利人，在此情况下，应当依法否定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的权利，支持吴玉英的诉讼请求。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吴玉英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叶素萍辩称：一、案涉《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吴玉英认定协议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纯属其单方的主观臆断。二、吴玉英未厘清本案的法律关系，以致认定事实错误。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邓建国辩称：一、叶素萍有关案涉《补充协议》是双方析产协议的观点不成立。二、案涉房屋早已卖给吴玉英，2018年签订《补充协议》将一、二单元分开登记在双方名下，仅是因双方已离婚，为了方便办理过户手续。 被上诉人蔡理忠辩称：蔡理忠通过中介认识叶素萍，叶素萍用房产抵押向蔡理忠借钱，蔡理忠也已去不动产中心办理他项权证，所有手续真实合法。房产以登记为主，蔡理忠不知道案涉房产有无出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吴玉英向本院提交叶素萍在离婚前写给邓建国的一封信，欲证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叶素萍住在康安路40幢房屋内，对邓建国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吴玉英的事实知晓，进而证明案涉《补充协议》不是一份离婚析产协议。 被上诉人叶素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信件内容只是一封感情纠纷的信，无法证明案涉《补充协议》不是一份离婚析产协议。被上诉人邓建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上诉人蔡理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证据所载内容对双方诉争的补充协议是否为离婚析产协议没有证明力。 三被上诉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叶素萍在一审答辩时认可邓建国在2000年已经告知其诉争房屋已出售的事实。2010年7月叶素萍与邓建国离婚时约定叶素萍对已出售房屋有协助办理过户的义务，并约定未结清费用收取后归双方各半所有。上述事实表明，双方离婚时，叶素萍不仅知道案涉房屋已出售，而且认可邓建国的出售行为。其次，吴玉英购买案涉房屋后一直居住使用至今，2010年7月至2018年期间，叶素萍从未向吴玉英提出过异议，表明邓建国与叶素萍离婚后至《补充协议》签订以前，双方对诉争房屋已出售给吴玉英的事实依然是知道且认可。再次，《补充协议》签订后，登记在邓建国名下的103室房屋由邓建国配合过户后所得的20000元费用，由邓建国与叶素萍各半分，该事实表明《补充协议》签订后，邓建国与叶素萍就已出售房屋的款项分配仍是按照《自愿离婚协议》履行。综上，可以认定吴玉英与邓建国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对叶素萍有约束力，叶素萍与邓建国应该共同履行合同义务。至于案涉《补充协议》中涉及“诉争房屋归属叶素萍所有的”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邓建国在《补充协议》签订后配合相关房屋过户的行为以及在本案中的陈述，均表明其并没有与叶素萍串通的恶意，也没有将已出售房屋重新在其与叶素萍之间进行所有权分配的意思，且《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并不能免除叶素萍应履行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的合同义务。故吴玉英以恶意串通为由，主张案涉《补充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吴玉英要求撤销抵押权登记的实质是要求撤销蔡理忠与叶素萍所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现吴玉英并未举证证明该合同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故其该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诉争房屋中的抵押权并未消灭，故吴玉英要求叶素萍协助将诉争房屋登记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本院亦难以支持。 综上，吴玉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吴玉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金瑞芳 审判员  陈 艳 审判员  睢晓鹏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诗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