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23民初34号原告：耿某，女，汉族，1978年12月7日生，文盲，农民，师宗县人，住师宗县，系死者查老包之妻）。原告：查锦磊，男，汉族，2001年9月6日生，中专文化，电工，师宗县人，住师宗县，系死者查老包之长子）。原告：查某，男，汉族，2007年8月5日生，在校学生，师宗县人，住师宗县，系死者查老包之次子）。法定代理人：耿某，女，汉族，1978年12月7日生，文盲，农民，师宗县人，住师宗县，系查某之母）。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书明，师宗县益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委托代理。被告：查贵荣，男，汉族，1963年2月22日生，初中文化，农民，师宗县人，住师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丽权，云南段丽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委托代理。被告：刘六玉，男，汉族，1956年1月3日生，初中文化，农民，师宗县人，住师宗县。被告：刘光彦，男，汉族，1988年5月16日生，高中文化，农民，师宗县人，住师宗县，与被告刘六玉系父子关系）。原告耿某、查锦磊、查某与被告查贵荣、刘六玉、刘光彦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云0323民初91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耿某、查锦磊、查某与被告查贵荣均不服该判决，向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云03民终21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法院（2019）云0323民初916号民事判决书，发回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耿某、查锦磊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书明，原告查某之法定代理人耿某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书明，被告查贵荣及其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丽权，被告刘六玉、刘光彦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耿某、查锦磊、查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连带赔偿三原告如下费用：死亡赔偿金215360元（10768元／年×20年）、丧葬费52038.50元（104077元÷2）、查锦磊抚养费4561.50元（9123元／年×1年÷2人）、查某抚养费31930.50元（9123元／年×7年÷2人）、精神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合计403890.5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死者查老包是原告的亲人。被告查贵荣是一个建房包工头，常年雇佣一批人承包农村的房子建盖。原告的亲人查老包长期受雇于被告查贵荣，在建盖被告刘六玉、刘光彦家的三层房子过程中，于2019年4月4日8时许从二楼上摔下当场死亡。就赔偿事宜，被告相互推诿，原告的亲人查老包是在为被告查贵荣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被告查贵荣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房主把三层房子发包给一个没有建筑资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人建盖，作为发包方也依法需承担责任。为此，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请判如所请。被告查贵荣辩称：在诉请中，原告要求赔偿的精神抚慰金中已经包含在了死亡赔偿金当中，属重复要求。死者死亡时查锦磊的出生年月日距离其年满18岁仅相差5个月，只能按照半年计算，不能按照一年计算，查某的抚养费赔偿我方认可。本案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在死者受伤以后我方也积极的送到师宗县人民医院抢救，是抢救无效后死亡的，且我方也积极配合办理了丧事，没有推诿之说。我方有一定的过错，死者查老包也有一定的过错，案发当天没有安排查老包拉钢筋，是安排查老包开吊机，不知什么原因查老包去拉钢筋。雇员造成伤害的，雇员也有一定的过错，原告要求房东刘六玉、刘光彦承担责任我方认可。事实方面查老包当场死亡是不对的，我方还送到师宗县人民医院抢救的，这个我方有相关证据证明。根据相关标准，现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应该按照（2019）云0323民初916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来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是与原来的案件来算的，事实部分我方后面再说。被告刘六玉、刘光彦辩称：一、被告查贵荣一直从事农村建房工作有20余年，被告刘六玉于2009年起受雇于被告查贵荣做小工，2019年2月因被告刘六玉需要建房便跟被告查贵荣商量将自家建房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发包给被告查贵荣，共建筑两层，死者查老包也是一直受雇于被告查贵荣，与查贵荣形成劳务关系，并不是与本案被告形成劳务关系，而且本案原告也是依据提供劳务者受害的法律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以此法律关系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二、本案被告刘六玉与被告查贵荣的建房合同是承揽合同并不是建设工程合同，承揽合同与建设工程合同有本质的区别：一是主体不同。法律对建设工程合同的发包人和承包人的主体资格均有要求。发包人一般为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承包人为有从事勘察、设计、施工业务资格的法人，而且要具有相应的资质，自然人即不能成为建设工程合同的发包人，也不能成为承包人。而承揽合同则不然，承揽人即可以是具有相应资质的法人，也可以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定作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是合同的要式性不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承揽合同即可以是书面的亦可以是口头形式，而且在定作人为自然人时多采用口头形式。三是主要工作可否交由第三人完成不同。在建设工程合同中，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但主体工程必须自己完成；而在承揽合同中，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四是合同计价条款的变动性不同。一般来说，建设工程合同因工程量较大，工期较长，材料和费用在订立合同时难以准确计算，所以在结算时通常可以突破合同的计价条款。而承揽合同中的价款条款较为固定，除经双方协商变更外，一般应当按照合同中约定的价款计算。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中国民事审判前沿》中的倾向性观点是：《建筑法》第83条规定的农民自建是从建设主体即权利主体而言的，不论是农民自己施工，还是将工程承包给个体工匠或建筑企业建设，都属于农民自建。农民将两层工程承包给个体工匠施工，其建筑行为不受《建筑法》调整。从农村建房的特点来看，农村建房是承包人按房主的各种具体要求完成建房工作，向房主交付房屋，并由房主支付一定报酬的行为，其各项特征均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同时，农村建房是比较简单的建筑活动，它无需经过严格的规划、勘察、设计等工作，而且大多数建房工程都是包工不包料的劳务工程，同时农村建房合同中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均为个人，从合同的权利义务来看，将农村建房合同定性为承揽合同更有利于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所以本案中被告刘六玉与被告查贵荣形成的是承揽合同。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死者查老包与刘六玉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联系，查老包到刘六玉家施工系承揽人查贵荣选任的，因此房主刘六玉在选任过程中并没有过错行为，其不应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四、原告在诉状中陈述被告建盖三层房子不是事实，被告刘六玉只是建盖两层房屋，而原告以房主把房屋发包给一个没有建筑资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人建盖，作为发包方也依法需要承担责任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第三项规定“对于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以下简称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以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作为主要方式”，据此可知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建房人员不需要具有相应的建筑资质。五、死者查老包在明知自己无建房工匠从业资质，仍然从事现场施工活动，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所以死者本人也具有一定的过错。综上所述，本案查老包的死亡赔偿责任，应当由死者本人与承揽人查贵荣依据各自的责任大小予以承担，刘六玉不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房屋是刘六玉要求建盖，查贵荣进行施工，双方只是口头约定，刘光彦在昆明不知道这个事情，刘光彦没有参与本案的房屋建盖，刘光彦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耿某、查锦磊、查某提供的证据即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薄复印件各一份，虽三被告均对其欲证实的内容持有异议，但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2.对原告耿某、查锦磊、查某提供的证据即现场照片3张，三被告持有不同异议，且该证据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仅作参考；3.对被告查贵荣提供的证据即证人赵某、卢某的证言各一份，虽三原告及被告刘六玉、刘光彦持有不同异议，但该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能与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采信；4.对被告刘六玉、刘光彦提供的证据即现场照片6张，三原告及被告查贵荣对其欲证实的内容持有异议，且该证据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仅作参考；5.对被告刘六玉、刘光彦提供的证据即（2013）师民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虽该民事判决书系生效法律文书，但该生效法律文书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三原告及被告查贵荣对其关联性也持有异议，故对该法律文书本院仅作参考；6.对被告刘六玉、刘光彦提供的证据即房屋建筑合同书一份，虽三原告及被告查贵荣持有不同异议，且该合同系案发后刘光彦、查贵荣补签，但该合同中的相关内容能与本案中的部分事实相互印证，故该合同的相关内容与本案事实相符且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耿某与死者查老包（又名查杰辉）系夫妻关系，与原告查锦磊（2001年9月6日生，案发时已满16周岁，且其自认案发前已外出务工）、查某（2007年8月5日生，11岁零8个月）系母子关系。被告查贵荣（雇主）与死者查老包（雇员）系雇佣关系。被告刘六玉与被告刘光彦系父子关系。原、被告双方均系同村人，被告查贵荣系建房包工头，其常年雇佣农村工匠承包农村的房屋建盖，查老包及被告刘六玉均长期受雇于被告查贵荣。2019年，被告刘六玉、刘光彦欲在本村建盖三层房屋，被告刘六玉以口头形式将该房屋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发包给被告查贵荣建盖（期间，查老包及被告刘六玉均受雇于被告查贵荣，由被告查贵荣支付其报酬）。2019年4月4日8时许，三原告的亲人查老包在为被告查贵荣提供劳务的过程中从其承包建盖的房屋二楼上摔下致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期间，原告方自认被告查贵荣在抢救查老包过程中垫付抢救费2005.94元、救护车费400元、办理查老包丧葬事宜垫付丧葬费38252.88元，总合计40658.82元）。后相关当事人因赔偿事宜经协商未果而产生纠纷，现三原告诉至本院，要求三被告连带赔偿三原告因查老包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215360元（10768元／年×20年）、丧葬费52038.50元（104077元÷2）、查锦磊抚养费4561.50元（9123元／年×1年÷2人）、查某抚养费31930.50元（9123元／年×7年÷2人）、精神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合计403890.5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另查明，案发后，被告刘光彦（甲方）与被告查贵荣（乙方）就涉案房屋补签了一份《房屋建筑合同书》，该《房屋建筑合同书》中约定的部分内容与本案中的相关事实相符，并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原告方自认被告查贵荣在本案中支付的各项费用共计40658.82元，经本院释明后，原告方同意在本案被告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内予以扣减。本院认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系指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务一方，在劳务提供者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损害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所引发的纠纷。本案中查老包提供劳务遭受损害致死造成的民事责任应如何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三原告之近亲属查老包作为雇员在为被告查贵荣提供劳务的过程中遭受损害致死，被告查贵荣作为雇主应按照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合全案事实及证据分析，首先，本案死者查老包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忽视安全隐患的存在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对本案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应减轻被告查贵荣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即减轻被告查贵荣20%的赔偿责任为宜；被告查贵荣作为雇主，其在施工过程中忽视安全隐患的存在未向雇员提供符合安全生产的条件系导致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其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即承担80%的赔偿责任为宜。其次，本案被告刘六玉、刘光彦系发包方，其在发包工程时未履行相应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的严格审查义务，其应与被告查贵荣对三原告因查老包损害致死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为方便相关当事人履行和承担连带责任后区分责任行使相关权利，本案被告查贵荣与被告刘六玉、刘光彦对三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应在其内部按其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即被告查贵荣承担连带责任范围内的80%责任、被告刘六玉与被告刘光彦承担连带责任范围内的20%责任为妥。关于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养费应按何时的赔偿标准予以计赔的问题，因本案现仍未审结，故其赔偿标准应适用现行赔偿标准予以赔偿。关于原告查锦磊、查某主张的抚养费如何认定，其中：对于原告查锦磊主张的抚养费问题，因其年满16周岁，且其自认其已外出务工，故应视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以个人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其主张抚养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查某主张的抚养费问题，结合其年龄状况（2007年8月5日生）应认定其抚养年限为6年又4个月，其抚养费为28889.50元（即9123元／年×6年又4个月÷2人）。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因本案的发生给三原告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造成极大的伤害和痛苦，应结合三原告的情况适当给予精神抚慰为宜，故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情支持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并由被告查贵荣与被告刘六玉、刘光彦按其过错责任比例予以分担即被告查贵荣承担8000元（10000元×80%）、被告刘六玉与刘光彦承担2000元（10000元×20%）。关于本案被告查贵荣在抢救、安葬查老包的过程中垫付的各项费用40658.82元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因原告方在诉讼过程中明确表示被告查贵荣垫付的40658.82元费用在被告应赔偿的款项中予以扣减，该行为系原告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行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故被告查贵荣垫付的各项费用40658.82元在处理时应在被告应承担的赔偿款中予以扣减为宜。综上，对三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应由被告查贵荣与被告刘六玉、刘光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再在其内部按其过错适当分担责任，故对三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被告查贵荣与被告刘六玉、刘光彦应连带赔偿248955.15元〔（308693.94元-10000元）×80%＋10000元〕，扣除被告查贵荣已赔偿的40658.82元后，现被告查贵荣与被告刘六玉、刘光彦还应连带赔偿三原告208296.33元。但在本案中，三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应在其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范围内按其过错分担责任，故被告查贵荣按其过错责任比例现扣除其已赔偿的40658.82元后，其还应赔偿三原告158505.30元﹝（308693.94元-10000元）×80%×80%＋10000元×80%-40658.82元﹞、被告刘六玉、刘光彦按其过错责任比例应赔偿三原告49791.03元﹝（308693.94元-10000元）×80%×20%＋10000元×20%﹞。本案查老包因遭受损害致死造成的各项损失确定如下：抢救费2005.94元、救护车费400元、死亡赔偿金215360元（10768元／年×20年）、丧葬费52038.50元（104077元÷2）、查某的抚养费28889.50元（9123元／年×6年又4个月÷2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以上合计308693.94元。综上所述，三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事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查贵荣、刘六玉、刘光彦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三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耿某、查锦磊、查某因查老包损害致死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48955.15元〔（308693.94元-10000元）×80%＋10000元〕，扣减被告查贵荣已赔偿的40658.82元后，现还应赔偿原告耿某、查锦磊、查某各项经济损失208296.33元；二、驳回原告耿某、查锦磊、查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耿某、查锦磊、查某承担20元，被告查贵荣承担64元，被告刘六玉、刘光彦承担1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杨志华审判员  田庆荣审判员  殷俊良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利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