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9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余江，男，汉族，1981年12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成都中擎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成都-阿坝工业集中发展区粮丰路17号。 法定代表人：兰娟，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熙良，四川经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蒋胡林，男，汉族，1970年5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艳，四川文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凯洋，四川文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江、成都中擎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蒋胡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8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江、中擎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801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并支持余江、中擎公司诉讼请求，驳回蒋胡林反诉请求。2.蒋胡林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不应受理蒋胡林反诉。反诉只存在于请求之诉，不存在于确认之诉，蒋胡林反诉请求为给付之诉。蒋胡林的反诉请求依据的一部分是311000元欠条，反映的是蒋胡林与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基公司）的关系，不应在本案解决。2.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余江已还清借款，与蒋胡林没有贸易关系。“承诺书”是余江在被蒋胡林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正常情况下形成，不是余江真实意思表示，一审采信“承诺书”不具有合法性。并且，根据蒋胡林提交的形成于2017年“承诺书”之后的3份公证书反映的聊天记录，也证明借款已还。另外，一审采信蒋胡林银行流水等证据错误。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依法支持余江、中擎公司的请求并驳回蒋胡林反诉请求。 蒋胡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余江、中擎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余江、中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双方于2017年6月14日签订的《承诺书》无效。 蒋胡林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余江立即偿还蒋胡林剩余未偿还款项1611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7年7月16日计算至全部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2.中擎公司以其所有的玻璃钢化炉一台（型号ＪＧＦ-Ｆ-96240-5Ｔ）以及位于金堂县的厂房钢结构对余江前述1611000元欠款本金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20日，余江向蒋胡林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蒋胡林现金1500000元，此借款利率按每月2%即叁万元利息，于每月15日支付。余江认可该《借条》系对双方之前借款的结算。 2014年4月19日，余江向蒋胡林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蒋胡林玻璃货款311000元整。余江主张该《欠条》系其基于民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代表公司出具的。 2017年6月11日10时50分，汶川县公安局指挥中心转警称，雁门乡萝卜寨有人因经济纠纷协商未果，故打电话求助。汶川县公安局雁门派出所立即出警，相应的《接（报）处警登记表》（编号为2017-140）载明：“余江2012年建玻璃厂在蒋胡林处借款180余万，欠款至今未偿还。2017年6月10日，余江一家人到萝卜寨游玩，被蒋胡林等人找到，蒋胡林等人让余江还款，但余江称其现在没有偿还能力，双方就此事进行协商，至11日10时许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余江遂报警求助。在下山之前，双方初步达成一致意见，余江先归还5万元，后每月归还2万元。下山后，双方到达派出所，因蒋胡林一直跟着余江，寸步不离，余江害怕不敢离开汶川。由于余江一直未将5万元送到现场，后蒋胡林反悔，要求余江先归还50万，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直至12日凌晨0时许，双方人员越聚越多，后余江离开派出所上了一辆面包车，对方阻止不准离开，双方人员发生身体接触，被派出所民警制止，在派出所制止双方的过程中，该车离开向茂县方向驶去。后蒋胡林等人员开车要追，派出所人员亦开车追上去制止双方，后双方都离开了本辖区。在该辖区期间，双方均未发生过激伤害对方的行为和限制对方自由出入。” 2017年6月12日4时10分，茂县公安局凤仪派出所接到蒋胡林报警后出警，相应的《接（报）处警登记表》（编号为6-16）载明：“经了解，余江欠蒋胡林借款180余万元，昨天双方在汶川遇见，并在雁门派出所调解此事，未达成一致意见。余江来到茂县，蒋胡林等人追至茂县找到余江，要求其还钱。告知双方此事找相关部门解决，不得发生过激行为。” 2017年6月14日，余江以借款人名义向蒋胡林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于2012年11月20日借到蒋胡林借款1500000元，并于2014年4月19日欠蒋胡林货款311000元，共计欠款1811000元。本人承诺自今日起分期向蒋胡林偿还上述款项，今日向蒋胡林支付20万元，剩余款项每月10号至15号之间至少支付30000元，并保证剩余1611000元在两年内24个月付清。若未按照本承诺书的还款计划还款，本人愿意承担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费用。中擎公司自愿以其公司玻璃钢化炉一台（JGF-F-96240-5T）、厂房钢结构作为以上应付款项的担保，如余江未按期支付以上应付款项，蒋胡林有权随时处分以上设备，公司保证蒋胡林对该设备享有优先处理权。蒋胡林、余江分别作为出借人、借款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名捺印，候加林作为中擎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名捺印，该《承诺书》同时加盖有“成都中擎玻璃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中擎公司主张该印章并非中擎公司印章，并申请对该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原审庭审中，中擎公司对该《承诺书》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双方确认上述抵押物未办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 《承诺书》出具当日，蒋胡林向余江出具《收条》，载明：今收余江现金200000元，此款为归还蒋胡林借款。蒋胡林确认收到该200000元。 依据经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公证的蒋胡林与余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7月15日至16日期间，余江多次通过微信向蒋胡林表示“我答应了你的要还钱，关键是现在还没有、还在收，再缓两天凑齐马上就打给你”，“蒋哥：我欠担保公司的钱和外债太多了，我是诚心想还你钱的，有些事情希望你慎重，唠（闹）得太僵了不好”，“上个月还了你20万，身边所有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完了，现在没有还一分钱！散客户喊他们预付了些钱，我又不好紧到催！我都是一个人顶到压力的！真的需要缓冲一下”，余江同时提出“我在邛崃工地的钱对方付不出来，只有抵房子，要不我直接抵给你，你看行不？是现房！这样我就可以付你几十万”，“下周三吕康回来给我签了字就可以去拉货！这车货款就拿来还你的借款，到时候你给我打张收条就可以了”。 2017年7月21日至22日期间，余江通过微信向蒋胡林表示“法庭上见，候加林也起诉了你的”，“叶小英已经给了我2012-2014年还你借款的流水账目，你凭一张已还款且过期的借条又来找我收钱，你这就是敲诈”，并提出“接下来我们还要到汶川县公安局立案，告你纠集吉辉、杜峰等人非法拘禁我、绑架、敲诈我20余万现金”等。 2017年8月22日，茂县公安局向余江出具茂公（刑）不立字〔2017〕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余江于2017年7月24日提出的被蒋胡林等人限制人身自由、敲诈勒索，该局经审查认为敲诈勒索一事无犯罪事实，限制人身自由显著轻微，该局决定不予立案。 2018年12月21日，在余江与蒋胡林的通话录音中，余江告知蒋胡林因其名下房屋涉及执行拍卖，为避免款项全部被担保公司分走，提醒蒋胡林到法院申请对该房屋进行保全，以确保能够参与分配。余江在庭审中主张该次通话系基于其同意以其房屋抵偿民基公司欠付蒋胡林的货款，不能认定前述150万元的借款未归还。 一审审理过程中，余江主张至2014年5月30日其已向蒋胡林还款2499501元，其中本金1500000元，利息按18个月计算共计540000元，以及该期间内临时借的450000元。为此，余江提交了其尾号为5817的银行卡自2012年11月2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载明2012年11月27日至2014年5月30日期间余江通过其前述银行账户向蒋胡林转账2499501元。余江陈述前述转账系其前妻叶小英通过其银行卡支付的，其于2017年7月10日打印了前述银行流水后才知晓借款已还清。蒋胡林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前述款项系余江支付的货款。依据蒋胡林提交的其尾号为9712的银行卡自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11月28日期间的银行流水，余江及叶小英在该段期间通过其银行账户（包含余江前述尾号为5817的银行卡）向蒋胡林转账700万余元。余江确认该段期间蒋胡林与民基公司之间存在供货关系，但主张货款系通过民基公司代蒋胡林支付给案外公司或由民基公司或叶小英的银行账户直接支付给蒋胡林，余江的银行卡未参与公司经济往来。 原审中，余江确认前述向蒋胡林转账的2499501元中包含有300000元的货款，但在本案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余江主张该2499501元均系归还的借款，不包含之前300000余元的货款。 一审还查明，依据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16）川2081民初1978号民事判决书，余江与叶小英曾系夫妻，二人于2014年1月28日协议离婚。依据中擎公司于2017年9月28日在金堂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备案的该公司章程，中擎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候加林出资额为450万元人民币，该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11项规定，股东会对公司对外担保、保证及借款做出决议。而该公司在2014年8月6日、2017年9月18日备案的公司章程未对公司对外担保作出明确规定。另依据民基公司于2014年7月8日在金堂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备案的该公司章程以及该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通知单，余江、叶小英均系民基公司股东，余江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针对各方争议的焦点，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评判意见如下： 一、合并审理本反诉两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余江和中擎公司抗辩两案无关联，一为确认之诉一为给付之诉，且涉及其他法律主体，不应合并审理，一审法院认为，蒋胡林依据《承诺书》要求余江和中擎公司分别承担还款义务和担保责任，余江及中擎公司则要求确认该《承诺书》无效，虽然诉的性质不同，但是系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和相同的事实，两案的当事人也一致，诉讼请求之间并具有因果关系，符合有关合并审理的相关规定。 二、案涉《承诺书》是否因存在胁迫、恐吓而违背了余江、中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余江、中擎公司主张案涉《承诺书》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字捺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是否存在胁迫，接报警登记表载明“双方未发生过激伤害对方的行为和限制对方自由出入”，茂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中“敲诈勒索一事无犯罪事实，限制人身自由显著轻微”也无法证明蒋胡林采用胁迫手段使余江、中擎公司订立《承诺书》。而根据庭审已查明的事实，2012年双方经结算余江出具《借条》确认欠付蒋胡林1500000元借款，2014年出具《欠条》确认欠付蒋胡林货款311000元，《承诺书》载明的欠款金额和时间与前述《借条》《欠条》内容一致，并且在《承诺书》出具之后，余江还多次通过微信聊天向蒋胡林表示会想办法还钱，故余江称受到胁迫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综上，余江、中擎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蒋胡林对其采取了胁迫手段使其出具《承诺书》，并且《承诺书》体现的债务真实存在，因此余江、中擎公司基于受胁迫而主张要求确认《承诺书》无效的诉请不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三、蒋胡林能否依据《承诺书》主张要求余江归还欠款。依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承诺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故蒋胡林有权要求余江按照《承诺书》的约定承担还款责任。该《承诺书》约定了余江应于每月10日至15日之间至少支付30000元，剩余1611000元在两年付清，但余江未按照前述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蒋胡林主张要求余江归还剩余欠款本金1611000元并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承担自逾期之日起的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针对余江辩称其在2014年5月前已归还了其中的1500000元借款，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考察双方之间在该段期间的款项交易往来，无法确认相应的转账系归还案涉的1500000元借款，且余江对于其在该段期间的转账的用途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并与一审法院关于《承诺书》系余江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不相符，同时，即使依据余江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其事先并不知晓借款已还清，而系在2017年7月10日打印了前述银行流水后才知晓，但依据余江在其后即2017年7月15日至16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仍然对《承诺书》上载明的欠款进行过反复确认，据此，余江前述辩解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针对余江辩称其中311000元系属于民基公司欠款，因余江前述辩解明显与《承诺书》《欠条》载明的内容明显不符，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四、关于中擎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候加林虽然作为中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签字并加盖公章，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候加林无权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同时，依据庭审查明的《承诺书》出具的经过以及蒋胡林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蒋胡林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此外，中擎公司事后也未对候加林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予以追认，故综上，蒋胡林据此要求中擎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中擎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程序不合法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针对中擎公司还辩称《承诺书》上加盖的公司印章不真实，因中擎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已表示对《承诺书》三性无异议，现在却推翻其自认的事实称《承诺书》加盖的公司印章不真实，有违诚实信用，故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对中擎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也不予准许。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判决：一、余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蒋胡林欠款1611000元。二、余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蒋胡林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2017年7月15日至2019年5月15日期间，每月以3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当月16日起至2019年6月13日止；以1611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6月14日起至前述欠款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余江、中擎公司的全部本诉请求。四、驳回蒋胡林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江、中擎公司承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9650元，由余江、中擎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一审法院应否将蒋胡林提起的诉讼作为反诉与本案合并审理；2.案涉《承诺书》的效力认定，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何确定。现评判如下： 关于反诉的问题。从法律对反诉构成条件的规定来看，诉的性质并非判断反诉构成与否的核心要件。本案反诉构成与否，应从反诉的主体要求及客观构成要件加以分析。对此，本院认为，蒋胡林将余江、中擎公司作为被告提起反诉，该反诉从当事人范围看，与本诉的当事人范围一致。其次，从构成反诉的实质要件判断，蒋胡林诉讼请求基于的法律关系和事实与余江、中擎公司诉讼请求基于的法律关系和事实相同，两诉具有牵连关系。第三，从构成反诉的程序性要件判断，蒋胡林提起的反诉符合起诉条件和管辖要求，且符合提起反诉的时间要求。故此，一审法院将蒋胡林提起的诉讼作为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规定。余江、中擎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受理蒋胡林反诉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意见，与上述法律规定相悖，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承诺书》的效力认定及法律责任的确定问题。本院认为，从《承诺书》载明内容看，余江对其欠付蒋胡林的款项由借款和货款两部分构成，以及具体金额均予以明确记载，内容明确且无任何歧义，余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知道出具《承诺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余江关于《承诺书》上载明的借款已在其出具《承诺书》前清偿完毕，以及其并不是货款的支付义务人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且与《承诺书》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该《承诺书》并无法定无效情形，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认定《承诺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至于余江以《承诺书》系受蒋胡林胁迫、恐吓而出具为由，主张《承诺书》无效的上诉意见，因受胁迫实施的民事行为属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并非无效的民事行为，故其主张的事实如若成立，余江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况且，余江并未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受到蒋胡林的胁迫。余江、中擎公司关于《承诺书》无效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据《承诺书》的内容及查明的案件事实，判决余江承担归还欠款并支付利息的法律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余江、中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400元，由余江、成都中擎玻璃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伟 审判员  冷雪 审判员  苏展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唐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