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3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支行。住所地：松滋市新江口镇乐乡大道103号。负责人：赵帆，工行松滋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为涛，湖北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先亮，男，197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中国工行松滋支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职员，住荆州市沙市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其章，男，195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松滋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泽玉，女，1958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松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蹇永贵，湖北丰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行松滋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杜其章、文泽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2019）鄂1087民初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工行松滋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为涛、易先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工行松滋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割裂2013年7月11日与2013年8月1日的合同在事实上的相互关联性，有违民事诉讼证据评判审核的基本原则，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两份合同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前一份合同是已成立、合法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后一份合同是根据上诉人内部有关信贷资金投放管理的规定，为配合前一份合同的履行，为前一份合同及时放款作的补充资料，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重新设立的新的借款合同关系。两份合同的借款人、借款金额、发放贷款的指定接收人等权利义务的约定具有同一性。若合同未实际履行，为何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被上诉人未提请放款也未提出解约或消除房房屋的抵押登记，不符合常理。2、一审引用上诉人在另案仲裁和诉讼中有关“事实和理由”部分的表述不全面和证据采用上的不周全作为否定、分割两份合同事实上的相互关联性，是利用上诉人诉讼技巧运用上的主观失误否定客观事实。二、2013年8月1日的合同彭知松的代签行为是表见代理。第一2013年7月11日的合同签订后，两被上诉人去上海常住，因情势所迫，为了履行该合同的放款，被上诉人指定贷款接收人彭知松代办完善了补签合同、立借据、办卡三项事务；第二在补签合同时，彭世松与杜其章有过电话沟通；第三贷款发放后，彭知松向杜其章出具了借据建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杜其章收受了3万元的好处费和利息；第四借款合同履行期间杜其章从未提出解约和消除抵押登记；第五被上诉人积极配合上诉人的贷款清收工作，多次督促彭知松还款。三、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错误，本案不具备合同解除所列举的法定情形。杜其章、文泽玉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涉案两份合同不具有同一性，两份合同的主要条款存在诸多重大差异，两份合同的编号、借款人、贷款利率、收款账户、还款方式、还款账户等重要条款存在重大差异。2013年8月1日的合同是在被上诉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彭知松冒名顶替签订的，被上诉人完全不知情。被上诉人一直以为前一份合同未办好，故一直未放款。抵押登记办理时间为2013年7月15日，不可能针对2013年8月1日的合同，一审认定房屋抵押登记是依据并针对前一份合同完全正确。一审认定彭知松承担后一份合同的还款义务完全正确。上诉人称情势所迫由彭知松代签合同的主张不成立。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彭知松与杜其章电话沟通了，彭知松出具了借据、给了杜其章3万元好处费并支付了利息，纯属虚假陈述。关于借款协议，因彭知松的妻子是松滋市国土资源部门的官员，杜其章曾请其帮忙办理涉案抵押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杜其章给过彭知松签名的空白纸张，方便办理相关手续，彭知松擅自用该空白纸张伪造了所谓的“借款协议”。杜其章多次找上诉人的领导要求解除房屋抵押登记，并要求追究造假违规人员的责任，并非上诉人称“积极配合清收工作，督促彭知松还款”。两份借款合同均不存在委托彭知松作为代理人办理相关贷款手续，亦不存在表见代理的关系。杜其章、文泽玉向一审起诉请求：1.解除杜其章、文泽玉与工行松滋支行之间2013年7月11日借款保证合同。2.由工行松滋支行配合杜其章、文泽玉办理85万元借款抵押房屋的注销手续，并归还该房屋所有权证书（房权证号：松房权证新字第××号，他项权证号:松滋房他证字第××号。）3.由工行松滋支行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8日，杜其章拟向工行松滋支行办理个人经营贷款，并约定杜其章向工行松滋支行借款并以杜其章自有的位于新××镇环城路的房屋作抵押担保（房产证号：松房权证新字第××）。2013年7月11日，杜其章及妻子文泽玉二人签署了贷款所需要的《借款申请书》、《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抵押物处置声明》，杜其章作为借款人与抵押人在合同上签名；而文泽玉以共同借款人和抵押物共有人也在合同上签名，并对所有权人为杜其章、房产证号：松房权证新字第××的房屋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同时查明，工行松滋支行与文泽玉（杜其章妻子）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间存在另一份合同，该合同的借款人为“文泽玉”；抵押人、共同借款人为“杜其章”。合同中的“文泽玉”，“杜其章”非文泽玉、杜其章本人亲自签名。2013年8月1日，工行银行向户名为“文泽玉”、户名彭知松，发放贷款85万元，工行松滋支行个人借款凭证上有“文泽玉”的签名和捺印，该个人借款凭证上的“文泽玉”非文泽玉本人亲自签名，借据上的捺印也非文泽玉本人亲自捺印。庭审中工行松滋支行陈述“文泽玉”通过其办理的还款账户偿还部分涉诉借款，但未举出系文泽玉本人办理该账户的证据。还查明，2016年9月24日，工行松滋支行就涉诉借款申请仲裁，其仲裁申请书的事实、理由中载明系依照工行松滋支行与文泽玉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向文泽玉发放贷款，2017年10月10日，工行松滋支行就涉诉借款向一审提起诉讼，要求杜其章、文泽玉、彭知松偿还借款，其事实、理由中载明工行松滋支行系依照与文泽玉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向文泽玉发放贷款。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13年7月11日，杜其章及妻子文泽玉二人与工行松滋支行签署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工行松滋支行是否按合同向杜其章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一审认为，2013年6月8日杜其章、文泽玉签署的《委托转账付款授权书》委托事项仅限于2013年7月11日所订立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而2013年8月1日所订立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借款人变更为文泽玉，共同借款人变更为杜其章，并且文泽玉的签名为他人假冒，属重大事项变更，工行松滋支行应将变更事项通知杜其章、文泽玉。1、中国工行松滋支行系大型国有银行，工行松滋支行作为其下属机构，规范经营是其最基本的要求。本案中存在两份合同，签署的时间分别为“2013年7月11日”，“2013年8月1日”，两份合同的借款人、借款金额以及贷款发放账户均一致。合同中约定的贷款发放账户，仅有彭知松之名，没有彭知松身份证号码或银行账户，不具有唯一性，不能证明向哪个彭知松发放贷款系履行合同，属于合同约定不明确；在贷款发放账户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下，借款人立借据时，亲自到场、亲自签名、亲自捺印，就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反映借款人的真实意思。本案中，2013年8月1日，工行松滋支行向户名为“文泽玉”、户名彭知松，发放贷款85万元，工行松滋支行个人借款凭证上有“文泽玉”的签名和捺印，但该个人借款凭证上的“文泽玉”非文泽玉本人亲自签名，借据上的捺印也非文泽玉本人亲自捺印，贷款发放不规范；工行松滋支行陈述“文泽玉”通过其办理的还款账户偿还部分涉诉借款，但未举出系文泽玉本人办理该账户的证据，开设还款账户不规范，工行松滋支行对涉诉借款操作中的不规范，不能充分证明工行松滋支行履行了2013年7月11日与杜其章签订的合同。2、2016年9月24日，工行松滋支行就涉诉借款申请仲裁，其仲裁申请书的事实、理由中载明工行松滋支行系依照与文泽玉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向文泽玉发放贷款，2017年10月10日，工行松滋支行就涉诉借款向一审提起诉讼，要求杜其章、文泽玉、彭知松偿还借款，其事实、理由中载明工行松滋支行系依照与文泽玉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向文泽玉发放贷款。从工行松滋支行在仲裁、诉讼事实理由中载明的内容来判断，工行松滋支行向户名文泽玉、彭知松，发放贷款85万元，系履行“2013年8月1日”合同，而该合同非本案杜其章及其妻子文泽玉亲自签名，借款凭证上非文泽玉亲自签名和捺印，也不能举证证明系二人委托他人代签，则应由实施该行为的人承担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本案中，杜其章与工行松滋支行签署《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后，工行松滋支行未按合同约定向杜其章履行发放贷款的义务，现杜其章诉至一审，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依法予以支持。杜其章、文泽玉要求合同解除后，办理抵押房屋注销登记手续，因抵押担保合同解除后，协助办理抵押物的注销登记系抵押权人的法定义务的诉求，一审予以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解除原告杜其章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支行2013年7月11日签署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办理原告杜其章注销房产证号：松房权证新字第××房屋抵押登记的手续。案件受理费12300元，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支行负担。二审庭审中，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二审中工行松滋支行称2013年7月13日的合同只签订了一份，用于房产部门抵押登记了，工行松滋支行放款时没有依据，才补签了2013年8月1日的合同。但经查，2013年7月13日的合同12.2条记载本合同一式肆份，合同当事人和房产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当事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2013年7月11日的借款合同与2013年8月1日的借款合同是否具有关联性；2、彭知松代杜其章、文泽玉签订2013年8月1日的借款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3、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是否正确。关于焦点一。虽然涉案两份借款合同的借款金额、抵押物是一致的，但两份合同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2013年7月13日的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是杜其章、文泽玉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2013年8月1日的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是文泽玉、杜其章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两份合同的利率不一致，前一个合同的利率为在6.55%上浮30%，后一个合同的利率在6.4%上浮40%；还款方式也不一样，前一个合同是按月付息，后一个合同按月等额本息还款；前一份合同的编号为[工行]字[荆州]行[松滋]支行[2013]年[]号，后一份合同的编号为[工行]字[荆州]行[松滋]支行[2013]年[01813000122013经营贷0000355]号。既然两份合同存在以上不同之处，特备是后一份合同的利率高于前一份合同，加重了借款的义务，可见两份合同是独立的合同。工行松滋支行称，后一份合同是为了履行前一份合同的补充资料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工行松滋支行依据2013年8月1日的合同放款，而该合同并非杜其章、文泽玉本人所签。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限的，代理行为有效。”虽然2013年6月8日杜其章、文泽玉签订了委托转账付款授权书，授权银行将贷款资金85万元付至彭知松的账户，但该授权书是针对2013年7月13日的借款合同的款项支付问题，而非借款合同的签订事宜。2013年8月1日的借款合同并非杜其章、文泽玉本人签字，现工行松滋支行无证据证明杜其章、文泽玉授权彭知松签订新的借款合同，故彭知松在2013年8月1日的借款合同落款处签署杜其章、文泽玉的名字，属于无权代理行为，工行松滋支行主张彭知松代签借款合同的行为为表见代理不成立。关于焦点三。2013年7月13日杜其章、文泽玉与工行松滋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工行松滋支行一直未依据该合同放款，导致借款人借款的目的无法实现，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解除2013年7月13日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工行松滋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本宏审判员  杨诗新审判员  范昌文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法官助理胡梦洁书记员王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