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2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梅，女，1979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现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桦，云南兴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丽，女，1977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现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上诉人**梅因与被上诉人文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宾川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4民初1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31日会见了上诉人**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桦、被上诉人文丽，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梅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宾川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4民初172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文丽立即归还**梅借款50万元，以及此款自2018年9月25日至2019年8月25日止的利息86130.00元；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用等）由文丽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错误判决，因而应予以撤销并改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所主张的50万元系民间借贷关系不能提供书证证明材料，仅仅以文丽提供的汇款明细表所载交易用途为“投资”为核心事实，就认定系投资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由是:一、上诉人并未委托被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向日日昌互联网金融平台投资，而是按照当时的口头约定（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朋友关系)将50万元人民币借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宾川日日昌互联网投资公司的负责人，以自己的名义投资互联网平台，所付给上诉人的利息是由被上诉人支付的，而不是由日日昌互联网投资平台支付的，这充分说明该50万元款项的本质是属于借贷而非委托投资。二、被上诉人作为日日昌宾川分公司负责人用上诉人的50万元现金投资日日昌平台，表面上看每月的利息7830.00元支付给了上诉人，而实际上被上诉人还享有平台融资绩效的其他奖励收益，这种绩效奖励收益是由深圳日日昌互联网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融资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这种本质属性现已被公众所熟知，这正是被上诉人借钱投资的核心动机和目的。三、上诉人于2018年7月12日和2018年7月14日通过被上诉人的公司向日日昌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投资了90万元（详见互联网融资借款协议），在这两份协议中，作为合同一方（出借人）均是上诉人**梅本人，而非被上诉人文丽，这也充分说明所争议的50万元款项的性质，如果是投资，那么出借人必然是上诉人**梅本人，因为如发生争议上诉人即是直接的债权人，可以直接向借款人主张债权，而事实上50万元被上诉人却以自己的名义向日日昌互联网平台投资了40万元（详见投资协议），以自己老公子建权的名义投资了15万元（详见投资协议及一审中被上诉人的庭审认可该事实的笔录），这样一来该50万元的债权人成为了文丽和子建权夫妻二人，而非上诉人**梅，也即如果二人不向借款人主张债权偿还上诉人50万元款项，上诉人将缺失追索的对象，这样不合逻辑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的业务，上诉人会委托被上诉人进行投资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仅以50万元汇款明细表中交易用途为“投资”这两字就认定这笔款项属于委托投资，这是非常牵强附会的，同时银行汇款单上有若干类别，一般老百姓随意选择一个汇款类别并不能反应汇款的最终真实用途，该款中的50万元款项的性质不能脱离日日昌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根本属性，即该平台互联网融资借款协议系三方组成，甲方为借款人，乙方为出借人，丙方为深圳日日昌互联网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本案中上诉人2017年12月24日50万元借给被上诉人文丽，由被上诉人以自己夫妻名义投资后，上诉人才根据其夫妻二人的投资模式决定自己向融资平台进行投资（2018年7月12日投40万元和2018年7月14日投50万元，合计90万元），这一行为本身也足以说明在上诉人不清楚被上诉人作为日日昌平台宾川负责人如何具体运作资金投资的情况下，通过被上诉人的实际投资行为摸清楚了投资的流程和收益及其投资的安全性才决定以自己的名义投资，这充分说明了50万元的款项系借贷，而非委托投资，对此请上级人民法院明查，并予以改判，以保障上诉人合法财产、合法债权不受非法侵害。上诉人**梅当庭增加上诉请求：请求判令文丽向**梅支付该50万元款项从2019年8月26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以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文丽辩称，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2017年**梅就已在日日昌投资10万元，因为收益比较可观，有继续投资的意向。当时日日昌公司有圣诞福利标，一个标就100万元，比较抢手。日日昌公司的平台必须账号、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一致才能进行投资，因为**梅的卡是建设银行卡，转账有限制，每次只能投5万元，所以就把钱打到文丽的账户，委托文丽进行投资，文丽收到转账后分三批进行投资，其中一笔还用了文丽的丈夫的名义，去抢了圣诞福利标。该50万元投资的收益一到账，文丽就转给了**梅。后面因为日日昌公司爆雷，**梅的投资收不回来，才以民间借贷来起诉。**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文丽立即归还**梅借款50万元，此款利息86130元（11个月）。2、案件受理费由文丽承担。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梅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将利息计算至2019年10月25日，增加两个月的利息156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梅、文丽大约于2014年相识，双方为相处一般的朋友，**梅、文丽一致陈述文丽系深圳日日昌互联网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宾川代理中心的门店负责人，2017年12月24日，**梅从账号为62×××99账户上汇款人民币50万元至文丽账号为62×××66的账户上，载明交易用途为：投资。2017年12月25日，文丽账号为62×××66的账户向文丽、中国银联股、子建权三个账户汇款约55万元。文丽提供的日日昌清单显示，ＲＲＣ171837号圣诞福利标出借金额为20万元，ＲＲＣ171830号圣诞福利标出借金额为20万元，ＲＲＣ171834号圣诞福利标出借金额为15万元。此后，文丽通过微信汇款和银行汇款等方式9次向**梅汇款，每次为人民币7800.00元。此后，文丽又向**梅汇款10266元。文丽提供的日日昌清单同时显示，自2017年4月26日至2018年7月13日，经纪人为文丽，出借人真实姓名为**梅分8次共计投标100万元人民币给日日昌金融平台。庭审中，**梅不认可文丽所称**梅、文丽之间为委托投资关系，文丽不认可**梅所称**梅、文丽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经庭审询问，**梅方主张**梅、文丽之间的关系为民间借贷，借贷关系的核心证据为：1、双方口头协议充分表明是民间借贷关系。2、转款凭证。3、付息记录，三组证据相互印证是借贷关系。文丽主张**梅、文丽之间的关系为委托关系，委托投资的核心证据为：1、**梅在账户明细载明是投资。2、每个月的转款7800元的凭证。3、文丽退还**梅2％的转款凭证。4、热门微博证明**梅委托文丽投资。2019年9月9日，**梅起诉到一审法院，要求文丽偿还借款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梅、文丽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或为委托合同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梅主张**梅、文丽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为口头协议、转款凭证和文丽向**梅支付人民币的记录，文丽抗辩转账系**梅委托文丽投资，文丽对其主张提供了银行汇款明细证明其主张，此时，**梅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梅、文丽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对**梅主张**梅、文丽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文丽所提的**梅汇款给文丽50万人民币汇款明细表中载明：交易用途为投资。该记录与**梅主张双方的关系为民间借贷的主张不一致，**梅主张民间借贷关系的主要证据为其本人的陈述，文丽未予认可，文丽提供的汇款明细表系书证，该汇款明细表所载交易用途为投资与本案诉争主法律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以现有证据判断分析，**梅、文丽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应以前述规定确定**梅、文丽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关系，文丽辩解**梅、文丽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主张依据现有证据存在高度可能性，予以采纳。综上所述，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梅主张**梅、文丽之间存在5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梅要求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诉请判决文丽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文丽关于**梅、文丽存在50万元委托投资关系的辩解依采信的现有证据存在高度可能性，予以采信。在**梅、文丽存在委托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梅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受托人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31.00元，由**梅承担。本院二审期间，**梅向本院提交证据A1.互联网融资借款协议2份，用于证实2018年7月12日、2018年7月14日**梅分两次共向日日昌投资90万元，均是以**梅本人名义投资的。本案50万元并没有以**梅的名义投资，故委托关系不存在，借款关系成立。经质证，文丽对证据A1三性无异议。文丽二审中无新证据提交。本院认为，证据A1符合证据三性，作有效证据采信。双方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梅二审中新增加的上诉请求已经超出其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中不予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梅一审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资金交付和借贷合意是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与否的两项基本要件。在本案中，**梅仅依据50万元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文丽抗辩该50万元系代为投资，并提交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在此情况下，**梅应就双方间存在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间存在借贷合意，故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62元，由上诉人**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代勇审判员  苏春平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杨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