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再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杨学贞，男，1952年1月2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海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兵，男，1981年9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少良，北京德亮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胡金珠，女，1976年4月18日出生。一审第三人兼胡金珠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习军，男，1966年2月6日出生。上诉人杨学贞因与被上诉人李兵，一审第三人胡金珠、贾习军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再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学贞上诉请求：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再5号民事判决，驳回李兵的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一、李兵与贾习军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书》不是对于其二人2011年500万元借款的借新还旧，而是为了引诱杨学贞承担保证责任虚构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书》金额为816万元，与经公证的《借据》中借款金额816万元相对应是错误的。二、杨学贞于2012年3月24日签订的《保证合同》中保证期间已过，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书》是李兵和贾习军之间通过虚假转账制作的虚假债务，且李兵要求杨学贞督促贾习军还款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债权人主张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因此杨学贞无须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李兵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杨学贞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胡金珠、贾习军同意杨学贞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李兵向一审法院请求：杨学贞承担偿还500万借款本金的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至11月间，经杨学贞及张颖辉介绍，贾习军向李兵借款500万元。2012年3月24日，李兵与贾习军就2011年借款本息签订编号为2012-0324、金额为672万元、借期自2012年3月24日至2012年6月23日止的《借款合同》。当日，杨学贞作为甲方与乙方李兵签订《保证合同》，约定杨学贞对上述《借款合同》中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甲方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甲方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2012年7月5日，贾习军给李兵出具了《还款计划及承诺书》。2012年7月10日，李兵与贾习军就2011年借款本息签订编号为2012-0324、金额为816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3月24日至2012年10月23日止的《借款合同》。当日，贾习军出具了《借据》，双方在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办理了《借据》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2014年6月6日，李兵向贾习军招商银行账户转入500万元，当日，张颖辉使用贾习军该银行账户网银将该500万元转入自己银行账户300万元、转入李兵关系人杨兴全银行账户200万元。2014年12月15日，李兵与贾习军、胡金珠签订《借款合同书》1份，约定李兵借给贾习军、胡金珠5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期自2014年6月6日至2015年2月5日止。同日，李兵与贾习军、胡金珠还签订《借款合同书》1份，约定李兵借给贾习军、胡金珠316万元，借期自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2月14日止。当日，李兵、贾习军、胡金珠共同向北京市东方公证处申请赋予上述两份《借款合同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办理公证过程中，李兵向公证处提供了2014年6月6日向贾习军招商银行账户转入500万元的《转账汇款业务回单》，并于2014年12月22日转入贾习军招商银行账户316万元，该316万元亦于当日转回李兵关系人杨兴全、王斌账户。2015年1月8日，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出具了针对500万元《借款合同书》的（2015）京东方内经证字第1198号《公证书》、针对316万元《借款合同书》的（2015）京东方内经证字第1199号《公证书》。原审中，为证明其主张，李兵提供了其作为乙方与甲方杨学贞签订的《保证合同》1份，双方在该《保证合同》中约定：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乙方依据其与贾习军(下称“债务人”)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5）京东方内经字第1198号的《借款合同书公证书》(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主债权的金额和期限依主合同之约定；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方式或其他方式实现乙方的债权而支付的全部费用；本合同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甲方的保证期间为债务人履行完全部借款偿清之日为止；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可适用如下方式解决双方之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向本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合同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于北京市房山区。再审审查及再审中，为证明其向杨学贞主张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李兵提供了其作为乙方与甲方杨学贞签订的另一份《保证合同》，在该《保证合同》中双方约定：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乙方依据其与贾习军(下称“债务人”)于2014年12月15日分别签订的公证书编号为内经1198号、内经1199号的借款合同书公证书(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主债权的金额和期限依主合同之约定；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方式或其他方式实现乙方的债权而支付的全部费用；本合同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甲方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五年；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可适用如下方式解决双方之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向本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合同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于北京市东城区。2018年1月5日，李兵与贾习军签订《确认书》，贾习军确认李兵于2015年至2017年多次向其催要（2015)京东方内经证字第1198、1199号《公证书》借款，贾习军至今未还清。杨学贞曾向公安机关举报李兵虚假诉讼，公安机关经侦查决定不予受理。杨学贞在公安机关陈述：其在房山区工商联任职时结识会员单位人员张颖辉、李兵、贾习军，后发展成朋友。贾习军与李兵签订过两次借款协议。第一次借款协议签订时间是2011年，2011年至2012年,李兵分两笔向贾习军转账,第一次转账200万元,第二次转账300万元。其对200万元那次借款提供了担保，300万元借款是否提供担保记不清了。其听贾习军说还了200余万元，不清楚还的是本金还是利息，也没有向李兵核实过。贾习军与李兵第二次借款协议签订时间是2014年12月15日，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6日至2015年2月5日。借款金额为500万元。这次借款协议上的500万元债务是上次债务的延续,上次的债务还没有还完,这次李兵不可能再借给贾习军。后来李兵让其签了一份保证合同,其当时认为签订这次保证合同还是为贾习军与李兵的第一次借款协议担保，所以就直接签了。这份合同是在北潞华16号楼前李兵车里补签的,落款时间2014年12月15日是李兵提前写上的，具体签订时间记不清了。再审审查及再审中，杨学贞对李兵所述让其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予以否认，称李兵和张颖辉只是每年让其督促贾习军还款。对李兵提供的另一份《保证合同》，杨学贞否认知晓此合同，称其在该合同上签名是因为李兵一直说为了完善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杨学贞是否应对李兵与贾习军、胡金珠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书》中约定的500万元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此焦点涉及如下六个方面：第一、2011年贾习军向李兵借款金额。根据公安机关调取的贾习军银行账户交易对手信息、李兵提供的证据及李兵、杨学贞的陈述，足以认定2011年贾习军向李兵借款金额为500万元，故法院对贾习军关于其只曾向李兵借款200万元的意见不予采信。第二、2011年贾习军向李兵借款500万元是否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没有约定时，利息优先于主债务抵充。本案中，贾习军、杨学贞均未提供证据证明500万元借款本金已偿还，故法院对贾习军关于其已偿还200万元借款的意见不予采信。第三、李兵关于2014年6月6日转账及2014年12月15日签订《借款合同书》系与贾习军、杨学贞合意借新还旧、延续2011年债权的主张是否成立。首先，李兵、贾习军、胡金珠对上述《借款合同书》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借款合同书》明确载明借期起自2014年6月6日，且公证时李兵提供了2014年6月6日向贾习军招商银行账户转入500万元的《转账汇款业务回单》，即便如贾习军、胡金珠所述此前对2014年6月6日办理的招商银行卡余额变动一无所知，公证时其应已明确知晓，但二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说明二人对收到500万元新借款不存在任何误解。另，《借款合同书》明确载明贾习军、胡金珠借款用于资金周转，如该500万元新借款确有偿还2011年500万元借款的其他用途，贾习军、胡金珠在公证后即应向李兵主张，但公证书作出至杨学贞申请再审长达5年的时间，二人并未向李兵提出任何主张，与常理相悖。其次，签订上述《借款合同书》的同时，李兵、贾习军、胡金珠还签订了金额为316万元的《借款合同书》并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上述两份《借款合同书》中的借款金额之和明显与经公证的《借据》中816万元借款金额相对应。再次，杨学贞在公安机关关于“这次借款协议上的500万元债务是上次债务的延续,上次的债务还没有还完,这次李兵不可能再借给贾习军”、“签订这次保证合同还是为贾习军与李兵的第一次借款协议担保”的陈述，亦对李兵关于“借新还旧”的主张予以佐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法院认为李兵主张的上述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贾习军、胡金珠、杨学贞对李兵上述主张的反驳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第四、杨学贞是否应对“借新还旧”后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本案中，杨学贞于2012年3月24日为2011年借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李兵与贾习军就主合同债务多次展期并约定“借新还旧”后，再次为主合同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第五、确定杨学贞保证责任的依据是《保证合同》。李兵虽称保证期间为五年的《保证合同》签订于原审《保证合同》之后，但双方均无证据证明两份保证合同的先后顺序，该《保证合同》不是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杨学贞的保证责任仍应依据原审《保证合同》确定。对李兵及杨学贞关于保证期间为五年的《保证合同》的意见法院均不予采纳。第六、李兵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杨学贞主张了保证责任。首先，李兵与杨学贞在原审《保证合同》中约定“甲方的保证期间为债务人履行完全部借款偿清之日为止”，该内容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约定不明情形，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其次，杨学贞称李兵和张颖辉每年让其督促贾习军还款。法院认为李兵上述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保证期间内保证人在债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并承诺履行原保证义务能否视为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过债权及认定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如何起算等问题请示的答复》中规定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提示债权”。据此，法院认为李兵在保证期间内向杨学贞主张了保证责任。综上，原判决对李兵原审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正确，应予维持。另，原判决主文存在如下瑕疵，应予纠正：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原判决查明债务人为贾习军、胡金珠，但判决主文遗漏了债务人胡金珠，应予纠正。第二、李兵原审诉讼请求除要求杨学贞偿还500万元借款本金外，无其他诉讼请求，原判决主文第三项判决“驳回原告李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存在瑕疵，亦应予以纠正。判决：一、撤销（2017）京0111民初20494号民事判决；二、杨学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李兵借款本金5000000元；三、杨学贞承担判决第二项确定的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贾习军、胡金珠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贾习军需向李兵偿还的借款本金金额是多少。二、杨学贞的保证责任是否消灭。关于贾习军需向李兵偿还的借款本金金额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据公安机关调取的贾习军银行账户交易信息、李兵和杨学贞的陈述，认定贾习军在2011年向李兵借款的数额为500万元是正确的。一审法院以2014年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书》内容及金额与经公证的《借据》中816万元借款金额一致、李兵转账的行为、杨学贞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等事实为依据，认定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书》系李兵、贾习军、杨学贞合意借新还旧，延续2011年债权亦是正确的。另，关于500万元借款本金偿还情况的问题，贾习军、杨学贞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金已经向李兵偿还，一审法院认定贾习军向李兵借款的本金为500万元，且尚未偿还是正确的，本院对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予以维持。关于杨学贞的保证责任是否消灭的问题。一审法院以李兵向杨学贞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合同》内容确定的保证期间是正确的，以杨学贞所称的李兵和张颖辉每年让其督促贾习军还款为依据，认定李兵在保证期间内向杨学贞主张了保证责任，从而确定杨学贞应承担保证责任是正确的，本院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杨学贞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杨学贞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江慕南审判员  吴 宏审判员  陈捷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妍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