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终1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8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委托代理人王颖，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镇郭亮中路227号。法定代表人舒志清，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吴玉婷，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218号市政府第二办公楼9楼。法定代表人冯意刚，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月，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徐娜，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以下简称望城自规分局）、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长沙市自规局）土地行政管理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以下称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湘8601行初65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望城自规分局于2017年启动长沙市望城区亿达小镇项目征地程序，杨某之父杨铁刚户虽未在上述征收红线范围内，但因其户房屋对项目施工有较大影响，望城经开区遂决定对其进行协议搬迁。2017年9月26日，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甲方）与杨铁刚户（乙方）签订了《亿达小镇项目地块八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货币安置区）》，约定：1.杨铁刚户家庭成员为户主杨铁刚，妻子刘强芝，女儿杨欢，孙女李欣彦，外孙李天磊，外孙李尚峰，女婿李克林。2.拆迁房屋面积为549.16平方米（其中合法面积320平方米，成本价面积67.62平方米，违章面积161.54平方米）。3.补偿安置总金额为1548698元。4.履约方式：倒房前支付929218.8元，倒房后支付702679.2元。5.补充约定：增加房屋补偿金9843.12元和残疾补偿金10000元；同等条件下，同政策补偿。案涉房屋2018年6月11日被拆除验收。截止2018年6月26日，协议约定的补偿款杨铁刚户已经全部领取完毕。杨某认为，其是杨铁刚的女儿，因上学将户口迁出，在外无正规工作，无固定居所，在征地拆迁启动前已将户口迁回杨铁刚名下，理应获得补偿安置，而望城自规分局未将其纳入杨铁刚户进行安置补偿。2019年7月15日，杨某向长沙市自规局申请复议，长沙市自规局以杨铁刚户未纳入征收范围望城自规分局不具有补偿职责和杨某是非农户口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驳回杨某的复议申请。杨某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原审另查明,杨某，1981年5月25日出生于长沙市望城区，1997年因上学将户口迁出，毕业后，先后将户口迁入长沙市左家塘、新河、湘雅路等地，户口性质为非农户口。2017年3月15日，杨某以父母子女投靠事由将户口从湘雅路派出所迁回长沙市望城区。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条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实施、协调、监督和管理；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土地、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征地补偿安置具体工作。《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区、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并组织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按规定拨付征地补偿费用等具体的征地补偿工作。本案中，望城自规分局作为长沙市望城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具有补偿安置的职责。虽然杨铁刚户未纳入征收红线范围内，但案涉拆迁腾地补偿合同系望城自规分局委托其征收实施部门拆迁事务所签订，其后果依法应由委托人望城自规分局承担，因此，望城自规分局基于合同约定义务具有对杨铁刚户进行征收补偿安置的职责。关于望城自规分局是否应该对杨某进行征地补偿的问题。《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规定》（长政发〔2015〕21号）第二条第（三）项规定，确因政府为实施城乡规划，实行规划控制停办了农民建房审批手续，而符合建房条件的，按照发布征地公告时农业人口（以户为单位）人均不超过45平方米的房屋建筑面积给予补偿。县（市）和望城区范围内农户的房屋补偿面积由县（市）和望城区人民政府按有关规定制定相应标准。《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属1987年1月1日以后兴建，因政府实施城乡规划停办了农民建房用地审批手续且符合建房条件而未批准建房的一次性建成房屋，确系常年居住，生活设施完善，经调查核实符合建房条件，根据认定的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口数，以自然户为单位进行认定：对4人为基准的自然户户型按200m2房屋建筑面积认定补偿，超出4人的，每增加1人按40m2/人的标准增加房屋建筑面积认定补偿。只要杨铁刚户未取得建房证或是批建面积不足而家庭人口超过四人就应按照上述规定确定房屋补偿面积。但计算家庭人口数时必须要求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家庭农业人口。而杨某1997年就已将户口迁出后落户长沙市左家塘、新河、湘雅路等地，且为非农户口。2017年3月15日，杨某以父母子女投靠事由将户口从湘雅路派出所迁回原籍，并不当然取得补偿安置的资格。望城自规分局未将杨某纳入补偿安置符合上述规定。综上所述，望城自规分局未对杨某进行征地补偿安置并无不当，杨某要求望城自规分局履行征地补偿的法定职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长沙市自规局作出驳回杨某的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杨某负担。杨某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为杨某以父母子女投靠为由将户口迁回原籍,并不当然取得补偿安置的资格,望城自规分局未将杨某纳入补偿安置符合规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1、杨某出生在原佳村咸塘组,系原始取得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一直生活与居住在此,享有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所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受的一切权益。1997年考上中专因政策要求将户口迁至学校,毕业后因与陈丹丹结婚而将户口迁移至陈丹丹户口所在地,陈丹丹原系望城人,也是因读书将户口迁移至长沙市。杨某在学校毕业后因无正式工作分配,多年无固定工作未购买完整的社保,其丈夫陈丹丹也无固定工作,在生育两名小孩后因夫妻感情破裂，没有房屋,两边居住,但主要生活和社会关系均在咸塘组,并一直积极履行作为该集体成员的各项义务,也来在其他集体经济组织享受任何征拆待遇和集体收益,也未享受城市居民的任何权益。2017年3月,杨某以父母子女投靠的方式将户口迁回原籍,获得本村集体的同意,在派出所办理了相关入户手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望城自规分局于2017年9月方开始启动项目征收。杨某因夫妻不和已于2017年10月离婚,婚生女陈书瑶由杨某抚养。杨某多年来上学时间陪伴子女在长沙读书,休息时携家人回咸塘组,在咸塘组与父母共建杨某居住地的征地补偿工作,而杨某在此之前已具有完整的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在当地建有房屋,理应获得拆迁安置补偿。2、杨某原享有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权益并不因户籍迁移而自然失去。我国《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均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上述法律均明确保障妇女的权利不容侵害。杨某在婚后未享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任何权益,承包地、林地等权益均在承包期内,因此理应获得该权益而产生的所有收益。3、认定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综合考虑杨某的实际生产生活、基本生活保障和来源、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与义务,是否在其他集体经济组织享受过相关权益等多种因素,既要考虑户口因素,也应考虑适用习惯和尊重历史,以维护农村稳定。原审法院仅依据杨某的户籍情况单一认定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应法律错误,已严重侵害了杨某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予以纠正。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2019)湘8601行初654号行政判决书,改判支持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望城自规分局、长沙市自规局共同承担。望城自规分局答辩称，一、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无误。上诉人户系亿达小镇项目的拆迁户，征拆相关部门对上诉人户的房屋及人口进行调查核实，上诉人家庭户共9口人，户主杨铁刚、妻子刘强芝、女儿杨欢、女婿李克林、外孙李尚峰、外孙李天磊、孙女李欣彦、女儿杨某、外孙女陈书瑶，其中安置补偿7口人，户主杨铁刚、妻子刘强芝、女儿杨欢、女婿李克林、外孙李尚峰、外孙李天磊、孙女李欣彦。该户有残疾证一本，已补偿。杨铁刚户房屋共有549.16平方米，未办建房审批手续，根据“人户结合”的原则，认定合法补偿面积为320平方米（砖混（一））,按成本价面积补偿67.62平方米，违章面积161.54平方米。第三榜的房屋补偿费300422元，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185600元，室外设施补偿费930000元，生产用房补助费15600元，搬家费7680元，过渡费61440元，农用工具、牲畜补偿费2000元，购房补助、补贴892800元，征收补偿款合计1558542元（不含奖金83200元及残疾补偿金10000元），涉案房屋2018年6月11日已被拆除。上诉人杨某1981年5月25日出生于长沙市望城区，1997年因上学将户口迁出，毕业后，先后将户口迁入长沙市左家塘、新河、湘雅路等地，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户口。2017年3月15日上诉人杨某以父母子女投靠为由将户口从湘雅路派出所迁回长沙市望城区。二、原审判决适用的法律正确，上诉人要求将其纳入拆迁补偿安置不符合现行征收政策规定，应当予以驳回。《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出生于长沙市望城区，因出生而原始取得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1997年其将户口迁出并转为非农户口，此时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已灭失。上诉人在大学毕业后并没有将户口转回原籍，而是迁移至其他地方长达二十年，这二十年间上诉人并没有在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享有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或履行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义务。2016年度户籍制度改革后，外界户口迁入农村仅凭迁移申请，不再需要被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即可办理。故2017年3月15日，上诉人以父母子女投靠的名义将户口从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迁入至喻家坡街道原佳村咸塘杨铁刚户内，但上诉人在户口迁入之前为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迁入后登记为居民户口，并不能改变户口本身非农的性质，所以上诉人通过户口迁入并未获得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故望城自规分局对其未给予补偿安置并无不当。综上，望城自规分局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长沙市自规局答辩称，一、长沙市自规局作出的长资规复决字〔2019〕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本案中，2019年7月19日，长沙市自规局收到上诉人提交的《复议申请书》。2019年9月16日，被上诉人作出长资规复延字〔2019〕36号《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延期3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019年10月15日，长沙市自规局作出长资规复决字〔2019〕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9年10月17日，长沙市自规局将决定书邮寄送达上诉人，上诉人于2019年10月19日签收，程序合法。二、长沙市自规局作出的长资规复决字〔2019〕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一）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发现该行政机关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本案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征收土地的，须报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涉案土地没有被征收，望城自规分局对上诉人进行补偿的条件尚未成就。因此，望城自规分局并不具有对上诉人进行补偿安置的职责。且上诉人是以非农业户口于2017年迁入望城区喻家坡街道原佳村咸塘组，在此之前，上诉人长期在长沙市区生活和工作，不依靠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收入来源不依赖于集体土地，未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权益，不是涉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不能仅通过迁入户口的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上诉人不是涉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望城自规分局对被被上诉人进行补偿安置没有法定事由。长沙市自规局据此驳回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上述规定。长沙市自规局作出的长资规复决字〔2019〕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望城自规分局、长沙市自规局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杨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长沙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处制）,拟证明：1996年2月5日由长沙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处制作的,上诉人杨某父亲杨铁刚以户为单位于1996年2月5日与咸塘组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杨铁刚户承包土地4.48亩，承包期自1995年12月3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因咸塘组修路占用了杨铁刚户0.28亩土地2002年由望城县人民政府重新下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杨铁刚户承包面积为4.2亩，减少了修路占用的0.28亩，其他无调整。两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确认的承包土地均包含上诉人杨某的承包地，且尚在承包期内。证据2：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拟证明：上诉人杨某父亲杨铁刚以户为单位申请建房，望城国土局于1992年9月17日批准建房下发许可证，该建房面积中包含上诉人杨某的宅基地，该房为被拆迁房屋。证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4306192249），拟证明：2005年1月7日，望城县林业局确认杨铁刚户林地使用面积及使用期限，向杨铁刚发放林权证，该林地使用面积中包含上诉人杨某的林地使用面积，且尚在使用期限内。证据4：农业税纳税登记表，拟证明：杨铁刚户一直按时按计税面积交纳各种农业税，该计税面积包含上诉人杨某的承包地面积。上述证据1、2、3、4，拟共同证明：杨某享有集体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林权等，该权利至今均仍在有效期内，并履行了政府的相应纳税义务，属于咸塘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据5：情况证明，拟证明：上诉人杨某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还是离婚后，均常住在被拆迁房屋里。证据6：房屋分配协议，拟证明：杨铁刚户被拆迁房屋在装修和改建过程中上诉人杨某有出资，且杨铁刚户已通过家庭内部协议方式对房屋进行分配，上诉人杨某享有房屋三分之一份额。上述证据5、6，拟共同证明：上诉人杨某与家人共建被拆迁房屋，且一生活居住于此。证据7：个人参保情况表（杨某）,拟证明：杨某于2005年起至2018年，无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基本保障。证据8:证明（雨花区左家塘街道营山巷社区）、证明（开福区新河街道开福寺路社区）、证明（开福区湘雅路街道上麻园岭社区）,拟证明：证明上诉人杨某因读书将户口迁移至长沙市后，均未在其当时户口所在地享受任何拆迁安置补偿政策。证据9:离婚证,拟证明：杨某与陈丹丹于2017年10月9日离婚。证据10:个人参保情况表（陈丹丹）,拟证明：陈丹丹至今仅在2013年-2015年购买过23个月的保险，无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基本保障。证据11:证明（开福区湘雅路街道上麻园岭社区）,拟证明：陈丹丹从户口迁移至长沙开福区后，从未享受过征拆待遇。上述证据7、8、9、10、11，拟共同证明：杨某从未在其他地区享受任何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同时社保极不完善，与前夫陈丹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陈丹丹未享受过征拆待遇，社保不完善，基本处于无养老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的状态。杨某基本处于无替代性基本社会保障的状态。望城自规分局对杨某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1-4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在该4组证据中并没有显示上诉人杨某的名字或者份额，不能认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上诉人的份额，就算其中有上诉人的份额只能证明承包土地时上诉人是经济集体组织成员，与其将户口迁出并丧失集体经济组织资格并不矛盾，在实际当中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更所以就算在上诉人失去经济集体组织资格之后土地承包的面积没有改变，也是非常正常的，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5：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情况证明应当作为证明人的证人证言予以出现，在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没有证据效力。证据6：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杨某作为杨铁钢家庭成员享有房屋的份额，属于杨铁钢户内部的约定，房屋的价值补偿部分已经通过拆迁协议予以核算，补偿全部到位，杨某可以通过民事途径向其家庭成员予以要求分配征收款。这与杨某是否是经济成员得到补偿没有关联性。证据7-11：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诉人杨某是否在其他地区享受过征收补偿的待遇吗，是否拥有社会保障与是否能够再本次征收中享受征收补偿待遇没有必然的联系。长沙市自规局对杨某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望城自规分局的一致。经询问，杨某向本院陈述，因为其一审代理人没有告知开庭的事情，而且当时部分证据没有找到，所以没有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上述11份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杨某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杨某是否符合征地安置的法定条件。《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从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依法登记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形式要件，以是否实际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为实质要件，考虑是否在其他组织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中，杨某1997年就已将户口迁出，先后落户在左家塘、新河、湘雅路等地，且为非农户口，其于2017年3月15日将户口从湘雅路迁回原籍，其并不因户口迁入而当然取得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关于实施有关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正常婚迁、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回原籍、退伍军人回原籍，以及“两劳”人员回原籍等类型迁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履行村民义务，拥有生产资料，参与集体资产分配，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可以参与当地征地补偿安置，其具体要求和情况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杨某以父母子女投靠事由将户口从湘雅路派出所迁回长沙市望城区也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杨某要求望城自规分局履行征地拆迁补偿的法定职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长沙市自规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驳回杨某的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晓震审判员  刘 青审判员  陈蔚宇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 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