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祁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1121民初34号 原告:张国红，女，1968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祁阳县。 被告: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住所地祁阳县浯溪镇盘龙中路88号。 法定代表人:邓华英，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巧龙，湖南齐物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祁阳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罗卫平，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清，湖南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原告张国红诉被告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第三人祁阳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国红、被告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邓华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巧龙、第三人祁阳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垫付的2006年4月-2012年12月代缴的社会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及滞纳金共计63031.8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06年4月份至今应聘至被告单位安排从事保洁清洁工作，与被申请人逐年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申请人负责祁阳县政府机关事务局的保洁工作，原告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由被告负责缴纳。2018年9月28日，祁阳县劳动社会保障中心通知被告补缴2006年4月至2012年12月原告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及滞纳金共计63031.8元。被告要求原告先垫付之后再向被告报销，并将祁阳县劳动社会保险中心下发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含滞纳金)通知单》转交给原告，原告于2018年10月26日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含滞纳金)通知单》到祁阳县劳动社会保险中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缴纳了上述款项及滞纳金。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系被告的员工，被告为原告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是被告应尽的义务，被告要求原告先行代缴，原告已经按照被告的要求代缴了上述款项，被告应当将原告代缴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及滞纳金共计63031.8元返还给原告。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上述款项，被告拒绝返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被告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对社会保险补缴部分应由实际用工单位祁阳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原祁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承担。首先，原告与被告成立劳动关系，被告与第三人祁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成立劳务派遣与接爱劳务派遣法律关系，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有被告与被原告之间劳动合同，被告与第三人祁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保洁服务合同》，原告接受祁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监督与约束等予以充分证实。其次，被告与祁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保洁服务合同》未将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费涵盖在内，尽管在2012年后经被告强烈要求，对此后派遣到祁阳县机关事务管理的劳动者缴纳了社会保险费，但此前的社会保险费的实际负担主体应当是祁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而不是被告。第三，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员工劳动合同协议书》中没有涉及社会保险费缴纳的相关内容。因此，原告诉请社会保险费补缴事宜，应将祁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义务主体，而不是将被告作为义务主体。二、欠缴社会保险费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第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在被告(用人单位)已经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但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劳动者对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的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当由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解决。第二、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四项规定，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但并非所有的社会保险争议都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对本答辩状第二条第一点的情形，就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对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才将其纳入受理范围。第三，具体到本案而言，原告已经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关系处于持续缴纳状态，不会影响到原告的退休待遇，原告的诉请不受法律保护。基于此，本案无论从义务主体的确定，还是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界定，均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祁阳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辩称，一、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理由同被告答辩观点二；二、第三人与本案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对该事实原告予以认可的，故第三人不负有为原告承担社会养老保险费用人单位部分。1、第三人自2006年2月16日起与被告亮丽公司确立合作关系，即将县委、县政府大楼的卫生保洁劳务交由被告亮丽公司来完成。双方自2006年2月至2013年乃至现在每年均订立了《祁阳县行政办公中心卫生保洁合同》，第三人将本单位的清洁工作外包给被告亮丽公司，原告张国红与被告亮丽公司之间才系劳动合同关系，被告系用人单位，原告系被告公司的职工。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职工养老保险应当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故本案中，第三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养老保险费单位部分的缴纳义务主体应当是用人单位，即被告亮丽公司，而非第三人，第三人不负有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义务。2、在2006年2月16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祁阳县行政办公中心卫生保洁合同》中就劳动人员的社会保险费缴纳问题双方之间没有约定，直到2013年1月1日始，第三人才同意为被告亮丽公司在合同之外负担支出的养老保险费。据此，第三人与被告亮丽公司签订的保洁合同约定，被告亮丽公司为其员工缴纳了养老保险后，可凭正式劳务发票至第三人处报账。第三人自2013年后，依约均根据被告亮丽公司的报账将员工的养老保险费包含在劳务费中付至了被告公司账户。由此可见，第三人在2013年后同意被告公司到第三人处通过报账形式领取养老保险费，实际上是在被告公司的请求下为被告公司减轻负担，而该约定也并未改变用人单位应当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员工的社会保险费中单位应缴部分仍然应当是由用人单位，即被告亮丽公司承担。但2013年后第三人同意为被告亮丽公司负担部分社会养老保险费的意思表示效力并不能当然地溯及2006年至2012年期间，第三人与被告亮丽公司间的合同履行，还是应以当时双方合同约定为准。因此第三人不仅没有为被告亮丽公司承担用人单位部分的养老保险费的义务，更加不负有为原告承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单位部分的义务。因此本案原告张国红主张的2006年4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及滞纳金与第三人无关，被告亮丽公司申请将答辩人追加为第三人并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含滞纳金)通知单，拟证实经祁阳县劳动社会保障中心通知被告为原告补缴2006年4月至2012年12月养老保险(含滞纳金)共计63031.8元的事实。2、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拟证实原告通过户名为纪雨琪的银行账户向祁阳县劳动社会保险中心支付了51000元的事实。3、祁阳县劳动社会保障中心出具的收据，拟证实原告代被告向祁阳县劳动社会保障中心垫付了被告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共计63031.8元的事实。4、视听资料一份，拟证实2018年10月26日，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邓华英在微信群中发送语音消息，要原告等人先垫付，等政府的钱批下来了再给原告等人。5、职工个人账户查询单，拟证明原告自2006年—2019年是被告的员工，及各年月缴社保基数，其中2006年—2012年是原告按被告的要求垫付。6、劳动仲裁申请及不予受理决定，证明原告2019年1月28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决定。7、来访登记表、信访材料，录音谈话，拟证明在机关事务局做保洁的11名员工在县信访局上访过。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理由为：1.实际用工主体为第三人而非被告，2.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3.原告是借用被告名义办理养老保险补缴手续，而不是被告为原告办理养老保险补缴手续及相关费用。对证据4需说明本案被告的法人代表的养老保险都是第三人支付的，自2013年后，第三人实际负担了包括被告法人代表邓华英在内的社会保险缴纳，2006年-2012年之间，社会保险中的工伤保险费缴费主体为本案第三人而非被告。对证据6的三性均无异议，本案应属于行政征缴；对证据7中的来访登记表、请求归还养老保险金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报告中所述内容不是事实，2006年-2012年，没有涵盖养老保险。原告垫付是员工的自主行为，垫付费用给付的义务主体应为第三人。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通话录音是信访局哪位领导不清楚，是否是信访局领导不能体现，且超出信访局职权范围。 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均无异议，对证据4视听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由于未经历，所以以被告亮丽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准。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及目的有异议，因为第三人县机关事务中心并未承诺过为被告亮丽公司承担其员工2013年以前的养老保险费单位负担部分，故被告亮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出的承诺效力并不能及于第三人机关事务中心，故该视听资料与被告机关事务中心是否应承担原告垫缴的社会养老保险费无关联。对证据5、6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七的三性均有异议，跟本案无关，接访工作人员不能代表法院，也不能代表政府。 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6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该6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本院认为该证据与被告提供的系列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相互印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亦予以采信。 被告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各壹份，拟证明被告法人身份及法定代表人身份情况。2、祁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付劳务派遣单位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工资数额统计表，拟证明截止2012年1月1日前，接受劳务派遣单位祁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未支付保洁员工社会保险费，未向被告支付社会保险费给付员工。3、2006年《祁阳县行政办公中心卫生保洁协议》两份、2007年、2008年、2011年、2012年、2013年《祁阳县行政办公中心保洁合同》各1份，拟证明包括原告张国红在内的其他员工，用人单位是祁阳县亮丽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用工单位是原祁阳县机关服务中心。截止2013年1月之前，祁阳县机关服务中心未支付员工社会保险费。4、2006-2012年工资发放表，拟证明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自2006年以来，按与祁阳县机关服务中心的合同约定，工资数额一分不克扣地发放至每位保洁人员。5、申请提升保洁工资、费用及社会保险的报告1份，拟证明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2011年12月08年就向祁阳县机关服务中心及县主管领导打报告要求提高保洁人员的工资待遇并购买社会保险。6、请求增加保洁预算，变更保洁合同的报告，以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申报核定表、祁阳县职业养老保险缴费申报花名册、保险费收费收据各1份，拟证明在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的多次报告请求下，直至2013年，祁阳县机关服务中心才同意为所有保洁人员购买养老保险。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应其要求至祁阳县劳动社会保险中心进行了养老保险费的核定。经祁阳县机关服务中心同意，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所有在政府从事保洁工作的人员，包括法人代表邓华英一共12人，于2013年交纳了职工养老保险，祁阳县机关服务中心进行了据实报销了单位应缴部分。7、关于请求补交社会保险的报告1份，拟证明2016年5月16日，在政府从事保洁的所有人员共同向县委、县政府请示，要求补交社会养老保险费。时任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左雅婷同志批示:请国峰(时任祁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同志阅处。8、请求为保洁员补交养老保险的报告两份，拟证明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邓华英应所有保洁人员要求，除了多次找相关领导汇报补交保洁人员养老保险的请求之外，分别多次向县委、县政府、祁阳县机关服务中心相关领导提交报告，要求补交所有保洁人员2013年以前的社会养老保险费。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4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认为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与其无关，对证据5、6、7、8表示不清楚。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工资数据统计表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这是被告亮丽公司单方做出的，真实性无从核实；其次对证明内容及目的有异议，2006年到2012年间，被告亮丽公司与被告机关事务中心间并不是劳务派遣合同的关系，而是卫生保洁服务合同关系，合同并未约定被告机关事务中心应向被告亮丽公司支付被告亮丽公司员工养老保险费，更未约定被告机关事务中心应向被告亮丽公司的员工支付养老保险费；其三，该统计表与本案无关。在庭审中原告对工资数据统计表没有认可，其真实性是不实的。本院认为该证据与被告亮丽公司提供的2006年-2012年公司工资表、被告补充提供的三张《机关服务中心卫生保洁工资发放表》证据相印证，对该证据予以采信。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七份保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及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亮丽公司混淆了法律关系，被告机关事务中心并不是用工单位，而是接受被告亮丽公司提供服务的单位，被告机关事务中心与被告亮丽公司的员工并无直接法律关系，故机关事务中心也无为被告亮丽公司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因此不存在应当支付被告亮丽公司员工社会保险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2006年-2012年被告亮丽公司工资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这些工资表是被告公司单位制作的，且工资标准均是其单方制定的，真实性核实不了；其次从工资表来看，工资并没有按造表全额发放，且工资标准是否合法不能确定；其三被告公司内部员工的工资及其标准均由被告公司制定和发放，被告机关事务中心无权干预和决定，与机关事务中心无关，也本案也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与被告和第三人签订的系列保洁协议中关于付款方法的约定、被告补充提供的三张《机关服务中心卫生保洁工资发放表》证据相印证，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申请提升保洁工资、费用及社会保险的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该系列报告是被告单方制作的，可随时书写，故真实性无从核实；其次，该系列报告是否呈送给了第三人机关事务中心，且第三人机关事务中心怎么回复不能确定，故其合法性不能确定；其三该系列报告并未得到第三人机关事务中心同意或批复，不能证实就2006年-2012年间被告亮丽公司员工的养老保险费承担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故这些报告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6中的报告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五的质证意见，对于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申报核定表、花名册及收费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这些很明显是被告亮丽公司内部为员工交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的相关资料，与第三人机关事务中心无关。同时这些证据材料恰恰证实了对被告亮丽公司2013年为旗下员工所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只有在第三人机关事务中心同意后方可向该中心报账并承担。且这些资料均是本案争议养老保险费应缴年度之外的，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7：关于请求补交社会保险的报告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报告虽经时任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左雅婷的指示，但并没有最终得到彭国峰同志的认可和回复，故没有处理结果，即该报告是否合法、合理没有得到政府和第三人的确认，双方就是否补交养老保险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其次，该报告由于是否交由社保局处理没有相关证据证实，与本案实体处理也无关。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8：请求为保洁员补交养老保险的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具体意见同对证据五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5、6、7、8相互印证，对该4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与第三人祁阳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自2006年2月起逐年签订了《祁阳县行政办公中心卫生保洁协议》，在协议中，双方约定了劳务费及付款办法，部分协议对劳务费的构成作了说明，包括工资、作业工具费和其他税费等，但对保洁员的社会保险费未作明确约定。原告张国红2006年4月份应聘至被告单位从事保洁清洁工作，与被告逐年签订了劳动合同，在合同期间与十余名其他保洁员一起被安排在祁阳县政府机关事务局从事保洁工作。被告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按照保洁协议的约定，每月从第三人处领取劳务费发放原告等十余名保洁员工资，但未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费。2013年4月，经被告请示汇报，第三人为在其单位服务的十余名保洁员购买了自2013年起的逐年社会保险费。2016年5月16日，包括原告在内的十余名保洁员向县委、县政府书面报告请求补交2006年—2012年的社会保险费，县委有关领导作了“阅处”批示，但未作答复。及后被告以自己和十余名保洁员的名义向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递交请求为保洁员补交养老保险费用的报告，也未得到答复。2018年9月28日，祁阳县劳动社会保障中心通知被告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补缴2006年4月至2012年12月包括原告在内的十余名保洁员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及滞纳金，原告应补缴金额为63031.8元，其中单位补缴额为19888.8元，个人补缴额为7956.3元，滞纳金35186.7元。被告在员工微信群里发消息称，关于养老保险的事，机关事务局没得权力，要通过法制办审批才做得决定，补交期限将到期，如果自己愿意买的，先拿通知单自己去买，愿意等到政府批了再买的就等，但等政府批了再买要多交滞纳金。原告于2018年10月26日从被告处拿《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含滞纳金)通知单》到祁阳县劳动社会保险中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缴纳了应补缴金额63031.8元。之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补缴的63031.8元社会保险费，双方协商未果。2019年1月28日，原告向祁阳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2月25日，祁阳县劳动仲裁委员会以不属于仲裁受理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与其他十余名保洁员不断到县信访局信访，2020年1月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存在两个方面的争执焦点：1、本案是否属实法院受案范围；2、原告补缴的63031.8元社会保险费应由谁承担。 关于焦点1，被告和第三人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在被告(用人单位)已经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但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劳动者对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的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当由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解决。只有在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才将其纳入受理范围。本案中，原告已经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关系处于持续缴纳状态，不会影响到原告的退休待遇，原告的诉请不受法律保护。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自行缴纳后，请求用人单位返还，不是一般的社保纠纷，已超出了行政管理的范围。这类用人单位应缴但不缴相关保险费用，劳动者自行垫付后，离职时，请求用人单位赔偿的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不当得利”性质的民事纠纷。《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故本案案由不再是劳动争议纠纷，而是不当得利纠纷，属人民法院管辖范围。 关于焦点2，被告亮丽公司辩称，祁阳县机关事务中心是张国红的用工单位，亮丽公司是张国红的用人单位，这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自2006年延续履行至今，处于持续状态。在2013年之前，祁阳县机关事务中心作为用工单位，仅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其中一项——工伤保险，未缴纳养老保险费，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员工三方对社会保险费应当缴纳的主体充分知情，而不是在张国红自动离职之后才知道社会保险费的缴纳状况。原告2013年至今的社会保险费支付主体为用工单位——祁阳县机关事务中心，祁阳县机关事务中心2013年1月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主动履责行为应当与2006年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自动接续，不能割裂。从公平合理角度来考量，也不应当由亮丽公司为张国红补缴养老保险费。本案的证据充分证实自2006年至今，亮丽公司法人代表邓华英仅赚取约1500元/月的工资，没有其他盈利。如果要求亮丽公司用赚取的工资去支付员工养老保险费，亮丽公司会出现严重亏损，这种做法，违背了基本的公平原则。第三人辩称，第三人自2006年2月16日起与被告亮丽公司订立《祁阳县行政办公中心卫生保洁合同》，将本单位的清洁工作外包给被告亮丽公司，双方是合作关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与被告亮丽公司之间才系劳动合同关系，被告系用人单位，原告系被告公司的职工。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职工养老保险应当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故本案中，养老保险费单位部分的缴纳义务主体应当是用人单位，即被告亮丽公司，而非第三人，第三人不负有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义务。在2006年2月16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祁阳县行政办公中心卫生保洁合同》中就劳动人员的社会保险费缴纳问题双方之间没有约定，直到2013年1月1日始，第三人才同意为被告亮丽公司在合同之外负担支出的养老保险费。据此，第三人与被告亮丽公司签订的保洁合同约定，被告亮丽公司为其员工缴纳了养老保险后，可凭正式劳务发票至第三人处报账。第三人自2013年后，依约均根据被告亮丽公司的报账将员工的养老保险费包含在劳务费中付至了被告公司账户。由此可见，第三人在2013年后同意被告公司到第三人处通过报账形式领取养老保险费，实际上是在被告公司的请求下为被告公司减轻负担，而该约定也并未改变用人单位应当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员工的社会保险费中单位应缴部分仍然应当由用人单位即被告亮丽公司承担。但2013年后第三人同意为被告亮丽公司负担部分社会养老保险费的意思表示效力并不能当然地溯及2006年至2012年期间，第三人与被告亮丽公司间的合同履行，还是应以当时双方合同约定为准。因此第三人不仅没有为被告亮丽公司承担用人单位部分的养老保险费的义务，更加不负有为原告承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单位部分的义务。因此本案原告张国红主张的2006年4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及滞纳金与第三人无关，被告亮丽公司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是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祁阳县行政办公中心卫生保洁协议》是劳务派遣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参加社会保险，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务派遣单位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承担社会保险费。实践中，劳务派遣单位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如果是由用工单位支出的，这些费用的支付应在劳务派遣协议中约定，因约定不明产生纠纷的，属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另一种合同法律关系，劳务派遣单位可另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不是本案审查的范围。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劳务派遣合同法律关系不改变劳务派遣单位的法定义务，劳务派遣单位作为劳动者的用人单位，无论用工单位是否按照约定及时、足额支付社会保险费金额，都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据此，被告亮丽公司作为原告的派遣单位即用人单位，应当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因被告亮丽公司未履行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对原告自行垫付社会保险费应当返还。如果被告亮丽公司认为应由第三人承担义务，是另一种法律关系，被告应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另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原告自行垫付的社会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及滞纳金共计63031.8元，其中单位补缴额为19888.8元，个人补缴额为7956.3元，滞纳金35186.7元。因滞纳金是被告未及时履行法定义务产生的损失，故应由被告承担。扣除个人补缴额7956.3元，被告应当返还原告自行垫付的社会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及滞纳金共计55075.5元。 综上所述，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国红垫付的2006年4月-2012年12月社会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及滞纳金共计55075.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375元，由被告祁阳县亮丽清洁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于杨宁 人民陪审员  于科峰 人民陪审员  杨冬梅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法官 助理  陈 燊 书 记 员  黄露云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