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8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星，女，1978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锦江花园四期3门401室。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庆宽，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秀山，男，1961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锦江花园四期1栋1门601室。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嫦艳，吉林迪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星因与被上诉人王秀山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6民初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星上诉请求：一、撤销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6民初948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分割刘星与王秀山十年同居生活期间共有财产的50％，即1500万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王秀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书在同居财产的认定上出现重大错误。一审法院查清了刘星与王秀山同居的事实，确认了同居关系的存在这是正确的。但在认定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泰公司）所得4000万元拆迁补偿款是不是刘星与王秀山同居生活期间所得财产的焦点问题上出现重大错误。铭泰公司所获得的拆迁补偿款是否为双方同居生活期间所得财产是本案最基本的事实。一审法院也将其列为两个焦点问题之一，判决书中必须查清，并论证评析清楚。庭审中刘星向法庭提交了大量的证据，法庭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和辩论，足以证明该4000万元系二人同居期间所得，刘星的贡献非常大，依法应当进行分割。一审法院对该基本事实和证据在判决中根本没有进行分析和论证，直接得出了“在不能确认铭泰公司的拆迁补偿款为双方同居生活所得财产的情况下刘星要求分割，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的结论，严重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二、刘星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拆迁款4000万元系同居期间取得，且刘星贡献较大。1.自2008年末2009年初，二人同居生活开始，刘星既是妻子又是工厂员工，不仅担负一个家庭主妇的职责，在单位跟也是和大家一起风里雨里的盖厂房、搞基建，起早买菜给工人做饭，跟男人一样上房，搬砖，挖土，扫雪，护厂。开发商用钩机强拆的时候是刘星不顾危险的上前阻止，在铭泰公司拆迁补偿过程中刘星多次与律师一起参与谈判，带领员工到有关部门数次反映问题，为争取补偿款做出了很多贡献，在拆迁结束后又去社保和医保办理单位的各项工作；2.2009年4月，铭泰公司需要扩建厂房，刘星的父亲刘玉坤对于王秀山这个“女婿”更是关怀备至无条件支持，扩建厂房时组织施工，亲自设计图纸。还将自家的18万元存款用来厂房建设，还自己出钱出力购买和筹措各种工具材料，刘玉坤的朋友在此次扩建厂房中并未挣到钱，都是刘玉坤从中商量，为王秀山省去了大笔资金。从2009年到2016年间刘星的父亲刘玉坤不仅两次拿出18万元用于扩建厂房，还自己花钱购买了大量建筑服装和辅助材料及工人日常用品，花费在数万元，这些全场工人都是有目共睹的；3.当时王秀山银行贷款还不上，刘玉坤把自己价值50多万元的房子以二手房买卖方式更名到王秀山之子王太莹名下给他作抵押还银行贷款，但是王秀山、王太莹从来没有支付过相应的对价。如若没有刘星与王秀山对外以夫妻名义相称的同居事实，刘玉坤不可能将房屋过户给王太莹；4.铭泰公司是在2009年初开始改制，12月14日才将法定代表人由陈延生变更为王秀山，系王秀山自然人独资公司，此时刘星与王秀山早已开始同居共同生活。自2009年至2016年，铭泰公司厂房建设、拆迁工作结束，这个时间段是一个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2017年获得的4000万元补偿款正是刘星及其父亲无怨无悔的付出，在铭泰公司厂房建设、拆迁补偿中做出的巨大贡献的体现。所以，铭泰公司的拆迁补偿款系刘星与王秀山二人同居生活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三、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了公司法关于公司财产独立的条款，并论述刘星要求分割公司拆迁款涉嫌侵犯公司财产，这一观点明显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非法同居关系的案件，如涉及非婚生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应一并予以解决。具体分割财产时，应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以及婚姻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对于在家庭生活中为生产生活贡献较大的一方应多分一定份额。多个股东或者一个自然人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下，在夫妻离婚析产或者解除同居关系析产时，都要对当事人为股东的公司财产进行分割。只不过有案外人为股东的情况下，要对当事人一方所持有的股权处置有多个方法；对一人公司的财产，属于当事人双方同居期间取得的，就应当依一般共有关系进行等额划分。具体到本案中，铭泰公司虽王秀山一人为股东，但实质上该股权的权益系王秀山和刘星共有，该公司目前无其他财产，二人不再同居时只剩下3500万现金，且被王秀山和其子王太莹的名下理财。公司财产和家庭财产已经混同，刘星放弃3500万巨额理财收益后再让500万，只要求分得1500万，且王秀山拿到巨款后就不再回家和刘星同居，刘星没有过错。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只要求分得部分现金，等于放弃了公司股权。该财产分割根本不涉及公司财产独立问题。综上，铭泰公司拆迁补偿款依法应属于刘星与王秀山的同居生活期间所得共同财产，在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中，依法应当予以分割。王秀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刘星提出“一审法院判决书在同居财产的认定上出现重大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刘星在本案一审中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1500万元是属于与王秀山同居期间共同所得财产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王秀山在本案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下列事实：王秀山系原长春一汽四环顺达汽车零件厂法定代表人，该厂于1997年4月4日成立，2005年8月10日长春一汽四环顺达汽车零件厂企业改制；长春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14日，该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4月9日，长春一汽四环顺达汽车零件厂改制，原企业债务由铭泰公司承接，此时王秀山为铭泰公司法定代表人；2009年8月朝阳区政府开始对铭泰公司进行拆迁，铭泰公司共获得4000万元拆迁补偿款。本案刘星主张的1500万元，是铭泰公司获得4000万元拆迁补偿款的一部分，属于铭泰公司的财产，该事实刘星在一审起诉状中及庭审中均予以确认。3.一审法院对铭泰公司获得4000万元拆迁补偿款系企业法人财产非自然人股东王秀山的个人财产的事实认定正确，论证充分；二、刘星提出“刘星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拆迁款4000万元系同居期间取得，且刘星贡献较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刘星以铭泰公司取得4000万元拆迁款的时间“系同居期间取得的”为由，推论该拆迁款为刘星与王秀山同居共同财产错误。刘星偷换主体，混淆拆迁款权属性质；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铭泰公司为企业法人，目前仍然存续，其独立的法人财产应得到法律的保护。长春一汽四环顺达汽车零件厂的改制及铭泰公司的设立，都是王秀山与刘星相识之前完成的，与刘星无关。铭泰公司的拆迁款属于铭泰公司所有，不是王秀山的个人财产，刘星无权主张分割。刘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秀山分割给刘星二人十年同居期间共有财产的50％，即1500万元；2．诉讼费、保全费由王秀山承担。事实与理由：刘星与王秀山均系单身，2008年二人相爱并以夫妻名义一直生活同居在长春市绿园区锦江花园四期一门601室，直到2018年初。2009年汽车厂下属企业改制，王秀山取得了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成为公司的负责人。2009年4月份铭泰公司扩建厂房。在扩建过程中，刘星是以妻子和员工的双重身份在单位工作，连周日都不休息。建设资金短缺，王秀山与刘星商量在单位和朋友处借款100多万元，取得拆迁款后才偿还。刘星的父亲刘玉坤以公司员工和岳父的身份亲自设计图纸、组织施工，施工队的朋友看在刘玉坤的情面上，未赚一分钱。刘玉坤还将自家18万元存款用于厂房建设，除此之外自己出钱购买和在朋友处要了大量的手套、保护镜、喷枪、电线等许多建设工具和材料，新建厂房共3000多平方米，节省资金200多万元。没有刘星和刘玉坤全力以赴的工作和支持，铭泰公司根本不可能建设完成这么多的厂房。特别是2016年9月份厂里无资金运转，王秀山银行贷款还不上，刘星说服父母，把唯一的一套价值46万元住房给了王秀山，王秀山抵押贷款后，归还了先前的银行贷款。2016年铭泰公司土地拟被征用。2017年铭泰公司获得各项拆迁补偿款共计4000万元，该款全部被王秀山控制使用。2017年12月，王秀山以此款用自己的名字在九台农村信用社购买理财产品2000万元，以其儿子王太莹的名字购买1500万元，该产品年收益率4.6%以上。王秀山在取得补偿款后，便起外心，无故不与刘星共同生活，也不分割二人共同共有财产。除去给员工补发工资、偿还外债，王秀山至少有3000余万元补偿款及理财收入在其手中掌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星，女，1978年生，离婚。王秀山，男，1961年生，丧偶。刘星称，2008年末与王秀山相识，2009年开始与王秀山同居至2018年初。王秀山称，2010年与刘星相识，但双方不存在同居关系，两人仅是朋友关系。王秀山系案外人原长春一汽四环顺达汽车零件厂（长春一汽四环集团有限公司厂办大集体，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该厂1997年4月4日成立。2005年8月10日，一汽四环顺达汽车零件厂召开职工大会，表决同意企业改制。案外人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于2008年4月14日成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陈延生。2009年4月9日，长春一汽四环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关于长春一汽四环顺达汽车零件厂实施厂办大集体改革的批复》（一汽四环综企字［2009］12号）。批复决定，同意长春一汽四环顺达汽车零件厂实施改革，改革后原企业注销，人员、资产、债权、债务由受让方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承接，与一汽四环公司无任何资产关系，受让方承担解决原企业改革遗留事项及后续发生的费用。2009年12月14日，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延生变更为王秀山。2017年12月15日，长春市朝阳区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办公室（甲方）与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乙方）签订《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协议书编号长朝征字NHGQ001。协议约定，甲方此次征收乙方房屋及附属物，采取货币补偿方式进行：有证房屋2748.91平方米，补偿金额6005851元；无证房屋1284.22平方米，补偿金额976673元；土地补偿依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征收土地5975平方米，补偿金额3794124元；一次性停产停业补助费，补偿金额247402元；货物及设备拆安、搬运、调试费补偿金额396592元；地上附属物补偿金额229182元，以上各项征收补偿费用总计11649825元。2017年12月15日，吉林省金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乙方）签订《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在朝阳征收办补偿乙方11649825元基础上，再一次性给付乙方本次拆迁所应得的各种费用共计28350175元，其中包括土地面积5975平方米、建筑物建筑面积4096.51平方米、构筑物、停产停业损失、货物及设备拆安、搬运、调试费、其他不可预见的费用和损失。以上，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被征收、拆迁，共取得补偿款4000万元。2017年12月25日，王秀山在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购买理财产品2000万元。同日，王秀山的儿子王太莹在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购买理财产品1500万元。2018年1月11日，王秀山通过九台农村商业银行给刘星转款130万元。2018年1月25日，通过九台农村商业银行给刘星转款10万元。现刘星以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拆迁补偿款4000万元为同居关系共同财产，现剩余35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后，再扣掉500万元为由，主张分割3000万元的一半即1500万元，并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刘星、王秀山是否是形成（非法）同居关系；二是，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拆迁补偿款（4000万元）是否为刘星、王秀山的同居共同所得财产。同居，是指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但没有履行结婚登记手续的男女自愿共同生活在一起，相互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一种两性结婚方式。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违反婚姻法的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应予谴责。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刘星以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应当进行处理。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刘星、王秀山是否是形成（非法）同居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刘星、王秀山是否是形成（非法）同居关系，刘星负有举证责任。该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为证实双方的同居关系，刘星向法庭提供了书面证人证言7份（分别是徐树艳、张志强、姚维三、董锐、杨丽艳、陈延生、孙岩）、2018年6月15日刘星、王秀山之间的录音光盘1张（内含6段录音）、照片4张、27张电话费缴费截图、9张水费缴费截图、23张电费缴费截图、银行流水账单、刘星与王秀山短信聊天截图14张、刘星与王秀山微信聊天截图35张，刘星与王秀山之子王太莹微信聊天截图3张、钥匙一枚，以及证人刘玉坤、徐树艳、张志强的出庭证言，并结合庭审中刘星关于与王秀山之间的性生活等同居生活方面的陈述，足以证明刘星与王秀山之间存在（非法）同居关系。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拆迁补偿款（4000万元）是否为刘星、王秀山双方同居生活所得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非法同居关系的案件，如涉及非婚生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应一并予以解决。具体分割财产时，应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第10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据此，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拆迁补偿款，若为刘星、王秀山同居生活所得财产，应在刘星、王秀山之间，按照照顾妇女利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的原则，妥善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虽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但仍为公司，是企业法人，有其独立的法人财产。与王秀山的个人财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2017年12月15日，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与长春市朝阳区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办公室、吉林省金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被拆迁人为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所获得的拆迁补偿款4000万元为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财产，而非其自然人股东王秀山的个人财产。现刘星以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剩余的拆迁补偿款为其与王秀山的同居财产为由，要求分割，涉嫌侵害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财产权。在不能确认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拆迁补偿款为刘星、王秀山双方同居生活所得财产的情况下，刘星要求分割，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规定的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对外负有债务时，若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股东与公司对公司的对外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对该条规定不能反向推论。也就是说，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个人负有对外债务时，法律没有规定若公司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公司与股东对股东的个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可见，即使刘星所主张的同居关系析产成立，亦为王秀山的个人债务，应由王秀山个人偿还。根据该条规定，刘星不能要求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对其自然人股东王秀山的个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若刘星所述属实（在扩建过程中，刘星是以妻子和员工的双重身份在单位工作等），亦系其与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刘星可以以该公司为被告，或者以该公司及王秀山为共同被告提起普通债权债务关系诉讼，而不能直接以王秀山为被告提起同居析产诉讼。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第10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刘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80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属于一般共有财产，解除同居关系时可以进行分割。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刘星、王秀山对双方之间存在同居关系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案争议焦点为铭泰公司取得的拆迁补偿款是否为刘星与王秀山同居生活期间共同所得的收入。一、铭泰公司的性质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铭泰公司因房屋征收取得的4000万元拆迁补偿款系铭泰公司财产，并非其股东王秀山个人所得收入；二、刘星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铭泰公司有实际出资行为，不能认定其与王秀山共同享有铭泰公司股权权益。刘星关于王秀山持有的铭泰公司股权权益应为刘星与王秀山共有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刘星提出的其以铭泰公司员工和刘星妻子的双重身份为铭泰公司工作，对铭泰公司取得4000万拆迁补偿款贡献较大，应当将铭泰公司的4000万元拆迁补偿款作为其与王秀山同居期间共同所得收入进行分割的上诉主张。首先，本案中刘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基于与王秀山的同居关系和共同经营的目的对公司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等事实。其次，如上述事实存在，刘星根据投入份额请求对其与王秀山共同经营所得收入进行分割时，分割标的亦应为王秀山和刘星个人所得收入，不能对铭泰公司财产进行分割。刘星称王秀山与铭泰公司财产混同，应当将铭泰公司的拆迁款作为王秀山个人财产进行分割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0.00元，由上诉人刘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大为审判员  宫 平审判员  齐小媛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