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03民初3088号原告：何洪建，男，1980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被告：甘金华，女，1991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原告何洪建与被告甘金华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洪建、被告甘金华到庭参加诉讼。应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20021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均未婚。双方于2011年9月相识并发展为恋人关系，2015年2月一起来温州务工。2016年5月至××××年××月期间，双方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财产由被告保管，为结婚做准备。2018年12月，双方商议买车回老家。2019年1月3日，原告向被告支付宝账户转入190000元购车款，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因被告与他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突破道德底线，原告受到严重精神打击，双方感情不和，被告提出分手且拒绝返还财产。此后，原、被告多次商议返还财产事宜无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原告无权强制被告缔结婚姻关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被告属于不当得利。根据双方银行卡、支付宝、微信款项往来抵销后，原告多打给被告200212元（另有现金及小额支付算不清楚就没主张），原告为此起诉。被告答辩称：一、关于事实。1.双方原均未婚，2011年认识并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被告当时还在读大学。2012年，被告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双方保持男女朋友关系，但没有同居。原告因赌博欠债，借高利贷偿还赌债，因当时原告没工作而被告有工作，需由被告担保才能借到高利贷。后累计欠高利贷约200000余元，原告无法偿还，被告因担保无奈筹钱帮原告偿还。原告还曾因吸毒被强制戒毒。因被告家人强烈反对，原、被告于2014年上半年分手。2.经被告家人介绍，××××年××月，被告与他人登记结婚，后发现不合适，未生育子女。期间，高利贷尚未还清，被告因担保无奈继续筹钱帮原告偿还，合计帮原告偿还了200000余元终于还清，但资金来源是被告向被告亲戚所借，变成被告欠被告亲戚200000余元。2014年12月14日，被告曾出具150000元《借条》给被告。3.2015年3月，原、被告一起来温州工作，希望赚钱还债。双方分别在各自公司宿舍居住，没有同居。2016年1月，被告与他人登记离婚。4.2016年5月，被告开始租房居住，原告仍住在其公司宿舍，偶尔过来与被告同居，但并非以夫妻名义，而是男女朋友名义。原告称工资给被告保管，实际是给被告用于还债及共同生活开支（包括房租、水电、吃饭等）。因为被告家人强烈反对，双方并没有为结婚作准备，双方维持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赚钱还债。期间，双方银行卡、支付宝、微信互相转账，被告也有转给原告用于其归还信用卡、支付其家人费用等。5.2018年8月，原告向被告要几千元，被告不给，双方发生纠纷，原告砸了东西还打了被告。为避免纠纷，被告提出给钱可以，但要原告写《分手协议》、2018年9月，原告写了《分手协议》，被告给了原告几千元。但之后，原告继续纠缠被告，双方和好。6.2019年1月3月，原告支付宝转给被告190000元属实，用途是原告叫被告帮其还给其朋友何佳庆等人。被告于2019年1月还给原告朋友何佳庆等人。2019年1月被告买车属实，总价200000余元，首付130000元（款项来源是被告工资积累，被告月工资有10000余元），按揭75000元（两年，被告按月偿还）。7.2019年2月，原、被告一起开车回老家过年。年后，被告想把车子留在老家，原告称车子他也有份，想把车子开回温州，双方再次争吵。后车子留在老家，双方回到温州。原告一直与被告争吵纠缠并把《分手协议》拿走。2019年4月，被告报警。此后，原告未再到被告租住处居住，但还有过来纠缠要钱。8.原告称被告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不属实；即使有，也跟原告无关。二、关于诉请。1.双方款项往来差额没有200000元，大概在100000元左右。2.100000元差额与150000元《借条》相抵，实际是原告还欠被告。因此，被告无需向原告返还款项，被告也不会再向原告索要《借条》上的款项，就当全部抵销完毕。三、被告可以再给原告10000-20000元，但条件是原告以后不能再纠缠被告。审理中，原告补充称：一、关于事实。1.双方原均未婚，2011年认识并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被告当时还在读大学。原告当时有工作，故原告租房与被告同居，收入均交给被告保管。2012年，被告大学毕业，双方继续同居。被告提到的因赌博欠债属实，但系原、被告共同参与赌博所欠，故共同借高利贷偿还。每次借约20000-30000元，但随借随还，不可能累计欠下200000余元。2014年4月，原告曾因吸毒被行政拘留五天，没有被强制戒毒。被告家人知道后反对原、被告在一起。2.经被告家人介绍，××××年××月，被告与他人登记结婚。原告不同意这门婚事，被告内心也不愿意跟他人结婚。2014年12月14日的《借条》并非现金借款。3.2015年3月，原、被告一起来温州工作。开始一起住在原告公司宿舍，分住男女宿舍。××××年××月，虽原告无法筹集150000元，但被告也没催讨，因为被告仍希望与原告在一起。2016年1月，被告登记离婚，听被告说其退了男方90000元，但具体情况原告并不清楚。4.2016年5月开始，双方共同在外租房居住，以被告名义签订租赁合同。虽原告公司宿舍保留，但主要是与同居。原告工资也给被告保管，并不是用来还债，因为当时已经没有欠债，而是用于支付共同生活开支（包括房租、水电、吃饭等，约1000-1500元/月）。原告月工资5000余元，被告月工资也有好几千，扣除共同生活开支，应有很多剩余，为结婚作准备。5.2018年8月，原告向被告要几千元钱，被告不给，双方发生纠纷，但原告没有打被告。2018年9月写《分手协议》属实，原因是原告发现被告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但之后双方已经和好。6.2019年1月1日，原、被告共同去看车并预订，总价约200000元，支付订金3000元。2019年1月3月，原告支付宝转给被告190000元用于买车。至于被告所称的何佳庆等人，原告根本不认识。2019年1月9日，原、被告一起去付款提车，当时资金足够付全款，但考虑到按揭贷款合算，就首付130000元，按揭贷款75000元。因车子登记被告名下，故按揭贷款合同也是被告名字。7.2019年2月，原、被告一起开车回老家过年。年后，被告想把车子留在老家，原告想把车子开回温州，双方再次争吵。后车子由被告哥哥开走。双方回到温州，因车子和钱的事一直争吵。2019年4月，被告确有报警，警察说同居关系经济纠纷到法院解决。此后，原告未再到被告租住处居住。被告得知原告起诉后，曾叫原告去其租住处协商，软磨硬泡叫原告撤诉，原告并不同意。二、关于诉请。1.双方款项往来差额，原告起诉时统计的时间段是2015年3月至2019年3月，差额200212元只少不多。2.关于150000元《借条》，并非实际借款，不能相抵。3.被告另有转给原告母亲、帮原告还信用卡等，加上共同生活开支，就算70000-80000元，诉请金额减少为120000元。三、原告来温务工四年，总收入约240000元，头两年工资卡由被告保管，在被告处款项约100000元，后两年工资卡由原告保管，期间双方互有转账，截至2019年1月2日前，在被告处款项合计约150000元左右。2019年1月1日原、被告一起看车后，被告当晚整夜未归。2019年1月2日，双方发生争吵并协商分手，算账后，被告支付宝转给原告共120000元，虽少于原告实际在被告处的钱，但考虑到多年关系，原告也就算了，双方两清。2019年1月3日，双方再次和好，此后原告支付宝转给被告三笔，分别为2019年1月3日190000元（用于购车）、1月16日40000元、6月15日2000元，合计232000元；被告支付宝转给原告七笔，合计43000元；在此期间的款项往来差额也有近200000元，款项来源是被告2019年1月2日分手时还给原告的120000元和原告自有资金约70000-80000元（系原告后两年工资剩余），但考虑到多年关系，诉请金额120000元不变。审理中，被告补充称：一、2019年1月2日，双方发生争吵，分手，结账，被告支付宝转给原告共120000元，双方两清。二、2019年1月3日，双方再次和好，但原告支付宝转给被告的款项是原告让被告代为还款，不是购车款。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11年相识并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后因被告家人反对，双方于2014年上半年分手。××××年××月××日，被告与案外人邬远飞登记结婚。2015年3月，原、被告来温务工，分别在公司宿舍居住。原告自称在正泰公司上班，被告自述在银行工作。原告工资卡由被告保管。2016年1月25日，被告与案外人邬远飞签署《离婚协议书》，载明“婚后两人性格不合，感情破裂，无共同财产、债权、债务及子女。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一、男女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同意离婚。二、女方同意返回男方彩礼90000元，2016年1月25日付20000元，余款70000元2016年1月28日付清”等。2016年1月27日，被告与案外人邬远飞登记离婚。2016年5月，被告开始在温州租房居住。原告虽仍保留公司宿舍，但常来被告处与被告同居生活；同居生活开支主要由被告经手支出。2017年，原告将工资卡从被告处取回，但双方仍有频繁款项往来。2018年9月，双方发生争吵并分手，但不久即和好。2019年1月2日，双方再次发生争吵并分手；经结算，被告当天通过支付宝转给原告合计120000元，双方两清。2019年1月3日，双方再次和好。同日，原告通过支付宝转给被告190000元。2019年1月9日，被告以201800元价格从温州浙通汽车有限公司购买丰田牌小型轿车一辆（其中首付126800元，按揭贷款支付75000元），并于2019年1月10日办理机动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为被告，号牌号码为浙Ｃ×××××。双方共同驾驶该车回老家过年。年后，原告希望将车开回温州，被告希望将车留在老家，双方为此发生争吵，后该车留在老家并由被告亲属保管，双方回到温州。此后，原、被告一直为车辆及款项问题争吵，并于2019年4月正式分居至今。同居期间，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也未生育子女。以上事实由当事人一致陈述及身份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证明、《结婚证》、《离婚协议书》、《离婚证》、支付宝转账记录、新车销售合同、发票、机动车行使证等证据在卷佐证。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分析如下：1.原告提供了证明一份，称系邻居书写，拟证明原、被告以夫妻名义同居。被告质证认为，该地址是被告租住地，原告有过来与被告同居，但并非以夫妻名义，而是男女朋友名义。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纳，且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系同居关系，以何名义同居对本案处理并无实质影响。2.原告提供了其名下尾号0797的工商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015年3月24日至2017年1月16日），拟证明原告在此期间银行转给被告合计86390元，且在此期间工资卡由被告保管，部分现金取款实际也是被告所取，但金额不大，原告没有计算。被告质证认为，原告在此期间银行转给被告合计86390元无异议，但被告也有转给原告及原告母亲78600元。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至于对本案的影响，本院将在下文再行分析。3.原告提供了支付宝记录（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拟证明原告在此期间支付宝转给被告390667元（388667元+2000元），被告支付宝转给原告267078元（261078元+6000元），差额123589元。被告质证认为，原告错算了2019年1月16日原告支付宝转给被告的40000元，案外人何家庆2019年1月16日借用被告信用卡刷卡49900元后（提交信用卡对账单），还款40000元给原告，原告再转给被告40000元；原告还漏算了被告使用支付宝偿还原告信用卡的23000元；其余无异议。原告表示，所谓案外人何家庆借用被告信用卡刷卡，还款给原告一节，原告想不起来，经当庭向支付宝客服电话查询，2019年1月16日原告支付宝上并无40000-50000元收款，也无单笔20000元以上的收款；被告使用支付宝偿还原告信用卡的23000元属实，但信用卡是被告刷的。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其中40000元的争议，被告提供的信用卡对账单并不能证明，且经原告当庭向支付宝客服电话查询，原告当天并无相应金额收款，被告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至于23000元的争议，结合被告证据再行分析。4.原告提供了微信转账统计（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拟证明原告在此期间微信转给被告13305元，被告微信转给原告27072元，差额-13767元。被告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5.原告提供了村委会和民政局证明，拟证明原告家庭困难，被告理应还钱。被告质证认为，原告家庭困难属实，但被告没有欠原告款项。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至于对本案的影响，本院将在下文再行阐述。6.被告提供了《借条》一份，拟证明2014年12月14日原告出具《借条》给被告，载明金额150000元并承诺××××年××月30日归还。原告质证认为，《借条》字是原告书写，但并非现金借款，当时被告已与邬远飞登记结婚，原告前去闹事，闹到派出所，邬远飞也同意离婚，但提出需要退还彩礼钱131400元，原告就在派出所出具《借条》给被告，承诺半年内即××××年××月前筹集150000元退清男方彩礼，被告与男方离婚，再跟原告结婚。被告解释称，当时原告去闹事，闹到派出所，被告当时想维持与邬远飞的婚姻，让原告出具《借条》的目的并不是让原告承诺负担离婚应退的彩礼钱，而是为了让邬远飞知道以前的高利贷不是被告所借，而是原告所借，被告担保，被告代为偿还后，原告欠被告款项；即使按原告陈述是让原告承诺负担离婚应退的彩礼钱，被告已离婚并实际退还彩礼，原告也应负担该款。原告表示，出具《借条》的意思是原、被告约定如被告离婚并与原告结婚，则退彩礼的钱原告负担，相当于原告给被告彩礼，现被告虽离婚，但并未与原告结婚，被告退彩礼的钱与原告无关。本院审查认为，根据双方一致陈述，该《借条》出具时并未发生现金借款，至于《借条》出具的原因，虽双方各执一词，但综合当时的背景，原告陈述更符合常理，至于此节对本案的影响，本院将在下文再行阐述。7.被告提供了农行明细（2016年5月至2019年6月）、交行明细（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工行明细（2015年9月至2018年3月），拟证明被告转给原告及原告母亲王小青合计69610元。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金额以法院统计为准。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可证实被告在上述期间转给原告及原告母亲合计69610元。8.被告提供了支付宝记录，拟证明2018年9月16日至2019年2月28日，被告支付宝为原告偿还中信银行信用卡37000元（后明确为23000元，其中14000元已经抵销）。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其中14000元已经抵销，23000元是被告刷了原告的信用卡。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可证实被告支付宝为原告名下中信银行信用卡偿还23000元，至于信用卡的使用情况，本院综合全案再行分析。9.被告另提供了支付宝记录，拟证明2019年1月3日被告收到原告支付宝转账190000元之后，被告按原告要求通过支付宝还给原告朋友，其中2019年1月5日，被告转给戴鹏8000元、给小点52000元（四笔）、金刚6000元，合计66000元；2019年1月6日，被告转给小点15000元、戴鹏57000元（九笔）、党政军2000元、周兴艳5000元、江明13500元（三笔）、李文10000元，合计102500元；2019年1月11日，被告转给周兴艳10000元（两笔）、小点5000元、戴鹏4000元，合计19000元；2019年1月13日，被告转给小点8000元；2019年1月20日，被告转给小点10000元、人财18000元、戴鹏7000元、党政军1000元，合计35000元；以上合计已超出190000元。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些付款对象原告并不清楚，原告没有叫被告还款，原告也有支付宝，如需还款也不需要通过被告。本院审查认为，原告质证意见成立，被告该组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中，原、被告同居关系存续期间，除有共同生活外，还存在频繁款项往来，双方同期期间取得的财产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了经济混同。根据双方一致陈述结合相关证据，2019年1月2日，双方曾发生争吵并分手，经结算，被告当天通过支付宝转给原告合计120000元，双方两清。法庭调查中被告曾承认此节并经本院反复确认，但在法庭辩论中被告又以理解错误为由试图反悔，其理由不能成立且无相反证据推翻，本院不予采纳。在此基础上，结合双方此后款项往来情况，原告转给被告的金额232000元和被告转给原告的金额43000元，原告多转给被告189000元，原告自愿减少为120000元并诉请被告返还，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提出的《借条》150000元抵销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前述证据分析，该《借条》出具时并未发生现金借款，而原告就《借条》出具原因解释更符合常理，现原、被告并未结婚，被告以《借条》为据主张抵销不能成立，其该节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提出的2019年1月3日原告转给被告的款项系原告委托被告付款一节。本院认为，根据前述证据分析，被告该节主张缺乏证据印证，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变更后的诉请，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甘金华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返还原告何洪建1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50元，由被告甘金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金 丛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代书记员  刘金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