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3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进安，男，汉族，1962年11月5日出生，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红军，荣成昀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大任，男，汉族，1956年11月9日出生，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锋，荣成石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殷鉴财，男，汉族，1973年3月29日出生，住荣成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超，男，汉族，1986年5月26日出生，住荣成市。上诉人唐进安因与被上诉人王大任、殷建财、孙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2民初5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唐进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孙超为涉案商砼买卖合同的主体错误。殷鉴财在一审时从未表示案涉商砼由孙超购买，只是陈述“是孙超找他联系的给北沙岛打道用”，而事实上北沙岛道路的施工方是王大任，并非孙超。殷鉴财一审称尹某向其催要商砼款后，其每次都向孙超和王大任索要，因此，可以看出殷鉴财对该笔款项到底应由谁支付并不清楚。殷鉴财并不具备鉴别本案买卖合同相对人的专业知识，其作出回答的依据仅是其认为目前案涉商砼款已由王大任支付给孙超或者基于孙超主动到庭承担责任。孙超从未经营过商砼生意，也不具备一般的经营能力和条件。王大任向其购买商砼，不符合常理。殷鉴财称其与尹某协商的单价为370元/方，王大任和孙超称其二人协商的单价也是370元/方，如果按其所述，孙超从未从中赚取利润，也不符合常理。且其称最终与王大任的结算价格为365元/方，其非但不赚钱，还赔本，不符合常理。且，王大任从未对商砼的方数提出异议，其辩称商砼含水量多，没有证据证实；2.王大任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将所谓的商砼款全部支付给孙超。其二人提交的均为荣成市农商行的银行卡，可以直接完成相应金额的转账交易，无需进行多次取款、存款业务。且王大任提供的交易记录显示8000元系通过银行交易，但其提交的收款收据中有6000元为现金交易，王大任未提供该款项的来源，孙超也未证实款项的去处，该款项是否实际支付不清楚；3.上诉人认为三被上诉人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被上诉人王大任系商砼的实际使用人，也是实际购买人，应当承担付款责任。被上诉人王大任明知案涉商砼是上诉人提供的，且在被上诉人殷鉴财多次催要商砼款的情况下，其与孙超共同向殷鉴财隐瞒付款情况，告知殷鉴财款项未下来，拒付商砼款，导致产生本案纠纷，对此存在严重过错。无论王大任将款项是否足额支付给孙超，均不能免除其向上诉人支付货款的义务。孙超与王大任私下达成交易，以低于上诉人的销售价格收取被上诉人王大任的商砼款，且挪作他用，理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殷鉴财作为介绍人，未向上诉人说明购买商砼的具体欠款，导致产生本案纠纷，亦存在过错，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王大任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事实和理由：1.一审中殷鉴财虽然没有明确表述系孙超购买的案涉商砼，但从其庭审陈述来看，其认可系孙超购买商砼。上诉人提供的商砼站负责人尹某也正是之前为购买商砼联系过王大任，因价格过高没有谈成，充分说明王大任和唐进安之间没有达成买卖合意。李某庭审谎称其不认识孙超，充分说明唐进安对本案事实进行虚假陈述。最终王超找到王大任，并与王大任促成本案商砼买卖，因此，买卖合同的主体应为孙超和王大任；2.孙超在买卖过程中是否赚取利益与王大任无关。最终结算时因商砼太稀，因此王大任和孙超协商将价格降为365元/方，符合买卖合同的处理原则和习惯。唐进安不能以孙超没有赚取利益而否认王超和王大任之间的买卖关系。李某多次和孙超索要商砼款，也可以证明唐进安和孙超之间的买卖关系；3.关于商砼款的支付，一审时王大任提交了转账记录和收条，孙超也认可收到案涉货款。唐进安要求王大任、殷鉴财、孙超承担付款义务，没有法律依据。殷鉴财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商砼是王大任使用的，应该由王大任付款。王大任应向殷鉴财或者商砼站支付案涉商砼款。孙超辩称，修路时殷鉴财联系其并告知有商砼，让其帮忙销售，其联系王大任，王大任同意。开始修路时，殷鉴财称商砼拉不来了，太贵了，其就要求殷鉴财再帮忙联系一家供货，殷鉴财就联系了上庄唐进安的商砼。第二天王大任通知其送混凝土时，其就领着殷鉴财、商砼站的李某去送货。每次卸车其都在现场指挥，2次共卸899方。之后王大任分4次支付商砼款。案涉商砼款钱应该由其承担，不应该由王大任承担。殷鉴财二审陈述的不属实，当时商砼站联系过王大任，被王大任拒绝，如果王大任和商砼站有联系，就不会发生和孙超之间的买卖事宜。该事实搅拌站经理尹某一审中也作出了陈述。唐进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王大任、殷鉴财给付原告商砼款341620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从事生产销售商砼，被告王大任因上庄镇使用了原告生产的C25混凝土899方。为该混凝土的价款应由谁支付，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王大任、殷鉴财支付商砼款341620元。一审法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王大任、殷鉴财送达起诉状副本与开庭传票，被告孙超以案涉商砼系其向原告购买之后卖给了王大任为由要求参加诉讼承担付款义务，一审法院依法追加孙超为本案的被告。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由王大任及其雇员宋某签收的原告送混凝土单据共计62张，证明王大任因使用原告生产的混凝土899方。经庭审质证王大任对单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称案涉商砼系原告与孙超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王大任在收到混凝土后在送货单签字符合交易习惯，但该签字并不能证明王大任是合同的相对方。为此原告申请其雇用的混凝土搅拌站员工尹某、李某出庭作证。证人尹某出庭陈述，其负责原告搅拌站混凝土的对外销售和收款，殷鉴财联系证人将案涉的混凝土送到的场地，价格为每方380元。殷鉴财联系时并没有提到是谁需要混凝土，证人只是安排人将混凝土送到，至于具体谁接收证人不清楚。据证人了解是王大任使用了案涉的混凝土，在殷鉴财联系证人之前，王大任曾因为联系证人购买原告的混凝土，双方因为价格没有谈拢。案涉混凝土送货后，证人曾和殷鉴财一同向王大任索要欠款，王大任说款付给别人了。经庭审质证，被告王大任称证人向王大任索要欠款时，王大任明确告知购买孙超的商砼与原告没有关系；证人陈述的王大任此前曾联系证人购买商砼一事因为价格问题没有协商成功，说明双方没有就买卖商砼达成合意。另外，证人作为原告的雇员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应采信。被告殷鉴财称只是告诉证人是需要混凝土，通知证人送混凝土到，没有具体说明是谁接收的，是孙超通知殷鉴财让证人送混凝土到北沙岛。证人李某出庭陈述，其在原告的搅拌站管理生产，殷鉴财第一天晚上打电话通知证人次日到送商砼，证人安排其他人到北沙岛送商砼，证人不认识孙超。经庭审质证，被告王大任不认可证人所说的。被告孙超称是证人打电话联系孙超，孙超开车在等候证人的送货车到指定地点卸货，并且送商砼后送货的司机将冲洗商砼罐的水倒在一位村民的玉米地中，为此该村民不让司机离开，证人找到孙超，孙超出面调解了该纠纷。被告王大任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银行存取款凭证14张共计268000元及孙超书写的借条2张共计60000元，证明王大任从孙超处购买商砼，王大任付清全部款项。经庭审质证，被告孙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认为14张存取款凭证不符合正常的转账付款形式，不能证实王大任具体付款情况，不排除二人提供虚假流水的情况；对于孙超书写的2张收据，也不能证实与本案有关联性。被告孙超为支持其主张申请证人宋某、王某1、王某2出庭。证人宋某出庭陈述，证人受王大任雇佣在，为修路所需商砼王大任让证人与孙超联系送货事宜，孙超告知证人何时送商砼，2018年9月6日，孙超在的工地领着商砼车卸货，当时原告的雇员李某也在场，证人对送商砼的部分单据签收，单据的回执在王大任处。送商砼的车将冲洗商砼车的水倾倒在一户村民的地中，该村民用手扶拖拉机阻拦商砼车，证人当时还劝该村民让商砼车通行该村民不肯，证人就没有再劝说，后来听说是孙超出面与地主协商让商砼车走了，当时李某也在现场。证人王某1出庭陈述，其受王大任雇佣在期间，先是孙超到现场，之后李某也到了现场。证人王某2出庭陈述，2018年9月8日，送商砼的车将刷商砼罐的水倒在其承包地中，证人用手扶拖拉机将路挡住要求解决问题，当时送商砼的驾驶员打了几个电话，孙超就到了现场说是他联系的商砼车，要求证人放行，证人不同意，后来村书记说商砼车是给村里修路送混凝土的，要求证人放行，证人才让商砼车走了。经庭审质证，被告王大任与被告孙超对上述三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认为三位证人证言与被告庭审中的陈述事实不符，不予认可。孙超另提供2019年11月13日与李某的通话录音一份，证实李某在此之前就认识孙超，双方很熟悉。李某对该段录音的对话方为自己无异议，但否认认识孙超。庭审中孙超称其与李某协商送混凝土时每车少装一方，原告共装了62车混凝土，故与原告结算时应减少62方计算。原告对此不认可，孙超对其主张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主张将案涉商砼出卖给王大任，被告殷鉴财与孙超则称原告将案涉混凝土出卖给孙超，被告孙超与被告王大任均认可王大任从孙超而非原告处购买案涉混凝土，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对原告而言案涉商砼买卖合同相对人的确定。原告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提交的混凝土签收单据仅能证明是谁接受了货物，但接收人不必然是合同的相对人。原告及其到庭的证人均认可被告殷鉴财是案涉商砼买卖的介绍人，殷鉴财的陈述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和较高的可信度，且原告无证据证明由殷鉴财联系出卖给王大任，原告也未直接与王大任协商，应以介绍人殷鉴财的陈述确定案涉商砼买卖合同的相对人。被告孙超与王大任主张由孙超将案涉商砼出卖给王大任，并提供了付款的证明，原告对此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反驳的证据。如果孙超对案涉商砼不享有权利，按常理在商砼车倾倒洗刷水发生纠纷后，孙超不是该村的干部，作为事外人不应出面为原告提供方便。结合殷鉴财的陈述、孙超与王大任间的存取款凭证及收款收据，应认定孙超从原告处购买的商砼转卖给被告王大任，因此案涉商砼原告出卖的对象应认定是孙超而非王大任。关于的孙超所述的每辆商砼车少装一方，缺乏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原告称每方商砼的价格为380元，未提交证据证实，应以介绍人殷鉴财的陈述为准计算价款，如果原告有证据证实双方约定的商砼价格每方超过370元，可在完善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孙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唐进安商砼款332630元。二、驳回原告唐进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12元（系减半收取），由被告孙超负担3144元，原告唐进安负担68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涉案买卖商砼合同的主体如何确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王大任、殷鉴财、孙超共同偿还案涉商砼款有无事实法律依据。本案中，当事人对唐进安的商砼供货到王大任工地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与唐进安形成买卖合同的主体是王大任还是孙超，双方存在异议。对于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确定需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情况综合予以认定。对涉案买卖商砼合同的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殷鉴财作为案涉买卖合同的介绍人，一审中其称介绍唐进安将案涉商砼出卖给孙超，其询问唐进安的工作人员尹某商砼单价，尹某称370元/方，孙超同意。孙超通知其送货，其再联系唐进安的工作人员将商砼送到北沙岛。孙超称路修完就支付商砼款，至于款项如何支付系孙超和唐进安的工作人员李阳（李某）协商，其不清楚。唐进安的工作人员尹某亦陈述殷鉴财与其联系将商砼送至场地，价格为380元/方。殷鉴财并未提及谁需要混凝土，只是安排人送货。殷鉴财的陈述与尹某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案涉商砼的买卖事宜系由殷鉴财与唐进安的工作人员联系并协商价格，殷鉴财将价格告知孙超并经过孙超确认后，再根据孙超的安排通知唐进安的工作人员送货。殷鉴财亦称款项的支付也是由孙超与唐进安的工作人员联系，由此可见，案涉商砼买卖合同的订立、履行，均经殷鉴财联系由孙超和唐进安的工作人员协商确定，唐进安提交的供货单据中虽然有王大任及其雇佣人员的签字，但不足以认定王大任系买卖合同的主体。殷鉴财二审中虽辩称商砼是王大任使用的，应该由王大任付款，王大任应向殷鉴财或者商砼站支付案涉商砼款，但其对一、二审完全矛盾的陈述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也无相应证据予以推翻其一审的陈述，根据禁反言原则，应当以其一审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与唐进安形成买卖合同的主体为孙超，并无不当。对案涉商砼款，孙超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对于殷鉴财、王大任应否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殷鉴财系居间介绍人，并非买卖合同的主体，其个人亦未承诺付款，因此，唐进安要求殷鉴财对案涉商砼款承担共同付款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王大任，其虽然作为案涉商砼的使用者，但并未与唐进安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唐进安要求其支付案涉商砼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唐进安对殷鉴财、王大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24元，由上诉人唐进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姚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