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11民终4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宝贵，男，196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畅(系陈宝贵之女)，女，200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学生，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宪福，男，196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系王宪福之子)，男，198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住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 上诉人陈宝贵因与被上诉人王宪福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9）辽1103民初1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宝贵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畅、被上诉人王宪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宝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涉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6月期间，被告的农田用错农药，后其发现农田部门秧苗从根部坏死并逐步蔓延”的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陈宝贵自家土地受害，并不是上诉人用错农药，而是上诉人被他人扬药所害。被上诉人王宪福与另案原告白洪全及亲友相互作证，试图以此制造出上诉人才是致使稻田受损责任人的假象。2.原审判决“被告自称其找专家咨询并买了解药施用，未有结果。但未告知相邻地块的原告及其他农户采取措施”的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发现水稻小范围坏死后，已告知村民自家受害的情况。上诉人的水稻临南侧道路，路过的人都能清晰的到陈家受害的地貌，消息不胫而走，全村都知道陈家土地受害。上诉人受害后，第一时间购买解药，自知受害，并未排水，并不会造成下游农户和相隔一条道路的被上诉人的土地受损。二、原审法律适用错误。1.本案的行为人不明确。本案至今无法证明是何人的何种行为导致上诉人土地受损，也无法明确是何人的何种行为导致被上诉人的土地受损。不能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受祸，就认定二者的土地受损成因一致。被上诉人的土地受损与上诉人的情况并不一致，上诉人耳闻王家减产是因施肥过多所致，二者土地的受损原因并不相同。2.鉴定报告认定的损失数额不客观。报告以亩数乘以价格计算出王家的损失，但该损失仅为当年的收入，需要对比往年收入，两者的差价才是损失。该损失与天气是否干旱、种植方法是否得当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并不能以此计算最终损失数额。同时，从鉴定报告中拍摄的照片显示，王家有土地呈绝产状态。但无论是拍摄当时还是现在，王家都没有绝产的地貌，照片拍摄内容不属实，导致鉴定认定的受损范围不客观。3.原审采取因果关系推定是错误的。首先，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不是环境污染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着强弱之差，也并不存在环境污染诉讼异常复杂和特别专业的技术化问题，不应适用因果关系推定规则。本案原告放弃申请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即使适用因果关系推定，也要求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向农田排放有害物质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而本案中，被上诉人证明上诉人拌错农药、排水的证据均是与另案白洪全交叉作证的材料，二人串通彼此亲友出具的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不能证明上诉人存在上述行为。所有证据不能达到高度的盖然性，不能认定上诉人存在侵权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因本案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就认定上诉人为污染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若依据侵权责任认定赔偿责任，则作为水渠互通的全部上游农户均应作为赔偿主体。综上，原审错误认定上诉人的行为导致被上诉人土地受损并承担相当于收入金额的损失，导致本案判决结果错误。 王宪福辩称，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稻苗的死亡与其无关，白洪全家的地与上诉人家的地相连，白洪泉是第二家出现稻苗死亡的，白洪全多次找上诉人说稻苗死亡的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录音证明上诉人找政府沟通死亡赔偿的问题，上诉人也在录音中承认被上诉人稻田死亡的严重情况，虽然与上诉人的死亡情况不一样，但被上诉人稻田也是减产，与上诉人家稻苗死亡是一样的。在上诉人家稻苗死亡后，陆续有好几家都发现不同程度的死亡，因为这些家都用了排水沟里的水，上诉人家的地在上游。 王宪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水稻损失45，0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胡家村村民，经胡家村村民委员会同意，承包陈家屯24.5亩稻田地，用于水稻种植。被告承包的土地与原告承包的土地相邻。2018年4月，原告承包地全部投入水稻种植。2018年6月，因被告酒后操作失误，拌错农药，误将剧毒农药喷洒至其稻田，污染水源，造成原告约20亩地水稻颗粒无收，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原告几乎丧失生活来源。时至今日，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赔偿，但均遭推诿拒绝。迫于无奈，原告诉至法院，请求贵院支持原告诉求。 陈宝贵辩称：一、原被告的承包地不相邻，两地受损成因不同。被告的承包地位于道路东侧，原告的土地位于道路西侧，两块土地相隔较远，分别使用不同的供水线。被告受损土地的地标光秃，土地外露，水稻自下而上的从根部枯死，受害地块无产量；原告承包地的地标可见稻茬，水稻从顶部麦穗处受害，产量受到一定影响，但并非无产量。肉眼可以识别两块土地的受害地貌不同，可见成因不同。二、被告从未向自家承包地或他人承包地喷洒剧毒农药，也从未污染水源。被告的承包地受害部位在土地的四角，是他人扬药导致的，除相邻的白洪全与被告受害外，被告四周没有其他农户受害，不存在农药污染水源的情形。三、原告的请求权缺少要件事实。1.被告受害后及时止损，对原告受损一事不存在过错。被告稻田有损属实，但其在发现自家稻田受害后，凭着受害稻田的样本购买解药，避免损失扩大。受害时恰逢旱季，被告并没有排水，并不会污染水源。同时，被告多次向村民、农场书记反映自家土地受害一事。可见，被告在土地受害后，已穷尽所有救济方法，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在受害后的处理上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2.原告受损与被告不存在因果关系。由于原、被告承包地相距较远，受害地貌不同，现有状态就可以确认被告与原告受损一事不存在因果关系。四、关于损失。结合存在天气干旱等客观原因，原告稻田减产的原因是外力所致还是综合原因造成的，无法确认。综上，被告与原告一样，都是受损的农户，被告拒绝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均系盘锦市兴隆台区胡家村村民，经胡家村村委会同意，双方在位于陈家屯的位置各自承包土地用于种植水稻。两家承包地分布在马路两旁下水渠两侧，被告承包地位于道路东侧，与原告承包地呈斜对角分布。2018年开春，原、被告承包地均投入耕种。6月期间，被告的农田用错农药，后其发现农田部分秧苗从根部坏死并逐步蔓延，被告自称其找专家咨询并买了解药施用，未有效果。但未告知相邻地块的原告及其他农户采取措施。因原、被告承包地均使用同一下水渠，干旱时原告抽用下水渠的水对农田进行灌溉，后原告发现其农田秧苗出现坏死和大量减产。期间原告多次找到被告要求赔偿损失，相邻地块的农户白洪全家因地势低受害严重，认为是被告家渗透过去的含农药的水浇灌所导致，到被告处理论此事。被告没有报警。到秋季稻谷收割季节，受害农田大量减产，生长的谷粒干瘪发黑。被告家水稻受害地块大部分绝产。事发后，被告因此事打电话告知胡家分场书记刘某，刘某问稻苗受害原因，被告称“别说了，说了磕碜”。原告和其他受害人也找到刘某称被告稻田排药水，相邻地块抽水灌溉致使稻苗受害、相邻的白洪全家下水沟里养的螃蟹也死了，因被告不到场未能调解成。被告自称上肥打药后其家死苗9亩，当时有刚插的稻苗就发生了死亡。被告在庭审中自认将自家收割的水稻卖出4000余公斤。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本院通过委托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随机选取辽宁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该项评估工作。该评估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辽和信评报字[2018]第017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该评估结论为：本次委托资产损失价值的评估结果为43,935.00元。该报告并特别说明于2018年11月5日经现场调查了解，并以盘锦市兴隆台区惠宾街道胡家村工作人员提供的原告承包水稻田亩数为基准，受损的水稻亩产量按照2018年原告承包地所在的地域水稻正常生长平均亩产标准，水稻单价以收割水稻当天“地头”收购价为依据。因水稻田受损，评估人员无法判断受损水稻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能否在市场上正常出售，故本评估结果未考虑受损水稻的市场价值。但评估人员对申请人王宪福受损的水稻田实际收割水稻情况进行了关注，评估基准日（水稻收割日）当天，受损水稻共收割8599.50公斤，其中：申请人王宪福自留口粮水稻814.50公斤，预出售水稻7785公斤，在评估基准日。（水稻收割日）申请人及对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收购水稻人员根据受损水稻出米率确定受损水稻市场收割单价为2.00元/公斤。如受损水稻经检测达到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受损水稻能够正常出售，委托方应自行对本评估结果做相应调整。原告因本次鉴定支出鉴定费2000元。收割当日即2018年11月5日，因不能确定该水稻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原告雇人装卸并雇佣车辆将8599.50公斤稻谷拉至其家中保存，为此支出装卸费和雇车费用2600元。该收割水稻按鉴定评估报告计算价值为17,199.00元。 另查明，2019年5月11日一审法院向原告王宪福释明是否对受损稻田土壤及已收割水稻进行有害成分鉴定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原告因案涉地块已经多次翻地冲洗及经历冬春的雨雪浸泡及不愿再扩大自己损失，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药毒鉴定申请。原告收割的水稻8599.50公斤至今仍放置家中保存，未进行出售。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受害稻苗照片一组、录音光盘、收条两张、用肥清单、信誉卡、辽宁和信资产评估报告书一份、鉴定费收据一张、证人刘某证言等证据在卷为凭，以上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原告稻田受损是否与陈宝贵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侵权损害因果关系应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关于“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采取因果关系推定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农业等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当指导农业生产经营者科学种植和养殖，科学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科学处置农用薄膜、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防止农业面源污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农药的违法使用属于《环境保护法》所禁止之行为。本案系因使用农药不当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虽非环境污染诉讼，但其行为的性质与环境污染行为具有同质性，应当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即没有办法完全证明因果关系要件时，只要受害人举证证明到一定程度，即完成基础举证责任就可以推定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原告王宪福初步举证证明被告陈宝贵使用农药后，致原、被告及周边多个农户稻田受损，且被告陈宝贵所有的稻田受损最为严重，根据常识判断，被告应为不当使用农药的源头。另从原告提供的与被告对话录音光盘、其他受害人白洪全家人与被告对话录音及证人刘某证言可以证实，被告间接承认系其操作失误导致稻田受损，即原告已完成了初步举证；根据举证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看本案稻苗受害原因的举证责任在被告，即使无法鉴定因果关系，也应当依据盖然性规则，推定被告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合乎规律的联系。如被告否认其与受损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被告提出其对农药如何撒入其农田并不知情，对其使用何种农药始终回避，一味否认却怠于提出明确的反驳意见，其行为表现不符合常理，且既然怀疑有人将剧毒农药投入其稻田，从常理推断，被告在购买解药同时应告知相邻地块种植者以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并及时报警。综上能够促使一审法院对原告就此提交的证据产生内心确信，被告未能提交反证推翻因果关系之推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案具备因果关系推定之条件，尽管未能进行药害鉴定，但仍可认定被告使用农药的行为与原告稻田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行为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之二赔偿金额的确定。尽管本案鉴定结论缺失、事发时间较长等因素决定该案的赔偿金额无法准确认定，使得侵权责任之填补损害的功能和目的无法完全实现，一审法院认为《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除了填补受害人损失的补偿功能外，还有对漠视他人利益的违法行为人予以谴责和惩戒的惩罚功能。本案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兼顾立法目的的同时考量其预期收入、诉请和鉴定评估数值，现鉴定机构对原告2018年承包地受损水稻的评估的价值为43,935.00元（其中含8599.50公斤水稻），现因原告不申请鉴定机构对存放于其家中的8599.50公斤水稻进行检测，水稻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能否危害不特定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尚无定论，那么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包含已收割水稻数额17,199.00元，原告暂未将问题水稻予以出售，使得原告的预期收入无法实现，但一审法院认为现因无鉴定结论，该部分损失属未可知，应在评估总数额中去除比较客观。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受损水稻的损失为26,736.00（43,935.00-17,199.00）元。另装卸费和车辆运输费用2600.00元鉴定费2000.00元损失是原告直接经济损失，被告应对上述款项承担赔偿责任。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陈宝贵赔偿原告王宪福经济损失29,336.00元（26,736.00元+2,600.00元），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5.00元，原告负担391.60元，被告负担533.40元；鉴定费2000.00元，由被告陈宝贵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8年9月13日拍摄的照片两张，证明被上诉人仅有3亩地受损；2、被上诉人在其他地方购买化肥清单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家的稻田是其本人施肥过多导致导致稻苗死亡；3、光盘一张，证明被上诉人在其他地方购买化肥的日期。被上诉人对证据1质证认为，照片无法确定是被上诉人家的地，自家地属于减产，严重的地方是死亡，不是只有3亩地受害，是大面积受害；对证据2、3质证认为，其在一审中提供的是买化肥的清单，不是打农药的清单，农药是在当地常年去一家买的，复合肥不是在当地买的，是在别处买的。因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环境污染造成损害赔偿纠纷，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认定因果关系。该案的争议焦点系被上诉人的损失与上诉人有无因果关系、上诉人应否承担赔偿被上诉人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规定，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其损失是由于上诉人对自家农田误施农药所致，在法院审理期间也申请对损失价值进行鉴定评估，已经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的规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稻田损失是他人扬药或者被上诉人自身过度施肥导致，则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在二审中提交照片、购买农药清单和光盘等证据，并不能据此证明被上诉人对自家稻田施肥过量导致稻苗死亡的事实，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案外人向其稻田施放有毒有害物质，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稻田损害与自家稻田受损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在发现自家稻田受害后，是否告知被上诉人，均不改变其已经实施了侵权行为的事实，仅对最终造成的经济损失金额产生影响，一审认定事实并无不当。关于损失价值鉴定评估结果，该鉴定评估机构的选取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该机构也具有相应资质，评估结果可以作为认定被上诉人损失的依据。并且上诉人对该鉴定评估结论没有提交相反证据，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陈宝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5.00元，由陈宝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敏 审判员 李宝明 审判员 孙继晨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杨皓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