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4民初2969号原告谭金玉，女，195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原告王雷，男，198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胡丽娟，湖南龙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喻云汉，男，1956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委托代理人李焱照，男，199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系被告喻云汉侄子。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营业场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东路291号。负责人姚惠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贾文凡，男，1989年10月5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第三人王义，男，198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原告谭金玉、王雷诉被告喻云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长沙公司”）、第三人王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卿斌独任审判，于2020年4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罗翠玲担任法庭记录。原告谭金玉、王雷及其委托代理人胡丽娟，被告喻云汉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焱照，被告人保长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贾文凡，第三人王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谭金玉、王雷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及第三人共计496108元（按事故责任比例50%划分），其中赔偿原告谭金玉224184元、原告王雷135962元、第三人王义135962元；2.判令被告人保长沙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赔偿款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322000元，其中，赔付原告谭金玉166148元、赔付原告王雷77926元、赔付第三人王义77926元；3.判令上述第二项赔付不足部分由被告喻云汉承担赔偿责任，共计174108元，其中赔付原告谭金玉58036元、赔付原告王雷58036元、赔付第三人王义58036元。4.判令二被告连带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谭金玉、王雷及第三人王义系王季良（已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法定继承人，原告谭金玉系王季良之妻，原告王雷系王季良次子，第三人王义系王季良长子。2019年6月15日8时4分许，被告喻云汉驾驶牌照为湘Ａ×××××的小型客车沿长沙县北山镇北山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五福山庄岔路口时，与王季良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王季良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及车辆受损。本次事故经长沙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长安公认［2019］第25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季良与被告喻云汉承担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导致原告及第三人各项损失共计496108元。经查，被告喻云汉系涉案肇事车辆湘Ａ×××××车的所有权人，该车在被告人保长沙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原告认为，被告喻云汉的侵权行为导致王季良死亡，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和财产损失，应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保长沙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承保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因被告在事发后拒不与原告协商调解，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被告喻云汉辩称：一、关于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的答辩。1.原告认为谭金玉、王雷及第三人王义系案外人王季良（已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法定继承人，其中原告谭金玉系王季良之妻、王雷系王季良次子、王义系王季良长子，但原告仅提供了长沙县北山镇福安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作为证据。从形式上看，该《证明》为复印件，无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且字迹比较模糊，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取消的村（社区）及基层单位证明材料清单和保留的村（社区）及基层单位证明材料清单的通知》（长政办发〔2018〕12号），从2018年2月1日起村（社区）已不再开具夫妻关系的证明材料。从实质内容上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长沙县北山镇福安村村民委员会不是法定的婚姻登记机关，其不具备出具夫妻关系证明的资格，其出具的证明不具有法定证明效力。另，在日常生活中能证明夫妻关系的有结婚证、户口簿等国家机关出具的更具有公信力的证明文件。综上，本人无法确认该《证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其证明效力及证明事项持有异议。本人认为，原告谭金玉与案外人王季良的关系不能认定为夫妻关系，其不是案外人王季良的法定继承人。2.原告认为本人的侵权行为导致王季良死亡，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和财产损失。原告未能就其主张的该事实提出相关证据证明本人的侵权行为导致王季良死亡与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的直接因果关系、影响程度等具体事实，该主张过于笼统。3.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因被告在事故发生后拒不与原告协商调解”，该陈述与事实不符。事故发生后，两原告从未联系过本人，亦未向本人提出协商调解的诉求。期间均是第三人王义以其为案外人王季良之子的名义与本人联系，本人对案外人王季良的家庭关系没有预见的可能。本人在救治王季良的泰和医院与王义协商多次，并垫付了相关医疗救治费用。本人在长沙县交警大队、人保长沙公司与第三人王义也进行过协商调解，但均因两原告、第三人王义和案外人王季良复杂的家庭关系等原因未能协商一致，因而不能归咎于本人。4.补充说明的相关事实：（1）本人已支付王季良在泰和医院救治产生的全部医药费用69185.5元，其中，被告人保长沙公司垫付10000元；（2）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了本人车辆湘Ａ×××××车受损，为此，本人已支付车辆维修费3340元；（3）本人已于2019年6月19日向第三人王义支付现金31000元；（4）本人系原湘西仪表厂破产企业下岗职工，靠打零工为生，本人体弱多病，患有慢性疾病，需长期用药。本人在事故发生后因处理该事故疲惫头晕到长沙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最近本人家中又遭遇了火灾，本人面部、手部均有不同程度烧伤，经济能力差；（5）本人在事故发生后为妥善处理本次事故，已支出的有据可查的其他费用共3043.45元。二、本人对原告提交的《交通事故人生损害赔偿明细表》中部分费用计算及金额存在异议。1.丧葬费，王季良死亡时已年满64岁，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属于在岗职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丧葬费暂应按照湖南省2018年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0221元的标准计算，即70221元／年÷12×6＝35110.5元。2.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湖南省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王季良属城镇居民。从原告提交的由长沙县北山镇福安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来看，对两原告、第三人和王季良均称为村民。因此，案外人王季良应属于农村居民，死亡赔偿金应根据湖南省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395元的标准计算，即15395元／年×（20-4）年＝24632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一方面，两原告未能就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事实提供相关证据。另一方面，在本次事故中，根据长沙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王季良与本人对该交通事故承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本人及时报案，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已支付了王季良在泰和医院救治产生的全部医药费用。本人经济能力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本人认为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酌情核减至25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谭金玉与案外人王季良的关系不能认定为夫妻关系，王季良对原告谭金玉没有法定的扶养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原告谭金玉虽然在王季良死亡时已年满64周岁，但年龄并不是判断劳动能力与否的唯一因素，国家对丧失劳动能力有具体的鉴定规则和判定标准。且从现有证据来看，无法证明原告谭金玉已丧失劳动能力。对原告提交的谭金玉《病理分析报告》及《出院记录》，从形式上看，两份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并未加盖出具单位公章，无法确认其来源。从实质上看，两份证据材料均不是证明自然人患有疾病的法定证明文件，理应由医疗机构出具疾病诊断证明书。因此，原告谭金玉不属于王季良的被扶养人范畴，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5.交通费、车辆损失，原告未提出相关证据证明，无法确认，请求不予支持。三、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谭金玉起诉。对王季良因本次事故产生在泰和医院救治产生的全部医药费用、本人车辆维修费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及保险赔付范围裁判，并在计算时予以相应抵扣。对本人已向第三人王义支付的现金31000元在计算时予以相应抵扣。对原告赔偿明细中的费用计算及金额请求依法裁判或酌情核减。对本案诉讼费请求酌情裁判。被告人保长沙公司辩称：一、原告认为两原告及第三人系案外人王季良的法定继承人，其只提供了村委会的证明，未提供谭金玉与王季良的结婚证，无法确定是否为事实婚姻。二、王季良、王雷、王义的关系只有村委会的证明，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关系，请求法院查明。三、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法院判决按责任承担。四、本公司不承担本案诉讼费。第三人王义述称：一、本人的诉求跟原告的起诉状意见一致。但对分配金额有异议，本人系王季良与其前妻之子，本人母亲在本人六个月大时去世，王季良将本人放在外婆家抚养长大，直至中专毕业。王季良生前有两笔债务未还。从2017年起到本次交通事故期间，王季良都是本人在赡养，这两年间王季良有多次住院，都是本人在照顾，包括到交警队处理相关事宜以及出事后送医及后事的办理都是本人一人操办，本次事故发生后本人多次要求村镇两级就王季良生前债务问题及事故的赔偿事宜进行协调，都因两原告拒绝参加没达成意见，如果要享受被害人王季良的财产就要先承担其债务，死亡赔偿金应当参照遗产来偿还债务。二、丧葬费系本人一个支出，所产生的费用请求按实均分。三、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应该是三人同等均分。四、在债务没弄清之前建议赔偿款暂不予分配。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9年6月15日8时4分许，被告喻云汉驾驶湘Ａ×××××的小型客车沿长沙县北山镇北山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五福山庄岔路口时，遇案外人王季良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且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下驾驶一辆未经依法注册登记的二轮摩托车沿长沙县五福山庄由东向西行驶至该路口，因被告喻云汉驾驶车辆超速行驶，王季良驾驶车辆进出道路时未让行，发生两车相撞，造成王季良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本次事故经长沙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长公交认［2019］第25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季良与被告喻云汉承担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王季良被送往湖南泰和医院住院治疗4天（2019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19日），出院医嘱：病情太重，难以救治，处理善后。后王季良于2019年6月19日死亡。王季良在住院治疗期间产生医疗费69185.49元，其中，被告人保长沙公司垫付10000元，被告喻云汉垫付59185.49元。另，被告喻云汉直接支付给第三人王义现金31000元。被告喻云汉的车辆因本次交通事故受损支出车辆维修费3340元。另查明，原告谭金玉与受害人王季良系事实婚姻关系，两人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王雷系王季良与原告谭金玉于1988年3月29日所生，第三人王义系王季良与其前妻（于王义六个月大时去世）所生之子。王季良自2017年起跟随王义生活，2017年之前跟两原告及第三人共同生活。王季良自2017年起未再工作。湘Ａ×××××车在被告人保长沙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20万元不计免赔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限内。对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详细阐述，在此不予赘述。本院认为，被告喻云汉驾驶肇事车辆湘Ａ×××××车与王季良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相撞，致使王季良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其行为构成侵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告谭金玉、王雷、第三人王义系王季良的近亲属，均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权利人，有依法主张赔偿的权利。虽然被告对谭金玉与王季良系夫妻关系提出异议，但其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故对其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长沙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长公交认［2019］第25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系其依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制作并经庭审质证认可，故对该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内容及王季良、被告喻云汉承担本次事故同等责任的结论，本院均予采信。在划分上述肇事双方的责任比例时，应综合考虑他们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力大小及在事故发生过程中的过错程度。鉴于此，综合肇事双方的过错程度、车辆属性等情况，本院认定被告喻云汉承担50%责任，王季良自身承担50%责任。因湘Ａ×××××车在被告人保长沙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20万元不计免赔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故对原告的损失，应当先由被告人保长沙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赔付，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再由被告人保长沙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按照50%的责任比例替被告喻云汉承担赔偿责任。仍有不足或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内的损失，再由被告喻云汉按照事故50%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的各项损失，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认定如下：1.关于丧葬费，本院参照2018年度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73300元/年÷12个月×6个月=36650元。2.关于死亡赔偿金，本院根据王季良的年龄、生活及居住情况，参照2019年度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以及原告的主张认定为39842元×16年=637472元。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肇事双方的过错程度及本地居民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认定为30000元。4.关于交通费，原告未向本院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交通费的实际支出情况，本院根据原告、第三人处理本次交通事故的实际情况，对交通费酌情认定为800元。5.关于车辆损失，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车辆维修费发票及维修清单证明该项损失的具体数额，考虑到王季良驾驶的车辆在本次事故中确有受损，故对原告主张的车辆损失，本院根据王季良车辆受损的实际情况酌情认定为500元。6.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次事故发生时，因王季良自身已满60周岁且自2017年起就未再工作，其自身属于无经济收入需要被扶养的人员，故对原告主张的关于谭金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不予支持。7.关于医疗费，根据被告提交的医疗费票据认定为69185.49元。原告及第三人的上述损失合计为774607.49元，其中，交强险医疗项下的损失为医疗费69185.49元，由被告人保长沙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及第三人10000元；交强险伤残项下的损失为704922元（丧葬费36650元、死亡赔偿金63747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交通费800元），由被告人保长沙公司在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及第三人110000元；交强险财产项下的损失为500元，由被告人保长沙公司在交强险财产赔偿限额内赔偿给原告及第三人。综上，被告人保长沙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及第三人10000元+110000元+500元=120500元。原告超过交强险的损失为69185.49元-10000元+704922元-110000元=654107.49元。由被告喻云汉按50%责任比例赔偿原告654107.49元×50%=327053.75元，由被告人保长沙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替被告喻云汉赔偿原告及第三人200000元。综上，被告人保长沙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及第三人120500元+200000元=320500元，核减其已经垫付的10000元医疗费，其还应赔偿原告及第三人320500元-10000元=310500元。对该款项，由被告人保长沙公司支付原告谭金玉、王雷及第三人王义各310500元÷3人=103500元。对超出保险赔偿范围被告喻云汉需承担的损失327053.75元-200000元=127053.75元，由被告喻云汉赔偿给原告及第三人，核减其已经为王季良垫付的医疗费59185.49元、支付给第三人王义的31000元现金，其还应赔偿原告及第三人127053.75元-59185.49元-31000元=36868.26元。对该款项，由被告喻云汉支付原告谭金玉、王雷及第三人王义各36868.26元÷3人=12289.42元。对被告喻云汉支付给第三人王义的31000元现金，由第三人王义支付给原告谭金玉、王雷各31000元÷3人=10333.33元，对该款项，由被告人保长沙公司支付从支付给第三人王义的赔偿款中核减后直接支付给两原告，故被告人保长沙公司支付最终应赔偿原告谭金玉、王雷各103500元+10333.33元=113833.33元，应赔偿第三人王义103500-10333.33元×2=82833.34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谭金玉各项损失共计113833.33元、赔偿原告王雷各项损失共计113833.33元、赔偿第三人王义各项损失共计82833.34元；二、限被告喻云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谭金玉各项损失共计12289.42元、赔偿原告王雷各项损失共计12289.42元、赔偿第三人王义各项损失共计12289.42元；三、驳回原告谭金玉、王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390元，由原告谭金玉负担150元，由原告王雷负担150元，由第三人王义负担150元，由被告喻云汉负担9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卿斌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龚雪娟书记员罗翠玲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