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203民初946号 原告:沈某，男，200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 法定代理人:姚某，女，198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系原告沈某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闲超，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元，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金鹰国际广场A1101、1102、11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MA2N0BFE11。 法定代表人：金富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芮先明，北京隆安（芜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某与被告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元、方闲超、被告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芮先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税款29755元；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皖江壹号院4-1-1702室房屋。合同约定房屋单价为每平方米9800元，预测建筑面积167.93平方米，合同总价1645714元（含11%增值税），交房后实测面积为168.51平方米，因此合同总价变为1651398元（含11%增值税）。后被告违约开具金额1515044.04元、税率9%、税额136353元、价税合计1651398元的发票给予原告。经原告核实，被告在开具发票时随意提高房价来逃避退还税差的责任。因双方协商未果，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的各项诉请均没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理应全部驳回。一、本案诉争的金额性质是增值税，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以及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者商品所附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第一条的规定，作为本案销售不动产的开发商的被告是该条例规定的增值税的纳税主体，而原告作为房屋的购买人，并非纳增值税的纳税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的规定，作为房屋购买人的原告事实上是契税的纳税义务人，而不是其认为的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二、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该合同以及合同所附的补充协议中对房屋的总价款有明确的约定，即房屋的总价等于建筑面积乘以单价，与税金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关于房屋总价的调整，在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中也有明确约定，且仅约定了面积的变化对房屋总价的调整，整个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中对降税降价并没有任何的规定，因此我们认为被告是否缴税以及缴税的具体金额，对于房屋的总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原告在诉状中提到的补充协议第二点五条关于增值税税率为百分之十一的约定，只是被告作为开发商对原告作为自然人仅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事项的告知，是对当时情况下适用税率的说明，不能当然的认为具有降税及降价的意思表示。换言之，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是下降，而是上调，对于房屋总价也是没有影响的。三、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的目的是为了给企业减轻负担。国家在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时候也没有规定降税降价，因此本案中增值税税率调低与原告没有任何直接关联性。本案中增值税的调低，没有增加原告的负担，也没有造成原告的损失。因为原告所拿到的发票是增值税的普通发票，而增值税普通发票是不能用于原告的个税或者其他项抵扣。无论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一，还是百分之九，对于原告来说都没有任何影响。四、商品房属于不动产，是家庭的大额财产。原被告双方通过签订书面合同作出了固定房屋总价的约定，这是有利于保障交易双方的权利，是维护诚信交易的根本，也有利于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稳定，因此原告诉求也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增值税条例的立法本意，还是关于增值税纳税义务人的相关规定，还是双方合同的约定，本案中增值税税率的调低均与原告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原告向被告主张退税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合同依据，理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建设的中梁皖江壹号院4#楼1单元1702室，建筑面积167.93平方米；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芜房预字2018第027号；计价方式与价款：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毛坯单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9800元，总金额为1645714元；被告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将经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原告。该合同附件三合同补充协议第二条关于税费约定：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销售价款已经包含相应的税金，买受人为自然人的，出卖人仅能为买受人开具11%税率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该附件三第十五条买受人声明中第七项约定：买受人在购房前已慎重考虑房市存在的一切风险，并对未来房地产政策变化、市场走势有充分的认知与预判，因房地产政策变化、市场波动引起的价格波动，银行信贷政策变化，以及政府相关税费的变化，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与出卖人无关。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支付了购房款。2019年9月23日，被告向原告开具了中梁皖江壹号院4-1-1702室的安徽增值税普通发票，数量168.51平方米，单价8990.8256881元，金额1515044.04元，税率为9%，税额136353元，价税合计1651398.00元。原告认为该税率从约定的11%降至9%，减少的2%税款29755元应退还原告，双方协商不成，原告遂诉至本院成讼。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原告提交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复印件、《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安徽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被告提交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打印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打印件及原、被告当庭陈述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双方约定的每平方米价格为9800元为固定价款，不因增值税税率降低而降低，也不因增值税税率的提高而提高。首先，本案的商品房买卖交易适逢国家对“营改增”试行、磨合期，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原告交付房款到具体房屋交付长达一年多时间，在此期间国家对税制政策可能在不断调整，故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载明的增值税税率及房屋交付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税率不同正是国家税制政策调整的结果。而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本案被告，增值税的调整系纳税义务人的税负，和双方约定的房屋总价款并无直接关联。其次，《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明确约定了买卖房屋的单价和总价，此外双方又约定面积差异时依约定的单价相应调整房屋总价，并未约定降税降价、增税增价，另国家在调整增值税税率时也未规定降税降价。国家进行税制改革的目的，是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减少重复征税、优化经济结构、降低企业税负，自国家推行营改增政策以来，不动产销售的税率经过两次下调，由11%降为10%再降为9%，直接目的系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故原告以增值税下降为由，要求被告返还2%税款的请求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因此原告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合同附件三第十五条买受人声明中第七项约定的政府相关税费的变化，应理解为原告购买该商品房应向国家缴纳的契税，与增值税无关。故本院对原告诉请不予支持，对被告辩解予以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2元，由原告沈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唐胜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静 书记员  汪涛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