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九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兴路599号1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823630165。法定代表人：伍有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晔，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志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台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住所地：临海市文庆街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147950107H。法定代表人：钱荣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以德，浙江时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锋，浙江时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浙江万邦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兴路599号1幢9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87858088A。法定代表人：邵为军，执行董事。原审被告：浙江万邦伟盛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海市靖江中路阳光花城7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672587123N。法定代表人：严卫军。原审被告：邵为军，男，汉族，1977年11月4日出生，住上海市长宁区。上诉人浙江九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实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台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台建安公司）、原审被告浙江万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置业公司）、浙江万邦伟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伟盛公司）、邵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0民初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王雄飞担任审判长，梅冰、王晓波参加评议的合议庭。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召集当事人进行了调查，上诉人九鼎实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晔、沈志峰，被上诉人台建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以德、王继锋到庭接受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九鼎实业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所作的第一项、第二项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提出的诉请要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当。原判认为，台建安公司自2010年11月5日至2019年2月28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损失金额为19967993元，没有依据予以证实。（1）原判没有证据证明万邦置业公司占用其资金期间非法获益的情况，错误曲解高院生效判决“非法利息获益”的认定，且无中生有以“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金部分的判决意见，应按实际用款时间计算利息损失”（原判第18页7-8行），错误判决按年息6%计息并认定被上诉人至起诉时存在利息损失19967993元，不合前述生效判决认定要求。本金案一审法院判决书载明“因本案借贷合同无效，双方约定的利息不予保护，借款人仅需归还借款本金。”即使根据本金案二审判决“台建安公司仅能就万邦公司占用其资金期间的非法利息获益进行主张”，台建安也应举证万邦公司在占用其资金期间产生了非法利息获益。（2）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利息存在损失的事实。根据生效的（2015）浙台商外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字第484号民事判决书所载，被上诉人主张的5000万元借款，由被上诉人自行组织职工集资1600万元、案外人金灵江出资1900万元、邵承雄出资1500万元。对前述各方出资的借款，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已向职工或第三方支付利息的事实。被上诉人向职工集资部分借款，被上诉人在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中，没有提供向职工支付利息的依据。根据生效的（2017）浙1082民初12938号民事判决及（2018）浙10民终1776号民事判决书所载，涉及案外人金灵江出资部分，法院判决仅要求被上诉人从2016年6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且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对前述判决应偿还款项，至今未予履行。对邵承雄出资部分的款项，被上诉人至今未偿还给邵承雄，也不存在利息损失的事实。同时，在案外人邵承辉以邵承雄怠于向被上诉人行使权利为由，就邵承雄出资的1500万元以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方式向被上诉人提起诉讼，邵承辉于2019年10月14日向临海市人民法院撤回起诉，据此表明该款项至被上诉人起诉时，也不存在利息损失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便需要承担利息损失，三担保人应承担的利息损失应以1600万的利息损失按年息6%从2010年11月5日计算至2017年11月22日止，以1500万的利息损失按年息6%从2016年6月14日开始计算至2017年11月22日止，剩余的1900万利息损失，因本金所有人到目前为止均未主张也无生效判决确定，故不存在利息损失。（二）原判以“案外人对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与债权人直接请求债务人赔偿利息损失，因权利主体不同，存在不同的处分权”为由认定被上诉人在起诉之前，利息损失确实已经产生。上诉人认为，无论代位权诉讼还是债权人直接起诉，其目的均是解决债务人应如何偿还借款及其借款利息如何计算问题，其标的及其法律后果是同一的。原判以主体不同为由认定邵承辉对金灵江出资部分行使的代位权判决所涉利息计算起点及计算方法认定与本案无关的理由，不能成立。（三）根据原判载明的事实，要求上诉人承担2017年11月22日后不能清偿部分的利息损失有三分之一，缺乏事实依据。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上诉人承担借款人不能清偿部分借款本金的三分之一，上诉人已于2017年11月22日清偿了应承担的借款本金，判决所载的尚欠本金24023512元利息，不属于担保人承担责任范围。在此情况下，以后产生的利息与上诉人无关。（四）根据原判载明的事实，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浙江万邦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在2010年10月23日，但上诉人是于2012年12月1日签订协议书进行担保的，因此对于上诉人应当以担保开始之日开始计算利息损失。（五）原判认定本案没有超过约定担保期间和诉讼时效期间不能成立。根据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对被上诉人的谈话笔录显示，被上诉人在借款案诉讼过程中，已明确表示对利息部分另行主张。据此，至被上诉人2019年4月1日提起诉讼时，已超过双方约定的担保期间及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有关利息主张的请求权，自当事人确定是否行使权利之日开始计算。有关利息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限及担保期间应自2015年12月28日开始计算，与借款本金合同纠纷案何时作出终审判决不存在关系。（六）即便存在利息损失，也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本案被上诉人的借款行为属高利转贷行为。根据涉案生效的法律文书判决所载，被上诉人对职工集资部分，根据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其利息为月1.5%，而被上诉人出借给万邦公司的5000万元借款利息为月息2%。根据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有关代位权纠纷判决显示，金灵江出资部分款项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邵承雄出资部分因双方未约定利息计算方法，根据法律规定，也只能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造成本案借款合同无效的原因及责任，系被上诉人过错行为所致，与上诉人无关。本案不存在因上诉人过错行为导致借款合同无效的任何依据，若存在利息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即使被告要承担赔偿利息的责任，一审法院对停止计息时间、利率多少、利息起算时间等认定也不正确。鉴于上诉人已于2017年11月6日（上诉人《补充代理意见》中载明“2017年11月22日”，调查中明确时间为“2017年11月6日”）支付了12996488元，履行完毕本金案所判决的义务。此后产生的利息是台建安怠于行使权利而增加利息损失，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不应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应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息，如果按照五年以上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是年利率4.9%。本案利息损失应当自被上诉人主张利息之日，即2019年4月1日开始计算，而不应该是出借款项之日。（七）原判程序违法，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未作出认证结论，且已超法定审限。综上，请求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台建安公司辩称，（一）本案答辩人要求被答辩人、原审被告赔偿利息损失并不存在保证期限问题，也未超过诉讼时效。答辩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担借款的保证责任，且（2015）浙台商外初字第15号及（2016）浙民终484号民事判决均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并判决被答辩人与原审被告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不存在保证期间问题。答辩人基于（2015）浙台商外初字第15号及（2016）浙民终484号民事判决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无效而提起利息损失赔偿诉讼，诉讼时效应当自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无效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2016）浙民终484号民事判决）。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答辩人出借给万邦置业公司部分款项来源于公司职工融资，答辩人实际损失应为向职工融资利息。原汇款5000万元是为了履行同万邦置业公司湖南长沙财富名园项目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后因万邦置业公司不能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将履约保证金转为借款，约定月利率按2分利计算，而上诉人为了答辩人放心在借款合同保证人栏签字盖章为涉案借款提供保证，完全是真实意思表示。无论是民间借贷还是银行出借利息都远高于年利率6%，因此万邦置业公司使用答辩人资金获利远高于年利率6%。再者，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涉案借款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已经偏袒被答辩人和原审被告。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该规定所述的不能清偿部分应当包括返还本金及赔偿损失，即担保人应当在万邦置业公司不能清偿的本金和利息损失总金额的三分之一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原审被告万邦置业公司、万邦伟盛公司、邵为军未作陈述。台建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万邦置业公司赔偿原告利息损失。其中2010年11月5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利息损失按月利率1.5%计算，为60458151.27元（详见利息清单）；2019年2月28日以后的利息损失，从2019年3月1日起对本金24023512元（37020000-12996488）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判令九鼎实业公司、万邦伟盛公司、邵为军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22日，万邦置业公司与台建安公司签订了湖南长沙《财富名园项目二期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承包范围、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等事项。2010年10月23日，台建安公司与万邦置业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双方约定由台建安公司出借5000万元给万邦置业公司用于工程开发建设，万邦伟盛公司为担保人。协议签订后，台建安公司分别于2010年11月5日交付给万邦置业公司2500万元，2011年1月20日交付给万邦置业公司2000万元，2011年1月21日交付给万邦置业公司500万元，共计5000万元。因财富名园项目工程未按约定开工，2012年2月20日，台建安公司与万邦置业公司、万邦伟盛公司签订了《借款（担保）补充协议》，约定如果工程在2012年8月28日前仍不能正常开工的，台建安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所有借款利息从出借之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万邦置业公司、万邦伟盛公司均不主张借款合同无效，如果主张合同无效，仍按月利率2%计算，从出借之日起赔偿原告利息损失。2012年12月1日，台建安公司与万邦置业公司、九鼎实业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万邦置业公司确保工程在2013年9月底正常开工，否则万邦置业公司除按《借款（担保）补充协议》赔偿损失外，另加每逾期一日给予20万元的赔偿，九鼎实业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5年1月24日，邵为军出具《担保函》一份，承诺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后因工程一直无法正常开工，台建安公司于2015年就本案借款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4月29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台商外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确认涉案借款合同无效、台建安公司可向被告主张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并准予台建安公司另案起诉。判决作出后，因双方均不服而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民终484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借款期间，邵为军、卢晓红、陈国军分别于2012年11月8日、2013年11月11日、2013年12月13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27日、2014年2月17日、2014年5月19日、2014年8月20日、2014年11月28日、2015年1月19日、2015年1月30日、2015年3月9日向台建安公司还款60万元、96万元、32万元、32万元、300万元、32万元、96万元、2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共计1298万元抵充借款本金。（2015）浙台商外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确认由债务人归还借款本金余额3702万元。2017年11月22日，台建安公司依据该生效判决通过法院执行途径取得12996488元。万邦置业公司现尚欠借款本金24023512元。台建安公司自2010年11月5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损失额为19967993元。一审法院将台建安公司提交的“利息计算清单”中的利率调整为6%/年（见附件），通过浙江移动微法院，交由被告方质证。九鼎实业公司认为该份证据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对台建安公司分三次出借款项以及分十三次收回还款等事实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台建安公司的利息给付请求权是否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界限和保证期间。2、万邦置业公司是否要赔偿台建安公司利息损失，损失数额如何确定。3、九鼎实业公司、万邦伟盛公司、邵为军是否要对争议焦点2中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对于争议焦点1，台建安公司的利息给付请求权是否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界限和保证期间。台建安公司主张，万邦置业公司作为主债务人须对台建安公司的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九鼎实业公司、万邦伟盛公司、邵为军作为担保人则须对上述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九鼎实业公司则辩称，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2月28日谈话笔录显示，台建安公司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已明确表示对利息部分另行主张。至台建安公司2019年4月1日提起诉讼，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及双方约定的担保期间。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1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民终484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台建安公司接到二审判决书后，案涉借款合同效力（无效）和借款本金数额得以确定，台建安公司从此时起可以行使利息赔偿请求权。由于借款合同未约定还款期限，台建安公司可以随时主张权利。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本案台建安公司利息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在2017年10月1日尚未届满，故义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产生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后。基于新法施行及新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利息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总则》有关规定。九鼎实业公司辩称本案台建安公司行使利息赔偿请求权已超出法定诉讼时效界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015）浙台商外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浙民终484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台建安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领取了执行款12996488元。对于尚欠的借款本金24023512元，万邦置业公司没有继续履行返还款项之义务，九鼎实业公司、万邦伟盛公司、邵为军也未履行赔偿责任，台建安公司对相关利息损失以诉讼方式提出赔偿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所涉的借贷合同被（2015）浙台商外初字第15号和（2016）浙民终484号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台建安公司可以要求主债务人承担利息赔偿责任并可以要求担保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债权人的起诉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方式，视起诉之日为利息债务履行期限界满之日，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从此时开始计算。由于案涉主合同（借贷合同）无效，那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无效，九鼎实业公司主张台建安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出双方约定的担保期间，要求不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2，万邦置业公司是否要赔偿台建安公司利息损失，损失数额如何确定。对于借款合同的效力与利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2016）浙民终484号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时认为“因涉案借贷合同无效，双方当事人关于利息的约定也随之无效，台建安公司仅能就万邦置业公司占用资金期间的非法利息获益进行主张。……一审法院在认定本案借贷合同无效后进一步认定担保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案台建安公司主张其中2010年11月5日至2019年2月28日止的利息损失按月利率1.5%计算；2019年2月28日以后的利息损失，从2019年3月1日起对本金24023512元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九鼎实业公司则辩称，在（2017）浙1082民初12938号、（2018）浙10民终1776号代位权纠纷案件中，法院最终确认金灵江汇入台建安公司的1900万元中有1500万元来源于邵承辉，判决由台建安公司支付邵承辉代位债款1500万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从立案之日起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本案中，台建安公司将本案立案之前的利息损失列入赔偿范围不当。一审认为，案外债权人对次债务人提起代位诉讼与债权人直接请求债务人赔偿利息损失，这两者的权利主体明显不同，他们各自有权处分自己的权益。在本案台建安公司起诉之前，利息损失确实已经产生，故对于本案，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金部分的判决意见，应按实际用款时间计算利息损失。台建安公司有权对款项出借之日至起诉之日的利息损失主张权利。万邦置业公司应赔偿台建安公司前期利息损失19967993元。对于2019年2月28日以后的利息损失，应以余下的欠款本金2402351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3月1日起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对于争议焦点3，九鼎实业公司、万邦伟盛公司、邵为军是否要对争议焦点2中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九鼎实业公司辩称，造成涉案借款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台建安公司，而非万邦置业公司及担保人。据此，台建安公司要求万邦置业公司承担全部利息损失，缺乏依据。对于本金部分的保证责任，根据生效民事判决所载，九鼎实业公司即便承担责任，也仅对万邦置业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三分之一责任。现台建安公司要求九鼎实业公司对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一审认为，由于本案借款合同（主合同）无效，则担保合同亦随之无效，担保合同约定的内容对各方当事人无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已生效的（2015）浙台商外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担保人在提供担保时应当知道台建安公司和万邦公司间的借款并非是生产经营需要的临时性资金拆借，借贷合同应为无效，但仍提供了担保，故三个担保人均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生效判决确定由万邦伟盛公司、九鼎置业公司、邵为军对万邦置业公司不能清偿的本金部分债务向台建安公司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根据该判决内容，对于利息损失，万邦伟盛公司、九鼎置业公司、邵为军作为担保人，亦应对万邦置业公司不能清偿的利息债务向台建安公司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九鼎实业公司主张其即便承担责任，也仅对万邦置业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三分之一责任，该理由成立。综上所述，台建安公司诉称有理部分，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浙江万邦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台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自2010年11月5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的利息损失19967993元；并赔偿自2019年3月1日起至借款本金实际还清之日止，以余欠本金2402351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二、浙江九鼎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万邦伟盛置业有限公司、邵为军对浙江万邦置业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中的不能清偿部分，在三分之一范围内向台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台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44090元，由浙江万邦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41607元，由台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负担202483元。本院二审期间，九鼎实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浙江省法院执行、调解款票据（票据号码：1500198786），拟证明2017年11月6日，浙江万邦伟盛置业有限公司向法院汇付了执行款13031294.60元。截止2017年11月6日，三个担保人均已全部清偿判决中的款项，2017年11月22日是被上诉人去法院领取款项的时间。台建安公司对法院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台建安公司没有这张证据材料，不清楚款项到法院的时间，一审时上诉人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所以以台建安公司的到账时间为计算利息的时间是正确的。原审被告万邦置业公司、万邦伟盛公司、邵为军未发表意见。本院依职权进行了调查，从台州中院执行案件（（2018）浙0702执5119号）中反映，这笔款项于2017年11月6日进到法院帐户，在2017年11月21日出帐，本院对该节事实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对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本案台建安公司起诉是否超过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的问题。2016年11月18日，本院作出（2016）浙民终484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案涉借贷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与当事人权利行使直接相关的是诉讼时效。（2016）浙民终484号民事判决作出后，案涉借款合同效力和借款本金数额得以确定，台建安公司从二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可以行使利息赔偿请求权。在台建安公司利息债权的诉讼时效在2017年10月1日尚未届满的情况下，本案台建安公司利息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应认定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第二，担保人是否要承担利息损失的赔偿责任。九鼎实业公司称担保人已经承担了三分之一本金的担保责任，无需就后续发生的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注意的是，根据查明事实，2012年2月20日，台建安公司与万邦置业公司、万邦伟盛公司签订《借款（担保）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万邦置业公司）及担保人（万邦伟盛公司）均不主张借款合同无效，如果主张借款合同无效的，则仍按月利率2%计算，从出借之日起赔偿乙方（台建安公司）利息损失。”2012年12月1日，台建安公司与万邦置业公司、九鼎实业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如果工程在2013年9月底仍不能正常开工的，除按借款（担保）补充协议赔偿损失外，另加每逾期一日给予贰拾万元的赔偿。”担保人（九鼎实业公司）与甲方（万邦置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合同是分别签署的，每个保证人都有义务单独对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现虽然主合同、担保合同均无效，已生效的（2015）浙台商外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担保人在提供担保时应当知道台建安公司和万邦公司间的借款并非是生产经营需要的临时性资金拆借，借贷合同应为无效，但仍提供了担保，故三个担保人均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且同样每个保证人都有义务单独承担根据自己的过错所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除非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另有约定。原审判令担保人对利息损失不能清偿部分在三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关于具体的利息损失计算问题。其一是是否存在损失及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原审中，台建安公司诉请主张其中2010年11月5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利息损失按月利率1.5%计算，为60458151.27元（详见利息清单）；2019年2月28日以后的利息损失，从2019年3月1日起对本金24023512元（37020000-12996488）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审法院将台建安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计算的利率标准调整为年利率6%，亦有相应的依据。其二，上诉人认为根据生效的（2017）浙1082号民初12938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浙10民终1776号民事判决书所载，涉及案外人金灵江出资部分款项，法院判决仅要求被上诉人从2016年6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且被上诉人至今未予履行，故该部分款项不存在利息损失。（2018）浙10民终1776号案件系代位权纠纷案件，邵承辉代金灵江之债权人地位向台建安公司主张权利，邵承辉主张的权利只能小于金灵江的债权范围，并不能当然得出邵承辉主张并得到法院判决支持的权利即为台建安公司利息损失的结论。其三，关于以2017年11月6日进入法院账户的时间还是2017年11月22日台建安公司实际取得执行款的时间计算12996488元利息的问题。即使在执行案件中，迟延履行期间截止日期也存在以申请执行人领取执行款的日期为截止日、以执行款到达法院指定账户的日期为截止日等不同观点，本案中债权人主张保证人承担保证合同无效情形下的利息损失的赔偿责任，以其实际领取款项之日作为计算利息损失的节点并无不妥。至于上诉人诉称的程序问题，即“原判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未作出认证结论”，对此，一方面，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部分的内容系认证意见的反映；另一方面，在本院审理的（2016）浙民终484号案件中，除“2017年11月22日，原告依据该生效判决通过法院执行途径取得12996488元”及利息计算的确认事实外，该案中审理查明的“2010年10月台建安公司与万邦公司签订《财富名园项目二期施工合同》、同年10月23日签订《借款协议书》、台建安公司于2010年11月5日向万邦公司汇款人民币2500万元、于2011年1月20日和21日向万邦公司汇款人民币2500万元、2012年2月20日万邦公司与台建安公司签订《借款（担保）补充协议》、2012年12月1日万邦公司又与台建安公司签订《协议书》九鼎公司作为担保人等”基础事实与本案相印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607元，由浙江九鼎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雄飞审判员  梅 冰审判员  王晓波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吕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