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民终13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煜琼，女，198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芜湖市弋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晨（系上诉人张煜琼丈夫），男，198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晨，男，198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金鹰国际广场A1101、1102、11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MA2NOBFE11。法定代表人：金富永，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古立平，北京隆安（芜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帆，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张煜琼、于晨因与被上诉人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2020）皖0203民初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煜琼、于晨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2020皖0203民初36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张煜琼、于晨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由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内容如下：1．政府降低税费后，开发商是否应该向商品房买受人返利，上诉人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若无约定，双方应协商处理，若合同有约定，应当依照约定处理。结合本案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有约定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二页附件三第十五条第七款中对此有明确约定：买受人在购房前已慎重考虑房市存在的一切风险，并对未来房地产政策变化、市场走势有充分的认知与预判，因房地产政策变化、市场波动引起的价格波动，银行信贷政策变化，以及政府相关的税费的变化，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与出卖人无关。依照该项约定，政府调整税费政策所造成的税费变化，承担者是商品房买受人，也就是上诉人。换言之，税费增长了，被上诉人会要求上诉人补交税款，税费下降了，根据该项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也应当将差价退还给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三页附件三第二条第五款中明确约定：本合同约定的商品销售价格已经包含相应的税金。所以，合同中约定的房屋单价（9,476.99元/㎡）是包含11%增值税的价格。而国家将该税率降至9%，这中间2%的差价人民币23,814元，应当依照合同附件三第十五条第七款的约定，由被上诉人返还给上诉人。这样才是真正尊重双方所缔结的合同，符合公平、诚实信用的合同法基本原则。虽然被上诉人称，政府降低税费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给企业减压，但该观点与本案并无关联，本案讨论的焦点在于，在双方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依据自身优势地位，只享受合同权利、不履行合同义务并不妥当。2．本案中，对于合同约定内容的解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争议。上诉人认为，对格式条款的解释发生争议时，应当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理。本案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只约定了税金、税费等概括性字眼，并未注明这其中不包含增值税。因此，上诉人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三第十五条第七款约定的税费，应当包含增值税。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由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在该份格式合同，既然对税费的解释有争议，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处理。而一审法院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三第十五条第七款约定的税费特指契税上诉人认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关于契税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第十八页附件三第十条第四款有着明确注明和约定。3．关于政府降低税费的做法，不能用是否是纳税人的单一标准去衡量政策背后的真实目的。上诉人认为，增值税税率下降的直接目的是给房产企业减压，而最终目的是让商品房买受人受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中并没有做出除房屋面积差异的原因外，房屋总价格稳定，不再做变动，由此来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被上诉人却用价格稳定的意义进行概念偷换，对平等、守信的合同法精神却置若罔闻。在合同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却不按照约定方式处理问题，这有悖于合同订立的稳定性目的。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应当予以驳回。第一，本案涉及的是增值税税率调整之争，根据我国税收法律体制增值税是应当由开发商缴纳的，与购房人无关，故税率无论调高还是调低，都不涉及购房人房价的调高或调低。第二，双方在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当中约定的，因银行信贷政策变化以及政府相关税费的变化均由买受人承担，主要是指贷款比例及信贷政策的调整的风险，以及办理产权证的契税负担，就是契税比例的调整，都是由买受人承担，此处与增值税税率的调整没有任何关联性。第三，增值税税率的降低，主要是给生产企业减负，不是给所有普通的消费者减税。从立法及国家政策的整体层面来说，增值税税率的降低与购房者无关联性。张煜琼、于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退还税款23814元；2、判令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0日，张煜琼、于晨与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张煜琼、于晨购买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建设的皖江壹号院6#楼2单元802室，建筑面积139.23平方米；合同第二条该商品房价款约定：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毛坯单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9476.99元，总金额为1319482元；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将经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张煜琼、于晨。该合同附件三合同补充协议第二条关于税费约定: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销售价款已经包含相应的税金，买受人为自然人的，出卖人仅能为买受人开具11%税率的增值税发票。合同签订后，张煜琼、于晨按约支付了购房款。该附件三第十五条买受人声明中第七项约定：买受人在购房前已慎重考虑房市存在的一切风险，并对未来房地产政策变化、市场走势有充分的认知与预判，因房地产政策变化、市场波动引起的价格波动，银行信贷政策变化，以及政府相关税费的变化，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与出卖人无关。2019年9月24日，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开具了皖江壹号院6-2-802室的安徽增值税普通发票，数量139.46平方米，单价8694.4860714元，金额1212533.03元，税率为9%，税额109127元。原告认为该税率从约定的11%降至9%，减少的2%税款23814元应退还张煜琼、于晨，双方协商不成，遂诉至一审法院成讼。一审法院认为：张煜琼、于晨与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双方约定的每平方米价格为9476.99元为固定价款，不因增值税税率降低而降低，也不因增值税税率的提高而提高。首先，本案的商品房买卖交易适逢国家对“营改增”试行、磨合期，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张煜琼、于晨交付房款到具体房屋交付长达1年多时间，在此期间国家对税制政策可能在不断调整，故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载明的增值税税率及房屋交付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税率不同正是国家税制政策调整的结果。而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增值税的调整系纳税义务人的税负，和双方约定的房屋总价款并无直接关联。其次，《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明确约定了买卖房屋的单价和总价，此外双方又约定面积差异时依约定的单价相应调整房屋总价，并未约定降税降价、增税增价，另国家在调整增值税税率时也未规定降税降价。国家进行税制改革的目的，是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减少重复征税、优化经济结构、降低企业税负，自国家推行营改增政策以来，不动产销售的税率经过两次下调，由11%降为10%再降为9%，直接目的系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故张煜琼、于晨以增值税下降为由，要求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返还2%税款的请求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因此张煜琼、于晨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合同附件三第十五条买受人声明中第七项约定的政府相关税费的变化，应理解为张煜琼、于晨购买该商品房应向国家缴纳的契税，与增值税无关。综上，对张煜琼、于晨诉请不予支持，对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辩解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张煜琼、于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7.5元，由原告张煜琼、于晨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同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出现增值税税率下调情况下，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购房价款是否随着增值税下调比例相应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据此，本案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均为商品房出售主体即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并非是张煜琼、于晨。增值税税率的变化直接导致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应缴纳增税税款的变化，增值税税率增减的后果由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承担，与张煜琼、于晨无直接法律关系。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了系争房屋计算价款方式为按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9476.99元，系争房屋总价款为1319482元。同时合同还约定了当事人按建筑面积计价的，面积计算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商品房交付后，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发生差异，双方如有约定依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含3%）的据实结算。系争房屋实测面积为139.46平方米，面积补差款2179元，房屋总价款因面积调整变为1321661元。由此可见，对于合同总价可调整的情况并不包括关于税率调整。虽然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三中约定买受人在购房前已慎重考虑房市存在的一切风险，并对未来房地产政策变化、市场走势有充分的认知与预判，因房地产政策变化、市场波动引起的价格波动，银行信贷政策变化，以及政府相关的税费的变化，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与出卖人无关。从该条也不能得出税率调整即可调整房款总价的结论。因此，在没有“调税调价”的合同约定下，张煜琼、于晨的相关主张，欠缺合同依据。另，正如一审法院所述，国家降低增值税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减税让利给企业，给企业减负，激发企业活力。张煜琼、于晨的诉求实质是将增值税下调带来的让利直接归属于购房人，此举有违国家出台减税政策的初衷。综上所述，张煜琼、于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5元，由上诉人张煜琼、于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 珍审判员 王利民审判员 陈 勇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冯杨艳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