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内01民终6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艳萍，女，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文魁，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系布劳恩电梯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推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呼和浩特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光明路北侧仁富巷生产资料仓库。法定代表人：武世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洪波，内蒙古蒙晟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凯，内蒙古蒙晟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艳萍因与被上诉人呼和浩特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市农资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3民初260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艳萍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3民初2609号民事裁定。2、依法判令呼市农资公司支付于艳萍内退生活费10240元，以及内退生活费产生的利息损失13392元。3、依法判令呼市农资公司支付于艳萍下岗生活费5156.4元，以及下岗生活费产生的利息损失5940元。4、依法判令呼市农资公司支付于艳萍置换身份款14525元，以及置核身份款产生的利息损失16869元。5、判令呼市农资公司支付于艳萍股金6072元，从1998年至2018年连本带息44968元（按年利率10%计息，最终以企业实际股金利息为准）。6、判令呼市农资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1998年于艳萍离开工作岗位，停发工资，呼市农资公司按内退人员对待，每月发给160元生活费，但却以有欠款为由扣留不发，致使于艳萍至今未拿到属于个人的生活费。2001年企业申报129名职工下岗进中心（于艳萍是其中之一），并与进中心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呼和浩特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书》。《协议书》明确甲方（呼市农资公司）按月为乙方（于艳萍）发放基本生活费，代缴社会保险费。从2001年6月起企业为职工发放下岗生活费至2003年5月止，生活费经银行“打入个人存折，但存折未发给本人，资金留存在企业帐户”，于艳萍至今没有拿到属于自己的基本生活费。企业转制实行全员置换身份（买断工龄），呼市农资公司为于艳萍计算出置换身份款具体金额，却以欠款为由不给于艳萍发放（实际对帐于艳萍并不欠款），致使于艳萍已和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却至今未拿到置换身份款。二、本案发生在转制过程中，但绝不是“改制而引发”的纠纷。说本案是政府主导的“改制而引发”的纠纷，没有政策和事实依据，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事实。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主管部门对“下岗生活费”的发放均有严格明确的政策要求，并有明确的发放标准和发放程序。也就是说不是政府主导的转制过程中政策禁止或限制、企业转制方案禁止或限制所造成扣留生活费，而是企业违反中央政策、违反劳动合同《协议书》规定的应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私自扣留存折不发生活费。责任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主导的转制所造成。具体事实依据：1、违反中央对下岗生活费专款专用不得挪用的政策要求，私自扣留侵占下岗职工生活费。“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资金，一定要加强管理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方面开支”[摘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98）10号文件]。2、违反政府下岗生活费发放程序要求，不发存折，扣留资金，责任主体是企业。“根据当时政策，该企业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人员可享受两年基本生活费”。“在发放形式上，财政和企业将各自承担的资金分别划入企业设立的（指定）银行帐户打入个人存折按月发放”[摘自：呼市政府信访复查意见、呼政信复字（2017）37号]。“生活费打入个人存折，但存折未发给本人，资金留存在企业帐户”[摘自：内蒙古政府信访复核意见、内政信复字（2018）57号]。3、按政策规定：职工下岗进中心要签订《协议书》，企业和职工签订的《呼和浩特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书》就是劳动合同。按照发放程序，企业履行《协议书》的职责和义务为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后，要把经银行签收的“发放表”上报政府主管部门（市就业局）接受监督。表面上企业经银行给职工发了生活费，但实际上扣留了存折，这种做法欺骗了政府主管部门。所有这一切均是企业行为，责任主体是企业，与政府主导的转制无关，更不是“改制而引发”的纠纷。三、本案是发生在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犯劳动者民事权益的劳动纠纷，责任主体明确，法律关系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说本案“并非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是认定事实错误。具体事实依据：1、内退生活费是企业依据劳动关系在停发工资后，发给离开工作岗位内部退休职工的待遇，这是在职工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企业的责任和义务，也是转制政策和转制方案明确规定的。把于艳萍列为内退职工，却以欠款为借口，不给发放生活费，侵犯了于艳萍合法权益。因此这是企业和职工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劳动纠纷，把其说成是“转制而引发”的纠纷，显然与事实不符。2、下岗生活费是依据企业和职工签订的《呼和浩特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书》发给职工的生活补贴，《协议书》就是劳动合同。《协议书》明确规定企业（甲方）的职责和义务：按月按规定为乙方发放基本生活费；为乙方代缴社会保险费。乙方的权利：在协议有效期内按月领取基本生活费。而企业不履行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是明确的违反劳动合同侵犯职工权益的行为。内蒙古政府信访复核意见要求“呼市农资公司尽快将拖欠的下岗生活费足额补发到位”，这是对当事人主体资格、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明确清晰的认定。说其“并非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同样与事实不符。3、置换身份款也就是买断工龄，这是企业在解除劳动关系时给予职工的经济补偿。根据政策和转制方案为职工计算并发放置换身份款是企业的责任和义务，但企业以有欠款为由不给于艳萍发放，违背解除劳动关系给予补偿的规定。这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责任主体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明确。4、生活费打入个人存折，就成为个人资金，就是个人的资产，扣留、侵占就是明确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权利人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5、1997年企业未经本人同意将于艳萍股金从股金帐户转出。股金是于艳萍的合法投资，法律保护投资性权利和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对此均有明确条款。企业未经本人同意擅自变更解除民事法律关系，是明确的违法侵权行为。这根本不是“改制而引发”，与改制无关。综上，本案和裁定所认定的是性质完全不同、责任主体完全不同的两类案件。一审裁定把发生在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犯民事权益的劳动纠纷，认定为是“转制而引发”，“并非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的纠纷”，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属于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有关民事权益的劳动纠纷，人民法院应予审理。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不予受理的适用范围有明确的界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的责任主体是“政府主管部门”，案件是“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而本案的责任主体不是“政府主管部门”，也不是“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引发的纠纷”。2、本案是企业违反政策、违反转制方案要求，扣留职工存折、侵占资金，这是企业和职工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劳动纠纷，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关系明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综上所述，呼市农资公司违反各级政府政策要求，违反企业转制方案规定，不履行和职工签订的《呼和浩特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书》应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扣发于艳萍生活费，以欠款为由扣发于艳萍的置换身份款，转移于艳萍的股金。这是呼市农资公司和于艳萍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有关民事权益的劳动纠纷，事实清楚、责任主体明确，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权利人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而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侵犯了于艳萍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应予纠正。于艳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呼市农资公司支付于艳萍内退生活费10240元；2、判令呼市农资公司支付于艳萍内退生活费产生的利息损失13392元；3、判令呼市农资公司支付于艳萍置换身份款14525元；4、判令呼市农资公司支付于艳萍置换身份款产生的利息损失16869元；5、判令呼市农资公司支付于艳萍股金6072元，从1998年至2018年连本带息44968元（按年利率10%计算，最终以企业实际股金利息为准）；6、诉讼费用由呼市农资公司承担。后又增加了下列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呼市农资公司支付于艳萍下岗生活费5156.4元及其下岗生活费产生的利息损失5940元。一审法院认为，于艳萍与呼市农资公司之间的纠纷系因呼市农资公司的改制而引发，并非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呼市农资公司的改制系由政府主导，故本案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应受理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民事权益发生纷争的劳动关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于艳萍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1997年，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依据《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放开放活中小企业的规定》（呼政发[1997]49号）、《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放开放活中小企业的补充规定》（呼政发[1997]71号）开始启动企业转制工作。2002年，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根据《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中小企业转制实施意见的通知》（呼政发[2002]51号）精神，由企业职代会讨论通过了《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深化企业转制方案》和《呼市农资公司转制的具体操作办法》。2003年3月21日，呼和浩特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作出《关于市农资公司企业转制工作的批复》（呼供销批字[2003]2号），批复称：“根据呼市体改委《关于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深化企业改革方案的批复》（呼体改字[2003]4号）文件，对市农资公司转制工作有关事宜批复如下：一、市农资公司全部资产经中介组织评估，市社理事会确认债权、债务由组建后的新企业承担，净资产的处置按市供销社《关于市农资公司深化企业改革处置社有资产的决定》执行。二、从批复之日起市农资公司予以撤销。三、成立呼和浩特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注册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2003年6月23日，呼和浩特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向市体改委提交了《关于成立呼和浩特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的请示》（呼供销请字[2003]1号）。2003年8月5日，呼和浩特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组建呼和浩特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批复内容为：“一、呼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按照全市放开放活中小企业的有关精神，进行公司制改造，目前组建成立新公司的条件已具备，符合《公司法》及有关规定和要求，同意组建‘呼和浩特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二、呼和浩特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本总额为439万元，全部为自然人股。三、公司成立后，要按照《公司法》及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运作，不断发展壮大企业，使其真正成为有竞争实力的市场主体。”原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据此改制为呼和浩特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另查明，于艳萍于1971年3月在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参加工作，1997年离开工作岗位。于艳萍称其于1997年底在企业内部退休，呼市农资公司则称于艳萍从1997年4月起无故旷工。2001年4月24日，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向呼市供销社再就业服务中心提交了《呼市农资公司关于王婧等129名下岗职工申请进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报告》[呼农资人字（2001）第4号]，请求让129名下岗职工进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于艳萍亦在该129人名单之中。呼市供销社再就业服务中心于当日同意了该报告。于艳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期间，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主张其对企业有欠款，未按政策向其发放相应的基本生活费。2003年9月至2005年2月，于艳萍享受了失业保险金。2005年3月于艳萍办理了退休手续。于艳萍主张呼市农资公司未向其支付内退生活费、置换身份款、股金，遂于2019年5月27日申请劳动仲裁。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回劳人仲字﹝2019﹞10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于艳萍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期间其增加了关于下岗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企业改制系政府主导的行为，并非企业自主进行改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之规定，政府主导企业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综上，于艳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巴特尔仓审判员 何 建 军审判员 蔡 世 杰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樱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