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2行终2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黄河东路。 法定代表人李波，经理 委托代理人夏伟鹏，山东青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法定代表人曲波，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超，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董传基，山东雅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石长明，男，195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单县。 上诉人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黄岛人社局）、原审第三人石长明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9）鲁0211行初151号行政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之子石某系鲁Ｂ×××××/鲁Ｂ×××××重型货车的实际车主乔友宽所雇佣的驾驶员。2014年10月20日，乔友宽与原告签订挂靠合同，约定乔友宽以原告的名义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并自愿接受和服从原告的统一管理。2018年4月28日20时许，石某驾驶鲁Ｂ×××××/鲁Ｂ×××××重型货车从捷丰货站拉空箱疏港，在行驶至青岛××××路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北门时发生事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黄岛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石某负事故主要责任。2018年8月16日，第三人石长明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告知补正材料后，被告于2018年9月3日正式受理。2018年9月6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2018年11月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情况说明、原告与乔友宽的挂靠合同、交警对乔友宽的询问笔录、原告公司的工资表及社会保险缴费明细等材料，认为乔友宽将车辆挂靠在原告公司，石某系乔友宽雇佣的司机，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并非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当日，被告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并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2018年12月17日，被告作出青黄人社伤认决字[2018]第QH001348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石某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工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项之规定，由原告承担石某工伤保险责任。该决定书已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交警部门对乔友宽作出的询问笔录记载，石某在事故发生时系驾驶鲁Ｂ×××××/鲁Ｂ×××××重型货车从捷丰货站拉集装箱疏港，故其受到的事故伤害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而受到事故伤害，该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石某系乔友宽雇佣的司机，乔友宽将石某驾驶的鲁Ｂ×××××/鲁Ｂ×××××重型货车挂靠在原告公司从事运输，对石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原告系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原告认为石某在事故发生时系私自运输45尺的集装箱，故并非因为工作原因受伤。原审对此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虽然乔友宽与原告之间、原告与捷丰公司及青岛港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未约定乔友宽的车辆可以运输45尺的集装箱，但在交警部门对车主乔友宽进行询问时，乔友宽明确表示事故当天石某系从捷丰场站运输集装箱疏港，原告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石某所运输的集装箱系其私自联系他人运输。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被告黄岛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以纠正。青岛港前湾港码头作业区实行严格统一下发工作任务的制度，各场站公司对所属场站集装箱数量的动态变化发送给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简称“平台”)，平台再将上述信息发送给各运输公司所管理的车辆。运输公司所属的每一辆车均有一部工作手机，司机可以通过专用的手机APP软件实时观测到各场站集装箱数量的动态变化，本着就近运输的原则自行从事运输业务，每一次工作任务均有电子记录。如果石某当时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了个人利益干私活，则工作手机或者平台系统均不会有记录。此外，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情况说明》《业务合作协议书》能够体现出，石某在事发时所装载的45尺集装箱并不是业务范围，山东捷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从未向平台发送关于45尺集装箱的业务，平台也从未通过手机APP向司机发送关于45尺集装箱的业务。故在事发时，死者石某应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了个人利益干私活，其死亡结果并非由工作导致，不应认定为工伤。原审法院未对前湾港码头作业区内工作任务的下发流程，以及场站、平台、运输公司之间合作业务的具体范围等问题进行深入审查，系属未查明本案事实，应依法予以纠正。原审认为挂靠车主乔友宽在公安向其询问时，知晓死者石某的工作任务，认定死者石某是根据挂靠车主乔友宽的指示完成任务系属事实认定错误。事故发生后的四天中，上诉人与乔友宽一直在调查事发时，死者石某到底在从事什么业务以及其车上所载的45尺集装箱是属于哪家场站的，因此其在接受询问时出现能够回答出石某是在哪里装载集装箱的情况不足为奇，原审法院以此认定死者石某是根据挂靠车主乔友宽的指示完成的任务，没有事实依据，且没有考虑到事发当天与询问笔录之间相隔4天的内在关联，系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适用前提是劳动者从事被挂靠单位的工作，被挂靠单位因此获得利益。本案中，死者石某为了个人利益，利用职务便利，违规装载45尺集装箱，属于干私活，上诉人并没有因此获得任何利益，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没有利益则不应当承担责任，且如果鼓励这种为了个人利益干私活的行为，则会严重破坏原有的运输秩序，侵害遵守法律规定、合同约定的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原审法院在未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直接适用该条系属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望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做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黄岛人社局答辩称，同一审答辩意见。被上诉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石某的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应予以认定工伤。 原审第三人石长明陈述称，石某系工作中发生事故，被上诉人黄岛人社局工伤认定正确，原审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在原审中未向法院提交证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已经质证，并已随案移送本院。上诉人二审提交了3份证据，分别是证据1手机作业APP截图2份；证据2集疏运平台车辆作业明细表1份；证据3《营运车辆挂靠经营补充合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据此，本院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接纳。经审查，本院同意原审法院对原审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及据此确认的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各方对于石某系鲁Ｂ×××××/鲁Ｂ×××××重型货车的实际车主乔友宽所雇佣的驾驶员，以及乔友宽挂靠于上诉人公司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事实均无异议。结合交警对乔友宽的询问笔录、挂靠合同、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医院病历等证据，能够证明石某驾驶该车辆从捷丰场站行至同江路××前××区北门处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死亡，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被上诉人作出本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认为石某发生事故时运输的45尺集装箱不属于其业务范围因而石某属于干私活并非工伤的主张，本院认为，交警部门对车主乔友宽进行询问时，乔友宽明确表示事故当天石某系从捷丰场站运输集装箱疏港，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仅否认与石某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未提交证明石某事故伤害并非因工作原因的证据，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石某系私自运输发生事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国宁 审判员  林 桦 审判员  刘力铭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管筱笛 书记员王崧 书记员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