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昌李耀记货架有限公司，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园中小企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01007460957986。 法定代表人：林必胜，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市新开元金属制管有限公司，地址：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龙凤巷村码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5679836268E。 法定代表人：曹月明，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云飞，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振庭，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昌李耀记货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耀记公司）因与无锡市新开元金属制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开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赣0192民初397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询问当事人等方式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耀记公司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李耀记公司给付被上诉人新开元公司货款18998元；2.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二项判决；3.一审案件受理费62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新开元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磅码单8份（2014年11月16日至2015年1月16日）,送货单17份（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1月2日）,对账单3份（2014—2016年）,均系其单方制作,上诉人从未见过磅码单和对账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错误。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高度可疑的证据来证明上诉人“尚欠310817.55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认定”，属主观臆断,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2014年11月16日、12月12日、12月19日、12月24日、12月27日、12月31日、2015年1月8日、1月16日,被上诉人单独制作的8份《无锡市新开元金属制管有限公司磅码单》中,单位名称“南昌”是很笼统、宽泛的概念,并不能确认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在“记账、司磅、领料”等栏目中签名也存在严重缺陷,有的只有一、二人签名，这些签名者没有一人出庭作证证明货物都送达上诉人。被上诉人没盖公章,上诉人没有盖公章,也没有工作人员签名。上诉人从未见到过磅码单，磅码单纯属被上诉人内部管理行为，其可以任意制作,是真是假？是进库单还是出库单均不能判断。再说,磅码单与送货单相互矛盾,二者是不同的概念，一审法院认为二者是同一概念,实属逻辑错误，以磅码单作为定案依据错误。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1月2日,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17份送货单,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收货单位“南昌”是很笼统、宽泛的概念,并不能确认是上诉人。被上诉人的方型钢管产品属于通用产品,市场上到处可以销售,并不是专为上诉人制作的专用产品，即使是制作货架的企业,南昌也不止上诉人一家。送货单有四联，并且明确注明:“1、本单据经客户确认签名后作为客户欠款凭证”，上诉人没有盖章,工作人员也没有签名；“收货人”栏中有的有签名有的无签名，全部签名人以及车辆所有人没有一人出庭作证或是出具证词证明所涉货物全部送达上诉人。货物送达、签收、验收是买卖合同履行不可或缺的程序，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货物后,有的及时给付货款,不能及时付款的,必定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作为欠款凭证,交由被上诉人收取保管。被上诉人没有出示也不敢出示上诉人签名的送货单,其如果出示必然暴露所提供的磅码单及绝大多数送货单是虚假的,从而否定其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单独制作的2014年、2015年、2016年共3份对账单,均未签字盖章,不属双方真实对账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定案依据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证人证言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被告的员工李某向原告下订单,李某指派无锡三志物流的老板娘王某安排司机到原告处提货,再由司机将货物运输至被告处”,甚至认定收货无需收货人确认、无需签名是“交易习惯”,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王某在录音中态度坚决地说:“你叫我去签字我肯定不会签字的”，这就完全否定了她作证的法律效力。证据法则明确规定证人拒绝出庭、拒绝签字,其证言、证词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一审法院以王某的证词来证明李某作虚假陈述是错误的。李某手机中留有“集成物流”的电话虽然与王某的电话相同,但并不代表二者相互认识。“集成物流”与被上诉人录音文字记载的“三志物流”不是同一概念。李某陈述打过电话给“集成物流”,要求其派车去常熟装货架而不是到被上诉人处去装方型钢管。退一步说,即使李某打电话与“王老板”联系过货物买卖的事,也需要其他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货物交易的时间、地点、数量、金额、收货人、欠款数额等，仅以王某无法律效力的证言就予以确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是方型钢管买卖关系,而不是货架买卖关系。李某“否认向原告下订单购买货架,否认认识王某”符合客观事实。三、上诉人的法人代表没有作虚假陈述。2014年1月2日至2015年3月25日,被上诉人共出具10张发票给上诉人,总金额498341.17元,其中:2014年1月2日至9月25日的8张发票金额为466928.47元,2015年3月25日的2张发票金额为31412.70元（14044.80元＋17367.90元）。2014年9月25日之前的466946.37元属于双方已经结清的货款,不属本案争议的金额。被上诉人主张2014年的货款是从2014年11月16日开始的。一审法院把已经结算的货款466928.47元计算为争议标的:498341.17（466928.474＋31412.70）元,“加上被告认可的2016年未开发票的交易金额138998元合计637339.17元,两者并不相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计算错误,以此来否定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陈述的2014—2016年交易金额只有50多万元的陈述,指责上诉人法人代表“明显不符合诚信原则”。2016年2月7日,上诉人给付货款8万元,实际上是2015年度的款,因为,双方是按农历年度计算的，一审法院错误地将此8万元计算为2016年度的货款,认定2016年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为20万元（12万元＋8万元）,进而错误地认定上诉人的主张与其证据自相矛盾,“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曲解事实,错怪了上诉人的法人代表。四、被上诉人单独制作的磅码单、送货单、对账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具有高度可疑性。根据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应当对291819.55元（310817.55元-18998元）货款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买卖方型钢管材料始于2013年。2014年11月15日之前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2014年11月16日至2015年2月18日除夕为2014年度。上诉人只收到被上诉人10万元的货物,给付了10万元货款,货款两清,被上诉人未开发票。被上诉人主张248611元货款,多出148612元（248611-100000），被上诉人应当对148612元的货款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015年2月19日春节后至2016年2月7日除夕为2015年度。2015年3月15日、3月18日的货款112095元,被上诉人已承认结清。上诉人只收到被上诉人货物342095元,给付货款342095元（含2016年2月7日除夕给付的80000元）,货款两清,被上诉人只开了31412元的发票。被上诉人多主张143215.65元［1633922.65元-342095元-148612元（2014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016年2月27日至2016年5月2日,为2016年度。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138998元的货物,已给付货款120000元,因被上诉人未开发票所以余款18998元未给付。2015年11月以前,上诉人只是一个投资12万元（林必胜108000元、林必永6000元、黄激文6000元）小微企业。购买的全部原材料包括方管钢材均由法人代表林必胜负责,林必永负责验收,黄激文负责付款。没有及时付款的货物必须签单作为欠款凭证。买卖合同市场交易一般惯例只压一批货款,即后一批货物收到后要偿还前一批货款。上诉人把2016年的货款基本偿还了,只是因为被上诉人未开发票才扣下18998尾款未偿还,根本不可能还欠其2014年、2015年29万多元的货款，这明显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不符合常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新开元公司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如果按上诉人的逻辑，其不仅不欠我方货款，甚至我方还要付款给他？上诉人派车来提货，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这是双方一直以来的交易习惯，司机是上诉人请的，由上诉人掌控。如果只是欠款1万余元，被上诉人不会三番两次的找上诉人催款，且每次上诉人均以相关人员不在推脱，因此才诉至法院。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对帐单中显示2015年3月25日收款112095元，并显示2014年仍欠款148612元，当时是说2014年欠的款先不算，但是2015年的必须要现清，所以就先付了3月15日与3月18日的两笔货款共计112095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新开元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耀记公司支付货款310817.55元及利息20000元（暂以拖欠金额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最终由法院裁决至利随本清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李耀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新开元公司与被告李耀记公司双方于2013年左右开始发生货架金属制管购销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2013年之前的交易货款两清。原告分别于2016年2月27日、3月22日、4月8日、5月2日向被告供应金额20030元、37444元、47174元、34350元，合计138998元的货物，被告分别于2015年2月16日、3月25日、4月14日、12月12日、2016年2月7日、5月2日、7月22日、9月21日、2017年1月25日支付2016年的货款100000元、112095元、50000元、100000元、80000元、20000元、30000元、20000元、50000元，合计562095元，被告自认尚欠2016年的货款18998元。 针对双方2014年、2015年、2016年的交易货款是否结清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交易货款是否结清涉及到交易金额、支付金额的问题。原告认为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以下均以阴历为年度统计单位）的交易金额分别为160478元、531747.35元、180685.9元，合计872912.55元；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被告分别支付货款100000元、342095元、120000元，合计562095元，尚欠310817.55元。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了2014—2016年的磅码单、送货单共计29张。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法院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4—2016年的交易金额只有五十多万元，已支付货款五十多万元，2014年、2015年的交易货款已结清，只欠2016年的货款18998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了2014—2016年的磅码单、送货单共计29张以及三年的对账单。被告对2016年的送货单及对账单的交易金额及支付金额未提出异议。被告只对2014年、2015年的送货单及对账单提出异议，认为送货单收货人一栏未有被告员工的签名，对账单系原告单方面制作，主张2014—2016年的交易金额只有五十多万元，已支付货款五十多万元，2014年、2015年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付款后发货或者货到付款，该两年的货款已结清，并向法院提供了2013—2015年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2013年的发票1份，金额为100880.16元；2014年、2015年的发票10份，金额合计498341.17元）及被告分别于2016年2月7日、2016年5月2日、7月22日、9月21日、2017年1月25日支付货款的凭证5份（金额合计200000元，被告认可2017年1月25日支付的货款50000元是支付2016年的货款）。经查，2014—2016年的送货单有的收货人一栏确实未有被告人员签名。原告陈述，原告在江西南昌只与被告发生买卖关系。双方的交易习惯为不签订书面合同，被告的员工李某向原告下订单，李某指派无锡三志物流的老板娘王某安排司机到原告处提货，再由司机将货物运输至被告处，从未收到该物流公司或者被告关于货物丢失的反馈，并提供了原告第一次开庭后联系王某出庭作证遭拒绝，但王某却陈述是被告的李某要求其物流公司的司机到原告处提货并运输至被告处，且未收到被告丢失货物反馈的录音。被告虽对王某的录音提出异议，并且证人李某在出庭作证过程中却陈述未与原告联系过订单的事情，也不认识王某，但却在李某的手机通讯录中找到了王某的电话（备注为集成物流），并陈述货架是在江苏常熟购买，却联系在无锡的集成物流运输货架的事宜。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证人李某先是否认向原告下订单购买货架，亦否认认识王某，但在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询问是否有王某的电话时，却当即在其手机通讯录中找到了王某的电话，虽然备注的集成物流与原告陈述的三志物流名称不一样（有可能是物流公司名称变更）。既然李某不认识王某，为何在其手机通讯录中却有王某的电话？只能说明李某的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另外，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认可与原告存在货架买卖关系，而李某却在证言中陈述在常熟购买货架又联系无锡的物流公司运输，与被告法定代表人认可的事实自相矛盾。由此可见，证人李某的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另外，从被告的陈述、主张及证据分析，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陈述，2014—2016年的交易金额只有五十多万元，但被告提供的原告向其开具的2014年、2015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498341.17元，加上被告认可的2016年未开发票的交易金额138998元合计637339.17元，两者并不相符；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陈述，2014—2016年的交易习惯是先付款后发货或者货到付款，如果未付款，就会在送货单上签字作为欠款作证，2014年、2015年的交易货款已结清，而提供的2016年、2017年的支付凭证显示的支付时间及金额均不能与其认可的2016年的4次买卖时间、金额吻合。因此，这并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的先付款后发货或者货到付款的交易习惯。且按照双方均认可的2016年的交易金额138998元，被告陈述已付120000元，尚欠18998元，但被告提供的支付凭证显示当年支付的货款金额却是200000元（被告认可2017年1月25日支付的货款50000元是支付2016年的货款）。那么，被告不仅不欠原告货款，原告还应退还被告多支付的货款。显然，被告的主张，与其证据存在自相矛盾之外，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换言之，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应当诚实信用，如实陈述案件客观事实，不得做虚假陈述。因此，被告应当如实陈述2014年、2015年双方交易的金额、支付金额。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法院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对2014年、2015年双方的交易金额记不清楚。鉴于被告的陈述、主张与证据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加之对2014年、2015年的交易事宜陈述明显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虽然原告提供的部分送货单收货人一栏没有被告员工的签名，但经审查并对原告提供的29张磅码单、送货单核算，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票据金额分别为248611元、485313元、138998元，合计872922元。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被告分别支付货款100000元、342095元、120000元，合计562095元，尚欠310827元。据此，可以认定原告新开元公司主张2014—2016年交易金额合计872912.55元，被告付款562095元，尚欠310817.55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予以认定。 原告新开元公司与被告李耀记公司虽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截至庭审终结，被告尚欠原告货款310817.55元，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因此，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货款310817.55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另外，原告诉请被告按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由于双方对逾期付款违约金未作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原告诉请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起算时间的问题，双方亦未结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由于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在起诉之前向被告提出要求该公司履行，因此，应认定起诉之日为原告向对方提出要求履行之日，即2019年2月25日为逾期付款违约金起算之日。经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短期贷款）年利率为4.35%。因此，被告应当按照年利率4.35%自2019年2月25日起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另外，被告辩称，2014年、2015年双方交易的货款，已超过诉讼时效，经查，被告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7年1月2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中断后的两年诉讼时效尚未届满，本案可以适用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因此，原告2019年2月25日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辩称，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南昌李耀记货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无锡市新开元金属制管有限公司货款310817.55元；二、被告南昌李耀记货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无锡市新开元金属制管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10817.5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自2019年2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无锡市新开元金属制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62元，由被告南昌李耀记货架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李耀记公司提交了新开元公司及李耀记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当时李耀记公司是与新开元公司老板陈海兵做生意，现在却是王建新来结算，说明新开元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因李耀记公司于2015年迁址，未发生那么多业务。新开元公司对该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股东信息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内部的变更与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无关；李耀记公司迁址只是地址变更，从工商信息可以看出其注册资本有增长，我方向李耀记公司开具票据已经达到了193余万元。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与本院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对李耀记公司尚未向新开元公司支付货款的金额认定是否有误以及李耀记公司是否应当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新开元公司提供的送货单部分存在“收货人”一栏无李耀记公司员工的签字，但从李耀记公司于2015年3月15日及3月18日付款的情况来看，双方并非完全以在送货单签字来确认付款的交易习惯。李耀记公司主张2014年、2015年货款已结清，其只欠新开元公司2016年货款1.8余万元，但未提交证据进一步证实公司实际收到货物的情况或公司尚欠货款的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送货单对产品名称、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均有详细记载，收货人中还记载了送货的司机名字以及送货车辆的车牌号，一审判决对证人证言分析认证后，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对新开元公司提供的29张磅码单、送货单记载的事实予以采信并无不妥。根据上述磅码单、送货单核算，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票据金额分别为248611元、485313元、138998元，合计872922元。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李耀记公司分别支付货款100000元、342095元、120000元，合计562095元，货款金额与支付金额相差310827元。故一审判决认定新开元公司主张李耀记公司尚欠310817.55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亦无不当。李耀记公司逾期支付货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判决李耀记公司自新开元公司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李耀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71元，由南昌李耀记货架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治国 审 判 员 罗锦戎 审 判 员 王宏瑞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魏日华 书 记 员 李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