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65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深波，男，1948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保刚，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福山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蒲湾街。诉讼代表人：于绍文，系烟台市福山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烟台市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蒲湾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建，山东康桥（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烟台市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蒲湾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蒲湾街。法定代表人：于绍文，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建，山东康桥（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宋维军，男，196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上诉人于深波与被上诉人烟台市福山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海公司）、原审第三人烟台市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蒲湾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蒲湾居委会）、宋维军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1民初3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于深波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1民初329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解散烟台市福山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烟台市福山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烟台市福山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福海公司尚未达到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被上诉人福海公司的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公司是否处于盈利状态并非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必要条件。其侧重点在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股东会或董事会是否因矛盾激化而处于僵持状态，一方股东无法有效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就本案而言，可以从股东会及董事会运行机制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1、关于股东会方面，被上诉人福海公司已连续7年未召开股东会，公司内部运营管理失灵，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被上诉人福海公司自成立以来，前期日常经营管理的只有上诉人于深波一人，在开发了福海工业园项目和福海商业综合楼项目之后再无开发新项目，仅靠收租金维持公司日常经营运转。自2012年开始，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因股权问题和公司管理问题矛盾长期不断，先后进行多次诉讼，现诉讼仍在进行中，股东之间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无法通过召开股东会解决。至今，已连续7年未召开股东会，公司经营管理陷入瘫痪，大股东烟台市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蒲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长期独霸公司，于深波身为第二大股东已多年不能正常行使权利，参与公司经营管理。2、关于董事会方面，被上诉人福海公司董事之间利益相互冲突，己不能正常召开董事会，行使职能，良性运转。上诉人于深波身为董事长长期不能正常行使权利，蒲湾居委会独霸公司，董事会名存实亡，福海公司早己失去良性运转的基础。(二）被上诉人福海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失。公司股东依法享有选择管理者、参与重大决策和分取收益等权利。上诉人于深波作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在公司持续盈利，但多年未分红，且早已不能正常行使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管理和监督以及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的情况下，上诉人于深波投资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股东权益已受到重大损失。(三）通过其他途径亦不能解决公司股东之间的冲突。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股东之间应当互谅互让，积极理性地解决冲突。在公司股东发生矛盾冲突后，股东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改变公司决策机制解决双方纠纷，或通过向其他股东转让股权等退出公司的方式解决公司僵局状态。本案中，上诉人于深波与被上诉人福海公司及股东间发生冲突后，上诉人于深波与被上诉人福海公司及股东之间均通过多种途径力图化解纠纷，但均未能成功，且矛盾与日俱增，先后在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多次诉讼，现诉讼仍在进行中，股东之间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无法通过召开股东会解决。另外，三方在股权转让、减资等方式的磋商、谈判，均因股份数额、价格、付款方式等原因而未能实现。另一方面，在诉讼开始之后，在人民法院的组织下，多次进行了调解，股东各方对对方提出的调解方案均不予认可，未能达成意见一致的调解协议。目前，公司僵局已经无法通过其它途径解决。因此，由于上诉人于深波与被上诉人福海公司之间及股东之间矛盾重重，被上诉人福海公司己经丧失了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存续之根基的人合性，己失去继续合作的信任基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亦己经沦落为控股股东蒲湾居委会压迫欺凌非控股股东的工具，该种状态之持续使上诉人于深波投资公司的目的不能实现，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在双方之间的矛盾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的情况下，上诉人提出解散被上诉人福海公司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准许。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对福海公司的性质问题认定不清。福海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是蒲湾居委会的下属集体企业。福海公司的股东蒲湾居委会、于深波、宋维军依据投入的股权比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蒲湾居委会在一审中提到福海公司是由其控股的村民集体企业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完全混淆了集体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的界限，这是两种不同经济形式，一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个属于私营经济。蒲湾居委会一审答辩中既想享受到有限责任公司的好处，又想享受集体企业的红利，竟然得到了法院的认可。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肯定了福海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但又时刻提醒其系“由村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判决时还担心对被上诉人不利的判决会对“其它社会关系造成损害和不稳定”。一审法院如此判决，实在有失公允。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违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要求，严重损害法律尊严和司法公信力。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福海公司辩称“假如公司解散，一定会造成数千蒲湾居委会村民社会不稳定的事件”。一审判决第9页第18行载明“否则会对社会经济尤其是公司经营涉及的其它社会关系造成损害和不稳定”，对被上诉人的答辩进行了回应。在本判决的接下来一句中，法院又承认公司的运转属于“商事自决事项”，但是却偏偏忽略了公司的成立和解散也属于“商事自决事项”，国家也有专门的《公司法》加以规定。细言之，如果公司达不到解散的要求，法院没有权力强行解散；如果公司达到解散的要求，法院依法判案，只能解散。无论如何都谈不到对“其它社会关系造成损害和不稳定”，这一因素，不是公平中立立场的法院应该考虑的事项。法院的这一裁判，明显是对被上诉人福海公司一审答辩中言语威胁的妥协与让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法院系统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法律不是为一个人、一村人服务的，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是为民主法治服务的，是为公平正义服务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福海公司连续多年未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股东会、董事会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决策、监管作用；公司长期被大股东蒲湾居委会控制，上诉人作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无法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就股权问题和公司管理问题，上诉人与蒲湾居委会进行过数次诉讼，己经诉至最高人民法院，股东之间的矛盾无法通过股东会、董事会解决；公司在连续多年盈利的的情况下不分红，己经陷入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僵局，公司存续将继续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问题，一审判决若生效，受损的不止是上诉人于深波的个人利益，还有国家法治大局和司法的公信力。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烟台市福山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烟台市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蒲湾社区居民委员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另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诉讼并非在上诉状中说的很多，到现在为止，包括本案在内，仅有3起案件，且该3起案件均是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来提起的诉讼，福海房地产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以及其他股东与上诉人之间均没有任何诉讼。所以，上诉人所说的福海房地产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与事实不符，福海房地产公司至今经营正常，股东会和董事会及时完善，并没有出现严重损害股东权益的事实。原审第三人宋维军无答辩意见。上诉人于深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解散被上诉人福海公司，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福海公司系由村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6月28日上诉人于深波出资200万元，原审第三人蒲湾居委会出资560万元，原审第三人宋维军出资40万元，共同出资成立福海公司，股份分别为70%、25%、5%。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于深波，公司董事三名，为于深波、于绍文、宋维军，于深波为董事长，监事为闫瑞祥。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议的议事规则为，（一）股东会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二）由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三）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股东会议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代理人应出具股东签署的委托书；（四）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五）股东会首次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依照《公司法》规定行使职权；（六）股东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其他董事主持；（七）召开股东会会议在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会议记录和纪要应和出席会议的股东签名簿及代理人的委托书一并保存。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有3人组成，设董事长1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为三年，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本公司设立监事一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任期为三年，期满后可连续连任。公司由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解散，（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届时不再延续的；（二）股东会决议解散；（三）依法宣告破产的。公司章程另对股东会议事规则、经理、财务会计等做了详细规定。自2012年开始，以于深波股权出资是否到位问题为导火索，于深波与福海公司、公司股东之间陷入漫长诉讼战当中，先后历经烟台市中院、省高院、最高院，最终确认于深波返还了出资款133.3万元。在这期间，被上诉人福海公司于2012年10月14日、2017年3月19日召开两次临时股东会，同时于2017年3月19日当日召开了董事会。这两次临时股东会的议题均为限制上诉人股权、罢免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职务，并在前述董事会上罢免了上诉人董事长的职务。后福海公司向福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营业期限等的申请，福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因2017年3月19日的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为由，决定不予变更登记，后福海公司提出行政复议，福山区人民政府维持了上述决定。后对于2017年3月19日的临时股东会议，上诉人向烟台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股东会决议，后烟台开发区法院于2018年8月9日作出（2018）鲁0691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书，以该临时股东会的召开违反前置程序为由撤销了该临时股东会决议。对于该案福海公司已经上诉。另查，福海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经销建筑材料、自有工业厂房租赁，现被上诉人主营业务为厂房、办公楼的出租且存有财务账目，但是公司经营虽有利润，却从成立至今没有进行过分红。上诉人于深波正常行使法定代表人职能期间未召开过股东会。园区管委会曾介入调解上诉人与公司之间的股权纠纷，但是双方争议较大。被上诉人主张可以返还法院认定的于深波的出资及相应利息，上诉人则主张应该按照公司现值和股权比例进行收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福海公司是否符合解散条件。法律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股东提起公司解散的事由包括：1、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3、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4、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本案福海公司作为一个法律拟制下的法人机构，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当以公司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是否正常运行为必要条件，“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本案中公司持续两年不召开股东会、股东之间长期冲突为事实，但根据现有证据尚无法证实福海公司存在公司解散的法定情形。第一，原审第三人蒲湾居委会占有福海公司70％的股份，是独自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福海公司章程规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做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本案上诉人虽然列举其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个人无法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蒲湾居委会与宋维军之间也存在矛盾致使无法召开股东会或召开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的情形，福海公司的股东仍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可以按照出资比例形成有效决议，故福海公司的股东会机制未失灵；第二，公司法司法解释规定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是公司董事之间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的情形，本案上诉人于深波作为现任董事长与其他董事之间虽然存有冲突，但福海公司仍可以通过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方式予以处理，并未导致公司经营管理的严重困难；第三，对公司是否丧失“人合性”，是否解散应当综合判断，股东之间的矛盾是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为维护商业经营的稳定和安全，不能仅因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就将公司解散，只有达到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方可解散，否则会对社会经济尤其是公司经营涉及的其他社会关系造成损害和不稳定；第四、关于福海公司章程是否严格执行、是否分红、决策机构如何运转、股东矛盾如何处理、公司经营方向的选择等问题均属于商事自决事项，不宜进行司法干预。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福海公司尚未达到必须解散之法律要件，上诉人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人于深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于深波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了（2019）鲁06民终742号判决书一份，证明福海房地产公司因不服开发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向烟台中院提起上诉，烟台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司法文书质证后认为，对于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份判决书并不能证明福海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该案也是被上诉人答辩中所提到的3起案件中的一起，这也是由上诉人所提起的诉讼，该诉讼的判决结果对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不会有任何影响，上诉人作为工商登记的董事长，怠于履行相关职责，不召集董事会和股东会才造成了该案件的发生。被上诉人将在适当的时候再行召集董事会和股东会，对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进行完善。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执的焦点问题为被上诉人是否具备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上诉人有权提起公司解散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可见,公司解散须同时满足如下事由:1、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3、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该特殊事由规定,既是法院受理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时形式审查的法律依据,也是审理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时实体审查的法律依据。立法本意是希望通过公司自治等方式解决股东之间的僵局状态,其中“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诉求解散公司、司法认定公司应否解散的必要前置条件之一,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持续两年以上没有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是法院受理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时形式审查的内容,但同时应具备“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才能作为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事由之一,仅此情形而非解散公司诉讼实体审查的法律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虽然持续两年以上未召开股东会,公司董事之间存在矛盾,但现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仍在正常经营行为,并且多数股东不同意解散公司,尚不足以认定“公司经营管理达到发生严重困难”的程度。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董事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出现矛盾等情况属于正常现象,这些事由本身也不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所规定的解散公司条件,且上诉人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故上诉人请求解散被上诉人的事实和理由不足,不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于深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于深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建庆审判员  陈日文审判员  赵秀红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孙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