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2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经济开发区富海路18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0665534090J。负责人：杨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鸣，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丽珍，女，1968年2月5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晓，云南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鹤飞，云南安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丽珍保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2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31日接待上诉人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李鸣，被上诉人赵丽珍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段晓、杨鹤飞，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2901民初2415号民事判决并改判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赵丽珍承担。事实与理由：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与赵丽珍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2901民初2415号民事判决书，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认为该判决的法律适用及事实认定均有误：一、交通肇事后逃逸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是法律、法规明文禁止的行为。司法裁判应考虑个案对公众行为的导向性，不应将违法成本转嫁于保险公司。本案的事故发生后，驾驶员何江红离开现场且不向公安机关提供本人真实身份信息，被交警部门认定为逃逸。赵丽珍对何江红的逃逸存在共谋和协助。司法裁判应考虑个案对公众行为的导向性，公众往往把个案中的价值理念、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作为衡量自身言行的标准，继而形成对自身行为的评价和预期。法律对肇事逃逸者的处罚后果转由保险公司承担会诱发交通事故责任人通过逃逸来掩盖酒驾、毒驾、无证驾驶或其他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要防范危险事故的发生，必须杜绝违规者的侥幸心理，加重违法成本，如果支持赵丽珍的一审诉讼请求，势必造成不良导向，即违法操作也能获赔。二、倘若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根据财产险的损失填补原则，赵丽珍的获赔金额不应超过车辆总损失86643元与案外人大地财险已赔付金额之差额。本案中，各方均认可车辆总损失金额为86643元。赵丽珍出示的证据显示其已从大地财险获赔33910.30元（其中交强险保险金2000元、商业险保险金31910.3元，从大地财险出具的《机动车辆交强险保险赔款计算书》可以看出，云Ｌ×××××号车辆损失，交强险获赔2000元、第三者责任险获赔24123.26＋1269.65＝25392.91元。至此，云Ｌ×××××号车辆因其车辆损失从大地财险获赔27392.92元。根据损失填补原则，赵丽珍因云Ｌ×××××号车的车辆损失从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获赔金额不得超过59250.1元。另外，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的最高金额也是59250.1元，即（86643-2000）×70%＝59250.1元。综上，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法律适用及事实认定均有错误，请求依法支持其公司的上诉请求。赵丽珍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进行了详细审理，认定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没有尽到保险人就违法事项作为免责事由的交付、提醒义务，判决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向赵丽珍支付保险金人民币60650.1元，该判决事实认定清楚、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赵丽珍为登记在其名下的车牌号为云Ｌ×××××的车辆向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包括机动车损失险及其不计免赔率险在内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为198088元，保险期间为一年，赵丽珍向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支付了保险费4325元后，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向赵丽珍交付了交强险保单、交强险保险条款及商业险保单，并未向赵丽珍交付商业险保险条款，更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就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人之免责事由向赵丽珍进行过任何明确说明或提示。在原审中，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曾向赵丽珍交付过商业险保险条款，或尽到保险人就违法事项作为免责事由的提醒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其作为赵丽珍的保险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至于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应当支付的保险金额，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保险单载明的情况及责任比例支付相应的保险金，原判决认定保险金额为车辆损失88643元的70%即60650.1元，该认定准确无误。二、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关于“如果支持赵丽珍的一审诉讼请求，势必造成不良影响”的上诉理由于法、于理无据。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赵丽珍及时向交警及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报案，但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并没有派员进行现场勘查，由于赵丽珍法律意识淡薄加之其在购买保险时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不仅没有进行商业险保险条款的交付，连最基本的保险常识都未曾向赵丽珍普及，导致赵丽珍认为其投保的车辆只有在其本人驾驶并肇事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理赔，所以在最初其没有向公安机关提供肇事人员的真实身份信息，在受到公安机关的训诫及矫正后，驾驶人何江红及赵丽珍就交通事故的经过进行了如实陈述，驾驶人何江红才因此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被认定为存在“肇事逃逸”之行为。本案中，驾驶人何江红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肇事后为了掩盖酒驾、毒驾、无证驾驶或其他严重违法行为而逃离现场”的肇事逃逸行为，只是因为担心驾驶人与投保人身份信息不符而无法获得保险赔偿才在一开始没有如实陈述，驾驶人何江红没有任何违法驾驶的行为，也未离开过事故现场，其主观上并没有任何逃避法律责任的恶意；反观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其在接到赵丽珍报案后不仅没有按照其服务承诺及时派员进行现场勘查，还以大理本地没有与其合作的维修单位为由要求赵丽珍将车辆拖至其指定的昆明维修公司，在车辆被拖至昆明维修点长达三个月后，赵丽珍通过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制作的《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及《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得知车辆定损竟高达86643元，该确认书并没有具有公估资质的单位签章确认，事己至此赵丽珍已无其他选择只能继续配合，未曾想仅仅在收到确认书4天之后，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即向赵丽珍送达了《拒赔通知书》，而在此之前赵丽珍曾反复与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沟通，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均表示赵丽珍可以获得保险赔偿，另外，赵丽珍在与维修公司自费结算时收到的《结算单》内容与上述《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及《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所列项目完全不一致，但金额却出奇的一致，这实在是令人费解。纵观本案，赵丽珍没有任何主观恶意，其行为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反观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的行为:首先，其在赵丽珍报案后未按服务承诺派员现场勘查导致其对现场情况不清不楚；其次，其要求将车辆拖至昆明维修给赵丽珍增加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成本，再者，在维修、理赔的进度上反复拖沓;最后，在承诺理赔后却出尔反尔给赵丽珍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以上种种行为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正如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所述，司法裁判应该考虑个案对公众行为的导向性，赵丽珍认为原审判决恰恰是考虑了个案的特殊性，若其公司的上诉请求得到支持，则其他保险人会认为即便保险公司在没有交付、说明免责事由，没有遵守服务承诺，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下，也可以正大光明地拒赔，这会极大地损害投保人的利益，势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赵丽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损失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向赵丽珍赔付车辆损失保险金人民币60650.1元（86643元×70%）；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9月2日，赵丽珍以自有的云Ｌ×××××号车在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处投保了单号为65202080120180015445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及单号为65202080220180006050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险），保险期间均自2018年9月3日零时起至2019年9月2日二十四时止，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为198088元。案外人李光福以自有的云Ｌ×××××号车在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投保，保险期间自2018年4月28日零时起至2019年4月27日二十四时止。2018年12月22日20时45分许，何江红驾驶赵丽珍的云Ｌ×××××号车（载赵丽珍、华克祥、华桂莲）沿弥渡县果河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果河路0公里20米处（果河路与沪瑞线交叉口）时，与由李光福驾驶沿沪瑞线由西向东行驶的云Ｌ×××××号车（载朱水芝、李婧、李光宗）相撞，造成赵丽珍、华克祥、华桂莲、朱水芝、李婧、李光宗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9年1月18日，弥渡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法对该事故作出第53292512018000009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且发生交通事故报案后不履行现场听候义务（交通肇事逃逸），不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供本人真实身份信息。”为由认定何江红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以“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为由认定李光福负次要责任，以“与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为由认定当事人朱水芝、李婧、赵丽珍、华克祥、华桂莲、李光宗不负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赵丽珍按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要求将云Ｌ×××××号车拖至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指定维修单位—云南雅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支出维修费用86643元。后赵丽珍向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向赵丽珍出具《拒赔通知书》，载明“经我公司调查核实，该案故意隐瞒案件事实（驾驶员调包）及肇事逃逸。因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根据中国保险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监会）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中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不属于本保险单的责任范围内，对本案我公司不能给予赔付”。2019年7月10日，大地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按责任比例（30%）向赵丽珍支付了交强保险金2000元及商业险保险金31910.3元，合计33910.3元。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赵丽珍为其自有的车辆向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投保，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同意承保后向赵丽珍交付保险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的规定，赵丽珍、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之间存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且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庭审中，赵丽珍、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双方对案涉出险车辆的投保险种、保险金额、保险期间、事故责任划分及车辆损失金额等情况均无异议，对于本案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是否交付及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能否因驾驶人何江红的肇事逃逸行为而免责？庭审中，赵丽珍称其向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投保商业险时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仅交付了保险单，未向其交付保险条款，亦未进行提示说明，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提交的示范条款是保监会的指导性合同文本，是否选用不具有强制性，该条款未经双方签字确认，对赵丽珍无约束力。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辩称，出险车辆驾驶员何江红有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该行为是法律、行政法规明文禁止的行为，属于商业免赔事由，且其公司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商业保险单下方的重要提示处第1、3点，第3点用黑色粗体提示，因此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赔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向投保人交付作为保险合同组成部分的保险条款并说明条款内容，是保险人应当主动履行的基本义务，保险人对该义务的履行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仅免除了保险人就违法事项作为免责事由的明确说明义务，并未免除保险人对投保人的提示义务。本案案涉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中虽有“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3.（黑色粗体字样）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的提示，但不能据此视为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已向赵丽珍履行了交付相关条款的义务，更不能视为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就保险条款中“驾车人逃逸，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向赵丽珍进行了提示，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向赵丽珍交付保险条款并已经向赵丽珍进行了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案涉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产生效力。故赵丽珍要求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向其支付保险金的诉讼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对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的相应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对于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应支付的保险金金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当事人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提出“赵丽珍车辆尚未获赔的金额不得大于86643元与大地财险已赔付金额之差额。”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根据保险单载明的情况并结合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的事实及责任承担比例，一审法院确认本案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应支付的保险金金额为60650.1元（车辆损失86643元×7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赵丽珍保险金人民币60650.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16元，由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与赵丽珍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现双方就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因保险合同作为一种格式合同，法律对其的订立和履行有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上诉称其公司在与在赵丽珍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经对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不仅在保单上以加粗、加黑的方式提示了投保人，还对其概念、法律后果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投保人注意，但对此上诉观点，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仅依据其公司的单方陈述，而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应对其已向被保险人赵丽珍尽到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一、二审过程中，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均未能举证证实其公司已向赵丽珍对保险合同的内容，特别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故该保险条款规定的内容对赵丽珍不产生合同约束效力。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上诉其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太平财保大理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应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二审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6元，由上诉人太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丹审判员  胡代勇审判员  马克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马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