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2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振娥，女，1962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慕秀超，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向阳，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山园永福园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烟台市福山区永达街718号。法定代表人：初超，居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玉彦，山东鲁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振娥因与被上诉人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山园永福园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永福园居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11民初1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振娥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11民初188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永福园居委会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永福园居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振娥与永福园居委会签订的《永福园幼儿园园长承包合同》尚未依法解除，永福园居委会要求刘振娥腾房搬离的诉请不应予以支持。永福园居委会在2019年5月29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刘振娥立即给予不同意解除合同回复函。之后，永福园居委会在三个月以内便径行起诉要求刘振娥搬离腾房，其诉请是腾迁倒房，而不是在三个月以内向法院起诉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本案情形并不符合一审判决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与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问题的答复》。刘振娥认为，本案双方签订的是《永福园幼儿园园长承包合同》，而不仅仅是幼儿园房屋合同，永福园居委会在本案诉请中不要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问题，却仅仅要求处理幼儿园的房屋问题，企图撇开对幼儿园全体老师、学生的安置义务。这种只主张权利，不承担义务的做法显然是不应予以支持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从2000年幼儿园改革到2005年，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数份书面承包合同中，均没有关于承包费的表述，在书面合同表述中，原告永福园居委会更多的是承担幼儿园的监管和帮扶……”。刘振娥认为，上述认定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事实，系一审判决的错误推定与解读，一审判决以此解除合同的理由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2000年幼儿园改制之前，幼儿园的一切开支，包括幼儿园教师的工资、劳保、福利待遇等一切费用均由集体承担；改制之后，幼儿园教师等一切开支由刘振娥自负盈亏。改制的初衷是为了减轻集体负担，事实上也确实大大减轻了集体负担。幼儿园的经营不同于企业承包经营，其收费标准政府主管部门有明文规定，不可能产生巨额的利润。刘振娥的承包经营既减轻了集体的经济负担，又方便了本村群众。在此背景下，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承包费的问题，如果永福园居委会再要承包费，则无人承包。一审判决将承包幼儿园解读成对刘振娥的帮扶是完全不符合历史背景的。合同是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订的，根本不存在谁帮扶谁的问题。2006年之后，因永福园村旧城改造，双方虽然再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事实上双方仍然继续履行了承包合同，对此，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鲁0611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也予以确认：“除合同期限已变更为不定期外，其他条款不变。”而本案一审判决却又称“合同关系非常脆弱”、“被告经营的幼儿园逐渐脱离原告监管”等等。上述认定显然与自己作出的已生效的判决自相矛盾。刘振娥认为，一审法院依据上述错误的推定与理解而解除合同，理由不充分。三、一审法院未尽反诉释明义务，对合同解除后的财产后果未一并处理，违反了法定程序，刘振娥认为本案应当发回重审。承包经营期间，刘振娥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对幼儿园的房屋等安全设施、教育教学设施进行了23项维修和增设，价值301490元，如果合同解除应当对上述财产后果一并处理，基于刘振娥在本案中主张不应当解除合同，故在答辩中未提反诉，但是刘振娥在书面答辩状中向一审法院明确提出反诉表示，如果法院认为可能存在解除合同的情形，请向刘振娥释明，刘振娥将依法提起反诉，对解合同的财产后果一并处理。之后，一审法院在未向刘振娥释明的情况下，径行判决腾房搬离，这明显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而且，从一审判决结果来看亦越俎代庖，将23项增加和维修设备中的6项设施判决搬离，该6项设施非永福园居委会的诉请范围。刘振娥要求对23项（包含上述6项）设施给予货币补偿，而非要求实物返还，一审法院既然不审理反诉就不应当再去处理23项设施的问题，但一审法院却又处理其中的6项，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理解。刘振娥认为，若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存在解除合同的情形，请二审法院直接驳回永福园居委会的诉请，自然也无需处理合同善后事宜；若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解除合同的可能，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定发回重审，指令一审法院对解除合同的财产后果一并处理。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款第（七）项、第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五）项，上述法条均为兜底条款，一审法院未进一步明确相关的法律规定是什么？当事人约定的情形和依据是什么？由此可见，一审判决根本无法律依据可依，只能以兜底条款来判决。综上所述，刘振娥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审判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永福园居委会辩称：1、永福园居委会于2019年5月29日依不定期合同性质，按照法定程序履行了通知义务，并且刘振娥已接收，解除合同的通知就发生了法律效力，随后永福园居委会以诉讼方式要求刘振娥交还幼儿园、限期搬离场所，这是合同解除后对其后果处理的应有之义，也是进一步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这个诉讼权利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任何阶段都可行使。至于刘振娥所理解的“三个月异议期间”是刘振娥对永福园居委会解除合同的通知如有异议而进行的确权期间，而非刘振娥理解的那样。2、关于刘振娥上诉理由第二点，永福园居委会认为，双方合同的延续经历了数任居委会任期，根本原因在于合同下方标注了时任书记李万泉所写的一句话“双方合同延续到拆迁时止”，以致后面几任以此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延续，任由集体资产流失，而李万泉由于贪污受贿涉黑被判刑，继任者聂军又与刘振娥一方有亲戚关系，再后来的继任者肖维东又挪用公款、侵占集体资产被纪委处理，并且刘振娥丈夫李万胜长期任该村两委成员，众所周知，村委书记的产生及发号施令离不开居委会支部成员的支持，这也是幼儿园逐步脱离监管的原因，而其自收自支、自主经营获取巨大利益是有目共睹的，在一审判决后，该村有十几名村民有意承包幼儿园，出价最高者达每年一百二十万，幼儿园经营获取多大利益由此可见一斑。而永福园居委会由八九十年代的著名富裕村逐步演变成如今的负债大户以及令各级政府头疼的上访大户，与历任领导贪污受贿、任意处理集体资产、以集体资产拉关系送人情有莫大关系，因此在此背景下加强集体资产管理、规范集体资产运行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永福园居委会依法解除合同正是题中应有之意。3、关于刘振娥所述第三点，永福园居委会认为反诉是一种诉讼权利，只要符合反诉成立的条件，当事人即可依法提起，人民法院没有义务释明是否要反诉，而恰恰相反的是，如法院告知不利当事人的结果要其反诉才是违反程序的，刘振娥代理人身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是否要反诉还要等待人民法院释明，这一点毫无道理。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刘振娥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永福园居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振娥交还幼儿园管理权，限期搬离永福园居委会场所。2、诉讼费用由刘振娥承担。一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通过庭前会议和庭审调查，组织当事人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相互质证。永福园居委会提供的证据有：一、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于2005年1月1日签订的幼儿园园长承包管理合同一份，证明双方存在着事实上承包管理关系。二、福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1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民事判决书就合同到期后问题进行释明，认为合同承包期限变更为不定期。三、永福园居委会就收回幼儿园管理权的会议纪要，证明解除合同，收回管理权是集体意思表示。四、解除合同通知书一份，证明永福园居委会按法定程序履行了通知义务。五、刘振娥回复函一份，证明永福园居委会解除合同通知及刘振娥已接收。六、幼儿园房产证一份，证明幼儿园房产属于永福园居委会所有。七、食品卫生许可证材料、承包合同、福山园工委文件及亲属关系证明以及永福园幼儿园审批表等证明永福园居委会拥有合法解除权的诸多证据。刘振娥对永福园居委会上述一、二、六、七类证据即证明幼儿园房产属于永福园居委会，双方于2005年签订过承包合同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根据前述生效判决书表明双方为不定期合同，刘振娥有权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对永福园居委会提出解除合同提出异议的权利。另根据合同约定，永福园居委会有对幼儿园固定资产进行维护管理和投入的义务，永福园居委会对刘振娥幼儿园补贴先前应是60元，后上涨为每人每月100元。对第四、五类证据即证明永福园居委会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且刘振娥已接收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由于永福园居委会长期拖欠刘振娥各项费用，在永福园居委会严重违约的情况下永福园居委会出具解除通知没有效力，且刘振娥的回复详细说明了相关情况，不同意解除合同。对证据三即证明永福园居委会集体研究解除合同的事实不予认可，认为无法从该证据确认真实性。围绕自己的诉辩主张，刘振娥提供了以下反驳证据：一、证明承包合同尚未依法解除，永福园居委会诉请搬离场所，交还管理权不能成立的证据，包括幼儿园2000年改革方案、2000年和2003年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签订的承包合同、解除合同通知书回复函、民事起诉状复印件；二、证明永福园幼儿园办学资质和性质的证据，包括山东省学前教育办园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及税收通用完税证17张、山东省学前教育机构审批注册登记表、永福园居委会2013年8月21日出具的幼儿园性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办幼儿园。三、证明刘振娥承包期间多次进行房屋维修改造、增添设施设备的情况和具体费用以及永福园居委会应允应付幼儿费补助费用情况，包括：12份请示报告、2014年12月1日的整改报告、永福园幼儿园设施设备维修清单、收款收据（总金额301490元）及幼儿园现场照片，8份由时任居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肖维东签字的永福园幼儿园本居民幼儿收费补助表和已在永福园居委会处挂账的2009-2011年幼儿学费补助表。四、证明刘振娥管理永福园幼儿园由刘振娥独立经营管理的证据，包括现有永福园幼儿园幼儿名单、永福园幼儿园教职工名单、平安意外险交纳情况、年度收费情况说明、2005年至今幼儿园的收费说明以及教职工关于幼儿园经营情况的反映信。永福园居委会对刘振娥上述一、二类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根据不定期合同的性质，永福园居委会享有任意解除权，且已履行了合同解除的必要程序；对三类证据证明刘振娥因维修、补助等花费的费用情况认为和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采纳；对四类证据认为与永福园居委会行使解除权没有关系，且涉及刘振娥内部管理，具体真实情况不清楚。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确认如下事实：永福园幼儿园（原永福园村幼儿园）房屋产权人系永福园居委会（原村委），2000年1月1日永福园居委会出台《关于幼儿园改革方案》，决定聘用园长对居委会幼儿园进行承包管理。该方案载明了园长聘用期、产权物资归属和管理办法、永达实业总公司对幼儿园补助标准和物业管理办法。其中包括：“二、财务、物资管理：幼儿园现所有产权、物资全部归永福园居委所有，以帐为准。幼儿园一切开支自付。一切收费，由公司统一管理，并立账户独立支出。”该方案由永福园居委会及其实体企业永达实业总公司分别加盖印章。2000年1月1日至2005年1月1日，刘振娥一直与永福园居委会延续《永福园幼儿园园长承包合同》，其中2005年1月1日双方最后一次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合同载明了承包期暂定一年、甲乙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其中包括：“本合同签定后，甲方负责对固定资产的维修管理，主要是房屋、门窗维修（不包括玻璃），对大的投入经研究确定；“甲方财务科负责管理乙方的财务账目，乙方财务支出不得超出其收入和拨给部分”；“乙方负责甲方原有资产和新上设施的管理使用，保证该部分资产的完好和不流失；乙方对幼儿园设施的改造须报经甲方批准。”；“本合同附居委会关于幼儿园改革方案与合同同样有效”。2006年1月1日合同到期后，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再未续签承包合同，一直由刘振娥承包经营。以上书面合同均没有约定幼儿园承包费用，刘振娥在之后的经营中，双方均没有提及承包费用的问题。截至2012年，永福园幼儿园账目一直由永福园居委会代管，按照2005年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关于“原居民子女上幼儿园。居委每位报50元”的约定，永福园居委会将幼儿补助费入账，刘振娥领款时在收据上签字。2012年后幼儿园账目由刘振娥独立管理。根据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提供证据显示，2007年永福园幼儿园学前教育机构注册审批表上显示为“村办”；2008年度检查报告书中显示为民办非企业单位；2013年8月21日永福园居委会开具证明：永福园社区幼儿园现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办幼儿园（多年来一直属私人管理自收自支）；2017年度检查报告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2016年5月16日由税务部门颁发的税务登记证显示永福园幼儿园登记注册类型为：内资个体。根据刘振娥提交永福园幼儿园设施设备维修清单显示的时间均为2014年之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当事人双方对于2005年之后未签订书面合同、永福园幼儿园账目于2012年后由刘振娥独立管理、永福园幼儿园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属性等基本事实没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和关键问题是永福园居委会是否拥有解除合同权利。现分别评判和认定如下：1、关于刘振娥承包经营幼儿园定性问题。2000年1月1日至2005年1月1日，刘振娥一直与永福园居委会延续《永福园幼儿园园长承包合同》，其中2005年1月1日是双方最后一次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合同载明了承包期暂定一年。此后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刘振娥经营管理幼儿园至今。从2000年永福园居委会幼儿园改革方案看，并没有涉及幼儿园承包费，方案中表述是将幼儿园交由园长承包管理，永福园居委会仍然对幼儿园财务进行管理和固定资产维护投入等外部事务，从双方签订合同中约定“乙方承包后隶属关系不变”的表述，显示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当时是通过内部承包的形式来盘活幼儿园的经营管理。从2000年至2011年，永福园幼儿园的账目一直是永福园居委会负责监管，从刘振娥所经营管理幼儿园幼儿补助费在永福园居委会账目挂账可以证实这一点。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均认可：2012年之后刘振娥所经营管理永福园幼儿园的财务账目由刘振娥独立管理，刘振娥所辩称永福园居委会没有给挂账拨付的本居民入学幼儿补助明细表显示2012年之后也证实这一点，而刘振娥所提交的设施设备维修清单所显示的名目则是最早从2014年9月11日开始。随着财务独立、管理独立，刘振娥所经营管理的永福园幼儿园其实已经逐渐脱离了永福园居委会的监管。之前根据2005年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第8项约定：“乙方（本案刘振娥）对幼儿园设施的改造须报经甲方的批准”等合同中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条款并没有继续严格执行。刘振娥通过2000年以来直至2005年所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一直延续下来经营管理幼儿园，其与永福园居委会之间名为承包合同关系，其实逐渐已脱离合同签订的权利义务约定，又因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在之前的书面合同中并无承包费用的约定，之后对此也并无协议，因此，目前演变为刘振娥独立建账、独立纳税、独立招生等的独立经营管理。2、关于永福园居委会起诉是否需要等待刘振娥针对解除合同做出是否起诉三个月异议期的问题。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刘振娥认为永福园居委会的起诉需要满足刘振娥三个月的异议期间才能提起诉讼，因此永福园居委会无权起诉。对于《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以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的理解适用，需要明确适用条件和背景，以上条款规定是针对解除合同对方对解除合同有异议作出的确权期间。《最高法院关于如何理解与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问题的答复》第二条明确规定，“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自己在三个月内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属于解除方通过提起确认之诉，对合同已经解除的法律事实进一步予以确认，而非对自己主张的合同解除提出异议。”永福园居委会在2019年5月29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刘振娥给出不同意解除合同的回复函后，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要求进一步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进而要求刘振娥履行后续义务，符合上述规定。3、关于无书面合同永福园居委会是否可以行使解除权的问题。刘振娥与永福园居委会签订合同是从2000年开始的，最后一次书面承包合同的落款时间是在2005年1月1日。永福园居委会因合同纠纷，曾于2018年8月30日起诉刘振娥，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承包管理合同自2006年1月1日起无效并要求刘振娥交还永福园幼儿园管理权和占有的房屋，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鲁0611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认定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在2006年之后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在事实上继续履行了幼儿园的承包经营，双方视为不定期合同关系，因此判决驳回永福园居委会的诉讼请求。目前看，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之间的不定期合同关系并没有双方签字认可的书面合同或经双方一致认可的口头约定，因此这种默示合同关系非常脆弱，永福园居委会在2019年5月29日向刘振娥经营管理的永福园幼儿园发出了书面解除合同通知书，刘振娥也于2019年6月20日向永福园居委会发出了书面回复函，说明双方均已知悉各自关于解除合同的态度。刘振娥虽然书面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但刘振娥在2006年以后与永福园居委会没有书面合同约定具体约束条款，且在承包经营永福园幼儿园过程中，与永福园居委会之间逐渐不再执行原书面合同的相关合同义务。永福园居委会通过书面形式要求解除这种默示的合同关系，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永福园幼儿园的产权属于永福园居委会，根据山东省学前教育办园许可证显示，永福园幼儿园的举办者也是永福园居委会，从2000年幼儿园改革到2005年，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之间签订的数份书面承包合同中，均没有关于承包费的表述，在书面合同表述中，永福园居委会更多的是承担对幼儿园的监管和帮扶，这与幼儿园改革的初衷是一致的，但2006年之后双方没有了书面合同的约定，刘振娥所经营管理的永福园幼儿园逐渐脱离永福园居委会监管，走上民办市场化经营的路子，永福园居委会期间的历任对此均予以了默示。根据2005年之前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双方书面合同约定，幼儿园承包行为只能涉及财产经营权、管理权的转移，承包行为不能变更该幼儿园的举办者，但由承包人自行支配、处理幼儿园的收入、自我经营的办法显然是不符合约定，也违背了幼儿园改革的初衷。此事的核心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幼儿园的举办者放弃了对幼儿园的监管，放弃了其集体资产的管理职责，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解除承包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双方合同解除后，刘振娥应腾退出永福园居委会所有的永福园幼儿园场所。刘振娥应将所承包的永福园幼儿园返还永福园居委会，但幼儿园管理权因具体涉及需要有关主管单位办理审批等事项，对于永福园居委会幼儿园管理权的诉求不属于法院审理的范围。本案中，刘振娥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之前提及反诉，但未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不构成反诉条件，刘振娥如认为在履行合同过程权益受到侵害，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另行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对于刘振娥在诉讼中提出自己在2014年以来先后增加和维修23项的设施设备，永福园居委会同意就其中的可拆除可移动的物资由刘振娥取走，具体包括：加工的雨棚、铺设的院子（悬浮地板）、加工的棚子、厨房油烟机、制作的拒马（大门口挡车护栏）、安装的暖气、大门口的防雨棚车棚和大型玩具，一审法院认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予以照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项、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刘振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自行腾退烟台市福山区永福园幼儿园内以下设施：加工的雨棚、铺设的院子（悬浮地板）、加工的棚子、厨房油烟机、制作的拒马（大门口挡车护栏）、安装的暖气、大门口的防雨棚车棚和大型玩具，并搬离烟台市福山区永福园幼儿园场所，将烟台市福山区永福园幼儿园返还永福园居委会。二、驳回永福园居委会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振娥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同原审。本院认为，刘振娥与永福园居委会间就永福园幼儿园的经营管理关系已经（2018）鲁0611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确认，该判决对双方合同到期后效力问题，认定合同到期后刘振娥继续经营管理幼儿园及永福园居委会为刘振娥办理相关手续、出具证明、拨付补助费等行为，应视为双方继续履行承包管理合同，除合同承包期限已变更为不定期外，其他条款不变，双方应按不定期合同关系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该案驳回永福园居委会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承包管理合同自2006年1月1日起无效及刘振娥交还幼儿园管理权及占有的房屋的诉请。永福园居委会与刘振娥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之后，永福园居委会向刘振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又通过诉讼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于法并无不符，应予支持。刘振娥认为永福园居委会应先起诉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再对房屋腾迁问题进行诉讼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刘振娥虽不同意与永福园居委会解除承包合同，但在永福园居委会起诉本案后，对案涉幼儿园承包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理应有合理的认知与判断，刘振娥认为一审法院应对存在解除合同的情形予以释明，否则即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自2012年之后幼儿园的举办者及产权者永福园居委会事实上已经丧失对幼儿园的监管，刘振娥经营管理的幼儿园实际已经变为由刘振娥自行支配、处理幼儿园的收入，独立经营，从而变为民办市场化经营方式，完全脱离了幼儿园的举办者及产权者永福园居委会的监管，显然不符合约定，也违背了幼儿园改革的初衷。在此情况下，永福园居委会为维护集体财产权益及全体村民利益，依法要求解除合同，系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永福园居委会要求刘振娥搬离永福园居委会场所、返还幼儿园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刘振娥在一审中未提出明确的反诉请求，故刘振娥如认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其权益受到侵害，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刘振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振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卫东审判员  王家国审判员  陈晓彦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张 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