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2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龙超，男，1990年8月10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秀林，男，汉族，1976年12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容，女，1986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秀林，男，汉族，1976年12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仕春，男，1964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林刚，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宗杰，女，1965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林刚，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龙超、程容因与被上诉人周仕春、谭宗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1民初3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受理后，于2020年4月13日对上诉人龙超及其与程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秀林，被上诉人周仕春、谭宗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林刚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超、程容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1民初321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8月龙超与被上诉人之子周彬彬协商约定由周彬彬为龙超开挖机，龙超支付报酬，因周彬彬之前系龙超的学徒，学会后回老家做了一两个月的短工，因学徒关系，所以报酬金额未确定。2019年9月3日，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太阳山村大火焰，龙超步行在前约50米，周彬彬驾驶挖掘机在后意外摔下山崖，不幸身亡。一审法院认定龙超与周彬彬为“雇佣”关系，并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周彬彬为农村户口)，由此判决上诉人承担60%的主要责任。由于一审法院认定的“雇佣”关系属于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按城镇标准计算损失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故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第一，一审法院认定的“雇佣”关系，并没说明适用的法律依据，而根据201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第一款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子周彬彬的法律关系应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来认定。该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分别规定了用人单位与个人间劳务的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将劳务关系分为劳动关系与个人间劳务关系两种并列的法律关系。龙超与周彬彬均为自然人，劳务关系理应属于个人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明确规定了个人间劳务的对内责任。而本纠纷事发地点路面宽7.4米，挖机只有2米，且挖掘机一直行使于道路中央，车速慢于行人，处于上坡，周彬彬在此种情况下将挖掘机驾驶出路面坠崖明显不是一般的疏忽大意，而是自身原因造成这次事故。这次事故中龙超没有过错，所以不应承担责任。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劳务关系的实质是一方提供劳务，一方支付报酬。这种劳务关系也就是老百姓通用口头说的“雇人、请人、雇佣”，但法律实质关系不能一律的视为“雇佣”关系而承担无过错责任。否则就会加重劳务接受方不可预知或是不可承受的法律责任，这显失公平，本案一审就错误地将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适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加重了劳务接受方的责任。第二，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周彬彬在事故发生前在上诉人处学习驾驶挖掘机有一年左右时间，是周彬彬及家人自愿要求来学的，并无劳务报酬，所以事故前一年多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同时又经常往返于秀山与忠县老家之间，这说明周彬彬的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是一致的。一审法院在没有审查周彬彬是否有固定居住地及固定收入的情形下，认定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明显不当。周仕春、谭宗杰辩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对比例的分担、城市户口的认定都非常明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周仕春、谭宗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龙超、程容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116686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龙超、程容承担。一审庭审中，周仕春、谭宗杰将请求赔偿的总额变更为1180886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龙超、程容系夫妻关系，龙超、程容于2018年购买履带式挖掘机一台，周仕春、谭宗杰之子周彬彬跟随龙超学习挖掘机操作技术。2019年9月3日早上7时10分许，周彬彬驾驶属龙超所有的履带式挖掘机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太阳山村小地名为大岩千的乡村道路时，挖掘机驶出道路右侧路面，坠于道路右侧山坡下，造成周彬彬当场死亡，挖掘机受损的事故。2019年9月10日，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对事故作出事故证明，周彬彬死亡后遗体被送往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殡仪馆接受殡仪服务，产生服务费20190元。另查明，周仕春、谭宗杰租房居住在重庆市忠县乌杨街道杨将路27号。周彬彬无挖掘机驾驶资质，其生前务工完毕后，晚上居住在其姐姐周银梅家中，周银梅居住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城内。周彬彬死亡后，龙超于2019年9月12日向周仕春支付了10万元赔偿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关于周彬彬与龙超、程容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问题；二、关于本案责任的承担问题；三、周彬彬死亡后产生的赔偿标准是按照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标准的问题；四、关于因本次事故而产生的损失。现就上述争议焦点评析如下：一、关于周彬彬与龙超、程容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问题。周仕春、谭宗杰主张周彬彬与龙超、程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龙超雇用了周彬彬驾驶并操作履带式挖掘机进行作业。结合龙超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交巡警大队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他是我朋友田涛的舅子，周彬彬在帮我开挖掘机。因为我是一年收一次账，所以要年底才会给周彬彬结工钱，我们都还没有说好要给多少钱，因为他在我手里面学的开挖机，他就说让我自己看着给钱。”结合本案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证明龙超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先教本案周仕春、谭宗杰之子周彬彬学习履带式挖掘机驾驶及操作技术，周彬彬学会操作后，龙超打电话问周彬彬到底来不来开，后周彬彬又来到龙超处继续开挖掘机，并对工资问题达成了初步的意见，周仕春、谭宗杰之子周彬彬与龙超建立雇佣关系，因此对周仕春、谭宗杰提出周彬彬与龙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主张，依法予以采纳。二、关于本案责任的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龙超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在明知周彬彬系学开挖掘机时间不长，不具有挖掘机单独驾驶操作证，也未能为周彬彬提供安全的作业环境或告知其劳务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导致周彬彬驾车坠入山谷，存在过错，龙超应当加强对该挖掘机的管理，应当对周彬彬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提供劳务一方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也应当谨慎行事，善尽职责。周彬彬虽然未满十八周岁，但其已在野外作业很长时间，具有一定的驾驶经验，但其未充分尽到自身安全注意义务，在本案事故现场，路面宽达7.4米，且挖掘机开始行使于路的中央，车速不快，其自身存在疏忽大意而导致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对于周彬彬的损害，由龙超承担60%的责任，周彬彬自行承担40%的责任为宜。另，龙超、程容系夫妻关系，龙超从事的是挖掘机经营。这一事实程容是明知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3条：“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同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之规定，龙超因经营挖掘机过程中因周彬彬死亡所欠债务应属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偿还。三、周彬彬死亡后产生的赔偿标准是按照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标准的问题。本案中，死者周彬彬户籍地虽系重庆市忠县洋渡镇大关村4组农村家庭户，但据忠县人民政府乌杨街道办事处及忠县乌杨街道朱河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可以看出，其全家已离开户籍地，于2011年9月至2017年5月周彬彬已居住在忠县乌杨街道，另，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迎凤居民委员会证明可以看出，周彬彬于2017年5月左右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经常居住在其姐姐周银梅家，其死亡赔偿金应按2018年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四、关于因本次事故而产生的损失。1.死亡赔偿金：34889元×20年=697780元。由于周仕春、谭宗杰在死者周彬彬死亡时未满60周岁，同时周仕春、谭宗杰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周仕春、谭宗杰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或无其他生活来源，因此对周仕春、谭宗杰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2.丧葬费：对于丧葬费的计算标准，安葬死者花费的费用，包括安排死者生前好友、亲属遗体告别租用场地的费用，为死者整理仪容、火化、运尸、冷藏、骨灰寄存，购置墓碑花费；准许土葬的地方，为安葬死者购置墓地（符合政府规定的标准）、购买棺材、为死者丧葬的花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其中“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按照重庆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公布的上一年度重庆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停尸费（含冷冻尸体费）、运尸费、整容等与丧葬相关的费用，原则上应一并含在法定丧葬费限额内，不应当单独计算。因此，本案中周彬彬死亡产生的丧葬费为6814元×6个月=40908元，周仕春、谭宗杰主张殡葬费用20190元应该包含在丧葬费之内，在此不再单独计算。因此，周仕春、谭宗杰主张丧葬费36636元，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依法予以支持。3.交通费酌情支持2000元，周仕春、谭宗杰超出法律规定部分，不予支持。4.精神损害赔偿金，因周彬彬对本次事故承担责任，因此酌情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25000元。合计：697780元+2000元+36636元+25000元=761416元。综合上述，周仕春、谭宗杰因本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761416元，由龙超、程容承担761416元×60%=456849.6元，周仕春、谭宗杰自行承担761416元×40%=304566.4元，由于龙超先行支付了100000元，因此龙超、程容还需赔偿周仕春、谭宗杰356849.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龙超、程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仕春、谭宗杰赔偿款共计356849.6元；二、驳回周仕春、谭宗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龙超、程容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34元,减半收取2967元，由周仕春、谭宗杰负担1774.87元，龙超、程容负担1192.13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举示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2018年4月，周彬彬跟随龙超学习挖掘机操作技术。2019年6月周彬彬外出务工，同年8月，龙超雇请周彬彬负责挖掘机操作，生活由龙超负责，劳动报酬由龙超支付，但尚未确定具体金额。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应按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二、上诉人与周彬彬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现作如下评述：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农村居民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本案中，从重庆市忠县人民政府乌杨街道办事处及乌杨街道朱河社区居民委员会、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迎凤居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来看，周彬彬与其父母一起租住于忠县乌杨街道，属于城镇范围。2017年5月左右到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经常居住于城镇的姐姐周银梅家，且未以农业为主业，生前受雇于龙超，原判以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周彬彬在向龙超学习挖掘机驾驶技术后，离开外出务工，经龙超的要求又回到龙超住处为龙超提供劳务，生活由龙超负责，龙超承诺支付周彬彬报酬，虽然报酬金额还未明确，但不影响双劳务关系的形成。故周彬彬是提供劳务者，龙超是接受劳务者，周彬彬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害，应当依据前述法律规定确定各方的民事责任。龙超明知周彬彬学习挖掘机驾驶的时间不长，不具有单独驾驶挖掘机的资质，且提供的作业环境存在不安全因素，致其坠入山谷死亡，存在主要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周彬彬缺乏安全意识，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没有尽到谨慎义务，对自己的损害具有过错，应当自行承担次要责任。原判根据各自的过错确定由龙超承担60%的责任适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其与周彬彬不存在劳务关系，且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龙超、程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34元，由龙超、程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谢长江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雷书彦书 记 员 高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