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06民初54号原告：章军，男，1970年6月15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宜昌市高新区。被告：宜昌恒信天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6550676611H）。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博大家私旁）。法定代表人：黄锋，宜昌恒信天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雨情，女，1987年5月4日出生汉族，宜昌恒信天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住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庆新，湖北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章军与被告宜昌恒信天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冯**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章军，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雨情、宋庆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章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允许原告把从被告处所购车辆退回给被告，被告退回原告购车产生的费用：购车价格+汽车用品加装费用+车辆购置税（172900+2100+16400）共计：191400.00元（大写：十九万一千四百元整）；2、判令被告增加赔偿的金额为原告购车费用（购车价格+汽车用品加装费用+车辆购置税）的三倍，即574200.00元（大写：五十七万四千二百元整）（购车协议和发票为证）；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4、判令被告承担因为诉讼产生的其它费用：证据公证费用900元（以发票为准）；5、判令被告退回原告4次保养费用（购买保养套餐共计6次，金额4000元，已经做了2次保养）为2600.00元。事实及理由：原告为车辆购买方，被告为车辆销售方。原告于2018年3月18日在被告处购买雪佛兰探界者驭界版灰色新车一辆，购车发票金额为172900元整，汽车用品加装费用2100元整，购置税为16400元整。原告在车辆使用和维修保养过程中，发现该车辆于2017年11月30日已经销售过，被告将该车辆当做新车再次销售给原告，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存在欺诈原告的行为。一、证据证明被告将2017年11月30日销售过的车辆当做新车于2018年3月18日再次销售给原告。有以下几点证据：1、购车时间：（1）雪佛兰手机APP：MyChevy（MyChevy是一款专为雪佛兰车主打造的移动车载应用）中有关原告车辆信息显示原告车辆的购车时间为2017年11月30日（已做证据公证）。（2）被告售后电脑中上汽通用汽车特约售后服务中心业务管理系统中原告车辆信息中显示原告车辆的购车时间为2017年11月30日。有原告于2019年7月14日和2019年12月1日到被告处修车、保养时，被告预检接待人员提供的售后电脑中上汽通用汽车特约售后服务中心业务管理系统中原告的车辆信息，原告拍照照片作为证据（因为被告电脑中原告车辆信息页面没有打印按钮，只能拍摄）。2、车辆保修期起始时间：原告车辆保修期起始时间被告售后电脑中上汽通用汽车特约售后服务中心业务管理系统中原告车辆信息显示为2017年11月30日。（有原告于2019年6月16日和2019年7月14日、2019年12月1日到被告处修车、保养时，被告预检接待人员提供的售后电脑中上汽通用汽车特约售后服务中心业务管理系统中原告的车辆信息，原告拍照照片作为证据。同时还有与雪佛兰4S店销售经理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五章三包责任第十七条中规定，家用汽车产品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同时原告车辆《探界者保修及保养手册》明确规定：质量保证期从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结束于质量保证期最后一天。这也证明了原告车辆于2017年11月30日销售过。3、雪佛兰汽车都装有安吉星，雪佛兰新车购买时，安吉星免费使用一年，一年到期后再续费使用，免费使用一年起始时间以购车时开具发票时间为准。原告车载安吉星免费使用一年起始时间为2017年11月30日，结束时间为2018年11月29日，证据为原告与安吉星客服通话录音和安吉星催续费短信。这也证明原告车辆于2017年11月30日销售过。4、原告车辆保养手册中首次保养表显里程为1421公里，而被告提供给原告的书面记录显示为7217公里，明显有差距。同时原告于2019年7月21日在被告处更换轮胎维修记录中的行驶里程数为：原告目前表显里程才为7000多公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中第四章修理者义务第十三条，修理者应当建立并执行修理记录存档制度，书面修理记录应当一式两份，一份存档，一份提供给消费者。《三包法》第十八条修理商应当认真、完整、真实地填写维护和修理记录，维护和修理记录内容应当包括送修时间、行驶里程、送修症状、检查结果、维护和修理项目（此项需消费者确认）等]，原告有理由怀疑该车辆使用过并修改过里程表。以上4点证据都共同证明了原告车辆在2017年11月30日被销售过，并且被使用过。按照《新华字典》对“新”的解释：没有使用过。说明该车不是新车了（上述证据是真实的、合法的、有关联性的）。5、原告的购车发票显示原告购车时间为：2018年3月18日，说明被告把2017年11月30日销售过的车辆再次销售给了原告，并且作为新车销售给了原告。4S店是品牌新车专营店，原告在4S店购车的目的就是购置一辆品牌新车。原告之所以购置了这辆车，是因为被告的欺诈行为。二、被告在售车过程中具有欺诈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1、被告违背《三包法》第三章销售者义务第（四）条，明示并交付产品使用说明书、三包凭证、维修保养手册等随车文件的规定，没有把三包凭证交给原告（有清单为证），导致原告没能及时发现所购车辆保修期起始时间为2017年11月30日这个重要信息，而这个信息又关乎到车辆真实销售情况，这就是故意隐瞒了车辆真实情况。2、汽车销售4S店，是品牌新车的专营店。被告作为雪佛兰品牌新车的专营店，是不允许将销售过的车辆当成新车再次销售给消费者的，而被告这样做了。被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故意。3、被告销售时机点选择，被告为了把这辆销售过的车辆当成新车再次销售给原告，被告选择了2018年3月18日《雪佛兰华中三省（3.18）万人直播团购会，等你来嗨！》活动之机，来完成此次销售，这说明被告是有预谋的。4、被告人把销售过的相当于二手车的车辆当成新车推销给原告，就符合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购车中被告没有告知原告车辆真实情况，符合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这一条，同时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也违反了《机动车三包法》第二章销售商的义务第八条中的规定，汽车产品经过修复，或者办理过任何购车手续的，销售商应当向消费者明示。这条证据中的“故意”判定是根据第1、2条证据判定的。这证明了被告实施了欺诈行为。5、原告因为被告的故意告知的虚假情况和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原告做出了错误判断，因而把一辆销售过的并且使用过的车辆当成新车购买，违背了原告购买新车的意愿，原告的购车行为已经完成。以上5点证明了被告的欺诈行为：被告有欺诈的故意，被告实施了欺诈行为，原告因为欺诈而陷入错误，原告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欺诈行为4个要件）。三、原告因被告欺诈行为，购车受到的损失：1、原告用购买新车的价款购买了一辆价值低得多的相当于二手车的车辆。2、原告为一辆相当于二手车的车辆缴纳了新车购置税。3、原告如果要出售该辆车，该车的残值率要低于如果原告购买的是新车的残值率。4、原告车辆保修期为三年或10万公里，保修期起始时间本应该为原告购车开具发票之日2018年3月18日算起，但由于被告销售给原告的车辆于2017年11月30日开具发票销售过，因此原告车辆保修期起始时间为2017年11月30日，对于原告所购车辆的保修期将近提前4个月到期，如果在这几个月内车辆核心部件如发动机、变速箱等出现了问题，因为过了保修期不能免费维修，而要自己掏钱维修，这就会给原告带来经济上的很大损失，因为核心部件的维修成本很高。5、原告本应该免费享用使用安吉星一年，但只使用了8个多月就要续费，否则就停止使用，这也给原告带来了损失。6、原告的社会评价受到了贬低。原告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在购车中，被被告当成了“傻子”，用新车的钱，购买了一辆二手车，这有损原告的社会评价。四、原告要求退回所购车辆给被告，同时增加赔偿金额为三倍购车款（购车价格+汽车用品加装费用+车辆购置税）的理由。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退车理由。由于被告的欺诈行为，原告用新车价款购买了一辆二次销售的车，同时违背了原告购买新车的意愿，因此要求退车，退车款金额为191400元。2、增加赔偿金额为三倍购车款（购车发票+车辆购置税）的理由。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被告的欺诈行为已经违背了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被告应当按照原告的要求增加赔偿原告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金额为原告购车款（裸车价格+车辆购置税）（以发票为准）的三倍，赔偿金额为574200.00元。综上所述：被告为了利益，不惜欺诈消费者，不惜违反应该遵守的法律，挑战法律底线，破坏习总书记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行为法院必须依法制止，法官必须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底线，维护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不让老百姓只能依闹维权。特诉来你院，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的支持原告的主张，维护原告的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惩戒违法者，让他们不敢再犯，实现社会的和谐。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证据二：汽车购销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在被告处以172900元的价格购买探界者535T驭界版车辆一台。证据三：汽车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复印件1份。证明购车时以2100元的价格购买了汽车用品加装。证据四：SGM商品车附件清单复印件1份。证明车辆附件情况。证据五：原告车辆购车发票1份。证明车辆发票金额为172900元。证据六：原告车辆购置税发票1份。证明原告支付了车辆购置税16400元。证据七：原告证据公证费发票1份。证明原告支付了公证费用900元。证据八：公证书1份。证明原告对在被告处拍照相关证据进行了公证。证据九：恒信汽车集团“恒信惠保”A保养套餐销售协议书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保养套餐4000元。证据十：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2019年7月14日在被告处进行车辆保养以及部分证据的拍照时间。证据十一：2019年7月14日到恒信天安修车接待单拍照打印件1份。证明本案所涉车被告销售过，被告欺诈了原告。证据十二：2019年7月14日被告售后服务顾问刘瑞提供给原告售后电脑中有关原告的车辆信息的照片打印件1份。证明本案所涉车被告销售过，被告欺诈了原告。证据十三：2019年12月1日，原告到被告售后保养结算单复印件1份。证明本案所涉车被告销售过，被告欺诈了原告。证据十四：2019年12月1日被告售后服务顾问刘兴邦提供给原告售后电脑中有关原告的车辆信息照片打印件1份。证明该车辆已经于2017年11月30日被销售过，被告再次卖给原告存在欺诈。证据十五：2019年6月16日被告售后业务接待万忠扬提供的原告车辆车主信息照片打印件1份。证明该车辆已经于2017年11月30日被销售过，被告再次卖给原告存在欺诈。证据十六：《探界者保修及保养手册》1份。证明保养手册记载的首保里程数为1421公里。证据十七：2018年8月23日发动机机油更换记录复印件1份。证明2018年8月23日的里程表上公里数为1421公里。证据十八：2018年8月23日原告车辆首保结算单1份。证明原告车辆首保是里程为7217公里。证据十九：录音及文字说明。证明原告购买的车辆的安吉星的启用时间，说明该车辆被告销售过。证据二十：2018年11月30日安吉星免费使用一年到期催续费短信照片打印件1份。证明原告购买的车辆的实际销售时间应为2017年11月30日。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辩称，一、原告诉请的车辆除了于2017年11月30日在厂家系统有过登记之外，该车辆在出售给原告前并未办理相关的保险、新车登记上牌以及开具购车发票等情况。出库登记不能证明涉案车辆已经销售，不是新车，本案车辆出库登记给原告带来的实际影响仅仅是首保时间的提前。被告同意按照车辆销售给原告的实际时间的三包期限相应的延长。二、关于原告诉请的被告存在欺诈行为。车辆的出库行为不会给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和使用产生不利的影响。被告也没有刻意隐瞒车辆出库的事实，在车辆销售前也对原告做了书面的告知，不存在欺诈行为。出库登记是汽车销售行业的不成文的惯例，在行业内称之为“虚拟出库”，这在整个汽车销售行业都存在。这是经销商为了完成厂家的销售任务，在车辆未实际销售的情况下，在上报给厂家的销售量中显示为出库登记，该行为不对外，没有开发票，也没有购买保险，也没有做过车辆登记。所以被告销售给原告的车辆是一辆全新的车。三、原告主张的保养费的问题与车辆购销合同无关，双方另行签订有其他的合同。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告签署的车辆状况告知书。证明被告将车辆出售给原告前已经将涉案车辆在厂家系统有过登记告知过原告，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证据二：电子税务局网站截图。证明该车仅仅开具过一次发票，与被告开具给原告的发票代码一致，证明车辆在销售给原告之前并没有实际销售。证据三：涉案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单复印件。显示的信息车辆初始保险时间是2018年3月18日，在此之前并未有过保险登记记录。证据四：《探界者保修及保养手册》。证明交车时里程记载为10公里，说明被告将涉案车辆交付给原告时是全新的车。证据五：涉案车辆在被告处的出库单。证明涉案车辆出库的时间为2018年3月18日，在此之前车辆并未从被告处出售给任何第三方。证据六：预检单、结算单。证明2018年8月23日原告车辆首保时结算单上载明的公里数7217公里系打印错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不持异议，但认为本案所涉车辆只是“虚拟出库”不是实际销售，该车辆仍然属于新车，且被告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欺诈；原告提供的车辆保养协议与本案无关。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原告认为车辆状况告知书及汽车销售合同上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并在庭后提交了申请，要求对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税务系统只查询到一次缴税记录亦不能证明该车未销售过，是否缴税与有无买卖不存在必然关系；保险记录也不能证明该车未销售，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车辆出库信息系被告手写，无法证明证实性；车辆出库单上的签名也不是原告所签；预检单、结算单系被告庭审后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因此，原告认为被告的证据系欺骗消费者伪造。综上，对于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3月18日，原告章军与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原告章军在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处购买雪佛兰探界者535T驭界版（JetBlack）18玄铁灰小轿车一辆，价格172900元。同日，原告章军与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原告章军在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处购买汽车用品加装，包括耐普诺前档太阳膜-HY11（浅灰）-WHYY*1.20、耐普诺侧挡太阳膜-HY12（深灰）-WHYY*1.80、LED大灯灯泡（一对）-9012-BLD*1.00，价值2100元。原告章军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前述价款后，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向原告章军交付了车辆识别码为LSGXC8357JV065735、发动机编号172914013的探界者535T驭界版（JetBlack）18玄铁灰小轿车一辆，交车时里程表读数10公里。随后，原告章军于2018年3月18日缴纳了购置税16400元，并办理了车牌、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责险。2018年8月23日，原告章军在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处进行首保时，与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签订《恒信汽车集团“恒信惠保”A保养套餐销售协议书》，原告章军支付保养套餐费4000元。原告章军在对所购车辆首保后，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在探界者保修保养手册上记载里程数为1421公里，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打印的结算单上载明“本次里程7217.00公里”。原告章军分别于2019年7月14日、2019年12月1日在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处修车和保养时发现该车已于2017年11月30日有销售登记，同时发现销售时承诺免费使用一年应于2019年3月22日到期的车载安吉星已于2018年11月29日到期，并收到了催续费短信。2020年1月3日，原告章军诉至本院，判令所请。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2017年11月30日的虚拟出库是否构成销售；二、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是否对涉案车辆进行了使用；三、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未告知原告章军2017年11月30日的虚拟出库的情况是否构成欺诈；四、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是否侵犯了原告章军的权益，是否应当适用三倍赔偿；五、原告章军申请对《车辆状况告知书》上的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有无必要。关于争议焦点一。所谓“销售”，按《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的解释即为卖出（商品）。在法律层面上，“销售”即为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相应的对价。在本案中，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为了完成销售业绩，于2017年11月30日在系统中将本案所涉的车辆登记为销售，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既未转移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亦未支付相应的对价。因此，该销售登记行为属于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的内部管理行为，对本案所涉车辆的客观物理状态并未造成任何影响。车辆作为特殊的动产，对其有特殊的管理规范，车辆一旦销售需要办理相应的注册登记、缴纳相应的税费并办理强制保险。从原告章军提交的车辆购置税发票、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交强险保单等证据来看，本案所涉车辆属于首次缴税、首次购买交强险，这足以证明原告章军购买的涉案车辆仍为新车。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车辆作为特殊的动产，对其有特殊的管理规范，车辆要使用必须履行注册登记、购买强制保险等相关手续，否则即为违法使用，公安交警部门必将进行相应的处罚。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将一辆仅仅在其系统中标注为销售的车辆从事违法活动不符合经济原则。同时，从《探界者保修及保养手册》上的记载来看，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在向原告章军交付涉案车辆时明确载明行驶里程为10公里，该行驶里程数符合新车的要求，原告章军在接收时亦应进行了相应的查验。而后，原告章军在首保时《探界者保修及保养手册》明确记载行驶里程公里数为1421公里，其提供的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出具的保养结算单上虽记载本次里程7217.00公里，该结算单只是结算保养费用的依据并不是记载里程的依据，具体里程应当以车辆里程表载明的数据为准。故原告章军以该保养结算单上虽记载本次里程7217.00公里为由认定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对本案所涉车辆进行了使用证据不足。关于争议焦点三。所谓“欺”按《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的解释，为“欺骗”、“欺负”两个含义；“欺诈”解释为“用狡诈的手段骗人”。从法律层面上讲，欺诈是指使人发生错误认识为目的的故意行为，即一方当事人由于他人的故意的错误陈述，发生认识上的错误而为意思表示，这就意味着欺诈应当是故意的。消费欺诈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判断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是否构成消费欺诈，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第一，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是否采用了狡猾的手段骗人。第二，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的行为是否误导消费者。第三，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是否具有实施欺诈行为的主观方面。2017年11月30日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将本案所涉车辆登记为销售，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辩称是为了完成销售量而进行的“虚拟出库”，本案所涉车辆一直在车库，并没有实际出售。结合该车交付原告章军之日行驶里程只有10公里、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登记为初始登记、无过户或转移登记记录、原告章军在缴纳车辆购置税时属于首次缴税、购买保险时属于首次投保等事实看，可以认定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的辩称符合客观事实，据此不能认定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在销售该车时存在“用狡诈的手段骗人”。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作为汽车销售商，将库存车辆虚拟销售，目的是为了完成销售任务，获得厂家返利，但实质上被告并未将车辆真正出售，也未将车辆交付他人使用。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隐瞒虚拟出库的事实并非基于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而非法获利的目的，也不存在诱使消费者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虚拟出库行为只是被告内部记录，并不对外显示，即使该种行为违规，但并未侵犯原告章军在新车质量、性能及经济负担方面的合法权益，故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主观上不存在欺诈故意，客观上也没有欺诈行为，并不构成消费欺诈。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但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因不存在消费欺诈行为并不适用“退一赔三”的规定。关于争议焦点四。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的虚拟出库行为客观上导致了原告章军的三包时间提前、安吉星使用时间缩短，客观上侵犯原告章军的合法权益，但三包时间提前、安吉星使用时间缩短并不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亦未给原告章军造成重大损失。原告章军认为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的行为贬低了其社会评价，但一个人的社会评价是众多他人基于对某人一系列行为、语言等基本评价形成的，是累积起来的，某一个偶尔的事件并不足以导致其社会评价的降低或者说影响有限。更重要的是，本案系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发生在原、被告之间，社会大众无从知晓，既然社会大众无从知晓，也就无法去贬低其社会评价。因此，原告章军要求退还车辆、三倍赔偿、退还保养费用的理由不成立，本院难以支持。关于焦点五。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在庭审中提供了《车辆状况告知书》，证明其已经将车辆的各种状况告知了原告章军。原告章军认为该告知书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庭后提交了申请要求对告知书上的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如前所述，因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在销售该车时不存在“用狡诈的手段骗人”，并不构成欺诈。因此，即使告知书并非原告章军所签，其主张的退还车辆、三倍赔偿、退还保养费用等请求的理由依然不能成立。该告知书只是对车辆权利瑕疵责任的免除，本案中免除的是三包期限提前、安吉星使用时间缩短的责任，与原告章军的诉讼请求没有必然联系。同时，庭审中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愿意弥补原告章军因三包期限提前、安吉星使用时间缩短所造成的损失。故准许原告章军的鉴定申请只会增加其诉累，但与其诉讼请求没有关联。因此，对原告章军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的虚拟出库属于其内部管理行为，并不具有用狡诈的手段骗人的故意，也没有给原告章军造成重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原告章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车辆实际销售过且被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其提供的证据尚未能达到法律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原告章军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章军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746元，由原告章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