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2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秦健，男，197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红梅，女，197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系秦健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康诚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泰安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高新区南天门大街中段1222号。 负责人：刘贵林，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双全，女，汉族，1994年10月11日出生，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贵林，男，1969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上诉人秦健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华康诚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泰安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康公司）、刘贵林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出的（2019)鲁0991民初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健上诉请求：1、判令华康公司、刘贵林承担因名誉侵权导致影响其入职形成的各项损失费52800元。2、判令华康公司、刘贵林赔偿秦健名誉损害精神抚慰金1万元。3、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秦健认同一审法院的第一项裁决，对其它判项表示不服。由于华康公司、刘贵林的名誉侵权违法行为，对秦健造成两种直接损害：一是财产经济损害，应该按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赔偿。二是精神损害，《宪法》和《刑法》明确规定：“公民的名誉权是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损害他人名誉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2018年9月30日华康公司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对秦健下发“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同日在公司信息平台群发相同内容的“违纪通告”，以正式公文形式，加盖公章的违纪通告，内容罗列了秦健七项违纪，严重违纪3项。其言辞虚假恶劣，满纸污蔑诽谤之语，严重侵犯公民名誉权。由于华康公司、刘贵林的名誉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理应承担秦健的各项损害赔偿责任。二、解除劳动通知书是公民再求职的凭证，劳动法对其内容有规定限制，华康公司、刘贵林的名誉侵权行为和内容同时存在于解决通知书中，该侵权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权和自由择业的权利”。华康公司、刘贵林的滥用职权，滥用公章，违背诚信公德，违反劳动法，违反公司法，严重侵犯了秦健的平等就业权，造成严重的财产收入损失。综上，请二审法院支持秦健的诉讼请求。 华康公司、刘贵林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名誉权纠纷不影响上诉人在其他公司入职。首先，华康公司在《关于员工秦健违纪的通告》引用的员工手册3.3.48条款是基于事实，即上诉人在事发第二天确实不能正常履行工作职责，基于真实内容的文件并不侵犯上诉人的名誉权。其次，华康公司的《关于员工秦健违纪的通告》发送范围仅限于华康公司部分员工（共92人）的范围之内，该通告并未对外公开，未公开的通告信息不会对上诉人在其他公司入职产生影响，也不会造成任何“名誉侵权损失”。此外，根据上诉人自己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在与华康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也在正常前往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东华公司）等单位求职，说明华康公司内部发送的通告对上诉人的求职没有影响。华康公司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是发给上诉人本人的，从未公开发布，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华康公司侵犯其名誉权，也不会影响上诉人入职。而发出该通知的日期、劳动合同解除的时间，属于劳动合同解除纠纷，系劳动仲裁已经审结的内容，与本案无关。2、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不能反映其所意向入职的单位因华康公司的行为而不同意上诉人入职。(1)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反映上诉人意向入职的东华公司因被上诉人原因而不同意上诉人入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东华医为协同办公平台”的截图，显示其审批进度是“总经理审批通过，等待薛总审批”，说明其审批并未最终通过，虽然有薪资和岗位信息，但是不能证明其意向入职的东华公司已经同意，而只能显示入职手续尚未通过，不能证明上诉人“入职手续办理顺利通过”的证明目的。根据公开资料，东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薛向东，截图中，审批流程中的“薛总”的审批意见属于东华公司的内部流程。上诉人与东华公司订立劳动合同需要双方平等自愿，东华公司基于依法享有的自主用人的权利，不愿与上诉人订立劳动合同，是东华公司的正当权利，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认定为因名誉权纠纷影响上诉人入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入职审批流程尚未完成，更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对其造成了损失，因此上诉人不能入职的损失被上诉人不应承担。此外，该截图中显示上诉人在入职过程中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其行为存在欺诈的故意，东华公司在核实了这些信息之后，并未通过上诉人的入职流程。由于刘贵林也是东华公司职工，东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向东抄送给东华公司职工刘贵林，属于公司内部流程。刘贵林如实提供他自己所知的情况，属于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内容，如实向任职公司反映自己已知的真实情况，并不侵犯上诉人的名誉。该邮件是刘贵林和薛向东在内部平台上的个人交流沟通，上诉人非公司人员，此证据涉嫌违法取得。此外，电子邮件内容只能证明“薛总”的意见是“没有刘贵林同意不能录取”，并不能证明审批未通过的原因是刘贵林的意见，不能证明“刘贵林阻断上诉人入职”。因此，上诉人不能入职与被上诉人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2)上诉人提交自己求职的微信截图和自己的行程信息、体检报告,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综上，被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并不会对上诉人造成影响，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存在关联性不足及真实性瑕疵，同时也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及赔偿金额。综上所述，华康公司、刘贵林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秦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康公司承担名誉侵权法律责任，立即停止侵害，恢复原告名誉，消除影响，书面公开赔礼道歉；2、判令华康公司、刘贵林承担因名誉侵害导致影响原告入职形成的各项损失费52800元；3、判令华康公司、刘贵林赔偿原告名誉损害精神抚慰金10000元；4、华康公司、刘贵林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秦健与华康公司于2015年10月份建立劳动关系。2018年5月30日，秦健在和同事深圳出差期间，将深圳龙岗长途汽车站道闸栏杆毁坏。2018年9月30日，北京华康诚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下发了华总办字【2018】第3号关于员工秦健违纪的通告，并以邮件的方式在华康诚信信息平台予以发送。通告载明：“事件调查：经查，2018年5月30日，员工秦健、徐少臣、李培旭、张杰、安会晗在深圳陪同客户吃饭后，员工秦健在酒后，无端毁坏龙岗长途汽车站道闸栏杆，被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民警带回派出所处理，秦健联系客户聂先生来派出所处理此事并让客户垫付罚款3000元，事后客户向秦健要垫付款，秦健拒不还钱。由于考虑到此行为已严重损坏公司形象，不利于公司利益，故最后李培旭垫付还款给客户。第二天早餐时，秦健又对同事许福山、杨瑞说是同事安会晗损坏的栏杆，给安会晗个人名誉带来极坏影响，严重违背了诚实守信的传统文化道德。根据以上情况并结合其平时表现，秦健存在以下违纪事实：轻微违纪3.1.3严于行为举止有损公司名誉的。3.1.19出现突发事故时逃避责任，有意规避的。3.1.27无故障迟到、早退的。一般违纪3.2.2一年内2次轻微违纪行为的。3.2.9执行特定交办事项有重大疏忽，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3.2.22散布谣言，恶意攻击同事和客户，未造成较大影响。严重违纪3.3.3一年内3次一般违纪行为的。3.3.12严重违背诚实守信原则、传统文化道德的。3.3.48因个人行为被公安机关羁押，导致不能正常履行工作职责达1天以上的。鉴于以上情况，秦健的行为在公司内部外部都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现对其违纪行为予以通报批评，并将根据情况继续追究其他责任。”华康公司、北京华康诚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该通告上加盖了公章。同日，北京华康诚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向秦健下发了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另查明，华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秦健，请求判决其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000元，一审法院以（2019）鲁0991民初49号判决华康公司支付秦健经济赔偿金6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名誉，是社会上人们对公民的品德、声誉、形象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价。公民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华康公司在《关于员工秦健违纪的通告》中表述“因个人行为被公安机关羁押，导致不能正常履行工作职责达1天以上的”，并将此公告在北京华康诚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华康诚信信息平台上发布，华康公司在没有掌握秦健被公安机关正式羁押事实的情况下，在《通告》中表述秦健被公安机关羁押，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发送，影响了其他人对原告品德、声誉、形象等方面的评价，可以认定侵犯了秦健的名誉权，因此对于秦健要求立即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书面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华康公司应当在原发送范围内消除影响并赔礼道歉。关于秦健要求被告支付名誉损害精神抚慰金10000元，一审法院结合被告侵权范围等予以支持5000元。关于秦健要求被告承担因名誉侵害导致影响原告入职形成的各项损失费52800元，秦健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反映其所意向入职的单位因被告名誉权侵权行为而不同意原告入职，因此对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秦健要求刘贵林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因没有证据证实刘贵林有直接损害秦健名誉权的行为，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七）、（八）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北京华康诚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泰安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华康诚信信息平台上向秦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二、北京华康诚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泰安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秦健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三、驳回秦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元，由北京华康诚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泰安分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秦健提交了：一、（2019）鲁0991民初4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华康公司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属违法行为；二、2018年3月12日华康公司人事段某约秦健续约合同的微信截图，证明其与华康公司的劳动合同到期日期是2018年10月，不存在求职东华软件时虚假陈述的行为；三、秦健社保缴纳信息，证明2018年至今秦健没有社保缴纳记录，因华康公司的违法解约造成秦健无法再就职。华康公司和刘贵林提交了：一、关于秦健违纪的通告及邮件使用人数和公司员工人数，证明违纪通告的发送范围只限于公司部分员工（92人）的范围之内，对秦健名誉权的影响有限；二、刘贵林的社保记录，证明刘贵林也是东华公司的员工，刘贵林与薛向东的邮件往来是公司内部流程；三、李培绪等四人签字的《事件证明》，证明违纪通告是基于秦健违纪的事实，并未侵犯其名誉权。以上证据经过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经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和一审卷宗，本院认定以下事实：本案刘贵林既是华康公司的负责人，又是东华公司的销售经理。东华公司与北京华康诚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薛向东。秦健在离开华康公司之后曾向东华公司求职，双方在前期交流过程中曾就秦健在试用期间和试用期后的薪资予以初步约定。2018年11月1日，东华公司对秦健的入职审批，因“没有刘贵林同意，不能录取”。一审法院在（2019）鲁0991民初4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华康公司系违法解除其与秦健的劳动合同。庭审中，秦健认可华康公司仅在公司内部92人的范围内对涉案通告进行了发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秦健主张的52800元损失是否应予支持；2秦健主张的10000元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予支持。本案中，因华康公司在其向员工的通报中使用了与事实不符的语言，一审法院确定华康公司对秦健的名誉权构成侵害并无不当。华康公司虽然在答辩状中对侵权行为不予认可，但因未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不予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秦健对其关于52800元损失的主张，一是需要提交证据证明其确实存在实际的损失，二是需要提交证据证明该损失与华康公司对其的名誉权侵害行为有因果关系，两者缺一不可。本案中，秦健为证明其未能入职是因为两被上诉人的原因，提交了因刘贵林不同意，东华公司未同意其入取的邮件截屏。对于该证据，本院认为，东华公司是否录用秦健系该公司独立的决策行为。而刘贵林作为东华公司的一名职员，东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向东向刘贵林征求意见，且刘贵林发表对秦健可否入职的意见应属公司内部的正常行为。秦健提交的以上证据无法证明刘贵林或华康公司存在侵犯其名誉权的行为。故，即便秦健已经与东华公司在入职过程中初步约定了薪酬，但却无证据证明该可能的利益损失与其名誉权受损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因无证据证明秦健的损失与华康公司、刘贵林侵害其名誉权有关联，故对秦健关于其52800元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本案中华康公司关于秦健违纪的通告仅在其公司内部的92人范围内发布，并无证据证明该通告在更大范围内被他人知晓，也无证据证明该通告严重影响了秦健的工作和生活，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华康公司赔偿秦健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秦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元，由秦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献武 审判员  屈玉涛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梁 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