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4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昌艳，女，1989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习水县，现住希望城时代广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云兰，女，1969年8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原审第三人：习水银石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地址习水县希望城时代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30MA6DYL0A4L。法定代表人：黄金。原审第三人：习水特躯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习水县希望城时代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3005334371X7。原审第三人：陈长梅，女，199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习水县。原审第三人：**，女，199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习水县。上诉人张昌艳因与被上诉人张云兰及原审第三人习水银石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习水县特驱置业有限公司、陈长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0330民初2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昌艳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承担合作期间的债务的一半62095元。事实和理由：双方均承认在合作期间有共同债务，且双方约定的是解除合作协议后债务属于上诉人自己承担，在签合作协议时明确规定债务是共同承担。在未解除合作协议前一直是被上诉人个人经营店，并未发现其他债务，被上诉人故意隐瞒债务，多次在店面打架、报警，后双方签署了解除协议。解除协议后才发现在被上诉人经营期间还欠债务，因上诉人是法人代表，需由上诉人先偿还债务。张云兰辩称，上诉人所述不属实，店之前是上诉人经营，之后上诉人赌博被抓后，店就是被上诉人在经营。上诉人出狱后，也是上诉人在经营，经营期间每一笔答辩人都记载很清楚。解除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解除的，当时有合力超市经理倪龙山、店员陈长梅（与上诉人是亲戚）在场并签字，是上诉人退出，由上诉人拿给被上诉人6.5万元，合同和解除协议都是上诉人拟的。张昌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张昌艳与张云兰2019年5月22日签订的解除合伙协议无效，已支付给张云兰的65000元归还张昌艳;二、依法解除2018年1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三、平均分割在张云兰处未处分的以纯收入50000元；四、张云兰共同承担房租、违约金、员工工资、电费合计37419元；五、张昌艳先行垫付给张云兰店面周转资金45000元归还张昌艳。张昌艳当庭将一项诉讼请求中65000元申请变更为6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日，张昌艳和张云兰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双方在习水县希望城时代广场1楼43号铺经营以纯服装，双方各投资10万元。店铺所经营收入、投资、花销在张昌艳农村信用社账户上，动用该卡应经双方同意，员工每月20日发工资，经营过程中亏损双方各占比例进行补足资金。合作期限为3年等内容。张云兰于2019年1月2日向张昌艳银行转账13万元。2019年5月23日，习水特驱置业有限公司向张昌艳出具收据，内容备注为2019年4月10日前支付2019年第二季度租金25667元，滞纳金3157元，两笔款共计28824元。该款是张昌艳于5月21日转账3万元给倪龙山，倪龙山于5月23日帮其刷卡支付的。张昌艳于2019年5月21日（19时49分）向陈长梅转工资3646元，2019年5月15日向**转工资3273元。2019年3、4月份，张昌艳向张云兰转款45000元。张昌艳于2019年3月至5月交电费2000元。双方经营的以纯服装店于2019年3月3日至5月30日，经习水特区置业有限公司的习水银石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收费系统显示销售额为50202元。张昌艳与张云兰在经营时代广场以纯服装店期间，双方多次发生矛盾纠纷，且多次报警。2019年5月21日，双方再次发生纠纷后报警。5月22日18时14分，张昌艳到习水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报警称自己被人胁迫写下协议。公安机关接警后了解系张昌艳与张云兰合伙经营服装店，在经营期间双方因经济利益发生抓扯，告知当事人张昌艳经济纠纷依法应向人民法院起诉，发生的抓扯一事做调解处理。2019年5月21日，东莞市以纯集团有限公司驻贵阳办事处向张昌艳发出内容如下的通知：由于张昌艳没有按照公司要求装修店面及存在违规经营行为等，公司决定于2019年5月21日起解除与其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并要求其在3日内撤回一切损失等。2019年5月21日晚，张昌艳和张云兰在习水银石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办公室签订了《解除合伙协议》，约定张云兰自愿将与张昌艳共同经营的位于习水县希望国际城时代广场购物中心一楼43号铺以纯专卖店和习水县土城镇团结1号、2号服装专门店所有权转让给张昌艳。双方协议一致解除2018年1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张云兰自愿退出。由于张云兰退出，张昌艳支付给张云兰65000元。解除合同时间起，张云兰不参与一切经营管理，与张云兰没有任何关系，至本协议签字生效后所产生的一切收益及费用由张昌艳全权处理，相关权利与义务与张云兰无关。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以支付宝形式转账。在2019年5月23日下午6点前交接完成，交接完毕后张昌艳支付张云兰尾款5000元。尾部张昌艳、张云兰分别在甲方和乙方处签名捺印。陈长梅、倪龙山作为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名。整份协议仅有一个落款时间“2019年5月22日”。在2019年5月21日19时54分，张昌艳向张云兰支付宝转账6万元。张云兰在倪龙山的帮助下于2019年5月21日19时56分将该款提现。一审法院认为，张昌艳与张云兰系个人合伙关系。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解除合伙协议》是否有效。张昌艳诉请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解除合伙协议》为无效协议，理由是自己是被胁迫所签订的，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所谓胁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习水银石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习水特驱置业有限公司、陈长梅、**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综上，受胁迫签订的协议只有在损害国家利益时为无效，否则应为可撤销而非无效，且张昌艳就自己受到胁迫必须举证证明。经庭审查明的事实能确定双方在经营期间经常发生矛盾纠纷，且多次报警处理，故解除合伙关系应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是否存在胁迫，即张昌艳与张云兰双方签订的《解除合伙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5月22日的报警记录上仅显示张昌艳向公安机关报警称自己被胁迫签订协议，但公安机关并未通过调查后认定协议的签订存在胁迫或在笔录上体现有胁迫情形。其次，该份协议签订地点在习水银石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室，签订现场共计四人习水银石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倪龙山、张昌艳雇请的店员陈长梅（与张昌艳系表姐妹关系）、张昌艳、张云兰，从签订现场来看不存在限制人身自由及胁迫情形；再者，从签订时间上来看，该协议上仅有一个落款为5月22日，张昌艳当庭提出该时间是由其书写，但庭后又提出是自己记错，该时间实际由倪龙山书写，倪龙山陈述，从笔迹上来看5月22日可能是其书写，但可能存在记忆错误，因为自己能清楚确定张昌艳向张云兰转款以及自己帮张云兰提款的时间就是签订协议的时间。结合张昌艳向张云兰转款时间5月21日19时54分以及提现时间5月21日19时56分。陈长梅陈述自己在该协议上签字后张昌艳即向其转款（转款时间为5月21日19点49分）。另一方面，从庭审查明事实能确定该份协议是在晚上签订的，张昌艳在5月22日18时14分到习水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胁迫签订协议，如果该份协议在5月22日签订，时间上存在矛盾，张昌艳不可能预先知道晚上会发生被胁迫的事实而提前进行报警，故从上述事实综合分析能认定《解除合伙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9年5月21日晚，说明张昌艳并非是在签订协议后第一时间报警，而是次日下午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张昌艳并未举证证明张云兰采用何种胁迫的手段迫使其签订该份解除协议。张昌艳与张云兰双方多次发生争吵、抓扯、报警等以及张昌艳自述的为了减少损失、难得纠缠等原因均不构成胁迫的情形。故《解除合伙协议》应为有效协议，对张昌艳与张云兰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对张昌艳诉请确认《解除合伙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张昌艳诉请解除2018年1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由于双方在2019年5月21日签订的《解除合伙协议》上已经明确协议解除《合伙协议》，《合伙协议》已于2019年5月21日解除，张昌艳无需再诉请解除该协议，对该诉请不予支持。对于张昌艳诉请张云兰退还60000元、平均分割50000元收入、共同承担37419元债务、退还45000元垫付款的请求，上述款项均产生于双方签订《解除合伙协议》之前，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应按照《解除合伙协议》履行，对张昌艳的上述诉请，均不予支持。对张云兰诉请解除2018年1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同样不予支持，理由同上。《解除合伙协议》对张云兰同样具有约束力，张云兰也应按照《解除合伙协议》履行，现张云兰诉请张昌艳退还合伙款17万元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张昌艳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张云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48元，减半收取计2124元，由原告张昌艳负担，反诉费2020元，由反诉原告张云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5599号民事判决原件和一份贵州省遵义市法信公证处（2019）黔遵义法信证民字第1460号公证书复印件，证明被上诉人在经营期间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该证据能证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第四项诉讼请求，房租违约金和人工工资、电费被上诉人应该和上诉人一起承担。被上诉人不认可前述证据的真实性，认为前述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房租违约金和人工工资、电费在签订解除协议之前就已经说清楚并进行了结算。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前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不予采纳。本院根据一审卷宗中的证据和二审的接待笔录认定如下事实：双方在《解除合伙协议》中约定：“四、解除合同时间起，乙方不再参与一切经营及管理，和乙方没有任何关系，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找甲方，至本协议签字生效后所产生的一切收益及费用由甲方全权处理，相关权利及义务与乙方无关”。二审中，被问及其在一审中主张涉案《解除合伙协议》无效的依据是什么，上诉人陈述解除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愿，其认为《解除合伙协议》属于可撤销协议中显失公平的情形。上诉人陈述其在上诉状中主张的6.2万元主要包括一审诉讼请求中要求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房租违约金、人工工资、电费37416元以及平均分割合伙收入5万元，其他诉讼请求予以放弃。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关于“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成立个人合伙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无法继续共同经营后，于2019年5月21日签订《解除合伙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就解除合伙的相关事宜达成的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该协议系其受胁迫签订，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协议时具有法定的受胁迫情形，同时，根据其二审上诉请求对此的放弃和二审中的陈述，其已认可该协议为有效协议。至于其认为该协议显失公平，属于可撤销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关于“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规定，首先，法律规定可撤销的合同要由受损害方依法向法定机构主张，上诉人并未主张撤销该协议；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经营服装店，双方对合伙事务的经营和解除合伙协议的法律效力具有相当的判断能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相比并不处于劣势地位，同时协议签订过程有上诉人的亲戚陈长梅和案外人倪龙山两位证人在场作证并在协议上签名，故从现有证据来看，该协议并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显失公平情形。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房租违约金、人工工资、电费37416元以及平均分割合伙收入5万元，因前述款项发生在双方签订解除协议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二条关于“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的规定，结合双方在《解除合伙协议》中的约定，一审依法对上诉人的请求不予支持正确。上诉人认为双方在解除合伙协议中并未对前述款项进行结算，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根据双方在《解除合伙协议》中的约定，被上诉人退伙，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65000元，签订协议起涉案合伙事务的一切权利义务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具备一定商事活动经验的独立商事主体，应当知道签订前述内容的协议会产生的法律效果。同时，从一般的商事交易常理来看，合伙人不可能在签订解除合伙协议时对此前合伙经营事物的债权债务不进行清算而仅约定自己支付退伙人相应款项，故上诉人主张双方未对其上诉请求中的款项进行结算既未提交充分依据证明也不符合交易常理，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对被上诉人的辩称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张昌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48元，由张昌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滔审判员 袁晶晶审判员 马天彬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法官助理李艳丽书记员饶正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