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90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天幕集团总公司四川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光路15号1幢2单元11楼41号。 负责人：刘成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施特龙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长天路2号。 法定代表人：谭玉荣，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劲松，四川磐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山东天幕集团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曲阜市林道路1号。 法定代表人：唐延俊，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权，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军，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山东天幕集团总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天幕四川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施特龙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特龙公司）、原审被告山东天幕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天幕总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3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幕四川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施特龙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施特龙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李学干在《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上签字构成表见代理，且《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对天幕四川分公司具有约束力，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已经查明案涉《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中加盖的天幕四川分公司印章经鉴定确定为非公安机关备案印章。因此，案涉《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的承租方并非天幕四川分公司而是李学干，故应当由李学干承担支付租赁费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适用表见代理制度错误，进而判决天幕四川分公司承担债务清偿责任错误。二、一审法院查明李学干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案涉《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系李学干与施特龙公司签订，一审法院未通知李学干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属程序错误。三、施特龙公司已经将全部吊篮拆除并运出工地，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未予查明属认定事实不清。因施特龙公司经通知后拒绝复工，后期就没有再使用施特龙公司出租的吊篮。而是由总承包单位另行租赁其他公司的设备，并责令施特龙公司拆除并运走吊篮，根本不存在尚有19个吊篮未拆除的事实。施特龙公司要求天幕四川分公司赔偿的理由不成立。四、案涉《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的合同双方就吊篮租赁费并未进行结算，一审法院计算吊篮租赁费存在错误。案涉多份《吊篮租赁结算单》系施特龙公司与案外人詹开串通制作，未获李学干授权，李学干事后也不予认可。之前因为结算租赁费，李学干多次请求总承包方出面协调，但因双方存在较大分歧，并未达成结算。一审法院计算吊篮租赁费所采纳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其结果肯定存在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天幕四川分公司的上诉请求。 施特龙公司辩称，依照目前常规的挂靠或分割式经营，一般都会刻制多枚公章，并且通过另案裁定书可以看出，案涉工程由天幕四川分公司承建，无论李学干和天幕四川分公司之间是什么关系，但案涉租赁合同的双方是施特龙公司和天幕四川分公司，而且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已经全部支付给了天幕四川分公司，天幕四川分公司也通过银行转账，向施特龙公司支付了部分租赁款项。如果案涉租赁合同与天幕四川分公司无关就不会存在事实上的关联关系、承建项目、支付租赁费等关系，所以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成立。本案租赁费计算清楚，一审判决也对相关费用作了充分认定，大部分费用都经过了双方确认，仅有3000多元的费用由一审法院通过报停单及停工单确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天幕四川分公司的上诉请求。 天幕总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天幕四川分公司的上诉意见一致。 施特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天幕总公司、天幕四川分公司向施特龙公司支付拖欠的吊篮租金及费用306280元，并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自2017年2月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滞纳金；2.解除《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天幕总公司、天幕四川分公司向施特龙公司返还19台承租吊篮，并按照每台每天40元的标准，向施特龙公司支付自2017年1月7日起至吊篮返还之日止的租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5日，李学干以天幕四川分公司的名义（承租方、甲方）与施特龙公司（出租方、乙方）签订《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约定甲方就都江堰国际名都22#楼幕墙工程向乙方租借吊篮设备，乙方根据预交的方案向甲方提供ZL630的吊篮约20台，甲方实际租借吊篮设备规格和数量及进出场时间以乙方《吊篮设备进出场清单》所列台数为准；预计吊篮租期自2015年9月1日（实际吊篮租期自吊篮设备进场验货日起算，以双方签字的《吊篮设备验收单》为准）至吊篮设备搬运到地面归还乙方之日止（以双方签字的《吊篮设备退场清单》为准）连续计费，吊篮租赁期间不予中途报停；月租金为40元每台，由甲方承担吊篮往返运输费用，约定实际租期每台吊篮不少于60天，租期不满60天按60天计租，超出天数按每台每天40元计租；设备到达现场后，甲方应负责设备的垂直运输设施（塔吊或电梯），若因不能提供垂直运输工具或因垂直运输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负责全部承担；乙方负责吊篮施工现场的平移和上下移位的技术指导，甲方负责提供垂直运输工具和人工予以协助，若甲方不能提供，则由甲方承担移位费400元每台每次，若越层移位或跨楼移位，则由甲方承担移位费600元每台每次；设备报停甲方应提前1天通知乙方现场负责人，并及时与乙方指定人员办理报停手续；甲方同意在吊篮工程结束30日内付清全部租赁费及相关费用，甲方如不能按时支付，乙方有权在其逾期10天后终止合同，超期付款须按日加收应支付款项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李学干作为天幕四川分公司代表在该《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上签字。该《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上同时加盖有“山东天幕集团总公司四川分公司”字样的印章。该印章经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认定其不是天幕四川分公司在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备案的印章盖印形成。 同日，李学干以天幕四川分公司都江堰项目部名义（甲方）与施特龙公司（乙方）就前述合同补充约定：甲方同意租金结算按月结付，在每月10日前办理上月《吊篮费用结算单》，乙方凭此单据收取甲方租金，甲方同意每月10日前向乙方支付吊篮设备应付租金及相关费用。李学干在该补充条款甲方处签字，并加盖有“山东天幕集团总公司四川分公司都江堰项目部资料文书专用章”字样的印章。同日，双方并就前述约定的吊篮签订了《电动吊篮租赁（进）场清单》及《电动吊篮计费单》，载明施特龙公司已将相应吊篮20台运至国际名都工程工地现场指导安装调试，双方约定于2015年9月17日开始计费。施特龙公司确认实际只使用了吊篮19台。2017年1月6日，天幕四川分公司都江堰项目部向施特龙公司出具《报停单》，载明：施特龙公司租赁给该公司吊篮用于都江堰国际名都项目，到2017年1月6日起向施特龙公司报停，并停止计费，其中9台可以拆除，望协商解决。该《报停单》上加盖有“山东天幕集团总公司四川分公司都江堰项目部资料文书专用章”字样的印章。案外人黄河于2017年1月17日在该《报停单》上签字。施特龙公司认可的管理人员鲜长春于2017年1月17日在该《报停单》上签字并备注“吊篮工程款付清后，我方再对吊篮进行拆除”。施特龙公司确认案涉吊篮自2017年1月6日后未再继续使用，且案涉项目自2017年1月7日后也未再继续施工。施特龙公司同时表示，虽然案涉吊篮系由施特龙公司负责拆除，但因天幕四川分公司未提供垂直运输设备，故案涉吊篮一直未拆除。天幕四川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 2015年11月至2017年1月期间，施特龙公司向天幕四川分公司递交了十三份《吊篮租赁结算单》，分别载明在2015年9月17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都江堰国际名都项目施工期间租用施特龙公司19台吊篮产生的租用费用。其中，2015年11月9日的《吊篮租赁结算单》载明2015年9月17日至2015年10月31日期间的费用37000元，2015年12月10日的《吊篮租赁结算单》载明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期间的费用22800元，2016年1月5日的《吊篮租赁结算单》载明2015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费用23560元，2016年4月28日的两份《吊篮租赁结算单》分别载明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期间的费用23560元、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的费用46360元，2016年6月12日的《吊篮租赁结算单》载明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费用23560元，2016年7月12日的《吊篮租赁结算单》载明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费用22800元，2016年8月1日的《吊篮租赁结算单》载明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的费用23560元，2016年9月9日的《吊篮租赁结算单》载明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的费用23560元，2016年10月13日的《吊篮租赁结算单》载明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的费用22800元，2016年11月8日的《吊篮租赁结算单》载明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期间的费用23560元，2017年1月3日的两份《吊篮租赁结算单》分别载明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期间的费用22800元、2016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费用23560元，以上共计339480元。前述《吊篮租赁结算单》中，2015年11月9日、2015年12月10日、2016年1月5日、2016年4月28日（两份）、2016年6月12日、2016年7月12日、2016年8月1日、2016年9月9日、2016年10月13日的《吊篮租赁结算单》天幕四川分公司项目负责人处加盖有“山东天幕集团总公司四川分公司都江堰项目部资料文书专用章”字样的印章，案外人詹开并签字；2016年11月8日的《吊篮租赁结算单》天幕四川分公司项目负责人处有詹开签字，未加盖前述项目部印章；2017年1月3日（两份）的《吊篮租赁结算单》天幕四川分公司项目负责人处有案外人黄河、肖卫的签字，未加盖前述项目部印章。施特龙公司还提交了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的费用3800元的《吊篮租赁结算单》，该结算单上天幕四川分公司签章处为空白。 2016年1月7日，天幕四川分公司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施特龙公司转账37000元，相应转款凭证上载明的用途为货款。天幕四川分公司主张该37000元系其向李学干出借的款项。 同时，依据天幕四川分公司提交的《告知函》、都劳人仲委裁（2018）88号、89号都江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以及天幕四川分公司的庭审陈述，天幕四川分公司认可其承包了前述都江堰国际名都玻璃幕墙及钢结构工程项目，并由李学干挂靠在天幕四川分公司名下进行实际施工。后詹开、肖卫以其在都江堰国际名都项目处工作为由，分别请求确认其与天幕四川分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后都江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天幕四川分公司将工程分包给李学干，李学干系不具备用工主体的实际施工人而招用了詹开、肖卫，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并驳回了詹开、肖卫的仲裁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及附件、《电动吊篮安全协议》《电动吊篮租赁（进）场清单》《电动吊篮计费单》《吊篮租赁结算单》、报停单、银行转账凭证、银行交易流水、告知函、都劳人仲委裁（2018）88号仲裁裁决书、都劳人仲委裁（2018）89号仲裁裁决书、川旭鉴[2018]文鉴字第37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上天幕四川分公司的盖章虽然经鉴定机构认定其不是该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盖印形成，但李学干作为天幕四川分公司认可的挂靠施工主体代表该公司在该《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上签字，且其后签订的《合同补充条款》、《电动吊篮安全协议》以及相应的《电动吊篮租赁（进）场清单》、《电动吊篮计费单》等均加盖有该公司都江堰项目部资料文书专用章，而项目部作为天幕四川分公司内设机构，其责任仍应归属于该公司。同时再考察合同履行情况，天幕四川分公司并在履行过程中向施特龙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故施特龙公司有理由相信李学干有权代表天幕四川分公司签订合同，该《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对天幕四川分公司具有约束力。天幕四川分公司都江堰项目部于2017年1月向施特龙公司出具了《报停单》，双方已协议解除了该《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该《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解除后，天幕四川分公司应向施特龙公司交还其租赁的吊篮，故一审法院对施特龙公司该项主张依法予以支持。施特龙公司提交的《电动吊篮租赁（进）场清单》《电动吊篮计费单》《吊篮租赁结算单》《报停单》等证据能够证明其已按约交付了相应吊篮，天幕四川分公司应按约支付相应租赁费用。2015年11月9日至2016年10月13日的《吊篮租赁结算单》上加盖有天幕四川分公司都江堰项目部资料文书专用章，且有李学干在案涉工程招用的人员詹开签字，故一审法院对该10份《吊篮租赁结算单》结算的租赁费用269560元予以确认。2016年11月8日至2017年1月3日的《吊篮租赁结算单》虽然未加盖公司印章，但有李学干在案涉工程招用的人员肖卫或詹开签字，故一审法院对该3份《吊篮租赁结算单》结算的租赁费用69920元予以确认。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的《吊篮租赁结算单》虽然未经天幕四川分公司确认，但结合相应《报停单》上载明的报停时间以及《吊篮租赁设备合同书》中关于租金的约定，一审法院对该段期间的租赁费用3800元予以确认。《吊篮租赁设备合同书》约定天幕四川分公司在吊篮工程结束后30内付清相应款项，但其在支付37000元后，未再支付剩余租赁费用，其已构成违约，施特龙公司主张要求天幕四川分公司支付剩余租赁费用306280元并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滞纳金，符合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针对施特龙公司基于吊篮尚未拆除而主张要求天幕四川分公司支付2017年1月7日后的租赁费用，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天幕四川分公司已向施特龙公司出具了相应《报停单》，确认租赁的吊篮已于2017年1月6日报停，且施特龙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亦自认吊篮应由其自行拆除，现施特龙公司因自身怠于拆除吊篮而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其前述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天幕四川分公司作为天幕总公司的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其民事责任应由天幕总公司承担。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施特龙公司与天幕四川分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签订的《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二、天幕总公司、天幕四川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施特龙公司交还租赁的19台吊篮；三、天幕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施特龙公司支付拖欠的租赁费用306280元；四、天幕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以30628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施特龙公司支付自2017年2月6日起至租赁费用付清之日止的滞纳金；五、驳回施特龙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96元，减半收取的3398元，由施特龙公司承担398元，天幕总公司承担300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天幕四川分公司陈述：其承建了案涉工程，但未成立项目部，施工现场由李学干负责，案涉工程从2014年开始施工，到2016年底施工完毕。施特龙公司陈述：案涉19台吊篮已经收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天幕四川分公司是否为案涉《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的承租人。现评判如下： 施特龙公司认为案涉《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中加盖了天幕四川分公司印章，也提供了租赁物，且天幕四川分公司也支付了部分租赁费，因此认为天幕四川分公司为案涉《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的承租人。天幕四川分公司认为案涉《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中加盖的印章不是天幕四川分公司的备案章，且案涉工程系李学干完成，李学干才是实际的承租人，因此天幕四川分公司不是承租人。对此本院认为，从天幕四川分公司的陈述来看，李学干对天幕四川分公司承建的案涉项目进行管理，虽天幕四川分公司主张李学干挂靠天幕四川分公司进行施工，但是否为挂靠关系解决的是天幕四川分公司与李学干之间的内部关系，而从外部来看，李学干系代表天幕四川分公司管理案涉工程的施工事宜。因此，即便案涉《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中加盖的天幕四川分公司印章并非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但基于李学干管理负责案涉工程施工的事实，按照普通群众的理解，也会相信李学干有权代表天幕四川分公司。同时，天幕四川分公司也未举证证明施特龙公司在此过程中存在过错。因此，本院依法认定施特龙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代表天幕四川分公司管理案涉工程施工事宜的李学干有权代表天幕四川分公司与施特龙公司签订案涉《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故李学干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相应的后果应由天幕四川分公司承担。 李学干签字确认的《电动吊篮租赁（进）场清单》表明施特龙公司提供了20套吊篮。现施特龙公司仅主张租赁了19套吊篮，本院依法予以认可。作为承租人，享有占有使用租赁物的权利，同时负有归还租赁物的义务。根据案涉《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约定，租金的计算是与台数和时间有关，即需要认定每台吊篮的进场时间和归还时间，进而方能确定使用时间及相应的租金。因此，应当由天幕四川分公司举证证明其归还每台吊篮的时间，进而证明其占有使用每台吊篮的具体时间。现天幕四川分公司并未举出相应证据，故一审法院采信施特龙公司提交的《电动吊篮计费单》《吊篮租赁结算单》《报停单》确认天幕四川分公司使用案涉吊篮的时间进而确定相应租金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同时，返还租赁物系承租人的义务，现天幕四川分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何时归还了租赁物，因此本院依法采信施特龙公司主张，确定天幕四川分公司应当返还的吊篮数量为19台。二审中施特龙公司自认已经收回案涉19台吊篮，故对施特龙公司要求天幕四川分公司、天幕总公司返还19台吊篮的诉请，本院依法不再予以支持。 按照案涉《吊篮设备租赁合同书》约定，未按时支付租金，须按日加收应付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同时约定租赁费及相关费用须在吊篮工程结束30日内付清。从履行情况来看，吊篮已在2017年1月6日报停，因此相应租金及其他费用应在2017年2月5日前付清，现天幕四川分公司未能付清相应款项，故一审判决认定从2017年2月6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滞纳金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天幕四川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维持。施特龙公司陈述已经收回19台吊篮，故其不得再行要求天幕总公司、天幕四川分公司返还该19台吊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96元，由上诉人山东天幕集团总公司四川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廖 方 审判员 张卫敏 审判员 何广智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毛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