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39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28号408室。法定代表人：陈凤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运，男，199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员工，住湖南省邵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艳，湖南蜜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康程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创业大道1号。法定代表人：覃叙钧。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覃叙钧，男，1974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鑫文，男，198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文武，男，197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征军，男，197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容，女，197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湘武，湖南华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利国际）与被上诉人湖南康程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程公司）、覃叙钧、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13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仲利国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2019)湘0102民初1326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六被上诉人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与康程公司之间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承担货物买卖的风险认定上诉人与康程公司之间未成立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显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与第三人长沙合兴卫生用品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兴公司”)、湖南欣龙非织造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龙公司”)、湖南益宏达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宏达公司”)、广东腾华越杭卫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腾华公司”)、广东强的卫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的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分别签订合同编号为CC19040086BGX-1、CC19040086BGX-2、CC19040086BGX-3、CC19040086BGX-4、CC19040086BGX-5的《买卖合同》(证据1)，约定上诉人向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分别购买透气印刷PE膜、无纺布SMS-13gsm、复合短纤维PE/PP、复合膜、打孔无纺布、无纺布(弹性腰围)再出售给被上诉人康程公司，总价款为3300784.03元(规格型号、数量、单位、单个买卖合同价款详见证据1)，由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在康程公司指定的地点进行交付，经康程公司验收并出具证明后上诉人再一次性支付货款。该买卖合同同时约定了验收条款及违约责任，还约定了买卖合同项下标的物交付的运输及卫生风险由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负担，此系合同双方当事人所达成合意，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公序良俗，故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承担货物运输风险认定买卖合同关系不真实显属逻辑不清、忽视案涉证据所证事实、法律法规依据不足。其次，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参与货物交付并认定上诉人与康程公司之间未成立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显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与康程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CC19040086BGX的《买卖合同》，约定康程公司以贸易赊销方式向上诉人购买上述货物，合同总价款计3541200元，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该买卖合同中第三条第二款明确约定了买卖合同项下标的物自上诉人或上诉人委托之供应商将标的物直接交付予康程公司时，即视为上诉人已将标的物交付予康程公司。故上诉人依据合同之约定已通过指示交付方式向康程公司完成交付，并且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也于2019年4月27日向康程公司出具《发货单》(证据2)，并由康程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发货单列明：发货/提货日期、货物品名、规格及型号、单位、数量及交付方式为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直接交付给康程公司所在地宁乡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创业大道1号，最终交货时间为2019年4月27日，上述所有货物均经被上诉人康程公司验收合格并出具《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于上诉人。上诉人对于货物的交付一直持续关注并参与交付过程，以物权法第二十六条明文规定的交付方式指示交付完成了货物交付，完满的履行了买卖合同项下上诉人的交付义务。从法律面看，在买卖合同这类双务有偿合同中，出卖方上诉人已履行了交付买卖物的义务，上诉人与康程公司之间已成立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并且上诉人还于合同中明确约定、现实中明确要求合同相对方对货物真实交付、发货，也有《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与《发货单》佐证。故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参与货物交付而认定买卖合同关系不真实显属逻辑不清、忽视案涉证据所证事实、法律法规依据不足。再次，原审法院以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出具给康程公司的对账单认定双方之间无真实的货物流转，显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缺乏法律依据。康程公司就货物验收事宜出具了《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出具了《发货暨付款通知书》(证据3)。因康程公司书面确认全部货物已交付并验收确认无误，上诉人才应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之付款请求，在审核发货单后分别向上述各方供应商支付货款共计3300784.03元(详见银行付款回单-证据4)，从法律面看，在买卖合同这类双务有偿合同中，买受方上诉人已履行了支付价金的义务，上诉人与上述五家公司之间也已成立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此外，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也向上诉人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5)。自此，上诉人因CC19040086BGX、CC19040086BGX-1、CC19040086BGX-2、CC19040086BGX-3、CC19040086BGX-4、CC19040086BGX-5《买卖合同》所产生的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上述五家公司单方出具的对账单，系内部文件并且为该五家公司与康程公司私下往来之文件，并未加盖上诉人之公章确认，原审法院以此认定本案三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显属不妥。上诉人与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康程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均是在自愿、平等、诚实的基础上签订的，代表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发货单》(证据2)、《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证据6)、《发货暨付款通知书》(证据3)及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5)已充分佐证上述信息。最后，原审法院以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与康程公司结算货款的时间及金额与上诉人向上述五家公司支付货款的时间及金额有重叠，认定双方之间无真实的货物流转，显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缺乏法律依据。如前所述，上述五家公司出具的对账单所载明的结算货款的书面文件，系内部文件并且为该五家公司与康程公司私下往来之文件，并未加盖上诉人之公章确认，原审法院以此认定本案三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显属不妥。二、上诉人向目标客户直接提供的是其需求物而非资金，与一般金融借贷业务有本质区别。上诉人是一家由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注册登记的专做贸易赊销、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的公司。主营贸易赊销业务即上诉人接受目标客户的申请，从符合其要求的供应商处购买货物，再转售给目标客户，由目标客户向上诉人分期支付买卖价款。原审法院罔顾事实、仅凭推理断案，置守法守约、有理有据的上诉人权益于不顾，明显悖于法令、悖于常理。退一万步讲，依原审法院查明之事实和推理，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与康程公司实际未发生货物的交付，却联合向上诉人出具了加盖公章的《发货单》，假装发货；康程公司实际未收到货物却向上诉人出具了《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假装收货；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在实际未发货、康程公司无货可收的情况下，向上诉人出具《发货暨付款通知书》，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上诉人向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汇款时，用途一栏皆有注明为购买贸易物资；上诉人支付给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的货款，他们无视资金来源方的意思表示，“默契”的视为康程公司归还的欠款(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出具给康程公司的对账单-证据7)。如此“默契”，触目心惊，原审法院视而不见。而上诉人自始至终依法依规进行的贸易赊销业务，原审法院却以上诉人主营业务并非买卖，而是违规进行金融借款一言以蔽之!三、保证人对其担保的债务情况负有了解、自主审查决定的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据错误的法律关系免除保证人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与康程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覃叙钧、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签订《保证书》，承诺为该买卖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作为保证人，其在签订《保证书》时应当对其所担保的债务负有了解、审查的义务，并在签署后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上述保证人均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其在签署前述保证书时，已明确了解买卖合同中的全部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合同价款，付款方式等，其在此基础上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应当在债务人出现履约不能时逃避其保证责任。而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康程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并据此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覃叙钧、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签订的《保证书》无效，并因此免除其保证责任，显然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基于错误的认定买卖合同为借款合同导致其在涉案金额、利息、保证人责任方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认定本案上诉人与康程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对于上诉人诉请的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不予支持，因主合同无效，免除保证人因《保证书》发生的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真实发生的买卖合同并非借款合同，所以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以及买卖合同中关于价款、违约金、利息的约定。同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不应该被免除。故原审判决关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属明显错误并悖于法令，依法应予发回重审或改判，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康程公司、覃叙钧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康程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实际上为民间借贷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认定正确。尽管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2019年4月25日与康程公司签署的合同编号为CC19040086BGX总金额为3541200元的《买卖合同》，康程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支付99000元的《承诺书》、支付495118元的《同意书》，以及2019年4月27日康程公司出具的《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但事实上康程公司从未收到过上诉人按合同约定的标的物，上诉人与康程公司之间并未发生真实有效的货物买卖行为。该事实答辩人在一审中已提交了康程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其附件、康程公司法定代表人覃叙钧出具的《证明》，特别是提交了与本案诉争货物直接关联的供货单位合兴公司、欣龙公司、益宏达公司、腾华公司、强的公司盖章确认的对账单以及网上银行转账凭证，足以证实2019年4月25日至4月27日期间并未向康程公司交付货物，上诉人向上述5家公司支付的款项是用于归还康程公司欠付上述5家公司的货款。上诉人与康程公司签署《买卖合同》、要康程公司出具《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的目的，实质是为了掩盖其本质上从事金融贷款业务的事实。一审法院拨开层层迷雾，结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和证据，认定上诉人与康程公司之间应是通过合兴、欣龙等五家公司为纽带的融资性买卖，彼此间并无真实买卖的意思表示，而是企业间的一种融资借贷行为，上诉人以买卖合同方式从事金融借款并收取高额费用，超出其核准经营范围，违反国家金融贷款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而认定上诉人与康程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对于上诉人诉请的违约金及利息不予支持是完全正确的。二、答辩人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四人对上诉人以买卖合同名义向康程公司实际提供借款毫不知情，答辩人只是对买卖合同中约定康程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提供担保，但上诉人与康程公司签订的担保责任是完全正确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且未实际履行，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是完全正确的。答辩人向上诉人提供的保证书上明确载明：“根据湖南康程护理用品有限公司的申请，本保证人同意就贵公司与买受人订立的合同号为CC19040086BGX的《买卖合同》及其所有附件项下买受人对上诉人所负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答辩人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是《买卖合同》真实并有效履行，在《买卖合同》不真实、无效且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答辩人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无需向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结合国家当前关于整顿规范金融借贷市场的规定和精神，依法将上诉人实际借款本金3300784.03元减去康程公司在签署买卖合同时已向上诉人支付的履约保证金495118元、服务费99000元以及签署买卖合同后已还款693000元，认定康程公司应归还借款本金2013666.03元是完全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遏止民间借贷乱象，消除“灰色”地带，推促民间借贷市场健康发展。仲利国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康程公司立即支付仲利国际合同号CC19040086BGX《买卖合同》的全部未付价款合计人民币2848200元；2.康程公司立即支付仲利国际逾期利息（自应付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0%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2531元）；3.康程公司立即支付仲利国际违约金（以全部未付价款2848200元为基数，按全部未付价款之30%，即为854460元）；4.覃叙钧、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康程公司与第三方交易情况：长沙合兴卫生用品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兴公司）、湖南欣龙非织造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龙公司）、湖南益宏达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宏达公司）、广东腾华越杭卫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华公司）、广东强的卫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的公司）均系康程公司原材料供应商。合兴公司于2019年6月30日与康程公司进行货款结算，结算单载明康程公司于2019年4月支付货款80万元。欣龙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与康程公司就2019年4月份的货款进行结算，确认康程公司当月货款金额为515102.03元。益宏达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与康程公司就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8月27日期间的货款进行结算，确认康程公司应付益宏达公司货款959531.40元，已付货款550000元，尚欠货款409531.40元。腾华公司与康程公司就2019年1月至6月的货款进行了对账确认。强的公司与康程公司就2019年1月至5月的货款进行结算，确认2019年5月康程公司已付货款985682元。二、仲利国际与康程公司买卖合同订立情况:2019年4月25日，康程公司与仲利国际签订编号为CC19040086BGX《买卖合同》。合同主要约定：（一）康程公司向仲利国际购买制造厂商为合兴公司的透气印刷PE膜、欣龙公司的无纺布SMS-13gsm、益宏达公司的复合短纤维PE/PP、腾华公司的复合膜、强的公司的打孔无纺布及无纺布（弹性腰围）；（二）标的物总价款为3541200元，买受人应于签订本合同时先支付出卖人首付款人民币0元整，余款人民币3541200元整依照下列规定支付款项予出卖人：第1-9期价款，每期价款人民币231000元；第10-16期价款，每期价款人民币184800元；第17期价款，每期价款人民币167775元；第18期价款，每期价款人民币825元；第一期价款给付日为2019年5月15日，各期价款给付日为自第一期价款给付日起每隔1个月之同一日；债务履行期间自2019年4月30日至2020年10月15日；（三）康程公司未依本合同之约定按期、足额支付任何一期价款及其它费用，除须付清应付款项外，还应当自应给付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加付逾期利息；（四）仲利国际或仲利国际委托之供应商将标的物直接交付予康程公司时，即视为仲利国际已将标的物交付予康程公司，同时标的物风险亦转移予康程公司；（五）康程公司未按期支付任一期价款时或违反本合同任一条款规定时，仲利国际有权要求康程公司支付到期及未到期的全部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或解除合同；（六）康程公司未能依约支付价款等各项费用，应负违约之责，并按全部未付价款之百分之三十向仲利国际加付违约金。同日，康程公司向仲利国际出具《承诺书》，同意就与仲利国际因上述业务往来所为的征信、调查、现场访视及业务咨询等服务支付相应服务费99000元(含税费)，上述费用在出具承诺书7日内以现金汇入仲利国际指定账户；当日，康程公司还向仲利国际出具《同意书》，同意另提供495118元作为上述买卖合同的履约保证金，如有违反则同意履约保证金由仲利国际没收或由其冲抵康程公司积欠的未付清之款项。上述合同签订后，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覃叙钧、戴容向仲利国际出具了《保证书》，载明：保证人同意就仲利国际与康程公司订立的合同号为CC19040086BGX的《买卖合同》及其所有附件项下买受人对仲利国际所负债务提供以仲利国际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无权提前解除本保证书；当买受人不能按照主合同约定的期限、金额和币种向仲利国际支付价款和费用时，仲利国际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向仲利国际支付买受人应付的全部价款和计至本保证人实际偿付日的利息、延付利息和违约金；保证期间自开立之日起至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三、仲利国际与第三方签订买卖合同情况：2019年4月25日，仲利国际与合兴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仲利国际向合兴公司购买透气印刷PE膜，合同总价款500000元；与欣龙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仲利国际向欣龙公司购买无纺布SMS-13gsm，合同总价款515102.03元；与益宏达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仲利国际向益宏达公司购买复合短纤维PE/PP，合同总价款450000元；与腾华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仲利国际向腾华公司购买复合膜，合同总价款850000元；与强的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仲利国际向强的公司购买打孔无纺布及无纺布（弹性腰围），合同总价款985682元。上述合同均约定交货地点为康程公司指定地点，由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予康程公司。以上合同价款合计3300784.03元。四、合同履行情况：2019年4月27日，康程公司向仲利国际出具《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确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所有标的物已交付于买受人且已验收，同时确认标的物以及标的物之供应商均系康程公司自主选定。《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C19040086BGX)签订后，康程公司支付仲利国际服务费99000元、履约保证金495118元、第1-3期货款693000元。五、与本案相关的其他事实：仲利国际的核准经营范围为“建材（钢材、水泥除外）、化工原料及其制品（危险品除外）、机械设备及零配件、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及其零配件、体育用品及器材、医疗设备（限一类）、渔业器材、摄影器材、塑胶及其制品、皮革及其制品、金属制品、针纺织品及其原料（棉花除外）、服装服饰、饲料、水产品、纸浆、纸制品、日用品、文具、玩具、工艺礼品、灯具、家具、厨具、家用电器、乐器、五金交电、电线电缆、机动车零配件的进出口等”。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一是仲利国际与康程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二是覃叙钧、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焦点一，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作为双务有偿合同，买卖双方互负给付义务，出卖人负有向买受人交付买卖物并使其取得该物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负有向出卖人支付价金的义务。该院认为仲利国际与康程公司之间并未成立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第一，从交易目的来看，康程公司在与仲利国际签订《买卖合同》前即与合兴、欣龙等五家公司有货物买卖的交易行为，其无需通过第三方仲利国际即能发生交易，在此前提下，康程公司再通过仲利国际向合兴、欣龙等五家公司购买货物不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第二，从货物的交付形式来看，仲利国际并未参与货物交付，而是指定合兴、欣龙等五家公司直接将货物交付予康程公司，由此仲利国际无需承担货物买卖的风险；第三，从货物是否实际流转来看，根据仲利国际与合兴、欣龙等五家公司的合同约定，合兴、欣龙等公司应于合同签订后将货物交付于康程公司，但从上述五家公司出具给康程公司的对账单来看，并未有上述货物的交付，康程公司亦无相关入库记录，因此，即使仲利国际提交了康程公司出具的收货证明，亦难以认定双方之间有真实的货物流转；第四，从仲利国际向合兴、欣龙等五家公司支付货款的金额及时间来看，其与康程公司向上述五家公司结算货款的时间及金额有重叠之处；如仲利国际于2019年4月30日支付强的公司货款985682元，强的公司出具的2019年1月至5月对账单显示康程公司向强的公司支付货款985682元；又如仲利国际于2019年4月30日支付欣龙公司货款515102.03元，欣龙公司出具给康程公司的对账单显示2019年4月份康程公司在欣龙公司购买货物价款为515102.03元。综上，仲利国际与康程公司之间应是通过合兴、欣龙等五家公司为纽带的融资性买卖，彼此间并无真实买卖的意思表示，而是企业间的一种融资借贷行为。关于焦点二，综合仲利国际已经起诉的若干类案来看，案情均与本案类似，其作为出卖人提供资金的对象主体众多,其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目的也具有营业性,其本质应为从事金融贷款业务,但其核准经营范围中并不包括金融贷款业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故仲利国际以买卖合同方式从事金融借款并收取高额费用，超出其核准经营范围，违反了国家金融贷款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其与康程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对于仲利国际诉请的违约金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主合同无效，故仲利国际与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覃叙钧、戴容签订《保证合同》亦无效。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仲利国际代康程公司支付货款共计3300784.03元，扣减服务费99000元和履约保证金495118元后，实际代付货款为2706666.03元。康程公司已归还693000元，故康程公司还应返还仲利国际2013666.03元。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湖南康程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资金2013666.03元；二、驳回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442元，减半收取计18221元，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23221元，由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负担10601元，湖南康程护理用品有限公司负担12620元。二审审理过程中，仲利国际提交了如下证据：康程公司仓库现场照片五张、劳动合同一份，拟证明货物已交付至买受人康程公司，仲利国际履行了交付义务。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首先对拍摄时间、地点以及图片上的货物是否是诉讼中涉及的货物有异议，不能够证明是交货现场的照片，且现场人员仅有上诉人单位的一名员工，没有其他的第三方参与，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且上诉文档照片均系上诉人自行创建，由其自己修改，不能够客观反映相应的客观事实，且即使是存在这些货物，也不能证明是交付的与五家公司所签署的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事实上，上诉人与五家公司签署买卖合同后，五家公司并没有向被上诉人交付货物，该事实已经由一审法院查明，五家公司也出具了相应的对账说明，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照片中的廖嘉提供的劳动合同是2019年的8月15日，而本案的诉争货物发货时间是2019年的4月26日至4月28日，该劳动合同不能证明廖嘉当时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另，这些证据不属于民诉法所规定的二审期间的新证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均是其单方面的陈述，提交的劳动合同显示的时间是2019年的8月15日，如果上诉人到现场点货的话，更加应该有康程公司与仲利国际双方在场人员的签字确认表，但上诉人没有提供也无法提供这些证据。并且五家公司也没有任何在合同约定的期间向康程公司发送货物的任何托运记录及货物交接记录。上诉人提供的照片，其自称是2019年4月28日拍摄，但事实上康程公司应上诉人的要求已出具了署期为4月27日的交付货物验收证明，足以说明交付货物的验收证明并不是在基于货物实际交付的基础上出具的，上诉人拍摄的照片也仅仅是为了其保留所谓交付货物证据的需要，而事实上上诉人拍摄的照片中的货物根本不能证明是案涉买卖合同中的货物。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单、运货单以及康程公司向仲利国际出具的验收证明均是根据上诉人的要求所出具的，不是客观事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实为金融借款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8日，仲利国际的员工廖嘉到康程公司厂内，对现场货物进行了拍照留存。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仲利国际与康程公司之间的关系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借款合同关系，覃叙钧、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应按约承担保证责任。理由如下：一、仲利国际、康程公司、合兴等五家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符合前后手交易的形式特征。根据仲利国际与合兴等五家公司签订的合同，仲利国际以总价款3300784.03元的价格向合兴等五家公司购买分别购买透气印刷PE膜、无纺布等货物，然后仲利国际根据其与康程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再将上述货物以总价款3541200元的价格出售给康程公司，仲利国际据此获得240415.97元的差价利益。在付款上，仲利国际向合兴等五家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而康程公司向仲利国际系分期付款。对康程公司来说，其既可依据合同获取合兴等五家公司交付的产品，又无须一次性付款，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该种带有一定融资性质的交易也符合常理，且还能促进交易的进行。二、从实际履行过程看，仲利国际已完成交付货物的义务。从各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看，仲利国际无须直接向康程公司实际交付货物，而是指示合兴等五家公司直接交货，且合兴等五家公司与康程公司之前存在多笔生意往来，能为此次交易提供便利。现仲利国际审查了合兴等五家公司、康程公司出具的《发货暨付款通知书》、《发货单》、《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派遣工作人员至康程公司厂区进行了拍照，合兴等五家公司向仲利国际开具了3300784.0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仲利国际来说，其完全有理由相信合兴等五家公司已完全履行交货义务，因此，仲利国际为康程公司开具了3541200元的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及99000元的服务费增值税专用发票，康程公司亦接受了该增值税发票。《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而根据该证明标准，并不要求证据具有绝对的、排他的证明效力，仲利国际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其已经完成交付货物的义务。三、康程公司、覃叙钧、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称本案并无真实交易，但是，即使康程公司与合兴等五家公司确未进行标的物的移转，也是康程公司与合兴等五家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与仲利国际无关。对仲利国际而言，其本意是要履行案涉《买卖合同》并获取一定的利润。况且，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提供的证据无法说明仲利国际对合兴等五家公司与康程公司之间未实际交付货物知情，仲利国际不应承担货物未实际移转的相应后果。另，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主张仲利国际与康程公司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仲利国际与康程公司达成的是借贷合意，而非买卖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康程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仲利国际支付货款。康程公司在支付1-3期价款693000元后，未支付剩余价款，系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依据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第五条的规定，乙方（康程公司）未按期支付任何一期价款时，甲方（仲利国际）有权……，并按甲方自主酌定请求：1）乙方支付到期及未到期的全部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等；2）解除合同。现仲利国际主张康程公司支付全部未付价款，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本院已经查明的事实，康程公司向仲利国际支付了99000元服务费，履约保证金495118元，1-3期价款693000元。关于服务费部分，康程公司向仲利国际出具了《承诺书》，康程公司承诺自愿向仲利国际支付，且保证日后不会以任何理由向仲利国际主张返还，该《承诺书》系康程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康程公司应受该承诺书的约束，对该款项不应计入康程公司已支付的价款。故康程公司欠付的货款为2353082元（3541200元-495118元-693000元）。关于违约责任部分，《买卖合同》第二条第三款约定：乙方（康程公司）未依本合同之约定按期、足额支付任何一期价款及其他费用，乙方除须付清应付款项外，还应当自应付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加付逾期利息。第六条：乙方未能依约支付第二条所述款项及其他应付的各项费用，乙方应负违约之责，并按全部未付价款至百分之三十向甲方加付违约金。故，康程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为705924.6元（2353082元×30%）。本案中，截至仲利国际起诉时，康程公司未付的货款大部分尚未到期，且仲利国际已主张康程公司一次性支付全部未付价款及违约金，不宜再主张逾期利息，对仲利国际要求康程公司支付未付款项的逾期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覃叙钧、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出具的《保证书》中明确对案涉《买卖合同》项下货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康程公司未按期支付货款，覃叙钧、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理应承担相应保证责任，对上述未支付的价款及违约金连带清偿。综上所述，因仲利国际提供了新证据，本案案件事实发生了变化，仲利国际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13266号民事判决；二、湖南康程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353082元；三、湖南康程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705924.6元；四、覃叙钧、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442元，减半收取1822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3221元，由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负担2585元，由湖南康程护理用品有限公司、覃叙钧、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负担206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442元，由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承担5170元，湖南康程护理用品有限公司、覃叙钧、肖鑫文、何文武、熊征军、戴容承担312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常晓华审判员  高 进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何麟书记员詹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