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豫10行终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迎迎，曾用名李迎英，女，1980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长葛市。委托代理人杨志华，长葛市公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葛市民政局，住所地长葛市泰山路2号楼。法定代表人段勇，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惠霞，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岩峰，长葛市公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李晓迎，女，198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长葛市。原审第三人王亚男，男，197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长葛市。上诉人李迎迎因与被上诉人长葛市民政局、原审第三人李晓迎、王亚男撤销婚姻登记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2019）豫1082行初4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迎迎之委托代理人杨志华，被上诉人长葛市民政局委托代理人刘惠霞、李岩峰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李晓迎、王亚男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葛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11月30日，长葛市民政局为李迎英与王亚男办理结婚登记。2019年11月12日，李迎迎以李晓迎冒用其身份信息与王亚男办理结婚登记，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诉至本院。长葛市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被诉婚姻登记行为作出之日为2006年11月30日，李迎迎于2019年11月12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其起诉已经超过五年最长保护期限，李迎迎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当裁定驳回李迎迎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迎迎的起诉。上诉人李迎迎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长葛市民政局2006年11月30日为第三人王亚男和李迎英办理结婚登记时，上诉人李迎迎的名字叫“李迎英”。后因上诉人李迎迎的娘家公安机关自身的原因将“李迎英”改名为李迎迎，且上诉人至今都在使用“李迎迎”的名字。第三人王亚男与李晓迎自2007年年初就分开居住至今，无任何人提及该事，上诉人李迎迎就更不会知道被结婚的情况了。虽然结婚证作出时间已有近13年，但上诉人一直都未再使用“李迎英”的名字，且没有任何人告知上诉人自己被结婚的事，故而并非是上诉人李迎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上诉人李迎迎的情况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故“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2、上诉人李迎迎是在2019年8月份通过李晓迎接到第三人王亚男的告知，才知道自己被结婚的情况，上诉人李迎迎在查证落实后，马上就提起了诉讼，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并改判撤销2006年11月30日被上诉人长葛市民政局为王亚男与李迎英办理的(结婚证字号1411082-2006-003781)结婚登记。被上诉人长葛市民政局辩称，一、答辩人为上诉人李迎迎与第三人王亚男办理的结婚登记手续程序合法，要件齐全。二、2006年答辩人处因没有身份证真假识别设备，且上诉人和第三人提供的证件齐全，无涂改或者明显虚假情况，仅凭肉眼是无法确定证件的真假，故为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三、骗取结婚登记手续的行为于法不容，根据责任自负原则，第三人王亚男与李晓迎应负全部责任。综上，第三人王亚男与李晓迎故意隐瞒事实，骗取登记手续，存在主观故意，上诉人将自己的身份证出借给第三人也存在严重过错，答辩人受其蒙蔽，无任何过错。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河南省叶县公安局仙台派出所出具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内容为证明“李迎英”与“李迎迎”是同一人。本院认为，婚姻登记是婚姻登记机关即民政部门为依法确认当事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而进行的行政确认行为。婚姻登记会形成民事、行政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其中第一种法律关系是婚姻当事人之间自愿结婚的婚姻法律关系（民事），第二种法律关系是婚姻登记机关与婚姻当事人之间的婚姻登记法律关系（行政），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合法性的肯定和确认。如果不存在基础的真实婚姻法律关系，婚姻登记行为就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也就缺乏了存在的基础性条件，婚姻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获得救济。获得救济的途径,包括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司法解决方式，也包括由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处理的行政解决方式。但是，行政诉讼并非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提起。诉权的行使有期间限制，只有在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内行使诉权，当事人才能获得司法救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中规定的“六个月”就是一般情况下的起诉期限；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计算起诉期限时应扣除因正当事由被耽误的时间。但是,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最长起诉期限,即“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意即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最长起诉期限的,不再区分有无正当事由需要扣除,而是无论任何原因导致，只要超过最长起诉期限,人民法院一律不予受理。本案中，被诉婚姻登记行为作出之日为2006年11月30日，李迎迎于2019年11月12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其起诉已经超过五年的最长起诉期限。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制度是强行性规定，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亦不能选择性适用。无论婚姻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何时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只要从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计算已超过最长起诉期限的，提起诉讼时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审理后也只能驳回起诉。但是，法院限于起诉期限的规定不能提供司法救济，并非当然地会导致当事人的诉求无法得到解决。行政机关的义务主要来自于其职责，而其职责来自于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该婚姻”,此为由法律规定产生的义务，除此之外,婚姻法并未规定有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婚姻登记的其他情形。但是,行政机关的义务除可来源于法律规定外,还可来源于因协议约定而产生的义务、因承诺而产生的义务、因先行行为而产生的义务等,法律规定并非是行政机关义务的唯一来源。在婚姻登记过程中，如果登记错误的原因是因为婚姻登记当事人恶意冒用他人身份而造成的,那么恶意冒用他人身份的行为在法律上的评价是违法的,在道德上的评价是应予谴责的；冒用人的行为不仅仅产生了使自己逃脱法律监督的后果，还使被冒用者客观上“被结婚”，影响了被冒用者的合法权益。尽管婚姻登记机关对登记错误无过错，但婚姻登记“错误”的客观事实毕竟已经存在，此时，婚姻登记机关受蒙蔽而“错误登记”的先行行为就给婚姻登记机关带来了纠错义务，该纠错义务不需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且没有时效限定,不论何时婚姻登记机关发现错误,均得启动纠错程序予以纠正。所以,对错误的婚姻登记,婚姻登记机关有纠正错误的机制，并非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综上，一审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李迎迎起诉，并无不当，也不会因此使当事人诉求无法得到解决，对一审裁定依法应予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五周审判员袁野审判员李兵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段明明书记员牛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