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民终18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涛，男，汉族，1983年7月22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嵘新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和北路38号D1栋403房。 法定代表人：周嵘峥。 上诉人张涛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嵘新商贸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的（2019）浙0192民初371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涛上诉请求：1.撤销原裁定；2.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张涛分别于2019年11月21日和11月28日与杭州互联网法院立案庭负责人进行深入沟通，并听取该资深法官的意见；于2019年11月22日接受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查法官的指导意见，并获悉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关于“简明、扼要、清晰地描述事实和理由、诉讼请求”的善意意见。【当然，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和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均收取了张涛“法言法语式的彩色诉状”，并指导其另行简述有关内容；杭州互联网法院立案庭法官曾在2019年3月26日电话指导，然后在2019年4月28日因接受了“新的模式（就是现在的模式）”而决定立案。】经前述多方位的沟通、交流和指导（尤其是与杭州互联网法院立案庭负责人交流后），总结出“要素式表达方式”，遂以“要素式表达方式”予以表达，并作为本次上诉的理由。（一）以通俗语言表述本案争议要素，并将“要素”与起诉状对比说明。经了解，《法官行为规范》要求“不得因法定起诉要件以外的瑕疵拒绝立案”；该标准到业务庭即为“不得因法定起诉要件以外的瑕疵裁定驳回起诉”。那么，张涛所主张的“（1）给谁（主体，行为相对人）”、“（2）谁给（主体、行为人）”和“（3）给什么（客体，行为内容）”、“（4）为什么给（行为事由）”以及“（5）什么时候给（行为时间）”，只要能在起诉状中找到即可。对此，张涛分别说明如下：（零）关于“（2）谁给（主体，行为人）”的问题。1.起诉状表述内容（起诉状正本第4-6页）（略）。2.“要素式表达方式”的说明。电商平台在判决作出前于案外或者诉讼中直接或者通过张涛向审判机关提供（同时符合“身份明确”、“确为‘案涉订单’之电商经营者”和“不需要公告送达”等三项标准之）民事主体的，被供述的民事主体是“壹、关于‘（3）给什么’的问题”的（归责）责任人（之一）且电商平台是“壹、关于‘（3）给什么’的问题”的（无过错）责任人（之二）；否则电商平台是“壹、关于‘（3）给什么’的问题”的唯一责任人。（一）关于“（3）给什么（客体，行为内容）”和“（4）为什么给（行为事由）”的问题。1.诉因争议及请求。1-1.起诉状表述内容（起诉状正本第4、8-9页）（略）。1-2.“要素式表达方式”的说明。一、因相关诉因而衍生的民事责任。（壹）因下列诉因产生的争议及所衍生之的民事责任。诉因描述：张涛曾于2017年9月20日18:06下单订购“即食冰冻海鲜水产鱿鱼足章鱼足须腿八爪足刺身料理烧烤新鲜包邮”形成第62646874312931359号订单，并于2017年9月20日21:05付款32.6元到支付宝。电商经营者适用“单号为536343947912的中通快递承运”。张涛曾以“快递送慢，海鲜臭了，已经拒收”为由要求退款，被电商经营者以“不配合快递公司调查”为由非法拒绝；网络平台亦在张涛“举证拒签”的情况下，非法以“申请退款后签收货物，且未提出疑义”为由打款给电商。另：1.根据福建省邮政管理局受国家邮政局委托所处理“单号为536343947912的中通快递的申诉情况”；中通快递公司在“无需向张涛调查”的情况下，以“内部核查”的手段认可“快递内部流程问题”。2.电商经营者曾称“快递退钱给我，我就赔给你”，然而快递公司证实“电商经营者拒收赔偿”。请求内容：张涛以“前述‘诉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法条所述归责情形中的一种或者几种”为由，提出下列请求内容：1.【内容为“赔礼道歉”的非金钱类给付责任】在责任人有“民法上的过错”情况下，给付1次方式为“通过传统（纸质）书面”、内容明确为“内容和性质为‘不履行第62646874312931359号订单合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之民事行为确有过错且给张涛带来不应有的困扰”的赔礼道歉【道歉内容若不被张涛认可，须得由审判机关参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终97号之裁判理由审核；拒不按照一般大众的通常理解作出“内容包含裁判理由确定的违法理由”之道歉的，由审判机关以“将判决理由和判决主文通过‘登报、登互联网’予以公示”等方式代为履行，因此产生的“实现合同履行”之合理费用由责任人承担】。2.【内容为“退赔货款”+“以‘利息’标准赔付‘货款脱离张涛期间’损失”的金钱类给付责任】有证据证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所列三种情形之一【不含代履行】的，同时承担下列民事责任：以“全额货款32.6元”标准赔付主债务并支付利息。2.审判（私人）成本。1-1.起诉状表述内容（起诉状正本第4-6页）（略）。1-2.“要素式表达方式”的说明。二、因本案的提交起诉材料/增变诉请/参加审理等事由而到院/邮寄等步骤而造成张涛的审判（私人）成本损耗。诉因描述：0.本案涉诉之诉因归责于按照第0条诉请之表述规则确定的责任人。1.“因‘借助任何一种公力救济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均会造成任何公力救济申请人的（公力救济成本）损失”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2.名称为《0-2-2.【前5页为“案例综合性说明”，第1-3页已列出成文法】最高法公报案例、最高法典型案例、最高法亲审案例和其他有参考意义的地方案例》的PDF文档列举了若干最高法公报案例、最高法典型案例、最高法亲审案例和其他有参考意义的地方案例，很好地诠释了该PDF文档第1-3页已列出的成文法。3.其他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理解与适用》系列丛书或者《繁简分流解读（出版物）》等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2018〕10号文件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所规定“（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非司法解释类审判业务规范性文件；（4）公理、情理、经验法则；（6）采取历史、体系、比较等法律解释方法时使用的材料；（7）法理及通行学术观点；（8）与法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不相冲突的其他论据”等“据以论证裁判理由以提高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的论据。请求内容：责令责任人支付张涛因本案起诉、增变诉请、到院办理审判手续、邮局等所有审判步骤之损耗成本并计付利息，具体分别按照下列标准衡量/酌定：（一）已然或者必然发生部分【标准参照名称为《的文本说明及公力救济成本赔偿项目和标准文件的集合》的证据确定】：1.民事诉讼程序：1-1.第1审程序：1-1-1.起诉步骤：给付本步骤之公力救济成本主债务（暂预估）3000元【给付项目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七条第一款以及《司法部、财政部关于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确定，最终明确的每个步骤之给付总额以及具体构成将在庭审中以《明确诉请告知书》及附件列表的方式表达】并计付利息。（二）截至提交本诉讼文书尚未发生且暂无法确定必然发生、实际产生/确定必然发生后另行明确的部分，具体包括下列两种情形：1.本次程序可能发生的后续其他诉讼步骤（如再次开庭等）而衍生公力救济成本；2.为区分本案讼争诉因过错方而进入下一诉讼程序（对于第一审程序而言的“下一诉讼程序”是“第二审程序”、对于第二审程序而言的“下一诉讼程序”是“审判监督程序”，以此类推）而衍生公力救济成本。（二）关于“（5）什么时候给（行为时间）”的问题。1.起诉状表述内容（起诉状正本第4页）。2.“要素式表达方式”的说明。自按照“（2）谁给（主体，行为人）”之表述规则确定的责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生效裁判主文之日（按照民事诉讼送达规则确认）起3日内履行完毕；未在“限期”内全面履行完毕的，另外承担下列责任：一、如果未按生效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如果未按生效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以外的其他（非金钱给付）义务，应当针对每个未履行的义务分别以“50-100元或者审判人员另行酌定的标准”按日支付迟延履行金【具体的“迟延履行金”标准由承办法官自由裁量，并在裁判文书中明确】。二、本案起诉状所体现的两个“备位之诉”。（一）备位之诉的概念。张涛于光盘中的《起诉状说明集合（由“起诉状说明书”和“最高法资料”构成）》文件夹中刻录了一份名称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的分类’的有关参考资料”的PDF文档，援引了下列最高法出版物的有关内容：（1）江必新，何东宁，李延忱所著《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民事诉讼卷，上）》；（2）蔡小雪、梁凤云、段小京所著《现行有效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应用》；（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8年第2集*总第34集）》刊登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若干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其中，对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若干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第52点，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亦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审理中有关疑难问题的解答（一）》中以下列条款复述后加上了该机关的个性化点评：“五、关于补充性诉讼请求的处理。答：补充性诉讼请求，又称预备性诉讼请求，……（详见上诉状第8页）”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指出：从执行需明确、具体的判决内容考虑，人民法院对补充性诉讼请求，在判决时却需要具有唯一性。（二）本案的备位之诉。1.主体的备位之诉。鉴于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42号裁定明确了“被告虽然明确但不适格的，要实体性判驳而非程序性裁驳”的规则，且该规则已经落实到《民事诉讼法2015年司法解释》第209条第1款，则张涛可以就“（2）谁给（主体，行为人）”的问题同时提出“身体明确的电商经营者是（归责）责任人（之一）且电商平台是（无过错）责任人（之二）”和“电商平台是唯一责任人（适格被告）”两个诉请，并请求若“电商平台是唯一责任人（适格被告）”败诉时，法院应就“身份明确的电商经营者是（归责）责任人（之一）且电商平台是（无过错）责任人（之二）”作出判决。2.客体的备位之诉。经了解，《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3期）》刊登的“崂山国土局与南太置业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之下列裁判要旨：（略）。回到本案。鉴于张涛有充足的权威资料证实“最高法认为‘诉讼成本是广义的诉讼费用’”，则按照前述“由于双方纠纷成讼以及南太公司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的根本原因，是崂山区国土局的行为造成的，崂山区国土局应当为诉讼成本付出代价，即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之裁判理由，张涛可以同时提出“（本上诉状正本第3页的）一、因相关诉因而衍生的民事责任”和“（本上诉状正本第4页的）二、因本案的提交起诉材料/增变诉请/参加审理等事由而到院/邮寄等步骤而造成张涛的审判（私人）成本损耗”，并请求审判机关依次按照下列备位之诉作出判决：（1）同时支持“一、因相关诉因而衍生的民事责任”和“（本上诉状正本第4页的）二、因本案的提交起诉材料/增变诉请/参加审理等事由而到院/邮寄等步骤而造成张涛的审判（私人）成本损耗”；（2）即使不支持“一、因相关诉因而衍生的民事责任”，也应基于“双方纠纷成讼系被告过错”而单独支持“二、因本案的提交起诉材料/增变诉请/参加审理等事由而到院/邮寄等步骤而造成张涛的审判（私人）成本损耗”。三、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的关系。鉴于《中华人民法院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表述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我们可以说：民事诉讼法学所称“给付之诉（无论是‘金钱类给付责任’还是‘非金钱类给付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依次包括“（1）给谁（主体，行为相对人）”、“（2）谁给（主体，行为人）”和“（3）给什么（客体，行为内容）”、“（4）为什么给（行为事由）”以及“（5）什么时候给（行为时间）”。那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案）》第一百一十九条的标准，完整的给付类民事案件之诉讼标的要素包括“谁给”、“给谁”和“给什么”，从整体上把握本案诉讼请求后，可以发现这三项法定要件清楚明了。因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刘聪、向宇等该机关立案庭工作人员有仔细查阅过起诉状正本多处提到过的《起诉状说明书（含目录）》【刻录于光盘中】，知悉张涛于起诉状所提出的每一条实体诉请的每句话背后所蕴含着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公报案例”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记载的著述”所展示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作为论据】，故审查后认为“符合立案条件”而决定立案；本案业务庭承办人应该是没有查阅《起诉状说明书（含目录）》。在这种情况下，业务庭承办人理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2012〕7号印发《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第八条的“强化诉讼程序规范”的有关要求，对可能影响当事人程序性权利的自由裁量事项，应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可惜它没有。关于本案“管辖”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网络购物纠纷”和“网络服务纠纷”是两类独立的案由（法律关系）。再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的通知》第四条第2点指出，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属于主从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以主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但当事人仅从法律关系起诉的，则以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不属于主从关系的，则以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为张涛因网上购物而与电商经营者发生争议，以“电商经营者”和“电商平台”为共同被告起诉到闽0203法，其中将“电商平台”列为共同被告，主要系下列理由：法院责令电商经营者赔付而对电商经营者执行不到位的，电商平台先行承担；然后再由电商平台向电商经营者追偿【是否成立，属于实体审判问题；张涛已经在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再次试水，并得到立案审理】。前述理由主要基于“电商经营者”与“电商平台”之间的“网络服务关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的通知》第四条第2点，本案主要系“网络购物纠纷”；而阿里巴巴（淘宝/天猫）的格式条款之约定“原告就被告”的管辖条款系针对“网络服务纠纷”案件作出的“约定管辖”，不能制约“网络购物纠纷”。另据了解，南京、广州、北京等多地对于阿里巴巴（淘宝/天猫）对电商消费者在家门口提起的“网络购物纠纷”诉讼而提出管辖异议，均被生效裁定以“格式条款无效”驳回。据此，无论是从南京、广州、北京的态度，还是适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字面解释的方法）”，均应认定闽0203法依据职权裁定移送浙0192法是错误的。浙0192法违反法律规定不报送指定管辖，系适用法律错误。另外，浙0192法重复使用案号，违反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16〕27号文件发布的《在同一案件多个裁判文书上规范使用案号有关事项的通知》——最高法要求：对同一案件出现的多个同类裁判文书，首份裁判文书直接使用案号，第二份开始可在案号后缀“之一”“之二”…，以示区别。综上，为使得审判机关适用法律作出正确的裁判来维护当事人实体权益，特提出上诉；请审判机关依法行使第二审程序的裁判权，使得诉讼（程序）法的立法目的在本案中得到全面贯彻。 张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内容为“第二条第一款实体诉请所涉民事行为过错归责”的确认之诉；2、第一款，内容为“基础争议之具体责任”的给付/形成之诉；3、内容为“赔付合理的公力救济成本”的金钱类给付责任；4、内容为“确认责任人（适格主体）”的确认之诉。（详细诉讼请求内容见起诉状）。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原告起诉必须有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张涛提交的起诉状所载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于2019年10月21日裁定：驳回张涛的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系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本案中，张涛提交的起诉状所载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且经一审法院释明补正后，仍未明确其诉讼请求，故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同一案件多个裁判文书上规范适用案号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同一案件出现的多个同类裁判文书，首份裁判文书直接使用案号，第二份开始可在案号后缀“之一”“之二”…，以示区别。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9）浙0192民初3714号民事裁定书，后分别于2019年8月30日、2019年10月21日各作出一份（2019）浙0192民初3714号民事裁定书，均未缀“之一”“之二”以示区别，确属瑕疵，张涛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但该瑕疵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此外，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的（2019）浙0192民初37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张涛对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已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浙01民终6784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的（2019）浙0192民初3714号民事裁定书仍将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列为本案被告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一审法院虽有程序不当，但不影响本案最终处理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余文玲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方舒婧 书记员张盼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