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26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庄涛，男，1971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晓焱，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志伟，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李国红，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庄涛因与被上诉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庄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依法改判；2.依法判决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中作出“开除”、“通报批评”的行为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属法律适用错误，应予以纠正。首先，一审法院将涉案十份《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分解，认定“开除”、“通报批评”部分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而“经济处罚”部分属于受案范围并应按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庄涛不予认可。根据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一审中提交的《天津银行全面问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天津银行一至九级问责均是“警告、记过、通报批评、开除”等内部处分加上经济处罚的形式构成，即“通报批评、开除”等内部处分与经济处罚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处分来看待，事实上涉案十份问责决定通知书也是如是作出的。因此，庄涛认为，天津银行对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作出的问责处分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应当以每份问责决定通知书确定的问责等级及内容整体作出认定，如该问责决定整体影响庄涛劳动合同解除、变更，或者经济扣罚影响庄涛基本生活的，则应作为劳动争议案件来受理，反之则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并且，一审判决已经认定经济扣罚部分可能影响庄涛的正常生活，故庄涛认为应当将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作出涉案十份问责决定的行为作为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统一进行审理。其次，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作出的“开除”、“通报批评”等问责行为是否真的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庄涛认为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三）项规定：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适用调解仲裁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撤销。根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开除的处分，劳动者可以劳动争议案由提起诉讼。并且，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作出的一系列问责决定，缺乏事实依据，存在多处矛盾，并已实际严重侵害了庄涛的合法权益，故庄涛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应予依法审理，否则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则无救济途径，最终导致民怨沸腾，人为地增加社会矛盾。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十份《问责决定通知书》并未生效，与事实不符，恳请贵院依法改判。一审判决认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并未向庄涛送达经济处罚通知书，且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已经撤销了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登记信息，故认定涉案十份问责决定通知书并未生效，从而驳回庄涛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严重不符。首先，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作出的问责决定并不以送达被问责人为生效要件。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一审提交的《天津银行全面问责管理办法》第五章全面的规定了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内部问责程序，包括问责启动、责任提起、责任认定、问责审议、问责决定送达，问责执行等。根据该章规定，问责决定送达仅是最终问责决定作出后通知被问责人的一种程序，目的是保护被问责人的申辩复议的权利，但并不影响该问责决定的生效。事实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作出的涉案十份《问责决定通知书》作出后即已生效，并备案至银监会山东监管局，将内部处分行为进行外化，给庄涛造成恶劣影响，导致庄涛不能在行业内就业，严重侵犯其人身权、名誉权及财产权。其次，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撤销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登记信息的行为也并不影响涉案问责决定通知书的效力。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虽然撤销了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登记信息，但也只是撤销了内部处分外化的行为，但该处分在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内部依然存在并有效，对庄涛合法权益的侵害也仍在继续。因此，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十份《问责决定通知书》“并未生效”的认定没有任何依据，且与事实严重不符，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三、一审法院未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即判决驳回庄涛的诉讼三三请求，侵犯了庄涛的诉讼权利。庄涛在一审中已提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在庄涛养病休息期间对庄涛作出的十余项问责决定，缺乏事实依据，且未向庄涛送达，未给庄涛申辩的权利，不仅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并且程序严重违法。但一审法院并未审查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对庄涛作出问责处分是否具有事实依据，也并未审查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是否是按照合法程序作出的问责处分，严重侵犯了庄涛的实体权利及诉讼权利。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庄涛的上诉，维持原判。庄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作出的编号为2017-030、2017-033、2017-036、2017-066、2017-067、2017-068、2017-075、2017-107、2017-110、2017-129等十份《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中的《问责决定书》无效并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庄涛原系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职工，于2014年5月入职，双方于2014年10月8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10月8日至2017年10月7日。庄涛于2016年10月29日因病休病假至2017年10月7日。2017年5月2日，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为庄涛出具编号2017-030、2017-033、2017-036、2017-066、2017-067、2017-068《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六份，均载明“根据《天津银行全面问责管理办法》，经分行风险控制委员会研究，决定给予你如下问责处理：三级问责：通报批评，经济处罚二个月绩效收入，金额不足1万按1万扣罚。”同日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为庄涛出具编号为2017-075《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一份，载明“根据《天津银行全面问责管理办法》，经分行风险控制委员会研究，决定给予你如下问责处理：四级问责：通报批评，经济处罚三个月绩效收入，金额不足20000元按20000元扣罚。”2017年6月30日，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为庄涛出具编号为2017-107、2017-110号《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两份，均载明“根据《天津银行全面问责管理办法》，经分行风险控制委员会研究，决定给予你如下问责处理：经济处罚24个月绩效收入，处罚金额不足200000元的，按照200000元扣罚。”2017年10月9日，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为庄涛出具编号为2017-129号《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一份，载明“根据《天津银行全面问责管理办法》，经分行风险控制委员会研究决定，给予你如下问责处理：七级问责：开除。”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于2017年10月12日为庄涛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因劳动合同期满于2017年10月7日终止劳动合同，庄涛于2018年收到该证明书。庄涛于2018年10月12日向济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委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济劳人仲不[2018]196号仲裁决定书，庄涛不服该决定，在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庄涛于2019年3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第三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在审理过程中，第三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提出撤销登记信息的申请，后庄涛撤回了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处分职工是用人单位对违纪的劳动者的一种惩戒，也是用人单位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常用的管理方法。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有权制定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对于违反这些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人，用人单位有权作出相应的处分，这种处分属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管理，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当然，因为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关系的基础，如果用人单位处分劳动者导致劳动合同解除、变更的，或者经济扣罚影响劳动者基本生活的，应当作为劳动合同履行中引发的争议，按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本案中，2017年5月2日，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为庄涛出具编号2017-030、2017-033、2017-036、2017-066、2017-067、2017-068《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六份，分别作出“决定给予你如下问责处理：三级问责：通报批评”的行为；2017年5月2日，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为庄涛出具编号为2017-075《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一份，作出“决定给予你如下问责处理：四级问责：通报批评”的行为；2017年10月9日，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为庄涛出具编号为2017-129号《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一份，作出“给予你如下问责处理：七级问责：开除”的行为，均属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管理，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2017年5月2日，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为庄涛出具编号2017-030、2017-033、2017-036、2017-066、2017-067、2017-068《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六份，分别作出“经济处罚二个月绩效收入，金额不足1万按1万扣罚”的行为；2017年5月2日，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为庄涛出具编号为2017-075《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一份，作出“经济处罚三个月绩效收入，金额不足20000元按20000元扣罚”的行为；2017年6月30日，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为庄涛出具编号为2017-107、2017-110号《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两份，分别作出“经济处罚24个月绩效收入，处罚金额不足200000元的，按照200000元扣罚”的行为，与庄涛的工资相比，该经济处罚可能影响庄涛基本生活，应按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但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并未向庄涛送达经济处罚通知书，且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也申请撤销了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登记信息。因此，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作出的编号为2017-030、2017-033、2017-036、2017-066、2017-067、2017-068、2017-075、2017-107、2017-110、2017-129号《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十份并未生效。庄涛要求撤销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作出的编号为2017-030、2017-033、2017-036、2017-066、2017-067、2017-068、2017-075、2017-107、2017-110、2017-129号《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十份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庄涛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有权制定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对于违反这些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人，用人单位有权作出相应的处分，这种处分系企业内部的处分行为，是否撤销本质上属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管理问题，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这是司法解释对这一类问题作出的特别规定，故对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内部处分行为，人民法院仅能对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撤销的判决；对其他处分决定，人民法院可以审查对影响双方劳动权利义务的实体内容进行审查，以判断是否违反劳动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是否对劳动者产生法律效力，但无权判决撤销处分决定。本案中，双方劳动合同已经于2017年10月7日因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此后，双方已经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于2017年10月9日作出2017-129号《天津银行问责决定通知书》对庄涛作出开除决定已经不能产生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后果，并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因此，庄涛要求撤销该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庄涛要求撤销其他处分决定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庄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庄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梅审判员 曹 强审判员 许海涛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孙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