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1民终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国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红安县城关镇将军大道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22780949136N。法定代表人：徐久高，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永乐,湖北和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秋林，男，1962年8月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浠水县，现住红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安县新红星麦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红安县城关镇法主寺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227417842010。法定代表人：戴敦荣。委托代理人：尚永刚，公司经理，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湖北国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秋林、红安县新红星麦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红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2019）鄂1122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银公司上诉请求：一、一审诉讼主体错乱。李秋林起诉的被告为“湖北国银担保公司”，裁判结果为“湖北国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起诉与裁判不一致，主体身份错乱。二、一审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审定性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一审中三方诉称均自述是上诉人出借账户、受托收款，款项由李秋林与吴小勇结算，没有任何关于三方借款的合同、借据涉案，形成此诉是委托指令方出资股权投资后短款18万元形成的民事纠纷，本案所涉的18万元的债务该谁承担的问题。2、国银公司2019年1月11日的《情况说明》的事实陈述及涉案463万的借据法律效力应当完整确认。本案真实债务人新红星认可463万的借据并向一审法庭举证认可18万已由其公司与上诉人结算了，18万由上诉人垫付，再在以后的463万元中冲减。因为除463万元，新红星公司欠上诉人代偿款近千万元，还有担保款担责的三千多万元，新红星本来就欠国银公司几千万元，上诉人没有垫付义务。3、一审裁判书也提到18万属不当得利，不当得利者是谁？上诉人代收418万，与新红星公司结算本息463万，得利者是新红星，不应判决上诉人返还。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上诉人无付款义务。李秋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红星述称，我公司与国银公司有一张463万元借条，借条400万元本金，63万元利息，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秋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银公司、新红星偿还借款18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国银公司、新红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3日，李秋林之子李雷向国银公司提出申请，由国银公司担保，李雷向农商行黄州支行贷款600万元；申请书中声明，该贷款由李秋林使用并由李秋林依借款合同按月支付利息，到期还本。2014年8月19日，李雷办理的贷款到账后，经由第三方卢文华的账户转入国银公司340万元，经由第三方蔡旭的账户转入国银公司200万元；2014年8月20日由李雷的账户转入国银公司10万元。该550万元扣除国银公司应收取的担保费12万元、保证金30万元，以及李秋林应偿还给国银公司的90万元后余额为418万元。2014年10月18日，新红星与李秋林等三人签订了《股东合作开发经营协议书》，约定：将新红星的一宗性质为商住用地的土地进行开发，该宗土地作价2500万元，李秋林等三人向新红星共出资1200万元，取得共44.5%的股权，其中李秋林出资400万元，取得15%的股权，新红星持有55.5%的股权；入股资金应在2014年10月30日前全额到账。就李秋林存放于国银公司账户中应支付给新红星的出资款，因国银公司未支付，2015年2月15日，国银公司向新红星出具借据，内容为：“今借到新红星公司人民币（大写）肆佰陆拾叁万元整（￥4,630,000.00元）。月息两分半”。该借据项下的债务国银公司至今未偿还。一审法院认为，李秋林起诉请求返还多付的出资款，本案应当属于不当得利纠纷。本案中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是返还义务人问题。一、关于诉讼主体资格。1、李秋林可以作为本案原告。本案中汇入国银公司的550万元，虽然转出账户属于卢文东、蔡旭、李雷，但从李秋林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中反映，该三笔款项均为李雷向农商行黄州支行贷款600万元的一部分。而从李雷向国银公司提交的担保申请看，国银公司在为李雷贷款提供担保时即已明知，该贷款交由李秋林使用并由李秋林负责偿还，国银公司也因此从中抵扣了应由李秋林偿还的债务90万元。从各方的当庭陈述以及国银公司向新红星出具的463万元的借据看，新红星亦已明知该款属于李秋林，因为应当支付出资款的是李秋林，若该款属于李雷，新红星即无权要求国银公司支付，国银公司也不会因未及时支付而出具加息的借据。因此，李秋林可以作为本案原告。2、新红星、国银公司是本案被告。李秋林以其存放于国银公司的款项向新红星支付出资款，对于多出应支付的部分新红星和国银公司互相推诿，而双方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因此新红星和国银公司应当作为本案被告。二、关于返还义务人。李秋林存放于国银公司418万元，而应支付给新红星出资款400万元；国银公司向新红星出具了463万元的借据。对于463万元的构成，新红星认为是400万元加上自2014年8月5日至2015年2月14日按月息2．5％计算的利息63万元，而国银公司认为是418万元加上2014年8月19日至2015年2月14日利息45万元。但双方的说法均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如果按照新红星的说法，则是国银公司将利息计算到李秋林的款项到账前14天，与常理不符；如果按照国银公司的说法，则利率低于月息两分，与借据上载明的月息两分半不符；双方又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因此，不能仅凭借据来推断新红星与国银公司之间的结算金额。国银公司辩称其受新红星委托收款，但按照一般的情形，委托收款是在委托人与付款方签订合同后由受托方收取付款方依合同支付的款项，本案中李秋林于2014年8月19日将款项支付至国银公司账户，而其与新红星等签订《股东合作开发经营协议书》发生于2014年10月18日，且付款期限为2014年10月30日，故国银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结合李秋林的当庭陈述，以及该笔款项来源于国银公司所担保的贷款的情况，国银公司要求李秋林将款项存放于其账户以便于监管从而降低担保风险更为接近事实。国银公司既然是保存款项的监管方，其向新红星付款应当按照李秋林的指令，本案中国银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李秋林的指令，一审法院依照《股东合作开发经营协议书》认定指令付款的数额为400万元，即新红星的收款数额为400万元，因此，新红星不应对李秋林的诉讼请求负责，超出400万元的部分及其孳息应当由国银公司返还；对于孳息的计算，考虑到新红星与国银公司的借据中约定为月息两分半的情况，一审法院确定为月息2％；至于400万元自2014年8月19日至2014年10月30日的孳息，李秋林并未明确提出要求，本案中一审法院不予审理。至于国银公司与新红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采纳国银公司的答辩意见，由其自行结算，本案中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对于新红星提出的本案超出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结合庭审中各方陈述的为该款项多次协商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其存在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自中断之日重新计算，故不能认为本案超出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国银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秋林返还18万元及其孳息（以18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9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月2％计算）；二、驳回李秋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300元，由国银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的涉案款项尽管是李秋林之子李雷向银行贷款取得，但国银公司为李雷担保时，李雷就该款的使用已作出说明，且就国银公司向新红星出具的借据来看，国银公司认可该贷款由李秋林使用的事实。因此，李秋林作为本案的原告主体适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通过查明的事实，本案中，李雷向银行贷款550万元，扣除担保费12万元、保证金30万元，以及李秋林应偿还给国银公司的90万元后，余额为418万元，新红星与李秋林等三人签订《股东合作开发经营协议书》，约定共取得44.5%的股权，李秋林出资400万元，上述事实国银公司、新红星、李秋林均没有异议，作为李雷贷款550万元资金的接收方，国银公司不能提供另18万元资金去向的证据，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国银公司应当返还18万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公正合法，应予维持。国银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0元，由湖北国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焱奇审判员  林 俊审判员  涂建锋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朱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