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民终2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加，男，1983年1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彬，山东尚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星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办事处水晶城小区2号楼2楼。法定代表人：张泽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明，山东荣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贾立军，男，197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聊城星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理，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原审第三人：韦杰，男，1975年8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上诉人刘加因与被上诉人聊城星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海公司）、贾立军及原审第三人韦杰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8）鲁1502民初8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已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一、上诉人施工工程量明确。1.上诉人施工项目为：石膏板、吸音板吊顶；窗帘盒;封上梁；踢脚线；开空调口、风口；包柱子；垃圾清理打扫卫生；设备租赁。该事实既有证人证明，被上诉人亦无异议。一审中被上诉人称石膏板、吸音板吊顶均约为1300平方米，且对吊顶质量提出异议，但被上诉人在工程已竣工的情况下，对其主张未提交有效证据。案涉工程于2015年11月30日竣工，包括质保金在内的所有工程款，被上诉人均已领取，足以说明工程量已由发包方、承包方、被上诉人确认，一审中被上诉人对吊顶工程量有异议，却不出示工程款的结算依据，仅是提交3张购货单，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即便按被上诉人自认的吊顶为1300平方米，被上诉人亦应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41560元，现一审法院以举证规则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于法无据。2.上诉人施工量及结算标准系由被上诉人授权代表韦杰确认，被上诉人应对其代理人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一审中被上诉人称韦杰于2015年8月离职，但是贾立军系于2015年9月17日出具授权书，授权韦杰办理案涉工程全权业务，前述事实说明韦杰的离职与管理案涉工程之间并无冲突，且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10月12日韦杰签字的工程联系单，亦可佐证韦杰离职后仍在管理案涉工程，但一审法院却对该事实未予认定。3.上诉人提交的鲁西新能源办公楼装修合同内容、新能源办公楼准修外加部分，系案涉工程竣工结算表，虽为复印件，但被上诉人作为案涉工程实际承包人，应当持有结算单原件，其对上诉人证据有异议，应当出示原件核对。此外，一审中上诉人因无法收集证据，曾申请向案外人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发包人），调查案涉工程工程量、竣工验收情况等案件基本事实，但一审法院未予调查。二、上诉人施工项目质量合格。1.案涉工程于2015年11月30日竣工验收，已由（2017)鲁1502民初7873号案件查明，且案涉工程亦早已投入使用，上诉人施工项目作为案涉工程中的分项，工程竣工的事实可以证明上诉人施工验收合格。2.被上诉人所称“吊顶工程不合格，另找王建彬整改返修，支付48000元”，不足为凭。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未提供施工合同、付款凭证等证据印证，且证人亦未出庭作证，其应承担不利后果；其次，案涉工程发包人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主张实际竣工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而被上诉人所交证人证言载明的维修时间为2016年3月，该证据也可以证明上诉人施工合格，已通过竣工验收，仅是可能存在工程交付后的质保问题；再次，按照被上诉人自称的吸音板、石膏板吊顶均为1300平方米，结合合同单价，吊顶工程款共53950元。一个造价仅5万佘元的吊顶，仅仅4个月后，就花费48000元维修，不符合常理，且（2017)鲁1502民初7873号裁定书第三页载明：“2015年11月30日案涉工程竣工验收，但是到现在还有质量问题没有进行维修”，该陈述原义虽为辩解工程质保期内有质量瑕疵，不应支付质保金利息，但仍可说明工程竣工后，未进行过维修，可以佐证被上诉人所谓的“维修”，系捏造事实。第三，被上诉人在其一审答辩状第三点中称“原告施工的吊顶工程在2015年8月底初步完工后，未再进行任何整改返修”，与其所主张的吊顶质量不合格相互矛盾，但一审法院未予审查。退一步讲，吊顶仅是上诉人分包工程中的一项，即便真的存在质量问题，亦应减少价款或赔偿损失后，对上诉人合理诉求予以支持，现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诉求，无事实依据。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1.施工质量系由发包人、监理单位验收，上诉人仅是作为工程分包人，本就处于举证弱势地位，发包人、监理既没义务，也不可能向上诉人出具验收报告，在工程整体验收合格、被上诉人已全额结算工程款、上诉人已提交初步证据的情况下，应由被上诉人提交结算报告，核查案涉工程工程量，举证证明上诉人施工质量不合格。2.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交诉争双方签字认可的工程量结算单、施工验收合格、欠付工程款的证据为由，驳回上诉人诉求，既不合理，亦不合法。试问一方履行合同义务后，相对方拒绝签字认可，守约方就无权主张权利了吗？本案中，被上诉人不出具相关凭证，并非上诉人过错，上诉人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应以客观事实为准，现上诉人所交证据可以证明实际施工工程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至于是否已经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应由被上诉人举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以举证责任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案涉款项涉及工人工资，故上诉人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星海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上诉人主张的工程量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只施工了吊顶工程，除此之外，答辩人既未让其施工过其它任何工程，也未与其签订过其它施工合同。2.上诉人提交的《合同外施工项目》，并非由答辩人出具，答辩人也从未授权他人向上诉人出具，与答辩人无关。首先，该证据形式上不合常规，按照工程施工惯例，一般只有与施工合同相关的项目才以确认书或变更洽商的形式确认工程量，与施工合同不相关的项目需另行签订合同，并且作为重要的结算依据，该证据连施工人、确认日期都未注明，显然不合常理。其次，上诉人诉称其施工的工程竣工于2015年11月30日，也就是说该《合同外施工项目》作为合同外最终工程量的确认书，其形成时间应该在2015年11月30日之后，但是其上签字的韦杰早在2015年8月份就己在答辩人处离职，因此韦杰无权代表答辩人签署该《合同外施工项目》。韦杰因与答辩人产生矛盾而离职，后又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起诉答辩人主张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未能得逞，因此，不排除韦杰与被答辩人有恶意串通的嫌疑。3.原审第三人韦杰也认可在答辩人处离职的时间是2015年8月份，既然己离职，其当然不可能再有答辩人工程部经理的职权，也绝不可能再为答辩人管理、监督、确认工程施工等事宜。至于上诉人提到的授权书是原审被告贾立军出具，而非答辩人出具，答辩人作为独立法人，其意思表示独立于其股东，二者不可混淆，该授权不能约束答辩人；至于韦杰签字的工程联系单系韦杰单方制作，答辩人并未盖章确认，对答辩人亦无约束力。因此，案涉工程竣工时，原审第三人韦杰与答辩人己无任何关系，自然也就无权代表答辩人确认工程量、验收工程等。4.上诉人施工的吊顶工程不合格。其一，因上诉人施工的吊顶工程不合格，答辩人另找王建彬进行整改返修，支付费用48000元，为答辩人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其二，根据（2017)鲁1502民初7873号民事裁定书的记载，作为案涉工程业主方的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亦称案涉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两份施工合同中，第六条明确约定支付合同全部价款的条件是施工工程竣工并通过验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案涉工程己通过竣工验收；相反，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恰能证明上诉人施工的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因此，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诉求，适用法律正确。贾立军辩称，本人对韦杰的授权不代表公司对韦杰的授权，最后出具的韦杰的授权书是以韦杰以从甲方私自领取的工程进度款36万元承兑汇票威胁本人签订，说不签订不给公司进度款。签订完成也没向公司交付工程进度款。在近4年中无人向本人索要任何工程款。直到接到法院传票，公司一些证据都由韦杰在在职期间私自销毁或挪走，致使现在我方取证只能采用最原始的单据。韦杰未提交书面意见。刘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星海公司、贾立军共同支付原告工程款57533.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57533.6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0日，新雅公司与鲁西公司签订了鲁西公司办公楼装修施工合同书，韦杰在新雅公司加盖公章处作为代表签名。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工程总造价为壹佰贰拾陆万元整，最终价格按实际工程量据实结算，付款方式：按施工进度，工程进度过半支付总造价的30%，工程封板完毕支付总造价的30%，工程验收合格支付总造价的30%，工程款10%作为质保金一年后付清。施工过程中增加工程量，韦杰作为施工单位签名。在施工过程中，2015年7月10日,新雅公司与贾立军签订了工程安全生产协议书及内部承包工程合同书。2015年4月第三人韦杰代表星海公司与原告刘加签订鲁西新能源办公楼石膏板吊顶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工程名称为鲁西新能源石膏板吊顶装饰工程，承包范围：鲁西新能源办公楼石膏板吊顶，承包方式：包清工，工期：自2015年5月18日开工，合同价款36400元，预算面积1300平方米，最终结算款以实际测量的工程量为准，单价为28元。2015年4月第三人韦杰与原告刘加签订鲁西新能源办公楼吸音板吊顶施工合同一份，工程名称为鲁西新能源吸音板吊顶施工合同，承包方式为包清工，合同价款为47000元，预算面积2000平米，最终结算以实际测量的工程量为准，单价为13.5元。被告已给付原告工程款40000元。另查明，2014年10月27日韦杰应聘到聊城星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贾立军系公司股东，后来在该工程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星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贾立军系该独资企业的出资人，韦杰系该公司的员工，星海公司给韦杰发放工资至2015年7月份，2015年8月份未再发放工资。第三人韦杰给原告出具合同外施工项目明细一份，该明细上没有载明时间，内容为：窗帘盒97M，50元/M；封上梁31M，30元/M；贴踢脚线1418M，5元/M；开空调孔、风口26个，10元/个；包柱子176平米，55元/平米；垃圾清运3600元；脚手架1200元。原告以此证明原告增加的工程量。被告对原告的该份证据不予认可，称2015年8月底案涉工程初步完工时，韦杰已离职，无权再代表公司确认工程量。原告称其施工了案涉工程及增加工程量，但没有提交其施工工程的竣工验收报告及结算金额。韦杰曾向法院以聊城市新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2017）鲁1502民初7873号]，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7月18日依法作出（2017）鲁1502民初787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韦杰的起诉。该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裁定书中显示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主张案涉工程实际竣工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被告认为原告在于2015年8月离场后未与被告联系，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对被告的主张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实际竣工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期间多次向第三人韦杰主张权利，并于2018年11月17日18时12分通过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向法院提交立案材料。被告提交王建彬出具的证明，证明因原告施工的工程不合格，被告另找王建彬进行整改施工，花费48000元；另被告提交东昌府区永固建材商行出具的销货清单三份，证明被告因原告施工的吊顶工程不合格，被告购买吸音板1382.4平米，同时证明原告的施工量与事实不符。原告对被告的证据不予认可。第三人对被告的证据没有异议。原告以聊城星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贾立军、聊城市新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韦杰提起诉讼，后撤回对聊城新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对被告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被告称原告于2015年8月离场后从未与被告联系，原告对被告的主张不予认可。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工程的具体竣工时间。法院（2017）鲁1502民初7873号案中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称案涉工程于2015年11月30日竣工，法院认为，应从2015年11月30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原告于2018年11月17日向法院递交诉讼材料，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当事人对其主张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告持加盖被告星海公司公章及韦杰签字的与原告签订鲁西新能源办公楼石膏板吊顶施工合同及吸音板吊顶施工合同向法院主张权利，被告对原告施工的工程质量不予认可，并称另行找人进行整改。原告没有提交原、被告双方签字认可的工程量结算单、施工验收合格及欠付工程款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其工程款的请求不能成立。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8.34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刘加提交了证据一、（2017）鲁1502民初3147号民事审判笔录1份、（2017）鲁15民终2248号裁定书1份，证明：1.刘加曾在韦杰诉聊城市新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中作为证人出庭主张案涉工程系由上诉人施工（审判笔录第六页），（2017）鲁15民终2248号裁定书第五页“本院认为”论述中将刘加证人证言作为定案依据。民事审判笔录第四页第二行第三行“2015年11月30日竣工验收。没有进行维修”，第五页鲁西公司举证提交照片复印件8份，以证明工程尚有质量问题需要维修，该案原告韦杰质证（第五页倒数第六行）称“本案工程。质保期超过一年。”,工程承包人新雅公司质证（第六页）“同原告质证意见”，可以证明案涉工程在该案开庭前（2017年6月15日）没有进行过返修。证据二、（2019）鲁15民终2524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星海公司在（2019）鲁15民终2524号民事案件中曾提交（2017）鲁15民终2248号裁定书（民事判决书第六页倒数第三行），并以裁定书第三页第五行、第六行载明的“刘加作为门窗安装、吊顶、雨棚安装等专业施工队长。”证明其主张，本案工程系（2017）鲁15民终2248号案件所涉鲁西新能源装饰工程分项，星海公司行为系自认，可以证明案涉吊顶工程系刘加施工完成。证据三、刘加与贾立军通话录音1份、授权书1份，证明：1.该录音形成于2019年2月，系贾立军拨打给上诉人的，该录音内容可以证明贾立军认可案涉工程系由刘加施工完成，对欠付工程款的事实、金额均无异议，且贾立军对工程质量也未提出任何异议，仅是认为刘加应找第三人韦杰主张。结合贾立军向韦杰出具的全权办理鲁西新能源办公楼装饰工程的授权委托书、及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7）鲁1502民初787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第四页第十一、十二行，第五页第四行），证明韦杰系贾立军授权委托的施工代表，韦杰出具的施工量清单具有法律效力，至于贾立军与韦杰之间的纠纷，与刘加无关。（2017）鲁1502民初7873号案件已查明鲁西新能源工程系由聊城市新雅建筑公司承包后发包给贾立军个人，贾立军作为独资股东利用星海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对外发包，其对所有欠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证据四、质保期到期验收单1张、鲁西新能源办公楼内墙装饰维修记录2张，证明：1.该证据系工程发包方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在（2017）鲁1502民初7873号案中所提交，可以证明鲁西新能源公司办公楼装修工程竣工后，鲁西公司仅于2017年11月通知聊城市新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对墙体装饰顶裂纹进行过返修，刘加施工的分项工程不存在质量问题。2.结合证据一中的（2017）鲁1502民初3147号民事审判笔录，共同证明案涉工程质量合格，工程质保期内未出现质量问题，不存在被上诉人所称“2016年3月由王建彬整改返修”的情况。星海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能证明韦杰与刘加具有串通的嫌疑，韦杰起诉包括案涉工程在内的整个工程主张工程款，由刘加为其出具证明，败诉后又由刘加起诉主张案涉工程款，而刘加的主要证据又系韦杰为其出具，由此可见，二人系利益共同体，不排除恶意串通的嫌疑。案涉工程2015年11月30日竣工后因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被上诉人才找到王建彬予以整改和返修，该整改和返修是客观事实。故不能证明刘加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刘加的理解有误，该证据中被上诉人仅主张涉案的吊顶工程，系刘加施工完成，而不包括其他工程。对证据三有异议，该证据形成于2019年2月份，系本案一审开庭之前，不属于二审证据的范围，对此不予认可。并且刘加与贾立军的电话录音不能直接约束星海公司。对证据四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系鲁西新能源公司与新雅公司业务往来产生，并不能证明刘加施工的工程合格，在刘加施工工程不合格的情况下，正是因为星海公司又另行找人整改返修方才通过了验收。贾立军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我跟刘加的电话是在我第一次接到法院传票时打的，在此之前刘加从未向我提出要求工程款。另外他既然录音，就绝对在通话中回避了一些敏感字眼，向对自己有利的话题上引导。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刘加要求二被上诉人共同支付工程款57533.6元及利息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本案中，韦杰与刘加签订《鲁西新能源办公楼石膏板吊顶施工合同》、《鲁西新能源办公楼吸音板吊顶施工合同》，当时韦杰系星海公司的员工，且上述合同均加盖有星海公司的公章，上述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一审中，刘加提交了其银行帐户明细以证明星海公司向其支付了鲁西新能源办公楼吊顶工程款40000元的事实，星海公司也认可其通过公司会计梅林娜向刘加支付了上述款项。结合以上情况，可以证明两份涉案合同均已实际履行。两份合同中对于工程价款的约定为“最终结算款以实际测量的工程量为准”，刘加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关于涉案工程双方当事人并没有签字认可的结算单，故本院无法确定涉案工程的工程总量及价款，即无法支持刘加关于涉案工程款的主张。刘加在一审中提交的韦杰出具的《合同外施工项目》，未显示工程名称及出具时间，证据内容缺乏完整性及明确性，无法认定为涉案工程的增量。刘加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刘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8.34元，由上诉人刘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久强审判员  石 鑫审判员  孔繁奎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马征书记员王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