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8行终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小国，男，汉族，1965年10月3日出生，住武陟县。委托代理人郭焦生，河南博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处。住所地：焦作市高新区迎宾路5888号。法定代表人张小梦，该管理处政委。委托代理人王国防，该单位干警。委托代理人彭松，河南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小国因与被上诉人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处（以下简称为高速交通管理处）不服行政强制措施一案，不服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2019）豫0811行初4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小国及其委托代理人郭焦生，被上诉人高速交通管理处的委托代理人王国防、彭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4月12日03时35分许，案外人宋卫东驾驶豫Ｈ×××××/豫H0P17挂货车经原焦高速公路由原阳向焦作方向行驶，行驶至34公里处时，未按操作规范驾驶，撞上原告郭小国驾驶的豫Ｈ×××××/豫H618B挂货车尾部，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郭小国驾车逃逸。2019年5月24日，被告公安高速管理处作出事故认定书，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认定原告郭小国承担主要责任。同日向原告郭小国送达了该事故认定书。后原告郭小国申请复核，案外人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维持责任认定的结论。针对以上事故，被告公安高速管理处于2019年6月28日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郭小国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编号410807-3000297291）。原告郭小国不服，于2019年7月25日向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审理期间，被告公安高速管理处于2019年9月3日撤销了前述行政强制措施并告知原告郭小国。针对以上事故，被告公安高速管理处于2019年9月3日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郭小国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编号410807-3000036434），继续扣留原告郭小国机动车驾驶证。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原告郭小国主张的理由，应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评价涉诉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合法，是否应当撤销：一、本案所涉行政强制措施所依据的事实为原告郭小国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本院在先前论述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时已陈明，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职权，故被告公安高速管理处扣留原告郭小国机动车驾驶证具有事实依据，且证据充分。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的理解问题。该条规定：“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该条规定表明：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属于交通警察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都享有的职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还规定：“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该规定表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直至行政处罚作出之日。原告关于法律适用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小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小国负担。上诉人郭小国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2019）豫0811行初46号行政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采取的编号为410807-300036434扣留机动车驾驶证件的强制措施。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采取强制措施依据的主要事实是其自己认定的“上诉人在原焦高速34公里处实施了肇事逃逸违法行为”,依据的主要证据是“宋卫东车前部右侧与郭小国车后部左侧发生碰撞的司法鉴定”。(1)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在本案道路交通事故中实施了“肇事逃逸”违法行为与事实不符。宋卫东车辆的撞击痕迹以及其车损并非是上诉人撞击所致，上诉人是被追尾方,不是肇事方,不存在“实施致使该事故发生的”肇事行为;上诉人也不存在逃逸的行为，上诉人是一名拥有30多年驾龄的老司机，几十年来既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交通事故,也没有实施过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上诉人所驾驶的车辆不仅缴纳有交强险而且还缴纳有150万第三人责任险,如果发生类似本案的追尾交通事故,本人非常清楚责任认定的后果，根本没必要逃逸，事实是宋卫东车追尾与上诉人的车相撞的“撞击力度”极低(从事故鉴定追尾方的车辆损失状况轻微也可见),根本达不到让上诉人知晓发生两车相撞的程度,而且上诉人驾驶的是装满货物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以及后面还带一装满货物的牵引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在行驶中,上诉人驾驶的车辆主车和挂车也经常会发生类似相互碰撞的自然作用力,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应当被忽视。只有宋卫东车追尾与上诉人的车相撞的撞击力达到了一定的“度”,上诉人才能知晓被撞了,如果这时，上诉人仍然离去,这才能叫做“肇事逃逸”。否则，认定肇事逃逸均有失客观、公正。(2)本次交通事故的司法鉴定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处理本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主要证据。被上诉人只是委托鉴定中心对涉案交通事故的“宋卫东车与郭小国车是否相撞”进行司法鉴定,未对“宋卫东车与郭小国车相撞的撞击力度是否已达到或未达到前车应当知道被追尾的程度”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只能证明“宋卫东车前部右侧与郭小国车后部左侧发生碰撞以及车损状况”而不能证明“宋卫东车与郭小国车相撞的撞击力度是否已达到上诉人应当知晓被追尾的程度”,该鉴定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应当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证据。纵观事故处理的全过程,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应当知道本案事故已发生,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为了避免承担法律责任而故意逃离现场。(3)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从违法的构成要件上看,违法者必须具有主观过错,即行为人必须有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在主观上必须知道“在道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上诉人之所以没有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是因为“上诉人根本就不知道在道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被上诉人作为行政管理机关,应当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应当知道在道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而故意佯装不知道”,被上诉人不能让上诉人自己来证明自己“应当知道或者应当不知道”,因为客观上存在后车轻微的撞击前车而使前车不可能知道的状况。本案只有被上诉人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撞击力的程度”足以达到让上诉人知道的程度，方可认定“上诉人应当知道在道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才可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否则,则是适用法律不当。二、认定“上诉人肇事逃逸并承担主要责任”和作出“扣留上诉人机动车驾驶证件行政强制措施”的同属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吴军团等人所为，被上诉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显失公正、公平。而且,2019年6月27日，被上诉人的上级机关针对上诉人的复议进行复核,复核结论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但无任何承办人签字，严重违法，应属无效。三、被上诉人做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上诉人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在法庭上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可诉，应当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被上诉人完全错误的把自己做出的《责任认定书》视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却不知该责任认定书只是本案的一组证据。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证据效力进行审查而直接予以认定,于法无据。1992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联合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可见,如果就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有关的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是有权审查作为证据使用的“责任认定书”的。四、被上诉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在上诉人诉讼期间重新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同样是在原证据不足的基础上所为,而且由原适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变更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同样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是适用于“事故发生时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在时隔近五个月之久的2019年9月3日,而且是在因其错误的作出强制措施而引起行政诉讼之后，再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重新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强制措施基本相同的行政强制措施，显然是不符合该条款所规定的情形，实属适用法律错误。另外，一审法院只引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的第一款、第二款，却对第三款视而不见,该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而不是出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故应当认定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被上诉人高速交通管理处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做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行为合法、有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八条：“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12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一、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12分：（四）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本案中，答辩人民警在处理被答辩人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中，依法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并依职权扣留被答辩人驾驶证的行为，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该行政行为合法有效。二、答辩人本次做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程序合法。答辩人在发现原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引用法条错误的情况下予以纠正，是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行为，并非对被答辩人的违法行为重复处理，该行为也是行政诉讼法予以准许的，因此，答辩人撤销原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依据正确的法条重新作出新的强制措施凭证，合法有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主张适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与本案无关。本案系行政强制措施纠纷诉讼，答辩人依法采取的“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行为，而答辩人所主张适用的“暂扣”、“吊销”条款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之规定不适用与本案，一审法院不适用该条款并无错误。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本院认为，本案所争执的焦点问题是案涉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否该予以撤销。根据事故双方的陈述及公安交通机关的调查和鉴定结论，可以确认事故双方车辆发生碰撞追尾的事实以及郭小国驾驶车辆驶离现场的事实，结合事故发生的时间、发生事故的部位及损害程度，郭小国上诉称其不知道发生碰撞、不存在主观逃逸的故意以及其车辆投保保险齐全无必要逃逸的理由不能成立。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和进行事故责任认定系履行职责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郭小国上诉称被上诉人既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又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应属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复核结论并未要求必须有承办人的签字，故郭小国上诉称复核结论严重违法，应属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事故责任认定系被上诉人根据调查、鉴定结论等依法定程序制作，并经上级机关复核维持，并不存在确属不妥的情形，可以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属行政强制措施，不是行政处罚种类中的暂扣机动车驾驶证，故郭小国上诉称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郭小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郭小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文宇审判员  王 森审判员  武丽娟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