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1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俞经珊，男，198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北仑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超，女，1989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祥，男，1962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系郑超父亲。 上诉人俞经珊为与被上诉人郑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6民初6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俞经珊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郑超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赠与关系。本案双方银行往来明细系郑超对俞经珊的赠与。微信聊天记录、银行往来明细可以印证讼争的款项系赠与行为。可以看出郑超经常问俞经珊需要资金去还贷和应付家里查账等事实，并非郑超所说的向俞经珊催讨款项。从形式还是从聊天内容都不能反映双方形成了借贷合意关系。郑超主张借款，举证责任在其处。一审法院在郑超未提供有力的借贷合意证据情况下，仅凭赠与金额的大小和郑超是一名未婚女青年处于特殊时期来认定该款项不是赠与而是借款，属认定事实不清。退一步说，双方往来的银行明细如系借贷关系，郑超在庭审过程中才第一次见到俞经珊，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多次借款给俞经珊，而且不需要出具任何借条。双方非亲非故，借钱给俞经珊不出借条有违常识。除非是对俞经珊的赠送，才不需要出具借条。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赠与合同可以是口头或者书面合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且赠与的财产也已转移交付。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体现了赠与人作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工作者，在无任何附加义务情况下自愿将自己的自有资金做出赠与的真实意思，受赠人也表示了接受赠与的真实意思。本案赠与法律关系成立。第一次庭审后，一审法院找郑超的男友孙炜磊做了笔录。在第二次庭审中，郑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按照孙炜磊笔录上内容对第一次庭审中否认的相关事实予以承认，并虚构俞经珊以朋友之间安慰、帮助为由，妄图占有615401元大额款项的借贷一事。郑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行为涉嫌构成虚假陈述，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郑超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郑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俞经珊归还借款57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9年10月15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超与俞经珊通过郑超前男友孙炜磊相识，但至本案开庭之前，郑超、俞经珊双方从未见过面。2018年，郑超、俞经珊曾通过电话，并互加微信。 郑超与前男友孙炜磊分手后，为了挽回感情，曾与俞经珊联系。郑超曾在俞经珊所有的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宜家花园10幢1801室房屋短暂居住过，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郑超与俞经珊曾于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3月12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等方式多次发生款项往来，所有款项往来差额为615401元，即郑超向俞经珊支付款项总额减去俞经珊向郑超支付款项总额的差额为615401元。在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3月12日期间之外，双方再没有任何经济往来。至今，双方所有款项往来差额仍为615401元。 2019年6月2日，郑超向俞经珊发送微信：“你方便让你的律师跟我谈一谈吗？……剩余借款金额是61.52万元。你们给到我的方案是什么啊？”俞经珊已收到上述微信信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郑超向俞经珊提供的款项是借款还是赠与？该院根据相关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对该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郑超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俞经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俞经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俞经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郑超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现俞经珊抗辩转账款项系赠与，并提供证据B1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郑超作出了将转账资金无偿赠与俞经珊的意思表示，俞经珊表示接受。郑超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对聊天记录文字的完整性、先后顺序、表达的意思均有异议。该院认为，该聊天记录确系从完整聊天记录中部分截取，双方均已将所有聊天记录删除，但结合现有记录的上下文，可以看出聊天过程存在一定连续性。聊天时间是2019年3月14日，聊天内容按先后顺序应大体如下： “郑超：我不要求还。你慢慢来，我58万不要的。 俞经珊：谢谢。 郑超：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混蛋。 俞经珊：你好好过。等我处理好。 郑超：我保证。你在外人面前不要提我这58万的事。 俞经珊：知道了，我真的谢谢你。 郑超：下个星期6万有吗？ 俞经珊：我以后会好好过的，我现在情况比较难，房子要卖。 郑超：不谢，是你对我好的回报。下个星期6万有吗？ 俞经珊：郑超我真的谢谢你。 郑超：我做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 俞经珊：我一时三刻没有。 郑超：好的，我自己解决。” 该院认为，赠与属于双方法律行为，需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要件，而且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应当明确。根据上述聊天内容，结合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可以认定，为挽回与前男友的感情，郑超得到俞经珊的帮助、安慰，郑超表达了感激。但在全部钱款往来结束后，一句“我不要求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提供款项当时并未明示赠与。“我58万不要的”的前半句是“你慢慢来”，应完整理解，即表达的意思应是不急于要求其还，可以慢慢还。而且，郑超反复问“下个星期6万有吗？”郑超只要6万，而不是全部款项，一般人的通常理解应是：在当时作为朋友关系，知晓俞经珊其他债务沉重的情况下，郑超暂时对小部分金额的催要。因此，难以根据这些聊天记录认定郑超作出了就全部款项明确赠与的意思表示。 另外，双方均认可该聊天记录中的“58万”系郑超在聊天当时存在漏算，真实款项差额为615401元。郑超作为一名收入有限的公务员，对于素未谋面的人，将60余万元赠与对方，显然不符合常理，故认定不构成赠与。 关于是否构成借贷关系。俞经珊提出异议认为，郑超职业系一名法官，对于素未谋面的人，应当清楚提供借款应由对方出具借条或订立借款合同，然而俞经珊却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该院认为，本案郑超虽为法律专业人士，但同时是一名未婚女青年，在与前男友分手后，心理受到较重打击，难以接受，试图挽回。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款项往来期间正处于郑超情感低落期。在这种特殊时期，俞经珊作为朋友给予安慰、帮助、疏导，郑超出于感激，汇入款项未要求出具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应属符合常理。 真正的朋友之间给予安慰、帮助，是不以获取金钱报酬为目的，而本案俞经珊却利用郑超感情受挫的情绪低落期，以朋友之间安慰、帮助为由，妄图占有615401元大额款项。即使是报酬，金额之大，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综上，该院认定郑超向俞经珊提供的款项系借款。 该院认为，郑超、俞经珊之间款项往来的真实意思为借贷，且主体合格、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该借贷关系在郑超感情受挫、情绪低落的特殊时期形成，并由俞经珊在感情问题上提供一定帮助、安慰，故未明确还款期限。现郑超也考虑到俞经珊曾给予的安慰、帮助，主动放弃部分借款，将主张的借款金额酌情减少为57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更符合情理。俞经珊应在郑超催讨后的合理期间内归还，现俞经珊拖欠不还，显属无理，应当继续履行还款义务并依法支付逾期利息。郑超的诉讼请求正当合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俞经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郑超借款57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9年10月15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4976元，减半收取2488元，由俞经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俞经珊与郑超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还是赠与关系。 对此，本院认为，赠与属于双方法律行为，需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要件，且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应当明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俞经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郑超作出了将转账资金无偿赠与俞经珊的意思表示。郑超与俞经珊至一审法院开庭之前，双方从未见过面。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3月12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等方式多次发生款项往来。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一审法院认定郑超、俞经珊之间款项往来的真实意思为借贷，并无不当。俞经珊关于涉案款项系赠与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俞经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76元，由上诉人俞经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张宏亮 审 判 员 胡曙炜 审 判 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代书记员 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