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8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凌仲（曾用名：余力众），男，1949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雅丽，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阙洪培，女，1956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上诉人余凌仲与被上诉人阙洪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诉人余凌仲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114民初6439号民事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凌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成雅丽，被上诉人阙洪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凌仲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阙洪培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关系，并非借贷关系；2.被上诉人从2014年12月18日起即应该知道起民事权益被侵害，但未向上诉人主张过“还款”，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不能支持。 阙洪培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阙洪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余凌仲归还阙洪培借款本金45000元及利息48600元（利息以45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自2014年12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7月4日为486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阙洪培与余凌仲经网络相识，余凌仲向阙洪培介绍了罗汉山公墓投资项目，阙洪培向该项目先后两次投资共计680000元。2014年8月18日，阙洪培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余凌仲转款45000元。之后，余凌仲分别在2014年9月22日、2014年10月25日、2014年11月25日通过网上银行分别向阙洪培转款2250元，三次共计6750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阙洪培就其向成都市罗汉山极憩公墓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680000元已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分局已对该案立案受理，但报案金额中不包含阙洪培向余凌仲转款的45000元。二、余凌仲于2018年6、7、8月分多次向阙洪培转款共计26000元，阙洪培确认收到该款项，并确认其中22400元系680000元投资款的返点费用，另3600元系该45000元的返点费用。三、阙洪培与余凌仲均确认该45000元系双方一起投资至公墓项目，该笔款项由余凌仲与成都市罗汉山极憩公墓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且阙洪培与余凌仲对该款项出现亏损的情况无约定。 以上事实有阙洪培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与余凌仲微信聊天记录、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立案决定书和受案回执，余凌仲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到庭当事人陈述在卷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阙洪培与余凌仲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阙洪培与余凌仲确认一起将案涉款项出借至罗汉山公墓项目，收取收益，但余凌仲也确认仅其一人与成都市罗汉山极憩公墓开发有限公司就该笔款项签订了借款合同，阙洪培未就该笔款项与成都市罗汉山极憩公墓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借贷关系，余凌仲也按照月息5分的标准向阙洪培支付了3个月的利息（收益），但双方并未就该款项亏损后如何处理达成协议，即阙洪培在该过程中仅享受收益不承担风险。《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十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在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中约定或以事实表明“委托人”获的固定本息回报的，应认定为双方成立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阙洪培与余凌仲的事实行为表明阙洪培就该笔款项仅享有固定收益，余凌仲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该款项无法回收的后果有所约定，且余凌仲也实际向阙洪培支付了三次收益，故应认定阙洪培与余凌仲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就借款本金的确认问题，阙洪培向余凌仲转款45000元，余凌仲按照月息5分的标准向阙洪培支付了6750元利息收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14年8月阙洪培向余凌仲转款45000元，2014年9月22日余凌仲向阙洪培转款2250元，其中900元应抵扣为本金，2014年10月25日转款的2250元，其中927元应抵扣为本金，2014年11月25日转款的2250元，其中954.81元应抵扣为本金，扣除后尚欠本金42218.19元。双方均确认余凌仲在2018年6、7、8月另行向阙洪培转款的26000元中有3600元是本案45000元的返点费用，并非归还本金，故不在应还本金中予以扣除。综上，一审法院支持余凌仲归还阙洪培借款本金42218.19元。阙洪培自愿放弃要求余凌仲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系其对己身诉讼权利的处分，未损害余凌仲的合法利益，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余凌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归还阙洪培借款本金42218.19元；二、驳回阙洪培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余凌仲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借款合同、收据。拟证明上诉人在收到被上诉人45000元当天就将该款项转给了公募公司，且该笔款项的到期时间是2015年2月18日。阙洪培质证称：证据中的借款不是其和余凌仲共同投资的合同，不知道余凌仲要收取佣金，其不清楚佣金的事情。若其知道要收取佣金其就不会与余凌仲共同投资，其不知道不到100000元也可投资。其投资的团伙债务人是公墓公司，保证人是张尚勇。 阙洪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国家信访局信访、控告书，拟证明其在2018年2月28日去国家信访局做了信访，要求余凌仲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责任。证据二：青白江罗汉山极憩公募开发有限公司还款计划书，拟证明：该计划书载明2015年4月10日起按月分期分批偿还本金与利息，该计划书包含了本案45000元及2019年9月25日起确认利益受损，因此向公安机关报案；证据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告知书，拟证明：2018年5月17日其通过走访向中央巡视组反映罗汉山公募集资案件，其主张权利且向余凌仲主张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责任。余凌仲质证称：对阙洪培提交的证据一、三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的三性予以认可，且该证据印证上诉人已将45000万元按照被上诉人意思转给了罗汉山公募，且公司也知晓其中有45000元系被上诉人本人的款项，故该45000元应当由公墓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余凌仲与被上诉人阙洪培所提交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4年8月18日，余凌仲（甲方）与成都市青白江罗汉山极憩公墓开发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借给乙方人民币陆拾陆万元整（小写：660000元），借款期限6个月，月息2%，借款时间2014年8月18日始至2015年2月18日止。”2017年9月6日，阙洪培向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分局提交自书《对张尚勇、牟茂、余凌仲诈骗团伙控告书》，该份《控告书》中载明：“2014年8月18号，余凌仲多次追问我还要不要去极息公司参加融资，我说我现在只有4.5万怎么投，余凌仲说我借五千元给你凑成五万嘛，我说要投就跟你合伙投嘛，余凌仲说要得，并给了我他私人银行账号，叫我把钱转给他。我在家用我的笔记本电脑，通过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私人账户，向余凌仲转款4.5万人民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余凌仲与被上诉人阙洪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现评判如下： 2014年8月18日，阙洪培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余凌仲转款45000元。对于该笔银行转款被上诉人阙洪培主张系借款，上诉人余凌仲主张系双方的共同投资款。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于借贷关系及借贷内容等事实，出借人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阙洪培的陈述及其向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分局提交《对张尚勇、牟茂、余凌仲诈骗团伙控告书》记载转款的原因均系阙洪培、余凌仲共同向成都市罗汉山极憩公墓开发公司投资，该陈述的事实能够与上诉人余凌仲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关于阙洪培转款原因的陈述相吻合，可以证实阙洪培转款 45000元系共同投资款的事实，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阙红培在转给余凌仲45000元之前，已向汉山极憩公墓开发公司投资680000元。阙洪培投资合同相对方为成都市罗汉山极憩公墓开发公司，而并非上诉人余凌仲。被上诉人阙洪培主张与上诉人余凌仲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余凌仲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4民初643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阙洪培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55元，共计1318元，由阙洪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晓川 审判员  龙小丽 审判员  傅 敏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尹贻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