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鄂10刑终21号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国平，男，汉族，1964年2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连江县，初中肄业，经商，户籍地连江县，租住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8年7月19日被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抓获归案，次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8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松滋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李抗英，北京盈科（荆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贺克坤，绰号“猪八戒”，男，汉族，1966年8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市，初中文化，经商，住松滋市。2017年6月16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同年7月9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8年7月19日被松滋市公安局抓获归案，次日被刑事拘留，8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松滋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梁松，湖北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丁春波，男，汉族，1980年1月11日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市，小学文化，务农，户籍地松滋市，租住于松滋市。2006年7月31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2017年12月4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8年9月20日被刑事拘留，10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松滋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陈书秀，湖北盛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大平，男，汉族，1962年7月15日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市，初中文化，务农，户籍地松滋市，住松滋市。2003年8月20日因犯贪污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8年8月1日向松滋市公安局投案，次日被刑事拘留，8月20日被取保候审，11月1日再次被刑事拘留，11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松滋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胡小林，湖北盛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姚金勇，男，汉族，1972年7月7日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市，大学文化，系松滋市水政监察大队原副大队长，户籍地松滋市，住松滋市新江口镇“鑫泰美苑”小区1栋501室。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于2018年10月30日经松滋市监察委员会通知到案，同日被留置；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9年4月4日被刑事拘留，4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松滋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吴斌，湖北松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波，男，汉族，1966年7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市，大学文化，系荆州市港航管理局原船检科科长，户籍地荆州市沙市区，住荆州市沙市区长港路“顺驰太阳城”二期5栋2单元2层1号。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于2018年11月22日被松滋市监察委员会留置；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9年5月15日被刑事拘留，5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松滋市看守所。辩护人姚忠斌，湖北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何平，绰号“海伢子”，男，汉族，1980年3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市，初中肄业，无职业，住荆州市荆州区。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8年11月28日被松滋市公安局抓获归案，次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松滋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何雄，湖北松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卢显明，绰号“卢刨子”，男，汉族，1962年12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市，高中文化，经商，户籍地荆州市荆州区，租住于荆州市沙市区。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1月27日被荆州市公安局荆州区分局抓获归案，次日被刑事拘留，3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松滋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赵路标，松滋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原审被告人罗某，男，汉族，1989年8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市，大学文化，无职业，住松滋市。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4月3日向武汉铁路公安处看守所投案，次日被刑事拘留，4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松滋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段永播，湖北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张某1，男，汉族，1988年12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市，初中肄业，无职业，户籍地松滋市，住荆州市荆州区。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7月12日被取保候审，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松滋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王璐，湖北丰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左某，男，汉族，1962年6月18日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市，中专文化，经商，户籍地松滋市，住松滋市。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5月29日被取保候审，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松滋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刘启斌、郑亦工，湖北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张兰平，男，汉族，1968年12月16日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市，文盲，务农，户籍地松滋市，住松滋市。1993年8月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8年11月1日被刑事拘留，11月21日被逮捕，2020年2月5日因突发疾病死亡。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郑国平、贺克坤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行贿罪，原审被告人丁春波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原审被告人周大平、张兰平、何平、卢显明、罗某、张某1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原审被告人左某犯非法采矿罪，原审被告人姚金勇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原审被告人陈波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一案，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鄂1087刑初18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郑国平、贺克坤、周大平、丁春波、姚金勇、陈波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审被告人张兰平突发疾病，于2020年2月5日死亡。合议庭经过审阅本案卷宗材料，审查上诉人的上诉状，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合议庭依法讯问了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核实了全案证据，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了全面审查。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后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一、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长江涴市江段地处长江中游，流经湖北省松滋市，全长约17km，河床内有丰富的卵石和金砂资源。2011至2015年、2016至2020年，该江段被长江水利委员会设置为“河道采砂规划保留区”。按照规定，宜昌至城陵矶整个江段的采砂船数量控制在2至3艘、典型采砂功率确定为500kw；禁采期为每年4至9月及超警戒水位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规定，须取得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河道采砂许可证》后，方可在禁采期外、采砂总量控制内有序开采。被告人郑国平从2009年开始，未经行政许可就在该江段从事非法采矿活动。为防止因采矿规模过大、影响太广而遭致监管部门查处，2014年4月，郑国平游说被告人贺克坤、何平、张兰平和丁某等同在该江段非法采矿的采砂船主，采取船队联营、轮流排班的方式，出江采挖卵石和金砂，有组织地从事非法采矿活动。对外号称“联营船队”或“采砂协会”。“联营船队”成立后，为独霸资源、排斥非荆州籍采砂船，防止被举报而遭受查处，达到对该江段非法采矿行业的有效控制，利用刑满释放人员周某3生驱赶外来船只，殴打采砂船主，采取威逼利诱等方式阻止他人举报；安排何平向各采砂船主收取“管理费”，用于支付举报人的“封口费”。2014年下半年，为攫取更大利益，郑国平、贺克坤预先请人设计好图纸，一起说服部分采砂船主，联合打造一艘大型采砂船。采用垫资入股、发放工资、集中就餐、给予奖励等方式，拉拢、利诱被告人周大平、张兰平、丁春波、卢显明、罗某、张某1和李某2、余某等人相继加入。该船于2015年初建成后进入长江涴市，通过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套用旧船号，违规登记为“华龙号”。2015年上半年，郑国平、贺克坤多次召集张兰平、何平、周大平、丁春波和丁某等人，在荆州、松滋召开会议，商定继续通过联营方式采挖卵石和金砂。逐步形成了人员统一分工，统一排班、轮流采矿，统一出工收工，统一收取“管理费”等管理模式。对不按规定时间出工收工的采砂船只强行停工，对不缴纳“管理费”的采砂船主暴力打压，强化组织内部管理。郑国平是“联营船队”的发起人、组织者，是“华龙号”“天鑫盛号”“顺风号”采砂船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根据内部分工，负责疏通省市有关监管部门的关系，控制、支配“联营船队”的“管理费”，是“联营船队”的组织者、领导者。贺克坤参与“联营船队”的组建与管理，系“华龙号”“众鑫号”采砂船股东、“远发号”采砂船所有人，根据内部分工，负责疏通松滋市有关监管部门的关系，组织人员站岗放哨、打击报复举报人等“外围”工作，是“联营船队”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丁春波是“华龙号”采砂船股东，根据内部分工，直接听命于贺克坤，具体负责船队的“外围”工作。周大平是“华龙号”采砂船股东，根据内部分工，具体负责“华龙号”的日常管理、“联营船队”放哨和协助收取“管理费”。张兰平是“华龙号”采砂船股东，“临江号”采砂船实际控制人，根据内部分工，接受郑国平、贺克坤的领导，安排采砂船统一出工收工，参与放哨。丁春波、周大平、张兰平均是“联营船队”的骨干成员。何平是“永红1号”采砂船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前期参与收取“管理费”。卢显明是“华龙号”采砂船股东，参与收取管理费。罗某、张某1参与或协助参与收取“管理费”、放哨等工作。何平、卢显明、罗某、张某1均是“联营船队”的一般成员。至此，“联营船队”以“华龙号”“众鑫号”“顺风号”“天鑫盛号”“长安号”“永红1号”“活力号”“众生号”“远发号”“临江号”等十艘采砂船、一艘洗金船为主要平台，逐渐形成了以郑国平、贺克坤为组织、领导者，丁春波、周大平、张兰平等人为基本固定的骨干成员，何平、卢显明、罗某、张某1等人为一般成员的稳定犯罪组织。2014年至2017年6月，“联营船队”在郑国平、贺克坤的组织、领导下，组织十艘采砂船、一艘洗金船在长江涴市非法采矿，共计盗采卵石和金砂417万余吨，价值4009万余元(人民币，下同)，具备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同时，“联营船队”向各采砂船主收取“管理费”共计82.68万元，用于发放组织成员的工资、支付举报人的“封口费”、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等支出，为组织运行提供经费保障。为寻求保护，由“联营船队”出资，郑国平、贺克坤分别疏通不同层级监管部门的关系，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为船队非法采矿提供庇护。为树立威名、加强控制，“联营船队”除先后专门安排周某3生、丁春波具体负责“外围”，还雇佣以覃陆凤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暴力支持，利诱、打击举报人，驱赶外来采砂船只，暴力打压不服从管理的采砂船主。2014年至2017年6月间，有组织地六次实施寻衅滋事犯罪活动，并将执行公务的民警打成轻伤，毁损财物价值2,000余元。“联营船队”通过多次寻衅滋事，称霸一方，对当地群众形成心理强制和威慑，对当地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该组织在非法采矿时，通宵作业，产生巨大的噪音污染，严重影响周边居民休息，受害群众却不敢举报、控告，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秩序，实现了对长江涴市非法采矿行业的有效控制。更为严重的是，采矿作业过程中，将废弃石料随意堆积于长江航道，形成大量碍航乱石堆，对船舶通航形成安全隐患，国家为此耗费巨资进行后期清障。该组织用水银（汞）提炼金砂后将废水直排长江。长江涴市是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国家重点保护水生物栖息地和繁殖场所、主要经济鱼类产卵场。经专业研究机构评估：近岸采砂深坑易引起堤岸垮塌。在长江“清水下泄”引起长时间长距离河床冲刷情况下，在该江段开采卵石和金砂加剧河床冲刷的强度和加快冲刷的历程，同时降低河床高程，即降低上游河床的侵蚀基准面高程，将加大上游河床的冲刷强度，从而对上游的河势和航道稳定等带来不利影响。引起了河道的主流和局部流场变化，对下游河床冲淤带来了不可预估的变化，给两岸的引排水口及其他设施的正常运行带来影响。在该河段非法采砂，主流变化引起下游河道进流主流位置稳定，引起太平口分流口和引江济汉的取水口的淤积，同时影响航槽的稳定。采砂弃料在河床的随意堆放，造成碍洪和局部复杂流态，影响河道的局部变化。经测算，洗金废水汞排放量超出最高允许值的25.36倍，呈现汞污染特征。对周边及下游群众的饮水安全、水生物的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总之，严重影响了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河道行洪、堤防安全、航道稳定、通航安全和河势稳定。上述事实，原审判决列举了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一）关于组织特征的证据1.被告人郑国平的供述证明，2014年4月，其提出组建“联营船队”。当时参与联营有六艘采砂船，分两班采砂，由何平收管理费。管理费主要用于支付举报人的“封口费”，以及船老板们吃饭开支。下半年，其给贺克坤做工作，贺也同意参加排班。“华龙号”2015年2月打造完后下水采砂。采砂船联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4年上半年，涴市采砂船的老板在荆州“九歌假日酒店”开会，其提出搞联营，抽签排班，还提出收管理费，当时没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其又提出搞一天事收600元，大家表示同意。抓阄排班，每个班给船队交钱，由何平来收取。第二阶段是2014年九十月份，又开会商量决定提高了收费标准，排班没有变，安排丁某、卢显明收钱。第三个阶段是2015年“华龙号”下水后，又开会商量提高收钱的标准。其提出小船当班的时候，可以由其他大船顶班，每天收取5,000元的顶班费。参会人员表示同意。还是安排丁某、卢显明、周大平三人收管理费。2016年4月，贺克坤提出采1吨石头交1元的管理费，由罗某和周大平收费。其负责走荆州和省里关系；贺克坤负责松滋水政关系、安排船排班、通知张兰平，再由张兰平通知出工和收工；卢显明、周大平、罗某先后在船队收管理费；余某、张某1、罗某、周大平等人站岗放哨；丁春波协助贺克坤负责外围。2.被告人贺克坤的供述证明，郑国平提出成立“联营船队”，由其具体操作，把涴市所有的采砂船联合在一起，形成了“联营船队”。每船派一名代表参会，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各船。“联营船队”向所有采砂船收取管理费，用于打点关系、支付放哨人员工资、摆平打举报电话的人。其和郑国平、丁某、何平一起去找松滋水政的相关人员，通过送礼沟通，默许船队采砂。“联营船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4年上半年，开会商定每艘船采砂一天交600元。郑国平安排何平收钱，周某3生搞外围，张兰平排班并通知出工收工。第二阶段从2014年9月开始。郑国平召集其和张某3、丁某、张兰平等人开会，郑提出按每条船采砂一天上交2,000元，由何平收钱，丁某管账，钱由郑国平支配。第三阶段从2015年头开始，直至2016年8月，在荆州、松滋共召开了五次会议。3.被告人丁春波的供述证明，“联营船队”中，郑国平、贺克坤是领导，他们说话可以算数。郑国平走上层关系，经济实力比贺克坤雄厚些，相当于幕后老板。平时船队的事他基本不出面，有事就直接安排贺克坤去处理。船队的钱都由郑国平掌控，具体由周大平负责管钱。贺克坤是涴市这边的外围总负责，有事就通知其去处理，通知出工收工，负责协调松滋水政的关系。张兰平听贺克坤的安排，也通知出工收工。周大平、卢显明、罗某收过管理费管过账，卢显明收钱管账是郑国平安排的。周大平、张某1、罗某、龚金桥、余某这些人站岗。丁春波和覃陆凤负责外围，听从贺克坤的安排。其搞外围期间，找过的举报人有景某，每次都是贺克坤要他去的。对方态度好的话，就说好话，搞点东西收买他们，不好的话就搞他们的人。4.被告人周大平的供述证明，组织采砂船联营是郑国平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多采砂、多赚钱。郑国平负责走通荆州和省里的关系，负责联营的发起、组织和开会商议。贺克坤负责走通松滋水政的关系，管理船队联营期间的事务。丁春波负责外围。张兰平通知出工收工，同时协助管理外围。其和卢显明、丁某、罗某负责收钱，卢显明和罗某收钱期间由他管账，还与张兰平、张某1、罗某、卢显明、丁春波、丁昌江、余某、“猴子”（李某2）、龚金桥、周某3生共11人负责放哨。其最开始在船队管账是贺克坤安排的，后来放哨是郑国平、贺克坤他们商量的。管理费的使用肯定要贺克坤和郑国平他们允许。5.被告人张兰平的供述证明，郑国平组织采砂船联营是在2014年上半年，刚开始都不同意，郑国平就经常跟采砂船主讲联营的好处，最后同意组织联营，进行排班挖砂。外人都喊“联营船队”为“采砂协会”。“联营船队”由郑国平发起，具体是郑国平、贺克坤负责。郑国平看中了贺克坤的影响力，贺克坤和松滋水政的关系很好。幕后负责人是郑国平，贺克坤是“二把手”，负责通知开工。周大平在船队是管账和后勤总管。其和何平按贺克坤的消息，通知出工和收工。丁春波听从郑国平和贺克坤的安排搞外围。6.被告人何平的供述证明，2014年上半年，郑国平提出搞联营，排班出去挖砂，并且每条船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来走关系和处理打举报电话的人，这样就开始搞联营了。2014年，郑国平是船队的头，负责走关系，搞外围总负责，安排周某3生具体处理外围，其帮忙收船队的管理费。2015年以后，郑国平和贺克坤是船队的头，郑负责走上层关系，也就是省里和荆州的关系；贺克坤自告奋勇地负责松滋这边的关系，相当于松滋这边的总负责。安排丁春波、覃陆凤具体负责处理外围，张兰平协助，周大平、余某收管理费。其参与会议有七次，时间段在2014年至2016年头。第一次主要是组织联营，统一排班，统一收费。后来几次分别是决定排班班次、人员分工、调整收费标准、废船顶班等船队的事情。2014年由管外围的周某3生负责驱离外来船只，2015年、2016年由管外围的丁春波负责驱离，有时借助松滋水政的力量进行驱离。7.被告人卢显明的供述证明，采砂船组织联营是郑国平提出来的，从2014年就开始排班，抓阄确定排班。2014年是周某3生管外围，郑国平当时是船队联营的总负责。何平收每条船的管理费。2015年，郑国平负责走荆州及以上水利管理部门的关系，贺克坤负责走松滋水政部门的关系以及“联营船队”具体管理。其与周大平、丁昌江负责收钱，有时张兰平也协助收钱。张兰平负责通知出工收工。丁春波负责处理外围的事。再就是丁春波、龚金桥、余某、张某1、罗某等人在堤上放哨。8.被告人罗某的供述证明，采砂船组织联营是贺克坤和郑国平发起的。他们开过几次会。郑国平负责走沙市那边的水政、海事等部门的关系；贺克坤负责走松滋水政和海事的关系；张兰平负责通知出工收工；其负责船队收钱和发工资，主要是发我们放哨的人的工资，剩下的钱就转交给周大平或贺克坤。周大平还是总管，管船（“华龙号”）的钱的使用以及我们这些放哨的人。其和周大平、张某1、余某下船后，除参与放哨外，还负责核实吨位，按1元1吨收管理费；余某还负责调档；张某1负责开票；周大平除了继续在“华龙号”负责外，还负责总管“联营船队”收管理费和放哨的事，也就是从“联营船队”拿工资的人员都归周大平管，管得多的就是其与张某1、余某和李某2。9.被告人张某1的供述证明，排班的规矩是郑国平和贺克坤定的。其与余某、罗某、卢某2都听周大平的通知分班上船或在岸上放哨。听景某讲过郑国平为了不让他打举报电话，直接在他家睡觉，把他看住。收的管理费都放在周大平手里。开会大部分是郑国平通知其去的，是郑国平和贺克坤组织的，以郑国平为主组织的次数居多。10.同案犯罪嫌疑人丁某的供述证明，2015年上半年，贺克坤和郑国平召集主要船老板，提出成立“采砂协会”。协会分工郑国平主要走关系，贺克坤主要负责协会的管理和外围秩序，他们两个就是头。11.另案被告人佘某的供述证明，2014年，郑国平极力劝其他船老板搞联营。打造新“华龙号”就是要把这些船老板全部拉进去，想把大家捆在一起。郑国平劝佘某入股，佘没参与。2015年，新“华龙号”加入，重新排班，每班5条船。直至2016年8月贺克坤被抓，郑国平也躲起来了，“联营船队”就解散了。“采砂协会”是由郑国平和贺克坤总负责，是船队的头。2014年是周某3生负责外围，2015年由丁春波接手。负责收管理费的有丁某、周大平、罗某。张兰平负责通知开工收工。值班放哨的人是船队安排的。丁春波负责外围，龚金桥协助，但是这一块总负责的还是贺克坤。周大平主要是管船队收的钱和账。分工都是郑国平和贺克坤商量安排的。12.另案被告人龚金桥的供述证明，郑国平和贺克坤是联营里面负责的，是采砂船队的头，大小事情他们都说了算。13.另案被告人丁昌江的供述证明，组织联营是郑国平和贺克坤提出来的。贺克坤在船队安排工作，周大平、罗某、张某1、余某负责放哨，丁春波、张兰平负责处理外围。14.同案犯罪嫌疑人杨玉华（“长安号”管理人员）的供述证明，是贺克坤和郑国平组织联营，进行排班采砂。“长安号”进入江面采砂初期，因为不想加入“联营船队”，受到排挤。15.同案犯罪嫌疑人刘某1（“长安号”股东）的供述证明，其代表“长安号”开过几次会，其他时候他们都是开小会，商量“采砂协会”的运作和管理的事。郑国平才是“采砂协会”的头，因为他有钱、关系广，“采砂协会”也是他提议成立的。只是他在幕后，“猪八戒”（贺克坤）在前面，涴市这边的事情是“猪八戒”负总责的。16.同案犯罪嫌疑人张某6（“永红1号”船主）的供述证明，2014年，郑国平就提出搞联营，上半年就开始了。2014年郑国平是头。2015年，船队的头就成了郑国平和贺克坤两个人。17.另案被告人冉兵兵的供述证明，“联营船队”的头是郑国平和贺克坤，因为他们两个人搞的船最大，话语权最大。18.被告人姚金勇的供述证明，每次采砂船排班出去采砂的时候，贺克坤作为“联营船队”的负责人，会主动给他讲。（二）关于经济特征的证据1.被告人郑国平的供述证明，2014年上半年，涴市采砂船的老板在荆州“九歌假日酒店”开会，提出收管理费，当时没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又在该酒店开会时，其提出搞一天事收600元，大家表示同意。抓阄排班，每个班给船队交钱，由何平来收取。2014年九十月份，又开会商量决定提高了收费标准，排班没有变，安排丁某、卢显明收钱。2015年“华龙号”下水后，又开会商量提高收钱的标准。其提出小船当班的时候，可以由其他大船顶班，每天收取5,000元的顶班费。船主们表示同意，还是安排丁某、卢显明、周大平三人收管理费。2016年4月份，贺克坤提出采1吨石头交1元的管理费。2.被告人贺克坤的供述证明，第一阶段为2014年上半年，开会商定每艘船采砂一天交600元。郑国平安排何平收钱，周某3生搞外围，张兰平排班并通知出工收工。第二阶段从2014年9月开始，郑国平召集其与张某3、丁某、张兰平等人开会，提出按每条船采砂一天上交2,000元，由何平收钱，丁某管账，钱由郑国平支配。3.被告人丁春波的供述证明，其共在船队领了15万，自己得了7万，按照贺克坤要求分给覃陆凤8万。4.被告人周大平的供述证明，2015年底的时候，贺克坤让其给了丁春波15万，外围放哨的11个人领了两个月工资，每月5,000元。5.被告人张兰平的供述证明，收的管理费主要是用于郑国平和贺克坤走关系、给丁春波处理外围的费用、给放哨人员发工资。“临江号”船不能搞事，其他顶班的船搞一次就给其八千到一万的费用。6.被告人何平的供述证明，2014年，其投靠郑国平和贺克坤，但贺克坤要求每天交2,000元钱，其表示同意。强某的船被赶走的时候，郑国平还要船老板交了钱，说是把钱给强某，相当于给他点补偿，免得他心里不舒服，捣乱，打举报电话。7.被告人卢显明的供述证明，管理费主要是用来处理外围的事，包括给打举报电话的人，跟水政管理部门处理关系，请客吃饭送礼之类的。管理费是由郑国平来处理的。2015年初，其受郑国平、贺克坤两人安排在“联营船队”收了一段时间管理费。8.同案犯罪嫌疑人余某的供述证明，余某在2016年5、6月参加放哨两个月，每月工资5,000元。放哨的工资是周大平、罗某负责发的。9.同案犯罪嫌疑人周某3生的供述证明，2014年，其帮郑国平摆平“杜老二”打举报电话的事之后，郑给了六七万元费用。郑国平还让其在“华龙号”上入股，因没钱，郑帮其垫了32.5万元。10.另案被告人强某的供述证明，在周某3生负责外围的时候，其想进涴市江段采砂，后来被打，船被赶走。郑国平后来给了5万元补偿。11.被告人罗某的供述证明，搞联营就是实行排班制度，出去采砂的船采1吨交1元钱。联营还可以抬高价格，2015年，砂石价格是1吨3～5元，但2016年统一价格，砂石的价格就涨到1吨10元。从其手里出去的钱都要经周大平同意，这也是当时船队联营定的规矩。12.同案犯罪嫌疑人丁某的供述证明，每条船派一个代表作为会员，还提出要收管理费。有事就是贺克坤召集会员开会，或给打电话。开过几次会，小船主只能同意郑国平、贺克坤的提议，否则，想采砂就搞不成。一是一搞事就有人来查，二是放哨的伢子们就会来捣乱。排班后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贺克坤和郑国平。后来实行大船顶班，向小船主交纳顶班费。管理费都是贺克坤和郑国平决定怎么支配的。13.另案被告人佘某的供述证明，2014年上半年，郑国平提议每条船每月交600元，用作举报人景某的“封口费”，当时每条船都交了这个钱。（三）关于行为特征的证据详见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行贿罪的具体证据。（四）关于危害性特征的证据1.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松滋分局《关于涴市河湾河势变化及河道采砂对河道堤防安全影响的报告》证明，在长江涴市采砂对该江段堤防安全造成影响。2.长江荆州航道处《关于清理涴市水道碍航乱石堆的情况说明》证明，非法采砂在涴市水道形成碍航乱石堆的事实。3.松滋市水产局《关于“6.19”长江非法采砂对鱼类资源不利影响的报告》证明，非法采矿对该江段鱼类资源产生不利影响。4.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三峡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分别出具的专家意见证明，近岸采砂深坑易引起堤岸垮塌。在长江“清水下泄”引起长时间长距离河床冲刷情况下，在该江段开采卵石和金砂加剧河床冲刷的强度和加快冲刷的历程，同时降低河床高程，即降低上游河床的侵蚀基准面高程，将加大上游河床的冲刷强度，从而对上游的河势和航道稳定等带来不利影响。引起了河道的主流和局部流场变化，对下游河床冲淤带来了不可预估的变化，给两岸的引排水口及其他设施的正常运行带来影响。在该河段非法采砂，主流变化引起下游河道进流主流位置稳定，引起太平口分流口和引江济汉的取水口的淤积，同时影响航槽的稳定。采砂弃料在河床的随意堆放，造成碍洪和局部复杂流态，影响河道的局部变化。经测算，洗金废水汞排放量超出最高允许值的25.36倍，呈现汞污染特征。对周边及下游群众的饮水安全、水生物的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威胁。5.证人周某1、袁某、贺某1、温某、贺某2、周某2、卢某1、马某、刘某2、成某等多人的证言证明，非法采矿通宵作业，产生巨大的噪音污染，严重干扰周边居民休息，受害群众却不敢举报、控告，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秩序。二、非法采矿的事实2014年4月至2017年6月，加入“联营船队”的“华龙号”“天鑫盛号”“永红１号”“活力号”“远发号”“众鑫号”“长安号”“顺风号”“众生号”“临江号”等十艘采砂船和一艘洗金船，未经行政许可，在长江涴市开采卵石和金砂等矿产品共计417万余吨，销售获款（矿产品价值）4009万余元，其中开采卵石416.6万吨，销售获款3005万余元；开采金砂5,297吨，销售获款1003万余元。具体事实如下：（一）利用“华龙号”采砂船非法采矿的事实2014年7月18日，被告人郑国平、贺克坤组织被告人张兰平、周大平、丁春波、卢显明等十三人签订“合伙合同”，约定共同出资打造一艘大型采砂船，后命名为“华龙号”。该船实际耗资约1800万元，扣减郑国平承包该船淘金业务的承包费500万元外，下余1300万元出资中，郑国平出资317.5万元，实际占股24.4%；贺克坤出资207.5万元，占股16%；张兰平出资100万元，占股7.7%；周大平、丁春波各出资32.5万元，分别占股2.5%；罗某、丁昌江、张某4、张某3、覃士龙、王某3、余某、龚金桥、庞某、张某5、邓某2等人出资约600余万元，持剩余股份。2015年2月，“华龙号”采砂船加入“联营船队”，郑国平安排周大平在船上负责，郑某、郑国胜先后上船管理财务和监督淘金，被告人罗某、张某1和卢某2等人上船监督卵石生产和销售。经湖北荆松会计师事务所鉴证，2015年至2017年期间，“华龙号”采砂船采挖卵石和金砂销售获款1936万余元。（二）利用“天鑫盛号”采砂船非法采矿的事实2011年，郑国平邀约韩某、王某3、罗某、童某共同出资750万元购买一艘采砂船，登记为“天鑫盛号”。郑国平等5人各出资150万元，分别占股20%。2012年初，“天鑫盛号”采砂船未经行政许可，开始非法采挖卵石和金砂，郑国平安排佘某负责该船卵石生产，陈某4、郑国胜先后管理财务、监督淘金。2014年，该采砂船加入“联营船队”。经湖北荆松会计师事务所鉴证，2014年至2017年期间，“天鑫盛号”采砂船采挖卵石和金砂销售获款491.97万元。（三）利用“永红1号”采砂船非法采矿的事实2013年，被告人何平出资100余万元、郭海军出资500余万元，共计600余万元购买一艘采砂船，登记为“永红1号”，船舶所有人为张某6，实际控制人为何平。何、郭某2约定，郭海军不占股，但该船8年的金砂收益为郭海军所有。2013年11月，“永红1号”采砂船未经行政许可，非法采挖卵石和金砂。2014年，该采砂船加入“联营船队”。经湖北荆松会计师事务所鉴证，2014年至2017年期间，“永红1号”采砂船采挖卵石和金砂销售获款287万余元。（四）利用“活力号”采砂船非法采矿的事实2011年下半年，詹某2、潘某出资850万元购买“活力号”采砂船，其中，詹某2出资765万元占股90%，潘某出资85万元占股10%。2014年8月18日，郭海军出资255万元入股该船后，股权变更为詹某2占股60%，郭海军占股30%，潘某占股10%。“活力号”采砂船于2015年下半年加入“联营船队”。经湖北荆松会计师事务所鉴证，2015年至2016年期间，“活力号”采砂船采挖卵石和金砂销售获款206万元。（五）利用“远发号”采砂船非法采矿的事实2013年10月，贺克坤租赁周喜光的“远发号”采砂船采挖卵石和金砂。2014年，该船加入“联营船队”。2015年初，贺克坤出资380万元收购“远发号”采砂船，并登记在自己名下。经湖北荆松会计师事务所鉴证，2014年至2017年期间，“远发号”采砂船采挖卵石和金砂销售获款121.54万元。（六）利用“众鑫号”采砂船非法采矿的事实2011年6月，刘某3、张某7（已死亡）共同出资450余万元购买“众鑫号”采砂船。刘某3出资255万元，占股55%，张某7出资202.5万元，占股45%，贺克坤在刘、张二人名下分别入暗股25万元、20万元。2014年，该采砂船加入“联营船队”。2014年、2015年该采砂船由张某7承包经营，2016年由贺克坤承包经营。经湖北荆松会计师事务所鉴证，2014年至2016年期间，“众鑫号”采砂船采挖卵石和金砂销售获款103.8万元。（七）利用“长安号”采砂船非法采矿的事实2015年初，被告人左某与向某1（已死亡）、李某3、彭某各出资400万元共计1600万元，建造“长安号”采砂船，船舶所有人登记为“左某等四人”。左某名下400万元的出资实际由左某和丁某各出资200万元，分别占股12.5%。起初，“长安号”因不向“联营船队”交纳管理费遭到排挤，后加入“联营船队”。经营期间，左某与其他股东商议后，将“长安号”采砂船借给刘某1采挖卵石3万吨。经湖北荆松会计师事务所鉴证，2015年至2016年期间，“长安号”采砂船采挖卵石23万吨，销售获款186万元。（八）利用“顺风号”采砂船非法采矿的事实2013年上半年，强某、高某各出资200万元购买“顺风号”采砂船。2013年下半年，郑国平出资100万元受让强某名下25%的股份；张某3、唐某共同出资100万元受让强某下余25%的股份，郑国平为该船实际控制人。2014年，“顺风号”采砂船加入“联营船队”。经湖北荆松会计师事务所鉴证，2014年至2015年底，“顺风号”采砂船采挖卵石和金砂销售获款162万元。（九）利用“众生号”采砂船非法采矿的事实2013年下半年，丁某、向某2、向某1共同出资800万元建造“众生号”采砂船，各占股三分之一，丁某为实际控制人。该采砂船于2014年下半年加入“联营船队”。经湖北荆松会计师事务所鉴证，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期间，“众生号”采砂船采挖卵石和金砂销售获款513.8万元。（十）利用“临江号”采砂船收取“顶班费”的事实2008年，张兰平与蔡某等人共同出资400万元建造“临江号”采砂船。2009年，“临江号”采砂船开始非法采矿，因设计缺陷，采挖卵石产量低，股东先后退股，该船实际为蔡某一人所有。后因蔡某外出躲债去向不明，张兰平为“临江号”采砂船实际控制人。2014年至2016年期间，“临江号”采砂船加入“联营船队”。该船虽未直接非法采矿，但其它采砂船顶替其排班后，向张兰平交纳“顶班费”。经湖北荆松会计师事务所鉴证，2014年至2016年期间，“临江号”采砂船共计收取“顶班费”24.5万元。（十一）各被告人非法采矿的矿产品价值和获利金额1.郑国平系“华龙号”“天鑫盛号”“顺风号”采砂船股东、实际控制人，采挖的金砂全部归郑国平所有。郑国平利用三艘采砂船开采矿产品价值共计3161万元，获利384.2277万元。2.贺克坤系“远发号”采砂船所有人，“华龙号”“众鑫号”采砂船股东。贺克坤利用三艘采砂船开采矿产品价值为2539万元，分红获利227.704万元。3.丁春波系“华龙号”采砂船股东，丁春波利用该船开采矿产品价值为1936万元，分红获利19.86万元。另丁春波负责“联营船队”外围管理和放哨，获利8万元。上述二项共计获利27.86万元。4.周大平系“华龙号”采砂船股东，周大平利用该船开采矿产品价值为1936万元，分红获利19.86万元；负责“华龙号”采砂船的管理，获利11.9万元及郑国平金砂分红款2.046万元；为“联营船队”放哨，获利1万元。四项共计获利34.806万元。5.张兰平系“华龙号”采砂船股东，张兰平利用该船开采矿产品价值为1936万元，分红获利61.1688万元；截留庞某分红款5.916万元；收取“临江号”采砂船“顶班费”24.5万元。三项共计获利91.5848万元。6.何平系“永红1号”采砂船实际控制人。2013年11月至2017年6月间，何平利用该船开采矿产品价值为296万元，获利112.4万元。何平因从事非法采矿活动，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间先后三次被松滋市水利局罚款共计38万元。7.卢显明系“华龙号”采砂船股东，分红获利8万元；在“天鑫盛号”采砂船上负责管理，获利16.5万元；在“顺风号”采砂船上负责“调档”，获利17万元；为“联营船队”巡逻放哨、收取“管理费”，获利2.5万元。上述四项共计获利44万元。8.被告人罗某在“华龙号”采砂船上监督卵石销售，为“联营船队”放哨，向采砂船收取“管理费”，获利5.5万元。9.被告人张某1在“华龙号”采砂船上监督卵石销售，为“联营船队”放哨，获利8.5万元。10.2015年6月至2016年期间，左某利用“长安号”采砂船开采矿产品价值186万元，分红获利7.48万元。上述事实，原审判决列举了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受、立案文书，户籍证明，船舶登记信息，行政处罚记录，调取证据通知书，接受证据材料清单，银行交易明细，非法采矿江段现场照片，情况说明等书证证明，各船非法采矿的时间段、采矿过程、采矿数量、销售获款获利等事实。2.长江砂石资源鉴定报告、司法鉴定意见书、价格认定结论书、会计鉴证报告等鉴定意见证明，“联营船队”各采砂船采挖的砂石经鉴定为矿产品，各船采挖砂石的数量及销售获款金额，各被告人的获利金额等事实。3.被告人郑国平、贺克坤等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各被告人从事非法采矿活动的经过，销售砂石的数额及金额、获利金额等事实。4.另案处理的罗某、王某3、郭海军、童某、刘某1等多人的供述，印证了本案各被告人供述的事实。三、寻衅滋事的事实2014年，“联营船队”成立后，被告人郑国平、贺克坤先后安排周某3生、被告人丁春波负责利诱、殴打、威胁、恐吓举报人；打压不服从管理的采砂人员，驱赶外来采砂船只；雇佣覃陆凤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暴力支持，帮助组织树立威名，共实施寻衅滋事犯罪六起。具体事实如下：1.2014年底，强某伙同他人租赁“湘阴0788号”采砂船在长江涴市非法采矿，经郑国平劝阻后仍不离开。2015年1月3日17时许，周某3生指使吸毒人员曹某3、申某、杨某等人，在松滋市原“1971江渔城”餐馆内寻找到正在就餐的强某后，持钢管对其殴打，致使强某多处软组织受伤。事后，周某3生付给曹某3等人3,000元报酬。因慑于暴力威胁，加之监管部门的强行驱离，强某被迫退出在该江段的非法采矿活动。2.2015年2月下旬的一天早上，贺克坤因“天鑫盛号”采砂船未按时收工，与该船负责人佘某在电话中发生争吵，驱车找到佘某，持砍刀对其威胁，虽经旁人劝阻，仍不罢休，扬言要教训佘某。贺随即通知覃陆凤带人前来报复。覃即带领刘某4、伍某2等十多人赶到涴市镇“宝乐宾馆”与丁春波汇合。其间，丁春波获信后暗中通知佘某躲避。因佘逃离，覃陆凤等人行凶未果。3.2015年6月20日，因松滋市涴市镇报德寺村三组村民景某举报该组织非法采矿。丁春波受贺克坤指使，到景某家警告并对其进行殴打，威胁其不要举报。事后，丁春波向贺克坤报告处理情况，贺克坤表示赞同。次日中午，丁春波因与景某在电话中发生口角，又开车到景某家准备再生事端，因景某不在，丁春波驾车将景某家的卷闸门撞坏。丁春波事后向贺克坤报告了此事。经鉴定，卷闸门价值2,100元。为平息事态，经姚金勇出面调解，“联营船队”在“管理费”中列支4,500元赔偿景某损失。4.2016年1月6日、1月8日，因“活力号”采砂船负责人胡某拒不交纳“管理费”，丁春波两次带人手持砍刀强行登船，用砍刀敲击船上栏杆，并恶语威胁、恐吓船长詹某1和工人。詹某1迫于淫威停工后，丁春波等人才离开。5.2016年1月9日晚，贺克坤与胡某再次因交纳“管理费”发生矛盾，贺克坤唆使覃陆凤教训胡某。覃陆凤邀集陈启翔、徐某等二十余人分别携带砍刀、铁矛等凶器赶到涴市镇“宝乐宾馆”门口，与丁春波汇合。胡某得知情况后报警，派出所民警覃某接到报案后，着便服前往现场制止，表明身份，鸣枪示警，并将徐某按倒在地。陈启翔见状持铁矛击打覃某的头部，致覃倒地，牙齿脱落，衣服被割破。经鉴定，其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其间，被告人何平被阵势震慑，当即给贺克坤打电话，表示要交纳“永红1号”采砂船“管理费”1万元，贺指示何平将该款交给丁春波。丁春波按贺的指示将该款作为报酬付给覃陆凤。事后，贺克坤分三次给覃某支付医药费、营养费共计7.5万元。6.2016年5月的一天，因景某又多次举报该组织非法采矿，丁春波在涴市镇原“1971江渔城”餐馆遇到景某后，将景揪住打了几巴掌，与李某2将景拖出餐馆，挟持上车，带至长江大堤边，持刀威胁景某。景某迫于暴力威胁，保证不再举报后，丁春波等人才让景某离开。丁春波事后向贺克坤做了汇报。上述事实，原审判决列举了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受、立案文书，户籍证明，作案工具照片，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控告书，刑事判决书，情况说明等书证证明，寻衅滋事发生的时间及被告人贺克坤、丁春波曾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刑的事实。2.证人成某、曹某1、张某2、刘某1、陈某1等多人的证言证明，相关寻衅滋事事实的发生过程。3.被害人强某、佘某、景某、胡某、覃某的陈述证明，被告人贺克坤、丁春波等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的事实。4.覃陆凤、陈启翔、胡维、伍某2、曹某3、申某、杨某、张磊等人的供述证明，受被告人贺克坤的邀约参与寻衅滋事的事实。5.法医学损伤检验鉴定书证明，被害人覃某的伤情程度。6.被告人贺克坤、丁春波等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为“联营船队”的利益，贺克坤、丁春波等人指使他人或亲自实施寻衅滋事行为的事实。四、被告人郑国平、贺克坤行贿的事实与被告人姚金勇、陈波受贿的事实2014年至2017年，被告人郑国平、贺克坤为了将新建大型采砂船登记入籍，由贺克坤经手，分三次送给时任荆州市港航管理局船检科科长的被告人陈波现金共计6万元，陈收受。为了寻求时任松滋市水政监察大队副大队长的被告人姚金勇对“联营船队”的关照，郑国平在姚金勇购车后，送给姚现金2万元，后郑国平要求贺克坤分担了1万元。2017年底，贺克坤为感谢姚金勇曾经的关照，送给姚2.5万元。姚均收受。具体事实如下：（一）郑国平、贺克坤向陈波行贿6万元，陈波收受的事实2014年下半年，郑国平、贺克坤等人在宜昌建造大型采砂工程船，为新船入籍问题，向陈波咨询，陈建议以“改建”名义办理船舶检验、登记入籍手续。郑国平经与股东商议，安排贺克坤具体负责办证事宜，所需费用由股东共同承担。后在陈波的帮助下，违规将新建采砂船套用旧“华龙号”采砂船船号登记入籍。期间，为感谢陈波提供帮助，贺克坤于2015年春节前至同年8月，先后三次各送给陈波现金2万元，共计6万元。陈波均收受。（二）郑国平、贺克坤向姚金勇行贿2万元，姚金勇收受的事实2014年12月底，郑国平得知姚金勇购买了一台轿车。为寻求姚金勇的继续关照，郑国平于2015年1月初的一天，在荆州市沙市区“白云绿水”小区门口，送给姚现金2万元，并告知，他和贺克坤各出1万元，姚金勇收受。事后，贺克坤向姚金勇求证时，姚称钱已收到。（三）贺克坤向姚金勇行贿2.5万元，姚金勇收受的事实2017年11月，经姚金勇介绍，贺克坤向江苏籍商人沈某海供应砂石，约定由姚金勇作为中间人帮助结算货款，沈某海按每吨1元支付中介费，贺克坤也承诺按每吨0.3元支付中介费。2017年11月间，双方先后购销卵石3.3万余吨，沈某海将166.83万元货款转账支付给姚金勇，姚金勇扣除中介费后，将货款162.501万元转账支付给贺克坤。后贺、沈因卵石吨位产生争议，生意中断。2017年12月28日，沈某海将尾欠货款2.5万元转账支付给姚金勇，姚告知贺后，贺为感谢姚曾经给予的关照，表示将此2.5万元送给姚金勇，姚收受。（四）姚金勇收受陈某31.8万元的事实陈某3系姚金勇的堂姐夫，经营松滋市新沙铁材店。2014年7月，姚金勇得知郑国平、贺克坤等人打造大型采砂船的信息后，建议郑、贺向陈某3采购船用钢材，郑、贺表示同意。2014年7月至10月间，郑、贺二人从陈某3处采购了价值218万元的船用钢材，陈某3从中获利4万余元。为感谢姚金勇介绍业务，陈某3于2014年10月30日给姚转账1.8万元，姚收受。上述事实，原审判决列举了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户籍证明、人事档案、任职文件、银行交易明细、车辆交易资料等书证证明，被告人姚金勇、陈波的身份、职务，到案经过及姚金勇的购车时间等情况。2.证人沈某海、熊某、陈某2、陈某3等人的证言证明，郑国平、贺克坤向姚金勇、陈波行贿的原因、时间和经过。3.被告人郑国平、贺克坤、姚金勇、陈波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郑国平、贺克坤行贿，姚金勇、陈波受贿的相关情况。五、被告人姚金勇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2013年2月至2016年4月起，被告人姚金勇担任松滋市水政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其间从2014年7月兼任涴市长江禁采执法点负责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长江河道内的采矿行为负有监管、查禁职责。其多次包庇、纵容被告人郑国平、贺克坤等人组织的“联营船队”非法采矿，不依法履职。具体事实如下：姚金勇以长江涴市非法采砂船只多、管理难度大为由，在贺克坤等人代表“联营船队”提出采矿的非法请求时，要求贺克坤在保证“五不能采”的前提下，默许、放纵该组织的采砂船轮流出江非法采矿。经湖北荆松会计师事务所鉴证，仅在姚金勇任职的2015年2月至2016年1月间，“联营船队”非法开采矿产品价值达1405万余元。涴市长江禁采执法点负责监管长江涴市的采砂船只，按要求该执法点监管的采砂船必须集中停靠，每日巡查，并如实填写《巡查日志》。为应付检查、逃避责任，姚金勇明知有非法采矿行为，仍在《巡查日志》上虚假填写“巡查无异常，无偷采行为”。2015年1月27日、4月15日、6月16日，湖北省水利厅河道采砂管理局先后三次组织执法人员到长江涴市巡查。姚金勇接到上级巡查通知后，授意贺克坤召回采砂船只，清除采矿痕迹，悬挂禁采标语，让工人放假，致使查处无果。2015年上半年，景某向湖北省水利厅河道采砂管理局举报“联营船队”非法采矿，贺克坤指使被告人丁春波威胁、恐吓景某，丁春波驾车将景某家卷闸门撞坏。后应被害人景某的要求，姚金勇出面协调，说服郑国平、贺克坤赔偿景某损失4,500元，并劝说景某不要再举报。姚金勇在办理非法采矿行政处罚案件过程中，违反《湖北省水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指导标准（试行）》，对被查获的“联营船队”采砂船均以“当年首次非法采矿”为由，建议从轻处罚。2013年2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对该组织的非法采矿行为少处罚款81万元。上述事实，原审判决列举了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立案决定书、户籍证明、人事档案、任职文件、分工情况说明、行政处罚卷宗复印件、巡查日志等书证证明，被告人姚金勇的职务及任职时间，巡查日志的填写情况，行政处罚案件的处罚情况。2.证人赵某、毛某等多人的证言证明，被告人姚金勇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的相关情况。3.价格认定结论书、长江砂石资源鉴定报告等鉴定意见证明，“联营船队”采砂船在姚金勇任职期间非法采矿的金额。4.被告人姚金勇、郑国平、贺克坤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姚金勇利用职务之便，包庇、纵容“联营船队”非法采矿的事实。六、被告人陈波滥用职权的事实2012年11月至2017年3月期间，被告人陈波担任荆州市港航管理局船检科科长，负责荆州市船舶检验及技术监督工作，是荆州市唯一“审图批准书签发人”和“证书签发人”之一。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被告人郑国平、贺克坤等人租用宜昌市兴达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船台，建造了一艘大型链斗式采砂船。期间，郑国平、贺克坤先后向陈波咨询如何办理新建采砂船登记时，得知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已下发通知，要求暂停受理异地采砂船转籍申请和本地采砂船新建登记，只能以“改建”名义将新建采砂船检验入籍。郑国平遂决定将自己的旧“华龙号”采砂船报废卖给他人，新船套用旧船船号。2015年初，为解决新建船舶图纸与“改建”不符的问题，陈波授意贺克坤到荆州市江海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制作了虚假的“华龙号”采砂船《船舶勘验报告》和改建设计审批图纸。为规避荆州市港航管理局无权检验异地建造船舶的规定，陈波主动联系松滋市鑫隆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某1为贺克坤提供虚假的《“华龙号”采砂船改建合同》《船舶出厂质量证明书》等改建资料。2015年7月15日，陈波与同事李某1等人对停靠在长江涴市的新建采砂船进行了“改建”检验，并于同年8月11日给该采砂船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检验证书簿》，使得该新建船舶以“华龙号”船号顺利入籍，后加入“联营船队”非法采矿。经松滋市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认定，仅2016年2月至2017年6月间，“华龙号”采砂船非法采矿价值达1037万余元。上述事实，原审判决列举了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立案决定书、户籍证明、干部任免文件、注册验船师资格证、荆州市港航管理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船检档案资料、船舶转让合同、船舶建造合同、船舶改建完工交接协议书、出厂质量证明书等书证证明，被告人陈波利用负责检验船舶的职务便利，为郑国平、贺克坤违规办理船舶入籍手续的相关情况。2.证人王某1、曹某2、邓某1、王某2、李某1等多人的证言证明，郑国平套用废弃“华龙号”旧船船号的事实。3.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华龙号”经非法登记入籍后，仅2016年2月至2017年6月非法采矿价值达1037万余元。4.被告人陈波、郑国平、贺克坤的供述和辩解证明，新船套用旧船船号全过程。七、量刑事实被告人贺克坤2016年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接受调查时，就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联营船队”有组织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事实，但未被追诉。案发后，被告人周大平、罗某、张某1分别自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张兰平、左某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涉案事实。左某还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同案犯罪嫌疑人彭某、李某3的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并配合公安机关联系、规劝二人到案说明情况。随后，彭、李某4及时归案接受讯问。被告人姚金勇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包庇、纵容“联营船队”非法采矿的事实，并主动交待了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被告人陈波被留置后，如实供述了违规为“华龙号”船检入籍的事实，并主动交待了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2006年12月至2012年12月，被告人罗某在驻港部队服兵役五年，期间，因公致左腿九级伤残，被评定为残疾军人。案发后，被告人张兰平、周大平、罗某、张某1、左某、姚金勇、陈波分别主动退缴22.7万元、44.806万元、10.5万元、13.5万元、37.4万元、1万元、16万元。张某1还主动用自己的一辆汽车（评估价值65.8万元）抵缴其父张兰平的违法所得。上述事实，原审判决列举了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出具的证明、到案情况说明证明，相关被告人的到案经过，初次供述的内容。2.证人伍某1、吴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人张兰平的到案经过及初次供述内容。3.《士官退出现役证》《残疾军人证》证明，被告人罗某服兵役期间因公致残的事实。4.《退缴款收据》证明，相关被告人的退赃情况。5.扣押汽车及相关证照、扣押文书、价格评估报告等物证、书证证明，被告人张某1替父退赃的事实。八、查明的涉案财产及控制措施有关事实1995年，被告人郑国平之父在福建省连江县江南乡镜路村建造房屋一栋（前坑路12号），经鉴定价值194.73万元。郑国平的父母均已故，按照继承法和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该房屋应由郑国平兄弟姐妹五人继承，郑国平可分得五分之一份额，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后，郑国平可享有十分之一份额即19.473万元。被告人贺克坤位于湖北省松滋市涴市镇月堤村八组的房屋一栋，价值30.63万元；登记在其名下的“荆某266”运输船一艘，价值238.29万元。按照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均属家庭共有财产。贺克坤现有家庭成员四人，其本人可享有四分之一份额即67.23万元。上述两栋房屋已被依法查封。公安机关依法扣押了“荆某266”运输船及“华龙号”“天鑫盛号”“永红1号”“众鑫号”“远发号”“长安号”“众生号”“活力号”“顺风号”“临江号”等十艘采砂船、一艘无证洗金船。经评估，上述船只总价值为6321.85万元。另有部分被告人主动退缴的赃款和抵缴的财物在量刑事实中已叙明。上述事实，原审判决列举了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房屋座落位置照片、资产评估报告、基层组织证明、查封令等书证证明，被告人郑国平、贺克坤的个人财产情况。2.扣押采砂船、洗金船、运输船的照片、扣押清单、价格评估报告等书证证明，扣押财物的种类、数量及评估价值。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郑国平、贺克坤为牟取非法利益，与被告人丁春波、周大平、张兰平、何平、卢显明、罗某、张某1等人，形成了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有组织地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组织的活动。该组织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进行非法采矿、寻衅滋事、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称霸一方，在长江涴市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该组织依法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郑国平、贺克坤及其成员为了组织利益，在明知未经行政许可不得在长江河道采矿而大肆进行非法采矿，矿产品价值均达到50万元以上，其行为均构成非法采矿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郑国平、贺克坤指挥、领导该起犯罪，系主犯。丁春波、周大平、张兰平、何平、左某按照联营船队的安排参与非法采矿，系作用相对较轻的主犯。卢显明、罗某、张某1在本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述被告人实施寻衅滋事犯罪案件6起，致1人轻伤，造成财产损失2,000余元；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利益，分别或共同用违法所得多次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10.5万元。被告人郑国平作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首要分子，应当对该组织所犯全部罪行负责，其行为分别构成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行贿罪。被告人贺克坤作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首要分子，应当对该组织所犯全部罪行负责，其行为分别构成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行贿罪。贺克坤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贺克坤2016年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接受调查时，就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联营船队”有组织实施非法采矿的事实，尽管当时未被追诉，但在本案中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仍可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丁春波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该组织中负责打压举报人和不服从管理的采砂人员，具体实施寻衅滋事犯罪二起；系“华龙号”采砂船股东。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丁春波在前罪被追诉时主动投案，除如实交待前罪事实外，还如实供述参与非法采矿的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丁春波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现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丁春波有犯罪前科，应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周大平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负责向各采砂船收取管理费、组织巡逻放哨；系“华龙号”采砂船股东，负责“华龙号”采砂船的日常管理。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周大平有犯罪前科，应酌情从重处罚。周大平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周大平认罪认罚，本应依法从宽处理。但是，周大平在庭审中就轻避重，并未如实供述，认罪悔罪不彻底，应在量刑建议幅度内择重处罚。被告人张兰平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负责通知各采砂船的出工与收工；系“华龙号”采砂船股东。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张兰平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张兰平退缴绝大部分赃款，可以从轻处罚。张兰平有犯罪前科，应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何平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负责该组织管理费的收取和巡逻放哨；系“永红1号”采砂船股东，实际控制人。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被告人卢显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参与该组织管理费的收取和巡逻放哨，系“华龙号”采砂船股东，在“天鑫盛号”“顺风号”采砂船上负责销售。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被告人罗某、张某1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参与该组织管理费的收取和巡逻放哨，在“华龙号”采砂船上负责监督销售。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罗某、张某1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罗某、张某1认罪认罚，应依法从宽处理。被告人左某系“长安号”采砂船股东，明知长江涴市未经行政许可不得采矿，仍非法采矿，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了非法采矿罪。左某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左某如实向公安机关提供同案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信息等重要线索，并电话劝说其主动投案，应当认定有立功表现，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姚金勇身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明知郑国平、贺克坤等人系有组织的从事犯罪活动，多次包庇和纵容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情节严重；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6.3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姚金勇经监察机关通知到案，如实供述尚未被掌握的受贿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陈波身为依法授权从事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船舶检验法律规定，为他人新建船舶非法入籍提供方便，导致该船非法采矿，造成国家资源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且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分别构成了滥用职权罪、受贿罪。陈波主动交待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郑国平、贺克坤、丁春波、周大平、张兰平、何平、卢显明、罗某、张某1、姚金勇、陈波均犯数罪，依法予以并罚。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郑国平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贺克坤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三、撤销本院（2017）鄂1087刑初158号刑事判决“被告人丁春波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的缓刑部分。四、被告人丁春波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连同原判有期徒刑八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五、被告人周大平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六、被告人张兰平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七、被告人何平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八、被告人卢显明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九、被告人罗某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十、被告人张某1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十一、被告人左某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十二、被告人姚金勇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三、被告人陈波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四、对被告人郑国平违法所得人民币384.2277万元、贺克坤违法所得人民币227.704万元、丁春波违法所得人民币27.86万元、周大平违法所得人民币34.806万元、张兰平违法所得人民币91.5848万元、何平违法所得人民币112.4万元、卢显明违法所得人民币44万元、罗某违法所得人民币5.5万元、张某1违法所得人民币8.5万元、左某违法所得人民币7.48万元、姚金勇违法所得人民币6.3万元、陈波违法所得人民币6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十五、对扣押的“鄂某工华龙号（华龙号）”“鄂某工众鑫号（众鑫号）”“顺风198号（顺风号）”“华某618号（天鑫盛1号、天鑫盛号）”“荆州工长安668号（长安号）”“永红1号”“活力号”“众生号”“鄂某挖0288号（远发号）”“临江号”十艘采砂船、一艘无证洗金船等犯罪工具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上诉人郑国平及其辩护人提出：1.“联营船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上诉人在船队中也不是领导、组织者，因此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上诉人既然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且没有实施寻衅滋事、行贿等行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当对船队其他成员的行为负责，从而构成寻衅滋事罪、行贿罪不当。上诉人贺克坤及其辩护人提出：1.上诉人在“联营船队”中并非组织、领导者，只是一般参与者。2.上诉人不是船队的组织者、领导者，因此不应当对全部的寻衅滋事案件负责，且上诉人直接参与的寻衅滋事案件已经另案处理过，本案再次判处刑罚，属于重复处罚。上诉人贺克坤还提出：1.上诉人有自首情节，原审法院虽认定了此情节，但量刑时未能体现从轻。2.上诉人在另案被判刑时，已经对本案“联营船队”的有关情况向公安机关做了供述，对本案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线索，应当认定上诉人有重大立功表现。上诉人丁春波及其辩护人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两次带人持刀对詹某1进行威胁，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只实施了一次威胁行为。2.在第4、5起寻衅滋事案件中，上诉人都及时停止实施犯罪行为，有犯罪中止的情节,原审判决未能认定该情节，请求二审予以认定并从轻处罚。上诉人周大平及其辩护人提出：1.上诉人只是“联营船队”中的一般参与者，并非积极参与者。2.上诉人在非法采砂案中应当认定为从犯。3.上诉人有自首、退赃、从犯等情节，且主观恶性不大，请求二审进一步从轻处罚。上诉人姚金勇及其辩护人提出：1.对“联营船队”的包庇、纵容并非完全是由上诉人所决定的，很多包庇、纵容的后果应当由监管单位承担，且上诉人没有参与恐吓举报人景某的违法活动，原审法院未能认定上述情节，对上诉人所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量刑过重。2.上诉人不构成受贿罪。郑国平并未于2014年12月底送给上诉人2万元；贺克坤所送2.5万元时，上诉人已经不是执法点的负责人，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该款属于正常的业务提成费用；陈某3所送1.8万元系亲属间的正常的人情往来。上诉人陈波及其辩护人提出：1.对上诉人所犯受贿罪量刑过重。2.原审法院因为长江涴市段江砂的含金量高，就将江砂认定为金矿，属于对江砂进行了扩大解释，加重了上诉人的刑罚。3.上诉人虽然有滥用职权的行为，但并没有造成相应损害结果，上诉人违规签发“华龙号”船舶检验证的行为与“华龙号”实施非法采砂行为造成损失之间并无刑法意义上定罪的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原审被告人何平及其辩护人提出：何平认罪态度好，系初次犯罪，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作用相对较小，且没有参与暴力犯罪，请求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卢显明及其辩护人提出：卢显明系从犯，未参与暴力犯罪，归案后认罪态度好，坦白罪行，请求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张某1及其辩护人提出：张某1在案件中具有自首情节，且犯罪情节较轻，属于从犯地位，到案后认罪认罚，请求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罗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罗某认罪认罚，在案件中具有自首情节，且犯罪情节较轻，处于从犯地位；罗某和张某1的犯罪事实、量刑情节基本相同，但罗某决定执行的刑期比张某1重，请求二审对罗某的刑期予以从轻改判。原审被告人左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左某系从犯，且在本案中有自首和立功情节，请求对左某维持原判。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与原审相同，且证据经原审当庭举证、质证，查明属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郑国平、贺克坤、周大平、丁春波、姚金勇、陈波所提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1.关于上诉人郑国平及辩护人提出的“联营船队”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其在船队中不是领导、组织者，因此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且上诉人没有实施寻衅滋事、行贿等行为，因此上诉人也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行贿罪的问题。经审查，原审法院认定“联营船队”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理由具体为：从组织特征分析。2014年，郑国平提议成立“联营船队”或“采砂协会”，是发起者和创建者，并一直操控、指挥、管理“联营船队”。贺克坤加入“联营船队”后，积极响应和配合郑国平的提议，邀集并鼓动其他从事非法采矿的违法人员，参与投入巨资建造“华龙号”采砂船，使“联营船队”规模发展壮大。郑国平、贺克坤与其他参加者多次聚会，对“联营船队”中的人员分工、“管理费”收取和对付举报人、应对执法检查等主要事项进行决策、指挥、协调、管理，虽然没有明确的职务称谓，但在“联营船队”中被公认为事实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丁春波以暴力、威胁等手段，为“联营船队”的非法采矿及内部管理扫清障碍；周大平在“华龙号”采砂船和“联营船队”负责财务和后勤，处理日常事务，被组织成员称为“总管”；张兰平听从郑国平、贺克坤的安排，通知采砂船只出工、收工。三人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是基本固定的骨干成员。何平曾一度被推选为“会长”，收取“管理费”；卢显明参与收取“管理费”；罗某、张某1负责收取或协助收取“管理费”、放哨等事务，是“联营船队”的一般参加者。“联营船队”从2014年成立起至2017年6月被查处，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组织结构，多人参与其中，层级分明，内部分工明确。该组织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一项“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规定。从经济特征分析。“联营船队”主要通过有组织地在长江涴市非法采矿获取经济利益，开采矿产品销售获款达4009万余元，除组织成员个人获利外，还收取“管理费”82万余元用于支持该组织活动，具备一定经济实力。该组织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二项“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的规定。从行为特征分析。“联营船队”除专门配备负责“外围”的人员外，还雇佣另一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暴力支持，威胁殴打举报人、驱赶外籍船只、暴力打压不服从管理的采砂人员，有组织地多次实施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该组织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三项“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的规定。从危害性特征分析。“联营船队”打压不服从管理的采砂船人员，排挤外籍采砂船，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对长江涴市的非法采矿行业形成非法控制，并造成重大影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对当地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对长江的河势稳定、防洪和通航安全、生态环境都造成了难以修复的破坏。该组织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四项“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规定。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系依据同案所有被告人内容一致的供述、大量其他涉案人员的供述、众多受害群众的陈述、“联营船队”非法采矿造成危害后果的鉴定意见、专家意见、生效的法律文书等确实、充分的证据及全面、客观的法理分析，从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四个方面查明了郑国平、贺克坤为组织、领导者，丁春波、周大平、张兰平为骨干，何平、卢显明、罗某、张某1为一般成员的“联营船队”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在二审期间，上诉人郑国平为证明自己的上诉理由成立，提出了自己没有提议组建“联营船队”，自己没有提议打造“华龙号”，自己没有船队事务的管理权，自己也是贺克坤寻衅滋事犯罪的受害者的辩解，上述辩解既与本案原审查明的事实相矛盾，也没有新的证据对其辩解予以证实，且本案同案犯在二审期间关于谁是“联营船队”领导、组织者的供述与在其在侦查阶段供述一致，即郑国平、贺克坤为领导、组织者，因此郑国平关于“联营船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自己不是船队的领导、组织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基于上述认定，郑国平应当对组织所犯全部罪行负责，其行为也构成寻衅滋事罪、行贿罪。综上，郑国平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2.关于上诉人贺克坤及辩护人提出的其在“联营船队”中并非组织、领导者，只是一般参与者，上诉人不是船队的组织者、领导者，因此不应当对全部的寻衅滋事案件负责，且上诉人直接参与的寻衅滋事案件已经另案处理过，本案再次判处刑罚，属于重复处罚的问题。经审查，认定上诉人贺克坤在本案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属于领导、组织者，应当对组织所犯全部寻衅滋事罪行负责的相关理由在前文已经详述；本案认定贺克坤所犯全部的寻衅滋事罪行中，确有部分罪行曾追究过贺克坤的刑事责任，但该部分事实具有证明“联营船队”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作用，虽然原公诉机关对此予以了指控，原审法院也予以了认定，但并未就该部分事实再次对贺克坤予以处罚，故不存在重复处罚的情形。贺克坤的该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3.关于上诉人贺克坤提出的其有自首情节，原审法院虽认定了此情节，但量刑时未能体现从轻及上诉人在另案被判刑时，已经对本案“联营船队”的有关情况向公安机关做了供述，对本案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线索，应当认定上诉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问题。经审查，原审判决明确认定了贺克坤在本案中的自首情节，并根据其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他量刑情节对其进行的量刑并无不当；贺克坤在其他案件中向侦查机关供述本案中自己参与的犯罪事实，不属于揭发他人犯罪或者提供其他案件线索，故不能认定贺克坤有重大立功表现。贺克坤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4.关于上诉人周大平及辩护人提出的其只是“联营船队”中一般参加者，并非骨干成员；其在非法采砂中应当认定为从犯；其在案件中有自首、退赃、从犯情节，要求对其进一步从轻处罚的问题。经审查，上诉人周大平在本案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属于骨干成员，相关理由在前文已经详述；其负责向各采砂船收取管理费、组织巡逻放哨，系“华龙号”采砂船股东并负责“华龙号”采砂船的日常管理，因此其在非法采砂案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主犯；周大平在本案中具备的自首、退赃情节原审判决已经客观认定，且其不属于从犯，不能对其进一步从轻处罚。周大平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5.关于上诉人丁春波及辩护人提出的原审判决认定其两次带人持刀对詹某1进行威胁，该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只实施了一次威胁行为；在第4、5起寻衅滋事案件中，丁春波都及时停止实施犯罪行为，有犯罪中止的情节的问题。经审查，证人詹某1、胡某、陈某1、郭某1的证言均明确证实，在案发时段，贺克坤指使他人两次上船持械威胁“活力号”采砂船船员，要求收取非法费用，而丁春波是“联营船队”中负责实施此类犯罪行为的负责人，其对带人上船寻衅滋事也供认不讳，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丁春波两次带人上“活力号”采砂船寻衅滋事并无不当；第4、5起寻衅滋事案件系共同犯罪，丁春波并未制止同案犯继续实施犯罪，也未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因此其在案件中不具有犯罪中止情节。丁春波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6.关于上诉人姚金勇及辩护人提出的对“联营船队”的包庇、纵容并非完全是由上诉人所决定的，很多包庇、纵容的后果应当由监管单位承担，且上诉人并没有参与恐吓举报人景某的违法活动，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所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量刑过重的问题。经审查，姚金勇身为行政执法人员，对于自己应当如何正确的履行职责是清楚的，但其长期以来包庇、放纵以郑国平、贺克坤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非法采矿活动，故意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无论其任职单位是否有责任，均不影响其个人承担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后果。另外原审判决并未认定姚金勇恐吓举报人，只是客观认定了姚金勇出面协调郑国平、贺克坤与举报人之间关于赔偿损失的问题。原审法院关于姚金勇所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认定事实清楚，量刑适当，姚金勇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7.关于上诉人姚金勇及辩护人提出的郑国平并未于2014年12月底送给上诉人2万元；贺克坤所送2.5万元时，姚金勇已经不是执法点的负责人，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该款属于正常的业务提成费用；陈某3所送1.8万元系亲属间的正常的人情往来的问题。经审查，关于郑国平送给姚金勇2万元一事，有郑国平、贺克坤、姚金勇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认定，且姚金勇在原审审理阶段对该起犯罪事实亦无异议，现上诉提出自己的供述不属实没有依据，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在收受贺克坤贿赂案件中，姚金勇虽然辞去涴市长江禁采执法点负责人职务，但其松滋市水政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身份和职务并未改变，且姚金勇在之前的履职中就接受郑国平、贺克坤的请托并实际为其谋取了利益，事后收取财物依法应当认定为受贿；在收受陈某3贿赂案件中，姚金勇利用职务之便促成陈某3与郑国平、贺克坤的商业交易，姚金勇有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利益的目的，其事成之后收受陈某3的1.8万元应当认定为受贿。姚金勇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8.关于上诉人陈波及辩护人提出的对上诉人所犯受贿罪量刑过重的问题。经审查，原审判决对于陈波的受贿数额及自首的情节均作了客观认定，在法定刑内对陈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的量刑是适当的。陈波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9.关于上诉人陈波及辩护人提出的原审判决因为长江涴市段江砂的含金量高，就将砂认定为金矿，属于对砂进行了扩大解释，加重了上诉人的刑罚的问题。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长江涴市段江砂属于矿产，是依据专业的鉴定及郑国平等人从江砂中提取出了黄金的事实作出的认定，并非擅自做出了扩大解释。陈波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10.关于上诉人陈波及辩护人提出的上诉人虽然有滥用职权的行为，但并没有造成相应损害结果，上诉人违规签发“华龙号”船舶检验证的行为与“华龙号”船舶实施非法采砂行为造成损失之间并无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问题。经审查，陈波身为荆州市港航管理局船检科科长，负责荆州市辖区的船舶检验工作，其明知“华龙号”属于非法建造的采砂船，不能办理检验手续，但其利用专业知识和职务影响力帮助郑国平、贺克坤等人规避法律、提供伪造资料，并利用职务便利使得“华龙号”被制造后通过检验。从上述事实看，陈波滥用职权为郑国平等人的犯罪活动提供了直接的便利条件，也是郑国平等人能利用“华龙号”持续非法采砂的重要因素，是本案造成国家资源的重大损失的必然因素之一，陈波滥用职权与国家资源的重大损失具备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构成滥用职权罪。陈波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针对原审被告人何平、卢显明、罗某、张某1、左某及其辩护人在二审期间提出的意见，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1.关于原审被告人罗某及辩护人提出的罗某和张某1的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基本相同，但罗某决定执行的刑期比张某1重，请求二审对罗某的刑期予以从轻改判的问题。经审查，张某1在本案中主动用自己的一辆汽车（评估价值人民币65.8万元）抵缴其父张兰平的违法所得，故原审法院在对张某1的犯罪行为量刑时，对张某1予以更大幅度从宽处罚是适当的，罗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意见不能成立。2.关于原审被告人何平、卢显明、罗某、张某1及辩护人提出的上述原审被告人在案件中有多个从宽处罚的情节，请求二审进一步从轻处罚的问题。经审查，原审判决已经对上述原审被告人在本案中具备的量刑情节做出了认定并对其从宽处罚，二审不应当进一步从轻处罚，何平、卢显明、罗某、张某1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意见不能成立。3.原审被告人左某及辩护人提出对左某原审判决维持原判的辩护意见符合法律规定，该意见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郑国平、贺克坤为牟取非法利益，与上诉人丁春波、周大平、原审被告人张兰平、何平、卢显明、罗某、张某1等人，形成了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有组织地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组织的活动。该组织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进行非法采矿、寻衅滋事、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称霸一方，在长江涴市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该组织依法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郑国平、贺克坤及其成员为了组织利益，在明知未经行政许可不得在长江河道采矿而大肆进行非法采矿，矿产品价值均达到50万元以上，其行为均构成非法采矿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郑国平、贺克坤指挥、领导该起犯罪，系主犯。丁春波、周大平、张兰平、何平、左某按照联营船队的安排参与非法采矿，系作用相对较轻的主犯。卢显明、罗某、张某1在本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述被告人实施寻衅滋事犯罪案件6起，致1人轻伤，造成财产损失2,000余元；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利益，分别或共同用违法所得多次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10.5万元。上诉人郑国平作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首要分子，应当对该组织所犯全部罪行负责，其行为分别构成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行贿罪。上诉人贺克坤作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首要分子，应当对该组织所犯全部罪行负责，其行为分别构成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行贿罪。贺克坤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贺克坤2016年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接受调查时，就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联营船队”有组织实施非法采矿的事实，尽管当时未被追诉，但在本案中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仍可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诉人丁春波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该组织中负责打压举报人和不服从管理的采砂人员，具体实施寻衅滋事犯罪二起；系“华龙号”采砂船股东。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丁春波在前罪被追诉时主动投案，除如实交待前罪事实外，还如实供述参与非法采矿的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丁春波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现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丁春波有犯罪前科，应酌情从重处罚。上诉人周大平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负责向各采砂船收取管理费、组织巡逻放哨；系“华龙号”采砂船股东，负责“华龙号”采砂船的日常管理。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周大平有犯罪前科，应酌情从重处罚。周大平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诉人姚金勇身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明知郑国平、贺克坤等人系有组织的从事犯罪活动，多次包庇和纵容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情节严重；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6.3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姚金勇经监察机关通知到案，如实供述尚未被掌握的受贿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陈波身为依法授权从事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船舶检验法律规定，为他人新建船舶非法入籍提供方便，导致该船非法采矿，造成国家资源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且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分别构成了滥用职权罪、受贿罪。陈波主动交待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原审被告人何平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负责该组织管理费的收取和巡逻放哨；系“永红1号”采砂船股东，实际控制人。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原审被告人卢显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参与该组织管理费的收取和巡逻放哨，系“华龙号”采砂船股东，在“天鑫盛号”“顺风号”采砂船上负责销售。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原审被告人罗某、张某1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参与该组织管理费的收取和巡逻放哨，在“华龙号”采砂船上负责监督销售。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罗某、张某1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罗某、张某1认罪认罚，应依法从宽处理。原审被告人左某系“长安号”采砂船股东，明知长江涴市未经行政许可不得采矿，仍非法采矿，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了非法采矿罪。左某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左某如实向公安机关提供同案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信息等重要线索，并电话劝说其主动投案，应当认定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原审被告人张兰平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负责通知各采砂船的出工与收工；系“华龙号”采砂船股东。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原审被告人张兰平在二审期间死亡，依法应当对其终止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对犯罪工具予以没收，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符合法律的规定，审判程序合法。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五）项、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对原审被告人张兰平终止审理。二、驳回上诉人郑国平、贺克坤、周大平、丁春波、姚金勇、陈波的上诉，维持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2019）鄂1087刑初187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第十四项、第十五项，即对上诉人郑国平、贺克坤、周大平、丁春波、姚金勇、陈波及原审被告人何平、卢显明、罗某、张某1、左某定罪量刑和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对犯罪工具予以没收的判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宋治国审判员  张心愿审判员  曹 磊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彭 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