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2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58年5月11日出生，满族，社会退休职工，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雯，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根，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1967年7月9日出生，满族，社会退休职工，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女，1965年7月6日出生，满族，社会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3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64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雯、肖根，上诉人王某2，被上诉人王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1.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某1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王某1实际缴纳涉案房屋15万元购房款的事实未予认定。一审判决对王某1实际向案外第三人崔阳支付违约金7万元的事实未予认定。王某1认可一审判决认定《卖房协议》合法有效，但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履行需以实际出售涉案房屋为前提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并非是因拆迁而获得的购房指标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遗漏重要事实导致错误判决结果。王某2答辩称：同意王某1上诉意见。王某3答辩称：在王某1提供的涉案房屋买卖协议书中，王某1和涉案房主王某2均证明购房款由王某3一人支出。一审开庭王某2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说明母亲的钱在王某1手中，母亲将存折和身份证交给王某3。母亲在出庭作证证言，足以说明王某1和母亲二人的钱是混在一起的。王某1购买经济适用房是商贷，所以其没有足够的现金支持他人购房。15万元购房款均由王某3支出，并不是王某1的。王某1是替王某2垫付的7万元，与我无关。涉诉房屋系经济适用房，指标是王某2的，所以王某1不是两套房屋指标人，涉案房屋分配与其无关。王某1主张经济适用房指标是她的，但是我从未见过书面材料，卖房协议书不属实。协议书中注明了价款，经过涉案房屋经评估后只有280余万元，根据合同法第52条关于恶意串通的规定，三方签订卖房协议书无效。综上，恳请二审驳回王某1的上诉请求。王某2的上诉请求：1.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按照三方协议均分涉案房屋的增值利益。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生效的（2018）京0105民初17719号民事判决书，已对涉案房屋所有权、价值及增值利益确认，并且对王某2及王某3之间就购房款及增值利益进行了分配，《卖房协议》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应当依据《卖房协议》确定的方案分配房屋增值利益。一审判决认为出售房屋是分配房屋增值利益的必要前提，以涉案房屋未出售为由驳回王某1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决结果。王某1答辩称：同意王某2的上诉请求，认可根据三方涉案房屋的协议对增值利益进行分配。王某3：不同意王某2的上诉请求。根据17719号和6270号判决书，朝阳法院64031号和三次开庭笔录，请求法院驳回王某2对王某3的上诉请求。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王某3向王某1支付垫付购房款150000元；2．要求王某3向王某1支付垫付的违约金70000元；3．要求王某2、王某3共同向王某1支付房屋增值利益83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8月20日，王某2与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经济适用住房）》，约定由王某2购买涉案房屋，总价为人民币310368元。2011年12月23日，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下发，所有权人登记为王某2单独所有。2017年4月16日，王某1作为指标方、王某2作为房主、王某3作为出资方签订《卖房协议》，约定常营房产（两居）所得款3450000元，扣除成本（以发票为准）费用之外所得利润分三份（出资方王某3一份，房主王某2一份，指标方王某1一份）。同日，王某2作为出卖人与崔阳作为买受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约定由崔阳购买涉案房屋，房屋总价款3450000元。2017年8月3日，王某2作为甲方（出售人）与崔阳作为乙方（买受人）、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作为丙方签订《解约协议书》，约定鉴于甲方房本被甲方三姐王某3保存且拒绝交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三方协议约定解除此前签订的所有有关购买涉案房屋的协议。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70000元作为补偿。崔阳于当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王某2支付的房屋补偿款70000元。2018年5月，王某3以合同纠纷为由将王某2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双方就购买涉案房屋达成的借名买房协议无效，同时要求王某2退还王某3为涉案房屋已支付款项并赔偿房屋增值损失。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房屋购房款均系王某3出资，涉案房屋交付后一直由王某3使用，王某3与王某2之间就购买涉案房屋存在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但由于该合同违反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属无效。故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8）京0105民初177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某3与王某2就涉案房屋达成的借名买房合同无效，王某2向王某3退还购房款310590元（包括面积补差款222元）、房屋维修基金14000元、契税3105.9元、房屋登记费40元、分户图表费60元，王某3将涉案房屋返还王某2，王某2向王某3赔偿房屋增值损失1700000元。王某2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6日出具（2019）京03民终62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王某2撤回上诉。庭审中，王某1表示其本次起诉系基于2017年4月16日三方签订的《卖房协议》，其从未否认（2018）京0105民初17719号民事判决书的法律效力，其认可涉案房屋产权人及被借名人是王某2，借名人是王某3。卖房协议是在三方决定共同出售房屋后签订的，应认定为三方达成了新的共同意思表示，在三方之间具有法律效力，各方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王某2认可协议的真实性并同意按照协议履行义务。王某3认可该协议系三方本人所签署，但表示该协议是无效的，原因是王某1并非指标方，指标方和房主均为王某2，王某3在签订协议时对此不知情，因此涉案房屋的财产利益与王某1无关。关于涉案房屋来源，一审法院向涉案房屋审批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街道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进行核实，该部门答复拆迁后无房是申请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条件，即符合条件的家庭享有优先摇号选房的权利，但涉案房屋并非是因拆迁而获得的购房指标。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卖房协议》系王某1与王某2、王某3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经询，各方均认可该协议系以出售涉案房屋为前提，现涉案房屋未另行出售，王某1据此要求王某2、王某3履行合同义务，缺乏合同依据，故一审法院对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某1、王某2与王某3三方于2017年4月16日签订的《卖房协议》约定，常营房产（两居）所得款3450000元，扣除成本（以发票为准）费用之外所得利润分三份（出资方王某3一份，房主王某2一份，指标方王某1一份）。现涉案房屋并未出售，各方也未能取得合同约定的卖房所得款，现在无法确定涉案房屋的销售所得。王某1要求王某2、王某3履行合同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驳回王某1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350元，由王某1负担14250元（已交纳），王某2负担121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京审 判 员  张 帆审 判 员  周 易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钰鑫书 记 员  王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