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81民撤2号 原告：梅炳夫，男，1960年7月14日生，汉族，住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如意，浙江民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佳佳，浙江民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舒亦云，女，1954年9月30日生，汉族，住余姚市，现服刑于浙江省第二女子监狱。 被告：舒京云，男，1958年3月13日生，汉族，住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销销，浙江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梅炳夫与被告舒亦云、舒京云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如意，被告舒亦云，被告舒京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销销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舒京云申请的证人胡某到庭陈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梅炳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2018）浙0281民初2122号民事判决书；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被告舒亦云的合法债权人。2019年1月底左右，余姚法院执行被告舒亦云系列案件的法官告知原告，被告舒京云诉被告舒亦云民间借贷案件，即（2018）浙0281民初2122号（以下简称2122号）民事判决书己生效，并已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为620万元。原告得知后认为：（1）这是两原告恶意串通，为逃避债务，把余姚法院早在（2017）浙0281刑初932号（以下简称932号）刑事判决书中否定掉的620万，通过恶意诉讼获得法院的判决书，实现逃避债务的目的；（2）两被告系亲姐弟关系，两张借条的落款时间和借款金额分别为“2014年8月1日，60万元”和“2015年7月1日，560万元”，借条均写明“今借到”，这证明是当天借到，而不是累计借到，借款金额巨大，被告舒京云在余姚市矿山机械厂工作，现早己退休，且被告舒京云自始至终没有通过任何银行向其姐汇款、出借款项，更不用说是借条书写当日的银行汇款了，所以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932号案件刑事判决书也未认定两被告之间存在620万元的借贷关系；（3）两被告之间620万元的借贷关系不可能存在。从被告舒亦云与被告舒京云之妻胡某之间的汇款记录来看，“2014年8月1日，60万元”实际上由被告舒亦云在2014年7月31日通过其在工商银行的卡（卡号62×××06）向胡某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卡里汇款60万元，2014年8月4日胡某通过其招商银行的卡向被告舒亦云工商银行的卡汇款60万元，应该是胡某向被告舒亦云借款后进行了归还，因此“2014年8月1日，60万元”这笔借款并不存在；同时，从被告舒亦云与胡某之间的银行交易记录来看，被告舒亦云转给胡某20165000元，胡某转给舒亦云18766070元，被告舒亦云多出1398930元；根据工商银行对工商银行的交易记录显示，被告舒亦云汇给胡某12284143.5元，胡某汇给舒亦云10533755元，被告舒亦云多出1750388.50元，所以两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根本不可能存在，是被告舒京云断章取义，把胡某的部分银行历史交易作为出借款项的依据；（4）两张借条分为两时间段，2014年8月1日为一个时间段，2015年7月1日为一个时间段；2014年8月1日借条60万元，实际上是被告舒亦云在2014年7月31日汇款给胡某后，胡某于2014年8月4日进行了归还；从2014年8月2日开始的双方银行历史交易记录来看，舒亦云共计汇款给胡某5805000元，胡某汇款给舒亦云1130435元，舒亦云汇款基本上是整数，且多于胡某的汇款，而胡某汇给舒亦云的钱有几十甚至几元，像这种情况，不可能属于借款；（5）两张借条事后制作的可能性比较大，在原告起诉胡某、舒某（系胡某之子）的（2016）浙0281民初3575号（以下简称3575号）民事案件中，胡某在2016年9月13日第一次开庭时，提供了银行汇款单，说是有巨额借款借给被告舒亦云，但就是拿不出借条，而那时被告舒亦云已经欠债跑路，直到2016年11月17日才被公安机关抓获，其后3575号案件中胡某的代理人亦担任了被告舒亦云的刑事辩护人，而胡某在2017年3月才向法院提交了上述两张借条，不能排除借条是后补的。 被告舒亦云答辩称：2122号民事判决合法有效，不应被撤销。 被告舒京云答辩称：1.2122号民事判决合法有效，不应被撤销；2.原告主体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以及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的规定，原告并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原告仅是被告舒亦云的普通债权人，原审判决也没有损害原告的民事权益；3.两被告没有恶意串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1）932号刑事判决书对两被告之间的借款并没有否认，只是认为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不予认定；（2）根据被告舒京云的陈述，该两份借条是在裘皮城房屋过户以后，双方对债权债务进行结算，确认还欠620万元，因其中的60万元，被告舒京云要求被告舒亦云尽快归还，因此原60万元的借条予以保留，对于剩余560万元，汇总出具了一份新的借条，并不是借条出具当天的借款，也不能从字面中的“今借到”去理解；（3）被告舒亦云于2017年1月11日在刑事案件中的供述称“朗霞街道干家路村杨家东路6号是因为我之前欠胡某有1000万元左右的钱，土地和房子抵470万元，还有600多万，我给胡某打了欠条”，印证了被告舒京云在3575号案件中所陈述的“在裘皮城房屋相抵后，还有620万元的借条”；（4）两份借条是真实的，法院在审理3575号案件时，对两份借条进行了鉴定，经鉴定两张借条不是同时书写形成，也未发现两份借条纸张上相互之间书写笔迹的压痕；（5）从被告舒亦云与胡某之间的银行交易明细也能够看出，胡某交付给被告舒亦云的款项多，超过620万元。 原告梅炳夫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5）甬余商初字第1230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甬余民执字第4298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各1份，用于证明原告系被告舒亦云的合法债权人，被告舒亦云欠原告200万元借款尚未执行到位；2.户口登记表和结婚申请书各1份，用于证明被告舒亦云、舒京云是亲姐弟关系，胡某是被告舒京云的妻子；3.2122号民事判决，复自2122案件中2014年8月1日60万、2015年7月1日560万的借条各一份，复自2122号案件中银行汇款凭证（具体包括：2010年10月22日汇款人为胡某、收款人为陈某工商银行100万个人业务凭证1份，胡某在2012年4月13日、2013年3月26日通过工商银行余姚支行分别汇给被告舒亦云145万、65万个人业务凭证各1份，胡某在2013年6月21日通过工商银行余姚支行分别汇给被告舒亦云65万、100万个人业务凭证各1份，胡某分别在2013年3月25日、2013年5月8日通过招商银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汇给舒亦云的100万、15万的历史交易明细表各1份，胡某在2014年5月23日通过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余姚支行汇给被告舒亦云50万元的对账单1份，孙某在2014年8月19日中国工商银行余姚支行汇给被告舒亦云85万元的业务凭证、胡某分别在2012年11月1日、2014年4月1日通过交通银行余姚支行汇给被告舒亦云716250元、240万元的业务凭证），用于证明借条与款项交付并不能对应起来，而且涉及陈某和孙某的两笔款项与本案无关，两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4.余检诉刑【2017】926号起诉书和932号刑事判决书各1份，用于证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舒亦云在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向胡某吸收资金620万，932号刑事判决书以证据不充分而未予认定，被告舒京云再以民间借贷提起2122号案件，属于恶意和虚假诉讼；5.公安机关在2016年4月14日和2017年4月18日对胡某制作的询问笔录各1份（均系复印件）、2014年8月1日和2015年7月1日借条各1份（均系复印件）、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6份、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2份，3575号案件证据清单及该证据清单中第一项所涉及的银行交易明细4份，用于证明胡某关于出借款项的陈述存在四种说法，前后均不一致，说明借款并不真实；6.复自（2015）甬余商初字第1990号民事案件中被告舒亦云出具给何彩珠、翁珠英的借条，用于证明被告舒亦云重写借条时，一般注明原借条作废，对累计多次所借的借款，不但注明原借条作废，还在借条上注明“共借到”，以证明不是一次性借到，而是累计借到，而本案中被告舒亦云出具给被告舒京云的借条均是“今借到”，但被告舒亦云并没有当天收到款项的证明，所以借贷关系不成立；7.（2015）甬余商初字第186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甬余商初字第1990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用于证明被告舒亦云自2007年开始，己在向其邻居、朋友借钱的事实；8.被告舒亦云与胡某在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的资金往来汇总表，用于证明两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并不成立，具体分析如下：2010年10月22日胡某汇款给陈某的100万和2014年8月19日孙某汇款给舒亦云的85万，跟本案所涉的620万没有任何关系，这分别是陈某和胡某、孙某与舒亦云发生的资金往来关系，不是两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也没有借条相印证，除掉这两笔款项，2013年的汇款单是5张，2012年和2014年汇款单各两张，即使这些是交付的借款，但从银行交易流水来看，被告舒亦云早己把这些款项还掉了，2012年4月13日的145万元，被告舒亦云在2012年4月30日、同年5月31日、同年6月30日分别汇款50万元、60万元和100万元，2012年11月1日的716250元（其中70万元是借款），舒亦云在2012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30日7汇款100万、70万，被告舒亦云分别在2013年3月6日、2013年3月8日、2013年3月19日和2013年3月31日分别向胡某汇款100万元、80万元、90万元、75万元，而胡某在2013年3月25日、2013年3月26、2013年5月8日、6月21日分别向被告舒亦云汇款100万元、65万元、15万元、65万元、100万元，从这些汇款记录来看，明显是胡某在归还被告舒亦云的钱，双方汇款金额相等，所以两被告在2013年不存在借贷的问题，2014年5月23日50万元这一笔借款也不能成立，在同一天，被告舒亦云就汇给胡某200万元，至于胡某在2014年4月1日汇给舒亦云240万，被告舒亦云分别在2014年5月4日、同年6月1日、同年6月14日分别汇款100万、50万、100万，这三笔就有250万元，而且在整个2014年度，被告舒亦云汇给胡某9492415元，而胡某汇款给被告舒亦云是7573455元，所以在2014年两被告也不存在借贷问题；在2015年被告舒亦云汇给胡某4235000元，而胡某汇给被告舒亦云只有582690元；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被告舒亦云汇给胡某总共是34553008元，而胡某汇给被告舒亦云是33970535元，被告舒亦云的汇款要比胡某多得多，所以被告舒京云与被告舒亦云620万的民间借贷根本不能成立；9.胡某与谢某的银行交易流水，用于证明胡某与谢某之间互有款项往来，并不是只有胡某汇给谢某；10.工商银行个人借款凭证1份、转账凭证2张、余姚市阳明街道富巷居委和周鹏飞证明各1份，用于证明原告在2011年3月10日向工商银行余姚支行贷到装修贷款75万元，该贷款由银行直接汇到其姐夫周鹏飞的账户，之后由被告舒亦云操作，转给她自己15万元，转给胡某60万元，用于被告舒亦云转贷的事实。被告舒京云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1、6、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只是普通债权人，并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资格，至于他人的借条和另案判决书，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4、5、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2122号案件存在虚假，从总的汇款金额来看，胡某汇给被告舒亦云的金额有4000余万元；胡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是因念及亲情关系，至于刑事判决没有认定，只是没有作为犯罪事实进行认定，不影响民事案件的认定。被告舒亦云对证据2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两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是真实的。因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 被告舒京云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1.借条两份（均系复印件），用于证明两被告分别在2014年8月1日及2015年7月1日进行结算后，被告舒亦云确认尚欠被告舒京云620万元的事实；2.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用于证明证据1中的两张借条并非事后补写的事实；3.银行流水记录一组，用于证明从2010年10月至2015年5月，被告舒京云通过其妻子胡某和女婿孙某账户共向被告舒亦云支付款项42466685元；4.户口簿4份（复印件），用于证明陈某系被告舒亦云的前儿媳，胡某系被告舒京云的妻子，孙某系被告舒京云的女婿；5.证人胡某的出庭陈述，用于证明款项往来情况。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两被告之间是姐弟关系，两张借条均无相对应的款项交付记录，至于被告舒京云在2122号案件中陈述的借款交付情况，有两笔涉及他人，另外的几笔从汇款记录来看，被告舒亦云应该已经偿还，因此620万元的借款并不成立；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鉴定机构已经说明无法判断借条的形成时间；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2122号案件并不涉及2009年和2011年的借款，因此2009年至2011年的汇款与本案无关，2010年10月22日的是胡某汇给陈某，与本案无关，2012年3月7日的款项没有汇款凭证，不予认可，2013年3月20日和2014年5月4日的两笔是胡某转给诸彩飞，与本案无关，2012年3月3日的100万元是胡某转给谢某，而谢某也有款项转给胡某，与本案无关，2014年5月4日的128590元实际汇款时间是2015年5月4日，至于其他汇款，虽然是真实的，但总体来看还是被告舒亦云汇给胡某的款项要多，因此并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与两被告有特殊关系，且证人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并不能如实反映案件事实。被告舒亦云对上述证据并无异议。因原告和被告舒亦云对证据1、2、3、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5.本院认为，因本案所涉的款项往来发生在胡某与被告舒亦云之间，因此胡某事实上是代被告舒京云陈述相关情况，因此对其陈述，本院不作为证据进行认定。 被告舒亦云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如下：被告舒亦云是被告舒京云的姐姐，胡某是被告舒京云的妻子。2018年2月9日，舒京云以舒亦云尚欠其借款620万元为由提起诉讼，在该案中，舒京云提供了两张借条，两张借条的落款时间和借款金额分别为“2014年8月1日，60万元”和“2015年7月1日，560万元”，借条均是舒亦云出具给舒京云，但款项往来是舒亦云与胡某之间进行。本院经审理，在2018年7月9日作出（2018）浙0281民初2122号（以下简称2122号案件）民事判决书，认定舒京云、舒亦云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判决舒亦云归还舒京云借款62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月24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该份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舒京云在2019年1月4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2122号案件判决之前，舒亦云是多起民间借贷案件的被告，这些诉讼集中发生在2015年7月至2015年11月，本院在执行舒亦云、谢某作为被执行人的民间借贷系列纠纷案中，认为舒亦云、谢某涉嫌犯罪，于2016年1月28日将案件移送余姚市公安局，余姚市公安局于2016年3月28日以舒亦云、谢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立案侦查。舒亦云、谢学泉在2016年11月17日被余姚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在2016年12月23日被批准逮捕。在刑事侦查阶段，胡某在公安机关有两次供述，第一次是2016年4月14日，胡某陈述称，舒亦云在2012年向其借款716250元，在2014年借了两次，分别是240万元和50万元，2015年3月，舒亦云想把朗霞街道干家路村杨家东6号土地和房产卖掉（以下简称6号房地产），但没有下家，因此舒亦云就说用6号房地产抵上述361万元欠款，双方在2015年4办理了过户登记，因此债务已经了结了。第二次是2017年4月18日，胡某陈述称，舒亦云从2010年开始到2014年下半年共向其借款1090万元，用6号房地产抵债470万元，还欠620万元，借条原件在（2016）浙0281民初3575号案件（以下简称3575号案件）中，以前陈述不欠钱是因为双方有亲戚关系，不想害了她。 而3575号案件是本案原告在2016年4月22日提起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在该案中，本案原告起诉舒亦云、舒某（系胡某之子）和胡某，要求确认舒亦云、舒某（系胡某之子）和胡某之间签订的关于转移6号房地产的转让协议无效。在该案中，胡某于2017年3月14日提交了本案所涉的两张借条原件，本案原告对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要求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鉴定，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即：1.落款标称日期为“2014年8月1日”的《借条》上的书写笔迹是一次书写形成，落款标称日期为“2015年7月1日”的《借条》上的书写笔迹是一次书写形成，但两份《借条》上的书写笔迹不是同时书写形成；2.不能确定该两份《借条》上的书写笔迹是否在2016年11月16日以后书写形成；3.该两份《借条》上的书写笔迹不是同一支笔书写形成；4.未发现该两份《借条》纸张上相互之间书写笔迹的压痕。经审理，本院在2017年10月17日作出357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舒亦云、舒某、胡某之间是亲戚关系，舒亦云在2015年初资金链已经断裂、债务高达3000余万元的情况下，将6号房地产低价抵债了给了舒某，同时舒某、胡某对债务构成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导致本院对债务是否真实存在难以确认，因此认定转让6号房地产存在恶意串通、侵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故判决确认转让合同无效。判决作出后，被告舒某、胡某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该案经过二审，二审亦维持了一审判决。 关于舒亦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本院在2018年1月8日作出刑事判决，即（2017）浙0281刑初932号，本院认定舒亦云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同时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舒亦云在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吸收胡某620万元（也就是本案所涉的620万元），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不予认定。 另，在3575号案件的第一次庭审中，即2016年9月13日，胡某陈述是从2009年开始陆续借款给舒亦云1000余万元，用6号房地产抵债470万元，还欠680余万元未还，关于出借款项的时间和金额具体为2010年10月22日100万元，2012年4月13日145万元，2013年3月26日65万元，2013年6月21日65万元、2013年6月21日100万元，2013年5月8日15万元，2014年5月23日50万元，2014年8月19日85万元，2012年11月1日70万元，2014年1月1日240万元，这些都有银行汇款记录，另外还有现金100万元左右，其后其到公安机关作第二次陈述和在2122号案件中均采取了这个说法。被告舒亦云是在2016年11月17日被捕，其在2017年1月11日供述称，其欠胡某1000余万元，用6号房地产抵了470万元，剩余欠款未还。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两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因案涉借贷金额较大，同时两被告是亲戚，在双方经济往来频繁、金额较大的情况下，应对借款的交付、往来款情况进行审查。从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胡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前后矛盾，虽然公诉机关指控舒亦云在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吸收胡某620万元，但本院经审理后认为，相应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因此932号刑事判决书未对此进行认定；其次，关于借款的交付，被告舒京云在本案中的陈述与2122号也有不同，在本案中称，60万元那张借条是原本就有的，560万元是汇总其他借条出的，其中最早的一张借条是2010年下半年的，至于涉及的款项是从2009年以来的款项，2122号案件只是大概列了几笔；第三，从银行转账记录来看，被告舒亦云与胡某之间款项往来频繁，胡某主张交付的1090万元借款，时间跨度从2009年到2014年，但在此期间被告舒亦云亦有大量款项汇给胡某，但是对于款项用途，两被告无法一一说明，另外被告舒亦云在公安机关承认，2015年上半年，因其上家不付其利息，导致其资金困难，因此开始处理房产，但在2015年1月至6月期间，被告舒亦云转给胡某4355000元，胡某转给舒亦云的款项只有582690元，金额悬殊，至于上述4355000元的款项性质，被告舒亦云与胡某均主张不是借贷款，但表示无法说清款项用途。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两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本院作出的（2018）浙0281民初212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应被撤销。至于被告舒京云辩称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本院认为，原告作为被告舒亦云的债权人，在有证据证明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全部错误，侵害了其利益的情况下，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故本院对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两位被告辩称借贷关系成立的意见，因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浙0281民初2122号民事判决书。 本案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舒京云、舒亦云共同负担，两被告负担的诉讼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银行汇款请汇入本院账户并注明案号。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交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37×××92，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夏新波 审 判 员  裴 丹 人民陪审员  许茶花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章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