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再20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蔡建飞，男，1959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上海观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海门市设安安装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门市海门镇北海路503号。法定代表人：张永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楼，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秀刚，江苏诚谨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海门市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门市海门镇北海路503号。法定代表人：俞云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彬，江苏江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金雷，江苏龙蟠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锦兰，女，196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上海观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蔡建飞因与被申请人海门市设安安装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务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海门市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装公司）、李锦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3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月8日作出（2018）苏民申157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蔡建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被申请人劳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楼、尹秀刚，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彬、聂金雷，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锦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建飞申请再审称，一、2013年2月22日，劳务公司全体股东形成《股东会决议》，约定报价最高的股东为劳务公司实际运行人，劳务公司受让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也由该实际运行人自行办理产权转让事宜。同日，全体股东签订《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确定蔡建飞为劳务公司实际运行人及产权受让人，后蔡建飞根据该《股东会决议》掌控劳务公司印章。2013年6月15日，劳务公司其他三名小股东召开股东会，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作出无效股东会决议，意图剥夺蔡建飞劳务公司实际运行人身份。2013年8月6日，上述三名小股东为争夺公司控制权，谎称公司印章丢失，向海门市公安局申请重新刻制印章，但未登报公告旧印章作废。二、一、二审法院认定蔡建飞与安装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高度盖然性”明显错误。本案并非蔡建飞与安装公司串通损害劳务公司合法权益，而是劳务公司三名小股东恶意串通损害蔡建飞的合法权益。1、蔡建飞根据合法有效之股东会决议受让不动产，不存在恶意。2、三名小股东非但不履行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反而通过欺骗公安机关更换备案印章方式篡夺劳务公司控制权，以劳务公司名义阻碍蔡建飞履行该股东会决议。3、一、二审法院均认定《劳务公司实体化运行协议书》（以下简称《实体化运行协议》）的效力，同时又认为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逻辑混乱、前后矛盾。因《实体化运行协议》和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均由劳务公司全体股东签署，那么存在且仅存在两种可能性：（1）如张永平身份是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则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因法定代表人签字而对外具备法律效力；（2）如张永平身份仅是劳务公司股东，则《实体化运行协议》的当事方就不是劳务公司而是四名股东，同样对劳务公司不发生效力，一、二审法院依据《实体化运行协议》作出判决错误。不论符合哪一种情形，都不能对蔡建飞作出“恶意串通”的认定。4、不论公司是否变更印章，也不论股东会对外是否代表公司，劳务公司都没有权利拒绝履行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劳务公司之所以认为可以不履行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在于本案还存在三名小股东于2013年6月15日炮制的对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内容作出了根本性改动的股东会决议，但因2013年6月15日股东会决议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比例而无法生效，一、二审法院对此均予认可。5、二审法院关于公司内、外部意思表示效力的论述并没有问题，充分说明蔡建飞以股东会决议进行产权转让，只有相对人安装公司才有权主张对其不发生效力。即虽然安装公司有权不认可劳务公司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效力，但绝不意味着其不被允许认可该《股东会决议》。6、不论安装公司是否知道劳务公司曾更换过印章，只要蔡建飞所持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没有被新的股东会决议变更或被法院撤销，则安装公司认可该股东会决议就不存在恶意串通。更何况，劳务公司从未将不合法的2013年6月15日股东会决议通报安装公司，安装公司当然以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为准。至于股东会决议上是否要求加盖印章，仅是出于方便办理程序的考虑，并非有所谓“和蔡建飞恶意串通损害劳务公司合法权益”的目的。对此，安装公司法定代表人俞云忠在二审第二次庭审中向法庭陈述：“……但是因为未盖章，发票税费承担问题而不能办理”，“我要求蔡建飞提供盖有公章的劳务公司决议书，不是因我要求后加盖的公章”，足以证明上述安装公司的真实意思。7、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对于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应当采取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一、二审法院的认定没有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三、二审法院回避了蔡建飞所持印章的合法性问题。1、蔡建飞以劳务公司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为依据合法持有、掌控、使用劳务公司原有合法印章，劳务公司对此并无异议。蔡建飞作为劳务公司实际运行人，理应掌握公司印章并负责日常经营，但三名小股东为争夺企业控制权、推翻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严重违背诚信原则，隐瞒公章仍在蔡建飞手中之事实，假称印章丢失，欺骗公安机关为其重新刻制公章。劳务公司庭审中对此予以承认：“审判长：被上诉人，劳务公司为什么突然换章？被上诉人：公司经营过程中章找不到了，原先是控制在蔡建飞手中的，后来无论是形成股东会决议，还是对外经营业务，没有办法使用印章，我们就重新申请了印章。”2、本案中，正是三名小股东恶意串通骗取新印章，蔡建飞持有的印章一直未缴销，且即便三名小股东掌控了新印章，也不能否定蔡建飞使用旧印章的效力。一、二审法院对三名小股东恶意串通更换公章、损害蔡建飞合法权益的事实视而不见，纵容三名小股东的违法行为。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劳务公司提交意见称，1、案涉《实体化运行协议》系改制合同，该协议不仅涉及资产转让而且涉及职工分流和职工股流转。蔡建飞所持股份中含有18名职工的代持股。2、案涉《实体化运行协议》中涉及的280万元并非案涉不动产对价，而是劳务公司分割资产的差价，劳务公司就案涉不动产实际已经支付全部的或大部分对价，享有完整财产权利和可期待的所有权。3、劳务公司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不能成为蔡建飞受让案涉不动产的依据。首先，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实际上是劳务公司四名工商登记股东就公司所有权转让形成的股东决议，受让方是劳务公司的四分公司而非蔡建飞个人。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包含一个前提三项内容。一个前提是劳务公司继续运行。三项内容分别是股权转让、公司实际运行人的6个安排及运行成本安排、公司房屋土地内部转让。根据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内容性质，既涉及资产转让也涉及经营决策权的转让、股权的转让，说明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实际上是公司转让的股东决议，该股东会决议中所谓最高报价者拥有案涉房屋产权及该产权拥有者与安装公司自行办理转让事宜的描述，是随着公司所有权向最高报价者转移，公司资产最终被最高报价者拥有、掌控。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使用的是“拥有”，而非“所有”。4、蔡建飞与安装公司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协议侵害了劳务公司的合法权益。至今蔡建飞名下仍代持17名职工的代持股，根据《股东会决议》规定，该资产最终由四分公司拥有，而非蔡建飞个人，四分公司股东包括蔡建飞总共19名。案涉不动产是劳务公司唯一重大资产，蔡建飞受让该不动产导致劳务公司丧失了唯一的经营资产，侵害了劳务公司18名职工的股权利益。综上，请求驳回蔡建飞的再审申请。安装公司提交意见称，1、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代表了劳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是劳务公司必须遵守、执行的依据，该决议明确了厂房及办公楼产权实行内部转让报价，报价最高者得，且该《股东会决议》也加盖了劳务公司印章，安装公司按照该协议履行相关手续，将案涉厂房、土地过户给蔡建飞，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并不存在任何过错。2、根据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蔡建飞是劳务公司实际运行人，依法掌控劳务公司印章，且印章至今仍由蔡建飞保管，这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的授权表示，所以本案中安装公司不存在任何主观过错。蔡建飞所持股份40%以上，即只要蔡建飞不同意对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进行变更，该《股东会决议》就不会被取代。正因为如此，劳务公司自2013年2月22日以后未作出任何合法、有效的新的股东会决议。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至今仍对劳务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在以上前提下安装公司才同意将房产和土地过户给蔡建飞，安装公司依法依约配合履行了相应的协议，不存在过错。虽然劳务公司主张在2013年6月15日重新作出股东会决议，但该份股东会决议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应属无效，且该份股东会决议也没有否认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效力，即劳务公司的全体股东认可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所谓的授权瑕疵是由劳务公司其他三名小股东恶意制造出来的。3、虽然2013年6月15日股东会决议无效，但其内容仍表述为：只有当蔡建飞不履行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情况下，其权利才发生转移。即2013年6月15日股东会决议并没有否认蔡建飞可以依据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的约定行使相应的权利。截至安装公司与蔡建飞交易结束，高永军也从未向蔡建飞提出过主张，因此安装公司承认蔡建飞的交易主体地位，不存在主观过错。4、2010年12月31日，安装公司与劳务公司签订的《实体化运行协议》明确约定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该协议没有加盖劳务公司印章，而是以四股东的签名代替了印章，故该协议没有生效。本案中，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的签名形式与《实体化运行协议》中的签名形式一致。综上请求支持蔡建飞的再审申请。李锦兰提交意见称，同意蔡建飞的意见。蔡建飞受让案涉不动产的权利基础是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也是履行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劳务公司认为其有权不履行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没有法律依据。劳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安装公司、蔡建飞、李锦兰之间订立的不动产转让协议、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2、安装公司将位于海门市XX处房屋及土地变更登记给劳务公司；3、安装公司向劳务公司支付违约金4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18日，安装公司与劳务公司签订资产分割确认书一份，载明：劳务公司上交安装公司现款280万元，安装公司将三和厂房、土地产权转户给劳务公司（三和厂房、土地核定金额633.6万元，已提折旧195万元，净值438.6万元，其中含土地增值169.6万元）。实物资产分割以资金到位产权转出的原则。2010年12月31日，安装公司（作为甲方）与劳务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实体化运行协议》，其中资产分割一项中约定：（1）根据2010年11月10日甲、乙双方签署的公司资产核定数额及分拆明细和2010年12月18日签订的资产分割确认书，上述两个文件对甲方的固定资产增值未考虑，故甲、乙双方确认乙方分得资产与乙方上交甲方改制资产、资质维护费、2010年度管理费相抵后，除了乙方上交甲方280万元并取得三和厂房和土地使用权外，甲方对乙方应上交安装公司改制资产2442.9万元不再上交，该上交部分改制资产2442.9万元属于乙方所有，与甲方无关；（2）甲方资产除三和厂房、土地使用权外的其他资产属于甲方所有，与乙方无关；（3）甲方在2011年2月28日前将三和厂房产权及土地使用权办到甲方名下，否则按该固定资产核定原值的0.5%每天承担违约金。乙方在甲方上述产权及使用权过户到乙方名下后三日内将280万元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否则按该280万元的0.5%每天承担违约金。2013年2月22日，劳务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载明：“经劳务公司股东协商一致同意，劳务公司对外继续运行，对内四个股东内部转让给一个股东运行，并以下列方式将本公司协议拥有的海门市XX号土地使用权、厂房及办公楼的产权实行内部转让报价，并以最高报价者拥有该产权……该产权拥有者与安装公司自行办理产权转让事宜，不管是否转让成功都不影响其他三名股东按股份应得的价款。产权拥有者应在劳务公司与安装公司协议责任期限履行完毕、劳务公司及下属各分公司的内部转让前的纳税义务完全清缴后十日内，将该固定资产内部转让应付款及劳务公司内部转让之日前账面净资产，按股份占比将现金转到其他股东名下，在支付现金的同时将所持股份转让到该产权拥有者的名下。”同日，劳务公司四股东蔡建飞、高永军、陆善清、张永平形成《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载明：根据2013年2月22日劳务公司股东会决议，对XX号内的办公楼、厂房实行内部报价，四分公司蔡建飞报价捌佰万为最高价，因此2013年2月22日后劳务公司的实际运行人为蔡建飞及劳务公司所发生的运行费用由蔡建飞承担。2013年8月9日，劳务公司向安装公司发函一份，告知安装公司其原有公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已作废，原公章编号：3206XXXX23062，启用新公章编号：3206XXXX17795（公章印模附后及新证书复印件附后）。安装公司时任董事长徐建刚于2013年8月28日签收。2013年9月10日，劳务公司向蔡建飞发函一份，载明：一、原劳务公司公章（原公章编号：3206XXXX23062，现公安备案公章编号：3206XXXX17795）及资质证书等所有资料已作废，今后如继续使用原公章及原资料，造成一切后果由你本人负责；二、你已收到2013年度房租务必在10日之内汇入劳务公司账户……逾期不交的，公司将视为你个人侵占公司资金。2014年1月14日，海门市公安局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劳务公司于2013年8月6日在本处申请刻制印章（编号为：3206XXXX17795）。2016年4月30日，安装公司与蔡建飞签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安装公司将位于海门市XX号，土地使用证号为海集用（2008）第03XXXX号，宗地面积11420平方米转让给蔡建飞，总额为2969200元，价款于合同签订后7日内支付。同时，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经转让人、受让人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并报海门市国土资源局批准后生效。庭审中，安装公司与蔡建飞一致确认转让款的组成及支付时间：2016年4月21日，安装公司青岛分公司向安装公司银行转账130万元；同年4月22日，（何）建伟向安装公司支付承兑汇票200万元；同年9月26日，安装公司青岛分公司再次转账200万元，上述合计530万元。2016年5月4日，江苏诚谨律师事务所受劳务公司委托，向安装公司发函一份，载明：……贵公司应于2011年2月28日之前，将位于海门市XX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至劳务公司名下……但上述合同义务，虽经劳务公司多次要求，但贵公司至今未履行……合同主体系贵公司与劳务公司，办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须凭劳务公司公章以及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为准，没有以上手续的转让，劳务公司概不认可，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均由贵公司承担。2016年11月10日，海门市人民政府海门街道办事处、海门市海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土地所有者同意转让证明”，同意安装公司将案涉土地转让给蔡建飞使用。2016年11月14日，安装公司作为甲方，蔡建飞、李锦兰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不动产转让协议，约定安装公司将案涉不动产以8273790元的价格转让给蔡建飞、李锦兰，房款结算方式为转账。安装公司在甲方处盖章，乙方处仅有蔡建飞一人签字。同日，案涉不动产登记至蔡建飞、李锦兰名下。审理中，一审法院依职权至海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查询案涉不动产权属变更及房屋、土地状况。案涉不动产房产证原编号：海政房房权证字第1700XXXX号，房屋所有权人为安装公司，房屋坐落于三和镇XX处，房屋状况为1、2、3、4、5号房，其中4号房为办公用房，登记时间为2007年11月26日。2016年11月14日，案涉不动产登记至蔡建飞、李锦兰名下，所有权证号：苏（2016）海门市不动产第002XXX号，坐落于海门市XX处；房屋状况：1、2、3、4、5号房，其中4号房的用途为办公；土地状况：宗地面积11420平方米，土地使用期限2003-06-24至2053-06-23。同时查明，2011年6月，海门市海门镇与三和镇合并；2012年，海门市行政区划调整，撤销海门镇，设立海门街道。一审法院依法向安装公司法定代表人俞云忠调查取证，其陈述：“16年，他（蔡建飞）来找我谈时，（股东会决议、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没有劳务公司的印章，后来我要求他提供有印章的，至于他什么时候盖章的我不清楚”，“我看不到加盖印章的文件是不会移交给他的，包括法人的签字”，“（运行协议书签订后）案涉房产由劳务公司实际控制，分割之后由他们收取租金，已经与我公司没有关联”。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2014）港商初字第00539号、（2015）通中商终字第00284号民事判决书，该两份生效判决均确认：2012年11月8日，安装公司召开第四届股东大会第一次会议，徐建刚当选董事长。后俞云忠在选举程序终结后又以选举办法不符合公司法及章程规定为由，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被驳回诉讼请求。另查明，蔡建飞与李锦兰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安装公司与蔡建飞之间签订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不动产转让协议无效；二、安装公司、蔡建飞、李锦兰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坐落于海门市XX处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劳务公司名下；三、安装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劳务公司支付违约金50万元；四、驳回劳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8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3880元，由劳务公司负担15000元，由安装公司负担15000元，由蔡建飞负担13880元。安装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安装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蔡建飞、李锦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劳务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劳务公司承担。二审法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焦点：1、安装公司与蔡建飞、李锦兰之间所签订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不动产转让协议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2、安装公司就其与劳务公司之间所签订的运行协议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否承担违约责任。二审法院认为，安装公司与蔡建飞、李锦兰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其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协议、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属无效，案涉不动产应变更登记至劳务公司名下。安装公司未在其与劳务公司所签订的运行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将相关厂房产权及土地使用权办到劳务公司名下，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安装公司与蔡建飞就资产转让存在恶意，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系无效合同。首先，案涉资产转让的主体系安装公司与劳务公司。根据安装公司与劳务公司之间签订的资产分割确认书及《实体化运行协议》的约定，资产分割交易发生在安装公司与劳务公司之间，该两个主体系资产转让合同的相对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除非劳务公司授权第三人履行，安装公司不得向第三人履行转让合同。其次，劳务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系其公司内部意思表示，在劳务公司未明确同意改变履行主体的情形下，安装公司不能根据劳务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改变其与劳务公司之间签订的资产分割确认书及《实体化运行协议》所约定的履行对象。公司实施法律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类，一是公司内部意思表示，通常表现为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二是公司外部意思表示，通常表现为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内部意思表示对外作出民事行为，只有公司对外作出的意思表示才能对相对人发生效力，蔡建飞并非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未授权其可代表公司对外从事相应民事行为时，其持股东会决议、《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原件要求安装公司将案涉不动产变更登记到其名下，不能代表劳务公司的意思表示，对劳务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同理，安装公司亦不能根据作为劳务公司内部意思表示的股东会决议、《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改变其与劳务公司约定的履行对象，在蔡建飞并非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劳务公司对蔡建飞进行相关授权的情形下，安装公司仍然与蔡建飞进行交易显然存在恶意。第三，安装公司在收到劳务公司的相关函件之后，仍然与蔡建飞进行交易，主观恶意明显。根据安装公司法定代表人俞云忠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取证时的陈述，即“16年，他（蔡建飞）来找我谈时，（股东会决议、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没有劳务公司的印章，后来我要求他提供有印章的，至于他什么时候盖章的我不清楚。”，可知2016年蔡建飞持股东会决议、《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原件要求安装公司将案涉不动产变更登记到其名下时，安装公司经审核认为两份文件须加盖劳务公司印章，其对与蔡建飞交易须得到劳务公司的认可是明知的。后蔡建飞向安装公司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2013年8月9日劳务公司即函告安装公司其原有公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已作废，已启用新公章；2016年5月4日，江苏诚谨律师事务所受劳务公司委托，函告安装公司应于2011年2月28日之前，将位于海门市XX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至劳务公司名下，合同主体系安装公司与劳务公司，办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须凭劳务公司公章以及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为准，没有以上手续的转让，劳务公司概不认可，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均由安装公司承担。据此，安装公司在2013年8月即已明知劳务公司印章已变更，蔡建飞所盖公章可能非劳务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公章的情况下，非但不向劳务公司求证，还在收到律师函半年后仍在没有劳务公司公章以及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手续的前提下将案涉不动产变更登记至蔡建飞夫妇名下，主观恶意明显。安装公司与蔡建飞在没有得到原合同相对人劳务公司许可之下，将本应由劳务公司交易所得的财产权转让于第三人蔡建飞，主观上存在恶意串通，客观上损害了本应属于劳务公司的财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转让合同无效并无不当。二、安装公司未按约履行运行协议，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对权利义务的约定，合同主体均应恪守合同约定。案涉运行协议明确约定，安装公司在2011年2月28日前将三和厂房产权及土地使用权办到劳务公司名下，否则按该固定资产核定原值的0.5%每天承担违约金；劳务公司在安装公司上述产权及使用权过户到劳务公司名下后三日内将280万元汇入安装公司指定账户，否则按该280万元的0.5%每天承担违约金。安装公司提出资产分割确认书中约定“实物资产分割以资金到位产权转出”，对此，二审法院认为，资产分割确认书签订于运行协议之前，且运行协议中亦明确约定资产分割确认书系协议的附件，故双方对案涉不动产过户、钱款交付的先后顺序应以运行协议的约定为准，即安装公司于2011年2月28日前将不动产过户到劳务公司名下，劳务公司在过户后三日内交付280万元钱款。安装公司认为其未在运行协议中加盖印章，并据此否定协议的效力，对此，二审法院认为，安装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俞云忠在运行协议上签字，该签字行为与加盖公司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且运行协议签订后，安装公司虽未将案涉不动产过户，但已将其交由劳务公司使用，其已实际履行协议中的相关条款，现其主张协议无效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二审法院不予采信。安装公司不但未按约履行运行协议，且将案涉不动产转让给他人，显然存在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考虑到安装公司将案涉不动产于运行协议签订之后实际交由劳务公司使用，一审法院将劳务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违约金酌情调整为50万元，符合情理，并无不当。对于蔡建飞提出的劳务公司原审将确认无效之诉与合同履行之诉合二为一，违反一事一理、一案一由的基本诉讼原则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法院对确认之诉所作出的裁判，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给付之诉，具有一定的预决效力，确认之诉可能转变为给付之诉，将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合并审理，可以减少当事人讼累，节约诉讼资源。本案中，劳务公司要求确认安装公司与蔡建飞之间的转让合同无效，而在确认无效之后，劳务公司必然要求安装公司履行其与劳务公司之间的合同，故劳务公司的该两项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审理有利于便捷高效地处理纠纷。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80元，由安装公司、蔡建飞、李锦兰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一、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审查期间，蔡建飞提交2013年7月17日高永军等三股东给蔡建飞的告知函。拟证明：蔡建飞在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后获得授权，股东将劳务公司印章交给蔡建飞保管，此后再无新的有效股东会决议变更这一授权事实。因此蔡建飞至今仍持有劳务公司印章有充分依据和合法授权。劳务公司质证称，1、对该份函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告知函恰恰说明劳务公司不同意蔡建飞受让案涉不动产，2013年7月，蔡建飞应当知晓2013年6月15日股东会决议，且蔡建飞未在法定期限内通过法定形式申请撤销这一决议，2013年6月15日股东会决议已生效。2、对蔡建飞在2013年7月17日之前被授权保管印章没有异议，之前授权蔡建飞保管印章并不代表已经通知蔡建飞旧印章已失效的情况下，还具有继续使用旧印章的合法性，也不影响劳务公司经公安机关备案重新启用印章的合法性。安装公司质证称，不清楚蔡建飞与劳务公司之间的函件，无法发表质证意见。但安装公司从未收到劳务公司通知旧印章已经作废的告知。李锦兰质证称，认可该份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该函说明劳务公司其余三名小股东明知劳务公司印章在蔡建飞处保管。结合劳务公司于2013年8月重新申请备案印章的事实，说明三名小股东才是真正的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利的主体。再审庭审中，劳务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2018）苏06民终394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从安装公司分流到劳务公司的另外49名职工的股权被蔡建飞、陆善清、高永军、张永平工商登记代持，其中蔡建飞代持18名职工股份，占28.86%，蔡建飞与安装公司签订协议侵犯了劳务公司的职工利益。2、2013年2月22日劳务公司与分公司资产分购确认书。拟证明：分公司资产由全体股东和出资人所有，蔡建飞将案涉不动产转让至其夫妻名下，侵犯了代持股股东的利益。3、2010年12月28日劳务公司运行办法。拟证明：公司重大决策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并有书面决议，各董事签字有效。说明转让案涉不动产应经劳务公司董事会决议，蔡建飞转让案涉不动产不享有代理权。4、（2019）苏06民终94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由于蔡建飞与其他股东之间矛盾加深，诉讼不断，劳务公司处于僵持状态，被法院判决解散。蔡建飞、李锦兰质证称，对四份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1、3946号民事判决书并没有否认蔡建飞所持有的股份，没有改变蔡建飞持股超过三分之一的结果，在法律上至今仍是被确认的事实。2、本案诉讼由劳务公司提起，而非代持职工股东提起。所谓代持职工股东是否存在以及其是否存在异议，劳务公司没有权利表达。3、2010年12月28日运行办法并不是股东会决议，而是四股东就经营事项达成了操作办法。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是在该份运行办法之后形成，新决议的效力优于旧的决议。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已经授权蔡建飞的代理权利。4、（2019）苏06民终947号判决书足以说明劳务公司以维护劳务公司利益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但劳务公司在案涉房产到手后不到一个月就擅自转让给小股东的关联公司，随后又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安装公司质证称，1、对证据1不清楚，（2018）苏06民终3946号判决书不能对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及运行报价产生任何影响。2、对于证据2、证据3不清楚，也与本案无关。3、对证据4不清楚。4、劳务公司提交的参考材料，明显与劳务公司在2017年6月21日庭审笔录第7页所发表的质证意见相矛盾。本院认为，1、劳务公司、李锦兰对蔡建飞提交的2013年7月17日高永军等三股东给蔡建飞的告知函的真实性无异议，蔡建飞、李锦兰对劳务公司提交的四份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于关联性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阐述。本案再审争议焦点：1、安装公司与蔡建飞签订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不动产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2、安装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院认为，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之间纠纷的起因及背景，劳务公司以蔡建飞与安装公司恶意串通为由主张安装公司与蔡建飞签订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不动产转让协议无效，依据不足。理由是：1、根据法律规定，恶意串通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互相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恶意串通的民事法律行为在主观上要求双方有互相串通，为满足私利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客观上表现为实施了一定形式的行为来达到这一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安装公司与劳务公司于2010年12月18日签订资产分割确认书，约定劳务公司上交安装公司280万元，安装公司将三和厂房、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劳务公司。双方又于2010年12月31日签订《实体化运行协议》，约定安装公司在2011年2月28日前将三和厂房产权及土地使用权办到劳务公司名下，劳务公司在上述产权及使用权过户到其名下后三日内将280万元汇入安装公司指定账户。后劳务公司为履行《实体化运行协议》，其四名股东于2013年2月22日形成《股东会决议》，约定：经劳务公司股东协商一致同意，劳务公司对外继续运行，对内四个股东内部转让给一个股东运行，并以下列方式将本公司协议拥有的海门市XX号土地使用权、厂房及办公楼的产权实行内部转让报价，并以最高报价者拥有该产权……该产权拥有者与安装公司自行办理产权转让事宜，不管是否转让成功都不影响其他三名股东按股份应得的价款。产权拥有者应在劳务公司与安装公司协议责任期限履行完毕。同日，劳务公司四股东蔡建飞、高永军、陆善清、张永平形成《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进一步确认：根据2013年2月22日劳务公司《股东会决议》，对XX号内的办公楼、厂房实行内部报价，四分公司蔡建飞报价捌佰万为最高价，因此2013年2月22日后劳务公司的实际运行人为蔡建飞及劳务公司所发生的运行费用由蔡建飞承担。故劳务公司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实际上是为了履行2010年12月31日《实体化运行协议》，即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是经劳务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劳务公司履行2010年12月31日《实体化运行协议》的履行方式。根据劳务公司2013年2月22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蔡建飞作为2013年2月22日《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确认的劳务公司的实际运行人，即为海门市XX号土地使用权、厂房及办公楼的产权所有权人，拥有上述房产的所有权和土地的使用权，有权依据劳务公司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的约定，与安装公司签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不动产转让协议，自行办理产权转让事宜。2、尽管股东会决议存在内部意思表示及外部意思表示之分，但可以股东会决议系公司内部意思表示而对其缺乏约束力进行抗辩的是相对人而不是作出股东会决议的公司或公司股东自身。就本案而言，蔡建飞直接以劳务公司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及《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与安装公司办理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转让，对此，该意思表示人的相对人安装公司有权主张对其不发生效力，但劳务公司及其股东不能自己否定自己，且安装公司有权认可并履行劳务公司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3、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安装公司在办理案涉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转让过程中存在恶意，也不足以证明其与蔡建飞存在串通共谋的行为。（1）劳务公司二审庭审中陈述：安装公司与劳务公司本来同属一个公司，因为安装公司法定代表人俞云忠与劳务公司的四个股东当时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本院审查期间，劳务公司亦陈述：俞云忠与劳务公司四股东原先都是安装公司的股东，都有自己相应的承包队伍。劳务公司《实体化运行协议》签订之前，俞云忠与包括蔡建飞在内的四股东发生了极大的矛盾，导致劳务公司《实体化运行协议》的签订，劳务公司与安装公司分开运营。即俞云忠与包括蔡建飞在内的劳务公司四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矛盾，故劳务公司称安装公司法定代表人俞云忠与蔡建飞存在恶意串通与上述陈述存在矛盾，根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认定蔡建飞与安装公司法定代表人俞云忠存在共同损害劳务公司利益的目的。（2）安装公司法定代表人俞云忠一审中陈述：照道理讲，劳务公司四个股东都签字股东会决议就已经生效了，我是为了稳妥起见，要求他们提供盖有公章的材料；在我们收到律师函之前，已经办理了土地转让手续，等待取证；包括转让协议、转让价格都已经在收到律师函之前谈妥了；我们并没有违反律师函的内容，蔡建飞提供的材料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有公章，对我来说就已经完全有效力了。故即使按照安装公司法定代表人俞云忠的陈述，因蔡建飞提供的材料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有公章，其认为并没有违反律师函的内容，即安装公司已尽审慎注意义务。（3）劳务公司于2016年5月4日向安装公司发律师函，但安装公司于此前的2016年4月30日就已与蔡建飞签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且劳务公司三名小股东形成的所谓2013年6月15日股东会决议亦未告知安装公司，律师函也没有否认劳务公司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更没有撤销蔡建飞为劳务公司实际运行人的身份，故安装公司依据劳务公司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及《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与蔡建飞办理相关转让手续，并不存在与蔡建飞串通的情形，不能以劳务公司曾向安装公司发过律师函，即认定安装公司与蔡建飞存在恶意串通。4、蔡建飞依照劳务公司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和《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获得案涉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已支付相应转让价款，安装公司对此予以了确认，不能因为蔡建飞个人获得案涉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即认定案涉转让行为损害了劳务公司的合法权益。至于蔡建飞有无足额支付800万元报价以及各股东如何分配价款，系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及《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的履行问题，并不影响蔡建飞依照劳务公司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和《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获得案涉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亦不影响蔡建飞与安装公司签订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不动产转让协议的效力。因2013年2月22日《股东会决议》已确认蔡建飞占股40.01%，如果存在蔡建飞代持股的情况，也只是蔡建飞与被代持股职工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涉，故劳务公司提交的拟证明蔡建飞代持职工股份的证据，与本案无关。综合本案案情，劳务公司于2013年2月2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合法有效，蔡建飞与安装公司依据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股东运行办法决议报价确认书》办理案涉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不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劳务公司权益的行为，安装公司将案涉厂房、土地过户给蔡建飞，并无过错。故一、二审法院认定安装公司存在违约，并判决安装公司承担50万元违约金的违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再审申请人蔡建飞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2017）苏0684民初19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301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海门市设安安装劳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8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3880元，由海门市设安安装劳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8880元，由海门市设安安装劳务有限公司负担。审 判 长  顾 韬审 判 员  陈志明审 判 员  邹 宇法官助理  安晓辉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 记 员  庆姝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