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1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春明，男，198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燕娟，女，1982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虎，浙江春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春明与被上诉人黄燕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82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依法延长审限3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余春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的诉讼费由黄燕娟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强行将余春明和黄燕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双方签订的《维保电梯转让协议》并为一个内容，将余春明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权利抹除，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涉案协议转让的标的为温州法莱德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莱德公司）股权，《维保电梯转让协议》约定的依托第三方杭州奥立达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立达公司）所进行的电梯维保市场转让无关；其次，两份协议签订时间不同，均不影响两份协议真实有效，一审判决以《维保电梯转让协议》签订在前，涉案协议签订在后，即直接认定两者存在必然联系，同样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最后，一审判决以余春明从未主张过债权，即便在双方发生矛盾时，也未进行主张，即认定余春明自行放弃债权，有违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诉讼时效的约定，余春明前期基于自身原因及黄燕娟个人情况，未向黄燕娟主张债权，但从未明确提出放弃债权。在黄燕娟不顾多年情分，在先起诉了余春明要求解除《维保电梯转让协议》并要求退还全部款项后，余春明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在诉讼时效未到期前主张自身权益，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2.即便如一审判决所认定，但黄燕娟也未完全履行《维保电梯转让协议》，未能向余春明支付全额转让款及分红。虽然该案已经由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但黄燕娟仍然不服，提出了上诉，在二审法院判决前，黄燕娟未全额履行《维保电梯转让协议》前，余春明有权要求黄燕娟履行涉案协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黄燕娟辩称：一、上诉人所提相关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法莱德公司系为余春明之前以奥立达公司承接的电梯维保业务、在维保合同签订后收取维保费用开具发票而由余春明夫妻设立，该公司不承接任何电梯维保业务。基于奥立达公司的财务要求，如奥立达公司支付余春明款项时，余春明需再行开具相应的税务发票。余春明为避免中间环节，设立了法莱德公司，其以奥立达公司名义承接的电梯维费用，均以法莱德公司名义开具发票，仅用于收取以奥立达公司名义承接的电梯维保费用。转让该公司股权，纯粹是为了便于在黄燕娟与余春明合作期间收取电梯维保费用，公司本身根本没有任何资产或价值。故从黄燕娟一审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是余春明催促黄燕娟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并由其联系了之前为其办理法莱德公司工商登记的代办人员办理的变更登记手续。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充分的证实，黄燕娟受让目标公司股权，仅仅是为了便于履行与余春明之间签订的《维保电梯转让协议》。二、从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对账清单）及余春明提供的其他材料可以看出，余春明在微信聊天记录及对账单中，从未提出过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也从未以任何形式向答辩人催讨所谓股权转让款。另，法莱德公司注册地址与余春明在《维保电梯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办公室地址完全一致，在转让协议中已经将该办公室的一切资产（包括电梯配件等）包含在转让协议中，由此也可以说明法莱德公司完全是一个空壳公司，没有任何资产、不开展任何业务。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余春明的上诉。 上诉人余春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黄燕娟立即向余春明支付股权转让款23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燕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9日，余春明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黄燕娟签订《维保电梯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从2017年8月1日起将电梯维保业务（包含自行保养及委托保养业务）转让给乙方。转让费55万元由乙方在2017年10月1日前汇至甲方指定账户。其中乙方应于2017年8月1日前预付40万元。甲方收到预付款后将电梯保养台账及所有电梯资料、办公室配件移交给乙方；甲方在收到全部款项后协助乙方完成相应业务的平稳过渡，包括但不限于客户资源移交，与客户之间关于变更维保负责人的必要说明，保持原雇佣人员稳定等方面，协助乙方在短期内顺利开展原甲方的全部业务。双方还就移交前后的电梯维保费用、电梯配件更换收入及未完成电梯项目等具体事项安排作出约定。《维保电梯转让协议》签订后的次月，余春明、黄燕娟双方在微信聊天中数次合意法莱德公司股权变更及法莱德公司开具发票等事宜。 2017年9月4日，余春明、黄燕娟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余春明将其认缴出资40.864万元（其中实缴23.2万元）、占法莱德公司80%的股份以23.2万元转让给黄燕娟；黄燕娟按照章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其后，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权变更登记后，双方因履行电梯维保业务转让协议产生争议，余春明要求黄燕娟结清电梯维保转让尾款，而均未提及案涉股权转让款。2017年11月1日，双方对电梯维保业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对账结算，剔除黄燕娟欠付的转让款101900元外，余春明尚需支付黄燕娟27486.5元。 又查明，法莱德公司于2013年5月27日登记设立，公司经营范围为：电梯、扶梯、机电及电梯的零部件销售；电梯安装、维修、保养服务。案涉股权转让前，法莱德公司的股东为余春明、万秀飞，注册资本51.08万元。其中余春明认缴出资40.864万元，持股比例80%；万秀飞认缴出资10.216万元，持股比例20%。余春明与万秀飞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余春明、黄燕娟之间协议转让电梯维保业务是否及于法莱德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结合本案事实，该院分析如下：首先，从余春明、黄燕娟双方签订的电梯维保业务转让协议内容来看，该协议约定由余春明协助黄燕娟完成业务平稳过渡，包括但不限于客户资源、与客户说明变更负责人、稳定员工的雇佣关系等，且移交后排除出让方对客户资源信息的占有使用。余春明转让的业务范围与法莱德公司的经营业务范围重合，且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而法莱德公司的股东由余春明及其配偶万秀飞组成。其次，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目的来看，余春明、黄燕娟双方基于先前订立的电梯维保业务转让协议，其后办理法莱德公司的股权变更与法定代表人更换。上述行为应视为各方在订立电梯维保业务转让协议后针对该业务对外经营主体法莱德公司的股权结构而进行的相应调整。最后，从电梯维保业务转让的合同履行过程来看，双方因履行电梯维保业务转让协议发生争议后，余春明多次向黄燕娟主张权利时均未提及案涉股权转让款并且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上亦未涉及。倘若双方之间存在关于法莱德公司的股权转让而产生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但从余春明之后的行为表征判断亦不符合日常的生活经验法则和形式逻辑。综上所述，余春明提起的本案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余春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80元，减半收取2390元，由余春明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余春明向法院提交一份证据：法莱德公司的收款部分明细，用以证明黄燕娟已实际使用法莱德公司进行收款、收益。黄燕娟质证如下：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证如下：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黄燕娟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双方无异议。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还查明，2020年3月5日，本院作出（2019）浙01民终5893号民事判决，认定黄燕娟与余春明于2017年7月29日签订的《维保电梯转让协议》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归为无效。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仍在于余春明、黄燕娟之间协议转让电梯维保业务是否及于法莱德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1.从余春明、黄燕娟双方签订的《维保电梯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余春明转让给黄燕娟的业务为其所保养的所有电梯，包括但不限于客户资源、与客户说明变更负责人、稳定员工的雇佣关系等。且余春明需协助黄燕娟在短期内能够顺利开展全部的业务。而法莱德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电梯安装、维修、保养服务等。余春明与黄燕娟就《维保电梯转让协议》履行的沟通中亦多次提到法莱德公司股份的变更、金穗盘系统的交接以及开票等问题，故黄燕娟主张余春明与其签订法莱德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系为了履行《维保电梯转让协议》的抗辩，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纳。2.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看，系在《维保电梯转让协议》签订后，在黄燕娟全额支付电梯维保业务的转让款之前。而余春明在多次催讨电梯维保业务的转让款时从未要求黄燕娟支付法莱德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以余春明之后的行为表征判断不符合日常的生活经验法则和形式逻辑为由，判定余春明与黄燕娟并未就股权转让形成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余春明的诉请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上诉理由亦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80元，由上诉人余春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文杰 审判员  梁 琦 审判员  魏之薏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曾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