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1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家民，男，1970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丽，山东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刚，男，1972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淄博市淄川区村民，系被上诉人刘征之夫，现住址不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征，女，197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淄博市淄川区村民，现住址不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翠珍，女，194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永安，淄博淄川般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承福，男，1946年5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系被上诉人刘翠珍之夫。 上诉人王家民因与被上诉人王志刚、刘翠珍、刘征、王承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2民初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家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丽，被上诉人刘翠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永安，被上诉人王承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家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借款60000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10月25日至本金付清之日的利息。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对于借款本金80000元已经交付，一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多次民间借贷，双方的交易习惯是现金交付，没有转账凭证，双方只出具一份借条。在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借款凭证一份，内容为“今借到人民币现金捌万元整”，并非“今借”，说明被上诉人借款以借款凭证的书面形式，确认收到借款本金80000元。因此，借款凭证既是借贷双方形成合意的凭证，同时具有推定借贷事实已经实际发生的证据效力。另外，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2月8日被告归还了原告20000元”，且被上诉人在借条上予以载明，被上诉人归还20000元的行为，说明被上诉人对借款本金80000元已经交付是认可的。因此，借款凭证内容、被上诉人归还20000元的行为及其余借条互相结合印证，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已收到借款80000元，一审判决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定“同一笔借款原告先后提供的资金来源证明相互矛盾”，该认定是错误的。就本笔借款上诉人曾于2018年11月14日起诉，提供了张美给黄长江出具的80000元借条，在本案中提供了张翠、张静出具的上诉人分别向二人借款40000元的证明。一审判决将上述证据对比，认定“同一笔借款原告先后提供的资金来源证明相互矛盾”，该认定不能成立。根据80000元借条的落款时间，该借条不成立，不应作为认定证据相互矛盾的依据；从法律方面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80000元借条未经庭审质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被上诉人刘征、王承福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民间借贷的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借款的实际支付，借贷双方之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见表示一致外还有借款人，这样借贷关系才成立。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既没有提供通过银行向被告转账等明细，也未提供自己在银行的提款回单，及其他有效证据，来证明之间来源及交付情况，且同一笔借款上诉人先后提供的资金来源证明相互矛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60000元，按同期银行利率，支付自2018年10月25日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家民提供借款凭证一份，证实2009年3月1日，刘翠珍、王承福、刘征、王志刚借王家民80000元，2013年2月8日刘翠珍、王承福、刘征、王志刚归还了王家民20000元，余款60000元未还。刘翠珍、王承福对王家民提供的借款凭证不予认可，认为王家民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资金来源，主张2009年3月1日刘征、王志刚借款时，刘翠珍、王承福并未签字，2013年2月8日归还王家民20000元时，刘翠珍、王承福才签了字。庭审中，王家民认可2013年2月8日归还王家民20000元借款时，刘翠珍、王承福才在借款凭证签字。王家民曾于2018年11月14日起诉刘征、王志刚、刘翠珍、王承福要求归还借款60000元，原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依法驳回了王家民的起诉，在这次起诉中，王家民用其妻子张美给黄长江出具的80000元借条证明资金来源。在本案诉讼中，王家民提供张翠、张静出具的两份证明，王家民各向张翠、张静借款40000元用以证明资金来源。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借款的实际支付，借贷双方之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交付给借款人，这样借贷关系才正式成立。刘征、王志刚于2009年3月1日给王家民出具80000借据，但是对于借款本金80000元这样大额的资金交付，王家民既没有提供通过银行向刘征、王志刚、刘翠珍、王承福转账等交易明细，也未提供自己在银行的提款回单及其他有效证据来证明资金来源及交付。且同一笔借款王家民先后提供的资金来源证明相互矛盾。因此，王家民要求刘翠珍、王承福、刘征、王志刚偿还借款本金60000元及支付自2018年10月25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家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财产保全费670元，共计1970元，由王家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刘翠珍提供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借款凭证一份，拟证明本案借款凭证上王承福写已还2万元并非实际还款2万元，而是上诉人的对象去找王承福，称用该3万元借款凭证上的钱加上从本案借款凭证上扣除的2万元，作为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房款5万元，王家福和刘翠珍是在此情形下签的字，其并不知道8万元借款的事。上诉人王家民经质证后对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房屋买卖合同中张美购买房屋的5万元是一次性现金支付的款项，并非借款凭证中的3万元加上扣除的2万元。对借款凭证上诉人表示不知情，认为该借款凭证中并未写明是借王家民的款项，也不存在顶账的问题。且该借款凭证上注明的是2013年1月27日顶账，而本案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凭证上还款日期是2013年2月8日，故对该借款凭证不予认可。上诉人王家民在二审期间提供2008年4月3日王志刚、刘征、刘翠珍书写的借款凭证一份，借款金额为12万元；2011年5月9日王志刚、刘征书写的借条一份，借款金额10万元。被上诉人刘翠珍、王承福对2011年5月9日的借款不予认可，认为上面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名。对2008年4月3日的借款凭证，认为是2013年刘翠珍签的字，并认为用的笔不符合规定，应当用碳素笔而非圆珠笔，且该两笔款项已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主张从张静、张翠处借款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被上诉人不予认可。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王家民主张四被上诉人偿还借款6万元及利息有无相关依据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上诉人王家民以其持有的借款凭证主张四被上诉人向其借款8万元。但从上诉人王家民提供的出借款项来源证据来看，其在本案中提供的出借款项来源系其妻子向案外人张翠、张静分别借款4万元。而在前案中，上诉人王家民主张出借给四被上诉人的8万元系其妻子向案外人黄长江借款8万元。由于上诉人王家民对涉案借款的资金来源陈述前后矛盾，且无其他实际交付借款的证据证实涉案借贷行为实际发生。因此，原审以上诉人王家民主张借款及利息的证据不足而驳回其诉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家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王家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绛帼 审 判 员  陈燕萍 审 判 员  史华振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代理书记员  黄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