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13民终54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云辉，男，1984年7月2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永林，女，1953年3月30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娟，女，1980年8月19日出生，住上海市松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云，女，1982年3月9日出生，住上海市松江区。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令超，江苏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泗阳县杨树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阳县众兴镇北京路东方现代城春梅苑C17幢10室。 法定代表人：周全，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晶晶，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娜，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云辉、赵永林、杜鹃、杜云因与被上诉人泗阳县杨某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3民初4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云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令超，被上诉人杨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云辉、赵永林、杜鹃、杜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的规定，区分旅行社应分别对老年旅游者、年轻旅游者尽到何种责任、义务，致本案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杜云辉妻子黄某为亲属购买的旅游服务产品，参团人员均为超过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杨某公司没有采集老年旅游者的详细信息，包括个人健康情况、个人通讯方式、紧急联络人信息，亦未要求老年旅游者当面签字。2、从杨某公司安排的旅游行程看，每天均为高强度的旅游项目。连续游览时间超过3小时，连续乘车超过2小时，未安排午休时间，整个行程节奏老年人无法承受，不符合老年人身体条件。该事实有旅游行程单、各景点间距、在途时间证实。3、老年旅游服务的地接社应当在发生意外时有应急计划和解决对策，组团社有监督了解的义务。杨某公司并无应对意外的应急计划和解决对策。杜某1发现身体不适时，请同行人电话联系导游，问哪里可以买药，导游回答不清楚。4、承接老年旅游服务单位的导游或领队，应配备具备紧急救护等业务技能、了解一般医疗常识、具有至少3年导游从业经验、做事细致耐心的导游或领队全程随团服务。本案中的导游有无上述技能和工作经历，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杨某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同时，导游晚上回家休息没有随团，一审法院也未确认该事实。5、双方未签订《安全告知书》，在发生事故后才补签了免责协议。6、老年旅游者遭遇突发病情或意外事故时，导游或领队应在第一时间拨打紧急救助电话寻求专业医护和救援人员的帮助，并将突发事件及时上报组团社，同时组织周围力量开展第一时间的紧急救助工作。本案中，杜某1突发疾病无法联系到导游，同行人告知宾馆前台，宾馆前台仅帮助联系网约车。杜某1去世后，杨某公司才安排人员到医院，该事实足以证明杨某公司未履行法定义务。综上，杜某1生前的身体状况一直良好，杜某1的身体因素是导致本起事故的部分原因，但法律未苛责老年人必须身体健康才能旅游。本案中，杨某公司不考虑老年人身体特点、违法经营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故杨某公司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杨某公司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杨某公司对杜某1并无侵权行为。杜某1的不幸发病系自身疾病导致，并非外力或杨某公司的行为引起。杜云辉一方从签约到本案一审中一直强调杜某1身体一向正常，能够参加旅游，杜云辉一方指责杨某公司没有对杜某1采集健康情况、未记载紧急联系人信息等，不符合逻辑与情理。2、本次旅游行程一共5天4晚，第一天是去程，游客乘飞机到北京入住宾馆休息，第五天是乘飞机返程，真正的旅游行程只有3天。不可能存在杜云辉一方所主张的行程安排不当导致杜某1突发心肌梗死的情形。3、杜云辉一方主张导游要具备医疗知识、急救技能等，并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杜某1当时的需求。《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仅是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提出的推荐行业标准，而非强制性法律法规。该规范内容中多处使用“宜”等字眼，不能作为强制性规范适用。即使根据推荐标准，该旅行团也没有达到配备专门医生的级别。杜某1在夜间2点多感觉不舒服，第一时间去2公里外的医院就诊，远比导游赶到现场进行所谓的急救要更有效果。导游是地接社安排的，导游安排游客住宿的宾馆在旅游法上属于组团社的旅行辅助人。在杜某1提出心口疼之后，住宿宾馆第一时间叫车安排杜某1去医院救治，并不存在过错或延误。杜云辉一方主张作为组团社的杨某公司存在不救治的侵权行为没有事实根据。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整个旅游行程中，杨某公司均按约提供了合同约定的游览服务，并无过错。行程即将结束时，杜某1突发疾病，杨某公司对此无法预见，不应赔偿杜云辉一方主张的损失。 杜云辉、赵永林、杜鹃、杜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某公司赔偿因其亲属死亡而产生的医疗费16758.64元、死亡赔偿金613600元、丧葬费39870.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7758.9元、交通费15000元、旅游服务费55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某（杜云辉妻子）在2019年4月10日前就杜某1、杜某2、赵永林参加杨某公司组织的北京5天4夜旅行活动，与杨某公司进行了商谈，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了协议，黄某向杨某公司缴纳了三人的相关旅行费用5550元。杨某公司向黄某出具了一份《泗阳杨某出团通知书》，该通知书对每天参观的项目、时间、地点、出行的方式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均进行了通知。2019年4月14日凌晨，杜某1突发疾病，在没有找到地接社导游的情况下，由宾馆的前台服务员呼叫了一辆网约车将杜某1送到当地的东方医院抢救。杜某1经抢救无效于当日7时左右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杜云辉、赵永林、杜鹃、杜云主张由于杨某公司履行合同有瑕疵，未能保证杜云辉、赵永林、杜鹃、杜云亲属人身和财产安全，具体表现在：没有在出行前采集杜某1的身体健康状况信息，没有提供相关药品并时刻关注老年人活动状况，发生病情时没有第一时间提供医疗救助。仅提供《泗阳杨某出团通知书》无法证实杨某公司应承担的义务，也不能证明旅游项目中哪些可能危及旅行者生命财产安全。至于杜云辉、赵永林、杜鹃、杜云主张杨某公司旅行日程安排过于紧凑，杜某1没有休息时间，但从告知书载明的旅游项目并结合实施的时间来看，并不能证明杜云辉、赵永林、杜鹃、杜云的主张。因为旅行社服务的对象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杜某1自己对其身体有必要的注意义务。庭审中，杜云辉、赵永林、杜鹃、杜云陈述，杜某1平时没有心脏方面的疾病，要求杨某公司时刻注意其身体变化，没有必要的依据。杜某1疾病突发时，杨某公司地接社的宾馆及时为其叫了一辆网约车，也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杜云辉、赵永林、杜娟、杜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计1143元，由杜云辉、赵永林、杜娟、杜云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中，杜云辉一方主张，杜某1去世的时间是2019年4月14日6时20分。除此之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对于一审认定的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江苏省2018年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收入为21948元，经营净收入为5386元。2018年全省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5007元。2018年全省平均负担系数为1.78。2018年全省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6590元。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杨某公司对于杜某1突发疾病死亡是否有过错，是否应对杜某1的亲属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杜云辉、赵永林、杜鹃、杜云因杜某1死亡而产生的各项损失应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第八十条规定，旅游经营者应当就旅游活动中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形，以明示的方式事先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或者警示，包括必要的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杜某1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突发疾病，但杨某公司在提供旅游服务的过程中多个环节均存在疏漏，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杨某公司对于杜某1的死亡亦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杨某公司的过错主要表现在：第一，旅游行程安排方面。针对老年游客，旅行社应选择符合老年旅游者身体条件、适宜老年旅游者的旅游景点和游览、娱乐等活动，不应安排高风险或高强度的旅游项目。整个行程应节奏舒缓，尽量保证一定的休息时间。杨某公司安排杜某1等老人在长途劳顿到达住宿宾馆后第二天早晨五点起床，乘坐一个半小时以上的长途汽车去游览长城，并在之后游览奥林匹克公园、鸟巢、水立方等景点；第三天早晨四点多起床去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并在之后游览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天坛等景点。这两天的行程安排均要求杜某1等老人早起，第二天的行程因宾馆距离长城路途遥远，游客们需长时间乘车，第三天的行程安排较密，游览强度较高。杨某公司的行程安排客观上导致老年旅游者休息时间不足、乘车时间较长、游览强度偏高。杨某公司在为老年人群体提供旅游服务时，未能制定符合老年旅游者身体条件的行程计划，存在过错。 第二，安全提醒义务方面。旅行社在出行前应就老年旅游产品的潜在风险、旅游行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老年旅游者的身体健康要求等内容做好口头安全提醒，出示《安全告知书》，并为老年游客详细讲解，以保证老年旅游者选择适宜的老年旅游产品。团队应配备急救药品、简单常用医疗器械和常用药品。导游/领队应提醒老年旅游者按时服用常用药，关注老年旅游者在旅途中的活动及身体状况，及时告知老年旅游者不适合其参加旅游活动的情形。本案中，杜某1等人虽事先领取了出团通知书，了解了旅游行程安排，但杨某公司并未向杜某1等老年游客提供安全告知书，亦未向杜某1等人就该旅游产品存在的潜在风险、安全注意事项进行告知提醒。旅行过程中，导游未能关注杜某1等老人的身体状况，对于老年旅游者不适宜继续游览（比如过于劳累）的情形也未能及时告知。此外，杨某公司未提醒杜某1等老年游客携带常用药品，也未准备急救药品以应对老年游客经常发生的突发疾病，对于突发疾病等情形下如何就医、购药亦未作提前告知。杨某公司对于杜某1等老年旅游者未尽到安全提醒义务，存在过错。 第三，安全救助义务方面。旅行社应具备安全保障能力，对于意外情况要有应急计划与解决对策。老年旅游者遭遇突发病情时，导游/领队应在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寻求专业医护人员，并将突发时间情况及时上报组团社，同时组织周围力量开展第一时间的紧急救助工作。本案中，地接社的导游并未与老年游客一同在宾馆住宿。杜某1突发疾病后，导游未能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进行紧急救助工作。杜某1住宿宾馆的前台虽然呼叫专车送杜某1去附近医院治疗，但在旅行社严重缺位且无突发情况应急计划、未事先向老年游客告知突发疾病如何处理的情况下，宾馆的叫车行为不能视同旅行社已经尽到安全救助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经营者对于参与其社会活动的他人提供与其活动相适应的预防外来侵害的保障，同时对于该场所内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情况要有相适应的有效预警，以防他人遭受损害，具体包括警告、指示说明、通知和保护义务。杨某公司提供的旅游产品服务的行程安排不适合老年人的身体条件，未对老年游客尽到安全提醒义务，在杜某1突发疾病后未尽到安全救助义务，应认定杨某公司对杜某1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该公司对于杜某1的死亡有一定的过错。鉴于杜某1的死亡系其自身疾病导致，杨某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非直接导致杜某1死亡，杨某公司的过错在杜某1的死亡中参与度较低。本院根据查明事实及杨某公司的过错程度，酌定杨某公司承担15%的赔偿责任。 关于第二争议焦点。一审中，杜云辉一方主张杨某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赔偿金、旅游服务费。本院对于上述费用逐一分析如下： 1、医疗费。杜云辉一方主张金额为16758.64元，该费用有医疗费发票为证，本院予以认定。 2、死亡赔偿金。2020年3月2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适用于全省法院管辖的涉及人身损害赔偿各类尚未审结的一、二审民事案件，本案也在适用范围内。根据实施方案的意见，本案中涉及调整的费用为死亡赔偿金。经向双方当事人释明，杜云辉一方要求按照实施方案中新的计算标准来主张死亡赔偿金，杨某公司同意杜云辉一方在二审中变更诉讼请求，并同意按照实施方案的计算方法在二审中一并处理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根据实施方案的计算方法，本院核定杜某1的死亡赔偿金数额为632508.76元。 3、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二审中，杜云辉一方主张其一审中是按照2017年江苏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丧葬费的，根据法律规定应按照2018年度江苏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丧葬费，故丧葬费的金额应变更为43295元。本院认为，杜云辉二审中主张的丧葬费数额符合法律规定，且杨某公司同意本院在二审中一并处理杜云辉一方二审中变更的诉讼请求，故本院依法认定杜某1的丧葬费数额为43295元。 4、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杜云辉一方主张按照六人十天的标准来计算误工费，但杜云辉一方并未提供相关人员因处理丧葬事宜而导致收入减少的证据，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5、交通费。杜云辉姐弟三人及赵永林在北京、宿迁两地处理丧葬事宜，本院酌定交通费为2200元。 6、旅游服务费。本案中，杜云辉一方已经明确其是按照侵权责任主张赔偿。杜云辉主张杨某公司返还杜某1的旅游服务费，该主张是基于违约责任而提出，与其已经明确的侵权责任纠纷案由相冲突，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此外，本案是因杜某1死亡而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纠纷，赵永林与杜某2并非本案的受害人，二人的旅游服务费是否应当返还不应在本案中处理。 7、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杜某1死亡的主要原因为其自身疾病，故杨某公司应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不宜过高。本院酌定杨某公司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 上述1-6项费用合计694762.4元，由杨某公司承担15%的赔偿责任，即104214.4元，再计入精神损害赔偿金，杨某公司应向杜云辉一方赔偿114214.4元。 综上，杜云辉、赵永林、杜鹃、杜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3民初4623号民事判决； 二、泗阳县杨树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杜云辉、赵永林、杜鹃、杜云114214.4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86元，合计3429元，由泗阳县杨树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1457元，杜云辉、赵永林、杜鹃、杜云负担197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芳远 审判员  庄业富 审判员  徐金鸽 二○二〇年四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钱钥 书记员冯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