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03民初4507号原告：黄丽华，女，194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叶听，浙江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成安，男，195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美英，浙江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丽华与被告黄成安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于2017年9月1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裁定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7）浙0303民初4819号民事判决，原告黄丽华不服，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6日作出（2019）浙03民终180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7）浙0303民初4819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受理，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并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开庭，原告黄丽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听、被告黄成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美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丽华诉称：原告父亲黄一朋与被告父亲黄一良系同胞亲兄弟。1949年解放前夕，祖父黄昌棠将原有坐落永嘉县滨江乡方山头）3.7间房屋进行分家析产，其中偏房0.7间和七间头1间共计1.7间房屋分给原告父亲黄一朋所有，将五间头0.5间和厢房1.5间共计2间房屋分给被告父亲黄一良所有。此后，原、被告父母按分家约定分门立户生活居住，分家析产已经国家土改政策核定与1953年农业税分户清册登记确认。原告母亲董秀莲、父亲黄一朋先后于1954年1月21日、1962年11月3日逝世，原告系唯一合法继承人。被告父亲黄一良名下的2间房屋，其中五间头0.5间（连同堂头间0.16间共以0.66间计卖）房屋于1982年12月由被告出卖给了范德道并办了土地登记；被告将剩余厢房1.5间拆除改建成2间二层计160平方米新屋，并办理了土地登记手续，被告父亲黄一良分家析产所得的2间房屋，被告已经处置完毕，取得了相应权利。原告父亲黄一朋分家析产所得的1.7间房屋（偏房0.7间约30平方米，七间头1间约42平方米，另有自建猪栏屋约13平方米）原状一直未变，因历史原因一直未办房产及土地登记。原告于2015年向国土部门申请不动产登记及土地确权，由于被告无理争夺引发纠纷。原告遂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要求处理土地权属争议，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以双方存在争议为由，根据《浙江省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原告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现争议的是黄昌棠是否有对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房产进行过分家析产、原告父母是否分得诉争房屋或通过继承取得诉争房屋以及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否发生过部分诉争房屋的买卖等事实，属于上述条文第三项规定因房产买卖、赠与、分家析产等引起的房产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申请受理的范围，当事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被告据此对原告的申请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理由成立”，但以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逾期答复为由，判决“确认被告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作出温龙政地权决（2016）2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不予受理决定违法（但不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原告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提起民事诉讼。原告黄丽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瑶溪街道苏川村方山头1.7间房屋（原地号：2916-2，约85平方米，以下简称：诉争房屋）所有权由原告继承所有，诉争房屋占有的土地使用权归原告所有。二、本案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黄成安辩称：一、自1981年起坐落于永强方山头地方南头屋左首的七间头及猪栏为被告所有。1.原告于1981年将七间头及猪栏卖给被告，由《卖契》为证，该《卖契》载明“立买契约人黄丽华兹因有先父黄益朋有坐落永强方山头地方南头屋左首的七间头一间及附属猪栏一个，经公社及大队干部并房族协商裁定，愿将该房转卖堂弟黄成安受用。由黄成安付给黄丽华房产值500元整。立凭款清。今后该产业永属黄成安所有，他人不得干涉纠纷。特此立约为凭。”2.由案外人王德桃代笔的被告与案外人范德道之间的五间头《卖契》（为示区分，以下称：《0.66间卖契》）证实七间头由被告所有。1982年，被告将与七间头相邻的五间头卖给范德道，双方签订的《0.66间卖契》载明“五间门头及空坦应供卖方七间头出入”、“日后卖方七间头要搭三层墙，其墙价应按现时价格给买方付清，然后搭墙”。四至中“北至黄成安界”即指黄成安的七间头。“在成安未搭墙（指五间头与七间头的共墙）前，北首风角墙应给德道开窗”。作为一墙之隔的邻居范德道对黄成安因买卖取得该房所有权清楚，代笔人因代笔原《卖契》，对黄成安取得该房所有权也清楚，才会在《0.66间卖契》中多次提及要给予共有一堵墙的黄成安的七间头出行便利的权利及搭墙。3.在1983年范德道又因五间头搭墙一事与被告签订《合同协议》，协议约定的基础为被告系七间头房屋所有人才会去约定五间头、七间头共同一堵墙使用细节。4.原告对于房屋由被告占有使用的事实至少是1981年就知道，若房屋为被告所有，其却从未提出异议不符合常理。二、偏房系被告所有。1.被告及父辈管理使用偏房七十多年，在八十年代因房屋倒塌几次，1987年我叫方某、方崇龙等人修缮的偏房，房顶里外都修了，几年后偏房西边塌了也修过，结合证人证言充分印证，如偏房属原告，原告为何不动。2.原告对偏房的权属仅有滨江乡农业税产量分户清册一份证据，而该证据对双方父亲所享有的产权对应的地号、面积均一致，无法证明其主张。事实上原告主张的0.7间房屋早已坍塌。3.经实地测量，七间头面积为37.1平方米，偏房面积为36.08平方米，因此偏房非原告所称的0.7间。4.七十来年，偏房一直由被告家庭实际控制、占有、使用、收益。原告从未主张权利，在1981年卖七间头时，双方发生争吵，但未提及偏房，此后由被告一直收取租金，如果偏房属原告，原告为何不收租金。5.不动产登记属行政确认行为，是对已存在的不动产和物权的证明和确认，本身不创设物权，因此不能仅以房屋是否登记为由判决被告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三、原告称厢房为1.5间，但《0.66间卖契》写明“至成山交界三米二十厘米地”可以说明到黄成山家也只有3.2米，仅有一间房的宽度，还是不计空地，且有部分属于案外人，厢房面积只有猪栏屋的一半大。系木结构，墙体中间是由竹片编成网状的材质，再由泥沙、蛎灰、稻谷壳搅拌后糊上，因从未修缮，后只剩小柱子和屋顶很危险，因该房产应属于原、被告共有，被告跟原告讲要么修起来，原告不同意，其于七十年代未倒塌，在《0.66间卖契》里可证实当时已不存在。2019年12月10日勘察，现位置是鸡舍和空地。在七间头房屋买卖时，原告所余房产仅为七间头及猪栏，在将七间头及猪栏出卖后，其在方山头的房屋已处置完毕。原告黄丽华补充陈述称：1.1996年土地部门测绘时，如权属可确认，应当进行登记，而当时是黄丽华把房子空着闲置。2.被告对房屋权属都是听上辈人讲，导致前后陈述不符。被告认为其对北面偏房使用、修缮，但即使使用、修缮不意味其是所有权人。双方庭审已确认五间头权属被告，七间头权属原告，因此厢房是谁的，偏房就是另一人的。黄成岳陈述1958年被告有使用厢房，被告在2016年7月21日土地局谈话中陈述拆掉厢房是因为挡住了光线而非漏水。被告在2016年1月11日土地地籍谈话笔录中陈述三儿子住北边偏房，小儿子即被告父亲住厢房，与其庭审陈述不符。王德桃笔录中陈述东边厢房是拆掉的。被告拆除厢房的行为能体现被告对厢房有直接决定权，以上反映厢房属被告所有。双方对涉案房产的居住使用情况及归属分别作如下具体陈述：原告黄丽华陈述，原告出生、长大在诉争房屋里，原告户口于1962年迁出，1966年租用公房。原告母亲于1954年去世，父亲于1962年去世，1961年、1963年、1969年原告的三个子女出生后均在自家房子里长大，被告的母亲在原告的房子里帮忙给原告带孩子。七间头与偏房原属一体，中间有十来公分的隔栅及两道门。1981年，因三个孩子已回温州，原告要在温州建房故租车来拆七间头上面的木料，被告不同意并叫来多人阻止，双方争吵，被告提出要买，讲“你这些房子反正都没有住，都卖给我，以后你也没有用了。”但是被告没有具体讲是七间头还是偏房。被告叫王德桃来写卖契，原告不同意卖房，并跟王德桃说要卖的话我自己会写，但事后被告母亲怎么叫王德桃写的原告不知道。1981年前后到2013年，原告有时候回来居住在七间头里面，建房后来的少一些，偶尔星期天来住一下，平时空着。2005年被告的父亲从养老院出来后，原告将偏房给其居住，并给其2000元钱去修缮偏房靠东边的顶部瓦和外墙。2011年被告的父亲亡故，约三、五年后被告将偏房出租，七间头是在2007年发现被告父亲将其出租，所有的租金原告均未收取。水电均没有接过，起先用蜡烛，后改用油灯，至2013年就没有安装水电，后来从被告新建房子里带线到七间头、偏房内使用。厢房与原告无关，1949年被告的父母结婚及1970年被告结婚均住在厢房，1981年吵架时厢房还在，此后由被告拆掉。关于厢房面积，厢房宽度为五间头、七间头东面并挡住偏房东面三分之二，即宽度9米，横为3.5米再分中堂4米的一半即5.5米，面积约50平方米为1.5间。被告黄成安陈述，被告从小一直在偏房居住，被告70年代结婚，此后生子均住偏房，原告未给被告父亲2000元用于修缮，是被告本人出资修缮，80年代修缮的墙还在可以鉴定，与原告所述2005年左右修缮时间不符。五间头是被告的奶奶居住，奶奶于1962年去世后给被告的妹妹居住，直至妹妹结婚。七间头由原告一家居住，1953年原告去读书，其母亲1954年去世，其父亲1957年去改造，1962年去世。原告的三个子女由被告母亲抚养，原告有时来看子女，被告的母亲在带原告的子女的时候住在七间头里面，当时被告与母亲未分开，一起使用七间头和偏房。1981年原告来了五个人打算拆房子，大家说拆了也没几条木头，因偏房本来就是被告的，故双方说好了卖七间头，王德桃把卖契写好后，原告说他写的不好，王德桃生气走掉。原告将七间头卖给被告后再未来过，双方一直也没有再发生争执，此后一直由被告居住使用、出租。双方当时吵架时，大队公社及堂伯来说，五间头是被告家的，七间头是原告家的，所以范德道来向被告买五间头。七间头在原告卖给被告后开始出租。三只水表是一并安装的，电是从被告新建的房子里带线到七间头、偏房内使用。厢房被告从未住过，原由三伯居住，三伯于1943年去世后由三伯母住了几年，三伯母改嫁后用来放柴火等。1953年分配时被告才3岁，不知道怎么分的，也不清楚是谁家的。1958年大锅饭时给大队做食堂5、6年，后由大队安排他人暂住四年后又闲置，70年代漏水倒塌，被告当时认为三伯去世，房子应当归原、被告共有，故与原告说修缮，但原告不同意。因同时挡住原告的房子与被告房子的光线，原告同意我拆掉。关于厢房面积，其宽度挡住七间头并挡住五间头三分之一，偏房没覆盖，厢房北面有一点空地。厢房宽度3米多，长度大概4米，《0.66间卖契》里的3.2米是从范德道房子到厢房总宽度已包括前面通道。另外，至原告提交了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被告才知道分家析产。关于被告谈话笔录中的居住情况是听说的，指解放前四个儿子均健在的情况，后期经过演变，此后长子、三子去世，而土地产量分户清册是1953年，当时黄昌棠健在。笔录中黄成安回答按农村习俗，大伯去世后由被告承嗣，三伯由被告弟弟承嗣，但被告弟弟10岁去世。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是否成立于下文一并分析。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以及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至涉案现场作的谈话笔录、拍摄的照片作如下认定：一、原告提交的《土地地籍登记谈话笔录》（黄成安于2016年1月11日所作），证明黄成安在笔录中与答辩中的拆建时间对不上，说明拆建、重建不属实。被告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因年代久远对于1983年的陈述有误，实际拆建时间为1987年。本院认为，证据的真实性应予以认定，但被告黄成安是否对北面偏房进行修缮、拆建，应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院于下文再行阐述。二、原告提交的陈孔壁身份证、会员证、专家分析意见、卖契书法相同点对照，证明《卖契》上原告签名与执笔者为同一人书写笔迹。被告认为，即使身份真实，也非鉴定人员，其意见不应采纳。画圈不能证明卖契内容与落款为同一人书写。本院认为，上述证据非具有资质的鉴定部门出具，本院对其待证事实不予采纳。三、原告提交的笔迹特征对照表、检材字体分解图标、样本2字体分解图标、样本2、3字体分解图标，证明原告的真实签字与检材《卖契》签字有本质区别。被告认为，笔迹特征对照表系原告自己制作是其自己观点。其余证据制作人身份不明，无证据显示其为专业鉴定人员，不能作为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非具有资质的鉴定部门出具，本院对其待证事实不予采纳。四、原告提交的《土地地籍登记谈话笔录》（王德桃于2016年1月14日所作）笔录，证明《卖契》是黄成安托王德桃背着黄丽华单方制假，黄丽华不知晓。被告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可证实涉案房屋有转让的事实，王德桃明确讲到《卖契》主文是其书写，落款签字明确不是王德桃所写，他是要求鉴定的。本院认为，王德桃陈述要求对黄丽华本人签字、手印进行鉴定，但其并未否认《卖契》上签字、指印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待证事实不予采纳。五、原告提交的实况透析片，证明检材上“黄丽华”字迹与样本“黄丽华”字迹不相符合，差异明显。被告认为，该证据系原告自行制作，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认为，上述证据非具有资质的鉴定部门出具，本院对该证据的待证事实不予采纳。六、原告提交的租用证、调配单，证明原告于六、七十年代于鹿城区无房产租公房居住，故涉案房产属原告所有。被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无关联性，在鹿城区生活居住不能证明涉案房产属原告所有。本院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直接证明其待证事实，诉争房屋的权属本院于下文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其他证据一并阐述。七、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证明2012年、2015年原告仍作为村集体一员为村设施建设出资，故案涉房产系原告房产的事实。被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捐款不能说明本村有房产才能捐款。本院认为，证据的真实性应予以认定，但不能直接证明其待证事实，诉争房屋的权属本院于下文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其他证据一并阐述。八、原告提交的《谈话笔录》，证明范德道称被告居住在东向厢房内。被告认为，对证据三性有异议，形式上没有记录人。本院认为，该笔录未记录具体谈话人，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九、原告提交的调查（询问）笔录（黄成安于2016年7月21日所作），证明被告称东边厢房于1981年由被告和黄成山一起拆除作为通道使用。被告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厢房长辈没分过，大锅饭时作食堂，后村里又指给他人居住四年，后一直放杂物，房屋老旧后墙头倒塌会影响路人安全，原告不同意修理，因属双方共有，虽作拆除，实为整理。本院认为，证据的真实性应予以认定。十、被告提交的谈话笔录（王德桃），证明黄丽华将剩余房屋、猪栏1981年转让给被告的事实。原告认为，对《卖契》所称调解，实际有争吵；写黄安不是黄成安；受用不是所有；见中人不是大队干部也不是房族；笔迹都一样；原告当时不在场，并拒绝出卖；1.7间房屋不可能只卖500元。本院认为，对于《卖契》真实性的认定及双方就上述房屋有无转让行为，本院于下文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其他证据一并阐述。十一、被告提交的谈话笔录（方崇龙、方某），证明被告的房屋部分倒塌，于1987年重建的事实。原告认为，被谈话人未出庭不予认可，重建不属实。本院认为，对黄成安是否对北面偏房进行修缮、拆建，本院在下文中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十二、被告提交的《合同协议》，证明房屋坍塌后，范德道与被告协议由范德道重建一面墙体共用，与《0.66间卖契》印证。原告认为，三性有异议，范德道1983年造房时为抬高到三层，被告出面说已将原告的七间头买下，以后也要抬楼搭墙，不签字不给盖，范德道说有没有卖七间头他不知道，但被告有无出示伪造的《卖契》不清楚。黄成安、范德道都不是本人签字的。被告认为，《0.66间卖契》由王德桃代笔，五间头与七间头共墙，对砌墙高度及所预留事项进行约定。《合同协议》晚于《0.66间卖契》，搭墙指被告在对七间头盖高楼时与范德道共用墙，约定被告可盖到二层，在没盖前要开风角窗给范德道。黄成安不是本人签字，范德道是本人签字，黄益良是被告父亲签字。本院认为，双方均已确认南面的0.5间五间头已由被告卖给范德道，五间头已归范德道所有与原告提交的96年丘形图也相互印证，原告亦认可范德道在1983年抬高楼房时与曾与被告有过沟通，本院结合现场照片来看，南面五间头确已抬高数层，与《0.66间卖契》、《合同协议》所涉抬楼、搭墙等内容相印证，故原告对该合同协议真实性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该证据与诉争房屋权属认定之间的关联，本院于下文一并阐述。十三、被告提交的用水情况查询清单、结婚证，证明涉案七间头及偏房一直由被告占有使用的事实。原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用水情况查询清单是被告的现居地址，居住情况也不反映所有权归属。被告认为，因七间头、偏房无门牌，故以示区分登记在邵阿平名下，被告本人名下登记的为现居住房屋。本院认为，该证据结合现场照片、庭审陈述来看，可证实诉争房屋的用水由被告开通，水费亦由被告缴纳，至于诉争房屋实际占有使用的情况及权属的认定本院于下文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其他证据一并阐述。十四、被告提交的《证明》，证明案涉的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瑶溪街道苏川村方山头原黄昌棠所有的偏房自五十年代起至今，一直由黄成安家居住、使用、出租，偏房相邻的七间头自1981年起到今一直由黄成安家居住、使用、出租的事实。原告认为，三性均有异议，被告举证要证明其居住、使用、出租的事实，但不能证明这种行为是合法的。1982年后的占有使用不能证明被告享有所有权。本院认为，在2019年12月10日的谈话中，被谈话人黄成山、张雪花对上述《证明》予以确认，但因被谈话人的矛盾陈述，本院未采纳谈话笔录，故上述《证明》涉被谈话人的部分本院亦不予采纳，其余在证明人处签字的案外人因均未到庭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十五、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在诉争房屋现场与周边邻居黄成岳、张雪花所做的谈话笔录及与双方代理人作的谈话笔录。原告对第一份笔录认为，黄成岳陈述原、被告房屋买卖的时间点为1971年，与被告提交的《卖契》时间不符，因此房屋买卖事实不清。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张雪花陈述其签名是其丈夫签的，其仅知买房一事，其余不清楚。被谈话人陈述偏房、七间头都是被告黄成安使用，有无出租不清楚，故与《证明》所载均由黄成安家居住、使用、出租矛盾。对第二份笔录认为，黄成岳所述厢房由被告祖辈使用，与被告所述是原告的或共有的不符。另外，原告黄丽华在审理过程中向本院提交报告，认为被谈话人黄成岳、张雪花捏造事实对其进行陷害，要求本院对上述谈话笔录作为虚假证据予以排除。被告对第一份笔录认为，被谈话人对具体事件记的清楚，对时间记不清属正常现，证明并无事先沟通。原告过来拆谷仓时所发生的争议与黄丽华提供的王德桃谈话及其本人陈述相符，证明了被谈话人对情况清楚。对于黄成安一家居住使用的事实陈述属实，黄丽华在上学后没有在这边居住过。对偏房的倒塌部分与方某证言吻合，可反映被告在80年代对偏房进行过修缮。对厢房倒塌的历史状况与被告陈述相符，厢房在60年代作为大锅饭的据点，对房屋破坏是强的，笔录中提到58年到61年间具体谁用不清楚，只知道是原、被告家的，这是符合事实的。张雪花知道《证明》是黄成岳签的，印证被告居住事实。对第二份笔录认为，内容真实，黄成岳对厢房发表了意见，其不清楚归属于谁，但其清楚是双方祖辈留下。本院认为，被谈话人黄成岳陈述原、被告房屋买卖的时间点系其儿子出生的1971年，与被告提交的《卖契》所载时间不符，其陈述确存矛盾，故本院对两份谈话笔录中所涉被谈话人的陈述内容不作认定。十六、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在涉案现场拍摄的照片。1.原告认为，偏房与七间头相邻为一体，中间有十公分不到的木板隔栅及门，2013年双方发生纠纷后，被告将隔栅向七间头这边移动，使面积产生了变动，并拆了门。被告认为，照片反映房屋结构为泥土、牡蛎、泥土、竹等，后改建成砖结构。反映地基没有改变，与祖父留下的一致。反映被告现居住的房屋水表与偏房、七间头水表区分开来的。偏房与七间头原用竹子、木料隔开，但没有门，中间的墙是80年代建的，房梁一直没有变动。2.庭审中确认照片中所涉偏房北面墙体部分，原告在现场指出靠西部分从并未修过，被告当场刮开墙体水泥，露出红砖。3.庭审中确认照片中所涉水表，原告认为水表安装在墙外，其不知情也不代表偏房是被告的。被告认为该水表控制偏房、厢房，另一个水表控制其于1981年新建房产。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及双方在庭审中确认一致的事实以及审理中查明的事实，本院对事实作如下认定：黄昌棠（1956年去世）与林氏（1962年去世）生育四子，黄一均（1939年去世，无子女）、黄一朋（1962年去世）、黄一鸿（1943年去世，无子女）、黄一良（2011年去世）。黄一朋与董秀莲（1954年去世）生育一女黄丽华（即原告）。黄一良与叶玉英（1982年去世）生育黄成安（即被告）等三名子女。上世纪五十年代前黄昌棠在原滨江乡东安村方山头（现为温州市龙湾区瑶溪街道苏川村方山头）有3.7间房屋，分别有北面偏房、中间七间头（1间）、南边五间头（0.5间）、东边厢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载明“东安村，黄一朋，地号2916-2，地目宅，间数一间七勺（即1.7间），面积0.25亩”、“东安村，黄一良，地号2916-2，地目宅，间数二间（即2间），面积0.25亩”等，但无房屋具体坐落或四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原告在温州市园林管理处开始参加工作，后调整工作单位至温州棉纺织厂。1966年至1972年，原告一家有在鹿城区租房居住记录。1981年农历十月十一日，原告因在温州市区建房需要，至上述方山头房屋中的七间头拆取木料，被告表示异议，双方曾经发生争执。1982年农历十二月初十，由王德桃代笔，被告向案外人范德道出售房产，并向范德道出具了《0.66间卖契》，上载明“卖契人黄成安今因缺用，情愿将自己有房屋一座五间头前六勺六厘（即0.66间）及屋前空坦（至所有。坐落苏川大队方山头村南首，土名南座屋，坐西朝东……实计卖价550元整……如果卖方七间头要搭三层墙，其墙价应按现时价格给买方付清，然后搭墙……东至黄成山界，南至德道自界，西至自界，北至黄成安界”等。该卖契载明的立卖契人为黄成安，落款处另有黄益良签名。2015年3月15日，范德道在《0.66间卖契》的复印件上书写“该原件在我处，情况属实。”1983年农历十一月初三，被告与范德道订立了一份《合同协议》，该协议载明立合同双方为甲方范德道、乙方黄成安，落款处另有“范德道”、“黄益良”签名。协议约定，甲方要将老屋抬高重建，其左首和乙方相连搭墙相关事项双方协商。在乙方未搭墙时，应给甲方开风角窗，待乙方搭墙时，甲方应堵塞其窗给乙方搭墙造屋……。1996年的丘形图显示登记有范德道姓名房屋的北面房屋即双方诉争的七间头、偏房，但该房屋未登记有姓名。2005年8月，被告黄成安办理了土地使用权登记，登记证号为温集用（2005）第2-6437号，土地坐落于龙湾区，土地用途为住宅，使用类型为批准拨用。2008年12月，被告黄成安申请对其建造于1981年，坐落于，建筑面积为160.27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进行登记，房屋来源载明为自建，四至载明为东墙路、西墙黄瑞林自墙、南墙坦、北墙路，2009年被告黄成安与其妻子邵阿平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2015年4月18日，原告黄丽华向瑶溪镇苏川村方山头百花观管理组缴纳百花庙修理乐助金2000元。2016年1月11日，被告黄成安做了土地地籍登记谈话笔录，其陈述的内容包括：我爷爷生了四个儿子，听上辈讲解放前大儿子住5间头（0.66间）、二儿子（原告父亲）住七间头（1间）、三儿子住偏房、小儿子（被告父亲）住厢房。解放前，由于大伯、三伯死亡，三伯无子嗣，由我弟弟黄成庚承嗣，黄成庚十岁死亡，其承嗣财产由我继承，大伯子女夭折，后来房屋由原、被告父亲及奶奶居住，1981年古历10月二伯所有的和房族协商裁定，原告将七间头及猪栏卖给被告。二伯于上世纪60年代死亡，无钱建坟墓，原告将5间头典给邻居范德道，后来我家出钱赎回。大伯无子女，由我承嗣。1983年我和父亲黄益良将5间头转让给范德道。偏房因倒塌，1983年我原拆原建，现为一层砖混结构平房。2016年1月14日，王德桃做了土地地籍登记谈话笔录，其陈述的内容包括：黄丽华的祖房（七间头）是转卖给其堂弟黄成安，具体卖契是我写的，早上黄丽华要自己抄卖契，我回家了，直到下午黄成安母亲叫我帮她抄一下，至于黄丽华本人签字，按手印是真是假，请上级法院给予鉴定。2016年7月21日，温州市国土资源局龙湾分局（以下简称：国土局）对被告做了一份谈话笔录，其陈述的内容包括：对偏房属于被告的证据，提供方崇龙、方某的谈话笔录，将七间头、偏房东面房屋拆除的原因是挡住了七间头、偏房的光线，该处房屋已很能破旧又漏水，大概在1981年被告与黄成安一起拆了，没有重建，作通道使用。2015年3月，原告曾向国土局提出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申请，因被告提出异议，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未能办理。2015年11月24日，原告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提出请求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2016年2月1日，区政府作出温龙地权决[2016]1号土地权属争议不予受理的决定。2016年2月29日，原告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温州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审理期间，区政府于2016年6月27日以需进一步调查为由撤销了上述土地权属争议不予受理决定。原告申请撤诉，温州中院于同年6月29日裁定准予原告撤诉。2016年7月19日，原告重新向国土局递交请求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国土局对原告及被告分别进行了调查询问，双方对诉争房屋系祖父黄昌棠所建没有争议，但对祖父是否有对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房产进行过分家析产、诉争房屋是否分给原告父母及原、被告之间是否发生过部分诉争房屋的买卖等事实存在争议。2016年8月9日，国土局向区政府上报处理意见。同年8月19日，区政府作出温龙地权决[2016]2号土地权属争议不予受理的决定。2016年10月19日，原告再次向温州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2017年2月14日，温州中院作出（2016）浙03行初220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区政府以“因房产买卖、赠与、分家析产等引起的房产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申请受理范围”为由对原告的申请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正确，但因超过法定期限作出决定，行政程序违法，故判决确认区政府不予受理决定违法，并指出当事人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原告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2日作出（2017）浙行终38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证人方某在（2017）浙0303民初4819号一案中庭作证，其陈述：我与被告是工友，我是泥水工，他是木工。黄成安于1987年下半年叫我去方山头建房，原来的房屋塌掉了，不三不加了。参与建房的还有方崇龙及几个工友，建了三天左右，盖一层，砌砖墙，屋顶是水泥板。在（2017）浙0303民初4819号一案及本案中有关《卖契》鉴定过程如下：在（2017）浙0303民初4819号一案中，原告申请对《卖契》落款处“黄丽华”签名是否原告书写、指印是否原告所按进行鉴定；被告申请对《卖契》第四列“转卖”是否原告书写、第五列涂改处指印是否原告所按进行鉴定。本院经随机摇号选定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光华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8年3月22日，光华鉴定中心致函本院，载明“现因检材《卖契》中指印的纹线清晰度差，特征点反映不充分，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相关规定，本中心不受理指纹鉴定，退回委托，笔迹鉴定如期进行”（以下简称：《指纹退件函》）。2018年4月24日，光华鉴定中心作出浙光华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05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051号笔迹鉴定》），载明“检材《卖契》是原件，正文第四列转卖字迹及落款处黄丽华签字为黑色软笔书写形成，其中转卖是竖写字迹，转字与卖字的笔画粗细有差异，运笔较自然，笔迹特征反映较好，具备鉴定条件；黄丽华签字为竖写签名，运笔较自然，笔画连贯性较差，笔迹特征反映较好，具备鉴定条件。样本是原件，为实验样本，为黄丽华硬笔及软笔书写的字迹各5页，运笔较自然，其中卖字均为繁体字写法，且其书写时间与检材标称日期相距约37年，特征反映具有局限性，比对条件较差……鉴定意见：倾向认为标称日期一九八一年古历十月十一日的《卖契》中正文第四列转卖字迹及落款处黄丽华签字，不是黄丽华书写形成”。原告质证无异议，认为指纹不具备鉴定条件，而笔迹鉴定可证实被告提交的《卖契》第四列转卖、落款处黄丽华均非原告书写。被告质证认为，指纹具备鉴定条件，笔迹鉴定使用的样本为实验样本且时隔三十七年，鉴定机构未通知补充同期自然样本，导致鉴定意见错误，并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本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人陈某庭作证称“倾向认为，代表有不确定性，因为时隔37年，人的身体机能会有变化；作为案后实验样本，鉴定条件够，但有不确定性，最好是案前同期自然样本”。被告补充提供了证据：1.（1988）瓯刑申字第4号案件中的《为要求纠正我父黄益朋历史冤案的申诉报告》（以下简称：《1983年申诉报告》）、2.《为要求对我父黄益朋历史冤案平反的报告》（以下简称：《1987年平反报告》）、3.《谈话记录》（以下简称：《1987年谈谈笔录》）、4.《干部履历表》（以下简称：《1964年履历表》）、5.《干部履历表》（以下简称：《1992年履历表》），认为均系原告本人书写，可作为案前同期自然样本，并申请对指纹和笔迹进行重新鉴定；如法院不准许重新鉴定，则申请补充鉴定，并提出《卖契》上落款处“林炳铮”亦系原告书写，补充鉴定时应一并鉴定，同时认为上述证据从手写内容到落款处签名均为原告书写，应连同手写内容一并作为样本比对。原告质证认为，证据2、3、5中落款处签名系原告本人书写，证据1、4中落款处签名是否原告本人书写无法确认，内容是否原告书写无法确认，不同意重新鉴定，同意补充鉴定。对被告就指纹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因《指纹退件函》已明确指出“纹线清晰度差，特征点反映不充分”，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指纹具体鉴定条件，本院不予准许；对被告就笔迹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因不符合重新鉴定的法定条件，本院不予准许；对被告就笔迹进行补充鉴定的申请，符合补充鉴定的法定条件，本院准许后，依法委托光华鉴定中心补充鉴定。2018年8月30日，光华鉴定中心作出浙光华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051B号《补充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051B补充笔迹鉴定》），载明“补充样本：1.《1964年履历表》、2.《1987年平反报告》、3.《1987年谈话笔录》（以上样本我所鉴定人员已于2018年8月9日至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及温州市技术工程交流服务中心勘验原件）。经勘验原件发现，补充样本2中黄丽华书写字迹均为硬笔书写工具书写形成字迹的复印件，其他2份补充样本中黄丽华书写字迹均为蓝色圆珠笔或黑色硬笔形成的原件，运笔均较为自然，补充样本中未发现黄丽华软笔书写的自然样本笔迹，笔迹特征反映仍具有局限性，但具备一定的比对条件……鉴定意见：1.《卖契》第四列最下方卖字，与补充样本中无相同字，不具备检验条件；2.倾向认为《卖契》落款处黄丽华签字，与补充样本中黄丽华书写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3.根据现有补充样本，无法判断《卖契》落款处林炳铮签字是否为黄丽华书写形成”等。原告质证认为，程序上，补充鉴定中，被告补充样本五份，原告确认样本三份，但光华鉴定中心采用的三份样本中只有两份是原告确认的，另一份即《1964年履历表》原告未确认，且鉴定人2018年8月9日在法院门口单方会见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后无理要求原告再次书写取样，遭到原告拒绝，原告与鉴定人发生纠纷，鉴定人应当回避，其未回避导致补充鉴定意见不公；实体上，《卖契》落款处黄丽华明显不是原告书写，鉴定人仅凭一点点类似就做出倾向性意见错误。被告质证认为，认可补充鉴定，可证实《卖契》落款处黄丽华为原告亲笔书写。原告另申请了鉴定人出庭作证。本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人陈某庭作证称“补充样本原件取样我没有去，是葛某去的；我是第二鉴定人，主要是葛某老师作，我同意他的意见”，鉴定人葛某出庭作证称“2018年8月9日，应法院通知过来补充鉴定，准备到档案保管机构提取样本的原件；当天在法院门口有碰到被告方，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本案当事人，因为第一次鉴定人出庭我没有来；补充鉴定主要是取同期样本，为使鉴定依据更加充分，鉴定人带了软笔和纸想让原告再写几个字，原告拒绝，法院做了笔录，没有争吵；补充鉴定，法院移交了五份材料，我们将原告确认的三份作为补充样本；采用的三份，其中一份《1964年履历表》原告没有确认，应该是疏忽看错了，但还有两份原告是确认的，我们是整体比对，再得出结论；书写工具不同，书写速度会不一样，连笔会不一样，但这些差异非本质差异，笔顺一致，黄中的田字不封口，即使用错了一个补充样本，还有两个补充样本，我们是综合判断”。原告质证认为，鉴定人出庭作证承认其因疏忽采用了错误样本，故《051B补充笔迹鉴定》是无效的，不应采纳。被告质证认为，虽鉴定人确因疏忽采用了一份错误样本，但还有两份样本正确，且鉴定人是综合判断。2018年10月10日，光华鉴定中心作出《关于051B补充笔迹鉴定的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载明“1.补充鉴定意见书仅凭已被认可的两份样本字迹与检材字迹比对，不影响补充鉴定结论。2.采用其认可的《1992年履历表》中黄丽华字迹与检材字迹比对检验，两者的相符反映更加明显、稳定。由此，我中心出具的《051B补充笔迹鉴定》是客观、科学、准确的”。原告认为《补充说明》不是鉴定结论，不能将无效的鉴定结论加以说明即产生法律效力，原告已向台州市司法局投诉光华鉴定中心并要求其撤销《051B补充笔迹鉴定》。被告对《补充说明》无异议，认为可进一步证实《卖契》落款黄丽华签名真实。2018年12月5日，光华鉴定中心作出《关于撤销051B补充笔迹鉴定并终止本案补充鉴定的函》（以下简称：《撤销终止函》），载明“本中心收到落款日期为2018年10月25日台州市司法局就黄丽华案的投诉调查函……自收到投诉意见后，本中心高度重视，重新启动各项审核机制对本案件程序上及规范上进行重新审核及自查自纠。发现在规范及程序存在下述问题：1.本次鉴定因疏忽大意，将原告不认可的样本在本案鉴定文书中出现。2.2018年8月9日补充样本调查取证中，提取了原告不认可的样本材料作为参考样本，未在《现场提取鉴定材料记录》中做记录。现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做好诉讼中司法鉴定的纠纷预防处置工作的通知》的相关条款规定，由于本鉴定在程序上及规范上存在瑕疵与不足，本中心研究决定撤销《051B补充笔迹鉴定》并终止法院委托的补充鉴定”等。原告对《撤销终止函》表示赞同，并认为《051B补充笔迹鉴定》已经撤销，《051号笔迹鉴定》是本案唯一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应作为定案依据，不需要再作补充鉴定。被告认为，本案《051B补充笔迹鉴定》虽有瑕疵，但鉴定人已出庭作证并作出合理解释，后鉴定机构又出具《补充说明》更加表明《051B补充笔迹鉴定》正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并无任何条款规定鉴定机构可以在鉴定意见作出后自行单方撤销，而终止鉴定只能是在鉴定过程中，而非鉴定意见作出后，鉴定机构不得因当事人缠闹而不予受理鉴定、撤销鉴定意见，无正当理由不得终止鉴定；退一步说，如法院允许鉴定机构撤销《051B补充笔迹鉴定》，也不能直接采用《051号笔迹鉴定》，而应启动补充鉴定。在本院作出（2017）浙0303民初4819号民事判决后，原告黄丽华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3民终1802号民事裁定，认为涉案《卖契》系本案的关键证据，直接关系到法院对本案主要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启动对该《卖契》真实性的鉴定程序，在鉴定机构撤销鉴定意见后，仍对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裁定撤销（2017）浙0303民初4819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重审。在本案中，被告申请重新鉴定，并补充提交了《职工登记表》作为样本。原告不同意重新鉴定，认为《051号笔迹鉴定》合法有效，《051B补充笔迹鉴定》已被撤销，本案仅剩《051号笔迹鉴定》作为定案依据，并认为《卖契》本身属非法证据，不能作为鉴定依据使用。本院经合议后，同意被告的重新鉴定申请，庭审中，双方将鉴定样本进行归纳，原告确认系其本人书写样本为（第一组）：1.《1992年履历表》第13页落款处黄丽华签名；2.《1987年平反报告》第3页落款处黄丽华签名；3.《1987年谈谈笔录》第2页落款处黄丽华签名。原告未确认，而被告要求作为鉴定的样本为（第二组）：1.《1992年履历表》第1页、第3页“黄丽华”字样；2.《1987年平反报告》第1页第二行报告人处“黄丽华”字样；3.《1964年履历表》第12页落款处黄丽华签名；4.本案中提交的《职工登记表》两处“黄丽华”字样。被告明确其鉴定要求为：1.《卖契》上落款处“黄丽华”签名是否系原告黄丽华书写；（比对样本为第一组）；2.第二组样本与《卖契》上落款处“黄丽华”签名是否同一人书写（比对样本为第二组）；3.第二组样本与《卖契》上“见中林柄铮”下方指印是否原告黄丽华所捺。经双方一致确认要求排除原鉴定机构光华鉴定中心及温州地区的鉴定机构后，本院经随机摇号选定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天童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10月21日，天童鉴定中心致函本院，载明：1.需检材料“黄丽华”签名字迹系软笔（毛笔）纵向书写，因此需要提取其同种书写工具、同种书写形态的字迹作为样本以供比对；2.需检指印条件差，不具备鉴定条件，故委托中第三项指印鉴定不予受理。现需贵院协助：1.通知黄丽华本人持身份证于2019年10月28日上午九点半到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配合现场书写笔迹样本，并通知被告到场见证；2.通知黄丽华及被告前往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与温州市社保局到场见证调取其余比对样本资料在约定时间到场见证。本院收函后，依法通知双方于2019年10月28日到场进行取样，原告黄丽华拒绝采样，并认为第一次鉴定结论有效，重新鉴定违法。2019年11月4日，天童鉴定中心向本院发来《退案函》，载明2019年10月28日赴当地取样，在原告黄丽华不予配合提取软笔书写实验样本的情况下，我中心鉴定人员于当日在贵院的配合下提取到申请鉴定中所述的第一组与第二组签名字迹（硬笔书写）。现通过仪器设备对检材与样本进行细致观察，发现书写字迹所体现的差异点极有可能是由于书写工具不同所致，而样本中又没有软笔纵向书写的自然样本与实验样本进行比对，且原告黄丽华也拒绝书写并当庭确认签字。故本中心鉴定人员依据《笔迹鉴定技术规范》之规定，因样本字迹不具备比对条件，作退案处理。本院认为，原、被告一致确认祖父黄昌棠（1956年去世）与林氏（1962年去世）生育四子，黄一均（1939年去世，无子女）、黄一朋（1962年去世）、黄一鸿（1943年去世，无子女）、黄一良（2011年去世）。黄一朋与董秀莲（1954年去世）生育一女黄丽华（即原告）。黄一良与叶玉英（1982年去世）生育黄成安（即被告）等三名子女。上世纪五十年代前黄昌棠在原滨江乡东安村方山头（现为温州市龙湾区瑶溪街道苏川村方山头）有3.7间房屋，分别有北面偏房、中间七间头（1间）、南边五间头（0.5间）、东边厢房。根据审理中查明的事实及现场查看情况并拍摄照片显示，除东边厢房现已不存在外，其余房屋情况与双方陈述一致。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载明“东安村，黄一朋，地号2916-2，地目宅，间数一间七勺（即1.7间），面积0.25亩”、“东安村，黄一良，地号2916-2，地目宅，间数二间（即2间），面积0.25亩”等，该证据所载明的房屋地点及间数亦基本与双方陈述一致。因此，结合黄一均、黄一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已去世及前述已确认的房屋情况，以及根据《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的记载，原告认为祖父黄昌棠曾就上述房屋进行分家析产并经《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登记确认，原告父亲黄一朋分家析产分得的1.7间房屋，被告父亲黄一良分得2间房屋符合历史客观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在分家析产中，其父亲黄一朋分得其中偏房0.7间和七间头1间共计1.7间，被告父亲黄一良分得其中五间头0.5间和厢房1.5间共计2间。被告认为其当时对分家析产并不清楚，而在原告提交了《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才知道。本院认为，因《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仅载明房屋数量，未载明四至等具体房屋坐落情况，在原告对当时的分家情况未提交进一步证据予以印证房屋具体如何分配的情况下，应结合本案审理情况及其他证据综合分析。关于诉争的中间七间头及其附属猪栏原属原告所有，1981年原告及其家人到七间头折木料回市区建房时双方发生争执的事实，双方没有争议。双方争议的是此后原告黄丽华有无将七间头及其附属猪栏出售给被告黄成安，及原告现主张该部分房屋归其所有有无依据。本院认为，因当时发生争执的1981年距今历史久远，本院仅能根据审理中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综合分析事实是否存在。首先，被告提交《卖契》用以证明原告出售房屋一事。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卖契》的鉴定情况已如上文所载，在（2017）浙0303民初4819号一案中，光华鉴定中心作出《051号笔迹鉴定》结论，其鉴定意见倾向认为标称日期一九八一年古历十月十一日的《卖契》中正文第四列转卖字迹及落款处黄丽华签字，不是黄丽华书写形成。就此，鉴定人到庭陈述“倾向认为，代表有不确定性，因为时隔37年，人的身体机能会有变化；作为案后实验样本，鉴定条件够，但有不确定性，最好是案前同期自然样本。”此后，被告补充了自然样本，再次进行补充鉴定，光华鉴定中心作出了《051B补充笔迹鉴定》结论，其鉴定意见第2项为倾向认为《卖契》落款处黄丽华签字，与补充样本中黄丽华书写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此后，鉴定人到庭陈述“即使用错了一个补充样本，还有两个补充样本，我们是综合判断。”最后，光华鉴定中心以程序上及规范上存在瑕疵与不足，决定撤销《051B补充笔迹鉴定》。在本案中，被告再次补充了一个自然样本，并申请重新鉴定，原告不同意重新鉴定，并要求将《051号笔迹鉴定》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因在（2017）浙0303民初4819号一案中，光华鉴定中心以程序上及规范上存在瑕疵与不足要求撤销《051B补充笔迹鉴定》，及鉴定人出庭陈述因样本问题所作出的前份《051号笔迹鉴定》的结论存在不确定性，亦认为最好有案前同期自然样本比对。故本院认为，被告的重新鉴定申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可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形，本院予以准许。在双方当事人确认排除原鉴定机构光华鉴定中心及温州地区的鉴定机构后，本院经随机摇号选定天童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在鉴定机构要求对原告黄丽华提取与需检材料“黄丽华”签名字迹同种的写工具、同种书写形态的软笔（毛笔）纵向书写字迹作为样本以供比对的情况下，因原告黄丽华不予配合，导致样本中没有软笔纵向书写的自然样本与实验样本进行比对，鉴定机构作退案处理。故因原告黄丽华不配合采样致使鉴定程序无法正常启动，鉴定机构对《卖契》真实性无法做出检验，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承担。虽然原告黄丽华提交了专家分析意见、卖契书法相同点对照、笔迹特征对照表、检材字体分解图标、样本字体分解图标、实况透析片等证据为证明《卖契》签字非其本人书写，但因上述证据非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本院不予采纳。该份《卖契》载明，黄丽华将其先父黄益朋所有的坐落于永强方山头地方南头屋左首七间头房屋及附属猪栏一个，经公社及大队干部并房族协商裁定，将该房屋以500元转卖给堂弟黄成安，立凭款清，今后该产业永属黄成安所有。其次，双方对于被告将南边五间头于1982年出售给邻居范德道无争议，故根据《0.66间卖契》及此后被告与邻居范德道在《合同协议》中的包括抬楼、搭墙、出入等约定来看，当时作为邻居的范德道系认可与其买下的南边五间头相邻的七间头已属于被告所有。且《0.66间卖契》所载的代笔人王德桃也曾在土地地籍登记谈话笔录称《卖契》是其抄写，结合原告陈述被告曾叫过王德桃来写《卖契》但其不同意，被告陈述《卖契》为王德桃代笔，可判断至少王德桃对1981年双方就买卖七间头发生争执一事知情，并据此对七间头的归属能够作出自己的判断并代笔书写《0.66间卖契》。以上情况表明由王德桃代笔的《0.66间卖契》与证据《合同协议》、《卖契》的内容均不矛盾，能够互相印证。再次，原告陈述其在1981年至2013年的周未仍有回七间头居住，但与其陈述在2007年发现被告的父亲将七间头出租的情况存在矛盾，同时原告认可其从未对诉争房屋接过水电，亦未收取过租金。本院认为，上述情形并不符合一般房屋所有人对房屋的管理、居住习惯，原告对其在1981年后仍有居住诉争房屋无法举证证明，其在1981年双方对诉争房屋权属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仍放任被告使用、出租诉争房屋而长期未主张权利不符合常理。综上，本院对原告曾于1981年将七间头及其附属猪栏出售给被告黄成安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原告现主张该部分房屋归其所有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主张的北边偏房属其所有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根据《卖契》及双方一致确认诉争七间头房屋为1间，根据《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证实原告父亲分得1.7间房屋，但诉争的偏房是否即余下的0.7间，当时是否分给原告父亲，现有依据并不充分。首先，原告对其陈述的偏房、七间头原为一体由原告一家使用，及偏房面积应当为0.7间，以及现七间头、偏房的共墙被被告移动导致面积变化等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印证，原告自行绘制的房屋原状及现状况图不足以印证其观点。其次，原告对于其曾向被告父亲支付2000元用于修缮偏房亦未提交证据予以印证。而被告曾于80年代对房进行修缮的事实，有证人方某的证言及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在现场时，被告能够对原告认为没有修缮的墙体部分刮开墙体水泥露出红砖予以印证。至于原告认为被告曾在谈话中陈述的修缮时间是1983年与庭审陈述的修缮时间1987年不符来否认被告的修缮行为，本院认为，原告认为被告未修缮房屋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被告曾修缮房屋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再次，原告陈述，被告在1981年双方发生争执时曾讲到“你这些房子反正都没有住，都卖给我，以后你也没有用了。”也表明争执发生时被告提出对原告全部房屋尽买的要求，而原告在争执发生后出售七间头及附属猪栏经过公社及大队干部并房族协商裁定而确定，因此均难以确认原告在出售其所述与偏房一体的七间头房屋后还保留有偏房。而在争执发生之后，原告又放任被告对诉争偏房使用、安装水电、修缮、收取租金，均未及时主张权利，显然也不符常理，也进一步印证其主张诉争偏房属其所有的依据不足。因此，对于原告主张北边偏房属其所有，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认为东面厢房原为1.5间属被告所有，从而推定偏房属于原告所有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同上文所述，虽然根据《卖契》及双方一致确认五间头为0.5间，根据《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证实被告父亲分得2间房屋，但厢房即余下的1.5间，当时是否分给被告父亲，现有依据并不充分。首先，厢房现已不存在，对其原来的面积双方存有争议，并均向本院提交了各自行绘制的房屋状况图，但均不足以印证各自所述面积。其次，原告认为被告对厢房拆除即表明厢房属被告所有。据本案审理查明，被告在2016年7月21日国土局谈话中陈述因房屋破旧、漏水而约在1981年拆除。在庭审中陈述因70年代漏水倒塌，当时以为房子归原、被告共有，故经询问原告得到同意后拆除。本院认为，因被告已于1981年建造现有的龙湾区房屋，故此前厢房已由被告拆除，但不论上述拆除的过程及原因，均不足以推定厢房必然属于被告所有。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于1981年建造现有的龙湾区房屋权源于厢房，双方提交的房屋状况图也均表明两者位置不同，故也不能据此判定厢房的归属。再次，原告认为厢房属被告所有还基于被告在2016年1月11日的土地地籍登记谈话笔录中陈述厢房其被告父亲居住与其庭审中陈述厢房由三伯居住存在矛盾，及黄成岳于2019年12月10日在本院现场谈话中陈述厢房属被告所有。本院认为，在被告的三伯去世时，被告当时还未出生，被告在土地地籍登记谈话笔录中陈述居住情况时已明确表示所述是根据上辈讲的解放前的情况，因其所述的是当时四子仍健在的居住情况。因此，即使当时被告父亲曾居住厢房，当二子去世后至分家时居住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也不能就此确认在分家时厢房必然分给被告父亲。至于黄成岳的谈话内容，如上分析，因原告质证认为黄成岳陈述的时间点上存在矛盾，并要求本院对其陈述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故如上分析，本院对其谈话内容未予采纳。且黄成岳陈述厢房于58年至61年用于吃大锅饭时属被告黄成安所有时，本院继续发问要求其明确时，其并未回答。因此，以上不足以判断厢房在分家时分给被告父亲所有。综上，对于原告主张东面厢房原为1.5间属被告所有，从而推定偏房属于原告所有的观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丽华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由原告黄丽华负担；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收取的司法鉴定费4800元、鉴定人出庭作证费2000元（原告黄丽华预缴），由原告黄丽华负担；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收取的取样费1500元、鉴定人出庭作证费1500元（被告黄成安预缴），由被告黄成安负担；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收取的取样费1200元（被告黄成安预缴），由被告黄成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 力人民陪审员  陈海容人民陪审员  张美娥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张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