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01民初398号 原告：许俊杰，男，196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原告：吴芸，女，1964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月海、姚冰融，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凤起路451号。 诉讼代表人：孙建平，浙江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 第三人：浙江省电力实业总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南复路1号水澄大厦2幢1501室。 法定代表人：曾挺健。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戈、沈杨杨，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原告许俊杰、吴芸与被告浙江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益和公司）、第三人浙江省电力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实业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浙01民初763号民事判决。电力实业公司不服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2018）浙民终89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俊杰、吴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余月海、姚冰融，被告浙江益和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孙建平，第三人电力实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游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许俊杰、吴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浙江益和公司支付许俊杰、吴芸至2016年3月2日止应分配的利润68281556.3元；2、判令浙江益和公司于2016年3月3日起至公司实际清算完毕之日止所产生的利润按40%支付给许俊杰、吴芸。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浙江益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浙江益和公司注册资本为150万元，由法人股东电力实业公司出资120万元，许俊杰出资27万元，吴芸出资3万元组建。2000年浙江益和公司改制时其上级主管部门浙江省电力工业局批准并在浙江益和公司章程中明确：许俊杰、吴芸在现金出资的基础上，按其实际出资额，以1:1的比例享有公司30万集体股的分红量化权。即许俊杰、吴芸按40%进行分红，即按40%分得公司利润。浙江益和公司主要由许俊杰、吴芸进行经营管理。从公司成立的第三年开始每年都有可分配利润，2002年可分配利润为2877.53元，2003年可分配利润为3785446.33元，2004年可分配利润为5925450.46元，2005年可分配利润为11044365.35元，2006年可分配利润为24933359.29元，2007年可分配利润为48930871.52元，2008年可分配利润为71273597.87元，2009年可分配利润为131370694.8元，2010年可分配利润为199613724.7元，2011年可分配利润为192222686.41元，2012年可分配利润为193873601.10元，2013年可分配利润为199112974.57元，所有者权益为210971740.49元。多年来许俊杰、吴芸多次口头请求公司分配利润，但浙江益和公司和电力实业公司均未同意分配。许俊杰、吴芸又于2013年5月24日在2013年第一次股东会上再次请求分配公司利润，电力实业公司利用其控股的优势在股东会议上作出不分红的决定。2015年3月6日，许俊杰、吴芸依法主持召集了公司临时股东会议，提出了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电力实业公司缺席会议弃权，导致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未能通过。鉴于浙江益和公司从不分配公司利润，许俊杰、吴芸于2014年7月在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请求公司回购许俊杰、吴芸全部股权的诉讼，该案一审被裁定驳回起诉，上诉二审后，二审法院改判撤销原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浙江益和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召开股东会，不顾许俊杰、吴芸的反对，作出了解散公司的决议；2015年11月电力实业公司向贵院申请对浙江益和公司进行强制清算，贵院指定浙江春江明珠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管理人，该案仍在清算中。在清算过程中，管理人委托浙江新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浙江益和公司的资产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浙新会专字（2016）901号报告，报告确认至2016年3月2日，浙江益和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70703890.76元。（其中该报告中扣减杭州益和公司超分配利润34724846.4元和扣减职工离职补偿金1692017.09元，许俊杰、吴芸不同意上述扣减，并同意另行处理，许俊杰、吴芸现已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股东利益赔偿诉讼，该案现在审理中）。许俊杰、吴芸作为公司股东，享有《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权，电力实业公司利用公司绝对控股的优势，从公司成立至现公司解散并在贵院强制清算中均不同意按公司章程的规定分配公司利润，明显滥用股东权利，损害许俊杰、吴芸股东的合法利益。为维护许俊杰、吴芸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之规定，特向贵院起诉，请求依法支持许俊杰、吴芸的诉讼请求。 被告浙江益和公司辩称：一、关于事实部分：1、许俊杰、吴芸陈述浙江益和公司的设立、股东情况及出资情况无异议，许俊杰、吴芸陈述浙江益和公司改制时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浙江省电力工业局批准并在浙江益和公司章程中明确：许俊杰、吴芸在现金出资的基础上，按其出资额，以1:1比例享有公司30万元集体股的分红量化权没有异议。1）需说明的是浙江益和公司的章程和浙江电力工业局的批准文件明确：上述以1：1的比例享有公司30万元集体股分红量化权的股份只享有分红权，不能转让、继承。2）关于分配利润许俊杰、吴芸和电力实业公司、浙江益和公司之间的纠纷以证据证明的事实为准。二、关于许俊杰、吴芸的诉讼请求：1、浙江益和公司现在强制清算过程中，许俊杰、吴芸应分配的利润应以浙江益和公司实际清算完毕之日止的未分配利润扣除清算费用、清算组费用、应缴纳的税费等实际可用于分配的利润按比例计算分配。2、许俊杰、吴芸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予以支持。因为2016年3月2日止的未分配利润170703890.76元未扣除清算费用、清算组费用，应缴纳的税费等，该款项不是可用于分配的利润。三、利润分配的计算:浙江益和公司改制成立时，经审批确认30万元集体股以1：1的比例将分红权量化给许俊杰、吴芸、葛岭，浙江益和公司的章程也明确了该项内容。30万元集体股以1：1的比例分红量化给许俊杰、吴芸、葛岭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已经按规定审批批准，各方面应遵守实施。同时审批时和公司章程都明确：该分红权不能转让、继承，葛岭将其持有的1%股权转让给许俊杰后，葛岭转让的该1%股权不能享有1：1量化的分红权。所以浙江益和公司剩余可分配利润，浙江省电力实业总公司、许俊杰、吴芸按照61%：35%：4%的比例分配。 第三人电力实业公司述称：一、本案与贵院受理的浙江益和公司司法强制清算案构成重复起诉，应裁定驳回许俊杰、吴芸起诉。浙江益和公司已于2015年10月解散并进入清算程序，因许俊杰、吴芸拒不归还浙江益和公司的印章及证照等资料导致浙江益和公司无法进行普通清算，2015年11月电力实业公司被迫向贵院申请司法强制清算，贵院受理后于2016年3月裁定浙江益和公司进入司法强制清算并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目前清算组正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浙江益和公司履行相应的清算程序。1、本案与司法强制清算案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不受当事人在前诉与后诉中诉讼地位的影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目的是避免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法律关系而为同一诉讼请求，避免法院重复审理甚至作出矛盾裁判，浪费司法资源。贵院已受理浙江益和公司的司法强制清算案，清算制度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在于终止公司人格之后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清偿、公司股东对公司享有的股东权益得到实现，故强制清算案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为公司的债权人及股东，强制清算案要解决的也是公司与债权人、公司与股东之间的问题。本案中电力实业公司和许俊杰、吴芸均为浙江益和公司的股东，本案诉讼主体均与强制清算案利益主体相同，故符合重复起诉构成要件第一点。2、本案与司法强制清算案诉讼标的相同。关于诉讼标的，立法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界定其内涵及外延，主流观点认为诉讼标的即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或法律关系。司法强制清算的目的，是妥善处理公司与债权人、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为盈余分配纠纷，本案的诉讼标的为许俊杰、吴芸（作为浙江益和公司的股东）与浙江益和公司之间关于利润分配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本案的诉讼标的已包含在强制清算案的处理范围内。故符合重复起诉构成要件第二点。3、本案与司法强制清算案诉讼请求相同。根据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清算是清算组对浙江益和公司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理，自然包括对公司未分配利润等形成的资产进行清理，在偿还公司债务及支付清算费后，对剩余财产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的过程。公司股东享有要求对剩余财产进行分配的权利。目前该清算案已在贵院处理中，而本案是盈余分配纠纷案件，是贵院受理浙江益和公司清算案件两年后才受理的案件，涉及的争议正是浙江益和公司清算之财产，涉及的诉讼请求正是股东要求公司分配利润的请求。因此本案的诉讼请求与强制清算案存在重复，故符合重复起诉构成要件的第三点。综上，本案本质上属于对清算案的重复起诉，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裁定驳回许俊杰、吴芸起诉。二、本案不符合盈余分配纠纷诉讼的构成要件，即便贵院受理，也应判决驳回许俊杰、吴芸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已经对股东向法院起诉要求分配利润做了明确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因此，在许俊杰、吴芸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浙江益和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许俊杰、吴芸要向贵院起诉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应符合如下构成要件：①其他股东（即电力实业公司）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②给许俊杰、吴芸造成损失。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情形下，许俊杰、吴芸才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分配利润。（一）电力实业公司并未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1、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电力实业公司未滥用股东权利。2015年底，许俊杰、吴芸即以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为由将浙江益和公司及董事方鹏和徐一剑、电力实业公司诉于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理由是电力实业公司滥用控股权拒绝在股东会上讨论并审议利润分配事宜损害其合法权益，下城法院经审理，2016年10月26日作出判决认为：许俊杰、吴芸要求确认浙江益和公司、电力实业公司的行为损害其股东利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许俊杰、吴芸的诉讼请求（2015杭下商初字第4713号）。许俊杰、吴芸不服上诉至贵院，贵院经审理，2017年7月3日作出判决认为：在浙江益和公司股东会未形成分配公司利润之决议的情况下，许俊杰、吴芸主张浙江益和公司未分配利润损害其作为股东的利润分配权缺乏依据；电力实业公司在股东会上就利润分配事宜投反对票，即不同意浙江益和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是其作为股东行使表决权，许俊杰、吴芸主张电力实业公司这一行为损害其作为股东的利润分配权不能成立，判决驳回许俊杰、吴芸之上诉，维持原判（2017浙01民终19号）。需要强调的是，两级法院关于利润分配之股东损害赔偿案均系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2日公布了《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的情况下作出的，该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规定“股东起诉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应当驳回诉讼请求，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的除外”。两级法院已充分考虑了最高法院的立法原意，依据本案相关的事实，确认电力实业公司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不分配利润的事实。此外，许俊杰、吴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与前述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大致相同，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已经两审法院判决确认电力实业公司未滥用股东权利、未损害许俊杰、吴芸股东利益，驳回其诉讼请求。该案判决未通过再审或者抗诉的程序被撤销，许俊杰、吴芸在本案中并无新的证据证明电力实业公司滥用股东权利导致浙江益和公司不分配利润造成其损失。2、在电力实业公司与许俊杰、吴芸发生系列纠纷至目前清算过程中，各方一直存在争议，故不存在滥用股东职权之说。从2013年5月许俊杰、吴芸提出浙江益和公司利润分配事宜，及二人于2014年7月起诉浙江益和公司股权回购纠纷，至贵院于2017年7月3日作出驳回许俊杰、吴芸诉请的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判决（2017浙01民终19号），各方一直对利润分配处于争议中，自然谈不上股东滥用职权不分配利润的问题，且该事宜已被贵院的生效判决所确认。需要说明的是从浙江益和公司成立至2013年初，许俊杰、吴芸既是浙江益和公司的股东，也是浙江益和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同时许俊杰还是浙江益和公司的董事，其全面负责浙江益和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对公司的经营情况非常了解，其从没有提及利润分配事宜，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向电力实业公司或浙江益和公司提及利润分配事宜，更没有讲到其利益受损。许俊杰、吴芸自称自2008年、2009年时口头提出要求分配利润，2012年书面提出要求分配利润，但其均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恰恰相反的是，二人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首次提出利润分配是在2013年5月24日（详见许俊杰、吴芸一审证据3），此后二人又于2015年3月6日第二次提出（详见许俊杰、吴芸一审证据4），而第二次提出是由于股权回购纠纷案中许俊杰、吴芸为补正程序而提议召开的临时股东会，完全是其二人自导自演的。2015年11月，浙江益和公司已进入司法清算程序，并且在贵院的指导下进行清算，在公司司法清算过程中，清算的责任主体是法院指定的清算组，根据公司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公司股东及股东会的权利已移交给法院，在股东对清算财产或利润分配有争议的情况下，股东已失去了分配利润及分配财产的权利，故股东在清算中不存在滥用职权不分配利润的说法。3、至于许俊杰、吴芸二人在原审中所言“浙江省电力实业总公司利用其控股股东优势通过股东会决议从浙江益和中出借1.3亿元款项给下属全资子公司多年使用，属于滥用股东权利”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该借款是由浙江益和公司对杭州益和公司的应收股利转化而来，已经许俊杰、吴芸签字确认，后续借款金额调整的程序也合法合理，且已经过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二）许俊杰、吴芸并未受有损失。事实上，目前浙江益和公司处于清算程序中，清算后许俊杰、吴芸均有权分配剩余财产，其并未受有损失，也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遭受了损失。因此，本案不符合《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规定的两个构成要件，即本案中不存在电力实业公司滥用股东权利不分配利润导致许俊杰、吴芸受有损失的情形，二人无权起诉要求浙江益和公司分配利润。三、国有集体企业资产及改革改制应依法受法律保护，许俊杰、吴芸参与集体企业改制未按照改革改制政策要求和精神操作，不应受法律保护。本案的根本焦点在于涉及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改制问题，因许俊杰在改制时未按改革改制政策要求脱钩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违反了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的总体政策和精神，许俊杰、吴芸作为浙江益和公司的股东资格存疑，其持有的股权不合法，不应享有利润分配权，应按国资委及国家电网公司规定，按其出资额1：1办理退股手续；同时也是因为改制不合规、不彻底，许俊杰、吴芸片面理解改革改制政策，在实践中并未按照改制要求与国有企业脱钩，以国有企业员工的身份投资入股，不履行改革改制的法定义务，却想享有改革改制的权利，而浙江益和公司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国网系统的关联交易，作为国企职工的许俊杰、吴芸如果因此享有巨额的分红，将会导致国有集体资产重大流失，导致权益保护关系颠倒。（一）根据相关改制文件规定，改制企业的员工须与其身份脱钩，且只有改制企业的职工才可以出资入股，而许俊杰的国企职工身份至今未脱钩，许俊杰、吴芸非浙江益和公司及前身杭州益和电脑公司的员工，其不能持有浙江益和公司的股权，更不应享有浙江益和公司的利润分配权利。1、许俊杰一直系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科级干部，其身份并未与国有企业脱钩，不符合当时改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其不得持有改制企业的股权，其股权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关于印发浙江省加快建立企业新型劳动关系若干指导意见的通知》（浙政发[2000]187号）第一条规定“建立企业新型劳动关系是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通过改制与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办理解除原劳动关系的手续，并支付给职工一定的经济补偿金，将原来按所有制性质确定的国家、集体企业的正式职工身份，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者，建立起企业自主用工、劳动者自主择业的新型劳动关系……经过3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我省企业职工劳动关系的转换，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新型劳动关系”。《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的实施意见》（浙委[1999]39号）第10条规定“企业改制时，要按照《劳动法》的规定，订立或变更个人劳动合同，努力形成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劳动用工制度……取消企业行政级别，企业领导人的待遇与原行政级别脱钩”。综上，依照改制政策文件要求，许俊杰、吴芸均应解除原有劳动合同关系，与浙江益和公司重新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实际上，许俊杰系国网浙江电力实业公司职工，至今仍为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国企正科级干部，为全民员工身份，其身份没有脱钩，改制不符合当时的法律及政策，其不得持有改制后浙江益和公司的股权，其股权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2、根据当时改制文件的要求，只有改制企业的职工才可以投资入股，许俊杰、吴芸均非浙江益和公司及前身杭州益和电脑公司的员工，因此许俊杰、吴芸不具持有浙江益和公司股权的资格。《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省属企业改革的通知》（浙政发[1998]159号）第二条第（七）款规定“资产运营机构和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集团公司职工不得以个人名义或工会名义到下属公司持股”。《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和深化省级外经贸企业改革的通知》（浙政发[1998]119号）第六条规定“改制企业的职工可以出资入股”。《关于加快和深化市级外经贸企业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杭政[1999]9号）第五部分“鼓励内部职工持股”的第1点规定“改制企业的职工可以投资入股”。杭州市人民政府1998年12月5日发布的《杭州市企业内部职工持股暂行办法》（杭政[1998]23号）第四条规定“金融、烟草、电力、邮政等垄断经营性行业，享有特许经营权或特殊优惠政策的企业，暂不实行职工持股办法”，该文件非常明确，电力系统的企业不实行员工持股，显然，许俊杰、吴芸持有电力系统企业的股份违反了相关规定，特别是许俊杰系电力企业的干部。因此，根据当时有效的改制文件的精神，只有改制企业的职工才可以投资入股，许俊杰、吴芸并非浙江益公司和及前身杭州益和电脑公司的员工，本不应持有浙江益和公司的股权，也不应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3、此外，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已经违反规定持有股权的国企员工，应进行退股。浙江省电力公司各级干部都已经按此要求进行了退股，故许俊杰、吴芸应按出资额1：1办理退股手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8年9月16日发布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号）第（三）款规定“鼓励辅业企业的职工持有改制企业股权，但国有企业主业企业的职工不得持有辅业企业股权”，第（四）款规定“职工入股原则限于持有本企业股权”、“职工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企业所出资各级子企业、参股企业及本集团公司所出资其他企业股权”、“国有企业中已持有上述不得持有的企业股权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自本意见印发后1年内应转让所持股份，或者辞去所任职务”。根据国资委和国网公司要求，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于2009年10月16日印发了《浙江省电力公司进一步规范职工持股、投资实施意见》（浙电综产[2009]1363号），第五条明确了领导干部以原始股价为计价依据，原则上按1：1比例转让股份进行退股，实际操作上，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各级干部都按照位1：1比例进行了退股。因此许俊杰、吴芸应遵守国资委及单位规定，按其出资额1：1办理退股手续。（二）许俊杰等未按改制政策要求脱钩身份，以国有企业干部的身份从事经营活动，且浙江益和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实现的，浙江益和公司绝大部分业务来源于其与电力公司的关联交易，如果因此享有巨额的分红，将会导致国有集体资产重大流失。2014年9月5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浙江益和公司2014年6月30日财务状况与2001年至2014年1-6月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认为：浙江益和公司及下属公司的业务主要依托于国网系统，浙江益和公司截止2014年6月30日，来自国网系统及省内其他电力系统的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97.60%，其他无关联的项目收入仅占3.4%。浙江益和公司及下属公司关联方交易金额较大。因此，浙江益和公司能够发展壮大得益于国网系统的业务支持，许俊杰也是国网电力实业公司的科级干部，是电力实业公司委派到浙江益和公司当总经理的，浙江益和公司的业绩增长不是仅凭许俊杰、吴芸二人的个人之力能够实现。而且，根据国资委政策规定和浙江省电力公司文件要求，许俊杰等人应按出资额的1：1进行退股。此外，根据《关于杭州益和电脑公司改制的请示》（浙电实总[2001]0001号，许俊杰、吴芸一审证据1），是为了鼓励经营者积极性才提出了职工入股及对应的“分红量化权”，而许俊杰、吴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并未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仅仅是依靠国网系统的关联业务支持才提升了浙江益和公司的经营业绩。因此，在此背景下，更不应该给许俊杰、吴芸股权及对应的分红量化权。鉴于浙江益和公司的业务基于来自于国网公司及关联方，关联交易导致浙江益和公司在短时间内拥有近2亿元的利润，在企业改制不符合法规政策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国网公司的干部职工以此种不合法的方式入股，并利用国有干部职工的特殊身份资源运营公司，以此享有巨额的分红，将会导致国有集体资产的重大流失，也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四、即使假设许俊杰、吴芸按照国有集体企业改制政策要求入股，根据改制政策文件精神，章程中“分红量化权”与“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表述前后意思是一致的。1、章程中量化分红权来自于改制文件，该文件明确划归职工名下的股份应1：1现金入股，故许俊杰的分红权与出资比例是一致的。浙江益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分红量化权”的内容根源于电力实业公司关于公司改制的请示和当时的省电力工业局的批复，而公司改制请示中关于“分红量化权”的内容又直接来自杭政[1999]9号文。据此，在认定章程中关于“分红量化权”的规定时,不能脱离改制时依据的文件，孤立地、简单地下结论。《关于加快和深化市级外经贸企业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杭政[1999]9号）第五部分“鼓励内部职工持股”的第1点规定“改制企业的职工可以投资入股”，第2点规定，“有集体资产的企业，可将这部分资产划出50%左右，根据职工责任轻重、工龄长短、贡献大小划归职工名下（终极所有权归企业全体职工共有，职工只享有分红权，不能转让、继承。本人离开企业或退休后，由企业收回），职工同时应按不少于划归名下股份数额1：1的比例，以现金向企业投资入股”。据此，将一定比例的集体资产划归职工名下，不是无偿的，而是要求职工同时按不少于划归名下股份数额1：1比例，以现金向企业投资入股。许俊杰、吴芸出资30万元，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只能按出资比例享有分红权。2、浙江益和公司章程已明确规定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与相关政策规定是相同的。浙江益和公司章程第五章第1条第（5）款规定：自然人股东在现金出资的基础上，按其实际出资额，以1：1的比例享有公司30万元集体股的分红量化权。指的是自然人股东享有公司30万元集体股的分红量化权的基础和前提，是要实际以现金出资，而且是按划分股份的1：1的比例享有分红权。这与章程第十一章第4条第（7）款明确规定是一致的（利润分配是按照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配）。3、浙江益和公司章程中的分红量化权约定符合当时的公司法之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的规定。浙江益和公司成立于2001年，浙江益和公司分别于2000年及2002年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制作公司章程，根据当时生效的《公司法（1999修订）》第33条规定“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即当时的法律规定只允许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结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改制政策的理解，许俊杰、吴芸出资30万元，取得了集体股的分红量化权，按其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符合当时生效的《公司法（1999修订）》的规定。 原告许俊杰、吴芸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杭州益和电脑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杭州益和电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许俊杰，以及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 证据2、浙天评（2000）951号评估报告书，证明杭州益和公司2000年9月30日评估的净资产为120万元的事实。 证据3、浙江省电力工业局浙电多（2000）1175号文件，证明杭州益和电脑公司于2000年11月由浙江省电力工业局的下属企业划归浙江省电力实业总公司下属企业的事实。 证据4、浙江省电力实业总公司浙电总（2001）0001号文件以及浙江省电力工业局浙电办（2001）105号文件，证明浙江省电力实业总公司对杭州益和电脑公司进行改制，该公司改制重组成立浙江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50万元，其中原杭州益和公司评估的资产120万元入股占80%的股份，自然人股东许俊杰、吴芸（经营者）出资30万元，占20%的股份，自然人股东享有1：1的比例的集体股的量化分红权。上述改制方案获得了浙江省电力工业局的批准和同意。 证据5、浙江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章程，证明公司章程对自然人股东许俊杰、吴芸享有1：1的比例的集体股的量化分红权在章程中作了规定。 证据6、浙江省电力公司的工资介绍信、电力实业总公司的工资关系介绍信，证明许俊杰于2001年工资关系由浙江省电力公司调入浙江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的事实。 证据7、浙电实总（2001）0002号和0003号文件；浙江益和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选举结果的证明、监事选举结果的证明、公司经理的聘用证明，证明浙江省电力实业总公司委派到浙江益和公司的董事为汪斌、桂建生（其中汪斌为董事长），选举汪斌、桂建生、许俊杰三人为公司董事、并聘用许俊杰为公司经理；浙江省电力实业总公司委派到浙江益和公司的监事为俞银富（召集人），公司选举俞银富、吴芸为公司监事的事实。 证据8、199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年11月22日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通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浙委（1999）39号文件）；杭州市人民政府（1999）9号文件，证明根据中共中央上述决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委（1999）39号文件第25条之规定，杭州市政府（1999）9号文件第5条第2款之规定，在当时浙江益和公司改制时，在许俊杰、吴芸出资20%的基础上，再给予其20%的集体股量化分红权，（即按1：1比例享有量化分红权），许俊杰、吴芸按40%分红，是符合当时政策规定的合法行为。 证据9、财务凭证（工资清单、用款申请书、银行进帐单等），证明许俊杰、吴芸的工资由浙江益和电力公司发放的事实，以及许俊杰的养老保险款项实际一直由浙江益和电力公司承担的事实。 证据10、吴芸的职工劳动保险手册、人事调动联系函、工会委员及工会主席证书，证明吴芸于1995年12月调入杭州益和电脑公司工作的事实，1999年4月起担任杭州益和电脑公司工会主席。 证据11、2011年5月浙江益和公司三届一次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材料2011年6月10日杭州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股东决定、2011年6月10日浙江益和公司2011年度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证明浙江益和电力公司于2011年6月10日起停止新业务经营，员工改签劳动合同、只负责应收款项催收等事宜的处理，浙江益和电力公司拟注销的事实。 证据12、浙电多（2000）1175号文件、浙电实总（2001）01号文件、浙电办（2001）105号文件，证明浙江益和公司注册资本150万元，许俊杰、吴芸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许俊杰、吴芸享有按实际出资额1：1的量化分红权，即按40%享有分红量化权（即浙江益和公司利润分配许俊杰、吴芸按40%分得）。 证据13、2002年至2012年浙江益和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证明浙江益和公司从2002年至2012年，每年均有可分配的利润的事实。 证据14、浙益和会纪（2013）001号、浙江益和公司2013年5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证明浙江益和公司2013年5月24日股东会不顾许俊杰、吴芸的反对，决议不分配利润的事实。 证据15、（2015）浙杭西证民字第6104号公证书、2015年3月6日浙江益和公司股东会决议、（2015）杭下商初字第0167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浙江益和公司2015年3月6日股东会不顾许俊杰、吴芸的反对，决议不分配利润的事实；以及上述股东会决议经下城区法院判决确认为有效合法决议的事实。 证据16、杭州中院（2017）浙01民终625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许俊杰、吴芸要求电力实业公司承担损害股东利益赔偿的案件现正在下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中，与本案没有关联。 证据17、浙江益和公司2015年10月27日股东会决议及相关股东会议材料，证明浙江益和公司股东会于2015年10月27日不顾许俊杰、吴芸的反对，决议解散浙江益和公司的事实。 证据18、杭州中院（2015）浙杭商清（预）字第8号受理通知书，证明电力实业公司于2015年12月向贵院申请对浙江益和公司进行强制清算，且该清算案还在贵院处理中的事实。 证据19、浙新会专字（2016）901号专项审计报告，证明浙江益和公司在贵院强制清算时，清算管理人浙江春江明珠律师事务所委托浙江新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确认至2016年3月2日浙江益和公司可分配利润为170703890.76元的事实。 被告浙江益和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电力实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清算申请书；证据2、（2015）浙杭商清（预）字第8号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据3、（2015）浙杭商清（预）字第8号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4、（2015）浙杭商清（预）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证据5、（2016）浙01民算4号决定书；证据6、（2015）杭下商初字第00849号民事判决书；证据7、（2015）浙杭商终字第251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7共同证明：1）许俊杰控制了浙江益和公司，法院判决其归还浙江益和公司的公司印章证照，其拒绝归还，导致浙江益和公司虽解散并成立了清算组，但无法进行正常清算；2）2015年11月，电力实业公司被迫向杭州中院申请对浙江益和公司进行司法强制清算；3）2016年3月，法院受理后指定清算组处理浙江益和公司清算事宜，现浙江益和公司仍在法院的司法清算过程中；4）在浙江益和公司司法清算两年有余，许俊杰、吴芸向杭州中院起诉浙江益和公司、电力实业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两案本质上都要对利润形成的资产股东所享有的所有者权益进行清理及分配，属于典型的“一案两诉”。 证据8、证据清单对比表格；证据9、（2015）杭下商初字第4713号许俊杰、吴芸提交的证据清单；证据10、（2015）杭下商初字第4713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1、（2017）浙01民终19号民事判决书；证据8-11共同证明：因浙江益和未进行利润分配，许俊杰、吴芸起诉浙江益和公司、浙江益和公司董事方鹏和徐一剑、电力实业公司，要求法院确认其损害许俊杰、吴芸股东利益。本案中许俊杰、吴芸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与该案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证明对象均相同，而该案已经下城法院和贵院两审法院判决确认四被告未滥用股东权利、未损害许俊杰、吴芸股东利益，驳回其诉讼请求。因此可证明不存在电力实业公司滥用股东权利拒绝分配利润损害许俊杰、吴芸合法权益的情形。 证据12、（2014）杭下商初字第2169号民事裁定书；证据13、（2015）浙杭商终字第657号民事裁定书；证据12-13共同证明：1）因许俊杰、吴芸未在利润分配的股东会后的法定期限内起诉浙江益和公司，2015年1月7日下城法院驳回许俊杰、吴芸股权回购案的诉求；2）许俊杰、吴芸不服向杭州中院上诉后，为案件需要自己补利润分配的股东会程序而于2015年3月6日自导自演了此股东会程序，因许俊杰、吴芸与浙江益和公司处于诉讼争议中，不存在电力实业公司滥用职权之说（中院裁定：因原审裁定之后新发生的事实，许俊杰、吴芸现以诉讼方式要求益和公司收购股权的前提条件已成就）。 证据14、浙江益和公司2011年度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证明2011年6月10日浙江益和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即日起将杭州益和的应收股利149,740,509.21元转为给其的借款，借期至2011年12月31日，借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该决议由许俊杰、吴芸签字确认通过。 证据15、（2015）杭下商初字第0268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6、（2016）浙01民终972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7、（2017）浙0103民初8271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8、（2018）浙01民终478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7-18共同证明：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浙江益和公司将杭州益和公司的应收股利调整为112,995,395.13元，从而将浙江益和公司对杭州益和公司的借款金额调整为112,995,395.13元，借款利率调整为年利率6%，高于2011年6月10日股东会决议的借款利率。已经过下城法院、杭州中院的两审判决确认，无论是浙江益和公司的董事方鹏、徐一剑，还是浙江益和公司的股东电力实业公司，均未损害许俊杰、吴芸的股东利益。 证据19、浙江省电力公司工资介绍信（重复提交）；证据20、人员信息表；证据21、浙江省电力实业总公司工资关系介绍信（重复提交）；证据22、劳动合同书（重复提交）；证据23、许俊杰的社保参保证明（重复提交）；证据24、国网系统机打信息表；（正科级待遇）（重复提交）证据19-24共同证明：1）许俊杰至今仍系浙江省电力公司全民员工，与浙江省电力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许俊杰系浙江省电力公司派出的中层干部，享受国网公司科级干部待遇；3）许俊杰的身份并未脱钩，其系电力实业公司委派到浙江益和公司任总经理职务，其经营行为代表电力实业公司并非个人，其并非浙江益和公司的员工，也非改制前杭州益和电脑公司的员工。4）此次改制不合法，许俊杰、吴芸取得股权不合法，也造成了浙江益和公司与电力系统大量关联交易的存在。 证据25、关于印发浙江省加快建立企业新型劳动关系若干指导意见的通知（浙政发[2000]187号）；证据26、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浙委[1999]39号）；证据25-26共同证明：相关文件要求，改制企业的职工应解除原有劳动关系，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将原有按照所有制性质确定的国家、集体企业正式职工身份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者身份，与原行政级别脱钩。而许俊杰并未解除与国网浙江公司原有劳动关系，至今仍未与国网公司的全民员工身份脱钩，其也未与浙江益和公司重新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原杭州益和改制不合法，许俊杰、吴芸分红权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证据27、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省属企业改革的通知（浙政发[1998]159号）；证据28、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和深化省级外经贸企业改革的通知（浙政发[1998]119号）；证据29、关于加快和深化市级外经贸企业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杭政[1999]9号）；证据27-29共同证明：相关文件要求，只有改制企业的职工才可以投资入股，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集团公司职工不得以个人名义到下属公司持股。许俊杰、吴芸均非浙江益和公司及前身杭州益和电脑公司的员工，其持有浙江益和公司的股权不符合改制规定，其利润分配权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同时，集体企业的股份划给个人是需要按1：1出资，并非无偿赠送。证据30、关于印发杭州市企业内部职工持股暂行办法的通知（杭政[1998]23号）；证据31、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号）；证据32、浙江省电力公司进一步规范职工持股、投资实施意见（浙电综产[2009]1363号）；证据30-32共同证明：改制前后的益和公司均是国网系统的企业，根据文件规定，员工不得持有股份。国资委于2008年9月16日下发了文件，对于已经违反规定持有股权的国企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应自该文印发后1年内转让所持股份或者辞去所任职务。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也相应印发文件明确领导干部以原始股价为计价依据，原则上按1：1的比例转让股份进行退股。事实上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各级干部都按照1：1比例进行了退股，然而许俊杰、吴芸仍未按此要求进行退股。 证据33、关于浙江益和公司财务收支专项审计报告，证明2014年9月5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浙江益和公司2014年6月30日财务状况与2001年至2014年1-6月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认为：浙江益和及下属公司的业务主要依托于国网系统，浙江益和截止2014年6月30日，来自国网系统及省内其他电力系统的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97.60%，其他无关联的项目收入仅占3.4%。浙江益和及下属公司关联方交易金额较大。因为许俊杰的国有全民身份仍在，益和公司改制不合法，许俊杰利用国网公司干部的身份便利经营浙江益和公司，浙江益和公司的业绩不属于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许、吴的分红权不应受到保护。 证据34、2000年浙江益和公司章程；证据35、2002年浙江益和公司章程；证据34-35共同证明：1）浙江益和章程均明确依据《公司法》制定，而当时的公司法（1999修订）第33条规定“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2）章程之量化分红权来自于电力实业公司的请示，该请示来自于（1999）9号文，该量化股分红权取得须由职工出资而取得，与章程第十一章第4条第（7）款明确规定是相同的（润分配是按照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配）；3）葛岭离开益和后，根据章程规定，其分红量化权不得转移给他人。 证据36、关于杭州益和电脑公司改制的请示（浙电实总[2001]0001号）；证据37、关于杭州益和电脑公司改制的批复（浙电办[2001]105号）；证据36-37共同证明：1）浙江益和章程之“分红量化权”表述来自于实业公司关于公司改制的请示及浙江省电力工业局的批复，该批复引用杭政（1999）9号文；2）该文第五部分“鼓励内部职工持股”的第1点规定：改制企业的职工可以投资入股，第2点规定：有集体资产的企业，可将这部分资产划出50%左右，根据职工责任轻重、工龄长短、贡献大小划归职工名下，职工同时按不少于划归名下股份数额1：1的比例，以现金向企业投资入股。因此集体企业的股份是需要按1：1出资的，并非无偿。3）许俊杰系浙江省电力公司职工，至今仍是全民员工身份，其身份没有脱钩，并非改制前原杭州益和电脑公司的职工，也非浙江益和公司的职工，吴芸也并非改制前浙江省电力公司的职工，因此原益和公司改制不合法，其利润分配权不应受到保护。 证据38、干部履历表(1999.11）；证据39、劳动合同书（原证据9）（2012.7)；证据40、国网系统机打信息表（正科级待遇）（原证据24）；证据41、省电力公司、省电力实业公司工资介绍信（原证据21）（2001.12)；证据42、职工增资（变动）审批表（1999.12-2004.12)；证据43、浙江省电力公司职工工资、补贴及养老保险明细单(2001.12)；证据44、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2014.92019.5)及明细（2002.1-2010.12)；证据45、浙江正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许俊杰职务聘任的通知(2014.8)；证据4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号）；证据38-46共同证明：1、许俊杰自1981年参加工作至今(含2001年益和公司改制前后)均系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全民员工，与其签署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2、许俊杰系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派出的干部，并按照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及电力实业总公司的指派，先后在益和公司、正领公司（后并入浙**云清洁能源公司）担任总经理、分公司副总等职务，系国网公司科级干部。3、许俊杰调入电力实业公司工作至今的工资、补贴由实业总公司按照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工资规定要求执行，按规定进行审批、发放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综上，许俊杰一直系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员工，其为全民所有制派到主办的企业工作，工作期间任保留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身份和劳动合同关系。 经庭审质证，对许俊杰、吴芸提交的证据，浙江益和公司认为，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证据3、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对象均无异议。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对象均无异议。证据7的三性及证明对象无异议。证据8的三性及证明对象没有异议，说明许俊杰、吴芸享有的1：1分红量化权为39%，不是40%。证据9如许俊杰、吴芸提供原件或复制原件，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对象无异议。证据10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对象无异议。证据11其中停业方案无人签字，没有盖章，对证据形式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该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对象无异议。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对象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应以清算完毕之日止未分配利润为基数分配。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应以清算完毕之日止未分配利润为基数分配。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应以清算完毕之日止未分配利润为基数分配。证据1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应以清算完毕之日止未分配利润为基数分配。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无异议。证据1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证据19的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不完整，报告上的未分配利润截止2016年3月2日为170703890.76元，但该数额不是清算分配的数额，应扣除清算中应支付的各项费用、税收加上2016年3月2日以后至清算截止日止的收入才是分配的基数数额。电力实业公司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许俊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及杭州益和注册资本与本案无关；2、许俊杰系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国有企业干部，被派到益和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职务，并非益和公司员工。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1、根据改制的相关文件规定，许俊杰的国有企业全民员工身份要脱钩，但许俊杰至今仍系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科级干部，此次改制不合法，而且电力系统企业属于垄断企业，员工不得持有公司股权，故许俊杰、吴芸持有的股权不合法；2、改制请示引用的杭政（1999）9号文明确集体企业股份划给员工，员工须按出资额1：1出资，才享有相应的股权，并非无偿获取集体股量化分红权。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章程的依据来自实业公司请示，该请示来自杭政（1999）9号文，该文件明确集体企业股份划给员工，员工须按出资额1：1出资，才享有相应的股权，并非无偿获取集体股量化分红权。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许俊杰进入浙江益和公司是国网公司内部的人事调整，并非与国网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进一步说明许俊杰担任浙江益和的职务均系国网浙江公司及实业公司的安排而为之。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许俊杰根据国网公司的安排到浙江益和工作，并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担任浙江益和相应的职务。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后来许俊杰系浙江益和的董事。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1、根据改制文件规定，改制企业的员工要与其原有身份脱钩、同时须是被改制企业的员工，至今许俊杰仍是国网浙江公司干部，改制不合法；2、根据文件规定，集体企业的股份划归员工，需要按1：1出资，并非无偿。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许俊杰、吴芸提交的益和公司的财务凭证不能证明许俊杰、吴芸与益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事实上，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五及新提交的证据十二、十三表明，许俊杰一直仍系浙江省电力公司全民员工，与省电力公司系劳动合同关系，其系根据省电力公司及省电力实业总公司的要求调入到益和公司、正领公司、华云清洁能源公司等省电力实业总公司下属的单位工作，相关单位根据省公司批准的工资方案发放其工资及相应的待遇，并由省电力实业总公司交纳相应的社保。许俊杰、吴芸提交的工资及社保实际承担单位并非与其劳动关系单位。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吴芸的职工保险手册、人事调动联系函、工会主席证书等不能证明吴芸与益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且，因许俊杰在改制中未与浙江省电力公司脱钩，导致益和公司本次改制不合法，许俊杰、吴芸的分红权也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决议无法证明许俊杰、吴芸与益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章程的依据来自实业公司请示及省电力工业局批复，该请示来自杭政（1999）9号文，该文件明确集体企业股份划给员工，员工须按出资额1：1出资，才享有相应的股权，并非无偿获取集体股量化分红权；2）章程第五章第1条第5款的分红量化权本质上来自于杭政（1999）9号文，与第十一章第4条第（7）款规定“利润分配是按照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配”是一致的。3）实业公司的请示及批复和公司章程均明确依据《公司法》而作出来的，当时的公司法（2009）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因此章程规定也与公司法一致。4）许俊杰、吴芸证明按40%股权比例取得分红权理由不成立，结合许俊杰的身份没有脱钩及改制后浙江益和与国网公司大量的关联交易，许俊杰、吴芸获取的股权不合法，其不应享有利润分红权。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审计报告的利润分配有误，不能作为利润分配的依据，因涉及超分配利润3400余万元及职工补偿款，该证据与许俊杰、吴芸提交的证据8有矛盾。且2011年、2012年的报表与本案无关，许俊杰、吴芸不享有2011、2012年的利益。证据14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其未分配利润金额有异议，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股东会是公司决策机构，股东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存在股东滥用职权，该事实已被下城法院、杭州中院的判决所证明。证据15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因许俊杰、吴芸未在利润分配的股东会后的法定期限内起诉浙江益和公司，2015年1月7日下城法院驳回许俊杰、吴芸股权回购案的诉求；2）许俊杰、吴芸不服向杭州中院上诉后，为案件需要自己补利润分配的股东会程序而于2015年3月6日自导自演了此股东会程序，因许俊杰、吴芸与浙江益和公司处于诉讼争议中，不存在电力实业公司滥用职权之说（中院裁定：因原审裁定之后新发生的事实，许俊杰、吴芸现以诉讼方式要求益和公司收购股权的前提条件已成就）。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诚如许俊杰、吴芸所讲，其与本案无关。事实上，下城法院及杭州中院均已驳回许俊杰、吴芸的40%比例赔偿的诉讼请求，认为不存在电力实业公司滥用职权之说，证据1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股东会决议有权解散公司，与本案无关。证据1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说明公司清算案与本案本质上系同一案件，许俊杰、吴芸系重复起诉。证据1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结合上次开庭清算组的意见，还有些费用没有算进来，净利润不客观。对电力实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许俊杰、吴芸认为，证据1-7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和内容有异议，这些证据不能证明本案是一案两诉。证据8-1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和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电力实业公司没有滥用股东权利和拒绝分配的事实。证据12-1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和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所主张电力实业公司没有滥用股东权利的事实。证据14-18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减少浙江益和公司应收款3600万元，尽管下城法院和中院有判决，我们已经向省高院申诉，高院已经裁定，我们会要求管理人另行起诉，证据17-18证明1：1的量化分红已经被法院驳回说法明显不对。证据19-24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和证明内容有异议，1）电力实业公司认为许俊杰是浙江省电力公司派出的中层干部享受国网科级干部待遇是明显是错误的，电力实业公司自己所提供人员信息表当中也都能够反映，所谓给许俊杰挂了一个副科级待遇，时间是在2015年，在许俊杰提起诉讼以后，法院受理电力实业公司免掉了许俊杰杭州益和公司总经理以后给他挂了一个所谓的副科，这是电力实业公司诉讼过程中的一个手法；2）许俊杰不是电力实业公司的员工，更不是一个委派关系在公司改制的职工，许俊杰当时身份是浙江省电力工业局的职工，同时是电力工业局派驻杭州益和电脑被改制企业的总经理，我们的证据一已经提供了。当时企业改制之前的总经理是许俊杰，那么许俊杰当时的身份确实是浙江省电力工业局的员工也不是浙江益和公司。许俊杰当时在第一次改制协议第一次股东大会上明确，他是自认股东，并明确公司的监事身份，都有红头文件的。证据第25-26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于当时许俊杰的身份有异议。证据27-29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和目的有异议，改制前许俊杰是益和公司的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吴芸是益和公司的工会主席。证据30-32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改制前许俊杰是益和公司的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吴芸是益和公司的工会主席。在2008年时国网规定是中层干部，如果是有持股的要退出，当时许俊杰的身份不是所谓的中层干部，更不是员工的身份。证据33三性均有异议，此报告在之前证据中已经提到两份判决书，但财政部驻浙办已经书面发文给瑞华会计事务所要求对报告进行整改，并且我方认为此报告是违法的，故其证明目的没有任何意义，与本案也没有关联。证据34-35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36-37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两份文件不能达到电力实业公司的观点，身份不合法以及1：1的量化分红利益不受到保护的目的。证据38-40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我们的劳动合同书和证据12中的劳动合同书，说明这个合同仅仅是养老保险缴纳，并非与益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所谓享受科级待遇时间是2014年8月，最初提起诉讼是2014年4月，许俊杰从2014年开始为了本案已经有5年诉讼，提起诉讼后电力实业公司免了益和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只是享受待遇。证据41-44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和对象有异议，证据43-44所谓的养老保险、职工明细和参保记录仅仅是由电力实业公司缴纳，这个款项都是由益和公司提供的，我们提供的证据11也可以证明。证据45-46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2014年许俊杰提起诉讼以后电力实业公司免除了许俊杰益和公司职务，给他安排到新能源科技公司挂了一个所谓的副经理。浙江益和公司认为，证据1-7三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由于二案的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均不同，因此本案和清算案件不属于“一案两诉”。证据8-1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清算分配应以清算截止日未分配利润为基数分配。证据12-1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已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应以清算截止日止未分配利润为基数分配。证据14-1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需说明证据17、18二份判决书二许俊杰、吴芸诉讼请求为因电力实业公司滥用股东权力要求电力实业公司赔偿损失，许俊杰、吴芸并未提出要求享受1：1的量化分红权的诉讼请求，所以二份判决书不能证明1：1量化分红权的分配请求未得到下城法院和杭州中院支持的证明对象。证据19-2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和证据本身不相符，尤其是第4点证明有异议：目前讲，许俊杰、吴芸方相关改制的文件，相关章程中的内容是以合法的形式存在，因此第4点证明对象不成立。证据25-3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案涉改制当时有批文，请示报告，再到公司章程的约定，至今都是合法形式存在。证据33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清算分配应以清算截止日止的可分配利润为基数进行分配。证据34-35的三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第1和第2点有异议，原公司法并未禁止股东不按出资比例分红。电力实业公司对公司章程中量化分红权的理解浙江益和公司认为和约定的内容不同，是不正确的。证据36-37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二份文件和章程至今都是以合法形式存在的。而且章程第5章第一条第5款的规定看，电力实业公司的证明对象第2点是不成立的。证据38-4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许俊杰劳动关系的变动应以许俊杰、吴芸和电力实业公司提供的全部相关客观证据来确认。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许俊杰、吴芸以及电力实业公司提交证据（其中许俊杰、吴芸提交的证据12、电力实业公司提交的证据19、21、22、23、24均系重复提交）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0年12月28日，浙江益和公司股东电力实业公司、许俊杰、吴芸、葛岭共同制定了公司章程。章程确定公司注册资本为150万元，电力实业公司以杭州益和电脑公司评估后净资产出资，出资额为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许俊杰以现金方式出资，出资额25.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7%；吴芸以现金方式出资，出资额为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葛岭以现金方式出资，出资额为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 2001年1月5日，电力实业公司就杭州益和电脑公司改制为浙江益和公司，向其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浙电实总［2001］0001号），其中第三条内容为：“为鼓励经营者积极性，根据杭政［1999］0009号文及浙企改［1999］0033号文规定，我公司拟在自然人股东现金出资基础上，按其实际出资额，以1:1的比例将30万元集体股的分红权量化给经营者许俊杰等三人，该部分股权只享有分红权，不能转让、继承，本人离开该公司或退休后，由我公司收回。”同年2月9日，浙江省电力工业局作出《关于杭州益和电脑公司改制的批复》（浙电办［2001］105号），其中第二条内容为：“同意你公司提出的以你公司上述集体资产与经营者等三人出资改制重组成立浙江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和适度量化集体股分红权给经营者等三人的方案。” 2001年2月26日，浙江益和公司登记设立，公司注册资本150万元，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法人股东电力实业公司和自然人股东许俊杰、吴芸，其中电力实业公司持股80%，许俊杰持股18%，吴芸持股2%。2002年4月10日，浙江益和公司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载明浙江益和公司股东为电力实业公司、许俊杰、吴芸，电力实业公司以杭州益和电脑公司评估后净资产出资，出资额为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许俊杰以现金方式出资，出资额2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8%；吴芸以现金方式出资，出资额为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公司章程第五章第1条第（5）项约定，自然人股东在现金出资的基础上，按实际出资额，以1:1的比例享有公司30万元集体股的分红量化权；该部分股份只享有分红权，不能转让、继承，本人离开公司或退休后，由电力实业公司收回；第十一章第4条第（7）项约定，可用于分配的利润按股东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等。 浙江益和公司设立后，开展正常经营活动，公司持续盈利，但一直未分配利润。 2013年5月24日，浙江益和公司召开2013年第一次股东会议，会议讨论了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持80%表决权的股东电力实业公司不同意分配，持18%表决权的股东许俊杰和持2%表决权的股东吴芸同意分配，最终该议案被否决。2015年3月6日，浙江益和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会议讨论了浙江益和公司就可分配利润进行分配等议案，持18%表决权的股东许俊杰和持2%表决权的股东吴芸同意分配，持80%表决权的电力实业公司弃权，最终临时股东会形成“不同意分配公司至2013年12月31日前可分配利润”等决议，许俊杰、吴芸对该决议表示反对。2015年10月27日，浙江益和公司召开股东会，讨论了关于同意解散浙江益和公司等议案，持80%表决权的股东电力实业公司同意，持18%表决权的股东许俊杰和持2%表决权的股东吴芸不同意，最终股东会通过了浙江益和公司解散的决议。 2015年11月，电力实业公司向本院提起浙江益和公司申请公司清算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浙杭商清（预）字第8号民事裁定，受理电力实业公司对浙江益和公司强制清算的申请。本院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2016）浙01民算4号决定书，指定浙江春江明珠律师事务所为浙江益和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受浙江益和公司清算组委托，浙江新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浙新会专字［2016］901号《专项审计报告》，报告载明截至2016年3月2日，浙江益和公司资产总额为189224187.14元：其中“货币资金”68066789.18元，均为银行存款；“应收利息”中补提应收杭州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利息13319215.35元；“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杭州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107305023.04元，该款项为应收股利所转的借款。报告并载明，浙江益和公司未分配利润17070389.76元。 另查明，许俊杰、吴芸与电力实业公司之间的部分诉讼情况如下：2014年7月15日，许俊杰、吴芸向下城法院起诉浙江益和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一案，下城法院于2015年1月7日作出（2014）杭下商初字第2169号民事裁定，驳回许俊杰、吴芸的起诉。许俊杰、吴芸不服，提起上诉。在本院二审审理中，浙江益和公司召开了2015年3月6日的临时股东会议，许俊杰、吴芸对此次临时股东会形成的“不同意分配公司至2013年12月31日前可分配利润”的决议表示反对。鉴于此，许俊杰、吴芸以诉讼方式要求浙江益和公司收购股权的前提条件已经成就，本院于2015年3月27日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657号民事裁定，撤销下城法院（2014）杭下商初字第2169号民事裁定，指令下城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因浙江益和公司进入强制清算程序，下城法院于2016年5月12日作出（2015）杭下商初字第01569号民事裁定，以该纠纷将通过清算程序予以解决为由驳回许俊杰、吴芸的起诉。 2015年3月19日，浙江益和公司向下城法院起诉许俊杰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下城法院于2015年9月2日作出（2015）杭下商初字第849号民事判决，判决许俊杰向浙江益和公司返还公章、财务专用章等。许俊杰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251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许俊杰的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11月9日，许俊杰、吴芸向下城法院起诉浙江益和公司、方鹏、徐一剑、电力实业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许俊杰、吴芸诉讼请求为确认浙江益和公司在公司连续12年盈利的情况下从未进行利润分配的行为损害许俊杰、吴芸作为股东的利润分配权（分取红利权）；确认方鹏、徐一剑作为公司董事从未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行为损害许俊杰、吴芸作为股东的利润分配权（分取红利权）；确认电力实业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不同意公司利润分配的行为损害许俊杰、吴芸作为股东的利润分配权（分取红利权）。下城法院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2015）杭下商初字第471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许俊杰、吴芸的诉讼请求。许俊杰、吴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日作出（2017）浙01民终1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许俊杰、吴芸的上诉，维持原判。 许俊杰、吴芸诉电力实业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许俊杰、吴芸诉讼请求为电力实业公司赔偿许俊杰、吴芸因其强行通过股东会决议减少公司债务34724846.4元而给许俊杰、吴芸造成的损失13889938.56元；电力实业公司赔偿许俊杰、吴芸因其强行通过股东会决议支付给杭州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劳动补偿款1692017.09元而给许俊杰、吴芸造成的损失676806.8元。下城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7）浙0103民初827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许俊杰、吴芸的诉讼请求。许俊杰、吴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8）浙01民终478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许俊杰、吴芸的上诉，维持原判。许俊杰、吴芸再不服，提起申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9）浙民申938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许俊杰、吴芸的再审申请。 再查明：2012年7月1日，许俊杰与浙江省电力公司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4年8月浙江正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电力实业公司下属企业）聘任许俊杰为浙江正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信息技术分公司副经理（享受正科级待遇），同时电力实业公司的干部信息管理系统显示许俊杰干部级别为副科级，职务为副经理（享受正科级待遇）。 本院认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894号民事裁定明确本案应当审查浙江益和公司改制行为合法性问题、再行判断许俊杰、吴芸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经审查，本案中许俊杰未与浙江益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清楚，而电力实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许俊杰系与浙江省电力公司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签订劳动合同。鉴于许俊杰、吴芸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应以浙江益和公司依法改制并运营为前提，在无法排除电力实业公司所主张相关问题存在的情形下，因电力实业公司主张的相关问题解决并非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主管范围，本案应当驳回许俊杰、吴芸的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许俊杰、吴芸的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383208元，退还原告许俊杰、吴芸。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 剑 审判员 崔 丽 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金佳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