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7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博大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开发区长江路198号6号网点。法定代表人：史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洪军，山东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迟文华，山东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新宇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西街25号。法定代表人：李宁，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强，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旭玲，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易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999号3幢701室。法定代表人：张晔，首席执行官。上诉人烟台博大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下称博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烟台新宇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下称新宇公司）、原审被告上海易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下称易果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691民初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博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洪军、迟文华，被上诉人新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博大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撤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691民初67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居间合同关系，而是租赁合同关系，且是需要向第三人履行义务的租赁合同关系。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口头签订《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由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易果公司履行班车服务义务并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租赁费。通过被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就向原审被告易果公司履行班车服务事宜均是与上诉人协商沟通，事后被上诉人也是向上诉人结算、索要租赁费用，并且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沟通的话语及语气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变更站点、更换车辆均需要上诉人审核同意，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既不是隐名代理的关系亦不是居间合同关系，而是一种长期的租赁关系且在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交易习惯，该交易习惯即为上诉人用车时通知被上诉人即可，被上诉人接到通知后按照上诉人要求在指定时间、地点提供服务，事后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结算汽车租赁费用。一审程序中被上诉人提交烟台诚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证明、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汽车租赁行业这种交易习惯，即汽车租赁公司租赁或借用其他租赁公司的车辆向他人履行合同义务，出租方按照承租方要求在约定时间到达约定地点履行合同义务，承租方向出租方支付租赁费用。其次，原审被告易果公司只认可其与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否认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并且，在一审程序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就其与原审被告易果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与上诉人系居间合同关系加以证明，反而是原审被告易果公司提供了其与上诉人于2018年6月8日签订的《班车租赁合同》，一审法院基于此而否认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易果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继而认可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易果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居间关系实在是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班车服务费用结算标准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育宁曾于2018年11月26日就同事实向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在诉状中称，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育宁与上诉人经理刘伟是朋友关系，上诉人承揽原审被告易果公司的班车服务业务后将部分业务委托给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育宁办理，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育宁支付服务费。而在本次起诉中，被上诉人又称其经上诉人介绍承揽了被告易果公司班车服务业务，并与原审被告易果公司建立了租赁合同关系，与上诉人系居间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前后叙述矛盾，基本事实相差巨大，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在本次诉讼中就其与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以及租赁服务费用结算标准作了虚假陈述。其次，被上诉人就其主张的班车服务费用结算标准并无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其诉讼请求应被驳回。基于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确以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易果公司之间结算服务费用的标准，并同意支付上诉人10%的居间服务费为由进行裁判，没有证据证实，也没有法律依据。合同具有相对性，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易果公司之间约定的租金标准不能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租赁费用的认定标准。上诉人系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必然会追求正当经营的合理利润，因此不可能与被上诉人约定高于或等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易果公司班车服务费的费用标准，该约定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亦不符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新宇公司的答辩：一、一审已经查明，易果公司的宫家岛线班车服务和幸福线的大车的班车服务均是由答辩人实际提供。一审案由为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车辆租赁费为193815元，故一审判决并未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因此，一审判决关于法律关系的认定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错误。二、本案争议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上诉人应当支付给被上诉人班车服务费用的标准的问题。首先，从本案查明的情况来看，由于提供班车服务前均系口头商定，答辩人和上诉人所称的应付给答辩人的班车服务费的标准存在明显与本案已经查明的易果公司实际支付给上诉人的班车服务费的标准差距悬殊的问题。一审法院在综合易果公司支付的服务费标准、数额、答辩人的运营成本等相关因素的情况下，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充分考虑了答辩人庭审所提意见的合理性，判决确定了上诉人应当支付答辩人班车服务费的数额，做到了合情合理合法，虽然没有完全支持答辩人的诉请，但答辩人也是认可的，其次从上诉人在一审中的陈述和主张，也可以反映出答辩人所主张的服务费的标准以及一审判决认定的班车服务费标准是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答辩人注意到，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其应支付答辩人的班车服务费标准为：宫家岛线路大车服务费用267.256元/天，小车服务费用222.5元/天；幸福线大车服务费用233.7元/天，小车服务费212.5元/天。服务班次是每天早上发一次班车(以上内容详见一审判决书第7页)。并在庭审中主张(详见第二次庭审笔录第4页第一段)：“因为原告(答辩人)没有给易果公司提供下班班车服务，所以在原告(答辩人)只向易果公司提供了早上上班的班车服务的情况下，应当按照被告(上诉人)与易果公司对账中确认的每辆车每天的班车服务减半向原告(答辩人)支付班车服务费用。因为对账单中被告(上诉人)与易果公司确认的班车服务费用是被告(上诉人)每天向易果公司既提供员工上班班车服务，也提供员工下班班车服务”。而事实上，从易果公司与上诉人结算单可以表明，易果公司结算的班车服务费用的里程和标准可以确定，易果公司结算给上诉人的班车服务费实际就是上班(往返一次)的班车服务费，并不存在还结算支付下班的班车服务费的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上诉人还为易果公司单独提供员工下班班车服务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易果公司对账单载明的相关班车服务即为答辩人提供的服务班次，对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上诉人并没有提出上诉或有异议。综合以上事实，上诉人所主张的应支付答辩人的班车服务费标准，即宫家岛线路大车服务费用267.256元/天，小车服务费用222.5元/天，幸福线大车服务费用233.7元/天，小车服务费212.5元/天的班车服务标准，实际上是上诉人基于其谎称的所谓为易果公司每天提供上班和下班两次班车服务，而答辩人只提供上班班车服务未提供下班班车服务，故而减半得出的班车服务标准数额。而事实上，易果公司给付的全额的班车服务费就是答辩人实际提供的早上上班的往返一趟的班车服务的服务费，根本就不存在易果公司支付的班车服务费中还包含了上诉人谎称的另单独提供易果员工下班班车服务的服务费。那么，照此推断和还原，上诉人应付的全额的班车服务费标准起码也应当是宫家岛线路大车服务费用534.51元/天(267.256元/天X2)，小车服务费用445元/天(222.5元/天x2)，幸福线大车服务费用467.4元/大(233.7元/天x2)，小车服务费425元/天(212.5元/天x2)，而上述基于上诉人的陈述所推断出的全额的班车服务费用标准与一审法院判决采纳原告的意见所确定的服务费标准相差无几，足以说明一审判决结果和答辩人的诉请是完全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在双方当事人均无充分证据证实己方关于班车服务费的标准就是双方商定的服务费标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班车服务费的标准认定的做法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也是公平合理的。三、上诉人要求答辩人为易果公司提供班车服务，从一开始就是上诉人精心设置的商业欺诈骗局，上诉人以低于向答辩人所报的服务费价格与易果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又以高于易果公司给与的服务费价格，诱骗答辩人提供班车服务。在提供班车服务前，上诉人称易果公司按照大车每辆车560元/日标准支付客运班车服务费，小车每辆车按照520元/日标准支付客运班车服务费，上诉人负贞人刘事还告诉答辩人负责人刘育宁，把易果公司班车这个活揽下来给答辩人干，就是为了把原来给易果公司提供班车服务的人从易果公司挤出去，答辩人只需给其10%的介绍服务费用就可以，之后，双方口头最终商定，上诉人支付答辩人班车服务费标准为大车每天每车500元，小车每车每天460元。上诉人故意隐瞒其与易果公司约定的服务费标准，以高于易果公司的支付标准承诺支付答辩人班车服务费，目的就是为了诱骗答辩人提供班车服务，以达到侵占被上诉人应得的班车服务费，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从易果公司提供的结算数额看，易果公司对宫家岛线路的小车一开始是以35座的标准结算服务费，而到后期在没有更换车辆的情况下，上诉人却以19座的车辆收费标准与易果结算服务费，却不告知答辩人更换车辆，据此也表明上诉人的所作所为丝毫不顾及答辩人的利益。从双方的微信对话中可以表明，在答辩人负责人刘育宁一次次向上诉人负责人刘伟索要班车服务费用的情况下，刘伟一直谎称其没有收到班车服务费，或正在办理转款手续，拒不支付班车服务费，也从未告知易果公司已经支付其班车服务费或班车服务费的数额，在答辩人没有收到班车服务费，无力垫付车辆运营费用提出停运的情况下，仍以支付班车服务费为诱，诱骗答辩人继续提供班车服务至2018年9月30日。甚至到2018年11月答辩人法定代表人在其当面索要易果公司班车服务费时，仍谎称没有说到班车服务费。因此，答辩人为易果公司提供班车服务实际上就是上诉人利用答辩人急于承揽业务的心理以及!前答辩人对双方之前的业务往来所产生的信任，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实施的一场商业欺诈骗局。上诉人在没有付出一分钱的运营成本的情况下，却获得了几十万元的收入，还以没有收到服务费为由欺骗答辩人，拒不支付答辩人车辆运营费用，从而引发本案诉讼。被上诉人博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班车服务费22292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全部支付完毕服务费期间，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2、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博大公司与被告易果公司签订班车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博大公司为被告易果公司提供班车服务，合同约定了合同期限、运行路线、停靠时间、结算方式等相关内容，合同生效日期为2018年5月15日至2019年5月14日，2018年5月15日至2018年5月21日为免费试运行期间。附件1（报价）约定车辆报价为：以下报价为每车每天在同一线路的一个往返报价，两个往返费用下浮20%，三个往返以上费用下浮40%。1、10座-19座中巴车，按照5元/公里收取费用（使用年限为1-3年内车）；2、35座大巴两种收费标准，A.按照6元/公里收费（1-3年内车），B.按照5.5元/公里收费（使用年限3-5年内车）；3、45座-51座大巴两种收费标准，A.按照7元/公里收费（1-3年内车），B.按照6.5元/公里收费（使用年限3-5年内车）。附件3为运行路线，线路一为宫家岛线路，线路二为幸福线路。易果公司向本院提交了5-8月份用车费用统计对账单，5-6月份对账单加盖了博大公司公章，7-8月份对账单加盖了博大公司财务专用章。5月份班车服务费用：宫家岛线往返85公里，5.5元/公里小班车（35座）×85公里×1趟=467.5元，6.5元/公里大班车（51座）×85公里×1趟=552.5元；幸福线往返65公里，6元/公里小班车（20座）×65公里×1趟=390元，6.5元/公里大班车（47座）×65公里×1趟422.5元，每天合计1832.5元，5月份总计1832.5×31=56807.5元，减去试运行1832.5×7=12827.5元，合计43980元。6月份班车服务费用:宫家岛线往返85公里，5.5元/公里小班车（35座）×85公里×1趟=467.5元，6.5元/公里大班车（51座）×85公里×1趟=552.5元；幸福线往返65公里，5元/公里小班车（19座）×65公里×1趟=325元，6.5元/公里大班车（47座）×65公里×1趟=422.5元，每天合计1767.5元，6月份合计1767.5×30=53025元，抵扣五月份1560元，实际支付51465元。7月份班车服务费用:宫家岛线往返85公里，5元/公里小班车（19座）×85公里×1趟=425元，6.5元/公里大班车（51座）×85公里×1趟=552.5元；幸福线往返65公里，5元/公里小班车（19座）×65公里×1趟=325元，6.5元/公里大班车（47座）×65公里×1趟=422.5元，每天合计1725元，7月份合计1725×31=53475元。8月份班车服务费与7月份相同，为53475元。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回单显示9月份班车服务费为51750元。上述费用易果公司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汇入博大公司在烟台农村商业银行开发区支行银行账户，共计254145元。2018年9月30日，易果公司与博大公司终止班车服务合同。被告博大公司无营运车辆，与原告新宇公司口头约定由原告的车辆为被告易果公司提供班车服务。双方存在争议的事实：原告新宇公司为被告易果公司提供班车服务的起算时间、服务天数、每台班车的服务费用和服务班次。原告主张班车服务时间从2018年5月2日起算，鲁Ｆ×××××、鲁Ｆ×××××班车服务费500元/天，服务154天，鲁Ｆ×××××班车服务费460/天，服务153天，服务班次是被告易果公司对账单上载明的往返85公里。被告博大公司认为班车服务起算时间应从其与易果公司合同约定的时间开始，不认可原告主张的班车服务费用，主张宫家岛线路大车服务费用267.256元/天，小车服务费用222.5元/天，幸福线大车服务费用233.7元/天，小车服务费212.5元/天，服务班次是每天早上发一次班车。一审法院认为，依被告博大公司提供给被告易果公司5月份班车服务费对账单和转账明细，被告易果公司是以整月为单位计算班车服务费，扣除与被告博大公司约定试运行7天的费用后，将5月份班车服务费全部支付给了被告博大公司，可以认定被告易果公司接受了5月份整月的班车服务，这尽管与双方班车租赁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起始时间不一致，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因此，原告新宇公司主张其从2018年5月2日开始提供班车服务，且有证人证言相作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博大公司与被告易果公司关于试运行期间的约定，被告博大公司未能举证与原告新宇公司有同样约定，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双方试运行期的约定对原告新宇公司没有约束力。关于服务班次和班车服务费用，根据被告易果公司提供的对账单，班次服务主要是以里程和班车座位数量作为结算标准，被告博大公司也认可其与原告新宇公司达成的协议是提供上班服务班车，对被告易果公司员工下班无法提供班车服务，据此可以认定被告易果公司对账单载明的相关服务班次即为原告新宇公司提供的服务班次。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班车服务费用，但认可被告博大公司与被告易果公司结算服务费用的标准，并同意给付被告博大公司10%的居间服务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一辆35座和一辆47座班车在宫家岛线路运行，35座车在5月、6月两个月份的服务费用467.5元/天，服务天数60天，在7月、8月两个月份服务费用425元/天，服务天数62天，9月份原、被告均不能提供证据，按照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认定为服务费用425元/天，服务天数30天；47座班车日服务费用552.5元，服务天数152天。另外一辆47座在幸福线运行，服务费用422.5元/天，服务天数152天。综上计算服务费用总计为215350元，扣除原告新宇公司同意给付被告博大公司10%的服务费，被告博大公司应当支付给原告新宇公司班车服务费193815元。被告博大公司主张已经给付原告新宇公司现金4万元，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新宇公司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新宇公司要求被告易果公司承担给付责任问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烟台博大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烟台新宇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辆租赁费19381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193815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算）。二、驳回原告烟台新宇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44元，由被告烟台博大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4000元，原告烟台新宇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承担344元，案件保全费1670元，由被告烟台博大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同一审判决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博大公司主张其与原审被告易果公司系汽车租赁关系，并通过向被上诉人新宇公司租赁车辆的形式履行，但未提交其与被上诉人新宇公司系租赁关系的证据。本案中为原审被告易果公司提供实际营运服务的车辆为被上诉人新宇公司控制的车辆。被上诉人新宇公司主张其系经上诉人博大公司居间介绍，为原审被告易果公司提供班车服务，并收取相应费用，符合事实，原审认定为居间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博大公司认可原审被告易果公司已将车辆租赁费用给付上诉人，被上诉人同意扣除10%服务费用，租赁费用上诉人应当给付被上诉人。综上所述，上诉人烟台博大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44元，由上诉人烟台博大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建梅审判员  韩素华审判员  于 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怡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