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1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中斐，男，1985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哲，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炳吉，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中山支行，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广场南路（皇冠购物广场东一区3-1号）。负责人：林庆，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茶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律师。原审被告：胡蒙华，男，196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平市。原审被告：蒋小琴，女，196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平市。原审被告：甘俊，女，198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平市。上诉人胡中斐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中山支行（下称景德镇工行），原审被告胡蒙华、蒋小琴、甘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2民初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31日庭询，上诉人胡中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哲、任炳吉，被上诉人景德镇工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陶茶香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中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景德镇工行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和法律效力、多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之间的关系、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等基本事实和法律关系未作认定或认定错误，事实查明存在遗漏，事实认定存在错误，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判决结果明显不公。一、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与关联（2018）赣02民初81号案件（下称“81号案”）中的其他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系构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另一方面，当景德镇工行以本案部分被告在81号案中已基于不同法律关系承担了保证责任为由，撤回对该部分被告的起诉时，一审法院又予以准许。一审法院的行为存在自相矛盾，造成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审理的81号案与本案系关联案件，与本案相关的事实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1.2013年12月30日，胡海斐与景德镇工行签订了编号为“15032110-2013年中支（抵）字0049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担保的主债权为2013年12月30日至2016年12月29日期间发生的景德镇工行对汇永陶瓷享有的债权，最高余额为990万元。2.2014年6月24日，吴治龙、李国英、胡蒙华、蒋小琴、胡中斐、甘俊与景德镇工行签订了编号为“保证（汇永）2014-005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主债权为2014年6月24日至2017年6月23日期间发生的景德镇工行对汇永陶瓷享有的债权，最高余额为3000万元。胡中斐、甘俊与景德镇工行签订了编号为“0150300005-2014年中支（抵）字0030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担保的主债权为2014年6月24日至2016年6月23日期间发生的景德镇工行对汇永陶瓷享有的债权，最高余额为240万元。3.2016年9月1日，汇永陶瓷与景德镇工行签订了编号为“015030005-2016年（中支）字00108号”的《小企业借款合同》，景德镇工行向汇永陶瓷发放贷款220万元。吴治龙、李国英与景德镇工行签订了编号为“保证（汇永）2016-0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主债权为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期间发生的景德镇工行对汇永陶瓷享有的债权，最高余额为1500万元。4.2016年12月15日，汇永陶瓷与景德镇工行签订了编号为“015030005-2016年（中支）字00138号”的《小企业借款合同》，景德镇工行向汇永陶瓷发放贷款719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胡中斐在81号案件中承担的是抵押担保责任，在本案中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因承担的责任不同，故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是错误的。因为胡中斐在81号案中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依据是胡中斐与景德镇工行之间签订的编号为“0150300005-2014年中支（抵）字0030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判令胡中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依据是基于胡中斐与景德镇工行之间签订的编号为“保证（汇永）2014-005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而81号案中吴治龙、李国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依据是吴治龙、李国英与本案景德镇工行之间签订的“保证（汇永）2016-0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不是本案中吴治龙、李国英等和胡中斐共同作为保证人与景德镇工行签订的编号为“保证（汇永）2014-005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这也就是说，对于案涉债权，吴治龙、李国英只承担了“保证（汇永）2016-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保证责任，并未承担“保证（汇永）2014-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保证责任。进而：（1）如果一审法院认为“保证（汇永）2014-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保证责任与81号案中的其他抵押合同、保证合同构成不同的法律关系，就应当认为吴治龙、李国英是基于“保证（汇永）2014-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所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和此二人基于“保证（汇永）2016-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所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是两个不同的保证担保责任，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承担了前案中的保证责任就可以免除本案中的保证责任。（2）如果一审法院认为，吴治龙、李国英基于“保证（汇永）2014-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和“保证（汇永）2016-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所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是两个不同的保证担保责任，那么，景德镇工行在本案中撤回对吴治龙、李国英的起诉，就属于放弃对此二人在“保证（汇永）2014-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债权，因此，在景德镇工行放弃权利的范围内，胡中斐也应当免于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或者至少也应当根据《担保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和《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明确胡中斐对包括吴治龙、李国英在内的其他保证人的追偿权。二、案涉借款虽然发生于“保证（汇永）2014-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之后，但是款项性质是“以新贷偿还旧贷”。一审法院对旧贷的发生时间、胡中斐是否明知或应知案涉借款用途、胡中斐是否能被认定为旧贷的保证人等基本事实均未作认定，属于对必要的争议事实遗漏查明，其判令胡中斐就“借新还旧”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第二款规定：“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具体到本案中，共存在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发生了两笔借款，且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的第一条“借款用途”均载明：案涉借款系用于归还旧贷。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中所借款项对应的还款对象及相关情况如下：1.2016年9月1日015030005-2016年（中支）字00108号合同对应0150300005-2015年（中支）字0039号合同项下借款。2.2016年12月15日015030005-2016年（中支）字00138号合同对应0150300005-2015年（中支）字0074号合同项下借款。由于本案涉及以新贷偿还旧贷的情况，因此，一审法院在作出判决时，至少应当查明下列事实：（1）胡中斐是否是新贷的保证人？（2）如果胡中斐是新贷的保证人，他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借款系用于偿还旧贷？（3）如果胡中斐是新贷的保证人，但他不知道案涉借款系用于偿还旧贷，那么他是否同时也是旧贷的保证人？只有当胡中斐是新贷的保证人，且同时满足：（1）胡中斐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借款系用于偿还旧贷，或者（2）胡中斐虽然不知道案涉借款系用于偿还旧贷，但他同时是旧贷保证人的条件下，胡中斐才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否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胡中斐就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一审法院既未查明“0150300005-2015年（中支）字0039号”、“0150300005-2015年（中支）字0074号”合同项下的旧贷发生于何时，也未查明胡中斐对上述旧贷是否明知或应知，更未查明胡中斐是否是旧贷的担保人，就径行判令胡中斐就“借新还旧”的新贷承担保证责任，属于对必要的争议事实遗漏查明，其判决内容显然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保证（汇永）2014-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在前，“保证（汇永）2016-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在后，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保证人范围均存在重合，应当视为在后签订的合同已经替代了在先签订的合同。而且，景德镇工行对此实际是认可的。对比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可以看出，吴治龙、李国英均系保证人，被担保的债权均系一定期限内景德镇工行对汇永陶瓷享有的债权。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实际上系同一债权。相同的保证人就同一债权先后签署了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在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应当以在后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准。因此，对案涉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的保证人只有吴治龙和李国英，胡中斐不是案涉借款的保证人。更何况，汇永陶瓷与景德镇工行就本案中第一笔案涉借款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9月1日，吴治龙、李国英就案涉借款重新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时间也是2016年9月1日。可见，重新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本就是专门用于就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以该份重新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代替双方在先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这也解释了：景德镇工行作为专业的银行机构，为什么明明持有多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抵押合同，在81号案中只要求吴治龙、李国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却对在先签订的“保证（汇永）2014-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只字未提？因为景德镇工行实际上自己也知道且认可胡中斐实际上并非案涉借款的保证人。四、一审判决未明确胡中斐与其他保证人之间的追偿权、胡中斐对债务人的追偿权，遗漏了胡中斐的重大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但一审判决仅判令胡中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却未明确胡中斐是否享有追偿权、可以向哪些主体追偿。综上，一审法院未对旧贷的发生时间、胡中斐是否明知或应知案涉借款用途、胡中斐能否被认定为旧贷的保证人等必要的争议事实进行查明和认定；未对多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之间的关系进行认定，忽略了在后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已经替代了在先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客观事实；在81号案已经判决相应的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情况下，在本案中仍要求胡中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此外，一审判决还遗漏了胡中斐的追偿权等重大权利，应当进一步审理并对胡中斐的包括追偿权在内的重大权利予以明确。补充上诉意见如下：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个人信用报告等相关规定，银行的担保信息会自动被系统抓取，反映在个人征信报告当中；如果相应的担保没有被撤销，该信息不能被去掉。即只要胡中斐为别人提供了担保，就会出现在其个人征信报告上，如果没有出现在个人征信报告上，则担保被撤销。2014年担保合同被签订后，担保事项已反映在胡中斐个人征信报告当中，2016年担保事项签订后，2014年的担保事项从胡中斐的个人征信报告当中撤下来了，说明这个行为已经被替代。景德镇工行答辩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6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向担保人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院民终891号民事判决中确认在审理涉及连带责任保证人的案件中，连带责任法律关系中的债权人享有绝对的选择权；2.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9条规定，胡中斐在新贷旧贷中均是连带保证责任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3.胡中斐的连带保证责任从未变更、终止、解除、被放弃或被替代，其不履行行为构成违约；4.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2条明确规定，判决中未明确保证人追偿权的，保证人按照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另行起诉。显然，本案一审判决并不影响保证人追偿权的行使，也不能成为本案景德镇工行主张债权的障碍。景德镇工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胡蒙华、蒋小琴及胡中斐、甘俊对0150300005-2016年（中支）字00108号小企业借款合同、0150300005-2016年（中支）字00138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截至2019年7月1日止，共计欠贷款本息10939344.86元，其中：本金9375844.91元、利息1563499.95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全部由胡蒙华、蒋小琴、胡中斐、甘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日，景德镇工行作为贷款人，汇永陶瓷作为借款人，双方签订编号为0150300005-2016年（中支）字00108号《小企业借款合同》。汇永陶瓷向景德镇工行借款人民币22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2016年12月15日，景德镇工行作为贷款人，汇永陶瓷作为借款人，双方签订编号为0150300005-2016年（中支）字00138号《小企业借款合同》，汇永陶瓷向景德镇工行借款人民币719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汇永陶瓷该两笔借款分别由胡海斐、胡中斐、甘俊提供抵押担保，吴治龙、李国英提供保证担保。借款到期后，汇永陶瓷未履行还款义务，景德镇工行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汇永陶瓷归还其贷款本息10137687.25元（其中：本金9375844.91元、利息761842.34元，利息暂计至2018年8月20日，今后新产生利息按合同约定另计）；2.依法判令胡海斐用于抵押的房屋（景房权证字第××号、景房权证私字第××号）优先受偿；3.依法判令胡中斐、甘俊用于抵押的房屋（景房权证字第××号、景房权证字第××号、景房权证字第××号、景房权证字第××号）优先受偿；4.依法判令吴治龙、李国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胡蒙华、蒋小琴及胡中斐、甘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赣02民初81号民事判决：“一、汇永陶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景德镇工行借款9375844.91元及利息（利息按合同约定利率，分段计算：其中2185844.91元，从2016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7190000元，从2016年12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若汇永陶瓷逾期未清偿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7190000元及利息，景德镇工行有权在9900000元范围内，以胡海斐提供的抵押财产即景德镇市浙江路大江新城二期8栋3号店、二层1-3号店铺（景房权证字第××号、景房权证私字第××号）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三、若汇永陶瓷逾期未清偿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2185844.91元及利息，景德镇工行有权在2400000元范围内，以胡中斐、甘俊提供的抵押财产即景德镇市浙江路大江新城一期8栋15、16号商铺（景房权证字第××、09××67、09××06、09××07号）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四、吴治龙、李国英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款项在1500万元范围内承担共同连带还款责任；五、胡海斐、胡中斐、甘俊、吴治龙、李国英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汇永陶瓷追偿。该案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予以维持，正在执行阶段。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6月24日景德镇工行与吴治龙、李国英、胡中斐、甘俊、胡蒙华、蒋小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汇永）2014—005号]，约定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3000万元，担保期间2014年6月24日至2017年6月23日，为汇永陶瓷与景德镇工行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现景德镇工行依据该《最高额保证合同》起诉，请求胡中斐、甘俊、胡蒙华、蒋小琴承担前述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从（2018）赣02民初81号民事判决的判决结果看，汇永陶瓷承担了还款责任；胡海斐、胡中斐、甘俊承担了抵押担保责任；吴治龙、李国英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而在本案中，景德镇工行请求胡蒙华、蒋小琴及胡中斐、甘俊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景德镇工行曾起诉汇永陶瓷、胡海斐、胡中斐、甘俊、吴治龙、李国英，请求他们分别承担还款责任、抵押担保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未请求胡蒙华、蒋小琴、胡中斐、甘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景德镇工行依据同样的事实对胡蒙华、蒋小琴、胡中斐、甘俊提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请求，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民事诉讼原则。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也即是债务人与保证人为并列关系，债权人起诉时有选择权，债权人可从最有利实现债权的目的出发，单独或分别起诉债务人或保证人。仅起诉保证人的，则由保证人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保证人在承担责任后有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仅起诉债务人和部分保证人的，在诉讼过程中可追加其他保证人为共同被告。但如未起诉全部保证人，也没有追加为共同被告，生效的判决确定由债务人和部分保证人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后，并不意味着债权人对其他没有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保证责任的放弃。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在借款法律关系中与出借人签订保证合同，应当知道该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也应当依法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胡蒙华、蒋小琴、胡中斐、甘俊自愿与景德镇工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各当事人均应受该合同的约束。景德镇工行曾向一审法院起诉汇永陶瓷、胡海斐、胡中斐、甘俊、吴治龙、李国英，请求他们分别承担还款责任、抵押担保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未请求胡蒙华、蒋小琴、胡中斐、甘俊的连带保证责任，现景德镇工行依据同样的事实对胡蒙华、蒋小琴、胡中斐、甘俊提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请求，另行起诉胡蒙华、蒋小琴、胡中斐、甘俊等四位保证人。因本案胡蒙华、蒋小琴在前一诉讼中不是当事人，没有承担保证责任，胡中斐、甘俊在前一诉讼中承担的是抵押担保责任，没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本案景德镇工行的起诉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民事诉讼原则，故对景德镇工行的诉请应予支持。胡蒙华、蒋小琴及胡中斐、甘俊抗辩称胡蒙华等四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在案涉借款的保证范围内，没有事实依据；胡中斐和甘俊的抵押担保吸收了最高额保证担保没有法律依据。故胡蒙华、蒋小琴、胡中斐、甘俊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胡蒙华、蒋小琴、胡中斐、甘俊对0150300005-2016年（中支）字00108号《小企业借款合同》、0150300005-2016年（中支）字00138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10939344.86元（截止2019年7月1日，共计欠借款本金9375844.91元、利息1563499.95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87437元，由胡蒙华、蒋小琴、胡中斐、甘俊共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胡中斐为证明自己的上诉主张，向法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胡中斐的两份个人信用报告。证明：2016年保证合同签订后，胡中斐的担保事项中没有案涉的保证合同。2.《征信业管理条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个人信用报告介绍》《关于社会上对“个人征信数据T+1项目上线”关于舆情的回应》《征信系统建设运行报告（2004-2014）》及相关法院判例。证明：商业银行要将自然人的担保交易信息记录完整、准确、及时的报送，这是国务院的强制规定。工商银行作为中国四大银行，应按国务院的相关规定操作。质证时，景德镇工行对证据1、2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证据1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认为证据2只是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银行没有按照该条例操作并不会导致担保无效。对判例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景德镇工行提交以下新证据：第一组：1.《小企业借款合同》（编号为0150300005-2015年（中支）字0074号）及借款凭证。2.《小企业借款合同》（编号为015030005-2014年（中支）字0075号）及借款凭证。3.《小企业借款合同》（编号为015030005-2015年（中支）0039号）及借款凭证。证明：本案一审提交的2016年（中支）字00138号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归还2015年（中支）字0074号合同项下借款，而2015年（中支）字0074号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归还2014年（中支）字0075号借款合同项下借款，2014年（中支）字0075号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11月21日，贷款发放时间为2014年11月21日，该合同约定贷款用途为经营，为当时新发放贷款。本案一审提交的2016年（中支）00108号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归还015030005-2015年（中支）0039号项下贷款，该0039号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7月1日，贷款发放时间为2015年7月3日，约定贷款用途为经营，为当时新发放贷款。2014年（中支）字0075号及2015年（中支）0039号二份合同均在胡中斐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范围内，胡中斐应按合同履行连带保证责任。第二组：吴治龙2014年11月14日个人信用报告。吴治龙个人信用报告中的对外担保信息显示其对外担保金额为150万元，其在本案中签订的编号为保证（汇永）2014-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担保的金额并未反映，证明个人信用报告不反映或不完全反映个人担保情况。质证时，胡中斐对第一组、第二组证据合同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胡中斐对借新还旧知晓。本案的特殊之处是胡中斐先上了征信再下了征信，在吴治龙、李国英与景德镇工行2016年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后，其保证责任被替代，不再是保证人了。本院认为：双方对胡中斐提交的证据2，及景德镇工行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予以确认。对双方提交的个人信用报告，因证明目的相反，故不予确认。对胡中斐提交的相关法院判例，因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根据举证、质证意见及庭审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5日签订的编号为0150300005-2016年（中支）字00138号《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汇永陶瓷向景德镇工行借款719万元，用于归还合同号为0150300005-2015年（中支）字0074号项下贷款。而合同编号为0150300005-2015年（中支）字0074号《小企业借款合同》系双方于2015年10月19日签订的，约定汇永陶瓷向景德镇工行借款720万元，用于归还编号为0150300005-2014年（中支）字0075号项下贷款。编号为0150300005-2014年（中支）字0075号《小企业借款合同》系双方2014年11月21日签订的，约定汇永陶瓷向景德镇工行借款90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2016年9月1日签订的编号为0150300005-2016年（中支）字00108号的《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汇永陶瓷向景德镇工行借款220万元，用于归还合同号为0150300005-2015年（中支）字0039号项下借款。而合同号为0150300005-2015年（中支）字0039号《小企业借款合同》系双方2015年7月1日签订的，该合同约定汇永陶瓷向景德镇工行借款240万元。编号为保证（汇永）2014-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甲方是景德镇工行，乙方是吴治龙、李国英、胡蒙华、蒋小琴、胡忠斐、甘俊。该合同第6.2条约定：甲方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无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先承担保证责任，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甲方放弃、变更或丧失其他担保权益的，乙方的保证责任仍持续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第10.2条约定：对本合同的任何变更应由缔约各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作出。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相同。根据胡中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景德镇工行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审理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胡中斐的保证责任是否被替代；3.胡中斐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民事诉讼中的“一事不再理”实质是指法院不得就同一标的、同一法律关系，同一诉讼请求再次受理或审理。就本案案涉借款，景德镇工行曾在2018年起诉汇永陶瓷还款，胡中斐、甘俊、胡海斐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吴治龙、李国英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即81号案件）。一审法院也已根据景德镇工行的诉请，及其与汇永陶瓷先后签订的《小企业借款合同》、与胡中斐、甘俊、胡海斐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与吴治龙、李国英2016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景德镇工行与汇永陶瓷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与胡中斐、甘俊、胡海斐之间的抵押担保法律关系，与吴治龙、李国英之间的连带担保法律关系进行了审理并作出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就本案来说，案涉借款虽与81号案件系同一标的，但本案景德镇工行的诉请是要求胡中斐、甘俊、胡蒙华、蒋小琴对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与81号案件中景德镇工行的诉请不同；本案法院审理的也是景德镇工行与胡蒙华、蒋小琴、胡中斐、甘俊之间的连带担保法律关系，与81号案件审理的景德镇工行与胡中斐、甘俊、胡海斐之间的抵押担保法律关系不同。具体到担保人，与81号案也不同。1.对胡中斐、甘俊来说，81号案件中承担的是抵押担保责任，本案中承担的是连带保证担保责任，二者依据不同，承担责任范围不同；2.对胡蒙华、蒋小琴来说，81号案件中景德镇工行并未对其提出诉请，胡蒙华、蒋小琴并非81号案件的当事人，法院也未判决其承担任何责任。而本案中，其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3.对吴治龙、李国英来说，景德镇工行在本案中已经撤回对他们的诉请，故法院也未对其和景德镇工行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综上，法院审理本案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景德镇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6条规定，起诉胡忠斐、甘俊、胡蒙华、蒋小琴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胡中斐的保证责任是否被替代问题。经查，2014年6月24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变更协议内容需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作出。2016年9月1日吴治龙、李国英与景德镇工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胡中斐虽并非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但景德镇工行并未就此放弃胡中斐的担保责任，胡中斐也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其连带担保责任已经免除或被替代。另，该《最高额保证合同》还约定，景德镇工行放弃、变更或丧失其他担保权益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仍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故胡中斐上诉称其保证责任已经被替代，个人信用报告担保事项中没有案涉的保证合同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关于胡中斐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本案签订的编号为保证（汇永）2014—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自2014年6月24日至2017年6月23日期间内，胡中斐、甘俊、胡蒙华、蒋小琴为汇永陶瓷对景德镇工行的债务在最高限额3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现有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的发生自最初的2014年11月21日《小企业借款合同》的签订和发放，到最后一次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及借款的发放，以新贷还旧贷，均发生在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间内，担保的金额也未超出约定的最高限额3000万元。胡中斐、甘俊、胡蒙华、蒋小琴均是保证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关于“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无论胡中斐、甘俊、胡蒙华、蒋小琴是否知晓以新贷还旧贷，对本案借款均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胡中斐上诉称本案借款系以新还旧，其不知情，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一审法院未判决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本院认为：借款人汇永陶瓷并非本案诉讼主体，一审法院未予判决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后行使追偿权并无不当。综上，胡中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437元，由胡中斐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章辉审判员  吴爱民审判员  赵建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李源源书记员钟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