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行初631号 原告陈孙君，男，1973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 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一号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田向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尹建翰、沈思晨，该局工作人员。 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 法定代表人易会满，该委主席。 委托代理人田润发、黄俊，该委工作人员。 原告陈孙君不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浙证监信公[2019]25号信息公开告知行为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98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10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并于同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孙君，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尹建翰、沈思晨，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田润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简称浙江证监局）于2019年4月4日作出浙证监信公[2019]25号信息公开告知，告知陈孙君，其申请公开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浙商证券公司）依据《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提交的吴承根、熊建益、王青山、张晖、詹小张（已离任）、姚慧亮、骆鉴湖、蒋洪、陈溪俊、杨端平、王宝桐、沈田丰、王育兵、龚尚钟、李向阳、楼敏、李雪峰、周跃、赵伟江、高玮、盛建龙、许向军等董、监、高的任职申请材料和离任审计报告，涉及相关人员个人隐私和相关机构的商业秘密，该局向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吴承根等人书面征询，被征询人均不同意公开，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陈孙君申请公开的信息不予公开。 陈孙君不服，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98号行政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决定维持浙江证监局的告知。 原告陈孙君起诉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2012年修订的《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向浙江证监局申请公开“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依据《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2012年修订〕》提交的吴承根、熊建益、王青山、张晖、詹小张（己离任）、姚慧亮、骆鉴湖、蒋洪、陈溪俊、杨瑞平、王宝桐、沈田丰、王育兵、龚尚钟、李向阳、楼敏、李雪峰、周跃、赵伟江、高玮、盛建龙、许向军等董、监、高的任职申请材料和离任审计报告。”但浙证监信公[2019]25号却答复不予公开或不存在，原告不服，向中国证监会复议，中国证监会作出[2019]98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原告认为，证券公司充当公开发行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人和持续督导机构，高管是否合格，能否履职均涉及公众利益，因此，不公开证券公司高管“任职资格申请材料”将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因此，案涉信息应予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显然，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管的“任职资格申请材料”不是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不是商业秘密。《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显然，高管的“任职资格申请材料”不属于上述权利，因此，公开高管的“任职资格申请材料”不构成侵犯“个人隐私”。浙江证监局答复第三方“不愿公开”于法无据。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申请公开的信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或者不属于政府信息的内容，但是能够作区分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向申请人提供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并对不予公开的内容说明理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保荐的华丽家族非公开发行业务涉嫌虚假陈述、协助徐翔等操纵证券市场，已被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和上交所通报批评。因此，本案被告没有履行对“高管”的监管职责。为此，请求撤销中国证监会[2019]98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浙江证监局浙证监信公[2019]25号信息公开告知，并判令其重新答复；确认浙江证监局不公开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行政行为违法。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浙证监信公[2019]25号《信息公开告知书》，拟证明浙江证监局作出被诉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事实； 2、中国证监会[2019]9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中国证监会作出被诉行政复议行为的事实。 被告浙江证监局答辩称，2019年2月22日、26日，我局收到原告信息公开申请。因原告申请的信息涉及浙商证券公司的商业秘密及相关人员的个人隐私，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规定，2019年3月4日，我局出具浙证监信公(2019)1号-16号、18号-24号《第三方意见征询单》，向浙商证券公司及吴承根等22人书面征询是否同意提供原告申请的信息。2019年3月6日，我局向原告出具浙证监信公(2019)17号《信息公开第三方意见征询告知书》，告知其上述征求第三方意见相关事项。2019年3月6日，浙商证券公司及吴承根等21人委托史冠珏代为接收《第三方意见征询单》。2019年3月7日，我局将浙证监信公(2019)12号《第三方意见征询单》通过萧山看守所送达至周跃本人。2019年3月14日、3月18日、3月25日，我局先后收到浙商证券公司及吴承根等22人关于不同意公开的意思表示。2019年4月4日，我局作出浙证监信公(2019)25号信息公开告知，对原告进行书面答复。上述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合法。我局认为，一、浙商证券公司系上市公司，应严格按照《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规则应当优先适用。单个投资者不能通过向证券监管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获取有关上市公司的信息，否则违背《证券法》公平公开原则。《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是《证券法》的下位法，其立法精神与具体内容并不与《证券法》冲突。浙商证券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可能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均按《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公开披露，所有投资者均可通过公开、合法渠道了解到相应的信息。公司向我局提交的“任职申请材料”和“离任审计报告”，不公开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二、原告申请公开浙商证券公司向我局提交的吴承根等22人的“任职申请材料”和“离任审计报告”，上述信息包含吴承根等22人的个人身份证件号码、住址、家庭主要成员、主要社会关系、个人工作经历、个人费用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同时也包括了相关推荐人的个人身份证件号码、联系电话等个人隐私信息。上述信息不但涉及有关人员的个人工作、生活信息，还包括其家庭成员甚至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涉及吴承根等22人个人隐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浙商证券公司有内部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对“商业秘密”进行定义和规范，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和泄密追责机制。公司向我局提交的有关人员的“任职申请文件”“离任审计报告”未曾公开披露，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秘密性。“任职申请文件”“离任审计报告”内容中包含公司内部决策信息、公司和下属企业经营情况等，对公司的后续经营管理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此外，“任职申请文件”“离任审计报告”在公司内部流转均设定了相应查看权限等保密措施，确保仅限于相关人员知晓。因此，案涉信息涉及浙商证券公司的商业秘密。四、浙商证券公司向我局提交的每一份“任职申请材料”和“离任审计报告”都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而且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的义务。因此，我局认为原告申请的信息不适宜加工后公开。原告援引修订后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不适用于本案情况。此外，原告提及的我局“没有履行对‘高管’的监管职责”与本案无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浙江证监局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原行政行为的证据： 1、原告2019年2月22日致浙江证监局的，名为“依申请公开浙商证券的董、监、高的任职申请材料和离任审计报告”的电子邮件，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2月22日通过电子邮件向浙江证监局申请公开浙商证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的任职申请材料和离任审计报告的事实； 2、原告致被告的《信息公开申请表》及其邮寄凭证，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2月23日通过信件向浙江证监局申请公开浙商证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的任职申请材料和离任审计报告的事实； 3、浙江证监局2019年2月28日的《会议纪要》，拟证明浙江证监局对原告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事项进行讨论，并认为案涉信息可能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事实； 4、浙证监信公[2019]1-16号、18-24号《第三方意见征询单》及其附件，拟证明浙江证监局向浙商证券公司及吴承根等22人征询案涉信息其是否同意公开的事实； 5、浙证监信公[2019]17号《信息公开第三方意见征询告知书》及其邮寄凭证，拟证明浙江证监局将案涉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征询意见过程告知原告的事实； 6、吴承根等22人及浙商证券公司的《第三方意见征询回执》； 7、《浙商证券关于不同意公开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申请材料和离任审计报告”的说明》，证据6、7拟证明经浙江证监局征询，被征询人不同意公开案涉信息的事实； 8、浙江证监局2019年3月28日的《会议纪要》，拟证明浙江证监局在作出被诉原行政行为之前进行集体讨论的事实； 9、浙证监信公[2019]25号《信息公开告知书》及其邮寄凭证，拟证明浙江证监局作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告知的事实； 10、浙江证监局送达回证； 11、浙商证券公司为史冠珏开具的《介绍信》及史冠珏的身份证； 12、吴承根等21人对史冠珏的授权委托书； 13、吴承根等22人的任职申请材料及有关人员的离任审计报告，证据10-13拟证明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所涉内容。 被告浙江证监局向本院提交的作出被诉原行政行为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要条文为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证券期货监督管理信息公开办法》，主要条文为第十二条、第十五条。 被告中国证监会答辩称，一、2019年2月22日、26日，浙江证监局收到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浙商证券公司提交的吴承根等22人的任职申请材料和离任审计报告。浙江证监局经核查，发现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但包括有关人员的个人身份证件号码、主要社会关系、工作经历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还包括其家庭成员甚至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同时，相关信息中含有不为公众知悉的公司和下属企业经营情况、经营计划和策略、经营数据等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此外，单个投资者不能通过向证券监管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获取有关上市公司的信息，否则违背《证券法》公开公平原则，一旦公开反而会侵害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浙江证监局于2019年4月4日作出信息公开告知，告知原告，其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相关人员的个人隐私和相关机构的商业秘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经向浙商证券公司及吴承根等人书面征询是否同意公开原告所申请的信息，浙商证券公司及吴承根等人均不同意公开，浙江证监局决定不予公开。浙江证监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行为并无不妥，原告的复议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我会维持浙江证监局的行政行为合法。二、2019年7月1日，我会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初步审查后我会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因本案案情复杂，我会依法于2019年8月30日通知原告本案审理期限延期30日。2019年9月25日，我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2019)98号行政复议决定，并邮寄送达原告。上述复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证监会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复议行为的证据： 1、原告致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其所附申请材料九页，拟证明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7月1日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 2、证监复答字[2019]70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拟证明中国证监会通知浙江证监局就案涉行政复议申请进行答复、举证的事实； 3、浙证监机构字[2019]90号《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及其所附证据十一组，拟证明浙江证监局就案涉行政复议申请进行答复、举证的事实； 4、证监复延字[2019]62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及其送达回证，拟证明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案涉复议案件延期30日作出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的事实； 5、中国证监会[2019]9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其邮寄凭证，拟证明中国证监会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 被告中国证监会向本院提交的作出被诉行政复议行为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主要条文为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主要条文为第四十三条。 庭审中，对于被告浙江证监局的证据10-13，由于其直接涉及浙江证监局因认为涉及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而未公开的信息，故本院未对其进行公开开庭质证，经对其余证据进行质证，各方均未明确提出异议。 本院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具备证据三性，可以证明相应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22日，陈孙君以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请求公开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吴承根、熊建益、王青山、张晖、詹小张（已离任）、姚慧亮、骆鉴湖、蒋洪、陈溪俊、杨端平、王宝桐、沈田丰、王育兵、龚尚钟、李向阳、楼敏、李雪峰、周跃、赵伟江、高玮、盛建龙、许向军等二十二人的董、监、高的任职申请材料和离任审计报告。2019年2月23日，陈孙君又以邮寄的方式向浙江证监局提出了相同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浙江证监局审查后认为陈孙君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吴承根等二十二人的个人隐私和浙商证券公司的商业秘密，遂于2019年3月6日征询浙商证券公司和除周跃外的吴承根等二十一人是否同意公开的意见，并确定了15个工作日的答复期限，又于2019年3月7日征询周跃是否同意公开的意见。同日，浙江证监局告知原告，其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该局于2019年3月6日征询相关权利人的意见，征求意见的时间不计算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办理期限内。 2019年3月7日，周跃表示需进一步了解情况，方能决定是否同意公开；2019年3月14日，盛建龙、许向军、熊建益、王育兵表示不同意公开案涉信息；2019年3月18日，詹小张、赵伟江表示不同意公开案涉信息；2019年3月25日，张晖、姚慧亮、骆鉴湖、蒋洪、杨端平、王宝桐、沈田丰、龚尚钟、李向阳、楼敏、李雪峰、高玮、陈溪俊、王青山、吴承根、浙商证券公司表示不同意公开案涉信息。 2019年4月4日，浙江证监局作出浙证监信公[2019]25号信息公开告知，告知陈孙君，其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相关人员个人隐私和相关机构的商业秘密，该局向浙商证券公司及吴承根等人书面征询，被征询人均不同意公开，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陈孙君申请公开的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于同日以邮寄方式向陈孙君送达。 陈孙君不服，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7月1日收到陈孙君的申请材料，并于2019年7月3日向浙江证监局发送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同时要求该局就案涉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答复、举证。浙江证监局于2019年7月17日就案涉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答复、举证。2019年8月30日，中国证监会决定该复议案件延期三十日作出决定，并于2019年9月2日告知陈孙君。2019年9月25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9]98号行政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维持浙江证监局的告知。决定书于2019年9月27日向陈孙君邮寄送达。 另查明，吴承根等二十二人的董事、监事、高管的任职申请材料和离任审计报告中包含吴承根等二十二人的住址、家庭主要成员、主要社会关系、个人工作经历、个人费用等信息、相关推荐人的身份信息、浙商证券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经营情况。 本院认为，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该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本案中，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包含相关人等的住址、家庭主要成员、主要社会关系、个人工作经历、个人费用等信息、相关推荐人的身份信息、浙商证券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经营情况，该部分内容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其不公开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据此，行政机关应当征询权利人是否同意公开，只有在权利人同意公开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方可公开。本案中，经浙江证监局征询案涉权利人的意见，相关权利人均未表示同意公开，浙江证监局根据该征询结果告知陈孙君，不予公开其申请的政府信息，该处理并无不当，其信息公开的办理期限符合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国证监会经行政复议，维持案涉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正确，其复议经过通知复议被申请人答复、举证、决定延期并最终作出复议决定，相关步骤及期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综合上述意见，被诉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和行政复议行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孙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陈孙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洵 人民陪审员  朱志华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叶 嘉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