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3民终8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淅川县富星光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淅川县城区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孙妮，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信，河南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同富，男，汉族，生于1954年7月8日，户籍地内乡县，现住淅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爱霞，河南良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妍，女，汉族，生于1963年12月23日，住淅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禄，河南德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淅川县富星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星公司）、孙同富因与被上诉人赵妍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豫1326民初2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富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信，上诉人孙同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爱霞，被上诉人赵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星公司、孙同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赵妍为债权受让人并非事实，上诉人孙同富与杨建华之间的基础债权关系审理中也并没有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以及借款凭证等证据,借贷关系的形成缺乏证据支撑。被诉人在一审中,就借贷关系的成立仅提供了一份电脑打印的孙同富签字的证明(该证明是被上诉人的丈夫杜耀生承诺帮孙同富贷款600万,让孙同富签字认可欠其妻子190万。),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杨建华之间的基础债权存在借款合意，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既没有查清转款前,上诉人向杨建华提出过借款的主张,也没有查明对于双方关于借款用途、借款期限、支付方式、还款方式、有无利息、有无担保等具体细节，也没有查明转款后,上诉人有无还款的记录等相关证据,因此借贷合意的形成缺乏证据支撑。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没有提供杨建华与上诉人之间的转账,基础债权关系没有成立,债权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债权关系也不能成立,法院应当驳回债权受让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判决淅川县富星有限公司和孙同富共同承担责任是错误的,孙同富既不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受到公司的委托,孙同富并没有和公司共同借贷的行为,孙同富和公司也没有任何互相担保的行为,本案中,孙同富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淅川县富星光电有限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赵妍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第一,答辩人将200万元借给杨建华。这一事实有2016年7月10日杨建华给答辩人出具的借条为证,以及一审中答辩人出示的四张银行凭证和两张银行的明细证明答辩人自2015年起陆续给杨建华打款200万元。第二,杨建华将钱又转借给二上诉人。这一事实有2017年9月2I日翟晓明、马果律师对杨建华的调查笔录能够予以证明。上诉人孙同富在2016年10月31日出具的证明中也明确指出:“证明杨建华在20I5年5月至2016年5月期间,陆续四笔合计借给我壹佰玖拾万元整”。二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称“我公司曾于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期间陆续向杨建华借款190万元整”。第三,杨建华将债权转让给了答辩人。这一事实有翟晓明、马果律师对杨建华的调查笔录和20I7年9月2I日杨建华的“借条”和“声明”予以证明,杨建华对二上诉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答辩人了。二、在一审中二被告共同提交的答辩状中不止一次确认:“我公司曾于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期间陆续向杨建华借款190万元整,利息付至2016年8月。2016年9月杨建华告诉我公司说我公司的借款系从赵娴处转借的,让我公司把借条转换给赵娴”,“我公司按照杨建华的要求给赵娴重新出具了借条,盖有公司公章和法人代表的亲笔签字”由此可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另外,在一审中二被告共同提交了一份答辩状,在这次上诉案中,二上诉人又是共同提交了一份上诉状,由此也能证明,上诉人孙同富是富星光电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借款和诉讼行为代表富星光电有限公司。赵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富星公司、孙同富偿还借款195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9月1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妍与杨建华、孙同富与杨建华、孙同富与赵妍的丈夫杜耀升均系朋友关系。2015年至2016年，杨建华陆续向赵妍借款200万元，利率为月息4分。为此，杨建华于2016年7月10日向赵妍出具借条一张。期间，孙同富以其经营的富星公司建厂需资金为由，陆续向杨建华借款190万元，双方对利率作出了约定。2016年8月17日，杨建华告知孙同富其借款是从杜耀升妻子赵妍手中转借的，欲将该债权转让给她，让孙同富、富星公司对准赵妍出具借条。为此，孙同富、富星公司给杨建华出具了借款人为“赵娴”的190万元借条，并将对准杨建华出具的借条销毁。事后，杨建华独自保管孙同富、富星公司新出具的借条，并未将其交给赵妍。2016年10月，孙同富、富星公司与赵妍就该190万元借款对接协商还款，得知杜耀升妻子名字为“赵妍”而非“赵娴”，因此协商未果。2016年10月31日，孙同富向杜耀生出具了一份证明，向其说明与杨建华之间的190万元借款的情况及借款已转让给其妻子的事实。期间杨建华涉罪外逃，2017年9月被抓捕归案。后杨建华通过律师陈述了上述190万元债权具体转让的处理情况，说明“赵娴”就是本案“赵妍”，并将之前替孙同富、富星公司偿还5万元的债权一并转让给了赵妍，同时书写了借条、声明及申明书，说明转让债权共195万元且对象为赵妍。此后，孙同富、富星公司以190万元已转给“赵娴”、且“赵娴”与“赵妍”并非同一人为由拒绝清偿上述债务。赵妍为此诉诸一审法院，要求富星公司、孙同富及杨建华偿还借款195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9月1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受理后，赵妍撤回了对杨建华的诉讼。另查明，被告富星公司于2016年9月将法定代表人由孙同富的妻子罗洪霞变更为其女儿孙妮，但孙同富仍实际经营并控制着被告富星公司。一审法院认为，赵妍与杨建华及杨建华与孙同富、富星公司借款关系属实，赵妍与孙同富、富星公司均不持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债权受让的主体问题，即“赵娴”与“赵妍”是否为同一人；2、债务人的认定；3、债权数额及利率的认定。对上述焦点一审法院作出以下评析：关于债权人的认定。首先，杨建华的出借人是原告赵妍，在实际的债权转让过程中，孙同富、富星公司虽以“赵娴”为对象重新书写了借条，且该条据不为本案赵妍所持有。但根据孙同富、富星公司的陈述，杨建华已告知其欲将债权转让的对象是提供借款的赵妍。其次，孙同富、富星公司认可其与杨建华指向的已转让的债权的受让人均为杜耀升的妻子，庭审中，孙同富亦指认赵妍即为杜耀升的妻子。第三，对赵妍提交的证据，孙同富、富星公司不能提供反驳证据证明有一个持杨建华200万元债权的叫“赵娴”债权人存在，亦不能提供反驳证据证明有“赵娴”且为杜耀升妻子的另一人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一审法院推定孙同富、富星公司所称的“赵娴”应系口误或笔误，“赵娴”即为赵妍系同一人，因此本案债权受让的主体是赵妍，其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关于债务人的认定。首先，从原借款关系的主体来看，杨建华将190万元出借给富星公司和孙同富，其确认将债权转让给赵妍，其中债务人未发生变更；其次，孙同富是富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建华通知了孙同富债权转让事宜，其通知行为应对富星公司产生效力；第三，孙同富、富星公司对于借款主体亦未提出曾发生变更的异议，且孙同富、富星公司共同答辩时即已认可孙同富、富星公司为杨建华的共同借款人，亦认可该债权已转让给赵妍的事实。故赵妍请求孙同富、富星公司偿还借款的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而孙同富、富星公司辩解富星公司不知情、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债权数额及利率的认定。孙同富、富星公司在答辩中及庭审中均提出190万元是含有借款及利息的结算，但不能明确实际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金额。孙同富、富星公司的答辩、庭审陈述及孙同富于2016年10月31日向赵妍丈夫出具的证明对于借款本息数额的多次陈述均不一致，应以孙同富于2016年10月31日本案起诉前其书写证明中的陈述为准：“杨建华在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陆续四笔合计借款190万元整”，孙同富、富星公司未对利息过高及债权形成举证，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此一审法院推定该190万元的借款足额存在，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赵妍提出的2分利息请求，因赵妍与杨建华的借款中有月息4分的约定，孙同富亦自认其上述借款约定有利息，而支付利息是履行债务的随附义务，且经调查杨建华在转让债权时亦包括了债权利息。故赵妍提出不高于原约定利息的月息2分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故孙同富、富星公司提出的辩解意见均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2016年8月，杨建华将其对富星公司、孙同富享有的190万元合法债权转移给赵妍，并将其告知孙同富、富星公司，孙同富、富星公司也实际对准受让人赵妍出具了转让手续，符合债权转让的法律规定，故赵妍与孙同富、富星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关系成立并有效，债权转让后，富星公司、孙同富依法应当对赵妍履行义务。但却推诿不履行。孙同富、富星公司的行为违背了民事活动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导致了本案纠纷的发生，对此，应承担本案的全部过错责任，故赵妍要求孙同富、富星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而富星公司、孙同富的答辩及辩解意见因其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富星公司，孙同富应当偿还赵妍借款190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9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的借款利息。对于2016年8月前，各债务人超出法律规定支付的利息，可另行主张。关于赵妍诉请的2017年杨建华转让的5万元债权，孙同富提出抗辩，否认该债权独立存在，赵妍亦无证据支持，庭审中也未能查明该5万元存在的事实，孙同富、富星公司抗辩成立，赵妍所诉的5万元债权转让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淅川县富星光电有限公司、孙同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赵妍借款190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9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的借款利息；驳回赵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孙同富、富星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350元，赵妍负担580元，淅川县富星光电有限公司、孙同富负担2177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二上诉人称本案借款基础事实与转让的事实并不存在的问题，二上诉人在一审诉讼答辩中已自认其在杨建华处借款190万元属实，该债权也已转让给“赵娴”，只是不认可“赵娴”与“赵妍”为同一人，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孙同富在一审庭审中认可杨建华所说的转让对象是杜耀升妻子的事实，能够认定二上诉人对本案借款基础事实与债权转让的事实是明知的，故其主张本案借款基础事实与转让的事实并不存在的理由没有相关证据支持，且与其一审主张相反，本院对该理由不予采信。关于本案转让债权二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利息的问题。首先，二上诉人认可本案债权转让的事实，也认可转让的债权金额为190万元，其主张该190万元是与杨建华经过结算且包含有高额利息所确定的，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及计算高额利息的计算方法，本院对是否存在高额利息等事实不能查清，故二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二上诉人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赵妍对二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也不予认可，但也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现有证据只能证明赵妍与杨建华的借款关系约定的有利息，但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赵妍并不能举证证明其与二上诉人对转让债权也约定有明确的利息，孙同富在其2016年10月31日出具的证明中虽自认“证明杨建华在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期间，陆续四笔合计借给我壹佰玖拾万元整，利息付至2016年8月26日”，但也并没有明确约定利息的具体数额，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结合现有证据，应当认定本案转让债权对利息的约定并不明确，故一审法院支持赵妍月息2分的诉讼请求不当，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关于富星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上诉人富星公司与上诉人孙同富在一审诉讼中作为共同被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且答辩意见一致，在一审庭审中已认可债权转让的事实存在，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孙同富作为富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借款190万元数额较大，也并没有举证该190万元借款用于日常生活或者并非投入到富星公司，该债权转让应对富星公司产生效力，故二上诉人主张富星公司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淅川县富星光电有限公司、孙同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326民初20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案件受理费分担部分；二、变更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326民初20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淅川县富星光电有限公司、孙同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赵妍借款19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9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4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审案件受理费22350元，由赵妍负担580元，淅川县富星光电有限公司、孙同富负担21770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跃伟审判员李君彦审判员王生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杨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