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3民再30号申诉人（原审被告）：李翠英，女，195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猷美，男，194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系李翠英的丈夫。被申诉人（原审原告）：郭立军，男，1968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宪武，湖南百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黄福泉，男，1969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慧亭，女，199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系黄福泉女儿。原审被告：湖南阿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解放街现代城111号。破产管理人：株洲惟楚企业破产清算事务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朗，女，198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邝媛，女，1980年6月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住湖南省汝城县。原审第三人：田国来，男，1953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申诉人李翠英因与被申诉人郭立军、黄福泉、原审被告湖南阿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公司）、原审第三人田国来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4年8月28日作出的（2013）潭中民三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向湘潭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湘潭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潭检民（行）监[2017]43030000012号再审检察建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8年10月13日作出（2018）湘03民监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8月7日、2020年4月23日、2020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郭立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宪武、黄福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慧亭、李翠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猷美，阿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朗和邝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田国来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湘潭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本案郭立军、黄福泉以银行流水表面上“合法”的事实，掩盖“非法”高利放贷的实质；第三人田国来收受郭立军30万元并向法院出具虚假证言，进而导致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潭中民三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一）、郭立军、黄福泉向原审法院所提交的160万元和152万元的转账凭证，经查实，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二）、第三人田国来收受郭立军30万元并向法院出具了虚假证言。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潭中民三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申诉人李翠英称，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潭中民三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撤销。事实与理由：1、被申请人主张的646万元到底是借款本金还是借款本息问题没有查明，被申请人在原审庭审当中陈述转账573万元，支付现金73万元。而原审第三人田国来收受73万元现金明显不符合常理，不排除是利息转化而来；2、在申诉人出具还款承诺的当天，也就是2013年7月16日，田国来向申诉人出具欠条，明确注明了已还款金额112万元，且用的是大写体，此证据真实性明显高于其他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信；3、本案系债务转移纠纷，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申诉人应当承担债务金额的多少，取决于原民间借贷关系中的真实债权数额，本案中原审第三人田国来有可能与被申诉人恶意串通，损害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没有查清民间借贷的真实借款金额，作出加重申诉人债务负担的判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被申诉人郭立军辩称，我方与原审第三人田国来是民间借贷关系，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且李翠英也多次书面认可，而且还支付了一部分利息，债务转移在法律上已经成立，请求人民法院维护被申诉方的合法权益。被申诉人黄福泉辩称，与被申诉人郭立军的意见一致。原审被告阿里公司述称，我方认为申诉人的申诉内容和证据能够非常清楚的证明被申诉人出借给田国来的借款本金，申诉人提出的事实清楚，法院判决应该相应的扣减312万元本金及利息。郭立军、黄福泉原一审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两原告借款本金646万元，利息、违约金、滞纳金154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80万元，共计880万元，并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原一审查明：郭立军、黄福泉借款646万元给田国来，其中：2011年9月10日，郭立军通过建设银行55×××34账号转款48万元至田国来62×××55账号；2011年9月13日郭立军通过建设银行55×××34账号转款20万元至田国来62×××55账号；2011年12月24日郭立军通过建设银行55×××34账号转款176万元至田国来62×××55账号；2012年6月5日郭立军通过农业银行62×××12账号转款160万元至田国来6228481101352226919账号；2012年6月5日郭立军通过农业银行62×××12账号转款152万元至田国来6228481101352226919账号，其余73万元为现金支付，共计646万元。2012年6月5日，郭立军、黄福泉、田国来、李翠英签订债务清偿协议，确认截至2012年6月25日止田国来欠郭立军、黄福泉本息共计646万元，并注明以前借款金额计算有误，以此协议金额为准。协议约定李翠英代田国来归还郭立军、黄福泉借款646万元，还款时间为一至二个月内还清，2012年6月26日以后的利息按商定的标准计算，在未还清债务之前，原车库抵押协议仍然有效。2013年7月16日，李翠英书面承诺：原田国来欠郭立军、黄福泉借款约定由其在2012年6月25日前代为归还，田国来所欠646万元（其中黄福泉176.703万元，郭立军469.297万元）现因本人原因，至今尚余陆佰肆拾陆万元未予归还，另违约金、滞纳金、国家法律合法银行贷款利率4倍共计壹佰伍拾肆万元，现再次承诺于2013年9月31日之前将所欠郭立军的款项共计人民币捌佰万元全部归还。如因本人未如约归还上项欠款，尚需向出借人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以及违约金人民币捌拾万元，并承担出借人因此产生的诉讼费、代理费、差旅费等相关一切费用，如因此事引发的诉讼，约定由出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受理。阿里公司加盖了公章，在公章左侧注明延期该约定时间的二个月（二个月之内还清）。2013年8月7日，保利（株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田国来（甲方）与阿里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翠英（乙方），达成了解除合作经营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第3点约定，“2013年7月16日由甲方法定代表人田国来向李翠英出具的（关于黄福泉、郭立军）本息共计800万元的欠条之债务，由乙方承担；乙方和黄福泉、郭立军对此无异议”。李翠英于2012年8月14日和11月22日分别归还50万元和100万元，2013年2月7日归还40万元，共计190万元。之后，李翠英、阿里公司未再向郭立军、黄福泉还款。原一审判决认为，一、郭立军、黄福泉主张李翠英、阿里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646万元是否应支持。郭立军、黄福泉向本院提交了第五组证据还款承诺、第四组证据债务清偿协议、第三组证据五张转账凭证和一张取款凭证，能形成证据链证明郭立军、黄福泉借给第三人田国来646万元。李翠英认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其是否应当承担债务以及承担债务的多少，取决于原来的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债权数额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本院依职权追加田国来，田国来对此数额亦无异议，且提出第六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李翠英、阿里公司提出第四、五组证据签订前后郭立军、黄福泉多次以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手段，胁迫李翠英签字盖章，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李翠英、阿里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郭立军、黄福泉主张李翠英、阿里公司偿还本金646万元，本院予以认可。二、对本案的利息、违约金、滞纳金共计154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80万元是否应予支持。2012年6月5日李翠英同意代第三人田国来归还646万元，并约定还款时间由李翠英与郭立军、黄福泉协商，在一至二个月内还清。约定2012年6月26日以后的利息按商定的标准计算。2013年7月16日李翠英、阿里公司与郭立军、黄福泉约定本金646万元，并约定违约金、滞纳金、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共计154万元。郭立军、黄福泉与李翠英借款时间系2012年6月25日至2013年9月31日止。郭立军、黄福泉与李翠英还约定如在2013年9月31日内仍未归还，在逾期还款期限内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以及违约金80万元。郭立军、黄福泉在借款期限内和逾期还款期限内可以选择要求李翠英、阿里公司支付利息或者支付违约金或者是滞纳金，但均以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为限，对其超过部分不予支持。郭立军、黄福泉对李翠英归还了190万元无异议，但认为190万元是按还款承诺约定的利息、违约金、滞纳金，不涉及归还本金。李翠英认为是归还了借款本金，利息属于高利贷，不应予以支持。李翠英归还时未明确系还本金还是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李翠英于2012年8月14日归还的50万元，2012年11月22日归还100万元，2013年2月7日归还40万元。李翠英的每次还款应当先抵充利息，之后再抵充本金。（1）2012年6月25日至8月14日，计50天，利息为6460000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六个月以内）5.85%（年）÷365天×4倍×50天=209950元，抵充后本金为6460000元-（500000元-209950元）=6169950元；（2）2012年8月15日至11月19日，计97天，利息为6169950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六个月以内）5.6%（年）÷365天×4倍×97天=372391元，抵充后本金为6169950元-（1000000元-372391元）=5542341元；（3）2012年11月20日至2013年2月7日，计80天，利息为5534192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六个月以内）5.6%（年）÷365天×4倍×80天=275885元，抵充后本金为5542341元-（400000元-275885元）=5418226元；至2013年2月7日李翠英、阿里公司尚欠本金5418226元。按照郭立军、黄福泉与李翠英、阿里公司的约定，本院支持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郭立军、黄福泉请求李翠英、阿里公司偿还借款本金646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5418226元。利息、违约金、滞纳金共计154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支持利息从2013年2月7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三、阿里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从阿里公司还款承诺可以看出，还款承诺载明延期该约定时间的二个月（二个月之内还清），即2013年9月31日后两个月，亦即2013年11月31日，本案2013年10月19日立案，第一次庭审时间为2014年1月7日，阿里公司提出还款期限未到，阿里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至2014年2月26日二次庭审结束，阿里公司亦未归还借款。在还款承诺中约定的还款期限内，阿里公司已明确表示不会按承诺还款。因此，阿里公司应与李翠英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李翠英、湖南阿里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原告黄福泉、郭立军借款5418226元及利息（从2013年2月7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黄福泉、郭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3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8400元，由原告郭立军、黄福泉负担8400元。被告李翠英、湖南阿里贸易有限公司负担70000元。再审中申诉人李翠英举证：证据1、湘潭市人民检察院查实的有关银行转账凭证。证明黄福泉、郭立军与田国来恶意串通，利用银行走账，伪造两份总金额312万元的虚假债务转账凭证，此伪证被原审采信。证据2、田国来询问笔录。证明（1）黄福泉、郭立军是如何收买田国来，并与其共同律师曾树理恶意串通精心策划制造出两笔共312万元的虚假转账凭证的。（2）田国来当年实借黄福泉、郭立军的债务本金244万元且是高利贷，月息15%。（3）田国来2014年1月22日和23日两次到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审法庭作伪证，是因为田国来收受了黄福泉、郭立军30万元贿赂。（4）田国来不认识虚假转账流水凭证一事涉及的黄福泉、郭立军的放高利贷同伙张庆安、齐建军、李平辉等，且与其三人没有经济来往，田国来一口否认了所谓他向黄福泉、郭立军及其同伙借了大量现金。证据3、郭立军询问笔录。证明（1）郭立军不情愿的承认了其与黄福泉、田国来、曾树理等人蓄谋向法院起诉李翠英，利用银行走账的手段制造伪证的详细过程；（2）郭立军在所谓车库抵押等问题上继续撒谎，扰乱办案人员视线。证据4、黄福泉询问笔录。证明黄福泉的狡猾狠毒，敢面对公安办案人员撒谎，不讲半句真话，他敢说到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李翠英是郭立军瞒着他搞的，到银行制造流水伪证他不知情，他在幕后指使非法软禁李翠英，他却将自己描述成大善人等。证据5、曾树理询问笔录。证明作为曾经的律师，曾说了一些实情。但他隐瞒了自己如何与田国来一起诱骗李翠英上当购买田国来的问题资产，如何与黄福泉、郭立军、田国来一起策划利用银行走账制造伪证的过程。证据6、田国来将地下车库抵押给黄福泉、郭立军一事的真相。证明所谓车库抵押完全是田国来蒙混黄福泉、郭立军的一场闹剧。事实是李翠英按照株洲市政府的要求，足额付出了975万元购买到手，该车库的全部产权从2013年8月至今一直在阿里公司没有任何异动。证据7、长沙市招商银行贷款审批单。证明长沙市招商银行经严格审查后，同意李翠英、阿里公司以其新购的保利资产向该行贷款。第一笔贷款额度为3000万人民币。田国来闻信后突然申请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将整个李翠英、阿里公司以7000多万元新购得的保利资产冻结。随后又有黄福泉、郭立军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翠英、阿里公司的起诉。彻底搅黄李翠英、阿里公司向招商银行的大额融资，由此将李翠英、阿里公司推上了资金断裂直至破产之路。被申诉人郭立军对申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证据1：（1）银行转账我们认为与债务转让没有直接关系;（2）民间借贷不通过银行转账是习惯做法，尤其是田国来和郭立军、黄福泉之间更正常；（3）田国来不仅仅是与黄福泉、郭立军发生民间借贷，与黄福泉所在的公司及其他合伙人也有经济往来，不能据此认为没有银行转账就是虚假诉讼。证据2：本案是债务转移纠纷，公安机关不能插手经济纠纷，本案申诉人为了达到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目的，在申诉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不惜利用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这极其不正常，对被申诉人也不公平。同时对田国来的询问笔录，证据来源是否合法不得而知。所以申诉人提交的公安机关违规插手经济纠纷的笔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尤其是30万元，是借贷关系，而不是贿赂。证据3：与证据2基本一致。即使按郭立军所说完善银行流水，也不影响债务关系的成立。证据4：本案申诉人李翠英诚实信用是要打折扣的，主动履行债务不多。证据5：曾树理和被申诉人都不熟悉，没有伪造证据的情形。证据6：车库抵押是田国来与黄福泉、郭立军发生借贷关系后对权利人的保护措施，郭、黄借钱给田时都有文字的约定。因为债务较多，保利公司受到株洲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一定的监管，但是财产的所有权是属于田国来和保利公司，车库并不属于株洲市政府监管的范畴，因此作为权利义务人之间抵押的约定不违背法律的规定。虽然没有履行他项权证的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车库抵押不仅仅是田国来与被申诉人有书面多次约定，申诉人也知情，也在相应的合同承诺上签字认可，李翠英也有长期从事民间借贷的经验，并不存在没有法律知识。证据7：李翠英及阿里公司为什么要收购保利公司。因为保利公司的有效资产除了银行抵押资产外，其他可取得的还有一个多亿，利润空间很大，李翠英的构想是整体收购保利一个多亿的资产然后向银行贷款。由于李翠英诚实信用和自身实力有限，因此在外借资金没有及时偿还的情况下，相关权利人主张权利，冻结了李翠英资产，李翠英的融资无法实现，导致阿里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权利人依法主张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被申诉人无任何过错。被申诉人黄福泉的质证：与郭立军的质证意见一致。原审被告阿里公司的质证：对李翠英方提交的证据三性都予以认可。被申诉人郭立军提交了一份署名田国来的情况说明复印件，目的是证明借款是真实的，转给李翠英也是双方认可的，是要付出对价的。申诉人李翠英对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是虚假证据。原审被告阿里公司的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无法确认。说明的内容指向不清，无法确定是不是和本案的债务转移的646万借款本金有直接关联。田国来在本案原审的陈述、公安机关的询问记录及此说明在内容上均存在差异。李翠英于2020年4月23日开庭之前申请本院调取了如下证据：证据8：田国来的建设银行账号62×××55自2011年9月12日至2012年2月1日的银行流水记录；证据9：田国来的建设银行账号62×××09自2011年9月12日至2012年2月1日的无银行流水记录，该账户开立时间为2012年4月6日。证明目的：通过银行流水证实田国来曾经还款112万元给被申诉人郭立军和黄福泉。李翠英质证:证据是事实，但是无法达到我方的证明目的。郭立军质证：证据是事实。黄福泉质证：证据属实。阿里公司质证：没有意见。李翠英于2020年4月29日开庭之前向本院申请调取田国来在湖南省范围内于2011年9月10日至2012年3月31日之间的所有银行流水，调取证据如下：证据10：中国银行流水；证据11：中国农业银行流水；证据12：中国工商银行流水；证据13：中国建设银行流水；证据1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流水；证据15：华融湘江银行流水；证据16：广发银行流水；证据17：长沙银行流水。证明目的：证明田国来在此时间段内归还总计112万元借款。李翠英质证：对8份证据没有异议，均是银行出示的。其中查出2012年3月12日田国来付郭立军20万元（建行流水）与上次开庭时郭立军陈述的田国来还了郭立军20万元的事实相符。郭立军质证：对上述8份证据均无异议。田国来确实是支付了20万元的利息。黄福泉质证：对上述8份证据均无异议。阿里公司质证：对上述8份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认证：申诉人举出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能证实2012年6月5日当天，田国来并没有借黄福泉、郭立军人民币312万元。证据2田国来陈述的收到244万元借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郭立军的询问笔录和证据4黄福泉的询问笔录均能证实郭立军、黄福泉曾向田国来借款以及2012年6月5日转账系人为制造银行流水，其余部分不能达到申诉人证明目的。证据5曾树理的询问笔录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能达到申诉人证明目的。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证实阿里公司已按照2011年12月21日的《资产转让协议》于2013年8月7日支付完65个车库转让款。该组证据同时也证实了2012年3月29日保利公司授权黄福泉办理出售除抵押给交通银行30个车库以外的车库签订合同、代收购房款、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等事宜。证据7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申诉人郭立军提交的说明，因未提交原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定，故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对李翠英申请调取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8、9已经涵盖在李翠英第二次申请调取的证据内，本院将两次调取证据一并认证。调取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只有建设银行2012年3月12日的一笔流水系田国来支付郭立军20万元与本案有关联性，其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根据所调取的证据，只能证实在2011年9月10日至2012年3月31日期间田国来归还过郭立军20万元。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田国来分两次向黄福泉、郭立军出具借条，共计借款300万元，但田国来实际收到借款244万元。分别为：（1）2011年9月12日借款100万元，实际收到68万元，付款方式为：2011年9月10日，郭立军通过中国建设银行55×××34账号转款48万元至田国来62×××55账号；2011年9月13日郭立军通过中国建设银行55×××34账号转款20万元至田国来62×××55账号；（2）2011年12月24日，田国来向郭立军、黄福泉借款200万元，借款合同签订的当日郭立军通过中国建设银行55×××34账号转款176万元至田国来62×××55账号。2012年6月5日郭立军通过农业银行62×××12账号转款160万元至田国来6228481101352226919账号，田国来将此款转给张庆安，张庆安又转回到郭立军账户上；2012年6月5日郭立军通过农业银行62×××12账号转款152万元至田国来6228481101352226919账号，田国来将此款转给齐建军，齐建军转账100万元给了黄福泉当时的妻子李平辉账上。2012年6月5日，郭立军、黄福泉、田国来、李翠英签订债务清偿协议，确认截至2012年6月25日止田国来欠郭立军、黄福泉本息共计646万元，并注明以前借款金额计算有误，以此协议金额为准。协议约定李翠英代田国来归还郭立军、黄福泉借款646万元，还款时间为一至二个月内还清，2012年6月26日以后的利息按商定的标准计算，在未还清债务之前，原车库抵押协议仍然有效。2013年7月16日，李翠英书面承诺：原田国来欠郭立军、黄福泉借款约定由其在2012年6月25日前代为归还，田国来所欠646万元（其中黄福泉176.703万元，郭立军469.297万元）现因本人原因，至今尚余陆佰肆拾陆万元未予归还，另违约金、滞纳金、国家法律合法银行贷款利率4倍共计壹佰伍拾肆万元，现再次承诺于2013年9月31日之前将所欠郭立军的款项共计人民币捌佰万元全部归还。如因本人未如约归还上项欠款，尚需向出借人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以及违约金人民币捌拾万元，并承担出借人因此产生的诉讼费、代理费、差旅费等相关一切费用，如因此事引发的诉讼，约定由出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受理。阿里公司加盖了公章，在公章左侧注明延期该约定时间的二个月（二个月之内还清）。2013年8月7日，保利（株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田国来（甲方）与阿里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翠英（乙方），达成了解除合作经营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第3点约定，“2013年7月16日由甲方法定代表人田国来向李翠英出具的（关于黄福泉、郭立军）本息共计800万元的欠条之债务，由乙方承担；乙方和黄福泉、郭立军对此无异议”。李翠英分别于2012年8月14日和11月19日、22日归还50万元、90万元、10万元，2013年2月7日归还40万元，共计190万元。之后，李翠英、阿里公司未再向郭立军、黄福泉还款。另查明，田国来于2012年3月12日归还郭立军2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执焦点为：（一）、关于借款本金的问题。原审原告向原审第三人田国来转账记录显示共计本金244万元，故应认定借款本金为244万元。田国来虽然出具了300万元的借条，但没有收到300万元足额的转账款项。本案系债务转移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债务转移的金额应当认定为244万元。而原一审认定借款有73万元现金以及2012年6月5日转账的312万元均不能认定为借款本金。理由是：1、原审原告没有证据证实交给了73万元现金给田国来；2、2012年6月5日的转账系人为制造的银行流水，未形成真实的债权债务。（二）、关于本案的利息、违约金和滞纳金的问题本案中《还款承诺》中约定的利息超过法律规定，因此只能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予以计算。原审原告提出的利息、违约金、滞纳金的请求只能部分予以支持。（三）、关于阿里公司承担责任的问题。阿里公司在承诺书上明确盖章承诺承担债务转移后的清偿义务，因此应当和李翠英一起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四）、关于田国来已经偿还112万元的问题。根据合同法解释的规定，李翠英享有原债务人的抗辩权。本案中，虽然田国来主张归还过112万元，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而李翠英在本案审理当中申请本院调查取证的证据只能证实田国来曾经偿还过20万元，故李翠英主张田国来已经偿还112万元的抗辩理由部分成立。（五）、归还借款本息金额问题。田国来于2012年3月12日归还20万元，李翠英于2012年8月14日归还50万元，2012年11月19日归还90万元，2012年11月22日归还10万元，2013年2月7日归还40万元。借款三笔分别自发生之日起至2012年3月12日止的利息为192105.96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田国来、李翠英每次的还款应当先减利息之后多余部分再抵充本金。（1）截至2012年3月12日的本金为2440000-（200000-192105.96）=2432105.96（元）；（2）2012年3月12日至2012年6月7日，计87天，利息为2432105.96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六个月以内）6.56%（年）÷360天×4倍×87天=154227.95元；（3）2012年6月7日至2012年7月5日，计28天，利息为2432105.96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六个月以内）6.31%（年）÷360天×4倍×28天=47744.94元；（4）2012年7月5日至2012年8月14日，计40天，利息为2432105.96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六个月以内）6.0%（年）÷360天×4倍×40天=64856.16元；至2012年8月14日李翠英尚欠利息为266829.05元。（5）李翠英于2012年8月14日归还了50万元，先减息多余部分再充本后，本金为2432105.96-（500000-266829.05）=2198935.01（元）。（6）2012年8月14日至2012年11月19日，计97天，利息为2198935.01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六个月以内）6.0%（年）÷360天×4倍×97天=142197.8元。李翠英于2012年11月19日归还了90万元，至2012年11月19日尚欠本金为2198935.01元-（900000-142197.80）=1441132.81（元）。（7）2012年11月19日至2012年11月22日，计3天，利息为1441132.81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六个月以内）6.0%（年）÷360天×4倍×3天=2882.27元。李翠英于2012年11月22日归还10万元后，先减息后充本尚欠本金为1344015.08元。（8）2012年11月22日至2013年2月7日，计77天，利息为1344015.08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六个月以内）6.0%（年）÷360天×4倍×77天=68992.77元。李翠英于2013年2月7日归还40万元后，先减息后充本，尚欠本金为1344015.08-（400000-68992.77）=1013007.85（元）。综上，至2013年2月7日李翠英、阿里公司尚欠本金1013007.85元。故李翠英、阿里公司应偿还本金1013007.8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2月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综上所述，本案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3）潭中民三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李翠英、湖南阿里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归还黄福泉、郭立军借款本金人民币元1013007.8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2月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三、驳回原审原告黄福泉、郭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3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8400元，由申诉人李翠英和原审被告阿里公司共同负担14900元，由被申诉人郭立军和黄福泉共同负担63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肖剑英审判员  冯海燕审判员  刘 文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吴慧娟书记员张语晨书记员石右珂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第八十五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第八十六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八条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转移合同义务后，受让人与债权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受让人就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