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0民初17912号 原告：陈良标，男，1968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仙居县。 被告：杭州申华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四维村。 法定代表人：王宇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钱梁，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温燕红，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良标（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杭州申华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11日诉至本院。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高亚飞独任审判，于2020年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温燕红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转换适用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2020年3月26日，本院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温燕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2018年7月7日晚，原告在滁州宝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职位期间，被告董事长（工商登记为监事，实际为占股67%的绝对控股股东，实际管理人）王永根与原告电话沟通、微信洽谈，邀请原告加入被告，通过微信约定试用期为一个月，试用期的岗位为总经理助理，试用期工资为税后16000元，转正之后担任常务副总经理职位，固定薪资为税后20000元/月，上述部分按月计发，另加绩效工资，届时另行签订绩效考核协议通过约定，上述的内容双方通过微信进行了确认并由王永根进行了回复并署名。上述事实有微信予以证明。根据企业信用系统显示，被告设置有四个股东，其中王永根、李斌、王宇奇三名自然人股东，杭州申华石油公司为法人股东，王永根与李斌为夫妻关系，王永根与王宇奇为父子关系，王永根登记为监事，王宇奇登记为法定代表人；王永根个人对被告直接持股达51.55%；杭州申华石油公司的自然人股东王永根持股为60%，李斌持股为39.25%，夫妻两人持股高达99.25%。王永根个人持股51.55%，加上杭州申华石油公司的关联关系，对被告控股比例达到了67%，为个人绝对控股股东，且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因此，王永根以被告的名义从事的活动应当由被告来承担责任。2018年8月1日，原告到被告处报到时，王永根对原告进行了临时岗位调整为行政副总岗位，出于已经离职的现实考虑，原告暂时让步接受，被告在原告工作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本案在劳动仲裁时，仲裁裁决书对在8月1日之前通过微信等进行岗位、薪酬、试用期等关键约定的事实置之不理，对微信原件不予理会，对应该予以认定的事实未予以认定，导致事实出入很大。同时仲裁庭对法定代表人王宇奇于2019年2月1日支付的52000元在证据认定、处置存在瑕疵，主要理由：1、被告发放工资的日期为每月25日，发前一个月26号到上月25号的工资；2、被告于春节前（2019年2月1日）补发的工资，是补足被告自己认为的按照16000元月薪，自2018年8月1日到2018年12月25日的工资；3、按照银行流水计算平均工资时，应当计算到2018年12月25日，不应算到2019年1月31日，现仲裁庭计算到2019年1月31日，由于计算期间增大，势必导致原告的平均收入减少，仲裁庭据此计算得出本人平均工资标准14215元月薪，比被告于2019年2月26日与原告对话时自认的工资16000元月薪还低，有附卷的2019年2月26日的对话录音予以证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宇奇发给原告的年度补足部分，不仅仅限于原告一人，这从附卷的2019年2月1日高瑞才的微信予以证明。双方于入职前即2018年7月7日通过微信的约定意思表示真实、有效，符合证据的“三性”，被告应当按照《民法总则》、《合同法》等相关规定，依照“有约依约、约定优先”的民事原则，依照约定按照试用期16000元、转正之后20000元的月工资标准补足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固定工资48567元，具体如下：即应发金额为16000元+5×20000元/月+（25÷28）×20000元=133857元，已发4014+6155+5659+5659+5659+6144+52000=85290元，拖欠固定工资133857元-85290元=48567元。2018年9月25日（被告工资发放日期为每月25号，发前月26日到上月25日的工资），被告在发放8月工资时，仅发给原告4014元，与入职前的约定严重不符，原告通过微信询问了王永根，他约原告在他的办公室做了说明，说对原告的工作是满意的，微信承诺的工资一定会兑现，等签署了绩效考核协议之后，会予以发足，他让原告拟定三份报告提交给他，原告交给他三份报告之后便没有了回音，也一直未通知我签订绩效协议。到了2018年10月25日发8月26日-9月25日期间的9月份工资依然发5659元，发前也没有与原告协商绩效考核协议，原告再次微信询问了王永根，他约原告在他的办公室洽谈，让原告自己起草一个绩效考核协议，原告于10月26日起草了一个协议当面交给他，并通过微信发给他。2018年11月9日，王永根约原告在他的办公室就原告先前提交给他的绩效考核协议进行当面沟通，让原告对2019年部分的绩效考核方案再作进一步的完善，原告于2018年11月12日把完善后的绩效考核协议在二楼会议室交给他，并通过微信发给了他，此后他一直没有回音。王永根与原告的主要分歧在2019年部分的绩效考核，对2018年部分的绩效工资的标准没有提出异议，2018年约定的绩效考核以每月的生产方量80000方为基数，当时考虑2017年全年已经达到63万方，2018年全年要冲100万方的目标，按照每月平均计算为8万方左右，于是约定超过8万方的超额部分按照0.5元/方计算，2018年8月-2019年1月实际生产方量分别为80672.1方、91794方、96184方、110104.7方、115566.9方、120000方，合计为614321.4方，有上述两次的微信的绩效协议及相关证据作为佐证，王永根未提出反对意见。由于同事们说，被告的工资都是预发的，工资不足部分会在春节前补足，考虑到被告如此的拖沓、扯皮，内心也感觉太烦，于是原告再也没有催促过他，内心想到春节前视公司如何支付原告的劳动报酬再说。王永根在2018年7月7日通过微信提出转正之后实行绩效考核，理当在原告转正之后提供书面的绩效考核文本以供双方协商签署，被告既不提出绩效考核的文本，又对原告提供的考核文本未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一拖再拖，违反约定，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劳动仲裁裁决书未要求被告按照自己于2018年7月7日承诺提供绩效考核方案，又不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把上述的关键证据搁在一边，仅仅以银行流水作为证明，导致事实认定差错。被告未提供书面的考核方案，对原告连续多次提供的书面考核方案未提出实质的反对意见，且原告提供的书面考核方案对2018年部分的绩效工资计算保持稳定，被告应当依照约定支付绩效工资（614321.4方-480000方）×0.5元/方=67160.7元，平均每月11193.45元。2019年1月底，被告的控股股东、实际管理人王永根与原告沟通岗位变动事宜，拟将原告调整到销售岗位，并要求原告于当日下午立即回复。由于原告多年以来一直从事管理工作，从未从事过销售。在2019年1月30日中午与原告洽谈时，原告断然予以拒绝。2019年2月1日，被告的财务经理陆素芬在向原告要了工行银行卡的信息之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宇奇（王永根的儿子）于当日给原告打款52000元，连事先约定的固定部分即20000元的月薪的基本工资也未发足，原告当即通过微信向王永根提出了质疑。2019年2月22日上午，受王永根的委托，被告的办公室主任周明向原告转告了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意见，原告起草了《陈良标离职工资等结算》书面交给他，让他进行签收确认。2019年2月25日上午，被告向原告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通知中未说明具体的解除理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意思表示明确，构成了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但原告仍然按照通知书的要求履行了移交手续并于当天离开了被告。次日上午，应王永根之约，王永根与原告在他的办公室当面洽谈时，双方未就离职结算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仲裁裁决书对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予以确认，但由于对2018年7月7日被告与原告的微信约定的证据、绩效考核的证据等未予认证，以及采用根据银行流水计算平均工资由于计算期间不准确存在的偏差，导致在工资标准的计算上不准确，造成了被告应当支付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数额出入很大。2018年8月底，应被告办公室主任周明的要求，原告单方在其提供的空白的劳动合同格式文书上签名，在被告委托周明于2019年2月22日通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2019年2月23日原告要求办公室主任周明提供书面的劳动合同，周明说合同在老板那里，直到离职时一直没有收到被告送达书面的劳动合同文本，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已经签署了劳动合同。2019年6月上旬原告与周明进行微信对话时，周明多次就劳动合同未送达本人的事实进行了确认，有附卷的多份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在2019年9月17日劳动仲裁开庭时，被告的代理律师经仲裁庭要求之后，方才通知被告，加盖了公司印章送达仲裁庭，被告把劳动合同的文本送给原告，原告以被告劳动合同系临时补签不予接受，证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9月17日，此时已经离原告离职6个多月的时间了。劳动合同是要式、双务、诺成合同形式，而合同送达当事人才生效，被告于本人离职后补订劳动合同已经失去了意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12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二条规定，证明被告在原告在职期间未同原告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劳动仲裁裁决把原告于2018年8月底应被告办公室主任周明要求单方签名的劳动合同认定为双方在入职之时已经签订劳动合同，罔顾被告在2019年9月17日仲裁开庭当庭在原劳动合同上加盖印章的事实，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应当认定为2019年9月17日，不应认定为2018年8月，被告的行为属于补订劳动合同，符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12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二条规定有关补订劳动合同的情形，补订前的二倍工资应当依法支付，仲裁判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告应当支付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期间二倍工资，数额为（20000元+11193.45元）×6=187160.7元。另被告的工作时间为每周休息一天，上午8:00-11:30，下午13:00-16:30，7小时/天，每周工作时间为42小时，有附卷被告在公司微信群上发布的相关会议通知予以证实。原告自2018年8月1日入职开始，参加公司规定的夜间、休息日高中层干部值班，高中级干部值班制度与每日生产协调会经过王永根微信批准，轮到值班的人员值班时间为当日16:30-次日8:00，休息日则自当日8:00-次日8:00，除处理因公事务外，值班期间不得离开公司，每人每月轮到2次，上述事实有附卷的相关文件、值班安排表予以证实。参加每天下午16：30下班后召开的每日生产协调会，时间至少1小时，有附卷的经过王永根批准的微信，会议记录予以证实。2019年8月19日是星期天，原告应被告王永根的要求，到临平某工地调查名叫刘维雷的泵工，了解6月19日乔司乔井路农房商品混凝土供应质量问题的真相，占用了原告的休息时间，存在加班的事实，有8月19日与泵工刘维雷的对话录音予以证实。被告未到劳动部门办理不定时工作制与综合计时工作制，依法应当支付加班工资。仲裁裁决偏信被告代理人的虚假陈述，未查清被告的工作时间，对超出工作时间外的加班时间的证据均未予以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应当依法支付的加班费如下：单位值班、参加每日生产协调会的加班时间合计为155+150=305小时，按照150%计算为457.5小时；星期天加班、值班合计为8+48=56小时，按照200%计算，为112小时，共计457.5+112=569.5小时，按照20000元固定月薪计算，标准时薪为109.55元/小时，应当支付加班费为569.5×109.55=62388.7元。被告于2018年8月份左右就在酝酿收款提成的问题，委托原告起草文件，9月份王永根让原告把收款提成的《项目联系人制度》发给各相关人员，约定2018年11月1日前的收款按照0.5元/方提取收款提成，11月1日开始为1元/方提取收款提成。原告担任被告的行政副总，本来是没有收款义务的，但被告安排原告参加收款工作，负责中铁十一局大关路站等三个站点、汇高置地、中隧一处嘉兴盾构二标、大成集团尾款、宏润七堡车辆段尾款等项目的跟踪服务及收款工作。被告委托原告起草了项目联系人制度的文件，原告根据被告的指令，通过微信发给了相关人员，上述的事实有以原告当时发给相关人员的微信以及其他证据作为证明，被告应当支付收款提成如下：2018年11月1日前收款12475900÷500=24951方，价格0.5元/方，计12475.9元；2018年11月1日后收款11029800÷500=22059.6元，价格1元/方，计22059.6元，收款提成共计34535.5元。仲裁裁决未对收款提成予以认定，与事实不符。为了妥善解决彼此之间的争议，离职之后原告多次与被告进行沟通，由于被告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劳动关系处理不规范，担心引发劳动争议纠纷，于是违法坚持要原告签署了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之后方可支付，由于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属于法律强制性的款项，没有前置条件，原告予以拒绝。原告分别于3月13日、3月14日，4月17日、5月30日，6月4日、6月6日分别通过微信向被告王永根、周明催讨工资，要求办理离职结算手续，两人均没有予以正面的回应。原告在多次沟通无果、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于2019年6月10日申请劳动仲裁，在2017年9月17日劳动仲裁开庭时，当庭指出了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问题、劳动合同签订的问题、加班费等问题，特别是对被告在仲裁开庭时补订的劳动合同进行了质疑，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不接受被告当庭补签的劳动合同的证据材料，鉴于仲裁庭审的实际情况，考虑到仲裁庭存在严重的倾向被告的现象，原告不接受仲裁调解。原告于2019年9月30日收到本案的仲裁裁决书，认为仲裁裁决遗漏了2018年7月7日双方就岗位、薪酬等的事先约定的客观事实，未按照实际情况对被告于2019年9月17日当庭补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不予认定，事实认定不准确，存在选择性地认定证据的问题，导致裁决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明显存在倾向被告的行为，存在着裁决不公的问题，起不到息诉止争的应有效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2386.9元（31193.45元/月×2）；二、判令被告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87160.7元（31193.45元/月×6）；三、判令被告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劳动报酬（固定部分）48567元（133857元-85290元）；四、判令被告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绩效工资67160.7元[（614321.4方-480000方）×0.5元]；五、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收款提成34535.5元（24951×0.5+22059.6×1）；六、判令被告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加班费62388.7元；七、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被告的工商信息及关联企业申华石油公司信息，拟证明被告主体适格；王永根系公司控股股东，王宇奇系法定代表人。 2、职工花名册（2018年8月2日），拟证明原告系被告员工。 3、原告身份证，拟证明原告身份。 4、原告名片，拟证明原告在被告工作。 5、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拟证明2019年2月22日被告单方面提出解除劳动关系，2月25日送达书面解除通知书的事实。 6、离职员工物品、事项移交清单，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2月25日完成了移交手续。 7、离职工资结算、工资支付汇总清单、2018年个人回款明细、加班费计算，拟证明2019年2月22日原告已经提交给被告签收、工资结算依据及标准、货款回收清单、加班费计算清单。 8、2018年生产、销售、运输方量统计表，拟证明被告2018年每月的生产方量。 9、微信聊天记录（周六会议通知9页），拟证明被告实行单休制；上班时间是8:00-11:30，13:00-16:30；每日生产协调会是延长工作时间召开的。 10、微信聊天记录（每日生产协调会证明材料）、生产例会记录表，拟证明生产协调会制度经过王永根同意；原告存在加班的事实。 11、高中级管理干部值班制度、中高级管理人员值班表、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值班制度经王永根同意；值班属于工作时间外。 12、录音（2018年8月19日与李先兑、徐洪基一起调查光盘），拟证明8月19日原告加班，在乔司乔井路调查处理农房供应纠纷。 13、2019年2月22日上午与办公室主任周明离职谈话录音及文字稿，拟证明被告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 14、2019年2月22日下午与办公室主任周明的离职确认录音及文字稿，拟证明被告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 15、2019年2月23日上午有关劳动合同的对话录音及文字稿，拟证明2019年2月23日与周明、沈万根对话，拟证明被告到此时还未签订劳动合同并把劳动合同文本送达原告。 16、2019年6月3日与周明微信对话截图，拟证明被告不肯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到6月3日仍然未送达劳动合同文本。 17、2019年6月4日与周明关于劳动合同问题的微信截图，拟证明至2019年6月4日，被告仍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 18、2019年6月5日与周明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拟证明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 19、2018年7月7日与王永根电话沟通及微信对话文字整理稿，微信聊天截图及通话记录截图，拟证明双方经过长时间的电话及微信沟通确认的事实。 20、2018年10月26日《执行副总陈良标专项聘用协议》及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微信于2018年10月26日发至王永根。 21、2018年11月12日《执行副总陈良标岗位专项聘用、绩效考核协议》及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经过11月9日洽谈之后，应王永根的要求修改的版本，于2019年11月12日7：59微信发送给他。 22、2018-2019年个人回款明细及相关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被告清欠组微信截图予以作证。 23、关于提请被告依法、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函及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2019年3月13日通过微信发给周明。 24、2019年3月14日与王永根的微信截图，拟证明要求及时解决离职工资结算的问题。 25、项目联系人制度及微信截图，拟证明存在回款提成的事实，微信报给王永根；文件于2018年9月1日发给项目联系人。 26、2019年2月1日与王永根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确认收到了52000元；转正之后工资不少于2万。 27、2019年5月30日与王永根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原告要求协商解决工资结算的问题，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 28、与周明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3月13日、3月15日、4月17日、5月30日、6月4日，要求及时解决离职的结算问题。 29、滁州宝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良标的入职确认书，拟证明原告的薪资水平。 30、2019年6月6日与周明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拟证明被告曾经同意20000元固定月薪的结算标准。 31、2019年2月26日与王永根的对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拟证明固定工资16000元与20000元的争议。 32、王宇奇2019年2月1日给原告打款52000元的打款记录截图及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高瑞才的对话证明王宇奇不仅给原告一个人打款；财务经理陆素芬找原告要了银行卡号；王宇奇给原告打款52000元。 33、2019年9月1日与沈如良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回款提成的事实。 34、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19）642号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拟证明本案经仲裁前置。 35、2018年8月18日就五常一标的工程质量的对话（微信截图）； 36、2018年9月5日就工程质量的微信对话（微信截图）； 37、大成集团清账协议的请示及王永根的批复（微信截图）； 38、职工朱祚宝的处理意见及与王永根的沟通请示（微信截图）； 39、每日工作汇报中的2018年12月29日汇报（微信截图）； 40、每日工作汇报中的2019年1月2日汇报（微信截图）； 41、每日工作汇报中的2019年1月23日汇报（微信截图）； 42、王永根签字的大成集团终期结算书（照片打印件）； 43、王永根于2018年10月15日在微信群要求相关员工上报每日工作（微信截图）； 证据35-43拟证明王永根履行日常管理职责。 44、2019年9月17日劳动仲裁庭审录音光盘及文字稿，拟证明劳动合同的公章系2019年9月17日加盖，属于2019年9月17日补订。 被告辩称：原、被告双方自2018年8月-2019年2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的月工资标准2010元，实际发放6000元，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系协商解除，非被告单方解除，被告未拖欠原告劳动报酬。双方没有就绩效工资和收款提成达成约定，原告在岗期间没有加班情况，故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上述事实，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劳动合同一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双方约定工作岗位为行政副总，工资为2010元/月，奖金根据原告业绩考核情况定。 2、转账截图，拟证明王宇奇给原告转账52000元系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 3、企业信息一份，拟证明微信谈话人王永根在被告担任监事，非董事长，没有权利代表被告就劳动人事关系发表意见。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19）642号仲裁庭审笔录并予以出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待证目的不予认可。对于王永根和其妻子合计持股90%多是不符合事实的。王宇奇是被告法定代表人无异议，只有其有代表公司的权利。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证据3，无异议。证据4，名片真实性有异议，名片上的职务与原告提交的花名册载明的职务不相符合。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原告提交的通知书与其持有的原件不符，原告持有的原件有被告的公章，并有双方签署，是双方协商后的，应当认定是协议解除，不是违法解除。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无原件，故被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是被告通过周明收到了该材料，但是该数据是原告单方计算，不对原告有约束力，周明是“收悉”，并未表示同意，故对原告待证目的不予认可。双方的劳动关系延续到2019年2月25日，但原告在2月22日向公司提交了其测算的工资补偿等，这说明在22日原告有意愿向被告解除劳动关系，佐证了在25日签署劳动关系解除时双方是协议解除的。证据8，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无原件，有大量手写并涂改。证据9，真实性有异议，经被告核实，相关人员对于该证据所载不予认可，故被告不予认可。证据10，真实性不认可。证据11，真实性不认可。原告认为王永根收到后表示同意，但是王永根对于材料的意见是“收到”，没有表示是否同意，其也没有权利代表公司。证据12，对于原告称的录音对象身份真实性有异议，对于原告称是为了完成公司认为进行协调，被告认为无关联性。证据13、14，与本案无关联性，周明与原告的谈话中也没有谈及被告单方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是原告在语言中诱导周明表示是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周明并未实际表示。证据15，录音真实性有异议，沈万根表示不记得是否有这个对话。对于录音内容双方是在争执，并未表述认可。证据16、17，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原件。且周明表示因手机更换，聊天内容已经不存在。证据18，该录音内容不能反映原告的待证目的，不能证明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反而可以证明是原告在不断纠缠，周明已经不想再理原告。证据19-22，真实性无异议，经王永根求证，聊天记录存在，内容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对于原告的意见和拟定的制度，王永根均未表示过认可，只表示收到，且其也没有权利代表公司。证据23，真实性有异议。证据24-27，真实性无异议，经王永根求证，聊天记录存在，内容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对于聊天内容，王永根没有正式对原告的诉求进行过回应，也没有认可。证据28，真实性有异议。周明的手机已丢失，无法确认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且聊天记录系离职沟通，与本案无关。证据29，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材料上滁州宝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真实性无法确认，工作人员落款签字也无法确定。无论原告与原单位约定的薪资标准是多少，都不能推定原告在以后的单位的薪资标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30，真实性无法确认，周明表示不记得有这个电话。即便是真实的，周明也表示双方没有确认过，且双方对于协商结果没有达成一致。故对原告的待证目的不予认可。证据31，真实性无异议，王永根没有权利代表被告，无论其与原告谈到的都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对于原告主张的20000元每月双方是没有达成一致的，且王永根明确表述20000元是原告的个人意见，且王永根与被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存在20000元或16000元的约定。证据32，汇款凭证无异议。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认可。证据33，真实性有异议，该截图没有反应出嘉兴的工程款是否收回，通过谁收回，及有无收回后的提成约定。证据34，三性无异议。证据35-41、43，真实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王永根是被告股东，担任监事，不履行管理职责。王永根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中仅表示知道或收到，未对工作进行评价，双方未对绩效、值班制度等达成合意，且制度是被告作出，不是王永根一人能决定的。证据42，三性有异议。证据44，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审判依据，从录音中也无法反应劳动合同是补订的情况。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是被告弄虚作假的，不合法；与本案无关联性，是被告在仲裁阶段加盖的印章，原告在职期间没有劳动合同。证据2，打款的真实性无异议，52000元确实是打给原告了。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的待证目的有异议。王宇奇作为法定代表人，其代表的是被告，故其打款也是代表被告的。证据3，被告有四个股东，王永根是51.55%自然人股东，申华石油也是他控股的，所以原告认为王永根是有权利代表被告的。王永根与王宇奇是父子关系，所以对于被告的待证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3、5、7、13-14、18-22、24-27、31、34-41、43，被告提交的证据2-3，因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待证事实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综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2、8，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4，与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约定的职位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6、9-11、23、28，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对形式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2、15-17、30、33、44，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29，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2的聊天记录与汇款凭证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42，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被告有异议，故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符合证据有效构成要件，本院对予以确认。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反映仲裁庭审情况，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经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如下：王永根系被告的监事，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宇奇系父子关系，原告经王永根确认后进入被告处工作。2018年8月1日，原告入职被告处，担任行政副总一职，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8年8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的书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试用期为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工资为每月2010元，奖金根据原告的业绩考核情况核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共计发放过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给原告，分别是4014元，6155元，5659元，5659元，5659元，6144元。2019年2月1日，原告收到王宇奇个人账户转款52000元。2019年2月25日，被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一份，要求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但并未载明解除事由。原告在被告处实际工作至2019年2月25日。 2019年6月10日，原告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25日解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2386.9元、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87160.7元、固定工资48567元、绩效工资67160.7元、收款提成34535元、加班费62388.7元，共计462199元。2019年9月26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19）642号仲裁裁决，裁决：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25日解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19181.57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8430元，共计47611.57元。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上判。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欠付的固定工资。2019年2月1日，被告法定代表人王宇奇以个人账户给原告转账52000元。被告抗辩该款项属于王宇奇的个人行为，不属于被告支付工资，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每月固定工资20000元，但从其提交的证据无法看出原告与被告或被告的监事王永根就月工资20000元达成一致，故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认为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2010元支付原告月工资，显然与实际发放数额存在较大差异。故，根据原告与被告监事王永根就试用期税后月工资16000元达成一致的微信记录，结合被告已经支付原告的实际工资数额，本院认定原告的固定月工资按照税后16000元/月计算较为合理。仲裁时，原告陈述王宇奇支付的52000元是被告对原告2018年8月1日至12月31日工资差额部分的补足，故被告还需支付原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的工资为22362元（16000元-6144元+16000元/月÷21.75×17天）。（二）关于原告主张的加班费。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第一，关于原告依据《高中级管理干部值班制度》主张的加班费，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被告方对该制度的实施予以否认，不予认可。其次，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原告的陈述，该制度系原告在职期间自己制定的，该制度中规定值班工作是岗位职责和公司管理的必然要求，纯属义务性质，不存在加班费的问题。第二，关于原告主张的每日生产协调会的加班费，根据原告陈述，每日工作时间：8:00-11:30，13:00-16:30；每日召开生产协调会时间：夏秋季节为17:00-17:30，冬春季节为16:30-17:00，则生产协调会处于每日八小时的工作时间范围内。故原告主张的自2018年8月2日起召开生产协调会的加班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也不予支持。第三，原告主张2018年8月19日、11月18日、12月31日加班以及全天值班24小时的加班费，没有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三）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告出具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一份，以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但被告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具体原因未作说明，故被告无理由单方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结合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的月平均工资标准及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时间，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62386.9元的主张，其合理部分32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四）对于原告提出的绩效考核、收款提成的主张，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双方存在相关约定。原告曾向被告监事王永根发送其起草的岗位专项聘用、绩效考核协议，双方并没有达成合意，并不足以认定原被告存在绩效考核、收款提成的约定。故原告提出被告应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的绩效工资67160.7元、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的收款提成34535.5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应支付二倍工资。因被告提供了双方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原告对该合同书上的签名系其亲笔所签无异议，故原告主张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87160.7元，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该劳动合同系被告在仲裁庭审期间加盖的公章不能发生法律效力，但原告并未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申华混凝土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良标的工资22362元； 二、被告杭州申华混凝土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良标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2000元； 三、驳回原告陈良标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杭州申华混凝土有限公司负担。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亚飞 人民陪审员  王金龙 人民陪审员  李旭红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法官助理王磊 书记员陆佳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