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4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加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北仑区庐山中路1号。 法定代表人：贺拥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建，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市鄞州金海保健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贤良巷76号。 法定代表人：王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定表，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哲宇，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加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市鄞州金海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6民初7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加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金海公司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双方前后不同的合同有不一致约定的，以最后一份为准。金海公司提供的《商品购销合同》的关于结算的条款已被加贝公司提供的《供应商年度行销条件协议书》的结算条款所取代，且一审法院已认定加贝公司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而《供应商年度行销条件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条件为先销后结，加贝公司在一审开庭时，已明确部分货物可退，但一审法院不予相应，显属不当。2.一审法院引用《商品购销合同》的条款认定退货的期限为六个月错误。《商品购销合同》的条款已被《供应商年度行销条件协议书》所取代，双方应严格执行《供应商年度行销条件协议书》中先销后结的约定。退一步讲，即使退货需要在6个月内，也应在2019年9月4日双方对账确定金额后的6个月内，且退货需双方共同配合的行为，一方无法完成退货，至今加贝公司多次提出退货，金海公司不予理应，责任在金海公司。 金海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1.购销合同被协议书取代没有依据，加贝公司向金海公司发公函，金海公司盖章确认对供销合同买卖关系进行了顺延。2.退货应当在一方发生解除合同的通知3-6个月内进行，而非对账金额确认后进行。如双方对账金额确定后进行，这是加贝公司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无奈之举。如当初加贝公司一直拖延不肯结算，那岂不是一直无法办理清偿退货。3.退一步讲，即使金海公司同意退货，但由于加贝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无法将金海公司所供货品加以区别，加贝公司所说退的货并非金海公司所供的货。 金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加贝公司支付货款232992.73元及该款自2018年7月1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1月13日为19027.74元）。在审理中，金海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中的利息部分为从2019年9月5日开始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开始，金海公司为加贝公司供货，货物涉及洋河酒、方糖、保健品（蜂蜜茶）等。双方签订《商品购销合同》（厂商代码5742604），采购组为“001干性科”，金海公司作为乙方、加贝公司作为甲方。合同为加贝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中部分主要约定有：1.乙方应按甲方所下订单指定的时间一次性送货到指定地点。2.退货货款及退货运费从应付货款中扣除。3.退货清单由甲方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在收到书面通知后7天内负责提走退货清单上所列之商品或以书面形式委托甲方托运退货清单上所列之商品。4.货款支付。甲方交付乙方之商品，货款计算方法依下列方式办理：（1）商品交付计算基准日：上月21日至当月20日为商品交付计算基准日（称之为月结），交付之数量以乙方向甲方交付并经验收合格的商品为准，（2）货款支付：甲方依据前项计算的结果，向乙方发出“付款通知单”，并按该“付款通知单”所列款项向乙方支付货款”。5.账期约定详见《供应商年度行销协议书》。6.商品所有权。一旦甲方或其指定受领商品者收到经检验合格之商品后，商品所有权即属甲方，一方不得以未付款为由而称拥有所有权。但乙方拥有债权。7.本合同一经生效即发生法律效力，未经协商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如确有必要变更或解除，应提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但变更、终止双方交易关系之书面通知至少在30日前送达。如终止合同，甲乙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在3-6个月内清算完毕，合同解除。合同终止时，甲方有权将乙方未售出之商品全部退还乙方。如（余货）退货金额大于账面余额，乙方须先办理退货清点手续，并与甲方财务清对后将所欠余款汇入甲方账户后方可提走实物。8.本合同的有效期为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同时，金海公司与加贝公司签订《商品购销合同》（厂商代码9710001），采购组为“002”，合同内容与上述基本一致，但对合同有效期间未约定。 金海公司与加贝公司之间另行签订《供应商年度行销条件协议书》（2012年度，厂商代码涉及57472604、47472603、97100001）多份。其中账期约定为“先（行）销后结”，并明确“先（行）销后结是指在本月1-20日核对上个月1-31日的实际销售成本，经我方财务部确定后开具有效税票至我方财务部，我方财务部在下个月的20-30日支付该款项。” 此后，加贝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向金海公司发送《函》并说明：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最近年度《商品购销合同》第二条第二点约定，在新合同未签订之前，原合同及合同附件继续有效；若在合作过程中，任何一方欲终止合作，则只需在终止起始日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即可，费用按实结算，双方互免违约责任。金海公司分别在对应公函下的回执单上盖章确认。其后2013年12月1日、2014年12月4日、2016年1月15日、2016年11月16日加贝公司均向金海公司发送《函》，内容与上述基本一致。 金海公司于2018年3月10日最后一次向加贝公司供货，并向加贝公司出具《清场函》，表示：双方合同截止到2017年12月底，且2018年双方并未签订合作协议，已进入退货清算状态，希望能够早日结清货款。其后，应加贝公司要求，金海公司陆续接收了加贝公司退还的货物价值数十万元。 2019年9月4日，金海公司、加贝公司经结算，金海公司向加贝公司出具了《供应商退场清账确认函》，主要内容有：“加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的分公司、子公司：我企业为贵司的合作供应商，主要向贵司提供烟酒产品。因企业本身原因，终止与贵司的合作（合同关系），根据贵司财务要求，对双方的往来账款做如下确认：一、我企业与贵司截止2019年9月4日，厂商代码97100001综超系统对账金额122395.38元，57472604综超系统对账金额14738.66元，57472603卖场系统对账金额88381.79元，97100001加盟系统对账金额7476.9元，合计对账金额232992.73元（附清单明细。二、2019年9月4日前双方的任何凭证（包括但不限于送货单、收货单、发票等）均不再作为双方的结算凭证。三、本确认单经双方盖章后有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加贝公司财务人员在该函件上加盖财务专用章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金海公司与加贝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为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双方以加贝公司向金海公司发送公函、金海公司在回执单上盖章确认的形式，表明双方按原《商品购销合同》履行，买卖合同关系进行相应的顺延，直至2018年3月10日金海公司向加贝公司发送《清场函》、停止供货止，其后合同终止履行。本案中，金海公司已按约向加贝公司供货，加贝公司理应支付货款。根据合同约定，“终止合同，甲乙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在3-6个月内清算完毕，合同解除。合同终止时，甲方有权将乙方未出售之商品全部退还乙方”。故甲方如欲退还货物，应当最迟在6个月内即2018年9月10日前退还。实际操作中，金海公司接受了加贝公司的逾期退货。但2019年9月4日《供应商退场清账确认函》对未退货物价值的确认，双方具有结算清理的意思表示明确。故可以从次日开始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金海公司主张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合理有据，予以支持。加贝公司辩称双方存在“先销后结”的约定，故可以要求以货物冲抵货款。但是一方面，其本身亦认为，作为购入货物品种、规格、生产日期、数量等绝对无法与抵扣货物金额相匹配；另一方面，加贝公司在自2018年3月10日双方终止合同至2019年9月4日双方签订《供应商退场清账确认函》已经事实上进行了大量的退货。合同约定“终止合同时，甲方有权将乙方未售出之商品全部退还乙方”，而并非赋予加贝公司随时退货权，更不能在结算后仍然要求退货。加贝公司至今未明确要求退货的种类和金额，在审理中，加贝公司亦表示客观上无法按照所进货物进行退货。故加贝公司提出退货，显然不能成立。有关诉讼时效问题，由于双方合同中约定的货款系月结，即同一债务分期履行，故诉讼时效应当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金海公司主张并未超过规定。故加贝公司的抗辩，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加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宁波市鄞州金海保健品有限公司货款232992.73元及该款自2019年9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加贝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诉讼费4795元，减半收取2397.5元，由加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2年、2013年、2014年、2016年加贝公司先后向金海公司发送公函，金海公司在回执上盖章确认，表明双方仍按《商品购销合同》履行，买卖合同关系进行相应顺延。金海公司于2018年3月10日最后一次向加贝公司供货，并向对方出具《清场函》，表示：双方合同截止到2017年12月底，且2018年双方并未签订合作协议，已进入退货清算状态，希望能够早日结清货款。其后，应加贝公司要求，金海公司陆续接收了加贝公司退还的货物价值数十万元。故双方已按《商品购销合同》第7条约定，办理退场清账手续。2019年9月4日，双方经结算，金海公司向加贝公司出具了《供应商退场清账确认函》，对未退货物价值进行确认。加贝公司上诉称《商品购销合同》关于结算的条款已被《供应商年度行销条件协议书》的结算条款所取代，《供应商年度行销条件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条件为先销后结，加贝公司可以退货冲抵货款。本院认为，在一审中加贝公司亦认为，作为购入货物品种、规格、生产日期、数量等绝对无法与抵扣货物金额相匹配。自2018年3月10日至2019年9月4日，事实上加贝公司已进行了大量的退货。按合同约定，加贝公司也不能无期限地随时退货，更不能在结算后仍然要求退货。并且在结算后，加贝公司也未明确要求退物的种类、数量和金额，在一审审理期间，加贝公司也表示客观上无法按照所进货物进行退货。故加贝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加贝公司对支付金海公司货款及利息损失，并无不当。 综上，加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95元，由上诉人加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张宏亮 审 判 员 胡曙炜 审 判 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代书记员 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