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汉银，男，196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高文、冯玲，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九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九儿村。 法定代表人：干良军。 委托代理人：吴旭军，杭州市富阳区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董汉银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九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九儿经合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6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8月13日，九儿经合社对该村所有的大雷山山林的承包进行招投标，董汉银（乙方）中标后于2018年9月12日与九儿经合社（甲方）签订编号为XDZJEC2018002《富阳区村级资产资源租赁合同》，约定：1、甲方将位于大雷山的非农建设用地出租给乙方使用，包括水塔湾、青稞里、阴家坪、大湾里，面积为393.1亩；2、甲方不保证上述出租物符合或达到乙方承租的意图，乙方对上述租赁物进行了实地踏看，对租赁物的位置、现状、存在的瑕疵以及使用租赁物可能存在的风险亦作了充分的了解和预测评估，表示愿意承租。3、乙方租赁甲方租赁物用于农作物种植，不得作其他用途。4、租赁期为20年，即从2018年9月12日起至2038年9月11日止。5、合同期限内租金总价为1919508元，五年一期，第一期租金为393100元，第二期租金为432410元，第三期租金为497272元，第四期租金为596726元。乙方于2018年9月12日前向甲方缴纳首期租金，以后租金于每期首年的9月12日前付清。6、租赁物于2018年9月12日前由甲方移交给乙方，鉴于租赁物为不动产，故双方形成书面的交接手续或乙方占有租赁物时，即视为甲方已将租赁物交付给乙方。合同还对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董汉银按约交付了首期租金，以杭州富阳董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名义进行了采伐设计，并向杭州市富阳区农业和林业局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于2018年10月19日获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富阳区采字[2018]××2号、富阳区采字[2018]××3号）。2018年11月20日，杭州市富阳区农业和林业局通知杭州富阳董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要求暂缓实施采伐作业。2019年6月13日，杭州市富阳区林业水利局对杭州富阳董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提出的林木采伐许可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现董汉银认为九儿经合社未解决与原承包人的纠纷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违约，于2019年7月3日起诉至原审法院，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董汉银、九儿经合社之间签订的《富阳区村级资产资源租赁合同》；2、判令九儿经合社向董汉银退还已收取的第一期承包款393100元；3、判令九儿经合社赔偿董汉银各项损失30890.9元；4、本案诉讼费由九儿经合社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董汉银、九儿经合社之间签订的《富阳区村级资产资源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董汉银以九儿经合社未解决与原承包人的纠纷导致村民阻碍董汉银砍伐林木，案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但九儿经合社不同意解除合同，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存在解除合同的情形。解除合同包括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一、案涉合同并未约定如村民阻碍导致无法砍伐等情形，董汉银有权解除合同，故本案不符合约定解除的条件。二、根据董汉银、九儿经合社双方提交的证据，案涉山林发包前，原承包人承包期到期后，九儿经合社向原承包人免费延长承包期限，现延长的承包期限已经届满，九儿经合社已通知原承包人将收回案涉山林及土地，并通过招投标形式进行重新发包。在董汉银、九儿经合社双方合同签订时，九儿经合社亦已将案涉山林和土地交付给董汉银管理使用，并协助董汉银办理了采伐许可证，现其他村民阻碍董汉银砍伐，系第三人的自发行为，与九儿经合社无涉。三、林业主管部门不予核发采伐许可证，确实可致董汉银经营受限，但同时林业主管部门亦明确待权属争议调查清楚并妥善解决后，董汉银可重新申请采伐许可，故董汉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因此，董汉银以九儿经合社违约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承包款的主张，不符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亦与合同法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不符，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九儿经合社已经履行案涉合同的相关义务，且董汉银无证据证明九儿经合社存在违约行为，故董汉银要求九儿经合社赔偿损失的主张，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即便如董汉银所称，其砍伐受到村民的阻挠，造成其经济损失，董汉银可以依法要求阻碍其砍伐的村民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综上，董汉银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九儿经合社相应的抗辩理由，原审法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董汉银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7660元，减半收取3830元，由董汉银负担。 宣判后，董汉银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案涉山林事实上无法交付，九儿经合社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已构成违约，原审法院认为九儿经合社不构成违约，是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载明：“在董汉银、九儿经合社双方合同签订时，九儿经合社亦已将案涉山林和土地交付给董汉银管理使用，并协助董汉银办理了采伐许可证，现其他村民阻碍董汉银砍伐，系第三人的自发行为，与九儿经合社无涉。”首先，根据《富阳区村级资产资源租赁合同》第六条第1款的约定：“双方形成书面的交接手续或乙方占有租赁物时，即视为甲方已将租赁物交付给乙方”。占有，是指实际控制。新登派出所出具的《询问笔录》、富阳区农业和林业局《关于杭州富阳董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暂缓实施采伐的函》、杭州市富阳区林业水利局作出的《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足以证明，董汉银自签订承包合同以来，连案山林都未曾踏足过，相关行政许可也不予受理，何谈占有、实际控制。而造成董汉银无法占用案涉山林的原因，系九儿经合社未解决与原承包户的利益纠纷，这一事实有九儿经合社法定代表人在新登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予以证实。其次，根据新登派出所《询问笔录》及九儿经合社提供的《山林承包协议》，“其他村民”包括何小华、何云来、何关富等人，而这些人正是《山林承包协议》中的原承包户。原审法院认为系第三人行为与九儿经合社无涉，是认定事实错误。再次，九儿经合社未向原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协助董汉银办理了采伐许可证，从董汉银提供的证据来看，仅富阳区新登镇九儿村村民委员会对董汉银拟办理采伐许可证进行了公示。不知原审法院关于九儿经合社协助办理采伐许可证的事实从何而来。二、有证据证明因九儿经合社未按合同约定交付案涉山林的违约行为，董汉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符合法定合同解除条件。第一，原审法院查明林业主管部门不予核发采伐许可证致使董汉银经营受限，但是认为争议调查清楚并妥善解决后，董汉银可重新申请采伐许可。根据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租赁甲方租赁物用于农作物种植”，现董汉银无论是上山进行砍伐还是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均受阻，更无法进行农作物种植。而九儿经合社对于原承包户的阻挠、信访行为，认为案涉山林已经由董汉银承包，便撒手不管，未有任何协调、处理措施。其不作为不但构成合同违约，案涉山林无法交付，也致使董汉银损失进一步扩大。第二，董汉银能否办理采伐许可证，不是合同约定的目的。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因九儿经合社无法交付合同标的，致使董汉银不能占有案涉山林，无法进行农作物种植，九儿经合社也未积极处理相关矛盾，从而导致董汉银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合同目的明显无法实现。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已经构成合同的法定解除情形。三、关于董汉银的损失部分。董汉银认为损失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约定损失，根据合同第九条第2款的约定，违反约定的一方负责赔偿损失。董汉银有证据证明，为履行合同，其向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贷款28万元，月利率7.520833‰；为办理采伐许可证，其花费采伐设计费6486元，原审法院认为贷款合同与本案无关，是认定事实错误。二是法定损失部分，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董汉银主张九儿经合社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董汉银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九儿经合社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 针对董汉银的上诉，九儿经合社发表答辩意见称：一、对于此案来说，董汉银、九儿经合社对双方在2018年9月签订租赁合同合法性都是表示予以认可的，也就是说该租赁合同也是表示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二、现董汉银提出了在合同签订后未交付租赁标的物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这是于事实不符的，也是于法无据的，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合同第六条第1项明确表示，租赁物于2018年9月12日前移交乙方，鉴于租赁物为不动产，故双方形成书面的交接手续或乙方占有租赁物时，即视为甲方已将租赁物交付给乙方。根据董汉银自行提交的证据7-16说明，董汉银已接收了案涉租赁物，并实际实施了相应工作；再者，根据董汉银的申请，法庭向富阳区公安局新登派出所调取的何小华、何关富、何云来的三份询问笔录中内容也可现实董汉银已实际接收了租赁物，并进行了管理。2、董汉银以部分原承包户在合同订立后仍上山挖笋为由，认为九儿经合社没有处理好案涉承包山和原承包户的纠纷，认为九儿经合社违约这显然是董汉银片面说词：首先，根据双方合同第一项第2小项“甲方不保证上述出租的租赁物符合或达到乙方的承租的意图。乙方对上述租赁物已进行了实地踏看，对租赁物的位置、现状、存在的瑕疵以及使用租赁物可能存在的风险已作出了充分的了解和预测评估，表示愿意承租”，按照该条款的约定，董汉银对于案涉租赁在租赁之前是做了充分了解的，部分原承包户上山挖笋不是九儿经合社能左右的，他们的过错行为不能加之九儿经合社身上，况且董汉银也可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制止他们上山挖笋（报警），而董汉银也确实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向派出所报了警。3、董汉银认为杭州市富阳区农业和林业局致函给董汉银，要求董汉银暂缓采伐作业，归咎于九儿经合社，这显然也是不合理的，首先，农林局的职务行为是行使其部门权利的行为，不代表九儿经合社对案涉租赁物不能对外进行发包，且案涉租赁物发包给董汉银时，原租赁户的租赁期限都是已到期，董汉银的发包也是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的，租赁合同是具有约束力的，董汉银不能以在租赁过程中政府的某个职能部门的某个行为来要求九儿经合社来担责，这显然也是不公平合理的，况且，董汉银在申报采伐时九儿经合社都是积极配合董汉银进行相应的工作的（申请材料上签字盖章）。综上，请求驳回董汉银的诉请。 二审举证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属于二审程序的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亦均未对合同提出异议，故应当按照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约定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为形成书面交接手续或董汉银占有租赁物，现董汉银提出九儿经合社并未交付租赁标的物。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可以确定九儿经合社和董汉银并未形成书面交接手续，但董汉银已交付了首期租金，并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杭州市富阳区农业和林业局曾于2018年10月19日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本院认为，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杭州市富阳区农业和林业局核发采伐许可证的时间为同年10月19日，且对于富阳区林木采伐作业设计书，董汉银表示“林业局是上山拍摄并实际测绘下来的”，而该设计书中，董汉银及杭州富阳董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盖章签字确认“同意以上设计结果，且采伐范围内的林木权属文件已提供完全，并对所提供的林木权属文件的完整性、准确性及真实性负责”，二审审理过程中，董汉银一方面认为产生矛盾是不能上山，另一方面又陈述“去年上山管过。我上山阻止他们挖笋，但他们说是他们自己的，可以挖的”。综合以上事实，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山林和土地已交付董汉银管理使用并无不当。根据现有在案证据，可以证实九儿经合社与其原承包人之间确存在纠纷，但案涉山林承包前，原承包人承包期限到期后，九儿经合社向原承包人免费延长承包期限，现延长的承包期限已经届满，九儿经合社已通知原承包人将收回案涉山林及土地，并通过招投标形式进行重新发包，且合同租赁物基本情况中第二条的约定，九儿经合社不保证上述出租物符合或达到董汉银承租的意图，董汉银对上述租赁物进行了实地踏看，对租赁物的位置、现状、存在的瑕疵以及使用租赁物可能存在的风险亦作了充分的了解和预测评估，表示愿意承租，故董汉银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承包款并赔偿损失的请求，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董汉银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60元，由上诉人董汉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睢晓鹏 审判员  陈 艳 审判员  金瑞芳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