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终6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顺航路12号10幢617室。法定代表人：王颖，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岳州路58号9A室。负责人：王剑峰，该公司总经理。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琪，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北京永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青年西路19号。负责人：陆鸿，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涵，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卫国，江苏通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南通通逸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路25号308室。法定代表人：黄振杨，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中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中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远上海分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中行南通分行）及原审第三人南通通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逸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5日作出（2012）通中商初字第0113号民事判决，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2014）苏商终字第0013号民事裁定，撤销该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重审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通中商初字第00361号民事判决，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琪、朱丽，被上诉人中行南通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涵、周卫国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通逸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行南通分行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中行南通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中行南通分行对案涉16858吨高速线材（以下简称高线）享有质权错误。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的规定，中行南通分行对通逸公司交付的高线权属具有审核义务，但其未能举证证明该16858吨高线系通逸公司所有，主观上存在过失。第二，通逸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可以证明其以其他公司的高线替换了9239吨高线，中行南通分行不能对其他公司所有的高线享有质权，故案涉质权并未设立。2.一审判决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承担案涉16858吨高线灭失的赔偿责任错误。首先，关于其中7619吨高线。中行南通分行向中远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放货通知书》。中远上海分公司2012年3月19日收到该通知后放货，符合《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的约定。中行南通分行主张其工作人员已经收回《放货通知书》，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便中行南通分行已经收回《放货通知书》，但该通知书已经送达给中远上海分公司，立即发生解除监管的效力，中远上海分公司相应解除监管责任。至于《核库报告书》的问题，中行南通分行2012年3月19日后未再签发新的《出质通知书》，中远上海分公司也未出具新的《收到质物通知书》，故《核库报告书》不能设立新的7619吨高线监管责任。其次，关于其中9239吨高线（16858-7619=9239吨）的问题。通逸公司出具的《承诺函》证明其私自将属于该公司的9239吨高线替换为其他公司货权的高线，并承诺由其承担赔偿责任。故案涉9239吨高线灭失与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无关。3.一审判决认定案涉高线价值7080.36万元错误。该数额系按出质时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单价（4200元/吨）计算得出，但市场价格变动风险应由中行南通分行承担，故案涉高线价值应以中行南通分行起诉之日的市场价格计算。4.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第一，中行南通分行在本案被发回重审后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承担质押物灭失的赔偿责任，赔偿款金额按判决履行之日西本新干线公布的16858吨高速线材市场价格进行折现，中行南通分行对上述赔偿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故中行南通分行系请求赔偿案涉高线本身的价值损失，而非因质物灭失造成的主债权不能实现的损失。一审判决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赔偿中行南通分行主债权不能实现的损失，超越了中行南通分行的诉讼请求范围。第二，根据中行南通分行的诉讼请求，其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请求赔偿质物灭失的损失，其行使的是物上代位请求权，但该请求权只能针对案涉高线灭失后取得的赔偿金。一审法院未予释明即改变中行南通分行的诉请内容，违反法定程序。中行南通分行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监管协议有效、质权依法设立正确。2.中远上海分公司未严格履行监管义务，造成案涉16858吨高线灭失，应当依照监管协议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中行南通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补足质押物16858吨高线；2.如未补足上述质押物，判令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按判决履行日质押物的市场价格（以当日“西本新干线”公布的价格为依据）折现后提存，中行南通分行对提存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重审过程中，中行南通分行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承担质押物灭失的赔偿责任，赔偿款金额按判决履行之日“西本新干线”公布的16858吨高线市场价格进行折现，中行南通分行对上述赔偿款享有优先受偿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2月22日，中行南通分行与通逸公司签订编号为150153364E12020801《授信额度协议》一份，约定中行南通分行向通逸公司提供6800万元的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债务由上海逸平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三岔港实业有限公司、黄振杨等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通逸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同日，通逸公司与中行南通分行签订编号为2012年中银最高质字第15015336401《最高额质押合同》一份，约定通逸公司为编号为150153364E12020801《授信额度协议》提供质押担保，质押物为16858吨高线。担保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6800万元;在合同第二条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合同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本金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质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该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2012年2月24日，中行南通分行（质权人）、通逸公司（出质人）、中远上海分公司（监管人）三方订立监管协议，编号为TYDCZY2012年001号，由中远上海分公司接受中行南通分行的委托占有质物，并根据协议的约定履行监管质物的义务。协议约定：一、质物。质物的品名、规格型号、生产厂家（产地）、数量、重量、存储地点等以中远上海分公司根据协议第二条第6款签发的《收到质物通知书》的记载为准。第二条第6款约定：在质物的转移占有过程中，中行南通分行、通逸公司根据质押合同的约定，向中远上海分公司出具《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中远上海分公司按照通知书列明的内容核查通逸公司交付的货物及现有的库存，如经核对，通逸公司交予的货物及实际库存与《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记载相符，中远上海分公司接收货物，并向中行南通分行签发《收到质物通知书（代动产质押专用仓单）》，质物完成转移占有。实际转移交付占有的质物以《收到质物通知书》列明的为准……。第二条第8款约定：在监管期间，无论通逸公司提货或换货，库存质物都应符合《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列明的要求，库存最低价值等于单价乘以质物数量，质物单价以中行南通分行书面通知为准。二、监管期间。中远上海分公司根据协议第二条第6款的规定接收通逸公司根据协议提交的货物，并签发《收到质物通知书》，转移占有完成，监管期间开始。中远上海分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向通逸公司释放全部质物时监管期间相应终止。中远上海分公司收到中行南通分行关于质押解除的书面通知后，监管责任解除。三、质物监管。监管期间，中远上海分公司应按照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妥善、谨慎处理监管的质物。……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损毁、变质、灭失等可能影响中行南通分行权益的情形，中远上海分公司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中行南通分行，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监管期间，国家有权机关要求中远上海分公司协助冻结、查封或处置质物或除本协议三方外任何他人就质物主张任何权利的，中远上海分公司应当立即通知中行南通分行和通逸公司……监管期间，中远上海分公司应当建立质物登记统计制度，定期对质物进行查验、核对种类、清点数目、检查包装和标识，对质物的出入库时间、数量、去向以及质物的现状进行记录。……监管期间，中远上海分公司按照中行南通分行的书面指示和协议的规定办理通逸公司提货或者换货事宜。中远上海分公司应建立完善的出入库存台帐登记记录，登记、核实监管质物（包括进出库的质物）和保证提货、换货后的质物对应的货物最低价值不低于第二条第8款的规定。每个工作日上午10点前将监管的质物的进出库和库存信息以传真方式（指定接收传真机号码为：83518046）或电子数据方式传送给中行南通分行，并自行做好数据备份。……四、提取质物。库存质物的实际价值超出中行南通分行要求的最低价值时，通逸公司就超出部分提货或者换货时，无需追加或补充保证金或归还融资款项，可直接向中远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提货或换货，中远上海分公司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并保证提货或换货后处于中远上海分公司占有、监管下的质物价值始终不低于《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要求的质物的最低价值。质物的实际价值等于中行南通分行要求的最低价值时，通逸公司应当事先向中行南通分行提出提货申请，并追加或补充保证金，或归还融资款项，或者向中行南通分行事先提供与《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要求相符的质物交中远上海分公司占有、监管（即以货换货），经中行南通分行同意后凭中行南通分行签发的《放货通知书》，向中远上海分公司办理提货。质物的实际价值等于质物的最低价值时，中行南通分行签发的《放货通知书》为通逸公司办理提货及质物出仓、出库的唯一有效凭证。没有《放货通知书》，通逸公司不得提货，中远上海分公司不得办理通逸公司提货。质物的最低价值适用第二条第8款的规定。中行南通分行签发《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放货通知书》和《质物价格调整通知书》的有效签章为预留印鉴加指定人员亲笔签名，预留印鉴和签字样式见附件。非核实中行南通分行印鉴和指定人员的亲笔签字无误，质物不得出仓、出库。中远上海分公司违反上述规定给予通逸公司提货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行南通分行在签发《放货通知书》后，应以原件或传真方式向中远上海分公司发送该《放货通知书》，如以传真方式发送，中行南通分行指定发送该文件的传真机号码为83518046，中远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放货通知书》传真件后，应核对有关印章、签字、传真机号码，然后经办人员签字回传中行南通分行指定的传真机，并应与中行南通分行指定人员袁丽华进行电话核实（电话：8351×××8），中行南通分行指定人员应在收到签字传真件后再签字回传中远上海分公司指定传真机，中远上海分公司方可为通逸公司办理提货。中行南通分行以传真方式发送《放货通知书》的，应在传真件发出后五个工作日内将《放货通知书》原件交与中远上海分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按照中行南通分行《放货通知书》在办理通逸公司提货后应签发《放货通知书回执》，并送达中行南通分行。五、违约责任。中远上海分公司因以下情形给中行南通分行、通逸公司双方造成损失的，承担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但中行南通分行就该实际损失的赔偿款享有优先受偿权：（1）在监管期间，除因不可抗力、通逸公司未按约告知质物的特殊保管要求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中远上海分公司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2）中远上海分公司未按照约定办理放货的；……（4）因中远上海分公司违反协议第四条第3款的规定，未及时通知中行南通分行和通逸公司或未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的；（5）因中远上海分公司违反协议给中行南通分行、通逸公司造成的损失的其他情形。该监管协议另附附件1《收到质物通知书（代动产质押专用仓单）》、附件2《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附件3《提货申请书》、附件4《放货通知书》、《放货通知书（回执）》、附件5《预留印鉴和签字样式》、附件6《质押标签》、附件7《质物价格调整通知书》。其中附件5《预留印鉴和签字样式》中留有中行南通分行、中远上海分公司、通逸公司的印章样式、指定人员及签名样式。同日，中远上海分公司向中行南通分行签发《收到质物通知书（代动产质押专用仓单）》一份，内容为：“本公司已按照相关协议于2012年2月24日接收下表货物并开始履行监管责任。本公司已了解，出质人已将下表所列货物质押给银行，并对质物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本公司已收到贵行与出质人共同签发的编号为TY2012年001号的《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本公司同意接受贵行委托并将按照贵行的指示代为监管质物。本公司确认上述质物（详见下表）已存放于我公司拥有使用权的仓库/场地，上述质物确已在本公司的占有、保管、监管之下。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编号为TYDCZY2012年001号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占有、保管、监管责任。本收到质物通知书为编号为TYDCZY2012年001号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附件。在本公司监管期间，质物的最低价值/最低数量始终不得低于人民币7080.36万元或者（此处无字）吨，在质物的实际价值/实际数量大于质物的最低价值/最低数量时，我公司保证按照监管协议的约定给与出质人（及其指定人）办理提货手续。货物明细为：            名称              规格              重量              数量              生产厂家              凭证号              货位号              包装              件数              标记                  高线              全              16858吨                                                                                                        本公司《收到质物通知书》构成对质物、质押生效的确认。”该《收到质物通知书》上中远上海分公司加盖的印鉴及签字人李伟与该公司在监管协议中的预留印章样式及指定有权签发人员一致。同日，中远上海分公司制作通逸公司“中远物流（江心沙库）库存明细报表”一份，载明各类规格线材合计库存重量为17240.85吨。江心沙仓库地址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该表上加盖中远上海分公司监管专用章及中远物流出入库专用（江心沙库）章。2012年3月28日、4月22日、5月22日、7月5日，中行南通分行及中远上海分公司经核库，出具四份《核库报告书》，内容均载明：“仓库名称：中远物流江心沙路库；监管方：中远上海分公司；出质人名称：通逸公司；核定质押率70%；押品当前状况栏：（押品名称：高线；规格/型号：全规格；供货商：淮钢等；单价：4200元/吨；数（重量）：16858吨；价值：7080.36万元）；出质货物的品种、数量、质量、包装、件数和标记与出质货物清单相符；仓储状况符合监管要求。”中行南通分行核库人员及中远上海分公司监管方人员在四份《核库报告书》上签字确认。一审法院于2012年7月12日受理中行南通分行诉通逸公司、上海逸平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三岔港实业有限公司、黄振杨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2）通中商初字第00059号。该案所涉借款与本案质押担保的借款系同一笔债权。中行南通分行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为：1.通逸公司偿还本金64399495.86元、利息197393.19元（暂算至2012年7月11日）及其后产生至融资款项结清时的利息（按照双方合同约定计算）；2.上海逸平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三岔港实业有限公司、黄振杨、刘伟、黄加兵、黄叶丹、胡继愈、杨雅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王雅萍、李晓艳、施鸣、聂晓楠以其与配偶共同财产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中行南通分行有权对通逸公司为上述债务提供的抵押物依法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中行南通分行对通逸公司为上述债务提供的质押物（即案涉16858吨高线钢材）依法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该案审理中，一审法院向中远上海分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年7月18日，中远上海分公司出具《财产查封异议书》，认为一审法院要求该公司协助事项与该公司实际监管的货物客观情况严重不符，提出异议如下：“1.我司于2012年2月24日根据质权人中行南通分行的指令接收并监管出质人通逸公司的质物，即高线全规格16858吨。2.2012年3月16日，质权人中行南通分行的袁丽华经理来我司向我司出示了《放货通知书》（编号：TYFH2012002号），明确通知我司质权人同意由出质人通逸公司前来办理部分质物（即高线全规格7619吨）的提货、出库手续（具体提货经办人为杨焰博）；该《放货通知书》同时明确：‘本次提货后，质物的最低价值为3880.36万元、或者最低数量为9239吨，并构成对融资协议项下质押担保的质物的变更。’3.2012年7月17日，贵院法官来我司江心沙路库办理财产保全查封手续时，该库内当时只存有我司按质权人指令继续监管的剩余质物‘高线全规格9239吨’，而不是贵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所载的‘高线全规格16858吨价值7080.36万元的钢材’……。我司提出异议，望贵院核实客观事实后更改要求我司协助查封的货物数量，我司愿意配合对通逸公司的剩余质物‘高线全规格9239吨’协助查封”。2012年11月28日，中行南通分行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在本案原一审审理期间，中远上海分公司主张剩余质物9239吨钢材已由通逸公司在换货过程中私自掉包。为查明本案所涉质押物是否已经灭失，一审法院在本案原一审审理期间对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心沙库进行现场勘查，发现该仓库内已没有中行南通分行交给中远上海分公司所保管的本案所涉质押物。对该勘查结果，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2011年5月24日，中行南通分行（质权人）、通逸公司（出质人）、中远上海分公司（监管人）三方曾订立《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一份，该协议项下中远上海分公司于2011年5月23日收到通逸公司出质的8066吨高线，价值3880万元；6月20日收到通逸公司出质6400吨高线，价值3200万元；8月29日，中行南通分行放货8066吨高线；期间，通逸公司又出质3300吨中板、4200吨冷卷，价值3880万元；2012年2月23日，中行南通分行放货3340吨中板、4200吨冷卷，并注明本次提货后，质物的最低价值为3200万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4日对中行南通分行诉通逸公司、上海逸平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三岔港实业有限公司、黄振杨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2）通中商初字第0005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59号生效民事判决），明确通逸公司以其所有的16858吨高速线材为涉案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交付手续，现已查明质押物已灭失，中行南通分行可就质押物赔偿金享有优先受偿权，质押物赔偿金可另行主张。该判决主文为：一、通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行南通分行偿还本金64399495.86元及利息（以28230158.74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2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依照日万分之五计算利息和复利；以21669200元为基数，自2012年6月3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依照日万分之五计算利息和复利；以5999556.36元为基数，自2012年3月9日至7月10日，依照年利率6.405%计算利息，自2012年7月1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依照年利率8.967%计算利息；以8500580.76元为基数，自2012年5月29日至7月10日，依照年利率6.405%计算利息，自2012年7月1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依照年利率8.967%计算利息）；二、上海逸平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三岔港实业有限公司、黄振杨、王雅萍、刘伟、李晓艳、黄加兵对通逸公司的全部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中行南通分行有权对通逸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的抵押物[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中南世纪城20幢1501-1509室的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南通房权证字第71048800、71××01、71××02、71××03、71××04、71××05、71××06、71××07、71××08，土地地号为01-10-(011)-042-34号）]依法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在68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上海逸平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三岔港实业有限公司、黄振杨、王雅萍、刘伟、李晓艳、黄加兵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通逸公司追偿。五、驳回中行南通分行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中行南通分行向本院申请执行，该案目前仍在执行阶段。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1.案涉质权是否有效设立；2.质物灭失的责任如何确定；3.中远公司及中远上海分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一审法院认为，中行南通分行、通逸公司及中远上海分公司之间签订的监管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中远上海分公司系中远公司的分公司，其未履行监管责任造成质物灭失，应对由此造成中行南通分行债权损失部分以其管理的财产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中远公司赔偿。关于争议焦点1，案涉质权是否有效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本案中，中行南通分行与通逸公司采取书面形式订立了质权合同，该合同所附质押物清单载明质押物为16858吨高线。之后中行南通分行、通逸公司及中远上海分公司签订监管协议，约定由中远上海分公司接受中行南通分行的委托占有质物并根据协议履行监管质物的责任。该协议同时约定质物的品名、规格型号、数量、重量等以中远上海分公司签发的《收到质物通知书》的记载为准；在质物的转移占有过程中，中行南通分行、通逸公司根据质押合同的约定，向中远上海分公司出具《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中远上海分公司按照通知书列明内容核查通逸公司交付的货物及现有库存，如经核对与前述《出质通知书》相符，则出具《收到质物通知书》，质物完成转移占有，实际转移交付占有的质物以《收到质物通知书》列明的为准。根据上述约定，《出质通知书》应当由中行南通分行、通逸公司共同先向中远上海分公司出具，中远上海分公司根据该通知书列明内容经核查与通逸公司交付的货物及现有库存相符后，才会向中行南通分行签发收到《质物通知书》，而中远上海分公司于2012年2月24日向中行南通分行签发了《收到质物通知书》，且该通知书中明确载明已收到《出质通知书》，货物明细为16858吨全规格高线。故中远上海分公司称监管物不确定是否属于通逸公司所有、该公司未收到《出质通知书》，不确定出质人是否同意出质等理由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中远上海分公司自出具《收到质物通知书》之日起质物即转移占有，通逸公司已交付质押财产，中行南通分行对通逸公司用于出质的高线享有质权。关于争议焦点2，质物灭失的责任如何确定。各方当事人对于中远上海分公司现已无案涉16858吨质押高线的事实无异议，中行南通分行主张16858吨钢材灭失系因中远上海分公司未履行监管义务所致，而中远上海分公司主张其中7619吨高线是经中行南通分行授权放货，剩余9239吨高线被通逸公司私自掉包。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分析认为，案涉16858吨质押高线灭失的责任在于中远上海分公司未按约履行监管义务所致。就案涉监管协议中关于放货条件的约定而言，中远上海分公司可以放货的情形有两种，一是直接取得中行南通分行签发的《放货通知书》原件，二是中行南通分行以传真方式发送《放货通知书》，中远上海分公司核对后签字回传，中行南通分行指定人员再签字回传后，中远上海分公司方可办理提货，中行南通分行应在传真件发出五个工作日内将原件交于中远上海分公司。即无论是哪种情形下放货，中远上海分公司必定会持有《放货通知书》的原件。现中远上海分公司主张2012年3月16日、3月19日通逸公司已还款3200万元，并提供2012年3月16日《放货通知书》一份（扫描件）、《提货通知书（及回执）》（复印件），以证明其放货7619吨高线系经质权人中行南通分行许可同意。对于为何持有《放货通知书》扫描件而不持有原件，中远上海分公司称有两种可能：一是找不到原件了；二是又被中行南通分行拿回。对此，中行南通分行陈述，通逸公司确实是偿还了部分借款，但因双方系授信协议，还款后还会放贷，因此需要换货。《放货通知书》系该行2012年3月16日出具，但实际是3月19日才去换货，《放货通知书》给了中远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李伟后，因换货的新仓单出不来，不符合放货条件，于是就将原件收回。由双方的陈述可知，中行南通分行工作人员确已到现场，并向中远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李伟出示并送达了《放货通知书》。但如中远上海分公司认为放货符合监管协议约定的条件，其显然无需将《放货通知书》退还给中行南通分行，其未能解释扫描件的来源、《放货通知书》是否退还及退还的原因，而中行南通分行自认曾将《放货通知书》给过中远上海分公司，后因发现不符合放货条件，又予收回。中远上海分公司亦未能提供《提货通知书（及回执）》的原件，说明其虽然现场接收过中行南通分行出具的《放货通知书》，但因中行南通分行撤回了放货指示，故实际并未放货。另一方面，如果中远上海分公司已经完成了7619吨高线的放货，则剩余的质押高线应为9239吨，但在该《放货通知书》之后形成的四份核库报告书均记载高线总量仍然为16858吨，价值7080.36万元，而非9239吨。核库人员（中行南通分行指定人员）及监管方人员（中远上海分公司指定人员）均在报告书中签字确认，可进一步说明2012年3月19日并未实际放货。中远上海分公司对四份《核库报告书》的真实性并不持异议，仅对报告书的形成过程及证明力有异议，认为双方没有核库，报告书系中行南通分行单方制作和填写，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主张。综上，中远上海分公司辩称7619吨高线系经中行南通分行同意而放货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9239吨高线的灭失，中远上海分公司提供通逸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一份，以证明上述高线已由通逸公司掉包，其无需承担责任。该函载明通逸公司未告知中远上海分公司的情况下，在先前多次换货过程中私自将9239吨属于该公司所有的高线替换成了非该公司所有的高线，并承诺因此导致的所有责任由其直接向银行承担。《承诺函》落款时间仅注明2012年，并未载明具体日期，中远上海分公司称是在发现货物被掉包后找通逸公司核实情况，由通逸公司于2012年底出具，但无证据佐证，故仅凭该承诺函不足以认定9239吨货物系因通逸公司掉包而灭失。退言之，即便存在通逸公司掉包的事实，也应归结于中远上海分公司保管不善，未按协议约定办理放货所致。首先，根据监管协议约定，质物的实际价值等于中行南通分行要求的最低价值时，通逸公司如需换货应事先向中行南通分行提出提货申请，符合一定条件并经中行南通分行的同意后凭中行南通分行签发的《放货通知书》，向中远上海分公司办理提货。但中远上海分公司就9239吨高线的放货符合协议约定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其次，中远上海分公司称9239吨高线系被真正所有权人提走，但一审法院之前已向该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该公司于2012年7月18日出具的《财产查封异议书》中亦载明该公司库内有9239吨高线，即中远上海分公司监管的9239吨高线是在该院查封期间被放货。该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除监管协议三方外任何他人就质物主张任何权利时立即通知中行南通分行，或者在质物发生短少、灭失等可能影响中行南通分行权益的情形时24小时内通知中行南通分行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故导致货物灭失的责任在于中远上海分公司。关于争议焦点3，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本案中，中行南通分行将通逸公司提供的质物交由中远上海分公司监管，双方之间成立质押监管合同关系，中远上海分公司依约占有并保管质物，其本应通过对质物进出库的严格监控，在通逸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时，保证质权人中行南通分行实现债权。但中远上海分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导致质物灭失，造成案涉质押合同不能履行，损害了中行南通分行的质权，给中行南通分行造成损失，且无免责事由，故中行南通分行主张中远上海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应予支持。但该赔偿非对灭失质物本身的赔偿，而是基于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案涉监管协议应与《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相结合。59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确定通逸公司应向中行南通分行偿还本金64399495.86元及相应利息，通逸公司提供的质物为16858吨高线，价值7080.36万元，现该质物已全部灭失，故中远上海分公司应对通逸公司不能履行债务的部分在质物价值7080.36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9号生效民事判决虽仍处于执行阶段，但不影响本案中远上海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范围的确定，中远上海分公司辩称中行南通分行的债权损失未确定，尚不具备赔偿前提条件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中远上海分公司系中远公司的分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应以其管理的财产先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不足以承担的，由中远公司承担。该院遂判决：一、中远上海分公司对通逸公司履行59号生效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后中行南通分行的损失部分在7080.36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中远上海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承担本案上述第一项履行义务的，不足部分由中远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中行南通分行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900元，合计372700元，由中远上海分公司、中远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质权是否设立；2.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范围；3.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存在违法情形。本院认为，2012年2月24日，中行南通分行、通逸公司及中远上海分公司签订的监管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本案中，中远上海分公司作为监管人，应当按照监管协议要求严格监管，但其在监管期间未依约履行监管义务，导致案涉16858吨高线灭失，应当赔偿中行南通分行的实际损失。分述如下：（一）案涉质权依法已经设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本案中，中行南通分行与通逸公司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通逸公司提供16858吨高线作为质押物。此后签订的监管协议约定了上述质物的交付方式为中远上海分公司接收通逸公司交付的货物，并向中行南通分行签发《收到质物通知书》，质物完成转移占有。监管协议签订后，中远上海分公司向中行南通分行出具了《收到质物通知书》，确认已经收到案涉质物16858吨高线，并认可《收到质物通知书》构成对收到质物以及质押生效的确认。且案涉质物存放在上海海太仓储有限公司江心沙库，并设置了质押标签，能够与其他货物进行区分，故案涉质物16858吨高线已经转移占有并由中远上海分公司实际监管。因此，案涉质权已经依法设立，中行南通分行对通逸公司用于出质的16858吨高线享有质权。其次，至于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主张中行南通分行未尽审核义务、存在过失的问题。中行南通分行与中远上海分公司自2011年起开始业务合作，中远上海分公司受托为中行南通分行监管通逸公司出质的货物。2012年2月24日，中远上海分公司向中行南通分行出具了《收到质物通知书》，确认收到案涉质物16858吨高线，其提交的《中远物流（江心沙库）库存明细报表》（以下简称库存明细表）亦载明通逸公司2012年2月24日各类规格高线合计库存重量为17240.85吨，该表加盖了上海海太仓储有限公司印章及中远物流出入库专用章。中行南通分行亦持有该库存明细表，且其2012年3月至7月四次核库均确认通逸公司存放在江心沙库质物16858吨，故中行南通分行已尽到审核义务。（二）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应当赔偿中行南通分行的损失。首先，关于案涉7619吨高线灭失是否为中行南通分行同意放货所致的问题。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主张中行南通分行已向中远上海分公司出具《放货通知书》原件，中远上海分公司依照通知书放货符合监管协议约定。该通知书原件现已丢失，只能提供复印件。中行南通分行辩称，通逸公司确实是偿还了部分借款，但因双方系授信协议，还款后还会放贷，因此需要换货。《放货通知书》系该行2012年3月16日出具，但实际是3月19日才去换货，《放货通知书》给了中远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李伟后，因换货的新仓单（即《收到质物通知书》）出不来，不符合放货条件，于是就将原件收回。故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的是中行南通分行是否收回《放货通知书》原件。本院认为，中行南通分行的主张具有证据支持，应予采信。第一，根据监管协议第五条的约定，中远上海分公司应以中行南通分行签发的《放货通知书》原件进行放货。中远上海分公司系专业仓储保管公司，如果确依中行南通分行《放货通知书》放行案涉7619吨高线，理应妥善保管《放货通知书》原件。其称原件已经丢失，仅能提交《放货通知书》复印件，不符合常理。第二，2012年3月至7月期间，中行南通分行四次派员核库，中远上海分公司现场负责人李伟均在《核库报告书》上签字确认高线数量为16858吨，出质货物数量与出质清单相符。而中远上海分公司提交的《提货通知书（及回执）》上亦有李伟的签字。如果中远上海分公司已经按照《放货通知书》放货，李伟应当及时提出异议并拒签《核库报告书》。但李伟四次签字确认高线数量为16858吨，且中远上海分公司事后亦未向李伟进行调查并作出合理解释，可以印证中行南通分行当时已经收回《放货通知书》，且中远上海分公司并未放行案涉7619吨高线。第三，案涉库存明细表载明，通逸公司各类高线库存重量17240.85吨。而《放货通知书》复印件载明中行南通分行同意放行高线7619吨。在无证据证明2012年2月24日至3月19日通逸公司增加高线库存的情况下，中行南通分行如果同意放行7619吨高线，则通逸公司提供的高线将明显少于16858吨，与中行南通分行以16858吨高线质押担保6800万元债权的目的相违背。至于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主张收到《放货通知书》立即发生解除监管效力的问题，该项主张与其之后四次确认通逸公司库存高线为16858吨矛盾。综上，中行南通分行的主张具有证据支持，中远上海分公司仅提交了《放货通知书》复印件，且与《核库报告书》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因此，7619吨高线并非因中行南通分行通知放货而灭失，中远上海分公司疏于监管，对此造成的中行南通分行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关于剩余9239吨高线灭失的原因及责任承担的问题。第一，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主张案涉9239吨高线被通逸公司私自替换，其不应承担质物灭失的赔偿责任。但通逸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并未载明换货时间、方式、替换后货物的实际权利人，中远上海分公司作为监管人亦未提交实际权利人向其主张权利及提货的证据，故对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主张的换货事实，本院难以采信。第二，一审法院就案涉16858吨高线向中远上海分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中远上海分公司提出书面异议并承诺对9239吨高线配合查封。但9239吨高线其后灭失，中远上海分公司未按照监管协议约定在24小时内通知中行南通分行并采取应急措施，存在违约行为，应当赔偿中行南通分行因此遭受的损失。再次，关于赔偿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监管协议第十二条约定，中远上海分公司在监管期间内，因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给中行南通分行、通逸公司造成损失的，承担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中行南通分行就其实际损失的赔偿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故中远上海分公司未尽监管职责，导致案涉质物16858吨高线灭失，应当依照上述约定赔偿中行南通分行的实际损失。中远上海分公司应以其管理的财产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中远公司赔偿。至于一审判决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对通逸公司尚欠借款本息在质物价值7080.36万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问题。其一，中行南通分行遭受的实际损失应当为监管人中远上海分公司没有妥善保管致使中行南通分行债权未获全部清偿的损失，中远上海分公司应在监管过失造成质物减损价值范围内对不能清偿的债权承担赔偿责任。其二，案涉16858吨高线现已灭失，无法通过评估、拍卖、变卖等方式确定质物实际价值。双方当事人主张的市场价格亦不相同，难以确定质物的市场价格。鉴于案涉监管协议附件2《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约定高线单价4200元/吨，金额7080.36万元。一审判决据此确认质物价值7080.36万元，并无不当。（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第一，中行南通分行确认系依据监管协议的约定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赔偿损失，并对赔偿金享有优先受偿权，故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主张中行南通分行系行使物上代位权、一审法院未经释明改变中行南通分行的诉讼请求，难以成立。第二，本案一审时，中行南通分行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承担质押物灭失的赔偿责任，赔偿款金额按判决履行之日西本新干线公布的16858吨高速线材市场价格进行折现”，故中行南通分行一审时已经明确提出了赔偿损失的请求。一审法院结合各方当事人法律地位、监管协议履行情况，判决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未超越中行南通分行的诉讼请求。综上，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6800元，公告费560元，由中远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杰审判员 侍 婧审判员 赵 畅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闻方惠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