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44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仲其进（曾用名仲进），男，1975年10月27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邦，江苏高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梅，江苏高来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江波，男，1980年1月14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志文，男，2010年4月29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松明，女，1955年2月28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其山，沭阳县城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李长位，男，1966年10月11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法延，沭阳县桑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仲其进因与被上诉人武江波、武志文、王松明、原审被告李长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2民初1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仲其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邦、刘梅，被上诉人王松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其山，原审被告李长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法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仲其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事实与理由：对一审认定的宅基地转让协议无效无异议，但主张仲其进已经支付了100000元宅基地转让款。第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仅凭李长位的陈述和证人姜某的证言就认定涉案宅基地余款55000元未支付，依据不足。本案的事实和主要证据是：1、仲其进于2009年3月27日向武某支付15000元。因涉案宅基地上武江龙和武某各两间房，仲其进分两次共计向武某的养子武江龙付款28000元，武江龙让了2000元，28000元付款就抵充了30000元宅基地转让款。另外55000元是仲其进在2012年7月7日以现金的方式向武某支付的。当天仲其进没有带笔，就没有要求武某出具收条。第二天仲其进就要求武某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宅基地转让协议书第二条“余款第二次已付清”，已充分证明了仲其进付清了所有款项的事实。武某在宅基地转让协议上签字确认，代表其认可收到余款55000元。李长位在宅基地转让协议复印件上载明“第二次应付款55000元在李长卫手里”，该记载与合同原件不符，为李长位单方添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2、武某认可华冲镇政府与武某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对于武某在笔录中关于“这10万元已付清”“转让款先后已到位,我的意见是此宅基地还是转让给小仲的陈述”等有利于仲其进的陈述并无合理解释。如果仲其进尚未付清55000元余款，那么武某就有不履行与仲其进协议的充分理由，但武某在谈话笔录中明确表示要将宅基地转让给仲其进。事实上，武某收到仲其进的100000元宅基地转让款后，又与案外人荣某签订涉案宅基地转让议，由此导致仲其进与荣某发生冲突，最终由镇政府介入处理，并对武某作上述谈话笔录。该谈话笔录可以真实反映本案的全过程，属于确实充分的证据。3、武某与镇政府的谈话笔录的形成时间是2013年7月4日，该证据的形成时间在宅基地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可以印证宅基地转让协议中载明的余款已付清的事实。仲其进与李长位的合伙协议书是2014年1月3日补签。合伙协议第二条约定，宅基地余款由乙方李长位已付清。该约定的真实意思是，当初购买涉案宅基地的时候李长位曾打算出资55000元与仲其进共同购买，但是李长位本人并未按照约定出资，100000元款项全部是由仲其进给付的。因为有纠纷没有解决，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没有建成，所以李长位最终也未将55000元还给仲其进。仲其进和李长位签订的合伙协议自动解除了，该合伙协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4、证人姜某的证言与事实不符，不应被采信。首先，既然宅基地转让协议是在武某家里书写并签字，假如李长位真的携带55000元购宅基地款项，为何不当仲其进的面直接交给武某，而要交给书写协议的姜某？姜某又为何不当着李长位和仲其进的面将该笔55000元交给武某？李长位、姜某二人让武某查查钱款数额，为何武某不收下该笔55000元？姜某当庭陈述其在宅基地转让协议复印件下面书写“第二次应付款55000元在李长卫手里”，李长位签名，但从字迹上看，“第二次应付款伍万伍仟元在李长位手里”与李长位的签名显然是同一人书写。显然，姜某的证言为虚假陈述。5、自2012年武某与仲其进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至今已7年有余，其间涉案宅基地已多次转手。武某及其家人从未向仲其进索要所谓的余款，且在镇政府对其所作谈话笔录中认可转让款先后已到位，直到案外人蒋闯（最后购买人）在动工开建之际武某才提起本案诉讼。武某前后矛盾的行为有违常理。第二，一审程序存在明显错误。李长位并非宅基地转让合同的当事人，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准许其以被告身份参加庭审，明显不当。同为被告的李长位，在庭审中站在原告的立场作出对仲其进不利的陈述，仅因为李长位与仲其进合伙盖房不成怀恨在心，而在庭审中作出对仲其进不利的虚假陈述。一审法院应依职权追加涉案宅基地的几次转让的买受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第三，涉案宅基地从2009年3月已交付给仲其进，至今已10年有余，武某提起本案诉讼显然超过诉讼时效。武江波、王松明、武志文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武某仅收到仲其进支付的15000元，另外28000元是武某与王松明的养子武江龙欠仲其进的钱，后该28000元用来抵充仲其进所欠的30000元宅基地转让款。武某没有收到余款55000元。李长位二审述称：2012年7月8日，仲其进与武某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的当天，李长位带了55000元准备支付给武某。协议签完后仲其进到外面接打电话，之后仲其进就走了。李长位看仲其进走了，就不同意把钱交给武某。在此情况下，武某、李长位同意把钱交给书写协议的姜某。姜某就带着钱和李长位回到华冲镇，在两人打算分开的时候，姜某也不同意保管该笔55000元。姜某让李长位出具手续给他，李长位就在转让协议复印件上载明“第二次应付款五万伍仟元在李常卫手里”，并把55000元拿走。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在武某家写好后就被拿去复印了，李长位手里只有复印件。武江波、王松明、武志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武某与仲其进于2012年7月8日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武某退还仲其进已付款15000元。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李长位、仲其进已付款项的金额。一审法院认为:仲其进与武某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书》载明，该地皮转让费为100000元（包括武江龙在内）于2009年已付45000元（1.5万+3万）。武某认可其于2009年3月27日收到15000元，也认可武江龙曾欠仲其进的28000元抵充涉案宅基地转让费30000元。武某的陈述与宅基地转让协议书、武江龙出具的两张收条相互印证，应确认仲其进已实际支付该45000元。仲其进辩称涉案宅基地转让费100000元已付清，并提交武某2013年7月4日在沭阳县的谈话笔录予以证明。武某主张，宅基地转让协议上注明的余款应由李长位支付，但李长位并未实际支付该笔款项。李长位也认可其并未实际向武某支付55000元，并在宅基地转让协议下面进行了备注。且在仲其进、李长位签订的《协议》中，二人也约定了购买武某宅基地的余款由李长位支付。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宅基地余款55000元未支付，仲其进、李长位实际向武某支付的宅基地转让费为45000元。关于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的流转必然带来宅基地需求的加大，造成住宅用地向耕地扩张，这与我国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相违背。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保持农村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法律禁止将宅基地及宅基地上的房屋出售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中，仲其进、李长位不是涉案宅基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书》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于无效。武某收取的宅基地转让费45000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仲其进、武某于2012年7月8日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书》无效；二、武江波、武志文、王松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仲其进已付转让费45000元。案件受理费2300元（武某预交1150元），由武某负担1150元，仲其进、李长位负担1150元。仲其进为证明其上诉主张，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旨在证明仲其进已经向武某支付宅基地转让款100000元。王某当庭陈述：王某家开棋牌室，仲其进曾在该棋牌室打过麻将，王某与仲其进无其他特殊关系。武某另外一处宅基地与仲其进老家是15年的老邻居。关于仲其进购买宅基地的情况，王某曾经去武某家了解2-3次。2014年2月，仲其进第一次去武某家询问，武某说仲其进已经把钱交清了，收据和清单都给仲其进了。武某、王松明以及一个小孩子在场。王松明对于仲其进曾经去询问也是知情的，她让仲其进去找武某，说武某了解情况。王某还和汤某去过一次，汤某是和王某一起购买仲其进宅基地的人。王某从仲其进处购买宅基地后又把宅基地卖给了司良文。针对王某的证言，仲其进质证称：证人王某作为仲其进后一手的宅基地购买人，仲其进与武某之间宅基地转让款是否结清对王某具有重要交易参考价值，王某的证言可以真实反映仲其进已将10万元转让款支付给了武某。王某的证言与宅基地转让协议书、武某与镇政府的谈话笔录可以相互印证。武江波、武志文、王松明质证称：1、证人王某是从仲其进手中购买宅基地的人，王某与仲其进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王某称10万元款项已经支付完毕，但其并未亲眼看到或参与款项支付，王某对款项交付的陈述不真实。3、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王某全程旁听庭审。王某的证言不应被采信。李长位质证称：证人王某已经知道一审庭审情况。王某当庭陈述仲其进将宅基地的一部分转让给他。一审中武某主张合同无效，合同是否有效与王某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王某有作虚假陈述的可能。同时王某关于仲其进给付了10万元转让款的陈述为王某听闻的事实，并非其亲眼所见。关于王某是否旁听了一审庭审，仲其进回应称：一审中王某确实旁听过一次庭审，但其旁听的时间不超过两分钟，之后王某就在书记员的要求下离开了法庭。本院认证意见为：仲其进认可王某曾旁听一审庭审，但主张王某旁听时间不超过两分钟。对此，本院认为，王某确实曾旁听过一审庭审，对一审庭审情况有所了解，故对王某的证言不应采信。此外，王某陈述，是武某告诉他仲其进已经支付了100000元宅基地转让款。武江波、武志文、王松明对王某的该项陈述予以否认。王某未亲眼看到仲其进交付100000元的过程，故即使王某对一审庭审情况并不真正了解，其证言也不能达到仲其进的证明目的。二审另查明：2009年3月17日、3月27日武江龙分别向仲其进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仲其进购地款24000元、4000元。2009年3月27日，武某向仲其进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人民币壹万伍仟元（付购宅基转让费定金）。2012年7月8日，武某（甲方）、仲其进（乙方）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甲方有宅基地一份，位于小汤药房和光学仪器厂中间，南距小汤药房北墙皮为0米，向北宽为14.45米，东临公路，西至排水沟。经双方协议如下：一、该地皮转让费为十万元（包括武江龙在内），于2009年已付45000元（1.5万元+3万）；二、余款第二次已付清；三、甲方保证乙方顺利施工（蒋某三组除外）；四、如有第三者干扰乙方施工，由甲方负全部责任（政府部门不给建除外）。该宅基地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复印，协议原件由仲其进持有，复印件由李长位、武某持有。李长位持有的复印件上注明：第二次应付款伍万伍仟元在李常卫手里。李长位在该行字迹下“经手人”处签字确认，并载明时间“2012年7月8号”。2013年7月4日，武某在沭阳县镇政府对其所作的谈话笔录中称：“约在2009年春天，涉案宅基地转让给经堂小仲的，土地面积南北14.45米，东西和南北一样。后因转让开发商一块地（原界向西扩5米），所以转让金由原8万元增加到10万元，这10万元现已到位……我和小仲早就签过转让协议，同时转让款先后已到位，我的意见是此宅基地还是转让给小仲”。2014年1月3日，仲其进（甲方）和李长位（乙方）签订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因仲其进转让武某宅基地一事，双方协议如下：一、该宅基地有甲方、乙方共同承建，投资各半；二、宅基地余款由乙方李长位已付清；三、本协议签字后生效。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仲其进是否向武某支付了宅基地转让款余款55000元。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及庭审陈述，应认定仲其进向武某支付的宅基地转让款数额为45000元，余款55000元并未实际支付。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仲其进主张其在2012年7月7日向武某支付余款55000元，提供的证据是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上第二条约定的“余款第二次已付清”，以及2013年7月4日武某在华冲镇政府所作的谈话笔录中陈述的“10万元已到位”“转让款先后已到位”。仲其进未能提供武某针对55000元余款而出具的收条，并解释称，为了向李长位证明仲其进已经向武某付清宅基地转让款，仲其进于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前一天到武某工作的沭阳县豪园小区东门附近，把55000元现金交给了武某，当时没有笔，且考虑到第二天就要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所以就没有让武某出具收条。对此，本院认为，仲其进此前数次向武某、武江龙交付宅基地转让款，均要求二人出具收条，即使是4000元的小额款项也要求武江龙出具收条，而交付金额较大的55000元款项却不要求武某出具收条，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及常理不符。且如果明知2012年7月8日要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仲其进理应在协议签订当天将款项带至武某家，当着李长位的面向武某交付款项，既可以向李长位证明款项已付清，也可以避免与武某之间发生余款是否交付之争议。故仲其进在宅基地转让协议签订前一天特地向武某交付款项，且不要求对方出具收条，违背常理。仲其进陈述，宅基地转让协议签订当天，仲其进签了字之后接了个电话，然后就离开了，对于之后武某、李长位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清楚。李长位陈述，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当天约定，李长位需向武某支付余款55000元，李长位也将55000元拿出来放在武某家桌子上，但后来仲其进接了个电话之后就走了，李长位担心房子不一定能建成，所以跟武某、在场见证人姜某商量，三人共同决定将余款55000元交给姜某保管；姜某与李长位到沭阳县打算分开的时候，考虑到能否建房不是短期能确定的，姜某让李长位把钱拿回去自行保管，并要求李长位在协议上签字确认。武江波一方对李长位的上述陈述表示认可。李长位的上述陈述与一审中证人姜某的证言内容一致。姜某参与了宅基地转让协议签订的全过程，其证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根据仲其进和李长位的上述陈述，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的当天，仲其进确实在其签完字之后就先行离开了。故如果仲其进确实曾与李长位约定由李长位向武某支付余款55000元，仲其进先行离开后，李长位担心日后房屋不一定能建成，故未实际向武某支付余款，而是将款项交给在场见证的姜某暂时保管，也不违反常理。虽然宅基地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余款第二次已付清”，但不能排除该条约定为提前拟定，而李长位在仲其进离开后未履行向武某支付余款的义务。关于2013年7月4日武某在华冲镇政府所作的谈话笔录中陈述的“10万元已到位”“转让款先后已到位”，李长位和武江波一方均解释称，李长位和仲其进合伙在涉案宅基地上建房，但后来因为案外人荣某主张权利，阻止建房，李长位就找到华冲镇政府从中协调；武某在谈话中作出上述陈述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政府做案外人荣某的工作，让仲其进能够顺利建房，并非仲其进已经付清了房款。根据谈话笔录的内容，武某曾经一地二卖。为了化解纠纷，武某在谈话笔录中陈述仲其进已经付清全款，也在情理之中。第二，2014年1月3日，仲其进（甲方）和李长位（乙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涉案宅基地由双方共同承建，投资各半，“宅基地余款由乙方李长位已付清”。“宅基地余款由乙方李长位已付清”表明的基本意思是，宅基地余款应由李长位支付。对于该约定，仲其进解释称，宅基地转让协议签订时，所有的转让款均是仲其进支付的，李长位未付款，但李长位为了确认其与仲其进合伙建房的关系，在2014年1月3日的协议中载明“宅基地余款由乙方李长位已付清”，该笔55000元应由李长位支付给仲其进，而非向武某支付。仲其进的该项解释较为牵强，如果宅基地转让款已经由仲其进付清，协议中应该载明“宅基地余款由仲其进已付清，该款项由李长位负责向仲其进清偿”，而非载明余款由李长位已付清。李长位主张其并未实际支付余款55000元，且由姜某在宅基地转让协议复印件上注明“第二次应付款伍万伍仟元在李常卫手里”，并由李长位签字确认。宅基地转让协议复印件上姜某书写、李长位签字确认的一行字、2014年1月3日李长位与仲其进签订的协议的内容、证人姜某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宅基地转让款余款55000元应该由李长位支付，但李长位并未向武某实际支付。关于李长位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本院认为，仲其进从武某处购买涉案宅基地使用权是为了建设房屋。武某在本案一审中以李长位和仲其进为合伙建房关系为由将李长位列为共同被告，主张确认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无效，在程序上并无不当。关于武某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中，仲其进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中非基于新的证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院对其该项抗辩不予支持。综上，仲其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5元，由仲其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芳远审 判 员 庄业富审 判 员 徐金鸽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钱 钥书 记 员 冯 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