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5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斌，男，198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传凯，男，1981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 两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向军，浙江甬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月红，女，197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爱华，女，195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屠海波，男，197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称发，浙江亿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宁波同恒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丰成村。 诉讼代表人：宁波同恒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娥，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斌、叶传凯因与被上诉人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原审第三人宁波同恒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恒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的（2019）浙0203民初13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斌、叶传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起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根据《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协议》、《授权委托书》及《委托租赁经营管理补充协议》，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间系委托关系，同恒公司系受托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构成租赁合同关系；二、被上诉人与同恒公司关于费用的结算系委托双方的约定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 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同恒公司述称，被上诉人与同恒公司间系委托关系，其受被上诉人所托出租涉案商铺。 李斌、叶传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李斌、叶传凯与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签订的租赁合同；二、周月红返还李斌、叶传凯费用34255.73元（包括租金17420.40元、保证金2903.40元、物业费3871.20元、装修押金874.84元、其他费用9185.89元），赔偿李斌、叶传凯损失41467.76元（包括装修费17496.94元、加盟费和品牌合作保证金23970.82元），并以年租金34840.8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日起按每天5‰支付滞纳金至合同解除之日止；三、吴爱华返还李斌、叶传凯费用26721.81元（包括租金13589.10元、保证金2264.85元、物业费3019.80元、装修押金682.44元、其他费用7165.62元），赔偿李斌、叶传凯损失32347.68元（装修费13648.81元、加盟费和品牌合作保证金18698.87元），并以年租金271782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日起按每天5‰支付滞纳金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四、屠海波返还李斌、叶传凯费用17334.93元（包括租金8815.50元、保证金1469.25元、物业费1959元、装修押金442.71元、其他费用4648.47元），赔偿李斌、叶传凯损失20984.61元（装修费8854.23、加盟费和品牌合作保证金12130.38元），并以年租金17631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日起按每天5‰支付滞纳金至合同解除之日止。上述费用合计173112.52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2014年9月25日，吴爱华向案外人宁波文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丰公司）购买同恒商业中心214室商铺，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商品房总价457202元，建筑面积暂定32.65平方米，单价13986元等。案外人文丰公司向吴爱华出具《签约证明单》，证明单载明：房屋表价18050元，总价589332元，优惠800元/平方米，批条600元/平方米，扣除两年租金16%、认筹金5000元，定金50000元。 同日，吴爱华与同恒公司签订《同恒商业中心（威尼斯广场）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协议》。协议约定：委托方吴爱华，受托方同恒公司，吴爱华独家委托同恒公司负责吴爱华同恒商业中心房号214室商铺的租赁经营管理；委托租赁经营管理期限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2021年12月30日止；合同期限内，吴爱华承诺如将商铺转让给第三方，则吴爱华不应损害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吴爱华应确保受让方作出承认并履行本合同所有条款的承诺；如将商铺抵押给第三方，应将本协议有关事项告知抵押权人及同恒公司，并保证同恒公司及承租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双方按以下方式结算吴爱华的租金：无论该商铺是否实际交付、实际出租或实际开业，同恒公司承诺该商铺自2015年12月起计算租赁期限，同恒公司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吴爱华支付年租金，其中前两年租金作为优惠已减付，同恒公司不再向吴爱华支付，第三年起，每年租金43490元，每年度同恒公司分两次付清该年度的租金，分别于12月31日、6月30日前十五日内支付；若该商铺未能实际租出或实际收取的租金足以支付本款第1项约定的租金的，不足部分由同恒公司自行承担，若该商铺实际收取的租金高于本款第1项约定的租金的，则超出部分作为委托方同恒公司租赁经营管理的服务费用归同恒公司所有；期间，由同恒公司向实际承租人收取物业管理费，商铺空置期间及未足部分由同恒公司补贴给物业管理公司，自2021年12月31日起，该商铺的物业管理费由吴爱华承担，同恒公司可协助向实际承租人收取；合同期内，吴爱华不得单方解除或终止合同，也不得将本合同事项同时委托同恒公司以外的第三方；合同生效后，吴爱华同意于委托租赁经营管理期限内，特别委托同恒公司以吴爱华名义与承租人协商租金价格、租赁期限，代为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并代为收取房屋租金，吴爱华应就此向同恒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授权委托书等。同日，吴爱华签署了授权委托书。 2015年12月23日，因商铺实测建筑面积变更，吴爱华和同恒公司签订《同恒商业中心（威尼斯广场）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协议》的补充协议，按实测面积调整了租金。 2019年7月，同恒公司与吴爱华签订《解除租赁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同意于2018年12月31日解除双方签订的《同恒商业中心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协议》及该协议相关一次性解约处理补充协议；2018年3月至12月租金36164.17元，同恒公司分别于2019年10月、11月、12月底前向吴爱华支付30%、30%、10%；同恒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前将租赁房屋交还吴爱华等。 周月红向文丰公司购买同恒商业中心221室商铺，双方于2014年8月31日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文丰公司向其出具《签约证明单》。同日，周月红与同恒公司签订《同恒商业中心（威尼斯广场）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协议》。2015年6月19日、2016年12月14日，双方签订《同恒商业中心（威尼斯广场）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协议》补充协议各一份。2019年7月10日，周月红与同恒公司签署了《解除租赁协议》。 屠海波向文丰公司购买同恒商业中心222室商铺，双方于2014年9月1日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文丰公司向其出具《签约证明单》。同日，屠海波与同恒公司签订《同恒商业中心（威尼斯广场）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协议》。2014年12月25日、2016年11月27日，双方签订《同恒商业中心（威尼斯广场）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协议》补充协议各一份。2019年，同恒公司签署了《解除租赁协议》。 吴爱华、周月红、屠海波签署的上述合同、协议，除了商铺地址、面积、价格及租金金额不同外，其他内容相同，合同文本由相对方文丰公司、同恒公司提供。其中，《签约证明单》的备注栏均载明：总房价“扣除2年租金16%”。 另查明：2016年4月19日，李斌、叶传凯和同恒公司签订《同恒.威尼斯广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出租方同恒公司，承租方李斌、叶传凯，同恒公司系受本合同第一条所述的物业所有权人全权委托出租，具体详见本合同附件1；李斌、叶传凯租赁商铺位于威尼斯商业中心2楼221、222、214商铺，租用面积147.5平方米，用于经营动漫周边、摄影；租期3年，每月租金6730元，每月物业费1475元，履约保证金6730元；李斌、叶传凯应在商铺交付手续时交付首期租金、物业管理费、公共维修基金，款项付清后，同恒公司将商铺交付给李斌、叶传凯；租金自正式开业起算，广场暂定于2016年11月1日营业，如延期则补偿李斌、叶传凯；合同附件1系所有权人授权委托书等。同日，李斌、叶传凯向同恒公司支付半年租金40380元、半年物业管理费8850元、押金6730元。 还查明：李斌、叶传凯于2016年4月3日与案外人济南乾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AA国际动漫——旗舰店合作协议》，并为此支付品牌权益金49800元；还于2017年6月12日和宁波相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装饰装修施工合同》，委托装修公司对221室、222室、214室商铺进行装修，为此支付装修款40000元，支付同恒公司装修押金2000元。 2017年9月14日，同恒公司（甲方）和叶传凯（乙方）签订《商户退租协议书》，约定：1.甲方承诺在2017年11月30日前提供给乙方办理营业执照的所有材料，并于2018年1月底之前开业；2.如甲方满足不了上述承诺任一条，则甲方退还乙方已经缴纳的所有租金以及另外费用共计78960元；3.如甲方未能在承诺时间内开业，则赔偿乙方装修费用（只涉及已装修的乙方），具体装修费用以双方认可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为准；4.其他条款按原合同执行，如有涉及乙方加盟费，违约金等其他费用等则在2017年9月14日政府协调会后双方另行商议。 同恒商业中心（威尼斯广场）至今未开业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同恒公司和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是否存在委托关系，同恒公司和叶传凯、李斌订立的租赁合同能否直接约束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事务处理的后果均应归属于委托人，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财物、取得权利的，均应移交给委托人。本案中，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与同恒公司签订《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协议》，合同名称及合同中关于“甲方独家委托乙方负责甲方同恒商业中心商铺的租赁经营管理”等表述的文义，系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委托同恒公司出租案涉商铺。但从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看，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承担向同恒公司交付商铺的义务，享有向同恒公司收取固定数额租金的权利，且该租金的获取不以同恒公司实际租出或收取租金数额是否足以支付该固定数额租金为前提。也就是说，根据《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协议》，同恒公司出租管理商铺的收益或损失均不能由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享有、承担。此与委托合同“事务处理的后果均应归属于委托人”之特征不符。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将案涉商铺交付同恒公司使用、收益，同恒公司按《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协议》约定向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支付租金，符合房屋租赁合同的构成要件。而且，双方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约定：“同恒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前向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返还租赁房屋，并分期支付2018年3月至12月的租金”，与租赁合同解除后返还租赁物、付清租金的特征亦相符。因此，同恒公司和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存在的法律关系性质为租赁。同恒公司以自己名义与李斌、叶传凯签订租赁合同，后果应由同恒公司自己承担，同恒公司与李斌、叶传凯订立的租赁合同不能约束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叶传凯、李斌主张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委托同恒公司以自己名义与其订立房屋租赁合同，与查明事实不符，叶传凯、李斌与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间不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其要求解除租赁合同、返还费用、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叶传凯、李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62元，减半收取1881元，由叶传凯、李斌负担。 二审中，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同恒公司未提供证据，叶传凯、李斌向本院提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初9781号民事判决，拟证明参照该生效判决，本案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与同恒公司间应认定为委托关系。 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初9781号民事判决与本案基本事实、法律关系均不一致，与本案无关联，不能参照适用。同恒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叶传凯、李斌提交的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初9781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认可。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承担向同恒公司交付商铺的义务，享有向同恒公司收取固定数额租金的权利，且该租金的收取并不以同恒公司实际出租或收取租金数额是否足以达到该固定数额租金为前提。结合双方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的约定，同恒公司承担向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返还涉案租赁物、付清租金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与同恒公司间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叶传凯、李斌上诉称周月红、吴爱华、屠海波与同恒公司间成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叶传凯、李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62元，由上诉人叶传凯、李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伟东 审 判 员 俞灵波 审 判 员 赵保法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汪学良 代书记员 陈剑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