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56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8号6幢5楼。法定代表人：梁稳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符伟，湖南华夏方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丽，女，1980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汲永强，男，196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雷，辽宁瑾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延红，女，1969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雷，辽宁瑾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夏，男，196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松，辽宁同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工）、汲永强、郭延红因与被上诉人李成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8）湘0121民初28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一重工上诉请求：撤销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8）湘0121民初286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由汲永强、郭延红、李成夏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李成夏系名义上购买人，实际由李成夏和汲永强共同购买，一审法院仅判决汲永强对上述货款承担清偿责任错误。2014年3月26日，辽宁鼎天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天源公司）向李成夏发了《对账函》，汲永强在该《对账函》上签字捺印，自愿作为债务人加入，承担还款责任。该案所涉车辆登记在郭延红名下，汲永强与郭延红系合法夫妻，郭延红对汲永强与李成夏共同购买车辆的事实知情，汲永强、郭延红对上述债务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因汲永强与李成夏系共同购买，汲永强、郭延红的诉讼主体地位应为被告而不是第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李成夏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李成夏向法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了李成夏与汲永强共同购买本案所使车辆，三一重工知情。之所以签订一份买卖合同是三一重工的销售员在与李成夏、汲永强沟通，为了三一重工销售更多的车辆。李成夏还向法庭提供了李成夏仅购买涉案合同中的三台车辆，购车款已全部支付，一审法院依法采信证据，确认本案客观事实，认定正确。二、李成夏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李成夏提供的证明，可以证实一审法院并没有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也不是一审法院在做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客观的事实是在李成夏与三一重工签订的买卖合同之前就是三一重工与李成夏、汲永强协商确定了合同的内容，三一重工对购买方分别是李成夏和汲永强完全清楚，我们认为合同相对方，对于三一重工来说就是李成夏和汲永强两方，一审法院没有机械的采信汲永强、三一重工的说法，恰恰是正确适用了法律，正确适用了合同法关于诚实信用原则，所以一审法院在法律的适用上正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程序、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做出的判决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汲永强、三一重工的上诉，维持原判，维护李成夏的权益。汲永强、郭延红辩称，一、三一重工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汲永强、郭延红是予以认可的，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程序上均有错误，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合同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不应突破该原则，一审法院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将责任判给汲永强、郭延红错误，汲永强、郭延红并不是案涉合同相对人。二、一审当中三一重工追加汲永强、郭延红为被告，这是三一重工作为原告的权利，但是法院将汲永强、郭延红列为原审第三人，剥夺了汲永强、郭延红作为被告的诉权，同时一审法院以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剥夺了汲永强、郭延红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明显错误，第一次庭审后，三一重工申请追加汲永强、郭延红为被告，故此在第一次庭审和第二次庭审中汲永强、郭延红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均应予以受理，做出裁定，而不是做出判决，其程序违法。本案在证据采用上，一审法院采用证据违法，虽然李成夏方提出调取证据申请，三一重工未能提供证据，该不利后果应由三一重工承担，不应将不利后果归于汲永强、郭延红，汲永强、郭延红不存在不提供证据的情形，调取的证据也不是由汲永强、郭延红掌握，但一审法院却根据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认定相应的事实错误，复印件只有与原件核对一致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认定。同时还须指出的是本案案涉争议将汲永强、郭延红列为原审第三人和被告均违反法律规定，主体不适格，从法律上来说，三一重工和汲永强、郭延红、大连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均转给了三一重工，后又转给了辽宁公司，汲永强、郭延红没有欠款，也不属于债务的承受人。汲永强、郭延红于2015年5月11日登记离婚，案涉的债务也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指的是夫妻共同生活而负债，责任判给郭延红错误。汲永强、郭延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三一重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1．汲永强、郭延红并不是三一重工与李成夏所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的合同主体，依法不应成为三一重工与李成夏买卖合同纠纷的被告或第三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三一重工基于《产品买卖合同》只能起诉合同相对人李成夏。2、李成夏与三一重工的合同形成和履行在2010年，而李成夏与汲永强签订的证明形成于2013年，该证明属于李成夏与汲永强双方对李成夏在三一重工处购买的8台车后的再处置行为（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也不能基于此证明要求汲永强、郭延红承担案涉的合同责任。3、三一重工和李成夏陈述案涉的5台车发票落户在郭延红名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李成夏律师调取的证据，郭延红名下仅有一台车辆，但还不是案涉合同项下的车辆。4、三一重工与汲永强曾签订多笔购车合同，双方在2014年4月前有过多次对账，本次三一重工提供的对账单即是多笔购车合同未还款项的总的对账（其是根据2013年6月1日，汲永强、三一重工与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主体变更协议》，汲永强与三一重工在2013年6月1日以前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后，汲永强与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之间的对账）。①该对账单为汲永强所签写，但并未有郭延红签字，郭延红不用承担任何责任；②此对账单是鼎天源公司与汲永强对账，无法证明对账单中的款项是欠付三一重工的款项，需要鼎天源公司对此出庭质询，三一重工主张鼎天源公司是其代理商，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即是偏袒和违法；③该对账单并未指向哪个合同或法律行为，也未确认签章人对对账数额承担责任，该对账单与本案无关联性。④如果该对账单是李成夏的对账，即使对账单有汲永强签字，也不属于汲永强的债务加入。二、三一重工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李成夏与三一重工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的相关债权已经被三一重工转让给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汽车），三一汽车为适格的主张权利的主体，三一重工已经不具备一审原告资格。即使在一审庭审中三一重工提供了鼎天源公司的债权转让的说明，但也不能证明三一重工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1、鼎天源公司的说明并未在开庭前送达给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对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不产生法律效力，不能认定鼎天源公司又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三一重工的证据。2、三一重工属于上市公司，其对外债权转让应当进行披露，但其未披露，已经违法违规。3、一审法院予以否定债权转让行为错误，其否定该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4、根据2013年6月1日，汲永强、三一重工与鼎天源公司签订的《合同主体变更协议》，汲永强与三一重工在2013年6月1日以前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鼎天源公司，故此三一重工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鼎天源公司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三、长沙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本案因三一重工与鼎天源公司的债权转让情形，已不是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而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应当追加鼎天源公司为第三人。因本案为债权转让纠纷，长沙县人民法院也对本案丧失管辖权，本案应移送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或大连市甘井区人民法院审理，或移送到合同履行地（案涉车辆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交付）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已超过答辩期限为由不予支持管辖权异议错误。本案三一重工隐瞒债权转让证据，在诉讼前不予提供，在庭审中方予以提交，目的是规避管辖事宜，经过庭审审理质证汲永强、郭延红方知悉该事实，故提出管辖权异议符合法律规定。四、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五、证据采信错误，违反证据规则。李成夏陈述其提供的复印件为从鼎天源公司获得，但并未得到三一重工和汲永强、鼎天源公司的认可，该复印件也未与原件核对一致，在此情况下，该复印件不具备证据的三要素，不应被采信，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显属违反证据规则。六、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法律适用错误。汲永强提出对三一重工提供的买卖合同进行笔迹等司法鉴定，认为三一重工伪造证据，但一审法院予以拒绝显属违法。七、一审法院存在枉法裁判，存在严重地方保护行为，政治上想取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的制定和解释权。三一重工辩称，一、李成夏系名义上购买人，实际由李成夏和汲永强共同购买，一审法院仅判决汲永强对上述货款承担清偿责任错误。2014年3月26日，鼎天源公司向李成夏发了的《对账函》，汲永强在该《对账函》上签字捺印，自愿作为债务人加入，承担还款责任。该案所涉车辆登记在郭延红名下，汲永强与郭延红系合法夫妻，郭延红对汲永强与李成夏共同购买车辆的事实知情，汲永强、郭延红对上述债务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因汲永强与李成夏系共同购买，汲永强、郭延红的诉讼主体地位应为被告而不是第三人。二、鼎天源公司接受三一重工的委托，与汲永强、李成夏签订《抵房协议》，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作用，2018年5月29日，万科海港城一期6套房产抵入，抵偿欠款2267568元。三、汲永强、李成夏存在向三一重工共同还款的行为，他们之间存在共同购买关系。李成夏辩称，与针对三一重工的答辩意见一致，而且汲永强、郭延红的上诉仅针对合同相对性的问题。三一重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向三一重工支付所欠货款5415400元及违约金270008元；二、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由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三一重工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诉讼请求：一、追加汲永强、郭延红为原审被告；二、判令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向三一重工支付所欠货款3147799.13元及违约金270008元；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由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0年12月24日，三一重工（出卖人）与李成夏（买受人）签订一份《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F0002693）。合同约定，李成夏向三一重工购买1台型号为SY5388THB48的泵车，单价355万元；购买3台型号为SY5419THB52的泵车，单价415万元，合计1245万元；购买4台型号为SY5419THB56的泵车，单价510万元，合计2040万元。以上设备合同总价款总计3640万元。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约定“2、分期付款：买受人应于2011年1月20日前付清648万元；余款2912万元分30次付清，具体付款方式为首次付款80万元定金：其中18万元用三一重工优惠券抵值，剩余定金62万元付现金。主机余款2912万元分30个月均付，车到次日开始还款。”合同第十四条违约责任2、买受人的违约责任：“买受人逾期付款的，按逾期的金额每日向出卖人支付万分之六的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5%”。合同还对交货时间、地点、风险承担、合同的解除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三一重工在出卖人处盖章，委托代理人苏茫签字，李成夏在买受人处签名。《产品买卖合同》签订后，三一重工在履行《产品买卖合同》中，于2011年1月5日交付了8台泵车，办理有《产品出门证》8份，以上《产品出门证》上均有“李成夏”的签名。李成夏对《产品买卖合同》及《产品出门证》质证认为，对《产品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三一重工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产品出门证》上“李成夏”的签名不是李成夏所签，泵车是三一重工直接送到大连，李成夏收到3台，其余5台发给了汲永强。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未涉及到汲永强、郭延红的签字，与汲永强、郭延红无关。2、2014年3月26日，三一重工向李成夏发出一份《对账函》，载明“截止2014年2月28日，贵公司需支付我公司货款5895100元。”李成夏加盖私章，备注“我公司实际总欠款为528.6万元，差额29.09万元，另90万还未到期。3、三一重工提供一份2014年3月26日鼎天源公司向汲永强发出一份《对账函》，用以证明双方对账，汲永强加入债务。《对账函》载明“截止2014年2月28日，贵公司尚需支付我公司货款12714530元。”汲永强签名并摁印。李成夏质证认为，从这两份《对账函》可以看出，三一重工承认李成夏拿3台泵车，汲永强拿5台泵车，三一重工与汲永强形成单独的债权债务关系。汲永强质证认为，认可汲永强的签字，但该对账单中的数额是否指向本次诉讼所涉及的数额，不予认可。另，该对账函显示汲永强与鼎天源公司之间的对账关系，而不能证明与三一重工的法律关系。4、2010年4月22日，李成夏与三一重工签订一份《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002506），李成夏从三一重工处购买2台型号为SY5416THB48的泵车，单价360万元，合计720万元。三一重工的委托代理人苏茫签字，李成夏在买受人处签名。2013年3月5日，李成夏与鼎天源公司签订一份《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000018），李成夏从鼎天源公司处购买1台型号为SY5530THB620C-8的泵车，单价630万元。5、2010年12月24日《产品买卖合同》中的8台泵车，有3台泵车发票开具到李成夏名下，分别为56米泵车2台，设备编号为10BC54195140、10BC54195139；48米泵车1台，设备编号10BC53885081。2011年2月23日一张编号为01106445的发票，类型混凝土泵车，金额510万元；2011年2月23日一张编号为01106446的发票，类型混凝土泵车，金额510万元；2011年2月23日一张编号为01106447的发票，类型混凝土泵车，金额355万元；以上3台泵车合计金额1375万元。李成夏提供了从2010年4月26日至2017年3月29日购买三一重工泵车的还款明细及相关付款凭证，总计75份，通过电汇、网银转账、承兑汇票、以房抵账等方式，收款方有三一重工、鼎天源公司，抵房协议系与三一汽车制造公司达成，总计还款金额2725万元。7、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李成夏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证据，要求调取三一重工及鼎天源公司保存的文件的原件（包括2010年12月24日的一份《证明》、2011年3月12日的一份《关于变更李成夏发票名头的报告》、截止2016年9月30日的《对账函》、截止2017年5月31日的《对账函》、2013年3月12日客户汲永强的一份《销售合同简表》、《二手设备评估补贴表（汲永强）》等9份），一审法院依法向三一重工的代理人作谈话笔录，责令其依法提供以上材料的原件，并告知其不提交的法律后果，三一重工未在庭审中提交以上材料的原件。在案件审理阶段，李成夏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要求调取汲永强、郭延红、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名下三一牌混凝土泵车车辆登记情况，一审法院审查后，依法向李成夏的代理律师杜松发出《调查令》，委托律师杜松持一审法院《调查令》去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调取汲永强、郭延红、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名下三一牌大型汽车登记、转移档案信息。车管所档案信息显示，郭延红名下有一辆三一牌辽Ｂ×××××大型汽车，在法院查封状态。9、郭延红与汲永强于1992年1月23日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登记结婚，截止2019年1月9日，双方仍是夫妻关系。一、汲永强、郭延红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处理问题。汲永强、郭延红在第一次开庭法庭辩论中及两次庭审后邮寄的代理词中提出，长沙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因三一重工与三一汽车的债权转让情形，本案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应移送到被告住所地法院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审理，即由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或者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关于本案的送达情况，在争议事实五中做了详细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之规定，汲永强、郭延红并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一审法院不予审查，其参加开庭，并对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陈述，视为应诉答辩。二、关于三一重工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汲永强、郭延红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三一重工并未提供本案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证据。一审法院审查认为，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本项争议的焦点在于确定三一重工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的时间点，2010年12月24日，三一重工与李成夏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约定“2、分期付款：买受人应于2011年1月20日前付清648万元；主机余款2912万元分30个月均付，车到次日开始还款。”合同虽然是以李成夏的名下签订，实际是李成夏和汲永强共同购买，在履行买卖合同的过程中，三一重工授权代理商辽宁鼎天源公司向汲永强进行对账、催要货款，债务人需在催告后的合理时间内履行付款义务，没有履行的，方构成权利损害，进而起算诉讼时效，三一重工的诉讼时效从其要求汲永强、郭延红付款，但汲永强、郭延红在合理时间内没有履行时起算，而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在三一重工于2018年5月8日起诉前，汲永强、郭延红的债务履行宽限期已经届满即三一重工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权利受损之日，故汲永强、郭延红认为三一重工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无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三、本案案由的确定及基础法律关系。三一重工认为，本案是产品买卖合同纠纷，并非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是基于各方当事人对原始《产品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而产生的纠纷，应确定本案为产品买卖合同纠纷。三一重工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2017年12月10日的鼎天源公司出具的一份《债权转让说明》“因我公司催收货款主体变更，现已将三一重工与李成夏签订的编号为F0002693合同项下的债权及债权的从属权利全部转让给三一重工。”李成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汲永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有异议，如果该说明成立，本案即为债权转让纠纷，本案应由住所地法院管辖，汲永强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2、三一重工提交4份鼎天源公司与“汲永强”签订的《抵房协议》，用以证明“汲永强”用房产抵偿货款9325830.87元。李成夏质证认为，协议中的设备是案涉泵车，由此可见三一重工承认案涉5台泵车系汲永强所购，不能要李成夏承担责任。汲永强质证认为，该4份《抵房协议》中“汲永强”的签字和指纹不属实，汲永强并未与三一汽车制造公司达成本案案涉《抵房协议》。汲永强、郭延红认为，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三一重工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鼎天源公司为适格的主张权利的主体，鼎天源公司的《债权转让说明书》并未在开庭前送达给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对他们不产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鼎天源公司又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三一重工的证据。一审法院审查认为，三一重工提交的证据1，《债权转让说明书》的效力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李成夏质证时对该证据无异议，汲永强、郭延红对该证据有异议，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证据。三一重工提交的证据2，汲永强、郭延红也不认可，认为并未与三一汽车制造公司达成《抵房协议》，一审法院认为，用房产抵偿货款，只是一种还款方式，汲永强、郭延红并不认可曾经用此方式抵偿货款，一审法院对证据2也不予采信。在本案中，三一重工和汲永强、郭延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三一重工已经将2010年12月24日，三一重工与李成夏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中的相关债权转让给三一汽车制造公司，在汲永强、郭延红又否认曾经与三一汽车制造公司达成过抵房协议的情况下，又谈何三一汽车制造公司将债权又转让给三一重工，故一审法院不予审查债权转让的问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审理的重点是三一重工出卖8台泵车，李成夏购买几台，是否还欠货款；汲永强、郭延红是否应列为买受人，是否应支付货款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四、汲永强、郭延红是否属于李成夏与三一重工于2010年12月24日签订的购买8台泵车的《产品买卖合同》（编号F0002693）当事人以及一审法院如果将汲永强、郭延红认定为合同当事人，是否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理的问题。三一重工认为，应向合同相对方李成夏主张权利，本案合同采购8台泵车，汲永强也在对账函上签字，对该债务认可，自愿加入该债务，泵车登记在郭延红名下，三人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汲永强、郭延红认为，汲永强、郭延红不是合同当事人，没有签字，不是案涉购车人，不能将汲永强作为共同还款人，本案中李成夏与汲永强的关系属于其他法律纠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如审理该争议，则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李成夏认为，该买卖合同仅用李成夏的名义签字，李成夏在本合同中，实际上购买3台泵车，另外5台泵车系汲永强购买的。李成夏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3年11月28日的一份《证明》，载明“大连客户李成夏于2010年4月22日与三一重工签订了编号为0002506的合同，采购两台泵车；同年12月31日，李成夏再次与三一重工签订了编号为0002693的合同，采购8台泵车，两个合同共采购10台泵车。其中，编号为0002693的合同所涉及的8台泵车实际为李成夏与汲永强两人共同采购，李成夏购买3台（发票名头为李成夏），汲永强采购5台（发票名头为汲永强爱人郭延红）。特此证明”李成夏和汲永强在《证明》上签名。三一重工质证认为，对《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与三一重工无关，李成夏和汲永强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汲永强对《证明》质证认为，对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证据2、2010年12月24日三一重工辽宁分公司的一份《证明》载明“客户李成夏购买我司8台泵车，根据合同条款应付首付款订金为80万元，目前辽宁分公司已收到客户回款62万元，全部作为首付款订金。”在该证明上，有三一重工辽宁分公司负责人何乐春批注“2010年12月29日，客户李成夏，付首付款200万元，实际付款人汲永强，款已汇回总部，解款方案由营销代表苏茫提出”三一重工质证认为，没有原件，系复印件，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3、2011年3月12日三一重工辽宁分公司苏茫出具的一份《关于变更李成夏发票名头的报告》“尊敬的公司领导：一、大连客户李成夏于2010年12月24日与我司签订F0002693号买卖合同，采购我司泵车8台，目前已有三台泵车开出发票。因财务走账等原因，应李成夏要求并在此申请，将剩余五台泵车发票名称变更为郭延红。”三一重工辽宁分公司负责人何乐春批注“情况属实，何乐春，3.12”三一重工质证认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该报告不能证明汲永强、郭延红是案涉购车人。证据4、李成夏申请证人龚某出庭作证，证人龚某作证称，2013年7月-2017年6月期间，证人在辽宁鼎天源公司从事债权催收与诉讼的法务工作，当时为了方便催款和诉讼工作的需要，在辽宁鼎天源公司存储了一些关于三一与客户的相关资料档案，这些资料都是电子扫描件，原件存放于三一总部和辽宁鼎天源公司。三一重工质证认为，不认可证人的证言，对于争议的5台车，确实向汲永强催收过，汲永强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汲永强对证言质证认为，并不能证明汲永强、郭延红是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也不能证明他们应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证据5、一份2013年3月12日的《销售合同简表》，用以证明汲永强将其购买的5台车中的两台车退还鼎天源公司，冲抵货款700万换3台62米新泵车。三一重工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右上角显示辽宁代理商鼎天源公司，没有原件，不能证明李成夏所说的以旧换新的情况。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并不能证明汲永强、郭延红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也不能证明汲永强、郭延红需向三一重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证据6、《关于汲永强采购泵车的函》，用以证明汲永强用2010年购买的2台52米泵车作价700万元冲抵货款，用于购买3台62米泵车。三一重工的质证意见同证据5的质证意见。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系复印件，不予质证。证据7、《二手设备评估补贴表》，2013年3月，汲永强用2010年购买三一公司的2台52米泵车（编号为10BC54195109、10BC54195106）作价700万元冲抵货款，三一重工的相关人员认可。三一重工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有异议，该补贴表是汲永强与辽宁区域之间发生的事情，与本案无关。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并不能证明汲永强、郭延红需向三一重工承担给付责任。一审法院审查认为，证据1有李成夏和汲永强的签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明确写明了李成夏购买3台，汲永强购买5台，且写明了买卖合同编号，一审法院认定证据1合法有效。证据2、证据3、证据5、证据6、证据7，虽然是复印件，但李成夏已经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以上证据的原件，一审法院责令三一重工提供原件，其未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证据2中三一重工辽宁分公司负责人何乐春的批注写明“付首付款200万元，实际付款人汲永强”以及证据3“5台泵车发票名称变更为郭延红”。故一审法院认定证据2、3合法有效。对证据4证人证言，证人当时在鼎天源公司工作，因工作原因接触到以上资料，可以证实证据2、3作为复印件的来源和出处，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其证词。证据5、《销售合同简表》，明确写明，客户名称汲永强，发票户名郭延红，购买3台泵车，单价630万元，合同总额1890万元，终端客户成交方式“余款1740万元以3台三一旧泵作价940万元冲抵部分货款（1台48米旧泵冲抵240万元，2台三一52米旧泵350万元每台冲抵10BC54195106、10BC54195109），余款800万元货到后次月起分24个月均付。”代理商债权部部长批注“李成夏、汲永强于2010年购10台泵车，各占5台”，财务总监王晓璐签名，代理商董事长陈升建签名。证据6《关于汲永强采购泵车的函》写明“兹有大连客户汲永强采购三台62米泵车，具体成交条件如下：2、付款方式，分期付款：第一台，另240万元以一台48米旧泵车作价240万元冲抵货款；第二台，另350万元以一台52米旧泵车作价350万元冲抵货款；第三台，另350万元以一台52米旧泵车作价350万元冲抵货款”该函系营销代表苏茫起草，代理商董事长陈升建签名。证据7、《二手设备评估补贴表》，载明，客户汲永强，52米泵车2台，1台设备编号为10BC54195109的泵车设备抵款价格350万元，评估价格323.408万元；1台设备编号为10BC54195106的泵车设备抵款价格350万元，评估价格323.7155万元。证据5、6、7互信印证，可以证明2013年3月期间，汲永强购买3台62米新泵车时，用本案2010年12月24日《产品买卖合同》中5台泵车中的2台52米泵车作价冲抵货款的事实。对证据5、6、7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结合三一重工提供的一份2014年3月26日鼎天源公司向汲永强发出的《对账函》，一审法院认定，2010年12月24日李成夏与三一重工签订的购买8台泵车的《产品买卖合同》（编号F0002693），虽然以李成夏的名义签订，实际上系李成夏和汲永强共同购买，其中，李成夏购买3台，开具3台泵车的发票；汲永强实际购买5台，5台泵车发票开具在郭延红名下，即登记在第三人郭延红名下。综合李成夏提交的证据分析，造成买卖合同只有李成夏一个人签名的原因，与当时三一重工的销售政策、营销代表等人均有关系，辽宁分公司负责人何乐春在2010年12月29日的《证明》上批注“客户李成夏，付首付款200万元，实际付款人汲永强”，以及2011年3月12日三一重工辽宁分公司苏茫向公司领导提交《关于变更李成夏发票名头的报告》，三一重工辽宁分公司负责人何乐春批注“情况属实”，2013年3月12日的《销售合同简表》上代理商债权部部长批注“李成夏、汲永强于2010年购10台泵车，各占5台”。《销售合同简表》和《关于汲永强采购泵车的函》、《辽宁区域二手设备评估补贴表》互相印证，汲永强用本案买卖合同中的5台泵车中的2台52米泵车作价冲抵货款，用于购买3台新的62米泵车，汲永强没有提供任何反驳的证据，证明两台52米泵车（设备编号10BC54195106、10BC54195109）从哪里购买的，买卖合同的编号等。以上足以证明，三一重工辽宁分公司、三一重工的代理商鼎天源公司对汲永强参与购买泵车以及泵车发票开到郭延红名下完全知情并同意的，汲永强对本案买卖合同中的5台泵车中的2台进行了处置，三一重工的代理商鼎天源公司参与了处置并同意作价折抵购买新泵车的货款，三一重工及其代理商鼎天源公司在催要货款时，即发出《对账函》时，也是分别向李成夏、汲永强对账及催款，各要各的账，买卖合同总价款并没有全部向李成夏催收，故一审法院认定汲永强、郭延红系《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也是合同的相对方，我们不能机械的理解合同的相对性原理，透过表象，分析其本质，根据《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要遵循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汲永强、郭延红实际占有、使用《买卖合同》中的5台泵车，并进行了处置，相应的货款应由其偿还，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合同当事人，并不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五、汲永强、郭延红的诉讼地位的确定问题。在一审法院受理三一重工诉李成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三一重工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汲永强、郭延红为本案被告。李成夏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汲永强、郭延红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承担其付款责任。一审法院审查认为，为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追加汲永强、郭延红为本案第三人，向其邮寄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三一重工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追加原审第三人申请书等诉讼材料，邮件退回以后，一审法院依法公告送达以上诉讼材料。在公告送达的过程中，一审法院受理的（2018）湘0121民初2866号（三一重工诉汲永强、郭延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中，汲永强、郭延红委托律师陈雷作为代理人，本案承办法官多次与陈雷沟通，希望在本案中汲永强、郭延红也委托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并电话告知陈雷本案公告开庭的时间，陈雷在电话中表示已经接受委托，并按时参加庭审。考虑到一审法院向汲永强、郭延红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的是参加诉讼通知书，不是应诉通知书，故其诉讼地位不宜列为被告，一审法院将汲永强、郭延红列为原审第三人。六、三一重工与鼎天源公司的关系及2014年3月26日鼎天源公司向汲永强发出的《对账函》的效力问题。汲永强认可《对账函》上的签字，认为该对账函显示汲永强与鼎天源公司之间的对账关系，而不能证明与三一重工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审查认为，鼎天源公司不是三一牌泵车的生厂商和制造商，虽然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该公司同时也是三一重工在辽宁区域的代理商和经销商，负责三一重工产品的销售、售后服务、货款催收、融资、二手设备租赁等业务，鼎天源公司在本案中与汲永强之间对账的行为，系受三一重工的授权和委托，2014年3月26日鼎天源公司向汲永强发出的《对账函》的法律后果由三一重工承担。汲永强没有提供任何反驳的证据，证明其与鼎天源公司对账的具体内容、向谁购买的泵车、还款情况等等。故一审法院认定三一重工曾经授权鼎天源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与汲永强对账，有对账的行为。七、李成夏购买泵车的情况及还款情况。经审理查明，李成夏于2010年4月22日购买三一重工48米泵车2台，合同金额720万元，合同编号0002506。李成夏于2010年12月24日实际购买三一重工泵车3台，其中48米泵车1台，56米泵车2台，合同金额1375万元，合同编号0002693。李成夏于2013年3月5日购买三一重工62米泵车1台，合同金额630万元，合同编号0000018。以上合计李成夏购买三一泵车6台，合同总金额2725万元。李成夏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对账函》复印件一份，系辽宁鼎天源公司向李成夏发出，载明“截至2016年9月30日，贵公司尚需支付我公司货款2850900元。”三一重工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2、《对账函》复印件一份，系辽宁鼎天源公司向李成夏发出，载明“截至2017年5月31日，贵公司尚需支付我公司货款2840730元。”备注“上述货款金额为房产抵款，因房产开发商未办理产权证导致暂未入账，特此说明”，李成夏加盖私人章。三一重工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李成夏与辽宁鼎天源公司有业务关系，不必然指向本案的货款。证据3、李成夏与三一汽车制造公司《抵房协议》（3份），李成夏用世茂寰海城别墅抵款金额1520000元，另大连悦丽抵款金额1320730元，与对账函（编号9140）互相印证，即抵房款合计2840730元；截止2016年9月30日，减去抵房实际欠款为10170元，另一份抵房协议抵债300多万。三一重工质证认为，三份抵房协议的真实性有待核实，关联性有异议，三份协议同时提到了本案的买卖合同以及案外的买卖合同，需要回去核实如何入账。证据4、从2010年4月26日至2017年3月29日，通过电汇、网上转账、承兑汇票、收款证明、《抵房协议》等还款方式，分别向三一重工、鼎天源公司偿还货款，用房产抵账给三一汽车，折抵三一设备款，以上合计还款金额2725万元。2017年3月29日的一份《兴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单》载明“付款户名：刘新文；收款户名：鼎天源公司；转账金额：10170元；转账用途：泵车尾款。”三一重工质证认为，经过核实，李成夏提供的付款凭证上的金额，三一重工确实收到了，认可他们的还款。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汲永强、郭延红无关。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证据1、证据2、证据3只是说明三一重工曾经与李成夏对账及李成夏曾经通过以房抵债的形式还货款，三一重工在质证李成夏提供的证据4时，已认可其还款，故一审法院对证据1、2、3、4的证明效力，予以采信。李成夏在本案买卖合同中实际购买3台泵车，总计购买6台泵车，如果不算总账，无法查清事实，三一重工及代理商鼎天源公司在催款时，也是按照李成夏的欠款总金额催收的，三一重工也认可李成夏的还款情况，李成夏已经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与三一重工之间因买卖设备的货款已经清偿完毕。八、汲永强、郭延红在本案中应该偿还货款的数额及认定。一审法院审查认为，2010年12月24日，三一重工与李成夏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F0002693）。总计8台泵车，合同总价款3640万元。其中李成夏购买3台泵车，合同金额1375万元；汲永强购买5台泵车，其中包括3台52米泵车，2台56米泵车，合同金额2265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三一重工已举证证明按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汲永强、郭延红作为5台泵车的实际占有人、使用人，应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中，李成夏已经还清欠款，三一重工主张本案买卖合同项下所欠货款3147799.13元，汲永强、郭延红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还清欠款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汲永强、郭延红尚欠三一重工货款3147799.13元。一审法院认为，一、三一重工与李成夏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或者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李成夏系名义上的购买人，实际由李成夏和汲永强共同购买，如上文分析，李成夏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已经向三一重工付清货款，故三一重工要求李成夏支付所欠货款3147799.13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予以驳回。二、如上文阐述，汲永强、郭延红购买5台泵车，占有、使用、收益、处置，其应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经还清5台泵车的欠款，5台泵车登记在郭延红名下，郭延红即为机动车所有人，郭延红与汲永强系夫妻关系，郭延红参与泵车的上牌、经营及管理，因购买泵车而产生的债务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两人共同财产清偿，故对三一重工要求汲永强、郭延红支付所欠货款3147799.13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产品买卖合同》第十四条违约责任约定“买受人逾期付款的，按逾期的金额每日向出卖人支付万分之六的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5%”，汲永强、郭延红购买的5台泵车的合同金额2265万元，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一审法院酌情按照欠款金额3147799元的4%计算，违约金为125912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三一重工对李成夏的诉讼请求；二、汲永强、郭延红共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三一重工货款3147799.13元及违约金125912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4149元，由三一重工负担1440元，由汲永强、郭延红负担3270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三一重工负担。在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三一重工提交以下证据：《货款催收协议》，拟证明三一重工委托鼎天源催收货款。李成夏质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李成夏和鼎天源公司之间有完整的对账函，所有货款均已还清。汲永强、郭延红质证如下：一、货款催收协议的甲方是鼎天源公司，不是三一重工，该协议有14页，只看到了十页，货款协议当中抬头主体下面有一个丁方，丁方是谁不清楚。虽然汲永强、郭延红在辽宁地区与鼎天源公司对账，但对账的前提是鼎天源公司取代了三一重工和鼎天源公司的主体资格。鼎天源是债权转让中的债权人，至于三一重工、三一汽车与鼎天源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代理权限、代理范围、催款手段，汲永强、郭延红并不清楚，协议也看不出具体内容，仅仅只是个催款协议，而不是代理协议。汲永强、郭延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合同主体变更协议》，拟证明2013年6月1日，三一汽车、三一重工、汲永强签订协议，三方同意三一重工将其与汲永强于2013年6月1日前签订的所有未执行完的《产品买卖合同》及权利义务转让给三一汽车。而本案诉争的合同发生在2010年。如果该诉争合同需汲永强承担责任，其履约的对象也应是三一汽车，三一重工诉讼主体错误。证据二、《还款协议》，拟证明鼎天源公司为三一重工、三一汽车在辽宁的代理商。经对账，截止2015年11月25日，汲永强、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共计欠鼎天源公司、三一重工等3552.75万元，自2015年11月25日，三一重工、中国富康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即将上述债权转让给鼎天源公司。将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汲永强名下两台泵车（辽Ｂ×××××、辽Ｂ×××××）作价800万，抵扣上述部分货款，同时鼎天源公司于20个工作日内将其余三台泵车返还汲永强、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鼎天源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和4月22日各返还一台，尚有一台泵车至今未返还。证据三、泵车抵账证明，拟证明2016年4月19日，辽Ｂ×××××、辽Ｂ×××××两台泵车作价800万元，冲抵汲永强及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所欠三一重工、鼎天源公司与中国富康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设备款。证据四、对账函，拟证明截止2016年3月31日，通过车辆抵款、现金还款等，汲永强仅欠鼎天源公司14732864元。证据五、以房抵款明细，拟证明自2017年初至2017年7月19日，汲永强及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共向鼎天源公司、鼎天源公司抵房37套，合计14125196元，上述房产均办理过户至三一汽车名下。结合证据一至证据四，汲永强、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共欠鼎天源公司60余万元，故三一重工起诉汲永强等300余万元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证据六、离婚证，拟证明2015年5月11日，汲永强和郭延红离婚。三一重工质证如下：证据一的公章很模糊，真实性存疑，即使协议真实，也是汲永强签订买卖合同项下的义务，不是本案的。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辽宁鼎天源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如果没有证据证明鼎天源公司债权转让有三一重工和中国富康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合法授权的话，协议有效性有待考证。对于证据三，三性不予认可，落款的鼎天源公司，盖章是大连分公司，该公司是否存在不知道。对于证据四，该对账单有鼎天源公司的签章，签章应该是真实的。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是李成夏签订的买卖合同，对账函针对的是汲永强，对账函的编号与我们一审开庭提交的编号有差别，从财务的角度来说，每一笔订单可以独立识别，对账函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证据五，是复印件，对三性有异议，且仅有经办人落款，对于抵房以一审法院查明的为准。对于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是2015年5月11日之前，汲永强和郭延红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应当承担责任。李成夏质证如下：汲永强的证据是针对与三一重工的，与我无关，不予质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三一重工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虽然三一重工未提交证据原件，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本院对三一重工委托鼎天源公司催收货款这一事实予以认可，其他证明目的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审查。对汲永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于证据一，三一重工虽对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存疑，但并未提出充分证据否认该公章的真实性，亦未申请公章的真伪鉴定。且该证据与三一重工在一审中提出的三一汽车出具的《债权转让说明》相互印证，故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中没有三一重工的盖章，现三一重工仅对还款数额予以确认，并未对债权转让的事实予以追认，故对三一重工认可的还款协议中的部分事实予以认定。证据五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但三一重工对汲永强已用36套房产用以清偿债务予以认可，故本院对三一重工自认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汲永强（甲方）、三一重工（乙方）、三一汽车（丙方）于2013年签订《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编号LN0054），主要内容为三方同意乙方将其与甲方于2013年6月1日前签订的所有未执行完的《产品买卖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中乙方所属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丙方，包括但不限于收款、发票。二、2015年11月27日，鼎天源公司（甲方）、汲永强（乙方）、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丙方）、郭延红（丁方）签订《还款协议》，主要内容为：截止至2015年11月25日，乙方、丙方共计拖欠甲方及三一重工、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富公司）合计人民币3552.75万元。其中汲永强欠辽宁鼎天源公司810万元；汲永强欠三一重工1988.931万元；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欠康富公司753.819万元。三一重工、康富公司已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辽宁鼎天源公司。五方在协议中还约定了抵房还款、抵账房产的要求相关税费的负担、以车抵款等内容。汲永强、鼎天源公司、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在协议上盖章。三一重工认可鼎天源公司的对账事实及欠款数额，但对债权转让等事实不予认可。三、2016年4月19日，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汲永强）于2016年4月19日将两台三一重工Ｅ系列泵车（车牌号码：辽Ｂ×××××、辽Ｂ×××××）过户到鼎天源公司大连分公司名下，两台泵车残值共计800万元，款项用于冲抵欠款。四、鼎天源公司向汲永强出具《对账函》，确认截止2016年3月31日，汲永强尚需支付货款14732864元。五、汲永强出具37套抵货款房产的明细，三一重工认可其中的36套房产用于抵扣货款。六、2020年3月4日，三一重工向本院提交了鼎天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一）、2015年11月25日，鼎天源公司与汲永强对账，汲永强欠鼎天源810万元（合同号：ＤＴＹＥＱ-0000030），欠康富公司753.819万元（融资合同号：ＫＦＺＬ-2012-1048），欠三一重工1988.931万元（其中汲永强欠三一重工768.768万元，合同号ＢＳ20110007604，李成夏订单欠三一重工1220.163万元，合同号Ｆ0002693）。以上各部分欠款均未含违约金、利息、诉讼费用。（二）、2015年11月27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合计拟入账房产13868614.52元，以办理产权证时间计入账时间，合计入拟账房产36套。其中汲永强（鼎天源）订单拟入账47.68万元，李成夏（汲永强）订单拟入账1220.163万元，汲永强（三一重工）订单拟入账118.2045万元。（三）、汲永强截止2016年3月31日对账数额1473.2864万元数额组成是汲永强（鼎天源）欠款762.32万元与汲永强（三一重工）欠款710.9664万元之和，不包括康富公司订单和李成夏（汲永强）的欠款。（四）辽Ｂ×××××和辽Ｂ×××××两台车已过户至鼎天源大连分公司名下，抵债金额800万元，拟用来冲抵汲永强欠康富订单的欠款。汲永强对该情况说明不予认可，并认为存在少交付车辆、鼎天源公司尚有货款未退还给汲永强、涉案合同与汲永强无关等情形。本院经审查查明的其他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汲永强、郭延红是否系本案的当事人，涉案未付货款应由谁来承担。二、涉案合同尚款支付的货款数额是多少？三、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据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各方提交《产品买卖合同》（编号F0002693、编号0002506）、三一重工向李成夏发出的《对账函》（2014年3月26日）、鼎天源公司向汲永强发出的《对账函》（2014年3月26日）、机动车发票、变更发票的报告、汲永强、李成夏签字的《证明》（2013年11月28日）、三一重工辽宁分公司的《证明》（2010年12月24日）、《销售合同简表》、《关于汲永强采购泵车的函》、《二手设备评估补贴表》等证据后，对各方提供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并认为，诉争编号为F0002693的《产品买卖合同》虽是李成夏与三一重工签订的，但实际上是基于当时三一重工“买十赠一”的销售政策，由李成夏和汲永强共同购买，李成夏购买了8台中的3台，汲永强购买了剩下的5台，该认定客观、有据。汲永强在2013年11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中也认可案涉8台泵车实际为李成夏与汲永强两人共同采购，李成夏购买了3台，汲永强采购了5台。本案还查明，汲永强对案涉的2台52米泵车进行评估作价后用于冲抵了后续购买的3台新的62米泵车的部分货款，三一重工的代理商鼎天源公司参与了作价折抵购买新泵车的货款的处置，再结合鼎天源公司在催要货款时，也是分别与李成夏、汲永强对账及催款，各要各的账，而非全部向李成夏对账、催收、合同的履行等情况来看，一审法院遵循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查明李成夏已支付完其应承担的货款后，确定由汲永强、郭延红作为另外5台车辆的实际占有、使用、处分人，承担相应货款的偿还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如前所述，三一重工与李成夏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F0002693）中所涉的8台泵车，其中汲永强购买5台泵车。本案中，李成夏已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还清欠款，三一重工在一审中主张本案买卖合同项下所欠货款3147799.13元，汲永强、郭延红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还清欠款，亦无法证明已按2015年11月27日《还款协议》约定消偿三一重工款项的事实，故应由其承担偿还相应货款的责任。二审中，三一重工提交了由鼎天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2015年11月25日对账协议中汲永强欠三一重工1988.931万元，包括本案所涉李成夏订单中的欠款1220.163万元。汲永强的房产2015年11月27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入账金额为13868614.52元，其中涉案合同入账1220.163万元。从上述情况说明中可以看出，三一重工自认本案所涉合同项下的金额已通过以房抵款的方式履行完毕，汲永强在本案所涉合同的货款已还清，故本案中如再判决汲永强承担还款责任已丧失事实基础。关于违约金，从双方提交的房产抵账信息来看，汲永强以其所有的房产陆续在清偿债务，因此，本院综合考虑实际损失，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对三一重工的违约金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一）汲永强上诉称本案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长沙县人民法院不具有管辖权，应移送到合同履行地及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院认为，确定本案案由，需要区分当事人间发生争议的是哪份合同，现因本案是原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诉至一审法院，则案件诉讼标的是原合同的权利义务，故一审法院按原合同类型确定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正确。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诉争的《产品买卖合同》第十六条第1点约定：“因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争议，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议不成各自可向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本案长沙县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二）汲永强、郭延红上诉称，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三一重工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鼎天源公司的《债权转让说明书》并未在开庭前送达给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对他们不产生法律效力，鼎天源公司为适格的主张权利的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应当通知债务人，但上述规定并未限制通知的形式，即通知的形式并非仅限于书面通知，债权受让人以原告身份起诉并持有相应的债权凭证，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该诉讼行为可视为履行通知义务。本案中，三一重工在一审中提交了鼎天源公司出具的《债权转让说明》，三一汽车亦在二审中向本院明确称已将案涉债权全部转让给三一重工，加之本案中的债权转让并没有致使债务人错误履行债务、双重履行债务或加重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负担等情形存在，因此，汲永强、郭延红仅以未通知为由，否认债权转让对其发生法律效力，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三）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作出详细的阐述，本院不再赘述。补充一点，根据二审中汲永强提交的证据，双方在2017年后仍在按以房抵债的方式履行还款义务，故汲永强、郭延红认为三一重工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四）经查阅一审庭审笔录，审判人员在庭审中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汲永强上诉称一审法院在证据审查过程中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二审中三一重工自认本案所涉货款已全部清偿，故本案判决由汲永强、郭延红承担还款责任已无事实基础，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8）湘0121民初286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414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440元，由汲永强、郭延红负担327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149元，由汲永强、郭延红负担17075元，由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707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学里审判员  姜 文审判员  张文欢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陈 聪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