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9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尚秀英，女，1946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彬，男，1949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民，男，1963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春凯，男，1983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商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菊，山东荟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宜坤，男，197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丽，北京市观韬（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北京市观韬（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尚秀英、张文彬因与被上诉人徐春凯、张宜坤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2019)鲁0126民初3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尚秀英、张文彬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商河县人民法院（2019）鲁0126民初302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尚秀英、张文彬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徐春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一审没有对尚秀英、张文彬当庭提供的证据（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标的物沿街商业房屋建设出资支出明细）组织质证，从而没有采信这一对事实认定有重要作用的证据，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是张宜坤夫妻经手自建的沿街商业用房，符合镇规划，避开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涉及的房屋是尚秀英、张文彬在2001年前后举全家之力建起来的，一审认为是张宜坤夫妻经手自建的沿街商业用房与事实不符。张文彬在交土地租赁费时让白桥供销社会计写的张宜坤的名字，建设中也是倾尽全家钱财，有较为详尽的出资明细，一审法院未对尚秀英、张文彬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致使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根据白桥镇小城镇建设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和依职权对小城镇建设办公室负责人的调查认定涉案房屋符合镇规划认定事实不清。城镇规划主管部门是县级政府建设规划部门，小城镇建设办公室只是乡镇政府工作部门，不是县政府规划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其权限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其工作职责之一是对报建工程进行初审并上报主管部门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白桥镇小城镇建设办公室无决定城镇规划的职能，所以出具的证明不具有法定证明力。不管是白桥镇小城镇建设办公室的证明还是一审法院的调查，只是证明涉诉房屋符合镇统一规划，均无法证明白桥小城镇规划符合商河县城乡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更不能证明符合镇规划的建设就不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需要主管部门批准。没有有权单位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没有主管部门批准建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的规定，徐春凯与张宜坤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属于绝对无效。另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注意无效与可撤销、未生效、效力待定等合同效力形态之间的区别，准确认定合同效力，并根据效力的不同情形，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认相应的民事责任。而本案一审法院没有依职权认定涉诉房屋租赁合同效力，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三、认定房屋租赁合同当事方张宜坤构成表见代理，不属于签订合同双方恶意串通侵害第三者利益也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涉诉租赁合同并不是2014年签订，现尚秀英、张文彬的女儿和分家协议证明人尚强等证言，2014年徐春凯、张宜坤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价格是每年27000元，2019年5月应到期，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签订时间是2014年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事实是张宜坤在合同到期前为了不让尚秀英、张文彬占有分家协议确定的养老房屋，与徐春凯串通另行签订的长期合同，将合同签订时间提前到2014年，延后到2029年，损害尚秀英、张文彬合法权益，达到不让尚秀英、张文彬管理分家协议约定的养老房屋的目的。四、老年人权益理应得到保护。本案虽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但本质上涉及到老年人权益保护，《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老年人住房保障；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居住或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本条第二款规定，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房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第七十二条侵权救济；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或者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张宜坤不履行分家协议约定，应当给尚秀英、张文彬的养老房屋不交付给老人且与徐春凯恶意串通，故意加长租赁期限，严重侵害了老年人合法权益。尚秀英、张文彬均已七十多岁，如果合同到2029年终止，尚秀英、张文彬对养老房屋的管理控制在有生之年能否实现都成了大问题。张文彬退休前因一直在乡镇供销部门工作，没有享受房改房，也没有能力在县城购买商品房，农村的宅基地按照村集体规定只能落在儿子名下。尚秀英、张文彬在农村居住的是小儿子的房屋，现在老了没有自己的住所，没有自己能管理控制的空间，安度晚年有困难。一审法院的判决这是堵了尚秀英、张文彬安度晚年的路。综上，尚秀英、张文彬认为，本案一审审理程序违法，没有对尚秀英、张文彬一审当庭出示的证据组织质证，没有依法依职权认定涉诉房屋租赁合同效力，没有认定涉诉合同属于徐春凯、张宜坤恶意串通损害尚秀英、张文彬合法权益的事实。回避法律明文规定。徐春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宜坤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尚秀英、张文彬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一、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一审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已组织质证并记录在案，张文彬、尚秀英关于一审不组织质证、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张宜坤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对张文彬、尚秀英提交的建房支出明细进行了质证，张文彬、尚秀英提交的三页明细中蓝色笔记是张宜坤妻子邢桂兰所写，内容是2001年张宜坤夫妻建房时的支出明细。2006年左右张文彬以老二想建房需要参考一下张宜坤建房时的成本为由，找张宜坤要支出明细，张宜坤让妻子比着自己留存的建房记录抄了一份给父亲，万万没想到作为父母的张文彬将大儿媳写的明细账拿来作为自己建房的证据与长子即张宜坤对簿公堂。张文彬、尚秀英在一审也自认其与张宜坤夫妻经济上一直是独立的，2001年建房是张宜坤夫妻负责施工的，张文彬、尚秀英根本没管。不能因为一审判决对张文彬、尚秀英自相矛盾的说辞没有采信、对张文彬、尚秀英提交的原本属于张宜坤的证据材料没有采纳就认定一审程序违法。二、一审已查明张宜坤与徐春凯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以保护。一审法院根据商河县白桥镇小城镇建设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以及调查核实的情况，认定涉案房屋符合城镇建设规划是正确的。张宜坤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有权对外出租。徐春凯自2004年租赁张宜坤的房屋至今已15年之久，且租期仍未满，租赁费用一直是由徐春凯支付给张宜坤，张文彬、尚秀英此前从未提出异议。从张文彬、尚秀英在一审时提交2003年张宜强与徐春凯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也可以看出张文彬、尚秀英、张宜强对张宜坤出租房屋给徐春凯一事一直是明知的，租赁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张文彬、尚秀英关于租赁合同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三、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不存在侵害老年人权益的问题。一审已查明张文彬、尚秀英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理由均不成立，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结论正确无误。张宜坤再次强调：一审已查明是张宜坤租地自建沿街商业楼，房屋所有权当然应归张宜坤。2017年在张宜坤不在场的情况下制作的分单图中标注尚秀英名字的房屋所有权人是张宜坤，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唯一通往二楼的不适合居住的拐角房单独划出给老人养老，且分单上注明老人在世房产不准处理转卖外人也说明并没有将房屋所有权归尚秀英。根据农村风俗习惯和老人意愿，张文彬、尚秀英一直跟幼子张宜强一家生活在老家北院。张文彬、尚秀英有退休金且种地养牛，生活无忧，根本不存在养老困难的问题。张文彬、尚秀英将老家不适合居住的南院分给张宜坤也是因为其知道张宜坤在镇上有房，作为长子的张宜坤也多次表示愿意为老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但老人坚定的表示就在老家养老哪都不去。因此，张文彬、尚秀英上诉称侵害了其老年人的权益，无法安度晚年完全是无稽之谈。综上所述，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张文彬、尚秀英的上诉请求。尚秀英、张文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徐春凯与张宜坤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徐春凯腾退因房屋租赁合同占用的房屋；2.涉诉费用由徐春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商河县白桥乡统一规划建设商业街，当时张文彬担任白桥供销社（已破产）主任。2001年5月、2001年12月先后两次均以张宜坤之名向原白桥供销社缴纳土地租金共计36300元，租赁了原白桥供销社位于现白桥镇常丰街与和谐路交叉口西北角处处的地块，租赁期限未作明确约定。2002年由张宜坤夫妻经手在该地块处建设沿街商业用房共计14间（上下各7间）。该楼房至今没有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没有办理房屋产权手续。2017年尚秀英、张文彬夫妇对上述沿街楼房、后期在该沿街楼房北侧加盖的朝东向沿街楼房以及老家的两个院落进行分家析产并绘制了分单，由张宜坤（尚秀英、张文彬之长子）、张宜强（尚秀英、张文彬之次子）兄弟二人及证明人尚强、朱世兴签字确认。从该分单绘制图上看朝南向记载为张宜坤，东南向记载为尚秀英，朝东向记载为张宜强，该图左侧记载“注老人在世房产不准处理转卖外人”，下方记载“老家南院归张宜坤北院归张宜强”，“每年每人交养老金一万元”。本案争议的房产即为该图中朝东南方向标注“尚秀英”的拐角房屋。该房屋及紧邻的西边两间楼房现由徐春凯租赁使用。2019年10月24日山东省商河县白桥镇小城镇建设办公室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证明徐春凯现承租的该楼房符合城镇建设规划。本案中，三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张宜坤与徐春凯之间签订的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尚秀英、张文彬主张，涉案的房产并没有办理房产证也没有办理规划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依法不符合出租的条件，应当认定无效；涉案房产是全家共同建房，分家之前全家共同共有，张宜坤单方出租，侵犯了其他人的权益；分家后尚秀英、张文彬对本案争议房屋具有合法的用益物权，张宜坤与徐春凯签订的租赁合同侵犯了尚秀英、张文彬的权益，依法认定无效。徐春凯主张，涉案房屋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租赁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涉案14间楼房是张宜坤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建设的，其父亲出砖和4000元，均应当认定为张宜坤对其父母的借款，其父母不应当主张产权。如果其父母认为其对房屋有产权，该房屋土地手续合法正当，那么不能因为张文彬时任供销社主任就不写其名字。从张宜坤夫妻全权负责14间房屋的建设，也能看出14间房屋产权属于张宜坤，徐春凯先后共租赁涉案房屋长达15年之久，除张宜坤外并无人问津，且租赁合同早于分单，应当认定租赁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张宜坤主张，同意徐春凯的意见。在2004年起徐春凯就租赁该沿街商业房的部分房屋进行经营。2014年5月，张宜坤将该沿街楼房的东边三间楼房（含本案争议的朝东南方向标注在“尚秀英”名下的房屋）出租给徐春凯使用，租赁期限为15年，至2029年5月15日到期。尚秀英、张文彬提交分单绘制图一份，拟证明争议的房屋归尚秀英、张文彬所有；提交商河县人民法院（2014）商执字第41-4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实涉案14间房产为全家人共同所有，并主张当初因涉被执行人张文彬的案件曾被法院查封过，因该笔借款用于单位，后来单位偿还贷款后，房屋解封。徐春凯认为对尚秀英、张文彬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法院民事裁定书与张宜坤交款取得白桥供销社土地使用权的收据相矛盾，裁定书不是产权确权证明，也不能认定房屋是张文彬所有，但从该房屋能被查封，证明其符合城镇规划手续。对分单，徐春凯认为从字面上理解，之所以在涉案房屋处写上尚秀英名字，是为了保障将来的养老问题，所以才注明每人每年养老金1万元，不能证明尚秀英对房屋有所有权，更不能认为是养老屋。闹市区的商业房作为养老屋不符合常理，该分单同时注明老人在世房产不准处理转卖外人，若属于老人所有，老人具有完全处分权，不可能再做注明，因此涉案房屋处书写尚秀英的名字不是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只是让张宜坤保障其老人有房屋居住。张宜坤主张分单是在老家绘制，其当时并不在现场，具体怎么分的不清楚。后来表弟尚强拿到白桥让其签字，签字之前张宜坤问尚强，拐角处的一间房怎么写上了母亲的名字，尚强说母亲来白桥镇时居住。所以说并不是说这间房子给母亲了。关于民事裁定书是父亲张文彬在供销社干主任的时候，涉及供销社的贷款外债，当时查封涉案房屋14间，张宜坤并不知情。徐春凯庭审中提交房屋租赁合同1份、白桥小城镇建设办公室证明1份、缴纳房屋租金证明1份、收款凭证（2001年张宜坤缴纳土地租金的）复印件1份。并主张2018年交纳房租时，因为张宜坤在济南买房子要求一次性支付五年租金，所以徐春凯自己取款几万元，又从他人处借款以现金方式支付了五年的房租。尚秀英、张文彬主张，房屋租赁合同和缴纳租金证明均是后补的，对此不予认可，而且该证明涉及金额为175000元，如此大的数额，应当提交转账凭证予以证实，否则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白桥小城镇建设办公室证明不予认可，该证明没有经办人的签字，不符合证据要件。对收款凭证复印件无异议，但当时张宜坤妻子说收据没了。张宜坤对徐春凯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并主张合同和租金证明均不是后补，徐春凯所说完全属实。尚秀英、张文彬在庭后还补充提供了商河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土地租金是张文彬缴纳，收据上写的是张宜坤的名字；2003年张宜强与徐春凯签订的租赁协议1份；仅有张宜强单方签名的与山东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分公司签订的营业厅房屋租赁合同书1份。经过质证，徐春凯主张对商河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具的证明情况不了解，但该证明性质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对张宜强与徐春凯签订的租赁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当时张宜坤说他没在家，让与张宜强签订协议，但租金交给了张宜坤。对与山东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书真实性不认可，只有张宜强单方签字，无法认定合同是否真正履行。张宜坤主张对商河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具的证明不认可，因为父亲张文彬当年是白桥供销社主任，张甲庆是会计，当时就是他俩说了算，他们关系很好，该证明不可采信。涉案房屋的土地租金是张宜坤让父亲代交，父亲交完钱又将土地租金收据交付张宜坤。县供销社不可能知道这个钱是谁的，如果是父亲的钱怎么能写张宜坤的名字。张宜强与徐春凯签订的租赁协议是真实的，因张宜坤当时没在家，就委托弟弟张宜强签的合同，但徐春凯将租金交付张宜坤。对与山东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书不知道不认可，移动公司都没有盖章。庭后，一审法院依职权对白桥镇小城镇建设办公室主任于化明进行调查，其对出具证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并且再次明确表明涉案楼房是属于镇政府统一规划。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房屋是以张宜坤名义向原白桥供销社缴纳土地租赁费租赁土地，并由张宜坤夫妻经手自建的沿街商业用房，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没有办理产权手续。2017年尚秀英、张文彬制作了分单，将上述楼房中朝东南方向的拐角处楼房标注在“尚秀英”名下，但从现有证据和房屋现实使用现况来看，标注在“尚秀英”名下的房屋与西邻朝南方向标注在张宜坤名下的楼房，自2014年起即由徐春凯一并租赁使用至今。尚秀英、张文彬主张该租赁合同无效的理由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该房屋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二是张宜坤单方出租侵犯了分家前的共有人及分家后实际所有人的权益，但是根据本案商河县白桥镇小城镇建设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及一审法院调查核实情况，可以认定涉案楼房是符合城镇建设规划的。分家前，当时作为出租人的张宜坤是家庭成员之一，结合张文彬提供的2003年张宜强与徐春凯签订的租赁协议来看，同为家庭成员的张宜坤、张宜强两兄弟与徐春凯签订租赁协议，徐春凯都是有理由相信出租人有出租权的，所以本案房屋租赁合同也不存在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故尚秀英、张文彬要求确认张宜坤与徐春凯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并要求徐春凯腾退基于该合同占用房屋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尚秀英、张文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尚秀英、张文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文彬、尚秀英申请证人尚强出庭作证，证明分家协议的真实性；涉诉合同并非落款的起止时间，而是分家协议后张宜坤为了不让尚秀英、张文彬占有使用分家养老房屋，与徐春凯串通签订的合同。徐春凯对证人证言质证称，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尚秀英、张文彬在上诉状表示“证人证明2019年5月合同已经到期”，尚秀英、张文彬分家在2017年，证人尚强的陈述与上诉状相矛盾，且尚强与尚秀英有利害关系。张宜坤对证人证言质证称，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尚强与尚秀英是亲戚，且尚强妻子与张宜强妻子是堂姐妹，不可采信，尚强陈述的内容与尚秀英、张文彬的陈述自相矛盾。张宜坤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1.老家南院房屋状况的录像，证明尚强拿分单给张宜坤签字时表示在张宜坤的房子上写上母亲尚秀英的名字是因为父母分给张宜坤的老家南院无法居住，为了让张宜坤保证老人跟着张宜坤生活时有地方住才将分单图上标注上了母亲尚秀英的名字，并不是将房屋所有权给了父母。通过录像可以看出老家南院确实缺乏基本的居住条件，张文彬、尚秀英和小儿子已当做牛棚和仓库使用。张宜坤认为尚秀英、张文彬在张宜坤房子图上写上尚秀英的名字，只是为了让尚秀英、张文彬放心儿子不会不管父母，并非将房屋所有权给父母。2.老家北院房屋状况图的照片2张，证明尚秀英、张文彬自愿跟随次子居住在北院多年，该房屋结构和配套设施完善，四周环境好，适宜老人居住养老，尚秀英、张文彬并非老无所养。3.徐春凯租赁的房屋内部情况的录像，证明该房屋内没有下水道、没有厨卫，门外就是马路，且是去往二楼的唯一入口，根本不适合居住养老，尚秀英、不可能来居住，更不可能将该房单独划出归尚秀英、张文彬所有。通过以上三组证据对比可以证实：尚秀英、张文彬很清楚涉案房屋是长子张宜坤的房产，并非是分给尚秀英、张文彬的养老房屋，尚秀英、张文彬也不可能来住，张宜坤多次明确表示要为父母提供更好的养老条件都被拒绝。张文彬、尚秀英背着长子制作分单图、将名字写在张宜坤房产位置上，以及提起本诉的目的很明显都是在为次子争夺长子房产。证据二，2001年建房时张宜坤妻子邢桂兰记载的建房支出明细账2页，证明尚秀英、张文彬提交的3页明细账蓝色字体实际是大儿媳邢桂兰所写，是张文彬找张宜坤要建房明细时邢桂兰根据自己的原始记录誊抄给张文彬的，14间沿街商业房是张宜坤夫妻出资租地自建，属于张宜坤所有，与尚秀英、张文彬无关。尚秀英、张文彬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涉案沿街商业房是否适合居住也不是本案应该讨论的问题，关于老家的两排房屋，按照农村的风俗，集体土地上的住宅都是分给儿子的，作为老人本身没有。老人居住也只能居住在宅基地属于儿子的房屋中，当宅基地的房屋儿子的一家人住房紧张时，老人在此居住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张宜坤以录像来证明老人目前的居住状况是不合适的。对证据二，张文彬平时都是让邢桂兰记账的，但是钱都是张文彬自己出的。徐春凯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一没有异议，请求法院核实证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二、徐春凯是否应腾退租赁合同占用的房屋。关于争议焦点一，尚秀英、张文彬主张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无效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涉案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二，涉案房屋分家前系全家共同建房，分家后尚秀英、张文彬对涉案两间房屋享有用益物权，张宜坤无权处分涉案房屋。其三，张宜坤与徐春凯恶意串通，损害张文彬、尚秀英合法权益。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涉案房屋虽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商河县白桥镇小城镇建设办公室出具证明，表明涉案房屋符合城镇建设规划，一审法院亦依职权到白桥镇小城镇建设办公室进行调查，且组织尚秀英、张文彬、徐春凯及张宜坤对调查笔录进行质证，对该份证明本院予以采信，涉案房屋符合城镇建设规划。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该条规定，无权处分场合的合同仍然有效，在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取得处分权时当然发生权利变动的结果；在权利人不予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不能取得处分权场合，不发生权利变动的结果，无权处分人要承担违约责任；在处分行为被追认或者被补正前，权利变动的结果是否发生处于未定状态，但合同效力并非待定而是确定有效。故本案张宜坤对涉案房屋是否有处分权并不影响涉案租赁合同的效力。第三，尚秀英、张文彬主张张宜坤与徐春凯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系恶意串通，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故本院对尚秀英、张文彬该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对尚秀英、张文彬要求确认涉案租赁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2017年尚秀英、张文彬夫妇分家析产，绘制了分单，由张宜坤、张宜强兄弟二人及证明人尚强、朱世兴签字确认。该分单系尚秀英、张文彬、张宜坤、张宜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涉案房屋尚未取得权属证书，但根据分家单可知，尚秀英、张文彬对标注为“尚秀英”的房屋，即涉案分单绘制图上东南向楼上楼下两间房屋，尚秀英、张文彬享有居住使用权。现徐春凯占有使用尚秀英、张文彬享有居住使用权的房屋，没有法律依据，张文彬、尚秀英要求徐春凯腾退分单中尚秀英、张文彬享有占有使用权的房屋，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但张文彬、尚秀英要求腾退涉案分家单中标注由张宜坤占有使用的房屋，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文彬、尚秀英诉称本案一审法院未对其提交的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标的物沿街商业房屋建设出资支出明细进行质证，经本院审查，该份证据已质证，故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尚秀英、张文彬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2019)鲁0126民初3021号民事判决；二、徐春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商河县白桥镇常丰街与和谐路交叉口西北角处沿街房东南向楼上楼下两间房屋（详见分单绘制图）腾退给尚秀英、张文彬；三、驳回张文彬、尚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徐春凯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尚秀英、张文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松成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侯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