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8民终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春生，1954年5月13日出生，男，汉族，佳木斯市华信机筛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铁汉，黑龙江鸿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国福，1950年7月27日出生，男，回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薄海财，黑龙江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佳木斯市华信机筛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光复路1877号。法定代表人：杜春生，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孙绍坤，1957年5月14日出生，女，汉族，无职业，住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杜春生因与被上诉人马国福、原审被告佳木斯市华信机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孙绍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2019）黑0803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调查及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春生上诉请求：1、改判原审被告华信公司全部承担被上诉人马国福借款本金及利息，上诉人无需承担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华信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诉争的借款300000元的借款人是华信公司并非杜春生。一、上诉人杜春生系华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以华信公司的名义向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虽转款给上诉人个人，但该笔款全部汇入华信公司账户，当日被上诉人即收到华信公司出具的借据，每年华信公司支付借款利息。二、上诉人杜春生的行为并未超过华信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华信公司亦明确该笔款项在公司授权范围内。三、原审认定该笔借款全部用于华信公司经营所用，受益人是华信公司，而且不存在人格混同的事实和证据。四、原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二款，本案借据是华信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并不是上诉人杜春生个人签订的合同。在2018年4月22日被上诉人起诉后要求杜春生签字，只能表明杜春生作为法定代表人对公司债务的确认，不能认定是共同借款人，不属于追认，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改判。五、原审法院对华信公司与被上诉人马国福共同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的真实性确认，原审认为杜春生在借据上签字是追认权，对抵押还款协议不确认追认权，明显枉法。六、原审认定杜春生代替华信公司支付马国福两次利息认定与公司共同承担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马国福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杜春生和华信公司应共同偿还案涉借款本息。杜春生向马国福借款300000元，款项均汇入杜春生个人银行卡中，华信公司出具欠款凭据，杜春生及华信公司均偿还过利息。因收款人是杜春生，还款人是杜春生和华信公司，所以是杜春生和华信公司共同借款。杜春生称借款用于公司支出的说法，无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其提供的证明借款支出的证据均为其单方制作的账目说明，无直接转账证据。依据国务院《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的规定，“现金用途和结算的起点为1000元，超过1000元时，必须通过单位正式账户转账结算”。华信公司自作的账目体现，其违法的以大量现金方式制作假账，其行为违背上述规定。因该证据具有违法性而不能认定。杜春生和华信公司均偿还利息，说明华信公司账目混乱，完全由杜春生家庭控制。二、杜春生所述的“抵押”，是杜春生主张的意向性的，未实际操作。华信公司辩称，该笔欠款是公司所借，由公司出具借据并偿还利息，不应由杜春生个人偿还。孙绍坤述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马国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300000元；2.判令三被告按月息2%支付从欠款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三被告对上述欠款本息互相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杜春生系朋友关系，被告杜春生系被告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3日被告华信公司通过被告杜春生向原告借款200000元，约定利息为月利率1.2%，借款期限为一年，被告华信公司为原告出具往来资金结算票据，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被告杜春生200000元，履行了出借义务。2015年5月3日被告华信公司再次通过被告杜春生向原告借款100000元，被告华信公司为原告出具借据，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被告杜春生100000元，履行了出借义务。借款后，被告华信公司于2012年6月10日至2012年9月24日分3次偿还原告借款利息，每次2400元，共7200元，2012年11月6日偿还原告借款利息4800元，自2012年12月6日至2013年7月27日分8次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每月偿还原告借款利息2400元，共19200元。被告杜春生于2013年8月26日及2013年9月29日通过其网上银行分两次给付原告借款利息，每次2500元，共5000元。被告华信公司于2013年11月3日至2015年7月31日分16次给付原告借款利息，每次2500元，共40000元，于2015年8月28日偿还原告借款利息3700元，于2015年9月25日至2017年5月26日分10次给付原告借款利息，每次3750元，共37500元。以上还款共117400元。2018年4月22日被告杜春生分别在两张借据上签字确认。另查明，被告杜春生与被告孙绍坤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1年感情不和签订离婚协议，于2018年12月24日办理离婚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被告杜春生及被告孙绍坤对案涉借款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华信公司向原告借款，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履行了出借义务，被告华信公司为原告出具借据，原告与被告华信公司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华信公司理应承担偿还责任。关于被告杜春生责任问题，被告杜春生虽辩称其系被告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并非借款人，案涉款项汇入其账户是因为被告华信公司无刷卡设备，但被告杜春生在庭审中自认，两张借据上的签字系其2018年4月22日签署，结合原告出借案涉借款行为与被告杜春生和原告间朋友关系的关联性及原告将出借款项直接打入被告杜春生账户，且被告杜春生于2013年8月26日及2013年9月29日又通过其网上银行分两次给付原告借款利息，每次2500元，故被告杜春生在借据中签字行为应视为被告杜春生对案涉借款的事后追认，被告杜春生应与被告华信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关于被告孙绍坤责任问题，被告孙绍坤自2004年起与被告杜春生分居，于上海居住。案涉借款系被告杜春生与被告华信公司向原告借款，该公司非被告杜春生个人独资，被告杜春生仅系股东之一，案涉借款用于被告华信公司的生产经营，借款利息亦通过被告华信公司走账划支，加之原告并未提供案涉借款被告杜春生及被告孙绍坤家庭生产生活的证据，结合被告孙绍坤对借款不知情且无事后追认行为，故案涉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关于利息问题，原告按照月利率1.2%向被告主张利息，不超过双方约定亦不超出法律关于民间借贷利息的限制性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华信公司、被告杜春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马国福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其中200000元自2012年5月3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100000元自2015年5月3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1.2%计算并扣除已偿还的117400元）；二、驳回原告马国福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焦点为杜春生应否与华信公司共同偿还案涉借款。本案中，该笔借款虽然华信公司2012年5月3日及2015年5月3日出具借据，加盖的是华信公司的现金收讫章与财务专用章，但马国福基于与杜春生的朋友关系出借借款，2018年4月22日杜春生在二份借据上签名，该笔借款转入杜春生个人银行账户，杜春生还有从个人银行账户还款行为，其个人也在使用该笔借款，杜春生应与华信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杜春生抗辩其系以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名，借款用于公司经营，个人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杜春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杜春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玉祥审判员  刘艳军审判员  路 敏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