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7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1，男，汉族，1965年2月21日出生，住辽阳市文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2，男，汉族，1947年8月7日出生，住辽阳市白塔区。原审被告：于某3，男，汉族，1956年1月15日出生，住辽阳市文圣区。原审被告：于某4，男，汉族，1958年12月30日出生，住辽阳市文圣区。原审被告：于某5，男，汉族，1962年9月6日出生，住辽阳市文圣区。上诉人于某1因与被上诉人于某2及原审被告于某3、于某4、于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3民初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某1、被上诉人于某2、原审被告于某3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于某4、于某5经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3民初232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中有一处遗产房在2002年3月3日被于某2处置的于振洪名下房产19,800.00元和1991年分的一处公房东京陵三区40m2的诉争房和丧葬费应拿出来继承，是上诉人父母的遗产，应共同分割；三、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对原判决不服，本案继承纠纷，应查明于振洪和朱玉英夫妻名下共有多少房产和遗产，于振洪2002年1月9日去世，发生继承，在2002年3月3日于某2把于振洪名下房产一处以19,800.00元的价格卖掉，于某2在处置此房屋时朱玉英尚在，于某2辩称此款已交付母亲朱玉英，并在其日常生活中消费，但朱玉英在此期间并不在被上诉人处生活，无须花销，做为遗产于某2无权处理。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被上诉人自1993年以来与家人基本不来往，对其父母亲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同时对其父亲在1993年将房屋由40m2变卖，因此依法不应当继承财产。但一审法院却对以上事实毫不理会，也不予以认定。2、丧葬费问题，父亲于振洪丧葬费一直有于某2掌管。上诉人己在原审程序中提出调查申请，领取人是于某2，原审没有认定此款须查清。3、在1991年庆阳化工厂为照顾30年以上工龄老工人，在东京陵三区3栋6号分给于振洪一套产权房，在1993年此房就被于某2变卖，买的钱被他私呑。4、在庭审中于某3举证两份证据，证明于某2自己书写的不要遗产，不赡养老人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本案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对原审裁判所适用的法律认定不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二十六条，夫妻婚姻存续期间所得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第二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一）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的，第二十九条．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等方法处理。三、程序违法一审审理案件中，违反了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对被告提出的证据材料，上诉人提供的包括：1、（2007）辽阳文圣民一权初字第4号判决书（证明朱玉英随于某1生活）。2、字据（证明于某2自己写的，不要遗产）。3、朱玉英的字条（证明当时朱玉英手里有27,800元）。4、朱玉英的收条（有朱玉英自己签字的条）这些重要的证据对认定案件的真实事实举足轻重，最终，一审法院做出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多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其母2009年5月10日所立遗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变相剥夺其举证权的行为是违反程序法的，应当予纠正。上诉人患有脉管炎和痔疮，并且属于失业人员，没有生活来源，生活极其困难，依照继承法第十三条：“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上诉人同时符合该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的规定，即上诉人即符合“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符合“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条件，1998年母亲同上诉人共同生活到2008年止，同时，两被上诉人符合该条第四款的规定：不尽赡养义务，应当少分或者不分”。一审法院判决的时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依据不足，应该予以修正。上诉人父亲于2002年1月9日去世，母亲于2011年10月31日去世，两被上诉人到2017年5月才提起继承诉讼，《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所谓继承开始之日，即是被继承人死亡之日。但时日至今早已超过2年，己经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该诉讼请求应该予以驳回，一审法院罔顾该事实，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证据不足的原审判决应当撤销，恳请中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于某2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某3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某4、于某5未到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继承父母遗留的坐落于辽阳市文圣区黎明社区33栋3单元6/6层46号66.05平米房屋，价值160,000.00元。坐落于辽阳市文圣区黎明社区49栋28层279号，面积45平方米，价值80,000.00元。（安置后的面积二处合计111.05平方米，价值240,000.00元，按父母与于某1购拆迁前房投资4：6比例，继承父母份额价值960,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争议各方系兄弟关系，其父于振洪于2002年1月9日去世，其母朱玉英于2011年10月31日去世，除于某2、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1外无其他继承人。朱玉英2007年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随于某1生活，去世前随于某2生活。于振洪、朱玉英生前与于某1合买一处房屋，位于文圣区，于某1出资17,000.00元（占60%），其父母出资11,000.00元（占40%）。该房2013年动迁，回迁安置两户房屋，其中45平米一处，已被于某1出卖得80,000.00元，另66.05平米房屋一处坐落在黎明小区33号楼3单元6/6层46号，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的被征收人为于振洪。争议各方均认可该房屋现价格为138,000.00元，该房现由于某1居住使用。诉讼中于某2提供的其母2009年5月10日所立遗嘱，该遗嘱为代书遗嘱，遗嘱载明与于某1合买房屋属于朱玉英的财产部分由于某2继承，尚有10,000.00元存款，如有剩余由于某2继承。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1对遗嘱真实性提出异议，遗嘱代书人伞素琴、见证人叶某到庭证实，该遗嘱系朱玉英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朱玉英亲笔书写签名。关于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1提出的稠井子住房问题，该房原系于振洪名下，于振洪去世后，于某2于2002年3月3日将该房出售，得款19,800.00元，系其母让其签的字。庭审中于某2自述19,800.00元作为其母丧葬费了，花了20,000.00余元，不够部分是其拿的。不应做遗产分配。于某3及于某1述称安葬朱玉英时其二人未花钱。于某4述称安葬朱玉英时其亲朋好友随礼大约2、3千元被于某2扣留，于文彭述称安葬朱玉英时其拿了2,000元。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1认为稠井子住房属于遗产，要求按80,000.00元分割。关于于某1提出动迁上楼交23,995.90元及于某2提出动迁安置补偿款有69,065.63元，于某1领取了，扣除他支付这两个楼的相关费用，余款其要求继承的主张，经查，该房屋动迁安置补偿69,065.03元，扣除其回迁66.05平米房屋及45平米房屋应缴纳的各种费用外剩余9,286元。关于于某3主张于某2自己写的不要遗产，于某2表示是其吵架时写的，于某3提供于某2两份字据时间均在其父母去世之前。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于某3主张于某2自己写的不要遗产，当时二位被继承人均健在，继承尚未开始，故对于某3此项主张不予支持。于某2主张按遗嘱继承其母亲朱玉英遗产，提供了其母遗嘱，该遗嘱形式为代书遗嘱，代书人伞素琴、见证人叶某均到庭证明该遗嘱为朱玉英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并系其本人签字，故该遗嘱为有效遗嘱。回迁两处房屋价值218,000.00元（80,000.00元+138,000.00元），另该房屋动迁安置补偿款扣除两处回迁房屋应交的各种费用后剩余9,286元应计算在两处房屋总价值中，合计为227,286.00元。现66.05平房屋一直由于某1居住，故归属于某1合适。于某1应给付其他继承人房屋折价款。回迁安置房屋总价值227,286.00元中属于于某1的财产价值为136,371.60元。属于其父母的财产为90,914.40元。其父去世后继承开始，按法定继承分配，争议各方及其母亲朱玉英各分得90,914.4元×50%÷6=7,576.2元，由于某1给付于某2、于某3、于某4、于文彭等各继承人。于某4、于文彭自愿将其应得的遗产赠给于某1，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于某1无需返给于某4、于文彭房屋折价款。朱玉英的财产为90,914.40元×50%+7,576.20元=53,033.40元，朱玉英去世后，其遗产应按遗嘱继承，归于某2所有，故于某1应给付于某253,033.40元。关于稠井子房屋问题，该房属于争议各方父母财产，已于2002年由于某2出售19,800.00元，该房款于某2已用于安葬其母亲，故该房款不能作为遗产继承。于某3、于某1主张按80,000.00元分割，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坐落于辽阳市文圣区黎明社区33栋3单元6/6层46号66.05平米房屋由于某1居住使用，待办理产权登记时归于某1所有，于某2、于某3、于某4、于某5协助于某1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二、于某1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给付于某2房屋折价款60,609.60元（53,033.40元+7,576.2元）；三、于某1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给付于某3房屋折价款7,576.20元。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于某2承担2,333元、于某3承担292元、于某1承担875元。二审中，于某2提交了四份由于某1签名的材料，用以证明于某1在上诉状中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于某2二审期间提交的四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于某1提出的“2002年3月3日于某2把于振洪名下房产一处以19,800.00元价格卖掉，此款应做为遗产继承”的上诉请求，按于某1主张的时间此时其母尚在，于某1抗辩称此款已用在其母亲的丧事处理上。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是于某2主持处理的其母后事，于某3、于某1未出资，于某5自认出资2,000元。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在处理朱玉英后事时除于某5出资2,000元外，其余出资人为于某2。于某1要求将19,800.00元按遗产继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关于于某1提出的其父丧葬费、1991年其父亲分的一处公房应作为遗产继承的上诉请求，争议各方在一审中均未提出该事实主张，此上诉请求不属二审审理范围。关于于某1提出的庆化厂1991年为其父亲分的一处公房应作为遗产继承的上诉请求，于某1自认“1991年庆化厂分给父亲一套房子，我不知道什么原因1993年变成了于某2的名字了，并且被他给卖了，卖了多少钱我不知道，我认为卖房款也应当是父亲的遗产”。由其自述可以看出，于某2在出卖此房屋时房屋登记在于某2名外，于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此房屋出卖价款应为于振洪遗产，此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关于于某1提出的“于某2自己书写的不要遗产”的上诉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之规定，遗产处理前或在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继承。关于于某1提出其“生活有特殊困难，对朱玉英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的上诉理由，于某1并未就此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于某1提出的于某2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其在一审期间并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于某1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事实的成立，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于某1负担。审判长 都 伟审判员 徐莲凤审判员 胡 玲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高石书记员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