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再7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晓南，女，汉族，身份证住址：陕西省西安市。再审申请书载明现住址：广东省珠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洪日，湖南一星（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负责人：皮唐，行长。原审第三人：深圳中汇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负责人：卢峰。再审申请人周晓南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珠海分行）及原审第三人深圳中汇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盈信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2019）粤04民终93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2019）粤民申1037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周晓南向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本案，请求判令光大银行珠海分行：1.赔偿周晓南损失300万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周晓南是光大银行珠海分行的一名客户且在该行存有300万元。2014年1月23日，光大银行珠海分行的理财部经理兰某（已判刑）在其办公室蒙蔽周晓南购买了自2014年1月23日至2014年7月23日为期半年的深圳中汇盈信进取九号投资企业（第二期）理财产品（以下简称“深圳九号”理财产品）300万元。周晓南在兰某的一手操办下，在其办公室签订了由兰某提供的《说明书》和《合伙协议》，并通过兰某办公电脑用网银将周晓南存在该行的300万元先转到建设银行的周晓南个人账户上，再转汇到深圳中汇盈信进取九号投资企业。2014年7月4日，经兰某亲自填单操作，又将上述理财产品顺延半年至2015年1月23日到期。2014年下半年，深圳中汇盈信进取九号投资企业被依法查处后，周晓南方知道兰某利用光大银行珠海分行的平台，并在工作时间为周晓南办理的“深圳九号”理财产品，并不是经过银监会审批且为光大银行珠海分行受托销售的理财产品。由于受兰某利用光大银行珠海分行的平台且是在工作时间办理非光大银行珠海分行受托的理财产品的蒙蔽，造成周晓南转汇到深圳中汇盈信进取九号投资企业的300万元血本无归！综上事实，周晓南认为，光大银行珠海分行作为一个知名的金融企业，由于疏于内部管理且金融管理秩序混乱，并放纵本企业从事理财工作的经理利用职务便利在银行的经营场所和工作时间蒙蔽客户兜售非本企业受托的理财产品，给周晓南及其他客户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此，光大银行珠海分行难辞其咎，并应承担不可推卸的企业内部金融秩序管理混乱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周晓南因购买“深圳九号”理财产品涉及经济犯罪导致财产损失，在刑事判决生效后主张光大银行珠海分行疏于管理，放纵该行原财务经理兰某在该行的经营场所、工作时间销售未经银监会审批、未委托光大银行珠海分行销售的“深圳九号”理财产品造成其损失并主张侵权赔偿形成的诉讼。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刑初字第127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中汇盈信公司、卢某、杨某、张某某等被告单位（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分别判处各被告单位（人）罚金、有期徒刑等刑罚的同时，判决追缴违法所得发还各被害人，对于不足以弥补的损失部分责令各被告人退赔。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法院（2017）粤0402刑初43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兰某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罚金和有期徒刑，并判决向周晓南发还兰某退缴赃款22348.86元。现周晓南作为（2017）粤0402刑初433号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之一，在本案所主张的300万元损失已包含在上述刑事案件判决认定的损失内，故其于本案的诉请与上述刑事案件认定因犯罪行为导致其损害的事实和损失均属于同一事实和损失，且已在生效刑事判决中得到处理。因此，周晓南在本案所主张的损失应当通过刑事判决的执行和追赃程序解决。在生效刑事判决没有认定光大银行珠海分行与周晓南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损失有关联和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周晓南就同一事实另案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再次主张权利，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立案和审理的范围。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2017）粤0402民初11302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周晓南的起诉。周晓南不服一审裁定，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对周晓南请求光大银行珠海分行赔偿的诉求进行审理并予以支持。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在刑事判决明确判决追赃的情况下，并不影响本案作为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本案中，中汇盈信公司和兰某的刑事犯罪，虽经有关法院审理并对周晓南等受害人的损失作出了追赃的生效刑事判决，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民事裁定的裁判要旨，本案刑事追赃并不影响民事责任认定，且可并行不悖。据此，一审裁定的认定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旨相悖。（二）一审法院不能以刑事判决的既判力和刑事判决已判令追赃为由，推诿对周晓南于本案诉求的受理和审理。周晓南购买中汇盈信公司的产品是通过光大银行珠海分行理财经理兰某的销售，购买的地点、时间是在兰某的办公场所和工作时间，而光大银行珠海分行作为兰某的直接管理者，由于疏于管理并存在严重失职，促成兰某利用光大银行珠海分行提供的平台公开销售非本行的理财产品，从而使周晓南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可见光大银行珠海分行的疏于管理与周晓南的损失具有民事上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光大银行珠海分行依法应承担过错民事责任。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周晓南因购买“深圳九号”理财产品涉及经济犯罪导致财产损失，在人民法院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进行处罚，并判处追缴发还及退赔被害人的情况下，周晓南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之一再次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可否驳回起诉。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刑初字第1279号刑事判决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刑终2028号刑事裁定的认定和裁判结果，中汇盈信公司、卢某、杨某、张某某等被告单位（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分别判处各被告单位（人）罚金、有期徒刑等刑罚的同时，并判决追缴违法所得发还各被害人，不足以弥补的损失部分责令各被告人退赔；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法院（2017）粤0402刑初433号刑事判决亦已认定兰某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并判决将扣押在案的兰某退缴赃款50万元发还被害人，其中向周晓南发还22348.86元。就周晓南于本案主张的300万元损失而言，其作为上述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之一，该300万元损失已包含在上述刑事案件认定的损失内。因此，周晓南在本案所主张的损害事实和损失与上述刑事案件认定其因犯罪行为导致的损害事实和损失均属于同一事实和损失；而且人民法院就此已经判决追缴违法所得发还各被害人，不足以弥补的损失部分责令各被告人退赔，且一审法院已实际向周晓南退赔部分款项，由此可见，包括周晓南在内的各被害人的权益已经得到处理，周晓南的经济损失已在上述刑事案件得到司法救济。据此，周晓南又通过本案民事诉讼再次主张侵权责任纠纷，有悖“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原则，亦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周晓南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周晓南在本案所主张的损失应当通过刑事判决的执行和追赃程序解决，而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周晓南提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理由不成立，应不予支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2019）粤04民终936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周晓南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二审裁定；2.依法对本案继续进行审理，并支持申请人一审的诉求；3.光大银行珠海分行依法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裁定对本案“同一事实”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亦与最高人民法院现行的司法解释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专委于2019年7月3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就刑民交叉案件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应从行为主体、相对人、行为本身三方面进行。一是在行为主体上，“同一事实”指同一主体实施的行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构成犯罪，但法人不构成的，一般不属“同一事实”。而本案，涉及犯罪主体只是兰某个人，其所在法人单位即光大银行珠海分行并不构成犯罪，故依法不属于“同一事实”。二是在法律关系上，兰某的行为是刑事犯罪，而申请人请求光大银行珠海分行承担的是民事过错责任，两者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不属“同一事实”。三是在要件事实上，只有民事案件争议的事实同时也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件事实的情况下，才属“同一事实”。本案的要件事实是光大银行珠海分行因疏于管理、严重失职，才导致申请人的损害，且光大银行珠海分行在管理上的严重失职并不是兰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构成要件，故不属“同一事实”。（二）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对本案应继续进行审理。虽然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一审法院分别对中汇盈信公司、兰某的刑事犯罪进行了审理，并对申请人等受害人的损失作出了追赃的刑事判决，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民事裁定的裁判要旨，本案在刑事判决明确进行追赃的情况下，依法不影响对本案作为民事案件的审理。综上分析，申请人认为，兰某的个人刑事犯罪行为和光大银行珠海分行管理上的过错行为，虽给申请人均造成了损失，但是两个不同主体实施的不同行为，不能认定为是“同一事实”。且基于本案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相聚合，但由同一法院执行，申请人不可能会获得双重赔偿，相反，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受害人即申请人的损失不能在刑事追赃中获得保障，光大银行珠海分行应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院再审查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刑初字第1279号刑事判决书载明检察机关指控的被告单位为中汇盈信公司，被告人为卢某、杨某、张某某、杨某、余某某、孙某某、张某某、黄某某、聂某某、张某某、陈某某、甘某、廖某某，指控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查明认定的犯罪事实主要包括“自2013年5、6月份以来，中汇盈信公司、进取九号企业在未取得相关银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授权及许可的情况下，打着投资进取九号理财产品即可成为进取九号企业合伙人，并可获得7%-14%年化利率高额回报的旗号，以具有良好投资前景以及纵横天地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承诺用位于本市天河区柯木塱的土地等进行抵押为由，先后以一期、二期、三期的形式不间断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投资款金额共计人民币774918500元，涉及万卓越等被害人共计312人次。上述投资款经由进取九号企业名下的银行账户转入纵横天地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期间该纵横天地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将部分款项返还进取九号企业名下的银行账户部分用以兑付到期本息，并以支付咨询费名义将投资款24%作为年化收益返还给中汇盈信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期间，被告人卢某作为公司负责人，先后纠集被告人杨某、张某某、杨某、余某某等人作为公司的管理团队以及被告人孙某某、张某某、黄某某等销售渠道人员进行经营和招揽客户投资，同时还招聘、雇请了被告人聂某某、张某某、陈某某、甘某、廖某某等财务及行政文职人员协助公司团队运作。2014年8、9月，因纵横天地公司经营陷入困境，进取九号企业项目无法兑付的到期投资款高达人民币数亿元，致使本案案发。2014年9月25日，被害人至中汇盈信公司实际经营地点主张权利，被告人黄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人张某某、陈某某、甘某、廖某某等人在该公司等待民警到场处理。民警到场后，被告人卢某、张某某、杨某、余某某、孙某某、张某某经被告人张某某、廖某某等人电话通知后回到公司接受处理。同年9月29日，被告人杨某向公安机关投案，同年10月8日，被告人聂某某向公安机关投案。”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法院（2017）粤0402刑初433号刑事判决书载明检察机关指控的被告人为兰某，指控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查明认定的犯罪事实主要包括“2013年3月左右，中汇盈信公司风控部总监余晓生到珠海市，与时任光大银行珠海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张某某、营业部理财经理被告人兰某联系后，由张某某及被告人兰某帮助中汇盈信公司介绍客户、推荐客户购买非光大银行发行且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深圳九号’理财产品及‘广州七号’理财产品。2013年、2014年期间，被告人兰某在其原工作单位光大银行珠海分行营业部的办公室向被害人介绍‘深圳九号’和‘广州七号’理财产品，称该理财产品风险低、回报率高，从而吸引被害人投资，与各被害人签订《投资说明书》、《合伙协议》等，由被害人将投资款转至该产品在广州的银行账户内，被告人兰某按照被害人投资的数额、期限进行分成。后‘深圳九号’、‘广州七号’项目企业无法兑付到期投资，致使被害人资金均不能如期返还。”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是：在刑事案件已判决退赔的情况下，周晓南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要求光大银行珠海分行赔偿其相应的经济损失是否具有民事可诉性。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光大银行珠海分行并非（2015）穗天法刑初字第1279号、（2017）粤0402刑初433号刑事案件的犯罪主体，故不存在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向光大银行珠海分行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情形。而本案，周晓南是以光大银行珠海分行储户的身份，认为兰某是利用光大银行珠海分行的平台和工作场所，并在工作时间蒙蔽客户兜售非本企业受托的理财产品，给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光大银行珠海分行作为用人单位对工作人员这种非法兜售理财产品的行为监管不到位，故应对其因内部金融秩序管理混乱而造成周晓南的经济损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因而对光大银行珠海分行提起本案侵权之诉。由此可见，周晓南与光大银行珠海分行之间形成的侵权法律关系与涉案相关刑事案件被告人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应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不属于同一事实。而且刑事诉讼中的追赃和责令退赔程序仅解决受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财产返还和赔偿问题，并不影响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被告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主张民事权利，因此，周晓南提起的本案诉讼应属于人民法院可直接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据此，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周晓南的起诉和上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周晓南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并对本案继续审理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11302号之一民事裁定和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4民终936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审判长  邵静红审判员  苏大清审判员  邹 莹二○二○二○二○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耿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