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川1025行初47号 原告蒋兵，男，196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资中县人，户籍所在地资中县，住资中县。 被告资中县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资中县重龙镇北街87号。 负责人程和平，主任。 出庭负责人杨斌，该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郑之怡，四川资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蒋文（原告蒋兵之兄），男，195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资中县人，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 第三人刘海迪（蒋兵之外侄女），女，198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资中县人，住四川省米易县。 原告蒋兵认为被告资中县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房屋征收办”）与其父蒋启长签订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合同》违法，于2019年11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于2019年11月1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蒋文、刘海迪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二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蒋兵、被告房屋征收办负责人杨斌及其委托代理人郑之怡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蒋文、刘海迪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蒋兵诉称：蒋启长、文整秀于2004年8月购买罗阳琼座落于资中县产权面积54.95㎡的砖混结构二层住房一套，房产登记于文整秀名下，属蒋启长、文整秀的夫妻共同财产。蒋启长、文整秀夫妻生育有长子蒋文、次女蒋秀兰、三子蒋兵三个子女。文整秀于2008年3月5日死亡。文整秀在去世前于2007年9月17日与丈夫蒋启长共同书写了《遗嘱人给继承人的证据依据》,即遗嘱，遗嘱将其夫妻去世后的全部房屋、财产、家产由原告蒋兵夫妻继承。蒋启长于2017年11月28日死亡。上述事实，在资中县人民法院的（2018）川1025民初841号（一审）和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川10民终703号（二审）民事判决书均作出了明确的判决认定。同时，该一审、二审民事判决认定被继承人蒋启长、文整秀于2007年9月17日书写的遗嘱即《遗嘱人给继承人的证据依据》合法有效。因此，属于蒋启长、文整秀的夫妻共同财产（即坐落于资中县产权面积54.95㎡的砖混结构住房一套）的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应为三子蒋兵及其妻钟君。 原告认为，2016年9月，被告房屋征收办与蒋启长签订第0069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合同》时，文整秀已于2008年3月5日死亡，但被告无视该套房屋因文整秀死亡发生了遗嘱继承的问题，错误的只找到该房二分之一产权所有人蒋启长，并与其签订第0069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合同》，根本没有通知该套房屋二分之一产权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即长子蒋文、次女蒋秀兰、三子蒋兵三个子女）到场参与该份合同的协商签订。被告与原告父亲蒋启长一人签订该套房屋征收补偿合同的行为，在被征收人方欠缺蒋启长、文整秀的继承人（即三个子女）到场参与签订的情况下，蒋启长同意该套房屋征收补偿的签名行为只能代表承认对蒋启长拥有的该套房屋产权面积的处置意见，不能代表文整秀的遗嘱继承人拥有的该套房屋的产权面积的处置意见，被告此次因该套房屋的征收补偿合同的签订行为是要达到对整套房屋低价拆迁征收的目的。因此，该签订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属于违反我国《继承法》相关规定的合同签订行为。2018年，原告因该套房屋的继承权与第三人蒋文、刘海迪发生诉讼，于2019年10月16日在资中县人民法院档案室复印了（2018）川1025民初841号案件中被告蒋文向法庭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时，方才知道其中的这份证据（即第0069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合同》），该征收补偿合同违反了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当时的征收补偿政策有房屋安置，由于被告与蒋启长签订了货币补偿协议，导致原告不能享受房屋安置的政策，现原告要求重新按照当时的安置补偿政策进行房屋安置，而原告已领取的补偿款可以退回。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请求确认2016年9月被告房屋征收办与蒋启长签订的第0069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合同》违法。 经审理查明，2004年8月，文整秀、蒋启长夫妇购买罗阳琼坐落于资中县31号二楼的房屋一套（建筑面积54.96㎡），产权登记于文整秀名下，属蒋启长、文整秀夫妻共同财产。文整秀于2008年3月5日死亡，蒋启长于2017年11月28日死亡。二人生前育有三个子女，长子蒋文、次女蒋秀兰和三子蒋兵。蒋秀兰于1982年12月14日死亡，生前于当年育有一女刘海迪。2007年9月17日，在文整秀过生日的当日，蒋启长书写遗嘱《遗嘱人给继承人的证据依据》，主要内容：“……2007年日历9月17号，农历8月初7是我爱人满70岁的生日，有证明人，决定在死后的全部房屋、财产、家产遗嘱给幺儿蒋兵、幺媳妇钟君继承为证据及依据。请各级领导机关坚持遗嘱人给继承人的证据及依据”，该遗嘱由蒋启长、文整秀签名并盖私章，见证人刘海迪、蒋某1、蒋某2、陈某签名。 2016年，资中县人民政府拟对重龙镇大东门片区东外街进行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蒋启长、文整秀夫妇位于住房在拆迁范围内。在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前，被告组织工作人员对拆迁范围内的房屋进行了摸底调查，在对蒋启长夫妻的房屋进行调查时，由原告蒋兵在《摸底调查登记表》上签名确认了房屋的基本情况和同意实施改造项目的意见。2016年9月22日，征收部门针对蒋启长夫妻的房屋制作了《货币补偿结算表》，计算出该房的综合补偿金额为237547.70元。2016年10月20日，资中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大东门片区东外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的公告》（资中府布［2016］15号），对外公布了《资中县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大东门片区东外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该方案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为资中县房屋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重龙镇人民政府；征收方式为模拟征收方式，即：改造片区居民或单位（被征收人）根据本方案确定的补偿办法和标准，结合自身意愿，自愿和房屋征收部门签订附条件的房屋征收补偿合同，自愿搬迁；私产住宅房屋被征收人可以自愿选择货币终结补偿方式或产权调换（个人购房安置）补偿方式，并确定了该两种补偿方式的构成。2016年12月8日，被告房屋征收办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蒋启长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合同》,合同约定：“……乙方自愿选择货币终结方式进行房屋征收补偿，甲方共补偿乙方房屋及室内财产、临时安置补助、搬迁费、产权终结补贴、搬迁奖、提前签约奖及设备迁装费等共计237547.70元，其中房屋价值补偿金额为144688.26元（含室内装饰装修价值补偿、土地出让金补偿）；在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甲方向资中县人民政府申请对本协议所称改造范围内房屋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资中县人民政府在作出征收决定之日起，本协议生效。如资中县人民政府决定对本协议所称改造范围不予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则本协议自行终止……”，现该房的房权证和土地使用证已交付给被告，房屋已腾空。2017年8月10日，资中县人民政府下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书》（征决字［2017］第5号），发布了《关于资中县2016年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一批次）大东门片区东外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公告》（资中府布［2017］18号），并公布该批次被征收房屋的征收与补偿方案，公告中载明“在模拟征收签约期内签订的模拟征收协议自征收决定下达之日起生效”，蒋启长夫妻所有的位于住房在该批次的征收范围内。 2017年6月5日，蒋启长与第三人蒋文签订了一份《协议》，内容为“文整秀（蒋启长）位于房屋，因文整秀已死亡，现棚户区改造拆迁，该房屋赔偿贰拾叁万捌仟原正（238000元），经双方协商，长子蒋文得肆万元（40000元），其余的壹拾玖万元和蒋文无关，由蒋启长自行处理。从此蒋启长的一切事务与蒋文无关”，该协议由蒋启长和蒋文作为甲、乙方签名，有证明人签名，原告蒋兵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名。 2017年11月蒋启长去世，蒋兵于2018年3月8日以蒋文和刘海迪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其诉讼请求为“原告父母位于资中县的遗产住房（估价约六万元）由原告继承”。本院于当日对该案予以受理，案号为：（2018）川1025民初841号，案由为：遗嘱继承纠纷，并依法对该案进行了审理。在2018年5月4日对该案开庭审理时，蒋文向法庭提交了蒋启长与房屋征收办签订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合同》，庭审笔录显示，蒋兵的质证意见为“是真实的，我家也有一份，但是现在还没有拆迁”。2018年5月17日，本院对该案复庭，复庭笔录显示，法官征求蒋兵是否变更诉讼请求问：“经审查，（2018）川1025民初841号遗嘱继承纠纷，原、被告诉争房屋已由被继承（人）与房屋拆迁征收（部门）签订合同，其合同的房屋及财产价款为237547.70元，现征求原告意见，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蒋兵回答：“要变更，诉讼请求变更为继承房屋拆迁款237547.70元，现已补交诉讼费并提交票据”。当日，本院对该案予以判决，判决结果为：“一、原告蒋兵继承被继承人文整秀、蒋启长的遗产（房屋补偿金额）197547.70元；二、被告蒋文继承被继承人文整秀、蒋启长的遗产（房屋补偿金额）40000元；三、驳回原告蒋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32元，由原告蒋兵负担486元；由被告蒋文负担1946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蒋文在继承款分配时一并付给原告）”。蒋兵不服一审判决，向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蒋兵的上诉，维持了本院的一审判决。判决生效后，被告房屋征收办按照法院判决所确定的蒋兵与蒋文应继承文整秀、蒋启长遗产（即房屋征收办应支付的房屋补偿款）的份额向二人支付了相应的款项。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款“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的规定，被告资中县房屋征收办公室系资中县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属法律规定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行政主体，具有订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行政职权。 被告于2016年12月8日与蒋启长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合同》的行为，系履行资中县重龙镇大东门片区东外街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行政职责，其目的是为了使蒋启长夫妻的住房被征收后依法获得补偿，其与蒋启长签订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合同》应属行政协议，其订立该行政协议的行为应属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的规定，除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不依法、依约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外，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其他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应当受行政诉讼法律、法规规定的起诉期限的限制。本案中，原告提起诉讼，系认为被告在与其父蒋启长订立案涉征收补偿协议时，其母文整秀已去世，被告未通知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继承人到场，违法了《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侵犯了原告对被继承房屋的处置权，其订立的征收补偿协议的行为违法，从而要求确认被告与蒋启长所订立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合同》违法，其诉讼请求不是要求被告履行协议或认为被告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故其起诉应受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起诉期限的限制。在案证据显示，本院在审理蒋兵与蒋文、刘海迪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即[2018川1025民初841号案件]中，在2018年5月4日开庭时，蒋兵已明确知道被告与蒋启长所签订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合同》的内容，其知道被告订立案涉行政协议的确切时间应为2018年5月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和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从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之日起，其起诉期限最长为一年。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指的是提起诉讼的法定有效期限，超过起诉期限的，行政相对人丧失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其是程序性的规定，不能中止、中断，超过即丧失起诉权。原告蒋兵在2018年5月4日已确切知道被告房屋征收办与蒋启长订立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合同》的内容，即已知道被告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内容，其起诉期限的截止时间应为2019年5月5日，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是在2019年11月5日，其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的规定，对原告蒋兵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蒋兵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畅 人民陪审员 练  玉  方 人民陪审员 宾  秀  华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代敏(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