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34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波，男，197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铭国，四川永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廖秀强，男，198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上诉人王波因与上诉人廖秀强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7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波上诉请求：1.依法对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79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进行改判，判令廖秀强向王波支付装修工程款7.8万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廖秀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载明的2018年1月31日微信支付的2万元，与2017年11月1日的2万元的确是同一笔付款。因王波的妻子李琼记账时间为2019年1月补做记录，其记录的“给王波现金2万元”属于时隔一年后的记忆错误所致。对此，一审法院认定为廖秀强另外微信支付2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2018年6月11日微信支付2万元，系王波妻子李琼记账中的“6月份付2万元”这一笔款，在2019年1月15日对账后由廖秀强打印时恶意篡改成了“6月20日付现金2万元”。一审法院对该笔款项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 廖秀强辩称，不认可王波的上诉请求，两笔钱，廖秀强都已经给过了。 廖秀强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7955号民事判决，改判王波归还廖秀强多支付工程款1.7万元；2.本案上诉费用由王波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1月15日收条明细中的“2017年4-5月打卡1.5万元”与2017年5月31日廖秀强向王波微信转账支付的1.5万元实际为同一笔收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这两笔钱的支付方式不同，收条明细载明是打卡，该种方式与微信转账截然不同，应当是两笔款项；2.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2月23日支付现金2.5万元包含在2019年1月15日的收条中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廖秀强在2月23日确实从银行中取款2万元，加上廖秀强店铺现金5000元，从而可以佐证廖秀强确实于当天向王波支付了2.5万元。 王波辩称，1.关于2019年1月15日收条明细，在一审开庭时已经说清楚了，当时王波的老婆李琼记错了账，记的是打卡交付1.5万元，经王波查实，这是廖秀强的微信转账；2.11月6日的问题，一审法官反复询问了廖秀强，廖秀强说是微信转账，但其实没有微信转账记录；3.2017年2月23日的收条包括了两项，一项是廖秀强2016年支付的定金5000元，另外收条写的4月20日左右，说明王波的记忆不够准确，经王波查询记录，实际上是2017年2月23日当天王波收到2.5万元现金，王波向廖秀强出具了2.5万元的收条。 王波向一审法院提出本诉请求：判令廖秀强履行合同义务，向王波支付装修工程尾款欠款7.8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019年1月1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廖秀强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王波归还廖秀强多支付的工程款1.7万元；2．判令王波履行质量保证义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维修原工程至可用状态，若王波拒绝维修，廖秀强可自行雇人维修，所产生的费用由王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底，王波与廖秀强达成口头协议，廖秀强将位于成都市双流区的装修工程（装修面积806平方米）及商铺内已装修旧办公室的改装工程、位于仁寿县国际城8-2房屋装修工程（装修面积414.5平方米）发包给王波施工,双方未约定王波装修商铺的吧台、茶台时金属边漆面的工艺要求，未约定付款时间，未约定质保期、保修期。从2017年1月开始，王波按要求进场施工，陆续完成了两处房屋的装修，并完成了商铺内旧办公室的改装：打隔墙、补地砖、移玻璃门、除建渣、刷白色乳胶漆等，并于2018年12月全部完工交付廖秀强使用。 装修过程中，7-42号商铺一直在营业。2018年1月份，廖秀强发现商铺内新装的密码门上部金属门框有点不平，玻璃门开关时已将门框中部的金属面划花，密码锁有损坏，王波接到廖秀强通知后去修过几次密码锁。2018年3月份，廖秀强发现装修商铺内王波提供的吧台、茶台金属边喷漆面有部分脱落，王波接到通知后进行了返工。 装修期间，经王波多次催促，廖秀强陆续通过微信转账、银行卡转账、现金支付的方式向王波及其妻子李琼支付了部分装修进度款，王波有部分出具了收条，部分未出具收条。2017年2月23日，王波向廖秀强出具了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廖总家园佳居装修工程款25000元。 装修完工后，王波向廖秀强提供了7-42号商铺的装修报价表《美映设计》，报价187575元，并提供家园小区国际城8-2房屋的装修报价表《创誉装修报价表》，报价204549元，旧办公室的改装价格双方协商为9255元。2019年1月15日,双方在装修的商铺内补签了一份《装修合作协议》，对上述三个装修工程的工程款进行了总结算，协议载明：2017年1月-2018年12月廖秀强请王波装修，所有装修金额共计39.7万元（含2017.1-2018所有装修，维修，改装款项）。同日，双方对装修款的支付情况进行对账，廖秀强在王波提供的其妻子李琼制作记账单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付款内容，并打印了一份《收条》，王波在收条上签名，收条载明：“王波收到廖秀强2017年-2018年装修款共计31.9万（除本收条外，王波所打其余收条作废），明细如下：2016年付定金0.5万；2017年：4月15日3万，4-5月买灯2万，4-5月打卡1.5万，4月26日2万，6月13日2万，9月20日3万，11月1日2万，11月3日2万，11月6日1.5万，11月21日2万；2018年：3月打卡3万，5月11日2万，5月18日0.2万；6月20日左右：付2万现金，在美映办公室；佳得利0.5万，打隔墙（代付）；9月6日0.5万；4月20日左右，大家得门口现金2万（这笔付款系廖秀强提出增加），2017.12，2000地板定金廖秀强代付。” 王波出具收条后，廖秀强当场提出有自己有四笔微信转账支付王波没有记账，并拿出自己的手机微信转账记录与王波的手机微信转账记录进行核对、拍照，经核对四笔微信转账情况属实，该四笔微信转账情况：2017年5月31日、6月11日、2018年1月31日、6月11日，廖秀强通过手机微信先后向王波转账支付15000元、15000元、20000元、20000元。王波及其妻子李琼认为在打收条时双方已经把账对清了，上述几笔微信转账已包含在收条总金额内，廖秀强在打了收条后才说有四笔付款未算清，是给自己下套，自已不认可，双方遂产生纠纷，李琼用手机对出具收条经过进行了现场录音。此后，廖秀强未再向王波支付过款项。廖秀强在王波装修后，又委托了另一装修公司对案涉商铺的其他部分进行了装修，廖秀强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将商铺发包给王波及另一装修公司分别装修的装修范围及具体位置区分的相关证据，无法区分商铺内哪些部分系王波装修，哪些部分系另一装修公司装修。 一审审理中，廖秀强提交了2019年9月份在装修商铺内用手机拍摄的现场照片，照片显示：一吧台、一茶台的金属边、脚的黑色漆面有部分脱落；一玻璃门顶部的金属门框中部有划痕；进门右角的墙面有一根黄色木条、几个钉眼未刷漆；一立柱两侧面的乳胶漆的颜色不一致：一面为旧装修的淡黄色，一面为改装后的白色。经调查，廖秀强无证据证实进门右角墙面部分的照片系王波装修施工，王波认可其它照片显示内容系王波装修施工。 目前，廖秀强未提交密码锁现已损坏的相关证据，未提供吧台、茶台金属边、脚的漆面部分脱落不属于其使用损坏而属于装修质量问题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供在王波维修后廖秀强再次因上述装修质量问题通知王波维修而王波拒绝维修的相关证据。 在一审法院对2019年1月15日收条明细中的付款情况进行调查时，廖秀强自述2017年4至5月期间通过交通银行账户向王波的妻子李琼的交行卡转账1.5万元，即为收条明细中的“4－5月打卡1.5万元”，而根据李琼提交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2017年1至12月期间李琼未收到过廖秀强转账支付的1.5万元，廖秀强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银行转账记录。 廖秀强庭审中还自述收条明细中的“2017年11月6日1.5万元”是微信支付，并表示要向一审法院提交微信转账记录，但此后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微信支付记录，在一审法院向其提出举证要求时，廖秀强称记错了，是现金支付。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1．王波、廖秀强的身份信息；2．2019年1月15日装修合作协议；3．2019年1月15日收条，王波提供给廖秀强的李琼自制记账单照片，《创誉装修报价表》，《美映设计》；4．2019年1月15日下午3点32分李琼的手机录音文件（录音内容为收条出具经过）刻录光盘一张及文字整理资料；5．2018年5月10日-2019年1月20日李琼与廖秀强的手机短信对话截屏图片4张；6．李琼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7．2017年2月23日收条及廖秀强关于2017年2月23日2.5万元付款的说明，廖秀强的农业银行卡取款的短信截屏；８．廖秀强在装修商铺内用手机拍摄的照片5张；9．当事人陈述等等。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签订装修合同及合同的基本履行情况无争议，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双方对廖秀强支付装修款的金额、商铺的装修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等事实存在争议，对双方民事责任的承担存在争议。针对双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依据查明事实及双方提交的有效证据，评判如下： 廖秀强支付装修款的金额。 廖秀强主张在2019年1月15日收条的31.9万元支付金额之外，还于2017年2月23日支付现金2.5万元，通过微信向王波转账：2017年5月31日支付15000元、2017年6月11日支付15000元、2018年1月31日支付20000元、2018年6月11日支付20000元。实际支付款项共计41.4万元，并提交了支付证据。王波辩称31.9万元收条即是总收条，收条明细中部分时间及支付方式记录有错误，廖秀强主张的上述付款已实际包含在31.9万元收款金额中。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2019年1月15日收条附有明确的付款明细，不能简单认定该收条金额就是2019年1月15日之前廖秀强付款的总金额，还应结合付款的具体时间、付款方式、金额及付款凭证进行分析后，对实际付款金额进行认定。 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陈述及提交的有效证据，对廖秀强主张的31.9万元之外的五笔付款事实分析、认定如下： 1．2018年1月31日微信支付20000元。王波辩称，该笔付款与2019年1月15日收条明细中的“2017年11月1日2万元”是同一笔付款，系其妻子李琼将2018年1月31日微信收款误记账为2017年11月1日现金收款，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仅凭其个人陈述，不足以证明收条明细的该项记录有误。同时，廖秀强关于2017年11月1日2万元为现金支付的陈述，与王波提供的李琼自制记账单内容“给王波现金11月1日2万元”完全一致。廖秀强提交2019年1月15日收条（付款明细中无2017年11月1日付款）、微信转账凭证及王波提供的自制记账单的证据效力，大于王波单方陈述的证据效力，可以证实收条中的“2017年11月1日2万元”与2018年1月31日微信转账2万元不是同一笔付款。王波的该抗辩不成立，对廖秀强主张的该项付款2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2、2018年6月11日微信支付20000元。王波辩称，该笔付款与2019年1月15日收条明细中的“2018年6月20日左右付2万元现金”是同一笔付款，李琼记账为“6月份付2万元”，是廖秀强增加为“6月20日付现金2万元”，廖秀强陈述系王波确认在６月20日左右收的现金，才出具的收条，王波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6月20日左右收现金2万元不属实，仅凭其个人陈述，不足以证明收条明细的该项记录有误。同时，廖秀强的陈述、其提交的2019年1月15日收条（付款明细中无2018年6月11日微信付款2万元）、微信转账凭证的证据效力，大于王波单方陈述的证据效力，可以证实收条中的“2018年6月20日左右付现金2万元”与2018年6月11日微信转账2万元不是同一笔付款。王波的该抗辩不成立，对廖秀强主张的该项付款2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3．2017年5月31日微信支付15000元。王波辩称2019年1月15日收条明细中的“2017年4-5月打卡1.5万元”系李琼记账错误，与2017年5月31日微信支付15000元是同一笔付款。经调查，廖秀强自述2017年4-5月期间通过自己的交通银行账户向李琼的交行卡转账支付了15000元，但未提交银行的相关转账证据，而王波提交的李琼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可以证实：李琼在2017年1-12月期间未收到过廖秀强的银行转账款项。王波的陈述及其提交上述书证的证据效力大于廖秀强个人陈述的证据效力，故收条中记载的该笔款项的付款方式明显有误，王波关于2017年5月31日收到廖秀强微信支付的1.5万元后其妻子李琼错误记录为“打卡交行”的陈述更具有合理性，故对王波关于该笔收款与2017年5月31日廖秀强向王波微信转账支付的1.5万元实际为同一笔收款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纳。 廖秀强主张的该项付款事实，证据不足，不予以确认。 4．2017年6月11日微信支付15000元。王波辩称，该笔付款与2019年1月15日收条明细中的“2017年11月6日1.5万元”是同一笔付款，系李琼将2017年6月11日微信收款误记账为2017年11月6日微信收款。廖秀强在一审庭审调查时陈述该笔款项为微信支付，还表示要向一审法院提交微信支付凭证，李琼的记账单上也记录为微信支付，双方对该笔款项的付款方式均陈述一致，虽然廖秀强在第二次质证时反悔，称可能是现金支付，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现有证据，对廖秀强第一次庭审自认“微信支付”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由于廖秀强至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在2017年11月6日向王波微信转账支付1.5万元的相关证据，王波关于该笔款项的支付时间系“6月11日”误记录为“11月6日”的陈述更具有合理性，故对王波关于收条明细中“2017年11月6日1.5万元”与2017年6月11日微信支付1.5万元实际为同一笔收款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廖秀强主张的该项付款事实，一审法院不予以确认。 5．2017年2月23日支付现金2.5万元。经审查，由于2019年1月15日收条中已明确备注：“除本收条外，王波所打其余收条作废”，双方也陈述在出具此收条时，原各收条并未销毁，故廖秀强提交的2017年2月23日收条系已作废的收条，其付款金额2.5万元已包含在31.9万元之中，不应再另行计算。廖秀强所称当时没有找到这张收条，就没有在总收条中加上这笔现金2.5万元的说法，不符合交易习惯以及生活常识。同时，由于收条中“2017年4月20日左右大家得门口现金2万元”的内容系廖秀强提出并加入2019年1月15日收条明细中，不排除由于时间过久，双方对收取现金的时间记忆有误的情况，王波辩称的2017年2月23日2.5万元的收条金额实际包含了2019年1月15日收条明细中“2016年的定金5000元”及“2017年4月20日左右大家得门口现金2万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廖秀强提供2017年2月23日银行取款2万元的短信，还不足以证明2017年2月23日出据的现金收条金额2.5万元未包含在31.9万元的收款金额中。故对廖秀强主张的该项付款事实，因证据不足，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根据审理查明事实及认定事实，廖秀强向王波支付的装修款金额共计35.9万元（31.9万+2万+2万）。 案涉商铺的装修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及其法律后果。 根据廖秀强提供的现有证据及双方的陈述，可以证实王波在2018年1月前装修案涉商铺的密码玻璃门顶部的金属门框因不平有划花现象、2018年3月前装修的吧台和茶台的金属边、脚的漆面在2018年3月及2019年9月有部分脱落现象、一立柱两侧面存在乳胶漆的颜色不同的现象、进门右角的墙面有一根黄色木条、几个钉眼未刷漆的现象，可以证明装修的密码玻璃门顶部金属框有安装不平的质量问题。但由于廖秀强未提供王波装修范围以及进行质量鉴定的相关证据，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进门右角墙面的装修是王波的装修范围，不能证明吧台和茶台金属边、脚的漆面的脱落不是廖秀强长期使用造成而是王波装修的质量问题。同时，由于改装旧办公室使用白色乳胶漆符合廖秀强的装修要求，廖秀强也没有举证证明向王波提出过将该立柱各侧面的乳胶漆刷成同一颜色的装修要求，那么改装中出现立柱因处于新旧交替位置而导致两侧面乳胶漆的颜色不一致，并不属于装修质量问题。综上所述，廖秀强提交的现有证据只能证明王波装修的密码玻璃门顶部金属框有安装不平的质量瑕疵，不能证明存在廖秀强诉称的其它质量问题。 同时，根据查明事实，虽然双方未对案涉商铺的装修工程办理正式的竣工验收手续，但案涉商铺的密码玻璃门在2018年1月前已实际交付廖秀强使用，吧台和茶台在2018年3月前已实际交付廖秀强使用，廖秀强从未要求过王波对安装不平的金属门框进行拆除更换，王波也按廖秀强的通知对其提出的吧台和茶台漆面脱落、密码锁损坏等问题进行了返工和维修，双方在2019年1月15日对装修价款也进行了总结算。根据装饰装修合同交易惯例，承发包双方在对装修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后才会进行装修价款的结算，如果确实存在装修工程质量瑕疵，发包方在结算装修价款时，也必然会将质量因素一并考虑在内。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廖秀强实际接收并使用上述装修近二年并与王波进行结算的行为，足以证明廖秀强对装修中出现的质量瑕疵已实际接收并在工程价款结算时进行了处理，廖秀强现在以装修存在质量问题、不符合双方约定标准、未达到可正常使用的条件进行抗辩，证据不足，不成立。故一审法院对廖秀强要求王波对装修工程进行维修或承担相应维修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双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根据2019年1月15日双方结算内容，王波承包装修工程的装修总价款为39.7万元，扣除廖秀全已支付款项35.9万元后，尚余38000元工程尾款未支付。由于双方未约定装修款的支付时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之规定，廖秀强应在合理期限内向王波支付工程尾款38000元。本案中，由于双方对廖秀强已支付工程款的数额及王波装修工程的质量产生争议，廖秀强在欠款金额未确认的情况下，未支付剩余工程款，不属于违约行为，双方对本纠纷的产生均有一定过错，应各自相应的责任。故对王波要求廖秀强支付装修工程尾款38000元及资金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从判决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余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廖秀强要求王波退还多支付工程款1.7万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依法予以驳回。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廖秀强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波支付工程款38000元。二、廖秀强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向王波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38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从判决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三、驳回王波的其它诉讼请求。四、驳回廖秀强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900元及反诉案件受理费113元，由廖秀强负担。 二审中，廖秀强提交新证据：2017年8月24日交通银行的取款凭证。拟证明廖秀强取了1万元的现金，加上身上5000元现金存入了王波的交通银行账户。这笔钱实际就是2017年打的收条里面的4至5月的1.5万元。王波质证认为，在2017年8月24日其未收到过1.5万元的转款。因廖秀强无法提供存入款项的银行账户，故对于廖秀强提交的该份证据，无法证明与本案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对本案中王波与廖秀强争议款项的认定结论是否正确，本院综合评述如下： 针对王波上诉认为，2018年1月31日廖秀强微信转款2万元，与收条中载明的“2017年11月1日2万元”系同一笔款项主张。因王波无法提供证据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对该笔款项的确认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针对王波上诉认为，2018年6月11日廖秀强微信转款2万元，与收条中载明的“2018年6月20日左右付2万元现金”系同一笔款项的主张。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对该笔款项的认定结论错误，理由如下：1.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经2019年1月15日双方对账，王波出具案涉收条后，廖秀强又当场另行出示4笔微信转账记录，其行为明显不符一般常理；2.案涉收条的形成过程为：廖秀强在王波提供的其妻子李琼制作记账单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付款内容，并打印了一份《收条》。而李琼制作的记账单上载明内容为：“6月份付2万元”，并无付2万元现金字样。综上分析，廖秀强显然应举证其曾经在2018年6月份向王波付过2万元现金，另行微信转账2万元，否则王波关于记账单内容中无“现金”字样，“现金”二字系廖秀强打印时自行添加的说法，更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及一般常理。本案中，廖秀强并未举证证明其曾经在2018年6月份向王波付过2万元现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王波的前述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廖秀强上诉认为2017年5月31日微信支付1.5万元，与收条中载明的“2015年4-5月份打卡1.5万元”系两笔不同款项的主张。因廖秀强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1万元银行取款证明，却无法提供其所谓存入款项的账户，显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廖秀强的前述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廖秀强上诉认为2017年6月11日微信支付1.5万元，与收条中载明的“2017年11月6日1.5万元”系两笔不同款项的主张。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李琼制作的记账单载明“11月6日收微信15000元”，而廖秀强则主张曾经在2017年6月11日支付1.5万元为现金。在廖秀强既无法举证证明1.5万元现金的支付，也未举证证明李琼记账单载明的转款记录情况下，王波对于收条中11月6日转款实为6月11日转款的解释，显然更符合一般常理。对于廖秀强的前述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廖秀强上诉认为2017年2月23日支付现金2.5万元，不应包含在案涉收条中的主张，与双方收条中载明的“除本收条外、王波所打其余收条作废”的约定不相符，廖秀强也未对其主张的款项如何支付，是否为两笔不同款项充分举证。故对于廖秀强的前述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廖秀强应付工程款金额应为58000元。廖秀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7955号民事判决； 二、廖秀强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波支付工程款58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58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从本判决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 三、驳回王波的其它诉讼请求； 四、驳回廖秀强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廖秀强预缴2026元，由廖秀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王波预缴2026元，由王波负担1726元，由廖秀强负担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 笛 审判员 夏 伟 审判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海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