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14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阳，女，197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波，男，汉族，1973年3月14生，住长春市南关区，系其丈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信用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吉林省信用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8777号。法定代表人何志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宁，吉林正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春阳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省信用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用担保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4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春阳原审时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刘春阳与信用担保公司从2008年5月15日至今双方具有劳动关系；2.解除刘春阳、信用担保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支付劳动经济补偿金20470元；3.判令信用担保公司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补齐2008年5月15日至2015年8月份之间的工资差额12040元；4.判令信用担保公司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2015年9月至2019年8月的工资80000元；5.判令信用担保公司因未为刘春阳缴纳社保，社保机构不能补办给刘春阳造成的损失赔偿110000元；6.诉讼费、保全费由信用担保公司全部承担。事实及理由：刘春阳自2008年5月15日起被信用担保公司雇佣为监管员，信用担保公司未与刘春阳签订劳动合同。2008年5月信用担保公司将刘春阳分配到长春信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工作，2015年8月信用担保公司领导通知刘春阳回家等候再分配工作，并表示待刘春阳上班后补发工资。2019年6月份，刘春阳至信用担保公司询问什么时间可以再上班事宜，没有得到具体答复，刘春阳认为自己的劳动权益已遭受侵害。刘春阳上班期间每月工资仅1000元，承诺补发工资一直延续到今日未处理，承诺为其缴纳五险一金亦未缴纳，由此造成刘春阳生活十分困难。信用担保公司原审时辩称，一、刘春阳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刘春阳于2008年5月入职信用担保公司，任长春信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项目监管员，2015年7月30日信用担保公司决定与刘春阳解除劳动关系，并通知刘春阳，且信用担保公司在2015年8月向刘春阳支付了最后一个月工资。之后信用担保公司未再向刘春阳发放工资，刘春阳也未再到信用担保公司上班，也没有向信用担保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证明刘春阳早就知晓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不存在待岗的说法，刘春阳时隔四年之后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不符合常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刘春阳应当在2016年8月之前主张确认劳动关系，现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二、刘春阳要求支付劳动经济补偿金、补齐工资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刘春阳与信用担保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刘春阳应在2016年8月之前申请仲裁，现已超过仲裁时效；三、刘春阳未付出劳动，无权向信用担保公司要求支付2015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工资。根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二）》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刘春阳与信用担保公司在2015年7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不存在其他约定的事由，此后刘春阳未付出劳动，无权要求工资；四、刘春阳请求信用担保公司因未为其缴纳社保，社保机构不能补办给其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春阳于2008年5月16日入职信用担保公司，担任长春市信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项目的监管员，月工资1000元，2015年8月后刘春阳未再到信用担保公司工作，信用担保公司也不再为刘春阳发放工资。证人李林峰出庭作证称2015年7月份，其电话通知刘春阳长春市信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项目结束，不用再来上班了。另查明，刘春阳于2019年8月5日向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8月5日，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吉劳人仲案（2019）31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刘春阳主张与信用担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至今一节，其属于确认之诉，非给付之诉，故不适用仲裁时效之规定。关于刘春阳的工作时间的确认，刘春阳自2015年8月后再未到信用担保公司上班，信用担保公司亦未向其发放工资，证人李林峰出庭作证陈述在长春市信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项目到期后，刘春阳作为临时监管员其已电话通知不再续用，故至2015年8月，刘春阳就应知晓信用担保公司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故其与信用担保公司的劳动关系从2008年5月至2015年8月。2015年8月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关于刘春阳诉请的经济补偿金、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补齐工资差额以及支付2015年9月至2019年8月的工资一节，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15年8月后,刘春阳不再到信用担保公司上班，信用担保公司亦不向其发放工资，刘春阳至此时就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但其怠于行使权利，直至2019年8月起诉，其诉请已超仲裁时效。关于刘春阳主张的因不能交纳社保而要求赔偿损失一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刘春阳与信用担保公司于2008年5月至2015年8月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刘春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春阳负担。宣判后刘春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470元，工资差额12040元，工资80000元，各项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撤销。2008年5月上诉人入职被上诉人公司上班。2015年8月，上诉人直接领导告知上诉人，因公司业务调整，暂时回家休息，待有新项目后再继续上班。上诉人因对公司和领到的信任，便回家等代通知。此间,被上诉人从未就解除劳动关系进行告知，因此上诉人才从未就被上诉人非法解除劳动关系主张权利。至2019年3月上诉人才被告知不会再被安排新工作,至此上诉人才得知自己被非法解除劳动关系。关于证人李林峰。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曾让证人李林峰电话口头通知过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因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了劳动关系，也是本案唯一证据。上诉人认为:1、证言不具有真实性，证人李林峰从未电话通知过上诉人，证人说谎作伪证，证人根本不认识上诉人，也没有上诉人电话号，更没给上诉人打过电话。2、庭审中，证人李林峰明确表述自己是当时的项目经理，主要针对项目，人事部门的事情他不负责。因此上诉人认为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不可能由李林峰负责，客观上不可能由他通知，这不是他的职责，解除劳动关系的方式也不符合程序,李林峰根本不是人事部门负责人。证人从未通知过上诉人，李林峰虚假编造证词,严重妨害司法秩序和上诉人合法权益,应依法追究证人李林峰和被上诉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劳动仲裁的时效是一年，从当事人知道之日起计算，而不是不在岗位时开始计算，上诉人虽然不在岗但并未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劳动法规定,证明劳动关系解除的举证责任,在用人单位一方,而被上诉人就劳动关系解除,除了有李林峰一人的虚假证言通知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人事部门没有备案,没有上诉人任何签字，没有就人事关系解除进行过任何补偿。目前证人在被上诉人处上班,证言因证人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不可采信。上诉人有证人张今朝,在原被上诉人单位曾任物流公司副董事长，也是上诉人的直接领导，真正负责上诉人的入职与离职，其能够证实上诉人离开公司时双方未就解除劳动关系进行过表示,告知回家待业是当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否则，上诉人不会就被上诉人非法解除劳动关系而不行使权利。被上诉人信用担保公司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本案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二审中刘春阳向本院提供2020年1月7日其与被上诉人纪委工作人员（该人员曾经担任过物流的副董事长）的录音，证明信用担保公司没有以任何形式与我方签订劳动解除合同。经质证，信用担保公司对该份证据有异议。二审中，刘春阳申请证人张今朝出庭作证，证明2008年其招聘了100多名监管员，刘春阳系其中之一，2010年证人张今朝调到信用担保公司下属的吉林省嘉信物流有限公司工作。2015年长安汽车项目结束后，刘春阳的主管是被上诉人公司的王烨和张梅，当时证人张今朝问王烨和张梅，刘春阳与被上诉人公司的劳动关系是否结束，王烨和张梅称未结束。经质证，刘春阳对证人张今朝的证言无异议；信用担保公司对证人张今朝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张今朝自称2010年从信用担保公司调走，与刘春阳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其所陈述内容是从他人处大厅而来，故其证言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再查明，2019年12月19日吉林省信用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工商机关名称变更登记为吉林省信用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院认为，2008年5月刘春阳入职信用担保公司处担任，被派往长春信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工作，直至2015年8月信用担保公司在长春信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项目结束。信用担保公司原审中提供了2015年7月30日作出的《关于解除监管员刘春阳工作任务的决定》，该决定虽未实际送达至刘春阳，但根据原审中证人李林峰的证言，项目结束后信用担保公司决定与刘春阳解除劳动关系，已经电话通知其不用继续上班。同时，结合2015年8月后信用担保公司并未为刘春阳支付过生活费或劳动报酬，刘春阳亦未为信用担保公司提供过劳动，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8年5月至2015年8月并无不当。虽然在二审中，刘春阳申请证人张今朝为其出庭作证，但根据张今朝的陈述，张今朝于2010年调入吉林省嘉信物流有限公司工作，故长春信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项目结束时，其并不属于刘春阳的领导，亦不属于信用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了解到的信用担保公司与刘春阳之间劳动关系是否解除问题均是从案外人王烨和张梅处听说，故证人张今朝的证言效力较低，本院不予采纳。据此，2015年8月刘春阳就知道或应当知道信用担保公司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刘春阳原审中自述2015年8月至2019年5月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并未找公司解决劳动争议，故其于2019年8月申请劳动仲裁，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期间，故原审法院驳回刘春阳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补足工资差额、支付2008年5月至2015年8月期间工资及未缴纳社保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春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婧明审判员  聂 莹审判员  邵明福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高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