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5民初6583号原告：赵建国，男，1971年1月17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天津市河北区。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负责人：唐满锁，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琰，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红，女，该行工会主席。原告赵建国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河北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2019年12月4日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建国，被告中国银行河北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建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50000元，其中包括：本息44000元（按复利计算）、往返新加坡的各项费用共28000元、往返北京的各项费用8000元（12年的）、杂费20000元（电话费、打印费、复印费、邮寄快递、交通费共15年的）、其他费用50000元（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精神伤害费、名誉伤害费）；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99年4月在新加坡中国银行莱福士支行信汇10000元至天津市河北区马庄曙光路曙光楼31-101号，收款人王德文。王德文系原告母亲。原告2000年5月回国，经和母亲核账，发现上述汇款母亲并没有解兑凭证，只有之前其他四笔汇款的解兑凭证。后历经20年多方的沟通、协调，该笔汇款仍杳无音信。现委托贵院给予调查事件原因，希望还原事实真相，查出背后相关问题和原因，判决被告赔偿相关损失。之所以要求被告进行赔偿，理由是：1．被告处工作人员郭晓红已经认可该笔汇款与他们行有关系；2．之前所有产生的费用与被告提供的信息有关系，他们提供的信息不确定，有隐瞒内情，有与客户相关的情况不提供，误导客户走了很多崎岖的路，浪费很多的钱和时间；3．被告认可的与他们有关系的时候是已经到了2018年，在2018年以前，并没有找到中国银行天津河北支行，找到了邮局、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以及其他相关的外交部门和天津的涉外部门（包含其他案件，与本案无关）。综上，请求被告对原告损失予以赔偿。被告中国银行河北支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1．被告就诉争汇款的解付流程系合规的，被告已经尽责审慎地履行了应尽的义务。根据《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的规定，1999年4月13日，被告在收到天津分行的头寸后，按照规定电话通知了原告的母亲，并现场核实认证了原告母亲的身份证信息后，方办理了解付流程；2．案涉款项的会计传票属于银行内部资料，该会计档案已按相关规定被销毁了。尽管该会计凭证已经被销毁，但根据现有证据以及时间逻辑可以看出，1999年4月13日被告收到天津分行汇款报文头寸，1999年4月16日，原告母亲王德文在我方营业部办理解付并同时存款10000元，从业务办理的时间，完全可以推断该笔存款就是原告质疑的涉诉境外汇款；3．原告主张1999年4月这笔汇款没有解付凭证，对收到款项不予认可，并主张由此引发的费用损失，前述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4．退一步讲，原告主张1999年4月这笔汇款没有解付凭证构成对其权利的侵害，由此产生相关损失和费用，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故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1999年4月，原告通过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向其母亲王德文汇款人民币10000元，收款人地址栏载：中国天津市河北区。被告系该笔汇款的解付行。此前，原告通过该方式曾向其母亲汇款数次。2.1997年3月6日开始实施的《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第四章第二节国外汇入汇款之二、汇入汇款解付的掌握要点（二）收妥头寸的汇款解付必须坚持“随到随解”的原则之2规定：我方收到国外汇出行发出的只提供收款人地址，没有收款人账号的付款电报，必须在1-2个工作日内对收款人发出解付通知书，有收款人电话的，应予以电话通知。汇入汇款解付的掌握要点（三）汇款解付必须坚持“谁款谁收”的原则之2规定：凡私人为收款人，解付时必须交验、记录收款人的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护照、军人证）。3.2003年1月1日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的通知》规定银行会计档案的保管期分为3年、5年、15年和永久保管。其中保管15年的会计档案中包括会计凭证及附件。被告自述本案涉案的汇款的会计凭证因形成年度为1999年，已于2015年予以销毁，并提供部分证据佐证。4.原告之母王德文已于2012年8月20日死亡。5.2017年3月15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营业部出具《汇入汇款的查询情况》一份，内容为：“客户赵建国称1999年4月7日（星期三）从新加坡中行信汇方式汇入人民币壹万元整，收款人：王德文，地址：天津市河北区，至今没收到此笔汇款。为此我们查询了会计传票，并未找到此笔汇款的汇入记录。”6.因原告就本案涉诉汇款未收到问题曾于2018年7月17日向中国银行业相关机构信访反映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2018年8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作出津银监消复［2018］112号《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该意见书答复内容大致为：一、关于您反映的支行口头通知收款人到银行办理信汇解付的问题。经核查，您1999年4月7日从中国银行新加坡莱福士分行办理的信汇单据中，列示有收款人王德文的电话号码，根据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相关制度条款，收到付款电报后，有收款人电话的，应予以电话通知。由于业务办理日期较早，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未留存相关电话通知记录。我局无法核实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是否履行了电话通知的义务。二、关于您反映的未能查到解兑、承兑以及支取凭证记录的问题。经核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银发［2002］374号）的规定，您于1999年4月7日从中国银行新加坡莱福士分行汇出款项的凭证及相关资料保管期为15年，根据中国银行天津河北支行提供的“2015年会计档案销毁清册”以及天津市涉密载体销毁中心提供的“天津市涉密载体销毁凭证”，中国银行天津河北支行1999年形成的会计凭证已达15年保存期限并于2015年鉴定销毁，天津市涉密载体销毁中心对相关会计凭证进行了销毁，因此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无法提供相关会计凭证以证明王德文收到了上述10000元信汇款项。据此，我局也无法核实收款人王德文是否收到了您于1999年4月7日在中国银行新加坡支行汇出的款项。三、关于您反映的有关凭证不面对您个人的问题。经核查，上述储蓄账户所有人为王德文而非您本人，且您持有的公证书中未体现该账户内容，因此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未向您出具相关凭证。上述做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的相关规定。7.原告自述为了追索、查明等该笔汇款的情况，其多年来数次往返新加坡、北京，产生很多费用，同时花费了很多杂费。并提交相关证据佐证。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和庭审记录予以佐证。本院认为，被告现自认本案涉诉汇款系由其支行办理的解付流程，而原告否认涉诉汇款的收款人收到该笔汇款，为此其作为该笔款项的权利人提起侵权之诉，主体适格。本案系侵权之诉，应满足四大构成要件，即侵权行为、损害事实、过错和因果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在收到该笔汇款业务后，是否已向原告指定的收款人履行了解付流程。正常情况下，银行方对此应举证证明其完成了解付流程。但本案中，原告庭审中曾自述，其最早找被告沟通涉诉汇款事宜的时间为2018年，虽原告多次表示多年来曾数次找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的工作人员沟通过此事，但从其提交的书面证据来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出具情况说明的最早时间为2017年3月15日，故而被告在不知本案涉诉汇款有争议的情况下，在2015年按照相关规定将该笔涉案汇款的相关凭证销毁的行为并无不妥。在此情况下，仍要求被告举证已完成了涉案汇款解付事宜显失公平。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案涉侵权之诉的构成要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一系列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抗辩，原告诉讼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一节，虽事件发生的时间为1999年4月，但原告主张的损失系持续产生，故而并未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本院对于被告该抗辩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赵建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赵建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魏 薇审 判 员  李 倩人民陪审员  王文慧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张亚坤书记员杨璐附：本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