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01民撤5号 原告：吕圆圆，女，1984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杰，浙江嘉韵环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梁，浙江嘉韵环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章笠中，男，196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跃君，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荣波，男，198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告吕圆圆因章笠中与王荣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浙01民终2515号生效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杰、被告章笠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跃君到庭参加诉讼，王荣波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圆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2515号民事判决书。事实和理由：2009年1月19日吕圆圆与王荣波登记结婚，2017年8月21日吕圆圆与王荣波协议离婚。离婚时双方约定，王荣波持有杭州思创医惠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杭州医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惠集团公司）1.53%股权；苏州润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股权，以上两家公司所持股权各占50%。吕圆圆于2018年4月18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确认被告名下医惠集团公司1.53%、苏州润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股权的50%属于吕圆圆所有，并责令王荣波依约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案号为（2018）浙0106民初341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章笠中于2018年8月2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王荣波：“请求法院判令王荣波将其持有的医惠集团公司1.18%股权转让给章笠中，并协助章笠中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权价值4万元）。”案号为（2018）浙0106民初7653号。吕圆圆获知该情况后，向一审法院申请作为7653号案件第三人参加诉讼，未获得准许。由于7653号案的判决直接决定3416号案件的判决结果，故西湖法院对3416号裁定中止审理，等待7653号案件判决的结果。7653号案件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判决，判决：“驳回章笠中的诉讼请求。”章笠中不服7653号案件一审判决上诉，二审法院于2019年07月12日对浙01民终2515号章笠中、王荣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7653号民事判决书；二、王荣波将其持有的医惠集团公司1.18%股权以40000元转让给章笠中，并协助章笠中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吕圆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吕圆圆在知道（2019）浙01民终2515号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损害其民事权益后，依法起诉，请求撤销该判决。（2019）浙01民终2515号判决书的内容错误。一、章笠中起诉的主体身份是错误的，其无权起诉要求王荣波转让股权。根据章笠中提交的一审证据5，2014年8月4日《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第七条约定：“在本次通过增资股权授予后，如出现如下事由之一，被激励人员本次增资的公司全部股权将以原增资价格转让给公司指定的或公司认为应该给予激励的对象。”从该约定可以看到，即使王荣波属于需要转让股权的情况，也需要由公司股东会决议指定股权的接收人，而不是直接由公司控股股东章笠中直接享有回购请求权。没有任何条款约定公司控股股东章笠中有权直接越过公司的指定直接作为股权的接收人行使股权的回购请求权。因此，章笠中本身无权起诉。二、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2年1月至2015年1月，王荣波社保由医惠科技公司缴纳；2015年2月至2015年3月，社保由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缴纳；2015年4月至2016年12月，社保由医惠科技公司缴纳；2017年1月之后，社保由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缴纳。”二审法院认定：“自2016年12月13日即王荣波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作为公司控股股东的章笠中即享有回购请求权。”按照上述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认定，吕圆圆认为：1、如果认定王荣波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那么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应为第一次社保变更，也就是2015年2月王荣波就已经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而回购请求权作为基于合同约定所产生的债权请求权应当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应在回购事宜发生之日起三年内行使回购请求权，也就是在2018年2月之前向法院行使回购请求权。先不论章笠中有无权利行使回购请求权，其是在2018年8月23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2、如果不将2015年2月认定为王荣波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则证明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与医惠科技公司系关联企业，王荣波从医惠科技公司转到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又从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转到医惠科技公司，又从医惠科技公司转到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的情况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更不能认定2016年12月13日系所谓的王荣波与医惠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3、退一万步讲，即使2016年12月13日系所谓的王荣波与医惠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但劳动关系解除后，医惠公司至今也没有按照2014年8月4日股东会决议第七条的约定指定股权接收人，属于惰于行使权力。医惠集团公司在2017年12月14日、2018年3月1日两次股权变更时，也均没有向王荣波行使股权回购，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如王荣波在庭审答辩时陈述：“2016年12月13日后并没有向医惠科技申请辞职，当时是公司的安排，由被告去苏州智康公司担任总经理，被告当时理解，这两家公司是同一家公司。”如果王荣波真的离开了医惠科技公司，为什么医惠科技公司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行使回购权，原因就是吕圆圆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王荣波持有的医惠集团公司股权，章笠中为了不让医惠集团公司股权变更为吕圆圆才向法院起诉行使回购权。三、医惠集团公司2018年3月1日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王荣波所持有的医惠公司股权从1.53%变更为1.18%，出资变为11.8万元。王荣波的股权已经发生了变更，当时按照被告章笠中的说法王荣波已经离开了医惠科技公司，但是医惠集团公司在当时并没有行使回购权，而是仍然将王荣波作为医惠集团公司股东在章程中列名，医惠集团公司全体股东在新变更的公司章程中签字确认。回购股权本身就是医惠集团公司全体股东的决议，而之后医惠集团公司全体股东在新章程中仍然确认所谓“离职人员”王荣波的股东身份，该确认股东身份的行为已经否定了之前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现在章笠中时隔三年多在没有公司指定的情况下起诉要求王荣波转让股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综上，吕圆圆作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依法起诉，请求撒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2515号民事判决书。 章笠中辩称，吕圆圆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首先，吕圆圆不是章笠中和王荣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第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受诉人民法院对原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者赔偿义务的人，以及与原告或被告约定仲裁或有约定管辖的案外人，或者专属管辖案件的一方当事人，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王荣波和章笠中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诉讼标的为医惠集团公司1.18%股权，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法律规定。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与其配偶。因此，吕圆圆与上述股权转让纠纷没有直接牵连，更不负有返还或赔偿等义务，其与王荣波的离婚后财产纠纷，另外适用调整婚姻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与章笠中诉王荣波股权转让纠纷案无关，因此吕圆圆不是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第三人。其次，吕圆圆没有参加诉讼，是其本人的过错，而非因客观原因。根据吕圆圆在民事起诉状中所述，“原告获知该情况后，向西湖法院申请作为7653号案件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未获得准许。”可见吕圆圆知晓章笠中和王荣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但是在吕圆圆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股权转让纠纷的一审、二审的案卷中，均没有其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材料，可见吕圆圆没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其在主观知晓的情况之下选择不申请，并非由于不可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无法参加诉讼，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其次，（2019）浙01民终2515号民事判决书不存在错误。吕圆圆提供《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因激励对象约定不清于2014年8月4日当日变更为“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指定的激励对象”并重新作出股东会决议，在章笠中诉王荣波股权转让纠纷案一、二审中，王荣波也认可了章笠中提交法院的变更后的股东会决议真实性。因此吕圆圆提交变更前的股东会决议，无法证明上（2019）浙01民终2515号民事判决的内容错误。第三，（2019）浙01民终2515号民事判决没有损害吕圆圆民事权益。上述判决的内容是王荣波将其持有的医惠集团公司1.18%股权，以4万元转让给章笠中，并协助章笠中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上述民事判决王荣波的股权变更为了对4万元的所有权，并没有损害吕圆圆的民事权益。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圆圆的起诉。 第三人王荣波未到庭应诉，但在庭审结束后向本院陈述，王荣波是依医惠集团公司的安排到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任职。后因王荣波与吕圆圆离婚，要将公司一半股权转给吕圆圆，因为没有现金支付，吕圆圆要求对股权进行更名，但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希望有其他不认识的股东进入公司，不同意股权更名，章笠中就提起了股权转让纠纷诉讼。但股东签字的时候没有开过相关会议，王荣波的社保也是在医惠集团公司和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之间来回缴纳。王荣波认为应当撤销（2019）浙01民终2515号民事判决。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吕圆圆提交起诉状、受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2018）浙0106民初7653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1民终2515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106民初3416号民事判决书、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补充协议书等证据，拟证明吕圆圆的主体身份以及吕圆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章笠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吕圆圆与王荣波之间的婚姻状况及章笠中与王荣波之间就医惠集团公司1.18%股权的诉讼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吕圆圆提交的《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与章笠中提交的《上海医惠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原件存在文字上的差异，章笠中以吕圆圆提交的《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系复印件为由不认可其真实性，本院认为，章笠中提交的《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为原件，与其在（2018）浙0106民初7653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一致，王荣波在该案审理中对该证据并无异议，本院予以其确认，吕圆圆提交的《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仅为复印件，无其他证据与之相互印证，本院不予采信。（章笠中一方称因吕圆圆手里这份对股权转让对象约定不明确，故重新作出了第二份决议，第一份是被撤销了，王荣波称当时就是签了很多签名，对于决议内容并不知情。承办人认为王荣波的说法可能是真实的，但目前这样的证据状况，也不可能认定复印件不认定原件，而且，即使按复印件来，章笠中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很方便让公司指令由其购买王荣波的股权，因此即使认定复印件是真实的，实际意义也并不大。）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8月23日，章笠中因与王荣波股权转让纠纷，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王荣波将其持有的医惠集团公司1.18%股权转让给章笠中，并协助章笠中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权价值4万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2018）浙0106民初7653民事判决，判决查明：章笠中持有医惠集团公司53.63%股权，系医惠集团公司控股股东。2014年8月4日，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惠实业公司）为对杭州医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惠科技公司)员工进行股权激励，经股东会决议，对医惠实业公司进行增资，同意吸收医惠科技公司员工王荣波等为医惠实业公司股东。王荣波于2019年6月10日缴纳注册资本金4万元，占医惠实业公司1.53%股权。股东会决议第七条第三款同时约定，被激励员工解除与医惠科技公司劳动关系或因自身原因导致其不能为公司提供服务时，本次增资的公司全部股权（含送、转增股权）将以原增资价格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指定的激励对象。2015年9月8日，医惠实业公司经核准名称变更为杭州医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惠投资公司）。2017年12月13日，医惠投资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对公司进行增资，公司增资后，王荣波认缴出资4万元，出资额11.8万元，占公司股权为1.18%。2018年3月1日，医惠投资公司经核准名称变更为医惠集团公司，并通过新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确认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由27名股东组成，其中包括王荣波；王荣波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4万元，已足额缴纳，本次以资本公积转增方式认缴出资7.8万元，将于2018年12月31日前到位，共计认缴出资11.80万元，合占注册资本的1.18%，王荣波在该公司章程中签名；公司章程中未列入2014年8月4日股东会决议“被激励员工解除与医惠科技公司劳动关系或因自身原因导致其不能为公司提供服务时，本次增资的公司全部股权(含送、转增股权)将以原增资价格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指定的激励对象”。2016年12月13日，王荣波向医惠科技公司申请辞职，解除了与医惠科技公司的劳动关系。另，2012年1月至2015年1月，王荣波社保由医惠科技公司缴纳；2015年2月至2015年3月，王荣波社保由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缴纳；2015年4月至2016年12月，王荣波社保由医惠科技公司缴纳；2017年1月之后，王荣波社保由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缴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认为，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2018年3月1日，原公司更名为现公司并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王荣波作为股东在该公司章程签名且被列入股东名册，从而确认王荣波为公司股东。2014年8月4日“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未被新变更的公司章程吸收，对新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且原公司医惠实业公司在2015年9月8日更名为医惠投资公司，更名后又在2017年12月13日进行了增资扩股，王荣波也参加了增资扩股，而王荣波在2016年12月13日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章笠中当时既未行使“回购”权，也未将王荣波排除在增资扩股股东之列，从而证明即使王荣波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也不影响其作为股东的权利。2018年3月1日公司再次更名为现在的医惠集团公司，虽然公司有沿革，但已经不是从前的公司，不仅公司名称变更，股东、注册资本也已变更，而变更后的公司，王荣波仍作为股东在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中签名，行使股东权力。因此，章笠中不能利用2014年8月4日医惠实业公司股东会决议，对王荣波起诉要求回购股权。如果可以行使，章笠中应该在王荣波2015年2月至3月与原公司脱离劳动关系时行使，但当时章笠中并没有行使该权利。综上，章笠中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章笠中的诉讼请求。 章笠中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9）浙01民终2515号民事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一、关于2014年8月4日的《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股权回购条款对医惠集团公司及王荣波是否具有拘束力的问题。2015年9月8日，医惠实业公司经核准名称变更为医惠投资公司，后又于2018年3月1日，经核准名称变更为医惠集团公司，并通过新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确认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由27名股东组成，其中包括王荣波。公司名称的变更依法不影响之前所作出的民事行为的效力，且目前医惠集团公司的新章程中并没有与2014年8月4日的《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股权回购条款冲突的新规定，新章程确认王荣波的股东身份也是延续之前医惠实业公司的股权结构。因此2014年8月4日的《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股权回购条款对医惠集团公司及王荣波仍具有拘束力，原审法院以该股东会决议未被新章程吸收而否定其效力，缺乏法律依据。二、关于章笠中能否行使回购权的问题。按照2014年8月4日的《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股权回购条款的约定，自2016年12月13日即王荣波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作为公司控股股东的章笠中即享有回购请求权。截至起诉之日，章笠中没有明示放弃该权利，而且该请求权也未过诉讼时效，故章笠中要求根据该股权回购条款回购王荣波的股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综上，章笠中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2018）浙0106民初7653号民事判决；二、王荣波将其持有的医惠集团公司1.18%股权以40000元转让给章笠中，并协助章笠中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另查明，吕圆圆、王荣波于2009年1月19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8月21日登记离婚。双方于2017年8月21日签订一份《离婚协议》，其中第三条第3款约定，截止2017年8月20日，王荣波名下拥有杭州医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惠投资公司）股权1.53%、润康公司股权19%，通过代持拥有伯仲公司股权0.375%，吕圆圆对于王荣波股权的价值充分了解知情，该部分股权离婚后为王荣波所有，吕圆圆权益后续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2017年9月20日，双方签订一份《离婚补充协议》，对原离婚协议第三条第3款变更为：在王荣波名下拥有医惠投资公司股权1.53%、润康公司股权19%、通过代持拥有伯仲公司股权0.375%，三家公司全部股份双方各占50%，其中分给吕圆圆的50%要求王荣波及时办理过户给吕圆圆，如不能办理过户的股份，继续由王荣波代管，但每年的分红、送配股、转增股份等情况需全部告知并返还收益给吕圆圆，若送配和转增股份无法办理过户，由王荣波继续代管……吕圆圆因与王荣波离婚后财产纠纷，于2018年4月18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王荣波名下医惠集团公司1.53%股权的50%属于吕圆圆所有，王荣波依约配合吕圆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裁定，因该案必须以（2018）浙0106民初7653号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中止诉讼。后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8）浙0106民初3416号民事判决，驳回吕圆圆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是针对生效裁判提起的诉讼，系给予因故未能参加诉讼而没有获得程序保障、却可能受到生效裁判拘束的第三人提供事后救济途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人提出撤销之诉应当符合“因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程序条件。案外第三人在原案诉讼进程中，知道或应当知道原案诉讼存在，但未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提出参加诉讼申请的，除客观上有妨碍其提起诉讼的正当事由存在外，属于对未参加诉讼存在过错，应视为放弃事前救济程序，系其行使处分权的结果，不符合“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的情形，依法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吕圆圆在其与王荣波的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已明确知晓原诉正在审理之中，吕圆圆如果认为原诉处理结果与自己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则应当在该案一审诉讼期间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吕圆圆现称其曾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未获得准许，但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曾提出这一申请，其这一主张，本院无法采信。吕圆圆明知原诉存在，未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应认定属于可归责于其自身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不符合“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的情形，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条件。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吕圆圆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楼继文 审判员  陈洁雅 审判员  张喜妹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胡 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