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民申475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在文，男，1987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昌盛，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楼永刚，男，197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群，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佳佳，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朱在文因与被申请人楼永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7民终499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朱在文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二审判决认定朱在文与楼永刚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一二审判决认定朱在文向义乌市欧也饰品商行购买货物，货款共计为276828元错误，实际上与义乌市欧也饰品商行（经营者为楼永刚、2018年9月3日注销）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朱在文的父亲朱荣才。2012年10月25日“欧也饰品出货清单”上有朱在文的签名，是因为朱荣才在国外经营，朱在文代为签收货物。一审中，朱在文向法院提交了订购合同、义乌市欧也饰品商行出货单、楼永刚收条等证据，用以证明朱荣才与楼永刚之间的交易情况。2012年10月25日楼永刚出货系履行2012年8月8日朱荣才与楼永刚之间订立的《加工订货合同》，楼永刚认为2012年8月8日《加工订货合同》未履行的说法不成立。朱在文作为朱荣才的儿子，并与朱荣才共同生活，其代朱荣才在出货清单上签字确认收货，符合生活经验和常理。一二审判决仅根据朱在文代为签收的出货清单，径行认定朱在文欠楼永刚货款未付，显系错误。（二）朱在文在2012年10月25日《出货清单》上签字系代朱荣才签收的行为；朱在文没有经商的经历，不是本案案涉饰品的买方。（三）朱在文也不是朱荣才的代理人，本案的案涉货物是朱荣才与楼永刚联系的，本案中朱在文只是代收货物，而非代买货物。（四）朱在文与朱荣才住在一起并不等同共同经营。朱在文自2010年10月起一直在银行部门上班，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经营。根据2013年朱荣才与冯超英2013年3月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协议明确2012年5月开始，朱荣才与冯超英一起合伙经营。（五）朱荣才的生意与朱在文妻子董小青的生意不存在连续性，也并非朱荣才与朱在文或董小青共同经营。朱在文的妻子董小青是2015年起受让义乌市潮阔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股份，而朱荣才的义乌市潮阔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份是2014年就已经转让楼苏琴、马艳萍，而且董小青并未做过饰品生意。（六）楼永刚认为本案的案涉饰品系朱在文自行购买的说法也不能成立。（七）朱荣才与楼永刚之间的货款已经付清。二、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楼永刚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庭审中，朱在文已向法庭抗辩楼永刚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楼永刚提供的出货清单落款时间为2012年10月25日，从2012年10月25日至今，楼永刚从未向朱在文有过任何主张。从加工、订货合同看，付款的最后期限为2012年12月底。楼永刚本次起诉的时间为2018年11月，其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楼永刚答辩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朱在文采购的也不仅仅是楼永刚的这一笔货物，其在另外的交易中也存在签收货物的行为。朱荣才在国外经商，在需要货物时由朱在文在国内采购供应，符合义乌典型的经营模式。朱在文在签收时特意注明“款未付”，这也是朱在文具体参与经营事务的表现，而且这也与朱荣才是合同相对方且已交付定金的陈述不符。二、朱在文一方面说朱荣才已全部支付了案涉货款，另一方面又说楼永刚未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已经过，其对诉讼时效进行抗辩的前提是承认欠款的事实，两者存在矛盾。事实上，楼永刚曾多次到朱在文处催讨货款，诉讼时效并没有经过。朱在文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企业信用报告一份。欲证明义乌市潮阔进出口有限公司2013年3月25日设立时股东为朱荣才和朱锡强；2014年3月14日股东变更为楼苏琴和马艳萍；2015年3月20日变更为楼苏琴和董小青的事实。2.结婚证一份，欲证明朱在文与董小青2013年6月6日登记结婚的事实。3.照片和出货单各一份，欲证明2012年8月9日朱荣才和冯超英在义乌市金茂大厦开始经营；2012年8月18日楼永刚（欧也饰品）出货时冯超英签收的事实。4.合作协议一份、记账清单6份，欲证明朱荣才与冯超英2012年5月起合作经营的事实。5.劳动合同一份、记账清单两份，欲证明冯超英聘请胡权到尼日利亚做翻译以及胡权在2012年6月—8月的记账清单表明的卖出有关案涉类型饰品386打等事实。6.照片截图三张。欲证明2012年10月25日朱在文将本案的出货清单的图片同日发给朱荣才以及货物运到国外的的事实。7.2019年8月4日微信聊天截图3份，欲证明冯超英认可涉案的货物系朱荣才经手和朱在文签收以及货物还在尼日利亚仓库的事实。楼永刚对朱在文提供的证据7质证认为，该证据为单方提供的证据，而且通过微信询问时已经时过多年，其询问的真实性、关联性存疑。经审查，本院认为，对于上述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朱在文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需综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对于证据7，因该证据系单方提供的证据，没有其他证据相互证实，本院不予采纳。经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2012年10月25日的出货清单上朱在文的签字是否系代签行为，案涉交易是否系朱在文与朱荣才的家庭共同经营；（二）楼永刚主张归还货款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朱在文在2012年10月25日的出货清单上明确标明“货已收，款未付”，按照商事交易习惯，朱在文在出货清单上明确标明有关货款的内容，能够证明朱在文与楼永刚之间就出货清单上货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果朱在文主张其签字仅系代收，其应当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但根据一、二审的审理情况及再审审查情况，其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分析如下：1.朱在文主张2012年10月25日的出货清单上所涉交易其实是履行朱荣才与楼永刚2012年8月8日《加工、订货合同》，但经审查，合同中交货的时间（2012年8月8日《加工、订货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时间是9月15日）、货物的总价款均与本案中出货清单不一致（2012年8月8日《加工、订货合同》总货款是566400元，而案涉货款276828元），且朱在文也未对加工、订货合同中预付款情况等事项进行举证，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出货清单货物即是履行2012年8月8日《加工、订货合同》的一部分。2.朱在文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货物运往国外的事实，并不能有效证明具体交易对象。3.朱在文主张其在银行工作，并没有经商的经历也并不能排除家庭共同经营的可能性。从一二审法院审理情况来看，朱在文并非仅在本案中签收货物，除本案案涉交易外，还在另外的交易中也签收过货物，多次签收货物的行为可以表明其从事一定的商事行为。4.朱在文与朱荣才之间系父子关系，父子两人又是共同居住，外在的交易对象客观难以区分朱在文与朱荣才之间是代收还是共同经营，而且结合义乌当地普遍存在的家庭成员一方在国外销售、另一方在国内购货的经营模式，在没有确定证据证明案涉交易仅发生在朱荣才与楼永刚之间时，可以认定该交易系家庭共同经营，这也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5.至于朱荣才在二审中自认其系真实交易主体的问题。因朱荣才与朱在文系父子关系，具有利害关系，其所述案涉交易与2012年8月8日《加工、订货合同》也并非同一个合同，其证言证明力较低。因此，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朱在文主张其在案涉交易中仅是代收人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依据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加工、订货合同中约定的履行期限不能适用本案货物，不能用以判断本案货款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出货清单上未明确款项支付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存在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及存在履行义务宽限期届满等情形。因此，二审法院认为楼永刚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另外，朱荣才在二审作证陈述相关货款全部支付事实也缺乏其他证据相印证，且本案案涉送货单原件仍在楼永刚手里，其主张的货款全部支付的主张也不能成立。综上，朱在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朱在文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洪学军审判员  王健芳审判员  杨 治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