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7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富，男，197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文泽，男，197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花,山东鲁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国富因与被上诉人程文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2民初5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国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程文泽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李国富对程文泽的7万元欠款扣除已偿还的45000元欠款剩余25000元。自2011年起至2015年2月11日期间，双方对所有欠条汇总一共是7万元整，李国富于2015年2月11日向程文泽出具了7万元欠条，后李国富弟弟到场提醒称在2012年3月6日偿还程文泽25000元（有收到条为证），2013年10月24日又偿还程文泽20000元（有转账凭证为证），提醒确认7万元欠条有无扣减上述45000元的事实。由于7万元欠条已经写好，程文泽提出写上2014年以前的款已经付清了就行，反正李国富有收到条和转账记录，李国富遂在欠条上注明“2014年以前瓢款全部解清”（结清）。2.李国富偿还两笔共45000元的事实及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2014年以前漂款全部解清真实意思是2014年以前漂款全部结清。3.案涉7万元的欠款时间范围系自2011年至2015年2月11日，并非程文泽所述截止至2015年2月11日，2014年前共欠7万元。李国富和程文泽在2014年至2015年之间有经济往来。4.李国富分别于2012年、2013年偿还程文泽两笔款项共45000元不在7万元欠款范围的举证责任在程文泽。5.程文泽一审提交的通话录音未提供原始载体，其擅自虚构5、6万元等词语，该录音不能排除正常业务往来的交流，不能作为重新计算诉讼时效的情形，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程文泽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欠条并未注明还款期限，因此程文泽有权随时向被告主张权利错误。案涉7万元欠条的诉讼时效应从出具欠条之日2015年2月12日起开始计算。因为债权人从出具欠条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故依据当时民法通则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本案诉讼时效终结时间为2017年2月11日，期间程文泽并未主张该笔欠款，视为该笔欠款诉讼时效终结。程文泽辩称，上诉人李国富上诉状中所称的事实及依据自相矛盾，且在一审时其已经提过，一审判决对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李国富的辩解已经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根据李国富一审时的自认，本案事实已十分清楚。1.李国富代理人一审第一次开庭时答辩称不欠付程文泽欠款，并提交证据证明程文泽分别于2012年、2013年收到李国富两笔款项，针对该两笔款项程文泽在一审时作出了详细的质证意见，其中提到2011年至2015年期间，李国富也付过款，上述两笔款项均在案涉欠条出具之前，该欠条系对2015年2月11日之前欠款的汇总确认。因双方手中均有由对方出具的收货或是收款单据，故在汇总欠款时写明“2014年以前的瓢款全部解清”，以证明此前已经出具的单据不再使用，以该欠条为准；2.李国富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辩称仅欠程文泽25000元，缺乏证据证明。李国富在该庭审中承认欠条是由其本人出具的，因双方手中持有的收条比较多，双方对欠款进行了汇总，形成了案涉欠条，李国富关于欠条打好以后其弟弟提醒已经付过的款项未扣减的辩称不成立。双方欠款发生于2011年至2015年期间，李国富对双方交易时间的辩解亦不成立。3.关于一审时程文泽提交的录音证据，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李国富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只是变成该录音可能存在删减的可能，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录音证据可证实李国富欠款7万元的事实。4.李国富称欠条中载明的“瓢款已解清”系笔误，真实意思是2014年以前的漂款已经结清，但自欠条出具至今其始终未作出更正的意思表示，且与其上诉称欠25000元的欠款相互矛盾。综上，李国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程文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欠款7万元；二、判令被告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1年起，被告在原告处购买塑料漂。2015年2月11日，被告为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条欠程文泽柒万元整瓢款2014年以前瓢款全部解清李国富2015.2.11”。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该款，被告以各种理由推拖拒付，原告遂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原告为证实被告欠其7万元货款除提交被告出具欠条之外，还提交2018年1月3日其与被告之间的通话录音，该录音中有如下内容：李：“哥呀！我就是想着，我还能瞎了你这五六万块钱吗？”程：“反正这个事，咱俩就这么说开着，你没预备往好地方弄不然的话，你这么大的摊子，1000多亩海带，你还就差欠我的这两个钱吗？你一年挤两个钱给我，你也就早挤出来了，你这样弄法，你就没预备我过，也没预备我做买卖了。”李：“哎，老哥，贷款今年都没下的来，放心吧老哥，贷款，我现在告他干扰企业经营，老哥，贷款都没下的来。”……被告质证认为，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其与原告的谈话，但该录音其自始至终不知情，也不予认可，不排除原告在不同时间、地点、不同背景断章取义，未征得被告同意的情况下，采用偷录设备对被告偷录剪辑而成，且该录音未体现原始载体，故该录音不应予以采信。被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以证实荣成市龙祥养殖厂系被告投资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因此李国富个人不适格作为本案被告；2、2012年3月6日，原告出具的收款25000元收条一张，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7万元，因为双方2014年前一直有业务往来，双方手中有相关的单据，截止2015年2月11日，2014年前货款共欠7万元，该欠付的漂款款项已经全部解释清楚，核对完毕，以前双方手中所有的单据作废，欠付数额以该单据为准；3、被告本人农行卡交易记录一份，证明2013年10月24日，被告银行转账20000元给原告。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被告出具的欠条及被告付款均是通过个人银行账户，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发生的货物买卖往来，因此诉讼主体应为被告个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实为何欠条上要多加一句“2014年前的瓢款全部解清”，说明双方都有单据，为了不产生混乱，所以对欠条的内容作出了一个详细的说明；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款发生于2015年2月11日欠条出具之前，都不属于本案7万元的欠款范围。第一次庭审时被告代理人陈述所有货款均已结清，给原告出具欠条的原因是原告找被告核算账目，具体发货多少算不清无法下账，所以找被告帮助看看发货情况，打张条子好下账，该条表示双方的往来只有7万元，并不表示欠款，因为双方的往来比较多算不清，只是表示双方有7万元的往来，且被告说这7万元已经全部付清，所以在条上特意标注全部结清。第二次开庭被告本人到庭陈述，2015年2月11日，原告给他送了一车的漂，大约5000-6000元，原告把2011年-2015年2月11日之前的所有欠条拿来了，说把所有的账结一下，他们俩算了算从2011年-2015年2月11日所有的欠条一共是7万元（扣除他已经支付的钱），在写欠条时他弟弟开门进来说2012年3月6日给了25000元，2013年10月24日又给汇了20000元吧，问他这个钱有没有扣除，当时他说没有扣，他已经写好了欠条，原告说你就写上2014年前的款已经付清了，剩下的他们回去看看账。审判员询问被告，“你既然认为欠原告25000元，为什么出具70000元欠条？”被告回答，“我以为就是欠原告70000元，所以就打了70000元的单子，后来我弟弟说了那两笔，没有改欠条的原因是原告说他也要回去看看账，我给原告这个欠条就表示我欠原告2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自2011年，被告以其个人名义在原告处购买塑料漂，其向原告支付货款及出具欠条均以个人名义，因此原告与被告个人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是否拖欠原告货款及具体的数额。原告为证实被告欠其货款7万元，提交了被告本人签字的欠条一份及原被告双方的通话录音，欠条明确载明“欠程文泽柒万元整瓢款”，录音中被告陈述，其不能不还欠原告的五六万元，其不还款是因贷款没有下来。被告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是其与原告之间的通话，因此其以原告未提供录音原始载体为由，认为该证据不应采信，理由不当。故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充分证实被告认可其尚欠原告货款7万元。被告先是辩称其已将原告的货款全部结清了，出具该条只是表示双方之间的往来有7万元，并不表示欠款数，之后又称还欠原告25000元，其陈述前后矛盾且未作出合理解释。另外，根据被告本人自述，其2015年2月11日向原告出具的欠条是扣除了已经支付给原告的货款后尚欠的数额，但又称应扣除2012年3月6日支付给原告的25000元及2013年10月24日支付给原告的20000元，该陈述明显不合逻辑，违反常理。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2015年2月11日之后又向原告偿还过款项。因此被告辩称，其不欠原告款项或仅欠原告250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所述的欠条中注明“2014年以前瓢款全部解清”的意思是2014年之前的漂款全部解释清楚、核对完毕，以前双方手中所有的单据作废，欠款数额以该单据为准，该解释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为原告出具的欠条中并未注明还款期限，因此原告有权随时向被告主张权利，且根据原告提交的录音，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时，被告并未明确拒绝付款，只是称贷款暂未下来，且之后原告又于2018年7月提起民事诉讼，因此诉讼时效因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发生中断，故被告称原告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当，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诉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被告辩称，理由不当，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判决：被告李国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程文泽货款70000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被告李国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李国富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宋某称，其与李国富系合作关系，共同向被上诉人程文泽购买漂，其替李国富分别于2012、2013年向程文泽支付了现金25000元及转账25000元。李国富称证人宋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2013年的款项由宋某支付给了程文泽。经程文泽当庭询问，李国富认可宋某系其舅家表弟。经质证，程文泽认为，一、从程序上看，李国富一审时有充分的举证时间，经询问一审期间宋某始终在荣成做生意，有时间和条件为李国富出庭作证，故宋某的证人证言不属于新的证据，且证人出庭作证应于开庭前7日提交书面申请，应审查李国富申请宋某出庭作证是否符合程序规定；二、证人宋某与李国富系亲属关系，且其承认与李国富系合作关系，宋某与李国富具有利害关系；三、宋某陈述2013年向程文泽转账25000元，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以及李国富在上诉状中陈述转账20000元的事实相互矛盾。至于2012年交付给程文泽的现金来自何处，程文泽不知晓。更重要的是关于2012年、2013年李国富支付程文泽的两笔款项产生于2015年欠条出具之前，且李国富认可出具欠条之前已将支付的款项予以扣减，故证人宋某的证言与本案诉争事实没有任何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李国富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证明宋某分别于2012年、2013年代其向程文泽支付25000元、20000元，但被上诉人程文泽并未否认李国富2012年、2013年支付上述两笔款项的事实，双方争议的事实为上述两笔款项是否从欠条载明的7万元中扣除，故证人宋某的证言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被上诉人程文泽曾于2018年7月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上诉人李国富偿还本案诉争欠款，后于2018年11月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作出（2018）鲁1082民初4982号民事裁定准许程文泽撤回起诉。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上诉人李国富分别于2012年、2013年向被上诉人程文泽支付两笔共计45000元应否从其出具欠条载明的7万元欠款中予以扣除；二、程文泽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焦点一，上诉人李国富上诉主张其在出具欠条后得知其表弟分别于2012年、2013年向被上诉人程文泽支付的共计45000元货款应从7万元欠款中扣除，其实际欠款25000元。程文泽则称上述两笔还款发生于欠条出具之前，已经从欠条中予以扣除。本案当事人均认可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于2015年2月11日进行了对账，李国富向程文泽出具了欠条，载明欠款7万元，并注明“2014年以前瓢款全部解清”。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程文泽为证明李国富欠付其款项，提交了李国富书写的欠条以及双方之间于2018年1月的通话录音，足以证明李国富认可欠付程文泽7万元货款的事实。李国富虽对该录音证据提出异议，但其认可该录音中通话对象系其本人，且其上诉主张录音中不排除双方商讨2015年后的合作及经济往来事项的可能，与其本案审理过程中陈述称双方自2015年后再无交易往来相互矛盾，故李国富的相应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双方对“2014年以前瓢款全部解清”有争议，程文泽解释称双方手中分别持有收货条及付款的收条，上述文字意思是2014年之前的款项全部解释清楚、核对完毕，双方手中单据作废，欠款数额以欠条为准，符合常理。李国富则称在出具7万元欠条后得知2012年、2013年还款45000元未予扣除，故增加上述文字，意思是2014年款项全部结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国富于2015年2月11日出具欠条载明欠款7万元，按照常理，双方于对账前的还款已作抵扣，但李国富主张此前2012年、2013年还款的45000元在欠条中未予扣除，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其申请出庭作证的宋某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李国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国富关于双方之间交易往来的总货款、其向程文泽的还款情况等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且未作出合理解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根据本案当事人的陈述，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情况，一审法院对李国富主张的事实未予认定，认定李国富欠付程文泽7万元，并无不当。李国富的相应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关于被上诉人程文泽的起诉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上诉人李国富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应自其出具欠条的次日2015年2月12日起算，因程文泽作为债权人从出具欠条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对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亦未约定货款的结算时间，2015年2月11日双方首次对账，李国富出具了案涉欠条，欠条中未载明还款时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程文泽作为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李国富履行还款义务。李国富在上诉状中称程文泽在2017年2月11日前从未向其主张过权利，且程文泽一审时提交的2018年其与李国富之间的通话录音中，李国富亦未明确表示拒绝付款，因此程文泽于2018年7月起诉请求李国富还款之前，未发生程文泽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的事由，诉讼时效当时并未起算，而2018年7月程文泽通过诉讼向李国富主张权利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故本案程文泽于2019年10月10日起诉请求李国富偿还欠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李国富的相应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国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李国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姚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