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1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启英（又名黄英），女，196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川，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学福，男，1974年4月2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从建，重庆天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启英与被上诉人易学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0民初3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4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审理中，于2020年4月7日组织上诉人黄启英、被上诉人易学福进行了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启英上诉请求：一、撤销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0民初3452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易学福的一审诉讼请求；三、判令由易学福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易学福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黄启英与易学福非亲非故，易学福出借大额款项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在转款发生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易学福从未向黄启英主张过权利，且双方没有任何关于借款、还款的通话、微信聊天或邮件往来。易学福未到庭参加诉讼并接受法庭调查。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不应仅凭转账凭证，推定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3．案涉款项是易学福根据彭大荣出具的《承诺书》向黄启英支付的居间报酬，并非借款。被上诉人易学福辩称，1．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有转款凭证可以证明。2.易学福因其叔叔易相荣在黄启英负责的环保项目工作，了解到黄启英在运作其他环保项目需要钱，因此易学福借款20万元给黄启英，目的是为了今后自己能做一些工程项目。3.借款之前易学福在工地上只见过黄启英几次，双方不是很熟悉，且易学福长期未在石柱，只能通过他人向黄启英催收。之前之所以未起诉，是因为案涉环保项目一直在施工。2019年当地政府否认了该项目，易学福便开始催促黄启英还钱，未果才起诉至法院。4.黄启英在一审中辩称案涉款项是易学福偿还黄启英之前的借款。5.彭大荣出具的《承诺书》与本案无关。6.易相荣彭大荣等人并非合伙人。易学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黄启英偿还易学福借款本金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启英承担。事实和理由：易学福在广州做服装加工生产。黄启英系德兆环保设备厂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沱镇的项目负责人。易学福并不认识黄启英。2016年8月初，易学福的叔叔易相荣打电话来说，石柱有个工程项目大家一起做。易学福回石柱后，经叔叔易相荣和易相荣的朋友陶文举介绍，认识了黄启英。因其他项目前期投资需要资金，黄启英便找到当时承建德兆西沱项目的承建商陶文举借款，陶文举没有钱借，便介绍易相荣给黄启英认识。2016年8月18日，黄启英向易学福和易相荣借款50万元，用于其他地方的环保项目前期开支，并承诺项目落实后继续给陶文举承建，并分一些项目给易学福、易相荣做。经商量，易学福同意给黄启英借款20万元，易相荣同意给黄启英借款30万元。易学福当场向黄启英转款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8日，易学福通过自己银行账户向黄启英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易学福称，该款系黄启英向易学福所借款项，一直未偿还。黄启英则称，该20万元转款系易学福向黄启英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案涉款项的性质。易学福主张案涉款项是借款，黄启英抗辩是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虽然易学福没有能够提交借款合同作为直接证据，但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款项实际支付的银行转账凭证，易学福对与黄启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初步举证。黄启英所持的抗辩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新的主张，则黄启英应对该抗辩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黄启英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借款关系后，才转由易学福就其起诉时所主张的借贷关系存在，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但易学福未就其抗辩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对黄启英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并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易学福主张20万元转款为借款的主张，予以采信。对其主张要求黄启英还款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黄启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易学福借款本金20万元。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黄启英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黄启英向本院举示以下证据：1.《承诺书》，拟证明案外人彭大荣承诺向黄启英支付首期居间费50万元的事实；2.《重庆德兆和鑫智能环保设备厂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拟证明彭大荣以四川金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贝公司）名义签订施工合同，黄启英完成居间事务；3.《关于石柱项目指挥部相关人事任免通知》，拟证明易学福支付案涉款项时，黄启英不是案涉项目的公司员工；4.《签到表》，拟证明易学福的叔叔易相荣代表金贝公司参加工程例会和办理工程款结算支付，是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5.借记卡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同城自动入账回单，拟证明易学福的叔叔曾使用同一账户替代彭大荣支付履约保证金，进而证明易学福支付给黄启英的款项是替代彭大荣支付约定的居间报酬；6.起诉状、传票，拟证明易学福的叔叔易相荣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起诉黄启英，本案与另案具有法律和事实的牵连；7.易相荣起诉黄启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一审庭审录音光盘，拟证明出庭证人何广中证实彭大荣出具《承诺书》支付居间报酬的事实，易相荣、陶文举、彭大荣存在合伙关系，易相荣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案涉款项是代彭大荣支付的居间费，黄启英收到案涉款项后出具了收条，载明案涉款项是“居间报酬”，同时易相荣当庭陈述陶文举就案涉20万元以及易相荣转账支付的30万元以其个人名义向易相荣出具了相应借条。被上诉人易学福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承诺书》真实性无法核实，且承诺书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承诺书载明的项目和证据2中的项目并不是同一个项目，承诺书落款时间是2016年7月23日，合同时间是2016年10月21日，出入几个月；承诺书的金额是50万元，与20万元的金额不符。2.对施工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协议书签订日期与案涉款项转账日期相差两个月。3.对人事任免通知的真实性认可，但达不到黄启英的证明目的，反而能证明黄启英在负责案涉工程。4.签到表系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易相荣之所以在签到表签字，是因为易相荣出借了款项，其到场为了监督款项使用，不能以此证明易相荣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5.对转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黄启英的证明目的。6.起诉书和传票真实性无异议。7.何广中与黄启英系同事，何广中在另案中所作证言不属实。8.易相荣在另案中的陈述并不能证明案涉款项不是借款，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二审中，被上诉人易学福未向本院举示证据。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查认为，1.对《承诺书》《重庆德兆和鑫智能环保设备厂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于石柱项目指挥部相关人事任免通知》《签到表》、借记卡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同城自动入账回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与案涉款项是否具有关联性，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作出综合认定，对此稍后作具体阐述。2.对（2019）渝0240民初3451号案件起诉状、传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何广中在（2019）渝0240民初3451号案件中证实《承诺书》由其执笔以及易相荣参与重庆得兆和鑫智能环保设备厂工程管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易相荣在（2019）渝0240民初3451号案件庭审中，对包含案涉20万元在内50万元款项支付过程、陶文举出具借条以及易相荣向陶文举催款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尽管上述事实是在（2019）渝0240民初3451号案件作出，但因（2019）渝0240民初3451号案件所涉的30万元与案涉20万元的发生事由一致，两案具有事实上的关联性，故对（2019）渝0240民初3451号案件起诉状、传票、庭审录音光盘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7月23日彭大荣出具《承诺书》，载明：“兹因彭大荣与重庆德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署的西沱建设环保设备厂项目工程合同，期间黄英等人做了大量协调工作，促成该合同顺利签订，亦得到彭大荣的认可。故，其特别承诺按工程项目造价总额的4.5%（肆点伍）支付作为对以上的报酬。其支付方式：一、给甲方交付第一笔款项即（100万）时支付50万元，大写：伍拾万元；二、余款按进度款收取时（前二次）付清。”2016年8月8日，易相荣向重庆德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兆公司）转账支付80万元，附言为：合同履约保证金。2016年10月21日，重庆德兆和鑫智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与金贝公司签订《重庆德兆和鑫智能环保设备厂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德兆公司将重庆德兆和鑫智能环保设备厂项目发包给金贝公司。该施工合同加盖德兆公司、金贝公司公章，并由何广中作为德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彭大荣作为金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2017年3月6日德兆公司免去何广中项目指挥部指挥长一职，任命黄启英作为项目指挥部副总指挥。根据何广中在（2019）渝0240民初3451号案件中的证言以及黄启英在本案中举示的《签到表》可认定，易相荣作为金贝公司的代表，参与了重庆德兆和鑫智能环保设备厂项目的施工管理。2016年8月18日易相荣向黄启英转账20万元，2016年8月19日易相荣向黄启英转账30万元。在易学福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的同时，易学福的叔叔易相荣也仅凭银行转账凭证，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黄启英偿还30万元，两案的诉称理由一致。易相荣在（2019）渝0240民初3451号案件中当庭陈述：“项目启动后，黄启英找到陶文举，……在贵州有个项目马上启动，需要前期活动费用……陶文举找到我，陶文举说‘哥，另外有个项目在贵州那边，涉及整个重庆德兆项目在全国铺开，又获了专利，黄总在前期运作，需要前期费用，你来了解哈，你觉得可以，你再给我借，他（她）来找我借，你来再给我借50万，如果项目拿下来了，你就来做’。在这种情况下，我手上只有30万，差20万。我去看了过后，在西沱，我看他们现场风生水起搞得相当好……在一个小区里面的家庭房屋办公室，有我、陶文举，我们几个确定了，我侄儿（易学福）也同意了……2016年8月19日我转了30万元，易学福2016年8月18日早一天打了20万元，前后隔一天分别向黄启英账户打了50万元。”同时，易相荣还陈述，陶文举共计向其出具200万元借条，其中包含易学福、易相荣转给黄启英的50万元。易相荣还陈述，易相荣没有向黄启英打电话催款，易相荣无数次找陶文举追讨，陶文举一直不还，由于钱是打给黄启英的，只有起诉黄启英。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当事人就案涉款项是否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此，本院作如下评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以及《最高法人民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精神，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举示的证据仅需达到使法院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认定重新回到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之后原告仍需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事实继续举证证明。本案中，首先，黄启英抗辩案涉20万元与易相荣转账的30万元，合计50万元款项是代彭大荣支付的居间报酬。为证明其抗辩主张，黄启英在二审中举示了《承诺书》《重庆德兆和鑫智能环保设备厂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证据。上述证据，可以反映出黄启英、易相荣、彭大荣与重庆德兆和鑫智能环保设备厂项目存在关联，黄启英系德兆公司任命的该项目副总指挥，彭大荣参与了施工合同的签订，并且彭大荣与易相荣作为金贝公司代表参与了该项目的管理，同时易相荣还向德兆公司缴纳了80万元履约保证金。案涉的20万元与易相荣转账的30万元是基于同一事由发生，两笔款项的合计金额为50万元，与《承诺书》约定的第一笔居间报酬金额一致，且转账时间发生在《承诺书》出具之后，因此不排除案涉20万元系履行《承诺书》约定的可能，即案涉20万元是否属于借款现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此时理应由易学福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继续举证，但易相荣在（2019）渝0240民初3451号案件中的当庭陈述足以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不存在借贷合意。由于案涉20万元的转账与易相荣转账的30万元基于同一事由发生，两笔款项存在关联，且易相荣对两笔款项的发生起到关键作用，故易相荣关于转账过程的陈述可以作为判断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借贷合意的依据。根据易相荣在（2019）渝0240民初3451号案件的陈述来看，在案涉款项转账前，黄启英并未与易学福或易相荣就案涉款项进行过商议，易学福、易相荣仅与陶文举协商过案涉款项，且事后陶文举给易相荣出具的借条中包含了案涉20万元，可以认定易学福与黄启英之间对案涉20万元并未形成借贷合意。因此，易学福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黄启英偿还20万元，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尽管黄启英在一审、二审中对案涉款项性质作了不同陈述，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本院以二审实际查明的事实进行认定。不过，黄启英本应在一审如实进行陈述，并对其主张事实充分举证，但其一审中未举示任何证据，在二审中才提交相关证据，其应当承担新增的诉讼成本，故本院确定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黄启英负担。由于易学福的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故一审案件受理费由易学福负担。综上，上诉人黄启英的上诉理由成立，其相应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0民初345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易学福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被上诉人易学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黄启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庆华审 判 员 黄 飞审 判 员 徐婷婷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 凤书 记 员 何杰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