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再37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周菊芳，女，196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小林，男，196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台州市信友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门外沙。 法定代表人：周菊芳，该公司总经理。 三申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宽，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申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自然，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国林，男，1959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义苍，浙江思尔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叶晓玲，女，1969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涛涛，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工业小区。 法定代表人：阮彩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义苍，浙江思尔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周菊芳、陈小林、台州市信友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友公司）与被申诉人王国林、叶晓玲、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浙台商终字326号民事判决，向台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出作出浙检民监33000000248号民事抗诉书，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提出抗诉。浙江高院作出（2019）浙民抗4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胡伟荣出庭。申诉人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宽、郝自然、被申诉人王国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陈义苍、被申诉人叶晓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阮涛涛、被申诉人东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陈义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宁夏银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台公司）补缴的税款、滞纳金及审计费用，是否应按股权比例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浙台商终字第32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判决不当。理由：一、银台公司向税务部门补缴的税款和滞纳金系王国林等股东经营期间的虚假纳税行为造成。根据一审判决采信的证明银台公司虚列成本、隐瞒收入的相关证据，2006年至2012年期间，银台公司为增加经营成本，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从其他单位和个人处开具了工程款等发票30张，共虚列成本计4114万余元。同时，银台公司还隐瞒了2012年项目收入508万余元。由此，银台公司通过多列支出、少列收入的方式共计隐瞒收入4622万余元，后通过外、内两套财务账薄将上述资金分别以虚列股东投资款、应付款、支付开票费用等形式平账，从而向税务部门少缴了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应纳税款。上述偷税事实均发生在2013年4月14日《宁夏银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及陈小林等人作为银台公司股东实际经营银台公司期间。2013年12月，银台公司分别向平罗县国家税务局补缴了2010年-2012年三个年度的企业所得税8799317.91元、滞纳金2344015.89元，向平罗县地方税务局补缴了2006年-2012年期间的土地增值税697414.01元，以上共计11840747.8元。二、没有证据表明《宁夏银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签订前周菊芳一方明知银台公司存在巨额欠税的事实。王国林一方认为银台公司股权转让系“打包卖”、周菊芳一方明知银台公司存在巨额欠税事实，故《补充协议》不适用于补交欠税。王国林一方该主张主要依据的是梁某、毛某的证言。但二人的证言仅主张约定行贿罚款由王国林一方负责，而对周菊芳是否明知银台公司存在巨额欠税事实并未提供证明，其主张的“打包卖”同样仅针对行贿罚款，而未包括欠税部分。且银台公司建有内外账，采用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方式，一般人员难以发现。银台公司补缴税款和滞纳金系被税务部门发现，且在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之后进行。故王国林一方该主张不能成立。三、银台公司以自查补税的方式处理公司虚假纳税违法行为，实际上减小了原股东承担的责任。对该虚假纳税违法行为导致的责任，原股东仍应当按比例承担。《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原股东自愿承担原经营期间的税收罚款，也得到了二审判决的确认。但二审判决对此额外附加了前提条件：相关部门正式立案并作出处理作为承担罚款的依据，其主要理由是《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通常情况下，税务部门肯定会依照法律法规对银台公司进行税务稽查和立案查处。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当地税务部门同意银台公司以自查补税的方式来处理偷税问题，银台公司避免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原股东不能因为签订《补充协议》时没有预料到可以更经济的方式来处理偷税问题，而以此逃避自己按约应当承担的责任。二审判决仅以《补充协议》中原股东责任承担方式的条款中有“以实际处罚单据为准相关部门未结案”等语句为由，否定原股东的这一责任，于法、于理不通。因此，银台公司因本案中虚假纳税行为而向税务部门补缴的各项税款和滞纳金11840747.8元，及因此所合理产生的必要审计费用、补开发票费用等，应当由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等三转让股东及陈小林按比例承担。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原股东应承担其中的61.11%，即7235881元。银台公司因纳税违法行为向税务部门补缴的各项税款和滞纳金的事实，符合《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罚款范围，是周菊芳一方的主要抗辩事实，与本案争议有着密切联系，二审判决在已经采信周菊芳一方出示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却对这一事实没有认定，系遗漏了本案主要事实的认定。综上所述，（2015）浙台商终字第32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判决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称，1.不服（2015）浙台商终字第326号民事判决，请求台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请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请求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抗诉，监督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提审本案，撤销（2015）浙台商终字第32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4月14日，银台公司股东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与周菊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61.11%股份以9740.8万元全部转让给周菊芳，2013年7月28日又签订《补充协议》。2013年12月25日，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起诉要求周菊芳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本金1501万余元及利息、违约金、律师代理费等并要求陈国林、信友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二审均以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对抗辩的扣款事实未能提交该款系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正式立案并作出处理决定所交纳的书面依据为由，判决周菊芳向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333万余元及违约金、赔偿律师代理费28万余元，陈小林、信友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无视双方订立《补充协议》时的基础事实，对争议条款作出片面、机械、违背双方真实意思的理解，从而作出错误认定，错误地判赔主合同未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一、《补充协议》要求王国林等原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偷税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意思表示非常明确，一审认为应以相关部门正式立案并作出处理才能作为承担罚款依据，违背《补充协议》的约定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本案主要争议之一是对《补充协议》第一条和第四条的理解，一审对此的四点理解无视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等通过努力以自查补税这种最为经济的方式处理税收违法行为，有效地避免了税务部门采用立案稽查方式追究税收违法行为，从而帮助原股东摆脱面临的巨额偷税罚款和刑事风险，无视《补充协议》反映的由原股东承担税收违法行为造成的补税、滞纳金、罚金损失的合同目的，在情势发生变更的情况下，不仅不从合同目的出发探求争议条款的真实意思，反而对争议条款作出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理解，从而作出错误认定。（一）本案争议的涉税事实由股份转让前的银台公司偷税行为引发，包括陈小林在内的原股东在股份转让过程中均对周菊芳隐瞒这一事实。根据一审采信的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提供的证明银台公司虚列成本、隐瞒收入的相关证据，2011年3月至2012年5月期间，银台公司为增加经营成本，在无实际交易的情况下，从兰州宏达装饰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处开具工程款等发票30张，虚列成本共计4114万余元。同时，银台公司还隐瞒2012年项目收入508万余元等税务问题。银台公司通过多列支出、少列收入的方式共计隐瞒收入4622万余元，从而向税务部门少缴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应纳税款。银台公司成立之初就有外、内两套财务账簿，其中外账作为正式财务账簿供税务部门检查，而内账记载一些不宜列入外账的公司收支情况供内部控制。银台公司上述通过虚列成本套取资金，其中2000余万元以各股东及关联人投资款（借款给公司）名义记在外账，剩余1300余万元以应付款形式记在外账。250余万元开票费用直接以付开发票费及税费等名义记载在内账，套取的剩余500余万元资金也记在内账。此外，隐瞒的508万余元收入也只记在内账。套取的大部分利润已按原股东的股份比例计入到股权转让款。根据双方及证人比较一致的陈述，本案股权转让款价格根据转让股东在最高峰时的投资款总额及利息计算出来大约1亿元来确定。根据账册，王国林等三转让股东的价值1亿元左右投资款项包括：1、在银台公司真实的投资款余额（股本金＋借款）4837万余元及利息3134万余元（按月息1%计算），共计7972万余元；2、事先已领回的投资款及利息360万元左右；3、上述套取的挂在关联人名下的资金共1645万余元，按三转让股东所持61.11%股份计1005万余元；4、上述套取的已按比例分配到原股东名下和之前饮马湖项目分得的利润共计560万余元；5、三转让股东虚列的工资近200万元左右。争议的200.3万元投资款和利息因签订协议时提出，故未包括在内。支付股份转让款后，银台公司基本按王国林等三转让股东的上述投资款情况在财务记账上以退还投资款及利息形式记在财务账簿。最为关键的是，股份转让过程中包括陈小林在内的原股东均未向周菊芳告知上述税务违法事实，更未告知王国林等转让股东统计的投资款数额实际包含通过虚列成本套取的巨额利润。这一事实不是简单地查看账册及《银台公司2006年4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账面收支情况的梳理报告》（以下简称《梳理报告》）就能发现，更何况周菊芳实际上并无机会仔细查阅。《补充协议》表明周菊芳对上述事实不知情。一审以陈小林对相关事实知情为由认为包括周菊芳在内的各方对股权转让款金额是在充分了解银台公司状况的基础上作出的约定，缺乏依据。陈小林不仅不是股权受让方，而且是上述税务违法行为的主要受益人之一，其与王国林等原股东一样需承担责任，从其极力促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事说明其不可能告知周菊芳。（二）银台公司的偷税行为系检察机关在侦查银台公司向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犯罪过程中查阅账册发现，在王国林等原股东表示愿按股份比例承担内账中发现的偷税行为造成的补税、滞纳金、罚金损失的情况下双方才签订《补充协议》。叶晓玲、阮彩琴（代表东南公司）、王国林（与阮彩琴系夫妻）等原股东擅自以银台公司名义委托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内、外账进行审计，后多次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控告举报陈小林嫌疑职务侵占、向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等犯罪行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检察院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仅仅几天后的2013年4月20日即立案侦查，以银台公司及陈小林涉嫌单位行贿犯罪为由对陈小林羁押审讯并传唤公司负责人和相关员工，于4月23日向公安机关调取内、外账册（叶晓玲等于2012年10月将账册移交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又移交当地公安机关）。通过查阅内、外账册，检察机关不仅发现银台公司向包括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相关凭据，还发现银台公司购买发票虚增成本、隐瞒收入等偷税行为的相关凭据。当地税务部门也因工作人员在对银台公司税务稽查过程中的受贿行为而发现银台公司虚假纳税申报行为。银台公司因此陷入瘫痪状态，周菊芳为此要求解除合同。后王国林、陈小林、叶晓玲、阮彩琴等原股东一致同意愿按股份比例承担因银台公司账册反映出来的偷税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周菊芳在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上作了退让，双方在此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原股东愿意承担税务违法造成的经济损失，表明原股东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向周菊芳隐瞒事实。（三）银台公司通过自查补税方式处理税务违法问题得以避免税务机关立案稽查带来的高额偷税罚款和刑事风险。一审本末倒置，不仅遗漏对自查补税事实的认定，而且曲解《补充协议》第四条。《补充协议》对原股东自愿承担经营期间偷税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约定非常明确，但一审却额外附加前提条件——相关部门正式立案并作出处理作为承担罚款的依据，这是错误的。《补充协议》由非专业的中间人毛某起草，在文字表述上不够专业、准确、完整、周延，当时面临税务部门立案稽查的现实危险，因此在措词上用了很多与查处相关的词语——罚款、罚金、罚没款、处罚单据、结案等，这些词语表明税务部门有可能以立案稽查方式处理，但不可能得出像一审理解的原股东只有在税务机关立案稽查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的结论。1、第一条约定原股东自愿按股份比例承担偷税行为造成的补税、滞纳金、罚金损失，且未附加其他条件。2、包括第四条在内的其他条款同样未对该责任承担附加条件。何况，如需附加条件，按常理也应在第一条约定或紧随的第二条专门约定条件予以限制。3、不管是根据上下文还是自身文义，第四条约定的内涵和外延非常清楚，目的就是为了约定原股东支付第一条中相关款项的方式。虽然其中以加括号（《补充协议》中写成书名号）方式附注款项数额确定方式——以实际处罚单据为准，且有相关部门尚未结案的表述，但约定内容均是原股东的责任承担方式，而不是不承担责任，更不是原股东在什么情况下才承担责任。之所以如此表述，不仅与起草人毛某不专业有关，更与银台公司的偷税行为被税务部门立案稽查的现实和紧迫性有关。如严格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偷税行为确实应由税务部门立案稽查并分别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补税和滞纳金）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最高5倍罚款），涉嫌犯罪还要移送司法机关。即使按一审理解，原股东也是愿意承担这一处理、处罚结果的。4、银台公司在不能逃避偷税行为的责任的情况下以自查补税方式处理偷税危机，使得原股东承担的责任最小化，故由原股东承担补税款、滞纳金及为此支付的合理费用，符合《补充协议》约定和双方的真实意思。在多方努力下，银台公司得到税务部门同意，以自查补税方式处理偷税行为，有效地避免税务部门立案稽查。综上，在面临被税务部门查处的情况下，周菊芳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经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多次工作，原股东在自愿承担因偷税行为造成的补税、滞纳金、罚款等经济损失的前提下与周菊芳签订《补充协议》。虽然《补充协议》的个别措词确实容易引起歧义，但不能改变双方订立《补充协议》的核心真实意思即原股东愿意承担因偷税行为带来的补税、滞纳金、罚款等经济损失。即使按一审逻辑，原股东既然表示愿意承担税务部门以立案稽查方式查处偷税行为带来的最为严厉的处理结果（补税和滞纳金）和处罚结果（罚款），举重以明轻，银台公司现以责任最轻的仅需缴纳补税款和滞纳金的自查补税方式处理偷税行为，由原股东承担这一最为经济的结果更符合《补充协议》的真实意思。二、一审在主合同未约定的情况下错误支持律师代理费。一审以担保条款约定周菊芳需承担的义务为由认定周菊芳应承担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没有法律依据。从形式上看，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约定在《股权转让协议》，但担保合同以第八条单独约定。根据该条文字表述，该条第三款约定担保范围包括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但“乙方在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定金、股权转让款、逾期利息等各种付款义务、其他义务）”与“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律师费等）”等系以顿号分开的并列关系，并无需要承担律师费的约定。主合同所有条款尤其是违约责任条款未约定任何一方有承担律师费的义务。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不能超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范围，超出部分无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担保条款本质上属于独立的担保合同，效力仅及于债权人和担保人，并不能超出债务范围给债务人设定新债务。即使担保合同约定超出债务范围，对债务人也不发生效力。一审在主合同未约定周菊芳承担债权人包括律师费在内实现债权的费用的情况下仅以担保合同有约定为由判决周菊芳承担律师代理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不扣除200.3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叶晓玲、阮彩琴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漏记200.3万元投资款及利息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另案提出撤销权之诉，（2014）浙台商终字第619号民事判决驳回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延续上述错误判决。四、一审认定周菊芳交给叶建敏的款项不能扣减，是错误的。根据《补充协议》，交叶建敏保管的300万元本应由叶晓玲等转让股东提交，周菊芳向叶建敏提交时确实未得到叶晓玲等指示或同意，但系在扣除叶晓玲等三转让股东应承担的税款等经济损失及上述200.3万元款项后，在认为已付清除300万元款项外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叶晓玲等以行为表示不可能向叶建敏提交保证款项的情况下，为防止叶晓玲等三转让股东不履行提交义务而代为履行。双方签订该条款是为保证叶晓玲等三转让股东向周菊芳承担约定义务，在叶晓玲等明确表示不履行该约定义务的情况下，周菊芳有理由代为向叶建敏提交保证款项。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了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的合法权益。 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辩称，一、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抗诉机关均提出下列税收包括土地增值税697414.01元、补缴企业所得税8799317元及滞纳金2344015.89元应由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按股份比例承担。上述补税及滞纳金不属于《补充协议》约定的罚款范围，不应由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按股份比例承担。（一）《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四款约定：甲方应配合银台公司处理好股权转让中的有关财务会计、涉税事项，应缴纳银台公司财务会计事项及涉税事项。涉及股权转让过程中或股权转让后所引发的银台公司账目不规范及涉税事项问题，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只有配合义务，而无承担义务。该条款约定企业因账目不规范导致的正常补税不属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按比例承担范围，属于《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四款约定的风险承担范围。（二）罚款税款由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按股份比例承担，须符合以下条件：1、由内账引发。（1）根据证人即中间人的证言，《补充协议》中的内账指陈小林行贿所涉款项，而非其他款项，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把内账范围扩大，不符合《补充协议》本意；（2）从签订《补充协议》的本意讲，也仅指与行贿有关的款项，《补充协议》载明三个机关即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的罚款，如是普通内账税款问题，不可能涉及三个机关处理的罚款问题；（3）从签订《补充协议》时的情况看，也可以证实是与行贿有关的内账。《补充协议》载明各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了意外情况即陈小林因行贿被检察机关立案。第四条约定如超过2013年12月13日相关部门尚未结案如何办的问题，说明签订《补充协议》时有关部门即检察机关已立案，检察机关因陈小林存在行贿行为而立案，本案也无证据证实存在其他意外情况。2、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承担税款的前置条件问题。《补充协议》第一条、第四条载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承担税款的前提是三个机关的罚款，特别是第四条载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承担责任的条件是三个机关的实际处罚单据。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至今未提供相应处罚单据。企业自行补税与税务机关行政处罚产生的税款是不同的，不属于《补充协议》约定的承担范围。3、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不属于《补充协议》第一条、第四条约定的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应承担的责任范围。（1）关于土地增值税问题。①根据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提交的税务所证明，银台公司已提前预缴土地增值税，现在为正常清算税款，说明该款项与《补充协议》所载内账无关；②根据《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国税法[2009]91号）第3条规定，土地增值税清算是指纳税人在符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后，依照税收法律、法规及土地增值税有关政策规定，计算房地产开发项目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税额，并填写《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表》，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有关资料，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结清该房地产项目应缴纳土地增值税税款的行为。无论从税务机关证明还是税收规章规定来说，土地增值税与《补充协议》第一条、第四条所载税款无关，也与内账无关，是银台公司在符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后实施的土地增值税正常清算行为。（2）关于企业所得税问题。①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提交的证据表明，一是虚列成本所涉金额41140092元，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承认此金额有相应发票，这些发票在外账中记载，不存在记载在内账的事实；二是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所谓隐瞒收入5087757.71元，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承认发票存在并承认支付开票费事实，这些发票也在外账中记载。这两方面账目均在外账中记载，至于账目是否正规是另外一事，并不属于《补充协议》约定的内账范围。②根据石嘴山市伟航税务师事务平罗分所出具的审查报告，银台公司为所得税汇算清缴所需委托该所对财务账目进行审查，表明银台公司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是房地产开发项目完毕后应支付的企业所得税，而非内账或行贿内账所支罚款，故审查报告载明银台公司每年度应清算汇缴金额，同时也载明报告或鉴证意见仅由银台公司向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之用，而非内账补税之用。③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不知《梳理报告》，《梳理报告》所载内账中的经济事项均在外账中体现，只不过有的未按要求建立记账凭证。④银台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根据不是内账，而是企业向税务师事务所提交的外账账目；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提交的证据表明内账经济事项均纳入管理费项目，表明该部分款项存在支出的事实，不存在收入的事实，内账没有收入何来税收。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分月或者分季预缴。企业应当自月份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预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预缴税款。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是企业正常行为，与《补充协议》所涉内账无关，也不是《补充协议》约定的三个机关即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的罚款。4、中间人作证时述称股权转让价款是打包转让，所有税款均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无关。二、陈小林、周菊芳对银台公司账目非常清楚。（一）两位证人证实周菊芳为查清银台公司相关账目情况要求陶雪卿参与，表明陶雪卿参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二）《涉税咨询服务合同》的签订时间虽是2013年8月18日，但合同有效期从2013年7月15开始计算，表明合同签订前陶雪卿已为周菊芳服务。《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7月28日，表明陶雪卿第二次未前往的原因是周菊芳对银台公司账目已清楚。（三）陶雪卿述称其受周菊芳委托于2013年4月8-9日对银台公司账目进行查账并把查账情况告知周菊芳。（四）《梳理报告》的出具时间为2012年12月2日，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签署时间均在此后，且周菊芳与陈小林存亲戚关系，说周菊芳不了解账目不合常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签订《补充协议》时间长达三个月，期间公司账目由周菊芳控制，若其认为账目不合规需要补税，完全可以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提出，相反，《补充协议》仅约定内账引发三个机关的罚款需由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承担，表明其他事项引发的补税等款项仍按原协议约定；（五）《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约定：周菊芳对银台公司现状已充分了解，在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办妥股权转让手续后，涉及银台公司的一切事务均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无关，周菊芳、陈小林不得就银台公司任何事务向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主张权利和追究责任。既然周菊芳了解账目，则所涉税收问题是否补缴，这是股权收购方要考虑的风险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四款约定甲方应配合银台公司处理好股权转让中的有关财务会计、涉税事项，应缴纳税收由乙方承担，表明银台公司股权转让后所涉税费包括补税等均由周菊芳承担，与转让方无关。综上，银台公司原股东因账目不合规产生补税问题已通过协议约定责任主体，检察机关以原股东在经营期间存在虚假纳税行为、以自查补税方式减轻原股东责任承担之抗诉理由，不能成立。 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周菊芳立即支付给三原告股权转让款本金15018885.78元，利息375472.14元（暂从2013年12月15日计算至2014年1月14日，此后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被告周菊芳立即支付给三原告违约金200000元；3.被告陈小林、信友公司对上述股权转让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567000元由三被告承担。一审庭审过程中，三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截止2014年1月14日的利息为212767元，第四项诉讼请求中的律师代理费为330000元，并要求对股权转让款15018885.78元按三原告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其中原告王国林得款5256978.68元，原告叶晓玲得款5460966.16元，原告东南公司得款4300940.9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4日，原告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作为甲方，被告周菊芳作为乙方，被告陈小林作为丙方，案外人毛某、梁某作为中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将其持有的银台公司股权（共计银台公司61.11%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款（包括甲方投入注册资本金7333200元、债权及利息90074800元）合计为97408000元。前述股权转让款中，包含账务记载有误待核实的甲方投入资金1100000元（其中阮彩琴900000元、叶晓玲2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903000元，甲、丙方须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并经协议各方、收款人核实无误后再行确认，如有差错，在支付余款中予以扣减。二、合同约定了股权转让款项的交付期限及甲、乙方的权利、义务，其中首期股权转让款50000000元在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在协议签订后八个月内，乙方付清余款本金及利息，余款本金为47408000元，按月息1分计算，自本协议签订次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三、丙方及被告信友公司自愿为协议项下乙方各项义务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约定了保证范围、保证期限。协议同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2013年7月28日，原告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作为甲方，被告周菊芳作为乙方，被告陈小林作为丙方，被告信友公司作为担保人，案外人毛某、梁某、叶建敏作为中人，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一、因《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银台公司内账所引发的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银台公司的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由原股东（即甲方和丙方）按股权比例承担，与乙方无关。二、除前述约定外，银台公司其他债务、亏损均由乙方和丙方负责承担，与甲方无任何关系。乙、丙方不得就银台公司的任何事务向甲方主张权利和追究责任，原股东对外另有经济纠纷的，乙方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原股东追偿。三、乙方为表示诚意，同意多付5000000元首期股权转让款，即首期股权转让款增加至55000000元（含定金）。四、本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罚没款按原股东比例从余款中扣除，以实际处罚单据为准。如超过2013年12月13日，相关部门尚未结案，甲方提现金3000000元交中人叶建敏处保管，多还少补（期限以6个月为准）。五、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相关数据，分别将55000000元（含定金）股权转让款于补充协议签订后两天内汇入甲方指定账户。余款42408000元及利息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自签订本补充协议之日起计算。各方同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协议签订后，被告周菊芳于2013年7月28日付足首付款55000000元，于2013年12月4日支付15000000元，于2013年12月13日支付10399782.82元，于2013年12月14日支付5533833.46元，共支付给原告款项85933616.28元。另，股权转让前，原告王国林占银台公司股份21.39%，原告叶晓玲占银台公司股份22.22%，原告东南公司占银台公司股份17.5%。三原告确认对转让股权所得的价款，原告王国林占35%，原告叶晓玲占36.36%，原告东南公司占28.64%；三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律师代理费330000元。后经原告催讨未果，本案因此涉诉。一审法院判决：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三点：一、被告周菊芳拖欠原告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为多少？三原告自认被告周菊芳已于2013年7月28日支付首付款55000000元，并于2013年12月4日支付了15000000元，于2013年12月13日支付了10399782.82元，2013年12月14日支付了5533833.46元。双方的主要争议是余款42408000元有无支付到位。（一）被告周菊芳主张余款中应扣除财务记载有误的2003000元，向税务部门补交的税金、滞纳金中应由三原告承担的8214334.51元、被告周菊芳代三原告交付给叶建敏的3000000元。该院认为，其中2003000元争议款项经过该院（2014）台椒商初字第895号案件及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台商终字第619号案件两审判决，确定该2003000元不应从余款中剔除；交给叶建敏的3000000元款项，该院在对三被告提供的证据六、证据九认证时已进行分析，该笔3000000元款项不应从余款中剔除；对银台公司补缴的税款及相应支出是否应由三原告承担，该院认为，1.根据三被告提供的证据十，该《梳理报告》系银台公司委托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2年12月2日作出，内容涉及银台公司2006年4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的内账、外账梳理。另外，证人毛某在作证时陈述委托审计被告陈小林是知情的，并且被告陈小林要求审计费由原告承担。该院认为，被告陈小林作为银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本公司如此大跨度的查账不可能不知情，况且其认为审计费先由银台公司支出，再由原告承担的内容与证人毛某的说法相印证。因此，上述《梳理报告》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制作，被告陈小林均为知情。2.《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3年4月14日签订，签订时间在上述《梳理报告》作出之后。被告陈小林作为担保人参加股权转让事宜，股权转让的价款、内账、外账的影响与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另外，结合证人梁某、毛某的证言，也能证明股权转让价款是在双方对银台公司现状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确定的。3.《补充协议》第一条载明“因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银台公司内账所引发的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银台公司的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由原股东（即甲方和丙方）（指三原告和被告陈小林）按股权比例承担，与乙方（指被告周菊芳）无关。”根据证人梁某、毛某证言，两证人均认为此处的罚款是指因银台公司涉嫌单位行贿而产生的罚款，并不包括前期补税，因为三原告转让股权是“打包卖”的，其他均与三原告无关。梁某及毛某的身份系《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的中间人，两人全程参与了合同的签订过程，对合同签订的情况应为知悉。尤其是毛某，其作为中间人并没有收取费用，身份更为客观，其证言可信度较高。综合上述分析，该院认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各方已对银台公司账务进行了全面梳理，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是在充分了解银台公司状况的基础上确定的，《补充协议》中提到的罚款，因三被告未提交处罚单据，故要求将补交税款从中扣除的理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二）原告对余款的利息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次日起按月息1分计算，但根据《补充协议》第五条规定，余款利息自签订《补充协议》之日起按月息1分计算。该院认为，《补充协议》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约定，对于余款利息的计算，应按《补充协议》的新约定为准。被告周菊芳在支付首付款55000000元后，分别于2013年12月4日支付15000000元，于2013年12月13日支付10399782.82元，于2013年12月14日支付5533833.46元，因上述付款未明确先支付本金还是利息，该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上述付款应优先抵充利息，再用于抵充本金。根据上述原则，该院确定截止2013年12月15日，被告周菊芳尚欠股权转让款13339646.48元。二、原告要求被告周菊芳支付自2013年12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5%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及违约金200000元是否应予支持？关于焦点二，该院认为，（一）《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八个月内，乙方向甲方付清股权转让款余款本金及利息。”根据该约定，余款应在2013年12月14日前付清。另，《补充协议》第八条约定：“各方同意本补充协议约定外，其余全部事项按原《股权转让协议》执行”，而《补充协议》中并未对余款的付款期限进行重新约定，故被告周菊芳仍应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在2013年12月14日之前付清余款。（二）《股权转让协议》第八条约定：“如乙方未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本金及利息的，应以股权转让款余款本金及利息全额为基数按月息2.5分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实际支付；逾期超过七日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违约金20万元”，该院认为，该条款的性质为违约金条款，违约金具有惩罚性和补偿性，除了对违约行为的约束，主要是对守约方损失的补偿。本案被告周菊芳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给三原告带来的损失主要是利息损失，该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对违约金标准酌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为宜，另外对200000元违约金也不宜重复计收。三、原告要求被告周菊芳赔偿律师代理费330000元是否应予支持？《股权转让协议》第八条第三款约定：“以上丙方（指被告陈小林）和担保人的担保范围均包括乙方（指被告周菊芳）在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定金、股权转让款、逾期利息等各种付款义务、其他义务）、违约金、赔偿金、及甲方（指三原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该院认为，该条款虽为约定担保人担保范围而定，但其中的内容已明确“乙方”需要承担的义务，故被告周菊芳应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但330000元律师代理费是针对全案支出的，因该院确定的欠款金额及违约金标准少于原告起诉金额，故对该院确定被告周菊芳应支付的欠款及违约金对应的律师代理费288612元应由被告周菊芳承担，其余部分律师代理费由三原告承担。该院认为，三原告与三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三原告已将其所有的银台公司股权转让给被告周菊芳，并协助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告周菊芳应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现被告周菊芳经三原告催讨，未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陈小林、信友公司自愿为被告周菊芳针对《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的义务向三原告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并约定了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期限，应按约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周菊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王国林、叶晓玲、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13339646.48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标准的四倍计算的违约金；二、被告周菊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王国林、叶晓玲、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88496元；三、被告陈小林、台州市信友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对被告周菊芳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向原告王国林、叶晓玲、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王国林、叶晓玲、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3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1370元，由原告王国林、叶晓玲、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负担14636元，由被告周菊芳负担106734元，被告陈小林、台州市信友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对被告周菊芳负担的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确认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确定的内容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上诉人周菊芳亦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的抗辩意见，对双方争议的焦点作如下分析：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的2003000元是否应当扣除问题。在本案诉讼期间，上诉人认为其受欺诈而签订协议，就该款项相关的协议条款提起撤销之诉。该案经二审终审，认定该款项有支付依据，故据此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因此，2003000元款项的真实性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不应在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关于上诉人主张银台公司交纳的税款是否应按股权比例由被上诉人承担821.433451万元，并从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减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4月1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又于2013年7月28日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期间发生了银台公司涉嫌单位行贿一事而被刑事立案侦查。从《补充协议》第一条内容看，双方之所以签订《补充协议》，其因在于担心公司可能因内账引发纳税问题而被税务、检、法机关处于相应处罚，故对处罚款项的负担作出约定。该《补充协议》第一条、第四条约定了由被上诉人方及上诉人陈小林按股权比例承担税收处罚款项的相关条件，即：1、是税务、检、法机关对银台公司的涉税处罚款项，包括因处罚需交纳的补税款、滞纳金、罚金；2、处罚的税款、罚金等针对的是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银台公司内账所引发的；3、涉税处罚款项以实际处罚单据为依据；4、根据《补充协议》第四条“如超过2013年12月13日，相关部门未结案……”的约定，说明相关涉税处罚是以相关部门正式立案并作出处理，作为承担罚款的依据，这与该条约定“以实际处罚单据为准”的内容相吻合。但至今为止，上诉人没有全部提交12961882.69元的交款原始单据，也没有提交该款项系相关税务、检、法机关正式立案后作出处罚决定所交纳的相关书面依据。故该院认为上诉人所主张的12961882.69元系《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税款处罚款项，应当按《补充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按股权比例承担，依据不足。除上述罚款外，协议并未约定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他费用包括审计费等，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税金及滞纳金、审计费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三、关于上诉人交付给中间人叶建敏的300万元是否应当从股权转让款中扣减的问题。《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罚款按原股东比例扣除，如超过2013年12月13日，相关部门尚未结案，被上诉人方提供300万元交给中人叶建敏保管，多还少补（期限以6个月为准）。该条款的约定是为了便于支付罚款，而且由被上诉人交付。上诉人向中间人叶建敏交付300万元，是否系被上诉人指示或得到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对此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故该院认为该款项不能认定系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同意或指示的情况下代为支付，上诉人可以向叶建敏主张该款项的相关权利，但不能在股权转让款直接进行扣减。四、关于信友公司的担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上诉人周菊芳系信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担保，即使未经股东会决议，也不能一概认定该担保无效。对于封闭性公司，由于股东人数少，股东通常兼任公司董事或高管，管理层与股东并未实质性地分离，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该类事项即使未经股东会决议，但通常也不违背股东的意志。况且封闭性公司不涉及众多股民利益保护、证券市场秩序维护等公共利益问题。被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方，完全有理由相信信友公司的担保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信友公司内部的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该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734元，由上诉人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负担。 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情况说明》，用以证明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检察院在调查银台公司行贿案件时发现银台公司税务违法问题，叶晓玲、阮彩琴等原股东主动表示愿意按原股权比例承担补缴税款等经济损失并与周菊芳等《补充协议》；2、平罗县地方税务局平地税黄通字【2013】008号《纳税评估检查通知书》，用以证明平罗县地方税务局汝箕沟税务所因银台公司涉嫌税务违法对银台公司进行税务稽查；3、《关于对银台公司企业所得税审计情况的说明》，用以证明经石嘴山市伟航税务师事务所审计，银台公司应补缴企业所得税8799317.91元；4、《关于对银台公司土地增值税审计情况的说明》，用以证明经石嘴山市伟航税务师事务所审计，银台公司应补缴企业所得税687414.01元；5、《关于宁夏银台房地产（宁夏鑫洲置业有限公司）补缴税款的情况证明》，用以证明银台公司因平罗县地方税务局汝箕沟税务所发现其存在税务违法行为于2013年12月6日补缴土地增值税697414.01元；6、平国税约字（2013）037号《纳税评估约谈通知书》，用以证明平罗县国家税务局沙湖分局因银台公司涉嫌税务违法于2013年11月15日约谈银台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7、平国税事字（2013）052号《纳税评估税务事项通知书》，用以证明平罗县国家税务局沙湖分局通知银台公司因税务违法行为而应补缴税款；8、《关于要求银台公司核实补税情况的说明》，用以证明因银台公司税务违法行为于2013年12月被平罗县国家税务局沙湖分局责令补缴企业所得税8799317.91及相应滞纳金2344015.89元，银台公司按要求足额缴纳上述税款和滞纳金。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对此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全部证据在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意见。证据1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相关规定，无经办人签字，内容是虚假的，检察机关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出具情况说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补交税款等经济损失，应以协议约定为准，与检察机关的看法无关；从证据形成的时间看，证据2至证据6不符合新证据的规定，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证据2至证据5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提及的税务机关约谈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证据7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是否应承担补缴税款之间没有关系；证据8形成于2019年，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要件的规定，对证据8的内容有异议，补税不同于罚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仅应承担罚税。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分析和认定：证据1系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检察院出具，故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的关联性问题将结合其他证据加以分析；对证据2至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据2至证据6能证明因银台公司涉案税务违法、平罗县国家税务局于2013年11月15日约谈银台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此后银台公司补交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鉴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依法予以确认，但证据7无法证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需按股份比例承担补缴税款；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至于证据8的关联性问题，将另行结合其他证据加以分析。 本院除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8月8日银台公司变更名称为宁夏鑫洲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一、王国林等原股东是否应按股权比例承担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偷税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本案是否需要扣除200.3万元转让款。三、本案是否需要扣除周菊芳交给叶建敏保管的款项。四、周菊芳等是否需要承担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关于王国林等原股东是否应按股权比例承担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偷税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的问题。周菊芳等认为，银台公司因纳税违法行为向税务部门补缴的各项税款和滞纳金，属于《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罚款范围。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认为，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承担税款存在一定的前置条件问题。《补充协议》第一条、第四条载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承担税款的前提是三个机关的罚款，特别是第四条载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承担责任的条件是三个机关的实际处罚单据，但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至今未提供处罚单据。企业自行补税与税务机关行政处罚产生的税款不同，不属于《补充协议》约定的承担范围。本院认为，（一）《梳理报告》系银台公司委托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2年12月2日作出，内容涉及银台公司2006年4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的内账、外账梳理。另外，证人毛某作证时述称陈小林对委托审计是知情的，且陈小林要求审计费由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承担。陈小林作为银台公司法定代表人，对银台公司如此大跨度的查账不可能不知情，陈小林述称审计费先由银台公司支出、再由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承担的内容与毛某的证人证言相印证。因此，《梳理报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制作，陈小林应为知情。（二）《股权转让协议》于2013年4月14日签订，签订时间在《梳理报告》作出之后。陈小林作为担保人参加股权转让事宜，股权转让的价款、内账、外账的影响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梁某、毛某的证人证言也能证明股权转让价款是在双方对银台公司现状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确定的。（三）《补充协议》第一条载明“因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银台公司内账所引发的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银台公司的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由原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与乙方无关。”根据梁某、毛某的证人证言，两证人均认为此处罚款是指因银台公司涉嫌单位行贿而产生的罚款，并不包括前期补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转让股权时系“打包卖”，其他均与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无关。梁某、毛某系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中间人，全程参与合同签订过程，应知悉合同签订情况。尤其是毛某，其作为中间人并未收取费用，身份更为客观，其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较高。（四）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签订《补充协议》前这段时间发生了银台公司涉嫌单位行贿一事而被刑事立案侦查。《补充协议》第一条表明，双方担心银台公司可能因内账引发纳税问题而被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处罚，需对处罚款项负担问题作出约定并因此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一条、第四条具体约定了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及陈小林按股权比例承担税收处罚款项的相关条件，即：1、属于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银台公司的涉税处罚款项包括因处罚需交纳的补税款、滞纳金、罚金；2、处罚的税款、罚金等系《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的内账所引发；3、涉税处罚款项以实际处罚单据为依据；4、涉税处罚以相关部门正式立案并作出处理为承担罚款的依据。周菊芳至今未提交其主张的上述款项系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正式立案后作出处罚决定所交纳的书面依据。综合上述分析，周菊芳主张涉案12961882.69元系《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税款处罚款项，应按《补充协议》约定由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等原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要不要扣除200.3万元转让款的问题。周菊芳认为，叶晓玲、阮彩琴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漏记200.3万元投资款及利息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认为，考虑到叶晓玲、阮彩琴等不存在欺诈行为，周菊芳不享有撤销权，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叶晓玲、阮彩琴等已向周菊芳提供了相关凭证，且相关当事人在此后的《补充协议》中未对上述200.3万元转让款问题作出进一步处理，故对周菊芳的这一申请理由依法不予支持。 三、关于周菊芳交给叶建敏的款项能不能扣减的问题。周菊芳等认为，周菊芳提交叶建敏保管的300万元本应由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提交，其向叶建敏提交时确实未得到叶晓玲等指示或同意，但系在扣除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应承担的税款等经济损失及上述200.3万元款项后，在认为已付清除300万元款项外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叶晓玲等以行为表示不可能向叶建敏提交保证款项的情况下，为防止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不履行提交义务而代为履行。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是为了便于支付罚款，而且相关款项应由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交付。叶建敏本人至今未出庭作证，周菊芳等提交的叶建敏出具的《收条》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周菊芳承认，其向中间人叶建敏交付300万元时未得到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指示或经其同意。因此，周菊芳可以就上述款项另行向叶建敏主张权利，但不能主张在涉案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减上述款项。 四、关于周菊芳等是否需要承担律师费的问题。周菊芳认为，合同和担保合同均约定在《股权转让协议》，但担保合同以第八条单独约定，主合同所有条款尤其是违约责任条款未约定任何一方有承担律师代理费的义务，一审以担保条款约定周菊芳需承担的义务为由认定周菊芳应承担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应把全部合同条款和构成部分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即从合同整体上理解合同，本案虽不存在独立的担保合同，但《股权转让协议》中存在相应的担保条款。《股权转让协议》第八条第三款约定：“以上丙方和担保人的担保范围均包括乙方在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定金、股权转让款、逾期利息等各种付款义务、其他义务）、违约金、赔偿金、及甲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该条款虽为约定担保人担保范围而定，但相关内容已明确约定周菊芳需承担的义务，故周菊芳应承担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一审据此确定周菊芳承担与其应支付的欠款及违约金相对应的律师代理费288612元，与法相符。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维持本院（2015）浙台商终字第32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至坚 审 判 员 王文兴 审 判 员 汤坚强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洪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