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40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永生，男，1946年8月31日出生，汉族，现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委托代理人：张建婷、王帅，系辽宁华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生，男，196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代理人：邵福禹，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国军，男，195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智，男，195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北新区。上诉人唐永生因与被上诉人李生、**智、管国军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11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春杰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曹杰、鞠安成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唐永生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李生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审理过程中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首先，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李生主张的案件事实发生在2006年，2015年本案因涉嫌刑事犯罪而被立案侦查时唐永生对主要事实均不予认可，且一审唐永生未经合法传唤未能到庭进行答辩、质证，上述情况均表明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及诉讼标的可能存在很大争议。故，本案明显不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条件。此外，本案审理期限近6个月，在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并未审结，依法应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其次，一审法院依申请调取的刑事侦查卷宗未经过庭审质证，一审判决却径行将其作为定案依据，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在一审开庭审理中并未组织对侦查卷宗的举证、质证，故该证据依法不应作为一审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后，本案的开庭传票送达不符合法定程序，非法剥夺了唐永生的关于诉讼时效的答辩和对证据的质证权利。一审法院仅仅将开庭传票和起诉状于2019年10月张贴在唐永生户籍所在地房门上，在唐永生未到庭的情况下就视为送达，缺席开庭，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更何况，该住房产权已于2019年8月转让他人，并非唐永生的居住地。根据《民事诉讼法》中78条-84条关于送达的相关规定，送达诉讼文书采用直接送达、委托送达或邮寄送达等方式仍然无法送达的，应当公告送达。二、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错误，李生与唐永生之间并不存在居间法律关系。从一审卷宗的证据可以看出，**智、管国军是整个事件的居间人。当时的情况是**智认识金星宾馆的工作人员，得知宾馆改造的事儿，以及改造需要军区领导审批（见2019年**智的询问笔录）。管国军通过**智得知消息后，告知了李生，李生表示想要承接改造工程，于是**智和管国军向李生承诺可以拿到项目合同书，同时**智提出需要60万元办事费（见管国军的答辩意见），2006年6月28日**智与管国军一起给李生出具了60万元的收条，当天三人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在协议书中**智、管国军承诺若改造项目合同书签不成二人赔偿办事费用60万元及利息。三、认定案件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足且相互矛盾。首先，现无任何证据证明唐永生收取了李生的任何款项。现有证据恰恰可以充分证实管国军、**智二人收取了李生60万元并书面承诺返还。其次，一审判决采纳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李生在一审起诉状中的陈述及**智的询问笔录、管国军的庭审答辩均表示“2006年6月28日当天给付唐永生60万元”，“收条”也是6月28日作出的，但是李生提供的银行活期明细信息中却显示第一笔30万元取款时间为6月22日，第二笔30万元取款时间为6月29日，证据之间明显存在矛盾，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直接采纳了相互矛盾的证据。最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大多数为侦查机关单方制作的办案材料，如“案件来源”、“侦破报告”、“提请批准逮捕书”、“情况说明”等，和平区检察院出具的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中提到“被害人李生陈述、证人**智、管国军、黄某证言、唐永生供述存在矛盾”，而一审卷宗中未见到上述矛盾的言词证据。四、李生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的事实发生在2006年6月，李生于2015年4月到和平分局南站派出所报案，在此期间李生从未向唐永生索要过涉案款项，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经过，李生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被上诉人李生辩称：1.唐永生是连接李生与金星宾馆工程合同是否能够订立的居间介绍人，唐永生在相关司法机关询问笔录中对接收李生居间费用的事实予以承认，管国军、**智在相关笔录中对唐永生接收李生的居间费用的事实也予以直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居间事实的确认正确无误；2.上诉人所述的证据矛盾的问题，没有可支持的事实和理由，本案发生在2006年，距今十三四年的时间，当事人对2006年发生事情的具体时间记忆可能产生偏差，不能视为证据矛盾，本案认定基本事实的证据是完全一致的，本案四方当事人对接收案涉款项的证据并无矛盾之处；3.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和送达问题是一审法院依职权决定的，一审中我方已经向法庭提供了我方所掌握的送达地址；4.李生、管国军、**智对唐永生拖欠款项的事一直在主张权利，故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上诉人管国军辩称：2006年5月份**智找到我，称唐永生有关系能签订金星宾馆改造工程的合同，但是需要支付50万元居间费用，并要求我找到合作做工程的人，故我找到李生，后又与李生和**智见面，**智介绍说唐永生当时是40集团军坦克师的政委，后**智将唐永生请到沈阳来，四人见面，唐永生称准备好50万元的居间费用，可以在一个月内将工程手续办好。我们准备好50万元后，唐永生又称需要60万元，我们同意后唐永生来到沈阳，李生到银行提款60万元，管国军、**智陪同，后三人一同到唐永生住处，但是**智一人拎着60万元进入唐永生的房间交给唐永生，之后唐永生让李生和**智回去等消息。一直等到9月末，**智称案涉工程需要10月末能有结果，但是还需要10万元钱，后**智、管国军联系李生又提了10万元钱到凯宾斯基酒店送给唐永生。后案涉工程合同没有签成，唐永生也没有还钱，李生、**智、管国军三人多次向唐永生追讨款项无果。直至2015年唐永生回到锦州，李生、**智、管国军三人到锦州找到唐永生，唐永生承诺分两次还钱给李生。之后唐永生没有还钱，李生、**智、管国军三人也无法联系唐永生，故报案。李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居间费用60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南站派出所案件来源显示：“2006年5月份，李生经**智介绍认识了唐永生，唐永生以金星宾馆危楼改建工程骗走李生70万元现金人民币，分别在金城宾馆三楼由**智拿着李生的60万元现金交给唐永生，另10万现金由李生亲自送到青年大街109号凯宾斯基宾馆门口交给唐永生。以上案件构成案件来源。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区分局南站派出所。办案人：李健、朴永德。2015年4月13日。”2017年8月19日，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刑警大队侦破报告载明：“2015年4月10日，被害人李生、管国军、**智分别在吴淞派出所制作了询问笔录，并确认将共计70万元的现金交给了唐永生，用于办理金星宾馆改造项目的好处费。2015年4月13日吴淞派出所受理案件，在笔录中唐永生并没有交代其犯罪行为，称是**智主动找到他，让他帮忙联系能不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唐永生表示同意后，找到黄某，办理此事，并收到用于办事的费用分两次共计40万元，一次是在金城宾馆收到30万元，其中5万元是给唐永生本人使用的活动经费，5万元被**智当初拿走，剩下的20万元就是给黄某的，另一次是在凯宾斯基宾馆收到了李生送来的10万元，也是给黄某，唐永生表示钱都给黄某了。2015年5月20日，吴淞派出所办案民警将黄某找到派出所制作了询问笔录，黄某否认了这个工程的真实性，并否认收到过唐永生的任何财物。2015年6月18日吴淞派出所立案侦查，并于2015年7月1日将唐永生立为网上逃犯。2017年8月18日，唐永生在北京市被抓获后押解回沈阳。办案单位：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刑警大队。2017年8月19日。”2017年8月23日，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提交沈公和（刑）提捕字（2017）683号提请批准逮捕书，该提请批准逮捕书查明如下：“经依法侦查查明：2006年5月份，被害人李生准备承包‘金星宾馆危楼改建工程’，经中间人**智介绍认识了犯罪嫌疑人唐永生，犯罪嫌疑人唐永生答应找战友黄某帮忙，因黄某的哥哥是沈阳军区的政委，能够让被害人李生承包‘金星宾馆危楼改建工程’。为了办成此事，被害人李生在2006年5月份左右，把60万元好处费交给**智，由**智在和平区金城宾馆三楼由交给犯罪嫌疑人唐永生。2006年9月末左右，被害人李生又把10万元好处费，送到沈河区青年大街109号凯宾斯基宾馆门口，交给的犯罪嫌疑人唐永生。”2017年8月31日，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现有证据收集不充分，案件事实没有查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唐永生有诈骗的犯罪事实为由作出沈和检侦监不批捕说理（2017）276号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对犯罪嫌疑人唐永生不批准逮捕。2018年10月31日，原告李生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将被告管国军、被告**智、被告唐永生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三被告返还其居间费用700,000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经依法审理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辽0102民初158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李生的起诉。该裁定书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简称机关’的规定，因本案原告李生主张的事实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现公安机关尚就前述嫌疑形式犯罪案件侦查完毕，故本案应驳回李生的起诉。”另查明，2019年6月26日，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刑警大队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和平分局刑警大队办理的李生被诈骗一案，案号为沈公（和）立字（2015）2301号。现经公安机关侦查发现，被害人李生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承接金星宾馆改造工程先后两次给付犯罪嫌疑人唐永生居间费用共计70万元中，除后期支付的10万元为诈骗案件之外，第一次给付犯罪嫌疑人唐永生的60万元应为民事案件中的经济纠纷，属法院受理案件。特此情况说明。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刑警大队。2019年6月26日。”再查明，李生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卡号43×××98）交易明细显示：2006年6月22日现金支取300,000元，2006年6月29日现金支取300,000元。2006年6月28日，被告管国军和被告**智向原告李生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李生人民币陆拾万元整，￥600000.00元整。（上款系办事费用）。收款人：**智、管国军。2006年6月28日。”上述事实，有李生和管国军的当庭陈述笔录、提请批准逮捕书、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侦破报告、民事裁定书、银行明细、情况说明、收条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审查，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应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被告**智、被告唐永生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根据原告李生和被告管国军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意见等，对本案事实予以认定。居间人为促成合同成立，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本案中，根据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提交沈公和（刑）提捕字（2017）683号提请批准逮捕书，被告唐永生作为居间人帮助原告李生承包‘金星宾馆危楼改建工程’，但被告唐永生未促成原告李生承包‘金星宾馆危楼改建工程’，故被告唐永生不得要求原告李生支付报酬。关于被告唐永生是否收到原告李生60万元居间费用的问题，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提请批准逮捕书、侦破报告、情况说明，结合原告李生银行明细和被告**智、被告管国军出具的收条，可以认定被告唐永生已经收到了原告李生的居间费60万元。因被告唐永生未能帮助原告李生承包‘金星宾馆危楼改建工程’故应将上述60万元返还给原告李生。关于原告李生主张的利息部分，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一审法院以原告李生第一次向一审法院主张民事权利时即2018年10月31日开始计算。关于原告李生要求被告**智和被告管国军返还上述款项的问题，因该款项实际由被告唐永生取走，故一审法院对李生要求**智和管国军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唐永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生居间费600,000元；二、被告唐永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李生上述款项的利息（以6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6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李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唐永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李生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4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唐永生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唐永生提供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一份，拟证明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唐永生并不在送达地居住。被上诉人李生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即使该房产经过转让，唐勃和赵爽是夫妻关系，不代表唐永生无法接收传票，且该地址是唐永生在公安机关预留的地址。送达有效。被上诉人李生提供公安机关调取的询问笔录三份（一审已经提交过，该证据是一审法院从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调取的，但一审卷宗中没有显示），拟证明唐永生收取60万元款项的事实。上诉人唐永生质证称，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没有证据来源，不能看出该证据是法院依法调取的，也不能看出是公安机关出具的，三份笔录的内容很多地方相互矛盾，**智、管国军作为向李生出具收条的利害关系人，二人的陈述存在逃避事实的嫌疑，存在虚构事实的可能。且三份询问笔录均没有询问人和讯问人的签字，唐永生的讯问笔录甚至没有写明询问和讯问人，也没有公安机关印鉴，该三份证据没有证明能力。被上诉人**智及管国军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通过公安机关形成的《调查笔录》、《提请批准逮捕书》、《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侦破报告》等证据资料可以证明，李生通过**智、管国军介绍，委托唐永生为李生承揽有关工程，李生为此向唐永生交付了相应款款，但最终唐永生并居间成功。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唐永生与李生之间存在居间关系并无不当，故本案案由应为居间合同纠纷。上诉人唐永生主张其与李生之间不存在居间关系，与公安机关及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唐永生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据案件复杂程度及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并无不当。关于唐永生提出一审送达程序违法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据唐永生的“登记户籍地址”（该地址房屋所有权人为唐勃，系唐永生儿子）及唐永生使用的移动电话号码等信息，向其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符合法律规定。唐永生主张该户籍地的房屋在送达前已出售给案外人赵爽（原系唐永生儿媳），唐勃的房屋虽然过户到赵爽名下，但唐永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公安机关登记的“户籍地址”已经变更，且唐永生电话号码始终未变，法院在送达法律文书时采用多种方式综合使用，某种方式的送达未实现送达效果，并不代表整个案件的送达存在问题，结合本案房屋登记人赵爽与唐永生之间具有特殊关系及唐永生拒接李生电话回避还款等事实，可以认定一审法院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唐永生提出的其他主张，理由不足，无有效证据佐证，且有关问题，在一审中已作出较为明确的说明与认定，此不赘述。综上，唐永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80元，由上诉人唐永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春杰审判员  曹 杰审判员  鞠安成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赵琳书记员刘思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