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24民初6380号原告：海宁市力欣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丁桥镇钱江工业区凤凰路7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MA28AD526K。法定代表人：李素叶，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余佳丽，浙江天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盐斯纳奇纺织有限公司（曾用名：海盐斯纳奇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盐县秦山街道官堂乌木桥北2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4336962289J。法定代表人：戴娟芬，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佳祺，浙江金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仲轩，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海宁市力欣纺织有限公司诉被告海盐斯纳奇纺织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又于2019年3月30日就相关鉴定事宜组织进行证据交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案情复杂、争议较大，本案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先后于2018年12月13日、2020年3月25日、2020年4月24日对本案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冯海、余佳丽，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何佳祺三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另一委托代理人张仲轩第二、第三次开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海宁市力欣纺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04715元；2、本案诉讼费用（含鉴定费）由被告承担。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1日起，原、被告双方口头约定由被告以单价2.3元每米的价格给原告提供烫金加工服务，但是双方没有签订加工合同。截止目前为止，被告一共给原告加工50240米，但是其中有1万3千多米存在质量问题，双方一直在针对这个质量问题进行商讨处理的办法。原告本着尽量减少双方损失的原则，尽力将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挽救并降价出售。但是被告一直消极对待，一直拖时间不予处理。其中货号为04#色1801#缸号的1305米和9#色3223#缸号的1430米，共计2735米。另外1#色1980#的1000.6米，1#色1979#的492.8米，9#色2448#的1157.4米，9#色2915#的1260米，9#色2916#的1315.9米，9#色3222#的1348.3米，04#2925#的1137.8米，04#2944#的194.4米，共计7907.2米。以上总计10642.2米的产品由于加工质量问题太过严重无法挽救。共计造成损失204715元。综上由于被告加工的产品有严重的质量问题，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利益，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起诉至贵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海盐斯纳奇纺织有限公司辩称：首先，被告提供的加工业务并不存在质量问题。被告给原告的送货单中也载明，如有质量问题，请立即通知被告进行退货或调换。至被告起诉原告给付加工费用【（2018）浙0424民初5538号】以前，原告并未向被告的负责人提出过任何产品质量问题。而且原告在收到被告分多批次加工好的货物后又进行深加工，对产品进行过水洗、复合等工序。一方面这些工序也可能产生质量问题，另一方面原告进行这些工序的行为也可以认定原告对被告的加工行为进行过了检验，并认可了加工质量，故已经免除了被告的瑕疵担保责任。其次，烫金是一台机器也是一个师傅做的，要么都存在问题，要么都不存在问题。本案中涉及被告与原告之间的烫金业务系从7月3日到7月21日半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加工的期间，原告认为部分布匹烫金存在质量问题显然是不合理的。再者，原告提供的封存样本是和周某事后伪造的，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样本及封样的程序及实物均不认可。周某仅为被告普通员工，业务是原告和被告负责人联系的，周某负责客户维护，仅是销售环节中的一人。由于所涉加工业务金额较小，加工烫金也并非复杂工艺，因此原、被告之间连交易的基本合同都没有签订，更不可能存在进行封存。封存的样本有原告盖章，但却只有周某签字，明显不合理。如真存在该环节，也应该是原、被告公司共同盖章封存或者是由双方公司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被告的加工产品如果真的存在问题，现在通讯技术那么发达，原告负责人完全可以直接向被告的负责人沟通联系。故原告与周某所作的封存程序，完全不符合常理。最后，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的所有产品加工金额只有115000多元。原告提供的损失清单，将利润也一并计算在里面，此也并不合理。综上，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产品质量问题，并主张的损失，缺乏相关的法律事实和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海宁市力欣纺织有限公司出库明细表五份，用以证明原告将原始底布发往被告处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质证表示具体明细不清楚，但有关货物确实已经收到，以双方对账单为准。2、海盐斯纳奇新材料有限公司外发出库单、送货单七份（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将加工好的产品发回原告处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并表示上述单据中明确写明如发现质量和数量问题，七天内提出书面异议，不要裁剪。3、对账单【复印件，原件在（2018）浙0424民初5538号案件卷宗中】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对双方涉及的加工数量和型号等进行了确认，以及原告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处加了一句话“货质量问题等唐总9月底回来跟汤总商量，”证明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货质量问题。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但是上面写的“货质量问题……”是原告法定代表人当时单方写的，被告没有确认。对账单也是被告原负责人汤成刚与原告多次交涉，但原告拒不同意，为了要对账，才让对方写了这句话，但是质量问题被告不认可。4、微信聊天记录一组，用以证明原告在2018年7月11日和8月10日多次和被告提出过质量问题，被告联系人是被告的员工，叫周某，是负责被告公司的厂长，是管生产的。被告对该证据三性提出异议，认为微信聊天记录只是其中的一段，没有全部能反映出货物的直接情况，如果货物有问题原告就不会再进行深加工。且周某原来是被告员工，但因与被告之间有一些其他纠纷，周某已离职，故被告与周某也是有一定利害关系的。5、产品对比图一组，用以证明被告加工出来的产品与原告提供给被告的样板之间存在出入，没达到原告的要求。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6、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计算赔偿的依据。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7、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就本案业务原告一直对接的人员周某是被告的员工。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8、封样三份及封存照片二份，由被告员工周某签字、原告盖章，其中一份为封面载明日期为2018年6月的“原始吊卡取样”，另二份为封面载明日期为2018年8月的“大货抽样留样”，用以证明被告加工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已进行封存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上述取样过程未经过被告许可，且三份样品属于原告与周某事后封存，系伪造。9、发票五份，包括三张麂皮绒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张单面绒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证明原告采购麂皮绒、单面绒的原始价格，其中麂皮绒是原告提供给被告进行烫金的布料，单面绒是进行复合的底布。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原、被告的交易在2018年7月份，而原告提供的单面绒发票其中一份在2018年6月28日开具，时间上有不合理，另外的几份发票载明的麂皮绒、单面绒也无法确认是否就是本案中的布匹。10、劳务加工费的发票一份，证明水洗的加工费是1.3元/米。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开票时间是2019年6月28日，双方之间发生纠纷产品封存的时候是在2018年8月份，故该份发票与本案无关。11、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二份、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货物成品的出售价格。被告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其中两份报关单，有一份申报日期是2018年4月份，与本案交易无关，且报关单显示的数量与原、被告之间加工业务的货物数量无法对应，故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12、鉴定费发票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申请质量鉴定支出的鉴定费用。被告对该证据本身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本案的质量鉴定不符合鉴定程序，也无法达到原告的待证事实，故认为鉴定费应当由原告承担。为证明被告提供的加工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原告申请周某出庭作证。证人周某（男，197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连江镇三甲村九南组20号，公民身份号码3411251979××××××××）陈述：其和被告之间在2017年时有一个印花的合作关系，但由于该方面业务不是很好开展就提前终止了合作关系。之后其作为员工在被告处负责烫金、印花、复合等业务的生产管理兼对外接单。原、被告之间的加工业务是2018年6月份左右开始的，由其代表被告承接过来，加工价格由双方负责人协商确定，之后内部细节操作均是由其负责。标样是2018年6月份原告拿给其，让被告按照标样进行生产。被告按照标样进行打样，打样做出来效果基本和原告提供的标样一致，打样出来经过原告确认后才开始生产。但加工过程中发现版印不上去。被告烫金加工的布有5万多米，加工后分批次送货给原告，送的货也是一卷一卷卷好，由打卷的师傅在布上写上缸号，在进行简易包装后再装车运过去。送过去后，因为布是卷好的，不可能当场确认是否有问题，只是确认了缸号，上面写了米数。法庭在之前给其做的笔录中有关原始吊卡取样的时间是2018年6月，是其到原告办公室签字的，这是由原告提供的原始样。之后被告打样出来确样的过程是双方口头上的，没有签字。原告给被告的标样，原来是在做的师傅那里，后来被告有没有保存其就不知道了。之后原告联系说加工的货物存在问题，其也带师傅看了，确实存在问题，但是做完后做坏的话是没办法弥补的，布料就报废不能使用了。原告前后联系过其多次，其向被告负责人汤成刚反映过，但汤成刚不予认可，并表示让其自己解决。大概在2018年8月份时，其与原告对现场有质量问题的货物进行封存，原告提供的封样上的签字均由其本人签字。当时原告老板娘（指李素叶）在场，唐超也有在厂里。其之后于2018年10月从被告处离职了。被告对证人周某的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周某的当庭陈述与法庭向其所作的笔录内容存在矛盾，且到庭的陈述均偏向原告，而周某与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言是不客观的。为支持自己的抗辩意见，被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原告负责人唐超与被告原负责人汤成刚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组，用以证明原、被告的实际负责人原来就有联系。另原告所称的有质量问题的货物在2018年8月就进行过封样，但在2018年9月20日双方实际负责人在通过微信沟通时，原告负责人明确“有问题的东西我也没看到”，这说明原告在庭审中存在虚假陈述，所谓的封存是在9月之后，而不是2018年8月。原告对该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唐超在聊天记录中陈述的“有问题的东西我也没有看到”，表达的意思是谈话发生的时间在2018年9月20日，当时唐超在国外不在公司，没法详细商谈。从始至终，唐超没有表达说其从来没有见过有质量问题的产品。且通过微信也可以证明被告知道产品有质量问题，且被告自己愿意对于11万元的加工业务按7万多结算，说明被告知道自己加工的产品有质量问题，在价格上作了让步。2、（2018）浙0424民初553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案系被告向原告主张加工费，用以证明原告在该案审理时提了主体问题的抗辩却没提质量抗辩，也没有提出反诉并作质量鉴定，有违常理。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原告在该案中一直有提出对质量的异议，并且有及时性和连续性。3、被告原负责人汤成刚与周某的聊天记录一组，用以证明周某对各项业务事无巨细向汤成刚汇报和说明，却就本案所谓质量问题从未和汤成刚提起，不符合周某做事风格。原告对该证据质证认为，该证据只能单方面说明周某可能没有通过微信反映涉案质量问题，但并不代表其没有通过其他途径向汤成刚提起过。被告没有相关的制度规定员工汇报工作必须通过微信。另一方面，微信记录可以说明周某在被告处负责全面的工作，故原告有理由认为发现质量问题跟周某反映并协商处理是被告允许并认可的。4、外发出库单七份【复印件，来源于（2018）浙0424民初5538号】，用以证明原告连续收货，每次收货时均对标的物进行过检验且从未提出过质量异议。原告对该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接收货物不代表是接受，该组单据系被告单方制作，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明确告知相应条款。5、被告财务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一组，用以证明2018年7月25日至2018年8月7日期间，被告财务一直在向原告催款及对账，原告从未提及货物质量问题。原告对该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就质量问题与被告负责该业务的人员周某对接符合实践操作，不需要与其他人员都一遍遍进行告知质量问题，也不可能一有质量问题就联系法定代表人。本院出示证据如下：1、2019年1月2日现场勘验笔录一份。原、被告对上述证据三性均无异议。2、2019年2月22日本院向周某所做询问笔录一份。原告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并认为笔录可以证明本案中的取样和封样均由周某本人亲自确认后签名，原告一直有向周某反映质量问题，周某也有反馈给被告负责人，另也证明周某是被告公司里的管理人员，是本案业务的直接经手人，其有权代表公司签字。被告对该证据本身三性无异议，并认为，第一，双方业务往来的绝大部分货物已经被原告出卖，说明出卖的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第二，从笔录上看原告当庭提交的原始吊卡取样和大货抽样，都是事后制作，原告虚构甚至伪造加工制作确认样本的流程，有违民法总则基本的诚信原则，在法庭当庭作虚假陈述。第三，样品的证据采集未和被告负责人沟通，直接就让周某签字，程序不合法。周某也没有权利或者超越权利对所谓的样本进行签字，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第四，从笔录上看，周某对是否为2018年8月签订的作出是不肯定的表述。第五，笔录中周某陈述对于质量问题和被告原法定代表人说过，但被告不予认可。第六，关于周某为何离职，周某避而不谈，被告与周某本身有其他矛盾，双方存在利害关系。综上所述，原告在诉讼中，多次虚假陈述，违背诚信原则，为达诉讼目的，联合被告曾经的员工一次性制作了所谓的样本等材料，意图用未经过双方确认的样本，利用诉讼鉴定程序来确定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具有主观的恶意性。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3、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的质量鉴定意见书一份。原告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加工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被告对该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样本是事后形成，原告所谓的有质量问题、已经封存的货物也无法证明是被告生产，且交易的货物是同台机器烫压，不可能有的有问题，有的没问题，故受检样本不是被告加工的货物。另，烫金耐磨性和烫金色牢度是评价烫金工艺的重要质量指标，而鉴定报告确认该方面符合标准优等品，故该部分是符合质量要求的。退一步讲，即使该批货物为被告加工的，但鉴定报告中也明确外观符合二等品、烫金色牢度符合一等品、耐磨属于优等品，在本案中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所谓的小样样卡是原告与被告离职人员事后倒签日期形成，不属于双方约定的标准，因此，被告加工的货物并不存在质量问题。本院综合认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其中证据1、2、3、7、12，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予以认定；证据4聊天记录，经审查，对话双方均认可真实性，故对其本身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对比图，原告用于证明货物的质量问题，本院认为货物质量问题已经进行鉴定，具体应当以鉴定报告为准，对该组照片本院不予认定；证据6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8以及周某的证人证言，本院将结合庭审调查情况、现场勘验情况等，在“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阐述；证据9，有关麂皮绒、单面绒的购买发票，原告主要用于证明相应布料的购买价格情况，上述票据虽然从数量上并不完整，但时间上基本可以对应，基本可以反映相应价格，故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0，2019年6月26日开具、载明服务名称为“劳务加工费”的发票，本案业务发生在2018年，且发票上无法确认属哪道工序，故本院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11，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其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上述证据能否达到被告的待证目的，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本院最终查明的事实予以分析阐述。对本院出示的证据，经原、被告质证，本院均予以认定。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被告主营纺织面料复合、烫金、压花加工及皮革制品制造、加工等业务，其法定代表人原为汤成刚，后于2019年5月30日变更为戴娟芬，其名称原为海盐斯纳奇新材料有限公司，后于2020年3月12日更名为海盐斯纳奇纺织有限公司。周某原为被告公司员工，负责被告部分加工业务的管理。被告为周某缴纳过2018年3月至2018年9月的社会保险。经周某联络，被告于2018年7月为原告提供烫金加工业务，双方并约定加工费按2.3元/米计算。原告先后于2018年7月1日、同年7月6日、同年7月11日、同年7月12日出具出库单，并向被告发送底布（系麂皮绒），被告先后于2018年7月3日、同年7月9日、同年7月11日、同年7月15日、同年7月17日、同年7月19日、同年7月21日出具外发出库明细表、送货单，并将加工后的布匹发送原告，由原告工作人员予以签收，合计送货50238米。上述外发出库单上载明“发现质量、数量问题不得开剪，七天内提出书面异议通知我方”，送货单载明“1、本送货单代合同，一经签字即生效。2、如货不对或有疑，请勿裁剪，并立即通知供方核实后进行退货或调换；否则供方不负任何责任…….”2018年9月18日，原、被告进行对账，确认合计金额为115547.40元，扣除原告为被告之前的水洗业务费用12931.68元，余102615.72元。原告在对账单上予以盖章确认，但在盖章处由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素叶载明：“货质量问题等唐总9月底回来跟汤总商量。还有78米做坏刘健挑出来的。”上述“唐总”即原告公司负责人之一唐超，“汤总”即为被告原法定代表人汤成刚。2018年9月19日，汤成刚因催要加工款与唐超微信联系，唐超表示货有质量问题。后经双方电话沟通，汤成刚要求唐超提交相应数据。2018年9月20日，唐超通过微信回复，其于月底回去，双方碰面谈，微信里说不清楚，“有问题的东西我也没看到，等我回去了，我们坐下来协商……”，后汤成刚回复不愿意浪费时间，并称“按照昨天谈的也就7万多，给也好不给也好！就7万多……”。之后唐超于当日下午将近六时向汤成刚发送两个解决方案，其中一个方案写明“截止到2018年9月20日……结余欠款102615.72元。关于海盐斯纳奇新材料有限公司做坏的质量问题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我司将走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另一个方案写明“截止到2018年9月20日…….结余欠款102615.72元。关于海盐斯纳奇新材料有限公司做坏的质量问题面布2735米折合人民币26803元，成品1238米折合人民币26617元，扣除质量问题共53420元，质量问题货归斯纳奇，结余欠款49195.72元，另19429米成品09号和2562米04色面布边上烫金不均，我司尽最大努力卖给客户。把损失降到0。”上述方案，被告均未同意。后双方因协商不成，被告于2018年9月25日起诉至本院，要求原告支付加工款102615.72元及支付利息损失，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2018）浙0424民初55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应由原告向被告支付所欠加工款102615.72元及利息，并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对账单上注明需要原、被告间协商的质量问题，被告未在本案中提起反诉，可另行主张”。上述判决已经生效。原告后向被告支付了上述判决款项。现原告因被告加工业务存在质量问题于2018年11月19日向本院起诉，要求判如所请。经查，在本案加工业务进行期间，原告于2018年7月11日、7月23日、7月24日、8月10日、8月16日等通过微信向被告公司原员工周某联系，对货物加工质量情况予以反映，其中8月10日的微信记录显示原告向周某反映布匹存在烫金花型脱落等问题。2019年1月2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现场勘验。被告于当日向本院申请对封样中的“周某”签字进行笔迹鉴定，另申请对原告提供的“原始吊卡取样”“大货抽样留样”中封面周某与原告的盖章的形成时间以及是否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2019年2月22日，本院向周某做询问笔录，周某在笔录中陈述：其是2018年元旦前到被告处，劳动合同是2018年4、5月份补签的，但其这里没有备份，劳动期限好像是一年，被告为其缴纳社保。其来被告处时是做印花方面的管理。原、被告之间的烫金业务是其接来的，原告这边订单过来后，由其负责安排下面的工人生产，加工完成后再安排将货物送过去。在生产前，原告会提供一个标准样，被告按标准样进行生产。标准样是其去拿的，拿来后确定好就叫师傅做。原告给的标样没有经过双方签字，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样本自己打样，打样出来后由原告方进行确认，双方当场确认后就开工生产，确认的过程是口头的。先由被告司机去原告处拉料，原告制作出库单由司机确认量，确认后在出库单上签字。被告加工完成后制作送货单，和产品一起送到原告处。原告收到货后，如果对加工产品提出质量问题，会直接与其联系，一般不联系其他人。原告提出问题后，其自己会来原告处去查看，有一回带生产师傅也去看过，然后双方进行现场沟通。有些没有协商好，其向被告负责人汤成刚也说过，但后来双方还是有矛盾。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是其中一部分，后面还有协商的部分，但没有协商好。原告提供的原始吊卡取样和大货抽样的样本封面签字确实是其签的。原始吊卡取样是在2018年6月份，但是签字是产品出了问题才叫我签字的，应该是在2018年8月份上下。大货取样抽样是一起的，也是2018年8月上下。不过这三份样本写的时间其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还进行了现场封样，所有有问题的都经过其与原告确认进行了封存，封存货物上由其和原告签字、盖章。当时被告这边就其在场，签之前其跟被告负责人汤成刚说过，但汤成刚不承认是公司的问题，并且说其要承认就由其来承担责任。其后来于2018年10月从被告处离职。2019年3月30日，被告撤回对“周某”签字的笔迹鉴定申请。对被告提出的形成时间鉴定，经本院依法委托后，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6月12日均作出不予受理本次鉴定的函。后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封存货物烫金花纹成果的完整性或同一性进行鉴定、对封存货物颜色进行鉴定。上述鉴定机构于2019年10月22日组织双方现场勘查，并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质量鉴定意见书一份。上述鉴定意见书第三部分“现场勘查”中第4条第（二）项载明：“考虑面料和烫金后复合工序为需方提供和进行，鉴定对象以只完成烫金工序的布样为主，完成全道工序的面料为辅。”第（三）项载明“现场抽样：（1）烫金面料两种颜色两个样品，各取不少于20米，分别见照片2和照片3；（2）烫金后完成全工序的布样三个样品，每个样品各取5米……”第五部分“技术分析”中第1项载明“行业标准FZ/T14037-2017《涤纶烫金面料》对烫金花纹和质量要求是：优等品、一等品要求是花纹不符、烫金不匀的现象不影响外观；二等品的要求则可以有花纹不符、烫金不匀影响外观。受鉴的只完成烫金工序样品和已完成全工序烫金复合样品的花纹基本符合加工时提供的小样样卡，但存在影响外观质量的明显的烫金不匀和漏花（无花纹）现象，烫金外观质量符合FZ/T14037-2017《涤纶烫金面料》标准二等品要求，不符合加工时提供的小样样卡要求。”第3项载明“由于已完成全工序烫金复合样品的复合工艺为需方完成，复合工艺中也有热压工艺，其花型颜色和面料颜色的变化也与复合工艺有关，因此已完成全工序烫金复合样品和加工时提供的小样样卡不进行耐热压色牢度的测试分析。”因此，上述鉴定意见书所作的鉴定意见为：1、受鉴样品的烫金外观质量符合FZ/Tl4037-2017《涤纶烫金面料》标准二等品要求，不符合确认的加工时提供的小样样卡要求，与小样样卡相比，受鉴样品的烫金花纹效果存在不完整性；2、受鉴的只完成烫金工序样品的1号样品（米色）的耐热压色牢度技术指标符合FZ/T14037-2017《涤纶烫金面料》标准优等品要求；2号样品（棕色）的耐热压色牢度技术指标符合FZ/T14037-2017《涤纶烫金面料》标准一等品要求，和面料的色牢度有关，与烫金工艺无关；3、受鉴的只完成烫金工序样品和加工时提供的小样样卡的烫金耐磨性能一致，且均达到FZ/T14037-2017《涤纶烫金面料》标准优等品要求，即受鉴的只完成烫金工序样品和加工时提供的小样样卡的烫金颜色变化程度一致。因上述鉴定，原告支出鉴定费25000元。2020年3月26日，本院就涉案货物量进行现场测量，经核对，扣除因鉴定裁剪米数，已复合的货物约7760.50米，未复合部分货物为2563.50米。另查，原告发送给被告的原始底布为麂皮绒，其购买价格为7.3元/米左右，原、被告之间的加工费标准按2.3元/米计算，另原告就大部分已烫金货物进行了复合，其陈述复合后的成品含利润其按22.5元/米出卖。庭审中，原告陈述，原、被告之间的加工业务是定制型，烫金加工存在问题会对后续原告方的业务存在直接影响。原始样本系原告提供给被告的，一份进行双方封存由原告保存，另一份由被告按照样本进行打样，经双方确认后再生产。期间与业务有关的情况均是与被告负责该笔业务的周某进行联系。对于被告加工好的产品，其收到后，起初只是一些小问题，原告向周某提出后，周某承诺以后注意，有部分隐形的确实没有马上发现，故后续就对大部分货物进行了复合。但在复合过程中发现还是有烫金质量问题，存在花纹不完整等情况，故陆续向周某反映过。周某看过后，双方本着能处理就处理的原则，对大部分货物进行处理，小部分问题严重的不再进行复合，对已复合部分大部分已经发货，没有发货部分因客户反映收到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故未再发货。其现在请求的损失是针对未复合部分货物以及已复合但无法销售出去的货物，因无法销售导致的损失。被告庭审中陈述，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标样进行打样，打样后经原告确认后开始加工，加工业务完成后被告方没有保存原告提供的标样，被告也没有这个流程。原、被告之间的烫金样式是定制型，被告就双方之间的加工业务完成后，模具亦不再需要，未保存。每一批次加工完成后打卷好由周某负责联系送货。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加工业务不符合约定质量要求，要求被告承担违约损失而引起，经本院庭审中向双方当事人释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案由应认定为加工合同纠纷，故本院对本案案由予以调整为加工合同纠纷。经审理，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被告为原告提供的加工业务是否存在质量问题；2、原告的损失应由谁来承担以及应承担多少。一、就原告主张的烫金质量问题。首先，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有书面合同，但双方均确认原告向被告提供过标样。现经本院确认被告已无法提供标样。而从本案庭审调查情况看，本案烫金加工业务实际系被告的员工周某负责联系，并由其负责全程的管理。故对于本案烫金业务，原告有理由相信周某有权代表被告确认及处理加工质量问题。另，周某向本院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就业务的由来及过程描述较为详细，基本符合交易流程，因此，对其证言本院予以认定。而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为推测性，不能充分证明周某与原告的陈述存在虚假。鉴于原告提供的原始样系原告制作，原告亦未留存被告打样的样本，故结合周某的证言，本院只能认定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应基本符合或接近原告提供的有周某签字的原始吊卡取样的质量。其次，对于涉案已封存的货物，有周某签字以及周某自己到庭陈述予以证明，且货物的色号、缸号等情况与被告出具的出库单、送货单上载明的货物色号、缸号可以相互印证。且从鉴定意见看，无论是未复合部分还是已复合部分货物，所存在的质量问题也基本一致。故本院认为该货物应属于被告加工的货物。最后，根据鉴定意见，原告申请的几项鉴定项目中，涉案货物均符合行业标准，主要存在的质量问题为存在影响外观质量的明显的烫金不匀和漏花（无花纹）现象，烫金外观质量仅符合FZ/T14037-2017《涤纶烫金面料》标准二等品要求，不符合加工时提供的小样样卡要求。因此，从鉴定意见的内容看，被告就涉案货物的烫金加工业务确实存在不符合约定标准问题。二、就损失承担问题。本院认为，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但定作人负有验收加工物的义务，并针对加工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加工物的质量问题本院已进行阐述，对于原告的验收义务，本院认为，第一，本案货物是布匹，双方业务往来有5万多米，均是打好卷后进行送达交接，每批次运送均有1万米左右，故相应货物验收适当放宽验收期限符合交易习惯；第二，本案加工业务进行过程中，原告从2018年7月开始即多次联系周某就业务质量进行过反馈，说明原告反映质量问题也并未过分延迟；第三，本案业务在2018年7月发生，原、被告在9月份进行对账时，原告在对账单上亦提出了货物有质量问题，且被告亦自述为了让原告同意对账才答应让原告在对账单上写上货有质量问题的话语，且对账后一两天被告就与原告负责人进行微信沟通，此均能说明被告也同意对货物质量问题进行处理。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履行了一定的验收义务。因此，本院认为，原告以货物质量存在瑕疵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损失，本院认为，第一，由于原告的货物成品交易具有时效性，且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该烫金业务系定制型，而被告也没有保留加工时所用的模具，故上述货物目前已没有补救的可能和意义；第二，正因货物交易的时效性，则原告在验收货物时应当更加谨慎处理质量问题，在反映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时，应当及时与被告沟通协商是否有补救的可能等，故对于相应损失的造成，原告也存在一定过错；第三，被告仅提供加工服务，加工费仅为2.3元每米，一旦加工质量存在问题，即要求被告对货物全部价值进行赔偿亦不合理；第四，从鉴定意见看，被告加工的货物除烫金外观外其余方面均达到了较高质量标准，且其烫金外观也符合行业标准；第五，经本院释明，被告也当庭明确无论审理结果如何，其均不接受涉案货物，本院视其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故该批货物后期仍由原告进行处理。综合以上因素考虑，对于未复合部分货物的损失，本院酌定由被告承担70%赔偿责任。另，有关未复合部分货物，本院认为按照每米7.3元麂皮绒购买价格及2.3元的加工费，合计9.6元每米计算损失，较为合理。经查，本院在组织勘验时，所测量的未复合部分的布匹为2563.50米，另因鉴定需要，鉴定意见显示现场裁剪两个样本各不少于20米，结合实际勘验情况，本院酌定未复合部分布匹为2620米。综上，对于未复合部分已烫金货物损失，被告应向原告赔偿17606.40元（9.6元/米×2620米×70%）。对于已复合部分货物的损失，由于原告在烫金质量存在问题下，理应将烫金情况反馈给被告的同时，及时与被告沟通该部分货物的处置，如有其它补救措施的，应当优先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或与被告及时沟通协商处理。但原告对大部分货物均进行了复合，降低了被告对货物烫金进行补救的可能性，也导致原告增加了复合的成本（单面绒购买成本及深加工的加工费等），并无法取得成品的利润，故对其上述扩大性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对于原材料费及烫金加工费合计每米9.6元的损失，由于原告的深加工降低了补救的可能以及双方前期进一步协商沟通的可能，原告自身亦存在较大过错，且考虑到已复合部分的损失大部分由原告自己承担，故该部分货物的所有权归属原告为宜。故对已复合部分货物，本院酌定由被告按每米4.8元赔付原告损失，超出部分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经现场勘验，已复合部分布匹约7760.50米，另因鉴定需要，鉴定意见显示现场裁剪三个样本各5米，结合实际勘验情况，本院酌定已复合部分布匹为7800米。经计算，对已复合部分货物的损失，由被告向原告赔偿37440元。综上，被告共应向原告承担违约损失55046.40元。另，因质量鉴定，原告支出鉴定费25000元，结合原告的申请内容及鉴定结果，并结合本院前述认定，本院酌定由被告承担7500元，其余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另申请损失评估，本院认为对于相关损失标准本院已作出了认定，继续鉴定已无必要，故对该鉴定申请，本院不再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海盐斯纳奇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力欣纺织有限公司损失人民币55046.4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370元，财产保全费1570元，合计5940元，由原告海宁市力欣纺织有限公司负担4343元，被告海盐斯纳奇纺织有限公司负担1597元。本案鉴定费25000元，由原告海宁市力欣纺织有限公司负担17500元，被告海盐斯纳奇纺织有限公司负担7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李亚平人民陪审员  任建芬人民陪审员  洪菊英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陈冬琦-2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