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1行终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浩清，男，1964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北省辛集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区分局，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纯阁，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忠昊，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区分局城关派出所副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章丘区绣惠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孟亮，主任。 委托代理人于忠，章丘翔宇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 上诉人梁浩清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区分局（以下简称章丘公安分局）、被上诉人济南市章丘区绣惠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为绣惠街道办）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9）鲁0181行初6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5月29日，被告绣惠街道办工作人员在北京七巧屋时尚酒店接访辖区上访人员刘国彬时，将与刘国彬同住一室的原告梁浩清的手机和相机扣押带回。同日，原告梁浩清向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东铁匠营派出所报警，应东铁匠营派出所要求，被告绣惠街道办于2018年6月1日通过快递，将梁浩清的手机和相机寄到该派出所。该派出所于2018年6月2日将手机和相机向原告送达。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法且造成其损失，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适格被告问题；二、被告是否存在抢原告手机和相机的行为；三、被告是否存在删除原告手机数据、拆除原告相机内存的行为。 关于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据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以行政行为的存在为前提，且应当证明其起诉符合起诉条件，即起诉有事实根据。本案中，章丘公安分局提交的绣惠街道办于2019年2月27日出具的证明记载：“2018年5月29日，我单位工作人员在北京七巧屋时尚酒店接访辖区上访人员刘国彬时，误认为手机、相机为刘国彬所有，将梁浩清所有的上述物品予以暂扣带回和保管。后应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东铁匠营派出所要求，于2018年6月1日通过快递寄到该派出所。”该证明与被告章丘公安分局提交的顺风速运有限公司出具的邮寄详单等证据相印证，证明绣惠街道办“将梁浩清的涉案物品予以暂扣带回和保管及应北京公安要求寄回”的事实。庭审中，被告绣惠街道办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系按照被告章丘公安分局要求出具的证明，对此，被告章丘公安分局不予认可，被告绣惠街道办没有提交证据支持其主张。故，根据在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被告章丘绣惠街道办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章丘公安分局实施了被诉行为，故，原告对章丘公安分局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应予驳回。 关于被告绣惠街道办是否存在抢原告手机和相机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第九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三）扣押财物；（四）冻结存款、汇款；（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二）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三）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四）通知当事人当场；（五）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履行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程序，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查封、扣押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本案中，被告绣惠街道办2019年2月27日出具的证明称“我单位工作人员在北京七巧屋时尚酒店接访辖区上访人员刘国彬时，误认为手机、相机为刘国彬所有，将梁浩清所有的上述物品予以暂扣带回和保管。”被告虽然不认可“抢走”涉案手机和相机，但涉案手机和相机由其带回并寄回是其在出具的证明中自认的事实。被告绣惠街道办的行为实际是对原告手机和相机实施的扣押行为，被告绣惠街道办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实施扣押行为时遵循了法定的程序，属于程序违法。故，对原告要求确认绣惠街道办扣押其手机和相机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是否存在删除原告手机数据、拆除原告相机内存的行为。本案中，原告主张“手机数据被全部删除，相机的64G内存被拆走，里面的数据同样被拆走”，并提交录像光盘用以证明系被告实施了删除行为。对此被告不予认可。合议庭认为，该录像是对原告收到涉案物品后拆包过程的反映，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涉案手机和相机被带走之前的具体状态，仅凭该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综合庭审查证的情况，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系被告实施了删除其手机数据、拆除其相机内存的行为。故，对于原告要求判决被告删除其手机数据、拆除其相机内存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原告要求判决被告恢复被删除的手机中数据和归还其相机内存及内存中原数据的诉讼请求，因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存在删除原告手机数据、拆除原告相机内存的行为。故，原告的该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六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梁浩清对被告章丘公安分局的起诉；二、确认被告绣惠街道办扣押原告梁浩清手机和相机的行为违法；三、驳回原告梁浩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绣惠街道办负担。 上诉人梁浩清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2018年6月2日上诉人从派出所领回顺丰特快专递包裹后，其在开庭过程中打开包裹，全程录像。手机打开之后可以进行任何操作，不需要指纹、密码、图形解锁，通过该状态以及手机中没有任何文件的情况，都可以证明手机被恢复了出厂设置。上诉人的索尼高清录像机同样没有任何图片和录像，并且经过北京中关村的工程师使用技术手段将录像机拆开，证明录像机的内部存储器被上诉人拆除。即使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涉案手机和录像机被带走之前的具体状态，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责任。被上诉人的行为并非是行政强制措施而是抢劫。 被上诉人章丘公安分局、绣惠街道办二审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及材料已随案卷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提供事实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绣惠街道办未遵循法定程序，对上诉人手机和相机实施扣押，依法应当被确认违法。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章丘公安分局实施扣押行为，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对该分局的起诉正确。 上诉人提交了手机录制的两段短视频，视频显示上诉人房间“房门反锁，防盗链拴在门上”，没有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进入房间的过程。上诉人在短视频录制结束后，通过微信将视频发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通过恢复出厂设置的方式，删除了上诉人手机数据。 上诉人于2018年10月23日庭审过程中，将被上诉人寄回相机的包裹打开，开机显示无媒体，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0日到维修机构，维修机构表示内置存储卡已经被拆卸。综合考虑时间经过，本院认为，上诉人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拆除了其相机内存。 综上，上诉人要求确认被上诉人删除手机数据、拆除相机内存违法，并判令被上诉人恢复被删除数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梁浩清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宝林审判员陈伟审判员胡一帆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刘              苗 书 记 员 郭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