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06行初125号 原告高德明，男，1970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张锦伟、吴根福，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浣纱路248号。 法定代表人周琪，局长。 出庭负责人**华，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童丽丽，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单国炬，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德明（以下称原告）诉被告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称被告）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向本院移送，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后，于当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原告申请中止诉讼，本院审查后认为因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于2019年6月21日裁定中止诉讼，后于2019年10月11日恢复审理。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德明及委托代理人张锦伟，被告的出庭负责人**华、委托代理人童丽丽、单国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1月22日，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被告所属事业单位）作出杭住保办[2018]48号《关于撤销西湖区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的决定》，载明：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要求撤销高德明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的报告》（西建[2018]159号）收悉。你局已查明范家湾7号101室高德明的承租权系违法取得并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了《关于撤销高德明的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的决定》（西房租撤字（2018）第5号）。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撤销房改相关程序的通知》（杭房改办[2019]25号）第一条第四款规定，经研究决定如下：一、撤销西湖区范家湾7号101室高德明房改购房。二、范家湾7号101室，建筑面积29.39平方米。其中：成本价面积29.39平方米，成本价单价239.07元/平方米，成本价一次性折扣后金额7026.27元，收购总房款金额7026.27元；同时退还原缴纳个人维修基金283.61元，按[2005]房改价应退回高德明总金额7309.88元。该决定书抄送原告。 原告诉称，原告自1983年起系杭州市区常住非农业家庭户籍居民,没有住房也没有享受实物分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母亲周利利租住在原××区范家湾47号直管公房内,计租面积37.91㎡；1997年底左右,因原告与王小英恋爱多年准备结婚居住需要,故向原××区房地产管理局书面申请租赁公房,经核准符合规定确认原告享有公房租赁权：1998年西湖区房管局曾带原告去看过一套公房,但未通水通电实在不适宜居住,故被告知将另行寻找房源分配；2001年1月17日,原告与王小英登记结婚。2001年9月,原××区房管局决定将原××区三墩范家湾7号101室直管公房分配给原告租住，10月1日,杭州三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表西湖区房管局与原告签订了租房合同,约定：“范家湾7号101室租给原告使用,建筑面积30.23㎡,使用面积24.49㎡，租金1.30元/㎡,月租金31.80元,自2001年10月起租,该房如遇到国家政策需要时,按国家有关政策办理。”后原告及王小英居住在该房屋内,按该租房合同如约向西湖区房管局下属的三墩房管所支付租金直至2007年房改购房。2005年上半年,三墩房管所告知公有住宅租用证已办好，2007年2月,原告按规定向杭州市房改办申请房改购房获批,交纳了房款后,于4月20日办理了上述房屋的产权三证。2009年3月22日,该房屋进行了产权调换拆迁,？2018年1月原告支付对应房款后,回迁至五里塘秀里华庭2幢1单元1704室。原告及王小英随后对该回迁房进行了装修,现已入住。2018年11月,杭州市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西房租撤字（2018）第5号《关于撤销高德明的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的决定》。 后向被告提交了《关于要求撤销高德明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的报告》，被告向该局行文杭住保办[2018]48号《关于撤销西湖区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的决定》，并通过该局于2018年12月向原告送达。刑事判决书并未认定原告在获得《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时有行贿等违法犯罪行为、请客送礼等违规行为或采用了其他不正当手段。《杭州市市区公有住房租赁管理试行办法》自1993年4月2日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至今仍有效,时至今日杭州市仍然存在公有住宅租赁。原告在1998年12月31日前符合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发放条件,有权利申请办理公有住宅租用证且获得租赁公有住宅,早在1997年底已提出公有住宅租赁申请且获得核准,且工作人员带原告去看过公房,证明在1997年底原告已获核准享有公有住宅租赁权，国家的停止实物分房政策并没有规定取消公有住宅租赁。2001年10月1日原告经分配获得范家湾7号101室直管公房的租赁权,是被告对核准过的公有住宅租赁权的落实行为,证明此前的核准行政行为完全合法合规且有效,没有任何理由可撤销。退一步讲,即使1997年底原告尚未取得公房租赁权,那2001年10月将范家湾7号101室直管公房分配给原告,就是原告经批准获得公房租赁权。？2005年上半年的发证行为,是从书面形式上确认原告获得租赁权,即便办理该证时存在未经内部审批瑕疵或者工作人员有滥用职权行为,那是行政机关内部问题,对外行政行为早在1997年底已成立且有效。原××区房管局的授予公房租赁权行政行为、被告的房改审批行为均是授益行政行为,不管是基于原告对行政行为的信赖,还是基于对行政行为稳定性的预期,即使原××区房管局违法违规发证被撤销，不代表被告还应对房改审批行为进一步撤销。租用证被撤销的原因是原××区房管局自身违法违规发证，原告没有违法、没有违规、没有其他不正当手段，因行政机关自身原因导致的违法行政行为，赋予相对人利益且此后令相对人基于合法行为而产生的多项后续行政权力和利益，从保护相对人权益以及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行政违法应自身承担责任等角度，后续权利和利益不应当再被撤销。基于该公有住宅租赁权,原告租住五年多,后续进行了房改审批、房屋登记、产权调换拆迁、回迁、回迁房装饰装潢等行政、民事法律行为,对合法审批后获得的权益已经多次转化产生了一系列行政和物权等权利，房改审批显然不应被撤销。原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房是原告及其家庭的唯一住宅，撤销房改将必然引起收回房屋导致原告及其家庭无房可安身；原告在房改审批过程中没有违法，而被告认定原告的承租权系违法取得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撤销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被诉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明显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且明显不当。另外，对原告来说，撤销房改审批关系到重要权利丧失或被剥夺，但被告在本案中既未履行调查程序、未告知拟作出行政决定的内容、事实及依据，也未告知原告有陈述权、申辩权等，更未履行听证等程序，属于行政程序严重违法。诉请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杭住保办[2018]48号关于撤销西湖区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的行政决定行为；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关于撤销西湖区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的决定》。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情况。 2、关于撤销高德明的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的决定。证明前行政行为的情况。 3、户口本、户籍查档、住房情况查询记录、周利利主管公房租赁证。证明原告无房，住在母亲承租的小面积公房内，原告为杭州市区非农居民，在1998年12月31日之前即符合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发放条件。 4、情况说明。证明原告1997年底提出公有住宅租赁申请，原××区房管局已审核同意确认原告享有公有租赁权。 5、租房合同。证明2001年10月1日原××区房管局将三墩范家湾7号101室公有住宅分配给原告租赁，是对原告1997年底获得的公有住宅租赁权的落实行为；即使1997年底未获得租赁权，原××区房管局此时已批准原告享有公有住宅租赁权；原告租住公房的地址、使用面积24.49㎡、月租金31.8元、不限租赁期等情况。 6、租金收据。证明原告按公有住宅租房合同自2001年10月1日起如约向原××区房管局下属的三墩房管所支付月租金31.8元直至2007年房改购房。 7、2014年杭西刑初字第617号、664号、665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判决书认定原告于2001年开始租住三墩范家湾7号101室公有住宅相关情况、此后房改购房、办理产权三证、后被拆迁等事实，未认定原告在获得租用证时有行贿等违法犯罪行为、请客送礼等违规行为或者采取了其他不正当手段；证明被告称原××区房管局已查明范家湾7号101室高德明的承租权系违法取得与事实不符。 8、直管公房房改业务受理单、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等受理材料、房屋产权三证。证明原告依规定向被告提交了房改购房所需的材料，被告受理后审批同意，原告交纳房款并办理了房屋产权三证。 9、收条。证明2009年3月22日，案涉房屋进行了产权调换拆迁而收缴了产权三证。 10、回迁选房拆迁、安置房资金结算单据。证明案涉房屋拆迁后，原告支付了对应房款于2017年底选好回迁房，现已入住。 11、住房情况查询记录、房改审批查询记录。证明案涉房屋，被拆迁后的回迁安置房是原告及其家庭唯一的住宅。 被告辩称，一、被告主体适格。依据《关于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杭编[2012]90号）,2012年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更名为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为被告所属财政补助事业单位，负责各类保障性住房的准入资格审核认定，配租配售和后续监管等；负责全市住房制度改革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公房出售、住房分配货币化等住房制度改革政策。本案由被告应诉，主体适格。二、案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承租公有住房，是房改购房的前提条件。案涉《决定》是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区房产管理局）发现原告所持范家湾7号101室的《杭州市公有住房租用证》（下称租赁证）违法后依法纠错并上报的情况下，由被告所作的进一步纠正行为。根据（2014）杭西刑初字第617、664、665号生效刑事判决书，已经审理查明该租赁证的办理经过，系采用倒签审批时间表、倒签租赁证时间的方式，超越权限非法办理的。2018年11月5日，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作出了《关于撤销高德明的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的决定》，原告诉至法院，法院作出（2019）浙0106行初1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且原告未提上诉。因此，关于原告的租赁证系违法取得且已被撤销，不符合房改基本条件的事实认定清楚。依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撤销房改相关程序的通知》（杭房改办[2009]25号）第一条、第三条，2018年11月16日，杭州市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市住保办签发《关于要求撤销高德明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的请示》。经审查，市住保办于2018年11月22日依法作出了案涉决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证据了以下证据： 1、《关于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证明2012年市房改办更名为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 2、案涉刑事判决书。 3、关于撤销高德明的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的决定。 4、(2019)浙0106行初12号行政判决书。 证据2-4，证明原告违法取得租赁证，且已被依法撤销，不符合房改条件的事实清楚。 5、关于要求撤销高德明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的报告及附件。 6、关于撤销西湖区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的决定。 证据6-7，证明被告依法作出案涉决定，程序合法。 依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撤销房改相关程序的通知》（杭房改办[2009]25号）《杭州市市区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杭政发[1995]12号）。 经庭审质证，双方对上述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 对原告的证据，被告的意见如下：证据1-3，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指出的是在1998年12月31日之前符合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发放的一个条件，只是基本的身份也就是城镇户口这方面符合相应条件，租用证的取得，还必须通过民主评议等方式才能取得，并不是只需要杭州市的城镇户口即可以取得。证据4，是由原告的配偶作出，证明力很低。 证据5-6，合法性有异议，公有住房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管公有住房，还有一类是单位自管房，均需产权单位才能出租，该租房协议是由杭州三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签署，不符合公有住房租赁合同的主体要求。证据7、8，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9-10与本案无关，租赁证和房改被撤销，合法性有异议。证据11，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对被告的证据，原告的意见如下：证据1，无异议。证据2，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是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违规审批办理租用证而违法犯罪，而没有认定原告违法违规取得公有住房的租赁权和租用证。证据3-5，关联性、合法性证、证明目的和证明力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违法取得租用证决定，只是撤销了违规办理的证件。报告仅以抄送的方式让原告知晓，被告没有直接向原告作出行政行为并送达行政文书，更没有告知原告有听证等程序上的权利，剥夺了原告的重要程序权利。证据6，合法性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双方证据中的《关于撤销西湖区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的决定》系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其合法性系本案的审查对象，予以认定。双方证据中的刑事判决书和被告的证据4系生效裁判文书，无需认证。原告的证据4系原告配偶王小英书写的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明力，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原告的证据9-11，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无关，不予认定。原、被告双方的其余证据均具有形式真实性、关联性、证据形式及来源合法性，均予认定。至于所能证明的内容，将综合有效证据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 原××区房地产管理局向原告颁发《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该租用证载明房屋地点：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范家湾7号101室，承租人：高德明，使用面积：24.48平方米，发证时间：2000年9月21日。 2001年10月1日，杭州三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临时性租房合同》，约定：将范家湾7号101室住宅临时性租给乙方（高德明）使用，建筑面积30.23平方米，使用面积为24.49平方米，价格每平方米为1.3元，月租金31.8元，租金从2001年10月起租。该房如遇到国家政策需要时，按国家有关政策办理。 2007年4月2日，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作出关于范家湾7号101室的《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2007年4月12日，杭州市西湖区房产管理局与高德明签订《共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将范家湾7号101室出售给高德明，总售价7026.27元，高德明另支付维修养护费283.61元。高德明支付了前述款项，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 2014年11月18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西刑初字第617号、664号、665号刑事判决。前述刑事判决业已生效。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2005年上半年，被告人陈宝泉在担任区住建局三墩房管所所长期间，伙同该所副所长沈金宝，在明知本市行政、企事业单位已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以及区住建局无权办理直管公房租赁证的情况下，利用负责三墩镇直管公房管理工作的职务便利，采用倒签审批表时间的方式，超越权限擅自将其所直接管理的位于西湖区三墩镇的11间公房住房租用材料申报至区住建局进行审批。区住建局房政科副科长陈官富在明知越权的情况下将租赁证时间倒签至2004年3月4日之前，并非法办理了上述11间公房租赁证。上述11间公房中，包括案涉范家湾7号101室。 2018年9月21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向杭州市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杭西检行公建[2018]26-36号检察建议，提出建议如下：建议你局及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对上述属于违法租赁的11处直管公房依法处理。2018年11月5日，杭州市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西房租撤（2018）第5号《关于撤销高德明的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的决定》。原告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决定。本院作出（2019）浙0106行初12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1行终68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11月16日，杭州市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发送《关于要求撤销高德明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的报告》（西建[2018]159号），告知高德明持有的《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系违法取得，提请贵办予以撤销高德明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资格。2018年11月22日，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作出杭住保办[2018]48号《关于撤销西湖区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的决定》，撤销西湖区范家湾7号101室高德明房改购房，退回高德明总金额7309.88元。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于2012年更名为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为被告所属财政补贴事业单位，职责包括各类保障性住房的准入资格审核认定、配租配售和后续监管，负责全市住房制度改革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公房出售、住房分配货币化等住房制度改革政策。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撤销西湖区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的的行为是否合法。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系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更名而来，系被告所属财政补贴事业单位，具有作出撤销房改购房决定的职责。市政府杭政发[1995]12号《杭州市区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了“购买公有住房的对象是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和新分配住房的职工。”第十七条规定了公有住房出售程序，由申请人将申请表和工龄证明送住房出售单位，并交验有效证件（租赁证、身份证、户口簿）；售房单位在接收申请时，应校验有效证件，并按本办法规定审查购房者资格和申请购买住房的范围、工龄、面积。第二十二条规定，“本办法由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负责解释”。杭房改办［2012］5号《出售公有住房若干政策问题解答（十八）》第一条规定：“市区出售公有住房的对象是年满十八周岁，具有市区城镇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公有住房承租人仅指公有住房租赁证或者租赁协议上载明的承租人…”。高德明于2007年进行案涉101室房改购房时，证明其购房者资格最关键的证件为公有住房租用证。而根据（2014）杭西刑初字第617、664、66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案涉公房租赁证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采用倒签审批表时间的方式，超越审批权限非法办理。且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9月21日向杭州市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送检察建议书，认为案涉租赁证系非法获取，建议对该11处直管公房依法处理。杭州市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于2018年11月5日撤销了高德明持有的案涉《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并向被告提交报告提请撤销高德明范家湾7号101室房改购房资格。被告属于事后发现证明高德明购房者资格的公房租用证被撤销，高德明不具备房改购房资格，其进行房改购房不符合房改政策，因此作出案涉撤销房改的决定，并无不当。行政程序方面，被告作出案涉撤销房改的决定系基于杭州市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生效刑事判决撤销了案涉公房租用证，程序并不违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高德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德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详见《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审 判 长  吴俊洁 人民陪审员  江爱敏 人民陪审员  王伟成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书 记 员  章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