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423民初372号 原告：刘启富，男，1952年12月2日出生，满族，农民，住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 原告：闫桂芬，女，195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 被告：高春学，男，1965年7月23日出生，满族，农民，住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红，清原满族自治县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刘启富、闫桂芬与被告高春学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启富、闫桂芬，被告高春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启富、闫桂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给付1993年-2003年间多占用二原告6分地（4根垄）的土地使用费2,000.00元（200.00元/年×10年）；2.要求被告给付二原告2003年-2017年间的1.4亩土地使用费9,800.00元（700.00元/年×14年）；3.要求被告返还二原告粮食直补、玉米补贴款2,000.00元；4.诉讼费和交通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原是二原告所在的小组组长，双方在乱坟岗子有家庭承包地，土地相邻。被告利用职权欺压二原告，侵占二原告家4根垄土地，从1993年到2003年，由其耕种十年。2003年，被告非法抽走二原告家1亩4分地，由其自家耕种。被告于2019年才将上述土地还给二原告，二原告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支持二原告诉讼请求。 高春学辩称，一、二原告陈述的多占的4根垄不存在，该土地是被告所有；二、非法占有14根垄土地（1.4亩）事实不存在，该土地是在2009年土地调整时由村里抽回，归村里所有；三、关于粮食直补和农作物补偿款，应该归土地所有人，被告没得到该笔补偿；四、诉讼费应由原告负担。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6年5月，原告刘启富取得辽宁省农业厅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土地面积7亩4分，乱坟岗旱田6.4亩、壕里水田1亩。被告陈述二原告土地未被抽走时为5.6亩，2009年海阳村土地调整时，因原告刘启富母亲去世，组里抽走二原告承包土地中的14根垄1.4亩，由被告代为耕种管理，2017年经镇政府和司法所调解后，该土地归还二原告。 2017年9月25日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口前镇人民政府作出南政发〔2017〕75号文件《关于海阳村闫桂芬反映问题的行政处理答复意见》，载明“二、闫桂芬反映：闫桂芬与刘启富为夫妻关系，1996年海阳村村民刘启富在土地承包调整时，应分44根垄，实际耕种41根垄，诉求人少种了3根垄。2004年，刘启富母亲徐连清去世，组里抽走1口人的地10根垄，实际抽走11根，诉求人又少种1根垄。共计少种4根垄。目前，闫桂芬要求：要回被抽回的和少种的共14根垄。三、处理意见：针对闫桂芬反映的问题及调查结果，镇党委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以南口前司法所、经管站工作人员、村两委班子为主体的调解小组，历时一个半月，先后10余次的调解，终于在2017年9月14日，高春学、刘启富达成调解协议：从2018年春天种地开始，刘启富种47条垄，47条垄土地使用权归刘启富所有。诉求人闫桂芬对此次成功调解十分满意，表示愿意接受此次调解结果”。 2017年9月14日，原告刘启富与被告经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口前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为：从2018年种地起，刘启富种47条垄，47条垄土地使用权归刘启富所有。注：①刘启富47条垄，经2019年4月18日司法所人员、村主任及双方当事人共同到现场测量东西宽度为27米；②2019年是向西起半，2020年则东起半，以此类推。 2018年11月16日，原告刘启富与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口前镇海阳村民委员会签订《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10423105202000125J，约定：一、承包方刘启富乱坟岗子承包地块实测面积8.57亩，确权数4亩；壕里承包地块实测面积0.88亩，确权数0.8亩。二、承包期限：30年，从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承包土地用途：种植（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后原告刘启富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登记：承包方家庭成员为刘启富、闫桂芬（妻）、刘美娜（长女）、刘徐氏（母亲，去世），承包地确权总面积为4.8亩，承包地块总数为2块。 二原告申请调取的《粮食直补资金发放公示表》，记载：2005年，被告实际生产面积4亩地，实际领取补贴款41.80元；2006年，被告实际播种面积20亩地，实际领取补贴款332.00元；2007年，被告种植水稻面积8亩，补贴标准15.00元/亩；2008年，被告种植水稻面积8亩，补贴标准15.00元/亩，补贴金额120.00元；2009年，被告土地20亩，补贴金额161.83元。调取的《2013年-2019年农经办惠农补贴标准一览表》，记载：2013年粮食直补标准90.14/亩、玉米10.00元/亩；2014年粮食直补标准90.45元/亩、玉米10.00元/亩；2015年粮食直补标准73.68元/亩、玉米10.00元/亩；2016年，85.57元/亩；2017年，86.80元/亩。 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南政发〔2017〕75号文件、人民调解协议书、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粮食直补资金发放公示表》、《2013年-2019年农经办惠农补贴标准一览表》和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明材料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经开庭举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二原告作为南口前镇海阳村村民，于1996年5月取得家庭承包土地7亩4分，即对该承包土地拥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利，该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被告自认代为耕种、管理二原告土地1.4亩，其提供的证据不能够证明是基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方）合法收回、调整土地而占有、使用二原告上述土地，故被告占有、使用上述土地无合法依据，其行为侵犯了二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原告主张赔偿损失，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应对二原告赔偿损失的数额，分析如下： 一、关于二原告要求被告给付1993年-2003年间多占用二原告4根垄（6分地）的土地使用费2,000.00元（200.00元/年×10年）一节。二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够证明被告自1993年起占用原告4根垄土地至2003年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二原告2003年-2017年间的14根垄（1.4亩）土地占用费9,800.00元（700.00元/年×14年）一节。原告提交七份证人证言拟证明被告于2003年占用上述土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该组证言所涉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依法不能够作为单独认定被告自2003年占用土地的事实。被告自认于2009年代为管理、耕种二原告上述土地，故被告应对2009年-2017年（9年）间的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经本院对二原告所在村的村民走访调查，综合原告承包地的等级，酌定被告按年均260.00元/亩给付二原告的土地占用费，即260.00元/亩/年×1.4亩×9年=3,276.00元。 三、关于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粮食直补、玉米补贴款2,000.00元一节。依据《粮食直补资金发放公示表》、《2013年-2019年农经办惠农补贴标准一览表》，计算被告按年度应给付二原告：2009年粮食直补、玉米补贴为161.83元/20亩×1.4亩=11.33元；2010年、2011年、2012年间的补贴标准无相关证据；2013年（粮食直补90.14元/亩+玉米补贴10.00元/亩）×1.4亩=140.20元；2014年（粮食直补90.45元/亩+玉米补贴10.00元/亩）×1.4亩=140.63元；2015（粮食直补73.68元/亩+玉米补贴10.00元/亩）×1.4亩=117.15元；2016年补贴85.57元/亩×1.4亩=119.80元；2017年补贴86.80元/亩×1.4亩=121.52元。被告应给付二原告粮食直补、玉米补贴款650.63元（11.33元+140.20元+140.63元+117.15元+119.80元+121.52元）。 四、关于二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交通费一节，二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在2009年-2017年间占有、使用二原告1.4亩土地，不具有合法的权利依据，侵害了二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应依法对相关损失予以赔偿，即给付该期间的土地占用费3,276.00元、粮食直补、玉米补贴650.6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九条，判决如下： 一、高春学给付刘启富、闫桂芬2009年-2017年间的土地占用费3,276.00元； 二、高春学给付刘启富、闫桂芬粮食直补、玉米补贴款等650.63元； 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 三、驳回刘启富、闫桂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6.00元，减半收取计73.00元，由刘启富、闫桂芬负担48.00元、高春学负担2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晓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