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00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欧通德，男，汉族，1967年2月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鸿德，广东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丽高，广东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美欢，女，汉族，1964年1月4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祺伟，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向明，男，汉族，1963年7月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飞，广东德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欧通德因与被上诉人刘美欢、黎向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51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欧通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欧通德不承担法律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美欢、黎向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欧通德与刘美欢之间并没有形成借贷关系，本案借款与欧通德无关。首先，刘美欢一审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欧通德自始至终均没有与其发生任何实质借款事实，唯一可以证明的事实就是刘美欢与黎向明之间有直接转账往来。虽然刘美欢提供的两份借条上有欧通德的签名，但并不足以说明欧通德与刘美欢存在借款关系，无论是欧通德还是惠州市XX信用担保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均未向刘美欢借款。刘美欢获得的借条是欧通德出具给黎向明的，黎向明自行填写了出借人姓名等借条内容，黎向明将出借人填写为刘美欢，已经改变了XX公司出具借条时的本意，刘美欢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的两张借条并不是XX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XX公司向黎向明借款，因借款而向黎向明出具借据，XX公司出于对出借人黎向明的充分信任，把空白借条交给黎向明，是为了表示承认与黎向明的借款关系，对黎向明的出借款行为予以确认，这才是当时发生借款时兴公司与黎向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这一事实，黎向明在一审开庭时已当庭确认。其次，黎向明作为借款人向刘美欢借款时，也向刘美欢出具了借条，其借款行为符合民间借贷通常惯例，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黎向明通过渠道融资，再向外出借从中赚取利息。结合刘美欢提供的转账流水等证据可以证明，刘美欢与黎向明实际发生借款关系，其借款与XX公司或欧通德无任何直接关系，即黎向明通过渠道融资，再出借给不特定第三人，黎向明出借给XX公司只是偶然，刘美欢、黎向明、XX公司三方并无合意通过黎向明借款，刘美欢、黎向明亦无任何证据证明黎向明作为中介方。黎向明向刘美欢借款是独立的法律关系，黎向明融资后向第三方借款也是完全独立的法律关系，二者间无任何直接联系。刘美欢提供的两张借条是黎向明自行填写的，并非XX公司或欧通德的本意，刘美欢亦主张黎向明也是借款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不但应当审查借贷关系的形式要件，更应当审查是否具备实质要件，两张借条不足以证明刘美欢与欧通德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欧通德在本案中不应承担借款清偿责任。第三、刘美欢与黎向明一审当庭自认了黎向明于2013年5月10日向刘美欢出具50万元借条。该借条记载：“本人因资金周转问题，现向刘美欢借现金伍拾万零千零百元人民币。承诺将于2014年5月10日将所欠金额全数归还。立据为证。借款人：黎向明，电话136××××1488。”可以证明，刘美欢向黎向明转账，并不是经手另行出借，而是直接向黎向明出借。另外，刘美欢与黎向明的银行往来可以证明，刘美欢将所有款项转给了黎向明，刘美欢也当庭确认将所有款项转帐给了黎向明。黎向明承认收到刘美欢5笔共计1,485,000元的转款。更重要的是，黎向明当庭也承认了其向刘美欢借款有支付利息，这一事实与刘美欢提交的经黎向明确认的银行转账备注内容相印证，足以说明刘美欢与黎向明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关系。第四，刘美欢、黎向明当庭承认刘美欢提交的两张XX公司出具的有欧通德签名的借条，也是黎向明交给刘美欢的，黎向明自行在出借人一栏填写了刘美欢的名字。这一事实与黎向明借条备注“另2015年4月23日增加借30万，合80万改公司借条”相印证，黎向明自行填写出借人为刘美欢的XX公司的借条，并非XX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黎向明转嫁债务，损害了XX公司的合法利益。第五，黎向明一审当庭自认，欧通德代表公司向黎向明出具借据的时候，只是在借款人处加盖公章及作为法定代表人加盖私章和签名，借条是出具给黎向明的，而黎向明自行填写了出借人名字及借条主文。XX公司出具借条给黎向明，本意是想证明XX公司与黎向明的借贷关系，又出于对黎向明的信任，借条内容部分未填写。而黎向明利用了XX公司的充分信任，擅自将出借人填写为刘美欢，该行为并未征得XX公司或者欧通德的同意。纵观全案证据和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黎向明擅自将出借人填写为刘美欢并将两张借条交给刘美欢，其用意是将本应由黎向明承担的债务清偿责任转嫁给XX公司或欧通德，不但损害了XX公司的合法利益，也损害了作为债权人刘美欢的合法利益。刘美欢一审当庭表示，本案借贷之前不认识欧通德，其在起诉状中称是基于对黎向明的充分信任才出借款项。根据上述事实和当事人的自认，黎向明与刘美欢存在借贷关系昭然若揭，刘美欢只能对黎向明主张债务清偿责任，黎向明应向刘美欢承担清偿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结合本案事实和相关证据，刘美欢与黎向明之间存在直接借贷关系，与欧通德不具关联性。一审法院判定实际借款人为XX公司，欧通德作为XX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司财产混合，应承担连带责任，这明显是错误的。刘美欢辩称，欧通德及黎向明均是本案借款人，但刘美欢尊重法院判决结果，未就本案提起上诉。欧通德是本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首先，涉案借款均在刘美欢支付给黎向明后，再由黎向明直接支付到欧通德的账户，而非是向XX公司支付，款项的最后流向是至欧通德。其次，2016年10月10日、2016年12月23日出具的两份借条中，借款人处加盖了XX公司的公章，且下方盖私章标记处亦加盖了法定代表人欧通德的私章，欧通德无须再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名，该借条即已具备法律效力，更无须列明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欧通德本人签字及注明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应该与XX公司有所区分，是欧通德的个人行为。欧通德应当就其未与XX公司财务混同进行举证，未能举证，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黎向明辩称，欧通德与刘美欢之间为借款法律关系，黎向明作为居间人向欧通德和刘美欢提供居间服务，黎向明在收到刘美欢给欧通德的借款本金后，立即汇款给欧通德，在收到欧通德支付给刘美欢的利息后，也是立即汇款给刘美欢，刘美欢和黎向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清楚说明刘美欢、欧通德一直认可黎向明的居间服务角色，欧通德出具给刘美欢的借条均是代表了欧通德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因欧通德非法集资活动产生，欧通德目前已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应当由非法集资活动所在地人民政府组织清退，法院应当驳回欧通德的上诉以及刘美欢的起诉，根据黎向明的了解，欧通德在放贷无法收回后，便无法向刘美欢等投资人偿还欠款，已存在大量大额违约，刘美欢等众多投资人已陆续开始向法院起诉，要求欧通德还本付息，仅黎向明了解就不下10人，金额估算在1700万元以上。刘美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欧通德、黎向明偿还借款150万元；2.欧通德、黎向明支付利息，利息自2017年4月计算至起诉时为15,000元，之后的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3.欧通德、黎向明支付本案前期律师费3万元；4.欧通德、黎向明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3年5月9日，刘美欢向黎向明转款50万元。2013年5月10日，黎向明向刘美欢出具《借条》，内容为：“本人因资金周转问题，现向刘美欢借现金伍拾万元零千零百元人民币。承诺将于2014年05月10日将所欠金额全数归还。立据为证。”一审庭审时，刘美欢称：其与黎向明是朋友关系，当时通过黎向明认识了欧通德，得知欧通德在惠州经营XX公司，需要大量筹款且信誉好、利息稳定，黎向明还称其是担保公司的股东之一，出于对黎向明的信任，刘美欢决定出借50万元给欧通德、黎向明，并与黎向明口头约定利息为1.5%。黎向明否认自己为共同借款人，称实际借款人是欧通德及XX公司，其只是提供账户帮忙中转。2015年4月23日，刘美欢向黎向明转款30万元，2015年5月23日，刘美欢向黎向明转款185,000元，两笔共计485,000元。在刘美欢转款30万元后，双方在第1张《借条》底部增加了以下备注：“另2015年4月23日增加借30万元，合80万改公司借条。”2016年10月5日，刘美欢向黎向明转款45万元，2016年10月14日，刘美欢向黎向明转款5万元，两笔共计50万元。（二）2016年10月10日，XX公司向刘美欢出具《借条》，内容为：“惠州市XX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现向刘美欢借现金500000元，人民币大写伍拾万零千零百元整。承诺将于2017年12月31日将所欠金额全数归还。立据为证（本借款人违约需承担一切法律责任）。”2016年12月23日，XX公司向刘美欢出具《借条》，内容为：“惠州市XX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现向刘美欢借现金1000000元，人民币大写壹佰万零千零百元整。承诺将于2017年12月23日将所欠金额全数归还。立据为证（本借款人违约需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上述两张《借条》上均盖有XX公司公章以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欧通德的印章，欧通德在两张《借条》上签字确认，并写上其身份证号码。在刘美欢收到上述两张《借条》后，黎向明将第1张《借条》的原件从刘美欢处收回。（三）一审庭审时，黎向明确认共计收到刘美欢转来借款1,485,000元，并称上述款项均已转给欧通德。欧通德称其只是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代XX公司收取借款，实际借款人为XX公司。另外，欧通德称其与黎向明一直有大量资金往来，不能确认是否足额收到1,485,000元款项。刘美欢称黎向明在2017年4月前有向刘美欢支付每月15,000元的利息，在2017年4月13日支付7500元利息后，再未向刘美欢支付利息。黎向明称所有利息均是欧通德支付，其只是帮忙转账。（四）刘美欢主张其支付前期律师费3万元，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刘美欢出借1,485,000元的事实，有刘美欢提交的转款凭证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焦点是谁为实际借款人。从刘美欢提交的3张《借条》看，第1张《借条》底部备注“改公司借条”，第2、3张《借条》载明借款人为XX公司，一审法院据此判定实际借款人应为XX公司。欧通德虽然是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第2、3张《借条》上签字确认借款，但其以个人账户收取刘美欢支付给公司的借款，造成公司财务混同，一审法院认定欧通德为共同借款人，应一并承担还款责任。基于刘美欢在本案中并未向XX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判令由欧通德承担还款责任。刘美欢主张黎向明为共同借款人，请求黎向明一并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虽然所有借款均由刘美欢直接转入黎向明账户，但黎向明收款后并未实际占有借款，而是将借款转入欧通德账户；第二，虽然黎向明向刘美欢出具了1张50万元的《借条》，但之后双方又在《借条》底部增加备注“改公司借条”，在刘美欢收到XX公司的《借条》后，刘美欢将该50万元《借条》交还给黎向明，由此可判定双方已一致确认实际借款人为XX公司。因此，刘美欢主张黎向明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美欢主张的利息，刘美欢提交的3张《借条》均未明确约定利息，属于利息约定不明，一审法院只支持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每年6%计，自2017年4月14日起计算至债务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对于刘美欢过高部分的利息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美欢主张的律师费3万元，因刘美欢未能举证证明该部分费用已实际发生，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欧通德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美欢偿还借款本金1,485,000元以及逾期利息，逾期按每年6%计，自2017年4月14日起计算至债务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刘美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4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4,245元，由欧通德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经一审法院庭审询问，欧通德称XX公司原有3名股东，2016年3月29日变更为欧通德作为股东的自然人独资公司。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显示，XX公司的2016年信息中股东为黄X钢（出资50万元）、梁X岗（出资50万元）、欧通德（出资900万），2017年及之后的企业信息中股东为欧通德一人。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欧通德与刘美欢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中，刘美欢与黎向明在2013年《借条》中增加备注“改公司借条”，其后刘美欢收取的两张共计150万元的《借条》均由XX公司作为借款人出具，刘美欢在收取XX公司出具的借条后，亦已交还黎向明以个人名义出具的借条，可知刘美欢已将XX公司视为其出借款项的借款人。虽然欧通德在XX公司出具的两张《借条》中签名并注明其身份证号码，但欧通德系XX公司法定代表人，而公司法人作为有别于自然人的组织体，其从事民事活动只能通过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或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代理行为进行，根据借款发生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即由法人承担。因此，不能将法定代表人在以公司名义出具的文件上的签字行为，当然视作亦系其个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此时如法定代表人作为自然人主体单独承担债务或与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则应以其个人作出相应意思表示为前提。本案中，涉案3张《借条》中均无欧通德以个人名义借款及承担还款责任的内容，XX公司出具的两张《借条》均打印注明借款人为XX公司，在《借条》中“借款人”落款处同行仍有空白的情况下，欧通德亦未在同行签名盖章，至于欧通德在《借条》中加盖私章并手写其个人身份证号码，按常理也可能系为对方识别其真实身份，难以视为即系作出个人行为的意思表示。其次，虽然欧通德以个人账户收取涉案借款，但如前所述，法定代表人本具有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权限，在公司出具借条且已为债权人接受的情况下，仅该个人账户收款事实亦不构成法定代表人即为借款人的充分依据。据此，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欧通德个人已作出承担借贷债务的意思表示，不足以认定欧通德与刘美欢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此外，根据欧通德的一审陈述和XX公司企业信用信息记载，该公司在2016年3月29日变更为欧通德作为股东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如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则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按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法〔2019〕254号）第13条提出的法律适用指引，债权人就公司债务主张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应以债权人已取得确认公司债务的生效裁判或者将公司、股东一并作为共同被告为前提。鉴于刘美欢并未起诉XX公司，在该公司未作为本案当事人的情况下，既无法就XX公司的债务作出审理认定，也不能单独就欧通德作为股东应否承担连带责任进行审理。如刘美欢认为XX公司对其负有债务且一人股东应就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判决黎向明不承担民事责任后，刘美欢未提出上诉，属对其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行处分，本院予以照准。综上所述，欧通德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5180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美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24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刘美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245元，由刘美欢负担。欧通德已预交的二审受理费19,245元由本院予以退还，刘美欢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9,245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 毅审  判  员  曹 静审  判  员  蔡妍婷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兼）  李开宇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