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6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鄞州鸿琴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姚隘路796号（12-7）。 法定代表人：俞坤红，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一峰，宁波市钱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东方伟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蓝天路203。 法定代表人：陈胜利，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阳娟，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东亚，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莫尔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工业区（红林）。 法定代表人：董景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阳娟，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鄞州鸿琴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东方伟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莫尔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莫尔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鸿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东方公司一审中明确表示和鸿琴公司存在合同关系，董景军仅作为业务联系人，只是以鸿琴公司没有全部履行全部合同义务作为抗辩理由。鸿琴公司提供的与董景军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合同义务鸿琴公司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合同履行之后的货款均是东方公司自行向鸿琴公司支付，鸿琴公司也是向东方公司开具发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情形。本案法律定义中的受托人为东方公司，鸿琴公司是第三人。二、东方公司和莫尔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仅是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出示，对其真实性鸿琴公司无法确定，鸿琴公司认为该业务的权利义务已经转给东方公司和鸿琴公司，董景军仅作为东方公司的代表和鸿琴公司联系。莫尔公司不履行付款义务，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因此，鸿琴公司也有权向东方公司主张权利。 东方公司辩称，一、鸿琴公司与东方公司签订涉案《购销合同》时就知晓东方公司系莫尔公司的代理人，代理签订《购销合同》。该两份合同项下的真实购买方就是莫尔公司，且合同未明确约定仅约束东方公司和鸿琴公司，因此，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关于间接代理的除外规定，该两份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应直接约束鸿琴公司与莫尔公司。二、退一步讲，即使该《购销合同》能够约束东方公司，但通过东方公司代理出口的服装款项已经全部付清，并不存在欠款。鸿琴公司主张东方公司尚欠263837.8元货款未支付，应对该货款对应的货物已交付东方公司出口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当举证不能的责任。 莫尔公司辩称，一、涉案两份《购销合同》是东方公司以自己名义代表莫尔公司与鸿琴公司签订，鸿琴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已经明确知晓莫尔公司才是真正的买家，东方公司仅是出口代理公司这一事实。鸿琴公司与东方公司签订合同前一直是由莫尔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景军以莫尔公司名义与鸿琴公司联系并洽谈阿玛尼服装定作的所有事情，从未以东方公司名义与鸿琴公司洽谈合作，鸿琴公司也知晓莫尔公司是实际买家，真正付款的人是莫尔公司，并非是出口代理的东方公司。之所以签订《购销合同》是因为东方公司是莫尔公司的出口代理公司，之后在出口代理中，将以东方公司名义报关出口，由东方公司收取鸿琴公司开具的发票并办理退税，因此才按照莫尔公司指示以东方公司名义签订了《购销合同》。二、鸿琴公司生产的所有款式服装所涉的货款，莫尔公司已经通过东方公司、莫尔公司全部付清，并不存在欠款。本案所涉3张发票，莫尔公司并没有要求鸿琴公司开具，开票内容也与之前开票内容不一致。 鸿琴公司以东方公司拖欠货款未予支付为由，请求判令：东方公司立即支付服装款263837.7元；2.东方公司支付自2017年6月12日起的利息损失（以263837.7元为本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直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0日，东方公司与莫尔公司签订《出口协议》一份，约定：莫尔公司委托东方公司出口服装，分批出运，每批数量以外销合同或出口报关单为准，自合同签订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出口金额为50万美元，莫尔公司负责出口产品的生产与采购环节，联系落实外商、洽谈商定外销合同条款，出口收汇并承担不能收汇的风险等，东方公司派员与莫尔公司共同开拓市场并协助莫尔公司做好订舱、报关等工作，根据出口合同进行结汇单证的制作并及时对外议付或托收，外汇足额到账后负责结汇并按双方约定支付货款给莫尔公司或其指定工厂，根据通过认证的工厂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发票等退税凭证结算货款等，东方公司按收汇1美元收0.06元人民币进行收费。该合同签订后，莫尔公司即委托东方公司出口货物。2016年初，莫尔公司接到服装订单后，找到鸿琴公司定作，莫尔公司与鸿琴公司商定价格、数量、合同条款后，由莫尔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景军传递，鸿琴公司与东方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二份。编号为M016008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东方公司向鸿琴公司采购6XZMBC型号上衣10131件，单价55.60元，6XZS75型号短裤3760件，单价38元，6XZP85型号长裤8589件，单价54元，合同总金额1169969元，根据阿玛尼A/X标准验货，货物及验货时间为6月25日，指定工厂验货，送指定仓库，不能少出、只能多出3%，质量保证期限6个月，大货进仓后凭增值税发票40天付款。编号为M016009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东方公司向鸿琴公司采购6XZMBC型号上衣6687件、6XZS75型号短裤2777件、6XZP85型号长裤5411件，合同总金额769517.20元，货期为7月20日，单价及其他条款与M016008号合同相同。合同签订后，莫尔公司向鸿琴公司支付预付款10万元，并通过案外人“海田公司”支付预付款10万元。2016年8月至12月，鸿琴公司将其生产的服装按董景军的指示分批发货至指定仓库，东方公司与仓库核对收货数量后进行出口报关，并就每次出口货物另行与鸿琴公司签订《商品购销合同》，该合同亦由董景军在鸿琴公司、东方公司之间传递盖章。董景军就每批出口货物，与鸿琴公司联系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鸿琴公司将发票交给东方公司，东方公司按出口货物价款、出口收汇情况分批支付货款。截至2017年1月20日，东方公司向鸿琴公司支付货款1546350元，鸿琴公司向东方公司开具了等额增值税发票。经鸿琴公司与莫尔公司确认，上述款项中71350元并非涉案合同项下货物，且涉案二份《产品购销合同》项下部分货物通过案外人“海田公司”出口。2017年5月2日，鸿琴公司向东方公司开具总金额为263837.70元的增值税发票二份，东方公司并未抵扣认证。 一审法院认为，东方公司与莫尔公司系委托合同关系，涉案《产品购销合同》虽是由鸿琴公司、东方公司签订，但合同的磋商、指示交货、指示开票等均由莫尔公司与鸿琴公司直接联系，且合同项下部分货物系经莫尔公司指示由案外人发货，足以认定鸿琴公司在签订《产品购销合同》时知道东方公司与莫尔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知晓莫尔公司是实际定作人，双方亦无其他条款约定合同仅约束鸿琴公司、东方公司，故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直接约束鸿琴公司与莫尔公司，鸿琴公司应向莫尔公司主张权利。即使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约束东方公司，但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均由莫尔公司指示交货，还有部分货物由案外人发货，可见东方公司对交货数量并不知情，因此，东方公司仅对由其出口的货物承担责任。现鸿琴公司未能证明其主张的价值263837.70元的货物系由东方公司出口，鸿琴公司主张的货款及相应利息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判决：驳回鸿琴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58元，由鸿琴公司负担。 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从东方公司提交的《商品购销合同》可知，东方公司与鸿琴公司在货物交付之后，根据每批次货物交付的具体情况，另行签订了《商品购销合同》，东方伟业公司也已按照各《商品购销合同》对应的价款及鸿琴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支付了对应款项并进行了税务抵扣，对于鸿琴公司2017年5月2日开具的263837.7元增值税发票，东方伟业公司不予认可，也并未进行抵扣认证。二、鸿琴公司称263837.7欠款系之前各批次未付款累计形成，并未在合同和发票中体现，其所称与常理相悖。首先，既然发货之后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是根据实际交付的货物数额进行确定，那么合同数额与交货数额二者理应一致；其次，如果每批次均有结余，按照常理鸿琴公司也应在每次送货之后就未列入合同、未支付货款及时与东方公司进行核对，而不应在送货结束一段时间之后，再以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方式向东方公司提出付款主张；再次，鸿琴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还为联系人董景军加工其他种型号的服装，而且，根据董景军陈述，也有部分鸿琴公司产品是通过其他公司出口。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鸿琴公司主张的价值263837.70元的货物系由东方伟业公司出口，并应由东方伟业公司支付。故，鸿琴公司诉请东方公司支付服装款263837.7元，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鸿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58元，由上诉人宁波鄞州鸿琴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杜海平 审判员  叶剑萍 审判员  刘晓丽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董佳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