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平，男，198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洪俊，四川精伦（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平，四川精伦（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劳伦斯汽车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原名称广州劳伦斯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吴雪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少善，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桂英，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建平因与被上诉人劳伦斯汽车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伦斯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0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建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洪俊、被上诉人劳伦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少善、付桂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王建平主张的是劳动关系，劳伦斯公司主张的是委托关系，但一审法院审理时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却在判决时定性为委托合同纠纷。王建平在答辩时要求明确本案的法律关系，但一审法院置之不理且未予释明，剥夺了王建平的基本诉讼权利。2．本案三次开庭，劳伦斯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告补充证据（二）清单”未经王建平质证，却被一审法院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68条的规定，剥夺了王建平的质证权利。（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劳伦斯公司提供的证据系单方提供，王建平不予认可，同时王建平请求劳伦斯公司出示原件。2．关于物流托运单：只有运货的运价并无货物的价款，并且收货人除王建平之外还有他人，亦无收货单予以佐证，王建平主张是否收到货物及货物价款无法证明并无不当。3．关于王建平职权范围是协助收取货款并不是负责收取货款即将收到货款后立即将货款交给公司，也有客户直接向公司付款，如2017年5月10日刘建辉的26000元，本案无任何证据能证明王建平收到争议的货款。在任职后期，公司管理混乱，对售后服务置之不理，导致王建平无法收取货款，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述王建平收到货款而拒绝交给劳伦斯公司。4．南充力锋、乐山泳乐返利计算表系单方提供的证据且涉案金额不足5万元，并不是劳伦斯公司所主张的9万多，二者相互矛盾，王建平认可返利的事实，但并不认可其争议的货物价值。5．王建平及劳伦斯公司仅有核对账目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金额为215220元及2017年5月26日的核账金额为192346元。但并未对《2017年王建平销售表》进行核对与确认，也无相关的微信记录。且2017年5月26日之后，王建平分别于2017年6月7日以及7月15日转款217480元。6．劳伦斯主张的总价款为746524元，但并无证据证明王建平收到全部货物及具体金额的构成，涉案物品是针对不同客户具体制作的，其价格具有不确定性。7．本案涉及的是所谓的委托合同纠纷，依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劳伦斯公司对其主张的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应对法官权利加以一定限制，不能扩大法官的举证分配权限，否则将导致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不一致，损害司法公正。（三）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劳伦斯公司在民事起诉状自认13个订单的已发货物（产品）王建平并未付款，扣除业务提成后应交回货款237522元。对此，王建平认为，其应当提供该13台产品的订购、发货、收货以及每台的单价证据来证明该237522元的构成。本案中，并无具体的13台产品的相关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却采用一年的货款金额扣除已收部分及提成等方式来认定价款，与其主张不符。劳伦斯公司主张欠款金额为237522元，但在第三次开庭时提供的证据《原告补充证据（二）清单》（未质证）确认为差欠的金额为226860元，王建平认为劳伦斯对差欠的货款具体金额的主张具有随意性和任意性。（四）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在于：1．认为王建平已收到了涉案争议的货款，但纵观本案并无该方面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2．认定《2017王建平销售表》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11月27日期间货款金额为746524元，王建平要强调的是：认可存在返利（两份返利表：乐山泳乐表/南充力锋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对货物单价的认可，两份返利表涉及的产品型号同《2017年王建平销售表》所载明的产品型号不一致，无法认定新产品的单价，如D80标配、K22T、K11T、RS7等型号的单价等。单价无法认定，也就无法确认货款总价。（五）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在于：劳伦斯公司的主张系支付货款，关于货款应严格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由劳伦斯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具体的差欠金额，凭两份返利表（2017年1月双方已结算）来证明2017年总货款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双方未对差欠金额进行对账以及书面、口头、微信的确认，应由劳伦斯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劳伦斯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王建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王建平的上诉请求。（一）王建平的上诉请求不明确。王建平的上诉请求只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具体请求事项没有提出，属于上诉请求不明确。（二）王建平称一审程序违法、事实错误缺乏依据。首先，本案是劳动争议性质的案件，还是委托合同纠纷案件，是一审法院根据劳伦斯公司起诉时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确定的。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法律关系与劳伦斯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一致，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依据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适用法律及认定案件性质正确，无需向王建平释明，王建平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其次，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所依据的证据是《回复函》、律师函、微信聊天记录、托运单、南充力锋、乐山泳乐返利计算表，《2017王建平销售表》及当事人陈述。其中总货款746524元＝货物数量×单价（应收金额），而货物数量是依据托运单的单号与《2017王建平销售表》的单号一一对应确定的，共38台。2015年至2016年期间的搬运单王建平时确认的，单价（应收金额）是依据南充力锋、乐山泳乐返利计算表中相同型号货物价格确定的，因此表明王建平是认可的，故可作为确定货物价款的依据。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确认总货款是746524元。虽然王建平在一审没有对劳伦斯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二）进行质证，但一审判决采纳的证据均经双方质证，确凿、充分，程序合法。其实，补充证据（二）序号1物流托运单已在补充证据（一）序号1微信订购货记录中说明2017年7月6日下单发货（物流单据丢失），补充证据（二）序号1的“物流托运单”就是补充证据（一）序号1所说的“丢失”的物流单。补充证据（二）序号2“王建平下单发货聊天记录”就是补充证据（一）序号1微信订购货记录。而补充证据（一）已经过质证，故补充证据（二）的序号1-2证据事实上经过了质证。补充证据（二）序号3-4一审法院没有采信。再次，已付款金额是根据银行转账记录确定的，共395480元。其中王建平有一笔2000元为现金支付。而银行转账单王建平是无异议的。总货款－已付货款＝尚欠货款，一审的审判思路明确清晰。经过劳伦斯公司核算，王建平尚欠劳伦斯公司货款共计237521.72元（货款746524元－已返还货款395480元－2016年度结余21358元－返利92164.28元）。本案一审三次开庭，劳伦斯公司的证据已供王建平质证，但王建平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第七十六条，其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王建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劳伦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王建平向劳伦斯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329686元及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从2017年11月计到货款付清之日）。2．王建平承担本案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劳伦斯公司与王建平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和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4月至2017年11月，劳伦斯公司向王建平支付工资每月4183元，王建平为劳伦斯公司销售货物并获取业务提成。王建平将销售货物所得货款返还给劳伦斯公司。2017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王建平向劳伦斯公司支付了货款395480元，该货款为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11月27日王建平从劳伦斯公司处拿货的货款。2017年1月之前王建平从劳伦斯公司处拿货的货款已结清。2018年3月15日，王建平向劳伦斯公司发《回复函》载明：“我从加入劳伦斯公司以来一直作为四川省区域销售代表，负责该区域产品的市场销售与开发、收款业务，从2013年至2017年，我与公司每年的账面都是清楚明白，从没有出现过拖欠货款的事情，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希望贵公司在接到回复函后，及时对以上情况进行核实，采取相应措施，以维护公司和经济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同时，指派专人及早和我联系沟通，核对清楚账目后，我差公司的具体金额，会立即转账给公司，决不差公司一分钱”。劳伦斯公司提交劳伦斯公司财务符艺与王建平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4月21日，符艺发送2017年王建平第一季度销售提方核对EXCEL文件给王建平。符艺称：“王经理，发过去了，你核对一下，有问题的话，可以回复我”。王建平称：“这个账单我已经看过了，就是最后有一台X50，好像我这边没收到货嘞，最后一台。你发到南充一台凯曼之后又发了一台到成都的X50后面仓库里怎么还没到呢，是怎么回事呢”。符艺称：“最后那台啊，就那天好像18号发的，还什么时候发的，应该还没到。我让阿小刘刘奕信然后帮你查一下物流，好吧，我到时候给你回复”。王建平称：“基本上都没有错，基本上都没有错，对的”。2017年5月26日，符艺发送2017年王建平第四季度销售提方核对EXCEL文件给王建平。上述两份EXCEL文件当庭演示时无法打开。劳伦斯公司提交的托运单多份，托运单上的收货地址均为四川、云南、西藏辖区内的城市。托运单上的托运日期为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11月27日。托运单上的货物为定位仪。劳伦斯公司提交《2017年王建平销售表》拟证明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11月27日期间劳伦斯公司向王建平销售的区域发送货物的情况，货款共计746524元。王建平主张该销售表为劳伦斯公司单方制作，未收到销售表上的货物。劳伦斯公司提交2015年、2016年期间的托运单多份，王建平对2015年、2016年期间的托运单的真实性无异议。2015年、2016年期间的托运单中的物流公司与2017年期间的托运单中的托运公司相同。劳伦斯公司做出的南充力锋、乐山泳乐返利计算表中的货物，劳伦斯公司已向王建平发送了。该返利计算表中的货物只是劳伦斯公司向王建平发送的部分货物。上述事实有《回复函》、律师函、微信聊天记录、托运单、南充力锋、乐山泳乐返利计算表、《2017年王建平销售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虽然劳伦斯公司、王建平之间未能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但是双方存在王建平为劳伦斯公司销售货物，劳伦斯公司委托王建平收取其销售货物的货款，王建平收到货款后交还劳伦斯公司的交易习惯。从该交易习惯上看双方存在的是委托关系，劳伦斯公司为委托人，王建平是受托人。故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王建平是否应将收取的货款交还给劳伦斯公司？劳伦斯公司提交《2017年王建平销售表》拟证明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11月27日期间劳伦斯公司向王建平销售的区域发送货物的情况，货款共计746524元。王建平主张该销售表为劳伦斯公司单方制作，未收到销售表上的货物。对此一审法院做出如下分析：一、关于劳伦斯公司提交的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11月27日托运单真实性问题。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11月27日的托运单形式上与2015年、2016年期间的托运单相似，2015年、2016年期间的托运单的真实性得到王建平的确认。双方存在采用托运的方式运输货物的交易习惯。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11月27日托运单中托运的区域，货物，托运公司均与2015年、2016年期间的托运单基本一致。王建平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7年度为劳伦斯公司销售货物的情况。应由王建平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一审法院对劳伦斯公司提交的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11月27日托运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劳伦斯公司已向王建平负责销售的区域（云南、四川、西藏）发送托运单上所载的货物。二、关于价格问题。劳伦斯公司做出的南充力锋、乐山泳乐返利计算表中的货物，劳伦斯公司已向王建平发送了。王建平对南充力锋、乐山泳乐返利计算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南充力锋、乐山泳乐返利计算表中的货物的单价与《2017年王建平销售表》中货物的相同型号的货物单价是一致的。故一审法院对《2017年王建平销售表》中所列举的单价予以采信。故对劳伦斯公司制作的《2017年王建平销售表》中货物单价及总价746524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王建平在2017年11月前仍领取劳伦斯公司发放的每月工资4183元。其必然在其负责销售的区域销售了劳伦斯公司的货物，王建平在一审法院要求下拒不提交其在该期间为劳伦斯公司销售货物的情况，应由王建平承担不利后果。三、关于王建平应向劳伦斯公司返还货款的问题。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11月27日期间劳伦斯公司通过物流单发送货物的总价为746524元，作为受托人王建平应向劳伦斯公司委托人返还该款。2017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王建平向劳伦斯公司返还所收的货款395480元。劳伦斯公司自认王建平在2016年期间多向劳伦斯公司交付货款21358元。劳伦斯公司自认按照王建平卖出机器的数量应向王建平返利92164.28元。故王建平还应向劳伦斯公司返还的货款金额为237521.72元（746524元-395480元-21358元-92164.28元）。因劳伦斯公司、王建平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劳伦斯公司可随时向王建平主张还款，但应给予合理的时间。劳伦斯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向王建平发出的律师函要求王建平在收到律师函后三日内向劳伦斯公司付款，王建平在2018年6月27日收到律师函，律师函要求王建平付款的时间合理，故王建平应在2018年6月30日前向劳伦斯公司付款，王建平未能及时付款给劳伦斯公司造成了利息损失，故王建平应向劳伦斯公司支付的利息损失为以237521.72元为本金，从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劳伦斯公司庭审中自认按照王建平卖出机器的数量应向王建平返利92164.28元。劳伦斯公司现要求在不支付该费用，违反双方的约定，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于2019年10月11日判决：一、王建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劳伦斯公司支付代收货款237521.7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237521.72元为本金，从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劳伦斯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62元，由王建平负担（劳伦斯公司同意其预交案件诉讼费用由王建平向其直接支付，一审法院不再退还，由王建平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劳伦斯公司支付）。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一审中，劳伦斯公司提交“微信订购货记录”的微信聊天记录，二审中劳伦斯公司提交上述证据原始载体，王建平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并认为发货记录没有出示原件。二审中，劳伦斯公司出示了2017年期间物流托运单原件，王建平对有其签字部分予以认可，对没有其签字部分不予认可，并认为劳伦斯公司的发货对象并非全是劳伦斯公司，有的是直接发给客户，客户有无收到货物王建平不清楚；具体是哪些客户没有收到无法确定，有向客户了解情况，但客户没有明确回答是否收到。一审中，王建平陈述，王建平是四川销售代表，是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口头进行销售，所有的货物都是公司发给王建平，王建平发给客户，而不是公司直接发给客户。关于王建平在四川客户的数量、联系方式和地址的问题，王建平陈述：因客户太多，记不清楚；关于王建平销售的货物当中，哪一些客户的货款是由王建平直接收取、有无没有收取回来的货款的问题，王建平陈述：涉及举证问题拒绝回答，货物是否收到、货款如何计算、王建平差劳伦斯公司多少，应由劳伦斯公司举证；关于是否拒绝向劳伦斯公司披露客户信息的问题，王建平陈述：王建平没有权利披露，双方不是委托关系，是劳动关系，王建平回复函要求公司进行结算以及业务的交接，但是公司没有任何结算和业务交接。二审中，王建平陈述，没有收到客户支付的货款，因为安装和售后有问题，客户拒绝付款，与客户是电话沟通。一审中，劳伦斯公司提交《原告补充证据（二）清单》，其中所列示证据为：1．物流托运单，2．王建平下单发货聊天记录，3．安装回执统计表，4．关于交易习惯的补充说明。王建平在二审中补充质证认为：1．证据1如果与微信一致，则予以认可。2．证据2仅是发货单，并没有注明具体产品的金额，无法达到劳伦斯公司所要主张的欠款22万余元的内容。3．证据3因王建平不是安装当事人，无法确认真实性；其中三份安装回执卡中并无客户签字，不能确认客户是否收到并进行了安装；还有三份手写安装回执卡客户名字是劳伦斯公司自行记录的；也不能证明是王建平收到的货物。4．证据4是劳伦斯公司单方陈述，依据合同法规定交易习惯的存在应当由劳伦斯公司予以举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劳伦斯公司主张王建平支付货款237521.72元是否成立。对此，首先，关于发货数量。劳伦斯公司提交了2017年期间托运单据原件予以核对，上述单据形式、发货区域、货物均与双方2015年、2016年期间托运单据类似。劳伦斯公司亦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原始载体证明王建平通过微信进行订货、指示发货，劳伦斯公司对于部分发货情况在微信中予以告知的情形。而王建平除对上述证据予以否认外，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2017年度销售货物情况，不符合其举证能力，一审法院对劳伦斯公司主张的发货事实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其次，关于货物价格。劳伦斯公司提交了返利计算表以证明货物价格，返利计算表中相同型号货物单价与劳伦斯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单价一致，个别型号货物没有涉及，亦在合理定价范围之内。而王建平曾在微信聊天中与劳伦斯公司对个别型号货物单价进行讨论，可见其应当清楚货物销售单价，但在本案中并未对价格予以明确陈述或提交相应反驳证据。据此，一审法院采信劳伦斯公司主张的货物单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按照总货款金额减去王建平已付款金额，计算出欠款总金额为237521.72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再次，王建平在本案中不确认其已经收到客户货款。但根据劳伦斯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司是按王建平指示进行发货；王建平在《回复函》中认可其负责收款；从微信聊天记录等在案证据显示的交易习惯来看，王建平是主要收取货款、对接客户的一方，并通过与劳伦斯公司财务人员对账，以确定是否向劳伦斯公司付清货款。同时，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而王建平在一审中明确表示无法向劳伦斯公司告知实际客户信息、客户付款情况，二审中也无法对其向客户主张欠款等情况予以明确。在此情况下，劳伦斯公司主张王建平赔偿货款损失，本院予以支持。至于王建平辩称相关客户因劳伦斯公司售后服务存在问题故而拒绝支付货款，但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王建平上诉称一审存在程序问题。首先，劳伦斯公司起诉主张涉案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王建平一审中辩称双方仅为劳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经审理对劳伦斯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予以确认，程序并无不当。王建平主张一审法院应在诉讼中向其进行释明，缺乏充分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劳伦斯公司一审提交的部分证据虽未经双方质证，但一审法院未依据上述证据认定案件主要事实，二审中双方亦对上述证据予以补充质证。王建平主张一审法院驳回其质证权利，缺乏充分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另，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将取消后的利息基本标准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审法院关于一审案件受理费分担的决定本院不予调整。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因利息标准变化，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变更。王建平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00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00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王建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劳伦斯汽车科技（广州）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37521.7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37521.72元为基数，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8年7月1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依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4862元，由上诉人王建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凡审判员  莫芳审判员  邓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