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培举，男，1964年9月10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新蔡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公甫，男，1987年11月16日生，汉族，住宝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茜茜，河南武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培举因与被上诉人李公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2019）豫0421民初2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培举，被上诉人李公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茜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培举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2019)豫0421民初285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李公甫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公甫承担。事实和理由：1.其与李公甫未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的实际借款情况为:其与案外人苗某、冯某互为朋友,苗某系宝丰县煌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经营人。2019年2月,苗某找到其,称欲借100000元用于公司经营资金周转，因苗某在外举债较多,便让其帮忙向冯某借款，其便将苗某借款的想法告知了冯某,后续借款事宜因其当时在外地,没有继续参与。2019年2月23日，其从驻马店回到平顶山,才得知2019年2月21日冯某（实际出借人是李公甫）借款给了苗某,并且苗某出具了借款手续。2019年2月23日当天,冯某称因苗某在外欠款太多，实际出借人李公甫不愿意将借条对准借款人苗某，想让其作为中间人出具借条,然后再由苗某向其出具借款手续。其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便在没有实际借款的情况下,书写了出借人为李公甫的借条,并将借款日期写为2019年2月21日。其并不认识李公甫，也从未见过李公甫，仅是于2019年2月23日在冯某的要求下出具借条时第一次听说李公甫的名字。更为重要的是，其在2019年2月21日没有向李公甫借款,李公甫也没有实际向其出借任何款项,二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其不应向李公甫承担任何还款责任。2.本案中的实际借款人及用款人系苗某，应由苗某承担还款责任。在一审庭审中，借条中的见证人冯某出庭作证,证明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及用款人系苗某,100000元借款并没有交付于其,冯某的证言是审理本案借贷关系的重要情节及证据,但一审法院并未采信该证据，而是以借条这一单一证据作出错误判决。3.一审中，李公甫的起诉理由写“双方在宝丰县××镇公甫车场签订了借条”，这一陈述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是虚假的。2019年2月21日，其本人并不在宝丰县,不可能在当天向李公甫出具涉案借条，李公甫的这一说法完全是虚假的,见证人冯某的当庭作证内容可证明该事实。4.一审法院忽略本案的重要证据及证人证言，未对涉案借款的出借方式等问题进行实质性审理，以此作出的判决内容是错误的。一审开庭过程中,李公甫称涉案借款系通过现金方式直接交付给其,这一说法完全是虚假的。在当今网上支付方式十分便捷的情况下，借款很少会通过现金支付,并且大多数人也不会在家中存放大量现金。本案涉案借款为100000元,数额较大,李公甫称通过现金支付这一方式本身就不具有合理性。另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应严格审查款项的发生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但本案中，一审法院并未对上述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仅仅依据李公甫所提交的借条认定其与李公甫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明显是错误的。5.实际借款人苗某愿意向法庭说明涉案借款的实际情况，并愿意承担还款义务，但一审法院并未通知与案件审理有关的苗某出庭说明情况，审理程序违法。故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撤销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2019）豫0421民初285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李公甫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并由李公甫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李公甫辩称，1.其与余培举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余培举出具的借条明确写明出借人为李公甫，借款人为李公甫，证明人为冯某。账户名称为郑保茹（李公甫之妻）的河南省农村信用社2019年2月21日的交易明细中，郑保茹支取30000元现金加上其手头的70000元，共计100000元交付给余培举指定的收款人苗某的事实，以上事实冯某在一审中均予以证明。2019年2月21日晚，因余培举在老家，故余培举指定苗某将100000元人民币接收，并由冯某当场见证，余培举应当承担还款责任。3.余培举称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苗某，余培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向其出具了借款人为余培举的借条，是余培举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余培举与苗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和本案诉讼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余培举应当另案向苗某主张。综上，其与余培举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余培举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李公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培举偿还李公甫贷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日计算至本息实际清偿完毕之日，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计算）；2．由余培举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实现债权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1日，经冯某介绍，余培举向李公甫借款100000元，余培举为李公甫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今借到李公甫现金拾万元整（￥100000）借款人：余培举证明人：冯某2019年2月21日”。该借款未约定利息、还款期限。借款后，余培举至今未偿还该借款，后李公甫多次向余培举讨要该借款未果。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余培举向李公甫借款10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在李公甫催要该借款后，余培举应当履行还款义务，故李公甫要求余培举偿还借款100000元的诉请，该院予以支持。余培举辩称的该借款系其跟苗某、冯某之间的交易，余培举只是中间人，与余培举提供的苗某出具给余培举的借条和余培举、证人冯某当庭陈述的事实不相符，该院不予采信。余培举于2019年2月21日向李公甫出具的借条中，未约定利息，亦未约定还款期限，故李公甫主张余培举支付自起诉日计算至本息实际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余培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李公甫借款100000元；二、驳回李公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余培举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余培举提交了2019年2月23日其从驻马店到漯河的车票和从平顶山到宝丰的车票各一张，拟证明2019年2月21日案涉借条出具时，其本人不在现场。李公甫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余培举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和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相矛盾，余培举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说明2019年2月21日晚李公甫在向余培举的指定收款人苗某支付100000元现金之前，余培举和冯某进行视频，余培举明确要求李公甫将100000元现金支付给苗某，余培举提交的两张车票证明了其2019年2月23日回到宝丰后向李公甫出具了借条。余培举申请证人苗某出庭作证，本院认为苗某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应该出庭作证。苗某称，2019年2月，其需流动资金找到冯某，让其帮忙借款，冯某介绍其认识了李公甫，后其和冯某一起到周庄镇家停车场院内将100000元从李公甫处取回，并向李公甫出具一张100000元借条，当时李公甫扣除两个月的利息，仅给其92000元。隔了一天冯某又称李公甫不放心，又找一个借款人余培举，由余培举向李公甫出具借条，再由其向余培举出具借条。当时余培举不在宝丰，余培举回宝丰后，其和余培举、冯某、李公甫一起协商，由其给余培举出具了一张借条，余培举给李公甫出具了一张借条，其给余培举出具的借条上加盖了公章，并撕毁了之前其给李公甫打的借条。后冯某称余培举没有还该笔钱，让其给冯某出具借条，然后把其给余培举出具的借条要回来，并且把余培举向李公甫出具的借条也要回来。于是其在办公楼一楼李新明的住处给冯某打了一张借条，带利息大概是120000元或150000元，借条出具后其让在场的李新明在借条上以证明人的身份签了字，并注明余培举出具的借条上的借款还完后该张借条作废。余培举对该证人证言质证称，认可该证人证言。李公甫对该证人证言质证称，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余培举向李公甫出具借条的真实性，至于余培举和苗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和本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余培举应另案向苗某主张权利。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苗某证明就案涉借款其向余培举出具了借条，余培举又向李公甫出具了借条以及案涉借款由李公甫直接支付给其本人的事实与李公甫的陈述、余培举的辩解、冯某的证言相一致，也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但苗某出庭作证的其他内容无相关证据佐证，故对苗某的证言部分采信。余培举拟以其提交的车票证明2019年2月21日借款行为发生时其本人不在宝丰，但余培举自认2019年2月21日李公甫将钱款支付给苗某时其曾和冯某视频，其对冯某说可以把钱借给给苗某，其本人于2019年2月23日回到宝丰后补签了案涉2月21日的借条。余培举出示的车票和冯某的证言、余培举的自认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上述车票和李公甫的陈述、余培举的自认、冯某和苗某的证言，本院二审查明以下事实：2019年2月21日，经过余培举本人同意，李公甫支付给苗某100000元现金，2019年2月23日余培举向李公甫出具了案涉借条。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余培举和李公甫是否就案涉借条上约定的100000元款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一审法院未通知苗某到庭程序是否违法。关于余培举和李公甫是否就案涉借条上约定的100000元款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以双方达成借贷的合意和借款的交付为前提和基础，在本案中，双方均认可案涉借条系余培举本人书写，可以确定余培举和李公甫已就案涉借款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案涉的100000元借款是否交付成为认定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关键，余培举称其本人并未实际收到该100000元现金，该笔借款李公甫交付给了苗某，并以此主张其与李公甫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但在案证据显示，李公甫向苗某支付100000元借款时，经介绍人冯某和余培举微信视频联系，征得了余培举的同意，且李公甫向苗某支付款项后，余培举才向李公甫出具了案涉借条，该事实进一步印证了李公甫向苗某支付案涉借款系经余培举同意，因此，案涉借款李公甫虽未直接交付给余培举，但是交付给了余培举的指定接收人，亦属于借款的交付完成。综上，余培举和李公甫就案涉借条上约定的100000元款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关于一审法院未通知苗某到庭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是余培举和李公甫，苗某并非案涉借款合同的相对人，一审法院无需通知苗某以本案当事人的身份到庭参加诉讼。综上所述，余培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余培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泰东审判员李永波审判员李勇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吴桐书记员陈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