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喆，男，197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双印，黑龙江工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滨，男，197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希东，男，1966年5月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市大同区秋石提子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八井子乡永合村。法定代表人：方希东，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市工商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文华街2号。法定代表人：郭强，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海，女，198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大庆市工商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员工，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上诉人刘喆因与被上诉人于滨、被上诉人方希东、被上诉人大庆市大同区秋石提子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秋石合作社）、被上诉人大庆市工商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业担保公司）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法院（2019）黑0606民初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双印、被上诉人工商业担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喆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刘喆取得四份土地转包合同约定的51.87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和地上物享有所有权；2.方希东、秋石合作社协助刘喆领取八井子乡拆除“大棚房”补偿款。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一、于滨与方希东签订地转包合同效力不影响确认刘喆对案涉耕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合同有效并不必然引起物权变动，根据一物一权，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只能有一个，但有效合同可以有数个。一份合同有效，并不排斥另份合同有效，当然也不排斥当事人根据另份合同取得物权。不论于滨与方希东签订地转包合同效力是否经过裁判，均不影响独立评价刘喆是否取得涉案耕地承包经营权。（2017）黑06民终150号民事判决只是确认了合同效力，但并没有确认物权变动，也没有裁决方希东履行转包合同或交付耕地，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那一方取得耕地承包经营权做出裁判。二、案涉大棚房的民事权利，一审法院应当给予确认。因案涉大棚房已经拆除，本案不涉及通过民事判决对案涉大棚房合法化。案涉大棚房是否合法，属于行政法评价的范围，但刘喆取得案涉大棚房，即取得案涉大棚房的民事权利，包括对案涉大棚房的建筑材料以及拆除补偿款享有的权利。该民事权利不因案涉大棚房未取得审批而不予保护，刘喆主张补偿款，势必要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大棚房的民事权利。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及拍卖无证房屋、无证车辆的执行行为，也是肯定了无证房屋、无证车辆的民事权利。三、案涉大棚房补偿款的归属属于民事诉讼范围。本案争议的并非是补偿与否以及如何补偿，不属于行政争议，争议的只是案涉大棚房、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四、一审法院没有对承包经营权的转包主体单位还是个人，转包的耕地范围是否一致等实体问题进行审理以及一审法院对大棚补偿款发放给谁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民事诉讼范畴等认定，均属于程序驳的范畴。一审判决以判决代裁定，违反了法定程序。五、本案应当根据一物数卖的规则确认刘喆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物所有权。于滨的转包合同签订时间是2015年10月2日，晚于刘喆合同签订和备案时间2015年8月8日，且刘喆已经于当日接管土地和地上物，于滨没有实际接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一房数卖的合同履行问题第十五条的规定，刘喆优先于于滨取得争议耕地，因房随地走，刘喆同样优先取得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工商业担保公司提供了2014年3月11日签订出租合同和买卖合同，价格同为391万元。在租赁合同中约定，可以以顶账方式支付对价，秋石合作社偿还借款后可以将争议标的返还给秋石合作社，结合争议标的并未实际转移占有的事实，应当认为双方的真实意思是以争议标的作为反担保，即“让与担保”。根据民法总则规定，通谋虚伪表示无效，不应当按照租赁或买卖审查判断该两份合同，应当按照让与担保审查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承包方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者抵偿债务的，应当认定无效，故工商业担保公司不能取得争议的耕地和建筑物，争议的耕地和建筑物应归属于刘喆。工商业担保公司辩称，一、针对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可以确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与刘喆无关，因刘喆无权而不能主张第一项上诉请求。因一事不再理，一审法院驳回刘喆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充分；二、基于刘喆的诉讼请求中没有明确我方需承担相应的义务，我方不予针对刘喆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进行其他辩驳。二审中，于滨、方希东、秋石合作社未予答辩。刘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刘喆取得四份土地转包合同约定的51.87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和对地上物享有所有权；2.要求方希东、秋石合作社协助刘喆领取八井子拆除“大棚房”补偿款。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8月8日，刘喆与秋石合作社、方希东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秋石合作社、方希东将位于大庆市大同区八井子乡永和村六屯10号站安意路南的蔬菜冷棚、蔬菜暖棚、冷库、办公楼等卖给刘喆。2015年8月8日，刘喆与秋石合作社、方希东签订四份土地转包合同书，合同中约定将位于大庆市大同区八井子乡永和村六屯10号站安意路南的51.87亩耕地转包给刘喆。2017年3月20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6民终150号民事判决，确认于滨与方希东于2015年10月2日签订的转让合同有效。该转让合同中所涉及的标的物与刘喆与秋石合作社、方希东签订买卖合同、四份土地转包合同书中所涉及的标的物基本相同。一审法院认为，刘喆与方希东、秋石合作社订立的合同所涉及的标的物与于滨和方希东签订的合同所涉及的标的物基本上是同一标的物。于滨与方希东签订的合同已被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确认有效，故一审法院不应确认刘喆对案涉耕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刘喆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案涉土地上所建的建筑物取得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筑物，且本案所涉及的违法建筑物已拆除，一审法院不应对案涉违法建筑物确认其所有权。拆除大棚房补偿款是由政府发放，大棚补偿款发放给谁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民事诉讼范畴。刘喆要求方希东、秋石合作社协助其领取拆除“大棚房”补偿款于法无据。综上所述，对刘喆要求确认其取得四份土地转包合同约定的51.87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和对地上物享有所有权；要求方希东、秋石合作社协助其领取八井子乡拆除“大棚房”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喆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喆负担。二审中，各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喆是否对案涉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2.刘喆是否对案涉土地地上建筑享有所有权；3.刘喆要求方希东及秋石合作社协助刘喆领取八井子乡拆除“大棚房”补偿款，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关于刘喆是否对案涉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规定：“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三）依法流转土地经营权；”第三十六条规定：“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结果是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本案中，方希东在案涉部分土地上与土地承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转包，方希东与刘喆之间就案涉土地签订的合同为《土地转包合同书》，双方就案涉土地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亦为转包关系。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刘喆基于案涉转包关系对案涉土地享有的权利仅为土地经营权，其提出的对案涉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喆是否对案涉土地地上建筑物享有所有权的问题。本案中，根据刘喆等当事人陈述及一审认定，案涉地上建筑物已被拆除，案涉标的物归于灭失，物权也随之消灭。现刘喆请求确认其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已不存在事实基础。因此，刘喆提出的请求确认案涉大棚房享有所有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喆提出的要求方希东、秋石合作社协助其领取八井子乡拆除“大棚房”补偿款的问题。本案中，案涉拆除大棚房补偿款是由有关政府发放，大棚补偿款如何发放涉及具体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民事诉讼范畴，一审驳回刘喆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喆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适用法律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铁峰审判员  杨社娟审判员  赵 博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邢智超书记员王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