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7民终57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祖平，男，1969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海龙，男，196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丽英，女，196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园华，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祖平因与被上诉人杜海龙、金丽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3民初3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祖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支持上诉人对杜海龙、金丽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杜海龙、金丽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审理程序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杜祖平未向杜海龙交付100万元借款，双方于2016年9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未生效错误。（一）杜祖平提供的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能证明杜海龙至少拖欠杜祖平借款本金77万元。根据双方2018年10月18日的聊天记录中杜海龙的陈述“2017年到现在利息要补掉，20多万元，和去年2017年9月10日以后每月3万元，一年36万元，加上那个20几万，后面2分利息算，我一下子哪里拿得出60万……”，13个月按2分利计算，利息如要在20万元至30万元间，本金应为77万元至115万元，也即杜海龙、金丽英至少拖欠杜祖平本金77万元，杜祖平起诉所称的94万元本金与微信聊天记录能相对应。（二）张红良出具的证明能证明杜祖平于2013年9月9日向杜海龙交付了100万元借款。虽然杜海龙在一审中提供了东阳市华航针织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12日向张红良汇款100万元的证据，但该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该100万元是用于归还2013年9月9日张红良向杜海龙的汇款，该款项也可能是张红良向杜海龙的借款等其他发生于张红良与杜海龙之间的经济往来。张红良出具的证明却能与杜祖平提供的借款合同、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相互印证，共同证明杜海龙向杜祖平借款100万元并拖欠大部分款项未付的事实。杜海龙、金丽英一方在杜祖平两次起诉过程中存在自相矛盾的虚假陈述行为，其在（2019）浙0783民初1159号案件中甚至不承认双方存在经济往来，认为双方仅是一般的同村人关系，本案足以能认定杜祖平已向杜海龙交付了该100万元借款。二、一审法院拒不调取杜海龙、东阳市天马制伞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的交易记录，违反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属于审理程序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案借款系通过张红良向杜海龙交付且张红良与杜海龙之间也存在经济往来，而杜海龙、东阳市天马制伞有限公司与张红良之间经济往来的情况直接关系到本案审理结果，杜祖平及其代理人又因客观原因不能调取，特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但一审法院拒不调取，仅调取了杜海龙账户一段时间的交易记录，属于审理程序错误。被上诉人杜海龙、金丽英答辩称，一、金丽英对于杜海龙是否向杜祖平借款不知情，对借款金额是否交付亦不知情。二、杜祖平与杜海龙、金丽英之间存在雨伞供货关系，现在杜祖平尚欠杜海龙、金丽英一笔货款，杜海龙、金丽英会另案主张。原审原告杜祖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杜海龙、金丽英归还借款本金94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9月10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并扣除已支付的利息4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本案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2013年9月9日由案外人张红良通过银行转账给杜海龙的款项100万元是否系杜海龙向杜祖平的借款？根据杜祖平提供的杜海龙所有的尾号为6818的银行卡流水账单和杜祖平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的张红良所有的尾号为0817的银行卡流水账单，均反映2013年9月9日张红良向杜海龙转账人民币100万元。结合杜祖平提供的东阳市天马制伞有限公司的银行流水账单，同日，杜海龙上述银行卡向东阳市天马制伞有限公司转账241万元。同日，东阳市天马制伞有限公司归还银行贷款2408740元。同年9月11日，东阳市天马制伞有限公司又贷款了240万元。同年9月12日，东阳市天马制伞有限公司转账给东阳市华航针织有限公司240万元。同日，东阳市华航针织有限公司将款项240万元分别转账给杜巧苏、张红良、史俊文，摘要中均注明“借款”，其中转账给张红良的款项是100万元。另，杜祖平提供的公司登记基本情况中载明，东阳市天马制伞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杜海龙。杜海龙提供的东阳市华航针织有限公司的证明中反映，上述该公司转账给张红良的100万元系杜海龙经该公司银行账号汇款给张红良的。综合上述事实，已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杜海龙主张的张红良汇款给其的100万元是其向张红良借来用于归还所经营的公司的银行贷款，后来公司重新贷款出来即归还张红良的事实，原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杜祖平主张杜海龙于2013年9月9日向其借款人民币100万元，证据不足，应不予采信。杜祖平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虽能反映双方有经济来往的事实，但未能充分证明经济来往的性质、发生的时间及具体数额等事实，且在其内容上还反映涉及到与第三人的来往，同时杜祖平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杜祖平提供的借款合同，杜海龙抗辩合同上约定的借款没有实际发生，杜祖平也承认当天或嗣后并没有款项交付过，而主张是对以前借款的续借行为。该借款合同系格式合同，合同上明确载明了具体的借款数额、借款期间及款项汇入账户等内容，但合同上约定的款项未交付，因此，合同并未生效。杜祖平主张的续借的事实在合同上也没有体现，且以前的借款事实也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来证明，故对杜祖平主张的事实无法认定。综上所述，杜祖平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应不予支持。杜祖平可在有新的证据能证明其主张时再行起诉。金丽英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故未到庭，本案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杜祖平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46元，减半收取7973元，由杜祖平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杜祖平向杜海龙主张的案涉民间借贷款项是否应由杜海龙归还及具体数额的问题。本案杜祖平与杜海龙于2016年9月10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对借款期限、利息等作了较为具体的约定，杜祖平与杜海龙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反映出杜祖平向杜海龙催款、杜海龙同意筹款还账的事实，该聊天内容讲述的欠利息数额及具体计算等情况与2016年9月10日借款合同的内容相吻合，且杜海龙提出借款合同约定的款项未实际交付但其未对其与杜祖平微信聊天内容作出合理解释，综合上述借款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足以认定杜海龙欠杜祖平款项的事实，该款项应由杜海龙偿还。杜祖平称借款合同约定的款项系2013年9月9日由案外人张红良转账给杜海龙的100万元至2016年9月10日重新结算而成，但杜海龙亦称该款项与本案无关且其提交案外人东阳市华航针织有限公司代其转账给张红良100万元予以平账的相关证据，相应证据显示的款项支付时间等与杜海龙的主张不存在明显冲突。本院及原审法院亦应杜祖平的申请就杜祖平本案的支付情况进行调查取证，均无明确的结论，无法查清2016年9月10日借款合同载明的100万元款项的实际构成等情况，为避免该款项如系前期借款本金及利息结算后重新出具借条、之后按照年利率24%计算存在利息支付超出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利息支付上限的情况出现，本院综合杜祖平陈述案涉借款合同载明的款项系前期借款重新结算后出具借条、借款合同出具后有一段时间的利息系由杜海龙货款冲抵、杜祖平的自认等本案的客观事实，基于民法的公平原则，酌情认定由杜海龙归还杜祖平94万元。二、关于金丽英是否应对案涉借款承担归还责任的问题。案涉借款由杜海龙向杜祖平借且数额较大，杜祖平无法提供最初的交付依据，不能证明款项的流向及资金用途，亦不能证明金丽英使用或者在最初出借时知道该款项，即使金丽英之后以实际行动以货款偿还利息、在与案涉相关主体聊天时提到案涉款项，其系杜海龙的配偶，对配偶借款事项的知晓等不足以构成案涉借款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宜，杜祖平要求金丽英承担案涉款项的支付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杜祖平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不当部分，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3民初3875号民事判决；二、由杜海龙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杜祖平940000元；三、驳回杜祖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973元，保全费5000元，由杜海龙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946元，由杜海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红彦审 判 员 杜月婷审 判 员 周楚臣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周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