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3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郑向荣，男，汉族，1977年6月6日出生，住浙江省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永俊，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根宜，男，汉族，1964年2月23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郑向荣因与被上诉人刘根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12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向荣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郑向荣的一审诉讼请求，驳回刘根宜的一审反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2年、2013年左右，刘根宜资金出现困难，四处借债维持公司运转，并向郑向荣提出借款要求，郑向荣出于朋友关系出借款项给刘根宜。2015年开始，刘根宜的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基于帮忙和郑向荣需要筹措款项再出借给刘根宜，郑向荣多次出借给刘根宜款项，期间双方既有未约定利息，也有约定月息1%-3%不等，资金最紧张时也曾约定月息5%。上述借款中，2015年6月18日之前的借款没有全部结清，其中2015年4月25日的5万元借款在2015年6月19日归还，2015年5月26日的35万元借款在2015年7月17日和8月3日分15万元和20万元两次归还，2015年8月3日的12万元借款在2015年8月13日归还，2015年11月10日的20万元借款在2015年12月10日归还。案涉30万元借款支付了15万元利息（含当日支付的1.5万元），但未归还过本金。原审法院偏信刘根宜的片面陈述做出了违背客观事实的判决。2015年6月18日是借款时间点，并非对2015年6月18日之前的所有借款进行结算的时间点。2015年6月18日之前的借款利息并没有超过月息3%，2015年6月18日之后支付的款项不是针对2015年6月18日借条所进行的还款，支付的款项也没有超过法定月息3%。原审法院忽视了各方陈述、证人证言和证据直接显示的事实，作出了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判决。2015年6月18日之前，郑向荣支付给刘根宜的借款远不止原审法院所认定的金额，2015年6月18日之后转账支付的金额也不是法院认定的38万元。2015年6月18日郑向荣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刘根宜30万元是证据显示以及刘根宜反诉诉讼理由所明确认可的，刘根宜陈述只收到9万元现金是法院不看证据、取消刘根宜举证责任和强加郑向荣举证责任的错误结论。原审判决支持刘根宜反诉请求的金额，是根据刘根宜承认收到30万元现金以及将归还之前的借款本金作为本案的利息进行扣除得出的结论，该数字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刘根宜在二审期间辩称：一、本案基本事实。1、刘根宜于1999年到杭州担任杭州伟懋泵业销售公司总经理，之后因业务关系与郑向荣合作相识；2004年5月，刘根宜辞任杭州伟懋泵业销售公司总经理，到嘉兴成立浙江永安消防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从事消防工程施工，期间与郑向荣并无交集；2010年6月，刘根宜回到杭州，成立上海天德安全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因消防工程要垫资，资金比较紧张，有融资需求，此时郑向荣已经在做资金生意，双方于2012年后开始资金借贷关系，借贷次数很多很多；期间，双方均以银行转账往来凭证及格式借条（郑向荣一审提供的借条格式）作为依据，每一笔借款还清后，双方当面撕毁其格式借条；双方借贷利息从2012年的3分，到2014年后的5分，期间还有1角、2角，甚至更高：如2015年6月18日借条，利息约定为5分；2015年8月3日借款12万元，刘根宜于2015年8月13日归还本金，借款当日即付利息12000元，相当于每日利息1200元，日利率1%，年利率高达365%的天文数字。刘根宜亦有很多朋友及业务合作伙伴与郑向荣有借贷关系，自2016年以来，在杭州、江山法院已有多起与郑向荣相关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刘根宜于2015年6月18日所写“借条”是在借贷双方结清先前全部借款及利息基础上写的，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双方的所有往来款项（包括通过他人转账的借贷款项）已全部结清。因此，郑向荣提供的2015年6月18日前的双方款项往来证据与本案无关。刘根宜与郑向荣之间资金借贷往来时间很久（据查证，刘根宜付的第一笔银行转账利息为2013年9月12日），而且双方之间均以银行转账往来凭证作为依据。2015年6月18日双方对账时，与30万整数有误差，是以现金补齐的；因此，这笔30万对账款没有银行转账往来凭证，注明是现金支付。3、刘根宜因为业务急需资金，当时也考虑不周，陷入了高利贷陷阱。从2015年6月19日开始，刘根宜陆续支付郑向荣高额利息（包括2015年6月18日以后的其他借款的高额利息），截止2016年5月2日，刘根宜向郑向荣支付102.15万元本金及高额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刘根宜请求法院判令郑向荣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元的利息372462元。二、其他说明：1、郑向荣提供的银行流水等均为一审证据，不是新证据，刘根宜已在一审时提出过质证意见。需要说明的是，一审法院仅根据证人一方的片面说法认定其所说的代郑向荣支付的借款数额，证据是不充分的。郑向荣提供的证人郑某系其亲兄弟，刘根宜对其作证的客观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事实上，刘根宜与郑某之间多年来一直有资金往来，其中有一部分小额借款，已全部还清；还有一部分是刘根宜通过其用信用卡刷卡提现后的现金，因郑某在杭州长城机电市场做事，刘根宜有多张信用额度（2万、5万、10万、20万等）不等的信用卡，经常在郑某杭州长城机电市场同事处刷卡提现，扣除一部分费用后由郑某转汇给刘根宜银行账户；还有一部分是其代郑向荣支付的借款，当时每一笔都有相应的格式借条，还清借款后，双方即当面撕毁。2、根据一审法庭要求，刘根宜认真、客观整理了2012年以来的双方转账往来数据，向法庭提供了2012年始至2015年6月18日对账之前银行流水及支付宝流水还款证据。据统计，2012年始至2015年6月18日对账之前，刘根宜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郑向荣借款本金及利息78笔（55+23），计人民币2226500（2022000+204500)元；支付宝转账18笔，计人民170500元；共计支付款为人民币239700元。上述证据充分证明，刘根宜诉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刘根宜不仅在2015年6月18日对账后，向郑向荣支付了37万余元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而且在此之前，也支付了大量超额利息。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郑向荣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郑向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根宜归还郑向荣借款本金28.5万元，支付利息159600元（利息按照月利息2%的标准，以28.5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6月18日开始计算，暂计至2018年10月18日，应支付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判令刘根宜支付郑向荣律师费损失5000元，支付郑向荣差旅费、误工费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根宜承担。在一审审理期间，刘根宜提出反诉，要求：1、判令郑向荣返还刘根宜已经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370616元；2、本案本诉、反诉的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郑向荣负担。诉讼过程中，刘根宜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郑向荣返还刘根宜已经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37246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向荣于2014年4月29日转账给刘根宜10万元，于2014年7月18日转账给刘根宜95000元，于2014年12月12日转账给刘根宜50000元，于2014年12月15日转账给刘根宜25万元，于2015年3月17日转账给刘根宜50000元，于2015年4月25日转账给刘根宜50000元，于2015年8月3日转账给刘根宜12万元，于2015年11月10日转账给刘根宜20万元，于2016年3月23日转账给刘根宜60000元。以上款项合计975000元，其中2015年6月18日之前发生的款项为595000元。 2012年11月29日，郑某转账给刘根宜65500元。2013年4月25日，郑某转账给刘根宜97000元。2013年12月24日，郑某转账给刘根宜20万元。2014年5月17日，郑某转账给刘根宜25万元。2014年5月25日，郑某转账给刘根宜20万元。2015年3月31日，郑某转账给刘根宜97000元。2015年5月26日，郑某转账给刘根宜35万元。以上郑某转账支付的款项合计1259500元。诉讼过程中，郑某作证称上述款项是代郑向荣向刘根宜支付的借款。 刘根宜自2013年4月至2015年5月30日间转账支付给郑向荣款项情况如下：2013年4月12日转账35000元，2013年4月28日转账10000元，2013年5月31日转账10000元，2013年6月7日转账9500元，2013年6月17日转账10000元，2013年6月27日转账4500元，2013年7月3日转账10000元，2013年7月12日转账5000元，2013年7月19日转账10000元，2013年9月12日转账5000元，2013年9月17日转账10000元，2013年9月27日转账10000元，2013年10月8日转账5000元，2013年10月11日转账104300元，2013年10月18日转账10000元，2013年10月28日转账10000元，2013年11月27日转账15000元，2013年12月12日转账15万元，2013年12月13日转账15.5万元，2013年12月17日转账1万元，2014年1月8日转账20.5万元，2014年1月19日转账10000元，2014年1月27日转账10000元，2014年2月17日转账10000元，2014年2月20日转账（支付宝）7500元，2014年3月18日转账10000元，2014年3月26日转账7500元，2014年4月18日转账（支付宝）合计10000元，2014年4月26日转账（支付宝）7000元，2014年5月20日转账（支付宝）4000元，2014年5月26日转账（支付宝）5000元，2014年6月13日转账（支付宝）12000元，2014年6月19日转账（支付宝）10000元，2014年6月20日转账50000元，2014年6月21日转账50000元，2014年7月1日转账10000元，2014年7月11日转账10.3万元，2014年7月17日转账（支付宝）10000元，2014年7月27日转账（支付宝）7500元，2014年9月18日转账12000元（其中支付宝转账10000元），2014年9月22日分三次转账合计11.5万元，2014年10月17日转账（支付宝）15000元，2014年10月28日转账2500元，2014年11月17日转账（支付宝）15000元，2014年12月5日转账51000元，2014年12月12日转账1000元，2014年12月13日转账700元，2014年12月15日转账50000元，2014年12月19日转账15000元，2014年12月26日转账15000元，2014年12月31日转账10000元，2015年1月7日转账10000元，2015年1月13日转账50000元，2015年1月18日转账15000元，2015年1月24日转账5000元，2015年2月2日转账10000元，2015年2月15日转账20万元，2015年3月19日转账10000元，2015年3月21日转账（支付宝）20000元，2015年3月22日转账（支付宝）37000元，2015年4月3日转账50000元，2015年4月9日转账2000元，2015年4月16日转账51500元，2015年4月18日转账15000元，2015年4月24日转账2500元，2015年5月23日转账（支付宝）500元，2015年5月24日转账15000元，2015年5月30日转账2000元。以上合计1924500元。 2015年6月18日，刘根宜出具《借条》一份，主要内容为：“今借到郑向荣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元）。该款定于2016年6月17日前归还。利息按月利率%计算，按约支付。借款人应按时归还本金，逾期支付利息，出借人有权提前收回借款，不受还款期限的限制。如因借款人违约而导致诉讼，则由借款人承担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误工费，误工费按每日人民币壹佰元计算）。如借款人不按时履行债务的，则由人民法院受理裁决”上述内容除出借人、出借金额、还款日期等内容为在下划线上手写填写外，其余均为打印形成。刘根宜还在该《借条》上手写了以下内容：“该借款（现金）已全额收到。”当日，刘根宜转账支付给郑向荣15000元。诉讼过程中，郑向荣主张该借款30万元均以现金方式交付，口头约定月息五分；刘根宜则辩称是双方对之前借款进行结算，加上当天其向郑向荣的借款9万元，凑成30万元后所出具，开始口头约定月息五分，后又有增加至一角、两角。 刘根宜自2015年6月19日起至2016年5月间转账给郑向荣款项情况如下：2015年6月19日转账50000元，2015年6月20日转账（支付宝）10000元，2015年6月26日转账10000元，2015年7月3日转账16000元，2015年7月10日转账20000元，2015年7月13日分三次转账合计15万元，2015年7月25日转账20000元，2015年7月25日转账（支付宝）10000元，2015年8月3日转账合计21.2万元，2015年8月13日转账合计12万元，2015年8月14日转账（支付宝）6000元，2015年8月17日转账（支付宝）15000元，2015年9月25日转账15000元，2015年10月17日转账（支付宝）15000元，2015年11月10日转账（支付宝）10000元，2015年11月17日转账（支付宝）10000元，2015年11月18日转账5000元，2015年12月10日分两次转账合计20万元，2015年12月12日转账500元，2015年12月23日转账15000元，2016年2月1日转账（支付宝）25000元，2016年3月16日转账（支付宝）10000元，2016年3月19日转账（支付宝）10000元，2016年3月22日转账（支付宝）5000元，2016年3月23日转账15000元，2016年3月29日转账5000元，2016年4月1日转账3000元，2016年4月7日转账（支付宝）3000元，2016年4月22日转账（支付宝）15000元，2016年5月2日转账（支付宝）6000元。以上款项合计1006500元。 另，郑向荣于2016年7月12日，持刘根宜于2016年5月2日出具的载明当日收到现金6万元的《借条》，以刘根宜为被告，以民间借贷纠纷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刘根宜归还借款6万元。原审法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2016）浙0105民初4774号民事判决：刘根宜归还郑向荣借款6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刘根宜称，该判决所涉及的借款6万元是2016年3月23日转账给刘根宜的6万元。 刘根宜还曾于2013年4月18日购买消防设备计货款20000元，于2014年7月11日购买消防设备31000元。郑向荣主张其是上述货物的出卖人。刘根宜则主张其是向杭州前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购买的，该公司的老板是郑向荣的姐夫，货款其是支付给郑向荣或其姐夫的。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无异议。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郑向荣自2014年4月29日起至2015年6月18日之前转账给刘根宜合计595000元，郑某自2012年11月29日起至2015年6月18日之前转账给刘根宜合计1259500元。对于郑某转账的款项，郑某作证称其向刘根宜转账约有200万元，前述1259500元均系代郑向荣支付的借款。刘根宜认可郑某转账的款项有一部分系向郑向荣的借款，但主张还有一部分是刷卡套现的款项。因刘根宜未能提供反驳证据证明前述1259500元全部或一部分系套现款项，故原审法院认定该1259500元均系代郑向荣支付的借款。综上，在2015年6月18日之前，刘根宜向郑向荣的借款共计1854500元。刘根宜自2013年4月起至2015年6月18日之前转账给郑向荣合计1924500元。原审法院认为，因双方对上述刘根宜所支付的款项是归还本金还是支付利息的约定不明，应按照先抵充利息，如有剩余则抵充本金的顺序进行抵充。刘根宜陈述，上述借款的月利息均不低于5%。而郑向荣则称借款月利息为2%、3%或5%等不等。因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无效，借款人可以请求出借人返还该部分利息。根据现有证据，经综合计算，在2015年6月18日前，刘根宜的还款数额事实上已多次多于借款与按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之和。即使扣除刘根宜购买消防设备的货款51000元，在2015年5月30日时，刘根宜的还款数额也已多于全部借款与按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之和。综合在案证据表明的双方款项往来情况，刘根宜有关借款月利率不低于5%，甚至达到10%、20%的陈述具有高度可信度。 刘根宜于2015年6月18日向郑向荣出具了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郑向荣主张该日双方发生借贷30万元，刘根宜则辩称该《借条》系双方对前期借款进行结算之后所出具，实际发生借款金额为9万元。原审法院认为，虽刘根宜在该《借条》上手写了“该借款（现金）已全额收到”，但双方当事人之间此前的借款基本以转账方式支付，该《借条》所涉借款金额巨大，达30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付并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结合该《借条》文本系格式文本，因此，仅凭该《借条》尚不足以认定已实际交付借款30万元，在郑向荣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已实际交付借款30万元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刘根宜的自认认定郑向荣在该日实际交付给刘根宜的借款为9万元，但是，在当日，郑向荣又以利息的名义收取刘根宜15000元，故该15000元应从借款本金中扣除。据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在2015年6月18日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为75000元。根据现有证据，在2015年6月18日之后，郑向荣转账给刘根宜款项共计38万元，刘根宜转账给郑向荣的款项共计1006500元。经综合计算，刘根宜的还款数额已经远远超过借款与按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之和，且该多付款项金额也已经多于刘根宜反诉请求返还的372462元。 综上所述，经对双方全部往来款项进行综合计算，刘根宜已不欠郑向荣借款，并已经多付了款项，且该多付款项也已多于其反诉请求返还的372462元。故，对郑向荣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刘根宜的反诉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郑向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根宜372462元；二、驳回郑向荣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8120元，财产保全费2793元，合计10913元，由郑向荣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887元，减半收取3443元，由郑向荣负担。刘根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诉讼费；郑向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二审期间，上诉人郑向荣向本院提交银行流水一组并申请郑某出庭作证，欲证明郑某通过银行支付给刘根宜的可确定金额为2999306元，原审判决仅认定1259500元是错误的。刘根宜经质证后认为其与郑某之间存在290余万元的款项往来是存在的，但该款项由三部分组成，一为刘根宜与郑某之间的借款，二为郑某代郑向荣支付给刘根宜的借款，三为刷卡套现款项。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通过郑某证言内容，可以认定郑向荣所主张的2999306元款项系由多部分组成，既有刘根宜与郑某之间的借款，也有郑某代郑向荣支付给刘根宜的借款，还有其他性质的款项，双方当事人及证人均无法明确说明上述不同性质款项的具体组成比例或者具体金额，故郑向荣以此证明其通过郑某账户向刘根宜借款金额达290余万元，依据尚不充分，本院不予认定。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刘根宜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郑向荣与刘根宜之间的借款金额是否已经结清以及郑向荣是否存在超额收取刘根宜利息的问题。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进行了梳理和审查，认定在2015年6月18日之前郑向荣通过自己账户或者郑某账户陆续向刘根宜借款1854500元，虽然郑向荣认为其通过郑某账户支付给刘根宜的借款远不止原审法院所认定的1259500元，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经审理查明，截止2015年6月18日之前，刘根宜向郑向荣归还的金额达到1924500元。经过计算，在2015年6月18日之前，刘根宜所归还的款项金额已经超过郑向荣的借款本金与按年利率36%所计算的利息之和，故郑向荣主张2015年6月18日之后刘根宜所支付的部分款项系用于支付该日期之前的欠款本金及利息的观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2015年6月18日双方形成的《借条》所载明的30万元现金借款，郑向荣是否实际交付的问题，从双方一直以来的交易习惯来看，双方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或者支付宝转账的形式付款，30万元款项以现金形式交付与双方交易习惯不符，故在郑向荣就该现金交付问题未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据刘根宜的自认认定该《借条》实际发生借款金额为90000元，并扣除当日郑向荣向刘根宜收取的15000元利息，最终认定2015年6月18日双方之间所发生的借款金额为75000元，并无不当。根据该认定结合郑向荣在2015年6月18日之后出借给刘根宜的款项，以及刘根宜在该日期之后支付给郑向荣的款项金额达到1006500元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刘根宜的还款金额已经超过郑向荣在2015年6月18日之后出借给刘根宜的借款本金及按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之和，也超过刘根宜所主张的返还金额，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63元，由上诉人郑向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丹 审判员 祖 辉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