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115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江市春铭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邱舍开发区明朗路西。法定代表人：沈国忠，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时丹，江苏剑桥颐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松杭，江苏剑桥颐华（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福英，女，197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乔，苏州市吴江区同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吴江市春铭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福英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10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春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春铭公司无需向孙福英支付经济补偿金；2、判令孙福英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春铭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系因孙福英已与案外人建立劳动关系而要求与春铭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孙福英在本案仲裁阶段向仲裁庭提交的银行客户交易明细显示，2019年3月14日案外人已向孙福英发放工资，2019年4月15日、2019年5月15日均由案外人向孙福英发放工资，且自2019年4月开始案外人开始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由此可见，孙福英至少自2019年2月即与案外人建立了劳动关系。春铭公司虽在2019年年初进行了工厂的搬迁，但春铭公司从未提出过解除与孙福英之间的劳动关系，反而是苦苦挽留。因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前孙福英已与案外人建立劳动关系，其执意要求与春铭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故本案中系孙福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二、春铭公司将工厂自吴江区同里镇邱舍开发区搬迁至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并不属于劳动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春铭公司工厂虽然搬迁至工业园区通园路，但距离原先工厂地址不过20公里，且属于苏川大市范围内。在当下交通十分便捷的情况下，劳动者跨区上班十分常见。何况，春铭公司已经为孙福英在吴江区安排了工作场所，并提供了宿舍，对于交通工具、交通补贴等细节问题自不会是问题。一审法院不应以双方还未谈及该等细节问题就当然认定春铭公司不会提供。而且，春铭公司企业搬迁后大多员工已至园区通园路新厂上班，企业经营秩序正常，足以表明劳动合同是可以履行的。本案中，春铭公司己尽量提供劳动合同履行条件的情况下，工厂搬迁不属于劳动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赋予的是用人单位在情势变更时的单方解除权。春铭公司既未行使单方解除权，其工厂在大市范围内搬迁也不属于劳动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更何况本案中系劳动者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十六条判决显属法律适用锗误。孙福英辩称，一审认定事实并无不当。本案的发生是春铭公司要求孙福英自谋职业找新的工作岗位，新厂搬离至苏州工业园区没有安排所致，请求驳回春铭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孙福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春铭公司支付孙福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10000元；2、春铭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1日，孙福英向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春铭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10000元。2019年7月3日，仲裁委裁决驳回孙福英的仲裁请求。孙福英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起诉。孙福英于2008年7月1日入职春铭公司，春铭公司为孙福英交纳社会保险至2019年3月。自2019年4月起，吴江市明之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始为孙福英交纳社会保险。孙福英在春铭公司工作至2019年1月20日。春铭公司于2018年年底、2019年年初从原经营地址吴江区同里镇邱舍开发区明朗路西搬迁至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35号。春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沈国忠，罗佳系沈国忠的妻子。2019年2月3日，罗佳给孙福英发微信，内容为：“1、你自己有其他想法，直接告诉我，办理好离职手续就可，以及社保……你可以自己缴纳，也可以转入新的企业。2、如果还想要继续和我们一起做事，听从我的安排和指导。”孙福英问罗佳是否是搬到苏州，罗佳对此予以肯定，孙福英回复：“苏州确实有点远，我也不是很方便去。”2019年2月12日，罗佳给孙福英发微信，内容为：“孙福英有几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1、我们没有说不要你；2、工厂地址变更是很正常的事情，尽最大努力解决，但是最后都是双方情愿的问题，不存在其他问题；3、不管是什么工厂什么公司，它不可能千秋万代的，我们也都是尽可能在保证你们的每月收入，这也是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好的保障，不失业。其他等工厂安排好以后，我们会统一安排大家的。”孙福英回复：“我知道你们不是不要我，你们也实在搬得太远了，然后我也做了十几年了，多少要点补偿金。”罗佳回复：“我们搬厂的距离也并不远的，都是本苏州，连市都没有跨的，不存在远近问题。不是搬到苏北或者安徽河南。问题很简单，你是继续做，还是不做？”孙福英回复：“苏州那边我去不了。”罗佳回复：“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住那边，一个星期回来一次……现在地铁什么都很方便的……。”孙福英回复：“对于我来说去苏州工作真的不太方便。”2019年2月14日，孙福英向罗佳询问1月份工资何时发放时，罗佳告知孙福英因月底即要扣除下个月的社保，问孙福英是否还继续在春铭公司工作，孙福英回复称：“你真的要搬到苏州去，我是肯定不能去的，我也要去找工作了。”后罗佳回复孙福英：“我给你的意见是，先去找找工作，另外一边等我跟你安排……你也可以当一次学习了。这样两边不耽误。我会给你退路的。”2019年2月17日，罗佳发微信问孙福英找老板是什么意思，并再次告知孙福英：“如果你现在就想要上班，那就去苏州……。”孙福英回复：“苏州对我来说不方便，所以我也去不了，我就想要个说法，十几年的工龄你们怎么说。”并表示“苏州对于我这种中年妇女来说蛮远的”、“路程太远了和家里走不开”。2019年2月22日，罗佳发微信询问孙福英有无找到新工作，孙福英称没有，罗佳问：“如果到吴江，你觉得你可以吗？”孙福英未予答复。2019年3月5日，罗佳再次告知孙福英：“上班的话，要么苏州，要么吴江市区，你选一个，如果还要在我们厂继续上班……如果你已经有其他单位了，那就把社保关系转到新单位就好……。”孙福英询问罗佳：“吴江和苏州是固定呆在一个地方吗，还是两边都要跑？”罗佳表示是固定呆在一个地方，偶尔也许去一下其他地方，看实际情况，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地方。孙福英询问宿舍是否都在吴江，罗佳予以确认。孙福英回复：“接下去的社保你不用交了，我转到新的工厂去了。”双方就社保转出手续进行了沟通，罗佳问孙福英是否已经在上班了，孙福英予以确认，并告知罗佳系在“三友那边”上班。2019年3月6日，孙福英向罗佳询问2月和3月社保的扣款事宜，并提出要求补偿其十多年的工龄费，罗佳强调“你是可以来吴江上班的……我同样给你交社保，和以前一样”，“首先我们没有不要你上班，其次我们上班的地点可以在吴江”。2019年3月9日，罗佳发微信给孙福英，内容为：“吴江这边差不多已经弄好了，如果要来上班，就告诉我一下，如果已经在其他地方上班了，也请通知我一下，也欢迎以后再到我这里来上班。”孙福英回复：“太远了，我不想来了。”2019年3月19日、20日、23日、24日，罗佳多次发微信询问孙福英是否到吴江上班，并告知孙福英至吴江的公交乘车线路“乘公交6:20的，到同里6:50左右，到吴江7:20左右”、“如果真要想过来上班，就早点正常过来……我觉得其他问题不是什么问题，只是需要时间去改变过去的一些习惯而已。”2019年3月27日，孙福英发微信询问沈国忠其的社保有无退了，沈国忠告知其正在办理，并再次询问孙福英“住吴江不行吗？”孙福英回复：“实在太远了。”双方确认孙福英的平均工资为5000元。经查询，孙福英的户籍地黎里镇金家坝距离春铭公司的原住所地同里镇邱舍开发区的最短线路为5公里左右，黎里镇金家坝距离吴江市区的最短线路为20公里左右，黎里镇金家坝距离春铭公司的新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35号的最短线路为30公里左右，均无直达的公交或地铁。2019年5月21日，孙福英向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春铭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10000元。2019年7月3日，仲裁委裁决驳回孙福英的仲裁请求。孙福英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起诉。孙福英于2008年7月1日入职春铭公司，春铭公司为孙福英交纳社会保险至2019年3月。自2019年4月起，吴江市明之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始为孙福英交纳社会保险。孙福英在春铭公司工作至2019年1月20日。春铭公司于2018年年底、2019年年初从原经营地址吴江区同里镇邱舍开发区明朗路西搬迁至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35号。春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沈国忠，罗佳系沈国忠的妻子。2019年2月3日，罗佳给孙福英发微信，内容为：“1、你自己有其他想法，直接告诉我，办理好离职手续就可，以及社保……你可以自己缴纳，也可以转入新的企业。2、如果还想要继续和我们一起做事，听从我的安排和指导。”孙福英问罗佳是否是搬到苏州，罗佳对此予以肯定，孙福英回复：“苏州确实有点远，我也不是很方便去。”2019年2月12日，罗佳给孙福英发微信，内容为：“孙福英有几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1、我们没有说不要你；2、工厂地址变更是很正常的事情，尽最大努力解决，但是最后都是双方情愿的问题，不存在其他问题；3、不管是什么工厂什么公司，它不可能千秋万代的，我们也都是尽可能在保证你们的每月收入，这也是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好的保障，不失业。其他等工厂安排好以后，我们会统一安排大家的。”孙福英回复：“我知道你们不是不要我，你们也实在搬得太远了，然后我也做了十几年了，多少要点补偿金。”罗佳回复：“我们搬厂的距离也并不远的，都是本苏州，连市都没有跨的，不存在远近问题。不是搬到苏北或者安徽河南。问题很简单，你是继续做，还是不做？”孙福英回复：“苏州那边我去不了。”罗佳回复：“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住那边，一个星期回来一次……现在地铁什么都很方便的……。”孙福英回复：“对于我来说去苏州工作真的不太方便。”2019年2月14日，孙福英向罗佳询问1月份工资何时发放时，罗佳告知孙福英因月底即要扣除下个月的社保，问孙福英是否还继续在春铭公司工作，孙福英回复称：“你真的要搬到苏州去，我是肯定不能去的，我也要去找工作了。”后罗佳回复孙福英：“我给你的意见是，先去找找工作，另外一边等我跟你安排……你也可以当一次学习了。这样两边不耽误。我会给你退路的。”2019年2月17日，罗佳发微信问孙福英找老板是什么意思，并再次告知孙福英：“如果你现在就想要上班，那就去苏州……。”孙福英回复：“苏州对我来说不方便，所以我也去不了，我就想要个说法，十几年的工龄你们怎么说。”并表示“苏州对于我这种中年妇女来说蛮远的”、“路程太远了和家里走不开”。2019年2月22日，罗佳发微信询问孙福英有无找到新工作，孙福英称没有，罗佳问：“如果到吴江，你觉得你可以吗？”孙福英未予答复。2019年3月5日，罗佳再次告知孙福英：“上班的话，要么苏州，要么吴江市区，你选一个，如果还要在我们厂继续上班……如果你已经有其他单位了，那就把社保关系转到新单位就好……。”孙福英询问罗佳：“吴江和苏州是固定呆在一个地方吗，还是两边都要跑？”罗佳表示是固定呆在一个地方，偶尔也许去一下其他地方，看实际情况，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地方。孙福英询问宿舍是否都在吴江，罗佳予以确认。孙福英回复：“接下去的社保你不用交了，我转到新的工厂去了。”双方就社保转出手续进行了沟通，罗佳问孙福英是否已经在上班了，孙福英予以确认，并告知罗佳系在“三友那边”上班。2019年3月6日，孙福英向罗佳询问2月和3月社保的扣款事宜，并提出要求补偿其十多年的工龄费，罗佳强调“你是可以来吴江上班的……我同样给你交社保，和以前一样”，“首先我们没有不要你上班，其次我们上班的地点可以在吴江”。2019年3月9日，罗佳发微信给孙福英，内容为：“吴江这边差不多已经弄好了，如果要来上班，就告诉我一下，如果已经在其他地方上班了，也请通知我一下，也欢迎以后再到我这里来上班。”孙福英回复：“太远了，我不想来了。”2019年3月19日、20日、23日、24日，罗佳多次发微信询问孙福英是否到吴江上班，并告知孙福英至吴江的公交乘车线路“乘公交6:20的，到同里6:50左右，到吴江7:20左右”、“如果真要想过来上班，就早点正常过来……我觉得其他问题不是什么问题，只是需要时间去改变过去的一些习惯而已。”2019年3月27日，孙福英发微信询问沈国忠其的社保有无退了，沈国忠告知其正在办理，并再次询问孙福英“住吴江不行吗？”孙福英回复：“实在太远了。”双方确认孙福英的平均工资为5000元。经查询，孙福英的户籍地黎里镇金家坝距离春铭公司的原住所地同里镇邱舍开发区的最短线路为5公里左右，黎里镇金家坝距离吴江市区的最短线路为20公里左右，黎里镇金家坝距离春铭公司的新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35号的最短线路为30公里左右，均无直达的公交或地铁。一审法院认为，春铭公司搬迁后的地址位于苏州工业园区，虽与其原址苏州市吴江区属于同城范围，但孙福英的户籍地至新厂址的距离较原厂址增加了5倍，且两地之间并未开通直达公交或地铁，春铭公司搬迁后必然会给员工带来工作和生活上的不便。对于公司搬迁后，如何消除或降低这种不便，春铭公司告知孙福英可以至吴江区的工作场所工作并提供宿舍，但原告孙福英的户籍地距离吴江区也有20公里，且两地之间并未开通直达公交或地铁，春铭公司亦未告知孙福英是否为其提供交通工具、是否在上下班时间进行调整以及是否给予其交通补贴，故一审法院认为该调整方案过于单一，并不能有效弥补厂址搬迁后给劳动者带来的工作和生活上的不便，故一审法院认定春铭公司厂址搬迁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双方的劳动合同已实际不能履行。2019年3月5日，孙福英告知春铭公司其已在其他单位就业，并要求将其社保转出，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5日解除，春铭公司应支付孙福英经济补偿金。根据孙福英的工作年限和月均工资水平，春铭公司应支付孙福英经济补偿金55000元（5000×11）。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春铭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福英经济补偿金55000元（上述款项，如采用转账方式，请支付至孙福英的指定账户；或支付至：户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账号：62×××64）。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春铭公司负担，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孙福英，孙福英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不再退回。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均应依法履行各自义务，劳动者应遵守劳动纪律、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本案系春铭公司搬迁而引发的纠纷，春铭公司搬迁后的地址及其后所述的吴江市区与孙福英的住所地之间的距离，较之之前孙福英至原厂址的距离至少增加了约4倍，且新厂址、吴江市区距孙福英的住所地间均未开通直达公交，故工作场所的变动客观对孙福英的工作、生活均造成不便，故一审认定春铭公司厂址搬迁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双方的劳动合同已实际不能履行，进而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并判决春铭公司春铭公司向孙福英支付经济补偿金，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亦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春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吴江市春铭时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燕芳审判员  蒋毅颖审判员  林李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