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陕71行赔终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淑兰，女，汉族，1937年10月2日出生，住西安市新城区，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委托代理人周英，陕西高新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丹风，陕西高新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塔南路曲江行政商务区西安建设。   法定代表人苗宝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学文，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佳斌，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闫淑兰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西安市住建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赔初234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1979年，原告之子王某某在西安市房地产经营三公司（原西安市房地产管理局第三分局）工作。1990年6月，原告因吸毒、贩毒被劳教，1991年7月16日被释放。后王某某前往单位报到，王某某所在单位以其旷工为由，作出了《关于对王某某除名报告的批复》，对王某某作出了除名的决定。王某某不服其单位对其作出的除名决定，于2001年向西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西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此案超过劳动争议仲裁受理时效为由不予受理。王某某不服向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4）新民初字第27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王某某的起诉。王某某不服向各级人民法院申诉，其申诉请求均被驳回。原告认为被告下属单位对原告之子作出的除名决定违法，侵犯了王某某的合法权益，于2019年4月29日向原西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现因机构改革更名为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递交了《赔偿申请书》，被告收到原告的上述《赔偿申请书》后，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了《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违法，诉至本院。另查明，原告之子王某某于2018年去世。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配成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违法……”。本案中，原告是在被告针对其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后，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的，原告的国家赔偿诉讼属于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情形。原告主张的赔偿请求事项既包括其子王某某被除名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其向有关行政机关反映其子王某某被除名因相关部门未及时处理造成的损失，其主张赔偿的请求事项实质上都是解决其子王某某被除名后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因原告之子王某某被除名的问题，属于劳动合同纠纷引发的劳动争议,已经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驳回了王某某的请求,故因该争议引起的各项赔偿内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亦不属于行政赔偿案件的受案范围。至于原告主张的相关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给其造成的误工差旅费和上访造成的损失，因原告主张的相关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未被确认违法，又因为原告的上述主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赔偿案件的受理条件，依法应予驳回。故原告的起诉，因不属于行政赔偿案件的受案范围且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赔偿案件的起诉条件，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三）（四）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闫淑兰的起诉。   上诉人闫淑兰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赔偿234号行政赔偿裁定；2、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判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赔偿。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行政不作为侵犯了上诉人的财产权益，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被上诉人作为西安市房地产经营三公司（原西安市房地产管理局第三分局，以下简称三公司）原上级主管部门，对三公司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违法将上诉人之子王某某除名，未尽到监督管理职责，最终导致王某某长达26年没有工作产生严重的财产损失，无论是根据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还是最新的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就本案而言，无论是上诉人还是上诉人之子通过向各级法院起诉、申诉、信访反映等都是因为被上诉人不履行监管职责的不作为导致的，依法属于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错误的。2、上诉人一审法院诉讼请求包括认定被上诉人行为违法，一审判决以未确认被上诉人的加害行为违法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错误的。上诉人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要求被上诉人重新作出赔偿决定书的含义本身就包括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违法的内涵，一审法院没有对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进行论述，而径行驳回起诉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应当依法纠正并对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认定。3、被上诉人的不作为导致上诉人之子王某某的合法权益受损就属于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进行赔偿。该种违法行为不是单纯的劳动争议问题，被上诉人以王某某劳动争议案被各级法院驳回起诉、申诉为由不对上诉人进行赔偿，也不依法行使监督管理职权，要求三公司对上诉人进行赔偿，属于典型的行政不作为，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依法应当对上诉人进行赔偿，一审裁定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错误的，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西安市住建局辩称：原审法院因被答辩人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赔偿案件的起诉条件，裁定驳回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本案中，被答辩人是在我局针对其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后，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的，被答辩人的国家赔偿诉讼属于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情形。被答辩人主张的赔偿请求事项既包括其子王某某被除名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其向有关行政机关反映其子王某某被除名因相关部门未及时处理造成的损失，其主张赔偿的请求事项实质上都是解决其子王某某被除名后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因原告之子王某某被除名的问题，属于劳动合同纠纷引发的劳动争议，已经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驳回了王某某的请求，故因该争议引起的各项赔偿内容不属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亦不属于行政赔偿案件的受理范围。至于被答辩人主张的相关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给其造成的工差旅费和上访造成的损失，因被答辩人主张的相关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未被确认违法，又因为被答辩人的上述主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被答辩人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赔偿案件的受理条件，依法应予驳回。综上，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   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期间，上诉人闫淑兰提出其递交申请赔偿书的时间应为2018年1月23日，经审查当事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上诉人闫淑兰本人确认，其于2019年4月29日向被上诉人提交的《赔偿申请书》上“闫淑兰、2019.4.29以补交为准”的签字确系其本人所写，因其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其于2018年1月23日向被上诉人邮寄或递交过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23日的《侵权责任赔偿申请书》，故一审法院认定其向被上诉人递交申请赔偿书的时间为2019年4月29日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除“王某某不服其单位对其作出的除名决定，于2001年向西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西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此案超过劳动争议仲裁受理时效为由不予受理”一节外的事实，予以确认，另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之子王某某不服其单位对其作出的除名决定，于2004年10月19日向西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西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此案超过劳动争议仲裁受理时效为由不予受理。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闫淑兰的上诉意见和理由，本案二审的审查重点是闫淑兰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是否符合受理条件。本案是闫淑兰作为赔偿请求权人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原审原告闫淑兰起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具有请求资格；（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违法；（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7）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   经审查，闫淑兰的起诉符合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七）项规定的条件。对于第（三）项规定条件，闫淑兰在本案一审的诉讼请求为撤销西安市住建局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判令其重新作出赔偿决定书，并对闫淑兰进行赔偿。仅从该诉讼请求形式看，其内容并不是具体的赔偿请求，二审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闫淑兰明确其起诉的核心诉求是要求确认被上诉人不予赔偿行为违法，根本目的还是要求被上诉人根据其提出的赔偿请求进行赔偿。因此本院认为，闫淑兰于2019年4月29日向被上诉人提交的《赔偿申请书》中的具体赔偿请求可以视为其在本案起诉时的具体的赔偿请求。同时，闫淑兰在起诉书中也陈述了其“受损害的基本事实经过”情况，故本院认为，闫淑兰的起诉基本符合该规定的第（三）项条件。   对于第（四）项规定条件，闫淑兰认为其是因被上诉人未对其进行赔偿、未依法行使对下级单位三公司的监督管理职权，即是因被上诉人典型的行政不作为，而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诉。经审查，本院认为，即使本案为闫淑兰所认为的因被上诉人行政不作为而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诉，那么，因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致害行为被确认违法为前提，而闫淑兰主张的被上诉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未经人民法院审理被确认违法，故闫淑兰起诉也并不符合该项规定的受理条件。对于上诉人闫淑兰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即使其主张的被上诉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未被确认违法，法院也应对涉及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进行认定，本案符合行政赔偿案件受理条件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2001]行他字第10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如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和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答复》中认为，因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应当符合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因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赔偿请求权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应当适用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据此可知，因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该具体行政行为应已被确认违法；因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赔偿请求权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在判决时应当对赔偿义务机关致害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因此，适用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的前提是，该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赔偿请求权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四）、（五）项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非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并造成损失，赔偿义务机关拒不确认致害行为违法，赔偿请求权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四）、（五）项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殴打、虐待等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等行政行为属于事实行为，因上述事实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具体到本案，闫淑兰所述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或行政不作为均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四）、（五）项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因此，其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应当对被上诉人“致害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的事实行为。故本院对闫淑兰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闫淑兰作为赔偿请求权人单独提起的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因其提出的被上诉人西安市住建局不予赔偿、未履行监督职责的行政不作为未经人民法院司法审查被确认违法，故其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的受理条件。   对于第（六）项规定条件，经审查，闫淑兰起诉属于一审法院管辖，但其提出具体的赔偿请求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故本院认为，闫淑兰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上诉人闫淑兰上诉请求中关于“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判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赔偿”的请求，因其不是本院二审审理范围，故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闫淑兰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不属于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且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受理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秦瑜  审判员  胡雁   审判员  柴苗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 理  许烨               书记员  刘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