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志林，男，汉族，1957年12月14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浩儒，广东法则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燕，广东法则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嘉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313号302房自编之二。法定代表人：田全蓝，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琼，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志林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嘉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强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3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志林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嘉强公司向郑志林支付自2010年12月l7日起至二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临迁补助费(临迁补助费按每月491.60元，扣除已付的36047.8元)；2.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嘉强公司向郑志林支付自2017年3月l7日起至实际付清拖欠的临迁补助费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补偿金(以欠付12620.6元计，按每日491.60×3％的标准，以不超过该欠付金额为限)；3.改判一审判决第三项为嘉强公司向郑志林支付自2014年12月l7日起至二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延期补助费(按每月491.6元×200％=983.2元的标准计算)；4.本案一审诉讼费由嘉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根据嘉强公司提供的临迁费发放明细及转账记录，其未向郑志林支付从2010年12月17日至2012年4月20日期间的临迁费”、“郑志林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起诉前曾向嘉强公司主张过拆迁费用，故在原起诉之日前三年前即2016年4月4日之前的临迁费及延期补助费均已经起过诉讼时效”，并根据此判决临迁费、逾期付款补偿金从2017年7月21日起算，延期补助费从2016年12月17日起算，属认定事实不清。一、嘉强公司承诺支付临迁费用，本案诉讼时效并未起算。郑志林于2013年8月26日向拆迁户发出《致广大拆迁户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郑志林在一审庭审中确认了该公开信的真实性。该公开信中称“由于拆迁回迁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过程，所以也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请大家放心”，“在重新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前，我司先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约定的临迁费用本金作为支付标准。请各拆迁户给予理解配合及支持”。此应视为嘉强公司对临迁费用的支付承诺，其诉讼时效的起算应从重新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且嘉强公司明确表示不履行该债务时起算。本案郑志林与嘉强公司至今未重新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本案诉讼时效应未起算。涉案项目是广州市在册烂尾地块项目，启动法律程序以来，广大拆迁户一直遵循着相关部门的指引进行诉讼、参与统一分配。嘉强公司接手后，被拆迁人一方面承诺“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定期向拆迁户发放费用，基于对被拆迁人承诺的信任及减轻被拆迁人的压力、配合其工作，部分拆迁户选择暂不起诉。现嘉强公司否认其承诺的效力，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也与现阶段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二、即使认定诉讼时效已起算，本案临迁费用(含临迁补助费及延期补助费，下同)的主张也未过诉讼时效。1.嘉强公司分九次不定期不定额向嘉强公司发放费用的行为，应视为嘉强公司对所有已产生的临迁费用的部分履行。一审庭审中，对嘉强公司的证据1(即嘉强公司单方制作的《郑志林住宅临迁费用发放明细表》，“下称发放明细表”)，郑志林只确认收到36047.8元，但对该证据证明内容、款项的性质及计费周期均不予认可。而根据郑志林一审提供的证据5(从银行打印的《活期历史明细清单》)(下称“银行流水清单”)，嘉强公司自2016年11月30日至2019年1月28日期间，分九次向郑志林发放了总额36047.80元的费用，其中：①2016年11月30日27038元，②2017年1月22日983.20元，③2017年11月23日983.20元，④2018年1月4日983.2元，⑤2018年2月7日983.20元，⑥2018年5月3日326.4元，⑦2018年8月21日163.20元，⑧2018年11月1日1433.4元，⑨2019年1月28日3154.2元。其中第③、⑧次在“摘要”栏显示为“工资”，其余七次显示为“拆迁款”。可见，嘉强公司发放费用是不定期不定额的，无任何证据显示嘉强公司曾通知过郑志林每次发放款项的性质及对应的计费周期。嘉强公司长期持续性违约，在没有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根据嘉强公司单方制作的发放明细表直接认定费用发放的性质及计费周期，从而判定部分临迁费用超过诉讼时效，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对非过错方的郑志林而言，也显失公平。嘉强公司不定期不定额发放费用的行为应视为嘉强公司对已产生的临迁费用(含临迁补助费、延期补助费)的部分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本案中，嘉强公司同意履行义务，并且持续多次向嘉强公司发放款项，本案所涉临迁费用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按相关规定，逾期回迁后，原标准的“临迁补助费”属延期补助费的一部分，增加部分的延期补助费与原临迁费是一个整体；嘉强公司部分履行的行为应视为整个“延期补助费”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郑志林与原拆迁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双方的拆迁安置纷纷应适用“穗常发【1997】42号”即《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下称“该条例”)处理。根据该条例第五十条规定：“由于拆迁人的责任使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延长过渡期限的，从逾期之日起，拆迁人应当增加延期补助费。对自行临时安排过渡住处的，拆迁人必须按原临时安置补助费的300％付给；由拆迁人提供过渡安置的，拆迁人必须按规定的临时安置补助费的200％付给”。本案中，嘉强公司并没有提供过渡安置，延期补助费的计算实际上应为原临时安置补助费的300％。可见，逾期前，拆行人发放的临迁费应称为“临时安置补助费”(亦即临迁补助费)。逾期之后，称为“延期补助费”，原标准的临迁补助费及增加部分的延期补助费均包含在内。在该烂尾地块部分案件中将逾期后300％的延期补助费分拆为“临迁补助费”(原标准)及“延期补助费”(增加的200％)分别进行计算，其实际上只是基于一种计算习惯，并不影响其费用的一体性。嘉强公司发放费用的行为，是对整个临迁费用的部分履行，郑志林所主张的延期补助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另一方面，根据该烂尾地块项目的历史，嘉强公司经拍卖取得该地块后，项目建设期并非由拆迁合同约定，而是由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酌情确定的。根据该项目其他已生效判决显示，法院根据公平合理原则，综合考虑涉案地块的历史遗留问题、交付时间，参考相关拆迁规定针对兴建回迁房是十九层以上的回迂期限，酌情确定嘉强公司安排拆迁户回迁的时间从拍卖成交之日起不超过四年即至2014年12月16日。而据了解，此类判决最早于2016年5月才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也就是说，生效判决最早在2016年5月才确定自2014年12月l7日起属逾期回迁，要求一般拆迁户从2014年l2月17日起算延期补助费的诉讼时效显然有违常理，一般拆迁户也无从获悉这一情况。三、郑志林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嘉强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发放的27038元中已包含2010年12月17日至2012年4月20日期间的临迁费，一审判决认定该期间的临迁费尚未支付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属认定事实的错误。嘉强公司在“公开信”中称“关于2010年12月l7日至2012年4月20日的费用我公司已向越秀法院起诉天佳公司，如果天佳公司败诉，将从法院拍卖款中将此期间的临迁费用一次性发放到各拆迁户，如果我司败诉，我司亦将承担该责任一次性将该款项发放到各拆迁户账号”。上述“公开信”中所涉及的诉讼，是嘉强公司于2012年5月28日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的(2012)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593号诉讼，诉请为：1.天佳公司向嘉强公司支付2010年12月16日至2012年4月20日期间新濠大厦项目嘉强公司应向被拆迁人发放的临迁费、交通费、停业补偿费、租金补偿费等拆迁临迁费用11268578.2元；2.天佳公司支付嘉强公司代其支付的拖欠电费186199.89元。该院于2015年12月4日判决：一、天佳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嘉强公司偿还垫付的电费186199.89元；二、驳回嘉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嘉强公司判后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日作出(2016)粤01民终769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由此可见，(2016)粤01民终7692号判决于2016年8月1日作出，嘉强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向郑志林发放第一笔“拆迁费”27038元，与嘉强公司在“公开信”中作出败诉后一次性发放该款项的承诺相吻合。按491.6元／月计算，该段时间应发给郑志林的临迁补助费约8000元，郑志林有理由相信第一笔发放的27038元已包含该款项。即使认定该笔款项未发放，该笔款项也未超过诉讼时效。1.嘉强公司在“公开信”中承诺“如果我司败诉，我司亦将承担该责任一次性将该款项发放到各拆迁户账号”，但败诉后，嘉强公司并未通知拆迁户其“败诉”，故应视为诉讼时效未起算；2.即使有拆迁户知悉其败诉，根据上述承诺，该时段临迁费的诉讼时效亦应从(2016)粤01民终7692号判决生效之日(不早于判决作出之日2016年8月1日)起算。因此，该时段的临迁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四、郑志林只对部分未发放费用主张逾期付款补偿金，这是郑志林对自己权利的选择，并不代表郑志林确认其他临迁费用已全部支付完毕，也不代表郑志林确认只有该部分临迁费用存在发放逾期的情况。事实上，从郑志林及嘉强公司提供的发放纪录来看，嘉强公司从接手该项目起，所有临迁费用的发放均存在逾期现象。一审以郑志林计算逾期付款补偿金的期间来确定临迁费的起算时间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根据。被上诉人嘉强公司二审答辩称：不同意郑志林的全部上诉请求，应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嘉强公司向郑志林支付从2019年6月21日至2020年1月13日的临迁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由郑志林承担本案诉讼费。具体理由如下：一、郑志林从未举证证明其曾向嘉强公司主张过临迁费及延期补助费，其上诉主张嘉强公司陆续支付的临迁费所对应的期间以其主张为准，并认为延期补助费与临迁费是一个整体，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从嘉强公司的支付凭证来看，嘉强公司对支付的每笔临迁费均明确了所对应的期间。2.嘉强公司作为费用支付主体，每笔费用支出目的应以嘉强公司意见为准。郑志林在历次发放费用时从未提出异议，其对于嘉强公司支付行为的错误解读并不能成为其不承担怠于行使自身权利所产生的不利后果的理由。3.《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十条明确规定逾期回迁应当增加的为延期补助费，与“临时安置补助费”明显区分，两者性质完全不同，郑志林起诉时认为两者是一个整体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起诉时亦将该费用分项主张。另，在郑志林与原拆迁人签订的协议中并未约定延期补助费，且在所有同类案件中，嘉强公司从未认可有义务支付该延期补助费，故嘉强公司不可能主动支付该延期补助费。郑志林认为嘉强公司支付费用中包括延期补助费是其单方想法，不能以此认定嘉强公司付款的性质。在郑志林不能举证证明其曾向嘉强公司主张权利，也未提供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证据的情形下，郑志林关于2016年4月4日前的临迁费和延期补助费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嘉强公司已于2020年1月14日向案涉房屋产权人广州市伊斯兰教会交付回迁房屋，此后嘉强公司没有向郑志林支付临迁费等相关费用的义务。三、嘉强公司已向郑志林支付了2017年7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的临迁费。1.嘉强公司向郑志林发放临迁补助费时，应扣除其应向伊斯兰教协会缴纳的租金41元/月。伊斯兰教协会于2017年1月7日发函至嘉强公司，要求嘉强公司缴交涉案房屋的租金。根据广州市国土局穗国房字【1993】131号《关于调整拆迁搬家补助费和临时搬迁补助费标准的通知》第二条第2款关于“当拆迁户为租住房时，其补助费按上述标准扣回原房屋租金后支付”的规定，嘉强公司有权在向郑志林发放临迁补助费用时扣除租金。2.嘉强公司应向郑志林支付的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的临迁费为2949.6元，在扣减郑志林应向伊斯兰教协会支付的该6个月期间的租金246元后，嘉强公司已于一审庭审后的2019年7月3日向郑志林支付了2703.6元临迁费。至此，嘉强公司已足额付清了上述期间的临迁费，无需就此支付逾期付款补偿金。四、嘉强公司自取得涉案房屋所在项目的开发权以来，积极履行各项义务，已向郑志林发放2012年4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的临迁费，现郑志林要求嘉强公司按每日按临迁费3%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的补偿金，不符合公平原则，且该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即使判令嘉强公司应向郑志林支付逾期付款补偿金，亦应当以欠付的2019年6月20日后的临迁费用为基数，且违约金标准应调低。2019年4月4日，郑志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嘉强公司向郑志林支付自2010年12月17日起至2019年3月16日止拖欠的临迁补助费12620.6元（临迁补助费每月按491.6元计算，扣除已付的36047.8元），并自2019年3月17日起按每月491.6元的标准向郑志林支付临迁补助费至回迁之日止；2.嘉强公司向郑志林支付自2017年3月17日起至实际付清拖欠的临迁补助费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补偿金（按每日491.6元×3%的标准，从2017年3月17日起至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止，以不超过所欠临迁补助费12620.6元为限）；3.嘉强公司向郑志林支付自2014年12月17日起至回迁之日止的延期补助费（每月按491.6元×200%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7月14日，广协公司、天佳公司（甲方）与郑志林（乙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甲方经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以（93）房拆许字1xx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拆除大新路濠畔街3xx号房屋。乙方是该屋的使用人，承租面积20.87平方米。乙方愿意自行解决临时搬迁。甲方每月发放500元给乙方作临时搬迁补助费,从乙方搬出原住房之月计起，至甲方通知乙方回迁之月止。甲方应于1999年10月30日前,在大新西本地段回迁楼西北向七层，使用面积30平方米安置给乙方回迁居住；两嘉强公司逾期安置郑志林回迁的，应按每超期一天赔偿按规定标准向郑志林承担违约责任等。后郑志林（乙方）与天佳公司（甲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甲方与乙方原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安置原则不变，甲方应于2001年12月31日前按原协议确定面积安置乙方回迁，甲乙双方违反本协议的，则按广州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标准罚款；临迁费从1999年10月30日起，以（使用面积20.87平方米+阁楼3.708平方米）×20元/平方米·月=491.6元/月计，另按单位证明补助成人交通费壹人45元/月，直到回迁为止等。一审另查明：1996年8月8日，广州市城市规划局以穗规地复字[1996]第127号《关于同意更改建设用地单位名称的复函》，同意上述项目地块由天佳公司开发建设。1998年8月18日，广州市国土局以穗国土建用字[1998]第419号《建设用地批准书》批准天佳公司使用上述建设用地。天佳公司是广协公司与香港天佳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经营的项目公司。2010年7月27日，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拍卖天佳公司名下所有的广州市越秀区大新路以北、天成路以东、濠畔街以南、海珠路以西（即涉案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块）“新濠大厦”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项目。2010年11月10日，一审法院及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在报纸刊登《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转让公告》，其中拍卖转让附加条件列明：……（三）本地块为广州市的在册烂尾地块，根据档案查册资料记载，本地块有被拆迁户289户，718人，房屋拆迁总面积约13383.37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约11395.05平方米，非住宅面积约1988.32平方米）；本地块每月临迁费本金约为341824元，协议回迁时间为1999年12月，计算至2010年8月，共拖欠临迁费本金约4600万元（未含逾期回迁费、滞纳金等）；上述补偿安置数据并非实际拆迁补偿安置面积，具体应当以拆迁当事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为准，有关拖欠临迁费数额也应当以实际拖欠情况为准，上述数据与实际发生情况不符的，由买受人自行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所有义务；……（六）买受人须与被拆迁人、预购房人重新签订协议并约定回迁及收楼日期，原拆迁合同主要权利义务仍然有效，买受人须承担拍卖标的上被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包括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已将补偿方式变更为货币补偿的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和预购房人的收楼入住安置（包括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解除购房合同的预购房人收楼入住安置），并按原签订的合同内容执行负担拍卖成交日后的合同义务；拍卖成交后，拍卖标的范围内因拆迁、回迁安置协议及购房人购房协议所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买受人与相关的被拆迁人、购房人进行解决等。2010年11月25日，一审法院致函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称：我院已委托你中心对被执行人天佳公司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大新路以北、天成路以东、濠畔街以南、海珠南路以西新濠大厦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公开拍卖，向就该地块原产生的拆迁费用等债务承担问题说明如下：上述地块在拍卖成交日前产生的全部债务（包括拆迁临迁债务、工程债务、银行贷款债务、违约债务等）均参与拍卖所得的执行分配，不需买受人承担，买受人在买受之日的次日起承担开发商应承担的义务，向被拆迁人发放拆迁临迁费、交通费、停业补偿费、租金补偿等拆迁临迁费用。2010年12月16日，嘉强公司以27000万元的最高价竞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项目，并与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签订《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转让成交确认书》，内容基本与拍卖转让公告相同，其中第十条规定：全额缴清成交价款、交易服务费等相关费用后，买受人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按规定到交易登记中心办理本次拍卖地块的交易登记手续，并自行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申请办理交地手续。成交后，越秀法院将在合理期限内向买受人移交拍卖地块。嘉强公司于同月30日缴清全部拍卖款。2011年1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02）越法执字第215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广州市越秀区大新路以北、天成路以东、濠畔街以南、海珠南路以西“新濠大厦”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项目（不含其他购房人已预售登记的商铺、住宅房、不含回迁补偿安置商铺、住宅房及已由生效法律文书另行确定权属的部份）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嘉强公司所有。前述项目财产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嘉强公司时起转移。二、买受人嘉强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房管、国土、规划等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前述项目产权转移、过户登记等手续。2013年12月18日，嘉强公司领取涉案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使用权面积3900平方米，土地出让金年限自1998年8月18日起计算等。2012年12月27日，郑志林向一审法院起诉广协公司、天佳公司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纠纷一案，要求支付从2002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16日止的延期补助费。一审法院于2013年3月20日作出（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广协公司、天佳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郑志林支付延期安置补助费（从2002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16日止，按每月491.6元×200%计）。一审庭审中，郑志林提交了嘉强公司在2013年8月26日向拆迁户发出的《致广大拆迁户的公开信》，写明由于拆迁回迁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过程，所以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关于2010年12月17日至2012年4月20日的费用我公司已向法院起诉天佳公司，如果天佳败诉，将从法院拍卖款中将此期间的临迁费用一次性发放到各拆迁户，如果我司败诉，我司亦将承担该责任一次性将该款项发至各拆迁户账号，故在重新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前，我司先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约定的临迁费用本金作为支付标准等。嘉强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郑志林主张的费用诉讼时效已中断。嘉强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嘉强公司向郑志林发放2012年4月21日至2018年12月20日临迁费共36048元的明细表以及转账证明，其中2012年4月21日至2017年7月20日每月临迁费为491.6元，2017年7月21日至2017年11月20日共发放326.40元，2017年11月21日至2018年1月20日共发放163.20元，2018年1月21日至2018年5月20日共发放1433.4元，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12月20日共发放3154.2元；2.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在2017年1月7日向嘉强公司发出的函，写明我协会天成路濠畔街349号原月租1053.74元（其中首层月租1012.74元、二楼41元），我协会按照《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将上述房产交开发商拆除，开发商应按每月1218.68元标准向我协会支付租金……我协会按理应追讨的租金约7.3万等；3.广州市宗教事务局在2000年2月11日作出《关于市伊协有关房产产权登记问题的复函》；4.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与郑志林签订的《广州市房地产（住宅）租赁契约》，约定嘉强公司承租濠畔街349号二楼房屋，月租金14.04元，租期从1994年6月11日至1997年5月31日等；5.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郑志林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嘉强公司主张的款项性质、计算周期；对证据2-3不予确认；对证据4由法院审查，嘉强公司主张在临迁补助费中扣除租金的文件即穗国房字【1993】131号文在郑志林与天佳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已经不再适用。一审法院认为：郑志林与广协公司、天佳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补充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嘉强公司经法院拍卖竞得涉案地块，应按《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转让公告》及《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转让成交确认书》规定的条件及内容承受权利义务。上述拍卖转让公告及转让成交确认书已明确：买受人须与被拆迁人重新签订协议并约定回迁及收楼日期，原拆迁合同主要权利义务仍然有效，买受人须承担拍卖标的上被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包括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已将补偿方式变更为货币补偿的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并按原签订的合同内容执行负担拍卖成交日后的合同义务；拍卖成交后，拍卖标的范围内因拆迁、回迁安置协议所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买受人与相关的被拆迁人进行解决等。而且，一审法院致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的函中亦已明确：买受人在买受之日的次日起承担开发商应承担的义务，向被拆迁人发放拆迁临迁费、交通费、停业补偿费、租金补偿等拆迁临迁费用。根据嘉强公司提供的临迁费发放明细及转账记录，其未向郑志林支付从2010年12月17日至2012年4月20日期间的临迁费，且2017年7月21日至2018年12月20日期间的临迁费也仅是部分支付5077.2元，已构成违约。嘉强公司辩称郑志林主张的临迁费超过诉讼时效，郑志林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起诉前曾向嘉强公司主张过拆迁费用，故在郑志林起诉之日前三年前即2016年4月4日之前的临迁费及延期补助费均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嘉强公司辩称2017年7月21日起仅支付部分临迁费是因为在临迁费中扣除了应向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支付的租金每月41元，但上述拆迁安置协议没有约定嘉强公司应代郑志林向业主支付租金，且签订补充协议时适用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没有关于拆迁人需在临迁补助费中扣除原房租再进行支付的规定，故嘉强公司的本项抗辩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接纳，嘉强公司应向郑志林支付从2017年7月21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临迁费，扣除该期间已付的5077.2元，郑志林主张的此后的临迁费及延期补助费尚未发生，一审法院不予调处。因郑志林起诉后,确定嘉强公司逾期支付的是从2017年7月21日至2019年3月16日期间的临迁补助费，按照《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从逾期之日起嘉强公司每日按临迁费的3%向郑志林支付补偿金，郑志林要求嘉强公司支付从2017年7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上述期间所欠临迁费之日止的补偿金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计算该补偿金已超过所欠临迁费本金，郑志林以该补偿金计算至不超过所欠临迁费为限，一审法院予以照准，即嘉强公司应向郑志林支付补偿金4689元。上述拍卖转让公告已载明涉案地块为在册烂尾地块，本市为使烂尾地块被拆迁人的权益能得到基本的保障，将烂尾地块尽快盘活，制定实施了处理烂尾地的相关政策。该政策的基本精神是被拆迁人将回迁的补偿安置方式变更为货币补偿，在司法部门拍卖该烂尾地块后，货币补偿款及临迁费用等在拍卖款中予以分配，拍得人只需支付拍卖价款，无需承担被拆迁人的回迁安置补偿。涉案地块长期处于停工状态，法院在拍卖时考虑到该地块的特殊状况，确定地块拍得人需承担被拆迁人回迁安置补偿义务，是在同等条件下对被拆迁人最大限度的保护。若拍得人还需立即承担因原拆迁人违约而产生的违约责任，将不利于地块的尽快盘活，更不利于被拆迁人的早日回迁安置。但是，在拍得人与被拆迁人无法达成新协议的情况下，如不对回迁及承担违约时间给嘉强公司予以约束，也不利于对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因而，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综合考虑涉案地块的历史遗留问题、交付时间，参考相关拆迁规定针对兴建回迁房是十九层以上的回迁期限，酌情确定嘉强公司安排郑志林回迁的时间从拍卖成交日起不超过四年即至2014年12月16日，逾期回迁，嘉强公司应从该日次日起向郑志林支付延期补助费等相关费用。按照拆迁协议签订时适用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规定，嘉强公司应按照临迁补助费200%的标准即每月983.2元向郑志林支付从2016年12月17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延期补助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参照《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规定，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广州嘉强投资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郑志林支付从2017年7月21日起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临迁补助费（每月按491.6元计算，扣除该期间已付临迁补助费5077.2元）；二、广州嘉强投资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郑志林支付逾期支付2017年7月21日至2019年3月16日期间临迁补助费的补偿金共4689元；三、广州嘉强投资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郑志林支付从2016年12月17日起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延期补助费（每月按983.2元计算）；四、驳回郑志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85元，由郑志林负担268元，广州嘉强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417元。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经本院询问，一、针对嘉强公司称其已向产权人交付回迁房屋的上诉答辩意见，郑志林于2020年3月6日向本院书面回复称：此前其对此并不清楚，目前伊斯兰教会正与其协商有关租赁事宜，其在本案中同意按回迁房屋已交付处理，本案临迁费用计算至2020年1月20日止。二、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如下事实：1.双方之间没有重新签订拆迁回迁安置协议，应按原《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补充协议书》履行，并参照当时广州市关于拆迁的穗常发【1997】42号文的规定处理；2.嘉强公司最早于2016年11月30日开始向郑志林发放款项，至2019年7月止共支付了十笔，合计38751.4元。为此，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询后分别向本院提交了自制的临迁费用发放明细表。经比对，在两份明细表中，每笔付款的金额相同，支付时间亦不存在较大出入，但双方当事人对于每笔款项所对应的项目内容（即所支付款项的性质及期间）存在较大争议。从嘉强公司自制的明细表中可见，嘉强公司主张其所支付的款项是2012年4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的临迁费，但表中记载的每笔临迁费用的支付时间及所对应的临迁费月份数均不固定，且均是迟延支付之前的临迁费。而从郑志林自制的明细表中可见，郑志林主张其收到的是从2010年12月17日起计至2017年7月11日期间的临迁费。另，郑志林还表示为计算方便及减少双方分歧，其同意将嘉强公司已发放款项用于抵扣其诉讼请求第一项中的临迁费本金。二审中，郑志林提交了如下证据复印件：1.（2018）粤0104民初37179号民事判决书（周成案），拟证明在同一项目的一审生效判决中，一审法院认为嘉强公司自行制作的《住宅临迁费用发放明细表》中单方确定的所发放款项的性质及对应期间的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并认可了该案原告将其中一部分发放的费用抵扣延期补助费；2.（2019）粤0104民初39167号民事判决书（莫泽成案），拟证明在同一项目的一审生效判决中，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合理原则确定延期补助费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从该案原告知道嘉强公司应支付延期补助费的起算时间起算，即从该案原告第一次起诉嘉强公司的（2012）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781号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算；对于嘉强公司在该案中根据其提供的自制《临迁费用发放明细表》而认为其2016年6月3日发放的1680元是2016年3月17日至2016年5月16日期间的临迁费的主张，一审法院是不予认可的。对该案原告表示将该款抵扣延期补助费，一审法院予以准许。3.有关嘉强公司与前拆迁人之间的（2016）粤01民终7692号民事判决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1日），拟证明法院驳回了嘉强公司要求前拆迁人支付2010年12月16日至2012年4月20日期间的拆迁费用的诉讼请求，结合郑志林在一审中提交的嘉强公司向拆迁户发出的公开信，嘉强公司应该在败诉后按承诺将上述期间的拆迁费用一次性划至被拆迁人的账户。4.（2019）粤民申8192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嘉强公司要求扣减租金的主张亦不予支持。经本院组织质证，嘉强公司表示对上述裁判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亦确认法院没有支持其有关扣减租金的主张，但认为证据1-3并不能证明郑志林的主张，理由如下：1.1781号判决书是2015年12月22日生效，即使从2015年12月23日起算，本案郑志林于2019年4月4日起诉，也已超过诉讼时效；2.嘉强公司支付的每一笔临迁费用在向拆迁办报备时均明确了对应期间，但在转账给郑志林时没有备注说明期间。虽然嘉强公司每次付费都不足以覆盖发放款项那日的临迁费，但郑志林作为收款人，理应充分注意到发放不足，及时提出疑问，但郑志林从未向嘉强公司提出过疑问，故坚持对郑志林上诉的答辩意见；3.虽然7692号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嘉强公司亦未将该判决结果告知拆迁户，但嘉强公司一直认为不应承担2010年12月至2012年4月期间的临迁费及其他费用，故嘉强公司一直没有主动支付过该笔费用。嘉强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如下证据复印件：1.2019年6月至7月期间的支付证明单及银行转账凭证等，拟证明嘉强公司已于2019年7月3日按每月491.6元再扣减租金41元的标准向郑志林支付了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的临迁费2703.6元，嘉强公司未将上述情况告知一审法院；2.嘉强公司于1996年6月17日与广州市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其中第四条明确约定回迁房屋后需继续出租给原承租户。3.嘉强公司与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于2020年1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嘉强公司2020年1月20日开具的收取该协会物业维修基金和2020年2月至4月的物业管理费的收据3张、刷卡凭条2张，拟证明嘉强公司已于2020年1月14日向被拆迁房屋的业主交付房屋，嘉强公司自该日起无需再向被拆迁人支付任何费用；5.嘉强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向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发出的《嘉兰轩收楼通知书》（其中载明收楼时间为2020年1月14日至18日，如有特殊原因未能在指定时间办理收楼手续，请及时致电嘉强公司工作人员预约更改收楼手续办理时间，如收本通知5日内未予回应，视为能如期办理收楼手续，如未能按期前来又不联系嘉强公司，视为已在上述约定时间交付1003、1004、2703、2907单元；等内容）并附《收楼须知》（落款业主签收时间为2020年1月20日），以及载明发文日期为2020年1月14日的《收文回执单》、载明日期为2020年1月21日的房号分别为A1003、A1004、A2703、A2907的《业主入住房屋验收表》共四张，拟证明嘉强公司已于2020年1月14日出具《收楼通知书》，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于2020年1月21日收楼，该协会未能按期收楼责任自负，应视为嘉强公司已于2020年1月18日依约履行回迁义务，嘉强公司依约无需向郑志林支付2020年1月19日起的各项费用。6.嘉强公司于2020年3月4日向郑志林出具的《嘉兰轩回迁通知书》（其中载明“自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接收上述回迁房屋（2907房）之次日即2020年1月22日起，我司无需再向阁下支付任何拆迁有关费用。”）及邮寄单、妥投证明等，拟证明嘉强公司于2020年3月5日向郑志林邮寄了回迁通知书，该回迁通知也同时抄送给了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郑志林已于2020年3月4日在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查看了2907房。7.（2018）粤0104民初849号民事判决书及支付证明单、银行进账单、支票存根、收款收据各一张，拟证明郑志林承租的原房屋二楼的月租金为41元，嘉强公司已按此标准代郑志林向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缴纳了2012年5月至2019年6月共86个月的租金3526元。经本院主持质证，郑志林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嘉强公司一共支付了2703.6元，亦同意在其欠费中扣减，但这是嘉强公司对其所有欠费的支付，不认可嘉强公司陈述的所对应的支付期间和性质，也不同意扣减租金；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该协议书与郑志林无关；确认证据3、4的真实性，但无法确认关联性，无法确认嘉强公司和伊斯兰教协会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是否包含了郑志林的承租房屋；无法确认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且其中显示的通知收楼时间与嘉强公司认为其于2020年1月14日向伊斯兰教协会发出《收楼通知书》、其于2020年1月19日起无需向郑志林支付各项费用的陈述相矛盾；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中回迁通知书内容的合法性有异议，因为回迁通知内容违反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第三条有关“嘉强公司应直接安置郑志林，且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的约定，现郑志林同意在本案中主张的临迁费用计至2020年1月20日止，并未超出《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第一条第2项有关临迁费计算“至甲方通知乙方回迁之月止“的约定；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以及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被上诉人嘉强公司对本案一审判决提出的异议并不属于本案二审审查范围，本院不予接纳。针对郑志林的上诉，二审争议焦点为在郑志林提起本案诉讼之前三年的临迁费及延期补助费是否均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具体分析如下：嘉强公司系经法院拍卖而于2010年12月16日竞得涉案地块。根据涉案地块同类型纠纷所查明事实及裁判结果可知，一审法院认定嘉强公司需承担自买受次日即2010年12月17日起向被拆迁人发放拆迁临迁费用的义务，合理有据，双方当事人对此问题亦无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根据现查明事实及当事人陈述，嘉强公司存在逾期付款及不足额付款情形，已构成违约，理应根据原拆迁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以及签约当时适用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来承担相应责任，即在逾期回迁的情况下，拆迁人自逾期之日起应增加给付延期补助费，对于自行临时安排过渡住处的被拆迁户，应按临迁补助费300%的标准支付延期补助费；在过渡期内，拆迁人应按月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或延期补助费，逾期支付的，从逾期之日起按每日增加月补助费的3%作为补偿金。虽然郑志林于2019年4月4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且郑志林并无举证证明其在2016年4月4日前曾向嘉强公司主张权利，嘉强公司亦在一审中提出了有关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但一方面，嘉强公司曾于2013年8月26日向拆迁户发出公开信，表示拆迁回迁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不存在诉讼时效，且其已就2010年12月17日至2012年4月20日的费用起诉了前一手拆迁方，并称其将在该案处理完毕后一次性发送上述期间的临迁费用，在重新与拆迁户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前，其先按原协议约定的临迁费用作为支付标准等。而嘉强公司至今未与郑志林重新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且本院于2016年8月1日才就嘉强公司与前拆迁人之间的上述纠纷作出（2016）粤01民终7692号民事判决书，嘉强公司在本案二审中也确认其并未将上述判决结果告知拆迁户。由于各拆迁户并非该案诉讼主体，通常情况下并不能及时得知相关裁判结果，由此导致拆迁户未能及时起诉，嘉强公司对此存在一定的过错。另一方面，嘉强公司在2016年11月至2019年7月期间，陆续向郑志林转账支付了十笔临迁费用，但在付款时，嘉强公司并未备注说明每笔款项所对应的性质及期间，在此情况下，郑志林关于其未能及时起诉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基于上述分析及公平原则，综合考虑到涉案楼盘的特殊性及双方当事人对于付款事实所存在的争议，本院认为不宜认定本案中郑志林的部分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郑志林在起诉日前三年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欠妥当，本院予以纠正。嘉强公司应向郑志林清付临迁补助费及延期补偿金，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补偿金，至于嘉强公司实际已付款项，可予扣减。对于嘉强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其与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签订的补充协议、物业维修基金收据、收楼通知书、《业主入住房屋验收表》等证据，虽然嘉强公司辩称其应从收楼通知书中载明的收楼日期届满的次日即2020年1月19日起无需向郑志林支付临迁费用，但《业主入住房屋验收表》中载明的日期为2020年1月20日，而在嘉强公司向郑志林发出的《回迁通知书》中载明“自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接收上述回迁房屋（2907房）之次日即2020年1月22日起，我司（嘉强公司）无需再向阁下（郑志林）支付任何拆迁有关费用。”的内容，故嘉强公司上述答辩意见与上述证据载明事实明显前后矛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郑志林向本院表示同意对相关临迁费用计至2020年1月20日止，属于处分自己的权利，并无不可，本院据此认定本案有关临迁补助费、延期补助费均计付至该日止。鉴于本案纠纷系因嘉强公司逾期支付临迁费用而引起，故本院酌定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嘉强公司负担。综上所述，郑志林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3839号民事判决；二、广州嘉强投资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郑志林支付从2010年12月17日起至2020年1月20日止的临迁补助费（每月按491.6元计算，扣除该期间已付临迁补助费38751.4元）；三、广州嘉强投资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郑志林支付逾期支付2017年3月17日起至实际付清拖欠的临迁补助费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补偿金（按每日491.6元×3%的标准计付，以不超过拖欠临迁补助费的总额为限）；四、广州嘉强投资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郑志林支付从2014年12月17日起至2020年1月20日止的延期补助费（每月按983.2元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8元，均由被上诉人广州嘉强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卉审判员 赵云川审判员 白小云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冰玲李逸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