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1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营业场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3号。负责人：胡新智，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平，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贝贝，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南二路66号院金茂府8号楼2单元2001室。负责人：李凤森，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艳，女，1971年6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293号。负责人：张健。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诗蓓，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北京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理律师所）、被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北京分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22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行北京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农行北京分行不必支付中理律师所代理费215146.29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中理律师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认定涉案《委托代理协议》期满后是否继续一事上存在明显对证据选择性采信，造成事实认定不清。1.《委托代理协议》中明确约定“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中理律师所完成委托工作之日，但最长不超过2013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对该明确的书面约定不予采信，却根据农行北京分行与华融北京分公司签订的涉案转让协议附件中的约定，认为农行北京分行认可在涉案债权转让时仍与中理律师所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合同期限仍未届满，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农行北京分行与华融北京分公司同一批次转让了数十份债权，2016年农行股改之际，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了数千份债权，为方便起见，所有的债权在附件清单中统一写为无固定期限，但实际履行各代理合同时，仍需按照合同具体约定履行。同时，一审法院还混淆了代理期限和继续办理代理事宜的概念，在《委托代理协议》中，农行北京分行和中理律师所作了如下约定：代理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双方在本协议下未履行完毕的义务继续有效。中理律师所在代理期限届满后继续履行了一部分后合同义务，是《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如此，并不能据此认为双方的代理期限仍在继续，更不能据此认为债权转让行为发生在代理期限内。另，从中理律师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可以看出，在代理期限届满后，中理律师所只起草过一份程序性文件，即《请求依法续封、评估、拍卖的申请》，该文件上无农行盖章，农行北京分行在一审质证环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同时，即使文件为真，亦不能视为《委托代理协议》期限的延长，更不成立事实合同关系。2.关于农行北京分行职员王国芹在涉案说明中签字一事，一审法院在证据采信上存在以下两处明显错误：（1）王国芹是农行北京分行的职员，既非农行北京分行的负责人，又非农行北京分行的授权代表，王国芹在涉案说明上签字确认的行为不属于代表农行北京分行进行确认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在证据形式明显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认定王国芹的签字为职务行为，明显错误；（2）王国芹作为涉案债权一案的代理人，他的代理权限仅限于出庭应诉，代理的是涉案债权的案件审理工作，无权代表农行北京分行追认委托代理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混淆了中理律师所与农行北京分行之间《委托代理协议》到期后是否继续、是否履行代理合同义务和是否应该支付风险代理费三个概念，中理律师所与农行北京分行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收费方式是风险收费，付费条件是：在代理期限内，中理律师所向农行北京分行提供了约定的法律服务，取得回款后，农行北京分行按照实际入账的现金额的1.5%向中理律师所支付代理费。一审法院却以中理律师所在债权转让前提供了法律服务为由，判决农行北京分行支付代理费，属于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在认定华融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就涉案代理费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一事上事实认定错误，违反了合同法关于合同概括转移的规定。1.一审法院在该部分的释法说理主要围绕华融北京分公司与中理律师所是否建立委托代理关系及中理律师所是否提供了相应法律服务展开，属于明显出发点错误，华融北京分公司是否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依据的是与农行北京分行签订的涉案债转协议，中理律师所在一审庭审中亦明确认可这一点，这个共同付款责任是相对于农行北京分行而言的，与中理律师所是否提供相应法律服务无关。一审法院以中理律师所与华融北京分公司未续签相应代理协议为由，不予支持华融北京分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存在明显逻辑错误。2.作为债权人，中理律师所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认可农行北京分行与华融北京分公司之间的涉案债转协议，并向法院明确表示其要求农行北京分行和华融北京分公司共同承担付款责任。根据农行北京分行和华融北京分公司之间涉案债转协议第2.4条、第五条、第6.4条和第10.2.3条约定，涉案律师风险代理费的支付义务，已经全部由华融北京分公司承继，也就是说，即使要支付律师风险代理费，基于农行北京分行和华融北京分公司之间的约定，付款义务主体也是华融北京分公司，农行北京分行无需支付该费用。另，中理律师所与华融北京分公司未续签相应代理协议，中理律师所未向华融北京分工司提供法律服务，与农行北京分行无关。华融北京分公司承继涉案债权一案的相关债权债务之后，曾和中理律师所协商继续代理事宜，庭审中双方也认可了这一事实，商议结果与农行北京分行无关，华融北京分公司和中理律师所如何处分权利和履行义务是其自由处分的范围，农行北京分行在自身权利范围内不存在拒绝中理律师所代理的行为，也未给中理律师所继续代理造成任何障碍，不存在给中理律师所造成律师费损失的行为，故不应向中理律师所支付律师费损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存在明显错误，说理部分存在基本逻辑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中理律师所辩称：一、农行北京分行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依据，中理律所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1.农行北京分行在上诉状中自认“中理律师所在代理期限届满后继续履行了一部分后合同义务”，等于认可接受了中理律师所继续履行委托代理义务的事实，不只与农行北京分行自认职员王国芹在涉案说明中签字确认“情况属实”相符，也与2016年9月9日农行北京分行与华融北京分公司签署的涉案转让协议的附件中将中理律师所列为涉案债权案件的代理人并注明代理期限为无固定期相符，且与农行北京分行上诉状中自认“作为债权人，中理律师所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认可农行北京分行与华融北京分公司之间的涉案债转协议”相符，明显证明农行北京分行与中理律师所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一直履行。2.农行北京分行在一审庭审中承认2016年9月20日收到涉案债权的转让款14343086元，但《委托代理协议》并没有约定基于债权转让取得的款项，不做为甲方实际收回款项按1.5%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因此，就应按《委托代理协议》“本案的代理方式为全风险代理，在实际收回款项后，甲方按1.5%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的明确约定向中理律师所支付相应代理费215146.29元。不论农行北京分行上诉状中认可“中理律师所代理期限届满后继续履行了一部分后合同义务”的说法是否正确，但既然该说法依据的是“代理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双方在本协议下未履行完毕的义务继续有效”，那么农行北京分行相对的后合同义务也应按此说法支付相应代理费。3.农行北京分行在一审庭审说与华融北京分公司涉案转让协议附件3中载明中理律师所代理涉案债权的期限为无固定期应系笔误，其与中理律师所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随涉案债权转让给华融北京分公司，涉案债权转让后农行北京分行无权继续委托，农行北京分行收取的债权转让款也与中理律师所无因果关系。而在上诉状中又自认“农行北京分行与华融北京分公司同一批次转让了数十份债权......为方便起见，所有的债权在附件清单中统一写为无固定期限，但实际履行各代理合同时，仍需按照合同具体约定履行”的说法，没有在分户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也无其他依据。二、农行北京分行是引起本案纠纷的责任人。如果其在涉案转让协议的附件签署时，通知中理律师所和华融北京分公司，三方或两方签署同意变更委托人为华融北京分公司继续履行的委托代理协议，就不会发生本案纠纷。三、中理律师所风险代理涉案债权依据的是涉案抵押房产抵押时评估暂作价10576万元，非中理律师所所代理执行的原因，农行北京分行与华融北京分公司抛开中理律师所签署包括涉案债权在内的66户债权转让协议，农行北京分行收到的债权转让款是平均价款，如不转让或华融资产北京分公司按约定继续委托中理律师所代理，收回款项肯定比批量比例收回1443086元的款项要多，这无疑对中理律所明显不公平。综上，中理律师所服从一审判决，敬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融北京分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华融北京分公司与中理律师所之间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中理律师所未向华融北京分公司提供任何法律服务，基于此一审法院认为华融北京分公司不应该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因此，华融北京分公司与中理律师所未签署委托代理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民事法律关系，中理律师所无任何依据要求华融北京分公司向其支付律师代理费。（二）2016年9月9日，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农行北京分行的债权，在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债权之前中理律师所已经对涉案债权丧失代理权，华融北京分公司无义务承继委托代理合同。因中理律师所曾代理过涉案债权，熟悉案件情况，华融北京分公司工作人员仍多次与中理律师所李凤森律师沟通商谈案件后续的委托代理事项，因李凤森律师怠于洽商，导致中理律师所未从华融北京分公司处取得对北京华鹏服装有限公司7笔债权案件的委托代理及授权手续，华融北京分公司只能另行委托其他律师所代理执行工作，最终收回执行款项，执行款项的回收与中理律师所无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中理律师所无法证明执行款项是基于其工作取回，对事实认定正确。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债权后，与中理律师所的代理律师李凤森进行了多次联系沟通，洽商后续的代理合同续签事宜，李凤森律师未给予华融北京分公司任何明确回复，怠于沟通洽谈，导致双方无法达成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二、农行北京分行向华融北京分公司交割资产资料时，未向华融北京分公司交付过农行北京分行提供的“双方超过2013年12月31日继续履行事实的说明”，该份说明对华融北京分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2016年9月9日，华融北京分公司与农行北京分行签订编号京委批转字（2016）第006号《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并交割了相应的转让资产资料，农行北京分行交割的《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显示，农行北分与中理律师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已于2013年12月31日到期，到期后农行北京分行未与中理律师所续签委托代理协议。农行北京分行向华融北京分公司交割资产资料时，未向华融北京分公司交付过中理律师所提供的“双方超过203年12月31日继续履行事实的说明”，华融北京分公司对该说明不知情，且该说明的出具时间为2017年3月2日，晚于资产资料交割日，对华融北京分公司无任何约束效力。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华融北京分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农行北京分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华融北京分公司恳请二审法院驳回华融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中理律师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农行北京分行、华融北京分公司共同支付中理律师所代理费215146.29元；2.诉讼费由农行北京分行、华融北京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2日，中理律师所（乙方）与农行北京分行（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下称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李凤森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就甲方下属支行与北京华鹏服装有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华鹏公司）案为甲方提供一审工作、二审工作、再审工作、执行工作、其他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以及因案外人不服执行异议裁定而提起的异议之诉或因甲方不服执行异议裁定而提起的许可执行之诉；乙方代理期限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完成甲方委托的工作之日止，但最长不超过2013年12月31日，甲乙双方可协商延长代理期限，本案的代理方式为全风险代理，在乙方向甲方提供了根据本协议所约定的法律服务，并取得回款后，甲方按实际入账的现金额的1.5%向乙方支付代理费。2016年9月9日，农行北京分行（甲方、转让方）与华融北京分公司（乙方、受让方）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下称涉案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鉴于甲方作为中国农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受托处置委托不良资产，享有转让本协议附件1项下的《债权资产明细表》资产及其附属权益的权利，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甲方已同意转让且乙方已同意受让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及其附属权益，乙方凭借其承诺的价格等交易条件，被甲方确认为本次资产转让的买受人；本协议标的为甲方向乙方转让的委托不良资产，截至基准日，即2016年3月20日，不良资产66户，债权合计为1227366478.23元，乙方受让不良资产所应支付甲方的价款为209000000元；对于甲方为处置资产与相关中介机构签署的服务协议，乙方同意，一经交割，其将继承甲方自基准日起在该等服务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并接受该等服务协议条款的约束，中介服务协议具体情况见附件3《服务协议清单》。协议附件1《债权资产明细表》中载明：序号46的债务人名称为北京华鹏服装有限公司，转让债权金额合计为84314909.90元。协议附件3《律师代理案件服务协议清单》中载明：序号4的户名为北京华鹏服装有限公司，本金余额与利息余额合计为84314909.90元，代理律师所为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代理期限为无固定期。同年9月20日，农行北京分行收到华融北京分公司给付的华鹏公司案件的2笔债权转让款8800000元、5543086元。中理律师所负责人李凤森与农行北京分行员工王国芹于2017年3月签署说明一份（下称涉案说明），说明内容为：2012年7月2日，农行北京分行（甲方）与中理律师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2约定“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完成甲方委托的工作之日止，但最长不超过2013年12月31日，甲乙双方可协商延长代理期限”，事实是2013年12月31日……但该5案仍在执行程序中，未发终结本次执行裁定；鉴于以上事实，甲乙双方在超出上述《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2013年12月31日后，虽未协商签订书面延长代理期限，但因委托代理执行因平谷区法院未执结的原因，双方一直在继续履行，且“甲乙双方可协商延长代理期限”并未明确约定采取书面签订延长代理期限的形式，特此说明。中理律师所负责人李凤森于2017年3月2日在上述说明尾部签字确认，并确认说明内容“情况属实”。农行北京分行员工王国芹于2017年3月10日在上述说明尾部签字确认，并确认说明内容“情况属实”。一审庭审中，中理律师所称其与农行北京分行签署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系代理平谷支行与华鹏公司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7案，协议签订后，中理律师所代理平谷支行与华鹏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平谷区法院就7案作出民事调解书7份，中理律师所依据7份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其中（2012）平民初字第4915号民事调解书所涉案件已收到全部执行回款，农行北京分行亦依约向中理律师所支付了代理费55822.44元，其余6案的相应款项在中理律师所代理期间已执行至法院账户，目前款项均已被华融北京分公司领取；中理律师所与农行北京分行在协议到期后口头协商由中理律师所继续代理案件后续工作，平谷支行亦向中理律师所出具了7份授权委托书，虽然7份授权委托书出具的时间均为2012年11月，但委托期限一直持续至申请执行人变更为华融北京分公司为止，中理律师所虽对此并无直接证据佐证，但因农行北京分行并未出具变更代理人的书面证据，结合涉案转让协议附件及涉案说明的内容同样可以佐证。中理律师所同时表示因农行北京分行转让涉案债权及相关权利时并未通知原中理律师所，且未经中理律师所同意，故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尚未变更，农行北京分行仍应向中理律师所承担付款义务，而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了涉案债权及相关权利，承继了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也应向中理律师所支付相应代理费；总经理律师所在涉案债权转让后曾与华融北京分公司协商续签委托代理协议事宜，华融北京分公司表示需要领导研究后才能确定，但始终没有通知中理律师所签约。中理律师所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平谷区法院民事调解书7份、申请执行书7份、报告和附件、会议纪要、法律意见书、情况报告、撤销执行申请、（2008）平民初字第03382号民事调解书、授权委托书（7份）加以佐证。农行北京分行除对报告和附件、会议纪要、法律意见书、情况报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农行北京分行认可王国芹系其公司员工，但否认中理律师所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到期后仍继续代理涉案债权案件，亦不认可中理律师所所述其作为平谷支行的代理人直至变更申请人为止。农行北京分行称其转让给华融北京分公司的全部债权所对应的委托代理协议，无论是否到期，均在涉案转让协议附件中予以列明，而涉案转让协议附件中载明中理律师所代理涉案债权的期限为无固定期应系笔误；农行北京分行与中理律师所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随涉案债权转让给华融北京分公司，涉案债权转让后农行北京分行无权继续委托，农行北京分行收取的债权转让款也与中理律师所无因果关系，中理律师所对于涉案债权转让并未提供任何服务工作。对于中理律师所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华融北京分公司对于7份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于7份申请执行书、情况报告、撤销执行申请、7份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表示并不清楚，对于报告和附件、会议纪要、法律意见书、（2008）平民初字第03382号民事调解书则表示与本案无关。华融北京分公司称涉案转让协议中有关其承继相应服务协议的约定系格式条款，其承继的系代理期限内的委托代理关系，需要与代理人重新签订协议以确定委托代理关系，因农行北京分行与中理律师所的委托代理协议已经到期，不应适用上述合同条款，涉案转让协议附件中所列明的服务协议清单仅系简单罗列，仍需重新签订协议进行确认，代理期限亦应以实际约定为准。华融北京分公司同时表示其承继涉案债权后，数次与中理律师所进行协商，要求中理律师所说明执行程序无法推动的原因以及落实后续执行措施，并就重新签订代理协议一事进行洽商，但中理律师所迟迟未予回复，以致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华融北京分公司只得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代理并收回部分执行款项，华融北京分公司取得执行回款与中理律师所无关；另，农行北京分行向华融北京分公司转让的涉及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事项未经中理律师所的同意，故涉案转让协议中有关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条款均应为无效条款。华融北京分公司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对其主张予以佐证。中理律师所对华融北京分公司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于证明目的则不予认可，中理律师所坚持认为系华融北京分公司未按涉案转让协议的约定继续委托中理律师所代理涉案债权案件。农行北京分行则表示华融北京分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与其无关。案件审理过程中，王国芹本人到庭对涉案说明发表质证意见。王国芹认可涉案说明系其本人所签，亦认可其系农行北京分行在涉案债权案件中的委托代理人。对于王国芹所述，农行北京分行表示涉案说明不能证明中理律师所主张，王国芹既无农行北京分行授权，亦非农行北京分行的负责人，涉案说明无法代表农行北京分行，对农行北京分行不具有约束力；涉案说明的内容仅为对相关事项的确认，未有由中理律师所继续代理以及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继续有效的明确表述，且王国芹作为非授权人员也不具备相应代理权限。华融北京分公司则表示其于中理律师所起诉前从未见过涉案说明，对于涉案说明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华融北京分公司强调涉案说明的出具时间为2017年3月2日，华融北京分公司与农行北京分行之间债权转让交割的文件中并无涉案说明，故涉案说明对华融北京分公司不具有效力；涉案债权已于2016年9月9日转让给华融北京分公司，华融北京分公司并未委托中理律师所继续代理，涉案说明中有关中理律师所为平谷支行出具续封申请一事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该案中，中理律师所与农行北京分行签订的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处，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己方义务。现中理律师所与农行北京分行、华融北京分公司对于中理律师所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了合同义务以及农行北京分行已于2016年9月20日收到涉案债权的转让款共计14343086元等事实均不持异议，各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中理律师所与农行北京分行是否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农行北京分行是否应依据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向中理律师所支付相应的代理费以及如果农行北京分行应当支付代理费，则华融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一审庭审中，农行北京分行坚持认为其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已按约向中理律师所支付了相应代理费，现代理期限已届满，农行北京分行与中理律师所之间已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农行北京分行收到的债权转让款亦与中理律师所无关，且涉案债权及相应权利义务关系已转让给融北京分公司，应由华融北京分公司向中理律师所支付相应代理费。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了代理期限最长不超过2013年12月31日，双方可协商延长代理期限，中理律师所与农行北京分行对于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农行北京分行是否仍继续委托中理律师所履行协议项下的义务，即双方之间是否仍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一事说法不一，通过中理律师所、农行北京分行当庭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到，虽然农行北京分行否认其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仍委托中理律师所继续代理涉案债权事宜，但在农行北京分行与华融北京分公司于2016年9月9日签署的涉案转让协议的附件中，农行北京分行仍将中理律师所列为涉案债权案件的代理人，并注明代理期限为无固定期，这表明农行北京分行认可在涉案债权转让时中理律师所仍系涉案债权案件的代理人；另，农行北京分行职员王国芹亦于2017年3月10日在涉案说明中签字确认协议约定的代理期限届满后，中理律师所与农行北京分行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仍一直在继续履行协议，因农行北京分行认可王国芹系其职员及其委托的涉案债权案件中的代理人，故王国芹在涉案说明中签字确认的行为应视为其代表农行北京分行进行确认的职务行为。综上，一审法院据此确认中理律师所与农行北京分行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双方仍在事实上继续履行协议，直至农行北京分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华融北京分公司，虽然农行北京分行收到涉案债权转让款的时间为2016年9月20日，但该款项系基于债权转让之事实所取得，而中理律师所当庭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在债权转让前即协议履行期限内提供了法律服务，履行了合同义务，农行北京分行应按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向中理律师所支付相应代理费，故中理律师所要求农行北京分行支付代理费215146.29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理由正当，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至于华融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就涉案代理费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一节，中理律师所坚持认为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了涉案债权，承继了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未续签协议继续委托中理律师所作为涉案债权的代理人，并非中理律师所的原因所致，且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涉案债权后取得的执行回款系基于中理律师所之前的工作所取得，故华融北京分公司也应向中理律师所支付相应代理费。虽然涉案转让协议中约定了由华融北京分公司承继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但因中理律师所与华融北京分公司并未就此续签相应协议，且中理律师所提供的证据既不足以证明其在涉案债权转让后向华融北京分公司提供了法律服务，即双方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也不足以证明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涉案债权后取得的执行回款系基于中理律师所的工作所取得，华融北京分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华融北京分公司不应就涉案代理费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中理律师所的此项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判决：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二十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六元二角九分；二、驳回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有中理律师所提供的《委托代理协议》、平谷区法院民事调解书（7份）、申请执行书（7份）、报告和附件、会议纪要、法律意见书、情况报告、撤销执行申请、（2008）平民初字第03382号民事调解书、《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及附件、涉案说明、授权委托书（7份），农行北京分行提供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及附件、中国农业银行还款凭证（2张），华融北京分公司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农行北京分行与中理律师所签订的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签约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中理律师所与农行北京分行是否仍然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农行北京分行应否向中理律师所支付风险代理费。一审中，农行北京分行主张其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已按约向中理律师所支付了相应代理费，现代理期限已届满，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农行北京分行收到的债权转让款亦与中理律师所无关，且涉案债权及相应权利义务已转让给华融北京分公司，应由华融北京分公司向中理律师所支付相应代理费。根据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委托代理期限最长不超过2013年12月31日，双方可协商延长代理期限。中理律师所与农行北京分行对于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农行北京分行是否仍继续委托中理律师所履行协议项下的义务即双方之间是否仍存在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各执一词。农行北京分行否认其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仍委托中理律师所继续代理涉案债权执行工作，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农行北京分行与华融北京分公司签署的涉案转让协议附件上显示，农行北京分行仍将中理律师所列为涉案债权案件的委托代理人，并标明代理期限为无固定期，且中理律师所提交的农行北京分行职员王国芹签字确认的涉案说明中有“协议约定的代理期限届满后中理律师所与农行北京分行仍一直继续履行协议”的内容，鉴于王国芹系涉案债权案件中农行北京分行委派的代理人，可以认定王国芹在涉案说明中签字确认的行为系代表农行北京分行的职务行为。上述事实表明，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至涉案债权转让前，农行北京分行与中理律师所之间就涉案债权案件仍然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双方事实上继续履行协议。由于农行北京分行就其向华融北京分公司转让债权时一并转让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权利义务一事未征得中理律师所同意，也未妥善解决中理律师所后续代理的相关事项，造成华融北京分公司不再委托中理律师所代理涉案债权的执行工作，导致中理律师所无法继续行使相应的代理权，在此情况下，应视为中理律师所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报酬。虽然农行北京分行已经在债权转让前向中理律师所支付了部分代理费，但农行北京分行确以债权转让方式获得了相应款项，也应按照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比例标准向中理律师所支付相应的风险代理费。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农行北京分行向中理律师所支付代理费215146.29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公平合理，本院予以确认。农行北京分行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对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中关于代理期限最长不超过2013年12月31日的明确约定不予采信，却根据涉案债权转让协议附件中的约定认定债权转让时农行北京分行与中理律师所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一审法院对证据选择性采信，明显认定事实不清；中理律师所在代理期限届满后仅是履行了一部分后合同义务，不能成立事实合同关系。如前所述，根据涉案转让协议附件显示，农行北京分行仍将中理律师所列为涉案债权案件的委托代理人，并标明代理期限为无固定期，并结合涉案说明中农行北京分行的职员即农行北京分行委派的涉案债权案件代理人王国芹签字确认的“协议约定的代理期限届满后中理律师所与农行北京分行仍一直继续履行协议”的内容，充分表明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至涉案债权转让前，农行北京分行与中理律师所之间就涉案债权案件存在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故农行北京分行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农行北京分行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华融北京分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明显错误。首先，虽然中理律师所在一审中提出要求华融北京分公司承担共同支付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未支持其诉讼请求后，中理律师所未提出上诉，且在二审中明确表示服从一审判决；其次，农行北京分行认为涉案律师风险代理费的支付义务已经全部由华融北京分公司承继，但因农行北京分行转让涉案债权时就一并转让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一事未征得中理律师所同意，其转让行为与中理律师所无关。故农行北京分行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农行北京分行的上诉主张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28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判决。审 判 长 种仁辉审 判 员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 镜书 记 员 牛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