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41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奕昆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12号3层311室。法定代表人：张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旻，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维克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江成路1088号江成研发园内3号楼1572室。法定代表人：董守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青，上海市群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涵菁，上海市群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奕昆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维克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克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6民初8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奕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维克多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基础。1.双方从未签订任何代理销售合同，直接订货、收货的行为不符合奕昆公司对所有客户的交易习惯，亦不符合品牌食品代理销售行业的行业习惯。2.奕昆公司未收到维克多公司送出的货物，维克多公司诉讼前也未向奕昆公司催款。二、一审判决对唐某与奕昆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超出应审理范围，也与事实不符。1.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唐某与奕昆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本案审理对象，一审法院对唐某与奕昆公司之间内部法律关系的认定超出审理范围。就奕昆公司与唐某之间的纠纷，已另案诉讼。2.唐某在销售报价单、送货单上签字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而是唐某与维克多公司的恶意串通。三、维克多公司提供的《销售报价单》及《送货单》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其中尾号为001-004的报价单与尾号为2251-2254号的送货单均未提供原件，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收到奕昆公司提供的新证据未按规定出具收据，未开庭组织对新证据进行质证。维克多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奕昆公司的上诉请求。1.奕昆公司与维克多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奕昆公司不能依据其余部分客户的交易习惯推断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必须要有书面合同。2.奕昆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存在超裁没有依据，维克多公司不予认可。3.认可一审法院对奕昆公司所提供补充证据的认定。维克多公司于2019年7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奕昆公司支付货款155,748元；2.判令奕昆公司支付维克多公司迟延支付利息（以155,748元为本金，自2018年10月10日计至实际付款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至9月，奕昆公司分七次向维克多公司出具销售报价单订购蜂蜜产品，分别由奕昆公司员工唐某及多个商场收货人签收，共计货款155,748元。2018年10月10日，维克多公司向奕昆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计金额155,748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奕昆公司员工唐某于2008年至2018年9月在奕昆公司工作，唐某与奕昆公司之间一直有银行流水往来，且在案涉交易发生期间的2018年7月至9月，唐某均有向奕昆公司转账行为。（2018）沪0116民初12565号案件第一次庭审笔录中，在审判员问及公司经营状况时，奕昆公司回答“是的，上海公司确实只有原告（即唐某）一个人，所以上海公司实际经营工作操作上都是原告一个人拿主意。被告二（即奕昆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昱）12年把主要业务中心都转到沈阳了……”。一审审理中，维克多公司申请法院调查，要求调查维克多公司向奕昆公司开具的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情况，经一审法院向上海市金山区税务局调查，该两张发票均已于2018年10月19日由奕昆公司申请抵扣认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维克多公司与奕昆公司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维克多公司已按约履行交货、开票义务，奕昆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显属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双方未约定货款的支付期限及违约后果，事后又未达成补充协议，根据《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适用同时履行原则，即买受人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现维克多公司要求根据自发票开具日起要求奕昆公司支付迟延支付货款的利息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奕昆公司提出与维克多公司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且订货、收货不符合奕昆公司交易习惯。一审法院认为，奕昆公司提交的经销代理合同、代理合同书等也只是框架协议，且均早于案涉蜂蜜买卖，亦没有具体的送货、收货情况，且奕昆公司与部分客户的交易习惯不应适用于所有客户，故奕昆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关于奕昆公司认为唐某与奕昆公司有诉讼上的利益冲突，且其职务是财务，采购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诉讼上的利益冲突发生于2018年9月之后，且奕昆公司于（2018）沪0116民初12565号案件中亦承认“上海公司实际经营工作操作上都是原告（即唐某）一个人拿主意”，故唐某在销售报价单、送货单上签字是职务行为，奕昆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奕昆公司认为唐某于2018年9月后离职去与维克多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就职、抵扣认证系唐某与维克多公司恶意串通并私自认证，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对奕昆公司的该辩解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19年9月17日判决：一、奕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维克多公司货款155,748元；二、奕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维克多公司迟延支付利息（以155,748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16元、财产保全费1,320元，由奕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奕昆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奕昆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唐某对话录音；证据2，奕昆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唐某往来邮件；证据3，《金税盘签购单》及其附件1补办增值税防伪税控专用设备审核表；证据4，《丢失、被盗税控设备风险纳税人登记表》。证据1-4共同证明维克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唐某未经奕昆公司授权私自认证。2018年10月12日，唐某至奕昆公司住所地拿走财务账册资料及法人一证通、金税盘、银行三枚U盾等，并于2018年10月22日告知奕昆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已私自对奕昆公司开具的两张增值税发票进行认证。奕昆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其索要金税盘等未果后，于2018年11月6日向金山税务局进行金税盘补办、登记。上述系列行为可认定唐某与维克多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证据5，《被告上海奕昆商贸有限公司律师的质证意见》；证据6，《质证意见及补充证据邮寄凭证》及其投递状态。证据5-6共同证明奕昆公司在收到维克多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后，于2019年9月12日就该补充证据发表书面质证意见，随该质证意见一并提交了一组补充证据，但一审法院在2019年9月13日签收后并未要求维克多公司对新证据提出意见或质证，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维克多公司经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无法证明奕昆公司的待证事实；证据2-4，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为发生在奕昆公司与唐某之间的内部纠纷，即使真实也与维克多公司无关；证据5-6，对奕昆公司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认可一审法院的认定。本院认证意见是，奕昆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具体理由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维克多公司向本院提供送货单及收货确认单一组，证明维克多公司将货物交付给奕昆公司指定的司机，商场也实际签收货物。奕昆公司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也无法证明奕昆公司已从维克多公司处收到货物。收货确认单的真实性不认可，确认单属于证人证言，依法证人应出庭作证，收货确认单无法证明该批货物系维克多公司提供，且其签收行为是个人行为，奕昆公司并未授权其签收货物。本院认证意见是，该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能证明维克多公司的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纳。本院审理过程中，为查明事实本院依职权通知维克多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签字司机孙某到庭。孙某认可尾号为2251-2254号的送货单上签字为本人所签，并陈述其受奕昆公司委托将涉案四单货物由江苏南通市送至送货单上指定地点，收货人签收单据交付给奕昆公司员工唐某，运输费用已结清。奕昆公司经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言内容不合常理且无法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维克多公司经质证认为，真实性予以认可，与维克多公司主张的奕昆公司指定送货的事实相符。本院认证意见是，孙某所述事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8年8月11日，奕昆公司委托孙某将尾号为2251-2254号的送货单项下货物送至苏州XX中心、苏州美罗商城等送货单所载地址，并由约定收货人签收。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奕昆公司与维克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二，若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奕昆公司欠付金额的认定；第三，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关于争议焦点一，奕昆公司认为，双方从未签订任何代理销售合同，直接订货、收货的行为不符合奕昆公司对所有客户的交易习惯，亦不符合品牌食品代理销售行业的行业习惯。奕昆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认识维克多公司员工，也未收到维克多公司的任何报价，对唐某签订的报价单持有异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维克多公司向奕昆公司发送报价单，载明的货物名称、价格、数量等信息均具体明确，奕昆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应视为奕昆公司对要约的承诺，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其次，奕昆公司主张，维克多公司仅提供了尾号为001-004的报价单的复印件，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本案中，维克多公司提供了尾号为005-007的报价单及尾号为2251-2257的送货单原件。尾号为001-004的报价单上所载的产品价格与尾号为005-007的报价单所载相同型号的产品价格一致，产品数量及送货地址与尾号为2251-2254的送货单一致。因此，尾号为001-004号的报价单上载明的信息可与维克多公司所提供的其他证据原件相印证，且奕昆公司虽提出质疑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因此，维克多公司提供证据具有证据优势，一审法院采纳上述报价单并无不当。再次，奕昆公司主张，唐某仅为公司财务，未就订购蜂蜜事宜向法定代表人进行汇报，公司未授权唐某订购蜂蜜。但公司对外以公章代表公司意志，一方面奕昆公司未对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奕昆公司也认可2012年-2018年期间由唐某实际负责经营，公章、财务章等亦由其保管。奕昆公司的内部治理问题并不影响其对外签订买卖合同的效力。最后，奕昆公司提供的与其他公司的代理销售合同并不能证明其与维克多公司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交易习惯。因此，奕昆公司主张其与维克多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奕昆公司主张，其未收到维克多公司送出的货物，维克多公司诉讼前也未向奕昆公司催款。而案外人唐某在销售报价单、送货单上签字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而是案外人唐某与维克多公司的恶意串通。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奕昆公司认可送货单上的送货地址为奕昆公司实际办公地址或有经营关系的柜台地址。其次，维克多公司主张实际送货方式有三种，第一是邮寄送货，第二是员工带货，第三是货交司机。其中，邮寄送货及员工带货均有报价单上的指定收货人签收。针对货交司机的产品，维克多公司一审提供了由司机签收的单据，二审中补充提供了由报价单所载经办人确认收货的凭证，送货司机亦到庭确认接受奕昆公司委托进行送货。奕昆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再次，涉案买卖关系发生在唐某实际负责奕昆公司经营期间，维克多公司与唐某洽谈买卖事宜并交付发票未违反常理。最后，奕昆公司提供的邮件显示，发票认证信息由唐某发给奕昆公司法定代表人，所认证的发票除了本案中由维克多公司所开具的两张外，还有其余发票，难以认定唐某与维克多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即使唐某私自抵扣，也系奕昆公司内部治理关系，不影响奕昆公司对外法律行为的效力。因此，奕昆公司主张维克多公司未实际供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奕昆公司主张的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一审判决对案外人唐某与奕昆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超出应审理范围，也与事实不符；二是一审法院收到奕昆公司提供的新证据未按规定出具收据，未开庭组织对新证据进行质证。针对审理范围，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超出诉讼请求是指原判决、裁定对当事人未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裁判或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进行裁判。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围绕买卖合同是否成立、维克多公司是否按约供货等问题进行，最终判决支持维克多公司要求奕昆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对唐某职务行为的认定针对的是本案订购及收货行为，不存在超出诉讼请求裁判的情形。针对补充证据，经查阅一审卷宗，奕昆公司在一审庭审后向一审法院寄送书面质证意见并补充提供了《金税盘签购单》及其附件1补办增值税防伪税控专用设备审核表及《丢失、被盗税控设备风险纳税人登记表》等证据，维克多公司对此发表了书面质证意见，表示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更换了金税盘也是奕昆公司的内部事务，不能免除奕昆公司的付款义务，故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未受损。因此，奕昆公司关于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奕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32元，由上诉人上海奕昆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军欢审判员  胡玉凌审判员  胡 瑜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刘 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