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2民辖终1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武科，男，198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群，女，197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陕西省眉县。上诉人朱武科因与被上诉人周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2383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朱武科上诉称，本案是因双方之间签署的《还款协议》及《欠条》，且《还款协议》约定的周群的还款期限届满，而周群未履行还款义务而提起的诉讼，是属于双方之间重新约定，达成的新的合同关系，而且是还款合同关系。因为该《还款协议》从合同主体、合同标的、数量、责任、还款期限等内容均作出了约定，并且该合同主体、标的、数量、责任、期限等要素均与一审法院认为的委托合同的要素不一致。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该《还款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是独立的合同关系，双方均应当受到该协议的约束，朱武科正是基于该还款协议的独立的合同关系提起的诉讼。而对于本案的还款合同纠纷，争议标的即是返还货币，所以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以及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合同履行地应当是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而朱武科已经证明接受货币的所在地是在北京市房山区，所以北京市房山区是合同履行地。因此，本案应当属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管辖。而一审法院却认为本案的《还款协议》是委托合同关系的违约责任的赔偿条款，双方之间仍属于委托合同关系，明显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朱武科起诉要求周群支付253400元及相应逾期利息，系依据合同义务要求周群承担违约责任”，却又认为“应依据该项违约责任指向的委托合同义务内容的履行地确定管辖，委托合同履行地应以蔡军杰办理委托事务的地点为准”。但是事实上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的主体资格，而一审法院却混为一谈，进而却又以周群的住所地在陕西省眉县，认为陕西省眉县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为“因朱武科与周群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故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取得管辖权”,该条并无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而朱武科与周群之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新的借款合同关系，本案应当由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管辖，所以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朱武科的合法权益，故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本案由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周群针对朱武科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周群的户籍地、住所地均为陕西省眉县城区，因此陕西省眉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当然的管辖权，本案依法应当移送至具有法定管辖权法院审理。《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规定为一般地域管辖。也就是说，只有依法享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才有权行使审判权，一般地域管辖原告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周群户籍系陕西省眉县齐镇，其住所地为陕西省眉县城区，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朱武科对周群提起民事诉讼，应当向被告周群的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因此，陕西省眉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一般地域的管辖权。本案名为“欠条”纠纷，实为不当得利争议案件，双方之间并非存在真实的合同欠款纠纷。对《欠条》和《还款协议》是怎么来的周群可以暂且不谈，主要先解决程序上的问题。双方素不相识，双方之间不可能发生任何形式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朱武科以所谓的《欠条》和《还款协议》来起诉周群。该欠条及协议并注明欠款是周群丈夫所欠的，基于这一点，那朱武科为什么不向周群夫妻居住地和欠条、协议来源的签订地的法院起诉主张？煞费苦心非要将周群起诉到千里之外的法院，难道是怕事实真相败露吗！朱武科还在上诉状中错误理解和错误引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以“合同履行地”等理由来断章取义片面理解管辖权，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非要在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不知居心何在？即便是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朱武科也是一名“北漂”，并且户籍地也在陕西省眉县。就其身份而言，朱武科自己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北京市房山区辖区公民，非要将本案“接收货币一方”的“所在地”确定为“北京市房山区”不仅难以自圆其说而且过于牵强，也是于法无据的，其上诉理由更不堪一击。判断一个案件的管辖法院，应先确定和分析民事案件的案由，通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针对朱武科以“欠条”之诉，看出本案既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亦不是“买卖合同”等其他的合同欠款纠纷之诉，更何况该案的双方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欠款事实。本案实际就是一起因相互委托而发生争议引起的、向自然人提起的一起普通的民事诉讼，本案就应当适用一般地域管辖来确定管辖法院。另外，就本案而言，只要朱武科能实事求是，不企图用非法手段和异想借助关系网寻求地方保护而施之，能遵纪守法，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依法行使诉权，选择向具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更利于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周群一定能会给本案有一个公正的结果。综上，朱武科异想在异地起诉，无非是为了想利用“有熟人好办事”来完成其贪婪，却不知法律保护的是合法的权利。故周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裁定，驳回朱武科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朱武科依据《还款协议》、《欠条》等证据，以周群未依约还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周群偿还借款253400元并支付利息等，故本案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根据法律有关合同纠纷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而不应当根据法律有关一般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合同约定履行地点仅指合同中载明“合同履行地点”的情形，合同中对交货地、付款地等某项合同义务履行地的约定不作为确定合同履行地点的依据，故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对合同履行地进行约定。朱武科主张周群的合同履行义务为偿还借款，朱武科的诉讼请求亦为要求周群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等。据此，根据合同履行义务的内容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可以认定本案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朱武科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鉴于朱武科所在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朱武科选择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院应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根据本院调取的材料以及朱武科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朱武科与蔡军杰之间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在蔡军杰未能完成委托事项且被丰台分局釆取刑事强制措施时，蔡军杰之妻周群与朱武科达成协议，由周群退还朱武科支付的款项，该协议属于双方达成的违约责任的赔偿条款，并非朱武科与周群之间形成了新的借款合同关系，双方之间仍属于委托合同关系”的认定一节，管辖权审查系程序性审查，是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前置程序，即在案件管辖权确定后才能对案件纠纷进行实体审理。而“周群与朱武科达成协议，由周群退还朱武科支付的款项，该协议属于双方达成的违约责任的赔偿条款，并非朱武科与周群之间形成了新的借款合同关系”的认定，系实体审理内容，该认定内容应是经过人民法院进行法庭审理并查明案件全部事实后，才能做出。在管辖权尚未确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权对案涉合同是否形成新的合同关系进行认定，更不应以实体审理后的认定结果来确定管辖法院。即不能在未对本案管辖权进行审理及确定的情况下，先行对案件实体部分进行审理，再以实体审理后认定的结果反向推导、确定管辖法院。故此，一审法院在管辖权异议裁定书中关于“该协议属于双方达成的违约责任的赔偿条款，并非朱武科与周群之间形成了新的借款合同关系”的认定，违背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周群关于本案实为不当得利争议案件，双方之间并非存在真实的合同欠款纠纷；本案是一起因相互委托而发生争议引起的纠纷的上诉主张，均系对案件的实体答辩，不属于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理范围，故本院不予审查和认定。朱武科的户籍地是否在北京市房山区，并不影响北京市房山区为朱武科所在地的认定。现一审法院已认定朱武科现居住在北京市房山区，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周群关于“朱武科异想在异地起诉，无非是为了想利用有熟人好办事来完成其贪婪”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裁定的认定和处理结果均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23836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管辖。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明磊审 判 员 杜灵军审 判 员 王 琪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赵 楚书 记 员 张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