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京04民特39号申请人：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63号。法定代表人：李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凌云，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UNI-TOPAsiaInvestmentLimited，注册地OMCChambers,RoadTown,Tortola,BritishVirginIslands。负责人：刘方（LAU，Fong）,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媛，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华，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勘公司)与被申请人UNI-TOPAsiaInvestmentLimited（以下简称UNI-TOP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国勘公司称，请求：依法裁定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作出的〔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36号裁决书；本案撤销仲裁裁决申请费由UNI-TOP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36号裁决书（以下称《裁决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七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撤销情形，应依法予以撤销。一、贸仲没有依法向国勘公司有效送达本案仲裁通知等部分程序性文件，导致国勘公司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和进行第一次开庭程序的通知，本案仲裁庭的组成以及仲裁程序均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版)》（以下简称《仲裁规则》）不符。《裁决书》声称，贸仲依据UNI-TOP公司在仲裁申请书中提供的地址向国勘公司送达了本案仲裁通知、组庭通知和第一次开庭通知（以下称仲裁通知），已按照《仲裁规则》第八条的规定有效送达。然而，贸仲在向国勘公司寄送上述仲裁通知时，仅凭UNI-TOP公司故意提供的错误信息，将第一收件人错误地列为“张耀仓”，而张耀仓早在2014年就已经不再担任国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已于2015年10月开始被纪检监察机关采取在规定时间和地点接受调查的措施（以下称双规），其信件受到特殊限制。张耀仓在本案仲裁时并非国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上述情形导致仲裁庭所寄送的仲裁通知被视为张耀仓个人邮件，故未能有效送达给国勘公司。国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属于非常容易查知的公开信息，张耀仓在2015年被采取“双规”措施也是被广泛报道的消息，案外人张耀仓被贸仲列为上述仲裁通知的收件人明显错误。直至第一次庭审时，UNI-TOP公司才提交了正确的国勘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此后的贸仲相关文书才被国勘公司收到。对此，国勘公司于2016年8月10日走访了贸仲，随后向仲裁庭提出了程序性异议，要求中止仲裁程序并重新给予选定仲裁员的期限。然而仲裁庭在明知未能有效送达的情况下驳回了国勘公司提出的程序异议，剥夺了申请人指定仲裁员这一在仲裁程序中最为根本和核心的权利。为避免进一步丧失实体权利，国勘公司只得按仲裁庭的要求参加了第二次开庭审理，但仍然明确向仲裁庭声明保留提出程序异议的权利。总之，贸仲将与本案无关的人员填写在“收件人”一栏，导致本案最为重要的程序性文件寄送给了错误的接收人，使得国勘公司由于不可归责于自身原因而在客观上未收到仲裁通知，无法指定仲裁员和参加第一次开庭程序，本案仲裁程序明显违反了《仲裁法》第七十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和（三）项的规定。二、贸仲对UNI-TOP公司就同一纠纷提出的仲裁申请予以受理,仲裁庭就UNI-TOP公司提出的相同请求重复裁决，违反了“一裁终局”的法律规定以及《仲裁规则》，根据《仲裁法》第七十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决书》应予撤销。《仲裁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裁决的作出”规定：“……（九）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向法院起诉，也不得向其他任何机构提出变更仲裁裁决的请求”。但是在本案中，UNI-TOP公司曾于2012年8月30日基于本案所涉《代理协议》向贸仲申请仲裁，要求国勘公司支付代理酬金，并赔偿预期利益等损失，仲裁庭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2013）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907号仲裁裁决书（以下称前案裁决），驳回了UNI-TOP公司全部仲裁请求（以下称前案，与本案所涉仲裁合称为两案）。在前案裁决作出后，贸仲对于UNI-TOP公司就同一纠纷提出的仲裁请求予以受理，仲裁庭对于UNI-TOP公司提出的相同请求重复裁决，明显违反了前述法律和《仲裁规则》确定的“一裁终局”的程序性规定。《裁决书》认为，UNI-TOP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仲裁请求是基于前案裁决作出以后发生的新的事实，即国勘公司怠于向中石油集团方面主张哈萨克斯坦PetroKhazakstan公司（以下简称PK公司）的股权或其他相关权益以及相应证据，应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可以再次提起诉讼的“新事实”。因此，UNI-TOP公司在本案中提起的仲裁请求不属于“一裁终局”的适用范围。国勘公司认为，该等主张明显不能成立：首先，前案裁决已明确认定，代理酬金的支付是要完成对PK公司的收购并完成股权的受让和变更……国勘公司没有取得PK公司股权或者与此相关的其他权益，《代理协议》约定的目标就没有达到，UNI-TOP公司依据协议的规定要求国勘公司履行义务就缺乏法律和合同基础……在国勘公司没有实际取得PK公司股权或者其他补偿之前，UNI-TOP公司对代理酬金的索取缺乏法律依据。根据该等认定，无论国勘公司在前案裁决后是否怠于向中石油集团方面主张权益或者补偿，只要未实际取得PK公司股权或补偿，就不应当支付代理酬金。可见，前案裁决认定UNI-TOP公司主张代理酬金的请求权事实基础只能是国勘公司取得PK公司股权，《裁决书》所主张的“新事实”不仅不能成立，也不能成为其请求代理酬金和销售代理权益的事实基础，更不能改变和影响前案的裁决结果，根本无法作为仲裁庭突破“一裁终局”《仲裁规则》的依据。其次，原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没有发生任何“新的事实”。《裁决书》所谓“怠于主张”的情况实际上在前案裁决期间、甚至UNI-TOP公司申请前案仲裁之前就已经存在，UNI-TOP公司已然在前案仲裁中提出国勘公司怠于向中石油集团方面主张确定权益，视为恶意阻止付款条件成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约定已达到付款条件的主张，该等理由已经前案仲裁实体审理，并被前案裁决完全否定，不属于《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发生新的事实”的范围，不应在本案仲裁中重新审理这一问题。虽然前案裁决提及国勘公司确实存在着主张权益事实以及表示没有放弃追索权益的努力，但这仅仅是为了反驳UNI-TOP公司提出的关于国勘公司怠于或放弃主张权益的谬论。这绝不意味着前案裁决认定如果国勘公司怠于主张权益，那么就视为代理酬金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再次，前案裁决的裁决事项为“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而非裁决国勘公司有义务向中石油集团主张权益或者补偿。因此，《裁决书》以国勘公司“怠于”向中石油集团主张权益或者补偿为由重复仲裁，是对前案裁决的曲解和误读。最后，在前案中，仲裁庭已审理并确认本案争议所涉PK公司股权已于2005年8月由中石油集团取得，《代理协议》已于2008年12月31日终止，代理酬金支付条件在协议期限内确定未成就。至前案裁决作出时，所有影响《代理协议》项下酬金支付条件的事实均已经发生。根据双方《代理协议》约定、协议有效期内各方的履行内容及协议终止后的基本情况等已完全确定的事实，前案裁决认定了国勘公司没有取得PK公司股权或者其他补偿，就无需向UNI-TOP公司履行任何付款义务，《裁决书》认定本案存在“新的事实”，不符合前案裁决的基本认定。三、《裁决书》的内容与前案裁决互相冲突，完全推翻了前案裁决结果，违反了《仲裁法》第七条规定的公平合理以及《仲裁规则》中第九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不符合法律及《仲裁规则》中对仲裁程序的要求，根据《仲裁法》第七十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决书》应予撤销。（一）关于国勘公司在《代理协议》项下义务的问题。前案裁决根据《代理协议》第3条和第4条的约定，认定UNI-TOP公司的代理义务包括完成协助国勘公司获得项目等，国勘公司的义务是提供确定合理心理价位的相关信息、提供合理建议、不得另行聘请顾问以及按约定支付代理酬金，并认定该等约定“与《合同法》中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以及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的规定并不相悖”。《裁决书》却主张，就实现合同目的而言，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有义务促成条件成就，就取得PK公司股权或者获得其他权益补偿而言，条件成就与否已经完全与UNI-TOP公司无关，其无法实施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行为，条件的成就与否完全取决于国勘公司。国勘公司认为，《裁决书》直接变更了前案裁决的认定，毫无道理可言。根据《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受托人负担完成受托事务的义务，委托人没有相应义务。本案《代理协议》系委托合同，国勘公司作为委托人，没有完成受托事务，即促成交易完成和向中石油集团主张权益的法定义务。按照《代理协议》第2.1条和第3条的规定，UNI-TOP公司作为代理人，负有协助国勘公司取得PK公司股权等代理义务，国勘公司也没有促成交易完成和向中石油集团主张权益的合同义务。《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委托人依法享有任意解除权，本案国勘公司作为委托人，享有任意终止《代理协议》的法定权利。按照《代理协议》第2.2条和第8.1条的约定，国勘公司有权放弃或者终止收购项目。可见，国勘公司不仅没有促成条件成就的义务，反而享有任意终止《代理协议》的合同和法定权利。（二）关于代理酬金支付前提的问题。前案裁决认定，“代理酬金的支付是要完成对PK公司收购并完成股权的受让和变更”，“依据《代理协议》的约定，无论UNI-TOP公司在本案涉及到的股权收购案中做了多少工作，也并不能改变国勘公司没有取得《代理协议》约定其希望得到PK公司股权或者以与此相关的其他权益进行的补偿的事实”，“国勘公司没有取得PK公司股权或者与此相关的其他权益，《代理协议》约定的目标就没有达到，UNI-TOP公司依据协议的规定要求国勘公司履行义务就缺乏法律和合同基础”，“在国勘公司没有实际取得PK公司股权或者其他补偿之前，UNI-TOP公司对代理酬金的索取缺乏法律依据”。《裁决书》却主张，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和四百零五条的规定，若代理人按约定完成了代理事务，由于代理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原因而导致被代理人未能取得约定的权利或者权益，代理人主观上并无任何过错，则不能影响或者排除代理人对代理佣金的请求权；即便因为国勘公司的原因或者任何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国勘公司没能成功获取PK公司的股权和实现代理目的，也应当向UNI-TOP公司支付代理酬金；中石油集团是否按照发改委的指示或者协调进行了相应的后续股权转让或者权益补偿，已与作为代理人的UNI-TOP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更非UNI-TOP公司所能控制或影响的，国勘公司以此为由拒绝向UNI-TOP公司支付代理酬金于理不合。国勘公司认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代理协议》约定的报酬事实上分为两个部分，即前期费用和代理酬金。其中，协议双方约定国勘公司自协议生效至放弃项目交易之时每月向代理人支付1万美元的前期费用，并规定在完成项目交易时前期费用全额冲抵酬金。同时，由于协议双方明知完成交易存在或然性，为了鼓励代理人积极履行代理行为促成协议目的的实现，《代理协议》约定只有在完成交易后，国勘公司才会向代理人支付与交易价格直接挂钩的酬金。《裁决书》亦认定：“前期费用与后期代理行为完成后的酬金即代理佣金是不同的，前者属于代理人进行代理活动所需的成本费用由国勘公司预先支付，与代理活动成功与否无关，后者以代理活动完成并取得成功为条件”。因此，无论UNI-TOP公司是否按约定完成了代理事务，也无论是否由于第三人的原因而导致国勘公司未能取得PK公司股权，UNI-TOP公司在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国勘公司未取得PK公司股权，就不应支付约定的代理酬金。《裁决书》的上述认定不仅与前案裁决直接冲突，而且完全违背了双方意思自治及合同约定，歪曲了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完全不能成立。实际上，国勘公司是《代理协议》项下的委托人，是相关委托代理事项的权利人。UNI-TOP公司是《代理协议》项下的代理人，是委托代理事项的义务人。国勘公司以约定的条件和期限取得PK公司的股权是《代理协议》的协议目的，是UNI-TOP公司完成代理事项的标志，是国勘公司支付代理酬金的前提。（三）关于国勘公司是否怠于向中石油集团追索PK公司的股权及相关权益导致酬金支付条件成就的问题。前案裁决没有采纳UNI-TOP公司关于国勘公司怠于向中石油集团方面追索确定权益视为恶意阻止付款条件成就、根据《合同法》已达到付款条件的主张，明确认定：从实践来看，国勘公司作为一个企业，从公司经营管理、追求公司的最大利益的角度出发，放弃对其可以获得的巨大权益以规避对申请人支付代理酬金的责任是十分荒唐的。UNI-TOP公司指责国勘公司怠于履行或放弃权利的说法不符合逻辑。《裁决书》却认为，国勘公司在前案裁决后应当向中石油集团追索PK公司的相关权益而怠于追索，属于不正当的阻止代理酬金支付条件的成就。国勘公司认为，《裁决书》关于国勘公司怠于向中石油集团方面主张权益或者补偿，不正当的阻止条件成就，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付款条件应视为已经成就的说法毫无道理：首先，《裁决书》指责国勘公司怠于主张权益或者补偿的前提是国勘公司有义务向中石油集团方面主张权益或者补偿。然而，国勘公司作为委托人，无论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还是依据《代理协议》，均具有商业自主性，有权随时终止收购PK项目，无需不计代价地完成收购，根本不受UNI-TOP公司的制约和限制，不可能构成怠于主张权益或者补偿。UNI-TOP公司为了代理酬金等自身经济利益，企图“绑架”委托人国勘公司，企图恶意“驱使”委托人国勘公司完成本应由其作为代理人所完成的委托事务，完全属于本末倒置。其次，《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释义，该条款适用对象是合同本身附有生效条件，不适用于当事人约定的付款条件。本案《代理协议》未附生效条件，其中代理酬金的支付条件实质是付款条件，根本不能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最后，即使本案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裁决书》的主张也不能成立：1．《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中第二款前段适用要件之一是当事人必须“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当事人一方在不作为的情况下必须有义务促成条件成就，才有可能构成法律上的“不正当”。国勘公司作为《代理协议》项下的委托人，不仅没有在前案裁决后向中石油集团方面主张权益或者补偿的任何约定或者法定义务，反而享有任意终止PK项目的法定和合同权利，UNI-TOP公司不能将其在《代理协议》项下应完成的委托事项转为由委托人国勘公司承担。因此，国勘公司在前案裁决生效后未向中石油集团方面协商股权转让事宜，既不违约，也不违法，完全合理正当，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2．《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中第二款前段适用要件之二是当事人必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阻止条件成就。从事实上看，国勘公司至今没有因为UNI-TOP公司工作取得任何权益，如果不向中石油集团方面主张权益，那么只能是丧失自己的利益，而不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如UNI-TOP公司所述，中石油集团方面竞得PK公司股权后获益巨大，仅2007年和2008年的净利润就分别达到60多亿美元，国勘公司实际上也不可能为了规避本案的代理酬金而放弃PK公司股权巨大利益，根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向中石油集团方面主张权益。3．《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中第二款前段适用要件之三是当事人必须是“阻止”条件成就，主要是指当事人为了自身利益，在能够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积极恶意的采取各种手段规避条件成就。然而，国勘公司从未拒绝接受PK公司权益，甚至为此尝试与中石油集团方面进行沟通，完全不存在任何所谓阻止条件成就的行为。4．UNI-TOP公司没有完成《代理协议》约定的义务，没有协助国勘公司通过协商谈判取得PK公司股权。前案裁决认定，本案“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石油集团公司方面在收购PK公司股权的过程中与中石化集团双方已经建立了针对PK公司股权收购的书面的法律关系”。在中石油集团方面竞标成功后，虽然中石化方面有协商讨论PK公司股权转让的情形，但是最终没有与中石油集团方面形成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合同。由此，虽然国勘公司曾经尝试继续向中石油集团方面追索，但确实无法取得PK公司股权或者其他权益。因此，本案代理酬金支付前提在客观上尚未达到，与国勘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5．国勘公司取得PK公司股权，既是本案代理酬金付款前提，也是UNI-TOP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即使国勘公司怠于追索PK公司股权，也不能视为UNI-TOP公司履行了其在《代理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更不能视为国勘公司已经获得了委托利益，不能满足酬金支付前提。此外，《裁决书》还存在第四项撤销仲裁的理由，即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违反了《仲裁规则》第七十条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裁决书》认定国勘公司对于案外人中石油公司享有合同权益，然而中石油公司是案外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不存在仲裁协议，所以《裁决书》超出了本案审理的范围。综上所述，由于国勘公司未能被给予指定仲裁员的权利，且贸仲受理了UNI-TOP公司就前案裁决已裁决的事实和请求提出的仲裁申请，而仲裁庭没有依据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违反了公平合理和诚实信用等最为根本的仲裁程序原则，本案《裁决书》符合《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应予撤销的情形，国勘公司恳请法院立即撤销《裁决书》，以维护国勘公司的合法权益。UNI-TOP公司称，国勘公司的主张和请求既不符合事实，也无法律依据，完全不能成立，本案仲裁裁决不具备任何法定撤销事由。国勘公司的撤裁申请纯属恶意拖延仲裁裁决的执行，UNI-TOP公司恳请贵院立即驳回国勘公司的申请，及时维护UNI-TOP公司的合法权益。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项下仲裁程序文件显示，仲裁文件均已合法送达给国勘公司。贸仲仲裁文件送达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和仲裁规则，国勘公司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选任仲裁员等程序性权利，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国勘公司在仲裁过程中明确向仲裁庭表示就仲裁庭组成不持异议。国勘公司主张“贸仲没有依法向国勘公司有效送达本案仲裁通知等部分程序性文件，导致国勘公司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和进行第一次开庭程序的通知，本案仲裁庭的组成以及仲裁程序均与仲裁规则不符”，显然与事实相悖。（一）关于文件送达及仲裁员指定问题，国勘公司曾在仲裁过程中提出相同的主张，因其主张完全不能成立，被贸仲全部驳回。本案项下，贸仲寄往国勘公司的仲裁通知于2016年4月18日寄出，于2016年4月20日妥投；组庭通知于2016年6月1日寄出，于2016年6月4日妥投；第一次开庭通知于2016年6月23日寄出，于2016年6月25日妥投。上述文件送达后，国勘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指定仲裁员，未进行答辩，亦未参加开庭。2016年8月2日第一次开庭后，国勘公司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15日的函件《关于：E20160333号仲裁案要求重新送达文件、选定仲裁员，并中止仲裁程序事宜》（以下简称《程序异议函》）。在该函中，国勘公司要求：1.重新向国勘公司送达案件相关的全部文件；2.重新给予国勘公司选定仲裁员的期限；3.中止案件相关正在进行的仲裁程序。收到该《程序异议函》后，UNI-TOP公司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30日的《对被申请人程序异议及相关文件的反驳意见》，对国勘公司的主张作出了详细的反驳，指出国勘公司关于没有收到仲裁文件的主张属于明目张胆的撒谎，并附上了贸仲向国勘公司寄送文件的快递单及送达记录作为证据。UNI-TOP公司同时指出，国勘公司违反贸仲《仲裁规则》和诚信原则，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国勘公司要求重新送达、重新指定仲裁员并中止仲裁程序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随后，国勘公司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4日的《关于：的回复意见》。在该意见中，国勘公司承认，其“未就妥投记录、签收人或者寄送地址提出异议”，这意味着国勘公司承认收到了本案项下的全部仲裁文件。2016年9月27日，UNI-TOP公司提交了“对《关于：的回复意见》的评论意见”，指出在国勘公司承认收到本案全部仲裁文件的情况下，“如果贵院同意给予被申请人重新指定仲裁员的机会，那么本案的程序就会严重违反法律和仲裁规则，而且对申请人是极不公平的，《仲裁法》第七条规定的‘依据事实、符合法律，公平合理解决纠纷’的目的就没有实现，是对法律和规则的践踏。如果仲裁院给予被申请人重新开始仲裁包括指定仲裁员的机会，被申请人和贵院之间将上演‘农夫和蛇’的故事，不排除被申请人在本案裁决后主张本案程序不合法、不符合规则而申请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可能”，并强调“公平仲裁是任何仲裁的前提，即便被申请人是国营企业，也必须遵守法律，没有法外特权”。2016年10月12日，贸仲在“（2016）中国贸仲京字第038481号”通知中，作出如下决定：“此前仲裁委员会已经按照《仲裁规则》的规定向被申请人寄送了包括仲裁通知、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书、组庭通知、开庭通知等在内的本案全部函件及相关资料。快递公司查单显示，上述文件均已由被申请人签收并加盖邮件收发章。因此，对于被申请人提出的重新送达文件、重新选定仲裁员、中止程序的要求不予同意，本案仲裁程序将继续进行”。随后，国勘公司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11日的《关于：（2016）中国贸仲京字第038481号通知的答复》，声称其“丧失了指定仲裁员这一仲裁程序中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权利”，“无法获知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及其证据，以及后续补充证据的相关内容”，“保留就仲裁程序提出进一步抗辩的权利”。对此，贸仲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编号为“（2016）中国贸仲京字第043674号”的通知，指出国勘公司所主张的“被申请人无法获知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及其证据，以及后续补充证据的相关内容”不成立。针对国勘公司的不实指控，UNI-TOP公司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29日的“对被申请人日期为2016年11月11日的《关于：（2016）中国贸仲京字第038481号通知的答复》的评论意见”，指出本案所有仲裁文件均已合法送达，贸仲作出的决定符合贸仲《仲裁规则》，符合我国法律，完全正确。国勘公司声称做出所谓权利保留的行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国勘公司收到了全部仲裁文件，拒不参与仲裁程序，反而在第一次开庭后无理要求重新送达仲裁文件、重新指定仲裁员和中止仲裁程序，明显就是在故意拖延案件程序，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2016年12月23日，贸仲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开庭。在庭审中，经仲裁庭询问，国勘公司亦表示对本案三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没有异议。尽管UNI-TOP公司在仲裁过程中已就国勘公司的上述主张进行了详细充分的反驳，为澄清事实，方便法院审理，仍在以下部分简要总结国勘公司的观点并进行反驳。（二）根据贸仲《仲裁规则》及我国法律规定，本案仲裁文件均已合法送达给国勘公司，且国勘公司亦承认收到了这些文件。本案仲裁中，贸仲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将仲裁通知寄送至国勘公司的营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6号1楼），快递均已妥投。《裁决书》亦确认，寄送给国勘公司的前述文件均已妥投。国勘公司在仲裁过程中亦明确表示，其对妥投记录、签收人或寄送地址并无异议。这也意味着国勘公司承认收到了本案项下的全部仲裁文件。根据贸仲《仲裁规则》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向一方当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发送的仲裁文件，如经当面递交收件人或发送至收件人的营业地、注册地、住所地、惯常居住地或通讯地址，……即视为有效送达”，本案全部仲裁文件均已有效送达。此外，快递信息显示，贸仲寄出的所有仲裁文件都已经被国勘公司收妥，均盖有国勘公司的单位收发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送达：……（三）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的工作人员签收的；受送达人的诉讼代理人签收的；……”，贸仲向国勘公司寄出的特快专递均被收妥并加盖了国勘公司单位收发章，已依法送达给国勘公司。此外，在仲裁过程中，国勘公司曾在《程序异议函》中称，“对1014139410120号快递文件，要求邮政单位转投至中石化集团”。如果该陈述属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五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送达：……（五）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签收的；……”，国勘公司指定中石化集团作为代收人，中石化集团收到该文件，亦为合法送达。（三）尽管国勘公司承认贸仲向其发送的前述仲裁文件已全部妥投，但却以原法定代表人张耀仓被有关部门调查，信件受到特殊限制为由，主张其客观上未收到仲裁通知等文件，纯属歪曲事实，混淆视听，不能成立。1．贸仲寄出的快递单上显示，寄件人是贸仲，收件人是“张耀仓／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文件品名写明了涉案的案号、文件编号、文件名称（如仲裁通知、组庭通知、开庭通知等），并标注“重要文件”，显然这是一封寄给国勘公司的公函，而非寄给张耀仓个人的私人信函。2．快递单的收件人一栏不仅列明张耀仓，还列明了“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如果国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再由张耀仓担任，其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也被送达了上述仲裁文件。国勘公司收到贸仲的文件后如何处理，都不影响仲裁文件已经被有效送达的事实。3．本案仲裁中的一方当事人是“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法人实体，而非“张耀仓／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等自然人。在国勘公司签收了贸仲的上述文件后，应视为该等文件已有效送达。至于前述个人是否收到或亲自看到这些文件，对文件是否送达的事实并无影响。因此，以前述自然人被“双规”“其信件受到特殊限制”为由主张贸仲寄送的文件未能有效送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四）本案仲裁中，国勘公司获得了充分的陈述意见的机会，更不存在国勘公司被剥夺选定仲裁员权利的情况。国勘公司在第二次开庭时表示其对仲裁庭的组成并无异议。国勘公司在收到仲裁通知等程序文件后，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答辩，未参加开庭等，这是其对自身仲裁程序权利的处分和放弃，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贸仲驳回其所谓的程序异议，合理合法。并且，尽管国勘公司的主张完全不能成立，贸仲及仲裁庭仍安排了第二次开庭，给予国勘公司充分的陈述案件的机会。国勘公司在第二次庭审时亦表示对仲裁庭的组成无异议，其在裁决作出后又以未能指定仲裁员为由申请撤裁，显然纯属借口。综上所述，在文件送达及仲裁员指定问题上，完全不存在国勘公司主张的仲裁庭的组成与仲裁程序均与《仲裁规则》不符的情况，国勘公司的撤裁理由不能成立。二、本案仲裁庭基于前案裁决作出后的“新的事实”作出裁决，并不违反“一裁终局”，并且是否违反“一裁终局”属于仲裁庭实体审理范围，并不是撤裁的法定事由。国勘公司主张“贸仲对UNI-TOP公司就同一纠纷提出的仲裁申请予以受理，仲裁庭就UNI-TOP公司提出的相同请求重复裁决，违反了‘一裁终局’的法律规定以及《仲裁规则》，根据《仲裁法》第七十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决书》应予撤销”。该等主张严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是否违反“一裁终局”的认定，属于仲裁庭实体审理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范围。根据《仲裁法》第九条的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否违反一裁终局，需对是否构成“同一纠纷”进行判断。而判断是否为“同一纠纷”，需要仲裁庭综合考虑仲裁请求、案件事实、证据、庭审情况等各项因素后方可认定，这明显属于仲裁庭对于案件的实体审理范围。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亦认为，仲裁庭根据双方证据及庭审查明情况，对于当事人仲裁请求的性质认定以及是否违反“一裁终局”的认定，应属于仲裁庭对于案件的实体审理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范围。国勘公司认为违反“一裁终局”即构成《仲裁法》第七十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中规定的撤裁事由，纯属生拉硬拽，不能成立。在“肖丰与北京瑞宝利热能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2016）京03民特302号〕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关于肖丰主张其在（2012）京仲裁字第0809号仲裁案件与本案中的请求并非同一请求，亦非基于同一事实，未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一裁终局’制度，仲裁庭认定本案系违反‘一裁终局’制度，因仲裁庭根据双方证据及庭审查明情况，对于当事人仲裁请求的性质认定以及是否违反‘一裁终局’制度的认定均属于仲裁庭对于案件的实体审理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撤仲案件的范围。肖丰以此作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此，国勘公司基于“一裁终局”提出的撤裁请求已经完全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为进一步澄清事实，指出国勘公司恶意拖延《裁决书》履行的真实目的，对于国勘公司关于《裁决书》违反“一裁终局”的主张，UNI-TOP公司仍将在以下内容中进行简要反驳。（二）是否违反“一裁终局”的认定，属于仲裁庭实体审理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范围。本案仲裁庭亦认定，UNI-TOP公司基于前案裁决作出以后发生的新事实提起仲裁，不属于重复仲裁，不违反“一裁终局”的规定。仲裁庭的这一认定是完全正确的。国勘公司曾在仲裁《答辩书》、《代理意见》及其他文件中，主张UNI-TOP公司对同一纠纷提出相同请求，申请重复仲裁，违反“一裁终局”和“一事不再理”。其理由与其《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中提出的主张完全相同。对于国勘公司的主张，UNI-TOP公司在其提交的《申请人代理意见》中，基于本案的事实，并结合相关法律，进行了详细的反驳。UNI-TOP公司认为本案并不存在“一裁终局”和“一事不再理”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本案仲裁庭认为:“一裁终局制度依据的法律原理是程序规则当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由于《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就‘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如何适用制定了具体规则，因此对该原则在《仲裁法》中的理解和适用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并进一步认定，“虽然本案当中的仲裁当事人、争议标的、仲裁请求与前案的基本一致，但申请人在本案中提出的仲裁请求是基于前案裁决作出以后发生的事实，即被申请人怠于向中石油集团方面主张PK公司的股权或其他相关权益，以及相应的证据，应当属于《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可以再次提起诉讼的‘新事实’。申请人在本案中提起的仲裁请求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属于‘一裁终局’的适用范围，仲裁庭决定对本案进行审理”。从上述事实亦可看出，国勘公司关于违反“一裁终局”的主张无法成立，也被本案仲裁庭驳回。并且，不论是双方当事人还是仲裁庭，在论证是否违反“一裁终局”和“一事不再理”时，均援引了大量的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该问题的认定，明显属于实体问题，不属于撤裁的事由。（三）尽管本案仲裁庭已认定，UNI-TOP公司系基于前案裁决作出后发生的事实提出本案仲裁请求，不违反“一裁终局”的规定，国勘公司在《撤裁申请书》中仍认为前案裁决作出后，没有发生任何新的事实。国勘公司这一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对比本案与前案仲裁可发现，前案裁决作出后显然发生了新事实。国勘公司声称，关于国勘公司怠于主张权利，恶意阻碍酬金支付条件成就，应视为条件已成就的主张，在前案仲裁中已被实体审理，并被前案裁决完全否定，不属于本案仲裁中的“新事实”，其这一主张完全是错误的。对比两案可知，前案裁决作出后显然发生了新的事实。前案仲裁庭认定，UNI-TOP公司有权要求国勘公司根据《代理协议》的约定支付代理酬金，但认为支付条件在该案仲裁当时尚未成就，且国勘公司没有怠于履行合同义务，阻碍酬金支付条件的成就，因此未支持“申请人现在就依据《代理协议》的相关规定”索要酬金。本案仲裁庭则是基于前案裁决书中对酬金支付条件的认定，以及前案裁决作出之后的事实，认定国勘公司“怠于向中石油集团主张PK公司的股权或其他相关补偿的行为，阻止代理酬金支付条件的成就，代理酬金的支付条件应当视为已经成就”。显而易见，两案仲裁庭是基于各自案件的事实情况及相关证据，分别就前案裁决作出前、前案裁决作出后，是否存在怠于追索权益的事实进行了认定。前案裁决作出后发生的事实，显然属于“新事实”。三、本案《裁决书》与前案裁决是否冲突，属于仲裁庭基于事实和法律，对案件实体进行审理的问题，不构成对公平合理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不构成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更何况两案裁决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国勘公司所声称的冲突。国勘公司主张，“《裁决书》的内容与前案裁决互相冲突，完全推翻了前案裁决结果，违反了《仲裁法》第七条规定的‘公平合理’以及《仲裁规则》中第九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不符合法律和《仲裁规则》对仲裁程序的要求，根据《仲裁法》第七十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决书》应予撤销”，其这一主张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两案仲裁庭理应基于案件事实，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并正确适用法律，做出裁决，不存在任何违反仲裁程序和《仲裁规则》的情形，两案裁决也不存在任何冲突。（二）两案裁决是否冲突，属于裁决实体内容的问题，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仲裁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情形风马牛不相及。（三）不论两案裁决的内容是否冲突，本案仲裁庭均不存在违反公平合理和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形。第一，前案裁决中仲裁庭的意见，并不当然对本案仲裁具有约束力。第二，国勘公司以两案裁决相冲突为由，主张违反公平合理原则，没有依据。《仲裁法》第七条规定的公平合理原则，具体到贸仲《仲裁规则》中，指《仲裁规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即“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可以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审理案件。在任何情形下，仲裁庭均应公平和公正地行事，给予双方当事人陈述与辩论的合理机会。”该等内容仅涉及案件审理程序，与裁决实体内容无任何关系。第三，国勘公司以两案裁决相冲突为由，主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没有依据。贸仲《仲裁规则》第九条规定，“仲裁参与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仲裁程序”。可见，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对象是仲裁程序，与仲裁裁决的实体内容无任何关系。第四，本案项下，仲裁庭基于事实和法律，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对待双方当事人，给予了双方充分陈述意见的合理机会，并最终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裁决。至此，国勘公司基于“两案裁决互相冲突”，违反公平合理和诚实信用原则为由提出撤裁请求完全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为进一步澄清事实，指出国勘公司恶意拖延《裁决书》履行的真实目的，对于国勘公司关于两份裁决存在冲突的主张，UNI-TOP公司仍将予以简要反驳。（四）本案中并不存在国勘公司所声称的两案裁决相冲突的问题。1．两案裁决均认定《代理协议》属于委托合同，国勘公司有义务向UNI-TOP公司支付代理酬金，有义务促进酬金支付条件成就，不存在国勘公司所声称的矛盾。由于前案裁决认定《代理协议》为委托合同，国勘公司主张，其作为委托人，没有义务完成受托事务，即没有促成交易完成或向中石油集团主张权益的法定义务和合同义务。而本案仲裁庭认定国勘公司有义务促成条件成就，属于对前案裁决的变更。国勘公司的这一主张，纯属偷换概念，歪曲事实。第一，两案仲裁庭均认定《代理协议》属于委托合同。第二，前案仲裁庭并未认定，国勘公司无义务完成受托事务，无义务促成交易或向中石油集团主张权益。这一主张属于国勘公司的主观臆断。相反地，前案仲裁庭认为国勘公司有义务向中石油集团追索PK公司股权或补偿，并进一步就其是否怠于追索权益进行了分析。2．关于酬金支付条件，两案仲裁庭的认定并无冲突。国勘公司主张，前案裁决认为，酬金支付条件是国勘公司“实际取得PK公司股权或者其他补偿”，而本案《裁决书》认定，即便因为国勘公司的原因或任何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国勘公司没能成功获取PK公司的股权和实现代理目的，也应当向UNI-TOP公司支付代理酬金，与前案裁决相冲突。实际上，在酬金支付条件的认定上，两案裁决亦无冲突。第一，两案仲裁庭都认为，代理酬金的支付条件是国勘公司取得PK公司股权或其他相关补偿。第二，本案《裁决书》认定，前案裁决作出后，国勘公司存在怠于主张权益，恶意阻碍条件成就的情形，应视为条件已成就。第三，在前述认定的基础上，本案仲裁庭假定，即使国勘公司没有怠于主张权益，在UNI-TOP公司已经完成了代理工作的情况下，因第三人原因导致代理酬金支付条件无法实现的，国勘公司也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即支付代理酬金。显然，本案仲裁庭作出此项认定，并不代表其变更了前案裁决所认定的酬金支付条件。3．关于国勘公司是否怠于主张权益，两案裁决的认定也并无冲突。如前所述，前案裁决是基于前案审理情况及证据，认定在前案裁决作出之前，国勘公司并不存在怠于主张权益的情况。而本案《裁决书》是基于前案裁决作出后的事实及证据，认定前案裁决作出后国勘公司怠于追索权益，恶意阻止代理酬金支付条件的成就。二者并无任何冲突。此外，UNI-TOP公司注意到，国勘公司在《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第8-10页采用大量篇幅论述“《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不应适用，或即使应予适用，《裁决书》的主张也不能成立”。该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对此，UNI-TOP公司已于《申请人代理意见》中作出详细反驳，本案《裁决书》第41-45页也进行了严谨的论述。同时，考虑到这属于实体问题，并非撤裁的法定事由，UNI-TOP公司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UNI-TOP公司认为，国勘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裁决书》不存在《仲裁法》第七十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应予撤销的情形，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撤裁请求。经审查查明，2005年3月4日，国勘公司与UNI-TOP公司签订《代理协议》，约定国勘公司委托UNI-TOP公司且UNI-TOP公司同意作为国勘公司的排他的代理人，协助国勘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或规定直接或通过国勘公司的关联公司间接获得PK公司股份，并协助国勘公司得到相关政府批准（下称完成交易）。协议有效期两年。完成交易后，UNI-TOP公司不再作为将PK公司产出原油运往中国市场的代理，并不得收取任何代理费用。PK公司产出的原油在中国以外地区销售的部分，双方同意根据另行商定的条件，由国勘公司委托UNI-TOP公司作为销售代理商。双方约定，由此产生的争端由贸仲的三名仲裁员根据其相关规则在北京予以仲裁。仲裁程序中使用的文字为中文。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后来，PK公司收购项目改为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2005年8月15日，中石油集团以41.8亿美元中标收购PK公司100%股份。2005年10月26日，上述收购行为得到了加拿大法院的批准，完成收购。2006年7月5日，哈萨克斯坦政府行使法定优先权，中石油集团将其持有的PK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33%出售给哈萨克斯坦国石油公司，中石油集团持有PK公司67%股份。2007年3月2日，国勘公司与UNI-TOP公司签订《延期协议》，约定根据项目需要，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将原协议的有效期延长至2008年3月6日。2007年5月17日，中石化集团和中石油集团签署《专题会议纪要》，同意就PK公司股权转让事宜成立工作小组。2008年3月14日国勘公司与UNI-TOP公司签署《第二次延期协议》，将《代理协议》第7.2条更正为：PK公司产出的原油在中国以外地区销售的部分，双方同意根据另外商定的条件，由国勘公司委托代理人作为销售代理商。将协议有效期延长至2008年12月31日。2008年6月13日，双方再次签署《延期协议》；同时签订《补充协议》，增加约定UNI-TOP公司为中石化集团方面开展哈萨克斯坦政府方面的协调工作。关于第一次仲裁的情况。2012年8月30日，UNI-TOP公司向贸仲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国勘公司支付代理酬金1704.9万美元，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458.636667万美元（暂计算至到2012年8月31日，按年利率14%计算），预期利益损失，汇率损失，律师费和仲裁费。2013年2月6日UNI-TOP公司变更仲裁请求为：国勘公司支付代理酬金2154万美元，逾期利息损失1693.462833美元（暂计算至2012年8月31日），预期利益损失2776万美元，国勘公司继续履行《代理协议》，由UNI-TOP公司享有PK公司在中国以外地区销售原油的代理权。前案裁决认定：贸仲对本案有管辖权，按约定适用中国法，《代理协议》有效，双方主体适格，UNI-TOP公司的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代理协议》的性质为《合同法》中的委托合同。仲裁庭认定：酬金的支付是有条件的。代理事项即完成交易就是酬金支付应该成就的条件。对此双方均表示无异议。仲裁庭认为：对于本案《代理协议》中确定的目的是否达到应该仅限于对本案协议中规定的当事人是否取得其签署本《代理协议》希望取得的结果。任何对协议规定的扩大解释，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仲裁庭不能接受这类扩大或延伸的解释。迄今为止，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中石油在收购PK公司股权过程中与中石化集团已经建立了针对PK公司股权收购相关的书面的法律关系，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划分、风险责任的承担、金融财务费用的分担等作出了约定。虽有迹象表明中石油集团完成收购后中石化集团有索求权益的行为，但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上述两家集团公司存在联合情况下，仲裁庭不能认定本案存在联合竞标或联合收购的结论。不论UNI-TOP公司做了多少工作，国勘公司没有根据《代理协议》的约定取得PK公司股权或其他权益补偿，协议约定的目标就没有达到，要依据协议规定要求国勘公司履行协议义务缺乏法律和合同基础。对于国勘公司是否怠于或放弃应得权益的问题，庭审双方均认可本案确实存在国勘公司根据本案涉及的收购案向中石油集团方面主张权益的事实且国勘公司表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其仍然没有放弃向中石油集团方面追索权益的努力。国勘公司作为一个企业，从公司经营管理、追求公司最大利益的角度出发，放弃对其可以获得的巨大权益以规避对UNI-TOP公司支付代理酬金的责任是十分荒唐的。UNI-TOP公司指责国勘公司怠于履行或放弃权利的说法不符合逻辑也没有事实基础。综上所述，仲裁庭不认为《代理协议》规定的酬金支付条件已经成就。在国勘公司没有实际取得因本案涉及的PK公司的股权收购所应得的权益或与以此相关的其他权益进行的补偿之前，UNI-TOP公司对代理酬金的索取缺乏法律依据，仲裁庭不能给予支持。但是，在国勘公司实际取得因本案涉及的PK公司的股权收购所应得的权益或与此相关的其他权益进行补偿之后，UNI-TOP公司有权对代理酬金进行索取，国勘公司也有义务向UNI-TOP公司支付代理协议约定的酬金。由此，仲裁庭对于UNI-TOP公司现在就依据《代理协议》的相关规定对酬金支付而产生的其他赔偿请求，也不能给予认可。2013年12月30日，贸仲作出裁决：驳回UNI-TOP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关于第二次仲裁的情况：2015年9月30日，UNI-TOP公司再次向贸仲提起仲裁。UNI-TOP公司的理由是，前案裁决后有“新的事实”，所谓“新的事实”是指：2015年2月2日，UNI-TOP公司委托律师向国勘公司和中石化集团发函，要求披露前案裁决后，国勘公司是否主张权利。同日，UNI-TOP公司委托律师向中石油集团发函，要求其披露就PK项目与国勘公司协商情况。2015年8月至10月，香港简松年律师行三次致函中石油股份公司，指出中石油股份持有的PK项目资产涉及中石化集团的权益，中石油股份应披露和说明中石化集团对PK项目拥有权益的情况。中石油股份回复，2006年收购时已经履行了法定信息披露程序，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情形。UNI-TOP公司认为，该回复表明，从2006年起，国勘公司怠于履行《代理协议》的义务，根本没有向中石油集团追索PK公司股权和其他权益补偿，刻意阻碍对UNI-TOP公司给付义务的成就。UNI-TOP公司的仲裁请求为：1.确认UNI-TOP公司与国勘公司于2005年3月4日签订的《代理协议》约定的酬金支付条件已经成就；2.国勘公司向UNI-TOP公司支付《代理协议》项下的酬金2154万美元及自2014年8月14日起至国勘公司实际支付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6年8月14日的利息为3239715.42美元(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上浮50%)；3.国勘公司赔偿UNI-TOP公司《代理协议》项下UNI-TOP公司销售代理权益的损失133634359.5美元；4.国勘公司承担UNI-TOP公司本案项下的律师费用，由三部分组成，人民币30万，港币259865元，UNI-TOP公司实际获得赔偿部分的10%；5.国勘公司承担全部仲裁费用；6.给予UNI-TOP公司仲裁庭认为可以给予的其他救济。2016年4月18日，贸仲以EMS形式给国勘公司发送仲裁通知及附件，通知国勘公司仲裁案件受理情况，送达仲裁申请书、贸仲《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通知国勘公司选定仲裁员等。收信地址是朝阳区惠新东街甲6号1楼，为国勘公司的住所地，收件人：张耀仓／法定代表人／其他负责人，电话010—69165136，邮件内容是“仲通及附”，寄件人是贸仲，崔新民（电话010—82217788）。6月1日贸仲发组庭通知、6月23日发开庭通知都是按照上述地址发送，收件人的填写情形也与上述情形一致。以上邮件均显示妥投，国勘公司收发室签章。国勘公司称，当时公司收发室确实收到上述文件，但是认为收件人是张耀仓，而张耀仓此时已经从中石化集团退休，因此将上述材料退回EMS工作人员，由其转投到中石化集团，国勘公司实际并未收取和查阅上述材料。2016年4月18日贸仲向国勘公司寄送材料时，张耀仓并非国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或普通员工，此时张耀仓已经从中石化集团退休，并正被“双规”期间。上述邮件由中石化集团办公厅统一保管。2016年8月3日，贸仲给国勘公司发送庭后函和缴费通知。收件人为：冯志强／法定代表人／其他负责人。该邮件国勘公司收到。国勘公司随后向贸仲提出程序异议，要求中止审理，重新送达，选定仲裁员。该请求被仲裁庭驳回。2016年12月23日，仲裁庭第二次开庭。双方均派人出庭，并陈述意见。经仲裁庭询问，国勘公司表示对仲裁庭组成没有异议，但对仲裁程序保留异议。《裁决书》认为：1．关于本案是否违反“一裁终局”制度的分析与认定虽然本案仲裁当事人、争议标的、仲裁请求与前案基本一致，但UNI-TOP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仲裁请求是基于前案裁决作出以后发生的事实，即国勘公司怠于向中石油集团方面主张PK公司的股权或其他相关权益以及相应的证据，应当属于《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可以再次提起诉讼的“新的事实”。UNI-TOP公司在本案中提起的仲裁请求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属于“一裁终局”的适用范围，仲裁庭决定对本案进行审理。2．国勘公司是否应当向UNI-TOP公司支付代理酬金的认定前案裁决没有否定UNI-TOP公司将来在支付条件成就之时，可以向国勘公司主张代理酬金的权利。《代理协议》的有效期届满，不影响国勘公司履行支付代理酬金的义务。UNI-TOP公司已经按照《代理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代理义务。UNI-TOP公司有权利向国勘公司主张代理酬金。代理酬金的支付是附条件的，国勘公司阻止代理酬金支付条件的成就，代理酬金的支付条件视为已成就。《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虽然是对附生效条件合同效力的具体规定，当中的法律拟制针对的是合同效力问题，而本案中代理酬金的支付条件实际上是合同履行的条件，但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背后的法理，该条款可以类推适用于合同的履行条件。《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反映了合同生效前法律对当事人期待权的特别保护，以及通过反向推定条件成就或不成就来对恶意当事人进行法律的制裁。无论是合同的生效条件还是合同的履行条件，合同当事人对条件成就的期待权都应当同样的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勘公司应当向中石油集团追索PK公司的相关权益而怠于追索，该行为属于不正当地阻止代理酬金支付条件的成就。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类推适用，仲裁庭认定代理酬金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另外，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国勘公司应当向UNI-TOP公司履行支付代理酬金的合同义务，按约定应为2154万美元。3．仲裁庭认为，国勘公司无须赔偿UNI-TOP公司因未被授予代理权而遭受的预期权益损失。4．关于前期已经支付的代理费是否应当抵扣的问题依据《代理协议》的约定，在完成项目交易时前期费用全额冲抵酬金。尽管国勘公司在本案中未就此问题提出反请求或冲抵申请，但UNI-TOP公司的仲裁请求与该约定直接相关，该款约定对UNI-TOP公司仲裁请求中代理佣金的数额确定具有重大意义，故仲裁庭认为并不需要国勘公司提出仲裁反请求而应当主动按照合同约定予以冲抵前期费用159898美元。2017年6月30日，贸仲作出（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36号裁决：（一）确认UNI-TOP公司与国勘公司于2005年3月4日签订的《代理协议》约定的酬金支付条件已经成就；（二）国勘公司向UNI-TOP公司支付《代理协议》项下的酬金21380102美元，及以21380102美元为本金、自2014年8月14日起至国勘公司实际支付日止的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国勘公司向UNI-TOP公司补偿其律师费人民币300000元，港币259865元；（四）驳回UNI-TOP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五）本案仲裁费848329美元，由UNI-TOP公司承担70%，即593830.3美元，由国勘公司承担30%，即254498.7美元。该笔费用由UNI-TOP公司预缴的等额仲裁预付金予以冲抵，国勘公司还应向UNI-TOP公司支付254498.7美元以补偿国勘公司为其垫付的仲裁费。本院认为，UNI-TOP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注册的企业，涉案仲裁裁决系贸仲按涉外仲裁程序作出的涉外裁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18年修订）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下列案件：……（三）应由本市人民法院管辖的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含申请撤销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案件）……，故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涉外仲裁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该法2012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上述规定是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对于本案所涉撤销情形，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本案送达程序是否违反了《仲裁规则》的规定，即被申请人国勘公司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国勘公司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情形；二是本案仲裁是否违反了《仲裁法》第九条关于“一裁终局”的规定，即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情形。（一）关于送达问题《仲裁规则》规定，仲裁文件发送至收件人的营业地、注册地、住所地、惯常居住地或通讯地址，即视为有效送达。贸仲在2016年8月之前以EMS形式向国勘公司的住所地发送的仲裁文件，国勘公司收发室均予以签章，回单显示妥投。虽然此时张耀仓不是国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负责人，但按照《仲裁规则》规定，上述文件投递到国勘公司的住所地或营业地，即视为有效送达。因此，国勘公司是否将上述文件当做张耀仓的私人信件予以处理，是否实际查阅了文件内容，均不影响贸仲有效送达的法律效果。因此，本案仲裁送达程序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二）关于本案裁决是否违反了“一裁终局”的问题《仲裁法》第九条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就该纠纷可以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据该条规定，仲裁施行“一裁终局”制度，即对于“同一纠纷”，仲裁审理并作出裁决后，不再受理当事人基于该纠纷的仲裁申请，其核心是对“同一纠纷”的判断。对此，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及判断标准的规定，从当事人、诉讼标的、仲裁请求三个方面予以分析认定。首先，就两案是否属于“同一纠纷”分析如下：第一，关于当事人，前案裁决与本案裁决的当事人相同，均为UNI-TOP公司和国勘公司。第二，关于争议标的，两案的争议标的相同。在两个仲裁案件中，UNI-TOP公司的请求所依据的均是其与国勘公司于2005年3月4日签订的《代理协议》以及后来签订的《延期协议》、《补充协议》，均属于委托合同关系。第三，关于仲裁请求，两案的仲裁请求基本一致。UNI-TOP公司在前后两案的仲裁请求中，核心内容均是要求国勘公司支付《代理协议》项下的酬金2154万美元、相应的利息及预期利益损失。其次，UNI-TOP公司所称的国勘公司怠于追索相关权益的情况是否属于“新的事实”。是否属于“新事实”，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应标准，主要看该“新事实”是否具有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的法律效果，并且基于该“新事实”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不受前案判决效力的约束。参照上述标准来看，本案中，依照《代理协议》的约定，酬金支付条件就是合同的履行条件，该条件是“在国勘公司确定的心理价位范围内完成交易”。关于“完成交易”的客观标准，生效的前案裁决已确认：国勘公司“实际取得”了PK公司股权或其他权益。由于本案中不存在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所以不涉及到条件成就问题，也就不存在条件成就与不成就的“拟制情形”。国勘公司至今并未“实际取得”PK公司的股权或相关其他权益，前案裁决后，UNI-TOP公司与国勘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并无新的变化。所以前案裁决后并无“新的事实”。此外，两案是否属于《仲裁法》中规定的“同一纠纷”，根据案件当事人、争议标的、仲裁请求等进行程序性审查即可做出判断，并不属于案件实体审理范围。综上，从上述情形看，两案应属于“同一纠纷”，但贸仲分别于2013年12月30日和2017年6月30日作出了两次裁决，该情形明显违反了《仲裁法》第九条规定的“一裁终局”制度，应当予以撤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我院就本案裁决拟撤销的意见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报核，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按照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报核。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后作出《关于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答复如下：首先，根据请示报告所述事实，2012年8月30日，UNI-TOP公司向贸仲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国勘公司支付代理酬金、逾期利息损失以及逾期利益损失；国勘公司继续履行《代理协议》；由UNI-TOP公司享有PK公司在中国以外地区销售原油的代理权。贸仲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裁决，驳回了UNI-TOP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2015年9月30日，UNI-TOP公司再次向贸仲提起仲裁，贸仲予以受理，并做出本案裁决。贸仲前后两次仲裁裁决所涉当事人相同、争议标的相同、仲裁请求相同，属于同一纠纷。《仲裁法》第九条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贸仲对同一纠纷进行了两次裁决的行为，违反了“一裁终局”的法律制度。其次，国勘公司未取得PK公司股权这一客观状态的延续并未使任何一方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变化，故UNI-TOP公司所称的国勘公司怠于追索相关权益的情况并不属于“新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关于“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针对的是民事诉讼程序，不适用于仲裁程序。《仲裁法》并未规定仲裁机构有权在发生“新的事实”后再次仲裁。综上，依据《仲裁法》第九条、第七十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本案仲裁裁决应予撤销。综上，贸仲作出的〔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36号裁决违反了《仲裁法》第九条规定的“一裁终局”制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情形。被申请人UNI-TOP公司所称裁决是否违反“一裁终局”不属于法院审查撤销仲裁裁决案件范围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申请人国勘公司的申请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九条、第七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36号裁决。申请费400元，由被申请人UNI-TOPAsiaInvestmentLimited负担（于本裁定书送达后七日内交纳）。审 判 长  冀 东审 判 员  高 晶审 判 员  崔智瑜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 静书 记 员  王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