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冀02民终13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涛，男，1980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唐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杰，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谢涛、上诉人夏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291民初1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涛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15年10月-2018年7月期间拖欠工资23407.6元。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按转籍劳动通知书承诺合同内容（2018年1-12月年收，可以保证拿到2017年1-12月的年总收入额），拖欠工资差额12646.81元。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2015年10月-2018年7月期间拖欠工资23407.6元，事实清楚、依法有据。上诉人2008年1月进入夏普集团公司工作，在2018年8月1日按夏普集团公司安排从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转籍至被上诉人处，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在同日向上诉人联合盖章出具了转籍劳动条件通知书，约定承诺了转籍后的权利义务，且被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经营商品项目以及夏普集团公司股东的性质均为变更。一审法院也认定了上诉人是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转籍至被上诉人处，上诉人的《工龄相关继承协议书》也对夏普集团内转籍的事实进行了盖章确认，以上事实也证实上诉人是按夏普集团要求转籍至被上诉人处，上诉人的劳动关系是在集团内进行转籍且上诉人的五险一金缴费连贯，缴费单位均未发生变化，上诉人的劳动合同转籍行为应视同夏普集团分立出的新单位继承了相应的权利义务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继承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上诉人在夏普集团内的工作自2008年1月至今持续且连贯，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单位均未进行实质变更。上诉人在2015年10月-2018年7月期间均在夏普集团内的被上诉人处工作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4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被上诉人应依法支付拖欠上诉人工资23407.6元。2、依转籍劳动条件通知书合同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拖欠上诉人工资12646.81元。上诉人在转籍至被上诉人处时夏普集团内的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联合签章对上诉人出具转籍劳动条件通知书，该通知书中承诺（2018年1-12月年收，可以保证拿到2017年1-12月的年收总额），本人在2018年出勤率100%（上诉人提供的工资单中无早退、病假、事假、旷工的任何记录），对于本人的工作河北区张东涛总经理也在本人的业绩评价中给予100%以上的认可，公司原SUTS总经理粟原总也多次在业绩评价中予以100%以上较高的评价。且上诉人也提供了本人签字确认的《2018年度上半期行动评价表》，证明本人在公司得到公司领导100%的认可且以上原件也上交至被上诉人人事部。对以上事实一审法院也予以认定，上诉人自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转籍至被上诉人的前提条件为约定事项2018年1-12月年收，可以保证拿到2017年1-12月的年收总额，上诉人履行了100%的出勤率，出勤率也与2017年相比并没有较大的出入，上诉人签字确认并由相关领导认可的100%评价表也提交至被上诉人处留存，且上诉人并无任何工作不当，被上诉人应以诚信原则依约定补发拖欠上诉人工资12646.81元。夏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答辩称：1、夏普商贸与夏普科技并非合并关系，目前夏普商贸依然存在，且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若夏普商贸属于合并至夏普科技，那么夏普科技也没有必要与谢涛重新签署新的劳动合同，夏普商贸也没有必要与谢涛签署承继协议书和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2、谢涛与案外人夏普商贸签署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甲方以及乙方确认除了本协议协议的内容外，甲方与乙方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债权债务，就劳动关系事项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及上诉人谢涛转籍夏普科技时，就之前的劳动关系事项处理完毕，3、上诉人谢涛进入夏普科技公司时间为2018年，上诉人谢涛向夏普科技主张的金额计算开始时间是远远超过其入职夏普科技的时间的。4、上诉人谢涛请求事项本身与一审判决存在重复之处，一审判决的夏普科技补发费用为2018年8月开始至2019年7月，及按照一审判决，其已判决了2018年上诉人谢涛转籍至夏普科技时的金额，该金额夏普科技虽然不认同，但更不能认同该部分金额的重复主张。根据谢涛的转籍劳动条件通知书，2018年可以保证拿到2017年年收入总额，前提是个人出勤没有大的出入，而且2018年的业绩年度考核也要达到100%以上。其他夏普科技意见见夏普科技的上诉状。夏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冀0291民初102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依法判决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补发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工资合计11618.4元；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扣发被上诉人工资有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1日建立劳动关系后，即约定月基本工资为3649元，即使认为双方另有《转籍通知书》对于工资进行约定，但双方已以实际行为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并履行长达一年，上诉人在此期间亦无拖欠工资的恶意，该行为属于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原审判决不应认定上诉人扣发被上诉人工资。谢涛于2018年8月1日入职上诉人处工作后直至本次起诉，被上诉人对于“工资差额”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同时，上诉人一直按时向上诉人发放薪资并通过工资单告知被上诉人每月具体的金额及具体构成，被上诉人对其工资有明确的认知。可见，被上诉人对于以实际行为对该劳动内容的变更是明知且认可的，其并不属于被上诉人扣发工资。上诉人在过渡期间，员工所属部门的月次绩效奖金实际上是与实际各事业部门的绩效奖金系数所挂钩的，被上诉人所在部门的奖金支给系数为0.8，这也是上诉人过渡期间奖金计算的基础，且也是被上诉人对其劳动报酬没有异议的原因之一。谢涛答辩称：1、我自2008年1月进入夏普集团公司工作，在2018年8月1日按夏普集团公司安排从夏普中国转籍至上诉人处约定工作岗位为TV营销事业处，工作地点：唐山，转籍劳动条件通知书明确注明我在夏普中国标准月收工资7298元，转籍到上诉人处约定的新标准月收也为7298元。转籍劳动前提条件约定2018年年收总额，可以保证拿到2017年年收总额以及年底上诉人支付一个月标准工资做为转籍条件的约定。上诉人与我对劳动合同从未进行过符合劳动法律规定的任何修改和变更且上诉人以虚假的健康环境事业处考核方案拖欠我工资的行为被一审法院认定恶意拖欠工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我在2019年10月仲裁时上诉人并未对我发放过任何工资单以及工资明细，也未对我确认过工资数额的依据，2019年8月我在7月工资到账后感觉差异太大才与财务处核对得知工资被扣，并与财务沟通多方收集证据发现公司每月拖欠我工资明细。以上证据材料在一审时提交至高新区人民法院，工资单明确记录了2015年至今发放工资公司为夏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部门TV营销处，我却是在2018年8月转籍至夏普上海，工资单更佐证了夏普上海与夏普中国为同一家公司。被上诉人辩称的及时按月向我发放工资单没有事实依据，我每月均未签收过任何工资单以及被上诉人扣发我工资的书面拒付通知书。3、上诉人辩称的事业部门经营情况我无法得知，是否为真实财务数据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且与我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工资金额并无法律上的关系，我已经履行尽职的工作义务并100%的出勤，被上诉人应按劳动合同约定支付拖欠我的工资。上诉人违法扣发员工工资的真实目的为胁迫员工离职，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间共违法辞退员工80人。谢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工资2015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拖欠工资以及补缴保险费合计46430.08元；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按转籍劳动通知书合同内容（公司承诺；2018年1-12月年收，可以保证拿到2017年1-12月的年总收入额），拖欠工资差额12646.81元；3、判令被告按转籍劳动通知书合同内容支付原告标准月收入7298元工资，补偿2019年7、9、10月拖欠工资9684.4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月原告入职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岗位销售管理。2018年8月1日，原告由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转籍至被告夏普上海，并与被告夏普上海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该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合同自2018年8月1日起履行，合同中未约定原告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及劳动报酬具体数额。同日，被告夏普上海与原告还签订《岗位聘用协议》一份，该协议作为上述《劳动合同》的附件签订。该协议约定“一、岗位聘用协议期限：岗位聘用协议期限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20年1月29日止。二、根据工作需要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安排乙方从事如下岗位工作：1.乙方在TV营销事业处部门，担任专员岗位；工作地点在唐山。2.工资及津贴如下：月基本工资为3649元（税前），此外甲方将根据国家及甲方的工资政策和规定处理固定工资以外的待遇。”同日，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与被告夏普上海共同签章向原告出具《转籍劳动条件通知书》，该通知书中明确原告入夏普集团日为2008年1月30日，所属部门为AV产品本部，职级为主管，工作地点为唐山，转籍后部门为TV营销事业处，职级Ⅲ，工作地点为唐山。该通知书记载，原告现行薪酬：a）标准年收87576元，b）标准固定收入（月额）3649，c）标准月次奖金（月额）3649，标准月收入（b+c）7298；转籍后薪酬e）87576，f）标准基本工资（月额）3649，g）标准业绩奖金（月额）3649，新标准月收7298，2018年1至12月年收，可以保证拿到2017年1至12月的年收总额，但是个人出勤率与2017年相比，必须没有大的出入，且个人业绩评价也要在标准100%以上，这是得以保证的前提条件。被告惠普上海与原告签订《工龄相关继承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在被告惠普上海的入社工龄起算日从2008年1月30日开始，如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到期被告不同意继续劳动合同或其他依法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发生，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从2008年1月30日开始。原告提交其《2018年度上半期行动评价表》复印件，该表记载原告行动评价分数为100。原告提交个人工资表及银行流水，证明被告核算的原告月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应发数额为：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为每月6568.2元，2019年7月为3707.4元。2019年10月28日，原告向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依法裁决补偿拖欠本人工资2015年10月-2019年6月共51个月，每月729.8元，合计37219.8元。2.依法裁决按转籍劳动通知书合同内容（公司承诺：2018年1-12月年收，可以保证拿到2017年1-12月的年总收入额），补偿拖欠工资收入12646.81元。3.依法裁决夏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按转籍劳动通知书合同内容支付本人标准月收入7298元工资，补偿2019年7-8月拖欠工资2554元。2019年11月8日，仲裁委作出劳人仲案字〔2019〕220号仲裁裁决书，裁定“对申请人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向本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劳动合同》、《岗位聘用协议》、《转籍劳动条件通知书》、《工龄相关继承协议书》、《2018年度上半期行动评价表》、工资表及银行流水等证据经庭审质证，随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原被告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综合《劳动合同》、《岗位聘用协议》、《转籍劳动条件通知书》、《工龄相关继承协议书》等证据，原告自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转籍至被告夏普上海处工作的前提条件即为原告月工资收入标准为7298元，且被告夏普上海也对该工资标准予以确认。现原告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工资收入与上述标准存在明显差距，被告夏普上海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在上述时间内个人考勤及个人业绩评价存在符合扣发工资的情形，故被告夏普上海应当按照约定足额向原告发放工资。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2015年10月至2019年7月工资差额，被告夏普上海与原告形成劳动关系自2018年8月1日起，故对原告主张的2015年10月至2018年7月间工资差额，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2019年9月、10月工资差额，未经仲裁，本院不予处理。原告主张被告补缴保险费，不是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被告扣发工资行为不是变更劳动合同行为，被告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作为抗辩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经计算，被告夏普上海共计扣发原告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工资合计11618.4元，被告夏普上海应予补发。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夏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谢涛补发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工资合计11618.4元；二、驳回原告谢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负担。本院二审审理中上诉人谢涛提交新证据，有五组证据：1：《5月24日SESC劳资双方沟通会议》会议纪要，证明上诉人从夏普集团（SESC公司）转籍至由4家公司合并的被上诉人处（SUTS公司），以上文件由夏普中国以及夏普中国工会签章确认。文件中也明确了夏普中国会全额发放工资的事实。证据2：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SESC）2018年11月13日下发公告，证明自2017年10月开始夏普集团在中国的公司在合并至被上诉人处，夏普中国也陆续要求员工转籍至新合并的被上诉人处（SUTS）。证据3：2018年9月27日夏普日本总部会长通告，证明夏普中国（SESC）合并入夏普上海（SUTS）夏普集团明确知晓，并下发官网通知要求员工全部转籍至新合并的被上诉人处（SUTS），并由夏普上海、夏普中国法定代表人和夏普集团社长签字发布。证据4:2019年4月19日夏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致全体员工公告。证明被上诉人是由夏普集团4家公司合并（包括夏普中国、SES、SLC、HE开发公司），夏普上海法定代表人高山俊明在该公司处也签字确认。5：天津市和平区民事判决书（2019）津0101民初7211号，证明被上诉人违法拖欠工资已被生效司法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经按判决要求支付完毕。夏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对谢涛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谢涛的证明目的，该文件反而说明了转籍前谢涛与夏普科技、夏普商贸进行过相关沟通，同时夏普商贸、夏普科技并非同一公司，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谢涛的证明目的，同时该文件最后一句，反而说明了夏普科技的人事部代为管理SESC及夏普商贸的人事业务，这也是部分夏普商贸的工资单发放人有写夏普科技的原因，同时，该文件明确包括上诉人谢涛在内的员工转籍到夏普科技的原因，也说明了两者并非同一公司，否则夏普科技无需员工同意，员工将自然而然的转籍夏普科技。对证据3的三性不认可，该证据中显示时间为2018年9月27日夏普科技所发放的通告，其内容中即使真实的，也仅为对之间已确认事实的确认，无法证明谢涛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三性都不予确认，该证据应当庭演示或请审判长当庭播放，因为我方打开的是一个网址，如果法官能打开的话，我方是认可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谢涛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夏普科技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许多员工在长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在全国各地向夏普科技提出各种诉讼，每个诉讼的情况和当地的法律法规规定均不经相同，××区，且同时也有包括北京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判决是支持了夏普科技抗辩主张，如若按照其他地区的判决结果来左右唐山地区的判决，那夏普科技反而认为北京仲裁裁决作为首都地区的裁决更有指导性，如法院认为需要，庭后夏普科技可补充提供。本院对上诉人谢涛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夏普商贸、夏普科技已经合并为同一公司。对其提交的证据3、证据4因夏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对其真实性否认，且谢涛提供的电子证据无法使用公共搜索引擎查找，录像内容不能证明该证据的合法来源，本院对谢涛提供的证据3、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5生效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夏普科技公司是否应支付谢涛2015年10月至2019年7月工资差额，支付数额应为多少。上诉人谢涛主张夏普科技公司应支付其2015年10月至2018年7月工资差额及2018年全年比2017年总收入降低的工资差额。上诉人谢涛曾为夏普商贸公司员工，于2018年8月1日转籍至夏普科技公司，与夏普科技建立劳动关系，其要求夏普科技公司支付其在夏普商贸公司的工资差额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夏普科技公司主张谢涛转籍后工资为3649元，主张双方已经实际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并实际履行一年，夏普科技公司按照3649元发放谢涛工资并无不妥，无需按照每月7298元工资标准支付谢涛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份工资差额。本院认为谢涛、夏普科技公司、夏普商贸公司签订的《转籍劳动条件通知书》明确载明转籍后谢涛的工资标准为7298元。夏普科技公司与谢涛签订的《岗位聘用协议》仅约定基本工资为3649，在《转籍劳动条件通知书》还明确有3649元业绩奖金。在夏普科技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谢涛个人考勤及个人业绩绩效存在扣发工资的情况下，夏普科技公司应足额支付谢涛转入其处后的工资，一审法院判决夏普科技公司支付谢涛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工资差额并无不妥，本院对夏普科技公司主张不支付谢涛该部分工资差额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谢涛、夏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谢涛、夏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鑫审判员 高 颖审判员 周 丽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