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2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1，女，1961年3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某，男，199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宇，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2，女，195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3，女，195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戈，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某1、谭某因与被上诉人于某2、于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1民初34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于某1、谭某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年1月8日作出的(2019)粤Olll民初3428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四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于某2、于某3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原审违反程序，裁判不公。一、原审第一、二项裁判明显不公平，首先，在采信证据方面有意偏袒于某2、于某3，对微信证据只采信于某1、谭某收到继承款的表态，有意忽略于某1、谭某向于某2、于某3追讨于某友继承款的微信内容。其次，一方面认可余某遗产继承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又不按照该协议书的全部内容执行，将于某1、谭某在本案中提出的第4项诉讼请求判决给了于某2、于某3，实际上是把于某友的遗产分配权授予于某2、于某3。二、原审第四项裁判也存在不公，在采纳当事人《情况说明》方面明显不公，判决书只采纳了于某2、于某3的《情况说明》，对于某1、谭某的《情况说明》没有回应。于某2、于某3提交的《情况说明》没有经法庭质证或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就作为证据使用，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于某2、于某3共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于某2、于某3与于某1、谭某及于某友就余某遗产的继承事宜达成了《余某遗产协议书》，于某2按照协议书履行了大部分的义务，原审判决符合该协议的约定。1.首先，对于遗产的范围，于某2、于某3与于某1、谭某及于某友达成的协议约定是：以余某的死亡日，也即2018年6月21日，以余某为名的银行存款、丧葬费、抚恤金、房产等减去办理余某丧葬费用(除购买花圈)的剩余部分，为余某的遗产。根据该约定，以及余某实际的银行存款、丧葬费、抚恤金等扣除丧葬、医疗相关费用后，于某2计算出余某的遗产金额为248298元。2.其次，对于继承人的范围及各继承人的应继承份额，协议也约定了于某2、于某3与于某1、谭某及于某友共五人为余某的继承人，且各继承人继承份额均为1/5。二、在于某2计算了余某的遗产金额为248298元后，将相应各继承人(除于某友)应当继承的金额支付给于某3和于某1、谭某后，于某3和于某1、谭某并未提出异议。于某2于2018年8月9日即将于某1应当继承的金额支付给了于某1，于某1并无异议，并对于某2表示感谢，双方并无争议。于某3也确认了其应当继承的份额，并领取了全部的继承款项，于某3也无异议。谭某在收到其应当继承的余某遗产的金额后，也未提出异议。三、于某2、于某3和于某1、谭某及于某友达成的《余某遗产协议书》，是于某1起草的，各继承人无异议后签署的。于某1对于该协议的内容十分清楚，现提出不同于协议的诉求，是为不当。四、于某2之所以至2019年9月20日支付谭某应当继承的余某遗产的金额，是因为谭某直到2019年9月19日才将其准确的银行账号发给于某2。于某2并无占有谭某资金的故意或过失，不应当承担所谓的利息损失。从于某2提供的证据材料看，各方签订《余某遗产协议书》时，并未填写各人的银行账号。而2019年7月2日，于某2与谭某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于某2向谭某要银行账号，但是谭某未予理会。2019年7月3日、7月10日，于某2与谭某微信联系，谭某仍然没有理会。直到2019年9月19日才将其准确的银行账号发给于某2。而在2019年7月2日之前，于某2也尝试联系谭某，但是谭某要不不接电话，要不就不回微信。因此，于某2至2019年9月20日支付谭某应当继承的余某遗产的金额，是因为谭某未能及时提供其银行账号导致，并非于某2的责任。五、余某生前的所有收入支出(除农行账户的7301.54元外)均在建设银行的存折里面体现。其生活、医疗费用的支出(包括转账支出和现金支出)、医疗费用的报销等，均反映在建设银行的存折里。而对于除余某的生活、医疗支出外的部分支出，于某2已经提供了书面的情况说明，且该情况说明内容符合事实，合情合理，于某3对此予以了确认，于某1对此情况也是知情的，因此其在草拟《余某遗产协议书》时就确定了余某的遗产范围。于某1、谭某在遗产协议签署、遗产金额分配的时候均未提出异议，甚至表示感谢，其主张于某2恶意侵吞余某财产既无证据，也不符合事实。原审法院在于某2、于某3提供了情况说明后，在于某1、谭某并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即予以认可采纳，并无不当。六、一审判决由于某2直接将于某友继承余某遗产的金额再按照继承比例支付给于某1、谭某并无不当，更未侵犯于某1、谭某的合法权益。事实上，于某1作为于某友的银行卡的保管人，自于某友死亡之日2018年11月25日至今，在各继承人多方要求其确认于某友的遗产金额的情况下，一直未予明确，严重侵犯了各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将于某友继承余某的金额交由于某1分配，既无必要，也存在于某1继续拖延支付给各继承人的可能。且根据于某1之前多年将于某友的收入直接从于某友账户转入其自身账户的事实来看，其完全有可能侵占于某友继承余某遗产份额。于某1无权要求将于某友的继承余某的金额支付给于某1。综上，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2019年9月24日，于某1、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于某2支付于某1、谭某继承余某人民币各67859.81元；2.于某2向于某1支付利息4275.17元，向谭某支付利息7403.64元；3.判决于某2支付于某友享有的339299.03元和于某友继承余某67859.81元，一并交于某1分配；4.于某2履行余某遗产继承协议于某友继承49659元交于某1分配；5.于某3承担连带责任；6.诉讼费用由于某2、于某3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被继承人余某与于某友生前为夫妻关系，先后生育于某2、于某3、于某1以及于某毅。于某毅于2014年3月5日死亡，谭某为于某毅之子。余某于2018年6月21日死亡，于某友于2018年11月25日死亡。余某的父亲、母亲均已先于余某死亡。2018年6月29日，于某友、于某2、于某3、于某1以及谭某共同签订《余某遗产继承协议书》，其中于某友生病未能签名，由于某1代签。该协议约定：“余某死亡日，即2018年6月21日，以余某为名的银行存款、丧葬费、抚恤金、房产等减去办理余某丧葬费用（除购买花圈费用）的剩余部分，为余某遗产。余某继承于某毅遗产份额。余某女儿于某毅于2014年3月5日因病死亡，未留遗嘱，按法律规定其银行存款、房产等财产，余某拥有三分之一的继承份额。……谭某是余某之女于某毅的儿子，由于于某毅先于被继承人余某死亡，故谭某代位继承，且只能继承其母亲于某毅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以上继承人且都不属于生活有特殊困难和缺乏劳动力的继承人，因此遗产分割应当均等；暨大房产在三分之一的份额内，由继承人各继承五分之一。……继承人于某友因健康原因不到场，继承人于某2、于某3、于某1、谭某，经协商一致，对余某的遗产分割达成如下协议：1.余某丧葬费抚恤金的领取由继承人于某2负责；2.余某生前存款一并归入领取丧葬费、抚恤金银行账户内；3.负责领取丧葬费、抚恤金的继承人于某2为余某遗产分割人，按照均等原则，负责向其他继承人分割其应得的遗产份额，按照均等原则无法分尽的应将剩余部分留待下一次分割，留下部分不得超过百元……。”该协议并未载明于某3、于某1以及谭某的收款银行账户。截止至2018年6月21日，余某名下建设银行账户存款为52999.48元，农业银行账户存款为7301.54元。余某去世，收到的抚恤金为170260元，丧葬费为22275元，共计192535元。根据于某1与于某2微信聊天记录于某2所发送的费用清单显示，上述费用扣除相关处理丧葬等等费用后，剩余248298元，平均分成五份每份为49659.6元；于某2于2018年8月9日向于某1支付49659元，于某1收到该款后并未提出异议，还对于某2表示感谢。因余某生病，不便支出医疗生活费用，从2013年开始余某的工资收入账户由于某2负责管理支配，用于余某的医疗生活支出。于某1、谭某主张余某从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总收入为836998.05元，除支付护工费、伙食费和其他费用外，没有其他支出，而且医疗费、住院费都能报销，于某2存在隐瞒、转移被继承人余某存款行为，要求对上述总收入中的678598.05元进行分割。于某2则抗辩称余某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其医疗和生活支出，因于某2的丈夫胃癌住院花费30多万，其中有20多万是借款，在余某同意的情况下，从余某建设银行账户取现，除每月支付余某医疗费等费用1万元外，其余均用于归还于某2的借款，于某1和于某3对此知情。另查明，于某2于2019年9月20日向谭某支付继承款49659.6元。于某2确认对于于某友应继承余某遗产的49659.6元并未向于某1、谭某支付，并表示同意支付该款项。根据于某2、于某3提交于2019年7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于某2、于某3已就所得的余某遗产（包含于某友继承的部分）自行处理完毕。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0日受理的（2019）粤0111民初30949号于某2、于某3诉于某1、谭某继承纠纷案件中，于某2、于某3要求处理的遗产为于某友名下银行存款，并不包本案中于某友继承余某的财产范围。以上事实，有死亡证明、余某遗产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医疗费报销单、银行存折、银行交易明细、离休干部死亡领取抚恤金、丧葬费通知单、客户回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十一条“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根据继承人范围及继承顺序规定，被继承人余某的法定继承人为其配偶于某友、子女于某1、于某3、于某2以及孙子谭某。《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遗产的范围。首先，余某于2018年6月21日去世时，遗留的银行存款共计60301.02元，该款项为遗产。双方在协议书中亦约定被继承人死亡之日即2018年6月21日银行存款等减去丧葬费用的剩余部分为遗产，可见，双方未将2013年至余某死亡之前的收入扣除合理支出的部分作为遗产。其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遗产确定的时间是公民死亡时，去世前将某些财产处分给其他人，则财产即属于他人所有，继承人不得再要求返还。在余某死亡前长达5年时间里，其收入及开支均由于某2掌管，可见余某对于某2较为信任，在于某2家庭出现困难时，作为母亲的余某处分自己的财产给于某2亦符合人之常情。于某1、谭某并未有证据证明于某2存在恶意侵吞遗产行为，于某1、谭某主张余某的总收入扣减合理的支出及死亡时的存款金额，剩余的部分作为遗产分割缺乏依据，因此，于某1、谭某主张于某2向其支付继承余某遗产67859.81元、交付支配于某友享有的339299.03元、交付支配于某友继承余某的67859.81元以及要求向于某1支付利息4275.17元均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于某1和于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各继承人应分得的款项在2018年8月9日已确定，于某2应及时向谭某支付该笔款项，于某2直到2019年9月20日才支付，客观上占用了谭某的资金，谭某主张于某2支付利息损失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中2018年8月9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付为2457.12元，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9月19日期间的利息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为175.88元，利息共计2633元。谭某主张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于某友继承余某的遗产部分。根据继承人范围及继承顺序规定，被继承人于某友的法定继承人为其子女于某1、于某3、于某2以及孙子谭某。于某友已于2018年11月25日死亡，于某1、于某3、于某2、谭某对于某1代替于某友签订《余某遗产协议书》并未提出异议，且于某1、于某3、谭某应得继承款已处理完毕，故一审法院对该协议书效力予以认可。根据该协议，于某友应得的款项为49659.6元，该笔款项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由于某1、于某3、于某2、谭某继承，每人各继承12414.9元。于某2未向于某1、谭某支付上述继承款，并表示同意支付该笔款，因此，于某2还应向于某1、谭某各支付继承款12414.9元。因于某2与于某3就继承款（包含于某友继承的部分）自行处理完毕，一审法院不再调处。于某1、谭某主张于某3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于某2向于某1支付被继承人于某友的遗产12414.9元；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于某2向谭某支付被继承人于某友的遗产12414.9元；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于某2向谭某支付利息损失2633元；四、驳回于某1、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92.99元，由于某1、谭某负担5098.99元，于某2负担194元。二审中，被上诉人于某2、于某3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拟证明2019年7月2日、7月3日，于某2与谭某联系，要求提供银行帐号，但谭某未予理睬。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于某2、于某3并未上诉，本院对该证据不予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原判对余某遗产的认定以及于某友应继承的余某遗产的处理是否正确；2.原审证据采信是否恰当。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理由，结合查明的事实，本院对此分别评判如下：首先关于遗产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规定，界定公民遗产的范围应当以其死亡之时为时间节点。2018年6月29日各继承人签订了《余某遗产继承协议书》，协议约定余某死亡日即2018年6月21日，以余某为名的银行存款、丧葬费、抚恤金、房产等减去办理余某丧葬费用（除购买花圈费用）的剩余部分，为余某遗产。截至2018年6月21日，余某建设银行账户存款余额为52999.48元，农业银行账户存款余额为7301.54元，该款项属于余某的遗产。至于余某去世后收到的抚恤金及丧葬费，发生在余某死亡之后，不属于余某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属于各被继承人共同共有，在扣除相关支出后所剩款项可以参照遗产进行分配。综上，原审将余某死亡时遗留的存款余额、丧葬费、抚恤金等核减相关支出后所剩费用，作为或参照遗产由于某1、于某3、于某2、谭某进行分配，该处理并无不当。至于于某1、谭某主张于某2隐瞒或转移存款的问题，本院认为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于某2存在隐瞒或转移行为，余某死亡时其名下存款是确定的，余某的农业银行账户2018年2月至6月的流水可以看出，期间该账户只有存入，并无支出；余某建设银行账户的流水比较频繁，但也没有明显异常，自2014年起至余某死亡时止，该账户月存款余额从数千到8万不等，余某死亡时余额为52999.48元，死亡前几月存款余额呈递增趋势。其二，于某2于2013年开始管理支配余某的工资收入账户，同时负责余某的医疗及生活支出，于某2作为余某的女儿，余某将自己的工资账户交由于某2管理支配，是余某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且事实上于某2管理支配余某工资账户多年，从常理上分析余某对于某2的支配行为应系知情，如余某有异议，期间可以收回自己的工资账户。其三，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若举证不能的，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于某1、谭某主张于某2隐瞒或转移余某存款，但并未举出具体的事实及提供相应的依据，其主要理由是基于一般性的推测，即用余某的总工资收入核减其一般性支出，余某的工资收入是确定的，但其支出以及其认可的支出是不确定的，于某1、谭某的此一般性的推测并没有达到民事诉讼证据要求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关于于某友应继承的余某遗产的处理问题，于某1、谭某上诉主张应按照协议约定，将于某友应继承余某的遗产49659元交由于某1进行分配。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需要处理的是各继承人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于某友、于某2、于某3、于某1以及谭某签订的《余某遗产继承协议书》合法有效，在协议当事人对协议的履行产生争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以协议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具体案件事实为基础，根据法律规定，以判决的方式确定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实体权利和义务，该处理使得协议约定得到落实，并未违反协议约定，也能够最大限度地解决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实现定纷止争，并无不当。再次关于证据采信问题，于某1、谭某上诉认为原审采信于某2的情况说明而未采信于某1的情况说明系证据采信不当。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从性质上讲属于当事人陈述，是证据的一种类型，人民法院是否采信该证据应当进行综合判断，原审采信于某2情况说明中的相关内容系综合全案证据及案件事实而作出的认定，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及证据采信规则，并无不妥。另，于某2答辩提出其不应支付谭某利息，因于某2并未就此提起上诉，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于某1、谭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97.98元，由上诉人于某1、谭某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海仪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黄文劲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雅慧陈颖斯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