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8民终1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卓云白，男，1955年2月3日出生，土家族，农民，住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廷发，桑植县华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忠逊，男，1968年2月18日出生，土家族，农民，住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鸣国，湖南源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卓云白因与被上诉人邓忠逊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法院（2019）湘0822民初1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卓云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廷发，被上诉人邓忠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鸣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卓云白上诉请求：撤销桑植县人民法院（2019）湘0822民初180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起诉的物权保护实际上是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之诉，上诉人承包土地使用证和承包经营权证证明诉争土地“白果树、红薯地、老菜园地”仍然在上诉人依法取得的承包经营权证范围内。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自1993年至2001年9月赡养上诉人母亲张金香之前提，默许被上诉人在自己承包期内使用该土地，张金香死亡之后，上诉人采取各种行为要求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双方发生争议，由村委会和白石乡人民政府进行处理，白石乡人民政府于2006年6月作出处理意见，将诉争土地确定为被上诉人管理使用，上诉人不服向桑植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县政府于2006年8月7日作出桑政复决字（200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村委会、白石乡人民政府的处理意见。据此，被上诉人就诉争土地的使用及经营管理已失权，但被上诉人仍然强行耕种管理，其行为属于侵犯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对县政府生效处理决定的否定，超越了法定职责，超越了民事审判范围。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所涉争议土地系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不属于继承范畴，况且被上诉人不是同一家庭承包成员，不存在继承关系。 邓忠逊辩称，1.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家庭承包青岩尖13.2亩土地及附着物不构成侵权。1981年上诉人与其父母季问之、张金香夫妇共同生活，1985年共同承包了青岩尖13.2亩土地，承包期限为15年。1983年上诉人不履行赡养父母义务引发家庭纠纷并分家。因季问之、张金香夫妇无人赡养，故将孙女卓彩虹（上诉人胞兄卓云清之女）迁入家中与其共同居住生活。1988年在二人要求下，李坪村村委会从1981年土地下户时以上诉人为户主共同承包经营管理的山林田土中，将二人应得的承包份额分割出来由季问之、张金香夫妇二人及卓彩虹经营管理耕种，并与村委会就涉案土地在内的田地签订了《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卓彩虹与邓忠逊结婚后与季问之夫妇共同生活并经营耕种季问之夫妇二人分得的田地山林。1993年被上诉人夫妇与季问之夫妇产生矛盾后便由上诉人赡养季问之，被上诉人负责赡养张金香，并进行了分家析产，季问之夫妇原承包的田土山林分出一半由被上诉人夫妇承包经营管理，另一半由上诉人承包经营管理。1996年调整土地时，上诉人家中有6人，被上诉人家中有3人，均承包了原各自耕种管理的土地，并得到了发包方村委会的认可。2.被上诉人长期在外务工，不存在摘取上诉人2.1亩土地上的苞谷，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摘取上诉人2.1亩土地上苞谷2000斤于法无据。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侵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卓云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对原告家庭承包土地“青岩尖”13.2亩土地及附着物停止侵权；2、判决被告返还摘取原告2.1亩土地上苞谷约2000斤；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1年，原告的父母季问之、张金香夫妇与原告在一个家庭生活，共有家庭人口8人，共同承包了原李坪村委会青龙组的山林田土，青岩尖旱地13.2亩，承包期15年；青岩尖自留山20亩，房屋四周自留地1.4亩。1983年，因家庭纠纷，原告与季问之夫妇分家。1985年，以原告卓云白为户主核发的《土地使用证》，记载房屋四周自留地1.4亩、青岩尖自留山20亩、青岩尖地13.2亩、田坐落地名8块面积共计2.44亩。1987年季问之夫妇主动将年满14岁的孙女卓彩虹（原告胞兄卓云清之女）从湖南省石门县迁到的家中与其共同居住，以期将来由孙女卓彩虹对其夫妇养老时的生活照顾。1988年，在季问之夫妇的要求下，原李坪村委会从1981年下户时以原告为户主共同承包经营管理中的山林田土份额中，将季问之夫妇应得的份额由其夫妇单独经营管理耕种，并就此与原李坪村委会签订《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即包括本案争议的土地在内：承包稻田2丘0.8亩，旱地2块4.2亩，山林3块3亩等。1991年，经季问之夫妇撮合，卓彩虹与非本组的被告邓忠逊（入赘）结婚，与季问之夫妇共同居住生活，并经营耕种季问之分得的田地山林。1993年，季问之又因与被告夫妇家庭不和产生矛盾。此后，原告负责季问之的生活，被告负责张金香的生活。季问之夫妇所承包的上述田地由原告和被告各自耕种管理，其中，被告邓忠逊耕种白果树墩地0.42亩、红薯地0.61亩、自留地0.15亩、老菜园1.27亩（其中0.2亩岩荒地未用），总面积约2.1亩，其余土地由原告耕种管理。1996年调整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时，原告家中有6口人，被告家中有3口人，两户均承包了相应的土地，但原告与被告就季问之夫妇的承包地如何填证发生争议，原告系原青龙组田土划调小组成员之一，以1984年的田土分配方案，季问之夫妇分得的上述田土均被纳入了原告的承包地分配范围。该争议一直持续，2000年9月，原李坪村委会召集季问之、原被告三方进行调解，确定被告夫妇在季问之夫妇应得的田土中，对案涉争议的田土有经营管理使用权，并有赡养一个老人的义务的协议，该协议季问之、原告均未签字。2001年9月张金香病逝，过世后的后事均由被告方负责。同年12月季问之病逝，原告负责对其进行了安葬。2005年2月，原告将被告一直耕种的原季问之夫妇承包土地中的一块栽种马铃薯，经原村委会和原白石乡相关人员调处答复，该地应由被告耕种。2006年2月，原告又将该地栽种了马铃薯，原村委会作了同样答复，被告便将该地翻耕栽烟。2006年5月2日，原告用牛耕毁了被告在地名为红薯地的地块上的备栽烟地，并在地名为白果树地墩地的地块上栽种苞谷。被告为此申请村委会和原白石乡人民政府处理。2006年6月，《桑植县白石乡人民政府关于邓忠逊、卓云白侵权赔偿纠纷的处理意见》认为：案涉争议地老菜园地1.27亩、红薯地0.61亩、白果树墩地0.42亩共计2.1亩（其中0.2亩为岩荒地未利用、还有0.15亩自留地）仍归被告管理使用；原告赔偿被告毁地损失600元。2006年8月7日，桑植县人民政府作出桑政复决字（200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桑植县白石乡人民政府关于邓忠逊、卓云白侵权赔偿纠纷的处理意见》。被告提交的2007年的《桑植县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对原告卓云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记载为7人，其中包括季问之1人，在其年龄栏目内备明为“已故”字样，将案涉争议地以白果树地0.4亩、大地坎下1.16亩、红茹地0.6亩地等记载在该登记表上，并在前述三块记载的表格三行的末尾分别备明“争议”字样，根据该登记表，承包地7块总面积15.61亩，田9块2.62亩；原告提交的1996年核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案涉争议地以“白果树0.4亩、大地坎下1.16亩、下湾1.8亩（2007年登记表分为：霞塆1.2亩、红茹地0.6亩）”进行登记，其中承包地6块面积15.61亩、田9块总面积2.62亩；被告提交的2007年的《桑植县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对被告邓忠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记载为3人，其中不包括张金香1人。另，根据被告提交的原被告的2007年的《桑植县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记载，原被告所承包土地的发包方均为原白石乡李坪村民委员会。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夫妇在原告所在村组安家落户的初衷，系为赡养照顾原告的父母而起，1987年在原告父母季问之夫妇的主动参与下，将已在石门县落户居住的原告胞兄之女卓彩虹接回来，1991年又经季问之撮合，被告入赘与卓彩虹结婚，此时第一轮田土山林承包已经完成。在被告夫妇和季问之共同居住生活期间，经营耕种管理1988年从原告卓云白为户主的承包山林田土中分得的季问之夫妇应得的部分山林田土份额，实为当时季问之夫妇分家后赖以生产生活的基本生活条件，也是卓彩虹能回来居住生活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为消除争议，确保被告夫妇安心赡养照顾季问之夫妇，季问之又就此分割山林田土单独与所在村委会签订《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应视为季问之夫妇与卓云白就承包田地山林的经营权已在家庭内部分户进行了明确分割，且在外部单独和发包方进行了明确公示，该承包合同和其他包产到户的承包合同应产生相同的对内对外的法律效力。结合其他事实表明，1983年因季问之夫妇与原告家务纠纷，而分家单独生活，后在1993年之前又由共同居住的被告夫妇实际对该分得的田地山林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可以证明田土山林分割时，原告、季问之夫妇、被告等各方对此行为并无异议，该分家析产行为各方应予尊重。至1993年，季问之又与居住在一起的被告发生家务矛盾，再次分家析产，被告负责张金香的生活，原告负责季问之的生活，季问之夫妇前述分割的承包地4.2亩一分为二由被告耕种管理约2.1亩，其余由原告耕种，此即案涉争议地的由来。至1996年，案涉争议地2.1亩一直由被告经营管理。该再次分家行为也经过了原村委会的调解处理。此行为应视为对原1988年的分家析产行为的延续和变更。且此后，该争议的2.1亩地在2001年季问之夫妇逝去之前，虽季问之、原告方有异议，但未有证据证明张金香也有异议，且张金香在此期间与季问之分开，单独由被告负责其生活，根据此期间争议地仍由被告实际耕种经营管理的事实，结合再次分家后由原季问之夫妇分得的田地4.2亩均分成现在的争议地面积2.1亩的事实，公平合理，且得到村委会的认可，该行为也应予尊重。至1996年第二轮土地续包，被告依法因调整土地，其名下登记土地不包括本案争议并由其实际耕种的2.1亩土地，但原告却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将在1988因分家而实际已经分出给季问之夫妇并由被告实际耕种管理的争议土地继续登记在其承包地名下，且在原始登记表册上明确备注“争议”，应视为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原始的登记簿虽一致，但有争议，该争议与本案查明的历史来源和实际经营管理形成关联，表明该争议即为分家析产后产生的争议。本案的焦点即在于，是以原告提供的土地经营权证书登记的权利为准，还是以查明的事实所确定的实际权利为准。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非从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设立生效，也非登记生效设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因此，已经登记在原告土地经营权证书名下争议的土地，其承包合同关系自1988年即已因季问之夫妇与村委会的《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发生变更，其1996年的土地经营权证书因其原始登记表册备明争议，不足以证明续包时原告与村委会建立了明确无误的续包合同关系，且作为发包方原李坪村村委会对争议地的承包方一直认为即为本案被告的理由具有合理的历史来源事实。故原告持有的1996年的土地经营权证书所登记的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缺乏与登记簿来源一致的事实，原告对此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登记表册及被告实际耕种管理的争议事实确有错误。根据查明事实，不动产登记簿载明的“争议”，足以对抗其土地经营权证书。故对原告的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2、《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被告夫妇被季问之夫妇以赡养为目的将其安家落户在，并据此将分户得到的田土山林由其耕种，实质上为被告夫妇的遗赠行为，且得到发包方的认可，原告方初始的默认，被告也尽到了对张金香的主要赡养义务，其因此而享有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之一的张金香应享有的份额，即对本案争议地2.1亩的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无不当。综上，本案争议的实质系物权保护，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对案涉争议地2.1亩享有明确清晰且与土地权属登记簿相一致的土地权属证书作为原告方请求权基础的事实依据。而原告提供的土地经营权证书无视因赡养行为引起的两次分家析产事实所导致争议地的实际权利的变动，将1984年下户承包时包括季问之夫妇在内的大家庭所承包的田土继续登记在其土地经营权证书下。被告的抗辩具有合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本案仅以原告提供的土地经营权证书作为其享有物权的依据，可能导致物权外观主义的泛化和滥用，本案原被告因赡养问题在一个大家庭中自始至终参与争议土地的权利主体的变更过程，被告山林承包经营管理权的取得显然不属于权利外部第三人善意取得的情形，本案处理的而是实际权利人和名义权利人的纠纷，应注重物权的实质性归属认定。因此，原告在本案中与被告对土地2.1亩的土地产生争议后，对其享有实质性权利归属缺乏事实依据。原告提出的1999年-2001年按8口人和原未分家析产之前的总承包地缴纳了乡村统筹提留款的理由，即使对外缴纳事实成立，也不能以此否认前述因遗赠而发生的物权变动行为。另，原告诉请被告对家庭承包土地“青岩尖”13.2亩土地及附着物停止侵权的请求，因关于“青岩尖”13.2亩土地的记载系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中明确的承包地的统称，承包期限15年，承包期满后，第二轮续包中，对原告承包地（包括本案争议地）在登记表册中已经明确为承包地7块总面积15.61亩。该笼统记载面积的承包地的承包期限已经超过，除对2.1亩争议地有双方认可的事实外，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尚对原告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的笼统面积13.2旱地承包地具有侵权事实，该请求不明确且明显缺乏事实基础。且经庭审查明明确后，本案争议的实质即为前述的2.1亩争议土地。原告诉请被告返还摘取原告2.1亩土地上苞谷约2000斤，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损失依据和侵权事实，亦缺乏事实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卓云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卓云白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上诉人卓云白提交的桑植县生态公益林管理站补偿花名册，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对上诉人卓云白提交的1991年农村户口簿，该户口簿载明的户主卓云白家庭常住人口与本院审理查明的分家析产事实不一致，该证据达不到上诉人卓云白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被上诉人邓忠逊二审提交的1988年6月1日季问之与李坪村村委会签订的《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上诉人虽否认其真实性，但合同发包人村委会对此认可，承包合同履行情况与合同内容一致，且桑植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桑政复决字（200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已对此事实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二审查明：1.1981年，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时，上诉人卓云白家庭人口为6人（包含父母季问之、张金香）；2.上诉人卓云白一审提交的1996年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证，发包人一栏空白，发证单位李坪村村委会未加盖公章，鉴证单位无盖章。对一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卓云白一审诉请要求被上诉人邓忠逊停止对卓云白承包的青岩尖13.2亩土地及附着物的侵权并返还摘取2.1亩土地上的2000斤苞谷，但经庭审查明，本案争议的土地实质为2.1亩的土地，故本案的焦点在于上诉人卓云白对涉案争议土地是否具有合法的权利。 涉案土地经过了二轮土地承包，根据上诉人卓云白提交的1985年《土地使用证》来看，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卓云白为户主的家庭6人（包含其父母季问之、张金香）对涉案争议土地进行了承包，期限自1981年至1996年。季问之、张金香作为卓云白的父母亦即该家庭的成员，对涉案争议土地当然地享有承包经营的资格。其后因卓云白与父母季问之、张金香产生纠纷，双方分家生活，后季问之、张金香将卓云白侄女也即被上诉人邓忠逊之妻卓彩虹接回共同居住生活，为了保障卓彩虹的权益，1988年，季问之与发包方签订了《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其中明确了包括涉案争议土地在内的属于季问之、张金香夫妇的承包土地份额，由季问之夫妇单独进行承包经营管理耕种。由此可见，该承包合同书实质上对1985年以卓云白为户主的《土地使用证》中记载的家庭承包土地范围予以了变更，将其中属于家庭成员季问之、张金香应当享有的承包土地份额根据双方分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割，并未对卓云白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应当享受的承包土地权利造成损害，属于承包农户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承包地分割，而非发包人对承包地的调整，故上诉人卓云白主张季问之无权单独签订《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该承包合同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的规定应为无效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1993年，季问之与被上诉人邓忠逊夫妇发生家庭矛盾后，各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由上诉人卓云白负责季问之的生活，被上诉人邓忠逊夫妇负责张金香的生活，双方当事人对季问之《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中的土地均分后各自进行耕种管理，其中邓忠逊夫妇负责对涉案争议土地即白果树墩地0.42亩、红薯地0.61亩、自留地0.15亩、老菜园1.27亩（其中0.2亩岩荒地未用），总面积约2.1亩的土地予以管理，其余土地由卓云白耕种管理。现上诉人卓云白主张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其对涉案争议土地进行了第二轮续包，并提交了1996年登记在其名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证》，该《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证》中虽明确记载涉案争议土地（记载为白果树0.4亩、大地坎下1.16亩、下湾1.8亩）登记在其名下，但该土地承包证无发包人、发证机关签名盖章，并不具备不动产权属证书效力，且根据相关职能部门档案中记载的卓云白2007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来看，家庭人口7人，包含已故的季问之，不包含已故的张金香，涉案争议土地记载为“白果树地0.4亩、大地坎下1.16亩、红茹地0.6亩地（该登记表中的霞塆1.2亩、红茹地0.6亩即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证上的下湾1.8亩土地）”并明确上述土地为争议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规定，卓云白所持有的1985年《土地使用证》与第二轮续包之后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不相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为准，即涉案土地登记状态为争议土地，1985年《土地使用证》不能作为卓云白继续享有该土地权利的权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的规定，涉案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而非登记时设立。上诉人卓云白在一、二审中并未提交其就涉案土地与发包方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的证据，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载明土地争议状态确有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主张涉案争议土地为其享有合法使用权的土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反，被上诉人邓忠逊作为涉案土地原始承包经营权人张金香的赡养人，一直经营管理涉案争议土地至今，发包方对于邓忠逊经营管理涉案争议土地并无异议，邓忠逊对该土地经营管理的行为得到了发包方的认可，现上诉人卓云白主张被上诉人经营管理涉案争议土地的行为构成侵权应予停止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其主张被上诉人摘取了上诉人栽种在该土地上的苞谷应予返还，但也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故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上述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一审对本案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据查明的事实进行判断，于法有据，且与桑植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并不矛盾，上诉人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超越民事诉讼范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本案争议土地实际经营管理权利人与当事人持有的《土地使用证》不一致的情况，权利人可依法向发证机关申请解决。另，本案所涉农村家庭承包土地的经营权纠纷，原土地承包人季问之、张金香死亡后，其承包土地依法并不涉及继承法律关系，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确有瑕疵，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卓云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卓云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媛春 审判员  刘雪飞 审判员  吕红军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向源 书记员朱奕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