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40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锦波，男，196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凌，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杨，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鑫地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金房苑横街106号1栋2楼1号。 法定代表人：缪洁，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传辉，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剑梅，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锦波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鑫地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地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杨锦波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1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锦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鑫地公司承担。主要理由：1.案涉债权转让通知送达鑫地公司后，鑫地公司继续向原债权人成都金仪电工器材厂（以下简称金仪厂）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不应免除其仍应向杨锦波付款的义务；2.杨锦波与金仪厂在《债权转让协议》中受让债权金额约定以拆迁安置完成后实际应付为准，是基于对鑫地公司按约履行《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义务的信赖而约定，但是鑫地公司与金仪厂之后恶意串通，鑫地公司在未告知杨锦波的情况下，在拆迁安置并未完成且办理结算的情况下，提前向金仪厂支付了拆迁安置补偿款，导致拆迁安置完成后实际应付金额为零，但不能免除鑫地公司应当向债权受让人杨锦波履行拆迁安置补偿款的义务，一审认定杨锦波最终受让的债权金额为0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鑫地公司在接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后，无视杨锦波的存在，继续向金仪厂清偿债务，从未向杨锦波主张过任何抗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予以改判。 鑫地公司答辩称：1.金仪厂有权向杨锦波转让其对鑫地公司的债权金额不是960万元，而是35.4608万元，因为鑫地公司与金仪厂签订的《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中分别约定集资建房户的补偿6089928元、对金仪厂的补偿7795408元，同日，鑫地公司与金仪厂签订《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约定金仪厂应向鑫地公司支付购买安置房款6373689元，金仪厂付清款项后鑫地公司向金仪厂移交安置房，但金仪厂并未支付购房款，集资建房户实际由鑫地公司安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互负债务抵销的规定，鑫地公司无需向金仪厂支付6089928元集资建房户拆迁款；2010年11月1日金仪厂向杨锦波转让其对鑫地公司的债权，应当属于转让时能够确定的债权，不包括未来或有或不确定的债权，即金仪厂与杨锦波债权转让的基础为《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所涉及的两笔款项，但金仪厂有权向杨锦波转让的其对鑫地公司的债权金额为3795408元（即对金仪厂的补偿7795408元减去债权转让前已支付的400万元）；2.鑫地公司应向金仪厂支付的拆迁补偿款为7795408元，收到金仪厂《债权转让通知书》后，认可金仪厂有权向杨锦波转让的其对鑫地公司的债权金额为3795408元（即减去债权转让前向金仪厂支付的400万元），其已向杨锦波支付344.08万元，现鑫地公司只需承担35.4608万元的债务。 杨锦波于2015年5月27日（再审前首次起诉时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鑫地公司向其支付赔偿款6694367元及资金利息损失1535655.8元，两项合计8230022.8元（资金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5月27日起，计算至鑫地公司付清款之日）；2.案件诉讼费由鑫地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6日，鑫地公司（拆迁人，甲方）与金仪厂（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支付乙方构（建）筑物补偿款6322029元、其它附着物及附属设施补偿款335414元，补偿金额及计算明细详见《企业补偿明细表》，甲方按上述第一条补偿金额的18%给予乙方搬迁损失、搬运费、水电设施迁改及奖励等费用1137965元；乙方自签订协议之日起30日内交出土地及房屋的，按上述协议第一条补偿金额的3%给予奖励，40日内交出土地及房屋的，按上述协议第一条补偿金额的1%给予奖励，超过40日的不予奖励；乙方集资建房面积2905.11平方米，按政府确定的拆迁补偿原则，甲方应支付集资建房拆迁补偿款6089928元；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支付乙方400万元，待乙方交出净地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款项3605747元和奖励189661元；在乙方完成集资建房户安置工作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6089928元。 2010年9月6日，鑫地公司（甲方）与金仪厂（乙方）签订《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约定为解决乙方集资建房拆迁安置问题，甲方将兴盛小区“新居工程”A组团（3035.09平方米）作为政府住房困难帮助安置房源提供给乙方用于安置集资建房户；帮助房屋使用权结算价格2100元/平方米，集资建房户要求货币终结的，被拆迁房按2300元/平方米终结；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交房时间5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购买安置房款6373689元（此金额为暂定数，在乙方完成安置后，准确数据才能确定，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在乙方所有款项付清之后，甲方向乙方移交安置房；交房期限2010年12月6日前。同日，鑫地公司（甲方）与金仪厂（乙方）签订《集资建房拆迁过渡总协议》约定，原则：支付过渡费按照原集资建房面积60平方米以下为500元/户/月、60平方米至90平方米为700元/户/月、90平方米以上为900元/户/月；甲方根据乙方拆除集资建房总面积按月支付给乙方，发放及测算见明细表，过渡房由乙方自行解决；过渡费用从签订拆迁协议后交出旧房的当日计算，过渡费每月1-5号由甲方向乙方支付，过渡时间暂定为3个月；安置房交房期限为2010年12月6日前，安置房明确后停发过渡费，并由乙方负责完成集资建房户的住房安置工作；双方签订协议后30日内乙方负责完成搬迁，并拆除旧房将地交给甲方，逾期后果由乙方自负，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2010年10月9日，杨锦波向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起诉成都金仪焊接设备有限公司、金仪厂民间借贷纠纷案，并申请财产保全。彭州市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1日和10月15日向鑫地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金仪厂拆迁补偿款860万元。鑫地公司提出异议，认为根据拆迁协议应支付金仪厂企业本身的补偿款为7795048元，已经支付了400万元，目前金仪厂的拆迁补偿款仅余3795048元，要求调整冻结金额。2010年10月18日，经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调解，杨锦波与成都金仪焊接设备有限公司、金仪厂达成协议，成都金仪焊接设备有限公司应在调解书生效后5日内归还杨锦波660万元，金仪厂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010年10月25日，金仪厂向杨锦波借款290万元，用于金仪厂集资建房户的拆迁安置，支付方式由杨锦波直接支付给集资建房户。10月27日，杨锦波与金仪厂法定代表人唐明海以及拆迁办工作人员、金桥社区人员形成拆迁工作纪要，明确该290万元的借款，在金仪厂拆迁完成后由金仪厂出具委托书，由鑫地公司直接向杨锦波支付拆迁垫资款。 2010年11月1日，金仪厂（甲方）与杨锦波（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欠乙方借款共计1562万元，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因拆迁安置形成的对鑫地公司的债权（约960余万元人民币，最终金额以拆迁安置完成后实际应付金额为准）转让给乙方行使，乙方按照本协议直接向鑫地公司主张债权。如本协议无效、被撤销或鑫地公司履行金额低于转让金额的，则金仪厂仍按原借款合同（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履行义务。鑫地公司于次日收到金仪厂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和该《债权转让协议书》。彭州市人民法院应杨锦波的申请，裁定解除对金仪厂在鑫地公司应领取拆迁补偿款的冻结。 2011年1月18日，杨锦波代金仪厂支付集资建房拆迁补偿款114.08万元。金仪厂就290万元和114.08万元向鑫地公司发出委托付款书，要求鑫地公司将上述款项直接支付给杨锦波，鑫地公司称未收到上述委托付款书。经查，2010年12月1日，鑫地公司向杨锦波支付拆迁补偿款230万元；2011年1月25日，鑫地公司向杨锦波支付拆迁补偿款114.08万元；上述两笔款项共计344.08万元。2011年12月6日，杨锦波与金仪厂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金仪厂将12套集资建房转让给杨锦波，转让单价为每平方米3539元，转让面积共计693.6平方米，转让金额共计2454650.4元。 2011年9月20日、9月27日、10月8日、11月1日、11月17日、11月17日、12月31日，以及2012年1月15日、1月15日，鑫地公司根据金仪厂出具的《委托付款书》、《情况说明》、《借条》等，分别出具《四川省非经营性结算统一票据》共计9张，载明金仪厂为保证该厂集资建房户的拆迁安置工作顺利进行，借支或委托鑫地公司支付“预付拆迁工作经费”等35万元、76万元、120.376万元、18万元、29.40万元、200.6616万元、150万元、20万元、20万元，共计669.4367万元，一审庭审中，鑫地公司举示1.金仪厂于2011年9月20日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鑫地公司预支的拆迁工作经费35万元，用于陈某超、饶某香、唐某华、杨某华、张某荣等5户集资建房户的搬迁工作……；2.金仪厂于2011年9月27日出具的《借条》内容与上述《借条》类似（仅金额、集资建房户名称、日期不同）；3.金仪厂于2011年10月8日出具的《付款委托函》载明：请贵司将预支付我厂的拆迁工作经费120.376万元以电汇以下账户（收款单位都江堰市强达电子有限公司），办理中的一切责任由我厂负责，以上款项专用集资建房户的拆迁补偿，在贵公司应支付我厂的工作经费中直接扣除；4.金仪厂于2010年10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我厂承诺在收到贵公司预支的120.376万元拆迁工作经费后，在2011年10月13日前负责至少完成马某峰等24户集资建房户的协议签订和房屋搬迁工作；5.金仪厂于2011年11月1日出具的《委托付款书》载明，为了顺利推进拆迁工作，搬迁安置我厂集资建房户，特委托贵公司从金仪厂工作经费中支付给：马某峰29.40万元，由此产生的任何经济法律责任均由我厂承担，与贵公司无关；6.金仪厂于2011年12月29日出具的《委托付款书》载明，为推进金仪厂剩余集资建房户的拆迁工作，特委托贵公司从应付给金仪厂的工作经费及贵公司代收中铁五局集团成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应付给我厂法人代表人唐某海的集资建房转让款中支付150万元给成都天鹏投资有限公司，我厂承诺在2012年春节前完成金仪厂的所有拆迁工作；7.金仪厂于2011年10月31日出具的《委托付款书》载明，为了顺利推进拆迁工作，搬迁安置我厂集资建房户，特委托贵公司从金仪厂工作经费中支付给马某峰、唐某各20万元，共计40万元，由此产生的任何经济法律责任均由我厂承担，与贵公司无关；8.鑫地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至2011年11月8日，分别向集资建房户马某峰、唐某、唐某斌、张某兰、张某敏等转款的银行回单及《拆迁补偿费申请表》。 一审还查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2016）苏1182民初406号民事裁定认定：2014年1月30日，鑫地公司与金仪厂签订《关于成都金仪电工器材厂拆迁补偿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载明：一、双方清算确认，按照双方已签订协议和经双方协商确定的鑫地公司（甲方）应付给金仪厂（乙方）的拆迁补偿款和工作经费（含4户集资建房转让款）合同金额为14140404元，考虑到乙方的实际困难和拆迁工作的推进，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已支付乙方各类款项合计17458654.1元。二、经甲乙双方协商，双方同意在已签协议（《企业拆迁补偿协议》、《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和《集资建房拆迁过渡总协议》）的基础上，甲方增补4800000元工作经费（该款项系双方于2012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第二条约定的超政策补偿款、拆迁人员工资、拆迁工作交通费和招待费4项费用），支付给乙方作为因安置房源未按时提供给乙方及其他相关行为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的补偿……三、根据清算结果并确认，甲方还应支付乙方1481749.9元。乙方现有所有未签订协议集资建房户的拆迁安置由甲方负责，其拆迁安置协议由甲方与集资建房户直接签订，涉及的拆迁补偿款由甲方直接支付给集资建房户。四、……（五）关于乙方提出原签订增补的168万元工作经费，甲方在协商时包含在480万元之内，乙方认为不应包含，根据区领导意见，此168万元暂时搁置，年后再行商议……。2015年9月14日，金仪厂向鑫地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金仪厂将对鑫地公司享有的拆迁利益债权中的8000000元转让给新坝电气公司。2015年11月19日，新坝电气公司委托律师黄剑向鑫地公司发送律师函一份，要求鑫地公司将欠金仪厂的1481749.9元足额支付。2014年2月8日，金仪厂向鑫地公司出具《委托付款通知》及《支付委托书》，要求将应支付账款1481749.9元支付给案外人都江堰市强达电子有限公司农行账户。2014年2月8日、10日，金仪厂支付此款。该院遂裁定驳回新坝电气公司的起诉。 一审另查明：2015年江某丽向鑫地公司提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请求判令金仪厂向其赔偿违法拆除房屋造成的损失330万元，租金损失28.8万元。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按照鑫地公司与金仪厂达成的协议，鑫地公司直接对江忠丽进行拆迁安置补偿，鑫地公司未经江忠丽同意拆除房屋，应当赔偿损失，但因江某丽无法证明其损失，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江某丽以与鑫地公司达成和解为由撤回起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3日裁定：撤销原判；准许江某丽撤回起诉。金仪厂与鑫地公司在拆迁安置过程中经协商达成一致，金仪厂将江某丽等两户的拆迁安置工作交由鑫地公司直接负责，拆迁安置款由鑫地公司直接支付，不再计入对金仪厂的集资建房户的安置款中。 一审法院查明上述事实采信《企业拆迁补偿协议》、《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集资建房拆迁过渡总协议》、《债权转让协议书》、《委托付款书》、《情况说明》、《借条》、《四川省非经营性结算统一票据》、《拆迁补偿费用申请表》、银行转账回单、（2013）金牛民初字第8004号民事判决书、（2016）苏1182民初406号民事裁定书、（2016）川01民终6132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一审庭审中，鑫地公司提交金仪厂与杨锦波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金仪厂与集资建房户杨某华、饶某香等签订的《集资建房出售协议》、《协议书》、《付款委托书》，鑫地公司与杨某、虞某琪等签订的《拆迁补偿及安置协议》等证据，拟证明：1.金仪厂将收到的集资建房12套转给杨锦波，杨锦波虽然代金仪厂垫付了集资建房户补偿款344.08万元，但是其一并取得相应的房屋，且鑫地公司最终也给予了房屋安置；2.鑫地公司对杨锦波代垫集资建房补偿款的集资建房已经进行房屋安置，鑫地公司无需向金仪厂或杨锦波支付集资建房补偿款，杨锦波本人也通过获得金仪厂转给的集资建房的方式获得鑫地公司房屋安置，故鑫地公司不应再向杨锦波支付货币344.08万元；3.鑫地公司仅需要向杨锦波承担354608元的支付义务。杨锦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认为该组证据恰好证明：1.金仪厂范围内的集资建房户的安置是由金仪厂负责并进行款项的支付，在金仪厂支付了相应款项后，相应的集资建房户的房屋就由金仪厂收回进行拆迁，在此过程中，相应的房屋在鑫地公司对应的还有一次享受鑫地公司公司货币补偿及住房安置的权利，而该受安置的人员并不是一定要是金仪厂最原始的集资建房户，只需要金仪厂认可的人员就行，因为根据鑫地公司所列举的5户拆迁安置协议中，已经明确再次进行货币补偿，而这5户并不是原始的集资建房户，同时再进行了住房安置，相关人员在进行结算后，还应当向鑫地公司支付差价；2.杨锦波与金仪厂签订协议发生的时间2011年12月6日，而鑫地公司所称的向杨锦波支付其垫付的拆迁集资建房款发生在12月，实际上杨锦波垫付的费用已经获得了清偿，该房屋转让协议与垫付之间无任何关系，之所以双方有垫付协议是基于债权转让协议中，金仪厂欠付杨锦波的债务是1562万元，而债权转让只是转让了约960万元，尚有600万元未进行处理。因此双方通过房屋转让协议的方式来继续履行双方的债权债务是合法有效的。且事后鑫地公司通过金仪厂和杨锦波的委托，对杨锦波指定的人员进行了安置，也再次证明对金仪厂的拆迁是同时存在货币安置和住房安置，也说明企业拆迁安置总协议中金仪厂应当向鑫地公司支付购房款的约定实际上是没有履行的。金仪厂与鑫地公司之间不存在互负债务的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一、《债权转让协议书》与《补充协议》的关系。其一，从签订的时间和签订的主体来看，《债权转让协议书》是2010年11月1日所签，相对方是金仪厂与杨锦波；《补充协议》为2014年1月30日所定，相对方为鑫地公司与金仪厂。其二，从两个协议的内容来看，《债权转让协议书》是以《企业拆迁补偿协议》、《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集资建房拆迁过渡总协议》为基础，杨锦波是在知道及应当知道，企业拆迁补偿和集资建房拆迁安置补偿的范围，及相关合同的总金额为14140404元，据此，才确认了债权转让金额以约960万元人民币为限。因在转让前，鑫地公司已经支付给金仪厂400万元。而《补充协议》却是鑫地公司与金仪厂，对企业和集资建房拆迁补偿及安置款项支出金额的清算确认，对拆迁安置过程中产生的其他支出，以及针对拆迁安置补偿费用的使用情况进行的说明、补充。故在《补充协议》中载明，鑫地公司与金仪厂拆迁安置的合同金额为14140404元，而在2014年1月30日结算时，鑫地公司实际支付各类款项合计17458654.1元；其超额支付的3318250.1元中，部分属于应直接支付给集资建房户的经济损失补偿额，以及招待费、交通费等费用，而这些费用均未包含在《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和《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中。另在《企业拆迁补偿协议》、《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集资建房拆迁过渡总协议》基础上，鑫地公司增补的480万元工作经费（系超政策补偿款、拆迁人员工资、拆迁工作交通费和招待费4项费用），是支付给金仪厂作为因安置房源未按时提供给金仪厂及其他相关行为，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的补偿。其三，《补充协议》中涉及的这些工作经费等费用，并未包括在拆迁补偿协议和集资建房拆迁安置协议中，且不但是在《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后，也是在在拆迁安置过程中产生并已实际支付及还应支付的。据此，超出鑫地公司与金仪厂拆迁安置合同金额部分（3318250元）和按《补充协议》约定，鑫地公司应支付给金仪厂的480万元工作经费，都显然不应计入杨锦波受让的债权范围内。故在《补充协议》签订后，鑫地公司将尚应支付金仪厂的上述余款1481749.9元，按金仪厂要求支付给案外人也并无不当。其四，从降低交易风险的角度，按《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的约定，即鑫地公司履行金额低于转让金额的，则作为债权转让人的金仪厂仍应按原借款合同（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履行义务。故杨锦波对其受让的债权金额约960万元，当债务人不能全额履行转让金额约960万元时，则可按《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的特别约定，向原债务人及转让人金仪厂主张其权利。二、杨锦波取得的部分拆迁安置房与受让债权总额的关系。根据双方的举证和一审庭审中的确认，证明以下事实：其一，实际上杨锦波也取得部分房屋，鑫地公司也予以确认，杨锦波是通过获得金仪厂转给的集资建房的方式获得鑫地公司安置的，既然是依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通过金仪厂进行，其结算对象当然就应是金仪厂，且发生在2014年1月30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之前，显然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对房屋的价款、应冲抵房屋拆迁补偿款的金额理应已进行结算并体现在了《补充协议》中，现杨锦波也不认可取得的部分房屋与受让债权有关。故现鑫地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杨锦波也取得了部分房屋，应将该部分集资建房户的拆迁补偿款，从其受让的债权总额中扣减的事实主张。因此，2011年12月6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涉及的房屋面积、金额，不宜从杨锦波受让债权总额中进行冲抵、扣减。至此，鑫地公司实际已向杨锦波支付的款项为3440800元，按债权转让通知书中和杨锦波确认的债权转让金额约960万元计，尚应向杨锦波支付6159200元。另《房屋转让协议》中是否涉及其他法律关系，本案未作审理。其二，按《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杨锦波是按债权转让协议直接向鑫地公司主张债权，鑫地公司也称未收到过金仪厂针对2900000元和1140800元两笔款项发出的委托付款书，杨锦波自认不属于债权转让款的范围。嗣后，鑫地公司虽向杨锦波支付了共计3440800元，但显然是在履行债权转让协议中杨锦波受让的债权。故杨锦波认为由其直接支付给集资建房户的上述两笔款项，系金仪厂向他借的款，他只是代金仪厂支付部分拆迁安置户的拆迁安置款，理应得到清偿的理由，因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也不作处理。其三，2014年1月30日，鑫地公司与金仪厂在《补充协议》中，对企业和集资建房拆迁补偿及安置款项支出金额的清算确认为1894万元，鑫地公司尚应支付给金仪厂余款为1481749.9元，该款于2014年2月8日，鑫地公司按金仪厂的付款要求付款后，鑫地公司因拆迁安置形成的对金仪厂的债务，就已按拆迁补偿和安置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之约定履行完毕。虽在《补充协议》中，双方对原签订增补的168万元工作经费，是否包含在现增补的480万元工作经费内尚存争议，但在未商议出结果前，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鑫地公司已无再向金仪厂履行付款义务的依据。综上，鑫地公司在接到金仪厂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之时，即发生法律效力。但因《债权转让协议书》中所约定的条件，及鑫地公司履行金额低于转让金额的，则作为债权转让人的金仪厂仍按原借款合同（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履行义务，并未完全免除金仪厂的还款责任。因原合同关系有条件的改变，鑫地公司与债权受让人杨锦波虽形成了新的合同关系，鑫地公司应当向杨锦波履行债务，但对让与人金仪厂的抗辩，也可以向受让人杨锦波主张；当其履行不能时，应当按合同约定向转让人金仪厂主张权利。按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确定的债权转让金额约960万计，鑫地公司已向杨锦波履行受让的债权金额为3440800元，尚还应支付6159200元。但因在《补充协议》中的结算确认，鑫地公司已超出支付鑫地公司与金仪厂拆迁安置合同中约定的补偿金额14140404元，现已无款项还要向金仪厂支付。故本院对杨锦波要求鑫地公司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6694367元的诉请，本应在6159200元范围内予以支持，但因鑫地公司与金仪厂有关拆迁补偿的款项已结清，如果尚有未尽事宜存在，在没有形成协议前，现阶段鑫地公司也并无还要向金仪厂支付相关款项的依据。据此，以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确认的转让金额约960万元计，鑫地公司不足以向杨锦波支付部分，及鑫地公司履行金额低于转让债权金额的，杨锦波应按《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的约定另行主张权利。故杨锦波要求鑫地公司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6694367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杨锦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410元，由杨锦波负担。 二审中，杨锦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未提出异议和补充，鑫地公司对一审认定“2010年10月25日金仪厂向杨锦波借款290万元”持有异议，认为不存在该事实。本院认为，根据2010年11月1日杨锦波与金仪厂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所载明内容，金仪厂及杨锦波双方确认借款本金总金额为1562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双方对鑫地公司是否对杨锦波负有债务以及金仪厂与鑫地公司相关债权债务款项的金额存在争议。本案中，杨锦波依据其受让金仪厂因拆迁安置形成的对鑫地公司的债权，且鑫地公司已收到金仪厂向其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和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书》主张鑫地公司清偿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关于债权转让合同的相关规定，金仪厂将其对鑫地公司享有的债权让予杨锦波的债权转让协议已生效，鑫地公司自2010年11月2日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应当向杨锦波履行原对金仪厂负有的给付义务，杨锦波按照协议可直接向鑫地公司主张其履行债务；同时，鑫地公司就该债务对金仪厂的抗辩依法亦可向杨锦波主张。鑫地公司主要提出两点抗辩理由：一是认为《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集资建房户补偿款不属于金仪厂的债权。对此，本院认为，《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系鑫地公司与金仪厂所签订，集资建房户并非协议相对方，该协议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仅在鑫地公司与金仪厂之间产生。金仪厂基于该协议约定是拆迁安置补偿款的权利人，虽然金仪厂收到鑫地公司支付的集资建房户补偿款后，需要将款项支付给集资建房户，但这属于金仪厂与集资建房户之间的法律关系，集资建房户的补偿款依约属于鑫地公司应向金仪厂给付的拆迁安置总金额的组成部分，故鑫地公司抗辩认为集资建房户补偿款不属于金仪厂对其享有的债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二，鑫地公司主张金仪厂违反《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中关于向鑫地公司支付购买安置房款的义务，该笔款项应在案涉债务中予以抵销。对此，本院认为，根据《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鑫地公司在金仪厂付清款项后向其移交安置房。其后，金仪厂与鑫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就拆迁补偿款及工作经费清算确认鑫地公司还应支付金仪厂1481749.9元，金仪厂现有未签订协议集资建房户的拆迁安置由鑫地公司负责，其拆迁安置协议由鑫地公司与集资建房户直接签订，涉及的拆迁补偿款由鑫地公司直接支付给集资建房户……”，故就双方关于拆迁补偿款清算金额以及集资建房户安置等约定内容看，鑫地公司于本案中提出的金仪厂尚欠其款项应用于抵销案涉债权的抗辩主张，缺乏充分事实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如鑫地公司认为金仪厂对其负有给付义务，可依法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杨锦波基于受让金仪厂对鑫地公司因拆迁安置形成的债权主张鑫地公司偿付债务，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关于如何认定鑫地公司债务金额的问题。杨锦波诉请鑫地公司支付2011年9月20日后该公司向金仪厂支付的“预付拆迁工作经费”6694367元及资金利息损失，但由于该款项系案涉债权转让后，鑫地公司向原债权人支付的款项，不能作为认定杨锦波受让债权金额的依据。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杨锦波受让的债权为金仪厂因拆迁安置形成的对鑫地公司的债权，最终金额以拆迁安置完成后实际应付金额为准。根据鑫地公司与金仪厂在《补充协议》中的款项清算，鑫地公司应向金仪厂支付的拆迁补偿款和工作经费为14140404元，但双方并未对其中拆迁补偿款和工作经费予以划分，故亦不能据此认定金仪厂因拆迁安置形成的对鑫地公司的拆迁补偿款金额。综上所述，就现有事实证据看，金仪厂有权向杨锦波转让的债权金额只能依据鑫地公司与金仪厂签订的《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鑫地公司应向金仪厂支付的拆迁补偿款金额认定。根据该协议，金仪厂建筑物补偿款、相关补偿奖励费用及由金仪厂领取的集资建房拆迁补偿款合计13885336元，扣除当日鑫地公司向金仪厂支付的400万元，鑫地公司依约应向金仪厂给付的拆迁补偿款为9885336元。金仪厂将该债权让予杨锦波后，鑫地公司向杨锦波支付了344.08万元，尚余债务6444536元。关于杨锦波主张的利息，属于鑫地公司怠于偿债造成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依法应予赔偿。鑫地公司应自杨锦波就案涉债权首次提起诉讼的2015年5月27日起偿付利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8月20日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已予取消，故本院将结合前述新规定就利息分段作出裁判。 综上，本院对杨锦波诉请鑫地公司偿付的债务金额，予以部分支持，一审法院关于案涉债权债务清偿情况认定有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1432号民事判决； 二、成都市鑫地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杨锦波支付6444536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计息方式：以6444536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杨锦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94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9410元，合计138820元，由成都市鑫地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20000元，杨锦波负担188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玉琬 审判员  陈 勇 审判员  冷 雪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崔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