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民终1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双全，男，197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崇峻（曾用名黄崇峰），系黄双全之子，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仕勇，男，1967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楠，四川蜀缘（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双全因与被上诉人姚仕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9）川1421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双全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的姚仕勇的出资中有部分不属实：1.一审认定的姚仕勇在碎石款部分出资77550元，但凯云公司与赛加毕结算的碎石款金额为83839元，黄双全的工作人员黄刚就支付了50000元，另外一部分是之前交的定金，姚仕勇关于沙石款投入77550元虚假；2.姚仕勇支出的款项中有15万元系在凯云公司处领取，其中：2018年1月3日领取了4万元用于发电机租赁、1月14日领取了1万元、2018年2月7日和2月11日各领取了5万元；3.黄双全在中国一冶公司享有的工程款20万元中有5万元由中国一冶公司按黄双全的要求转给了姚仕勇用于案涉工程，该5万元应计入黄双全的出资而非姚仕勇的出资；4.五金材料款336800元中还有2万元系黄刚支付，应作为黄双全的投入而非姚仕勇的投入。 姚仕勇答辩，黄双全的上诉主张无证据证实，原判正确，请求维持。 姚仕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双全立即退还姚仕勇不当得利320,000元。 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采信的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7年6月初至2018年3月底期间，黄双全、姚仕勇作为共同合伙人，与凯云公司合作开展“武倘寻项目天生特大桥”部分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的施工。后因故双方于2018年3月底退出了该项工程建设。2018年5月24日，黄双全、姚仕勇与凯云公司签订了《退场协议》，其中约定：姚仕勇、黄双全与凯云公司两方经协商天生桥工程合作协议解除，对黄双全、姚仕勇共计退场投资款退还1,000,000元，包括所有投资的资金、设备等一切费用（达成协议时间为2018年4月26日），退场款分两次付清，此项目部剩余所有工作内容，由凯云公司自行组织安排，与黄双全、姚仕勇无关。同日，凯云公司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今欠到黄双全、姚仕勇退场款1,000,000元，分两次付清，5月份退款500,000元，6月份退款500,000元，以付款的银行记录为准，款项付完欠条自动作废。2018年12月6日，姚仕勇与凯云公司进行结算并形成文书，文书载明：退场款1,000,000元，已支付黄双全510,000元，蒲小刚50,000元，姚仕勇80,000元，吊车7,250元，共计647,250元，未支付352,750元，支付时以支付的转款记录为准，以前与姚仕勇、黄双全签订的退场协议作废。该文书以上内容经凯云公司签字、盖章确认。该文书以下由姚仕勇自行备注：余款支付到姚仕勇的账户一切其它纠纷由本人姚仕勇负责与公司人无关。2019年1月，凯云公司向姚仕勇支付了100,000元。姚仕勇认为黄双全实际投资只有190,000元，因此其只能取得190,000元，其余320,000元为不当得利，故于2019年1月31日将黄双全诉至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并要求其返还320,000元。后该案经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裁定移送一审法院审理。后经双方一致同意，一审法院将案由变更为合伙协议纠纷。 另查明，黄双全、姚仕勇在案涉工程合伙时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也未约定具体出资数额，双方一致认为在计算退场款的分配时应当按照各自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在案涉工程的开展过程中，黄刚是黄双全的现场管理也负责管理黄双全的资金，姚仕勇负责后勤、采购、生活，蒲小刚负责技术、施工，杨廷明作为现场总管。赛加毕曾为案涉工程提供砂石,崔超梅曾帮案涉工程打水井，黄开荣向案涉工程出租发电机,邓书杰开设的“鑫鑫五金”店曾为案涉工程供应五金材料。黄双全负责购买了电动葫芦门式起重机（以下简称龙门吊）并采购了价值70,000元的模板。期间，黄双全在2017年6月11日向姚仕勇转账10,000元。黄刚代黄双全曾向姚仕勇于2017年6月23日转账5,000元，于2017年6月28日转账6,000元，于2017年7月12日转账19,000元，于2017年7月16日转账20,000元，于2017年9月28日转账13,200元，于2017年10月1日转账10,000元，于2017年10月12日转账10,000元，合计83,200元；黄刚还代黄双全于2017年6月29日、7月24日支付龙门吊费用50,000元和20,000元，于2017年9月12日向赛加毕转账25,000元，于同年9月20日向赛加毕转款20,000元，于同年10月30日向赛加毕转款5,000元。2017年10月22日，黄崇峻曾向姚仕勇转款20,000元。姚仕勇曾于2018年3月陆续以自己的名义向凯云公司提交了37组《费用审批结算单》用于报销费用，合计金额为740,964.5元。2018年3月9日，凯云公司向姚仕勇出具了《收据》一张，载明：收到姚仕勇交来费用报销单据金额715,553.5元，此金额不作入账金额。2018年3月11日，凯云公司又向姚仕勇出具了《收据》一张，载明：兹收到姚仕勇交来费用报销单据，金额为45,000元。上述两张《收据》中载明的费用报销单据总金额为760,553.5元。上述37组《费用审批结算单》中包括了黄开荣提供柴油发电机的租金为50,000元（实际为60,000元，单据上载明剩余10,000元未付），黄崇峻于2017年6月29日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购买龙门吊的金额为88,000元，赛加毕和姚仕勇在2017年10月10日对账的关于2017年7月24日至2017年8月2日期间供货的《碎石进场清单结算》中货款金额为83,839元等项目。上述37组《费用审批结算单》均无黄双全签字确认。黄双全、姚仕勇一致认可其在案涉项目中的合伙关系已经终止。 庭审中，为了证明其资金投入，姚仕勇提供了其微信转账截图，显示姚仕勇通过微信向赛加毕的付款情况为：于2017年8月29日支付2,000元，于2017年12月3日支付10,000元，于2017年12月4日支付5,000元，于2017年12月18日支付5,000元，于2018年1月12日支付10,000元，于2018年1月4日支付5,000元，于2018年2月13日支付了两笔10,000元，于2018年3月3日支付了四笔5,000元，于2018年3月5日支付了550元，合计金额77,550元。黄双全对此有异议，认为赛加毕仅为工地供应了40,000元的货，且黄刚个人就向赛加毕支付过款项。姚仕勇主张通过微信共计向崔超梅支付打水井的款项57,000元，黄双全对此予以认可但称款项的来源是由黄刚转账给姚仕勇的，对于姚仕勇所说还支付了现金3,000元给崔超梅姚仕勇不予认可。姚仕勇主张通过微信共计向黄开荣支付了40,000元的发电机租金，黄双全对租赁费金额予以认可，但称黄刚向黄开荣转账了20,000元，剩余20,000元是由黄刚支付给姚仕勇请其代支付的。姚仕勇主张向“鑫鑫五金”店的邓书杰支付了购买电线、机械、工具等材料费共计338,310元（2018年3月2日的1,510元并非付款依据，应予扣除，实际金额系336,800元），黄双全对邓书杰的供货金额无异议，但认为2018年1月凯云公司之所以支付姚仕勇100,000元是为了让其支付款项给“鑫鑫五金”店，但是姚仕勇仅支付了50,000元给该店，另外黄刚曾经直接支付给邓书杰的妻子五金材料款20,000元，黄双全本人以及黄崇峻、刘涛也曾代表黄双全转账给姚仕勇让其代支付款项。 姚仕勇称还与黄双全合伙承揽了贵州遵义绥正高速7-2分部的部分工程（以下简称：绥正高速工程），该工程于2016年5月左右开工，在2018年12月底竣工，黄双全、姚仕勇未结算，项目也发生了争议，目前在诉讼过程中。姚仕勇认可黄崇峻直接向其支付的20,000元与案涉工程有关，系黄双全在案涉项目的投资款，但对于黄刚支付姚仕勇的83,200元则称黄刚之所以支付款项是因为2017年6月份在同时存在绥正高速工程，因此不能证明是黄双全在案涉工程的投资款。另外，姚仕勇又称和黄刚以及案外人帅承功三人合伙在贵州铜仁还有一个工程项目（以下简称贵州铜仁项目），项目是从2017年12月底开工至2018年5月份结束。黄双全对姚仕勇所称的绥正高速工程的情况不予认可，称该工程系其个人承揽，于2016年4月开工并在2017年年底结束施工，该工程尚未与项目部结算，姚仕勇只是在黄双全手下负责管理工作，领取工资，自己在该工程中并未曾将款项支付给姚仕勇让其代付款。黄刚在出庭作证时称其为黄双全代为支付过部分款项给姚仕勇，并直接支付过赛加毕的砂石款、发电机租金20,000元、机械费等。黄刚还称其在2017年6月9日至2017年11月18日为案涉工程管账，自己和姚仕勇所合作的贵州铜仁项目是在2018年1月才开始的。 再查明，姚仕勇曾以原告身份将凯云公司诉至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要求其支付剩余退场投资款252,75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院通知黄双全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并于2019年4月29日判决：一、凯云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姚仕勇、黄双全给付退场款252,750元；二、驳回姚仕勇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中未对姚仕勇、黄双全所主张的出资情况进行认定。 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后，姚仕勇提交书面意见补充要求将凯云公司待付的252,750元判归姚仕勇所有。 上述事实有双方的陈述，《退场协议》、《欠条》、《应付账款明细》、《姚仕勇结算单》复印件各一份，凯云公司出具的两份《收据》复印件，原告向赛加毕、“寒梅寻梦”、黄开荣、“鑫鑫五金”转账的微信截图，费用审批表复印件，（2019）川2022民初26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姚仕勇、黄崇峻以及黄刚的银行流水记录及黄刚的部分证言等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黄双全、姚仕勇虽然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合同，但是一致认可双方系合伙关系，且有凯云公司的《退场协议》和（2019）川2022民初267号《民事判决书》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对黄双全、姚仕勇在案涉工程中系个人合伙关系予以确认。因为黄双全、姚仕勇一致认可以双方在该合伙中实际的出资比例作为双方分配合伙利润、承担合伙亏损的比例，解决黄双全、姚仕勇争议的核心就在于查明双方在合伙中的出资额。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工程合伙投资情况的认定，包括投资总额和黄双全、姚仕勇各自的投资额；二、凯云公司已经分别支付黄双全、姚仕勇的690,000元应当如何分配，姚仕勇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 关于焦点一。姚仕肋主张在案涉工程中投资了760,553.5元，依据是姚仕勇以其名义向凯云公司提交的两张《收据》的费用报销总金额为760,553.5元，黄双全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合伙投资总共仅有620,000元，姚仕勇向凯云公司提交的费用审批结算单中实际还包含了80,000元的未付款以及60,000元的虚假票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不宜直接按照凯云公司所出具的《收据》载明金额来认定黄双全、姚仕勇或者二人在案涉项目的总投资款。理由有以下六点：1．姚仕勇主张黄双全的190,000元投资均未包括在姚仕勇提供给凯云公司的费用审批结算单内，黄双全对此予以否认。在凯云公司承诺退还黄双全、姚仕勇1,000,000元投资款和一切费用时，凯云公司仅要求姚仕勇提供费用审批结算单而不要求黄双全提供的可能性较小，且姚仕勇也未就黄双全在凯云公司处还有费用审批结算单一事举证，应当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姚仕勇自认未出资购买龙门吊，但其仍然将黄崇峻签订的购买龙门吊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提交凯云公司并就此上报了88,000元费用，足以说明37份费用审批单并非如姚仕勇所说全部系其投资；3．费用审批单所对应的详单，很多均为自行书写的《收据》，甚至缺少销售单位的印章，以此并不足以证明所有费用均系实际产生；4．姚仕勇在合伙中的职务就包括负责采购，仅以其经手报送的费用审批单所对应的销货明细、收据等，并不足以证明所有的款项系姚仕勇支付；5.上述费用审批单所对应的开支并无黄双全的签字确认，姚仕勇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面签字的其他人员系黄双全所授权的工作人员；6.虽然《退伙协议》中载明100,000元系退伙投资款，但是仅以姚仕勇的陈述并不足以表明黄双全、姚仕勇的总投资金额就不低于100,000元，因为该协议中还载明该款项系包括所有投资的“资金、设备等一切费用”在内的，黄双全辩称的该退场款中包括资金利息在内仍有可能。本案中，黄双全、姚仕勇并未进行结算，且在案涉工程开展期间有其余经济往来，争议较大，因此对于双方在案涉项目中的合伙投资应以双方一致认可或者有证据予以佐证的来进行认定，而不能仅以费用审批单来确认双方的实际出资或者工程的实际开支。依照现有证据和黄双全、姚仕勇一致认可的事实，一审法院目前可以确定的合伙事务开支为：1．赛加毕的砂石款：姚仕勇向凯云公司提交的《碎石进场清单结算》显示赛加毕的碎石款为83,839元，上面有赛加毕的签字，款项的结算日期为2017年10月10日，故一审法院对此结算单予以采信，姚仕勇主张支付赛加毕砂石款77,550元，有微信转账截图和银行流水予以佐证，予以支持。但黄刚的银行流水中也显示在2017年9月12日、9月20日、10月30日分别向赛加毕支付过25,000元、20,000元、5,000元。姚仕勇和赛加毕在2017年10月8日对账的砂石货款中仅包括2017年7月和8月的款项，故结合黄刚向赛加毕支付过案涉砂石款的证言，一审法院推测黄刚的前两笔付款系2017年9月份的货款，10月的款项为对账后支付的款项，三笔款项均应纳入案涉工程的开支计算。砂石款的总金额为127,550元；2．崔超梅打水井费用：姚仕勇主张总金额为60,000元，其中57,000元为姚仕勇微信支付，另外3,000元系现金支付。黄双全仅认可57,000元，姚仕勇所主张的现金支付未提交依据，不予支持，该款项应为57,000元；3．发电机租赁费：姚仕勇主张40,000元并提供了微信转款记录。黄双全对金额无异议，但认为黄刚也在2017年9月12日向黄开荣支付了20,000元并提供了银行转款记录且有证人予以证实。此项费用开支系60,000元；4．“鑫鑫五金”的五金材料款：姚仕勇主张金额为338,310元且全部系自己支付，黄双全对总金额无异议，但称尚欠鑫鑫五金材料款50,000元未付，且黄刚向“鑫鑫五金”店老板邓书杰的妻子支付了20,000元的款项。姚仕勇对黄双全的此项主张不予认可，黄双全仅以2017年9月20日黄刚向“刘＊群”转账的银行流水并不足以证明黄双全系向“鑫鑫五金”店支付的上述款项，且款项仍有欠付。因姚仕勇提供的2018年3月2日的微信截图并非付款依据，故其金额1,510元应予以扣除，实际五金材料款金额应以336,800元为准；5．龙门吊的费用：《工业品买卖合同》显示黄崇峻于2019年6月29日签约拟购买“电动葫芦门式起重机”一台，单价88,000元。当天黄崇峻即向黄刚转款50,000元，黄刚又将款项转出支付，2017年7月24日，黄崇峻向黄刚转账20,000元，黄刚又将款项转出支付。结合黄刚的证言和黄刚的银行流水记录，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支出70,000元系黄双全支付；6．模板：黄双全、姚仕勇一致认可黄双全支付了70,000元，予以支持。姚仕勇还主张2017年7月到2018年2月曾经支付了29,594元的零星费用，用于采买日常用品等，以及姚仕勇曾经让他人垫付费用后还款的依据，但是姚仕勇仅以这些微信截图并不足以证明款项均系用于工地开支。综上，能够确认的合伙投资金额为721,350元，其中姚仕勇经手支出的为511,350元，由黄双全支出的为210,000元。因为姚仕勇经手支出的款项中实际还包含了黄双全直接支付给姚仕勇的部分，黄双全向姚仕勇支付的部分款项应当从姚仕勇的出资额中扣除，并作为黄双全的出资。黄双全曾向姚仕勇转款10,000元，虽然姚仕勇称系绥正高速工程中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但是黄双全否认在上述工程中曾让姚仕勇代付款，姚仕勇的主张无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认定此款与本案有关。黄刚称曾代黄双全向姚仕勇转款83,200元，姚仕勇辩称不能确定是在本案中的款项，但是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此83,200元应视为黄刚代黄双全支付的合伙投资，加上姚仕勇认可的黄崇峻支付的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黄双全向姚仕勇转款113,200元。将该部分款项从姚仕勇的出资额中扣除并计入黄双全的出资额后，一审法院认定姚仕勇在本次合伙中出资398,150元，黄双全在本次合伙中出资323,200元。 关于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黄双全、姚仕勇一致认可按照双方的投资比例分配取得的款项。凯云公司虽然同意退还黄双全、姚仕勇1,000,000元，但是扣除了蒲小刚的50,000元工伤赔偿和吊车费7,250元，故双方在此项目中实际取得金额为942,750元。对于目前已经分发到黄双全、姚仕勇手中的690,000元的分配，一审法院认为应当参照黄双全、姚仕勇实际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例进行分配，即姚仕勇55.2%，黄双全44.8%的比例分配。则姚仕勇应分得380,880元，黄双全应分得309,120元。现黄双全已经从凯云公司取得了510,000元的返还款，对于超过其应分得的308,430元的部分即200,880元，应返还姚仕勇。对于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19）川2022民初26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归属于黄双全、姚仕勇共同的252,750元，因现无证据证明该款项已由黄双全占有，姚仕勇请求黄双全返还无事实依据，且姚仕勇增加该项诉讼请求时法庭辩论已经终结，故对于此项增加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姚仕勇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黄双全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姚仕勇退场投资款人民币200,880元；二、驳回姚仕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50元，由姚仕勇负担1,637元，由黄双全负担4,313元。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黄双全提交以下证据：1、2018年2月7日和2018年2月11日姚仕勇向凯云公司各借款5万元的借款单两张，姚仕勇还在凯云公司领取了10万元用于了工程投入，姚仕勇的投入金额应少计10万元；2、赛加毕出具给黄刚的收到碎石款5万元的收据以及通话录音，拟证明碎石款是黄双全支付的，且赛加毕只收取了一笔碎石款；3、2018年1月3日、2018年1月14日姚仕勇向凯云公司分别借款4万元、1万元的借款单，拟证明姚仕勇还有凯云公司领取了5万元；4.黄刚银行卡转账记录，其中2017年9月20日向刘*群转款2万元，并称刘*群为供五金材料的邓书杰的妻子，拟证明五金材料款中有2万元系黄双全的投入。 对第一组证据，姚仕勇陈述确实领取了该10万元，但该10万元系自己应得的工资；对第二组证据中的收条，姚仕勇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称一审已经认定黄双全向赛加毕支付了5万元；对录音资料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通话对象无法确认，证人应当出庭；对第三组证据，姚仕勇的质证意见为：发电机租赁费是自己先出钱付了的，之后找项目部报销，这个是报销时的单据；对第四组证据，姚仕勇质证意见为：一审认定姚仕勇在五金材料的投入336800元是依据姚仕勇的微信转账记录认定的，黄刚付的这2万元与本案无关，因为黄刚自己还包了小工程在做，也需要买材料。另外，针对黄双全提出的中国一冶公司应黄双全的要求向姚仕勇转款5万元之事，姚仕勇陈述，中国一冶公司确实转了5万元给自己，但该5万元用于了贵州的项目而非本案案涉项目，但找不到用于贵州项目的证据了。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双方在合伙过程中分别的合伙投入是多少，其中涉及如下几笔款项：1.一审对姚仕勇在碎石部分的投入77550元认定是否正确；2.姚仕勇在合伙中的投入款中是否有15万元系在凯云公司领取用于支付，姚仕勇的投入款中是否应扣减15万元；3.姚仕勇领取的中国一冶公司应黄双全的要求转的工程款5万元是否用于了案涉工程，该5万元是否应作为黄双全的合伙投入从而在姚仕勇的投入款中一并扣减5万元；4.五金材料款336800元中是否有2万元应计入黄双全的投入。 关于第一笔碎石款，一审认定姚仕勇投入77550元，黄双全投入5万元，双方均有向供应沙石的赛加毕支付款项的微信转款记录或银行转款记录，因此一审将双方的款项均予以认定。黄双全上诉称，根据凯云公司与赛加毕的结算，赛加毕共计供应碎石款项为8万余元，因此姚仕勇的77550元投入不属实，并提交了通话录音，但该通话录音是否系与赛加毕的对话无法确认，且不能推翻姚仕勇的转款事实，因此一审认定姚仕勇的该77550元投入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该77550元不真实的主张不能成立。若赛加毕收取的碎石款超出了其供应的金额，黄双全和姚仕勇可向其主张返还。故黄双全的此上诉意见不成立。 关于第二笔15万元，黄双全提交姚仕勇在凯云公司处领取了共15万元的借款单，姚仕勇也对领取该15万元的事实未予否认，并称其中10万元系自己应得的工资，另外的发电机租赁费系自己先垫付，均应认定为自己的出资。对此姚仕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作为合伙人应在从凯云公司处获取工资10万元；另外5万元姚仕勇也代表合伙组织实际领取，因此该15万元均应作为合伙组织的资金，从姚仕勇投入的款项中扣减15万元。黄双全的此上诉意见成立，予以支持。 关于第三笔5万元，因黄双全个人与中国一冶公司的工程关系，中国一冶公司应黄双全的要求将其中5万元转款给姚仕勇，姚仕勇承认收到了该笔5万元，但称用于了贵州的工程而非本案所涉工程，但姚仕勇对此不能提交证据，因此应当认定在姚仕勇支出的合伙费用中有5万元为黄双全的款项而非姚仕勇的款项，故合伙总投入中姚仕勇的投入款项应扣减5万元而在黄双全的投入款项中加上5万元。上诉人黄双全的此上诉意见成立，予以支持。 关于第四笔，五金材料款中336800元中是否有2万元为黄双全的投入，对此本院认为，一审认定姚仕勇支付五金材料款336800元，系根据姚仕勇向鑫鑫五金的微信转款记录而来，但二审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对姚仕勇提供的转款记录中除一审未认定的2018年3月2日的1510元外，还有2018年3月22日的一笔2000元也仅显示已收款，不能看出收款人是否为鑫鑫五金，因此该笔2000元也不应认定，因此姚仕勇提供的向鑫鑫五金支付的款项金额应为334800元。至于黄双全主张黄刚还向鑫鑫五金支付了20000元，但其提交的证据是黄刚向刘*群支付了20000元，该证据在一审中已经出示，且姚仕勇的质证意见为不能证明刘*群的身份，二审补充质证意见认为系黄刚自己买材料支付的材料费，对此本院认为，因刘*群的身份无法认定，因此仅凭该转款记录不能认定该笔20000元系向鑫鑫五金支付。黄双全就该笔款项的上诉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但一审对姚仕勇五金材料款的支付总金额认定有误，应予更正。 综上，结合一审和本院二审查明的情况，合伙的支出情况为：1.碎石部分：姚仕勇77550元，黄双全50000元；2.打水井：姚仕勇57000元；3.发电机租赁费：姚仕勇40000元、黄双全20000元；4.五金材料：姚仕勇334800元；5.龙门吊：黄双全70000元；6.模板：黄双全70000元。上述支出共计719350元，其中姚仕勇经手509350元，黄双全经手210000元。因二审中黄双全举证在退场前姚仕勇从凯云公司处领取了共150000元，因此姚仕勇的合伙投资金额中应扣减150000元；另有中国一冶公司转付的50000元以及一审认定姚仕勇经手的款项中有113200元系由黄双全交给姚仕勇的款项，故姚仕勇的合伙投资金额为509350-150000-113200-50000=196150元，黄双全的投入为：210000元+50000元（一冶公司转给姚仕勇）+113200元=373200元。因此二合伙人的合伙投资比例为：黄双全65.548%、姚仕勇34.452%。二人与凯云公司签订退场协议从后凯云公司处共领取了69万元，按照投资比例分配应为：黄双全得452281.2元，黄双全实际领取了510000元，多出的57718.8元应支付给姚仕勇，对于凯云公司尚未支付的252750元也应由双方按上述投资比例分配。 综上，因上诉人黄双全在二审中提交了部分新证据，本院对双方的投资金额和投资比例重新予以认定后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9）川1421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9）川1421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黄双全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姚仕勇退场投资款人民币200880元”为：黄双全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姚仕勇退场投资款人民币57718.8元； 三、驳回姚仕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晓华 审 判 员 罗 洁 审 判 员 孙春红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沈晓娟 书 记 员 李朋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