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1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某，现住和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陶某的女婿），现住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吉林吉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1，住和龙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2，住和龙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3，住和龙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41997年8月29日出生，安图县两江镇中心幼儿园幼师，现住安图县。上诉人陶某因与被上诉人汪某1、汪某2、汪某3、汪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法院（2019）吉2406民初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相应诉讼费和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在未对被上诉人所提交的“遗嘱”的效力做任何评判的情况下，径行将位于和龙市××街.45平方房屋（下称房屋）判归被上诉人汪某4所有错误。理由为：1．所谓“遗嘱”系打印版，鉴于本案被继承人生前不会电脑打印的事实，“遗嘱”只能认定为代书遗嘱。2．“遗嘱”，没有遗嘱人签名。3．“遗嘱”执行人和遗嘱见证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遗嘱”明确标明汪国志和汪国安是执行人（此二人一位去世多年，一位全程现场旁听了本案初审)，且汪国志和汪国安均作为本案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第二项之规定，是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故所谓“遗嘱”是只能认定为没有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的代书遗嘱。4.在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遗嘱”上面的遗嘱人和执行人各自的手印属实的情况下，应由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被上诉人一方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即使所谓“遗嘱”上面的遗嘱人和执行人各自的手印属实，也因其完全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代书遗嘱的法定格式，只能属于无效遗嘱，况且在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所谓“遗嘱”上面的遗嘱人和执行人各自的手印属实的情况下，原判决按照遗赠来处理遗产，是毫无根据的。退一步说，即使所谓“遗嘱”合法有效，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汪某4在本案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只能视为放弃受遗赠，也不能将房屋判归被上诉人汪某4所有。二、原判决以“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且三原告尚未实际取得死者汪国臣的遗产，不宜在本案中判决三原告支付上述维修费”为由，对上诉人“主张应扣除其支付的8925元车辆维修费（下称相应费用）后分割遗产的辩解”，不予采纳，是错误的。理由为：上诉人既未主张从死亡赔偿金里扣除相应费用，也未主张被上诉人支付“应承担的份额”，只是主张从遗产里先扣除相应费用（共同债务）之后再对遗产进行分割。三、原审未扣除由上诉人陶某支付并且是实际发生的医疗和治丧期间的必要费用和被继承人生前债务，而分割全部丧葬费、抚恤金和死亡赔偿金是对上诉人陶某是不公平的。陶某和汪某1二人承担了治丧期间的全部分费用，陶某承担了大部分费用共计24576.62元（含医疗费6601.62，殡仪馆费用4425元、丧事主持人4850元、守灵1600元、辞灵1400元、墓碑1800元、供桌1000元、外棺300元、治丧期间餐费5300元等)，汪某1承担了少部分费用（共计14512元)。而没有承担治丧费用的被上诉人汪某2、汪某3却能按照丧葬费、抚恤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总额进行分割明显不合理。被继承人汪国臣生前有两笔共计3万元债务没有予以扣除而直接分割遗产是不合法的。四、退一步说，即使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完全正确，其分割财产的计算还是存在严重错误。理由如下:按照原判决，上诉人应留财产为119486.02元[67303.41元（见判决书第7页第2行）+45500元（见判决书第8页倒数第10行;注:该行中的“原告”似系笔误，应为“被告”)+2601.45元（见判决书第7页倒数第11行）+2000元（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5行）+2081.16元（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3行），但是上诉人按照原判决支付给三被上诉人支付遗产分割款之后只剩下115323.70元[183696.32元（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9行、倒数第8行)+70000元（见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6行）-33958.16元（汪某1）-52207.23元（汪某2）-52207.23元（汪某3）]，相差4162.32元。上诉人认为问题出在以下方面:1、原判决认为“剩余赔偿费用共计223434.69元”（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1行、第7页第1行）是错误的，应为223435.69元[183696.32元（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9行、倒数第8行)+97738.39元（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11行、倒数第10行）-2000元（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5行）-2081.16元（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3行）-53917.86元（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11行、倒数第10行)。2、原判决认为“原告汪某1、被告陶某各分得67303.41元，原告汪某2、汪某3各分得44686.94元”（见判决书第7页第2行、第3行）是错误的，应为原告汪某1、被告陶某各分得67030.707元（223435.69元×30%)，原告汪某2、汪某3各分得44687.138元（223435.69元×20%）。3、原判决置所谓“剩余赔偿费用共计223434.69元”已包括本案被继承人个人账户余额的一半2081.16元且已分割的事实于不顾，重新分割本案被继承人个人账户余额的一半2081.16元（见判决书第7页第13行、倒数第18行)，属重复计算。总之，上诉人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故请求贵院依法判如所请，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汪某1、汪某2、汪某3、汪某4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汪某1、汪某2、汪某3、汪某4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汪某1、汪某2、汪某3之父汪国臣2010年林业局林苑小区集资房（与被告婚前财产）属汪国臣婚前财产，判令原告汪某1、汪某2、汪某3分别享受其父该遗产份额部分（汪某1作为特别情况适当多得一部分份额）；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汪某1、汪某2、汪某3（其父死亡赔偿金、抚恤金、丧葬费）应享受约14万元份额，并依法分割；3.要求将位于人民大街51-5-5-2号房屋归原告汪某4所有；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汪国臣于2017年3月15日因发生交通事故抢救无效死亡。原告汪某1、汪某2、汪某3系汪国臣的子女，被告陶某为汪国臣的妻子。汪国臣死亡后，在（2017）吉2406民初851号民事判决中，涉及到本案中的原、被告共取得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243062.82元。其中原告汪某1系肢体一级残疾人，原告汪某1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53917.86元。案件审理中，原告汪某1自认以（2017）吉2406民初851号民事案件判决项目，收取了43820.53元及被抚养人生活费为53917.86元。其余145324.43元由被告陶某收取。汪国臣死亡后，被告陶某还收取汪国臣的丧葬费1200元、抚恤金20214元、个人账户余额4162.32元，合计25576.32元。原、被告对上述事实均未提出异议。其外，死者汪国臣于2010年9月8日购买了位于和龙市××苑房屋（发票中房屋面积登记为50.47平方米）的集资房一栋，位于和龙市××街的房屋（丘地号：1-21-2、14-i1；建筑面积：110.45平方米）一栋，位于和龙市××街房屋汪国臣生前立下书面遗嘱赠与给孙子汪某4，庭审中汪某4表示汪国臣生前跟汪某4说过爷爷去世后将和龙市人民大街51-5-5-2号房屋赠与给汪某4，汪某4也表示接受赠与。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13日作出（2017）吉2406民初851号民事判决，判决该案被告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边中心支公司和龙营销服务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死者汪国臣继承人即四原告赔偿各项损失121120元；该案被告金昌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死者汪国臣继承人即四原告赔偿各项损失113790.82元；驳回该案原告汪某1、汪某2、汪某3、陶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的（2017）吉2406民初958号民事判决中所确定的车辆维修费8925元由被告陶某赔偿，在该案中，保险公司赔偿的2000元财产损失部分，被陶某领取，金昌万未提出异议。再查明，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对诉争的两个房屋进行了估价，并达成一致意见。对于林苑小区50平方米的集资房，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以7万元认定该房屋现有价值。位于人民大街51-5-2号的房屋，原、被告双方均同意按照18.5万元认定房屋现有价值。死者汪国臣与被告于2006年7月21日按照民俗习惯在饭店办酒席后共同居住，并于2012年1月13日在和龙市民政局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继承遗产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本案为继承纠纷，继承纠纷是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死者汪国臣因发生交通事故，抢救无效死亡。死者汪国臣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243062.82元，死者汪国臣的养老保险中给付的丧葬费1200元、抚恤金20214元，虽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遗产，因原、被告均系死者汪国臣的直系亲属，故对上述各项费用可予以分割。经审查，原告汪某1系肢体一级残疾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其属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可对上述费用进行多分。被告陶某系汪国臣的妻子，汪国臣死亡之前被告陶某一直与其一同生活，被告陶某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故亦可对上述费用可以多分。综上，结合本案事实及原、被告的各项情况，对上述各项费用，本院酌定原告汪某1、被告陶某各占30%份额，原告汪某2、汪某3各占20%的份额。另外，（2017）吉2406民初851号民事判决及（2017）吉2406民初958号民事判决中，汪某1共在该案中收取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为97738.39元（包含被抚养人生活费53917.86元），陶某收取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为183696.32元，以上共计271433.71元，陶某所收取的赔偿项目中另有其中2000元为保险公司赔偿的摩托车赔偿款，该部分财产不属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范围，故对该2000元不予分割，在该项费用中另有死者的工资款4162.32元，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其中有陶某的工资款4162.32元的一半2081.16元。扣除该两项费用，尚余277352.55元。对于该费用中有被抚养人汪某1生活费53917.86元，亦应扣除，即剩余赔偿费用共计223434.69元（277352.55元-53917.86元）。故依据分配的份额，原告汪某1、被告陶某各分得67303.41元（223434.69元×30%），原告汪某2、汪某3各分得44686.94元（223434.69元×20%）。本案中，因被告陶某在汪国臣事故发生之后，多收取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恤金等各项费用，多出部分应向原告汪某1、汪某2、汪某3支付。故陶某应向原告汪某1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恤金等各项费用22937.87元[（183696.32元-2000元-2081.16元）-67303.41元-44686.94元×2],原告汪某1多收取的部分无需再向其他当事人支付，被告陶某应向原告汪某2、汪某3各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恤金等各项费用44686.94元。对于被告陶某收取的死者汪国臣的社会保险个人补发金额4162.32元，因该补发金额属于汪国臣与被告陶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应先预留被告陶某陶某的份额，故对该补发金额原告汪某1、汪某2、汪某3各分得520.29元（4162.32元÷2÷4），被告陶某分得2601.45元（4162.32元÷2+520.29元）。原、被告在庭审中提出的位于和龙市××街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汪国臣，原告提出死者汪国臣的书面遗嘱，该遗嘱记载坐落于人民大街51-2-2号房屋产权归原告汪某4，并且汪某4庭审中也表示汪国臣在生前向其说过去世后将房屋留给汪某4，汪某4也表示接受，但汪某4并非汪国臣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汪国臣对其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应视为遗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个人，故原告汪某4要求确认和龙市人民大街51-5-5-2号房屋归汪某4所有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上述房屋由原告汪某1、汪某2、汪某3，被告陶某协助原告汪某4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原、被告在庭审中提出的位于和龙市××苑集资房因未办理房屋登记手续，但购买房屋至庭审前无利害关系人主张该房屋系他人所有，且汪国臣生前已支付相应房款，并占有、使用房屋，应按照汪国臣生前财产进行分割，现该房屋由被告居住，汪国臣与被告于2006年7月21日办酒席后共同居住，并于2012年1月13日在和龙市民政局登记结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对2012年1月13日的登记应视为补办结婚登记，婚姻关系的效力应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即办理结婚酒席开始计算，故登记在汪国臣的位于和龙市××苑集资房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在庭审中对该房屋作价70000元，因该房屋一直由被告居住，故该房屋由被告所有，三原告协助被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被告将房屋折价款支付给原告，该房屋价款中35000元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在该房屋价款中原告享有45500元（房屋价款70000元÷2+遗产份额35000元×30%），原告汪某1享有10500元（遗产份额35000元×30%），原告汪某2享有7000元（遗产份额35000元×20%），原告汪某3享有7000元（遗产份额35000元×20%），故被告向原告汪某1支付10500元，被告向原告汪某2支付7000元，被告向原告汪某3支付7000元。对被告陶某主张应扣除其支付的8925元车辆维修费后分割遗产的辩解，已生效的（2017）吉2406民初958号民事判决确认四个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赔偿，被告陶某用汪国臣的死亡赔偿金等赔偿金支付车辆维修费，但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不能用本案涉及的死亡赔偿金等进行赔偿，陶某已用该款进行了赔偿，不能对其他权利人产生效力，故不能扣除车辆维修费后再进行分割，且三原告尚未实际取得死者汪国臣的遗产，不宜在本案中判决三原告支付上述维修费，故被告的该项辩解，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陶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汪某1支付死者汪国臣的遗产分割款33958.16元（22937.87元+520.29元+10500元）；二、被告陶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汪某2支付死者汪国臣的遗产分割款52207.23元（44686.94元+520.29元+7000元）；三、被告陶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汪某3支付死者汪国臣的遗产分割款52207.23元（44686.94元+520.29元+7000元）；四、位于和龙市××街房屋（丘地号：1-21-2、14-i1；建筑面积：110.45平方米）归原告汪某4所有，原告汪某1、汪某2、汪某3，被告陶某协助原告汪某4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五、位于和龙市××苑房屋归被告陶某所有，原告汪某1、汪某2、汪某3协助被告陶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六、驳回原告汪某1、汪某2、汪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原告汪某1、被告陶某各负担930元，原告汪某2、汪某3各负担620元。二审期间，陶某提交了为汪国臣办理丧事的“礼单”一份，证明陶某在汪国臣死亡后，收礼取得了个人所有的钱款，并用这些钱支付了汪国臣的车辆肇事赔偿款。所以赔偿欠款应在遗产中扣除。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对各项赔偿、遗产数额重新整理如下：一、汪国臣死亡后，依据已生效的（2017）吉2406民初958号民事判决和汪国臣留下的遗产，汪某1共收取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为97738.39元，陶某收取各项经济损失、遗产合计为183696.32元，以上共计281433.71元；上述各项赔偿、遗产中，包含被抚养人汪某1的生活费53917.86元，归汪某1个人所有。包含陶某所收取的赔偿项目中有2000元，为保险公司赔偿的摩托车赔偿款，归陶某个人所有。包含死者的工资款4162.32元，属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一半2081.16归陶某个人所有。位于和龙市××苑集资房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在庭审中对该房屋作价70000元，该房屋价款中35000元作为遗产进行分割。据上述，继承人可分割的赔偿、遗产总额为：258435.53元（97738.39+183696.32-53917.86-2000-2081.32+35000）。陶某、汪某1分得77530.65元（占总额的30%比例）；汪某2、汪某3各分得51687.10元（占总额的20%比例）。现有的可分割赔偿、遗产中，汪某1占有43820.14元（97738.39-53917.86）；陶某占有214615.32元（183696.32-2000-2018.32+35000）。陶某应支付给汪某133710.51元（77530.65-43820.14）；陶某应支付给汪某2、汪某3各51687.10元。本院认为，1998年1月8日，逝者汪国臣写下遗嘱，内容如下：……幸亏单位给了我温暖，送给我一个集资筹建取暖楼房。由于我的身体条件不好，可能“早世”。为了不给子女留下后患，我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座落在人民大街（51-5-2）取暖楼房的产权归孙子汪某4所有……从汪国臣留下的遗嘱的内容上看，汪国臣怕自己“早世”，决定把楼的产权归汪某4所有。而不是在自己“早世”后，将楼的产权归汪某4所有。故该份遗嘱实际上是汪国臣在1998年1月8日，对自己所有的人民大街（51-5-2）取暖楼房作出了处分决定，即当天就归汪某4所有。故本案一审判决认定汪国臣留下的遗嘱是遗赠定性错误，此名为遗嘱，真实的意思表示是生前处分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２８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房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本案中，汪国臣在生前，用书面赠与的方式，将房屋赠与孙子汪某4。因汪某4年幼，赠与的房屋由汪某1（汪某4的伯父）代为接收和暂时居住，房屋的产权证交给了汪某4的父亲汪某2[陶某在补充上诉理由中自认，该房屋的产权证书一直在“老二”（注：汪某4的父亲汪某2）处保存]，赠与的房屋未办理过户手续，各继承人应协助办理过户手续。陶某上诉主张汪国臣的遗嘱不符合法律要件的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补办结婚登记是婚姻登记的一种特殊方式。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以婚姻的形式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时，添写由婚姻登记机关为补办结婚登记而预设的登记表格，声明双方从何时开始已结婚，现予补办结婚登记。该表格由婚姻登记机关备案后，补办的结婚登记的效力才能及于双方符合结婚条件时。只有这种特殊的形式下，才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本案中，陶某与汪国臣于2006年一起共同生活，并于2012年领取了结婚登记证书，没有采取补办结婚登记的特殊形式，不能认定双方的婚姻效力及于2006年。故一审法院认定汪国臣于2010年购买的位于和龙市××苑集资房为夫妻共同财产错误。但被上诉人没有提出主张，本案中不予调整。陶某为汪国臣支付的医疗费是在汪国臣生前发生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使用，不能向其他继承人主张权利。汪国臣死亡后的治丧期间的必要费用，按照民间习俗，近亲属间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的，视为自愿出资，不能向其他继承人主张权利。故本案一审判决对上述两项的处理并无不当。汪国臣去世后，汪国臣生前的亲友送去了“礼份子”钱。陶某主张，该款项为个人所有。实际上，按照民间习俗，这种“礼份子”钱是亲友对死者近亲属的慰问金，其性质应为全部近亲属所有。陶某主张用“礼份子”钱清偿了汪国臣生前所欠债务8925元，应在遗产中予以扣除，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本院无法支持。本案一审判决中有计算误差，应予纠正。陶某的该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陶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计算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法院（2019）吉2406民初75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二、变更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法院（2019）吉2406民初7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陶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汪某1支付遗产分割款33710.51元；三、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法院（2019）吉2406民初7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陶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汪某2支付遗产分割款51687.10元；四、变更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法院（2019）吉2406民初75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陶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汪某3支付遗产分割款51687.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30元，由陶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玉石审判员  李照令审判员  宋 丹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宣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