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7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1，男，1983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宇文鸿雁，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康苗，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女，1950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微，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许某2，男，1957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人：孟某1，女，195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以上二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宇文鸿雁，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周某1，女，198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许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1，第三人许某2、孟某1，第三人周某1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4民初80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2016年9月22日，在本案原审一审诉讼之前，并非新发现的证据，且周某1原一审中亦未申请调取存放在我或者张某1处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不属于新证据，法院不应当采纳；2.周某1、张某1在原审一审时对《协议书》只字未提，二人前后陈述矛盾，违反禁反言的原则，且对《协议书》真实性的认定属于疑难复杂问题，即使周某1持有的《协议书》签名真实，也不代表内容真实，内容很有可能是套打的，所以还应当对张某1持有的《协议书》真实性进行鉴定；3.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民生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存在诸多疑点，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以下简称法大鉴定所）出具的相反的鉴定意见更具有权威性，故应当重新鉴定，另外，一审法院以《协议书》原件存放在上级法院以及鉴定可能存在破坏性等理由拒绝对《协议书》进行是否同次同墨的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我申请法院对《协议书》是否同次同墨打印进行鉴定；4.即使《协议书》是真实的，也是我为了不离婚而签订的，周某1在《协议书》签订之后一个月就提出离婚了，所以《协议书》不具备履行的条件；5.2013年张某1办理医疗保险时，我曾经留下有我签字和捺印的空白材料，我认为《协议书》是在我留下的空白材料上套打的，不是我的真实意思。张某1辩称，我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许某1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协议书》是原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且不属于法院调取的证据，属于新证据；2.我们在原一审中未提及《协议书》是因为当时无法找到且认为已经不存在了，并非不诚信，许某1对《协议书》的真实性有异议，但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已经出具鉴定意见，明确《协议书》上的签字和捺印均系许某1所为，且提供一份《协议书》已经足以说明案件事实，我们留存另一份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3.许某1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同意进行补充鉴定，但是因为鉴定机构对补充鉴定事项无法鉴定且需要对证据原件进行破坏性检验故终止鉴定。许某2、孟某1述称，同意许某1的意见。我们不认可《协议书》，即使《协议书》是真实的，也是许某1为了挽救婚姻而签订的，现在许某1和周某1已经离婚了，《协议书》也不能履行。周某1述称，我同意张某1的意见。1.许某1所称其留有很多空白的有签字及捺印的材料，不符合常理；2.双方签订《协议书》曾协商过不离婚，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最后签订《协议书》也没有明确是以不离婚为前提，应当是一种补偿，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捺印，是双方真实意思表达；3.因为当时我没有亲见许某1本人签字，所以又要求他按个手印；4.我在二审中才提交《协议书》是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找到。许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某1办理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5-902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手续，将房屋产权变更到许某2和孟某1的名下；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张某1承担；3.请求判令鉴定费由张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某1与周某1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8年3月28日登记结婚，现已通过诉讼离婚。张某1系周某1之母，许某2、孟某1系许某1之父母。涉案房屋系许某1婚前全款购买。2015年10月10日，许某1作为甲方（赠与人）、张某1作为乙方（受赠人）、周某1作为丙方（中间人）共同签订了《房屋赠与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甲方与丙方系夫妻关系；乙方与丙方系母亲与女儿的关系。限于北京市限购政策的影响，由于甲方名下已有两套单独所有产权住房，而甲方与丙方共属的家庭需要再购置一套住房，因此需将现在甲方名下的一套住房赠与乙方。按照《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上述三方经协商，自愿达成赠与房产协议如下：第一条：甲方自愿将其坐落于昌平区东小口镇5-902，建筑面积147.86平方米，通过夫妻更名给丙方、再由丙方赠与乙方的方式赠与给乙方，乙方自愿接受该房屋。第二条：甲方声明，该赠与的房屋只归乙方个人所有，不受乙方婚姻家庭状态影响。第三条：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此房产抵押及出售。第四条：受赠期间，如甲方要求出售此房产，乙方应予以同意与配合；出售此房产获得的全部款项均交由甲方支配。第五条：受赠期间，如甲方一直未要求出售此房产，那么一旦以下条件之一达成，乙方需按照以下相应约定执行此房产的再次转让（以下条件以最早达成项为准）：（一）北京市房屋限购政策取消时，将此房产赠与甲方；（二）甲方父母户口迁入北京时，将此房产赠与甲方父母；（三）甲方子女成年时，将此房产赠与甲方子女；如甲方有多名子女，哪名子女接受赠与由甲方决定；（四）乙方去世时，将此房产通过遗产继承的方式转让给甲方（对于此房产乙方不得另立其他遗嘱）。第六条：受赠期间，如果甲方与丙方离婚，乙方应将此房产赠与甲方。第七条：乙方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2条情形或违反本协议约定的，甲方可依法撤销该赠与。第八条：本协议未尽事宜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各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方式共同解决。第九条：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第十条：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交甲方父母留存一份。”2015年10月10日当天，许某1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到周某1名下，双方在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处签订《房屋所有权归属约定》，内容为“许某1与周某1系夫妻关系，双方共同拥有位于昌平区东小口镇5-902住房一套，证号为：X京房权证昌私字第XXXX号，当时产权证登记在许某1名下，现因购房等相关问题，双方自愿申请将产权人由许某1变更为周某1”。2015年10月12日，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出具（2015）京国信内民证字第20560号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周某1是张某1的女儿”。2015年10月20日，周某1和张某1在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处签订《赠与合同》，其中约定“一、坐落在昌平区东小口镇5-902有房屋一套，建筑面积147.86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昌字第XXXX号，该房产登记在周某1名下。现甲方周某1自愿将上述房产全部份额无偿赠与给乙方张某1所有。二、乙方张某1表示同意接受甲方周某1赠与的上述房产。三、甲方的上述赠与行为不附加任何条件”。同日，周某1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到张某1名下。2017年7月20日，许某2、孟某1将户口从河南省新乡市迁入到北京市朝阳区。2017年8月，许某1起诉至法院，要求根据《房屋赠与协议书》第五条第（二）项的约定，由张某1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到许某2和孟某1的名下，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许某2、孟某1在京购房资格核验结果，显示初步核验通过。该案审理过程中，关于许某1、周某1、张某1为何在《房屋赠与协议书》中约定“许某1通过夫妻更名给周某1、再由周某1赠与张某1的方式将涉案房屋赠与给张某1”，周某1解释为是中介提议通过直系亲属过户的，许某1解释为通过夫妻更名和母女之间过户相比较直接过户给张某1而言，可以节约税费。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京0114民初15397号民事判决，判决：张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9层5-902房屋过户登记到许某2、孟某1名下。张某1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周某1提供了2016年9月22日的一份《协议书》，原件交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留存，许某1申请对该新证据上的签字及指纹进行鉴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京01民终1392号民事裁定书，以新证据的出现致使本案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本案审理过程中，周某1提交该《协议书》作为证据，显示内容为：“甲方：许某1、乙方：张某1、丙方：周某1。鉴于：2015年10月10日甲、乙、丙三方签订了《房屋赠与协议》，甲方将房屋赠与乙方，并已经办理了房屋登记手续。现就赠与房屋以及《房屋赠与协议》所涉相关事宜，经三方重新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撤销2015年10月10日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第三条至第七条约定。其他条款不变。2、本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自甲乙丙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签订时间：2016年9月22日。”落款处显示有许某1、张某1、周某1的签字及捺印。许某1对该《协议书》落款处其签字及捺印均不认可，申请笔迹鉴定及指纹鉴定，另申请对签字、指纹的先后顺序作出鉴定。法院委托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随机确定的民生物证鉴定所进行鉴定。对于笔迹鉴定的样本，法院组织各方进行质证，各方均认可后移送鉴定机构。民生物证鉴定所于2019年3月20日分别出具两份《鉴定意见书》，记载鉴定意见为：“检材上“许某1”签名与样本上许某1签名是同一人书写”、“检材指印与样本右手食指指印是同一人捺印”。其中笔迹鉴定的《鉴定意见书》中分析说明部分记载“检材上‘许某1’签名与样本上许某1签名之间符合特征的数量和价值的总和，反映出同一人的书写习惯。”同时民生物证鉴定所出具一份《终止鉴定告知书》，称对于签名及捺印指印形成的先后顺序的鉴定，由于检材材料存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卷宗中，无法对原件进行显微检验和拍照时序照片，不能满足检验条件，故决定终止此项鉴定工作。许某1为此交纳鉴定费16900元。许某1对鉴定结论不认可，提出书面异议，民生物证鉴定所针对笔迹鉴定的异议申请出具《答复函》，内容为：“1.关于鉴定人员的技术职称问题。本案由三名鉴定人进行鉴定，是我所出于保障鉴定质量的考虑在部门规章和技术规范要求的标准之上采取的惯常做法，按照《文书鉴定通用规范》的规定，‘鉴定人为3人以上（含3人）’是复杂程序中鉴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为只要是由3个鉴定人进行的鉴定就一定是复杂鉴定，并以此为前提质疑鉴定人的资质问题。本案并非疑难、复杂的鉴定案件，而是一般的鉴定案件，收费也未按照疑难、复杂鉴定案件协商收费，因此在该案中鉴定人只要具有鉴定人资格即可，不存在需要高级技术职称鉴定的问题。2.关于制作《笔迹特征比对表》，对检材与样本签名的笔迹特征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予以说明的问题。本案鉴定意见书中已经附有《笔迹特征比对表》，并在鉴定意见书中记载了检验过程和分析说明。同时，每一个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严格遵守依法独立、客观、公正鉴定的原则，分别在《笔迹特征比对表》上对特征进行标识并记载检验过程和结果，附在存档的鉴定档案卷中备查。3.关于检材是否存在变造或篡改或二次打印的问题。本案法院委托本所进行的鉴定事项是检材上“许某1”签名与样本上许某1签名是否同一人书写的问题。鉴定人在鉴定的开始阶段，仅需对检材上“许某1”签名是否为复制形成以及是否存在擦刮、涂改、消退等变造现象进行检验，整个检材是否存在变造或者其他部分是否存在变造或者检材是否二次打印不在鉴定委托事项涵盖的范围之内。至于异议申请人在“事实和理由”部分提出的“样本1签字存在被摹仿或伪造的可能性”的意见，按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本案的样本材料均由委托法院提供，委托法院应对样本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负责。4.关于鉴定机构在实验室鉴定的检材为复印件，不具备鉴定条件的问题。检材由法院派员与鉴定人共同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对原件进行查询、复制。在查询过程中，鉴定人使用显微镜对检材指印进行观察，确认检材签名为原件，使用黑色签字笔书写，运笔自然、流畅，同时使用扫描仪对检材进行了高清扫描复制。本案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使用LeicaZOOM2000体视显微镜、DV500变倍体视显微镜及Photoshop软件，运用特征比较法对检材签名与样本签名的笔迹特征进行比较检验并得出最终的鉴定意见，本案中检材扫描件并未实质性地影响到鉴定人对检材签名特征的观察、分析和判断。”民生物证鉴定所另针对指纹鉴定的异议申请出具《答复函》，内容为：“1.关于检材原件用什么工具检测以及检测方法的问题。在本案中，检材由法院派员与鉴定人共同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对原件进行查询、复制。在查询过程中，鉴定人使用显微镜对检材指印进行观察，确认检材指印为原件，使用红色色料捺印，同时使用扫描仪对检材进行了扫描复制。本案鉴定人在对本案鉴定过程中，鉴定人使用DV500变倍体视显微镜及Photoshop软件，运用特征比较法对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相同部位的乳突花纹特征进行比较检验并得出最终的鉴定意见。2.关于说明检材与样本指印差异或变化特征的问题。在本案鉴定中，鉴定人通过对检材指印与样本十指指印分别进行比对检验，发现检材指印可识别的特征与样板右手食指指印相同部位的乳突花纹细节特征在种类、形态、位置关系等方面均相符合，可以构成相互对应关系。检材指印虽然存在部分区域指印特征因捺印模糊无法识别的情况，但其可识别的特征已经能够满足鉴定需要，鉴定人并未发现检材指印与样本右手食指指印存在本质性的差异。”许某1申请了鉴定人员及专家辅助人出庭，并提交其自行委托的法大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不应采信上述鉴定意见。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委托单位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委托日期为2019年5月31日。检材为带有“许某1”签名的文件材料2页：①日期为“2016年9月22日”的《协议书》1页；②日期为“2016年9月22日”的《协议书》照片1张。样本为带有“许某1”签名的文件材料若干页：①日期为“2015年10月10日”的《房屋赠与协议书》1页；②日期为“2016年11月25日”的《授权委托书》1页；③日期为“2017年2月22日”的文件材料1页；④日期为“2018年1月13日”的文件材料1页；⑤日期为“2016年9月26日”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总结报告》1份；⑥日期为“2016年9月26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博士后出站个人总结表》1页；⑦日期为“2016年9月21日”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登记表》1份2页；⑧日期为“2016年8月11日”的《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表》1份；⑨日期为“2016年3月3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工2015年度考核登记表》1份2页；⑩日期为“2016年9月19日”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登记表》1份2页；??日期为“2016年8月11日”的《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表》2份；??日期为“2019年3月15日”的《项目支出情况说明》1页；??日期为“2018年7月20日”的《传染病所公章使用审批登记表》1页；??日期为“2016年9月21日”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登记表》2份各2页；??日期为“2015.6.12”的《传染病所媒介室许某1乘坐飞机的申请》1页；??《全球卫生后备人才库报名表》1页；??日期为“2016年8月5日”的《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表》1份；??日期为“2015年10月10日”的《房屋赠与协议书》照片1张。委托事项为检材①②落款“甲方”处的“许某1”签名与样本中的“许某1”签名是否为同一人书写。鉴定意见：“根据现有材料，无法确定检材①②落款“甲方”处的“许某1”签名与样本①-??中的“许某1”签名是否为同一人书写。鉴于检材②和样本??为照片，建议补充检材②原件、样本??原件以及2015年10月10日另外两份《房屋赠与协议书》，继续进行检验。”许某1再次向民生物证鉴定所提出质询申请，2019年11月21日民生物证鉴定所出具《答复函》，内容包括：“……一、关于申请民生物证就其与法大鉴定意见的不同之处予以说明的问题。经核查，我所鉴定意见与法大鉴定意见存在以下不同：1、委托方式不同，我所接受的是法院委托。2、使用的样本除一个样本相同外其它均不同。3、我所鉴定人依据法院送检的检材与样本经过检验得出相关鉴定意见，符合鉴定规范的规定。鉴定人针对不同的鉴定材料而得出不同的鉴定意见不具有可比性，我所不对法大鉴定意见书的表述进行评价。鉴于本案情况较为复杂，且有与我所不同的鉴定意见，如法院办案需要，可以进行重新鉴定，是否重新鉴定无需征得原鉴定单位同意或认可。二、关于“申请向民生物证提交本案检材一式二份的另外一份《协议书》作为检材参考进行补充鉴定”的问题。对新增检材进行鉴定不属于原鉴定委托事项，需另行委托。三、关于“申请向民生物证提交《房屋赠与协议》一式四份中的其余三份作为样本进行补充鉴定”的问题。在原鉴定委托事项基础上补充新的样本进行鉴定，属于补充鉴定范畴，如法院认为需要可向原鉴定机构提出补充鉴定的委托要求，鉴定机构按照新补充的材料对原鉴定委托事项进行补充鉴定。鉴于本案一方当事人对我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不认可，如继续委托我所完成补充鉴定事项我所申请回避。”经向张某1询问，张某1表示因周某1所提交的《协议书》足以证明案件事实，其所持有的那份《协议书》不作为证据提交法庭。本案未再就笔迹鉴定和指纹鉴定启动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程序。另针对许某1提出的关于文件变造及篡改鉴定的补充鉴定事项，法院委托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随机确定的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事项包括：1.《协议书》是否为同次同墨打印形成，2.《协议书》签字部分与打印部分是不是同一时间形成，3.《协议书》许某1签字的形成时间，4.《协议书》许某1签字及按指纹的先后顺序。2019年11月13日，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函》，称：第1项鉴定存在鉴定风险，有可能得出无法判断的鉴定意见，但须将检材原件送至实验室进行检验，且可能对检材原件进行破坏性检验，否则无法受理；第2项、第3项、第4项鉴定事项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进行鉴定，故鉴定中心不予受理。因《协议书》原件不具备送至实验室进行检验的条件，故本案未再继续同次同墨打印的鉴定事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许某1与张某1、周某1于2015年10月10日共同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该《房屋赠与协议书》签订后，涉案房屋已按约定登记至张某1名下。现许某1的父母许某2、孟某1的户口已迁入北京，许某1依据该《房屋赠与协议书》第五条第（二）项“受赠期间，如甲方一直未要求出售此房产，那么一旦以下条件之一达成，乙方需按照以下相应约定执行此房产的再次转让：……（二）甲方父母户口迁入北京时，将此房产赠与甲方父母。”的约定，要求张某1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许某2、孟某1名下。但根据周某1提交的许某1与张某1、周某1于2016年9月22日共同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原《房屋赠与协议书》第三条至第七条内容已被撤销。现许某1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该份《协议书》的真实性如何认定。许某1就该《协议书》申请了笔迹鉴定及指纹鉴定，从民生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记载的鉴定意见来看，《协议书》上许某1的签名及指纹与样本是同一人书写、捺印。许某1虽对该鉴定意见不认可，但其所提异议已由鉴定机构进行答复。许某1以其申请出庭的专家辅助人的不同意见以及其单方委托的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不足以推翻由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所出具的鉴定结论。并且笔迹鉴定需要向鉴定机构提交经由各方当事人质证认可的笔迹样本，由此所得出的检材与样本是否为同一人书写的鉴定结论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才有作用和意义。鉴定所使用的样本的真实性会直接影响鉴定结论。本案中，许某1自行委托的法大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根据许某1单方提交的鉴定检材及样本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故其鉴定意见法院不予采用。笔迹鉴定需要向鉴定机构提交足够数量的笔迹样本，才能比对得出鉴定结论。本案中，民生物证鉴定所已根据法院移送的经各方质证认可的鉴定样本出具了鉴定意见，即说明不存在鉴定样本不足的情况，故对许某1要求再次补充新的样本补充鉴定的请求法院未予准许。许某1还要求张某1提交其所持有的另一份《协议书》作为检材补充鉴定，张某1对此明确表示其所持有的《协议书》不作为证据提交。现周某1作为证据提交的《协议书》经鉴定系由许某1签名、捺印，即使张某1拒不提交其所持有的《协议书》，视为其持有的《协议书》为假，也无法否认周某1所持有的《协议书》为真的事实，因此张某1未提交其持有的《协议书》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鉴定存在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或者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形时，法院可以准许重新鉴定。本案中，许某1并无证据证明存在符合上述重新鉴定的情形，故对于重新鉴定的请求法院未予准许。综上，法院对民生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记载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因此周某1提交的《协议书》上有许某1的签字及捺印，法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此，在许某1、张某1、周某1共同签订《协议书》将原《房屋赠与协议书》第三条至第七条内容撤销的情况下，许某1依据《房屋赠与协议书》第五条第（二）项的约定，要求张某1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许某2、孟某1名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驳回许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如下事实：二审审理中，周某1通过电脑屏幕共享的方式向法院及其他各方当事人展示其电脑中《协议书》的电子版，电子版《协议书》显示创建时间为2016年9月18日18：34，其中文字内容与周某1提交的2016年9月22日的《协议书》的打印部分完全相同，格式排版亦均相同。许某1确认看到该电子版《协议书》及其创建时间、内容等，但主张不能确定能否通过编辑修改创建时间。许某2和孟某1的意见与许某1一致。张某1对周某1展示的上述《协议书》电子版无异议。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许某1、张某1、周某1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书》约定，许某1将涉案房屋赠与张某1，受赠期间，如许某1的父母户口迁入北京，张某1应将涉案房屋再赠与许某1的父母。现许某1依据上述约定要求张某1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到其父母许某2和孟某1的名下。周某1提交的《协议书》则显示，许某1、张某1、周某1已通过签订《协议书》的形式撤销了《房屋赠与协议书》中的上述约定。许某1主张该《协议书》并非新证据，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一审委托民生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提出重新鉴定。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协议书》是否属于新证据；二、一审委托民生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以及是否需要重新鉴定；三、许某1申请法院责令张某1提交其持有的《协议书》应否准许；四、许某1申请对《协议书》是否同次同墨打印进行鉴定应否准许；五、《协议书》的真实性如何认定。一、周某1提供的《协议书》是否属于新证据。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逾期提供证据，或者对方当事人对逾期提供证据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未逾期。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或当事人虽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但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本案中，《协议书》虽然是周某1在原审二审程序中提交，但周某1已经对其逾期提交证据说明了理由，其虽有过失，但并非重大过失，且即使周某1逾期提供《协议书》存在重大过失，因《协议书》直接关系到各方当事人是否变更了《房屋赠与协议书》中的相关约定，与本案基本事实相关，故法院应当将该《协议书》作为新证据予以审查。许某1主张《协议书》并非新证据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二、一审委托民生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以及是否需要重新鉴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本案中，许某1主张《协议书》上其签字和捺印不是本人，一审法院依据许某1的申请，委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随机确定的民生物证鉴定所进行鉴定，民生物证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证明《协议书》上许某1的签名及指纹与鉴定中提交的许某1的样本是同一人书写、捺印。该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所使用的检材及样本均经过各方当事人质证，依据充足，鉴定意见能够作为证据使用。许某1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或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问题。虽然许某1自行委托的法大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与民生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不一致，但第一，法大鉴定所系许某1自行委托，并非法院依法委托，张某1、周某1对许某1单方自行委托鉴定的行为不予认可；第二，法大鉴定所鉴定所用的样本与民生物证鉴定所鉴定所用的样本并不完全一致，且未经过各方当事人质证，鉴定依据并不充分。因此，许某1主张法大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更具有权威性，据此不认可民生物证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并要求重新鉴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三、许某1申请法院责令张某1提交其持有的《协议书》应否准许。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本案中，许某1主张张某1持有的《协议书》可能为虚假或伪造，故申请法院责令张某1提交。但是否提交证据以及提交何证据属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而非义务，且张某1、周某1系依据周某1提交的《协议书》对许某1的诉讼请求进行抗辩，双方争议的事实是周某1提交的《协议书》是否真实，无论张某1持有的《协议书》是真实或虚假，都不会对周某1提交的《协议书》真实性构成影响，周某1提交的《协议书》亦足以证明许某1曾作出撤销《房屋赠与协议书》中相关条款的意思表示，张某1持有的《协议书》真伪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因此，许某1申请法院责令张某1提交其持有的《协议书》，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准许。四、许某1申请对《协议书》是否同次同墨打印进行鉴定应否准许。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不予准许。本案中，许某1主张《协议书》可能是周某1、张某1在其已签字、捺印的空白纸张上套打并据此申请对《协议书》是否同次同墨打印进行鉴定。但首先，依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已经出具鉴定意见，证明《协议书》上许某1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周某1现场展示的《协议书》电子版创建时间及内容、格式等亦无疑点，能与纸质版《协议书》相互印证。其次，许某1虽主张《协议书》可能是周某1、张某1在其已签字、捺印的空白纸张上套打以及电子版《协议书》的创建时间可能被修改，但均为许某1的主观猜测，许某1就此并未提交任何初步证据。再次，鉴定机构已经出具意见，告知同次同墨打印的鉴定可能对检材原件进行破坏性检验，而《协议书》原件系本案的关键性证据。因此，在许某1未提交任何初步证据证明周某1提交的《协议书》存在疑点的情况下，仅凭其主观猜测，就对《协议书》原件进行破坏性的检验并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五、《协议书》的真实性如何认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张某1、周某1主张各方已经协议撤销了《房屋赠与协议书》中关于许某1父母户口迁入北京，张某1应将涉案房屋再赠与许某1父母的相关约定，张某1、周某1应对双方的变更约定承担证明责任。周某1就此提供了《协议书》作为证据，该《协议书》上有许某1、张某1、周某1的签字及捺印。许某1主张《协议书》不真实，则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协议书》为虚假或者真伪不明。现周某1提交的《协议书》上有许某1、张某1、周某1的签字及捺印，合法有效的鉴定意见证明许某1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捺印系其本人所捺，从《协议书》电子版的创建时间亦无法看出该《协议书》在制作时间上有何可疑之处，依据《协议书》、鉴定意见等证据及本院查证的情况，本院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许某1主张《协议书》上其签字和捺印不是本人所为，但其提交的法大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不能否定法院委托的民生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许某1关于《协议书》系事后套打的主张亦系其主观猜测，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许某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协议书》虚假或真伪不明。综上，依据《协议书》的约定，许某1、张某1、周某1已经撤销了《房屋赠与协议书》中关于许某1父母户口迁入北京，张某1应将涉案房屋再赠与许某1父母的相关约定，故许某1现依据《房屋赠与协议书》的约定要求张某1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至许某2和孟某1名下，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许某1主张即使《协议书》为真实，也以许某1与周某1不离婚为履行条件，但《协议书》中对此并无体现，许某1就此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许某1该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许某1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应予维持。综上所述，许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许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辛 荣审 判 员  王爱红审 判 员  范 磊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王湘羽书 记 员  舒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