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55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一鸣，男，1990年3月2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系陈一鸣父亲），住江苏省建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华（系陈一鸣母亲），住江苏省建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常启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玉树路2715弄7号1层。法定代表人：赵文兵，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上海善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一鸣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常启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启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12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一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常启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即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12日至2018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在工作区域、工作时间、工作内容、业务和制度等方面均接受被上诉人的管理与安排，工资是计件报酬且由被上诉人发放，被上诉人还为上诉人配置了电瓶车用于工作，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人格上、组织上、经济上的从属关系。上诉人的计件工资报酬由被上诉人安排核算，在结算时扣除购买面单和面壳的费用以及中转费只是被上诉人的成本核算方法，结算后的费用实为工资。被上诉人常启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常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常启公司、陈一鸣于2018年4月12日至2018年8月22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11日，陈一鸣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常启公司、陈一鸣2017年7月8日至2019年5月14日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5月16日，该仲裁委员会以松劳人仲（2019）办字第1449号裁决书作出裁决：常启公司、陈一鸣于2018年4月12日至2018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裁决后，常启公司不服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另查明，2018年8月22日，陈一鸣与另一名快递员在小区里发生争执后受伤。陈一鸣派件区域为XX路XX号XX小区，XX路XX号XX苑。陈一鸣向常启公司以2.5元/张购买面单及0.3元/张购买面壳，收件时收取的快递费用不用上交常启公司，扣除中转费1至2元后进行结算。另派件按照1.3元/单进行结算。一审审理中，陈一鸣陈述每天固定上班，工作时间为上午六点半至下午六点，进行人工考勤，上班迟到每次扣款30元，口头约定保底工资每月4,300元，工作内容为分拣、卸货、装车、收件（常启公司发送收件信息，当天去客户处取件，偶尔区域内客户会自行联系陈一鸣，陈一鸣去客户处取件）、派件（经常根据客户要求投递至丰巢寄存柜），常启公司提供电动自行车。常启公司对陈一鸣上述陈述均不予认可，认为常启公司、陈一鸣之间系收派件业务合作关系，收件业务是陈一鸣每天收到短信进行收件，收件后送至常启公司处，由常启公司人员进行分拣、装车。派件业务是根据短信通知陈一鸣至常启公司处取件在对应区域进行派送，月底结算收派件业务费用。另常启公司、陈一鸣一致确认派件中延误、丢件、破损会有罚款，收件中如有延期收件、违禁品或丢件也有扣款。一审法院认为：一审的争议焦点为常启公司、陈一鸣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而由劳动者提供职业性的劳动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兼具财产属性和人身属性。劳动关系既包含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单纯以劳动力为对价的财产关系，同时还具备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人身隶属关系，这是劳动关系区别于其他民事关系最显著的特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陈一鸣的工作内容为每天至常启公司处提取属于自己区域的快件并投递，同时将揽到的客户交寄的快件交回，当天件当天送完，当天无法送掉作为异常件明天继续送。由此可见，陈一鸣对快递任务的寄送和收件安排、工作区域等都有很强的自主权，并非随时听从常启公司的调遣。虽然陈一鸣的工作时间和路线可能在一定范围内相对固定，但并不能由此认定常启公司对陈一鸣的劳动过程实行指挥监督。其次，陈一鸣的每月报酬由收件和派件两部分组成，收件每件大概6至7元，由陈一鸣直接收取，然后扣除中转费1至2元，以及扣除每张面单2.5元、外壳0.3元，剩余费用由陈一鸣获得，派件每件1.3元，收派件报酬月底统一结算。由此可见，陈一鸣所得报酬源自其向寄件客户收取的快递费扣除公司收取的面单费、中转费等的差额以及由常启公司按其投递快件数量按单价向其支付的投递费用，以件为单位与劳务付出具有对价性，计酬方式不受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限制，完全由收派件的数量来决定，区别于一般劳动者领取的工资。再次，结合双方一致确认的收派件过程中扣款的情形，体现的是陈一鸣自担经营风险的特征，与劳动关系注重劳动提供的过程，劳动用工过程中的风险负担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特性有明显区别。最后，陈一鸣陈述常启公司对其考勤，存在迟到需要扣款，并提供电动自行车作为劳动工具，除收派件工作外还需为常启公司分拣、卸货、装车等，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综上，常启公司、陈一鸣并未形成人格上、组织上及经济上的从属关系，故难以认定常启公司、陈一鸣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判决：确认上海常启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与陈一鸣于2018年4月12日至2018年8月22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上海常启快递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付）。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常启公司存在以公司名义购买和登记电瓶车的情况，陈一鸣的工作内容除了收件和派件外，还包括对快递件进行整理和分拣；陈一鸣当天未能派送完毕的快递件需要带回常启公司保存起来，并与收件人联系，次日再行派送，直到送达收件人为止；陈一鸣根据常启公司给其的收件信息去客户那里收件，如果常启公司派给其的收件单子当天没有收完，每一单要扣款50元，如果第二天还是没有收完，每一单就再扣50元，以此类推；派件业务也同样来自于常启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陈一鸣与常启公司在2018年4月12日至2018年8月22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中，首先，陈一鸣和常启公司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其次，在案证据（包括收派件信息清单）以及当事人陈述（包括情况说明）能够证明：1、陈一鸣的工作内容包括对快递件的整理、分拣、收件、派件，涵盖了常启公司快递业务的主要及大部分环节；2、陈一鸣一般于上午9点前后到XX小区和XX园二期小区开始当天上午的派件工作，上午派件工作一般持续至中午11点前后，并一般于下午16点前后到XX小区和XX园二期小区开始当天下午的派件工作，下午的派件工作一般持续至傍晚17点前后；3、陈一鸣到XX小区和XX园二期小区的取件时间部分会落入派件时间段内，部分则会穿插于中午时间及17：00之后的傍晚及晚上时间；4、基于上述1—3点内容，则可以得出陈一鸣每天整理和分拣派件的时间一般应早于上午派件的开始时间；5、陈一鸣当天未能派送完毕的快递件需要带回常启公司保存起来，并与收件人联系，次日再行派送，直到送达收件人为止。陈一鸣根据常启公司给其的收件信息去客户那里收件，如果常启公司派给其的收件单子当天没有收完，每一单要扣款50元，如果第二天还是没有收完，每一单就再扣50元，以此类推。陈一鸣在派件过程中若有延误、丢件、破损等情形将被罚款，在收件过程中若有迟延、违禁品、丢件等情形也将被罚款与扣款；6、收件业务和派件业务均来自于常启公司的统一分派和通知；7、陈一鸣的每月报酬由收件和派件两部分组成。收件每件大概6至7元，派件每件1.3元，虽然收件费用由陈一鸣直接收取，但是收件和派件报酬在月底仍需进行统一结算，结算时还需要从中扣除中转费1至2元以及扣除每张面单2.5元和外壳0.3元。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确认，即便按照平均每天收件10件、派件150件的最低计件数量以及每件收7元的最高收件单价、每件扣除面单、外壳、中转费合计4.8元的最高单件扣除费用标准计算，陈一鸣平均每天的最低报酬为：收件部分（7元×10件-4.8元×10件）+派件部分（1.3×150件）=217元/天，陈一鸣平均每月的最低报酬为：217元/天×30天=6,510元。显然，陈一鸣的平均每月收入要远高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而且，按派件和收件数量来计算报酬属于法律规定的按件计酬工资制度形式。综上所述，陈一鸣每天从事收件、派件、整理、分拣工作的时间基本固定，具有规律性，即在工作时间上不具有自主性；每天应当及时完成当天的收件和派件工作，当天未能派送完毕的快递件需要带回常启公司保存起来，并与收件人联系，若有延期或延误则会被罚款和扣款，即在工作安排上不具有自主性；收件和发件的工作区域即XX小区和XX园二期小区是固定的，即在工作区域选择上不具有自主性；收件信息和派件信息均来自于常启公司的分派，没有证据证明存在陈一鸣自主开发客户的情形，故在业务选择上也不具有自主性；常启公司每月底就收件和派件两部分统一与陈一鸣结算报酬，且适用符合劳动法规定的按件计酬形式，平均每月报酬金额又远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综合以上现象，可视为符合“将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这一情形；再次，综合上述内容，陈一鸣提供的对快递件的整理、分拣、收件、派件的劳动显然是常启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同时，本院注意到，本案中被上诉人常启公司除提供了四份《承包合作协议》和一份《快递业务合作协议》外，另仅提供了由常启公司自己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和一份《说明书》，该两份材料从性质上仅为当事人陈述，显然，常启公司并未提供其他支持其主张或者反驳对方主张的证据材料。对于常启公司提供的上述五份合作协议，其中《快递业务合作协议》显示签署日期为2019年5月9日，明显晚于陈一鸣在常启公司的最后工作日2018年8月22日，其他《承包合作协议》均显示已于2015年和2016年合同期满，明显早于陈一鸣主张的入职常启公司的日期，故上述五份合作协议并不能直接有效证明常启公司在本案纠纷要求确认的劳动关系期间采用的是承包合作经营模式；而且，根据常启公司在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在《说明书》中的自述，五份合作协议中的五位承包人中，目前仅掌永成和孙春明两人还在继续承包合作；常启公司的快递员都是实行承包合作的，但目前无法提供其他快递员的承包合作协议；常启公司没有和陈一鸣签署书面承包合作协议的原因是因为快递员比较忙，所以公司方面疏忽忘记了；常启公司也记不清有无收取过陈一鸣押金，押金单据也找不到了；常启公司确认每月都要和陈一鸣进行结算，且表示派送费是与收件业务折抵以后再结算，可能出现收件业务费用大于派件业务的情况，有时候陈一鸣反而要倒欠公司费用，但是，常启公司却表示无法提供其与陈一鸣之间的结算清单；常启公司表示每次结算要扣除面单、面壳和中转费，但是却无法提供结算数据；常启公司表示和陈一鸣发生纠纷的另外一个快递员蒋勇也是承包合作关系，但同样无法提供其与蒋勇之间的书面承包合作协议。综上，本案中常启公司对于部分证据材料（例如：其他快递员的承包合作协议、押金单据、费用结算数据和结算清单）明显具有举证能力，却采用了消极举证的方式，仅口头否认对方的主张，而且对于自己的主张未提供任何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且有关陈述内容明显与常理不符，有违于一般常识和逻辑认知，应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此外，常启公司在《情况说明》中表示其对陈一鸣的收入情况不清楚，但是其又陈述每月会与陈一鸣就派件和收件以及面单、面壳和中转费等进行费用结算和给付，由于派件和收件信息均由常启公司分派和掌握，且结算标准明确，故正常情况下，常启公司显然不可能不知道陈一鸣的收入情况，也不可能没有书面结算凭证和结算数据，故常启公司的说法自身存在矛盾，且不符合常理。同时，常启公司否认向陈一鸣提供电瓶车用于工作，但是常启公司又承认其以公司名义购买和登记电瓶车，结合常启公司的业务性质以及常启公司消极举证的诉讼表现，本院认为，陈一鸣关于常启公司向其提供电瓶车的陈述具有合理性和可信度；并且，通过比对分析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并结合其他在案证据，考虑到常启公司的诉讼表现，相对于常启公司的一概否认和消极举证而言，本院认为陈一鸣关于每天工作内容和工作状态的描述更具有合理性和可信度。综上，本院认为，常启公司与陈一鸣在2018年4月12日至2018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这一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关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不当，应于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陈一鸣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12733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陈一鸣与被上诉人上海常启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至2018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被上诉人上海常启快递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兰审判员 任文风审判员 许鹏飞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韩欣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