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8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瓴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杨国秀，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璐，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山，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振江，男，197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亮。上诉人上海瓴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瓴惠公司”)、上诉人安振江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40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瓴惠公司上诉请求及辩称：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依法改判瓴惠公司无需向安振江支付任何款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瓴惠公司与安振江之间并无劳动关系。1、双方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安振江系由案外人张清个人聘请并担任其私人助理，为张清个人处理事务。2、瓴惠公司与安振江之间未按照劳动关系实际履行。瓴惠公司未给安振江安排过工作，无考勤，无考核，也无监督、管理和控制关系。双方之间并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不应认定双方之间有劳动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就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应由安振江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安振江提供的张清付款凭证、张清与安振江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瓴惠公司与安振江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即使瓴惠公司曾支付给安振江2个月的工资，但系代张清支付，不能以此认定双方有劳动关系。三、张清见安振江因离婚且银行账户均因其他执行案件而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冻结，陷入债务窘境，生活无所依靠，故出于人道主义以个人名义聘用安振江担任其个人助理，为张清处理简单事务，由张清个人支付一定金额的钱款以补贴其生活开支。若因此认定瓴惠公司与安振江之间有劳动关系，导致瓴惠公司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对瓴惠公司有失公允。四、瓴惠公司提供的赵某某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安振江与张清之间已由张清支付人民币1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调解解决。因张清对相关法律知识不够了解，未签订书面协议，而安振江有违诚信，进行诉讼明显存在恶意。综上，请求支持瓴惠公司上诉请求。安振江上诉请求及辩称：1.撤销一审判决；2.瓴惠公司支付安振江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拖欠工资共计10,000元(按5,000元/月计算)；3.瓴惠公司支付安振江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60,000元(按5,000/月计算)。事实与理由：一、双方劳动关系建立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至2019年7月5日止。1、瓴惠公司称安振江系由张清个人雇佣没有依据。张清系瓴惠公司股东、总经理，安振江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瓴惠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向其发放工资，双方劳动关系成立。2、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日为2019年7月5日，安振江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工作至上述期限，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30日终止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7月4日瓴惠公司支付安振江10,000元为调解款与事实不符。1、2019年5月瓴惠公司总经理张清口头告知其同年4月工资延发，后因一直拖欠未发，安振江向仲裁委提起仲裁，张清才支付其2019年5月、6月工资。2、瓴惠公司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予以否认，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故应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在2019年5、6月仍存续。三、瓴惠公司关于安振江因生活窘迫而与张清建立雇佣关系等与事实不符。安振江于2018年5月入职，按照瓴惠公司的要求完成各项任务，其曾提出签订劳动合同及要求缴纳社保，但瓴惠公司予以拖延，不存在其恶意不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思，其提起诉讼属不得已。综上，请求支持安振江的上诉请求。瓴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无须支付安振江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0,000元。安振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瓴惠公司支付其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工资10,000元；2.瓴惠公司支付其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6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安振江自2018年5月29日起在瓴惠公司注册地及经营地上海市静安区武宁南路XXX号XXX室工作，担任壹键哥项目静安运营中心运营专员。2018年5月至2019年7月期间，瓴惠公司、瓴惠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秀、瓴惠公司股东张清向安振江支付钱款情况如下：2018年6月30日，瓴惠公司股东张清通过微信向安振江转账3,000元；2018年8月2日、2018年9月1日，瓴惠公司股东张清通过微信分别向安振江转账5,000元；2018年10月1日，瓴惠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秀通过银行向安振江转账5,000元；2019年1月17日，瓴惠公司以工资名义通过银行向安振江转账5,000元；2019年2月1日，瓴惠公司以报销名义通过银行向安振江转账6,500元；2019年3月1日，瓴惠公司以工资名义通过银行向安振江转账5,000元；2019年7月4日，瓴惠公司股东张清向安振江支付10,000元。2019年7月1日，安振江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瓴惠公司：1、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工资10,000元；2、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60,000元。该仲裁委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静劳人仲(2019)办字第1773号裁决：一、瓴惠公司支付安振江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0,000元；二、对安振江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瓴惠公司与安振江均不服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先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庭审中，瓴惠公司称，瓴惠公司支付安振江的部分款项标注为工资和报销是因为财务系兼职，搞不清状况；2019年7月4日，瓴惠公司、安振江达成调解，瓴惠公司股东张清支付安振江两个月的费用共计10,000元调解款，安振江承诺以后不再起诉；安振江则称，10,000元系其提起本案仲裁后经调解，张清向安振江支付的2019年5月及6月工资。一审法院庭审中，瓴惠公司还提供了如下证据：证人杨娅丽所作证言，该证人为瓴惠公司董事长贾英个人聘请的私人助理，其作证内容为安振江系张清个人聘用的私人助理，与瓴惠公司无关，瓴惠公司没有员工。证人赵某某所作证言，作证内容为证人与安振江均是项目合伙人，不拿工资，与瓴惠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安振江系张清个人雇佣，安振江的所有工作均是张清安排。安振江对上述两名证人的证人证言均不认可，称两名证人与瓴惠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庭审中，安振江还提交如下证据：1.运营中心组织架构框架、壹键哥运营中心行为规范，证明总部和法律都明确要求合规用工制度，严禁拖欠工资和不签劳动合同，上述证据从瓴惠公司网盘上下载。瓴惠公司对真实性均不认可，证据系安振江单方制作，壹键哥项目行为规范的日期2018年，抬头是广州优高久营销管理有限公司，与瓴惠公司无关且没有盖章，壹键哥项目非瓴惠公司运营而是由中天盛祥运营。2.张清、贾英与安振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5月、6月的工作安排，安振江与瓴惠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瓴惠公司对真实性不认可。3.2019年1月至4月期间安振江邮箱收发记录，证明安振江与瓴惠公司存在事实工作关系。瓴惠公司对真实性不认可，该邮箱系个人邮箱且域名与瓴惠公司无关。一审法院庭审后，瓴惠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上海市家具买卖合同》、张清电子银行交易回单，证明瓴惠公司因欠张清款项，故代张清向安振江支付了个人劳务费。2.张清与安振江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张清向安振江发放补助款而非工资。安振江认为上述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一审法院庭审后，安振江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8年12月壹键哥商户关店申请表，证明壹键哥项目属于瓴惠公司的运营范围。2.2019年4月至2019年6月期间安振江与客户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安振江还在为瓴惠公司工作，与瓴惠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瓴惠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因各方坚持各自诉辩意见，调解不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瓴惠公司、安振江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瓴惠公司称安振江系瓴惠公司股东张清个人雇佣，并申请证人杨娅丽、证人赵某某出庭作证，但上述证人的证人证言未获安振江认可。瓴惠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瓴惠公司发放了摘要备注为“工资”及“报销款”的相关款项，瓴惠公司称实际是瓴惠公司欠张清款项，上述银行转账的钱款是瓴惠公司代张清支付以归还欠款，备注为工资是由于财务兼职搞不清楚状况，并提交了《上海市家具买卖合同》及张清电子银行交易回单予以证明，但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解释其将相关款项备注为工资的行为之合理性，且亦未获安振江认可。而从安振江提交的银行流水可证明瓴惠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国秀均向安振江发放过钱款，其金额与安振江月工资5,000元相符。张清通过微信及支付宝转账支付的款项与瓴惠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杨国秀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款项具有时间上的连贯性与不重合性，符合劳动报酬支付的特征。另外，瓴惠公司工作地点为上海市静安区武宁南路XXX号XXX室，此为瓴惠公司注册地及办公地。综上，瓴惠公司、安振江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瓴惠公司、安振江之间劳动关系的存续时间。双方对安振江入职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无异议，但对安振江实际工作时间存在争议。瓴惠公司称安振江实际工作至2019年4月30日，安振江则称实际工作至2019年7月5日，并提交安振江与瓴惠公司股东张清、瓴惠公司董事长贾英、客户的2019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其上述时间依然在为瓴惠公司工作的事实，但该微信聊天记录未获瓴惠公司认可，且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安振江该段时间内正常提供劳动的事实，安振江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故采纳瓴惠公司主张，确认安振江实际工作至2019年4月30日。综上，确认瓴惠公司、安振江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8年5月29日至2019年4月30日。故对安振江要求瓴惠公司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工资1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18年5月29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瓴惠公司、安振江系劳动关系但未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对安振江要求瓴惠公司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安振江要求瓴惠公司支付2019年4月30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双方均认可安振江月工资为5,000元，故瓴惠公司应向安振江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0,000元(计算方式：5,000元×10个月)。另，双方确认安振江提起仲裁后，经调解瓴惠公司股东张清于2019年7月4日向安振江支付了10,000元，瓴惠公司称该笔款项为调解款，支付前提是安振江承诺不再起诉瓴惠公司或张清，而安振江称10,000元为2019年5月和6月的工资。由于双方未达成书面调解协议，安振江称10,000元为2019年5月和6月工资的主张无任何证据证明亦未获瓴惠公司认可，而瓴惠公司称10,000元为调解款的主张更具合理性，故对安振江主张不予采信，该笔款项应在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中予以抵扣。故瓴惠公司应向安振江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上海瓴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安振江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0,000元。二、安振江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上海瓴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瓴惠公司提供了赵某某证人证言一份及瓴惠公司损益表若干份。安振江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张丽君证人证言等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瓴惠公司称其与安振江不存在劳动关系，安振江系由张清个人雇佣，然因张清系瓴惠公司的股东，张清的身份与瓴惠公司相关，且安振江工作地址为瓴惠公司注册地及办公地址。安振江对其系张清个人雇佣予以否认，瓴惠公司对此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安振江获取报酬情况，除张清支付工资外，瓴惠公司及瓴惠公司法定代表人均支付过安振江工资，瓴惠公司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且安振江领取报酬时间是连续性的。另根据安振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实安振江所从事的工作内容与瓴惠公司经营业务相符，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妥。瓴惠公司称安振江工作至2019年4月底，安振江称其工作至2019年7月5日，虽安振江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但瓴惠公司对微信聊天记录并不予以认可，且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看，2019年5月、6月所谓的工作均系安振江自己的陈述，安振江并未就该期间其工作的实质内容加以证明。根据安振江提供的2018年12月壹键哥项目关闭申请，安振江工作至2019年4月底较为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认定安振江工作至2019年4月30日亦无不妥。安振江要求瓴惠公司支付2019年5月、6月工资，本院不予支持。2018年5月29日至2019年4月30日，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瓴惠公司应支付安振江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瓴惠公司称2019年7月5日张清转账10,000元给安振江，系双方调解的款项。虽安振江予以否认，但基于安振江并无确凿证据证明2019年5月、6月其仍为瓴惠公司工作，故一审法院对瓴惠公司陈述该款系调解款项予以采纳并无不当。该款可以在瓴惠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中予以扣除。综上所述，瓴惠公司、安振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上海瓴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诉人安振江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莫敏磊审判长 黄 皓审判员 陈 樱审判员 姜 婷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莫敏磊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