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4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锋利。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丽玉。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一玮，广东益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仕梅。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系刘仕梅的女儿。上诉人孙锋利、陈丽玉因与被上诉人刘仕梅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7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锋利、陈丽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仕梅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刘仕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双方是否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认定错误。广州稻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稻米公司）与刘仕梅在签约时已经约定了按30个月计算贷款服务费，在清楚了解可能产生的大概费用金额后，刘仕梅手持自己的身份证和委托扣款协议拍照留底，该照片足够表明刘仕梅清楚地知道委托办理贷款服务可能产生5万元左右的费用。贷款到手之后，刘仕梅悔称不知情、被蒙骗，要求退回服务费，但作为一个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不知情、被蒙骗的情况下，不可能签署该份金额明确的委托扣款协议并手持身份证进行拍照。（二）一审判决对案件背景的认识错误。近两年来，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网络贷款公司和平台，放款迅速，审批极其宽松。同样社会上也存在部分“套路贷”公司，签署高额的借款合同但仅支付低额的款项，并且利息和违约金非常高。刘仕梅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对此类公司和平台不可能没有过任何接触。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仕梅仍然选择稻米公司，足以说明其本人有着不愿意对外透露的隐私存在。作为一家服务公司，稻米公司收取服务费为客户办理相关事项符合市场规律，所收取的金额和计算方式也都提前在合同上注明。刘仕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合同关键处加盖指模、手持身份证件和委托扣款协议拍照的过程中稻米公司有任何威胁强迫的行为存在。刘仕梅认为稻米公司收取的服务费偏高，但任何一个服务行业，即便是提供相同的服务内容，各个服务公司或个人收取的服务费本就存在较大差异，刘仕梅在签订合同时也接受此差异。但其在贷款到手之后，要求孙锋利、陈丽玉退回服务费，是否合理？刘仕梅辩称：（一）不论是《金融顾问服务合同》约定的贷款服务费按“每一万元100元×贷款金额×贷款期数”计算，还是《委托扣款授权书》约定的5万元，均不是刘仕梅的真实意思表示，刘仕梅自始至终只知道稻米公司总收费6000元，从未同意按30个月或者5万元支付贷款服务费。具体理由是：首先，一开始稻米公司的员工徐辉来电，自称是光大银行信贷部的人，可办贷款，不收手续费，最多收1％的费用；后来签订《金融顾问服务合同》前，徐辉确认说只收取2个点的费用即6000元，刘仕梅认为可以接受，才决定委托稻米公司通过银行或金融机构来提供贷款服务。并且，刘仕梅在合同中按指模，也只确认了咨询费“1％”、以及“贷款服务费：每一万元100元”，即咨询费和贷款服务费各3000元，合计6000元的费用。其次，合同中有关收费的字眼全是稻米公司人员书写的，稻米公司在合同签订后没有把合同交付给刘仕梅，完全有机会另行添加“×贷款金额×贷款期数”的字眼，篡改合同，以便收取高达数万元的贷款服务费。再有，稻米公司要求刘仕梅手持身份证和委托扣款授权书拍照，是利用客户急切借款的心理及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诱导客户，是为了证明其有权高额收费所采用的惯用套路技巧，这一点在稻米公司所涉的其他案件中均有体现。虽然刘仕梅签署了委托扣款授权书，但不是刘仕梅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扣款5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孙锋利、陈丽玉一时说按30个月计收贷款服务费是9万元，一时又让刘仕梅授权扣款5万元，自相矛盾，说法根本不能服众。最后，直到稻米公司通过第三方平台陆续划扣刘仕梅3000元、4万元、5万元，刘仕梅才知道稻米公司以欺诈的方式提供服务、收取费用，多次协商无果，才诉至法院。（二）《金融顾问服务合同》关于贷款服务费的约定不明。合同中约定贷款服务费按“每一万元100元×贷款金额×贷款期数”计算，稻米公司称应收贷款服务费是9万元（100×30×30月），但根据刘仕梅的实际贷款情况，其贷款5年，即60个月，稻米公司的贷款服务费应是18万元，为何稻米公司没有收18万元而是收9万元？实际上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贷款期数”系指约定还款期数还是实际还款期数，亦未明确每期的计算单位系年或月或其他，属于约定不明。稻米公司作为服务合同的提供方及提供金融服务的专业公司，其未在该格式合同中释明“贷款期数”的具体指向，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刘仕梅已于2018年10月19日提前还清贷款本息，稻米公司也已擅自注销，孙锋利、陈丽玉己丧失收取贷款服务费的基础，应向刘仕梅返还多扣取的费用44000元。（四）孙锋利、陈丽玉所陈述的社会上其他贷款公司和平台的情况，与本案无关。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合同约定，贷款发放单位由稻米公司安排选择，刘仕梅只有无条件配合的义务，但刘仕梅是委托稻米公司寻找银行或有资质的放款机构，没有约定稻米公司可以转委托。而稻米公司所谓协助刘仕梅贷款，实际上是擅自转委托给了没有放款资质的广州市帮房宜管理有限公司，最终由该公司又将业务引向深圳市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从而让刘仕梅陷入了至少涉及三家公司、两个自然人、两个银行、三笔非正常流水、大量空白合同的“套路贷”困境。从这个角度讲，稻米公司也无权收取刘仕梅的高额费用。刘仕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锋利、陈丽玉向刘仕梅返还93000元；2.判令孙锋利、陈丽玉向刘仕梅赔偿279000元；3.判令孙锋利、陈丽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稻米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12日，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锋利，股东为陈丽玉、孙锋利，经营范围为商务服务业。2018年8月21日，刘仕梅与稻米公司签订《金融顾问服务合同》，约定：刘仕梅拟办理300000元贷款业务，现就此次融资委托稻米公司提供投资咨询顾问服务，由稻米公司指派专业顾问人员担任客户专项金融咨询顾问。合同第三条约定：刘仕梅同意并按稻米公司费用标准支付服务费、咨询费等相关费用，包括：咨询费1%；“利息以银行实际批款为准”；“贷款服务费：每一万元100元×贷款金额×贷款期数”。同日，刘仕梅另签名出具了《委托扣款授权书》等文件，授权金额为50000元。2018年9月5日，刘仕梅收到案外人陈海浩的转款300000元，备注为借款。同日，刘仕梅账户被扣划了三笔款项，银行流水摘要均显示为“无卡自助消费”，金额分别为3000元、40000元和50000元，前两笔的对方账户为（特约）宝付支付，后一笔的对方账户为（特约）天天盈（货基定投直销）。现刘仕梅以稻米公司在签约过程中存在欺诈，合同应属无效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第一次庭审中，稻米公司确认刘仕梅账户扣款记录的真实性，称3000元为合同约定的咨询费，90000元系按贷款期数30个月计算的服务费，但其中的43000元已退回刘仕梅，稻米公司仅收款50000元。为此，稻米公司、孙锋利、陈丽玉先后提供了平安银行代收付回单、《代收业务合作协议书》及《说明函》等证据证明。根据回单显示，2018年9月25日，刘仕梅收到两笔从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账户转入的款项，金额分别为3000元和40000元，均备注为“代付”。《代收业务合作协议书》显示由稻米公司与广东通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约定广东通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稻米公司提供服务费和咨询费的代收费业务。《说明函》由广东通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内容称稻米公司于2018年9月5日使用广东通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平台向刘仕梅经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渠道发起扣款，广东通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9月7日接到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反馈的关于刘仕梅扣费异议的投诉，于9月21日将43000元原路返还到刘仕梅的账户上。对此，刘仕梅确认其付款账户于2018年9月25日收到了两笔合计43000元的款项，但称因不清楚对方账户，故无法确认是否与稻米公司有关。刘仕梅称合同签订后其并未拿到原件，其中“贷款服务费：每一万元100元×贷款金额×贷款期数”的后半部分“×贷款金额×贷款期数”的内容系稻米公司员工单方添加的，但稻米公司对此不予确认。稻米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称该服务费是基于贷款发放后，稻米公司每月都要提供还款提醒服务，且贷款前期要提供贷款方案等服务而收取的，而咨询费主要是对刘仕梅是否具备贷款资质进行前期调查收取的费用；虽然刘仕梅的贷款期数为5年（60期），但稻米公司基于刘仕梅提供了房产抵押，在刘仕梅前期稳定还款后，稻米公司后期的风控费用会有减少，故只收取前期30个月的费用，该费用是在考察刘仕梅的还款行为之后而确定的，在放款后一次性划扣。对于该笔款项于刘仕梅还款前即已扣划的问题，稻米公司解释称是因双方签约时已约定了按30个月计，但对此并无证据证明。刘仕梅称其贷款已于2018年10月19日还清。对于欺诈而提出的三倍赔偿的主张，刘仕梅称主要基于稻米公司员工徐辉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且最终放款的公司并无放贷资质，还让刘仕梅签了很多空白合同，制作了非正常的银行流水等，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欺诈的规定要求三倍赔偿。同时，刘仕梅还以稻米公司存在欺诈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经一审法院释明，刘仕梅表示坚持原诉请不变更。另查明，2019年1月7日，孙锋利、陈丽玉作为稻米公司清算组成员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了稻米公司的注销登记申请，稻米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被核准注销。一审法院认为，刘仕梅与原稻米公司签订《金融顾问服务合同》，约定由稻米公司为刘仕梅的贷款业务提供投资咨询顾问服务，刘仕梅向稻米公司支付咨询费等，该约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刘仕梅虽主张合同中部分手写条款为稻米公司员工事后添加，但无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该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刘仕梅主张稻米公司员工在签约过程中存在欺诈，但该事由并非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刘仕梅据此主张合同无效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鉴于一审法院对合同效力作出释明后，刘仕梅坚持原诉请不变更，一审法院现对其原诉请进行审查。经双方确认，刘仕梅已在稻米公司的协助下于2018年9月5日取得300000元，稻米公司据此扣划了93000元的费用，并明确其中包括咨询费3000元和服务费90000元。对于咨询费，依据合同约定，刘仕梅在获得贷款后应向稻米公司支付1%的咨询费，该约定明确、具体、无歧义，刘仕梅理应依约履行。故稻米公司收取3000元咨询费符合双方约定，刘仕梅无权要求退回。对于服务费90000元，稻米公司在庭审中确认该笔费用系按贷款期数来确定，原因是公司需按月提供有关还款提醒等服务，但同时又称按30期计算是因刘仕梅提供了房屋抵押，公司考虑其按期还款降低了公司风险，因而由双方协商确定的。稻米公司的以上陈述明显自相矛盾，且无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无法认定按30期计算服务费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况且，作为提供金融顾问服务的一方，稻米公司在协助取得款项后的所谓提醒还款的服务已非合同约定的实质性工作，在刘仕梅已提前还款的情况下，稻米公司自认按月收取的服务费亦已丧失了收费的基础。故综合以上分析，结合刘仕梅起诉时确认知晓将收取2%的费用，在庭审中亦确认在“每一万元100元”的内容上捺印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稻米公司有权收取的服务费仅为3000元，超出部分无合法依据，稻米公司应退还刘仕梅。鉴于稻米公司、孙锋利、陈丽玉先后提供的银行回单、《说明函》等反映的款项支付情况与刘仕梅确认已收到的43000元的银行流水信息及通话录音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稻米公司已退还刘仕梅43000元的事实予以采信。稻米公司仍应向刘仕梅退还44000元（50000元-6000元）。由于稻米公司在第一次庭审后即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孙锋利、陈丽玉作为稻米公司的股东及清算组成员，在明知本案诉讼尚未终结，公司债权债务尚未结清的情况下，未依法将公司注销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刘仕梅，导致刘仕梅未能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孙锋利、陈丽玉理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故刘仕梅要求孙锋利、陈丽玉共同向其返还44000元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赔偿279000元的主张，因本案所涉提供融资贷款服务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界定的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范围，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刘仕梅依据该法要求孙锋利、陈丽玉承责属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判决：一、孙锋利、陈丽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仕梅返还44000元；二、驳回刘仕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80元，由刘仕梅负担6070元，孙锋利、陈丽玉共同负担810元。二审期间，刘仕梅提交了如下证据：1.孙锋利、陈丽玉的涉诉表；2.（2018）粤0106民终23963号陈春青案的民事判决书；3.（2019）粤01民终22748号陈春青案的传票；4.（2019）粤0106民初3781号涂金敏案的民事判决书。上述四份证据拟证明孙锋利、陈丽玉因稻米公司违法收取高额费用而牵涉多宗案件。孙锋利、陈丽玉质证认为：刘仕梅提交的证据清单不完整，稻米公司亦有胜诉的案件。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审中，刘仕梅称其已于2018年10月19日还清案涉借款本息，孙锋利、陈丽玉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孙锋利、陈丽玉是否应当向刘仕梅返还44000元？对此，本院评析如下：刘仕梅与稻米公司签订的《金融顾问服务合同》，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其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根据合同约定，刘仕梅在获得贷款后应当向稻米公司支付咨询费和贷款服务费。对于稻米公司收取刘仕梅咨询费3000元，因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贷款服务费，稻米公司收取了刘仕梅90000元，而合同约定该费用按“每一万元100元×贷款金额×贷款期数”计算，二者并不一致。对此，孙锋利、陈丽玉称双方在签约时约定按30个月计算贷款服务费，但无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至于刘仕梅在其签署的《委托扣款授权书》中授权扣款50000元，亦无明确此为双方约定的贷款服务费。因此，稻米公司收取刘仕梅贷款服务费90000元的依据不足。鉴于稻米公司为刘仕梅提供金融顾问服务，旨在协助其取得贷款，之后并无其他实质性的工作，且刘仕梅在借款次月即已提前还款，稻米公司实际亦无提供其所称的其他服务，一审法院从公平原则出发，认定稻米公司可收取刘仕梅贷款服务费3000元合理，本院予以确认。扣除稻米公司已退款项，该公司还应向刘仕梅退还44000元。因孙锋利、陈丽玉在本案诉讼期间办理了稻米公司的注销登记手续，导致刘仕梅的上述款项因未能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一审法院判决二人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孙锋利、陈丽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元，由上诉人孙锋利、陈丽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启军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袁绿凡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