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41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永义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曹行镇永联村。法定代表人：张宝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倩文，上海道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上海道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李平，男，1959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上海永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李平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8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永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黄李平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黄李平提供的《聘用合同书》显示：甲方抬头为“XX镇XX村民委员会”，与合同用印主体不符；填写的乙方身份证号码为15位数，与《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实行的18位数不符；约定的工作岗位是“物业部经理”，与其认可的工作岗位“市场经理”不符；合同起始时间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被上诉人原审当庭陈述的事实及在案其他书证和证人证言，应该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聘用合同书》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认定被上诉人的用工起始日期为2009年4月13日。上诉人系受被上诉人误导而未经核实更改用工登记起始日期，该行为并非认可被上诉人劳动合同自2009年1月1日起建立，而是出于被上诉人请求善意帮助被上诉人补缴社保以获取更多退休利益，故不能以此为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09年1月1日起建立。被上诉人黄李平辩称：上诉人请来的证人均为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们的证言属于孤证，且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其证言成立，故不可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提供的《聘用合同书》签订在先，但由于不能反映被上诉人真实入职时间，故同意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即被上诉人提供的入职起始时间为2009年1月1日的《聘用合同书》；若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2009年1月1日入职的事实，也就没有必要在2018年12月去劳动行政部门修正用工登记起始日期了，故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李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黄李平与永义公司于2009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永义公司支付黄李平2009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人民币（币种下同）1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李平与永义公司双方于2009年4月13日签订有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以及自2009年4月13日起至2010年4月12日止的聘用合同书。其中，起始日期为2009年1月1日的聘用合同书的首部甲方为XX村民委员会，乙方黄李平信息系手写注明，约定黄李平同意根据永义公司工作需要，担任XX羊毛市场物业部岗位经理职务工作；黄李平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永义公司每月足额支付黄李平工资5,000元。落款甲方处由永义公司盖章。起始日期为2009年4月13日的聘用合同书首部甲方为永义公司，乙方黄李平信息系打印注明，约定黄李平同意根据永义公司工作需要，担任XX羊毛线市场经理职务工作；黄李平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永义公司每月足额支付黄李平工资5,000元。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5月18日至2019年2月7日。2019年2月，黄李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于当月办理了退休养老手续。2018年12月24日，黄李平以一审讼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庭审过程中，黄李平称：“……本人工作3个月后，被申请人一直未发放工资，本人称再不发工资就不干了，故被申请人于2009年4月13日与本人补签合同，同时声明2009年1月至3月的工资是不发放的，当时本人无奈就同意了……”。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闵劳人仲（2018）办字第7305号裁决书，裁决黄李平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黄李平不服，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永义公司称，2009年4月8日，永义公司的领导班子对黄李平任XX羊毛市场物业部经理一职进行面试，黄李平于当日通过面试。2009年4月13日，黄李平实际到岗，并于2009年4月14日参加了羊毛市场工作第一次会议。2009年4月，永义公司按实结算了黄李平13日至30日期间的工资3,000元。实际上，XX羊毛市场施工时间自2009年3月起，前期筹建工作黄李平并未参与，只是在筹建基本完成后担任XX羊毛市场物业部经理一职。为此，永义公司提供了2009年4月8日会议纪要、2009年4月14日会议纪要、工资支付明细表、建筑安装工程承包补充合同，并申请证人马某、张某、吴某、唐某1出庭作证。证人马某陈述，其于2009年时系永义公司常务副总，2009年4月8日、2009年4月14日的会议纪要都是其记录的，上面的内容没有经过篡改，形成时间与会议纪要上记录完全一致。2009年4月8日，永义公司对包括黄李平的两个经理候选人进行面试，面试后，永义公司决定录用黄李平。当日的会议内容是商议羊毛市场的筹备，同时确认聘请黄李平作为经理。2009年4月14日会议是由其主持的，内容为确定黄李平工作后，对黄李平工作要求进行布置，以及让黄李平谈谈工作打算和想法。所以黄李平至少在2009年4月8日以后入职，具体的日期要询问人事。证人张某陈述，其于1994年5月就认识了黄李平，大家是朋友。2009年4月8日，经其引荐，黄李平至永义公司面试。当日，永义公司开会组建羊毛市场事宜。2009年4月13日，黄李平正式上班，由马总负责黄李平工作。证人吴某陈述，其在永义公司担任人事主管。2018年11月，黄李平持起始日期为2009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向永义公司提出补缴2009年1月至3月的社会保险费。证人吴某即请示了领导唐某2，唐某2答复可以交的话就帮黄李平补缴。证人吴某遂陪同黄李平至社保局补缴社会保险费，然社保局要求黄李平先去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变更黄李平的招工起始日期。当日，证人吴某与黄李平至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将招工起始日期变更为2009年1月，并返回社保局。社保局又要求提供黄李平于2009年1月至3月期间的工资明细，因时间关系当日没有办成。证人吴某回到公司查找了工资记录，发现黄李平的工资是自2009年4月13日起发放的。因听说黄李平系张宝龙介绍入职的，证人吴某即找了张宝龙询问黄李平的入职时间，张宝龙答复系2009年4月。证人吴某向领导汇报，因黄李平没有2009年1月至3月期间的工资单，如要补缴上述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则要伪造工资单。领导答复同意为黄李平补缴社会保险费，但是要黄李平承诺伪造工资单仅为帮助黄李平补缴社会保险费，而非为了支付工资，且社会保险费的个人负担部分仍要黄李平负担，但黄李平不同意，双方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证人唐某1陈述，其于2009年4月中旬进入羊毛线市场工作，当时一起到村里开会并第一次看到黄李平。但黄李平何时入职永义公司，证人唐某1不知情。黄李平在市场里担任经理，市场里没有物业经理这个职务，管物业的系杨金福。黄李平对会议纪要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都是活页记录，可以随意添加或者删除内容，不排除经过修改的可能，且记载内容有误，黄李平面试以及到岗时间均不正确；对工资支付明细表真实性无异议，但签字的时候，黄李平以为永义公司发放的是奖金；对建筑安装工程承包补充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施工时间自2009年3月开始，实际黄李平参与了羊毛市场的前期筹备工作；对马某、张某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证人陈述的面试及录取时间均与事实不符；对证人吴某的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证人唐某1系永义公司的后勤主管，黄李平系开会那天才见到唐某1，对唐某1的其余陈述均无异议。永义公司对证人证言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首先，永义公司为证明黄李平于2009年4月13日入职永义公司，提供了2009年4月8日、2009年4月14日会议纪要，并申请证人马某、张某、吴某、唐某1出庭作证。然会议纪要为手工记录，且系由永义公司单方制作形成。在永义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证人证言无法证明黄李平的入职时间。其次，永义公司虽主张黄李平于2009年4月13日入职永义公司，然双方签订起始日期为2009年4月13日聘用合同书的同时，还签订了一份起始日期为2009年1月1日的聘用合同书。永义公司虽称合同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起为笔误，但其未提供足具证明力的证据加以证明。最后，双方均陈述2018年12月6日，永义公司为黄李平办理了变更用工起始日期为2009年1月1日的手续，而永义公司亦未就办理上述变更手续与其主张的黄李平于2009年4月13日入职之矛盾作出合理合法的解释。综上，永义公司有关黄李平于2009年4月13日入职之主张，一审法院难以采信。黄李平主张确认双方于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之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黄李平主张永义公司支付其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期间工资15,000元之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黄李平于仲裁庭审过程中明确永义公司于2009年4月13日声明2009年1月至3月的工资是不发放的，当时黄李平表示同意。黄李平同意永义公司不发放2009年1月至3月工资的声明，说明黄李平已经于当时处分了自己的权利。现黄李平又主张永义公司支付其上述期间的工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判决：一、确认黄李平与上海永义实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黄李平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上海永义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黄李平与永义公司在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永义公司提供了合同起始日为2009年4月13日的《聘用合同书》，黄李平则提供了合同起始日为2009年1月1日的《聘用合同书》，双方均主张己方提供的《聘用合同书》上记载的合同起始日才是真实的用工起始日，亦即双方均认为己方提供的《聘用合同书》上记载的合同起始日与用工起始日是一致的。同时，双方又均主张对方提供的《聘用合同书》签订在先，己方提供的《聘用合同书》签订在后，在后签订的《聘用合同书》取代在先签订的《聘用合同书》并得到实际履行，亦即双方均认为对方提供的《聘用合同书》因已被取代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有必要先对两份《聘用合同书》进行判别并对其中有效且得到实际履行的《聘用合同书》作出认定。具体分析如下：首先，黄李平提供的《聘用合同书》与永义公司提供的《聘用合同书》除合同起始日不同之外，两者之间还存在以下差异点：1、虽然两份合同在甲方落款处均加盖了永义公司的公章，但黄李平提供的合同在甲方抬头处的名称“XX镇XX村民委员会”与落款处加盖的公章名称不符，而永义公司提供的合同在甲方抬头处的名称与落款处加盖的公章名称一致；2、黄李平提供的合同第二条（工作内容）表述为：“……担任XX羊毛市场物业部岗位（经理职务）工作……”，永义公司提供的合同第二条（工作内容）表述为：“……担任XX羊毛线市场经理职务工作……”，两者在市场定语（“羊毛市场”和“羊毛线市场”）和工作岗位描述（“物业部岗位（经理职务）工作”和“市场经理职务工作”）方面存在不同；3、黄李平提供的合同第八条（工作报酬）表述为：“……甲方每月足额支付乙方工资5000元”，永义公司提供的合同第八条（工作报酬）表述为：“……甲方每月支付乙方工资5000元（奖金按年终集体评定的为准）”，两者在是否有年终奖金的描述上不一致；4、黄李平提供的合同第九条（保险福利待遇）表述为：“甲乙双方应按国家和市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交纳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费用（城保、小城镇、综合保险、农保）”，永义公司提供的合同第九条（保险福利待遇）表述为：“甲乙双方应按国家和市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交纳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费用（交纳城保）”。而在案其他证据以及庭审笔录则显示：1、在黄李平提交的证据材料（特别是《经营场地租赁合同》、《安全管理责任书》、《名片》等）以及庭审笔录中均大量出现和使用了“羊毛线交易中心”和“羊毛线市场”这些词语，且黄李平自己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唐某1的证人证言表明，黄李平是担任整个羊毛线市场的经理（即担任羊毛线市场经理），而不是物业经理，市场里没有物业经理这个职务，具体管理物业的叫杨金福。由此可见，永义公司提供的合同第二条（工作内容）中关于“……担任XX羊毛线市场经理职务工作……”的表述与客观事实相符；2、二审庭审中，法庭问：“当时有说奖金吗？”，黄李平答：“面试的时候说了，奖金集体讨论，反正我都没有拿到”，法庭问：“社保交了吗？”，黄李平答：“应该给我交的，当时明确是城镇居民社保，劳动用工手册后来也是交给人事的”，法庭问：“当时4月份工资拿全了没有？”，黄李平答：“没有，那个时候发给的我认为是奖金，4月份的工资没有发过”。由此可见，永义公司提供的合同第八条（工作报酬）关于“……甲方每月支付乙方工资5000元（奖金按年终集体评定的为准）”的表述以及第九条（保险福利待遇）关于“甲乙双方应按国家和市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交纳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费用（交纳城保）”的表述，与黄李平在法庭上的陈述相一致；此外，黄李平提供的合同中并没有提到奖金问题以及并未明确缴纳何种类型的社会保险，故永义公司提供的合同中关于劳动报酬以及社会福利待遇的约定显然更为明确并对黄李平更为有利。3、从订立合同的表述严谨性和明确性、格式规范性和统一性、内容完整性和全面性角度分析，黄李平提供的合同不仅在合同首部甲方处名称“XX镇XX村民委员会”与落款处加盖的公章名称“上海永义实业有限公司”出现不符，而且存在合同内容手写与打印混同的情形，此外，在合同格式、表述、内容等方面均存在瑕疵，故相对而言永义公司提供的合同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完整、严谨、规范、明确。其次，根据黄李平的陈述，其在2009年4月13日先签订了合同起始日为2009年4月13日的《聘用合同书》，后因发现合同起始日并非其真实入职日，遂向村长反映后又于同日重新签订了合同起始日为2009年1月1日的《聘用合同书》，之前签订的《聘用合同书》作废。由此可见，重新签订合同的唯一原因在于合同起始日不正确。鉴于，起始日为2009年4月13日的《聘用合同书》是电脑打印出来的，故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在电脑中将保存的《聘用合同书》中的合同起始日修改后再重新打印即可，更无需对合同首部乙方信息和其他条款（特别是对黄李平有利的条款）进行修改。但是，本案中起始日为2009年1月1日的《聘用合同书》不但合同首部“乙方信息”是手写的，而且对合同第一条中的试用期表述格式（出现并不合理拉长了下划线）和第二条中的岗位表述内容和格式（修改成与实际不相符也并不存在的“XX羊毛市场物业部岗位（经理职务）工作”）进行了看上去不专业和不正确的修改，同时还删除了合同第八条和第九条对黄李平有利的关于“奖金按年终集体评定的为准”和“交纳城保”的表述，故出现上述现象是有违常理的；并且，正常情况下，黄李平拿到《聘用合同书》后应该会阅看一遍后再行签字，在阅看过程中其应该很容易发现其主张的合同起始日与真实用工起始日不同这一问题，黄李平完全可以在签字前当即提出问题并要求修改。相比较而言，永义公司提供的合同在甲方抬头和工作岗位方面描述正确，且关于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待遇的描述更为明确，亦对黄李平更为有利。故永义公司关于合同起始日为2009年1月1日的《聘用合同书》签订在先、合同起始日为2009年4月13日的《聘用合同书》签订在后的主张，更具有合理性和可信度。再次，在案证据证明，永义公司第一次向黄李平发放的是2009年4月份的劳动报酬，公司的《工资支付明细表》显示4月份应发合计3,000元。永义公司表示，该3,000元的计算依据为：5,000元X18天/30天=3,000元（4月份日历天数是30天，黄李平自13日开始上班，故按剩余日历天数18天来计算劳动报酬），与合同起始日为2009年4月13日的《聘用合同书》约定相符。而黄李平则表示，其当时认为收到的是奖金而不是工资，但黄李平亦未举证证明其曾就2009年4月份的工资进行过催讨，且黄李平提供的合同上并无有关奖金的约定。此外，黄李平提供的第二份续签的《劳动合同书》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5月20日，按照黄李平的主张其第一份《聘用合同书》的期满日为2009年12月31日，距离续签第二份《劳动合同书》中间间隔了将近6个月，而按照永义公司的主张第一份《聘用合同书》的期满日为2010年4月12日，距离续签第二份《劳动合同书》中间间隔了1个多月，永义公司对此解释为期间需要对黄李平的职务进行调整并于2010年5月17日才作出任免通知。综上，从工资发放金额和计算方法、实际按城保标准缴纳社保、以及续签劳动合同间隔期限的合理性等角度分析，永义公司提供的《聘用合同书》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形更为接近和契合。最后，虽然永义公司在2018年12月6日为黄李平办理了变更用工起始日期为2009年1月1日的手续，但该变更行为始发于黄李平向公司提出补缴2009年1月至3月的社会保险费要求，公司工作人员陪同黄李平至社保局补缴社会保险费，然社保局要求先去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变更黄李平的招工起始日期，才发生变更用工起始日期的结果，故上述变更行为并非因公司主动意愿而为之，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公司曾经核实过黄李平的实际入职时间；此外，引发本案纠纷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公司没有找到2009年1月—3月的工资单，如果要补缴上述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就要伪造工资单，且公司并无同意向黄李平发放2009年1月—3月工资的任何意思表示。故不能简单仅凭该变更行为就直接认定永义公司具有承认黄李平用工起始日为2009年1月1日的明确意思表示。综上分析，本院认为，永义公司提供的合同起始日为2009年4月13日的《聘用合同书》签订在后，且替代了签订在先的合同起始日为2009年1月1日的《聘用合同书》，并实际得到有效履行这一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故起始日为2009年4月13日的《聘用合同书》具有法律约束力，起始日为2009年1月1日的《聘用合同书》因已被前者取代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该法第十条又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由此可见，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因此，虽然本院已确认合同起始日为2009年4月13日的《聘用合同书》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若有证据证明黄李平和永义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即实际用工日期）要早于2009年4月13日，则仍应按实际用工日期来确定劳动关系建立的起始时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虽然被上诉人黄李平提供了工作文件和资料等与劳动成果相关的证据材料意在证明其实际于2009年1月1日即已入职永义公司并参与了XX羊毛线市场前期筹建工作，但是，黄李平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并不能充分证明在20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永义公司对其进行劳动管理并发放工资。永义公司提供的《工资支付明细表》显示公司自2009年4月份起才开始向黄李平支付劳动报酬，而黄李平本人也确认其未收到过2009年1月至3月的劳动报酬，且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应当向其支付2009年1月至3月的劳动报酬而未支付以及其当时曾向公司主张和催讨过2009年1月至3月的劳动报酬，黄李平亦未提供包括其他劳动者的证言在内的其他证据来证明其自2009年1月1日起即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另外，如上所述，虽然永义公司在2018年12月6日为黄李平办理了变更用工起始日期的手续，但是，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显然不能简单仅凭该变更行为就直接认定永义公司具有承认黄李平用工起始日为2009年1月1日的明确意思表示。据此，鉴于黄李平未能举证证明其和永义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即实际用工日期）早于2009年4月13日，故应按照永义公司提供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聘用合同书》所记载的合同期限认定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日期为2009年4月13日（即与合同起始日相同）。综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上诉人黄李平现于本案提供的相关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被上诉人黄李平的一审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上海永义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888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黄李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被上诉人黄李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兰审判员 许鹏飞审判员 任文风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韩欣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