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7民终67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绍鸣，男，汉族，1957年6月12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晖，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琳，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柴春明，男，汉族，1956年12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兰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国根，浙江丹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娣，浙江丹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立勇，男，196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上诉人姚绍鸣因与被上诉人柴春明以及原审第三人黄立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1民初3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绍鸣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柴春明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纵容犯罪。一、一审认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是无视证据的错误认定。姚绍鸣已充分证明受威逼胁迫签订2017年8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1、姚绍鸣一审提交证据证明该合同形成均由黄立勇操作，作为合同相对方的柴春明自始自终未露面，根本不存在双方当面协商合意、商榷合同条款的过程。对此事实，柴春明、黄立勇在一审答辩状和庭审中均予自认：“2017年7月1日龚华君短信姚绍鸣要其慎重对待，并提供短信记录”、“事实是，黄立勇一直在和姚绍鸣协商”、“黄立勇拿协议让姚绍鸣签字”、“黄立勇从姚绍鸣处收了39万元”。所以涉诉合同并非主体双方合意一致结果。2、涉诉合同内容与《兰溪市荣光砂石厂第二砂石场股权重组协议书》的约定完全相反，对姚绍鸣不利，没有人会自愿签署对己不利的合同，违反交易惯例，有悖常理。在签署已违背重组协议内容的合同后还要再写借条，如果不受逼迫，明显不符现实逻辑和客观常理。3、《股权转让协议》的整个签署过程是黄立勇带着龚华君、葛峰等多人，通过长期、多次用车辆阻拦、堵截砂石场唯一出入口，迫使砂场无法正常经营的手段得逞。以上事实由姚绍鸣一审提交的照片、出警记录足以证明，黄立勇庭审中对此事实也予承认。即便合同订立之日也是黄立勇恐吓胁迫所致，威胁除了武力手段，还有精神压迫，黄立勇的强迫是一个延续过程。姚绍鸣的证人虽然存在利害关系，但其为亲身经历和目睹者，其证言不是孤证，可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一审虽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却在柴春明、黄立勇没有任何证据反驳下。对证据证明力均予否定。作为被逼迫的弱势者，姚绍鸣不知道还要怎样的证据才能证明？二、一审判定姚绍鸣撤销权已过诉讼时效与法不符。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持续不行使权利而于时效届满时消灭其请求权的时效。《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五条有一年规定，但《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以“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作为起算点。黄立勇的逼迫一直延续到2019年，其在庭审中有所陈述。2017年9月拦路、2017年12月31日逼迫支付34万元，在协议里逼姚绍鸣在协议签订后二年内付清221万，即于2019年8月2日付清。如姚绍鸣不付或不付清的结果，大家心知肚明。姚绍鸣在事发期间已多次报案，均未得到有效救济，若非扫黑除恶行动，姚绍鸣还是不能对抗。姚绍鸣向扫黑办举报之日才是胁迫行为终止之日，故其行使撤销权在一年期内。三、柴春明和黄立勇恶意串通，涉嫌犯罪。由于《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出自姚绍鸣本意，系柴春明通过恶意串通黄立勇，以威胁、恐吓、逼迫方式损害姚绍鸣利益取得，柴春明和黄立勇从姚绍鸣处勒索的39万元为违法所得应当返还。该勒索、强迫交易行为已涉嫌犯罪，一审法院应当将这种犯罪行为移送公安机关，而非支持和纵容。综上，柴春明和黄立勇合伙勒索、强迫交易，共同侵害姚绍鸣权益，涉嫌犯罪。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姚绍鸣的上诉请求。柴春明辩称，一、本案不存在胁迫行为，且协议已经部分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是由姚绍鸣在家中起草打印。2014年5月20日、2014年11月6日，柴春明在姚绍鸣处共投资260万元。姚绍鸣只写了两张收据，写为砂场的投资款，未写明投资的股份。姚绍鸣从未告知经营情况，也没有经营项目，两人因此产生矛盾。2017年6月份，柴春明委托黄立勇到姚绍鸣砂场，要求参与砂场经营，双方曾发生纠纷，并经过公安处理。2017年8月3日，经过双方多次沟通，协商一致达成了股份转让协议，由姚绍鸣起草打印好，由黄立勇送柴春明签字后，再送给姚绍鸣签名。因姚绍鸣称，其他人也有投资，最多按照85%支付，故与柴春明的协议也要按照85%签订，另外15%通过写借条的方式。于是姚绍鸣向柴春明出具一张借条，写明39万元，当天黄立勇收到5万元现金，2017年12月31日姚绍鸣前妻徐爱华向黄立勇账户转账34万元，履行了借条约定的39万元。二、本案不存在撤销权的情形。首先，不存在姚绍鸣所谓的逼迫、恐吓、胁迫的行为。转让协议系黄立勇在柴春明授权下，代表柴春明与姚绍鸣共同协商一致签订，系姚绍鸣、柴春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各自义务。其次，根据民法总则规定，撤销权不适用中止、中断的情形。本案不存在胁迫姚绍鸣签订股权转让的行为，更不存在所谓的逼迫行为一直持续到2019年的事实。因姚绍鸣未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柴春明于2019年诉至法院要求姚绍鸣支付股权转让款。姚绍鸣则向法院提起了撤销之诉。且姚绍鸣已按其双方真实约定，部分履行了付款义务，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另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立勇未作陈述。姚绍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姚绍鸣与柴春明于2017年8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诉讼费由柴春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份黄立勇受柴春明的委托，到姚绍鸣经营的兰溪市荣光砂石场，处理柴春明股权转让事宜。期间，黄立勇带着龚华君、葛峰等人前往砂石场，将小车停在砂石场的进料口，影响砂石场的正常经营。姚绍鸣向兰溪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报警处理，出警单记载小车移出，砂石场正常经营。2017年8月3日，姚绍鸣与柴春明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柴春明同意将其持有兰溪市荣光砂石场第二砂石场的股权260万元转让给姚绍明，股权转让价格221万元，221万元在协议签订后二年内付清。同日，姚绍鸣又出具给柴春明一份借条，借条载明姚绍鸣借柴春明39万，承诺在2017年12月底付清。该39万元实际系股权260万元与受让价221万元的差额部分。当日，黄立勇收到姚绍鸣人民币5万元。2017年12月31日姚绍鸣前妻徐爱华向黄立勇账户转入人民币34万元。黄立勇共收到人民币39万元。现姚绍鸣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受胁迫，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签，故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姚绍鸣与柴春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姚绍鸣并未提出争议，且履行部分款项，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姚绍鸣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系受胁迫所签，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且姚绍鸣在协议签订后，一年之后才提起诉讼主张撤销该协议，亦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据此，姚绍鸣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姚绍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姚绍鸣负担。二审中，姚绍鸣提供2017年9月27日拍摄的照片一张，证明公安机关没有处理，报案出警没有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柴春明质证意见为，无法证明照片中的车辆系黄立勇所有或所开，证明目的不能成立。黄立勇未予质证。本院认证认为，照片中的车辆无车牌，不能证明所有人或驾驶人情况；根据2017年9月26日兰溪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的《出警单详情》记载，当日停在砂石场进料口的小汽车已移出；且后续并无报警记录，单凭该照片也不能证明该车辆的停放持续影响姚绍鸣砂石场经营，故对证据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二审中，柴春明、黄立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3日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由姚绍鸣、柴春明签订。姚绍鸣提供的照片及两份《出警单详情》反映出，黄立勇等人虽有将车停在姚绍鸣经营的砂石场进料口，影响其经营的行为，但公安机关出警处理并排除影响经营的妨碍后，砂石场已恢复正常经营。且《出警单详情》仅载明事发原因为“发生资金往来纠纷”，未记载姚绍鸣受胁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为此报警的情况，公安机关亦未就此立案进行侦查，故姚绍鸣的举证尚不足以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受胁迫形成，一审法院未采信其主张并无不当。另，当事人以受胁迫为由行使撤销权，应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结合姚绍鸣提供的照片、两份《出警单详情》等形成的时间，距其起诉主张撤销权之时均已逾一年的除斥期间。综上所述，姚绍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姚绍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红彦审 判 员 杜月婷审 判 员 周楚臣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代书记员 周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