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0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1，女，1960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彧，北京敦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2，男，196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女，1965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3，女，197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骆策，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某1与被上诉人高某2、梁某、高某3因分家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4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依法确定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院（以下简称某号院）内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中高某1依法享有的份额；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判决高某1对某号院内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中对应高某1享有份额部分的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事实和理由：诉争某号房屋是高某4、王某1夫妇共同财产，高某2、梁某夫妇的共同财产，及王某1个人财产的混同。就算对于2015年判决书中关于房屋中有王某1个人财产部分的认定不计算在内，那么也应当认为四人对房屋具有均等的份额或者是高某4夫妇与高某2夫妇各占50%的份额。高某4去世后，根据法定继承，高某4的遗产一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王某1所有，另外一半再分为四份由法定继承人继承，此时对于某号房屋所有继承人的份额为：王某1享有31.25%的份额，高某1享有6.25%的份额，高某2和梁某共同享有56.25%的份额，高某3享有6.25%的份额。王某1去世后留有遗嘱，将其财产留给了高某1，此时高某1的份额为37.5%，其他人的份额不变。可是一审判决将高某1的份额判决为16.5%，将高某2夫妇的份额判决为82.25%，将高某3的份额判决为1.25%，并且在判决书中没有说明份额的计算方法。高某1经过两次继承，份额只有16.5%，在没有特别多的继承人的情况下，高某3的份额只有1.25%。一审法院明显属于认定不清。二、高某1既然对于房屋享有份额，并且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那么高某1就应当对于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一审法院以积怨较深为由，认定没有法律依据，不支持高某1的请求，明显是对高某1依法享有的所有权的剥夺，侵犯了高某1对于房屋依法享有的权利。该房屋的面积及院落面积都比一般的宅基地面积大，具备互不影响另行开门居住的条件，高某1没有其他房屋居住，多年来一直租房居住，并且户口从小就在该房屋，一审判决使高某1不能在自己的家居住，并且在自己的房屋被别人使用后拿不到任何补偿，自己还要另外租房居住，明显对高某1不公。高某2、梁某、高某3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公平公正，不存在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情形，高某1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诉争某号涉案的房屋仅涉及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南房两间，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历次建房时各家庭成员间的年龄、出资能力、出力能力等因素，结合证据情况，作出一审判决，该份额比例客观公正，一审法院在本案中裁量权运用完全符合相关指导意见。高某1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缺乏事实依据。涉案房屋根本不具备实体分割的基础，只能通过各自享有的份额比例方式来分割，高某1在上诉状中要求提高自己的份额比例，而份额比例的大小和能否具备实际居住条件毫无关系，涉案房屋一直由高某2夫妇及其子女共同居住多年，不具备房屋实体分割的基础，加上双方矛盾极深，不存在共用的条件。对方要求居住权不利于双方的和谐稳定，结合本案情况，对方要求居住权于法无据。对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判决结果错误。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某号院落与地上物归王某1的部分判归高某1所有；2、判令某号院房屋中西侧北房2间及西房3间由高某1居住使用；3、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承担。事实和理由：王某1（2018年1月18日去世）与高某4（1998年9月17日去世）系夫妻，养育一子高某2，生育长女高某1，次女高某3。梁某与高某2系夫妻。2015年高某2夫妇将王某1赶出家门，后王某1起诉至法院要求析产继承，法院出具（2015）海民初字第1004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院落与地上物归王某1、高某2、梁某、高某1、高某3共同所有。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某街某号院房屋由王某1、高某2、梁某共同居住使用，其中北房一层东侧第一间由王某1居住使用。王某1于2018年1月18日去世，生前留有遗嘱，将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属于其的房产及宅基地使用权等财产份额及该地区整体拆迁所得安置房、拆迁补偿款等所有权益，在其百年之后，归女儿高某1所有，旁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强占使用。综上所述，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高某2、梁某、高某3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高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针对高某1第一项诉请，“某号院落”法律上仅有使用权，并无所有权概念，高某1起诉要求判归其所有缺乏依据，针对“地上物”部分，王某1并无独立区分的所有权，亦无法判归高某1所有。针对第二项诉请，高某1无权对涉案房宅享有居住使用权，海淀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0040号生效判决，判决“北房一层东侧第一间由王某1居住使用”，系基于高某2对王某1负有赡养义务，才保障王某1有一个养老的生活空间，但该使用权不适用继承法规定的继承，同时高某2、梁某、高某3对高某1也无任何法定义务，王某1的房屋使用权随着其去世已然消失。双方矛盾极深，加之房屋结构及功能区分问题，法院不应支持该项请求，故高某1要求对北房一层东数第一间享有居住使用权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高某1起诉本案依据的是2015年5月19日的遗嘱，但高某2、梁某、高某3认为该证据并非客观真实的，亦不能代表王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相反，王某1在去世之前的2018年1月16日立有代书遗嘱一份，将涉案院落内属于其本人的遗产由高某2、高某3二人平均继承。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据此规定，王某1的遗产应由高某2、高某3平均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某4与王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女，分别是长女高某1，次女高某3，二人自高某4之弟处收养一子高某2，高某2与梁某系夫妻关系。高某4于1997年11月1日去世，生前未留有书面或口头遗嘱。王某1于2018年1月18日去世，生前留有代书遗嘱。2015年，王某1曾在法院起诉高某2、梁某、高某3、高某1析产继承纠纷一案，王某1诉请要求法院依法分割某号院内北房5间、西房3间、东房3间。2015年3月18日，法院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10040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位于我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院（以下简称某号院）系高某4祖产取得。该院落1983年建房北房2间，东西耳房各1间。2001年该院新建北房10间（两层），其中一层东侧第一间由王某1居住。同时在院内新建东西房各3间，在院外建东房1间，西房3小间。2004年该院增建北房2间、院外增建南房2间。2006年该院东房加盖1层，2008年院外新建北房5间、院外东房东侧新建东房2间。就上述建房的过程王某1主张1983年建房系高某4夫妇而为，高某2认可，同时主张自己也出资，因其1980年参加工作，自己收入所得交给父母，对此高某3予以认可，而高某1否认高某2出资。关于2001年建房行为，王某1主张自己从亲属处借款2万元，从高某1处拿2万元，与自己积蓄1万元出资建房。高某2予以否认，高某1认可王某1的主张，而高某3表示自己并未出资。王某1上述主张并未有证据提交。后续2004年、2006年、2008年建房均为高某2夫妇出资所建，王某1、高某3、高某1均无异议。关于上述建房行为的审批情况查明如下：2001年户主为王某1的建房审批表载明因某号院原房低矮潮湿申请原址翻建获批，高某2作为户主，其与梁某、高某5作为家庭常住人口申请原址翻建获批，上述两份建房审批表均经过我区东北旺乡人民政府与海淀区规划管理局审批同意。现某号院仍为整体院落，并未自然分开，门牌号一致。”判决主文如下：“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院落与地上物归王某1、高某2、梁某、高某1、高某3共同所有。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院房屋由王某1、高某2、梁某共同居住使用，其中北房一层东侧第一间由王某1居住使用。”庭审中，高某2、梁某、高某3主张2004年由高某2夫妇出资新建南房2间，其中（2015）海民初字第10040号民事判决时第三页倒数第五行表述的“2004年该院增建北房2间”实际即为其主张的新建南房2间，高某1对高某2、梁某、高某3上述主张表示认可。就2001建房出资情况，高某1主张2001年建房系王某1、高某2及梁某夫妇出资，其中王某1出资5万元，包含从高某6处借款2万元，从高某1处拿走2万元，自有存款1万元，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交高某6、朱某1书面证人证言为证。高某2、梁某、高某3对高某1上述主张不认可。就诉争院落的居住情况，高某1主张1967年高某2过继给高某4之后，高某4夫妇及三名子女均在此院落居住，1986年高某1结婚后就搬出了诉争宅院，院落由高某4夫妇及高某2夫妇共同居住，直至高某4、王某1去世。高某2、梁某、高某3认可高某1上述关于居住情况的陈述，同时主张高某3系2012年结婚后搬出某号院，王某1于2014年11月23日搬出某号院与高某1一起居住至2018年1月9日，后又搬入某号院直至去世。高某1主张王某1是2014年12月24日搬出某号院与其共同居住的。2015年5月19日，王某1在刘某、王某2的见证下，由刘某代书遗嘱（打印件）一份，主要内容如下：“我与丈夫高某4(1998年9月17日去世)共有三个子女，长女高某1，现年55岁；儿子高某2（收养）52岁；次女高某3，现年39岁。我的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是我丈夫高某4的祖宅，六十年代高某4兄弟分家析产时此宅归我夫妻使用。1982年我夫妻二人将原有房屋翻建为4间，正房2间配房2间。我丈夫高某4去世后，在2001年我与高某2各自申请建房，我的房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海淀区农村私有房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1）农私规建字第某号”，房产证号XXXX。高某2的房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海淀区农村私有房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1）农私规建字第某号”，房产证号XXXX。获批后我与高某2共同出资将院内房屋翻建为北房5间、西房3间、东房3间。后高某2夫妻将我赶出，不让我在此居住。无奈我只好起诉至法院要求析产继承。此房产后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00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院落与地上物归王某1、高某2、梁某、高某1、高某3共同所有。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院房屋由王某1、高某2、梁某共同居住使用，其中北房一层东侧第一间由王某1居住使用”。法院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我对于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宅院的共有财产中属于我的部分，我在此立下遗嘱：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中属于我的房产及宅基地使用权等财产份额及该地区整体拆迁所得安置房、拆迁补偿款等所有权益，在我百年之后，归我女儿高某1所有，旁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强占使用。以上遗嘱内容完全是按我的口述所拟，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立遗嘱人：王某1（王某1代），代书人：刘某，见证人：王某2，立遗嘱时间：2015年5月19日。”为证明上述代书遗嘱的真实性，高某1申请见证人刘某、王某2出庭作证。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称“2015年5月，王某1到我单位办公室中做见证，当时在场人有王某1，因王某1先咨询的王某2，后叫我做了询问笔录。当时王某1强烈要求将其财产给高某1，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物。询问过程中，王某1明确其养子对其不赡养，故其将房产及地上物给付高某1。”证人王某2出庭作证称“证明王某1立遗嘱的过程。2015年，王某1到西北旺镇律广法律咨询中心的接待室，当时我负责接待咨询，王某1跟我说跟她儿子处的不好，无法在一起生活，就让女儿养她，王某1说让儿子占着财产不行，想将财产给女儿，但没有任何财产证明。我建议王某1先起诉，之后王某1进行了诉讼。2015年5月19日，王某1拿着判决书来找我，告诉我法院已经判决了，房屋有其的财产。我作为谈话人，刘某做记录，我们两人接待王某1制作遗嘱。王某1不认字，王某1的名字是我代签的，王某1按的手印。”高某2、梁某、高某3对该代书遗嘱真实性不认可，但表示不申请对该代书遗嘱真实性进行鉴定。为证明上述代书遗嘱系王某1本人真实意思表示，高某1另提交遗嘱录像光盘为证，高某2、梁某、高某3表示不予认可。2018年1月16日，王某1在王某3、胡某的见证下由胡某代书遗嘱（打印件）一份，主要内容如下：“我与爱人高某4（1998年9月17日去世生前未留遗嘱），婚后收养高某4的弟弟高芝之子高某2，后又婚生二女，长女高某1、次女高某3。现我也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为防止我去世后晚辈们因为我的遗产问题产生矛盾，特立此遗嘱：我去世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院内属于我个人的遗产由高某2、次女高某3二人平均继承，其他人不得干涉。立遗嘱人：王某1（打印签名）。代书人：王某3。见证人：胡某、王某3。时间：2018年1月16日。”为证明上述代书遗嘱的真实性，高某2、梁某、高某3申请见证人胡某、王某3出庭作证。证人胡某出庭作证称“在2018年1月，梁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给王某1做一份遗嘱，我和另外一个同事王某3就去了某村某街某号院的王某1家中，根据王某1的陈述，先做了笔录，然后又打印的遗嘱，是我自己带去的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当时王某1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头脑清楚，语言表达能力清晰，然后王某1在遗嘱和谈话笔录上按的手印，因为之前王某1家中有纠纷，我作为代理人参与了。”证人王某3作证称“2018年1月16日晚上，在王某1的家中，当时是胡某找的我，让我和他一起去给王某1做一个遗嘱见证，在王某1清醒的时候，胡某去做提问，我做手记的笔录，然后见证完之后当场给王某1念了一遍笔录内容，王某1不识字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当时王某1没有按手印，后来回去以后胡某在自己的办公室由胡某自己打印的遗嘱和谈话笔录，打印出来之后哪天去给王某1按的手印我就不清楚。”高某1对该遗嘱不予认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高某2、梁某、高某3表示要求将高某2、梁某夫妇在上述财产中的份额与高某3所占份额析清。另，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某号院内二层建筑物因无建房审批手续，不需要法院处理。一审法院认为，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共有。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本案所涉某号院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是由高某4、王某1、高某2、梁某夫妇出资几经翻建而成，故该房产应作为高某4、王某1、高某2、梁某的共有财产，依法予以析清。高某4在上述房产中所占的份额，因其已死亡，且生前未留有书面或口头遗嘱，故应作为其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王某1、高某1、高某3、高某2继承。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高某1提交的代书遗嘱，从内容及形式上均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高某2、梁某、高某3提交的代书遗嘱，根据该代书遗嘱见证人、代书人胡某、王某3到庭陈述，该代书遗嘱并非王某1立遗嘱当场所作，且非两位见证人同时在场见证拟定，故该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属无效。现王某1在上述房产中所占份额，因其已死亡，且生前留有代书遗嘱，故其遗产份额应依其2015年5月19日的代书遗嘱进行继承。具体份额，法院依据上述原则综合判定。鉴于高某1与高某2、梁某夫妇之间因某号院内房产纠纷积怨较深，现高某1要求某号院内房屋的居住权，系激化双方矛盾之举，不利于双方和谐稳定，且结合庭审情况，本案仅能依照房屋份额分割各方相应利益，现高某1要求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院内房屋的居住权，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院内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其中高某2、梁某夫妇对上述房屋享有百分之八十二点二五的份额；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院内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其中高某1对上述房屋享有百分之十六点五的份额；三、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院内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其中高某3对上述房屋享有百分之一点二五的份额；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某街某号院内南房二间由高某2、梁某夫妇居住使用；五、驳回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诉争某号院系高某4祖产，院落内现有房屋是由高某4、王某1、高某2、梁某出资几经翻建而成，故该房产应作为高某4、王某1、高某2、梁某的共有财产，依法予以析清，在（2015）海民初字第10040号民事判决书中对此予以认定。就高某4、王某1、高某2、梁某等在诉争某号院内房屋所占的份额，一审法院考虑房屋的来源、翻建、出资出力等情况及居住使用现状予以认定并无不当。高某4先于王某1去世，未留有遗嘱，其遗产份额应由其继承人王某1、高某1、高某3、高某2继承。王某1生前留有代书遗嘱，从内容及形式上均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故其遗产份额应按照遗嘱由高某1继承。因高某1与高某2、梁某夫妇之间就某号院内房产问题积怨较深，一审法院已就各方房屋份额做出认定，就居住使用问题，高某1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高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福春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