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7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9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某，山东宸合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窦某1，女，197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窦某2，女，197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某2，山东虹日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山东虹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窦某1、窦某2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22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没有将应得财产分配给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性质系遗产分配协议，不是赠与协议或房屋分割协议，两被上诉人无权签署，涉案协议及补充协议自始无效。两被上诉人在答辩中认可上诉人持有的遗嘱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没有事实依据。1.涉案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在两被上诉人主导下签订的，在签订涉案协议及补充时两被上诉人称其有书面遗嘱，是法定继承人，两被上诉人存在明显欺诈，上诉人签署涉案协议及补充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事实上，两被上诉人根本没有遗嘱，也不是法定继承人。根据涉案协议，涉案房屋是两被上诉人“自愿”分成三份，但两被上诉人没有“自愿分成三份”的资格或权利。董某玲从未留给两被上诉人任何遗嘱，只有立遗嘱人可以作废遗嘱，其他人没有作废的权利。签订协议及补充协议时两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播放了模糊不清的董某玲视频，上诉人基于两被上诉人的欺诈陷入错误的认识，从而相信两被上诉人持有书面遗嘱，故签署了涉案遗产分配协议及补充协议。两被上诉人有非法占有上诉人财产的主观恶意，法律应对此作出否定性评价。3.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证人董某、张某某、吕某某的证言，董某玲确实对其财产进行过处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两被上诉人提供的三个证人当庭作证的证言自相矛盾，再结合董某玲的精神状态，所患疾病，无法证明董某玲对其财产进行过处分，并且董某在出庭作证时也证实董某玲从没有给过两被上诉人遗嘱。两被上诉人在涉案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称其持有董某玲的遗嘱一式两份，两被上诉人欺诈的故意十分明显。董某玲去世后，未发现两被上诉人所称的“代书遗嘱”，根据两被上诉人的陈述，该“代书遗嘱”出具时间是2014年12月17日，上诉人所持有的遗嘱是2016年12月29日，故在2016年12月29日两被上诉人所谓的“代书遗嘱”已经作废，不可能发生财产处分的效力。4.两被上诉人见过上诉人持有的遗嘱，对上诉人遗嘱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真实合法的遗嘱，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遗嘱。一审法院在两被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不予采信上诉人持有的遗嘱的效力，没有事实依据。5.在已查明两被上诉人不是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的情况下，确认该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符合客观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两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继承法》、《合同法》、《民法总则》的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定，涉案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1.两被上诉人冒充法定继承人违反了《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人范围的强制性规定，两被上诉人系董某玲的外甥女，不是法定继承人，涉案协议中两被上诉人冒充法定继承人与上诉人签订遗产分配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行为违反继承法的强制性规定。2.两被上诉人的冒充行为违反了《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人的明确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合同无效。3.根据涉案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内容，两被上诉人冒充法定继承人对涉案房屋进行“继承”存在明显的欺诈意图，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结合协议及补充协议所使用的词句，签订涉案协议时上诉人意思表示不自由、不自主、不真实。两被上诉人作为董某玲的外甥女，凭对董某玲进行过力所能及的短期照顾便产生了不正当手段侵占上诉人财产的意图，该意图明显与一般人的善良风尚不符，与某统美德不符。上诉人是董某玲的女儿，尽了赡养义务，母女关系融洽，在上诉人的照顾下董某玲也安度了晚年。两被上诉人有自己的父母，也有自己的房产，却不顾亲情争夺本属于上诉人的房屋，两被上诉人把亲属之间的互相帮助当成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明显违反了公序良俗。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窦某1、窦某2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一，上诉人李某提出的是确认之诉，要求确认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理由是两答辩人有冒充、欺诈、胁迫行为，但根据我方提供的视频录像，首先，2019年2月3日下午15时，上诉人、答辩人三人签署《协议书》，该协议书是上诉人丈夫王某某亲笔书写并制作的，上诉人与答辩人三方亲自签字按手印，三人丈夫也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名；其次，2019年2月13日晚上22时30分，上诉人、答辩人三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亦是由上诉人丈夫王某某亲笔书写制作，上诉人、答辩人三方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捺印，因此，《协议书》和《补充协议》都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冒充、欺诈和胁迫。其二，董某玲之所以通过代书遗嘱将涉案房屋留给答辩人窦某1和窦某2，一方面是董某玲老人晚年的生活起居都是由窦某1、窦某2照顾的，另一方面是上诉人只认钱财、不认感情、不孝造成的。董某玲的殡葬事宜也是两答辩人出面处理的，并将其安葬在小董村。其三，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李某提交了署名为“董某玲”的2016年12月29日的自述遗嘱，两答辩人不予认可，一方面其真实性无从确认，另一方面是逻辑上不合常理，李某彼时已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只要不剥夺其继承权，就能自然继承，而且该遗嘱中仅提及已于2014年12月17日遗赠给窦某1、窦某2的槐荫区大金新苑x室，而对另一套房产槐荫区金星小区x室只字未提。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自书遗嘱”和答辩人提交的“代书遗嘱”的处理意见，两答辩人认为是正确的。上诉人李某一审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两被告所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但上诉人李某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因此，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李某与窦某1、窦某2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窦某1、窦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某和董某玲收养李某为养女，并于1994年3月15日办理了《收养证》。李某某去世后，2013年6月3日，董某玲与闫某1、闫某2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闫某1、闫某2将大金新苑x室房屋出卖给董某玲，价款为46万元。同日，董某玲支付购房款46万元。2019年2月2日，董某玲去世。2019年2月3日，李某、窦某1、窦某2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由李某丈夫王某某书写，载明：经协商，现有大金新苑x室，面积82平（按实际面积计算），老人遗嘱一式两份，窦某1、窦某2、李某三人共同继承，如房屋出售所得房款将平分三分。如其中一方愿意留下房屋，将不按市值，按照60万房款付，分别付于三方每方为20万元，留房考虑时间为一个月，付款期限两个月付清，现款结清，不大欠条，立字为据，如有一方反悔，视为自动放弃以上所有分配权利，本协议一式三份，签字即时生效。李某、窦某1、窦某2的丈夫亦分别在该《协议书》中签名。2019年2月13日，在2019年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下方，王某某书写补充协议，载明：补充协议：董某玲老人留给窦某1、窦某2的遗嘱以及留给李某的遗嘱全部作废，以后此房产依旧按此协议执行。李某、窦某1、窦某2在该补充协议中捺印。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均认可2019年2月3日所签的协议中，名字及手印系本人书写并加按，2019年2月13日的补充协议中手印均系本人按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均系李某的丈夫王某某书写。李某提交署名为“董某玲”的2016年12月29日遗嘱一份，记载：当事人董某玲有房产一处，坐落在济南市槐荫区大金新苑x及地下室。当事人董某玲百年以后房子财产有李某继承，一切继承人李某。李某欲以此证明李某为董某玲唯一的合法遗嘱继承人。窦某1提出异议，认为该遗嘱的真实性和法律效力均无法核实，窦某2亦提出异议，认为李某陈述其为董某玲唯一的继承人，董某玲又出具遗嘱不符合常理，不是董某玲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窦某1、窦某2提交遗嘱照片一份及光盘一张，照片中的协议内容不清晰，光盘内容为：董某、张某某、吕某某与董某玲设立遗嘱的过程，欲以此证明2014年12月17日下午董某玲就涉案房屋订立并公布遗嘱，在遗嘱中董某玲明确表示在其去世后涉案房屋1203室归窦某1、窦某2所有，该过程全程录像。李某提出异议，称该遗嘱照片无法看清楚所述的内容，也无法与相应的书面凭证相印证，对其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对于光盘中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董某玲病重，精神状态极差很少发言，明显是在乘人之危，所谓遗嘱也是蓄谋已久的抢夺遗产的表现；视频中显示签署了四份遗嘱，而窦某1及窦某2却拿不出任何一份，该视频录制时间为2014年12月17日，在董某玲转危为安后于2016年12月29日为李某书写了遗嘱，并强调除李某外其他人没有继承权。窦某1、窦某2提交2015年6月15日花园路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董某玲患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因女儿不在身边，现由外甥女窦某2长期照料，为董某玲看病取药。欲以此证明董某玲患病后因女儿不在身边由窦某2照顾。李某提出异议，认为窦某2作为董某玲的外甥女，与其住的比较近，亲戚之间相互帮助符合人之常情，但这不能作为争夺遗产的理由，也不能认定为赡养。窦某1、窦某2提交署名为“李书某”2014年12月3日函件一份，载明：董某玲由窦某2、窦某1养老，生老病死，李家不予追究，欲以此证明董某玲是由窦某1及窦某2养老，生老病死皆由其二人负责。李某提出异议，称该函件出具时间不具有时效性，无法证明时候发生的真实情况，且李书某不是董某玲和李某的近亲，没有相应授权委托书无权对李某的家庭事务进行处分和安排。窦某1、窦某2提交署名为“王某某、李某”的2017年12月保证书一份，载明：以后不惹我妈生气了，如有再犯，逐出师门，欲以此证明李某经常殴打、辱骂董某玲，老人是受到殴打及辱骂后才报警，李某才写下了保证书。李某提出异议，称该保证书与本案无关，保证书内容幽默，是母女之间缓和情绪的方式，并不能证明李某殴打辱骂董某玲。窦某1、窦某2提交光盘两张，内容为三人签订2019年2月3日、2019年2月13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情况，欲以此证明签订协议书是真实、自愿、公平的，不存在欺诈胁迫。李某提出异议，称该视频是不完整的视频，对于宣读人所谓的自愿内容没有进行全面明确的表达，李某不懂法律，不知道法定继承人的范畴，也不知道遗产分配协议的签署主体，该证据不能作为违反继承法的强制性规定的合法依据。窦某1、窦某2提交小董庄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5月12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及姚某证人证言一份，内容分别为：董某玲丈夫去世后，2011年董某玲搬到姐姐家住，住在大金新苑，其在大金新苑住了近八年时间，都是由窦某1和窦某2照顾生活起居；董某玲生前曾多次在历下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都是由窦某2护理。李某对此不予认可，称董某在作证中表明窦某1及窦某2没有支付董某玲的任何生活费和医疗费，董某玲的后事也是李某处理的，该村委会出具的内容明显违背事实，对于姚某的证人证言，其真实性无法确定，其并未提供与自己身份相对应的身份证复印件，无法证明该证据出自姚某处。一审审理过程中，窦某1、窦某2申请证人董某出庭作证，董某陈述：董某玲是我姑姑，我父亲与董某玲是堂兄妹关系；2014年，立遗嘱的前半年我姑姑重病住院，脑溢血后遗症，出院后接到窦某2家居住，我去窦某2家看望姑姑，时间长了姑姑向我哭诉李某不去照顾她；2014年11月底12月初，董某玲跟我说有立遗嘱的想法，向我表达将办证的房子给李某，将大金新苑的给窦某1和窦某2；我按照董某玲的意思打印了遗嘱，2014年12月17日下午四点多下班后，我到大金新苑窦某2的房子，又叫了吕某某、张某某过去，我主持我宣读，我读一句，董某玲答一句是不是董某玲的真实意思表示；签完四份遗嘱后把四份遗嘱都交给了董某玲，我给她说保存好，不到关键时刻不要拿出来；窦某2、窦某1手里的遗嘱底稿大致内容一致，但因为没有我的签名，我不敢确定是否与董某玲和我签名的那份遗嘱完全一致；董某玲在生病期间，在窦某2那边住了三四个月，是窦某1、窦某2照顾的，没见过李某；关于王某某和李某写的保证书，当时我姑姑在下午五六点打电话说李某要揍她，当时我在外面赶不回去，就让董某顺过去，我晚上八九点钟过去熊了李某他们一顿，我去之前董某玲就已经报警了，李某已经写好保证书了；董某玲在那种身体状态下是她让我帮她立遗嘱，录视频是为了显示当时的情况；四份遗嘱当时签完字都交给董某玲了；至于窦某1、窦某2如何照顾董某玲，我只看了外表，有没有开支我不清楚，我认为董某玲看病应该是自己支付医疗费；我认为窦某1、窦某2、李某没有尽到生养死葬的义务；董某玲丧事是我操办的，我到场后和家人商量先火化，到火化场后，因忘记带董某玲的低保证，火化场不给减免一部分费用，李某说她没钱，就闹事，我生气就出去了，后来的情况不清楚了。窦某1、窦某2认为其尽到了生养死葬的义务，对于证人董某的其他证言没有异议。李某未提出异议。窦某1、窦某2申请证人张某某出庭作证，张某某陈述：2014年12月17日董某玲设立并发布遗嘱时我在场，我是被窦某2的对象叫去当证明人的；2013年12月17日下午四点多，窦某2对象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家去一趟，他姨找我有点事，我就去了大金新苑302，去的时候有董某、吕某某、朱某某、窦某2、董某琴、魏海某；去了以后董某告诉我他二姑要立遗嘱，我问董某玲看了没有?同意吧?董某玲点了点头，当时董某玲语言不通顺，魏海某录像，董某就把写的遗嘱念了一遍，边念边问董某玲是否同意，同意就点头；念完之后，董某玲点头说行；我们就签的字按的手印；董某玲本人也签字按手印了。窦某1、窦某2对张某某陈述的时间提出异议，认为时间应该是2014年12月17日，张某某称时间太长，可能是2014年，记不清了。李某提出异议，认为证人也陈述了董某玲语言表达已经不通顺，也没有对董某玲插着胃管的情形进行表述，董某玲立遗嘱时，已经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窦某1、窦某2申请证人吕某某出庭作证，吕某某陈述：2014年12月一天下午，具体日期我忘了，窦某2给我打电话让我去302室，董某玲让我去做证人，去了以后窦某2给我看了一份打印好了的遗嘱，当时在场的有窦某2、董某玲、董某琴、董某、魏海某，董某玲比划，窦某2给我遗嘱看，把6号楼1203留给窦某2和窦某1，董某玲当时不能说话，但是脑子清醒，让我看了遗嘱后让我作证人，最后我就以证人的身份签字了；当时由董某宣读的遗嘱，随读随问，董某玲同意就点头，不同意就摇头，当时有录像，宣读内容我也记不清了，重要地方都问董某玲了，她当时是点头；董某玲本人也签字了；董某玲当时说话不行是因为得了脑血栓；其生活费和医疗费是窦某1和窦某2支付的。窦某1、窦某2未提出异议，李某提出异议，称吕某某刚才所陈述的董某玲不能说话是因为脑血栓，而张某某所陈述的不能说话的原因是嗓子不好，且董某关于医疗费和生活费由谁支付的陈述与吕某某的说法相反。三个证人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根据三个证人的陈述可以得出董某玲在立遗嘱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董某玲的法定监护人李某未在场的情况下，所做的任何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均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结合本案查明事实，诉争《协议书》系李某之夫书写，李某、窦某1、窦某2签名，三人配偶均签名，《补充协议》系李某之夫书写，李某、窦某1、窦某2均捺印，故李某与窦某1、窦某2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系合同当事人对财产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故系有效合同。现李某诉称窦某1、窦某2非董某玲合法继承人，不是适格合同主体，导致合同无效，经审查，上述合同约定的是对于董某玲遗产的分配意见，根据证人董某、张某某、吕某某的证言，董某玲生前确实对于其财产进行过处分，由于李某、窦某1、窦某2均对对方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故董某玲的遗嘱或遗赠协议内容，一审法院不能认定，在此情形下，李某、窦某1、窦某2对于董某玲的遗产协商进行分配并达成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李某诉称窦某1、窦某2与其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时存在欺诈的行为，经审查，上述协议系李某之夫书写，李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欺诈行为的发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三人签订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集体、第三人利益；李某诉称窦某1、窦某2存在无权处分，经审查，李某系董某玲的法定继承人，即便窦某1、窦某2对于董某玲的遗产无继承权，李某也可以将其应得的财产分配给窦某1、窦某2。综上，李某所诉称合同无效的理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李某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李某提交其丈夫王某某手机录音一份，用以证明2019年2月13日在签署《补充协议》时，两被上诉人声称手中有2014年遗嘱，对上诉人进行欺诈，同时被上诉人在言语上对上诉人进行了直接威胁，上诉人因受到欺诈和威胁，才签署了《补充协议》。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双方在交谈中没有任何威胁恐吓之语，交流时多次出现“打官司、调解、律师、咨询”等言词，说明彼此之前向法律专业人士咨询过，故无论是《协议》的签订还是《补充协议》的签订都是在双方充分思考、多方探讨、彼此让步的前提下达成一致意见才签署的，所以《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合议庭评议认为，该录音反映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涉案房产分配及签订《补充协议》之前进行协商的情况，双方交流过程中虽有语言冲突，但并没有激烈争执，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视频录像中看出，该《补充协议》由王某某亲笔书写，在协商和签订协议的过程中，王某某、李某神情较为自然，不存在受到恐吓、胁迫的情况，故对上诉人李某所主张的因受到欺诈和威胁才签署了《补充协议》的证明观点不予采纳。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案经调解未果。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关于焦点问题，首先，李某、窦某1、窦某2三人均认可涉案房产原为李某母亲董某玲生前所有。两被上诉人提供的2014年12月17日录制的视频及一审证人出庭所做的证人证言，虽能证实上诉人母亲董某玲曾于2014年12月17日订立过代书遗嘱，并对涉案房产进行了处分，但视频中显示的遗嘱内容模糊不清，且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视频中显示的由董某玲签字捺印的代书遗嘱。据此，一审法院对2014年12月17日的遗嘱效力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其次，涉案《协议》和《补充协议》由李某的丈夫王某某书亲笔书写，李某、窦某1、窦某2及各自的配偶均在《协议》和《补充协议》上签名捺印，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经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在补充协议中约定“董某玲老人留给窦某1、窦某2的遗嘱以及留给李某的遗嘱全部作废，以后此房产依旧按此协议执行。”据此，涉案房产的处置分配不受董某玲所留遗嘱的影响，而是李某作为有处分权人，和窦某1、窦某2协商一致，达成合议，依然按照2019年2月3日所签订的《协议》对涉案诉争房产进行处分。上述协议内容不损害国家利益、集体、第三人利益，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综上，诉争《协议》和《补充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鉴于李某系董某玲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李某和窦某1、窦某2签订的《协议》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在《补充协议》中已约定对董某玲所留的代书遗嘱、自书遗嘱均予以作废，故本院对董某玲2016年12月29日所留的自书遗嘱不予评价。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友明审判员  吕厥中审判员  高翠荣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张修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