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郝红梅，女，汉族，1971年4月4日出生，无业，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实，北京实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生活智慧社区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东街8号院1号楼（京汉大厦）104－107号。法定代表人:段亚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克，北京实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郝红梅因与被上诉人乐生活智慧社区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生活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民初18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郝红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实，被上诉人乐生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郝红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乐生活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4854.5元及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费31926.51元，诉讼费由乐生活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郝红梅与乐生活公司系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其在离职申请填写个人原因，是为了能够拿到离职协议中约定的款项。2.郝红梅在中控室工作，其工作内容白天与晚上一致，故其夜间的工作属于加班而非值班，乐生活公司应支付加班费。3.员工手册未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内容违法，对郝红梅没有约束力。乐生活公司辩称，不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郝红梅系主动离职。消防工程设施自2017年11月一直无法正常运转，因此郝红梅夜间并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其是值班不是加班。郝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乐生活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14854.5元；2.判令乐生活公司支付其双倍加班费31926.51元；3.诉讼费由乐生活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9日，郝红梅与乐生活公司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一年，自2014年11月9日至2015年11月8日。劳动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担任安全管理部中控员岗位（工种）工作；第五条约定乙方的工作区域或工作地点为北京市及甲方所有项目所在地；第七条约定，甲方安排乙方执行综合工时制度。2019年3月26日的乐生活公司《岗位异动申请审批表》显示：郝红梅岗位异动。异动前，公司乐生活公司西黄新村北里项目；异动前，部门安保部；异动前，岗位中控员；异动后，公司乐生活西黄村二期项目；异动后，部门安保部；异动后，岗位中控员；员工本人意见一栏，填写内容为同意以上岗位调整，郝红梅在员工本人签字处签字，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1日的《离职申请》显示，郝红梅向乐生活公司提出离职申请，离职申请一栏填写“个人原因”。乐生活公司薪酬调整确认单显示，自2016年6月26日起，郝红梅月工资收入为3301元，年总收入39615元。郝红梅签字认可。一审庭审中，郝红梅主张，其工作内容为中控员消防值班，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排班表以及中控室交接班记录表可以证明郝红梅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每月工作240小时，要求乐生活公司扣除已休年休假支付加班费。对此，乐生活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认为排班表无排班人员及上班人员签字。乐生活公司称，西黄新村北里项目消防设备没有工作，中控消防值班员白天的工作内容为盘点消防柜子的器材，晚上就在值班室待着，通过呼叫方式检查门岗的在岗情况，员工在值班室沙发可以休息，有郝红梅值班签字记录，证明其夜值工作的主要内容为联络工作，是单位基于安全需要临时安排的非生产性工作，非本职工作的继续，不是加班行为。同时提出郝红梅执行的是综合工时制度，不是标准工时制度。因此，不应支付加班费。郝红梅主张，劳动合同订立时发生重大变更，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2019年3月31日之前郝红梅都在西黄新村上班，4月1日公司要求调到西黄村二期上班，其没有同意，所以提出辞职，主张乐生活公司给付经济补偿金14854.5元。乐生活公司认为郝红梅属于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2019年5月13日，郝红梅向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乐生活公司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双休日1020小时加班费38408元；2.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延时1020小时加班费30775.95元；3.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5750元。2019年6月27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京石劳人仲字［2019］第2061号裁决书，驳回郝红梅之全部仲裁请求。郝红梅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因安全、消防、节假日等需要，安排劳动者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值班任务；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从事与其本职工作有关的值班任务，但值班期间可以休息的，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班工资的，一般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郝红梅主张由乐生活公司支付加班费。乐生活公司《员工手册》第四章4.1条载明：“加班是指员工因处理突发事件或超额临时任务的需要，经EAS流程审批，在休息时间内开展工作连续达2小时（含）以上者，视为加班；4.4条载明员工加班应如实进行考勤登记（打卡），考勤登记应与加班申请一致，特殊情况除外。加班申请及考勤记录作为加班工资发放及调休的重要依据，各单位行政部门应妥善保存，根据档案管理制度要求进行保管；4.5条载明现场值班是指同意从事安全、协调、联络工作，并不从事本职岗位工作。…”。根据查明的事实，郝红梅每次值班后休息48小时，郝红梅认可值班室内配有沙发，否认可以休息。郝红梅未能证明值班经公司EAS加班流程审批，未能证明存在加班的事实，郝红梅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郝红梅主张，乐生活公司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郝红梅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提出离职申请表填写个人原因是基于双方协商补偿2万元遂填写的个人原因，也未能证明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或符合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郝红梅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郝红梅的全部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郝红梅提交其与安保部领班“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页，以证明乐生活公司销毁证据。乐生活公司质证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乐生活公司提交公示照片一张，以证明消防工程设施长期停止使用，消防设施无法正常工作，郝红梅夜间就是值班，并无消防相关工作。郝红梅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对前述证据，本院经审核认定如下：对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乐生活公司认可真实性，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但双方的聊天内容未有明确指向，不能证明郝红梅所持的证明目的。对于公示照片，乐生活公司未提交照片拍摄的原始载体，且郝红梅不认可其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该照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另经本院审理查明：1.郝红梅的工作是安全管理部中控员。对于工作内容，郝红梅主张白天夜间工作内容是一样的，包括消防报警信息的管理、报警电话的接听和处理、查岗等。乐生活公司则主张其白天工作内容是盘点消防器材，夜间是电话查岗，跟门岗联系在岗情况。就该主张，乐生活公司在一审提交了夜间值班签字记录为证，就白天的工作内容，乐生活公司未举证。2.双方一致认可在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郝红梅实行综合工时制，每上24小时休息48小时，工作日的期间段为早8点至次日早8点。郝红梅主张在工作日其是连续工作24小时不休息，乐生活公司则主张工作日的中午可以休息一个半小时，夜间没事也可以休息，中控室中的沙发就是专供休息的。3.郝红梅在一审中为证明其上班时间而提交的2017年1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排班表，所体现的工作时间，与双方认可的工时制和工作时间一致，本院对该排班表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乐生活公司在一审中为证明郝红梅休年假而提交的《员工请假申请审批单》上有郝红梅签字确认，本院亦予以采信。4.双方就加班费计算基数并无事先约定，二审庭审中，双方均同意按照郝红梅月工资标准3301元作为加班费的计算基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其一为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其二为郝红梅夜间的工作是否属于值班。就劳动关系解除原因一节。乐生活公司主张系郝红梅主动提出因个人原因离职的申请，就该主张，乐生活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离职申请》予以佐证。该《离职申请》显示，离职申请一栏填写“个人原因”，有郝红梅签字。郝红梅虽在一审中提交了离职协议复印件、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试图证明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但离职协议复印件上没有乐生活公司签字或盖章，录音和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也不足以证明郝红梅的主张。通过对比双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本院采信乐生活公司的主张，故乐生活公司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就郝红梅夜间的工作是否属于值班。本院认为，值班通常是用人单位因安全、消防、节假日等需要，安排劳动者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值班任务，或者是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从事与其本职工作有关的值班任务，但值班期间可以休息的。显然，相比于正常工作，值班具有临时性和非生产性，即使与本职工作相关，在值班期间也是可以休息的。正因为值班的临时性和非生产性，以及从事与本职工作相关劳动时可以休息的特点，所以一般认为值班的劳动强度远较正常工作为小，因此，《劳动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并没有对值班报酬做出明确规定，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会支付值班津贴，但金额一般也比加班费要少。而本案中，首先，乐生活公司安排郝红梅在长达17个月的时间里，持续执行上24小时休48小时的工时制，这显然不符合值班的临时性特点。其次，作为管理方，乐生活公司并未就郝红梅白天的工作内容进行举证，未能向本院展示郝红梅夜间从事的工作与白天正常上班时有何区别。第三，从乐生活公司自己提交的夜间值班签字记录来看，从22点30开始到次日早晨7点30，郝红梅每个小时都要记录一次大门岗、北门岗和巡逻岗这三处是否正常，如此频繁地在夜间做记录，工作强度显然不小，也无法保证充足的夜间休息。综上，郝红梅所从事的夜间工作是长期持续的、不是临时性的，且工作强度较大，没有证据显示其夜间工作内容与白天有明显不同，其在夜间工作时无法保证正常的夜间休息。因此，本院认定郝红梅在2017年1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持续夜间工作不同于值班。一审法院对夜间工作的性质认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乐生活公司制定的员工手册虽然规定在休息时间内开展工作连续达2小时（含）以上者，才能视为加班，但《劳动法》第四十四条对加班时长和加班费支付标准均作了明确的规定，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又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可见，对于加班时长的认定和加班费的支付标准，要依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在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专门约定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无权另行制定标准。综合郝红梅提交的排班表和乐生活公司提交的《员工请假申请审批单》，本院认定，在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郝红梅的实际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故乐生活公司应当支付延时加班费。经核算，乐生活公司还应向郝红梅支付延时加班费31844.56元。综上所述，郝红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民初18033号民事判决；二、乐生活智慧社区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郝红梅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费31844.56元；三、驳回郝红梅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郝红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郝红梅负担5元，由乐生活智慧社区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博文审 判 员 张 瑞审 判 员 王丽蕊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江南书 记 员 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