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苏05行终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永根，男，196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震泽镇政府），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镇南路1138号。 法定代表人沈俊霞，镇长。 上诉人马永根因建设行政管理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行初2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10日，原告马永根取得农村村民建房使用宅基地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吴江市民房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批准建设文件。2016年4月18日，震泽镇政府和苏州市吴江区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吴江国土局）作出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以马永根未经审批手续搭建150平方米楼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江苏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责令立即停止建设。原审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苏0509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震泽镇政府和吴江国土局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的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驳回马永根要求震泽镇政府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马永根先后提起上诉和申诉，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决驳回上诉和裁定驳回再审申请。震泽镇政府于2017年1月3日作出震规停字[2017]1号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马永根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5月10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2016)苏0509行初21号和(2016)苏0509行初22号案件上诉庭审中，原告提到“再一次开出两张停工通知书”，在其上诉辩护词中提到“2016年12月23日…震泽镇政府又派人来现场以调查为名，再次开出二张停工通知书，并限期10天内改正”。 原审法院认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是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1月3日向原告送达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并有照片为证；原告提出未向其有效送达，因为没有其签字认可，但其在庭审中原告表示“我并没有签收到，是他们放在那里的”，结合被告提供的现场照片，能证明原告已经收到涉案材料。原告于2019年5月10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2、关于原告提出被告的留置程序不合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改）八十六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本案中，被告在送达过程中没有“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在拍照中也无法完全反映出送达的现场。但原告当庭承认被告将相关文书放在原告处，在另案二审中向上级法院提供上诉辩护词中的表述充分证明其早已拿到相关文书。虽然被告的送达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但原告实际已经拿到相关文书，显示被告已经完成送达程序；3、原告2017年5月10日在另案二审庭审中提到“被告再一次开出两张停工通知书”、在其上诉辩护词中写到“2016年12月23日…震泽镇政府又派人来现场以调查为名，再次开出二张停工通知书，并限期10天内改正”，更进一步印证原告早在2017年5月10日前已经收到相关文书，其于2019年5月10日才提起诉讼已经远超过起诉期限。 综上，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马永根的起诉。 上诉人马永根上诉称，一、原审裁定主要证据未经法庭质证，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举证的照片只有上诉人的人像，没有其他任何明确的信息和材料。属于非有效送达。2、被上诉人拿不出有效证据，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原审法院依据2017年5月10日上诉人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和二审辩护词认定上诉人超过法定期限，不符合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规定。3、原审法院没有将该证据进行质证，就用作下达裁定书的主要理由。二、被上诉人的“留置送达”是非有效送达。照片证明不了时间，也证明不了材料内容，没有第三方人员的签字证明，也证明不了在现场具体“留置送达”了哪些材料等等。2、照片没有拍摄时间、没有拍摄应该送达的材料，加上原审法院调查的上诉人的庭审笔录和二审辩护词里的话，也只是说明“2016年12月23日……震泽镇政府又派人来现场以调查为名，再次开出两张停工通知书，并限期10天内改正。”根本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留置送达”了“全部”材料。事实上，被上诉人第2次开出的两张停工通知书上的日期是2017年1月3日，并非2016年12月23日。三、本案没有超过起诉期限。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千问题的解释》第41条、《行政诉讼法》第46条第2款，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至少应该按照两年计算。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50条第1款之规定，被上诉人在(2016)苏0509行初22号和(2019)苏0509行初23号行政案件还在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第二次作出停工通知书，但未告知法院。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6)苏0509行初22号和(2019)苏0509行初23号行政上诉案件时，被上诉人开始使用其第2次行政强制停工通知书的理由。因此，上诉人一直认为并期待着人民法院在审理解决第1次行政强制停工通知书的诉讼纠纷时，附带审查被上诉人第2次行政强制停工通知书的“合法性”。上诉人一直在诉讼维权，并没有消极怠慢，应该推定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为原二审结束之时起计算。3、就起诉期限的司法适用，必须符合相应的原则。上诉人一直在诉讼维权，并没有消极怠慢。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超过起诉期限，不符合我国法律的立法精神和原则。四、被上诉人第2次行政强制的行政行为明显违法。五、在本案一审中，上诉人提出部分审判人员回避问题，没有得到批准。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等全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震泽镇政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有关送达时上诉人拒绝签收、现场拍照的情况，结合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有关送达的陈述以及上诉人2017年5月10日在另案二审庭审中有关“被告再一次开出两张停工通知书”的陈述，可以认定被上诉人于2017年1月3日向上诉人送达涉案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现上诉人于2019年5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是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审查的事项。经审查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等，可以不经开庭径行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同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上诉人称其因另案诉讼未结束而未提起本案诉讼，该理由不属于上述法定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姚一鸣 审判员  陈芝颖 审判员  林 磊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