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3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时材，男，1976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福建省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燕红，上海知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贤通动力成套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环城西路2258号。法定代表人：郑世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榕，上海徐卫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时材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贤通动力成套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通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8）沪0120民初12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时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即确认邓时材与贤通公司自2003年6月至2018年1月存在劳动关系、贤通公司支付邓时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人民币804,780元（以下币种同）。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双方符合劳动关系主体的资格。邓时材自2003年6月起在贤通公司开始工作，且实际履行工作职务至2018年1月，邓时材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未达退休年龄，具有完全的劳动能力。贤通公司作为依法设立的公司，具有实际的用工主体资格，属于适格的用人单位。邓时材与贤通公司均符合劳动关系的主体身份要求。2、邓时材受贤通公司的实际管理，由贤通公司支付劳动报酬。根据邓时材在原审提供的银行明细(自2008年1月26日至2018年1月22日)、邮件公证书、聊天记录、工作服、工作现场照片、护照复印件和法院的庭审情况，邓时材至2018年1月一直工作在贤通公司处，接受贤通公司支付的劳动报酬。贤通公司也认可邓时材“2011年11月至2013年6月”、“2014年4月至2016年9月30日”在贤通公司处工作，且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邓时材一直在安哥拉同一个项目工作，该项目系贤通公司承接的项目。仔细阅读邮件记录,可以明确邓时材在工作中与贤通公司存在人身依附性，接受贤通公司的管理，依照贤通公司的指示进行工作。3、邓时材提供的工作是贤通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贤通公司表述，邓时材曾经在贤通公司处提供劳动，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于2016年10月起承包了安哥拉工程，自2016年10月起邓时材是为XX公司提供劳务。而根据邓时材提供的现场照片和护照信息，邓时材自安哥拉项目开始自2017年12月起一直在同一工地提供劳务。邓时材提供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贤通公司的工程项目，实际是贤通公司的业务组成。综上,邓时材与贤通公司自2003年6月建立用工关系，双方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成立标准，但是贤通公司未与邓时材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实际成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履行至2018年1月已近15年。贤通公司于2017年11月20日陈述“邓时材，你的工资太高，签合同不现实”、2017年12月18日陈述“邓时材，活几乎没有了，你还是先做别的打算吧，以后有机会再找你”。实际已向邓时材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且没有正当理由，应当依法赔偿邓时材经济赔偿金。一审法院仅以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为理由，驳回邓时材的所有诉讼请求，显然失当。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邓时材已经穷尽可能提供了相应证据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存在的事实，相反，贤通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以证明双方系劳务关系。劳动关系是社会存在的根本，是劳动用工的基本形态，劳务关系仅仅作用于无法成立劳动关系的双方之间，邓时材及贤通公司之间的关系根本不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至于XX公司，可以明确其成立当时就是贤通公司的关联公司，股东就是贤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孔某。而孔某在2018年7月17日前均为贤通公司的员工。邓时材实际为贤通公司提供工作近十五年，被提出因工资太高而无理解除，现双方劳动关系都无法被确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查，改判支持邓时材的诉讼请求。贤通公司辩称，不同意邓时材的上诉请求，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系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从一审的证据可以看出双方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也无很强的人事依附性。邓时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确认邓时材、贤通公司于2003年6月至2018年1月存在劳动关系；2、贤通公司支付邓时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804,780元（26,826元/月×15个月×2倍）。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时材在贤通公司处工作期间，负责贤通公司在国内外的项目工程中焊接和项目管理工作。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邓时材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邓时材2008年1月26日至2012年12月21日、2013年2月10日至2018年1月22日银行明细。其中2012年2月、5月至12月、2013年1月至3月、7月至12月、2014年1月至4月、9月无汇款记录；首笔付款由梁某于2010年11月6日支付；付款人张某自2016年10月21日起向邓时材付款；2017年1月24日，宋某转账10,000元；2017年5月10日，梁某转账25,000元。邓时材认为，汇款人梁某为贤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为贤通公司会计或管理人员、张某为贤通公司财务负责人，上述三人自2010年11月起，轮流向邓时材支付工资，证明邓时材、贤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2003年至2010年期间的工资为现金发放。其中2017年5月10日梁某汇入的25,000元系奖励，与2017年5月9日的邮件中提到的相吻合，证明当时双方劳动关系依然存在。贤通公司认为，银行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明细中没有2013年6月9日至2014年5月12日期间的的记录，印证了邓时材、贤通公司于2011年11月至2013年6月期间存在劳务关系，于2014年4月20日邓时材再次与贤通公司建立了劳务关系，直至2016年9月30日。张某自2016年10月后为XX公司的员工；2017年11月6日贤通公司代理人夏某入职时，未见过宋某，听说其原来是贤通公司处的行政人员；2017年5月10日，梁某转账的25,000元系邓时材未进入XX公司之前承诺的提前完工的奖金，邓时材自2016年10月1日后即为XX公司提供劳务，并由该公司代缴个税。2、邓时材网易邮箱记录公证书，内容为梁某与邓时材于2011年4月26日、10月7日、2012年7月13日的来往邮件；邓时材QQ邮箱记录公证书，内容为王某、向某、梁某与邓时材于2015年7月21日、2017年2月3日、2017年5月9日、2017年11月30日的来往邮件，以及未经公证的邓时材与梁某间的2011年2月27日、3月10日、4月4日、4月18日网易邮件截图。邓时材认为，邮件来往期间即2011年4月26日至2017年11月30日，双方存在持续的劳动关系。贤通公司认为，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只能证明双方劳务关系期间的工作联系。3、邓时材与梁某的QQ聊天记录及公证文书。其中2017-11-20邓时材：“老板好，我月底就回国了，不知道老板有什么安排？”，梁总：“邓时材，你的工资太高，签合同不现实，我建议你注册一个公司，提供焊接检验服务，还有提供焊工、管工这样的，以后即便你一个人过来做，也以公司的名义，不再以私人名义，这样对你肯定好，相信我”；2017-12-18。邓时材：“老板好，回来有些日子了，不知道老板有什么安排？我好做打算和计划”，梁总：“邓时材，活几乎没有了，你还是先做别的打算吧，以后有机会找你”。邓时材认为，2017年11月20日，贤通公司明确拒签劳动合同，有解除的意思表示，12月18日明确不再用工了。贤通公司认为，只认可公证的经过，不认可聊天记录的另一方为梁某。4、邓时材身着工作服在工作场所的照片。邓时材认为，2009、2016年邓时材都在贤通公司的国外项目工作。贤通公司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可。5、邓时材护照复印件，显示邓时材2016年3月5日、6月29日出境、2017年2月14日入境、2017年7月12日出境。邓时材认为，邓时材于2016年1月29日至2017年2月14日，在贤通公司在安哥拉的同一个项目工作，不存在工作单位的变更。贤通公司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项目工程是XX公司的，与贤通公司无关。6、XX公司企业公示信息。邓时材认为，XX公司于2002年成立，2016年9月14日，公司股东由万某、梁某变更为张某、孔某，同时，法定代表人由万某变更为孔某，2018年5月22日又变更为郑世台，证明该公司是贤通公司的另一个关联公司，并由该公司代扣贤通公司个税。贤通公司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否认XX公司系贤通公司的关联公司。2016年9月，贤通公司将安哥拉的部分工程项目分包给了XX公司，同时邓时材也转为XX公司工作。7、证人刘某到庭作证，其陈述：其2007年初入职贤通公司处，系邓时材同事，其为管工，邓时材为焊工，日工资为300元/天，邓时材多点。与邓时材于2009年在贤通公司在武汉的工地上认识，2009年3月至5月在苏州工地，5月邓时材去了安哥拉，证人继续在苏州，后来证人到了广州海天工地，邓时材回国后约2010年也到了广州海天工地，后证人约在2011年7月或8月先调走，2015年6月至12月，两人在安哥拉共事，2015年12月20日，证人先回国，之后就未再见面，微信联系中得知邓时材在2017年11月回国。2017年11月起，公司不再安排证人干活，现在也在和贤通公司谈劳动合同的事宜，情况和邓时材差不多。2011年1月9日签订过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到2017年11月。孔某是人事经理，张某是其老婆，不清楚职务。安哥拉项目经理是王某。邓时材认为，证人是签订劳动合同的贤通公司员工，证明邓时材、贤通公司也存在劳动关系。贤通公司认为，对证人的身份无异议，证人2011年7月从海天调走，至2015年6月一起去安哥拉，中间有4年没有接触邓时材，在安哥拉也仅仅5个月时间一起共事，不能证明邓时材2011年至2015年间和2015年12月之后的邓时材工作情况。贤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邓时材缴纳的个税扣缴信息和完税证明，其中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由贤通公司代缴，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31日由XX公司代缴。贤通公司认为，邓时材、贤通公司的关系至2016年9月30日结束。邓时材认为，真实性认可，交款主体邓时材不清楚，也未经邓时材同意，邓时材与XX公司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保，不能证明邓时材与XX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工资发放也没有异常。邓时材工资为国内800元/天，国外再加200元/天补贴，每两周休息一天，做一天算一天工资，公司没有直接从其工资中扣税。2、贤通公司《股权激励框架方案/协议》，《安哥拉Refriango项目安装分包合同》、贤通公司支付XX公司承包工程款的银行收款通知以及对应的银行付款通知，其中股权激励协议于2015年7月18日由贤通公司和孔某签订，分包合同双方及收付款通知的收付款双方均为贤通公司和XX公司，收付款通知时间为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2016年款项用途为“往来款”，2017年为“工程款”。贤通公司认为，孔某原为贤通公司的员工，因工作出色，原打算奖励公司1%的股份，后因孔不要，所以将XX公司给了他，并由XX公司承包了部分安哥拉工程，邓时材自2016年10月起系在为XX公司提供劳务。邓时材认为，认可股权激励协议的真实性，按照协议孔在2018年7月17日前均为贤通公司的员工；分包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两个公司股东混同，XX公司只是形式上的独立，无法证明邓时材与XX公司的关系；银行收付款通知也无法证明与分包合同的关联。一审法院另查明，邓时材银行明细中显示：2017年7月19日，由“王X飞”支付8,280元，8月14日、9月20日、10月23日、11月21日、12月18日、2018年1月17日，分别由“上X司”支付18,000元、31,000元、30,000元、31,000元、29,000元、1,537元。一审庭审中，邓时材称银行明细中工资发放缺失的月份，系由于贤通公司没有接到工程，员工工资按天计算，故待工期间无收入。一审法院再查明，2018年4月2日，邓时材因与贤通公司间的争议向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请。2018年4月16日，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了邓时材的仲裁申请，其请求：1、确认与贤通公司于2003年6月至2018年1月存在劳动关系；2、贤通公司支付邓时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04,780元。2018年5月18日，该委作出裁决：对邓时材的请求均不予支持。邓时材不服，遂涉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构成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本案邓时材、贤通公司未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故本案应当审查双方在开始阶段到底希望建立何种法律关系及其有无相关的合意。从双方是否具备建立劳动关系合意角度分析：首先，从邓时材的举证来看，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贤通公司就订立劳动合同进行过明确磋商，且双方就此达成了合意。其次，邓时材在贤通公司工作期间，也未就贤通公司所发薪酬代扣代缴税金及社会保险费缴纳事宜展开明确磋商，邓时材也从未就贤通公司以“做一天，算一天”、“无工程即无工资”的计薪方式提出过异议。在邓时材开始为贤通公司工作以及在贤通公司接到新工程后再次为贤通公司工作时，邓时材未办理过任何任（入）职手续、也未填写登记表等书面文件，邓时材的多次“待工”也未办理过离职或其他手续，由此可见，邓时材尚未完成其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建立劳动关系合意之举证责任。邓时材于2012年2月、5月至12月、2013年1月至3月、7月至12月、2014年1月至4月、9月在家“待工”的事实，更能证明双方间的关系，不具有劳动关系应具备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从邓时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7年11月20日梁某陈述：“我建议你注册一个公司，提供焊接检验服务，还有提供焊工、管工这样的，以后即便你一个人过来做，也以公司的名义，不再以私人名义”，也可见贤通公司认为请邓时材为其提供劳务是建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的意思。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邓时材与贤通公司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对邓时材提出的确认劳动关系以及以构成劳动关系为基础的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一九年三月五日作出判决：驳回邓时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邓时材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邓时材、贤通公司自2003年6月至2018年1月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邓时材主张其与贤通公司自2003年6月至2018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贤通公司则予以否认。为此，邓时材就其事实主张在一审中提供了邓时材2008年1月26日至2012年12月21日、2013年2月10日至2018年1月22日银行明细、邓时材网易邮箱记录公证书、邓时材QQ邮箱记录公证书、邓时材与梁某的QQ聊天记录及公证文书、邓时材身着工作服在工作场所的照片、邓时材护照复印件、XX公司企业公示信息、证人刘某的证言等证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1、邓时材2008年1月26日至2012年12月21日、2013年2月10日至2018年1月22日银行明细。贤通公司对该银行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邓时材认为汇款人梁某为贤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为贤通公司会计或管理人员、张某为贤通公司财务负责人，上述三人自2010年11月起，轮流向邓时材支付工资，但是贤通公司不予认可。综合分析该银行明细，汇款人均系个人，且转账时间、转账金额均不固定，故本院难以就此认定邓时材、贤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邓时材网易邮箱记录公证书，内容为梁某与邓时材于2011年4月26日、10月7日、2012年7月13日的来往邮件；邓时材QQ邮箱记录公证书，以及未经公证的邓时材与梁某间的2011年2月27日、3月10日、4月4日、4月18日网易邮件截图。贤通公司虽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只能证明工作上的邮件往来。3、邓时材与梁某的QQ聊天记录及公证文书，从QQ聊天记录及公证文书的内容看，难以反映出贤通公司拒签劳动合同，有解除的意思表示。4、邓时材身着工作服的照片，确实无法证明邓时材与贤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5、邓时材护照复印件，仅仅是显示了邓时材出入境情况。6、XX公司企业公示信息，只是反映了XX公司企业登记情况。7、证人刘某的证词，亦难以证明邓时材与贤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此，综合分析邓时材提供的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贤通公司存有劳动关系。另，邓时材并未就贤通公司以“做一天，算一天”、“无工程即无工资”的计薪方式提出过异议；邓时材亦确实于2012年2月、5月至12月、2013年1月至3月、7月至12月、2014年1月至4月、9月在家“待工”；并且邓时材的银行明细显示其收到钱款的转账时间、转账金额亦不固定。根据邓时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7年11月20日梁某陈述：“我建议你注册一个公司，提供焊接检验服务，还有提供焊工、管工这样的，以后即便你一个人过来做，也以公司的名义，不再以私人名义”。从中也可以看出贤通公司认为请邓时材为其提供劳务是建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的意思。综上，邓时材与贤通公司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本院难以认定邓时材与贤通公司之间存有劳动关系。现邓时材以双方存有劳动关系为前提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时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邓时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周 寅审判员  郑东和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钟嫣然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