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3民终4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利德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柏庄春暖花开小区1号楼10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586121052T。法定代表人：刘光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超，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信梅，女，198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文魁，男，1974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两位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迟小兵，安徽禹风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位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亚菲，安徽禹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费长征，男，1969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五河县。上诉人安徽利德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信梅、齐文魁及原审被告费长征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2019）皖0304民初2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利德设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具备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判适用法律有误。《委托租赁协议》的签订双方为陈勇纲与上诉人，即使存在陈勇纲的情况说明，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对齐文魁与陈勇纲的关系知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规定，被上诉人无权直接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仅凭《代购代租情况表》证实上诉人收到30万元款项，缺乏事实依据。2013年陈勇纲作为《委托租赁协议》的签订方仅向上诉人支付了20万元款项。被上诉人自称的向上诉人会计支付30万元款项的陈述，既无转账凭证也无款项来源的相关证据，至于被上诉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开具收据，后又将该收据收回”的陈述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交易规则，在购买及租赁合同尚未履行完毕，双方均未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如果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30万元，不可能再将该笔款项的收据交还到上诉人处。2.被上诉人提供的“欠条”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欠条的出具系费长征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在原审陈述称，两台设备起租时间分别为2013年11月15日及12月4日，停产时间为2016年6月18日，期间两台设备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租赁期分别为31个月及30.5个月。每台每月租金2.1万元，共计产生租金129.15万元。该陈述不符合常理，工程设备存在退场与进场的问题，不可能在近三年的时间内全天无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腾达塔吊销售合同》能够证实，2013年首付款15万元的设备型号为QTZ5810，高度为40米。而国购出具的《租赁合同》中设备型号为QTZ5613。众所周知的事实，国购所有楼层均为33层，40米的设备不可能用于33层楼的工程建设。上诉人在向国购出租该设备时，因高度不够，加装了78.4米的高度(120米)及相应的扶墙，实际支付设备添附款46.76万元。对于上诉人的该笔投入，应计入设备成本中，并与被上诉人按投资比例分配设备租金收益；《委托租赁协议》第二项明确约定“1.出租期间，如有租金收益，乙方(上诉人)有权从每台设备的租金收益中扣中介费用5000元；开具发票的税费从租金收益中优先扣除，剩余的金额作为受托出租设备的租金”。根据以上约定，被上诉人所应得收益，应在扣除每台每月5000元的费用及相应税费后计算得出。被上诉人以全部租金计算为自己的收益，即不符合合同约定，也没有事实依据；即使按照被上诉人陈述的开停工时间进行计算，设备开工后至2016年6月18日，总计产生租金129.15万元。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收益款，应先与被上诉人按投资款比例进行分配，再扣除设备尾款46万元及5000元/月/台的中介费后，计算得出。经计算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收益款为32060.11元(计算清单附后，该款尚未扣除相应税费)。而非“欠条”所述的欠付款80万元。故“欠条”所述的欠款80万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3.两台设备的实际停产时间为2015年2月12日，与被上诉人的陈述不符，被上诉人至今尚欠上诉人垫付的部分设备尾款未结清。二审期间，上诉人出示了国购出具的《租赁合同》、《停产报告》，能够证实设备2015年2月12日即停产，后截止2016年6月18日，因建筑市场低迷，该设备未再投入使用。按以上真实的租赁期间，经扣除设备尾款等费用后得出，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设备尾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其上诉请求。吴信梅、齐文魁共同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利德公司使用其所有的设备，在双方对账完成后理应支付费用80万元，并将设备返还。费长征述称，同意上诉人意见。吴信梅、齐文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利德公司、费长征返还型号QTZ80(5810)塔式起重机两台（编号2013743、2013748）；2.判令利德公司、费长征支付塔式起重机租赁费80万元（暂计算至2016年6月18日，从2016年6月19日起按每月4.2万元租赁费计算至返还两台塔式起重机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信梅与齐文魁系夫妻关系。2013年10月，齐文魁经陈勇纲介绍认识费长征，并约定由齐文魁、吴信梅出资30万元向泰州市腾达建筑工程机械公司购买QTZ80塔式起重机两台，委托利德公司向外租赁。2013年12月23日，齐文魁委托陈勇纲作为甲方与乙方利德公司签订一份《委托租赁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将购买泰州市腾达建筑工程机械公司QTZ80（5810）塔式起重机两台（编号2013743、2013748）委托乙方出租，委托方在受托方将其委托的设备出租后，出租期间，如有租金收益，乙方每月有权从每台设备的租金收益中扣中介费用5000元，甲方应确保其委托乙方出租的设备权属清楚，乙方将设备出租后，甲方有权按月取得相关的租金收益，乙方受托后，设备未出租期间，乙方有权不向甲方支付租金，甲方亦无需向乙方支付费用，双方还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做了约定。同日，陈勇纲出具一份说明，主要证明其在当日与利德公司签订的《委托租赁协议》中泰州市腾达建筑工程机械公司QTZ80（5810）塔式起重机两台（编号2013743、2013748）是受齐文魁委托，产权及产生的收益归齐文魁所有。2014年9月17日，利德公司向齐文魁、吴信梅出具一份《代购代租情况表》，主要载明10月15日收款5万元、10月30日收款15万元、12月23日收款10万元，投资款30万元，11月8号和19号购塔吊两台，首付30万元，分期46万元，2014年2、5、8、11月，2015年2、5、8、11月还款，每期5.75万元，国购租赁：中建七局蚌埠国购广场项目部（B区），1号楼时间2013年11月15日，5号楼时间2013年12月4日，每台月租赁费21万元，进退场4万元。2016年6月18日，齐文魁与利德公司就租赁费用进行结算，扣除利德公司向泰州市腾达建筑工程机械公司代为支付的46万元，利德公司法定代表人费长征向齐文魁出具一份欠条，载明欠到吴信梅80万元。一审另查明：2017年1月4日，利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费长征变更为杨敬瑞，同年5月22日，利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敬瑞变更为刘光两。2017年11月14日，利德公司股东由费长征55%、刘祥宏45%变更为刘祥宏45%、费长征20%、刘光两35%。诉讼中，齐文魁、吴信梅均认可案涉塔式起重机及租赁费系夫妻共同财产及共同债权。一审法院认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虽系陈勇纲与利德公司签订的委托租赁协议，但通过利德公司向齐文魁出具的《代购代租情况表》、费长征出具的欠条，可以确认利德公司在与陈勇纲签订委托租赁协议时系明知案涉两台设备为齐文魁所有，故委托租赁协议直接约束齐文魁与利德公司。在委托租赁协议中，双方对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具体到本案即利德公司应当将出租案涉两台设备所获得的租金转交给齐文魁，具体金额应以费长征于2016年6月18日向齐文魁出具的欠条中载明的数额为准。利德公司辩称该欠条与租赁设备之间没有关联性，系费长征的个人行为，但费长征在出具欠条时系利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利德公司及费长征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费长征与齐文魁、吴信梅之间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此外，利德公司、费长征也没有举证证明，利德公司与齐文魁、吴信梅就案涉设备租赁存在其他结算，故对利德公司该项辩称依法不予采信。根据齐文魁、吴信梅的计算方式，该欠条中的80万元未扣除每月的中介费用5000元，但该情况费长征在结算时应是明知的，且放弃扣除中介费的行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该院确定利德公司应支付齐文魁租赁费80万元。因齐文魁与吴信梅系夫妻关系，双方均认可案涉债权系夫妻共同债权，且借条中载明的债权人亦为吴信梅，故吴信梅与齐文魁共同向利德公司要求支付案涉租赁费，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准许。对于2016年6月18日双方结算后的租赁费问题，因齐文魁、吴信梅没有举证证明利德公司将上述两台塔式起重机对外进行了租赁，故对齐文魁、吴信梅要求利德公司、费长征自2016年6月19日至返还两台塔式起重机之日止按照每月4.2万元向其支付租赁费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利德公司将齐文魁的两台塔式起重机向外出租，至今未予返还，故其应予返还。因齐文魁与吴信梅系夫妻关系，双方均认可案涉两台设备系夫妻共同财产，故吴信梅与齐文魁共同向利德公司要求返还案涉两台设备，符合法律规定，亦予支持。对于费长征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费长征出具欠条时系利德公司法定代表人，一直是公司的股东，可以确认费长征出具欠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齐文魁、吴信梅与费长征个人也不存在委托租赁关系，故对齐文魁、吴信梅要求费长征承担相应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安徽利德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齐文魁、吴信梅返还编号2013743、2013748的QTZ80塔式起重机两台；二、安徽利德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齐文魁、吴信梅支付租赁费80万元；三、驳回齐文魁、吴信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安徽利德工程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利德公司提交了其与安徽水利顺安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同时期签订的《租赁合同》（复印件），证明月租金是1万元，认为本案约定的月租金过高。吴信梅、齐文魁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不是原件，无法核实真伪；即便该证据为真，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与利德公司达成的协议是独立的，其中对租金标准有相关约定，该证据中的租金标准与两被上诉人无关。费长征对该证据不持异议。经审核，本院对吴信梅、齐文魁的质证意见予以采纳，该证据与本案欠缺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齐文魁、陈勇纲与利德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及费长征向吴信梅出具欠条系个人行为还是履行职务行为。经查，陈勇纲是受齐文魁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利德公司签订《委托租赁协议》，陈勇纲与齐文魁存在委托关系。因案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利德公司在与陈勇纲订立合同时知道陈勇纲与齐文魁之间的代理关系，故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有误，应予纠正。但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基于陈勇纲已经向委托人齐文魁披露了利德公司，因而齐文魁和吴信梅作为共同债权人有权行使介入权，行使陈勇纲在《委托租赁协议》中对利德公司的权利。故利德公司称其与齐文魁无合同关系、其不是适格被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案涉欠条出具时间为2016年6月18日，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费长征在2017年1月4日前系利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德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该欠条系费长征与吴信梅个人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所形成，且该公司此前出具的《代购代租情况表》也认可了代购代租的事实。综合以上证据，能够认定费长征出具欠条系代表公司行为，对利德公司直接发生法律效果。该公司应当按约定向齐文魁、吴信梅支付租赁费并返还设备。利德公司上诉认为系费长征个人行为，缺乏充分事实依据，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部分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利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安徽利德工程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国强审判员  张 青审判员  王朝霞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周保平书记员余蝶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