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2刑终291号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荣浩，男，1963年4月7日出生于北京市，汉族，高中文化，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因犯非法经营罪于2010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2014年3月26日减刑释放；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3月7日被羁押，同年4月11日被取保候审，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任发，男，1974年4月8日出生于重庆市，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万州区；因犯非法经营罪于2010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5年10月被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3月5日被羁押，同年4月11日被取保候审，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廖仁元，男，1973年11月23日出生于重庆市，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万州区；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3月5日被羁押，同年4月11日被取保候审。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荣浩、任发、廖仁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于2020年3月5日作出（2019）京0106刑初1127号刑事判决。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原审被告人张荣浩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了上诉人张荣浩、原审被告人任发、廖仁元，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一、2019年2月20日，于某1（已判决）向被告人张荣浩提供了被害人管某的个人信息，并出资人民币1万元，约定由张荣浩向其提供被害人管某的住址信息等。当日，被告人张荣浩向任发转发了被害人管某的个人信息链接，并告知任发被害人管某的工作单位是北京某中学。2019年2月23日至2019年3月5日，被告人任发在北京市丰台区某号北京某中学、北京市海淀区某号、北京市丰台区某某号等地跟踪被害人管某并拍摄能反映被害人管某行踪轨迹的图片和视频。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3月5日，被告人廖仁元伙同任发共同跟踪被害人管某并拍摄能反映其行踪轨迹的图片和视频。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害人管某陈述：2019年3月4日7时许，我从家中出来准备去学校上班，在楼下发现了一辆黑色汽车，本来这辆车是往小区里面开，但是发现我往外走之后，这辆车立刻掉头回来跟着我。最近两会期间，我要到丰台的各个分校区去看看，当日上午去了北京某中学某学校，在校门口又发现了这辆汽车，当时并没有怀疑什么，只是感觉有点别扭，后我回到某中学办公。当日晚上6时40分许，我下班在学校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之后从方庄桥上三环，一直沿着三环路往西走，到丽泽桥走丰台北路，后又走的莲石东路，晚上7时10分许到小区门口。我下车准备往家走，快到楼下时接了一个电话，回头看了一下发现有一个男子就在我身后不远处，发现我回头之后立刻跑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学校老师开车过来了，跟我说从我下班打车走就有一辆车行迹可疑，他们觉得不对劲就一路跟着，发现那辆车一直在跟着我。我立刻联想到早上那辆黑色汽车，就问老师是什么颜色的车，他们说是一辆黑色福特，此时我就明白了，这辆车一直在跟踪我。黑色福特汽车车牌号是×××。2019年3月4日有些晚了我就没有报案。2019年3月5日，我在学校上班时又发现昨天跟踪我的男子，他上了一辆白色汽车，车牌号是×××，车停在学校东侧路边，车内还有一名男子，但是我没有看清长什么样。后来我就去某派出所报案了。我是北京某中学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除了某中以外，我还负责某中教育集团的两所小学和两所初中。我负责的学校如果有工程通常由上级部门来审批，小数额项目工程由校委会或党委会集体决定，我个人没有权利审批任何工程项目。我不认识叫张荣浩的男子，也不认识叫于某1的男子，没有听过这两个名字。我与他人没有经济纠纷，跟别人也没有矛盾。我平时会比较多，没有会的时候基本在某中或者在其他校区办公，偶尔会去外地出差。我真正怀疑有人跟踪我就是昨天晚上在我家楼下，具体对方跟踪我多长时间不清楚，我没有怀疑对象，也没有收到过敲诈勒索或威胁电话，没有发生过其他可疑情况。我想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对方，因为我不知道对方跟踪我多长时间了，想要干什么，他们这种行为给我生活、工作带来了很大影响，我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证。2.证人于某1证言：北京某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天然气低氮锅炉销售、安装，法人刘某是我在奔驰4S店时的同事，我于2015年入职公司，主要负责销售和安装，每月保底工资3500元人民币，按业绩算提成。2019年2月份左右，我闲来无事用手机在百度上搜索丰台学校，然后出现丰台区某中校长管某的简历、宣传照片，我就想认识管某。为了认识他，我在百度上搜索律师事务所，随便点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链接，从网页上找到对方的微信，用昵称大飞的微信加了对方，对方通过微信把公司地址告诉了我。2019年2月初，我按照地址找到这家律师事务所，接待我的是一名叫张荣浩的男子，我表达想认识丰台区某中校长管某的想法，并通过微信将搜索到的有关管某个人信息的网页转发给张荣浩。他看过以后，表示能够帮我找到，后来他说还有事，让我回去等信，我就离开了。2019年2月中旬，张荣浩联系我，说这事他可以办，让我再去他的律师事务所，我就去了。他说要收取1万元的咨询费，10天左右能帮我找到管某，介绍认识。我说再考虑考虑，就离开了。回家后我觉得1万元值得，就通过微信转给张荣浩1万元人民币。之后我们通过微信联系，我多次询问张荣浩找管某的进展，他表示找到了管某，知道了管某的家庭住址，其他消息让我继续等。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的。过了10多天，张荣浩告诉我，他安排的调查员现在联系不上了，找管某的事暂时没有进展了，让我继续等，然后我就联系不上张荣浩了。3月7日左右，我听父母说警察去通州区某501号找我，我当时害怕了，跟父母说出差，就去了河北唐山，在朋友韩某开的餐吧宿舍住。4月2日，我在唐山的暂住地被抓了。张荣浩说他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给我的名片上也是这么写的，我觉得自己找管某会触犯法律，律师事务所不会触犯法律也能帮我找到，就委托张荣浩帮我找。我们之间没有签订合同或者协议，我听张荣浩说他找调查员去找管某，至于调查员是谁我不清楚。2019年3月7日，我开着从表弟何某那里借的奔驰车去了唐山，随身携带2万多元现金。我有4部手机，用于联系张荣浩的是三星S8手机，2019年3月8日左右，我发现手机坏了，就扔了。3.证人朱某证言：我是北京某中学体育老师。2019年3月4日下午6时40分左右，我下班回家，当开车从校门口出来时，看见校长管某上了一辆向东行驶的出租车，我当时也向东走，这时一辆黑色福特突然从北校区边上的消防通道转过来插在校长的出租车后面，我的车前面。我发现那辆黑色福特汽车非常不对劲，也不超车也不并线，就一直跟着管某校长乘坐出租车，我就更加怀疑那辆黑色福特有问题。我没有从赵公口出口出去回家，而是继续跟着那辆黑色福特汽车。我一直开到海淀区某学校附近小区门口，看见校长下了出租车往里面走，这时那辆黑色福特汽车驾驶门打开，一个男的也跟着进去了，我怕那男子对校长不利，就赶紧下车跟着进去查看。我进小区走了几步，看见黑色福特汽车下来的男子往小区外跑，校长在远处站着，我就跑到校长边上，跟校长说刚刚我下班的时候发现一辆黑色福特汽车一直跟着校长坐的出租车，非常可疑。管校长说刚刚他在家门口接电话回头的时候发现一男子跟着他，这两天确实感觉有一辆黑色汽车跟着他。我跟校长说报警吧，管校长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我看管校长没有危险，就开车回家了。那名男子大约40岁左右，身材较胖，身高约170CM，短发，上穿黑色外套，其他记不清楚了。黑色福特汽车车牌号为×××。4.证人贾某证言：我和任发以前就认识，2017年11月份左右，任发找我说想租我的尼桑车跑滴滴，我同意了。我以每年人民币2.2万元的价格把白色尼桑车租给了任发，没有签合同，是口头协议。我把行驶本也给了任发。从租车到现在，我共计收到任发给的大概3至4万元人民币。我的车是白色尼桑，车牌号为×××，车主是我本人。5.证人黄某证言：我和任发以前就认识，2019年3月初，任发打电话说要借我的车，我问他用多长时间，他说一天。第二天，任发把车开到我家，还给我了。任发没说用车做什么，我也没问。我的车是黑色福特，车牌号是×××，车主是我本人。6.证人何某证言：我把车借给表哥于某1，后来知道于某1被上网追逃了，我没有向公安机关举报。3月7日左右，于某1打电话说让我把车借给他用用，要回唐山，用几天就回来，我同意了。我没有问于某1为什么向我借车。于某1把车借走以后，我们联系了三五次，他给我打电话不用以前的电话了，用的是17开头的手机号码，之前的手机是关机状态。于某1最后一次跟我通电话时告诉我他被通缉了，我追问了几句，他说是找一个侦探公司调查一个人出的事，还说有几个人被抓了，具体没告诉我什么事，还说我知道的越少越好。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认识省道没人查，过几天就把车开回来。我借给于某1的是一辆黑色奔驰E200，车主是刘某，这车是我买的，用的刘某的指标，刘某是我舅舅的好朋友。7.证人于某2证言：2015年，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张荣浩，张荣浩想开一个律师事务所，说我具备这个资质，他出钱出人其他的都不用我管，我同意了。2016年6月份，用我的资质注册了北京某律师事务所，我是律师事务所的法人和负责人。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号，这家律师事务所平时一直由张荣浩负责日常管理。律师事务所赚的钱都跟我没关系，我没有拿到一分钱，律师事务所的案子我都没有接过，我也基本没怎么去过，偶尔去接待个当事人。我是以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名义接诉讼案件，但是这些都是我自己接的案件，与张荣浩没有关系，张荣浩在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具体干什么我不清楚。我没有参与张荣浩的违法犯罪活动。8.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张荣浩与于某1的聊天记录、张荣浩与任发的聊天记录、任发与廖仁元的聊天记录、任发手机鉴定、廖仁元手机鉴定等证据证明跟踪经过。9.被告人张荣浩与于某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2019年2月20日16时52分14秒，于某1通过微信给张荣浩转账人民币1万元。10.被告人张荣浩与被告人任发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张荣浩将管某个人信息发送给任发。11.搜查笔录：证明2019年4月2日，民警对于某1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某117室暂住地进行搜查，起获一部黑色VIVO手机，一部金色华为手机，二部黑色飞利浦手机。民警对于某1在京居住地进行搜查，未发现涉案物品。12.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照片：证明民警扣押于某1持有的一部黑色VIVO手机，一部金色华为手机，二部黑色飞利浦手机，一部三星手机。13.被告人张荣浩供述：我经营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办公及注册地在北京市朝阳区某。于某2是律所的实际法人，平时只负责受理刑事案件。我和于某2是2016年打债务官司时认识的，于某2想以个人名义开个律师事务所，我主动提出跟他合作，我出钱，他出资质。我在百度和360网站上都做过宣传，在网上搜索律师事务所或者官司等关键词就能看到我们律师事务所的网站，网站上有我的电话，还有微信号，可以直接加我。于某1是直接来找的我，一共找过我三次，第一次是2019年1月份，于某1说想打一个债务官司，咨询流程，我把流程简单向他说明，他没有表态要跟我签合同就离开了。第二次是过了半个月左右，于某1还是自己来的，跟我说别人欠他一百多万，有欠条，但是没有拿给我看，问我打赢官司之后能不能要回钱。我说只有找到对方可执行的财产并做诉讼保全才能把钱顺利要回来。于某1说不知道对方家里有没有财产，但是知道对方工作单位，希望我跟踪对方找到对方的住处，视为对方的财产。我说可以帮他找人跟踪对方，找到对方的住处，费用是2万元，于某1称考虑就走了。第三次是二月中下旬，于某1还是自己来的，他直接向我表明让我们帮他跟踪，找到对方的住处。于某1把管某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及职务、照片、手机号码通过微信发给了我，手机号我没有打过，没有核实真实性。我只记得对方姓名是管某，北京某中学校长，其他记不住了。于某1跟我说2万元费用有点贵，商量1万元是否可以，我同意了。于某1通过微信转给我1万元，我给于某1开了一张有我们公司公章的收据。我当时向于某1表示过要签订调查服务合同，但于某1不同意，我们就没有签订合同。于某1让我在十天之内找到管某的住处，并拍摄管某进家里的录像，然后就离开了。我把所掌握的管某信息都转发给任发，让他调查管某的家庭住址，以及有几个住址。我跟任发说跟着管某10天，拍摄跟踪视频，确定管某的住处，就给他1万块钱，任发同意了。我曾给任发出主意，让他冒充快递员给管某打电话问邮寄地址的门牌号，任发后来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摸清管某的住址我就不清楚了。期间我与任发通过电话或微信进行沟通了解情况。过了三四天，任发说已经找到管某的住处了，但没说具体住址，我也没问，只是让任发盯住管某。3月3日晚任发到律所找我，向我借车，车是黑色福特锐界，车牌号×××，车主是黄某，说他第二天要用，但是自己的车限行。当晚任发从律所楼下把车开走了。3月5日，我听黄某说任发女朋友打电话说任发被抓了。我当时也害怕了，先到来广营某村把车开回家，后在家听消息。2019年3月7日下午，警察来把我抓了。张荣浩称，其告知于某1找到管某的住处了，于某1问其管某的具体地址，因为当时其不知道，就找了个之后再说的借口。其给于某1推送过任发的名片，但于某1加没加就不知道了。其和任发认识30多年，一直在合作，基本都是五五分成，这次也是按照之前的规矩五五分，只不过事情没完和任发还没分钱。其没要求任发随时将情况告诉其，没见过任发跟拍管某的视频。在任发被抓之后其才知道任发还有一个帮手，但是其不认识。其没有让其他人找过管某。14.被告人任发供述：2019年2月17日左右，我从重庆来到北京，想看看有没有调查的活，我在来广营某村租了一间房暂住。2019年2月20日左右，张荣浩给我打电话，让我调查一名叫管某的男子，丰台区某中学的，具体信息让我在百度上查，从我见到人开始计算调查时间，跟踪10天，事后他会跟委托人联系，我会得到1万元费用，我同意了。2月23日或24日，我在百度上查到管某信息，得知他是某中校长。2月27日左右，我开着一辆借来的白色日产轿车，车牌号×××，车主贾某，从某村开到了丰台区某中附近。我将车停在某中北校区靠东侧的小区口后，坐在车里等着。期间我闲来无事在某中围墙附近走动，看到围墙上贴的印有管某头像的宣传画，就更确定管某在这里工作。我在那里一直等到晚上6点多，看到管某从南校区门走出来，打了一辆黄绿颜色的出租车向西去了，我就开车跟在这辆出租车的后面，到了海淀区某方向的一个小区，管某在门口下车进了小区，我跟着管某到了小区的2号楼，管某上楼，我的跟踪就结束了。因为是第一天跟踪，为了熟悉路线，我没有用手机跟拍。2月28日7时许，我开着白色日产去了管某在海淀区某小区楼下，8时许管某从家中出来，上了一辆江淮牌面包车，我拍了管某上车的视频。我开车跟着这辆面包车，到西四环附近丰台区教委，管某下车进入丰台区教委，我当时认为管某可能是开会，就把车停在丰台区教委门口路边等着。上午10时许，管某开完会出来，坐那辆江淮牌面包车回到丰台区某中，在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对这辆面包车拍摄视频。管某下车后进入某中南校区，我把车停在某中北校区靠东侧的路上后，就一直等着。晚上6时许，管某步行从某中南校区出来，进入校区西侧小区出口，我下车跟着管某，一路跟拍，看到管某穿过小区走到三环路边，上了一辆白色的SUV汽车，我当时没开车就没跟住管某。3月1日7时许，我让廖仁元开着白色日产轿车去海淀区某小区等管某，我们在小区2号楼下等了十几分钟，管某下楼上了一辆来接他的黑色帕萨特轿车，坐到车后排。我继续让廖仁元开车跟着管某，到了北三环到北四环之间的一个酒店，这期间我在车上用手机拍摄了管某上车、下车及帕萨特汽车行驶的视频。我跟着管某进入酒店，到了二层一个大会场，我判断他是去开会，就又回到车里等着。中午11时许，散会后之前那辆白色的SUV汽车来接管某，管某坐到副驾驶座位，我们就继续开车跟着白色SUV，到海淀区花园路牡丹宾馆附近，我们跟着这辆车进了停车场。我和廖仁元把车停好，跟在管某身后拿着手机继续拍他们进饭馆的视频，我还对饭馆大门拍了视频。我们进了饭馆，看到管某和一个人坐在一起吃饭，我们就出来了，回到车里等着。下午1时多，我看到管某和那个人出来，上了白色SUV，我们也开车跟在他们后面。过了两个红绿灯，我们没跟上，我和廖仁元就回暂住地了。3月2日上午8时许，我和廖仁元来到管某家楼下，看到管某和一个人开着白色SUV去了昌平区小汤山一个温泉度假村，我们就在外面等着。晚上6时许，管某开车带那个人回了家，我和廖仁元一路跟拍到楼下就结束了。3月3日，我和廖仁元没有从暂住地出门，当天晚上我找张荣浩的媳妇黄某借了一辆黑色福特锐界汽车。3月4日6时许，我开着借来的黑色福特锐界汽车到管某家楼下，跟着管某的白色SUV到了某中某学校，我就在学校外面等着。下午4时许，我女友过来找我，我让她在车上等着。期间我一直没有看见管某出来，觉得可能是跟丢了，就去到某中某校区等。晚上7时许，管某独自从某中南校区出来，打了一辆黄蓝色出租车回家，我一直跟到小区外，看管某进小区后就带着女友回暂住地了。3月5日7时许，我让廖仁元开着白色日产车带着我到管某家楼下，等了两三个小时也不见管某下楼。当天11时许，我们开车去到某中某校区，在路边等着，一直等到下午5时许，有便衣警察过来把我和廖仁元带回派出所。跟踪的过程中我用手机记录管某的行程，我这几天都没有拍摄到管某的正面容貌，都是拍摄的背影和侧面，拍的视频都在我手机里存着。我只跟张荣浩说找到管某的住处了，还没告诉他管某的具体住址。我在被抓当天打算跟管某回家，拍好小区楼牌地址给张荣浩发过去，但还没等到管某就被抓了。我没给张荣浩发过视频，想等事情结束后一并交给张荣浩。我还没有收到好处费。15.被告人廖仁元供述：2019年2月10日左右，我和任发等人在重庆老家同学聚会，任发说在北京发展挺好，可以带我到北京。我当时也没有工作，就想到北京玩几天，顺便在找个工作。2月16日左右，任发从老家去了北京，临走时说如果我去了北京可以联系他。2月27日，我乘火车从重庆来到北京，联系任发，任发让我到朝阳区来广营附近的某村。任发在某村租了两间出租房，其中一间让我住。因为旅途劳顿，2月28日我在任发给我安排的暂住地歇了一天。印象中我和任发共进行过4天跟拍活动，分别是3月1日、3月2日、3月3日和3月5日。3月1日7时许，我和任发开车去了一个小区，我们在小区外车上等着，然后跟着一辆车从小区出来到了一个酒店。我没下车，任发下车进入酒店。我在车上等了二十多分钟，任发从酒店出来，我和任发一起在车上等。中午，我和任发跟着一辆白色SUV从酒店出来，开了十多分钟，白色SUV在路边停车位停车了，等我们找地方停完车回来的时候，发现白色SUV车上已经没人了。等了两三个小时，仍不见人回来，我就跟任发回暂住地了。3月2日9时许，我和任发从暂住地开车去到一条商业街附近，在路边等了十多分钟后，发现那辆白色SUV从我们车旁经过，我们就跟了上去，一直跟到商业街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在停车场，白色SUV上下来二个人，我和任发跟着这二人进行拍摄，并跟着这二人去到一家饭馆。这二人吃完饭后去停车场开车，我们也去停车场开车。下午1时许，这二人开着白色SUV去到一个度假村，我们在外面车里等着，一直到下午5时许，他们开车从度假村离开，我们开车跟着，在回来的路上，因为等红绿灯，我们跟丢了，就回到暂住地。3月3日我和任发去了通州。3月4日一早，任发自己出的门，晚上9点多才回来。3月5日上午9时许，任发让我开灰色日系轿车带着他从暂住地出发，10时许到了一个学校，在学校门前的路边等着。当天下午6时许，便衣警察对我和任发进行盘查，并带回了派出所。廖仁元称，其没拍到正面，基本上都是背影。一般回到暂住地后，任发会让其通过微信把视频发给他。任发没有说给其什么好处。二、2019年3月1日，被告人张荣浩向任发转发了被害人张某1的个人信息，要求任发调查被害人张某1的行踪轨迹。2019年3月2日至3月5日，被告人任发、廖仁元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区、某座等地跟踪被害人张某1驾驶的车牌号为×××的宝马牌轿车和车牌号为×××的沃尔沃轿车及被害人张某1本人，并拍摄能反映被害人张某1行踪轨迹的图片和视频。被告人张荣浩、任发违法所得人民币1万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害人张某1陈述：我和我丈夫感情很平淡，他怀疑我有外遇，因为感情不和，我提出过离婚。我们2013年6月8日结婚，2019年1月份至5月份分两个房间居住，因为父母不同意离婚，现在一起生活。公司有2名HR部门的同事要离职，2019年3月2日为他们举办欢送会。当天17时20分许，我打车去了海淀区欧美汇商场，我看其他同事还没到，就在欧美汇商场楼下给同事打电话，打完电话就上楼在京味斋饭馆等他们。吃完饭后我们在同一楼层唱歌，唱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左右结束。聚会结束后，公司老板用手机软件叫了专车，我和老板坐在后排座椅，HR总监坐在副驾驶。专车先将HR总监送到苏州街地铁站，然后将老板送到稻香园桥，最后将送我到家。当天我上身穿粉色外套大衣，内穿蓝色帽衫、灰色T恤，下身穿黑色长裤，脚上穿黑色靴子。聚餐一共12个人，都是公司同事。吃饭期间我去过厕所，唱歌期间我到吧台问过是否可以续时间、开发票，没有感觉与平时有什么不同。2019年3月3日中午，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开会，我驾驶车牌号为×××的黑色宝马到公司开会，散会后就回家了。我丈夫名下有一辆沃尔沃汽车，平时是我和父母开，他上下班坐地铁。2.证人王某证言：2019年2月份，我妻子张某1向我提出离婚，我怀疑她有外遇，就找人调查跟踪张某1。2019年3月1日上午，我通过百度查找到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网站，通过拨打网页上的电话，联系到一名姓张的负责人。我简单说明需要调查的内容，对方说需要2万元调查费，先交1万元定金。3月1日中午，我带着1万元现金去到北京某律师事务所，接待我的人自称张荣浩，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加了张荣浩微信，他的微信昵称叫“某客服”，我的微信昵称叫王某，是我的本名。我向张荣浩提供了张某1的身份证号码、生活照、工作地址、家庭地址、车辆信息、停车位信息以及张某1的外貌特征等，还告诉张荣浩我在宝马车上装了GPS定位器。我在张荣浩的办公室签了一份协议，内容大概是他向我提供调查材料，费用人民币2万元，先交1万元人民币定金，事情办好后将尾款交齐。协议一式二份，我在委托人处签名，他没有签字，但是协议上盖有律师事务所的公章。协议签完后我把1万元现金作为定金交给张荣浩，他给我写了一个收据，内容是收到王某交的1万元定金。我和张荣浩谈好后就回家了，当天晚上微信昵称“某人”添加我为好友，通过好友申请后，对方在微信里说他是调查员，让我提前通知他张某1什么时候出门，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我跟这个调查员没见过面，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通过微信给我发过张某1打车的视频，在商场走动的视频，还有张某1晚上和同事在路边等车、聊天的视频。因为我妻子张某1答应与我复合，我不想再调查她了，2019年4月中旬，我把协议书和收据都撕毁了，并且把张荣浩和调查员的微信都删了。3.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张荣浩与任发的聊天记录、任发与王某的聊天记录、任发手机鉴定、廖仁元手机鉴定等证据证明跟踪经过。4.被告人张荣浩供述：2019年3月初，微信昵称“王某”的好友联系我，说他妻子提出离婚，他怀疑妻子出轨，想让我调查他妻子。我和王某在律所见面后，当场签了一份委托合同，合同内容是诉前取证，调查王某妻子是否有婚外情，合同约定费用人民币2万元。王某是甲方，他在甲方处签了名字，我在乙方处盖了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公章。在律师事务所，我让王某先交1万元定金，调查7天后或者找到证据后，再交剩余的1万元。王某当场给了我1万元现金，我给他开了收据并盖了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财务章。王某通过微信发给我他妻子的生活照、车辆照片、停车位置及家庭住址等信息。我当天将调查张某1的事情告知任发，并通过微信将照片和地址转发给任发，同时把王某的微信名片推送给任发，让他们相互联系。2019年3月，任发被抓前一天，我打电话问他，他说还没有做，我让他赶快。任发被抓后，王某给我发过微信，我说调查员出事了，调查要暂停两天，后来我也被抓就不知道后面的事了。我没有用过跟踪设备，不知道任发用没用过。但是王某说过他在其中一辆车上装了GPS跟踪设备，让我们重点跟踪另一辆车。5.被告人任发供述：2019年3月1日，张荣浩联系我让我跟踪一名女子。张荣浩通过微信将该名女子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信息发给我，并将委托人微信推送给我。当天晚上，我加了委托人微信，和委托人联系。委托人称调查对象是他妻子，让我跟着他妻子。3月2日下午5时许，我开着福特锐界在委托人小区门口路边等着，看到委托人妻子从小区出来，打了一辆蓝黄色出租车。我将委托人妻子上出租车的视频通过微信发给委托人，告诉委托人已经发现目标，然后就开车跟着这辆出租车去了中关村附近一个商场。我跟着委托人妻子进入商场，看到她进入餐馆吃饭，就在餐馆外等着，一直等到晚上12时许，看到她从歌厅出来，下楼打了一辆滴滴快车，我就跟着她上了北四环。后来我看到委托人妻子是往回家的方向走，就不再跟了，开车回到自己的暂住地。3月3日，委托人说跟他妻子在一起，不让我跟，我就没跟。之后委托人说3月4日宝马车限号，他妻子开沃尔沃车出门上班，让我盯住沃尔沃。3月4日9时许，我开着福特锐界车到委托人家小区门口等着，看到香槟色沃尔沃从小区里出来，就开车跟着。我跟着这辆沃尔沃到中关村鼎好大厦，进了地下车库，就不再跟了。3月5日9时许，我开着白色尼桑到委托人小区门口，看到他妻子开着黑色宝马从小区出来，就开车跟着黑色宝马到中关村鼎好大厦，看着车进了地库，就离开了。之后因为被抓就没再跟过。我只有委托人微信，没有其他联系方式。张荣浩和委托人都没说过费用的事情，我也没收到钱款。我想跟踪1周或10天之后再和委托人谈费用的事。6.被告人廖仁元供述：廖仁元在庭审中对跟踪被害人张某1并拍摄能反映被害人张某1行踪轨迹图片和视频的事实供认不讳。三、2019年2月28日，被告人张荣浩向任发提供了委托人张某2的微信，当日，张某2添加了任发的微信，并向任发发送了被害人左某的个人信息、住址和张某2丈夫王某某的照片。2019年3月1日至3月4日，被告人任发、廖仁元在北京市通州区某座等地跟踪被害人左某的车牌号为×××的白色宝马牌轿车及被害人左某，并拍摄能反映被害人左某行踪轨迹的图片和视频。被告人张荣浩、任发违法所得人民币1万元。另查明，2018年10月20日，张某2向被告人张荣浩转账人民币1万元用于调查左某和其丈夫王某某的住宿信息，张荣浩向张某2提供了上述信息。被告人任发、廖仁元于2019年3月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某派出所民警抓获；被告人张荣浩于2019年3月7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某派出所民警抓获。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证人张某2证言：2018年9月份左右，我在百度上搜婚姻调查，找到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网页。我拨打网页中所留联系方式，咨询是否可以查开房记录，对方自称张荣浩，说可以，并说律师事务所是正规的，地址在朝阳区，可以到公司去看，我们还加了微信。张荣浩通过微信发给我律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并说调查费用人民币1万元。我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转给张荣浩1万元人民币，并把王某某和左某的身份证号码发给他。一个半月后张荣浩给我发了他们二人的开房记录。后来我老公说好好过日子，我就没有再联系过张荣浩。2019年2月份，我又发现我丈夫出轨了，还是和左某没有断。我再次通过微信联系张荣浩，问他能不能调查取证，采取跟踪的方式确定他们二人在一起的证据。张荣浩说可以，还说需要1.6万元人民币费用，先交1万的定金，让调查员过来找我拿钱，然后把调查员的微信推送给我。2019年2月28日，我加了调查员微信，对方微信昵称“某人”。我跟调查员见面后，把左某的基本情况告知他，并通过微信把王某某视频截图、左某抖音视频截图、左某工作单位地址等发给调查员，并给他人民币1万元现金。调查员后来给我发了左某汽车视频及工作单位视频。2.微信截图：证明2018年10月20日18时04分张某2向张荣浩转账人民币1万元用于调查王某某和左某开房记录，张荣浩于2018年10月20日18时43分收款。3.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任发与张某2的聊天记录、任发与廖仁元的聊天记录、任发手机鉴定、廖仁元手机鉴定等证据证明跟踪的经过。4.被告人任发供述：2019年2月28日，张荣浩给我介绍一个跟拍的活，并把委托人的微信推送给我，我跟委托人加了微信。委托人是一名孕妇，家住通州区，当天晚上我到通州和委托人见面。委托人告诉我她丈夫之前和一名女子有婚外情，对方女子开了一辆白色宝马车，让我盯住这辆车，找到那名女子，看看她丈夫和那名女子还有没有联系，并给我人民币1万元现金作为酬劳。3月1日下午，我开着福特锐界，在某桥附近一个停车场，看到委托人说的那辆白色宝马车。之后我在停车场外路边车里等着，当天下午五六时许，我开车跟着这辆白色宝马到了一个小区，看白色宝马车进入小区后就回暂住地了。3月3日8时许，我开车到达女子居住的小区，将车停在白色宝马车附近，看到一名男子开着宝马出去了，我没有看到那名女子，就没有跟。半小时后那名男子回来，把车停好就离开了。我继续守到晚上六七时许，没看到那名女子出去就开车离开了。3月4日下午，我安排廖仁元盯着那辆白色宝马车我没过去。之后因为被抓我也没再去盯过。5.被告人廖仁元供述：廖仁元在庭审中对跟踪被害人左某并拍摄能反映被害人左某行踪轨迹图片和视频的事实供认不讳。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其他证据有：1.搜查笔录：证明2019年4月30日，民警对被告人张荣浩的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某室进行了搜查，起获了一台黑色磐驰牌电脑主机和一本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民警对被告人张荣浩、任发、廖仁元居住地进行搜查，均未发现涉案物品。2.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照片：证明2019年3月7日，民警扣押被告人张荣浩持有的一部VIVO手机，一部三星手机，一部华为手机，一部pioneer手机，一部小米IPAD。2019年3月6日，民警扣押被告人任发持有的二部华为手机。2019年3月6日，民警扣押被告人廖仁元持有的一部VIVO手机。2019年4月30日，民警扣押被告人张荣浩公司内一台黑色磐驰牌电脑主机和一本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3.人员基本信息：证明被告人张荣浩、任发、廖仁元自然人身份信息。4.刑事判决书及释放证明书：证明被告人张荣浩因犯非法经营罪，于2010年12月17日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后于2014年3月26日减刑释放。被告人任发因犯非法经营罪，于2010年12月17日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5年10月15日被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四个月。5.公安机关到案经过及破案报告：证明公安机关抓获各被告人、破获本案的经过情况。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荣浩、任发、廖仁元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结伙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任发、廖仁元在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张荣浩在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故对其均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张荣浩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其不思悔改，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廖仁元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故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判决：一、被告人张荣浩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二、被告人任发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三、被告人廖仁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四、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五、随案移送物品依法处理。上诉人张荣浩的上诉理由为，2018年10月20日其收取张某2的人民币1万元系离婚法律咨询费，没有向张某2提供过他人住宿信息；一审判决量刑过重。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判认定张荣浩、任发、廖仁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事实是正确的。该事实有一审判决书中所列举的，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并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本院审核属实，亦予以确认。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张荣浩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张荣浩、原审被告人任发、廖仁元结伙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张荣浩能够如实供述部分犯罪事实，任发、廖仁元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廖仁元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对上述三人分别予以从轻处罚并对廖仁元适用缓刑。张荣浩系累犯，依法从重处罚。涉案扣押物品，依法一并处理。关于张荣浩所提2018年10月20日其收取张某2的人民币1万元系离婚法律咨询费，没有向张某2提供过他人住宿信息的上诉理由，经查，证人张某2证言与微信截图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张荣浩非法获取并提供他人个人信息的事实；所提一审判决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判根据本案事实并已充分考虑张荣浩所具有的量刑情节，对其在法律规定量刑幅度内判处的刑罚适当，上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根据张荣浩、任发、廖仁元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及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所作出的判决，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对涉案物品的处理亦无不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人张荣浩的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凯审判员 王洪波审判员 韩绍鹏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