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2432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魏益瑞，男，1973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邑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国权，男，197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郯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善，男，1944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郯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林（王文善之胞弟），男，1958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郯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军（王文善之女婿），男，197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原审被告：济南新恒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王文善，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琳，山东启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莉，山东启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益瑞、杨国权因与被上诉人王文善及原审被告济南新恒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金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191民初3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益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审庭审调查中，魏益瑞明确：一审判决结果没错，但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以《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驳回王文善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原因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王文善未提交证据证实本案所涉股东会召开时，魏益瑞不具有股东资格。而庭审事实是，新恒金公司举证了王文善和魏益瑞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有“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魏益瑞不再具有股东资格，不再享有公司股东权益”。并且在庭审中，新恒金公司代王文善提交后，魏益瑞举证证明该证据是伪造的，本案构成虚假诉讼罪时，主审法官以民事案件不审刑事案件为由，不允许当事人对此继续辩论，审判程序违法。因此，不是王文善未提交证据，而是主审法官未对该事实进行审理。所以，一审以《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驳回王文善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二、《协议书》是被法院不予采信、认可的证据，也是伪造的证据。由此亦可知本案是王文善以此虚构民事纠纷。该证据是2015年5月王文善在一审法院提起（2015）高商初字第268、270两案中使用的证据。并且经司法鉴定，该证据两页“不是一次性连续输出打印形成”，被法院不予采信、认可的证据。后又经济南市公安局要求，济南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批准，再次进行司法鉴定，得出魏益瑞持有的协议书两页是“同机一次性同时复制形成”；以及两人持有的协议书第二页上的四个人签字为“各同名签名分别是同一人所写”。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两份协议书的第二页是一致的，魏益瑞的第一页和第二页是一致的，王文善的第一页和第二页是不一致的。再结合张浩军证明的《协议书》是现场打印一份，复印一份后，四人分别签名，共两份的证词，王文善第一页是伪造的。并由两份《协议书》对比可知，伪造的内容是：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魏益瑞不再具有股东资格，不再享有公司股东权益。该证据既然是被法院不予采信和认可的证据，也既是该证据是不可信、不可用的证据。王文善用不可信、不可用的证据中的民事法律关系事实意图实现诉求，亦证明本案是王文善以此虚构民事纠纷。三、本案是原告王文善与被告新恒金公司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并构成虚假诉讼罪。1、本案原、被告恶意串通，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1）原、被告之间未出现应有的利益对抗关系。诉讼是因发生纠纷产生的，所以原、被告间应是利益对抗关系。但本案庭审中，被告不仅答辩同意王文善的主张，举证也是帮助原告证明，甚至代原告提交原告持有，并应由原告提交的证明魏益瑞不是公司股东的伪造的《协议书》证据。完全没有一点显现原、被告间应有的利益对抗关系。（2）新恒金公司代理律师明知故犯，有意帮助王文善。新恒金公司代理律师朱玉琳曾是王文善在268、270号两案中的诉讼代理人，作为一名具有律师资质的司法人员，其应完全清楚在本案中代王文善提交已不被法院采信、认可的证据是一种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然其仍明知故犯，代王文善提交该证据，显然是有意帮助王文善。2、本案是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的虚假诉讼，构成虚假诉讼罪。本案，王文善为实现诉求公司决议无效，采取伪造协议书证据的手段，捏造魏益瑞不是新恒金公司股东作为事实。由此产生了魏益瑞不是新恒金公司股东的民事法律关系争议。根据《民事案由规定》，该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且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的从纠纷。所以，本案案由应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也既是本案是王文善捏造魏益瑞不是新恒金公司股东的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民事纠纷。故本案的实质是王文善捏造股东民事法律关系，虚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根据《虚假诉讼罪司法解释》第一条：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第二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二）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所以，本案构成虚假诉讼罪。综上，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未对庭审中伪造证据的事实进行审理，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原告王文善与被告新恒金公司恶意串通，以诉讼的方式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虚假诉讼。因此，本案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驳回王文善的诉讼请求，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王文善辩称，一、魏益瑞主张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不应支持。在一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在法庭的主导下充分进行了举证、质证、辩论，法庭依法进行了调查。并根据查明的事实，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作出民事判决，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没有任何不当。二、魏益瑞主张本案是王文善虚构民事纠纷的虚假诉讼，构成虚假诉讼罪，不能成立。首先，本案是由于王文善不服公司股东会决议提起的公司纠纷诉讼，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魏益瑞、杨国权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是事实存在的，王文善提起诉讼是为了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存在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魏益瑞认为王文善虚构民事纠纷，构成虚假诉讼罪依法不能成立。其次，魏益瑞以公司代理人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书》，系伪造的证据，也不成立。魏益瑞仅凭《股权转让协议》的第1，2页不是一次性连续打印输出的鉴定意见，就认定魏益瑞捏造事实，伪造证据，是片面的主观臆断。按常理协议类打印材料存在多次校对修改，再次打印时为节省纸张，存在仅打印修改的页次，对于没有错误的不再重复打印情形，这没有任何不妥；魏益瑞所谓的鉴定结论，该意见不但没有确定《股权转让协议书》系伪造，而且在鉴定主文中还客观公正的说明该协议书“两页检材纸张特征基本一致，打印字迹排版特征未检出明显差异”，仅是“墨粉显微特征存在明显差异，页面底灰特征差异明显”。常识即可知道，打印机碳粉随着打印数量变化而变化，不是一次连续打印形成，碳粉墨迹变化，完全正常。魏益瑞依此鉴定结果推断协议第一页是伪造形成，完全不能成立。另外，魏益瑞所谓的第一、二页为一次形成的鉴定，系个人单方委托，王文善不予认可。其持有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页存在手写，同样也没有王文善的签名确认，且内容与股东会议纪要记录及股权转让的根本目的相悖，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依此就认定王文善持有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伪造。魏益瑞关于虚假诉讼的上述陈述情况，也曾向济南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报案。济南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立案调查，查明王文善没有犯罪事实，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高新（舜）撤案字【2019】4号《撤案决定书》，撤销了刑事案件。魏益瑞明知王文善不存在虚假诉讼的事实，在本案判决后，又提出上诉，属于魏益瑞、杨国权恶意串通，损害王文善权益的无理缠讼，也是对王文善的无端污蔑，不应支持。综上，魏益瑞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依法应当驳回其上诉。新恒金公司述称，一、魏益瑞主张本案是新恒金公司与王文善虚假诉讼，构成虚假诉讼罪，不能成立。本案是由于公司股东之一的王文善不服公司股东会决议提起的公司纠纷诉讼，魏益瑞做出股东会决议在前，王文善因为不服股东会决议提起诉讼在后，王文善的起诉是法律赋予公司股东的合法权利。庭审中，新恒金公司依法进行了答辩、质证、举证、辩论，新恒金公司的代理人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案件的有关事实，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处理案件，更是为了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存在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和王文善串通的情形。魏益瑞主张新恒金公司和王文善串通虚构民事纠纷，妨碍民事诉讼以及构成虚假诉讼罪不能成立。二、魏益瑞主张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根据查明的事实，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作出民事判决，程序合法，适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魏益瑞的上诉。杨国权述称，同意魏益瑞的上诉意见。杨国权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与魏益瑞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意见一致。王文善辩称，同对魏益瑞上诉的答辩意见。新恒金公司述称，同对魏益瑞上诉的答辩意见。魏益瑞述称，同意杨国权的上诉意见。王文善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3年5月10日作出的《济南新恒金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2.案件受理费由新恒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恒金公司于2006年10月2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系王文善，股东系王文善（持股比例45%）、杨国权（持股比例30%）、魏益瑞（持股比例25%）。公司章程第17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做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但股东会会议做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有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股东会应对所议事项的决议做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会议记录作为公司的档案材料予以保存。2013年4月8日，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接受杨国权、魏益瑞的委托，代理新恒金公司临时股东会的提议和召集事宜，并以特快专递和电话的方式向新恒金公司执行董事王文善和监事鲁通送达了律师函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因执行董事和监事不履行职责，2013年4月22日，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以特快专递方式送达了律师函通知王文善于2013年5月10日上午10点到会。庭审中，王文善认可其于2013年5月10日前收到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以及参加股东会的律师函。2013年5月10日上午10点，新恒金公司股东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并作出《新恒金公司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本次会议应到会股东3人，实际到会股东2人，系魏益瑞、杨国权，代表公司股东55%的表决权，股东王文善未到会，亦未委托他人代为出席。本次会议由股东魏益瑞召集和主持，会议议项由出席股东一致通过，做出如下决议：1.由于原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任期届满，并且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同意重新选举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2.选举魏益瑞为执行董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免去王文善执行董事职务，王文善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3.同意更换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等所有印章。4.同意并授权魏益瑞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5.同意并授权魏益瑞办理印章等更换事宜。另查明，2015年3月7日，魏益瑞向王文善出具《转股协议书解除通知》一份，通知因王文善未按期履行转股协议书，亦未协助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故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王文善于2015年5月22日将魏益瑞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魏益瑞于2015年3月7日作出的《转股协议书解除通知》无效，并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魏益瑞于2013年1月5日将其持有的新恒金公司的25%股权作价220万元转让给王文善，自协议签署之日起魏益瑞不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不再享有公司股东权益。经法院审理查明，王文善提交的协议书第1页与第2页并非一次连续形成，法院对王文善提交的协议书不予认定。并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2015）高商民初字第2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王文善的诉讼请求。因王文善不服该一审判决，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已经逾期，股权亦未能如约办理相关变更登记，协议之初约定主要义务双方均未实际履行，双方约定转让股权事宜付款及变更登记的期限已经远远超期，双方亦为此产生纠纷并诉至法院，相互之间失去应有的信任，合同目的亦不能实现。王文善主张魏益瑞于2015年3月7日发出的《解除协议通知》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2017）鲁01民终15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庭审中，王文善提交（2012）济民三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2013）鲁民三终字第207号民事判决、（2017）最高法民申779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各一份以及执行异议申请书、（2018）鲁01执异246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异议申请书、（2018）鲁执复352号执行裁定书、复议申请书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魏益瑞与杨国权恶意串通，损害新恒金公司和王文善的权益，且杨国权的股东权利存在瑕疵，应当回避股东会决议的表决。经审查，上述证据无法证明王文善主张的待证事实，且王文善的上述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的规定，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情形包括公司未召开会议、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以及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新恒金公司的公司章程第17条“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做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的规定。结合本案，魏益瑞、杨国权已于2013年4月8日委托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向王文善及监事鲁通分别送达了律师函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但王文善及监事鲁通收到律师函后未履行相应职责，故魏益瑞、杨国权于2013年4月22日向王文善送达了临时股东会参会通知。2013年5月10日，魏益瑞、杨国权召开临时股东会，经表决形成了书面的股东会决议。从形式要件来看,涉案股东会已经召开,且经表决形成了书面的股东会决议。王文善虽主张魏益瑞于2013年1月5日将其持有的25%的股权作价220万元转让给王文善，上述股东会召开时，魏益瑞已不享有股东资格，亦无权进行表决，但因王文善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亦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工商登记信息及公司章程显示公司股东仍系王文善、杨国权、魏益瑞，且王文善未提交证据证实本案所涉股东会召开时，魏益瑞不具有股东资格。据此，2013年5月10日，魏益瑞、杨国权召开临时股东会时，魏益瑞仍系新恒金公司的股东，并未丧失股东表决权。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系变更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决议,因魏益瑞、杨国权所持有新恒金公司的出资比例为55%，符合上述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通过比例。据此，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召开程序、出席人数、表决方式均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王文善主张确认2013年5月10日作出的《新恒金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王文善以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作出后未向其送达为由，主张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文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王文善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案由。王文善在一审起诉的主张是请求确认2013年5月10日作出的《济南新恒金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故本案的案由应当确定为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在诉讼中，新恒金公司提交《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证明魏益瑞的股东资格问题，进而来否定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因此，上诉人魏益瑞、杨国权称本案案由应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虚假诉讼问题。新恒金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和真伪问题已经另案一、二审法院认定，故本案引用已生效判决的结果来否定王文善的证明目的即可，即王文善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证据不足。且本案二审中，上诉人魏益瑞、杨国权的上诉请求是驳回王文善的诉讼请求，与一审判决结果一致。上诉人魏益瑞、杨国权在本案中提出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伪问题，本案不再予以审查。如果上诉人魏益瑞、杨国权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虚假，应当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综上，上诉人魏益瑞、杨国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魏益瑞、杨国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培森审判员  赵永先审判员  李平公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胡晓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