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3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鸿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柳泉路246号世纪商务中心319室。法定代表人：张会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涛，山东康桥（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信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阳信县阳城三路949号。法定代表人：孙迎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杰，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猛猛，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王贵生，男，1955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原审第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168号。负责人：刘学堂，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信支行，住所地：山东省阳信县阳城四路551号。负责人：赵军，该行行长。上诉人山东鸿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阳信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原审第三人王贵生、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信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阳信县人民法院（2018）鲁1622民初1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四个方面：一、王贵生对涉案资产是否享有处分权；二、王贵生与被告城建公司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三、被告城建公司对涉案资产使用权及所有权的取得是否属善意取得；四、原告的起诉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情形。对照上述四个方面焦点分析，原判对第一、二、三方面的认定都是错误的。一、王贵生对涉案资产不享有处分权。一审已经查明王贵生是受上诉人的委托参与竞拍、并且拍卖价款是上诉人支付的，所以实体权利应属于上诉人而不属于王贵生，王贵生也认可涉案资产的权利属于上诉人；至于成交确认书、不动产转让合同书、收款票据等只是权利归属的表征，而不是权利本身，且不论这些材料表征能否确认王贵生是真正的权利人，在王贵生自己都认可权利属于上诉人的情况下，显然不能认定王贵生有处分权，一审法院的观点适用法律不当；至于王贵生在实质上没有处分权的情况下，其对外处分涉案资产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如何，也就是无权处分行为的法律后果，那是本案第二和第三方面的焦点需要解决的争议，不是第一方面的争议焦点。因为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就是处分人无权处分，一审法院既在第一个焦点方面认定王贵生有权处分，又在第三个焦点问题方面认定被上诉人属善意取得，这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二、王贵生与城建公司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合同书无效。理由有二：第一、如上分析的第一方面的焦点，王贵生不享有资产处分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转让合同书签订时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但至今王贵生也没有取得处分权、没有经过权利人也就是上诉人的追认，所以该合同书至今没有发生效力。第二、在该转让合同书成立时，王贵生和城建公司均没有转让不动产的真实意思，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王贵生的真意是请魏国臣帮忙过户到上诉人名下，而被上诉人当时的意思仅仅是顶名（这由李新泉的谈话录音可以证实），故该合同书的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均没有转移不动产权属的真实意思，合同书显示的内容是虚假的意思表示，故该合同书无效。另外，一审判决书第17页中以王贵生为被上诉人出具了承诺书承诺资料真实作为理由认定合同有效，这显然是适用法律不当，任何当事人在签合同时当然都会承诺自己提供材料真实，这种承诺与合同是否有效的认定没有关联性，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被王贵生欺骗，可以向王贵生主张权利，与上诉人无关。三、城建公司对涉案资产使用权及所有权的取得不属于善意取得。理由如下：1、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是相互区分并独立的两个法律行为，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已经明确规定，该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所以即使认定被上诉人和王贵生签订了合同，即使认定其有效，也仅仅是在其双方之间产生了债权，而物权的取得需要单独的物权行为，也就是不动产登记行为。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审法院认为“鉴于本案的主要合同关系系长城公司与王贵生及王贵生与城建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上述两枚印章的真实与否并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这显然没有区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并且关于善意取得的时间点，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明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的“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指依法完成不动产物权转移登记或者动产交付之时。所以关于是否善意取得，要看被上诉人“取得”时是否善意，此“取得”之时也就是物权转移登记之时，这更明确了物权行为区分于债权行为的独立性，而本案中被上诉人物权登记时显然是恶意的。既然未经依法登记，那么被上诉人就不享有物权。2、被上诉人取得物权登记时显然是恶意的。经司法鉴定已经确认，登记档案中工商银行的印章是虚假的，故意造假骗取登记这当然是恶意的，包括在不持有权属证书原件的情况下去派出所报假警从而另办权属证书，这也显然是恶意。上述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如果这也能被认定为善意的话，那么还有什么行为才会被认定为恶意呢？另外，认为被上诉人是受了王贵生的欺骗、把责任推给王贵生的观点也不成立，被上诉人是物权登记的申请人而故意造假，王贵生是否对被上诉人作出过什么承诺不影响认定被上诉人申请登记时是恶意的。3、被上诉人根本就没有支付转让价款，所以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认定条件。除了王贵生的一纸收到条外，庭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交付资金的证据，庭审中王贵生一直否认收到过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考虑十年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付67.6万元的巨款却没有银行转账等付款凭证，这显然不可能，况且被上诉人还是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岂能如此儿戏！被上诉人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而从收到条的内容分析也不能认定被上诉人支付了转让价款。因为该收到条载明的收款时间是2009年9月20日，而被上诉人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时间是2009年9月17日，而此时被上诉人尚未向王贵生支付价款，在没收到钱的情况下王贵生不可能配合提供任何材料帮助被上诉人办理登记，所以仅从时间这一点就能够确认该收到条内容的虚假性，被上诉人必须就付款的时间、地点、方式等作出明确的陈述，且对该时间上的矛盾作出合理解释，法院应当查清具体付款的时间、方式和地点并审查被上诉人的解释才能确认，不能稀里糊涂地作出认定。另外，也不能依据公安经侦支队对王贵生的讯问笔录认定被上诉人已支付了价款。理由在于：（1）三次讯问笔录中均没有城建公司付款给王贵生的记载，即使在王贵生承认收到部分款项的笔录中，也仅仅说明是收了魏国臣和何某的款，魏国臣、何某与被上诉人是什么关系呢？没有理由认定是被上诉人支付了转让价款。（2）付款的次数和每次的时间、数额、地点、方式等均没有查明，这显然不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3）该讯问笔录是在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过程中形成，而该刑事案件并未向检察院移交起诉、早已终止，并没有经过法院审判，至今已八年多时间，说明公安机关都没有认定王贵生诈骗，该笔录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该笔录不是经过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且王贵生一直声称该证据公安机关是非法取得，所以不能当然认定其真实性，现在法院民事审判必须对笔录涉及的事实重新调查，王贵生和魏国臣、何某是收付款双方，在只有王贵生一方到庭，且庭审中一直否认收款，承担付款证明责任的魏国臣、何某均未到庭的情况下，法院的认定显然不当。三次讯问笔录中，前两次王贵生都否认收取了魏国臣、何某67.6万，而是只承认收取了16万打到法院的款，只有最后一次笔录中承认收了魏国臣45万元、何某应付22.6万实际交到法院16万，一审法院根据什么不认前两次笔录而只认最后一次笔录呢？这45万元和16万元具体是何时、何地、如何支付？王贵生对这些因素在笔录中的陈述属实吗？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王贵生签名的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不动产转让合同书》是如何签订的？双方各自的签章时间、地点、在场人等事实都没有查明，而根据王贵生与李新泉的谈话录音，证明李新泉并未与王贵生当面签订，被上诉人庭审中对该录音的质证意见是“代理人不知情，待庭下核实”，在其没有否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采信该录音的做法不符合证据规则。对于如此大额不动产的合同不当面签字盖章，证明了被上诉人当时并没有受让不动产的真实意思，正如其录音反映的仅仅是顶名。另外，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4号证据《证明》一份予以确认不符合证据审核认定标准，三个所谓证人马某、孙某、何某都未出庭，且何某明显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对《承诺书》予以确认也没有依据，王贵生明确否认该承诺书是其书写，被上诉人也没有申请笔迹鉴定。四、一审判决书第18页中将上诉人在（2010）阳民一民初字第321号案件中的和解行为，作为认定被上诉人善意取得的理由，这也是错误的，此案是在被上诉人非法取得了土地登记之后近一年的时间，取得行为早已完成，该案与被上诉人是否善意取得根本无关。另外上诉人当时之所以承诺不再向城建公司主张权利，是基于被上诉人的虚假陈述而以王贵生构成诈骗为条件，但是事后证明王贵生并未构成诈骗，该条件不成就，所以上诉人当时的承诺不发生效力。五、一审以被上诉人“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已经物权登记达十年之久”为理由作出本案判决，亦明显不当。其物权登记是通过伪造印章等非法取得的，不能因为时间久就认定其合法，何况上诉人一直在主张权利，案涉土地和房产也一直没有在被上诉人管理之下。缴纳土地出让金也是以非法的登记为基础，不能用缴纳出让金这个结果来推翻非法登记这个原因，因果关系不容倒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并予以改判。城建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明确认识到物债二分原则的存在，整个案件中上诉人并未取得涉案不动产的相应物权，其与各方存在的仅是债权关系。上诉人于2010年在阳民一初字第321号案件中已经与被上诉人就涉案不动产的取得问题达成和解，收取了被上诉人的相应费用，当时涉案不动产已经登记到被上诉人名下，其之后再无权进行相应的主张。鸿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位于阳信县城南端济埕公路东侧（原阳信县东都家具厂）合计面积7906.10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阳国用（99）字第624号、阳国用（09）第986号】归鸿祥公司享有，该地上的房屋所有权（1997年11月14日山东省城镇公房所有权证字第××号）归鸿祥公司所有；2.城建公司及各第三人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将诉讼请求第1项所述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到鸿祥公司名下。3.城建公司赔偿损失以676000元为基数、每日按万分之1.75计算，自2007年11月23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止（暂计至2018年7月9日为458885.7元）；4.诉讼费用由城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1月26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甲方）与第三人王贵生（乙方）签订（2007）中长资（济滨）不动产转字第01号不动产转让合同，主要内容为：本次通过拍卖方式转让的标的物为阳信县东都家俱有限公司用于抵顶工商银行阳信县支行贷款的抵债资产，位于阳信县南段济埕公路东侧的房地产，分别为1999年7月颁发的阳国用（99）字第62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7901.6㎡、1997年11月14日颁发山东省城镇公房所有权证字第××号房权证项下的房产2737㎡，上述资产均登记在中国工商银行阳信县支行名下。因幸福一路拆迁改造被拆除部分不含在转让标的内。王贵生就受让该不动产应向甲方支付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5万元，在2007年11月26日前，将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帐户或通过山东信和拍卖有限公司将价款转交甲方。2007年11月21日，鸿祥公司作为付款人向山东信和拍卖有限公司电汇付款62.6万元。山东信和拍卖有限公司于2007年11月22日向付款单位即原告出具号码为00326458、经营项目为拍卖品、成交金额65万元、服务费金额2.6万元，总额共计67.6万元的发票。2009年9月23日，阳信县人民政府针对上述不动产合同中涉及的土地也即本案争议土地颁发了阳国用（09）第98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记载土地使用权人为城建公司；座落阳信县；地号为100-21-02；地类（用途）为住宅；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2079年9月22日；使用权面积为6653.1㎡。城建公司依法补缴了相应的土地出让金。2010年7月30日，一审法院以（2010）阳民一民初字第321号立案受理鸿祥公司就涉案土地以城建公司、王贵生为被告提起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鸿祥公司请求确认2009年9月10日城建公司与王贵生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合同书》无效并请求城建公司返还涉案土地。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鸿祥公司与城建公司于2010年11月29日在庭外达成和解协议，约定：阳信城建公司鉴于鸿祥公司因委托王贵生办理与本案相牵连的事务客观上遭受一定损失，自愿给予鸿祥公司补偿30万元，于协议达成后支付。该项补偿与王贵生应就委托关系向鸿祥公司承担的民事责任无关。鸿祥公司收到补偿款后立即向阳信县人民法院撤回（2010）阳民一民初字第321号民事案件，并承诺此后就本案事实与阳信城建公司再无争议，不再就涉案土地使用权向阳信城建公司主张权利。阳信城建公司在鸿祥公司通过刑事或民事诉讼追究王贵生责任的案件中应如实向司法机关提供王贵生收取其土地使用权转让费收据等相关证据。鸿祥公司据此于同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上述民事案件，同时出具《声明》一份，承诺已向一审法院就所涉民事案件申请撤诉并承诺此后不再就本案事实及涉案土地使用权向阳信城建公司提出任何权利主张。一审法院于同日出具（2010）阳民一民初字第321-2号民事裁定，准予鸿祥公司撤回起诉。2011年10月9日，城建公司在《滨州日报》遗失声明，记载证号为阳国用（09）第986号土地使用证丢失，声明作废。2011年12月12日，阳信县人民政府根据城建公司的补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申请，颁发阳国用（2011）第19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人为城建公司。2017年1月17日，鸿祥公司以阳信县人民政府为被告，以城建公司、王贵生为第三人诉至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阳信县人民政府为阳信县城建公司颁发的阳国用（09）字第98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7）鲁16行初15号行政裁定书，以鸿祥公司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鸿祥公司的起诉，并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7）鲁行终219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7月18日，鸿祥公司以城建公司为被告并将王贵生、长城公司、工商银行列为第三人再次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案由应为物权确认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第三人王贵生对涉案资产是否享有处分权；二、王贵生与城建公司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合同书是否合法有效；三、城建公司对涉案资产使用权及所有权的取得是否属善意取得；四、鸿祥公司的起诉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情形。关于王贵生对涉案资产是否享有处分权的问题，第三人长城公司将其合法受让的涉案资产以拍卖的方式转让给王贵生，并与王贵生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及不动产转让合同各一份，均载明王贵生为买受人，山东信和拍卖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票据上虽然载明交款单位为鸿祥公司，但这不影响王贵生作为合法受让人所享有的对涉案资产的处分权利。关于王贵生与城建公司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合同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王贵生在其与城建公司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合同书上的签名及其出具的收到转让款的收到条中收款人的签名已经鉴定为其本人所签，且王贵生在其出具的承诺书中承诺，其与城建公司签订合同过程中，所提供的合同书、收据等（包括其与工商银行滨州支行签订的合同）所有资料均为真实的，其向长城公司购买涉案土地的资金是其个人筹借的，与他人无关，该土地其有完全的处置权，如有虚假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在该承诺书上签名确认。王贵生在第二次庭审中辩称的其在上述材料中的签字并不知道内容，系喝醉酒后所签，因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对其该抗辩不予采信。王贵生受让涉案资产后对涉案资产享有处分权，其与城建公司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城建公司在支付相应的对价以后依法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的所有权，并经阳信县人民政府依照法定程序向其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关于城建公司对涉案资产使用权及所有权的取得是否属于善意取得的问题，鸿祥公司与王贵生签订的协议书即使是真实的，也应当是其与第三人王贵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据此主张对涉案土地及地上附属物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证据不足。即使鸿祥公司与第三人王贵生之间确实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因王贵生与城建公司签订不动产转让合同书时未向城建公司披露其与鸿祥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城建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且该对价在当时相对合理，故城建公司对涉案资产的取得应为善意取得。鸿祥公司在起诉（2010）阳民一民初字第321号案件后，在庭外与城建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在城建公司向其支付30万元补偿款后承诺此后就本案事实与城建公司再无争议，不再就涉案土地使用权向城建公司主张权利。鸿祥公司既已承诺不再就涉案土地使用权向城建公司主张权利，却再次就涉案资产以城建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城建公司对涉案资产的使用权及所有权的取得属于善意取得，且依法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已经物权登记达十年之久，鸿祥公司就涉案标的主张物权确认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基于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其第二、三、四项诉讼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其所主张的权利及损失可循其他途径另行解决。虽经鸿祥公司申请，法院依法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阳信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第六页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的公章与法院依鸿祥公司申请调取的该行提供的公章印模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两枚印章不一致，城建公司庭审中所举的以长城公司名义出具的证明一份上面所加盖的长城公司济南办事处的公章与长城公司济南办事处与王贵生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合同中加盖长城公司济南办事处的公章不一致，但鉴于本案的主要合同关系系长城公司与王贵生及王贵生与城建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上述两枚印章的真实与否并不影响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关于鸿祥公司的起诉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1、后诉和前诉的当事人相同；2、后诉和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的。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这就是“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在本案中，鸿祥公司虽在（2017）鲁16行初15号案件及（2010）阳民一民初字第321号案件中均就涉案资产主张过实体权利，但（2017）鲁16行初15号案件以鸿祥公司超出诉讼时效为由裁定驳回鸿祥公司起诉，（2010）阳民一民初字第321号案件，鸿祥公司与城建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在庭外达成了和解协议，鸿祥公司申请撤诉，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在该两案中法院对鸿祥公司关于涉案土地及地上附属物所主张的权利均未作出实体性处理，故鸿祥公司在本案中的起诉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一事不再理的情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鸿祥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阳信县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山东鸿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50元，保全费3770元，鉴定费18200元由山东鸿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王贵生对涉案资产是否享有处分权；2.城建公司对涉案资产的取得是否属于善意取得。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鸿祥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其与王贵生签订的协议书，且王贵生自己承认受鸿祥公司委托拍下涉案土地，应认定鸿祥公司与王贵生成立委托代理关系，王贵生在委托范围内所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果有委托人承受。王贵生未取得涉案资产的所有权，不享有对涉案资产的处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因王贵生与城建公司签订不动产转让合同书时未向城建公司披露其与鸿祥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城建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且该对价在当时相对合理，故城建公司对涉案资产的取得应为善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条之规定，“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已经在行政诉讼中申请一并解决上述民事争议，且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除外。”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7）鲁行终2193号行政裁定书已经对鸿祥公司主张的涉案资产登记不合法的理由进行审理，不动产登记是否合法不属于本案的二审审理范围。《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鸿祥公司在起诉（2010）阳民一民初字第321号案件后，在庭外与城建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在城建公司向其支付30万元补偿款后承诺此后就本案事实与城建公司再无争议，不再就涉案土地使用权向城建公司主张权利。鸿祥公司既已承诺不再就涉案土地使用权向城建公司主张权利，却再次就涉案资产以城建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虽然认定王贵生对涉案资产有处分权不妥，但认定城建公司对涉案土地属于善意取得并无不当。上诉人鸿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上诉人山东鸿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峰审判员  吴金魁审判员  李海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李笑冉书记员韩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