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5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桂红，女，196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大兴兴海学校教师，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风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营业场所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华英园9号5021室。负责人：邢晓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碧飞，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桂红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15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姜桂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风涛、北京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桂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北京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北京银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程序，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北京银行一审提交的工作证明并非姜桂红提供。虽然姜桂红一审庭审中认可该工作证明的真实性，但姜桂红庭后回忆，北京银行出示的这份工作证明并非是姜桂红本人提供的。姜桂红从始至终只开具过一次工作证明，该工作证明不但有学校的公章，且有学校校长的亲笔签名，已在此前申办其他信用卡时提供给了其他银行。至于申办案涉信用卡时，姜桂红并未提交工作证明，也未授权他人提供。庭后姜桂红发现记忆错误后曾及时找到一审法官请求予以纠正，但未得到支持。如果该份工作证明系案外人侯希良伪造，且姜桂红不知情，则案涉信用卡应属侯希良弄虚作假取得，且在该环节中，姜桂红与北京银行均系受骗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该信用卡合同应属无效。而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过错方即侯希良承担相应的责任。2.北京银行提交的交易明细不能作为认定欠款数额的合理凭据。首先，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第一项的规定，发卡银行向持卡人提供的银行卡对帐单应当列出交易金额、帐户余额（贷记卡还应列出到期还款日、最低还款额、可用信用额度），而北京银行提交的交易明细体现的只是归总后的最终欠款金额，至于每个结算周期所对应的欠款额、可用额度等并未显示，致使案涉信用卡的欠款金额的累加过程无从体现。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北京银行认可新卡未激活，其主张的信用卡欠款是2018年之前交易产生的”，但是据交易明细显示，案涉信用卡2018年2月2号曾发生一笔18575元的交易，由此表明北京银行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二、北京银行对损失的发生存在严重过错。1.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发卡银行应当遵守下列信用卡业务风险控制指标：（一）同一持卡人单笔透支发生额个人卡不得超过2万元（含等值外币）。而通过北京银行提交交易明细看，单笔超过2万元的交易至少30多笔，其中2013年4月6日，单笔交易额竟然达到了80050元，不但严重违反了《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而且极大的增加了银行的资金风险，由此表明北京银行在信用卡管理过程中具有重大疏漏。2.案涉信用卡并非于北京银行的办公场所办理，申办当天，姜桂红在侯希良的带领下来到一个陌生场所，在一个陌生女子的提示下在申请表中填写了部分内容，其余内容则全部处于空白状态，整个过程极为短暂，姜桂红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申办过程，甚至连陌生女子的身份都无从知晓，至于办卡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应当尽到的审查、告知、风险提示等环节根本就不存在，由此说明北京银行的信用卡发放流程不规范，未能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北京银行在信用卡发放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管理上的疏漏，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于本案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一审判决判令姜桂红承担全部损失是不公平的。三、本案已涉及刑事犯罪，应当中止审理。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2018年6月28日出具的受案回执可以确认，关于姜桂红举报侯希良信用卡诈骗一案，公安机关已立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本案应当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本案中，嫌疑人侯希良并非是在姜桂红申办信用卡后单纯的欺骗姜桂红以诈取透支款，而是在办卡前便虚构事实骗取姜桂红的信任，致使姜桂红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配合侯希良办理信用卡，同时在申办过程中，不排除侯希良擅自伪造学校印章、出具虚假证明的可能，从而为姜桂红取得信用卡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侯希良的诈骗行为是贯穿了办卡的前后整个环节的，他的诈骗对象既包括姜桂红也包括北京银行，因此侯希良的犯罪行为与本案是基于同一事实的同一法律关系。考虑到个中关键情节有赖于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且侦查结果将决定各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及过错程度，因此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不仅决定了本案诉争的法律责任存在与否，同时还直接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综上，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公安机关的受案回执等客观事实，在上述事实尚未查清的情况下，请求法院驳回北京银行的起诉，或依法中止本案的审理程序，待相关事实查清后再继续审理本案。此外，姜桂红调取了一份学校的公积金调查表，有学校公章原件，经与一审中的工作证明比对，其上学校的公章并不一致，因此工作证明系虚假的。姜桂红并提出申请对工作证明上的学校公章进行鉴定。北京银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姜桂红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认可工作证明等证据的真实性，然而姜桂红在没有提出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又对其自认的证据和事实予以否认，显然不符合上述规定。况且通过本案其他的证据和姜桂红的陈述，姜桂红和北京银行中的任何一方，在签订案涉信用卡合同时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中的欺诈、胁迫的情形。至于非案涉信用卡合同的相对方是否有欺诈、胁迫姜桂红的行为，则不影响涉案信用卡合同的效力。2.北京银行在一审中提交的交易明细中的交易日期、交易金额以及交易描述等信息，足以轻易地计算出欠款总额。姜桂红对交易明细提出质疑，但并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此外，姜桂红还混淆了对账单和诉讼证据这两个概念，北京银行使用交易明细作为诉讼证据并不违反《银行业业务管理办法》关于对账单的相关规定。此外，姜桂红的信用卡旧卡于2018年2月底到期，一审判决中对于“信用卡欠款是2018年之前交易产生的”描述，其本意是“信用卡欠款是2018年旧卡到期之前交易产生的”，这也正好与前半句“新卡未激活”的情况相对应。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姜桂红申办案涉信用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交易明细的真实准确性已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至于姜桂红主张的怀疑、存疑，本质上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证明标准不适用于民事诉讼。二、北京银行没有违约，也无过错。1．《银行业业务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且该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对银行控制其自身业务风险的要求，不能用来约束姜桂红和北京银行之间的涉案信用卡合同。姜桂红的单笔交易额在其信用卡的可用额度内，北京银行不存在任何过错。2.姜桂红主张北京银行信用卡发放流程不规范，未能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但没有提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相反，从北京银行一审中提交的关于姜桂红工作证明、社保卡、教师资格证以及房屋所有权证等证据来看，北京银行信用卡发放流程规范、审查严格。三、其他案件不影响本案。现有证据表明，姜桂红对其办理信用卡的行为是明知的，姜桂红自愿以申请人的身份申请、使用涉案信用卡，本案的信用卡合同合法、有效，姜桂红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姜桂红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本案的信用卡法律关系，本案也无须等待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姜桂红与他人之间的法律纠纷应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姜桂红的上诉请求。北京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姜桂红偿还北京银行截至2019年2月18日的信用卡欠款共计89928.55元，以及自2019年2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2.诉讼费用由姜桂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北京银行主张姜桂红于2013年向其申请办理信用卡，其提交的北京银行尊享白金卡申请表载明，申请人姜桂红，手机号136XXXXXXXX，现住宅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分钟寺XXX，现单位名称北京市大兴区兴海学校，信用卡及账单寄送地址为住宅地址，申请人确认栏载明以下手抄字样：“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约的各项规则”，主卡申请人处有姜桂红的签字。该申请表后附《北京银行尊享白金信用卡领用合约》（以下简称《领用合约》），载明以下主要内容：信用卡仅限持卡人本人使用，转借或以其他方式交由他人使用信用卡，均视为违约；持卡人应当对其账户下信用卡发生的所有应付款项负偿还责任，使用信用卡产生利息的，利息按日息万分之五计算，按月计收复利；未按约定还款的，按每期最低还款额未还款部分的5%计收滞纳金；年费、利息、手续费、超限费、滞纳金等相关费用，北京银行通过北京银行信用卡网站等方式予以公布的费率表执行；北京银行对本合约进行条款修改或增减/变更服务内容、方式、收费项目及费率标准的，北京银行将通过其北京银行信用卡网站或北京银行营业网点进行公告，公告期满即于公告确定的实施日期正式生效。2016年11月，北京银行在其网站上发布《北京银行信用卡中心关于收费项目变更的公告》，该公告载明：北京银行拟于2017年1月1日起，对于逾期未还款行为取消收取信用卡滞纳金，另行收取违约金。违约金按照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收取，最低收取10元。北京银行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姜桂红向其申请信用卡时提交的财产证明，包括，姜桂红的北京市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证书，载明姜桂红职务名称为小学高级教师、工作单位是大兴区兴海学校；姜桂红的社会保障卡复印件；北京市大兴区兴海学校开具的姜桂红的工作证明，姜桂红的身份证复印件，民生银行信用卡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姜桂红认可前述材料的真实性，称在办理其他银行的信用卡时交给过其他银行，忘记是否给过侯希良。二、北京银行审核同意后，向姜桂红核发卡号为×××的信用卡。北京银行主张，截至2019年2月18日，姜桂红欠付信用卡欠款共计89928.55元。三、2018年3月8日，姜桂红拨打北京银行客服电话，因其名下的北京银行信用卡到期，因此要求续卡。一审庭审中，姜桂红称当时其收到了光大银行的催款电话，说欠了约30万元的贷款（姜桂红称该贷款也是应侯希良的请求帮忙办理的），侯希良让姜桂红弄点钱，不然银行和法院会找姜桂红，侯希良亦向姜桂红承诺会卖房偿还姜桂红欠付的金融贷款和信用卡欠款。2018年姜桂红未收到过北京银行寄发的新卡，也未激活，北京银行认可新卡未激活，其主张的信用卡欠款是2018年之前交易产生的。四、2018年6月28日，姜桂红向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报案称被信用卡诈骗。五、一审庭审中，关于涉案信用卡的办理、激活以及使用情况，姜桂红与北京银行作如下陈述：姜桂红认可信用卡申请表中主卡申请人处“姜桂红”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申请表载明的136XXXXXXXX是其本人手机号，但住宅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分钟寺XXX并非其本人地址，是银行业务员让其填写的地址。2013年姜桂红未收到过信用卡，也没激活过。姜桂红当时应侯希良的要求办理了多张信用卡，具体也不太清楚。有一年光大银行的工作人员找到姜桂红要求其偿还贷款，姜桂红才知道名下有5张信用卡，这5张信用卡都是帮着侯希良在同一天办理的，姜桂红激活过信用卡，但是激活的是哪张信用卡记不清了。姜桂红接到过银行的催款通知，但是没注意看就删除了。侯希良曾拿着姜桂红的身份证，手机号有没有给过侯希良记不清楚了。北京银行称，案涉信用卡于2013年2月22日被激活，激活方式是电话自动语音激活，需要使用持卡人预留的手机号码拨打客服电话，再自行操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姜桂红是否应当对涉案信用卡的欠款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从信用卡的申办来看，姜桂红以本人名义填写信用卡申请表并提交相应资信材料向北京银行申请办理信用卡，北京银行经审核向其核发信用卡，双方成立信用卡合同关系，均应当按照《领用合约》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姜桂红认可申请表上136XXXXXXXX的手机号是其本人的手机号，虽然卡片邮寄地址并非其本人地址，但是北京银行按照姜桂红签字确认的信息邮寄信用卡，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姜桂红虽未明确案涉信用卡是本人激活，但是根据一般的信用卡的激活流程，激活信用卡需要使用持卡人预留的手机号，需要验证信用卡卡片信息以及持卡人身份信息，该手机号及验证信息亦仅能由姜桂红掌握，即使该信用卡并非姜桂红本人激活，实际激活信用卡的案外人也需要掌握姜桂红的手机号以及身份信息，该信息的取得渠道以一般的经验而言，应当是姜桂红本人告知，姜桂红亦应当承担激活信用卡的法律后果。从信用卡的使用来看，一审庭审中，姜桂红认可其帮助侯希良办理信用卡，也认可该信用卡一直由侯希良使用，由此，侯希良使用信用卡的行为经过姜桂红的授权，由此产生的信用卡的还款责任，应当由姜桂红承担。姜桂红亦以被信用卡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无论侯希良使用姜桂红信用卡的性质如何，姜桂红与侯希良之间的法律关系均不影响姜桂红在涉案信用卡项下的还款责任。姜桂红因侯希良使用信用卡所致的财产损失，可另行向侯希良主张。综上，北京银行提出的姜桂红偿还信用卡项下欠款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判决：姜桂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截至2019年2月18日的信用卡欠款共计89928.55元，并按照《北京银行尊享白金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支付上述款项自2019年2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及违约金。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北京银行于庭审中确认其主张的信用卡欠款是2018年2月底旧卡到期之前交易产生的。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本案中，案涉信用卡系由姜桂红填写申请表并提供相关材料向北京银行申请，北京银行依约向其发放信用卡，姜桂红与北京银行之间成立信用卡合同关系。姜桂红主张该合同系受案外人侯希良欺诈订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情形，但侯希良并非信用卡合同关系的一方，姜桂红亦未能提供北京银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且损害国家利益的证据，故对姜桂红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姜桂红提出工作证明系案外人侯希良伪造并提出对工作证明上的学校公章进行鉴定的申请，因该主张并不影响姜桂红以自己名义办理信用卡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影响姜桂红本人签署信用卡申请表的事实成立，故姜桂红有关公章鉴定的申请，与本案合同效力认定无直接关联，本院对姜桂红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其次，姜桂红自认姜桂红系应案外人侯希良要求帮忙代办信用卡，涉案信用卡系由侯希良使用。姜桂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以自身名义帮他人办理信用卡并交由他人使用，其自身仍应承担信用卡使用的法律后果。虽然姜桂红主张北京银行留存的办理信用卡的材料并非姜桂红提供，且其中的工作证明亦可能存在由侯希良造假的嫌疑，姜桂红2013年并未收到并激活信用卡，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但是结合信用卡申请表系由姜桂红本人填写、留存电话系姜桂红本人电话及2018年3月8日，姜桂红拨打北京银行客服电话以案涉信用卡到期为由要求续卡的行为，表明姜桂红完全许可和放任他人使用以姜桂红名义所办理的案涉信用卡，即使姜桂红不知晓案涉信用卡的具体使用情况，也不影响其承担案涉信用卡透支所产生的还款责任。姜桂红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侯希良是否涉嫌刑事犯罪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亦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姜桂红关于本案应当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的主张，本院亦不予以支持。最后，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北京银行主张的欠款均发生在案涉信用卡到期前，一审法院据此支持北京银行要求姜桂红支付89928.55元欠款及相应利息和违约金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姜桂红上诉提出北京银行的交易明细欠缺每个结算周期所对应的欠款额、可用额度等内容。但证明己方履约行为属姜桂红应完成的举证责任，现姜桂红仅提出北京银行的交易明细存在问题却无证据证明其自身使用信用卡透支款项及还款的具体情况，应属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姜桂红还提出北京银行对损失产生存在过错，姜桂红不应承担全部损失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姜桂红申领信用卡，理应信守信用卡《领用合约》，履行还款义务，姜桂红所述北京银行的过错是否属实均与姜桂红承担合同义务没有直接关联，故姜桂红此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姜桂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48元，由姜桂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珊审 判 员 李丽审 判 员 郭菁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姜源书 记 员 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