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16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文春，男，1992年2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玲，辽宁学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利，男，1984年6月20日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万良，男，1965年2月16日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建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翠芳，女，1962年8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建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雨桐，女，2012年2月15日生，汉族，学生，住大连市普兰店区。法定代理人：王立利(王雨桐父亲)，男，1984年6月20日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民，大连市普兰店区正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于文春因与被上诉人王立利、程万良、马翠芳、王雨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4民初6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于文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玲，被上诉人王立利、程万良、马翠芳、王雨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文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本案的案由应为合同纠纷，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是被上诉人已从保险公司得到足额赔偿后，又与上诉人签订《调解协议书》、《欠条》、《谅解书》，是从要约到承诺的过程，完全符合《合同法》对于合同成立并生效的规定。所以，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给付精神损害费用应为基于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合同纠纷，而非侵权法律关系。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处理本案错误。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承担责任，最终的给付数额应是3万元及利息，而非6万元。其次，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谅解书》是对《欠条》实质内容的变更，上诉人无需承担向被上诉人给付任何款项的义务。《谅解书》最后一段记载：“刘某所有继承人王立利、王雨桐、程万良、马翠芳谅解于文春造成此次事故的一切行为，不再追究于文春一切法律责任”，被上诉人在《谅解书》上签名确认，也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因此，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成立的时间先后，应确定以最新、最后一个合同协议确定的内容为准。再次，一审法院避而不谈《谅解书》的法律性质，对《谅解书》上的条款最终确认的数额只字未提不符合法律规定。如果说被上诉人对调解书最终确认的数额不予认可，认为上诉人还欠3万元精神损害费用未给付，应将该事项以条款形式约定在谅解书中。最后，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并未将欠条作为证据提交，是被上诉人的两份证据存在不相同之处，上诉人为了让被上诉人对两份相互矛盾的证据做出合理的解释，在庭审结束后提交的，一审法院认定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错误。事件发生后，保险公司己按法律规定给予被上诉人足额赔偿，死者在本次事故中也承担一定的责任，上诉人为其行为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受到了严厉的刑事惩罚，被上诉人在得到保险公司赔偿的款项外，上诉人又给予84700元的赔偿款项，足以填补其行为给予死者家属造成的痛苦。王立利、程万良、马翠芳、王雨桐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服从一审判决。关于案由问题，假设案由错误，也不会导致审判结果错误，而且上诉人的观点也不成立。上诉人认为谅解书的行为是对欠条实质内容的变更，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谅解书》和《欠条》是两个不同的民事行为，二者之间无冲突和矛盾之处，欠条并非被害人家属要求上诉人赔偿，而是上诉人自愿赔偿，故不能认定欠条是对谅解书的一种变更，且上诉人在法定的期限内并没有提出撤销或变更，欠条内容已经依法成立，应当依法履行。王立利、程万良、马翠芳、王雨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给付赔偿费陆万元整；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18日18时8分许，被告驾驶辽Ｂ×××××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城八线由东向西行驶至该线16km+852m处，与同向前方刘某驾驶的无牌照二轮摩托车相撞，致使摩托车驾驶人刘某当场死亡。本次事故经大连市公安局普兰店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与前车未保持安全距离，超速（38%）行驶，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某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照机动车，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2018年2月12日，四原告与被告签订（2018）道调字第045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均同意普兰店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普公交认字【2017】第002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刘某因此次交通事故死亡产生的所有经济损失首先由于文春驾驶的辽Ｂ×××××号车辆所承保的保险公司负责理赔，具体数额以保险公司理赔数额为准，保险公司理赔款由继承人王立利、程万良、马翠芳领取。3.除保险公司理赔以外，于文春再付给刘某所有继承人王立利、王雨桐、程万良、马翠芳人民币8470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34700元，剩余50000元于本协议签订之日付清。4.此次事故纠纷调解终结后，刘某所有继承人王立利、王雨桐、程万良、马翠芳不再要求于文春赔偿任何经济损失，并对于文春的肇事行为表示谅解。原告马翠芳、王立利、程万良于当日为被告出具谅解书，认为对于刘某的死亡，肇事司机于文春向家属表示深切的歉意，并积极协商经济赔偿，谅解于文春造成此次事故的一切行为，不再追究于文春一切法律责任。同日，被告于文春为原告出具欠条，内容为：欠款人于文春（身份证号2102131992××××××××）欠王立利精神赔偿费人民币叁万元整。双方约定还款日期为2018年11月1日。如到期于文春不偿还欠款，将双倍赔偿该笔费用陆万元整。于文春还款时，马国树（身份证号1504291956××××××××）必须在场。本欠条一式三份，于文春、王立利、马国树一人一份，均为于文春签字摁手印的原件。2018年6月5日，大连普兰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214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文春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另，原告王立利系刘某丈夫，原告程万良系刘某继父，原告马翠芳系刘某母亲，原告王雨桐系刘某女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四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赔偿偿款60000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首先，被告于文春为原告王立利出具的欠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的。被告辩称该欠条系原告亲属胁迫签订，签订欠条后出具了谅解书，但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系受胁迫签订该欠条，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被告于文春庭审时陈述，先与原告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之后其为原告出具欠条，最后原告为其出具《谅解书》，故该欠条应为被告于文春为取得四原告的谅解、减轻刑事处罚，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之外，另行自愿给付四原告的民事赔偿款。被告于文春只有按照欠条约定于2018年11月1日向四原告支付精神赔偿费30000元，亦或是其到期未支付该笔款项，双倍支付该笔费用60000元，才能填补被告于文春的肇事行为对四原告造成的痛苦，取得四原告的谅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于文春的侵权行为造成刘某的死亡，给其近亲属即四原告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且被告于文春已为四原告出具了欠条，承诺给予四原告精神赔偿费，故本案与违约责任有本质的不同，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不应适用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最后，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本案系被告于文春为取得四原告的谅解自愿为四原告出具欠条，承诺给予四原告民事赔偿款，在其未按期支付后，四原告有权利按照被告于文春在欠条中承诺的双倍赔偿60000元主张权利，故对被告辩称的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于文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王立利、程万良、马翠芳、王雨桐赔偿款6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于文春负担，被告于文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王立利、程万良、马翠芳、王雨桐在二审庭审中确认本案系侵权法律关系，案涉款项是基于交通肇事侵权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认定上述事实有二审庭审笔录在案为凭。本院认为，首先，大连市公安局普兰店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于文春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刘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故于文春对刘某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亦应由于文春承担。其次，《人民调解协议书》、《欠条》、《谅解书》系同一天签订或出具，均是于文春为了取得四被上诉人的谅解，以减轻刑事处罚而签订或出具的。《谅解书》虽然签订在《欠条》之后，但《欠条》中记载的赔偿内容与《谅解书》记载的赔偿内容不一致，《谅解书》的内容并未包含《欠条》中的内容，《谅解书》亦不能认定为是对《欠条》内容的变更；再次，《欠条》系于文春与被上诉人针对刘某死亡导致其精神痛苦而形成的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约定，2018年3月11日给付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未按期给付需支付6万元的约定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就此内容双方均应依照约定履行；于文春未按约定期限支付3万元，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于文春按照《欠条》约定承担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一审判决据此判决于文春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对于文春提出本案法律关系的问题，四被上诉人明确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侵权法律关系，且四被上诉人主张的款项为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于文春以欠条的形式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但不影响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侵权法律关系的认定，一审法院确认本案的案由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并据此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对于文春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于文春提出的其他上诉主张无事实或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于文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于文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司玉峰审判员  郑福一审判员  金 艳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徐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