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26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剑钊，男，198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海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颖文，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彝林，男，195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莉丽，女，196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锴，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剑钊因与被上诉人戴彝林、陈莉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7民初7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剑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其于2017年1月18日向戴彝林交付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565,000元，其中1,000,000元为还款，565,000元为借款，故根据之后其向戴彝林的还款情况，其已还清全部借款。另被上诉人系职业放贷人，其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利息远高于法律规定的利息，故一审法院不应支持被上诉人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戴彝林、陈莉丽共同辩称，上诉人所述并非事实，其已找到上诉人2017年借款时出具的借条，且上诉人于2017年8月23日向其发送短信亦确认借款2,100,000元的事实，而其并非职业放贷人，故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戴彝林、陈莉丽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刘剑钊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757,453.42元。二、刘剑钊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其支付上述借款的逾期利息(其中以本金5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8日起算，以本金6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6日起算，以本金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30日起算，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彝林与陈莉丽系夫妻关系，戴彝林与刘剑钊系朋友关系。2017年1月17日、2月15日、4月29日，戴彝林分别向刘剑钊转账500,000元、600,000元、830,000元。2017年8月23日，刘剑钊向戴彝林出具《借条》三张，分别载明“兹有本人刘剑钊因业务需要，特向戴彝林借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按刘剑钊提供农行卡号……汇出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借期为6个月，即归还本金。出借人戴彝林借款人刘剑钊2017年1月18日……”、“兹有本人刘剑钊因业务需要，特向戴彝林借人民币陆拾万元整，按刘剑钊提供农行卡号……汇出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借期为6个月，即归还本金。出借人戴彝林借款人刘剑钊2017年2月15日……”、“兹有本人刘剑钊因业务需要，特向戴彝林借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按刘剑钊提供银行卡号……2月29日汇出人民币捌拾叁万元整，4月29日交给刘剑钊现金壹拾陆万元整，4月30日交给刘剑钊现金壹万元整，借期为3个月，即归还本金。出借人戴彝林借款人刘剑钊2017年4月……”，每张借条下方另有刘剑钊书写的《收条》。现戴彝林、陈莉丽认为，刘剑钊自2017年2月17日至2018年3月6日期间，仅向其支付了本金和利息合计921,000元。一审法院审理中，戴彝林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刘剑钊分别于2017年1月18日、2月15日、4月29日向其出具的《借条》，《借条》载明的金额分别为500,000元、600,000元和1,000,000元，证明除2017年8月23日刘剑钊补写的借条以外，曾分别于借款出借当日或次日向其出借过借条，故三笔借款均系真实发生，并非刘剑钊所述受其胁迫而出具字据；2.戴彝林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因刘剑钊于2016年11月上旬向其提出，在2017年过年前需借现金1,000,000元，其自2016年11月13日开始陆续从银行提取现金，直至2017年1月17日，合计取现1,010,470元，2017年1月17日晚，其交给刘剑钊1,000,000元现金，并与刘剑钊及赵某一同开车至外马路上的一家饭店，最终刘剑钊未谈成生意，不再需要该笔借款，其身体不好，又非常信任刘剑钊，遂要求刘剑钊第二天将1,000,000元现金存回到其银行账户内，进一步证明刘剑钊所述赵某于2017年1月18日以现金形式存入其账户的1,565,000元中的1,000,000元，实际系其于前一日交给刘剑钊的，并非刘剑钊自有资金；3.戴彝林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除本案2,100,000元借款外，其另于2016年10月24日向刘剑钊出借150,000元，2016年12月26日向刘剑钊出借400,000元，进一步证明赵某于2017年1月18日以现金形式存入其账户的1,565,000元中的565,000元系偿还上述两笔借款的本息，与本案无关；4.刘剑钊的还款情况统计及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刘剑钊向其归还合计921,000元；5.戴彝林与刘剑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短信记录截屏，证明刘剑钊于2017年8月23日发短信给其，承认向其借款2,100,000元，于2017年9月1日发短信给其，称“前面几万块钱，算是利息”，而“几万元”指的就是2018年8月25日转账的25,000元，8月28日转账的10,000元，刘剑钊另承认了借款是有利息的，并主动要求清偿，此后，刘剑钊在短信、微信中多次承诺向其还款。2017年11月23日，双方之间的短信记录证明刘剑钊确认当日向其转账的24,000元系案外人陈刚对其的还款；6.戴彝林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其于2016年11月30日向刘剑钊出借300,000元，12月3日刘剑钊又退回100,000元，尚欠借款本金200,000元，该款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7.陈莉丽的银行卡交易明细、(2016)沪0107民初15429号民事判决书、(2017)沪0107执1267号执行裁定书、执行情况告知书、缴纳诉讼费收据、律师事务所函及其与梁邵东律师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委托刘剑钊向陈刚出借20,000元，向案外人汤荣才出借100,000元，又以刘剑钊名义起诉要求汤荣才还款，经法院判决并执行，最终拿到执行款4,500元，刘剑钊所述其于2017年8月3日通过微信向其转账的4,500元系向其转交该案的执行款，并非清偿系争借款；8.微信转账记录截屏，均系其通过微信向刘剑钊转账，证明双方之间还有其他金钱往来，刘剑钊所述于2017年5月11日向其微信转账的9,500元与本案无关。刘剑钊就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确认系其书写，但认为是2017年8月以后补写，当时戴彝林自称办公室被盗，借据亦被盗，要求其补写；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戴彝林所述于2017年1月17日交给刘剑钊1,000,000元现金的事实不予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其在本案借款之前向戴彝林借款550,000元，赵某向戴彝林现金存款的1,565,000元中的565,000元系用于偿还该550,000元借款的本息；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是双方之间发送的短信、微信，其所述“前面几万块钱，算是利息”中“几万元”指的就是2018年8月25日转账的25,000元、8月28日转账的10,000元，因戴彝林多次威胁其家人，逼迫其卖房，其为稳定戴彝林的情绪，不得已才发送这些短信、微信；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戴彝林确实向其转账300,000元，几日后刘剑钊又转回100,000元，戴彝林要求其将另200,000元转账给一个福建人，并非向其出借的款项；对证据7，陈莉丽向其转账的20,000元系借给其本人的，其已经偿还，并非通过其转借给陈刚，在汤荣才案中，其是债权人，戴彝林帮忙找了律师，支付了诉讼费，其收到法院执行款4,500元当日即转帐给戴彝林，用于偿还戴彝林向其出借的款项，但无法确认具体偿还哪一笔；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确认收到过戴彝林通过微信向其转账的钱款，但转账用途无法回忆。刘剑钊提供了如下证据：1.个人业务存款凭证，证明2017年1月18日，其通过赵某以现金形式向戴彝林支付1,565,000元，其中1,000,000元系偿还2017年1月17日其向戴彝林的借款500,000元以及此前其向戴彝林借的500,000元，另565,000元系其向戴彝林出借；2.银行历史明细清单及微信转账记录，证明除戴彝林确认其已还的款项以及前述1,565,000元外，其另向戴彝林转账，分别为2017年4月2日转账6,000元，2017年6月10日转账6,000元，8月7日向转账6,000元，11月23日转账24,000元，5月6日微信转账10,000元，5月11日微信转账9,500元，6月26日微信转账1,000元，8月3日微信转账4,500元，8月13日微信转账1,000元，均应在系争款项中抵扣；3.证人赵某、梁某、吕某某的证言，赵某陈述，其与刘剑钊系多年朋友，通过刘剑钊介绍认识戴彝林，2017年1月18日上午10点后，刘剑钊至赵某家中向赵某提出借款1,565,000元，当时与赵某合租的两个生意伙伴正在房内睡觉，因赵某身边仅有565,000元现金，故向两位生意伙伴各借了500,000元现金。当日下午，赵某与吕某某一同至银行，将1,565,000元存入戴彝林账户。另2017年1月17日晚，赵某并未见过戴彝林；证人梁某陈述，其与刘剑钊认识十多年，于2013年至2018年在上海做展会、二手车生意，与赵某、吕某某合租在一起。2018年1月18日上午，赵某在家中告诉梁某和吕某某，刘剑钊有资金需求，梁某称自己有500,000元，可以借给刘剑钊，梁某和吕某某的现金均存放在两人合住的房间衣柜内，梁某还看到吕某某从衣柜里取出现金，当日中午12时左右，梁某离家，在此之前刘剑钊并未到家中来过，20多天后，刘剑钊带了1,565,000元的现金到赵某家中，把借款还给了三位证人；证人吕某某陈述，其与刘剑钊系朋友关系，与戴彝林认识一两年，只见过几次，吕某某经营二手车及展销会生意，平时居住在月季园宾馆，有时也住在生意伙伴赵某的家中，与梁某合住一间。2017年1月18日上午，赵某致电吕某某让其回家，告知其刘剑钊需要100多万元，几日就能归还，吕某某处有500,000元现金，存放在房内的床下，吕某某将500,000元现金交给赵某，20多天后，刘剑钊把钱还给赵某，赵某又还给了吕某某。戴彝林、陈莉丽就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收到1,565,000元，但其中1,000,000元系其于前日晚交给刘剑钊的，另565,000元与本案无关，系用于归还系争借款之前的债务；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2017年4月2日、6月10日、8月7日刘剑钊分别向其转账各6,000元，系用于支付其于2016年11月30日向刘剑钊出借的200,000元借款利息，关于2017年11月23日刘剑钊向其转账24,000元、6月26日微信转账的1,000元、8月13日微信转账的1,000元，系其通过刘剑钊向陈刚出借20,000元后，陈刚通过刘剑钊向其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其提供了刘剑钊向其发送的短信予以印证，关于刘剑钊于2017年5月6日通过微信转账的10,000元、5月11日通过微信转账的9,500元，因其需要向他人微信转账，但自己的微信账户未绑定银行卡，故请刘剑钊通过微信向其转账后，其当场将现金交给刘剑钊，双方之间互有这样的操作，不能就此认定系用于偿还系争借款，关于刘剑钊于2017年8月3日通过微信转账的4,500元，亦与本案无关，其通过刘剑钊向汤荣才出借100,000元，汤荣才未按约还款，故其聘请律师，以刘剑钊的名义起诉至法院，最终法院执行到了4,500元，支付至刘剑钊账户，刘剑钊又转交给其。对证据3，三位证人证言所述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审理中，戴彝林就2017年1月17日是否交给刘剑钊现金1,000,000元、2017年4月29日是否交给刘剑钊现金160,000元、2017年4月30日是否交给刘剑钊现金10,000元申请测谎，刘剑钊表示同意测谎。一审法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系心理测试室对以上事实进行测谎。2019年8月1日，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系心理测试室出具心理测试分析意见书，结论为戴彝林就上述事实的陈述可信度较高，刘剑钊就上述事实的陈述可信度较低。戴彝林对上述测试结论无异议，刘剑钊对测试结论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戴彝林是否向刘剑钊出借2,100,000元；二、刘剑钊向戴彝林还款的金额；三、刘剑钊向戴彝林的还款系用于偿还本金还是支付利息。对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戴彝林为证明刘剑钊于2017年1月18日、2月15日、4月29日分别向其借款500,000元、600,000元和1,000,000元，提供了刘剑钊出具的《借条》共6份以及银行转账记录，双方均确认其中3份《借条》系2017年8月23日补写，而另3份，戴彝林主张系刘剑钊于借款出借当日或次日出具，刘剑钊则辩称3份统一格式的《借条》系其在戴彝林胁迫下书写，另3份《借条》虽然落款日期在银行转账的当日或次日，但亦系2017年8月以后补写，所有《借条》均非刘剑钊真实意思表示，然而刘剑钊对该辩称意见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就《借条》的形成时间，刘剑钊又表示不同意鉴定，且其中3份字据系用不同的笔，在不同的纸张上书写，并不符合通常的补写习惯，刘剑钊对此也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刘剑钊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刘剑钊分别2017年1月18日、2月15日、4月29日出具的三张借条所载明内容，法院确认为刘剑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刘剑钊辩称，其委托赵某于2017年1月18日以现金存款的形式向戴彝林支付1,565,000元，部分系向戴彝林的还款，部分系向戴彝林出借，以此证明戴彝林向刘剑钊出借2,100,000元并非事实，为印证1,565,000元款项的来源，刘剑钊申请赵某、梁某、吕某某出庭作证，以证明三位证人分别向刘剑钊提供了现金565,000元、500,000元和500,000元，但三位证人均未提供银行取款凭证予以佐证，且三人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相反，戴彝林主张其于2017年1月17日向刘剑钊支付了1,000,000元的现金，并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予以印证，由此，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结合测谎心理意见分析书的结论，法院对戴彝林的主张予以采纳，刘剑钊通过赵某存入戴彝林账户的1,565,000元中的1,000,000元，为戴彝林于前日交付给刘剑钊。再次，刘剑钊认为在2017年1月18日戴彝林应当欠刘剑钊565,000元，而刘剑钊却在当日向戴彝林出具金额为500,000元的借条，与刘剑钊所述事实相悖。最后，根据刘剑钊向戴彝林发送的短信、微信，刘剑钊多次就其向戴彝林借款的事实进行了确认，虽然刘剑钊在庭审中辩称其在受到戴彝林胁迫情况下才发送了这些短信、微信，但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对于戴彝林、陈莉丽主张刘剑钊于2017年1月18日、2月15日、4月29日分别向其借款500,000元、600,000元和1,00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争议焦点二，戴彝林确认刘剑钊曾向其偿还921,000元，对于刘剑钊于2017年4月2日转账6,000元，2017年6月10日转账6,000元，8月7日向转账6,000元，11月23日转账24,000元，5月6日微信转账10,000元，5月11日微信转账9,500元，6月26日微信转账1,000元，8月3日微信转账4,500元，8月13日微信转账1,000元，双方意见不一。对此，法院认为，就2017年4月2日、6月10日、8月7日转账的各6,000元，戴彝林主张系支付2016年11月30日向刘剑钊出借的200,000元借款利息，戴彝林虽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以证明借款事实，但对双方存在利息约定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利息支付的时间、数额亦不符合戴彝林主张的每月利息3%的标准，故对戴彝林该主张，难以采信，该18,000元应认定为用于偿还系争借款。关于刘剑钊于2017年11月23日向戴彝林转账的24,000元，戴彝林提供了其与刘剑钊之间的短信聊天记录，在短信中，刘剑钊对该款系陈刚通过刘剑钊归还给戴彝林的事实进行了确认，故对刘剑钊认为该款系偿还系争借款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刘剑钊于2017年8月3日通过微信向戴彝林转账的4,500元，刘剑钊自认在与汤荣才的诉讼中，由戴彝林支付了律师费、诉讼费，而刘剑钊拿到执行款的当日即全额转交给戴彝林，刘剑钊又无法明确该款系用于偿还其向戴彝林所借哪一笔款项，故对刘剑钊认为该款系偿还系争借款的意见，不予采纳。至于刘剑钊提出的其他通过微信向戴彝林转账的钱款，戴彝林亦提交了其通过微信向刘剑钊转账的记录，说明双方确实通过微信转账发生过其他经济往来，而刘剑钊对于戴彝林向其转账的缘由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则在戴彝林不认可刘剑钊的微信转账与本案有关的情形下，刘剑钊应进一步就其辩称意见进行举证，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剑钊通过微信向戴彝林转账的钱款系偿还系争借款，故对刘剑钊该辩称意见，亦不予采纳。综合上述分析，除戴彝林认可的刘剑钊还款921,000元以外，法院确认刘剑钊另于2017年4月2日、6月10日、8月7日各向戴彝林偿还6,000元，还款金额合计939,000元。对于争议焦点三，戴彝林主张双方口头约定系争借款的利息为月利率3%，通过刘剑钊向戴彝林还款的时间及金额即可反映，刘剑钊则认为双方并不存在利息约定。对此，法院认为，首先，刘剑钊曾于借款当日及次日向戴彝林出具借条，又于2017年8月23日补写借条，但6份借据中均未书写利息约定；其次，刘剑钊于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6日陆续向戴彝林还款，在2017年4月以后的还款不具有任何规律，而刘剑钊在解释为何在2017年3月、4月连续两个月向戴彝林转账33,000元时表示，当时其账户内的余额仅有33,000元，刘剑钊提供的农业银行历史清单印证了其说法，故2月至4月期间的3笔还款并不足以反映双方口头约定每月利息3%；最后，虽然刘剑钊多次在短信、微信聊天中表示要向戴彝林支付利息，但均未体现利息标准，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利息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由此，对于戴彝林主张双方就系争借款约定了月利率3%的利息，不予采纳。在刘剑钊补写的三张借条中，对于三笔借款的期限作了补充的约定，刘剑钊在借期内向戴彝林偿还合计93,000元，应用于抵扣第一笔到期的借款500,000元。借款期限届至，刘剑钊未按约还款，应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戴彝林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刘剑钊于2017年9月1日向戴彝林发送短信，称“前面几万块钱，算是利息”，而双方均确认“几万元”指的就是2018年8月25日转账的25,000元、8月28日转账的10,000元，故该两笔转账应作为刘剑钊向戴彝林支付的利息，扣除该35,000元以及借期内偿还的93,000元后，其余刘剑钊向戴彝林支付的811,000元，应按先逾期利息后本金的顺序进行抵扣。经核算，截至2018年3月6日，刘剑钊尚欠戴彝林借款本金1,203,089元。2018年3月7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仍按年利率6%计算。据此，判决：一、刘剑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戴彝林、陈莉丽借款本金1,203,089元；二、刘剑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彝林、陈莉丽上述借款的逾期还款利息(自2018年3月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戴彝林、陈莉丽向本院提交证据：1.2017年1月18日、2月15日、4月29日刘剑钊向其分别出具借款500,000元、600,000元、1,000,000元的借条原件，证明在借款当日或次日刘剑钊即向其出具了借条，后因其未找到，故让刘剑钊于2017年8月补写了三份借条，现其找到了该三份借条原件；2.刘剑钊于2017年8月23日向其手机发出的短信，内容为：“彝林大哥。昨晚我心里一下过不来湾的是，我自己心里认承担这210万元，你说让我给你写个，借条多简单的事！不管怎么说是我对不起你，你是大哥，我错了你打我骂我咱们自己关起门来，还用得着外人见证吗！让外人看笑话！！晚点我过来把手表和那台本田车放你那，如果下个月场子开之前，我不能还你钱，你就把这两样东西卖掉，两样东西怎么也能卖5万块钱，行吗！”本院通知刘剑钊本人需到庭应诉，然刘剑钊未到庭，故其代理人就戴彝林提供的上述两份证据真实性不能确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剑钊认为其于2017年1月18日向戴彝林交付的1,565,000元，其中1,000,000元为还款，565,000元为其出借给戴彝林的借款，未能直接举证证明，虽然刘剑钊在一审审理时提供赵某、梁某、吕某某三位证人证明其主张，然三位证人对当时的在场人员、钱款来源等细节的陈述相互矛盾且有悖常理，而三位证人亦承认与刘剑钊系多年朋友，存在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未采信刘剑钊该主张，本院予以认同。戴彝林、陈莉丽于二审期间补充提供了借款时刘剑钊出具的三份借条及2017年8月刘剑钊向戴彝林发出的短信，结合一审法院所查明的相关事实及证据，本院对戴彝林主张其向刘剑钊出借2,100,000元的事实，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所确定的刘剑钊应向戴彝林还款数额及利息确定，经核，并无不妥，本院亦予认同。综上，上诉人刘剑钊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927元，由上诉人刘剑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牟玺蓉审判长  朱红卫审判员  管勤莺审判员  汤佳岭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莫莉菲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