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3民终2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步祥，男，196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崇岭，广东颖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雪容，广东颖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建媛，女，197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冷水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花，湖南迪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步祥因与被上诉人彭建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冷水江市人民法院（2019）湘1381民初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陶步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崇岭，被上诉人彭建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步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举证不能,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主张成立的法律事实，依法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称其于2018年4月12日至同年5月1日向上诉人及上诉人开办的币达公司买卖积分币,并称积分币可以兑换成人民币用于购买上诉人公司的房产和汽车。分析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证明其主张的证据不足:①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开办了“币达公司”经营积分币;②没有关于上诉人开办“币达公司”售卖积分币的书面合同或合同成立的其他证据;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向其推销“币达公司”积分币相关的购买规则、兑换规则、交易习惯、具体成交情况。被上诉人称其半个月的时间向上诉人购买了近32万元积分币,被上诉人却不能提供上诉人推销积分币,说服其购买积分币的任何证据。被上诉人数次购买上诉人声称合法经营的所谓积分币,却不能提交说明“积分币”是何物的任何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被上诉人对其所谓双方“积分币”买卖合同即未提交书面合同，也未提交其他有关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的其他相关证据，其主张的双方“积分币”买卖合同成立无从认定。③被上诉人提交的唯一书证即建行交易明细及微信交易记录只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经济往来，没有任何一笔汇款有备注是被上诉人购买上诉人或上诉人公司发行的积分币。因此，被上诉人的证据与其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在证据关联性方面没有证明力。④被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未提交约定或法定解除权成就的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应当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2.非法的债务不受法律保护。原审法院主动审查双方当事人即时网络交易（虚拟货币的合同之债)合法性,确认合同无效，判决双方各自承担50%的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确认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原审判决确认双方买卖虚拟货币网上即时交易合同无效未引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自担风险交易虚拟货币并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擅自发行虚拟货币非法公开融资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确认合同无效后，判决责任承担适用法律错误。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七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下称公告),载明: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代币发行融资中使用的代币或“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清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各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代币发行融资相关的业务;社会公众应当高度警惕代币发行融资与交易的风险隐患,代币发行融资与交易存在多重风险,包括虚假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资炒作风险等,投资者须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标的物为无须以有形载体交付的电子信息产品,当事人对交付方式约定不明确,且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收到约定的电子信息产品或者权利凭证即为交付。”本案双方当事人因交易的CMC虚拟货币平台已关闭，无法提取电子数字证据查实交付。但是根据双方交易次数和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CMC虚拟货币已交付。本案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投资不受法律保护的虚拟货币投资风险。彭建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应当驳回被答辩人上诉，维持原判。1.被答辩人自认与答辩人之间存在虚拟货币的交易，对于被答辩人自认的事实，答辩人无须举证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本案被答辩人的诉讼代理人在一审法庭调查过程中，其自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虚拟货币的交易，且就该事实向法庭陈述并当庭举证交易的事实，对于被答辩人自认的事实，答辩人无须举证证明。因此，被答辩人称答辩人举证不能，不能证明诉讼请求主张之法律事实成立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2.原审法院主动审查双方当事人网络交易（虚拟货币的合同之债）的合法性，判决合同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是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应当依职权审查合同的合法性。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是认定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前提，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进行审查，不受当事人是否主张的限制。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存在违法性，依法确认合同无效并无不妥。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彭建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款项319256元；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起，原告彭建媛陆续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等方式向被告陶步祥交付319256元，用于购买一种叫CMC的币种。尔后，CMC币种的交易平台关闭，原告找被告催讨，要求被告返还购币款，被告于2019年6月29日退还18616元给原告，原告遂诉至法院。上述事实，有银行流水、支付宝流水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为证，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所涉的“CMC币”无论界定为一种电子货币、虚拟币，还是界定为ICO的代币发行，其均无正当的法律依据。根据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发行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其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对于已完成代币发行融资的组织和个人应当作出清退等安排。对该类行为以及以后延伸的买卖行为的禁止，有利于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据此，原、被告间买卖CMC币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了公共利益，系无效的民事行为。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对买卖行为的无效，原、被告双方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50%的责任。经法庭调查，原告已向被告交付了319256元，原、被告均应承担159628元的责任，被告已返还原告18616元，故被告仍应承担141012元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陶步祥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原告彭建媛返还141012元；二、驳回原告彭建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89元，由被告陶步祥承担。二审审理中，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本院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本案双方当事人买卖积分币的法律关系是否成立；2.本案所涉债务是否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买卖积分币的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系涉及“虚拟货币”买卖合同的纠纷,上诉人陶步祥上诉认为被上诉人彭建媛对双方所谓“积分币”买卖合同既未提交书面合同，也未提交其他有关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的证据，被上诉人彭建媛主张的双方“积分币”买卖合同不成立。经查，自2018年4月起，被上诉人彭建媛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等方式向上诉人陶步祥交付319256元，提交了银行流水、支付宝流水为证。上诉人陶步祥自认与被上诉人彭建媛均系CMC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平等关系的散户，双方都是受害者,而其对所收被上诉人彭建媛所支付的款项319256元是否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交易，还是以被上诉人彭建媛的名义进行交易，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不能提供收取被上诉人彭建媛款项的缘由，证明双方的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上诉人陶步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陶步祥与被上诉人彭建媛间存在买卖CMC币的行为，符合案件事实，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陶步祥上诉认为与被上诉人彭建媛没有买卖“积分币”行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本案所涉债务是否受法律保护的问题。经查，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所制订，具有合法的法律渊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陶步祥与被上诉人彭建媛所形成的债务虽然系无效民事行为所形成的债务，但案涉当事人依法应承担相应过错的民事责任。一审判决根据上诉人陶步祥与被上诉人彭建媛双方的过错程度判决双方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陶步祥认为一审判决适用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不当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陶步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20元，由上诉人陶步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旺山审判员  蒋国保审判员  周 怡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李 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