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5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卫国，男，1962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大平、吴俞苗，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解放东路9号。 负责人：楼伟中，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洁利、吴恒，浙江绿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卫国因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杭州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民初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卫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事实认定规则不符合常理。一审判决忽视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使用专业术语规避其对网络贷款主体身份识别、审核义务时应尽的审慎告知义务。刘卫国在中信银行办理借记卡并开通网上银行和“公积金”网上信贷功能时，全程在柜台办理，用时五分钟左右，仅在业务回单上签字确认已阅知《电子银行业务章程》、《电子银行客户服务协议》，一审判决据此径行认定刘卫国知悉《电子银行业务章程》、《电子银行客户服务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内容，进而受其约束。一审判决在认定该事实时忽视了中信银行并未在缔约现场直接向刘卫国出示前述格式化的《电子银行业务章程》、《电子银行客户服务协议》。中信银行认为《电子银行业务章程》、《电子银行客户服务协议》已经在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因此没有当场出示，且刘卫国在前述章程和服务协议上签字。前述格式化章程和服务协议内容十分专业，即使面向社会公开，在签订具体协议时，中信银行不向刘卫国提供具体的章程和合同文本，不向刘卫国释明格式合同中的双方主要权利义务条款，即使刘卫国在业务回单上签字确认，也不能推定已知悉《电子银行业务章程》、《电子银行客户服务协议》的内容。正因为中信银行简化了电子银行业务缔约和具体的告知流程，导致刘卫国根本不知道其办理的借记卡具有网贷功能，否则在知悉能够网上办理公积金信贷业务的话，根本不可能放任该种风险，将密码信息和借记卡交给案外人方克沁，方克沁的欺诈冒用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此外，刘卫国为了确认借记卡是否只能存入而不能透支贷款时，在办卡现场向柜台经办人员咨询，经办人员明确告知不能透支、贷款。但刘卫国要求调阅开卡时的影像资料并要求与经办人员对质时，却被告知经办人员已离职，影像资料也以各种理由不予提供。二、案涉网贷合同属于典型的无效合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将冒用顶替行为与表见代理混为一谈，并将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错误分配给刘卫国，忽视刑民交叉案件中，刑法否定性评价对民事行为效力的影响。一审判决与刑事判决均认定方克沁使用刘卫国的身份信息与中信银行在网上签订贷款合同，所获贷款全部由方克沁使用，即案涉贷款合同是方克沁冒用顶替刘卫国身份与中信银行签订的，合同利益归属第三人，这一事实无异议。为自己利益的冒名顶替行为不同于表见代理行为，一审判决的论断于法于理不能成立。1.冒名顶替与表见代理在行为结构、方式和信赖的内容方面完全不同，不能适用表见代理。2.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在表意人之间产生法律效果的基本要件。本案中，以刘卫国的名义进行借贷的行为不受刘卫国的意识控制，刘卫国主观上没有借贷的意思，客观上没有实施借贷的表示行为，不是案涉借款合同的当事人，签订案涉借款合同不是刘卫国真实意思表示，对刘卫国无效。即使借款合同有效，其约束的也应该是方克沁，而不是刘卫国。追求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是确定民事法律行为效果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由于民事审判不能拒绝裁判，因此只有在无法查明真相的情况下，才能根据实证经验和证据法则进行推定。一审判决在已查明意思表示的真相的情况下，仍根据《电子签名法》的规则推定意思表示，机械、静态认定法律事实，将本不属于刘卫国的意思表示强加给刘卫国。3.根据司法实践，案涉网络在线贷款行为与贷款诈骗行为系同一行为，该合同缔结行为系犯罪人犯罪手段之一，该交易方式严重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案涉借款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三、中信银行在缔约和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是涉案损失产生的直接、根本原因，其应自行承担全部损失。1.行政机关已认定中信银行在签订案涉贷款合同时未落实面谈制度以识别客户身份，并据此给予中信银行行政处罚。一审判决否认刘卫国提交的湖州市银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之效力，认为中信银行通过对刘卫国数字身份信息的识别已经起到了面谈的作用，违反了证据规则。2.贷款面谈制度虽然效力和成本较高，但仍然是金融机构履行审慎经营法定义务的基本要求。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密码、ukey身份认证介质等技术手段来取代面谈制度，以提高缔约效率，降低缔约成本，但是这种替代并不能免除金融机构不实施贷款面谈制度的法律义务和后果。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事实认定规则符合常理。本案事实是刘卫国亲自到中信银行申请业务并开通网上银行业务，填写了《个人客户信息登记表》，并确认“本人已阅知《中信银行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章程》、《中信银行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中信银行柜台人员当场以打电话的方式与刘卫国验证了预留手机号码，核实刘卫国的身份信息后，为其开户并开通网上银行业务，将储蓄卡及Ukey等交给刘卫国。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是通过用刘卫国掌握并保管的UKey登录的网银签订的，中信银行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向指定账户发放了此笔贷款。1.刘卫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对其签署协议的行为应当负责，且对合同条款所包含的类似“贷款”等词汇的意思应当具有正常的认知。刘卫国在中信银行柜台按照正常流程办理业务，中信银行已向其释明主要权利及义务，如有不明释义的条款，刘卫国完全可以向中信银行工作人员提出并要求解释说明，若刘卫国不知具体权利及义务，也完全有权利拒绝在业务回单上签字。2.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U盾及密码等重要信息不仅是刘卫国应当遵守的合同义务，更是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常识和生活法则，即审慎保管自己的银行卡、Ukey及密码才符合社会常理。根据《中信银行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章程》“因客户泄露交易密码、对USBKey等身份认证介质保管不善、未尽到防范风险与保密义务或因客户引起的其他原因导致客户损失的，中信银行不承担责任”。在中信银行已告知保管上述银行卡、U盾及密码等信息的重要性及泄露上述信息所带来的风险的情况下，刘卫国仍将自己所掌握的银行卡、U盾及密码等信息交给方克沁，即因重要信息泄露导致案涉贷款被方克沁使用所导致的损失和法律风险，完全是由于刘卫国自己的过错导致的。二、案涉网贷合同有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贷款合同的签订属表见代理并无不妥。表见代理作为无权代理的一种，是指对于无权代理人所为的民事行为，善意且无过错的第三人有某种事由确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因而该民事行为由被代理人承担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本案账户发生的交易行为虽属于表见代理的新情况，但完全符合表见代理的基本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九条规定“数据电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发件人发送：（一）经发件人授权发送的；（二）发件人的信息系统自动发送的；（三）收件人按照发件人认可的方法对数据电文进行验证后结果相符的。当事人对前款规定的事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中信银行收到应当由刘卫国掌握的UKey网银系统发出的要约，推定是由刘卫国发出的意思表示完全合理。即便事后刑事案件推翻了由刘卫国本人做出意思表示的推定，但中信银行收到的要约是通过与刘卫国约定的代表身份标识的UKey发出的，即中信银行对于“签订贷款合同并非是刘卫国本人的意思表示”这种情形完全不知且是善意的，也未存在任何疏忽和懈怠。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网贷属于表见代理完全符合法理，案涉网贷合同有效，该合同对刘卫国具有法律效力。三、中信银行在缔约和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对案涉贷款的交易行为完全符合法律、法规及双方的约定，而造成该笔贷款损失根本原因是刘卫国轻信他人，将自己的银行卡、UKey、密码等重要信息交给了方克沁，故刘卫国应当承担该笔贷款的全部损失。是否建立面谈制度与本案贷款的损失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且中信银行在刘卫国开卡、开通网银时已确认刘卫国本人的真实身份，且本案贷款合同系通过在线方式签订，中信银行已采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规定的方式对刘卫国的身份情况进行识别。况且，极端情形的发生是因刘卫国将应当由自己掌握并保管的银行卡、UKey、密码等信息交给方克沁所致，故中信银行不应当为刘卫国的过失行为而买单。四、一审判决在利益平衡上并无不当。1.本案的事实情况是：刘卫国将应当由自己保管的银行卡、UKey、密码等交给了方克沁，方克沁得以利用上述信息或介质使用了贷款。若在上述情况下，由中信银行承担损失，即是将刘卫国的过错所产生的风险转嫁给中信银行，这将严重损害中信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且将严重威胁金融生态环境安全。由刘卫国承担因自己的过错而产生的损失才是符合商业社会正常运转的规律。2.中信银行应当承担的责任是在遵守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的前提下，借助于科技的进步，为客户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服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利益平衡和价值判断妥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卫国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卫国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76000元，并支付罚息15720.42元（罚息计算至2018年8月29日，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2.判令刘卫国支付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为实现债权的律师代理费2000元；3.诉讼费用由刘卫国负担。一审庭审前，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将前述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刘卫国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76000元，并支付罚息15452.36元、复利0.93元（罚息、复利计算至2017年11月29日，自2017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2月17日，刘卫国持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柜面开立中信银行借记卡账户，中信银行《业务凭证/客户回单》显示：1.刘卫国开立的借记卡账户为62×××35，其在开立借记卡账户的同时申请开通了中信银行金融短信通业务、电子银行及手机银行业务；2.刘卫国签字确认已阅知《中信银行服务须知》，留存手机号码为139××××4661，该服务内容包括入账通知、出账通知、贷款类通知、新开业务通知、密码异常通知等；3.刘卫国签字确认已阅知《中信银行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章程》（以下简称《电子银行业务章程》）、《中信银行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以下简称《电子银行客户服务协议》），并办理、领取了UKEY身份认证介质,其电子银行状态为“手机短信动态口令：已开通”、“网上支付：已开通”、“网银对外转账：已开通”、“手机银行对外转账：已开通”等。 刘卫国与中信银行签订的《电子银行客户服务协议》约定，刘卫国“自愿申请开通乙方（中信银行）电子银行，经乙方同意后，将有权享受乙方提供的电子银行服务”，“电子银行服务，指乙方通过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通讯通道或开放型公众网络，以及为特定自助服务设施或客户建立专用网络等方式，为甲方（刘卫国）提供的离柜金融服务”，“甲方（刘卫国）办理电子银行业务，应遵守《中信银行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章程》和乙方在个人网银、手机银行、网站及其他乙方电子渠道上公布的交易规则”；前述协议还约定，“甲方（刘卫国）必须妥善保管本人注册卡号（账号、登录ID或注册手机号码）、密码、USBKey、及接收短信认证和信息的手机等与办理电子银行业务相关的重要物品或资料、信息。如甲方在中信银行电子银行渠道登录使用过程中输入并使用上述信息，即代表甲方本人的操作行为，如甲方遗忘或泄露上述信息产生的风险及损失由甲方本人承担全部责任。乙方（中信银行）执行通过安全程序的电子支付指令后，甲方不得要求变更或撤销电子支付指令”。 中信银行《电子银行业务章程》规定：1.中信银行为个人客户提供电子银行服务的内容包括“电子账户开立、用户管理、账户管理、转账支付、投资理财、缴费、信用卡管理、贷款管理、客户服务等”；2.“中信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客户身份认证方式（以下简称“认证方式”）包括数字证书、动态口令和静态密码以及其他可用于识别客户身份的方式。中信银行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类型的不同，提供一种或多种认证方式供客户选择”；3.“中信银行对于所有使用了客户在中信银行设定的身份标识信息（包括账户账号、卡号、用户名、电话或手机号码、终端设备信息等），并按照客户在中信银行设定的身份认证方式通过身份验证的电子银行操作均视为客户本人所为，并以客户发出的指令作为办理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的有效依据，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4.“客户应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安全使用个人电子银行。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一）妥善保管与办理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相关的各项重要物品或资料，如身份证件、银行卡、存折、USBKey、IC卡、手机等，不得交给他人或非授权人员保管，不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网银U盾等账户存取工具和安全认证工具，不要在不信任的网站或其他场所留下卡号、存折账号、身份证号、常用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防止被他人利用。（二）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存折密码、个人电子银行密码（口令）、USBKey密码等重要信息，不要告知包括银行人员在内的任何人，不要在计算机、电话、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上记录或保留。” 刘卫国在开立前述中信银行借记卡账户、开通网银并领取UKEY身份认证介质后，将前述借记卡、借记卡账户密码、UKEY身份认证介质等均交给案外人方克沁，且刘卫国在银行柜面开设前述银行账户预留的手机号码（可用于接收个人电子银行密码动态口令），系由案外人方克沁持有的手机号码。另据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7）浙0502刑初1111号刑事判决书载明，“2015年12月至2016年11月期间，方克沁先后推荐刘卫国等人在中信银行湖州支行开办了借记卡、开通了网银和U盾，尔后方可沁通过顾辉以刘卫国等7名持卡人的身份登陆中信银行网上银行，以刘卫国等7名持卡人装修、家居个人消费的理由分别向中信银行进行‘公积金缴存人网络信用消费贷款’共计人民币140.6万元（其中刘卫国名下贷款17.6万元），贷款资金全部由被告人方克沁使用”。经查，前述刑事判决书中所载的贷款合同为“中信银行个人在线消费贷款借款合同”，该贷款合同系使用刘卫国中信银行借记卡账户及密码，在线登陆中信银行网上银行，使用UKEY身份认证介质及手机短信动态口令密码等，与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签订。该贷款合同约定：1.合同贷款金额为人民币17.6万元，贷款期限自2015年12月17日起至2016年12月17日止，贷款发放至合同约定的放/还款账户，即刘卫国中信银行借记卡账户62×××35；2.合同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方式，付息日为每月21日；3.合同贷款日利率为0.01692％，贷款利息＝贷款本金×贷款日利率×实际计息天数；4.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合同利率的150%，逾期罚息利息＝（逾期的贷款本金余款＋逾期的贷款利息）×逾期贷款罚息日利率×逾期贷款罚息计息天数；4.银行因实现债权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律师费等，由借款人承担。前述贷款合同签订后当日，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依约向合同约定账户发放贷款17.6万元，合同到期后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截止本案庭审结束时，借款人拖欠贷款本金17.6万元，罚息15452.36元，复利0.93元（罚息、复利计算至2017年11月29日）。 一审法院另查明，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7）浙0502刑初1111号刑事判决认定案外人方克沁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银行贷款，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判决“责令方克沁退赔其余违法所得，发还被害单位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该刑事判决现已生效，截止本案庭审，方克沁未向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发还刘卫国名下的贷款本金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刑事案件判决已责令案外人方克沁向中信银行杭州分行退赔违法所得的情况下，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是否有权再提起本案诉讼；2.案涉《中信银行个人在线消费贷款借款合同》是否在刘卫国与中信银行杭州分行间成立、生效；3.刘卫国应否依据前述借款合同向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偿还拖欠的借款本金、罚息。 关于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能否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刑事判决责令案外人方克沁向中信银行杭州分行退赔违法所得的款项，但在刑事判决未实际执行到位的情况下，作为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的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可以依其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民事法律关系，向民事责任人（债务人）刘卫国主张民事权利，不存在权利重复主张的问题，为避免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获得双某赔偿，可在执行中对于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依据实体责任的认定进行综合处理。方克沁骗取贷款罪刑事案件与本案金融借款民事纠纷案件，虽由同一客观事件引发，存在一定的交叉，但在案外人方克沁、刘卫国、中信银行杭州分行间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关系，且不存在法律责任择一竞合的问题，方克沁的行为在刑事法律关系上构成犯罪，方克沁作为刑事责任主体承担的是向受害人退赔的刑事责任，而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主张其与刘卫国存在金融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此系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与刘卫国之间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民事责任主体承担的是合同关系产生的民事还款责任，单纯从法律关系上而言，两者不存在相互替代或抵销的关系，不能因为刑事案件已对前者的刑事法律关系做出处理，就禁止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依合同关系向刘卫国主张民事权利，这是由两个案件的法律关系不同、责任主体不同、救济的法益不同、责任形式不同等所决定的。但两个案件责任在履行后的效果上具有部分重合性，为避免权利人获得双某赔偿，在刑事判决明确进行追赃，民事判决判决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应对追赃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进行协调。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已实际执行追赃款应从民事责任人赔偿范围内进行扣减。在执行过程中，对民事案件的执行应综合考虑刑事案件的退赔情况，若刑事案件责任人已进行退赔，对已获赔偿金额应从民事责任人应承担的赔偿金中扣减，避免民事权利人（刑事被害人）双某受偿。 关于案涉《中信银行个人在线消费贷款借款合同》是否在刘卫国与中信银行杭州分行间成立、生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九条规定，数据电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发件人发送：（一）经发件人授权发送的；（二）发件人的信息系统自动发送的；（三）收件人按照发件人认可的方法对数据电文进行验证后结果相符的。当事人对前款规定的事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本案中，被告刘卫国在开通中信银行借记卡账户，设立密码，开立网上银行业务，预留接收动态口令密码手机号，领取UKEY身份认证介质后，在《电子银行业务章程》明确告知电子银行服务内容包括贷款管理服务业务，应知其开通的网上银行具有在线借贷服务功能的情况下，违反双方之间约定，将前述银行卡、密码、UKEY身份认证介质及接收动态口令密码手机号交给案外人方克沁，使得方克沁可以利用刘卫国名义登陆中信银行网上银行在线与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签订案涉借款合同，并实际获取、使用了由放款银行发放的款项，刘卫国行为存在有明显的过错。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依据与刘卫国签订的《电子银行客户服务协议》以及刘卫国签字阅知的《电子银行业务章程》，在缔结在线签订的电子合同时，对做出要约的数据电文发送人进行了审核，即按双方约定“中信银行对于所有使用了客户在中信银行设定的身份标识信息（包括账户账号、卡号、用户名、电话或手机号码、终端设备信息等），并按照客户在中信银行设定的身份认证方式通过身份验证的电子银行操作均视为客户本人所为，并以客户发出的指令作为办理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的有效依据，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乙方（中信银行）根据甲方（刘卫国）的电子银行业务指令办理业务,对所有使用甲方在乙方设定的身份标识信息（包括账户账号、卡号、客户编号、电话或手机号码、客户名称、终端设备信息等），并按照甲方在乙方设定的身份认证方式（包括密码、客户证书、动态口令等）通过身份验证的操作均视为甲方所为，该操作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乙方处理电子银行业务的有效凭据”，在审查发送数据电文的动态口令密码，静态密码、UKEY身份认证介质均为真实的情况下，认为发送要约数据电文者为刘卫国本人，并进而做出承诺，缔结案涉借款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九条第（三）对数据电文发送者的身份审核验证责任，一般情况下应推定要约的发送人为刘卫国本人，合同在刘卫国与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之间成立。本案即便事后刑事案件认定该要约并非刘卫国本人的意思表示或由未获得其授权的他人做出的意思表示，可以推翻由刘卫国本人做出意思表示的推定，但相对人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缔约时也有正当理由相信做出该意思表示者已获得刘卫国授权，无权代理人做出承诺的意思表示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要件，相关法律后果应由刘卫国承担，刘卫国与中信银行杭州分行间成立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在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不选择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该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 至于刘卫国提出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未建立贷款面谈制度，违反《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在与无权代理人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过错，不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本院认为，《个人贷款制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确立贷款面谈度，目的在于确保贷款的真实性，把握借款人交易真实、借款用途真实、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真实，严防虚假按揭业务的发生，从源头上保证个人贷款的质量，概括讲具有两方面的功能，即鉴别个人客户身份、银行贷款风险及金融秩序管控。个人贷款面谈制度与本案相关的功能是客户身份识别，若银行能采取其他有效方式对客户身份进行识别，则未面谈不构成本案中的过错，鉴于本案贷款合同系通过在线方式签订，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已采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规定的方式对刘卫国身份情况进行识别，且此种身份识别方式也符合双方约定，可对借款人身份进行有效核查，本案极端情形发生系因被告刘卫国重大过失所致，并非前述身份识别机制运转有误导致，故本案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未在贷款合同签订前进行面谈，对缔约过程中鉴别借款人身份不构成明显过失，对刘卫国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刘卫国应否依据前述借款合同向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偿还拖欠的借款本金、罚息及实现本债权支出的律师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刘卫国与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案涉借款合同成立且有效的情况下，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已依约发放了贷款，目前贷款期限已届满，经多次催讨，刘卫国未履行还款义务，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要求刘卫国依约偿还借款本金、罚息及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具有事实、合同依据，依法应予支持。 综上，刘卫国应依据双方签订的《中信银行个人在线消费贷款借款合同》偿还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贷款本金17.6万元，支付罚息15452.36元、复利0.93元（罚息、复利计算至2017年11月29日），支付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2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刘卫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76000元、罚息15452.36元、复利0.93元（罚息、复利计算至2017年11月29日，自2017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二、刘卫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支付律师费2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74元，由刘卫国负担。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刘卫国在开立案涉借记卡账户的同时开通了金融短信通、电子银行及手机银行业务，签字确认已阅知金融短信通服务须知、电子银行业务章程和电子银行客户服务协议，其向银行预留的可接收出账通知、贷款类通知、电子银行动态口令密码等信息的手机号码系案外人方克沁的手机号码，且在办理上述业务后，刘卫国将借记卡、借记卡账户密码、UKEY身份认证介质等均交予案外人方克沁。方克沁在取得上述账户及密码、UKEY身份认证介质的当天即以刘卫国的身份登录中信银行网上银行，使用上述借记卡账户、密码及UKEY身份认证介质、手机短信动态口令密码等，在线与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订立了“中信银行个人在线消费贷款借款合同”，银行于当日向合同约定账户即案涉借记卡账户发放贷款。虽然方克沁以刘卫国的身份登录中信银行网上银行进行贷款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但本案民事诉讼与相关刑事诉讼的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并不相同，刑事诉讼并不解决本案民事诉讼被告方即刘卫国的责任问题，故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有权以提起本案民事诉讼的方式救济自己的民事权利。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线与刘卫国订立案涉借款合同时已采用符合电子银行业务章程、电子银行客户服务协议约定的身份识别方式对借款人身份进行核查，并未参与方克沁骗取贷款的不法行为，且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已依约发放贷款。从案涉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及履行看，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属被欺诈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对合同享有撤销权。在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不主张撤销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刘卫国已阅知的电子银行业务章程、电子银行客户服务协议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定，认定借款合同在刘卫国与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之间有效成立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要求刘卫国对案涉合同项下的剩余债务进行偿付应予支持。刘卫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74元，由刘卫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郑纤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