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终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栋，男，1984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浠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593号。 法定代表人余建军，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谢东杰，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顶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西路388号钱江科技大厦北楼406室。 法定代表人熊远强，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郭栋因诉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简称西湖区市监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行初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栋于2019年5月27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撤销西湖区市监局作出（杭西）市管留函告字［2019］1838号《投诉（举报）处理告知书》；二、判令西湖区市监局对顶峰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18日，郭栋在杭州顶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顶峰公司）经营的“顶峰数码专营店”网店购买六个执法助手记录仪，总价款为4680元。网店网页标示“HYUNDAI/现代先锋D800高清红外夜视1080p专业现场执法助手记录仪”，在宝贝详情栏亦标示为“HYUNDAI/现代先锋D800高清红外夜视1080p专业现场执法助手记录仪”。2018年4月22日，郭栋在网上购买“飞利浦”品牌的执法记录仪，总价款为11400元，交易记录中特别注明购买五个，另有一个系商家赠送。同日，在购买“飞利浦”品牌的执法记录仪后，郭栋通过旺旺聊天软件与顶峰公司客服人员联系，客服人员告知所售产品品牌是“执法先锋”，可以退货退款，郭栋则表示“使用了”。2019年1月7日，郭栋通过全国12315平台投诉顶峰公司，称其“于2018年4月18日在被举报人开设在天猫上的《顶峰数码专卖店》网店购六个HYUNDAI/现代执法记录仪，单价780元，共付款4680元，举报人收到货物后以发现交付的物品不是HYUNDAI/现代品牌，而是品牌为执法先锋的执法记录仪”，诉求内容为“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赔偿损失”。因顶峰公司拒绝调解，且发现民事纠纷已由龙岗区法院作出民事判决，2019年1月14日，执法人员电话告知终止调解。郭栋提出要求查处顶峰公司的违法行为。2019年1月15日，西湖区市监局向郭栋作出《告知书》，将不予立案决定告知郭栋。郭栋不服，诉至法院。另查明：在提起案涉投诉举报前，郭栋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为由将顶峰公司和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猫公司）诉至龙岗区法院，请求判令顶峰公司退还货款4680元，支付赔偿金14040元，并判令天猫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8年11月，龙岗区法院作出（2018）粤0307民初1887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郭栋没有证据证明购买案涉商品系基于消费目的，且购买六个执法记录仪用于同一辆车使用不符合常理，在郭栋购买商品后，顶峰公司客服已告知可以退货退款，不存在故意欺诈行为，遂判决顶峰公司向郭栋退还货款4680元，同时郭栋将购买的六个“执法先锋”品牌的执法助手记录仪退还给顶峰公司，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在郭栋上诉后，2019年3月29日，深圳中院作出（2019）粤03民终136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郭栋在与顶峰公司交涉获知商品品牌为“执法先锋”而非“现代”前，已下单购买“飞利浦”品牌的执法记录仪，不能证明其“发现受骗才购买替代产品”的主张，同时其称在同一辆车上每块玻璃均安装执法记录仪的主张，亦与正常消费行为相悖，故郭栋主张受欺诈购买涉案商品的理由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首要问题在于郭栋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在该案中，郭栋作为举报人，其是否与被诉不予立案决定具有利害关系，是判断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关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中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在本案中，判断郭栋与被诉不予立案决定之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应当审理查明其是否为生活消费而购买案涉商品，且在购买时主观上是否陷入错误认识，误认为“现代”和“执法先锋”商标之间具有某种联系，从而查明其合法权益是否因顶峰公司的涉嫌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害。应当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1）执法助手记录仪并非经常性、易损耗消费品，郭栋辩称其一次购买六个执法助手记录仪系在同一辆车上使用，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和正常消费心理，且郭栋无法提交证明购买案涉商品系基于自身消费目的的证据；（2）在郭栋购买商品后，与顶峰公司客服交涉前，又在网上购买相等数量的“飞利浦”品牌执法助手记录仪，在与顶峰公司客服交涉后，已被告知可以退货退款，郭栋在“明知”的情况下表示案涉商品已使用，这也不符合普通消费者的正常消费心理，且说明其并未受到欺诈；（3）深圳法院的生效判决根据大量判决书认定郭栋明知而购买案涉商品，不存在受欺诈；（4）顶峰公司向其他消费者销售同样品牌型号商品的行为更会不涉及郭栋的个体权益。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市场监管机关对于违法行为的查处，目的在于保护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监管，本质上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郭栋非因生活需要购买商品的行为，不享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普通消费者权利，故市场监管机关对涉嫌违法行为的查处，对公民的个体权益并未产生法律意义上的实际影响，郭栋提起案涉履职之诉缺乏请求权基础，其与被诉不予立案决定缺乏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郭栋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预收），退回郭栋。 郭栋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中顶峰公司存在明显销售欺诈、冒用知名商标等违法行为，西湖市监局对举报不予立案，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任何人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或者举报。西湖区市监局应当处理上诉人投诉举报，对顶峰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三、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一次性购买六个执法记录仪并非是为了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购买案涉执法记录仪是为了行车使用，在上当受骗后再购买替代品也不属于法律禁止行为。四、上诉人在购买后发现是假冒产品向西湖市监局举报投诉，本来查处假冒产品是西湖市监局的本职工作。五、作为市场监管局本身职责就是打击假冒产品，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越多越好，有利于市场治理。但是西湖市监局非但没有打击假冒产品，却打击了举报人的心，保护了造假售假企业。综上，郭栋不服一审裁定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一、撤销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行初8号行政裁定书；二、撤销被上诉人作出（杭西）市管留函告字［2019］1838号《投诉（举报）处理告知书》；三、判令被上诉人限期重新就举报事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书面告知；四、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西湖市监局、顶峰公司在二审中没有提出新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本案中，上诉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被上诉人对其投诉的事项进行查处，因上诉人并非由于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案涉商品，故其权益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范围，相应地其与被上诉人的处理也不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并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鲍常兰 审判员  李 洵 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法官助理吴久昌 书记员叶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