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志贤，男，194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成，男，194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系杨志贤之堂兄弟。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弥勒市新哨镇路体社区居民委员会小路体居民小组，住所地：弥勒市新哨镇路体社区居民委员会小路体居民小组。负责人：杨东彦，系该小组之组长。上诉人杨志贤与被上诉人弥勒市新哨镇路体社区居民委员会小路体居民小组(以下简称“小路体小组”)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4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杨志贤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6000元的工钱及6000元自2015年2月3日至现在所产生的银行利息的四倍；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一审也认定该证据能证明的事实，这两组证据能证明以下四个问题：一、上诉人6000元的工钱己于2015年2月3日被被上诉人冒领。因为被上诉人庭审时承认“杨志贤”的签字和手印是其所为。二、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纯属故意伪造，因为这三组证人证言无任何依据来进行佐证。三、一审认定的“被告的副组长刘凯通知村民李成华和原告到被告处领钱，李成华和原告于当天晚上到被告处领钱”,无任何依据来佐证，且庭审时李成华反复申明：“我没有看见村小组付工钱给杨志贤”（有录音和笔录佐证）。四、能佐证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里陈述的“四年多来原告曾上百次地向被告追讨6000元的工钱”及在庭审时说的“这四年多每隔10天或20天就向被告追讨工钱一次”具有百分之百的真实性。能佐证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侵占是2019年5月份才知道，2019年7月向法院起诉维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因为在追讨工钱的四年多被上诉人从来没有说过不给工钱，上诉人只知道他故意拖欠工钱，被其故意隐瞒的关键证据直至2019年5月才被暴露。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对上诉人说“反正你那6000元的工钱已于2015年2月3日被你签字并按手印领走”，这句话是上诉人四年间三天两天向他追讨工钱逼说出来的，说明上诉人四年多来从来没有停止过追讨工钱的事。且上诉人被雇佣时就提出要签定雇用合同，但被上诉人拒绝办理。不签劳动合同是被上诉人的责任，因为他是雇方，上诉人是被雇方，主动权掌握在雇方。上诉人于2019年5月得知自己6000元的工钱被被上诉人签字按手印冒领走，2019年7月向法院起诉维权符合法定期限程序。小路体小组口头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的工钱6000元，被上诉人已经全部支付清楚。杨志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6000元工钱；2.判决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被告的村民。2014年，被告的小组长杨东彦让原告为被告守公房，双方口头约定月工资为900元，截止2014年年底，原告共守公房200天，劳务费共计6000元。2015年，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劳务费。2015年2月3日，被告向弥勒市新哨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提供编号为604688的收据，该收据载明：“付杨志贤看守大礼堂公房六个月零贰拾天×每个月900元，合计6000元正。”，被告的副组长刘凯在经办人处书写“杨志贤”并按手印。相隔一段时间后，被告的副组长刘凯通知本村村民李成华和原告到被告处领钱，李成华和原告于当天晚上到被告处领钱。2019年5月，原告从弥勒市新哨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复印件了上述编号为604688的收据。2019年7月11日，原告向本院起诉杨东彦，要求杨东彦支付工钱6000元。2019年7月17日，原告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做出（2019）云2504民初25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现原告以未收到劳务费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解决。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劳务费6000元，被告辩解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虽原、被告未对支付劳务费的时间进行约定，但原告自述从2015年开始向被告主张支付劳务费，被告辩解原告自2015年开始至2019年5月未向被告主张权利，现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一直向被告主张权利，而自2015年开始至2019年7月起诉要求被告的小组长杨东彦支付劳务费，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存在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原告主张自2019年5月才知道收据上的名字、手印并非原告所写、所按，但从原告向被告主张劳务费开始，原告就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而不应从复印件收据之日才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对于该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志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原告杨志贤负担。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被上诉人已给付劳务费”不予认可外，对其余事实以予确认。另查明，双方对给付劳务费未明确约定时间，上诉人一直向被上诉人追要劳务费至其到镇农经站知道被上诉人以其名义报领劳务费，才知其权利被侵害。还查明被上诉人的全称现为：弥勒市新哨镇路体社区居民委员会小路体居民小组。本院认为，劳务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约定，在一定期间内，一方向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相应报酬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报酬。”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达成的看守村公房协议合法、有效，且双方对看守的时间起止、天数、金额均无异议。上诉人已依约、有效履行了看守村公房的义务，应获得相应报酬，被上诉人应按约定履行给付上诉人劳务费的义务。而双方现主要争议是所确定的劳务费是否给付、是否超诉讼时效。上诉人主张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其劳务费，并陈述了相应事实；而被上诉人则认为已给付或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已给付、上诉人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经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自认和无争议的事实，二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谁主张、谁举证”和“证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上诉人对其主张已完成举证之证明责任，对其要求被上诉人给付劳务费6000元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即高度盖然性），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优于被上诉人的辩驳事实，对上诉人的主要主张应予支持，但对上诉人二审中新增加、又无约定的要求被上诉人给付四倍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由于被上诉人在一、二审中的抗辩或反驳主张（即款项已二分次付清了），因缺乏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在上诉人不认可的情形下，又无其他有效的证据相印证，故对其辩驳理由、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支持和采信。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因双方当事人对给付劳务费未约定具体时间，上诉人也一直向被上诉人追要劳务费至其到镇农经站知道被上诉人以其名义报领劳务费，所以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上诉人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日起算，因此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给付清上诉人劳务报酬费、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实体判处，存在相互矛盾和认定主要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应予撤销并改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并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4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二、由弥勒市新哨镇路体社区居民委员会小路体居民小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杨志贤劳务报酬费6000元。三、驳回杨志贤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弥勒市新哨镇路体社区居民委员会小路体居民小组负担。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云涛审判员  何 江审判员  黄 洁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袁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