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522民初505号原告：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系秦安县某村村委会推荐的公民代理。被告：安某。被告：安某1。被告：赵某。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文进，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诉被告安某、安某1、赵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被告安某及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文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安某1、赵某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返还原告婚约彩礼及财物款共计20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三被告系同村村民，早就相互认识，被告安某于2017年11月向原告借款5000元也未归还，而被告赵某于2018年患病，并于2018年年底在水滴筹进行申请筹款治疗，被告安某同意与原告确定婚约关系。2018年底媒人安某4和原告按当地习俗去被告家见面，原告带五粮春酒俩瓶（价值340元）、黑兰州烟2条（价值360元）、茶叶两斤及糖和干果（200元），通过媒人给安某见面礼金6600元，三被告通过介绍人向原告索要彩礼160000元、黄金首饰（黄金项链一条、戒指一枚、耳环一对及手镯一个），摩托车一辆。因被告急需资金给赵某治病，商订于2019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6日）在被告家举行订婚仪式。2月7日被告安某来原告家和原告去天水给安某购买黄金首饰及衣服时，原告给被告安某现金1000元，购买黄金项链一条、戒指一枚、耳环一对及手镯一个，价值21911元，衣服三套、鞋两双，价值5200元。2019年2月10日在被告家举行原告与被告安某订婚仪式，通过媒人及原、被告亲属的见证，原告拿给被告五粮春酒6瓶（价值1020元）、黑兰州烟2条（价值360元）、干果茶叶等物品（价值400元），原告通过媒人给三被告交付彩礼140000元，摩托车折价给被告现金8000元、化妆品一套（价值2574元），给看酒钱及被告安某1、赵某衣服款10000元，被告给原告回礼10000元。原告与被告订婚之后，原告就去山西太原经营饭店，且被告经常多时电话联系向原告要钱，原告通过微信于3月22日转款400元、4月2日500元、3日520元、17日200元、29日1500元、5月6日1000元、20日520元、6月5日2000元、25日1200元、7月1日200元、8月7日520元、9月13日1000元，计9560元。并且被告还多时在网上选购物品时，又联系让原告支付所购物品的价款，原告于2月14日给被告在网上付包钱189元、7月7日67元、8月22日76元、9月10日1465元，计1797元。在此期间原告给被告拜年及曾多次与被告商议办理结婚之事，购买礼品烟酒花费6000元，但被告安某拒绝与原告结婚，安某称八年或十年后能否结婚也说不上。由此可见被告家是有目的的，在借订立婚姻关系索取财物，显然是在欺骗原告，现己经给原告造成特大经济损失。并且被告拒绝办理结婚，又明确表示只给原告退还彩礼金一半即70000元，显然是以婚骗财。为此，虽然我国法律保障婚姻自由，原告无权强制与被告安某缔结婚姻关系，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为此，本案被告以借缔结婚姻为名所收受原告的彩礼及财物款应当如数返还原告。被告安某、安某1、赵某辩称，（1）原告主张让被告向其偿还5000元借款系民间借贷纠纷，而本案案由为婚约财产纠纷，两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合案审理。故法庭对该5000元借款的诉讼请求应当不予支持。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是指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女双方而做的事先约定，并因该约定产生的债务关系引发的纠纷。而原告诉称的5000元借款系民间借贷纠纷，若原告认为该借贷关系存在，应当另案起诉。（2）原告初次与被告安某1、赵某见面时，给被告安某1、赵某赠送的烟酒糖茶系礼仪性质的赠与，不应当予以返还；同时，被告安某未收到原告诉称的6600元见面礼金和现金1000元。因此，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返还烟酒糖茶和6600元见面礼金及1000元现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庭不应当予以支持。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原告和媒人安某4来被告家里时，仅向被告安某1、赵某带了两瓶五粮春酒（价位尚不明确）和两条黑兰州香烟，酒和烟中并没有原告所称的糖果和茶叶。同时，原告与被告安某1、赵某见面时带的烟和酒完全系原告主观自愿行为，属于一种礼仪赠与，不应当予以返还。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按照该规定，诉讼一方当事人主张存在相关事实时，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本案中，原告虽称通过媒人给被告安某见面礼金6600元，在购买金银首饰时向被告安某给付1000元现金，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以上基本事实存在。故原告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在不能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即法庭对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安某向其返还6600元见面礼金和1000元的现金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3）原告向被告安某赠送衣服及化妆品属于原告的自愿赠予行为，现要求被告安某返还于法无据。首先，原告向被告安某购买衣服和赠送化妆品是原告通过行为意思表示向被告安某表示自己的爱意，且赠送衣服和化妆品也属于原告的自愿赠与行为。该衣服和化妆品不应认定为彩礼，不应向原告进行返还。其次，原告向被告安某购买的衣服实为两套，而非三套。按照当地习俗，订婚所需物品皆为双数，并不会出现单数。显然，原告所称向被告安某购买了三套衣服，毫无事实依据。同时，两套衣服是否价值5200元，原告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因此，原告主张的该事实真伪不明。在此情况下，原告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购买衣服的费用时，法庭应当对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返还5200元衣服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4）原告向被告安某赠送的金银首饰及摩托车系物相赠。故即便被告安某返还，也只应当返还原物。原告将其所赠送的金银首饰及摩托车折合成人民币，要求被告安某以人民币的方式向其返还，其做法严重错误，法庭不应当予以支持，金银首饰价值是否为21911元存疑。同时，由于原告向被告安某赠送的系金银首饰实物并非现金，且被告安某至今对上述金银首饰未予以拆封。因此，如要返还，被告安某只能将上述实际收到的实物原物返还，而非折价人民币。其次，原告向被告安某所赠送的摩托车也是实物相赠。因此，如要返还，返还实物即可。（5）2019年2月10日，被告与原告举行订婚仪式，在订婚当天，原告提的烟酒糖茶系举行订婚仪式所使用，并非是赠送给三被告。因此，该部分财物不属于彩礼，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以上财物的等额价款，其诉讼请求完全不能成立，法庭应当不予支持；同时，在订婚当天，被告安某1和赵某并未收到原告支付的衣服款10000元，原告也未出示相关证据证明被告安某1和赵某收到过10000元的衣服钱，因此，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该事实的情况下，法庭也不应当对该诉请予以支持。首先，在被告安某与原告王某举办订婚仪式时，原告虽带了五粮春酒、黑兰州烟，干果茶叶等物品，但这些物品是用于举办被告安某与原告王某的订婚仪式时所使用，并不属于原告单方向被告安某支付的彩礼。同时，原告所提到的上述物品，已全部用于订婚仪式当中。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折价返还上述物品。其次，如上所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之规定，原告应当对自己主张的基本事实提供相应证据。在本案中，原告虽主张其向被告安某1和赵某支付过10000元的衣服钱，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关责任。（6）原告虽在订婚当天向被告支付了14万元彩礼，但其后又向原告退还了10000元。另，因为订婚，被告为告及原告的亲戚设宴接待花费12515.6元，该部分费用也应当在彩礼中扣除，订婚当天，原告虽向被告交付了14万元的彩礼，但在原告将14万元的彩礼向被告交付之后，被告又向原告退还了其中的1万元，该事实原告在诉状中也予以认可。同时，为了举办订婚仪式，被告安某1、赵某为此支出了12515.6元，现因原告的缘故，导致被告与原告未能登记结婚，故被告为办理订婚仪式支出的12515.6元，应当在彩礼中予以扣除。（7）原告于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9月13日向被告安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给付的财产系单方自愿赠与行为，被告安某无义务向原告偿还。首先，原告虽向被告安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了现金，但这些现金均是原告基于和被告安某的恋爱关系而支付，属于原告对被告的赠与，并不属于本案彩礼的返还范围。从金额数字可以反映出，有三笔金额为520元，取自谐音“我爱你”。从给付日期可反映出，其中，6月5日的2000元，这一天是我国的端午节；9月13日的1000元，这一天是我国的中秋节；4月2日的500元，这一天是被告安某农历生日的前一天。显然，这些具有特殊寓意的数字金额和特殊节日给付的金额，完全是原告基于和被告安某的恋爱关系而赠与给被告的，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向其返还。需要说明的是，对于2019年5月6日的1000元，实质是原告向被告安某支付的为购买摩托车所需的手续费。目前，被告同意向原告返还该摩托车，故在被告安某将摩托车返还给原告之后，不存在被告向原告退还该1000元的问题。另，对于2019年6月25日的1200元，原本是被告安某从原告处借来。同年7月14日，当被告向原告归还该1200元时，原告明确表示拒绝接受，并向被告退还了该1200元。由此可见，对于此1200元，原告已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示，将该1200元赠与被告安某，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安某向其返还该款项。（8）原告代替被告安某在网上购物付款，属于赠予行为，在此情况下被告无义务返还。首先，关于原告诉称“并且被告还多时在网上选购物品时，又联系让原告支付所购物品的价款”的问题。原告基于和被告安某的恋爱关系，为被告安某支付购物款的行为，显然属于对被告安某的赠与，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向其返还该款项。同时，从支付日期来看，对于2月14日支付的189元。众所周知，2月14日为情人节，原告为被告安某支付的189元，显然属于原告基于和被告安某的恋爱关系而对被告安某的赠与。另外，对于9月10日的1465元，该款系原告替被告安某偿还的“花呗”账单，2019年9月19日，当被告向原告归还该1465元时，原告明确表示拒绝接收，并将该款退回给被告安某。显而易见，原告已通过自己的行为意思表示，上述款项均属于原告对被告的赠与。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向其返还该款项。其次，三被告并未收到原告所主张的6000余元烟酒，原告也未出示相关证据，故在此情况下，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法庭也不应当予以支持。（9）关于解除婚约的实际情况。被告安某与原告王某皆为同村村民，双方相识较早。2018年，被告安某与原告确定恋爱关系，嗣后就开始商量婚约事宜。原告平日在山西太原经营饭店，与被告安某长期处于异地状态。被告安某为了维系这份感情，付出了较多心血和精力。然而，原告却极其不珍惜这份感情，很少接被告的电话和视频，渐渐地，被告安某和原告的这份感情出现了裂痕。原告多次将婚姻视为儿戏，毫无诚信可言，屡次以退婚为由，对被告安某恶语相加。原告为了退婚，多次来到三被告家中，对三被告进行辱骂。被告安某的母亲赵某患有严重疾病，平时在接受化疗治疗。原告却全然不顾被告母亲的病情，多次言辞激烈地斥责被告及其父母。更让被告寒心的是，原告在被告安某居住的村子里，向左邻右舍声称是被告安某骗取了彩礼。原告毫无事实根据的诽谤行为，给被告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给年仅25岁的被告带来了严重的精神伤害。在此，被告也在及时固定原告诽谤被告，对被告父母进行辱骂的相关录音证据，待证据固定完成，会及时通过司法途径追究原告诽谤的相关法律责任。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婚约彩礼及财物款共计20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微信转账截图1张，拟证明2019年5月6日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8000元，用于购买摩托车的事实；2.交易截图4张，拟证明2019年2月7日原告给被告在天水兰天城市广场购买四金花费21911.8元，买衣服花费1011元、1298元、1691元的事实；3.微信截图13张，拟证明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自2019年3月22日开始原告通过微信给被告转账、代付款、还花呗账单的事实；4.微信聊天截图14张，拟证明订婚以后被告提出不愿意与原告结婚的事实，这是被告的过错，被告出言不逊在聊天中辱骂原告，被告向原告索要1000元的事实；5.证人安某4证人证言1份，拟证明在订婚的当天给了彩礼现金14万元（退了1万元现金）、8000元的衣服钱、2000元的敬酒钱、6600元的见面礼；6.证人胡某证人证言1份，拟证明订婚当天证人也去了，彩礼给了14万元，8000元的衣服钱，2000元的看酒钱，拿了礼品这是证人所见到的；7.证人王某2证人证言1份，拟证明在订婚当天的事情，去的时候拿了彩礼14万元，以及1万元的衣服和看酒钱；8.证人安某3证人证言1份，拟证明在订婚当天，总共拿了15万元，彩礼是14万元，1万元是衣服钱和看酒钱。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9.消费凭证10页，拟证明被告因筹办原告与被告安某的订婚宴花费12515.6元，该费用应当在彩礼中予以扣除；10.微信截屏及转账记录4页，拟证明被告安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原告偿还1200元借款及1465元“花呗偿还款”的时候，原告以行为意思表示拒收上述款项，在该拒收的行为意思表示做出以后，其借贷关系为原告的单方赠与，被告对以上两项款项没有偿还的义务。经质证，三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8000元是因为原告在太原经营生意，没有办法向被告亲自购买，所以被告在原告的指示下接收了8000元购买摩托车，如果要返还只能原物返还；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证据只能证明有这四笔消费，但是并不能证明这是为被告所消费；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中有两笔费用1465.85元和1200元虽然系被告借贷，但在偿还时原告拒绝接收，则转化为赠与行为，若真属于借贷则是民间借贷纠纷和本案并没有关联，其他几笔费用系在我国特殊节日给被告的赠与，原告不能单方撤销。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审理的重点应该系彩礼属于哪部分，谁先提出解除婚姻并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四证人均系原告的亲属，对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四证人均证明并未都亲自钦点过彩礼款；王某2明确表示拿着一张红纸包着，安某3又表示是拿着红纸包了15包，前后矛盾，因此有一人做了虚假陈述，对证言不认可。经质证，原告王某对三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对证据9的三性有异议，没有公章的便条没有证据效力；对证据10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转化为赠予行为并不成立，没有法律和事实效力，聊天记录正好印证了被告花费大于收入后无法偿还邀请原告偿还钱款的事实。经审核，本院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综合评判如下：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因被告认可原告给付了8000元用于购买摩托，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2，虽然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2019年2月7日在兰天城市广场进行过四笔消费，并不能直接证明这是为被告所消费，但结合被告安某认可与原告一起去天水购买首饰、衣服和鞋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应予确认。对证据3，证明原告通过微信给被告转账、代付款、还花呗账单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认可，对转账的事实被告表示认可，故对证明存在转账的事实这一证明目的应予确认，至于应否返还将在本院认为中另做阐述。对于证据4，经质证，被告以本案是婚约财产纠纷，谁先提出解除婚姻并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为由否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但婚约是双方以结婚为目的的约定，被告在与原告聊天的内容里有“别再相互折磨了，分手吧”等内容，反映出了其提出解除婚约意思表示，故对原告的此项证明目的应予确认，但在该聊天记录中没有反映出索要1000元的事实，故对证明索要1000元事实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对于证据5、6、7、8，被告对证人安某4、王某2、安某3、胡某四人的证人证言，经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均认可，被告以四个证人均证明并未亲自钦点过彩礼款，且王某2明确表示彩礼款拿着一张红纸包着，安某3又表示是拿着红纸包了15包，前后矛盾，因此有一人做了虚假陈述，对证言不认可，证人中的安某4作为媒人，不仅是全程参与原告王某与被告安某订婚仪式的见证者，也是陪同双方第一次见面的见证者，根据习俗，媒人的主要作用就是见证双方订立婚约的事实和围绕婚约给付彩礼财物的情况，且其他三位证人均陈述的主要事实与媒人安某4的一致陈述，因此对媒人安某4及其他三位证人所陈述的事实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不属实的情况下应予确认。对于证据9，被告提交的消费凭证10页，被告拟证明被告因筹办原告与被告安某的订婚宴花费12515.6元，该费用应当在彩礼中予以扣除。被告提交的消费凭证均不是国家税务发票，出具消费凭证的经手人亦未出庭说明情况，无法查明真伪，且消费购买的大都是蔬菜、馒头等日常生活消费品，所购买东西是否用于订婚也无法查证，故被告提交的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不应认定。对于证据10，被告提交的微信截屏及转账记录4页，该证据中显示出被告安某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王某偿还原告在证据3中所涉及的1465.85元和1200元两笔钱时，王某在微信中表示“我不要”，且因王某未收取而退回，故对被告视作单方赠予的证明目的应予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与三被告系同村村民，被告安某系被告安某1与被告赵某的女儿。经媒人安某4介绍，原告王某与被告安某确定了婚约关系。2018年年底，原告王某和媒人安某4按当地习俗去被告安某家见面时，王某给安某见面礼金6600元。2019年2月10日，原告王某与被告安某在安某家举行了订婚仪式。在订立婚约的过程中原告给被告给付了彩礼140000元，回礼10000元。送黄金首饰（黄金项链1条、戒指1枚、耳环1对及手镯1个）价值共计21911元，给安某衣服两套、鞋两双（价值4000元）,化妆品一套，给被告安某买摩托车的钱8000元，给被告安某的看酒钱2000元，给被告安某1、赵某的衣服款8000元。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9月13日期间，原告王某曾通过微信给被告安某多次转账，给安某吃饭，买化妆品，过生日，过端午节，过重阳节，村里唱戏，安某妹妹结婚时随礼，安某母亲生病时买补品等合计6360元，给安某代付购物142.9元，帮安某还花呗1465.85元，安某母亲住院时借款1200元，给摩托车办手续的花费1000元。订婚半年时间后，双方感情出现裂痕，未能缔结婚姻。后经双方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原告王某按照习俗向被告安某、安某1、赵某给付的彩礼款及物品，是以双方最终登记结婚为目的的。即婚前给付的款物是有目的行为，在男女双方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时，收受彩礼款物的一方应予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即“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节，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原告诉请三被告返还其已经给付三被告的财物，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应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的数额，原告在订婚当天给付被告彩礼款140000元，三被告当场退给回礼10000元双方均认可，对实付的130000元应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返还的给被告安某1、赵某衣服钱8000元及给安某看酒钱2000元，共计10000元，原告提供的4个证人均证明订婚当天原告给付三被告衣服钱及看酒钱共计10000元，被告安某辩称未收到此项钱款，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其抗辩陈述，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原告主张的给被告安某1、赵某的衣服钱8000元应予支持，而给安某的看酒钱2000元，依照本地习俗属于礼节性的赠予，不支持返还；原告送被告安某黄金首饰（黄金项链1条、戒指1枚、耳环1对及手镯1个）价值共计21911元，被告安某当庭陈述确实收到了与原告陈述相符的黄金首饰，但若返还，应当返还原物，不应折价返还，因原告送给被告的是实物，现实物完好存在，应当返还实物，故应支持返还原物；原告主张的买摩托车的8000元以及给摩托车办手续的1000元，被告辩称原告给付的8000元已用于购买摩托车，若返还，则应实物返还，不应再折价返还，因原告给付被告的是现金，故应以现金的形式返还两项共计9000元；原告陈述给付被告安某衣服三套、鞋两双，价值5200元，被告称衣服是两套，原告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明买衣服和鞋的钱经核算是4000元，现衣服原物返还已不合实际，应当折价返还，对原告证实的4000元应予支持；原告主张返还化妆品一套，价值2574元，但原告对该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返还依据习俗向被告安某给付的见面礼6600元，原告提供的媒人出庭作证证实给付见面礼6600元，被告安某辩称未收到此笔钱款，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其抗辩，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原告主张的这6600元应予支持。原告主张2019年2月7日在购买金银首饰时向被告安某给付1000元现金，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存在，故原告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在不能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三被告应返还的财物有，现金共计157600元，黄金首饰（黄金项链1条、戒指1枚、耳环1对及手镯1个）。至于原告请求三被告返还的原告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安某用于给安某吃饭，买化妆品，过生日，过端午节，过重阳节，村里唱戏，安某妹妹结婚时随礼，安某母亲生病时买补品等的钱款，给安某代付购物的钱，不属于彩礼范畴，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安某母亲住院时的借款1200元及帮安某还花呗的钱1465.85元，当被告安某通过微信转账偿还时，原告王某没有收取，并有不要的意思表示，当王某作出不要了的意思表示时，实际就是赠予行为，而这种赠予是不可撤销的赠予，故对原告王某返要求还这两笔钱的请求不应支持。三被告称，为了举办订婚仪式，被告安某1、赵某为此支出了12515.6元，应当在彩礼中予以扣除。虽然被告在举行订婚仪式时，待客确实一定的支出，不论是否支出了12515.6元，但该项支出和原告给被告的烟酒糖茶等礼品性质一样，是双方为了联姻的礼尚往来，不应返还，故对被告主张扣除12515.6元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安某、安某1、赵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王某给付的彩礼款157600元,并返还原告给付安某的黄金首饰（黄金项链1条、戒指1枚、耳环1对及手镯1个）。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在本判决生效后，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3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原告王某负担434元，被告安某、安某1、赵某共同负担171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晓亮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张彦芳书 记 员 蔡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