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达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某）。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达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528号14幢1G07室。法定代表人：刘翔，总经理。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君，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海英，女，1955年8月3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诚，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璟，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仁合伙企业”）、上海达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仁资产公司”）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43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海英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双方约定达仁合伙企业负有10%的投资“保底”补偿责任，根据最高院“九民”纪要第31条、92条的规定，该条款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退而言之，就算《顾问服务协议》为有效合同，但根据该协议第二条第1项、第2项以及第三条的内容来看，达仁合伙企业承担投资收益10%的保底责任条件尚未成立，张海英所购买基金的期间为3年，张海英持有该基金不足3年即赎回，根据合同条款的文义理解，达仁合伙企业应承担的保底责任条件尚未成就，其不应承担补偿责任。达仁合伙企业为普通合伙企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普通合伙企业在以其自身财产清偿债务后，普通合伙人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原审法院却直接判令达仁资产公司与达仁合伙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其上诉请求。张海英答辩称：不同意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的上诉请求。涉案合同的订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依法应认定成立并生效。从涉案合同有关条件是否成就的条款中无法解读出达仁合伙企业承担10%投资收益补偿责任的条件尚未成立的结论，张海英按规定赎回基金并无不当，亦不影响达仁合伙企业应承担的责任。此外，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另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案件已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按约赔偿，且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维持，该两案案号分别是：（2018）沪01民终14299号、（2019）沪01民终10079号。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海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达仁合伙企业向张海英支付人民币（下同）9,641,832元；2、判令达仁合伙企业向张海英支付利息损失（以9,641,83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达仁资产公司对达仁合伙企业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共同承担。庭审结束后，张海英提交书面说明，表示愿意按照对方所称的公式P0X(1+10%XT/365)-P1计算差额补偿款，第1项诉请的金额调整为8,655,530元，第2项诉请的利息计算基数也相应调整。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达仁合伙企业为有限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为达仁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案外人朱某为达仁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2016年11月10日，张海英（乙方）与达仁合伙企业（甲方）签订《顾问服务协议》，内容涉及：乙方自愿聘请甲方为投资理财顾问，经甲方推荐乙方认购添增3号基金，甲方为表诚意，（承诺）如在上述基金投资失利的情况下，自愿承担必要差额补偿义务。第二条“补偿条件及支付方式”约定：“1、补偿条件：乙方在投资上述基金届满时，仅在乙方的投资年化回报率（R）低于10%的情形下，甲方才承担补偿义务。2、如有补偿，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差额补偿金额=P0X（1+10%）XT/365-P1。P0：乙方认购添增成长3号基金金额（以基金托管机构资金到账证明为准）。T：投资天数：T=T2-T1。T1:基金运营起始通知书之日。T2：投资届满日或基金清算日。P1:投资届满时，乙方实收的到账金额（含本金与投资收益）。……。”第三条“其他”约定：“1、乙方认购上述私募基金的份额全部退出时，本协议自动终止。2、本协议一式贰份，甲方双方各持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张海英在协议末尾乙方处签字，达仁合伙企业在协议末尾甲方处盖章并加盖了刘某签章。2016年11月10日，张海英作为基金投资者、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作为基金托管人共同签订《添增3号基金合同》，约定，基金名称为添增3号基金，基金的运作方式为定期开放式，开放日开放申购、赎回，其他时间封闭运作；基金的存续期限（3年，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且经私募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本基金可以提前结束，且基金管理人须提前30日通知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渠道认购基金的，应将认购款划入如下募集账户：名称国泰君安运营外包户，账号XXXXXXXXXX1820，开户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本基金自成立日起，每年开放一次，其他时间封闭运作，封闭运作期内不开放申购和赎回；基金投资者可在本基金开放日申购、赎回本基金；本基金开放日（以下简称为T日或开放日）为基金成立后每年度基金成立对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本基金不接受份额持有人在开放日及临时开放日之外的赎回申请；销售机构受理申购和赎回申请并不表示对该申请成功的确认，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收到了申请，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以份额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基金赎回费率为1%，赎回费的50%归入基金财产，另外50%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包括基金持有人全部赎回本基金所有份额等事项；等等。2016年11月11日，张海英向《添增3号基金合同》约定的募集账户支付基金认购款3,000万元，附言载明“张海英认购添增成长3号”。2017年12月1日，Z公司出具《基金交易确认函》，确认张海英于2017年11月29日申请赎回添增3号基金3,000万份，2017年12月1日确认成功，确认金额为24,443,100元，确认净额24,443,100元。同年12月4日，国泰君安运营外包户向张海英汇款24,443,100元，附言载明“赎回增添成长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017年11月28日，张海英的儿子周某向达仁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暨达仁资产公司的委派代表刘某发送微信“刘经理，30号能安排吗”，刘某回复“正在安排资金，安排情况晚点回复给您”。2017年12月5日，周某再次向刘某发送微信“刘总晚上好，张海英这里的差额补偿金这块，因为钱也是家里的，我父母是希望能在9号前解决掉比较好，希望尽量安排一下，家里能安心过个年，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刘某回复“情况李某已经知会我了，明天提交流程，有情况她会通知你的，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处理这个事情的”。2018年4月20日，达仁资产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8年4月16日，张海英女士一行5人到访上海达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达仁’）办公室，张海英女士提及其曾于2016年11月10日与达仁（上海）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签订有《顾问服务协议》，内容涉及其认购上海XX发行的‘添增成长3号’基金有关亏损补足事宜。针对张海英女士提及之相关事宜，上海达仁现说明如下：上海达仁前董事长罗某，在其任职期间（2016年6月1日-2018年2月28日）曾多次利用职务之便，违反相关审批制度，擅自签订大量损害公司利益、显失公平的不对等协议。目前，罗某已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有关罗某担任董事长期间上海达仁及关联企业签署相关协议的情况，也正在公安机关侦查以及相关司法程序审理过程中。基于上述情况，上海达仁现本着友好协商、定纷止争的态度，愿意就罗某涉及司法程序进展与张海英女士进行沟通，并愿意在相关事实情况得到查证后与张海英女士共同商议解决及处理方案。特此说明。”审理中，双方均确认添增3号基金的运营起始通知书之日为2016年11月18日。经原审法院登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确认添增3号基金成立于2016年11月18日。原审法院认为：张海英与达仁合伙企业签订的《顾问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本案应为合同纠纷。根据该协议的约定，达仁合伙企业推荐张海英购买添增成长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并承诺在张海英投资未达约定回报率时承担差额补偿责任。该约定不违反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协议依法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主张该协议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但达仁合伙企业并非上述法律及部门规章所规范的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等主体，故系争协议效力的认定不适用上述法律及部门规章的规定，其主张系争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就差额补偿的金额，双方曾对计算公式存在争议。张海英主张计算公式为P0X（1+10%）XT/365-P1，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主张协议约定的计算公式应当为P0X(1+10%XT/365)-P1。但本案庭审结束后，张海英表示自愿同意按照对方的公式计算差额补偿金。据此计算，张海英现在主张的差额补偿金8,655,530元并无不妥【P0X(1+10%XT/365)-P1=30,000,000X（1+10%X377/365）-24,443,100=8,655,530.13（元）】，低于其起诉时的金额，且符合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的意见，现准许其调整，并对其诉请的金额予以支持。张海英减少诉讼请求的金额后，现对诉讼费用亦进行调整，多收取的诉讼费用退还张海英。达仁合伙企业未能按约支付差额补偿款，应当赔偿张海英相应的利息损失。《顾问服务协议》中虽未明确约定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向张海英支付补偿金额的具体时间，但根据张海英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张海英的儿子周某曾分别于2017年11月28日、2017年12月5日要求对方履行补偿义务，且表示“希望能在9号前解决掉比较好”，考虑到合理的履行期间，现将张海英主张利息损失的起算点调整为2018年1月1日，并主张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较为合理。达仁资产公司是达仁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依法应当对达仁合伙企业的上述义务向张海英承担连带责任。达仁资产公司在庭审中明确同意承担连带责任，但在庭后提交的《补充代理意见》又认为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对该《补充代理意见》不予采纳。至于达仁资产公司称其董事长罗某涉嫌挪用资金，因本案系争合同纠纷的主体是达仁资产公司，与其董事长个人职务犯罪行为无关，故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部门处理，不予准许。另，针对申请追加B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因本案纠纷系基于张海英与达仁合伙企业之间的《顾问服务协议》就差额补偿义务所作约定引起，与B公司无关，故对该申请，不予准许。原审法院经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海英补偿款8,655,530元；二、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海英利息损失（以8,655,53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上海达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判决主文下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付款义务向张海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6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4,630元，由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达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审法院根据《顾问服务协议》、《添增3号基金合同》、银行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相关《情况说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判令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向张海英补偿相应款项及其利息正确，本院应予确认。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主张系争协议是为《添增3号基金合同》项下的投资项目设定了“保底”条款，该条款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认定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所援引的我国证券基金投资法的相关规定，约束的是公募基金管理人，本案双方均不具有该身份，与该条款无涉。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另外主张的《私募基金暂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则并非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之范畴，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之依据。故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关于《顾问服务协议》无效的主张，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从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所提及的《顾问服务协议》第二条第1项、第2项以及第三条内容来看，无法解读出达仁合伙企业承担10%投资补偿责任附有相应条件以及上诉人诉称的条件尚未成就之含义，故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提出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此难以采纳。此外，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判令达仁资产公司与达仁合伙企业连带承担经济补偿责任正确，本院应予确认。综上，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对其提出的相关上诉请求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且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故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综上所述，达仁合伙企业、达仁资产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与依据均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2,388元，由上诉人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达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卫清审判员  潘春霞审判员  寻增荣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王 翀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