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06民初7850号 原告：宁波联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太河北路258号4幢1号C40-C4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079224348T。 法定代表人：何贤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继苍，浙江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温州申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灵华路217号标准厂房8号楼4楼-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1MA2CRAR40C。 法定代表人：张华英。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宏德，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宿州市路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泗县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泗县泗城镇陆李村小韩庄06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324MA2T3BR05K。 代表人：胡居正。 第三人：安徽省凯路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远东汽车城A19栋12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302MA2RUK3375。 法定代表人：胡凯，该公司总经理。 第三人：王剑，男，汉族，1994年8月27日出生，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 第三人：赵龙，男，汉族，1983年11月3日出生，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 第三人：赵新法，男，汉族，1985年5月16日出生，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 第三人：赵英才，男，汉族，1988年5月2日出生，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 原告宁波联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卡公司）与被告温州申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广秀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依被告申诚公司申请，追加宿州市路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泗县分公司（以下简称路通泗县分公司）、安徽省凯路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路达公司）、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为本案第三人，并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联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继苍,被告申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宏德,第三人王剑、赵龙、赵英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路通泗县分公司、凯路达公司、赵新法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联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申诚公司支付购车款241208元，并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2019年4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1日，联卡公司与申诚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2份，约定申诚公司向联卡公司购买单价42万元/台的联合重卡自卸车4台，加上牌、购置税等总价合计1977188元。2019年4月1日前，联卡公司依约完成上牌手续，并交付了上述车辆（后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改称其实际交付车辆日期应该是4月1日之后几天，但具体日期未能明确）。但申诚公司却仅支付1735980元（含预付定金99980元），余款241208元至今未付。故联卡公司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申诚公司答辩称：一、申诚公司与联卡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四辆重型卡车实际上系第三人王剑、赵龙、赵英才、赵新法向第三人路通泗县分公司、凯路达公司购买，并直接向上述公司或实际控制人支付了车款。之后，王剑、赵龙、赵英才、赵新法将上述车辆挂靠在被告处经营。因此案涉买卖关系发生在王剑、赵龙、赵英才、赵新法与路通泗县分公司、凯路达公司之间，与原、被告均无关系。二、因案涉车辆上牌需要用到申诚公司公章，联卡公司利用给车辆上牌时持有申诚公司公章的便利伪造了起诉所依据的两份汽车销售合同，意图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该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或诈骗罪。应驳回原告诉请，情节严重可移送相关司法机关。 第三人路通泗县分公司未到庭，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本院陈述：2019年上半年，王剑、赵龙、赵英才、赵新法各向路通泗县分公司购买联合重卡渣土车一辆，路通泗县分公司负责人胡居正经手与上述四人共同签订了书面合同，但车辆的贷款及具体交付均由胡浩东经手（胡浩东系联卡公司在宿州的代理，路通泗县分公司如果要购入联合重卡汽车需通过胡浩东方可）。至于胡浩东交付给王剑、赵龙、赵英才、赵新法的车辆来源路通泗县分公司不清楚，只知晓是从温州何总（具体姓名不知）处进货（后又称案涉四辆汽车就是胡浩东从原告联卡公司处购入）。车款胡居正与胡浩东各收取了一部分，除了其中一个矮矮胖胖的人（该人名字记不清）车款还欠一万几之外，其他人的车款均已付清。 第三人凯路达公司未到庭陈述。 第三人王剑陈述：2019年2月11日，胡居正具体经手在路通泗县分公司与其和赵龙、赵英才、赵新法签订购车合同1份，承诺在2019年3月交付联合重卡车辆，并上好温州的车牌。其的车辆加上上牌、银行贷款利息、保险等所有费用共计496000元。但直至2019年4月3日，胡浩东（系胡居正堂兄弟）才带领其在温州的一个停车场自提了车辆，提车时已上好车牌。车辆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记不清，只记得自己的车牌号为浙Ｃ×××××。停车场是一片没有挂牌的空地，不清楚所属公司。车款支付给了胡浩东和胡居正各一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其父亲王兴起支付给案外人王严会，王严会再转给胡居正），目前已全部付清。其从未向原告联卡公司购买过车辆，关于车辆的上牌，应该是胡居正或者胡浩东帮助找的人，在温州专门帮联卡公司上牌的叶未场、孙基军曾问其要申诚公司的公章，用于车辆上牌、做营运证、保险、购置税等。因其与赵龙、赵英才、赵新法的车辆要挂靠在申诚公司，故其向申诚公司经理陈建康那里拿了公章交给叶未场。上完牌后叶未场将公章交还给其。后于2019年6月时以营运证没有做好为由又向其要了一次申诚公司的公章。路通泗县分公司、胡居正、胡浩东与申诚公司没有关系，与联卡公司有什么关系不清楚。 第三人赵龙陈述：2019年2月11日，胡居正具体经手在路通泗县分公司里与其和王剑、赵英才、赵新法签订购车合同1份，承诺在2019年3月10日交付联合重卡车辆，其的车款总价492000元。但直至2019年4月8日，胡居正才通知其在温州的一个停车场自提了车辆，提车时已上好车牌。停车场是一片没有挂牌的空地，不清楚所属公司。车辆车架号和发动机号记不清，只记得车牌号为浙Ｃ×××××。车款通过微信、支付宝、现金等形式支付给了胡居正，目前尚有12000元没有付清。路通泗县分公司、胡居正、胡浩东与联卡公司和申诚公司有什么关系其不清楚，但其车辆是向胡居正购买，与联卡公司没有关系。 第三人赵新法未到庭陈述。 第三人赵英才陈述：2019年2月11日，胡居正具体经手在路通泗县分公司里与其和王剑、赵龙、赵新法签订购车合同1份，承诺在2019年3月10日前交付联合重卡车辆，交车时需上好温州车牌，但直至2019年4月3日，胡浩东才带领其和王剑在温州的一个停车场提车，提车时车牌已上好。停车场是一片没有挂牌的空地，不清楚所属公司。车架号和发动机号记不清，只记得车牌号为浙Ｃ×××××。车款最初与胡居正约定为48万元，后来胡浩东带其和王剑去提车的时说胡居正卖亏了，要加钱，车款便加到了496000元。目前已全部付清。路通泗县分公司、凯路达公司、胡居正、胡浩东与申诚公司没有关系，与联卡公司有什么关系不清楚，案涉四辆车系其与王剑、赵龙、赵新法自己向胡居正购买，只是挂靠在申诚公司，车款均与申诚公司无关。 原告联卡公司提供的证据及被告申诚公司和第三人路通泗县分公司、王剑、赵龙、赵英才质证意见如下： 1.2019年4月1日《汽车销售合同》2份，用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 申诚公司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双方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该合同系联卡公司利用持有申诚公司公章的便利伪造，并非申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路通泗县分公司虽未到庭，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质证称该两份合同中车款与胡浩东所言不一致，高于胡浩东出售给王剑、赵龙、赵英才、赵新法的价格；王剑、赵龙、赵英才质证称没有见过上述合同。 2.汽车销售发票、合格证书各4份，用以证明联卡公司已交付案涉车辆并开具发票的事实； 申诚公司质证称汽车销售发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系基于虚假的合同出具，不能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车辆合格证申诚公司不清楚；路通泗县分公司质证称汽车销售发票上价格高于实际价格，对合格证书不清楚；王剑、赵龙、赵英才质证对汽车销售发票上的价格不认可，与其向胡居正购车的价格不一致。对车辆合格证不懂。 3.付款凭证5页，用以证明申诚公司支付部分购车款的事实（其中付款方江苏瑞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胡居正、胡浩东等联卡公司认为均是申诚公司指定的付款人。不管谁付款，联卡公司只要收到款就行）； 申诚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申诚公司与胡浩东、胡居正、江苏瑞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均无任何关系；路通泗县分公司质证无异议，称其中胡居正转给联卡公司的几笔都是王剑、赵龙、赵英才、赵新法的订车款，对胡浩东转的款项不清楚；王剑、赵龙、赵英才对付款凭证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并非申诚公司付给联卡公司。 4.车辆行驶证4份，用以证明申诚公司系案涉车辆所有人的事实。 申诚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因案涉车辆需挂靠在申诚公司，故联卡公司以行驶证载明的所有人为申诚公司从而推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结论不成立；路通泗县分公司质证称不清楚；王剑、赵龙、赵英才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申诚公司提供的证据及原告联卡公司和第三人路通泗县分公司、王剑、赵龙、赵英才质证意见如下： 1.2019年4月4日《安徽凯路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销合同》3份,2019年2月11日《购车合同》1份，用以证明案涉车辆买卖发生在第三人之间，与联卡公司和申诚公司均无关联的事实； 联卡公司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与联卡公司无关，不能确认合同中车辆即为案涉车辆；路通泗县分公司质证无异议；王剑、赵龙、赵英才质证无异议。 2.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付款明细及所附凭证22页，浦银快贷（狮桥组金贷）材料30页，用以证明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已分别支付凯路达公司货款499068元、483068元、485068元、499068元，合计1966272元的事实； 联卡公司质证对其中付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是购车款。与本案没有关联。对浦银快贷（狮桥组金贷）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路通泗县分公司质证对付款明细及所附凭证无异议，浦银快贷（狮桥组金贷）材料不清楚；王剑、赵龙、赵英才质证无异议。 3.车辆挂靠协议4份，用以证明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将所购车辆挂靠在申诚公司名下经营的事实。 联卡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与本案无关，系第三人与申诚公司的挂靠关系；路通泗县分公司质证称不清楚；王剑、赵龙、赵英才质证均无异议。 第三人路通泗县分公司、凯路达公司、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未有证据提供本院。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向凯路达公司股东胡浩东询问了相关情况，并制作2020年4月10日谈话笔录1份。 就该谈话笔录，联卡公司质证称内容属实，可证明案涉车辆系申诚公司向联卡公司购买。也证实之后王剑等第三人和胡浩东与胡居正签订的合同虚假，系出于解决纠纷的需要。申诚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可反映车辆的实际买卖经过，胡浩东明确赵龙等四人是向胡居正购买车辆，与联卡公司没有关系。路通泗县分公司质证称胡居正与王剑等人没有任何矛盾，对王剑等人去做贷款不知情，与联卡公司何总也未见面，亦无需他人代收尾款。王剑、赵龙、赵英才质证无异议。 综合上述质证情况，第三人凯路达公司、赵新法未到庭质证系自行放弃了质证的权利。对联卡公司提供的证据形式上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证明效力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评述。申诚公司提供的证据与本院制作的原、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胡浩东谈话笔录中相关内容可相印证，对申诚公司提供的证据及胡浩东谈话笔录中可相印证的内容本院予以认定。据此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9年2月11日，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与路通泗县分公司签订《购车合同》1份，约定四人向路通泗县分公司购买联合渣土车四部，于3月10日前上好车牌，车款485000元。因路通泗县分公司购入的车辆无法上温州车牌，路通泗县分公司代表人胡居正与凯路达公司股东胡浩东联系，想从胡浩东处订购车辆，当时胡浩东系联卡公司在宿州的代理，遂联系了联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贤强。2019年4月4日，胡浩东带着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与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就车辆价格再次进行洽谈，约好按每辆车496000元的价格执行。因担心价格再有变化，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坚持与胡浩东签订合同，胡浩东遂与四人各签订《安徽凯路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销合同》1份，与王剑、赵龙、赵英才的合同中均约定裸车价366000元，包上牌上路利息，一切手续办好496000元，其中496000元不含保证金32970元，首付144370元，内含保险、购置税、压金32970元。月还额15530元（本金利息），总还款额372720元（分24个月还完，372720元为本金+利息）内含保证金32970元。把总金额372720元还完，由狮桥公司退还保证金32970元。并约定“做暗接以裸车价42万元作为假的，实际以上述366000元为真”。合同还就定金、交货地点、纠纷解决等事项作了约定。赵新法的合同已遗失。胡浩东确认上述合同均系其个人行为，与凯路达公司无关，并确认案涉车辆系联卡公司出售给胡居正，胡居正又出售给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与联卡公司没有关系。 2019年4月3日，胡浩东带王剑、赵英才去温州的一个停车场自提了车牌号浙Ｃ×××××号和车牌号浙Ｃ×××××号的联合重卡车辆。同年4月8日，赵龙也在温州的一个停车场自提了车牌号浙Ｃ×××××号的联合重卡车辆。 除胡居正经手收受了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的部分购车款外，胡浩东也经手收受了王剑、赵英才部分购车款。路通泗县分公司确认案涉四辆车的车款除其中一人尚欠一万余元外，其他均已付清。第三人赵龙自认其尚欠车款12000元。 联卡公司持有2019年4月1日《汽车销售合同》2份，抬头均载明甲方（即卖方）为联卡公司，乙方（即买方）处无文字，仅加盖了申诚公司公章。其中1份载明车型为自卸车，品牌为联合重卡，规格型号为6K10380-50，单价为42万元/台，总金额为84万元，上牌、柴油、路费、上牌驾驶员工资、摄像头、保险、购置税181936元，合计1021936元，交货时间2019年5月10日。在温州自提；另1份载明车型为自卸车，品牌为联合重卡，规格型号为6K10380-50，单价为42万元/台，总金额为84万元，上牌、柴油、路费、上牌驾驶员工资、摄像头、保险、购置税115252元，合计955252元，交货时间2019年5月10日。在温州自提。两份合同中均载明“本合同必须附带《宁波连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结算清单》才可生效”。合同中均只盖有双方公章，无一经办人签字。联卡公司确认目前没有结算清单，并认可己方具体经手人系联卡公司在温州的员工叶未场。对于申诚公司具体经手签订合同的人员，联卡公司称系申诚公司委托第三人王剑带公章过来办理。 2019年4月1日，联卡公司开出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4份，均载明销货单位为联卡公司，购买方为申诚公司，车辆类型为自卸汽车，价税合计42万元。 联卡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自2019年3月25日至6月13日期间，联卡公司分别收到案外人银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备付金支付的99980元、江苏瑞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的590000元、胡居正支付的350000元、胡浩东支付的696000元。 案涉四辆车车牌号分别为浙Ｃ×××××、浙Ｃ×××××、浙Ｃ×××××、浙Ｃ×××××,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均为申诚公司。 2019年7月22日，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与申诚公司各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1份，约定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将购买的车牌号浙Ｃ×××××号、浙Ｃ×××××号、浙Ｃ×××××号、浙Ｃ×××××号商用车落户于申诚公司，挂靠在申诚公司经营。落户期限自2019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合同还就购车按揭款支付、管理费计算等相关权利义务作了约定。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联卡公司与申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 第一，当事人对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告联卡公司提供的两份2019年4月1日《汽车销售合同》虽然加盖有申诚公司公章，但其上并无双方经办人签名，联卡公司称系第三人王剑带着申诚公司公章来办理、联卡公司具体经办人为叶未场，但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就案涉车辆买卖进行联系、磋商的经过。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剑系将车辆挂靠在申诚公司经营的驾驶员，在案涉标的额达200余万元的情况下，申诚公司不经任何联系、磋商，即直接委派驾驶员持公章与联卡公司签订合同，显然不合常理。且第三人王剑亦陈述未见过该两份合同，但曾因从路通泗县分公司购买的车辆需挂靠在申诚公司，上牌时胡居正（或者胡浩东）帮助找的在温州专门帮联卡公司上牌的叶未场具体办理，其曾应叶未场要求将申诚公司的公章交给叶未场用于车辆上牌等事项（联卡公司也认可案涉车辆系叶未场经手办理上牌一事）。故在各方陈述不一，而联卡公司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联系、磋商的具体过程，也无法对此给予清晰、合理解释的情况下，难以认定该两份合同体现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上述合同第十三条中载明“本合同必须附带《宁波联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结算清单》才可生效”，而联卡公司明确称目前未有结算清单，故即便暂不考量合同形成的真实原因，上述合同也尚未生效，对双方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第二，联卡公司称申诚公司仅支付购车款1735980元，余款241208元未付。但其用以佐证的付款凭证中，付款方却为江苏瑞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胡居正、胡浩东等案外人，也无证据表明上述付款人与申诚公司存在法律上的关联，不能据此认定申诚公司认可其作为案涉车辆买受人的身份并实际履行了买受人的义务。同理，联卡公司提供的机动车销售发票系其单方开具，仅凭发票亦不足以认定双方买卖关系的成立。 第三，联卡公司提供了行驶证用以证明案涉车辆所有权人为申诚公司，但根据第三人王剑、赵龙、赵英才的陈述及本院认定的事实，行驶证上载明的车辆均系第三人王剑、赵龙、赵英才、赵新法挂靠在申诚公司的车辆，而到庭应诉的第三人王剑、赵龙、赵英才均陈述从未向联卡公司购买过车辆，联卡公司质证无异议的胡浩东谈话笔录中也载明，胡浩东系联卡公司在宿州的代理，其确认案涉车辆系联卡公司出售给胡居正，胡居正又出售给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故综合上述，行驶证只能表明案涉车辆登记在申诚公司名下，而无法证明申诚公司系车辆实际所有人或就案涉车辆与联卡公司存在法律上的买卖关系。 综上，联卡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申诚公司存在车辆买卖关系，其据此要求申诚公司支付购车款及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第三人路通公司泗县分公司、凯路达公司、赵新法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联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918元，由原告宁波联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广秀 人民陪审员  顾纪明 人民陪审员  刘杏丰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代书 记员  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