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5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海燕医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新泰市东都镇海燕路1号。法定代表人：牛慧，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鑫，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杨，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惠燕，女，196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建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司法，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海燕医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惠燕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20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燕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海燕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杜惠燕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聘任顾问协议》是杜惠燕为掩盖侵占海燕公司合法财产而签订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应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2014年9月9日，杜惠燕（时任海燕公司总经理）指令助理宋蓓向海燕公司提出付款请求，并要求财务部员工王丽配合办理付款手续。宋蓓在收到杜惠燕的指令后，按其要求向财务部员工王丽、采购部员工卢秀芹提出付款申请。因海燕公司账户余额不足，遂分别做出两张请款单（一张为海燕公司200万元，一张为泰安市峰豪医药材料有限公司50万元），上述钱款按照杜惠燕的指令支付给天津科能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科能公司）。上述请款过程的真实性可由一审出庭作证的卢秀芹、王丽、杨雪、孟兆华的证言予以佐证，且证人证言完全可以说明海燕公司与天津科能公司从未有任何交易往来，杜惠燕违法、违规将海燕公司钱款转至天津科能公司。因该笔转账无合同，海燕公司无法收回钱款，更没有收到原辅料，海燕公司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职务侵占罪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构成职务侵占罪。杜惠燕将海燕公司的钱款违法转入天津科能公司并占为已有，其犯罪行为已实施完毕，职务侵占罪已既遂。故，杜惠燕为掩盖违法行为而签订的《聘任顾问协议》应属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条款均是以《聘任顾问协议》中的条款为唯一依据的，本案《补充协议》所约定的事项不可能独立于《聘任顾问协议》，是完全依附于《聘任顾问协议》的，《聘任顾问协议》履行完毕、被撤销、失去效力时，《补充协议》效力必然随之变化，是典型的主从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依法应当纠正。二、《补充协议》系杜惠燕私自盖章形成，直到杜惠燕在另案提交该份协议时海燕公司才知晓该协议的存在。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由海燕公司与杜惠燕共同签署显属错误，应予纠正。杜惠燕于2012年至2014年一直在海燕公司处任总经理一职，对海燕公司有完全掌控的能力，其影响力早已根深蒂固，这一点从王丽等人的证人证言中就可以看出。虽杜惠燕自2014年6月8日以后就不再担任海燕公司总经理，但因其长期经营、管理公司，仍有指令公司员工的能力。首先，《补充协议》是杜惠燕指令牛彬私自盖章形成的，海燕公司没有签署《补充协议》的意思表示，对《补充协议》也毫不知情。其次，从《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约定内容完全剥夺了海燕公司解除合同等重要权利，按照正常交易情形，海燕公司是不可能签署这样一份严重显失公平的协议的。再次，《补充协议》与《聘任顾问协议》均是对杜惠燕退出事项进行约定，但两份约定事项相同的协议，《聘任顾问协议》进行了律师见证、股东会决议、股东授权委托书等复杂的程序，而《补充协议》仅是在杜惠燕与牛彬私下沟通就签订了，两份协议签署过程的繁简程度严重不相符，按照常理海燕公司应当再次召开股东会表决签订《补充协议》事项，但海燕公司内部文件并未有与该协议相关的决策性文件，这就足以说明《补充协议》是在未经海燕公司同意，由杜惠燕指令牛彬私自盖章所形成的。最后，杜惠燕矢口否认案件基本事实，其提交的牛彬证明中存在重大矛盾。牛彬表述“邮寄来一份《聘任顾问补充协议》，让我转交给公司，我就把这个补充协议交给公司管理人员李涛了”，而《补充协议》记载为一式两份，但其说只收到一份，系杜惠燕故意邮寄一份协议以防止海燕公司发现私盖公章的情形；又根据牛彬证明，其表述未参与《补充协议》签章事项，但在海燕公司的用章登记表上《补充协议》的用章人一栏中却是牛彬的签字，这足够说明牛彬不诚信编造案件事实，也印证了杜惠燕指令牛彬私盖海燕公司印章，损害海燕公司的权益欲剥夺海燕公司解除《聘任顾问协议》的权利的事实，《补充协议》应为无效。退一万步讲，即便是《补充协议》上加盖的印鉴为真,但牛彬并非海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牛彬从未经过海燕公司的授权，代表海燕公司与杜惠燕签署任何协议，不构成表见代理，如果杜惠燕主张构成表见代理，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三、海燕公司为证明案涉协议无效，提交了《请款单》及数份证人证言,而一审法院认定海燕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二协议存在影响效力的情形，显属错误，应予纠正。海燕公司已经提交了《请款单》和数份证人证言用于证明杜惠燕违法、违规转出海燕公司钱款，侵占海燕公司合法权益的事实，并特别说明了案涉两份协议存在不合理性、与事实不相符的问题。而一审法院却以海燕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二协议存在影响效力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为由，驳回海燕公司的诉讼请求，显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后做出改判，支持海燕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海燕公司的合法权益。杜惠燕辩称，不同意海燕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意一审判决。涉案两份协议均为合法有效，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海燕公司所述的无效情形。海燕公司编造刑事罪名，杜惠燕保留追究其侮辱诽谤的相应权利。本案实际是海燕公司为阻却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另一案件而提起的恶意诉讼。海燕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均无法成立，应当予以驳回。海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海燕公司与杜惠燕于2015年6月8日签订的《聘任顾问协议》无效；2.判令确认海燕公司与杜惠燕于2016年5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3.判令杜惠燕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8日，海燕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杜惠燕签署《聘任顾问协议》，其中约定：“鉴于乙方将自己合法持有的39%的股份无偿赠送给甲方大股东北京金燕星辰投资有限公司，并退出总经理职位；鉴于甲方强烈要求聘请乙方为高级顾问；鉴于甲方应付乙方工资等报酬，双方自愿订立如下条款，以资共同遵照执行：一、双方共同确认：截止2015年5月30日甲方应付乙方工资人民币400万元。甲方承诺于本协议签订当日支付人民币75万元工资，并将自己在天津科能公司人民币250万元（含峰豪公司代转人民币50万元）债权转让给乙方用于抵顶工资，另外人民币75万元的工资余额甲方承诺自2015年6月1日起至公司销售回款总额达到美元30万元时一次性付清。二、甲方返聘乙方为高级顾问，协助公司经营管理。甲方支付给乙方的税后待遇为月薪加提成，即月薪人民币3.5万元，随公司工资正常发放日发放，另外按销售回款总额的2%提成，自2015年6月1日起于每月底前结算并支付乙方……”该协议尾部甲方加盖海燕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人名章，乙方由杜惠燕签名。2016年5月11日，海燕公司与杜惠燕又签署《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尾部盖章及签字情况与《聘任顾问协议》一致。2015年6月9日，海燕公司向杜惠燕支付75万元，转账摘要记载为工资。2015年7月3日、7月17日，海燕公司分别向杜惠燕转账30万元、45万元，转账摘要分别记载为工资、薪资。杜惠燕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显示，自2016年6月起至2019年1月，海燕公司基本每月向杜惠燕支付3.5万元，另自2015年7月至2017年12月，海燕公司基本按月向杜惠燕支付不固定金额款项。杜惠燕主张上述款项系海燕公司向其履行《聘任顾问协议》约定的顾问月薪及提成，海燕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但主张合同是否履行与其效力无关。2019年2月12日，海燕公司向杜惠燕出具《解聘通知函》，告知其因2015年6月8日公司与杜惠燕签署的《聘任顾问协议》的销售目标未能实现，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公司亦连续三年亏损，故解聘杜惠燕。一审庭审中，海燕公司与杜惠燕均认可杜惠燕自《聘任顾问协议》签署之后即不再担任海燕公司总经理一职，但仍在该公司任职。海燕公司认可其公章由专门人员管理，总经理并非管理公章人员。海燕公司于一审庭审中自述，《聘任顾问协议》确实是由其与杜惠燕签署，当时签署时已知晓海燕公司违规向天津科能公司转款250万一事，但考虑该笔款项不容易要回来，故同意将该笔债权转让给杜惠燕用于抵账。一审庭审中，海燕公司自认关于其主张的杜惠燕基于涉案250万元款项涉嫌职务侵占一事，其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经一审法院询问，海燕公司明确，其主张《聘任顾问协议》无效系基于杜惠燕通过该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其侵占公司250万元财产的非法目的，主张《补充协议》无效系由于该协议系杜惠燕私盖公章形成，其对该补充协议不知情，且该补充协议属《聘任顾问协议》的从合同，故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从合同亦应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海燕公司主张《聘任顾问协议》系杜惠燕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为无效，而《补充协议》系杜惠燕在海燕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私盖印章形成，且该补充协议为《聘任顾问协议》从合同，因此亦应无效。因海燕公司认可《聘任顾问协议》系由其与杜惠燕真实签署，且其于签署该协议时对于海燕公司向天津科能公司转款250万元一事知情并经考量同意将该笔债权转让给杜惠燕用于抵账，故海燕公司与杜惠燕于《聘任顾问协议》中关于250万元债权转让一事形成了的一致意思表示。海燕公司主张双方的上述合意结果为杜惠燕欲掩盖的非法目的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对其关于《聘任顾问协议》系杜惠燕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主张不予采信。《补充协议》并非《聘任顾问协议》从合同，其上加盖有海燕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人名章，海燕公司主张其系由杜惠燕在海燕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私盖公章形成，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海燕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二协议存在影响效力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海燕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山东海燕医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海燕公司提交了以下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用章申请单》复印件，以证明牛彬一审中的证言与事实不符，杜惠燕系与牛彬恶意串通签署了《补充协议》；第二组证据为3份王丽与宋蓓QQ聊天记录电子截屏，以证明王丽曾受杜惠燕助理宋蓓的指使向天津科能公司付款250万元，即杜惠燕侵占的250万元。杜惠燕对上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两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海燕公司的主张，且不属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故均不予以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以下两点：一、《聘任顾问协议》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二、《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一、关于《聘任顾问协议》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有意签订形式符合法律规范要件的合同，并试图通过该合同来掩盖并达到其非法目的的行为。本案中，海燕公司主张《聘任顾问协议》中包含的天津科能公司对海燕公司享有的250万元债权形成不符合常理，故杜惠燕系基于侵占海燕公司财产的目的而签订《聘任顾问协议》。本院认为，《聘任顾问协议》的签订主体为杜惠燕及海燕公司，在该协议签订前，海燕公司已针对该事项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了符合法律及章程规定的决议，且在合同签订时双方当事人、见证人、公司股东均在场，足以证明海燕公司对合同内容知情并且同意。《聘任顾问协议》中约定的财产给付内容应视为海燕公司对自己财产作出的有效处分，并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情形。海燕公司该项上诉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海燕公司主张，《聘任顾问协议》与《补充协议》为主从合同关系，《补充协议》效力应当遵照主合同《聘任顾问协议》之效力，关于《聘任顾问协议》的效力问题，前文已作出认定，故海燕公司此项主张无法成立。其次，海燕公司主张《补充协议》系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杜惠燕恶意串通牛彬私自加盖公章而形成，无法代表公司真实意志，且损害了海燕公司利益，应属无效。但在本案中，海燕公司未能说明该公司的用印规范流程以及此次用印的违规之处，亦未能举证证明《补充协议》的签订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且损害了海燕公司合法利益。故《补充协议》并不存在因此而无效的情形，本院对其该项主张内容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海燕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山东海燕医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雪审 判 员  孙 盈审 判 员  周 维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贾相力书 记 员  卫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