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延华，女，1949年4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西城区第七中学退休教师，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同岭，男，194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液化石油气化工公司退休干部，住北京市大兴区。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占军，北京市金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谷生泽，男，1953年9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军区通信技术装备大队职工，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何延华、黄同岭因与上诉人谷生泽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6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延华、黄同岭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号楼×单元×号（下称涉案房屋）由我二人与谷生泽按照各占三分之一份额予以分割，本案诉讼费用由谷生泽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撤销。1.根据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8719号民事判决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488号民事判决确认黄新莺遗嘱合法有效，基于该遗嘱，涉案房屋归我们三人共有，每人各占三分之一份额。二、杲玉金去世后，被拆迁安置房屋的承租人应为黄新莺，黄新莺系单独被拆迁人。谷生泽不应享有拆迁利益。谷生泽辩称，不同意何延华、黄同岭的上诉主张，并上诉主张：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我无需支付何延华、黄同岭房屋补偿款或者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何延华、黄同岭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于涉案房屋的取得认定不清，该房屋是我交纳回迁购房款购买取得，我在该房屋一直居住至今且已经办理了房屋产权证，因此我作为被安置人至少享有一半的房屋份额；2.一审判决对于黄新莺遗产范围认定不清；3.我依照相关拆迁协议约定交清了购房款及相关费用，分割时应考虑我全额出资购房情况；4.我对于黄新莺一直尽全部的赡养义务，分割共有物时应考虑我为黄新莺支付的赡养和丧葬费用等开支情况。何延华、黄同岭辩称不同意谷生泽上诉主张，坚持其上诉主张。何延华、黄同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依法分割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号楼×单元×号房屋，按照三人各占三分之一产权份额进行分割，我方要房或者按照评估价分得房屋补偿款均可；2.鉴定费、诉讼费由谷生泽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新鸾与杲玉金系夫妻关系，二人未生育子女，杲玉金于1997年去世，黄新鸾于2015年11月15日去世。何延华是黄新鸾的外甥女，黄同岭是黄新鸾的堂弟，谷生泽是杲玉金的表外甥。杲玉金承租了北京市东城区×号公房2间。1998年，上述房屋遇拆迁，拆迁档案中的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分户调查表载明：承租人：（户主）为黄新鸾，家庭成员有户主黄新鸾，之外甥谷生泽（现住石景山）。1998年5月13日，黄新鸾与谷生泽签署委托书，载明：“此次拆迁事宜，全权委托外甥谷生泽办理。”拆迁补助明细表中载明住户为黄新鸾，地址为×号（东），合计29900元，住户签字处为谷生泽签字。1998年5月16日，拆迁人（甲方）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与被拆迁人（乙方）黄新鸾（谷生泽）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对乙方原有房屋进行拆迁，过渡期满后安置到×小区×号楼×单元×室。2003年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更名为北京东方置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天石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危改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1998年5月14日，北京天石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今收到黄新鸾（谷生泽）交来回迁购房款46810.80元。”2001年10月31日，该公司出具的发票载明：“付款人为谷生泽（黄新鸾），回迁房款10413.70元，面积3.213㎡，单价1450元”。2001年10月31日谷生泽出具一份声明，载明：“×的官书院回迁房×号楼×单元×变更为谷生泽（外甥）名下，如日后因房产纠纷由谷生泽本人全权负责。”同日，北京市天石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谷生泽向北京兰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办理了入住证明。2004年2月21日，黄新鸾出具一份声明，内容为“北京市天石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我是黄新鸾，家住×小区×号院×号楼×门×，我是户主，我是产权人，电话：×。特此要求：发放产权证时黄新鸾本人来取，谷生泽来取别给他。”2005年12月13日，北京市天石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一份证明，载明“根据东城区东拆许字98-048号拆迁许可证批准，我公司在安定门内进行危改建设，原大格巷胡同5号居民黄新鸾被拆迁安置×小区×号楼×单元×号居室一套，该房屋建筑面积67.19平方米，房屋产权人为黄新鸾，房价款已全部交齐。现该房屋产权证尚在申办之中。”2005年12月15日，黄新鸾在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办理了遗嘱，主要内容为“我黄新鸾是立遗嘱人，我在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号楼×单元×号以成本价购得两居室一套（建筑面积67.19平方米），我是产权人，现房价款全部交齐，该房屋产权证尚在申办之中。我丈夫杲玉金已于1997年4月4日去世，我至今未再婚，此房是我黄新鸾个人的合法财产，该房产无争议、抵押、担保……我决定将我所住房屋在我去世以后上述房产中的1/3份额归谷生泽一人所有不包括配偶；1/3份额归何延华一人所有不包括配偶；1/3份额归黄同岭一人所有不包括配偶。本遗嘱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2005年12月19日，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就上述遗嘱出具了（2005）京东证内字第×号公证书。2011年，案外人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起诉黄新鸾、谷生泽、北京天石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0日作出（2011）二中民初字第1356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在该判决书中有如下表述：“本案中黄新鸾、谷生泽提交其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相应收据、发票，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系黄新鸾、谷生泽通过拆迁安置取得。虽然在黄新鸾、谷生泽办理完成房屋产权过户登记之前，其对涉案房屋并不享有物权法意义上的所有权，但其已作为该房屋业主合法使用相应房屋。”2016年，何延华、黄同岭以遗嘱继承纠纷为由起诉谷生泽，要求何延华、黄同岭与谷生泽按照黄新鸾遗嘱继承登记在黄新鸾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号楼×单元×号房屋，每人享有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第5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何延华、黄同岭的起诉。后何延华、黄同岭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2016）京02民终52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在该裁定书中有如下表述：“诉争房屋系×3号的房屋拆迁安置取得。拆迁档案载明：拆迁人确认的承租人为黄新鸾。关于拆迁安置的一系列证据与北京天石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产权人证明、遗嘱公证互相印证，但与（2011）二中民初字第13560号民事判决书的部分表述不完全一致”。2016年7月1日谷生泽提出《公证复查申请书》，以涉案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及黄新鸾仅提供北京市天石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5年12月13日出具的证明无法证实涉案房屋系其遗产，且证明将称×3号写为5号为由要求复查，北京市东方公证处于2016年12月19日做出《复查决定书》，维持（2005）京东证内字第7835号公证书。2017年2月8日谷生泽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证，登记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号楼×层×单元×号。2017年，何延华、黄同岭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将谷生泽及北京市天石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涉案房屋为何延华、黄同岭与谷生泽按份共有，具体份额由法院确定，并要求谷生泽及第三人北京市天石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赔偿损失20万元。法院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2017）京0101民初8719号判决书，确认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号楼×层×单元×号房屋为何延华、黄同岭与谷生泽共有；驳回了何延华、黄同岭的其他诉讼请求。后谷生泽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2日作出（2018）京02民终4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判决书中有如下表述：“天石恒公司与黄新鸾、谷生泽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对天石恒公司、黄新鸾、谷生泽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相关拆迁档案可以证实，涉诉房屋系黄新鸾、谷生泽基于原居住使用的房屋被拆迁后取得的安置房屋。黄新鸾、谷生泽亦依照相关拆迁协议约定交清了购房款及相关费用。黄新鸾、谷生泽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天石恒公司作为拆迁建设单位，亦应当履行其协助黄新鸾、谷生泽办理所购安置房屋所有权证书的义务。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黄新鸾已去世，其去世前立有遗嘱，并对遗嘱进行了公证。根据公证遗嘱载明的内容，何延华、黄同岭对涉诉房屋享有部分产权份额，现何延华、黄同岭要求确认涉诉房屋为何延华、黄同岭与谷生泽共有，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关于何延华、黄同岭及谷生泽就涉诉房屋产权享有的具体份额一节，因原房屋权利人黄新鸾已去世，双方如有争议，可另案解决，本案不予处理。”本案诉讼中，经北京京诚捷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涉案房屋总价7404674元，单价110205元／㎡，何延华、黄同岭支付评估费21012元。何延华、黄同岭认可涉案房屋由谷生泽控制。另谷生泽提交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复印件中承租方（乙方）为皋玉金、谷生泽。一审法院经向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安定门分中心调取底档材料，该中心底档材料中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中承租方为皋玉金一人，没有谷生泽的名字。一审法院经向住建委档案部门调取拆迁底档材料，该部门底档材料中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中承租方为皋玉金、谷生泽，但谷生泽的名字为黑色笔迹，其他所有内容均为蓝黑色笔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被拆迁房屋系由杲玉金承租，其死亡后，未变更新的承租人。（2016）京02民终5208号民事裁定书中虽表述：“拆迁档案载明：拆迁人确认的承租人为黄新鸾。”，该表述所称的“拆迁档案载明”系基于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分户调查表的记载，但该调查表中显示“承租人：（户主）黄新鸾，家庭成员：户主黄新鸾，之外甥谷生泽。”根据上述内容无法确认拆迁人是按照承租人为黄新鸾，还是根据户主为黄新鸾进行填写。另拆迁人并非公房管理单位其无权对承租人的变更进行认定，在公房管理单位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变更新的承租人之前，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仍为皋玉金，因此法院对何延华、黄同岭称黄新鸾为被拆迁房屋承租人的主张，不予采信。谷生泽虽辩称其为被拆迁房屋承租人，但鉴于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中其名字与其他所有内容笔迹颜色均不同，且公房管理单位未有其为承租人的相关档案记载，故法院对谷生泽的该项主张，亦不予以采信。北京市天石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虽曾出具证明表示黄新鸾为涉案房屋产权人，但鉴于该公司为官书院危改小区（安置房屋）的开发、建设单位，其无权认定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何延华、黄同岭认为签约、交款等办理拆迁手续的所有环节均系谷生泽作为委托代理人代表黄新鸾进行，故涉案房屋应归黄新鸾所有。但根据《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交纳购房款的收据、发票等证据，以及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可以认定涉案房屋系黄新鸾、谷生泽通过拆迁安置取得，谷生泽系代表二人办理拆迁的相关手续，涉案房屋应由二人共有。黄新鸾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将涉案房屋进行了处分，但其无权针对属于谷生泽所有的部分进行处分，仅能处分属于黄新鸾所有的部分，故该遗嘱属于部分有效。（2017）京0101民初8719号、（2018）京02民终488号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中，法院依据拆迁合同、遗嘱等证据依法认定涉案房屋由何延华、黄同岭、谷生泽三人共有，但未明确各自的产权份额，表明可另案解决。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及实际情况，确定何延华、黄同岭各自享有六分之一产权份额，谷生泽享有六分之四产权份额。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根据何延华、黄同岭及谷生泽的意见、经济能力及房屋的实际状况等综合情况，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归谷生泽所有，由其根据房屋估价结果对何延华、黄同岭进行补偿较为适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判决：一、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号楼×层×单元×号房屋归谷生泽所有；二、谷生泽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分别给付何延华、黄同岭房屋补偿款各1234112元；三、驳回何延华、黄同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审理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北京市东城区×胡同3号租赁合同中承租方书写为皋玉金，承租人签字处书写为杲玉金。本院认为，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本案中，被拆迁房屋系由杲玉金承租，其死亡后，未变更新的承租人。（2016）京02民终5208号民事裁定书中虽表述：“拆迁档案载明：拆迁人确认的承租人为黄新鸾”，该表述所称的“拆迁档案载明”系基于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分户调查表的记载，但该调查表中显示“承租人：（户主）黄新鸾，家庭成员：户主黄新鸾，之外甥谷生泽。”根据上述内容无法确认拆迁人是按照承租人为黄新鸾，还是根据户主为黄新鸾进行填写。拆迁人并非公房管理单位，其无权对承租人的变更进行认定，在公房管理单位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变更新的承租人之前，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仍为皋玉金。（2017）京0101民初8719号、（2018）京02民终488号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中，法院依据拆迁合同、遗嘱等证据依法认定涉案房屋由何延华、黄同岭、谷生泽三人共有，但未明确各自的产权份额。根据《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交纳购房款的收据、发票等证据，以及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可以认定涉案房屋系黄新鸾、谷生泽通过拆迁安置取得。黄新鸾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将涉案房屋进行了处分，但其无权针对属于谷生泽所有的部分进行处分，仅能处分属于其所有的部分，故该遗嘱属于部分有效。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确定何延华、黄同岭各自享有六分之一产权份额，谷生泽享有六分之四产权份额并无不当。关于具体分割方案，一审法院根据何延华、黄同岭及谷生泽的意见、经济能力及房屋的实际状况等综合情况，认为涉案房屋归谷生泽所有，由其根据房屋估价结果对何延华、黄同岭进行补偿较为适宜亦无不当。关于何延华、黄同岭上诉所提，被拆迁安置房屋的承租人应为黄新莺，且黄新莺系单独被拆迁人，谷生泽不应享有拆迁利益的主张，如前文说述，拆迁人并非公房管理单位，无权对承租人的变更进行认定，在公房管理单位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变更新的承租人之前，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仍为皋玉金。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涉案房屋系黄新莺、谷生泽原有房屋拆迁后取得的安置住房。因此何延华、黄同岭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谷生泽所提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在确定三人共有份额时依据的是拆迁合同、遗嘱等证据，虽然谷生泽提出份额时应考虑其全额出资购房及为黄新莺支付赡养和丧葬费用等开支等情况，但是并未就其主张提供充分证据，故谷生泽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延华、黄同岭、谷生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546元，由何延华、黄同岭负担13273元（已交纳），由谷生泽负担13273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孟 龙审 判 员  刘苑薇审 判 员  何江恒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冯海鑫书 记 员  房依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