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6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北路199号悦湖国际1楼110、111、119、120房屋和4楼402房屋。负责人：刘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谌海超，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剑波，湖南万和联合（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小林，女，195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县，系死者陈新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尚钰，女，1974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县，系死者陈新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佩强，男，194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县，系死者陈新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2004年8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县，系死者陈新之女。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卓，湖南昌言（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9）湘0121民初491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责任；二、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是事实错误。1、原判认定事发时陈新不应理解为被保险人而是受害人，是错误的。涉案《机动车综合保险条款》中的“被保险人”与交强险的“被保险人”在外延上有本质区别，前者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已经特定化，即保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陈新，而后者只有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才能在投保人和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之间择一予以特定。《机动车综合保险条款》总则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结合该条款第四条，综合分析该条款所有载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内容的条款内容以及主险、附加险险种，可见：第三条约定的“被保险人”不包括“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包含在该条款第四条约定的“车上人员”中，第三条约定的“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已经特定化，即保单载明的“被保险人”，本案中，“被保险人”就是陈新。2、原判认定尚钰驾驶车辆时取代了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地位是错误的。尚钰取代了谁的地位不明确，但结合原判认定的“本次事故发生时，陈新系受害人，不应理解为被保险人”内容，应该理解为：尚钰取代了第三者保险责任中“被保险人”陈新的地位。于此，一方面认定陈新是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另一方面又认定陈新不应理解为被保险人，自相矛盾。同时该认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相违背，依该认定，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后，其作为商业三者险的被保险人将不能获得保险赔偿，因为其“被保险人”地位被其允许的驾驶人所取代，可见该认定是荒谬的。二、原判上述说理照搬《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年第4辑刊登的《刘建波诉刘秋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郑州市分公司健康权纠纷案》，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指导性案例，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人民法院报》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布”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类似案例应当参照”之规定，《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年第4辑刊登的《刘建波诉刘秋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郑州市分公司健康权纠纷案》并非指导性案例，在审判中不具有当然的参照作用。三、陈新是《机动车综合保险条款》的被保险人，导致陈新死亡的交通事故不构成本案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责任，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机动车综合保险条款》第三条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人员、被保险人。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保险责任”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且不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可见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责任范围是将被保险人排除在第三者之外的，并且上述第三条和第二十二条是明确保险责任范围的条款，不属于免责条款，不适用合同法及保险法中关于免责条款的规定，因此保险条款的第三条和第二十二条具有法律效力，即陈新不属于商业三者险的第三者，上诉人无需承担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责任。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答辩称：一、商业三者险中的被保险人并不特定，只有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才能确定谁是被保险人。上诉人认为商业三者险中的被保险人与交强险中的被保险人有本质区别，但未找出法律依据，完全是站在自身立场来推断的。交强险中的被保险人只有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才能在投保人和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之间择一特定，而商业三者险与交强险的性质一样，都是责任保险，都是为了保障受害人而设立的，因此商业三者险可参照交强险对被保险人的定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并没有“被保险人不包括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条文，即商业险条款允许“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作为“被保险人”也即是说本案尚钰作为受害人的妻子，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可以作为“被保险人”。二、购买保险时，保险公司并未出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也未进行说明，故该条款内容不具有法律效力。且保险人利用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缩小第三人的范围，免除自己应承担的义务，排除了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根据免责条款的约定不承担保险责任于法无据。三、责任保险区别于其他险种，其保障的是受害的第三者，最终保护对象并非被保险人。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事故中的受害人是同一人时，不能免除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害人均为陈新，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合理合法。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赔偿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因本次交通事故致陈新死亡而造成的各项损失729973.4元（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本案诉讼费由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1、2018年2月13日，尚钰驾驶登记在其丈夫陈新名下的湘Ａ×××××小型越野客车（该车系夫妻共同财产），与醉酒躺在道路上的陈新发生碾压，造成陈新死亡。交警队认定尚钰、陈新均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2、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均系死者陈新的第一顺序继承人。3、陈新系湘Ａ×××××小型越野客车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湘Ａ×××××小型越野客车在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限额100万元）以及不计免赔特约险，事发在上述保险期限内。4、陈新的父亲陈佩强，1941年9月24日出生，母亲邵小林，1953年5月16日出生，以上2人由陈新在内的两个子女共同扶养。女儿陈某，2004年8月6日出生。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尚钰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一审法院认为，尚钰属于死者陈新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之一，对陈新因本次交通事故致死造成的损害，其能依法起诉索赔，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本案具有特殊性，尚钰亦系致害的侵权人，应在交强险之外根据事故责任比例对陈新死亡的损失承担责任；本案中邵小林等人未将尚钰列为被告，即未起诉要求尚钰赔偿，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影响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依法承担赔偿义务。（二）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内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事发时陈新属于车外的第三者，属于承保该车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应依法赔偿的对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投保人遭受损害，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投保人为车上人员的除外”之规定，死者陈新为湘Ａ×××××小型越野客车的被保险人及投保人，尚钰系投保人陈新之妻，属于投保人陈新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故邵小林等人请求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死者陈新在本案中既系受害者，又系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即死者陈新具有三重身份。尚钰作为陈新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故其应受到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的制约，即尚钰驾驶该车时，取代了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地位，即本次事故事发时，陈新系受害人，不应理解为“被保险人”，故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关于“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商业险条款第三条、第二十二条而拒赔”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尚钰驾驶该车过程中发生事故，致陈新死亡，尚钰应赔偿的损失，依法应由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在承保的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代为承担。（三）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损失的认定。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认为主张过高，应当予以核减。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1、丧葬费32997元；2、死亡赔偿金，陈新生前为居民家庭户口，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提供的户口本、个人收入证明、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社区证明、结婚证、房屋买卖合同、就读证明，与其陈述相互印证，基本一致，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陈新生前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在城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陈新按城镇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为宜，为733960元（36698×20年）；陈新的死亡时间为2018年2月13日，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未举证证明被扶养人陈佩强、邵小林、陈某生活在城镇，故以上三人均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该项费用为128800元〔12721×5年＋12721×（15年3个月-5年）／2〕。上述共计86276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陈新承担事故责任等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30000元；4、受害人亲属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500元。以上损失共计926257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交通事故，交警队已作出责任认定，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系湘Ａ×××××小型越野客车交强险的保险人，邵小林等人的损失应由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分项赔偿。尚钰、陈新均承担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根据《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三十六条“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机动车一方按照以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一方负同等责任的，承担百分之六十”之规定，不足部分由尚钰承担60%的赔偿责任，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在承保的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代尚钰予以赔偿。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自负40％的损失。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因陈新身亡而造成的损失926257元，由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在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先行赔付110000元。其余损失的60%即489754.2元〔（926257元-110000元）×60%〕由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100万元限额范围内赔偿。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自负40%的损失即326502.8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陈新死亡的各项损失110000元；二、限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陈新死亡的各项损失489754.2元；三、驳回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002元，减半收取3001元，由邵小林、尚钰、陈佩强、陈某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本案中，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本案中，尚钰驾驶其丈夫陈新名下的湘Ａ×××××小型越野客车碾压醉酒躺在道路上的陈新并致陈新死亡，该车在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等险种，陈新系该车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总则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本案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系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采用格式条款所订立的保险合同。现双方对于保险合同第三条的理解发生争议：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称，该条款是明确保险责任范围的条款，不属于免责条款，故不适用相关法律对于免责条款的规定，据此主张“陈新虽系受害人，但其也是肇事车辆的被保险人，故不属于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者，因此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不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尚钰等人则辩称，保险条款并没有“被保险人不包括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条文，即保险合同允许“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可以作为“被保险人”，尚钰系受害人陈新的妻子，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可以作为“被保险人”，且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并未向投保人出示保险合同，也未进行说明，该条款系格式条款，缩小了第三者的范围，免除了保险人应承担的义务，故该条款无效。目前对商业三者险中的“被保险人”的定义并未有相关法律规定，陈新虽为涉案车辆的被保险人及投保人，但在事故发生时其已成为涉案车辆肇事的车外受害人，即可以认定其为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平安保险株洲支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02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芳审判员 于 峰审判员 胡益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伍志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