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81民初1176号原告：陈小丽，女，1978年2月9日出生，汉族，浙江省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平，浙江新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运芳，女，197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河北省魏县人，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超，诸暨市璜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陈小丽与被告王运芳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月13日、3月1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小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平、被告王运芳两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运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作文到庭参加第一次诉讼，双方于2020年2月20日解除代理关系，后被告王运芳委托朱超作为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第二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小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祛斑赔偿费2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庭审中，原告明确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为要求支付自起诉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被告王运芳在诸暨市家风雅发廊，被告在欺瞒消费者的情况下，未经许可非法经营祛斑美容。2019年3月，原告在被告处做了祛斑美容，导致脸部留疤，夫妻间也因此多了吵闹。9月26日，王运芳托外浦村调解主任与原告一起协商调解达成两万元赔偿协议，并立下字据为证。后被告抵赖，拒付赔偿款。王运芳答辩称，一、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2019年3月某一天，原告去其店内做头发，在相互闲谈中其告诉原告正在学祛斑美容的技术，原告即叫其看脸部，其并未在原告脸孔部位发现有碍容貌的斑点，在审视过程中，其未触碰到原告的脸部皮肤，也未实施“祛斑”行为，更未发生任何有伤原告脸部部位的情状；到9月份，原告即来其店内吵闹、谩骂、诬陷其在原告脸部祛斑美容时，损毁了原告面容，并肆意敲诈勒索，无根据地要求其赔偿；2019年9月26日，原告所在的外浦村的调委会通知其调解，并于同日在原告家调解谈判，其仍然坚持无损害、不赔偿的意见，双方经充分协商，原告表示谅解，达成和解，由原告亲笔出具谅解书一份，外浦村调委会主任金某签字盖章和其签字，本次纠纷至此已终结。二、原告在出具谅解书时，并未有“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的字句，这句话系原告事后添加。三、原告所称的“脸部留疤”，不能任意编造证据，原告的起诉必须有相关脸部损害的权威鉴定机构作出的结论和相关专门医疗机构的修复费用或修复后的税务发票作为依据，而不是原告凭空而加的“二万元”。原告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被告为证实各自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提供谅解书1份，以证明被告对原告脸部造成伤害，被告同意赔偿原告2万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谅解书中“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这句话系原告事后添加，出具谅解书时没有这句话，其他部分是对的。2.原告提供通话录音光盘及书面摘录各1份，原告认为被告在通话中多次提到贷款5000元、借款5000元，再欠原告1万元等内容，以证明被告同意赔付2万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电话双方是原、被告，但在通话中未达成协议，其未对款项进行协商，录音中还提到“3万”、“5万”，都是原告的意思表示，其也未写欠条认可。3.被告提供诸暨市浬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温作文、孙建林对朱仲青、朱夫南的调查笔录各1份，以证明案涉纠纷经璜山镇调解委员会调解，谅解书中“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这句话系事后添加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朱仲青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原告没有去朱仲青处调解过，出谅解书的时候朱仲青也不在场；对朱夫南的调查笔录认为，出谅解书时朱夫南未在场，也未看到谅解书的内容和签字情况，且朱夫南系被告姐夫，其应作为证人出庭作证。4.被告提供诸暨市浬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温作文、孙建林对金某的调查笔录1份，以证明谅解书中“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这句话系事后添加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谅解书的内容是全部写好之后再由被告和金某签字，不可能是事后添加。5.原告申请证人金某出庭作证，以证明证人金某是原、被告纠纷调解人，双方就赔偿问题已达成一致意见，由被告赔偿原告2万元，“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这句话是双方在场的时候由原告书写，后由证人签字盖章的事实。证人出庭作证陈述称，其当时在村里开会，此前对原、被告的事情并不知情，被告两夫妻及被告的姐夫来其办公室，要其去原告处调解，当时被告两夫妻、被告姐夫和其同时到原告家，原告要求赔偿5万，后来商量到2万，被告方是同意的；2019年9月26日，其与原、被告三方均在场的情况下，由原告起草谅解书，当时谅解书上写了“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在原、被告双方签字后再由其签字、盖章；谅解书出具后，被告没有来找过其，其也没有向被告出具过证明；2019年12月24日，温作文与孙建林对其做的调查笔录，其是在笔录做完之后签字的，但对笔录的内容不清楚，其没有读过书，也不太识字，孙建林他们也没有对其宣读笔录的内容，其没有说过“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这句话系事后添加，也没有说过其不在场。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证人系浬浦镇外浦村村委会主任，且全程参与原、被告调解，证言是真实可信的。被告认为，证人与原告系同村人，存在利害关系；证人在做调查笔录时明确“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这句话是事后添加的，在开庭时予以否认，存在前后矛盾，且证人认识孙建林，知道孙建林是从事法律工作的，做笔录的时候距离案件发生不久，更具有真实性；证人陈述调查人没有就笔录内容向其告知，也不符合事实，证人做了几十年的村干部，不可能在不知道笔录内容的情况下签字按手印，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证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是虚假的，孙建林等二人做的询问笔录，有两人在场，符合法定程序，可以作为本案证据。6.被告提供中国移动通话详单一份，以证明原告提供的两份录音资料存在截取不完整，存在疑点。原告质证认为，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定如下：证据1，被告认为谅解书中“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这句话系事后添加，该句话是否系事后添加可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谅解书中其余内容应被告无异议，故依法可予认定。证据2，被告承认系原、被告双方之间的通话，但录音中无法体现双方就赔偿达成一致意见，仅能证明双方曾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证据3，该证据在形式上应属证人证言，证人依法应出庭接受法庭及原、被告双方质询，现被告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原告对该证据内容予以否认，故本院对该证据在本案中不予认定。证据4，因证人金某已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证据5，证人系诸暨市浬浦镇外浦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其立场具有中立性，其作为原、被告双方调解的全程参与人，其陈述具有较强可信度，可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证据6，该证据仅能证明原、被告曾经进行过通话，无法明确通话的具体内容，故本院对该证据可予认定，但不能证明被告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焦点为谅解书最后一句“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是否系事后添加。本院分析如下：一、从证据2看，双方曾就赔偿事宜进行过电话沟通，虽未明确具体金额，但可以看出双方存在赔偿的合意。二、证人金某系原、被告纠纷的调解人员，全程参与双方的调解，其陈述“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系出具谅解书时当场书写，在无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可信度较高。三、被告抗辩谅解书中“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这句话系事后添加，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综上，本院认定“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这句话非事后添加，即在原告出具谅解书时已经写明。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曾因美容事宜与被告发生纠纷。后经浬浦镇外浦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原告于2019年9月26日出具谅解书一份，谅解书载明：“本人陈小丽经过双方和解，已原谅诸暨市璜山风雅发廊王运芳，特立此字据为证。王运芳应付二万元给陈小丽作为赔偿费”。下方有原、被告的签字及调解员金某签字并加盖调解委员会印章。后被告未按约付款。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被告双方约定被告支付赔偿款给原告，被告理应按照约定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现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赔偿款，理由正当，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王运芳应支付陈小丽赔偿款2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11月27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依法减半收取150元，由王运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恒丰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赵焕书记员郦柯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