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45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同大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龙园2号1单元3层6号。法定代表人：王东，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勇，系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祺，系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栾洪旭，男，汉族，1984年9月22日出生，住辽宁省盖州市，现住址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焕宇，系辽宁宇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董小白，男，汉族，1975年12月10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上诉人大连同大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大物流）因与被上诉人栾洪旭、原审被告董小白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5民初6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周啟星担任审判长（并任主审），与审判员宋刚、赵卫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大连同大物流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已将案涉运输合同转包给李成智、杨艳海，且已将全部运输费用支付给转包人。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申请追加李成智、杨艳海为共同被告，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上诉人已将案涉运输费支付给李成智、杨艳海，但一审法院驳回了上诉人的申请。庭审补充意见如下：被上诉人栾洪旭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一审判决书认为被上诉人出示的欠条加盖公章，系企业法人作出意思表示最为直接、效力最高的表现形式。一审庭审中，原审被告董小白一审时当庭表示“我是根据同大物流财务经理孙超确认过的，盖章的过程我没有见到，我把欠条给的孙超，她把盖完章的欠条还给我了”。就此问题，上诉人庭后已经向一审法院递交书面说明，上诉人表示：同大物流与目前仍在职员工孙超进行核实，孙超表示从未见过案涉欠条、更没有给案涉欠条加盖公司公章。这与董小白表述的案涉欠条形成的过程相悖，故该欠条上公章的真实性及其形成过程存疑。2019年8月23日25时30分，一审法院向原审被告董小白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中董小白表示：“我每个月都会和孙超说一下，应付栾洪旭的运费数额，但是没有记录，目的是让公司心里有个数。”事实上，被告董小白从来没有和孙超说过对账事宜。综上两点，上诉人在对欠条形成过程、加盖公章的过程明显表示异议，且，上诉人明确表示：原审被告董小白表述的公章加盖过程与案外人孙超的说法明显不符。而一审法院仅凭原审被告董小白个人的表述，便不再对欠条形成过程、公章加盖过程、对账过程进行调查，也未再给上诉人再次答辩的机会，便直接作出判决，系程序上重大违法。此外，一审中，上诉人请求追加李成智、杨艳海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只对相关人员作了笔录，并未认真进行调查。一审法院主审法官在和上诉人沟通追加被告事宜时，明确告诉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听候法院通知再次来沈阳和李成智、杨艳海当面进行质证、调查，以查清事实。上诉人明确表示等候法院通知，愿意前往沈阳配合法院将事实调查清楚。而一审法院并未给上诉人机会进行质证、答辩，便径行作出一审判决。这严重剥夺了上诉人合法的诉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以保证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栾洪旭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提到的两个人员并不是本案当事人，其二人也到法庭陈述了情况，与本案并无关联。董小白陈述称，对一审法院没有异议，同意一审判决。原告栾洪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给付运费167250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董小白曾在被告同大物流任职物流经理，于2018年12月31日离职。2018年12月，被告董小白为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栾洪旭，身份证号：2108811984××××××××。自2016年12月28日开始给大连同大物流承接的沈阳华润DC项目的部分运输承运工作，期间贵公司一直未有对账，现至2018年12月，共计欠栾洪旭运输费及相关费用至少150000元（大写：壹拾伍万整）。欠款单位大连同大物流有限公司”。上述《欠条》“欠款单位”处加盖被告同大物流公章，被告董小白在“证明人”处签字。2018年7月2日，被告同大物流法定代表人王东向原告银行账户转账付款10000元。2019年1月31日，案外人大连小白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白物流）向原告账户转账付款30000元。经查，小白物流成立于2005年8月11日，曾用名为大连昱坤商贸有限公司，被告董小白于2017年12月27日登记成为该公司持股比例99.90%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与被告同大物流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虽原告未能提供其与同大物流订立的书面合同，但同大物流公司未对原告主张的运输事实提出异议，仅提出其已将案涉运输合同运费支付给杨艳海、李成智，并以董小白及小白物流曾向原告支付案涉运输合同运费为由，主张原告系与董小白及小白物流存在合同关系。本院对此认为，首先，原告提交的欠条加盖被告同大物流公章，而加盖公章系企业法人做出意思表示最为直接、效力最高的表现形式，故原告已完成了有关合同主体为同大物流的初步举证义务。其次，基于第三人代履行的有关法律规定，被告同大物流以其向杨艳海、李成智支付案涉运输费用、董小白及小白物流向原告支付案涉运输费用为由，尚不足以否定其与原告之间建立的合同关系或证明原告系与董小白、小白物流及杨艳海、李成智二人就案涉事实建立运输合同关系。故本院认定原告系与被告同大物流建立运输合同关系。关于原告主张的运输费用金额是否合理的问题，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其自行统计的华润DC数据报表，其上载有运输目的地，运输货物的数量及单价，并据此主张2018年1月-12月期间被告应合计向其支付运输费用229812.5元。本院对于上述金额认为，因《欠条》载明的拖欠金额为“至少150000元”，且原告已提交了2018年全年的出库单，载明原告运输目的地及具体货物数量。因未签订书面合同系原、被告双方过错，故不宜将运输费用合理性的全部举证责任加诸于原告。且被告同大物流作为上游发包单位，系发货仓库的管理者，对于原告主张运输事实所对应的货物数量亦有义务进行核实。加之，同大物流辩称已将原告主张的运输费用支付给杨艳海、李成智，可证其已对案涉运输费用进行了核算。综合以上考虑，本院认为原告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应由同大物流提供证据加以反驳。现被告未能提供相关反证，应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229812.5元予以确认。结合原告自认董小白向其支付22562.5元、同大物流法定代表人王东向其支付10000元及小白物流向其支付30000元，被告同大物流应支付原告剩余运输费用167250元。关于董小白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因原告当庭表示不要求董小白承担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大连同大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栾洪旭运输费用167250元。上述款项，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被告大连同大物流有限公司负担，退还原告1650元。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栾洪旭提供：沈阳富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的发货明细，证明：栾洪旭与同大物流合作期间，为同大物流运输货物的名称、数量和时间。同大物流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事项均有异议。首先，该份证据只有“沈阳富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发货章”，该枚印章并无编码，亦没有沈阳富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签字，因此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次，即便该份证据是真实的，也和本案无任何关联性；最后，针对该份证据的证明事项，该份证据的标题是“沈阳富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每页的内容显示为：门店名称、产品名称。上诉人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任何与本案有关的事实。被上诉人想证明其主张的运输事实成立，即便是根据社会一般人的认识来看，其提供的证据最起码要有发货人、收货人、运货司机的盖章、签字，否则无法证明其已经完全履行了运输义务。董小白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原审被告董小白提供：聊天记录，证明：栾洪旭一直在负责案涉货物的运输，负责丹东和本溪线，案涉物流的价格是每件5元。上诉人同大物流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事项均有异议。微信记录里的人员无法核实。聊天记录里显示的时间为2017年1月18日，被上诉人主张的运费是2018年全年的运费，因此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另外上诉人已经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董小白及大连小白物流有限公司，案号（2019）辽0202民初8257号，这证明董小白与上诉人之间目前存在着直接的厉害关系冲突，因此对董小白提供的相关证据上诉人无法认可。被上诉人栾洪旭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之间交流明确了栾洪旭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期间为上诉人运送货物的明细，且明确了单价分别为5元和2.5元，5元是运送丹东，2.5元是运送本溪。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沈阳富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的发货明细》，因其上加盖有沈阳富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的发货章，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审被告董小白提供的聊天记录，该证据属于电子数据，庭审中董小白已向法院出示了该电子数据生成和存储的手机，经核实该电子数据系在正常的往来活动中形成和存储的，具有完整性和可靠性，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依据《沈阳富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的发货明细》记载，2018年丹东区域配送数量为45,568件，本溪区域配送数量为789件。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其与被上诉人栾洪旭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法律关系问题。本案二审审理时，上诉人对案涉欠条上上诉人公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案涉欠条的形成过程及加盖公章的过程提出异议，否认案涉欠条的合法性，进而否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栾洪旭存在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经查，在一审审理时，上诉人自述称“公司的公章有专人管理，但原审被告董小白有需要使用时也可以把公章拿走”，本院认为，在上诉人单位有专人管理公章且公章真实的情形下，除有证据证明在欠条上加盖公章系在没有经公司授权或同意下所为外，应认定在欠条上加盖公章是上诉人的真实意识表示，对上诉人具有约束力。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在欠条上加盖公章系董小白或其他未经授权人私自加盖的事实主张，本院对该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欠条对上诉人具有约束力。该欠条明确记载被上诉人栾洪旭自2016年12月28日开始承担了上诉人承接的沈阳华润DC项目的部分运输工作，并欠付运费。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沈阳富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发货明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东向被上诉人支付过部分运费等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并欠付被上诉人栾洪旭运费。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上诉人已将案涉运输合同转包给李成智、杨艳海，且已将全部运输费用支付给上述二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上述事实主张，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在一审已申请追加李成智、杨艳海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错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追加的当事人应为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必要共同诉讼系指当事人一方为二人以上，对同一诉讼标的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而形成的共同诉讼。本案中，上诉人提出其已将案涉运输合同的运费支付给了李成智、杨艳海，二人在法律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在一审法院询问中，李成智、杨艳海仅承认曾收到过同大物流向其支付的费用，但二人均否认其收到的费用系本案的诉争运费，故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诉讼标的与本案诉争标的为同一诉讼标的，故李成智、杨艳海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追加当事人的申请并无不当。关于运费如何计算的问题。依据《沈阳富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的发货明细》记载可以认定，2018年丹东区域配送数量为45,568件，本溪区域配送数量为789件。栾洪旭主张上述货物系由其负责承运，同大物流予以否认，并主张案涉货物系由他人负责运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同大物流应就其提出的其与他人建立案涉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现同大物流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其提出的反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2018年丹东区域配送45,568件、本溪区域配送789件系由栾洪旭承运。对于运费单价如何确认的问题。董小白提供的聊天记录属于数据电文，该数据电文系董小白在同大物流公司担任经理期间，因从事公司经营管理活动所制作形成的，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该数据电文中所载明的运费单价应认定为董小白代表同大物流公司所做出的意思表示，故本院据此认定丹东区域配送每件5元，本溪区域配送每件2.5元。综上所述，案涉货物的运费为229,812.5元（45568件×5元/件＋789件×2.5元/件），扣除栾洪旭自认已收到的运费62,562.5元，故同大物流应向栾洪旭支付运费167,250元。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大连同大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啟星审判员  宋 刚审判员  赵 卫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贺菲书记员梁婉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