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民再355号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赵伟福，男，196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锡伟，浙江和义观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熙，浙江和义观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卢苇，男，196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峰，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赵伟福因与被申诉人卢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11民终1436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5月5日作出浙检民监[2019]3300000002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9）浙民抗2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糜方强、检察官助理柏慧出庭。申诉人赵伟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锡伟、被申诉人卢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就来源于高观贞的100万元借款，卢苇与赵伟福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二审法院认为赵伟福接受卢苇的委托向高观贞借款，卢苇与赵伟福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适用法律存在错误。首先，从当事人出具的借条和借款的交付情况可知，高观贞与赵伟福、赵伟福与卢苇之间系两个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2007年3月23日，赵伟福向高观贞出具借条，借款100万元，高观贞将借款存入赵伟福的银行账户。同日，卢苇向赵伟福出具借款100万元的借条，赵伟福将款项交付给卢苇。2010年12月13日，卢苇及其妻卢竹荷将60万元利息计入本金，约定月息二分，就案涉借款重新向赵伟福出具了借条。借条是双方当事人间借贷合意的直接体现，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卢苇就案涉借款两次向赵伟福出具借条，赵伟福也向高观贞出具借条，同时款项往来情况也与借条反映的关系相符，由此已能证明高观贞与赵伟福、赵伟福与卢苇之间建立了两个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其次，从案涉借款发生的背景而言，高观贞与赵伟福、赵伟福与卢苇之间建立两个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符合通常的做法。根据高观贞在2013年8月5日的询问笔录，因卢苇对之前的200万元借款拖延还款，故高观贞不打算继续借钱给卢苇。后在赵伟福的协调下，高观贞同意将100万元借给赵伟福，至于赵伟福将款项用于何处，其并不关心。由此可见，高观贞的证言证明了该100万元借款发生的背景在于因卢苇信誉不高，故高观贞只愿意将款项出借给赵伟福，再由卢苇向赵伟福借款。赵伟福与高观贞、卢苇之间的关系，符合民间借贷中经常出现的借贷情况，即实际需要用款的人员，通过信誉良好的中间人出面帮助借款，而中间人在成为借款人、承担还款风险的同时，也成为款项的出借人，由此建立了两个独立的借贷关系，同时，作为承担还款风险的对价，中间人经常会要求实际借款人支付较高的利息，从中赚取利息差。本案中，高观贞与赵伟福、赵伟福与卢苇之间即是该种法律关系，而非委托借款关系。赵伟福享有对卢苇的100万元债权，其从卢苇处取得的利息收入合法有效，并非不当得利。最后，卢苇所写的《欠款核对》不能证明赵伟福与卢苇之间系委托借款关系。一方面，根据《欠款核对》上载明的内容，表明卢苇向高观贞借款100万元，赵伟福为担保人，同时赵伟福接受卢苇的委托帮助将利息交付给高观贞。上述内容本身并未表明赵伟福与卢苇之间系委托借款关系。并且事实上，根据欠条、打款记录以及高观贞的证言可知，卢苇并未直接向高观贞借款，赵伟福也并非担保人，上述内容与实际借款情况不符。另一方面，《欠款核对》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的证明力较弱，不能据此推翻其他证据证明的法律关系性质。2013年5月31日的《欠款核对》是卢苇出具，目的在于对往来款项进行结算并明确欠款数额，其中内容并未对赵伟福与卢苇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进行特别的说明。鉴于赵伟福和卢苇并无专业法律知识，在赵伟福以其名义帮助卢苇向高观贞借款，而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为卢苇的情况下，《欠款核对》中模糊表述为“卢苇向高观贞借款100万元”，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表示卢苇和高观贞之间存在直接的借贷合同关系。由此可知，《欠款核对》对于法律关系性质的证明力较弱，不能推翻借贷行为发生时当事人之间的借条、交付情况、借款背景等证据证明的赵伟福和卢苇之间存在的借贷法律关系。综上所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高观贞与赵伟福、赵伟福与卢苇之间系两个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赵伟福申诉称，（一）其向高观贞借款100万元与卢苇向其借款100万元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借贷关系，不存在卢苇委托其向高观贞借款的事实。首先，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萧山法院）2010年12月13日作出的（2010）杭萧商初第3404号民事判决认定其与高观贞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二审判决认定其与卢苇向高观贞借款系委托借款关系，与上述生效判决内容冲突。其次，正是债权人高观贞不愿将资金出借给卢苇才产生本案转贷行为，认定为委托借款将无法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再次，2013年5月31日赵伟福签署的《欠款核对》内容多处与客观事实不符，包括：1.记载该借款系卢苇向高观贞借款100万元，赵伟福为担保人，与高观贞和赵伟福、赵伟福和卢苇之间分别产生借款关系并无担保的客观事实不符；2.出具时间晚于赵伟福按照萧山法院的生效判决履行完100万元债务的时间，再约定“卢苇委托赵伟福与高观贞协商解决”有关债务问题不符合客观事实；3.对利息计算方式与金额、实际付款金额的记载没有依据，与实际不符。（二）赵伟福与卢苇、徐益龙之间的关系是经债权人徐益龙同意，卢苇的债务转让给赵伟福，而非单纯的徐益龙债权转让给赵伟福的关系。首先，本案中与徐益龙相关的68万元借款，系卢苇向徐益龙借款100万元并归还部分款项后剩余的欠款。经卢苇要求，赵伟福与徐益龙协商，由作为担保人的赵伟福承担剩余债务，并由其向徐益龙出具欠款70万元的借款收条，由卢苇夫妇向其出具欠款80万元的借条，形成两个独立的借贷关系。此后徐益龙归还借条免除赵伟福债务的行为，已与赵伟福和卢苇之间的借贷关系无关。其次，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形成的侦查材料，除侦查结论外，不能直接作为有效证据在民事诉讼中使用，需对其内容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加以甄别。再次，案涉《还款账目核对》中有关实际收款金额的记载与客观事实不符，存在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卢苇的本诉诉讼请求并支持赵伟福的反诉诉讼请求。卢苇辩称，（一）本案中无充分证据证明高观贞与赵伟福、赵伟福与卢苇之间分别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借贷关系，卢苇与赵伟福之间系委托借款关系。虽然形式上高观贞与赵伟福、赵伟福与卢苇之间分别出具了借条，但此系民间委托借款的常见表现形式，赵伟福与卢苇之间的实际法律关系需结合借款合意、利息约定、还款约定等诸多因素加以判断。首先，高观贞系职业放贷人，通过贷款行为谋取高额利息，但赵伟福却仅向高观贞归还了100万元本金，从未向高观贞支付任何利息，与独立借贷关系的通常模式相悖。其次，卢苇、赵伟福、高观贞在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侦查期间形成的笔录可证实，案涉两份借条系卢苇委托赵伟福借款为明确还款责任而出具的，并非两个独立的借贷关系。再次，赵伟福在2013年5月31日向卢苇出具的《欠款核对》中明确，案涉借款系“卢苇向高观贞借款100万元（本人担保赵伟福）”，即实际借款人系卢苇，赵伟福仅是担保与转交款项之责。同时，该《欠款核对》可证实赵伟福违背诚信原则，隐瞒了已无息归还借款的事实，致使卢苇继续向其支付高额利息。本案认定存在两个独立借贷关系，将会鼓励失信行为，显失公允。（二）案涉徐益龙的债务中，赵伟福仅是通过向徐益龙出具70万元借条的方式进行担保，并不存在债务承担的情况。徐益龙、卢苇在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侦查期间形成的笔录以及赵伟福出具的《还款账目核对》均可证实该借款系徐益龙出借给卢苇。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二审判决。卢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赵伟福立即返还1614000元，并从实际付款日起至款项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赔偿利息损失。赵伟福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卢苇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40万元并支付利息（本金80万元从2013年1月1日起至款项还清日止按月2%计息，本金160万元从2012年11月23日起至款项还清日止按月2%计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卢苇于2007年曾向徐益龙借款，至2008年底尚欠徐益龙68万元。赵伟福以由其出面协调还款更合适为由要求卢苇不要和徐益龙联系，卢苇予以答应。2009年1月份，赵伟福以徐益龙向其催讨借款为由要求卢苇还款，并告知卢苇其已和徐益龙进行协商，徐益龙同意2007年-2008年的利息按月3%，利息为35万元，之后利息按月2%计算。因卢苇无力支付35万元利息，其和赵伟福约定将利息12万元计入本金，共计欠款80万元，并于2009年1月24日向赵伟福付款23万元。后经赵伟福催讨，卢苇分别于2009年-2012年的每年年底各向赵伟福付款192000元。卢苇、卢竹荷（卢苇妻子）于2010年9月25日向赵伟福出具借条为凭，载明：今向赵伟福借到人民币捌拾万元整（80万元），月利贰分（按月16000元支付利息），借期壹年归还。2013年4月份，赵伟福又向卢苇催讨欠款，因卢苇无力归还，双方约定由赵伟福代卢苇向卢设林借款80万元用于还款，后卢设林没有将80万元款项借给赵伟福，但卢苇却向赵伟福支付“利息”8万元。2013年5月2日，卢苇与赵伟福就涉徐益龙债务还款情况进行核对，赵伟福向卢苇出具《还款账目核对》一份。综上，卢苇因涉徐益龙的债务共向赵伟福付款1078000元，上述款项赵伟福并未转交给徐益龙。2007年3月23日赵伟福代卢苇向高观贞借款100万元，双方约定借期三个月，赵伟福向高观贞出具借条为凭，卢苇向赵伟福出具借条为凭。赵伟福于2008年12月份与卢苇就此借款进行结算，双方约定2007年3月23日至2008年11月22日间的利息按月3%计算，所欠利息60万元计入本金，之后利息按月2%计算。后卢苇、卢竹荷（卢苇妻子）于2010年12月13日向赵伟福重新出具借条为凭，载明：“今向赵伟福借到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整（160万元）月利贰分，按每月叁万元贰千元支付利息，借期壹年归还”。经赵伟福催讨，卢苇于2009年1月25日前支付384000元，又于2009年-2011年的每年年底各向赵伟福支付384000元，共计付款1536000元。2013年5月31日，卢苇与赵伟福就欠款情况进行核对，赵伟福向卢苇出具欠款核对一份。另查明，因赵伟福未按期归还借款，高观贞于2010年11月12日向萧山法院起诉，萧山法院于2010年12月13日作出（2010）杭萧商初字第3404号民事判决，判决赵伟福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高观贞借款10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07年6月24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后赵伟福于2011年3、4月份归还高观贞100万元。又查明，因本案案涉款项事宜，卢苇于2013年6月9日向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报案。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2月17日以赵伟福涉嫌诈骗罪向萧山法院提起公诉，后以证据发生变化为由向法院申请撤诉，萧山法院于2015年3月12日作出（2014）杭萧刑初字第301号刑事裁定，准许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撤回对赵伟福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的情况，在征求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因徐益龙与卢苇之间的债务纠纷，赵伟福从卢苇处收取的款项数额应如何认定；二、因徐益龙与卢苇之间的债务纠纷，赵伟福从卢苇处收取的款项是否应当返还给卢苇；三、赵伟福与卢苇之间是否存在借款10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四、卢苇、卢竹荷于2010年12月13日出具给赵伟福的借款数额为160万元的借条的效力认定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根据卢苇在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其于2009年1月份起至2013年4月止分多次向赵伟福支付款项共计为1078000元，该事实赵伟福在公安侦查阶段的笔录中均予以认可；其次，赵伟福与卢苇于2013年5月2日还就涉及徐益龙借款的还款情况进行核对，赵伟福对收取款项情况也予签字确认。综上，结合全部证据材料，足以认定赵伟福以徐益龙名义从卢苇处收取的款项为1078000元。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虽然赵伟福提出因为徐益龙与卢苇之间的债务纠纷，其经徐益龙要求同意替卢苇承担还款责任，后因其曾帮助徐益龙解决事情而导致徐益龙免除其对案涉债务还款责任的意见，但徐益龙对此说法予以否认，且赵伟福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该意见；其次，即使徐益龙免除了赵伟福对案涉债务的还款责任，也不等于徐益龙将案涉债务的债权全部赠与给赵伟福，卢苇仍应就案涉债务向徐益龙承担还款责任，赵伟福并无依据获取该债权；第三，因为赵伟福隐瞒真相的行为导致卢苇夫妇向赵伟福出具了数额为80万元的借条，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赵伟福自始至终未替卢苇就案涉债务实际承担过还款责任，故该借条因赵伟福未实际交付款项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赵伟福因徐益龙与卢苇之间的债务纠纷，从卢苇处取得款项并无合法占有的根据，且其取得的不当利益已导致卢苇受损，故此款项赵伟福应当返还给卢苇。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高观贞认为其于2007年3月23日交付的100万元款项是出借给赵伟福的，赵伟福也认为案涉的100万元款项系其从高观贞处借到后，再转借给卢苇的，且赵伟福还向高观贞出具借条为凭，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可以认定高观贞与赵伟福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该法律关系已由萧山法院（2010）杭萧商初字第3404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其次，在赵伟福向高观贞出具借条的同时，卢苇也向赵伟福出具了借款100万元的借条，虽然赵伟福向高观贞所借到的款项实际交给卢苇使用，但这并不能说明卢苇与高观贞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只能证实赵伟福向高观贞借款的目的是代卢苇借款，故根据三方各自的借条出具情况及结合本案事实，应当认定高观贞与赵伟福、赵伟福与卢苇之间各存在1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综上所述，认定赵伟福与卢苇之间存在借款10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关于争议焦点四，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本案赵伟福与卢苇于2008年12月对借款100万元进行结算，双方同意将2007年3月23日起至2008年11月22日间的利息60万元（月3%计算）计入本金，之后按160万元本金每月2%计付利息，后卢苇、卢竹荷于2010年12月13日向赵伟福出具了借款160万元的借条，该借条系赵伟福与卢苇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双方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因赵伟福与卢苇约定的按月3%计息已超过年利率24%，故对于超过部分的利息20万元不能计入后期本金，该借条的本金应认定为140万元。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借款本金140万元中系利息计入本金部分（40万元）不得再行计收利息，从2008年11月23日起至款还清日止只能按月2%计付本金100万元的利息。综上所述，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卢苇虽然于2009年1月24日起至2013年4月分多次向赵伟福支付款项共计为2614000元，但因其与赵伟福之间存在借款10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其所交付的2614000元款项应按具体的付款时间，按照先支付利息再扣减本金的方式逐步抵扣赵伟福的借款本息。根据付款的具体数额和时间，至2010年年底卢苇向赵伟福支付576000元（已共计付款1766000元）时，其所支付的款项已超过应当归还赵伟福100万元借款的本息总额，赵伟福已应返还其款项33535元；之后卢苇分别于2011年底、2012年底、2013年4月份支付给赵伟福的576000元、192000元、8万元，赵伟福均应当返还给卢苇，故赵伟福共计应向卢苇返还款项为881535元。因原告卢苇未向法院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其有向被告赵伟福主张权利，故卢苇向公安机关对赵伟福提出控告之日可视为其向赵伟福主张权利之日，其可从控告之日（即2013年6月9日）起要求赵伟福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赔偿利息损失。故对于原告卢苇合法有据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反诉原告赵伟福的诉讼请求与法无据，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赵伟福于判决生效之日即返还原告卢苇计人民币881535元，并从2013年6月9日起至款还清日止另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赔偿881535元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卢苇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赵伟福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5658元，减半收取12829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卢苇负担7010元，被告（反诉原告）赵伟福负担581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5763元，减半收取22881.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赵伟福负担。卢苇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赵伟福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卢苇的本诉诉讼请求、支持其反诉诉讼请求。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1.案外人徐益龙对卢苇的债权有无转让给赵伟福，赵伟福从卢苇处取得的款项是否应当返还；2.赵伟福与卢苇之间是否存在1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如存在，该债务的性质如何；一审就该笔款项作出的抵扣及利息计算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1，赵伟福主张徐益龙已将对卢苇的债权转让给赵伟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依照该规定，徐益龙如将债权转让给赵伟福，其应通知卢苇，否则该转让对卢苇不发生效力。而从现查明的事实来看，徐益龙在公安机关的多次讯问中均否认债权转让的事实，且确认该笔债权应由其自行享有。赵伟福在庭审中认可徐益龙将其债务免除后，赵伟福既未告知卢苇债务免除的事实，也未告知卢苇债权转让的事实。且赵伟福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承认未将卢苇交给他的利息按照卢苇的意见支付给徐益龙，该陈述否定了债权债务转让事实的存在。故无法认定赵伟福已从徐益龙处受让债权。赵伟福以2010年9月25日卢苇出具的80万元借条为据，主张卢苇归还借款本息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因徐益龙与卢苇之间的债务纠纷，赵伟福从卢苇处收取1078000元没有合法根据，其应当返还给卢苇，并支付利息损失。二审庭审中，卢苇认可利息自一审起诉之日起至款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关于争议焦点2，赵伟福与卢苇之间存在1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但该债权债务关系自赵伟福向案外人高观贞承担还款之日方才成立。从查明的事实来看，赵伟福应卢苇要求出面向高观贞借款100万元，并在收款当日将该款汇给了卢苇。当日，赵伟福也向高观贞出具了100万元的借条。2011年3月，因高观贞起诉，赵伟福在法院强制执行之下履行了100万元，在此期间赵伟福并未向高观贞支付过利息。赵伟福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卢苇于2013年5月31日签字确认的《欠款核对》上明确载明：“原卢苇向高观贞借款100万元（本人担保赵伟福），因卢苇一直出门在外，故卢苇委托本人（赵伟福）与高观贞协商解决，经由本人（赵伟福）和高观贞协商处理后达成如下还款意见……2012年384000元（三十八万元四千元）利息卢苇未付已由本人（赵伟福）垫付给高观贞……以上付款数字全部是由卢苇以现金和汇款的方式交给本人（赵伟福），由本人（赵伟福）转交给高观贞。现卢苇欠高观贞的款项仍为160万元，卢苇的后续还款继续由本人（赵伟福）转交给高观贞。”上述系列事实可以认定，赵伟福系接受卢苇的委托向高观贞借款，虽然卢苇向赵伟福出具了借条，但双方当时并不存在借贷合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赵伟福作为受托人可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卢苇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高观贞订立合同。卢苇虽然向赵伟福出具借条，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借款实际提供者系高观贞，故卢苇与赵伟福之间的借款合同未生效，由此计算利息后产生的160万元借条也未生效。一审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不当，予以纠正。赵伟福向高观贞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视为其代卢苇还款行为，卢苇应归还赵伟福该笔代付款项。从双方在2013年5月31日核对情况来看，至2011年3月底前（赵伟福代为还款之日），就高观贞、赵伟福、卢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卢苇共支付给赵伟福的款项已远远超过借款本金100万元，对超过部分及之后卢苇支付给赵伟福款项合计536000元，赵伟福应返还给卢苇，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计算方法同上）。综上所述，上诉人卢苇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赵伟福共应返还卢苇人民币1614000元及利息。上诉人赵伟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但对个别借条的认定存在不当，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二百一十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缙云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2民初1284号民事判决；二、赵伟福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卢苇人民币1614000元及利息（其利息自2017年3月10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卢苇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赵伟福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565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5763元，均由赵伟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4918元，由赵伟福负担。再审期间，赵伟福向本院提交了6份新的证据材料，具体如下：1.高观贞在公安机关的三份笔录，用以证明高观贞并无出借100万元资金给卢苇的意愿，也不关心赵伟福向其借款100万元的资金去向；2.高观贞身份信息及公证书，用以证明高观贞就出借的100万元借款仅向赵伟福催讨，并非向卢苇催讨；3.2011年4月22日高观贞和赵伟福达成的履行协议书，用以证明高观贞已就涉案的100万元借款通过诉讼向赵伟福主张权利，赵伟福已实际履行的事实；4.公安机关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案外人刘志强的两份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卢苇由赵伟福担保向刘志强出具的100万元借条原件由赵伟福持有，并于2013年7月25日提交办案民警，刘治强系徐益龙代理人代为借款，赵伟福和卢苇的借条是基于此形成的，所涉借款已经处理完毕，徐益龙明确指示刘治强将借条归还给赵伟福，而不是卢苇；5.徐益龙、卢苇与赵伟福的微信记录，用以证明赵伟福当年受让卢苇部分债务的事实；6.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侦查证据清单、赵伟福与经办警官的交涉短信、案发经过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杭萧检函（2015）101号函，用以证明公安机关将扣押的债权抵押证书擅自归还债务人，将扣押的赵伟福手机中有关卢苇和徐益龙的信息全部删除，导致案件事实经过缺失，2013年6月10日尚未对赵伟福做任何笔录的情况下弄虚作假出现赵伟福供述内容，进行有罪推定诬陷赵伟福。卢苇质证称，赵伟福提供的新证据材料1一审法院已经调取，故不属再审新证据，且该证据也不能证明赵伟福的待证目的，只能证明高观贞出借款项时的主观心理；对证据材料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邮寄的情况不能反映已由赵伟福签收，是否达到催收的目的，应结合赵伟福和卢苇之间的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进行认定；证据材料3一审时已经提交，不属再审新证据，质证意见同原审；证据材料4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证据形式不合法，刘治强系徐益龙的代理人，从此反映出浙江省的民间借贷方式是寻找代理人，和本案中赵伟福与卢苇的关系相似，反映出本案赵伟福和卢苇之间是委托关系，而不是独立的借贷关系；证据材料5系电子证据，因未提供电子介质，证据形式不合法，且也不能证明赵伟福的待证目的；证据材料6中的材料清单内容不完整，其余材料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赵伟福提供的证据材料1、2、3，卢苇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原审已经调取的部分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上述证据共同证明高观贞认可借款100万元给赵伟福，后向赵伟福催讨、起诉主张债权，并在萧山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双方达成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的和解协议且已实际履行完毕的事实；证据材料4、5、6与本案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故不予认定。再审另查明，2013年5月28日，卢苇与赵伟福就案涉徐益龙债务还款情况进行核对，赵伟福向卢苇出具《还款账目核对》一份。原审认定该《还款账目核对》出具于2013年5月2日有误，予以纠正。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和当事人的申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关于高观贞出借的100万元借款，卢苇和赵伟福之间是委托借款关系还是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二）就徐益龙出借的借款，赵伟福是否因债权债务转让而对卢苇享有债权。（一）关于高观贞出借的100万元借款，赵伟福和卢苇之间是委托借款关系还是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赵伟福申诉主张，关于高观贞于2007年3月23日出借的100万元借款，同日其向高观贞、卢苇向其分别出具了100万元的借条，据此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该事实已由萧山法院所作的已经生效的（2010）杭萧商初第3404号民事判决作了认定，如认定赵伟福与卢苇之间系委托借款关系，不仅与上述生效判决的内容冲突，也不利于保障债权人高观贞的合法利益。且案涉《欠款核对》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应以借条为准认定赵伟福与卢苇之间系独立的借款关系。抗诉机关还认为，《欠款核对》相较于借条，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证明力较弱，根据借贷行为发生时当事人之间的借条、交付情况、借款背景等证据，应认定高观贞与赵伟福、赵伟福与卢苇之间系两个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卢苇则辩称，其与赵伟福间系委托借款关系，受托人向出借人、委托人向受托人分别出具借条是民间委托借款的常见表现形式，仅用以明确还款责任，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侦查期间形成的笔录可予证实。且赵伟福出具的《欠款核对》中明确实际借款人系卢苇，赵伟福仅负担保与转交款项之责。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双方的主张，就高观贞出借的该笔讼争借款100万元，二审认定赵伟福和卢苇之间应系委托借款关系并无不当，理由如下：1.卢苇提交的案涉《欠款核对》，可以证明其和赵伟福之间系委托借款关系。卢苇提交的案涉《欠款核对》系赵伟福于2013年5月31日签字确认后交由卢苇保管，其中载明“原卢苇向高观贞借款100万元（本人担保赵伟福），因卢苇一直出门在外，故卢苇委托本人（赵伟福）与高观贞协商解决，经由本人（赵伟福）和高观贞协商处理后达成如下还款意见……以上付款数字全部是由卢苇以现金和汇款的方式交给本人（赵伟福），由本人（赵伟福）转交给高观贞。现卢苇欠高观贞的款项仍为160万元，卢苇的后续还款继续由本人（赵伟福）转交给高观贞”等内容，赵伟福在该《欠款核对》上签名并注明“以上账目核对无误”。首先，该《欠款核对》的真实性可以确认，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据此认定其中关于双方法律关系的表述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诉讼过程中，赵伟福虽然对该《欠款核对》上记载的多处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对其本人在《欠款核对》上签名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再审庭审中，赵伟福称其在签署《欠款核对》时过于关注欠款总额，因而忽略了还款情况等其他内容，致使其签字确认的《欠款核对》内容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赵伟福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其自身签名确认账目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已具备充分的认知能力，尤其是赵伟福、卢苇、高观贞在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侦查期间形成的笔录证实，赵伟福曾多次作为中间人、担保人参与民间借贷活动，故其应当可以亦完全能够清楚认知《欠款核对》记载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其在该《欠款核对》上签名确认账目核对无误的行为，表明其对上面载明的债权债务关系相关内容已经核实并予认可。因此，本院对赵伟福所谓因自身疏忽错误签署《欠款核对》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在其不能提供足以推翻《欠款核对》记载内容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其自愿签名确认的《欠款核对》中关于双方法律关系的表述内容应认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该《欠款核对》的内容清楚，可以证明卢苇和赵伟福之间系委托借款关系。《欠款核对》上载明“原卢苇向高观贞借款100万元（本人担保赵伟福），因卢苇一直出门在外，故卢苇委托本人（赵伟福）与高观贞协商解决，经由本人（赵伟福）和高观贞协商处理后达成如下还款意见”的内容，可以证实向高观贞借款10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为卢苇，赵伟福系担保人并受卢苇委托与高观贞协商借款归还事宜；《欠款核对》上载明“以上付款数字全部是由卢苇以现金和汇款的方式交给本人（赵伟福），由本人（赵伟福）转交给高观贞。现卢苇欠高观贞的款项仍为160万元，卢苇的后续还款继续由本人（赵伟福）转交给高观贞”的内容，可以证实该笔借款的实际还款人亦是卢苇，赵伟福仅受托负责向高观贞转交还款。据此，《欠款核对》的上述记载内容可以证明，就来源于高观贞的100万元借款，赵伟福和卢苇之间实系委托借款关系，卢苇为实际借款人，赵伟福系受卢苇委托与出借人联系经办借款以及还款事宜。2.赵伟福提交的三份借条，并不足以推翻上述《欠款核对》中关于其与卢苇之间法律关系的相关记载。本案诉讼中，赵伟福提供了2007年3月23日分别由其出具给高观贞、卢苇出具给其的两份金额均为100万元的借条，以及2010年12月13日将60万元利息计入本金后卢苇夫妇就该笔借款重新向其出具的160万元借条，欲以此证明其与高观贞、卢苇之间分别存在两个独立的借贷关系。抗诉机关也认为上述借条的证明力优于《欠款核对》，据此可以否定《欠款核对》中关于赵伟福和卢苇之间实为委托借款关系的相关内容，证明赵伟福和卢苇之间系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通过中间人借款的民间借贷情形中，由中间人向出借人借款再转贷给实际借款人从而形成两个独立的借贷关系确是一种常见模式，但实际借款人委托中间人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向出借人借款是另一种常见模式。后一种模式中，形式上实际借款人向中间人、中间人向出借人可能分别出具借条，但由于事实上实际借款人与中间人之间并未达成建立借贷关系的合意，故该形式上的“借条”不能作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依据。实际借款人作为委托人向受托的中间人出具“借条”，只是作为委托人已经收到受托人转交的借款并明确对此负有还款责任的证明。因而，虽然在通常的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条往往是认定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重要证据，但仍应结合借款合意、利息约定、还款情况等诸多具体因素，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客观认定。本案中，虽然卢苇曾于2007年3月23日向赵伟福出具了借条，但之后双方在2013年5月31日共同确认的《欠款核对》中明确赵伟福对该笔向高观贞的借款只承担担保和转交还款的责任。结合2007年3月23日赵伟福出具给高观贞、卢苇出具给赵伟福的两份100万元借条均约定借款期限为三个月，且均未约定利息的事实，以及赵伟福在高观贞诉请其归还借款之前从未向高观贞支付款项，却一直以代向高观贞还款为由向卢苇催讨并收取100多万元还款的事实，比较卢苇与赵伟福提交的二组证据，形成时间在后的《欠款核对》内容明确，且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显然比出具时间在前的借条对双方的法律关系更具证明力，赵伟福提交的借条不足以推翻卢苇提交的《欠款核对》关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记载内容。《欠款核对》反映截至2013年5月31日，赵伟福仍以卢苇欠高观贞160万元款项为由，要求卢苇继续还款并由其负责转交给高观贞，在案没有证据表明赵伟福曾以中间人的身份明确要求实际借款人卢苇向其本人支付较高的利息从而赚取利息差，因此，抗诉机关认为赵伟福从卢苇处取得的利息收入合法有效，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赵伟福提出《欠款核对》的内容与萧山法院所作的生效民事判决矛盾、与事实不符等理由，亦不足以推翻《欠款核对》关于双方当事人法律关系的记载内容。首先，萧山法院作出的（2010）杭萧商初第3404号民事判决不能证明赵伟福和卢苇之间系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受托人有权在委托范围内以自身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且在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受托人亦未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的情况下，第三人可以选择受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本案中，赵伟福无论是本人向高观贞借款，还是受卢苇委托向高观贞借款，均可以自己的名义与高观贞订立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根据赵伟福的陈述与高观贞在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侦查期间形成的笔录，高观贞在讼争100万元款项出借以及诉请赵伟福返还该借款时，对赵伟福和卢苇之间的委托借款关系并不知情，赵伟福也未向其披露委托人系卢苇的事实，故高观贞以赵伟福作为债务人主张该100万元债权符合其当时的事实认知。因此，萧山法院作出的（2010）杭萧商初第3404号民事判决仅能证明高观贞在受托人未向其披露委托人的情况下起诉受托人赵伟福主张债权，据此并不足以否定卢苇和赵伟福之间的委托借款关系，故赵伟福以此为由主张其和卢苇之间系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能成立。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的规定，赋予了第三人在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委托关系的情况下选择相对人的权利。本案中，根据赵伟福的陈述，因高观贞表示卢苇的信誉不良，不愿借款给卢苇，故其在向高观贞借款时未披露系受实际借款人卢苇委托代为借款。但是，赵伟福作为受托人如因委托人卢苇的原因对债权人高观贞不能履行义务，其可以向高观贞披露委托人系卢苇，高观贞即可依法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根据《欠款核对》的记载，因赵伟福催讨，2010年底前卢苇已向赵伟福支付还款115.2万元，但赵伟福分文未转交高观贞。由此可见，赵伟福作为受托人，系有意向高观贞隐瞒借款委托人系卢苇的事实，从而意图非法占有卢苇的还款。因此，卢苇和赵伟福之间的委托借款关系，相较于只能选择中间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债权的独立借款关系，并不存在损害债权人高观贞的合法利益的问题。其次，赵伟福以《欠款核对》记载的部分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为由否定《欠款核对》上全部内容的真实性，不能成立。再审庭审中，赵伟福称《欠款核对》形成于其根据生效判决归还高观贞借款之后，故卢苇向高观贞还款的基础在《欠款核对》签署时已不存在，且《欠款核对》上记载的2009年1月25日前及2009年底前的两笔38.4万元还款不存在，并以此为由主张《欠款核对》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认为，案涉《欠款核对》系双方当事人基于当时的事实认知而签订的，客观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签署当时对事实的认知状况。虽然，从查明事实看，《欠款核对》中的内容确有多处与事实不符，比如“赵伟福和高观贞协商处理后达成如下还款意见”“以上付款数字全部……由本人（赵伟福）转交给高观贞”“现卢苇欠高观贞的款项仍为160万元”等内容。但是，卢苇陈述其在签订《欠款核对》时既不知道赵伟福在高观贞诉请赵伟福返还借款之前从未将其已支付赵伟福的100多万元款项转交给高观贞，也不知道赵伟福已在萧山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与高观贞履行和解并归还了100万元借款。卢苇的上述陈述，不仅与其在《欠款核对》中表示愿意按赵伟福转达的与高观贞的协商方案继续归还借款的内容相印证，亦与其在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侦查期间形成的笔录内容一致，可予采信。相反，赵伟福在签署《欠款核对》时明知高观贞的100万元借款债权已因其还款行为而消灭，但却仍向卢苇确认“现卢苇欠高观贞的款项仍为160万元，卢苇的后续还款继续由本人（赵伟福）转交给高观贞”。由此反映，赵伟福在签署《欠款核对》时，故意向卢苇隐瞒了其已代为归还高观贞借款且只归还了100万元借款本金的事实，仍欲以向高观贞还款为名欺骗卢苇继续向其支付后续还款，其行为显然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另关于实际收款情况，赵伟福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卢苇确实未向其交付《欠款核对》中载明的其中两笔38.4万元还款，故其主张《欠款核对》中关于卢苇的还款金额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抗辩理由，难以采信；且即使双方当时核对的具体还款数额有误，也不足以否定《欠款核对》中关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相关表述。综上，案涉《欠款核对》系双方当事人自愿共同确认签署，在赵伟福当时未对记载内容提出异议，诉讼中亦不能提供足以推翻相关记载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该《欠款核对》中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表述客观真实，表明了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审据此认定赵伟福和卢苇之间系委托借款关系并无不当。（二）就徐益龙出借的借款，赵伟福是否因债权债务转让对卢苇享有债权本案与徐益龙相关的68万元借款，系卢苇向徐益龙原借款的剩余欠款，原债务人为卢苇，对此双方当事人并无异议。原审中赵伟福主张徐益龙已将对卢苇的债权转让给其，再审中却又主张，其最初系徐益龙与卢苇之间借款的担保人，后由于徐益龙向其催讨，故以其向徐益龙出具70万元借款收条、卢苇夫妇向其出具80万元借条的方式，完成了债务转让，其对卢苇享有独立的债权。卢苇则辩称，案涉其欠徐益龙的借款债务，赵伟福仅是通过向徐益龙出具70万元借款收条的方式进行担保，并不存在债务承担的情况。徐益龙、卢苇在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侦查期间形成的笔录以及赵伟福于2013年5月28日签名确认的《还款账目核对》均可证实该借款系徐益龙出借给卢苇。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双方的主张，赵伟福原审与再审的主张自相矛盾，且其主张缺乏证据支持，而卢苇的主张有《还款账目核对》以及其他事实佐证，故原审对赵伟福主张其对卢苇享有债权的请求未予支持亦无不当，理由如下：1.就同一笔债权，赵伟福既主张系债权转让取得，又主张系债务转让取得，陈述反复且自相矛盾。虽然赵伟福提交了其于2008年1月25日向徐益龙出具的70万元借款收条以及2010年9月25日卢苇向其出具的80万元借条，但该两份借条并不能证明其已经通过债权转让的形式受让徐益龙的债权或已经通过债务转让的形式受让卢苇的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徐益龙在公安机关的多次讯问中均否认债权转让一说，确认该笔讼争债权由其自行享有，再审中卢苇对赵伟福新提出的债务转让一说亦不予认可，而赵伟福就其主张的债权转让与债务转让，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转让事实，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债权转让已通知债务人或债务转让已经债权人同意，故本院依法对赵伟福的该主张不予认定。另，赵伟福提出就卢苇的债务，其经徐益龙要求同意替卢苇承担还款责任，后徐益龙因受其帮助解决事情而免除了其对案涉债务的还款责任。但徐益龙对赵伟福的该事实主张不予认可，而赵伟福就其该事实主张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再审庭审中，赵伟福确认其系基于担保关系向徐益龙出具了借款收条。作为担保人，赵伟福依法在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才对债务人享有追偿权，现在赵伟福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下，退一步说，即使徐益龙免除了赵伟福对案涉债务的还款责任，也只是免除了其担保责任，其并不因此当然即享有徐益龙对卢苇的债权。2.卢苇提交的案涉《还款账目核对》系赵伟福于2013年5月28日签字确认并交由卢苇保管，其中载明：“卢苇自2009年1月24日起曾多次向本人（赵伟福）交付现金及汇款，本人（赵伟福）已全部用于归还卢苇向徐益龙的借款……”，赵伟福在该《还款账目核对》上签名并注明“以上情况属实，本人已全部归还给徐益龙”。再审庭审中，赵伟福称该《还款账目核对》系卢苇欺骗其签署的，其在签署时由于过于关注欠款总额，因而忽略了还款情况等其他信息，致使该《还款账目核对》的内容与其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同上关于《欠款核对》真实性的分析，赵伟福的上述辩驳理由不合常情，在其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还款账目核对》的真实性可予确认，据此可以认定，截至2013年4月卢苇仍通过赵伟福在向徐益龙归还借款，而赵伟福恶意隐瞒了其自始至终未替卢苇就该借款债务向徐益龙转交还款的事实。因而，赵伟福依据2010年9月25日卢苇向其出具的80万元借条主张债务已经转让，显然不能成立。综上，原审认定徐益龙和卢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未发生债权债务转让并无不当。因徐益龙与卢苇之间的债务纠纷，赵伟福以向徐益龙转交还款为名从卢苇处骗取款项并占为己有，其据此取得的不当利益已致卢苇受损，故原审判决赵伟福应当将不当得利返还卢苇，亦无不当。综上所述，赵伟福的申诉理由缺乏证据证明，不能成立。从案涉民间借贷关系看，赵伟福在与卢苇的委托借款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假借出借人名义向委托人虚报债权并私自截留委托人的还款占为己有的恶意明显，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其在本案诉讼中变化增加自相矛盾的主张与理由，反映其诉讼行为也不诚信。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有失偏颇，难以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11民终143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黎明审判员  谢静华审判员  赵恩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