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华裕电子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华裕公司）。法定代表人：蒋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鹏，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天，湖北江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能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亮公司）。法定代表人：石彦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辉，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电子进出口华南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法定代表人：蒋驰。上诉人广州市华裕电子服务公司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6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能亮公司在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华裕公司在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房、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首层01房、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二层01房资产价值范围内对（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中华南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暂计算至2019年1月28日，华南公司应承担的债务约为880万元）。2.判令华南公司、华裕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据（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记载的内容显示，1999年9月23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天河支行与该案被告迪生公司以及华南公司达成和解，调解协议内容如下：一、迪生公司欠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天河支行借款200万元及利息、罚息147222.16元（计至1999年9月20日止），于1999年9月30日前还清欠息、罚息；1999年10月31日、11月30日前各还5万元；12月31日前还5万元及本年度利息；2000年1月31日前还85万元；余款于2000年2月28日前一次性付清给原告并支付自1999年9月20日起计至还清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计付利息。二、华南公司对迪生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上述任何一期如被告不能按时履行，视为所有协议规定还款全部提前到期，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天河支行可全额申请强制执行等。后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天河支行于2000年3月15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对上述（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进行执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22日作出（2000）天经执字第167-1号《民事裁定书》，因迪生公司以及华南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终结执行。2010年1月11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00）天法经执字第1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变更大乘公司为（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大乘公司曾于2017年4月10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华南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后于2017年5月23日撤回破产清算申请。另，惠州市华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也曾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华南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后于2017年12月12日撤回破产清算申请。2018年6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06执异427号执行裁定，该裁定载明2016年6月15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根据大乘公司的申请，恢复对（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执行案件的执行，案号为（2016）粤0106执5964号，该裁定书变更能亮公司为（2016）粤0106执5964号的申请执行人。后经能亮公司申请，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6）粤0106执596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华南公司的持有的华裕公司的股权。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均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属于在营企业，负责人均为蒋驰，营业场所均为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403号。其中华南公司于1984年8月24日成立，发起人为中电开源贸易总公司，营业范围包括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华裕公司于1986年5月21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通讯设备修理，其他办公设备维修、贸易代理等。目前，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房、首层01房、二层01房产权登记在华裕公司名下。据复印自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案件档案资料显示，2018年9月28日华裕公司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情况报告，称其系华南公司全资子公司，并附公司财务情况报表及自有物业的情况。其中所附的企业法人登记变更申请书显示，华裕公司的主管部门为华南公司；所附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固定资产2018年6月30日的净值为11560.28元，在建工程年初、期末数为1631193.93元。据（88）穗公十二建字第30号广州市公安局1988年3月4日出具给广州铁路局工程总公司《关于兴建综合楼的消防安全问题的复文》提到，1988年2月12日来函及图纸收悉，现将有关你司与“中国电子总公司华南分公司”合建十八层综合楼的消防安全问题复文。据复印自房管局的档案资料显示：1.华裕公司曾于2002年4月12日向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出具书函，载明：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的18层住宅楼，是由华裕公司与广州铁路集团工程总公司与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天河开发区组织自建工程合同》后，有偿获得建设用地而合作建设的，其中地下室01#和首层01#，二层01#商场、办公等物业归属我公司；由于该物业不列入国有资产，资产处置权限在我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有关资产的处置方案已得到批准；请准予办理房产交易手续。2.1997年11月20日华裕公司出具给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庭的《关于广州市体育东路13-19号房产问题处理意见》载明，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19号首层、二层面积757.96平米的房产系华南公司所属房产，下方还有情况属实，同意华裕公司意见的手写内容，并加盖华南公司的印章，但该处理意见并无华裕公司印章。3.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曾与“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华南分公司”、广州铁路局工程公司于1986年签署《天河开发区组织自建工程合同》（86市城建总自第3号）。4.华南公司、广州市铁路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拖欠广州市城建总公司开发费的问题曾共同向广州铁路集团工程总公司出具《关于天河体育东路13号综合楼有关费用清算的函》。5.华南公司曾于2000年8月3日填写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第一层101、第二层201的《广州市公有房屋及用地登记申请书》。6.2001年3月26日华南公司与广州市铁路集团工程总公司共同向广州市房地产登记所递交天河南住6-12综合住宅楼地下室和商场一、二层的划分和面积分配，其中属于华南公司的为地下室01号、第一层101号、第二层201号，并要求按上述划分办理房地产登记。2001年6月12日华南公司与广州市铁路集团工程总公司共同向广州市房地产登记所递交书面文件，表示华南公司拥有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号、一层01号、二层01号及十五至十八层楼的产权等，请按以上划分比例等，办理有关地下室、一层、二层之房地产登记手续。2001年9月19日，华南公司与广州市铁路集团工程总公司共同向广州市房管局登记所递交《产权申请报告》，载明，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的18层综合楼是华南公司与广州铁路集团工程总公司共同征用广州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地块，双方共同投资建设，现申请办理该大楼一、二层商场和地下室的房地产证。7.华南公司作为卖方与华裕公司作为买方于2002年4月12日签订的《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编号为［02］穗房交合字（6302）号，显示买卖的房地产坐落于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首层01、二层01房，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号为0111656号；买卖双方议定交易价为4996561.26元，签订本合同时，买方已按房地产交易价的20%￥999312元，作为定金支付给卖方，余额3997249.26元，应在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办理房地产过户之日支付给卖方。该《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卖方委托代理人签名为冯丰，买方委托代理人签名为陈某，买卖双方均未加盖印章。8.2002年4月12日，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收缴了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首、2层的权属证，附注2002年4月29日办理过户手续，但空白处还注明有“双方要求提前18日过户”的字样。9.2002年4月19日的《广州市房屋交易登记证明书》显示，华裕公司向华南公司买受的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号、首层01号、二层01号房屋已经办理交易登记，房屋交易价4996561元。2002年4月24日的《房地产申请登记回执》显示，申请人华裕公司，登记种类为转让、分割，申请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首层01、二层01号房屋产权登记，已将缴交资料收件，该登记回执还加盖有“已发证”字样的印戳。2002年4月25日，华裕公司的领证人陈某领取了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号、首层01号、二层01号房屋的房地产权证，产权证的来源均注明为2002年4月购买。10.1988年7月13日，华裕公司（乙方）与“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华南分公司”（甲方）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显示甲方为了解决1986年由“中国电子进出口华南分公司”、广州市铁路局工程总公司联合与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签订《天河开发组织自建工程合同》（86市城建总自第3号），乙方为了解决办公场地的需要，同意投入资金参与该项目商场部分的统建，合计统建款为1406000元，统建房产权属乙方所有，甲方负责图纸设计、工程报建和产权办理等，并负责给乙方按时办妥房地产证，房屋确权归属乙方等。甲方加盖的印章为“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华南分公司”，乙方加盖的印章为“广州市华裕电子服务公司”。11.2002年4月9日，华裕公司向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发出书函，载明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的18层综合住宅楼的地下室01#和首层01#，二层01#商场、办公室等物业归属华南公司，华裕公司系华南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项目地下室01#和首层01#，二层01#商场、办公室等物业由华裕公司出资建设，有关物业的产权和经营权归属华裕公司，经双方研究决定，将上述物业通过交易方式转让该产权给华裕公司，华裕公司同意接受地下室01#室的交易单价为1600元/平方米，首层01#室的交易单价为5500元/平方米，二层01#室的交易单价为4500/平方米。2012年4月12日，华南公司向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发出书函，载明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的18层的综合住宅楼，其中地下室01#和首层01#，二层01#商场、办公室等物业归属华南公司，由于该物业不列入国有资产，资产处置权限在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有关资产的处置方案已得到批准，请准予办理房产交易手续为盼。12.据申请日期为1989年5月16日的《公司重新登记注册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属》显示，申请开业企业法人名称为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广州华裕电子服务公司，所加盖印章为“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华南分公司华裕电子服务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广州华裕电子服务公司”；据《公司财务脱钩、挂钩及实有资金审定情况表》显示，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广州华裕电子服务公司（加盖印章与该名称一致）主管部门“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华南分公司”（加盖印章）的审查意见及对公司财务“脱钩”、“挂钩”的意见为，该公司经营情况纳入我司经营盈亏反映，部门审核意见及确认的财务隶属关系为财务隶属“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华南分公司”。华裕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十条显示，华裕公司由“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华南分公司”主管，公司的人、财、物的主要决策要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在1989年12月8日填报的《公司撤并留方案审批报表》中，华裕公司使用的名称仍为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广州华裕服务公司；1990年7月30日“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广州华裕电子服务公司”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文称，拟将公司名称更名为“广州华裕电子服务公司”。华裕公司对上述复印自天河区人民法院的档案资料以及房管局的档案资料均不予确认。华裕公司表示，当时华裕公司自建楼房的级别不够，与华南公司共同完成了合作建房的出资，当时华裕公司出资163.12万元，取得案涉房屋。为此，华裕公司在本案提供了1999年的资产负债表（复印自工商档案），显示在建工程余额为163万余元。能亮公司对此不予确认。目前并无证据显示华裕公司向华南公司支付了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房、首层01房、二层01房的购房款。另据能亮公司提供的：1.广州凯瀛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广州上德行评估公司对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2层01房进行评估的报告显示，在2019年1月24日作出的评估报告显示上述房屋价值为8817434元。2.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委托广州合富评估公司对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2层01房进行评估的评估报告复印件显示，在2019年1月29日的价值时点，上述房屋的评估总价为1005.068万元。3.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日作出的（2018）粤0106民初2939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实另一债权人广州凯瀛投资有限公司以与本案完全相同的事实和理由起诉了本案华南公司、华裕公司，法院判决华裕公司在案涉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房、首层01房、二层01房的资产价值范围内对华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华裕公司对上述两份评估报告均不予确认，认为价值均低于周边房产估价；对上述判决有异议，表示已提起上诉。原审法院认为，2018年6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06执异427号执行裁定，变更能亮公司为（2016）粤0106执5964号的申请执行人，即能亮公司成为（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故能亮公司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能亮公司以侵权责任纠纷提起本案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财产权益。”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华南公司将案涉房产转让给华裕公司的行为是否侵害了能亮公司的财产权益。对此原审法院分析如下：1999年9月23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天河支行就与迪生公司以及华南公司达成和解，并由法院出具（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了迪生公司以及华南公司向能亮公司负担的债务，2000年3月15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天河支行就已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对上述（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进行执行，但因迪生公司以及华南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2003年12月22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00）天经执字第167-1号《民事裁定书》终结执行。在上述案件执行过程中，华南公司于2002年4月将其名下的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号、首层01号、二层01号房屋转移过户给了华裕公司。由本案能亮公司复印自房管局的档案资料可知，案涉房产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号、首层01号、二层01号房屋，系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通过买卖的方式进行交易过户，双方签订有《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华裕公司取得的产权证的来源也均注明为2002年4月购买，但至今均无证据证实华裕公司向华南公司支付了《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项下的购房款。而华裕公司自认其系华南公司的下属企业，双方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注册经营地址也均相同，可知双方存在密切的关联。综合以上事实可知，华南公司转移案涉房产给华裕公司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故意，且因该逃避债务的行为导致能亮公司的合法债权未能得到实现，华南公司、华裕公司的行为侵害了能亮公司的财产权益。据此，能亮公司主张华裕公司在案涉房产的价值范围内对华南公司在（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成立。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广州市华裕电子服务公司应对被告中国电子进出口华南公司在（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务，在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房、首层01房、二层01房的资产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受理费73400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广州市华裕电子服务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华南公司负担。判后，华裕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能亮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能亮公司负担。上诉主要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华南公司转移案涉房产给华裕公司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故意，且该行为导致能亮公司的合法债权未能实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能亮公司请求华裕公司在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号地下室01房、首层01房和二层01房的房屋价值范围对（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项下华南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且一审法院将本案的案由确定为侵权纠纷，则应当查明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存在共同侵权的主观故意，且实施了共同侵权的行为。然而，一审判决仅认定“华南公司转移案涉房产给华裕公司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故意”并没有认定华裕公司存在共同侵权的主观故意。2.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华南公司和华裕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华南公司、华裕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注册经营地址也均相同，可知双方存在密切的关联”，不能推定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而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住所地一致以及登记经营业务范围一致，不能推定出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存在人格混同。退一步而言，考虑到国企设立之初等历史原因，根据一审判决第12-13页载明内容，1989年5月工商登记资料的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存在一定关联性，能亮公司应举证两公司在2002年4月转让案涉房产时存在高度的人格混同（即人员、业务和财务方面混同），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以法定代表人、办公地点一致就认定两公司人格混同，与最高人民法院案例中认定人格混同的标准不同。而且两个公司是各自独立的主体，只是1999年至今办公地点相同。3.华裕电子与华南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华裕公司并非无偿取得案涉房屋产权。首先，因华裕公司无法以自身名义对外合作建房，根据1988年7月13日甲方华南公司和乙方华裕公司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约定乙方出资统建房屋140.6万元并享有产权，甲方负责产权办理并负责给乙方按时办妥房地产证，可见实际出资人为华裕公司，华南公司对外仅为受托人。其次，华裕公司提供1999年资产负债表，证明其出资163.12万元用于建设案涉房屋，可见华裕公司并非无偿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再次，华裕公司于2002年4月9日向房管部门提交的登记资料，证明案涉房屋处置经过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的批准，且华裕公司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华裕公司与华南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后并支付过户税费后取得案涉房屋产权，可见不能仅仅因为“无证据证实华裕公司向华南公司支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而认定华裕公司与华南公司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共同故意。是否有偿取得房屋产权，并非认定存在主观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故意的唯一标准。鉴于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侵权纠纷,应当审理查明华裕公司和华南公司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即便存在华南公司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的行为，不能证明华裕公司明知华南公司对外存在债务，故意配合其转移资产的主观故意。能亮公司未能举证华裕公司与华南公司存在共同故意，则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判决华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本案案由应为债权人撤销纠纷。能亮公司请求判令华裕公司以案涉房屋的价值连带承担780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能亮公司的诉讼请求实质是作为受让债权人请求法院撤销连带债务人华南公司和第三人华裕公司于2002年4月12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一审判决将本案案由定为侵权纠纷，属于定性错误，本案案由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四部分第69项，定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债权人提出撤销权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五年除斥期间（除斥期间不能中止、中断和延长），即本案中出卖人华南公司与买受人华裕公司于2002年4月12日订立《房地产买卖合同》，债权人应当在2007年4月12日前向人民法院提出，因能亮公司于2019年1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则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五、关于恶意串通的问题，案涉三套房屋是我方委托华南公司建造所得，不是通过买卖合同取得，不存在支付对价的问题，合作建房协议书是可以证明的。因为我方当时没有建房资格，所以委托华南公司建造房屋，双方已经约定了案涉房屋建成后，归我方所有。六、一审判决判项不明确具体，因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以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进行计算。侵权行为发生在18年前，房屋的价值与现在价值差了十倍以上，一审以案涉房屋现有价值赔偿18年前的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应该以损失发生时案涉房屋的价值来进行赔偿，不能以房屋现有的价值进行赔偿。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相关事实错误且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华裕公司合法权益，现依法向法院提起上诉。能亮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一、一审法院认定华裕公司与原审被告华南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我方债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华南公司是华裕公司的直属主管单位，华裕公司的财产受华南公司支配。根据我方提交的华裕公司的申请开业登记资料显示，华裕公司的主管部门为华南公司，且财务挂钩意见中由华南公司载明“该公司属我司的直属公司，其经营情况纳入我司经营盈亏反映”，在确认财务隶属关系中载明“公司财务隶属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华南公司”，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华裕公司是华南公司开办的下属企业，在人财物上直接受华南公司主管，两被告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华裕公司对华南公司逃避债务的企图是明知的，且一直予以积极配合。1、华南公司于1999年9月23日达成（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产生本案债务，后华南公司企图虚构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合作建房的事实以办理案涉房屋的房产登记至华裕公司名下。但该《合作建房协议书》显属伪造，伪造签订时间为1988年7月31日，落款处加盖公章为“广州华裕电子服务公司”，而事实上华裕公司在1990年7月29日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企业名称以前，其工商登记及使用的公章均为“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华南分公司华裕电子服务公司”。故《合作建房协议书》明显是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恶意串通，为了协助华南公司逃避债务、转移资产而倒签、伪造的一份文件，且华裕公司对此完全知情并予以积极配合，存在主观恶意。2、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在虚构合作建房事实，但由于伪造文件，房管部门根本不予采纳，故其又向房管部门确认以交易方式办理产权过户，且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均向房管部门要求提前过户，恶意明显，目的是为了尽早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恶意串通的事实是正确的，依法应予维持。（三）华裕公司就其与华南公司对案涉房屋的交易，未实际支付任何对价，该虚假交易损害了我方合法权益。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我方代理人因代理另一债权人广州凯瀛投资有限公司的同类案件，通过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持（2019）粤0106民调0072号律师调查令向房管部门调取了案涉房屋的全部档案资料，正常交易的情况下，是需要交易双方将支付交易价款的证明附档，但在案涉房屋的交易资料中未有支付交易价款的任何证明材料。我方已尽举证责任，以证明华南公司和华裕公司的交易是虚假的，未支付对价的，并已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从逻辑上来讲，在我方提交的案涉房屋的档案资料中，未有支付交易价款的证明材料，我方已尽到基本举证义务。而支付交易价款的证明材料只有交易双方即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可能持有，在假定二者交易是虚假的、未实际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我方亦不可能获取其未实际支付对价的更多证明。华裕公司虽一再主张已实际支付交易对价，但未能就其主张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该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承担。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给华裕公司足够的举证期限查找关于支付案涉房屋交易对价的资料，但无论是华裕公司抑或是华南公司，均未能在举证期内提交上述证明，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未能提供实际支付交易价款的证明”完全正确。二、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审查标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相关法律规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我方提起本案诉讼的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华裕公司作为侵权人，因与债务人华南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了我方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承担案涉房屋资产价值范围内的债务连带清偿责任。从法理上来讲，侵权行为的成立由四要素构成，即存在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就本案事实而言：1、加害行为：华南公司1999年9月23日达成（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产生本案债务，其在未依约还款，且在华裕公司未支付实际对价的情况下于2002年4月将其名下最有价值的资产即案涉房屋转让给华裕公司，直接导致债权人无法实现债权的后果。从时间上及主观上，均明显属于逃避债务的行为，损害了我方合法权益。2、损害事实：从事实上来看，经过法院的多年执行，确未发现华南公司名下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导致我方的债权一直未能得以实现。3、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案涉房产在转让以前属华南公司名下最有价值的资产，其串通华裕公司恶意转让该资产后，成为没有资产可以变现的公司，以至债权人多年来未能执行到任何财产，债权一直未得以实现。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我方在之前已详细论述了华裕公司的主观过错，即：华裕公司对华南公司逃避债务的企图是明知的，且一直予以积极配合，以及华裕公司就其与华南公司对案涉房屋的交易，未实际支付任何对价。且从华南公司系华裕公司的主管单位，二者财务挂钩的事实来看，华裕公司对逃避债务转移财产的行为存在主观过错。故一审法院认定华南公司和华裕公司恶意串通，构成侵权在法律适用上完全正确。三、关于华裕公司所称的诉讼时效抗辩，华裕公司在一审中并没有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在二审中才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依法不获法院支持。同时，鉴定华南公司和华裕公司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隐蔽性，我方及之前所有债权人均不知晓，诉讼时效应从我方知道或应当知道起算（我方在2018年6月12日从大乘公司处受让本案债权，且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变更执行申请人为能亮公司的裁定后开始调查才得知侵权事实）。四、本案的同一侵权事实，已由生效判决即（2019）粤01民终20735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本案可以直接采信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而作出公正判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并尽快作出判决，以维护我方合法权益。案涉侵权行为至今还在延续，侵权损失仍在放大，我方的债权积累仍在增加，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原审查明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华裕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1、1989年5月16日《公司重新登记注册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广州华裕电子服务公司）；2、1994年5月14日《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广州市华裕公司电子服务公司）；3、2000年7月28日《企业法人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广州华裕电子服务公司）；4、2002年11月28日《企业法人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广州华裕电子服务公司）；5、1998年、1999年、2000年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广州电子进出口华南公司）。证据1至5，拟证明华裕公司注册登记时是广州市环市东路403号，1994年变更工作地点为广州市中山一路50号，2000年变更为广州市环市东路403号1109。6、2017年12月28日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说明》的附件2017-12-31《应收账款评估明细表》，拟证明2003年6月30日以前，华南公司尚欠华裕公司款项2716823.6元，华南公司转让案涉房屋并非无偿。在2003年6月30日时华南公司尚欠华裕公司271万元，华裕公司完全可以华南公司的欠款支付房款的形式购得案涉房屋，交易发生后的一年，该应收账款仍存在于双方的审计报告中，说明华裕公司是通过合作建房，而不是房屋买卖。所有房屋过户的行政审批都会有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备案，不论是继承、赠与还是买卖转让，所以该买卖合同的备案不能代表房屋过户的真实情况。能亮公司质证称：证据1至5是逾期提交的证据，依法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我方不予质证。但说明情况如下：证据1有原件，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第18、24、23页均有华裕公司在1989年12月8日所盖的公章，当时其名称是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广州华裕电子服务公司。华裕公司所称的1988年7月13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书，公章是广州市华裕电子服务公司，证明合作建房协议书是造假，不存在合作建房的事实；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第4页列明华裕公司临时租用中山一路50号，临时租用的原因是原地址环市东路403号的办公大楼拆建，可见，华裕公司想证明其与华南公司因地址不同而相互独立的论点是不成立的。第4页列明华裕公司的主管部门是华南公司，两个公司是主管与被主管的关系；证据3有原件，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反映了2000年华裕公司与华南公司又是同一办公地址。案涉房屋买卖行为发生之前，两公司已经是同一地址办公了；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申请变更的时间是2002年11月28日，变更的事项是从环市东路403号1109房搬到1108房，不能证明华南公司跟华裕公司是相互独立的公司，而且案涉房屋转让时间是2002年，向房管局提交材料的时间是2002年4月24日，也就是说案涉侵权转移财产时，两公司还是同一地址办公；证据5有原件，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华裕公司与华南公司相互独立；对证据6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华裕公司与华南公司内部制作，在（2019）粤01民终20735号案二审阶段，华裕公司曾当庭表示没有原件，而且该单方制作的审计报告，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过户案涉房产没有支付对价的行为。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存在财务混同，而且存在隶属关系，该报告不能说明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华裕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该债权债务真实存在的凭证。该证据是矛盾证据，本案不是合作建房，也不存在抵扣和支付对价的行为，而且生效判决没有采信该证据。从该资产评估说明第30页第二点第二段可见，该评估说明依据的是华裕公司的自我陈述，没有会计凭证、合同予以证实，不具有评估报告的证明力，仅仅是评估说明。该证据既不是二审新证据，也不是有效的评估证据，不应采信。华南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华南公司将案涉房产转让给华裕公司的行为是否侵害了能亮公司的财产权益以及华裕公司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根据房管局的档案资料显示，案涉房产是华南公司与华裕公司于2002年4月通过买卖方式进行交易过户，双方为此签订了《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交易价款为4996561.26元，产权证上亦载明华裕公司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的来源为2002年4月购买。但华裕公司至今没有证据证明其向华南公司支付了该买卖项下的购房款。华裕公司虽然主张其并非无偿取得，但其据此主张的理由和依据中，1988年合作建房协议书上签署和加盖的却是1990年变更后的名称和印章；1999年记载有出资163.12万元的资产负债表只是其内部资料，且均发生在2002年签订买卖合同之前，但双方并未在买卖合同中予以记载。因此，上述两份资料，无法推翻房产证上所载明的产权来源为购买的事实，也无法佐证该房产买卖合同项下的购房款在签订合同之前已经支付。至于资产评估报告显示2003年6月30日以前华南公司尚欠华裕公司款项，更不能推定出华裕公司已经向华南公司实际支付了购房款。总之，华裕公司关于其并非无偿取得即已经支付对价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根据工商资料及其他档案资料显示，华裕公司是华南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华南公司是华裕公司的主管部门，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注册地址相同。在1989年5月16日《公司重新登记注册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所附文件《公司财务脱钩、挂钩及实有资金审定情况表》中记载，华南公司作为主管部门对华裕公司财务“脱钩”、“挂钩”的意见为，“该公司经营情况纳入我司经营盈亏反映”，并确认华裕公司财务隶属关系为财务隶属华南公司。华裕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十条显示，华裕公司由华南公司主管，公司的人、财、物的主要决策要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由此可见，华裕公司与华南公司虽属于独立的法律主体，但在人、财、物等方面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最后，1999年9月23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天河支行与迪生公司以及华南公司达成和解，并由法院出具（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了迪生公司以及华南公司负担的案涉债务，2000年3月15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天河支行就已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对上述（1999）天法经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进行执行，但因迪生公司以及华南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2003年12月22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00）天经执字第167-1号《民事裁定书》终结执行。在上述案件执行过程中，华南公司在没有依约还款的情况下，于2002年4月将其名下的案涉房产出售给华裕公司，华裕公司至今没有提供其实际支付交易价款的证明。同时，华裕公司与华南公司存在密切利害关系。而且经法院多年执行，未能发现华南公司名下还有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2018年6月，法院作出（2018）粤0106执异427号执行裁定，变更能亮公司为（2016）粤0106执5964号案的申请执行人，即能亮公司成为迪生公司以及华南公司负担案涉债务的债权人。综合以上事实，足以认定华南公司向华裕公司转让案涉房产的行为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故意，由此导致能亮公司的合法债权未能得到实现，侵害了能亮公司的财产权益。原审法院判决华裕公司在案涉房产的价值范围内就案涉债务向能亮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确认。华裕公司认为只应在交易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但案涉转移财产的行为标的属于房产而非价款，华裕公司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能亮公司以华裕公司与华南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要求华裕公司在案涉房产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侵权责任纠纷，华裕公司主张本案是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应适用除斥期间，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华南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73400元，由广州市华裕电子服务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慧斯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庄武衡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