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5民终2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建国，男，196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涛，河北领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匡蕊，河北领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胜阳，男，1968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来，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连进，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建国因与被上诉人张胜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任县人民法院（2019）冀0526民初1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涛、匡蕊，被上诉人张胜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来、李连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建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任县人民法院（2019）冀0526民初149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张胜阳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河北瑞福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还原真实的股东持股状态，上诉人早在公司设立之初便实际享有公司40%股权。其后，因为设立公司时对外登记的股权比例25%与上诉人实际持有的股权比例40%不符，瑞福祥公司包括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内的三名股东遂于2016年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而办理变更登记需要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遂在形式上签订了一份《河北瑞福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但事实上无需上诉人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依据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的股权变更已经完成，上诉人作为瑞福祥公司40%股权的实际控制人，被上诉人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其应尽的义务，但绝不因此构成其享有要求上诉人支付对价的权利，更不享有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权，故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12日发出的《解除协议通知书》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返还股权。瑞福祥公司成立于1998年9月20日，注册资本100万元，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其份额分别为张海周50%、上诉人25%、被上诉人25%，但瑞福祥公司的实际股权比例为上诉人40%、被上诉人40%、张海周20%。2012年11月12日，为明确前述事实，在三名见证人牛某、王某、霍某的见证下，张海周、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关于河北瑞福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明晰协议》，以书面形式再次确认了各方在瑞福祥公司的实际持股比例，并约定自此后，公司的盈亏均按照该比例进行分担。其后，张海周、上诉人、被上诉人三方对于经营瑞福祥公司期间购得的地基及所建房产，按照《股权明断协议》确定的比例，签订了《房产明晰协议书》，对房产产权按照实际持股比例，以张海周20%、上诉人40%、被上诉人40%进行了划分。多年的经营过程中，上诉人亦是按照40%的实际股权比例参与利润分配。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在登记机关的登记备案具有对外的公示效力，但是对于公司及股东内部，工商登记信息并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和依据，从瑞福祥公司股东程建国、张胜阳、张海周签署形成的《股权明晰协议》《房产明晰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决议》等，以及历年来上诉人在瑞福祥公司的利润分配来看，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际享有公司40%股东权利是始终认可，上诉人未正式在工商登记机关按照真实持股状态进行登记只是不能对抗第三人，但对瑞福祥公司及其股东而言，上诉人持有40%股权的股东身份是真实有效的。也正是基于被上诉人始终了解真实的权利状态，所以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股权转让协议涉及的实质权利义务均已履行完毕。被上诉人无权基于本就属于上诉人的股权而向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款，并配合上诉人按照真实权利状态变更工商登记信息、办理过户登记是被上诉人应履行的义务，没有对被上诉人造成任何损失，更不构成上诉人的违约，被上诉人发出的《解除协议通知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解除行为依法应确认无效。二、被上诉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1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其行为足以反映出《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一个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的形式文件，其以上诉人根本无需支付的15万元作为解除协议的理由，进而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解除行为无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自始实际占有瑞福祥公司40%股权的事实从无异议，也对上诉人无需支付转让对价从无异议，否则，在转让协议约定当日给付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不可能一方面陈述没有收到股权转让款，一方面又积极地配合上诉人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且在此后的近三年的时间里，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1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以上种种态度及行为均反映出上诉人实际持股40%的事实，而被上诉人之所以在2019年6月12日提出解除协议，其真实原因是因为双方因公司经营产生了矛盾，被上诉人为了侵占上诉人的资产和权益，遂开始恶意掩盖真相、编造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邢湾派出所2019年6月25日出具的《关于瑞福祥公司纠纷一事的出警经过》根本没有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5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根据该条规定，邢湾派出所在2019年6月25日出具的出警经过，没有制作人员或单位负责人的签名或盖章，根本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没有证据效力。同时，从2019年12月2日一审法院向邢湾派出所再次了解情况，由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邢湾派出所此次只是说明因经济纠纷有两次出警，但对于具体的纠纷情况均没有再作出6月25日出警经过中的表述，可见出警经过所述的内容与事实情况是存在重大偏差的，再加之一审法院结合的是另案中与上诉人存在重大矛盾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故出警经过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被上诉人在恶意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之前，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15万元转让价款，因为股权转让协议所述的15%股权本就属于上诉人所有，其没有主张转让价款的事实依据。 张胜阳辩称，一、双方在2016年10月29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在答辩人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后，作为合同的另一方的被答辩人本应履行支付股权款的义务，但在答辩人催讨下被答辩人至今没有支付，答辩人作为守约方具有合同解除权。二、程建国在另案（2019）冀0526民初1210号及本案一审中，均自认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在本次二审中又称不用支付股权转让款，违反了禁止反言规则。三、被答辩人一审时曾以2016年9月16日的一笔公司款，谎称是其支付的股权款，存在款项不对、对象不对、时间不对的问题，可以证明被答辩人根本没给过股权转让款。四、瑞福祥公司最初登记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所谓的2012年11月12日股权明晰协议，在各方当事人之间并没有实际履行，因该协议中程建国要得到张海洲向其转让15%的股份，有其他附加条件，所附条件是被答辩人要将此前张海洲投入的原始股折价后进行补偿，所以该份协议在当事人之间并没有实际履行，张海洲仍然是持股50%，被答辩人程建国仍然是持股25%。2016年10月29日张胜阳、程建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张胜阳转给其15%股份，程建国才能由25%达到40%。五、股权转让款15万元在多次催要无果的情况下，答辩人在2019年6月12日向被答辩人发出了《解除协议通知书》，并要求其收到通知后3日内来瑞福祥公司进行洽谈，但被答辩人仍是置之不理，答辩人的解除协议通知书合法有效，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在2019年6月19日解除。 张胜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之间的《解除协议通知书》有效；2、被告程建国将瑞福祥公司15%的股权返还原告张胜阳并配合办理工商登记；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瑞福祥公司1998年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最初登记中记载，张海周占50%股份，程建国占25%股份，张胜阳占25%股份。2016年10月29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于2016年10月31日在任县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原告于2019年6月12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被告于2019年6月15日收到。以上事实，有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股权转让款是否已经支付的问题。2016年10月29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一项为“经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由乙方（被告）受让甲方（原告）在该公司拥有的原公司股权25%计25万元中的15万元，甲方将其持有该公司25%计25万元中的15万元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第三项为“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股权为人民币15万元；乙方同意自协议生效之日当日内与甲方就股东自主认定的认缴出资15万元（实缴出资15万元）以货币形式完成交接”。由此可见，双方约定应在2016年10月29日以货币形式完成交接。被告主张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15万元，提交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欲证明2016年9月6日，被告通过其妻子银行卡转入原告长子张超银行卡15万元。原告对于该证据的关联性予以否认。该明细单“摘要”部分显示该笔款项为“借款”。该账户细单“摘要”部分还显示“图纸设计”、“工资”等，原告称该账户是福瑞祥公司的对公账户，该15万元是张超借福瑞祥公司的借款。被告提交瑞福祥公司的现金管理规定，欲证实公司规定不允许股东亲属向公司借款，张超所称15万元系向公司借款的说法不是事实。不论该账户是否是该公司的对公账户，还是被告妻子的私人账户，以及公司的现金管理规定是否有效，都无法否认“摘要”部分是被告妻子备注的显示“借款”，且该款汇入的是张超的账户而不是原告的账户，所以被告主张该笔款项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证据不足以支持其抗辩理由，故对于被告的抗辩不予认可。二、关于原告是否向被告主张过1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原告提交邢湾派出所2019年6月25日出具的《关于瑞福祥公司纠纷一事的出警经过》，欲证实在2018年6月22日、7月2日曾向被告主张股权转让款。被告对此否认，提交申请法院调取，由邢湾派出所2019年12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指出“邢湾派出所2018年6月22日、7月2日接到瑞福祥公司报警，出警后，经现场了解属经济纠纷”。原告、被告均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对于上述两份证据予以采信。两份证据能够证实2018年6月22日、7月2日瑞福祥公司曾发生经济纠纷；原告提交（2019）冀0526民初1210号案件的庭审笔录，显示在该案中申请了证人张某到庭作证，欲证实在2018年7月2日原告曾向被告主张股权转让款15万元。被告对此否认，称证人张某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被采信。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即使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的证言，仅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该证人的证言应予采信，其与邢湾派出所出具的两份证明相结合的情况下，亦可形成一个证据链条，相互印证，证实2018年7月2日，原告曾向被告主张1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对于邢湾派出所证明显示的2018年6月22日的原告曾向被告主张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不予采纳。三、原告于2019年6月12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是否有效。解除协议通知书是否有效，应该先说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适当履行。被告据此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原告据此配合被告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是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被告提交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2016年10月31日，股权信息进行了变更，显示程建国变更前股权比例为25%，变更后股权比例为40%。由此可见，原告已经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股权转让协议上明确“乙方同意自协议生效之日当日内与甲方就股东自主认定的认缴出资15万元（实缴出资15万元）以货币形式完成交接”，但从上述一、二项论述中可以得出被告并未支付该笔1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且原告曾经向被告进行过催要，却仍未支付，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由此可见，原告的解除协议通知书合法有效。解除协议通知书中给被告预留了异议期间为收到后的3日，被告认可在2019年6月15日收到，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在2019年6月19日解除，被告有义务协助原告将登记在其名下的15%的河北瑞福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到原告名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张胜阳与程建国之间的《河北瑞福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6月19日解除；二、程建国协助张胜阳将登记在程建国名下的15%的河北瑞福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到张胜阳名下。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被告程建国负担4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程建国向本院申请吴苏娜、林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吴苏娜、林雅所述证言主要为瑞福祥公司的账本存放处、分红比例、使用的财务软件，被上诉人不认可，亦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认为证人的证言与此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必然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另查明，2012年11月12日，由张海周、张胜阳、程建国三名股东签署了《关于河北瑞福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明晰协议》，约定股权比例为张海周20%、张胜阳40%、程建国40%。2016年张胜阳将其在瑞福祥公司股份15%以15万元转让给程建国，同时将10%的股份以10万元转让给张海周。2017年股东张海周去世后，张海周的妻子孟兰芬据张海洲的遗嘱，以瑞福祥公司为被告、程建国为第三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经任县法院（2019）冀0526民初125号判决确认，孟兰芬在瑞福祥公司的股权比例为60%，于2019年5月15日在任县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2019年张胜阳以张海周去世前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1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为由，在任县邢湾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与孟兰芬达成调解协议，孟兰芬将继承张海周的瑞福祥公司60%股权中的10%退还给张胜阳，后经任县法院司法确认，出具（2019）冀0526民特22号民事裁定书，于2019年12月9日在任县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现瑞福祥公司股东出资比例为程建国40万元占股份40%、孟兰芬50万元占股份50%、张晓阳10万元占股份10%。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否解除，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如何解决。首先，瑞福祥公司最初工商登记中记载显示，张海周占50%的股份，程建国占25%的股份，张胜阳占25%的股份，程建国、张胜阳对此均无异议。2012年11月12日，张海周、张胜阳、程建国三方签订了《股权明晰协议》，约定股权比例为张海周20%、张胜阳40%、程建国40%。从《股权明晰协议》的内容并结合最初登记记载来看，张海周的股权比例减少30%，张胜阳、程建国的股权比例分别增加15%，并不显示也不能证明张胜阳与程建国之间股权发生转让、受让的权利义务变化；从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任县法院（2019）冀0526民初125号判决书内容来看，孟兰芬主张继承张海周在瑞福祥公司60%的股份（原为50%股份，2016年张海周受让张胜阳10%股份），程建国作为第三人曾述称，2016年10月29日，经股东会决议，张胜阳向其转让了15%股份后，其股份比例为40%，并未以《股权明晰协议》进行抗辩；程建国在本案一审中主张受让张胜阳的15万元股权款已经给付，后经一审法院查明确认并未实际给付，二审中程建国又称此股权转让行为是为了还原《股权明晰协议》其占40%股份的状态，明显前后矛盾，亦无其他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程建国称其在瑞福祥公司一直是按40%的股权比例分配利润，但未提交相关载明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亦不能证明瑞福祥公司股东之间对利润分配的约定，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案涉转让的争议标的为瑞福祥公司的股权，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财产权利，不仅包括财产的收益权，还包括公司的经营决策等多种权利。股权转让行为不仅影响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且还会影响目标公司、公司债权人及其他相关第三人的利益。因此，解除股权转让合同除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明确规定外，还应考虑股权转让合同的特点，尤其是在股权已登记变更，更应结合股权协议的履行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协议目的能否实现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具体到本案，从公司股权变动内部来看，程建国、张胜阳均系瑞福祥公司的股东，不涉及到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情况，张胜阳向程建国转让其在瑞福祥公司15%的股份，经过了股东会决议、修改了公司章程，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从外部来看，进行了股权工商登记变更，股权变动的内外部关系相互印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张胜阳与程建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将15%的股份变更给了程建国，变更后程建国由25%的股份增至40%，张胜阳已经履行了协议义务，在程建国未按照协议约定给付对价款并构成根本性违约的情况下，张胜阳作为守约方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张胜阳向程建国发出了解除协议通知书，程建国认可收到，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依法解除。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在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程建国有义务协助张胜阳将登记在其名下的15%的瑞福祥公司股权变更到张胜阳名下。 综上所述，程建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程建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明达 审判员  刘登标 审判员  张 杰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赵兴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