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2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林，男，1982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珊珊，女，198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范林，身份信息同上，系龚珊珊配偶。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鹤勤，男，1957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范林，身份信息同上，系范鹤勤儿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华阿娟，女，195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范林，身份信息同上，系华阿娟儿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贤，男，195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桂香，女，1956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朱家金，男，1988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吴桂香儿子。 上诉人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因与被上诉人朱贤、吴桂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9）浙0122民初3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在旧房原址拆旧建新，2018年5月4日，土地管理部门对其建房申请予以批准。2018年10月9日，在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动工拆除旧房当日，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为甲方，朱贤、吴桂香为乙方，双方在朱贤、吴桂香家中签订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在拆迁房屋过程中，涉及朱贤房子之间的纠纷，为解决该情况，经双方多次协商同意订立如下协议：一、让出距离，甲方让出给乙方，从乙方大门前墙边一直过去为5.25米。另，靠老乡政府边上房子，现甲方堆空心砖靠西方向让出96厘米距离；二、现让出空地，现乙方不得打墙围，等甲方房子建造好，再允许乙方打围墙；三、甲方让出的空地永远归乙方，甲方不得收回。签订协议时，下洋洲村委治保主任施某在场，根据双方协商的意见，书写了协议内容并作为鉴证人在协议上签字。嗣后，时任下洋洲村委主任朱国强及村支书朱樟平在该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桐庐县凤川街道下洋洲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桐庐县凤川街道下洋洲村村民委员会公章。另查明，2019年3月15日下午，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与朱贤、吴桂香两家因该空地的使用问题发生口角，后吴桂香上前拆龚珊珊粉刷外墙所搭建脚手架，龚珊珊见状后予以阻止，双方为此发生推搡、拉扯，龚珊珊将吴桂香推倒在地，后双方被众人拉开。次日，吴桂香就受伤部位到医院就诊。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吴桂香右侧第11肋骨及腰1、2椎体右侧横突骨折的伤势构成轻伤二级。龚珊珊因故意伤害罪被桐庐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2019年9月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与朱贤、吴桂香之间于2018年10月9日签订的土地赠与协议；2、本案诉讼费用由朱贤、吴桂香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2018年10月9日，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与朱贤、吴桂香之间签订的协议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的情形。”即订立协议时朱贤、吴桂香是否有胁迫的行为及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是否基于胁迫而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表示。本案中，1、订立案涉协议时下洋洲村委治保主任施某代表村委参与其中调解，并根据双方协商的意见书写协议内容，且施某作为鉴证人在协议上签字；2、协议签订后，时任下洋洲村委主任朱国强及村支书朱樟平在该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桐庐县凤川街道下洋洲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桐庐县凤川街道下洋洲村村民委员会公章，即协议内容的形成全程在村委工作人员的参与下完成；3、根据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的陈述，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主张胁迫的主要事由是协议签订后，朱贤、吴桂香仍阻挠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建房施工及2019年3月15日下午吴桂香上前拆龚珊珊粉刷外墙所搭建脚手架，龚珊珊将吴桂香推倒在地，导致吴桂香构成轻伤二级，吴桂香拒绝调解，因此认为协议系受朱贤、吴桂香胁迫的情况下订立，要求撤销。综合以上三点事实，原审法院认为，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协议签订之时朱贤、吴桂香具有胁迫的情形及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违背了其真实意思签订了该协议，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负担（已预交）。 宣判后，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时是以赠与合同纠纷为案由的，因法院立案时要求改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法庭调查中，上诉人对本案案由重新提出为赠与合同纠纷。因此，法庭应当以赠与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规定，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进行审理。上诉人提出撤销赠与，完全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上诉人提出案涉协议是受胁迫情形下签订，只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上诉人不履行本协议。而一审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处理合同无效的条款来审理。由于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必然导致本案的判决错误。二、一审采信证据存在错误。下洋洲村委出具给上诉人的情况反映在前，且能够与公安机关依法询问当时在场的村干部施某及被上诉人的笔录材料相印证，证明了被上诉人一方无故滋事阻挠上诉人造房，上诉人被迫赠与土地的事实。公安机关调查获取的这些材料具有很强的证明力，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这些材料具有不真实性的情形，已被法院在审理龚珊珊故意伤害的刑事案件中所采信。但是一审法院仅以下洋洲村出具给的双方有矛盾的证明便不予采纳显然是采信证据错误。而且被上诉人与施某、朱樟平都是亲戚关系，法院不应当采纳施某在庭审中作出的对上诉人不利的陈述。其次，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提到的采光权问题，此前被上诉人从未提及过。而且协议系拆房时签订，被上诉人并不知道上诉人要造多高的房子，怎么可能以采光权为交换条件呢？显然该理由是编造的。本案庭审时，施某作证上诉人让与土地是对被上诉人采光权的补偿，与其向公安机关陈述明显不相符，是在作假证。签订本协议时根本没有谈及采光权问题，现提交时为村主任并到场了解情况的朱国强的证明予以证明。三、一审程序违法，判决显失公平公正。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后，一审承办法官即电话通知上诉人范林，他不会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确告知要驳回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撤诉。上诉人认为承办法官已这样说了，也没有必要起诉即去撤回。后经咨询得知，未经审理，法官不会直接告诉案件结果。法官要这样做，说明该法官已受到人为影响，判案不具有公正性了。于是上诉人再次提起诉讼，但该法官仍告知要驳回起诉。庭审后，该法官又打电话告诉上诉人范林，他要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称给上诉人做代理的律师是做刑事案件的，对民事案件代理的套路不清楚，还希望上诉人撤诉。承办法官未经审理即告诉他审理的结果，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并且，在审理中偏听偏信，错误适用法律规定，已失去了法院公平公正判案立场。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吴桂香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然上诉人在一审提起本诉的案由是赠与合同纠纷，但一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认定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第二款规定：“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立案时，已将案由变更为确认合同纠纷，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又认为本案是赠与合同纠纷，但被上诉人认为双方于2018年10月9日签订的《协议》不是赠与协议，而是一种交易协议，即被上诉人牺牲采光权，同意上诉人建房，以换取上诉人的部分空地使用权，协议的实质是交易而不是赠与。所以，本案的法律关系是被诉人以采光权（即同意上诉人建房）与上诉人的屋后空地进行交换的合同关系，而不是上诉人单纯赠与被上诉人空地的赠与合同法律关系。法律关系问题本身就是法院审理时需要查明和认定的问题，而不能以上诉人的一厢情愿为准，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际存在法律关系来确定正确的案由，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关于可撤销合同的条款认定本案不具有合同可撤销的情形，从而驳回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要求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一百九十二条关于赠与合同规定，没有事实依据，属于错误适用法律。二、关于证据。1、被上诉人于一审当中向法庭出具了下洋洲村委会分别于2019年10月21日及2019年10月22日出具两份证明，证明被上诉人因上诉人的建房影响了采光，才阻止上诉人建房，后在村委会干部的调解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建房，上诉人让出屋后部分空地给被上诉人。双方表示真实，协议在村委干部全程参与下达成，不存在胁迫。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也申请了当时在场的施某出庭作证，也证明了上述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对证人施某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也表示没有异议，现上诉人却又反悔说施某是被上诉人的亲戚，对其作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禁止反言的原则，上诉人在一审中作出对其不利的自认，其后来的反悔无效。证人施某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上诉人称施某与被上诉人有亲戚关系不是事实，是上诉人无理的借口。2、上诉人向二审法院提交的朱国强的情况说明也不能推翻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下洋洲村委会证明、证人施某出庭作证证言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朱国强不知道被上诉人是因为采光权受影响而阻止上诉人建房，不等于其他人不知道该事实。作为证人证言，朱国强应当出庭作证，不出庭的书面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不予质证。三、关于采光问题，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拆房的时候就到当地凤川街道政府部门咨询过上诉人重建房屋的层数，从而得知上诉人是建五层半楼房。如果房屋建成，将严重影响被上诉人采光，所以被上诉人才会阻止上诉人建房。建房都要经过政府部门审批，上诉人要建多高的房子，不可能事先不让人知道。四、从常理上看，如果不是因为影响到被上诉人采光，被上诉人也无权阻止上诉人建房，政府部门也不会允许上诉人无理取闹。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公平公正，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朱贤未进行书面或口头答辩。 二审期间，上诉人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向本院提交朱国强出具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时不存在采光权问题。经质证，被上诉人吴桂香认为朱国强并没有处理过本案纠纷，因此对此纠纷不了解。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朱国强未到庭接受质询，故该证据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朱贤、吴桂香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赠与合同系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根据案涉协议的内容、下洋洲村村委出具的证明以及施某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新建房屋的层高会遮挡其阳光，故阻挠上诉人拆房，上诉人为顺利建房，双方达成案涉合同，故案涉合同系双方为妥善处理邻里关系达成的合同，并非无偿赠与。上诉人主张施某与被上诉人系亲属，其证人证言与其在公安的表述矛盾，不应采信。本院认为，无证据证明施某与被上诉人存在亲属关系，且施某系案涉合同的鉴证人，故其作为鉴证人的身份出庭接受质询，能够帮助法庭了解案件事实。公安询问笔录无任何人的签字确认，其不能推翻施某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一审中上诉人对施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另，案涉合同由时任村干部的施某、朱国强、朱樟平作为鉴证人签字，下洋洲村村委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确认。一、二审庭审中双方已确认合同签订过程由村干部鉴证，故上诉人以受胁迫为由主张撤销，与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以未审先判为由主张一审程序错误，本院认为，提前告知当事人判决结果属于审判纪律问题，不属于程序问题，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范林、龚珊珊、范鹤勤、华阿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 薇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苏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