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58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株洲清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滨江南路168号水岸春天一期（1#、2#、3#）102号。法定代表人：刘新礼，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灵芝，北京市银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静，北京市银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盛，男，197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子寒，上海知亦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先芹，上海知亦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斌，男，1977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加章，江苏鈜云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圣勇，江苏鈜云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安斌，男，197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绪峰，男，1969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上诉人株洲清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盛、王斌、张安斌、李绪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24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清拓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斌、张安斌、李绪峰向余盛承担相应补偿义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民事法律关系有误，错误认定付款义务。一审判决对于涉案《和解协议》约定认定不清。本案的主法律关系是余盛与王斌、张安斌和李绪峰之间因签署并履行《江苏A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所形成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余盛与清拓公司之间因《和解协议》形成的法律关系实质是从法律关系。纵观本案诉讼全过程可知，余盛诉讼在先，清拓公司参与的《和解协议》在诉讼期间签订，签订目的显然是为了余盛与王斌等债权债务的有效清偿，以使债权人利益可以得到最大保障。因此依法依理均应首先追究主债务人的付款责任，然后才有理由追究保证方履行确认付款责任承担，故此余盛债权的付款义务王斌等不可能先予免除。在《和解协议》签署前当事人的协商过程中，亦可以看出余盛并未免除王斌等的付款义务。而在目标公司江苏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连年亏损，其子公司江苏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资产被掏空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并未实质满足《和解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一审法院仅简单根据该协议条款的字面意思判定付款义务已转移至清拓公司，并认定股权不能继续质押或转让的障碍发生在余盛与清拓公司之间，显然错误。此外，王斌自认关于《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其只需要履行转让股权的义务即可，对于其他义务与其无关，故与王斌以言行表明其根本不想也实际并未履行《和解协议》所约定的义务。二、一审法院对《和解协议》效力与履行义务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王斌、张安斌和李绪峰在《和解协议》签署时存在欺诈，且对清拓公司显失公平，清拓公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享有合同撤销权。首先，王斌隐瞒竞业禁止的欺诈事实。王斌等隐瞒其还实际控制另外一家用来生产、销售电动牙刷，与B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的事实。其次，王斌掏空B公司的欺诈事实。B公司在王斌恶意操纵下，全部人员均被遣散，相关人员大部分转移至Z公司，B公司已实际成为一个空壳公司，没有任何价值，清拓公司以1,800万元对价购买一个濒临倒闭连年亏损的公司，显然违背常理，也不符合公平公正诚信、等价有偿基本原则，《和解协议》依法可撤销，权利义务自始理应归于无效。2.《和解协议》签署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清拓公司享有不安抗辩权。首先，王斌恶意转移B公司资产至Z公司，致使B公司无力再生产电动牙刷，也无法履行《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向清拓公司提供X6牙刷，故清拓公司欲结合自身销售平台优势盘活资产的计划已无实现的可能。其次，A公司经营严重恶化，丧失商业信用。王斌拒绝提供B公司的财务资料致使审计机构不能出具审计报告，导致A公司未按规定时间披露年报而被强制摘牌，致使清拓公司收购新三板公司股权的目标完全落空。再次，王斌等违反高管的忠实义务。在签署《和解协议》后，王斌、张安斌、李绪峰作为A公司高管严重违反勤勉尽责、忠实义务，A公司账目混乱，连续亏损、被新三板摘牌。王斌更是利用职务便利恶意转移B公司资产。三、一审法院对未经质证的证据直接予以采证，违反法定程序。王斌当庭提交的5份证据和张安斌提交的1份证据均未向清拓公司提交证据副本，清拓公司除对王斌提交的第1份证据进行质证外，对其余证据均未质证，并表示需要答辩期。一审法院未向清拓公司邮寄证据副本，在未经清拓公司有效质证的前提下，依据王斌、张安斌提供的证据认定事实进行判决，程序违法。余盛辩称：其同意一审判决。涉案《和解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清拓公司、余盛、王斌、张安斌、李绪峰一致同意王斌等人应付余盛1,800万元，第四条明确约定清拓公司受让王斌等人股权后20个工作日内向余盛支付460万元，但清拓公司受让该部分股权后至今未按协议约定支付460万元，且解禁后的流通股一审审理结束前也并未实际转让。针对清拓公司的上诉诉请，余盛并未参与《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订，不清楚其他各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只是听说王斌等人在《和解协议》和《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签订之后没有管理好目标公司，并利用A公司技术另外开了新的公司。但《和解协议》和《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2020年1月19日，王斌已将其持有的A公司873万股质押给余盛指定的案外人。请求二审法院维护余盛的合法权益。王斌辩称：不同意清拓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是：一、清拓公司系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未判决清拓公司承担责任，本案处理结果对清拓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清拓公司无权上诉。二、《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并已部分履行，王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三、《和解协议》签订后，王斌不存在没有再实际履行协议之情形，清拓公司认为王斌存在欺诈无任何依据。四、一审判决后，王斌向余盛等当事人发函催促继续履行《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余盛、清拓公司还召开临时股东会，王斌也按协议要求将A公司的股权质押给了清拓公司代理人孙某。张安斌辩称：一、《和解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对《增资扩股协议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用《和解协议》进行了重新约定，且各方已按《和解协议》部分履行，其后产生的争议系因清拓公司不履行协议所致。清拓公司提出王斌存在欺诈，但清拓公司对此未提供证据，同时清拓公司可依协议约定以欺诈为由向仲裁机构申请撤销《和解协议》，而不是在本案上诉过程中向二审法院提出。清拓公司认为王斌、张安斌、李绪峰存在违约行为，但并无法律规定一方违约《和解协议》就应予撤销。二、清拓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一审法院通知参与本案诉讼，一审判决结果与清拓公司无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清拓公司不具有上诉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绪峰未发表答辩意见。余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斌支付2015财年、2016财年补偿款6,496,547.78元、2017年财年的补偿款暂计3,715,647.78元（实际以公司2017年财保中净利润为基数），并支付自2018年4月1日起的利息；2.判令张安斌支付2015财年、2016财年补偿款2,086,047.45元、2017年财年的补偿款暂计1,193,097.9元（实际以公司2017年财保中净利润为基数），并支付自2018年4月1日起的利息；3.判令李绪峰支付2015财年、2016财年补偿款953,621.69元、2017年财年的补偿款暂计545,416.2元（实际以公司2017年财保中净利润为基数），并支付自2018年4月1日起的利息；4.判令王斌、张安斌、李绪峰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7月22日，王斌、张安斌、李绪峰作为甲方、余盛作为乙方签订《江苏A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载明王斌占公司股权68.125%、张安斌占公司股权21.875%、李绪峰占公司股权10%，乙方向A公司增资1,400万元，并占增资扩股后公司的11.67%股权。同日，王斌、张安斌、李绪峰（甲方）和余盛（乙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载明甲方保证公司2015财年、2016财年、2017财年的净利润不低于1,250万元、2,400万元、4,800万元，甲方按其所占原公司的股权比例对业绩承诺负责；如果2015财年未能完成1,250万元净利润且少于1,125万元，当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公司2015财年之审计报告后（该报告应于2016年3月31日前出具），甲方应以现金方式对乙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1-2015财年实际净利润/1,250万元）X1,400万元X30%；如果2016财年未能完成2,400万元净利润且少于2,160万元，当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公司2016财年之审计报告后（该报告应于2017年3月31日前出具），甲方应以现金方式对乙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1-2016财年实际净利润/2,400万元）X1,400万元X40%；如果2017财年未能完成4,800万元净利润且少于4,320万元，当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公司2017财年之审计报告后（该报告应于2018年3月31日前出具），甲方应以现金方式对乙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1-2017财年实际净利润/4,800万元）X1,400万元X30%。2015年8月21日，余盛成为A公司股东。根据A公司公布的审计报告，2015财年该公司净利润为949,509.86元，2016财年的净利润为-236,795.35元。根据A公司公布的2017年上半年度报告，A公司的净利润为-1,968,965.3元。一审审理中，余盛（乙方）、王斌、张安斌、李绪峰（均为甲方）、清拓公司（丙方）于2018年7月31日自行签订了《和解协议》，载明鉴于甲、乙方2015年7月22日签订了《江苏A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由于目标公司至2017年底的净利润均未达约定数额，乙方于2018年3月依据补充协议向法院起诉甲方，而丙方愿意向甲方购买并持有目标公司股份，以便帮助甲方解决向乙方支付补偿金事宜，各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甲方与乙方就前述诉讼于2018年8月15日前达成和解，并由法院出具调解书，在法院出具调解书的同时，乙方申请撤销对甲方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查封，在丙方向乙方支付460万元后，乙方申请撤销对张安斌所持房产的查封，王斌、张安斌向乙方承诺所有未由丙方购买的限售股须在司法解冻一个工作日内无偿质押给乙方，直至丙方按和解协议向乙方支付完成1,800万元（包括补偿金、利息、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三方一致同意，甲方应付乙方1,800万元（包括补偿金、利息、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该笔款项由丙方支付给乙方，丙方付完款后，乙方不再依据调解书申请执行，否则，乙方有权依据该调解书申请执行，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对执行承担连带责任，丙方向乙方承担责任后，如甲方有违反本和解协议情形，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甲方依据协议履行了股权转让或质押手续后，若因丙方逾期或拒不履行支付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丙方承担；王斌和张安斌承诺同意将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的85%以每股0.1元转让给丙方，丙方将承接甲方所应付乙方的1,800万元，具体方案为，王斌和张安斌在和解协议签署后且流通股被解冻后一个工作日内按每股0.1元向丙方出售所有可以交易的流通股，丙方在随后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460万元，待2019年1月10日王斌和张安斌的限售股解禁后一个工作日内按每股0.1元向丙方出售所有流通股，丙方在随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1,340万元。丙方如未按约向乙方支付前述款项的，须按每日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逾期利息至实际支付日止，王斌和张安斌未按协议约定向丙方转让股份的，应向丙方承担违约责任；李绪峰承诺尽力经营好目标公司，在此基础上，乙方放弃对其的业绩补偿金，李绪峰出售目标公司股份在同等条件下只能出售给丙方；甲方承诺尽力发展好公司。同日，清拓公司和王斌、张安斌又签订补充协议，明确王斌需出售给清拓公司1,175万股，张安斌需出售给清拓公司306万股，第一阶段需出售无限售股合计405万股，第二批在2019年1月10日解禁后出售；目标公司、王斌、张安斌、李绪峰应全力配合清拓公司打造销售体系，发展目标公司，X6牙刷按照不高于每支70元提供给清拓公司。当日，本案各方当事人至一审法院，王斌、张安斌、李绪峰将其股票操作账号和密码交付给余盛，并应余盛要求出具委托书给申某，委托其操作股权转让及股权质押，并表示在清拓公司支付460万元及股权转让质押手续办完后，就1,340万元支付再至法院签署调解书。后，余盛申请解除对王斌、张安斌、李绪峰财产的保全。截止2018年9月20日，清拓公司已从王斌等人处受让4,051,000股股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本案各方当事人自行签订和解协议后，余盛是否还有权向王斌、张安斌、李绪峰主张业绩补偿款。从《和解协议》的内容来看，虽然各方表述还需至法院签署调解书，但协议明确约定，在王斌、张安斌、李绪峰履行股权转让及质押手续后，若因清拓公司未付款、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清拓公司承担，协议又约定1,800万元的付款义务由清拓公司承接，协议还约定如清拓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需向余盛承担逾期利息，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各方的协议实际已将原先《江苏A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补偿义务进行了重新约定，各方形成了新的合意，即补偿款确定为1,800万元，在王斌、张安斌、李绪峰履行股权转让和质押手续后、该款的付款义务人为清拓公司。从《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王斌、张安斌、李绪峰根据约定和余盛的要求将股票的操作账户和密码交付给余盛，并应余盛要求委托申某操作股票转让和质押手续，且第一批的股票亦已实际履行，对于剩余股票的质押或转让王斌、张安斌、李绪峰亦无异议，不能继续质押或转让的障碍发生在余盛和清拓公司处，在此情况下，付款义务已在清拓公司处，因此，余盛主张仍按原补充协议要求王斌、张安斌、李绪峰支付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与各方新的意思表示相悖，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相关款项，余盛应向清拓公司主张。清拓公司称不付款的原因是由于王斌、张安斌、李绪峰未经营好公司，但一审法院注意到，清拓公司未能就王斌、张安斌、李绪峰在和解协议签订后、清拓公司的付款期限届满前存在阻碍清拓公司付款的情况进行举证，此等意见，也与和解协议约定相悖，因此，清拓公司的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余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1,1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6,114元，由余盛负担。公告费260元，由余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清拓公司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江苏XX股份有限公司（即A公司）关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对公司股票作出终止挂牌决定的公告（2019-009），以证明A公司被终止挂牌的原因是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2.江苏XX股份有限公司（即A公司）关于股票停牌进展公告（2019-006），以证明A公司未能按时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的原因是由于王斌拒绝提供B公司的财务资料，导致审计无法进行，以及王斌违反协议约定以及公司高管的勤勉尽责、忠实义务，对A公司最终被新三板终止挂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B公司企业信息、4.Z公司企业信息，以证明该两家公司经营范围存在大范围重合，存在同业竞争，Z公司之前的注册地址与B公司相同。5.王斌发给王某的邮件、6.王斌和顾姓员工的微信截图、7.2019年度生产部“XX”经营责任书，以证明Z公司由王斌发起设立并实际控制，但为掩饰其实际控制人身份，王斌未成为该公司显名股东或实际在该公司任职，王斌存在恶意欺诈，邮件中载有王斌对A公司、B公司以及Z公司的定位。8.扬州市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企业信息，以证明C公司的经营范围与B公司存在同业竞争。9．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关于A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节选，以证明C公司为王斌的父亲和弟弟控制的公司，以及王斌为A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10.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截屏，以证明C公司的官网地址及网站负责人为王斌。11.C公司之官网首页截屏，以证明C公司为王斌家庭企业，从事除普通牙刷以外的电动牙刷业务，C公司将补充协议中提到的X6牙刷作为自己的产品在线销售。12.B公司印章交接清单、13.B公司交接清单、14.B公司证照交接清单、15.通知、16.Z公司银行流水，以证明王斌作为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在2018年7月17日接收B公司印章、网银及营业执照等资料的同日，即发布与所有人员解除聘用关系，致使B公司成为一个空壳公司，B公司被解除聘用关系的大部分人员被转至Z公司。王斌在签署《和解协议》时故意隐瞒了上述事实，存在恶意欺诈。17.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页面截屏，以证明王斌利用职务便利将B公司的资产转移至其实际控制与B公司存在相同业务的Z公司，违反竞业禁止规定，违反《和解协议》约定，损害公司及B公司利益。18.王斌撤诉申请、19.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以证明王斌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A公司控告王斌连同他人设立Z公司，从事与B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损害A公司及B公司的利益。王斌作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该案的被告利用职务便利向法院提出撤诉，避免其个人受到指控承担赔偿责任。余盛针对清拓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3、4均无异议。对证据5、6邮件或者微信截图均未经过公证，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7为拍照图片，真实性有异议。如果此三份证据确实为真实的，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对证据8、9、10无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艾萨克及其科那等并未按补充协议约定提供任何一支X6牙刷给上诉人”该内容无关联性，无法证明，且即便王斌等未按照协议约定向清拓公司提供相应牙刷，也不能免除清拓公司受让股权后按照《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向余盛支付相应款项的义务，清拓公司至今未按约定支付460万元。对证据12、13、14、15、16、17、18均无异议，王斌或确实存在违反法律规定及协议约定的行为，但同样不能免除清拓公司按照《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受让股权后，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余盛的义务。王斌针对清拓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清拓公司的证明目的。根据A公司公告内容（2018-006），王斌早在2018年4月4日被免去总经理职务，失去实际控制权。王斌经与余盛指定的王某交接，事实上交出了A公司及子公司的印鉴和银行账户。A公司在2019年7月被摘牌，责任完全是余盛指定的王某经营导致的。证据3、4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清拓公司的证明目的。2018年7月5日，余盛指定的王某出具通知，已经让B公司停摆。2018年7月31日，各方签署《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清拓公司对于B公司的具体情况一直是知情的。证据5、6、7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清拓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8、9、10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清拓公司的证明目的。C公司成立于2006年10月20日，一直正常经营至今，且《和解协议》第八条也做了具体约定。证据1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清拓公司的证明目的。C公司的X6牙刷与高科技智能化牙刷有本质区别，电动牙刷属于牙刷，不能等同于高科技智能化牙刷。A公司及B公司未提供牙刷给清拓公司并非主观恶意，而是清拓公司未能按照约定付款购买，责任完全在清拓公司。证据12、13、14、15、16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清拓公司的证明目的。在王斌于2018年4月退出管理层后，A公司与B公司等一直由余盛指定的王某负责运营，相关章印也早已完成交接。2018年7月初，王某因为房租工资等问题打发员工全部回家。王斌为了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在王某获得余盛及清拓公司同意后，王某才把相关资料交给王斌。证据17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清拓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18、19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清拓公司的证明目的。张安斌针对清拓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王斌是否配合和违反忠实义务与2018年7月31日《和解协议》的效力无关。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B公司系A公司的子公司。证据4Z公司系个人独资公司，股东也看不出与A公司的关联。证据5、6、7真实性无法核实，但从王某与王斌邮件往来看，是在为A公司对B公司的业务提升做准备，不存在欺诈的情况。证据8、9、10、11真实性无异议，但C公司是成立于2006年的专业公司，而A公司成立于2013年，况且在《和解协议》中也提及了该家庭企业，至于是否有人违反协议应当另案处理，与本案无关。证据12、13、14、15真实性不持异议，该组证据只是说明了B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与《和解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无关。证据16与本案无关。证据17、18、19与《和解协议》的签订无关，至于王斌是否违反竞业规定和损害A公司利益与本案无关。李绪峰针对清拓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未发表质证意见。王斌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A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公告（2018-006），以证明2018年4月王斌被免去总经理职务，失去对A公司的控制权，后期王斌也与余盛指定的王某进行了交接。对于A公司2019年7月被摘牌一事，责任完全在余盛指定的王某经营导致，王斌不构成欺诈。2.B公司2018年7月5日通知，以证明余盛指定的王某于2018年7月5日通知B公司全体员工全部带薪放假，造成B公司全面停摆。2018年7月17日，B公司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只是为了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为此，王斌无责任，不构成欺诈。3.C公司的营业执照一份、C公司的商标注册证三份，以证明电动牙刷研发、生产、销售一直是C公司的传统业务，王斌不构成欺诈。4.2019年12月19日通知函一份、顺丰签收打印件四份，以证明2019年12月19日在一审判决后王斌书面通知清拓公司及余盛等，积极要求继续履行《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5.2020年1月14日授权委托书一份、2020年1月16日授权委托书一份、2020年1月18日A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签到表一份，以证明一审判决后清拓公司及余盛全权委托莘某出席A公司于2020年1月18日的临时股东会。莘某出席了该次临时股东会，认可签到表中列明的股权份额，其中余盛享有A公司12.2%的股权比例，清拓公司享有A公司38.3%的股权比例，直接证明各方在继续履行《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6、2020年1月17日授权委托书二份、2020年1月19《股权质押合同》一份、2020年1月17日《表决权委托协议》一份，以证明清拓公司及余盛在全权委托莘某出席A公司2020年1月18日股东大会后，又于2020年1月17日共同委托莘某、孙某全权处理涉及2015年7月22日签订的《江苏A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及相应补充协议、《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审判决书等全部事宜。2020年1月17日，王斌与孙某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将属于清拓公司的A公司股权表决权委托给孙某行使。2020年1月19日，王斌与孙某签署《股份质押合同》，将属于清拓公司的股权质押给孙某。王斌之前已经转出A公司股权302万股，加上本次处置的A公司股权873万股，正好为《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1175万股。直接证明各方在继续履行《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该组证据共同证明王斌未违约，对余盛无付款义务。清拓公司针对王斌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王斌虽被免去总经理职务，但依然担任A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至今，并非丧失控制权。A公司新三板被摘牌是因B公司负责人王斌拒绝提供B公司财务资料导致审计无法进行，王斌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证据2合法性、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不认可。在一项股权买卖中，卖方需向买方全面披露目标公司和子公司的信息，包括产业情况、经营情况、资料情况等。卖方如就其中一项或多项信息的虚假披露或隐瞒，都构成欺诈行为。本案中竞业禁止和X6牙刷无疑是清拓公司非常关注能够实质影响购买意愿的信息，但王斌待却未将B公司和Z公司的情况向清拓公司披露，该份证据所涉文件之前从未向清拓公司出示过，该种隐瞒显然构成欺诈，并让清拓公司做出错误的收购决定。所以关于B公司被解散的原因是由于经营不善还是由于其他原因都不妨碍对王斌等人在签署《和解协议》时构成欺诈的认定。证据3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关于营业执照只能证明在2018年换发营业执照时C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电动牙刷，而商标也仅能证明该商标有权排他性的在C公司或其许可的电动牙刷上使用，但均不能证明王斌等在签署《和解协议》时不构成欺诈。同时王斌自行承认C公司一直从事电动牙刷业务，也即在签署《和解协议》时C公司已经在从事电动牙刷业务，但是该项业务王斌协议签署时并未如实披露，亦构成欺诈。《和解协议》里也明确载明：家族一直在从事的普通牙刷业务除外。该组证据反而是构成王斌欺诈的证据之一。证据4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份通知函显示签收方为申某，而非清拓公司，清拓公司从未收到过该份函件，清拓公司也从授权申某收取法律文件，故该文件的送达对于清拓公司无效。证据5中（1）2020年1月14日A公司的授权书、2020年1月18日临时股东大会签到表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次临时股东大会是由于王斌等前期拉了投资人到A公司公司，目前这些投资人均无法收回投资，面临血本无归。在2019年年底的时间，有投资人称有外部第三人愿意低价收购股权，故联系王斌和余盛，要求参与2020年1月18日股东会，清拓公司在投资人极力恳求的情况下才同意派人出席此次会议。但清拓公司派人参加会议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清拓公司认为需要继续履行《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2）2020年1月16日授权委托书系余盛出具给莘某，对其合法性、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委托书仅能证明余盛委托莘某参会，因余盛是A公司的股东，派人出席股东会非常正常，并不能以此证明该行为是履行《和解协议》的行为。证据6（1）2020年1月17日授权委托书由于是余盛出具给孙某、莘某，对其合法性、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委托书仅证明余盛委托孙某、莘某对于履行有关协议签署文件进行授权，但这仅是余盛的行为，与清拓公司是否履行《和解协议》并无关联。（2）2020年1月17日授权委托书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3）2020年1月19日《股份质押合同》、2020年1月17日《表决权委托协议》，因清拓公司不是协议一方，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可，两份协议与履行《和解协议》无关，更与清拓公司无关。理由为：首先，余盛和王斌关于孙某的身份说法不一致，余盛称孙某是其指定的案外人，王斌质押股份给孙某是根据其要求进行质押，王斌则称孙某是清拓公司的代理人；其次，孙某如余盛所称是余盛的代理人，而非清拓公司的代理人，清拓公司虽然曾经给孙某出具过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处理与《和解协议》和《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有关的问题，但王斌和孙某之间的《股份质押合同》显然不是对《和解协议》和《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履行行为，更不代表清拓公司对该协议的认可和履行。关于股权质押在《和解协议》中有两处做了约定，《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则没有质押的相关约定，经分析对比可知，王斌的质押行为并非履行《和解协议》的行为。王斌质押的股份也不完全是限售股，且其质押股份数额873万股与《和解协议》第六条的约定也不相符。故王斌的质押行为与清拓公司无关，至于余盛和王斌就原增资扩股协议的补偿或回购达成什么新的合意，清拓公司不得而知。余盛针对王斌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与本案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王某进入A公司并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是证据1第2页上明确的“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余盛从未参与过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王某进入公司前余盛同其并不认识，即便到现在，因为余盛并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余盛同王某也没有来往。另外即便王斌在2018年4月后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但其依旧是公司持股最多的股东，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2019年7月公司被摘牌时，王斌仍持有公司36.13%股权。所以王斌并未失去对A公司的控制权，其一直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证据2不予认可，余盛并不参与A公司经营，不清楚公司经营状况，王斌所说的B公司与本案无关，余盛也不清楚。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且无法证明王斌不构成欺诈。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余盛才是本案中唯一履行自身义务而且权益受损的当事人。正是因为王斌不履行对赌协议中的约定才会产生本次诉讼，各方签订《和解协议》时，王斌同意余盛一审全部诉请，同意并由一审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这也是签订《和解协议》的前提，但《和解协议》签订后，王斌在法院调解过程中出尔反尔，想尽一切办法阻挠民事调解的达成，致使没有完成民事调解书，本案自始至终就是因为王斌等人不守约造成的。证据5中清拓公司授权委托书余盛不清楚，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对于余盛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王斌等人的违约在前，余盛被逼无奈情况下，为了止损只能继续履行《和解协议》。临时股东会的签名表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表中注明的股权比例与事实不符，且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就是要作出关于持股比例的表决，但是最终并未通过股东会决议。所以签名表中的持股比例并未办理实际股权变更登记。据悉至今再未发生变更。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王斌相要证明的内容。证据6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正是因为清拓公司和王斌都不按协议约定履行自身义务，才迫使余盛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同意接受王斌将相应股权质押给指定的案外人孙某处，余盛这个决定只是因为其他各方都违约的情况下，为了止损才做出的。该组证据无达到王斌的证明目的，恰恰证明王斌违约，余盛无奈的选择而已。张安斌针对王斌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A公司管理人员的变动是A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行为与是否欺诈无关，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余盛指定王某所为。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是B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与本案无关。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无异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表明清拓公司依据《和解协议》取得部分股权并且已经在行使股东职权，另从清拓公司和余盛共同委托莘某作为受托人来看，清拓公司对于《和解协议》签订前后的A公司的相关经营变更行为是明知的，因为余盛一直派人参加股东会、董事会，由此可见清拓公司举证及陈述认为其受到欺诈显然不是事实。证据6与本案无关，但从两份委托书来看，清拓公司与余盛共同委托相同人员处理纠纷，同样反应出清拓公司对于《和解协议》签订前后A公司相关经营变更行为是明知的。李绪峰针对王斌提交的证据材料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针对清拓公司上述证据材料认证认为：证据1、2系A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载明A公司的联系人为王某，该两份公告于2019年6月及7月形成，结合2018年4月王斌被免去A公司总经理的职务，故本院难以认定王斌等人违反公司高管勤勉尽责义务，无法证明清拓公司的待证事实，故不予采纳。证据3、4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现并无充足证据证明Z公司的主营业务与B公司相同，两家公司间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故不予采纳。证据5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证据6、7均无原件，对该几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难以认定，故不予采纳。证据8、9、10、11涉及的C公司在各方签订《和解协议》时已经成立，各方均知晓C公司有生产、销售电动牙刷的经营范围，且证据本身不能证明C公司有王斌实际控制，无法证明清拓公司的待证事实，故不予采纳。证据12、13、14显示王斌接收B公司的证照、印章等，但不能以此证明王斌解散了B公司；证据15不能反映系由王斌授意发布解散B公司员工聘用关系的通知，证据16银行流水亦无法反映B公司的资产、人员流入Z公司，证据12至证据16均不能证明清拓公司的待证事实，故不予采纳。证据17显示的知识产权专利人并非仅王斌一人，不能证明王斌恶意将相应专利权利直接转给了Z公司，故不予采纳。证据18、19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故不予采纳。本院针对王斌上述证据材料认证认为：证据1系上市公司对外公开披露的信息，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公告内容显示，王斌于2018年4月被免去A公司总经理职务，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本院难以认定，故不予采纳。证据3为公示信息，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且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和解协议》时知晓C公司的经营范围，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纳。证据4、5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一审判决后A公司为履行《和解协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事实成立，故本院予以采纳。证据6已经余盛的认可，故本院予以采纳。张安斌、李绪峰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江苏A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名称为江苏XX股份有限公司。再查明，本案二审期间，余盛、王斌均认可王斌将其持有的A公司873万股股份于本案一审判决后质押给了余盛指定的质权人。本院审理期间，清拓公司以本案审理结果须以另案清拓公司诉余盛、王斌、张安斌、李绪峰确认合同无效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案已受理尚未审结为由，向本院申请中止本案诉讼。清拓公司在“中止诉讼申请书”后所附民事起诉状显示，该份民事起诉状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26日。本院认为，清拓公司一审的诉讼地位为第三人，本案的处理结果对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认为清拓公司享有上诉权。王斌、张安斌抗辩清拓公司无上诉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后，王斌、张安斌已按约将其各自持有的A公司股份合计405.1万股转让给了清拓公司，余盛也向一审法院申请解除王斌、张安斌、李绪峰所持股份的冻结。因此《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系在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诉讼过程中形成，从其约定内容看，该两份协议系当事人之间就涉案《增资扩股协议书》及相应补充协议之约定重新达成的新的协议，《和解协议》并未约定系《增资扩股协议书》及相应补充协议的从合同，清拓公司主张其依《和解协议》应承担的从给付义务，不应排除主法律关系项下王斌、张安斌、李绪峰的付款义务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履行情况，各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为：一、王斌、张安斌、李绪峰是否存在严重违约行为，清拓公司认为该两份协议应予撤销有无依据。二、清拓公司可否行使不安抗辩权而拒绝支付余盛股权转让款。针对第一个争议本院认为，清拓公司主张王斌、张安斌、李绪峰存在如下严重违约行为：1.王斌、张安斌、李绪峰未管理好A公司，应向余盛承担补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A公司属于公众性的上市公司，其通过公众媒体已披露公司股票停牌等信息。清拓公司在签订《和解协议》和《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时，其应有意识并作为善意相对方为防范自身商业风险，且完全有能力尽到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因此本院认为，清拓公司在签订协议时，已经知晓A公司经营状态以及公司股票有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虽然A公司之后仍处于亏损状况，但考虑到商事交易具有风险，故不能仅以A公司的盈亏状况作为判断王斌、张安斌、李绪峰是否管理好A公司的唯一标准。并且，《和解协议》约定王斌、张安斌、李绪峰尽一切努力发展好A公司，清拓公司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王斌、张安斌、李绪峰疏于对A公司的管理，没有尽到善良管理人义务。故此，本院对清拓公司该项主张不予采信。2.王斌、张安斌、李绪峰未按《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向清拓公司交付约定的X6牙刷。对此本院认为，《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王斌、张安斌、李绪峰配合清拓公司打造的销售体系，该份补充协议没有明确约定王斌、张安斌、李绪峰交付X6牙刷的具体时间，清拓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曾催促交付而王斌、张安斌、李绪峰不予配合。故本院对清拓公司该项主张不予采信。3.王斌、张安斌、李绪峰在签订《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时，隐瞒王斌另外实际控制的Z公司、C公司和A公司子公司B公司经营相同业务的重要事实，存在欺诈。对此本院认为，从两份协议约定内容看，清拓公司签约前知晓王斌家族经营与A公司经营业务相同的C公司，故不存在王斌、张安斌、李绪峰隐瞒该家公司经营情况之情形。并且，清拓公司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王斌系C公司、Z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经营人，故本院对清拓公司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清拓公司主张《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应予撤销的理由，依据不足，应不予采信。针对第二个争议本院认为，清拓公司认为王斌恶意转移A公司资产、A公司经营恶化已丧失商业信用及王斌违反高管的忠实义务，其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对此本院认为：1.依据本院上述已阐明的观点，清拓公司在签订《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之前，完全有能力了解A公司的经营状态，也应当预见到其收购A公司股份可能存在的商业风险，故清拓公司以A公司经营恶化已丧失商业信用为由，行使不安抗辩权的理由并不充分；2.清拓公司二审提供B公司印章等交接清单、银行流水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A公司子公司B公司的资产已被王斌恶意转移，本院不予采信。3.清拓公司认为A公司账目混乱，并无相应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同时，本院注意到，王斌、张安斌已于2018年9月20日按约将405.1万股A公司股份转让给清拓公司。清拓公司应按约于20个工作日内（即2018年10月9日前）向余盛支付460万元。而此时清拓公司主张的上述其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事由并不存在，其应当依约履行付款义务。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清拓公司认为其有权行使不按抗辩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清拓公司上诉还称，一审法院对未经其质证的证据予以采证，程序违法。本院经查阅一审案卷，清拓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对王斌提供的部分证据要求答辩期，对张安斌提供的证据表示庭后核实。清拓公司在此后向一审法院寄送“对本案相关问题的核实意见”中，对张安斌提供的证据进行了回复，但其未向一审法院提出没有收到王斌提供证据的副本，况且清拓公司未对该些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本院对清拓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此外，清拓公司以一审法院已受理其另行提起撤销《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诉讼，本案诉讼应以该尚未审结案件为依据等为由，向本院申请中止本案诉讼。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基于余盛诉请的请求权基础，本案查明的主要事实在于王斌、张安斌、李绪峰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该三人应否向余盛支付补偿款，清拓公司另案诉讼的主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应当中止审理的法定情形。故此，本院对清拓公司申请中止本案诉讼，依法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清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114元，由上诉人株洲清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清审判员  王峥审判员  桂佳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庆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