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21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明亮，男，197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英亮，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双桥路166号1层。 法定代表人：王开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锴，四川天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东，四川大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成，男，197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上诉人余明亮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泊利公司）、原审第三人王成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2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明亮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2770号民事判决判令泊利公司立即支付租金725000元和逾期利息123800元（2016年12月30日至2018年3月31日）及至租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泊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对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20日的《设备租赁合同》《设备进退场确认单》和《代支付申请》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定余明亮与泊利公司之间并未成立书面设备租赁关系属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余明亮在鉴定时即提出应向案涉工程“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昆铁路米攀段项目部”提取印章比对样本，在建设工程中项目上使用的印章与公司向政府部门提供材料使用的印章并不相同的情况大量存在，故只有向该项目部提取印章才能够真正确定印章的真实性。另外，一审中泊利公司称在2017年12月30日启用了一枚新的印章，并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关于启用项目印章的函》，但其并未向法院提供公安机关收回原印章销毁的相关证明，因此泊利公司极有可能存在两枚印章。其次，证人黄某称其“从事钢筋工作，作为王成的朋友在《设备进退场确认单》《代支付申请》上签字，其不清楚是否有设备进出场，也不管设备进出场的事”，该陈述与事实不符。事实上，黄某是工地上具体负责人，在工地上很多事情都是由其负责并签字，余明亮提交的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昆铁路米攀段项目部（以下简称路桥项目部）付款凭证上泊利公司仅有黄某签字，且在路桥项目部也有黄某签字的文书，均可证明黄某是工地上的具体负责人。另外，一审中证人黄某称其是负责钢筋工作，但在一审后余明亮经调查取证后得知黄某实际为2017年到2018年期间项目实际负责人。最后，在第一次庭审中泊利公司陈述的是余明亮提供劳务，所以向其支付4万元民工工资，并提供了一份2017年10月的民工工资表，后又变更为代王成支付设备租赁费，其陈述相互矛盾。二、一审中，法庭未让余明亮对证人黄某证言进行质证，违反了法律规定，属程序错误。三、根据余明亮提供的证据，余明亮的设备在泊利公司承包的工程段使用是事实，泊利公司未提供任何支付设备租赁费的证据，其应当依法支付设备租赁费。 泊利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在一审庭审结束后，余明亮与王成关于涉案设备租赁合同仍在继续履行，2019年5月6日王成向泊利公司出具委托申请书，要求泊利公司代付租赁费30万元，泊利公司于同日向路桥项目部出具了委托书，要求路桥项目部代付租赁费20万元。 王成述称，其认同一审判决，王成主张整件事情的经过是：2014年12月路桥项目部以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两支队伍分段负责土石方开挖，即其内部职工组织的路基一队和泊利公司负责的路基二队，两队的开工时间分别是2015年年初和2016年2月。2015年1月，路桥项目部的总工，案外人张学强在2015年1月将一台挖掘机拉到项目工地交给路基一队使用，王成在一年后才听说是余明亮的设备。路基一队当年年底将租金10万元结算给张学强，其听说张学强将10万元转账给余明亮。路基二队在2015年4月开始从路基一队租赁了案涉挖掘机，使用了一个月，路桥项目部支付了28000元的租金。路基二队在2016年2月开工，王成提供了两台挖掘机，一台属于案外人曾开明，一台是张学强拉到米易的案涉挖掘机，两台挖掘机从开工一直未商谈租金问题。2017年10月，张学强、余明亮和曾开明到米易与之约谈挖掘机租金事宜，王成遂与余明亮签订本案中甲方署名为王成的合同。2017年12月，余明亮到路桥项目部要钱，项目部答复双方没有租赁关系，于是余明亮找到王成，炮制虚假合同，如果项目部给的租金超过50万元，超过部分还能返给王成。余明亮遂炮制了一份虚假合同，王成让黄某代签，黄某不愿意，王成让黄某不必担心，黄某就接受王成的建议签了目的是要钱的假合同，但甲方落款处为何加盖了泊利公司的印章，还出具了申请，王成主张其没有对黄某进行授权。本案中，余明亮收到的项目部4万元是以挖掘机机手的名义发放的民工工资。2018年1月下旬，余明亮到米易要转运该挖掘机撤场，王成经与张学强电话沟通，同意余明亮将挖掘机撤场，方便余明亮将挖掘机变现支付另案的诉讼费，但表示租金不要再给余明亮了，租金冲抵余明亮的投资款。2019年1月，余明亮与张学强夫妻、王成还一起商议了挖掘机租金的支付问题，达成一致由王成总计支付60万元（租金50万元，利息10万元），目前余明亮已经收到4万元，还有10万元是王成转账给孙英（张学强之妻），孙英支付给余明亮的。 余明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泊利公司立即支付租金725000元；2.泊利公司立即支付逾期利息123800元及至租金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0日，余明亮与对方名称为泊利公司的主体签订《设备租赁合同》（合同编号：ＣＺＬ-Ｂ1-Ｊ-01）一份，约定余明亮将神钢260挖掘机一台租赁给泊利公司使用，租期自2015年11月28日至乙方通知退场，设备单价30000元／月，预计合同总额为720000元。合同尾部有余明亮签名捺印，加盖有名称为“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印章。2015年11月20日，余明亮与黄某签署《设备进退场确认单》一份，确定神钢260挖掘机进场时间为2015年11月28日，该确认单加盖名称为“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印章。2017年12月15日，黄某向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成昆铁路米攀段项目经理部出具《代支付申请》一份，载明：“兹我公司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建的丙谷栋站站场路基工程自2015年11月20日进场租用余明亮神钢挖掘机2015年11月28日进场至今，30000元每月，共计24个月零15天租金金额7350000元，特恳请贵公司代为支付，将此笔款项汇入余明亮账户，该笔费用从计量工程款中扣除。”该份申请加盖名称为“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印章。2018年1月11日，落款人“余明亮”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第二份合同无效（11月20日签订）。”其中，括号内的内容有涂改痕迹。 案件一审审理过程中，余明亮申请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泊利公司申请对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法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落款日期“2015.11.20”、甲方为余明亮、乙方为“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设备租赁合同》、落款日期“2015.11.20”的《设备进退场确认单》、落款日期“2017年12月15日”、落款单位为“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代支付申请》三份文件中的泊利公司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对落款时间“2018.1.11”、落款署名“余明亮”的《情况说明》的署名真实性、涂改部分与其他文字的形成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西南政法法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4日出具西南司法鉴定（2018）鉴字第408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落款日期“2017年12月15日”、落款单位为“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代支付申请》原件落款处的“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红色印文与供检的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2、落款日期“2015.11.20”、甲方为余明亮、乙方为“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设备租赁合同》原件第3页乙方：盖章处的：“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红色印文与供检的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3、落款日期“2015.11.20”的《设备进退场确认单》原件乙方单位（签章）处的“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红色印文与供检的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4、落款时间“2018.1.11”、落款署名“余明亮”的《情况说明》原件上的“余明亮”署名字迹与余明亮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不能确定该《情况说明》第二行涂改部分与其他文字内容的形成时间是否一致。 一审另查明，余明亮与王成签订与《设备租赁合同》一份，合同对租赁物、租金、进场时间等进行了约定，合同列明承租方为泊利公司，余明亮在合同上签字并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1日，王成在合同上签名并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21日，合同上无泊利公司印章或经办人签名。2017年10月25日，王成与泊利公司签订《设备租赁合同》一份，合同对租赁物名称、进场验收、转移、退场、租金计算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甲方处王成签名，乙方处加盖泊利公司印章。 一审还查明，2017年12月30日，王成向泊利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人，王成，委托人为四川泊利劳务有限公司在四川路桥成昆铁路米攀项目部标段内施工项目租赁有大型机械设备，项目部计划在2017年底给贵公司拨付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工资并直接打入民工个人账户，由此授权贵公司将本次安排支付给委托人的设备租金40000元打入余明亮个人银行账户……”2018年1月2日，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昆铁路米攀段项目经理部向余明亮以民工工资的名义转账汇款40000元。 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通知黄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黄某陈述：“我系泊利公司公司职工，具体从事钢筋方面的工作，2015年时还没有在泊利公司工作时，因王成打电话说余明亮要来项目部要钱，让我作为朋友帮忙签个单子去要钱，我就签了《设备进退场确认单》、后来又根据确认单签了《代支付申请》，实际并不清楚是否有机器设备进场，我也不管机器设备进退场的事情。” 一审庭审中，泊利公司亦提交了编号为CZL-B1-J-01的《设备租赁合同》一份，合同内容与余明亮提交的合同一致，但泊利公司提交的合同尾部甲方签名处备注：“此份合同作废。”余明亮不认可该备注系其书写；余明亮表示，泊利公司不只一枚印章，鉴定结论仅说明提供检查的印章与合同中印章不是同一枚，但并不代表合同中印章就是虚假的，泊利公司项目部还有其他印章；泊利公司表示，2017年12月30日，公司启用了一枚新的印章，并提交《关于启用项目印章的函》，但公司仅有一枚印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明亮与泊利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 首先，余明亮用以支持自己主张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20日的《设备租赁合同》《设备进退场确认单》《代支付申请》，因该三份文件上“四川泊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印章已经鉴定机构鉴定与送检的印章不是同一枚，而余明亮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泊利公司有其他印章存在，故一审法院对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20日的《设备租赁合同》《设备进退场确认单》《代支付申请》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余明亮与泊利公司之间并未成立书面设备租赁关系。 其次，余明亮主张泊利公司向其支付40000元租赁费，能够印证泊利公司实际租赁了余明亮的设备。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第三人王成陈述及黄某证言，泊利公司向余明亮支付费用系受王成委托，并不能证明泊利公司与余明亮之间形成事实上的设备租赁关系。 综上，余明亮与泊利公司之间无租赁合同关系，余明亮向泊利公司主张租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余明亮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288元，减半收取计6144元，由余明亮负担。 二审中，余明亮向本院举示如下新证据：1.中标通知书、（中标）确认通知；2.银行转账凭证及账号。证据1-2拟共同证明案涉工程是泊利公司在施工。3.物资领料单、工程文件、结算凭证。拟证明黄某是泊利公司在案涉工程的实际负责人。泊利公司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物资领料单三性均有异议，黄某是钢筋班组的组长，无泊利公司的授权，对外不能代表泊利公司，工程文件、结算凭证该公司不清楚，是王成指示黄某所为。王成质证对证据1-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泊利公司向本院举示如下新证据：1.王成给泊利公司出具的委托申请书；2.泊利公司向路桥项目部出具的委托书。证据1-2拟共同证明：王成与余明亮之间的设备租赁合同还在继续履行。余明亮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因其不是当事人，无法对两份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均不予认可。王成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其与余明亮之间已经履行完毕。 王成申请黄某到庭，黄某陈述，其在路桥项目部在米易的工地上负责钢筋工作，是小包工头，王成介绍其到工地上的，其也是从王成从拿钱。物资领料单等文件上的“黄某”签名是其本人签署，但是有些签字是因为工地上相应的人员流动，王成打电话让其帮忙其签字的。2018年1月余明亮到工地转运挖掘机出场，也是王成打电话托其与余明亮办的手续。王成说余明亮要拿走挖掘机可以，但要收回代支付申请、合同，余明亮说他没有带，所以余明亮就在搅拌站签署了“第二份合同无效”的《情况说明》。对于落款时间是2015年11月20日的泊利公司和余明亮的租赁合同，黄某表示不记得，没有印象。余明亮质证认为，其证言表示黄某在施工工地上不仅负责钢筋班组的劳务，还负责结算、领材料、付款等行为，黄某在代支付申请、付款单上的签字证明了余明亮和泊利公司存在租赁关系。泊利公司质证认为，证人黄某证言说明余明亮和泊利公司之间并无存在设备租赁合同关系。 王成另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王成与孙英签订的租赁合同；2.微信聊天记录；3.王成给孙英的转款；4.孙英出具的收据，证据1-3拟证明王成与余明亮签订的合同约定50万元分成两部分：前部分由孙英收，后部分由余明亮收，另王成与孙英就余明亮设备租赁费用已经达成协议，证据4拟证明王成将款项已付清，不差欠余明亮的钱，且孙英与余明亮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余明亮质证认为，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孙英与王成的合同不予认可，转给余明亮的10万元与本案无关，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王成与余明亮划分租金，也不能证明设备来源于孙英，收据中未显示余明亮是收款主体或者打款主体，对收据的证据三性无法确认。泊利公司对该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余明亮提交的证据1-2经泊利公司、王成确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余明亮出具的其他证据及黄某的证人证言以及泊利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其他在案证据予以认定。对于王成提交的其他证据，因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采信。 二审中，余明亮陈述，其与乙方落款为王成的合同是2017年10月签订的，余明亮签字处的落款时间2016年1月1日是随意签署的。乙方落款为泊利公司的租赁合同是其与黄某在2017年11月左右到工地上签订的，之所以倒签时间到2015年，是因为挖掘机是2015年进场的。之所以写《情况说明》，其目的是强调对王成的优惠作废。两份合同虽然都是倒签的，但是挖掘机早在2015年就由其表弟将挖掘机运到王成的工地上。 二审另查明，一审诉讼中，对于余明亮与王成签订的合同，因王成的签字是2017年，王成主张是事后添加。2017年12月15日，黄某向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成昆铁路米攀段项目经理部出具《代支付申请》中载明的金额应为“735000元”，而非一审查明的“7350000元”。 再查明，王成于2019年5月成为泊利公司股东。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有两份租赁合同，按照余明亮在二审中的陈述，均是事后倒签，一审中却对此予以否认；对于《情况说明》，余明亮在一审中先是否认由其签署，经笔迹鉴定后又认可由其签署；王成自述其曾试图利用虚假的合同向路桥项目部谋取不法利益；本院对两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均予以否定性评价。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余明亮向泊利公司主张挖掘机租金的理由能否成立。本院对此综合评述如下： 根据余明亮在二审中的自认，能够确认虽然余明亮与王成在2017年10月之前没有签订书面租赁合同，但是双方建立了租赁关系，余明亮的合同相对方为王成，并最终于2017年10月形成了书面的租赁合同。对于乙方落款为泊利公司的合同，余明亮主张是黄某代表泊利公司与之签订，并在二审中提交了多份证据，拟结合一审中提交的《代支付申请》，证明黄某有权代表泊利公司确认与余明亮的债权债务。本院认为，余明亮的该项主张亦不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乙方落款为泊利公司的合同，经一审司法鉴定，已经证实印章不是泊利公司的印章，合同上亦无黄某的签名，不能认定是黄某以泊利公司的名义签署。其次，余明亮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物资领料单均为事后取得，并不能证明黄某签署《代支付申请》时，余明亮能够有理由相信黄某有权代表泊利公司，而且黄某签署的代支付申请上请款的金额为735000元，余明亮自认收到的路桥项目部拨付的款项为4万元，两者相差悬殊，而该金额与王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载明的金额相吻合。第三，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两份合同的形成真实先后顺序是：乙方落款为王成的合同在先，乙方落款为泊利公司的合同在后，而余明亮已经在2018年1月11日书写了《情况说明》，载明第二份合同无效。因此即使余明亮认为王成也陈述是其让黄某代其与余明亮签订合同，且黄某在2017年12月15日的《代支付申请》上签字代表泊利公司向路桥项目部为余明亮请款，即使认为路桥项目部的拨款是因应黄某出具的《代支付申请》而非王成的《授权委托书》，但因余明亮已经在2018年1月确认了第二份合同无效，按照合同的形成顺序，表明余明亮已经在2018年1月认可了乙方落款为泊利公司的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此处的“无效”应当理解为“作废”。因此，即使乙方落款为泊利公司的租赁合同由黄某签订，即使其他法律关系中可能存在黄某被认定为能够代表泊利公司的情形，本案中，也因余明亮签署了《情况说明》，而应认定该份合同及相应的付款申请随余明亮的说明而不再发生效力。故余明亮请求泊利公司支付其租赁费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余明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288元，由余明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笛 审判员  王果 审判员  李玲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