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41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猛，男，1988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东生，男，196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斌，河北德昂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学鹏，河北德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之全，男，197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市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淼，北京倡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男，197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现羁押于河北省涿鹿监狱。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朝阳，河北燕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沧州临港鹏达运输队，住所地中捷产业园区方泽尚城。法定代表人：宋浩，总经理。原审被告：于海峰，男，199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原审被告：张洪升，男，197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黄骅市。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沧州市运河区榆御河路16号。负责人：王巍。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沧州市运河区迎宾大道泰大国际广场A座。负责人：于立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华，女，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员工。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新华路139号。负责人：杨卫兵。上诉人刘东生、刘猛因与被上诉人孙之全、张伟、原审被告于海峰、沧州临港鹏达运输队（以下简称运输队）、张洪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21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东生、刘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重新按照2018年北京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计算孙之全的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损失,并按六四比例分配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金额；2.判令刘猛不承担雇主责任，无须向孙之全承担赔偿责任，判令张伟与刘东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依法分配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在计算孙之全的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数额时应该适用北京市农村标准，一审采用城镇居民标准与实际不符，加重了赔偿义务人的负担。通过交通事故发生的地点可以认定的事实，孙之全居住和工作的地点均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觅子店。觅子店隶于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是该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而在该地区所从事生产生活，其收入和消费支出显然要低于北京市区的务工从业人员。从侵权法理论分析,就其制定基础和本意而言,死亡赔偿金或残疾赔偿金填补的是伤亡人员逸失的利益，即对被侵权人未来经济收入损失的补偿，以行政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地的赔偿标准显然以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支出标准进行计算方为公平妥当。依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公报，2018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490元、人均消费支出为20195元，因此孙之全的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的数额应据此进行计算。二、刘东生是张伟的唯一雇主，刘猛不应承担雇主责任。一审认定刘东生、刘猛共同承担雇主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所谓雇主指的是在一个组织中，使用雇员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且向雇员支付工资报酬的法人或者自然人。因此认定雇主身份需要综合考量生产工具的所有人、雇员从事雇佣活动的指派、生产收益的归属、对雇员付出劳动支付报酬等多方面的因素。在事实方面，刘东生系经营个体运输业的从业人员，通过购置货运车辆依靠获取运费取得收益；在整个经营过程当中，刘东生是唯一经营者，从没有涉及与他人共同经营。上述事实通过刘东生提交的与刘东顺购买涉案车辆的协议、刘东生以自己名义申领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都能明确的证明该事实。另外，刘东生在交警队与法庭审理过程当中陈述的一致，均认可其是张伟唯一雇主。虽然张伟在交警队的笔录当中曾称受雇于刘猛，但实际是其基于刘东生和刘猛父子关系，加上张伟对法律上雇佣概念并不了解，所产生认知上的偏差。在庭审当中，张伟委托了职业律师参与诉讼，在律师对法律关系的梳理后方才正确的认定刘东生才是其法律意义上的“雇主”，进而在答辩时作出了“张伟是刘东生雇佣的司机”的正确表达，该答辩意见印证了刘东生陈述的事实，即刘东生是刘伟的唯一雇主。因此认定刘猛与刘东生共同承担雇主责任，既无法律上的依据，也没有事实上的依据。三、张伟在本案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应对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张伟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违反右侧通行规定且行经交叉路口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张伟作为驾驶从业人员，具备合法的驾驶资格，尤其在驾驶重型牵引车时更应该遵照交通法规谨慎驾驶，但通过事发时其表现出的行为来看，对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应与雇主刘东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孙之全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东生、刘猛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请求维持原判。张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东生、刘猛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请求维持原判。太平洋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东生、刘猛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于海峰、张洪升、运输队、人保公司、平安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孙之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刘东生、刘猛、张伟、于海峰、运输队、张洪升、人保公司、平安公司、太平洋公司赔偿孙之全医疗费245449.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700元、营养费15000元、残疾赔偿金8158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70800元、护理费30000元、交通费2000元、护理用品6510元、住宿费8128元、鉴定费4350元、财产损失246088元，共计1499905.5元；2.案件受理费由刘东生、刘猛、张伟、于海峰、运输队、张洪升、人保公司、平安公司、太平洋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5日3时10分，在北京市通州区通房路觅子店路口，张伟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厢式半挂车（车号：×××、×××）由西向东通过路口，张洪升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罐式半挂车（内乘张彪，车号：×××/×××）由北向南通过路口，两车相遇在躲避过程中车体互相接触，张洪升所驾驶车辆向右侧翻，车辆所载液体石油气泄漏燃烧，导致路边商铺起火。事故造成商铺内的郭长翠死亡，两车及现场周边电力设施损坏，张洪升、张彪及商铺内孙之全、章宗红、刘娟、申国松、刘龙及路人廉振江受伤。导致沈建辉、沈建庆、梁德珍、沈建波、高振金、郁学文（王久海）、廉振海、张泽猛所属商铺不同程度损坏，并造成廉振江、王金明、孙之全、刘龙所属车辆烧毁。事发后，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并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张伟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违反右侧通行规定且行经交叉路口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张洪升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上道路行驶未确保安全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确认张伟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洪升负事故次要责任，其他人员均无责任。张伟所驾车辆×××在人保公司投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车辆×××无保险。张洪升所驾车辆×××在平安公司投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在平安公司投有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5万元，含不计免赔）。车辆×××/×××在太平洋公司投有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保险，保险单（正本）载明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第三者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每次事故责任限额40万元，累计责任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免赔额为1000元或财产损失的10%，以高者为准；保险批单中批文载明特别约定“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40万元整”。张伟在事发时系雇佣行为，其所驾车辆主车、挂车登记车主非实际车主，刘东生为主车、挂车的最终买受人；主车×××保险登记投保人为刘猛。据交通卷宗记载，张伟在接受交通民警询问时曾称其受雇于刘猛。张洪升在事发时系雇佣行为，其所驾车辆登记车主为运输队，张洪升称其受雇于于海峰。事故发生前孙之全在路边商铺内，起火后造成其相应财产损失，其被送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诊断治疗，诊断为特重度烧伤65%TBSA、周身多处吸入性损伤等，花费医疗费等相关费用。孙之全与章宗红（孙之全妻子）、杨尚华（郭长翠丈夫）、郭长翠租赁王久海的店铺经营餐饮，其办理了北京市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本案立案前，孙之全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孙之全棉布皮肤瘢痕形成鉴定为六级残疾；体表皮肤拌合形成鉴定为八级残疾；左手指部分功能活动受限鉴定为十级残疾。致残率60%。评定误工期自受伤之日至伤残评定前一日，护理期为150日，营养期为150日。”庭审中孙之全认可于海峰、运输队向其垫付1万元，在计算损失时未扣除，于海峰、运输队称该1万元为运输队垫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张伟、人保公司、张洪升、于海峰、运输队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涉案交通事故，张伟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洪升负事故次要责任，两人为直接侵权人，因张伟、张洪升均受雇于他人，事发时驾驶行为系履行雇佣行为，故两人各自的雇主均应承担相应责任。张伟在交警队接受询问时称其受雇于刘猛，刘东生与刘猛系父子关系，刘东生称刘猛替刘东生管理车队，故一审法院认定刘东生、刘猛共同承担雇主责任。张洪升称其受雇于于海峰，车辆登记在运输队、车辆投保人为运输队，于海峰、运输队称于海峰为运输队队长，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张洪升雇主为于海峰，运输队为于海峰的挂靠单位，于海峰承担雇主责任，运输队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考虑事故责任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主次责双方赔偿责任比例以六四为宜。因涉案车辆投有相应保险，故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首先由人保公司与平安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由人保公司与平安公司、太平洋公司在相应第三者商业险范围内依照保险合同约定、按照赔偿责任比例赔偿，再有不足部分分别由事故责任主体赔偿。另涉案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财物受损，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将保险金额进行合理分配。关于伤残赔偿金计算标准，孙之全主张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孙之全从事餐饮业，有食品从业健康证件，其收入来源于非农业生产，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予以支持。关于伤残赔偿金、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正当合理，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张伟已判处刑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孙之全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护理费，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确定护理期为150日，按照每日120元的标准进行计算。关于营养费，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确定营养期为150日，按照每日50元的标准进行计算。关于误工费，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确定误工期为204日，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进行计算。关于交通费，一审法院依据孙之全就诊医院与住所地之间的距离和就诊次数予以酌定。关于住宿费，其提交的住宿费发票（金额6500元），因购买方为天津凌志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开票日期为2018年12月7日，而事发时间为2019年9月25日，产生的住宿费不符合常理，且非受伤人员的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一张住宿费发票（金额1628元），购买方为孙光亮也非受伤人员，故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护理用品，实为残疾辅助器具费，正规法规的一张441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余为不正规的收据，一审法院根据病情所需予以酌定，加之正规发票部分，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一审法院酌定为5000元。关于财产损失，根据孙之全提交的财产损失清单共分为四部分，一为交通工具小型面包车一辆、电动车一辆；二为餐饮业所用原材料及酒水饮料损失；三为店铺内装修、家具家电、餐饮业用具、衣物等损失；四为现金烧毁损失。第一部分交通工具损失，其一小型面包车一辆，其提交购买发票一张，另有交警队卷宗所载照片为证，一审法院结合购买时间2017年6月27日，购买金额30500元，考虑折旧酌定为16000元；其二电动车一辆，票据载明1800元，一审法院考虑折旧酌定为800元。第二部分，因孙之全经营餐饮业，购买相应原材料与酒水，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财产损失酌定为3000元。第三部分，其提交了相应的家具家电发票、餐饮用具相关收据等证据证明，因其经营餐饮业，在店铺场所购买家具家电、餐饮用具合理正当，一审法院根据其提交的相关票据考虑折旧对相应家具家电、餐饮用具酌定为40000元；对其主张装饰装修15000元，店铺内已烧的没有任何痕迹，一审法院对该损失也只能予以酌定，酌定10000元；对其主张的衣物损失为20000元，一审法院酌定为2000元。第四部分，其主张烧毁现金98000元，经询问其房东王久海妻子郁学文称事故发生后他们看现场，当时孙之全家人声称里面有6万元现金，其中包括房租，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损失酌定为6万元。以上财产损失共计131800元。关于运输队垫付的10000元，一审法院在次责方应赔偿数额中予以扣除。经核实，孙之全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245449.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700元、营养费7500元、残疾赔偿金815880元、误工费37999.89元、护理费18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5000元、交通费600元、财产损失131800元，鉴定费435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付孙之全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财产损失，共计122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付孙之全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财产损失，共计4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三、刘东生、刘猛共同赔偿孙之全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财产损失，共计287557.6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四、扣除沧州临港鹏达运输队垫付的10000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付孙之全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财产损失，共计336247.1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五、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在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保险限额内赔付孙之全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共计112124.62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六、驳回孙之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刘东生、刘猛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协议，证明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是刘东生购买的，和刘猛没有关系，且张伟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故意的情形，其应当与刘猛、刘东生承担连带责任。证据二，道路运输许可证副本，证明刘猛没有道路运输许可的相关证书，不应当由刘猛承担责任，应当由刘东生承担责任。证据三，张伟的答辩状、（2019）津0119民初12787号文书，证明张伟一审自认其雇主为刘东生，刘东生是车队的所有人和经营人，和刘猛没有关系。证据四，证人刘某的视频证人证言，证明张伟是受雇于刘东升个人，刘猛仅仅是出于和刘东生的父子关系偶尔去车队，但并不参与车队的经营管理。张伟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一，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刘东生是个人雇主，应认定共同雇主，也不能证明张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张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二，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三，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判决书中所涉车辆与本案中并非同一辆车，不具有关联性，当时答辩状是按照行驶证上记载所写的，实际雇主确实是刘东生和刘猛，如果刘东生、刘猛认可该份答辩状主体的事实，相应的也应当认可答辩状中记载的由刘东生、刘猛承担责任的事实，而不能将答辩状一分为二的认定。证据四，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四，视频真实性无法核实，是否属实经法院核实，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孙之全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真实性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太平洋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孙之全、张伟、于海峰、张洪升、运输队、人保公司、平安公司、太平洋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刘东生、刘猛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在一审中均已提交，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本院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予以采纳。证据三，对于答辩状，系张伟一审中提交，张伟对真实性认可，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认定，对于另案判决书，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刘某的证言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因刘某仍受雇于刘东生，存在人身上的雇佣关系，故对于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各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刘猛是否应当与刘东生共同承担张伟侵权后果的雇主责任；2.张伟是否因存在重大过失而应对赔偿承担连带责任；3.一审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孙之全相关赔偿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刘猛是否承担雇主责任的问题。刘东生、刘猛上诉认为张伟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系不了解雇主的法律含义，因刘猛、刘东生的父子关系，故陈述刘猛为其雇主；在诉讼中张伟答辩状自认刘东生为其雇主；刘猛并未参与经营行为，所有经营及发放工资行为均是刘东生负责。对此本院认为，张伟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多次陈述肇事车辆系刘猛所有、其与刘猛系雇佣关系、刘猛每月给其发放12000元工资、事故发生时系刘猛派其出车。本院认为，根据张伟在公安机关关于刘猛与其关系的多次陈述可以认定刘猛对张伟的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雇佣关系。刘东生虽主张刘猛偶尔替其管理、刘东生自行发放工资，但其对此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难以采信。虽然张伟在答辩状中陈述其被刘东生雇佣，但其并未否认与刘猛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且本次庭审张伟坚持认为其与刘猛也存在雇佣关系并对答辩状作出解释，故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关于刘东生、刘猛共同作为张伟雇主的认定予以维持。关于张伟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东生、刘猛上诉认为根据事故认定书记载，张伟存在闯红灯、违反右侧通行的规定，属于重大过失，故应当对于侵权结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张伟作为刘东生、刘猛的雇员，除非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否则不承担责任。但本院认为，本案中不足以认定张伟存在重大过失，首先，是否存在重大过失不应完全依据交通事故责任比例确定，以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即认定存在重大过失缺乏法律依据。其次，重大过失是一种客观心态，即对于事故发生应当预见，但未能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机动车驾驶本身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并非所有事故均能预见，且本次事故虽然与张伟违规驾驶存在因果关系，但本案及关联案件中的损害后果与另一事故车辆油罐车载有石油且也存在违规驾驶具有较大关联，因此难以认定张伟对于本案严重事故结果中存在重大过失。最后，事故发生时间为凌晨3点钟，刘东生、刘猛指派张伟长途运输货物并在夜间驾驶车辆，本身亦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综上虽然本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且张伟存在违规驾驶的情形，但是不足以认定张伟单方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故一审法院未判决张伟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孙之全的赔偿标准，孙之全主张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就此提交了食品从业健康证件，用以证明其系从事餐饮业，收入来源于非农业生产，故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认定孙之全的相关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东生、刘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27元，由刘东生、刘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贵审 判 员  邓青菁审 判 员  张清波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佳钰书 记 员  陈昭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