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6民终4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男，199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栾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震、赵娇，河南翰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某1，女，199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沈丘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某2，男，196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沈丘县。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冠兴、王白莲，河南千字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某与被上诉人聂某2、聂某1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4民初6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震、赵娇到庭；被上诉人聂某2、聂某1及其托诉讼代理人李冠兴、白玉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4民初6173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按比例返还彩礼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关于彩礼返还的适用条件中并没有规定彩礼返还比例，也就是说，一审法院按照“同居生活一年以上彩礼返还比例补一个超过彩礼总额的30%”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另外，从婚前感情投入的角度讲，上诉人也付出了很多感情和金钱。因此，无论是遵循道德民俗，还是法律的公平正义，本案的彩礼都应当全额返还。另外，如果法院仅从同居事实和同居时间来裁判彩礼返还比例，那么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道德沦陷”，不排除有不怀好意的人为了骗取彩礼，进而故意形成同居事实并且长期同居，在此期间向男方索要财物、索要彩礼后再解除婚约，最终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因此，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社会正气的司法机关，在裁判时应当考虑判决结果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2、上诉人及上诉人的父母因为支付彩礼已经面临生活困难的窘境。按照彩礼支付的习俗，彩礼都是由男方父母向女方及父母支付，上诉人的父亲患有××且无法承受一般强度的工作，基本丧失了劳动收入，且需要大量资金进行长期治疗。上诉人的母亲常年在外打工维持生计，家里除了上诉人还有一个婚龄男孩需要父母操办婚姻。实际上，上诉人的家庭经济情况并不乐观。为了促进上诉人的婚姻其父母已经拿出用于看病的积蓄，但二人的婚事并未如父母所愿。实际上，被上诉人聂某1生活开销很大，且大部分用于吃喝享乐，在与上诉人相处期间，除借款60000元用于满足被上诉人的消费需求外，还给被上诉人26191.69元。这些消费直接导致上诉人背负与其收入不相符的经济负担。因此，被上诉人除了全额返还彩礼，还应返还索要的26191.69元。被上诉人聂某2、聂某1共同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依法应当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答辩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聂某1与孙某同居生活的时间为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18日，且在一审开庭审理期间，被答辩人对上述同居时间表示认可，故对于双方同居一年以上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正确。2、因被答辩人给付干礼钱为6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数额正确。对于返还数额的确定，应是根据双方在一起同居时间长短、过错程度、社会影响等情形，结合当地风俗习惯所综合判断。因本案答辩人聂某1与被答辩人孙某同居时间长达一年以上，对于女方长达一年以上的同居生活经历给答辩人聂某1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伤害，更多的是身体上的、名誉上的伤害，对答辩人聂某1以后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酌情减少返还彩礼数额，判决返还彩礼18000元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原审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对于60000元彩礼之外的26191.69元，系被答辩人孙某在恋爱期间为增加感情对答辩人聂某1的赠与行为，且上述款项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已消费完毕，并不是本案的婚约财产纠纷范围之内。4、在一审期间，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已经给予被答辩人足够的举证期间，但被答辩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在其给付彩礼之后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形。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彩礼60000元及财物26191.69元，合计86191.69；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孙某与被告聂某1于2018年2月14日确认恋爱关系，2018年12月11日在洛阳瓦里江南民间菜（体育场路店）举办了订婚仪式，原告在订婚当天给付被告彩礼60000元及见面礼1000元。2018年2月14日起原告孙某与被告聂某1开始同居生活，2019年8月18日被告提出分手并搬离原告的住所，2019年4月至2019年6月13日，因原告因去别的地方工作，两人曾短暂分开。在同居生活期间，原告通过微信多次转账，给被告聂某1共转款26191.69元。后因双方性格不和，导致原、被告分手，双方无结婚的可能。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退还彩礼未果，引起本案的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彩礼返还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已作出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中原告按照习俗给付被告彩礼,双方并未办理结婚登记,符合应当返还彩礼的条件。关于彩礼的数额，对于60000元，原、被告双方没有争议，本院确认该数额。对于原告孙某与被告聂某1在同居生活期间转账26191.69元，属于双方在恋爱期间为增加感情的赠与行为，不能认定为彩礼。原告孙某与被告聂某1有同居生活一年以上的事实，返还彩礼的比例不应超过彩礼总额的30%。综上所述,被告聂某1、聂某2应返还原告孙某彩礼款最高为1800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聂某1、聂某2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孙某彩礼款18000元。二、驳回原告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7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孙某负担600元，被告聂某1、聂某2负担377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孙某围绕法庭总结的焦点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一，转账凭证十三份。以此证明：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聂某1在深圳打工期间上诉人支付房租及水电费等租房费用约2500元/月。证据二，租房合同一份。以此证明：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被上诉人在杭州打工期间，上诉人支付租房费用约2500元/月。证据三，信用卡账单三份。以此证明：截止2019年8月，上诉人在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以及浦发银行的信用卡账单共计6万余元。该欠款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恋爱期间生活、购物及娱乐等支出。证据四，银行交易信息三份。以此证明：银行交易信息系上诉人现任职公司支付月工资的凭证。证明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上诉人月平均工资不足2000元。该组证据结合一审上诉人提交的向被上诉人聂某1转账记录共同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聂某1恋爱期间，为了支付双方的生活费用以及满足被上诉人购物、饮食等消费，上诉人透支信用卡产生6万余元的债务。以上诉人目前工资收入，背负债务已面临生活困难。第二组证据：证据一，住院病历一份。以此证明：上诉人父亲因肾病于2017年1月入解放军150亿元住院治疗，××II期，出院医嘱为“避免劳累；定期复查”。证据二，1、××门诊认定卡一份；2、××门诊认定申请表一份；3、洛阳中心医疗处方签一份；4、东森大药房中药明细单一份。以此证明：上诉人父亲患××需长期治疗”，每月治疗药费、检查费约1500元左右。证据三，栾川庙子镇卡房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二份，以此证明：上诉人母亲及父亲均为栾川县庙子镇卡房村村民，二人均无工作，没有生活来源。该组证据总体证明：上诉人母亲没有工作，父亲因病不能劳累，无法从事工作。因此没有经济来源，每月需要支付1500元的药费。以上两组证据共同证明：上诉人本人及上诉人父母为了促成与被上诉人的婚姻，向被上诉人支付了6万元彩礼。上诉人目前每月收入不足2000元，尚没有经济能力偿还与被上诉人恋爱期间产生的信用卡负债60000元。而上诉人父母无经济来源，上诉人父亲患××需要长期治疗。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60000元彩礼已经导致上诉人家庭陷入经济困难。对于上诉人孙某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聂某2、聂某1共同质证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举证目的均有异议。第一组证据全部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转款凭证转账记录收款方信息不详细，无法核实向谁转账以及该转账的用途。关于租赁合同签署日期为2019年1月30日，租赁期限至2020年1月29日，而上诉人已于2019年11月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中上诉人也认可双方分居时间为2019年8月份，从以上时间差来看该份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信用卡账单、银行交易信息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交易明细也不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第二组证据，该组证据病历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查明，××时间为2017年1月10日，在本案彩礼纠纷之前，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关于村委会证明，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客观性，且村委会工作人员也没有署名并留联系方式，证明内容无法核实，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另外，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法院已给上诉人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举证，但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期间并未提交这两组证据，应视为其放弃了自己的相应权利，二审法院不应以该两组证据来认定事实。对于上诉人孙某在二审庭审过程中提供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组证据：对于证据一，被上诉人一方虽对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但并未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结合转账记录记载的内容，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视为上诉人孙某向“彭汉高”支付了房屋租赁费。但在上诉人未提供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实该转账支付的仅为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的房屋租赁费用。对于证据二，由于该证据为复印件，且承租人签名处的“孙某”与本院二审庭审笔录上孙某本人的签名差别很大，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予以认定。对于证据三，由于该证据为复印件，且上诉人对真实性提出质疑，故在上诉人孙某未提供其银行卡及银行系统出具的证明的前提下，仅凭三份信用卡账单复印件无法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对于证据四，由于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且上诉人未提供银行流水、劳动合同等证据予以佐证，故仅凭三份银行交易信息不能认定该交易信息是上诉人孙某的交易信息，也无法证实孙某的每月收入情况。关于第二组证据：对于证据一，被上诉人虽称该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但在质证时对于上诉人所举的该组证据二中的××门诊认定卡、洛阳中心医疗处方签、东森大药房中药明细单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本院结合该两组证据记载的内容，能够认定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但上诉人孙某仅凭一份洛阳中心医疗处方签、东森大药房中药明细单无法达到证明其父亲每月治疗费1500元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三，第一，该两份证明未有出具人签名，无法核实真伪；第二，其中一份证明写明房卡村村民张小霞，这与上诉人孙某提供的其父亲孙红伟病历中记载的孙红伟妻子为张小菊不一致；第三，在上诉人未提供其父母身份信息的情况下，其父母是否从商等情形无法核实；第四，关于张小霞的证明内容，如张小霞为上诉人孙某的母亲，该证明内容中的“无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现属无业人员”与上诉人孙某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上诉人的母亲常年在外打工维持生计”相矛盾。综合以上四点，本院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定。综上，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外，另查明：1、2018年4月至10月，上诉人孙某向“彭汉高”支付房屋租赁费约18033元。2、上诉人孙某的父亲患有××II期，××。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结合本案实际，由于上诉人孙某与被上诉人聂某1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彩礼款并无不当。但对于彩礼款返还的数额问题，我国现有法律对此无明文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常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因素酌情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具体到本案，由于上诉人孙某对原审认定其与被上诉人聂某1共同生活一年以上的事实并无异议，对订婚时给付的彩礼款为60000元的事实也未提出异议，故原审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因素酌情判决被上诉人聂某2、聂某1返还上诉人孙某彩礼款18000元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予以维持。上诉人孙某要求全部返还彩礼款的请求与风俗习惯不同，故不应支持。关于上诉人孙某主张返还的26191.69元的问题，因该款项是恋爱期间上诉人孙某为表达感情而馈赠聂某1的小额财物，应属于赠与关系，不在彩礼款之列。且根据上诉人所举证据及陈述，该笔款项是其在与被上诉人聂某1共同生活期间的开销，故上诉人要求返还该款项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孙某在上诉理由中陈述的家庭生活困难的问题。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了其父亲患病的相关证据，对此，本院虽表同情，但法律是刚性的，在做出判决时不能超出法律的规定予以判决。由于上诉人孙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直接证明其家庭困难，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上诉人孙某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元，由上诉人孙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发亮审判员  张淮滨审判员  张建松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昱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