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刑终1977号原公诉机关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某全，男，1964年4月7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大专，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2006年10月因犯挪用公款罪被花都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因本案于2018年7月5日被留置，同年9月21日被逮捕。现被羁押于广州市花都区看守所。辩护人梁翊竞、覃欣，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审理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曾某全犯受贿罪一案，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2018）粤0114刑初199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曾某全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一、2011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人曾某全任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村委会主任期间，伙同时任花都区花东镇“三旧”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商某检、时任该镇规划建设办副主任、“三旧”改造办主任曾某（均已判决），共同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广州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另案处理）收购花东镇鸿鹤村200亩历史留用地指标，并在后续相关手续办理上提供方便。期间，被告人曾某全、同案人曾某和商某检多次共同收受李某贿送的好处费共计320万元，其中同案人商某检分给被告人曾某全200万元，被告人曾某全个人分得30万元。上述事实，原判以下列证据证实：1.广州市花都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申请留用地指标统筹调剂办事指引》，证实留用地指标统筹调剂以行政村（改制后的经济联社或经济公司）为单位，一般在本区范围内进行调剂；确定指标调出方需经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指标调入方和调出方需将调剂方案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公某7日；在本镇内的集体经济组织间进行指标调剂的，由调入方和调出方共同签订协议。2.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核定经济发展留用地指标的函（穗国房留函[2010]345号）》及相关附件，证实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复函，鸿鹤村被征土地共2409841平方米，应安排经济发展用地247040平方米，未向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核发用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设用地，已核留用地指标未发批准书用地共18168平方米，现核定该村集体经济发展历史留用地指标共228872平方米。随文注销穗国房留函[2009]424号文。3.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村经济发展留用地指标调剂协议书》，证实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将穗国房留函[2009]424号文核定的133，333.33平方米（折合为200亩）历史经济发展留用地指标调剂给广州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双方同意按“一刀切”的方式一次性转让，总转让金额2000万元。4.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关于解决历年征地遗留自留地指标方案议案、鸿鹤村村民代表会议纪要，证实花东镇鸿鹤村委召集村民代表45人开会，经到会的41人全体签名同意达成决议，同意卖出200亩集体留用地指标，套兑2000万元。会议纪要经村主任曾某全签名确认，保证村民代表签名属实。5.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留用地指标调剂协议书》二份，证实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民委员会向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广塘村村民委员会调剂留用地120666.67平方米（181亩）指标；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民委员会向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三凤村民委员会调剂留用地12666.73平方米（19亩）。由曾某全代表甲方鸿鹤村签字。6.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核定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留用地指标的函（穗国房留函[2012]121号、172号）》，证实花东镇鸿鹤村与新华街广塘村的调剂留用地指标方案报经花东镇政府、新华街道办、花都区政府同意，并经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定同意；花东镇鸿鹤村与花东镇三凤村的调剂留用地指标方案报经花东镇政府、花都区政府同意，并经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定同意。7.同案人商某检的身份材料及任职材料，证实2011年1月至2013年1月，商某检在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三旧”改造办公室工作。8.广州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实该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9.证邓某永的证言：广州市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2011年注册成立的，我是这家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并没有实际出资，也不参与该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与决策，该公司的实际老板李某全和“周先生”。我不清楚甲公司在花东镇购买和转卖留用地指标的事情李某全他们没有跟我提过，也没有让我参与，我只是在相关文件中签了名，对公司和公司项目情况都完全不了解。10.证潘某1根的证言：广州市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李某全周某波各出一半资金注册成立的，由我邓某永代为持股，但我邓某永都只是挂名，并没有实际出资，也不参与该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与决策。2011年，按李某全的指示，我代表甲公司在花东镇政府“三旧”改造办公室和花东镇鸿鹤村书记曾某全签订了购买200亩留用地指标的合同，李某全和鸿鹤村商谈的具体过程我不清楚。11.证周某波的证言：2011年李某全提出花东镇鸿鹤村有一批留用地指标可以买入再卖出赚差价，所以拉着我一起利用甲公司来转卖指标谋利。甲公司成立于2010年左右，公司的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是我李某全，我们各占股50%，法定代表人李某全的司潘某2传，但实际上公司的所有事情都是由我李某全共同商量并作出决策的，后来留用地指标买卖完成后，我们就把甲公司卖给了别人。2011年甲公司从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和其他两条村购买过约229亩留用地指标，每亩都是10万元，其中鸿鹤村有200亩，之后在2012年至2013年甲公司就把这229亩指标分别转卖给其他中介公司及人员了。因为我是香港人，也不熟悉相关政策，所以这件事李某全主导的，他跟相关人员联系完会跟我商量，李某全从来没有让我接触过鸿鹤村或中介公司的人，即使我分管公司财务，但实际上也只是按李某全的意思给钱而已。我李某全说过，他在这件事情上跟花东镇的公职人曾某山等人接触和联系过，他们是促成甲公司与鸿鹤村签约的介绍人李某全说介绍人工作也很辛苦，要协调村镇关系、做好村民工作等等，提出条件说要按每亩1.5万元或1.6万元收取“中介费”，总共300万或320万元，而且这部分钱不开具发票或收据。我听了这个条件后，知道这个所谓的“中介费”就是给中介人个人的好处费，而不是给政府或村集体的，但是即使加上这笔好处费，我李某全都认为还是有钱可赚，于是就同意支付这笔钱。甲公司之所以要送好处费曾某山他们，是因为他们是镇政府的公职人员，负责留用地指标调剂办理及审批等具体业务，而且他们还帮助甲公司协调鸿鹤村的村社干部，做通村民工作，让我们顺利购买了鸿鹤村的留用地指标，送钱给他们也是为了感谢他们的帮助。12.同案人商某检的供述：2011年某天曾某山到我办公室对我说现在广州市人大出台了一份文件，村的历史留用地指标可以进行村与村之间的调剂，表示花东镇政府对存有历史留用地指标的有关村已经开了会，并提出调剂指导价每亩10万元，花东镇鸿鹤村有二百多亩的历史留用地指标有老板想购买，让我找时任花东镇鸿鹤村村委会主任曾某全谈谈，让曾某全去做村民的工作，事成后可以给曾某全每亩1万元的工作经费，共计200万元，但是村历史留用地的所有程序一定要顺利进行，包括村民代表大会一定要通过、村民同意调剂的表决书一定要签署等。于是我到花东镇鸿鹤村村委会办公室找到了曾某全，把上述有老板想买花东镇鸿鹤村的指标并支付每亩1万元的工作经费等情况转告给曾某全，并说明曾某山牵头联系的，应该没有问题。曾某全考虑了几天回复我说同意了。我把曾某全的情况曾某山汇报了，并问他这件事花东镇领导是否知情曾某山说知道的，没有问题。后曾某山还对我说他已经李某全谈好了，上述工作经费可以提高到每亩1.6万元，共计320万元。于曾某山带我李某全的办公地址介绍我认识李某全，李某全介绍由我具体经办。后来花东镇鸿鹤村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并通过同意按政府指导价将上述200亩的历史留用地指标出让给广州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此过程中，曾某全按照李伍全的指示召集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并对上述200亩历史留用地指标调剂到其他村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后曾某全交村民代表大会的会议纪要、村民同意调剂的表决书等材料交给我，我再将这些材料交给花东镇规划办公室进行审核，经花东镇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加盖花东镇政府公章，最后经过区政府同意并加盖区政府公章。在上述过程中曾某山当时是花东镇规划办副主任、“三旧”改造办主任，这些村历史留用地指标的调剂工作曾某山负责审核，调剂的所有材料首先要经曾某山把关同意。我作为花东镇规划办的科员，主要是按领导的指示开展工作曾某山吩咐我负责跟进，我主要负责收集相关材料、沟通协调花东镇鸿鹤村以及收取相关费用、支票。大约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曾某全提出需要用钱来做村民的工作，我也多次李某全尽快将工作经费准备好，每次基本都曾某山通知我到广州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办公地址拿，每李某全都在现场，还有其他人，但我都不认识李某全事先用行李袋把现金装好给我，每次大约40-50万元现金李某全最后一次给我现金的时候跟我说已经给齐了，但实际上有无给齐我不清楚，因为我每次拿钱都没有认真点数。我首先把送给曾某全的费用200万元全部拿给曾某全，一般约曾某全到花都广场、人民公园等地附近交给他，每次我都会跟他说这些钱李某全给的。我记得最后一次交给曾某全的时候也对他说已经给齐了，曾某全点头表示同意。剩下120万元的费用由我曾某山平分，我都是曾某山到他弟弟“阿伟”位花都区路的烟酒茶店铺附近给他，大概也是分了两到三次，每次约20至30万元。在上述过程中，曾某全分得200万元，我分得60万元曾某山分得60万元。我自己收取的60万元都用于个人生活开销曾某山收取的60万元有一部分退还给我，大约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曾某山约我到他弟弟“阿伟”的上述店铺见面，见面后他说收到风声，迟点区纪委会找他谈话，暂时把60万元退还给我，让我暂时保管。大约2018年春节前曾某山又问我要回上述60万元中的10万元，剩下50万元叫我迟点再拿回给他。后来我拿了10万元到上述烟酒茶店铺交给曾某山。剩下50万元现在存放在我工商银行的账户李某全送上述钱财给我曾某山和曾某全主要是感谢我们帮助他顺利拿下花东镇鸿鹤村200亩的历史留用地指标并将上述历史留用地指标办理了调剂手续。13.同案李某全的供述：我曾某山是十多年前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认识以后关系比较好。商某检是花东镇“三旧”改造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甲公司参与买卖鸿鹤村留用地指标一事的具体经办人。甲公司成立于2010年左右，该公司的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是我周某波，我们各占股50%，公司的所有事情都是由我周某波商量决定。2010年或2011年，花都区政府为了解决前几年征地的历史遗留问题，出台了关于在村集体之间进行留用地指标统筹调剂落地的政策，并允许区内跨镇跨村调剂，政府指导价为每亩10万元，按审批进度付款。但是在政策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因为很多村集体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出钱进行调剂，所以当时社会上就有一些公司帮村出钱进行指标调剂，之后再转卖指标谋利或使指标落地。我从中看到了商机，想用甲公司来转卖指标谋利。我得知花都区解决历史留用地指标问题的消息后，找曾某山曾某山把一个叫商某检的人介绍给我周某波认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是花东镇三旧改造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商某检说每亩留用地指标调剂的总价要11.5万元或11.6万元，其中10万元是村集体按区政府指导价收取，另外的1.5万元或1.6万元是“差价”，这部分不开具发票或收据，并按照留用地指标的办理流程和付款给村的时间节点支付，最好以现金形式支付。我周某波听了这个条件后，觉得没有超出当时留用地指标的市场交易价格(约12万元/亩）的水平，于是同意接受商某检提出的条件。后来，商某检曾某山联系鸿鹤村，帮甲公司促成了购买200亩留用地指标的事情并办理好相关手续。甲公司按照约定将总“差价”款300万元或320万元给商某检他们。我周某波知道“差价”实际上是给相关人员的好处费。我记得每次都是商某检来甲公司位于花都区公园前路旧外经贸委办公楼三楼和四楼的办公室拿的。商某检每次都按照留用地指标手续办理进度和时间节点来拿钱，直到我们付清这300万元或320万为止。钱来源于甲公司，我周某波每人各出一半。商某检是如何处理和分配这些钱我不清楚。在购买鸿鹤村留用地指标的事情上，送300万或320万元“差价”给商某检曾某山，是因为他们是规划办及三旧办的工作人员，负责留用地指标调剂办理及审批等具体业务，而且他们还帮助甲公司协调鸿鹤村的村社干部，让公司避免繁琐的办理手续，顺利购买了鸿鹤村的留用地指标。14.同案曾某山的供述：大约2011年，区政府和区国土局出台了村历史留用地指标“一刀切”补偿和区内村与村之间调剂的方案李某全通过电话联系我，有意向收购花东镇历史留用地指标。我找商某检去了解各村的留用地指标情况后，并介李某全与商某检认识，李某全说可以直接与商某检联系。商某检告诉我花东镇大部分村留用地指标都已经有人在沟通了，只有花东镇鸿鹤村计划处理的200亩未有人沟通。我对商某检说去李某全谈谈。过了一段时间商某检告诉我，已经李某全谈妥了，但具体商谈的内容没有跟我说。按照文件规定李某全是以每亩10万元的价格向花东镇鸿鹤村购买上述200亩的历史留用地指标，购买后全部都调剂出去了，其中180亩调剂至新华街广塘，20亩调剂村。按照文件规定，农村历史留用地指标调剂需要向花东镇政府提交的材料包括村民同意调剂表决书、村与村之间调剂合同公某示照片、调剂表格等材料。随后花东镇政府上报区国土部门，由区国土部门上报区政府，最后由区政府上报市国土局，由市国土局作出最终批复。大约在2011年年底，商某检分两次一共给我60万元的好处费，地点都是在我弟弟曾广伟位花都区路的烟酒茶店铺附近，我上商某检的车，每次他给我30万元，商某检说李某全给的。我不清楚商某检一共李某全手中拿了多少好处费，商某检从中收取了多少我也不清楚。我收受60万元的好处费之后，2017年4月花东镇鸿鹤村因村历史留用地指标调剂的事情有人不断去举报，我害怕出事。2017年4月，我筹齐了60万元现金，暂时退还给商某检。大概过了半年，我以为风声没有这么紧了，就问商某检要回上述60万元，商某检说他已经花掉了。2018年春节前的一天，商某检给回我10万元现金，并说剩下部分以后再想办法李某全送给我现金60万元是因李某全通过这次历史留用地指标调剂赚取了利润，所以通过商某检分了部分利润给我。花东镇鸿鹤村历史留用地指标180亩调剂到新华街广塘村，李某全自己去谈的，我没有参与。剩下20亩指标李某全叫我想办法调整指标。后来我找到了时村党支部书记王金行，通过王金行负责村内工作并提交相应材料，在花东镇鸿鹤村历史留用地指标调剂到广塘村的时候，三凤村的20亩历史留用地指标调剂手续一并办理了。15.被告人曾某全的供述：2011年的一天，花东镇“三旧”改造办公室副主任商某检打电话给我说历史留用地指标调剂的事情，问我们村有没有指标能卖出去，并表示如果可以调剂卖出，除了转让费之外，购买留用地指标的公司还愿意以每亩指标1万元的价格给予我们好处费。第二天，我组织召开了鸿鹤村两委会，参会人员有时任村党支部书记陈炳辉、副书记张国强、村委会主任曾某全、副主江某扬、妇女主任蓝卫勤、治保主陈某2记有。在两委会上，我将商某检提出的留用地指标调剂的事情和条件向大家通报了，也说购买留用地指标的公司愿意以每亩指标1万元的价格给予好处费，于是我们六个人一致同意调剂卖出鸿鹤村330多亩历史留用地中的200亩留用地指标，这200亩主要是村一级的指标，不涉及各经济社的指标。两委成员还就如何分配200万元的好处费达成一致，六个人每个人分得30万元，剩下的20万元用于开会或组织经济社社长外出旅游。过了一周左右我又组织召开了鸿鹤村两委会扩大会议，参会人员除了我们六人还有鸿鹤村的九个经济社社长。会上，我们称政府号召我们将村历史留用地指标打包处理，希望各个经济社社长回去召开经济社户代表会议，征求户代表的意见。后来各个经济社反应到村委的情况是九个经济社都同意将村集体的留用地指标调剂卖出。于是我组织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最后会议通过将村集体200亩留用地指标调剂卖出的决定。我打电话通知商某检，商某检到村委把鸿鹤村村民代表签名的表决结果公某示、会议记录等资料都拿走了，之后商某检打电话通知我去花东镇“三旧”办公室签订指标调剂协议。签完合同两三天后，购买指标的公司就支付了1000万元指标转让款，后续几个月内付完另外1000万元，都是由商某检拿着现金支票到村委支付的。我们在指标调剂手续的办理过程中没有和对方公司对接过，都是由商某检跟进，我们鸿鹤村只和商某检对接。200万元好处费是商某检在对方公司付完2000万元购买留用地指标费用后分四次交给我的，每次都是商某检打电话告诉我拿钱的地点，然后我开车去到他指定的地点。第一次是在花东镇联安村荔枝园农庄，商某检给了我40万元，当天我打电话通张某强到村委取走了其中的30万元。第二次是花都区道人行天桥脚下，商某检给了我60万元，当天我打电话通陈某1辉陈某2记有到村委分别取走30万元。第三次是在花都广场有很多罗马柱的位置，商某检给了我60万元，当天我打电话通知蓝卫勤江某扬到村委分别取走30万元。第四次是在花都区山前旅游大道七星村的路边，商某检给了我40万元，我拿走了其中30万元。综上，我们六个村干部每个人分得30万元，剩下的20万元后来用于组织鸿鹤村两委干部和村社队长去从化温泉和惠东海边游玩了。我把这30万元好处费放在车里用于日常消费，现在已经用完了。商某检和购买指标的公司送上述200万元好处费给我们村干部这是一开始谈好的，对方公司主要是为了取得村民同意调剂历史留用地的相关手续，最后顺利取得我们鸿鹤村的留用地指标，因为如果我们鸿鹤村不同意调剂，该公司就不可能顺利取得鸿鹤村的留用地指标。二、2013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曾某全任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委会主任期间，伙同时任花东镇规划建设办副主任、“三旧”改造办主曾某山，共同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广州市乙投资有限公司（另案处理）成功购买鸿鹤村大龙经济社24.48亩历史留用地指标。事后，被告人曾某全和同案人曾广山共收受广州市乙投资有限公司好处费24.48万元，其中同案曾某山分给被告人曾某全12万元，被告人曾某全个人得款6万元。上述事实，原判以下列证据证实：1.花东镇鸿鹤村关于历史留用地指标合作开发会议记录、花东镇鸿鹤村所属的经济合作社关于历史留用地指标合作开发会议记录，承诺书、广州市农村财务专用收据，历史留用地指标合作开发合同书，广州金某隆投资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代码证，关于要求尽快办理历史留用地征地的请示、花东镇387亩统筹留用地项目委托征收土地协议书等，证实：鸿鹤村拟与广州金某隆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开发387.1亩历史留用地指标的相关情况。2.鸿鹤村大龙经济社出具的收据,证实收据内容为，鸿鹤村大龙经济社收到广州金某隆投资公司的工作协调费244800元戴某忠签认该收据由其提供。3.广州金某隆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费用报销单,证实：广州金某隆投资有限公司财务人员确认，2014年2月25日支出现金244800元，用胶带装着交戴某忠，报销记录“付鸿鹤村工作协调费244800元。”4.证戴某忠的证言:2014年初，我所在的广州市乙投资有限公司在与花东镇鸿鹤村等八条村利用历史留用地指标合作开发的过程中，送曾某山24万多元现金好处费。2013年，花东镇政府引进乙公司跟鸿鹤村、保良村、望顶村等八条有留用地指标的村商谈合作开发的事情，涉及留用地指标总面积380多亩金某隆公司在鸿鹤村总共购买留用地指标130多亩，合作方案需要经过村委、社队两级开会表决同意后才能实施。我作金某隆公司的负责该项目的经理，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曾某山对接，具体工作是提曾某山要我公司提供的资料以及将项目的各种费用通过支票或现金的形式交曾某山。在上述合作开发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曾某山通知我说鸿鹤村在表决的程序中，大龙经济社不同意合作方案，想要直接把涉及大龙经济社约24亩的留用地指标卖掉拿现金，并提出需要一笔24万多元的“工作经费”。后来经过公司股东商讨，为了不影响花东镇八条村380多亩指标落地的项目金某隆公司愿意出钱买大龙经济社的24亩指标并支付24万多元的“工作经费”。由我通曾某山并让他帮忙问鸿鹤村干部需要多少钱才肯同意调指标。后曾某山答复我说大龙经济社同意以每亩38万元的价格出让留用地指标，并要金某隆公司一次性支付900多万元的指标转让款。经过公司股东商讨金某隆公司接受了大龙经济社的条件。后金某隆公司通过农商银行向大龙经济社支付900多万元的指标购买费，他们同意签署合作开发方案。24万多元的“工作经费”是公司商讨后共同决定由公司支出的费用。给其他村的工作经费只有每个村3万元，而且都是公司通过支票直接支付给镇政府，由镇政府拨付给各村，只有大龙经济社的“工作经费”曾某山要求我以现金的形式支付24多万元并直接交付曾某山。我认为这笔“工作经费”实际上曾某山想要得到的好处费。当金某隆公司为了继续推进该项目不得不接曾某山的条件，同金某隆公司担心这笔钱出问题，要曾某山提供大龙经济社的收据。至曾某山后来是否把这笔钱给到大龙经济社或者是否分给了鸿鹤村干部，我不清楚。2014年2月左右，花东镇鸿鹤村与他金某隆公司签署合同后，我经公司股东同意从公司财务室提取了24万多元现金，并打电话通曾某山准备好钱了曾某山便通知我到花东镇，我开车到指定地点曾某山金某隆公司要求出具的收据交给我，其看过确实收据写着24万多元后，就把24万多元现金交给曾某山。因金某隆公司在谈合作开发的过程中，鸿鹤村大龙经济社不同意合作开发，他们公司希曾某山和鸿鹤村的干部帮忙做通了大龙经济社的工作，不影响整个380多亩留用地指标落地的事情，所以才送曾某山24万多元现金的费用。5.同案曾某山的供述：广州金某隆投资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名戴某忠，大约在2013年戴某忠主动找到花东镇招商办公室了解并参与到花东镇范围内的历史留用地的开发情况，招商办公室召集部分主要工作人员包括其开会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戴某忠。2013年年初，花都区花东镇有937亩历史留用地（其中一块有387亩，另一块有550亩）已经取得省、市国土批文并办理了征地公告等手续戴某忠比较感兴趣的是其中一块387亩地块，想建设商业城。上述留用地涉及到八条村，由于上述历史留用地指标涉及很多村委及社委，需要大量繁琐的表决程序。花东镇政府与各条村的村干部讨论后决定上述387亩历史留用地向投资方提出的条件为所有资金投入（包括租用历史留用地的租金、征地补偿费用、办理土地证费用、产生留用地的征地及办理土地证费用、道路市政建设费用、建设费用）均需要投资方自行解决，另外上述留用地的国有土地证是村委会联名的，银行不会因上述土地抵押贷款给企业。在上述地块物业建成后村委会还要按每亩150平方米的标准返还部分物业。2013年年中，广州市乙投资有限公司拟购买花东镇凤岗村、高溪村、塘星村、竹湖村、港头村、望顶村、保良村、鸿鹤村八条村的历史留用地指标共计387亩，落地花东镇政府对面的花东镇南溪村和花东镇象山村。广州金某隆投资有限公司与花东镇招商办进行了沟通后，多次召集上述八条村的党支部书记及村委会主任召开会议研究广州市乙投资有限公司向上述八条村合作开发留用地指标的合同。经讨论上述八条村均同意合同内容。由于上述八条村大部分为贫困村（除鸿鹤村外），村干部纷纷提出在召集村民表决合作开发留用地指标时无法向前来投票的村民发放会议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费用。于是广州市乙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向每条村支付3万元作为工作经费，由各村开具收据交给广州金某隆投资有限公司，再戴某忠将工作经费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各村。然后这八条村陆陆续续开展了村民表决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村民和户代表表决，除了鸿鹤村的一个经济社不同意外，其余七条村几十个经济社全部都同意了上述历史留用地指标的合作方案。我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就到鸿鹤村了解情况，并召集了鸿鹤村的数名干部开会讨论研究。在此过程中我了解到该经济社的村民要求广州金某隆投资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补偿费用。最后经过多次做思想工作，以及与花东镇鸿鹤村村干部曾某全等人和该社干部讨论后同意广州金某隆投资有限公司以每亩38万元的收购价收购返还给该社的物业，另外会议费、伙食补贴、交通费等工作经费按每亩2万元计算。我将上述条件转告戴某忠戴某忠说他不懂怎样处理，反正能够同意就可以了，让村委会办理就行了。几天后，曾某全告诉我表决书经村民表决通过了。大约在2013年年底，广州市乙投资有限公司成功与花东镇凤岗村、高溪村、塘星村、竹湖村、港头村、望顶村、保良村、鸿鹤村八条村的几十个经济社签署历史留用地指标合作合同。由于上述历史留用地的指标落地在花东镇政府对面的花东镇南溪村和花东镇象山村，至今征地工作完成了大部分，还有一小部分还没有完成，因此仍然无法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2013年年底或2014年年初，花东镇鸿鹤村与广州金某隆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合同后戴某忠便打电话约我到花东镇某个地方，当戴某忠开车到指定地点，我金某隆公司要求出具的收据交给了他，他金某隆公司准备好的好处费（用塑料袋包装）交给了我。回到车上我打开塑料袋看了一眼，里面大概有20多万元。过了几天，我叫曾某全到花东镇的某个地方见面，见面后，我打开车尾箱对他说这戴某忠给的钱，曾某全拿走了一部分，留下了10万元现金给我金某隆公司戴某忠称为了公司做账方便，要求我们给一份大龙经济社的收据金某隆公司才会给我们相应20多万元的好处费。我把这个情况告知了曾某全，后来曾某全就给了我一张大龙经济社出具的收据，至于曾某全是怎么拿到该收据我并不清楚，实际上大龙经济社并没有收到相应20多万元费用。上述10万元我认为戴某忠给我和曾某全的戴某忠可能是为了感谢我和曾某全在协助他们公司购买大龙经济社自留地指标的过程中出了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才会送钱给我们。这些钱我没有退还戴某忠或曾某全。6.被告人曾某全的供述：2011年至2013年，为了解决历史留用地问题，花东镇政府引进乙公司跟鸿鹤村、保良村、望顶村等八条有留用地指标的村商谈合作开发的事情，涉及留用地指标总面积380多亩金某隆公司在鸿鹤村总共购买留用地指标130多亩，并准备在南溪村落地，这些指标大多数是各个经济社的。因为涉及多个村，经过我曾某山从中参与双方商谈金某隆公司最终接受了大龙经济社提出的转让条件，并通过村委表决，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签订后一个月，相关留用地指标转让手续已经办妥，一天下午下班后，曾广山打电话约我到花东镇秀塘村村委往七星村方向的路边见面，我开车去到他指定的上述地点后曾某山打开他的车尾箱，指着里面的一个塑料袋对其说，这里面有24万元现金，让我自己拿。我知曾某山的意思是这24万元金某隆公司给他们的好处费，让我“自己拿”就是说这笔好处费他也有份，我不能全部都拿走。我就说我拿12万元，我就拿了12沓装在自己准备好的塑料袋里，之后我们就各自离开了。当天我回到鸿鹤村后，把其中6万元给了鸿鹤村时任党支部书陈某1辉，并对他说这笔钱是他们说服大龙经济社在形式上同金某隆公司的合作开发方案金某隆公司给他们的好处费陈某1辉没说什么就收下了。因陈某1辉是鸿鹤村时任党支部书记，说服大龙村签约有“工作经费”这件事我事先跟他说过，而曾某山后来也确实给了我“工作经费”，所以我分一半陈某1辉。剩下的钱都用于我个人消费了。综上，被告人曾某全伙同他人共同受贿共计344.48万元，其个人分得款项共计36万元。2018年7月5日，被告人曾某全去到花东镇纪委投案。2018年8月29日，被告人曾某全退赃39.3万元。全案事实，原判还以下列证据证实：1.广州市花都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破案经过，证实2018年7月5日，被告人曾某全主动花都区委廉政教育管理中心配合调查。2.广东省暂时扣留、冻结财物收据，证实2018年8月29日，被告人曾某全退赃39.3万元。3.同案曾某山的身份材料及任职材料，证曾某山2006年1月至2012年5月担任花都区花东镇规划办副主任；2012年5月至2014年1月担任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规划办副主任，农业办、“三旧”改造办主任。4.被告人曾某全的身份材料及任职材料，证实曾某全的身份情况；2011年4月至2014年4月任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委会主任。原判认为：被告人曾某全无视国家法律，伙同并利用同案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本案查明的量刑情节包括：1.被告人曾某全有职务犯罪前科，可酌情从重处罚；2.被告人曾某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被告人曾某全主动退出个人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曾某全的犯罪事实和上述情节对被告人曾某全受贿罪减轻处罚。为此，综合考量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作用、认罪态度等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曾某全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十万元。二、扣押在案的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上诉人曾某全及其辩护人上诉、辩护认为：1.曾某全不具备受贿的主观故意。（1）商某检在与其商谈鸿鹤村历史留用地指标的调剂问题时主动提出会向其支付200万元的工作费用，其因此认为该笔费用属于上级领导划拨的合法报酬。（2）商某检和其提过相关项目后，其组织召开了村两委会，通报了相关事项并就该笔费用的分配、使用作了讨论，如若其有受贿的故意就不可能如此明目张胆的与他人公开讨论这件事。（3）其从未李某全等人接触过，也不知李某全曾某山、商某检之间的合作，谈何李某全谋取利益。2.曾某全未有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索贿或收受他人贿款的行为。其是按照上级领导指示依法履行职责，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最终通过涉案历史留用地指标调剂方案，其自身是没有权力决定方案的通过与否的。3.原审认定犯罪数额有误。曾某全不知曾某山、商某检收李某全120万元，不应对该笔贿款负责；曾某全收取的商某检支付给其的200万元是与其他5人平分，其自己只留了30万元，应扣除其他人分占的部分。4.原审量刑过重。曾某全在本案中从未直接与甲公司金某隆公司接洽，是曾某山、商某检的指示；曾某全主动到纪委部门接收调查，如实供述涉案事实，属自首；曾某全实际分得36万元，但已退赔39.3万元，悔罪态度好。综上，望二审综合考虑曾某全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主观恶性较轻、自首、退赃情节，予以减轻从轻处罚。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曾某全伙同他人共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曾某全及其辩护人关于未利用职务受贿、犯罪数额有误等意见，本院评析如下：1.曾某全伙同同案曾某山、商某检共同利用各自职权为他人购买历史留用地指标提供便利，收受贿款。（1）曾某全曾某山、商某检的身份及任职材料证实，案发期间曾某全任鸿鹤村村委会主任，主持领导村委全面工作曾某山、商某检分别任花东镇“三旧”改造办主任、工作人员，负责历史留用地指标的统筹调剂落地工作，也曾某山、商某检直接负责处理花东镇范围内包括涉案的历史留用地指标的调剂、合作开发工作，在涉案指标调剂转让过程中曾某全负责协助办理，故曾某全属作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办理相关行政工作即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按国家工作人员论。（2）曾某全曾某山、商某检共同利用其等负责涉案历史留用地指标的职务便利，使得甲公司金某隆公司分别顺利购买鸿鹤村的200亩历史留用地指标、大龙经济社的24余亩历史留用地指标，为此，甲公司金某隆公司贿送曾某全等人钱款数百万元，有曾某全曾某山、商某检李某全戴某忠等人供述、书证等证实。曾某全等人与他人的权钱交易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而是否是依法定程序会议表决通过相关事项，不影响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其以此为由辩解未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于法无据。2.曾某全主观明知收受的“工作费用”为其伙同他人李某全戴某忠输送利益而获得的贿款。曾某全以村委公务账户收李某全等以支票形式支付的指标调剂转让款，以现金形式秘密收李某全戴某忠支付的所谓的“工作费用”，并作与他人分占、个人生活消费等私用，可见其对所谓的“工作费用”是给其个人的“好处费”，是其李某全等顺利购买历史留用地指标提供便利的金钱对价。曾某全与村委其他成员小范围讨论商定相关事项并提出共同分占所谓的“工作费用”200万元，是为实李某全所请实施的谋划行为，其等决定将前述费用分占收入己囊更是印证曾某全明知该款项属利益交换对价，而非如其所辩解。3.曾某全非法收受他人贿款224.48万元。曾某全供述在推进甲公司购买鸿鹤村200亩历史留用地指标过程中，其是与商某检联络，商某检告知其对方公司会按1万元/亩的标准给付好处费，共计200万元，事成后其也确从商某检处收到现金200万元，对此商某检亦供述其告知曾某全对方公司是按1万元/亩的标准支付好处费，对于之后提高至1.6万元/亩的情况，其并未明确有告知曾某全，曾某山李某全亦未有指证曾某全知情好处费的总额，可见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曾某全知道同案曾某山、商某检有收取好处费及准确数额，故原公诉机关指控曾某全参与收受其余的120万元贿款的证据不足，应按曾某全实际知情并收取的200万元认定犯罪数额。曾某全对其伙曾某山金某隆公司谋取利益，收受贿款24.48万元的事实供认无误，并曾某山戴某忠的供述印证，本院不再赘述。其与村委其他人员分占前述200万元贿款属收受贿款后与他人分赃的处分行为，依法不应扣除，故其该部分辩解于法无据。综上，上诉人曾某全及其辩护人辩称曾某全未有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款及不具有受贿的主观故意等意见有悖事实，本院不予采纳。但辩称应予扣曾某山、商某检收受的合计120万元的意见，本院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曾某全伙同同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曾某全有犯罪前科，可酌情从重处罚。曾某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其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曾某全主动退出个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惟认定犯罪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刑初199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的定罪部分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刑初199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的量刑部分判决；二、上诉人曾某全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7月5日起至2022年1月4日止；罚金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十日内向原审法院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伦铭健审判员  杨梅珍审判员  幸 福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