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421民初262号原告：汪士春，男，汉族，1951年1月4日出生，湖南省衡阳县人，住湖南省衡阳县。被告：衡阳县界牌镇白象村萼雅堂村民小组。负责人：汪美兆，男，汉族，1964年11月12日，湖南省衡阳县人，住湖南省衡阳县。第三人：汪祝云，男，汉族，1967年10月25日，湖南省衡阳县人，住湖南省衡阳县。原告汪士春与被告衡阳县界牌镇白象村萼雅堂村民小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3月10日，经原告申请，本院追加汪祝云为第三人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士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衡阳县界牌镇白象村萼雅堂村民小组、第三人汪祝云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汪士春向本院提起诉讼：1、请求判决被告支付承包地征收补偿款9366.5元和粮补直补206.4元；2、请求依法判令《关于萼雅堂小组创业大道征地现金发放到户事议》无效，并承担伪签的法律责任；3、请求判决被告承担原告为维权的开支824元。事实与理由：原告自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起就一直是该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依法取得了该组田、山的承包经营权。原告系原国庆乡瓷泥矿会计，因该矿属衡阳县重点骨干企业，县里于1995年8月分配该矿农转非户口二人，原告是其中的一个，由瓷泥矿出资1400元，给原告办理了农转非户口。1997年最后一次分田山，根据县级政策精神，对农转非户口，生活无着落的，允许分田山，故原告在本组分到了责任田和责任山，且至今未动，维持到现，这足以证明原告一直是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之一，且是同样地缴纳国家的农特两税和三级上交的款项。原告自1995年的所谓农转非(实为卖户ロ)至今已历时24年，离最后一次确权分到田、山已历时22年，且责任田和责任山是原告作为生存的唯一，除此以外，仅只有满60周岁后，才享有与其他农村户ロ一样的均等待遇每月78～103元的社会保障款，其他并无任何保障。2017年9月1日，衡阳县界牌陶瓷工业园正式挂牌成立，白象村被托管于该园，却打破了原告赖以生存的泥饭碗，依法成立的合同被非法失效，导致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合法权利人，因是农转非户口，其合法权益被强遭剥夺，分不到征地补偿款，断了原告的烟火食。依据衡公发[2016120号第48条第一款规定，原告申请非转农却不予办理。根据检察日报《外嫁女能分老家征地款吗?湖南抗诉起民事申诉案》中“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当事人能否享有征地补偿费分配资格，要以其是否具有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前提条件”，本案原告完全具备该条件。综上，原告虽户籍为农转非，实为权利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二)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之规定。故原告请求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还原告一个生存条件。被告衡阳县界牌镇白象村萼雅堂村民小组未到庭参加诉讼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第三人汪祝云未到庭参加诉讼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林权证，林证字（2010）第430933536027号；证据2，萼雅堂组证明；证据1和证据2拟证明原告在该组依法取得了田土山的承包权，是该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的保护；证据3，《关于萼雅堂小组创业大道征地现金发放到户事议》，证明被告在该协议上伪造了原告的签字，伤害原告的事实；证据4，界牌陶瓷工业园作出的《关于汪士春反映萼雅堂征地款分配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拟证明工业园采信组里伪签的证据，并冠以组规民约的乱作为；证据5，界牌陶瓷工业园作出的《关于反映享受征地补偿款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拟证明工业园蓄意挑起组民内斗，从中渔利的事实；证据6，《请求将我之农转非户口返迁原籍申请书》，拟证明原告请求非转农，征得了该组百分之九十的组民同意、小组盖章同意、村级签章同意。完全符合衡公发(2016)20号第48条第1款第1项中“夫妻投靠的要求，而强遭县公安局的故意刁难不予办理而提起行政诉讼；证据7-1讯问笔录（汪士华）、7-2讯问笔录（汪祝云）、7-3白象村《关于汪士春户口迁回原籍的研究决定》、7-4房屋登记信息，拟证明县公安局违背《行政法》第35条“在行政诉讼中被县公安局及其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的规定；拟证明县公安局违背《诉讼法》第67条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做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拟证明行政干预司法，逼迫白象村在原告提起诉讼后作出《关于汪士春户口迁回原籍的研究决定》以“没有通过调查核实，开会集体研究加盖村委会公章属个人意见，原盖章无效”的流氓法痞结论；拟证明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可以提交新的证据是衡阳县法院的专利发明；拟证明原告当即拒绝质证，却被县法院采信，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证据8,2018年检察日报《外嫁女能分到老家征地补偿款吗？湖南抗诉一起民事申诉案》，拟证明“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当事人能否享有征地补偿费分配资格，要以其是否具有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前提条件”，足以证明原告的诉请于法有据、于案有例；证明9，《萼雅堂小组创业大道按现有人口分钱表》，拟证明该组第一次人平分款5850元，第二次人平分款3516.5元，原告未享受；证据10，王小娥（原告之妻）农村商业银行账户（5人），拟证明自2017年归工业园管后至2019年原告未享受政府补贴资金人平每年68.8元，三年合计206.4元；证据11，原告维权的误工、差旅、文印等费764元，拟证明原告维权的直接损失；证据12，原告提交法院的《委托鉴定申请书》，拟证明被告伪造原告的签字，其协议违法、无效，应予撤销；证据13，原告汪士春与界牌镇镇法委书记陈永韬的通话录音和文字说明，拟证明县政府为遏制原告上访，在长沙截访，于2019年9月26日在县信访局，由县信访局牵头，参会的有县人口管理大队李怔、界牌镇法委书记陈永韬、界牌派出所戴所长、界牌陶瓷工业园纪委书记李波、泰清派出所傅所长。召开七方座谈会达成共识，尽管汪士春户口未迁回，但该人是该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不能否认，应该享有该征地补偿款的权利，而事后未予落实；证据14，原告的举报和申请书：1、《界牌镇纪委书记违法竞选村书记，白象村戒免书记摇身变为新书记》；2、《白象村小官大贪，工业园全权保护》；3、《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实名举报并在湖南红网公开发表，遭到了来自于白象村的黑恶势力及衡阳县以县委书记为首的党政黑保护伞的疯狂报复；证据1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本法第5、9、14、16、20、23、25、26、27、53、61等11条是原告维权的法律依据。被告衡阳县界牌镇白象村萼雅堂村民小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第三人汪祝云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5认定如下：证据1是衡阳县林业局依法颁发给原告的林权证复印件，经核对与原件一致，该份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是萼雅堂村民小组证明的复印件，并加盖有衡阳县人民法院调查材料专用章，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系《关于萼雅堂小组创业大道征地现金发放到户事议》的复印件，证明的内容与本案事实无关，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4、5分别是界牌陶瓷工业园作出的《关于汪士春反映萼雅堂征地款分配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和《关于反映享受征地补偿款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复印件，经核对与原件一致，来源真实合法，但与本案事实无关，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6系原告之《请求将我之农转非户口返迁原籍申请书》的复印件，真实合法，但与本案事实无关，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7-1和7-2系询问笔录，有被问话人的签名和指印，能够证明原告长期的居住情况，本院予以采信、7-3是白象村委会作出的研究决定，加盖了该村的公章并有负责人的签名，能够表明该村是否同意原告将户口迁回白象村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7-4系原告所有的房屋信息，与庭审调查中原告陈述一致，本院予以采信；证据8系原告从网络上打印的文章，来源不明，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对其三性均不予采信；证据9系该组关于创业大道征地款的分配表，经与该组负责人核对，内容属实，且分配表加盖了该组的公章，该份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本院对其三性均予以采信；证据10系原告之妻王小娥名下的国家各种直补明细的存折复印件，经核对与原件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直补是国家以户为单位，采取“一册明、一执通”方式发放，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11系原告制作的费用明细和文印费收据，但未提供相关正式发票凭证，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2系原告的申请书，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3系原告与界牌镇政法委书记陈永涛的通话录音，该通话内容为界牌陶瓷工业园关于原告户口非转农的座谈会的结果，但只是个人的表态，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4系原告的举报和申请书，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不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5系原告提供的法律条文，因法律条文是不需要证明的事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为全面查清案件事实，本院调取的证据16系白象村村道硬化集资表，该表有湖南衡阳西渡高新技术产业园界牌陶瓷工业园管委会的公章，并且有原告按人头数的集资情况，该份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原告汪士春原属被告衡阳县组民，在原国庆乡瓷泥矿工作并担任会计。1995年前后，因国家特殊政策，该瓷泥矿给原告办理了农转非户口，原告户籍迁至衡阳县。原告于上世纪70年代在衡阳县界牌镇白象村当过民兵营长等职务。1997年左右，被告组调整责任田、土山，原告家分配到包括原告在内的6份，至今原告在被告组内仍有责任田、土山份额。1998年-2001年，原告在该村任支部书记。2010年1月，衡阳县界牌镇白象村因村道硬化向该村村民人平集资300元，原告以自己作为家庭代表按现有人口6人共集资1800元。2010年8月12日，衡阳县人民政府向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汪士春即本案原告颁发了林证字（2010）第430933536027号林权证书，该证书详细记载了原告所有的林权的四至、面积9.4亩、主要树种油茶、林种经济林、使用期42年、终止日期为2052-12-31等具体情况。衡阳县人民政府因西界公路创业大道的修建需要，共两次征收衡阳县界牌镇白象村萼雅堂村民小组的土地，2017年8月18日第一次人平分得土地征收补偿款5850元，此后第二次人平分得土地征收补偿3516.5元，单人共可分合计9366.5元。被告以原告为农转非户口为由，未向原告分配上述土地征收补偿款，原告不服遂诉至人民法院。另查明，原告于2002年购买了位于西渡镇蒸阳大道172号604室的住房一套，并实际长期居住于此，在已无房屋，但尚承包有田土。原告配偶王小娥及儿孙的户口所在地为衡阳县界牌镇白象村萼雅堂村民小组，该村民小组现已划归湖南衡阳西渡高新技术产业园界牌陶瓷工业园管委会管辖。原告无退休金，现享受普通城乡居民养老金每月103元。本院认为，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立案时原定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由不准确。本案原告虽已将户口迁离本组，落户小城镇，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非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一、原告原籍为被告组，原告户籍迁出后，被告组在1997年调整责任田、土山时，仍按份额分配给原告，该份额一直保留至今，能够证明被告组仍把原告当成本组成员对待；二、原告户籍迁出后，经村民选举担任过该村支部书记，证明原告在该村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三、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原告与其他组民一样承担了出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原告亦应比照其他组民享受分配征地补偿款等待遇；四、经查，原告年满六十周岁已无劳动能力，无退休金，其收入来源仅为普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月103元，土地收入应视为其生活来源之一，被告组土地被征用所得征地补偿款分配应考虑原告份额。综上所述，基于以上理由，原告虽无被告组户籍，但实际上与被告组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应依法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待遇。原告诉请按照其他村民的标准获得两次土地征收补偿款合计9366.5元，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粮补直补206.4元，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查实，实为国家的退耕还林各种公益性直接补贴，该种补贴是国家以家庭承包的土地面积计算核发，其责任主体并非被告，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告诉请判令被告伪造原告签字的《关于萼雅堂小组创业大道征地现金发放到户事议》无效，并承担伪签的法律责任，因该项诉讼请求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审理。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原告维权的务工、差旅、文印等费用合计824元，因原告无法当庭提交相应的正式凭证予以佐证，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第三人汪祝云只是征地补偿款分配时的组长，在本案中并无法律上承担责任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衡阳县界牌镇白象村萼雅堂村民小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汪士春两次土地征收补偿款共计9366.5元。二、驳回原告汪士春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本案诉讼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衡阳县界牌镇白象村萼雅堂村民小组负担（原告已垫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肖启生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邹并书记员宋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