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4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卓，女，198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骥，男，1978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望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市分公司，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浑河北路18号。负责人：朱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立新，该公司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抚顺城路（东段）5号楼6号门市。负责人：黄莺，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吴卓与被上诉人唐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财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4民初3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卓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浙商财险承担唐骥的停运损失。事实和理由：在车辆投保时，浙商财险并没有向上诉人讲解保险的免责条款，也没有交付书面的保险合同，更没有电子版的保险合同，上诉人对免责条款并不知情，浙商财险对上诉人没有尽到讲解和告知的义务。被上诉人唐骥辩称，停运损失应由谁负担需要法院裁量，希望由保险公司负担。被上诉人人保财险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浙商财险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对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唐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赔付出租车修车期间停运损失费7600元，时间从2019年9月22日至10月10日，共计19天，每天400元，共计7600元；2、车辆折旧费5000元；3、一切诉讼费由吴卓、人保财险、浙商财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22日，吴卓驾驶车牌号为辽Ｄ×××××号小型客车，沿海城街由南向北行驶至丹东路海城北岗时，与案外人高某驾驶的辽Ｄ×××××号小型客车（登记所有人为另案原告倪某）发生追尾事故，并导致前车辽Ｄ×××××、辽Ｄ×××××（登记所有人为唐骥）受到撞击，造成车辆受损，驾驶员高某、乘客李某、于某、张某1、张某2受伤。事故发生后，唐骥按照抚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望花交通大队的要求将辽Ｄ×××××号车辆停放在指定地点。2019年9月24日，唐骥将辽Ｄ×××××号车辆取回后送至上海大众汽车特约维修站维修，并于同年10月10日维修完毕，车辆维修费10000元由吴卓支付。本次事故，经抚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望花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吴卓负事故全部责任；案外人高某、付某、鄂某、李某、于某、张某1、张某2无责任。庭审中，唐骥提供一份由抚顺市中招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此份证明载明：“辽Ｄ×××××是落户抚顺市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的车辆。车主唐骥。该车平均每天收入为200元左右”。另查，肇事车辆辽Ｄ×××××号车辆在人保财险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浙商财险投保了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时均在保险期间。本次事故发生后，人保财险将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已给付吴卓，浙商财险将辽Ｄ×××××号车辆的修车费用10000元已给付吴卓。浙商财险提交的“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六条载明：“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它各种间接损失；（二）第三者财产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因价值降低引起的减值损失”。吴卓投保时，浙商财险已提示投保人注意该条款。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辽Ｄ×××××号车辆在人保财险处投保了交强险，在浙商财险处投保了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时均处于保险期间，现人保财险已经将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全部给付吴卓，故人保财险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唐骥的合理损失，应由浙商财险根据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吴卓予以赔偿。根据浙商财险提交的“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记载，停驶损失浙商财险不予赔偿，且免责条款已由浙商财险提示吴卓注意，故唐骥的停驶损失应当由吴卓承担赔偿责任。抚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望花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程序及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予以采信。关于唐骥主张车辆停运损失7600元一节，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但唐骥提供的抚顺市中招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并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该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故该证明不予采信。唐骥的车辆停运损失，根据辽宁省2019年度交通运输业平均工资计算，停运损失应为77594元/365天×19天=4039.14元；关于唐骥主张车辆折旧费5000元一节，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唐骥主张的折旧费并不在道路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故其主张并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吴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唐骥车辆停运损失4039.1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唐骥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元（原告唐骥已预交），减半收取58元，由原告唐骥承担33元，被告吴卓承担25元，与上述款项一并支付给原告唐骥。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除“吴卓投保时，浙商财险已提示投保人注意该条款”外，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主张浙商财险提供的《投保人声明》及保险单上的签字同其在诉讼中的签名明显不同，并非其本人所签。浙商财险对此表示即便不是上诉人本人所签，也应是其委托代理人代替其签署的。再查明，浙商财险自述除投保人本人到保险公司营业厅进行投保外，该公司还存在网络投保等其他的方式，其对上诉人的具体投保方式并不清楚，对是否是上诉人亲自到现场进行的投保无法确定。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向浙商财险进行投保时，浙商财险是否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向上诉人尽到了解释说明的义务。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浙商财险应对其已尽到告知义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此，浙商财险于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提供签有上诉人名字的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各一份，证明其主张。但，上诉人对上述材料中的签名予以否认，并主张自己并非亲自到场进行的投保。针对上诉人的投保方式，浙商财险亦无法确定，其表示如果不是上诉人亲自签署的材料，则应是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的投保行为，但浙商财险亦表示在其档案中并没有上诉人出具的任何委托手续。此外，浙商财险认可其有网络、电话等其他的投保方式，针对其他方式投保时，浙商财险如何履行本案的告知义务一节，浙商财险仅表示在投保成功后，其将通过电话回访等方式进行告知。综合浙商财险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排除上诉人系通过其他方式投保的可能性；同时，浙商财险未能说明其在其他方式中是如何于对方投保时进行的解释、说明。故一审法院认定浙商财险履行了告知义务缺乏证据支持。本案应由浙商财险向被上诉人唐骥承担赔付停运损失的义务。此外，唐骥主张的是车辆的停运损失，但一审法院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计算误工费的方式确定的具体数额，鉴于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4民初3242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唐骥车辆停运损失4039.14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唐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5元（减半收取58元），由被上诉人唐骥负担33元，被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负担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立威审判员  韩 雪审判员  王冬雨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