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梓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兴彬。上诉人广州梓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3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梓隆公司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尹兴彬与梓隆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梓隆公司无需支付尹兴彬2018年3月至2019年4月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23346元；2、判令由尹兴彬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尹兴彬就与梓隆公司的劳动争议曾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一、梓隆公司支付2018年3月18日至2019年4月8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23346元；二、确认本人与梓隆公司自2018年3月8日至2019年4月8日止存在全日制劳动关系；三、梓隆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2200元。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穗海劳人仲案字[2019]92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尹兴彬与梓隆公司在2018年7月4日起至2019年4月8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二、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梓隆公司一次性加倍支付尹兴彬2018年8月4日至2019年4月8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35209.68元；三、驳回尹兴彬的其他仲裁请求。梓隆公司不服上述裁决，提出本案诉讼。梓隆公司提供其单位与何某于2017年3月28日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双方约定由何某在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承包海珠叠景中路专营店,何某招聘的人员与梓隆公司无关。双方约定结算形式：按分成结算，承包者占酬金的百分之七十，公司占酬金的百分之三十；具体细分为：（电信佣金：受理佣金十销售佣金+话费分成+电信店面补贴）=总利润（税后）；公司所得总利润的3成（如3成金额数不够3000元，则由承包者补够3000元，即公司最少收入为3000元／月）。尹兴彬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在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期间存在向其转账工资之情形。梓隆公司提供的《非全日制劳动合同》载明尹兴彬与上述公司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4月3日至2018年7月3日，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3日。尹兴彬在仲裁庭审中当庭主张不清楚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曾向其转账工资的事实，但其确认该《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系其本人所签署，并表示当时并无留意劳动合同的单位名称，且以为签署该劳动合同后即可转正。尹兴彬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朱明在2018年7月至2019年4月期间有向其转账底薪及提成。梓隆公司提供的《委托代发工资授权书》显示朱明代发何某聘请人员的工资、补贴和提成，代为支付的工资或酬劳在朱明收到电信佣金中统一扣除。梓隆公司主张其与何某约定的承包费，通过微信、现金和转账方式支付。在本案诉讼中，朱明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于2018年4月、6月、7月、8月、12月间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其向何某转账工资及佣金。在仲裁时，尹兴彬主张其入职时每月工资由底薪2000元+提成构成，此后底薪有调整。梓隆公司则主张提成由何某先行计算，再连同销售分成转给朱明，由朱明发放底薪和提成给尹兴彬。经查，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朱明在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期间支付的款项依次为3000元、3000元、1750元、3000元、1700元、3000元、3350元、3000元、3450元、3500元、3050元、3500元、200元。尹兴彬在仲裁申请书中明确双倍工资的计算金额即截至上述2019年4月止。原审法院认为，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本案中，双方对系否存在劳动关系存有争议。根据原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梓隆公司虽提供《承包经营合同》拟证明何某承包其所有的叠景中路营业厅，但尹兴彬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故此合同效力并不当然作用于尹兴彬。梓隆公司当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单位或何某在尹兴彬应聘时或任职期间已明确告知营业厅承包的具体事宜，故无法得出尹兴彬在提供劳动的过程中确已知晓工作对象为何某，而非梓隆公司的结论，因此，《承包经营合同》的内容不因梓隆公司与何某双方约定而必然对尹兴彬发生法律约束力。其次，根据当庭查明的事实可知，梓隆公司在与何某签订上述合同后，二者并非仅存在单纯的涉及承包费用的经济往来，法定代表人朱明亦与何某在同一沟通群里，并对工作进行监督。梓隆公司并无举证证明该监督工作完全不涉及对承包业务的经营行为，故作为法定代表人，朱明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归属于梓隆公司的行为意思表示，因此产生的法律效果应由梓隆公司承受。再次，依原审庭审查明的证据显示，朱明存在按月向尹兴彬转账底薪和提成之情形。梓隆公司虽提供《委托代发工资授权书》拟证明朱明系接受何某的委托而向尹兴彬代为发放工资，但该证据同时约定代为支付的工资或酬劳在佣金中扣除，然梓隆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其于2018年4月、6月、7月、8月、12月间向何某转账工资及佣金的银行转账记录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与何某存在结算佣金以及扣减朱明代为发放工资的事实，故仅凭其单方陈述不足以有效证明案件事实。劳动报酬系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依约定支付的对价，此系用人单位享有劳动力使用权后所履行的法定义务，当中强调劳动报酬的支付责任。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并无明确规定非通过用人单位账号支付的工资应属无效，或不具备劳动报酬性质，因此，朱明作为同时兼具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主体，其按月按时支付的款项理应归属于梓隆公司支付的工资范畴。综上，由于尹兴彬工作的场地系梓隆公司注册地址，工作的内容亦系梓隆公司承包的项目，属于梓隆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加之梓隆公司存在向其单位支付劳动报酬之情形，故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存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之情形，据此认定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另，鉴于尹兴彬与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在2018年4月3日至2018年7月3日期间签订了劳动合同，且该公司已存在向其支付工资之情形，故原审法院认为梓隆公司自2018年7月4日起方与尹兴彬建立劳动关系。同时，梓隆公司因未提供任何证据对尹兴彬主张的最后工作日予以反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其单位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原审法院认定申、被双方在2018年7月4日起至2019年4月8日止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双倍工资问题。原审庭审中，梓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依法履行与尹兴彬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故原审法院采信尹兴彬关于双方未订立劳动合同之主张。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梓隆公司应加倍支付尹兴彬2018年8月4日至2019年4月8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差额35209.68元（3000元÷31天×28天+3000元+1750元+3000元+1700元+3000元+3350元+3000元+3450元+3500元+3050元+3500元+200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梓隆公司与尹兴彬在2018年7月4日起至2019年4月8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二、梓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加倍支付2018年8月4日至2019年4月8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35209.68元给尹兴彬；三、驳回梓隆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梓隆公司负担。判后，梓隆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尹兴彬与梓隆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梓隆公司无需支付尹兴彬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判令由尹兴彬承担本案诉讼费。主要上诉理由：一、梓隆公司已于2017年3月28日将中国电信海珠叠景中路专营店承包予案外人何某经营，梓隆公司之法人朱明所支付尹兴彬的工资、提成实际上是依何某的委托而支付的，梓隆公司于仲裁时提交了《承包经营合同》《委托代发工资授权书》用于佐证，该合同与授权书属梓隆公司与何某双方确认承包合作的合意文件，应属合法有效，而非梓隆公司单方陈述。朱明接受何某委托，按何某要求将每月工资、提成转账予尹兴彬，并在收到电信佣金中统一结算、扣除，而非梓隆公司享受尹兴彬提供劳动力后所支付的劳动报酬。二、梓隆公司并未对尹兴彬进行面试、招聘，亦未介绍尹兴彬至叠景中路176号中国电信营业厅进行应聘，何某并未对尹兴彬进行招聘、面试，尹兴彬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梓隆公司或何某对其进行面试。尹兴彬是何某向中国电信的劳务公司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申请派驻到经营店作促销员的，用工时长为长期。尹兴彬与广东邮电人才服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存在劳动关系，尹兴彬也明确知晓工作对象为广东邮电人才服务公司，而非何某或梓隆公司，而非裁决书所认定“无法得出申请人在劳动的过程中确已知晓工作对象为何某”，何某与梓隆公司的承包合作关系是否告知尹兴彬，并不影响该合同效力。何某对尹兴彬与广东邮电人才服务公司劳动合同到期一事并不知情，而尹兴彬故意隐瞒此事，这才导致何某后期与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三、朱明与尹兴彬同在一个沟通群，该沟通群是“海珠行销及临促驻点执行群”，是中国电信整个海珠区行销及临促的监督、沟通群，但朱明并未对尹兴彬进行工作安排或是管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梓隆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为应由尹兴彬进行举证，但尹兴彬并未明确举证证明朱明涉及对承包业务的经营行为，而仲裁裁决书中却认定“被申请人并无举证证明该监督工作完全不涉及对承包业务的经营行为”，要梓隆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明显是错误的。四、尹兴彬除了转账流水外，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与梓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梓隆公司已将营业厅的承包、委托付款等情况向仲裁委说明，亦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而裁决书仍认为该举证为梓隆公司单方陈述，不足以有效证明案件事实，仅仅依据尹兴彬提供的转账流水与其单方陈述即认定梓隆公司、尹兴彬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梓隆公司承担责任，这显然是对梓隆公司极大的不公平。梓隆公司并未安排尹兴彬工作，尹兴彬亦未受梓隆公司管理，朱明支付尹兴彬的工资、提成实际上是依何某的委托而支付的，梓隆公司与尹兴彬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裁决书适用法律错误，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因此不应该裁决梓隆公司支付尹兴彬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尹兴彬答辩称：我方不同意梓隆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具体理由如下：一、梓隆公司提交的《承包经营合同》《委托代发工资授权书》，尹兴彬到仲裁时才知道。二、尹兴彬是通过堂哥认识朱明，然后才认识何某和其他同事。梓隆公司拿出《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后，尹兴彬才知道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尹兴彬在仲裁时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中，朱明在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转发工资前就发放底薪工资，并非梓隆公司所称先与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认识、签订劳动合同并进行隐瞒。三、朱明与尹兴彬在同一沟通群里。四、尹兴彬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是有力的证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梓隆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梓隆公司在诉讼中过程中无中生有、搬弄是非、造谣生事的行为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尹兴彬一审期间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其上显示朱明在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期间支付的款项依次为：3000元、2400元、3000元、1750元、3000元、1700元、3000元、3350元、3000元、3450元、3500元、3050元、3500元、200元，一审遗漏查明朱明于2018年10月10日向尹兴彬支付2400元，本院予以纠正。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尹兴彬在本案仲裁中称其于2019年4月8日辞职。尹兴彬在二审庭审中称其2018年3月8日至2019年3月8日在海珠叠景中路专营店工作，最后工作时间及离职时间是2019年3月8日。尹兴彬一审期间提交了其与朱明、细细的微信聊天记录。梓隆公司在一审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梓隆公司为证明尹兴彬是属于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招聘的员工，并非梓隆公司的员工，在二审中申请证人冼某出庭作证。证人冼某出庭陈述称：尹兴彬是由我面试的，时间大概是2018年3月到5月之间。我是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何某通知我对尹兴彬进行面试，当时我忘记有无说明我是代表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还是电信公司的员工，但是我有跟尹兴彬说是代表邮电公司的，我是负责初审的。因为是朋友何某介绍的，称尹兴彬是朋友的弟弟，介绍尹兴彬临时促销。我是代表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面试的。当时面试没有手续，面试完我告知何某尹兴彬可以上岗，口头告知综合部，我没有填写面试资料。我当时在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是客户经理，客户经理没有面试职责，但对于临时促销的介绍是可以的。面试后，尹兴彬具体在哪里工作，我不清楚，一般是哪里介绍的话，就去哪里工作。尹兴彬应该是在海珠叠景中路工作。梓隆公司表示对证人冼某的证言没有意见。尹兴彬质证称：对证人证言不予确认。我是和梓隆公司法人朱明联系的，他告知我到证人那里面试，面试的地方是中国电信的办公场所，当时证人没有出示他是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员工的相关证件。面试不是跟何某联系的，何某是我后面进到店才认识的，她是我们店的店长。本院认为：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问题。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关键看双方的法律关系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尹兴彬工作的场所是梓隆公司的注册地址，工作内容是梓隆公司承包项目的业务内容之一，梓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明在微信沟通群中对尹兴彬等人的考勤和工作进行监督，朱明在2018年7月至2019年4月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向尹兴彬支付底薪及提成，尹兴彬通过微信向朱明提交离职申请，朱明通过“细细”安排尹兴彬工作，因此，梓隆公司虽未与尹兴彬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的法律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梓隆公司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梓隆公司虽提交《承包经营合同》拟证明何某承包叠景中路营业厅，但尹兴彬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梓隆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或何某在尹兴彬在职期间明确告知该合同的相关内容，尹兴彬也主张其在工作期间不知道何某承包叠景中路营业厅的相关事宜，故根据合同相对性，该合同对尹兴彬无法律约束力。其次，梓隆公司虽提供《委托代发工资授权书》拟证明朱明系受何某的委托而向尹兴彬代发工资，但梓隆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尹兴彬受聘于何某，且梓隆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也不能充分证明其与何某存在结算佣金以及扣减朱明代为发放工资的事实。此外，朱明在向尹兴彬转账时并未表明其是受何某委托代为发放工资，因此，梓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明实际上是代何某向尹兴彬发放工资。再次，梓隆公司二审虽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尹兴彬不是梓隆公司的员工。综上，本院对梓隆公司关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首先，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诉辩及提交的证据认定尹兴彬于2018年7月4日入职梓隆公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梓隆公司虽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入职时间不予认可，但如上所述，本院已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对梓隆公司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尹兴彬的离职时间问题，虽然尹兴彬在仲裁中称其于2019年4月8日辞职，但在本案二审中，尹兴彬明确表示其最后工作时间及离职时间是2019年3月8日，这是尹兴彬对其民事权利的自行处分，本院予以确认。因二审查明事实发生变化，原审判决第一项应予变更。综上，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3月8日。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尹兴彬与梓隆公司于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梓隆公司未与尹兴彬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法应向尹兴彬支付2018年8月4日至2019年3月8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7658.62元（3000元÷21.75天×20天+2400元+3000元+1750元+3000元+1700元+3000元+3350元+3000元+3450元+3500元+3050元+3500元+200元）。原审判决梓隆公司向尹兴彬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5209.68元，尹兴彬对此未提起上诉，视为服从原审判决，故本院认定梓隆公司应向尹兴彬支付2018年8月4日至2019年3月8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5209.68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348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对案件受理费负担的决定；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34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上诉人广州梓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尹兴彬在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348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广州梓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2018年8月4日至2019年3月8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5209.68元给尹兴彬。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梓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慧斯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庄武衡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