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浩然，男，1994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镇生，广东四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女欢，广东四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希立，男，199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毅昌，男，199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原审第三人：曾舒婷，女，199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瑜，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陈浩然因与被上诉人肖希立及原审第三人黄毅昌、曾舒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8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浩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镇生，被上诉人肖希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原审第三人黄毅昌、曾舒婷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浩然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解除陈浩然、肖希立、黄毅昌、曾舒婷于2017年10月2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3.肖希立返还陈浩然入股本金20万元；4.肖希立向陈浩然支付应得的合伙财产（暂定1万元，具体以法院最终确认的合伙财产按各合伙人股权比例分配）；5.肖希立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1.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合伙协议》合法有效，但对合伙状态认定错误。黄毅昌、曾舒婷与肖希立在《合伙协议》签订前就经营房地产租赁事宜达成一致的合作意向，共同合伙经营，但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的协议。陈浩然于2017年10月23日签订《合伙协议》加入合伙，并且履行了出资义务，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合伙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合伙协议》合法有效，因此，陈浩然与肖希立、黄毅昌、曾舒婷之间构成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合伙经营模式自然过渡到公司经营模式，《合伙协议》无需再继续履行”系认定事实错误。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立、合并、分立、注销，但个人合伙与有限责任公司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经营模式可以存在过渡的说法，但组织形式是不存在过渡的说法，个人合伙不能转化为有限责任公司。一审认定“《合伙协议》无需再继续履行”，即一审法院认定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终止，若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终止，必然涉及到退伙、清算等问题，陈浩然与肖希立、黄毅昌、曾舒婷的之间的出资、个人合伙资产清算等问题如何处理，一审法院均没有予以认定。而陈浩然认为，个人合伙至今仍然存续，一审法院认定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终止系认定事实错误。在陈浩然签订《合伙协议》前后，个人合伙经营的房地产租赁经营事宜均是以肖希立个人的名义从业主租赁房屋，然后再以肖希立个人的名义转租出去。在广州寓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寓延公司”）设立后，上述的经营模式没有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寓延公司设立前、《合伙协议》签订时已经进行的房屋租赁经营范围，不会因为公司的设立而发生变化，因此，个人合伙的经营事宜至今仍然存续。陈浩然的诉讼请求是解除《合伙协议》，进行退伙；黄毅昌、曾舒婷也另案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伙协议》，进行退伙（案号：[2019]粤0104民初13553号），陈浩然与黄毅昌、曾舒婷均认为个人合伙的状态仍然存续。陈浩然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基本事实都没有查清。2.陈浩然能否主张解除《合伙协议》，要求退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二条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合伙协议》中约定“退伙：需要有正当理由方可退伙、不得在合伙不利时退伙、退伙需提前1个月告知其他合伙人并经合伙人同意、退伙后以退伙时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不论何种方式出资，均以金钱结算、未经合伙人同意而自行退伙给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进行赔偿。”由于肖希立个人原因，拖欠房屋业主的租金，失踪数月，无法联系，致使部分房屋被业主收回，《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出资资产发生变化。而陈浩然要求肖希立披露合伙经营情况，肖希立也拒不提供。在陈浩然于2018年10月31日提起诉讼后，肖希立直接将陈浩然移除租赁群，剥夺了陈浩然对合伙的经营权、知情权及利润分配权，严重损害了陈浩然作为合伙人的权利。《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虽然个人合伙经营的房屋租赁事宜均是以肖希立个人名义对外承租及转租房屋，但是房屋选择、软装布置、具体租赁事宜均由陈浩然、肖希立、黄毅昌、曾舒婷共同参与，如今肖希立将陈浩然、黄毅昌、曾舒婷踢出微信租赁群，独立自经营，不披露实际经营情况，霸占合伙资产，已经严重违背当初合伙的目的。另外，肖希立自己也表示“我现在的都已经全部用个人名义在进行运营了，剥离出来，没有混淆在一起，肖希立已经出现《合伙协议》中第八条禁止行为中的“禁止合伙人经营与合伙竞争的业务”。另外，曾舒婷、黄毅昌也另案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伙协议》，进行退伙。即合伙中的四个合伙人已经有三个合伙人提出退伙，占合伙人的大多数。综上，陈浩然与肖希立之间已经不可能产生信任。个人合伙具有人合性，合伙人之间缺乏信任或一方无合伙意愿，原则上应允许合伙人退伙。因此，无论从合同约定还是法律规定，陈浩然均有权要求解除《合伙协议》，要求退伙。3.退伙的话，如何处理合伙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陈浩然入伙时向肖希立支付人民币20万元，原则上肖希立应予退还陈浩然20万元。一审案件于2019年4月10日庭审时，肖希立确认合伙经营的具体情况产生蘑菇租房、房东利器等数据均由肖希立掌管账号及密码，一审庭审时法院也要求肖希立在庭审后向法院提供相应的证据，以便于法院固定证据并视情况考虑是否进行审计清算，但肖希立至今没有向法院提交。另外，电子数据能够随时修改，陈浩然有理由怀疑肖希立在争取时间修改相应的数据而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虽然陈浩然提出分配合伙财产1万元没有相应的证据，但是肖希立持有账本拒不向法院提交，也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肖希立无法证明合伙经营期间发生亏损。现在合伙资产均登记在肖希立个人名下，经营的情况也只有肖希立个人知悉，肖希立完全可以转移合伙资产，损害其他合伙人的权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不是公司解散纠纷。《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条规定“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陈浩然的诉讼请求是解除《合伙协议》，进行退伙，本案的案由是合伙协议纠纷，不是公司解散纠纷，一审法院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系适用法律错误。肖希立针对陈浩然的上诉请求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黄毅昌、曾舒婷称肖希立失联才导致物业断租、业主与租客间的纠纷，首先，肖希立并未存在失联，微信等皆可以联系得上。其次，物业断租并非是肖希立造成的，而且是个别房屋断租，这是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关于黄毅昌、曾舒婷中旬询问肖希立账目一事，是因为陈浩然要去拉投资，需要账目，并非是黄毅昌、曾舒婷所称合伙出现较大亏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有黄毅昌、曾舒婷与肖希立的群聊记录可以证明。2.黄毅昌、曾舒婷称一审法院认定寓延公司有实际运营是无事实依据，黄毅昌、曾舒婷提交的出资证明等证据可以证明除了合伙协议约定的15套房屋外，公司又签了诸如盈嘉花园A栋606（以寓延公司名义承租）、保利心语A栋15012、保利心语A2201、朱美拉公寓2108、保利心语C栋1908、中海花城湾A12105、保利心语G栋1804等其他新房源。黄毅昌、曾舒婷在一审庭审中也认可其有领工资、交社保、聘请员工等，同时肖希立提交的证据也可证明公司对外一直以寓延公司名义招租、做平台推广等，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寓延公司有实际运营事实清楚。3.陈浩然称个人合伙不能转变为有限责任公司。只要法律事实变更，就可以引起法律关系的设立、存续、变更和终止。事实上，四方共同设立公司且将公司实际运营的法律行为就设立了与公司有关的法律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此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适用法律关系正确。黄毅昌、曾舒婷所称一审认定有违合同相对性。实质上，寓延公司的股权比例与持股人与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是一致的，因黄毅昌职业限制原因，不能显名登记，因此由其配偶曾舒婷共同持有35％股份，且黄毅昌也一直参与公司经营。黄毅昌、曾舒婷所称：“合伙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变”，本案中由始至终四方都未成立合伙企业。而且也不能用分工去区分合伙与有限责任公司，比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也很简单。后续公司经营的业务范围与经营人员也并非与黄毅昌、曾舒婷所称的与合伙协议一致，公司又重新租入了新房源还聘请了员工。肖希立认为：本案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理由如下：2017年10月19日，陈浩然说：“我拉个合伙人，给他30％，我们广州公司占’70％”。2018年1月22日，四方在微信聊天中确定公司设立具体事宜，2018年1月26日，各方商讨公司品牌设计和商标注册事宜等，以上见肖希立提交的补充证据。2018年2月5日，陈浩然负责办理公司注册事宜，并于2018年2月7日成立寓延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元，肖希立占股55％，陈浩然占股10％，曾舒婷占股35％，由于曾舒婷和黄毅昌系夫妻，且黄毅昌基于职业限制，不能对外显名登记为股东，因此共同持有35％，股权比例与合伙协议中约定的一致。公司成立后，就已实际经营以及在合伙协议签订完以后又租入新房源、曾舒婷、黄毅昌在2018午1月15日给公司借款、公司增资的事实，且公司已经资产。在2018年9月16日，曾舒婷、黄毅昌问肖希立：“什么时候谈回购和公司注销的事”?肖希立答：“暂时我没有资金回购，钱都用在填公司的账上了，回购这个事情可能要等公司清完库存”。可见，若是陈浩然、曾舒婷、黄毅昌所称的空壳公司，空壳公司无价值，那么曾舒婷、黄毅昌就没必要要求肖希立再回购股权。而且肖希立提交的补充证据P133由曾舒婷撰写的商业计划书中载明：“公司简介及理念中寓延公寓是一家定位于中高端房屋租赁的……互联网租赁服务公司，寓延品牌公寓成立于2017年”。通过以上事实和证据均可表明，本案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黄毅昌、曾舒婷述称，同意陈浩然的上诉意见。陈浩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陈浩然与肖希立、黄毅昌、曾舒婷于2017年10月23日签署的《合作协议》；2.肖希立向陈浩然返还入股本金200000元；3.肖希立向陈浩然支付陈浩然应得的合伙财产（暂定为10000元，具体以法院最终确认的合伙财产按各合伙人股权比例分配）。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3日，陈浩然与肖希立、黄毅昌、曾舒婷作为合伙人共同签订《合伙协议》，约定：“第一条合伙人：肖希立、陈浩然、曾舒婷、黄毅昌。第二条合伙经营项目和范围：经营性房地产租赁及相关资产管理。第三条现有资产：君怡怡人阁A1801、隽峰苑A10-904、保利心语H2502、保利心语H1404、保利心语H140、保利心语A1506、保利心语E2704、保利心语F2906、朱美拉D2608、保利心语A2201、中海景晖A2-504、保利心语D2302、方圆月岛E2306、中海花城B1-2004、尚东君御A2402。第四条出资额、方式：1.陈浩然以现金出资，共计人民币400000元；2.肖希立、黄毅昌、曾舒婷以上述条款中现有资产出资，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第五条1.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盈余分配，以股份为依据，按比例分配；2.债务承担：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合伙人的股份为据，按比例承担。第六条入伙、退伙，股份转让：1.入伙……。2.退伙：①需有正当理由方可退伙；②不得在合伙不利时退伙；③退伙需提前1个月告知其他合伙人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④退伙后以退伙时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不论何种方式出资，均以金钱结算；⑤未经合伙人同意而自行退伙给合伙造成损失的，应进行赔偿。3.股份转让……。第七条股份分配：肖希立占55%、曾舒婷占25%、黄毅昌占10%、陈浩然占10%……第十三条附注：1.当陈浩然创造利润达到每月80000元人民币时，由肖希立、曾舒婷各分5%股份给陈浩然，即陈浩然共占股份20%，附注时效：2017/11/1——2017/5/1（2018/5/1）。2.陈浩然从合伙协议成立起半年内不参与增资，股份不因其他股东增资而稀释……”关于合伙现金出资情况，各方确认陈浩然于2017年10月23日向肖希立转账5万元，向曾舒婷转账20万元，于2017年10月25日向肖希立转账15万元，共计40万元。黄毅昌、曾舒婷主张在《合伙协议》签订前与肖希立就经营房地产租赁事宜达成一致的合作意向，约定由肖希立办理房屋租赁事项，黄毅昌、曾舒婷负责购置租赁所需生活用品，其中黄毅昌、曾舒婷直接向肖希立转账出资合计412815.01元，以垫付金额（购置租赁所需物品、支付燃气、清洁、水电费等）作为出资款合计94673.68元，两项总计507488.69元。为此，黄毅昌、曾舒婷提交了《出资情况明细表》及账单详情截图、缴费账单截图、《收据》、订单信息、微信聊天记录等予以证实。陈浩然表示对黄毅昌、曾舒婷在2017年10月23日之前的出资情况及经营性支出不清楚，对《出资情况明细表》记载的2017年10月23日之后发生的转账出资及采购记录无异议。但相关采购费用是否在租金收益中予以报销，陈浩然不清楚，如肖希立无法证明已予报销的情况下，陈浩然同意在退伙清算时，在合伙财产中扣除采购经营成本。对于黄毅昌、曾舒婷以转账方式支付的出资款，肖希立若无法证明出资款用于合伙经营事务，则应向黄毅昌、曾舒婷返还出资款。肖希立对《出资情况明细表》质证如下：确认黄毅昌、曾舒婷在2017年8月5日转账的100000元，2017年9月19日转账的49900元、2017年10月23日转账的40000元为合伙出资款。黄毅昌、曾舒婷在2017年10月19日转账的30000元、2017年10月27日转账的17500元、2017年11月24日转账的31902元是其他款项，不是出资款；2017年10月22日转账的35000元未收到；2017年12月22日转账的35000元是公司增资款，与合伙无关；2018年1月15日转账的23889.5元备注为“7万公司借款”，与合伙无关；“直接转账出资款46425.51元”是黄毅昌、曾舒婷为公司购买物资及经营的花费，肖希立并未实际收取。“垫付金额94673.68元”中，有2094.4元没有对应支付凭证，肖希立不予认可，其余垫付金额是黄毅昌、曾舒婷购买家具物品及垫付水电、燃气费的费用，收货人是员工许某，送货地址是承租的物业，肖希立无法核实有无发生退货退款的情况，无法确认该费用是否实际发生。合伙成立后，陈浩然、肖希立主要负责和业主、租客、中介谈房源，陈浩然因有业绩要求还要负责融资，黄毅昌、曾舒婷负责采购租赁所需生活用品、编写对外文案宣传。各方使用房东利器APP记账，通过蘑菇租房平台签订租赁合同、收付租金和提供售后服务，蘑菇租房平台绑定肖希立个人支付宝账户，肖希立个人可提现。2018年12月18日之前，各方共享房东利器APP、蘑菇租房平台账号和密码，均可查看经营收支情况。陈浩然和黄毅昌、曾舒婷提交微信工作群（偷懒、睡觉群）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8月至10月期间，陈浩然和黄毅昌、曾舒婷要求与肖希立查账对数，肖希立以正在处理案涉物业断租、业主、租客间的纠纷，员工许某收取房租后又跑路，其没有精力核算财务问题等为由拖延。涉案各方因此发生纠纷，陈浩然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解除《合伙协议》，提出退伙。2018年12月18日，肖希立将陈浩然移出工作群，删除陈浩然和黄毅昌、曾舒婷登录房屋利器和蘑菇租房平台的权限，陈浩然与黄毅昌、曾舒婷无法查看账目收支情况。另查明，陈浩然、肖希立和曾舒婷于2018年2月7日注册成立了寓延公司，登记经营范围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注册事宜由陈浩然委托广州乾弘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具体承办。寓延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元，肖希立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3人，其中肖希立持股比例为55%，陈浩然持股比例为10%，曾舒婷持股比例为35%，公司地址由广州乾弘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供一年。涉案各方对于寓延公司成立后，陈浩然能否请求返还出资问题存在争议。陈浩然及黄毅昌、曾舒婷主张本案是个人合伙纠纷，寓延公司成立后，股东没有实缴出资，公司没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和实际办公地点，房屋租赁的经营模式仍然是以肖希立个人名义承租房屋后另行转租、分租给小租户，并没有以寓延公司名义独立经营。合伙人黄毅昌不是公司股东，也未委托曾舒婷代持股权，可见三方实际履行的仍是个人合伙，并非合作设立公司，工商登记形式不影响三方合伙经营。由于肖希立个人原因，拖欠业主租金、失踪数月无法联系，致使部分房屋被业主收回。肖希立拒不提供和披露合伙经营情况，在2018年12月直接将陈浩然移出租赁群，剥夺了陈浩然的合伙经营权、知情权和利润分配权，双方之间的信任无存，陈浩然有权要求解除《合伙协议》，要求退伙。肖希立使用房东利器和蘑菇租房作为记账工具，账号及密码由其掌握，其拒不提供相关财务数据以供审计清算，陈浩然有理由怀疑其在争取时间修改电子数据，以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目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应向陈浩然退还出资款20万元。黄毅昌、曾舒婷表示《合伙协议》签订时各方完全没有设立公司的想法，后随着业务发展，才准备成立公司以扩大经营，但寓延公司成立后并无实际经营。寓延公司的注册资本仅100万元，而陈浩然实际出资40万元，黄毅昌、曾舒婷实际出资507488.69元，与工商登记显示持股比例不符。2018年3、4月，黄毅昌、曾舒婷发现房东利器APP中有部分账目对不上，账面约亏损5万元，黄毅昌、曾舒婷亏了3、4万元，当时肖希立拒绝对账和披露合伙经营状况，导致合伙关系破裂，《合伙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肖希立混淆合伙资产与个人资产，却不提供账目流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肖希立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首先，合伙协议实质是公司筹备阶段的发起协议，协议各方有设立公司的意向，以吸引投资扩大经营。陈浩然在2017年10月19日的微信工作群中说“我拉个合伙人，给他30%，我们广州公司占70%”，在2018年5月3日说“公司的账在哪里看，你尽快弄好，我看一下，才好跟投资人聊”，说明陈浩然清楚成立公司才有利于融资。其次，合伙成立后至2018年12月，各方又租入了盈嘉花园A栋606（以寓延公司名义承租）、朱美拉公寓2108、保利心语C栋1908、中海花城湾A12105、保利心语G栋1804等新房源，从黄毅昌、曾舒婷提交的《出资情况明细表》和订货信息可印证其为新租入房屋购置物品和装修。可见，寓延公司成立后的经营范围有所扩大，并非与合伙协议约定一致。第三，各方持股比例与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一致。黄毅昌、曾舒婷系夫妻关系，黄毅昌基于职业限制不能对外显名登记为股东，故登记由曾舒婷共持有35%股份。陈浩然与肖希立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第四，寓延公司成立后已实际运营。2018年1月22日，各方在微信聊天中确定公司设立具体事宜，包括成立何种类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公司名称、寻找提供代办工商注册、代理记账的公司。2018年1月26日，各方商讨公司品牌设计和商标注册等事宜，并于2018年2月1日确定公司名称为“广州寓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2月22日，各方确定公司Logo为文字图案组合“寓延+桃心图案”，并将此Logo用于公众号、微店等渠道宣传。曾舒婷负责寓延公寓的对外宣传推广，在公司成立后起草了寓延公司商业计划书、合租房装修验收标准、清洁标准等。此后，各方以寓延公司名义洽谈租赁业务、建立租客交流群，寓延公司与巴乐兔、嗨住等第三方平台合作推广出租房源和招租。均说明了合伙资产已投入公司运营。第五，公司利润来源于租入房源和出租房源的租金差，租入和租出均有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押金和租期，转给业主的租金通过房东利器记账，租客支付的租金通过蘑菇租房平台交付，各方共享账户和密码可以查看，除了提现是到肖希立个人银行卡外，其他权限都是一致的，肖希立不可能篡改数据。第六、以肖希立个人账户收取租金和交付租金，是为了经营方便，部分房源在公司成立前就是肖希立个人名义承租的，也只能以肖希立个人名义出租。但在对外推广中，都是以寓延公司名义去招租的。寓延公司并非空壳公司。第七、员工许某携款潜逃以及五套房屋出现经营问题，属于商业运营中的正常风险，并非肖希立个人原因造成，陈浩然和黄毅昌、曾舒婷应当与肖希立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如未经法定事由要求返还出资，属于抽逃出资行为，会损害业主、租客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期间指定肖希立在限期内提供经营数据以供各方对合伙期间的盈亏状况进行核查、对账。肖希立称2019年4月10日开庭后通过微信向陈浩然和黄毅昌、曾舒婷发送了视频，提供了房东利器和蘑菇租房的账号和密码，以便陈浩然和黄毅昌、曾舒婷自行登录查看账目。陈浩然和黄毅昌、曾舒婷确认收到肖希立发送的视频，但认为肖希立只提供账户密码并不等于履行了举证责任，房东利器和蘑菇租房平台中的电子数据极易被更改或删除，肖希立应当提供纸质账目以便法院固定证据并视情况决定是否审计清算。一审法院认为，陈浩然、肖希立和黄毅昌、曾舒婷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本案是个人合伙纠纷还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合伙协议》签订后不到四个月，各方就在微信中共同商定公司设立事宜，存在共同成立公司的合意。寓延公司成立后，登记股东持股比例与《合伙协议》中确定的股份分配比例一致，因黄毅昌和曾舒婷的关系稳定，两人股份合并由曾舒婷一人持有，各方在注册登记时未持异议。虽然寓延公司成立后，各方没有明确《合伙协议》是否继续履行，但事实上各方已沿用寓延公司名义在微信、微店和第三方平台上推广房源和招租，以进一步扩大经营。陈浩然和黄毅昌、曾舒婷的现金出资已转化为签订新房源、购置物品、装修房屋、支付租金、水电、员工工资、社保等经营性支出，其投资款已转化为公司资产。陈浩然以公司名义对外融资，曾舒婷在“公司简介及理念”中宣称“寓延品牌公寓成立于2017年……”，后期要求肖希立回购股份，表明其认同寓延公司经营资产来源于合伙资产，合伙经营模式已自然过渡到公司经营模式，《合伙协议》无需再继续履行。虽然公司租金收入经由肖希立个人账户收取，不符合公司财务会计规范，但不能否认寓延公司实际运营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陈浩然在公司股东未依上述程序决议可退股的情况下，要求返还投资款和分配利润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10日判决：驳回陈浩然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保全费1520元（陈浩然已预交），由陈浩然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2017年10月23日《合伙协议》签订前，肖希立与黄毅昌、曾舒婷已存在合伙关系，主要合伙经营案涉《合伙协议》第三条约定的15套房源的租赁及转租事宜。一审中，肖希立曾提供《合伙资产成本简易测算表》，主张其在2017年10月23日前的合伙成本投入包括装修成本、营销费用等共计为809010元。黄毅昌、曾舒婷对前期三人合伙经营事实予以确认，但认为肖希立预估成本虚高，且并非是肖希立单方的合伙出资。肖希立、黄毅昌、曾舒婷确认在陈浩然加入合伙前，三人之间的合伙账目已经结清。另查明，根据肖希立一审提供的微信群聊记录显示，肖希立与陈浩然、黄毅昌、曾舒婷在《合伙协议》签订后成立“偷懒？睡觉？起床干活！赶紧的！”微信群沟通相关工作事宜。2018年1-2月期间，四人共同商讨设立寓延公司，并就公司类型、名称、品牌设计、营销方案等各项事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寓延公司设立后，各方直接以寓延公司名义开设公众号、微店等用以经营相关房源的宣传推广、招租放租等业务。2018年3月14日，寓延公司与业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入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兴国路32号之一A栋606号的房产。2018年5月期间，寓延公司与上海万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巴乐兔合作协议》，与上海高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嗨住合作协议》，以进行房屋出租信息发布、租赁平台管理等合作事宜。一审期间，黄毅昌、曾舒婷曾提供自行统计的《出资情况明细表》，拟证实二人合伙出资507488.69元的事实。二审中，黄毅昌、曾舒婷确认该部分出资款包括陈浩然转付给曾舒婷的20万元，并表示相关费用主要用于支付出租房屋的装修、物品购置、水电费支出等。另各方确认案涉《合伙协议》签订后，在原有15套房源基础上新增了部分房源，其中一套以寓延公司名义承租，对外实际出租房屋约22套。从黄毅昌、曾舒婷提供的《出资情况明细表》及相应订单信息显示，其支出项目包括上述以寓延公司名义承租的兴国路32号A栋606房物品购置等费用。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陈浩然主张解除各方于2017年10月2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并要求肖希立向其返还股本金200000元、分配合伙财产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虽陈浩然与肖希立、黄毅昌、曾舒婷于2017年10月23日签订《合伙协议》并成立合伙关系，但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及陈述事实，可证实从2018年1月开始，各合伙人已协商一致变更原有的项目运作模式，将四人合伙经营转变为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继续经营，并实际于2018年2月7日注册成立寓延公司。对于双方争议的寓延公司是否已实际投入运营以及合伙关系是否仍独立存续的问题，综合分析本案事实及相关证据，本院认为：其一，根据寓延公司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其中陈浩然持股10%、肖希立持股55%的股权比例与二人在合伙关系中所占合伙份额完全一致，而黄毅昌、曾舒婷基于双方存在特定关系登记由一人持有35%的股权份额，也并不违背原合伙人之间的合伙份额安排。其二，肖希立提供的微信群聊记录以及各微信群名称内容，已充分证实从2018年2月寓延公司设立后，原合伙人即实际使用寓延公司名义对外宣传房屋招租信息，相关房源也均通过寓延公司微店或公众号进行推广运作。其三，肖希立所提供由寓延公司对外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巴乐兔合作协议》《嗨住合作协议》等，进一步证实寓延公司已实际投入房屋租赁项目的运作并对外产生相关运营费用支出。其四，根据黄毅昌、曾舒婷所提供的《出资情况明细表》及其购置物品的订单信息，其二人所主张的合伙出资款亦实际包含了寓延公司承租的房产项目支出。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陈浩然提出以寓延公司名义对外融资、曾舒婷在公司宣传文案中表述“寓延品牌公寓成立于2017年……”，以及后期双方协商回购股份等各项事实，足以证实陈浩然与肖希立、黄毅昌、曾舒婷的合伙经营项目已实际转化为寓延公司的经营项目，且各方在寓延公司设立及经营过程中支出的各项成本费用，亦与原合伙出资、收益款项发生混同，无法进行明确区分。相应的陈浩然作为寓延公司股东，其还负有保障公司经营资本充实、不得随意抽回出资等各项法定义务。因此，陈浩然上诉主张四人原合伙法律关系仍延续至今，并可完全独立于寓延公司的经营，有违客观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至于寓延公司设立后是否依法建立完整的财务会计制度或以公司账户收支，属于其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即便寓延公司仍沿用股东个人账户及原管理软件进行财务收支及记账，亦不能推翻寓延公司实际经营的事实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陈浩然与肖希立等人之间的合伙法律关系已转化为寓延公司的股权投资关系，并适用公司法律规范确定其出资款返还及利润分配原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陈浩然在寓延公司仍合法存续的情形下要求肖希立返还其出资款并分配合伙财产，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需指出的是，寓延公司设立后，各方原签订的《合伙协议》实际转化为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关于股权份额、实际出资情况及相关权利义务确认的一致意思表示，并不因设立公司而丧失其法律效力，故陈浩然要求解除该《合伙协议》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陈浩然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上诉人陈浩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丽珍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