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0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益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441号之一房。法定代表人：李景强，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金德，广东同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钰，广东同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慧贤，女，199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水清，男，1965年5月27日出生，汉族，系邓慧贤的父亲。上诉人广州市益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晖公司）因与上诉人邓慧贤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7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晖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邓慧贤向益晖公司缴纳2015年4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31日物业管理费13578.4元；3.判令邓慧贤向益晖公司交纳拖欠上述物管费所产生的滞纳金18260.49元(2015年5月1日起按应缴额的千分之二缴纳滞纳金至清偿日止)；4.判令邓慧贤承担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2015年4月1日起，邓慧贤一直拖欠物业管理费，益晖公司一直上门向其追收未果。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益晖公司通过邮寄方式，分别于2016午9月1日、2018年8月31日向邓慧贤发出《物业费催款缴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规定，益晖公司两次向邓慧贤发出《物业费催款缴通知书》，是要求邓慧贤履行义务的行为，依法应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因此，从2016年9月1日益晖公司向邓慧贤发出《物业费催款缴通知书》时，诉讼时效依法应该重新计算。从2016年9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时，并没有届满二年。一审没有考虑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事实，致使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二）邓慧贤一审期间没有主张违约金过高，也没有请求人民法院调低违约金，一审法院主动调低违约金，违反合同法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只有在当事人请求调整，且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确实低于或者过分高于违约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时，人民法院才能进行调整。因此违约金调整请求权是合同当事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一审时邓慧贤没有就该违约金是否过高提出异议。由于邓慧贤的违约行为，益晖公司为维权而投入的人力和支付的费用远远高于该滞纳金。因此一审调低滞纳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针对益晖公司的上诉，邓慧贤二审辩称，（一）益晖公司2016年9月1日发函给邓炳亮，并非发函给邓慧贤，与邓慧贤无关，即该函与邓慧贤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二）2018年8月31日益晖公司发给邓慧贤的《告知函》是其恶意伪造的，函件上并没有邓慧贤的地址与电话，均是留益晖公司自己的地址和电话，该函不应予认定。（三）关于益晖公司诉请的违约金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合同是益晖公司与开发商签订的，与邓慧贤没有任何关系，不应该计算违约金。一审判后，邓慧贤也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益晖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益晖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益晖公司举证收到物业费用12476.6元以及其称邓慧贤自2015年4月1日起不向其缴付物业费，与邓慧贤出具的《告知函》及《确认函》告知邓慧贤支付给益晖公司物业费12476.6元完全相同，也与一审查明邓慧贤购买广州市白云区××大道南××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登记时间为2015年2月2日形成一个完整证据链，足以证实12476.6元是邓慧贤支付给益晖公司履行双方上述约定款项的事实。1.益晖公司自行开具的《物业管理费收据》将邓慧贤预缴的物管费12476.6元捏造为支付原业主2013年至2015年5月物业费及2008年至2015年7年水电费用。涉案房屋已于2015年2月2日登记在邓慧贤名下，原业主不可能在支付该房屋交易之后的物业费。益晖公司在收到邓慧贤三个函件后，也未对上述款项为邓慧贤预付提出过异议，依法应确认该款为邓慧贤所支付。从益晖公司一审起诉内容也可看出其确认邓慧贤支付预付物业费12476.6元。2.2015年3月17日的《告知函》证明益晖公司在收到该函后没有退回12476.6元给邓慧贤，也没有提出异议称该款是原业主支付的款项。3.2015年3月25日《确认函》告知预付管理费12476.6元已履行与益晖公司口头约定及2015年3月17日《告知函》的4个内容，并确认双方已履行口头约定及确认《告知函》中的4个内容为履约执行依据，益晖公司并未汇回12476.6元给邓慧贤，也未提出该款项是原业主支付之前相应费用。4.2015年7月14日的《告知函》告知益晖公司于2015年3月16日已收取与邓慧贤约定预付从2015年2月至2022年5月的管理费12476.60元。直至诉讼前益晖公司每月只向邓慧贤收取公摊电费、水费及垃圾费，没有再向邓慧贤收取物业管理费，足以证明益晖公司的行为完全履行2015年3月17日函中的约定。（二）益晖公司一审提交《物业费催缴通知书》、物业收据以及《证明》是伪证。1.《物业费催缴通知书》是益晖公司2016年9月1日向原业主发出的，根据其提供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并没有注明收件人的具体信息及材料名称，但该证据只能证明益晖公司向原业主主张物管费，与邓慧贤无关。2018年8月30日向邓慧贤发出的《物业费催缴通知书》写了收件人不符的地址及收件人的姓名，之后又划去，只留益晖公司的名称及其管理处地址。2.吴x的《证明》是伪证，该《证明》拟证实收到涉案房屋原业主交付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的管理费等费用，与其提供物业收据的时间和数额不一致，且该证明邓慧贤没有看过也未经法庭质证。（三）根据涉案房屋原业主提供的《证明》，证实其从未在2015年3月16日交付2008年至2015年3月止物业费及水电费等费用。邓慧贤通过告知函约定该款12476.6元用作支付88个月物业费用。益晖公司收到该函后没有提出异议，依法应认定是双方合同行为。（四）滞纳金处罚并不适用本案，滞纳金是国家创改单位用作出发违反法律及创改规范处罚当事人未按约支付罚款日期所产生滞纳金。益晖公司与广州市穗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关于逾期每日千分之二的滞纳金的约定与邓慧贤没有关系，邓慧贤与益晖公司之间只是一个事实合同行为，双方并没有约定产生处罚滞纳金及违约金，即使产生滞纳金，按同期银行利率收取符合法律规定。针对邓慧贤的上诉，益晖公司二审辩称，邓慧贤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益晖公司没有收到过邓慧贤预付的款项，也没有给予邓慧贤有任何口头协议，一审时益晖公司员工颜日强与邓慧贤进行质证，根本没有与邓慧贤有任何口头的约定。益晖公司于2019年4月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慧贤向益晖公司缴交物业管理费13578.4元（自2015年4月1日起缴交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1月31日）；2.判令邓慧贤向益晖公司交纳拖欠上述物业费所产生的滞纳金18260.49元（自2015年5月1日起按应缴款的千分之二交纳滞纳金，直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2月20日）；3.判令邓慧贤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穗字第1050141816号《粤房地权证》显示，位于白云区××大道南××房的房地产权属人邓慧贤，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建筑面积为257.13平方米，登记时间为2015年2月2日。2004年3月1日，益晖公司（乙方，物业管理公司）与广州市穗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物业建设单位）签订了《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约定：一、甲方将逸景居（物业名称）委托乙方实行物业管理，订立本合同。二、坐落位置：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437-465号。三、委托管理期限自2004年3月1日起，至小区业主委员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本合同自行终止。二十、本物业管理服务费，住宅房屋由乙方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1.2元向业主或物业使用收取；非住宅房屋由乙方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1.5元向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收取。二十二、甲方或业主或物业使用人逾期缴交有关费用，按以下第2项处理：（2）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应缴款的千分之二交纳滞纳金。根据益晖公司提交的2017年1月、7月及2018年2月25日的《物业管理专用收据》的内容显示，益晖公司向邓慧贤收取该期间的垃圾费、水电费等费用，并未收取物业管理费。2016年9月1日，益晖公司向邓慧贤发出《物业费催缴通知书》称，截至2016年9月1日止，您在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439号A座1101房欠物业管理费5553.4元，水费683.6元，分摊电费492.8元，垃圾费90元，合计6819.5元请于2016年9月20日之前，请移步逸景局管理处缴交，将获不计违约金的优惠。2018年8月30日，益晖公司向邓慧贤发出《物业费催缴通知书》称，截至2018年8月31日止，您在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439号A座1101房欠物业管理费12650.6元，请于2018年9月30日之前，请移步逸景局管理处缴交，将获不计违约金的优惠。上述《物业费催缴函》经益晖公司邮寄至涉案房屋，未妥投。邓慧贤在庭审中表示未收到上述《物业费催缴函》。一审庭审中，益晖公司提交其在逸景居管理处收费员吴x出具的《证明》，拟证实收到涉案房屋原业主邓炳亮支付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管理费8330元等费用。邓慧贤提供：《告知函》、《确认函》及邮政特快专递，拟证明邓慧贤告知益晖公司其预付52个月的物业管理费共12476.6元，益晖公司收取了上述物业费。一审法院认为，物业开发商广州市穗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益晖公司签订了《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益晖公司对涉案房屋实施物业管理，邓慧贤接受了益晖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益晖公司与邓慧贤形成了物业服务合同关系，邓慧贤应按物业合同的约定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1.2元的标准向益晖公司支付物业管理费。对于邓慧贤抗辩称，其已预付52个月的物业管理费共12476.6元的抗辩意见，因其仅提供单方出具的《告知函》、《确认函》，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缺乏可信性，对邓慧贤此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邓慧贤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民法总则实施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过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邓慧贤应向益晖公司支付自2015年4月1日起的物业管理费，故诉讼时效从2015年4月1日起计算。截至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实施时，已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故益晖公司已丧失追索2015年4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期间物业管理费的胜诉权。对于2017年10月2日至2018年11月31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益晖公司仍享有胜诉权，故邓慧贤应向益晖公司支付上述期间的物业管理费4319.78元（1.2元/平方米/月×257.13平方米×14个月）。关于滞纳金。鉴于益晖公司主张的标准较高，一审法院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关于滞纳金的起止时间，因合同中并未约定邓慧贤应向益晖公司缴纳物业管理费的具体日期，故当月应缴物业管理费的滞纳金应自次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判决如下：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邓慧贤向益晖公司支付自2017年10月2日起至2018年11月31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4319.78元及滞纳金（当月应缴滞纳金以当月应缴物业管理费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次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益晖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96元，由益晖公司负担411.14元，由邓慧贤负担184.86元。经查，一审查明“2016年9月1日，益晖公司向邓慧贤发出《物业费催缴通知书》”应为“2016年9月1日，益晖公司向邓炳亮发出《物业费催缴通知书》”，一审其他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邓慧贤在一审辩称其不存在拖欠物业管理费的行为，更不存在支付逾期拖欠物业管理费滞纳金的问题。二审中，邓慧贤向本院提交邓x于2020年3月15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邓x从来没有向益晖公司支付过12476.6元。益晖公司质证称该证据不构成二审的新证据，也没有在二审规定的期限内提供，邓炳亮与邓慧贤的代理人是同一个镇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益晖公司与邓x是有过诉讼，也强制执行了，邓炳亮交过的费用，益晖公司已经出具了收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答辩，本院确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邓慧贤抗辩无需向益晖公司支付2017年10月2日起至2018年11月31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理由能否成立；2.益晖公司对一审判决调整滞纳金标准提出异议应否支持；3.益晖公司主张2015年4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现评析如下：关于邓慧贤抗辩无需向益晖公司支付2017年10月2日起至2018年11月31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理由能否成立问题。本案是物业管理纠纷，益晖公司作为涉案房屋物业管理单位，其已为邓慧贤提供了物业管理费，邓慧贤应向益晖公司支付对价。邓慧贤上诉认为其已向益晖公司支付了12476.6元，并与益晖公司达成以上述款项为预付2015年2月至2022年5月期间的涉案房屋物业管理费的口头约定，对此，益晖公司均不予确认。邓慧贤一审提供的《告知函》、《确认函》是其单方出具，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抗辩事实。邓慧贤二审提供邓炳亮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由于邓慧贤未申请该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法庭核查，且益晖公司对该证人证言不予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在邓慧贤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益晖公司支付2017年10月2日至2018年11月31日物业管理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支持益晖公司要求邓慧贤支付该期间物业管理费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益晖公司对一审判决调整滞纳金标准提出异议应否支持问题。益晖公司与广州市穗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约定的滞纳金的性质属于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一款：“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企业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业主以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上述合同对邓慧贤具有约束力。邓慧贤在一审辩称其不存在支付逾期拖欠物业管理费滞纳金，实质上就是对违约金标准过高提出了整体抗辩，且上述合同约定的每日按应缴款的千分之二交纳滞纳金的标准确实过高，因此，一审法院酌情将滞纳金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可。益晖公司上诉坚持要求按每日千分之二计算滞纳金，本院不予支持。同时，邓慧贤以其与益晖公司没有约定滞纳金以及该合同与其没有关系，主张撤销一审关于滞纳金部分的判决，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益晖公司主张2015年4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益晖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本案诉讼之前已将《物业费催缴通知书》送达给了邓慧贤，其表示向邓慧贤直接催缴物业管理费，也没有相应证据佐证，邓慧贤也不予确认。而益晖公司在2019年4月1日才提出本案诉讼，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益晖公司主张邓慧贤支付2015年4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益晖公司上述期间的物业管理费丧失胜诉权，并据此驳回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诉请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益晖公司上诉坚持认为上述期间的物业管理费不超过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邓慧贤提出的其他理由不足以支持其诉求，本院亦不采纳。综上所述，益晖公司和邓慧贤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审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07.89元，由益晖公司负担595.97元，由邓慧贤负担111.9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盾审判员 张 怡审判员 李 静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志康谢金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