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502民初6213号 原告（反诉被告）：湖州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嘉年华国际广场D座D203室-79。 法定代表人：刘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浙江南太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雄，浙江南太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盘古天地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横坪公路87号办公楼之三。 法定代表人：徐锴俊，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广东景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宝义，广东景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湖州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雅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盘古天地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盘古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反诉被告）博雅公司于2019年8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自愿选择了诉前纠纷化解机制，因诉前调解未成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金建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反诉原告）盘古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浙0502民初62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盘古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被告（反诉原告）盘古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浙05民辖终2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维持原裁定。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反诉原告）盘古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经审查后依法受理，并于本诉合并审理。本院于2020年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博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强及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李荣雄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反诉原告）盘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廖宝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博雅公司起诉称：2018年1月初，原告与被告达成一致，约定由原告担任被告的财务顾问协助被告收购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所持有的深交所上市公司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277，以下简称海联讯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票（不低于海联讯公司总股本的25%）。双方约定本次股份收购的服务费用为1500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即投入了合同约定之相关工作。在原告的促成下，被告与中科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了中科公司将所持有的海联讯公司全部股份（占海联讯公司总股本的29.8467%）转让给被告，海联讯公司对该次股份转让合同签署事项进行了公告。因本次股份转让后被告将成为海联讯公司第一大股东，依照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将出具《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为此，原告协助被告进行《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起草、审定、修改等工作，并由海联讯公司进行了公告。2018年5月3日，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在本次股份转让过程中，包括谈判、签约、交易所审批、过户登记及其他所有相关事项均由申请人参与办理，原告已完成了《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全部合同义务。但被告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至今仅支付了230万元服务费用，余款1270元经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原告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服务费1270万元，并按每日0.05%计算自2018年8月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本案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原告与被告签订书面《财务顾问协议》的时间为2018年2月6日，但双方达成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时间为2018年1月份。 被告盘古公司答辩称：请求判令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第一，讼争的《财务顾问协议》系原告采用倒签日期形成，不能作为原告已实际提供居间服务的证据。原告法定代表人刘强是2018年1月23日才要求与被告的交易牵头人罗佳互加微信好友，此后直至2018年1月27日才互有微信通话记录；2018年2月6日，刘强才将其起草的《财务顾问协议》草稿发给罗佳审阅并修订。因此，从上述证据分析，原告与被告实际签订《财务顾问协议》一定是在2018年2月6日之后签订，而非该《财务顾问协议》所填写的日期2018年1月10日。事实上该协议是被告当时的股东之一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戴寿鹏在2018年2月6日前后安排的，刘强也是戴寿鹏引荐的，安排本协议后的费用戴寿鹏会承担，从被告应当支付戴寿鹏的利益分成里扣除，因为当时是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合意共同收购海联讯公司的股份，收购的份额要在51%以上，以成为海联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所以被告以为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也将出资收购海联讯公司股份，但最后在被告收购后，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出资，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也自被告处退出，因此本案协议的款项被告也不予认可了，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也仅在案涉股份交易的2018年1月至3月期间短暂地成为被告的股东。故该事后补签合同的行为本身不能证明原告已履行《财务顾问协议》主要合同义务，因此《财务顾问协议》3.2条和4.3条与案涉重大关键事实的实际发生时间相互冲突，属于无效约定。第二，原告未就案涉股权交易向交易双方报告订约机会，更未能促成双方交易达成协议。首先被告交易对手明确否认案涉股权交易存在任何居间方；其次，被告的证据与中科公司的《情况说明》相互印证，可证明案涉股权交易是双方代表直接对接完成；最后，原告未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第三，原告仅就案涉股权交易提供部分辅助性服务。第四，原告未履行主合同义务，不构成法定“居间行为”，无权主张居间报酬，本案讼争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居间合同，原告主张的财务顾问费实际即居间服务费，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案涉股权交易中提供了报告订立合同机会或者订立合同媒介的服务，也未证明其促成被告与中科公司的《股份转让合同》成立。据此，原告已向被告收取的230万元顾问费用大部分也应返还。 反诉原告盘古公司反诉称：2018年2月6日，博雅公司采用欺骗手段，骗取盘古公司的信任，将合同倒签日期至2018年1月10日，与盘古公司签订了所谓“《财务顾问协议》”。在协议中博雅公司作为乙方，声称“协助盘古公司与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沟通和会商；协助谈判确定对目标公司本次收购的拟转让股权比例和转让价款；协助拟定本次收购框架协议，并分别经甲方（盘古公司）、目标公司或实际控制人确认。”《财务顾问协议》第3.1条约定的盘古公司拟收购目标公司为海联讯公司；拟转让方为中科公司；目标公司股票代码为：300277。盘古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博雅公司并未在上述盘古公司收购股权交易中起到“促成交易”的作用。盘古公司与拟转让方中科公司沟通协商、洽谈股权比例与转让价款及起草收购协议等各个关键环节，博雅公司均未参与。博雅公司在盘古公司与中科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且支付定金和按照证券交易所规定披露信息后，才于2018年1月23日与盘古公司的代表建立微信联系；2018年2月6日，刘强方才与盘古公司授权代表罗佳在微信协商《财务顾问协议》。此后，博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强仅协助办理了上述交易项下的向交易所递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辅助事项；而即使该项辅助性工作，其主要工作也是由券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博雅公司在起诉状中声称，参与了交易的“谈判、签约”等事宜，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盘古公司认为，案涉《财务顾问协议》属居间合同。鉴于博雅公司并未在盘古公司与中科公司的股份转让交易中提供居间服务，也未履行合同第一章和第二章规定的主要义务；在履行交易完成后的报告审批等顾问工作中也仅起到辅助作用，履行部分附随义务。在此情形下，博雅公司收取盘古公司230万元费用远超其履行义务所对应的价值，考虑到博雅公司的实际工作量和对交易所起的实际作用，盘古公司认为向其实际支付30万元是合理报酬水平，其收取其余200万元顾问费用均应返还盘古公司。故反诉原告特向贵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已支付的200万元服务费；2、反诉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 反诉被告博雅公司答辩称：第一，双方所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中对博雅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标志，及盘古公司支付服务费的前提和条件都做了明确充分的说明。在该协议的第4.3条中明确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年期间，如果甲方（盘古公司）违背上述4.2条款的约定，无论任何原因，只要甲方或者甲方的关联方与本协议中的拟转让方就目标公司发生股权交易，甲方均须对乙方（博雅公司）进行支付本协议约定的全额夫妇费用”，该协议第4.2条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年期间，任何甲方及其关联方与本协议中的拟转让方就目标公司进行的股权交易，均须经过乙方安排或者告知乙方”，即即使反诉原告盘古公司不通过反诉被告博雅公司与案外人中科公司进行协商、沟通的，无论何种原因，只要盘古公司与中科公司发生了股权交易，盘古公司均须向反诉被告博雅公司支付全额服务费。在该协议的第5.3.2条中更明确了盘古公司支付服务费的前提和条件。第二，反诉被告博雅公司已经履行了本协议的相应义务。在本案股权交易的过程中，反诉被告博雅公司主要协助参与了三大环节的内容。第一部分环节是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双方洽谈协议的过程；第二部分环节是股权交易双方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过程；第三部分环节是股权交易双方向证券交易所申请股权转让批复文件及完成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的过程。该三部分环节内容均有反诉被告博雅公司派员参与。因此反诉被告博雅公司已经充分完整地履行了合同义务，反诉被告博雅公司仅系协助反诉原告盘古公司进行股份收购活动，而非以反诉被告博雅公司的独立主体进行商业活动。第三，根据前述《财务顾问协议》的约定，反诉原告盘古公司支付服务费的前提和条件已经完成。第四，反诉原告盘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所称的唯一授权代表均始终认可拖欠服务费的事实。第五，从反诉原告支付服务费的过程来看，也不存在反诉被告欺骗或者被告误解的情况，反诉原告已经支付的230万元并非一次性支付，第一笔于2018年1月底，最后一笔于2019年的4月份，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反诉原告分五笔支付了服务费，从该付款情况来看，也足以证明双方对本案财务顾问协议的首肯，从而进一步证明反诉原告拖欠反诉被告服务费的事实。故反诉被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反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反诉被告）博雅公司为支持其诉请及反诉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财务顾问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约定由原告担任被告的财务顾问协助被告收购中科公司所持有的深交所上市公司海联讯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票（不低于海联讯公司总股本的25%），并约定本次股份收购的服务费用为1500万元，及对付款时间、收购事项完成标志等作出约定的事实； 2、《股份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2018年1月25日，中科公司将其持有的海联讯公司的29.85%的股份转让给被告盘古公司的事实； 3、《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因被告收购完成后成为海联讯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证监会要求必须完成的信息披露，故由原告协助起草完成了该《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事实； 4、海联讯公司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公告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与中科公司完成协议转让的事实； 5、海联讯公司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打印件一份，证明案涉股份变更登记完成的事实； 6、通知函复印件及邮寄凭证原件各一份，证明案涉股份变更登记完成后，2018年7月份原告向被告催讨服务费的事实； 7、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两份，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230万元及支付时间的事实； 8、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四份［（2019）浙湖南证民字第1763、1764、1765、1766号］，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同意付款及原告在签订《财务顾问协议》后投入相关服务的事实； 9、录音资料及文字整理各一份，证明2018年10月17日，被告董事长罗佳确认原告投入服务且拖欠服务费的事实。 针对原告（反诉被告）博雅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反诉原告）盘古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认为该证据明确约定了原告的主要合同义务，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该证据第一章中的合同主要义务，且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该证据第2.3条“协助甲方寻找并锁定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并代表甲方与目标公司进行收购价格谈判”的义务，同时，该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在该协议签订的时候原告现法定代表人刘强与原告具有任何关系；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证据的形成系由原告促成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本身不足以证明系原告参与形成的，报告的出具人系案外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5的三性均无异议，但该两份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案涉股份转让交易系由原告促成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的三性无异议，但被告并不认可原告的催款请求；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8的三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在案涉股份转让交易中履行了《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主要合同义务，其仅系从事了转递文件等辅助性工作，同时该证据中体现的2018年5月份后原告催款的部分（与被告有权代表罗佳的聊天记录）被告有权代表罗佳也从未明确过应付款的金额，罗佳也没有确认原告履行了《财务顾问协议》的主要义务，而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徐锴俊的聊天记录中也未有徐锴俊明确表示欠付的金额，也未明确表示原告从事的工作应支付的金额，另徐锴俊在被告公司内具有明确的分工，其不负责日常经营，故徐锴俊本身不清楚案涉股份转让交易的情况，同时在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群（群名为详权工作群）内的聊天记录来看，券商的选定、《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形成均系由被告当时的股东之一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戴寿鹏及戴寿鹏下属梅佳妮主导的，主要工作并非原告完成；对原告提交的证据9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的形成不合法，且该证据系录音证据，该证据本身无法证明录音交谈双方身份，应由原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证据系罗佳与刘强的对话，同时被告并非因资金紧张或其他原因拒付款项。 被告（反诉原告）盘古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及反诉诉请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被告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被告授权罗佳作为海联讯公司股份交易唯一授权代表的事实； 2、微信聊天记录（刘强与罗佳）公证书两份［（2019）深坪证字第3528、3529号］，证明2018年1月2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刘强才与罗佳添加微信好友，并于同年1月27日才第一次进行对话，并且同年2月6日刘强与罗佳通过微信沟通《财务顾问协议》内容的事实； 3、中科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并未在被告与中科公司交易股份过程中提供居间服务，即未按《财务顾问协议》履行约定义务的事实； 4、中科公司工商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明自2016年10月20日起至今陈苏勤系中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 5、微信聊天记录（陈苏勤与罗佳）公证书一份［（2019）深坪证字第3529号］，证明被告授权代表罗佳与中科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苏勤沟通海联讯公司股权交易的事实，同时证明原告从未参与交易过程，未授权代表与中科公司授权代表见面、谈判交易相关事项的事实； 6、微信聊天记录（黄加宁与罗佳）公证书一份［（2019）深坪证字第3529号］，证明案外人黄加宁协助被告审阅、修订《H股份转让协议20180123》的事实，从而证明本案《股份转让协议》系被告与中科公司直接沟通、协商和签订的，原告未提供任何居间服务的事实； 7、股份交易定金1亿元支付凭证一份，证明2018年1月25日被告就海联讯公司股份交易向中科公司支付1亿元定金的事实； 8、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一份［（2019）深坪证字第3529号］，证明案外人梅佳妮在“详权工作群”发送《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文稿的事实； 9、被告支付给原告230万元的转账凭证5份，证明2018年2月12日至2018年10月28日期间，被告向原告分五笔合计转账230万元的事实； 10、被告盘古公司工商基本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基本工商登记信息的事实； 11、被告盘古公司工商变更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明2018年1月18日至2018年3月23日期间，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被告10%的股权的事实； 12、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打印件一份，证明戴寿鹏是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梅佳妮是戴寿鹏的合作伙伴以及2017年12月10日，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受让中科公司持有的28062658股，占上市公司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21%，最终占股24.93%，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的事实。 庭审中被告申请案外人中科公司出庭作证，中科公司委托其员工邱某当庭作证称：其系中科公司投资经理，其于《股份转让协议》签订的2018年1月24日参与了谈判及后续工作，谈判当天于中科公司9楼陈苏勤的办公室自下午5点起到晚10点，当天在办公室谈判的人为陈苏勤、戴寿鹏、罗佳、其本人及其同事，但其不清楚刘强是否当时在中科公司，后于当日晚9点多签字盖章，但因当天已经较晚，该协议没法发送给海联讯公司，故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25日。现被告尚欠中科公司股份转让尾款近1.2亿元。同时其与刘强于2018年1月24日前即相识，但其认为刘强系戴寿鹏的下属。其对戴寿鹏于2018年1月24日在“详权工作群”中发送的两张照片经辨认后认为其中无人物的照片拍摄地点系位于中科公司办公大楼，人物照片中的人有罗佳、戴寿鹏、刘强等人。 针对被告（反诉原告）盘古公司提交的证据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原告（反诉被告）博雅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原告认为该份情况说明系被告的单方陈述，但对罗佳系案涉股份转让交易中被告的代表或者召集人的事实，原告予以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够证明被告的证明对象，与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缺乏，案涉《财务顾问协议》虽系于2018年2月6日补签，但也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2019）深坪证字第3529号公证书附件2第1页中载明的该公证书第14、15页的微信语音（2018年1月28日）内容来看，被告并未对金额有异议，而仅是要求原告等几天，而从该语音聊天后即为本案《财务顾问协议》的几份书稿及书稿几经修改的情况来看，本案《财务顾问协议》也并非很简单的由原告提供后被告即认可了，而是经多次修改，其中的第5.3.2条系在最终定稿时才出现的条款，原告在协议中约定这一条款即是为了防止双方对原告的服务内容因无法量化可能产生歧义而添加的，故原告认为通过被告提供的该份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财务顾问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应付财务服务费的事实；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财务顾问协议》的约定，原告系协助被告完成股份收购的角色，并非协助中科公司，即原告法定代表人刘强在案涉股份交易过程中系以被告的名义从事相应的工作，并非独立以原告的名义从事工作，故该证据的反映的内容不真实，与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也缺乏关联性；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陈苏勤在本案庭审时已经并非中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事实上，该证据系陈苏勤与罗佳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但本身陈苏勤、罗佳、刘强等人还有一个工作群，工作群名为海阔天空，即原告提交的证据8中的（2019）浙湖南证民字第1765号公证书中体现的微信聊天群，可见案涉股份转让并非陈苏勤与罗佳二人点对点直接达成转让协议，而是有很多人共同参与的结果，包括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刘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之间仍缺乏关联性，该证据是罗佳请被告的律师对《股份转让协议》进行合同审核的过程，并不能够证明该合同系由案外人黄加宁起草的，也不能排除其他人在该份合同形成过程中做的工作，当然也不能证明原告未提供任何服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之间仍缺乏关联性，相反，该证据能够体现刘强在此间做的工作；对被告提交的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0、11、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对象也无异议。对证人邱某的证言，原告认为邱某的证言中关于原告法定代表人在签约当天不在现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从戴寿鹏于2018年1月24日在“详权工作群”中发送的两张照片及随后当天的聊天内容来看，足以印证原告法定代表人在签约现场，同时，因为被告尚欠中科公司1个多亿的股份转让款未付，中科公司为实现债权才可能出具被告提交的证据3《情况说明》并委派其员工邱某出庭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证言，故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3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存疑，不能认定为有效证据。 被告（反诉原告）盘古公司对证人邱某的证言无异议，但其认为虽然被告与中科公司尚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该债权债务关系不影响证人证言的效力，同时戴寿鹏于2018年1月24日在“详权工作群”中发送的两张照片中的天气情况也不一致，即使该两张照片确实是2018年1月24日在中科公司大楼外拍摄的，也不足以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刘强参与了案涉股份交易的谈判、协商等工作。 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对各方当事人以下真实性没有争议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8，被告提交的证据2、4、5、6、7、8、9、10、11、12。对原告提交的证据9，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的形成不合法，该录音证据的交谈人身份应由原告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原告认为该证据合法，且其已经提交了该份证据，若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的，则应当由被告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或者提出鉴定申请，本院认为，该证据虽系未经被告同意录制形成的，但现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录音证据的形成过程及取得方式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故该证据应属合法，同时被告否认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但该录音证据存储的交谈内容系罗佳与刘强之间的谈话，罗佳现仍在被告处任职，故理应由被告对其认为该证据不真实之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亦未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故本院对被告之质证意见不予采信，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被告的单方陈述，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及证人中科公司委派的出庭作证人员邱某的证言，本院认为，中科公司的情况说明虽陈述称案涉股份交易过程中不存在第三方提供居间服务或财务顾问的情形，但该情况说明与中科公司委派的出庭作证人员邱某的陈述中确认的原告法定代表人刘强在案涉股份交易中参与了部分工作，且于2018年1月24日前即认识刘强并认为刘强系戴寿鹏下属的证言向左，同时被告与中科公司之间于本案庭审过程中尚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从《财务顾问协议》的约定来看，博雅公司系代表盘古公司与中科公司进行收购价格谈判，故原告不负有向中科公司披露原被告合同关系的义务，即中科公司并不必然清楚原告或者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并非被告员工，当然也不必然清楚原告具有独立身份及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故本院对中科公司的情况说明不予采信，对中科公司委派的出庭作证人员邱某的证言中关于其与刘强于2018年1月24日前即认识并认为刘强系戴寿鹏下属及其对戴寿鹏于2018年1月24日在“详权工作群”中发送的两张照片的辨认的证言予以采信，对其其余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月10日，博雅公司与盘古公司达成一致，约定由博雅公司为盘古公司收购中科公司所持有的海联讯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顾问服务。此后博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强参与了盘古公司与中科公司之间的股份交易，并提供了相应的服务。2018年1月24日盘古公司与中科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协议载明的签订日期为2018年1月25日。《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博雅公司并参与了后续《股份转让协议》履行工作。2018年2月6日，博雅公司与盘古公司补签《财务顾问协议》，协议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该协议约定由博雅公司（乙方）担任盘古公司（甲方）的财务顾问协助盘古公司收购中科公司所持有的海联讯公司（股票代码：300277）的无限售流通股票（不低于海联讯公司总股本的25%），财务顾问费用为1500万元，盘古公司的合同工作内容为：需协助盘古公司与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沟通和会商；协助谈判确定对目标公司本次收购的拟转让股权比例和转让价款；协助拟定本次收购框架协议，并分别经盘古公司、目标公司或实际控制人确认；协助盘古公司签订本次收购框架协议。同时该协议第2.3条约定“乙方按照甲方同意条款，协助甲方寻找并锁定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并代表甲方与目标公司进行收购价格谈判”；第3.2条约定“本协议签署后12个月内，甲方及其关联方参与的任何关于目标公司的股权交易，均属于乙方财务顾问服务的成果”；第4.2条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年期间，任何甲方及其关联方与本协议中的拟转让方就目标公司进行的股权交易，均须经过乙方安排或者告知乙方”；第4.3条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年期间，如甲方违背第4.2条款的约定，无论任何原因，只要甲方或者甲方的关联方与本协议中的拟转让方就目标公司发生股权交易，甲方均须对乙方进行支付本协议约定的全额服务费用”；第5.3.2条约定“为避免疑问，双方同意，甲方与目标公司股东完成不低于25%股份过户手续是本次收购事项完成的标志，亦是甲方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的前提。因非甲方、中科公司的原因导致前述股份无法完成过户手续的，甲方均应立即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甲方已付的服务费用予以返还。若乙方逾期返还服务费用超过10日的，则自第11日起，按照0.05%每日计算未返还不付款项的违约金”；第5.3.3条约定“甲方或关联方完成目标公司股权收购事项，若未能按照5.3.1条约定按时支付服务费用，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仍未能在30日内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的，则自第31日起按照0.05%每日计算未支付部分款项的违约金，违约金累计不超过未支付部分款项的3%”。2018年5月3日，案涉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另盘古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12日、同年7月23日、同年10月26日、同年12月28日、2019年4月12日支付博雅公司100万元、10万元、10万元、100万元、10万元，合计230万元，其中两笔100万元分别载明财务顾问费、财务咨询费。后因盘古公司认为博雅公司未全面履行《财务顾问协议》未向博雅公司支付剩余合同价款1270万元，并认为博雅公司应返还其支付的200万元费用，双方纠纷成讼。 另查明，2018年1月18日至2018年3月23日期间，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被告10%的股权，戴寿鹏是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本案股份交易期间，陈苏勤系中科公司法定代表人。 再查明，博雅公司于2018年7月4日向盘古公司书面催讨服务费。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按约履行了《财务顾问协议》。原被告双方虽对双方之间系何种合同关系存在争议，原告认为双方系服务合同关系，被告认为双方系居间合同关系，但本案的争议焦点仍在于原告是否按约履行了《财务顾问协议》，本院认为，从本案的股份交易过程及原被告双方的约定来看，《财务顾问协议》拟促成的股份转让合同的相对方中科公司在原告提供相应服务前已经确定，并无向不特定的第三方寻租的必要，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内容也限于原告在被告股份交易过程中为被告提供相应协助服务，原告对外亦并非以独立的居间人的身份从事相应的居间合同，而是代表被告参与股份交易活动，虽然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及时间以《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及股份过户为标志，但类似的以交付一定的工作成果或者促成一定的预期事实的发生作为付款条件或者付款时间的约定并非必然导致缔约双方系居间合同关系，故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应属于服务合同关系。被告虽辩称本案《财务顾问协议》系原告骗取被告信任后形成的，且原告并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仅从事了部分辅助性工作，但本院认为，本案《财务顾问协议》虽系补签，且签订日期倒签至2018年1月10日，但仍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均予以确认，被告虽辩称该协议系原告骗取被告信任后补签的，但其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从其提交的证据来看，该协议的形成过程反而证明被告系在民事行为能力自由独立无障碍的情况下签订的该协议，故本院认为该《财务顾问协议》合法有效；同时其向本院提交的多份微信聊天记录亦均不足以排除原告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的可能性，而其向本院提交的股份交易相对方中科公司的情况说明与证人证言因其与中科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的利害关系及中科公司在股份交易活动中并不必然知悉被告是否购买了相应的财务顾问服务之情形，本院认为中科公司的情况说明及该部分的证人证言亦不足以采信，相反的，中科公司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刘强参与了案涉股份交易活动，故本院对被告该抗辩不予确认。关于原告是否按约履行了《财务顾问协议》的问题，本院认为仍应当由原告承担相应之举证责任，而从本案《财务顾问协议》的签订时间为该协议的缔约目的成就（《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之后，且原被告双方对《财务顾问协议》多次修改的情况来看，《财务顾问协议》的签订虽系补签确认双方缔约行为的行为，但该补签行为亦具有一定的结算意义；同时从原告提交的其法定代表人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代表进行催讨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录音来看，被告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也并未表示原告未履行《财务顾问协议》，且被告并未对付款金额提出异议，仅系与原告协商付款时间，结合被告多次于《财务顾问协议》补签之后付款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已经足以对其按约履行了《财务顾问协议》之事实形成高度盖然性；另从被告当庭作出的《财务顾问协议》签订的起因是由案外人戴寿鹏安排的等答辩意见来看，被告仅系因案外人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被告收购海联讯公司股份后未收购海联讯公司股份才对本案《财务顾问协议》不予认可，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节事实，且即使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该节事实，也不足以证明其支付《财务顾问协议》项下款项的义务以案外人上海巧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海联讯公司的股份为前提或者条件，相反的，其该答辩意见可以证明其应当依照《财务顾问协议》支付财务顾问服务费的事实；应当说明的是从《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原告合同义务及股份交易活动的一般规律来看，原告履行的合同义务的行为本身很难固化为书面或者实体证据，原告对其与被告之间及与案外人中科公司之间的信息交互、其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非涉他性工作本身存在举证能力的缺陷，在原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欠款之事实的情况下，难以苛责原告提供具体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故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其按约履行了《财务顾问协议》。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已经约定了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起算点、利率，故原告主张自2018年8月5日（其书面通知发出之日后第31日）起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双方约定，但双方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计算至未付款项的3%为限，即381000元，现截止本案庭审之日，逾期付款违约金已经达到381000元，原告虽诉称该逾期付款违约金约定过低，但其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实际损失的金额，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超出部分逾期付款违约金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现原告已经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且付款条件已经成就，被告理应支付财务顾问服务费而未足额支付，显属违约，应当承担支付剩余款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民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款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要求原告返还200万元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及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盘古天地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湖州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服务费127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8.1万元，合计1308.1万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湖州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盘古天地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若深圳市盘古天地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98000元，减半收取49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400元（已减半），合计604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盘古天地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金建平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黄君 书记员潘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