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吉24行终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1967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敦化市康惠花园19号楼五单元一楼中，住吉林省敦化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敦化市公安局，住所地敦化市沿江路。法定代表人路某，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某，法制大队民警。委托代理人孙某，法制大队民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住所地延吉市天池路2855号。法定代表人裴某，局长。委托代理人金某，科员。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敦化市公安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以下简称州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敦化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3行初2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27日，敦化市江南镇工农村村民刘某，因工农村股权溢价款分配方案等问题未能得到敦化市江南镇人民政府及敦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满意答复，由仲伟成联系车辆，搭载刘某、张军、张立柱、管恩林，一起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信访，且拒不听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劝阻。2019年3月1日，敦化市信访局工作人员就刘某等人集体越级信访一案向敦化市公安局报案。敦化市公安局于2019年3月1日受案，当日询问了报案人邢彦程并形成询问笔录，当日经审批传唤了刘某并电话通知其家属，同时收集保全相关证据。2019年3月1日，敦化市公安局民警询问刘某、管恩林、仲伟成、张军、张立柱并形成《询问笔录》，询问证人郑某并形成询问笔录。刘某陈述了因个人信访诉求得不到敦化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满意答复，与管恩林、仲伟成、张军、张立柱前往北京，并于2019年2月27日一起到国家信访局和中纪委信访，且拒不听从敦化市信访局及江南镇人民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劝返的事实。管恩林、仲伟成、张军、张立柱、郑某、邢彦程的询问笔录亦证实该事实。2019年3月1日，敦化市公安局依据刘某、管恩林、仲伟成、张军、张立柱的询问笔录、报警人邢彦程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敦化市信访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户籍信息等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并于当日向刘某送达敦公(治)行罚决字〔2019〕1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刘某行政拘留九日的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向刘某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2019年3月1日，敦化市公安局将刘某送至敦化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并将拘留原因、期限、场所通知刘某的家属。刘某不服，于2019年4月23日向州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州公安局于2019年4月23日受理，同日通知敦化市公安局提交答复。敦化市公安局于2019年4月25日提交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州公安局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延州公复决字［2019］0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敦化市公安局于2019年3月1日作出的敦公(治)行罚决字〔2019〕119号行政处罚决定。刘某不服，提起本诉。另查明，刘某曾因进京非正常访于2012年8月3日被敦化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原审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案涉行为虽发生在北京，但敦化市公安局作为刘某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更为适宜，且本案不属于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故敦化市公安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公民有进行信访的权利，但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本案中，刘某因工农村股权溢价款分配方案等问题，与他人一起越级进京上访，拒不听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劝阻，且该行为系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的敏感时期实施，意图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已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敦化市公安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某提出的其是正常信访，不存在违法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从在案证据看，敦化市公安局依法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调查、处罚前告知、作出处罚、送达、执行、通知等法定程序，程序并无不当。州公安局收到刘某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刘某提出的要求敦化市公安局、州公安局承担赔偿责任、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经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四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具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致人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要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即当事人取得国家赔偿及要求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前提和基础应当是相关行政行为违法，故刘某的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敦化市公安局及延边州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审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刘某上诉称，上诉人等5人事村民信访代表，因集体资产被原书记非法侵占和资产分配方案严重不公的问题，无数次到敦化各有关部门反映。因反映资产分配方案不公的问题不是人民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范围，敦化市人民政府所属的相关职能部门互相推诿，消极对待上诉人反映的有理诉求，上诉人等5人信访村民代表于2019年2月27日自费到北京指定的信访接待场所（国家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司）寻求解决问题，并且按照国家信访局的要求，排队进入指定的信访接待场所进行反映问题，进入接待窗口，上诉人受到了中央纪检监察部来访接待处室的认真接待，并告知上诉人所反应的其他资产分配问题应当到国家信访局提出，直至接待完毕，没有任何盘查和劝阻，不存在扰乱接待场所的秩序的行为。离开接待场所后，因16：00时国家信访局已经停止接待，上诉人等人预计第二天再去，走出国家信访局时，被敦化市信访局、江南镇人民政府及敦化市公安局等10多名截访人员发现，要求返回敦化解决问题。上诉人等人表示还有其他诉求需要反应，反应完就同意返回敦化，但截访人员强行将上诉人等5人架上车带走，管恩林报警后，截访人员迅速离开，在北京宣武区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回到住地，第二天中午，上诉人等5人在北京大学附近，被敦化市公安局利用刑侦手段定位后，强制控制连夜驱车带回敦化市公安局。3月1日进行询问并处罚，以扰乱单位秩序对上诉人进行强制拘留7天。被上诉人敦化市公安局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州公安局答辩称，州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合法合理，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第十八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的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本案中，上诉人要求解决工农村股权溢价款分配方案等问题，应当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诉求，其于2019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到相关部门越级上访，且拒绝接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劝阻，违反了上述规定，扰乱了信访工作秩序。敦化市公安局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州公安局经复议予以维持并无不当。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丽英审判员  李彩莲审判员  晏丽丽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然慧附相关法律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