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8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莹，女，1980年8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北京壹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保生，男，1950年4月21日出生。上诉人田莹因与被上诉人田保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3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被上诉人田保生均参加了本案的互联网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莹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田保生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田保生承担。田莹的主要上诉理由：1.本案一审判决与作为在案证据引用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生效判决书中的处理原则实际是冲突的。如果80万元返还田保生，将导致其从涉案房屋出售行为中获得的利益与李某一致，无法体现出生效判决确认的田保生应承担违约责任大于李某的认定。2.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根据相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生效判决可知，我与母亲李某一直居住生活在一起，田保生违反口头协议将涉案房屋出售的行为，必然给我造成实际损失。80万元补偿款，根据田保生书写的收条，本质上是因口头协议未能履行而补偿，补偿对象是我与李某二人，李某表示不接受补偿，但我接受。故补偿对象就是属于父亲对女儿的补偿款。针对田莹的上诉请求，田保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田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请二审法院驳回田莹的上诉请求。我已经资助田莹50万元出国留学费用，基于涉案房屋出售对田莹不存在补偿的约定及法定义务，实际我也没有补偿她的意思表示，更不存在款项赠与她之意。现田莹没有合法根据占有不当利益，其应承担向我返还上述款项的责任。田保生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1.判令田莹返还我向李某转交的80万元代收款；2.本案诉讼费由我与田莹双方平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田保生与田莹系父女关系。1990年12月26日，法院就李某与田保生离婚纠纷案作出（1990）西民字第2361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李某与田保生离婚，双方之女田莹由李某抚养，自1991年1月起田保生每月支付抚养费40元，……；西城区×××601号两居室楼房一套由李某暂住，1992年9月底以前李某将该房屋腾出交由田保生使用，同时将户口一起迁出。”1998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甲方）与田保生（乙方）签订《公有住宅楼房买卖合同》，约定乙方自愿以1997年成本价购买现承租的西城区×××1号房屋，建筑面积65.20平方米，交纳购房款39026元，交纳公共维修基金1369元。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乙方所有，一般住用超过5年后可依法进入市场，在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和按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后，收入归乙方所有。1998年11月，田保生与李某就上述房屋签署了一份协议，内容为：田保生与李某经双方同意，决定李某在五年内将田保生在×××601的房产买下，并办理过户手续，总计金额壹拾肆万元整，第一批款捌万元由李某于一九九九年二月底前付给田保生，第二批款陆万元整李某于二○○三年十二月底前付给田保生，届时将一同办理李某买房过户手续。1999年2月27日，田保生收到李某支付的购房款4万元；1999年6月19日，田保生收到李某支付的购房款4万元，合计8万元。自田保生、李某离婚时起，李某、田莹居住在上述房屋。在填发日期2000年9月26日京房权证西私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上记载的上述房屋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田保生，房屋坐落西城区×××601。剩余购房款6万元，李某未给付田保生。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人未过户至李某名下。2016年，田莹联系田保生称欲将涉案房屋出售，田保生同意委托田莹出售房屋。2016年10月18日，田保生与田莹进行了公证委托，田保生将涉案房屋签订合同、收取房款等权利委托给田莹。2016年11月10日，田莹以田保生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张某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田保生将涉案房屋以602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张某。后因涉案房屋未办理央产房上市手续，上述《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法履行。2017年1月17日，田保生（甲方）、张某（乙方）及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丙方）签订《解约协议书》，约定：1.本协议一经生效，甲乙丙三方此前分别或共同签署的所有关于房屋买卖、代理或相关协议（无论口头、书面或其他形式）均告解除，除本解约协议书所确定之责任外，甲乙丙三方互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履行下列义务，（1）出售人本人重新与买受人签署买卖定金及房屋买卖业务签订文件合订本，（2）出售人于2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定金陆拾万元整；3.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履行下列义务，与出售人本人重新签署买卖定金及房屋买卖业务签订文件合订本；……。2017年1月17日，田保生办理涉案房屋的上市手续。后，田保生与张某重新签署买卖房屋合同，以602万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张某，并办理产权过户，张某支付了全部购房款。2017年3月，李某、田莹将户籍迁出涉案房屋。2017年3月10日，田保生转账给田莹130万元。同日，田莹签署了由田保生书写的收条两份，内容分别为：“今收到田保生为田莹出国留学赞助款伍拾万元。”“今收到田保生转来就与李某达成转让×××601房口头协议后，在1999年付给田保生两笔共计捌万元，因原口头协议未能履行，故补偿返还人民币捌拾万元，收款人田莹代李某。”2017年，李某将田保生起诉至法院，要求田保生赔偿损失602万元。李某认为，田保生在李某不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房屋卖予第三人，获得卖房款602万元，并办理过户手续，严重侵犯了李某的合法权益。2017年9月8日，法院作出（2017）京0102民初16756号民事判决，判令田保生赔偿李某190万元。判决后双方均提起上诉，2017年12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2民终11744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法院重审期间，追加田莹参加诉讼。诉讼中，田莹就上述收条称“这是田保生写好，让我签字的，先签字后转的钱，有50万元我用于出国了，另外80万元还在我账上”，是在田保生以50万元留学费用为逼迫，无奈之下签的收条，不是本人的意愿，也没有得到李某的授权。李某陈述“收条是田保生起草的，田莹签署的，田莹签署的时候没有得到李某的认可，事后也没有得到李某的追认，收条对李某不生效”。后法院作出（2018）京0102民初8106号民事判决，判令田保生赔偿李某280万元。判决后，田保生提起了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与田保生就涉案房屋买卖签订了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田保生主张其与李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于2016年11月解除，其第二次售房行为不构成违约，但李某对此不予认可，田保生亦未就其该项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支持，故对其该项主张法院难以支持；田保生上诉主张田莹的代收80万元补偿款的行为对李某有效，但田莹签收条时并无李某的授权手续，其后李某亦未对田莹代收该款项的行为进行追认，故田保生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综合合同履行情况、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结合田保生出售房屋所得款项等情况确定的赔偿数额无明显不当，法院予以维持。2019年5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2民终4320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驳回了田保生的上诉请求。2019年7月至8月期间，田保生已经履行了判决的付款义务。现田保生认为，李某未对田莹代收款的行为进行追认，田莹也未将80万元转交给李某，因此，田莹收取田保生支付的80万元，属不当得利，应返还田保生。田莹对此不予认可，田莹主张，田保生支付的补偿款80万元，李某虽未接受，但田莹同意接受，因此，系田保生对于田莹的赠与，不应当返还田保生。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此前诉讼中法院已查明，田保生因与李某履行房屋买卖协议事宜，将80万元交由田莹代收，但经法院终审判决认定，李某对于田莹的行为未予追认，且田莹未将80万元转交给李某，田莹代为签署收条、收取80万元补偿款事宜，对于李某不产生效力。因此，田莹收取田保生支付的80万元，没有法律的根据，应属不当得利，现田保生要求田莹予以返还，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田莹虽抗辩80万元系基于田保生的赠与，但田保生对此不予认可。对此法院认为，从收条内容看，80万元并无对田莹赠与的意思表示，且田莹签署收条时也注明系代李某所为，且田保生与李某诉讼的生效判决中也已认定，80万元的补偿对象为李某，并非田莹。因此，法院对于田莹的抗辩观点，不予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田莹返还田保生不当得利款8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庭审中，田莹提交田保生与田莹的微信记录，拟证明田保生主动向其要后来买房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故田保生知道田莹要换房，且同意田莹先卖房，再买房。后因田保生的原因没有换房成功，也给田莹造成了损失，从这个角度看，收条中的补偿对象也应包括田莹。田莹提交《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通州房屋）》，拟证明田保生明知李某要以488万元购买房屋的情况下，赔偿李某80万，李某不可能同意；且田保生也没有征求李某的意思表示，故在案收条内容也与田保生口述补偿给李某是不符的，收条的补偿对象不是李某。田莹提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终11744号裁定，截取其中“查明田莹书写收条的性质以及代李某收款行为是否对李某有效”。及截取生效判决“该收条所载内容对李某不产生效力”，“田莹无代理权”，田莹想通过上述内容证明生效判决认定了80万元补偿对象不是田保生所称的李某，进而可知是对田莹的补偿。田莹提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申4849号裁定书，截取其中“一、二审法院综合合同履行情况、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结合田保生出售房屋所得款项等情况确定的赔偿数额并无明显不当。”拟证明田保生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现赔偿李某280万，补偿田莹80万，田保生所得卖房款加上1999年已收取李某给付的购房款，才能体现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对田莹提交的前述材料，田保生称法院已判决我赔偿李某280万元，80万元是我转账给李某的，李某不承认对田莹有授权，所以没有认定李某接受我的补偿。如果认定这80万元是给李某和田莹的，我认为我与李某的房屋纠纷案件已可以清算，之前的案子也不会判我赔李某280万元了。经当庭确认，田莹主张80万元不是自己代替李某收取，系因田保生行为导致其换房未完成对其的补偿。田保生对此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田莹继续占有诉争80万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是否应承担向田保生返还上述款项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点：第一，一方取得利益；第二，另一方受损失；第三，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四，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基于前述分析，在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件中，作为给付的一方，应当承担证明接受给付一方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同时，接受给付的一方应对给付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相应反驳证据。本案中，2017年3月10日，田保生已将包括诉争80万元在内的130万元款项转账给田莹。田保生主张其中的80万元属于因其出售涉案房屋而支付给李某的补偿款，但李某对此不予认可，双方就此发生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田莹亦作为另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后法院终审作出（2019）京02民终4320号生效判决，认定田保生与李某履行房屋买卖协议事宜，李某未对田莹代收款的行为进行追认，田莹亦未将案涉80万元转交给李某。至此可见，田保生向田莹转账80万元的基本事实存在，其最初与田莹达成的转款原因并未被生效判决认定成立，田保生就田莹接受转款占有80万元款项并无合法根据一节已完成初步证明责任。在案证据，2017年3月10日田莹向田保生出具收条，该收条内容对80万元款项用途、补偿对象作出明确记载“田保生转来就与李某达成转让×××601房口头协议后，在1999年付给田保生两笔共计捌万元（??80,000），因原口头协议未能履行，故补偿返还人民币捌拾万元（??800,000）。”收条上亦注明“收款人田莹代李某。”田莹本人签字。该证据内容清晰可见田莹本人在签收条时已确认系代李某收款。现田莹应举证证明其继续占有诉争80万元款项具有合法根据。对此，田莹上诉理由提到80万元系田保生导致其换房不成而给田莹造成损失的补偿，田保生对此并不认可。田莹进一步提交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微信聊天记录、法院裁定书等证据材料。但前述证据并不具有证明田保生存在对田莹进行补偿的事实或法律依据之证明力，亦无法体现出田保生作出了补偿田莹的意思表示。此外，本院注意到田莹在一审庭审及二审上诉状中均主张案涉80万元系田保生对其的赠与，于本案二审庭审中又明确该笔钱款系田保生对其的补偿款，前后陈述存在明显不一致的情形，田莹亦未就其对80万元款项性质前后作出的不同法律性质陈述,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所述，本院对田莹关于案涉80万元系田保生对其补偿款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因田莹未能举证证明其取得案涉80万元具有法律根据，应属不当得利。田莹关于田保生给付的80万元系田保生对其的补偿款及其不构成不当得利之相应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田莹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珊审 判 员  刘保河审 判 员  屠 育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杨 超书 记 员  郭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