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2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钱耀明，男，1967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郁韶荣，上海荣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上海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顾静雯，女，1963年12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寅瑜，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建忠，男，1962年3月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春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诉讼代表人：刘学民，安徽皋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合肥春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林胜，上海宝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钱耀明、上诉人顾静雯因与被上诉人华建忠、被上诉人合肥春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春天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初1360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钱耀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郁韶荣，顾静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寅瑜，华建忠，春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林胜、陶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钱耀明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导致判决春天公司不承担还款连带保证责任错误。1.原审法院查明的2016年6月23日春天公司《会议纪要》及《印鉴移交清单》将公司原公章封存作废，但该印章却出现在系争的《借条》及《借款明细》之上。上述事实可能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会议纪要》及《印鉴移交清单》证据本身是虚假的，二是封存作废并非绝对，启用旧的公章有可能性。原审未能查明系争《借条》及《借款明细》上使用春天公司已经封存作废的公章的原因。2.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5月10日春天公司《会议纪要》载明，为符合银行要求，华建忠挂名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不能对外代表公司。华建忠挂名期间是系争《借条》及《借款明细》约定春天公司担保责任到期时段。华建忠担任法定代表人，但对之前的越权行为不能追认，有说不过去之处。同时原审法院轻信了春天公司关于根据“银行要求”之说。3.原审法院认定出具系争《借条》及《借款明细》期间，华建忠为春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缺乏事实依据。当时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据并没有该内容记载。4.春天公司向钱耀明提供过期的工商登记资料系与《借条》及《借款明细》共用骑缝章，且盖有春天公司公章，原审法院遗漏该节事实，导致豁免春天公司欺瞒的责任，加重了钱耀明审查提供担保公司信息的责任。(二)钱耀明在原审法庭辩论后发现新证据，证明华建忠为春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要求法院调查(2019)皖01破申20号案件材料予以证明。(三)程序上，原审法院存在应当中止审理而未中止的违法程序问题。原审审理中未查明春天公司是否申请破产、管理人确定问题。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春天公司承担还款连带保证责任。春天公司辩称：(一)关于公章问题。司法鉴定意见已经明确封存作废的公章并非系争《借条》及《借款明细》上的公章。在过期的工商登记资料上加盖公章也不是春天公司的行为。(二)工商登记资料明确华建忠在其出具系争《借条》及《借款明细》时不是法定代表人。破产重整案件中华建忠陈述其是安徽华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是在2015年时段。系争《借条》及《借款明细》发生的债务于2016年之后，特别是2017、2018年时段华建忠不是春天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公司法》第16条规定，即使华建忠是春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法定代表人，只要没有经过股东会、董事会授权对外承担担保责任的，均为越权和无权代理行为。钱耀明明知或应当知道公司对外担保需要的条件，但没有对春天公司提供担保的资料进行审查，并非善意第三人。(三)程序上，一审庭审结束后，春天公司被法院裁定破产。原审法院得知后也有过暂停审理的过程。春天公司的管理人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书面意见，并未提出新的诉讼意见，原审法院在此情况下做出判决是正确的。华建忠、顾静雯未发表意见。顾静雯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错误。1.涉案借款合意的达成、钱款的指示交付均发生在钱耀明与华建忠之间，虽然发生在其与华建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金额巨大明显不是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是华建忠及其相关置业公司经营所需。其未参与、不知情不认可。其向案外人奚秀华转账系接受华建忠委托，备注文字也是按照华建忠要求添加，不能认定其知晓奚秀华丈夫钱耀明与华建忠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履行还款义务。2.涉案借款和还款的支付习惯，均是通过他人银行账户进行支付和收取，这些收付款的主体均是华建忠与钱耀明借贷关系钱款往来的媒介，既不是债权人也不是债务人。3.钱耀明原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华建忠收取的借款用于其与华建忠夫妻之间的共同经营。借款均进入案外人公司账户，其不是该些公司股东，亦非高级管理人员或工作人员，也从未参与经营。(二)其与华建忠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恰恰说明其对华建忠的债务不知晓，属于华建忠的个人债务。如果钱耀明认为该离婚协议损害了钱耀明的利益，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或主张该协议无效途径救济。(三)原审法院判决其对华建忠个人债务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举证规则的规定，涉案债务系华建忠以个人名义借贷，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钱耀明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华建忠存在共同经营行为，依法应当由钱耀明承担不利后果。钱耀明辩称：顾静雯于2014年归还钱耀明借款300万元，对此顾静雯在原审中称银行卡由其女儿保管，现二审阶段又称接受华建忠委托划款，前后说法不一。顾静雯没有固定工作，300万元巨款来源于华建忠及其企业。顾静雯与华建忠于2015年7月28日离婚，顾静雯取得四栋别墅和汽车、存款以及动产，华建忠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承担全部夫妻共同债务。对公司股权没有进行结算。顾静雯的财产来源于华建忠经营活动的收益，实际上顾静雯取得的是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利益。在2015年5月20，至10月8日之间，顾静雯账户有六次大笔资金往来，累计180万元，此时华建忠是华仁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相关公司的股东，上述事实证明顾静雯积极参与华建忠的经营活动，与华建忠及其企业经营有关。涉案借款用于顾静雯与华建忠夫妻共同经营，且顾静雯参与了经营并实际获得了收益。根据最高法院相关规定，系争债务应当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华建忠、春天公司未做答辩。钱耀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华建忠、顾静雯共同归还钱耀明借款本金人民币2,670万元(以下币种相同)。2.华建忠、顾静雯共同偿还借款利息，分成两部分：一是截止2017年3月17日华建忠、顾静雯尚未结清的利息21,736,789.04元(具体计算方式详见钱耀明于2019年4月15日提交的借款计息统计表)；二是以2,67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为基准，计算自2017年3月18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春天公司对前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钱耀明与华建忠系朋友。华建忠与顾静雯原系夫妻，双方于1985年8月5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7月28日登记离婚。2012年12月3日，案外人上海霖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霖锡公司”)向案外人天津腾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华公司”)转账1,000万元；2013年1月5日，霖锡公司向腾华公司转账570万元；2014年4月23日，案外人钱某向案外人无锡市银仁房屋开发以下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仁公司)转账300万元；2015年3月23日，钱耀明向腾华公司转账500万元；2015年5月20日，钱耀明向案外人华仁公司转账300万元，前述共计2,670万元。2018年1月25日，华建忠出具《借条》，并在借款人处签名，该《借条》载明“兹有华建忠(身份证：XXXXXXXXXXXXXXXXXX)向钱耀明(身份证：XXXXXXXXXXXXXXXXXX)借人民币2,670万元(大写：贰仟陆佰柒拾万元整)，此借款由钱耀明及指令上海霖锡实业有限公司、钱某等提供资金打入华建忠及其指定的天津市滕华置业有限公司、无锡市银仁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华仁置业有限公司等账户。双方约定：年利息17%、时间以半年计息一次、……注：至2017年3月18日前收到的钱已在利息中扣除。华建忠承诺，在本借条出具后六个月内付清本息，如逾期不付清的，借款利息以34%，从借款之日起计算。”担保人盖章处盖有春天公司印章。同日，华建忠出具《借款明细》，并在借款人处签名。该《借款明细》载明“兹有华建忠于2015年2月1日向钱耀明借款人民币1，870万元大写：壹仟捌佰柒拾万元整，附：(1)人民币5,000,000(伍佰万元)于2015年3月23日汇至天津腾华公司，借款年利率为17%利息。附(2)人民币3,000,000(叁佰万元)于2015年5月20日汇至安徽华仁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年利率为17%利息。合计借款人民币2670万元(贰仟陆佰柒拾万元整)……”。《借款明细》上盖有春天公司的印章。2012年12月7日，霖锡公司分两笔向腾华公司共计转账150万元；2013年1月21日，霖锡公司向腾华公司转账150万元。2014年6月27日，顾静雯向钱耀明转账200万元；2014年8月29日，顾静雯向钱耀明转账100万元。华建忠、顾静雯方共计还款13,755,939.73元(包括前述2014年6月27日、8月29日顾静雯共计300万元的转账)。钱耀明遂于2018年8月提起如其所诉。华建忠、顾静雯均辩称，借款金额应当是2,370万元，钱款并未入华建忠账户，借款主体非华建忠。另利息的计算方式也不予认可。顾静雯还称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对借款不知情。华建忠出具借条时其与华建忠已经离婚，对其没有约束力，其不应对34%的利息承担责任。钱耀明确认2017年向其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春天公司辩称借条上的公章非有效公章。借条上没有约定春天公司的具体保证责任，其非合同主体。出具借条未经股东或董事会决议，钱耀明亦未要求华建忠提供相关文件，不构成表见代理。即使公章真实，由于缺乏春天公司股东或董事会决议，按照公司章程，担保行为无效。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6月23日，春天公司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为“根据北京劲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管需要，合肥春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已向瑶海区公安局申请刻制公司新公章，并于2016年5月3日在合肥利安刻章有限公司刻制防伪公章(印章编号XXXXXXXXXXXXX)，自2016年5月4日始公司启用该防伪公章。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公司原公章交公司封存作废。如今后因过往事宜所需或发生争议纠纷等确需使用或查看该作废公章的，需经合肥春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签字并经北京劲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书面同意，方可启封。”张璐、邹文宇、华建忠、陈鸿签字。同日，华建忠将春天公司原公章移交给公司监管方。各方见证该公章由监管公司人员锁入由监管公司购买和监管的保险柜。移交人华建忠，接收人张璐，见证人邹文宇，陈鸿签字。再查明，2017年10月12日，春天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张璐女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华建忠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11月1日，春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华建忠变更为张璐。2016年7月13日，春天公司的股东由王锡康、华仁公司变更为王锡康(10%)、北京劲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90%)。系争《借条》及《借款明细》出具期间，华建忠系春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华建忠系腾华公司的股东。腾华公司系华仁公司的股东，并且华建忠系华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3日，春天公司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为“现公司合肥春天城市广场项目部分房屋申请浦发银行按揭贷款，银行要求公司法定代表人与2016年底初次申请时保持一致，为尽快完成有关申请，俩股东一致同意配合银行的需要，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璐变更为华建忠，但华建忠只是公司形式上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公章、营业执照及其他各项证件仍全部由北京劲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管，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监管协议要求使用，华建忠不得违反上述规定私自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外签署法律文件及合同，或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外活动，否则相关行为由华建忠个人承担责任。”王锡康、张璐、邹文宇、华建忠签字。2018年5月10日，春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璐变更为华建忠，2018年9月20日，春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华建忠变更为张璐。又查明，春天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公司对外融资、担保、抵押、质押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决议必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对外合同、文件的签署须加盖公司公章并经法人代表签字或加盖法定代表人名章方视为有效，任何仅加盖公章或仅加盖法定代表人名章或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对外合同、文件均视为无效。一审审理期间，钱耀明申请对2018年1月25日的《借条》及《借款明细》中春天公司的印文与对比样本是否出自同一枚印章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22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检材1《借条》、检材2《借款明细》上需检的”合肥春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印文与样本5(日期为“2015年4月2日”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上的“合肥春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与样本1、样本3、样本4、样本6至样本9上的“合肥春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无法判断与样本2上的“合肥春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印文是否出自于同一枚印章。一审审理中，顾静雯及春天公司申请追加案外人腾华公司及华仁公司为案件当事人，以查明案情。华建忠同意该追加申请。2018年4月15日开庭审理中，钱耀明明确不同意追加，且明确诉讼请求，要求春天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8年4月28日，钱耀明提交书面申请，要求追加案外人腾华公司及华仁公司为被告，要求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另，钱耀明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春天公司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又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借款主体是否为华建忠；二是涉案借款的本金及利息计算方式；三是涉案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四是春天公司是否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个争议焦点，钱耀明提供2018年1月25日出具的《借条》及《借款明细》，用以证明其通过自己及自己委托的账户，向华建忠指定的账户转账交付款项，华建忠多次确认并签字。尽管华建忠以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为抗辩，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结合钱耀明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华建忠有还款的意思表示，且通过自己的账户进行了还款，故认定借款主体为华建忠。三被告提出实际借款人为案外人腾华公司与华仁公司，故应追加其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款的资金流转与2018年1月25日出具的《借条》及《借款明细》能够互相对应，因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钱耀明依据《借条》及《借款明细》的约定向华建忠主张权利，于法有据。钱耀明在庭审中明确不同意追加案外人腾华公司与华仁公司，对此予以确认。若根据涉案借款的资金流转来确定实际借款人，并根据各公司使用款项分别主张权利，这与《借条》及《借款明细》所明确约定由华建忠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不符。故三被告要求追加实际借款人腾华公司及华仁公司为案件当事人的申请，难以认同。第二个争议焦点，钱耀明主张共计向华建忠出借2,970万元，顾静雯归还了300万元，双方协议该300万元冲抵本金，因此剩余本金2,690万元尚未归还。华建忠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该300万元还款应按照时间顺序先冲抵最初的1,000万元借款。根据华建忠2015年5月20日出具的《借条》对2015年2月1日前向钱耀明借款的金额予以明确，再结合2018年1月25日《借条》及《借款明细》所载明利息的计算结果，都能与钱耀明的主张相呼应。另，华建忠对2014年4月23日由钱某向银仁公司的转账300万元不予认可，但该转账能够与2018年1月25日《借条》所载明的资金流转相对应。因此，应依法确认借款本金为2,670万元，对于华建忠的抗辩不予采信。钱耀明主张借款利息分为两部分，对于华建忠已归还的钱款按照年利率34%计算，对于华建忠未归还的部分按照年利率24%计算。华建忠对此持有异议，认为2018年1月25日《借条》上所载明的借款利息34%属于约定不明，故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文义解释及整体解释，能够确定2018年1月25日《借条》所约定的系年利率34%。对于华建忠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由于2018年1月25日《借条》明确约定，“在本借条出具后六个月内付清本息，如逾期不付清的，借款利息以34%，从借款之日起计算”，而华建忠在约定期限内并未按期还清本息，故按照双方的约定，应按照年利率34%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于华建忠尚未归还部分的利息应按照年利率24%计算。因此，截止2014年8月13日前，华建忠已归还金额全部冲抵按照年利率34%计算的利息，后尚余14,734.26元自2014年8月15日起华建忠应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扣除已归还的14,734.26元利息。第三个争议焦点，借款发生期间，华建忠与顾静雯尚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顾静雯主张对涉案借款并不知晓，但顾静雯对涉案借款亦进行还款。尽管顾静雯称系其银行卡由自己的女儿控制，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顾静雯称由于与华建忠感情不和而协议离婚，但就双方所签订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来看，大部分家庭资产均归属于顾静雯，全部债务归属华建忠，双方并未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财产以及债务进行完整梳理，特别是在顾静雯有代华建忠归还借款，且双方已感情破裂的情况下。鉴于此，双方对离婚财产的分配约定，有违常理。尽管顾静雯未在相关借条上签字，但钱耀明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故依法确认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钱耀明向华建忠、顾静雯任一方进行的债务催讨以及任一方对涉案债务的归还，均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顾静雯关于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不予采信。另，华建忠出具2018年1月25日《借条》及《借款明细》时，双方已离婚。因此，顾静雯主张2018年1月25日《借条》中所约定的加重利息，系华建忠的单方承诺，不能对顾静雯发生约束力的意见，依法予以采信。因此，顾静雯仅按照年利率17%承担涉案借款的利息。经核算，按照年利率17%对华建忠已还款项进行剔息还本，其中冲抵借款本金8,709.50元，截止最后一笔还款日，即2017年3月17日，尚欠利息5,493,025.13元。故，顾静雯应对借款本金26,691,290.41元、截止2017年3月17日所欠利息5,356,205.13元，以及按照年利率17%，以26,691,290.41元为借款本金，自2017年3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第四个争议焦点，春天公司主张2018年1月25日《借条》及《借款明细》上所盖的公章系伪造，但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该公章能够与春天公司先前使用过的公章相对应。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系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按照相应程序出具，尽管春天公司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推翻。因此，春天公司关于公章系伪造的主张不予采信。另，春天公司抗辩为涉案借款提供担保并未经过公司股东会及董事会决议，作为钱耀明并未要求华建忠提供相应的公司资料，因此，该担保行为不对春天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春天公司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18年1月25日《借条》及《借款明细》出具时，华建忠仅系春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并无当然的代表或代理公司提供担保的权限。钱耀明又无法证明春天公司股东会作出同意决议。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华建忠的越权代理行为是否对春天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即钱耀明是否可以基于善意无过失而主张构成表见代理。为此，钱耀明应就与担保相关的决议、章程、财务资料等已进行形式审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钱耀明陈述在签订2018年1月25日《借条》及《借款明细》时，仅查看了华建忠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法院注意到该工商登记信息已过期。钱耀明确认对股东会决议等其他材料未要求华建忠提供。钱耀明作为经商人员，知道并且应当知道获取提供担保公司信息的途径，其未予核实，难为主观上系善意无过失，故不构成表见代理。华建忠未经法定代表人授权，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2018年1月25日《借条》及《借款明细》上仅有公司公章，并不能约束春天公司。对于钱耀明于法庭辩论终结后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春天公司、腾华公司、华仁公司、银仁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增加诉讼请求行为发生于法庭辩论终结后，且在庭审中，已征询过钱耀明意见，其明确不同意追加当事人，且明确其要求春天公司承担责任的基础系连带保证。同时，钱耀明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春天公司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又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互相矛盾，故对于钱耀明的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不予准许，其可另案再行主张。综上所述，钱耀明的部分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如下：一、被告华建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钱耀明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67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人民币2,67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4年8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并扣除已归还的利息人民币14,734.26元)；二、被告顾静雯应对前述第一项中借款本金人民币26,691,290.41元和相应利息(具体利息包括截止2017年3月17日尚欠的利息5,493,025.13元，及以26,691,290.41元为借款本金，按照年利率17%，自2017年3月18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驳回原告钱耀明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1,798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华建忠、顾静雯共同负担；鉴定费人民币88,500元，由被告华建忠负担。在二审审理期间，钱耀明为证明华建忠在春天公司的实际身份提出调查申请，本院依法予以准许。钱耀明提供调查资料：1.案外人华丽莉《破产申请书》以及华仁置业公司出具的“确认书”，春天公司在担保人处盖章。证明春天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或股东提供担保无需经股东会或董事会程序是惯例。2.华建忠出具的《关于同意春天公司破产重整的函》，证明华建忠或其控制的公司对外举债系用于春天公司的建设项目，故春天公司应当负责归还借款。3.(2019)皖01破申20号案件听证笔录，其中部分内容证明华建忠全面管理和处置春天公司资产，更有权代表春天公司，结合破产裁定书证明涉案借款全部是春天公司的负债，春天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无需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春天公司提供质证意见：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钱耀明的证明目的。1.华丽莉及其父亲华建忠以及与华建忠有关的人员提供了多份类似“确认书”，担保人处均盖有春天公司作废的公章。但(2019)皖01破申20号裁定书并没有认定华丽莉为债权人，也没有被破产管理人核定为债权人。华丽莉申请春天公司破产，并不表明春天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无需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2.华建忠是否为春天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不影响钱耀明系非善意相对人的认定。根据公司法规定，在借条和借款明细形成时，钱耀明如果认为华建忠为春天公司实际控制人，则需审查股东会决议，不包括实际控制人所支配的大股东，审查担保是否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如果认为华建忠不是实际控制人，则需要审查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钱耀明没有证明其进行了审查。3.华建忠向钱耀明的借款没有用于春天公司的经营。借款大部分发生在2012-2014年，此时春天公司与华建忠或华仁置业公司无关，华仁置业公司于2015年3月才成为春天公司的股东。听证中华建忠的陈述完全违背事实。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为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无需机关决议。但本案中，华建忠是自然人，并非春天公司控制的公司，所涉借款并非用于子公司经营，而是反向控制。华建忠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钱耀明提供的上述证据，目的之一在于证明华建忠为春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春天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无需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但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均应以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授权或决议为基础，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股东会、董事会等做出决议的表决程序应当符合法律规定。显然钱耀明的证明目的与法律规定不符，故相关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目的之二在于钱耀明提供的借款用于春天公司，春天公司应负责归还。但本院注意到，钱耀明诉请春天公司承担担保责任，鉴此钱耀明提供的相关证据与其诉请缺乏关联性，致本院无法采信。经查，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存在应当中止审理的情形。二、春天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三、顾静雯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应当中止审理。原审法院查明，安徽省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外人华丽莉申请春天公司破产一案，并于2019年4月26日作出(2019)皖01破申20号决定书，指定安徽皋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管理人。该管理人向原审法院出具说明表示，对前述业已进行的诉讼事实予以认可。由此可见钱耀明上诉认为春天公司的承受人尚不明确，依法应中止审理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并无不当。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鉴于目前尚无证据证明在《借条》、《借款明细》形成时，钱耀明向春天公司要求出具依照公司章程达成同意提供担保的决议。故依法春天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相关解释规定，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代理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原审法院查明系争《借条》、《借款明细》形成时华建忠并非春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依照上述规定，华建忠以春天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对春天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关于华建忠是否有权代表春天公司，原审法院进行了论述，最终认定华建忠以春天公司名义提供担保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表示认同，不再赘述。关于钱耀明上诉意见中主张查明《借条》、《借款明细》上春天公司公章之意见，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基于司法鉴定意见认定《借条》、《借款明细》上春天公司公章系春天公司先前使用过的公章，春天公司对此亦未提出上诉。原审法院的认定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现钱耀明仍然主张查明关于公章的相关事实，缺乏法律依据。另外，本院还注意到钱耀明上诉另主张，在出具《借条》、《借款明细》后一个阶段，春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华建忠，此期间是春天公司担保责任到期期间，华建忠对其之前的行为不予追认有不合理之处。本院认为，根据本院前述论述，春天公司并未作出对钱耀明债权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因此即使华建忠作为法定代表人，其也无权对没有发生的事实予以追认，况且春天公司对华建忠在该期间担任法定代表人仅仅是挂名，不享有实质权利作出了合理解释，因此钱耀明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成立。最后，针对钱耀明上诉意见中关于华建忠系春天公司实际控制人，春天公司实际使用了涉案借款，春天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之意见，因其缺乏法律依据均难以成立。综上，钱耀明关于春天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意见均不成立，钱耀明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审法院根据顾静雯参与归还部分借款的事实，夫妻双方离婚财产协议由顾静雯取得大部分家庭资产，华建忠承担全部债务且对家庭财产和债务未予梳理等事实，认定顾静雯虽然没有在系争《借条》上签字和直接参与共同经营，但并非对涉案债务不知晓，故涉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顾静雯现仍主张其对涉案债务不知情与事实有悖，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钱耀明、顾静雯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1,798元由钱耀明负担189,668.7元,由顾静雯负担102,129.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茜审判员  竺琴审判员  马红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穆扬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