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4民终1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法定代表人：姚晓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润劼，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营业场所广东省肇庆市。主要负责人：黎建明，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雯珏，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朋宸(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枫路XXX号XXX室。法定代表人：陈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晓蕊，上海申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以下简称“农商行肇庆分行”)、原审被告朋宸(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宸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37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冠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润劼、被上诉人农商行肇庆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王雯珏、原审被告朋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晓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冠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冠福公司不承担支付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0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责任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案涉票据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农商行肇庆分行存在重大过失。本案中，《商业汇票贴现合同》明确约定汇票贴现需要审验汇票贴现申请人与其前手之间的基础交易关系，但农商行肇庆分行未提交任何其对案涉票据进行审查的证据。如农商行肇庆分行履行了最基本的审查义务，完全可以发现案涉票据背后并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朋宸公司根本未交付《购销合同》下的货物，所谓的增值税发票也仅是冠福公司与朋宸公司之间其他贸易中开具的发票。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十条、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保障银行和客户资金安全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等规定，农商行肇庆分行在办理贴现业务过程中，没有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违规贴现，存在重大过失，冠福公司不应就此承担票据责任。2.农商行肇庆分行并非合法的票据持有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9年1月30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追索，农商行肇庆分行明知案涉票据系违规开具的情况下，仍在当日即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偿了票据债务。此外，因农商行肇庆分行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为同一法人机构，无证据证明双方内部有真实资金拨付，不能产生对外法律效力。故农商行肇庆分行并非合法的票据追索权人，冠福公司不应向其承担票据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农商行肇庆支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不同意冠福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朋宸公司述称，请求依法裁判。农商行肇庆分行一审诉讼请求：1.冠福公司、朋宸公司向农商行肇庆分行支付商业承兑汇票金额2,000万元；2.冠福公司、朋宸公司向农商行肇庆分行支付以尚欠商业承兑汇票金额2,0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由冠福公司、朋宸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30日，冠福公司作为出票人和承兑人开具面额2,000万元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一张，票据号码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收款人为朋宸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1月29日。同日，朋宸公司(甲方)与农商行肇庆分行(乙方)签订《商业汇票贴现合同》一份(编号：XXXXXXXXXXXXXXXX)，约定：“甲方向乙方单次申请的贴现业务，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仟万元整(小写20,000,000元)”。朋宸公司向农商行肇庆分行递交与上述《商业汇票贴现合同》编号、票面金额等相一致的《商业汇票贴现申请书》一份，该申请书上落款的申请日期为2018年2月2日。农商行肇庆分行向朋宸公司出具了《贴现凭证》并载明：汇票出票人为冠福公司，持票人为朋宸公司，付息人为朋宸公司，汇票金额为20,000,000元，贴现率为5.25‰，贴现利息为1,263,500元，实付贴现金额为18,736,500元等内容。根据农商行肇庆支行提供的信息记载，上述案涉汇票的流转过程体现于：2018年2月2日，由朋宸公司买断式转贴现背书于农商行肇庆分行；2018年2月2日，农商行肇庆分行买断式转贴现背书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4月25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买断式转贴现背书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2018年4月27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买断式转贴现背书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2018年4月27日，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买断式转贴现背书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2018年11月9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转贴现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2018年11月9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转贴现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2018年1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转贴现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1月12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贴现于华泰资管民生北京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2019年1月4日，华泰资管民生北京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转贴现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月4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贴现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2019年1月18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转贴现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月29日，案涉汇票到期，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持票人向承兑人冠福公司提示付款，但遭拒付。2019年1月30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农商行肇庆分行发起追索并于当日获得清偿。一审法院另查明，冠福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9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发布《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编号：2018-116)，载明冠福公司于2018年9月1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680号)，在公司初步校查和落实中，经公司控股股东告知，公司存在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等情形。冠福公司对上述事项作出相关信息披露及风险提示，并表示公司将进一步梳理上述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等事项，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2018年10月12日，冠福公司董事会发布《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编号：2018-140)，载明：冠福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330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证券部门、财务部门及相关中介机构认真分析关注函所列问题，并开展核查工作；并于重要提示中指出，该公司控股股东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以公司及子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共计236,565.62万元，公司及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需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此外，根据农商行肇庆分行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朋宸公司(作为供方)与冠福公司(作为需方)分别于2018年1月8日、2018年1月15日签订了标的为乙二醇的《购销合同》各一份，合同编号分别为：PC-GFMEGXXXXXXXXXXX、PC-GFMEGXXXXXXXXXXX，总金额(含税价格)分别为19,675,000元(大写：壹仟玖佰陆拾柒万伍仟元整)、7,870,000元(大写：柒佰捌拾柒万元整)，并对买卖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相应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票据权利作为一种金钱债权，是一种以获得一定金钱为目的的请求权，按照票据权利行使的先后顺序，第一次请求权是票据的付款请求权，第二次请求权即为票据追索权。票据权利的行使，当以合法有效的票据为前提。《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二条分别对合法有效汇票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作出了规定。其实质要件体现于《票据法》第十条的相关规定中，即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而形式要件体现于《票据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中，即汇票上应当记载确定的金额、付款人名称等七个事项，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无效的汇票。案涉汇票为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根据农商行肇庆分行的举证，案涉汇票的基础交易关系为冠福公司与朋宸公司之间发生于2018年1月8日和2018年1月15日的两笔标的物为乙二醇的交易，该两笔交易的《购销合同》上都明确约定了支付方式为商业汇票、银行电汇，同时农商行肇庆分行还提供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上述两份合同的履行情况予以佐证。虽然冠福公司对两份《购销合同》及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关联性、合法性都提出了异议，但均未提供任何证据以支持其异议，故对冠福公司的相关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对案涉汇票存在真实基础交易关系的事实予以认可，案涉汇票具备合法有效票据的实质要件。此外，根据农商行肇庆分行提供的证据显示，案涉汇票完整记载了《票据法》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汇票必须记载的七个事项，其形式亦合法有效。因此，案涉汇票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符合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当属于合法有效的票据。我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第六十八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可以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的，对其他汇票债务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第七十一条规定，被追索人在向追索人清偿汇票债务后，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请求其他汇票债务人支付已清偿的全部金额、相关利息及费用。本案中，案涉汇票经过多次买断式贴现、转贴现等方式流转，至该汇票到期日即2019年1月29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持票人向出票人和承兑人即冠福公司提示付款，提出了付款请求权，遭拒付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向其前手中其他汇票债务人之一即农商行肇庆分行行使票据追索权，并无不当，农商行肇庆分行并于当日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了系争票款，据此取得票据权利，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农商行肇庆分行在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偿案涉汇票债务后，向包括冠福公司、朋宸公司在内的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并请求该两方汇票债务人共同支付农商行肇庆分行已清偿的全部票据金额及相关利息，同样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冠福公司认为，农商行肇庆分行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审验了相应的基础交易关系，存在故意违反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行为，故农商行肇庆分行取得并持有案涉汇票存在重大过失。对此，根据农商行肇庆分行所提交的《购销合同》等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农商行肇庆分行对于冠福公司、朋宸公司之间的票据基础交易关系已履行了基本的注意义务，冠福公司认为农商行肇庆分行在此间存在重大过失，却未能就此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并不相符。冠福公司作为本案票据的出票人及承兑人，同时又是一家上市公司，在案涉汇票开具期间，该公司存在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时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等违规事项，系其公司内部管控出现的问题，相关事实在该公司提交的三份公告中均有所体现。冠福公司关于其自身问题的公告内容，虽涉及该公司对相关违规票据不予兑付的声明，但该项声明不能对抗包括农商行肇庆分行在内的善意持票人的合法票据权利，故对冠福公司的此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朋宸公司抗辩，农商行肇庆分行系在案涉票据到期日后取得案涉票据，具有重大过失，不得据此向朋宸公司主张票据权利；同时又认为，农商行肇庆分行实际支付给朋宸公司的金额并非票面金额，而是扣除了巨额利息。一审法院认为，通过案涉汇票的多次流转及票据权利的行使，农商行肇庆分行两次取得了案涉票据权利，第一次是冠福公司出票后，朋宸公司作为收款人于2018年1月30日将该汇票买断式贴现背书于农商行肇庆分行，朋宸公司与农商行肇庆分行之间并签订了案涉《商业汇票贴现合同》；农商行肇庆分行第二次取得案涉票据权利，是基于农商行肇庆分行向案涉汇票到期日时的持票人即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偿了票据债务之后，可依法向包括出票人在内的其他票据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冠福公司、朋宸公司属于上述其他票据债务人的范围。朋宸公司认为农商行肇庆分行取得案涉票据权利具有重大过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不予采信。朋宸公司认为农商行肇庆分行依据双方《商业汇票贴现合同》《贴现凭证》中记载的贴现率而收取的利息过高，却未能就此提供相应的依据，其认为票据金额应当扣除贴现利息的理由，同样缺乏依据，对此难以采信。至于农商行肇庆分行主张利息的利率计算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所称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因此，农商行肇庆分行主张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此外，冠福公司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即“承兑、贴现、转贴现的期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以及农商行肇庆分行提交的《商业汇票贴现合同》第2.1款的约定，即“本合同项下申请贴现的每张汇票均同时满足下列全部条件：……(4)汇票尚未到期，并且贴现日与汇票到期日之间的期限不超过六个月”，认为农商行肇庆分行故意违反票据贴现期限的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在不满足贴现条件时农商行肇庆分行还予以贴现，同样具有重大过失。冠福公司此项抗辩意见系针对2018年1月30日由朋宸公司买断式转贴现背书于农商行肇庆分行的一节，冠福公司认为案涉汇票的出票日为2018年1月30日，到期日为2019年1月29日，其贴现日与汇票到期日之间的期限超过六个月，违反了上述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为，上述部门规章的相关内容及合同格式条款的约定事项，并非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规范的本意可理解为立足于保障银行一方的权益，本案中农商行肇庆分行即便存在违规或违约情形，均不必然构成《票据法》所规定的关于农商行肇庆分行取得案涉票据权利的行为具有重大过失。对于冠福公司的此项抗辩理由，同样不予采信。综上，依照《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冠福公司、朋宸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农商行肇庆分行支付商业承兑汇票金额20,000,000元；二、冠福公司、朋宸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农商行肇庆分行支付相应利息(以上述商业承兑汇票金额20,0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46,800元，由冠福公司、朋宸公司共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冠福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调查取证通知书》，证明本案涉及刑事案件，相关案件已移送德化县公安局侦查。农商行肇庆支行对该证据质证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德化县公安局向冠福公司通知调取案外人林某某等人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的相关材料，不能证明本案涉刑事案件。朋宸公司对该证据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对该证据所涉情况不清楚。本院认为，冠福公司提交的该证据真实、合法，但该证据无法说明公安侦查的范围是否包括本案项下的票据，故本院不认可其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农商行肇庆分行对于案涉票据是否具有真实交易关系的审查是否存在重大过失；2.农商行肇庆分行是否系合法持票人。关于农商行肇庆分行对案涉票据是否具有真实交易关系的审查，因我国票据法并未对贴现问题进行规定，关于贴现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相关部门规章中。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7]216号)第19条规定：“持票人申请贴现时，须提交贴现申请书，经其背书转让的未到期商业汇票，持票人与出票人或其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交易合同复印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号)第92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三)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1]236号)第1条规定：“所办理的每笔票据贴现，必须要求贴现申请人提交增值税发票、贸易合同复印件等足以证明该票据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书面材料，必要时，贴现银行要查验贴现申请人的增值税发票原件。对不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不得办理贴现。”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第1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申请贴现时，贴现申请人应向银行提供交易合同原件、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根据税收制度有关规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本案中，《商业汇票贴现合同》明确约定汇票贴现需要审验汇票贴现申请人与其前手之间的基础交易关系，冠幅公司主张农商行肇庆分行未提交任何其对案涉票据进行审查的证据，然农商行肇庆分行一审已提交朋宸公司与冠幅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及相关发票。冠幅公司主张农商行肇庆分行应审查朋宸公司有无实际交付《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然案涉汇票出票日期系2018年1月30日，农商行肇庆分行依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1]236号)、《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等规定，审查了案涉票据项下的《购销合同》以及相关发票，其发票总金额虽与《购销合同》总金额不完全一致，但农商行肇庆分行称因发票数量较多，其对发票进行了抽查。鉴于农商行肇庆分行提供的发票数量较多，总金额近2,000万，与案涉汇票金额大致相当，故本院认为农商行肇庆分行上述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已通过核查《购销合同》及相关发票审验基础交易关系的真实性，冠幅公司主张农商行肇庆分行对案涉票据项下基础交易关系真实性的审查存在重大过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农商行肇庆分行是否系合法持票人，首先，虽然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农商行肇庆分行发起追索之时，冠幅公司已对外发布关于案涉票据在内的相关票据属违规开具的公告，但该公告仅表明案涉票据的开具存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等内部管控问题，并未否认票据的真实性，故不能产生对外否定票据权利的后果。其次，农商行肇庆分行一审提交的转账贴现流水等证据证明其已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转账实际支付了票据金额。故冠幅公司关于农商行肇庆分行非合法持票人的抗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农商行肇庆分行系合法持票人，冠幅公司应向农商行肇庆分行支付票据金额，该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可。综上，冠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中“江票”系笔误，应为“汇票”，对此双方均予以确认，故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正确的表述应为“一、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朋宸(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支付商业承兑汇票金额20,00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上诉人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 婕审判员 周 欣审判员 朱 瑞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段佳鸣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