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24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负责人：韩丽梅，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声，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海燕，女，1957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国飞，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波，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朱亮，男，197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上诉人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观韬中茂所”)因与被上诉人冯海燕、原审第三人朱亮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9民初6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观韬中茂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被上诉人作为债权的权利持有人，委托上诉人办理对该债权提供法律服务，该法律服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在签署合同时知道并应当知道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即在获得执行款后应支付律师费。且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均是以被上诉人名义提起的，最终被上诉人也是实际受益人。故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请求。冯海燕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倪大刀律师实际代理的只是朱亮，并非被上诉人冯海燕。在冯海燕与朱亮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后，同日倪大刀律师即与朱亮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朱亮受让债权一案的执行，由倪大刀律师作为其代理人，朱亮支付了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2.5万元的基本代理费，另约定执行后需支付5%的风险代理费。其后，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倪大刀律师一直向朱亮提供法律服务，在拍卖成交后，第一时间是向朱亮主张风险律师费的。且朱亮在一审中也述称，倪大刀律师并没有向被上诉人提供实质性的法律服务。所以本案最终获益的是朱亮，倪大刀律师服务的对象始终是朱亮，与被上诉人无关。原审第三人朱亮未作答辩。观韬中茂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冯海燕支付律师服务费用2,742,286.55元。诉讼过程中，观韬中茂所变更诉请金额为2,755,851.5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2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市一中院”)立案受理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南行上海分行”)诉上海凯琳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琳进出口公司”)、上海凯琳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托姆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林梅、林望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S28号。2014年6月24日上海市一中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凯琳进出口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前归还南行上海分行贷款本金6,500万元及利息、罚息并支付律师费损失18万元，若凯琳进出口公司未按约履行，南行上海分行可与其余当事人协商折价、拍卖或变卖房产优先受偿，且上海凯琳实业有限公司、林梅、林望芝在1.2亿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因债务人未履行，南行上海分行于2014年7月向上海市一中院申请执行，案号为(2014)沪一中执字第543号，后该案本次执行程序终结。2014年11月20日，南行上海分行将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全部权益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2014年11月26日在《金融投资报》上进行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6年8月26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冯海燕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冯海燕，2016年10月17日在《文汇报》上进行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6年11月3日，朱亮与南通汇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诺公司”)签订《投资管理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委托汇诺公司代为向冯海燕洽谈邀约收购债务人为凯琳进出口公司的单笔债权(以下简称“涉案债权”)，若收购成功，汇诺公司为朱亮提供不良资产处置和清收等服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与原所有权人沟通协商交房事宜、与执行法院沟通拍卖变卖事宜、与政府主管部门协商解决该房屋上违章建筑登记事项等，从而达到朱亮的委托目的，朱亮应于合同签订后2日内向汇诺公司支付600万元，汇诺公司将用于洽谈过程中需支付的意向金，若冯海燕同意与朱亮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并且实际转让价格小于等于3,900万元的，则意向金自动转为财务顾问费由汇诺公司向第三方支付，无须退还朱亮，汇诺公司的收款账户为汇诺公司股东袁梁的个人银行账户。2016年11月7日，朱亮按约向袁梁个人账户支付了600万元。2016年11月10日，冯海燕与朱亮经汇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陈某的介绍相识，冯海燕与朱亮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冯海燕向朱亮转让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朱亮购买标的债权的转让价款为3,900万元，朱亮于2016年12月31日之前向冯海燕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在朱亮支付完毕全部转让价款之日，标的债权从冯海燕转移至朱亮，在权利转移日前，标的债权仍归冯海燕所有，冯海燕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标的债权进行管理，在权利转移日后，标的债权归朱亮所有，在朱亮支付完毕全部转让价款的前提下，冯海燕在过渡期和交接期将因管理标的债权所产生的收益(包括现金、抵债资产等)由朱亮享有等。2017年8月1日、2018年2月14日朱亮先后通过案外人账户转账给冯海燕900万元、50万元，共计950万元。2016年11月10日，朱亮经陈某的介绍认识了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倪大刀律师，朱亮与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合同约定：朱亮就受让债权的执行一案委托该所处理，该所指派倪大刀律师作为合同项下案件的承办律师，收费方式为基本收费+风险收费(适用于律师风险代理)，风险代理的基本收费为签订本合同后5日内，朱亮应支付32.5万元作为律师风险代理的基本律师费，风险代理的风险收费为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后，委托人能与相对方通过协商、调解、案外和解等方式或通过法院判决、法院调解等方式使委托人获得经济利益、其他实际利益的，则委托人同意另行按获得经济利益的5%向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风险代理费，律师费用应在委托人已经实际收到上述经济利益(部分收到的按同等比例)或委托人自行放弃上述经济利益的2日内支付。同日，陈某建立了“汤臣高尔夫别墅处置”微信群聊，朱亮和倪大刀律师加入了群聊，三人一直在该群聊中就涉案资产处置事宜进行沟通交流。2016年11月14日，朱亮通过案外人账户向倪大刀律师的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支付30万元律师代理费。2017年3月30日，冯海燕与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冯海燕就受让债权的执行一案委托该所处理，该所指派倪大刀律师作为合同项下案件的承办律师，收费方式为风险收费(适用于律师风险代理)，风险代理的风险收费的约定与2016年11月10日朱亮与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致。2017年8月，上海市一中院对(2014)沪一中执字第543号案件恢复执行，案号为(2017)沪01执恢33号。2017年9月19日，倪大刀律师经审批由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转至观韬中茂所从事律师执业。2017年9月28日，冯海燕与观韬中茂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合同内容与2017年3月30日冯海燕与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内容基本一致，其中风险收费条款还明确约定如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委托人收到执行款或抵债裁定送达房交中心等登记机构即视为委托人获得经济利益。2018年4月9日冯海燕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观韬中茂所的倪大刀律师为其在(2017)沪01执恢33号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在(2017)沪01执恢33号案件执行过程中，冯海燕以其受让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为由，向上海市一中院申请变更其为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2018年6月22日上海市一中院作出(2018)沪01执异34号执行裁定，将(2017)沪01执恢33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由南行上海分行变更为冯海燕。2018年7月24日冯海燕作为执行申请人收到执行款21,845,731元，2018年8月24日收到执行款29,529,013.45元，2018年9月10日收到执行款100万元，目前上海市一中院尚余2,742,286.55元执行款因本案保全未发放，执行款总计55,117,031元。冯海燕领取上述52,374,744.45元执行款后，扣除朱亮未支付的债权转让费等款项，于2018年7月25日银行转账给朱亮1,189万元，于2018年9月11日银行转账给朱亮1,232,808.45元。2018年底，朱亮以其受让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为由，向上海市一中院申请变更其为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2019年2月14日，上海市一中院作出(2019)沪01执异8号执行裁定，驳回朱亮的变更申请。朱亮不服该执行裁定，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2019年7月19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执复39号执行裁定，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另查明，汇诺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12日，成立时陈某与袁梁系股东，陈某为法定代表人。汇诺公司与倪大刀律师于2017年9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倪大刀担任副总裁岗位，用工形式为非全日制用工，用工期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18年9月1日止。一审法院又查明，2018年朱亮以陈某居间介绍其受让冯海燕另案债权涉嫌诈骗为由报案，2019年2月12日陈某被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3月21日被逮捕，2019年9月29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104刑初897号刑事判决，判决陈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现该案在上诉审理阶段。在2019年2月12日及2019年5月6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经侦支队对陈某的询问笔录中，陈某表示：《投资管理服务合同》的600万元是用于为朱亮的债权处置提供法律服务的，合同收费中包括律师费，因为和法院等联系还需要律师，所以介绍了倪大刀律师给朱亮，至于律师费是朱亮愿意额外支出的，如果朱亮提出要汇诺公司出，公司也是会出的。一审法院再查明，2018年7月13日倪大刀律师曾发微信给朱亮：“朱总，和你确认一下，五项抵押物拍卖价格分别为3,280万、1,237万、444万、432万元以及244万，总计为5,637万元，按照约定的百分之五计算，风险代理的风险律师费是281.85万元。”朱亮回复：“这个不是这样计算的，具体后面我和袁梁陈某会和你算清楚的。”本案审理中，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根据观韬中茂所的申请，于2018年8月16日出具(2018)沪0105民初16494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冯海燕名下价值2,742,286.55元的财产。2018年8月17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向上海市一中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查封冯海燕在(2017)沪01执恢33号案中的执行款2,742,286.55元，期限为三年。一审法院认为，就冯海燕转让给朱亮的涉案债权资产处置事宜，倪大刀律师原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分别与冯海燕和朱亮签订了两份服务内容一致的《聘请律师合同》，究其本质是同一律师事务所就同一委托事项为利益相关的双方提供同一内容的法律服务，基于冯海燕和朱亮的债权转让法律关系，该法律服务所产生的律师服务费不应当同时向两人收取，则冯海燕是否应当支付律师服务费应以各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情况来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实际履行情况看，冯海燕与倪大刀律师间未直接接触即签订《聘请律师合同》，除签署法律文件外倪大刀律师与冯海燕间在近两年的委托阶段中未有沟通过委托事项进展或办理情况，在资产处置情况复杂、标的额巨大、涉及多家法院的执行案件中，此举显然与通常的委托行为及通常的律师执业行为不符。相反，朱亮向倪大刀律师支付了30万元律师费，倪大刀律师自始至终也是向朱亮及时汇报并沟通委托事项的办理情况，执行标的司法拍卖完毕后倪大刀律师也曾向朱亮主张律师费，而且从案外人陈某的讯问笔录中也可知本次法律服务的提供对象并非冯海燕。由此可推知，律师事务所与冯海燕在签订《聘请律师合同》时并无为冯海燕提供法律服务的意思表示，客观上亦未履行与冯海燕的合同，现观韬中茂所要求冯海燕支付律师服务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要求冯海燕支付律师服务费用2,755,851.55元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符合法律规定的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依据本案证据所认定的法律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的《聘请律师合同》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即本案法律服务的相对方是否为冯海燕。观韬中茂所认为因本案的《聘请律师合同》是与冯海燕签订的，最终执行款的利益归属也是冯海燕，则冯海燕作为合同的相对方理应履行合同义务。但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从本案合同订立到执行案件的终结期间，与冯海燕之间有过实质性沟通或其为冯海燕提供了合同内容所指的法律服务行为。反之，从上诉人先与朱亮签订服务内容一致的合同，又在近两年时间内只与朱亮沟通、汇报的行为看，本案法律服务合同所提供实际服务的对象应为朱亮而非冯海燕。故上诉人相关之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上诉人观韬中茂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846.81元，由上诉人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郑军梁审判长 赵 俊审判员 赵 静审判员 管勤莺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郑军梁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