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民再32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惠民路56号1号楼6楼。法定代表人：徐国庆，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煜，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顺根，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杜崇杰，男，197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帅，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弘璐，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阮铁军，男，1972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平，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洵熙，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旭松，男，196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邱景红，男，1976年8月8日出生，满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上述两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帅，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弘璐，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食品）、杜崇杰因与被申请人阮铁军，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旭松、邱景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终1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8）浙民申422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2日、同年3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2020年1月2日，再审申请人浙商食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煜、童根顺，被申请人阮铁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平、陈洵熙，再审申请人杜崇杰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旭松、邱景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弘璐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3月25日，再审申请人浙商食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煜、童根顺，被申请人阮铁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平，再审申请人杜崇杰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旭松、邱景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弘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商食品再审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阮铁军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阮铁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二审法院违反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违反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基本原则，违反连带责任承担的适用原则，违反基本公平原则，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判决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判令非合同缔约方承担合同义务，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阮铁军系依据《补偿协议书》提出合同纠纷，而该协议双方当事人为阮铁军和浙江惠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丰公司）。同时，《补偿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在补偿款返还条件成就之时，返还的主体为“惠丰公司”。二审法院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即强行突破合同约定，将浙商食品列为责任主体，判令浙商食品和刘旭松、杜崇杰、邱景红承担返还责任，违反合同法中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适用法律错误，且关于各责任主体之间责任范围模糊不清，依据不足。2.二审法院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实际是判令股东承担公司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法项下，股东承担公司义务的情形应当根据法律的严格规定，如公司存在人格混同、财务混同或公司股东抽逃注册资本等，否则应严格按照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理论及公司法的规定，由股东在出资额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二审法院判令浙商食品作为股东承担惠丰公司的责任，所依据的理由仅为款项支付至惠丰公司后由当时的管理层处置，这明显不符合公司股东承担公司责任的法定情形。二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刺穿公司面纱”，判令浙商食品作为股东承担惠丰公司的责任，存在错误。3.二审法院判令浙商食品和原三自然人股东连带返还补偿款1650万元，违反连带责任应当依据约定或者依据法律规定的原则。二审判决没有对各主体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应当承担责任的顺序进行明确判定，该判决是一个责任不清、界限不明、性质模糊的判决。二审判决更类似于“连带责任”，但连带责任的承担仅应当在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存在明确约定，或者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否则不应当适用连带责任。4.二审判决机械套用外延明显不周全的协议条款，违反公平原则。实际上，二审法院之所以机械套用协议约定而不实质性考察责任的承担原则，根本原因是对于导致展览馆标的物业未能交付的原因及各方过错程度完全未予审查，存在事实不清。（二）二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及遗漏。1.二审法院无视浙商食品提供的关于惠丰公司为公司用途使用补偿款的相关证据，仅靠推断认定浙商食品为补偿款的“受益人”，基础事实不清。二审法院没有对惠丰公司收到1650万元款项后的用途予以实质性调查，浙商食品已经向二审法院提交充分证据证明1650万元补偿款由惠丰公司用于公司用途，浙商食品及自然人股东并未直接收到补偿款，二审法院未予认定，仅以推断的方式认定浙商食品和自然人股东为所谓的“受益人”。不仅如此，二审法院的判决内容和事实认定也存在重大矛盾，二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惠丰公司打入浙商食品的款项为750万元，但在事实查明过程中，阮铁军主张惠丰公司支付至浙商食品的款项为870万元，最终二审法院又判令浙商食品承担1650万元还款责任，如果仅收到部分金额，为何要对1650万元负有返还责任。2.二审法院对阮铁军在二审过程中前后不一致、矛盾百出的陈述视而不见，直接采纳阮铁军的观点，导致事实认定错误。阮铁军二审中主张浙商食品和自然人股东为《补偿协议书》的实际当事方，但是对于《补偿协议书》为何明确约定当事人为惠丰公司和阮铁军，最初的解释是由于起草文件的律师存在过失，导致缔约方在文件起草中存在笔误，第二次开庭中，阮铁军对前述问题的解释是浙商食品和自然人股东为了分解转租收益，将承租权转让款进行隐匿转移，缔约主体安排是浙商食品和自然人股东要求确定的，两种说辞存在本质的区别，性质不一致。二审没有进行实质性审查，直接采纳阮铁军后一种说法并认定浙商食品和自然人股东为所谓的“实际受益人”，没有证据支持。3.二审法院对于展览馆未能交付惠丰公司的真实原因和各方的责任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实际上对于目前是否符合补偿款返还的条件未予查明。惠丰公司完成修缮改造的出资后，未能最终获得展览馆物业的使用权，其中的真实原因和各方在其中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均未能实质性查明。从省政府的几次协调会议来看，惠丰公司在阮铁军的控制下，从未提出反对意见，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集团）虽然未能明确反对，但是要求应当协调好惠丰公司的内部股权问题，浙商食品并非修缮改造项目的直接参与方，从未出席省政府的几次会议，对该等事项也没有任何立场和权利发表意见。从最终《关于之解除协议》的签署情况来看，惠丰公司在阮铁军的实际控制下已经率先签署予以同意，并且阮铁军多次请求商业集团尽快盖章确认，但是商业集团未同意签署。因此，是阮铁军自己同意放弃展览馆物业的使用权，在此情况下，浙商食品既非违约方，也非过错方，不应当承担由于阮铁军自身权利放弃而导致的不利后果。杜崇杰再审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阮铁军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阮铁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其对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违反基本的合同法、公司法等民法原则，超过当事人可以预判的法律边界。1.本案为合同之诉，阮铁军提起的诉请是基于合同的特别约定，但二审判决却让不是合同相对方的杜崇杰承担合同所特别约定的责任，违反合同相对性。《补偿协议书》约定“若浙江展览馆未能将6000平方米物业移交给甲方使用，甲方应向乙方退还补偿金1650万元”，这个约定不是法定的解除合同后的所有物返还责任，而仅仅是惠丰公司与阮铁军个人对于商业合作项下的合同安排，是惠丰公司对于出现特定情形下的一个退还款项的承诺，只能由作出该承诺的主体即惠丰公司承担。《补偿协议书》的缔约方为阮铁军和惠丰公司，杜崇杰并非该协议当事人，二审判决杜崇杰承担惠丰公司对阮铁军的一个合同承诺，没有法律依据。2.惠丰公司为承诺退还款项的主体，杜崇杰仅为惠丰公司的历史股东，二审法院撕破公司面纱，要求杜崇杰承担惠丰公司的责任，违反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杜崇杰仅是小股东，曾持有惠丰公司10%股权，且股权已经转让给阮仕珠宝。二审判决没有一处内容讨论本案是否适用“撕破公司面纱”，没有一处事实认定涉及公司人员是否混同，财产是否混同等内容，这种情况下，杜崇杰作为惠丰公司的历史股东，怎么要为惠丰公司对外的合同承诺承担责任？3.二审判决直接认定杜崇杰（即三位自然人历史股东）要与浙商食品一起向阮铁军承担共同返还责任，违反最基本的连带责任认定的民法原则。（二）二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及遗漏。1.二审法院在没有追加惠丰公司为第三人，没有对惠丰公司进行调查的情形下，直接判决杜崇杰等承担责任存在错误。如前所述，本案中惠丰公司对阮铁军作出合同承诺，在特定情形下应返还款项，因此本案直接被告应当是惠丰公司，在惠丰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况之下，才存在是否应延及由股东方承担责任的问题。2.二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杜崇杰、刘旭松、邱景红是1650万元款项的实际获益方，并据此需向阮铁军承担返还责任。二审判决以“公司管理层对款项进行了处置”为由，就认定公司的股东是被处置款项的实际受益人，进而要求公司的股东替公司承担约定的还款承诺，事实认定明显不清，更是违背了基本的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此外，二审判决还在未经审核的情况下，直接进行错误的其他事实认定，本院认为部分表述到“浙商食品与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应退还阮仕珠宝已付补偿款和股权转让款2900万元……二审中，浙商食品与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均称这2900万元指股权溢价款650万元、补偿款2250万元。”事实上，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在惠丰公司的股权转让交易中，仅仅收到490万元股权转让款，没有收到650万元股权溢价款，但被二审法院认定为已付款项。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仅收取490万元股权转让款，却要代惠丰公司履行1650万元款项的连带责任，这是极不公平的。阮铁军辩称：（一）二审判决并未突破合同相对性。《补偿协议书》是主协议《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的补充约定，是同一天签订的。案涉1650万元的补偿款是主合同股权转让款减少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后所产生的。（二）案涉1650万元款项，是由阮铁军支付到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所指定的惠丰公司的账户，并最终由他们四方处置和受益。阮铁军2012年7月25日汇入惠丰公司的900万元，当天及次日转入到惠丰公司账号后转回原账户，之后于2012年7月27日转入到“江西同胜矿业有限公司”账户470万元、转入“南宁同欢商贸有限公司”账户100万元、转入“浙江朝兴国贸发展有限公司”账户330万元。无论该900万元是原股东实际使用还是清偿公司前面的债务，受益方都为惠丰公司的原股东，因为惠丰公司转给阮铁军的时候仅有银行存款3381.96元。（三）由于案涉租赁物未实际交付，所以案涉1650万元款项的返还条件已经具备，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应当向阮铁军返还1650万元。二审法院判决公平公正，请求驳回浙商食品、杜崇杰的再审申请。刘旭松、邱景红述称，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当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具体理由同意杜崇杰的意见。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1650万元补偿金的退还主体如何认定以及退还补偿金的条件是否成就。2012年6月26日,甲方惠丰公司与乙方阮铁军签署《补偿协议书》一份，其中第三条约定“若浙江展览馆未能将6000平方米物业移交给甲方使用，则甲方因向乙方退还补偿金1650万元”。阮铁军起诉认为该份《补偿协议书》第三条中约定是“甲方”实质是惠丰公司的原股东，案涉1650万元补偿金应由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退还。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则认为《补偿协议书》明确约定“甲方”是惠丰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涉1650万元补偿金的退还主体应系惠丰公司。一审法院认为《补偿协议书》约定补偿金的退还主体系惠丰公司，经向阮铁军释明后阮铁军不同意追加惠丰公司为本案被告，故判决驳回阮铁军要求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返还补偿金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根据合同订立的目的，结合款项的用途及实际受益人等情况，适用公平原则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阮铁军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均未审理查明。根据2012年6月26日《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5.4.4条约定，如因股权转让后甲方原因（惠丰公司）导致物业无法交付的，丁方（浙江阮仕珠宝有限公司）仍应在确定该物业无法交付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丙方（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和乙方（浙商食品）支付足额的股权转让款及补偿款。案涉《补偿协议书》亦约定，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之规定，若浙江展览馆未能将6000平方米物业移交给惠丰公司使用，则案涉1650万元补偿金应当退还。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对案涉1650万元补偿金系股权转让款转化而来不持异议。本院认为，案涉1650万元补偿金返还的条件是否成就，与浙江展览馆物业未交付的原因有直接关联，一、二审法院对该节基本事实均未进行审理查明。综上所述，本案依法应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应当对浙江展览馆未能交付给惠丰公司使用的原因及各方的责任进一步查明，从而对案涉1650万元补偿金的返还条件是否成就作出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终1288号民事判决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2民初301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重审。（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周根才审判员  孙光洁审判员  陆秋婷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方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