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澳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定代表人：杨建斌，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凤超，上海亚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马雄承，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狄青。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庭发，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澳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3民初9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澳钢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杨建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凤超，被上诉人宝钢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狄青、周庭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澳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澳钢公司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宝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澳钢公司与宝钢公司之间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宝钢公司无权向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得宝国际有限公司—吴淦记建筑有限公司合作经营(以下简称“发包方”)返还工程预付款。1.澳钢公司作为主承包商分包了系争工程，根据澳钢公司与宝钢公司之间的合作经营约定，宝钢公司负责材料采购、组织施工等工程事宜，澳钢公司负责与发包方之间的协调事宜，澳钢公司收取合同总价15%的管理费，项目完工后的其他利润为宝钢公司所有。根据合同相对性，宝钢公司与发包方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宝钢公司应当将澳钢公司向其支付的工程预付款人民币6,360,257.03元返还给澳钢公司，而不应返还给发包方。2.涉案预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的申请人是澳钢公司，宝钢公司仅为反担保方，即便发包方依保函进行索赔，对象亦应为澳钢公司。而且，涉案保函在有效期内因刑事案件处于冻结状态，发包方不可能就保函进行索赔。二、因发包方终止分包合约，已造成澳钢公司的实际损失。1.澳钢公司为履行分包合约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发包方终止分包合约导致澳钢公司的投入无法收回，预期利益也无法实现。2.澳钢公司已经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起诉要求发包方赔偿损失，发包方中的吴淦记建筑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吴华威也向澳钢公司发邮件，要求全额返还发包方支付的工程预付款。3.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是15年，涉案分包工程终止至今只有5年，故发包方今后仍有可能起诉要求澳钢公司返还工程预付款。三、涉案《和解协议书》并未生效，亦无证据证明宝钢公司向发包方支付的款项中包含了本案争议的工程预付款。1.宝钢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代表发包方的许可和授权，也没有证据证明张基台是发包方的授权代表，故该协议并未生效。2.宝钢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将和解金人民币8,195,310元转账给发包方，即便宝钢公司支付了该和解金，但因《和解协议书》未生效，该笔款项也不是基于《和解协议书》而支付，是宝钢公司基于其他事由的汇款。宝钢公司收到工程预付款后，仅进行了少量施工，却占用工程预付款至今，故应予返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宝钢公司辩称：不同意澳钢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澳钢公司从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宝钢公司之间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实际上，杨建斌为骗取宝钢公司出具的保函，采用伪造手段由宝钢公司与发包方签订了一份分包合约，根据该分包合约，应在宝钢公司与发包方之间建立合同关系，澳钢公司仅起到中介作用，并不存在澳钢公司与宝钢公司的合作经营关系。二、发包方并未向澳钢公司主张返还工程预付款，而是向宝钢公司提出主张，经协商发包方与宝钢公司签订了《和解协议书》，并接受了宝钢公司返还的相应款项。发包方接受宝钢公司返还的款项已逾四年，从未向澳钢公司提出过返还主张，故澳钢公司主张其存在实际损失与事实不符。三、宝钢公司提交了款项支付凭证，和解金系向发包方的账号支付，而非支付给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包方也将涉案保函还给了银行，故宝钢公司与发包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不存在《和解协议书》未生效的情形。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澳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宝钢公司返还澳钢公司汇款人民币6,360,257.03元；2.宝钢公司支付澳钢公司以人民币6,360,257.0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澳钢公司原名金崑有限公司，由荣志康及杨金丽于2011年7月26日在澳门设立，由荣志康任总经理。2013年5月8日，澳钢公司(分包方)与发包方就澳门C360轻轨一期路氹城段建造工程签订分包合约。根据分包合约的约定，合同总价款为8,180万元澳门币，预付款为合同总价款之15%，分包方需向发包方提供金额与预付款相等的银行担保函及金额与合同总价款之10%相当的履约保证函。2013年5月16日，宝钢公司向杨建斌及陈狄青出具项目洽谈法人委托书，载明宝钢公司委托杨建斌及陈狄青代表宝钢公司就涉案工程与澳门运输基建办公室/金昆集团进行洽谈。一审审理中，宝钢公司表示，杨建斌原系宝钢公司员工，后因自身原因离职，其向宝钢公司介绍称澳门有一工程可以承接，宝钢公司遂委托杨建斌协助宝钢公司项目部经理陈狄青就涉案工程进行前期洽谈；杨建斌向宝钢公司隐瞒了发包方与澳钢公司已于2013年5月8日签订分包合约的情况，欺骗宝钢公司于2013年7月8日就涉案工程又签订了一份除分包方外其余内容均一样的分包合约，实际该合约系伪造的，其目的在于骗取宝钢公司向发包方开具保函，因为澳钢公司自身不具备提供保函的能力。澳钢公司表示，澳钢公司承接了涉案工程后，因不具备履约能力，故由杨建斌联系宝钢公司进行合作，宝钢公司既有施工资质，又能出具保函，因此是当时最合适的合作对象；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约定涉案工程实际由宝钢公司负责施工，由澳钢公司负责协调管理等，澳钢公司抽取总工程款的15%作为报酬，其余款项均归宝钢公司所有；宝钢公司对2013年5月8日发包方与澳钢公司签订的分包合约是知晓的，至于宝钢公司提及的2013年7月8日发包方与宝钢公司之间的分包合约澳钢公司完全不清楚。2013年9月5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光大上海分行”)应宝钢公司申请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澳门分行”)出具了一份预付款保函的反担保函，载明：我行应申请人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申请，开立以贵行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的反担保函，并请贵行根据反担保函开立一份以发包方为受益人的预付款保函；我行在反担保函项下所承担的担保责任为预付款保函的金额1,227万元澳门币；我行无条件承诺，在反担保函有效期内，如果贵行开立的预付款保函项下发生索赔，我行在收到贵行的索赔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贵行支付不超过上述担保责任的款项；反担保函有效期至2016年4月18日(预付款保函到期后14个日历日)。2013年10月9日，澳钢公司更名为与宝钢公司同名的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东仍为荣志康及杨金丽。2013年11月11日，中行澳门分行向发包方开具了一份预付款保函，载明：根据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分包方)与发包方2013年5月8日签订的分包合约的要求，我行应分包方的申请，兹开立以发包方为受益人，金额为1,227万元澳门币的不可撤销的预付款保函；本保函未经发包方之书面同意不得取消或更改，有效期至发包方以书面形式向我行确认给予分包方的预付款金额被全部扣除，但本保函有效期最晚不迟于2016年4月4日。另，光大上海分行应宝钢公司申请于2013年9月5日向中行澳门分行出具了一份履约保函的反担保函，中行澳门分行于2013年11月11日向发包方开具了一份履约保函，载明：根据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分包方)与发包方2013年5月8日签订的分包合约的要求，我行应分包方的申请，兹开立以发包方为受益人，金额为818万元澳门币的不可撤销的履约保函；本保函有效期至2016年4月4日，未经发包方之书面同意不得取消或更改，2016年4月4日之后无论本保函正本是否退还我行，本保函自动失效。2014年1月21日，中行澳门分行向发包方发函，载明：我行于2013年11月11日开出予贵合作经营的两份保函皆为见索即付保函，是光大上海分行委托我行开出，根据光大上海分行提供的资料，保函申请人为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BAOSTEELENGINEERING&CONSTRUCTIONLIMITED,39958SO,ALM.DRCARLOSD’ASSUMPCAO180,EDF.TONGNAMAHCAMMPO,14ANDARG,MACAU]；我行承诺于保函到期日2016年4月4日内或之前在收到贵合作经营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及加盖公司章之书面索赔通知书后10个银行工作日内无条件向贵合作经营支付所索赔之款项，不附加任何索赔前提条件要求，但为每份保函所支付的索赔款项不超过该份保函的保函担保金额；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该担保金额的支付，我行都不以任何借口或理由拒绝支付，以及我行放弃预先扣押的权利，以保证贵合作经营作为两份保函受益人的权益。2014年1月27日，发包方向澳钢公司预付了15%工程款1,227万元澳门币。2014年1月29日，澳钢公司将人民币6,360,257.03元转账给宝钢公司。审理中，澳钢公司表示，根据澳钢公司与宝钢公司之间的约定，澳钢公司抽取总工程款的15%作为报酬，因此澳钢公司在收到1,227万元澳门币预付款后，截留了5%工程款作为报酬，另将剩余10%工程款折合人民币6,360,257.03元转账给宝钢公司，其余澳钢公司应得的报酬根据后续工程款的收款情况再行收取。2014年2月至3月期间，宝钢公司开始运送材料并派员至澳门施工，并重新聘用杨建斌为宝钢公司员工，双方于2014年3月14日签订劳动合同。2014年4月30日，荣志康及杨金丽将所持澳钢公司之股份售予杨建斌，再由杨建斌将其股份分割及出让予金昆万丽顾问有限公司，故澳钢公司股东变更为杨建斌及金昆万丽顾问有限公司，由杨建斌任总经理。2014年6月13日，宝钢公司召集杨建斌、陈狄青等人召开了专题会议。一审审理中，宝钢公司提交了一份3页的会议纪要，第1、2页的主要内容为杨建斌陈述：2013年5月21日个人与珠海横琴新区金昆置业有限公司商洽承接澳门项目……我便以个人名义与珠海横琴新区金昆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中介服务协议》……我直接找到发包方商谈承接工程分包事宜……发包方告知说与澳门的金崑有限公司的分包合同已经签订不能变更……于是吴淦记的大老板给我一份本工程的合同文本及价格表，在未告知公司事实的情况下，公司盖章并签字，然后吴淦记的大老板委托一个搞商务的人，盖好总包方的印章及签字给我，我将合同返还给公司；公司见分包合同后，根据合同约定向总包方开具了一份履约保函和一份预付款保函；为了支持完成总包方接受两份保函，便将澳门的金崑有限公司更名为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门宝钢”)，并告知发包方澳门的金崑有限公司已被上海的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收购；总包方还是不完全接受，不接受中行澳门分行出具的两份保函，然后我动用了中行澳门分行的关系，并邀请发包方有关人员到中行澳门分行召开了协调会，中行澳门分行明确告知发包方其出具的两份保函是完全有效的；因为此前，我向光大上海分行出具一份银行格式的英文及其他语言版本(其内容为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澳门设立分支机构，所谓的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地址与金崑有限公司的地址完全相同)的申请函，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盖了此文件的印章，使得光大上海分行相信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澳门分支机构的真实存在，光大上海分行便向中行澳门分行出具同一格式的证明文件，使得顺利通过审批程序，最终发包方接受了中行澳门分行的两份保函，为此，才能理顺发包方将工程款支付到澳门宝钢；我杨建斌在上述行为中，造成如下事实：1.以假分包合同蒙骗公司；2.伪造公司授权委托文件；3.擅自篡改银行履约保函日期。第3页的主要内容如下：4.杨建斌本人通过银行熟人取得银行英文版本的申请书蒙骗公司，出具了两份保函；我给公司造成的风险：1.假委托、假合同均对公司造成两份保函无法收回的风险；2.金崑有限公司变更澳门宝钢期间，以公司名义的经营行为或对外发生债务，将会给公司带来无限风险；3.澳门宝钢未经公司同意擅自设立，给公司造成永久性的风险；公司要求的应对措施：1.杨建斌愿意无条件地完成澳门宝钢的注销事宜(在2014年6月25日前)……2.在上述事宜完成后，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公司尊重一建选择判定是否承揽该项目，如需承揽，杨建斌愿意无条件地配合该项目前期合法承接事宜；经上述认定，杨建斌保证其陈述的所有内容是真实、完整的，无任何虚假信息，亦无任何隐瞒，上述个人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负有刑事责任，本人愿意承担责任；同时，本人亦有责任、义务配合好公司处理好后续事宜，降低公司风险；最后公司决定根据杨建斌对上述事宜的解决情况，对其进行处理，待其处理完好上述事宜后，公司视最后解决结果的评估，保留对杨建斌的追诉权。会议纪要第1、2页无任何人签字，第3页由杨建斌、陈狄青等人签字。一审审理中，澳钢公司在证据交换时先是表示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无异议；后又表示杨建斌在第1、2页草签了一个“杨”字，但宝钢公司举证的第1、2页却没有签字，因此是虚假的，内容也与实际不相符；第3页是真实的，确实是杨建斌签字的。澳钢公司提交了一份关于会议纪要的情况说明，称杨建斌确实参会了，但会上都是陈狄青在陈述关于涉案工程的事项，并未提及不利于杨建斌的内容，之后因临近中饭时间故杨建斌未细看内容即在会议纪要上签字了；杨建斌不清楚什么假合同、假委托；“本人愿意承担责任；同时，本人亦有责任、义务配合好公司处理好后续事宜，降低公司风险”中所指的本人并非杨建斌而是陈狄青。2014年8月10日，澳钢公司又更名为现在的澳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一审审理中，澳钢公司提交一份称系2014年9月4日发包方向澳钢公司发送的函件，主要内容为：因可归责于贵公司的原因，导致工程进度严重落后，虽经发包方多次书面要求及催告，但贵公司仍未予以改善，已经违反分包合约的约定，同时亦证明贵公司无能力执行分包合约，因此发包方决定终止分包合约，并将按约向中行澳门分行要求支付两份保函项下的款项。宝钢公司表示对该份函件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但确认2014年9月发包方以施工进度跟不上且又有施工人员闹事为由提出了终止分包合约。2014年9月11日，宝钢公司以欺诈为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提出止付涉案保函项下款项的申请。同日，宝钢公司向澳门司法警察局报案，称宝钢公司通过杨建斌承接了涉案工程，但却在2014年5月19日发现杨建斌伙同荣志康将澳钢公司更名为与宝钢公司同名，并以澳钢公司名义顶替宝钢公司与发包方合作承接了涉案工程，亦以一份假分包合约瞒骗宝钢公司提供保函及提供物料和工人等实施工程。2014年9月25日，一中院出具(2014)沪一中民保字第20号民事裁定，裁定止付涉案保函项下款项。2016年1月29日，澳门初级法院刑事起诉法庭(以下简称“澳门刑事起诉法庭”)认为现有证据仅有若干迹象显示杨建斌及荣志康触犯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但未达充分，故以现有证据起诉在审判阶段获释的可能性大于入罪的可能性，因此裁决对杨建斌及荣志康作出不起诉批示。一审审理中，澳钢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澳门刑事起诉法庭的预审辩论记录，宝钢公司对该记录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根据该份预审辩论记录的记载，澳门刑事起诉法庭另查明如下事实：陈狄青通过杨建斌作为中介与荣志康商讨有关工程及利润分配事宜，并于2013年5月23日签订了一份分包补充协议。关于该分包补充协议，宝钢公司称据其了解是澳钢公司与杨建斌签订的，但宝钢公司对具体内容不了解；杨建斌表示确有该分包补充协议，但现已遗失，故无法提交给法庭。澳门刑事起诉法庭在预审辩论记录中认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宝钢公司提及的分包合约是杨建斌或荣志康伪造的；陈狄青陈述其由始至终不知道澳钢公司的说法欠缺说服力，且陈狄青知晓分包补充协议的存在，并知道被澳钢公司截留的款项的用途；法庭始终难以得出一个完整的事实版本，因为不论杨建斌还是陈狄青均有所隐瞒，而法庭认为从后续的事件发展来看，荣志康在首次司法讯问过程中所述的版本较合乎逻辑和可信，荣志康是希望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其他公司，且意欲将整间公司转让给宝钢公司以赚取有关的中介费即合同总价款的15%，但不知道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没有完成。根据该份预审辩论记录的记载，澳门刑事起诉法庭另查明如下事实：2014年9月，发包方曾发信到中行澳门分行申请索赔。一审法院另查明，宝钢公司曾向澳门初级法院提起诉讼，将澳钢公司、发包方等列为被告，后又于2015年10月22日申请撤回起诉。一审审理中，宝钢公司表示，考虑到在澳门的诉讼周期漫长，因此与发包方达成了和解，由宝钢公司一次性支付人民币8,195,310元(包括宝钢公司收到的全部款项及澳钢公司截留的一半款项)，发包方收款后立即撤销对两份保函兑付的请求，宝钢公司已于2015年10月20日将人民币8,195,310元转账给发包方，发包方收款后也已将涉案保函退还给中行澳门分行。一审审理中，宝钢公司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19日的《和解协议书》，载明主要内容如下：甲方为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乙方为发包方，双方经沟通交涉之后，明了前述保函实际上系由宝钢公司申请银行出具，并不是由金崑有限公司所申请，且双方了解均受到金崑有限公司之欺骗，嗣因宝钢公司与发包方洽谈承接合约之协商未能成功，宝钢公司乃向澳门法院起诉，请求澳门法院判决宣告取消前述保函等；双方在本事件中均是无辜的受害人，现希望本着善意诚信之精神，结束彼此间的所有争议，并结束现系属于澳门法院之澳门诉讼；宝钢公司支付发包方人民币8,195,310元和解金额(相当于2014年1月29日金崑有限公司支付给宝钢公司的工程预付款人民币6,360,257.03元+被金崑有限公司截留资金的一半人民币1,835,052.97元)，发包方将两份保函交中行澳门分行撤销，宝钢公司采取行动终止及撤回澳门诉讼；宝钢公司确认且同意不得就本件保函争议向发包方要求任何费用支出及其他金额之赔偿；双方一致同意由宝钢公司向法院申请对金崑有限公司或其负责人的赔偿诉讼，发包方同意将其依法得对金崑或其负责人要求赔偿之权利让与宝钢公司，发包方同意提供双方同意之文件，以协助宝钢公司采取法律行动，诉讼赔偿金双方各得二分之一，诉讼相关费用由宝钢公司负担；双方均确认本和解已最终全部解决双方就C360契约、分包契约及保函等所生、不论任何性质之全部争议。落款乙方处载明为乙方授权代表张基台经理，并声明：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已取得各相关方面的许可和授权，能够完全代表发包方签署本协议书，如果有授权上之瑕疵影响本协议之约定内容之完成，由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于十日内完成，否则本协议视为无效，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应于五日内将收到的和解金额无息返还给宝钢公司。宝钢公司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光大上海分行出具的跨境业务付款申请、付账通知及银行流水，显示宝钢公司于2015年10月20日汇款人民币8,195,310元，摘要为TTXXXXXXXXXXXAZ境外汇出汇款，交易附言为和解金。澳钢公司认为，涉案工程实际由宝钢公司施工，由于宝钢公司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完成工程导致进度严重落后，因此造成分包合约终止的责任应由宝钢公司承担，因分包合约终止给澳钢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包括澳钢公司为履行分包合约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澳钢公司可获得的合同总价款之15%的利润即1,227万元澳门币；涉案预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的申请人是澳钢公司，宝钢公司只是两份保函的反担保方，若发包方持两份保函要求兑付或索赔，也应是向澳钢公司要求而非向宝钢公司要求；两份保函一直处于冻结状态直至2016年4月4日失效，宝钢公司虽为两份保函的反担保方，但也不会发生有人向其索赔的情况；澳钢公司与发包方之间是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与宝钢公司之间是合作经营关系，但宝钢公司与发包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澳钢公司转账给宝钢公司的人民币6,360,257.03元工程预付款是让宝钢公司组织施工的，现分包合约已终止，宝钢公司应当将其返还给澳钢公司，而不应直接返还给发包方，且宝钢公司举证的和解协议书及付款凭证不能证明宝钢公司与发包方已达成了和解并已将和解金支付给了发包方；虽然发包方至今未向澳钢公司索赔，但其随时可能起诉澳钢公司要求返还工程预付款，而澳钢公司也保有起诉发包方的权利或在发包方起诉澳钢公司时提起反诉，要求发包方赔偿澳钢公司相当于合同总价款45%的分包利润的可得利益损失。2016年4月21日，金昆万丽顾问有限公司将所持澳钢公司之股份售予杨建斌，澳钢公司股东变更为仅杨建斌一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宝钢公司是否应当返还澳钢公司人民币6,360,257.03元。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澳钢公司承接涉案工程后，即将工程转交由宝钢公司施工；涉案预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也是光大上海分行依据宝钢公司申请向中行澳门分行出具反担保函后要求中行澳门分行向发包方开立的；发包方在收到涉案两份保函后，向当时已更名为和宝钢公司同名的澳钢公司转账了总工程款之15%的工程预付款1,227万元澳门币，澳钢公司截留了部分款项作为其报酬的一部分，将剩余款项折合人民币6,360,257.03元转账给了宝钢公司，随后宝钢公司开始运送材料并组织人员至澳门进行施工。现涉案分包工程已终止，宝钢公司举证和解协议及付款凭证等证据，以证明其已与发包方达成和解并已向发包方支付了包含人民币6,360,257.03元预付款在内的和解金以使发包方放弃兑付涉案两份保函项下款项，澳钢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认为发包方随时可能起诉澳钢公司要求返还预付款，澳钢公司也保留向发包方要求赔偿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人民币6,360,257.03元系工程预付款，但实际工程系由宝钢公司而非澳钢公司施工，无论宝钢公司是否将预付款返还给了发包方，宝钢公司收到预付款后确实组织了施工，且自涉案分包工程终止之日至今已若干年，根据澳钢公司的陈述，发包方并未向澳钢公司提起过诉讼，澳钢公司亦未向发包方提起过诉讼。虽然涉案分包工程已经终止，但澳钢公司未有证据显示发包方向其要求返还预付款，亦未有证据证明其因工程终止而产生了何损失，反而其已经从中获取了部分工程款作为收益。因此，澳钢公司要求宝钢公司返还工程预付款并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难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澳钢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322元，由澳钢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澳钢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两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第一组证据为(2020)中法澳证字第0366号公证书、澳钢公司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提交的针对发包方的起诉书、编号为XXXXXXXX-1的会议记录，证明因发包方以不合理的理由终止了其和澳钢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给澳钢公司造成损失合计21,380,443.7元澳门币(购买货物11,057,526.32元澳门币、工人及高管的薪金2,632,729.87元澳门币、因涉案工程可获得的将来利益为8,180,000元澳门币)，澳钢公司已就其损失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起诉，法院已受理；第二组证据为吴淦记建筑有限公司的行政主管吴华威发给澳钢公司的邮件及公证书，证明发包方中的吴淦记建筑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吴华威向澳钢公司发邮件，要求澳钢公司全额返还发包方支付的工程预付款；第三组证据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商业登记证明复印件，证明吴华威是吴淦记建筑有限公司的行政主管。宝钢公司发表质证意见：1.对于第一组证据中公证书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内容，澳钢公司起诉发包方主张损失即证明澳钢公司认可了本案的结果；2.第二组证据公证邮件的形式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邮件内容真实；3.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认，发包方是一个三方合作经营体，吴淦记建筑有限公司是合作经营方之一，不能单方代表发包方，且该证据无法证明吴华威的身份；即使该证据真实，也不能否定宝钢公司和发包方已达成《和解协议书》的效力。本院认定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澳钢公司所提之上诉理由，缺乏有效证据予以证明，难以成立。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宝钢公司是否有权向发包方返还工程预付款的问题。澳钢公司主张其系与发包方签订分包合约之工程分包方，宝钢公司与澳钢公司之间为合作经营关系，宝钢公司与发包方之间无合同关系，故宝钢公司无权直接将工程预付款返还给发包方。本院认为，首先，宝钢公司认为澳钢公司系涉案分包工程的业务介绍方，否认其与澳钢公司之间系合作经营关系，而澳钢公司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合作经营关系及合作内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就涉案分包工程的履行情况来看，系由宝钢公司实际组织施工，亦系由宝钢公司通过向银行申请开立保函的方式获得发包方支付的工程预付款，即宝钢公司与发包方之间就涉案工程建立了实际的合作关系。再次，就涉案保函争议的解决而言，系宝钢公司与发包方之间发生诉讼，发包方亦就此与宝钢公司和解，即发包方对于宝钢公司的实际履约主体身份予以认可。综上，澳钢公司关于宝钢公司只能向其返还工程预付款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和解协议书》的效力与履行问题。宝钢公司与发包方于2015年10月19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明确约定，宝钢公司支付给发包方人民币8,195,310元的和解金中包含了2014年1月29日澳钢公司支付给宝钢公司的工程预付款人民币6,360,257.03元，宝钢公司提交的跨境业务付款申请、付账通知等证据显示，宝钢公司已于2015年10月20日通过光大上海分行向境外汇款人民币8,195,310元，交易附言注明为“和解金”，汇款金额与上述和解协议达成和解金额亦相同。付款至今已逾四年，现并无充分证据表明发包方再向宝钢公司或澳钢公司主张返还工程预付款。故澳钢公司关于《和解协议书》未生效及宝钢公司所付款项并非涉案工程预付款的主张，缺乏相应证据证实，亦与查明事实明显相悖，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澳钢公司的损失问题。根据澳钢公司的陈述，其将发包方支付的工程预付款截留部分作为管理费，剩余部分人民币6,360,257.03元支付给宝钢公司，由宝钢公司负责实际施工。就此而言，澳钢公司无需组织施工，却通过截留部分工程预付款的方式获得了相应管理费收益，其并不存在损失，同时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澳钢公司因此遭受了实际损失。仅凭澳钢公司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起诉发包方主张损失之行为，因未经生效判决，并不能证明与本案宝钢公司是否向发包方返还工程预付款之间存在关联，亦不能证明其损失主张成立且已实际发生。更何况，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宝钢公司已将收取的工程预付款人民币6,360,257.03元及澳钢公司收取的一半金额返还给了发包方。综上所述，澳钢公司要求宝钢公司向其返还工程预付款人民币6,360,257.03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322元，由上诉人澳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费佳敏审判长 李 蔚审判员 邵美琳审判员 张明良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董佳欣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