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6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彤，女，1985年1月7日出生，汉族，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员工，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炳会，男，1981年10月19日出生，壮族，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员工，住北京市顺义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雷，北京市恒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华，北京市海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艳伟，男，1985年10月28日出生，满族，北京银信长胜商贸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珊，北京市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丛珊，北京市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彤、董炳会因与被上诉人王艳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8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彤、董炳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雷、冯文华，被上诉人王艳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丛珊、张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彤、董炳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上诉人任彤、董炳会与被上诉人王艳伟之间系合伙关系，并非买卖关系。本案中，任彤的同事戎梅因工作关系可以用7.8折的价格拿到面值1000元的加油卡，任彤在2019年2月将此事告知其爱人董炳会，王艳伟作为董炳会的朋友，得知此消息后，希望双方共同转售油卡盈利。被上诉人在微信聊天中提出相应方案，上诉人和第三人表示同意，表明各方对合伙关系达成合意，视为合伙组织成立。双方一直按照合伙经营方式进行合作。本案事实是被上诉人不仅明知渠道来源戎梅的存在，也明知上诉人转给戎梅多少钱，也明知从戎梅处获取多少卡。双方的沟通记录也能证明双方不是买卖关系。二、一审法院所作处理显失公平，一审法院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应通过证据举证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被上诉人仅提供了部分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用40万元购买油卡的事实，但没有体现双方的合伙关系，且其提供微信截图的顺序和完整性都不准确。被上诉人提供的电话录音文字版，是双方合伙关系破裂后形成的，仅能证明被上诉人不愿承担经济损失而转移责任，不能以此主张任彤、董炳会返还40万元。涉案40万元款项应由双方按照利益比例承担，而非全部由上诉人承担。王艳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上诉请求，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王艳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确认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任彤、董炳会向王艳伟返还40万元购货款；3．请求贵院依法判令任彤、董炳会向王艳伟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1183.56元（自2019年8月25日暂计至2019年9月1日止，按年利率6％计），并至实际付款日止；4．诉讼费用由任彤、董炳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艳伟主张其与任彤、董炳会口头约定以8折单价从任彤、董炳会处购入面值金额为1000元的中国石化加油卡500张，王艳伟已经向任彤支付40万元货款。有以下事实为证：2019年5月9日上午11时30分微信聊天记录中，董炳会问“500张呗”，王艳伟回复“你们就不能8折给我吗，任大小姐”，董炳会回复“问她吧”，王艳伟问“然后你们的卡我直接帮你们全出，你负责拿卡，我负责销卡”，董炳会回复“OK，不理她了。以后我们的你都帮销哈”；2019年5月13日20时微信聊天记录中，任彤问“我想问问周四回卡了你还订吗”，王艳伟回复“我周四500把”……任彤称“周四咱们那755张就回来了”，王艳伟问“那755都是咱们的吧有我500，有你多少”，任彤回复“等你的500，然后有另外一个人的20张，剩下我们的是235张。那个别人是我哥，他拿20张也是咱们这边给他出。就是说，一共你们和我们加起来是你这儿和我们加起来是755张都是咱们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显示：王艳伟于2019年5月9日向任彤转账40万元。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的真实性，任彤、董炳会不持异议，二人承认收到王艳伟40万元货款，但主张其与王艳伟之间的交易系基于合伙关系发生，并非买卖关系，理由如下：1.双方在2019年2月份形成合伙合意，约定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双方约定经营模式为：王艳伟提供购卡资金，购卡资金包含货款及任彤、董炳会应得利润，任彤利用王艳伟提供的资金从案外人戎梅处购卡，拿到卡之后全部交由王艳伟对外以9折出售，销售所得尽归王艳伟所有。对于加油卡的实际对外出售价格，任彤、董炳会表示并不知晓，也并不关心。其中，合伙合意的形成主要体现在2019年2月15日及2019年2月22日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2月15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董炳会问“老王自用还是转手，转手的话，共赢一下”，王艳伟回复“这40是自用，大批量肯定要盈利”，董炳会问“20转手”，王艳伟称“20可以转，但是太少了，你问也得10万人民币起吧”，董炳会问“老王，搞个100W起嘛，货源稳定的话，一个月能销多少”，王艳伟回复“我这边稳定每个月拿50万”；2019年2月22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艳伟问“大批量以后，900-780=120，咱们留60？各60我们的资金你们的渠道”。但庭审过程中任彤、董炳会又称上述20、40所涉及的交易性质并非合伙。就经营模式，2019年2月22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王艳伟曾向任彤、董炳会明确表示“我们的资金你们的渠道”及2019年5月9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王艳伟向董炳会表示“你们的卡我直接帮你们全出，你负责拿卡，我负责销卡”。2.双方共享利润，并就利润分配达成一致意见。就利润如何分配，鉴于加油卡无须担心销路问题，双方最终商定王艳伟以每张卡8折标准（780元货款连同20元任彤、董炳会应得利润）将40万元货款提前转给任彤、董炳会，由王艳伟对外出售。该利润分配方案主要体现在上述2019年5月9日上午11时30分微信聊天记录中。任彤、董炳会称在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确定之前，王艳伟曾与其约定每张卡以7.8折购入，9折对外出售，王艳伟分得利润70元，任彤、董炳会共同分得利润50元，王艳伟于2019年4月17日按照约定单价连同任彤、董炳会应得利润（每张卡折算价款为8.3折）向任彤支付250张加油卡货款总计207500元。该利润分配方案体现在2019年4月17日微信聊天记录中。该记录显示，董炳会称“83，来个250张，207500”，王艳伟回复“这次要充值卡”，任彤答复“昂”，王艳伟回复“那就可以”。任彤、董炳会提交的银行交易凭证显示2019年4月17日王艳伟向任彤转账207500元。3.双方各自根据当次交易的实际获利比例来分担风险。庭审过程中，任彤、董炳会陈述，每次交易的实际获利比例需双方在从戎梅处拿卡前予以确定，每笔交易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利润分配方案。王艳伟从始至终都知道风险的存在，也在有意识的规避风险，并明确表示再合作的话，要从戎梅处购买卡密，不要实体卡。上述主张在2019年2月26日微信聊天记录中有显示，王艳伟称“山东那边的卡出事了，咱们这边也先别拿了吧，有几个拿了卡的，当时查余额是有的，过了26天，后台注销了。山东那边抓了六个人，如果继续合作只能是要卡密了，不要实体卡”。上述微信聊天内容有任彤、董炳会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在案佐证。王艳伟认可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认为双方并未形成合伙合意，亦未就利润分配、风险承担达成一致，王艳伟支付的207500元系以单价8.3折（即830元）购入250张加油卡的货款，而40万系以单价8折（即800元）购入500张加油卡的货款，故王艳伟先后从任彤、董炳会处订购250张及500张加油卡的行为均系买卖行为。王艳伟另主张在双方买卖合同关系业已成立并生效，且王艳伟已经支付40万元货款的情况下，任彤、董炳会未按约定交付加油卡，导致合同订立目的不能实现，合同无法履行，据此王艳伟于2019年8月25日微信通知任彤、董炳会解除合同关系，要求返还货款，其提交的2019年8月25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显示，对方为“Vidhi”，王艳伟称“任大小姐，事情出了三个月了，你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想问你打算怎么处理我的四十万，毕竟是打给你的，我也不能一直找你老公啊。这钱就打算不还了吗，今天都8月25号了。卡我不要了，也不准备等了，你看看把钱还了吧”。任彤、董炳会对聊天日期未持异议，但称该微信记录截屏无法看出对方是谁，如果对方是任彤，也没有得到任彤的回复，故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任彤、董炳会称戎梅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故无法继续向王艳伟交付500张加油卡，在将40万元合伙经营资金转至戎梅处之后，任彤、董炳会即已履行完应尽的合伙义务，40万元款项暂时无法返还，是客观存在的经营风险所导致，并非二人责任，并提交银行转账凭证2页予以证明。该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9年5月9日，王艳伟通过境内汇款方式向任彤转账40万元；同日，任彤将40万元转至戎梅处。王艳伟对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任彤与董炳会系夫妻关系。“Vidhi”是任彤的微信昵称。“nightwish”是董炳会的微信昵称。“Nathan”是王艳伟的微信昵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艳伟与任彤、董炳会之间就40万元货款所发生交易行为的性质应如何认定，亦即双方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因王艳伟对任彤、董炳会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的真实性未持异议，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通过2019年5月9日上午11时30分及2019年5月13日20时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可以看出双方已经就案涉加油卡的单价、数量以及支付条件达成合意，且任彤、董炳会也承认其收到了王艳伟支付的40万元货款，故王艳伟与任彤、董炳会针对40万元货款所订立的买卖合同业已成立，并已实际履行，应属有效。现任彤、董炳会否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认为案涉交易系基于个人合伙关系而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故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一并构成了个人合伙关系的四大法定要件。本案中，任彤、董炳会自述王艳伟负责提供购卡资金，其负责从戎梅处购卡，在购卡前由王艳伟将货款连同任彤、董炳会应得利润一并提前汇至任彤账户，任彤拿到卡后交由王艳伟对外销售，销售所得价款均归王艳伟所有，任彤、王艳伟对实际对外销售价格并不知晓，也不关心，并且在收到王艳伟支付40万元货款的当天即将该笔款项全部汇至戎梅处。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任彤、董炳会当庭陈述内容及其所提交的证据，其与王艳伟之间就40万货款所涉交易不存在合伙关系。理由如下：一是任彤、董炳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曾就利润分配及风险分担进行过约定；二是王艳伟将货款连同固定利润一并提前汇至任彤账户以及对加油卡实际对外出售价格不闻不问的行为亦不符合个人合伙关系中合伙人共担风险的法定要件；三是即便王艳伟提前支付利润的事实确实存在，亦与任彤、董炳会自述其在收到40万元价款当天又将此款项全部转给戎梅用于购买500张卡的事实相矛盾。综上，王艳伟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任彤、董炳会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案涉买卖合同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王艳伟主张因戎梅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导致任彤、董炳会无法交付加油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已于2019年8月25日通过微信通知任彤解除合同，要求其返还全部价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以及第九十七条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但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庭审过程中，任彤、董炳会承认因戎梅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无法从戎梅处拿到加油卡，进而无法向王艳伟进行交付。故一审法院认为王艳伟有权据此解除合同，但在解除合同前应当通知任彤、董炳会。就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况，王艳伟提交2019年8月25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予以证明。由于任彤、董炳会对“Vidhi”系任彤微信昵称的事实不持异议，现二人以无法看出聊天对方是谁、任彤并未进行回复等为由拒绝承认其已收到解除合同通知，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王艳伟要求确认其已与任彤、董炳会解除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对方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主张，具有事实依据，就利息计算标准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利息起算日期一审法院亦进行调整。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王艳伟与任彤、董炳会于2019年8月25日解除买卖合同关系；二、任彤、董炳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王艳伟货款40万元；三、任彤、董炳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王艳伟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之标准，自2019年8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四、驳回王艳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任彤、董炳会向本院提交群名为“油卡三人”的微信群聊天记录。任彤、董炳会主张聊天记录中王艳伟说“保证咱们卖出去”；“让人家觉得咱们不靠谱，咱们卖出去”；“咱们最后一天把钱给他”，都是在用“咱们”而不是说“你们”，可以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而不是买卖关系。王艳伟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主张在北京土语中，聊天记录的“咱们”其实就是“我”的意思而不是“双方”的意思。且其中2月26日的记录是双方还没有进行第一个交易时的记录，与本案所涉充值卡无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艳伟提交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其与任彤、董炳会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其中聊天记录显示其向任彤订卡500张，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其实际支付了货款。双方之间虽然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结合双方的交易方式及本案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本案所涉交易系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任彤、董炳会依据其于本案一审、二审期间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上诉主张双方之间成立合伙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该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各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任彤、董炳会提交的微信记录亦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具有成立合伙关系的意思表示，结合本案相关证据，本案相关交易不具有合伙关系的法定要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任彤、董炳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任彤、董炳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印审 判 员  许 英审 判 员  施 忆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雅迪书 记 员  韩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