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408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梁中鸣，男，1957年1月14日生，住无锡市新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江苏闳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管瑶，江苏闳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领镒精密五金制造（无锡）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漓江路13-1（旺庄工业集中区科技产业园一期3号、4号厂房）。法定代表人：刘世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江苏金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中鸣因与被上诉人领镒精密五金制造（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镒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2019）苏0214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中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时的诉请，确认截止2017年4月22日梁中鸣在领镒公司尚有未休的约定年假80天，判令领镒公司支付未休年假工资863472元。事实和理由：1.未休年假的天数是双方争议所在，其可以作为诉请提出主张；2.其主张本案权益的依据是与领镒公司存在的劳动关系以及其与领镒公司形成的关于年休假的未成文的约定，其提交新加坡公司的晋升书只为说明在其入职领镒公司之初即享受每年21天年假的待遇，但是晋升书并非是其主张本案权益的依据。领镒公司答辩，请求驳回上诉。理由如下：1.除晋升书中有年假的规定外，当时的公司（梁中鸣在职时的名称是“三达五金公司”，后更名领镒公司）与其并没有任何关于年假的约定或者文件，梁中鸣本案中的年假来自于其与新加坡“三达公司”的约定；2.新加坡“三达公司”的全称是SantakMetalManufacturingPteLtd，该公司在签发给梁中鸣的晋升书中规定，梁中鸣一年享有21天年假，当年度未休的年假仅在新加坡“三达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方可延续，因此，年假义务的承担者是新加坡“三达公司”；3.公司经历股权变更，目前无法就梁中鸣主张的未休年假的天数作出确认；4.梁中鸣在申请仲裁时只主张了未休年假的工资，未以确认未休年假的天数作为诉请，其要求确认天数的诉请未履行仲裁前置的程序；5.梁中鸣于2017年4月22日离职，提出本案仲裁为2018年11月23日，已经超出一年的仲裁申请时效。梁中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确认截止2016年年底其在领镒公司（尚有未休的）约定年休假80天；2.领镒公司向其支付未享受的约定年休假工资863472元（一审判决误记作566651.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7月，新加坡“三达公司”聘任梁中鸣并委派其至三达精密五金制造(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达五金公司）工作，担任该公司执行总监。三达五金公司为梁中鸣在无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办理了就业许可证。2015年3月，新加坡“三达公司”晋升梁中鸣为三达五金公司及无锡技术精密工程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总经理兼执行董事。2017年2月24日，经工商部门核准，三达五金公司变更为领镒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志华变更为罗才金。2017年3月22日，梁中鸣提出离职，同年4月22日离开领镒公司。一审中，梁中鸣提供了：1.2015年梁中鸣的晋升书复印件及翻译件原件，证明梁中鸣在领镒公司享有每年21天的年假。领镒公司表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21天年假并非梁中鸣在其公司工作而享有，系梁中鸣受雇于新加坡“三达公司”而享受的年假，晋升书中关于年假的约定是在梁中鸣和新加坡“三达公司”之间形成的，与其公司无关。2.2016年工资收入纳税明细原件、2017年3月工资发放银行回单复印件，证明梁中鸣的工资构成，并主张新加坡“三达公司”代付的工资也应当作为年假工资的基数由领镒公司承担。领镒公司对梁中鸣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3.领镒公司原人事经理肖英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公证书原件，证明公司中的外籍人士和中国职员一样当年度年假未休的，可以一直累计计算，直到员工离职时，有未休年假的按日工资的三倍进行结算，其中外籍人士每年享有固定年休假21天。领镒公司对于公证书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肖英手写的情况说明所署日期为2016年3月6日，当时肖英尚未离职，而肖英对于身份的介绍为无锡三达公司原人事经理，一个没有离职的员工称自己是原在职员工与逻辑不符，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肖英若作为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4.领镒公司原财务经理秦爱珍的公证书原件，证明领镒公司的年假制度及梁中鸣的工资发放情况。领镒公司表示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相关内容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秦爱珍的陈述内容与肖英的陈述内容存在矛盾之处，比如，肖英称外国人都是21天年假，秦爱珍说有一个外国人不是的，且表示21天只增不减，并且秦爱珍在情况说明中陈述未休完的年假是跟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陈祖德申请的，而陈祖德在2012年已经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肖英和秦爱珍都称相关离职材料已转交给了新股东，但事实上交接的人员、财务人员及人事主管都是与领镒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并不是新股东员工，秦爱珍在陈述中称相关统计数据会发给法人，而该法人也仅是三达五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能证明新加坡“三达公司”是否批准了年假工资累计使用。肖英和秦爱珍所称的年假约定不能证明领镒公司与所有员工有年休假的制度性的约定。5.胡某的书面证人证言原件，证明领镒公司的年假制度及补偿方式。领镒公司表示胡某陈述国内员工一年享有7天年休假，与肖英、秦爱珍的陈述不符，陈述中也说明相关数据汇报给三达五金公司的董事长抄送公司财务，没有证明梁中鸣所主张的请求事项是否得到了新加坡“三达公司”的批准。梁中鸣另申请了胡某、苏某出庭作证。证人胡某陈述：其原系领镒公司员工，与梁中鸣系同事关系，现与梁中鸣仍是同事关系，其系梁中鸣的下属。领镒公司国内员工一年年休假7天、国外员工一年年休假21天，前一年没有使用完可以累计使用，不需要经过什么程序，每年人事都会核算员工的休假情况，待离职时未休完的年休假按三倍工资赔偿。员工休假是人事负责的，其只负责机票，人事每年6月、12月会将休假的报表发给新加坡及审计那边。报表以前是发给陈祖德，陈祖德离职后就发给新加坡“三达公司”的总裁陈志华，陈祖德原为新加坡“三达公司”的总经理及三达五金公司的董事长，陈志华一直是新加坡“三达公司”的总裁。其离职时按照二倍的工资计算了未休年休假的钱。据其所知新加坡“三达公司”的年休假和机票都是累计计算的。梁中鸣对胡某的证言无异议，表示胡某的证言与肖英、秦爱珍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领镒公司表示胡某目前就职于梁中鸣离职后成立的“铭珂公司”，胡某现为梁中鸣的直接下属，存在利害关系，对于胡某的证言不予认可。领镒公司认为，胡某关于中方员工年休假天数的陈述与肖英、秦爱珍的陈述不一致，对于约定年休假的天数，胡某也陈述了需要发送给新加坡方，新加坡方也是为了自己公司年度预算所需，更能证明梁中鸣的年假是新加坡“三达公司”赋予的福利，并且纳入新加坡“三达公司”的成本核算中，与三达五金公司无关。梁中鸣认可胡某目前为其下属。证人苏某陈述：其原系领镒公司员工，与梁中鸣是同事关系，其也是新加坡人，与新加坡“三达公司”有合约，约定年休假是21天，每年有四张来回新加坡的机票。其是与新加坡“三达公司”签订的合约，与领镒公司未签订过合约，新加坡“三达公司”委派其至三达五金公司工作，工作期间，三达五金公司为其办理了就业证，相关手续其都签过字。目前其在梁中鸣开办的“铭珂公司”工作，仍是同事。领镒公司没有强制年休假的规定，休不完可以一直保留下去，其离职前年休假已全部用完，所以其对于年休假未休如何处理不清楚。对于梁中鸣未休年假的天数也不清楚，其他员工离职时如何处理未休年假其也不清楚。梁中鸣对苏某的证言无异议。领镒公司表示苏某与梁中鸣有利害关系，且其对梁中鸣的年休假情况并不知情。梁中鸣认可苏某系“铭珂公司”股东。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新加坡“三达公司”对梁中鸣出具的晋升书的雇主为新加坡“三达公司”而非三达五金公司或领镒公司，梁中鸣虽担任三达五金公司的总经理兼执行董事，但聘任方为新加坡“三达公司”，系受新加坡“三达公司”指派到三达五金公司任职。现梁中鸣依据晋升书中关于年休假的约定主张领镒公司向其支付未休年休假期间的工资，但是，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新加坡“三达公司”与梁中鸣之间通过晋升书约定的年休假待遇应该由领镒公司承担相关义务，梁中鸣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于梁中鸣要求领镒公司支付未享受的约定年休假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梁中鸣要求确认其截止2016年底在领镒公司享有约定未休年休假80天的请求，该请求并不是一项判决的结果而是一项事实的认定，且根据证人胡某的当庭陈述及肖英、秦爱珍的情况说明，均显示年休假情况需由新加坡方确认，故对于其该项请求，法院不予理涉。关于领镒公司提出的关于年休假争议已经过仲裁及诉讼，符合一事不再理的抗辩意见，虽然法定年休假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但现行法律未禁止劳动合同双方在法定年休假之外另行约定带薪假期，劳动合同双方就约定的带薪年休假及其补偿发生争议应属于履行劳动合同而产生的争议，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梁中鸣本次诉讼主张的法律基础就是约定年休假，故对于领镒公司的该项抗辩，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梁中鸣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以及判决书记载的质证过程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未休年假的天数只是与未休年假工资相关的事实，并非具体的财产权益，不能作为诉讼请求，故对梁中鸣要求确认未休年假天数的诉请不予理涉。关于领镒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梁中鸣未休年假的工资。经审理，梁中鸣的诉请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梁中鸣主张的未休年假的天数系以每年享受21天年假为基数，自2005年累积计算而来，但是，梁中鸣并不能证明该计算方法已与三达五金公司或者领镒公司达成一致；2.梁中鸣至三达五金公司工作系基于新加坡“三达公司”的委派，其一年享有21天年假的规定来自该公司签发的晋升书，且根据晋升书的规定当年度未享受完的年假仅在新加坡“三达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方可延续；3.肖英、秦爱珍和胡某的证言只是传来证据，证言中夹杂个人意见，没有书证等其他证据佐证，胡某还是梁中鸣的下属，故均不能独立作为证据认定梁中鸣与三达五金公司存在未成文的约定；4.梁中鸣不能证明三达五金公司曾经对其结余年假有支付工资予以经济补偿的先例。有鉴于此，梁中鸣主张未休年假工资系基于与三达五金公司达成的约定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梁中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梁中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亚静审判员  顾 妍审判员  陶志诚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魏 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