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3行终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传国，男，1971年12月26日生，汉族，现住山东省青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04931976804。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雪宫路327号。 法定代表人张兆军，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孙鸿雁，山东大地人（临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5004219181C。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办公大楼。 法定代表人白平和，区长。 委托代理人马成栋，淄博市临淄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杜传国与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行初1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6月9日7时28分，原告驾驶鲁Ｖ×××××的汽车顺临淄区杨坡路由南向北行驶时，遇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民警执法检查，经当场呼气酒精检测，原告血液浓度酒精为68mg/100ml，判定原告为酒后驾驶。原告在当场打出的测试单上签了名并写了“无意义”三个字。当日，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立案审批，指定了案件主办人，并向原告出具了编号为NO.370305300087217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了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原告在该凭证上签名，并写了“无意义”三个字。2019年6月21日，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向原告送达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了原告享有的权利和负有的义务，并于同日告知了原告拟对其作出处罚的事实和依据，原告表示对告知事项不陈述和申辩。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了涉案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暂扣原告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通知原告于2019年12月8日到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领取，同时罚款人民币1000元。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系由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辅警送达。原告不服,于2019年7月15日向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受理后,依法通知了原告及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向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材料,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经审理于2019年9月9日作出了临政复[2019]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的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诉讼中，原告指出其在酒精测试单和《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所写的“无意义”不同于“无异议”。另查明，被告在作出的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临淄系笔误，应为杨坡路。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交通、建设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道路交通工作。据此，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为临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对临淄区域内道路交通安全进行管理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饮酒不得驾驶机动车。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饮酒驾车是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本案中，原告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血液酒精浓度为68mg/100ml，依据上述规定，原告的行为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尽管原告在诉讼中指出其在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现场打印的酒精测试单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签有的“无意义”不同于“无异议”，但从原告签名看，否认不了原告酒后驾驶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依法扣留机动车驾驶证。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在现场执法过程中发现原告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并出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先予扣留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符合上述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适用一般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应当由两名以上交通警察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罚人。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由辅警出具送达，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但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后送达不符合规定，并不以此导致涉案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撤销。鉴于原告酒后驾驶事实清楚，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这一违规行为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在收到原告的复议后，依法受理，并依法作出涉案临政复[2019]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的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请求撤销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NO.370305300087217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内容是扣留原告的驾驶证，其已吸收到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所作出的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在原告提起对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诉讼的情况下，该行为属于阶段性、过程性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属于不可诉的行为。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的送达程序违法；二、驳回原告杜传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杜传国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的NO.370305300087217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及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2、请求撤销被上诉人临淄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临政复[2019]26号。3、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违法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提交的材料可以明显的看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标注的违章地点是在临淄，但是上诉人的行车路线并不在临淄，所以更不存在临淄上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原审法院认定处罚决定书中违法地点写错系笔误，属于违法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当予以撤销。2、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认定违法的证据采集仪器没有鉴定证书，无法证明仪器有效，属于证据不足，《酒精检测单》没有加盖有效行政印章，为无效证据。3、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伪造证据。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制作并送达当事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法律依据和联系方式处为空白，而提交法院的确有法律依据和联系方式，可见被上诉人提供的凭证上面的法律依据和联系方式是后加的，且被上诉人提供的现场执法记录仪特意删除了制作凭证的部分，是被上诉人故意为之。二、原审法律依据错误。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制作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适用法律依据错误。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制作并送达当事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法律依据处为空白，没有法律依据属于法律依据错误，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依法撤销。而原审法院未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凭证进行比对和审查，就直接驳回上诉人凭证没有标注法律依据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三、原审违反法定程序。1、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前未口头告知享有的权利、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五）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公安执法部门在行使强制措施时应当口头告知拟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权利，但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在制作《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前没有口头告知拟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撤销。被上诉人临淄区人民政府在对案件调查时，认为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符合法律和部门规章的规定是错误的，属于未尽职调查，故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应当依法予以撤销。2、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询问笔录全程由一人单独作出，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及《道理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其真实可信度有待考证，且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依法予以撤销。3、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未提供全程录像。四、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辅警执法，滥用职权。被上诉人的《处罚决定书》全程由在临淄大队工作的一名警号为JF0129d的辅警作出，辅警不具有执法权，其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被上诉人临淄区人民政府认为辅警执法问题“对上诉人不产生实际影响”，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四条规定，其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应当依法撤销。五、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现场制作处罚决定书时的执法记录仪视音频，不能证明是大队干警所为即应被认定为是辅警执法制作并送达，原审法院仅仅认为由辅警送达《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属于认定无依据，应当改判。六、原审判决认为暂扣上诉人驾驶证属于行政强制措施错误，暂扣驾驶证属于行政处罚而扣留驾驶证才属于行政强制。七、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交警签名均为周学军和张学文，但是笔迹不一致。 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我机关送达法律文书的执法行为，不导致处罚决定书被撤销，具有法律效力，请求维持原审判决。2、我机关对上诉人作出的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第370305300087217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我机关提交的证据证明:2019年6月9日7时28分，上诉人杜传国驾驶牌号为鲁Ｖ×××××的小型汽车顺杨坡路由南向北行驶时，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被我机关执勤民警查获，经当场使用呼出气酒精检测，血液酒精浓度68mg/100ml，判定结果为饮酒状态，酒后驾驶，上诉人在执法现场打出的测试单上签字确认。我机关在执法现场使用的“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器”系合格有效执法工具，酒精检测数据准确，符合事实，我机关的现场执勤查纠录像也予以证明上诉人酒驾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事实经过。3、我机关使用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附页，清楚列明了采取强制措施的依据，向上诉人已经提示强制措施依据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的一百一十条、款、项，并详细的作了标注和说明，上诉人主张《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没有标注法律依据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我机关出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已经明确注明了适用的法律依据以及救济途径，使用的是全国统一制作应用的格式法律文书，履行了告知被处罚人所享有的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利，上诉人提出的未告知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主张不成立。依据上诉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的事实，我机关作出给予上诉人罚款1000元和暂扣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决定，且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我机关已履行执法告知义务，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4、我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法律文书送达过程，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我机关于2019年6月9日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立案受理上诉人杜传国酒后驾车案，2019年6月25日上诉人到我机关告知的地点处理违章、领取处罚决定书，我机关办公场所处的警务人员，遵照行政执法机关网络审批办公程序，在受案登记、案件审批、审核监督等程序操作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没有超越职权，我机关系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管理执法机构，履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赋予的职权，我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送达处罚决定书的行为，即使由辅警送达，也没有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提出辅警一人执法的理由，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二审中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饮酒不得驾驶机动车。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饮酒驾车是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本案中，上诉人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血液酒精浓度为68mg/100ml，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向上诉人出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先予扣留上诉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后作出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暂扣上诉人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并处罚款1000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履行了受案、调查、处罚前告知、审批等程序，但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所作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系由辅警送达，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关于适用一般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应当由两名以上交通警察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罚人的规定。因此，原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的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的送达程序违法并无不当。在上诉人已对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的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的NO.370305300087217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作为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阶段性、过程性行为一并进行审查，亦无不当。 因被上诉人作出的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的送达程序应确认违法。因此，被上诉人临淄区人民政府作出的维持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临政复[2019]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亦应确认违法。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行初111号行政判决的第一项，即：确认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的送达程序违法； 二、撤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行初111号行政判决的第二项，即：驳回上诉人杜传国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确认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临政复[2019]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 四、驳回上诉人杜传国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各负担2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房 鹏 审 判 员  卢长普 审 判 员  张 丽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王敬波 书 记 员  王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