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占勇。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丽，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伟，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淑艳。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民，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永州市鑫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白牙市镇东安大道（紫瑞华庭）1栋112号。法定代表人：夏龙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雄燕，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黄占勇因与被上诉人文淑艳、原审被告永州市鑫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睿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8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黄占勇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丽、张子伟，文淑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民，鑫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雄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占勇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即要求黄占勇赔偿文淑艳损失100万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即要求黄占勇向文淑艳支付律师费50万元。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文淑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将紫瑞华庭项目出资份额与鑫睿公司股份混然一体，没有区分，导致错误判决。2.文淑艳只是持有紫瑞华庭项目的股份(即合伙出资份额)，其出资占紫瑞华庭项目2100万元购地款8.9％，而非鑫睿公司的股东。3.《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与本案事实不符，一审未予查明。4.一审判决断章取义。紫瑞华庭项目是挂靠鑫睿公司经营，而非紫瑞华庭项目就是鑫睿公司的；且壹号院项目同样是挂靠鑫睿公司经营。一审已查明了文淑艳出资314万元是紫瑞华庭项目出资，但还认定《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中314万元是鑫睿公司注册资金，相互矛盾。（二）一审判决证据不足，偏袒文淑艳。1.《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协议无效；对于黄占勇而言，尽其责任召开了股东会议，其他股东不同意文淑艳变更，故黄占勇已尽到了为其变更的义务；退一万步讲，就算其他股东同意变更文淑艳为鑫睿公司股东，而黄占勇所持是紫瑞华庭项目2100万元的8.9％份额，鑫睿公司注册认缴金额为800万元，其比例为多少，难以分清。况且黄占勇所持鑫睿公司26.5％股份并不是文淑艳在紫瑞华庭项目的出资额。即使《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有效，也只能是待定合同，要经过鑫睿公司股东同意变更后才能生效。2.黄占勇只是转让鑫睿公司股份，并未转让文淑艳在紫瑞华庭项目的份额，文淑艳并未有损失，目前文淑艳的出资份额依然还在紫瑞华庭项目部，黄占勇并未处分文淑艳在紫瑞华庭项目里的份额。3.文淑艳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自己所受的损失，其100万元的损失没有依据。4.一审判决黄占勇向文淑艳支付律师费50万元，亦没有依据。文淑艳支付的50万元律师费，是基于2018年7月9日要求黄占勇和鑫睿公司支付违约金8778553元的诉讼请求，按诉讼标的所支付的费用，此后除文淑艳自行撤诉外，其它诉请已被一审判决驳回，即使《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有效，黄占勇存在过错，也应当按照责任比例来承担责任。（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认定黄占勇转让鑫睿公司股份给夏龙新，就是转让文淑艳在紫瑞华庭项目8.9％的份额，并要求黄占勇赔偿损失，属适用法律错误。另，补充上诉意见：（一）《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系文淑艳胁迫黄占勇签订，非黄占勇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与案件事实不符，包括合同签订地与实际不符、文淑艳投资金额与实际不符；文淑艳的非法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代持协议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合同，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采取威胁、恐吓的方式，胁迫黄占勇签订《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是暴力收款一系列行为中的子行为，应当也认定为无效。因其无效民事行为产生的《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二）紫瑞华庭项目合伙权益不等于鑫睿公司股权，黄占勇实际上为文淑艳代持的是紫瑞华庭8.9%的项目权益，而非鑫睿公司8.9%的股权，一审判决将两者混同，导致本案重要事实认定错误。（三）文淑艳关于项目的投资款已经收回并无实际损失，股权代持协议不具备履行基础和前提，为自始履行不能的合同。（四）违约金应当适用损失填补原则，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可得利益损失。本案中，应当由文淑艳举证证明实际损失。文淑艳仅向紫瑞华庭项目投资262万元，且该投资本金已经全部返还文淑艳，文淑艳获益194.202万元。一审法院判决黄占勇承担100万元的违约金，明显过高。文淑艳辩称，（一）文淑艳与黄占勇签订的《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系双方自愿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是有效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文淑艳同时享有紫瑞华庭项目8.9%“股份”和鑫睿公司8.9%股权，且均由黄占勇代持。（三）《变更股权代持协议》在本案起诉前完全可以履行，由于黄占勇不履行合同义务，且在文淑艳提起诉讼后恶意将其持有的鑫睿公司股权（含其代文淑艳持有的8.9%的公司股权）转让，构成根本违约，造成文淑艳损失，应承担违约责任。（四）一审法院判决黄占勇承担100万元违约金和50万元律师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鑫睿公司述称，鑫睿公司同意黄占勇的上诉意见，并对一审判决中有关鑫睿公司的认定没有异议。文淑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占勇、鑫睿公司共同向文淑艳支付违约金8778553元；2.判令黄占勇、鑫睿公司共同承担文淑艳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律师费、调取证据费、差旅费等50万元；3.判令黄占勇向文淑艳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黄占勇、鑫睿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鑫睿公司系成立于2011年8月1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为冯国栋（持股34%）、李祖正(持股33%)、唐祥春(持股33%)；公司注册资本原为400万元，后变更为800万元；根据鑫睿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及验资报告，400万元注册资本由股东冯国栋实缴出资272万元，李祖正实缴出资128万元；800万注册资本由冯国栋实缴出资272万元、李祖正实缴出资264万元、唐祥春实缴出资264万元。2013年9月10日，鑫睿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国栋变更为黄占勇。同年12月16日，鑫睿公司召开股东会，经表决权100%的股东讨论通过：同意股东由冯国栋、李祖正、唐祥春变更为黄占勇、冯国栋、李祖正、唐祥春；同意股东冯国栋将其所持鑫睿公司的股权27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34%）股份中的7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9.5%）的股份转让给黄占勇；同意股东李祖正将其所持鑫睿公司的股权26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33%）股份中的68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8.5%）的股份转让给黄占勇；同意股东唐祥春将其所持鑫睿公司的股权26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33%）股份中的68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8.5%）的股份转让给黄占勇；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以上决议事项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日鑫睿公司于公司办公室召开新股东会，经表决权100%的股东讨论通过决议：同意变更公司股东及股东所持股份比例，变更后出资情况为冯国栋实缴出资196万元，持股24.5%，李祖正实缴196万元，持股24.5%，唐祥春实缴196万元，持股24.5%，黄占勇实缴212万元，持股26.5%，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以上决议事项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根据黄占勇、鑫睿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书》记载，案外人刘景坤、文柏淇、文贻华、文剑波与黄占勇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刘景坤于2011年1月24日通过竞拍取得东安大道一期土地开发权，购地款2100万元，刘景坤需出资300万元，占一期土地开发项目总投资的14.29%，该项目（紫瑞华庭商住楼一期）开发启动增资839.748万元，刘景坤需增资120万元；为确保投资的稳定性，成立临时合作小组，小组出资人为上述签订各方，合作开发、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上述五方共同出资420万元参与开发。2017年3月31日，文淑艳出具证明，载明，自鑫睿公司成立至今，黄占勇与刘景坤所签的黄占勇代持紫瑞华庭8.9%的股份合同均为黄占勇代文淑艳执有，并由文淑艳认可。2017年3月31日的《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显示，抬头为甲方文淑艳，乙方黄占勇，就变更乙方代为持有在鑫睿公司8.9%股权、将甲方登记为公司股东达成协议条款，约定：2011年1月开始，为建设东安县城紫瑞华庭项目，甲方投入购地资金504万元；鑫睿公司是紫瑞华庭的唯一项目建设单位，公司成立后，甲方购地所支出的314万元已注入鑫睿公司作为注册资本；乙方以自己名义登记持有鑫睿公司的8.9%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为甲方；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甲方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自2011年起至今，该部分股份即由乙方代甲方持有；在代持股份期间，乙方陈述未对甲方上述股权设定质押等其他担保、未被查封及设定任何义务；否则乙方需向甲方另行支付不低于100万元的违约金，并承担由此引起的其他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保证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将以乙方名义所持有的8.9%股份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并由公司向甲方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额按注册资本的相应比例计算），记载于股东名册及登记于公司章程；非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未能按期办妥上述股权变更登记等手续的，均视为乙方违约，乙方按每迟延一日3万元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公司和其他股东完全同意将乙方名下8.90%股份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并予以协助办理变更股权登记等手续；凡因执行协议所发生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一切费用包括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由过错方承担；等。《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甲方有文淑艳签名，乙方处有黄占勇的签名，下方另起一行公司处加盖有鑫睿公司的印章，再下方公司其他股东处无人签字。根据黄占勇、鑫睿公司提交的2017年4月9日《永州市鑫睿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记载应到股东4名，实际到会股东4名，代表全体股东100%表决权，股东会议按照《公司法》规定程序召开，就黄占勇提出将其在紫瑞华庭项目中的14.29%中的8.9%股份变更为文淑艳，并成为公司注册股东进行表决。唐祥春表示不同意，因为文淑艳是黄占勇所持14.29%股份里的股份，且她的股份只是在紫瑞华庭项目中的股份，文淑艳和黄占勇是内部合伙人，她不存在享有公司股份的权利；况且文淑艳这次又找一些社会上的人来公司催收借款，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秩序，其不同意她成为公司股东。李祖正和冯国栋亦表示不同意，黄占勇表示同意变更。因同意变更没有超过半数，一致决议不同意黄占勇提出将其在紫瑞华庭项目中的14.29%中的8.9%股份变更为文淑艳。2018年6月26日，鑫睿公司召开原股东会，应到股东4人，实到股东4人，代表全体股份100%表决权，通过如下决议：1、同意股东由黄占勇、冯国栋、李祖正、唐祥春变更为夏龙新、夏隆旺；同意股东李祖正将其所持鑫睿公司的196万元股份（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24.5%）全部转让给夏龙新；同意股东黄占勇将其所持鑫睿公司的212万元股份（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26.5%）全部转让给夏龙新，并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同意股东唐祥春将其所持鑫睿公司的196万元股份（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24.5%）全部转让给夏龙新；同意股东冯国栋将其所持鑫睿公司的196万元股份（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24.5%），现将其中的20万元股份（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2.5%）转让给夏龙新，将其中的股权176万股份（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22%）转让给夏隆旺，并辞去公司监事职务。根据鑫睿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鑫睿公司于2018年7月9日办理了上述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目前鑫睿公司的股东为夏隆旺、夏龙新，法定代表人为夏龙新。黄占勇、鑫睿公司确认，鑫睿公司自文淑艳、黄占勇签订协议至本案诉讼仅有紫瑞华庭一个项目。2016年3月28日的鑫睿公司紫瑞华庭项目内部资产处置（分配）显示，各股东应承担公司项目分摊的债务、股东实际出资明细比例为：黄占勇承担14.29%；股东参照第三条债务承担比例分配上述108套房屋的销售权，比例分配房屋见附表。紫瑞华庭处置房产汇总表、紫瑞华庭债务分配明细表显示，黄占勇所占比例为14.29%。上述两份文件，未提及文淑艳。黄占勇、鑫睿公司拟证实紫瑞华庭项目处置财产、清偿债务、增资比例均按照黄占勇14.29%，而非鑫睿公司股东出资比例。文淑艳则认为，不能以注册时的股东出资比例与后来开发建设增资扩股后的项目中的比例来进行否认。2016年4月15日文淑艳、文贻华、黄占勇签订的《代持股份参照鑫睿公司紫瑞华庭项目部内部处置（分配）方案》载明，文淑艳、文贻华授权黄占勇为鑫睿公司紫瑞华庭项目名义股东，三人共出资420万元，占紫瑞华庭项目总股权14.299%，其中文淑艳为262万元……公司在该项目截止到2016年4月30日止，所有借款为2190万，公司按各股东持股比例分配三人应共同承担债务312.951万……分配在各股东名下的房产在销售时，必须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收取的所有销售收入必须全额进入公司账户，待股东完成公司分配其应承担的所有债务后，多余部分再由股东与财务结算清楚。当日上述三方签订的投资计算汇总表显示，文淑艳合计出资314万元。2016年8月29日紫瑞华庭实际出资人员分配房屋明细、文淑艳分房清单明细（黄占勇代资）显示，文淑艳在股东处签名，并加盖有鑫睿公司公章，还有会计钟月林的签名。黄占勇、鑫睿公司确认无异议的2017年8月13日内部资产处置方案之二（股东会议记录）显示，会议主持人为唐祥春，参与人为李祖正、黄占勇、吴翠玉，唐祥春提到召集各位股东对决定的项目部内部资产处置（分配）方案执行情况的一个汇总……黄占勇（文淑艳）现欠公司本息合计1274788元……按原分配的价格九折收回冯国栋、黄占勇（文淑艳）部分待售房屋，由公司统一出售。如公司还需后期资金，各股东（包括原股东与实际股东）应当按出资比例筹齐资金，以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2017年8月20日鑫睿公司股东筹资分配表显示，股东唐祥春、李祖正、黄占勇、吴翠玉、冯国栋，其中黄占勇应筹资额84万元，说明内容为“其中文淑艳52万、黄占勇20万、文贻华12万元”等，加盖鑫睿公司财务专用章，并有会计钟月林的签名。2018年9月30日的鑫睿公司处置房产代扣代缴税款（按13.11%代扣）明细-黄占勇（文淑艳）加盖有鑫睿公司财务专用章，显示总计13套房屋，其中5套显示已有网签合同金额。鑫睿公司截止2018年9月30日黄占勇（文淑艳分）13套房房款结算加盖有鑫睿公司的财务专用章。鑫睿公司截止2018年9月30日黄占勇（文淑艳分）的文件加盖有鑫睿公司财务专用章，股东债权明细处分三行列明：“黄占勇（文淑艳）应分房屋13套”，“公司代售房5套”,“公司欠黄占勇（文淑艳）合计”。东安县公安局2018年8月30日对文淑艳的询问笔录中，文淑艳称鑫睿公司在2010年准备开发县政府旁边的一块地，文淑艳觉得这块地值得投资，准备投入资金时考虑到自己长期在广州做生意，投资以后没有时间和精力管理这个项目，觉得黄占勇是最佳人选……文淑艳实际投资314万元，但以黄占勇在工商登记的资金才212万元，文淑艳认为黄占勇侵占了财产。东安县公安局2018年9月2日的询问笔录中黄占勇称“2011年1月24日前几天文淑艳通过银行转账500万元到我老婆银行账户，刚开始公司想让文淑艳这股注资500万元，后来公司不愿意她入这么多股份，协调了好几天，公司没通过，只愿意文淑艳这股出300万元……”，在被问到“你在2013年12月16日鑫睿公司工商登记实缴出资212万元，占26.5%的股份是怎么回事”时，黄占勇答“其实这212万元是冯国栋、李祖正、唐祥春转让给我的，和文淑艳没有关系”，在被问到“是否可以理解到目前为止文淑艳这时的投资总额是314万元呢”时，黄占勇答“是的”以及“鑫睿置业紫瑞华庭项目部的会计原始凭证可以证实”；在东安县公安局2018年9月22日对鑫睿公司会计钟月林的询问笔录中，钟月林称文淑艳在紫瑞华庭项目中是实际出资人身份，不是公司股东；在被问到“这个项目开会文淑艳是否参与呢”时，钟月林答“以前开会文淑艳未参与，都是黄占勇全权代表，后来黄占勇讲双方产生矛盾，自己没有办法代文淑艳做主，叫我通知文淑艳两次”。据文淑艳调取自东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东安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还曾向鑫睿公司（紫瑞华庭）发出税务事项告知书。黄占勇、鑫睿公司为证实《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存在胁迫，在本案提供了：1.文淑艳委托夏晚清收款的委托书。2.（2019）湘1122刑初3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复印件，载明驳回自诉人文淑艳对黄占勇犯职务侵占罪的起诉。3.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检察院东检公诉刑诉〔2019〕104号起诉书，载明依法审查查明，2016年底至2017年4月份，被告人罗云、夏晚清受文淑艳的委托，替其找紫瑞华庭项目部收债，并约定了按照实际收款金额的5%支付二人工资，罗云、夏晚清拿委托书找到紫瑞华庭营业部，采用在营业部逗留、吵闹、跟踪法人代表黄占勇、锁车轮胎等方式向黄占勇索债，并以此要挟，要黄占勇为其支付餐费共计9000余元，另额外支付了1万元的工资，直至黄占勇支付了160余万元的欠款之后才作罢。文淑艳：委托书与本案无关；《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判决是认定该案不符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并非基于证明不足，该证据不能证明黄占勇没有造成文淑艳经济损失；起诉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并未提起黄占勇所称夏晚清三人参与黄占勇与文淑艳签订的《变更代持股协议书》及威胁黄占勇签订上述协议的内容。为此，文淑艳还提供了：1.东安县人民检察院对夏晚清因非法拘禁、寻衅滋事、敲诈卢梭一案的审查起诉阶段委托辩护人/申请法律援助告知书的复印件，以证实与本案《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无关。2.（2018）湘1122民初1号判决及鑫睿公司的上诉状，该案件系文淑艳与鑫睿公司之间的盈余分配纠纷，该案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文淑艳系鑫睿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由黄占勇代持享有8.9%的股权，但该案尚未生效。3.（2018）湘11民终283号民事判决书，该案查明，一审认定黄占勇系鑫睿公司的股东，文淑艳系通过黄占勇代持股份的股东，该案二审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4.文淑艳与鑫睿公司之间的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2018）湘11民终1686号］。该案查明，一审认定，因文淑艳之夫刘景坤转营其他行业，紫瑞华庭项目开发交由文淑艳管理，由于文淑艳长期在广州经营实业，遂聘请黄占勇代持自己的股份并参与经营管理；一审认为，文淑艳实际投入资金314万元，说明文淑艳为鑫睿公司紫瑞华庭项目的实际出资人，系隐名股东；该案二审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该案认为，文淑艳系鑫睿公司紫瑞华庭项目的实际出资人，从鑫睿公司内部资产处置（分配）方案、文淑艳分房清单明细（黄占勇代资）来看，均显示了文淑艳的名字，能够证实鑫睿公司及其注册股东都明知文淑艳为实际出资人并有了分红、分房权利的事实，对鑫睿公司认为其与东安县紫瑞华庭项目部是个不同的单位、文淑艳不具备股东资格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黄占勇、鑫睿公司质证后认为，告知书并未记载详情，对此不予确认，应由法院的判决来认定；对证据2真实性确认，但该案已经发回重审；对证据3（2018）湘11民终283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案实际处理的是借款；对证据（2018）湘11民终1686号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仅认定文淑艳系紫瑞华庭项目的实际出资人，并未认定为公司股东。关于文淑艳诉讼请求的构成。文淑艳表示：第一项诉讼请求8778553元包括文淑艳向鑫睿公司的投资314万元以及13套房屋的价格；黄占勇擅自将文淑艳的股份于2018年6月26日转让，按《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的约定，黄占勇未能为文淑艳办妥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视为黄占勇违约，黄占勇应按每延迟一日3万元的标准向文淑艳支付自签订《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之日起至提起诉讼之日的违约金，总额以314万元封顶。关于文淑艳第三项诉讼请求主张的100万元的违约损失。文淑艳表示，根据《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的约定，在代持股份期间，黄占勇陈述未对文淑艳股权设定任何义务，否则黄占勇需向文淑艳支付不低于100万元的违约金，并承担其他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文淑艳据此提出该项主张。黄占勇、鑫睿公司认为，《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针对的是紫瑞华庭项目的股份，但黄占勇转让的是鑫睿公司的股份，故不存在违约。黄占勇、鑫睿公司还提供了文淑艳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自诉状》，在该自诉状中，文淑艳诉请判决黄占勇犯侵占罪，并判令返还文淑艳合法财产314万元等，黄占勇、鑫睿公司以此认为文淑艳已经就314万元另案进行了诉讼。文淑艳对此无异议，但表示该案尚未有处理结果，且其在本案并非要求黄占勇返还314万元，文淑艳主张的是损失。另，文淑艳确认，其另案已对黄占勇提起要求交付13套房屋的诉讼。文淑艳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撤回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黄占勇赔偿13套房损失5648553元的损失的请求，一审法院口头裁定准许文淑艳撤回了该项诉讼请求。另查，文淑艳就与黄占勇、鑫睿公司纠纷，2018年7月5日与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50万元。2018年8月9日，文淑艳向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支付50万元。2018年8月16日，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向文淑艳开具金额为50万元的律师费发票。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黄占勇、鑫睿公司主张文淑艳在签订《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胁迫的行为，但其提供的证据仅显示文淑艳曾委托夏晚清催收款项，未显示文淑艳在与其签订《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胁迫行为，黄占勇、鑫睿公司也无其他证据证实《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的情形，故《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应为依法有效。文淑艳与黄占勇、鑫睿公司签订《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载明文淑艳投入314万元注入公司作为注册资本，并约定黄占勇将其代文淑艳持有的鑫睿公司8.90%股份变更登记至文淑艳名下。上述协议内容明确约定了黄占勇代文淑艳持有的为鑫睿公司8.9%的股份；况且，黄占勇、鑫睿公司确认，鑫睿公司自文淑艳、黄占勇签订协议至本案诉讼仅有紫瑞华庭一个项目；在黄占勇、鑫睿公司确认无异议的2017年8月13日内部资产处置方案之二（股东会议记录），2018年9月30日的鑫睿公司处置房产代扣代缴税款（按13.11%代扣）明细-黄占勇（文淑艳）中，对黄占勇的表述均为“黄占勇（文淑艳）；在2017年8月20日的鑫睿公司股东筹资分配表中，提到黄占勇应筹资额84万元，其中文淑艳52万；（2018）湘11民终28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占勇系代文淑艳持有鑫睿公司的股权，（2018）湘11民终1686号民事判决书也认定文淑艳系实际投资人，鑫睿公司认为文淑艳不具备股东资格的意见不能成立。据此，由上述内容可知，黄占勇代文淑艳持有的为鑫睿公司的8.9%的股份，黄占勇主张代文淑艳持有的为鑫睿公司开发的紫瑞华庭项目的8.9%的股份的意见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黄占勇已于2018年6月26日将其所持鑫睿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夏龙新，并已经办理了变更登记，故文淑艳可主张黄占勇赔偿损失。同时，《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约定，在代持股份期间，黄占勇陈述未对文淑艳上述股权设定质押等其他担保、未被查封及设定任何义务，否则黄占勇需向文淑艳另行支付不低于100万元的违约金，并承担由此引起的其他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非因文淑艳原因导致黄占勇未能按期办妥上述股权变更登记等手续的，均视为黄占勇违约，黄占勇按每迟延一日3万元的标准向文淑艳支付违约金。黄占勇将其代持文淑艳的股份对外进行转让构成违约，在文淑艳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对文淑艳主张黄占勇赔偿100万元违约损失的主张予以支持，对其还按每日3万元计算主张314万元损失的请求则不予支持。至于文淑艳主张的律师费，《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约定一切费用包括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由过错方承担，黄占勇将其代持文淑艳的股份对外进行转让构成违约，现文淑艳提供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发票以及付款的回单，故一审法院对文淑艳主张黄占勇支付律师费50万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鑫睿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虽《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最后公司处加盖有鑫睿公司的印章，但《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载明，就“变更乙方代为持有在鑫睿公司8.9%股权，将甲方登记为公司股东达成该协议”，《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首页抬头处的甲方为文淑艳，乙方为黄占勇，并未载明乙方还包括鑫睿公司，鑫睿公司也并非在乙方处盖章，该协议公司其他股东处也并无任何签名；同时，鑫睿公司作为诉争股份对应的公司，并不可能代持自己的股份。据此，鑫睿公司并非《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的相对方，也并非公司法所规定的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的责任承担方，文淑艳在本案主张鑫睿公司承担责任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19年10月25日判决：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黄占勇向文淑艳赔偿损失1000000元；二、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黄占勇向文淑艳支付律师费500000元；三、驳回文淑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3471.32元、保全费5000元（文淑艳已预付），由文淑艳负担受理费65171.32元，由黄占勇负担受理费18300元、保全费5000元。本院二审期间，黄占勇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国用（2015）第010718663号土地使用权证；2.《委托书》；3.《特种转账贷方传票》；4.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11民终283号判决书；5.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1民终3498号二审民事判决书；6.夏龙新证明；7.项目合伙人对项目土地的实际出资款；8.零售历史数据实时查询打印件。黄占勇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说明：1.证据1、2，拟证明：（1）紫瑞华庭项目涉及的土地登记在自然人名下，而非鑫睿公司的名下；（2）紫瑞华庭项目与鑫睿公司为挂靠关系，项目资产与公司资产独立；（3）鑫睿公司仅为紫瑞华庭项目合伙人的代理人，受托代理开发土地；（4）紫瑞华庭项目与鑫睿公司人员独立，项目合伙人与公司股东并非同一法律地位；（5）持有紫瑞华庭项目份额，不等于持有公司股权。2.证据3，拟证明：（1）刘景坤（文淑艳）的投资款项直接转账给东安县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东安支行账户，用以购买紫瑞华庭项目土地；（2）刘景坤（文淑艳）投资款项并未转进公司账户，更未投入公司作为注册资本；（3）刘景坤（文淑艳）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并非鑫睿公司实际出资人，依法不享有股东权利。3.证据4、5，拟证明：（1）公司已退回文淑艳80万元投资本金、2017年3月31日前的17.6万元利息和后续利息；（2）东安县人民法院已判决鑫睿公司交付4套房屋给文淑艳，该4套房屋文淑艳获得收益至少为156.95万元；（3）与《代持内部分配方案》《代扣代缴税款明细》共同证明文淑艳在紫瑞华庭项目中净收益至少为194.202万元；（4）文淑艳未承担任何实际损失。4.证据6，拟证明鑫睿公司股权本身不具有价值，文淑艳未产生可得利益损失。5.证据7，拟证明项目总投资2100万元，每人出资款除以2100万元，与项目内部资产处置分配方案是一致的，黄占勇的比例刚好是14.29%。6.证据8，该证据第3页倒数第3行2011年1月24日黄占勇曾转账300万元到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拟证明该300万元就是文淑艳5个人的投资款，用于支付土地购买价款。文淑艳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2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紫瑞华庭项目与鑫睿公司是挂靠关系。即使该证据是真实、合法的，也只能证明2011年8月鑫睿公司所开发土地的取得方式，不能证明本案纠纷事由发生时即文淑艳与黄占勇签订《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时，紫瑞华庭项目和鑫睿公司的具体关系，本案已有证据证明紫瑞华庭项目和鑫睿公司是同一主体关系。此外，该组证据也不能否定黄占勇成为鑫睿公司股东后，其持有的鑫睿公司的股权包含其代文淑艳持有的股权。2.对证据3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文淑艳不享有鑫睿公司股东权利。该证据显示文淑艳参与紫瑞华庭项目投资是通过黄占勇进行的，此前文淑艳转账500万元给黄占勇用于竞拍东安大道文化墙一期（即紫瑞华庭项目）土地开发权，文淑艳作为紫瑞华庭项目的隐名合伙人及鑫睿公司的隐名股东，不会直接将投资款转进项目或公司账户。3.对证据4、5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4是关于处理文淑艳与鑫睿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该纠纷虽与本案无关，但也可证明鑫睿公司承认文淑艳是其股东，该案判决鑫睿公司应偿还文淑艳借款本金8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而非退还投资本金80万元及利息。证据5中黄占勇与鑫睿公司均未否认文淑艳的公司股东身份，公司对文淑艳按照股东身份分配了13套房屋，公司与文淑艳仅就分配房屋的性质产生争议。文淑艳仅得到公司分配的4套房屋，其余9套房屋所有权的诉请未得到支持。因此文淑艳投资所得低于其2011年1月24日前转给黄占勇的500万元投资款，黄占勇将其持有的鑫睿公司的股权转让，造成了文淑艳的损失。4.对证据6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5.不确认证据7的真实性，对于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中黄占勇所述的300万元的上一笔款项显示500万元，该500万元的存入应该是文淑艳的投资款。鑫睿公司对于黄占勇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文淑艳、鑫睿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另，黄占勇申请唐祥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查明鑫睿公司与紫瑞华庭项目关系、鑫睿公司股权价值、文淑艳实际收益和损失等基本事实。唐祥春述称：其是鑫睿公司的原始股东，2011年元月，其与李祖正、黄占勇、吴翠玉、冯国栋五人通过合伙出资共同购买了东安县的土地并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由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必须是房地产开发公司，如果挂靠别人的公司，要缴纳管理费，因此五人决定自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鉴于三人就可以注册公司，因此2011年8月其与李祖正、冯国栋仅三人成立了鑫睿公司，用于开发房地产项目，鑫睿公司实际为空壳公司；当时成立公司要注册资金800万元，则请人出资800万元成立公司，成立完成后便将资金收回，其三人仅支付了介绍费并没有实际出资800万元。此后因冯国栋不能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黄占勇被推荐为法定代表人，其与李祖正、冯国栋将部分股份转让给黄占勇时，并没有向黄占勇收取股份转让款；文淑艳是黄占勇的合伙人，不是紫瑞华庭项目的合伙人，项目的分房和债务的承担都是根据项目合伙人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黄占勇再自行分配给文淑艳，其不承认文淑艳是项目的实际出资人；因文淑艳只想分配得到房子不想承担债务，因此不同意将鑫睿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文淑艳；夏龙新系其合伙人，并对项目进行过管理，便将公司股权转让给夏龙新，但夏龙新也没有实际出资给其与黄占勇等其他股东；目前紫瑞华庭项目按照出资比例将房屋收益分配完成，此后没有再进行分配，因二期还没有竣工，项目没有结算；此后销售的房子所得用于偿还相关的债务，项目可能是亏损的。对于唐祥春的证言，双方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黄占勇表示，1.证人证言证明项目是五个人的合伙，合伙人各自按照2100万元的出资比例享有收益及分配房产、承担债务。2.证人提到设立公司之初是为了案涉项目的挂靠，五个合伙人之间与公司是签有委托书，表明有挂靠关系，但不能得出项目合伙人自动成为公司股东的结论，因为股东身份的取得是源于出资或认缴出资、源于公司章程的记载，股东如果没有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出资不实，公司的债权人可要求股东补足。此外公司还有人合性特点，成为公司股东或受让股权是基于股东之间相互的信任关系。文淑艳表示：1.证人陈述的是公司的成立经过，不能否认文淑艳是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隐名股东的身份不等同于显名股东，隐名股东身份的确定基于两点，一是公司的显名股东是否承认股份的代持，二是隐名股东是否向显名股东支付了投资款，公司其他股东是否知晓隐名股东的存在不影响隐名股东的权益。2.（2018）湘11民终283号判决书第4页显示唐祥春已承认文淑艳是隐名股东的身份，在本案中其又予以否认，系自相矛盾。二审查明，鑫睿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原实收资本为400万元，后变更为800万元。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黄占勇与鑫睿公司表示，在2019年1月开始，鑫睿公司开始“壹号院项目”。在（2018）湘1122民初1号案件中，鑫睿公司辩称文淑艳要求享有权利，必须要承担应尽的义务。从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里体现，文淑艳不是在册股东，原股权包含在股东黄占勇股份里，从黄占勇内容股份上看，文淑艳与黄占勇、文贻华为一股，在公司所持股份14.299%。在（2018）湘11民终283号案件中，鑫睿公司辩称文淑艳作为公司股东应承担公司债务及增资义务。二审庭审过程中，黄占勇表示文淑艳仅投资262万元，其余52万元为借款，此后将本应得的介绍费和投资收益用于偿还借款，因此52万元并未实际出资，且相应款项已经用于购地；8.9%是其代持的项目权益而不是公司股权，两者不同。文淑艳表示314万元是投资到项目和鑫睿公司的总额，投入项目就等于投入鑫睿公司，两者是一体的；鑫睿公司成立时，黄占勇也是隐名股东后才变为显名股东，是黄占勇告知其在公司的股权为8.9%，黄占勇代持的8.9%既是项目总投入的代持，也是公司股权的代持，因为鑫睿公司是为项目而成立，且当时只有一个项目。关于损失的问题。文淑艳表示投入公司项目的投资已经没有其他途径核实收益，投资款已经被转移给他人，对公司分红的权益丧失了；因其不是公司的显名股东，无法去鑫睿公司查账，公司也没有提供财务报表，但已另案起诉公司判令支持其查账的权利；另外，还有律师费的相关损失。黄占勇表示股权转让后并不影响文淑艳项目的分配收益，黄占勇并未与他人签订协议处置项目的收益，且股权转让也未实际造成文淑艳的损失；即使文淑艳存在损失也与股权转让无因果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二、黄占勇是否应向文淑艳承担违约责任及如何承担的问题；三、律师费的认定问题。一、《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黄占勇主张文淑艳在签订《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胁迫的行为，并认为夏晚清催收款项的时间与《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签署的时间相吻合、签署地点与实际地点不一致，但文淑艳对此予以否认。黄占勇提供的现有证据仅显示文淑艳曾委托夏晚清催收款项，无法证明文淑艳在与其签订《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胁迫行为。黄占勇在2017年4月9日的《永州市鑫睿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也明确同意将文淑艳变更为鑫睿公司的注册股东。因此，对黄占勇主张《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受胁迫签订，本院不予采信。而且，根据双方的陈述、鑫睿公司在其他案件答辩意见中的自认，以及2017年8月20日鑫睿公司股东筹资分配表等证据，鑫睿公司确认文淑艳是股东。至于项目出资比例与协议中约定的公司股权比例是否存在不一致，并不影响《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的有效性问题。鉴于黄占勇、鑫睿公司没有举证证实《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二、黄占勇是否应向文淑艳承担违约责任及如何承担的问题黄占勇在《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将鑫睿公司的8.9%股份变更至文淑艳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其应当按照《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的约定，配合文淑艳将相应股权更名至文淑艳名下。黄占勇此后在2017年4月9日的《永州市鑫睿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同意将文淑艳变更为鑫睿公司的注册股东，但鑫睿公司其余股东并不同意，且不同意的股东达半数以上。因此，当时并非因黄占勇的过错导致其没有将相应股权更名至文淑艳名下。然而，黄占勇在其他半数股东不同意将文淑艳变更为鑫睿公司的注册股东之后，理应及时通知文淑艳并与文淑艳进一步协商如何处理股权事宜，但黄占勇却将股权转让他人，该行为确有违《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的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鉴于文淑艳是依据《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的约定主张本案的违约责任，在一审诉讼期间，文淑艳自行撤回了要求黄占勇赔偿13套房相应损失的诉讼请求；此外，文淑艳因股权问题与鑫睿公司之间还存在股东知情权、投资盈余分配等其他诉讼，导致文淑艳目前因黄占勇将鑫睿公司相应股权转让他人所造成的损失难以确定。再者，文淑艳在本案中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实际损失。在此情况下，基于文淑艳自认总投入金额为314万元，综合本案具体的情况及双方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直接按照协议约定判令黄占勇承担100万元的违约责任，显属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的规定，本院予以调低，酌定黄占勇应向文淑艳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为300000元。三、律师费的认定问题虽然《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约定一切费用包括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由过错方承担，但本案一审过程中文淑艳变更相应的诉讼请求，撤回了第一项其中5648553元损失的诉讼请求，且本案仅认定黄占勇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为30万元。一审法院判令50万元的律师费全部由黄占勇承担，有违公平合理原则，本院依法予以改判，酌定黄占勇应向文淑艳支付律师费80000元。综上所述，黄占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有误，实体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829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82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黄占勇向文淑艳支付违约金300000元；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829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黄占勇向文淑艳支付律师费80000元；四、驳回文淑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840元、保全费5000元（文淑艳已预付），由文淑艳负担受理费40242元，由黄占勇负担受理费3598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文淑艳负担受理费13664元，由黄占勇负担受理费46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爽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廖 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