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合仲，男，1966年5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大足区，现住贵州省遵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昌贵，男，1977年11月8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万平，重庆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希望，重庆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合仲因与被上诉人杨昌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1民初2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审理中，于2020年4月2日组织各方通过互联网进行了询问调查。上诉人朱合仲在线接受了调查询问，被上诉人杨昌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万平到庭接受了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合仲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1民初2446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杨昌贵的一审诉讼请求；三、判令由杨昌贵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没有查清谁是真正的货物使用及购买人的情况下作出了处理。上诉人仅是代理人，代他人购买木材，有木材购买使用单位与建筑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为依据，况且欠条上又有杨昌贵私自添加内容，被上诉人提不出该批木材是朱合仲在使用的有力证据。2．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买卖关系发生在2016年1月8日前，此后杨昌贵没有催收过该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限。被上诉人杨昌贵答辩称，1.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案涉货物买卖由朱合仲与杨昌贵联系，货物由朱合仲签收，通过结算后由朱合仲出具欠条，而且在整个买卖过程及事后的催款中，朱合仲没有提及是为他人代购。2.买卖发生后，杨昌贵一直在通过电话联系找朱合仲催收货款，且中途也到朱合仲老家催要过，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杨昌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合仲立即支付杨昌贵货款65000元及违约金（以65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二点五，从2016年2月6日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为止）；2．判令朱合仲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1月8日，朱合仲向杨昌贵出具的《欠条》载明：今欠杨昌贵现金65000元。如2016年2月5日前未支付，按照每天2.5‰违约金计算。庭审中，杨昌贵自认《欠条》上关于违约金的约定是自己添加的。2019年7月31日杨昌贵通过微信找朱合仲，要求其偿还货款。朱合仲认可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杨昌贵提交的《欠条》，可以证明双方之间产生货物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杨昌贵依合同约定向朱合仲给付货物，朱合仲亦应支付合同价款，故杨昌贵要求朱合仲支付欠付货款的请求予以认定。朱合仲认为其不是工地老板，出具的《欠条》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欠条》未约定货款具体的支付时间，故杨昌贵有权随时主张，本案未过诉讼时效。关于违约金部分，朱合仲不予认可，杨昌贵也自认系其自己添加，故杨昌贵主张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依据而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朱合仲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昌贵欠付的货款65000元。案件受理费1425元，减半收取712.5元，由朱合仲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朱合仲向本院举示了证据即《说明》一份，拟证明朱合林是案涉企业的老板，朱合仲是其雇请人员，当年在杨昌贵处所买木材也是代朱合林所买。该证据经被上诉人杨昌贵质证，认为该证据没有证人的身份情况，上诉人也没有向其收集证据的资格，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故该证据不合法，也与本案无关联。经本院审查，朱合仲向本院提交的《证明》系打印体，其证人没有出庭接受法庭询问，证据形式不合法，证明内容的客观性难以认定，故该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一审中，上诉人朱合仲举示了《建筑工程劳务合同总承包合同》一份，拟证明朱合仲当时只是工地上的工作人员。该证据经被上诉人杨昌贵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审查，上诉人朱合仲举示的劳务合同，甲方为重庆飞达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黄连住宅三期项目部，乙方为重庆惠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该项目由朱合林为合同履约人（项目负责人）。本院审查认为，该劳务承包合同只能证明劳务发包人与劳务承包人的关系，不能证明朱合仲在该项目中的身份、地位和职责，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2019年7月31日，杨昌贵通过微信短信，与朱合仲联系并催收过案涉货款。朱合仲向对方发送短信：“你那个方条的事，那天杨华文把我们这边欠的方条款都发给他了，杨华文他说在发（法）院的，要大板和方条的账，朱合林发给他的，没发你的，你的当时杨华文说了的，他直接付款给你”。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点有三：一是买卖关系是否发生在杨昌贵与朱合仲之间；二是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超过；三是朱合仲应否对杨昌贵承担付款责任。现分别评述如下：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以书面形式订立买卖合同的，双方签章的合同即为买卖合同成立之证明。一般而言，买卖合同是诺成合同，并不因为没有书面形式的合同而认定买卖合同不成立。没有书面合同时，可以通过提交一方已经履行交付标的物或者给付价款的义务并为对方所接受的证据，来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凡例及其他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杨昌贵举示了《欠条》来证明其与朱合仲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朱合仲对《欠条》的客观真实性不持异议。由于买卖联系由朱合仲进行，买卖的标的物由朱合仲收取，并由朱合仲给杨昌贵出具《欠条》，其欠款人是朱合仲而非其他人，故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买卖关系即发生在朱合仲与杨昌贵之间。现在，朱合仲抗辩称，朱合仲与杨昌贵之间发生的买卖行为系受他人委托，买卖关系并不是朱合仲本人所为。对此，朱合仲应当举示充分的证据佐证，由于其在一审所举示的劳务合同并不能佐证其与杨昌贵所发生的买卖行为是受他人委托的行为，其二审中举示的《说明》这一证据来源不明确、形式不合法、证明内容的客观性难以采信，不能证明朱合仲的行为系受雇主委托的行为，故其承担证明不力的民事责任。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和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首先，朱合仲出具给杨昌贵《欠条》的时间为2016年1月8日，《欠条》没有载明具体的付款时间。其次，2019年7月31日，杨昌贵与朱合仲通过短信联系，承诺由杨华文来偿还案涉欠款，故不管是本人清偿还是由他人代为清偿，朱合仲都承诺对案涉货款进行清偿，即使案涉货款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由于朱合仲承诺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不能再以诉讼时效已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综上，朱合仲在本案诉讼中又以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相抗辩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首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现有证据只能买卖行为发生在杨昌贵与朱合仲之间，案涉欠条由朱合仲出具，故朱合仲应当承担支付所欠货款的合同义务。其次，即便朱合仲受他人委托代为购买木材的事实成立，但在本案诉争之前，朱合仲并没有向杨昌贵披露其与杨昌贵的买卖行为系受他人委托，故杨昌贵选择朱合仲作为相对人并向其主张权利并无不可。朱合仲向杨昌贵履行支付义务后，可以向其委托人追偿。综上，朱合仲抗辩其非合同当事人，不应当承担付款义务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朱合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上诉人朱合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庆华审 判 员 黄 飞审 判 员 徐婷婷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 张 凤书 记 员 杜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