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民再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盐边县竞发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盐边县永兴镇朵格村二社铜厂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22767293638F。 法定代表人：孙林，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海军，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0410890097。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1210813495。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发春，女，1976年3月16日出生，普米族，住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洪，四川舟楫（攀枝花）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199911318249。 委托诉讼代理人：巫正坤，四川舟楫（攀枝花）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311693101。 一审被告：蓝元贵，男，1963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再审申请人盐边县竞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竞发矿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刘发春及一审被告蓝元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川04民终653号民事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川民申539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竞发矿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海军，被申请人刘发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洪，一审被告蓝元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竞发矿业公司再审请求：1.撤销（2019）川04民终653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刘发春对竞发矿业公司的诉讼请求；3.二审诉讼费由刘发春负担。申请理由：1.2013年12月16日赵某向蓝元贵转款100万元不能认定为本案所涉第二笔刘发春为履行出借义务所发生的借款。根据调取的蓝元贵、赵某的银行交易流水反映，在2013年12月16日赵某向蓝元贵账户转款100万元之前，蓝元贵分别于2013年11月25日、2013年12月4日，通过62×××＊＊账户向赵某62×××＊＊账户转款60.8万元和16万元，应视为蓝元贵与赵某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在无其他证据证明该76.8万元的基础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应认定2013年12月16日赵某向蓝元贵转款100万元系对76.8万元借款的还款，而不能认定为刘发春借给蓝元贵的借款。2.竞发矿业公司不应就担保合同无效承担民事责任，即使承担责任最多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30%。在案涉《担保合同书》签订之前，刘发春明知蓝元贵已无力偿还借款，与蓝元贵共同商量利用蓝元贵原为竞发矿业公司控股股东地位和未移交公司印章机会，共同制作《担保合同书》，系恶意串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竞发矿业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即使对担保合同无效承担过错责任，因刘发春过错大于竞发矿业公司，其不应按最高上限承担。3.案涉第一笔20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日期为2014年9月1日，保证期间约定最长期间应与诉讼时效期间一致，因此，该笔借款保证期间为2016年9月1日止。本案刘发春起诉时已过保证期间，其在此后主张保证责任不应得到支持。同时，因该笔借款已过诉讼时效，保证人可以行使抗辩权，即使主债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也不能影响保证人竞发矿业公司提出抗辩权，因此，竞发矿业公司不应对该笔债务承担责任。 刘发春辩称：1.蓝元贵于2013年11月25日向赵某账户所转款60.8万元与本案无关，是蓝元贵偿还2013年11月5日向刘发春借款6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2.2013年12月4日蓝元贵向刘某1账户所转16万元款项是蓝元贵偿还给刘发春案涉第一笔借款200万元的利息，包含在一二审查明的蓝元贵已偿还的36万元之中；3.再审申请人关于刘发春与蓝元贵恶意串通的主张毫无根据；4.担保合同已被认定无效，本案当事人关于保证期间的约定已无意义，刘发春一直向蓝元贵主张债权，诉讼时效并未超过。 蓝元贵述称，刘发春陈述属实，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本案所涉300万元借款没有偿还。另外，其于2013年11月5日向刘发春短期借款60万元，由刘某1代刘发春将60万元转入其建行账户，其于2013年11月25日偿还本息共计60.8万元，与本案300万元借款无关。 刘发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蓝元贵、竞发矿业公司连带偿还刘发春借款本金300万元和利息。第一笔借款本金200万元按月利率2%，从2012年9月2日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第二笔借款本金100万元按月利率2%，从2013年12月16日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扣除已还利息36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1日，蓝元贵与刘发春协商一致，蓝元贵向刘发春借款200万元用于蓝元贵经营的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约定月利率2%，借款期限2年；商定后刘发春于2012年9月1日通过刘某1银行账户向蓝元贵62×××＊＊银行账户转款50万元，于2012年9月2日通过刘某2银行账户向蓝元贵62×××＊＊银行账户转款150万元。2013年12月16日，蓝元贵又与刘发春协商，蓝元贵向刘发春借款100万元用于蓝元贵经营的公司生产经营，约定月利率2%，借款期限2年；商定后刘发春于2013年12月16日通过赵某银行账户向蓝元贵62×××＊＊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2014年12月25日，刘发春与蓝元贵、竞发矿业公司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书》，约定由于蓝元贵分两次向刘发春借款共计300万元，后因蓝元贵资金暂时困难未按时付息，刘发春要求蓝元贵提前归还本息，蓝元贵提出该两笔借款本金及利息由竞发矿业公司承担无限连带偿还责任，经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由竞发矿业公司对蓝元贵向刘发春的两笔借款本息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借款到期之日起三年内，即至2018年12月15日止。上述借款蓝元贵共向刘发春支付36万元利息，其余借款本息未归还。 一审诉讼中，刘发春陈述2014年12月要求蓝元贵还款过程中，协商由竞发矿业公司担保，刘发春将与蓝元贵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书》交给蓝元贵后，蓝元贵将加盖了竞发矿业公司印章的《借款担保合同书》交给刘发春。当事人提交的竞发矿业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竞发矿业公司章程规定对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要作出决议为股东会职权之一；竞发矿业公司投资人2014年2月25日变更后有唐忠文等人，后一次变更时间为2015年4月14日。竞发矿业公司陈述2014年3月10日，竞发矿业公司股东会决议聘请蓝元贵担任公司总经理。 一审法院判决：一、由蓝元贵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刘发春归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借款利息4112000元，合计7112000元；二、由盐边县竞发矿业有限公司对蓝元贵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驳回刘发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584元，由蓝元贵负担。 竞发矿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8）川0422民初1429号民事判决；2.裁定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刘发春对竞发矿业公司的诉讼请求；3.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发春负担。 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并通知证人刘某1、刘某2、赵某出庭作证，查明刘发春安排三人向蓝元贵转款的事实。 本院二审认为：1.竞发矿业公司认为本案应当发回重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2.本案证据足以认定刘发春已经履行了向蓝元贵出借300万元借款的交付义务，竞发矿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3.关于竞发矿业公司应否承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问题。《借款担保合同书》虽然加盖了竞发矿业公司印章，未经竞发矿业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同意对蓝元贵的债务提供担保，该担保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借款担保合同书》对竞发矿业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竞发矿业公司认为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会议纪要中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问题的意见，以及按照2019年7月3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上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问题的讲话精神，竞发矿业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对此，二审认为，竞发矿业公司提交的上述资料均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2019）最高法民申1290号民事裁定书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对竞发矿业公司提出不应当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因竞发矿业公司在未经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形成决议情况下，同意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竞发矿业公司对《借款担保合同书》无效存在过错。刘发春未对竞发矿业公司提供担保是否经过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同意进行审查，刘发春对《借款担保合同书》无效存在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竞发矿业公司应当对蓝元贵不能清偿部分债务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竞发矿业公司对蓝元贵不能清偿部分债务的二分之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有误，依法予以纠正。4.对竞发矿业公司提出《借款担保合同书》约定保证期限三年，其中第一笔借款200万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约定的保证期限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规定应该当认定为无效的上诉主张，二审依法认定《借款担保合同书》无效，对竞发矿业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不再予以评判。 本院二审判决：一、维持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2018）川0422民初14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由蓝元贵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刘发春归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借款利息4112000元，合计7112000元”；二、撤销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2018）川0422民初1429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二、由盐边县竞发矿业有限公司对蓝元贵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驳回刘发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三、盐边县竞发矿业有限公司对蓝元贵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四、驳回刘发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宣判后，竞发矿业公司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出具的交易流水明细反映，在2013年12月16日赵某向蓝元贵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之前，蓝元贵分别于2013年11月25日、2013年12月4日通过62×××＊＊账户向赵某62×××＊＊账户转款60.8万元和16万元，需对案涉借款的真实性进行重新审查。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 本案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均出示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 竞发矿业公司提交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出具的交易流水明细表，拟证明在2013年12月16日赵某向蓝元贵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之前，蓝元贵已通过62×××＊＊账户向赵某62×××＊＊账户于2013年11月25日转款60.8万元、2013年12月4日转款16万元，案涉第二笔借款不应成立，刘发春、蓝元贵在二审中涉嫌虚假陈述。 刘发春对竞发矿业公司出示的裁定书、银行交易流水明细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辩称60.8万元与本案借款没有关系，16万元是蓝元贵为第一笔200万元借款所支付的利息，已包含在一二审认定所付的36万元利息中，不存在虚假陈述。蓝元贵同意刘发春的质证意见。 刘发春提交以下证据：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盐边支行出具的个人活期明细，拟证明刘某1通过其建行账户于2013年11月5日向蓝元贵转款60万元。2.刘发春所持手机的短信截屏，拟证明蓝元贵于2013年11月5日，将自己银行账号62×××＊＊发给刘发春，与刘某1转款60万元是同一天；刘发春在2013年11月25日将赵某银行卡号62×××＊＊发给蓝元贵，蓝元贵告知刘发春将60.8万元转款至赵某该账号。3.赵某的书面证言，拟证明其所持62×××＊＊银行账户系刘发春要求办理的，用于为刘发春办理业务。蓝元贵于2013年11月5日向刘发春借60万元，2013年11月25日蓝元贵将本息60.8万元转入了赵某的账户，与本案借款无关。2013年12月4日，蓝元贵转款16万元是偿还刘发春借款200万元利息。同时拟证明赵某在二审作证时是基于误解，不是虚假陈述。4.刘某1的书面证言，拟证明2013年11月5日刘发春委托刘某1将60万元转入蓝元贵账户，同时拟证明二审作证时基于误解，不是虚假陈述。 竞发矿业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关联性。认为该笔款项系刘某1转给蓝元贵，只能认定为刘某1与蓝元贵之间的关系，不能确认与刘发春存在借款关系。对于证据2，不能证明刘发春与蓝元贵之间存在60万元的短期借贷关系。对于证据3、4，系单方陈述，且证人未出庭作证，不发表质证意见。 蓝元贵对刘发春所举证据无异议，认同刘发春的意见。 蓝元贵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犍为支行出具的蓝元贵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拟证明2013年11月5日刘发春通过刘某1账户向蓝元贵转款60万元，其于2013年11月25日按刘发春指令转款60.8万元到赵某账户，其中60万元是偿还本金，0.8万元是该笔借款利息。 竞发矿业公司对银行明细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关联性，认为该明细不能证明与本案争议的60.8万元有关。 刘发春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认同蓝元贵的意见。 对上述三方出示的证据，本院审查认为：1.刘发春及蓝元贵提交的银行活期明细分别证明了本案所涉60万元转出、转入情况，在流转时间、资金来源户名账号等特征上能够相互印证；刘发春、蓝元贵庭审陈述的情况与刘发春提供的短信截屏所证实的情况相印证，与上述刘发春及蓝元贵提交的银行活期明细所证实的内容相印证，与竞发矿业公司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表中转款60.8万元的记录亦相印证，上述银行活期明细信息、短信截屏、当事人陈述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性，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为定案根据。2.赵某、刘某1的书面证言，因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没有其他不出庭作证的正当理由，对该二人的书面证言不予确认为本案定案根据。3.竞发矿业公司提供的证据所证实的转款内容客观真实，与上述1项所述内容一致，但由于竞发矿业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来印证其证明目的及质证意见，故不能证明其提出的案涉第二笔100万元借款不成立的质证意见成立。 根据上述本院再审审核认定的证据，结合一二审已审核认定的证据，本院确认一、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成立，同时确认以下事实： 2013年11月5日，蓝元贵通过手机短信告知刘发春其银行账号62×××＊＊，向刘发春借款60万元，刘发春通过刘某1银行账号62×××＊＊向蓝元贵提供借款60万元。2013年11月25日，刘发春将赵某银行账号62×××＊＊通过手机短信发给蓝元贵，蓝元贵于当日通过赵某的该账号向刘发春归还借款本息合计60.8万元。2013年12月4日，蓝元贵向赵某62×××＊＊银行账户转款16万元，刘发春、蓝元贵均认可该16万元为蓝元贵偿还刘发春200万元借款的利息，为已偿还的36万元利息中的一部分。 刘发春、蓝元贵在发生借贷关系前即相熟。2014年2月，蓝元贵将其所持有的竞发矿业公司股份转让给其女儿，但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竞发矿业公司2014年3月10日股东会议决议，聘请蓝元贵为竞发矿业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任期三年。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书》时，蓝元贵仍是竞发矿业公司总经理。《借款担保合同书》未经竞发矿业公司股东会审议决议。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100万元是否为刘发春履行出借义务的借款？76.8万元是否与案涉100万元有关系？2.刘发春与蓝元贵是否恶意串通？案涉保证合同无效后，竞发矿业公司是否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及赔偿比例如何确定。3.案涉第一笔200万元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竞发矿业公司是否应当对此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案涉100万元是否为刘发春履行出借义务的借款及76.8万元是否与案涉100万元有关系的问题 竞发矿业公司主张，蓝元贵分别于2013年11月25日、2013年12月4日向赵某账户转款60.8万元、16万元，赵某于2013年12月16日向蓝元贵转款100万元，证明赵某与蓝元贵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赵某向蓝元贵所转100万元系偿还蓝元贵76.8万元。刘发春及蓝元贵对竞发矿业公司的主张均予以否认，辩称100万元系赵某按刘发春指示划转给蓝元贵的借款，60.8万元系刘发春另外借给蓝元贵的借款本息，16万元系蓝元贵归还案涉200万元借款的利息。 本院认为，在一审和二审中，刘发春提供了其与蓝元贵所签的借款合同、赵某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银行转账凭证、蓝元贵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赵某证言等证据，已证实蓝元贵向刘发春借款100万元，刘发春指示赵某向蓝元贵转款100万元的事实成立。本院再审中，刘发春、蓝元贵提供了银行活期明细、短信记录，已能证实蓝元贵于2013年11月5日向刘发春借款60万元，刘发春指示刘某1向蓝元贵转款60万元，蓝元贵于20日后按刘发春指示转款60.8万元本息到赵某账户上的事实。上述所涉60万元和100万元款项，是分别成立的不同借贷关系。案涉16万元款项，刘发春、蓝元贵均认可为案涉200万元借款的利息，综合赵某二审作证时陈述其不认识蓝元贵，其所持银行卡上的钱是刘发春的，以及本案所涉借款均是刘发春指示赵某等人从各自所持银行账户转款的情况判断，刘发春、蓝元贵关于16万元为案涉借款的利息的陈述符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认定刘发春提出的60.8万元系另案借款、16万元系所涉200万借款的利息的辩解成立。竞发矿业公司虽对上述款项提出质疑，但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本院对竞发矿业公司的该再审理由不予采纳，对其再审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是否存在刘发春与蓝元贵恶意串通骗取竞发矿业公司担保，竞发矿业公司是否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及责任比例大小问题 竞发矿业公司提出，刘发春与蓝元贵恶意串通，欺骗竞发矿业公司提供担保，担保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竞发矿业公司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刘发春对此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竞发矿业公司虽然在本院二审及再审中均提出刘发春与蓝元贵系恶意串通的反驳主张，但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而综合本案一审、二审和再审各方陈述及出示的证据判断，没有证据反映刘发春、蓝元贵恶意串通骗取竞发矿业公司提供担保。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竞发矿业公司应承担不能举证证明的不利后果，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订）第十六条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公司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或其负责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作为授权基础。蓝元贵虽然时任竞发矿业公司总经理，负责该公司全面工作，但未经该公司股东会决议，擅自决定由竞发矿业公司为其与刘发春的借款合同担保，该担保行为超出蓝元贵作为总经理的代表权限，属越权代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如果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该代表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属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经公布生效即对所有人产生法律约束力，不以当事人是否实际知道为条件。换言之，即使刘发春在与蓝元贵及其代表的竞发矿业公司签订担保合同时，实际并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但亦应推定其应当知道《借款担保合同书》须经竞发矿业公司股东会决议才有效，刘发春具有审查蓝元贵是否具有代表竞发矿业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权限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蓝元贵越权代表，刘发春未审查蓝元贵的代表权限，均非善意，故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书》不发生法律效力。竞发矿业公司管理混乱，导致蓝元贵擅自代表公司与刘发春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书》，为案涉300万元提供担保，在缔结合同中存在过错。基于上述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之规定，竞发矿业公司应当对蓝元贵不能清偿部分债务承担最高不超过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二审判决根据当事人各方过错，综合全案情况后裁量竞发矿业公司对蓝元贵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再审应予以维持，对竞发矿业公司提出其不应承责任及即使承担责任也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30%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案涉第一笔200万元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竞发矿业公司是否应当对此承担民事责任问题 竞发矿业公司提出，保证期间不能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案涉200万元借款的诉讼时效届满日期是2016年9月1日，保证期间也应到2016年9月1日止。本案刘发春起诉时已过保证期间，竞发矿业公司不应因保证承担责任。刘发春答辩称，其一直在主张权利，未过诉讼时效，且本案保证合同无效，竞发矿业公司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与是否超过保证期间没有关系。 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和保证期间虽然都是对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时间限制，但二者的性质并不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允许当事人约定保证期间，只有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才适用法定保证期间。当事人约定保证期间，是对各自权利行使期限的合理预测，在保证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前，要求债权人预见可能无效而提前考虑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显然对保护债权人利益不公平。因此，竞发矿业公司提出保证期间不能超出诉讼时效期间的观点没有法律根据。且刘发春、蓝元贵均陈述刘发春一直在向蓝元贵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之规定，案涉200万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竞发矿业公司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主张对该200万元不承担责任。另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债务人应对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此责任由人民法院依法确定，也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因此，竞发矿业公司提出的上述再审主张无法律根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再审申请人竞发矿业公司的再审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4民终65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杜 新 审 判 员  阙甜甜 审 判 员  杨 光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米拴学 书 记 员  刘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