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段美英，女，1965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娇阳，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第四营业部，住所地杭州市体育场路27号15-16层。 负责人吴兴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正韬，浙江远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梅，女，198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皖，男，198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杭州市华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段美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第四营业部（以下简称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因与被上诉人张红梅、张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0民初7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周志军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12月21日，张红梅驾驶浙Ａ×××××号小型轿车从余杭区余杭街道驶往杭州市区，当时21时19分许，沿文一西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路口，与由南向西左转弯行驶的段美英驾驶的杭州余杭×××××号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段美英受伤的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调查认定，张红梅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信号灯黄灯亮时进入路口，发生事故后未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且逃逸，段美英驾驶电动自行车于红灯左转弯，违反信号灯通行，在此事故中，张红梅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段美英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另查明，段美英因本次事故住院治疗53天，产生医疗费122297.50元；张皖支付医疗费93690.56元及护理费6720元（该二笔费用包含在本案诉请之中），还支付拐杖费120元（该费用未包含在本案诉讼之中）。本案一审诉讼中，张皖申请对段美英的伤残等级及医疗费合理性，误工、护理、营养期限进行重新鉴定；又申请对商业险“责任免除”签章处“张皖”签字及交强险保单投保人签章处“张皖”签字进行笔迹鉴定。2018年8月31日，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段美英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残、十级伤残；误工期限建议为20个月，护理期限建议为6个月，营养期限建议为6个月。被鉴定人段美英伤后住院及门诊医疗费用，除住院床位费非医疗费合理性评定范围不予审核外，其他均与本次交通事故具有关联性，应视为合理。2018年8月27日，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第二页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签章处的“张皖”签字不是张皖所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反面投保人/签章处的“张皖”签字不是张皖所写。还查明，段美英的户籍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段美英之父母段定球（1933年5月25日出生）、罗艾芝（1936年9月3日出生）生育子女四人。再查明，因本案交通事故，张红梅被判处拘役三个月。张红梅驾驶的浙Ａ×××××号小型轿车登记在张皖名下，段美英未能举证证明张皖在本案中具有过错。又查明，浙Ａ×××××号小型轿车在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50万，投保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张皖履行了告知义务。 段美英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张红梅、张皖连带赔偿段美英各项损失308542.80元；二、判令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对段美英的上述损失承担先行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等应当予以赔偿。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张红梅负事故主要责任，段美英负事故次要责任，事故责任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该院酌定张红梅承担本案80%的民事赔偿责任，张皖不承担赔偿责任。因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未能履行告知义务，其关于不予理赔的抗辩，该院不予支持。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作为浙Ａ×××××号小型轿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人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应依法予以赔付。经原审法院审查确认，本次诉讼的相关损失费用计算如下：1.医疗费，为122297.50元；2.误工费，误工时间该院根据鉴定意见“误工期限建议为20个月”，为110720元（20个月×5536元/月）；3.护理费，护理时间该院根据鉴定意见“护理期限建议为6个月”，为33216元（6个月×5536元/月）；4.营养费，该院酌定为90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650元（53天×50元/天）；6.交通费，本案酌定为1000元；7.残疾赔偿金，为133377.60元（55574元/年×20年×12%）；8.被扶养人生活费，段美英主张的10379.40元，未超出相关规定，该院予以确认；9.精神抚慰金，张红梅已被判处刑罚，对段美英具有抚慰功能，故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10.鉴定费，不予支持；11.财产损失，不予支持。以上费用合计为422640.50元。本案具体赔付为：1.交强险部分，由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赔付120000元；2.商业三者险部分，由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赔付242112.40元（总损失422640.50元-交强险120000元=302640.50×80%）。鉴于张皖已支付100410.56元（医疗费93690.56元及护理费6720元），扣减该费用后，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尚应在商业三者险赔付141701.84元。张皖支付的100410.56元属于替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履行的义务，由其自行向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申请理赔。综上，段美英诉请之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段美英损失120000元；二、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段美英损失141701.84元；三、驳回段美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28元，减半收取2914元，由段美英负担301元；由张红梅负担2613元。 宣判后，段美英、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段美英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再查明，因本案交通事故，张红梅被判处拘役三个月，张红梅驾驶的浙Ａ×××××号小型轿车登记在张皖名下，段美英未能举证证明张皖在本案中具有过错”，该事实认定错误。对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系法律适用错误。事实上，根据刑事判决书，张红梅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而非本案交通事故，因此，法院应当依法支持段美英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诉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可见被害人因为遭受犯罪侵犯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本案中，段美英并非因为“遭受犯罪侵犯”的犯罪行为而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而是因为张红梅撞伤段美英的民事侵权行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可见，醉酒行为与发生交通事故撞伤他人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分别构成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醉酒驾驶，不管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都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如果没有发生本案的交通事故，如果交警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之前，拦住了张红梅，发现其存在刑事违法行为，张红梅就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可见，本案中，张红梅是因为醉酒驾驶触犯了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而构成危险驾驶罪从而被判处刑罚。虽然张红梅因醉酒作为原因之一而承担交通事故的责任，但是本案中的侵权行为并非是醉酒，而是发生交通事故撞伤段美英的行为，而交通事故的侵权行为并没有构成犯罪，所以段美英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刑事案件中的因遭受犯罪侵犯而不得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二、一审判决酌定张红梅承担本案80%的民事赔偿责任，张皖不承担赔偿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张皖作为机动车实际所有人，从张皖在交警部门笔录的陈述可见，他们一起吃完饭后，去锦绣会歌厅时，是叫了代驾的。按照通常情形，如果张皖以为张红梅没有喝酒，肯定不可能叫代驾，而是让张红梅开车去锦绣会，从张皖叫了代驾而不是让张红梅开车去锦绣会可以证明张皖应当知道张红梅喝酒了。从笔录也表明张皖是明知或放任张红梅拿到车辆的钥匙和控制权的。另外车是张皖的，而且是价值上百万的宝马车，张皖会任由代驾开着而不拿回钥匙和车辆控制权吗，显然是违背常理的。综上，如张皖所说他明知车钥匙和车辆控制权在张红梅手中，而未对车辆尽到保管义务，任由喝醉酒的张红梅驾车出去，对本案的损害有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且张皖自己也一直认识到其是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在事故发生后，支付了赔偿款93690.6元。本案中，张红梅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反信号灯进入路口，发生事故后未及时报警且逃逸，过错非常大，根据浙江省的规定，对本次事故应当承担90%的赔偿责任。综上，请求变更一审判决，加判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张红梅、张皖赔偿上诉人段美英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并按照90%的责任比例赔偿段美英的损失。 被上诉人张红梅、张皖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适用法律正确。段美英存在违反交通信号灯的行为，交警部门已经根据实际情况，对段美英认定为次要责任，应以此为依据。对于赔偿比例，浙江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作了明确，一审法院在判决时已经增加了赔偿比例。对于精神损失，在交通事故认定中对各方的行为已经进行了考虑，被上诉人张红梅承担刑事责任能更加抚慰上诉人段美英，而通过相关损失赔付比例的增加这一形式进行了经济上的赔偿。对于精神损失，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不应该增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判罚。一审判决不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正确的。 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辩称：段美英的两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于该两项的判决是符合法律规定和现行审判实践的，请求驳回段美英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上诉称：一、醉酒驾驶是故意犯罪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害赔偿后果不属于可保风险。醉驾不仅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禁止性行为，而且众所周知，是近年来我国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且在全社会已经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禁止酒后驾驶既是驾驶员取得驾驶资格的基础性认知前提，也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础性法律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张红梅作为一名驾驶员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刑事责任能力的中国公民，在明知醉驾违法犯罪属性，且很可能发生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情况下，仍然驾驶并放任事故的发生，且在发生事故后逃逸，构成危险驾驶罪，属于故意犯罪并被判处刑罚。根据保险法第27条第2款“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依法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进而言之，“醉驾不赔”是一项常识性认知，未经保险人告知，任何驾驶员、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公民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车辆使用或者保险规则，过度苛求保险人履行普通商业保险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有违基本的国情、社情和民意。此外，根据保险的基本原理，可保风险要受到法律、道德的严格审查，对于犯罪行为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不属于保险保障的风险范围，也就是说，这种风险损失自始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在性质上属于非保险责任风险事项，而不是责任免除风险事项，不受一般明确说明义务制度的规制，故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二、案涉条款不宜机械套用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普通商业保险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规定。案涉机动车投保所对应的保险条款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并非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自行拟定、提供的普通商业保险条款。本条款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部门要求，结合实际，组织行业力量统一拟定并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确定的行业示范性条款，具有较高的公平性、权威性，因此对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履行方式、要求不能等同于普通商业保险条款。不仅如此，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只有这一版本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投保人、保险人除了接受本示范条款，不存在其他选择，要求保险人承担普通商业保险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缺乏法理和现实上的根据。如果可以随意否定法律禁止性规定类保险责任免除条款的法律效力，将使得保险行业基于精算技术设计的保险制度沦为“空中楼阁”，不仅是对极少数违法犯罪人员的纵容，而且违反了可保风险的公序良俗原则、保费负担的公平性、风险与保险费相对称的保险基本原理和结构。三、目前各方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已经履行了法律要求的相应提示义务，相关免责条款依法发生法律效力。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第1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可见，保险人仅需在保险单、投保单等保险凭证上对醉驾属于免责事由作出提示即可认定保险公司已经完成了对投保人的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已经在承保后及时将保险单、保险条款以及交强险标志等保险资料实际交付给了投保人张皖，这是目前市场上的通行、习惯做法。本案段美英在起诉时提供了从交警部门取得的保单复印件证明案涉车辆投保情况，而该保单复印件是发生事故后被保险人一方向交警部门提供的，以上事实证明被保险人一方是收到保单的。而保单上以“特别约定”、“重要提示”等方式提示了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并且还重点提示被保险人收到保险单、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的内容，而被上诉人张皖从未就此提出过异议。应当视为其收到了条款，接受了案涉条款的约定，本案免责条款已经向其进行了提示。四、即使认为本案保险责任成立，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在交强险项下也仅承担垫付责任，商业险项下更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举轻以明重，商业险对于第三者或者社会公众的保障程度在理论和实务上都不可能高于交强险，要求商业险承担醉酒驾驶状态下的侵权赔偿责任不具有理论和制度上的正当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在不少类似案例中均明确表达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醉酒驾驶这种众所周知的违法行为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应当有充分的认识，保险合同将醉酒驾驶作为免责条款属于行业惯例和公众常识，如果支持在醉酒驾驶的情形下仍可得到保险理赔，必然与公平正义原则不符，违背公序良俗、破坏普世价值，故不论驾驶员是否在投保单上签字，其均不得得到理赔。综上，请求改判上诉人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段美英辩称：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的上诉理由错误，张红梅构成了危险驾驶罪，而并不是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并不是犯罪行为。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案涉交通事故是不构成犯罪的。所以本案中的保险事故并不是因为故意犯罪而引起的，一审判决关于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赔偿的这部分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被上诉人张红梅、张皖辩称：一审中的笔迹鉴定已经可以明确，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未尽到明确告知义务，故由此产生的赔付责任，应该由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来承担。认同一审判决结果。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段美英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否支持的争议。张红梅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与段美英发生交通事故，张红梅也因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已被判处刑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段美英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法律依据。段美英上诉提出案涉侵权行为并非是醉酒，而是发生交通事故撞伤段美英的行为，而发生交通事故撞伤段美英的侵权行为并未构成犯罪的理由，实质系将张红梅醉酒驾驶机动车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这一客观事实区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其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张红梅与段美英在案涉交通事故所负事故责任，二者的过错程度等，原审法院酌情确定张红梅承担80%的民事赔偿责任，其责任比例恰当。段美英上诉请求张红梅承担90%的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皖是否担责的争议。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张皖作为车辆所有人存在明知张红梅饮酒后仍将车辆交由张红梅驾驶，或知道张红梅从代驾处取得车钥匙欲上路行驶而不加以制止的事实，段美英诉请张皖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对段美英要求张皖承担连带责任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的争议。本院认为，按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的主张，其已将饮酒驾驶机动车作为保险人责任免除情形列入保险条款，故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提出饮酒驾驶机动车产生的风险损失并非责任免除风险事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系法律明确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保险人仅需就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的后果通过提示使投保人知晓，以达到明确说明的标准。本案中，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需证明其已尽到提示义务，张皖认可收到交强险/商业险保单，但否认收到保险条款，且对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出示的《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签章处的“张皖”签字，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栏处“张皖”的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经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明确该两处“张皖”签名字样均非张皖所写。据此，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责任免除的后果向投保人尽了提示义务。原审法院判令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对于交强险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人保杭州第四营业部上诉请求商业险及交强险范围内均不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惟诉讼费计算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928元，减半收取2964元，由张红梅负担2514元，段美英负担4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928元，由段美英负担900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第四营业部负担5028元。段美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第四营业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周志军 二〇二〇年四月六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