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05民终812号之一 上诉人（原审原告）：闵永妹，女，196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湖州熊伽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强园西路555号。 法定代表人：闵永妹，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然，浙江六和（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建康，男，196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觉宝，男，196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卫林，男，196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斌，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闵永妹、湖州熊伽木业有限公司（熊伽木业）为与被上诉人胡建康、杨觉宝、倪卫林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8）浙0503民初1901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受理后，原由审判员沈国祥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朱惠明、梁帅组成合议庭，后因工作原因，变更为由审判员徐晶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朱惠明、沈筱婕组成合议庭。本案因须以（2019）浙05民再11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中止审理。本案恢复审理后，于2020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闵永妹即上诉人熊伽木业的法定代表人闵永妹以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然，被上诉人胡建康，被上诉人杨觉宝、倪卫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闵永妹上诉请求：1.请求裁定撤销（2018）浙0503民初1901号之一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闵永妹提出的“请求判决确认杨觉宝、倪卫林与胡建康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中的土地房屋处分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为一、闵永妹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1.本案系闵永妹针对公司股东的个人行为危及公司利益而提起的确认之诉。闵永妹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确认杨觉宝、倪卫林与胡建康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中的土地房屋处分行为无效”。闵永妹在诉讼请求中没有请求法院确认杨觉宝、倪卫林与胡建康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无效，也没有提出确认该合同项下土地、房屋转让行为无效，仅仅是提出在《厂房转让协议》中胡建康的土地房屋处分行为无效，该诉请与闵永妹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公司股东的个人行为危及另一股东利益，则另一股东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确认该公司股东的处分行为无效之诉，闵永妹符合原告主体资格。一审裁定错误解读闵永妹的诉讼请求。2.本案不存在监事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胡建康虽然当时担任熊伽木业的法定代表人，但在2015年7月8日与杨觉宝、倪卫林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时，胡建康没有利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权，而是单独以胡建康自然人的身份出面，况且转让款项也没有转入熊伽木业账户，全部由胡建康个人收取，完全是胡建康的个人行为，胡建康没有利用职权将代表公司土地、房屋的产权证交与杨觉宝、倪卫林，也未利用职权将公司名下的用电用水户名过户到杨觉宝、倪卫林名下，所以不存在胡建康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胡建康在2015年7月8日与杨觉宝、倪卫林签订《厂房转让协议》并未实施执行公司职务行为，而是以其个人的名义实施的个人行为，故虽然闵永妹是熊伽木业唯一监事，但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和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由监事提起公司诉讼的前置条件。3.闵永妹作为公司股东，有权对其他股东以个人名义所作的危及其股东利益的行为，以股东身份提起确认处分行为无效之诉。《最高人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方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确立了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不应其无处分权而无效的裁判规则。所以闵永妹对公司股东胡建康以个人名义签订的无处分权的《厂房转让协议》没有提起主张协议无效的诉请，而是直接针对胡建康个人在该协议中对标的物无权处分行为提起确认土地房屋处分行为无效的确认之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一审裁定对闵永妹以原告身份提出的“请求判决确认杨觉宝、倪卫林与胡建康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中的土地房屋处分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5民终621号判决及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浙0503民初5160号判决、（2017）浙0503执异21号裁定（以下简称前述三个裁判文书）不构成“一事不再理”的重复起诉。一审裁定认为上述法律文书已有定论，且均已生效，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人民法院不宜再作审理，属于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不满足重复起诉的三个条件。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不相同，前述三个裁判文书的当事人为原告浙江创鑫木业有限公司，被告倪卫林、杨觉宝、第三人胡建康，闵永妹、湖州好人居木业有限公司、湖州香伦木业有限公司、熊伽木业。而后诉当事人为原告闵永妹，被告倪卫林、杨觉宝、胡建康，熊伽木业以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诉讼。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不相同。诉讼标的是指案件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即案由。前述三个裁判文书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和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起源于法院对第三人熊伽木业土地的查封。发生在申请执行人浙江创鑫木业有限公司和案外人倪卫林、杨觉宝之间对执行标的物的查封与解除查封之争，诉讼标的为查封土地物权，前诉的诉讼标的是执行异议之诉。而后诉为确认公司股东胡建康与他人签订合同处分公司土地房产的行为无效的法律关系之诉，起源于胡建康与他人签订《厂房转让协议》处分公司土地房产的行为无效，不是来源于法院对第三人熊伽木业土地的查封。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不相同。前述三个裁判文书的诉讼请求为解除对第三人熊伽木业土地的查封和继续查封第三人熊伽木业的土地。而后诉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确认杨觉宝、倪卫林与胡建康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中的土地房屋处分行为无效”。后诉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后，也推翻不了“解除对湖土国用（2012）第01824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查封”的裁判结果。三、一审裁定在认定事实上陷入了将裁判认定的事实等同于裁判结果的误区。前述三个裁判文书中对胡建康与倪卫林、杨觉宝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倪卫林、杨觉宝就南浔开发区强园路555号的土地、厂房占有的合法性问题及是否享有实体权利的认定属于已决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当事人无需另行举证证明，直接可以作为另案的证据，但本案闵永妹已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前述三个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符合除外的规定，本案仍可以作出与前述三个裁判文书已决事实不一致的认定，况且闵永妹提供的证据，在前述三个裁判文书涉及案件的庭审笔录中都不存在胡建康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与倪卫林、杨觉宝签订《厂房转让协议》的意思表示，已足以推翻前述三个裁判文书中对胡建康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第三人熊伽木业与倪卫林、杨觉宝签订《厂房转让协议》的认定，熊伽木业从未收到过倪卫林、杨觉宝的款项，熊伽木业从未就其所有的土地与被告倪卫林、杨觉宝签订过转让协议，至今也没有向倪卫林、杨觉宝交付过土地和房产，至于以杨觉宝名义出租的熊伽木业所有的五分之一厂房，系倪卫林、杨觉宝的无合法依据的占据，属于侵权行为。因此本案中闵永妹的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的条件，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奉化步云公司与上海华源公司商标所有权转让纠纷不予受理案》不同，因该案双方对有关商标权的归属问题已有定论，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人民法院不宜再作审理。而“前诉三个裁判文书案”中，闵永妹都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未能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如果在本案中不允许闵永妹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剥夺了其作为确认与倪卫林、杨觉宝之间不存在厂房转让合同关系纠纷利害关系人的诉权。前述三个裁判文书中都没有判决闵永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所以闵永妹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提起确认之诉的诉权。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裁定以“一事不再理”原则从程序上驳回闵永妹的起诉，一审裁定却没有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一事不再理”的规定，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闵永妹的上诉依法成立，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闵永妹的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熊伽木业上诉请求：1.请求裁定撤销（2018）浙0503民初1901号之一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熊伽木业提出的“请求判决确认熊伽木业与杨觉宝、倪卫林之间不存在厂房转让合同关系”一案进行审理；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熊伽木业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提出的“请求判决确认熊伽木业与杨觉宝、倪卫林之间不存在厂房转让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与前述三个裁判文书不构成“一事不再理”的重复起诉。一审裁定认为上述裁判文书已有定论，且均已生效，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人民法院不宜再作审理，属于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不满足法定的三个条件。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不相同。前述三个裁判文书案的当事人为原告浙江创鑫木业有限公司，被告倪卫林、杨觉宝、第三人胡建康，闵永妹、湖州好人居木业有限公司、湖州香伦木业有限公司、熊伽木业。而后诉熊伽木业（原审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的当事人为第三人熊伽木业，原告闵永妹，被告倪卫林、杨觉宝、胡建康。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不相同。诉讼标的是指案件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即案由。前述三个裁判文书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和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起源于法院对第三人熊伽木业土地的查封，诉讼标的是执行异议之诉。而后诉所争议的法律关系为不存在合同法律关系之诉，诉讼标的为合同关系。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不相同。前述三个裁判文书的诉讼请求为解除对第三人熊伽木业土地的查封和继续对第三人熊伽木业土地的查封。而后诉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确认熊伽木业与杨觉宝、倪卫林之间不存在厂房转让合同关系”。后诉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后，也不能推翻“解除对湖土国用（2012）第01824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查封”的裁判结果。二、一审裁定在认定事实上陷入了将裁判认定的事实等同于裁判结果的误区。前述三个裁判文书对胡建康与倪卫林、杨觉宝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倪卫林、杨觉宝就南浔开发区强园路555号的土地、厂房占有的合法性问题及是否享有实体权利的问题的认定属于已决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本案符合除外的规定，依法本案的判决仍可以作出与前述三个裁判文书已决事实不一致的认定，况且根据闵永妹提供的证据，前述三个裁判文书涉及案件的庭审笔录中都不承认存在胡建康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与倪卫林、杨觉宝签订《厂房转让协议》的意思表示，不存在职务行为，已足以推翻前述三个裁判文书中关于胡建康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熊伽木业与倪卫林、杨觉宝签订《厂房转让协议》的认定，熊伽木业从未收到过倪卫林、杨觉宝的款项，熊伽木业从未将其所有的土地与倪卫林、杨觉宝签订过转让协议，至今也没有向倪卫林、杨觉宝交付过土地和房产，至于以杨觉宝名义出租的熊伽木业所有的五分之一厂房，系倪卫林、杨觉宝无合法依据的占据，属于侵权行为。因此熊伽木业在闵永妹提起的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中提出的确认不存在厂房转让合同关系之诉的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的条件，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奉化步云公司与上海华源公司商标所有权转让纠纷不予受理案》不同，因公报案例双方对有关商标权的归属问题已有定论，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人民法院不宜再作审理。而前述三个裁判文书中，熊伽木业都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未能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前述三个裁判文书中都没有判决熊伽木业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所以熊伽木业享有提起确认不存在厂房转让合同关系之诉的诉权。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裁定以“一事不再理”原则从程序上驳回熊伽木业的起诉，但没有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如果熊伽木业在闵永妹起诉杨觉宝、倪卫林、胡建康确认合同无效案中，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的原审诉讼不符合法院受理条件的话，那么熊伽木业提起的“确认与倪卫林、杨觉宝之间不存在厂房转让合同关系”案件，符合受理条件，不受闵永妹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影响，应继续审理。 杨觉宝、倪卫林辩称，针对闵永妹的上诉，第一，闵永妹以股东身份提起要求确认胡建康的处分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与杨觉宝、倪卫林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第二，闵永妹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一个明确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其诉讼请求存在一个前提条件的认定，即协议的相对方是胡建康还是熊伽木业，诉讼请求是针对胡建康的处分行为还是熊伽木业的处分行为，处分行为效力并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本案中只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确认之诉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第三，对于胡建康签订厂房转让协议系个人无权处分行为的意见，（2019）浙05民再11号民事判决中明确认定，胡健康作为熊伽木业法定代表人签约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由熊伽木业承担，该判决已经明确了该厂房转让协议并非是胡建康的个人处分行为，继续审理本案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针对熊伽木业的上诉，第一，其诉讼请求属于事实关系的消极确认之诉，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第二，该诉讼请求也与（2019）浙05民再11号民事判决的内容相违背，该判决中，已经明确确认熊伽木业与杨觉宝、倪卫林之间存在厂房转让合同关系，而且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已经被驳回。闵永妹和熊伽木业的上诉均为消极确认之诉，消极确认之诉最主要的实现途径就是在一个诉讼中作为抗辩提出，而非一个独立的诉讼提出。在南浔法院、湖州中院的二审及再审案件中，闵永妹、熊伽木业均就上述诉讼请求进行过抗辩，并且已由法院作出了相应的裁判结果，故本案应依法驳回起诉。 胡健康辩称，这是其与杨觉宝之间的事情，与倪卫林无关。 闵永妹与熊伽木业对对方的上诉均无异议。 闵永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杨觉宝、倪卫林与胡健康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中的土地房屋处分行为无效；2.诉讼费用由杨觉宝、倪卫林、胡建康承担。 熊伽木业作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请求：1.判决确认熊伽木业与杨觉宝、倪卫林之间不存在厂房转让合同关系；2.诉讼费用由杨觉宝、倪卫林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闵永妹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主要理由一是本案所涉《厂房转让协议》系熊伽木业法定代表人胡建康与杨觉宝、倪卫林签订，合同标的系熊伽木业位于南浔开发区强园路555号的土地及厂房，闵永妹既非该厂房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也非合同项下土地、厂房的所有人，缺乏得以直接确认合同项下土地、房屋转让行为无效的法律依据；二是本次诉讼不符合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要件，闵永妹在提起本次诉讼时系熊伽木业股东兼唯一的监事，在其认为公司合法权益遭受公司高管或他人侵害时，即可直接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不存在公司怠于提起诉讼的情形；三是闵永妹若因胡建康作为公司董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其股东利益的，其可以股东身份另行向胡建康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其次闵永妹以及第三人熊伽木业的诉讼请求实质上仍然属于胡建康与倪卫林、杨觉宝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倪卫林、杨觉宝就南浔开发区强园路555号的土地、厂房占有的合法性问题及是否享有实体权利的问题，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5民终621号判决及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浙0503民初5160号判决、（2017）浙0503执异21号裁定书已有定论，且均已生效。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人民法院不宜再作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闵永妹、熊伽木业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闵永妹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本案是否符合“一事不再理”的情形；三、本案是否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 关于争议焦点一，（2019）浙0521民再11号民事判决确认，涉案合同为胡建康作为熊伽木业的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签订的，闵永妹并非是该合同主体，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且闵永妹对涉案合同项下的厂房和土地并不直接享有相关法律权益。熊伽木业原法定代表人胡建康对涉案合同中土地和房屋的处分行为、涉案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情况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闵永妹的本次诉讼也不符合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要件，如闵永妹认为公司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其可直接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故一审法院认定闵永妹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涉案合同的效力问题，已经经过一审法院以及本院多份判决书予以认定，本案的诉讼标的与上述案件均相同。本案中，无论是闵永妹的诉讼请求，还是熊伽木业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均是为了否定生效裁判文书的裁判结果；上述诉讼请求的内容，闵永妹及熊伽木业在其他案件中均进行过抗辩；（2019）浙05民再11号案件也是基于上述诉讼请求内容而提起的，故一审法院以“一事不再理”的原则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虽然闵永妹以熊伽木业法定代表人及个人的不同身份，分别以原告、第三人、被告等不同的诉讼主体参与案件审理，但其相应的抗辩内容均与本案的诉讼请求相同。故虽然当事人不完全相同，但本案仍应适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虽未援引该法条，但其在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时，显然已考虑了相关规定，故一审法院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不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对闵永妹及熊伽木业的相应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闵永妹及熊伽木业的诉讼请求，均是在其他案件中不需要举证证明的抗辩内容，均是在其他案件中需要相对方当事人举证证明相反事实的内容。其他当事人已经在相关案件中进行了举证，且相反事实的内容已经被生效的裁判文书予以确定。故不管闵永妹及熊伽木业的诉讼请求是否能成为独立的诉讼请求，本案均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条件，一审法院据此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徐 晶 审判员 朱惠明 审判员 沈筱婕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钱应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