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46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左长文，男，197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珮瑶，江苏振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长军，男，196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束小兴，男，197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爱兰，江苏致邦（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左长文因与被上诉人左长军、束小兴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20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左长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工程款146725元或依法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在提供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三方协议复印件后，通过申请法院调取出警视频，印证了该协议的真实性，原审法院未结合所有证据，审查确定定案依据，无视能够被印证客观真实存在的三方协议复印件的证明力，判决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与两被上诉人就涉案纠纷在三井派出所多次调解协商的视频资料显示，在多次调解中被上诉人束小兴几次承认其与上诉人以及另一被上诉人左长军三方签订了三方协议，并陈述了协议内容、签订协议的时间地点及原因，因此该协议并无任何违背被上诉人意愿的表示，其不予认可的是协议的效力，认为仅是草稿，但从未否认三方协议的真实存在，这能够与上诉人提交的三方协议相互印证，证明三方签订了关于工程转让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按照法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三方协议复印件，在法院调取的公安出警视频资料中被上诉人陈述了三方协议的签订过程及具体内容，两者相印证，证明了三方协议的真实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争议的是三方协议的效力而非三方协议是否客观存在。同时，被上诉人束小兴还指出，在签订之后提出要拿去给律师看看有没有问题。可以得知，该三方协议的原件是由被上诉人束小兴保存的，因此上诉人才无法提供协议原件。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中被上诉人持有上述三方协议却不予提供，应当认定该三方协议是真实存在的。原审法院未全面、客观的审查上述证据，无视能被印证的协议复印件的证明力，在被上诉人拒不提供案件关键证据原件，且无任何证据对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作出三方并未就协议内容达成一致的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二、原审判决断章取义协议内容，避重就轻，严重扭曲事实，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就受让工程款达成一致的判决与事实严重不符。原审法院片面截取协议中被划去部分作为判决依据，避重就轻，忽略协议中的关键内容，罔顾事实，断章取义认定三方协议未对上诉人受让工程款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虽然协议中将收款由上诉人左长文来结算安排工人工资的内容划掉，但是在划去的内容下方注明左长军、左长文叫去的工人工资由他们本人各自承担。且协议中明确被上诉人左长军将承包的安装工程转让给上诉人，权利义务应当是相互对应的，工程的转让岂有只转让施工义务不转让工程款结算权利之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后，认定上诉人左长文与被上诉人左长军存在合作关系，那么左长军在向左长文签字转让其工程之后，该工程的结算自然也应当由左长文来安排确认。被上诉人束小兴在签字同意左长军退出与左长文合作的工程之后，与其存在分包合同法律关系的应当只有左长文一人，该工程与左长军无任何关系，而两被上诉人束小兴、左长军未按照协议内容履行，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侵犯了上诉人左长文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左长军、束小兴辩称：一、上诉人所称“协议书”，没有生效就作废了。2019年1月底，上诉人带人到束小兴家中，逼束小兴写《协议书》，不是束小兴的真实意思表示，束小兴当时就讲，是个草稿，没有生效，要报公司（建设单位江苏新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同意的，公司不同意就作废了。事实上，公司看到草稿后，认为：1.工人工资应由公司直接发放给工人，以保障工人的生活；2.左长文经常在工地上闹事，把工程包给他做，不合适。于是，公司不同意这份草稿。上诉人所讲的“协议书”还没有生效就作废了。这些，在上诉人提供的视频中，均有体现。二、退一万步讲，即使所谓的“协议书”是有效的，那么，事实上“协议书”的内容也发生了变更，结合原来“协议书”的约定，束小兴、左长军无需向上诉人返还工程款。1.“协议书”载明：“文化广场风管安装工程，原有左长军承包，在2017年进场施工，到2019年起通风安装工程有左长军承包后现转让左长文来结束整个工程施工包括以前没施工完的所有工作内容、并验收合格为止，今后2017-2019年的工作量有左长文来结算，包括（豪威大厦）。”“协议书”上讲的是工作量由左长文结算，并不是说：工程款就支付给左长文，工程款全部归左长文所有，左长军分文不拿。2.左长文从2019年起，就没有在本项目上干过活，不存在什么转包。“协议书”根本没有履行。2019年4月14日上诉人自导自演，到工地上报警，自己不在工地干活，还想让工地停工。上诉人当面对警察讲，要让工地停工。2019年5月6日上诉人到项目上，无理取闹，恶意报警，还不准工人干活，导致工地当天没能开工干活。这两次都是在上诉人起诉以后。3、2019年3月12日，调解结束之前，警察讲：现在是你们两人（指左长文、左长军）的争议，而不是工人的劳资关系，赶快去对账，对好后签字。说明：工作量不是由上诉人结算。4.2019年2月1日，该项目上的工人到束小兴家里领取工资，左长文也来了，还报警了（安家派出所出警），左长文在警察面前同意束小兴将工人工资直接发给工人。还帮其妻子周银桃以及赵拥军领工资，在工资表上签字按手印。（该次出警执法记录、笔录等内容，已申请法院调取）。2019年3月12日的视频里，上诉人也认可2019年2月1日，束小兴直接发放工人工资。客观情况就是：左长军、左长文对束小兴直接发放工人工资的意见达成一致意见。“协议书”上的“左长军叫的工人工资有他本人来承担，左长文叫的工人工资有他本人承担，各负其职”就不存在了，达成了新的协议，且已经履行完毕。再退一步讲，即使左长军、左长文各人发各人叫的工人工资，也不影响他们发完工资后，再要求束小兴向他们各自支付已经支付的工人工资。上诉人一厢情愿，想不劳而获，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左长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左长军、束小兴向左长文返还工程款146725元，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左长文与左长军系堂兄弟关系。2017年起，束小兴承接常州市天宁区文化广场的机电安装工程，后将其中的风管安装人工项目分包给左长军，左长军找到左长文，二人各自带领工人进行施工。2018年起，涉案项目进入扫尾阶段，左长文、左长军未持续带领工人在工地施工。2018年3月至8月期间，左长军带领工人施工；2018年8月-11月期间，左长文带领工人施工。施工期间，左长文、左长军各自记录自己所带工人的人工数量。因对对方记录的人工数量不认可，左长文、左长军发生争议。后因束小兴向工人结算了工资，左长文诉至法院，提出前列诉讼请求。一审审理中，左长文提供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主要载明：“文化广场风管安装工程原由左长军承包，在2017年进场施工，到2019年起通风安装工程由左长军承包后，现转让左长文来结束工程施工，包括以前没施工完的所有工作内容，并验收合格为止，今后2017-2019年的工作量由左长文来结算，包括（豪威大厦），收款也由左长文来结算安排工人工资，左长军叫的工人工资由他本人来承担，左长文叫的工人工资由他本人承担，各负其职。”协议下方由左长文、左长军、束小兴分别签字。其中“收款也由左长文来结算安排工人工资”一句被划线删除。左长文陈述，协议原件在束小兴处，其仅拍照留存。左长军、束小兴称并无协议原件。一审另查明，束小兴累计支付2018年工人工资180645元，除赵拥军、周银桃系左长文的工人外，其余均为左长军的工人。左长文并明确，总额180645元减去赵拥军16100元、周银桃17820元，即为诉请金额146725元。一审又查明，2019年1月30日、2月1日、3月12日、4月14日、5月6日，三方多次因本案产生纠纷并报警。公安部门接处警视频及调解视频资料显示：束小兴认可将工程分包给左长军；左长文、左长军均曾带人施工，但二人对对方记录的各自人工数量存在异议，多次协商均未果；三方曾签订协议，但左长军认为协议系受胁迫所签，非真实意思表示，束小兴称协议仅为草稿，原打算由律师审核后重新签订正式版本，后公司审查后认为应先付工人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束小兴将涉案工程中的劳务分包给左长军，双方之间形成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左长军与左长文之间虽未有书面合同，但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公安部门视频资料，可以认定二人分别带领工人实际施工，双方系合作关系。左长文虽提供协议书复印件，主张经三方协商一致受让涉案工程，但左长军、束小兴均对协议书内容不予认可，且三方在公安部门调解过程中也未能就协议书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此外，从协议书形式上看，仅载明由左长文结算工作量，而“收款由左长文来结算安排工人工资”的内容被划线删除，故不能依据左长文提供的该份协议书复印件即认定三方就左长文受让工程款达成一致意见。现左长文依据协议书要求左长军、束小兴返还工程款146725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左长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35元，由左长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左长文一审庭审时陈述，其与左长军二人合伙做文化广场二期工程，2017年8月至11月其带领工人到现场拆管子，总共计300多个人工。后来发现左长军2017年3月至8月期间在别的地方做的人工全计到文化广场工程中。因人工出入太大，与左长军发生纠纷。左长军对不出自己的人工，所以签订了三方协议。本院认为，左长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左长文诉请的标的，系应当发放给工人的工资，并实际由束小兴发放给工人领取，左长文一方带领的工人赵拥军、周银桃亦进行了领取，左长文主张剩余部分工人工资应当由束小兴与左长军支付给左长文个人，并无充分依据；第二，即使左长文提供的三方协议书曾经签署，但协议中将左长文要求的“收款由左长文来结算安排工人工资”删去，故可以认定三方并未达成工人工资由左长文负责收取发放的合意。左长文依据协议书内容来主张收取案涉工人工资并无依据。第三，即使左长文与左长军之间因合伙存在争议，左长文认为左长军存在多报工时的情况，左长文可向左长军以合伙法律关系进行主张，其向束小兴、左长军要求返还已经发放的工人工资，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35元，由上诉人左长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红娥审判员  卢文忠审判员  王 莹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