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0602行初59号原告张海阳，男，1987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被告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大道99号。法定代表人陈伟军，局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旺荣、马健，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海阳与被告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保护行政管理一案，于2020年3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海阳诉称，原告2019年4月向被告举报在“谢少名店”购买的鳄鱼皮包，没有野生动物专用标识，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规定，要求依法查处给予举报奖励。被告（派出机构柯桥分局）于12月17日作出处理决定，认为涉案皮钱包无法确定具体品种且《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管理办法》尚未实施，所以违法事实不成立，不予处罚，决定撤销立案决定。首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家公约》9.6号决议可辨认的部分或衍生品规定，原告购买的两个皮钱包上含有美洲鳄鱼皮、尼罗鳄鱼皮标签，被举报人“谢少名店”亦承认两款皮钱包是美洲鳄鱼皮、尼罗鳄鱼皮的，故涉案皮钱包属于野生动物制品。再依据《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鳄鱼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鳄鱼制品是要求加载“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具体到本案中，涉案鳄鱼皮钱包未加载标识，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被告居然认为没有法律规定，这真是荒谬。其次，依据《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谢少名店”显然未取得野生动物制品经营许可证，其销售的行为是违法的。最后，被告对原告购买到假的违法的鳄鱼皮钱包问题，调查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其撤销立案不再处理的行为错误。被告作为行政机关应当熟知相关法律，却依然法律适用错误。为此，诉请法院：一、撤销被告对原告投诉举报事项作出的销案处理决定；二、判令被告对原告投诉举报事项重新处理；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一、原告与本案无行政行为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只是作为普通的消费者购买了鳄鱼皮包，其与行政机关针对“未发现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的举报作出的处理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之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故原告不具有主体资格，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二、原告诉讼请求针对的是销售过程中真假包的判断，不属于被告的职权范围，故本案被告不适格。通过起诉状及原告提交的举报信内容看，主要涉及“买到假包”和“未发现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两个行为。被告认为，销售环节的“真假包”的判断不属于被告的职责范围，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故本案被告不适格。三、被告作为陆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法律法规未规定处罚事项时撤销立案，适用法律正确。对于原告在举报中提及“未发现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其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但国家林业局《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公告》第一条规定的范围并不包括鳄鱼皮制品。同时，根据国家林业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对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生产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和开展标记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规定，“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的对象系“利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为原料的生产企业”而非一般销售主体。依据鉴定报告“无法通过形态鉴定确认其具体种属”，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两个皮包确系鳄鱼皮。即使原告提供的皮制品确实系鳄鱼皮，鳄鱼皮也不在国家林业局对“实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的范围之内。故，本案不存在原告所举报的违法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被告作出的《投诉举报处理告知书》适用法律正确。四、被告已于2019年12月18日向举报人送达了书面回复，程序合法。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投诉举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行政管理的重要途径，除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弥补行政机关执法能力不足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就何种事项向哪个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取决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具体规定；与此相应，能否就投诉举报事项提起行政诉讼，也需要根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于投诉举报请求权的具体规定作出判断。通常情况下，对是否具备原告资格的判断，取决于以下方面：第一，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投诉举报的请求权；第二，该投诉举报请求权的规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就本案所涉及野生动物保护领域而言，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向有关部门和机关举报或者控告违反本法的行为。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机关对举报或者控告，应当及时依法处理。”据此投诉举报的作用并非直接保障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者自身的合法权益，主要是为行政机关查处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行为提供线索或者证据，因此其规范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对于投诉举报所作的处理，均与投诉举报人自身合法权益没有直接关系，且获得举报奖励，仅仅是原告对其反射性利益保护的主张，也与投诉举报人自身合法权益没有直接关系。由此投诉举报人也就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张海阳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新辉审判员  沈 岚审判员  王建国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翌婷?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一）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二）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