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浙0602行初306号原告杨亚东，男，197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先筱，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志明，男，1950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被告新昌县房屋征收办公室（现为新昌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住所地新昌县南明街道南明路173号。法定代表人章俊英，主任。出庭行政负责人黄林江，副主任。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国仁，浙江新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新昌县南明街道人民中路130号。法定代表人丁汉浩，主任。出庭行政负责人吴灿军，副主任。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潘孟雁，浙江新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戴云立，男，196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第三人何小忠，男，196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第三人浙江新昌金龙喷灌泵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新昌县江南南路25号。法定代表人何小忠。原告杨亚东、吕志明诉被告新昌县房屋征收办公室、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行政协议一案，原告杨亚东向新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原告申请异地管辖，新昌县人民法院报请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因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本院依法通知吕志明、戴云立、何小忠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其中戴云立明确表示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何小忠虽未向法庭作出放弃实体权利的意思表示但未到庭参加诉讼，故本院将其转为本案第三人；同时，因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浙江新昌金龙喷灌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浙0602行初91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11月11日，该院作出（2019）浙06行终497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9）浙0602行初91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重新立案后，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亚东、吕志明及杨亚东的委托代理人杨先筱，被告新昌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的行政负责人黄林江及委托代理人陈国仁，被告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的行政负责人吴灿军及委托代理人潘孟雁，第三人戴云立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何小忠、金龙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争的行政行为：2018年6月26日，被告新昌县房屋征收办公室、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金龙公司签订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原告杨亚东、吕志明诉称，2009年9月27日，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何小忠与第三人金龙公司签订房产转让合同1份，约定由第三人金龙公司出让坐落于新昌县江南南路25号房屋，建筑面积3367.31平方米（新房权证2006字第××号、新房权证2006字第××号）。2015年8月10日，为明确房屋产权及购买事实情况，杨亚东、吕志明、戴云立、何小忠又与金龙公司重新签订购房协议1份，并经新昌县公证处公证。故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第三人何小忠系江南南路25号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其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2017年8月28日，新昌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对江滨南路东段延伸工程征收范围内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决定对案涉房屋进行征收，2018年6月26日，被告与金龙公司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行政法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原则，现起诉，请求判决撤销两被告与第三人金龙公司签订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原告杨亚东、吕志明向法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有：1、2018年6月20日由两被告出具给第三人金龙公司的《函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户编号J008）、《新昌县拆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纪要》（拆改办纪要[2017]11号）各1份，证明被告违法与金龙公司签订协议的事实；2、录音资料1份，证明被告下属新昌县建设局单位负责人曾确认案涉房屋利益应由原告等四自然人享有的事实；3、《关于要求何小忠、戴云立、杨亚东、吕志明四人协商出房屋征收补偿款分配结算方案的函》1份，证明金龙公司确认案涉房屋权利为四自然人的事实；4、《转让协议书》、《协议书》（公证件）、公证书、收条各1份，证明原告及第三人何小忠、戴云立早于2009年就与金龙公司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并已全款付清，符合房屋征收补偿主体确认要求；5、地籍档案查询单1份，证明案涉房屋土地至2017年8月21日仍然存在土地使用权；6、新昌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于2000年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2000年6月5日案涉房屋同其他坐落于江南南路25号土地的房屋所有权均转入金龙公司；7、中共新昌县委办公室《督察通知书》（督通字[2018]5号、3号）2份，证明案涉房屋土地至2018年5月18日止尚未依法收回国有；8、《国家税务总局新昌县税务局〈关于对询问人吕志明、杨亚东因房屋买卖关系的税收疑问〉的回复函》、《关于对浙江新昌金龙喷灌泵业有限公司有关税收问题的意见》，证明案涉房屋征收补偿款不属于金龙公司的企业应税收入，无需计税。被告新昌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辩称，一、案涉房屋原系浙江新昌县喷灌机总厂所有，1999年该厂改制，改制后的企业为金龙公司，其中案涉房屋所涉的3350平方米土地不在改制范围内，退让留作江滨道路拓宽建设用地。后第三人金龙公司将案涉房屋转让给本案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何小忠，但房屋产权证仍登记在第三人金龙公司名下。故被告与第三人金龙公司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二、第三人金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小忠系案涉房屋的买受人之一，金龙公司已经签订了补偿协议，原告杨亚东应当知道补偿协议之内容，原告于2019年2月1日才提起诉讼，其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三、案涉房屋虽由金龙公司转让给杨亚东、吕志明、戴云立、何小忠4人所有，但没有办理过户登记，其物权没有发生变动，故确定由金龙公司作为被征收人也是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应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的规定。同时，第三人金龙公司在改制取得案涉房屋房产时，其所属土地不在改制范围内，已作退让留作江滨道路拓宽建设的用地，所以，对房屋的补偿按重置价进行评估补偿合理、合法。综上，原告的起诉应当驳回，请求依法裁决。被告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辩称，一、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根据房屋征收部门的委托，实施的江滨南路东段延伸工程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以及签订补偿协议的行为后果，均应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案涉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于2018年6月26日签订，该补偿协议第八条明确约定，“对补偿协议内容有异议的，可以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十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故原告于2019年2月1日提起诉讼，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三、案涉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所确定的被征收人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同时案涉房屋没有土地证，其所在的土地在改制时已经退让留作江滨道路拓宽建设的用地，所以以重置价进行评估并补偿给被征收人符合本案实际。综上，原告将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列为被告属于错列被告，其起诉应当驳回，请求法院依法裁决。被告新昌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供并在庭审中出示以下证据：1、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江滨南路东段延伸工程征收范围内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新政发（2017）72号]及江滨南路东段延伸工程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各1份，证明新昌县人民政府为建设江滨南路东段延伸工程需要，对江滨南路东段延伸工程征收范围内房屋实施征收，以及征收范围、征收时间、征收补偿方案等内容；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委托书1份，证明被告一委托被告二实施新昌县江滨南路东段延伸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及委托期等内容；3、新昌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同意新昌喷灌机总厂改制方案的批复》（新企改办【1999】第95号文件）、地籍档案查询单、新昌县土地管理局、新昌县财政局《关于确认浙江新昌喷灌机总厂企业转制土地估价结果的通知》（新土字【1998】第47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新评字（1998）第88号]、土地估价报告各1份，证明案涉被征收房屋是金龙公司因企业改制而取得，改制的面积是21510.5平方米，根据规划意见，其中3350平方米中3158平方米作为道路建设用地，原企业中的335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因道路退让被收回，土地评估报告没有包括3350平方米的面积，未作为改制资产转让给金龙公司所有；4、地籍查询单和现状图，证明金龙公司实际取得土地面积是18160.5平方米。被征收房屋在3350平方米的土地上，档案上不能明确看出，但是双方对这个事实应该无争议；5、浙江新昌柴油机总厂1997年的土地使用权审批表及附图、金龙公司2000年土地使用权审批表及附图各1份，证明金龙公司通过改制从浙江新昌柴油机总厂使用的21510.5平方米土地上出让取得18160.5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由此说明3350平方米土地不在改制范围内，留作退让道路用地，案涉房屋所占土地系3350平方米退让土地；6、新土储合字（2001）第2号新昌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回收合同1份，证明上述18160.5平方米土地中，2001年有95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被收回的事实；7、地籍档案查询单3份，证明金龙公司的土地被收回957平方米后，就剩余土地重新进行了登记办证，在办证过程中，金龙公司取得了3份土地使用权证，其总面积16315.5平方米；8、新土储字新昌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回收合同及地形图，证明金龙公司16315.5平方米土地已于2005年被收回；9、2013年、2017年、2019年分别对案涉房屋所拍摄的航拍图，证明案涉房屋于2013年、2017年的现场情况及2019年被拆除后的情况；10、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平面示意图2份，新房权证2006字第××号、第××号房产证各1份，证明金龙公司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及案涉房屋的坐落位置；11、建设道路退让土地规划图，证明案涉房屋在江滨道路规划内，坐落位置在新昌江南侧，金龙公司取得土地的北侧；12、金龙公司营业执照1份，证明协议签订主体金龙公司的主体信息；13、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金龙公司委托代理人魏永顺的身份信息；14、协议书、转让协议书、公证书各1份，证明金龙公司于2009年签订协议将案涉房屋出卖给何小忠、戴云立、杨亚东及吕志明4人，2015年又重新签订合同并公证，但案涉房屋产权证未办理过户手续的事实；15、公证书（包含通知、函告、邮寄凭证）1份，证明被告一于2018年6月20日向金龙公司邮寄通知签订征收补偿及腾空房屋的时间；16、《房地产估价报告》、（测绘）评估机构《营业执照》、（测绘）评估机构资质证书、（测绘）评估人员资质证书、案涉房屋评估结果的计算清单、情况说明各1份，证明案涉房屋已经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认以重置价评定价值，重置价即房屋建造成本价的事实；17、《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证明被告二与金龙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并由委托代理人魏永顺签名确认的事实；18、货币补偿给付证明、金龙公司出具的腾空单，证明金龙公司已经按时腾空房屋，被告也支付了货币款的事实；19、新昌县拆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纪要（拆改办会议纪要【2017】1号、11号、【2018】3号），证明新昌县拆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明确因涉及税收问题，案涉房屋征收需以金龙公司为签约主体，对案涉房屋以双倍重置价进行货币补偿的事实；20、《国家税务总局的公告》（2012年第4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11号）各1份，证明该管理办法第十五、十六、十七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公告第一条规定，作为企业取得政策性补偿款的话，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21、退休核准表，证明本案原告吕志明以前一直负责拆迁办工作，案涉房屋列入征迁范围的信息其是很清楚的。被告新昌县房屋征收办公室同时确认其作出行政行为的法规依据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被告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同时确认其作出行政行为的法规依据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三人戴云立述称，其意见与原告意见一致，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及证据。第三人何小忠、金龙公司未提供书面意见及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原告证据1，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函告》以及会议纪要只能证明被告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过程中履行了相应义务，本案中就房屋的征收主体产生异议，新昌县人民政府拆迁公告及征收补偿政策中均明确对房屋产权合法性有异议的要提交有权部门认定，拆改办有权对案涉房屋权属及原告与第三人金龙公司签协议的合法性进行认定，程序正确；第三人戴云立对证据无异议，认为金龙公司已经把房屋转让给四自然人，应与四自然人签订补偿协议；原告证据2，两被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录音资料中无法确认身份，无法判断录音内容真实性，录音来源不明，无法确认合法性，即使录音内容属实，也达不到证明目的；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质证意见成立；原告证据3，两被告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房屋所有权人是金龙公司，原告仅仅对拆迁补偿款有收益，而不享有物权；第三人戴云立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原告证据4，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不认可，案涉土地使用权已被政府依法收回，依法收回房屋按照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房地产不得转让，原告与金龙公司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所签订的协议应属无效，且原告未能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证，依法不能作为征收补偿主体。第三人无异议；原告证据5，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原浙江新昌喷灌机总厂取得了案涉房屋占用土地的保管使用权，不能证明金龙公司已经取得了合法土地使用权，不能证明原告对土地享有合法使用权，案涉房屋土地在改制过程中已经收回并重新出让，案涉房屋并未出让给金龙公司使用，所以金龙公司依法享有合法土地使用权的说法不能成立。第三人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至2017年8月21日，案涉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土地使用者为浙江新昌柴油机总厂，面积21510.50平方米的事实；原告证据6，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已明确建筑面积16068平方米在企业改制时以出让方式给金龙公司，案涉房屋占用土地不包括在该面积中，原告的证明目的不成立；第三人无异议；原告证据7，被告一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的形成背景，系案涉房屋在被征收过程中，案涉房屋被原告等人占有使用，被告二查明，案涉房屋所占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已被收回，原告等人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因此，与县政府协调，依法强制收回案涉房屋所占有土地；被告二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否收回有无收回是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职责，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二如何完成案涉房屋拆迁事宜。第三人无异议；原告证据8，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企业取得房屋征收补偿款要计税，房屋认定为个人的话，免征税；第三人无异议。被告证据1，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证据2，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证据3，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认为上述评估报告载明的是“根据建设规划部门有关规划意见，其中3350平方米临新昌江土地需退让”，不是已经退让，最后实际情况是土地还是给了金龙公司；被告证据4，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对此说法不予认可；被告证据5，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规划图对比，仅仅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数字上有变更，案涉土地实际并未退让；被告证据6-10，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证据11，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案涉土地已退让这一说法不予认可；被告证据12-14，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证据15，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行政行为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明知案涉房屋的权利在原告等4人名下，还与金龙公司签订协议不合法；被告证据16，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对真实性予以认可，有一个地方与被告之前举证质证时矛盾，被告之前说价值是重置价双倍价值，该事实由会议纪要证实，鉴定报告书载明估值类型是市场价，鉴定报告书第六条载明的估价依据均没有重置价双倍估价类型。而根据新昌县房屋征收惯例，均是按市场价估价。被告未按市场价，违背公平原则；被告证据17，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违法，应被撤销；被告证据18，两原告对于给付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腾空单有异议，不能证明房屋已经腾空，只是一个告知和承诺，拆迁时原告杨亚东私人财产以及承租财产全部含在房屋内；第三人戴云立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事实上其没接到通知不清楚该情况；被告证据19，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质证认为【2017】1号第二大条对合法建筑的认定规定，原告购买案涉房屋均有房产证，属合法建筑，不应该用双倍重置价进行补偿，根据补偿条例明确规定应按照市场价值补偿；【2018】3号会议纪要达成结论证明被告所谓的双倍重置价补偿政策依据是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案涉房屋是国有土地，该补偿显然是违法的，【2017】1号载明已取得房屋使用权利的，可以房屋买受人作为主体，作出文件时没有区分买受人、出让人是自然人的情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条例以及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自然人以及企业的物权区分对待进行规定，被告以及相关参与会议作出的纪要的单位作出该会议纪要是违法的；【2017】11号中只有第八条对案涉房屋有关联，土地退让与应按重置价补偿没有任何关系，且土地实际也未退让，所有被告基于退让认定只是改制期间的拟退让，到本案第一次开庭为止，房产证未注销，案涉土地未退让。原产权人为企业；涉税问题，也无法律依据。行政补偿问题只要行政补偿受益人不是企业，不涉及税收，原告已经进行咨询，被告对于事实认定错误，其得出结论原告不认可；被告证据20，两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被告指出公告的第十五、十六、十七条规定搬迁收入是要计税的，原告在案外进行咨询时得到答复是计税时间点应该在2009年买卖行为发生时进行计税并清缴，拆迁安置时不可能进行二次缴税情况；第三人戴云立质证认为其不清楚该情况，不发表意见；被告证据21，两原告质证认为被告陈述情况不符合事实，拆迁公告发布在2017年后半年，原告吕志明2011年就退休了，怎会知晓，拆迁工作人员享有购买房产权利。吕志明涉嫌违纪违法行为也已经过调查，没有任何违法情况；第三人质证认为原告吕志明身份不应影响第三人的利益。原告证据1、3-4、6-8，被告证据3-5、11、15-21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合法性及证明力在判决说理部分详述。经审理查明，原浙江新昌喷灌机总厂于1997年通过划拨的方式取得新昌县城关镇江南南路25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1510.5平方米。1999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对浙江新昌喷灌机总厂进行企业改制，改制后的企业为第三人金龙公司，对浙江新昌喷灌机总厂的相关的土地、房屋等相关财产转让给第三人金龙公司，其中18160.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制给了第三人金龙公司，且该18160.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由第三人金龙公司于2000年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剩余的335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企业改制时退让留作江滨道路拓宽建设用地，土地取得方式仍为划拨，对于该3350平方米土地上的房屋，2006年第三人金龙公司经登记领取了新房权证2006字第××、0××6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总计面积为2882.88平方米。2009年9月27日，第三人金龙公司与原告杨亚东、吕志明、第三人戴云立、第三人何小忠签订转让协议书，将新房权证2006字第××、0××6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的房屋转让给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第三人何小忠。2015年8月10日，第三人金龙公司与两原告及第三人戴云立、第三人何小忠就上述转让协议内容进一步明确并重新签订协议书，并办理了公证。2017年8月28日，新昌县人民政府对新昌县江滨南路东段延伸工程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本案所涉的新房权证2006字第××、0××6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8年6月26日，被告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金龙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对上述新房权证2006字第××、0××6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的房屋进行了补偿。另查明，案涉房屋在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前，由杨亚东等人实际占有和使用；新昌县房屋征收办公室于2019年5月21日更名为新昌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本院认为，被告新昌县房屋征收办公室作为新昌县人民政府指定的房屋征收部门,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作为新昌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其根据《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江滨南路东段延伸工程征收范围内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新政发[2018]72号】第三条关于：“房屋征收部门：新昌县房屋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的规定，与金龙公司就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签订协议，具有签订案涉协议的行政主体资格。被诉编号为J008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系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与第三人金龙公司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契约性，对该协议是否撤销应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及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予以判断。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被诉《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所涉房屋为新房权证2006字第××、0××6号的房屋，金龙公司于2006年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且上述案涉房屋范围内的土地使用者仍登记在原使用者原浙江新昌柴油机总厂名下，未被国家收回和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所有人或者共有人，享有该建筑物、附着物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但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作为动产转让的除外。及当时有效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房屋权属登记应当遵循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规定，可以确认金龙公司享有案涉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而该房屋于2009年9月27日已由杨亚东、吕志明、戴云立、何小忠通过签订转让协议书的形式从金龙公司取得，并实际占有和使用，2015年8月10日又通过重新签订转让协议书的形式作了进一步明确，并办理了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故杨亚东、吕志明、戴云立、何小忠对上述房屋依法享有相应的物权。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故被告以房屋产权证仍登记在第三人金龙公司名下，与第三人金龙公司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于法无据。同时，该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故被告以案涉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已被国家收回，被诉《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以双倍重置价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补偿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被告提出原告取得案涉房屋时未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转变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性质，在案涉房屋被征收时可通过补交等方式救济。关于本案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本院在审理（2019）浙0602行初91号案件时已明确，并由（2019）浙06行终497号行政裁定确认，不再赘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6月26日与第三人浙江新昌县金龙喷灌泵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新昌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新昌县南明街道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 岚人民陪审员  潘芳芳人民陪审员  施立龙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王翌婷?附录：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2、《最高人民法院关》第十四条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准许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按期开庭或者继续开庭审理，对到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双方的诉辩理由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进行审理后，依法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