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9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葛晓冬，男，1987年6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淮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宇歌，上海宽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传生，男，196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隆古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高新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俊辉，上海社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卓礼松，男，1976年7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六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国昌，男，1972年7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上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俊辉，上海社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时徽(上海)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石明基，经理。上诉人葛晓冬因与被上诉人贾传生、被上诉人上海隆古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古公司)、被上诉人卓礼松、被上诉人任国昌、被上诉人时徽(上海)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徽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4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葛晓冬上诉请求：要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由卓礼松赔偿贾传生各项损失的50%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155,645.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律师费3,000元，隆古公司、任国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隆古公司作为工程承包方，将一部分工程违法分包给任国昌，任国昌又将该部分工程违法转包给卓礼松，卓礼松雇佣葛晓冬和贾传生工作。贾传生与卓礼松之间系雇佣关系，葛晓冬从卓礼松处代领一定费用后转付给贾传生。即使一审法院认定葛晓冬与贾传生之间系雇佣关系，但隆古公司、任国昌、卓礼松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隆古公司、任国昌、卓礼松将工程违法分包给没有相关资质的个人，只享受建筑工程的施工利益，所有赔偿责任均由赔偿能力有限的葛晓冬承担显失公平。被上诉人贾传生书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贾传生作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葛晓冬作为雇佣者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隆古公司、任国昌共同书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隆古公司、任国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贾传生受伤的经过只有贾传生与葛晓冬知情，而贾传生在一审期间多次虚假陈述，现葛晓冬的上诉请求依据的事实也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严重不符，贾传生与葛晓冬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嫌疑。被上诉人卓礼松书面辩称，涉案事故发生时为星期天，贾传生是葛晓冬当天临时雇佣的，贾传生与其他公司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贾传生负责的工作仅是将建材从工地所在小区门口运至小区内需要安装背景墙的相关场所，综上一审认定贾传生与葛晓冬之间构成临时性的普通搬运劳务关系与事实相符。葛晓冬无证据证明其与贾传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何种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在贾传生受伤住院接到葛晓冬通知后，卓礼松才知道贾传生为葛晓冬提供劳务，卓礼松与贾传生之间未形成个人劳务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被上诉人时徽公司未作辩称。贾传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葛晓冬赔偿医疗费46,905.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20元、交通费500元、残疾赔偿金250,384元、误工费9,680元、护理费4,840元、营养费1,200元、鉴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律师费10,000元，合计335,829.80元，其中扣除葛晓冬垫付的38,433.80元，葛晓冬还需赔偿297,396元。2、要求隆古公司、卓礼松、任国昌对葛晓冬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封周路的金地嘉定新城项目批量精装修工程三标段由隆古公司向建设方承包施工。为此，隆古公司与案外人上海荣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升公司)签订一份《劳务分包合同》，将工程分包给案外人荣升公司进行组织施工。同时，隆古公司与任国昌签订一份《工程材料采购代理协议》，将工程所需部分材料委托任国昌代理采购。该协议约定，所购材料由任国昌负责运至工程现场，并负责安装、施工；代理采购材料的总价为7,297,581元，包含材料总价、任国昌一方机械、人员、安装、施工、材料装车运输的各种费用即其他相关费用；除代理采购的材料总价外，任国昌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隆古公司主张其他任何费用；在材料采购过程中，由任国昌先行垫付；当单项材料款项超过隆古公司核定的该项材料成本价总价时，隆古公司将拒绝支付超成本部分，由任国昌自行解决；工程结算完成后，隆古公司付至材料总价的95%，剩余5%的材料款，在隆古公司的工程完工且缺陷责任期满2年后予以结算支付(防水、隐蔽工程保修5年)。为此，任国昌与卓礼松联系材料采购事宜。2018年4月26日，卓礼松将其拟定的合同文本通过微信传给任国昌，征询其意见。该合同文本明确：隆古公司为合同甲方，时徽公司为合同乙方，任国昌为甲方联系人、卓礼松为乙方联系人；采购产品为“瓦楞镜”277.40平方米、“硬包”857.50平方米，单价分别为320元/平方米和165元/平方米，合同总价为230,255元，含安装、运费、辅材等。合同文本同时注明了卓礼松和时徽公司的银行账号，并在甲、乙双方的落款处分别注明隆古公司和时徽公司的名称，且在乙方落款处加盖时徽公司的印章，而甲方落款处尚未加盖隆古公司的印章。合同文本因此明确，合同确认回传时需盖章并签名视为有效。但任国昌收到上述合同文本后，未在合同文本上加盖隆古公司的印章并回传给卓礼松。卓礼松因此认为可由其个人与任国昌个人之间，来按上述合同文本的内容实际履行。之后，卓礼松开始采购相关材料，任国昌则通过他人或其本人也陆续向卓礼松付款，而隆古公司则未向卓礼松付过任何款项。因卓礼松在实际履行中，又将其应履行的上述义务中的安装等内容，转给葛晓冬来进行。故卓礼松在采购了相关的建材后，就将建材交给葛晓冬，由其去完成后续相关工作。2018年6月17日(星期日)下午，葛晓冬为完成其从卓礼松处承接的业务，就联系了案外人余某某，表示需要人手一同完成相关工作，并会支付一定的报酬。为此，案外人余某某就与贾传生一同于当天下午4点左右到达隆古公司承包的工程所在地，与葛晓冬一起将卓礼松已采购好的建材，从工地所在小区门口运至小区内需安装背景墙的相关场所。因需运送的建材为板材，三人通过将板材先装在一板车上，然后由一人拉着板车前面的一根绳索向前拉，另两人则在板车后面推，来完成此项工作。开始第一车，是由葛晓冬在前面拉，贾传生和案外人余某某则在后面推。之后第二车，贾传生在板材装上车后，主动到前面拉，葛晓冬与案外人余某某则在后面推。在运第二车的途中，贾传生突然表示其右手大拇指被板车的绳索拉伤。为此，葛晓冬和案外人余某某一起将贾传生送至医院治疗。经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诊断，贾传生为右拇指离断伤。因此，贾传生于次日入住该院，行右拇指试植术，术后于同年6月21日出院。同日，贾传生又入住上海市松江区九亭医院，予抗炎改善微循环换药、对症支持治疗，并于同年6月28日行右拇指清创残修及皮瓣转移修复术。术后于同年7月4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右拇指离断试植术后，右拇指坏死。出院后，贾传生又至医院门诊随访换药等治疗至2018年9月3日。为上述治疗，贾传生共花费医疗费46,838.30元、伙食费67.50元，合计46,905.80元。其中，由葛晓冬为贾传生垫付38,433.80元。而在事发前，葛晓冬已经请人与其一起陆续完成了，其向卓礼松承接的相关业务中部分工作量。其中，也包括与本案事发时相同的搬运板材工作。事发后，葛晓冬因需为贾传生垫付医疗费，而将贾传生受伤情况通知卓礼松，要求卓礼松向其付款。卓礼松因此要求葛晓冬撤离工地，原由葛晓冬向其承接的本案所涉业务中尚未完成部分，由其在之后自行完成。同时，卓礼松分批向葛晓冬支付了其原欠葛晓冬的相关款项。其中，包括葛晓冬承接的本案所涉业务中已完成部分的相应价款。2018年11月23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在对贾传生伤情进行鉴定后出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贾传生外伤致右拇指远节离断伤，遗留右手拇指功能丧失25分，构成XXX伤残，伤后可予以休息120日、营养30日、护理60日。为此，贾传生支出鉴定费2,000元。因当事人之间就赔偿事宜未能协商一致，贾传生遂诉讼至一审法院，并因本次诉讼聘请律师而支出律师费10,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贾传生系上海易华涂装有限公司员工，与该单位签订有无固定期劳动合同。自2012年1月起至今，贾传生居住于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北管村XXX号XXX室。事发前，贾传生所在单位在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向其发放工资，平均每月约为3,772元。事发后，贾传生所在单位至今仍向贾传生支付工资，并继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但因贾传生受伤病假在家，基本上是参照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一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者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虽然贾传生就本案所涉事故发生前后的相关事实，多次作了不实陈述，但其就其右手大拇指是在拉运输板材的板车过程中，被板车的拉绳拉伤则是明确的，且葛晓冬对贾传生是在拉板材过程中受伤的事实也始终予以确认，故对贾传生主张其受伤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而葛晓冬虽否认其与贾传生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贾传生与葛晓冬及案外人余某某一起拉运板车，将相关板材从小区门口运至施工场所，属葛晓冬向卓礼松承接的业务范围，而葛晓冬又承认贾传生帮忙运板材后其会支付一定的辛苦钱，应属劳务报酬性质。故可以认定贾传生事发时是在为葛晓冬提供劳务，其因此要求葛晓冬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贾传生就其右手大拇指受伤原因的陈述前后反复，而其在诉讼中就相关事实又多次作出虚假陈述，难免使人对其陈述的受伤原因也产生怀疑。其右手大拇指在拉车过程中受伤虽能认定，但致伤原因或许另有隐情，不能排除贾传生为了达到有利于自己赔偿的目的而未陈述真实致伤原因的可能。但限于事故的突发性，除贾传生本人外客观上无人知晓其真正的受伤原因，故也不能轻易否定贾传生已陈述的受伤原因。尽管如此，从贾传生自己陈述其受伤时拉板车的拉绳方式来看，其将右手大拇指单独伸进拉绳前端绳圈，另四指在绳圈外，再握住绳子拉着板车前行，明显存在不合理之处。上述做法既使不上力，又势必使该大拇指在拉行过程中，独自承受一个与拇指正常生理伸曲方向相反的作用力，当该作用力达到一定程度，该大拇指就不易从绳圈中脱离，进而使该大拇指处于危险境地。从事发前他人能顺利完成与事发时贾传生从事的同样拉车工作，且事发当天由葛晓冬在前面拉的第一车也能顺利完成，而事发当天由贾传生在前面拉第二车过程中就发生事故来看，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贾传生采用上述拉绳方式拉车的不合理。而贾传生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应具有一般的风险识别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对其采用的拉绳方式可能会产生的上述风险应有相应的注意义务。但其疏于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采用上述不合理拉绳方式拉车，以致大拇指在拉车过程中受伤，具有较大的过错，且与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故法院结合案情，酌情确定由葛晓冬对贾传生因事故遭受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贾传生自负。虽然葛晓冬从卓礼松处承接的涉案业务，实际与隆古公司承包的装修工程有关，而任国昌也与隆古公司签订了包括涉案业务在内的相关采购代理协议后，再与卓礼松联系，并由卓礼松再将该业务转于葛晓冬来完成。但就葛晓冬承接的业务内容来看，实际仅是在卓礼松采购板材后，从卓礼松处接收相关板材，将相关板材从小区门口搬运至指定场所，再进行安装。而贾传生事发时为葛晓冬提供的劳务内容，则仅是将相关板材从小区门口搬运至指定场所，属普通的搬运工作。且从整个事发经过，以及事发时贾传生另有正常工作的单位、事发当天为星期天等情况来看，贾传生事发时实际仅是临时为葛晓冬提供劳务。贾传生在诉讼中故意虚构其为葛晓冬提供劳务的起始时间和内容，以及隐瞒事发时其实际另有工作单位的真相，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其事发时为葛晓冬提供的仅是临时性的普通搬运劳务这一事实。现无证据证明从事上述涉案业务，依法需要何种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故即便如贾传生所述，不能排除隆古公司、任国昌、卓礼松以及葛晓冬之间，就涉案业务建立的是层层分包关系，贾传生要求隆古公司、任国昌、卓礼松对葛晓冬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也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具体的赔偿范围和数额，则应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确定。贾传生主张的医疗费46,905.80元中，包含了伙食费67.50元，应予扣除。医疗费的具体金额应以实际支出的46,838.30元为准。根据贾传生住院治疗时间和相关标准，贾传生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320元，法院予以确定。根据鉴定结论确定的贾传生伤残等级、伤后营养和护理时限、定残时的年龄、事发前的居住和收入情况、以及相关标准，贾传生主张残疾赔偿金250,384元、护理费4,840元、营养费1,200元，均未超过合理范围，法院依法予以确定。虽然贾传生在事发后仍由其所在单位发放工资，但工资标准低于其事发前的标准。故贾传生主张误工费，法院亦予以支持。具体金额，根据鉴定结论确定的休息时限和贾传生事发前后工资标准的差额进行计算后，确定为5,408元。贾传生主张的鉴定费2,000元，系因本次事故受伤进行鉴定而支出的费用，法院亦予以确定。贾传生因事故受伤而接受治疗、鉴定等，势必需支出相应的交通费，要求赔偿，合法有据，具体金额，法院酌情确定为300元。贾传生因事故受伤并致残，身心遭受了一定的创伤，应予以必要的精神抚慰。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结合司法实践由法院酌定。贾传生主张的律师代理费系其因本次诉讼聘请律师所花费用，具体数额，法院根据司法实践酌情确定。诉讼中，时徽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后两次庭审，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葛晓冬应赔偿贾传生医疗费46,838.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20元、营养费1,200元、残疾赔偿金250,384元、护理费4,840元、交通费300元、误工费5,408元、鉴定费2,000元等损失311,290.30元的50%计155,645.15元。扣除葛晓冬为贾传生垫付的医疗费38,433.80元，葛晓冬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贾传生117,211.35元；二、葛晓冬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贾传生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律师费3,000元；三、驳回贾传生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在一审法院2019年6月11日的法庭审理笔录(第四次)第13页中，葛晓冬陈述：“安装是我一个人做的。而且原告第一天来干活就出了本案所涉的事故”，贾传生陈述：“我确实是第一天干活就出事了”。双方均在该页笔录下方签字确认。本院认为，结合一审中的各方当事人陈述、病史资料、医疗费单据、鉴定意见书等证据材料，一审法院确认贾传生受伤属实正确，一审法院据此确定的赔偿范围和金额合理，本院对上述内容均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确定承担责任的主体。本院认为判断个人之间系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可从主体地位是否平等、工作持续的时间、工作内容、报酬支付方式等方面着手。首先，一审庭审期间，葛晓冬和贾传生均陈述过事发当天贾传生第一次到工地干活，且双方就贾传生受伤时是在从事板材运输工作并无异议。一审法院另查明贾传生与案外公司签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事发前至今，该公司持续为贾传生发放工资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另，葛晓冬承认会支付一定费用给贾传生，事发当天系星期日。综合上述情况，一审认定葛晓冬和贾传生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正确。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一审期间贾传生陈述的拉车方式不合理，一审法院认定贾传生具有较大过错，应自行承担50%赔偿责任正确。其次，葛晓冬上诉称贾传生和葛晓冬均系卓礼松雇佣，但葛晓冬无证据证明贾传生与卓礼松之间存在人身依附或隶属关系，且葛晓冬也陈述安装工作系其一人做的。葛晓冬抗辩称其承诺支付一定费用是指其从卓礼松处代领费用后转付给贾传生，但葛晓冬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贾传生与卓礼松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最后，葛晓冬上诉称隆古公司、任国昌、卓礼松将工程违法分包给没有相关资质的个人，隆古公司、任国昌、卓礼松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合上述分析，贾传生和葛晓冬之间系劳务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故隆古公司、任国昌、卓礼松之间的关系不影响葛晓冬按照过错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葛晓冬也无权要求隆古公司、任国昌、卓礼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葛晓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760.94元，由上诉人葛晓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王蓉审判长  蒋晓燕审判员  周 喆审判员  姚 敏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 蓉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