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59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鲍莉丽，女，1976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宏伟，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晓青，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康颂包装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周祝公路3528号。法定代表人：马亚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羽中，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亚军，男，197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羽中，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恒珍，男，196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丹，上海韩明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明志，上海韩明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鲍莉丽、上海康颂包装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颂公司）马亚军因与被上诉人刘恒珍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32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莉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恒珍承担。事实和理由：鲍莉丽对康颂公司履行了25万元的出资义务，是公司的实际股东。刘恒珍从未向康颂公司出资。刘恒珍是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工商登记的名义股东，康颂公司同意刘恒珍查账，均不能否定鲍莉丽实际股东地位。刘恒珍主张康颂公司曾向其分红100万元，不是事实。康颂公司成立以后，鲍莉丽一直向公司转账，以自有资金支持公司发展，尽到了股东的义务。康颂公司、马亚军共同辩称，同意鲍莉丽上诉主张。刘恒珍辩称，不同意鲍莉丽的上诉主张。康颂公司收到的25万元是刘恒珍的出资款，不是鲍莉丽的出资款。康颂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能够证明刘恒珍的股东资格。康颂公司同意刘恒珍行使股东知情权，证明公司认可刘恒珍的股东身份。康颂公司、马亚军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鲍莉丽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系争股权由鲍莉丽实际出资，鲍莉丽和刘恒珍之间就系争股权存在口头代持协议。刘恒珍主张25万元出资中的15万元系向马亚军所借，其余10万元是以其配偶名下专利出资，以及从公司取得100万元分红，均不是事实。马亚军从未出借款项给刘恒珍。该专利是康颂公司支付对价购买所得。根据康颂公司财务账册，100万元是对刘恒珍的借款或往来款，后刘恒珍以现金方式归还。刘恒珍诉康颂公司股东知情权案件中，康颂公司的代理人不了解案情，其所作陈述并非康颂公司真实意思表示。鲍莉丽同意康颂公司、马亚军的上诉主张。刘恒珍辩称，不同意康颂公司和马亚军的上诉主张。刘恒珍出资中确有15万元是向马亚军所借，借条原件在马亚军手中。另外10万元以专利作价出资。因马亚军要对专利作评估，为尽快注册公司，将专利出资改为货币出资，公司设立后，再将专利转至康颂公司名下。康颂公司未支付过专利的对价。刘恒珍曾去康颂公司查账，康颂公司从未对刘恒珍的股东身份提出异议。股东知情权案件中，康颂公司的代理人是特别授权代理，代理人所作意思表示即为康颂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鲍莉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鲍莉丽对康颂公司享有25%股权；2.康颂公司为鲍莉丽签发出资证明书，记入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刘恒珍名下25%股权变更至鲍莉丽名下；3.康颂公司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康颂公司为2009年7月2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马亚军。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刘恒珍、马亚军，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刘恒珍出资额为25万元，马亚军出资额为75万元。2014年3月，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刘恒珍出以100万元知识产权出资，占股25%；马亚军以300万元知识产权出资，占股75%。2009年6月16日，鲍莉丽从其账户分别取款25万元（流水号：XXXXXXXXXXXXXXX0039）、75万元（流水号：XXXXXXXXXXXXXXX0041）。同日，康颂公司账户转入25万元，（流水号：XXXXXXXXXXXXXXX0040）、75万元（流水号：XXXXXXXXXXXXXXX0042），备注分别为刘恒珍投资款、马亚军投资款。中国建设银行出具现金交款单两份，交款人分别为刘恒珍、马亚军，收款单位为康颂公司，金额分别为25万元、75万元，款项来源分别为刘恒珍投资款、马亚军投资款。同时查明，2013年1月4日、8月6日、2014年8月7日，康颂公司向刘恒珍分别转账支付30万元、20万元、20万元，用途为借款；2016年8月30日，康颂公司向刘恒珍转账支付25万元，用途为往来款。2013年1月8日至1月28日，刘恒珍通过银行合计向康颂公司支付现金10万元，款项来源为个人还款。2016年1月12日，康颂公司向刘恒珍出具收据，载明收取刘恒珍往来款现金60万元。2016年11月30日，康颂公司向刘恒珍出具收据，载明收取刘恒珍往来款现金25万元。刘恒珍否认其向康颂公司归还过上述款项。2018年11月7日，刘恒珍作为原告起诉康颂公司，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案号为（2018）沪0115民初83363号】。康颂公司辩称：刘恒珍是公司股东之一，持有25%股权。刘恒珍确实有权查阅公司章程、法律规定的文件及会计报表。2018年8月26日、27日，刘恒珍已经到标的公司查阅会计报表及相关资料等财务资料，至于2009年-2015年会计报表资料，由于电脑软件升级，原经办人人员已经调离，并未留下纸质会计资料，原留存在电脑里的材料只能查阅不能复制，刘恒珍也已经当场查阅过了，若一定要复制必须有专业人员操作。公司同意刘恒珍随时查阅法律规定的股东有权利可查阅的文件。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康颂公司提供其于2018年10月22日出具的联系函一份，载明:2018年8月26日、27日两日，刘恒珍现在已带两位其聘请的财务专业人员到我公司查阅了我公司的各类报表、会计账册、会计凭证、审计报告等详细资料，故没有必要再次提供。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马亚军表示其自公司成立时即知晓刘恒珍与鲍莉丽的股权代持关系，并否认刘恒珍系康颂公司股东。康颂公司亦表示其与马亚军同时知晓康颂公司与刘恒珍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一审法院另查明，刘恒珍与案外人黄某系夫妻关系，2010年4月13日，黄某将其所有的四头下料装置等9项专利转让至康颂公司，并表示作价10万元冲抵刘恒珍的股权出资款。一审庭审中，鲍莉丽与马亚军称双方系夫妻关系。鲍莉丽及刘恒珍均确认，双方未就康颂公司股权签订书面代持协议。鲍莉丽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得知康颂公司增资事宜，康颂公司增资时鲍莉丽未出资，鲍莉丽未向康颂公司主张过股东权利。2011年至2017年期间，康颂公司向黄广交发放工资。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鲍莉丽两次更换委托代理人。就鲍莉丽与刘恒珍如何约定双方股权代持关系，鲍莉丽第一任代理人表示鲍莉丽与刘恒珍就股权代持达成口头协议，收益归鲍莉丽。鲍莉丽第二任代理人表示未书面约定股权代持，鲍莉丽对刘恒珍很照顾，没有其他约定。鲍莉丽第三任代理人表示以刘恒珍的名义登记为股东，对收益未约定，也未作其他约定。鲍莉丽本人到庭表示其未与刘恒珍谈过股权代持，马亚军让刘恒珍代持股权，就股权代持的权利义务应该没有商谈。鲍莉丽第二任代理人，对一审法庭就其与鲍莉丽如何沟通案件事实的发问，屡次拒绝回答。为查明本案事实问题，一审法院三次通知马亚军到庭接受法庭询问，马亚军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刘恒珍系经工商注册登记的康颂公司股东，鲍莉丽认为其与刘恒珍存在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其系康颂公司股东，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首先，鲍莉丽未能提供其与刘恒珍就康颂公司股权归属进行约定的书面代持协议。鲍莉丽主张与刘恒珍存在口头代持协议，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恒珍亦否认存在口头代持协议。其次，根据鲍莉丽及其委托代理人的庭审陈述，其就口头代持协议的内容陈述不一，且语焉不详。一审法院认为，股权归属系生产经营中的重大事项，根据常理，即使鲍莉丽未与刘恒珍签订书面代持协议，也应当就双方权利义务进行详尽口头约定，但鲍莉丽一审当庭表示其未与刘恒珍协商过股权代持，由马亚军与刘恒珍协商让其代持但对具体权利义务未进行约定，有悖常理。再次，马亚军在本案中表示其自公司成立即知晓鲍莉丽与刘恒珍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康颂公司表示其与马亚军同时知晓鲍莉丽与刘恒珍股权代持关系的时间。而在双方发生争议前，康颂公司通过联系函确认刘恒珍的股东身份并同意刘恒珍行使股东权利查阅账簿。（2018）沪0115民初83363号股东知情权纠纷审理过程中，康颂公司表示认可刘恒珍的股东身份，并同意刘恒珍行使股东权利查阅相关财务资料。可见康颂公司对刘恒珍是否为公司股东的表述亦自相矛盾，而本案鲍莉丽起诉时间在刘恒珍主张股东知情权诉讼之后，一审法院认为，在双方发生争议之前，康颂公司对刘恒珍是否为股东的陈述更接近客观事实。最后，2013年至2016年期间，康颂公司向刘恒珍转账95万元，转账的备注为借款或往来款。康颂公司认为上述款项系向刘恒珍的借款但未能提供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的证据，康颂公司提供的还款凭证中，85万元为现金还款且无刘恒珍签字。刘恒珍认为95万元系分红并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亦否认向康颂公司归还过上述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康颂公司未提供其与刘恒珍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康颂公司向刘恒珍支付的款项金额较大，康颂公司提供的收据无刘恒珍签字确认，也无从刘恒珍银行账户转账至康颂公司的记录，刘恒珍亦否认还款的事实，故对康颂公司认为刘恒珍归还借款的事实，不予采信。鉴于在2013年至2016年间，康颂公司给予刘恒珍大额款项并未要求归还，刘恒珍称该款项系分红，更具合理性。综上，对于鲍莉丽主张其与刘恒珍存在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不予支持。关于鲍莉丽主张其系康颂公司注册资本的实际出资人，故其为康颂公司股东。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鲍莉丽提供的其与康颂公司银行活期明细、鲍莉丽取款凭条，因鲍莉丽取款流水号与康颂公司转入款项流水号相邻，可以推定鲍莉丽支付了康颂公司的注册资本100万元，但在付款凭证中，25万元的备注为刘恒珍投资款，75万元的备注为马亚军投资款，明确表明了该款项的来源与用途。其次，刘恒珍亦主张其出资系向马亚军借款，后将登记在其妻子黄某名下的知识产权转让给康颂公司用以归还部分借款，与其借款的主张相印证。虽然康颂公司辩称就该知识产权的转让支付了对价，但未能提供双方达成转让合意并支付对价的书面证据，其提供的支付对价的主体为黄广交，付款性质为工资，故对康颂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再次，2014年康颂公司进行增资，对增资事宜鲍莉丽表示不知情且未出资。故对鲍莉丽主张其系康颂公司注册资本的实际出资人，系康颂公司股东，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注意到，康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马亚军，康颂公司股东仅有马亚军、刘恒珍二人。在刘恒珍起诉康颂公司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前后，康颂公司均对刘恒珍股东身份予以确认并同意刘恒珍行使股东知情权。而在本案中，康颂公司及马亚军均表示在公司成立时即知晓鲍莉丽系康颂公司股东，刘恒珍并非康颂公司股东。康颂公司的陈述自相矛盾。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三次通知马亚军本人到庭接受法庭发问，而马亚军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鲍莉丽本人在法庭发问的过程中，对股权代持关系如何约定无法详尽回答，对于与其第二任诉讼代理人如何沟通本案事实问题的陈述，与其代理人的陈述不一，其代理人亦屡次拒绝回答其应当知晓的事实问题。康颂公司代理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以鼓掌、冷笑等方式扰乱法庭秩序。对于该等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应予批评。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鲍莉丽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50元，减半收取计8,025元，由鲍莉丽负担。各方当事人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已查明事实正确，本院均予确认。本院认为，鲍莉丽、康颂公司和马亚军上诉主张，就刘恒珍名下25%的康颂公司股权，鲍莉丽与刘恒珍存在口头代持协议，鲍莉丽系实际股东，但刘恒珍对此不予确认。本案中，马亚军表示其自公司成立时即知晓鲍莉丽与刘恒珍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康颂公司表示与马亚军同时知晓鲍莉丽与刘恒珍系股权代持关系。但在（2018）沪0115民初83363号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康颂公司表示认可刘恒珍的股东身份，并同意刘恒珍行使股东权利查阅相关财务资料。康颂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接受其委托出庭应诉，所作陈述的法律后果由康颂公司承担。康颂公司辩称其诉讼代理人所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在上述刘恒珍诉康颂公司股东知情权一案诉讼前，康颂公司即通过联系函确认刘恒珍的股东身份并同意刘恒珍行使股东权利查阅账簿，康颂公司并未对刘恒珍的股东身份提出异议。康颂公司本案中对刘恒珍股东身份的陈述与之前自相矛盾，其证明力应不予认定。并且，康颂公司的股东仅有马亚军和刘恒珍二人，马亚军与鲍莉丽系夫妻，马亚军是公司占75%股份的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本案处理结果直接影响马亚军、鲍莉丽夫妻二人的切身利益，故康颂公司、马亚军对本案所涉事实的陈述和意见不应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依据。鲍莉丽、康颂公司及马亚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鲍莉丽与刘恒珍之间存在口头代持协议，故对三名上诉人该主张，应不予采信。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在康颂公司经营过程中，鲍莉丽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相反，马亚军、刘恒珍后以二人共同享有的另一发明专利对康颂公司增资，而鲍莉丽对此一无所知，亦未有增资行为，故应当认定，鲍莉丽与刘恒珍之间亦无股权代持的事实合意存在，不应仅凭公司设立时刘恒珍的出资款系鲍莉丽提供，认定鲍莉丽是系争股权的实际投资人和隐名股东。鲍莉丽、康颂公司及马亚军要求确认鲍莉丽享有刘恒珍名下的康颂公司25%股权，缺乏依据，应不予支持。至于双方诉辩称所涉款项往来、专利对价、分红等争议，均不影响本案股东资格纠纷的认定和处理。各方当事人如有异议，应循相应法律关系另行主张。综上，鲍莉丽、康颂公司、马亚军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16,150元，由上诉人鲍莉丽负担16,050元，由上诉人上海康颂包装设备有限公司、马亚军各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王 敬审判员  敖颖婕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程勇跃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