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4行终1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景全，男，汉族，1960年4月14日出生，住抚顺市东洲区。委托代理人张国合，抚顺市新抚区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市东洲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抚顺市东洲区老虎台街道虎西一街59号。法定代表人张大威，该单位主任。委托代理人蔡骥翔，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铮，辽宁民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景全因解除行政协议并补偿一案，不服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2行初6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1995年8月16日抚顺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国有房产产权证，证号：NO.0010183，产权单位：东洲联社厂房(刘景权)，房产坐落：露天区宏大市场北，用途：厂房，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非住宅)。2014年4月24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记载“一、征收方委托德高评估公司，对乙方房屋及地上附着物等设施进行价格评估，并作为补偿依据。二、协议签订后，乙方在搬迁过程中必须按照评估报告内容搬迁，并完整移交甲方。如果乙方不经甲方同意，将以评估并补偿的设施搬迁，将从补偿款中扣除补偿费。三、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在一个月内将全部补偿款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四、乙方的人员安置及经营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自行解决，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五、甲方补偿乙方金额如下：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为人民币3760000元……。”补偿协议签订后被告即给付了原告部分补偿款，后被告又分期予以给付，到2017年4月19日止被告将补偿协议中约定的3760000元补偿款全部给付完毕，后原告认为被告应给付其补偿款的数额为5809827元，还应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等费用，故以诉称理由向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被告系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受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政府委托，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主体适格。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关于原告称系受到政府欺诈而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一节，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其自述在房屋拆迁时任村干部职务，并在签订补偿协议时知道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故原告应当知晓签订补偿协议的法律后果，据此原、被告已经就拆迁补偿达成了协议，并且原告已实际领取了协议约定的3760000元补偿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庭审中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系受到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可撤销情形签订的，且该补偿协议不存在故意或过失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原告请求解除征收补偿协议并支付其2049877元补偿款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被告给付土地补偿款、搬迁费和停产停业损失一节，庭审中原告称未向被告主张过给付该部分费用，且原告未提交与被告就该部分费用达成补偿协议的相关证据及其应当获得该部分补偿的相关依据，故对原告该项诉讼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景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432元，由原告负担。上诉人刘景全上诉称，请求事项：一、判决撤销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9)0402行初65号行政判决书。二、判决被上诉人给付2049877元补偿款。三、判决被上诉人给付土地补偿款955200元。四、判决被上诉人给付搬迁费74545元。五、判决被上诉人给停产停业损失504000元，以上合计3578942元。六、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事实错误，证据错误。一、原告所诉的2049877元是被告给原告的房屋评估价5809827元扣除已支付的3760000元的差价款。应当由被告支付而没有支付。该差价为原区委书记徐某同意给付而未给付。徐某在原告的补偿款的给付上采取了欺骗的手段，让原告以村干部带头少要钱，给其他人作样子签订了拆迁补偿合同，将5809827元，毫无根据的变成3760000元，不符合常理。二、原审判决采信证据有错误。被告并没有举证此2049877元，不应给付的证据。被告在原审中举证证明德高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价格是5809877元，其中有1400平方米是有照房屋，且该评估报告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原审卷宗、笔录均有记载，但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证据上并没有认定被告委托德高评估公司评估的合法有效的评估报告，不认定5809877价格的事实，也不认定评估报告的质证事实是错误的。原告所举证证明的评估明细表是与被告当庭举证的德高评估报告的明细表中的5809877元相同，是应当采信的证据。但原判却把与本案无关的证据“小甲邦地区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安置方案”作为定案根据并且认为原告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与本案被诉的行政合同中被诉行政行为没有任何的待证事实及法律关系。原审认为被告的违法行为有效，被告的拆迁方案其中包括土地但从举证中并没有征收土地的公告及征收补偿的价格，对原告的房屋土地进行拆迁征收严重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的规定。三、认定被告的行政程序合法，原审判决审判程序违法。依照《国有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对被拆迁房屋土地进行评估必经由被拆迁人、被征收人选定评估机构对土地的征收必须有土地部门参加征收补偿发布公告及征收补偿方案。行政法规规定拆迀征收必经发布公告，评估必须由被拆迁人选定评估机构而没有按正常程序进行。被告与原告在签订行政协议中严重超越职权，滥职权用，无权处理土地，被告的行政协议违法，而应当予以解除。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受到胁迫和欺诈后才少要了3578942元，已经查证属实成为事实，有关人员受到法律的惩处。原告的利益为此遭受的损失应当得到补偿和赔偿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提出的请求是3578942元，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拆迁征收标准所提出的，是有法律依据支持的，原告已根据国家的拆迁征收标准向原审法院提供，原审法院认为无证据而驳回其诉讼请求是错误。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签订的行政协议违法应当予以撤销解除并对原告的各项请求进行补偿赔偿，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错误，审判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的实体权利错误被驳回，特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给付上诉人3578942元，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补偿协议时知道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故上诉人应当知晓签订补偿协议涉及的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据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就拆迁补偿达成了协议，并且上诉人已经实际领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该补偿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及重大误解等情形，亦不存在协议无效情形。此外，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审查客体是涉案征收补偿协议，同时对一审裁判进行评价。根据双方当事人请求和抗辩的情形，本案的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征收补偿协议书对于补偿款的约定是否有效。二是关于土地补偿款、搬迁费和停产停业损失的主张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征收补偿协议书效力问题。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本案协议签订于2014年4月24日，属于后面的情形。因行政协议属于特殊类型的行政行为，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判断首先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2014年11月1日修正的《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对重大且明显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了四种情形：（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而且，判断行政协议的效力，还要根据民事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判断本案补偿协议约定的效力，包括应否撤销、解除均应依据上述规定。本案，被上诉人抚顺市东洲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作为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具有与上诉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职权。该协议对动迁上诉人地上附着物等设施的补偿约定为补偿费376万元。该协议内容，没有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也不存在审查行政协议作为一般行政行为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上诉人关于签订合同系因受胁迫和欺诈的情形，因其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无法认定。同时该情形也并非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上诉人关于应当按照5809877元确定相应补偿款的主张，仅提供了两张没有评估机构签章确认的表格以兹证明，属于就此节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应当对补偿事项承担举证责任的主张，因该案系行政协议纠纷，举证责任不仅适用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则，也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特别规则。当事人意思自治是行政协议的基本原则，本案证据表明，上诉人对补偿协议的签署，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违反法律的情形，且自签订协议起，其一直未就该协议内容提出质疑，协议约定的补偿款已实际领取完毕，该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房屋征收过程中存在违法情形。因征收拆迁等纠纷，对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来说，涉及征收补偿方案，征收决定公告，征收补偿等具体环节；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来说，涉及征收土地的决定，征收土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地补偿安置等环节。上述环节均涉及政府或者征收部门等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能笼统的对上述环节进行法律评价。在本案中，相对人在补偿协议的签署并履行过程中，均没有对上述任何环节提出质疑，要求行政机关处理、裁决，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寻求救济，行政协议与上述有关环节属于不同的行政程序阶段，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且房屋已经征收并获得补偿，其房屋权利已经让渡，其与上述行政环节也就不存在利害关系，在本案行政协议的起诉中，就征收拆迁程序提出违法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就土地补偿款、搬迁费和停产停业损失的诉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了对被征收人给与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等范围和事项。上诉人主张土地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本案补偿协议内容表明，补偿的内容并不限于房屋，还包括地上附着物等设施，包括上诉人用于生产经营的机器设备等物品都已折价予以补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对被征收人给与补偿的范围是以应然状态为基础的，即搬迁费、停产停业损失均可以实际发生为条件。本案的事实是，上诉人获得补偿的不仅仅是房屋和附着物，其用于生产经营的设施和机器设备均一揽子列入补偿范围，这就表明搬迁和停产停业等情形，在上诉人并不应然存在，同时在行政协议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也一直没有就此节向征收部门质疑，或者通过诉讼解决，其相应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对行政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要对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进行利益平衡，应当从维护契约自由、维持行政行为的安定性、保护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角度，综合认定行政协议的效力。本案补偿协议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成果，已经履行完结，并不存在违反法律需要撤销和解除的情形，也没有侵害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该协议的效力应当确认。上诉人关于确认协议违法并解除和判令被上诉人支付相应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另根据行政协议案件诉讼费收取的有关规定，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均应按每件50元收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上诉人刘景全承担。多收取的部分诉讼费退还缴费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军审判员  刘妍审判员  曹丹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田丽娜书记员段学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