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44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俊鸿，男，汉族，1961年7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风，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和义，男，汉族，1959年2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文英，广东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杰，广东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罗林炯，男，汉族，1961年7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锤，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雨，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庄燕燕，女，汉族，1979年6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文英，广东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杰，广东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俊鸿因与被上诉人张和义及原审被告罗林炯、第三人庄燕燕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0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江俊鸿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改判江俊鸿不需支付张和义股权转让款300万及利息；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和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江俊鸿与张和义之间签订的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是事实认定错误。江俊鸿是在张和义限制人身自由达半个月之久后被迫签订该协议，提交了被围困的照片以及事发时部分视频为证。另外江俊鸿多次报警，部分有报警回执和询问笔录，法庭若调取事发前后几次报警记录以及双方多人的笔录和视频材料，能够显示对方已经涉黑、涉恶。江俊鸿在此种威胁生命安全、限制人身自由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应当认定无效。法院亦可将本案涉及刑事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二、江俊鸿与张和义之间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江俊鸿先以40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深圳市鸿天宝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天宝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张和义，转让之后张和义并未付款，后江俊鸿以300万元回购该20%的股权，这本是针对同一股权的两次交易过程。因此，江俊鸿主张以此400万抵销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江俊鸿的300万元付款义务是公平、合理的。张和义辩称，一、张和义未拖欠江俊鸿任何款项，江俊鸿无权主张抵销。鸿天宝公司于2015年11月以江俊鸿名下的房产作为抵押物，向中国工商银行贷款1000万元，但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张和义。当时张和义应江俊鸿的要求，将贷款中的300万元留在公司帐户，作为张和义对鸿天宝公司的出资。该300万元为应支付给江俊鸿的股权转让款，其余700万元由张和义实际借用。因此，张和义已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不存在拖欠，江俊鸿无权主张抵销权。另外，如果张和义拖欠江俊鸿股权转让款，江俊鸿早应提出抵销，或者在2016年7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可以约定抵销，甚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通知抵销，但江俊鸿从未向张和义发出通知并主张过抵销的事宜。并且通过出具《还款了结书》对欠款进行确认，希望以物抵债。《还款了结书》中明确记载“此后双方债务清晰，互不相欠”，可见江俊鸿于2017年3月9日已明确双方之间仅存在涉案的债权债务关系，结清后双方互不拖欠。即使存在张和义拖欠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因江俊鸿向张和义主张的债权已过法定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保护。根据2015年《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还款方式及生效条件，该份协议于2015年8月17日完成股权转让手续后开始生效。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之规定，即使存在拖欠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江俊鸿现主张的2015年股权转让款早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该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已为自然债权，不受法律保护，张和义就此有权提出抗辩，不予履行。江俊鸿所主张抵销的债权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内。如江俊鸿认为存在拖欠，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根据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原审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仅限于张和义诉讼请求的范围，原审法院依法对其诉请依法进行裁判。对于江俊鸿提出双方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另案的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罗林炯述称，一、一审判决查明张和义未在保证期间要求罗林炯承担保证责任，罗林炯免除保证责任，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罗林炯被迫在2016年7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甲方履约担保人”处签字，在完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形下作为本案保证人而卷入本案纠纷。江俊鸿上诉主张其与张和义之间存在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仅单独审理第一份，显失公平，应予抵销。这是江俊鸿与张和义之间的其他股权转让纠纷，与罗林炯完全无关。罗林炯对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知情，也非协议当事人，与罗林炯完全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处理得当，依据充分。张和义债权转让并申请变更受让人庄燕燕代替张和义承担诉讼义务和享有诉讼权利，缺乏法律依据，不应准许。第一，本案诉争的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尚且在争议解决之中，并非明确的金钱给付之债争议，张和义和庄燕燕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债权转让行为，顶多算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行为。而股权转让合同需要股东这种特定的身份资格及符合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严格的法定程序才具有相应法律效力。案涉股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根据合同的性质不得转让的情形，该转让行为无效。第二，即使可以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张和义作为转让股权一方将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庄燕燕，未征得合同相对方江俊鸿的同意，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第三，张和义和庄燕燕之间所谓的债权转让没有通知江俊鸿，通过登报方式通知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法律的规定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庄燕燕的答辩意见与张和义一致。张和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江俊鸿向张和义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利息1075506.85元（双方确认截至2017年3月1日的利息为32万元；从2017年3月3日起，以300万为基数，按月利率2%暂计至2018年3月20日为755506.85元，并延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共4075506.85元；二、罗林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江俊鸿、罗林炯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庭审中，张和义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起算日为2016年12月1日。一审法院查明，一、2016年7月26日，张和义（甲方）与江俊鸿（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占有的鸿天宝公司20%的股权作价30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承诺于2016年12月1日前将300万元转入鸿天宝公司的账户，逾期按月2.5%的标准向甲方支付利息至本息还清之日；本协议2016年8月1日生效，双方应于2016年7月底前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罗林炯在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甲方履约担保人”处签名。庭审中，张和义称，双方当事人缺乏法律专业知识，该处“甲方履约担保人”的“甲方”系表述不准确，实际上是担保人向甲方提供担保的意思。庭审中，罗林炯称，其从不认识张和义，其与江俊鸿从小是朋友；其到深圳看望女儿时抽空去拜访江俊鸿，刚好遇见江俊鸿被张和义围堵，其被张和义胁迫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但罗林炯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到了张和义的胁迫。2016年8月25日，张和义将其名下鸿天宝公司20%的股权转移登记至江俊鸿名下。2017年3月9日，江俊鸿向张和义出具《还款了结书》，确认其于2016年至2017年3月2日前拖欠张和义股权转让费300万元及利息等费用32万元。但江俊鸿至今未向张和义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利息等费用。二、2015年8月10日，张和义（乙方）与江俊鸿（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占有的鸿天宝公司20%的股权作价40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天内一次性将400万元付清给甲方；乙方不能按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天，应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万分之一的逾期违约金；合同第八条约定了合同的生效条件。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江俊鸿将其名下鸿天宝公司20%的股权转移登记至张和义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张和义与江俊鸿于2016年7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张和义持有的鸿天宝公司的20%的股权已于2016年8月25日转移登记至江俊鸿名下，江俊鸿应当依约于2016年12月1日前向张和义付清股权转让款300万元。江俊鸿未支付转让款300万元，现张和义要求其支付相应款项，具有事实及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江俊鸿在2016年12月1日前付清转让款300万元，逾期按每月2.5%的标准按月计付给张和义，直至本息还清之日。根据前述约定，江俊鸿拖欠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其应当向张和义支付利息。现张和义自愿将每月的利息计算标准调整为2%，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利息应当以3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6年12月2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江俊鸿抗辩称，其依据其与张和义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将其持有的鸿天宝公司的20%股权转移登记至张和义名下后，张和义未依照该合同的约定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因此，其无须向张和义支付双方于2016年7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张和义与江俊鸿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另一合同关系，双方如因该合同产生纠纷，双方均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江俊鸿的该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釆信。关于罗林炯是否应当就江俊鸿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我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具体到本案，依据张和义与江俊鸿于2016年7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罗林炯应当就江俊鸿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保证期限，我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罗林炯主张其受到张和义胁迫而在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作为担保人签名，因罗林炯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到了胁迫，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罗林炯的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釆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江俊鸿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张和义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6年12月2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张和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江俊鸿未在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404元，由江俊鸿负担。张和义已预交的39404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江俊鸿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39404元，拒不缴纳的，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二审期间江俊鸿为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其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签订，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江紫珑出具的《情况说明》；2.报警时间为2017年3月7和2019年11月21日的报警回执两份；3.2018年9月24日深圳市公安局莲塘派出所对江俊鸿进行询问作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4.光盘一份。经质证，张和义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3及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罗林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一、2016年7月27日张和义与江俊鸿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张和义将其持有的鸿天宝公司20%股权作价300万元转让给江俊鸿，江俊鸿承诺在2016年12月1日前付清；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应于2016年7月底前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二审庭审时张和义称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到公证处办理股权转让公证时签订的协议，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6年7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审期间张和义向本院提交《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及EMS快递单，以证明其已于2019年4月30日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庄燕燕。2019年11月6日张和义和庄燕燕向本院提出变更诉讼主体申请，庄燕燕申请替代张和义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作出不予准许的决定后，根据庄燕燕的申请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江俊鸿应否按照2016年7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张和义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江俊鸿以该协议系其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签署以及张和义仍拖欠其2015年8月股权交易的款项400万元为由主张无需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江俊鸿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原则，江俊鸿有责任举证证明其诉讼主张。一审期间江俊鸿未提出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抗辩，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二审期间江俊鸿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报警回执》、《询问笔录》和江紫珑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经审查，两份《报警回执》显示的报警时间为2017年3月7日和2019年11月21日，该报警时间与江俊鸿上诉称其受到胁迫的时间并不吻合；《询问笔录》主要反映2018年9月24日江俊鸿接受深圳市公安局莲塘派出所询问时向公安机关举报了发生在2017年3月的涉黑线索，该笔录并未提到2016年7月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江俊鸿受到张和义的胁迫，以上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张和义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逼迫江俊鸿签署2016年7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江紫珑系江俊鸿所开设公司的员工，与江俊鸿存在利害关系，且其未出庭接受询问，故江紫珑出具的《情况说明》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至于江俊鸿提交的光盘无原始载体，既未显示视频的拍摄时间，亦无法确认视频中相关人员的身份，该视频资料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江俊鸿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系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签订上述协议，江俊鸿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从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双方于2016年7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第二天即2016年7月27日，双方共同到深圳市罗湖公证处申请办理《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公证手续，张和义亦在2016年8月将其持有的鸿天宝公司20%股权变更登记至江俊鸿名下。没有证据证明江俊鸿在此期间，曾就其所述称之受暴力胁迫之事由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寻求司法救济。江俊鸿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长达三年之后，在本案二审阶段才主张该协议系其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形下签订，明显有违常理，本院不予采信。虽然经公证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约定逾期付款的利息标准，但江俊鸿于2017年3月9日向张和义出具《还款了结书》，确认其拖欠张和义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利息等费用32万元，基于以上事实，本院认为张和义主张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6年7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更为可信。最后，江俊鸿还主张因张和义未按照2015年8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故其有权拒绝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案涉2016年7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涉及2015年8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内容，江俊鸿与张和义如因履行2015年8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纠纷，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江俊鸿以此为由拒付案涉股权转让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江俊鸿与张和义于2016年7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原审依据张和义的诉请判令江俊鸿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江俊鸿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404元（江俊鸿已预交），由江俊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成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