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2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恒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街道接官村966号。法定代表人：胡亚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新,辽阳市白塔区武圣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街道接官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街道接官村。法定代表人：李玉国，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国，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冯超，男，1987年6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辽阳市宏伟区。上诉人辽宁恒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亚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街道接官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接官村委会）、被上诉人冯超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3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亚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亚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新，被上诉人接官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国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冯超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亚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3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诉求金额的性质认定事实不清，原合同约定交纳的是土地承包款，并未约定该款项是抵押金或可以变更为抵押金。而且原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抵押金只有1000元，何来306000元的抵押金。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一方未经同意擅自变更合同主要条款的，对合同相对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的抵押金无依据，而且《解除合同协议书》也未约定土地承包款变更为抵押金。故请求依法认定《解除合同协议书》无效。2、原审法院对《解除合同协议书》生效时间认定事实不清，解除合同不应以《解除合同申请书》落款时间为准，因为申请时间是解除合同的要约，并没有得到对方的承诺，所以不应以该时间确定解除合同生效时间。另外，《解除合同协议书》没有双方当事人签订落款时间，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生效应由双方签字盖章，并确定合同签订生效时间。该《解除合同协议书》没有确定签字盖章日期，因无法确定《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否生效和生效日期，所以不应认定《解除合同协议书》生效时间为解除合同申请书落款时间，故请求依法认定《解除合同协议书》无效。接官村委会辩称：解除承包合同与放弃抵押金的请求系上诉人主动向我方提出。上诉人曾于2018年6月26日向我方提交《解除合同申请书》，表明因上诉人自身原因，申请解除其与我方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并承诺自愿放弃在签订合同时缴纳的抵押金30.6万元。双方于当日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合同内容真实合法，且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恒亚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2、被告赔偿原告抵押金36.72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6月2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20日，原告辽宁恒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乙方即受让方）与被告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街道接官村民委员会（合同甲方即转让方），签订《辽宁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被告将其淘沟子、罗水泡、三节地地块306亩土地流转给原告经营，流转方式反租倒包，流转期限2015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共12年。流转价款及支付条件：支付条件：期缴的期限为1年。第一期土地流转价格：2015年-2019年1000元/亩；第二期土地流转价格：2020年-2023年1100元/亩；第三期土地流转价格：2024年1200元/亩；第四期土地流转价格：2025年1300元/亩；第五期土地流转价格：2026年1400元/亩。其他事项：注2015年交2000元承包金（其中有1000元抵押款）2016年交2016年承包金，以此类推。如违约不交承包金，超期三个月无偿收回土地经营权及地上物。在承包期内动迁，土地补偿款全部归甲方，地上物补偿款10%归甲方所有。流转期满，地上物及设施自行处置，及时回复土地原貌，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交还甲方。诉讼中，原告称系响应被告招商引资而签订了合同，是文圣区政府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是村委会找到原告，是发改委立项审批的项目，有会议纪要，被告对此认可。为履行合同，原告于2015年6月18日交付被告承包款（306亩）673200元、于2017年4月14日交付被告承包款601510元，总计交承包款1274710元，被告分别为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二份收款收据载明的收款项目为承包金。收款事由分别载明承包款306亩款项673200元，2016年：306亩x1000元，2017年：295.51亩x1000元，款项601510元）。原告称上述二次交款的情况是：第一年被告实际按1200元/亩收取承包金，1200元/亩x306亩=367200元；第二年实际按1000元/亩收取的承包金，1000元/亩x306亩=306000元，以上第一次交二年承包金共计673200元。第三年被告按1000元/亩收承包金，因306亩土地中的10.49亩被告已流转他人，第三年被告收取得承包金1000元/亩x（306亩-10.49亩）=295510元，第四年被告按1000元/亩收承包金，1000元/亩x306亩=306000元，以上第二次共交后二年承包金601510元，故被告分别为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原告实际使用土地三年，被告对10.49亩土地另转他人情况认可。被告按约定将土地交付原告经营，原告称在承包土地上建了育苗大棚。诉讼中，原告提供了文圣区设施农用地登记备案审批表，证明了承包地使用情况，审批表显示申请单位为原告，项目名称辽宁恒亚泰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地点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街道接官村，审批表上有被告及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街道办事处加盖印章。2018年6月26日，原告为被告出具解除合同申请书，载明“因受让方自身原因，现申请解除2015年6月20日与转让方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街道接官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并承诺自愿放弃在签订合同时缴纳的抵押金30.6万元，该抵押金作为该土地的下一个承包人的抵押金，对于解除合同的相关事宜以双方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为准。”当日，原被告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的转让方（甲方）为本案被告、受访让（乙方）为本案原告，该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内容为“甲乙双方于2015年6月20日签订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乙方因自身原因提出解除流转合同，为此签订如下解除合同：第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双方于2015年6月2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第二，双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2015年6月2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解除。第三，乙方自愿放弃2015年交纳的抵押金30.6万元，该抵押金作为下一个承包人的抵押金，返还时归下一个承包人所有。第四，流转合同解除后甲方另行将所涉土地向其他承包人流转；甲乙双方签订的流转合同数量为306亩，在承包期间经乙方口头同意接官村民委员会已将其中的10.49亩流转给他人。第五，流转合同解除后，乙方在承包土地上投资所建的地上物由乙方自行转让下一个土地承包人。第六，乙方因地上物产生的纠纷由乙方自行处理，不得影响甲方土地流转，甲乙双方流转合同解除同时，由乙方负责甲方与下一个土地承包人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合同，确保甲方理由不受侵害，如乙方未妥善解决与他人纠纷而影响甲方土地流转，乙方应向甲方承担责任，按原合同约定的数额向甲方支付土地流转期间的承包费。第七，流转合同解除后甲方对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第八，本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该协议下方由双方签字盖章。关于此解除合同协议书的签订，庭审中原告称“在签订解除合同之前，由文圣区政府和东京陵街道协调把我承包这个地块包括地上物以协议转让给王峰，原告与辽阳德昊公司王峰签订的协议，为了确保地上物能够顺利拍卖到手，要求我把我承包这个地块退出”，“…被迫签订的解除合同，我与王峰有协议，地上物以850万元给付我，口头约定签订协议后一个月内给付，我是被迫签订的，王峰在解除合同前一天给付我70万元地上物款，有交易记录”（诉讼中原告又称2017年12月12日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之前王峰转给我38万元，2018年7月19日解除合同协议签订后转给我80万元，并提供了转款明细）。原告称“公章是我盖的，字是我签订，合同不是我写的，是被迫的，不是自愿的”，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解除合同协议书是被迫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承包的土地已交给被告。另查，2018年6月27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书，被告将原承包给原告地块的土地295.51亩流转给第三人承包经营，流转期限2018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共9年，合同约定了流转价款、支付方式等条款，其中其他事项中约定“2015年原承包人胡亚东缴纳1000元/亩，共计295510元抵押金视为乙方缴纳，本合同期满，如乙方无违约行为，则甲方无息返还乙方，如乙方有违约行为，则该抵押金不予返还，如该抵押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则乙方仍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55条第一款（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原告承包了被告的土地，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向被告申请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原告为被告出具的解除合同申请书已明确：因其自身原因，申请解除与转让方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并承诺自愿放弃在签订合同时缴纳的抵押金30.6万元，该抵押金作为该土地的下一个承包人的抵押金，对于解除合同的相关事宜以双方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为准。据此，双方同时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该解除合同协议书已明确：原告因自身原因提出解除流转合同，被告经村民代表大会研究一致同意与原告方解除流转合同，双方于签订本协议之日2015年6月2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解除，原告自愿放弃2015年的抵押金30.6万元（即2015年交被告的承包金款项），该抵押金作为下一个承包人的抵押金，返还时归下一个承包人所有。流转合同解除后，原告在承包地上所建的地上物由其自行转让给下一个土地承包人，原告因地上物产生的纠纷由其自行处理，合同解除同时由原告负责被告与下一个土地承包人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合同，流转合同解除后被告方对原告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等约定。原被告双方解除合同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书，将涉案土地转包给第三人，并约定，原承包人胡亚东（即原告法定代表人）缴纳295510元抵押金视为第三人缴纳，如第三人无违约行为则无息返还第三人等条款。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在陈述在何种情况下给被告出具的解除合同申请并签订解除合同时，原告称由文圣区政府和东京陵街道协调把承包的土地包括地上物协议方式转给王峰，原告与辽阳德昊公司、王峰（均为案外人）签订了协议，为确保地上物能够顺利拍卖到手要求把承包这个地块让我退出，并称“不同意不行，被迫签订解除合同，我与王峰有协议，地上物以850万元给付我，口头约定，签订一个月内给付，王峰在解除合同前一天给我70万元地上物款，有交易记录（原告提供的交易记录称其共接受转款分别为38万元、80万元）”。上述情况表明，被告根据原告的申请与原告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且解除合同申请书及解除合同协议书已明确30.6万元作为下一个承包人的抵押金，故原告诉称与被告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称被告通过各种渠道迫使其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同时原告称因与案外人有协议而退出承包，故原告主张撤销解除合同协议书不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其主张由被告赔偿其抵押金36.72万元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于2018年6月26日给被告出具解除合同申请书，而于2019年8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其在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后一年内未行使撤销权，其撤销权已消灭，依此法律规定，原告的主张亦不成立，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一款（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辽宁恒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10元，由原告辽宁恒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恒亚泰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缴纳2015年承包金673200元（共306亩土地，按每亩2200元缴纳，包括合同约定的承包金每亩1000元以及合同约定的抵押金每亩1000元，另外每亩200元作为对农户买种子、化肥的补偿）；恒亚泰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缴纳2016年、2017年承包金601510元（2016年：306亩x1000元/亩，2017年：295.51亩x1000元/亩）。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恒亚泰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案涉《解除合同协议书》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10元，由上诉人辽宁恒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军审判员 白羽彤审判员 张连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孙丽杰书记员高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