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恒大粮油（深圳）有限公司（原深圳市恒大粮油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10号翠林大厦26层2601A。法定代表人：张弘，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柳、王继伟，均系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本溪市滨辉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艺术街671栋1单元8层22号。法定代表人：周艳，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周、左典娜，均系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德林，男，197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原审被告：沈展征，男，1978年11月14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上诉人恒大粮油（深圳）有限公司（原深圳市恒大粮油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粮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本溪市滨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辉公司）及原审被告孙德林、沈展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8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恒大粮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柳、王继伟，被上诉人滨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周、左典娜到庭参加诉讼，孙德林、沈展征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大粮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滨辉公司诉讼请求；2.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滨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双方之间关于诉请款项根本没有成立合同，也不存在委托代垫合意，相关费用根本没有实际发生。1.滨辉公司没有明确诉请款项具体内容，合同依法没有成立、没有达成合意甚至根本没有发生费用。双方签订的经销协议是买卖合同框架协议，框架协议项下每单笔销售订单或委托推广项目，均须由双方在此框架协议项下达成合意订立单个合同。针对各项名目的费用明细、各明细费用的当事人名称等合同基本要素，滨辉公司未能明确。双方之间根本从来没有存在过“人工工资”“垫付货款和货差”这两类费用的代垫记录或合意。孙德林原审提交的该账户明细表，记载了滨辉公司经销商账户的货款及费用明细，上面显示账户记载可以印证此情况。滨辉公司诉状中称第二笔35万是陈列推广费，滨辉公司对于合同基本要素无法说清楚，更未能提交相应合意依据和费用已实际发生的证明，比如相应双方与终端的三方陈列费协议、实际陈列证明、终端出具的陈列费用收据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双方之间的单笔委托代垫合同根本没有成立。2.本案缺乏每单笔费用双方的委托合意，且不存在垫付事实。诉请款项均是滨辉公司销售产品所产生的经营费用及成本，应由滨辉公司自行承担。经销协议是关于粮油产品的买卖框架协议，在该买卖协议项下，滨辉公司购买恒大粮油公司货物后，应自行承担其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成本和费用。协议第11.2条是针对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市场、渠道开拓或者开展促销活动的情况下关于费用确认、核销的框架性约定，并且明确约定须提供“甲方书面同意文件、乙方与促销活动相关第三方签署的合同或者相关活动的书面证明、相关费用发生的原始凭证或复印件及符合甲方要求的合格税务发票以及要求的其他有效资料”作为核销证明。这也就是说，双方在经销协议下每单笔粮油产品的买卖、每单笔费用的代垫，都需要双方另行成立生效的具体订单或合同方能成立，并按双方达成的合意约定进行履行。3.滨辉公司账上已核销的费用，与本案诉请款项无关系。从孙德林提交的货款和费用明细表上，可以清晰看出，双方各自独立经营各负盈亏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货差补偿、人工工资，而且每单笔费用都是有明确的日期、名目、数量、标的和当事人名称等内容。经销商平台的账号和密码按经销协议第八条第（一）款约定，均是由经销商自行控制的，若如滨辉公司所主张，其实际上委托他人控制、授权其员工或雇员控制的，按协议约定，都是经销商处置自己权利的行为，与恒大粮油公司无关。依照双方协议约定，滨辉公司应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相应后果及责任。原审判决关于下单流程的认定是认定事实错误。滨辉公司认为已核销账目涉嫌虚假费用核销的，应根据孙德林所提交的对账明细一一指出。若确属滨辉公司与孙德林、沈展征恶意串通向恒大粮油公司核销虚假费用的，恒大粮油公司作为受害方有权追回财产和追究责任。4.根据证据规则，原审判决恒大粮油公司向滨辉公司支付诉请款项缺乏合同成立生效和实际履行的证据，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滨辉公司应该对其主张存在合意、存在实际发生费用以及存在代理权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二、恒大粮油公司抗辩有理有据，原审判决认定孙德林和沈展征为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订立经销协议之时，滨辉公司已充分知晓沈展征和孙德林仅负责对接而无权代表恒大粮油公司对外承诺费用、对账确认。滨辉公司在合作之初，通过经销协议第19.1、19.2条已明确知晓并同意，孙德林、沈展征无权对外代表恒大粮油公司对外承诺任何费用、对账确认；通过协议第八条（一）订货已明确知晓并同意，下单须通过经销商管理系统提交给甲方、系统外下单须经甲方书面同意且应由其自行保管用户名及密码；通过协议第11.2条明确知晓并同意，恒大粮油公司委托经销商代垫费用，应经恒大粮油公司公章确认或特定授权人书面同意，核销前提是经销商应提交代垫依据和实际履行证明等有效资料，双方对于费用代垫的确认和核销约定了方式和流程。滨辉公司主张以实际履行变更双方合同约定，那么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审判决查明2016年11月20日后涉及11月前的费用仅有一条记录，也即是于2016年12月16日记账的“2016-11本溪11月份商超陈列费”。这说明，孙德林、沈展征即使给滨辉公司2016年11月签字确认费用，未经滨辉公司审查确认，也不会被恒大粮油公司直接认可进行核销上账，实际履行情况与经销协议约定情况一致。2.滨辉公司并未能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也未能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在本案原审庭审过程中，滨辉公司的股东及财务周凤承认曾经将双方合作做生意的货款支付给沈展征名下大连公司账户上。其提交的与沈展征通话记录中，周凤要求沈展征为滨辉公司去超市终端沟通滨辉公司业务（不仅仅是恒大粮油产品）。而且在其与沈展征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沈展征还为周凤提供其他公司粮油产品的采购需求。由此可见，滨辉公司称不清楚沈展征离职的事实并不属实，双方一直存在粮油产品合作关系，对此滨辉公司在诉状中也进行了自认，滨辉公司是因与沈展征存在生意往来和劳务服务关系而支付的工资。周凤与孙德林通话记录中虽有提及沈展征工资，但是并没有任何字眼证明是由孙德林要求或委托周凤支付的工资。而且若该通话记录属实说明滨辉公司与孙德林主观上明显是恶意串通，以虚假费用名目套取恒大粮油公司市场推广费用核销，已经损害了恒大粮油公司合法权益。3.根据表见代理的法律构成要件以及举证责任规定，应由滨辉公司进行举证责任，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14条，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滨辉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恒大粮油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孙德林未到庭参加诉讼，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一、2016年11月20日我例行出差走访本溪市场，在与滨辉公司沟通时，滨辉公司提出费用核销凌乱，请求我帮助其进行梳理核对。本着认真负责的工作原则，我对滨辉公司从2015年合作开始至2016年11月20日所发生的所有费用进行查看，情况为属实己经发生的金额。在费用明细表上签字是证明此费用我已经核对，此条绝非欠条，条上也没有欠条字样。1月20日的日期是因为恒大粮油公司按照合同是次月核销当月费用，同时预留出我与公司财务进行详细沟通的时间。我与恒大粮油公司财务沟通后，财务给出了详细的费用核销回款明细，我把费用核销回款明细以电子表格形式给到了滨辉公司，电话告知滨辉公司进行核对。后期出差本溪时询问滨辉公司对账情况。滨辉公司表示都清楚了，款也都回了。直到我离职，滨辉公司也没有再和我反馈过账目问题。二、恒大粮油公司费用流程十分严谨，当月当地业务人员提报申请，区域审批、省区审批、大区审批、总部审批、财务审批。都同意了，下月才可使用。次月进行核销。核销完毕后直接打入经销商账户，流程为三个月。不存在费用不核销情况。恒大粮油公司有详细的回款明细，以及银行往来账，因我离职恒大已经三年，这些只能恒大粮油公司给与提供。为了账目清晰，恒大粮油公司要求每月和经销商进行对账，经销商确认无误的情况下要在对账单上签字加盖公司公章。原件按月邮寄回恒大粮油公司。如果恒大粮油公司没有给滨辉公司进行核销，滨辉公司怎么可能签字盖章。此证据也需恒大粮油公司提供。关于滨辉公司提供的电话录音，完全是断章取义、偷换概念。因每月都有费用发生和核销，电话里说的费用是指后期发生的费用。关于沈展征所打的30万元的条，日期与我的证明只间隔3天。3天时间怎么可能花费30万费用？没有这3天的费用明细，不能证明该事实。我来的时候没拿出来，我那张证明上每笔费用都有详细的时间和用途，谁家能有两本不同的账本。沈展征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滨辉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恒大粮油公司、孙德林、沈展征偿还滨辉公司垫付货款和小部分补充差价费用300000元、为恒大推广产品垫付的陈列费和推广费350000元、为恒大推广产品垫付工人工资46500元、拖欠进店费、老库存差价费用5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利利率给付利息（自2016年11月23日起至给付之日止），诉讼费由恒大粮油公司、孙德林、沈展征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日，滨辉公司（乙方）与恒大粮油公司（甲方）签订《恒大兴安粮油年度经销协议》，约定：滨辉公司可以在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县、石桥子经济开发区、南芬区、平山区、明山区、溪湖区经销恒大兴安大米杂粮及食用油，经销期为一年，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滨辉公司每次订货应通过恒大粮油公司的经销商管理系统向恒大粮油公司发出《经销商订单》，产品发出后，由滨辉公司在收货单等单据上加盖已备案的收货专用章或由指定收货人签收。在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中载明：甲方委托乙方在经销区域内对经销产品进行市场、渠道开拓或开展促销活动而发生的费用，由乙方先行垫支，事后再由甲方确认并核销返还；乙方必须在促销活动开展前向甲方申报促销活动方案，并取得甲方省分公司负责人签字书面认可或授权后方可执行，否则甲方不予支付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乙方应于活动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出申请，并提交完整合格的报销资料，否则视为乙方放弃该笔费用，甲方将不再承担；甲方向乙方支付费用的方式是冲减乙方应付货款或作为乙方预付订货款；除非甲方书面授权，甲方业务员无权代表甲方就乙方与甲方之间的价格、退货、换货、让利、折扣、市场费用等事宜向乙方做出任何承诺或意思表示，或向乙方收取任何款项，甲方给予乙方的任何当年、历年或将来的调换货、让利、折扣、市场费用等承诺，均须由双方共同签署合同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方可生效，甲方业务员如有前述行为，不是甲方的授权行为，不代表甲方，对甲方不具有约束力，乙方应自行承担未执行双方本条约定而导致的一切责任、后果；甲方严禁员工向乙方借款、借货、调货、打白条、代签字及其他与甲方利益相冲突的行为，如乙方与甲方员工进行了上述行为，甲方有权向乙方追讨货款，由此引起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2017年1月1日，滨辉公司与恒大粮油公司再次签订上述内容的协议，将经销期延长一年。现滨辉公司依据恒大粮油公司员工沈展征、孙德林出具的有关费用确认单，要求恒大粮油公司、沈展征及孙德林共同偿还其在经销期间垫付的有关货款、价差、陈列费、推广费及员工工资等费用合计746500元。为此，滨辉公司提供以下主要证据：1.欠款明细，其中包括明细表和沈展征手写内容。明细表列明的款项由五笔款组成，分别为45120元、5383元、3400元、77600元和8880元，总计140383元，表格右上方有一列手写计算公式，计算的金额为26320元；下方空白处有一行手写内容：“11月23日沟通费用问题，情况属实，给予核销，回款日期2017年3月20日前，总费用计30万。沈展征23/11”。滨辉公司称300000元由三笔款构成：第一笔是滨辉公司应沈展征要求以低于进货价的价格将恒大粮油公司的产品卖给四家银行产生的货物差价26320元，沈展征承诺这差价由恒大粮油公司承担（货款未在本案中主张）；第二笔95263元是沈展征代表恒大粮油公司拿走的货的货款（即140383元减45120元得出）；第三笔184447元是沈展征要求进恒大粮油公司临期粮油产品，再以低于进货价的价格出售产生的价差，沈展征承诺由恒大粮油公司承担。上述三笔共计306030元，后经与沈展征对账取整变成300000元。2.恒大费用明细，明细表列有陈列费、地堆费、进场费、工人工资等费用合计35万余元，列表下方有孙德林签字确认的手写内容：“11月20日，本溪沟通费用问题，情况属实，给予核销，回款日期2017年1月20日前，总费用35万元。”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0日。3.工资收条（6张），为童忠斌和沈展征共同或单独开具，所涉工资为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金额合计46500元。收条中写明有“恒大工资”“给恒大开资”“恒大沈展征”等字样。4.一张手写单，内容为：“滨辉4月份打款柒万元整（4万米款，3万油款），欠进店费2万+卖场费1万+老库存补差2万共计5万未付。恒大沈展征13/6”。为补充证明证据1中各项费用的情况，滨辉公司还提供了相关的垫付费用清单及销售订单证明。大部分销售订单均有签收人（张春梅等）签名，部分单据有沈展征的签名，并注明“未付”或“欠”等字样。此外，滨辉公司还提供了几段通话录音及与沈展征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并申请桓仁五得利粮油店的经营者张云龙及辽宁新隆嘉农产品有限公司的员工林鹏作为证人原审出庭作证。录音是滨辉公司的代表周凤分别与沈展征、刘阳及孙德林的电话录音。在与沈展征的对话中，周凤反复提到沈展征确认的350000元费用及孙德林确认的350000元费用问题，沈展征未就费用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仅表示要想办法解决。孙德林在电话录音中提到由滨辉公司代垫沈展征工资的事情，并确认该费用会给回滨辉公司。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沈展征曾于2017年4月要求滨辉公司负责人进货，并称公司可给予二、三万的费用。张云龙出庭陈述称其作为恒大粮油公司在桓仁的经销商（经营桓仁五得利粮油店）均是与沈展征联系有关经销事宜，一般是通过打电话给沈展征下单，也按沈展征的要求垫付过超市地堆费、陈列费及工人工资等，此前均有核销，且核销都是与沈展征通过口头协商的方式进行的，没有提交过书面申请，沈展征也曾从滨辉公司处调货给桓仁五得利粮油店，对于沈展征离职一事未得到过通知，不太清楚。林鹏称其在新隆嘉超市担任粮油采购，向滨辉公司采购恒大粮油产品，滨辉公司向其超市支付陈列费，其知道沈展征是恒大粮油公司的代表，但不清楚离职的事情，对于产品的定价，沈展征曾通知超市可以低价销售恒大粮油产品，有关特价产品的价格也是与沈展征谈，平常就与滨辉公司谈。对于上述证据，恒大粮油公司均不予确认，但认可桓仁五得利粮油店为其经销商。沈展征认可其在证据1、3、4的签名，称证据1的手写部分与明细表无任何关联，其当时虽已离开恒大粮油公司，但出于对恒大粮油公司和经销商负责的考虑，出具了该条子承诺该笔款项由恒大粮油公司负担。沈展征称该证据1、2中的款项为同一笔款，但其出具时并不知晓孙德林已出具证据2的条子，证据1中的300000元是其在证据2的基础上减去滨辉公司收到的以货物方式进行核销的50000元得出的。但沈展征并无滨辉公司签收有关货物的证明，其在原审庭审时明确的50000元的核销记录时间也均晚于证据1的出具时间，恒大粮油公司亦不确认有过该核销记录。沈展征称证据3的工资系因其帮助滨辉公司处理恒大粮油产品的费用核销、市场遗留问题，滨辉公司支付给其的劳务报酬，童忠斌并非恒大粮油公司的员工，是滨辉公司自己找的销售粮油的促销员，与沈展征一起处理滨辉公司粮油问题。至于工资收条中为何写明“恒大”字样，沈展征解释称是因为其二人是处理恒大的后续事宜。而对于代垫工资的原因，滨辉公司称是沈展征和孙德林口头要求的，沈展征不认可其有提出要求，称是孙德林说的。对于证据4，沈展征称这只是一个计划，当时孙德林委托沈展征向滨辉公司转达称如果滨辉公司4月份采购了相应数额的货物，恒大粮油公司就可以补齐一些费用，大概是50000元，但滨辉公司实际只采购了30000元至40000元的产品。沈展征否认该证据中“欠”字为其所写，但经原审法院释明，并未申请笔迹鉴定。对于下单流程，沈展征确认经销商一般直接向业务代表下单，由业务代表向省公司传达，省公司下单后将订单拍照给业务代表，由业务代表出示给经销商核对确认无误后，直接发货至经销商处。原审诉讼中，恒大粮油公司、孙德林也分别提交了两份《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显示由恒大粮油公司于2016年11月25日及2017年9月1日作出，证明沈展征、孙德林已分别于2016年11月1日和2017年9月1日离职。孙德林还另提供了一份费用收支明细表（无盖章），列明从2015年至2018年3月与滨辉公司之间的费用收支情况，包括许多条码费、陈列费等费用转货款的处理，在2016年11月20日后，涉及11月前的费用仅有一条记录，即2016年12月16日的商超陈列费转货款的处理，金额为5000元。滨辉公司对上述明细表不予确认，恒大粮油公司、沈展征虽确认，但未进一步提供费用核销的证明。对于此前已核销的费用，恒大粮油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核销流程。对于利息的主张，滨辉公司明确利息按以下方式分段计算：第一笔300000元自2017年3月20日起计，第二款350000元自2017年1月20日起计，第三笔46500元自2017年4月30日（最后一笔工资的时间）起计，第四笔50000元自2017年6月14日起计。滨辉公司同时确认沈展征、孙德林并未就代垫工资的回款时间作出承诺。原审法院认为：滨辉公司与恒大粮油公司签订的两份《恒大兴安粮油年度经销协议》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现滨辉公司主张其在经销期间已按恒大粮油公司对接的工作人员沈展征、孙德林的要求进货、垫付费用，依据该二人出具的有关费用确认单，恒大粮油公司应将相应费用予以核销。对此，滨辉公司提供了沈展征、孙德林分别出具的费用确认单、对应的单据收条、电话录音等证据证明，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从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反映的情况看，沈展征、孙德林在滨辉公司经销期间，负责恒大粮油公司与经销商之间的沟通联系，包括进货、核销费用等事宜均由其二人负责。沈展征、孙德林在出具本案确认单、收条及电话沟通中，均是以恒大粮油公司业务代表的身份处理有关事务。虽然《恒大兴安粮油年度经销协议》中有关于业务员无权代表恒大粮油公司作出任何承诺的约定，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各经销商与恒大粮油公司在实际履约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流程进行，有关订货、定价、费用核销等均需由恒大粮油公司业务员介入操作，恒大粮油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滨辉公司此前已核销的费用均是按照合同约定以书面方式进行。故恒大粮油公司以《恒大兴安粮油年度经销协议》中的上述约定而不认可沈展征及孙德林职务行为的效力，理据不充分，原审法院对此抗辩不予采纳。依据恒大粮油公司提供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显示，虽然沈展征已于2016年11月1日离职，但并无证据证明恒大粮油公司已将此事及时通知沈展征所在区域的经销商，从孙德林与滨辉公司的沟通情况看，孙德林作为沈展征的上一级主管在与滨辉公司沟通过程中也未提到该事，其他有关超市或经销商也不清楚该变化，沈展征亦自认其是代表恒大粮油公司出具费用确认单，故滨辉公司有理由相信沈展征系代表恒大粮油公司于2016年11月23日出具确认单，沈展征的该行为对恒大粮油公司仍具有约束力。至于沈展征抗辩所称该确认单中的300000元与孙德林确认的350000元系同一笔款，因其在该两笔款项关系的陈述上存在不合理之处，与其明确的有关核销记录亦有矛盾，在滨辉公司能够说明每笔款项来源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沈展征确认的300000元费用予以认定，该款项应由恒大粮油公司清偿。对于恒大粮油公司迟延支付该笔费用产生的利息，滨辉公司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3月21日起计的部分，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超出该计算期间的部分，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对于沈展征2017年6月13日签字确认的50000元，同上所述，亦应认定构成表见代理。从字面意思可知，该50000元系沈展征代为确认恒大粮油公司应付滨辉公司50000元的意思表示，该承诺有滨辉公司提供的有关微信聊天记录相印证，故结合以上论述，原审法院亦认定恒大粮油公司应承担该费用。滨辉公司要求自确认欠款之次日（2017年6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孙德林于2016年11月20日确认的350000元，该款项内容有详细列明，且孙德林作为市副总，与经销商确认有关费用问题应在其职权范围内，其承诺给予核销并确认2017年1月20日前回款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恒大粮油公司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故滨辉公司要求恒大粮油公司支付该350000元及自2017年1月21日起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合理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超出上述计息期间的部分，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对于代垫工资46500元的部分，滨辉公司主张是应恒大粮油公司沈展征及市副总孙德林要求代垫的，该陈述与收条上写明的“恒大”字样相符，在滨辉公司负责人与孙德林的电话录音中亦有垫付工资的内容，且孙德林签名确认的350000元费用中也曾包含部分工人工资，证明此前亦有类似情况，沈展征原审也当庭确认代垫工资系孙德林的要求。故同上所述，沈展征、孙德林的职务行为应由恒大粮油公司承担相应后果。滨辉公司要求恒大粮油公司支付其代垫的该部分工资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因现并无证据证明孙德林曾承诺该部分代垫费用的回款时间，滨辉公司主张该款项的利息应自其要求偿还之日起计为宜。鉴于现无明确证据证明其主张清偿的时间，原审法院认定该部分利息自起诉之日（2017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滨辉公司超出上述期限主张的利息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以上利息均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至于沈展征、孙德林是否承责的问题，因滨辉公司主张沈展征、孙德林出具有关确认单均是代表恒大粮油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二人亦并非《恒大兴安粮油年度经销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与滨辉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故滨辉公司要求沈展征、孙德林共同承责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恒大粮油公司如认为沈展征、孙德林的上述履职行为存在越权代理或重大过失，可在承责后另行向沈展征、孙德林追究相应责任。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9年9月20日判决：一、恒大粮油（深圳）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本溪市滨辉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各项费用746500元及利息（分四笔分别计算：第一笔300000元自2017年3月21日起，第二笔350000元自2017年1月21日起，第三笔50000元自2017年6月14日起，第四笔46500元自2017年12月1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本溪市滨辉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70元，由恒大粮油（深圳）有限公司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恒大粮油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本溪滨辉2015年12月陈列费核销凭证，拟证明恒大粮油公司已经将孙德林所签订费用清单里面的2015年12月份的陈列费用返还给滨辉公司，并且核销凭证里面有相关的发票，陈列终端费用明细等，陈列终端明细中包含了滨辉公司提交的12月陈列终端，同时证明了滨辉公司所提交的恒大粮油公司拖欠其费用的费用明细与事实不符。2.本溪滨辉2016年1月陈列费核销凭证，拟证明恒大粮油公司已经将孙德林所欠的费用清单里面的2016年1月份的陈列费用返还给滨辉公司，并且核销凭证里面有相关的发票，陈列终端费用明细等，陈列终端明细中包含了滨辉公司提交的1月陈列终端，同时证明了滨辉公司所提交的恒大粮油公司拖欠其费用的费用明细与事实不符。3.大商10月11月12月地堆费核销明细，拟证明恒大粮油公司已经将孙德林所欠的费用清单里面的大商地堆费按月核销给滨辉公司，并不拖欠滨辉公司所述大商地堆费用，同时证明了滨辉公司所提交的恒大粮油公司拖欠其费用的费用明细与事实不符。4.本溪滨辉补差费用核销凭证，拟证明恒大粮油公司已经将滨辉公司所述的补差费用核销给滨辉公司，不存在拖欠其补差费用的事实，同时证明了滨辉公司所提交的恒大粮油公司拖欠其费用的费用明细与事实不符。5.业务代表离职工作交接清单，拟证明恒大粮油公司已将沈展征2016年11月1日离职事宜及时通知到滨辉公司。滨辉公司清楚知晓沈展征已于2016年11月1日起离职，该日期之后所有行为均是沈展征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恒大粮油公司，也与恒大粮油公司无关。2016年11月1日，沈展征已从恒大粮油公司处离职交接完毕，并无核销费用未移交的情况，也无其他遗留问题未处理的情况，滨辉公司作为监交人加盖公章予以确认。6.费用核销流程及说明，拟证明经销协议实际履行过程，双方也是按协议约定方式及流程确定和核销经销商市场费用支持申请的；经销商按双方协议约定的确认方式和核销流程所执行的市场支持费用，才能获得恒大粮油公司的核销；经销商向恒大粮油公司提报市场费用支持申请，需提前经过省公司签字书面认可或授权后方可执行；市场活动实际执行完毕后，获批确认的市场费用支持，经销商应在活动结束后的30个工作日内向恒大粮油公司提起费用核销申请，并同时需提交合格有效的核销材料证明方予以核销。核销材料包括：（1）恒大粮油公司支持经销商市场费用的书面同意文件；（2）经销商与促销活动相关第三方签署的合同或者相关活动的书面证明；（3）相关费用发生的原始凭证或复印件；（4）符合恒大粮油公司要求的合格税务发票；（5）要求的其他有效资料。上述证据除证据5外，其他证据恒大粮油公司均未能提供证据原件予以核对，其中证据5中的业务代表离职工作交接清单显示移交人为沈展征，接收人为孙德林，监交人处加盖有滨辉公司公章，肉眼无法判断出该公章与《恒大兴安粮油年度经销协议》加盖的滨辉公司公章的差异。滨辉公司否认该公章的真实性，但明确表示不要求进行鉴定。恒大粮油公司则认为该公章与《恒大兴安粮油年度经销协议》加盖的滨辉公司公章是一致的，并向本院申请鉴定。滨辉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称：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当作为二审的证据使用。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其中销售管理系统打印页面、市场推广费用传统渠道陈列核销明细表、市场推广费用核销表、恒大地产集团申请使用资金审批表、市场推广费用结案报告、本溪华联商厦有限公司订货部商品验货单没有原件也没有滨辉公司的签字或盖章，是恒大粮油公司单方制作的。且核销审批部分多次出现沈展征的签字，可见恒大粮油公司承认沈展征是负责核销的，也承认了恒大粮油公司确实给滨辉公司核销过费用且应当给滨辉公司核销费用，但不能证明恒大粮油公司完成了核销。对相关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发票是在沈展征的要求下开具的，沈展征称开了发票恒大粮油公司就可以回款，但实际上恒大粮油公司并没有给滨辉公司回款。对证据2第3页恒大传统渠道形象店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文件乙方并未盖章，未成立生效，也与本案无关。证据4促销协议、团购协议、未开发票说明没有原件，也与本案诉请无关。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经比对，该证据上滨辉公司的公章与滨辉公司所提交的其他文件上的公章明显不同，且孙德林的签名与孙德林的答辩状上的签名以及孙德林在滨辉公司核销单据上订单签名完全不同。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仅是恒大粮油公司单方的说明。证据6第7页的业务员实地核查地陈列的现场照片是虚假照片。当中显示的龙宝购物广场根本不在滨辉公司所在的本溪市，而在桓仁。滨辉公司从未在这个超市做过地堆。恒大粮油公司提供虚假证据，存在不诚信。反而可以证明如下内容：1.确实存在过核销给滨辉公司的费用，且经手人为沈展征和孙德林两人，进一步说明恒大粮油公司在原审中否认核销的相关事实存在虚假陈述。2.该部分证据不足以证明已经支付过核销费用给滨辉公司，这就是进一步证明恒大粮油公司的整个核销程序是混乱的。本院认为，相关发票的真实性滨辉公司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恒大粮油公司提交了业务代表离职工作交接清单拟证实沈展征已于2016年11月1日离职，滨辉公司在监交人处加盖了公章，滨辉公司虽然否认该公章的真实性，但其并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且滨辉公司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应当视为其已知晓沈展征的离职情况，恒大粮油公司的鉴定申请对本案处理已无必要，本院不予接纳。至于恒大粮油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因其未能提供原件予以核对，不能单独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双方的争议焦点是沈展征、孙德林签署的涉案的有关货款、价差、陈列费、推广费及员工工资等费用对恒大粮油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本院对此评析如下：第一，滨辉公司、恒大粮油公司已在《恒大兴安粮油年度经销协议》明确约定相关费用的核销程序和其相关工作人员的权限范围及限制等。沈展征、孙德林并不具备确认涉案相关费用的权限，涉案的有关货款、价差、陈列费、推广费及员工工资等费用的确认也不符合协议约定。第二，沈展征、孙德林签字确认的涉案4笔费用从形式上看极不规范，滨辉公司并不能提供充分的原始证据（与第三方的合同、支出单据等）来说明与相关确认款项的一一对应关系。第三，关于童忠斌和沈展征的工资问题，协议并未约定恒大粮油公司相关员工的工资需要由滨辉公司发放，滨辉公司向童忠斌和沈展征发放工资既没有合同依据，也不符合正常的生活逻辑，且滨辉公司亦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童忠斌为恒大粮油公司员工。第四，从时间上来看，沈展征已于2016年11月1日离职，滨辉公司对此情况是知晓的，但其在此之后还是让沈展征在欠款明细上签名确认，甚至在2017年仍向沈展征发放相关工资，显然不合常理。综上，《恒大兴安粮油年度经销协议》对沈展征、孙德林的职务权限作了明确限制，滨辉公司对此是明知的，沈展征、孙德林签字确认费用等相关行为并非其职权范围，不构成职务行为；同时，滨辉公司作为法人商事主体，在协议已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甚至在已知晓沈展征离职的情况下，仍让沈展征、孙德林签字确认相关费用，而非依约核销相关费用，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慎注意义务，存有一定过错，沈展征、孙德林签字确认费用等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沈展征、孙德林签署确认的涉案的有关货款、价差、陈列费、推广费及员工工资等费用对恒大粮油公司没有约束力，滨辉公司据此主张恒大粮油公司偿还滨辉公司垫付货款和小部分补充差价费用300000元、为恒大推广产品垫付的陈列费和推广费350000元、为恒大推广产品垫付工人工资46500元、拖欠进店费、老库存差价费用50000元及相应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需要强调的是，恒大粮油公司已在《恒大兴安粮油年度经销协议》中对相关费用的核销程序和其相关工作人员的权限范围及限制等与滨辉公司进行了明确具体的约定，甚至将其工作人员离职的信息都已告知了滨辉公司，已尽到了必要的审慎注意义务。如果在此情况下仍要求恒大粮油公司承担相关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所导致的风险，对恒大粮油公司来说实属苛求，也不利于正常营商环境的维护。综上所述，上诉人恒大粮油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800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本溪市滨辉商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1270元，均由本溪市滨辉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