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8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辉煌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丽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珍，女，198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卓岑，女，198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谷明玲。上诉人广东辉煌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谷明玲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3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辉煌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为驳回谷明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或撤销一审判决；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谷明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谷明玲确认劳动关系的请求已过仲裁时效，法院应驳回谷明玲的全部诉讼请求。首先，辉煌公司与谷明玲经协商一致于2018年3月16日解除了劳动关系并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辉煌公司按照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给了谷明玲约定款项，该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加班费和劳保福利待遇等。也就是说，本案一年的仲裁时效应从2018年3月16日起开始计算。然而谷明玲怠于行使权力，于一年仲裁时效过后才提起仲裁，要求确认与辉煌公司于2012年4月至2017年5月的劳动关系，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谷明玲在解除劳动关系之前投诉的问题是与社保相关的，而本案是确认2012年4月至2017年5月的劳动关系，两个法律关系、管辖机关、事由等均不相同，因此，谷明玲的投诉行为根本不构成对本案时效的持续中断。并且，谷明玲在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投诉的同时，也是可以提起本案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但谷明玲怠于行使权力，导致本案时效已过，该过错是谷明玲自行导致的，其应承担仲裁时效已过的法律后果。三、一审法院根据谷明玲提交的银行流水便认定辉煌公司与谷明玲于2012年4月至2017年5月存在劳动关系过于片面，有违法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辉煌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中，辉煌公司发表如下补充上诉意见：1.本案是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并不是社会保险缴纳纠纷，谷明玲到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投诉广东辉煌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从化分公司（以下简称辉煌公司从化分公司）社保缴纳问题，现行的法律法规明确社保的缴纳问题并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也就是说谷明玲的投诉行为根本就不可能对本案劳动争议纠纷的时效构成中断。而且谷明玲投诉的是辉煌公司从化分公司，也是要求从化分公司补缴，证明谷明玲是清楚知悉其当时并非是与辉煌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并且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从化分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与谷明玲建立劳动关系是合法合理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谷明玲与辉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错误。如果说从化分公司欠谷明玲的工资，从化分公司没钱支付，谷明玲可以要求总公司支付工资。但是关于劳动关系，相关的法律已经明确，分支机构是可以跟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不能直接认定谷明玲与我方有劳动关系，一审法院的判决不合法、不合理，而且接受谷明玲投诉的机关是从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但是辉煌公司并不在从化，谷明玲投诉的问题是社保补缴问题也不是本案确认的劳动关系纠纷，这几个问题跟辉煌公司都是无关的，故谷明玲的投诉行为不可能对本案构成时效中断，我方坚持认为本案已经过了仲裁时效。2.一审法院根据谷明玲提供的证据，就认定谷明玲跟辉煌公司于2012年4月1日至2017年的5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该认定不合理、不合法。谷明玲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与辉煌公司从化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并非是与我方存在劳动关系。而且谷明玲在仲裁和一审阶段也是承认其一直是与从化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其提交的证据劳动合同也是显示是与从化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然而一审法院适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适用的法律法规是不对的。该通知是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去认定的情形，但是谷明玲跟从化分公司是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其劳动关系就应当以书面的劳动合同签订的主体为准，而不应当认定是与辉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3.仲裁阶段仲裁委在审理的时候已经是查明了所有的事实，作出的裁决也是合理公正的。4.谷明玲与辉煌公司在协商一致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的时候，也已经明确了双方签订协议后，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终止的，不能再向社会保障局、法院等投诉或者诉讼，很显然谷明玲是违反了双方的约定，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谷明玲的所有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否则会导致企业会不再积极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就算企业积极去处理这些问题了，员工还是可以反悔和提起诉讼，还是可以要求企业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辉煌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谷明玲答辩称，对于辉煌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补充理由，我方坚持认为银行流水显示工资发放有时是从化分公司，有时候是辉煌公司。而关于交社保、劳动关系这些问题，我方作为农民工，不清楚其内部关系，我方只知道当时是去从化分公司反映这个情况的，我不知道总公司跟分公司是有什么关系，后面分公司说申请倒闭，还是注销公司，我方没办法，只能找到总公司，总公司跟分公司肯定是有关联的。谷明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谷明玲与辉煌公司于2012年4月至2017年5月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要求辉煌公司为本人补缴社会养老保险。案件审理过程中，谷明玲撤回了补缴社会养老保险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17日，谷明玲（乙方、劳动者）和辉煌公司从化分公司（甲方、用人单位）签订《广州市职工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为2016年3月17日至2018年3月16日，为谷明玲安排的工作岗位为在广船国际有限公司非生产性的护厂值班、安全保卫、防火岗位工作。2018年3月5日，辉煌公司向谷明玲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写明：“由于政策原因……但因您予以拒绝到南沙厂区上班，致使劳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于2018年3月16日与您解除您、我双方于2012年3月17日签订的期限自2012年3月17日起至2018年3月16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编号：GC0043）。我司同意向您支付6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共计人民币23154.27元（人民币：贰万叁仟壹佰伍拾肆元贰角柒分）……请您务必于2018年3月16日前办理完毕工作交接及离职等相关手续……若您转意同意依照原协商内容变更工作地点的，可于2018年3月8日前告知我司……”。后谷明玲（乙方）与辉煌公司（甲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协议书写明：双方一致同意于2018年3月16日终止于2012年3月17日签订的合同期限自2012年3月17日起至2018年3月16日止的劳动合同；工资结算至2018年3月16日；协议签订后，双方权利义务即告终止，今后互相不再追讨或承担对方的任何权利义务；谷明玲应在2018年3月16日前协助辉煌公司做好工作交接以及办理相关离职手续。谷明玲于2018年4月13日在该协议上签名，辉煌公司于2018年3月25日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2019年4月3日，谷明玲就确认2012年4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4日作出的穗劳人仲案[2019]3010号仲裁裁决书，认定因谷明玲的仲裁请求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裁决驳回谷明玲的仲裁请求。谷明玲不服上述仲裁裁决，于2019年6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庭审过程中，辉煌公司主张谷明玲的入职时间应为2016年12月16日，双方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8年3月16日无争议。谷明玲表示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是希望确认劳动关系后以便补缴社保，且谷明玲于2017年6月了解到社保缴纳情况后，在解除劳动关系之前已向相关部门投诉，因双方一直存在纠纷，故直至2019年才就本案争议问题申请仲裁。谷明玲为证明上述情况，提交了银行流水、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明细、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从社稽结告字[2018]71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及情况说明等材料。其中，银行流水显示，2012年4月至2017年5月期间，谷明玲于每月20日左右大多有收到辉煌公司或者辉煌公司从化分公司发放的代发工资款；从社稽结告字[2018]71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及情况说明显示，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2018年3月19日受理谷明玲的投诉，根据谷明玲提供的材料显示，谷明玲与辉煌公司从化分公司于2012年4月至2012年6月、2014年5月至2017年5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因辉煌公司提出劳动关系争议仲裁申请，需待仲裁判决结果后再携带仲裁书进行投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双方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谷明玲自述劳动关系解除之前即已开始就社保问题进行投诉，且其提交的证据证明，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2018年3月19日受理谷明玲的投诉，并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结果告知书，仲裁期间应当在2018年3月19日至2018年5月17日中断。谷明玲于2019年4月3日提出仲裁申请，未超出一年的仲裁时效，一审法院对辉煌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认可。对于谷明玲、辉煌公司之间在2012年4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虽然谷明玲未能提供劳动合同，但谷明玲提交的银行流水和经辉煌公司盖章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均能证明谷明玲、辉煌公司之间于争议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辉煌公司也确认自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5月之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谷明玲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谷明玲与广东辉煌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在2012年4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东辉煌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辉煌公司、谷明玲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另查明，根据谷明玲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辉煌公司从化分公司在2012年3月14日至2016年4月20日期间向谷明玲支付工资，辉煌公司在2016年5月20日至2018年2月12日期间向谷明玲支付工资。辉煌公司在二审中称其受辉煌公司从化分公司委托向谷明玲发放2016年5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工资，但辉煌公司未能提供代发工资的证据。据谷明玲提交的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辉煌公司从2012年8月开始为谷明玲缴纳养老等社会保险费。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谷明玲提起本案劳动仲裁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二、谷明玲与辉煌公司在2012年4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谷明玲自述劳动关系解除之前即已开始就社保问题进行投诉，且其提交的证据证明，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2018年3月19日受理谷明玲的投诉，并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结果告知书，仲裁期间应当在2018年3月19日至2018年5月17日中断，谷明玲关于确认其与辉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的时效应从2018年5月17日重新起算。本案中，谷明玲于2019年4月3日提出仲裁申请，未超出一年的仲裁时效，原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辉煌公司上诉认为谷明玲确认劳动关系的请求已过仲裁时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虽然谷明玲未能提供劳动合同，但谷明玲提交的银行流水、缴费历史明细表和经辉煌公司盖章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均能证明谷明玲、辉煌公司之间于争议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原审法院根据谷明玲提交的证据，对谷明玲主张在2012年4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与辉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予以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辉煌公司主张其与谷明玲在2012年4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不存在劳动关系，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辉煌公司上诉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东辉煌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苏韵怡审判员  印 强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