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3民终2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市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朝阳中路黄冈巷3号华府新天地二楼。代表人：叶和平，该支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菊，湖北延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德林，男，197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辉，湖北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洁琼，湖北同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富启，男，196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石磊，湖北金卫（十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晓强，男，198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德林、王富启、原审被告陈晓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2019）鄂0302民初3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本案扣除审限56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张德林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且上诉人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服金额为130979.03元；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德林、王富启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张德林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属于证据不足。一审庭审中，张德林仅提交了身份证和户口本，显示其居住地为十堰市茅箭区五条岭林场黄家分厂4组，该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农村地区。张德林提交的关于收入来源的证据也不充足，其没有提交劳动合同，无法证实其与十堰正皓机电安装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银行流水与微信转账凭证不是该公司发放的，且即使其收入来源于该公司，但无证据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及在城镇居住生活超过一年以上。因此，张德林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2.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张德林的各项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本案中，根据一审庭审调查可知，事故发生后，王富启故意让陈晓强“顶包”，即使交警部门后期对此情形查实后，王富启和陈晓强均承认“顶包”事实，但仍不能还原事故发生时的客观情况，不能排除王富启在事故发生时存在上诉人免赔事由的违法驾驶情形。而且王富启要求陈晓强“顶包”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逃避交通管理部门的处罚，骗取保险公司的理赔，这明显与其陈述的“无违法驾驶行为”相矛盾。3.王富启在事故发生后找陈晓强“顶包”，存在违反保险合同约定的情形，上诉人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依法应当发生效力。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责任免除”部分的第八条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案涉保险合同条款载明，保险公司责任免除的情形包括：（1）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对发生交通事故不得离开事故现场作了禁止性规定，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只要保险人对禁止性规定情形作出提示后，该免责条款即产生效力。本案中，保险人已将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这一禁止性情形作为免责事由，且在保险单下方重要提示栏里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该免责条款对王富启产生效力。即，上诉人在本次事故中不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德林辩称，1.张德林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赔付。张德林从2017年开始就已经从事机电设备安装工作，既有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也有工作单位证明人向其支付工资的微信转款记录，而且也提供了银行流水证明其收入来源。在一审庭审中，张德林当庭向一审法官出示了其与工作单位负责人之间的微信转款记录及其在工作期间所发布的与工作有关的朋友圈，该证据也能够佐证其从2017年2月开始从事机电设备安装工作的事实。张德林从2017年2月到2018年11月发生交通事故时从事机电设备安装工作时间明显超过一年。一审法院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相关损失正确。2.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正确。首先，王富启与陈晓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及时将张德林送往医院治疗，并接受交警部门的调查，可以看出王富启与陈晓强并没有逃避法律责任或者骗取保险公司理赔的意图。其次，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在已经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作出了王富启承担主要责任、张德林承担次要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而王富启与陈晓强之间的“顶包”行为既没有破坏、伪造现场，也没有毁灭证据。很明显，“顶包”行为不能等同于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如果“顶包”属于上述逃避责任的情形，那么在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就应当是肇事方负全责。显然交警部门最终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没有受到“顶包”行为的影响。故，上诉人依据“伪造现场”的免责条款主张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最后，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投保时对免责条款作出了提示，仅提供了商业保险的通用条款。因此，上诉人在投保时未对免责条款作出提示的情况下，该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不生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富启辩称，上诉人所述与事实不符，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王富启在事故发生后没有“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询问笔录》可知，王富启在事故发生后一直留在现场，并同120救护车将伤者张德林送往医院救治。在民警调查时，也未发现王富启有酒驾或毒驾的情形。2.王富启不存在“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情形，上诉人无权主张免责。王富启找车主陈晓强“顶包”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准驾资格A不被降级，不影响自己赖以生存的货运生计，并没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意图。陈晓强述称，交通事故发生时，王富启、陈晓强和张德林都在现场，都清楚王富启并没有酒驾，他一直都在现场并跟随120救护车把张德林送到医院，并且垫付医疗费，找人护理张德林。王富启积极救治伤者，没有逃离现场，没有逃避责任。王富启找陈晓强“顶包”是怕其准驾资格被降级，这些在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询问笔录》中都有记载。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张德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富启、陈晓强连带赔偿张德林各项损失共计254141.74元[医疗费107712.7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750元（50元/天×75天）、营养费3000元（30元/天×100天）、残疾赔偿金82692元（34455元/年×20年×12%）、护理费10656元（38897元/年÷365天/年×100天）、误工费52000元（260元/天×200天）、被扶养人生活费21116.48元（父亲张有学23996元/年×10年×12%÷3人＝9598.40元，母亲任宗菊23996元/年×12年×12%÷3人＝11518.0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交通费750元、鉴定费2000元，以上合计287677.18元，交强险承担12万元，剩余按80%赔偿134141.74元，共计应赔偿254141.74元]；2.判令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王富启、陈晓强、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4日21时32分，王富启驾驶鄂Ｃ×××××号小型客车，由白浪往顾家岗方向行驶，行驶至丹江路与大连路交汇处路段时与正在横过道路的行人张德林相撞，致张德林受伤，车辆受损。事故发生后，王富启为逃避处罚指使同乘的车主陈晓强冒充驾驶员“顶包”，后同120救护车将伤者送往医院。民警现场勘查时，陈晓强自称其驾车发生此次交通事故。处警民警到医院调查时，王富启隐瞒其是驾驶员的真实情况。2018年11月28日，十堰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事故处理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富启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张德林承担事故次要责任。2018年11月4日事故发生后，张德林被送往十堰市中医院抢救，5日转入十堰市太和医院住院治疗51天，诊断为双额颞叶多发性大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侧枕骨骨折、双侧顶骨骨折、头皮血肿、右肺挫伤、右侧创伤性胸腔积液、双侧髋臼骨折、上下支耻骨骨折、盆腔积液、左侧第4腰骶横突骨折、面部皮肤裂伤、全身多处皮肤挫伤。2018年12月26日，张德林转入十堰市茅箭医院住院治疗23天。2019年5月23日，经湖北医药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张德林伤情评定为两处十级伤残，伤残赔偿系数12%，误工时间200日，护理时间100日，营养时间100日。王富启驾驶的车辆在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购买有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50万元，有不计免赔。一审法院认为，张德林因交通事故受伤应得到相应的赔偿。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作为鄂Ｃ×××××号小型客车交强险及商业险的投保公司，应在其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关于王富启找陈晓强“顶包”，造成交警部门无法对实际驾驶人王富启是否存在酒驾、毒驾进行查明，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的答辩意见，经查，王富启与陈晓强均有合法的驾驶资格，事发当天王富启与陈晓强均在车上，如果王富启酒后驾驶，而让不喝酒的陈晓强坐在副驾驶，不符合常理。事故发生后王富启并未逃逸，其让陈晓强“顶包”仅仅是为了其A本不被降级，不是保险公司保险责任免除的合法理由，故对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关于张德林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的答辩意见，经查，张德林有证据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对该答辩意见亦不予采纳；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关于其不承担鉴定费的答辩意见，因其商业险保险合同并未明确约定保险公司不承担鉴定费，故对该答辩意见也不予采纳。张德林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医疗费总计107712.70元（其中王富启垫付82712.70元、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垫付10000元、张德林自付1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按实际住院74天支持3700元（50元/天×74天）；护理费，张德林在十堰市太和医院住院期间由王富启请护工护理50天，支持护理费8000元（160元/天×50天），在十堰市茅箭医院住院期间由王富启本人护理，支持护理费2451.04元（38897元/年÷365天/年×23天），其余27天支持2877.31元（38897元/年÷365天/年×27天），护理费总共支持13328.35元（其中王富启垫付10451.04元）；误工费标准按每天200元计算证据不足，可以参照制造业标准计算，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2018年11月4日至2019年5月22日，计199天），支持其误工费27821.84元（51030元/年÷365天/年×199天）；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其在交通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酌情支持3000元；交通费按住院天数计算，支持740元。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张德林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107712.70元（其中王富启垫付82712.70元、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垫付10000元、张德林自付1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700元、营养费3000元（30元/天×100天）、残疾赔偿金82692元（34455元/年×20年×12%）、护理费13328.35元（其中王富启垫付10451.04元）、误工费27821.8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1116.48元（父亲张有学23996元/年×10年×12%÷3人＝9598.40元，母亲任宗菊23996元/年×12年×12%÷3人＝11518.0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交通费740元、鉴定费2000元，以上合计265111.37元。其中，医疗费项下损失114412.70元（107712.70元+3700元+3000元），由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负担93530.16元（10000元+104412.70元×80%），张德林自行承担20882.54元；其他损失150698.67元，由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负担142558.94元（110000元+40698.67元×80%），张德林自行承担8139.73元（40698.67元×20%），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共计应赔偿张德林各项损失236089.10元（93530.16元+142558.94元）。王富启垫付的医疗费82712.70元、护理费10451.04元、生活费1950元、鉴定费1000元，共计96113.74元，以及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垫付的医疗费10000元应予扣减。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张德林各项损失129975.36元（236089.10元-96113.74元-10000元）；二、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支付王富启垫付的各项费用96113.74元；三、驳回张德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应付款项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5元，减半收取787.50元，由王富启负担477.50元，张德林负担310元。二审期间，张德林向本院提交其受伤之前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与工作有关的内容截屏打印件，拟证明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经质证，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张德林在一审期间主张与十堰正皓机电安装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其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朋友圈中的出入证照片显示印章为“……车有限公司总装”，公章全称看不清楚，与其一审期间表述严重不符。王富启、陈晓强对该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张德林提交的该组朋友圈截屏可以证明其2018年6月至9月期间在工厂内进行设备安装的工作，虽然出入证上的公章不是十堰正皓机电安装有限公司，但出入证是进出需要进行设备安装的公司所用，并不能直接证明张德林的身份，且与其在庭审中自述“经理在哪儿承包的活儿我们就在那儿干”相符。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其他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至9月期间，张德林曾在苏州××地进行设备安装工作。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关于张德林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问题。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上诉主张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因张德林居住地为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五条岭林场黄家分场4组，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虽提出该地区属于农村，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即便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五条岭林场黄家分场4组属于农村，也不能以此证明张德林居住在该地，同时其生活来源于该地。相反，张德林一审中提交的十堰正皓机电安装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该公司出具的误工《证明》（《证明》上有该公司项目经理胡跃军的签字和公司公章）、胡跃军向其微信转账截屏、银行流水等证据，二审中又补充提交了微信朋友圈截屏，足以证明张德林以城市打工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且一审法院参照2019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制造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计算张德林的误工费，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对此未提出上诉，应视为其认可。故，一审法院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张德林的残疾赔偿金正确。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受害人伤残或死亡后导致其个人收入中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者家庭积累部分的减少，属于被扶养人逸失利益的损失。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如果受害人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则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故，一审法院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张德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正确。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主张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2.关于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是否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上诉主张王富启驾车发生本案交通事故后，让陈晓强“顶包”，存在违法和违约情形，故其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从庭审查明事实来看，王富启让陈晓强“顶包”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使自己的驾驶证被扣及准驾资格A被降级，影响其从事货运工作。从王富启发生事故后并未离开现场，且与陈晓强共同将张德林送至医院，并垫付部分医疗费的行为来看，其并没有破坏现场、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以及肇事逃逸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且其让陈晓强“顶包”的行为也未影响交警部门对本案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性质等作出认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前述规定来看，保险公司对于因驾驶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导致的交通事故损失不负赔偿责任的约定，保险公司应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针对该类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提示和说明的义务，但本案中，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尽到了该义务。故，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主张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人寿财保十堰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4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市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鸣审判员  李君审判员  张曼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柏媛媛书记员奚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