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1，女，汉族，1989年1月4日出生，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点序，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女，汉族，1934年6月3日出生，住广州市黄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2，女，200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法定代理人：阳某，女，1982年7月2日出生，系何某2的母亲。上诉人杜某、何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佳佳，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某，女，汉族，1942年9月10日出生，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植龙，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彬华，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3，女，汉族，2008年7月8日出生，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4，男，2012年2月1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被上诉人何某3、何某4的法定代理人）：梁某，女，汉族，1984年6月18日出生，住广州市黄埔区。系被上诉人何某3、何某4的母亲。被上诉人何某3、何某4、梁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河，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何某3、何某4、梁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燕梅，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何某5，女，1957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佳佳，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某1、杜某、何某2、徐某因与被上诉人梁某、何某3、何某4、原审第三人何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7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广州市宝兴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兴公司）50%的股份归劳某所有，属于劳某的遗产。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推定劳某在与何某6离婚时知道宝兴公司的存在，属认定事实错误。1.宝兴公司注册时的出资基本上都是由财务公司垫资注册后抽回，或者是找亲戚朋友等其他途径垫资注册成立后再转账流回，注册人并不需要实际投入资金。同时，宝兴公司成立时登记的股东是何某6和何某5，若按操作规程需要何某6和何某5分别出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何某6注册兴宝公司时有实际投入资金150万元。2.在沟通不畅或者独立性都比较强、互不管制的夫妻关系中，即使一方有大额支出，另一方也会不知情，故无法推出劳某对出资知情的结论。3.宝兴公司工商登记曾经使用的通信地址是广州市黄埔区茅岗井爱村企岭街北四巷，该地址是何某6的胞兄何某7所有的企××街××号房屋，而不是何某6与劳某所有号房屋。因为根据公司地址登记要求，需要有办公室才符合登记条件，四巷16号房屋是家庭居住地址，一楼是车库，并不符合公司地址登记的要求，而四巷11号一楼是办公室。一审判决认为宝兴公司登记地址是四巷16号房屋，并推定劳某知情，认定事实错误，也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即使宝兴公司登记的地址是四巷16号房屋，亦不能推出宝兴公司有信件，劳某知情。二、一审判决认定劳某与何某6离婚时已对宝兴公司的股权作出处分并无事实依据。1.从劳某与何某6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内容及字眼看，双方根本没有提及宝兴公司，即双方对宝兴公司的股权未予分割及未做任何处理。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并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财产，离婚时未作分割的，仍属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放弃共同财产或者表示归一方所有必须以明示的方式作出，否则不能视为登记方一方所有。3.“完全同意本协议书的各项安排，亦无其他不同意见”是民政部门离婚协议书的通用版本字眼，只表示对离婚协议书有明确约定内容的确认，对离婚协议书没有明确约定的事项并无约束力。三、宝兴公司是何某6与劳某离婚时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徐某要求分割宝兴公司的股权符合法律规定，亦无操作障碍。1.何某6的继承人在办理宝兴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公证时，公证机关经审查后告知宝兴公司股份属于何某6与劳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因何某6与劳某在离婚时未处理宝兴公司，所以无法办理股东变更公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的规定，在双方离婚后，对于原夫妻双方而言，均有权提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对方均有义务予以配合。3.徐某要求分割宝兴公司的股份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操作障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十七条、十八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在何某6已死亡、现有名义股东即无独立请求第三人何某5愿意配合的情况下，未登记的夫妻一方可成为公司股东。就本案实际情况而言，各相关合法继承人直接分割股份成为股东是最简单和高效的处理方式，也是对各方权益的最好保障。退一步说，如果股份一定要归一方所有，再由该方按股权价值补偿给其他有权继承的继承人，那么，从各方当事人的年龄情况、公司现有的经营情况和发展状况考虑，股份应全部归劳某的继承人即徐美兰、何某1等才更合适，然后再按照股份价值对其他继承人进行补偿。何某6与劳某离婚后对宝兴公司的经营也不影响劳某对股份所有权的分割。在与劳某离婚后，何某6经营宝兴公司，可以依法取得工作报酬，但不影响股东的分红、价值和权利，宝兴公司的股权仍属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继承法》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的规定，何某6在订立遗嘱时及继承人在签订《遗产继承协议及相关问题约定》、《之补充约定》时，对属于劳某所有的宝兴公司50%股份作出处分，侵犯了劳某及其继承人的财产权，明显无效。上诉人徐某、杜某、何某2的上诉意见与何某1的一致。被上诉人梁某、何某3、何某4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劳某知晓宝兴公司的设立，并在与何某6离婚时已对该公司的股权进行分配，依法有据，应予以维持。1.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宝兴公司在成立时就已经完成150万元的实缴出资，如何某1等认为该笔出资属于财务公司的垫资，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反之，如果公司确存在垫资情况的，即在何某6、劳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未进行出资，那么宝兴公司是在双方离婚后方完成出资，该笔出资属何某6离婚后的个人财产，劳某无权对该部分财产提出任何主张。2.何某6与劳某的婚姻关系存续了18年，双方财产一直是混同的且从未分居，宝兴公司是在双方离婚前三年成立，何某6主要是在宝兴公司工作，推定劳某知晓宝兴公司的存在属高盖然性的事件。而何某1等无提供证据证明即推定劳某不知道宝兴公司的存在，不符合常理。3.何某1等主张宝兴公司曾经的地址是何某7的房产，但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即使宝兴公司的地址未完全指明系何某6离婚时分配到的房产，但与宝兴公司曾经的通讯地址相邻，由此也可推定劳某知道宝兴公司的存在。4.劳某在宝兴公司成立时已是广州海事局的在编干部职工，属于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法不得从事经营行为，故双方虽然未在离婚协议中详细列明对宝兴公司的分割，但也足以证明双方已协商一致，将宝兴公司或其他公司全部分配给何某6。事实上，劳某自离婚后一直按照该约定履行。5.宝兴公司的股权分配协议是在何某6病逝半年后达成，而劳某当时作为何某1的妈妈应当知晓宝兴公司的股权分配方式，且宝兴公司的成立时间、股东等情况均是对外公开的，但劳某生前并未对宝兴公司提出任何主张，故其在生前已经认为宝兴公司是分配给何某6的，不存在不知情或遗漏分配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6.何某1等未提供证据证明宝兴公司的股权属于离婚时“确属未涉及”的财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7.即使劳某对宝兴公司享有权利，因其在离婚时应当知晓宝兴公司的存在，其签订的协议也明确了无其他分配意见，如其在签订协议后对相关分配问题反悔的，应当在签订协议后一年内提出。即使宝兴公司的股权确属劳某与何某6离婚时未涉及的财产，其在签订离婚协议后重新再对宝兴公司的股权主张分割，应当适用一般诉讼时效即自离婚协议签订后两年。因此无论属于何种情况，劳某要求分配宝兴公司股权的请求权已经超出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8.宝兴公司的股权属于特殊性质的债权，其分配包含在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的5条约定中，即劳某同意宝兴公司的所有股权由何某6享有。9.公证机关并非审判机关，不会对事实进行审查，其意见不能作为分配宝兴公司股权的依据。二、根据何某6与第三人何某5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可知，宝兴公司100%股权属于何某6，即该公司实际属于何某6的一人独资企业。宝兴公司成立后一直由何某6进行经营，而劳某是公职人员，从未参与过其经营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劳某也仅能对离婚时宝兴公司对应的股权价值进行分割，而无权要求直接分配股权。劳某与何某6离婚时宝兴公司仅成立两年，在何某6兢兢业业经营十余载后，劳某要求分配何某6一人的努力成果，显然对何某6是非常不公平的。三、宝兴公司在2015年注册资本由150万元增资到500万元，即使劳某可以请求分割宝兴公司的股权，其对宝兴公司持有的股权应当按照增资后的注册资本比例调整为15%，而不是50%。四、劳某与何某6离婚时就已对宝兴公司分割完毕。即使何某6与劳某离婚时确遗漏处理宝兴公司，劳某及其继承人仅仅有权要求何某6给予相应价值的财产补偿，而无权要求对股权本身要求分配。因此，何某6的遗嘱及各继承人协商签署的遗产分配协议真实有效，并未侵犯劳某或其继承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的认定依法有据，应当予以维持。五、梁某作为何某6的合法配偶，对于继承协议涉及的产生于其与何某6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享有一半的合法权益，如认定对宝兴公司的股权分配协议无效，应当认定协议整体无效方可保障梁某的合法权益。原审第三人何某5答辩称：同意何某1等的上诉意见。2018年11月21日，梁某、何某3、何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梁某享有宝兴公司8.166%股权、何某3享有8.166%股权，何某4享有59.166%股权，并判令何某1、杜某、何某2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何某1、杜某、何某2承担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被继承人何某6与劳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生育女儿何某1。杜某系何某6的母亲，何某2系何某6的非婚生女儿。宝兴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记载宝兴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11日，登记股东系何某6、何某5，实缴出资150万元。宝兴公司工商登记曾用的企业通信地址有“广州市黄埔区茅岗井爱新村企岭街北四巷”。2005年3月14日，何某6与劳某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了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归属等，在协议第4条约定“座落于广州市黄埔区茅岗企岭大街北四巷16号，归何某6所有”，双方“完全同意协议的各项安排，亦无其他不同意见”。劳某从2000年至其退休前在广州海事局工作，系该单位在编干部，职级为科员，于2018年2月3日死亡。××××年××月××日，何某6与梁某登记结婚，生育婚生女何某3、婚生子何某4。2017年7月3日，何某5与何某6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何某6作为宝兴公司10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和持有人，委托何某5代持宝兴公司49%的股权。何某6于2017年6月30日订立书面遗嘱，将宝兴公司51%股权分配给何某4，其余49%股权未作分配，后于2017年8月1日死亡。此后，宝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何某1，股东仍为何某6、何某5。2018年3月5日，包括梁某、何某3、何某4与何某1、杜某、何某2在内的宝兴公司继承人及相关人员签订《遗产继承协议及相关问题约定》，同月15日签订《〈遗产继承协议及相关问题约定>之补充约定》，明确何某4可继承宝兴公司51%股权，另49%股权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即杜某继承8.170%，梁某继承8.166%，何某1继承8.166%，何某2继承8.166%，何某3继承8.166%，何某4继承8.166%）。何某4共计持有宝兴公司59.166%的股权（其中51%的股权由何某5代持）；梁某放弃对其与何某6的夫妻共有财产先予分割，同意按照何某6的书面遗嘱对遗产进行分配。双方均在《遗产继承协议及相关问题约定》上签名，何某2在上述《补充约定》上的签名由何某5代签。2018年3月15日，何某5与何某4签订《股份代持协议》，约定何某5为何某4代持宝兴公司51%的股权，梁某、何某4、何某5在上述代持协议上签名，并捺指纹。此后，双方根据前述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对部分遗产进行了分配，但何某1、杜某、何某2未配合梁某、何某3、何某4办理宝兴公司股权变更手续。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第三人徐某诉请的宝兴公司股权是否应作为何某6与劳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宝兴公司确系何某6与劳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成立，何某6持有的宝兴公司100%股份亦系其与劳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但是，宝兴公司于2002年实缴出资150万元，结合劳某曾系黄埔港务监督局职工身份、何某6同时曾在黄埔港水运公司担任司机的工作经历以及当时广州市职工年均工资约3万元的事实，劳某作为何某6的妻子对其成立公司实缴大额出资的事实知情的可能性非常大。此外，宝兴公司工商登记曾经使用的通信地址亦系何某6与劳某于2005年协议离婚时约定分割的房地产地址，故推定离婚时劳某对宝兴公司的存在系知情的。2005年3月14日，何某6与劳某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记载双方“完全同意协议的各项安排，亦无其他不同的意见”。劳某作为思维正常的成年人，明知在其与何某6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宝兴公司仍签订上述离婚协议书，应视为其对自身实体权利的处分，应承担相应的后果。因此，在劳某与何某6离婚时，宝兴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的“确属未涉及”的情形。结合上文所推定劳某自离婚时已经知道宝兴公司事宜，且在离婚协议中已经部分处分过与宝兴公司有关的地产，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劳某一直没有提出再次分割共同财产的诉求，现以此为由请求再次分割共同财产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徐某提出的劳某拥有的“分割共有物的请求权实质是形成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意见，法院认为，结合前文分析，宜认定劳某与何某6离婚时已就宝兴公司相关财产作出了分割，实际上是已经对所有权进行了处分。徐某作为劳某的继承人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为由提出分割宝兴公司股权的诉请，不予支持。二、关于徐某提出分割宝兴公司股权的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在何某6和劳某均死亡后（2018年2月3日后），何某1办理公证时得知劳某可能有部分遗产存疑待确认，因此徐某作为劳某的继承人得知上述情形后参加本诉行使请求权，对其认为属于劳某的遗产提出诉请，其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三、关于《遗产继承协议及相关问题约定》、《之补充约定》的效力如前所述，何某6在遗嘱中对于宝兴公司的处分并未侵害徐某的权益。何某6订立遗嘱处理财产时确未先予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是将其与梁某的财产一并进行了处分，遗嘱的部分内容违反了法律规定，对遗嘱的无效部分本应按照法定继承原则对遗产进行分配，但是，梁某、何某3、何某4与何某1、杜某、何某2等人经充分协商后达成了一致的遗产分配意见，实际上是当事人在各自可继承的遗产范围内订立了更符合各方当事人意愿的协议。《遗产继承协议及相关问题约定》《〈遗产继承协议及相关问题约定>之补充约定》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协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广州市宝兴物流有限公司股权中，梁某享有8.166%的股权比例、何某3享有8.166%的股权比例，何某4享有59.166%的股权比例；何某1、杜某、何某2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配合梁某、何某3、何某4办理广州市宝兴物流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二、驳回第三人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999.20元（梁某、何某3、何某4已全额预缴），由何某1、杜某、何某2各负担6166.53元，第三人徐某负担18499.6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宝兴公司的股权分配问题，本院对此分析如下：一、何某6与劳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2005年3月14日离婚，宝兴公司于2002年10月11日设立，故宝兴公司应属何某6与劳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二、离婚时，何某6与劳某已约定宝兴公司归何某6所有。首先，何某6与劳某于2005年3月14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约定：“……4.坐落于广州市黄埔区茅岗企岭大街北四巷16号，归何某6所有……完全同意本协议的各项安排，亦无其他不同意”。该《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后自愿签订的，合法有效。其次，宝兴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宝兴公司曾用的企业通信地址是广州市黄埔区茅岗井爱新村企岭街北四巷。该地址虽未细化到户，但与《离婚协议书》上约定的地址“北四巷16号”是同一个地址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不是同一个地址，两地相隔亦很近。何某1等上诉主张宝兴公司登记的上述通信地址是何某6的胞兄何某7所有的房产，但无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宝兴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何某6作为宝兴公司的唯一股东于2002年10月11日实缴出资额150万元，该时间点处于何某6与劳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劳某应当知晓何某6该笔大额支出，即知晓宝兴公司的存在。最后，何某6与劳某的女儿何某1已在宝兴公司工作多年，且在劳某生前（2017年8月22日），宝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何某1。综上，可推定劳某离婚时应已知道宝兴公司的存在，但劳某直至生前一直没有对宝兴公司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故可认定何某6与劳某已约定宝兴公司归何某6所有。何某1等上诉主张劳某不知道宝兴公司的存在，宝兴公司股权属离婚时尚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事实方面缺乏说服力，故本院不予采信。三、何某6于2017年8月1日死亡，其遗下的宝兴公司股权属于其遗产。2018年3月5日，包括梁某、何某3、何某4与何某1、杜某、何某2在内的何某6全体法定继承人及相关人员签订《遗产继承协议及相关问题约定》，同月15日，再签订《之补充约定》，约定何某4继承宝兴公司51%股权，另49%股权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即杜某继承8.170%，梁某继承8.166%，何某1继承8.166%，何某2继承8.166%，何某3继承8.166%，何某4继承8.166%）。何某4共计持有宝兴公司59.166%股权（其中51%股权由何某5代持）；梁某放弃对其与何某6的夫妻共有财产先予分割，同意按照何某6的书面遗嘱对遗产进行分配。上述协议属于继承协议，由何某6的全体法定继承人经过平等协商后自愿签订，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是合法有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何某1等上诉主张劳某享有宝兴公司50%的股权，上述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以合法有效的继承协议为据，判决宝兴公司的股权中梁某、何某3各享有8.166%的股权比例、何某4享有59.166%的股权比例，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何某1、杜某、何某2、徐某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36999.19元，由何某1、杜某、何某2各负担6166.53元，徐某负担1849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文劲审判员  沙向红审判员  苗玉红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蔡晓静张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