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3民初5814号 原告：沈香令，1954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原告：高益虹，女，1987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安平，浙江西子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411-2号（临）。 法定代表人：孙惟宾。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华，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香令、高益虹为与被告浙江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游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叶盛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香令、高益虹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安平，被告畅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华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需要，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香令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安平，被告畅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香令、高益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73406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6839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788.05元、亲属柬埔寨处理后事的住宿、交通、翻译等费用17090元、裹遗体白布费200元、火化费165美元、遗体运送费100美元、柬埔寨警方费用400美元、柬埔寨医助费135美元（其中美元共计800元，折合人民币56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22日-3月27日，高某（系沈香令丈夫、高益虹父亲）参加畅游公司组织的五晚六天柬埔寨旅行。全程收费2709元：其中旅费1999元，签证费680元，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30元。到达柬埔寨后，高某与其他三位游客住同一个酒店，领队与其余游客住另外一个酒店。行程中领队始终未告知高某其住宿酒店的名称、电话及房号。根据畅游公司安排和双方签署合同约定，2019年3月24日的行程为上午游览大吴哥皇城，午餐后回酒店休息，然后乘车前往吴哥窑，晚餐后返回酒店休息。而事实是：当天上午游览大吴哥皇城，中午乳胶店购物，然后直接前往吴哥窑游玩，晚餐后回酒店休息。2019年3月25日，中国时间约凌晨3点多，高某突感身体不适，同房旅客庞如云起身帮他擦汗，掐人中等。隔壁二位同团女游客听到声音，过来询问；看情况不对，一个（称呼姚姚）比手画脚让酒店前台服务员招救护车，另一个（称呼梅玲）于中国时间凌晨4：31分、4：32分、4：34分、4：38分致电领队均不通，其中4：25分领队回电，但梅玲又未听到。因电话未接通领队，姚姚再致电与领队住同一酒店的朋友，让其通知领队赶快过来，游客出事了。待柬埔寨救护车、警方、领队到达高某住宿的酒店时，柬埔寨方面判断高某已经死亡，因此未送医院再行抢救。旅行社擅自改变合同约定，3月24日中午未回酒店休息，导致高某次日凌晨诱发疾病。领队若与高某住同一酒店，高某身体不适会得到领队及时救助、保护；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高某在柬埔寨死亡后，原告必须去柬埔寨处理后事，被告协助原告订购机票、安排酒店时，要求原告支付17090才给予协助。高某之死与畅游公司违反约定，领队未尽保护、救助之责有直接因果关系。故诉请法院判如所请。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沈香令、高益虹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6521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6839元，亲属赴柬埔寨处理后事的误工费2788.05元，亲属柬埔寨处理后事的住宿、交通、翻译等费用1709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沈香令、高益虹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交以下证据： 1.《出境经旅游合同》，证明高某与畅游公司间的合同关系。 2.收据，证明高某依约支付了旅游团费。 3.行程单，证明高某与畅游公司双方就旅游行程的约定。 4.通话记录，证明与高某同住酒店的游客将高某得病的情况电话通知领队王铁承的事实。 5.杭州桑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出具的误工费证明，证明高某的女儿赴柬埔寨处理后事误工5天的误工费共计913.05元。 6.杭州美通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据，证明高某的侄子高波赴柬埔寨处理事后误工5天的误工费共计1875元。 7.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转账通知，证明原告及其他亲属为赶柬埔寨处理死者高某后事，按被告要求向其支付17090元。 8.高某的体检报告、病历，证明高某未患心脏病。 被告畅游公司答辩称：1、被告与高某签订旅游合同时，尽到了必要的告知警示义务。为了确保旅游团顺利出行，防止旅途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旅游合同第十三条特别提醒游客在出行前做一次必要的身体检查，存在心血管疾病的病患者请勿报名，如隐瞒参团发生事故，责任自负。另外，该旅游团是拼团出行，高某也同意参团人数不足时拼团出行。旅游团的组团方为中国国旅宁波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国旅），后续的领队服务由宁波国旅提供。宁波国旅通过出团通知书的形式，向高某告知了旅游行程、注意事项、领队联系方式等旅游须知。整个行程安排合理，充分考虑了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基本上都是平地的景点，并无剧烈的旅游活动。出团通知书并未约定3月24日午饭后回酒店休息，午饭后旅游团到出团通知书约定的购物点购物，购物秉持自愿原则，游客感到疲劳可在集合点休息，不存旅游行程过于疲劳，没有保障游客得到充分休息，导致高某死亡的事故发生。2、高某突发疾病后，被告尽到了必要的救助义务。领队王铁承在北京时间3月25日凌晨4点半左右接到与高某同住酒店游客的电话后，立即打电话通知地接社导游安排救护车，地接社导游也立即联系了救护车。同时，领队王铁承立即赶往高某住宿的酒店，询问前台是否已安排救护车，前台回答也已呼叫了救护车，马上就到。救护车不久就到了，但为时已晚，高某不幸去世。领队与高某不住同一酒店，是因为不同的酒店住宿费不一样，出团通知书对此也有告知。高某和另3个游客住的酒店便宜一点，其他23个游客与领队住的酒店贵一点，所以没有住在同一个酒店。另，出团通知书已告知游客应开通国际漫游，但高某的手机未开通国际漫游。被告在事发时尽到了必要的救助义务。3、柬埔寨当地法医未对高某的发病原因做进一步鉴定，被告根据与高某家属的聊天记录，得知高某可能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不排除糖尿病引发心脏病。被告在签订旅游合同时尽到了必要的告知解释义务，且旅游行程安排合理，事故发生时也尽到了必要的救助义务。高某在出团时及事故发生之前均未告知其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之类不太适合旅游的疾病，是导致其不幸死亡重要原因。根据《旅游法》的规定及旅游合同约定，旅行社就旅游活动中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形，已向旅游者作出明确告知警示，且事后履行了必要救助义务的，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734064元，即便被告有责任，由于高某已68岁，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年限应减去8年，应该是666888元。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案由系旅游合同纠纷，不是侵权责任纠纷，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违约责任范围，不应得到支持。原告主张的丧葬费缺乏票据佐证，费用不明确。原告主张的亲属办理死者后续事宜的误工费2788.05元，原告的证据不足。原告交给被告的亲属赴柬埔寨处理死者后事的费用17090元，系用于处理后续事宜的费用，与旅游合同纠纷无关，即便被告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相关费用也不应由被告承担。在柬埔寨支出的800美元，由于高某死亡不是因被告的原因导致，被告不需要承担责任。 被告畅游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交以下证据： 1.《出境旅游合同》《境外旅游行程须知》，证明被告与高某签订旅游合同，约定以拼团方式出团，并特别约定有心血管疾病患者请勿报名，如隐瞒参团发生事故责任自负。 2.《出境游互为代理合作（组团）合同》，证明因游客未达到约定人数，被告在征得高某书面同意的前提下，委托宁波国旅履行合同。 3.柬埔寨吴哥6日出团通知书； 4.微信聊天记录； 5.短消息； 证据3-5证明宁波国旅通过微信、短消息告知高某具体行程及注意事项。 6.说明，证明高某与领队住不同的酒店是因为价格的原因。 7.尸检报告，证明高某死于心脏病。 8.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高某有高血压、糖尿病，不排除其糖尿病发引心脏病。 经庭审质证，被告畅游公司对原告沈香令、高益虹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3认为根据合同约定应以出团通知为准；对证据4认为前三个电话因信号原因未接通，第四个电话是领队回电；对证据8认为该证据证明高某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原告沈香令、高益虹对被告畅游公司的证据1-5、证据7-8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6认为该证据系境外形成的证据，未经公证、认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 综上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沈香令、高益虹的证据及被告畅游公司的证据1-5、证据7-8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被告畅游公司的证据6系境外形成的证据，未经公证认证，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原告沈香令、高益虹对此提出异议，故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9年3月7日，高某与畅游公司签订《出境旅游合同》，约定：高某等二人参加畅游公司组织的吴哥双飞6日游，时间自2019年3月22日至3月27日，旅游费用共计5418元；旅游者的权利包括：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由请求救助和保护的权利，当人身、财产受到侵害时，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赋予旅游者的其他权利等；旅游者的义务包括：如实告知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确保身体健康状况适宜本次旅游等；旅行社的义务包括：突发事件或者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旅行社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依法履行报告义务，并对旅游者作出妥善安排等；因旅游者自身原因（如疾病等）、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导致旅游合同无法履行或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协助处理，因此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旅游者承担；旅行社就旅游活动中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形已向旅游者作出明确的告知或警示，且事后履行了必要的救助义务，履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旅游者同意采用拼团方式出团，其他事项详见出团通知书等内容。其中第十三条特别提醒：为确保旅游团顺利出行，防止中途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请旅游者在出行前做一次必要的身体检查，心血管疾病患者，如严重高血压、心功能不全等的病患者请勿报名，如隐瞒参团发生事故，责任自负。 上述合同签订后，因旅游团参团人数不足，畅游公司委托宁波国旅履行合同。宁波国旅于2019年3月21日通过微信向高某发送了出团通知书，出团通知书载明了领队姓名、电话，组团社名称及紧急联系人、电话，境外紧急联络人、电话，酒店名称、地址、电话，旅游行程等信息及注意事项，并提醒游客务必开通国际漫游。旅游过程中，领队与高某未住同一酒店。2019年3月25日凌晨，高某突发心脏病，待领队王铁承及柬埔寨当地救护车赶到时，高某已死亡。高某女儿高益虹、侄子高波为处理高某后事赴柬埔寨误工5天，误工工资分别为913.05元和1875元。 另查明，高某出生于1951年9月12日，系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沈香令系高某配偶、高益虹系高某女儿。 本院认为，高某与畅游公司签订的旅游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确认有效。畅游公司应全面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在组织团队出境旅游时按照规定安排领队或者导游全程陪同，但畅游公司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未安排领队或导游未全程陪同。高某在境外旅游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死亡，其身体健康状况是主要原因，但合同有关游客隐瞒身体健康状况参团发生事故后责任自负的约定并不排除畅游公司的救助义务，且高某突发心脏病并非必然导致其死亡的结果发生，畅游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及时履行了必要的救助义务，领队或导游未全程陪同，使高某突发心脏病时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救助。鉴于本案实际情况，无法查明高某死亡的结果与对其救助的情形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亦无法排除救助不及时系导致高某死亡结果的原因之一，本院酌定畅游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对赔偿金额：死亡赔偿金，沈香令、高益虹主张652176元未超过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丧葬费，沈香令、高益虹主张36839元，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本院按33216元确认；误工费、交通费，沈香令、高益虹主张共计19878.05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案由系合同纠纷，并非侵权纠纷，沈香令、高益虹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确认。综上，各项损失金额共计705270.05元，按畅游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计，畅游公司应支付沈香令、高益虹共计211581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沈香令、高益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共计211581元； 二、驳回原告沈香令、高益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266元，由原告沈香令、高益虹负担7792元，由被告浙江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4474元。 原告沈香令、高益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逾期法院将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叶盛华 人民陪审员  王 黎 人民陪审员  徐 敏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 代书 记员  王依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