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4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维领，男，1973年2月17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熙，北京天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欣，男，1982年5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黄维领因与被上诉人隋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96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维领上诉请求：1.判令黄维领无需支付隋欣45万元;2.判令隋欣承担本案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黄维领与隋欣之间并非合伙关系，但判决中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条“合伙协议依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内容做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黄维领与隋欣之间签署的会议纪要属于什么类型的合同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黄维领与隋欣之间签署的会议纪要具体属于什么类型的合同。不管双方签订的是什么类型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的规定,都应当遵循“权利义务对等互利”的原则,黄维领与隋欣之间应该有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会议纪要第2条的显示，“隋欣、王某分别拥有的3%股权(合伙人权益),不得转让,如果在2017年以前离职,则由黄维领无条件收回;如果在2017年以后离职,则由黄维领按照45万元的价格收回。”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隋欣只要在2017年以后有离职行为,黄维领就应当按照上述条款支付费用。那么隋欣享受45万的权利,对应的义务是什么?黄维领支付45万的义务,对应的权利是什么?显然,两人之间并没有任何对等的权利义务,所以,一审法院根据隋欣是否离职作为黄维领的履行义务条件,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为对隋欣离职进行离职补偿的义务人应该北京市元甲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元甲所）,而不是黄维领个人;所以,关于离职以后如何进行经济补偿或者赔偿属于劳动法的范畴,应该走劳动仲裁程序,与黄维领无关。按照一审法院的意思，虽然不是合伙协议,黄维领也不是合伙人,但黄维领应该诚信，答应在隋欣离职的时候给他45万就应该履行合同。那么,依照合同法,这种“单务合同”的约定属于“赠与合同”，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故本案中黄维领在未依照“赠与合同”的约定支付隋欣45万之前,具有任意撤销权;本案的赠与,并不具备公益性质,不得强制赠与人黄维领履行赠与义务。故黄维领没有支付45万的行为,是撤销赠与的合法行为。三、本案的“会议纪要”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管理的文件,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双方并没有对等的权利义务,黄维领基于元甲所运营总监的角色,单方面承诺以虚拟的“期权收益”进行奖励,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的单方面赠与行为,在赠与财产没有交付之前,有权利随时撤销赠与。2017年8月份,隋欣离职当日也没有主张兑现赠与,黄维领已经明确不再履行赠与行为,双方实际上已经用行动默认了赠与行为的撤销。所以,事隔一年以后,隋欣仅仅依据这个“会议纪要”在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和对价的情况下,要求黄维领继续履行赠与行为是违反民法、合同法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的不劳而获行为,不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本案争议的会议纪要是在2016年5月26日，基于2016、2017年的工作展开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黄维领和隋欣可以共同一起工作，会议纪要里面约定的2017年以前离职是指以2017年12月31日整个年度为条件，2017年以后离职是指自2018年1月1日离职为条件的。黄维领与隋欣及王某共事多年，不可能隋欣工作半年就支付45万元，这也不符合正常的逻辑。所以,依法应该驳回隋欣的诉讼请求。隋欣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黄维领的上诉请求。第一，关于黄维领称的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援引该条款规定是想说明依照上述规定合伙协议应该全体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本案黄维领与隋欣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合伙人会议纪要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协议。因此黄维领与隋欣非合伙关系。由此可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一致的。第二，根据合同法基本理论，合同分为有名和无名合同，本案涉及的会议纪要从名称和内容讲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因此，一审判决没必要也不可能将会议纪要列入任何有名合同。第三，关于黄维领提到的应当遵循“权利义务对等互利”的原则问题，隋欣和黄维领2011年一起到元甲所创业，隋欣从基层律师做起，因业务能力突出，成为元甲所合伙人并担任主任一职，负责整个办案团队的建设、管理和业务培训等工作。在此前提下，黄维领就元甲所股权估值、分配及团队管理、分工等和隋欣等人经充分协商和沟通，签署会议纪要。各方权利义务在会议纪要中有详细的约定，会议纪要签署后隋欣全面履行了约定的各项义务，黄维领却视而不见，只强调其支付45万元为义务，黄维领的上诉请求是不合理的。第四，关于黄维领提到的赠与合同任意撤销的问题，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但本案会议纪要虽然提到了黄维领自愿拿出部分元甲所股权支付给隋欣，但隋欣取得股权系黄维领对隋欣团队的管理、培训等能力的认可，并且按照会议纪要工作分工以及现实中分工的约定，隋欣作为元甲所主任负责办案团队的管理以及律师业务的培训等。关于隋欣离职之后的股权处分问题，按照会议纪要约定，若隋欣2017年以前离职，黄维领可无偿收回，2017年以后离职，则黄维领以45万元回收。本案会议纪要不是赠与合同，即便按照黄维领的逻辑视为赠与合同，黄维领的所谓股权赠与行为也已在会议纪要签署时完成，隋欣按照会议纪要约定已拥有3%的股权。至于约定的以45万元价格收回，跟赠与没有任何关系，故不存在任何撤销的问题。第五，关于黄维领提到的离职补偿和走劳动仲裁的问题，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系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并非用人单位人与劳动者之间发生的劳动关系。隋欣诉请黄维领履行的义务是给付基于会议纪要协商一致后约定的股权收回款项，该款项并非劳动关系项下的离职补偿。第六，关于会议纪要是否为内部管理文件，从会议纪要内容来看，讨论主题为合伙人股权及激励方案，载明“经过充分沟通、协商，本次会议达成以下意见”。在此基础上，各方就元甲所估值、股权分配及黄维领收回股权的条件和价格做了详细约定，上述约定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该全面遵守。虽然会议纪要确实也对各方的分工等内部管理事宜做了相关约定，但黄维领以此为由否认“按照45万元的价格收回”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违反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第七，黄维领称会议纪要是2016年到2017年工作展开，为了谋求共同工作以2017年工作为条件，但并非是隋欣的原因导致离职行为的发生，隋欣在元甲所工作七年多，如果不是因为不可控制的原因是不可能离职的，是黄维领的主观原因导致隋欣被迫离职，所以黄维领该条上诉意见也明显不成立。隋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黄维领支付股权收购款45万元；2.黄维领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26日，黄维领、隋欣、王某签署合伙人会议纪要，载明：截止2015年12月，元甲所的估值确定为1500万元，黄维领拥有100%的股权（合伙人权益），本次会议黄维领自愿拿出6%的股权分别奖励给隋欣（3%，股权价值为45万元）和王某（3%，股权价值45万元），截止2016年12月底，如果隋欣、王某希望增加股份，则可以按照15万元/股购买，2017年以后的股指按照元甲所的营业额+品牌价值另行确定；隋欣、王某分别拥有的3%股权（合伙人权益）不得转让，如果在2017年以前离职，则由黄维领无条件收回，如果在2017年以后离职，则由黄维领按照45万元的价格收回；2016年度激励方案，如果2016年度元甲所的律师费收入在3000万元以内，则隋欣、王某分别按照律师费收入的3%获得收益分配，如果在3000万元以上，则隋欣、王某分别按照律师费收入的5%获得收益分配，上述收益不包含个人的岗位工资收入。隋欣提供元甲所年会演讲视频、宣传材料、工作对话、会议录音等证据证明黄维领为元甲所主任。黄维领对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表示其仅为元甲所运营总监。隋欣提供银行对账记录证明合伙人会议纪要已部分履行，具有可履行性。黄维领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表示证据中显示是元甲所与隋欣之间的结算，与本案无关。元甲所执业许可证载明：负责人隋欣，设立资产30万元，合伙人为达某、赵某、隋欣、谷某；2017年9月30日隋欣、王某退出合伙人。诉讼中，法院向北京市司法局调取元甲所备案合伙协议以及隋欣退伙相关材料。回复材料显示：元甲所于2006年批准成立，未备案元甲所合伙协议，留存的仍为其前身北京京阜华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隋欣于2017年9月16日提交退伙申请书，2017年9月18日，达某、赵某、隋欣、谷某、王某签署退伙会议决议，同意隋欣退伙。一审法院认为，合伙协议依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首先，隋欣与黄维领之间并未签署合伙协议；其次，元甲所执业许可证载明黄维领并非元甲所合伙人，故黄维领与隋欣非合伙关系，涉案合伙人会议纪要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协议。经法院释明，隋欣表示案由以法院认定为准，故法院将案由调整为合同纠纷。关于黄维领是否应向隋欣支付股权回购款。黄维领不是元甲所合伙人，不拥有股权及合伙人权益，上述情况在黄维领签署合伙人会议纪要时其应当自知，但黄维领仍签署该纪要，表示其对纪要内容的认可，纪要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纪要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或第三人利益，应属合法有效。《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隋欣于2017年9月16日离职，已满足合伙人会议纪要约定的黄维领需要支付收回股权款项的条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黄维领应当支付该45万元款项。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条之规定，判决：黄维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隋欣45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查，黄维领、隋欣、王某签署的合伙人会议纪要载明：3.2016年度（2016年1-12月份）激励方案：如果2016年度元甲所的律师费收入在3000万元以内，则隋欣、王某分别按照律师费收入的3%获得收益分配；如果2016年度元甲所的律师费收入在3000万元以上，则隋欣、王某分别按照律师费收入的5%获得收益分配，上述收益不包含个人的岗位工资收入。4.工作分工：隋欣负责元甲办案团队的管理、培训，政府联络、部分对外宣传工作；王某负责人事招聘、合作加盟、部分对外宣传工作、部分市场营销工作及元甲公司的业务；黄维领负责战略规划、流程设计、培训管理、品牌建设、财务、技术开发及市场营销。工作内容根据情势发展进行调整。5.角色分工：黄负责全局、总体规划，设计者、决策者角色；隋作为元甲所主任，负责整个办案团队的建设及律师业务培训，执行者角色；王作为元甲公司执行董事，负责人事、宣传、营销工作，执行者角色。庭审中，关于签订涉案合伙人会议纪要的目的，黄维领称系为黄维领、隋欣、王某可以配合好元甲所的工作；隋欣称因元甲所过往的管理制度没有持续的激励效果，为了改变当时的状况签订的涉案会议纪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关于黄维领、隋欣、王某签署合伙人会议纪要性质一节，该合伙人会议纪要明确载明，黄维领自愿拿出6%的股权分别奖励给隋欣3%股权和王某3%股权，隋欣、王某分别拥有的3%股权不得转让，如果在2017年以前离职，则由黄维领无条件收回，如果在2017年以后离职，则由黄维领按照45万元的价格收回等规定各方权利义务的条款等，该合伙人会议纪要内容并非仅仅是会议的记录性质，体现了各方当事人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设定，系当事人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故该合伙人会议纪要性质应属合同。合伙协议依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元甲所执业许可证载明黄维领并非元甲所合伙人，黄维领与隋欣非合伙关系，涉案合伙人会议纪要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协议。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根据合伙人会议纪要记载内容，黄维领所承诺奖励隋欣股权并非系单务且无偿的，涉案合伙人会议纪要载明隋欣负责元甲办案团队的管理、培训，政府联络、部分对外宣传工作等，并约定隋欣在2017年前不离职为条件，且根据黄维领陈述意见，签订涉案合伙人会议纪要之目的系为黄维领、隋欣、王某可以配合好元甲所的工作，隋欣称因元甲所过往的管理制度没有持续的激励效果，系为改变当时的状况签订的涉案会议纪要，根据合同约定内容、履约情况、当事人庭审陈述能够认定涉案合伙人会议纪要并非赠与合同。黄维领上诉主张涉案合伙人会议纪要本质上是个人的单方赠与行为,隋欣对此不予认可，黄维领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黄维领、隋欣、王某签订的合伙人会议纪要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权利和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隋欣于2017年9月16日离职。黄维领上诉主张涉案合伙人会议纪要里约定的2017年以前离职是指以2017年12月31日整个年度为条件，2017年以后离职是指自2018年1月1日离职为条件，但涉案合伙人会议纪要中载明的2016年度激励方案的时间是从2016年1月份到2016年12月份，从涉案合伙人会议纪要并不能得出黄维领主张的2017年以后离职是指自2018年1月1日离职之结论。黄维领未就其主张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双方在合伙人会议纪要中载明的激励方案期间、权利义务约定及履行期间等内容，能够据以认定隋欣离职时已满足合伙人会议纪要约定的在2017年以后离职的条件，黄维领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向隋欣支付45万元。黄维领上诉主张其与隋欣之间没有对等的权利义务，一审法院不应将隋欣是否离职作为黄维领履行义务的条件,且对隋欣离职进行补偿的义务人应该元甲所,而不是黄维领个人，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合伙人会议纪要载明内容，黄维领奖励隋欣股权以及隋欣保有股权的前提是隋欣需在元甲所工作到一定时限，若隋欣在2017年以前离职，则由黄维领无条件收回股权，且签约当事人亦对各方工作分工和角色分工进行了约定，故双方之间并非黄维领所称没有对等的权利义务；其次，结合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和合伙人会议纪要内容，签订该会议纪要的初衷系通过黄维领提供奖励股权和激励条件，促使签约各方当事人更好的工作，并非关于隋欣离职事宜的约定；再次，签订合伙人会议纪要的各方当事人系平等的民事主体，不属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在具备合同约定条件时支付相应款项系签约各方所约定黄维领之义务。故黄维领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根据涉案合伙人会议纪要约定内容，判决黄维领应向隋欣支付45万元，合法有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黄维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黄维领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灵灵审 判 员 王 黎审 判 员 陈 静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卫孚嘉法官助理 赵 纳书 记 员 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