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82民再53号 原审原告：朱卫红，男，196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义乌市，现住义乌市。 原审被告：郑承前，男，198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义乌市，现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玲、金慷君，浙江浙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进进，女，1984年3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义乌市，现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修江、龚昌盛，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朱卫红与原审被告郑承前、杨进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浙0782民初699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浙0782民监2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朱卫红、原审被告郑承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玲、原审被告杨进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修江、龚昌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4月18日，原告朱卫红诉请：判令两被告归还借款805万元，并按月息1.8分从2014年5月23日起支付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系多年朋友，两被告系夫妻关系。2014年5月22日，两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805万元，约定月息1.8分，并在借条中指定其中200万元由案外人丁洪亮汇入义乌森加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加公司”，郑承前为该公司执行董事）账户，215万元由原告汇入杨进进妹夫吴有福个人账户，340万元由原告汇入杨进进母亲杨苏芳个人账户，50万元由原告汇入杨进进妹妹胡思琴个人账户。2014年5月22日，原告让丁洪亮将200万元款项直接汇入森加公司账户；又通过工商银行的个人账户向吴有福在该行的个人账户转账215万元，分两笔通过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个人账户向杨苏芳在工商银行的个人账户转账215万元和125万元。次日，原告又向胡思琴工商银行的个人账户转账50万元。 被告郑承前辩称：1、原告出具的借条中签名非被告亲笔所写。2、与原告不是朋友关系，仅因被告之父郑以法与原告相识。本案真实情况是，郑以法为法人代表的义乌市红太阳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太阳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被告为法人代表的森加公司曾以合法享有租赁权为由提出过执行异议，原告曾作为执行异议一案的代理律师为被告出谋划策，实际上背后都是原告与郑以法进行交涉，真实情况被告并不是很清楚，被告怀疑本案借贷的真实性。因此被告当庭提出对借条进行鉴定的申请。 被告杨进进辩称：1、杨进进和郑承前原系夫妻关系，2014年10月10日已经登记离婚。2、当时杨进进认为借款是郑承前家使用的，所以同意出具借条，现在根据郑承前的答辩及举证，本案的借款没有实际发生且另有用途，故杨进进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请求驳回对杨进进的诉讼请求。 原审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与被告郑承前的父亲郑以法是朋友关系。两被告原系夫妻关系。2014年5月22日，两被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捌佰零伍万元正（8050000）。该款其中贰佰万元由青海丁洪亮先生汇入森加公司，贰佰拾伍万元由朱卫红汇入借款人指定的吴有福帐户，叁佰肆拾万元由朱卫红汇入借款人指定的杨苏芳工商银行帐户，款项已全部收到。（另伍拾万元汇入胡思琴帐户）月息按1.8分计算。两被告在借条上签名捺指印。同日，上述款项均按借条约定汇入被告指定的账户。 2014年5月22日，森加公司在收到汇款后，将全部款项转入红太阳公司在工商银行的帐户；案外人吴有福在收到汇款后将全部款项转入自己在工商银行的另一帐户，再转入森加公司在金华银行的账户，森加公司又将该款转入红太阳公司在工商银行的帐户；案外人杨苏芳在收到汇款后将全部汇入款项另加上50万元，共计390万元转入森加公司在金华银行的账户，森加公司又将该款转入红太阳公司在工商银行的帐户。森加公司三次汇入红太阳公司账户的805万元款项，均注明为租金。同日红太阳公司分三次将805万元转入原告朱卫红在工商银行的帐户，用途均注明为还款。 另查明，被告郑承前之父郑以法是红太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郑承前是森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外人杨苏芳是被告杨进进的母亲，案外人胡思琴是被告杨进进的妹妹，案外人吴有福是被告杨进进的妹夫。 原审同时查明，自2011年2月23日起，原告与被告郑承前之父郑以法有借款往来。2013年12月5日，经原告与被告郑承前之父郑以法对账，被告郑承前之父郑以法共欠原告借款本金565万元，利息343.3万元（已扣除2013年5月31日支付的利息100万元），由被告郑承前之父郑以法在对账单上签名确认，红太阳公司在担保人一栏盖章，两被告也在被告郑承前之父郑以法出具的两份借条复印件（2011年6月11日的165万元，2011年11月14日的400万元）上作为担保人签名捺指印。2016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郑承前之父郑以法再次进行对账，郑以法签字确认的对账单记载有：本人已于2013年5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利息100万元整，于2014年5月22日通过担保人红太阳公司银行转账支付805万元整，尚欠本金人民币200万元整。 原审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有两被告出具的借条为证，故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同时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原告已按被告要求交付全部款项，有交付依据，故对原、被告之间的借贷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应当按照借条的约定支付利息并返还借款。被告郑承前怀疑借款的真实性，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被告杨进进提出本案的借款没有实际发生且另有用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借款的发生过程有原告提供的款项汇入凭证，且借款按被告指定的公司或亲属的账户汇入已足以证明；关于借款另有用途，被告提供的证据是森加公司向红太阳公司支付租金。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可以充分证明被告郑承前之父郑以法由红太阳公司担保向原告借款的事实，两被告也曾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现上述借款中的805万元，由红太阳公司于2014年5月22日代为偿还的事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郑承前、杨进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朱卫红借款805万元及利息（以80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3日起按月息1.8分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0092元，由被告郑承前、杨进进负担。 原审判决后，被告郑承前提起上诉，但未在法定期间内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亦未提出减免、缓交诉讼费的申请，二审法院裁定按上诉人郑承前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原审原告朱卫红再审称：坚持原审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与理由。 原审被告郑承前再审称：原审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涉案的805万元资金通过多次银行转账、重复打款的方式，最终回至原审原告账户，没有实际交付，原审二被告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杨进进再审称：同意原审被告郑承前的答辩意见。针对事实与理由：原审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双方没有借贷合意也没有借贷交付；根据义乌市公安局的调查，已确认案涉借条系为了配合证明虚假租赁合同需要出具；原审原告诉状中所称的汇款过程恰印证了原审原告为了掩盖虚假租赁的事实以制造资金流水的方法完成租金已交付的假象，故诉状所称的具体汇款不能认定为借贷交付；根据义乌市公安局的协查函，义乌市公安局已认为原审原告利用虚假租赁合同而产生了所谓的借条，并通过诉讼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涉嫌虚假诉讼及诈骗等犯罪。针对诉讼请求：案涉借款非当事人之间真实借贷关系，且没有借贷交付行为，因此案涉借贷不受法律保护，故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补充如下：1、涉案的805万元资金通过多次银行转账、重复打款的方式，要求法院注意打款时间，原审原告利用自有资金340万元重复打款形成805万元的交付假象。2、原审原告称被告急需用钱，但当天所有款项均回到原审原告账上。3、杨进进母亲杨苏芳账号上当天有60万元资金转入，即使需要借钱也不需要借805万元。4、森加公司需要交付租金1000万元的交易流水，自有资金195万元，刚好缺805万元的交易流水。 原审原告举证如下： 一、原审证据：1、借条原件一份，证明2014年5月22日，二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805万元整，约定月息1.8分，并书面指定其中200万元由案外人丁洪亮汇入森加公司账户（郑承前为该公司执行董事），215万元由原告汇入杨进进妹夫吴有福个人账户，340万元由原告汇入杨进进母亲杨苏芳个人账户，50万元由原告汇入杨进进妹妹胡思琴个人账户。2、银行个人汇款业务凭证一份，证明2014年5月22日和23日，原告方向被告方书面指定的账户共汇付人民币805万元整。3、2011年2月23日60万汇款凭证原件一份，证明2011年2月23日，原告向郑以法支付借款人民币60万元。4、2011年3月19日15万、7万、5万、3万汇款凭证原件各一份，证明2011年3月19日，原告向郑以法支付借款人民币15万元、7万元、5万元、3万元。5、2011年6月7日75万元汇款凭证原件一份，证明2011年6月7日，原告向郑以法支付借款人民币75万元。6、2011年6月11，郑以法出具的165万元借条原件一份，证明2011年6月11日，郑以法对上述165万元借款出具书面借条并按月息三分计算。借条上时间系笔误，郑以法写成了6月1日，时间应该是6月11日。7、2011年11月14日200万、100万汇款凭证原件各一份，证明2011年11月14日，原告向郑以法支付借款人民币200万元、100万元。8、2011年11月16日100万汇款凭证原件一份，证明2011年11月16日，原告向郑以法支付借款人民币100万元。9、2011年11月14日郑以法出具的400万元借条原件一份，证明2011年11月14日，郑以法对上述400万元借款出具书面借条并按月息三分计算。10、2013年12月5日郑以法签署的对账单原件一份，证明截止2013年11月30日，郑以法共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本金565万元，并应支付利息人民币443.3万元；郑以法已付利息100万元；红太阳公司提供担保。11、2013年12月5日由杨进进、郑承前担保签名的165万元、400万元借条原件各一份，证明2013年12月5日，杨进进、郑承前夫妻为郑以法所借的165万元、4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12、2016年12月31日郑以法签署的对账单复印件一份，证明2016年12月31日，双方确认郑以法的借款本息为1105.48万元，郑以法通过红太阳公司已归还805万元，并承诺于浙商证券上市并大小非解禁后一次性结算本息。 原审被告郑承前质证如下：证据1、805万元借条确系郑承前本人所签名，整个内容系原审原告口述后其写下来的，写完后让其与杨进进签名按印，让其写借条的目的是为对抗森加公司针对兴业银行的执行异议，显得资金来源更真实。证据2、银行交易流水也是为日后对抗森加公司针对兴业银行的执行异议用的，显得资金来源更真实。对证据3、4、5、6、7、8、9、10，我们认为借据是否是郑以法所签真实性有异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1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我方在收到证据后郑承前及其杨进进都很诧异，在其印象中压根没有在借条上签字，以前只听说原告和郑以法的借款往来，其他不知道。从关联性上说，即使借条真实，也跟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当时红太阳公司已经山穷水尽，其账户上根本没有多少钱，从郑承前向法庭提交的证据看，八百多万打到了原告的卡上，也是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打过去的，这显然也不符合常理，原告的说法不能自圆其说。 原审被告杨进进质证如下：证据1、805万元借条确系杨进进签名按印，对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借条的形成系为了证明虚假租赁合同所谓资金流水的来源，相关行为系为了对抗或阻却法院的执行，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借条不能证实原审原告与原审二被告的借贷合意及借贷交付，不能达到原审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10及证据12，因为是原告与郑以法的交易往来，是郑以法出具的凭证，我们对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有异议，杨进进在2015年的4月22日之前从未给原告出具过任何借据或担保的文件，并且我们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二、再审证据：第一组证据：2017年3月21日、2017年4月6日、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26日、2017年8月11日、2017年12月22日、2018年1月16日、2018年3月14日郑以法讯问笔录，2015年7月17日、2015年8月21日杨进进询问笔录，2017年4月14日、2017年4月19日、2017年4月20日杨进进讯问笔录，2017年5月4日杨进进提供的担保清单，2018年4月24日杨进进询问笔录，2015年7月16日杨志玲询问笔录，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0日杨志玲讯问笔录，2015年8月24日郑承前询问笔录，2017年4月25日郑承前讯问笔录，2017年5月5日王兰芳询问证人笔录，2017年8月24日傅谦询问笔录，2017年4月28日龚康安询问证人笔录，2017年5月5日余钢询问证人笔录，2018年3月22日杨玉龙询问证人笔录，股票证明，用于证明：1、郑以法、红太阳公司对外借款从2013年起均由杨进进协助郑以法进行。杨进进与郑以法共同决定借款与还款的事宜。杨进进于2013年、2014年起实际控制红太阳公司及郑以法的财务。2、郑以法通过杨进进为法人的义乌市博汇投资有限公司购买了价值数千万元的浙商证券原始股600万股左右。3、郑以法称，除了欠银行贷款之外，欠个人的债务只有陈江400万和龚建伟200万。4、郑以法与红太阳的8000多万负债均由杨进进、杨志玲、华陇化纤公司等人担保。杨进进收到张建明支付的1100万购房款后，代为偿还了包括其母亲杨苏芳（担保代偿款150万）、其舅妈王兰芳（担保代偿款120万元）在内的众多债权人债务。5、郑以法、杨进进均计划义乌市博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浙商证券上市以后归还所负的全部债务。6、浙商证券于2017年6月份上市，2018年6月份大小非解禁。7、郑承前与杨进进奉杨志玲命令假离婚。8、郑承前、杨进进投资的森加公司承租红太阳公司廿三里厂房。第二组证据：2016年12月31日郑以法出具的对账单，证明2011年债务人郑以法的565万本金及利息己由担保人红太阳公司于2014年5月22日归还805万元，余款待浙商证券上市并解禁后归还。565万元本金及利息共计1105.48万元，郑以法归还100万元利息、805万元本息，尚欠本金205.48万元（优先扣除利息），2016年12月31日其与郑以法对账结算为尚欠本金200万元。第三组证据：2017年5月12日郑承前签字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协议，证明郑承前为其父郑以法刑事案件聘请朱卫红为辩护律师。第四组证据：杨进进与郑承前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两申请人（夫妻）确认欠朱卫红的借款本金为805万元及利息，并商议分期付款，于2018年6月解禁后9月底还100万，12月底还100万，2019年3月还150万，6月还150万，9月还150万，12月还155万。第五组证据：杨进进与朱卫红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杨进进知道本案起诉后要求调解等沟通。第六组证据：2018年9月19日朱卫红提交的申请书，证明原审原告强烈要求杨进进、郑承前两位原审被告亲自出庭，查明案件事实，击破对原告朱卫红虚假诉讼的污蔑。第七组证据：2018年10月30日郑承前提交的民事上诉状，证明上诉人郑承前上诉状中并未提到本案虚假诉讼和诈骗，并且承认被上诉人朱卫红系其父亲郑以法多年至交，本案借款产生情况复杂。第八组证据：杨进进与朱卫红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一审判决生效后，2019年1月14日原审被告杨进进与其商量还款事宜，并约1月25日与本人见面。2月1日，杨进进、郑承前夫妻到杭州上的星巴克与其协商还款事宜。4月10日，其到义乌法院办理本案申请执行事宜，并与杨进进联系。第九组证据：2019年9月5日义乌市公安局出具的义公函【2019】173号关于协助调查朱卫红涉嫌虚假诉讼、诈骗罪的函，证明杨进进、郑承前为了赖账、逃避债务到义乌市公安局、市公安局扫黑办、义乌市人民检察院诬告朱卫红合同诈骗和虚假诉讼罪及涉恶犯罪行为，义乌市公安局个别干警借机非法插手本案经济纠纷。第十组证据：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及公益事业捐赠票据，证明本案原告个人纳税情况及捐款情况。第十一组证据：义乌法院朱卫红申请执行的案件清单，证明朱卫红有众多债权在义乌法院执行，朱卫红出于心软并未申请拘留被执行人，也未催促法院执行。第十二组证据：义乌法院杨进进被执行案件清单，证明义乌法院杨进进被执行案件情况。（再审证据均为复印件） 原审被告郑承前质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可以证明红太阳公司及郑以法在2013年、2014年时债务较多，所以不存在仍有大额资金归还原审原告借款的可能。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是否为郑以法签名我方不能确定，原审原告系郑以法及红太阳公司多起诉讼的代理人，熟悉红太阳公司及郑以法家庭资产状况，其家庭资金恶化也就不存在归还大额资金的可能。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当时我爸与原审原告关系不怎么好了，我与杨进进商量我爸欠原审原告805万元怎么归还的事情。第五组证据系杨进进与原审原告的聊天记录，与我方无关。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审第二次庭审郑承前已出庭。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诉状同样表明805万元不是真实借贷关系且未实际交付，后因上诉人郑承前无钱交纳上诉费按自动撤诉处理。第八组证据，1月14日我没去见原审原告，2月1日我见了原审原告。第九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案件待公检法查证后依法认定。对第十、十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 原审被告杨进进质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审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目前无法确认对账单的笔迹是否为郑以法本人的，对账单有关“于2014年5月22日通过担保人红太阳公司银行转账805万元整”的内容与2014年5月22日银行转账805万元系用于所谓租赁合同支付租金而循环走账的客观事实不一致；合法性有异议，系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无法达到原审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第四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2018年4月19日中午12时35分许原审原告发微信给杨进进，2018年4月22日杨进进将二被告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转发给原审原告，实际上杨进进转发相关截图前，杨进进已通过微信方式回复“今天跟他沟通了一下，他们愿意还805万元”，这说明二被告系根据郑以法的授权与原审原告协商郑以法与原审原告间的款项事宜，并非是二被告确认其尚欠原审原告本息805万元及分期付款的事实，不能达到原审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得出杨进进要求调解的结论。第六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审原告的证明对象。第七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虽然郑承前没有在上诉状中提到涉案民间借贷涉嫌虚假诉讼和诈骗，但法律也赋予郑承前通过其它方式补充的权利，同时案件是否涉嫌虚假诉讼和诈骗要依法而定不是以当事人陈述为准。第八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确定是第二被告涉案借款与原审原告协商还款事实，且二被告赴杭与原审原告协商系受郑以法委托而为，协商事宜也是郑以法欠原审原告的款项。第九组证据的三性均没有异议，恰可说明公安机关已查清涉案借款805万元基于虚假租赁合同所形成，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和诈骗，不能达到原审原告的证明目的。第十、十一、十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原审被告郑承前举证如下：1、（2015）金义商初字第194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红太阳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网上下载打印件），证明2013年12月3日、2013年12月4日、2013年12月5日和2014年3月3日红太阳公司以义乌市的房地产为抵押担保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借款3000万元的事实。2、资金交易明细表（原审中已提供），证明涉案805万元资金2015年5月22日当天最终全部回到原审原告工商银行6222账户的事实。3、邮件信息及附件（系原审后才发现的证据）、（2016）浙0782执异35号执行异议案件材料，证明涉案805万元银行流水系森加公司提起红太阳公司与兴业银行执行异议案件所用，且原审原告间接参与（2016）浙0782执异35号执行异议案件的事实。4、2016年12月31日签订的对账单（原审原告提供），证明原审原告代理郑以法及其公司多起案件，熟悉红太阳公司及二被告家庭资产状况、家庭资金困难、债务恶化，不存在可以大额归还原审原告债务的可能。5、当庭提供2015年8月10日彭静如发给郑以法的邮件及附件，邮件内容显示：郑总，您好！附件是朱卫红律师起草的协议，请查收。落款为彭静如实习律师。用于证明彭静如是原审原告的助理。 原审原告质证如下：以上证据均非新证据，也未在举证期间内提供，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及义务，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该组证据非新证据不能成为定案依据。提供质证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2在原审中已提供且已质证，以原审认定为准。对证据3，我不会用电脑邮件，彭静如律师不是我的助理，是胡明远律师的助理，郑以法经常来我们天册律师事务所，郑以法与彭静如律师有无联系如何联系本人均不知情；彭静如的邮件形成于2016年5月20日后，（2016）浙0782执异35号执行异议裁定书形成于2016年4月28日，原审原告不是该执行案件的代理律师及起草者，邮件无法反映郑以法、郑承前是否将所谓的虚假执行异议、租赁合同告知彭静如。我的债权形成于2014年5月22日，而所谓的执行异议发生于2016年3月9日，本人怎么可能会为未来的执行异议出谋划策。根据经侦的笔录，执行异议是否为虚假诉讼及责任人为哪些？（2016）浙0782执异35号执行异议裁定书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恰可证明森加公司与红太阳公司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2014年5月20日森加公司已支付红太阳公司195万元款项，早于所谓的2014年5月22日本人805万元的走账时间。对证据4没有异议。证据5不是新证据，拒绝质证。 原审被告杨进进质证如下：对证据1－3的三性均无异议，（2016）浙0782执异35号执行异议裁定书并未确认2014年4月3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有效合同。邮件信息及附件在执行异议裁定下达之后，天册律师事务所的彭静如提供诉讼材料，符合提起异议之诉的时间，到底是谁委托彭静如律师我方不清楚。对证据4的三性有异议。对证据5的三性没有异议，可以证明彭静如是原审原告的助理。 原审被告杨进进举证如下：1、2019年9月5日义乌市公安局出具的义公函【2019】173号关于协助调查朱卫红涉嫌虚假诉讼、诈骗罪的函（原审原告提供），证明涉案借条系二原审被告为了配合证明虚假租赁合同需要出具的，义乌市公安局认为原审原告利用虚假租赁合同而产生的所谓“借条”通过诉讼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涉嫌虚假诉讼、诈骗等犯罪。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证明杨进进系根据郑以法他们的授意和原审原告协商返还郑以法的相关还款事宜，以此反驳原审原告所举证据四的证明对象。 原审原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内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2019年7月22日公安局只是接受控告材料，根据公通字（2017）25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控告的材料必须接受，是否立案最长30日内作出决定，函于2019年9月5日出具，远超法定期限；根据第二十条规定，公安机关无权立案且至今也未立案；根据第三十五条规定，严禁公安机关以侦查犯罪为由滥用侦查措施为他人收集民事证据，无法律证据证明朱卫红涉嫌虚假诉讼及诈骗。对证据2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她的证明目的是帮郑以法还钱因此要与郑以法沟通，我的理解是新债取代旧债；当天郑以法被关押不可能联系。 原审被告郑承前质证如下：对证据1、2没有异议。我们通过郑以法的律师与郑以法可以正常沟通，再次羁押前郑以法委托二原审被告与原审原告协商郑以法的还款事宜。 本院出示公安机关移送本院的相关证据材料（包括控告状、询问笔录、交易流水、询问证人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 原审原告质证如下：所有证据来源不具有合法性。因为经侦在本案中没有法定立案，属于控告审查阶段的调查，该调查应在10天内完成并决定是否正式立案，但除了郑承前、杨进进的控告询问外其它证人证言均形成于2019年9月9日后，明显属于违法办案；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严禁公安机关以侦查犯罪为由滥用侦查措施为他人收集民事证据。不具真实性，均系当事人及其亲属、员工的陈述，且与郑以法、杨进进、郑承前在郑以法刑事案件中的自认相矛盾，也与郑承前在原审中的自认相矛盾，更与森加公司在生效执行异议裁定认定的事实相矛盾。不具有关联性，调查笔录指向虚假租赁合同、虚假执行异议，而被告所称的虚假租赁合同、虚假执行异议与本人没有利害关系。这些不是新证据，如果发现伪造的证据应在6个月内提出再审申请，公安机关材料认为的虚假租赁合同及流水均是在原审中原审被告已提交并主张的事实，只是通过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出现在再审中。用于定案的证人证言需出庭作证，否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书证优于证人证言，这些证人证言无其它证据佐证，原审被告提交的支付租金、还款凭证均系书证，该书证已被原审法院所确认。郑以法的调查笔录系其羁押于审判阶段制作，民警张旭华无权提审，郑承前、杨进进、郑以法的笔录都是公安机关在特殊情况下所作，不具有合法性。胡思琴的50万元是抵消805万元后有多余，所以还给胡思琴。 原审被告郑承前、杨进进质证均表示无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审原告的证据。二原审被告对原审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未予否认，本院对证据1、2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证据3-10，借条与汇款凭证能够相互印证，二原审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本院对证据3-10的证明力予以认定。二原审被告对证据11的真实性有异议，均表示没有在165万元借条和400万元借条上签字担保，但未申请笔迹鉴定，本院对证据1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2与再审证据第二组系同一证据（2016年12月31日郑以法签署的对账单，原审原告重复举证），原审被告郑承前对其真实性表示无法确定，是否为郑以法签名不能确定,原审被告杨进进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表示目前无法确认对账单的笔迹是否为郑以法本人的。郑以法2019年7月25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当中对该对账单陈述如下：“这些账我和朱卫红在2015年的时候都结清了的，朱卫红他写了结清借款的书面条子给我的，条子我都放在家里抽屉里的……这张对账单我的印象不深了，我和他之前的借款什么的之前我都结清了，他都写了书面结清借款的条子过了的……他让我写什么条子，我说实话，要是我签的话，肯定也是他来说为了证明我和他之间的债务关系让我写的，我根本不会想到他是来对付我儿子儿媳的，毕竟我欠他一些打官司的律师费什么的，我觉得欠他钱所以会听他安排的，根本想不到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的，他写什么我都认为他不会害我的”。公安机关询问郑以法能否具体说明结清债务的情况，能不能提供书面的证明材料？郑以法称：“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他是有书面的条子写给我的，意思是我和朱卫红之前的债务都结清了，至于你们说我怎么还给他钱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条子找不到我也没办法，我银行打款给朱卫红除了付利息的100万元和走账的805万元之外应该没有打款了，我印象中他确实有条子写给我，我跟他的债务结清了，但是让我具体说清楚怎么结清的，我也说不清楚了，反正他当时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毕竟他是律师，我也是欠他钱的，我一下子也还不了他的钱，但没想到他会把债务转到我儿子、媳妇那里去，他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本院认为，郑以法对上述对账单的真实性未予否认，其称双方的款项已结清，但是如此巨额的款项支付却没有支付凭据也未能提供所谓“朱卫红写给其的结清借款的书面条子”，也说不清楚是如何结清的，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本院对该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再审证据四和八（微信聊天记录），杨进进对郑承前说：“是的，看到时候买的价格的情况付些利息，就按还本金和利息805万这样的价格去谈吧，这样也能看到你们的诚意”，郑承前回复杨进进：“银行里的利息肯定有办法谈的，但是叔叔这里利息肯定要付一部分的，毕竟跟我爸这么多年朋友，帮过我家不少忙……我是这么想的按805万还款金额定下来，18年6月解禁，9月底还100万，12月底还100万，19年3月还150万，6月还150万，9月还150万，12月155万……”，结合杨进进与朱卫红的聊天记录：“今天跟他沟通了一下，他们愿意还805万”，本院采纳郑承前和杨进进的质证意见，认定其二人系在协商归还郑以法欠原审原告805万元款项的事宜，同时认定郑承前、杨进进知晓郑以法欠原审原告借款本息至少805万元。二原审被告对其他再审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二、原审被告郑承前的证据。原审原告以及原审被告杨进进对其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其中，证据5（彭静如实习律师发给郑以法的邮件及附件）形成于2015年8月10日，彭静如称附件是朱卫红律师起草的协议，协议内容系甲方红太阳公司、乙方义乌市朱迪进出口有限公司、丙方义乌市博汇投资有限公司关于甲方位于青口工业园区A、B幢房屋的买卖事宜；证据3（彭静如律师发给郑以法的邮件及附件）形成于2016年5月20日，内容系森加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材料，被告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本院认为，证据5和证据3之间缺乏时间和内容上的必然联系，2015年8月10日彭静如实习律师称附件是朱卫红律师起草的，2016年5月20日彭静如律师没有称附件是朱卫红律师起草的，不能证明原审原告朱卫红间接参与森加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执行异议案件。 三、原审被告杨进进的证据。原审原告以及原审被告郑承前对其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本院对公安机关移送本院的相关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再审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审被告郑承前、杨进进原系夫妻关系。原审原告朱卫红系专职律师，与原审被告郑承前的父亲郑以法系朋友关系。郑以法系红太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承前在红太阳公司厂区注册成立森加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 郑以法曾多次向朱卫红借款。2011年2月23日朱卫红汇款郑以法60万元，2011年3月19日汇款15万元、7万元、3万元，2011年6月7日汇款75万元，上述汇款合计165万元。郑以法于2011年6月1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壹佰陆拾伍万元正。以前向朱卫红借款所写借条一律作废，以此借条为准，时间三个月，利息按月息3分计算。”事后，郑承前、杨进进曾在该借条复印件上作为担保人签名捺印。2011年11月14日朱卫红汇款郑以法200万元、100万元，2011年11月16日汇款100万元，上述汇款合计400万元。郑以法于2011年11月14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肆佰万元正（400万元正）注此款已通过银行转账全部收到。利息按月息3分计付。原肆佰万元正借据作废。”事后，郑承前、杨进进曾在该借条复印件上作为担保人签名捺印。2013年11月30日，郑以法出具对账单一份，载明：“本人于2011年6月1日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165万元整，月息3分；于2011年11月14日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400万元整，月息3分。以上两笔共计本金人民币565万元，利息443.3万元。本人已于2013年5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利息100万元整，实欠利息343.3万元……” 为了对抗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将来起诉并申请执行红太阳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红太阳公司与森加公司经事先合谋，于2014年4月30日伪造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红太阳公司将部分房产出租给森加公司使用，租赁期限自2014年5月1日到2024年4月30日止，10年租金共计1000万元于2014年5月30日前全额付清。上述合同经郑以法和郑承前签字并加盖双方公司印章。 2014年5月22日，原审被告郑承前、杨进进共同向原审原告朱卫红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捌佰零伍万元正（8050000）。该款其中贰佰万元由青海丁洪亮先生汇入森加公司，贰佰拾伍万元由朱卫红汇入借款人指定的吴有福帐户，叁佰肆拾万元由朱卫红汇入借款人指定的杨苏芳工商银行帐户，款项已全部收到。（另伍拾万元汇入胡思琴帐户）月息按1.8分计算。”相应转账情况如下：2014年5月22日，丁洪亮转账森加公司200万元，森加公司转账红太阳公司200万元并备注“租金”，红太阳公司转账朱卫红200万元并备注“用途还款”；当日，朱卫红转账杨进进妹夫吴有福215万元，吴有福转账森加公司215万元，森加公司转账红太阳公司215万元并备注“租金”，红太阳公司转账朱卫红215万元并备注“用途还款”；当日，朱卫红分别通过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转账杨进进母亲杨苏芳215万元和125万元合计340万元，杨苏芳转账森加公司390万元（含账户内自有资金50万元），森加公司转账红太阳公司390万元并备注“租金”，红太阳公司转账朱卫红390万元并备注“用途还款”；2014年5月23日，朱卫红转账杨进进妹妹胡思琴50万元用于归还杨进进母亲杨苏芳账户内的自有资金50万元，同日朱卫红转账丁洪亮200万元用于归还丁洪亮转账森加公司的200万元。至此，805万元款项通过循环转账，由原审原告朱卫红发起，回到原审原告朱卫红结束。 2014年12月25日，本院受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诉红太阳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2015年4月28日，本院作出（2015）金义商初字194号民事判决：一、红太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二、红太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律师代理费15万元。三、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在上述款项及诉讼费用范围内对红太阳公司所有的坐落于义乌市的房地产[房产证号：义乌房权证廿三里字第c00133920、c00133921号；土地证号：义乌国用（2007）字第25-8660号；最高额3500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判决生效后，红太阳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2015年8月31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1月7日，本院作出（2015）金义执民字第5927号执行裁定，查封红太阳公司所有的坐落于义乌市的房地产。同年1月8日，本院裁定拍卖上述房地产并责令红太阳公司于同年2月5日前迁出上述房屋，逾期仍不履行本案债务又不自觉腾空的，依法强制腾空。 2016年3月14日，森加公司以上述房屋租赁合同、转账交付红太阳公司805万元的交易凭证以及150万元本票、45万元租金收款收据为主要证据，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申请执行红太阳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向本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要求保护森加公司合法的租赁权并确认森加公司对红太阳公司所有的坐落于义乌市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享有优先购买权。本院审查后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2016）浙0782执异35号执行裁定，驳回森加公司的异议请求。森加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院于2016年5月25日立案，因森加公司未在法定期间内缴纳诉讼费用，也未提出缓减免等司法救助申请，本院于2016年7月6日作出（2016）浙0782民初8725号民事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 2016年12月31日，郑以法再次出具对账单一份，载明：“本人于2011年6月1日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165万元整，月息3分；于2011年11月14日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400万元整，月息3分。以上两笔共计本金人民币565万元，利息算至2014年5月22日，为540.48万元。本人已于2013年5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利息100万元整，于2014年5月22日通过担保人红太阳公司银行转账支付805万元整，尚欠本金人民币200万元整。”对账单还载明了郑以法从2014年至2016年因各种经济纠纷委托聘请朱卫红律师代理民事诉讼，尚欠支付代理费的事实。对账单最后载明：“本人承诺于浙商证券上市并大小非解禁后，一次性结算本息并支付上述款项。” 嗣后，郑以法未支付对账单载明的尚欠本金人民币200万元，郑承前、杨进进也未支付借条载明的借款人民币805万元以及利息。2018年4月18日，朱卫红向本院提起原审诉讼，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原审判决。 再审本院认为：涉案805万元款项通过循环转账，由原审原告朱卫红发起，回到原审原告朱卫红结束，没有实际交付原审被告郑承前、杨进进。结合森加公司和红太阳公司伪造《房屋租赁合同》以及嗣后森加公司以此为据向本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可以认定原审被告郑承前、杨进进共同出具805万元借条以及配合完成相应款项转账交付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完成租赁关系的证据链，用于事后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达到对抗法院强制执行的目的。因此，原审被告郑承前、杨进进共同出具805万元借条的行为不具备其二人向原审原告朱卫红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法总则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综上，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应当依法改判。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8）浙0782民初699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朱卫红的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110092元，由原审原告朱卫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晓东 人民陪审员  骆有燮 人民陪审员  金圻裕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杨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