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9民终2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邦远，男，1974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扬利，重庆中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萧，重庆九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蓬溪县赤城镇上游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16674116766。 法定代表人：石庆明，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曾亮，女，该公司财务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石杰，男，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陈邦远因与被上诉人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2018）川0921民初2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邦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扬利、张萧，被上诉人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亮、石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邦远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2018）川0921民初2329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在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主张收取货款的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发生买卖交易，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一审法院仅将被上诉人单方制作未经质证的购销明细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的姓名为“陈邦远”而非“陈远”，其妻名为“蒋禄平”，而非“蒋平”，商品交接单上的“陈远”“蒋平”的签名并非本案上诉人本人及妻子，且浆纱厂单方面的书面证明并没有法定代表人，经办人签名，证人未到庭作证，同时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浆纱厂已将货物移交给上诉人的依据便直接认定上诉人收取了货物，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7月14日的交接单系伪造，被上诉人一审时当庭自认不应采信。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同意对“陈远”二字进行笔迹鉴定，但鉴定费用和不利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2.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丧失胜诉权。2018年8月21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寄送的律师函因上诉人的地址和电话错误导致上诉人并没有收到，该行为并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不能达到被上诉人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目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应依法改判。 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辩称，商品销售单的签字均是真实的，商品购销明细单也是根据公司的货物交易记录进行登记，该明细单与公司前期销售清单的数据和金额能一一对应。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邦远支付货款125962元；2、本案诉讼费由陈邦远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身份证上登记名字叫陈邦远，平时也使用“陈远”这个名字，其妻蒋禄平。2013年10月至2014年9月，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陈邦远发生棉纱买卖关系，双方系口头约定，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4年4月22日前的货款已全部付清。从2014年4月22日至2014年9月22日期间发生的棉纱买卖，共计9笔，38.3吨，一部分货物系陈邦远以陈远的名义签收，一部分系重庆益帆织造有限公司（原恒达浆纱厂）代收，2014年9月22日的货物是陈邦远之妻蒋禄平以蒋平的名义签收。具体为：2014年4月22日6吨，收货人为陈远；5月14日4吨，收货人为余海霞；5月29日4吨，收货人为余海霞；6月3日2吨，收货人为陈远；6月20日6吨，陈远收80件，余下160件由何某代收；7月14日5吨，注明陈远收48件，余下152件由余海霞代收；7月21日1.5吨，收货人为陈远；7月25日4吨，收货人何某；9月22日5.8吨，由蒋平签收80件，余下152件由余海霞代收。在商品交接单的第二联上注明商品单价，其中，2014年4月22日普络纱6吨，每吨单价13600元；5月14日普络纱4吨，每吨单价13600元；5月29日自络纱4吨，每吨单价13700元；6月3日普络纱2吨，每吨单价13600元；6月20日普络纱6吨，每吨单价13600元；7月14日普络纱5吨，每吨单价13600元；7月21日普络纱1.5吨，每吨单价13600元；7月25日普络纱4吨，每吨单价13600元；2014年9月22日共5.8吨，自络纱3.8吨，普络纱2吨，自络纱每吨单价13600元，普络纱每吨单价13500元。原告提供其于2014年5月12日与重庆国由织布厂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载明，T45s纯涤纱每吨单价为13700元。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提供的购销明细表记载2014年5月29日、6月3日、6月20日的货物按相应单价计算所得价格再乘以94.5%作为该批货物最终结算价。 陈邦远确定已支付货款为：2014年5月9日支付46700元、5月23日支付50000元、5月30日支付62648元、6月27日支付92272元、7月15日支付58000元、7月19日支付40000元、9月23日支付50000元，共计399620元。上述款项均由陈邦远之妻蒋禄平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打入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曾亮的账户。2016年8月16日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向陈邦远发出律师函，催要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解决本案纠纷需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陈邦远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二是下欠货款金额的确定；三是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认为，双方自2013年开始发生棉纱买卖关系，陈邦远支付了部分货款，但2014年4月22日之后的货款未付清。陈邦远代理人在诉讼中辩称双方不存在棉纱买卖关系。对于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关系这个基础法律事实，陈邦远本人在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向其询问时称，“时间太久了，记不清楚了”，表明陈邦远本人并未否认双方存在棉纱买卖关系；针对银行打款的情况，当询问其“如果是你向曾亮打款，你作何解释？”，其回答“如果是我打的，那就应该是我收到货物后打给曾亮购买财物的货款”，表明陈邦远本人认可如果其曾经向曾亮打款，该款性质应为货款；就姓名问题，当询问其“老家的人一般如何称呼你？”，其回答“叫陈远的有，叫陈邦远的也有”，表明陈邦远在日常生活中有使用“陈远”这个名字。就举证责任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首先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主要是商品交接单、原浆纱厂的证明和银行转账记录等。交接单显示，有部分以“陈远”名义签收，部分系重庆益帆织造有限公司（原重庆恒达浆纱厂）工作人员代收货物。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称系陈邦远以“陈远”之名所签，陈邦远代理人否认是陈邦远所签，辩称陈邦远名字不叫陈远。因交接单上确无“陈邦远”字样的签名，尚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但结合其他证据，可证实双方存在棉纱买卖关系。理由为：一是经核实陈邦远所在的沙坪坝区回龙坝镇大桥村横断山组的队长陈林，证实平时叫陈邦远为“陈远”；二是陈邦远自己也陈述平时有人叫他“陈远”；三是陈邦远本人陈述2016年上半年前开了织布厂，购买的棉纱会送到浆纱厂浆纱，浆纱厂将纱浆好后送到他厂里，且陈邦远还陈述其购买棉纱没有书面合同，系口头约定，因此，根据生活经验判断，浆纱厂代收陈邦远需要浆纱的棉纱已是相互间的交易习惯，陈邦远与交接单上记载的棉纱交易相关联；四是银行转款记录显示，陈邦远之妻蒋禄平自2013年起向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曾亮多次转款，并明确注明系棉纱款，由此更客观地印证了双方存在棉纱买卖关系。上述认定及其理由，实际上涉及到证据如何判断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对于证据的审查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理由和结果”；对于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上述司法解释表明，人民法院审查判断证据，可以“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高度概然性，而非刑事诉讼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到本案，关于有“陈远”字样签名的交接单，陈邦远代理人一概否认系陈邦远签名，也不认可浆纱厂代收货物，以此否认买卖关系。一审法院向陈邦远发出书面通知，明确说明如果陈邦远对2014年4月22日、6月3日、6月20日、7月21日、9月22日分别以“陈远”、“蒋平”名义签名的交接单有异议，则须对上述交接单进行笔迹鉴定，但陈邦远坚持只垫付其中一份的鉴定费，并认为签有“蒋平”的交接单与其无关，在此后的庭审中仍然坚持上述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就货物买卖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陈邦远签名“陈远”，而不签“陈邦远”，陈邦远之妻签名“蒋平”而不签“蒋禄平”，表明双方交易中操作不规范，为日后的纠纷埋下了祸根。除上述交接单外，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提供的多份交接单分别载明时间、承运车辆、品种、数量、代收人等，按照日常生活中的交易模式，其相关要素是具备的。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还提供了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提供的重庆益帆织造有限公司（原重庆恒达浆纱厂）关于代收货物的证明，虽然从证据形式看有瑕疵，没有出具证明的人及公司负责人签名，但相关规定对证据形式的要求系为了确保证据的合法、规范、真实，并非欠缺形式要件的证据就一定代表证据内容虚假、不真实。经核实，商品交接单上的代收人何某、余海霞原来确系重庆益帆织造有限公司的职工，且公司公章系公司负责人直接管理，而证明上加盖了公司印章，说明该证明确为公司所出，非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杜撰，虽证明本身不能直接、单独证明相关事实，但其内容与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提供的商品交接单结合，能够产生相应的证明效力，印证相关案件事实，何某、余海霞作为重庆益帆织造有限公司的职工代收棉纱具有合理性，因为陈邦远系从事织造生产，在织造之前对经纱进行浆纱处理是走正常的工艺流程，陈邦远也认可纱浆好后送到他厂里，故在陈邦远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反证的情况下，对何某、余海霞代收货物的事实予以确认。特别是银行交易记录，更直接、客观地反映了双方交易的真实性，其中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陈邦远没有向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购买棉纱，为何多次向原告工作人员支付纱款。综上，根据司法解释关于证据审查判断的规定，本案证据已能够相互形成证据链，将买卖关系中的口头协议、发货、收货（包括陈邦远自己收货和他人代收）、付款各个环节联结起来，达到高度概念性证明标准，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在此情况下，举证责任应当转移给陈邦远，陈邦远此时应当尽到其相应的举证责任，但陈邦远仅仅通过否认的方式进行抗辩，而不能提出反证推翻原告的证据及其主张的事实，其抗辩理由没有依据，不能成立。在一审法院书面通知对于签有“陈远”、“蒋平”字样的多份交接单进行鉴定的情况下，陈邦远始终坚持只对签有“陈远”字样的交接单申请鉴定一份，其理由是鉴定费太高，该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其对多份证据有异议，却只对其中之一进行鉴定，系不愿全面履行其诉讼义务，同时，鉴定的结果如何对于双方买卖关系是否成立不起决定性作用，故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只能就现有证据进行审查判断，陈邦远自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陈邦远不举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主张的事实，一概采取否认的态度，包括明确载明款项用途为支付纱款的银行交易记录，对客观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缺乏尊重。可以理解为当事人的诉讼技巧和策略，在原告没有证据证实相关事实的情况下，诉讼技巧和策略可能会获得相应的诉讼利益，但在对方有相应证据证实相关事实的情况下，诉讼技巧不能成为胜诉的工具。双方虽然只是达成口头协议，但彼此应当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履行义务，而不是借此逃避债务。陈邦远代理人辩称双方不存在棉纱买卖关系，系对案件基本事实的否认，有违民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虽然陈邦远在交易中使用了与身份证登记不一致的名字，但交易事实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由此建立，陈邦远代理人辩称陈邦远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缺乏依据。 关于下欠货款金额的确定。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2014年4月22日起，双方交易货物数量的确定，二是货物单价的确定。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提供的商品交接单共计10笔，计39.3吨。其中包含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主张的2014年9月10日交给陈邦远棉纱1吨，但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提供的该份商品交接单无收货人，对该笔交易不予确认。由此，本案确认双方交易货物从2014年4月22日至2014年9月22日止，共计交易9笔，合计数量38.3吨。 关于单价的确定。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主张除2014年5月29日的4吨纱单价为13700元外，其余单价均为13600元。但自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己提供的交接单第二联显示，除2014年5月29日自络纱4吨，每吨单价13700元及2014年9月22日普络纱2吨，每吨单价13500元外，其余棉纱每吨单价均为13600元，且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提供的购销明细统计表上亦作了相应的记载，参照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与其他公司的合同单价，对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提供的购销明细表记载的单价予以确认，且2014年5月29日、6月3日、6月20日的货物按相应单价计算所得价格再乘以94.5%作为该批货物最终结算价。由此，2014年4月22日至2014年9月22日的货款金额应为：2014年4月22日，金额81600元，5月14日，金额54400元，5月29日，金额51786元，6月3日，金额25704元，6月20日，金额77112元，7月14日，金额68000元，7月21日，金额20400元，7月25日，金额54400元，9月22日，金额为27000元+51680元，以上共计512082元。下欠货款为货款总额减去已付货款，即512082元-399620元=112462元。 关于诉讼时效。本案双方的交易非一次性交易，而是在一定期间内进行多次交易，货款的支付也是逐步支付，陈邦远最后一次向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打款是2014年9月23日，2016年8月，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向陈邦远发出律师函，说明其并未放弃相关权利，而是在积极主张权利，此时未超过诉讼时效；双方就货款的支付未有具体时间约定，诉讼时效的起算应当自原告向陈邦远主张权利而陈邦远拒绝履行义务时起算，现有证据表明，其起算时间应在原告2016年8月主张权利之后；本案纠纷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曾在2017年3月就提起过一次诉讼，即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二年，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一直在主张其权利，并非怠于行使权利，而诉讼时效是制裁“躺在权利之上睡觉”的人，本案不属于此种情形，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双方买卖关系成立，陈邦远下欠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购纱货款属实，应予支付。 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陈邦远支付下欠原告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货款112462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819元，由被告陈邦远负担2509元，原告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负担31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综合二审中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上诉人陈邦远与被上诉人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是否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二是上诉人陈邦远是否应根据被上诉人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提交的商品交接单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三是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本院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及相关问题逐一评述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陈邦远与被上诉人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是否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因为陈邦远系从事织造生产，且陈邦远还陈述其购买棉纱没有书面合同，系口头约定。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从2014年4月22日至2014年9月22日期间与陈邦远发生的棉纱买卖，共计9笔，38.3吨，一部分货物系陈邦远以陈远的名义签收，一部分系重庆益帆织造有限公司（原恒达浆纱厂）代收，2014年9月22日的货物是陈邦远之妻蒋禄平以蒋平的名义签收，根据陈邦远之妻蒋禄平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打入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曾亮的账户的转账情况，2014年5月9日支付46700元、5月23日支付50000元、5月30日支付62648元、6月27日支付92272元、7月15日支付58000元、7月19日支付40000元、9月23日支付50000元，共计399620元，且陈邦远之妻蒋禄平与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曾亮没有其他经济往来，能够证明上述款项是陈邦远之妻蒋禄平向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支付的部分货款。故上诉人陈邦远与被上人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 二、关于上诉人陈邦远是否应根据被上诉人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提交的商品交接单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的问题。上诉人陈邦远与被上诉人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提供的购销明细统计表上亦作了相应的记载，参照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与其他公司的合同单价，上诉人陈邦远应根据被上诉人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提交的商品交接单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 三、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陈邦远之妻蒋禄平最后一次向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打款时间是2014年9月23日，2016年8月，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向陈邦远发出律师函主张权利，本案纠纷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在2017年3月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上述时间节点可以看出，四川鹏飞纺织有限公司的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 综上所述，陈邦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19元，由陈邦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文晓萍 审判员  刘尧志 审判员  杨怡伶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李 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