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4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黄子杰，男，1966年11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坚丰，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丽芬，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广州市锦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深湾村深湾路28号二层。法定代表人：张木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燕，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毅，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南沙开发区深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深湾村。法定代表人：**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锷，广东颜伊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快捷快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深湾村深湾路28号。法定代表人：钟光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坚丰，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丽芬，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子杰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锦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洪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南沙开发区深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湾公司）、原审第三人广东快捷快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捷快公司）租赁合同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19）粤0191民初2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子杰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支持黄子杰在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即：1.解除黄子杰、锦洪公司之间分别于2015年5月12日和2017年1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并返还黄子杰租赁物；2.锦洪公司向黄子杰支付差额租金222600元（以31800元的差额标准计算，从2019年1月计至实际腾退租赁物止，暂计至2019年7月，为222600元）；3.锦洪公司向黄子杰支付租金损失1223360元（按每月租金损失305840元计算，从2019年3月26日起计至实际腾退租赁物止，暂计至2019年7月25日）。三、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均由锦洪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本案中关于任意解除权的理解和法律适用有误。2017年1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第五条中关于任意解除权的约定，该约定的适用前提并不是“双方同意解除”，而是提前30天通知即可，是无须对方同意即可单方行使任意解除权。首先，该第五条表明的意思是双方同意设置任意解除权的条款，而不是表达行使解除权的前提是甲乙双方同意。其次，任意解除权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赋予合同双方对合同解除的选择自主权，将该第五条按词句文义理解为双方分别享有合同任意解除权才符合合同目的。二、本案中，锦洪公司存在逾期支付租金行为，其自2019年1月份开始并没有按照口头变更后的租金标准进行足额支付，其行为构成违约，并不是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不存在“不支付租金累计超过一个月的”情形，黄子杰可基于锦洪公司的违约行为解除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三、原审判决认定租金差额189960元有误，属认定事实有误，租金差额应为238920元。根据双方签订的2017年1月15日《租赁合同书》约定的合同期限是2016年11月1日至2029年10月31日，且双方在2018年5月将租金标准变更为每月136000元，那么，变更后的租金标准应为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的租金标准为136000元，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的租金标准为144160元，因此，自2018年11月起计至2019年7月的租金差额应为238920元。二审中，黄子杰向本院申请撤回其第二项上诉请求中的第三小点，即其不再请求判令锦洪公司向黄子杰支付租金损失1223360元。被上诉人锦洪公司答辩称：一、锦洪公司从未同意解除合同，也未违反合同约定，黄子杰请求解除租赁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应当不予支持。1.从黄子杰在原审提交的证据3看，锦洪公司均是在当月15日前支付当月租金，并无违约行为。2.依据双方于2017年1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第五条，黄子杰未经锦洪公司同意，不得解除合同，故黄子杰请求解除2015年和2017年的租赁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应当不予支持。3.锦洪公司对黄子杰主张自2018年5月开始口头约定租金标准不再持异议，同意原审确认的事实，并同意按照原审认定的租金标准及增幅缴纳租金。4.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锦洪公司因经营困难向黄子杰申请减免租金，黄子杰仍要求按期足额缴纳租金，双方对继续履行租赁合同是没有异议，故锦洪公司在未完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努力筹集租金，于2020年3月5日至3月19日期间交齐了2020年2月、3月的租金。黄子杰除主张租金标准过低外，并无任何拒绝履行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其表现出来的行为与上诉要求解除租赁合同的行为自相矛盾，请求法庭驳回黄子华的上诉请求。二、原审法院认定计算租金的递增时间节点符合2017年1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的约定，黄子华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租金递增的年度是从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为一年度符合交易习惯，即每年的5月至下一年的4月为一个年度，黄子杰主张每年11月为租金递增节点没有依据，应当以原审法院认定的为准计算租金差额。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黄子杰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深湾公司陈述意见称：由法院依法认定事实，依法裁判。原审第三人快捷快公司陈述意见称：其同意黄子杰的意见。黄子杰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黄子杰、锦洪公司之间分别于2015年5月12日和2017年1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并返还黄子杰租赁物；2.锦洪公司向黄子杰支付差额租金222600元（以31800元的差额标准计算，从2019年1月计至实际腾退租赁物止，暂计至2019年7月，为222600元）；3.锦洪公司向黄子杰支付租金损失1223360元（按每月租金损失305840元计算，从2019年3月26日起计至实际腾退租赁物止，暂计至2019年7月25日）；4.锦洪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原审庭审中，黄子杰将诉请二增加金额16320元，理由是2018年11月应该递增6%，因为诉请中少计算了11和12月份，故起算时间往前推两个月。锦洪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黄子杰及快捷快公司应继续履行2015年5月12日和2017年1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2.黄子杰及快捷快公司应返还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多支付的租金288000元及资金占用费（以288000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4月26日起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暂计至2019年9月3日为4524元）；3.黄子杰及快捷快公司向锦洪公司返还设备费25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以250000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0月1日开始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暂计至2019年9月3日为10180.21元）；4.黄子杰及快捷快公司向锦洪公司返还承诺场地正常使用费6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以600000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0月1日开始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暂计至2019年9月3日为24432.5元）；5.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黄子杰及快捷快公司承担。原审庭审中，锦洪公司将反诉诉请二变更为返还多支付的租金240000元，资金占用费起算日期从2019年4月29日，暂计至2019年9月3日即3683元。原审经审理查明：2007年，深湾公司与快捷快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由深湾公司提供18981.6平方米土地，快捷快公司租赁该土地兴建仓储物流及配套设施项目。租赁期限为22年，从2007年11月1日起至2029年10月31日，租金以每平方米3.75元计算，从2014年11月1日递增5%，以后每5年递增5%。2015年5月12日，黄子杰作为甲方，锦洪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租赁合同书》一份（以下简称15年租赁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土地及厂房，广州市南沙区深湾村深湾路28号，土地面积18981.6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为9000平方米出租给乙方。第三条约定，甲方于2015年5月12日向乙方交付该土地、厂房及有关附属设施，租赁期限基数为14年4个月，从2015年7月1日起至2029年10月31日，租赁期满，乙方应如期返还该土地及厂房和有关附属设施。第四条约定，该土地租金每月为75926元，厂房租金每月为108000元，该土地及厂房租金每五年递增5%，租金每月必须以现金或转载支付，户名：黄楚胜，账号62×××54，招商银行广州市南沙支行，乙方应提前五天向甲方支付每月租金，乙方逾期支付的，则每逾期一日按月租金的5%支付违约金。第五条约定，甲方交付该土地及厂房时，乙方应给甲方支付两个月总租金367852元的租赁保证金及一个月总租金。租赁关系终止时，甲方收取的租赁保证金除用以抵充合同约定由乙方承担的费用外，如乙方无违约行为，剩余部分无息归还乙方，如乙方有违约行为，乙方不得要求退还该剩余部分，也不得要求将该剩余部分抵充违约金，乙方仍需依本合同的约定对其自身的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租赁期间，使用该租赁物所发生的水、电、电话、电视有线、网络等所有由第三方收取的税费，每年度6000元卫生管理费于12月31日前交付，每年深湾村敬老节活动8000元，由乙方承担。第九条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可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违反合同的一方，应向另一方按一个月租金的支付违约金，给另一方造成损失，支付的违约金不足抵付损失的，还应赔偿造成的损失与违约金的差额部分：（七）乙方逾期不支付租金累计超过一个月的。第十条约定，非本合同约定的情况，甲方在租赁期间擅自解除本合同，提前收回该土地及厂房的，甲方应按提前收回天数的租金的双倍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若违约金不足抵付乙方损失的，甲方还应负责赔偿。2017年1月15日，黄子杰和锦洪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书》（以下简称17年租赁合同），合同就深湾村28号土地及厂房出租重新约定如下：第二条租赁费用约定为，从2016年11月1日起2029年10月31日，每月租金为10万元，该土地及厂房租金每年递增6%。第三条约定，协议签订之日1日内，锦洪公司需一次性向黄子杰支付2016年11月至2017年2月共计4个月租金，合计40万元，2017年3月其应提前十五天向黄子杰支付每月租金。第四条约定，使用该租赁物所方发生的水、电、电话、有线电视、计算机网络、燃气等所有由第三方收取的税费，每年度6000元卫生管理费于12月31日前交付，每年敬老节活动费8000元，由锦洪公司承担。第五条，双方同意，提前30天，一方可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2018年5月起，锦洪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木辉每月向黄子杰指定收款人黄楚胜支付月租金136000元，一直支付到2018年12月，共计8个月。从2019年1月起，张木辉每月向黄楚胜支付月租金112360元，一直支付至2019年5月。双方2019年10月9日的原审庭审中确认，2019年9月租金已经支付完毕。2019年2月26日，黄子杰向锦洪公司发送《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一份，要求根据17年租赁合同约定，提前30天书面通知锦洪公司解除合同，要求锦洪公司按时腾退房屋、结清费用。2019年4月29日，锦洪公司复函称，不同意解除租赁合同，并标明其按期交租，无违约情况，另要求对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多支付的租金共计24万元，应当在后期租金中抵扣。2019年7月10日，黄子杰委托律师向锦洪公司发送律师函一份，要求锦洪公司移交土地和厂房给黄子杰。在原审庭审中，快捷快公司确认黄子杰出租的效力。原审另查，在2015年5月，黄子杰和张木辉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1.张木辉给黄子杰60万元，黄子杰确保张木辉正常使用该厂房5年以上，若5年内遇到任何因素导致张木辉无法正常使用，黄子杰需退回与5年相应比例的金额给张木辉（以每年12万元计算）。2.本厂房含黄子杰内共有若干股东，黄子杰作为签约代表与张木辉签订租赁合同，若租赁期限内黄子杰与其他股东发生争议，一切经济纠纷由黄子杰自行处理，不能影响张木辉正常使用厂房。黄子杰于2015年5月13日出具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广州市锦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承诺场地正常使用5年使用费60万元。”同日，黄子杰还收到锦洪工资支付的押金367852元，以及场地设备费25万元。另外，锦洪公司从2015年起每年向深湾村支付敬老节费用8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因黄子杰为香港居民，故本案属于涉香港商事纠纷，参照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处理。关于适用法律问题。双方在租赁合同中未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实体争议的准据法。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一、黄子杰是否为适格原告；二是双方就租金交付标准是否已经调整；三、本案合同是否应解除。关于黄子杰主体是否适格问题，黄子杰作为两份租赁合同的出租方，向锦洪公司出租案涉物业，并实质交付给锦洪公司使用，双方租赁关系成立。快捷快公司作为实质出租人，其在法庭上也确认了黄子杰出租行为的效力，故黄子杰以其名义出租案涉物业，属于有权处分。关于双方就租金交付标准是否已经调整。首先，双方均确认了双方通过口头协议将租金调整为每月136000元。其次，锦洪公司认为该租金的调整是附条件的，是黄子杰必须附带提供相应的广告牌出租，关于此点，黄子杰予以否认，锦洪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进一步予以证明。再次，锦洪公司在2018年5月就开始按照新的租金标准支付租金，一直连续支付了8个月，在锦洪公司2019年4月复函中，关于租金降租问题，锦洪公司一直未提及广告牌问题，直至原审庭审时才提出该抗辩理由，与一般生活常理不符，而且广告牌的出租涉及审批环节较多，黄子杰是否为有权出租人，锦洪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黄子杰质证认为该广告牌早已被行政机关勒令停止使用，锦洪公司提供的照片也显示该广告牌为废弃状态，所以原审法院对该抗辩事由不予采信。关于本案合同是否已解除问题，黄子杰主张根据“17年租赁合同”，出租方有任意解除权。由于“17年租赁合同”并没有完全替代“15年租赁合同”，这一点从黄子杰在庭审中主张要求确认两份合同的解除可以看出，“15年租赁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合同的租赁期限，并对双方任意一方随意解除作出违约约定，故“17年租赁合同”第五条“其他约定甲乙双方同意，提前30天，一方可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实质上是“15年租赁合同”的补充，赋予了双方的任意解除权，但是该任意解除权的前提是“双方同意”，现锦洪公司对解除合同已经明确并及时表示不同意，故黄子杰以该条请求主张解除合同不予支持。另黄子杰主张按照“15年租赁合同”第九条（七）项“乙方逾期不支付租金累计超过一个月的”，一方可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本案中，锦洪公司作为承租方，从双方发生争议的节点时，自2018年5月至开庭时，一直按时交纳租金，不存在逾期不支付的情况，虽然金额不符合黄子杰的预期，那正是双方的争议点，但从锦洪公司行为来看，未存在拖欠租金的行为，故黄子杰要求适用此条款主张合同解除，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双方变更后的租金标准，锦洪公司应自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按照每月136000元的标准交纳租金，2019年5月至2020年4月按照每月144160元的标准交纳。现在锦洪公司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按照每月136000元交纳，不存在补交情况。2019年1月至4月锦洪公司按照112360元标准交纳，每月需补交23640元，4个月需要补交94560元。2019年5月至2019年7月锦洪公司按照112360元交纳，每月需补交31800元，3个月供需补交95400元。即从2018年5月至2019年7月锦洪公司共需要补交租金189960元。2019年7月后的租金的差额标准按照此方法推及计算锦洪公司需要补交部分，对于截止开庭时未发生的金额，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双方可本着继续合同的态度，友好协商，如有争议，可另行起诉。关于设备费及场地使用费等问题，因为合同继续履行，不涉及该费用退还，故原审法院不予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黄子杰继续履行2015年5月12日和2017年1月15日与广州市锦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租赁合同书》；二、广州市锦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子杰支付租金差额189960元（截止至2019年7月）；三、驳回黄子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广州市锦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8907元，由锦洪公司负担1170元，由黄子杰负担7737元。一审反诉受理费7697.5元，由锦洪公司负担。二审期间，黄子杰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锦洪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2、6为原件，其他证据为打印件）：1.锦洪公司于2020年2月12日向快捷快公司、黄子杰出具的《疫情期间租金减免申请书》；2.黄子杰于2020年2月26日向锦洪公司出具的《关于疫情期间租金减免申请的回复》；3.微信记录；4.锦洪公司于2020年3月9日向快捷快公司、黄子杰出具的《工作联系函》；5.微信记录；6.黄子杰于2020年3月10日向锦洪公司出具的《关于立即支付租金的函》；7.2020年3月5日、3月11日、3月19日的电子银行回单；证据1-7拟共同证明锦洪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但因疫情原因在与黄子杰沟通后于2020年3月5日-3月19日支付2020年2月、3月的租金,同时证明锦洪公司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并催收租金的事实；8.微信聊天记录；9.2020年3月27日、4月3日的电子银行回单；证据8、9拟共同证明锦洪公司再次向黄子杰表示继续履行租赁合同，锦洪公司已于2020年3月27日支付原审判决第二项认定的截止至2019年7月的租金差额189960元并于2020年4月3日按照双方在庭审确认的租金标准及递增幅度支付2019年8月至2020年3月的租金差额220692元。黄子杰、快捷快公司对以上证据的共同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未能解除合同的依据。黄子杰之所以继续收取租金的原因是本案原审判决并未生效，为避免判后执行租金的阻力才继续收取租金，并不是黄子杰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对证据7、8、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因黄子杰向锦洪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后，双方不再具备租赁关系。锦洪公司之后支付的款项是场地占用费，不能视为双方重新达成了新的租赁关系。深湾公司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其没有参与锦洪公司所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相关事宜，无法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快捷快公司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与黄子杰的质证意见一致。深湾公司、快捷快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黄子杰、快捷快公司与锦洪公司均确认：1.锦洪公司已交纳租金的情况：2018年5月之前的租金已交清。从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已按照每月136000元交纳；2019年1月至4月按每月112360元交纳；2019年5月至2019年7月按每月112360元交纳；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按每月112360元交纳；2020年2、3月按每月119101.6元交纳。2.黄子杰在二审中表示对原审判决确定的租金差额计算的起止时间、标准和金额无异议，锦洪公司表示愿意按照原审判决确定的租金差额标准尽快筹集资金先行履行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即锦洪公司应自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按照每月136000元的标准交纳租金，2019年5月至2020年4月按照每月144160元的标准交纳；从2018年5月至2019年7月锦洪公司应支付的租金差额为189960元。2020年3月27日，锦洪公司通过张木辉的个人账户向黄子杰指定的黄楚胜账户转账189960元（锦洪公司主张其是主动履行原审判决第二项主文确定的义务）。2020年4月3日，锦洪公司通过张木辉的个人账户向黄子杰指定的黄楚胜账户转账220692元（锦洪公司自称该款项是其按照双方在二审庭询中所确认的租金标准支付2019年8月至2020年3月的租金差额）。二审中，锦洪公司向本院陈述：因双方是老乡关系，经口头或微信协商租金调整、使用广告牌的事宜，时间太久没有保留相关微信记录。其在2018年5月至12月按每月136000元支付租金，从2019年1月起又按照17年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租金也是双方口头约定的，因为对方没有提供广告牌，所以将租金又调低了。黄子杰向本院陈述：一、双方之间没有就广告牌进行过口头约定。其对锦洪公司自2019年1月起按每月112360元交租的行为曾口头提出过异议但没有证据予以证实。由于锦洪公司没有按照双方口头约定的每月136000元并递增的租金标准交租，其在后来才向对方提出解除合同。二、其在上诉状中要求改判锦洪公司支付租金差额238920元（其中2018年11月、12月的租金差额为16320元，2019年1月至7月租金差额为222600元），并上诉状中表述“变更后租金标准应当是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的租金为136000元，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的租金标准为144160元”，后在二审庭审中已确认调整后的租金每满一年递增6%，故认可原审判决确定的调整后的租金标准，因双方在2018年5月口头约定变更租金标准，故租金标准每年递增6%应是从每年5月起予以调整。但其表示对原审判决对租金差额计算至2019年7月有异议，认为应计算至实际腾退租赁物之日止。其确认对此没有提出上诉，但仍坚持该项主张，由法院依法判定。另，黄子杰、锦洪公司、快捷快公司、深湾公司均确认对原审法院管辖和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无异议。本院认为，黄子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本案系涉港租赁合同纠纷，依法参照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处理。涉案租赁物为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深湾村深湾路28号的土地及厂房，在原审法院辖区内。且黄子杰、锦洪公司、快捷快公司、深湾公司在二审均确认对原审法院管辖和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2015年租赁合同书及2017年租赁合同书应否予以解除的问题。首先，关于2017年租赁合同书第五条的理解，黄子杰认为，根据双签订17年租赁合同的背景来看，黄子杰本着老乡朋友的情分、大幅度减少租金帮助锦洪公司度过经营难关，同时也担心因对方经营不善，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而共同约定该任意解除权条款，故该约定无须附加任何条件，“双方同意”是针对该条款“提前30天告知对方”的内容的确认。黄子杰的上述陈述仅涉及17年租赁合同签订情况，不能认定是对该第五条中“双方同意”的合理解释和说明；且黄子杰未提交任何证据足以推翻原审法院关于“双方同意”属任一方行使解除权的前提条件的认定。而锦洪公司已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并在二审期间已履行原审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结合黄子杰与锦洪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木辉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黄子杰收取张木辉的60万元用于确保张木辉正常使用涉案厂房五年以上，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黄子杰依据该条款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关于锦洪公司是否构成根本违约、黄子杰是否有权解除双方租赁合同关系的问题。从涉案两份租赁合同的内容和双方在一审、二审的陈述看，双方自2015年5月12日签订15年租赁合同后，又于2017年1月15日签订17年租赁合同，两份合同中租金标准从每月183926元（75926元+108000元）并每五年递增5%调整为每月10万元并每年递增6%，而双方在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曾口头协商自2018年8月起变更租金标准为每月136000元，但直至二审诉讼过程中双方仍对自2018年5月起的租金标准调整为每月136000元是否附条件及租金递增时间起算点均有不同陈述。而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可知，锦洪公司从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已按照每月136000元交纳租金；2019年1月至4月按每月112360元交纳租金；2019年5月至2019年7月按每月112360元交纳租金；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按每月112360元交纳租金；2020年2、3月按每月119101.6元交纳租金；2020年3月27日按照双方在二审已确认无异议的2018年5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租金差额189960元交纳；2020年4月3日交纳220692元（锦洪公司自述该款项是按原审判决确定的租金标准交纳的2019年8月至2020年3月期间的租金差额）。可见，锦洪公司自2018年5月起每月交纳的租金不低于112360元，与17年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大致相当。后双方因口头变更租金标准并在继续履行过程中对租金调整的约定有不同解释而导致争议，对此双方均有责任。另锦洪公司、黄子杰在二审期间均确认原审判决所认定的变更后的租金标准（自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租金标准为每月136000元，2019年5月至2020年4月租金标准为每月144160元），锦洪公司亦表示愿意向黄子杰支付原审判决所确定的截止2019年7月的租金差额189960元并已实际履行完毕。同时锦洪公司已在二审期间自行支付了2019年8月至2020年3月期间的租金差额220692元。因此，依据现有证据不足认定锦洪公司存在故意拖欠租金的行为，黄子杰主张锦洪公司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黄子杰继续履行与锦洪公司签订的两份租赁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子杰要求返还租赁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子杰主张的租金差额应否支持的问题，黄子杰向本院提出的上诉请求之一为改判锦洪公司支付租金差额238920元（其中2018年11月、12月的租金差额为16320元，2019年1月至7月租金差额为222600元）。在二审过程中，黄子杰已向本院确认截止至2019年7月的租金差额为189960元，属于黄子杰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也是黄子杰对该事实的自认，故原审判决锦洪公司向黄子杰支付租金差额189960元，本院予以维持。锦洪公司对此也无异议，并已在二审期间履行完毕。至于黄子杰在二审庭询中改口称其对原审判决对租金差额仅计算至2019年7月有异议，主张应计算至实际腾退租赁物之日止的问题，因黄子杰没有对此提出上诉请求。且原审法院已明确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截止开庭时未发生的金额，双方可就2019年7月之后的租金差额协商解决，如有争议另行起诉。而锦洪公司在二审期间已自行向黄子杰支付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期间的租金差额，黄子杰如有异议，仍可与锦洪公司进行协商或另行起诉解决。黄子杰在上诉期满后要求二审法院对此予以调整，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子杰请求判令锦洪公司向其支付租金损失1223360元的上诉请求，因其已向本院申请撤回，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黄子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4元，由上诉人黄子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王碧玉审判员 罗 毅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伍静怡李蕴妍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