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0民终24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桂勤，女，196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永生，男，196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 上列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彬，威远县新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邱建彬，男，197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四川省威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作良，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朝凯，男，1966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四川省威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作良，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桂勤、张永生因与被上诉人邱建彬、刘朝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2019)川1024民初29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桂勤、张永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彬，被上诉人邱建彬、刘朝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作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桂勤、张永生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威远县人民法院（2019）川1024民初2961号民事判决书，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关于二上诉人买卖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的问题，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但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过程中的陈述是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该行为。2.关于二被上诉人所出售的仔猪是否是病猪的认定是错误的，且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该仔猪存在问题。3.关于一审法院不能认定上诉人所死亡的仔猪系二被上诉人出售的仔猪与客观事实不符。4.被上诉人邱建彬不能作为本案诉讼主体问题错误。邱建彬在本案中提供虚假信息，且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的证人也可说明邱建彬系做仔猪生意的，而非仅仅起介绍作用。 邱建彬、刘朝凯答辩称：1.被上诉人刘朝凯将22头仔猪卖给上诉人，上诉人经过验收后并运回自己的猪场，上诉人死亡的仔猪不是被上诉人刘朝凯卖给上诉人的仔猪，该仔猪系上诉人自己的仔猪。上诉人是专门从事养殖工作，从一审的证据能够证明该死亡的猪不是被上诉人刘朝凯出售的仔猪，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2.被上诉人邱建彬只是介绍人，本案中邱建彬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审认定邱建彬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何桂勤、张永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邱建彬、刘朝凯返还购猪款37000元及损失3580元，共计40580元；2.判决邱建彬、刘朝凯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系夫妻，长期在本村经营养猪场；该村第十三组证明二人平时积极配合本村进行防疫、检疫工作，对猪场进行消毒。2019年10月21日，原告经被告邱建彬介绍到被告刘朝凯位于威远县的猪场购买自产仔猪。原告在被告刘朝凯该猪场查看仔猪后，向被告刘朝凯购买了60-89斤重量不等的仔猪22头；原告将仔猪运回自己猪场后向被告刘朝凯支付了猪款37060元。该次仔猪买卖未申报检疫。2019年10月23日至2019年11月6日期间，原告所养殖猪死亡22头，该批死亡猪重量在35ＫＧ－55ＫＧ之间，重量各不相同。诉讼中，原告陈述，22头死亡的猪均是在被告刘朝凯处购买，原告有两个猪场，在被告刘朝凯处购买的猪均养殖在新猪场，自己原有的7头猪均在老猪场。诉讼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间仔猪买卖合同。 威远县新店镇畜牧兽医站出具的《新店镇生猪存栏统计表》载明，填报日期为2019年9月25日的统计中，本镇文丰村11组刘朝凯存栏有“青猪”16头。 原告申请的证人陈某、李某陈述，二人分别于农历2019年8月18日、公历2019年9月3日向被告邱建彬分别购买仔猪26头、25头；仔猪买回去后均死亡。 事发后，因找被告所在镇、村及派出所调解处理无果，原告遂于2019年12月24日诉来一审法院，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仔猪买卖合同，并判决二被告返还购猪款37000元及损失3580元，共计4058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被告刘朝凯出售给原告的22头仔猪是否系不合格的病猪的事实。对此事实，原告举示的证据虽能够证明其养猪场自2019年10月23日起至2019年11月6日期间猪发生死亡的事实，但原告举示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其养猪场内除向被告刘朝凯购买的22头猪以外的其他自有猪的数量、重量等养殖情况的事实。以上情形结合原告到被告刘朝凯养猪场购买仔猪时系经过原告认真验看后再决定购买的事实来看，原告所举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原告死亡的22头猪系向被告刘朝凯所购买、被告刘朝凯向原告出售的22头猪系病猪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住所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住所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主张被告刘朝凯出售给自己的22头仔猪系病猪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原告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该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后，可另行起诉主张。原被告间经协商一致达成的被告刘朝凯向原告出售22头仔猪的意见，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现原告举示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刘朝凯有使合同应予撤销的重大违约行为，则原告主张撤销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则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购猪款37000元及赔偿损失，一审法院也不予以支持。但原告有新证据足以证明有应当撤销合同的情形时，可另案再诉。 对于被告刘朝凯出售给原告的仔猪是否系被告养殖母猪所产的问题，本案中暂无证据否定。故也不是撤销合同之情形。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证，被告邱建彬系介绍人，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故其不负有向原告返还购猪款的义务，则被告邱建彬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另裁定驳回原告对被告邱建彬的起诉。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张永生、何桂勤的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审理中，何桂勤、张永生为支持自已的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当日重点纪要》（复印件1页）、自贡市雁滩区黄市镇畜牧兽医站证明（原件1页）、检疫申报单（影印件1页）、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影印件2页）、取款记录（影印件1页）、手写材料（影印件1页）。证明目的：1.通过当时购猪称重的手抄记录证明所购仔猪分别的具体体重。2.多方证据表明，上诉人在购猪前及购猪后。所销售或喂养的猪场地均达到各项标准，并记录存栏销售去向，且本次销售的猪均携带耳牌识别码，及购猪人的信息，而被上诉人销售给上诉人的仔猪均不携带耳牌识别码，所死亡的猪就是被上诉人销售给上诉人的病猪无疑。 邱建彬、刘朝凯质证意见：1.自贡市沿滩区黄市镇畜牧兽医站、自贡市沿滩区黄市镇水井沟村13组的《证明》单位出具的证明没有经办人盖章，按照证据的相关规则，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2.其他的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实，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 本院对何桂勤、张永生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自贡市沿滩区黄市镇畜牧兽医站、自贡市沿滩区黄市镇水井沟村13组于2019年11月20日出据的《证明》虽盖有证明单位鲜章，且其内容“兹有沿滩区黄市镇水井沟13组张永生截止2019年10月18日存栏生猪7头，无疫病发生，生猪生长正常”。因该证据产生于本案一审庭审前，应在一审中提交而未提交，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2.其余证据因系复印件或影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故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刘朝凯于2019年10月20日出售给何桂勤、张永生的22头仔猪是否系不合格并于2019年10月23日至2019年11月6日期间死亡的病猪。本案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的刘朝凯向何桂勤、张永生出售22头仔猪系合意，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已当场及时清结，该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并无可撤销情形。何桂勤、张永生作为养猪专业户，在购买仔猪时经过现场查看等确认并及时结清购猪款。在本案诉讼中，何桂勤、张永生虽能举证证明其养猪场自2019年10月23日起至2019年11月6日期间发生猪死亡的事实，但其证据尚不能证明其养猪场死亡的猪就是刘朝凯出售的22头猪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住所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住所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何桂勤、张永生主张刘朝凯出售给自己的22头仔猪系病猪的事实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何桂勤、张永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诉讼费814元，由何桂勤、张永生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 波 审 判 员  裘南晶 审 判 员  易小峰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苏 月 书 记 员  何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