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6行终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寿美英，女，196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绍兴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杨越忠，浙江德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灵芝派出所，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二环北路399号。 法定代表人王维，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周建祥，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沈敏华，女，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喻世诚，男，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民警。 原审第三人王张龙，男，195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绍兴越城区。 寿美英因诉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灵芝派出所（以下简称“灵芝派出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新昌县人民法院（2019）浙0624行初8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寿美英及其委托代理人杨越忠，被上诉人灵芝派出所的副所长周建祥及该单位委托代理人沈敏华、喻世诚，原审第三人王张龙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寿美英一审时诉称，原告系中共党员，现任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潞阳村妇女主任兼文书、报账员。2018年7月14日，原告与闯入村民代表会议现场和村委会办公室的第三人王张龙发生争执。经村委主任王国全报警，被告派员对涉案双方和相关证人作了询问笔录。因被告认定事实错误，原告拒绝在处理文书上签字。直至2019年3月，原告才知道被告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并已于2018年10月21日在绍兴市公安局内部网站上刊布了《绍兴市党员涉嫌违法违纪信息通报单》，对原告的声誉和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原告认为，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予被处罚人。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被告未按此程序向被处罚人进行告知和宣告并送达，其行政处罚不能成立。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于2018年8月9日对原告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违法，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灵芝派出所一审时辩称，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被告于2018年8月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规定，作出绍越公（灵）行罚决字[2018]145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当日宣告送达原告。原告起诉状中也自认这一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7月14日，被告灵芝派出所接到王国全报警称：在绍兴市××城区灵芝镇××村委办公室内，寿美英与王张龙因村内事务发生争执，寿美英用钥匙砸王张龙额头，致王张龙额头出血。2018年8月9日，被告作出绍越公（灵）行罚决字[2018]145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寿美英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被告工作人员方镔、陈宏强于当日向寿美英宣告处罚决定并送达决定书，寿美英拒绝签收。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起诉期限起算点的确定，即被告是否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原告宣告并有效送达，以及何时宣告、送达。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49号）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理人，并由被处理人在附卷的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即为送达；被处理人拒绝的，由办案人民警察在附卷的决定书上注明。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8月9日作出绍越公（灵）行罚决字[2018]145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当日向原告宣告并送达。虽原告拒绝签收，但有二名民警在该处罚决定书附卷联上注明，应视为已经宣告处罚决定并有效送达。现原告于2019年7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显然超过了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寿美英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9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于当日宣告并送达，而上诉人拒绝签收，违背事实和法律。⑴《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49号）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虽规定被处理人拒绝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名或捺印时，由办案民警在附卷的决定书上注明。但当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时，被上诉人就有责任举证证明其已于2018年8月9日向上诉人告知了权利、宣告并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可以是无利害关系人、基层组织相关人员的证明，也可以是记录送达过程的录音录像，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上述证据材料。如果任由办案民警备注“相对人拒收”来证明已送达，则没有送达的法律文书均可由民警补签而送达，将会使行政相对人永远处于危险的、不确定的恐惧状态。⑵事实情况是，上诉人当天进入办案区后，被上诉人办案民警对上诉人谈话、做工作，试图令上诉人承认违法行为，至晚上7点左右工作未果，才以“教育释放”名义让上诉人离开。整个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宣告任何拟作出的处罚以及处罚决定，也没有要求上诉人在任何告知、决定文书上签名捺印。一审法院在未查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已送达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属认定事实不清，以致作出错误裁定。2.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严重影响上诉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⑴一审时，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办案区录音录像，以证明存在其向上诉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而上诉人拒绝签收的情形，但被上诉人以时间过长、录音录像没有保存为由拒绝提供。对如此重要的证据，被上诉人却任由灭失，不仅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也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派出所档案管理办法（试行）》《公安机关声像档案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⑵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有被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二日内将决定书复印件送达被害人。但本案原审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既无办案民警的签名，也未注明“寿美英拒绝签字”字样，表明被上诉人并未依照上述规定向被害人送达处罚决定，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未生效。⑶被上诉人未主动提交被诉行政处罚已经执行的证据，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并在庭审中出示的是由被上诉人盖章的《浙江省罚没财物专用票据》，并非票据原件，真实性存疑，故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未执行。⑷票据号码为170××××4884的《浙江省罚没财物专用票据》的合法性存疑。被上诉人办案民警2019年12月5日向一审法院所作上诉人的同行人代缴200元罚款之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2018年8月9日当天，仅上诉人一人前往被上诉人处，上诉人并未缴纳200元罚款，也不存在同行人代缴的情况。⑸一审法院调取的、由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属当事人的自我陈述和抗辩，不具有证据效力。⑹从一审法院调取的《办案区使用情况登记表》及电脑记录流程可以看出，上诉人2018年8月9日离开办案区的原因是“教育释放”而非行政处罚、处罚释放，表明被上诉人当天只是对上诉人吵架的行为进行了口头教育，不需要行政处罚。3.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没有充分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存在“用钥匙砸王张龙的头”的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确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并撤销该决定。 灵芝派出所二审答辩称：1.答辩人于2018年8月9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当日宣告送达上诉人。上诉人本案起诉，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2.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149号）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认为被处理人拒绝签名或者捺印的，由办案民警在附卷的决定书注明。2018年8月9日，答辩人两名办案民警向上诉人送达绍越公（灵）行罚决字[2018]145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上诉人拒绝签字或捺印，遂由民警依法在决定书上注明。3.法律并未规定当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需要有证人在场，且办案区为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客观上也不存在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提供2018年8月9日直接送达的人证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4.《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办案区的声像监控资料应当保存不少于三个月。因上诉人2019年7月25日向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时，距2018年8月9日已11个月有余，远超上述规定，相关声像监控资料已灭失，客观上无法提供。综上，一审法院经调查核实，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并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王张龙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庭询时述称：其不识字，上诉人打人是不对的，应当拘留。2018年8月10日，上诉人所在村书记通过他人转交给原审第三人小女儿3000元，要求与原审第三人了结此事。原审第三人被打伤后，眼睛至今未好，上诉人应当赔偿医药费。 二审期间，上诉人寿美英向本院提交申请，请求本院责令被上诉人灵芝派出所提交以下材料：1.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两次询问的询问笔录；2.2018年8月9日15:30至2018年8月9日19:07期间办案区录音、录像；3.绍越公（灵）行罚决字[2018]14571号附卷的《浙江省罚没财物专用票据》（票据号码170××××4884）的原件及原始会计记账凭证；4.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方镔2018年8月10日向被上诉人罚没款专用账户汇缴200元罚款的汇款凭证。本院认为，上诉人无正当理由在二审期间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寿美英的起诉是否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案涉绍越公（灵）行罚决字[2018]145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由被上诉人灵芝派出所于2018年8月9日作出，两名公安民警当日在附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寿美英拒绝签字”做法符合行为当时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理人，并由被处理人在附卷的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即为送达；被处理人拒绝的，由办案人民警察在附卷的决定书上注明”的规定要求。上诉人虽否认被上诉人曾向其宣告、送达处罚决定书，但未提交足以反驳之证据，仅以被上诉人未提供其拒绝签收的录音录像为由，主张被上诉人未进行有效送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经于2018年8月9日向上诉人宣告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并有效送达，于法有据。上诉人无正当理由，直至2019年7月25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确已超过法定六个月起诉期限，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傅芝兰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