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47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抒，女，1966年6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升，北京市国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钢，北京市国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成俊，女，1968年12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星，北京市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存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云景北里53号楼13层1317。法定代表人：徐瑞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莹，女，1983年8月4日出生，北京存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梁抒因与被上诉人盛成俊、原审第三人北京存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存房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44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抒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第一、三、四项，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梁抒不给付115万元违约金，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盛成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8月至9月期间，梁抒曾先后以家人出事、证件丢失等理由告知盛成俊暂时无法办理委托售房公证手续，直至9月23日才告知系因董良杰不同意售房而无法继续交易。故盛成俊对此并不知晓，梁抒在合同中亦曾就此做出承诺,梁抒关于盛成俊并非善意买受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与事实不符。盛成俊作为理性消费者,在2016年5月20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明知梁抒有配偶且所买卖的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但签订合同时未见房屋共有人同意出让的证明。正因如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59231号判决基于同一事实认定梁抒处分诉争房屋属于无权处分。盛成俊明知梁抒无权处分，还一再坚持梁抒必须卖房，善意何在?一审法院认定，“盛成俊已于2017年7月另行购买了其他房屋以控制风险及损失，不存在恶意扩大损失情形，双方争议及诉讼期间，涉案房屋价格上涨，盛成俊替代购房成本增加”，缺乏事实根据和事实关联性。一方面，房屋买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在2016年9月早已终局性地确定。此时，盛成俊并未遭受实际损失。房价的后续涨跌本属房地产市场波动的正常现象，买卖双方既无法控制，也无法预见。因而,不能将房价涨跌的不利后果让梁抒单方面承担。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盛成俊于2017年7月另行购房“替代购房成本增加”，既没有交代替代购房成本是否导致损失增加，也没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增加了多少损失。本案在一审中查明盛成俊已于2017年7月另购住房，就本案相同事实已经有过两次诉讼，上一次诉讼庭审中，法官已经释明，本案属于无权处分，合同不能履行。盛成俊坚持要求梁抒履行合同，继续出售房屋。计算替代购买增加成本时间点应该公平合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梁抒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盛成俊违约金一百一十五万元”,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盛成俊主张支付损失1434880元(其中房屋差价损失1395680元,居间服务费损失19600元,保障费损失19600元)。一审判决认定,“盛成俊主张因梁抒的违约行为，导致其产生了房屋差价损失,并按照1395680元计算，同时将其支付的居间服务费、保障费作为实际损失,主张以上述损失为限增加违约金”，“对盛成俊要求增加违约金的请求予以支持”。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盛成俊仅支付了10万元定金，并且2016年9月房屋买卖合同不能履行已经确定，盛成俊并未遭受实际损失。盛成俊何来140余万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对盛成俊增加违约金的请求予以支持于法无据。因为盛成俊2017年7月已经另购房屋，那么房屋差价139万损失已经没有事实基础，三、一审判决显失公平公正。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要求梁抒赔偿盛成俊115万元这一具体数额，是“结合双方合同履行程度、已付房款金额、梁抒过错程度、盛成俊另行购房等因素并参考涉案房屋相关时点价值”确定的。但这至少存在以下严重问题。第一，赔偿数额计算疏漏了重要的相关涉案因素,尤其是有利于梁抒的因素。造成本案房屋交易纠纷的产生，除了房价剧烈变动的外部客观因素外，交易各方主观上都存有过错。一审判决指明了诸多影响判决的因素,但只字未提盛成俊的过错和中介方的过错。涉诉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梁抒通过中介如实进行了告知，对此各方都是明知的。在合同《签约提示》中，对买受人风险也有提到,“出卖人为代理人的，请核实代理人身份证明并留存授权委托书”、“出售房屋为共同财产的，查看并留存共有权人同意出售声明”。中介没有尽到保证交易安全的义务，而以营利为目的急于撮合成交的心态下，促使双方仓促签订了合同。因此，赔偿数额没有考虑盛成俊和中介的过错,存在重大缺陷。第二，赔偿数额具体计算过程语焉不详，使人不明所以。一审判决赔偿数额的计算结合了诸多因素并参考涉案房屋相关时点价值。但是，这些参考因素在数值计算中的原因力、影响大小及其具体比重，各是多少却没有涉及。如盛成俊另行购房是否影响其损失,如影响损失数额如何确定,缺乏事实基础和关联性判断;在确定损失数额时,参照的是涉案房屋的哪个相关时点的价值，及其在确定损失的影响和比重大小,更是只字未提。计算过程的跳跃,使人不明所以,缺乏法律依据。第三,赔偿数额的结果让梁抒承担了过重的责任,房屋买卖双方利益严重失衡。计算房屋差价损失时，应综合考虑梁抒作为出卖人的可预见程度和对一审诉讼结果的合理预期。房价损失的时间节点应公平合理，因诉讼持续而扩大的房屋差价,应按照公平原则结合合同履行、实际损失由双方承担。本案中，梁抒明确表示不卖房子的时间是2016年9月份。此时，距离合同签订时的房价波动并不大。之后，盛成俊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损失的时间计算终点都应公平合理地无限延伸。并且盛成俊只支付了10万元定金，其后并未履行付款义务。一审判决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鼓励盛成俊以2016年5月份所交付的10万定金，将无法预见的房价上涨的负担单方面归咎于梁抒，使其无限博取392万元房屋价款上涨预期。盛成俊仅仅支付10万元，却让梁抒不合预期的承担392万元房价上涨责任，这显然有悖于公平原则。盛成俊是金融从业人员，具有专业的金融从业经验，而梁抒没有房屋买卖的任何经验，完全受房屋中介和盛成俊的误导。盛成俊2016年9月就已知道不能买房的事实，并且于2017年7月另购买了房屋，却一直用10万元的定金长期博弈392万元房价的可能涨价。利用专业优势,恃强凌弱，这对于梁抒而言，有失公平公正。梁抒长期在国外生活，没有任何房屋买卖经验，在中介的误导下，错误的认为自己名下可以出售自己的房产，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8月份又被房屋中介告知要办理公证，需要夫妻到场，因为梁抒不了解房屋买卖的基本流程，被房屋中介公司误导，请法庭考虑实际的情况。盛成俊辩称，请求驳回梁抒的上诉请求。第一，针对诉讼请求的违约金部分，此部分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判决主要认定两方面事实，一方面梁抒严重违约，另一方面盛成俊没有违约。这在朝阳法院和三中院已经判决确认并且生效，一审判决梁抒违约的事实与已经生效的三中院的判决是一致的，该判决同时驳回了梁抒要求合同解除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案基本事实即梁抒违约及盛成俊无责，在之前诉讼中已经确认过了，梁抒没有新的证据和事实否定之前案件的判决书。第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依据的合同法第九十四、九十七、一百零七、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梁抒的上诉理由中并没有说一审判决哪一条适用错误，所以也没有道理。第三，盛成俊申请房屋鉴定差价1744600元，盛成俊一审诉讼请求房屋差价损失1395680元，已经考虑了各种因素，已经按照80%的比例起诉，自行减少了20%的金额，一审判决梁抒承担115万违约金，减去盛成俊的居间服务、保障服务损失，判决比例是63.67%，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梁抒称一审判决没有考虑各种因素是没有道理的。第四，盛成俊另外购房的购房差价是107万，支付的中介费80838元，共计1150838元，加上一审判决盛成俊承担的评估费1.6万，盛成俊实际损失应该是117万，一审判决115万是没有问题的。存房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存房公司对于这单交易情况的陈述同一审一致。盛成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成俊与梁抒签署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解除；2.梁抒向盛成俊支付违约金共1434880元（房屋差价损失1395680元、居间服务费损失19600元、保障服务费损失19600元）；3.梁抒向盛成俊返还定金1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20日，盛成俊与梁抒的代理人董贵梅在存房公司的居间下，订立《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买卖定金协议书》《全款付款方式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盛成俊以392万元总价购买梁抒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双花园西里×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建筑面积85.84平方米。《房屋买卖合同》第二条“房屋权属情况”约定：出卖人房屋为共有房屋时，无论是否有共有权证明均需提供该房屋共有权人的同意出售声明，若出卖人无法提供，将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第四条“成交总价格、付款方式、付款时间”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定金10万元，买受人采取全款付款方式支付该房屋成交总价款，具体付款方式及期限的约定详见补充协议（附件二）。第五条“房屋产权及具体状况的承诺”约定：出卖人承诺其配偶和该房屋的共有权人均知晓并同意本次房屋交易，认可本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的约定，且无他人对该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如因一方违反前述承诺，导致该房屋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或发生债权债务纠纷的，由违反承诺方按照房屋成交总价的20%赔偿守约方的损失。第八条“权属转移登记”约定：（二）因出卖人原因致使买受人未能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20日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买受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1.如买受人选择解除合同，适用本合同第十条第（一）款约定。2.如买受人选择继续履行……。第九条“违约条款”约定：（四）除本合同另有约定的违约责任外，任意一方未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经守约方催告后15日内仍未履行该义务，如合同可继续履行的买卖双方须继续履行，违约方须按该房屋成交总价的10%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构成本合同解除情形的，使用本合同第十条合同解除条款约定。第十条“合同解除条款”约定：（一）如买受人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单方解除本合同，应当以书面方式进行。本合同自买受人向出卖人发出的书面通知送达出卖人之日起自动解除。出卖人应于5个工作日将其已经收取的买受人的全部付款返还给买受人，并按照房屋成交总价的20%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如出卖人逾期将买受人已经支付款项返还给买受人，则每逾期一日，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在房屋交易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各项费用及其他损失均由出卖人承担。双方签字的附件二《全款付款方式补充协议》约定：剩余购房款买受人于业主梁抒回国次日支付出卖人购房款人民币82万元，支付方式为资金监管。买受人于过户前支付出卖人购房款人民币300万元，支付方式为资金监管。全部监管款项于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支付给出卖人。签订上述协议当日，盛成俊向梁抒的代理人董贵梅支付10万元定金。2016年8月8日，盛成俊与梁抒签订了《房屋买卖户口的补充协议》，就户口迁出问题作了相关约定。当日，存房公司要求梁抒出示委托卖房及代收尾款的公证书，表示只有做了公证才能进行后续的工作。2016年8月10日，梁抒前往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崇文支行开设账户。2016年8月30日，梁抒表示由于办公证所需的所有证件和材料丢失，公证无法办理。2016年8月31日，存房公司通过微信向梁抒发送催告函。2016年9月1日，梁抒表示由于补办丢失文件耗时耗力，建议盛成俊购买其他房屋。2016年9月23日，梁抒表示其配偶没有卖房意愿，其与对方意见不同，本以为涉案房屋在其名下出售很简单，但办理委托售房公证时被告知需要夫妻双方都在，其才不得不将售房一事告诉配偶，后遭到对方拒绝，现在由于配偶不同意房子卖不了。盛成俊曾将梁抒诉至法院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梁抒在该案中提起反诉主张因盛成俊逾期付款构成违约故要求解除合同且由盛成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在该案中，各方对于梁抒配偶董良杰就涉案房屋买卖是否知情及盛成俊是否逾期付款构成违约发生争议，存房公司提交了董贵梅配偶曲志文在签约当天现场通过微信发给其工作人员的有“董良杰”签字的《配偶同意出售声明》，但董良杰到庭否认该声明系其作出，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买卖未取得董良杰的同意；梁抒以其行为明显表示出了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亦不积极配合后续房款资金监管的相应手续，不能证明盛成俊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后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6）京0105民初5923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盛成俊的诉讼请求与梁抒的反诉请求。后梁抒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8）京03民终269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盛成俊向存房公司支付了居间服务费19600元、保障服务费19600元，存房公司为其开具了发票。盛成俊于2017年7月22日在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居间下另行购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东铁匠营横一条的一处建筑面积88.17平方米房屋，房屋总价499万元，并于2017年11月3日取得不动产权登记。经盛成俊、梁抒分别申请，法院委托北京建亚恒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对涉案房屋2016年9月23日及2018年5月2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分别为410.17万元和566.59万元。本案审理期间，盛成俊申请查封梁抒名下价值130万元的财产并提供了相应的担保，法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京0105民初445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梁抒名下价值130万元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梁抒未与其配偶董良杰就出售涉案房屋达成一致同意，后董良杰明确提出拒绝售房，梁抒不再配合盛成俊办理后续交易手续，因上述原因导致双方房屋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盛成俊有权起诉主张解除合同，法院对合同解除予以确认。梁抒在前案中以盛成俊逾期付款违约为由反诉请求解除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法院已作出明确认定，驳回其反诉请求，梁抒以相同理由提出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双方合同第五条约定出卖人违反配偶同意售房承诺导致无法办理产权登记，应按房屋总价20%赔偿守约方损失，第十条亦约定买受人行使解除权后，出卖人应退还收取的全部房款并按房屋总价的20%支付违约金，且已经发生的各项费用及其他损失由出卖人承担。梁抒应退还盛成俊支付的10万元定金。盛成俊主张因梁抒的违约行为，导致其产生了房屋差价损失，并按照1395680元计算，同时将其支付的居间服务费、保障费作为实际损失，主张以上述损失为限增加违约金。梁抒辩称盛成俊明知董良杰不同意售房还坚持购买，并非善意买受人，且其2016年9月已明确告知盛成俊因配偶不同意而不再出售房屋，盛成俊未采取替代措施应自行承担此后房价上涨产生的损失。2016年8月至9月期间，梁抒曾先后以家人出事、证件丢失等理由告知盛成俊暂时无法办理委托售房公证手续，直至9月23日才告知系因董良杰不同意售房而无法继续交易。故盛成俊对此并不知晓，梁抒在合同中亦曾就此作出承诺，梁抒关于盛成俊并非善意买受人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盛成俊已于2017年7月另行购买了其他房屋以控制其风险及损失，不存在恶意扩大损失情形，双方争议及诉讼期间，涉案房屋价格上涨，盛成俊替代购房成本增加，法院对盛成俊要求增加违约金的请求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结合双方合同履行程度、已付房款金额、梁抒过错程度、盛成俊另行购房时间及价格等因素并参考涉案房屋相关时点价值确定。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盛成俊与梁抒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解除。二、梁抒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盛成俊违约金一百一十五万元。三、梁抒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盛成俊定金十万元。四、驳回盛成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梁抒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盛成俊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3组新证据，梁抒、存房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盛成俊提交的证据为：第1组证据为盛成俊与案外人于2017年7月22日签署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证明目的为盛成俊另外购买的房屋价格为499万元，与现房屋的价格差额为107万元，但本案争议房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二环外双井商圈，而盛成俊另外购买的房屋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外宋家庄商圈，无论是位置和价格均无法与本案争议房屋相提并论；第2组证据为案外人出具的收据、中国光大银行转账回单、中国工商银行托管资金缴存凭证、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交通银行还本付息计划表、中国工商银行付款凭证，证明目的为盛成俊向案外人支付房款共计499万元，与涉案房屋差价是107万；第3组证据为居间服务合同、发票、中国光大银行对账单，证明目的为盛成俊向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80838元，加上购房差价107万，共计1150838元。梁抒针对盛成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该房屋的价值与本案房屋的差价即违约损失没有关联性，因为是不同的标的物，买的是不同的房屋，该房屋是88平米，比涉案争议的房屋面积还大；对第2组证据中票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发票是2019年的，与买房时间已经相差了2年。存房公司针对盛成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对此，本院认定如下：梁抒、存房公司对该3组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对此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能够证明盛成俊另外购买的房屋价款为499万元，盛成俊支付中介服务费80838元。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盛成俊与梁抒的代理人董贵梅在存房公司的居间下，订立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系梁抒与董良杰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的共有产权人董良杰明确提出拒绝售房，梁抒不再配合盛成俊办理后续交易手续，盛成俊有权起诉主张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解除，双方对此表示同意，本院不持异议。梁抒上诉主张盛成俊明知梁抒无权处分，仍与梁抒签订合同，并非善意买受人，根据查明的事实，梁抒在合同中承诺其配偶和该房屋的共有权人均知晓并同意本次房屋交易，认可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的约定，梁抒上述主张与事实不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采纳。2016年5月20日双方签订涉案合同后，同年8月至9月期间，梁抒曾先后以家人出事、证件丢失等理由告知盛成俊暂时无法办理委托售房公证手续，直至2016年9月23日梁抒才告知盛成俊因董良杰不同意售房而无法继续交易，梁抒提供的证据不能据以认定盛成俊并非善意买受人，亦不能证实盛成俊在合同履行中存在过错行为，梁抒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梁抒违反在合同中作出的承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构成违约，应当向盛成俊承担违约责任。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第五条约定，出卖人承诺其配偶和该房屋的共有权人均知晓并同意本次房屋交易，认可本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的约定，且无他人对该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如因一方违反前述承诺，导致该房屋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或发生债权债务纠纷的，由违反承诺方按照房屋成交总价的20%赔偿守约方的损失。第十条约定，如买受人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单方解除本合同，出卖人应于5个工作日将其已经收取的买受人的全部付款返还给买受人，并按照房屋成交总价的20%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签订涉案合同后，盛成俊向梁抒支付10万元定金，一审法院判决合同解除后梁抒应退还盛成俊已向其支付的10万元定金，并无不当。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违约金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属性，具有惩罚性与补偿性。关于双方争议的梁抒应承担的违约金数额认定问题，盛成俊主张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低于梁抒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请求人民法院根据其购买另外房屋的房屋差价损失、居间服务费、保障费等实际损失予以增加。梁抒上诉主张2016年9月涉案合同已经确定不能履行，盛成俊并未遭受实际损失，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的违约金数额致其承担过重责任。本院认为，梁抒作为出卖方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其系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权利。盛成俊曾将梁抒诉至法院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梁抒在该案中提起反诉主张盛成俊构成违约故要求解除合同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该案经法院审理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终审判决。梁抒关于以2016年9月该时点作为认定盛成俊损失根据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诉讼中，盛成俊提交其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居间服务合同、收据、银行转账单、发票等证据证明其损失情况。梁抒无正当理由与盛成俊解除合同存在过错，因其违约行为致盛成俊无法正常交易并实现取得合同约定房屋权属之目的，致其交易成本增加并产生预期利益损失，由于梁抒的违约行为导致盛成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而在原地区原位置的购房存在现实客观障碍，梁抒主张盛成俊扩大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盛成俊提供了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另购房屋产生了替代性购房损失，且诉讼中盛成俊提出鉴定房屋价值的时点并无不当，梁抒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以盛成俊经济损失为基础，根据双方合同履行情况、梁抒过错程度、盛成俊另行购房时间及价格等因素，判决梁抒应支付盛成俊相应违约金，合法有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梁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50元，由梁抒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灵灵审 判 员 王 黎审 判 员 陈 静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卫孚嘉法官助理 赵 纳书 记 员 高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