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08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志恒，男，195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秀娴，广东容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珊，广东容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南村博熹堂家具店，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南大道36号1-3商铺。经营者：麦景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展奇，广东明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泳婷，广东明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钟捷英，男，197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秀娴，广东容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珊，广东容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志恒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南村博熹堂家具店（以下称博熹堂家具店）、原审被告钟捷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4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博熹堂家具店称陈志恒与博熹堂家具店的经营者麦景生协商要购买一批家具，双方谈好价格，博熹堂家具店向陈志恒出售案涉货物，第一批货物由陈志恒派其员工钟捷英到广州市南沙区东涌博熹堂家具店处提货，第二批货物由陈志恒到上述地点提货。博熹堂家具店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编号为0005267、日期为2016年10月18日的送货单原件。该送货单的抬头为“博熹堂明清古典艺术家具”，其下注明“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兴南36号即吉盛伟邦家私城内”，送货单上半部分的“收货单位”处手写有“市桥陈总”字样，送货单载明货物的名称为“富贵满堂大沙发（十一件）、圆餐台（七件）、方形花架，以及各货物的单位、数量、金额，货物金额合计123.3万元，各货物金额下方手写有“林已送礼品”“恒哥”字样，送货单下半部分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钟捷英”的签名并注明日期为2016年10月18日。2.编号为0005268、日期为2016年10月22日的送货单原件。该送货单的抬头为“博熹堂明清古典艺术家具”，其下注明“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兴南36号即吉盛伟邦家私城内”，送货单上半部分的“收货单位”处手写有“市桥陈总”字样，送货单载明货物的名称为“四方花几”，以及该货物的单位、数量、金额，货物金额合计2.4万元，货物金额下方手写有“已送货”字样，送货单下半部分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陈志恒”的签名。3.广州市南沙区东涌博熹堂家具店的经营者林妹妹出具的《证明》以及家具样式照片，《证明》的主要内容为：2016年10月博熹堂家具店出售一批家具给陈志恒、钟捷英，该批家具存放在广州市南沙区东涌博熹堂家具店处，陈志恒、钟捷英分别于2016年10月18日、10月22日到广州市南沙区东涌博熹堂家具店处提走其向博熹堂家具店购买的家具，该家具及相应款项由博熹堂家具店所有及收取，广州市南沙区东涌博熹堂家具店协助博熹堂家具店与陈志恒、钟捷英办理提货及提货单的签收手续。对于编号为0005267的送货单：陈志恒称该送货单与其无关，送货单上的信息并无显示陈志恒收到了该送货单上的货物。钟捷英确认其在该送货单上的签名，但其并没有收到该送货单上的货物；钟捷英称博熹堂家具店经营者麦景生与陈志恒系搭档且陈志恒曾向麦景生赠送名贵字画，故麦景生向陈志恒赠送家具作为礼尚往来，该送货单上的货物是麦景生送给陈志恒的；钟捷英陈述其签字情况如下：麦景生的妻子林妹妹的员工以入账为由，叫钟捷英去鱼窝头代陈志恒签单，当时送货单上并无注明价格，并有林妹妹所手写“送礼品恒哥”字样，钟捷英知道麦景生答应送陈志恒家具的事宜，但其并没有见过家具，也不清楚数量，便致电陈志恒确认其是否收到该送货单上的家具，陈志恒回复钟捷英说数量是对的，钟捷英就在该送货单上签名。对于编号为0005268的送货单：陈志恒确认其在该送货单上的签名，其有收到该送货单上的货物，但不是向博熹堂家具店而是向博熹堂明清古典艺术家具收取，另称其曾向林妹妹介绍一名画家为林妹妹的店作画，该送货单上的家具系其代林妹妹赠送给画家的礼物，故其并未支付货款。钟捷英称该送货单与其无关。对于《证明》及照片陈志恒、钟捷英均不确认。2019年3月23日、4月3日，博熹堂家具店两次出具《催款函》，向陈志恒、钟捷英催要家具货款1257000元。其中，寄送给陈志恒的催款函分别于2019年3月27日、4月4日被签收，原审法院审理中陈志恒确认收到两份《催款函》；寄送给钟捷英的催款函被退回。其后，陈志恒、钟捷英均无向博熹堂家具店支付货款，博熹堂家具店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审理中，陈志恒、钟捷英提交工商内档资料、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照片、百度地址查询等证据，拟证明博熹堂家具店的工商登记营业地自2015年8月起至今处于施工状态，博熹堂家具店并未进行家具买卖等经营活动，博熹堂家具店亦并未在吉盛伟邦（番禺店）内经营。博熹堂家具店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称上述证据可佐证其因经营场地正在重建故将家具存放于第三方处的事实。陈志恒、钟捷英另申请原审法院调查博熹堂家具店2016年9月至11月的税务登记资料，由于该申请并不属于原审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范围，原审法院不予同意。原审法院另查明，经原审法院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并无“博熹堂明清古典艺术家具”的工商登记信息。博熹堂家具店原审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陈志恒、钟捷英立即共同支付款项人民币1257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257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0月23日起，按照银行同期同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给博熹堂家具店为止）给博熹堂家具店；2.案件受理费由陈志恒、钟捷英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博熹堂家具店主张其与陈志恒就涉案家具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了两张送货单原件予以证明，陈志恒辩称送货单显示的主体并非博熹堂家具店，博熹堂家具店未能证明其拥有涉案家具的所有权，且送货单签收日期博熹堂家具店并不在其经营地经营，故送货单不能证明博熹堂家具店、陈志恒存在买卖交易。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博熹堂家具店提供的送货单抬头虽不是博熹堂家具店的名称，但“博熹堂明清古典艺术家具”并非一般企业名称，也无工商登记信息，故其并非商事主体，送货单抬头处的“博熹堂”与博熹堂家具店的字号一致，抬头下方标注的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兴南36号”也指向博熹堂家具店的工商注册地，并结合博熹堂家具店持有两张送货单原件的事实，在陈志恒未提供反证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博熹堂家具店出具两张送货单出售案涉货物，其系案涉买卖交易的主体。至于博熹堂家具店是否在其工商注册地经营，不影响其进行买卖交易，也无法推翻送货单所能证明的交易事实，且博熹堂家具店提交了《证明》说明其出售货物的过程，故对于陈志恒上述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陈志恒、钟捷英收货的情况，陈志恒确认收到编号为0005268的送货单上价值2.4万元的货物，对于编号为0005267的送货单上的货物，陈志恒称与其无关。但两张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均注明为“市桥陈总”，编号为0005267的送货单上出现“恒哥”字样。博熹堂家具店称编号为0005267的送货单上的货物由陈志恒派钟捷英提走，而钟捷英则称编号为0005267的送货单上的货物是送给陈志恒，其在签收该送货单时曾致电陈志恒与其确认货物数量。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陈志恒收到两张送货单上的货物。关于陈志恒主张涉案货物是个人之间的赠与行为，非买卖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陈志恒应就其主张的赠与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钟捷英称其签收编号为0005267的送货单时该单上并无注明价格，陈志恒、钟捷英对此均无举证证明，该送货单上手写的“林已送礼品”字样，并不能证明其中的“礼品”就是指该送货单所记载的货物。至于编号为0005268的送货单上的货物，陈志恒主张其系代林妹妹赠送给画家，对此事实亦未能举证证明。综上，陈志恒无法举证证明其与博熹堂家具店或其他主体就涉案货物达成了赠与的意思表示，应负举证不能的责任，其主张的赠与关系，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在此情况下，陈志恒应就其所收取的货物向博熹堂家具店支付货款，合计1257000元。博熹堂家具店于2019年3月23日首次书面向陈志恒催款，陈志恒于2019年3月27日收到该催款函，故博熹堂家具店主张的利息应自2019年3月28日起开始计算为宜，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257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博熹堂家具店诉讼请求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博熹堂家具店主张钟捷英共同承担货款清偿责任，从博熹堂家具店的陈述可知，其买卖交易的对象为陈志恒，钟捷英仅系代其签收货物，钟捷英亦确认其代陈志恒签单，故博熹堂家具店该项诉讼请求无理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陈志恒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番禺区南村博熹堂家具店支付货款1257000元以及利息（利息为以1257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广州市番禺区南村博熹堂家具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6114元，由陈志恒负担。判后，上诉人陈志恒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期间，博熹堂家具店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其采购出售给陈志恒的家具且享有涉案家具所有权的证据，未提供与陈志恒的买卖合同、产品的三证、出售涉案家具的发票等可以证明博熹堂家具店与陈志恒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说明博熹堂家具店与陈志恒之间不存在买卖家具的合同关系。博熹堂家具店向一审法院提供的送货单不是其出具的送货单，钟捷英的陈述不足以证明博熹堂家具店与陈志恒直接存在家具买卖的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涉案家具价值为125.7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博熹堂家具店与陈志恒存在买卖关系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博熹堂家具店主张的交易发生时已经停止营业，其提供的N0.0005267送货单没有博熹堂家具店的企业名称，无陈志恒的名字，这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博熹堂家具店主张涉案家具价值125.7万元，没有提供符合巨额家具交易真实发生的证据，该主张明显有违常理。同时，博熹堂家具店主张的涉案交易发生在2016年6月，其营业场所正在施工，根本不能发生经营活动。仅凭一张注明“林总送礼品恒哥”的送货单不能证明博熹堂家具店对涉案家具的所有权，更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家具的交易；2.博熹堂家具店的经营者是麦景生，送货单上的签名林总是麦景生的妻子林妹妹，林妹妹名下也有一家字号为“博熹堂”的家具店，涉案家具是麦景生与林妹妹赠送给陈志恒的礼品，虽然麦景生与林妹妹是夫妻，但不能将各自经营的企业与其个人财产混淆。一审未查明涉案家具的所有权人，仅凭一份送货单即认定是博熹堂家具店与陈志恒直接存在买卖关系的交易标的物，明显不当；3.我方找到陈志恒儿子陈伟锋与麦景生的短信记录，短信内容发出的时间与博熹堂家具店提供的送货单显示的日期、内容互相吻合，该事实足以证明涉案家具是麦景生和林妹妹对陈志恒的赠与，而非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二、钟捷英对签署N0.0005267送货单的过程回忆，明确该送货单在其签署时没有注明价格，同时说明是麦景生赠送给陈志恒的礼品。并且林妹妹在送货单上签注有“林总送礼品恒哥”。一审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认定陈志恒与博熹堂家具店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且存在逻辑错误。同时，钟捷英的询问笔录没有经过庭审质证即作为定案依据，明显是程序错误。三、博熹堂家具店主张货款为125.7万元，对如此昂贵的家具，送货单上却没有显示家具的型号、材质、红木家具的相关证书，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博熹堂家具店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拥有涉案家具所有权，也无证据证明涉案家具的价值。陈志恒、钟捷英已明确签署送货单时，送货单没有显示价格。原审法院没有对涉案家具的价值进行审查，直接按送货单上的价格确定为涉案家具的价值，明显不当。四、陈志恒申请调取博熹堂家具店在涉案交易的期间即2016年9月至11月的税务缴纳情况，从而确定博熹堂家具店是否存在货物买卖行为。若博熹堂家具店对于涉案交易没有依法缴税，那只有两种情况存在，一种是涉案的买卖关系根本没有发生。若博熹堂家具店坚决确认涉案买卖关系真实存在，则其存在偷税漏税行为，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移送相关部门处理。陈志恒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对本案事实认定非常重要，但原审法院不予调取，明显属于程序错误。据此，陈志恒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第三项，改判驳回博熹堂家具店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博熹堂家具店承担。二审庭询中，陈志恒明确其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博熹堂家具店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博熹堂家具店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陈志恒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钟捷英同意陈志恒的上诉请求，不同意原审判决。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庭审中，陈志恒向本院提交证据：一、户口本；二、广州市番禺公证处《公证书》，拟共同证明陈伟锋是陈志恒的儿子，陈伟锋与麦景生2016年10月19日的来往短信发出时间与送货单上的时间、内容相互吻合，说明送货单的家具是麦景生、林妹妹赠与陈志恒的礼物，而非买卖合同标的物；三、广州市番禺区南村博熹堂家具店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四、广州市南沙区东涌博熹堂家具店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共同证明案涉家具不能确认所有权人是何人，麦景生和其妻林妹妹名下各有一家字号为“博熹堂”个体户性质的家具店，一审法院对案涉家具属于何人所有未审查。博熹堂家具店质证称：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信。确认证据一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确认证据二《公证书》盖章的真实性，其他内容不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公证书没有核实申请人的手机号码，申请人在申请时没有提供原始载体，上传的内容没有经过权威机构的认证，无法证明上传内容没有进行删除或增加。确认麦景生的电话号码为136××××2230，但不确认号码是否为有意输进去，短信内容无法证明是案涉家具，短信即使真实也无法证明是赠与。确认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确认麦景生的工商注册地址。确认证据四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钟捷英质证称：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二审庭询后，陈志恒又向本院提交证据：一、盛邦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拟证明在案涉家具产生纠纷前的2017年12月，麦景生与林妹妹已经举债2000多万元，长期不主张案涉家具的还款责任与常理不符；二、股东会决议，拟证明本案纠纷的发生是因为该次股东会双方因股权转让发生纠纷，博熹堂家具店及麦景生才提起本次诉讼。博熹堂家具店质证称：确认证据一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可证明麦景生、林妹妹当时与陈志恒一直商量推进业务，我方希望陈志恒通过其他途径引进资金来推进项目，与家具款是否追讨无关，两件事情没有关联。确认证据二的真实性及合法性，经过几次股东会，双方之间就产生矛盾，我方故不再考虑股东之间的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再查明，二审期间，陈志恒申请对NO.0005267《送货单》及NO.0005268《送货单》中钟捷英、陈志恒的签名与金额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本院予以准许。本院同意陈志恒的鉴定申请后，经摇珠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20年4月9日，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穗司鉴2044010006138000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检材1NO0005267《送货单》上的金额“98万、22.8万、2.5万、￥123.3万、壹佰贰拾叁万叁仟”的书写字迹是同时书写形成；与“钟捷英”签名不是同时书写形成，“钟捷英”签名是后书写形成；2.检材2NO0005268《送货单》上的金额“2.4万、￥24000元、贰万肆仟”的书写字迹是同时书写形成，与“陈志恒”签名不是同时书写形成，“陈志恒”签名是后书写形成。2020年4月21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质证。陈志恒质证称：确认鉴定形式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确认鉴定结果的精准性，根据最高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及现阶段对笔迹鉴定形成时间没有完全突破，若送货单的金额是先书写，则陈志恒、钟捷英的签名应在同一天，或最长不超过两天形成，在相距较短时间内，我方认为不能鉴定出先后顺序。另，仅凭送货单和鉴定意见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家具是赠与，而不是买卖。钟捷英质证称：与陈志恒的意见一致。博熹堂家具店质证称：确认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鉴定结论没有写明具体时间，但有先后顺序，价格与品种在签字前已经书写。可证明博熹堂家具店与陈志恒是买卖合同关系，陈志恒应支付相关货款。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陈志恒是否应向博熹堂家具店支付货款1257000元以及利息。对此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审庭询中，陈志恒陈述已收到案涉家具，博熹堂家具店主张陈志恒应支付案涉款项，并提供了编号为0005267、0005268的送货单予以证明，钟捷英主张其在签收编号为0005267的送货单时没有标注金额，陈志恒则主张案涉家具为赠送的家具，且两张送货单在其与钟捷英分别签收时均没有标注价格，送货单上的金额是后期才填写的，其不应支付案涉款项及利息。本案审理期间，陈志恒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两张送货单上钟捷英、陈志恒的签名与金额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的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显示，两张送货单中金额标注在前，签名在后，陈志恒、钟捷英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对于陈志恒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证据广州市番禺区公证处《公证书》即其儿子与麦景生的短信内容拟证明送货单的家具是麦景生、林妹妹赠与陈志恒的礼物，而非买卖合同标的物问题，因短信中所称的家具不能证明就是涉案家具，且该证据内容与司法鉴定结论互相矛盾，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至于博熹堂家具店是否拥有涉案家具的所有权，原审根据博熹堂家具店持有本案两张送货单原件、地址等认定博熹堂家具店是案涉买卖交易的主体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本院对陈志恒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原审认定陈志恒应向博熹堂家具店支付货款1257000元以及利息（利息为以1257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14元，由陈志恒负担；司法鉴定费16880元，由陈志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罗敏婷苏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