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2刑终1号原公诉机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守林，男，1978年5月4日出生；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2月26日被羁押，同年4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辩护人孟志立，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杨奇，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宝元，男，1960年7月7日出生；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2月25日被羁押，同年4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曹小连，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指定辩护人徐潇，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钱高娃，女，1986年2月26日出生；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2月25日被羁押，同年4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纪顺立，男，1971年4月6日出生；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4月28日被羁押，同年5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指定辩护人马万明，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指定辩护人王涟漪，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范仲节，男，1975年8月7日出生；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2月26日被羁押，同年4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纪顺立、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范仲节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出（2019）京0111刑初97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2017年4月至2017年8月间，被告人纪顺立、刘守林、钱高娃、范仲节、于宝元伙同曹某1（另案处理）以对四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开设的“剑南Q9数字资金平台”（A网）和“剑南春系列绵竹老窖Q酒积分区块链B网项目”（B网）进行投资并获得高额返利为名，在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大石窝镇等地进行宣传、培训等，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加入。上述被告人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层级均达到3级以上，且人数累计达30人以上。被告人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范仲节均系经电话传唤到案；被告人纪顺立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纪顺立、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范仲节供述，证人曹某1、齐某、高某1、郭某、康某、崔某1、丁某1、姜某、徐某、李某1、周某1、马某1、马某2、陈某1、陈某2、丁某2、赵某1、田某、朱某、邢某、高某2、袁某、杜某、王某1、赵某2、韩某、李某2、高某3、史某1、史某2、隗某、黄某1、曹某2、崔某2、范某、王某2、李某3、吴某、周某2、王某3、王某4、赵某3、刘某1、殷某、熊某、孙某、黄某2、贺某、李某4、樊某、高某4、王某5、李某5、金某、李某6、刘某2、王某6、唐某、李某7、李某8等人证言，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辨认笔录，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被告人提供的记录投资账号及金额情况，收条，保证书，剑南Q9总层级示意图及投资人统计表，付息退本协议书，银行账单，业务凭证，户籍信息等。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纪顺立、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范仲节法律意识淡薄，参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均应依法惩处。鉴于被告人纪顺立、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范仲节均具有自首情节，且均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均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据此判决：一、被告人纪顺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被告人刘守林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三、被告人于宝元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四、被告人钱高娃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五、被告人范仲节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刘守林、钱高娃上诉提出：该二人在案件中的作用较小，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刘守林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刘守林没有认识到自己在实施传销行为，没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主观故意，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2．本案真正的组织、领导者是与四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接触的人员，刘守林仅发展了两名会员，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且自己未实际获利，有积极退赔行为，认罪悔罪，建议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于宝元上诉提出：其在传销活动中没有组织、领导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宝元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于宝元系因法律意识淡薄参与传销活动，未实际获利，具有自首情节，且系初犯，建议二审法院对于宝元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纪顺立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本案模式的设计、操纵平台的运营都是四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纪顺立没有参与本案的策划，也没有指挥整个平台的权力，其在传销体系中不具备核心地位和领导身份，应认定为从犯。2．纪顺立受到蒙骗误入歧途，系为赚钱而非骗钱才加入传销组织，其也是传销活动的受害者。3．纪顺立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小，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认罪态度好，系初犯，且有自首情节，一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原审被告人纪顺立、范仲节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是正确的。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所列证明上述事实的各项证据，已经该院庭审质证属实后予以确认，本院审核属实亦予以确认。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及辩护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对于上诉人所提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归纳后综合评判如下：1．关于刘守林、于宝元的行为性质经查：刘守林、于宝元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其他人参加，骗取他人的财物，其行为扰乱了经济社会秩序，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故刘守林及于宝元的辩护人所提刘守林、于宝元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纪顺立、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1）在案证据证实，纪顺立、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虽在传销活动中处于不同的层级，但均积极宣传发展下线会员，发展人数累计达30人以上，层级达到3级以上，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起到关键作用，均应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2）一审判决认定纪顺立、刘守林对其本人的组织、领导的传销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并没有要求该二人对四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传销行为负责。在纪顺立、刘守林所参与的共同犯罪中，该二人并非系起次要作用的从犯。综上，纪顺立、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均不能认定为从犯，但可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具体作用和犯罪情节区别量刑。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的相关上诉理由及纪顺立、刘守林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3．关于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量刑问题经查：一审法院在对纪顺立、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范仲节量刑时，综合考虑了其自首、认罪悔罪等各方面的因素，所判处的刑罚适当，且均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二审期间，亦无新的从轻处罚事由，故刘守林、钱高娃的上诉理由及相关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原审被告人纪顺立、范仲节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其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其行为扰乱了经济社会秩序，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纪顺立、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范仲节有自首情节及悔罪表现，可依法从轻处罚。一审法院根据纪顺立、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范仲节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作出的判决，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守林、于宝元、钱高娃的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胜涛审 判 员 周 耀审 判 员 吴炎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范静怡书 记 员 邢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