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24民初487号 原告：徐立峰，男，1975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勇，浙江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昌县羽林街道加特林毛纺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624MA2BDH3W9X），住所地新昌县羽林街道王泗洲路7号3幢。 经营者：王丘林，男，198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被告：王丘林，男，198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被告：杨益军，男，198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被告：梁裘益，男，198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被告杨益军、梁裘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江，浙江元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立峰与被告新昌县羽林街道加特林毛纺厂（以下简称加特林毛纺厂）、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退伙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根据原告徐立峰的申请，本院于同年2月21日作出了（2020）浙0624民初487号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书并已执行。于同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立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勇、被告加特林毛纺厂经营者兼被告王丘林、被告杨益军、梁裘益及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立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确认原告徐立峰于2019年7月11日退伙；2.判令被告加特林毛纺厂、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共同向原告支付退伙资金2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被告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三人合伙创办毛纺厂，因资金不足，2018年1月1日，经王丘林介绍，并经杨益军、梁裘益同意，原告加入个人合伙，具体合伙股份为：王丘林占股30%，杨益军占股30%，梁裘益占股30%，原告占股10%，原告当日存入被告王丘林账户现金23万元（其中合伙股金20万元，3万元借款）。2018年5月，被告加特林毛纺厂（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一份《入股协议书》，协议约定：第一条，乙方以20万元入股甲方，占经营收益的百分之十（机器设备的所有权归甲方）经营收益的分配在年底清算支付；第二条，合伙期间因特殊原因需要退股的，按入股比例分配给乙方，乙方不得要求分割设备。如有亏损，与乙方无关。2019年1月8日，由被告王丘林出面设立加特林毛纺厂（登记为个人独资）。2019年7月11日，被告加特林毛纺厂停止营业，被告杨益军起诉要求退伙，致本案纠纷发生。 被告加特林毛纺厂及王丘林答辩称：原告诉称属实，20万元是原告一开始的入伙款，其同意向原告支付20万元退伙资金。 被告加特林毛纺厂及王丘林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杨益军、梁裘益答辩称：一、本案并不存在原告徐立峰向加特林毛纺厂出资20万元的事实。原告据以证明其已向加特林毛纺厂出资20万元的证据为一份取款记录及一份王丘林的银行流水，取款记录只能证明原告取款的事实，王丘林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王丘林向该账号存款的事实，即使存在交付，也系原告向王丘林交付借款的行为，因为王丘林从未向其提起过原告的出资事实，故其一直认为该款项为王丘林的出资，王丘林也从未提出异议。二、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杨益军、梁裘益同意原告入伙的事实，原告并非加特林毛纺厂的合伙人。原告提供的《入股协议书》上并没有其二人的签名，其二人对原告合伙事实不知情。同时，《入股协议书》中载明只要徐立峰出资20万元，就可以分享加特林毛纺厂10%的经营收益，亏损与其无关，该协议条款不符合合伙的特征。另外，王丘林利用控制公章的职务之便与原告签订《入伙协议书》，严重损害了其二人利益，应认定为无效。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原告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及被告加特林毛纺厂及王丘林、被告杨益军、梁裘益的质证意见如下： 1.入股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徐立峰以20万元入股加特林毛纺厂，占经营收益的10%，双方约定如需要退股的，按入股比例分配，如有亏损，与原告无关的事实。被告加特林毛纺厂及王丘林经质证无异议。杨益军、梁裘益经质证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签署时间不真实，合法性存在异议，该份协议并未征得其二人同意，协议的内容损害了其二人的利益，应认定为无效。 2.农商银行取款凭证、王丘林农业银行流水（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已经向加特林毛纺厂出资20万元的事实。王丘林经质证无异议。杨益军、梁裘益经质证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证明原告已入伙20万元的事实。 3.2019年9月8日、2020年2月27日录音各一份，证明梁裘益与杨益军是认可原告入股，并知道20万元已经出资给加特林毛纺厂的事实。加特林毛纺厂及王丘林无异议。杨益军、梁裘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份录音文字整理不完整，只是截取了一部分，也无法达到其二人同意原告入伙的证明目的。 被告杨益军、梁裘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及原告徐立峰、被告加特林毛纺厂及王丘林的质证意见如下： 4.2019年9月8日、2019年12月20日录音各一份，证明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等几次商量合伙事务，均未通知原告到场，可以证明原告并非合伙人的事实。原告对9月8日的录音证据质证认为该份录音恰恰可以证明原告是合伙人，并且梁裘益同意退还20万元合伙款的事实。对12月20日的录音经质证认为因其不是对话的当事人，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被告加特林毛纺厂及王丘林对9月8日的录音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12月20日的录音证据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当时杨益军和梁裘益和其约好后并未到场。 5.2020年2月27日杨益军与徐立峰之间的电话录音一份，证明杨益军对协议不知情，也不认可原告向加特林毛纺厂出资20万元的事实。被告加特林毛纺厂及王丘林无异议。徐立峰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审核认为，证据1，加特林毛纺厂及王丘林无异议，杨益军、梁裘益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核认为，该份证据形式完整，来源合法，并与本案具关联性，至于是否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具体阐述。证据2、3，加特林毛纺厂及王丘林无异议，杨益军、梁裘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加特林毛纺厂及王丘林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徐立峰对9月8日的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12月20日的录音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加特林毛纺厂及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被告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三人合伙创办毛纺厂，2018年1月8日登记成立加特林毛纺厂，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王丘林。2018年5月份左右，徐立峰与王丘林签订《入股协议书》一份，约定徐立峰以20万元入股加特林毛纺厂，占经营收益的10%，双方约定如需要退股的，按入股比例分配，如有亏损，与原告无关等事项。王丘林在甲方处签字并加盖加特林毛纺厂公章，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现徐立峰要求按《入股协议书》退伙并要求退还入伙资金20万元，未果，致纠纷发生。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徐立峰是否为加特林毛纺厂的合伙人。 杨益军、梁裘益认为无法确认徐立峰向王丘林账户打款20万元的事实，即使发生实际交付，也应为王丘林个人向徐立峰的借款。徐立峰则认为根据《入股协议书》，其应为加特林毛纺厂的合伙人之一。本院认为，要正确厘定合伙关系，需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来区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对个人合伙的定义：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六条：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参与盈余分配的,可视为合伙人。可见,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是个人合伙的基本法律特征,无论是典型合伙关系或是视为合伙的情形,形成经营的联合体、参与盈余分配并需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是成立个人合伙的基本要求。本案中，徐立峰与王丘林签订的《入股协议书》中约定，徐立峰以20万元入伙加特林毛纺厂，占经营收益的10%，经营收益的分配在年底清算支付；如合伙期间需要退股的，按入股比例分配给徐立峰，如有亏损，与徐立峰无关。从该协议书内容可知，徐立峰并不需要对加特林毛纺厂的亏损承担风险，盈利时则可参与分配，该约定与合伙的基本特征不相符，徐立峰也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实际对加特林毛纺厂的盈亏承担了责任，故对徐立峰主张的要求退伙及支付退伙资金2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因本院对徐立峰系加特林毛纺厂的合伙人身份予以否定，并且经本院释明，徐立峰仍未申请变更诉请，故对杨益军、梁裘益是否对徐立峰的合伙人身份予以确认、徐立峰与王丘林之间是否实际存在交付款项的事实及交付款项的性质、对象等内容不再予以评析，如有必要，徐立峰可另行起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立峰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计21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520元，合计诉讼费3670元，由原告徐立峰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俞  芳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婕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