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910、4911号上诉人【（2019）粤0111民初32343号案被告、（2019）粤0111民初32144号案原告】：广州国方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王子侠，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泽华，该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细社，广东静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2019）粤0111民初32343号案原告、（2019）粤0111民初32144号案被告】：刘辉，男，197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被上诉人【（2019）粤0111民初32343号案原告、（2019）粤0111民初32144号案被告】：李爱荣，女，1950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素娴，广东朝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国方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辉、李爱荣劳动争议纠纷二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2144、32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泽华、朱细社，被上诉人刘辉、李爱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素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按月工资3000元的标准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同时驳回刘辉、李爱荣其他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未经劳动仲裁直接提起诉讼，程序违法。1.根据穗云劳人仲案【2019】1563号《仲裁裁决书》，刘辉、李爱荣并未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提出仲裁申请，其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直接受理并审理作出裁判，严重违反法律程序。2.一审起诉的丧葬费高于仲裁请求。3.仲裁没有提出供养亲属抚恤金，提出的是供养亲属救济金。救济金与抚恤金的对象及要求不同，供养亲属抚恤金未经仲裁程序。二、1.一审法院未查清死者刘某2是在上班工作中突发疾病还是下班后准备离开工地时突发疾病。2.一审法院对工资标准认定错误。国方公司提供的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刘某2月工资为3000元，一审判决以“无其他证据佐证”为由不予认定，缺乏法律依据。刘辉、李爱荣提出死者刘某2月工资4000元没有任何证据，证人刘某1、刘某2（非死者）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此刘辉、李爱荣提出死者刘某2的月工资4000元没有任何依据。3.死者刘某2事发时已经67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刘辉、李爱荣答辩称，不同意国方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2019年9月29日，国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国方公司无须向刘辉、李爱荣支付任何费用，包括工资2000元、丧葬补助金46784.5元、供养亲属抚恤金20800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刘辉、李爱荣负担。2019年9月29日，刘辉、李爱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国方公司向刘辉、李爱荣支付工亡职工刘某2于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3月27日期间的工资2000元；2.国方公司向刘辉、李爱荣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819500元；3.国方公司向刘辉、李爱荣支付丧葬补助金49308元；4.国方公司每月向李爱荣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60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自2018年4月起计算，至李爱荣死亡之日止）；5.本案诉讼费用由国方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刘某2系刘辉的父亲、李爱荣的丈夫。刘某2于2016年4月5日正式入职国方公司，从事管道安装工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国方公司仅为刘某2购买意外保险，未购买社会保险。2018年3月27日18时许，刘某2按单位安排在广州市花都区祥丰北路附近路段安装燃气管道时，突然倒地，被送至广州市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后治疗无效于当晚死亡。刘某2家属于2019年1月25日申请工伤认定，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穗云人社工伤认【2019】00233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刘某2的死亡符合视同工伤规定的情形，国方公司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2019年4月8日，刘辉、李爱荣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1.国方公司支付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3月27日的工资2000元；2.国方公司支付因其死亡待遇1077484.5元（包括丧葬费46784.5元、供养亲属救济金211200元、一次性抚恤金819500元）。2019年8月30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9】156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国方公司支付刘辉、李爱荣2018年3月12日至3月27日期间工资2000元；二、国方公司支付刘辉、李爱荣丧葬补助金46784.5元；三、国方公司支付李爱荣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期间供养亲属抚恤金20800元，自2019年5月起按月向李爱荣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600元，直至其死亡时止；四、驳回刘辉、李爱荣的其他仲裁请求。刘辉、李爱荣及国方公司均不服上述裁决结果，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刘某2死亡时广州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8218元。一审诉讼中，国方公司主张刘某2生前的月工资为3000元，并申请其公司员工李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李某出庭称刘某2的工资是每月3000元，工作满一年之后为每月3300元；刘辉、李爱荣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李某所称仅是其自身工资标准，不能证实刘某2的月工资情况。一审庭审中，国方公司确认有时公司需要加班会临时发放生活补助，刘辉、李爱荣确认国方公司垫付了处理刘某2丧葬事宜产生的丧葬费用共计4546元（含停尸费2000元），并确认对上述仲裁裁决第一、三项裁决内容无异议。国方公司主张其垫付的停尸费用为4200元，并垫付了其他丧葬费用，但未提交相关的证据对此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可。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工伤认定决定书》、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户口本、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刘某2的死亡已经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视同工伤，国方公司依法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刘辉、李爱荣作为系死者的直系亲属，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国方公司应按工伤待遇项目和标准向刘辉、李爱荣支付费用。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关于工资标准问题。国方公司未能提供刘某2的工资支付凭证，其申请出庭的证人李某虽称刘某2的每月工资为3000元，满一年后为3300元，但无其它证据佐证，而国方公司亦确认有时公司需要加班还会临时发放生活补助，则仅凭上述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刘某2的月工资标准，国方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刘辉、李爱荣所称刘某2月工资为4000元的主张予以认可。二、关于工资问题。国方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向刘某2发放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3月27日期间的工资，其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刘辉、李爱荣的主张予以支持，国方公司须向刘辉、李爱荣支付刘某2在上述期间的工资2000元（4000元/月×0.5个月）。三、关于丧葬补助金问题。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国方公司应向刘辉、李爱荣支付丧葬补助金49308元（8218元/月×6个月），国方公司已实际垫付丧葬费用4546元，该部分费用应相应扣减，扣减后国方公司尚应向刘辉、李爱荣支付丧葬补助金44762元。四、关于供养亲属抚恤金问题。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有权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百分之四十，其他亲属每人每月百分之三十，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十。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按照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规定执行。根据《因公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刘某2死亡时李爱荣已年满67岁，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因此，李爱荣要求国方公司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爱荣每月抚恤金标准为刘某2生前工资标准的40%即1600元。至2019年4月，国方公司应向李爱荣支付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应为20800元（1600元/月×13个月）。自2019年5月起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应由国方公司按照每月1600元的标准向李爱荣支付，直至李爱荣死亡时止。五、关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问题。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有权领取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补助标准为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二十倍。刘某2死亡时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396元，参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实施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国方公司须向刘辉、李爱荣支付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为727920元（36396元×20年）。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国方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向刘辉、李爱荣支付2018年3月12日至3月27日期间工资2000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国方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向刘辉、李爱荣支付丧葬补助金44762元；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国方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向李爱荣支付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期间供养亲属抚恤金20800元，并自2019年5月起按月在每月月底前向李爱荣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600元，直至李爱荣死亡之日止；四、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国方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向刘辉、李爱荣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一审受理费各10元，均由广州国方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且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另查，国方公司确认穗云人社工伤认【2019】00233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刘某2的死亡属于视为工伤的情形。其司曾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判决维持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其司未再提出上诉。再查，一审中，刘辉、李爱荣明确仲裁时要求国方公司支付“一次性抚恤金”819500元是依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以及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以上一年度广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乘以20倍计算所得。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两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刘辉、李爱荣主张国方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金额、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诉讼请求是否超出仲裁请求；二是刘某2的月工资标准。关于刘辉、李爱荣主张国方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金额、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诉讼请求是否超出仲裁请求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即职工因工死亡的，其近亲属依法可以领取的项目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由于国方公司未给刘某2购买社保，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条例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应由国方公司支付相应费用。虽然刘辉、李爱荣在仲裁时主张“一次性抚恤金”“供养亲属救济金”，但其法律依据、计算方法和金额与一审期间主张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是一致的，只是名称有误，并未超出仲裁请求，故其主张依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刘辉、李爱荣主张丧葬费金额是否超出仲裁请求一节，刘辉、李爱荣仲裁时要求国方公司支付丧葬费46784.5元，一审起诉时则变更为49308元，虽然刘辉、李爱荣的诉请较仲裁程序有所增加，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未超出丧葬费的争议事项，不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法院可以一并审理。故国方公司主张一审判决超过仲裁请求而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关于刘某2的月工资标准问题。《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二年。工资支付台账应当包括支付日期、支付周期、支付对象姓名、工作时间、应发工资项目及数额，代扣、代缴、扣除项目和数额，实发工资数额，银行代发工资凭证或者劳动者签名等内容”，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应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国方公司虽主张其一审期间已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刘某2的工资标准，但因该证人为其司员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在国方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采纳该证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国方公司二审期间主张刘某2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刘某2的死亡不构成工伤的问题。根据穗云人社工伤认【2019】00233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已认定刘某2符合视同工伤的情形，且生效的行政判决已维持了《工伤认定决定书》，故国方公司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国方公司所持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上诉人广州国方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冬梅审判员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赵洋洋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