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3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启勇，男，196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北京市赢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振勤，男，198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北京川百际商贸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旭，男，住北京市西城区，推荐单位北京川百际商贸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洪云，男，196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川百际商贸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旭，男，住北京市西城区，推荐单位北京川百际商贸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凌云恒泰制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房山工业园区西区顾八路甲1号-G51。法定代表人：杨学元，执行董事。上诉人刘启勇因与被上诉人杨振勤、被上诉人周洪云、原审第三人北京凌云恒泰制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恒泰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7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采用独任制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启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被上诉人杨振勤、周洪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旭到庭参加诉讼，凌云恒泰公司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启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刘启勇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杨振勤、周洪云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刘启勇认为一审法院对揭开法人面纱制度进行了错误的理解与适用。1.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凌云恒泰公司用周洪云工行卡作为公司往来结算使用，2015年至2017年期间该工行卡向周洪云名下其他银行卡多次转款，部分款项用于周洪云信用卡还款，合计金额高达691万余元，致使凌云恒泰公司财产严重减少从而降低偿债能力，导致刘启勇债权无法实现，完全是由于周洪云与凌云恒泰公司存在财产混同所致。2.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基本制度，是公司制度得以运作的基石。公司财产独立是公司人格独立的基础，只有在财产独立的情况下，公司才能以自己的财产独立地对其债务负责。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周洪云与凌云恒泰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即为股东即公司，公司即股东。周洪云与凌云恒泰公司各自财产无法区别，凌云恒泰公司已经失去了独立承担债务的基础，现刘启勇债权无法实现，周洪云在本案诉讼期间转让股权，其行为明显是在利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制度恶意逃避债务，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以凌云恒泰公司在周洪云转让股权时是否处于资不抵债状况做为周洪云是否因滥用法人独立人格、股东有限责任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判决依据，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以凌云恒泰公司账户内有65万元，且处于正常经营便认为周洪云与凌云恒泰公司人格混同与刘启勇债权无法实现没有因果关系，严重背离公司应以全部资产对外承担法律责任、股东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基本原则，是对周洪云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恣意纵容。二、一审法院认定杨振勤与凌云恒泰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刘启勇向一审法院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凌云恒泰公司与北京鑫海博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博业公司）为关联公司，两公司长期存在人员混同、地址相同、经营范围相同、财务混同情形。且两公司在存续期间，凌云恒泰公司将巨额资产转移至鑫海博业公司，甚至在鑫海博业公司注销后，依然向鑫海博业公司多次转账的事实及证据。说明两公司之间人格混同，凌云恒泰公司丧失人格。2.鑫海博业公司被杨振勤作为清算人清算后予以注销，鑫海博业公司的资产最终被杨振勤获取。杨振勤利用关联交易，利用鑫海博业公司转移凌云恒泰公司的资产，导致凌云恒泰公司责任财产减少，侵害债权人的利益。3.杨振勤2017年1月18日在退出凌云恒泰公司后，于2017年1月24日与他人成立北京科海嘉业科技有限公司，科海嘉业公司注册资金350万元，杨振勤持股160万元。北京科海嘉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海嘉业公司）与凌云恒泰公司经营范围相同、企业通信地址相同，人员混同，凌云恒泰公司现已处于停业状态。此事实更加说明杨振勤作为控股股东对凌云恒泰公司、鑫海博业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使凌云恒泰公司丧失独立性，成为控股股东的工具，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鑫海博业公司主体现已灭失，杨振勤应对凌云恒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周洪云、杨振勤作为凌云恒泰公司的原控股股东，滥用股权权利，侵害刘启勇的合法权益，应与凌云恒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启勇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以维护刘启勇的合法权益。杨振勤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周洪云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凌云恒泰公司未作陈述。刘启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洪云、杨振勤对凌云恒泰公司赔偿刘启勇损失97911.52元以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97911.52元基数，自2018年5月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二倍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诉讼费由周洪云、杨振勤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凌云恒泰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9月3日，注册资本518万元，成立时的股东为杨振勤持股51.74%（出资268万元）、周洪云持股38.61%（出资200万元）、林岩持股9.65%（出资50万元），其中周洪云担任公司监事、杨振勤担任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1月18日，凌云恒泰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杨振勤将公司的股权26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74%转让给周永祺，周洪云将公司的股权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8.61%转让给周永祺，林岩将公司股权1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31%转让给周永祺，林岩将公司股权3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34%转让给杨学元。2017年2月14日，上述股权变更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凌云恒泰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周永祺持股92.66%、杨学元持股7.34%。凌云恒泰公司账号为×××的账户交易对账单显示，2017年2月13日，该账户余额为650061.52元，2017年2月15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该账户有多笔与其他公司的交易往来款项，至2019年10月10日，该账户余额为3073.68元。2014年3月18日，刘启勇与凌云恒泰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刘启勇购买格力空调14件及大金新风2件，设备金额71850元、人工材料费23150元，总金额95000元。2014年3月25日，刘启勇按凌云恒泰公司的要求以转账方式支付了9万元，该转入账号为中国工商银行卡号×××，户名周洪云。后，凌云恒泰公司向刘启勇供应了约定的设备并进行安装，但空调设备安装后发生漏水问题，给刘启勇造成损失。2015年7月10日，刘启勇就其与凌云恒泰公司上述买卖事宜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过程中，凌云恒泰公司否认收到刘启勇交付的9万元，北京仲裁委员会最终裁决驳回了刘启勇的仲裁申请。2017年2月8日，刘启勇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法院）起诉周洪云不当得利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凌云恒泰公司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出具《回复函》，载明：“一、周洪云在涉案期间为凌云恒泰公司挂名股东，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其名下工行卡作为公司往来结算使用；二、2014年3月25日，周洪云确实收到刘启勇9万元汇款，该笔款项是以柏先生名义支付的货款，已于当日转交给公司财务；……”本案庭审中，周洪云及凌云恒泰公司均认可周洪云名下尾号为3593的银行卡是用于公司往来结算。2017年6月12日，刘启勇就其与凌云恒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房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凌云恒泰公司赔偿装修损失、购置沙发损失及误工费等共计123361.52元。房山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京0111民初910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凌云恒泰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启勇赔偿装修损失、购置沙发损失、更换室外机差价损失、误工费损失、仲裁费用损失及鉴定费用损失共计96801.52元，并判令凌云恒泰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1110元。判决后，凌云恒泰公司不服房山法院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2018年4月25日，本院作出（2018）京02民终20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14日，因凌云恒泰公司未按期履行上述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刘启勇向房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凌云恒泰公司暂不具备执行条件，且刘启勇无法提供执行线索，房山法院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2018）京0111执3418号执行裁定书，确认案件未执行到位标的97911.52元（未包括相应的利息），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第一次庭审中，凌云恒泰公司自认公司已经停止运营，没有相应的财产和资产，且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无法支付上述判决确定的债务。第二次庭审中，凌云恒泰公司又称公司尚在正常经营，执行也是暂缓执行，并非完全没有能力支付确定的债务。一审法院另查，鑫海博业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22日，性质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田广臣，杨振勤担任公司监事，该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注销。科海嘉业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24日，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石利廷及王亚茹，杨振勤担任公司监事。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根据刘启勇的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周洪云名下卡号为×××的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于2014年3月25日收到刘启勇支付的合同款9万元。另外，该账户分别于2015年1月7日、1月19日及2017年1月25日向周洪云名下卡号为×××的账户转账支付394100元、4019200元及1550000元，并分别于2017年1月5日、6日、8日及11日向周洪云名下卡号为×××的账户转账支付17100元、13360元、9700元及18400元。对于2017年1月25日转账给周洪云的155万元，周洪云及凌云恒泰公司解释称系偿还欠付周洪云的借款，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对于支付至周洪云尾号为1879银行卡上的款项，周洪云及凌云恒泰公司解释称尾号1879的卡为周洪云名下的信用卡，也是用于公司日常经营的结算，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于其他款项的支付，周洪云及凌云恒泰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上述规定，如果股东人格与公司人格发生混同，且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则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股东杨振勤、周洪云在将股权转让后是否依然对公司债务负有连带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将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论述。首先，关于原股东与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人格混同的判断标准为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为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刘启勇在本案中主张杨振勤对凌云恒泰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为：杨振勤与他人成立的鑫海博业公司及科海嘉业公司与凌云恒泰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导致刘启勇的债权无法清偿。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刘启勇未能举证证明杨振勤个人与凌云恒泰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其虽主张鑫海博业公司及科海嘉业公司与凌云恒泰公司之间存在人员混同及财产混同，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杨振勤并非鑫海博业公司及科海嘉业公司的股东，仅在二公司担任监事，现刘启勇既未举证证明杨振勤通过在鑫海博业公司及科海嘉业公司任职将凌云恒泰公司的财产占为己有，亦未证明杨振勤存在其他滥用凌云恒泰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故刘启勇要求杨振勤对凌云恒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启勇主张周洪云对凌云恒泰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为：周洪云用个人银行卡收取公司经营款项，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导致刘启勇的债权无法清偿。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刘启勇向凌云恒泰公司支付的合同款项由周洪云个人银行卡收取，在双方的仲裁案件中，凌云恒泰公司表示周洪云的个人收款行为与公司无关，但在之后的不当得利案件中，凌云恒泰公司又出具《回复函》称周洪云名下尾号为3593的银行卡是用于公司往来结算。根据一审法院调取上述银行卡的交易明细，该账户在2015年及2017年均存在多笔向周洪云名下其他个人账户的大额款项支出，周洪云及凌云恒泰公司解释称这些支出系偿还欠付周洪云的借款且周洪云尾号为1879的银行卡也用于公司日常经营结算，但该解释缺乏证据证实，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周洪云个人财产与凌云恒泰公司财产无法区分，二者存在人格混同。其次，关于人格混同与债权人刘启勇的利益受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刘启勇对凌云恒泰公司享有的债权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未果，且凌云恒泰公司明确表示公司现已停止经营，无财产可供清偿欠付刘启勇的债务，故债权人刘启勇的利益确实受到了损害。但是，刘启勇享有的债权被生效判决确认的时间在周洪云2017年转让股权之后，虽然该债务系周洪云担任股东期间因凌云恒泰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但周洪云转让股权之时凌云恒泰公司账户尚有65万多的余额，且股权转让之后凌云恒泰公司依然有多笔交易记录，其中不乏大额收入记录，说明股权转让后公司依然正常经营。现并无证据显示周洪云转让股权时凌云恒泰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其转让股权是为了恶意逃避债务，故一审法院难以认定刘启勇债权未能获得清偿系由于原股东周洪云与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所致，对于其要求周洪云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启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一、周洪云是否应当对凌云恒泰公司赔偿刘启勇的损失及利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杨振勤是否与凌云恒泰公司构成人格混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关于周洪云是否应当对凌云恒泰公司赔偿刘启勇的损失及利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公司股东因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而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其行为造成了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之后果。本案中，周洪云虽用个人银行卡收取公司经营款项，造成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但在2017年2月，其向案外人周永祺转出全部股权之时，凌云恒泰公司银行账户上仍有650061.52元的余额，足以满足（2017）京0111民初9102号案件中所确定的凌云恒泰公司对刘启勇的赔偿金额。而刘启勇于2017年6月向房山法院提起该案诉讼主张赔偿，又于2018年5月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凌云恒泰公司当时财产不具备执行条件已与周洪云不存在联系。因此，本院认为，在周洪云担任凌云恒泰公司股东期间，并未因其上述财产混同行为损害了刘启勇的债权，因果关系并不成立，故不应对凌云恒泰公司赔偿刘启勇的损失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关于杨振勤是否与凌云恒泰公司构成人格混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应当审查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财物及意思表示机构的混同而成为实质上的单一民事主体；或公司是否受到股东控制，导致丧失独立意志。鑫海博业公司及科海嘉业公司虽与凌云恒泰公司存在通信地址、经营范围相同等情况，但据此并不足以证明杨振勤个人与凌云恒泰公司之间因符合上述情形而构成人格混同。在不构成人格混同的前提下，杨振勤更无须对凌云恒泰公司赔偿刘启勇的损失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刘启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48元，由刘启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周晓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贾相力书 记 员 卫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