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6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安颖，女，197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向东，男，197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东，北京知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苹果园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175号杨庄东口向西300米天大建材市场东侧。法定代表人：葛宇彤，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登科，男，197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苹果园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部长，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颖、郭向东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苹果园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民初19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颖、郭向东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安颖、郭向东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丰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安颖、郭向东提供的微信截图、录音等证据均可以证明丰田公司明知自己出售的是“国五”排放标准的车，却仍以“国六”标准向安颖、郭向东出售，其行为构成商业欺诈。微信证据表明2019年4月3日安颖、郭向东通过支付宝交付定金后，于2019年4月9日再次确认涉案车辆的排放标准为“国六”，2019年4月9日至5月27日双方仅对其他事宜而非车辆排放标准进行沟通，同时对于安颖、郭向东提交的录音证据，是为了证明发现被骗后进行磋商，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就车辆排放标准进行了反复认定”，因此一审法院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丰田公司出示的4月3日的汽车销售合同是伪证，5月27日微信中关于车价的计算明细足以证明双方在买卖合同的最基本条款还没有协商确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签订购车合同的，所谓的汽车销售合同是丰田公司根据安颖、郭向东进店登记篡改的，因此上述合同是伪证。同时，“交车过程及文件确认表”中费用与文件说明的第一项购车费用说明（合同）能够证明丰田公司隐匿了合同。三、一审关于安颖、郭向东没有证据证明5月27日双方签订了合同的观点，违反北京市市场监督行政管理法规和行业规定，该合同应由丰田公司提供。2006年10月1日，北京市工商局制定的《北京市汽车买卖合同》新规出台，该规章制度能够证明车辆买卖必有书面合同，一审法院无视北京市的强制性规定和丰田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双方当事人签署的其他文件存在的情况下，否定汽车买卖合同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四、丰田公司欺诈行为明显。丰田公司在明知安颖、郭向东欲购买的是国六排放标准的亚洲龙汽车以及在5月23日拿到车辆排放标准文件的前提下，仍通知安颖、郭向东5月27日提车，且没有考虑到安颖、郭向东仍可继续等待，而是明知车辆的排放标准不符合国六标准，还当国六标准的车卖给安颖、郭向东，该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另外，丰田公司对于安颖、郭向东欲置换的标致牌307轿车的报价，由4月3日22000元故意压价到5月27日的9000元，差价达到13000元，其压价的借口为“国六马上要实施了，国四排放标准的二手车不值钱了”，该事实一方面证实了丰田公司提供的4月3日的汽车销售合同是伪证，另一方面印证丰田公司利用新排放标准即将实施之际，在销售汽车过程中，利用安颖、郭向东对汽车行情不了解、不知情进行恶意压价，从而从中渔利。丰田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安颖、郭向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丰田公司向安颖、郭向东交付机动车辆销售合同;2.判令丰田公司赔偿安颖、郭向东购车款的三倍710400元;3.判令丰田公司承担该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颖、郭向东系夫妻关系。2019年4月3日，安颖、郭向东向丰田公司销售员微信转账2000元，预定丰田牌轿车一辆。2019年5月27日,安颖、郭向东向丰田公司账户转账248756元，其中车辆购买费用236800元，当日丰田公司出具了车辆购买发票。同日，丰田公司向安颖、郭向东交付丰田牌轿车一辆，随车清单中载明：排放标准为“国V”标准。一审诉讼中，安颖、郭向东提供购车商谈单，证明双方约定的车辆排放标准，但该商谈单中对此未有所体现，丰田公司此亦不予认可。此外，郭向东提供了郭向东与丰田公司销售员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载明：2019年4月9日：郭：刚看见亚洲龙还有国五的国六的，丰田公司销售员：6。2019年5月27日双方微信聊天内容摘要如下：郭：“排放标准没看到啊，是国六吗在哪标着呢。”销售员：“现在全是国5，没有国6，看不出来。”郭向东:“问题是我要国六，你们也有。”销售员：“……厂家现在给我们配的车全是国五的……国五国六你上牌儿全是国五。”丰田公司认可此系其工作人员微信记录，但否认安颖、郭向东证明目的。一审诉讼中，安颖、郭向东提交与丰田公司销售员录音资料一份，摘录主要内容如下：销售员：“我也不知道国五国六呀。我也以为是国六呢……那个时候厂家就给我说以后配车全是国六的。”“您先问我了吧我给您回的六，这没有毛病，因为厂家跟我说的也是六。”“我说为啥厂家说来国六的车，现在车我客户上完牌发现是国五的呢，因为之前订的是混配国五国六的车都有，你想要国几咱都有。”“我卖车两年了我不知道这有标。”安颖、郭向东：“你给我的单子我都看了没有一个写着证明这个是国六的，然后我给你打电话你说是国六的。”销售员：“反正结果咱是提了一国五的车，刚开始我跟你们说的是国六，是，我知道，哥，聊天记录我们都有。”“他问我国五国六，我说国六啊，我哥哥是这么问的亚洲龙还有国五和国六？我说六，对吧，厂家就跟我们说的呀，但他来车给我们配国五，现在我们好多销售还不知道我们卖的亚洲龙是国五。”丰田公司认可上述录音中销售员系工作人员，但否认安颖、郭向东证明目的。一审诉讼中，丰田公司提交了2019年4月3日的汽车销售合同，其中抬头购车人处载明：安颖，安颖/郭向东。SFX:A5M2（有涂改），国五。安颖、郭向东认可购车人出第一个“安颖”系其签字，各方均认可第二个安颖/郭向东系丰田公司添加。丰田公司认可“国五”字样系其添加。对于涂改处，丰田公司称因为系预购，预购和实际型号都不一致，都存在涂改，并提供了类似合同作为证据。安颖、郭向东称没有收到该份合同，否认合同中载明过“国五”、“A5M2”，认为系对方涂改、后添加而成，并且认定此合同并非安颖、郭向东诉求第一项中的合同，安颖、郭向东主张的诉求第一项的合同系2019年5月27日签订。丰田公司称2019年5月27日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丰田公司提供了车辆合格证、交车过程及文件确认表、新车交接确认表、车辆出库确认书等，其中有销售人员李艳艳及郭向东等人签名，其中新车类型载明：“亚洲龙国五”、“SFX:A5M2”。安颖、郭向东称“国五”二字及“A5M2”系后加。丰田公司提供了卡罗拉价格通知明细、同期与其他客户的汽车销售合同等，证明销售合同实为预售合同，中间会经过多次修改。丰田公司提供的进价单载明诉争款型车辆的“国五”“国六”排放标准价格均为244800元。安颖、郭向东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购车商谈单、转账记录、发票、小票、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录音、随车清单、新车交车表、三包凭证、汽车销售合同、车辆合格证、交车过程及文件确认单、新车交接确认表、车辆出库确认书、价格通知明细单及当事人一审庭审陈述意见等。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及相应权利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丰田公司作为主营汽车销售的服务有限公司，在其销售场所出售汽车，安颖、郭向东在丰田公司处购买汽车，则双方的买卖合同成立并且生效。该案安颖、郭向东主张三倍赔偿购车款的请求权能否成立的关键，在于丰田公司就销售车辆的排放标准问题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欺诈行为一般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一般包括：欺诈人有欺诈的主观故意；欺诈人实施了欺诈行为；被欺诈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被欺诈人因错误而作出意思表示。具体至该案中，安颖、郭向东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丰田公司在安颖、郭向东交纳购车定金前，双方对于诉争车辆买卖的排放标准存在确定标准的合意。而在定金交纳后，根据安颖、郭向东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显示，双方就车辆排放标准进行了反复协商。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消费者购买行为本身以及一般社会群体的消费认知能力和消费观念等诸多因素综合进行判断，依据一般社会常理，该院认定在此过程中，丰田公司并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仅为一般合同违约行为。安颖、郭向东就此主张丰田公司存在欺诈，从而主张三倍价款赔偿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安颖、郭向东主张丰田公司交付2019年5月27日双方签订的机动车辆销售合同，但丰田公司否认该份合同存在，安颖、郭向东应当举证当日双方曾签订书面合同的事实。现安颖、郭向东并未举证证实上述合同的存在，故安颖、郭向东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安颖、郭向东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安颖、郭向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搜狐汽车网页打印材料一页，2.新浪财经网页打印材料一份。该两份证据证明在汽车买卖过程中要签订书面合同，且签字的位置应是合同右下角，丰田公司一审提供的汽车销售合同是其篡改的，仅系进店登记，并非合同。丰田公司认为证据1、2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形式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不能支持安颖、郭向东之上诉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还有当事人在本院审理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综合本案查明事实及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安颖、郭向东主张的判令丰田公司交付机动车辆销售合同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是丰田公司销售涉案车辆时是否构成欺诈。第一，就安颖、郭向东主张的判令丰田公司交付机动车辆销售合同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一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因安颖、郭向东未能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双方曾于2019年5月27日签订机动车辆销售合同，且丰田公司对此事实亦不认可，故本院对安颖、郭向东关于丰田公司应交付该销售合同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第二，就丰田公司销售涉案车辆时是否构成欺诈一节。本案中，安颖、郭向东要求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应以丰田公司构成欺诈为前提。所谓欺诈，系指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安颖、郭向东上诉主张丰田公司构成欺诈的主要理由即丰田公司明知其出售的是“国五”排放标准的车，却仍以“国六”标准向安颖、郭向东出售，就此本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情况，本案中安颖、郭向东在2019年4月3日向丰田公司预定车辆时，双方并未就车辆的排放标准达成明确、一致的意见，嗣后双方通过微信往来形式进一步对车辆的排放标准进行了磋商，但安颖、郭向东未在微信中明确表示其要求购买的系“国六”标准的车辆，2019年5月27日提车时，随车附随文件中亦显示涉案车辆系“国五”标准，虽安颖、郭向东称未在当天收到相关文件，但其对于当天签署了新车交接确认表并无异议，丰田公司亦称提车当天已按确认表中文件向安颖、郭向东进行了出示，且安颖、郭向东对车辆排放标准亦负有一定的查勘责任，故综合上述情况，丰田公司不存在故意告知安颖、郭向东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其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丰田公司不构成欺诈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安颖、郭向东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安颖、郭向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4元，由安颖、郭向东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卫红审 判 员 刘 慧审 判 员 邵 普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耿 瑗法官助理 德 智书 记 员 王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