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米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662号411室。法定代表人：姚海程。委托诉讼代理人：艾银，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丽，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龙津东路819号三楼。法定代表人：温浩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民智，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丝茗，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日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区金山卫镇钱鑫路309号303室。法定代表人：管成伟。上诉人广州米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商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日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5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米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银、章丽，被上诉人广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民智、陈丝茗，原审第三人日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管成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米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米乐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广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米乐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认为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之间没有形成固定的交易模式，双方就涉案货物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米乐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存在严重错误。（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根据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此前已完成的6单交易，双方之间已经形成固定的交易惯例，而根据原有的交易惯例，米乐公司已完成了第7单交易的送货，双方就涉案货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遗漏了重要的案件事实，在2018年12月7日的视频中，广商公司和日惠公司均表明涉案货物的交易对象是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这一关键事实。（三）日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为本案的关键人物，在《声明》及视频中的陈述，与其在庭审中的答辩明显前后不一，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明并认定这个案件事实。另补充：一审对本案基本事实查明不清且认定错误主要涉及几个方面:1.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之间已经形成固定的交易模式，双方在2018年8月建立合作关系，并签订框架合作协议，由米乐公司向广商公司供应手表，自2018年9月到11月，双方之间完成了6单交易，从中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已经形成固定交易模式，包括对接的主体、沟通的方式、交易流程。双方之间的交易沟通主要是通过微信完成，基本交易流程是：由广商公司向米乐公司通过微信下电子订单，预约送货完成后，由米乐公司进行交货。如是外地，由京东物流上门自取，如是在广州，由米乐公司送货。广商公司通过京东后台仓库核对发现入库后，与米乐公司进行核对，根据电子订单对应的单价进行对账、结算。之后通过微信由广商公司根据结算金额形成订货单向米乐公司发送。米乐公司将订货单盖章并开具发票后交付广商公司，广商公司按照订货单和发票付款。米乐公司的证据2和证据3足以证明上述事实。一审对此未查明，认定双方之间的交易是动态的，是错误的认定。2.一审未查明订货方式。按照框架协议第5.1条，由广商公司签订订货单、盖章后交给米乐公司，米乐公司确认后根据订货单进行发货、交货，交货完毕后再付款。双方实际的订货是由电子订单来实现的，电子订单的下达和米乐公司的确认，是双方之间确认买卖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时点。3.一审对订货单（合同）的查明和性质认定错误。按照约定，订货单是双方合同成立和生效的依据，但在实际履行中，订货单已经被电子订单取代，实际中签订的订货单是送货、对账完成后形成的，其实质是对账、结算的凭据，不再是双方订立合同的依据。4.涉案货物的交易是符合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的。广商公司在2018年11月8日下达电子订单，16000多只手表，米乐公司确认在2018年11月9-10日将涉案货物送到京东广州仓，实际入库货物是16166只，订单是16167只。入库后，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进行了货物数量的核对，但进行结算和付款时，广商公司一直拖延。由此可知，涉案货物的交易是符合双方之间的固定交易模式的，双方之间就涉案货物在2018年11月8日，即下达电子订单之日，已经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米乐公司已经依据合同交付了货物，广商公司应按照约定进行付款。广商公司拒绝签署订货单和付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广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米乐公司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没有相应的证据和法律依据支持，广商公司与米乐公司就涉案货物不存在合同关系，其起诉要求广商公司支付货款违反了《合同法》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属诉讼对象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就涉案货物不存在合同关系，米乐公司无权要求广商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一）涉案货物是广商公司向日惠公司采购货物并签订订货合同，广商公司理应向日惠公司支付货款。在日惠公司供货和双方结算确认后，广商公司已向日惠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日惠公司亦已向广商公司出具了发票，双方的合同义务均已全部履行完毕。涉案货物是广商公司直接向日惠公司下订单采购，日惠公司再采购并安排向京东商城供货的。日惠公司采购的货物入库后且广商公司在京东商城VC系统平台查询到货物入库信息后，日惠公司通过其财务管理部周惠的ｚｈｏ×××＠ｐａｎｐｅｎｇｓｙ.ｃｏｍ邮箱于2018年11月12日向广商公司的邮箱发送了主题为《日惠012合同+收货清单》（“日惠”是供货单位简称，012是合同号）的日惠结算签约邮件，该邮箱附件中包含了供货单位为日惠公司的、并已由日惠公司加盖其公章的《订货单（合同）》PDF版，发货单位同样为日惠公司且其已加盖公章的广商公司《收货清单》。广商公司经核对无误已加盖公司合同专用章确认了《订货单（合同）》及附件《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公司收货清单》，并于2018年11月14日和11月20日分三笔共向日惠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日惠公司亦已向广商公司就该批货物出具了全部发票共42张，广商公司与日惠公司双方就涉案货物发生的全部合同义务均已履行完毕。（二）涉案的货物交易是广商公司向日惠公司下达订单后，日惠公司采购并安排送货入库。涉案货物并非广商公司向米乐公司下单订购，在该货物交易前和交易过程中，广商公司从无与米乐公司联系，也无就此批次货物向米乐公司下达订货、送货订单或指令。米乐公司其在一审提交的证据3卡西欧订单中非常明确地证实是日惠公司向其下订单，米乐公司所提交的微信记录也只能证明日惠公司的员工管芳向其下订单，相反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广商公司向其下订单订购货物。（三）在2018年广商公司与日惠公司之间已完成的12笔合同交易（包括涉案货物）和广商公司与米乐公司之间已完成的6笔合同交易中，全部都是在货物完成入库且广商公司通过在京东商城VC系统平台查询到货物入库信息后，日惠公司通过其财务管理部周惠的ｚｈｏ×××＠ｐａｎｐｅｎｇｓｙ.ｃｏｍ邮箱向广商公司发送结算签约邮件，邮件中的附件均有供货单位已加盖公章、并按下单日期为签约时间的《订货单（合同）》和发货单位已加盖公章的广商公司《收货清单》，广商公司经核对供货情况后进行签约和结算。广商公司与日惠公司、广商公司与米乐公司的全部交易均是按此模式实施和完成，除涉案货物此笔之外，米乐公司从无提出异议，这才是广商公司与日惠公司之间、广商公司与米乐公司之间真正的交易惯例。广商公司与米乐公司之间已完成的6笔合同交易中，日惠公司通过其财务管理部周惠的ｚｈｏ×××＠ｐａｎｐｅｎｇｓｙ.ｃｏｍ邮箱发出结算签约邮件中主题均明确标示米乐公司简称及合同号，如“米乐001合同+收货清单”、“米乐002合同+收货清单”、……、“米乐006合同+收货清单”，而邮件附件均有米乐公司已加盖公章、并按下单日期为签约时间的《订货单（合同）》PDF版和发货单位已加盖公章的广商公司《收货清单》PDF版，广商公司通过京东平台查询核对数据后进行签约结算，全部如此，无一例外。因此就涉案货物交易广商公司完全是与日惠公司进行交易和签订合同的，广商公司与米乐公司没有任何交易行为、也完全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广商公司的支付货款义务已向日惠公司全部履行，米乐公司无权起诉广商公司向其支付货款，米乐公司的起诉完全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属于对象错误，依法理应驳回。二、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日惠公司之间不存在所谓的“货物是米乐公司配送，广商公司就应与其订立买卖合同、向其支付货款的交易惯例”。米乐公司是货物实际配送方并不等于其就是广商公司的供货方，正如广商公司是京东商城的供货方，但货物实际有可能由日惠公司或米乐公司配送一样。确定买卖合同的交易对象只能是依据谁向你下单订购。例如，广商公司在一审所提交的证据清单（二）中的证据14证实，广商公司与日惠公司签署的、供货方为日惠公司的GD-RH18010《订货单（合同）》的收货清单，就显示其中包含米乐公司配送的货物，充分证明实际配送方不等于就是供货方。日惠公司是广商公司向京东供货的供应商，其从2014年开始就与广商公司建立了供货合作关系。2018年1月1日日惠公司与广商公司签订了《供货合作协议》，合作范围为卡西欧等手表，合同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米乐公司是日惠公司采购的供应商之一，之后管成伟提出其公司在广州要增加一个供货主体，在日惠公司的安排下，2018年8月6日米乐公司也与广商公司签订了《供货合作协议》，也开始向广商公司直接供货。之后日惠公司与广商公司、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之间的两个《供货合作协议》同时有效，同时在实际执行，日惠公司与广商公司、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之间同时存在供货合作关系，日惠公司同时也继续向广商公司供货。所以不存在只要是米乐公司配送货物就应该由其作为供应商签约的所谓“交易习惯”。三、米乐公司上诉称“在2018年12月7日的视频中，广商公司和日惠公司均表明涉案货物的交易对象为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完全与事实不符，广商公司从未确认涉案货物交易是广商公司与米乐公司进行的。首先，该视频录像是拷录的光盘，不符合视听资料作为证据提供必须是原始载体的要求；其次，该视频是米乐公司未经广商公司与日惠公司同意私自偷拍的，证据的来源不合法；再次，视频录像本身可以通过编辑软件剪辑，米乐公司提供的视频资料也多处模糊不清，而且米乐公司整理的文字版本也多处标记听不清楚，本身就不具备客观性、完整性，广商公司对该视频录像及文字整理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需要说明的是，因米乐公司与日惠公司之间发生纠纷，广商公司是应管成伟的要求，派员作为其双方协商还款计划的见证，在整个过程中，广商公司从未确认涉案交易是广商公司与米乐公司之间的交易。即便从米乐公司单方制作的文字整理记录内容来看，也不能证实广商公司认可涉案交易是广商公司与米乐公司之间的交易，如在该记录的第2页，当米乐公司的姚成海称货是以广商名义送到京东的，找广商天经地义时，广商公司员工卢璐就以不是广商向米乐公司订货、不是广商通知米乐公司送货予以明确拒绝。所以米乐公司据此主张广商公司确认是与米乐公司交易完全与事实不符。四、米乐公司非常清楚日惠公司是其供应本批货物的买卖合同相对方，并曾多次向日惠公司催讨该批货款（米乐公司提交的证据就明确证明了此点）、多次收取了日惠公司就本批货物向其支付的货款共计440530元（前后共四笔，分别是2万元、10万元、120530元及20万元），现在因日惠公司未能及时向其清偿全部货款，转而起诉广商公司要求广商公司清偿，其诉讼请求完全违背事实和法律。米乐公司一审起诉称是管成伟擅自篡改了订单，将米乐公司的供货改为日惠公司供货，骗取了广商公司的货款，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正如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中查明认定的情况证实，第一次审理一审法院就是因为米乐公司该项主张而驳回了米乐公司的第一次起诉[案号：（2019）粤0103民初1166号]，如其所述属实，则日惠公司应构成诈骗犯罪而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本案一审第一次审理，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后，公安机关经审查已作不予立案处理，所以米乐公司才再次起诉。如果日惠公司真是骗取了金额达400余万元的货款，就完全构成经济犯罪，本案就不可能再被以民事诉讼受理继续审理了。综上所述，广商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互相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实涉案货物是广商公司向日惠公司采购、米乐公司是根据日惠公司的安排进行货物配送，米乐公司买卖合同相对方是日惠公司，而非广商公司。米乐公司的起诉明显违背事实，严重违反诚实诉讼的原则，将广商公司列为一审被告明显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诉讼对象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日惠公司述称，不同意米乐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电子订单是由日惠公司相关人员与米乐公司进行的，期间没有广商公司的相关人员参与。米乐公司上诉称管成伟在《声明》及视频中的陈述与在庭审中的答辩明显前后不一，日惠公司一审已提交了相关证据。米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广商公司向米乐公司支付货款4669002.27元及利息暂计金额10000元（利息以4669002.2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1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广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日惠公司是广商公司的供应商之一，双方之间早已有合作关系。广商公司与日惠公司于2018年1月1日签订了编号为GD-RH180105的《供货合作协议》，双方就日惠公司通过广商公司向指定的零售3C卖场供货达成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进货价、出货价、广商公司的毛利润的定义；协议第二条约定合作范围的授权产品为卡西欧、美度、梅花、精工、卡文克莱等牌子的男女装手表，双方予以沟通的授权邮箱是：日惠公司授权邮箱：ｇｕａ×××＠ｐａｎｐｅｎｇｓｙ.ｃｏｍ,联系人：管成伟；广商公司授权邮箱：ｘｕｍ×××＠ｇｄｓｍｔｒａｄｅ.ｃｏｍ,联系人：徐孟清；协议第三、四条约定双方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商务条款的第一项:订货，广商公司向日惠公司订货时，须严格完整地填写《订货单》，同时加盖合同章或公章后将订货单邮件至日惠公司，日惠公司根据广商公司提交的订货单，在一个工作日内确定订货单及发货日期，订货单一经日惠公司确认，广商公司与日惠公司的买卖关系即生效；第二项，价格和保密（略）；第三项，送货及付款方式：订货单签订后，日惠公司负责按广商公司要求送货至零售商仓库，并承担运输费用，货物送达零售商仓库交付零售商验收入库后，货权及风险由日惠公司转移至广商公司，广商公司按零售商签收的货物数量于第二个工作日电汇支付对应货款给日惠公司；第四项，销售折扣及发放（略）；第五项，鉴于广商公司仅提供资金，物流的供应链服务，广商公司完全按照日惠公司与零售商商定的产品订单（型号、价格、数量、颜色、货期等等）从日惠公司购入产品并销售给零售商，其他日常经营的各项操作，包括但不限于在零售商的上店计划、销售人员管理、促销政策、质保金、零售价格管理、库存管理、广告宣传等均由日惠公司与卖场双方商定，相关责任和费用由日惠公司承担。等等。合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协议落款处分别由日惠公司作为甲方和广商公司作为乙方的授权代表签字和加盖印章。上述供货协议签订后，广商公司与日惠公司是有进行供货合作买卖交易。米乐公司是日惠公司采购的供应商之一，因为货源的组织原因，日惠公司将米乐公司引荐给广商公司进行合作。2018年8月6日，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签订了编号为GD-ML180801的《供货合作协议》，该协议所约定的内容，除了编号不同和主体甲方为米乐公司之外，其他全部内容与日惠公司和广商公司签订的《供货合作协议》的内容是相同的，甚至连授权沟通的邮箱地址和联系人都是相同的。上述签订的协议实质上是供货框架协议。按照上述协议约定的交易流程，广商公司是要先向供应商下达订货单，供应商根据订单进行送货，由零售商开具验收单，广商公司根据最后签名盖章的订货单和收货清单，才算完成买卖交易流程，广商公司根据该订货单及发票进行支付货款。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进行了六单交易，在该六单交易中，每一单交易，米乐公司都是通过日惠公司的员工管芳下的订单，按照指令进行送货，广商公司确认收到货物后，与米乐公司签订订货单合同，广商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货款数额向米乐公司支付，米乐公司向广商公司出具发票。涉案争议的交易，也就是米乐公司所诉的第七单交易，据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分别提交的证据“谢锋泉与管芳的微信记录”记载，管芳是日惠公司的工作人员，谢锋泉是米乐公司的代表，2018年11月8日，管芳通过微信向谢锋泉发出：“11.7卡西欧订单（16167只）”、“锋泉哥，这是后台下好的订单，我已经整理好了”、“预约好了，单号已经发在群里了”，管芳把预约单号和预约时间发在群聊名称为“米乐&日惠卡西欧业务对接”的微信群里，谢锋泉在该群里回复“收到”。在群聊名称为“米乐卡西欧”的微信群里，2018年11月10日，管芳发信息问“全部入库了吗”，谢锋泉在该群里回复“总数14092，入成功14091，差异一只！”。2018年11月12日，日惠公司通过邮箱向广商公司发送名称为“日惠012合同+收货清单”邮件，来进行交易的最后审核确认，日惠公司作为供货单位与广商公司作为订货单位签订了订单编号为GD-RH18012的《订货单（合同）》，订明广商公司向日惠公司订购卡西欧手表16166只，总金额为4669002.27元，等等条款。日惠公司与广商公司分别在合同下方盖章。日惠公司与广商公司签订合同后，广商公司分别于11月14日和11月20日向日惠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日惠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向广商公司出具《回复商函》，说明涉案的货物卡西欧手表是日惠公司向米乐公司采购，并通知米乐公司安排配送至京东仓库，并于2018年11月9日/10日送货完毕，日惠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前已收到涉案货物的全部货款4669002.27元，鉴于米乐公司向广商公司申请结算涉案货物价款，该价款应由日惠公司与米乐公司协调处理。米乐公司在2018年11月9日和11月10日完成送货之后，米乐公司通过微信向日惠公司的员工管芳催促付款，当时管芳的答复是因为财务方面有延迟，所以对账单也就是订货单还不能够提供。代表米乐公司的微信名称为小兰通过微信在11月16日，向广商公司对接人徐孟清发出信息，询问徐小姐目前情况，徐孟清回复：“我不明白你是想问什么，米乐的款我们之前已经付过好几次，你们应该清楚流程的啊”“你们并没有提交付款申请，我们怎么去发起付款流程？”“你们有发相关单据过来吗？”小兰回复“好的”。因为货款的支付问题，于2018年12月7日，米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日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广商公司派出的代表等人在米乐公司的办公室进行了磋商协调，米乐公司单方面对协调会议进行了视频录像，该协调会议的内容没有确认广商公司是与米乐公司发生涉案交易，应与米乐公司签订涉案交易的买卖合同的相关内容。米乐公司就本案的涉案货款，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因日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管成伟在庭审中述称“交易的标的物16166只手表实际上是我司向米乐公司采购，接收我司的配送的指令，按照京东给广商的订单上的指定仓库完成配送”，而2018年11月23日出具给米乐公司的一份《声明》中，却承认“未经姚海程（米乐公司）同意，擅自违规操作将省商公司应付予米乐公司货款4669002元，更改为支付给了我本人公司（日惠公司）账户，到账时间为2018年11月20日。本人深刻认识此为违规违法操作……”，一审法院认为管成伟出具的上述《声明》的内容与其庭审答辩意见前后自相矛盾，认为日惠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管成伟的行为有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遂裁定驳回米乐公司的起诉，将该案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审查后，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米乐公司遂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本案诉讼期间，经米乐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以（2019）粤0103民初5077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价值4679002.27元的财产。米乐公司为此支付了诉讼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米乐公司曾就日惠公司收取了广商公司的货款而认为日惠公司是骗取了广商公司应给付米乐公司的货款，日惠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涉嫌经济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一审法院也在受理该民事诉讼案件后，裁定驳回米乐公司的起诉，将该案材料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在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后，一审法院再次受理米乐公司的诉讼，因此，本案属于民事纠纷。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第一、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的交易是否形成固定的交易模式；第二、涉案的交易是否在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之间发生，双方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第三、广商公司是否需要向米乐公司支付涉案货款及利息。关于焦点一，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签订了《供货合作协议》，该协议实质上是供货框架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了交易流程，广商公司作为采购商是要先向供应商下达订货单，供应商根据订单进行预约送货，由零售商开具验收单，广商公司根据最后签名盖章的订货单和收货清单，才算完成买卖交易流程，广商公司根据该订货单及发票在约定期限内支付货款。该协议约定了双方的交易应当采用书面的合同，即签订订货单（合同）为确立的交易。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按照以上交易流程已进行了六单交易，该六单交易中，每一单交易虽然都是先通过日惠公司的员工管芳向米乐公司下的订单，米乐公司按照指令进行送货，但广商公司在确认收到货物后，同意与米乐公司签订订货单（合同），也即是接受米乐公司的供货，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之间的合同成立，广商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货款数额向米乐公司支付。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的交易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的上述每一单交易都是独立的交易，上述的交易流程缺少任何一步都不可。由此可见，任何的交易都是动态的，都不能以固定的交易模式或习惯来确认交易是否完成。关于焦点二，按照交易流程，作为供应商的米乐公司应结合订单，以零售商仓库出具的收货清单确定收货的数量和金额，和作为采购商的广商公司签订合同，才能要求采购商支付货款。在米乐公司、广商公司、日惠公司提交的证据中，涉案的交易均是米乐公司通过日惠公司与广商公司进行联系，或者米乐公司与日惠公司的相关人员建立微信群，进行交易的信息沟通，没有广商公司的相关人员参与其中，米乐公司没有与广商公司直接进行对接。米乐公司在涉案的交易中，是日惠公司的员工管芳向米乐公司下达订单，米乐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管芳是代表广商公司向米乐公司下达订单，米乐公司按照日惠公司的指令将货物送到广商公司的零售商仓库。广商公司没有直接向米乐公司下达订单订货，涉案的交易并不是在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之间发生，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双方没有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关于焦点三，广商公司并不是涉案交易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米乐公司要求广商公司向其支付货款及利息，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判决：驳回米乐公司要求广商公司向其支付货款4669002.27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11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米乐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交易的相对方是谁；2.米乐公司主张与广商公司发生了涉案交易，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有否依据；3.米乐公司主张广商公司应支付涉案货款及利息应否支持。本院对此评析如下：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签订了《供货合作协议》，该协议实质上是供货框架协议，明确约定了交易流程，双方的交易应当采用书面的合同。在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已进行的六单交易中，双方之间交易是否构成固定的交易模式或习惯，一审法院已作了详细评述，本院不再赘述。米乐公司主张与广商公司发生了涉案交易，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无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广商公司签订了订货单（合同），且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广商公司直接与米乐公司进行对接，参与了涉案交易，以及在涉案交易中向米乐公司下达订单的日惠公司员工管芳是代表广商公司向米乐公司下达订单，况且广商公司与日惠公司亦签订了《供货合作协议》，涉案交易的订货单（合同）是广商公司与日惠公司签订的。故涉案交易的相对方是广商公司与日惠公司。米乐公司主张与广商公司发生了涉案交易，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米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米乐公司主张其与广商公司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广商公司并非涉案交易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米乐公司主张广商公司向其支付涉案货款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米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232元，由上诉人广州米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