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34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鞠某1，男，196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燕飞，山东联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某，女，193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鞠静，山东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鞠某2，女，1966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翠平（系鞠某2之女），住威海市文登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鞠某3，男，195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原审被告：鞠某4，女，1964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鞠某1因与被上诉人毕某、鞠某2、鞠某3及原审被告鞠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3民初5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鞠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毕某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威海市文登区房屋（房产证号为：文房产证字第××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卡号：集用99字第100010597号，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系鞠某1的个人财产，毕某等人无权要求继承；2.编号为022480的房屋系由毕某、董以臣在××××年2月25日转让给案外人梁某并收取房款6000元，可以证实原以鞠某1结婚为由申请建造的四间房屋的实际控制人为毕某夫妇，鞠某1并未因该房屋销售而获益，故案涉房屋属于鞠某1所有。毕某辩称，案涉房屋一直由毕某居住管理使用，而022480房屋在1986年12月22日登记在鞠某1名下，系父母为鞠某1准备的婚房，在鞠某1已有婚房的情况下，案涉房屋不可能再归鞠某1所有。故案涉房屋属于毕某夫妇的财产，在鞠树文去世后，案涉房屋应当依法予以继承分割。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鞠某3、鞠某2辩称，同意毕某的答辩意见。鞠某4述称，同意鞠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毕某、鞠某3、鞠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继承分割案涉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毕某与鞠树文系夫妻，共育有四名子女，分别系长子鞠某3、次子鞠某1、长女鞠某4、次女鞠某2。案涉房屋登记在毕某名下。鞠树文于1975年去世，除本案双方当事人外，无其他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1952年，毕某与鞠树文在威海市文登区婚房内居住，后于1967年前后因房屋拆迁，另择址置换为同等面积的本案案涉房屋，由鞠树文夫妻及子女共同居住。鞠树文于1975年去世，毕某与董以臣于××××年前后结婚，并共同在案涉房屋中居住。××××年鞠某3登记结婚，毕某与董以臣为其申请宅基地并建造位于文登营村村南门牌号为××四间房产，鞠某1述称上述房产系由其出资所建，但对其该部分主张，鞠某1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认定。鞠某1于××××年登记结婚，董以臣于1984年12月6日以“因子结婚缺房”为由为其申请建造了坐落于文登营镇文登营村东南处四间房屋，该房产登记于鞠某1名下，房产所有证号为：文房产证字第××号。一审诉讼中，双方均认可0222480号房屋于1986年前后初建成时即对外出售，鞠某1未在其中实际居住。鞠某1主张上述房产系由其个人出资建造，对其该部分主张，鞠某1未能举证证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故该四间房屋认定为毕某与董以臣为鞠某1结婚所建造的婚房。关于该房屋出售的事由，鞠某1称因其迁居市区，无须在村中留有房屋，毕某称鞠某1将该房屋出售的价款用于其购买大众社区的婚房使用。上述房产与案涉房屋均于1986年12月22日办理至鞠某1名下。鞠某1以在威海市文登区大众社区购买的单元楼作为婚房使用并实际居住，后因生意失败，其将该单元楼出售后搬至案涉房屋与毕某共同居住至今。除案涉房屋外，毕某名下无其他房产。一审法院依毕某之申请，传唤威海市文登区办公室主任高国运作为证人出庭，高国运到庭述称案涉房屋于1986年办理房产证，经1991年测量后于1999年统一办理土地证，该两证均于2000年之后发放。因当时鞠树文已经去世，案涉房屋由毕某实际居住，故土地证办理到毕某名下。毕某曾多次向高国运反映案涉房屋房产证登记有误，高国运表示非其经手办理无法为其更改。另查，毕某曾于2019年6月10日以鞠某1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所有权确认纠纷，后于2019年8月7日撤回起诉，案号为（2019）鲁1003民初3594号。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及其他合法财产。本案中，鞠树文的法定继承人除本案双方当事人外再无他人，争执焦点为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鞠某1辩称案涉房屋系其个人财产不应作为遗产分割。按照法律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除继承外，农村村民一户申请第二宗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不予受理。另，毕某其及其配偶在鞠某3、鞠某1结婚时均分别为其申请了宅基地并建造婚房。鞠某1以毕某与董以臣为其所建造的房屋于建成后即出售，其未在其中实际居住为由主张诉争房屋即为其婚房的抗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认可。案涉房产一直由毕某居住管理使用至今，且毕某名下亦无其他房产，鞠某1自结婚至生意失败（即2001年前后）该期间内也未在其中居住。在毕某夫妻二人已经为鞠某1备有婚房的情形下，毕某再将其名下仅有的一处房产（即案涉房屋）赠与鞠某1个人所有不符合农村习俗。故鞠某1关于案涉房屋系其个人财产之辩解意见，既不符合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原则，亦有悖常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案涉房屋系毕某与鞠树文之夫妻共同财产，毕某与鞠树文分别占有1/2的份额。鞠树文于1975年去世，按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毕某对案涉房屋享有3/5（1/2+1/2÷5）的份额，鞠某3、鞠某1、鞠某4、鞠某2分别享有诉争房屋1/10（1/2÷5）的份额。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毕某对位于威海市文登区房屋【房产证号为：文房产证字第××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卡号：集用（99）字第100010597号】享有3/5的份额，鞠某3、鞠某1、鞠某4、鞠某2对该房产分别享有1/10的份额。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毕某负担690元，鞠某3、鞠某1、鞠某4、鞠某2分别各负担11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鞠某1提交鞠某1和梁某于××××年2月2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一份，载明售房人为鞠某1，买受人为梁某，房款为6000元。鞠某1拟证实案涉房屋虽以其名义出售，但合同中售房人处实际由董以臣按印，款项亦由董以臣收取。经质证，毕某、鞠某2、鞠某3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手印是董以臣所捺，且合同主体为鞠某1，鞠某1同时拥有两处宅基地违反法律规定。鞠某4对证据无异议，同意鞠某1的主张。鞠某1另申请证人梁某出庭作证。梁某证实，签订上述房屋买卖契约时，鞠某1不在场，证人将购房款交付给鞠某1的继父老董（具体姓名不清楚）。证人另证实，其在签订契约之前不认识鞠某1，有关房屋买卖的相关事宜都是通过给鞠某1干活的工人（同村村民）谢贵松和证人联系，说明鞠某1肯定知道卖房的事，谢贵松也明确告知证人案涉房屋是鞠某1所有。经质证，鞠某1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实案涉房屋是董以臣出售，因为老人将鞠某1的婚房处分，所以将案涉房屋登记至鞠某1名下；毕某认为该证人证言缺乏其他证据佐证，同时该证人证实房屋买卖事宜均是和鞠某1委托的谢贵松联系，表明售房主体为鞠某1；鞠某3认为用于置换的老房不是鞠某1名下而是鞠树文名下，其他质证意见同毕某；鞠某2的质证意见同毕某；鞠某4认为上述房屋的售房人系父母而非鞠某1，其他意见同鞠某1。另查明，鞠某1陈述其自××××年毕业后开始干活，1983年后开始干包工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看，案涉房屋的房权证登记在鞠某1名下，而土地使用权证则登记在毕某名下，无法简单的以登记情况来确认权利人，故应当由双方举证证实房屋的产权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案涉房屋系在1967年置换而来，当时鞠某1尚小，毕某夫妇一直在案涉房屋内居住，虽然双方未能提供当时的房屋产权情况，但综合现有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为毕某夫妇。鞠某1现主张案涉房屋的房权证登记在其名下，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基于何种事实和法律关系取得房屋产权，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毕某夫妇存在分家或赠与等事实，无法确定鞠某1取得案涉房屋产权的合法依据。同时，毕某和董以臣曾以鞠某1结婚为由申请宅基地并建造房屋一套，用作鞠某1的婚房，而从鞠某1提供的房屋买卖契约以及证人梁某的证言看，该房屋的买卖事宜均是由鞠某1的工人和证人联系，合同载明的售房主体亦为鞠某1，而当时鞠某1在外工作，董以臣代收购房款也符合常理，且鞠某1在一审中陈述出售该房屋的原因在于其已在文登另购房屋，故在鞠某1已有婚房且自愿处分并另购其他房屋的情况下，其主张案涉房屋仍归其所有显然与一般农村习俗相悖。综上，鞠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鞠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景周审判员  张丽萍审判员  蒋 涛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郎冰书记员江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