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4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克俭，男，1961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燕，上海博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顺林，男，1949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理人：袁俊(系袁顺林之子)，男，197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君娴，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思铭，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樊克俭因与被上诉人袁顺林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0民初9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克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不支持袁顺林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袁顺林与樊克俭之间的委托书期限为2012年12月30日至2013年12月29日，故诉讼时效应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袁顺林主张返还房款的诉讼请求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袁顺林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存在时效中断事由，其请求不应获得支持。另，根据樊克俭提供的证据证明，袁顺林向其债权人瞿某某共借了三笔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730,000余元的借款，樊克俭为了顺利将系争房屋进行交易，涤除系争房屋上的债务，只能先行为袁顺林归还本金、利息及违约金970,000余元。系争房屋的房款也全部用于办理还款、相关税费等其他事宜。一审法院不仅未判决袁顺林归还樊克俭垫付款，还要求樊克俭另行支付其600,000余元房款，属于查明事实错误，故樊克俭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上诉请求。袁顺林辩称：不同意樊克俭的上诉请求。袁顺林确实以公证委托方式委托樊克俭代为出售系争房屋，樊克俭于2013年将系争房屋出售后，一直未将房款归还给袁顺林，袁顺林一直向其追讨均未果。且袁顺林、樊克俭在办理系争房转让时与案外人于某某发生仲裁，后又因系争房屋买卖进行过多次诉讼，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要求维持一审判决。袁顺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樊克俭向袁顺林支付房款1,200,000元；2、樊克俭向袁顺林支付自2013年5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以1,2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顺林原系系争房屋的权利人，系争房屋建筑面积69.44平方米，房屋类型为新工房。2012年9月25日，袁顺林作为委托人与作为受托人的樊克俭签订一份《委托书》，载明：委托人是系争房屋权利人[详见沪房地杨字(2002)第029920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现委托人委托受托人樊克俭以不低于1,200,000元的价格办理房屋出售的一切事宜：1、办理还款、领取抵押权证、办理房屋抵押注销登记；2、代为办理产权证及其密码的挂失、补办、领取；3、代为签订居间合同、定金协议、房地产买卖合同；4、代为办理房地产转移(过户)登记；5、办理交房、水、电、煤及物业、维修基金过户、代迁户口；6、代为支付房地产出售过程中的相关税费；7、协助买受人办理购房贷款；8、代收房款及房屋出售过程中的其他相关事宜。委托权限为全权委托。委托期限从2012年12月30日至2013年12月29日止。受托人有转委托权。委托人对受托人办理的有关手续及签署的相关合同、协议、文件均予认可，并享有相关权利、承担相关义务。该《委托书》并经上海市宝山公证处公证，上海市宝山公证处于2012年10月9日出具了(2012)沪宝证字第5589号公证事项为委托的《公证书》，证明了袁顺林在《委托书》上签名的真实性。2013年4月15日，樊克俭以袁顺林的名义，与案外人于某某签订了一份系争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将系争房屋以1,200,000元整的价格转让给于某某。此后，于某某与袁顺林就系争房屋的买卖事宜产生纠纷，于某某于2013年7月2日作为申请人，以袁顺林为第一被申请人，以樊克俭为第二被申请人，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将系争房屋权利转移至申请人于某某名下。2014年3月25日，上海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3)沪仲案字第0790号裁决中查明如下事实：2012年9月25日，第一被申请人袁顺林在经公证的《委托书》中全权委托第二被申请人樊克俭以不低于1,200,000元的价格办理其系争房屋的房屋出售一切事宜，包括代为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代收房款、代为办理过户登记、办理还款、办理房屋抵押注销登记及交房等相关事宜；委托期限从2012年12月30日至2013年12月29日止。2013年5月14日，第一被申请人袁顺林则在经公证的《声明书》中声称，从即日起撤销上述《委托书》中对第二被申请人樊克俭的全部委托事项；但第一被申请人袁顺林未就其撤销授权事宜通知第二被申请人樊克俭及申请人于某某。2013年4月15日，第二被申请人樊克俭以第一被申请人袁顺林名义，与申请人于某某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将第一被申请人袁顺林(甲方)的系争房屋以人民币1,200,000元整转让给申请人于某某(乙方)。该合同附件三《付款协议》约定，乙方于2013年5月10日前向甲方支付房地产转让价款240,000元，也系定金；乙方于2013年5月16日前向甲方支付其余房地产转让价款960,000元整。该合同附件五载明甲方在该房屋已经设定借款抵押，该合同签订时，借款余额500,000元；甲方承诺在2013年5月16日前撤销该抵押登记，办理原有户口迁出手续。该合同的《补充条款》第1条A项、第2条、第7条则进一步约定，甲方于该合同签订后2013年5月16日之前将该房屋产证登记在乙方名下及房屋实物交付给乙方；2013年5月16日之后在房屋内的空调、家具等生活日常用品及房屋的附属设施由甲方随房附送给乙方；该补充条款的内容与合同主文条款不一致的，按补充条款履行。该《补充条款》还对违约责任、合同涉及的各方(垫付人、甲乙双方各自的受托人及担保人也各为一方)之间的争议解决方式等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申请人于某某分别于2013年5月10日、14日、16日向第二被申请人樊克俭划转房款240,000元、500,000元、460,000元。申请人于某某、第二被申请人樊克俭于2013年5月16日签署了《房屋交接书》，确认该房屋房门钥匙两把并房屋本身自当日即交付给申请人于某某(乙方)，申请人于某某(乙方)可以随时入住或使用或入内装修。然而，系争房屋至今不在申请人于某某的实际掌控中；第一被申请人袁顺林亦未撤销系争房屋上的抵押，更未将该房屋权利转移至申请人名下。经协商，仲裁庭第二次开庭审理前，案外人瞿某某撤销了系争房屋上设定的抵押权。第一被申请人袁顺林于2013年5月7日向案外人姚明明借款100,000元，借期5天，到期未还，被诉至法院，系争房屋因此于2013年5月14日被司法查封。根据宝山区房地产登记处2014年2月10日出具的《房屋状况及产权人信息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显示，系争房屋的抵押被登记注销，但仍有司法查封的登记信息。上海仲裁委员会并作出裁决：一、第一被申请人袁顺林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申请人于某某将系争房屋权利转移至申请人于某某名下；二、第一被申请人袁顺林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系争房屋腾让给申请人于某某使用；三、申请人于某某要求第二被申请人樊克俭对第一被申请人袁顺林应履行的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四、本案仲裁费26,400元(已由申请人于某某预缴)，由第一被申请人袁顺林承担。上海仲裁委员会2014年3月25日作出(2013)沪仲案字第0790号裁决书后，袁顺林未履行该裁决确定的义务，于某某遂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4年7月28日以(2014)沪二中执预字第345号立案受理。同日，本院向袁顺林发出(2014)沪二中执预字第345号执行通知。2014年8月19日，(2014)沪二中执预字第345号执前督促程序终结。2014年8月19日，本院以(2014)沪二中执字第570号立案受理。经于某某申请，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7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法院遂作出(2013)杨民保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查封袁顺林名下的系争房屋；2015年6月8日，本院向上海市杨浦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继续查封系争房屋。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5月，于某某作为出卖人(甲方)，与作为买受人(乙方)的案外人陈某某签订一份《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陈某某以1,500,000元的价格购买系争房屋，该合同补充条款约定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于2015年6月30日之前将该房屋产证登记在乙方名下及房屋实物交付给乙方，甲方指定秦志荣为其受托人，该受托人有权代甲方收全部或部分房款。附件三付款协议约定甲方于某某曾在2013年5月16日向乙方陈某某借款1,200,000元整，现予以抵扣相应房地产转让款(即借款1,200,000元抵扣房地产转让款1,200,000元)，乙方于收房后30日内，向甲方支付其余房地产转让价款300,000元整。2013年5月16日借款人为于某某的《借条》上载明：“今有于某某向陈某某借款人民币现金120万元整，用于购买开鲁三村XXX号XXX室房产，归还日期双方协商。”2013年5月16日收款人为于某某的《收条》上载明：“今收到于某某借陈某某人民币现金120万元整。”2015年5月23日收款人为于某某的《收条》上载明：“今收到秦志荣人民币现金30万元整(开鲁代收房款)。”2015年5月12日，于某某(甲方)与陈某某(乙方)签订的一份《房屋交接书》上载明：“乙方购买的上海市杨浦区开鲁三村XXX号XXX室已具备交接条件，现双方特签署本房屋交接书，以便甲方通过本交接书正式确认上海市杨浦区开鲁三村XXX号XXX室交付给了乙方，确认该房屋房门钥匙三把并房屋本身自今日交付给乙方，乙方可入住占有。”2015年12月，陈某某作为原告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作为被告的于某某和袁顺林协助陈某某将系争房屋过户至其名下。一审法院于2016年2月18日正式立案受理，案号为(2016)沪0110民初3210号。诉讼中，因陈某某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法院于2016年3月17日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一审法院再查明，2016年2月5日，袁顺林之子袁俊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以下简称“宝山公安分局”)报案，宝山公安分局对张锦、瞿某某、樊克俭、于某某、陈某某等涉嫌诈骗一案于2016年2月17日立案，并对瞿某某、樊克俭、于某某、陈建明(陈某某之子)等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改为取保候审。2017年4月1日，宝山公安分局以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取保候审期限即将届满为由，决定解除对瞿某某、樊克俭、于某某、陈建明等人的取保候审。一审法院又查明，2017年5月16日，陈某某为与于某某、袁顺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再次具状至一审法院，该案案号为(2017)沪0110民初9058号。在该案的开庭审理中，袁顺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俊当庭表示不同意陈某某诉请，称陈某某和袁顺林没有直接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该案件涉及团伙诈骗的情况，公安机关仍在侦办过程中；系争房屋上有查封是不可能卖掉的，买卖不符合常理。该案诉讼中，陈某某于2017年11月3日以需要补充证据材料为由，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民事裁定准许陈某某撤回起诉。2017年10月24日，二中院作出(2017)沪02执异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袁顺林不予执行上海仲裁委员会(2013)沪仲案字第0790号裁决的申请。2017年11月13日，陈某某为与于某某就系争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第三次具状至一审法院，该案案号为(2017)沪0110民初24734号。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于2018年1月4日达成调解协议：一、陈某某与于某某就上海市杨浦区开鲁三村XXX号XXX室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继续履行；二、于某某应于2018年3月1日前配合陈某某办理上海市杨浦区开鲁三村XXX号XXX室房屋的产权变更过户手续，将上海市杨浦区开鲁三村XXX号XXX室房屋产权过户至陈某某名下，产权变更过户相关手续费用由陈某某自愿负担。2012年9月26日，袁顺林作为借款人的一份《借条》上载明：“今向出借人瞿某某借款人民币(现金)500,000元，于2012年12月25日之前归还，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人逾期还款，除应向出借人归还本金外，还应支付：1、逾期利息：按月计算，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2、违约金：按天计算，每天按借款金额的千分之二计算；3、出借人在催讨本金期间实际发生的劳务费及差旅费、律师费、评估费、公证费、拍卖等相关费用。”担保人处签名为张锦。2012年10月9日，上海市宝山公证处出具一份(2012)沪宝证字第558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载明：“出借人为瞿某某(甲方)，借款人为袁顺林、张锦(乙方)，公证事项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甲乙双方于2012年9月25日向本处申请办理赋予前面的《借款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于2012年9月25日订立了前面的《借款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双方订立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借款人在《借款合同》中所作的愿意直接接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真实。该公证书所附的《借款合同》载明：甲方(出借人)为瞿某某，乙方(借款人)为袁顺林、张锦，乙方现因经营所需，向甲方借款：一、甲方向乙方出借本金人民币500,000元；二、借款期限3个月，自2012年9月26日起至2012年12月25日止(银行转账凭证为准)；三、上述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放款当日适用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四、乙方应在到期日前将借款本金及利息一次性偿还给甲方；五、违约责任，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追究违约责任，违约金的金额为借款本金的10%，如果因乙方不能按时还款，甲方为解决本纠纷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交通、诉讼、执行、聘请律师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六、本合同经公证后即成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借款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借款人愿意接受人民法院的依法强制执行。”甲方签名处有“瞿某某”的签字，乙方签名处有“袁顺林”、“张锦”的签字。2012年10月8日，系争房屋上设立了房地产抵押权人为瞿某某的抵押权登记，债权金额为500,000元，债务履行期限为2012年9月26日至2012年12月25日止。2012年11月1日，袁顺林出具的一份《借条》上言明：“今由本人袁顺林向瞿某某暂借人民币50,000元，从11月1日至11月5日归还。”并注明：“本人收到现金50,000元。”2012年11月13日，袁顺林出具的一份《借条》上言明：“今由本人袁顺林向瞿某某暂借人民币184,000元(本人收到现金184,000元整)。”2012年12月13日，樊克俭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转账100,000元至袁顺林个人银行账户。2013年2月5日，袁顺林出具的一份《借条》上言明：“今向樊克俭借款人民币10,000元。”2013年5月20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出具一份(2013)宝民一(民)初字第4009号民事调解书，该院于2013年5月13日立案受理了原告姚明明诉被告袁顺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查，袁顺林于2013年5月7日向姚明明出具借条一份，主要内容为：本人袁顺林因资金周转困难特向姚明明借款100,000元整，借期为5天，即2013年5月11日前归还，如到期不还，姚明明可向其户籍当地宝山法院起诉。同日，姚明明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给袁顺林100,000元。上述借款到期后，袁顺林至今未归还。双方经调解达成如下协议：一、袁顺林归还姚明明借款人民币100,000元，此款由袁顺林于2013年6月30日前归还50,000元，余款50,000元于2013年7月30日前付清；二、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150元、保全费1,020元，由袁顺林负担。2016年2月，案外人陈某某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支付现金102,170元。2017年12月8日，因办理袁顺林名下的系争房屋产权交易过户事宜产生需缴纳的税款金额为30,636元。一审审理中，经樊克俭申请，证人瞿某某到庭作证。瞿某某陈述：其经樊克俭介绍与袁顺林相识，2012年下半年，袁顺林向瞿某某借钱,瞿某某是不同意的，袁顺林说可以将系争房屋抵押并办理借款公证，随后瞿某某就借款50万元给了袁顺林，约定违约金50,000元，还款期限在公证书予以明确。此后，袁顺林又来找瞿某某借款，经过樊克俭的协调，瞿某某又出借两笔钱款给袁顺林，第一笔是184,000元，另一笔是50,000元。在三笔借款之后袁顺林又来找瞿某某借款，瞿某某就拒绝向其借款。因袁顺林是樊克俭介绍的，在借款后袁顺林未能依约履行还款义务，袁顺林手机关机找不到袁顺林，瞿某某就找到樊克俭让其代袁顺林还款，樊克俭于2013年年底前分好几笔将袁顺林借的钱款本金、利息加上违约金均还给瞿某某了，总共归还了970,000元左右。樊克俭还我款项后，瞿某某没有联系袁顺林告知此事，因为瞿某某没有袁顺林的联系电话，均是通过樊克俭来向袁顺林进行催讨。在办理500,000元借款公证过程中袁顺林也在公证处明确表示，如果钱款无法归还，愿意以出售房屋的售房款进行清偿。袁顺林、樊克俭之间的委托合同也是在公证处办理借款公证的同时签订的，樊克俭也是作为债务的担保人，担保如果袁顺林不能还款时出售系争房屋，系争房屋售房款用于偿还瞿某某的借款。袁顺林对证人瞿某某的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不能支持樊克俭的主张，樊克俭无权代表袁顺林和证人结算债务，清偿款项，樊克俭和证人瞿某某均主张樊克俭代袁顺林向证人瞿某某支付款项975,000元，但是证人瞿某某对支付时间、金额、支付几次均未提供书面凭证，不能确认樊克俭已经向证人支付了该金额，证人瞿某某确认其和袁顺林原本并不相识，和樊克俭是密切的合作伙伴，系争房屋在购买中的实际取得方和证人也是亲属关系，因此不能避免袁顺林产生合理怀疑，樊克俭和证人瞿某某、陈某某等就该笔借款及相关房屋买卖给袁顺林设骗局，致使袁顺林丧失房屋产权也无法取得房屋买卖的款项。樊克俭对证人瞿某某的证人证言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袁顺林、樊克俭于2012年9月25日就出售系争房屋事宜签订一份《委托书》，明确袁顺林作为委托人，樊克俭作为受托人，袁顺林委托樊克俭以不低于1,200,000元的价格办理出售系争房屋的一切事宜，《委托书》中并载明樊克俭可办理还款、领取抵押权证、办理房屋抵押注销登记、代为办理产权证、代为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代为办理房地产转移(过户)登记、办理交房过户、代为支付房地产出售过程中的相关税费、代收房款及房屋出售过程中的其他相关事宜。该《委托书》并经公证确认真实有效。此后，樊克俭按照《委托书》确定的委托事项，与案外人于某某签订了系争房屋的买卖合同，约定售房价为1,200,000元。为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于某某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3月25日作出(2013)沪仲案字第0790号裁决书，确认于某某分别于2013年5月10日、14日、16日向樊克俭划转房款240,000元、500,000元、460,000元，于某某与樊克俭于2013年5月16日签署了《房屋交接书》，交付系争房屋房门钥匙，袁顺林未撤销系争房屋上的抵押，未将该房屋权利转移至于某某名下；经协商，瞿某某撤销了系争房屋上设定的抵押权。上海仲裁委员会并作出裁决：袁顺林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于某某将系争房屋权利转移至于某某名下；袁顺林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系争房屋腾让给于某某使用。该裁决后经二中院强制执行。由此可见，袁顺林、樊克俭签订的《委托书》及樊克俭以1,200,000元的价格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于某某的事实均得到上海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确认，根据付款情况，樊克俭应将收取的1,200,000元房款在扣除抵押还款、相关税费后的余款返还给袁顺林。故瞿某某设定在系争房屋上的500,000元债权抵押款及系争房屋产权交易过户过程中所产生的税款30,636元应从房款中扣除，余款669,364元樊克俭应予以返还。瞿某某与袁顺林之间于2012年11月1日的借款50,000元及2012年11月13日的借款184,000元,以及樊克俭于2012年12月13日向袁顺林的转账100,000元和2013年2月5日樊克俭与袁顺林之间的借款10,000元，均系袁顺林与瞿某某和樊克俭之间的个人债权债务，理应另案处理。在办理系争房屋交易过户手续时，案外人陈某某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支付的102,170元款项亦应由陈某某与袁顺林另行处理。樊克俭提出袁顺林的诉请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因袁顺林在上海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中以及此后法院审理的多起涉及本案系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均抗辩买卖无效，主张袁顺林对系争房屋享有物权，还曾为此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对二中院提出执行异议，二中院于2017年10月24日作出裁定驳回袁顺林的申请，可见袁顺林现于2019年3月向法院提起的委托合同纠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袁顺林提出的资金占用利息主张，因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逾期付款支付利息的明确约定，且至本案诉讼，袁顺林方提出要求樊克俭返还房款，故袁顺林要求樊克俭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樊克俭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顺林上海市杨浦区开鲁三村XXX号XXX室房屋售房款669,364元；二、袁顺林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之事实，案外人于某某与袁顺林早在2013年已就系争房屋的买卖事宜产生纠纷，于某某于2013年7月2日作为申请人，以袁顺林为第一被申请人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将系争房屋权利转移至申请人于某某名下。之后，因袁顺林未履行上海仲裁委员会的相关裁决，于某某遂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直至2017年10月24日本院裁定驳回申请人袁顺林不予执行相关仲裁裁决的申请。显然，袁顺林在此之前是拒绝履行相应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故无论其主张最终是否得到法院支持，袁顺林客观上不可能同时对房款提出主张，一审判决以法院裁定驳回袁顺林提出执行异议申请的时间暨2017年10月24日作为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并无不当。樊克俭以其已代袁顺林向瞿某某归还了包括欠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并以房款冲抵袁顺林的其他债务及过户费用在内的各项费用为由对抗袁顺林要求返还房款的主张，鉴于袁顺林与樊克俭之间的《委托书》载明的权限并不包括对收取的房款进行处分的权利，故樊克俭作为代理人在代为收取房款后应向委托人承担支付义务。因案外人瞿某某系系争房屋的抵押权人，而房屋过户交易前必须先行涤除抵押，故樊克俭在抵押权登记的债权金额即500,000元的范围内代袁顺林向瞿某某履行还款义务并未侵害袁顺林的利益。系争房屋产权过户过程中卖方应承担的税款亦是袁顺林完成房屋交易并取得房款的前提条件，故同样应从袁顺林应收房款中予以扣除。对于瞿某某、樊克俭与袁顺林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在未经袁顺林授权的情况下，樊克俭不应擅自决定以系争房款抵充的形式进行处理。一审法院就此所作认定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040元，由上诉人樊克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邬海蓉审判员  王晓梅审判员  俞 璐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吴艳妮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