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4民初469号原告：刘小瑛，女，汉族，1976年11月4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丽君，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闫鸣（YANMING）,男，1973年9月8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国籍，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向前，男，汉族，1940年11月25日出生，系闫鸣的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雍，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葛松，男，汉族，1973年6月14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告：于渊，男，汉族，1976年1月8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宏，北京恒都（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晓刚，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小瑛与被告闫鸣（YANMING）、葛松、于渊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小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丽君，被告闫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向前、周国雍，被告于渊的委托代理人余晓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葛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小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三被告连带给付刘小瑛依据（2007）海民初字第5198号民事判决书对北京和华同力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501166.02元；二、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连带给付刘小瑛依据（2007）海民初字第5198号民事判决书对北京和华同力科技有限公司享有债权的相应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分段计算如下：1.以7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双倍计算，自2007年12月7日起计算至2014年7月31日止；2.以7000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自2014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10月29日止；3.以501166.02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自2018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北京和华同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力公司）成立于2003年8月27日，闫鸣、葛松为该公司现股东，于渊为该公司原股东及原法定代表人。2008年10月29日，因同力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申报企业年度年检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淀工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北京博华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华公司）与同力公司债务纠纷一案，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审理并作出（2007）海民初字第5198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5198号判决)，判决同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博华公司70万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同力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书生效后，同力公司拒不履行，博华公司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同力公司下落不明、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海淀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6年10月27日，博华公司将（2007）海民初字第5198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对同力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了刘小瑛。2017年8月23日，刘小瑛向海淀法院申请变更为（2007）海民初字第5198号民事判决书的申请执行人。2017年12月25日，海淀法院出具（2017）京0108执异37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2007）海民初字第519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申请执行人由博华公司变更为刘小瑛。在诉讼过程中，刘小瑛于2018年10月30日与王蕾、许立武、黄晔、丁毅以211725.98元达成部分和解，并撤回对该四人的诉讼。刘小瑛认为，第一，在同力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刘小瑛对其享有的债权将依赖于被告闫鸣、葛松依法对同力公司进行清算，才能获得实现。依据公司法的规定，闫鸣、葛松作为同力公司的股东在同力公司出现解散情形时，应当在15日内组成清算组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但是其逾期多年未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致使公司的财产状况一直处于不明的状态，直接导致了刘小瑛的债权一直无法受偿。该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刘小瑛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刘小瑛与同力公司的债权债务纠纷发生在于渊担任同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职务期间，且在法院审理该纠纷期间，于渊将其持有的同力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了葛松，也不再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职务。随后，同力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于渊滥用股东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刘小瑛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刘小瑛根据公司法第20条、180条、18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对同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闫鸣答辩称，不同意刘小瑛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公司吊销营业执照后进行清算，并非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唯一途径，债权人也可以依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以债权人身份申请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来实现相关权利。2.闫鸣作为同力公司股东，在同力公司注册时已经实际出资，履行了相应的股东出资义务，但在同力公司成立以后并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甚至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分红。同力公司是于渊实际控制的，对于债权人与同力公司的诉讼闫鸣并不知情。3.同力公司2007年11月6日召开的股东会涉嫌造假，闫鸣不知道这次股东会的召开。博华公司与于渊2005年3月10日签订的债务转让承诺书不公平、不平等，是违法的，于渊作为债务的出让人，又代表同力公司在承诺书上盖章，一人身兼两职是不合法的。同力公司的真正代表未到场，是在同力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于渊把个人债务转让给同力公司的，该行为涉嫌职务犯罪，而刘小瑛串通于渊，把于渊个人债务转给同力公司是对同力公司其他股东的不公。4.本案基础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刘小瑛实际控制的公司与被告于渊个人之间的债务。在同力公司成立以后，又将该债务转嫁到同力公司名下，刘小瑛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刘小瑛债权是否合法应当有证据支持，刘小瑛应当拿出债务转让承诺书来。5.蔡力军被遗漏应当被追加。同力公司一共有七位股东，还有一位股东蔡力军，在海淀法院刘小瑛只是和四个小股东和解了。6.刘小瑛未能对同力公司的财产减损、流失进行举证。被告于渊答辩称，不同意刘小瑛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于渊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于渊不是本案的债务人。刘小瑛起诉的依据是海淀法院（2007）海民初字第519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对同力公司享有的债权，因此本案中的债务人并非答辩人。（二）于渊不是刘小瑛的债务相关人。2003年8月25日，北京伯仲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证明同力公司成立时全部6名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50万元均已全部实缴到位。2003年12月23日，同力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许立武向于渊、闫鸣转让部分出资，同意新增股东蔡力军，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2003年12月30日，北京三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证明同力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全部实缴到位。2007年11月6日，于渊与葛松签订了《出资转让协议》，于渊将其在同力公司的全部出资32.5万元转让给葛松。同日，同力公司股东会通过了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同意于渊的该出资转让行为，于渊退出同力公司股东会，并决议于渊不再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且于当日修改了公司章程。同日，同力公司申请了工商变更登记。2008年10月29日，同力公司因未在法定期限内申报企业年度年检被海淀工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此时于渊已经不是同力公司股东。根据上述规定，同力公司即便组成清算组，于渊不应该也不能是同力公司清算组成员。可见，包括于渊在内的被告均已全面履行实缴出资义务，而在刘小瑛起诉所依据的5198号判决生效前，于渊已经不再是同力公司股东，也不再是同力公司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且与同力公司清算无关，因此于渊也不是本案中的债务相关人。二、刘小瑛向包括于渊在内的被告主张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一）刘小瑛主张于渊滥用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理由不成立。2007年11月6日，于渊将其在同力公司的全部出资32.5万元转让给葛松，退出公司股东会，并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且这一行为经过了同力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同力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于渊转让出资的行为是行使股东权利的正当行为，该行为合法有效。于渊转让其在同力公司的全部出资后不再担任同力公司任何职务，亦属于正常的商业惯例。刘小瑛仅以于渊转让出资行为发生在519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就认为于渊在滥用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毫无法律依据，且无任何证据证明。（二）刘小瑛主张包括于渊在内的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即便其主张成立，因公司股东未及时组织清算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也与于渊无关。本案中，刘小瑛并没有证据证明因为同力公司股东未及时组织清算导致同力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损毁或者灭失，也无证据证明因同力公司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同力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而无法进行清算。且在2017年11月6日于渊就已经不是同力公司的股东，即便组成清算组，于渊不应该也不能是同力公司清算组成员，即便同力公司股东需承担怠于清算相关法律责任，亦与于渊无关。被告葛松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5198号判决、（2007）一中民终字第11594号民事判决书、（2008）海民执字第338号民事裁定书、（2017）京0108执异379号执行裁定书、同力公司工商档案、闫鸣护照内页复印件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8月13日,海淀法院针对博华公司与同力公司债务纠纷一案，作出5198号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02年，于渊与博华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于渊提走价值188万元的货物，于渊陆续向博华公司支付了118万元的货款，剩余70万元的货款至今未付。之后同力公司依法成立。2005年3月10日，于渊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博华公司出具书面债务转让承诺书，明确于渊个人尚欠的余款70万元，由同力公司承担。该书面承诺书中加盖了同力公司的公章。”判决主文为：“同力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博华公司70万元。”同力公司不服判决，向北京一中院提起上诉，北京一中院于2007年11月11日作出（2007）一中民终字第115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8年4月20日，海淀法院作出（2008）海民执字第337号民事裁定书，载明：5198号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博华公司于2007年12月12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未发现同力公司可供执行财产，裁定本次执行程序终结。2017年12月15日，海淀法院作出（2017）京0108执异字第37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2007）海民初字第5198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申请执行人由博华公司变更为刘小瑛。同力公司系于2003年8月27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其工商档案中载明：于渊出资16.5万元、闫鸣出资11万元、丁毅出资10万元、黄晔出资5万元、许立武出资5万元、王蕾出资2.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于渊。北京伯仲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3年8月25日出具验资报告确认申报的注册资本50万元已全部到位。公司设执行董事1人、监事1人，由股东会选举。2003年12月23日，同力公司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3号召开第一届第7次股东会，形成以下决议：许立武将同力公司1.5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闫鸣，将同力公司1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于渊，增加新股东蔡力军，增加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其中于渊增加15万元，闫鸣增加15万元，蔡力军增加20万元，同意修改章程。同日，同力公司申请企业变更登记,申请将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同日，同力公司修改章程，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出资修改为：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丁毅10万元、黄晔5万元、王蕾2.5万元、许立武2.5万元、于渊32.5万元、闫鸣27.5万元、蔡力军20万元。北京三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30日出具变更验资报告，确认新增注册资本50万元全部到位。2003年12月23日，同力公司召开第2届第1次股东会，形成决议如下：变更股东及股东投资情况，注册资本100万元，丁毅出资10万元，黄晔出资5万元，王蕾出资2.5万元，许立武出资2.5万元，于渊出资32.5万元，闫鸣出资27.5万元，蔡力军出资20万元；同意修改后的章程。全体股东在决议上签字。2007年11月6日，同力公司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3号院主楼303号召开了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应到股东7方，实到7方，会议决议如下：1.同意吸收葛松为公司新股东；2.同意股东于渊在同力公司货币出资32.5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葛松，并退出股东会；3.同意免去于渊执行董事职务及其法定代表人资格；4.同意解聘于渊经理职务；5.同意修改公司章程；6.同意公司其他事项不变。同日，同力公司召开第三届第1次股东会，决议如下：同意由葛松、闫鸣、蔡力军、丁毅、黄晔、王蕾、许立武组成新的股东会，注册资本100万元不变，葛松出资32.5万元，闫鸣出资27.5万元，蔡力军出资20万元，丁毅出资10万元，黄晔出资5万元，王蕾出资2.5万元，许立武出资2.5万元，同意选举葛松任公司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聘用葛松为公司经理，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同日，同力公司提出企业变更登记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由于渊变更为葛松。2008年10月29日，海淀工商局出具（2008）第D232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当事人名称同力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3号院主楼303号，法定代表人葛松，经查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接收年度企业年检，也未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告规定的截止日期2008年7月15日以前补办年检手续，……，处罚如下：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之后，同力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根据同力公司工商查询信息，葛松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担任执行董事和总经理，闫鸣为监事。2018年4月16日，刘小瑛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将闫鸣、黄晔、蔡力军、王蕾、葛松、丁毅、许立武及于渊起诉至海淀法院，要求八被告共同给付刘小瑛依据（2007）海民初字第5198号民事判决对同力公司享有的债权712892元及利息。2018年6月22日，刘小瑛以蔡力军已死亡为由撤回对其的起诉。海淀法院口头裁定准许撤回对蔡力军的起诉。2018年10月30日，黄晔、王蕾、丁毅、许立武分别与刘小瑛达成和解协议，在协议签订之日分别一次性支付给刘小瑛52391.49元、26465.75元、105862.99元、26465.75元。刘小瑛随后撤回了对黄晔、王蕾、丁毅、许立武的起诉。海淀法院口头裁定准许撤回对蔡力军的起诉。因查明YANMING（闫鸣）已加入美国国籍，案件应当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海淀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将该案移送至本院。另查，YANMING(闫鸣)在本案诉讼中提交了其原中国护照签注页，主张其并不参与同力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工商登记档案中所谓的2007年11月6日股东会决议其并未出席参加。YANMING(闫鸣)护照签注页记载：2003年10月9日由北京入境，2004年4月10日由北京出境，2004年9月21日由北京入境至2004年10月22日出境，2008年9月25日入境。另查,关于刘小瑛主张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第一部分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是因为海淀法院作出的5198号民事判决,判决同力公司给付博华公司70万元;利息自2007年12月7日起计算,依据是北京一中院作出的（2007）一中民终字第11594号判决,该判决在2007年11月26日作出，十天的履行期满后的次日就是2007年12月7日;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双倍计算到2014年7月31日,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中的计算方法。第二部分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日起至2018年10月29日（同力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依据是《北京市高、中级法院执行局（庭）长座谈会（第四次会议）纪要——关于计付迟延履行利息、迟延履行金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确定的标准计算。第三部分利息，以501166.02元为基数（2018年10月30日刘小瑛与王蕾、许立武、黄晔、丁毅以211725.98元达成和解，700000元加上海淀法院5198号案件的受理费12892元再减去211725.98元即为501166.02元），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自2018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本院认为，被告闫鸣系美国籍公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规定，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本案诉讼程序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关于本案准据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本案中，刘小瑛以三被告未履行公司清算义务，造成其债权损失为由，起诉三被告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实质上属于侵权之诉。同力公司及刘小瑛的住所地在北京，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闫鸣、葛松、于渊应否就同力公司在海淀法院（2007）海民初字第5198号民事判决中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因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本质上属于清算义务人对公司债权人的一种侵权责任，应符合以下构成要件：一、股东有违反法律规定怠于或不当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二、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三、股东“怠于履行义务”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现结合本案已查明事实，对三被告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逐一进行分析：（一）关于闫鸣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闫鸣辩称，其长期在国外，并未参与同力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从同力公司成立至2008年10月29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期间，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分别由于渊、葛松担任，虽在工商档案中显示闫鸣担任同力公司监事，但闫鸣已提供证据证明其长期在国外居住；另外，同力公司工商档案中载明2007年11月6日同力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于渊将股权转让给葛松，由葛松担任同力公司法定代表人，而闫鸣亦有证据证明该次股东会召开时其并不在北京，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闫鸣并未参与同力公司的实际经营，故其在同力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组织公司进行清算，亦难以认定其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既然无法证明闫鸣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行为，刘小瑛主张闫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葛松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葛松经法庭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自行放弃相关诉讼权利。根据同力公司工商档案显示，葛松于2007年11月6日受让于渊的股份，并担任同力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同力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葛松出资额为32.5万元,持有同力公司的股份最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葛松作为同力公司大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在同力公司于2008年10月29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负有及时组织清算的义务，但葛松并未依法组织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因此，葛松的消极行为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刘小瑛受让的博华公司对同力公司的债权，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同力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本案中，葛松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应诉，本案无证据证明同力公司的账册、重要文件的下落或同力公司能够进行清算，因此可以推定同力公司无法进行清算，葛松不能举证证明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同力公司无法清算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其应当对同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博华公司或刘小瑛未就5198号民事判决中确定的债权获得同力公司任何清偿，而刘小瑛在海淀法院的诉讼中，与同力公司的股东黄晔、王蕾、丁毅、许立武分别达成和解协议，获得211725.98元的债务清偿。现刘小瑛主张葛松就同力公司的剩余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但刘小瑛主张的债务数额为501166.02元，该数额中包含了5198号民事案件的案件受理费12892元，该案件受理费由同力公司股东负担，无法律依据。刘小瑛的诉讼请求中，700000元减去211725.98元（已经通过和解获得）的数额，即488274.02元部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刘小瑛主张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的计付期间与利率标准亦无不妥，本院亦予以支持。（三）关于于渊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上述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系法定的清算义务人。同力公司于2008年10月29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方须由清算义务人及时进行清算，而根据同力公司工商档案，于渊已于2007年11月将公司股权转让给葛松，故同力公司依法应当进行清算时，于渊已不具备同力公司的股东资格，不再负有法定的清算义务。于渊在足额缴纳出资款后转让其股份，相关的权利义务由受让股份的股东一并继受，仅依据于渊在同力公司涉诉期间将股份出让的行为，并不能认定为其滥用股东有限责任。故对刘小瑛以于渊滥用股东有限责任为由要求于渊就同力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葛松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刘小瑛的诉讼请求中合法有据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不足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葛松对依据（2007）海民初字第5198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北京和华同力科技有限公司对原告刘小瑛的488274.02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被告葛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小瑛支付488274.02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以700000元基数，自2007年12月7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双倍计算；2.以700000元基数，自2014年8月1日起至2018年10月30日止，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利率计算；3.以488274.02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刘小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929元，由原告刘小瑛负担129元（已交纳），由被告葛松负担108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刘小瑛、被告葛松、被告于渊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闫鸣（YANMING）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冀 东审 判 员  崔智瑜人民陪审员  王润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 助理  王 静书 记 员  王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