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5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仲元，男，1973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尧尧，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一点致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杨公庄1号1-7幢1层103号。法定代表人：陈兹武，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兴锁，北京甲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仲元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一点致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点致远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11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仲元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11577号民事判决；2.确认一点致远公司2018年9月25日的两份股某决议不成立；3.判令一点致远公司撤销增加注册资本4000万元和股东出资变化的工商变更登记，恢复到原有注册资本和股东出资登记；4.一、二审诉讼费由一点致远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王仲元的主张理解和认定错误，对案件重要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为“2018年9月25日股某决议作出之前，对于王仲元所谓的隐名股东的显名并无相关股某决议决定，也无股东名册和相关生效判决确认其股权归属，亦无证据证明隐名股东的身份得到了公司和股东一致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照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因此，即使王仲元主张的隐名股东存在，也因未被确认股东资格而无权要求直接参加公司股某，更不得以隐名股东未参与表决为由要求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上述认定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对王仲元的主张理解和认定错误。1.王仲元一审的诉讼请求和法庭陈述，从未主张和要求隐名股东显名，且是否显名是隐名股东的权利，作为非隐名股东的王仲元不可能在本案中越权主张。2.本案并非隐名股东要求直接参加公司股某，亦不是以隐名股东未参与表决为由要求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二）一审判决对案件重要事实认定错误，陈兹武代持的15%的公司股份得到了公司和股东的一致认可。王仲元一审提交的证据，即2017年2月6日股某议决议、邮件公证书、2016年3月7日牛海龙邮件、一点致远股东监事群微信截屏、一点致远--创始团队2016.2.19微信群截屏6份证据不仅证明公司决议确认了陈兹武代持15%的公司股份，也证明了陈兹武本人亦做了确认，且得到了公司和股东的一致认可。二、王仲元提出相关诉讼请求的基础在于：陈兹武虽然代持15%的股份，但并未获得被代持人的表决权授权，在未获得表决权授权的情况下，陈兹武无权代表被代持人投票表决，而减去该15%的表决权，诉争股某决议未获得《公司法》要求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因而诉争股某决议不成立。因此，一审判决关于“表决结果的通过比例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不存在王仲元主张的股某决议不成立的情形”的认定错误。一点致远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仲元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陈兹武与任何人均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陈兹武认缴了一点致远公司39%比例的出资额，进行了工商登记并记入了公司章程，陈兹武也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有权按照该比例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二、是否存在王仲元主张的股权代持问题，隐名股东既未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也未受让或以其他方式继受公司股权，王仲元不存在股权代持事实，至于王仲元一审提交的相关材料中有股权代持的表述，仅是创始股东之间为促进公司发展，维系公司核心团队凝聚力在未来给予员工股权激励的构想，并未形成具体可行的、有明确被激励对象以及相应股权比例的、有法律效力的、并且获得公司最终确认的方案。三、退一步说，即便存在股权代持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精神，隐名股东在未经公司或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情况下，仅有向显名股东主张投资收益的有限的权利，并不享有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更不享有股东表决权，在此情况下更不存在表决权授权。因此，涉案股某决议出席会议股东人数及所持表决权、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王仲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一点致远公司2018年9月25日作出的两份股某决议不成立；2.判令一点致远公司撤销增加注册资本4000万元和股东出资变化的工商变更登记，恢复到原有注册资本和股东出资；3.诉讼费由一点致远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点致远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25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认缴出资额为陈兹武39万元，王仲元21万元，韩维生15万元，王清泉9万元，牛海龙9万元，刘夏林7万元。2016年4月1日，陈兹武向一点致远公司支付出资款39万元。2016年8月1日，一点致远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200万元，股东出资额修改为陈兹武认缴39万元、实缴39万元，王仲元认缴21万元、实缴21万元，韩维生认缴15万元、实缴15万元，王清泉认缴9万元、实缴9万元，牛海龙认缴9万元、实缴9万元，刘夏林认缴7万元、实缴7万元。章程第十三条载明：股某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17年7月15日，一点致远公司召开股某，形成股某决议，对章程进行如下修改：一、在原章程第八条股东行使的职权范围中增加如下内容：（十一）根据《股东合伙人约定协议书》之约定，审议并决定股东限制性股权的兑现方案，公司全体股东对股某会议决议内容予以遵照执行；（十二）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股东（仅限在公司任职并存在劳动关系）对公司的贡献、工作表现，决定公司定向增资扩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向公司现有全部或部分股东及公司外部投资者进行增资扩股，全体股东对股某议决议内容予以遵照执行。二、将原章程第十三条修改为：股某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以及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第八条之（十一）和（十二）约定事项，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18年9月25日，一点致远公司召开股某，并形成两份决议。其中决议一内容为：“1、同意增加新股东宁波保税区纽卡共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同意修改公司章程。”陈兹武、牛海龙、王清泉、韩维生在股东签名处签字。决议二内容为：“……2、同意注册资本变更为4200万元，变更后的出资情况为：股东陈兹武出资1559.88万元，股东韩维生出资934.5万元，股东刘夏林出资126万元，股东宁波保税区纽卡共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291.9万元，股东牛海龙出资600.6万元，股东王清泉出资645.12万元，股东王仲元出资42万元。3、同意由陈兹武、韩维生、刘夏林、宁波保税区纽卡共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牛海龙、王清泉、王仲元组成新的股某。4、同意修改公司章程。”陈兹武、牛海龙、王清泉、韩维生、宁波保税区纽卡共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纽卡共福企业）在股东签名处签字盖章。王仲元认可收到了参加股某的通知，也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参加了会议，但因反对决议结果而未签字。刘夏林亦未在上述股某决议上签字。2018年9月25日，一点致远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增加至4200万元，并将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为陈兹武持股37.14%，韩维生持股22.25%，王清泉持股15.36%，牛海龙持股14.3%，纽卡共福企业持股6.95%，刘夏林持股3%，王仲元持股1%。王仲元主张该两份股某决议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规定的通过比例，故提起本诉，要求确认决议不成立。一审法院另查一，为证明陈兹武与隐名股东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王仲元提供以下证据：1、2017年2月5日一点致远公司股某决议，证明陈兹武代持员工股份的事实，且根据40%的比例计算，陈兹武本人持股比例应为24%。该股某会议主题为一点致远公司创始人股权确权方案，内容载明：一点致远公司的注册股份属于限制性股权，需要经过4年在公司全职和称职的工作才能逐步兑现，从公司成立到2017年1月31日止确权比例分别为：陈兹武9.6%，王仲元8.4%，韩维生6%，王清泉4.5%，牛海龙4.5%，刘夏林2.8%。未兑现的股权在2017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分期兑现，具体兑现的标准和规则另行讨论确定。大家一致同意由陈兹武代持的员工股份按照40%确权并在三个月内成立合伙持股平台。2、公证书2份，公证内容为刘夏林与陈兹武的往来电子邮件，证明陈兹武确认代持15%股权的事实。2018年5月27日，刘夏林向陈兹武、王清泉、牛海龙等人发送邮件，内容载明：“2、员工持股平台占纽卡福的15%的股权与陈总之前在一点致远代持的15%股权有没有联系？若没有联系，我个人希望能够把一点致远的代持股份的事情大家在股某议上说清楚。”当日，陈兹武回复称：“第二点15%是用于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股份平台，这也是钟鼎进驻的前提，至于一点我代持的15%跟当初的约定没有任何区别和变化”。3、牛海龙于2016年3月7日发送的电子邮件，证明中小股东的持股比例。该邮件内容载明：“泉哥和老韩：根据前天讨论的中小股东股权分配方案，我把数据发给你们，请大家分头沟通……2原始股份，全职股东采用四舍五入方式计算最终比例，以陈总签署代持协议作为凭证；3至于后期的期权激励，中小股东和合伙人是采取统一的方案；4对于未全职的中小股东，预留0.5股权收益作为未来我们偿付的依据。泉哥负责的是：海清、万芹、敬明、小磊；老韩负责的是彭立铭；我负责谈军的沟通。”该电子邮件附件为“中小股东分配方案”表格，载明了田海清、张敬明、杨万芹、谈军、彭立铭、秦小磊、赵墨、王豫鹏、周玉揭、周俊峰调整后的股权占比。一审庭审中，王仲元主张中小股东持股比例与上述邮件附件不一致，张敬明退出了，田海清（即牛海清）、杨万芹、谈军、彭立铭、秦小磊持股共计6.95%，郭俊华持股8.05%，均由陈兹武代持，但均未提供代持协议。4、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陈兹武自认仅持有24%股权。2018年6月24日，牛海龙在“一点致远--创始团队2016.2.19”微信群发言并@陈兹武：“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无脸面对跟着走过来两年多的中小股东：小磊、万芹、立铭、海清、谈军，还有还不是股东的晓伟、亚静、小朱他们，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就坦然面对吧，和大家说清楚……”陈兹武于同日回复称：“我也就24%股份嘛，为什么要操100%的心呢，我们直面问题，想解决的任何问题提出来，想明确股权的拿出方案来……中午跟哥们喝多了，不好意思……”5、微信聊天群截图，群聊名称为“一点致远股东监事群”，证明牛海清、杨万芹、谈军、彭立铭、秦小磊以股东身份加入该微信群。一点致远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代持关系的存在必须以代持协议及出资凭证为基础，上述证据即使作出“代持股份”的表述，但就受让方、转让方式、价款等事项并未达成一致，不能视为代持关系成立。一审法院另查二，秦小磊、牛海清、杨万芹、谈军、彭立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中，秦小磊、牛海清、杨万芹表示其并非一点致远公司股东，与陈兹武之间并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从未对股权代持事项进行过协商；谈军、彭立铭表示与陈兹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分别由陈兹武代持一点致远公司1%和1.5%的股权，但并未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向一点致远公司出资，也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没有证据证明股东身份。郭俊华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证人证言，称郭俊华在一点致远公司的股权比例为8%，其他小股东为7%，均由陈兹武代持，但未提交代持协议。陈兹武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证人证言，称陈兹武自一点致远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按照39%的股权比例行使股东权利，出资款均来源于自有资金。股某决议、邮件往来、微信聊天内容等材料中提到的代持问题，指的是创业初期股东之间口头商议的股权激励，但最终并未达成一致方案，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代持关系，事实上也并不存在任何股权代持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仲元诉称2018年9月25日股某表决结果未达到法定通过比例而不成立的问题。首先，2018年9月25日股某决议作出之前，对于王仲元所谓的隐名股东的显名并无相关股某决议决定，也无股东名册和相关生效判决确认其股权归属，亦无证据证明隐名股东的身份得到了公司和股东一致认可。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照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因此，即使王仲元主张的隐名股东存在，也因未被确认股东资格而无权要求直接参加公司股某，更不得以隐名股东未参与表决为由要求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其次，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及一点致远公司提供的股某会议通知、会议记录、表决情况统计等证据，一点致远公司按照通知的时间、地点按规定召开了股某、对决议事项进行了表决，且出席人数及所持表决权、表决结果的通过比例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不存在王仲元主张的股某决议不成立的情形。因此，王仲元主张2018年9月25日股某决议不成立、并据此要求撤销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仲元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期间，本院补充查明：王仲元主张郭俊华、杨万芹、谈军、彭立铭、秦小磊、牛海清6人系隐名股东，曾以股东身份参加过股某并形成过决议，但因为是隐名股东，未在决议上签字，且文件因为搬家找不到了。一点致远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王仲元未就隐名股东的代持协议或出资情况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关于2018年9月25日的股某的召开程序和表决情况，王仲元主张会议召开通知时没有议案，议案提交存在延迟情况，系开会前临时发送，其本人和股东刘夏林系电话参加；一点致远公司辩称，相关议案均提前发给了参会股东，议案提交时间与会议通知要求的时间存在不到一小时的迟延，属于轻微瑕疵，不影响决议的效力。一审中，王仲元亦表示，这些程序性瑕疵，不在本案中主张。王仲元另主张，股某记录的签名非本人签署，均为代签；一点致远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王仲元未提供证据予以进一步证明，亦未采取其他法律手段主张权利。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如下两点：一是陈兹武所持一点致远公司的股权是否存在代持；二是涉诉股某决议表决结果是否达到法定通过比例。一、关于陈兹武所持一点致远公司的股权是否存在代持的问题。首先，《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照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本案中，一点致远公司表示公司没有股东名册。其次，根据2016年1月一点致远公司成立时的章程记载，公司股东分别为陈兹武、王仲元、韩维生、王清泉、牛海龙和刘夏林6人。2016年8月一点致远公司章程和2018年1月一点致远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均为上述6人。2018年9月25日股某召开时，股某应到6人，实到6人，参加该次股某的股东，仍为公司章程记载的6名股东。再次，王仲元主张一点致远公司存在6名隐名股东，该6人的股权由陈兹武代持，对此提交了2017年2月份的股某议决议及微信群截屏等予以佐证。但该份股某议决议，虽提到“陈兹武代持的员工股份”但并未明确指出代持何人股份及代持数额；相关微信聊天截屏也未明确隐名股东的具体人员、持股比例、代持关系等情况。最后，一审法院审理期间，传唤了相关人员到庭，秦小磊、牛海清、杨万芹3人明确否认存在代持事宜；谈军、彭立铭表示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但未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未向一点致远公司出资，也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郭俊华主张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但未提交代持协议。王仲元所主张的隐名股东，在本案中均未明确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行使股东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王仲元主张一点致远公司存在隐名股东，其股权由陈兹武代持，但隐名股东未经股某决议明确认定，无股东名册予以记载，王仲元指认的人员，部分否认存在代持情况，部分主张与陈兹武存在代持关系但又不能提供代持协议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一点致远公司和陈兹武对此均不予认可，王仲元亦未就所主张的隐名股东的代持协议、直接出资的记录等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依据在案证据，无法确认陈兹武所持一点致远公司的股权存在代持，且即便存在代持，隐名股东也因未显名化而不能参加股某、行使股东权利。二、关于涉诉股某决议表决结果是否达到法定通过比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某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某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根据2018年9月25日前一点致远公司的3份章程记载，陈兹武持股比例39%，王仲元持股比例21%，韩维生持股比例15%，王清泉持股比例9%，牛海清持股比例9%，刘夏林持股比例7%。在该次股某之前，6名股东均按照该持股比例行使股东权利。2018年9月25日，一点致远公司召开股某，王仲元认可收到了参加股某的通知，也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参加了会议，但因为反对决议结果未签字，刘夏林亦未签字，陈兹武、牛海龙、王清泉、韩维生4人在股某决议上签字同意该表决结果。此时，陈兹武、牛海龙、王清泉、韩维生4人的持股比例为72%，符合《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股某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也符合一点致远公司当时的章程第十三条“股某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巨额以，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变革公司形式的决议以及审议本公司章程修正案第八条之（十一）和（十二）约定事项，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王仲元虽然主张该公司章程不准确，称相关的股东签字均为代签，但一点致远公司对此不认可，王仲元亦未采取法律手段主张权利。故王仲元主张2018年9月25日股某决议表决结果未达到法定比例，依据不足，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认可。综上所述，王仲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仲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银豪审 判 员 潘 伟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梁志勇书 记 员 洪 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