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冀02民终2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树友，男，1963年7月5日生，汉族，现住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允周，男，1944年5月16日生，汉族，现住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立霞，女，1977年4月5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唐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市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公司。住所地唐山市。法定代表人：王玉东。委托诉讼代理人：耿颖，河北唐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树友因与被上诉人唐山市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7民初2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树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允周、董立霞，被上诉人唐山市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树友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7民初264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在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首先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六张现金收据，证明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储运总公司向上诉人借款人民币30171元，该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得到确认。其次，根据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2016)冀0207民初515号民事判决及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2民终3467号民事判决显示被上诉人唐山市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公司于2006年接收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储运总公司。(2016)冀0207民初515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2段第三行：“2006年原告(注：唐山市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公司)接收上诉企业(注：上述企业即为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储运总。”在(2017年)冀02民终3467号民事判决中显示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因此根据上述两份判决可以确认2006年被上诉人已经将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储运总公司接收，应当对其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享有债权的事实是错误。2、根据(2016)冀0207民初515号及(2017)冀02民终3467号民事判决显示被上诉人已经接收了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储运总公司，并享有了其部分债权，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理应对其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对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储运总公司的债务不承担偿还责任既无法律规定亦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相悖。二、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限制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首先，在一审诉讼中，上诉人为了证明被上诉人与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储运总公司之间的承继关系，向法庭提交了(2016)冀0207民初515号及(2017)冀02民终3467号民事判决书。按照法院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对上述证据组织质证并在判决中就其审核认定进行说明。但一审法院违背法律规定，对上述证据均不予审查且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其行为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其次，在一审诉讼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当事人因客观情况无法搜集的证据，当事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人民法院应当调取。而一审法院视法律规定于不顾，对上诉人的申请不予理踩亦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民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前所述，上诉人已经出示债权凭证，并且对被上诉人与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储运总公司之间的承继关系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并按照法律规定向法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但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部分证据不予组织质证并进行评述，对上诉人的调査取证申请不予理睬，却反而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属于典型的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上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上诉。唐山市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系破产企业债务承担人,并不发生被上诉人承继破产企业债务的法律效果。被上诉人不能成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应裁定驳回上诉。首先,通过上诉人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与上诉人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主体是原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原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曾经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因此,该企业的债权、债务应由其独自承担。其次,原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已于2002年4月28日申请破产,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7月6日作出(2002)丰民破字第12-2号民事裁定书终结该公司破产还债程序,并于2004年7月6日作出公告。基于破产清算程序对破产债权的强制消灭效力,意味着该企业法人有关的债权、债务亦随着企业破产程序终结而归于消灭。因此,原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的债权、债务随着该企业破产终结而归于消灭。三是,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系债务承担人,并不发生被上诉人承继破产企业债务的法律效果。(2016)冀0207民初515号、(2017)冀02民终3467号两份民事判决产生的背景是原储运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董允周,也就是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任职期间曾向原储运总公司借款50340元。后因原储运总公司于2002年4月28日申请破产,而董允周仍不偿还该笔借款,导致企业无法正常清算。为确保企业破产程序顺利进行,故董允周与被上诉人达成协议,由被上诉人代董允周先行垫付该笔借款,后由被上诉人向董允周享有追偿权。而并非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承继破产企业债务的情形。而且,通过2019年7月12日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上诉人提出的“唐山市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公司接收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的观点并无文件规定,也无相关证据,而是当事人一方的想当然。二、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据原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破产档案中的破产申请可以看出,该企业于1997年因连年亏损已被迫停业。依据诉讼时效的相关法律规定,被告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1997年企业被迫停业时”起算。而原告在事隔22年后才诉至法院,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董树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返还原物产企业集团储运公司1994年-1995年向董树友借款本金30171元。2、返还因借款所产生的利息共计1万余元。3、诉讼费用由唐山市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5月12日、1994年12月23日、1995年2月8日、1995年3月23日、1995年5月9日、1995年7月19日，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储运总公司向董树友出具现金收据六张，载明：今收到董树友交来公司向职工借款月息21‰，六张收据总计金额30171元，收据并有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储运总公司财务专用章，经手人签字。2002年4月28日，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向丰南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2002年4月30日，丰南市人民法院裁定宣告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破产还债。同年6月25日丰南市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报发布公告，公告要求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2004年7月6日，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终结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的破产还债程序，并公告该公司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一般债权人债权不能受偿。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董树友向被告唐山市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公司主张债权，应举证证明对被告享有债权。原告提供的现金收据显示借款方系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储运总公司，该公司与被告公司系两个不同的法人，被告公司并非借款人。原告证据亦不能证明被告系债务承担人，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改制系依法破产，并不发生由被告承担破产企业债务的法律效果。故原告的诉请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树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4元，由原告董树友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民事起诉状一份、书面证言三份、通话录音一份。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与董树友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是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对此双方均无异议。2002年4月28日，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向丰南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2002年4月30日，丰南市人民法院裁定宣告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破产还债。同年6月25日丰南市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报发布公告，公告要求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2004年7月6日，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终结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的破产还债程序，并公告该公司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一般债权人债权不能受偿。董树友主张唐山市丰南区物产企业（集团）公司承接了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储运总公司的债权债务，理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董树友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综上所述，董树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4元，由董树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健审判员 孙乾辉审判员 刘蒙蒙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