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2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益里硒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桥兴大道332号左边商业大楼A31。法定代表人：陈国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博齐，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娇，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秋庭，男，1973年6月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婷，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益里硒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里硒地公司）与被上诉人陈秋庭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19）粤0191民初2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益里硒地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益里硒地公司无需返还本金及利息（不服金额共计49702元，其中本金48000元，利息1702元）；2.益里硒地公司不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错误将本案认定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应为股东出资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益里硒地公司与陈秋庭分别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益里（阳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里阳江公司）。益里阳江公司的成立顺序及股东变化情况如下：2019年3月2日各股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股东会议决议）》（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股东为益里硒地公司、陈秋庭、邓健、张正光、黎松辉；后投资人根据该协议书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益里（阳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益里阳江公司章程》），只是最终公司章程的股东与该协议书的股东有所变更，持股比例也有所变更，公司章程最终确认股东为：益里硒地公司、陈秋庭、邓健、佛山市云之光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之光公司）。但益里硒地公司、陈秋庭一直都是作为益里阳江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将股东出资定义为不当得利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关键证据《第一期股东投资款项使用中与广州益里硒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理清情况表》（以下简称《财务理清情况表》）虽然有益里硒地公司的公章，但该盖章仅是益里硒地公司对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的一种确认，并不代表益里硒地公司认可向陈秋庭退还48000元。该情况表右下面“股东签名”处有三位股东的签名，即使益里硒地公司盖章确认情况表的内容，盖章的落款也应该同三位股东的签名一起落在右下角而非最上面，盖章在上面显然不是确认情况表的内容，而是为了确认该证据是由益里硒地公司提供的。事实上，益里阳江公司从成立至今一直存续经营，益里硒地公司及各股东并未放弃经营或清算，情况表的真实意思只是理清益里硒地公司所代为保管的益里阳江公司股东出资款的使用明细情况，并无其他任何承诺。三、一审法院仅凭《财务理清情况表》就认定益里硒地公司同意退还48000元，错误的停留在表面的语言，完全是断章取义，扭曲涉案款的性质，导致本案事实严重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股东内部纠纷，并不涉及公司以外第三人的外观主义及以来利益保护，因此应探究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以股东的真实意思来认定涉案款的性质和用途。陈秋庭于2019年3月1日向益里阳江公司出资240000元，出资款先行支付至益里硒地公司账户内。2019年3月5日，益里硒地公司向阳春市两发包人转账支付了旱地租金及押金。2019年3月10日，益里硒地公司分别向3位自然人股东的私人账户内各退回112756.8元。益里阳江公司作为设立中公司，实际上一直存在租赁旱地运营行为，因阳春市经济不发达，为方便各股东更便捷的开展工作，益里硒地公司将3位自然人股东的出资款退回其各自私人账户，目的是解决益里阳江公司业务经营中使用现金支付相关费用，仍然是为了益里阳江公司的经营使用，并非是益里硒地公司认可无合理理由收取陈秋庭的汇款。对于该情况，陈秋庭明知且签名确认是用于益里阳江公司的经营使用。本案中，《财务理清情况表》中表述“退款”存在语言瑕疵，但退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益里阳江公司的股东更好开展经营，一审法院不顾退款的目的性质，完全是错误的。四、瑕疵账号是益里硒地公司无偿提供给益里阳江公司临时使用的，瑕疵不足以否认股东之间共同设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股东的出资均用于益里阳江公司的实际运营，不能因账号瑕疵而成为个别不诚信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依据。益里阳江公司于2019年4月9日登记成立，故2019年3月2日至4月9日期间，益里阳江公司实际上为设立中的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因此无公司账户，也无公司公章。同时，《财务理清情况表》说明中也记载“第一期投资共120万，因公司没有开账户，所以把钱同意汇到益里硒地公司账户上”，陈秋庭作为股东之一签名确认。因此，本案争议的48000元实际是2019年3月1日陈秋庭的出资款24000元的一部分，陈秋庭直接汇入益里硒地公司账户上。虽然收取股东出资款的账户并非益里阳江公司的账号，但该瑕疵陈秋庭是知晓且同意的，益里硒地公司也未从中获利，因此陈秋庭诉请该笔款项为不当得利与事实不符。事实上，益里阳江公司作为种植业公司，在2019年3月2日至4月9日期间，作为设立中的公司，没有公章，为了赶农时备耕，由陈秋庭作为益里阳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3月2日与发包方阳春市岗美镇那旦村委会下良自然小组签订《水田旱地租赁合同》，村民代表为邹杏旭，陈秋庭有签字按押；同时于2019年3月8日与发包方阳春市岗美镇新埠村委会坡一坡二自然小组签订《水田旱地租赁合同》，村民代表为余旭恒，陈秋庭有签字按押；且益里阳江公司的注册地址也位于阳春市××××村，益里硒地公司已根据租赁合同向上述两发包方公支付租金、押金474404元，而益里硒地公司付款账号也是陈秋庭于2019年3月1日汇入240000元账号。由此可见，陈秋庭投入240000元实际就是对益里阳江公司的股东出资款，且股东出资款已实际用于公司的经营。同时，根据《财务理清情况表》显示，陈秋庭汇入的240000元出资款中也有部分用于益里阳江公司的成本费用，且陈秋庭有签字确认。且根据益里硒地公司提交的证据《益里阳江公司成本费用报账明细表》也证明益里阳江公司一直在运营，各股东为了益里阳江公司也有实际支出，股东的出资均用于公司的运营，陈秋庭也签名确认。综上所述，陈秋庭汇款到益里硒地公司账户内的240000元为股东出资款，也实际用于益里阳江公司的经营成本中。现陈秋庭却以不当得利要求益里硒地公司返还，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是抽逃股东出资行为。五、一审法院将本是益里阳江公司所有的财产认定为股东个人财产，显然侵害了益里阳江公司的合法权益。陈秋庭、益里硒地公司均为益里阳江公司的股东，股东出资款应归益里阳江公司所有，益里硒地公司仅仅是先行代为保管益里阳江公司的财产，陈秋庭、益里硒地公司均无权处分益里阳江公司的财产，非经法定的减资程序或清算程序，任何股东无权要求益里阳江公司退还出资款。一审法院将本应是益里硒地公司代为保管的各股东出资款认定为不当得利，是将益里阳江公司的公司财产转变为个人财产，违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违反公司法的规定。陈秋庭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陈秋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益里硒地公司返还不当得利127243.2元及利息（以127243.2元为本金自2019年3月10日起至益里硒地公司归还完毕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益里硒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秋庭于2019年3月1日向益里硒地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240000元，2019年3月10日，益里硒地公司向陈秋庭的银行账户转账112756.8元。陈秋庭主张其中益里硒地公司尚未归还的127243.2元未有取得法律依据，应予以返还。益里硒地公司则认为上述款项为双方投资合作协议款，并提交了相应证据。益里硒地公司提交的2019年3月2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显示，合作投资人为陈秋庭、邓健、张正光、黎松辉、益里硒地公司，其中陈秋庭、邓健、张正光各占股20%，黎松辉占股10%，益里硒地公司占股30%，共同设立益里阳江公司。公司注册资本400万元，合作经营期限30年（从公司成立之日起）。股东出资额、出资时间和出资方式记载，第一次于2019年3月1日陈秋庭、邓健、张正光三人出资24万元，黎松辉出资12万元，益里硒地公司出资36万元。益里硒地公司提交了陈秋庭、邓健于2019年3月1日、李伙英于2019年3月4日向其各转账24万元的银行收款回单，称，由于益里阳江公司未成立未有公账，成立公司需要支付的费用必须公账对公账，故个人股东先将出资款转入益里硒地公司的账户，由益里硒地公司账户对外支付因成立益里阳江公司所需款项。益里硒地公司称，上述款项已部分用于支付为益里阳江公司成立及经营所需而租赁的土地，并提交了两份《水田旱地租赁合同》。2019年3月2日签订的《水田旱地租赁合同》发包方为阳春市岗美镇那旦村委会下良自然小组，承包方的法定代表人处有陈秋庭签名及指印，租赁地名、界至和面积为良村垌253亩，龙田47亩，另仔旱地30.18亩，全为水田旱地共计面积330.18亩。租赁期共为20年，从2019年3月11日至2039年3月10日止。用于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基地，亚热带果树、香蕉及其他农作物的育苗和种植。租金第一阶段2019年3月11日至2025年3月10日每亩每年600元；第二阶段2026年3月11日至2033年3月10日每亩每年650元，第三阶段2034年3月11日至2039年3月10日每亩每年700元。以上3个阶段期间每2年缴交一次租金，先缴租金后使用。双方在签订合同时，需交20000元押金作为保证金，在合同期满作清理场地费用，清理完毕后归还。如拖欠租金逾期两个月后还无法交租金的按每日0.5%交滞纳金，到时发包方可单方解除合同并没收各种地面不动产。该份合同乙方处有陈秋庭、邓健、张正光、黎松辉签名及指印，以及益里硒地公司公章。为履行上述合同，益里硒地公司向邹杏旭于2019年3月5日转账一笔20000元，一笔396216元。邹杏旭出具收据，注明收到益里硒地公司支付的2年土地租金396216元（2019年3月11日至2021年3月10日）以及押金20000元。2019年3月8日签订的《水田旱地租赁合同》，发包方（甲方）为阳春市岗美镇新埠村委会坡一坡二自然小组，承包方（乙方）的法定代表人处为陈秋庭。约定租赁水田旱地共计153.3亩，租赁期共20年，从2019年3月11日起至2039年3月10日止，用于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基地、亚热带果树、香蕉及其他农作物的育苗和种植。租金价格为第一阶段2019年3月11日至2025年3月10日每亩每年600元；第二阶段2026年3月11日至2033年3月10日每亩每年650元；第三阶段2034年3月11日至2039年3月10日每亩每年700元。每2年缴交一次租金，先缴租金后使用。甲乙签订合同时，乙方要交10000元押金做保证金，合同期满后，清理场地完毕后将押金归还给乙方。该份合同乙方处有陈秋庭、邓健的签名及指印，以及益里硒地公司印章、佛山市云之光石材有限公司印章。下方有文字“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全体股东签名确认：陈益东、黎松辉”。为履行上述合同，益里硒地公司向余旭恒于2019年3月11日转账58188元，摘要为土地租金。发包方出具两张收据，分别为“今收到益里（阳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租地复耕费押金一万元正”、“收到益里（阳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租地租金2年共183960元”。益里硒地公司提交的益里阳江公司营业执照显示，益里阳江公司成立于2019年4月9日，注册资本400万元，法定代表人陈秋庭，住所阳春市××××号。益里硒地公司另提交了《益里阳江公司章程》，记载合资方有陈秋庭（出资120万元，占30%）、邓健（出资80万元，占20%）、益里硒地公司（出资120万元，占30%）、云之光公司（出资80万元，占20%），均以现金出资，于2020年5月22日前缴付完毕。益里硒地公司另提交了盖有其公章的2019年5月18日签署的《财务理清情况表》，记载陈秋庭、邓健、张正光，出资金额各240000元，交租比例各20%，付租金各79243.2元，已退款各112756.8元，未退款各48000元，退款后实际出资额各192000元，并有陈秋庭、邓健、张正光的签名。该表附说明：1.第一期投资共120万元，因公司没有开账户，所以把钱统一汇到益里硒地公司账户上。其中陈秋庭240000元、邓健240000元、张正光240000元，三人共720000元。2.益里硒地公司第一期第一块地租地款396216元，按每人20%计算扣回79243.2元。3.益里硒地公司退回给陈秋庭、邓健、张正光每人退回112756.8元。按第一期投到益里硒地公司240000元减除地租款、退款，现益里硒地公司还欠陈秋庭、邓健、张正光每人48000元。益里硒地公司应退回给陈秋庭、邓健、张正光。该表下方的股东签名处有陈秋庭、邓健、张正光的签名。益里硒地公司还提交了2019年3月22日出具的《益里（阳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资料”移交清单》，记载益里硒地公司将2019年3月2日签订的《股权合作协议》原件4份、2019年3月2日签订的《水田旱地租赁合同》（阳春市岗美镇那旦村委会下良自然村）原件1份、《土地租金收款收据》（邹杏旭）《合同押金收款收据》原件各1份、《付款回单》（合同押金2万）《付款回单》（土地租金396216元）复印件各1份、《内资企业申请登记申请表》（此表已作废）、益里（阳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登记内资企业（不属内资企业）整套原件（少股东委托办理工商登记委托书1张，在此声明此委托书作废）等材料移交给接手人邓健，监交人处有陈秋庭、黎松辉、陈盛东签名。陈秋庭认为，益里阳江公司成立时登记注册的股东与益里硒地公司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中记载的股东不一致，益里阳江公司并非根据上述协议书设立的，且该协议也并非约定向益里硒地公司出资，益里硒地公司依据该协议无权收取陈秋庭的出资款项。陈秋庭称，由于上述两份租地合同的承租人数不一致，份额未确定，两份租地合同并非针对同一项目。庭后，益里硒地公司补充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益里硒地公司向陈秋庭发送的函件等，证明陈秋庭承认两份土地租赁合同的事实存在。陈秋庭认为益里硒地公司补充提交的函件与本案无关，陈秋庭认为案涉款项是陈秋庭个人转账给益里硒地公司，且在益里阳江公司成立之前，陈秋庭未同意并确认过该款项与益里阳江公司有关，益里阳江公司的股东出资和纠纷是另一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至于聊天记录，是陈秋庭与他人协商讨论的过程，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形成合同或文件，记录中亦没有任何益里硒地公司收取陈秋庭款项拒不返还的合法依据和授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陈秋庭为香港居民，因此本案属于涉港民事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以及粤高法函[2018]115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的复函》，益里硒地公司住所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故一审法院依法取得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故本案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争议焦点在于益里硒地公司收取陈秋庭的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所谓的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根据陈秋庭起诉的事实与理由，陈秋庭在支付240000元至益里硒地公司账户时，是拟进行有关合作，且根据益里硒地公司提交的证据可见，陈秋庭亦在《财务理清情况表》签名确认前期支付被告账户240000元为投资款。根据陈秋庭确认的《财务理清情况表》中记载，陈秋庭确认支付至益里硒地公司账户的240000元中的79243.2元为第一期投资款。无论益里硒地公司提交的两份租赁合同是否与益里硒地公司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有关联，也无论双方就益里阳江公司存在何种关系，陈秋庭已确认其中79243.2元为支付租金，则该部分款项益里硒地公司并未构成不当得利。益里硒地公司称其收取陈秋庭的240000元是由于双方合作设立益里阳光公司，但由于益里阳江公司未成立不存在公账，则由陈秋庭将出资款支付至益里硒地公司账户。除陈秋庭确认支付租金的79243.2元外，益里硒地公司已退回112756.8元给陈秋庭，剩余的48000元仍在益里硒地公司账户中。根据益里硒地公司提交的《财务理清情况表》可见，益里硒地公司认同需退回48000元给陈秋庭，且该表签订时间为2019年5月18日，签订该表时两份土地租赁合同已经签订，相关租赁款项已经支付。益里硒地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48000元系用于双方成立的益里阳江公司，也未有证据证明陈秋庭确认48000元用于益里阳江公司，益里硒地公司对48000元的收取不具有合法依据。益里硒地公司应将无合法依据收取的48000元返还给陈秋庭并支付该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关于利息，由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在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应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最新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益里硒地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48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3月10日起以48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48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最新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陈秋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22元，由陈秋庭负担886元，由益里硒地公司负担536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案件。陈秋庭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民事纠纷案件，依法应参照涉外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时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进行审理，一审法院据此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益里硒地公司收取陈秋庭向其转账的240000元中的48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造成他人损失。由此可见，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在于取得的利益是否有合法根据。本案中，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确认可以看出，陈秋庭、益里硒地公司、邓健、张正光、黎松辉五名发起人拟设立益里阳江公司，且约定各自持股比例和出资时间、金额。但由于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时益里阳江公司尚未成立，故陈秋庭等发起人便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其第一次的出资款分别转入益里硒地公司的银行账户内，由益里硒地公司代益里阳江公司保管案涉投资款并支付了案涉两份《水田旱地租赁合同》项下两块土地的部分承包租金及押金。其中，陈秋庭按照《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向益里硒地公司转账了240000元（含案涉争议的48000元）。由此可见，益里硒地公司收取240000元系基于《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发起人出资义务而代益里阳江公司收取的，而且益里硒地公司在收取第一期投资款后也将该笔投资款用于实际的经营中，陈秋庭在《水田旱地租赁合同》中也作为承包人之一签字确认了，因此益里硒地公司收取陈秋庭的240000元并非没有合法依据。至于后续在公司成立期间发起人之间就投资款使用情况所产生的争议，涉及到案涉48000元是否应当退还的问题，也应当属于公司设立期间发起人之间的出资纠纷，并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陈秋庭以不当得利纠纷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依据；益里硒地公司上诉认为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至于一审法院根据《财务理清情况表》中记载的益里硒地公司还应向陈秋庭退还第一期投资款中的48000元就认定益里硒地公司收取该48000元构成不当得利，本院不予认可。因为根据该情况表可以看出，益里硒地公司向陈秋庭退还48000元是基于各出资人就第一期投资款进行财务清理后的处理意见，应属于发起人之间就出资款的处理方案，并非是益里硒地公司基于不当得利取得该48000元而予以返还。一审法院据此认定48000元构成不当得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益里硒地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19）粤0191民初271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秋庭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43元,均由陈秋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远风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李志明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谢佩君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