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6民终4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绿兴蓝莓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宽甸满族自治县大西岔镇杨林村五组。 法定代表人：栾永玉，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隋燕，女，196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辽宁省合同法研究会法律部副主任，住丹东市振兴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福洋，男，1987年1月5日出生，满族，农民，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岫静，宽甸满族自治县古楼子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明，男，1956年3月8日出生，满族，农民，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单增伟，男，1958年7月25日出生，满族，宽甸满族自治县大西岔镇杨林村村委会主任，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大西岔镇杨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宽甸满族自治县大西岔镇杨林村二组。 法定代表人：单增伟，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上诉人宽甸满族自治县绿兴蓝莓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绿兴蓝莓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高福洋、王玉明、单增伟及原审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大西岔镇杨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杨林村委会）定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辽0624民初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绿兴蓝莓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栾永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隋燕，被上诉人高福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岫静，被上诉人王玉明，被上诉人暨原审被告杨林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单增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绿兴蓝莓合作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高福洋于2018年5月7日与王玉明个人签订蓝莓树买卖合同（详见蓝莓树买卖合同书），被上诉人高福洋向王玉明交付定金20000元，王玉明收取的定金没有交给绿兴蓝莓合作社入账，被个人实际占有。王玉明是以个人名义与被上诉人高福洋签订的蓝莓树买卖合同的，合同中所标明的双方主体为个人，签订合同双方为个人。合同标的物是蓝莓树，王玉明个人就有蓝莓树并经营蓝莓树。被上诉人高福洋与王玉明解除合同时收到返回的定金也是王玉明个人支付的。被上诉人高福洋与王玉明签订的蓝莓树买卖合同中没有涉及到绿兴蓝莓合作社，与绿兴蓝莓合作社无任何关系。绿兴蓝莓合作社与被上诉人高福洋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被上诉人高福洋起诉绿兴蓝莓合作社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绿兴蓝莓合作社是注册成立的独立法人，而本案中被上诉人高福洋与王玉明签订的蓝莓树买卖合同中没有盖有绿兴蓝莓合作社印章，绿兴蓝莓合作社没有收取定金，而是由王玉明个人收取占有，不能认定是绿兴蓝莓合作社的行为。被上诉人高福洋与王玉明签订蓝莓树买卖合同时，如果因为王玉明是代表合作社与其签订合同，应当加盖绿兴蓝莓合作社印章。被上诉人高福洋一审中提出的杨林村负责人单增伟与王玉明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证明王玉明代表了绿兴蓝莓合作社与被上诉人高福洋签订蓝莓树买卖合同，不能由绿兴蓝莓合作社承担合同责任。理由如下:“情况说明”出具人单增伟是杨林村负责人，而绿兴蓝莓合作社是独立法人，无隶属关系，杨林村无权代表绿兴蓝莓合作社，无权追认被上诉人高福洋与王玉明签订合同归属于绿兴蓝莓合作社的效力。特别应注意的是单增伟、王玉明出具“情况说明”是在什么情况下出具的。事实表明：在被上诉人高福洋与王玉明双方协议解除合同时，王玉明在与孙元成（孙元成与高福洋等人是一起与王玉明分别签订了蓝莓树苗买卖合同，高福洋等人与孙元成也是同时与王玉明协议解除合同）谈解除合同时，孙元成、高福洋等五人与王玉明合谋为了让绿兴蓝莓合作社承担本来应当由王玉明个人承担的合同责任，将合同责任转嫁给绿兴蓝莓合作社负担，便虚构了“情况说明”所述的内容，以此达到让绿兴蓝莓合作社承担合同的赔偿责任。如果王玉明是代表绿兴蓝莓合作社与被上诉人高福洋等人签订的合同当然不是王玉明个人责任，没有必要如此承诺。显而易见被上诉人高福洋等人明知是王玉明个人与其签订的合同，与绿兴蓝莓合作社无关，为了让绿兴蓝莓合作社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故利用王玉明是原绿兴蓝莓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混淆是非，才需要如此合谋虚构事实，损害无辜的绿兴蓝莓合作社的利益，做了如此承诺。王玉明本人在一审中已承认蓝莓树买卖合同是其个人与被上诉人等人签订的，与绿兴蓝莓合作社无关。综上，上诉人为了维护其合法利益不被非法侵害，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维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高福洋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高福洋到绿兴蓝莓合作社购买蓝莓树同王玉明签订了蓝莓树买卖合同，绿兴蓝莓合作社是股份制合作组织，村委会和王玉明持股，村委会控股。合同履行中村支部书记、主任、合作社股东、委员会负责人请示管理部门和政府，由于单增伟没有汇报和高福洋签订了蓝莓树买卖合同，管理部门不同意不出售蓝莓树造成违约，给高福洋造成了严重损失。一审中举证、质证、王玉明和村委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并且予以认可。如果是王玉明的财产，王玉明可以直接履行合同，但因为不是王玉明的个人财产，才请示了镇政府和政府的三个管理部门，由于没有详细汇报情况，合同不能履行造成违约，蓝莓合作社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持有股份的份额也充分证明这一事实，王玉明是否构成犯罪与本案无关，王玉明与村委会组成合作社，王玉明和村委会没有独自参与资产处理的权利，王玉明签订买卖合同也是履行蓝莓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和义务，王玉明当时是法人，否则相关部门也不会干涉。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人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王玉明辩称：签订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后来因为买树人觉得树贵，想把买树钱要回去解除合同。我是代表合作社，我当时是绿兴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理事长。后来2019年8月，蓝莓树的价格下降了，买树人嫌树贵，找各种借口，把钱全要回去了，说不买了。买树人拿到钱后说钱存了这么久应该给利息，当时单增伟不同意，提出不买树了，按原价还给价款，不能赔利息。 被上诉人单增伟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杨林村委会同意被上诉人单增伟意见。 被上诉人高福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赔偿蓝莓定购合同违约损失，返还定金20000元。2.赔偿用车损失600元。3.赔偿误工损失1600元（8天×200元/天=1600元），挖树、装车费1500元。4.四被告承担连带责任。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6日，原告高福洋、徐有、杨柳、焦原珲、庞建军等人与被告王玉明、单增伟、大西岔镇杨林村民委员会口头约定了《蓝莓树买卖合同》，被告王玉明并收取原告定金20000元。2018年9月13日，被告杨林村委会主任单增伟、蓝莓基地负责人王玉明通知我们“定购的蓝莓树苗不卖给我们了”，原告不能等着打完官司再生产，只好另寻其他蓝莓苗卖主。原告高价购买了不如绿兴蓝莓合作社的蓝莓苗木，不仅增加了费用，而且还造成了严重损失。故原告诉至法院。 上诉人绿兴蓝莓合作社、被上诉人王玉明、单增伟及原审被告杨林村委会在一审共同辩称：原告诉被告各项请求没有依据。第一、原告等人与被告王玉明签订蓝莓树买卖合同，其他被告并未与原告签订合同，其余三被告不是合同的签订人，不应承担合同的责任；王玉明签订合同是个人行为，与合作社无关。第二、被告王玉明不应当承担定金责任。“情况说明”中只是说明了原告交纳押金，并没有交付定金，被告王玉明收到的钱款不是定金性质；蓝莓树买卖合同第四条没有填写约定定金，没有具体定金数额，被告已将原告所称“定金”返还给原告，原告已经接收，视为原告同意解除案涉合同。第三，不存在被告违约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合同履行期限未到，是因原告嫌树苗贵要求退款，在合同履行当中被告可以随时交付蓝莓树苗，既然合同履行当中原告要求被告退款，说明解除合同是双方自愿的。第四、原告诉请的损失费没有法律依据，原告诉请的事实不能成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玉明系绿兴蓝莓专业合作社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6日，原告高福洋与杨柳、焦原珲、庞建军、徐有等人共同找到被告王玉明，欲在绿兴蓝莓合作社购买蓝莓树苗，因该合作社系农民专业合作社，故被告王玉明了解原告等人购苗意图后，与被告杨林村委会主任单增伟沟通是否可行，经被告杨林村委会同意，被告王玉明与原告等人达成苗木买卖合意，并与原告高福洋、徐有签订《蓝莓树买卖合同》。原告等人与被告王玉明约定购苗价格每株130元，履行合同时间为2018年10月20日。蓝莓树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18年10月20日左右如甲方不能履行本合同或由于蓝莓树生长异常造成乙方拒绝履行合同的，甲方须双倍返还已收取的定金。如乙方18年10月20日左右在蓝莓树长势正常的情况下拒绝履行合同的，无权要求甲方返还已收取的定金”。原告欲购700株树苗，交付被告王玉明定金20000元，被告王玉明于当日为原告出具收据一枚。2018年9月6日，宽甸满族自治县大西岔镇人民政府以批复方式不支持被告绿兴蓝莓合作社售卖蓝莓苗木。同年9月12-13日，被告王玉明、单增伟与原告等人协商解决方案，后因原、被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单增伟、王玉明在原告等人要求下共同为原告出具情况说明，说明中被告只同意返还收取原告的钱款，被告杨林村委会不同意承担其他责任。2018年9月13日，被告王玉明已将收取原告的钱款20000元退还原告。 一审法院认为：定金合同是要式合同，也是实践合同，定金合同的成立，以定金的实际交付为条件。本案中，被告王玉明与 原告等人在签订蓝莓树买卖合同中约定了定金条款，该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签订当日，原告交付定金，被告王玉明为原告出具了收据，定金生效。合同的标的额为91000元（130元×700株），而原告交付定金为20000元，该定金的约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超过主合同标的额20%的，超过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故原告交付给被告的20000元中本院只能认定18200元是定金，适用定金罚则，另1800元只能视为预付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之规定，被告王玉明系被告绿兴蓝莓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故其与原告等人签订买卖合同、收取定金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绿兴蓝莓合作社承担。本案定金合同生效后，被告王玉明、单增伟于2018年9月未经原告同明确表示不出卖案涉苗木，拒绝履行蓝莓树买卖合同，该行为违反合同约定，被告绿兴蓝莓合作社应承担逾期违约责任。故原告主张被告绿兴蓝莓合作社双倍赔偿定金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同时，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要求其他三被告承担定金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被告虽抗辩原、被告双方已于2018年9月12-13日自愿解除合同，但因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不予采信。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因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绿兴蓝莓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日内给付原告高福洋18200元；二、驳回原告徐有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0元，由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绿兴蓝莓专业合作社负担255元，由原告负担135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绿兴蓝莓合作社向本院提供绿兴蓝莓合作社现金日记账。证明：涉案款项没有登记入绿兴蓝莓合作社的账目中，该款项是被上诉人王玉明个人收取并占用。 被上诉人高福洋的质证意见是：只是打印的纸盖章，不是账页上的，是个人行为，对真实性有异议。绿兴蓝莓合作社现金往来账，不代表定金，定金一般不入账，合同履行才入账。 被上诉人王玉明的质证意见是：收取定金，卖树了才核算，扣除定金，不涉及走账。 被上诉人单增伟的质证意见是：绿兴蓝莓合作社有合作社章程，这个账目是绿兴蓝莓合作社会计盖章签字，对真实性无异议。 原审被告杨林村委会同意单增伟的意见。 本院的认证意见是：仅凭该证据无法证明王玉明与高福洋签订蓝莓树买卖合同并收取定金的行为与上诉人无关。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审理的争议焦点是：王玉明与高福洋签订的涉案买卖合同并收取定金是个人行为还是代表上诉人绿兴蓝莓合作社的行为，上诉人应否承担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王玉明与徐有签订的《蓝莓树买卖合同》虽未加盖上诉人蓝莓合作社的公章，上诉人亦否认授权王玉明出售蓝莓树，但签订《蓝莓树买卖合同》时，王玉明任绿兴蓝莓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销售蓝莓树是该合作社的经营范围。结合单增伟、王玉明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的内容“经四议一审程序后，镇党委没有批准杨林村股份出售，造成违约，合作社积极退还押金……”，认定王玉明签订合同并收取定金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更具合理性，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绿兴蓝莓合作社承担。现上诉人不同意出售蓝莓树给被上诉人高福洋，违反合同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关于上诉人提出“情况说明”是虚假的上诉理由，因上诉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提出王玉明与高福洋等人合谋让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因上诉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绿兴蓝莓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元，由上诉人宽甸满族自治县绿兴蓝莓专业合作社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军 审判员 李大为 审判员 李 欣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