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7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易某，女，201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法定代理人：陶某，女，197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系易某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良，湖南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村民小组，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组。负责人：周万华，系该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易某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吊楼子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2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向其分配集体收益104000元;3.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落户被上诉人处虽为补录且无异动，但该事实客观上发生于2016年2月3日户籍政策开放之后，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基本丧失事实与法律关联”是错误的。2009年9月14日，上诉人之母陶某与被上诉人处村民李镜欢结婚，户籍迁至被上诉人处，2012年9月4日，双方离婚。2012年10月22日，陶某与易海明结婚，于2013年11月25日生育易某。易某出生后即要求上户籍，因陶某与前夫李镜欢的母亲黄利林有矛盾，黄利林拒绝提供户籍本，致使陶某无法单独列户，易某也无法上户。经多方协调，直至2016年12月27日，陶某才单独列户，易某于次日随母亲陶某落户于被上诉人处。对此，易某无任何过错。易某的户籍属出生后随母初始登记，该事实无论是在户籍政策开放前后均合情、合理、合法，应受到承认和保护。被上诉人处2016年2月3日之后的其余新增人口，婚迁和出生得到分配，均以其户籍是否迁入被上诉人处为基本要件。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自愿接受并对‘申请新增取得’情形提出正当程序要求，易某不能证明其已据此办理相应手续而获得分配请求权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错误的。2016年2月3日前入户籍及此后新增人口，是否属于经济组织成员，从未按上述“正当程序”进行过认定。一审判决以易某“不能证明其已据此办理相应手续而获得分配请求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显失公平公正。且易某因集体收益分配向村委会、跳马镇政府反映时，在镇、村、组的协调会议上，镇领导林忠圣书记、村领导明确指出：对于易某的情况，应予分配集体收益，无须任何人签名。被上诉人却以户籍系“补录”拒绝分配。三、现阶段法律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无任何明确规定，但长沙市人民政府的《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已纳入被征地的安置补偿对象，足以证明上诉人具有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四、现阶段长沙地区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本案一审法院在审理该类型案件的过程中，对应否参与分配均予以直接裁判，未要求进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吊楼子组辩称:一、上诉人户口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未迁入被上诉人处，不属于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不能享受相应的集体收益。参与土地补偿费分配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时间界定应该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时间为准，而本案所涉征地拆迁是2015年9月24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发出通告，对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一期)、红旗南路(柳树塘-绕城高速)项目涉及白竹村的集体土地进行拆迁，并要求被拆迁的人于2015年9月29日至10月20日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但此时，上诉人尚未将户口迁入被上诉人处，也没有以被上诉人处的土地作为其唯一的生活保障。虽然有部分分配行为发生在其户口迁入后，但这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对收到补偿费后的继续分配，不能当然的对后迁入户口的上诉人产生效力。二、上诉人长期在外学习生活，未在被上诉人处生产、生活及学习，不以被上诉人处土地为其生活的唯一保障,未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在分配集体收益时，被上诉人未将上诉人列入分配名单当中，证明被上诉人是不认可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三、上诉人取得集体收益的前提是其必须是被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其是否拥有被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二至二十四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且经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讨论决定将集体经济组织收到的土地补偿款拿出多少数额用于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分配方案之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分配土地补偿费的，人民法院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土地补偿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应由有关行政部门协调解决。综上，上诉人获得被上诉人处集体收益，首先得确认其具有被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确认其是否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是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且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上诉人户口未迁入被上诉人处，上诉人至今未长期在被上诉人处生活学习，没有以被上诉人处集体土地作为其唯一的生活保障，依法不能认定上诉人具有被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能享受相应的集体收益。易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吊楼子组向其分配集体收益10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易某之母陶某原籍湖南省汨罗市高家坊镇，因2009年9月14日与吊楼子组组民李镜欢结婚，于2010年10月12日将户籍迁入吊楼子组，后未再异动；2012年9月4日，易某之母陶某与李镜欢离婚，婚生小孩李珍宜约定由李镜欢抚养。2012年10月22日，易某之母陶某与长沙县榔梨街道檀木桥社区居民易海明再婚，婚后于2013年11月25日生育易某。2016年12月27日，易某之母陶某单独立户，次日，易某随母落户吊楼子组处，载明为“补录”，其称系因前夫家庭不配合分户而致易某落户迟延。易某提交长沙县榔梨街道檀木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称易某及其母亲户籍均未在该村，未参与该村组任何安置、补偿和集体收益分配。2015年9月24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发出农村集体土地协议拆迁补偿安置通告，同意对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一期）、红旗南路（柳树塘－绕城高速）项目涉及白竹村的集体土地进行板块拆迁，吊楼子组拆迁款于2016年2月拨付到位；2017年1月17日，吊楼子组对上述款项及其他集体收益按人均31000元标准进行分配，同年2月19日再次按人均1000元标准进行分配。2017年7月14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公告进行红星农副产品全球采购中心（二期）项目土地征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于2017年11月16日确定，相应补偿款项陆续到位后，吊楼子组连同此前结余与卸土费、砖厂收入等其他集体经济收益，于2018年2月两次分配人均72000元。易某之母陶某称其与李镜欢离婚后无房居住而外出打工，后于2017年5月经审批新建房屋，该房不久即被拆迁，拆迁户家庭情况中易某在列，吊楼子组对易某之母进行了集体收益分配，亦曾将易某列入新增成员公示分配名单，但因争议未向易某实际发放。2016年2月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湖南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子女投靠城镇父母落户不受子女年龄等限制，也无需落户地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户籍政策放开后，为既落实好户口政策又统筹兼顾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国家集体利益，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28日出台了《关于如何界定跳马镇非农迁入人员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指导意见》，原长沙市雨花区农业林业水利局亦于2017年2月13日印发《雨花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指导性意见》，对户口政策放开后如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具体指导，主要区分初始取得与申请新增取得两种情形。针对集体收益分配资格发生的争议，吊楼子组提交2018年1月31日经村镇干部主持形成的会议纪要，其中记载对再育、离婚、招婿、读书、投靠等情形安排，同时在场户主对2017年年终分配方案签名表决，但部分组民提出异议，现场表示搁置争议交法院裁决。2018年2月4日，吊楼子组组内就易某是否享受分配事宜形成的决定中称，据镇政府文件对2016年2月3日后外来户口一律不接受，其家属如有异议可投诉上级部门或法律途径解决。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户籍登记信息、分红明细表、分红公示表、拆迁补偿安置通告、集体设施补偿汇总表、往来结算收据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开庭笔录。一审法院认为：易某主张吊楼子组侵害其征收补偿与集体收益的分配利益而诉请赔偿，应当首先证明其享有现实权利，即已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易某落户吊楼子组虽为补录且无异动，但该事实客观上发生于2016年２月３日户籍政策放开之后，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基本丧失事实与法律关联，故不能作为直接依据，能否同时被接纳为吊楼子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归属村民自治范畴，雨花区政府职能部门与跳马镇政府就此发布的文件属于人民政府对相关事项依法监管指导范畴，吊楼子组自愿接受并对“申请新增取得”情形提出正当程序要求，有政策依据且不违法律规定，应予尊重，易某不能证明其已据此办理相应手续而获有分配请求权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易某嗣后虽被纳入拆迁安置对象，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还涉及其他集体收益分配以及未来权益持续享受，两者认定的依据、标准与程序不尽相同，不能直接予以推定。鉴于吊楼子组当前复杂局面，建议在组内民主协商、村镇监管指导机制内按照统一程序要求全面梳理化解，易某如经补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手续而确认具备吊楼子组成员资格，可依法再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易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80元，由易某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易某能否分配吊楼子组涉案集体收益104000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等集体收益的行为，是依法行使集体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及公益事项的经营、管理、收益权的具体体现，不具有行政性，是一种民事行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收益分配纠纷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故被上诉人吊楼子组主张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范围的理由不成立。涉案集体收益分配方案确定时，上诉人易某是否具有吊楼子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判断其是否享有该集体收益分配的依据。本案中，易某的母亲陶某因与吊楼子组组民李镜欢结婚，于2010年10月12日将户籍迁入该组，后一直未再异动，还经审批新建房屋于该组，具有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虽陶某与李镜欢离婚后与他村居民易海明结婚，于2013年11月25日生育易某，但易某出生后并未落户他处，而是于2016年12月28日随母亲陶某落户该组，易某亦应取得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享有其他成员同等待遇。因易某主张的104000元集体收益中有72000元系其上户后该组分配方案所确定，故对该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易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2511号民事判决；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村民小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易某集体收益72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80元，由易某负担780元，由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村民小组负担1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80元，由上诉人易某负担780元，由被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村民小组负担16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赛宇审判员  姜 文审判员  欧旭辉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 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