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225民初578号 原告：蒋伟勇，男，197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象山县，现住象山县。 被告：应小平，男，196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象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定辉，浙江之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嘉雯，浙江之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蒋伟勇与被告应小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伟勇，被告应小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定辉、余嘉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蒋伟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退还原告出资款17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从2019年2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8月20日，原告与袁夏生投资成立宁波农发啦商务发展有限公司，被告出资额为108万元，占72%，袁夏生出资额为42万元，占28%，在2018年8月30日前缴纳，法定代表人为被告。2015年9月17日，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80万元，出资比例不变，在2020年12月30日前缴纳。2016年5月10日，宁波农发啦商务发展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宁波农发啦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发啦公司）。同日，王文一、石伟光、朱一名为甲方，农发啦公司为乙方，袁夏生为丙方签订了一份《投资入伙协议书》，朱一名代表甲方分别于2016年5月6日、5月10日、5月12日、7月8日、8月11日、9月12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农发啦公司60万元、100万元、30万元、7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共计510万元，其中170万元由原告出资。2016年12月6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愿意将占农发啦公司25%的股权（认缴出资额270万元）出让给原告，原告愿意受让上述股权。2016年12月11日，农发啦公司章程股东变更为原告出资270万元，占有注册资本25%，在2020年12月30日前缴纳。2018年3月，被告认为其转让的股份原告未支付相应对价，向法院起诉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请求原告返还被告农发啦公司25%股权，并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案经一、二审审理，法院判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登记在原告名下的农发啦公司25%股权返还被告。2019年2月5日，经法院强制执行，原告名下的25%股权已返还给被告。朱一名交入农发啦公司的510万元中原告的170万元出资款已随股权移归被告。原告认为原告名下的农发啦公司的股权已返还给被告，被告理应返还原告的出资款170万元，望判如所诉。 被告应小平答辩称，1.原告主体不适格。根据《投资入伙协议书》，协议签订的甲方为朱一名、王文一、石伟光，原告仅凭朱一名的委托书确认为农发啦公司实际出资人，并未取得甲方三人的同意，也无法证明原告出资的真实性。2.被告主体不适格。被告为农发啦公司中一名股东，被告转让给原告股权纠纷，已经诉讼解除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投资入伙协议书》毫无关联，原告主张的投资款均汇入农发啦公司账户，而不是汇入被告，原告要求公司股东之一返还注册资本，请求不当。3.原告要求返还投资款不符合协议约定的退伙程序。若《投资入伙协议书》有效，《投资入伙协议书》第七条第二款约定，在满足退伙条件下，须经第三方评估、审计后，现公司未进行审计，不符合协议约定退伙程序。4.《投资入伙协议书》的效力不涉及被告。《投资合伙协议》的乙方为农发啦公司，丙方为袁夏生，被告并未签名，也不清楚该协议是否履行，该协议对被告没有约束力。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 2015年8月20日，被告与袁夏生投资成立宁波农发啦商务发展有限公司，被告出资额为108万元，占72%，袁夏生出资额为42万元，占28%，在2018年8月30日前缴纳，法定代表人为被告。2015年9月17日，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80万元，被告增资669.6万元，占注册资本72%，袁夏生增资260.4万元，占注册资本28%，出资时间为2020年12月30日前。2016年5月10日，宁波农发啦商务发展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本案的农发啦公司。同日，王文一、石伟光、朱一名为甲方，农发啦公司为乙方，袁夏生为丙方签订了一份《投资入伙协议书》，其中约定：甲方受袁夏生的邀请，共同参与目标公司对象山县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并负责投入具体实际运营工作；甲方投资目标公司认缴出资资金260万元，拥有目标公司17%股权；目标公司除甲方外还引进另一投资人，认缴出资资金为1000万元，成为目标公司49%股权的合伙人，该认缴投资款到账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15日；各方出资后公司股权变更为另一投资人持有股份49%，甲方持有股份17%，袁夏生持有股份29%，应小平持有股份5%；当另一投资人认缴资金在2016年6月15日不能到位之情形，甲方继续承担500万元出资义务，再获得目标公司29%股权，甲方共占股权46%，另一投资人股权调整为20%；当出现另一方投资人认缴出资资金在2016年6月15日前只能部分到位的情形，另一投资人参照1000万元获得49%股权的出资标准，在前项20%基础上按100万获得3%股权比例计算，剩余股权按100万元获得6%股权比例计算，由甲方认购完成；甲方现有出资包含1名股东，其他人为隐名投资人，如条件成熟，甲方之隐名投资人可根据其意愿成为显名股东，但需其他各方同意为前提。协议签订后，朱一名分别于2016年5月6日、5月10日、5月12日、7月8日、8月11日、9月12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农发啦公司60万元、100万元、30万元、7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共计510万元。原告提供的一份《委托书》载明：“我是委托人，现委托朱一名为我的代理人，办理如下事宜：委托朱一名在2016年5月到2016年10月间，为本人代付宁波农发啦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壹佰柒拾万元。委托期限自2016年5月1日至上述事项办结止。委托人：蒋伟勇受托人：朱一名2016年5月1日”。朱一名于2016年10月10日出具的声明载明：“本人在2016年5月至2016年10月之间代蒋伟勇汇入壹佰柒拾万元，该款项作为宁波农发啦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2016年12月6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愿意将占农发啦公司25%的股权（认缴出资额270万元，已出资37.5万元，未出资232.5万元）以37.5万元的价格出让给原告，原告愿意受让上述股权，随着上述股权转让，未实缴部分的出资义务也一并转让，由受让方按原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履行出资义务；股权转让款的交付日期为被告自协议书生效之日起3天内，一次性交付；以及其他权利义务内容。同日，被告与王烨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农发啦公司22%的股权（认缴出资额237.6万元，已出资33万元，未出资204.6万元）以33万元的价格出让给王烨；袁夏生与王烨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农发啦公司28%的股权（认缴出资额302.4万元，已出资42万元，未出资260.4万元）以42万元的价格出让给王烨。2016年12月11日，农发啦公司章程股东变更为：应小平出资270万元，占有注册资本25%，在2020年12月30日前缴纳；王烨出资540万元，占注册资本50%，在2020年12月30日前缴纳；蒋伟勇出资270万元，占注册资本25%，在2020年12月30日前缴纳。2016年12月16日，原、被告在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王烨为监事。原告未向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37.5万元，被告于2018年3月1日以原告、王烨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将登记在原告及王烨名下的农发啦公司股权返还被告，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案经一、二审审理，法院判决支持被告的诉讼请求。2019年2月25日，农发啦公司股权变更为被告占72%，王烨占28%。 本院认为，非股东出资要转化为公司资本，有二条途径：一是公司增资时，购买公司股份并办理变更登记；二是购买公司股东转让的股份。原告通过朱一名向农发啦公司投资，是以《投资入伙协议书》为据，《投资入伙协议书》盖具农发啦公司印章，但未有被告签名，朱一名也是将投资款汇入农发啦公司，并未交付被告，应属购买公司股份的情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仅对合同双方发生法律效力，故原告主张返还投资款的相对方亦应为农发啦公司。原告认为其名下的农发啦公司的股权已返还给应小平，应小平理应返还原告的出资款170万元，但被告应小平的股权返还依据的是《股权转让协议书》，而非《投资入伙协议书》。应小平系农发啦公司股东，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其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原告要求应小平作为被告直接承担返还投资款的责任，主体不适格。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蒋伟勇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翁羽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陈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