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袁崇，男，196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朝辉，云南云子宇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吴大伦，男，1972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辉，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迪艳，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原审反诉第三人：周胜利，男，197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原审第三人：永善县鑫铭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溪洛渡镇振兴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25681255227M。法定代表人：马海穆，总经理。上诉人袁崇因与被上诉人吴大伦，原审被告（原审反诉第三人）周胜利、原审第三人永善县鑫铭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铭矿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6民初1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朝辉，被上诉人吴大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辉、刘迪艳，原审被告（原审反诉第三人）周胜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崇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遗漏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枉法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袁崇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吴大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直接认定的具体事实错误。1.2015年4月17日的200万元欠条，庭审原告己说明，当时是因上诉人今后想让侄儿袁枭鸣参与代上诉人管理才单独加上的，正常合理，法庭并未要求核实袁枭鸣身份，如要求，身份可以很容易证明，以此为由否认欠条的真实性，强词夺理。2.被上诉人自己在诉状中写明《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已解除，（2018）鄂0506民初2146号庭审中被上诉人自己多次说明该合同已解除，一审判决居然认为被上诉人与鑫铭矿业公司并未解除该合同，不顾基本事实，枉法裁判。3.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对2016年元月12日《证明》的认定错误，判决书所载的鑫铭矿业公司陈述与庭审完全不一致，第一次一审鑫铭矿业公司律师不认可印章真实性，我方陈述如不认可，可以鉴定，鑫铭矿业公司律师回答需要回去问委托人再做决定。重审开庭鑫铭矿业公司根本无人出庭应诉，判决书编造事实。二、承包款1000万元已经交纳，其中400万元为抵扣欠款。1.2015年5月12日与6月15日马海穆当面给吴大伦和周胜利出具两份承诺书，周胜利自己陈述当时签署的情况，因周胜利要给袁崇100万元承包费，向马海穆核实1000万元承包费是否收到，马海穆认可已收到。如马海穆不认可收到1000万元承包费，承包方已经违约，马海穆不用出具承诺书，更不用写明无法施工是自己的原因造成，而且还承诺赔偿，一审判决完全无视周胜利的陈述和基本事实。2.鑫铭矿业公司2016年1月12日出具收到1000万元的证明，虽无签字，但公章真实无误，公司出具证明，无任何规定一定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鑫铭矿业公司应举证证明其不真实，一审判决直接不予采信，完全不顾司法审判的证据采信原则，荒谬无理。3.前后两份探矿承包工程合同书均已确认前期200万元已收到，2015年2月16日鑫铭矿业公司出具200万元的收条，2015年4月16日鑫铭矿业公司出具600万元的收条，2015年4月17日鑫铭矿业公司出具200万元的收条，合计1000万元，2016年1月12日鑫铭矿业公司再次出具证明一份，证明1000万元已付清，如果双方未付清1000万元承包款，多次一再出具收款书面材料，完全不合常理。4.马海穆在2015年5月12日及6月15日两次向周胜利和吴大伦出具承诺，如果是承包费未付清，宜昌矿辉贸易有限公司就已经违约，鑫铭矿业公司根本不需要出具承诺书，更不需要承诺赔偿。5.吴大伦自始就清楚袁崇400万元债权抵承包费的情况，周胜利，马海穆，吴大伦，袁崇均在场时多次确认过1000万元已结清，这一点，周胜利已当庭证实。6.吴大伦与鑫铭矿业公司（马海穆）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同时解除了探矿工程合同后，在未告知合伙人的情况下，欺骗合伙人去法院签订民事调解书，如果探矿工程合同已解除，马海穆已确认欠吴大伦前期600万元债务，双方不再合作，根本不需要再转让股权。吴大伦起诉袁崇归还200万元，岂不是解除合同后，吴大伦收回800万元，与鑫铭矿业公司（马海穆）也不再合作，但鑫铭矿业公司（马海穆）凭空给吴大伦20%的股权，荒唐至极。7.吴大伦与鑫铭矿业公司（马海穆）2017年6月1日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同时解除了探矿工程合同，并未告知袁崇与周胜利。2017年8月12日吴大伦向袁崇及周胜利出具说明，认可三方对20%股权的分配情况，如果前期1000万元未付清，吴大伦的代理律师在（2018）鄂0506民初2146号案二审陈述签署债权债务确认书时已经知道袁崇收取200万元的情况，如何还会出具该份说明认可三方的股权分配情况并且不在确认书中对该200万元做任何说明，还在事后（暨2017年8月12日)又给袁崇出了一份说明，确认三人的股权情况，并且注明三人原协议不变，既然都知道被骗了，还出具该份说明，是完全不合理的。8.吴大伦与鑫铭矿业公司（马海穆）2017年6月1日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后，2017年8月23日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上诉人将20%的鑫铭矿业公司股权转给吴大伦，股权对价为200万元，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具备完全的证明效力，股权对价为200万元真实有效，债权债务确认书确认的600万元加200万元，吴大伦的承包费已完全结清。而且不论该股权是代持还是转让，调解笔录第二页已经说明对应的就是李缘桃汇的200万元，说明马海穆是认可200万元抵债的事实，被上诉人也是知情的。9.马海穆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承诺，承诺先还袁崇300万元，剩余款项在矿山卖后再还，已经清楚的说明了马海穆欠袁崇款的事实，该份承诺是在探矿承包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马海穆给袁崇出具的还款承诺。综上所述，吴大伦欺骗合伙人，解除了探矿工程合同，已经违约，理应支付违约金。承包费l000万元已付清，在探矿工程合同已解除的情况下，应由鑫铭矿业公司（马海穆）自行退还吴大伦800万元。一审判决罔顾事实，恳请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吴大伦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袁崇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袁崇主张已经向鑫铭矿业公司支付吴大伦委托转付的200万元承包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中争议的实际上包含吴大伦在2015年2月16日、2015年2月17日向袁崇账户支付的200万元承包款委托袁崇转付鑫铭矿业公司，还包括袁崇及周胜利应当向鑫铭矿业公司支付的200万元承包款。关于这400万元的组成，袁崇在原一审提交的反诉状中称400万元系鑫铭矿业公司欠付袁崇的欠款，双方已经抵扣；但在原一审庭审中又称400万元中的200万由欠款抵扣，另外200万元由第三人袁枭鸣汇给鑫铭矿业公司马海穆；而在本案的上诉状中，袁崇又再称本案争议的200万元为鑫铭矿业公司20%股权的对价款。袁崇针对本案争议的200万元款项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且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前后矛盾，不应当采信。2.袁崇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与鑫铭矿业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且在多次庭审中，鑫铭矿业公司均不认可与袁崇有债权债务关系，并且也不认可收到吴大伦2015年2月16日、2015年2月17日支付的200万元，袁崇与鑫铭矿业公司的债权债务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在鑫铭矿业公司不认可抵扣的情况下，不应当直接抵扣，否则将严重损害吴大伦的利益。3.袁崇主张鑫铭矿业公司及马海穆2015年4月17日出具的收条证实200万元由袁枭鸣汇款支付，明显与事实不符。200万元系大额资金往来，袁崇并未提交任何转账记录，鑫铭矿业公司一审陈述，该收条系提前出具，并未收到相关款项，且收条载明由袁枭鸣汇款支付，在没有相关转款凭证证实袁枭鸣已经按指示付款的情况下，不应当直接认定。另外，鑫铭矿业公司及马海穆2015年2月16日出具的收条同样不能证实袁崇已将吴大伦支付的200万元转付鑫铭矿业公司，吴大伦支付的200万元，分别在2015年2月16日和2015年2月17日分两次支付，袁崇在未收到吴大伦付款的情况下提前代为转付200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鑫铭矿业公司解释该收条同样为提前出具，没有收到相关款项，也不能认定袁崇已按约支付200万元。4.200万元作为鑫铭矿业公司20%股权对价与事实不符。根据《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第六条约定，20%的股权系鑫铭矿业公司为担保承包经营的正常履行，交由袁崇、吴大伦及周胜利三方代持，并非股权转让。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及调解笔录记载的股权情况为吴大伦支付200万元对价受让，而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则是根据三方的合作出资情况，按16%、2%、2%的比例划分吴大伦、袁崇及周胜利代持的股权数额，二者明显相互矛盾。另外，鑫铭矿业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并且注册资本已实缴验资，20%股权对应的对价为400万元，以200万元对价受让20%股权明显不符合常理。5.鑫铭矿业公司2016年1月12日出具的证明在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而且无法说清其来源，不应当直接采信，而且本案系大额资金往来，应当结合转款凭证予以认定。二、吴大伦并未提前解除矿辉贸易公司与鑫铭矿业公司签订的《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并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吴大伦与鑫铭矿业公司及马海穆存在其他借贷关系，双方仅在2017年6月1日与鑫铭矿业公司及马海穆就前期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确认，签订了《债权债务确认书》，但该确认书的两方主体为吴大伦和鑫铭矿业公司，在合同第11条第二款明确约定甲方（即鑫铭矿业公司）及甲方法定代表人（马海穆）向乙方（即吴大伦）出具的文件全部作废，均以本文件为准。该份合同并不涉及矿辉贸易公司，更不可能直接以吴大伦名义解除矿辉贸易公司与鑫铭矿业公司签订的《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矿辉贸易公司与鑫铭矿业公司签订的《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因袁崇未按约缴纳1000万元承包费、鑫铭矿业公司探矿权证过期未获得采矿权证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因此，吴大伦在承包经营期间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综上，袁崇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周胜利陈述认为，很多事情周胜利不知道，也没有参与过。吴大伦与马海穆之间操作的事情，周胜利很多都没有参与过。所以，具体事情不清楚，包括股份周胜利也不知道，是他们私下做的，也没有通知过周胜利。鑫铭矿业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吴大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2.判令被告袁崇返还原告吴大伦投资款200万元，并自2015年2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一审庭审中，吴大伦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袁崇、周胜利分别支付原告吴大伦违约金100万元。袁崇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解除袁崇、吴大伦、周胜利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2.判令反诉被告吴大伦支付反诉原告袁崇违约金1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大伦长期从事磷矿开采销售业务，并经营宜昌矿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矿辉公司）。2014年下半年，袁崇找到吴大伦，称其朋友马海穆经营的鑫铭矿业公司在云南昭通永善县有个储量大、品位高的磷矿，可以去承包采矿业务。经口头协商，由吴大伦出资800万元、袁崇和周胜利各出资100万元，三人共计投资1000万元，以吴大伦投资经营的矿辉公司名义到鑫铭矿业公司承包采矿业务，所得收益三人按出资比例分配。三人决定共同投资承包采矿后，由袁崇作为代表与鑫铭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海穆联系接洽承包采矿事宜。2015年2月16日、17日，为了表示合作诚意，吴大伦通过其妻李缘桃向袁崇银行账户分别转账汇款190万元、10万元，合计200万元，交由袁崇转付给鑫铭矿业公司作为承包探矿前期费用。袁崇收到此转账汇款后，未将此款转付给鑫铭矿业公司。2015年3月12日，马海穆与袁崇分别代表鑫铭矿业公司和云南远华矿业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远华矿业公司）签订一份《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该合同约定：鑫铭矿业公司将其矿区北部磷矿石探矿交由远华矿业公司承包，远华矿业公司向鑫铭矿业公司交纳管道费、进场费1000万元（前期已支付200万元），安全保证金和矿石预付款在外；探矿所得矿石收益按远华矿业公司70%、鑫铭矿业公司30%的比例分配。此外合同还对双方的其它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均作了详细约定。2015年4月1日，吴大伦和马海穆分别代表矿辉公司和鑫铭矿业公司签订一份《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该合同约定内容与远华矿业公司和鑫铭矿业公司签订的《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的内容基本一致，有些约定更为详细具体。该合同的签订取代了前一份合同，承包主体由远华矿业公司变更为矿辉公司，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此事实均不持异议。合同签订后，吴大伦于2015年4月15日再次通过个人账户向袁崇转账汇款600万元，交由袁崇转付鑫铭矿业公司。次日，袁崇分两次将该6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至鑫铭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海穆的个人账户，鑫铭矿业公司向袁崇出具收到矿山承包费600万元的收条，马海穆在收条上签名并加盖了公司印章。因鑫铭矿业公司原因，矿辉公司与鑫铭矿业公司之间的《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一直未能实际履行。2015年5月12日，马海穆出具一份《承诺》，载明“兹有鑫铭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吴大伦、周胜利承诺：根据2015年4月1日所签合同，因内部股东关系耽误了时间，现承诺于2015年5月23日前来我矿山开工，超期退还二人所交承包合同款。”因未能如期开工，2015年6月15日，马海穆再次出具《承诺》“兹有鑫铭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周胜利、吴大伦承诺于2015年7月5日以前进入公司所属矿区施工，若超过时间，按2015年4月1日所签合同向对方赔偿。”承诺的进场开工期限届满后，依然无法进场开工。由于鑫铭矿业公司的探矿权证于2015年10月18日到期，续期手续的办理尚待时日，为了稳住投资人的心，2015年11月12日，经协商，在吴大伦、袁崇、周胜利三人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马海穆将鑫铭矿业公司原登记在黄荣祥名下的20%股权转由吴大伦、袁崇、周胜利三人持有，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该股权变更登记至袁崇名下。2016年3月20日，吴大伦、周胜利、袁崇签订了一份《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该合同书第一条第二条“三方于2015年4月1日以矿辉公司名义与鑫铭矿业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承包经营鑫铭矿业公司主平硐以内（矿证北部）磷矿探矿。根据承包合同约定，三方投资分别为8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经协商，各占股份比例分别为77%、13.2%、9.8%，承包经营期间的收益和亏损均按各自所占的比例享有和承担。”合同书第六条“鑫铭矿业公司为保证三方承包经营合同能正常履行，以给付三方20%股份作为条件，三人均同意接受。现对该20%股份事宜特作如下约定：1、鑫铭矿业公司登记在袁崇名下20%股份，暂时由袁崇代吴大伦和周胜利持有。2、20%的股权具体划分为：吴大伦占16%、袁崇占2%、周胜利占2%。3、吴大伦和周胜利授权袁崇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参与鑫铭矿业公司的相关活动，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4、吴大伦和周胜利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投资人，对鑫铭矿业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基于此的全部投资收益……7、袁崇保证吴大伦、周胜利拟转让‘代持股份’时，无条件同意并接受，提供必要的协助和便利，积极配合完成相关手续（但不限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变更股东登记等事项）。”合同书第七条“承包经营期内，三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约定，任一方违约应支付守约方违约金100万元，造成损失的尚应赔偿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失；守约方并有权直接将违约方予以除名、清退”。2017年6月1日，鑫铭矿业公司与吴大伦签订一份《债权债务确认书》，确认吴大伦多次向鑫铭矿业公司提供借款，现累计欠吴大伦借款本金786万元，明细共计十一笔，包含2015年4月16日袁崇收到吴大伦支付的矿山承包款后分两次转付给鑫铭矿业公司的600万元。2017年8月12日，吴大伦出具说明一份，载明：“袁崇于2017年8月12日与吴大伦签订的代持协议，由袁崇变更为吴大伦后，吴大伦代持期间的股份有袁崇2%，周胜利2%，三人原协（议）不变”。由于袁崇和鑫铭矿业公司未协助吴大伦办理20%“代持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吴大伦遂于2017年8月23日向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鑫铭矿业公司立即将袁崇持有的鑫铭矿业公司20%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吴大伦名下。经庭前调解，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被告鑫铭矿业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前将第三人袁崇持有的鑫铭矿业公司2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吴大伦名下。”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依据上述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并送达了（2017）云0112民初7921号民事调解书。2017年8月24日，吴大伦、袁崇和鑫铭矿业公司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将袁崇持有的鑫铭矿业公司2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吴大伦名下。因袁崇拒不退还吴大伦于2015年2月16日、17日通过妻子李缘桃向其银行账户转账汇款190万元、10万元，合计200万元，吴大伦遂于2017年12月20日向宜昌市公安局夷陵区分局报案，称袁崇诈骗其资金200万元。该局经调查认为，双方系经济纠纷，建议提起民事诉讼。吴大伦撤回报案后，于2018年8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袁崇为了证明其代表吴大伦和周胜利向鑫铭矿业公司支付了承包费1000万元的事实，提供了三份收条和一份证明：1、2015年2月16日《收条》“今收到袁崇交来磷矿承包费贰佰万元整（2000000.00）”，马海穆在收款人处签名并加盖了鑫铭矿业公司的公章；2、2015年4月16日《收条》“今收到袁崇现金人民币陆佰万元整系吴大伦转交的矿山承包费”，马海穆在收款人处签名并加盖了鑫铭矿业公司的公章；3、2015年4月17日《收条》“今收到袁崇现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系由袁枭鸣汇来”，马海穆在收款人处签名并加盖了鑫铭矿业公司的公章；4、2016年元月12日《证明》“根据永善县鑫铭矿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日与宜昌矿辉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永善县鑫铭矿业有限公司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的约定，宜昌矿辉贸易有限公司应在规定时间内向我方支付首期1000元管道费、进场费，在征得宜昌矿辉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大伦和袁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此款项全部由袁崇代为转交支付，现已付清，我公司法人代表向袁崇出具三张收条共计1000万元（分别是2015年2月16日、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17日）。特此证明！”，该证明上加盖了鑫铭矿业公司的公章，但法人代表处无人签名。鑫铭矿业公司对上述三份收条上加盖的公章和签名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只认可实际收到款项600万元；对证明上的公章印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因无法定代表人马海穆的签名，故对印章的由来及加盖过程存疑，否认曾出具过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一、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吴大伦、袁崇、周胜利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属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合同签订后，因鑫铭矿业公司内部股东关系及探矿证到期等多方面原因，矿辉公司一直未能进入鑫铭矿业公司进行探矿作业。诉讼中，吴大伦、袁崇均主张解除与周胜利三人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周胜利对此不持异议，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吴大伦和袁崇要求解除《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的本诉和反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二、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吴大伦、袁崇、周胜利三人达成协议后，吴大伦将其应出资的800万元依约交付给了袁崇，已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无违约行为。袁崇收到吴大伦交付的800万元后仅转交600万元给鑫铭矿业公司，将其中的200万元占为己有，且其本人及周胜利按照《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之约定应出资的100万元亦未交付，构成违约。虽然吴大伦、袁崇、周胜利在合同中约定任意一方违约应支付守约方违约金100万元，但矿辉公司一直未进入鑫铭矿业公司进行探矿作业，不能完全归责于袁崇、周胜利未按约支付投资款，也有鑫铭矿业公司内部股东关系及探矿证到期等多方面原因，吴大伦要求袁崇、周胜利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吴大伦与鑫铭矿业公司于2017年6月1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系吴大伦个人与鑫铭矿业公司对前期的经济往来进行的对账确认，并不牵涉第三方，双方也未书面解除矿辉公司与鑫铭矿业公司签订的《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袁崇、周胜利认为吴大伦与鑫铭矿业公司在其二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相互串通，解除合同，损害其二人利益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故袁崇反诉要求吴大伦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三、袁崇对收到“吴大伦于2015年2月16日、17日通过其妻李缘桃向袁崇银行账户分别转账汇款190万元、10万元，合计200万元”及未将该款依约转付给鑫铭矿业公司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袁崇有无占有该款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合同解除后，袁崇是否应当承担该款的返还责任？1、袁崇收到上述200万元转账汇款后，未将该款转付给鑫铭矿业公司，其截留并占有该款的理由是其自称的“鑫铭矿业公司欠其债款400万元，并与鑫铭矿业公司达成了抵债协议”，但袁崇自本案原一审、二审直至发还重审，均未提供鑫铭矿业公司对其负有债务并同意用吴大伦转账的200万元承包费抵偿债务的证据，且鑫铭矿业公司自始至终否认与袁崇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袁崇以鑫铭矿业公司欠其债款为由占有此款缺乏事实根据。2、从袁崇提交的三份《收条》及一份《证明》来分析，能否达到其已实际将1000万元矿山承包费转付给鑫铭矿业公司的证明目的？①鑫铭矿业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给其出具的《收条》，能否证明其已实际交付200万元矿山承包费？虽然鑫铭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海穆在该《收条》上签名并加盖了公司印章，但袁崇未提供银行转账流水或在银行提取200万元现金的相关证据，况且鑫铭矿业公司给袁崇出具《收条》当天吴大伦通过其妻李缘桃并未将200万元矿山承包费全部转账到位，袁崇在未收到全部款项的情况下提前向鑫铭矿业公司支付，与常理不符。仅有该《收条》而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达到已实际履行交付200万元的证明目的。②鑫铭矿业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给其出具的《收条》，原、被告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且600万元转入、转出均有银行流水印证，该收条具有证明效力，予以确认。③鑫铭矿业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给其出具的《收条》，该收条中载明该款“系由袁枭鸣汇来”，而袁崇未提供袁枭鸣的详细身份信息，也未提供袁枭鸣向鑫铭矿业公司或者马海穆转账或现金交付过该款项的证据，庭审中，袁崇又称该款系以其对鑫铭矿业公司的债权所抵付，两者相互矛盾。这份收条不能证明袁崇实际履行了交付另200万元矿山承包费的义务，该收条也不具有证明效力。综合以上分析，即使加盖了鑫铭矿业公司公章的《证明》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袁崇实际向鑫铭矿业公司转付600万元矿山承包费的事实，而不能达到实际交付1000万元矿山承包费的证明目的。3、袁崇原持有的鑫铭矿业公司的20%的股权的由来，是代持还是支付了对价的问题？①从吴大伦、周胜利、袁崇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的一份《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第六条“鑫铭矿业公司为保证三方承包经营合同能正常履行，以给付三方20%股份作为条件，三人均同意接受。现对该20%股份事宜特作如下约定：1、鑫铭矿业公司登记在袁崇名下20%股份，暂时由袁崇代吴大伦和周胜利持有。2、20%的股权具体划分为：吴大伦占16%、袁崇占2%、周胜利占2%。……”之约定来看，20%的股权的取得是鑫铭矿业公司在无法践行马海穆2015年6月15日《承诺》的情况下，无偿让与给吴大伦、周胜利、袁崇三人的，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矿辉公司和鑫铭矿业公司签订的《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的履行，具有非典型性担保的性质，而且明确说明是由袁崇代为持有，这与之后将该20%股权登记到袁崇名下一致。②袁崇提交的由吴大伦于2017年8月12日给其出具的《说明》中也明确载明袁崇于2017年8月12日与吴大伦签订的代持协议，由袁崇变更为吴大伦后，吴大伦代持期间的股份有袁崇2%，周胜利2%，三人原协（议）不变”，一审庭审中，袁崇和吴大伦均未向法庭提供双方于2017年8月12日签订的《代持协议》，但该《说明》表明了20%股权的性质为由原来袁崇代持变更为吴大伦代持。③由于袁崇未按照双方于2017年8月12日签订的《代持协议》协助吴大伦办理20%“代持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吴大伦才启动（2017）云0112民初7921号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组织调解，立案当日便达成了调解协议，次日顺利办理了2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自袁崇取得20%股权代持至变更登记到吴大伦名下代持，袁崇未提供其代持之后向鑫铭矿业公司支付对价而取得20%股权或在鑫铭矿业公司享有合法债权而抵债取得20%股权的有效证据，其单凭（2017）云0112民初7921号民事调解书上记载的有关内容而证明其支付了20%股权对价的证据不充分，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基于上述分析，袁崇与鑫铭矿业公司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也未支付股权对价，其对于鑫铭矿业公司让与担保的20%股权自始至终属于代持性质，并未合法取得该股权的所有权。故袁崇占有吴大伦给付的200万元矿山承包费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合同解除后，袁崇应当将此款退还给吴大伦。因此，吴大伦要求袁崇返还投资款200万元（矿山承包费）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但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合同无约定，且所签合同通过本次诉讼才准予解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吴大伦、被告（反诉原告）袁崇、被告周胜利（反诉第三人）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二、被告（反诉原告）袁崇于判决书生效之日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吴大伦（反诉被告）投资款200万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吴大伦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袁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8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吴大伦负担138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袁崇负担30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袁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已在卷佐证。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2015年11月12日，经协商，在吴大伦、袁崇、周胜利三人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马海穆将鑫铭矿业公司原登记在黄荣祥名下的20%股权转由吴大伦、袁崇、周胜利三人持有，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该股权变更登记至袁崇名下。”的事实有误，应为2015年11月12日，经协商，在鑫铭矿业公司收到吴大伦支付的600万元投资款后，马海穆将鑫铭矿业公司原登记在黄荣祥名下的20%股权转由吴大伦、袁崇、周胜利三人持有，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该股权变更登记至袁崇名下。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袁崇是否应当向吴大伦返还200万元投资款；二是吴大伦是否应当向袁崇支付违约金100万元。一、关于袁崇是否应当向吴大伦返还200万元投资款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袁崇、吴大伦、周胜利经协商，由吴大伦出资800万元、袁崇和周胜利各出资100万元，三人共计投资1000万元，以吴大伦投资经营的矿辉公司名义到鑫铭矿业公司承包采矿业务，所得收益三人按出资比例分配。吴大伦根据上述约定将其应出资的800万元全部转入袁崇个人账户，但袁崇仅将吴大伦于2015年4月15日转给其账户的600万元转付给了鑫铭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海穆。袁崇对上述事实不持异议。本案双方争议的是吴大伦于2015年2月16日、17日，通过其妻李缘桃向袁崇银行账户分别转账汇款190万元、10万元，合计200万元的资金去向问题。本案中，袁崇称该200万元是经鑫铭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海穆同意由袁崇收取后用于抵扣鑫铭矿业公司对袁崇的欠款，故袁崇认为该200万元应认定为交付给了鑫铭矿业公司。鑫铭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海穆则否认其与袁崇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同意袁崇以收取的投资款予以抵扣债务的事实。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袁崇有正当依据占有吴大伦交付的200万元投资款，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认定袁崇应返还吴大伦投资款200万元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再赘述。至于袁崇与鑫铭矿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债权转让关系，本案不作评判，袁崇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二、关于吴大伦是否应当向袁崇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问题。吴大伦、袁崇、周胜利三人签订协议后，吴大伦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其应当承担的出资义务。袁崇关于吴大伦欺骗合伙人，解除了探矿工程合同，构成违约的主张，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故其要求吴大伦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袁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600元，由上诉人袁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兆勇审判员  赵春红审判员  肖小月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张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