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2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涛，男，197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郓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兵，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东，男，198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光华，男，197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煜薇，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永涛因与被上诉人李东、李光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40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永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兵，被上诉人李东及其与被上诉人李光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永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永涛不须返还268800元给李东、李光华；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李东、李光华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刘永涛未支付268800元给李东、李光华的依据不足，实际上，268800元已经清偿了，刘永涛并未欠李东、李光华款项。2.一审认定李光华主体适格的依据不足。3.认定本案事实不能仅依据李东、李光华提供的证据，还要结合全案事实综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内在逻辑关系以及江南水果批发市场的交易习惯的现状等情况予以认定。李东、李光华共同辩称，不同意刘永涛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东、李光华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永涛支付李东、李光华的档口使用费、销售人员工资268800元（计算方式为348车次×600+60000（1个销售人员工资）=268800元）；2.刘永涛承担本案受理费。一审法院查明：李东、李光华与刘永涛存在合作关系。2018年12月11日，李东、李光华与刘永涛进行结算，刘永涛通过微信向李东发送单据，载明：“总款11286787元、汇1085万、余437687元，83车+265车=348车，欠单58519，通海265，总款31094410+130727，汇款3115万，余-55590+130727，839243”，李东、李光华予以确认。2019年1月22日，刘永涛向李光华转账570443元。2019年3月5日，微信记录载明，刘永涛“李老板，你明天都搬走了，你还欠32万多让你写个欠条你也不写”，李东“这个你放心，你明天不要收欠款吗？我有190多万的欠单还在你那里呀，怕我跑了欠款单都在你那里，做不了合伙人咱们还是朋友，我看明天我那里能不能收到钱，尽快把你这里搞定”。2019年3月7日，微信记录载明，刘永涛“我今年给你的那1000快，你要还我，以为你今年没有帮我，不能拿那钱，我告诉小张已经加在欠单上了。”李东“好，算清楚点”“那个不要加在欠单上面，我私人转给你”。2019年3月9日，微信记录载明，李东“你去年的款还有268800没有转？”刘永涛“没有啊，现在又搞到去年”，李东“最后借款839243，你转了570443，差268800，你问问老李，他说差这个数”，李东发送单据，刘永涛“这83车是什么吗，83车268800那是什么东西吗？”，李东“老板，这是什么情况，这单是你开的？”，刘永涛“没有啊，我跟你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我没开给你啊，我这里有账单，你重新可以算”，李东“那这个单意思你不认是你写的？”刘永涛“我写的，我也不一定说是写给你的，这个单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你是偷偷的拍走了吧，我又没有给你这个”，李东“老板，这东西大家都心知肚明，有必要说那么多吗？你这个算怎么算吗，你说怎么算嘛，你明明就是还我们的钱，你现在没转，我们问你你说不认账了”。2019年3月9日，李东向刘永涛出具凭证，载明“今日华兴公司全部欠单与725档已全部结清。注：此单与725档所有货款无关”。其后，李东、李光华多次向刘永涛催收无果，遂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李东、李光华表示其与刘永涛从2016年开始合作，合作方式是李东、李光华将卖蔬菜的货车停在刘永涛位于江南水果批发市场的725档，以每车1200元的价格给予刘永涛档口使用费，当一车的货物卖完，刘永涛返还李东、李光华每车600元，同时由刘永涛收取货款并负责一个工人工资，档口使用费每天结算，在年底予以返还；刘永涛在2018年12月11日经过清算后确认应向李东、李光华支付839243元，但刘永涛仅支付了570443元，余款268800元未支付，李东、李光华在2019年3月提出终止合作，因李东、李光华的货款均由刘永涛收取，存在部分客户的货款未收回以欠单的形式存放在刘永涛处的情形，李东、李光华当时尚有190多万的欠单在刘永涛处，李东、李光华要求刘永涛返还该欠单，刘永涛要求李东、李光华以欠单抵消了32万元的欠款，李东、李光华遂按刘永涛的要求在2019年3月9日出具了凭证，李东、李光华向刘永涛交付现金10多万元，其余的欠款以欠单作为抵扣，剩余的欠单已收回，但双方当时并未结清该笔268800元，故李东、李光华在出具凭证时载明“此单与725档所有货款无关”。刘永涛确认与李东、李光华存在合作关系，亦确认存在每车返还600元的约定，但是否有工人工资约定不予确认，刘永涛确认在2018年12月11日尚欠李东、李光华839243元，但该款项在2019年3月9日之前已经结清，刘永涛在转账570443元后，李东表示余款268800元并非货款，直接向其本人支付即可，故余款268800元刘永涛分3次以现金方式交付李东、李光华，但没有签订收据，后来在2019年3月9日清算的时候，李东、李光华出具涉案凭证，确认双方之间的款项已经结清，并非李东、李光华主张的欠单交接的问题，至于李东、李光华欠刘永涛的32万元已在欠单中予以抵销。刘永涛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证人证言，证人张某到庭表示其是刘永涛的员工，也将货品挂在刘永涛的档口卖，证人表示在2019年3月9日与李东签订了涉案凭证，所有欠单均已返还李东、李光华，其并不清楚在交接欠单时是否有对32万元进行清算；证人表示其在2019年2月至2019年5月期间帮刘永涛管往来账，李东、李光华有从证人手上拿过现金，有10万也有几万，拿了现金后并不会出具相关的收据，证人表示并不清楚李东、李光华取走现金款项的性质，李东、李光华只说记他个人的账，但证人会将该款项记在本子上；证人表示不清楚存在268800元款项。经质证，李东、李光华表示证人也在刘永涛的档口发售货物，其性质与李东、李光华相同，证人也确认刘永涛并未向李东、李光华支付欠款且证人并不负责刘永涛的欠款收支事项。2、账本及银行明细，显示刘永涛在2019年2月28日向李东、李光华转账200000元，在2019年2月23日向李东、李光华转账200000元；账本显示从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之间与“华兴”的款项明细，刘永涛表示账本中显示的“汇款”即为刘永涛收到客户的货款后定期返还给李东、李光华，金额即为刘永涛尚欠李东、李光华的货款，因存在客户拿货之后并支付货款的情况，而刘永涛又要定期向李东、李光华结算货款，故存在刘永涛垫付货款给李东、李光华的情形，该账本载明的“2月23日汇20万”、“2月28日汇20万”即与上述银行明细相对应，且刘永涛汇款处均由李东签名，该款项即为刘永涛返还的货款且李东、李光华已确认，截止3月5日的金额为10446061元，该款项已在2019年3月9日由欠单予以抵扣，账本载明“已结清，2019.3.9”即为双方之间所有的款项在2019年3月9日刘永涛向李东、李光华返还欠单后均已结清，不存在刘永涛尚欠款的情况。经质证，李东、李光华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李东、李光华表示该账册系刘永涛单方制作，双方之间的账册不只有该玉米账册，还有一本“云南通海”的账册，两个账册加起来应该达到190多万，所以双方在清算时李东、李光华拿欠单对刘永涛主张的欠款32万元予以清偿，李东、李光华仅拿走了160多万元的欠单，刘永涛在2018年2月23日、2月28日支付的40万元与本案李东、李光华主张的268800元无关，因为刘永涛定期要向李东、李光华返还货款，每天都有进账，但是应返还的档口使用费刘永涛不会体现在该账本上。刘永涛本人在庭审中表示，其在2018年12月前后已将268800元向李东、李光华支付，当时是李东、李光华本人表示268800元并非货款故不需要转账，故第一次是李东、李光华本人在刘永涛处拿走10万元，刘永涛本人打开保险箱将现金10万元交付，第二次拿走6、7万元，第三次就把所有的款项都交付李东、李光华；刘永涛表示江南水果批发市场有其惯例，一直以为都是以使用现金交易为主，刘永涛的档口每天都会有大量的现金流水，其银行明细也显示有存入10万、20万元现金的情况，档口中70%以上的客户都是使用现金交易，而李东、李光华的陈述存在不合理之处，李东、李光华否认从刘永涛处以现金方式收取268800元，但其在2019年3月9日与刘永涛结算时又表示向刘永涛支付的现金10多万元，可见双方之间确实存在现金交易的习惯，而在2019年3月9日双方进行结算时，不可能不对双方之间的欠款全面清理结算，即该268800元若没有结清，李东、李光华不可能主动交付现金并以欠单抵扣32万元欠款。李东、李光华对刘永涛的陈述不予确认，李东、李光华表示并未收到刘永涛以现金方式交付的268800元，该款项并未清偿，且刘永涛在两次庭审中的陈述存在矛盾，刘永涛在2018年12月11日的微信记录中确认存在债务839243元，但在2019年3月9日的微信记录中否认该单据存在，亦否认存在该债务，在2019年7月29日的答辩状中刘永涛表示该268800元已经抵销用于偿还32万元欠款，但在2019年8月12日的庭审中表示该款项已经现金支付，并表示证人清楚该款项以现金支付，但是其申请出庭的证人表示并未见到刘永涛以现金支付，在2019年10月25日的庭审中刘永涛表示其本人以现金方式交付，并提出交易习惯的说法，刘永涛的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刘永涛表示在2019年3月9日该268800元已经进行抵销，但李东、李光华的32万元欠款及存放于刘永涛处的190万元欠单均系货款，该相同性质的款项可以抵销，且李东、李光华确实按刘永涛的要求对该部分款项进行了抵销，而268800元并非货款，该款项是刘永涛应返还的档口使用费及工人工资，无法进行抵销。另，刘永涛表示李光华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本案是发生在李东与刘永涛之间的合同纠纷，与李光华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没有证据证实李光华与刘永涛存在合同关系，李东、李光华之间的内部关系与刘永涛无关；同时，李东是以华兴公司的名义与刘永涛交易，但刘永涛无法明确华兴公司是否有办理工商登记。李东表示李东、李光华系合伙，与刘永涛进行合作，李东、李光华确实以华兴蔬菜的名义对外交易，但与刘永涛之间的合同关系与华兴公司无关。以上事实有微信记录、凭证、银行交易明细、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李东、李光华与刘永涛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刘永涛是否已向李东、李光华清偿268800元。就本案查明的事实而言，刘永涛的行为及其陈述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首先，2018年12月11日刘永涛确实向李东、李光华发送了欠据凭证，确认尚欠839243元，且其在2019年1月向李东、李光华支付了其中的570443元，但李东、李光华在2019年3月9日向刘永涛催收余款时，刘永涛明确表示不知悉该单据，没有向刘永涛出具过该单据，刘永涛的行为明显对李东、李光华不诚信；其次，刘永涛在2019年7月29日提交的答辩状中明确表示该268800元在李东、李光华欠款的32万元内予以抵扣，在2019年8月12日第一次庭审时，刘永涛表示该268800元在2019年3月9日前以现金方式清偿，该次庭审中刘永涛从未提及系其本人将268800元以现金方式交付李东、李光华，反而表示“证人清楚”，在证人表示不清楚该款项后，又在2019年10月25日的庭审中表示是刘永涛本人在2018年12月前后以现金方式分三次交付；第三，刘永涛表示其在账本上载明“已结清”，即表明双方之间的款项确已结清不可能还存在欠款，但从其账本可以看到，2019年1月刘永涛向李东、李光华支付的570443元并未予以记载，至于该款项为何没有记载刘永涛并未作出明确说明，即对于刘永涛应返还李东、李光华的款项如何计算且如何返还，账本中并未列明；第四，根据证人陈述可知，李东、李光华在与刘永涛合作期间确实存在以现金方式在档口支出款项的情况，但证人明确表示若李东、李光华现金收取款项后会要求证人“记他个人账上”，而证人亦会将该笔现金支出“记在本子上”，但刘永涛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已将该三笔合计268800元的现金支出予以记录，结合刘永涛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账册可以看出，刘永涛对其与李东、李光华之间的交易明细及账册均清楚知悉，每次款项在支出后亦一一记载且核算清楚，在此情况下对于该268800元以现金方式支出的还款却无任何记载，明确不符合刘永涛的行为习惯亦不符合常理；第五，刘永涛提出李东、李光华在明知尚欠268800元欠款的情况下，仍支付现金并用欠单予以抵扣，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双方在2019年3月9日已经结算完毕，268800元在此时已经了结，李东、李光华陈述因刘永涛持有其高达190多万的欠单，若刘永涛不返还该欠单会给李东、李光华造成重大损失，在此情况下李东、李光华先结清该笔欠单及其对应的欠款，剩余的款项再另行结算，李东、李光华的陈述亦符合常理，且在2019年3月9日李东、李光华出具的凭证中明确载明“此单与725档所有货款无关”，即表明李东、李光华认为该凭证不能作为双方之间所有款项结清的凭证，且李东、李光华在2019年3月23日、4月11日仍通过微信继续向刘永涛催收。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刘永涛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及其陈述并未达到使合议庭对待证事实（是否已清偿268800元）达到相信存在极大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程度，故一审法院对刘永涛的抗辩不予采信。综上，刘永涛至今未向李东、李光华偿还268800元欠款，其行为构成违约，刘永涛应将该款项偿还李东、李光华。至于刘永涛抗辩的主体问题。刘永涛抗辩称李光华与本案无关，其与李光华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但从刘永涛的银行明细可以看出，刘永涛一直是向李光华支付款项，由李东进行签名确认，故刘永涛对于李东、李光华的关系清楚知悉，一审法院对刘永涛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与“华兴公司”存在关联，且刘永涛未能提交其与“华兴公司”存在交易的凭证，且李东、李光华使用“华兴公司”与刘永涛进行合作，故一审法院对刘永涛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判决：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刘永涛返还李东、李光华2688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32元，由刘永涛负担。该受理费李东、李光华已预交，李东、李光华同意由刘永涛在履行判决时将刘永涛应承担的费用直接支付李东、李光华。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永涛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为证人证言，拟证明工资及现金发放的情况。证据2为对账单，拟证明工资现金交易每日可达6-7万元。证据3为转账交易记录，该证据一审时已经提交，但一审法院未提及，拟证明刘永涛每月给李东、李光华优惠1-2万元。李东、李光华共同发表质证意见称，对3份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1证人证言中的6人与刘永涛存在劳动关系，属于利害关系人，其称这6人都在档口工作，但并没有提供劳动合同予以证明，且工资支付与货款及其他款项的支付性质并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证据2是刘永涛自制的，不符合企业会计账簿制作要求。对证据3其中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账单中2018年4月28日刘永涛向李东的转账，李东已经退回给刘永涛，该款项也不是其所称的生意优惠。账单记录并不能证明刘永涛已将款项返还李东。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是：涉案268800元款项刘永涛是否已经清偿？本院对此评析如下：一审刘永涛确认有该268800元款项，但主张已清偿，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刘永涛应对已支付该笔款项承担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则应承担不利后果。首先，该268800元款项并非全部是工资，绝大部分为档口使用费。即使江南水果批发市场存在工资现金交易的习惯，以及双方合作过程中存在现金交易的情形，也不能证明涉案款项已经支付。刘永涛二审补充提交的证人证言、对账单，均不能证明刘永涛已支付涉案268800元。其次，从刘永涛一审答辩来看，其要求在33万元中扣除涉案268800元，认为李东、李光华还应支付其61200元，也表明该268800元未支付，如已支付就不存在抵扣的问题。再次，2019年3月9日李东出具的凭证记载“今日华兴公司全部欠单与725档已全部结清。注：此单与725档所有货款无关”，表明结清的只是全部欠单，并非双方之间所有款项均结清，且李东、李光华在2019年3月23日、4月11日仍通过微信继续向刘永涛催收。最后，刘永涛一审申请的证人张某陈述，如果李东、李光华取走现金，会将款项记在本子上，但本案中刘永涛未能提交李东、李光华以现金方式取走涉案款项的相应记载。刘永涛陈述2018年12月前后分三次以现金支付，仅是其单方陈述，且与一审答辩提出的抵扣相矛盾。综上，刘永涛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支付涉案款项，应向李东、李光华偿还268800元。至于李光华作为本案一审原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首先，李东表示其与李光华系合伙，与刘永涛进行合作。其次，从刘永涛的银行明细可以看出，刘永涛有向李光华多次支付款项，由李东进行签名确认，刘永涛应知悉李东、李光华之间的关系。再次，李东与刘永涛微信记录中也提及老李（李光华）。故李光华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永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32元，由上诉人刘永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