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03民初5942号 原告：王丽英，女，1958年5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越城区。 原告：沈琦，男，198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越城区。 二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飚，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应佳奇，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惠琴，女，196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余天方，男，197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被告：沈兴建，男，1970年8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章惠瑛，女，197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被告：沈雅凤，女，197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以上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青常，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丽英、沈琦诉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1日立案受理，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7）浙0603执保136号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并已执行。2019年3月26日，本院作出（2017）浙0603民初5303号民事判决。原告不服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9）浙06民终170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前述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6月2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范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祝世强、钱丹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9年7月30日、2020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琦及二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飚，被告徐惠琴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等四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青常到庭参加全部庭审，被告章惠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二个月，后和解未果。因案情复杂，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五被告共同向原告结算并支付沈百贤项下的合伙财产份额款项，暂计635万元（具体依司法财务审计确定）。事实和理由：二原告为沈百贤的法定继承人，其中原告王丽英与沈百贤系夫妻关系，原告沈琦与沈百贤系父子关系。沈百贤于2017年4月10日死亡，其父亲沈利根于1995年9月死亡，其母亲马水金于2009年3月12日死亡。二原告在沈百贤死亡后了解到沈百贤分别于2016年4月11日、4月22日、4月29日、5月3日陆续出借给被告徐惠琴635万元，为此找到徐惠琴要求归还。被告徐惠琴向二原告提供了一份签署日期为2017年2月28日的《股权协议》复印件，称沈百贤已加入了五被告对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印染集聚区一家印染企业车间的承包投资，沈百贤投资金额为635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的41.368%。二原告认为《股权协议》如反映借款已转为投资款，则该协议反映的是沈百贤与五被告之间的民事合伙关系，沈百贤死亡后，沈百贤与五被告之间该民事合伙关系当然终止，为此作为沈百贤继承人的二原告有权要求五被告共同、连带返还投资款。后二原告明确，由于已将投入在浙江绍肖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肖公司）八车间的机器设备及享有的承包经营权等整体转让给他人，受让人已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并已完成交割，故五被告在沈百贤死亡后的合伙已因他们转让合伙营业而事实解散（散伙），沈百贤在合伙中的财产份额无论如何均已具备结算退还的条件。 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共同辩称，对原告起诉的635万元是绍肖公司八车间合伙投资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起诉状中陈述因沈百贤病故，合伙当然终止的事实有异议，沈百贤病故后，原告沈琦参与八车间的合伙经营和管理。所以本案的合伙关系并没有因沈百贤的病故而终止。基于上述事实，原告的两个诉讼请求均不成立，投资有盈亏，在盈亏没有经各方认可结算的前提下，资金是不定数，期限也不定。退伙是原告提出的，不是被告违约，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不成立。针对原告明确后的诉讼请求，该四被告共同补充辩称，对车间承包经营权整体转让的事实没有异议，本案是散伙的结算，合伙的六个股东都负有结算合伙帐目的义务，任何一个股东的权利都是从合伙结算中分得合伙的资金。 被告章惠瑛未到庭。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均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供的死亡证明、遗体火化证明、证明、户籍查档证明及结婚证各一份、汇款凭证四份、函件及EMS快递单各二份，徐惠琴等四被告提供的2017年8月13日告知函及快递单打印件各一份、2017年8月17日设备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微信、短信截图一组3页，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二原告提供的公证书一份，系二原告继承沈百贤其他财产所需，与本案无关联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二原告的继承人身份，但不足以单独作为认定二原告身份的依据。2、二原告提供的股权协议一份，为复印件，且与徐惠琴等四被告提供的原件不同，故应以原件为准，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3、二原告提供的2016年11月至2017年8月绍肖八车间财务分析表十份（其中2017年7月附资产、负债说明各一份），由于本院已经根据各方当事人申请对合伙账目进行了审计，该组证据亦已经作为审计的部分基础资料，故本院不作单独认定。4、二原告提供的合伙份额价值计算表，系二原告单方制作，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5、徐惠琴等四被告提供的承包协议、投资合作协议书、股权协议各一份，其中的承包协议、投资合作协议书均形成于沈百贤入股之前，虽与沈百贤无涉，但可以反映徐惠琴出面承包绍肖公司八车间，但实际系合伙承包、由徐惠琴为合伙事务执行人的事实；其中的股权协议，二原告对沈百贤签字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6、徐惠琴等四被告提供的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工资表十一份17页，虽然二原告仅认可2016年部分工资单上沈百贤的签名真实性及2017年打款事实，但该组证据可以反映沈百贤自2016年5月开始从承包的八车间领取工资的事实。7、徐惠琴等四被告提供的货款核准支付通知单四份、支出单一份、工资单一份、微信记录（打印件）一份2页，虽然二原告对工资单中原告沈琦的签字真实性以及微信打印件形式的合法性有异议，但经询问，原告沈琦表示不需要对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也认可是其召集其他合伙人建立微信群，故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本院均予以确认。8、为查明案件事实，二原告在(2017)浙0603民初5303号案件中向本院提交审计申请一份，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并委托绍兴平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合伙体承包经营绍肖公司八车间期间的合伙账目进行司法审计。该审计机构于2018年4月25日出具绍平准鉴（2018）第1号司法审计鉴定报告书一份。由于徐惠琴等四被告在账册提供方面存在一定迟延，致使该审计报告在审计程序上存在瑕疵，经徐惠琴等四被告申请，本院再次委托绍兴平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合伙账目进行补充司法审计，同时为便于合伙财产处置，将审计时间节点延长至审计报告出具之日止。该审计机构于2018年12月14日出具绍平准鉴（2018）第2号司法补充审计鉴定报告书一份。由于第二次补充审计已经改变了第一次审计的结论，故本院以绍平准鉴（2018）第2号报告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徐惠琴与绍肖公司存在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该承包经营合同项下，虽然由被告徐惠琴出面签订协议，承包绍肖公司八号车间，但实际系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等人合伙承包。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四人曾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一份，协议指定被告徐惠琴为合伙事务执行人。此时，被告沈雅凤的份额由被告徐惠琴代持。 2016年4月11日至5月3日期间，沈百贤陆续分四次向被告徐惠琴汇款共计635万元，用于入伙承包经营绍肖公司八车间。2017年2月28日，沈百贤与五被告签订《股权协议》一份，确认承包经营绍肖公司八车间的各股东股份分配如下：总投资1535万元，其中沈百贤投资635万元，占41.368%；徐惠琴投资602.19万元，占39.231%；余天方投资130.23万元，占8.484%；沈雅凤投资83.61万元，占5.447%；沈兴建投资68.85万元，占4.485%；章惠瑛投资15.12万元，占0.985%；协议同时约定“其他条例按原协议不变”。 后沈百贤于2017年4月10日去世，二原告为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原告王丽英为沈百贤妻子，原告沈琦为沈百贤儿子。原告沈琦在沈百贤去世后，召集其余各合伙人等建立名为“绍八股东群”的微信群，该微信群内有关于合伙账目的记载。同时，2017年4、5月份期间，原告沈琦以“财务审批”及“负责人”名义，对八车间对外支付货款、对内支付工资等事项进行签字审核。 2017年6月21日，二原告对五被告提起诉讼。 2017年8月17日，在二原告经通知未到场签字的情况下，五被告签字与案外人裘卫国等签订《设备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甲方为二原告及五被告，乙方为裘卫国等，甲方将在绍肖公司八车间所有在用的生产染色生产线及相应的配套设备整体转让给乙方，转让价为1270万元，转让日期为2017年8月18日，协议同时对各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经本院委托，2018年12月14日，绍兴平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绍平准鉴（2018）第2号司法补充审计鉴定报告书一份，该报告第11页载明，到报告日止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情况为：（1）专用于合伙经营的绍肖公司尾数8545银行账号存款余额5091.18元；（2）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沈兴建尾数0571卡存款余额169007.78元；（3）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沈兴建尾数7601卡存款余额38426.14元；（4）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徐惠琴尾数8241卡存款余额737.47元；（5）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徐惠琴尾数4178卡存款余额2923.93元；（6）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张芳娣（出纳）尾数4776卡存款余额998741.08元（其中徐惠琴7月7日支付审计费15万）；（7）有绍肖印染代收代付代管的个人银行卡及银行账户余额1414935.29元（包括尾数8545银行账号存款5091.18元）；（8）已收取裘卫国应负担的房租费、排污指标费等221918元，已支用10万元后（其中5万元支付给整理会计徐桂香，5万元支付审计费），尚余121918元；（9）尚可收取落实沈琦收回的绍兴三能应收款62492.03元；（10）尚可收取落实徐惠琴收回的绍兴富立应收款40215元；（11）尚可向绍肖公司收回承包费、宿舍使用费、物业费、保证金1671876.50元；（12）尾数4776卡2018年7月7日预付15万元审计费用，暂作增加“其他应收款—徐惠琴等被告”处理（基于对本案审计费的承担，本院确定该笔款项作“其他应收款—徐惠琴”处理）；（13）尾数4776卡2017年8月5日支付律师费10万元，暂作增加“其他应收款—徐惠琴等被告”处理；（14）2018年12月10日支付的5万元审计费用，暂作增加“其他应收款—徐惠琴等被告”处理（基于对本案审计费的承担，本院确定该笔款项作“其他应收款—徐惠琴”处理）；（15）应付未付上虞舒美化工有限公司1275元；（16）应付未付上海钦尚清洁产品有限公司1500元；（17）尚有已支付上海皇巨实业有限公司20万元滴液机货款，货已收但尚未开给发票，导致挂账，绍肖公司财务要求平账，上海皇巨要求再汇2万元货款才能开票，故该2万元货款暂作增加“应付账款—上海皇巨”处理。以上（1）—（8）项为货币资金状态存在，合计2746689.69元，（9）—（13）项为应收款状态存在，合计2074583.53元，（14）—（16）项为应付款状态存在，合计22775元，按此计算，截止报告日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为4798498.22元。 审计鉴定结论为：一、假设2016年5月初固定资产是按陈天根会计折旧283973元及折旧年限5年计算的当时固定资产原值1703.84万元作为投资组成，那么截止报告日的现存合伙财产的应得金额为500.7564万元，而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为479.8498万元，实际少20.9066万元。由于初始投资具体不清及会计资料的不规范性、不完整性，导致具体原因不清。二、假设2016年5月初固定资产是按如同后来的整理会计根据历史资料编制的当时固定资产原值1760.82万元作为投资组成，那么截止报告日的现存合伙财产的应得金额为443.7764万元，而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为479.8498万元，实际多36.0734万元。由于初始投资具体不清及会计资料的不规范性、不完整性，导致具体原因不清。三、假设2016年5月初固定资产是按如同后来的整理会计根据历史资料编制的当时固定资产净值1186.42万元作为投资组成，那么截止报告日的现存合伙财产的应得金额为1018.1672万元，而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为479.8498万元，实际缺少538.3174万元，金额相差巨大。由于初始投资具体不清及会计资料的不规范性、不完整性，导致具体原因不清。四、从徐惠琴提供的另一被告沈兴建存放着的当时2016年4月底开始合伙投资讨论组成的初稿分析，虽然其供审计确认的依据尚不够充分，但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采信度，且审计以“假设一”与“假设二”的固定资产原值作为投资组成得出的现存合伙财产的应得金额与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相对比较接近，因此，审计认为被告方900万元初始投资时，固定资产按原值作为投资组成的可能性较大，但限于初始投资不清及会计资料的不规范性、不完整性，审计无法得出确切结果。五、对于假设三，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巨幅小于应得金额538.3174万元，审计认为，除非当初合伙时存在非显性的重大隐瞒事项或合伙经营期间存在重大收入隐瞒或重大支出舞弊。但在对已移交提交有关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收支结算的银行账户、银行卡清单等的查阅审核看，审计尚未发现有足以形成这样巨额差异的重大经济收支错误或遗漏事项。 其后，本院作出（2017）浙0603民初5303号民事判决，认为原、被告均系合伙人，五被告不负直接向原告付款的义务，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9）浙06民终1707号民事裁定。 该院认为：“王丽英、沈琦是以沈百贤继承人的身份要求其他五位合伙人结算并支付沈百贤名下的合伙财产份额款项，一审以沈琦在2017年4月19日、20日即以“绍八股东”、“财务审批”及“负责人”身份涉及并处理合伙事务，同时王丽英、沈琦在本案中同意合伙截止时间，从而认定王丽英、沈琦继承了沈百贤的合伙份额并由沈琦参与了合伙事务，但沈琦在“绍八股东”微信群上发出信息、在相关单据上与徐惠琴共同签字时间仅10余天，签字单据很少，沈琦解释自己是作为沈百贤继承人了解监督合伙财产，该解释符合常理，其在了解合伙财务情况后才能决定是否继承合伙，但事后沈琦并未明确表示继承合伙，而是选择在当年6月21日即向一审法院起诉，其不愿意继承合伙的意思表示非常清楚。另外，在各合伙人2017年8月17日出具给浙江绍肖印染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中，沈琦也是以沈百贤继承人的身份签字。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丽英、沈琦继承了沈百贤的合伙份额并由沈琦参与了合伙事务缺乏事实基础，王丽英、沈琦作为沈百贤合伙财产的继承人，有权要求其他合伙人结算并支付沈百贤名下的合伙财产份额。根据庭审中各方陈述，目前合伙财产基本处理完毕，一审中也对合伙财产进行了审计，虽然审计报告中显示合伙财产金额包括应收款和应付款，但应收款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已基本明确，应付款金额很小，一审法院可向当事人释明后进行分割。对于审计鉴定结论假设的三种情形，一审法院应根据本案事实对审计鉴定结论作出选择”。据此，该院撤销前述一审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理。 在本案审理中，原告与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均确认尚应扣减96272.53元且2号审计报告中“（9）尚可收取落实沈琦收回的绍兴三能应收款62492.03元”核减为24140.87元。同时，另有缴费人“张芳娣”、“赵佳佳”分别向原、被告向本院申请的本院缴费账号汇款合计3938170.94元。 本院认为，沈百贤与五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由各合伙人于2017年2月28日签订的《股权协议》为证，且现各方当事人陈述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沈百贤自2016年4月开始陆续投入合伙资金，且现各方当事人对于讼争六人合伙关系始于2016年5月陈述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并认定合伙开始时间为2016年5月1日。2017年4月10日，沈百贤去世，而沈百贤继承人（即二原告）与五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则处于待定状态，二原告既可选择继承沈百贤在合伙组织的财产，也可以选择继承在合伙组织的合伙人身份。而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二原告继承了沈百贤的合伙人身份，在二原告出具的部分书面文件中，仅明确了其系沈百贤继承人，而非合伙组织合伙人，对于该节事实，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亦进行了确认及分析，本院不再进一步展开。另需补充的是，经本院询问，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认为仅认可沈琦系合伙人，但二原告同为沈百贤第一顺位继承人，如果王丽英未放弃继承沈百贤合伙人身份，二原告应做统一主体处理。各被告的权利仅限于选择是否同意二原告继承沈百贤合伙人身份，而不能否定王丽英的继承权。据此，在被告仅认可沈琦继承沈百贤合伙人身份的情况下，并不宜一并认定二原告或原告沈琦继承沈百贤合伙人身份。 根据继承法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沈百贤死亡后，二原告作为其继承人，有权要求合伙组织向其分配按沈百贤出资所享有的合伙财产。鉴于原、被告对于合伙账目的司法审计期间已确认一致，故本院对于分配节点不再展开评价。 对于二原告所能主张的金额，在（2017）浙0603民初5303号案件中，已进行两次司法审计，别分形成1号、2号审计报告。从效力上分析，1号及2号审计报告均由同一审计机构作出，该审计机构在2号审计报告中已明确指出“我所对原出具的绍平准鉴（2018）第1号鉴定报告的有关收支盈亏等数额，必须予以纠正和作废，同时依据有关增补的会计资料等进行重新审计”。据此，1号审计报告不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于原告认为2号审计报告所依据资料未经二原告确认，不具有真实性。本院认为，根据询问笔录，反映出二原告已核对过相关材料。同时，对合伙组织而言，对合伙财产的清算，是每个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均负有一定的证明责任，即沈百贤已应承担相应证明责任。但现沈百贤死亡，二原告并非合伙组织的原合伙人，也未认可其继承成为合伙人，即免除全部的证明责任亦并不妥当。合伙本身就具有较强的人和性，二原告又系合伙组织的外部人员，个人合伙在实践中不规范的情形大量存在，在其他合伙人均认可审计材料的情况下，除非原告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被告隐瞒了重大收支等足以影响审计结论。最后，审计报告得出的三个审计结论，亦显示出审计机构对审计结论进行过充分论证。综上，本院确认2号审计报告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该份审计报告提出了三个假设性审计结论，其中审计机构已表明其倾向性意见，即第一、第二假设性意见可信度较高，据此，在无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不采用第三项假设性结论。对于前二项假设性结论，本院认为，在本案审理中，原告与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均确认尚应扣减96272.53元且2号审计报告中“（9）尚可收取落实沈琦收回的绍兴三能应收款62492.03元”核减为24140.87元，故2号审计报告中现存实际金额情况9-13中应分别扣减96272.53元及38351.16元。据此现存合伙财产实际金额为4663874.53元。假设一应得资产5007564元大于实际金额4663874.53元，假设二应得资产4437764元小于实际金额4663874.53元，差额在于固定资产原值差异，考虑沈百贤的加入时间及合伙事务执行人为徐惠琴的情况，在假设一二中，应做对被告不利的考量，即现存合伙财产应得金额为5007564元。再根据沈百贤投资占比41.368%，二原告可得款项为2071529.08元。 至于审计费用，根据原、被告对合伙财产金额的举证责任及被告在（2017）浙0603民初5303号案件迟延提交审计材料致使补充审计的情况，本院按前案提起审计时分配的审计费用承担方确认，即原告承担80000元，各被告承担200000元。关于被告认为实际金额中应扣除审计费200000元，本案是被告与非合伙人之间的纠纷，该部分不应计入，且事实上，及时扣除，也不影响按应得金额5007564元计算的金额。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共同向原告王丽英、沈琦支付2071529.08元，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王丽英、沈琦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62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61250元，由二原告负担32878元，五被告负担28372元。第一次审计费80000元，由二原告承担，第二次审计费200000元，由五被告承担，被告应承担的诉讼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范 晟 审判员 祝世强 审判员 钱丹琳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陈莉 书记员 谢 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 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