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7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邦泰达高尔夫球场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阎仙垡村东。法定代表人：王月，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户双秒，女，北京邦泰达高尔夫球场管理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发，男，199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古交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北京奉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邦泰达高尔夫球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泰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发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19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邦泰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至第五项，改判确认邦泰达公司与李发2016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邦泰达公司无需支付李发高温津贴、基本生活费、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事实和理由：1.李发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2.关于高温津贴、基本生活费和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差额，李发提交的证据不足，且上述请求已超出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3.李发因个人原因离职，无需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李发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李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发与邦泰达公司于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双休日加班费41661元；3.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15000元；4.邦泰达公司支付工服押金300元；5.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高温津贴3000元；6.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差额54120元；7.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基本生活费19000元；8.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3000元；9.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发陈述于2016年3月3日入职邦泰达公司，岗位为球童，其在邦泰达公司正常工作至2019年4月3日；2019年4月初，邦泰达公司通知其从公司办理离职，到天津培训，之后到天津的一个球童事业管理中心办理入职，其不同意，于2019年4月3日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之后仍然回邦泰达公司继续出勤至2019年4月24日。邦泰达公司对李发陈述的入职时间和岗位予以认可，但陈述李发于2016年4月9日即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邦泰达公司就李发于2016年4月9日提出离职的事实未提供相关证据。为证明与邦泰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工资情况，李发于庭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五张互联网网页截屏，以证明北京双鹰高尔夫俱乐部位于北京房山区长阳镇阎仙垡村东，隶属太平洋联盟球场，北京双鹰高尔夫俱乐部即为北京东方双鹰高尔夫俱乐部。邦泰达公司认可北京双鹰高尔夫俱乐部是其公司的球场，陈述其公司与太平洋联盟（PACIFICLINKS）是合作关系，其公司和太平洋联盟是不同的法人主体，太平洋联盟负责销售会员卡，持太平洋联盟的会员卡可以到其公司打球。2、邦泰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和北京邦泰达高尔夫球场管理有限公司东方双鹰高尔夫球场管理俱乐部（以下简称东方双鹰俱乐部）工商打印信息，以证明东方双鹰俱乐部为邦泰达公司设立。上述证据显示东方双鹰俱乐部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邦泰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3、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上述证据显示邦泰达公司于2016年4月9日向李发发放工资764元。邦泰达公司对该证据予以认可。4、证书照片打印件。证书的内容为：“亲爱的同仁：李发2016感谢有你，2017年我们再见！祝您及您的家人新年快乐。”5、工作照片。邦泰达公司对证据4-5不予认可。李发陈述其周五至周日不能休息，在周一至周四分组安排休息，正常情况下每周能休息一天，如果球场人多可能每周一天休息都不能保证，由组长记考勤，最后上交给总监杨鑫。邦泰达公司认可杨鑫为其公司职工，陈述其公司的工作制度为每月出勤22天，从2019年4月开始实行钉钉打卡制度，之前是纸质版的考勤，但因其公司多次搬家，纸质版考勤其公司找不到了。李发和邦泰达公司均认可李发的工资构成是底薪加出场费。李发陈述其底薪为500元，2016年4月之前，工资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之后是现金方式发放。邦泰达公司陈述李发的底薪标准其公司记不清了。李发和邦泰达公司均认可每年的12月1日至次年的3月初为封场期。李发陈述2019年度其所工作的球场于3月10日开场，除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9日封场期间，邦泰达公司未支付基本工资外，邦泰达公司在每年封场期间每月会为其发放500元的基本工资，上述款项邦泰达公司会在次年的7月至9月补发。但邦泰达公司陈述李发在其公司仅工作了一个多月，不存在封场期工资问题。另李发陈述2019年3月10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邦泰达公司也未支付其工资。李发和邦泰达公司均认可李发的工作岗位为室外工作岗位。李发陈述其夏天每天至少有8个小时在室外工作，邦泰达公司则陈述李发不出场的时候在休息室。李发于2019年4月25日以邦泰达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1.确认与邦泰达公司于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双休日加班费41661元；3.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15000元；4.邦泰达公司支付工服押金300元；5.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高温津贴3000元；6.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0元；7.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最低工资差额54120元；8.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3000元；9.邦泰达公司支付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待岗基本生活费19000元。2019年7月12日，房山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19］第1259号裁决书，裁决:1.确认李发2016年3月3日至2016年4月9日与邦泰达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驳回李发其他仲裁请求。李发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起诉至法院。庭审中李发陈述邦泰达公司让其办理离职手续到天津培训入职，即为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故其申请仲裁要求邦泰达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但在仲裁庭审中，李发又陈述其与邦泰达公司的劳动关系未解除。2019年7月29日，李发向邦泰达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邦泰达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于2019年7月30日起与邦泰达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邮件邮寄信息显示收件方拒收。邦泰达公司陈述其没有收到上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李发快递单上留的电话也不知道是谁的电话。另庭审过程中，法院要求邦泰达公司庭后提交其公司2017年4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工资表及会计原始账册。邦泰达公司向法院回复称其公司的会计账册被国家税务总局北京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稽查局）调取，不能提供，并提交稽查局于2019年5月7日出具的调阅账簿资料清单复印件，上述清单显示稽查局调取了邦泰达公司2016年至2018年的会计凭证和账簿。后法院与稽查局工作人员联系调阅邦泰达公司会计账册资料事宜，稽查局回复称其单位须就调取的会计账册资料保密，需取得邦泰达公司同意后，法院方能向其单位调阅相关资料。之后法院又与邦泰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电话联系，要求其公司与稽查局相关人员联系表示同意法院调阅其公司的会计账册资料，但邦泰达公司陈述其公司领导在国外，不方便联系，需经过其公司领导同意后方能与稽查局联系确定能否同意法院调阅其公司的会计账册资料。之后邦泰达公司一直未与稽查局联系同意法院调阅其公司会计账册资料事宜。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李发与邦泰达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问题。邦泰达公司和李发均认可李发于2016年3月3日入职其公司，对此法院不持异议。双方的争议点为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邦泰达公司主张李发于2016年4月9日因个人原因离职，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稽查局的调取账簿材料清单，邦泰达公司保存有2016年度至2018年度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其也未协助法院向稽查局调阅上述资料，邦泰达公司未能向法院提供其公司2016年至2019年期间的工资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故对邦泰达公司的上述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对李发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及解除相关情况的陈述，法院予以采信。根据李发的陈述，2019年4月初邦泰达公司要求其办理离职手续，到天津培训入职，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邦泰达公司于2019年4月初即已提出与李发解除劳动关系，李发于2019年4月25日申请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可视为其同意邦泰达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故法院依法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25日解除。综上，对李发要求确认其与邦泰达公司于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如前所述，邦泰达公司于2019年4月初即已提出与李发解除劳动关系，李发于2019年4月25日申请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可视为其同意邦泰达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支付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经核算，邦泰达公司应支付李发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245元。故对李发要求邦泰达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其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李发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邦泰达公司工作期间存在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情况；另根据李发的陈述，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邦泰达公司未为其安排具体工作，其在邦泰达公司的工作状态并非正常提供劳动的工作状态，故对李发要求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工服押金问题。李发未提供证据证明邦泰达公司曾向其收取工服押金300元，故对李发要求邦泰达公司支付其工服押金3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高温补贴问题。李发的工作岗位为球童，属室外工作，邦泰达公司应根据相关规定于每年的6月至8月向李发支付高温津贴。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两年备查。根据稽查局的调取账簿材料清单，邦泰达公司保存有2016年度至2018年度期间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其未协助法院向稽查局调阅上述资料，邦泰达公司未能向法院提供其公司2016年至2019年期间的工资表，未能举证证明已支付李发2016年度至2018年度的高温津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经核算，邦泰达公司应支付李发2016年度至2018年度高温津贴1620元，故对李发要求邦泰达公司支付其2016年度至2018年度高温津贴的诉讼请求，其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待岗生活费问题。邦泰达公司认可每年的12月1日至次年的3月初为其公司的封场期，其公司安排员工放假。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的每年12月至次年2月，邦泰达公司安排李发放假，李发要求邦泰达公司支付其上述期间基本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李发认可除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外，邦泰达公司安排放假期间每月向其支付500元的基本工资，上述款项法院从邦泰达公司应支付的2016年至2019年封场放假期间的基本生活费金额中予以抵扣。经核算，除已支付的待岗期间工资外，邦泰达公司还应支付李发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基本生活费9621元。故对李发要求邦泰达公司支付其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基本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其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问题。李发认可其在邦泰达公司工作期间的每年12月至次年2月，邦泰达公司会安排其放假，法院已判决邦泰达公司支付其放假期间生活费，故放假期间可视为邦泰达公司已安排李发休带薪年休假。故对李发要求邦泰达公司支付其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最低工资差额问题。李发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可以证明邦泰达公司向其支付的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工资的数额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如前所述，邦泰达公司未能向法院提供其公司2016年至2019年期间的工资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故对李发关于2016年4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邦泰达公司向其支付工资有关情况的主张，法院予以采信。经核算，邦泰达公司应支付李发2016年3月3日至2018年11月期间（不含封场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差额共计24706.43元。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李发与北京邦泰达高尔夫球场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邦泰达高尔夫球场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发高温津贴1620元；三、北京邦泰达高尔夫球场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发基本生活费9621元；四、北京邦泰达高尔夫球场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发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差额24706.43元;五、北京邦泰达高尔夫球场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发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245元;六、驳回李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双方当事人已于本案一审庭审中均认可李发的入职时间为2016年3月3日，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发与邦泰达公司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因邦泰达公司2016年度至2018年度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已被税务稽查部门调取，但邦泰达公司既未向法院提交规定保存期限内的工资支付记录，亦未协助法院向税务稽查部门调阅上述会计凭证和账簿，邦泰达公司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且邦泰达公司无法举证证明李发已于2016年4月9日自行离职，故一审法院采信李发关于其正常出勤至2019年4月25日以及2016年4月9日之后的工资是以现金形式发放的主张均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李发与邦泰达公司自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25日存在劳动关系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拖欠劳动报酬的，仲裁申请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出，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25日解除，故李发主张的高温津贴、基本生活费以及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均未超出仲裁时效期间，本院对邦泰达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不予支持。关于高温津贴，双方认可李发在室外工作，邦泰达公司主张已经支付高温津贴，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判令邦泰达公司应向李发支付高温津贴162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李发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可以证明，除封场期间外邦泰达公司向李发支付的部分月份工资数额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如前所述，邦泰达公司未能提供工资支付记录以及相关会计凭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判令其应向李发补足工资差额24706.43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封场期间的基本生活费一项，根据双方当事人对于封场期间的陈述，李发要求邦泰达公司按照最低工资的70%支付其封场期间当年12月至次年2月期间的基本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结合李发的工资标准以及已经发放的工资情况，核算邦泰达公司还应支付其基本生活费962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邦泰达公司上诉主张李发于2016年4月9日因个人原因自行离职，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对于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及原因的举证情况，判令邦泰达公司向李发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7245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邦泰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邦泰达高尔夫球场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卜晓飞审判员  王丰伦审判员  刘 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黄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