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37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李裕兴针织厂。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78号。法定代表人：任山虹，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晖，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恒利基业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78号自编14号801房。法定代表人：区国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志东，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昆红，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东方F.P.P.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大楼A座310室。法定代表人：赵清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F.P.P.国丰百货大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78号。法定代表人：区国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志东，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昆红，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新景城商务大厦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78号自编14号之一。法定代表人：陈绍洪。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静，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战明，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李裕兴针织厂（以下简称李裕兴针织厂）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恒利基业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公司）、广州东方F.P.P.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广州F.P.P.国丰百货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丰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广东新景城商务大厦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景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3民初6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裕兴针织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晖、王霞，被上诉人恒利公司、国丰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志东、张昆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东方公司、原审第三人新景城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裕兴针织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李裕兴针织厂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裕兴针织厂作为案涉物业(即位于广州市荔湾区78号自编14号)的所有权人，依法对案涉物业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一审法院驳回李裕兴针织厂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二)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并结合“物权公示”原则，李裕兴针织厂作为案涉物业的所有权人，依法对案涉物业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二、李裕兴针织厂作为案涉物业的所有权人，诉请要求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停止侵害，腾退清空并交还案涉物业，及支付承包费具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裕兴针织厂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二审法院对此应予纠正。(一)根据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00)穗仲案字第153号生效仲裁裁决书查明的事实可知，案涉物业并未作为出资物业作价入股至国丰有限公司名下，且广州仲裁委员会从实体上驳回了恒利公司的仲裁请求。(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7902号生效判决书亦进一步认定案涉物业并未作为出资物业作价入股至国丰有限公司名下。(三)基于前述事实，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规定，李裕兴针织厂作为案涉物业的所有权人，要求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向李裕兴针织厂腾退并交还案涉物业，及支付承包费于法有据。(四)一审法院完全忽略该等事实和法律规定，简单以“案涉各方是合作合同关系为由驳回李裕兴针织厂的全部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关于《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纠正。租赁合同和承包合同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租赁合同让渡的是租赁物的使用权，而承包合同让渡的则是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权。案涉《承包经营合同》中并不涉及让渡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条款，合同中涉及的标的物亦非经营管理权。相反，该合同仅约定了由李裕兴针织厂提供案涉场地予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经营，由恒利公司、东方公司支付固定承包费，该等约定完全符合房屋租赁合同的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虽然案涉《承包经营合同》名称为承包经营合同，但从合同内容来看，实质为李裕兴针织厂将案涉物业的使用权让渡予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合同应当依法定性为房屋租赁合同。一审法院未对《承包经营合同》所涉权利义务内容进行实质审查，忽略案涉各方合作方式的变更，片面攫取合同条款，并据此对案涉《承包经营合同》性质作出错误地认定。四、案涉《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并不影响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同时，一审法院在一审程序中亦未明确行使释明权，程序违法。(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五款规定，并结合法理学分析，李裕兴针织厂的请求权基础清晰明确，《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认定仅属于李裕兴针织厂与一审法院就合同条款理解的分歧，在客观上并不会改变李裕兴针织厂在一审程序的诉讼请求，李裕兴针织厂在本案中的实体权利并不因一审法院对《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认定而受到实质影响。(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立法本意一方面是为避免人民法院违背应在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内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保护当事人不因法律知识的不足而遭受程序上甚至实体上的损害，增加当事人另行提起诉讼的成本。另一方面，则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若出现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应当明确行使释明权。(三)本案法律关系清晰明确，在各方对案涉权利义务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避重就轻，漠视李裕兴针织厂作为案涉物业所有权人的合理诉求，未依法对本案进行实质性审查，未明确行使释明权，枉顾李裕兴针织厂的举证，简单以李裕兴针织厂主张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侵害其物权缺乏事实依据为由，片面地驳回李裕兴针织厂的全部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并致使适用法律错误。五、（一）无论李裕兴针织厂与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是什么关系，由于本案第一项上诉请求是返还物业，必然涉及到用益物权情况的查明。但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恒利公司、东方公司以及国丰有限公司，是否对于大厦享有用益物权，是否可以对抗李裕兴针织厂的请求。涉及到物权的使用必须要查明标的物与用益物权的权利关系。（二）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已经不享有用益物权，故不能对抗李裕兴针织厂的物权返还的请求。（三）一审法院只是以是承包合同的性质并非租赁合同，就作出不予支持的判断，是逻辑错误。因为租赁关系也是合作关系的一种。（四）关于承包费，承包经营合同有两项内容，第一项是针对百货大厦用益物权的设立，第二项是关于合资公司的经营。李裕兴针织厂关于承包费的请求是基于承包经营合同的第一项用益物权设立为依据，在期满以后参照该标准主张场地占用费。被上诉人恒利公司、国丰有限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处理，不同意李裕兴针织厂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双方的纠纷是因为履行《协议书》导致，李裕兴针织厂主张三方属于租赁合同关系，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侵害其物权缺乏事实依据。（一）李裕兴针织厂与恒利公司、东方公司之间是合资公司股东关系不是承包经营租赁关系。李裕兴针织厂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合资经营国丰百货大楼的报告是以其出资成立的车间大楼，土地经政府有关部门评估折价入股，是其合作入股的真实意思表示。（二）1995年12月31日合资股东签订的《协议书》以及合资公司章程，明确三方出资的方式、金额以及所占的股份比例、公司的注册资本。其中章程规定了注册资金是一亿元，首期注册资金是100万元。在经营中，李裕兴针织厂已经按照章程的规定参与了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国丰有限公司董事的变更，均向李裕兴针织厂发出变更董事的函件。李裕兴针织厂入股的车间产权虽未办理过户，是属于股东出资手续未完善的问题，该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否定涉案大楼房地产已属于国丰有限公司财产的法律性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辖终2507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了李裕兴针织厂以案涉物业折价出资入股金额3000万元为准。合资公司已经提交广东粤高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致委托函》认定1996年1月1日的该房地产评估价值为2103.8165万元，可以说明该折价入股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表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已经确认案涉物业为合资公司的财产。（三）关于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与租赁合同是有区别的。承包合同从未实际履行，合同各方按照股份分红并参与公司运作，而不是收取定期利益。二、《承包经营合同》是《协议书》、《公司章程》的组成部分，是依据《协议书》、《公司章程》所制定的，是不能脱离《协议书》、《公司章程》独立存在。根据《协议书》、《公司章程》的内容反映李裕兴针织厂与恒利公司、东方公司三者之间是合资合作关系，不是租赁合同关系。根据《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无论该合同是否履行，10年期满后即便失效，李裕兴针织厂应当遵守《协议书》、《公司章程》的规定。三、李裕兴针织厂交给恒利公司的是一个破的空的车间，由空的车间厂房转变为可以营业的商场所需要的一切设施包括水电、消防、变压器、大楼内外装修以及3157平方米工程扩建，均由恒利公司投资建设，共花费7000多万元，该物业已经连成整体，但是因为股东的纠纷导致被控制10余年。此后双方因履行问题提起仲裁裁决，合资公司经仲裁裁决后才具备整体出租的条件。新景城公司在此情况并没有办法进行经营。综上所述，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占有使用案涉物业有合法依据，李裕兴针织厂要求腾空物业支付承包费并无合法依据。原审第三人新景城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庭后提交书面意见认为：新景城公司与国丰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经过国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李裕兴针织厂作为国丰有限公司股东，对新景城公司的租赁情况自始至终明确了解，并积极推动租赁合作事项的达成。新景城公司也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租赁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尚未到期，应当继续履行。李裕兴针织厂与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之间的纠纷是股东内部之间的纠纷，不应当危及新景城公司合法利益。如果《租赁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被终止或解除，将会给新景城公司以及租户造成重大损失，请求驳回李裕兴针织厂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东方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亦无提交书面意见。李裕兴针织厂于2018年8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及新景城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向李裕兴针织厂腾空并交还位于“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78号自编14号”的物业;2.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立即向李裕兴针织厂支付自2015年8月15日起至实际腾空之日止的承包费（性质为场地占用费，参照《承包经营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标准计算）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等由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荔湾区78号自编14号房屋的产权人是李裕兴针织厂，房产证登记该房屋为七层，建筑面积为9849.76平方米。1994年10月12日李裕兴针织厂（甲方）与广州市国丰实业有限总公司（以下简称国丰实业公司，后更名为恒利公司，乙方）签订《合作改造李裕兴针织厂成衣大楼为国丰百货大厦合同书》约定:一、合作条件：(甲方)1.甲方提供荔湾路78号原织布成衣车间8层给乙方做购物饮食娱乐中心场地分租写字楼出租及第三者经营使用。2.合作年限从1996年6月1日起至2026年5月31日止，合作期为30年。(乙方)乙方每月10日前向甲方缴交合作费60万元。二、双方责任：乙方在经营期间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等等。同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甲方提供电话线和有关附属设施给乙方使用，乙方给付相关费用。1994年10月2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两份，分别约定乙方给予甲方租金损失补偿、停工损失。1994年12月23日李裕兴针织厂（甲方）与国丰实业公司（乙方）签订《合同书》约定：广州市荔湾路78号是甲乙合作经营的，合作期为30年，已于1994年10月12日签订合作合同。由于乙方把该大楼改为商场，规划局根据相关用地需要，认为大楼西面原针织厂红线范围外临马路一角属于市政规划用地。基于上述原因，双方一致同意李裕兴针织厂出名征用上述地段，由乙方出资，负责该土地有偿使用费及地上七间商铺的拆迁补偿费用。手续办妥后，今后该地段的产权归乙方所有。1995年12月31日东方公司（甲方）、李裕兴针织厂（乙方）、国丰实业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1994年10月12日，乙丙双方签订了《合作改造李裕兴针织厂成衣大楼为国丰百货大厦合同书》，及根据该合同签订的其他合同，以下统称为合作改造合同。根据改造合同丙方通过银行借款4761万元的融资方式，投入成衣大楼的改造。现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5%，工程收尾和大厦开业的资金短缺。经市长办公会议纪要决定丙方采取转让股权等方式回笼资金，偿还银行借款。甲乙丙方同意在本协议条款和条件的限制下，共同投资依法设立一家以广州市国丰百货大厦为经营场所的有限责任公司，努力解决丙方在投资乙方的成衣大楼中存在的问题。各方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乙丙各方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共同投资设立一家以国丰百货大厦为经营场所的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为广州F.P.P国丰百货大厦有限责任公司。第三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亿元，其中甲方认缴5000万元，乙方认缴3000万元，丙方认缴2000万元。第四条：甲方认缴的出资额，通过将丙方欠银行的借款（含利息）转为甲方的负债方式，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丙方用银行借款投入改造乙方成衣大楼的资金作为出资。乙方认缴的出资额，以经评估确认的、属于乙方所有的、位于广州市荔湾路78号的原织布成衣大楼的地上建筑物及行政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和设施作价出资。丙方认缴的出资额，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实际投入改造乙方成衣大楼的资金及利息(不含转为甲方负债的银行借款)核定作为出资。第五条：(出资时间)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60天内将其认缴的出资额存入准备设立的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账户，丙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60天内以现金形式补足其认缴的出资额（如存在不足时），乙方应当在合理时间内依法办理其作为出资的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移手续以及有关许可证的更名手续。第七条：甲乙丙三方全部缴纳出资之日起7天内，三方应共同委托法定的验资机构对各方出资进行验资，并据此验资，出具验资证明。第十三条：乙丙双方同意在公司设立时，终止原合作改造合同。第十五条：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三方应协商解决，若协商不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1995年12月31日东方公司、李裕兴针织厂、国丰实业公司通过了《公司章程》，主要内容:本公司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设立名称为广州F.P.P国丰百货大厦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限为50年至本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本公司设立时，东方公司通过将广州市国丰实业有限公司欠银行的借款转为其负债的方式，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该借款投入改造、李裕兴针织厂成衣大楼形成的资产认缴出资额人民币5000万元。国丰实业公司对国丰大厦投入的资金经查账核实经额认缴人民币2000万元。李裕兴针织厂以其位于广州市荔湾路78号的原织布、成衣大楼的地上建筑物、设施和行政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等经评估后的价值认缴出资额人民币3000万元。分别占本公司注册总金额50%，20%，30%。本公司首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其中东方公司出资现金50万元，国丰实业公司出资现金20万元，李裕兴针织厂出资现金30万元。第十九条，本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一、按其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等。另东方公司（甲方）、李裕兴针织厂（乙方）、国丰实业公司（丙方）还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甲乙丙三方根据1995年12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和通过的《国丰百货大厦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国丰百货大厦的经营问题，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一、经营方式，国丰大厦的经营，采用甲丙方总负责，每月固定利益给乙方，乙方不参与的承包经营方式。二、承包经营时间，从国丰百货大厦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10年内。三、承包经营金额和支付方式，承包经营金额为每月固定60万元，每三年递增一次等。四、在本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内，乙方只参加董事会，不参与国丰大厦的经营管理。五、甲丙方在本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内，以国丰百货大厦有限公司名义和以其拥有的公司出资额融资所进行的经营收益，属甲丙方所有，乙方不参与；如发生亏损由甲丙方承担，乙方不负责。六、本合同为《协议书》和《章程》的组成部分，对甲乙丙三方具有同等约束力。七、本合同经甲乙丙三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承包期满时失效。上述协议、合同签订后，李裕兴针织厂把厂房交给国丰实业公司改造使用，国丰实业公司曾有投入资金对厂房改造。东方公司曾出资1000万元入股合资公司。2000年因《协议书》的履行问题产生纠纷，国丰实业公司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李裕兴针织厂、东方公司均提出反仲裁请求。经审理，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00）穗仲案字第153号裁决书，认为申请人国丰实业公司的实际出资未经审计确认，在庭审中也多次表明不愿意对其实际出资额进行评估，无法确定其实际出资额。第一被申请人东方公司在1996年1月付出1000万元后，再也没有付款给国丰实业公司构成违约。第二被申请人李裕兴针织厂虽然将荔湾路78号大楼作为场地投入，但至今没有办理作为股份投入联营公司的有关手续。且大楼在其他案件中作为抵押资产，所以该产业也不能作为李裕兴针织厂的实际出资。合资三方均没有按照约定足额出资，三方的行为均构成违约，协议书约定的出资未能履行三方均有责任。对李裕兴针织厂要求解除协议书的请求，由于三方不愿意通过审计核实各方的实际出资额，也不愿意支付鉴定费，故仲裁庭不予审理。对李裕兴针织厂要求清算的问题，按照公司法规定公司解散清算应由股东组成清算组或者由有关主管机关组成清算组进行，仲裁庭没有管辖权，所以对该仲裁该请求仲裁庭不予审理。李裕兴针织厂要求违约方赔偿经济损失问题，因为协议书当中没有约定该内容，所以该请求不属于仲裁庭的管辖范围，仲裁庭不予审理。仲裁庭裁决如下:一、东方公司未按约定足额缴交认缴出资不占合资公司50%股权。二、驳回申请人国丰实业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三、驳回东方公司的仲裁反请求。四、驳回李裕兴针织厂的仲裁反请求。因李裕兴针织厂将厂房抵押给广州纺织工贸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国丰有限公司起诉李裕兴针织厂和广州纺织工贸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8）粤0103民初3899号，要求法院确认两者的抵押合同无效并办理涂销抵押手续。该案件经过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审理，作出（2018）粤01民终17902号判决，认为李裕兴针织厂的厂房尚未作为合资企业的入股财产，抵押合同有效，驳回国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另查：2000年8月30日国丰有限公司与新景城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国丰有限公司将荔湾路78号整栋大楼及现有设施设备出租给新景城公司做商业用途，合作期为2000年8月至2020年12月。2004年12月30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之前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未能如期履行，现经协商，同意《合作协议书》履行期限由2005年1月起至2024年12月止，其他权利义务仍按《合作协议书》执行。现讼争大厦由新景城公司经营管理，新景城公司将场地分租给其他小商户经营、办公。一审庭审中，李裕兴针织厂主张与恒利公司是租赁合同关系，经一审法院向李裕兴针织厂释明，李裕兴针织厂坚持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坚持原诉讼请求。一审审理过程中，李裕兴针织厂申请财产保全，要求冻结恒利公司的银行账户及提存讼争场地实际使用人缴纳给恒利公司的租金。李裕兴针织厂为此缴纳了诉讼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李裕兴针织厂与国丰实业公司、东方公司除了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之外，之前还签订了《合作改造李裕兴针织厂成衣大楼为国丰百货大厦合同书》、《协议书》、还制定了公司《章程》，从《承包经营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内容可知，《承包经营合同》是《协议书》、《章程》的组成部分，可见《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章程》是一个整体，《承包经营合同》不能脱离于《协议书》、《章程》而单独存在。根据《协议书》、《章程》的内容，其反映李裕兴针织厂与恒利公司（即原国丰实业公司）、东方公司三者之间是合作合同关系，并非租赁合同关系。《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经营方式，应视为三方对国丰有限公司成立后10年内的经营方式的内部约定。李裕兴针织厂、恒利公司、东方公司之间的纠纷实质上属于合作企业股东之间因履行合作合同产生的纠纷，现李裕兴针织厂主张三方之间属于租赁合同关系、恒利公司、东方公司侵害了李裕兴针织厂的物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李裕兴针织厂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东方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广州李裕兴针织厂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20056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广州李裕兴针织厂负担。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1.李裕兴针织厂与恒利公司、东方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2.李裕兴针织厂以享有物权为由主张返还物业是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从李裕兴针织厂与恒利公司、东方公司签订《协议书》、《公司章程》并成立国丰有限公司的过程来看，三方之间为合资股东关系，《协议书》、《公司章程》是三方权利义务的基础。《承包经营合同》在序言部分已经说明该合同是合资三方根据《协议书》和《公司章程》就国丰百货大厦经营问题所作出的约定，因此该合同是《协议书》的组成部分，并不独立反映租赁合同关系。李裕兴针织厂上诉仍以《承包经营合同》为依据主张其与恒利公司、东方公司、国丰有限公司为租赁合同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释明，李裕兴针织厂仍坚持认为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坚持原诉讼请求，一审中各方也对《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及三方关系进行了充分的辩论。一审法院驳回李裕兴针织厂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李裕兴针织厂关于一审法院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协议书》和《公司章程》的约定，以涉案大楼经评估作价入股是李裕兴针织厂作为协议一方和股东的义务。虽然涉案大楼登记在李裕兴针织厂名下，李裕兴针织厂也并未将涉案大楼的产权作价入股国丰有限公司，但李裕兴针织厂是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将涉案大楼交付国丰有限公司使用。恒利公司、东方公司虽然也未按照《协议书》的约定足额出资，但合资三方均有出资的事实可以得到认定。李裕兴针织厂在仲裁案件中要求解除《协议书》的反请求因合资三方不愿意通过审计核实各方实际出资，也不愿意支付鉴定费，仲裁庭不予审理。此后，国丰有限公司仍然继续经营至今，《协议书》仍得到部分履行，李裕兴针织厂也曾分得部分利润分红。在《协议书》未解除的情况下，李裕兴针织厂仅以享有物权为由要求收回物业，违反其股东义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裕兴针织厂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560元，由上诉人广州李裕兴针织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 娜审判员 郑怀勇审判员 何 佐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冯冠豪郭丽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