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宏，男，197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剑良，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祥林，男，196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彦，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宏因与被上诉人黄祥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8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剑良、被上诉人黄祥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黄祥林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1.《合作协议》签订后，黄祥林自2018年3月5日开始履行协议出资3600元注册商标，黄祥林第一次向王宏支付投资款是2018年3月16日，王宏于2018年3月20日办理了合伙项目的产品质量保险，投保人是广州市久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久圣公司），一审法院除了认定该保险费8000元是合伙项目支出外，其他合伙项目支出因为黄祥林当庭不予认可，就忽视王宏在此后为合伙项目所作的付出，忽视黄祥林一次又一次的向王宏转账，忽视王宏与黄祥林在微信聊天中确认的合伙项目的运作情况的事实。一审法院以王宏提交的转账凭证或支付凭证仅能证明向他人支付款项的事实，无法证明王宏主张的支付款项与涉案合伙事宜之间的实际联系。一审法院忽视黄祥林第一次转账后，其本人或通过他人又5次向王宏转账150000元，黄祥林对王宏的合伙项目支出当庭不予承认，但其无法就其与王宏微信聊天的事实内容作出合理解释。2.王宏承认黄祥林合伙项目出资205600元(含商标注册费3600元)全部算作王宏收到黄祥林的投资款，但商标注册费是黄祥林直接支付给商标注册代理方，黄祥林在一审庭审中也予以确认，该费用一审法院直接忽视，未作任何解释，事实认定不清。3.《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生产乳胶床垫与视频连线销售”，为了录制视频，2018年3月16日王宏让黄祥林向北京对话经济栏目录制视频的联系人王某支付定金，黄祥林安排其会计黄某去转账，但因黄祥林的银行卡被锁了，无法转账，才交现金给王宏，让王宏去转账，王宏为此向其出具52000元收据。王宏第二天到银行转账52000元。在北京录制视频期间王宏通过妻子转账支付另一半录制费用给对话经济栏目收款人王某，银行转账金额为52000元，王宏支付该费用有明确的事实证明用于双方合伙投资项目，且该录制对话经济栏目视频已经录制完成，在一审中已提交给法庭，该视频节目也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中播出，黄祥林不予承认录制视频费用是合伙项目支出，但无法作任何解释，一审法院也视而不见，未能查清案件事实。4.双方的合伙项目使用王宏之前注册的久圣公司进行运作，黄祥林在合作初期安排商标注册时也以该公司作为委托人办理商标注册，合伙项目的产品质量保险也是以该公司为投保人，双方合伙项目以该公司的名义开展，产生的必要费用应该属于合伙项目支出。5.黄祥林转账合伙投资款项期间，其与王宏有较多的微信语音沟通记录，虽然语音部分因手机音频文件保存的原因打不开，但仅有的微信文字聊天记录部分能反映合伙项目的整体情况，黄祥林是完全知情的。6.一审判决第七页第三段和第九页第二段对合伙项目涉案产品50000的事实认定不清，自相矛盾，一审法院只强调出售获得款项52000元，但王宏与案外人签订合同时支付50000元避而不谈，事实认定错误，王宏自认因双方合伙项目不能继续进行，王宏将该产品转卖盈利2000元，而非盈利52000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黄祥林在双方正常沟通期间因合伙项目运作需要多次向王宏转账出资，同时其于2018年2月28日向第三方转账商标注册费用36000元、2018年3月17日交付给王宏现金52000元，黄祥林非常清楚知道该款项的去向和用途，王宏也提供了合伙项目录制视频的内容。王宏与黄祥林有大量的无法打开的微信语音聊天，不习惯用文字聊天，但仅有的文字聊天部分完全能反映合伙项目的整体情况，黄祥林非常清楚合伙项目花了多少钱。一审法院在黄祥林无法解释其明知合伙项目支出的情况下将合伙项目的所有案件事实的举证责任要求王宏承担，属适用法律错误。黄祥林针对王宏的上诉请求辩称，（一）黄祥林向王宏支付投资款是尽出资义务，而非是对投资款的用途进行确认和同意。黄祥林对王宏支付投资款的行为不等同于王宏可以随意对投资款进行处置，王宏从未就投资款的支出事项与黄祥林进行协商及沟通，直到黄祥林要求王宏公开投资款用途但遭到拒绝后才因此成诉。（二）对于双方共同投资30万的小项目，王宏不仅没有向黄祥林告知其投资款的到位情况，还在未取得黄祥林同意和允许的情况下谎称因项目支出了近20万的节目录制和制作费没有依据，且明显与常理不符，也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的个人合伙应当是各方按协议各自提供资金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相关规定。（三）其一，王宏不仅没有与制作方签订书面服务合同并向制作方直接支付相关款项，取得制作方的控税发票，单仅凭来源不明的收据和收费明细单，不足以证实巨额费用是否实际发生。其二，录制视频的内容主要是对久圣公司和公司口服液的宣传，无法证实是与涉案双方合伙的项目有关。其三，黄祥林也并未同意和授权王宏可以自行以久圣公司名义对双方合伙的项目进行宣传，即使双方共同以双方公司的名义申请注册商标和王宏单方以自己的名义支出保险费8000元，也不意味着王宏可以自行推理出这个结论。其四，该录制视频左上角也并未显示CCTV7，说明视频并未实际播出，故王宏上诉事实与实际不符。黄祥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宏归还投资款205600元；2.王宏支付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4日，黄祥林与王宏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王宏与黄祥林共同投资生产乳胶床垫与视频连线销售，二人共同投资三十万（每人十五万）利润均享，风险共担。广州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广州市久圣贸易有限公司（联系人为黄祥林）作为委托方与受托方广东互易网络知识产权有限公司签订《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产品名称包括“莼泰思+PureTess+图形”在第24类、20类、35类商品上的商标注册服务，合计金额3600元。黄祥林于2018年2月28日向广东互易网络知识产权有限公司通过微信转账共支付3600元。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4月12日期间，黄祥林通过现金或微信转账方式向王宏合计交付人民币202000元。2018年3月20日，久圣公司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支公司就乳胶床垫投保产品质量保证保险，支出保险费8000元。王宏主张因涉案的合伙事宜支出参展费用，提交广州聚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向久圣公司开具的展位费发票、于2018年3月19日转账给“庄某”共7800元的微信转账凭证、于2018年3月21日转给“a000001富寅图文”790元的转账凭证、于2018年3月22日转给“元元”82元的转账凭证。王宏主张因涉案合伙事宜请讲师吃饭，提交2018年3月18日向“街坊客”转账156元的付款凭证、2018年3月20日向“聚脚点”支付276元的支付凭证、2018年3月21日向“川辣椒”支付190元的支付凭证。王宏主张因涉案合伙事宜支出防伪码费用2500元，提交2018年3月19日及4月3日分别向“臻赢防伪&诚彩标签”转账1300元、1200元的微信转账凭证。王宏主张因涉案合伙事宜支出微信公众平台费用及宣传费用，提交微信公众平台认证公函及微信转账凭证，显示申请人久圣公司于2018年3月15日申请微信公众账号ghXXX6d，王宏于2018年3月15日及4月3日共向“臻赢防伪&诚彩标签”转账600元，以及提交于2018年3月24日转给“DHG邓某”88元的转账凭证。王宏主张因涉案合伙事宜制作牌匾支出500元,提交写有“兹授：广州市久圣贸易有限公司质量**行理事会员单位”及“兹授：广州市久圣贸易有限公司质量**行战略合作伙伴”的牌匾照片，以及分别于2018年3月24日及3月30日向“坚少”转账200元及300元的微信转账凭证。王宏主张因涉案合伙事宜拍摄讲课视频支出费用，提交短信记录（显示“九元航空”、“2018年4月7日，广州-温州-哈尔滨，王宏，王某亮，订单总金额2398”）、姓名为王宏的机票复印件、姓名为王宏的逾重行李票（航段自广州至哈尔滨，合计费用128元）、于2018年4月7日向“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空运输服务公司”支付128元的微信支付凭证、于2018年3月11日向“上海精准德邦物流有限公司”支付102元的微信支付凭证、于2018年4月7日向“田庆礼”支付240元的微信支付凭证、于2018年4月13日向“小强158××××2277”及“高某”分别转账400元及500元的支付凭证、于2018年4月9日向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1185元的支付凭证、2018年4月13日自哈尔滨至广州的机票订单记录、于2018年3月23日向上海华程西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5310元的支付凭证、短信记录（显示“携程”、“2018年3月26日从广州-北京及2018年3月28日从北京-广州，王宏，王某亮，订单总金额分别为2040元及3270元”）、于2018年3月27日向北京诚辉国际酒店有限公司支付1392元的支付凭证、于2018年7月30日至8月9日期间向“拍摄”共转账3500元的凭证、加盖有“北京中视广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章的《专题片录制及后期制作收费明细单》（服务内容为专题片录制、后期制作、总金额104000元）、王宏作为代理人于2018年3月17日向王某的账户存入52000元的交易凭证、加盖有“密山市晨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印章的《收据》（显示“今收到广州久圣贸易有限公司节目制作费捌万元”）、于2018年4月13日向“王某平”合计转账20000元的转账凭证、分别于2018年3月23日、3月26日、4月5日向“刘某站”转账5000元、2000元、5500元的转账凭证、于2018年4月4日向“越努力！越幸运”转账10000元的转账凭证、于2018年3月29日向广州安迅保诚巴士有限公司支付21元的支付凭证、于2018年3月17日向韶关市临福酒店支付218元的支付凭证、加盖有“广州金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显示视频制作修改费8800元）、于2018年4月23日向“壹映画（金腾）广告摄影”转账6000元的转账凭证、拍摄视频。王宏主张因涉案合伙事宜购买硬盘支出140元，提交于2018年4月11日向“名扬电脑”转账140元的支付凭证。王宏主张因涉案合伙事宜向王某亮支付购买评点礼品费，提交于2018年4月10日向“王某1”转账6600元的支付凭证。王宏主张因涉案合伙事宜支出滴滴费用广告纸费用，提交于2018年3月15日分别向“戈某师傅”及“张某师傅”支付104.2元及145.62元的滴滴出行账单、显示为“广州久圣贸易-嘉博对接群”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方于2018年4月20日发送“王总，商标和广告纸共费用1500元”）、显示为“张某丽”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对方分别于2018年4月3日及4月10日收取628.5元及1500元）。王宏主张因涉案合作事宜支出办公室租赁费用，提交广州长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1日开具的租金共6700元及管理费等共340元的增值税发票、于2018年4月16日开具的租金3600元及管理费50元的增值税发票、于2018年5月1日开具的租金7200元及管理费等共290元的增值税发票、于2018年7月1日开具的租金7200元及管理费等共666元的增值税发票、于2018年10月1日开具的租金7200元及管理费等共830元的增值税发票、分别于2018年12月3日及12月7日开具的租金7200元及管理费等共76.8元的增值税发票、分别于2019年1月1日及1月4日开具的租金7200元及管理费等共328.76元的增值税发票。此外，王宏提交如下支出的证据：于2018年4月23日购买百度网盘超级会员支出96元、于2018年4月17日因鹏保宝服务费支出100元、于2018年3月27日向“王某1”转账400元的转账凭证、与备注名为“刘某站”的微信聊天记录。王宏主张其向黄祥林跟进投资款的开支情况，提交其与黄祥林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祥林于2018年4月7日发送“怎么样了，辛苦了”及于4月12日发送“花了二十多了，看看如何”。诉讼中，王宏自认涉案合伙项目盈利2000元及销售涉案产品获得50000元。黄祥林明确上述盈利款项在本案中不予主张，由黄祥林另寻途径处理。黄祥林与王宏均同意解除双方于2018年2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另查，广州市久圣贸易有限公司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5日，法定代表人为王宏，经营范围为商品批发贸易；商品零售贸易；预包装食品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一审法院认为，黄祥林与王宏签订《合作协议》，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黄祥林、王宏之间形成合伙关系。黄祥林与王宏均同意解除涉案《合作协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但合伙双方即黄祥林与王宏应按照协议约定对合伙事宜进行相应清算,如黄祥林为涉案合伙事宜承担的投资额已超出实际花费数额,则王宏应当向黄祥林返还超出的投资款。《合作协议》就双方的合作模式明确约定为“二人共同投资三十万（每人十五万）利润均享，风险共担”，即双方对合伙事宜采取以各自50%比例的方式承担投资费用及分享所获利润,实际上,黄祥林已合计向王宏交付投资款项205600元(其中包括因申请注册商标支出的费用3600元),王宏对此亦予以确认,即黄祥林的实际投资额已经超出了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最高投资额150000元,但因协议已经约定双方对涉案合伙事宜的投资费用应平等承担,故黄祥林为涉案合伙事宜的投资额应以实际支付的数额205600元为准计算。王宏因涉案合伙事宜支出保险费8000元，提交了保险合同、保单及支付凭证为证，合同中明确显示为合伙产品进行投保，黄祥林亦对此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确认该笔费用为涉案合伙事宜支出的费用。王宏主张其因涉案合伙事宜支出如展位费、请客吃饭、微信招商广告费用、视频制作费用、办公室租赁费用等，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王宏提交的转账凭证或支付凭证仅能证明向他人支付款项的事实，但无法证明王宏主张的上述款项与涉案合伙事宜之间的实际联系，有关证据的关联性缺失，不足以证明王宏所称的上述主张。其次，久圣公司的成立时间远在黄祥林与王宏约定合作涉案合伙事宜之前，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商品批发及零售等，故王宏虽提交了写有以“广州市久圣贸易有限公司”为消费主体的部分发票等单据，但不能仅凭上述单据证明其中记载的费用即是涉案合伙事宜产生的实际费用，王宏的相关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最后，王宏虽称在涉案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其定期向黄祥林就投资支出事项进行协商及沟通，每笔花销均是在黄祥林同意的情况下支出。但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王宏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上述主张。综上，王宏的相应抗辩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黄祥林与王宏均已确认涉案合伙项目合计共盈利52000元，但因黄祥林在庭审中已明确仅在本案中主张王宏应向其返还多支付的投资款，关于盈利部分的款项黄祥林则另寻途径处理，故一审法院确认王宏应向黄祥林返还的投资款数额为205600元-（8000元÷2）=2016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9年10月9日判决：一、解除黄祥林与王宏于2018年2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二、王宏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祥林返还投资款201600元；三、驳回黄祥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4384元，由黄祥林负担85元，由王宏负担4299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王宏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州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实广州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是黄祥林设立的公司；2.其与备注微信名为“广州万应堂工厂”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王宏在2018年3月16日发送了王某的账户信息，对方回复“黄总的卡号被锁了”“给现金你吧”“多少钱”，拟证实黄祥林聘请的会计黄某持黄祥林的银行卡支付对话经济栏目视频定金受阻后，现金交给王宏去支付。黄祥林对上述两份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微信聊天人员的主体身份无法认定，且微信聊天中提及的王某的身份也无法认定，不能证实王宏所称的资金用途，黄祥林向王宏付款仅是履行投资义务，并不等同于确认王宏的资金使用用途。二审查明事实如下：一、久圣公司的股东为王宏、谢某。诉讼中，王宏认为双方合伙项目是通过久圣公司开展运作，合伙初期产品的商标注册和投保均是由久圣公司进行。关于久圣公司的经营情况，王宏表示在双方合伙期间久圣公司主要就是经营乳胶产品的合作事宜，但此前久圣公司有其他经营业务，现也在正常经营中。黄祥林则表示除在申请注册商标时曾共同使用双方分别设立的公司名义提出申请，此外其并未授权或准许王宏使用久圣公司名义进行项目合作。关于合作产品的质量保证保险，其仅是知晓王宏投保及保费支出，但没有关注具体投保人的情况。二、根据王宏一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3月24日，黄祥林曾向王宏发送“广州久圣贸易有限公司”的宣传视频链接，根据该视频截图显示，视频内容是关于久圣公司经营纯泰思乳胶制品的宣传，其中有黄祥林的照片。同日，王宏向黄祥林发出“番禺大石迎宾路370号粤安酒店”“明天上午9点”的信息。王宏主张该段微信聊天是其告知黄祥林参展时间和地点，相关视频是黄祥林制作的产品宣传视频，用于产品招商时向客户播放。黄祥林则表示宣传视频是其将图片提供给王宏制作用于产品的网络招商活动，但不确认有参展。王宏另主张其为宣传合作产品拍摄了两项视频：一是聘请老师王某亮在鸡西拍摄讲课视频，用于网络销售及宣传，没有订立合同，视频录制费用80000元，已通过微信付款42500元，即转给“拍摄”的费用；二是在北京录制对话经济栏目视频，由久圣公司与北京中视广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录制费用为104000元，一审提供了北京中视广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题片录制及后期制作收费明细单》，以及2018年3月17日、3月28日其本人及妻子谢某分别向王某转款各52000元的转账凭证。另根据王宏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3月16日，王宏曾向黄祥林发送王某的银行账户信息。王宏表示王某是对方的经办人员，其也在同日将王某的账号发送给黄祥林的财务人员黄某，黄某在微信中称黄祥林的银行卡号被锁，需现金付款。王宏确认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办公室租赁费用是久圣公司办公场地的租金和管理费。另提出其为履行合伙项目以久圣公司名义招聘了刘某站为策划师，但没有签订合同。关于合伙期间的销售及盈利情况，王宏表示其在合伙初期以久圣公司名义与温州嘉博乳胶有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并支付保证金50000元，此后转售该批货物盈利2000元。黄祥林表示对王宏去温州洽谈项目及支付保证金是知情的，但不清楚货物销售情况。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王宏与黄祥林之间的合伙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确认解除案涉《合作协议》，现根据双方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宏所主张的各项合伙费用支出是否可予认定。其一，关于王宏提出的参展费用7800元，王宏就此提供其2018年3月19日向庄某转账7800元的微信记录以及4月28日广州聚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向久圣公司开具的展位费发票。诉讼中，虽黄祥林对于王宏利用久圣公司名义运作合伙项目的行为表示不知情、不确认，但从王宏所提供的案涉产品投保记录，以及黄祥林在2018年3月24日自行向王宏发送的“广州久圣贸易有限公司”宣传视频内容，可以证实其完全知晓王宏通过久圣公司进行项目宣传的相关情况，且并未就此提出异议。结合当日王宏向黄祥林发送的时间、地点等微信内容，王宏所提交证据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其已将参展事宜告知黄祥林。黄祥林虽全部否认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但始终无法合理解释双方微信商谈内容，故本院对其反驳意见不予采信。据此，本院对王宏主张的参展费用支出7800元予以确认。其二，关于王宏提出的两项视频录制费用。其中对于王宏在北京录制对话经济栏目视频的费用支出104000元，王宏提交了北京中视广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题片录制及后期制作收费明细单》，王宏、谢某分别在2018年3月17日、3月28日向王某转账付款的转款凭证以及相关视频记录，此外，王宏于3月16日还曾经通过微信向黄祥林发送王某的银行账户信息，黄祥林亦于当日向王宏付款52000元，结合王宏二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方在收到王宏发送的王某账户信息后称“黄总的卡号被锁了”“给现金你吧”“多少钱”等，以上各项证据内容相互印证、相互吻合，足以证实王宏确有支出该部分费用并已告知黄祥林相关情况。黄祥林既不能提出反驳证据也无法就微信聊天内容作出合理解释，仅单纯否认项目支出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另对于王宏主张在鸡西录制视频费用支出42500元，因其提供的微信转款信息无法核实收款人身份，也未提供视频录制合同，更未有证据证实聘请王某亮已经过黄祥林的认可，故本院对其所称的该项合伙支出不予认定。另王宏往返北京录制视频必然发生交通费、住宿费，结合其提供的机票款及住宿费支付单证，可以认定该部分费用支出共计为3351元【（2040+3270+1392）÷2】。其三，关于王宏提出的办公室租赁费用及其他费用支出。虽王宏在运作合伙项目期间确有利用久圣公司名义订立合同、支出款项，但久圣公司作为王宏早已设立的主体有其自身经营业务，故王宏拟将久圣公司自身的经营性支出纳入合伙项目支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而王宏提出的聘请人员、购买硬盘、支出微信平台费、宣传费等其他款项支出，均无法充分证实与案涉合伙事务存在关联性，也未有证据证实已经过黄祥林的确认，故本院均不予认定。另对于王宏为合伙事宜在温州订立购销合同并缴纳保证金50000元，王宏确认已收取50000元产品并全部销售获利2000元，故王宏在已收回50000元货款的情况下要求将其计入合伙支出，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确认。综上，王宏因合伙事宜支出费用除一审认定的保险费8000元，还应包括参展费7800元、北京录制视频费104000元、交通住宿费3351元，以上合计为123151元，根据双方确认的合伙比例，应由黄祥林负担61575.5元，扣减该部分支出后王宏应向黄祥林返还投资款205600-61575.5=144024.5元。对于黄祥林提出的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宏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合伙项目支出认定有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变更。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80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805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80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王宏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黄祥林返还投资款144024.5元；四、驳回被上诉人黄祥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84元，由上诉人王宏负担3071元，被上诉人黄祥林负担131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99元，由上诉人王宏负担3071元，被上诉人黄祥林负担12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张丽珍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