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6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向阳路588号。法定代表人：聂吉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水生，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捷林格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江宁市新城发展中心1幢401。法定代表人：TSUKAMOTOKIYOTO，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昊，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旭桦，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捷林格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林格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5民初7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恒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捷林格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其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中恒公司仅收到捷林格公司交付的三批货物，未收到其主张交付的第四批货物。案涉合同明确约定捷林格公司指定收料人为张学亿、吴飞文，前述人员并未签收中恒公司主张的第四批货物。一审判决依据徐正海签字的发货单认定第四批货物的交付事实显属错误。该发货单有涂画字迹，真实性无法确认，签字人身份不明，亦未到庭作证，一审法院以宽松的证明标准采信该证据不当。此外，中恒公司在一审中已就收货事实做出陈述，三批收货的货值为919234.8元，已付货款891490.5元，尚欠27744.3元未支付，一审判决对此表述有所曲解。且一审法院未受理中恒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属于程序违法。捷林格公司辩称，本案中，捷林格公司提供的发货单和送货单均系中恒公司签收货物的凭证。其中，第一批发货的发货单和第三批发货的送货单由中恒公司现场人员徐正海签字确认，中恒公司均予以认可并支付货款，现中恒公司不认可徐正海签收的最后一批货的送货单，违背诚信原则。实际签收人与合同约定签收人不一致的情形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一审中，中恒公司明确表示不提起反诉，故其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意见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捷林格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中恒公司向捷林格公司支付货款317762.5元并承担自2018年11月2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6日，捷林格公司与中恒公司签订《材料采购合同》一份，约定：双方就华为上饶云数据中心工程的金属面夹芯板采购事宜签订本合同，合同暂估总价1361500元，合同价款已包含相关费用且已含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数量（含配件）以双方指定代表实际签收数量为准；交货日期，2018年8月11日前到货前到货第一车，之后以每批次货物清单确认后10个工作日为该批次货物到货期，直至供货结束（具体交货日期以中恒公司确认的每批次货物清单为准，到货日期以随货到场的货物签收单签收日期为准)；中恒公司项目负责人为刘国文，中恒公司指定收料人为张学亿、吴飞文，中恒公司核量人员为张学艺，负责与捷林格公司进行过程核量确认工作；交货地点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灵溪镇胜利村华为上饶云数据中心项目部，捷林格公司将货物运至中恒公司施工现场指定位置；供货总量以中恒公司确认的每批次生产清单及与之相符的到场货物签收单合计为准；每批次货物出货前，中恒公司向捷林格公司支付该批次货款的50%（捷林格公司仅提供收据），到货并收到该批次货物的发票后，中恒公司于次月27日前付清该批次剩余50%货款，上述货款由中恒公司汇至捷林格公司所指定的银行账户。合同签订后，捷林格公司按照中恒公司下达的3份货物生产清单于2018年8月18日供应了第一批金额246259元的货物，中恒公司工作人员李广池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于2018年8月28日供应了第二批金额为334951元的货物，中恒公司工作人员李光华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于2018年9月28日、10月20日供应了第三、四批次金额为628043元的货物，中恒公司工作人员徐正海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上述货物共计1209253元，中恒公司向捷林格公司共计支付了货款891490.5元。捷林格公司还向中恒公司开具了金额合计为1209253元的1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恒公司对上述发票已予以了抵扣。2019年1月3日，捷林格公司委托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向中恒公司发出《律师函》一份，向中恒公司索要剩余货款317762.5元，否则将采取司法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该份函件于2019年1月7日被中恒公司签收，但中恒公司既未回复也未付款。一审庭审中，捷林格公司提交了其营业部长吴翔与中恒公司项目经理徐明军、指定收料人吴飞文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中恒公司通过微信将3份货物生产清单发送给其，其按照中恒公司要求供应货物至中恒公司指定地点，再将发货单通过微信发送给中恒公司。中恒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合同约定其项目负责人为刘国文，指定收料人为张学亿、吴飞文，双方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的方式对货物数量进行确认，其对捷林格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发送货物生产清单、发货单、收货单的行为不予认可。捷林格公司提交了四份送货单，其中第三批货物送货单载明供应了816块板材、第四批货物送货单载明供应了444块板材，均由徐正海签字确认。中恒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二、三批货物的送货单其予以认可，但对第四批货物的送货单不予认可，其没有委托徐正海签收货物，其也没有收到第四张送货单上的货物。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中恒公司陈述收到三批货物，货款共计891490.5元，其已经支付完毕；第二次庭审中，中恒公司改变此前陈述称收到三批货物，货款共计919234.8元，货款尚未支付完毕。中恒公司还向法庭陈述徐正海并非其员工，而系华为上饶云数据中心工程项目上聘请的临时工，系其高管的亲戚，但没有签字职责和权限；李广池、李光华也非其员工，而系项目上的工人；其已收到捷林格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20925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先因税率改革进行了抵扣，后发现票据不全，将票据不全的发票进行了冲红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捷林格公司与中恒公司之间签订的《材料采购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捷林格公司向中恒公司供应了货物，有权获得货款。中恒公司未能付清货款，系违约行为，应负纠纷的违约责任。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捷林格公司向中恒公司供应了多少货物。捷林格公司对此提供了货物生产清单、送货单、发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证明其按照中恒公司发出的货物生产清单供应货物，供货四批次，货款合计1209253元。中恒公司仅认可前三批供货，货款合计919234.8元，否认收到第四批货物。根据捷林格公司提供的由中恒公司出具的第3份货物生产清单载明，中恒公司要求捷林格公司供应628043元的货物，捷林格公司按照中恒公司的要求分别于2018年9月28日、10月20日向中恒公司指定的华为上饶云数据中心工程项目供应了两批货物，2份送货单上均有中恒公司项目工作人员徐正海的签字确认。现中恒公司认可2018年9月28日送货单上徐正海的签字，却不认可2018年10月20日送货单上徐正海的签字，违反诚信原则。且中恒公司要求捷林格公司为其生产628043元的货物，如中恒公司确未收到部分货物，中恒公司在收到捷林格公司向其发出的律师函后却未提出异议也与常理不符。中恒公司现已支付货款891490.5元，尚欠317762.5元应予支付。合同约定，中恒公司应当在到货并收到该批次货物的发票后于次月27日前付清该批次剩余50%货款。捷林格公司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8年10月20日且已经交付了发票，中恒公司应于2018年11月27日前付清货款，逾期付款则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承担违约金。故对捷林格公司要求中恒公司支付货款317762.5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予以支持。中恒公司辩称没有收到全部货物，捷林格公司无权要求其支付剩余货款。此辩解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中恒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捷林格公司支付货款317762.5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17762.5元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74元，由中恒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就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中恒公司的异议如其上诉意见所载，捷林格公司无异议，就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中恒公司是否收到捷林格公司交付的第四批货物。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案涉合同第五条关于费用结算及支付约定，双方供货总量应以中恒公司确认的每批次生产清单及与之相符的到场货物签收单合计为准。捷林格公司据此主张其按照中恒公司确认的三个批次的货物生产清单，分四次向中恒公司交付货物，分别形成四份送货单及三份发货单，货物生产清单与送货单、发货单中的货物总量均相一致，作为其向中恒公司主张货款的依据。中恒公司认可三个批次的货物生产清单以及三份发货单的真实性，认为第一批次和第二批次货物生产清单上载明的货物与前两份发货单上载明的货物、实际收到的货物均相符，但第三次实际收货少于第三批次货物生产清单及发货单上载明的数量，捷林格公司提供的有“徐正海”字样的第四份送货单与中恒公司无关。因中恒公司认可的第二份发货单上的签名字样亦为“徐正海”，结合中恒公司虽然认为捷林格公司未全面履行发货义务，但并未就此提出异议，且在收到捷林格公司律师函后亦未予回复的情况下，应由中恒公司就两份发货单上“徐正海”的签名并不一致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恒公司除申请徐正海到庭作证以外，并未提供其他证据，本院认为，徐正海签收的第二份发货单已为中恒公司所认可，故徐正海与中恒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仅以此人到庭提供证人证言的方式，不足以推翻捷林格公司提供的发货单这一书证的证明效力，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中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另因中恒公司明确向一审法院表示不再提起反诉，故其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意见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48元，由上诉人中恒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正勤审判员  董岩松审判员  曹廷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