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8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泊达浩然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43号38号楼206室。法定代表人：郝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196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审被告：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17号。法定代表人：褚夫乾。上诉人北京泊达浩然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泊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原审被告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尚超市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43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本院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泊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泊达公司不承担返还货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某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泊达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具体如下：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1.《茅台飞天协议书》中的销售方明确是“唐鹏”，不是泊达公司。2.《承诺书》中的发货方明确是“唐鹏”，不是泊达公司。3.货款收取账户是唐鹏个人的账户。4.唐鹏当庭承认所有公章均系其自己加盖，并没有经过泊达公司同意。5.众所周知，茅台酒厂生产能力即有限，李某对于茅台酒的需求量之大，远超一个小柜台的存货量，是有意的购假引诱行为。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1.唐鹏在本案中将酒卖给李某，并非代表泊达公司。《茅台飞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泊达公司只是证明人：《承诺书》中的发货人是“唐鹏”，明确约定泊达公司只是收款人。2.交货地点不是泊达公司或欧尚超市的仓库，交货地点在几公里之外的田村，是知假买假。将泊达公司列为责任承担人，法律依据不足。3.一次性购买100箱茅台酒，涉案金额达51万元，李某并非真正的消费者，而是有意的知假买假人，其赔偿要求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李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欧尚超市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李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泊达公司返还货款95000元；2.判令泊达公司赔偿李某285000元；3.判决欧尚超市公司与泊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17日，唐鹏（甲方）与李某（乙方）签订《茅台飞天协议书》，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决定。乙方购53°茅台酒100箱，每瓶850元，捌佰伍拾元整，1箱6瓶，总金额为510000，伍拾壹万元整。2016年10月19日取走，取货完毕当时交全款，如有违约，向违约方交违约金壹万元整。”该协议书落款甲方处有“唐鹏”签字及指纹印，乙方处有“李某”签字及指纹印，“特此证明”处有“北京泊达浩然商贸有限公司”印章。唐鹏作为证人到庭称，上述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因为当时唐鹏在欧尚超市为泊达公司促销卖酒，李某当时来买酒，要100箱飞天茅台，三五天就要送货，当时郝某不在泊达公司，唐鹏就打电话给郝某，说有个客户要买100箱飞天茅台，郝某说三五天内拿不出这么多酒，后来唐鹏就自己上阿里巴巴网站买酒，和线上卖家说好是500元一瓶，现在聊天记录找不到了。唐鹏称泊达公司的章是唐鹏自己盖的，郝某当时出于信任，将公章留给了唐鹏。李某提交制式《收据》一份，显示“2016年10月17日今收到李某交来茅台飞天定金人民币壹万元整，壹佰箱，分两次验，货到付款，18号、19号，签取50箱”。该《收据》“收款单位”处盖有“北京泊达浩然商贸有限公司”印章，收款人处有“唐鹏”的签字及指纹印，交款人处有“李某”的签字及指纹印。2016年10月20日，唐鹏向李某出具《承诺书》，写明“2016年10月20号，给李某交付100箱53度飞天茅台酒，发货方唐鹏，收款时少收李某9.5万元货款。此100箱茅台飞天酒必付本公司，酒水随付单与本公司发票。”2016年10月21日，李某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四季青派出所报案，询问笔录显示，李某称2016年10月16日19时许，其到四季青欧尚超市，在超市卖茅台酒专卖柜那里，一个穿着欧尚工作服的男子（后知道此人叫唐鹏）主动向其推销茅台酒，当时唐鹏自称是泊达公司的副总经理，现在四季青欧尚超市做促销员，所以李某就没有怀疑，经过商谈，李某决定买100箱茅台酒，每箱6瓶，每瓶价格850元，共51万元，预交1万元定金，交货时间分两次，定在2016年10月18日和19日，各交50箱，17日李某在欧尚超市北边的工商银行给了唐鹏1万元定金，18日下午3:30左右，唐鹏和李某约好在欧尚超市停车场见面交货，其发现只有30箱，就付了85000元，压了58000元没给，说好19日交付剩余70箱茅台酒时，把剩余货款一次性付清，19日15时许，在海淀区闵庄路的一个库房，唐鹏交给李某70箱茅台酒，装车后，李某发现唐鹏开的发票的单位名称、公章和唐鹏本身的单位不一样，就怀疑唐鹏卖的是假酒，拒绝付款，唐鹏就把70箱茅台酒卸车拉走了；20日，李某和唐鹏在闵庄路边的库房见面，商量退酒的事情，唐鹏说酒没有问题不退，并且剩余的70箱酒也没有消息了，于是李某拉着唐鹏找专业鉴定人员对其买的30箱酒进行了鉴定，鉴定人员认为这是假酒。经办案警官询问，李某称其一共付给唐鹏95000元，其中35000元是现金，另50000元为ATM转账，通过李某名下尾号为0XX7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至唐鹏名下尾号为4XX6的工商银行账户，唐鹏给了一张1万元定金的《收据》。2016年10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四季青派出所办案警官讯问唐鹏，唐鹏自称为泊达公司员工，其在2016年10月16日时，其在四季青欧尚超市地下一层卖酒区内看守泊达公司的货台，路过一名男子自称李某要来看茅台酒，其就主动询问，李某称要买100箱飞天高度茅台酒，双方商量每瓶价格850元，对方表示要在19日前凑齐100箱，每箱6瓶，唐鹏就和泊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郝某沟通，询问泊达公司是否有渠道和能力进到这100箱茅台酒，当时郝某正在外地，她表示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凑齐100箱酒，但李某表示一定要在19日前凑齐100箱，唐鹏为了挣钱，就自己找途径弄酒。唐鹏当时从网上搜到一个供货商，经联系自称“赵总”，表示可以供100箱茅台酒，商定价格为一箱6瓶2500元，唐鹏确定了进货渠道后，其向李某表示在19日前可以保证100箱酒，于是在10月17日李某在欧尚超市公司边上的工商银行内给了其1万元现金作为定金，然后其与李某约好在10月18日先交一批酒，到了18日下午15时左右，唐鹏就让赵总那边把酒送达欧尚超市停车场，李某也到这里来接货，当时“赵总”那边拉过30箱酒，李某收货后，给了唐鹏85000元，并表示在19日将余下的70箱酒送达后再给余下的货款；到19日下午15时许，唐鹏和李某约好在海淀区闵西桥附近交付剩余的70箱酒，当时“赵总”也把酒拉过来了，李某让唐鹏提供发票，唐鹏当时给李某的发票是“赵总”给唐鹏的，李某发现发票上的名称不是唐鹏所在公司的名称，李某就提出了质疑，并表示余下的70箱酒也不要了，这样“赵总”就把70箱酒也拉走了，李某也没要酒，更没给唐鹏钱，唐鹏也就没给“赵总”这70箱酒的钱；后来到20日唐鹏和李某又见面，这时候“赵总”已经联系不上了，李某提出要把先前的30箱酒退了，唐鹏表示退不了，然后李某就找了茅台厂家的人过来对其之前卖给他的30箱酒进行鉴定，茅台厂家的人表示这批酒是假的，于是李某就拉着唐鹏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经办案警官询问，唐鹏称泊达公司主要就是代理茅台集团和五粮液集团的白酒，李某向唐鹏支付的85000元包括35000元现金和50000元转账付款，加上之前的10000元定金，唐鹏共收取李某95000元，其因为从上家进货花了80800元，挣了14200元，后来花了一部分，银行卡里还剩了6000元左右。唐鹏称其卖给李某的茅台酒是每箱2500元的进货价，合每瓶400多元，真的茅台酒不可能有这么低的价格，况且进货渠道是从网上找来的，所以唐鹏认为其卖给李某的这批茅台酒肯定是假的，为了挣钱才卖给李某，因为进价低，所以做成了能挣很多钱。就唐鹏涉嫌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唐鹏于2016年10月18日在海淀区四季青欧尚超市内，以153000元的价格向他人销售贴有“贵州茅台”商标的假酒30箱（共计180瓶），2016年10月21日，公安机关起获唐鹏销售的上述白酒176瓶，起获的白酒均系假冒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商标的商品。2017年6月3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做出（2017）京0108刑初374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16年10月16日，被告人唐鹏在本市海淀区四季青欧尚超市内的其任职的公司售酒柜台处，与前来询价的顾客李某商定，以人民币153000元的价格向李某销售飞天茅台53度白酒30箱（共计180瓶）。唐鹏并以泊达公司名义与李某签订了书面协议。次日，唐鹏在欧尚超市附近收取了李某定金1万元。后唐鹏于10月18日在欧尚超市停车场向李某提供贴有“贵州茅台”商标白酒30箱，并收取李某85000元。经查，起获的白酒均系假冒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商标的商品。2016年10月21日，经李某报案，公安机关将被告人唐鹏抓获，并起获上述白酒176瓶。被告人唐鹏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依法收集、调取的被告人唐鹏的供述，证人李某、郝某的证言，买卖协议书，李某提供的唐鹏信息，银行转账记录，定金收据，送货单，发票，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涉案照片，委托书，北京泊达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工作说明，被害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注册商标变更证明、核准续展注册证明，茅台酒公司出具的鉴定证明表、价格证明、投诉函，受案登记表，到案经过，身份证明等证据材料。经法庭质证，唐鹏对上述控方证据没有提出实质性异议。控方提交的证据形式及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相互印证，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对其证明效力，法院予以确认。该判决认为，唐鹏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应予惩处。鉴于涉案的侵权白酒大部分均已起获，且唐鹏系初犯，到案后及在庭审中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依法对唐鹏从轻处罚，判决：一、唐鹏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判处罚金8万元；二、在案扣押起获的假冒注册商标的白酒依法予以收缴没收。李某提交照片若干，称系在2016年10月15日其在欧尚超市内泊达公司专柜所照，其中显示有李某和唐鹏。泊达公司对该照片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其也是欧尚超市的供应商，这个专柜是欧尚超市搞特价给泊达公司的一个货架，照片中的人也是唐鹏，但李某和唐鹏并未在欧尚超市内进行交易。李某称，2016年10月15日左右，其在欧尚超市要买茅台酒，当时看到柜上摆着茅台酒，唐鹏穿着工作服，因为要购买一百箱，就拍了照片；当时明码标价为1099元每瓶，李某就和唐鹏砍价，唐鹏就说把17%的增值税减掉，而且可以给李某开发票，李某当时觉得挺合适的，就决定成交了；第二天李某就把定金1万元交给了唐鹏本人，并跟唐鹏说开发票必须盖公司公章，唐鹏说公司在田村的一个空军院子里，然后唐鹏给李某写了个条子，盖了泊达公司的公章，后来的协议书是在欧尚超市签的，也盖了章；18日下午，李某和一个朋友开车去欧尚超市装酒，唐鹏在欧尚超市的停车场交付了30箱茅台酒，唐鹏当时把酒运过来装的车，并说是从超市库房提出来的，李某验货以后给了唐鹏85000元，当时唐鹏说30箱酒全款是153000元，因为李某向唐鹏索要发票唐鹏不给，李某产生了怀疑，就没有付全款，并与唐鹏约定19日交付剩余70箱酒，验货之后再付全款；唐鹏说不能在欧尚超市交付酒，要去田村的仓库，当时李某看到一辆面包车上拉着茅台酒，就怀疑是假酒，所以没向唐鹏付钱，后来这辆车就把酒拉走了，李某觉得酒肯定是假的，就到茅台大厦打假办进行鉴定，后来鉴定是假酒，李某就报案了。泊达公司申请唐鹏作为证人到庭作证，唐鹏向一审法院陈述的事件过程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基本一致，但唐鹏称其卖酒给李某时并不知道酒的真假。经一审法院询问，唐鹏称其为泊达公司做销售工作，如果通过超市渠道销售酒则会拿到提成，如果通过其他渠道现场销售酒，就可以拿到差价，泊达公司的销售柜台在欧尚超市内部，因为李某要的货数量多，而且泊达公司一时之间没有那么多货，就没有办法走欧尚超市拿货，当时其向李某说货是从别的地方调的，但是没具体说从哪里调的。同时，唐鹏称《承诺书》《茅台飞天协议书》《收据》均为其向李某出具，并称《茅台飞天协议书》和《收据》是唐鹏所盖，因为郝某信任唐鹏，故郝某在离开北京之前将泊达公司的公章交给唐鹏。经一审法院询问，唐鹏称其一开始是打算代表泊达公司与李某进行交易的，但是后来因为泊达公司没有那么多货，就不再代表泊达公司进行交易了，而是自己和李某进行交易，《承诺书》是因为李某向茅台公司打假办举报了，唐鹏在首都机场的一个工商所里写的，当时写的目的是想把给李某的货撤回来之后在给《收据》补100箱真酒。李某称因为其当时想把30箱酒退给唐鹏，唐鹏把酒钱退回来，唐鹏说钱已经花了，李某后来才会报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争议焦点首先是泊达公司与李某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其次才是泊达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本案中，唐鹏虽为泊达公司代为销售酒类商品，但是唐鹏并非泊达公司员工，泊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郝某亦称《茅台飞天协议书》及《收据》泊达公司的公章系唐鹏偷盖，故唐鹏在《茅台飞天协议书》上加盖泊达公司公章而与李某订立关于茅台酒100箱的买卖合同的行为，系唐鹏没有代理权所订立的合同，该行为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是否对泊达公司发生效力，一审法院对此论述如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唐鹏称其为泊达公司代为销售酒类商品，且持有泊达公司的公章，泊达公司认可唐鹏为其销售酒类商品可以通过差价获得利润，且泊达公司对唐鹏持有公司公章知情；其次，李某系在欧尚超市内泊达公司的货架旁与唐鹏订立的涉案酒类买卖合同，且当时唐鹏身穿工作人员服装，且泊达公司当时在欧尚超市主要销售经营的就是茅台集团和五粮液集团的白酒；再次，虽然《茅台飞天协议书》写明的“甲方”为唐鹏，“乙方”为李某，泊达公司仅在“特此证明”加盖了公章，但本案的标的物为茅台酒，结合当时李某前往欧尚超市内买酒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唐鹏、李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陈述，李某系意图与唐鹏所在的公司进行交易，并非意欲与唐鹏个人进行交易；最后，在唐鹏与李某签订《茅台飞天协议书》之后，李某向唐鹏支付了1万元定金，而唐鹏向李某出具了“收款单位”处盖有泊达公司公章的《收据》，系李某向泊达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唐鹏在《茅台飞天协议书》上加盖泊达公司公章而与李某订立关于茅台酒100箱的买卖合同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且李某作为一般消费者，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其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唐鹏有代理泊达公司订立买卖合同的代理权。因此，唐鹏以泊达公司名义与李某订立《茅台飞天协议书》，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对泊达公司发生效力，李某与泊达公司之间的《茅台飞天协议书》成立并生效。李某因购买涉案茅台酒而向唐鹏共计支付95000元，包括10000元定金和85000元货款，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根据唐鹏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该定金10000元在交货后转化为货款，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上述款项系李某向泊达公司履行《茅台飞天协议书》相关付款义务。唐鹏向李某交付30箱茅台酒，系泊达公司向李某履行《茅台飞天协议书》相关交货义务。现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生效（2017）京0108刑初37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唐鹏向李某交付的30箱茅台酒系假冒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商标的商品，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茅台酒系不合格商品，亦不符合茅台酒的质量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李某应当予以退货，泊达公司应予退还全部货款共95000元。因涉案30箱茅台酒因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判决予以收缴没收，故本案中不再进行处理。泊达公司向李某出售茅台酒，但交付的货物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唐鹏在明知出售的茅台酒系假酒的情况下，未向李某告知商品的真实情况，构成欺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泊达公司应当增加赔偿李某因此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其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三倍，故对于李某要求泊达公司赔偿损失285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欧尚超市公司是否承担返还货款和赔偿损失的连带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李某与唐鹏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唐鹏向李某交付涉案30箱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茅台酒”的地点位于欧尚超市外部停车场，李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欧尚超市公司为泊达公司提供经营和销售假货的场所；同时，根据李某提交的相关证据及相关的事实理由，其要求欧尚超市公司对相关货款返还和损失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泊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某返还货款95000元；二、泊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某赔偿损失285000元；三、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泊达公司提交唐鹏于2018年1月20日出具的说明，以证明唐鹏自己认可其私自挪用泊达公司的公章，李某对该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说明从性质上属于书面证言，在李某对该证言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唐鹏本人又未在二审中到庭接受询问，故本院对该说明不予采信，而以唐鹏在一审出庭作证时的陈述为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各方当事人在二审审理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如下两个方面，兹分别予以评析。第一，泊达公司是否应就唐鹏的行为承担责任。泊达公司上诉认为，案涉《茅台飞天协议书》《承诺书》等都显示销售方、发货方是唐鹏，货款收取账户也是唐鹏个人账户，且唐鹏自己也承认公章是其自己加盖，故不应由泊达公司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泊达公司的上诉主张涉及到唐鹏的行为是否构成有权代理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尽管案涉《茅台飞天协议书》《承诺书》等都显示销售方、发货方是唐鹏，货款收取账户也是唐鹏个人账户，但是唐鹏在《茅台飞天协议书》上加盖了泊达公司的公章，又在欧尚超市公司为泊达公司销售白酒，且出具的《收据》上的收款单位也有泊达公司的公章。在交易实践中，一般人都倾向于在超市或向专门的经销商购买茅台，而不会向个人购买茅台。因此，从一般交易观念出发，对于李某而言，以上这些关键事实都足以呈现出唐鹏是在代理泊达公司售卖茅台酒的外观，让李某产生其是在与泊达公司进行交易的信赖。这种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唐鹏的行为对于泊达公司而言是有效的，一审法院判决泊达公司对唐鹏的这一行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第二，李某是否应当作为消费者而受保护。泊达公司上诉认为，李某一次性购买100箱茅台，涉案金额达51万元，并非真正的消费者，而是知假买假，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保护。本院认为，认定购买者是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消费者”，应该综合考虑购买目的（是否为生活消费而购买）、购买方式（是否连续多次购买等）、购买后的行为表现（是否多次购买后反复索赔）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李某购买的茅台数量虽然较大，但当其发现案涉“茅台”可能为假酒时即终止交易，并且曾明确向唐鹏表示要退酒退钱，只是因唐鹏表示退不了，之后才拉着唐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致后来提起本案诉讼。从其在购买案涉“茅台”及其后的一系列行为表现看，其并非知假买假，亦非购买茅台用于生产经营，更非以购买索赔为职业。在排除上述可能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李某属于消费者，除非泊达公司能够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李某并非消费者，但泊达公司并未提供这样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李某予以保护亦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据此，泊达公司在承担本案中因表见代理而产生的责任后，可以依照上述规定向唐鹏进行追偿。综上所述，泊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36元，由北京泊达浩然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宇翔审 判 员 阴 虹审 判 员 邵 普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曹明哲书 记 员 朱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