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4民终5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卫丽，女，198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个体，群众，住吉林省抚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浩东，辽宁日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铁权，男，1978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个体，群众，住兴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滕飞，男，1978年3月6日出生，汉族，公务员，中共党员，住兴城市。原审第三人：董剑锋，男，1987年5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群众，住锦州市太和区。原审第三人：胡建，男，198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职员，中共党员，住锦州市凌河区。原审第三人：於洋，男，1981年2月10日出生，现羁押于锦州监狱11监区服刑。上诉人刘卫丽与被上诉人吕铁权、滕飞、原审第三人於洋、董剑锋、胡建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兴城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2019）辽1481民初225号民事判决，吕铁权不服上诉至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辽14民终134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兴城市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依职权追加於洋为本案第三人，于2019年12月6日适用普通程序，在锦州监狱公开开庭审理进行审理，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辽1481民初3241号民事判决，刘卫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卫丽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9)辽1481民初3241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确认辽Ｂ×××××奥迪A8轿车(发动号:CIB005379)归上诉人所有；三、判令二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辽Ｂ×××××奥迪A8轿车；四、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於洋于2012年12月25日有140万元现金存入刘卫丽62×××13中国农业银行卡”一事，无事实依据。因案涉140万元的所有权人的确定，直接关系到本案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的定性问题。原审仅凭於洋口供便认定了“於洋存入刘卫丽农行卡140万现金”的所谓事实，属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未对案涉140万元现金的合法来源予以核实，即对於洋是否有能力拿出140万现金予以核实。原审未对2012年12月25日刘卫丽62×××13中国农业银行卡存入的140万元现金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即使於洋有140万现金，2012年12月25日刘卫丽62×××13中国农业银行卡存入的140万元现金究竟是於洋对上诉人的赠与、共同使用，还是出借予以定性分析；原审也未对当日存入该卡的140万元究竟有多少是第三人於洋存入的予以定量分析；更没有对上诉人62×××13中国农业银行卡的支出中去除於洋的支出后，还有多少可以用于购买案涉车辆予以核实，从而确定案涉55万元购车款的实际出资人。因此，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无法认定案涉车辆实际出资人为於洋。有新证据可以证明：案涉辽Ｂ×××××奥迪A8轿车购车款系上诉人刘卫丽使用卡号为62×××13中农业银行卡于2012年10月27日一次性全款转给二手车行人民币55万元（见新证据）。因此，案涉车辆购车款出资人为上诉人。上诉人卡号为62×××13中国农业银行卡2012年12月25日开卡，当日进账两笔：现金人民币140万元，转账20.3万元，合计160.3万元。之后该卡支出明细如下：2012年10月27日，上诉人转给二手车行人民币55万元，支付案涉车辆购车款；2012年11月1日，上诉人转给第三人於洋人民币80万元；2012年11月1日，上诉人现支第三人於洋人民币13万元；仅此三笔支出就达到人民币148万元，即使该卡中第三人於洋有140万元，也无法认定案涉车辆购车款的实际出资人仅为於洋。第三人董剑锋隐瞒事实，虚假陈述，原审证据认定违反证据规则。2014年8月17日案涉《买卖汽车协议书》买车人明确为胡建，且该合同系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因胡建系公职人员，而且是中共党员，其参与民间借贷，而且利息高达月息10分，严重违反党内法规和行政规定。董剑锋为避免胡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自认其为案涉车辆的实际出资人，胡建仅为代理关系，妄图掩盖胡建违反党纪、政纪的事实。为此，董剑锋为掩盖胡建的违法违纪行为，多次进虚假陈述，严重妨害了正常的审判秩序。然而，原审仅仅根据董剑锋和胡建的自认，便否定2014年8月17日胡建在买车人处亲笔签名并按手印的《买卖汽车协议书》，认定董剑锋为案涉《买卖汽车协议书》的买车人。该认定严重违反《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三项），“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的证据认定规则。同时，该认定也严重违反本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存在多处违反本规定七十六条、七十七条规定之处。胡建、吕铁权不构成善意取得。我国新汽车使用一年后，按购买价的20%进行折旧，第二年开始，每年折旧10%，剩下的就是成新率，就是大家常说的几层新的叫法。据此，以案涉《汽车买卖合同》和《车辆抵押合同》均为买卖关系为假设前提，进行分析如下：2012年10月27日，上诉人以55万元价格购买案涉车辆；时隔1年10个月20天，即2014年8月17日，董剑锋自称根据其多年二手车交易经验，决定以30万元委托胡建购买案涉车辆，案涉车辆贬值45.5%，年折旧率高达22%之多；又过8个月，即2015年4月18日，董剑锋对吕铁权以人民币24.5万元对案涉车辆进行所谓的买卖交易，车辆贬值5.5万元，折旧率高达29.9%;如以案涉《汽车买卖合同》约定的33万元计算，车辆贬值人民币8.5万元，折旧率高达34.3%。所以，案涉车辆在两次所谓的交易当中均存在价值偏离问题。因案涉车辆在两次交易当中其交易价值与市场价值严重偏离，且原审法院未对案涉车辆在特定时点的市场价值进行专业鉴定，所以，无法得出案涉车辆交易价格公允的结论，也无法进一步得出胡建，董剑锋，或是吕铁权系善意取得的结论。另外，以董剑锋的自认进行假设，一个自称专业经营二手车的行家，以30-33万元取得的轿车，8个月后就以29.9-34.3%折旧率卖掉案涉车辆。试问：董剑锋的专业性如何体现？董剑锋照此进行买卖，如何生存？综上所述，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反证据规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审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人吕铁权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第三人董剑锋、胡建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滕飞二审未答辩。刘卫丽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确认辽Ｂ×××××奥迪A8轿车（发动机号CJB005379，车辆识别代号WAUSHB4E3AN008307）归原告所有，车辆价值约10万元；2.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B534C5奥迪A8轿车；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8月原告将自有的辽Ｂ×××××奥迪A8轿车借给朋友於洋使用，后来於洋的电话号码换了，原告便联系不上於洋了。原告通过查找辽Ｂ×××××车辆违章记录，发现该车辆在葫芦岛市兴城市有多次违章记录。2018年10月8日，原告在兴城市发现该车辆以后，便将该车辆拦住，该车辆驾驶人滕飞说自己一直驾驶该车辆，是吕铁权让自己开的，并带着原告去找吕铁权，吕铁权说车是自己从别人手里买的，不让原告开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将此事诉至法院。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刘卫丽与第三人於洋原系男女朋友关系。2012年10月刘卫丽与於洋共同到大连后盐二手车市场以55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案涉辽Ｂ×××××奥迪A8轿车，并将该车登记在原告刘卫丽名下，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上记载的车价金额为80万元。该车主要由於洋使用，於洋对外称该车是自己购买。2014年3月於洋将案涉辽Ｂ×××××奥迪A8轿车开走使用，2014年8月於洋因资金周转不开，经尹宜荣介绍与第三人胡建达成了《汽车买卖协议》，协议约定将刘卫丽所有的辽Ｂ×××××奥迪A8轿车以33万元价款出售给第三人胡建，当日交付购车款30万元，剩余3万元待车辆过户后支付，车辆实际购买人为第三人董剑锋。於洋当场将车辆登记证行驶证、环保检验合格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交于胡建。该协议上有胡建、刘卫丽、尹宜荣的签字，其中刘卫丽的签名及捺印均为第三人於洋代签，各方均认可签订协议时刘卫丽未到场。2015年4月18日，第三人董剑锋将案涉辽Ｂ×××××奥迪A8轿车以24.5万元卖给被告吕铁权，双方签订了名为《车辆抵押合同》，实为车辆买卖的合同，同时将车辆登记证行驶证、环保检验合格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交于吕铁权。吕铁权购买后，将案涉车辆借给被告滕飞使用。原告通过查找辽Ｂ×××××奥迪A8轿车的违章记录，在2018年10月8日发现案涉辽Ｂ×××××奥迪A8轿车由被告滕飞驾驶，遂到兴城市派出所报案，因车辆权属存在争议，原告与被告吕铁权签署《委托书》，将案涉辽Ｂ×××××奥迪A8轿车临时寄存在曹庄镇政府院内。2018年12月11日刘卫丽向兴城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申请扣押辽Ｂ×××××奥迪A8轿车。兴城法院于当日作出(2018)辽1481财保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扣押辽Ｂ×××××奥迪牌小型轿车一辆，扣押期限为2018年12月11日至2020年12月10日”。刘卫丽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保单保函提供担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案涉车辆实际出资人是谁。二、胡建与於洋签订《汽车买卖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一、案涉车辆实际出资人是谁。案涉车辆购车款55万元原告主张系从其中国农业银行户名62×××76的银行卡于2013年5月27日分两次转账给二手车行的。该陈述与刘卫丽在询问笔录中及第三人於洋在讯问笔录及本次庭审中的陈述均不一致；於洋称购车款55万元是从原告刘卫丽农业银行卡（账户62×××13）中转账，该卡内金额是他以结算的工程款140万元存入的。结合庭审中原告与第三人於洋均认可案涉车辆是在2012年10月左右购买及2012年11月9日开具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能够认定案涉车辆购买时间在2012年10月底。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於洋关于购车款的陈述具有客观真实性，虽原告刘卫丽主张於洋存入的140万元已经陆续转走，购车款是用其自己的钱支付的，但是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车辆购车款出资人为第三人於洋。二、胡建（受董剑锋委托）与於洋签订的《汽车买卖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於洋持有案涉车辆的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车主刘卫丽的身份证复印件，与胡建签订《汽车买卖协议》，再结合案涉车辆购买后大多数时间由於洋使用，於洋对外一直称此车是自己出资购买，这一系列表象足以使胡建相信，於洋具有代为处理案涉车辆的代理权。虽第三人於洋称该《汽车买卖协议》实际上是抵押借款合同，但是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而胡建又以合理价格购买，因此，胡建取得案涉车辆系善意取得，即董剑锋取得案涉车辆系善意取得。综上，於洋与胡建签订《汽车买卖协议》属于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即原告刘卫丽应承担该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和后果，原告诉请返还案涉车辆的主张于法无据。此后，董剑锋对案涉车辆的转卖行为系其对其财产的合理处分，一审法院不予干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卫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刘卫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卫丽向法院提供证明材料：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银行取款凭条、营口经济开发区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事实理由与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刘卫丽是否拥有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动产物权变动指的是动产物权的设立、移转、变更和消灭。《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条规定，转让人将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交付给受让人的，应当认定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条件。根据查明事实，於洋将登记在刘卫丽名下的辽Ｂ×××××奥迪A8轿车出售给董剑锋的行为，符合上述法律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在支付合理对价后，董剑锋取得了辽Ｂ×××××奥迪A8轿车所有权，为该车辆的合法所有权人。而刘卫丽二审提供的营口经济开发区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也可证明，於洋占有涉案车辆并不是非法占有。刘卫丽在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购车款55万元人民币，这些钱我和於洋共同出资的”、“买车付款算是我俩共同出资的”，而在二审中又陈述，所购车款均为其本人所出。前后陈述相互矛盾。根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刘卫丽出资55元购买了涉案车辆。综上，刘卫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刘卫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永杰审判员刘亚伟审判员 郭   逸   群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岳   欣   彤本判决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