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90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振华，男，196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乐军，广东四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绪根，广东四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官吉文，男，195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周莉，女，196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以上两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媚，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振华因与被上诉人官吉文、周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8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振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官吉文、周莉向李振华偿还借款30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12月9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官吉文、周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1.李振华碍于面子和对官吉文的信任未签订有关出借凭证。李振华配偶的大哥朱成湘与官吉文、周莉相识，经朱成湘的引荐，李振华与官吉文相识，李振华出于对官吉文的信任以及考虑日后可能会用到官吉文手中的资源向其出借了案涉款项，未要求官吉文、周莉出具借条、欠条等相关凭证。一审法院以双方非亲非故的情况下又没有订立借款凭证等所谓的日常经验法则来否定借贷的客观事实，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李振华出借款项同“新疆建电厂事宜”没有关联。李振华曾通过手机短信向官吉文催款时两次提到“新疆建电厂事宜”，李振华并不是以“新疆建电厂事宜”为出借背景，因此前官吉文一直称有“建电厂”的项目，相关短信内容也明确案涉款项为借款，故在向官吉文催款时才一并提及。一审法院仅选择性作出“新疆建电厂事宜”无法落实而要求官吉文还款的推测，却否认催款短信中还存在借款的确切表述，该等认定显属认定事实错误。3.官吉文提交与本案无关联的证据，试图混淆视听、掩盖借贷的真实事实。官吉文提交的广东国洲电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洲公司)同广东电力第一工程局（以下简称广东电力一局）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新疆拓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鑫公司)与广东电力一局签订的《总承包合同》，拟证明案涉款项涉及李振华为广东电力一局提供居间服务，缺乏事实依据。首先，上述两个合同不能证明李振华有任何的付款义务；其次，李振华对于《总承包合同》的签订并不知情；再次，热电工程项目是否真实存在，不能以合同的签订作为判断标准；最后，李振华出借款项后，官吉文与何人发生经济往来，同李振华没有关联，也不影响此前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因此，官吉文提交的证据不能否定借贷事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李振华已经完成了民间借贷的举证责任，足以证实与官吉文、周莉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客观存在。二、官吉文主张委托收款关系，否认与李振华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官吉文主张案涉款项为代收投资款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案涉款项高达300万元，如果李振华是基于投资，至少应当与被投资主体签订有关协议，投资款项也应当向被投资主体支付，用不着经过官吉文之手转给案外人刘斌，也并不会因转交给官吉文带来任何利益。李振华也未曾听说官吉文代拓鑫公司收取投资款的事实，更未据此向官吉文支付所谓的投资款，主张案涉款项为投资款一说，完全是官吉文自说自话。其次，官吉文称代拓鑫公司收取投资款的事实完全子虚乌有，李振华对拓鑫公司不曾有任何的投资意向，双方也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官吉文也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案涉款项为投资款的事实，仅凭拓鑫公司出具的《收条》以及明显为案件需要而创设的一份《证明》均不足以证实案涉款项就是投资款。官吉文将案涉款项全部交给了刘斌，至少应当由刘斌出面说明有关事实，一审法院对此未查清案件相关事实。再次，官吉文提供拓鑫公司出具的《收条》及《证明》以此来说明案涉款项属于所谓的投资款，但是在一审中，官吉文又称案涉款项是“好处费”“涉案款项是给刘斌的，钱见不得光，给钱的目的是为了签订热电项目的总承包合同，由于前期的投入均为李振华的，所以写成了投资款”。该陈述至少从字面理解，可以说明案涉款项并不属于投资款。官吉文作出了前后相互矛盾的陈述，事实上，案涉款项并不是所谓的投资款而是借款，官吉文明显不能自圆其说，作出应有的合理解释。最后，退一步讲，如果案涉款项为投资款，那么应当由官吉文说明款项的实际用途，官吉文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案涉款项使用的情况，对其提出的主张无法自证其事实。(二)官吉文所提供的有关证据同本案没有关联，且无法否认借贷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首先，官吉文所提供的《咨询服务协议》、《总承包合同》均与本案没有关联。其次，官吉文提供的多份政府文件，既同上述两份合同没有关联，同李振华与官吉文之间的借贷更加没有联系。所提供的文件大多为请示，没有批复，日期均为2010年、2011年，同李振华2015年出借款项的时间出入较大；同时，相关文件所指项目为2×100MW+4×135MW级，而拓鑫公司同广东电力一局签订的总承包合同所指的项目为2×350MW级，文件所指项目与合同所称项目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官吉文欲借其它法律关系迷惑法庭，以掩盖自己借款的事实。再次，官吉文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和《收条》同样存有诸多疑问。李振华于2015年1月在两日分四次向官吉文转账提供借款共计300万元，官吉文却要以近一年的时间跨度向刘斌付款，其付款次数高达近10次之多，款项高达245万元选择现金交付，金额相对较小的55万元反而选择转帐交付，有违常识，且存在拼凑痕迹。2015年6月19日，官吉文、周莉转给刘斌的10万元，附言为借款，可见官吉文、周莉都有参与借款。三、一审判决存在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及适用。（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一审法院据此认为借贷双方没有订立借款凭证，没有约定利息及具体还款时间等，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该认定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首先，该条明确写有“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即不单纯只有借据、收据、欠条的债权凭证才可以证实借贷法律关系，其他的证据也是可以证实的；其次，即便没有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并不说明就不存在借贷关系，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并不一定要求采用书面形式，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一审法院仅以签订借款凭证作为判断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依据，显然是对上述司法解释的曲解。（二）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同样存在错误。首先，李振华并非仅凭单一的金融机构转账凭证而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除转账凭证外，还有催促还款的短信记录以及多位证人出庭作证；其次，官吉文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否定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也不足以支持官吉文的主张，李振华无须就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作进一步的举证证明。最后，李振华提供的转账凭证、催促还款的短信记录以及多位证人证言，证据彼此之间相互印证，完全可以证明双方民间借贷关系事实客观存在。官吉文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周莉辩称：同意官吉文的答辩意见。李振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官吉文、周莉向李振华偿还借款300万元；2.官吉文、周莉向李振华支付利息（利息以30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6年12月9日起计算至被告付清本金之日止）；3.官吉文、周莉就上述全部支付义务向李振华互负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官吉文、周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李振华的主张与举证情况。李振华为证明向官吉文、周莉出借300万元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交易明细，显示：李振华于2015年1月28日、2015年1月30日共分四次，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官吉文支付款项共计300万元。2.手机短信截屏，显示：2016年12月9日，李振华向官吉文发送短信“官总、新疆建电厂事宜，我是按规则做，把最好电力一局，服务您省钱技术做好。我借资您400多万。近500万元至今怎样两年多，项目至今没落实，我实在困难……，人没信而不立，怎样请确实情况解决，官总作为您本人担保人，……振华上”。2016年12月15日，李振华向官吉文发送短信“官总、新疆建电厂事宜，我借资您400多万。近500万至今怎样两年多，项目至今没落实，我实在困难……怎样请确实情况解决，请定时间……把钱归还。振华上”。3.人口信息查询表，显示官吉文、周莉为夫妻关系。4.证人证言，朱咸湘证言：朱咸湘是李振华配偶的大哥。2012年，朱咸湘与官吉文相识；2014年，经其介绍，李振华认识了官吉文；2015年元月上旬，朱咸湘帮官吉文开车，官吉文在车上向李振华提出借款买房买车等，借款的时间和数目是李振华在事后告知给朱咸湘的，但周莉也知道这次借款，官吉文、周莉是共同向李振华借款的；官吉文借到钱后买了新房，且曾一度表示会尽快还清，但朱咸湘替李振华催促，官吉文以生意不顺为由没有归还，李振华与官吉文本身并无生意合作。证人关某证言：关某是国洲公司的股东，在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1月期间的一次饭局，经李振华介绍认识官吉文的；2015年1月下旬，李振华跟关某说官吉文向其借款200万元至300万元买房买车，因为李振华怕现金不够而向关某借款，后来李振华自行凑齐给官吉文；2015年3月，关某参加李振华与官吉文的饭局，李振华提起了该笔借款，官吉文则感谢李振华对他资金上的帮忙，并表示一定会归还；国洲公司与广东电力一局签订合同，由国洲公司提供咨询、居间、咨讯服务，促成项目签约；该项目是官吉文介绍给李振华的，关某作为股东对这个项目不认同，从未亲自去新疆跟官吉文谈；国洲公司不履行具体的承包工程，不参与其他任何电力的协议，国洲公司与拓鑫公司也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证人董某证言：董某是李振华的朋友，2015年2月，曾与李振华一道去往新疆谈项目，与朱咸湘、官吉文、周莉在火锅店吃饭时，周莉曾表示会归还借款300万元，后来，还去官吉文家喝茶，也听官吉文谈起还款的事情，但是款项实际是否出借的事情，董某不清楚。对于上述证据，官吉文、周莉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所证明的事实不予确认，款项性质并非借款；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官吉文并未对短信内容给予答复；证据3.予以认可；证据4.对朱咸湘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李振华与朱咸湘为亲属关系，其证言可信度较低且没有证据支持。朱咸湘提到官吉文的借款用途为买车买房，但李振华提供的短信中则提到该笔300万元款项与电厂、广东电力一局有关。对关某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关某是国洲公司的股东，与李振华就涉案300万元存在共同利益，其证言不可采信。对董某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董某从未见过官吉文，其陈述的证言均是不真实的，且董某自认对借款的事情不清楚，所以其证言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二、官吉文、周莉的抗辩及反驳证据情况。官吉文、周莉主张涉案300万元款项并非借款，而系官吉文代收李振华的“投资款”，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供以下证据：1.国洲公司（乙方）与广东电力一局（甲方）于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项目咨询服务协议，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由乙方就拓鑫公司发包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七十三团金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2X350MW级抽凝式燃煤热电联产工程EPC总承包项目的投标、中标等相关事宜为甲方提供咨询、资讯、技术和居间服务，甲方在成功中标并承接上述项目后，乙方可从甲方处收取1.35917亿元的服务费。如乙方为促成甲方与业主签订EPC总承包合同，乙方不得向甲方主张任何报酬。经质证，李振华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2.相关部门批复文件与检测报告（均为复印件），证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七十三团金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2X350MW级抽凝式燃煤热电联产工程（以下简称热电项目）已获相关部门的有效批复。经质证，李振华表示，前述证据均为复印件，且结合官吉文当庭陈述，热电项目没有实际进行，广东电力一局也没能实际施工，故无法核实前述证据的真实性。3.捷能公司出具给第四师73团金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委会的请示函（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捷能公司的营业执照、拓鑫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刘斌为捷能公司、拓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捷能公司为热电项目的建设单位，捷能公司委托官吉文负责该司投资建设的热电项目的洽谈、签约、审核等有关事项。经质证，李振华认为请示函仅有复印件并无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授权委托书》李振华从未见过，即便为真实，也仅反映官吉文与捷能公司的内部关系，不能证明官吉文有权代李振华收取所谓投资款的事实。对于捷能公司的营业执照、拓鑫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捷能公司处于注销状态（2019年7月19日注销）。4.拓鑫公司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就热电工程签订的总承包合同（复印件），证明李振华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国洲公司与广东电力一局签订的项目咨询服务协议合同目的已实现。经质证，李振华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同时认为咨询服务协议与该份合同为两份独立的合同，二者并无关联。5.《中国工商银行凭证》四份及《收条》一份，《中国工商银行凭证》显示：官吉文于2015年1月28日支取现金25万元、于2015年1月29日支取现金105万元、于2015年1月30日支取现金40万；《收条》显示：2015年1月30日，拓鑫公司与刘斌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官吉文转李振华投资农四师73团电厂现金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整（北京时间18:50）”。6.《中国工商银行凭证》两份及《收条》一份，显示：官吉文于2015年4月30日分别支取现金20万元、10.96万元；拓鑫公司与刘斌出具《收条》，内容为“2015年4月30日，今收到官吉文转李振华投资农四师73团电厂现金人民币叁拾万元整”。7.中国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回单，载明：2015年5月17日，刘斌农业银行账户存入40万元；中国银行跨行汇款凭证，载明：2015年6月19日，周莉通过其账户向刘斌建设银行账户转账汇款10万元，用途及附言为借款；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载明：2015年7月17日，刘斌建设银行账户存入5万元。8.中国工商银行存款利息清单及《收条》，载明2015年11月2日，周莉支取现金100万元；《收条》显示内容为“2015年11月2日，今收到官吉文转李振华投资农四师73团电厂现金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9.拓鑫公司于2019年7月22日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如下：拓鑫公司与捷能公司为热电项目的工程负责单位。2015年6月，拓鑫公司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前身为广东电力一局）签订了总承包合同。李振华及国洲公司为该局的合作方。2015年1月，李振华拟向拓鑫公司支付工程投资款，拓鑫公司指派官吉文使用个人账号代收，共计300万元。后官吉文向刘斌交付了245万元，拓鑫公司出具了收条。另外55万元经拓鑫公司要求存缴至刘斌的银行账户，前述300万元均为拓鑫公司的工程款，并非借款。官吉文履行的是公司职务行为，上述款项与官吉文、周莉无任何关系。对于上述证据5-9，经质证，李振华认为官吉文、周莉举证的款项往来记录多达十余次，时间跨度一年多，大额的245万元均通过现金支付，反而是小额的55万元为银行转账，官吉文、周莉以前述证据主张将涉案300万元转给刘斌，不符合正常逻辑。刘斌、拓鑫公司为官吉文出具的《收条》仅仅属于其二者之间的关系，李振华对此并不知情，不能据此否定李振华借款的事实。其中一份转账记录的用途已明确写明为借款，也与官吉文、周莉主张的款项性质不符。故刘斌与官吉文、周莉的款项往来，不论是何性质，都与李振华无关。关于《证明》，李振华提交该份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该份证据反映的内容也与事实不符。官吉文、周莉表示其中一份转账记录的款项用途写明为借款是银行书写错误。三、一审法院审理中查明的其他事实。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在本案的300万元转账之前，李振华与官吉文、周莉无其他经济往来。关于借款用途、借款的利息和还款时间，李振华表示官吉文的借款用途为换房、买车，没有约定利息，还款时间为要求官吉文在借款后的几个月内归还。对于追索款项的短信中提到“400多万”“近500万元”，李振华表示是因为支付过现金，李振华的妻子还转账30万元给官吉文，也曾垫资为官吉文买手机、包等物品，但没有证据就未一并主张。关于《收条》中的款项性质为何写明为“投资款”，官吉文本人表示，涉案300万元是给刘斌的，钱见不得光，给钱的目的是为了签订热电项目的总承包合同，由于前期的投入均为李振华的，所以写成了投资款。关于热电项目，李振华表示，2012年，刘斌已经开始搞电厂，认识李振华后，就改成了涉案的热电项目，后李振华向广东电力一局核实，该局表示这个项目就是“白纸”。一审法院向李振华释明，如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振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李振华经一审法院释明，坚持认为双方当事人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一方面，本案所涉款项金额巨大，另一方面，根据现有证据显示，李振华与官吉文在款项交易发生前相识时间不长，即非亲属也非较为亲密的朋友关系。在此情况下，双方没有订立借款凭证，没有约定利息及具体还款时间等，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其次，就款项用途而言，据李振华在诉讼中称官吉文借款用于买房买车，但李振华在短信催款时没有提到过上述用途，却两次提到“新疆建电厂事宜”，从短信内容的文意上理解，款项的交易背景是“新疆建电厂事宜”，因为电厂事宜无法落实而要求官吉文还款。另外，没有证据显示官吉文有需要借取大额款项用于家庭生活的必要开支，也没有证据证实官吉文收到李振华的款项后即用于买房买车。再次，李振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国洲公司曾与广东电力一局签订咨询服务协议，为广东电力一局就热电项目的投标、中标等相关事宜提供咨询、资讯、技术和居间服务，以促成签约。证人国洲公司的股东关某提到热电项目由官吉文向李振华推荐。国洲公司与广东电力一局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8日，李振华向官吉文支付款项的时间为2015年1月28日和30日。官吉文、周莉提交的一系列证据显示其与热电项目的发包方有关系，并向发包方支付了款项。根据上述事实并结合李振华在催款短信中也提及了“新疆建电厂事宜”，官吉文关于李振华支付的款项是用于促成李振华所代表的国洲公司与广东电力一局之间签约的主张，具有合理性和高度盖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李振华所主张的借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特征和交易习惯，且官吉文、周莉举证证明款项与热电项目相关的情况下，李振华应当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但就是否存在借款合意而言，李振华仅提交了证人证言，但证言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基于证人与李振华的关系，欠缺证明力。因此，李振华主张与官吉文存在借贷合意、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依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李振华诉请官吉文、周莉连带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振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39125.8元（案件受理费34125.8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振华负担。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李振华向官吉文转账300万元，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收款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振华主张向官吉文出借300万元提交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交易明细，官吉文抗辩称案涉300万元系李振华作为国洲公司的法人基于《咨询服务协议》向拓鑫公司支付的促成合同签约的居间费用，提供了2014年12月18日的《咨询服务协议》、《总承包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及《收条》、2019年7月22日的《证明》等为证，其中银行转账凭证及《收条》、2019年7月22日的《证明》，证明官吉文收取李振华的300万元款项之后分期转账给拓鑫公司的法人刘斌；2014年12月18日的《咨询服务协议》、《总承包合同》，证明了国洲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振华）为广东电力一局承接案涉项目提供咨询服务，官吉文据此抗辩案涉300万元涉及热电项目并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李振华仍应就该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是，李振华提交的手机短信截屏内容中有“官总、新疆建电厂事宜我借资您400多万。近500万元至今怎样两年多，项目至今没落实，我实在困难……”等内容，反映了所涉400多万元关涉“新疆建电厂事宜”及“项目”，李振华未能就相关项目及新疆建电厂事宜作出合理解释，难以认定为官吉文的个人借款。而朱咸湘的证人证言，因朱咸湘系官吉文的利害关系人，其证人证言不能孤立地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综上，李振华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手机短信截屏及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官吉文抗辩为其他债务关系并提供证据证明，鉴于此，李振华提供的证据仍不能证明借贷事实存在的，应由李振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据此驳回李振华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振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25.8元,由上诉人李振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琼审判员 谷丰民审判员 汪 毅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玉娜何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