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4028民初1547号   原告：宋红玲，女，1971年10月7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原告：刘丽丽，女，1992年12月10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原告：刘伟，男，1996年5月20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原告：谭正绪，女，1940年3月9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区。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国，新疆孙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强，男，1981年9月10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缪永建，新疆新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顺元，男，1952年5月11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芳，新疆星愿（察布查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红玲、刘丽丽、刘伟、谭正绪与被告王强、何顺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9日、2020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红玲、刘丽丽、刘伟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国、被告王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缪永建、被告何顺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红玲、刘丽丽、刘伟、谭正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737,839.52元，各项费用如下：医疗费10,136.02元、护理费188元（1天）、住院伙食补助费30元（1天）、误工费188元（1天）、精神抚慰金10,000元、死亡赔偿金655,280元（计算方式：32,764元×20年）、丧葬费37,728.5元、病历复印件：9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4,191元（计算方式：24,191元×5年÷5个子女）。事实和理由：2019年7月，被告王强向被告何顺元借用新电F16791号三轮电动摩托车丈量无人机喷洒农药的土地面积。当日17时15分被告王强驾驶上述电动车，在尼勒克县克令乡萨尔阿尕什村向阳路十二巷农田道路由南向北路段该电动车起步时，站在新电F16791号三轮电动摩托车车厢上的刘永华从车厢里摔下，造成刘永华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原告认为，本案是一起违章操作导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被告王强未取得驾驶上述机动车的驾驶资质违规驾驶机动车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被告王强驾驶上述机动车时未保证承载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启动机动车，是导致受害人刘永华从机动车车厢内翻倒受伤致死的另一原因。另外，被告何顺元将机动车出借给未取得驾驶资质的被告王强驾驶也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被告何顺元的出借行为明显存在过错，为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害人刘永华在尼勒克县城镇公租房居住，靠建筑技能取得劳动收入，刘永华系双重户籍，在尼勒克县城镇的非农户籍在清理双重户籍时被取消，目前保留原籍的农业户口，所以本案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城镇户口对待。死者刘永华尚有76岁的母亲需要赡养，老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仅靠五个子女每月支付生活费。案发后，上述被告对事故后果消极处理，为维护原告合法利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王强辩称，一、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并非被告王强主观过错导致，客观上被告王强的驾驶行为也是一般的过失行为，并没有违反损害发生时要求行为人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受害人刘永华生前长期患有支气管哮喘等重大疾病，其死亡原因系多因一果所致，与王强的驾驶行为之间并不具备当然的直接因果关系。首先，受害人刘永华与王强系合伙从事无人机喷洒作业的经营活动，损害发生时，双方是在县克令乡萨尔阿尕什村进行喷洒作业的准备工作，受害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被告王强共同完成作业活动，双方在前期开展的作业中已达到熟练默契的配合程度，其次，对在作业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对两人注意义务的要求均是完全一致的，而不是在损害发生后倾向于受害人；因此，受害人刘永华对损害的发生，同样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再次，本案损害的发生，是一起偶然事件，从电动车摔下并不能必然导致死亡，显然，其自身疾病系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二、本案中涉案电动车的出借人何顺元具有重大过错，被告何顺元对刘永华与王强共同经营喷洒作业的事实非常清楚，庭审中，被告何顺元以王强驾驶电动车行至打药地点，王强启动电动车时未告知受害人，与本案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均属其主观臆断，无旁证。王强与刘永华作为合伙人，当天共同去向何顺元借用车辆进行喷洒作业，因此，无论是原告主张王强借用车辆，还是出借人何顺元主张过失致人死亡，应当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移送公安机关等辩称，其理由均依法不能成立，本案已定性为交通事故，公安机关只是无法认定事故的责任而已。然而何顺元将电动车出借给王强与刘永华时，对借用人是否具有驾驶能力等影响机动车安全驾驶因素，根本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9条之规定，因此，被告何顺元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关于本案赔偿责任比例的划分问题，受害人刘永华对损害的发生，明显具有过错，其明知电动车具有潜在的安全隐患，在进行喷洒作业准备前，仍然站在电动车上，足以说明受害人根本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其应当预见损害后果的发生，显然受害人的过错责任明显大于被告王强的过错责任，对损害的发生起到主导作用，受害人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根据事故的成因来分析，被告王强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即赔偿责任比例应确定为20%为宜，本案中原告主张全额赔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四、本次事故发生后，被告王强尽最大努力积极救助受害人，并垫付了相关医疗费用及丧葬费用。对于原告提出的每一项诉讼请求都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计算，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的标准来计算，被告王强持有异议，受害人刘永华生前具有双重户籍身份，虽然居住在城镇，但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生前的主要来源依靠在城镇务工，其妻子为农业家庭户籍，受害人在内地是否还具备农业人口的身份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原告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证实，同时，受害人因负有过错责任，无权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对于被告抚养人生活费的诉求，被告王强不予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并不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实际已包含在死亡赔偿金中，单独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以上，本案受害人刘永华及被告王强、何顺元均存在大小不同的过错责任，请求法庭对事故成因全面分析、综合考虑，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照过错责任的大小确定各方当事人责任，以确保被告王强的合法权益。被告何顺元辩称，从本案事实来看，被告何顺元没有责任。原告起诉被告何顺元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机动车所有人的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根据上述法律与司法解释，被告何顺元将电动三轮车借给有驾驶资格的人，则对发生的事故无责任，反之则需承担责任，本案何顺元承担责任的唯一原因就是其将车是否借给了无驾驶资格的人，这是认定何顺元有无责任的关键。围绕这个关键点，公安笔录中关于借车现场各当事人的陈述，王强2019年7月18日向公安机关陈述：“我朋友李云川给我打电话问我们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在克令乡打农药，李云川说我在我老岳父家。我就看见李云川从他老岳父家出来了，我和刘永华就过去与他打招呼，当时李云川跟前还有他朋友谢龙。我们四人在树底下说话，我们说了几分钟话后李云川就叫我们去他老岳父家里坐一会，他们就一起进了何顺元家。我们在何顺元家说了一会话，大概17时左右，我和刘永华准备到地里打农药，刘永华看见何顺元家里有一辆三轮电动车，刘永华说我们把这辆三轮电动车借用一下，我们在量地打坐标时方便，我就向何顺元借上了这辆三轮电动车，我本来是让刘永华驾驶的，刘永华有三轮摩托车驾驶证，刘永华说他驾驶厢式货车，让我驾驶三轮电动车去地里。”王强2019年8月20日再次向公安机关陈述：“我们在房子里坐了大概半小时，我和刘永华两人就准备去地里打药，刘永华在走时看见院子里停着一辆三轮电动摩托车，刘永华就让我把电动摩托车借上，我就过去向李云川岳父何顺元把三轮电动摩托车借上了”。李云川2019年7月24日向公安机关陈述：“过了一会王强和刘永华两人又进到我岳父家的院子，王强就把我岳父的三轮电动车骑走了，他们两人是从我岳父跟前借的车，我媳妇问我他们会不会骑，我说他们都会开车。”谢龙2019年7月24日向公安机关陈述：“吃完中午饭，我和李云川从房子出来看见王强他们的厢式货车停在对面的树林里，王强也看见了我们，王强和刘永华两人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我们四人进了李云川岳父家坐了一会儿，说了一会话……王强和刘永华两人又回来了，王强和刘永华两人在弄李云川岳父的三轮电动车，从电动车上往下拿东西。”何顺元2019年8月2日向公安机关陈述：2019年7月17日下午16时左右，我在我家商店里看店，王强和刘永华进了我家商店……他们两人就到院子里去了……大概过了十几分钟，王强和刘永华两人进到商店里，王强给我说：“叔叔，把你的三轮电动摩托车借我们用一下，刘永华说走路不方便，借你的三轮电动摩托车用一下。”我就问他们两人会不会骑三轮摩托车，王强说会骑，我就说你们会骑那就骑走吧，王强和刘永华两人就去院子里骑三轮电动摩托车。上述5份公安笔录，尽管各当事人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在主要事实上的表述是一致的，即：一是当时在何顺元家有王强、刘永华、谢龙、李云川四人；二是向何顺元借电动三轮摩托车是刘永华提出，由王强向何顺元开口借车，提出借车时两人均在何顺元跟前；三是出借人何顺元明知是两人共同在向其借车，其他在场的人也都知道是两人共同向何顺元借三轮摩托车，王强张口借车时，也明确表示是他们两人借车；四是何顺元借车时，特意询问了他们会不会骑三轮摩托车，得到两人肯定回答会骑，才借的车。话虽然是王强回答的，但是刘永华在旁未提任何异议，可以视为默认。上述事实可以确认电动三轮摩托车是王强、刘永华共同向何顺元所借，而非王强个人借车。而之所以其二人能够借车使用，恰恰是基于刘永华有三轮摩托车的驾驶证，会开三轮摩托车，当何顺元询问时，王强回答会开，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因此，何顺元将车借给二人，其中刘永华会开三轮摩托车并有驾驶资质，何顺元借车行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在公安机关给何顺元做的笔录和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中，有关谁找何顺元借车的陈述，何顺元及其代理人曾认可是王强借的车，还说其不认识刘永华等。但是仅凭这些不能确认车就是王强一人所借，即便可能构成何顺元自认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该司法解释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在有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是可以推翻的，本案通过上述公安笔录，被告何顺元将车借给两人的事实足以认定，对该二人是否有能力驾驶车辆已经必要的审慎审查的义务，且刘永华系有驾驶资格，即使有自认行为，也应当予以推翻。综上所述，王强和刘永华两人把三轮摩托车借走以后，究竟两人由谁来驾驶该三轮摩托车，并非何顺元能够掌握，何顺元只能确认借车时二人中有驾驶资格，但并不能控制车借走后谁驾驶该车，法律也没有规定向何顺元借车的两人均具有资质，因此其后王强驾车出现事故与何顺元没有关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原告宋红玲、刘丽丽、刘伟、谭正绪分别系死者刘永华的妻子、女儿、儿子与母亲，原告谭正绪有包括刘永华在内的共5个子女。刘永华与被告王强合伙经营无人机喷洒农药生意。2019年7月17日中午，王强与刘永华驾驶厢式货车来到王强朋友李云川的岳父何顺元家，二人经商量，由王强开口向何顺元借走何顺元所有的新电16791号三轮电动摩托车，用于喷洒农药时量地打坐标，得到允许后，王强开走该车，刘永华开走二人原先驾驶的厢式货车。行至尼勒克县克令乡萨尔阿尕什村向阳路十二巷农田道路上，二人开始进行喷洒农药工作，在量地打坐标后，由王强驾驶电动摩托车，刘永华站在车厢里看玉米地有无树等障碍物。在打完第二个地标后，王强上车，起步行驶0.2-0.3米远时，刘永华从车上跌下，王强下车查看时，发现其处于昏迷状态，被告王强将其扶起后打电话告知李云川，等待过程中在路人的帮助下将刘永华扶进三轮车车厢。后原告宋红玲与李云川、谢龙等人来到现场，将刘永华送往尼勒克县人民医院。原告支付门诊费用4247.64元。当日转院至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九四六医院，因失血性休克于第二日即2019年7月18日凌晨3时10分抢救无效死亡。原告支付各项医疗费用9245.86元。2019年8月20日，巩留县公安局作出巩公刑尸第［2019］011号鉴定文书，鉴定意见为“死者刘永华系外伤性颅脑损伤死亡”。2019年8月24日，尼勒克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做出第654128120190000028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载明：事故成因无法查清。原告提起复核，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公安局交警支队于2019年10月11日做出伊公交复字结论［2019］第000044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另查明，刘永华因双重户籍，注销其在××县的户籍，保留其在重庆市铜梁区××镇的户籍。刘永华生前与其妻子居住在尼勒克县尼勒克镇。刘永华生前取得准驾车型为C1与D的机动车驾驶资格，王强具有准驾车型为C1的机动车驾驶资格。该事故发生后，被告王强先后向原告支付丧葬费10,000元、棺木7000元、待客费15,000元，合计32,000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道路交通事故证明》、《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户口本、《证明》、发票、诊疗票据、《刘永华死亡交通事故卷》、《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虽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其调查事实，最终未确定交通事故具体成因，也未作出责任认定，但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尼勒克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行为，足以证明本次事故确系一起交通事故，死者的死亡结果与被告王强的驾驶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故本案案由应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各项损失是否应由两位被告承担以及承担比例。关于被告王强：首先，死者与被告王强具有合伙关系，合伙人共谋利益，共担风险，不仅表现在合伙事务上，同样包括在合伙事务中可能出现的侵权等情况，因为合伙人从事合伙事务的行为，是为全体合伙成员谋利益，该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本次事故明显系被告王强在执行合伙事务时因其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另一合伙人死亡，产生的损害结果应为合伙之债；其次，死者刘永华具有三轮电动摩托车驾驶资格，在执行合伙事务时，无三轮电动摩托车驾驶资格的王强驾驶事故车辆可视为两人合伙决策的过错，该过错亦应由全体合伙人分担。第三，抛开合伙行为本身，刘永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站在事故车辆上，在车辆启动前应当采取有利于自身安全的措施来保障自己的人身权利。以上，本院酌定被告王强承担本起事故30%的事故责任。关于被告何顺元：庭审中，被告王强与何顺元对于借车时何顺元是否询问驾驶资格存在争议，被告何顺元看到死者刘永华与被告王强驾驶机动车前来，被告王强知道刘永华有普通三轮摩托车的驾驶资格，而刘永华事实上也确实有普通三轮摩托车的驾驶资格；王强在借车时也明确表示是两人共同使用，被告何顺元有理由相信，事故车辆应当被驾驶资格的人使用。据此，本院认为，本案被告何顺元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知道或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情形。以上，被告何顺元无责。（二）死者是否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各项赔偿费用。死者刘永华长期居住城镇，不以土地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各项赔偿费用。（三）原告的各项损失如下：1．医疗费：原告提供的诊疗发票合计13,493.5元，原告主张的数额为10,136.02元，经核实，原告漏算票据号为0012085175尼勒克县人民医院门诊发票的费用3357.48元，本院予以核加；2．住院伙食补助费：25元（计算方式：25元/天×1天）；3．误工费：188元（计算方式：188元/天×1天）；4．丧葬费：原告主张的37,728.5元未超出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5．死亡赔偿金：655,280元（计算方式：32,764元×20年）；6．被扶养人生活费：24,191元（计算方式：24,191元×5年÷5个子女）；7．复印费：9.8元。关于护理费：医嘱已载明特级护理，且医院收费项目中含护理费，在此不再支持；关于精神抚慰金：本院已支持原告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故对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以上，原告的各项损失合计金额为730,915.8元，被告王强按30%的事故责任承担的金额为219,274.74元，扣减其已先行支付的32,000元，被告王强还应向原告支付187,274.7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向原告宋红玲、刘丽丽、刘伟、谭正绪支付各项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187,274.74元；二、驳回原告宋红玲、刘丽丽、刘伟、谭正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78元，减半收取计5589元，由原告宋红玲、刘丽丽、刘伟、谭正绪负担4170元，由被告王强负担141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审  判  员   陈佳佳   二 〇 二 〇 年 四 月 六 日 书  记  员   骆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