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宁02民初299号原告：杨国安，男，1969年7月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磊，宁夏综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关维新，男，196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宁夏荣华缘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职工，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林，宁夏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仕祥，男，196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原宁夏林利煤炭有限公司股东，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城口县。被告：朱咸勇，男，199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原宁夏林利煤炭有限公司股东，无固定职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以上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伟，宁夏颐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咸保，男，198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原宁夏林利煤炭有限公司股东，无固定职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伟，宁夏颐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霞，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雷鸣，男，1967年8月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军，宁夏塞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国安与被告关维新、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雷鸣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国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磊，被告关维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林，朱仕祥、朱咸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伟，朱咸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伟、李凤霞，雷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国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l.判令雷鸣、关维新、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支付工程款35122868.82元，及自2013年12月3日起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年息6%的标准承担逾期付款利息；2.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8月5日，杨国安与雷鸣签订《露天煤矿土石方工程剥离合同》，约定由杨国安负责原某某矿二段露天煤矿土石方剥离工程，采区面积约为250米×128米，双方实地测量后按23.4元／立方计价；付款方式为：第一期工程杨国安先行垫资20000000元，以后款项由雷鸣按工程进度支付。合同签订后，杨国安积极组织人员、机械进行剥离施工，先后投入渣车、挖机、钻机等机械设备，并负担司机工资，支付炸药、柴油、后勤人员的工资等费用，交纳的罚款，远远超过了35000000元，但雷鸣拒绝支付施工费。后经杨国安多次催款、上访、报案，才了解到雷鸣与宁夏林利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利煤炭公司）于2011年1月17日签订《承包合同》，林利煤炭公司将杨国安开采范围内某某采区二段煤田发包给雷鸣开采、经营，之后杨国安向雷鸣、林利煤炭公司索要工程款，均被以种种理由推诿。2013年12月3日，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经三方同意委托石嘴山某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杨国安完成的剥离工程量进行测量，经测量剥离量为1500977.3立方米，按照协议计算工程价款为35122868.82元（1500977.3立方米×23.4元／立方），但雷鸣不支付工程款，导致杨国安拖欠的机械费用及人员工资也无法支付。2019年1月21日，在未清偿杨国安的欠款、通知的情况下，林利煤炭公司被恶意注销，关维新、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系林利煤炭公司的股东，应当对林利煤炭公司欠付杨国安的工程款本息承担支付责任。关维新辩称，杨国安请求雷鸣、关维新、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向其支付工程款，其中除雷鸣外四人是林利煤炭公司工商注册股东身份，而林利煤炭公司已经于2019年1月21日被注销。根据法律规定，杨国安依据合同债权债务向林利煤炭公司股东主张债务清偿责任要确认债权债务金额；林利煤炭公司对杨国安负有债务清偿义务；林利煤炭公司清算注销程序违法，造成杨国安对林利煤炭公司的债权无法以公司财产获得清偿或出现其他损失。上述事实均不能成立。1.杨国安与雷鸣签订《露天煤矿土石方工程剥离合同》，双方之间存在加工承揽合同关系。杨国安垫资20000000元在雷鸣从林利煤矿公司承包的某某矿二段200米×150米范围内，对一层、二层进行露天剥离作业，露出煤层后挖掘原煤。排渣单价每立方米23.4元，原煤挖掘每吨10元。杨国安确实组织施工，但与雷鸣至今没有结算。杨国安计算剥离价款所依据的测量技术小结，没有区别岩石与原煤的方量，不能一概而论；2.林利煤炭公司与雷鸣签订《承包合同》是煤矿企业经营权承包协议，雷鸣所承包的是某某矿露天矿区的一部分，不涉及采矿权主体变更，合法有效。因此，合同中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约定对双方有法律效力。林利煤炭公司的处罚对象是雷鸣施工队。朱仕祥从未表示将杨国安与雷鸣之间的债务纠纷转移到林利煤炭公司，故杨国安与雷鸣之间的债权债务牵涉不到林利煤炭公司，林利煤炭公司的财务账目上也反映不出与杨国安有任何经济往来；3.林利煤炭公司因采矿权到期和安全生产事故以及贺兰山保护区治理无法继续经营，股东决定注销是公司内部正当经营行为。由于杨国安不是林利煤炭公司的债权人，清算组没有义务书面通知其本人。杨国安没有证据证实剥离费用，或者计算该债权债务以及林利煤炭公司对杨国安负有直接债务清偿义务或者与雷鸣存在连带清偿责任的依据。综上，杨国安要求关维新支付工程款35122868.82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共同辩称：林利煤炭公司没有向杨国安付款的义务。1.杨国安要求付款的依据是与雷鸣签订的《露天煤矿土石方工程剥离合同》，林利煤炭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林利煤炭公司既没有在合同上盖章签字，也没有授权任何人在该合同上签字，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甲方”是雷鸣不是林利煤炭公司，林利煤炭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杨国安自述林利煤炭公司是其与雷鸣签订的《露天煤矿土石方工程剥离合同》中的发包方不属实。从林利煤炭公司与雷鸣2011年1月17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内容来看，双方签订的是林利煤炭公司下辖简泉矿二段露天煤矿承包合同，由雷鸣独经营、自负盈亏。从本案两份合同中的内容来看，杨国安剥离土石方工程的发包人是雷鸣，不是林利煤炭公司，林利煤炭公司对杨国安没有付款义务;3.林利煤炭公司是一家以采煤为主营业务的煤炭企业，在2017年9月21日采矿许可证就已到期，无法继续生产经营，股东决定将公司注销。在林利煤炭公司注销前，杨国安从来未起诉过林利煤炭公司，且林利煤炭公司在公司注销时登报公告，履行了通知义务；4.林利煤炭公司注册资本金均为实缴出资，不存在未足额出资的情形；5.林利煤炭公司注销过程合法依规;6.林利煤炭公司与雷鸣签订的煤矿《承包合同》期限为2011年1月17日至2013年1月16日；杨国安与雷鸣签订《露天煤矿土石方工程剥离合同》的时间是2012年8月5日；从2013年1月17日起，雷鸣不享有承包权，杨国安与雷鸣签订的的《露天煤矿土石方工程剥离合同》也必须终止；从两份合同内容中约定的时间节点判断，杨国安要求支付工程款的诉讼时效应从2013年1月17日起算，至2016年1月16日止。其次，根据杨国安向法庭提交的由其单方委托制作的测量技术说明的落款时间是2013年12月，以此时间点计算，其诉讼时效在2016年12月31日终止。而杨国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10月8日，已超过了法定的3年诉讼时效。综上，林利煤炭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三被告作为股东亦不承担责任；杨国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杨国安诉请各被告承担责任的方式不明确，其诉讼请求不明确，因此对杨国安诉讼请求不应支持。雷鸣辩称：1.2012年8月5日杨国安与雷鸣签订《露天煤矿土石方剥离合同》，杨国安只施工了一个多月就提出要求入股雷鸣的某某矿二段露天煤矿，被雷鸣拒绝后，杨国安即以索要工资为由，采取各种措施故意拖延施工，导致杨国安施工的采区迟迟不能出煤，给雷鸣造成了重大的损失；2.杨国安与雷鸣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其应该向雷鸣主张权利，与其他被告无关；3.杨国安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012年10月份，双方发生纠纷后，杨国安从未向雷鸣主张过工程款，直到2019年10月8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4.杨国安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请求驳回杨国安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国安提交证据一：《露天煤矿土石方工程剥离合同》，证实2012年8月5日，杨国安与雷鸣签订《露天煤矿土石方工程剥离合同》，约定由杨国安负责原某某矿二段露天煤矿土石方剥离工程，采区面积约为250米×128米，双方实地测量后按23.4元/立方计价；付款方式为杨国安第一期工程先行垫资20000000元，以后款项由雷鸣按工程进度支付。关维新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为杨国安与雷鸣签订，与林利煤炭公司没有关联，而且该协议所涉及的土方剥离工程合同双方是否实际测量并确定工程量并不清楚，合同所涉及的工程款金额至今未确定。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因为林利煤炭公司与三被告不是该合同项下的当事人，发包方是雷鸣，不是林利煤炭公司和三被告。另，合同约定土石方剥离量无法计算。雷鸣质证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实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根据合同第三条二5.约定，在双方发生矛盾后要及时清算付款并签字确认，但双方从2013年初发生矛盾后，杨国安始终未找雷鸣清算工程量，杨国安的主张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证据二：《收据》、《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林利煤炭公司煤矿违章处罚通知/违章违纪处罚单》，证实杨国安在施工过程中向林利煤炭公司交纳培训费、照相费、标牌制作费，以及林利煤炭公司对杨国安进行处罚的情况。收据中虽然没有加盖林利煤炭公司的章，但收款人张某某与被告所认可的处罚通知中代表林利煤炭公司处罚工作人员张某某一致。关维新质证对《收据》、《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三性均有异议，因没有林利煤炭公司的盖章，出处不详，达不到证明目的；对《林利煤炭公司煤矿违章处罚通知/违章违纪处罚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林利煤炭公司处罚的对象是雷鸣，与杨国安施工状况及杨国安与雷鸣之间土方剥离合同的履行情况无关，杨国安与雷鸣之间的债权债务无法与林利煤炭公司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质证对《收据》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上没有加盖林利煤炭公司的章，或者林利煤炭公司以其他方式加以确认的文字表述，无法达到杨国安的证明目的，三被告不知证据来源；对《林利煤炭公司煤矿违章处罚通知/违章违纪处罚单》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上载明的被处罚对象是雷鸣，不是杨国安，杨国安与林利煤炭公司没有书面合同或权利义务凭证，林利煤炭公司没有必要处罚杨国安。雷鸣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杨国安的诉讼请求没有关联性，其他质证意见与其他被告意见一致。证据三：《承包合同》、《询问笔录》，证据来源于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复印并加盖核对章、《石嘴山市白芨沟林利煤矿测量技术说明》，证实1.合同签订后，杨国安积极组织人员、机械进场进行剥离施工，但雷鸣未支付施工费用，且对杨国安完成工程量长期不予测量，杨国安报案后，了解到林利煤炭公司于2011年1月17日将其开采范围内某某矿二段露天煤矿发包给雷鸣开采、经营；2、杨国安向雷鸣及林利煤炭公司索要工程款未果，2013年12月3日，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经各方同意委托石嘴山某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杨国安完成的剥离工程量进行测量，经测量杨国安完成剥离量为1500977.3立方米。关维新质证对《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合同是雷鸣与林利煤炭公司就露天矿承包经营所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杨国安非合同相对方，通过该合同林利煤炭公司与杨国安之间无法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承包合同》第二条，承包方式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因此，林利煤炭公司与雷鸣之间只存在承包费收取与缴纳的权利义务，雷鸣对外所负债务与林利煤炭公司无关。林利煤炭公司的财务账目上不可能反映出杨国安是公司的债权人；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雷鸣发包给杨国安的土方剥离工程履行状况与林利煤炭公司无关。同时该证据证实杨国安实施剥离工程的工作面不是其一家施工队，土方剥离量以目前证据看存在争议；《石嘴山市白芨沟林利煤矿测量技术说明》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测量报告委托方为太西公安分局，委托目的不明，而且该报告作出的土方剥离量没有区分土方和煤炭的方量，按照雷鸣与杨国安签订的《露天煤矿土石方工程剥离合同》约定，排渣单价与出煤单价为两种计算方式。因此该证据以地形、地貌历史变化为参照作出的土方量不能直接用于杨国安与雷鸣之间进行结算的依据。在本案杨国安与雷鸣之间的债权债务还属于待结算状态，金额不详。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质证认为对《承包合同》真实性有异议，无法与原件核对，但从该证据内容看，林利煤炭公司与雷鸣约定的是将某某矿二段露天煤矿承包给雷鸣经营，并且由雷鸣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期限两年，证实在2011年1月17日至2013年1月16日两年间该煤矿的经营权属于雷鸣，雷鸣用何种方式去经营开采与林利煤炭公司无关，并且该合同是煤矿承包合同，不是土石方工程剥离承包合同，林利煤炭公司只对雷鸣有收取承包费的权利，而与杨国安没有任何权利关系；对《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内容显示其性质为证人证言，而证人本人并未到庭接受询问，并且证人并非本案任何涉案一方当事人，对于其陈述是否完整反映与本案相关的事实存有疑问。另该笔录中公安机关询问的针对性是杨国安与雷鸣民事纠纷，只能说明杨国安与雷鸣之间存在经济纠纷，与林利煤炭公司无关，并且民事纠纷也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畴；对《石嘴山市白芨沟林利煤矿测量技术说明》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系杨国安单方委托或单方委托太西分局制作，林利煤炭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也未委托过石嘴山某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针对本案的土石方量进行评估。本案不是刑事案件，太西分局没有管辖权，作为行政机关其没有权利受杨国安的委托为杨国安指定鉴定机构，或者帮助杨国安制作民事证据，属于典型以行政权干涉民事纠纷。从该证据落款时间看该证据形成于2013年12月，杨国安最迟应该在2016年12月31日前提起诉讼，截止2019年10月8日杨国安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雷鸣质证对《承包合同》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雷鸣与杨国安的合同约定由杨国安先行垫资施工，在工程未完工之前，雷鸣无义务支付施工期间的工程款；对《询问笔录》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笔录恰恰证实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违反《公安部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公安部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及《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三文件精神，不具有合法性。另从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对杨某某询问笔录字迹中看，询问人和笔录制作人不是同一人，笔录制作程序违法。关于《石嘴山市白芨沟林利煤矿测量技术说明》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技术说明是公安机关违法插手经济案件，不具有合法性。公安机关对经济纠纷也没有管辖权，也无权单方委托第三方进行测绘。测绘机构及测绘人员是否有测绘资质也无证据证实，测绘所依据的原始坐标数据来源是否合法真实也无证据证实。另测绘报告形成于2013年12月3日，而杨国安一直到2019年10月才提出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询问笔录》及《石嘴山市白芨沟林利煤矿测量技术说明》质证意见同其他被告代理人意见。证据四：短信聊天截图打印件、《电话录音》及整理笔录，证实在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委托第三方对杨国安完成工程量测量完毕后，杨国安多次要求雷鸣及林利煤炭公司支付工程款，林利煤炭公司股东及原法定代表人朱仕祥一直承诺给杨国安解决，但至今未付。关维新质证对短信记录、电话录音光碟、电话录音笔录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杨国安通话对方是否为朱士祥不清楚；其次，根据录音内容即便通话一方为朱士祥，作为当时法定代表人的朱士祥也没有在通话中承认杨国安与雷鸣的债权债务与林利煤炭公司有任何关系，或者由林利煤炭公司代雷鸣解决以及承诺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所以杨国安没有证据证实其与雷鸣之间的债权债务与林利煤炭公司有法律关联。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质证对电话录音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无法核实电话录音的一方是否是朱士祥本人；其次，从电话录音书面笔录和短信记录的内容上体现不出林利煤炭公司欠付杨国安工程款的事实，也没有体现出欠付多少工程款。从内容上只能看出朱士祥在从中帮助协调解决杨国安与雷鸣之间的经济矛盾。雷鸣持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杨国安和雷鸣之间有合同关系，其应当向雷鸣主张权利，但从该证据内容看杨国安始终与朱士祥联系，从未向雷鸣主张权利，也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雷鸣也没有委托朱士祥从中调解，所以杨国安的行为属于对象错误，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另聊天记录显示发生在2014年，距原告提起诉讼已达四年之久，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证据五：《工资表》、《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信访事项协调会议签到册》、《关于杨国安与林利公司工程承包问题协调会议纪要》、《证明》，证实因杨国安组织工人施工仅农民工工资发生11003540元，雷敏及林利煤炭公司一直拖延不付工程款，多次催要未果后，杨国安自2014年7月23日至2019年6月17日一直在石嘴山市信访督办局上访，该局多年协调仍未支付分文款项，于2019年9月18日告知杨国安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关维新质证对《工资表》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系杨国安单方制作，与林利煤炭公司无关；对《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依然反映杨国安与雷鸣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林利有限公司无关；对《信访事项协调会议签到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签到册上之所以有林利煤炭公司工作人员签字，是因为杨国安与雷鸣之间债权债务纠纷地点发生在林利煤炭公司矿区，因此林利煤炭公司参加信访协调会属于正常。该证据不能将杨国安与雷鸣债权债务与林利煤炭公司产生法律上的关联；对《关于杨国安与林利公司工程承包问题协调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会议纪要中代表林利煤炭公司参会的张姓副总明确表态，经济纠纷双方为杨国安与雷鸣，与林利煤炭公司无关；对《证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明是石嘴山市信访局诉求分理中心对杨国安信访事宜的答复处理意见，对于杨国安与何人有债权债务纠纷不是该证明所牵扯的核心问题。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质证对《工资表》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与林利煤炭公司无关；对《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显示杨国安上访原因是因为与雷鸣签署的《露天煤矿土石方工程剥离合同》所产生的工程款问题导致杨国安去信访局上访，与林利煤炭公司无关；对《信访事项协调会议签到册》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是说明林利煤炭公司派人去信访局具体因何事去信访局无法证实；对《关于杨国安与林利公司工程承包问题协调会议纪要》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纪要中没有林利煤炭公司的盖章或者是相关人员的签字，而且从内容上无法反映林利煤炭公司与杨国安有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对《证明》的来源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记载的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明只是根据杨国安本人的自述，信访工作人员在接待时所作的记录，无法反映出杨国安与雷鸣是什么关系，也无法反映出杨国安与林利煤炭公司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只是杨国安的单方陈述。雷鸣质证对《工资表》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系杨国安单方制作；对《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信访事项协调会议签到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雷鸣没有参与协调会，也没有人通知雷鸣参加；对《关于杨国安与林利公司工程承包问题协调会议纪要》没有参会人员的签字，从会议纪要显示杨国安施工的土方量截止2016年7月28日开协调会时仍不清楚，进一步证实证据三中的技术说明不能作为土方量的依据；对《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明上没有经办人及负责人的签字，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关于单位证明形式要件。该组证据进一步证实杨国安主张的权利对象错误，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证据六：《企业信息查询单》、《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国家税务总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林利煤炭公司注销清算报告》、《执行案件立案登记表》、《执行裁定书》，证实关维新、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作为林利煤炭公司的股东，对外欠付巨额债务，且未对杨国安的欠款进行清偿、通知的情况下，于2019年1月21日违法决议解散注销了林利煤炭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对林利煤炭公司欠付杨国安工程款本息承担支付责任。关维新质证对证据六1到4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杨国安没有证据证实其与雷鸣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否与林利煤炭公司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因此林利煤炭公司自行注销清算，清算程序合法与否均与杨国安无关；对《执行案件立案登记表》、《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林利煤炭公司在注销清算时有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因此林利煤炭公司财务账目合法有效。林利煤炭公司的债权人是否向公司主张债权与清算程序合法与否无关，与杨国安的诉讼请求成立与否无关。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质证对《企业信息查询单》、《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国家税务总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林利煤炭公司注销清算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林利煤炭公司是合法注销，原因是采矿许可证届满无法经营才予以注销。首先林利煤炭公司不清楚自己何时对杨国安负有债务，负有多少，杨国安也没有提供法院判决书予以证实，如果是逃避债务恶意注销，前提是明知或应知，但截至目前林利煤炭公司不清楚对杨国安负有何种债务；对《执行案件立案登记表》、《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雷鸣持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雷鸣无关。关维新提交证据：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理由说明书》，证实关维新在2016年6月17日从朱士祥处无偿受让林利煤炭公司20%股权，以无偿受让股权为条件于2016年6月17日担任林利煤炭公司名义法定代表人，实际既不参与公司管理经营也对公司财务账目无权查阅，所以关维新对其成为公司挂名股东之前的经营状况无从知晓，对公司注销后的债权人不承担责任。杨国安质证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足以达到关维新的证明目的，其仅系认定关维新在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刑事案件中主观认定依据与本案民事案件无关，对被告身份应当以工商管理部门对林利煤炭公司股东备案登记具有公信力的资料为准，如关维新认为自己不应当承担涉案责任，也仅涉及到其承担责任后向其他股东追偿问题。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持证对该证据无异议。雷鸣质证认为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朱仕祥、朱咸保、朱咸勇出示证据一、采矿许可证副本，证实林利煤炭公司的采矿权到2017年9月21日终止的事实；2011年至2012年某某矿二段露天煤矿采矿权人是林利煤炭公司并没有发生变更的事实。证据二、验资报告两份，证实2003年林利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2000000元，2007年增资6000000元，截止注销前注册资本8000000元，均足额出资的事实。杨国安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杨国安要求林利煤炭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因为其将涉案工程发包由不具有施工资质雷鸣个人施工，依据法律规定应当对欠付杨国安工程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林利煤炭公司采矿资质是否到期，与林利煤炭公司主体是否注销是两个慨念。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林利煤炭公司股东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其滥用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并非为未足额出资。关维新质证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雷鸣质证认为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雷鸣未向法庭提交证据。本院认证意见，杨国安提交证据一、二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三具备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不能达到杨国安的证明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证据四中的短信聊天截图不能达到杨国安的证明目的不予以采信，《电话录音》音质不清晰，且不能确认通话对方是不是雷鸣，不予采信；证据五《工资表》是杨国安单方制作，不予采信，其他证据是从石嘴山市信访督办局复印还有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三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杨国安的证明目的，对证明目的不予以确认；证据六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不能达到杨国安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关维新提交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定。对朱仕祥、朱咸保、朱咸勇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本案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11年1月17日，雷鸣与林利煤炭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约定林利煤炭公司将其开采范围内某某采区二段一层煤、二层煤长200米×宽150米煤田发包给雷鸣开采、经营；承包期贰年；承包方式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开采方式露天剥离开采；承包费20000000元。雷鸣不向（得）将承包的工程转包、分包和买卖，违者林利煤炭有限公司有权没收转包、分包和买卖，所得，并承担违约责任。以上合同内容，双方应全面履行，一方违约应向对方支付本合同承包费10％的违约金。林利煤炭有限公司对发包的工程有管理、监督权，收取承包费、安全生产保证金、回填复垦保证金，对违章作业、乱排渣石、越界开采等事项等有处罚权，向雷鸣提供火工品，协调排除非法干涉正常经营等义务。2012年8月5日，杨国安与雷鸣签订《露天煤矿土石方工程剥离合同》，约定由杨国安负责原某某矿二段露天煤矿土石方剥离工程，采区面积约为250米×128米，方量以原始地貌和埋藏深度为依据，双方实地测量签字认可，排渣单价为每立方23.4元，出煤单价为每吨10元；工程内容为穿孔爆破、破碎锤破碎、挖运、弃渣、出煤、回填（渣煤、火煤拉运到渣台上）。根据工程进度，每月最低挖运叁拾伍万方，完不成规定方量扣除本月工程款的20％计算。以上单价均包括为本工程施工，维护而发生的（合同期内）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水电费、利润、调运费、火工品、服务费、燃油费、劳动保险基金、工人意外伤害财产保险及政策文件规定及合同义务所发生的所有费用。付款方式为杨国安第一期工程先行垫资二千万元（以成本价计算），以后款项由雷鸣按工程进度支付。第二期工程杨国安可垫资二千万后（以成本价计算），后期施工款项由雷鸣按施工进度支付。第三期工程杨国安不再垫资，雷鸣按月进行工程款的支付。杨国安垫付的工程款雷鸣有权知道所垫付的工程款的数额及去向。杨国安必须自行施工，不得发包、转包、分包工程，如雷鸣发现上述情况，雷鸣有权终止合同号，杨国安承担所有责任及损失，并无条件撤出工地。2013年12月，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委托石嘴山某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作出《石嘴山市白芨沟林利煤矿测量技术小结》，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白芨沟林利煤矿提供的地貌数据、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提供的界限为测量依据，测量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提供长250米、宽128米（并提供了范围坐标）及林立煤矿相关人员现场指认虚渣范围。测量面积为34972.3平方米，控制点2个（由白芨沟林利煤矿提供）。计算截止2013年12月3日白芨沟林利煤矿总方量为1500977.3立方米。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国安与雷鸣签订《露天煤矿土石方工程剥离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雷鸣将矿区土石方剥离工程交由杨国安完成，雷鸣按排渣、出煤量支付费用，但双方未对工程款进行结算，杨国安提交2013年12月石嘴山某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作出的《石嘴山市白芨沟林利煤矿测量技术小结》作为计算排渣量的依据，因该测量技术小结委托单位是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白芨沟林利煤矿提供的地貌数据、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提供的界限为测量依据。庭审中各被告对该测量技术小结均不予认可，且石嘴山某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否有相应的鉴定资质、是否是本案各方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认可的鉴定机构、测量时各方当事人是否到现场，且测量技术小结的测量标段名称、委托目的不明确，测量技术小结是杨国安单方提供，结合杨国安提交的石嘴山市公安局太西分局的谈话笔录及其他证据仅能够证实杨国安曾在雷鸣承包的林利煤炭公司矿区干过工程，但不能证实《石嘴山市白芨沟林利煤矿测量技术小结》所测量的方量就是杨国安与雷鸣签订《露天煤矿土石方工程剥离合同》所指向的原某某矿二段露天煤矿土石方剥离工程的工程排渣量，故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杨国安排渣量的依据，杨国安据此计算工程款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雷鸣将部分矿区土石方剥离工程交由杨国安完成，雷鸣按排渣、出煤量支付费用，因本案的承包对象为矿山开采，相关法律并未对矿山开采方的资质进行明确规定，且矿山开采活动并非建设工程施工活动，故本案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杨国安与雷鸣是因为履行土石方剥离工程协议过程中发生纠纷，故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杨国安诉称本案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林利煤矿公司辩称本案案由为加工承揽合同纠纷、雷鸣辩称本案案由为采矿权纠纷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权利人向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信访行为可中断民事诉讼时效的事由，通过向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进行信访的方式主张权利，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本案中，石嘴山市社会诉求分解中心出具的证明，载明杨国安于2014年7月23日至2019年6月17日期间一直在该中心上访，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朱仕祥、朱咸勇、朱咸保雷鸣抗辩称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国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7414元，由原告杨国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张 红审判员 安立莎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曹 婷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