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5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惠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郜嘉奇，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郎柠倩，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培全。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燕，江苏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云春，江苏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国瑞。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烟海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惠康。委托诉讼代理人：郜嘉奇，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郎柠倩，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惠华因与被上诉人张培全、被上诉人李勇、被上诉人朱国瑞、原审被告烟海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海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8）沪72民初40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惠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培全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培全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安徽通海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海公司）为系争债权的原始债权人，并由此错误认定系争债权转让合法有效，法律适用错误。涉案合同的真实履行方为林森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森公司），故林森公司才是系争债权真实的原始债权人。二、一审判决否定张培全免除姚惠华担保责任的事实，由此错误认定姚惠华应承担其不应负担的保证责任，法律适用错误。电话录音可以证明张培全已经免除了姚惠华的保证责任。张培全辩称，涉案债权的债权人为通海公司，航次租船合同可以证明该事实，林森公司仅为了开具发票而出现，姚惠华和烟海公司对此均知情且同意；通海公司有权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张培全，且转让程序已经完成，张培全有权向其他各方主张债权；姚惠华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电话录音的内容仅是对如何承担保证责任的磋商，最终并未达成免除姚惠华保证责任的一致意见，故姚惠华仍应承担保证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法院驳回姚惠华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勇、朱国瑞共同辩称，其在涉案业务往来过程中只是在履行作为烟海公司员工的职务，故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过高。烟海公司称，同意姚惠华的上诉意见。张培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通海公司与烟海公司于2017年9月28日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由烟海公司承租通海公司“江XXX01”轮；航线为往返上海至广州之间；租期为2017年10月3日到2018年1月31日；租金为从2017年10月3日到2017年12月27日(至VXX26航次结束)，每往返航次人民币55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从2017年12月28日到2018年1月31日(VXX27航次至本合同结束),每往返航次60万元。通海公司依约履行了航次租船义务。2018年1月24日,通海公司与烟海公司就租金给付事宜达成协议，约定：到租约结束时，烟海公司还需支付通海公司租金3,154,108元，于2018年5月25日前全部付清。具体为：在2018年1月份(下线前)支付120万元，2018年2月8日前支付50万元，2018年3月25日前支付30万元，2018年4月25日前支付50万元，2018年5月25日前付清余款654,108元；如烟海公司在2018年5月25日之前未按照约定付清剩余款项,需支付违约金60万元。姚惠华、李勇、朱国瑞均在还款协议上签字为烟海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提供担保。此后烟海公司支付了170万元，后期费用经多次催促未果。2018年5月15日，通海公司与张培全达成协议,通海公司将上述权利全部转让给张培全，同时向张培全交付了全部权利文件，并通知了烟海公司、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因此，张培全提出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烟海公司向张培全支付欠付的租金1,454,108元及违约金60万元；二、判令姚惠华、李勇、朱国瑞对烟海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案件受理费和公告费由烟海公司、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8日，通海公司与烟海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张培全代表通海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约定：本合同为航次租船合同，由烟海公司以“航次定期租”方式承租通海公司“江XXX01”轮，航线为上海-广州-上海，租期从2017年10月3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在此期间以航次租船模式进行，合同期满前20天，双方就续、退租事宜再行协商。关于租金的约定：从2017年10月3日到2017年12月27日止（至VXX26航次结束），每往返航次租金55万元；从2017年12月28日到2018年1月31日(VXX27航次至本合同结束),每往返航次租金60万元；出租人在完成每个往返航次后，与承租方对账，开具公路内河运输统一发票；如出租人加注船用燃料，所发生燃油费用则在航次租金中作相应抵扣。在船舶下线时，双方协商相关遗留项目。2017年8月，张培全书面向烟海公司提出：“我是江XXX01轮船东，挂靠在安徽通海航运有限公司经营。现由于当地税务不能接受加油‘三双协议’一事，为了考虑双方的经营，需要变更开票公司。原来与通海的对账单从1XX9航次改为南通林森确认。”经张培全与李勇、朱国瑞签字确认的一份协商记录内容显示：“第一，双方确定江苏林森公司具备运输资质前，继续以安徽通海公司与烟海班轮签订船舶租赁合同至2018年6月31日。第二，双方商定在2017年12月30日前支付张培全（江XXX01）租金人民币贰佰万整（由林森公司开具发票），2018年元月22日支付张培全（江XXX01）租金人民币贰佰万整，（由江苏林森公司开具发票）。”该协商记录使用了烟海公司抬头的信笺纸，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2018年1月24日,通海公司与烟海公司就租金给付事宜达成还款协议，双方约定：“江XXX01”轮已于2018年1月25日左右在上海下线，双方之间的租船合约已经结束，到租约结束时，烟海公司还需支付通海公司租金3,154,108元，于2018年5月25日前全部付清。具体为：在2018年1月份(下线前)支付120万元，2018年2月8日前支付50万元，2018年3月25日前支付30万元，2018年4月25日前支付50万元，2018年5月25日前付清余款654,108元；如烟海公司在2018年5月25日之前未按照约定付清剩余款项,需支付违约金60万元。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分别在还款协议的“担保人”处签字。张培全、烟海公司和姚惠华共同确认，还款协议签订后，烟海公司共计还款170万元。2018年5月15日，通海公司向烟海公司出具权利转让确认书，载明：“2017年9月28日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一份，约定由贵公司承租我公司‘江XXX01’轮等内容。2018年1月24日，经我司与贵司结算，贵司结欠我司租金3154108元，同时约定若贵司不能按时还款，则承担违约金60万元。该债务由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提供担保。现我司书面确认将该权利全部转让给张培全所有。”2018年7月，张培全通过顺丰速运快递和微信方式将该确认书发送给了烟海公司、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烟海公司、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与通海公司签订涉案航次租船合同时，知道张培全系“江XXX01”轮的实际所有人，并一直实际经营该船舶，代表通海公司履行涉案合同。李勇时任烟海公司的总经理，朱国瑞时任烟海公司的总船长，两人代表烟海公司与张培全进行业务联系和对账。姚惠华时任烟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烟海公司与通海公司签订了航次租船合同，依法建立了航次租船合同法律关系。通海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完成了涉案航次的运输，烟海公司应当支付所产生的相关运费、滞期费等费用。通海公司已将其前述合同项下的主债权以及担保债权转让给张培全，并已将该债权转让情况通知了烟海公司、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该债权转让行为有效。此外，现有证据表明，对于张培全系“江XXX01”轮的实际所有人并以挂靠经营方式、以通海公司的名义从事国内水路货物运输活动的事实，各方是明知的。烟海公司、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在一审庭审中也确认一直由张培全实际经营涉案船舶，并代表通海公司实际履行涉案航次租船合同。故张培全享有诉权，其有权要求烟海公司向其支付欠付运费、滞期费等费用，并有权要求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承担保证责任。关于欠费金额，烟海公司已在还款协议上盖章确认：到租约结束时，烟海公司还需支付租金3,154,108元。张培全和烟海公司共同确认还款协议签订后，烟海公司共计还款170万元，故张培全主张烟海公司向其支付1,454,108元的主张可予支持。烟海公司和姚惠华虽然辩称还款协议中确认的债权金额有误，应为3,126,108元，但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反驳，对此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张培全主张的违约金60万元的诉讼请求，烟海公司、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均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意见，而张培全主张如果法院认定违约金过高的，可以参照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逾期利息以24%计算的标准。一审法院认为，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除借款合同外的双务合同，作为对价的价款或者报酬给付之债，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不能以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而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利率标准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确定。涉案还款协议约定的最后还款日为2018年5月25日，截至本案一审庭审之日，还款协议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60万元仍远远高于1,454,108元债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应认定为过高。鉴于1,454,108元债权的逾期付款损失仍在持续发生，故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确立的标准，依法调整涉案逾期付款违约金为以1,454,108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姚惠华时任烟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直接与张培全对账确认欠款金额，其以个人名义在还款协议的“担保人”一栏处签名，应当对烟海公司的涉案债务向张培全承担保证责任。李勇和朱国瑞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同时也有在案证据佐证，两人代表烟海公司与张培全就“江XXX01”轮航次租船事宜进行业务联系和对账，故李勇和朱国瑞有关不清楚主债务金额如何形成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也认为该抗辩意见与其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无关。李勇和朱国瑞在还款协议的“担保人”一栏处签名，明确知悉其所担保的主债务金额，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作出的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不真实、不自由，故李勇和朱国瑞也应当对烟海公司的涉案债务向张培全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并且，本案三位保证人未约定保证份额，依据担保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三位保证人均承担连带责任，张培全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综上，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应当对烟海公司1,454,108元的债务及其逾期付款违约金向张培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外，烟海公司和姚惠华提交的证据5即张培全与姚惠华委托的律师之间的通话录音，反映出烟海公司和姚惠华存在故意逃避法院送达、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故本案公告费应由烟海公司和姚惠华负担。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烟海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培全支付1,454,108元及其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454,108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对烟海公司前述第一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三、驳回张培全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233元，由张培全负担4,376元，由烟海公司、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连带负担18,857元。本案公告费560元，由烟海公司和姚惠华连带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出有效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张培全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2.姚惠华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张培全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姚惠华上诉认为通海公司并非系争债权的原始债权人，故其不能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张培全。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在案证据显示通海公司与烟海公司签订了航次租船合同并进一步达成了还款协议，故烟海公司应当根据航次租船合同及还款协议的约定向通海公司支付运费等费用。后通海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了张培全。结合各方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各方均知晓张培全系涉案船舶的实际所有人并一直代表通海公司履行涉案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张培全对烟海公司、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享有诉权有事实和合同依据，并无不当。本院对姚惠华关于张培全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姚惠华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姚惠华主张电话录音可以证明张培全已经免除了姚惠华的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姚惠华提交的电话录音的内容仅是其诉讼代理人与张培全就保证责任等事宜进行协商的过程的反映，双方并未就此达成明确的合意。故姚惠华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张培全同意免除其保证责任，本院对姚惠华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姚惠华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887元，由上诉人姚惠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辰旻审判员  张 俊审判员  张 雯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于 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