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民终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天斌，男，196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靳华，男，197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洁，上海段和段（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新疆拓为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姜文亮，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新疆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夏菁菁，该公司经理。 原审第三人：沈立玉，女，196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新疆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东，住江苏省连云港市。 原审第三人：喻启玲，女，196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新疆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东，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杨天斌因与被上诉人靳华、原审第三人新疆拓为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为公司）、新疆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盈盛达公司）、沈立玉、喻启玲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新01民初6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3日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上诉人杨天斌与被上诉人靳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洁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天斌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8）新01民初683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2.依法改判支持杨天斌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靳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杨天斌与马云琴存在在先债权债务关系，基于货币“占有即所有”特性，上诉人杨天斌与马云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出资本身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公司设立条款并没有对股东的出资来源进行规定，无论出资来源是否合法，均与出资本身的行为无关，一审法院要求杨天斌证明马云琴向其转入的2,000,000元与其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的10,000,000元没有关联性违反法律规定。（二）中盈盛达公司转给马云琴15,000,000元的行为是中盈盛达公司和马云琴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行为，该行为的相对人为中盈盛达公司和马云琴，与上诉人杨天斌无关。一审法院推测中盈盛达公司向马云琴转入的15,000,000元中包括马云琴向杨天斌转入的2,000,000元，要求上诉人杨天斌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与其无关，明显违背了相对性原则，该15,000,000元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的举证责任不应由杨天斌承担，也不能推测杨天斌具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三）上诉人杨天斌在出资后从未从中盈盛达公司拿走任何财产，也未减少中盈盛达公司的责任财产与偿债能力，中盈盛达公司虽然有“抽逃出资”的形式要件，但其实质要件“损害公司利益”难以认定，无法认定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 被上诉人靳华辩称，（一）中盈盛达公司包含杨天斌在内的股东，集体抽逃出资的特征明显。根据股东抽逃出资的形式具有多样性、隐蔽性等特征，“出资”与“抽逃”的数额在每个股东的流水中不可能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本案在审查中应当将股东的资金来源及最终资金的去向结合起来，同时审查验资的时间、资金进入公司及流出的时间，并将多个行为结合起来综合审查认定。（二）杨天斌如认为自己不构成抽逃出资，应当就其未抽逃出资等事实进行举证。根据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负有资本充实和资本维持的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靳华已经举证证明对股东瑕疵出资、抽逃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杨天斌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合法出资、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杨天斌在一审庭审中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其10,000,000元合法出资的相关证明，应当按照10,000,000元未实际出资，或抽逃出资承担相关责任。（三）上诉人杨天斌抽逃出资的行为已经损害被上诉人靳华的债权权益。2015年12月8日，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乌中执字第307-2号裁定，认为中盈盛达公司已无财产可供执行，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中盈盛达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与各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有直接关系，股东抽逃资金的行为使得公司财产减少，公司偿债能力受限，导致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故杨天斌的抽逃行为，已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各股东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杨天斌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沈立玉、喻启玲均未提交书面意见。 杨天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不追加中盈盛达公司股东杨天斌为被执行人；2．判令驳回杨天斌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第一，关于中盈盛达公司股东出资及持股情况的相关事实。中盈盛达公司工商登记及公司章程显示，杨天斌、沈立玉、喻启玲系中盈盛达公司的登记股东，出资额分别为10,000,000元、130,000,000元、60,000,000元，持股比例分别为5%、65%、30%，出资方式为货币。新疆瑞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7月24日作出中盈盛达公司的验资报告，载明：根据股东会决议、章程的规定，中盈盛达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0,000元，由全体股东分两期于2015年7月23日之前缴足。本次为首次出资，股东杨天斌首期不出资，二期出资人民币10,000,000元，于2015年7月23日之前缴足。2013年8月5日，马永琴向杨天斌账户转入2,000,000元。同日，杨天斌、沈立玉、喻启玲及案外人张买林分别向中盈盛达公司账户转入10,000,000元、26,500,000元、20,000,000元、16,000,000元，共计72,500,000元，均备注为投资款。新疆瑞丰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8月5日作出中盈盛达公司的验资报告，载明：经我们审验，截止2013年8月5日止，中盈盛达公司已收到喻启玲、沈立玉、张买林、杨天斌缴纳的第二期出资，即本期实收注册资本72,500,000元。被审验单位基本情况表载明杨天斌认购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本期实缴实收资本为10,000,000元。中盈盛达公司于2013年8月6日向案外人何广华、刘艳、李大鹏、马永琴、余蓉华、李俊宜、孟雯、张亮八人分别转出12,000,000元、16,500,000元、5,000,000元、15,000,000元、5,000,000元、5,000,000元、4,000,000元、10,000,000元，共计72,500,000元。2013年8月12日，沈立玉个人银行账户向中盈盛达公司尾号为4301的银行账户转账87,500,000元。2013年8月13日，中盈盛达公司尾号为4301的银行账户结息收入850.69元。同日，中盈盛达公司尾号为4301的银行账户向中盈盛达公司尾号为3744的银行账户转账87,500,850.69元。2013年8月12日，中盈盛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内容为：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对公司的实收资本进行变更，将公司的实收资本由112,500,000元增加为200,000,000元。同日，中盈盛达公司向工商局提交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变更申请，对中盈盛达公司章程第六条公司原注册资本200,000,000元人民币；公司原实收资本112,500,000元人民币。修正为：公司注册资本200,000,000元；公司实收资金200,000,000元人民币。第七条载明杨天斌出资额为10,000,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比例为5%，出资时间2013年8月5日。修正为：杨天斌出资额为10,000,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比例为5%，出资时间2013年8月12日。新疆瑞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8月12日作出中盈盛达公司的验资报告，载明：中盈盛达公司本次股东出资前（变更前）的累计实收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112,500,000元，已经新疆瑞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2013年8月5日出具新疆瑞丰验字〔2013〕第8-050号验资报告，截至2013年8月12日止，中盈盛达公司股东本次出资连同第1期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200,000,000元，中盈盛达公司的实收资本为200,000,000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100%。第二，关于靳华与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2013）新证经字第3632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的执行情况。2013年11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证处作出（2013）新证经字第36323号公证书，载明：兹证明借款方拓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姜文亮与代理人靳华及担保方中盈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夏菁菁于2013年11月19日在乌鲁木齐市签订了合同编号为13年第1101号《担保借款合同》，借款方、担保方出具了《借据》，并有“自愿接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承诺。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证处审查，合同、借据上各方当事人的签字、捺指印、印鉴均属实，并作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5年4月16日，靳华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证处提出申请，要求针对其与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所签订并经公证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担保借款合同》签发执行证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证处于2015年6月16日出具（2015）新证经字第6902号执行证书，确定被申请执行人为拓为公司（借款方）、中盈盛达公司（担保方）；执行标的为：借款本金14,743,759.30元、利息660,284.50元，合计15,404,043.80元。2015年12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乌中执字第307-2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已穷尽各种执行措施，被执行人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证处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的（2015）新证经字第6902公证书的本次执行程序。2018年9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新01执异68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经查明，在执行靳华与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中，申请人靳华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靳华以中盈盛达公司股东存在抽逃注册资本金为由申请将被执行人中盈盛达公司的股东沈立玉、喻启玲、杨天斌追加为被执行人。另查明，2015年12月7日，一审法院对被执行人“四查”确无财产可供执行，靳华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一审法院据此裁定：一、追加中盈盛达公司股东沈立玉、喻启玲、杨天斌为被执行人；二、沈立玉、喻启玲、杨天斌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于2018年9月30日通过法院专递方式向杨天斌送达了（2018）新01执异68号执行裁定书，杨天斌于收到上述执行裁定后，在十五日内即2018年10月17日杨天斌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靳华以中盈盛达公司股东杨天斌抽逃出资为由，主张追加杨天斌在抽逃出资10,000,000元范围内承担被执行人责任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针对争议焦点：1．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规定，股东抽逃出资行为具有股东已经实际出资、出资转出具有违法性、欺诈性、隐蔽性、抽逃行为多为控股股东进行控制进行等法律特点。本案中，新疆瑞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可以证明杨天斌已经按照章程的约定足额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10,000,000元。中盈盛达公司股东杨天斌已完成了出资义务，足额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股东杨天斌是否存在完成出资义务后又积极操作或协助他人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抽逃出资范围如何确定是本案的主要争议。2．股东杨天斌作为中盈盛达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5%。中盈盛达公司注册资金200,000,000元，各股东出资总额为200,00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二）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三）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四）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规定。杨天斌作为中盈盛达公司持股比例5％的股东，明显不是中盈盛达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与中盈盛达公司之间具有一定法律关联关系的股东，在中盈盛达公司亦未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故杨天斌对于其足额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后，其出资额是否被转出、转出额、转入方如何确定等事项，应都不具有控制权和决定权。杨天斌对其出资10,000,000元经验资后，中盈盛达公司将10,000,000元转出应没有主观故意或过失。3.本案中，2013年8月5日案外人马永琴名下的尾号为“2678”的银行账户向杨天斌名下的尾号为“6135”的银行账户中转账2，000，000元。杨天斌于2013年8月5日以其名下的尾号为“6135”的银行账户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10,000,000元。2013年8月6日，账户名为中盈盛达公司的、尾号为“3744”的银行账户向马云琴名下的尾号为“2678”的银行账户中转账15,000,000元。对上述事实，杨天斌主张其已经向中盈盛达公司足额出资，其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的出资款的来源与本案无关。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杨天斌作为中盈盛达公司持股5％的小股东，对中盈盛达公司大额资金流向无法控制或不知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但杨天斌对其名下账户收到马云琴银行账户转账的2,000，000元的情况应当是明知的，对其与马云琴之间该2,000,000元债权债务情况应当作出合理解释，并且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马云琴向其转账2,000,000元的债权债务凭证的证据。杨天斌对此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同时，杨天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马云琴向其转账2,000,000元之前，杨天斌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的银行账户中已经有10,000,000元出资，马云琴向其出资账户转入的2,000,000元与其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的10,000,000元没有关联性。杨天斌出资账户中收到马云琴转账的2,000,000元后，同日杨天斌该出资账户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10,000,000元。第二日中盈盛达公司验资后，转账给马云琴15,000,000元，该15,000,000元中应当包括马云琴向杨天斌账户转账的2,000,000元。杨天斌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中盈盛达公司转账给马云琴的15,000,000元与其与马云琴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没有关联性。故杨天斌在完成对中盈盛达公司出资10,000,000元的出资义务后，其中的2,000,000元应当认定为抽逃出资。4．靳华主张杨天斌抽逃出资10,000,000元。对此已论述杨天斌作为对中盈盛达公司资金流向没有控制权的小股东，杨天斌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10,000,000元，已经相应会计机构进行验资，确认杨天斌出资义务完成。在靳华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杨天斌将全部资金因主观故意或过失，转移给他人并最终款项进入杨天斌个人账户，杨天斌占有了其出资，非法收益，并损害了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靳华主张杨天斌抽逃出资10,000,000元，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杨天斌主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证处作出的靳华与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2013）新证经字第3632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执行证书是否合法的问题，依法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对此在本案中不予审理。关于杨天斌主张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有财产可供执行，应先行执行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不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作为靳华申请执行的被执行人，由执行法院对被执行人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的财产依法执行。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5）乌中执字第307-2号执行裁定书，终结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证处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的（2015）新证经字第6902公证书的本次执行程序。该裁定书可以说明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具有可供执行财产时，仍可以依法执行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的财产。杨天斌该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杨天斌主张一审法院作出（2018）新01执异68号执行裁定书程序违法的问题。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依法作出执行裁定，并不存在一审法院执行局进行实体审查违反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程序的问题。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向中盈盛达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中盈盛达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但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应视为其对诉讼权利的处分。（2018）新01执异6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中盈盛达公司股东沈立玉、喻启玲、杨天斌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依法已向杨天斌送达了上述裁定书，杨天斌依法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因上述执行裁定中裁定事项对股东沈立玉、喻启玲、杨天斌的责任承担都是相对独立的，各股东的出资情况、出资额、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对公司的控制情况等各不相同。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新01执异68号执行裁定书是否依法向沈立玉、喻启玲送达，沈立玉及喻启玲是否承担抽逃出资责任，与本案杨天斌提起本案诉讼没有法律关联性。本案中对沈立玉、喻启玲是否抽逃、是否追加、是否承担责任等问题均不涉及。故（2018）新01执异68号执行裁定书是否向沈立玉、喻启玲依法送达，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依法针对杨天斌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拓为公司、中盈盛达公司、沈立玉、喻启玲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判决：一、追加杨天斌为（2015）乌中执字第307号案件被执行人；二、杨天斌在抽逃出资范围2,000,000元范围内向靳华承担给付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在案涉执行程序中追加杨天斌为被执行人以及一审法院认定杨天斌在抽逃出资2,000,000元范围内向靳华承担给付责任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在执行程序中可以追加抽逃注册资金的股东为被执行人，故判断在案涉执行程序中追加杨天斌为被执行人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充分，首先应对杨天斌是否构成抽逃出资进行分析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根据该规定，构成股东抽逃出资，应同时具备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关于形式要件，根据新疆瑞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可以证明杨天斌已经按照章程的约定足额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10,000,000元，其已完成了出资义务，其作为中盈盛达公司股东的身份足以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杨天斌作为中盈盛达公司的股东，在享有股东权利的同时，还应承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负有限责任、在公司存续期间，不得擅自抽回出资等股东义务。根据已查明案件事实，2013年8月5日案外人马永琴名下的尾号为“2678”的银行账户向杨天斌名下的尾号为“6135”的银行账户转账2,000,000元。杨天斌于2013年8月5日以其名下的尾号为“6135”的银行账户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10,000,000元。2013年8月6日，账户名为中盈盛达公司的、尾号为“3744”的银行账户向马云琴名下的尾号为“2678”的银行账户中转账15,000,000元。靳华依据上述事实主张中盈盛达公司股东杨天斌抽逃出资，已完成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该规定，杨天斌主张2013年8月6日中盈盛达公司向马云琴银行账户中转账15,000,000元的行为不属抽逃出资，应承担举证责任。而杨天斌对其所主张的其与马云琴之间存在先债权债务关系，中盈盛达公司与马云琴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马云琴转入杨文斌个人账户中的2,000,000元与杨文斌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的10,000,000元无关，转出的15,000,000元与上述2,000,000元无关，或者该款项转出行为系中盈盛达公司正常经营行为，该款项转让行为是否经法定程序而为，均未能举证予以证实。综上，从形式要件判断，可以认定杨天斌具有抽逃出资的行为。关于实质要件，即“损害公司权益”，法律之所以禁止抽逃出资行为，是因为该行为非法减少了公司的责任财产，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不仅损害了公司的权益，更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等相关权利人的权益。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5）乌中执字第307-2号执行裁定书，可以说明中盈盛达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据此亦可认定由于上述抽逃出资行为，已变更了中盈盛达公司的责任财产和偿债能力。故从实质要件进行判断，亦可认定杨天斌具有抽逃出资的行为。第二，关于杨天斌抽逃出资范围的认定。根据已查明案件事实，杨天斌在中盈盛达公司的持股比例为5%，并非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与该公司之间具有一定法律关联的股东，在中盈盛达公司亦未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故杨天斌对于其足额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并经验资后，中盈盛达公司将其出资10,000,000元转出应没有主观的故意或过失。但由于杨天斌对其个人账户收到马云琴转账的2,000,000元的事实明知，其对与马云琴之间关于该2,000,000元债权债务情况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同时，杨天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此这前，其向中盈盛达公司出资的银行账户中已有10,000,000元出资款项存在，该2,000,000元与10,000,000元出资没有关联性，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中盈盛达公司验资后向马云琴转出的15,000,000元中不包含该2,000,000元，故一审判决认定杨天斌在完成对中盈盛达公司出资10,000,000元的出资义务后，其中的2,000,000元应认定为抽逃出资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天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杨天斌已预交)，由杨天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亚   丽 审 判 员 陆   建   蔚 审 判 员 田   忠   顺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李   毓   莹 书 记 员 艾力努尔·马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