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1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研乐，男，197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新江，四川金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四川金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乐山市嘉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建忠，乐山市嘉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婷筠，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波，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研乐因与被上诉人乐山市嘉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嘉乐公司管理人）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川1102民初5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于2020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研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新江、陈伟，被上诉人嘉乐公司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研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嘉乐公司管理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嘉乐公司管理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虽然陈研乐在2019年3月15日接受嘉乐公司管理人询问时称，2018年11月收到乐山市嘉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乐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租金50万元，但该陈述与事实不符，嘉乐公司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其银行账户于2017年被法院冻结，无法在2018年11月提取50万元现金，陈研乐于2018年11月20日出具的《收条》上对应的款项实际早在2017年2月24日即由嘉乐公司原出纳转入陈研乐妻子账户；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3.嘉乐公司支付给陈研乐的款项属于租赁经营场所的租金，是债务人为维持基本生活需要支付的费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因租赁经营场所而支付租金的清偿行为不应撤销。 嘉乐公司管理人辩称，1.陈研乐本人在嘉乐公司管理人对其询问时认可于2018年11月20日出具《收条》，收到嘉乐公司以现金形式支付的租金50万元；2.嘉乐公司近年没有任何工程建设，不存在陈研乐所述的需要维持生产经营的可能。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嘉乐公司管理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嘉乐司支付给陈研乐50万元租金的个别清偿行为，由陈研乐返还50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陈研乐承担。庭审中，嘉乐公司管理人明确其第1项诉讼请求为：撤销嘉乐公司支付给陈研乐50万元租金的个别清偿行为，判令陈研乐向嘉乐公司返还5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3日，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1102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四川恒源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对嘉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8年12月4日，该院作出（2018）川1102破6号《决定书》，指定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担任嘉乐公司管理人。 2018年11月20日，陈研乐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嘉乐公司支付1999年至2018年（20年）乐山市滨江路中段1236号办公室房租共计人民币伍拾万元（小写：500,000元）。”陈研乐在落款“收款人”处签名。 2019年3月15日，陈研乐在接受嘉乐公司管理人询问时，陈述：2018年我退出公司后，我就要求嘉乐公司将办公室的房租付给我，租金50万元；租金是大概在2018年11月份支付，拿的现金,《收条》交给嘉乐公司了。 另查明：2017年6月30日，该院作出（2017）川1102执126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载明“依法冻结被执行人嘉乐公司的基本账户外，暂未查到二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信息。……嘉乐公司的基本账户尚未有存款余额。该院依法将上述执行情况告知后，申请执行人表示也不能提供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线索，并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该院已依法将二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8年10月23日，该院作出（2018）川1102执恢279号之三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本院依职权对被执行人（嘉乐公司）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未查到被执行人（嘉乐公司）有银行存款、房地产登记等可供执行的财产信息；经本院依法告知后，申请执行人表示也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嘉乐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本案中，该院于2018年12月3日受理对嘉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而嘉乐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向陈研乐清偿租金50万元，当时，嘉乐公司已处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状态，陈研乐未举证证明嘉乐公司向其清偿租金50万元的行为使嘉乐公司财产受益，故在该院受理对嘉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前六个月内，嘉乐公司对陈研乐清偿租金50万元的行为，应当予以撤销，陈研乐应当向嘉乐公司返还50万元。另，《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未规定管理人请求撤销的除斥期间，陈研乐抗辩“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嘉乐公司管理人高贸律所主张撤销个别清偿行为已经超过除斥期间”，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嘉乐公司支付给陈研乐50万元租金的个别清偿行为；二、陈研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嘉乐公司5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400元（已减半收取，已缓缴），由陈研乐承担。 二审中，陈研乐向本院提交了张某尾号为4951银行卡2016年至2017年的历史明细清单、吴莉出具的《收条》，拟证明嘉乐公司向陈研乐支付租金的时间是2017年2月24日，支付方式为转账。陈研乐申请证人张某、熊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张某在2017年2月24日通过转账方式向陈研乐支付了租金50万元，2018年11月20日，陈研乐出具《收条》当日并未有现金支付的情况存在。张某证言的主要内容：张某从80年代直至2017年2月24日期间任嘉乐公司出纳。因为嘉乐公司的诉讼比较多，为了避免人民法院冻结该公司的资金，张某的个人账户曾用于保管嘉乐公司的资金。2017年2月24日，陈研乐到嘉乐公司办公室要求张某向陈研乐的妻子吴莉支付办公用房的租金50万元，并将剩余款项交由吴莉保管。对于租金计算明细不清楚，陈研乐让张某支付多少，张某就支付多少。陈研乐走后，吴莉就来了，其向张某出具了《收条》，其中载明了收到租金50万元，然后张某与吴莉一起到银行进行了转账，之后，张某就离开了公司。因为这是张某与吴莉的个人交接，张某并未将交接事宜告知会计熊某，也未将《收条》交由熊某入账，但对于嘉乐公司以往的其他所有收支，张某均将凭证交给了会计熊某入账。熊某证言的主要内容：熊某系嘉乐公司的会计，而且是该公司会计负责人。从1984年开始直至嘉乐公司破产，熊某一直在该公司上班。嘉乐公司没有自己的工程项目，都是收取挂靠工程的管理费，2016年1月嘉乐公司就停止经营了。张某任嘉乐公司的出纳至2017年2月，她离职时就将其保管的89.2万元转给了陈研乐的妻子吴莉，该笔资金以库存现金的性质入了嘉乐公司的财务账。张某与吴莉进行交接的事情熊某当时是知晓的，但当时只知道张某将剩余资金交给吴莉保管，并不知道双方交接的款项包括了租金的支付。直至2018年10月熊某才从其他人那里知道租金的事情，至于50万元租金是如何计算而来的，熊某不清楚。从2017年2月至2018年熊某一直知道嘉乐公司的库存现金余额，嘉乐公司管理人进场后，因嘉乐公司的账目和实际款项对不上，才让陈研乐出具了收取租金的《收条》。在陈研乐出具《收条》的当时，嘉乐公司未支付过陈研乐任何现金。对于嘉乐公司的账目、租金的真实性，熊某是否进行核实，记不清楚，也回答不了。 嘉乐公司管理人质证认为，对张某的银行历史明细清单的真实性需要查看原件后予以确认，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吴莉出具的《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收条》与陈研乐之前的陈述相互矛盾，该《收条》有可能是后补的；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而且，根据证人证言的内容，2017年嘉乐公司并无支付租金的意思表示，张某将资金转入吴莉账户目的在于由吴莉代管该公司资金，故对证人证言关于支付租金时间的陈述不予认可。 嘉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嘉乐公司破产清算审计报告》并申请审计人员杨镇玮出庭作证，拟证明在审计时，嘉乐公司的账上仍有资金482,570.40元，在2018年11月20日前没有支付租金的记录。杨镇玮证言的主要内容：按照财务规则，库存现金是指公司保险柜里的实际现金，而不是指存入公司或个人账户的资金。很多民营企业或者管理不规范的企业会将现金存入法人或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2018年11月20日前，嘉乐公司没有支付租金的记录。 陈研乐质证认为，对《嘉乐公司破产清算审计报告》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相关事实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报告没有考虑支付租金的情况，没有核减应当支付的租金，且未进行实物清点，审计人员亦认可审计报告上的库存现金是在没有核减租金的情况下的金额，故不能达到嘉乐公司管理人的证明目的；对于审计人员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因陈研乐提交的《收条》涉及案外人，该《收条》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故本院不予采信；张某的银行历史明细清单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故本院予以采信。证人张某、熊某关于二人工作岗位、案涉89.2万元的交接事宜等能够相互印证的证言部分，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故本院予以采信。嘉乐公司管理人提交的《嘉乐公司破产清算审计报告》及申请的审计人员杨镇玮的证言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陈研乐与吴莉是夫妻关系，陈研乐与陈修琪是父子关系，与黄素英是母子关系。 落款日期为2003年12月1日的《关于租凭（赁）房屋合同》载明：甲方陈研乐，乙方嘉乐公司，甲方将乐山市市中区滨江路上段综合B幢一单元三楼租给乙方作为办公用房，房屋租期为三年，时间从2003年12月1日至2006年12月1日止。租金按每年12,000元计算，每年12月初交清当年租金……合同落款“甲方”处是“陈研乐”字样，“乙方”处是“陈修琪”字样，没有加盖嘉乐公司公章。 张某在2017年2月离职前任嘉乐公司出纳，熊某是嘉乐公司会计负责人。因为嘉乐公司的诉讼比较多，为了避免人民法院冻结该公司的资金，张某的个人账户曾用于保管嘉乐公司的资金。2017年2月24日按陈研乐的要求，张某将其个人账户上的89.2万元转账给吴莉。熊某知晓张某与吴莉之间交接事宜，但并不知道张某向吴莉的转账中包括了办公用房的租金。对于租金50万元的计算明细，张某与熊某均不清楚，陈研乐要求支付多少，就支付多少。2019年3月12日，乐山诚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嘉乐公司破产清算审计报告》载明，截止2018年12月3日，嘉乐公司的库存现金账面余额为482570.40元。 2019年3月15日，陈研乐在接受管理人询问时陈述：嘉乐公司办公场所租金好像一开始是2万元每年，后面是3万元每年。陈研乐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2017年2月24日，嘉乐公司的出纳张某向其妻子吴莉转款89.2万元，其中包含50万元租金。2018年4月20日，陈研乐退出嘉乐公司，由于租金一直存于吴莉的账户，故在陈研乐退出公司之日完成了租金的实际支付。嘉乐公司因破产将账目移交管理人时，会计发现50万元未及时入账，因2018年11月份以前的账目已向税务部门申报，故将租金《收条》的出具时间确定在2018年11月20日。陈研乐在二审庭审中陈述：2017年2月24日，嘉乐公司向吴莉转款89.2万元，该款项包含50万元租金。因为嘉乐公司财务管理不规范，张某未将吴莉出具的《收条》交由会计入账，故陈研乐不清楚吴莉已出具《收条》的事情。前八年每年租金是1.2万元，后十二年每年租金是3.5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嘉乐公司向陈研乐支付50万元时间点如何认定；二、案涉50万元是否属于债务人为维系基本生产需要而支付的费用。 一、关于嘉乐公司向陈研乐支付50万元时间点如何认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陈研乐于2018年11月20日出具的《收条》与陈研乐于2019年3月15日接受嘉乐公司管理人询问时关于案涉50万元支付时间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证明陈研乐于2018年11月收到嘉乐公司支付的50万元的情况下，陈研乐主张该50万元实际支付时间是2017年2月24日，其应该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第一，2019年3月15日陈研乐在接受嘉乐公司管理人询问时陈述案涉50万元大概在2018年11月份支付，在一审庭审中其陈述该50万元是在2018年4月20日陈研乐退出公司之日，其股权转让之日实际支付，在二审庭审中其陈述该50万元是在2017年2月24日支付，即陈研乐关于案涉50万元实际支付时间的多次陈述自相矛盾；第二，陈研乐主张案涉50万元是由嘉乐公司的出纳张某于2017年2月24日转账至其妻子吴莉账户，但张某的银行历史明细清单反映转账金额为89.2万元，与案涉50万元金额不相符；第三，出纳张某主张嘉乐公司的收支均要交给会计入账，但唯独2017年2月24日的转账事宜未告知会计，更未将吴莉出具的《收条》交给会计入账，反而是将该凭证个人留存，会计熊某却陈述其清楚张某与吴莉之间的转账事宜，只是不清楚该笔款项包含了50万元租金，熊某当时就将该笔款项以库存现金性质计入了公司账目，张某与熊某分别作为嘉乐公司的出纳与会计，其二人关于2017年2月24日转账的陈述相互矛盾，且不符合常理；第四，在陈研乐申请的证人张某陈述2017年2月24日陈研乐明确要求其向吴莉支付50万元案涉房屋租金，同日吴莉就该租金已向出纳张某出具了《收条》的情况下，陈研乐关于其于2018年11月就同一笔款项再次向嘉乐公司出具《收条》的理由违背日常经验法则。综上，陈研乐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故一审判决认定陈研乐于2018年11月收到案涉50万元并无不当。 二、关于案涉50万元是否属于债务人为维系基本生产需要而支付费用的问题。本案中，陈研乐主张嘉乐公司向其支付的50万元系1999年至2018年嘉乐公司办公场所二十年的租金，其提供了一份租赁合同予以证实。第一，租赁合同的落款日期为2003年12月1日，该合同载明租期是2003年12月1日至2006年12月1日，租金按每年12000元计算，每年12月初交清当年租金。首先，除2003年至2006年时间段以外的租赁关系，并无证据证实；其次，对于租金的计算，陈研乐在接受嘉乐公司管理人提问时回答“好像一开始是2万每年，后面是3万每年”，但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前八年每年租金是1.2万元，后十二年每年租金是3.5万元”，对于租金的表述前后矛盾且与租赁合同约定不符，另外作为嘉乐公司会计熊某与出纳张某对于租金的标准和计算均不清楚不符合常理；再次，嘉乐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支付租金；第二，租赁合同落款签名处“甲方”是“陈研乐”字样，“乙方”是“陈修琪”字样，并未加盖嘉乐公司公章，因陈研乐时任嘉乐公司股东，且其与嘉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修琪是父子关系，故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陈研乐就案涉房屋是否与嘉乐公司形成了租赁关系无法确认；第三，陈研乐主张案涉50万元是收取了包括2018年在内的租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7年2月，张某向吴莉转账时，嘉乐公司已经处于未经营状态，办公场所是否会继续租赁，租赁期至何时均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提前收取2018年整年度的租金不合常理。综上，陈研乐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嘉乐公司支付其50万元就是嘉乐公司办公场所的租金，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债务人对债权人进行的以下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债务人为维系基本生产需要而支付水费、电费等的；……”该条的立法本意是指为了保障破产企业正常商业活动所为之的个别清偿。从破产实践来看，保障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是债务人的基本生存利益，该生存利益应当被摆在首要位置，破产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也有利于偿还债权人的债务。本案中，嘉乐公司对陈研乐的个别清偿款项性质无法确定，陈研乐未举证证明嘉乐公司其个别清偿是为维系债务人的基本生产需要，故陈研乐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陈研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陈研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霞 审 判 员 黎琳 审 判 员 王进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王琦 书 记 员 孙影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