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23民终3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保恒，男，1972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建全，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中海，男，196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冰，新疆普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保恒因与上诉人王中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6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4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保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建全，上诉人王中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保恒上诉请求：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63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王中海向高保恒支付货款381098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将王中海给高保恒支付的100000元货款重复计算两次，多计算100000元。一审庭审中高保恒已向法庭说明“2017年9月25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支付100000元”就是高保恒的记账人在王中海于2017年1月7日出具的欠条上备注的“10月付100000元”。因王中海给高保恒银行转账当时没有成功，而是过了几天后重新转账高保恒才收到了该笔货款。高保恒告诉记账人时已是2017年10月，于是记账人在欠条上注明“10月付100000元”。而这“10月付100000元”实际就是王中海出示的由高保恒给其于2017年9月25日所打“100000元”的收条。该笔款与记账人在“欠条”上备注的“10月付100000元”为同一笔款，高保恒实际收到王中海所付只有一笔100000元的货款，而非两笔100000元货款。这由高保恒的记账人高艳芳和王中海给高保恒付款的银行记录均可以证实。综上，一审判决误将王中海支付给高保恒的一笔100000元的货款重复计算两次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高保恒的上诉请求。王中海辩称，1．王中海向高保恒支付的第一笔货款是80000元，不是28800元；2.2018年12月29日王中海通过银行转款向高保恒支付45000元；3．一审法院对王中海支付货款的金额计算明显错误；4.2017年8月3日王中海取现金300000元，为付款行为提供比较完整的合理性；5．高保恒称2017年9月25日的转账100000元与2017年10月收到100000元系同一笔不属实；6．一审法院将杨学庆签署的900600元供货单认定为王中海的欠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7．王中海与高保恒并未签署书面的买卖合同。王中海上诉请求：请求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637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王中海支付货款金额计算错误。一审法院已明确认可王中海提交的2017年9月22日向高保恒支付100000元现金的证据，但却在一审判决书中罗列支付货款明细中漏算。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杨学庆签署的供货单上没有载明任何工程项目名称，其他王建东签署的9张供货单都明确载明“乌鲁木齐市苏州花园二区”的项目名称；其次，杨学庆签署的供货单与9张供货单在供货型号、品种、单价上均存在明显不同，并非“乌鲁木齐市苏州花园二区”所需材料；第三，王中海一审中明确说明杨学庆签署的该份90600元供货单用于其自己施工工地，王中海知识将“昌吉城建新村的工地”承包后再次转包给杨学庆，杨学庆以包工包料自负盈亏的形式对该工地进行施工，二人是承包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最后，高保恒于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含糊不清且为孤证。因此，一审认定杨学庆签署的90600元供货单系王中海对高保恒的欠款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双方并未签署书面买卖合同，也没有口头或者书面对发生纠纷后所产生的保全费等费用约定由谁来承担，一审判决王中海承担保全费和保全保险费错误。高保恒辩称，1．王中海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2017年9月22日王中海向高保恒支付100000元现金的事实根本不存在，王中海的银行流水中并没有任何记录，只有2017年9月25日有一笔转账100000元；2．王中海所说杨学庆是其内部承包人员，那么其代收90600元供货材料的事实清楚，但是其认为是杨学庆自己包工包料自负盈亏的形式，这是王中海与杨学庆的内部关系，有通话录音证实杨学庆是王中海的工地负责人，其认可杨学庆收到90600元的材料；3．王中海补充2017年1月17日付款80000元，2015年欠款余额51200元，2016年付28800元，给王中海增加负担51000元是不属实，王中海与高保恒的算账过程中，账目非常清楚，都已经过核算，2018年12月29日王中海通过银行向高保恒转账45000元在之前都已经结算清楚。因此，王中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高保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王中海给付原告高保恒材料款381098元；2判令被告王中海支付原告高保恒利息损失35710.96元（并计算至欠款全部还清为止）；3判令被告王中海支付原告高保恒保全费2604.04元，保全保险费33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至2018年期间，原告为高保恒被告王中海供应外墙保温材料，原、被告双方就供货数量、规格、时间、地点及价款达成协议后，原告高保恒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及数量规格向被告王中海供应保温材料。2017年1月7日，被告王中海向原告高保恒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今欠高保恒苯板款叁拾肆万零肆佰伍拾元整（340450元）”，并签名，之后就已还款在该欠条备注2016年付28800元，10月付100000元。2018年7月1日至8月3日期间，原告高保恒又向被告王中海供应价值217448元的保温材料。2018年9月21日，被告王中海以微信转账的形式向原告高保恒支付3000元，2017年9月25日，被告王中海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高保恒支付100000元，2018年10月29日向原告高保恒转账支付15000元，2019年1月向原告高保恒支付30000元，剩余款项至今未支付，原告高保恒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王中海在原告高保恒处赊购保温材料，并向原告高保恒出具340450元欠条一张及总金额为217448元货物清单，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且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被告王中海应向原告高保恒支付货款，被告王中海陆续向原告高保恒支付货款276800元，剩余货款281098元至今未支付，故原告高保恒要求被告王中海支付货款381098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81098元。关于原告高保恒主张利息损失35170.96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对支付货款时间及利息均未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原告高保恒可自起诉之日起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经审查，予以支持逾期利息4216.47元（自2019年9月11日起计算至2019年12月10日止，月利率为5‰），并就未支付货款按月利率5‰支付原告高保恒自2019年12月11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原告高保恒主张被告王中海支付保全费2604.04元，支付保全保险费333元，并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一、被告王中海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高保恒支付货款281098元；二、被告王中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高保恒支付利息损失4216.47元（自2019年9月11日起计算至2019年12月10日止，月利率为5‰），并就未给付货款按月利率5‰支付原告自2019年12月11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三、被告王中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高保恒支付保全费2604.04元，保全保险费333元；四、驳回原告高保恒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上诉人高保恒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卡号×××（户名高保恒）银行流水清单一份，卡号×××（户名王中海）银行流水清单一份，拟证实：2017年9月20日到10月30日上诉人王中海给上诉人高保恒转过一笔100000元，没有其他转账记录，2017年9月22日根本没有发生过业务。经质证，上诉人王中海对卡号×××（户名高保恒）银行流水清单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恰恰能够证明上诉人王中海向上诉人高保恒转款100000元，并于当日成功，并不存在多次重复转账的事实。对卡号×××（户名王中海）银行流水清单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人王中海付的是现金而非转账，上诉人王中海早有300000元的取款行为，具有完整合理性。对卡号×××（户名高保恒）银行流水清单、卡号×××（户名王中海）银行流水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2．张小应的证人证言，陈述内容为2017年9月21日白天，车上就张小应、上诉人高保恒及王中海三人，上诉人高保恒先打100000元收条后，上诉人王中海通过手机转账给上诉人高保恒，转账当时成功了，第二天是没有成功，高艳芳是上诉人高保恒的合伙人，也负责给其记账，上诉人高保恒收到每一笔钱都要与高艳芳沟通记账。法庭询问后，张小应陈述转账确定不成功。经质证，上诉人王中海认为张小应为上诉人高保恒工作十几年，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证据，高艳芳与上诉人高保恒是合伙人，也是财务兼记账人，张小应对给钱细节都很清楚，但对上诉人王中海的小区一点都不知道，其陈述不属实。上诉人高保恒对张小应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张小应证言陈述2017年9月21日上诉人高保恒先打100000元收条后，上诉人王中海通过手机转账给上诉人高保恒，该陈述与2017年9月22日上诉人高保恒向上诉人王中海出具100000元的收条时间无法印证。上诉人高保恒委托诉讼代理人持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出具调查令调查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户名：王中海）项下2017年9月22日至2017年9月23日期间的“次日转账”以及“转账撤销”记录，得到回复为只有交易成功或者失败的交易信息才会在后台记录，未发生的交易不会被记录。该调查结果与张小应陈述转账不成功无法印证。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3．微信截图五张，拟证实：2019年4月份上诉人高保恒在石河子承接了部队训练场的工程，把其中的攀登架预埋件工程发包给杨学庆的情况，杨学庆工程质量不合格，想向上诉人高保恒主张10000元工人费，上诉人高保恒与杨学庆只有一个工程的发包与承揽关系，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其他工程关系，2019年7月前，上诉人高保恒与杨学庆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杨学庆与上诉人高保恒产生矛盾，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经质证，上诉人王中海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1．该组证据为打印件，没有原始载体，所以没有任何证明效力；2．证据中的老杨，其身份无法确定，并不能证明就是杨学庆；3．证据中的老杨并未到场，无法对其进行事实调查和询问，无从考证该组证据的真实性；4．即便证据中的老杨和上诉人高保恒存在聊天记录，第4页证据中所述反而证明了本案杨学庆是自己承包工程并且雇佣工人干活，并不存在上诉人高保恒所述是杨学庆给上诉人王中海打工；5．证据中的老杨和上诉人高保恒具有工程承包关系，上诉人高保恒欠老杨的工程款未付，反而证实上诉人高保恒在庭审中拒绝承认与杨学庆90600元工程款的情况。因该组聊天截图中人员的身份无法确定，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上诉人王中海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杨学庆的证人证言，其陈述内容为90600元的材料用在城建新村项目，是其个人使用，与上诉人王中海没有关系，城建新村是杨学庆个人承包上诉人王中海的工程，材料款是跟上诉人高保恒算账，但从来没有算账。经质证，上诉人高保恒不认可证人证言，认为杨学庆从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不止给一个人打工，2017年在城建新村的工地，其代上诉人王中海收材料款，2018年是双包工，也没有承包合同，是内部承包合同，一审通话录音均认可杨学庆是给上诉人王中海打工，代收材料也认可。上诉人王中海认为证人杨学庆代收票据与本案90600元款项相互印证，杨学庆自负盈亏承包工程，涉案90600元是杨学庆和上诉人高保恒的欠款。因杨学庆系涉案90600元收款收据签名人，结合上诉人高宝恒提供的其他收款收据，对杨学庆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2.2017年1月17日王中海向高艳芳转款80000元的银行明细清单一张，2018年12月29日王中海向高保恒转款45000元的银行明细清单一张，2017年8月3日王中海取现金300000元的取款票据、流水一张。拟证实：上诉人高保恒收到货款180000元，而不是28800元，而且上诉人高保恒在欠条上明确有80000元减去51200元，得出28800元的数值，上诉人高保恒后期两笔100000元现金付款行为具备完整的合理性，流水证明2017年9月25日，上诉人王中海一次就向上诉人高保恒转账100000元成功，并不像上诉人高保恒所述当日没有成功，且不存在多次重复转账。经质证，上诉人高保恒对2017年1月17日王中海向高艳芳转款80000元银行明细清单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票据已经全部结算清楚，和本案没有关系。对2018年12月29日王中海向高保恒转款45000元银行明细清单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笔款项确实收到，但和本案没有关系且已经减除。对2017年8月3日王中海取现金300000元的取款票据、流水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支取时间是2017年8月3日，此时上诉人王中海并没有给上诉人高保恒支付过任何货款，不具有关联性。因高艳芳并非本案当事人，对2017年1月17日王中海向高艳芳转款80000元银行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2018年12月29日王中海向高保恒转款45000元银行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王中海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笔300000元取款用途，对2017年8月3日王中海取现金300000元的取款票据、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3.2018年10月29日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拟证实：2018年10月29日上诉人王中海向上诉人高保恒转账15000元。经质证，上诉人高保恒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与证明问题不认可，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4.2019年1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拟证实：2019年1月30日上诉人王中海向上诉人高保恒转账30000元。经质证，上诉人高保恒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12月29日，上诉人王中海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诉人高保恒支付45000元货款。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高保恒主张上诉人王中海返还货款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对于本案货款总金额的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高保恒主张由杨学庆签名金额为90600元的收款收据为上诉人王中海欠付上诉人高保恒的货款，该份收据收款内容与其余九份王建东签名的收款收据内容存在明显不同，且证人杨学庆确认从上诉人高保恒、王中海处均承包过工程，曾与双方存在过工程承包关系，对此上诉人高保恒、王中海亦认同。上诉人高保恒应当就杨学庆签名的该份收款收据所载材料与上诉人王中海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供证据，或就杨学庆签名的收款收据涉及工地项目中杨学庆属于上诉人王中海的工作人员提供证据，上诉人高保恒均未能提供确凿证据予以证实，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货款总额错误，应在上诉人高保恒提供的货物清单总金额217448元中扣除90600元余额为126848元计入欠付总额，以及上诉人王中海向上诉人高保恒出具的340450元欠条，本院确认双方货款总额为467298元（340450元﹢217448元－90600元）。其次，对于上诉人王中海向上诉人高保恒已付货款金额的确定。上诉人高保恒主张2017年1月7日上诉人王中海出具的欠条上备注的“10月付100000元”，与上诉人高保恒于2017年9月22日出具收条载明的100000元以及2017年9月25日转账收到的100000元为同一笔款项。上诉人高保恒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2017年9月22日收条所载100000元未实际支付，故本院认为因缺乏足以推翻2017年9月22日收条的相反证据，应当确认该份收条具有真实性，亦应当认定2017年9月22日收条所载100000元已向上诉人高保恒支付。上诉人王中海主张其向上诉人高保恒已支付货款包括2017年1月7日欠条上备注的“10月付100000元”、2017年9月22日收条所载的100000元以及2017年9月25日转账支付100000元共计300000元。2017年1月7日欠条备注的100000元，因上诉人王中海为该笔款项付款义务的履行方，应当就100000元是否向上诉人高保恒支付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诉讼中上诉人王中海未能就该笔款项提供确凿的支付证据，故其认为已向上诉人高保恒现金支付该笔100000元的主张不能成立。另，上诉人王中海于二审庭审中提交其于2018年12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诉人高保恒支付45000元货款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据，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王中海已向上诉人高保恒支付货款为：2016年付28800元，2017年9月22日支付100000元，2017年9月25日支付100000元，2018年9月21日支付3000元，2018年10月29日支付15000元，2018年12月29日支付45000元，2019年1月30日支付30000元，合计321800元。上诉人王中海尚欠上诉人高保恒145498元（467298元-321800元）未支付。第三，关于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上诉人王中海向上诉人高保恒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部分为以145498元货款本金为基准，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11日起，按照月利率5‰的标准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最后，关于保全费及保全保险费的承担问题，本案因系上诉人王中海未及时向上诉人高保恒支付货款引起诉讼，上诉人高保恒为此支出的保全费及保全保险费系合理必要费用，且其已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王中海承担上述费用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高保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王中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637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被告王中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高保恒支付保全费2604.04元，保全保险费333元”；二、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6374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即“一、被告王中海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高保恒支付货款281098元；二、被告王中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高保恒支付利息损失4216.47元（自2019年9月11日起计算至2019年12月10日止，月利率为5‰），并就未给付货款按月利率5‰支付原告自2019年12月11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四、驳回原告高保恒其他诉讼请求”；三、上诉人王中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诉人高保恒支付货款145498元；四、上诉人王中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诉人高保恒支付利息（以145498元货款本金为基准，自2019年9月11日起，按照月利率5‰的标准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五、驳回上诉人高保恒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98元，由上诉人高保恒负担2330元，由上诉人王中海负担14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7924元，由上诉人高保恒负担4946元，由上诉人王中海负担297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华审  判  员   王 鑫审  判  员   李静蓉二 〇 二 〇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法 官 助 理   王 新书  记  员   陈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