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6民终4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国峰，男，1969年1月5日出生，满族，农民，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丝，辽宁云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朋飞，辽宁云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儒文，男，197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杰，辽宁君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国营林场管理事务服务中心，住所地宽甸镇黄椅山路197号。 法定代表人：崔勇，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娟，丹东市振安区方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马国峰因与被上诉人王儒文及原审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国营林场管理事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林场管理中心）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辽0624民初2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国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丝、张朋飞，被上诉人王儒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杰，原审被告林场管理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国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春蚕死亡是由于上诉人喷洒农药的行为造成的。《关于对杨木川镇柞蚕中毒事件取死蚕、树叶样本过程中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并不能认定被上诉人的春蚕是中毒死亡，应当由有专业鉴定资质的单位出具相关的鉴定结论来确定。被上诉人负有举证责任证明，春蚕的死亡与上诉人喷洒农药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上诉人喷洒农药的地点距离被上诉人养蚕的地方大约2500米左右，上诉人喷洒的农药是低空喷洒，不可能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上诉人申请对死亡原因和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以没有鉴定机构为由拒绝鉴定，属于程序违法，也无法查明案件的事实，更不能证明存在因果关系。三、春蚕死亡是因为2019年5月份突然降温导致的。在同一时间，除了被上诉人等23户外，还有其他大量农户春蚕遭受低温造成大量死亡的现象。被上诉人的春蚕之所以死亡，是因为在2019年5月份，宽甸满族自治县发生了罕见的霜冻和短期快速降温，对春蚕的生长和生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才导致被上诉人春蚕的死亡。除被上诉人等23户外，其他农户春蚕在同一时间大量死亡，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春蚕死亡与上诉人没有因果关系，而是低温天气的影响。四、本案评估损失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本案损失的参考依据。鉴定机构应当统计本案发生时春蚕数量，但却没有去现场进行实际勘查和统计，而是仅依据口头所述来统计春蚕的数量和死亡情况。所以该鉴定报告并不能作为评估春蚕损失的依据。鉴定报告的死亡率为90%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没有进行数量统计，不能直接认定死亡数量。五、本案遗漏当事人，应当依法追加万海军为本案被告。涉案的松林上诉人已经包给万海军，打药的人也是万海军雇佣的，上诉人只是负责协助，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另外，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不是共同诉讼案件，每个案件都是单独的案号、卷宗，不应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一审法院让其他四名农户担任本案诉讼代表人，不符合法律规定，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每个案件最多只能委托两名代理人的范畴，相当于委托了五名代理人并参与诉讼，故程序违法。 王儒文辩称，一审法院根据相关证据并勘察现场，上诉人5月22日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后，农药飘散到空气中，被上诉人的春蚕大面积死亡，因此其喷洒农药的行为与被上诉人春蚕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且至今没有出现其他行为导致春蚕死亡。在没有鉴定机构能够出具鉴定报告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关于上诉人主张的霜冻情形，5月22日气温稳定，不存在降温导致春蚕死亡的情况。损失评估报告是经一审法院委托，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将其作为参考依据，判决上诉人补偿被上诉人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据派出所询问笔录及庭审中陈述，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判正确，应予维持。 林场管理中心述称，同意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损失与原审被告无关。 王儒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37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马国峰在2017年2月16日承包的属于原宽甸满族自治县城郊林场的涉案松林，该松林位于杨木川镇大安。被告马国峰承包期限10年，承包费20万元。2019年5月22日上午，被告马国峰同先前约好的无人机操作者开始给涉案松林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敌敌畏”、“高效氯氰菊酯”，大约一个小时结束。原告及其他养蚕户从当天中午开始发现山上的蚕陆续大量死亡，于24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怀疑是因喷洒农药所致。2019年5月25日下午15时至19时30分，杨木川镇政府组织派出所、司法所、农业中心的人员，与由县信访局协调联系的县公证处、县蚕业总站的人员共同到现场对死蚕、柞树叶片进行取样保存。当时县蚕业总站的技术人员认为，柞蚕死亡原因疑是中毒。对于原告等二十多户的蚕死亡与无人机喷洒农药是否有因果关系，被告马国峰申请鉴定，但没有鉴定机构对此进行鉴定。诉讼中，该院同县蚕业总站的技术人员于六月上旬对部分受损蚕场窝茧场进行了察看，了解了相关受损情况。例如：王维波购买了2.6斤，王维波家窝茧场有60墩树，每墩树少的有10颗蚕，多的有25颗蚕，大致有1000余颗蚕。尚庆东购买了10斤茧种，其窝茧场大致有16000颗蚕。原告等二十五户养蚕户主张其损失按90％确定。评估机构按此比例予以评估。原告购买的春蚕蛾籽有3斤。经评估，包括预期收益，原告的损失有33750元。原告支付评估费2000元。宽甸满族自治县城郊林场于2018年5月18日被宽甸满族自治县林业局注销，原城郊林场的事务归被告林场管理中心。对于涉案的松林与原告等二十多户的蚕场的直线距离，原告方认为最近的不到1公里，最远的不到2公里。被告马国峰认为最近的有2.5公里。涉案的松林位于原告等蚕场的西部，当地村委会证明当天刮西风。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宽甸满族自治县城郊林场是否应为适格的诉讼主体以及被告林场管理中心是否应承担责任的焦点。因为宽甸满族自治县城郊林场于2018年5月18日已被其主管单位注销，故宽甸满族自治县城郊林场不能成为本案的诉讼主体。被告林场管理中心是因政府机构改革于2019年6月10成立的事业单位，承接了原城郊林场的管理事务，其应承担原城郊林场的权利义务。涉案的林地是原城郊林场发包案外人又转包给被告马国峰经营、管理的，在经营过程中对他人产生的侵权责任应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经营者承担，故本案林场管理中心不应承担责任；二、关于无人机喷洒农药与原告等养蚕户蚕死亡有无因果关系的焦点。被告马国峰在雇佣无人机喷洒农药后，短时间内即陆续出现原告等众多养蚕户蚕大量死亡的现象，随后县蚕业总站的技术人员在勘察现场后，根据现场蚕死亡的状态，也估计蚕是因中毒死亡。虽然无专业的鉴定机构对涉案的蚕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但在无证据证明当时因有其他的原因会导致养蚕户蚕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无人机喷洒农药与原告的蚕死亡有因果关系。另外，在对因果关系的证明方面，侵权责任法规定环境污染者应对其污染行为与损害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无人机空中作业喷洒农药是属于污染环境的行为，故应参照该规定确定本案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无确切的鉴定结论的情况下，被告马国峰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该院认定被告马国峰雇佣无人机喷洒农药与原告的蚕死亡有因果关系；三、关于如何赔偿的焦点。根据目测，涉案松林与原告等二十多户的蚕场相距较远，通常情形下，一般人无法预见到给涉案的松林喷洒农药会影响到远距离之外的蚕场，本案无人机喷洒农药会对蚕场造成影响更大的可能性是因受自然界风力因素的介入，属于意外事件，故不应当认定被告马国峰有过错。但对于原告的损失，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根据实际情况，责令被告马国峰分担。客观上，原告等养蚕户各自的放养能力不同，受影响的程度不同，损失比例也不完全相同，被告马国峰应分担的损失数额该院参照评估机构提供的损失数据及考虑其他因素酌定。评估机构未评估原告的损失，其损失可参照其他原告的评估损失酌定。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马国峰补偿原告王儒文损失1700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内给付；二、驳回原告王儒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4元，由原告、被告马国峰各承担一半。 本院二审期间，马国峰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马国峰和万海军签订的承包合同一份，证明涉案林地已经转包给万海军。喷洒农药的行为不是上诉人实施的，所以与上诉人没有关系。 证据二，气象台的气象证明，证明在前期蚕场遭受了霜冻损害，导致了蚕的大量死亡。 证据三、证人证言，证明被上诉人附近的蚕场也存在蚕大量死亡的情形，但是养蚕户均认为是遭受冻害而死，包括本案在原审中有几位原告撤诉也是由于蚕是遭受冻害的原因致死，而非打农药原因致死。 证据四、村委会的证明两份，证明是冻害造成春蚕死亡的后果。 证据五、GPS定位图，证明上诉人的林地至被上诉人蚕场的距离。 王儒文的质证意见为：关于承包合同，该证据证明上诉人是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关于气象证明，该证据只证实5月7日最低温度，与本案无关，本案发生于5月22日后，如果6、7日春蚕死亡，有可能是低温导致，且这个温度不足以导致春蚕死亡，故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关于村委会证明，该证据只能证明5月初的霜冻情况，且该两个村落与涉案地点距离较远，不能证明当地的情况；关于GPS测量记录，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测量的地点位于，而涉案林场位于杨木川和大安平河村，两个地点距离非常远。 林场管理中心的质证意见为：关于承包合同，无法确定该证据真实性，是否存在承包关系，原审被告不清楚；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无法确认与本案是否有关，也不能证明原审被告与本案损害结果有关系。 综合各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上诉人提供的承包合同内容与其在公安机关陈述内容不一致，不能确定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供的气象证明证实的是2019年5月6、7日的温度情况，而非事故发生当天的温度情况，故不能证明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及村委会的证明，均不能起到证明本案事实的作用，且证人亦未出庭作证，故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供的GPS定位图并不能动态反映上诉人喷洒农药的具体方位，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上诉人喷洒农药的行为是否导致被上诉人春蚕死亡而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结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一、李明宝、尚庆东、李明会、李明良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本案诉讼是否存在诉讼程序违法情形；二、喷洒农药的行为与春蚕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参照资产评估结论能否客观认定被上诉人的损失情况；四、上诉人是否是案涉林场实际承包人，应否追加万海军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本案系涉23名农户损害赔偿案件，为了便于进行诉讼，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其他农户共同推选李明宝、尚庆东、李明会、李明良作为诉讼代表人代表其利益实施诉讼行为，原审法院应当按照共同诉讼相关诉讼程序对案件予以审理。原审法院虽同意诸农户推选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但在审理程序上却未按照共同诉讼程序予以审理，审理程序存在瑕疵。因考虑到上诉人在一审时并未对诉讼程序存在瑕疵提出异议，二审诉讼中李明宝、尚庆东、李明会、李明良未再以诉讼代表人身份参加诉讼，诉讼程序瑕疵问题已予纠正，且该程序瑕疵并没有影响本案实体处理，故本院不予调整。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于2019年5月22日上午通过无人机操作给案涉松林喷洒农药“敌敌畏”“高效氯氰菊酯”，当天中午开始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23名农户养殖的春蚕出现陆续死亡后果。从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23名农户养殖的春蚕在短期内出现大量死亡后果来看，应属非自然死亡现象，需有一定的原因力所致。事发后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23名农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当地镇政府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到事发现场进行了查勘，县蚕业总站的技术人员认为春蚕死亡原因疑是中毒。从上诉人喷洒的农药的属性来看，两种农药均为农业杀虫剂，其中“高效氯氰菊酯”对蜜蜂、鱼、蚕、鸟均为高毒，该种农药在使用时应注意避免污染水源地、避免在蜜源作物开花期、避免污染桑园处使用。上诉人喷洒农药的行为是否导致被上诉人春蚕死亡后果应当明确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采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对周边环境会产生污染的可能，故本案应属于环境污染纠纷。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就由其不应当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故上诉人认为应由被上诉人对春蚕死亡与上诉人喷洒农药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提出导致被上诉人春蚕死亡系因天气原因所致，并提供当年5月6日、5月7日气象证明及其他村委会的证明，因气象证明载明气温下降日期在月初，与春蚕发生大范围死亡并非同一时期，不能由此来认定春蚕死亡与气温下降有关，且其他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也不能证实春蚕死亡的原因系因气温下降所致，故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提出其喷洒农药的位置距离春蚕养殖地较远，不能引起春蚕死亡后果。因上诉人采用的是无人机喷洒方式，遇风作用必会发生药液漂移的情况，而水雾状药液漂移的范围尚非人力所能控制，故不能认定上诉人喷洒农药的行为与春蚕死亡无关。上诉人在原审时曾提出对春蚕死亡与上诉人喷洒农药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后在无法查询到鉴定机构的情况下，上诉人另行提出要对死亡春蚕体内残留的药物与上诉人喷洒农药的红松枝叶上残留的药物是否一致进行鉴定，两项鉴定申请事项虽不同，但鉴定申请内容均是要证实春蚕的死亡原因是否因喷洒农药所致，故可以认定启动鉴定程序所要证明的问题相同。原审法院依法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拟对委托事项予以鉴定，但上诉人经法院多次释明，明确表示放弃对死亡春蚕体内残留的药物与上诉人喷洒农药的红松枝叶上残留的药物是否一致进行鉴定的申请，故上诉人主张是由于原审法院拒绝鉴定而导致本案鉴定程序未予启动的理由不能成立。现上诉人再次申请对春蚕死亡原因与喷洒农药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考虑到上诉人在一审中无正当理由自愿放弃鉴定申请，并非其他法定事由所致，故本院对于上诉人再行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在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喷洒农药的行为与被上诉人春蚕死亡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应当对被上诉人春蚕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李明宝、尚庆东、李明会、李明良代表其他农户申请对春蚕死亡产生的损失情况予以评估。东港天宇资产评估事务所受原审法院委托对春蚕死亡产生的损失情况予以评估，并出具东港天宇评报字（2019）第03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上诉人提出采信评估报告依据不足。经查，在原审诉讼中，原审法院审判人员会同县蚕业总站的技术人员对受损蚕窝场进行了察看，了解相关受损情况，并对各农户购买蚕种的数量情况进行了核查，评估机构综合考量农户购买茧种数量并扣除蚕种正常死亡率来确定可得利益损失，从而作出评估结论适当，可以作为认定春蚕死亡产生损失的依据。 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与万海军签订的《承包合同》来主张其不是实际承包人，并申请追加万海军参加诉讼。经审查，本案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自认对案涉红松林进行承包，且对于购买农药带人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的事实经过均进行了清晰的陈述。从询问笔录反映的内容来看，并没有提到其与万海军之间存在转包事实，且也没有陈述其是替万海军实施的喷洒行为，所以上诉人在诉讼中提出该节事实的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认定。故对于上诉人提出应追加万海军参加诉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马国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4元，由马国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淑晶 审判员  孔亮亮 审判员  张峻峰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