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47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火根。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闻娥，国信信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云龙，国信信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瑞，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SUNSHU（孙枢），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泽涛，该公司总经理。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倩雯，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熊火根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公司）、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6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火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共同向熊火根赔付1068154.37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滴滴顺风车平台的法律性质为居间服务属适用法律错误，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应当承担或与熊火根共同承担承运人责任。1.《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属格式协议和格式条款。用户使用该平台，则必须点击“同意”选项，没有任何修改或者提出异议的权利。且平台单方面拟定的协议只有在遵循调整网约车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才是合法有效的，不能仅依据该协议就认定滴滴顺风车平台属于居间服务的定性。另外，《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已规定顺风车平台/合乘平台属于网约车平台公司、与乘客之间形成承运关系，平台应当承担承运人责任，履行网约车公司的相关法定义务。2.一审法院认定的付费方式错误，平台付费方式为“乘客向平台支付一定的费用，平台扣除一部分费用后，剩下的费用再支付给顺风车司机”。3.司法实践中有判决认定车主与乘客、平台成立了客运合同关系，并判令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处理方式比较符合客观事实和公平正义。（二）关于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的被告适格性问题。1.运达公司和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是合作关系，运达公司利用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开发的平台，受其管理和监督。但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均没有提供合作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对“车辆和驾驶员的准入权限方面存在违法和严重的管理的过错”“接单数量控制方面的管理失职”的问题，在其能够举证而拒不举证、法庭又不能严格区分三方责任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滴滴出行公司为规避或者逃避其法律责任通过设置关联公司、分公司，分流运营滴滴顺风车平台。但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基于其管理、监督运达公司的过失，也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滴滴出行公司全面停止运达公司实际运营的顺风车业务，也可以侧面进行佐证。（三）滴滴平台在车辆和驾驶员的准入权限、接单数量控制方面存在违法和严重的管理的过错，其应承担赔偿相关损失的责任，且该过错亦是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原因。1.一审判决关于该项格式条款的论证，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援引《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的约定，认为运达公司已经尽到了管理及告知义务，并将“了解广州市政府关于顺风车的相关管理规定、营运与非营运的法律和政策界定、保险公司关于商业险理赔的相关规定、选择或拒绝接受平台派送的订单”的法律义务全部归责于熊火根，明显违反格式条款的法律适用。2.平台运营时未采取相应技术手段避免本案情况的发生，以及平台创始期未对部分车主的资质、手续提出要求。3.熊火根的过错不能涵盖或者免除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的过错，上述公司应当就管理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四）即使滴滴顺风车平台对“熊火根的保险公司拒赔事由”不存在过错，熊火根也有权要求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熊火根要求保险公司理赔和要求滴滴顺风车平台承担赔偿责任，均为熊火根的合法权利，即使熊火根同时主张这两项权利，也不矛盾。一审判决论证“滴滴顺风车平台对‘熊火根的保险公司拒赔事由’不存在过错，所以滴滴顺风车平台不应当就‘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填补责任”，存在法律逻辑错误。1.熊火根注册时，平台明示提供“顺风出行保障”服务，应当视为平台与驾驶员劳动合同或者协议的条款之一，基于该条款的约定，平台应当承担相应的赔付义务或者协助熊火根向滴滴顺风车平台投保的保险公司办理赔付。2.从公平、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角度，本案中滴滴顺风车平台和驾驶员共同作用下，促成了和乘客的客运合同，滴滴顺风车平台和车主均收取了相应的费用，发生事故后全部责任由驾驶员承担，滴滴顺风车平台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有违社会公平正义，也不符合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法律原则。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共同答辩称，不同意熊火根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熊火根混淆了网约车与顺风车的区别。顺风车属于私人小客车合乘，属于民间互助出行方式，与网约车在法律关系、操作模式、费用成本以及频次和目的等方面均存在本质区别。（二）熊火根主张适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所涉的是顺风车而非网约车，故不适用上述规定。（三）熊火根主张运达公司承担应由其承担的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熊火根提交的四份民事判决书中，法院明确判决由熊火根承担赔偿责任，与运达公司无关。本案中，双方不存在承运合同违约或直接侵权责任，也不存在不履行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相应过错。熊火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共同连带向熊火根赔付1068154.3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3日00时43分许，本案熊火根驾驶粤Ａ×××××小型轿车在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市南路由北往南行驶至石排村小桥路段临时停车，遇胡广美饮酒后驾驶性能不合格且悬挂粤Ａ×××××号牌的普通二轮摩托车搭载陈惠玲、胡日想行驶至该路段，结果，摩托车与小轿车尾部左侧及车辆左前门内侧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胡广美、陈惠玲、胡日想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其中胡广美、陈惠玲经送医抢救住院医治无效后死亡。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案熊火根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陈惠玲、胡日想无责任。经胡广美、陈惠玲家属起诉，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依法查明：1.熊火根的粤Ａ×××××小型轿车于2017年3月29日以非营运个人性质向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此后，熊火根使用该车辆注册了滴滴顺风车和滴滴快车。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前，熊火根于2018年3月3日00：02接受顺风车订单，并于2018年3月3日00：25出发，该订单显示为确认支付状态；2.滴滴顺风车的实际运营平台为运达公司。后法院分别作出（2018）粤0115民初27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熊火根赔偿陈惠玲家属464814.57元和（2018）粤0115民初30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熊火根赔偿死者胡广美家属555034.55元，并判决确认熊火根因交通事故受伤产生医疗费等损失共8305.25元。同时，上述判决认定熊火根利用顺风车平台搭载乘客的行为属于营利性的营运行为，并判决相应保险公司免赔商业险。上述判决经上诉后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原判，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2017年8月18日，本案运达公司申请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了一份《公证书》，对手机登陆和操作“滴滴出行”APP软件过程进行了公证。根据相关操作弹出的《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显示：第1.3条：顺风车平台向你提供获得合乘机会或发布合乘需求的途径。您可以通过注册成为顺风车车主…而获得顺风车平台提供的相应信息服务；第1.5条：顺风车平台提供的并不是出租、用车、驾驶或运输服务，提供的仅仅是平台注册用户之间的信息交互与匹配服务。如果用户的合乘需求被其他用户接受并确认，顺风车平台即在双方之间生成顺风车订单；第3.9条：车主不得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及当地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或进行非法运营；第4.2条：“顺风车平台在收到乘客发送的合乘需求后，根据数据匹配，将乘客的合乘需求送给与乘客有相似出行路线的顺风车车主，并及时将订单达成情况反馈给乘客。顺风车平台将做出合理的努力，帮助乘客与顺风车车主能够达成合乘。不过，这受制于乘客的出行路线是否能够与起始地点附近的顺风车车主的出行路线相匹配；第5.1条：顺风车平台为提高车主与乘客之间的信息撮合效率，在系统中设置有基本的合乘费用分担方式，该费用标准根据各地实际出行成本的区别有所不同；第5.2条：顺风车平台向使用平台服务的用户收取信息服务费。上述事实，有熊火根、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提交的相应证据和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综合熊火根、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的诉辩观点可知，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1.熊火根通过运达公司运营的“滴滴出行”APP软件承载乘客的行为与运达公司之间法律关系性质；2.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是否属于本案适格的主体；3.熊火根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否由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承担或分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熊火根、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提交的证据可知，运达公司运营的“滴滴出行”APP软件的运作模式系由运达公司通过搭建一个促成乘客与车主进行出行信息匹配的信息平台，后由乘客通过平台支付一定的出行成本给车主，运达公司亦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该出行成本费用远低于相同路线的其他出行手段如出租车等。在本案中，熊火根通过在滴滴平台上注册成为顺风车司机，根据运达公司运营平台设置的注册及登陆步骤，注册成功后，应视为熊火根同意运达公司提供的《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并自愿接受其约束和同意平台收取一定服务费用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的第1.3条、1.5条、4.2条、5.1条、5.2条等分别从顺风车平台提供合乘信息交互服务、以订单形式确认合乘意思、确定和推介车主及乘客的出行路线、收取适度信息服务费等方面约定了车主与顺风车平台之间的协议内容与形式。因此，应认定熊火根和运达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居间合同关系。在上述居间合同关系中，熊火根用于办理注册登记的车辆系熊火根提供，其在2018年3月3日00：02接受运达公司居间提供的顺风车订单，并驾驶登记注册车辆于2018年3月3日00：25出发，相应订单显示为确认支付状态。因此，运达公司在本案中仅作为居间合同的相对方，而不是承运人，运达公司无需承担承运人责任。关于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是否属于本案适格被告问题。根据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显示，“滴滴出行”APP软件的运营主体是运达公司，而并非滴滴出行公司或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与熊火根之间并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熊火根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和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故滴滴出行公司和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与本案无关，熊火根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运达公司应否对熊火根基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所导致的损失进行承担或者分担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赔偿责任应基于合同约定、侵权或者过错等要素。熊火根基于其驾驶车辆过程中的相关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导致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并应承担对死者家属的赔偿责任，该责任系基于熊火根对相应被害人的侵权及熊火根自身的过错。运达公司并非本次交通事故的共同侵权人，也并非案涉车辆的共同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故运达公司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的受害人之间不存在承运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侵权责任，即运达公司无需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的受害人承担直接的侵权赔偿责任或合同违约责任。另一方面，尽管熊火根目前尚未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及其家属作出判决书已经确定的赔偿，即熊火根的损失尚未实际发生，但相应判决已经依法生效，且受害人的家属依法可向法院申请对熊火根的相应财产予以强制执行，即熊火根基于该事故而应付出的赔偿金额已经确定。根据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可知，熊火根的相应赔偿损失本可以通过其购买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由保险公司予以全部或部分补偿，但因为熊火根多次承接顺风车业务违反广州市关于小客车合乘相关规定，导致熊火根的承接顺风车业务行为被认定为具有营利性的经营行为，而熊火根又并未购买适用于营运车辆的相关商业保险，亦导致法院判决相应商业保险承保公司免赔商业险。因此，运达公司应否对熊火根基于商业险免赔产生的损失承担责任的关键就在于运达公司是否在导致保险公司免赔商业险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运达公司在接受车主登记注册顺风车时是否尽到了“营运”或“非营运”性质相关责任的告知义务问题。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成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广州市关于查处道路客运非法营运行为涉及私人小客车合乘认定问题的意见》第三点（三）规定：分摊部分出行成本的，合乘出行提供者可在全天提供不超过两次合乘出行。运达公司提供给注册车主阅读的《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第3.9条注明：车主不得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及当地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或进行非法运营。运达公司作为面向互联网客户全面提供“滴滴出行”APP软件的运营主体，其在接受顺风车车主登记注册时审核了车主的个人信息、驾驶证和车辆的行驶证及匹配信息等，并向车主出示了上述协议，明确告知了车主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包括协议的第3.9条），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顺风车的相关管理按照城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鉴于不同城市可能存在关于顺风车管理的不同规定，运达公司很难做到将全国范围内所有城市的相关规定全部作为“附件”向车主出示和告知，其在《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第3.9条以概括性方式告知车主应遵守当地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且不得进行非法运营，应视为运达公司已经尽到了基本的审核义务和顺风车平台运营者所应尽到的管理及告知义务。熊火根作为在广州注册和承接顺风车业务的车主，应主动熟悉和查阅、了解广州市政府关于顺风车的相关管理规定、“营运”与“非营运”的法律和政策界定及保险公司关于商业险理赔的相关规定。熊火根在应当知道而未知道或明知却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多次承接顺风车业务，导致其行为构成非法营运并被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责任应由熊火根自行承担。2、运达公司对熊火根未购买营运商业险导致保险公司拒赔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熊火根将其向保险公司已经投保非营运保险的车辆注册用于经营使用的滴滴车辆时，应当知道其在路面上行驶的频率或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将显著增加，其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履行相应风险增大的告知义务，但熊火根基于自信能够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者为了规避可能增加的投保费，没有向保险公司履行上述告知义务，并最终导致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熊火根和保险公司作为商业险保险合同的相对人，告知私家车辆用于营运行为将导致商业险拒赔的义务在于保险公司，而选择购买非营运保险或者营运保险的权利在于熊火根。本案运达公司并非案涉车辆保险合同的相对人，其没有要告知熊火根关于非营运车辆用于营运行为将导致保险公司拒赔的法定义务，故运达公司对熊火根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者未熟知保险法相关规定而导致未购买营运商业险的行为不存在过错。3、运达公司是否存在应拒绝派顺风车单给熊火根的过错问题。根据运达公司提供给注册车主阅读的《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第4.2条：顺风车平台在收到乘客发送的合乘需求后，根据数据匹配，将乘客的合乘需求送给与乘客有相似出行路线的顺风车车主，并及时将订单达成情况反馈给乘客。因此，作为提供顺风车平台及居间服务的运达公司，将乘客的相应信息在平台推送后，选择接单或者拒绝接单是车主的权利。而车主及车主驾驶的车辆是否符合当地城市颁布的相关顺风车规定，是否可能发生导致该单业务会被认定为非法营运的问题，均属于车主自身应审慎注意的义务。鉴于不同城市可能对顺风车业务的次数被界定为营运或者非营运存在差异，且全国范围内登记注册顺风车业务的车主众多，要求顺风车平台对不同城市的每单顺风车业务派送及接单车主的每笔接单业务是否符合当地城市的规定进行审核未免过于严苛，相关法律及行政规章亦没有对平台公司作出此义务的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就本案而言，熊火根于2018年3月3日00：02接受本案的顺风车订单，该单属于熊火根在当日接受的第一单业务，运达公司对熊火根的派单并未违反广州市的相关规定。而熊火根的商业险被保险公司拒赔系法院基于熊火根长期的营运行为和拒不举证证实自己系非营利搭乘所导致，运达公司在此单派送中并不存在法定过错，故熊火根主张运达公司应禁止熊火根接单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可知，运达公司与案涉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之间不存在承运合同违约或直接侵权的责任，运达公司与熊火根之间也不存在不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的相应过错，故熊火根针对运达公司提出的相应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全部予以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熊火根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207元，由熊火根承担。熊火根在立案时以经济困难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缓交，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故由熊火根在本案生效后十日内向一审法院补缴上述诉讼费。二审期间，运达公司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及滴滴顺风车系统截图（复印件），显示：用户资料：手机号：182××××9037；昵称：我的好妈妈；注册时间：2015-09-2220:56:29；性别：男；年龄：70后；最近滴滴车主APP完单时间：2019-02-2813:43:28，订单号：35194449237365；车型2：吉利汽车_帝豪；颜色：白色；车型（座位数）：5座及以下；出行次数：1543次，拟证实熊火根自注册之日起至事故发生之日止后893天，平均每日合乘次数不足两次，符合广州市有关规定。熊火根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已有生效判决认定熊火根此行为属于营运行为，导致保险公司不理赔。熊火根向本院提交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的商业保险单（打印件），显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载明：被保险人：熊火根；期间2017年03月30日00:00起至2018年03月29日；当年应缴：150.00元。《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载明：被保险人：熊火根；承保险种：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责任限额：500000；期间2017年03月30日00:00时起至2018年03月29日23:59时止，拟证实购买商业险是50万，保险公司没有理赔，是因为运达公司派单的行为不符合理赔规定，存在过错，导致熊火根50万的保险理赔损失。运达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商业险免赔是由于保险公司已履行告知义务，而熊火根并未注意该提醒事项；保险公司不理赔，主要是因为熊火根注册的是快车，不是顺风车，同时由于前案没有追加运达公司，未考虑运达公司的答辩意见。本院二审另查明，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5民初3050号、（2018）粤0115民初2719号民事判决书均查明以下事实：滴滴顺风车的实际运营平台为运达公司，而非滴滴出行公司；熊火根登录滴滴顺风车车主账号显示，从2018年3月2日2：00至2018年3月3日0:25本案所涉顺风车订单开始之前，已经完成9笔顺风车订单，其他日期也均有频繁接单记录。上述事实经本院（2018）粤01民终18070号、（2018）粤01民终18069号生效判决确认。另外，上述民事判决书均对熊火根在事故发生前频繁多次的接单行为作出认定，认为该行为具有明显的营利性。二审期间，运达公司陈述，从整体收费来看，快车收费比普通出租车高一点，顺风车相当于普通出租车三分之一；对于平台收费，快车按比例提成，顺风车按5%至10%收取信息服务费。熊火根对此予以确认。运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载明：“滴滴平台用车，乘客每一次形成支付费用之后，其中约81%会划付给驾驶员本人，约19%被平台提取，有关费用实时划转至司机账户。而平台提取的19%的费用，7%通过鼓励和奖励的方式返给司机，10%主要用于公司的常规运作，……”熊火根向本院提交的书面回复载明：“当时涉案订单的总费用约为31.9元，到账费用是28.9元，即运达公司收取约为3元，收取的比例为9.4%。”运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材料：《南昌关于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实施》载明：“四、拼车有哪些规则？（一）提倡免费合乘、互助合乘，禁止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乘服务行为；合乘出行提供者每日合乘趟次不得超过4次。”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印发《关于规范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实施意见》载明：“（三）合乘行为规范。一是每辆车每天合乘出行暂限定为两次，……”《沈阳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管理规定》载明：“三、合乘出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六）每辆车每天合乘出行次数不得超过4次。”二审中，运达公司陈述，对熊火根提出的102万意外险的主张不予认可。又查，《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第1.4条规定：“一旦乘客通过顺风车信息服务平台发布合乘需求信息，即用车时间、起始地点及目的地等，顺风车平台将实时地通过信息匹配，将该信息通过顺风车平台推送给与其有相邻起始地点及目的地，且有可能与其达成合乘的车主。”第2.5条规定：“乘客应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按照滴滴平台计算的金额及操作步骤向车主支付出行分摊费用……”第4.8条规定：“顺风车平台受理用户的投诉，并联系合乘订单的对方对投诉进行调查核实。若乘客对合乘车主进行投诉，在争议得到合理解决前，顺风车平台暂停第三方支付平台向车主支付被投诉订单当次的合乘费用……”第8.1条规定：“如果用户有以下行为，顺风车平台有权随时终止本用户协议并立即生效（即禁止您使用顺风车平台及相应服务）：a.违反本用户协议中的任何条款；b.经技术判定滥用顺风车平台服务或损害顺风车平台的合法权益；c.因政策变化、行业限制、经营调整，而本用户协议相关义务不能履行。顺风车平台没有义务提前通知合约终止，但将按照本用户协议发出相关通知。”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如下：关于熊火根与运达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熊火根上诉主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已规定顺风车平台/合乘平台属于网约车平台公司、与乘客之间形成承运关系，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应当承担承运人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从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出行提供者（车主）和合乘者（乘客）之间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出发，出行提供者（车主）和合乘者（乘客）在合理分摊出行费用的基础上形成有限的有偿客运合同关系；合乘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媒介居间服务并从分摊的总费用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信息服务费作为报酬，与出行提供者（车主）之间成立有偿居间合同。理由如下：首先，从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来看，网约车与顺风车并非同一概念，平台并非当然与乘客之间形成承运关系。《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应当遵守本办法。本办法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第十三条规定：“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车辆所有人或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审核后，对符合条件并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第十六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第三十八条同时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可见，顺风车被排除在一般的网约车范围之外。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州市公安局《关于查处道路客运非法营运行为涉及私人小客车合乘认定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合乘出行提供者通过互联网方式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合乘出行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第二条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各方包括合乘信息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合乘平台”）、合乘出行提供者和合乘者。合乘平台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提供私人小客车合乘服务的企业法人。”由上述规定可知，网约车与顺风车并非同一概念，网约车的本质依然是出租汽车，而顺风车的目的在于互助。故此，顺风车平台与乘客之间的关系，并不直接等同于网约车平台与乘客之间形成的承运关系。熊火根据此主张乘客与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之间成立承运合同关系，显然不能成立。其次，从本案所涉交易的运营模式来看，运达公司提供的运输类型明确为顺风车方式，即仅为车主、平台达成出行意愿，并从中收取服务费用。本案中，运达公司通过“滴滴出行”平台促成乘客与车主进行出行信息匹配，后由乘客支付出行成本，运达公司从中收取费用。即顺风车平台为整合供需信息、提供合乘服务的企业法人，并未与乘客形成承运关系。最后，从平台、车主、乘客三方权利义务关系对价来看，乘客仅分摊部分出行成本，平台（运达公司）仅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信息服务费用。根据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州市公安局《关于查处道路客运非法营运行为涉及私人小客车合乘认定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分摊的出行成本仅限于车辆燃料（用电）成本及通行费等直接费用，分摊费用不得超过上述直接费用，分摊费用只能按合乘里程计费。合乘平台可在合乘者分摊的费用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信息服务费。”具体到本案，熊火根陈述涉案订单总费用约为31.9元，到账费用28.9元，即运达公司收取约为3元，收取的比例仅为9.4%，考虑到平台运营存在成本，该订单总费用远低于一般的网约车收费标准，服务费率亦明显低于营利性质的平台费率标准。综上所述，顺风车平台提供的仅为居间服务，熊火根与运达公司形成居间合同关系。因此，熊火根上诉主张运达公司承担承运人的赔偿责任，显然难以成立。关于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2018）粤0115民初3050号、（2018）粤0115民初2719号民事判决书均已查明滴滴顺风车的实际运营平台为运达公司，而非滴滴出行公司，且上述判决均已生效。熊火根虽上诉主张运达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是合作关系，以及滴滴出行公司通过设置关联公司等方式规避法律责任，但其并未向本院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熊火根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定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与本案无关，并无不当。关于熊火根因保险公司拒绝理赔而产生的损失如何承担的问题首先，网络技术发展态势下平台承担了部分治理与监管责任。第一，平台掌握合乘信息的发布、合乘路线的匹配、合乘费用的计算。《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第1.4条规定：“一旦乘客通过顺风车信息服务平台发布合乘需求信息，即用车时间、起始地点及目的地等，顺风车平台将实时地通过信息匹配，将该信息通过顺风车平台推送给与其有相邻起始地点及目的地，且有可能与其达成合乘的车主。”因此，在平台上，车主在乘客发布合乘需求信息后才能进行选择。依据上述协议第2.5条规定：“乘客应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按照滴滴平台计算的金额及操作步骤向车主支付出行分摊费用”，足以表明顺风车收费的决定权事实上由平台掌握。由此可见，合乘信息的发布、合乘路线的匹配、合乘费用的计算全部由平台主导，车主几乎没有任何介入的空间。第二，合乘信息服务平台作为顺风车业务这一新型共享经济模式和出行方式的设计者、启动者及获益主体，相对于车主和乘客，其在顺风车运营的过程中处于显而易见的优势地位，尚需承担以下监管义务：每日每车提供的合乘供需信息整合服务的次数限制义务；在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及将相关合乘数据接入政府部门的监管平台的义务。第三，无论是出行信息发布的先后顺序、合乘收费的计算，还是平台备案与数据接入，车主均缺乏足够的决定权与控制权。第四，合乘信息服务平台能依据双方协议对车主违约等情况进行管控并采取相应惩罚措施，客观上亦是行使监管职能的体现。因此，在确定合乘信息服务平台的过错时，应考虑其是否尽到上述法定义务，进而确定相应的责任承担。其次，平台在为车主提供的合乘供需信息整合服务的次数超过合理限制的情况下，继续提供出行信息并进行费用结算，违反法定义务，存在过错，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一，运达公司作为专业的顺风车平台，理应知悉顺风车系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绿色出行方式，在行政监管方面存在合乘次数的限制。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州市公安局《关于查处道路客运非法营运行为涉及私人小客车合乘认定问题的意见》第三条：“合乘出行提供者通过合乘平台提供合乘服务的，应遵守以下规定：……（三）分摊部分出行成本的，合乘出行提供者可在全天提供不超过两次合乘出行；免费互助合乘的，合乘出行提供者每日提供合乘出行次数不受限制。”运达公司虽辩称熊火根自注册成为车主至事故发生之日共893天，平均每日合乘次数不足2次，符合上述规定。但鉴于已有生效判决认定熊火根从2018年3月2日2：00至2018年3月3日0:25本案所涉顺风车订单开始之前，已经完成9笔顺风车订单，其他日期也均有频繁接单记录，且运达公司在能够提交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之日前后合理区间内每日接单次数的情况下，仅提交两年多的合乘总数记录，不具有参考性，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即使如运达公司主张，各地对合乘次数有不同规定，但根据其提交的各地政府的相关规定，合乘次数均限制在二至四次内。生效判决认定的涉案合乘次数，远远超过上述限制标准，故运达公司在为车主提供的合乘供需信息整合服务的次数明显超过合理限制的情况下，继续提供出行信息并进行费用结算，违反法定注意义务，存在较大过错。第二，运达公司的上述过错导致涉案车辆危险程度明显增加，保险公司亦对投保车辆的损失拒绝通过商业第三者险予以理赔，给熊火根造成50万元的损失，故运达公司的过错与熊火根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三，关于双方的责任比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如前所述，顺风车平台具有部分治理与监管职能，其是服务合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计费规则、服务内容、服务质量保障等标准及规范）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能对车主违约等情况进行管控并采取相应惩罚措施，故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考虑到在此过程中，熊火根作为合乘服务的提供者，亦应积极了解合乘次数等行政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并按照相应的管理规定合法合规地承接顺风车业务，但其怠于履行上述注意义务，存在过错，理应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运达公司承担60%的责任，即运达公司对熊火根因保险公司拒绝理赔而产生的损失承担30万元（50万元×60%=30万元）的赔偿责任。四、关于熊火根上诉的其他问题（一）熊火根依据《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以其不具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为由，主张运达公司对车辆和驾驶员的准入权限存在过错。《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为，保障运营安全和各方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表明该办法仅适用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但如前文所述，网约车与顺风车并非同一概念，故本案不应适用《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本院对熊火根据该办法提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确认。（二）熊火根主张运达公司应基于“顺风出行保险”条款约定，承担相应赔付义务或协助熊火根办理赔付。为此，熊火根仅提交“顺风出行保险”条款的打印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四）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本案中，熊火根未能向本院出示该项证据原件，运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确认，且运达公司提交的经公证的《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中并无该项约定。因此，本院对熊火根的该项证据不予确认。综上，熊火根以“顺风出行保险”条款为由主张运达公司应承担相应赔付义务或协助办理赔付，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纳。综上所述，熊火根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相应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清楚，但部分法律适用存在不妥，本院予以相应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6000号民事判决；二、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熊火根赔偿30万元；三、驳回熊火根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207元，由熊火根负担5183元，由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0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413元，熊火根负担10365元，由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0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丹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蔡嘉瑜王祥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