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晓鸿，男，199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侯适，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仁欣，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宋波伟，男，1982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倩菁，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晓鸿因与被上诉人宋波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7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晓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仁欣，被上诉人宋波伟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倩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晓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陈晓鸿全部诉讼请求：2.宋波伟向陈晓鸿立即返还股权转让款6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6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7年7月1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6月30日为2.85万元）；3.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宋波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宋波伟提起反诉要求陈晓鸿承担案外人广州松木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木公司”）应付员工的工资，存在主体不适格，而且，反诉与本诉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并不相同，二者不具有牵连性，一审法院迳行受理宋波伟的反诉请求，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宋波伟提交案外人松木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显示宋波伟受松木公司的委托与陈晓鸿签订《合作协议》，成立合作关系，即宋波伟并非《合作协议》的当事人，宋波伟现要求陈晓鸿承担分摊案外人松木公司应付内部员工工资的反诉请求，存在主体不适格。松木公司应付员工的工资，实质上涉及案外人松木公司与员工之间法律关系，而松木公司应付员工的工资，基本上由案外人王秋菊承担支付，并非宋波伟承担，款项的性质和真实性亦无法确认。因此，审理该反诉也必然涉及到利害关系人松木公司和王秋菊，即必然追加松木公司和王秋菊为第三人，此必将导致反诉主体超出本诉主体的范围，与本诉主体不具有完全的对立互换性以及特定性。另外，反诉涉及松木公司向其员工支付工资，与本诉涉及的股权转让，二者依据的事实基础并不相同，所涉法律关系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同一性或关联性,诉讼请求之间亦未形成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所规定的因果关系，本反诉并不具有牵连性，宋波伟提起的反诉请求根本不满足反诉的基本条件。二、针对宋波伟提交的松木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质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诚如《证明》所述，松木公司授权宋波伟与陈晓鸿成立合作关系，松木公司则为案涉《合作协议》的主体，系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遗漏该当事人，程序违法，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一）针对宋波伟提交的案外人松木公司所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并未组织双方进行质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宋波伟提交松木公司出具的《证明》，但陈晓鸿根本未曾提交该份材料，陈晓鸿也未收到该份证据。（二）诚如《证明》内容所述，松木公司授权宋波伟以公司资产作为出资与陈晓鸿成立合作关系，松木公司实为《合作协议》的合同主体，即为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遗漏该当事人，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三、认定合同的性质，理应从合同的内容、特征、权利与义务以及其它主要条款加以理解和识别。结合《合作协议》签订目的、当事人主体、出资方式、股权比例、转账方式、事务执行管理、收益分配、亏损承担、转让退出和违约责任等约定，案涉《合作协议》实属股权转让关系，一审法院未能正确认定《合作协议》的性质，将该协议认定为合作经营关系，最终做出错误的一审判决。1.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是陈晓鸿和宋波伟之间为整合双方各自的资源和发挥各自的优势，利用宋波伟实际控制经营的松木公司为平台展开的合作，并非陈晓鸿和松木公司之间进行的直接合作或另行组成“合作体”等方式展开合作。2.《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主体仅为陈晓鸿和宋波伟，不涉及松木公司，从协议的主体方面考察，很显然这属于股东层面之间的合作。事实上，宋波伟和松木公司属于独立的主体，若宋波伟以松木公司的资产与陈晓鸿进行合作，存在人格混同和宋波伟的无权处分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和悖于常理。3.结合协议有关出资方式、股权比例、转账方式的约定和实际履行情况，陈晓鸿以现金方式直接向宋波伟支付60万元，受让宋波伟实际控制经营的松木公司（即双方约定的“合作体”）45%的股权，该款项的性质为股权转让款。松木公司名下的资产并未进行任何形式的转移和交付，陈晓鸿并不负责松木公司的销售和生产经营，若陈晓鸿向宋波伟直接支付的60万元不是股权转让款，这不仅等同于陈晓鸿的权益无法体现为松木公司的股权，而且陈晓鸿在本次合作中的权益也根本得不到体现，明显有悖商业逻辑和常理。4.协议“第四条合作事务执行”明确约定，陈晓鸿和宋波伟确认以按照松木公司的现状包括机构及职权、议事规则、法定代表人的担任和财务会计制度等运营，具体内容见公司章程，这足以表明陈晓鸿和宋波伟是在以松木公司为合作体的平台下展开的股东之间的具体合作，本质上就是股权转让。同时，第2款和第3款分别约定，宋波伟有义务向陈晓鸿通报共同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陈晓鸿有权对松木公司进行财务监督，向松木公司财务部委派一位财务人员，这是陈晓鸿享有股东知情权等股东权利的体现。同理，《合作协议》第五条第4款约定，陈晓鸿和宋波伟可独立销售的业务，在各自独立决定销售业务过程中陈晓鸿或宋波伟向公司承担责任，也恰恰印证案涉协议所约定的合作体就是松木公司本身。5.协议第五条关于利益分配和亏损承担方面的约定，陈晓鸿和宋波伟一致确认以具体的出资额为限对共同投资承担责任，且以其出资总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实质上，该内容属于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约定，若为单纯的合作关系或合伙关系，在合作经营期间对外承担的责任理应是无限责任，而这明显与“以出资总额为限”即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约定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6.协议第六条关于投资转让退出的内容显示，若一方退出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在同等条件下，对方有优先受让权。而且针对一方退出合作时或双方不再继续合作的，双方应共同盘点清查共同经营期间的公司资产及债务，按出资额占比例分配或承担，这是针对合作体松木公司届时进行清算处理的约定，具有公司法上的意义，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宋波伟和陈晓鸿是以松木公司为合作体平台而展开的股东间的合作。7.案涉《合作协议》“第八条违约责任”约定，即若陈晓鸿不按期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的，则视作单方终止本协议，宋波伟有权书面通知陈晓鸿取消其股东资格。根据该条款的文义解释，至少可以说明和肯定的是在陈晓鸿未触发违约事件之前，宋波伟对陈晓鸿的股东资格和身份是不持任何异议的，故案涉《合作协议》的核心应当是股权转让而非单纯的合作或合伙关系。另外，在庭审过程中，宋波伟主张本案的合作方式和表现形式是陈晓鸿出资60万元和宋波伟以松木公司的资产出资，但另一方面却反诉陈晓鸿承担松木公司的工人工资，而针对松木公司或合作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只字不提，这与基本事实严重不符，而且宋波伟关于协议性质的主张和反诉请求本身就存在矛盾。综上，案涉《合作协议》的性质属于股权转让协议而非合作经营协议。四、一审法院查明宋波伟是松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却以宋波伟并非松木公司股东而缺乏向陈晓鸿转让股权的事实基础为由，认定陈晓鸿与宋波伟之间是合作经营关系，陈晓鸿向宋波伟支付的60万元是投资款而非股权转让款，前后矛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查明松木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为候广秀，候广秀是宋波伟的母亲，松木公司实际由宋波伟经营，宋波伟是松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宋波伟是松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却以宋波伟并非松木公司的股东而缺乏向陈晓鸿转让股权的事实基础为由，认定双方之间是合作经营关系，前后矛盾，事实认定不清。同理，宋波伟既然是实际控制人，松木公司又怎能反过来授权宋波伟以公司资产作为出资方式，与陈晓鸿签订《合作协议》，成立合作关系，明显有悖常理。而且，陈晓鸿支付的60万元款项，若为投资款而非股权转让款，该款项又怎能直接支付给宋波伟，诸多不合逻辑之处，请求查明。被上诉人宋波伟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双方是以松木公司为合作实体展开经营合作，并非股权转让，这在陈晓鸿签订协议时即已明知。除案涉60万元出资款外，陈晓鸿还有投入后续100多万元款项。现因双方亏损，陈晓鸿才以股权转让为由要求退出，明显缺乏事实依据。陈晓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宋波伟与陈晓鸿签订的《合作协议》自2018年7月3日解除；2.宋波伟向陈晓鸿立即返还股权转让款6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6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7年7月1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6月30日为2.85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宋波伟承担。宋波伟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1.陈晓鸿继续履行涉案《合作协议》；2.由陈晓鸿向宋波伟支付工人工资265493.52元；3.本案本、反诉的诉讼费用由陈晓鸿承担。一审认定的事实：2017年7月1日，宋波伟作为甲方与陈晓鸿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松木公司是2016年9月6日成立的专业制造音响设备企业，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是侯广秀，甲方是松木公司的实际经营人，现就甲乙双方利用松木公司平台深入合作事宜，订立如下协议：第一条合作公司的基本情况。1、公司名称：广州松木电子有限公司；2、经营范围：音响设备制造、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等；3、住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平石东路自编20号之二厂房3；4、5法定代表人、股东信息：侯广秀。第二条合作期限暂定为2年，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开始计算。合作期满，如继续合作，双方应续签合作合同，未续签合同而继续实际合作的，应按本合同约定履行，如一方提出终止合作的，按本合同第五条退出机制的约定处理。第三条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占股比例：1、甲方以松木公司现有的资产（以松木公司资产经盘点清查后为准）作价人民币万元，占合作体的55%股权；2、乙方以现金人民币60万元作为合作出资，直接支付到松木公司的指定账户，占合作体的45%的股权。第四条合作事务执行：1、双方确认按照公司现状包括机构及其职权、议事规则、法定代表人的担任和财务会计制度等营运，具体内容件公司章程；2、乙方有权检查日常事务的执行情况，甲方有义务每月向乙方通报共同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3、甲方主要负责松木公司的内部管理，按现有的销售、生产经营模式进行管理，乙方主要负责新业务的开拓及公司财务监督，乙方向松木公司财务部委派一位财务人员，随时向乙方报告公司的财务状况；4、松木公司超过贰千元以上的大额出资需要甲乙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方能支出，否则，由支出一方承担保证责任并自行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第五条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1、双方按照甲方占55%、乙方占45%的合作出资比例分享合作利润，并分担合作经营的亏损；2、双方各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共同投资承担责任，且以其出资总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3、双方的出资形成的股份及其孳生物为共同投资人的共有财产，由双方按其出资比例共有，甲方出资是以松木公司资产经盘点清查后制作的资产负债表为准，未列入该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仍未甲方的个人资产；4、合作经营期间，双方维护各自客源，可独自决定销售业务，若出现应收货款的坏账，由决定销售业务的一方个人以该坏账货物的成本价向公司承担责任。第六条投资的转让或退出：1、双方任何一方向第三人转让骑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应经对方同意，依法转让其出资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对方有优先受让的权利；2、合作期内，任何一方提出退出合作时，需要提前三个月通知对方，或合作期满双方不再继续合作的，双方应共同盘点清查共同经营期间的公司资产及债务，按照出资额占出资比例分配或承担。2017年6月29日、7月11日、7月17日，陈晓鸿分别向宋波伟转账30万元、10万元、20万元，合计60万元。陈晓鸿认为上述《合作协议》实际为股权转让协议，其与宋波伟共同经营的合作体为松木公司。宋波伟则认为其与陈晓鸿之间并非股权转让关系，而是合作经营关系，双方并无合作实体，而是通过松木公司实现合作，但其与宋波伟之间的合作经营与松木公司无关。陈晓鸿陈述上述协议签订后，宋波伟阻碍其参与松木公司的经营管理，拒绝其向其通报松木公司的财务状况，其委派的财务人员亦被宋波伟以各种借口开除。宋波伟对此予以否认，称陈晓鸿委派了财务员、业务员参与工作，清楚双方共同投资经营的情况和财务情况。对宋波伟提供的陈鑫娜、陈燕萍、陈泽佳、陈少鑫四人的离职资料，陈晓鸿仅对陈燕萍的资料予以认可，但认为陈燕萍入职时间短，且是在宋波伟聘请的财务人员指导下下从事一些非实质性工作，不可能知晓松木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并称从未委派业务员参与工作，且陈鑫娜、陈少鑫的入职时间还早于其与宋波伟签订涉案《合作协议》的时间，根本其委派的财务员和业务员。陈燕萍的离职资料记载，陈燕萍所在部门为财务部，职务为财务，入职时间2017年8月2日，离职时间2017年11月15日，离职类型为正常离职。宋波伟提交了2018年4月至9月期间松木公司员工工资表及转账凭证，称由于双方开展合作经营期间使用了松木公司的资源如工厂、工人等，该期间内工人工资均由其个人支付，故要求陈晓鸿按照45%的比例承担工人工资的支出。宋波伟还陈述，松木公司的业务与其和陈晓鸿合作经营产生的业务相互独立，财务也相互独立，陈晓鸿支付的投资款60万元均已用于双方合作经营，双方合作过程中有形成独立的财务账册，该账册由陈晓鸿保管。诉讼中，宋波伟提交松木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本公司广州松木电子有限公司授权宋波伟以本公司的资产作为出资方式与陈晓鸿签订《合作协议》，成立合作关系”。另查明，松木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为侯广秀。宋波伟陈述侯广秀系其母亲，该公司实际由其经营，其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又查明，宋波伟于2018年9月5日签收本案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诉讼中，根据陈晓鸿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粤0114民初7003号民事裁定，冻结宋波伟银行存款700000万元或查封等值的其他财产。一审法院认为，陈晓鸿、宋波伟签订的涉案《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涉案《合作协议》的性质，陈晓鸿、宋波伟之间形成的系股权转让关系，还是合作经营关系；二、陈晓鸿的本诉请求、宋波伟的反诉请求理据是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陈晓鸿、宋波伟签订的是《合作协议》，并非股权转让合同。根据前述协议前言、第二、第五条的约定，陈晓鸿、宋波伟约定共同利用松木公司平台进行合作，合作投资期间为2年，陈晓鸿以现金出资，宋波伟以松木公司经盘点清查后的现有资产出资，双方出资形成的股份及孳生物为共同投资人的共有财产，虽然协议中多次出现“股份”“股权”等字眼，但宋波伟并非松木公司的股东，缺乏向陈晓鸿转让股权的事实基础，即便宋波伟获得侯广秀的授权转让股权，但上述协议整体内容亦并未体现宋波伟或侯广秀具有向陈晓鸿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亦无约定陈晓鸿的出资用于受让宋波伟或侯广秀的股权。因此，陈晓鸿与宋波伟之间并非股权转让关系，而是合作经营关系，陈晓鸿向宋波伟支付的60万元性质应为投资款，并非股权转让款。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合作协议》第二、第五条的约定，合作期间如一方提出终止合作的，按照该协议第五条退出机制的约定处理，即涉案协议赋予了当事人单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权利，陈晓鸿诉请解除与宋波伟签订的《合作协议》，并未违反双方约定。陈晓鸿以诉讼方式提出解除《合作协议》，起诉状带由解除权行使通知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自载有解除请求的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即涉案《合作协议》于2018年9月5日解除。《合作协议》解除后，陈晓鸿、宋波伟应按照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对双方共同合作经营期间的资产及债务进行清理，按照出资比例分承担债务及分配利润。本案中，陈晓鸿主张双方的合作实体系松木公司，宋波伟对此虽予以否认，但结合协议第四条的内容，陈晓鸿出资合作经营后，宋波伟主要负责松木公司的内部管理，陈晓鸿负责新业务的开拓及公司财务监督，松木公司超过2000元以上的大额出资需要陈晓鸿、宋波伟达成一致意见后方能支出，且陈晓鸿亦已委派财务人员参与松木公司的经营管理，由此可见，陈晓鸿、宋波伟的合作实体即为松木公司，宋波伟称双方没有合作经营的实体，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陈晓鸿、宋波伟的合作期间从签订《合作协议》之日起开始至《合作协议》解除之日止，即2017年7月1日起至2018年9月5日止，双方应对该期间产生的资产及债务进行清理后，再按照出资比例分承担债务及分配利润。在未经清理的前提下，陈晓鸿直接请求宋波伟返还投资款、宋波伟反诉请求陈晓鸿承担2018年4月至9月期间按照出资比例应承担的工人工资，均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为此，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陈晓鸿与宋波伟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8年9月5日解除；二、驳回陈晓鸿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宋波伟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由陈晓鸿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736.35元，由宋波伟负担。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宋波伟于一审提出的反诉主张，系基于同一《合作协议》约定，要求陈晓鸿负担其在协议项下的债务份额，符合反诉受理条件。一审法院予以接纳并合并审理，并无不当。至于宋波伟提交的《证明》，一审法院对其待证事实并未采信，而是认定双方系以松木公司为合作实体展开合作经营，宋波伟二审对此亦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并不存在违反证据送达和质证程序的情形。至于松木公司，其非《合作协议》签订主体，且与双方讼争法律关系的解决也无直接关系。一审法院不予追加其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并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程序不当。综上，陈晓鸿于上诉中诉称的一审法院程序错误，均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实体部分。本院认为，涉案《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从《合作协议》内容来看，双方并未就松木公司的股权变更进行约定，也无看出宋波伟有处分松木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相反，陈晓鸿在签订《合作协议》时，已明知松木公司股权登记状况，并同意在公司现状情况下展开经营合作。此外，《合作协议》就双方的合作方式、合作期限、利润分享和风险分担做了明确约定，具备合作经营合同的一般要素。且在协议履行过程中，陈晓鸿也实际派员参与了松木公司的经营管理。陈晓鸿称宋波伟阻挠其经营权的实现，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陈晓鸿于本案诉请返还的60万元，性质为合作关系项下的出资款，而非其受让松木公司股份而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陈晓鸿以股权转让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60万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上诉人陈晓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