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8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世卫，男，1975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硕，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胜，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银登贵，男，196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晓梅，安徽华人（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夏世卫与被上诉人银登贵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因不服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1民初5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世卫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银登贵支付合伙收益款18万元，赔偿擅自转让合伙承包的鱼塘损失50万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银登贵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本人与银登贵就堵龙背渔场承包经营不具有合伙关系错误，理由如下：在银登贵经营的堵龙背渔场本人有合伙资金投入，本人是合伙人，一审中本人已经提供了银登贵出具的收条两张。在（2018）皖01民终6852号案件庭审笔录中，银登贵自认与本人就堵龙背渔场是合伙关系。2、是否签订《合伙协议》不是认定合伙关系是否成立的法定标准。3、银登贵2013年5月7日擅自向阮厚强、夏太刚、杨润转让与本人合伙经营的鱼塘，给本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银登贵辩称，1、夏世卫上诉请求与一审诉讼请求不一致，不应当列为二审审理范围。2、夏世卫一审主张中自称“银登贵在2010年1月30日前和银登贵是合伙关系，2010年1月30日后银登贵退出合伙”，但是夏世卫并没有向银登贵支付退伙投资及收益，且夏世卫也没有缴纳2010年1月30日之后的承包经营费用。2010年至2016年渔场的承包经营权人分别是银登贵和阮厚强。3、夏世卫既然不享有2010年1月之后的渔场承包经营权，那么，银登贵、阮厚强2013年签订的转让合同就与夏世卫无关，也没有侵犯其任何权益，且夏世卫另案诉请确认转让协议无效已经被法院判决驳回，而夏世卫主张承包鱼塘损失款更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4、退一步讲，从夏世卫认为2010年1月30日银登贵退出合伙的主张以及另案查明的2013年银登贵转让承包经营权给阮厚强等人夏世卫是知情且介绍的事实来看，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夏世卫主张银登贵承担款项也均超出诉讼时效，更何况夏世卫主张的款项及赔偿损失均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夏世卫对于自己没有缴纳承包经营费且不享有堵龙背渔场经营权是明知的，其隐瞒事实与案外人聚日光伏2016年签订协议并收取款项而被追索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与银登贵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夏世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银登贵给付18万元合伙收益；2、判决银登贵返还16.6万元；3、判决银登贵赔偿损失170万元；4、本案一切费用由银登贵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四川省富顺县卡房村六组银登贵作为乙方与甲方堵龙背渔场签订《关于堵龙背渔场承包合同书》一份，载明甲方把堵龙背渔场1980亩水面及现有企业资产承包给乙方用于发展渔业养殖，乙方每年向甲方缴纳承包费10万元，承包年限自2008年6月30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堵龙背渔场原法定代表人刘家友在甲方处签字并加盖堵龙背渔场公章，银登贵在乙方处签字，县畜牧水产局沈模好签字见证。 2010年1月，堵龙背渔场作为甲方与乙方四川省富顺县卡房村六组、乙方代表夏世卫、郑燕签订《关于堵龙背渔场承包合同书》一份，载明甲方把堵龙背渔场1980亩水面及现有企业资产承包给乙方用于发展渔业养殖，乙方每年向甲方缴纳承包费6万元，承包年限自2010年1月30日起至2025年12月30日止，堵龙背渔场原法定代表人刘家友在甲方处签字并加盖堵龙背渔场公章，夏世卫、郑燕在乙方代表处签字，县畜牧水产局沈模好签字见证，刘家友在该合同书末页备注“和银登贵订的原合同作废”。刘家友作为证人出庭证实，该2010年承包合同书的签订系银登贵要延长承包期限，其与银登贵电话沟通同意后，称延长承包期限需要重新订立合同，因银登贵当时不在堵龙背渔场，郑燕在场，其认为郑燕、夏世卫与银登贵系合伙关系，所以与郑燕、夏世卫签订的承包合同书。银登贵辩称因其当时不在堵龙背渔场，其让派驻渔场的管理人郑燕处理合同延长事宜。 2013年5月7日，银登贵作为甲方与乙方阮厚强、夏太刚、杨润签订《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方自愿将所承包的堵龙背水库1800亩水面转让给乙方经营，转让费为36万元，包括2013年元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水库租金5.5万元、现在水库内全部水产资源、设施设备、生活用品及现住房2013年元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一年租金2400元，甲方将与堵龙背渔场签订的《关于堵龙背渔场承包合同书》（承包年限为自2010年元月30日起至2025年12月30日止）一并转让给乙方，银本祥代表银登贵在甲方处签署“银登贵、银本祥”，阮厚强、夏太刚、杨润在乙方处签字，银本祥在该《转让合同》末尾处书写收条，载明收到转让费贰拾陆万元整。据银登贵、夏太刚、阮厚强、杨润陈述另10万元转让费系支付给堵龙背渔场，结算银登贵2013年度承包费。银登贵对授权银本祥代替其签署《转让合同》的事实予以认可。夏太刚、杨润均陈述该转让合同的签订系夏世卫找到夏太刚，问起是否愿意代管堵龙背水库，并称盈利分夏世卫一部分，亏损由夏太刚自理，后杨润联系阮厚强共同到堵龙背渔场协商谈妥并最终签订的《转让合同》，支付转让费。夏世卫对找夏太刚、杨润代管水库、盈亏分担及其不需要投入的事实予以认可，并称谈妥的36万元转让费系支付银登贵的那一部分。2013年12月13日，阮厚强、夏太刚、杨润三人签订《退股协议书》一份，约定夏太刚、杨润将持有的堵龙背水库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阮厚强，阮厚强一次性付夏太刚、杨润108000元，夏太刚、杨润退出堵龙背水库的承包经营。 另查明：2008年至2013年期间，堵龙背渔场收取的承包经营费系银登贵缴纳，堵龙背渔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刘家友陈述，谁在承包堵龙背水库其就向谁要承包费。刘家友也陈述，2014年、2015年、2016年其向阮厚强收取承包经营费，系该段时间是阮厚强在承包经营堵龙背渔场。2016年10月19日，甲方堵龙背渔场、乙方阮厚强、丙方长丰县金绿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解除长丰县堵龙背水库承包协议》一份，约定解除阮厚强与堵龙背渔场之间关于堵龙背水库承包经营合同关系，由丙方一次性补偿乙方286万元，堵龙背渔场的现任法定代表人夏太龙在该协议甲方处签字并加盖堵龙背渔场公章，阮厚强在乙方处签字，长丰县金绿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丙方处签字签章。 又查明：夏世卫诉银登贵、银本祥、阮厚强、夏太刚、杨润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经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夏世卫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堵龙背渔场履行了支付承包费等合同义务，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和银登贵之间建立了堵龙背渔场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2010年承包合同书签订后也是银登贵在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向堵龙背渔场缴纳承包费至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的承包费由阮厚强缴纳；2013年5月7日，银登贵在转让堵龙背渔场承包经营权给阮厚强、夏太刚、杨润时也系夏世卫牵线，若夏世卫认为转让合同侵害了其利益当时就应提出异议，而非积极促成该转让事项的商定，夏世卫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夏世卫请求确认银登贵、阮厚强、夏太刚、杨润签订的《转让合同》因侵犯其利益应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该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皖0121民初121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夏世卫的诉讼请求。夏世卫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案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皖01民终692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2008年签订的《关于堵龙背渔场承包合同书》，四川省富顺县卡房村六组银登贵作为乙方、堵龙背渔场作为甲方，由堵龙背渔场原法定代表人刘家友在甲方处签字并加盖堵龙背渔场公章、银登贵在乙方处签字；2010年1月的《关于堵龙背渔场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的甲方、乙方分别是堵龙背渔场和四川省富顺县卡房村六组，夏世卫、郑燕作为乙方代表在该合同书上签字，不能证明夏世卫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夏世卫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堵龙背渔场履行了支付承包费等合同义务；而堵龙背渔场原法定代表人刘家友证实2010年承包合同书的签订系银登贵要延长承包期限，其与银登贵电话沟通同意后，其自认为郑燕、夏世卫与银登贵是合伙关系才与他们签订的承包合同书，谁在承包堵龙背水库其就向谁要承包费，2008年至2013年期间收取的承包经营费系银登贵缴纳，2014年至2016年的承包经营费系其向阮厚强收取。同时，银登贵作为甲方与乙方阮厚强、夏太刚、杨润于2013年5月7日签订的《转让合同》系在夏世卫牵线下才促成该转让事项的完成，如夏世卫与银登贵系合伙关系，其此时应当与银登贵共同作为甲方签字而非牵线促成该转让事项的完成，与常理不符。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案件，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双方依法应当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本案中，夏世卫、银登贵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夏世卫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与银登贵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夏世卫依法应承担不利的后果。 综上所述，夏世卫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银登贵的相关抗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夏世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68元，减半收取计11584元，由夏世卫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判决所认定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就案涉渔场的经营，夏世卫主张是与银登贵合伙经营，且在2010年1月31日之后，银登贵已退出合伙。就本案查明的事实反映，案涉渔场最早在2008年由银登贵与长丰县堵龙背渔场签订承包合同书后承包经营。2010年1月，虽由夏世卫、郑燕重新与长丰县堵龙背渔场签订承包合同书，但是本院作出的（2019）皖01民终6921号生效判决书已经认定该份合同的承包方仍然是银登贵，并非夏世卫。对于夏世卫主张自2010年1月上述承包合同书签订后，银登贵退出合伙的意见，与已查明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夏世卫在诉讼期间，提供两份收据复印件主张已支付银登贵合伙款项，但无原件核对，银登贵也不予认可，本院不予确认。夏世卫提供的另案庭审笔录反映银登贵认可两人之间协商过合伙事宜，但是根据该份笔录记载的内容来看，银登贵主张因夏世卫未能足额支付合伙款项，双方最终未能建立合伙关系，银登贵也已经将夏世卫支付的部分合伙款项退还。上述笔录材料虽然能够反映出双方之间曾协商合伙事宜，但对于是否真正成立合伙关系仍然各执一词。从案涉渔场的实际承包经营的过程来看，相关承包费用由银登贵交纳，夏世卫从未交纳过，且夏世卫也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分配过合伙收益或者分摊过合伙损失，甚至在2013年转让案涉渔场的时候，夏世卫也未签订转让协议，收取转让款项，而当时受让案涉渔场的阮厚强等人却是由夏世卫牵线介绍的，如果夏世卫当时与银登贵存在合伙关系，又如何能够放任自己的权益受损而不及时提出异议，这种行为严重违背常理。综合本案实际，本院对于夏世卫主张其与银登贵就案涉渔场经营存在合伙关系的意见，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夏世卫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夏世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由夏世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勇 审判员 王 雷 审判员 钱 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伍倩倩 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