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2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菊芬，女，197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祝云伟，男，1966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伟军，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柳莺，女，196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健英，浙江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菊芬、祝云伟因与被上诉人曹柳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14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菊芬、祝云伟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曹柳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012年之前双方之间存在频繁的饰品交易往来，曹柳莺拖欠蒋菊芬、祝云伟大量货款，并通过义乌市诚如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如箱包公司”）向蒋菊芬、祝云伟支付货款285万元，此285万元并非曹柳莺所称的借款。2012年后，双方同时存在共同投资办厂的情况，曹柳莺目前尚欠蒋菊芬、祝云伟股权转让款100多万元（不包括蒋菊芬、祝云伟对双方投资项目的垫资），本案借条出具于2017年，即使双方存在资金争议，也是因双方投资项目引起，不可能因2012年的285万元款项引起。根据蒋菊芬、祝云伟从义乌农商银行调取的信息显示：2012年9月13日的85万元及2012年11月7日的200万元系诚如箱包公司向义乌农商银行贷出来的款项，用途为进箱包配件、资金周转等，并非曹柳莺所称的借款。至于曹柳莺当庭提出的蒋菊芬、祝云伟于2013年10月15日分两笔还了70万元，一笔是楼纯鑫转入曹柳莺账户的40万元，标注了祝云伟的名字，另一笔是30万元，由谁转入不知。曹柳莺认为这70万元是蒋菊芬、祝云伟对285万元“借款”的还款。事实上，由楼纯鑫转入的40万元系其他交易往来，30万元系案外人曹小莺转入曹柳莺的银行账户（注：曹柳莺和曹小莺系姐妹关系）。由此可知，借条中的180万元根本就不是285万元减去35万元、再减去70万元的结果。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条中的180万元是借款，且该180万元的来源为2012年的285万元“借款”，显属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5条规定的是借期内利息的支付，而一审判决支付的是逾期利息。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已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布施行后废止，一审法院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显属错误。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是在双方明确利息多少的情形下针对利率是否过高进行评判，而本案双方并未约定利息。三、补充意见。1、借条载明的是“借”而非“借到”，不能证明款项已交付。2、曹柳莺在起诉状中主张利息从2016年6月1日起算，其与祝云伟的微信中也明确提到利息从2016年6月起算，该180万元来源于农业银行贷款，而不是信用社。显然该180万元的农业银行贷款手续是本案审查的关键。3、曹柳莺提供的其与蒋菊芬的微信中有九段是语音，该语音没有翻译，我方要求完整地播放。4、一审中曹柳莺起初强调跟我方没有发生过任何买卖交易，但在一审第二次庭审笔录第五页第六行又说从我方这里拿了15万元的货，其陈述自相矛盾。5、曹柳莺主张欠条是在蒋菊芬、祝云伟家里出具的，且当时祝云伟就在边上，那么祝云伟没有签字不符合常理。6、285万元都是曹柳莺与我方的生意往来。2012年9月13日当天通过农业银行转回去35万元，另外70万元不是我方的还款。7、一审中我方反复强调我方与曹柳莺之间只有买卖和合作关系，没有借款关系。 曹柳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曹柳莺在一审中提供的《借条》、285万元的转账记录、与蒋菊芬、祝云伟的聊天记录，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曹柳莺在2012年向蒋菊芬、祝云伟交付借款285万元。2017年5月9日，曹柳莺与蒋菊芬、祝云伟就借款进行结算，蒋菊芬、祝云伟尚欠曹柳莺借款180万元，蒋菊芬、祝云伟向曹柳莺出具借条一份，后曹柳莺多次向蒋菊芬、祝云伟夫妻催讨180万元借款，并形成了相应的微信及短信催讨记录，蒋菊芬、祝云伟从未否认其欠曹柳莺180万元借款，蒋菊芬更是明确表示180万元借款随时可以还给曹柳莺。足以证明蒋菊芬、祝云伟尚欠曹柳莺180万元借款的事实。二、曹柳莺交付给蒋菊芬、祝云伟285万元款项是事实，蒋菊芬、祝云伟主张该285万元系曹柳莺欠蒋菊芬、祝云伟的货款，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三、蒋菊芬、祝云伟一会说180万元系曹柳莺欠蒋菊芬、祝云伟的投资款，一会又说180万元系曹柳莺要求退回的投资款，其主张相互矛盾。事实上，曹柳莺根本不欠蒋菊芬、祝云伟任何投资款，该180万元就是蒋菊芬、祝云伟欠曹柳莺的借款。四、蒋菊芬、祝云伟主张蒋菊芬在向曹柳莺出具借条时，曹柳莺是欠蒋菊芬、祝云伟钱的，但关于欠什么钱其陈述前后矛盾，一会说是欠货款，一会说是曹柳莺欠蒋菊芬、祝云伟的借款，一会又说是曹柳莺欠蒋菊芬、祝云伟矿上的投资款。如果曹柳莺真的欠蒋菊芬、祝云伟钱，蒋菊芬、祝云伟为何还要向曹柳莺出具借条？针对蒋菊芬、祝云伟的补充意见：微信聊天记录中，蒋菊芬陈述“你说要还，我立马可以抽180万还给你”、“借条是我写的，这个我一直知道的”等内容，都可以证明蒋菊芬承认借款180万元未归还的事实。微信聊天记录是双方都持有的，若对微信聊天记录的完整性有异议，蒋菊芬、祝云伟完全可以提供其持有的聊天记录进行反驳，但蒋菊芬、祝云伟一直未提供。180万元的借条是对285万元的借款结算后出具的，蒋菊芬、祝云伟抓住结算前双方往来中的一、两笔交易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蒋菊芬、祝云伟陈述285万元是我方所欠的货款，那为什么我方支付蒋菊芬、祝云伟货款，蒋菊芬、祝云伟又要在9月13日当天转回35万元？如果是我方支付货款，蒋菊芬、祝云伟收着就可以了。综上，蒋菊芬、祝云伟的种种主张前后矛盾。蒋菊芬、祝云伟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都有从商经历，对于投资、贷款、拆借等商事行为都有所了解，对于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蒋菊芬、祝云伟主张借条出具后曹柳莺未交付借款，却从未向曹柳莺主张要回借条或要求曹柳莺销毁借条，反而在曹柳莺向其追讨借款时明确表示会归还借款，这些行为都足以证明蒋菊芬、祝云伟欠180万元借款未归还是事实。 2019年8月13日，曹柳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蒋菊芬、祝云伟立即归还曹柳莺借款本金18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6月1日起按月利率0.65%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蒋菊芬、祝云伟系夫妻关系。曹柳莺与蒋菊芬、祝云伟曾存在饰品买卖关系。2012年9月13日，曹柳莺通过诚如箱包公司转到蒋菊芬账户85万元，2012年11月1日，曹柳莺通过诚如箱包公司转到蒋菊芬账户200万元。2017年5月9日，经双方结算，蒋菊芬、祝云伟尚欠曹柳莺借款本金180万元，同日，由蒋菊芬根据结算后的借款本金向曹柳莺出具借条一份。嗣后经曹柳莺催讨，而蒋菊芬、祝云伟至今未归还180万元借款本金。2019年1月28日，曹柳莺与蒋菊芬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蒋菊芬承认欠曹柳莺180万元借款本金的内容。2019年3月27日，曹柳莺与祝云伟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曹柳莺催讨18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内容。嗣后经曹柳莺催讨，蒋菊芬、祝云伟至今未归还曹柳莺180万元借款本金。为此，曹柳莺诉来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曹柳莺通过银行转到蒋菊芬账户85万元一次，200万元一次，共计285万元。后双方结算，2017年5月9日，由蒋菊芬向曹柳莺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借曹柳莺180万元，借款人蒋菊芬等内容。蒋菊芬、祝云伟以转账中记录是“货款”来抗辩是曹柳莺欠蒋菊芬、祝云伟的货款，在曹柳莺否认是欠货款情况下，蒋菊芬、祝云伟应承担曹柳莺欠蒋菊芬、祝云伟货款的举证责任，但蒋菊芬、祝云伟未有提供证据，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曹柳莺与蒋菊芬、祝云伟间的聊天信息也有说到欠款180万元内容。综上，有转账，有借条，有聊天记录等，故，一审法院认定蒋菊芬、祝云伟向曹柳莺借款180万元未还属实，应当承担及时予以返还曹柳莺借款的民事责任。借款发生于蒋菊芬、祝云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蒋菊芬、祝云伟共同承担还款的责任。借条中未明确约定利率，可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曹柳莺诉讼请求合理有据部分，予以支持。蒋菊芬、祝云伟抗辩借款未实际交付及以前的款项是支付货款，依据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蒋菊芬、祝云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曹柳莺借款人民币180万元并支付利息（从2019年8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曹柳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380元，由蒋菊芬、祝云伟负担。 二审中，蒋菊芬、祝云伟向本院提供了：证据一、《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矿产股权及分红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蒋菊芬、祝云伟夫妇与曹柳莺分两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最终决定将金塔县旭华矿业有限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权作价500万元转让给曹柳莺夫妇的事实。证据二、（2019）甘09民终85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双方系长期合作关系，各种合作款项及资金往来频繁。证据三、楼纯鑫向曹柳莺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一份、曹柳莺向蒋菊芬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一份、曹小莺向曹柳莺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1、2013年10月15日楼纯鑫向曹柳莺转账的40万元（备注祝云伟）系双方之间的临时拆借往来款，事后曹柳莺于2013年10月18日又转给了蒋菊芬，根本不存在蒋菊芬、祝云伟通过楼纯鑫向曹柳莺归还之前的285万元借款的事实。2、2013年10月15日曹小莺向曹柳莺转账30万元，此30万元与蒋菊芬、祝云伟无关，也不是蒋菊芬、祝云伟归还之前的285万元借款。曹小莺是曹柳莺的亲妹妹，没有理由代蒋菊芬、祝云伟向曹柳莺偿还借款。 曹柳莺质证认为，上述证据都不是新证据，在一审中都已经存在，蒋菊芬、祝云伟在一审中没有提供。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两份合同恰恰可以证明曹柳莺不欠蒋菊芬、祝云伟投资款，《矿产股权及分红合同》签订于2018年1月28日，本案借条形成于2017年5月9日。当时的分红合同中明确写明曹柳莺、宋正明在公司已投资50%的资金，所以蒋菊芬、祝云伟主张曹柳莺欠蒋菊芬、祝云伟矿上投资款不是事实。蒋菊芬、祝云伟主张180万元系曹柳莺要求退回的投资款，也不属实。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的借款无关。蒋菊芬、祝云伟与曹柳莺之间关于金塔县旭华矿业有限公司的纠纷已通过另案诉讼解决，与本案纠纷无关。对证据三的合法性有异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曹柳莺和曹小莺转账记录的合法性有异议，这是她们两个之间的转账，蒋菊芬、祝云伟无法以正常途径取得。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我方的180万元借款是对285万元借款的结算，蒋菊芬、祝云伟提供的这些转账记录都是发生在2017年5月9日之前的。即使存在这些转账也是经过双方结算的，所以也不能达到蒋菊芬、祝云伟的证明目的。 针对蒋菊芬、祝云伟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一、证据二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不予认定。对于证据三，本院将结合其他在卷证据一并予以论证。 曹柳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1月28日，曹柳莺与蒋菊芬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曹柳莺问“180万的借条，你写的吧”，蒋菊芬回复“是的，这个我一直知道的”，蒋菊芬陈述“我一直说我欠你180万，另外合并矿的钱和生产的钱我垫下去，到时候你的欠条可以抵的，想不到你来这一手，我垫的钱你不认账了”，“你要还180万随时都可以，我矿里垫进去的钱该怎么算”，“你说要还，我立马可以抽180万还给你”。2019年3月27日，曹柳莺与祝云伟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曹柳莺陈述“帮你农行贷款的180万，利息从2016年6月到现在都没有给我，我一直给你垫付到现在”，祝云伟回复“我投资进去的钱利息怎么算，我也一直垫付着，大家算算吧”。 本院认为，曹柳莺主张借条中的180万元系由2012年其向蒋菊芬交付的285万元借款结算形成，蒋菊芬、祝云伟对此不认可，并主张285万元是曹柳莺向蒋菊芬、祝云伟支付的货款、借条中的180万元实际未交付。本院认为，蒋菊芬、祝云伟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285万元款项的性质是货款，对蒋菊芬、祝云伟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中案外人诚如箱包公司已出具情况说明证明285万元系根据曹柳莺的指示汇入蒋菊芬的账号，结合在卷证据借条，以及曹柳莺与祝云伟、蒋菊芬夫妻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认定祝云伟、蒋菊芬尚欠曹柳莺借款180万元未归还的事实。双方之间关于金塔县旭华矿业有限公司出资款的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可另行处理。一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错误，应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539元，由上诉人蒋菊芬、祝云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耘 审 判 员  楼 晋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金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