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6民终8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建洲，男，汉族，1971年8月10日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恒志，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红卫，男，汉族，1982年9月15日生，住周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其锋，河南陈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贺周，男，汉族，1974年7月15日生，住周口市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保军，河南团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建洲因与被上诉人田红卫、崔贺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2019）豫1602民初5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陶建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恒志，被上诉人田红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其锋，被上诉人崔贺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保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建洲上诉请求：1、撤销(2019)豫1602民初558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田红卫、崔贺周返还人民币1500万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3倍)；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田红卫、崔贺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陶建洲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应该受理，程序严重违法。2019年11月19日，法院组织第二次开庭质证，并征求田红卫、崔贺周是否需要新的举证期限，田红卫、崔贺周明确表示不需要新的举证期限；随后法庭组织质证、法庭辩论，即截止到2019年11月19日，案件仍在举证质证期限内。2019年10月30日，陶建洲向法院递交了书面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在法院组织的第二次质证之前，依法有权变更诉讼请求。二、认定事实错误，在田红卫、崔贺周未提交证据原件且陶建洲不予认可的情况，法院直接作为查明案件事实，显然不当，应予纠正。关于新蔡新明置业有限公司管理费用开支事项，第一次开庭之时，田红卫、崔贺周没有举证原件、陶建洲陈述核实后质证；第二次开庭之时，陶建洲认为因无原件核对，故而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无原件核对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三、关于因涉案的国有土地事项，新蔡县地方政府已经给予了全额补偿，即便有损失，田红卫、崔贺周也得到了全额补偿，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四、本案的争议焦点2018年9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基于新蔡县人民政府的招商引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即《协议书》的基础事实违法。2017年12月3日，新蔡县新明置业有限公司与新蔡县人民政府签订《招商引资协议》，协议约定：涉案的土地采用兜底价、提前锁定土地成本，属于违法的无效协议。2018年3月22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根据新蔡县人民政府的《招商引资协议》，田红卫、崔贺周确保土地以低价挂牌。2018年，因新蔡新明置业有限公司欺骗政府，原招商引资协议没有实施。2018年9月27日《协议书》的基础、来源是招商引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基础存在违法事项，当然影响《协议书》效力。五、从权利义务角度，一审法院的裁判思路遗漏了陶建洲的举证。(1)在2017年12月3日田红卫、崔贺周与新蔡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招商引资协议》中，新蔡县人民政府明确要求：被告方应该是杭州新明集团的子公司／关联公司。事实上，除了公司名称中容易让人混淆的“新明”二字相同外田红卫、崔贺周成立的新蔡新明置业有限公司与杭州新明集团毫无关系。(2)田红卫、崔贺周承诺在2019年3月31日土地挂牌、5月31日取得国有土地权证，价格为50万元／亩。客观上，土地直到2019年8月份才挂牌，且挂牌价远远高于50万元。补充：2018年9月28日的协议书的第三项和第四项，田红卫、崔贺周仅履行了一部分。田红卫辩称，1、陶建洲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其是在庭审结束后(2019年10月30日)提出的变更诉讼请求，虽然其代理人在庭审中提出过协议无效的主张，但其代理人的代理权限是一般代理，无权要求变更诉讼请求。田红卫根本不同意其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并无不当。2、田红卫开庭时提交的证据既有原件又有复印件，陶建洲代理人拍了照片，认为需要回去向陶建洲核实，法庭要求在核实后以书面形式回复，但未回复。在第一次开庭时，已经提交了证据原件让陶建洲进行质证并让法庭进行核实。第二次开庭时不需要再拿原件。陶建洲认为第二次开庭没有拿原件为由，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不应当认定。陶建洲认为，新蔡县地方政府己经全额给予了田红卫补偿，权利义务失衡。陶建洲与田红卫于2018年9月28日协议退出新明公司的经营管理，己无权干涉新明公司对后续事务的处理及权利的主张；新蔡县政府是否补偿与陶建洲之间的诉争没有任何关系，更不存在权利义务失衡。3、招商引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8年9月28日协议书不是主合同和从合同的关系。虽有一定联系，但各自独立，并非主从合同关系。陶建洲曲解《招商引资协议》，协议并未约定项目宗地采用兜底价、提前锁定土地成本，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第2项规定“乙方(新明公司)承诺能够接受的项目地块地价为50万元一亩，在出让的土地符合上述价格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条件的前提下，乙方承诺积极参与土地竞拍”第五项规定“根据现实条件和市场因素及相关规定进行挂牌出让。如宗地挂牌公示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挂牌价格、挂牌条件设置与本协议书有较大差异的，乙方有权视情况作出不参加摘牌或不摘牌，此种情况下，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协议第六条第2项、第3项，第八条第1项，第2项亦有竞拍或不参加竞拍，竞拍未能竞得此种情形责任义务的约定。50万元一亩是签订《招商引资协议》时新明公司能够接受的价位；根据市场因素，政策调整挂牌时会高于也会低于此价格，并非陶建洲主张项目宗地采用兜底价提前锁定成本违背《土地管理法》，陶建洲主张审查招商引资协议的效力，不是本案审查范围。4、陶建洲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上诉状中提到的田红卫重大违约行为，是新蔡新明公司与杭州新明集团没有关系，才导致新蔡县人民政府不同意招商引资协议的履行。2018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可以看出，陶建洲对新蔡新明公司的股东、股权结构以及项目的实际情况有着充分的了解认知，并且经营新明公司半年之久，期间对项目更改累计支出七百余万元，并未质疑新蔡新明公司与杭州新明集团的关系是招商引资协议不能履行的阻碍，2018年9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已经自认违约，现上诉中主张田红卫重大违约行为与事实完全不符。陶建洲无证据证明田红卫承诺在2019年3月31日土地挂牌、5月31日取得国有土地权证，确保价格为50万元／亩。《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未有此约定。土地在2018年8月挂牌陶建洲未竞得，主因陶建洲经营不善错失商机，经营管理新明公司期间一再拖延、更改项目规划指标，规划设计方案，未能与政府协商一致取得预批准，资金未到位、自身违约造成。5、2018年9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在田红卫的律师及陶建洲带领的从事法律事务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双方充分协商在明确陶建洲违约，田红卫没有违约的情况下，形成的协议书，其自愿补偿田红卫1500万元，该协议陶建洲也特别注明如田红卫在两个工作日未将4000万元汇给陶建洲，本协议作废。2018年9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己履行完毕。如果田红卫违约的情况下陶建洲不会在协议书上签字认可。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补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规定，合同效力的审查不限于当事人的主张，法院可以主动审查合同的效力。崔贺周辩称，1、同田红卫代理人的答辩意见；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陶建洲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没有证据支持；3、陶建洲增加的上诉理由成立与否，均不能够支持其上诉请求。陶建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8年9月28日的《协议书》，依法判令田红卫、崔贺周返还人民币1500万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3倍）；2、诉讼费用由田红卫、崔贺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3日，新蔡县新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明置业”，田红卫、崔贺周系新明置业股东）与新蔡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招商引资协议，根据该协议，新明置业有权以约定地价50万元每亩的价格取得新蔡县人民路南侧，新区纬三路北侧、新区经纬四路东侧，月亮湾大道西侧，用地面积194.37亩的土地（以下简称涉案土地），新蔡县政府承诺在2018年3月31日前挂牌出让涉案土地，新明置业应当在2017年12月18日前缴纳3960万元保证金，同时约定国家政策调整和不可抗力属于免责条款，因此而发生的违约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新明置业在招商引资协议签订后，按照约定缴纳了3960万元保证金。2018年3月22日，陶建洲和田红卫、崔贺周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田红卫、崔贺周将其持有的新明置业90%的股权及法定的相关权益转让给陶建洲，转让后剩余的10%的股权由田红卫持有，田红卫不参与公司的分红和管理，本协议股权转让款结清后，陶建洲有权要求田红卫将剩余10%的股权无偿转让到陶建洲名下，田红卫、崔贺周应当无条件配合。股权转让款人民币一亿三仟八百万元整，该股权转让款包括新明置业在本协议签订前为购置涉案土地等业务所支出的所有费用、保证金、对外债务及应付项目土地出让金。合同还约定，在本协议签订的当天（2018年3月22日），陶建洲转款给新明置业叁百万元作为股权转让定金，2018年4月6日前转款肆仟柒佰万，下余款项（捌仟捌佰万元）在项目土地中标、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五日内陶建洲核减相关费用后转款到新明置业。田红卫、崔贺周承诺如果在2018年5月31日前不能拿到案涉土地使用权，陶建洲要求退出，田红卫、崔贺周应当在5月31日前转入的款项及利息返还给陶建洲。陶建洲于签订合同后交付定金叁百万元，剩余的转让款项，陶建洲并没有在2018年4月6日前支付，具体支付情况如下：2018年4月11日转账支付贰百万元，2018年5月14日转账叁仟万元，2018年5月25日转贰千万元，共计伍仟伍百万元。同时，陶建洲交付定金后，田红卫、崔贺周即按照合同的约定，将公司交于陶建洲管理，公司的财务报销账目由陶建洲签字，陶建洲在管理公司期间，经陶建洲经手支出各项费用共计7028898.8元，包括更改工程设计项目支出的费用174万元。在陶建洲退出公司的时候将新明公司的商务车开走。2018年8月份，新蔡县人民政府挂牌拍卖涉案土地，拍卖起拍价为每亩71.87万元。2018年9月28日，在田红卫的律师及陶建洲带领的从事法律事务人员的共同参与下，陶建洲和田红卫、崔贺周经协商一致达成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协议书》。该协议明确约定：“2018年3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甲方（陶建洲）负责公司经营和运作过程，乙方（田红卫、崔贺周）予以配合和进行财务监管。但甲方违反协议约定没有及时投入资金，造成乙方不可弥补的损失，甲方无意继续受让该股权及继续经营。本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及履行情况，双方就该股权转让问题达成以下协议”：一、解除甲、乙双方2018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甲方退出新明置业的经营管理，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公司债务的扩大或减少损失；三、甲方经营期间新明置业的债务由甲方负责承担，甲方应列具详细的清单，不应隐瞒或者遗漏，清单应由乙方审核和认可；清单之外的债务或由于甲方不作为导致公司债务所损失增加的，亦由甲方承担；四、甲方自愿一次性补偿乙方费用1500万元（包含第三条甲方经营新明置业有限公司期间产生的债务，不包含清单之外的债务或由于甲方不作为导致新明公司债务或损失增加的部分。）；五、1500万元的补偿费用，由甲方通过驻马店中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汇到新明置业3000万，通过徐州汉之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汇入2000万元，陶建洲个人汇入500万元，合计5500万元中扣除并承担。剩余的4000万元，在协议签订当天后当日汇入驻马店中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00元、汇入徐州汉之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汇入2000万。两个工作日未汇出，本协议作废。……协议达成后，田红卫、崔贺周于2018年9月28日分八次将肆千万元受让股权款转给陶建洲，其余1500万元抵扣协议中约定的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陶建洲变更诉讼请求是否合法；二、陶建洲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一、关于陶建洲变更诉讼请求是否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当事人申请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案陶建洲代理人在法庭辩论环节虽然提出《协议书》无效的主张，但其代理人的权限是一般代理，无权要求变更诉讼请求。庭审结束后（2019年10月30日），陶建洲提交书面的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该案，田红卫、崔贺周不同意陶建洲变更诉讼请求。《协议书》和《招商引资协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不是主合同和从合同的关系。三个合同之间虽然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并非属于主从合同，《招商引资协议》是新明置业与新蔡县政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陶建洲和田红卫、崔贺周签订的，解除协议也是陶建洲与田红卫、崔贺周签订的。三个协议性质各异，互相独立，不存在主从关系。此外，陶建洲主张《协议书》无效的理由是《招商引资协议》是否有效，超出了本案审查的范围。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本案不属于此种情况，本案法官并没有要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田红卫、崔贺周也不同意陶建洲变更诉讼请求，故陶建洲在法庭辩论结束后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二、关于2018年9月28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的主张是否应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可以在一年之内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当事人主张利用该条撤销法律行为时，一要举证证明自己处于危困地位或者弱势地位；二要证明合同相对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了其危困状态或者弱势地位；本案中，陶建洲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签订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时其处于危困状态或者处于弱势地位，也没有证明对方故意利用了其处于危困状态或者弱势地位。相反，签订《协议书》时双方当事人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在田红卫的律师及陶建洲带领的从事法律事务人员的共同参与下签订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协议书》，该《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该《协议书》已经当天履行完毕，且该协议书约定的1500万元为补偿款，不是赔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综上，陶建洲请求撤销2018年9月28日签订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15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陶建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800元，由陶建洲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被上诉人田红卫举证：新明西湖御园方案设计合同一份（复印件），证明目的：由于陶建洲私自改变项目设计方案，导致案涉土地不能及时挂牌交易。上诉人陶建洲质证意见：因是复印件，代理人暂时不确定真实性。被上诉人崔贺周质证意见：无异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该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田红卫举证的该证据，系复印件，并无原件，亦无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股权转让而引起的纠纷。第一，关于上诉人陶建洲上诉主张的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问题。经审查：1、一审法院系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进行的第一次开庭，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一审法院并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当事人申请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3、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4、就案涉协议书的效力及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辩论；5、合同效力并非事实问题，属法院可依职权认定的内容，一审法院在审查案涉协议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时，对其效力亦作出审查。综上，对上诉人陶建洲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原审认定事实是否错误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2018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诉人陶建洲已经实际参加了新明置业的管理。在一审法院审理时，就本案的证据已经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在二审审理时，上诉人陶建洲并未能举证予以反驳一审事实部分的认定，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不予调整。第三，关于案涉诉请的协议书的效力应如何认定及是否属于可撤销的合同问题。经审查：1、上诉人陶建洲并非案涉招商引资协议的合同主体，以上诉人陶建洲现有举证的证据和案涉招商引资协议的内容，尚不足以认定该招商引资协议属于无效协议；2、新蔡县政府就案涉的国有土地事项是否给予了补偿，上诉人陶建洲并无证据予以证明；3、依据查明的事实，系在被上诉人田红卫的律师及上诉人陶建洲带领的从事法律事务人员的共同参与下，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达成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协议书》；4、案涉诉请的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5、案涉诉请的协议书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6、上诉人陶建洲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签订案涉诉请的协议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案涉诉请的协议书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7、一审法院关于案涉诉请的协议书属不可撤销合同的认定，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陶建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由陶建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新章审判员  智卫东审判员  曹春萍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何琼琼书记员周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