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春恰，男，1969年10月14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青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峰，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国，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连芳，女，1973年7月15日出生，壮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黄春恰因与被上诉人李连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7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黄春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峰、黄伟国，李连芳本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春恰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解除黄春恰与李连芳于2018年7月18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三、改判李连芳向黄春恰返还款项272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72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起诉之日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四、改判李连芳承担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含案件受理费、鉴定评估费用等一切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为《合作经营协议书》没有明确约定工商登记需要将黄春恰列为股东，进而认为李连芳不存在根本违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一)《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了应当进行股权登记。双方在《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二条第2点及第三条第2点，明确约定了合作的酒楼需要办理工商登记，双方按照最终确定的占股比例享受经营收益，结合《合作经营协议书》前后条文，显然双方约定是以最终登记来确定的占股比例，且各方享受经营收益，承担经营成本、经营亏损均以最终登记确定的占股比例作为依据。(二)《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依照《民法总则》第十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即使在《合作经营协议书》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处理本案的纠纷，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这是《公司法》的原则性规定，在双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原则性规定进行处理，而不是推定无需将黄春恰登记为股东。《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八)项也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为公司登记事项。(三)不将黄春恰登记为股东，将使黄春恰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公司法》第三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李连芳不仅未将黄春恰登记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也未向黄春恰签发出资证明、置备股东名册，将黄春恰记载于股东名册中，黄春恰根本无法行使股东的基本权利。二、李连芳从未能提供真实和规范的原始财务资料，黄春恰无从了解真实的经营状况，投资权益受到严重侵犯。《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二条第4点约定了“甲方可以有权了解酒楼的经营状况和审查每月的财务报告”第三条第1点“乙方对于甲方投入的资金必每笔支出都真实和规范，不得虚构或者夸大成本，乙方必保证财务报表真实。”这是双方合作协议得以持续履行的最基本的要求。从庭审的情况来看，李连芳一直宣称有相关的财务资料、凭证可以随时提供，但其在法庭开庭指定的期限内，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更无从保证其资金收支最起码的真实性，从而也可以看出其所提供的《肥妈酒家2018年7月份至2019年5月31日止财务运营情况》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也完全不符合双方所约定的真实、规范的要求。三、黄春恰从未放弃股东的基本权利。《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二条第3点约定，李连芳负责经营管理和日常动作，黄春恰不得参与经营及与经营管理有关的一切事项，这里仅仅是指黄春恰不参与具体的经营管理，但黄春恰从未放弃其依法享有的股东基本权利。四、黄春恰从未认可《肥妈酒家2018年7月份至2019年5月31日止财务运营情况》，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酒楼的真实经营情况。(一)黄春恰给钟文成的《委托书》只是一般授权，该委托书只是一般代理行为，授权事项也不明确。(二)《肥妈酒家2018年7月份至2019年5月31日止财务运营情况》2019年6月18日签署时，李连芳并没有任何原始凭证证实其给出的各项数据，纯属于李连芳个人的陈述。这个事实在钟文成与李连芳2019年6月18日23：26至23：46的聊天记录中可以得到证实：在2019年6月18日即将结束的时候，钟文成才向李连芳提出要求列出支出数，要对装修工程开支进行核对，并对九十万元款项提出异议，也即是说钟文成在《肥妈酒家2018年7月份至2019年5月31日止财务运营情况》上签字时，他并没有进行核对，也即没有看过原始的收支凭证。(三)2019年6月2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李连芳在当天13：32说到“钟哥回南宁未？昨天前台把数交我处，发给你还是发给黄总。”(即在2019年6月21日，李连芳才拿到前台给出的数据)，钟文成在13：39回复说“我晚上去拿吧”然后再于15：26说到“发过来给我吧”李连芳于15：29才发了一张图片。然后钟文成再提到“那我怎样才能看到呢”“你定个时间，我过去看一下?”“黄总就是想知道你的钱是否真正开支出去。”(显然钟文成对有关的数据和原始凭证，在签名时，他是没有看过的。)后来钟文成也没有看到有关的原始收支凭证。2019年6月22日，钟文成已经回到南宁了，李连芳又发了几张图片，也只是李连芳本人制作的，并非真实规范的财务资料或原始收支凭证。从钟文成与李连芳的聊天记录时间看，可以看出钟文成在签署《肥妈酒家2018年7月份至2019年5月31日止财务运营情况》当时根本就没有看过涉案酒楼收支有关凭证的，是事后才与李连芳联系要求查看。另外，钟文成的签名，与《肥妈酒家2018年7月份至2019年5月31日止财务运营情况》见证人在同一地方，其认为自己也只是见证人之一，见证李连芳书写有关数据的过程，因为钟文成根本无从核对相关数据的原始凭证，不可能去进行结算。(四)黄春恰在向钟文成了解到有关情况后，立即于2019年6月27日向李连芳发出了《告知函》明确表明钟文成的授权为一般授权，钟文成没有权利代表黄春恰进行结算，钟文成签字的结算表(即《肥妈酒家2018年7月份至2019年5月31日止财务运营情况》)错漏较多，且无盘点及库存数据，不应当视为有效的财务结算表，同时明确要求李连芳在2019年7月15日前与黄春恰本人对合作经营酒楼餐厅进行合法有效的结算，应分清双方在酒楼的占股比例等。李连芳收到黄春恰的《告知函》拒绝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凭证，拒不进行结算。李连芳辩称，不同意黄春恰的上诉请求。2019年5月31日之前的账目双方已经核算清楚，之后的账目黄春恰委托了相关人员参与酒家的经营管理，对账目也是清楚的。黄春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黄春恰、李连芳于2018年7月18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2.判决李连芳向黄春恰返还款项272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72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19日）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3.判决李连芳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含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16日、7月26日和8月8日，韦海莲转账三次50万元，共150万元给李连芳，交易摘要备注为借款。2018年8月28日、9月6日、9月27日、10月25日，黄春会通过其尾号为5872的农业银行账户分别转账50万元、30万元、20万元、10万元，共计110万元给李连芳。其中金额为30万元和20万元的交易摘要为投资款。2019年6月18日，黄春会通过其尾号为5507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2万元到李连芳账户，交易备注为黄春恰广州投资款。2018年7月18日，黄春恰（甲方）与李连芳（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甲方根据与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石基经济联合社（第三方）签订了《租赁合同》，取得了有基路511号之一之二之三等地块新建筑物二楼的物业使用权，现甲方与乙方就二楼场地的开发使用达成合作经营协议；第一条，合作项目；1、合作项目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石基路511号之一之二之三等地块新建筑物二楼，建筑面积为1700平方米，物业四周的广场通道全部属于配套使用。合作项目为经营酒楼餐厅；2、合作期限从2018年7月18日至2028年1月8日，前两个月为装修期免租期；第二条，合作形式；双方共同出资开办此酒楼餐厅，甲方出资约200万，乙方出资约50万甲方需以货币出资，乙方可以有部分实物资，有部分货币出资，现双方初步同意引进饮胜会进入酒楼入股，具体以双方谈判条件确定为准。双方在开业前统计最终确定双方占该酒楼的份额比例；2、酒楼餐厅名字待定，需领取营业执照，办理工商登记；3、乙方全权负责对此酒楼餐厅的经营管理和日常运作，包括酒楼装修、人事聘用、任免、培训、考勤、管理，厨师待遇、菜式的调整，优惠活动开展和结束等与经营管理有关的一切事项，甲方不得参与经营及与经营管理有关的一切事项，不能干预乙方对经需管理的所有决策和实施；4、甲方可以有权了解酒楼的经营状况和审查每月的财务报告，甲方及股东成员到餐厅消费必按实际消费金结账，不能免费或赊账影响酒楼的正常经营和管理；5、双方同意酒楼每月必保留100000元的经营备用金，不能随意调动使用，经营备用金一旦有所减少，必需在下月补足；第三条，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1、乙方对于甲方投入的资金必每笔支出都真实和规范，不得虚构或者夸大成本，乙方必保证财务报表真实；2、在合作经营期间，甲乙双方按照最终确定的占股比例承担经营成本、享受经营收益或者承担经营亏损；3、在合作经营期间，每月按照成本共同承担，如出现亏损，必须每月按比例以现金弥补亏损，以保证酒楼的正常经营和运作；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可以立即将原酒楼的设备设进合作的场地。2019年2月26日，广州市肥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登记设立，登记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为李连芳，住所为广州市海珠区石基路511号之一、之二、之三二楼201房。2019年6月15日，黄春恰作为委托人向钟文成出具《委托书》。《委托书》记载黄春恰委托钟文成作为代理人全权代表黄春恰办理广州肥妈酒楼的相关事宜，对钟文成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签署的有关文件，黄春恰均予以认定。2019年6月18日，李连芳、钟文成、韦仕博等人在《肥妈酒家2018年7月份至2019年5月31日止财务运营情况》上签字。《肥妈酒家2018年7月份至2019年5月31日止财务运营情况》记载：“一、开业前现金收入3100000元，甲方2600000元，乙方500000元。现金支出4232106元，收支相抵负1132106元。二、开业后：（2018年10月-2019年5月）现金收入7896130元，现金支出7667227元，收支相抵228902元。一、二项合计：负903203元。”黄春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了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庭审中，双方均确认李连芳已收取黄春恰投资款272万元，李连芳自2018年9月30日起在广州市海珠区石基路511号之一之二之三等地块新建筑物二楼经营“肥妈酒家”至今，韦仕博是黄春恰亲戚，在案涉肥妈酒家担任仓管。李连芳表示韦仕博还兼任会计。黄春恰否认，并表示李连芳曾经几次发送了涉案酒家经营情况的图片给黄春恰，内容显示涉案酒家亏损，但没有附上原始凭证。李连芳表示同意公开原始凭证给黄春恰，随时可以拿原始凭证给黄春恰查看，双方没有约定酒店工商登记要将黄春恰列为股东，李连芳曾在办理工商登记时告知了黄春恰。此外，庭审中，黄春恰表示，李连芳拒绝公开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和将酒楼注册成为自然人独资公司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故黄春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主张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黄春恰、李连芳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黄春恰主张李连芳拒绝公开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且将酒家注册成为自然人独资公司，该行为构成根本违约。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李连芳多次将通过微信酒家经营统计情况发送给黄春恰，李连芳和黄春恰的委托代理人钟文成在2019年6月15日对涉案酒家的经营情况进行了确认。黄春恰、李连芳双方在《合作经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黄春恰不参与经营管理，既没有明确约定工商登记需将黄春恰列为股东，也没有约定黄春恰查看经营相关原始凭证的方式和程序。庭审中李连芳同意提供原始凭证供黄春恰查看。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连芳存在根本违约致使黄春恰投资酒楼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8日判决如下：驳回黄春恰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5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黄春恰负担。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黄春恰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复函》及投寄证明，拟证明一审判决后，黄春恰要求查账，李连芳未予配合，再次拒绝。2.案外人**新出具的《关于李连芳引入本人投资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李连芳未经黄春恰同意擅自引入投资人。3.**新向李春芳转账的凭证，拟证明李连芳收取投资款的事实。李连芳对此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确认。上述证据涉及的10万元是我方向**新的借款，不是投资款，双方有借条。本院认为，黄春恰基于其与李连芳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对案由定性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经审查，黄春恰、李连芳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出自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审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合作经营协议书》是否具备解除条件，黄春恰要求李连芳返还投资款是否成立。关于上述争议，黄春恰认为李连芳没有按协议约定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且拒绝提供真实的财务资料并擅自引入投资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本院认为，首先，工商登记具有向社会公示的作用，当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但对法人内部的股东资格不具有决定性的效力。本案中，涉案协议并未明确约定需将黄春恰登记为在册股东，且双方在涉案协议中已约定按最终核定的占股比例承担经营成本、享受经营收益或者承担经营亏损，黄春恰也已实际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其合法权益应可得到保障。黄春恰以李连芳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由要求解除涉案协议，理据不充分。双方因股东变更登记事宜产生的纠纷，可另寻途径解决。第二，关于提供财务资料的问题。根据涉案协议，黄春恰不参与经营管理，有权了解酒楼的经营状况和审查每月的财务报告，但对于具体的查看方式和程序并无约定。本案现有证据显示，一方面，李连芳曾多次通过微信向黄春恰通报涉案酒家的经营统计情况，其在一审中也明确表示同意提供原始凭证供黄春恰查看。另一方面，黄春恰本人虽未直接介入具体的经营管理事务，但其在2019年6月15日已委托案外人钟文成全权办理涉案酒家相关事宜，而钟文成在2019年6月18日形成的《肥妈酒家2018年7月份至2019年5月31日止财务运营情况》上签名确认的行为，进一步说明黄春恰对涉案酒家的财务经营情况应是了解和掌握的。黄春恰认为钟文成的上述签认行为仅是作为见证人所为，与现有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黄春恰的上述举证尚不足以充分证实李连芳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拒绝提供真实的财务资料的情形。第三，黄春恰所称李连芳擅自引入投资人致其利益受损，如存在该情形，应可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给予公司或股东相应的救济途径解决，并不足以构成解除涉案协议的合理事由。综上，黄春恰以李连芳的上述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主张解除涉案协议、由李连芳返还投资款等，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春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560元，由上诉人黄春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本书记员  张 蔚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