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7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葛某，男，2011年7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8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系葛某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良，湖南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村民小组，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组。负责人：周万华，系该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葛某因与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吊楼子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2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分配上诉人集体收益72000元；3.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判决认定“上诉人因子女投靠而迁户至被上诉人处，但该事实发生于2016年2月3日户籍政策放开之后，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基本丧失事实与法律关联”是错误的。2017年7月21日，上诉人父母协议离婚，约定上诉人由母亲李某抚养。2017年8月8日，上诉人之母与被上诉人的组民李镜欢结婚。2017年8月10日，上诉人之母以夫妻投靠为由将户籍迁至被上诉人处，同时将上诉人户籍以父母子女投靠为由迁至被上诉人处。上诉人作为未成年人，由母亲抚养，户籍随母亲的婚姻而发生异动，此事实不论在2016年2月3日前的户籍政策，还是之后，均合情、合理、合法，应受到承认和保护。被上诉人处2016年2月3日之后的其他新增人口（婚迁和出生）得到分配，均以其户籍是否迁入被上诉人处为基本要件。二、原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自愿接受并对‘申请新增取得’情形提出正当程序要求,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已据此办理相应手续而获得分配请求权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处已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村民是否属于经济组织成员，从未按上述“正当程序”进行过“认定”。三、现阶段法律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无任何明确规定，但长沙市人民政府的《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上诉人已纳入被征地的安置补偿对象，足以证实上诉人具有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四、现阶段长沙地区各级法院在审理该类型案件中，对于应否参予分配均予以直接裁判，未要求进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吊楼子组辩称：一、上诉人户口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未迁入被上诉人处，不属于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不能享受相应的集体收益。参与土地补偿费分配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时间界定应该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时间为准，而本案所涉征地拆迁是2015年9月24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发出通告，对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一期)、红旗南路(柳树塘-绕城高速)项目涉及白竹村的集体土地进行拆迁，并要求被拆迁的人于2015年9月29日至10月20日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此时，上诉人尚未将户口迁入被上诉人处，也没有以被上诉人处的土地作为其唯一的生活保障。虽然有部分分配行为发生在其户口迁入后，但这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对收到补偿费后的继续分配，不能当然的对后迁入户口的上诉人产生效力。二、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上诉人未在被上诉人处生产、生活及学习，未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不以被上诉人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上诉人户口于2017年8月10日才迁入被上诉人处,之前因其在娄底双峰出生而在当地落户，且在当地长期生活，已取得当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诉人系未成年人，其母亲已参与城镇职工社保体系，不以被上诉人处农村集体土地为其生活基本保障，故上诉人没有取得被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三、上诉人取得集体收益的前提是其必须是被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其是否拥有被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二至二十四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且经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讨论决定将集体经济组织收到的土地补偿款拿出多少数额用于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分配方案之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分配土地补偿费的，人民法院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土地补偿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应由有关行政部门协调解决。综上，上诉人获得被上诉人处集体收益，首先得确认其具有被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确认其是否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是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且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上诉人户口未迁入被上诉人处，上诉人至今未长期在被上诉人处生活学习，没有以被上诉人处集体土地作为其唯一的生活保障，依法不能认定上诉人具有被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能享受相应的集体收益。葛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吊楼子组向其分配集体收益7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葛某之母李某2003年10月8日与葛阳春结婚，婚后育一女葛烨，2011年7月4日再育葛某，均随父母落户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同乐村（现铜梁村）谭家村民组。2017年7月21日，葛某父母协议离婚，约定葛烨由父亲葛阳春抚养、葛某由母亲李某抚养。2017年8月8日，葛某之母李某与吊楼子组民李镜欢（系再婚，名下抚养有小孩李珍宜）结婚，婚后两人未共同生育小孩。2017年8月10日，葛某之母以夫妻投靠将户籍迁至吊楼子组处，同时将葛某户籍以父母子女投靠为由迁至吊楼子组处，户属李镜欢。葛某之母李某称其一直带葛某在跳马打工居住，与李镜欢结婚后一起生活在吊楼子组处，现葛某就读于当地佳兆业小学；其于本案还提交双峰县井字镇铜梁村委出具的证明，称葛某及其母亲李某未在该村组分配集体收益，未享受拆迁征收安置补偿。2015年9月24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发出农村集体土地协议拆迁补偿安置通告，同意对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一期）、红旗南路（柳树塘－绕城高速）项目涉及白竹村的集体土地进行板块拆迁，吊楼了组拆迁款于2016年2月拨付到位；2017年1月17日，吊楼子组对上述款项及其他集体收益按人均31000元标准进行分配，当年2月19日再次按人均1000元标准进行分配。2017年7月14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公告进行红星农副产品全球采购中心（二期）项目土地征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于2017年11月16日确定，相应补偿款项陆续到位后，吊楼子组连同此前结余与卸土费、砖厂收入等其他集体收益，于2018年2月两次分配人均72000元。葛某继父李镜欢及其母亲黄利林于2017年12月22日签署《拆迁协议》，载明安置人口为6人（含非农1人），即黄利林、李镜欢、李某、李珍宜、李敬凡（非农）以及葛某，吊楼子组曾向葛某之母李某分配过涉案集体收益，亦曾将葛某纳入新增成员公示分配名单，但因争议未能实际发放，葛某认为其应分得其中2018年2月份款项而未获得，遂向一审法院起诉。2016年2月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湖南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子女投靠城镇父母落户不受子女年龄等限制，也无需落户地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户籍政策放开后，为既落实好户口政策又统筹兼顾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国家集体利益，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28日出台了《关于如何界定跳马镇非农迁入人员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指导意见》，原长沙市雨花区农业林业水利局亦于2017年2月13日印发《雨花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指导性意见》，对户口政策放开后如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具体指导，主要区分初始取得与申请新增取得两种情形。针对集体收益分配资格发生的争议，吊楼子组提交2018年1月31日经村镇干部主持形成的会议纪要，其中记载对再育、离婚、招婿、读书、投靠等情形安排，同时在场户主对2017年年终分配方案签名表决，但部分组民提出异议，现场表示搁置争议交法院裁决。2018年2月4日，吊楼子组组内就另案易浩静是否享受分配事宜形成的决定中称，据镇政府文件对2016年2月3日后外来户口一律不接受，其家属如有异议可投诉上级部门或法律途径解决。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户籍登记信息、分红明细表、分红公示表、拆迁补偿安置通告、集体设施补偿汇总表、往来结算收据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开庭笔录。一审法院认为：葛某主张吊楼子组侵害其征收补偿与集体收益的分配利益而诉请赔偿，应当首先证明其享有现实权利，即已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葛某因子女投靠而迁户至吊楼子组处，但该事实发生于2016年２月３日户籍政策放开之后，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基本丧失事实与法律关联，故不能作为直接依据，能否同时被接纳为吊楼子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归属村民自治范畴，雨花区政府职能部门与跳马镇政府就此发布的文件属于人民政府对相关事项依法监管指导范畴，吊楼子组自愿接受并对“申请新增取得”情形提出正当程序要求，有政策依据且不违法律规定，应予尊重，葛某不能证明其已据此办理相应手续而获有分配请求权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葛某嗣后虽被增补纳入拆迁安置对象，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还涉及其他集体收益分配以及未来权益持续享受，两者认定的依据、标准与程序不尽相同，不能直接予以推定。鉴于吊楼子组当前复杂局面，建议在组内民主协商、村镇监管指导机制内按照统一程序要求全面梳理化解，葛某如经补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手续而确认具备吊楼子组成员资格，可依法再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葛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葛某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葛某能否分配吊楼子组涉案集体收益72000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等集体收益的行为，是依法行使集体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及公益事项的经营、管理、收益权的具体体现，不具有行政性，是一种民事行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收益分配纠纷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故被上诉人吊楼子组主张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范围的理由不成立。涉案集体收益分配方案确定时，上诉人葛某是否具有吊楼子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判断其是否享有该集体收益分配的依据，而判断其是否具有该组成员资格应综合考虑葛某的户籍情况及其与该组是否形成紧密的生活生产关系等。本案中，葛某出生后落户在其出生地，后因其母亲李某与吊楼子组组民李镜欢结婚，葛某的户口于2017年8月随李某户口迁入吊楼子组而迁入该组，而涉案集体收益72000元来源于2015年9月24日土地拆迁款等集体收益的结余及2017年7月14日的土地征收（该征收方案于2017年11月16日确定）补偿款项等集体收益，即涉案集体收益72000元分配方案确定时，葛某户口迁入时间不长，其与吊楼子组尚未形成紧密的生活生产关系，且吊楼子组亦未认可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一审法院对葛某要求吊楼子组分配该72000元未予支持并无不妥。综上所述，葛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上诉人葛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赛宇审判员  姜 文审判员  欧旭辉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 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