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903民初2032号 原告：江苏天任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华府家园43-44号。 法定代表人：詹建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行海，浙江京衡（浙江自贸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银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双塘张家塘街119号。 法定代表人：虞优珠，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忠，浙江六和（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玮君，浙江六和（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贺松昌，男，196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现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原告江苏天任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任建设公司”）与被告浙江银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誉建设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任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行海，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忠、王玮君到庭参加诉讼。因原告天任建设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作证，本案延期审理一个月。本院于2019年12月2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天任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行海、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玮君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较为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期间，本院发现贺松昌系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故依法通知贺松昌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第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天任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行海、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玮君、被告贺松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任建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立即支付工程款人民币980187元，并支付该款自2010年6月1日起至实际清结日止按月息1.5%计算的拖欠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银誉建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天任建设公司与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于2009年11月25日订立附着式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分项工程承包合同一份，同年12月25日又订立异座式电动升降脚手架（上部外架）分项工程承包合同一份。该二份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二合同分别在第十二条、第十一条明确约定，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承包工程款全部结清时自行终止。合同生效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义务。该项目的负责人（实际承包人）为被告贺松昌。2011年3月，脚手架架体拆除完成。经确认，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尚欠原告工程款1485000元，实际已支付489183元，还欠工程款990187元。后经多次催讨无果，原告遂于2014年4月起诉到定海区人民法院。该案审理期间，经代理人协调，被告贺松昌于2014年4月8日确认拖欠工程款数额，并单方承诺还款计划。但被告贺松昌除2018年4月7日支付10000元之外，余款分文未付。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银誉建设公司订立的工程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义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被告银誉建设公司拖欠工程余款至今未付，应予承担原告诉请的付款责任。 被告银誉建设公司辩称，2008年12月15日，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与浙江万宇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了万宇·滨海新境项目工程Ⅱ标段工程。2009年2月9日，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与被告贺松昌签订《浙江银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将该工程承包给被告贺松昌，由其自负盈亏。被告贺松昌又将该工程脚手架分项工程分包给原告天任建设公司。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并非案涉分包合同的相对方，被告贺松昌的对外签约及结算行为不能有效代表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只能约束其本人。理由如下：一、被告贺松昌及其雇员的签约及结算行为不构成职务代表。1.被告贺松昌属于资深工程承包人，但并非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真正意义上的职员。被告贺松昌不同于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的其他坐班职员，其不用在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上班，不受被告银誉建设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亦不领取工资，在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亦未担任任何职务，其项目部雇员柯某也系其自行雇佣，在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同样未担任任何职务，被告贺松昌及柯某与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当被告贺松昌承包由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出面承建的工程时，双方形成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发包关系。被告贺松昌除承接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发包项目外，还与其他施工企业建立承、发包关系，承建其他工程项目。被告贺松昌与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之间这种松散型的劳资关系弱化、阻却了职务代表的有效构成。2.被告贺松昌尽管在涉案工程中责、权、利集于一身，但其毕竟属于隐名控制人，不是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高管，也不是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对外不具有职务代表的表象和实质要件。3.被告贺松昌系案涉工程的经济承包人，属于该工程终局责任承担人，其属于独立主体，对外有权以其个人名义签订各类合同，包括与原告天任建设公司之间签约或结算。4.浙江省高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十一条规定，除法定代表人和约定明确授权的人员外，其他人员对工程量和价款等所作的签证、确认，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约定明确授权的，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现场负责人的签证、确认具有法律效力；其他人员的签证、确认，对发包人不具有法律效力，除非承包人举证证明该人员确有相应权限。5.案涉合同虽然加盖工程项目章，但并不能据此当然地认为被告贺松昌的行为就构成职务代表。被告贺松昌作为案涉工程的经济承包人，为方便工程项目资料的往来，持有工程项目章符合常理，而该工程项目章实际上亦系被告贺松昌加盖。原告手持被告贺松昌与被告银誉建设公司间的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明知被告贺松昌作为工程经济承包人的身份，在未得到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的授权或追认的情况下，被告贺松昌即便加盖了工程项目章，也并不能代表合同相对人就系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二、被告贺松昌的签约、结算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根据上述规定，建筑领域中表见代理的核心构成要素是客观表象和主观善意，两者缺一不可，并且相对人对此负有严格的举证责任。但是，结合本案事实，原告主张表见代理所需的客观表象和主观善意均不具备。1.不具备有效的客观表象。尽管原告提供的案涉合同加盖了工程项目章，但工程项目章与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公章上的印文是公司的名称，由公司控制和支配，盖公章则代表公司的正式署名，起着形式上代表公司意志的作用。因此，一般可以依据公章认定合同等文件的效力并确定有关权利义务归属，将实施民事行为的主体认定为加盖公章的公司。合同专用章作为公司用于签订合同专用，在签订合同时具备与公章同等的效力。因此，合同一旦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一般即可推定已受到盖章公司的认可。但工程项目章则不然。工程项目章通常系供项目部与业主、监理单位、施工单位配合联系工作、施工技术资料之用，并非经济类专用章，不能用于对外签订经济契约。项目部也并非合格的民事主体，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加盖工程项目章并不代表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就是合同相对方。案涉合同的项目章是由被告贺松昌加盖，原告所见到的实际是被告贺松昌的签名和确认。可见，原告与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之间从未发生过客观表象接触。2.原告不具善意且存明显过失。《指导意见》要求相对人（本案原告）尽到合理审核、谨慎注意义务，且不具有过失。但纵观本案，原告根本不具有善意且有重大过失。（1）原告从未到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办公场所洽谈，其洽谈对象仅限被告贺松昌及其雇员柯某，系与被告贺松昌直接签订协议，并由被告贺松昌加盖项目章。期间，都是由被告贺松昌直接付款给原告，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从未参与其中。（2）被告贺松昌出具两份结算书的地点既非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办公场所，也没有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场。而且，该结算单上仅有被告贺松昌个人签名，并未加盖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的印章。此外，除2014年诉讼外，原告从未向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催讨工程款，即便是2014年诉讼后，原告也是短期内与被告贺松昌达成了付款协议，自行撤诉，也并未要求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参与协商或承担付款责任。（3）原告为促成交易，未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放任风险扩大。原告若认为其相对方为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完全可以在签约时或施工前坚持要求被告银誉建设公司负责人签名或加盖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公章。现有争议完全是因为原告为促成交易，急于施工所致，原告本身负有签约过错。（4）放任重大瑕疵存在，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原告如意识到其合同相对方为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则完全有时间、有条件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向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催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比如让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确认欠款。但原告知悉被告贺松昌系案涉工程的经济承包人，本就将被告贺松昌视作合同相对方，未将被告银誉建设公司视作合同相对方，当然也就未采取任何的补救措施。即便是在2014年诉讼后，原告也并未要求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参与其中或出具还款承诺。三、即便债务属实，但原告直接向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主张工程款，亦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悖法律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该条规定体现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即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并不包括第三人，合同当事人双方不得在合同中擅自为第三人设定义务，合同债权、债务也不能对第三人产生效力。即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合同责任的承担应该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因建设工程所涉的各类合同纠纷中，款项的支付主体应当是合同相对方，而非第三人。在与建设工程所涉的各类纠纷中，能适当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仅有实际施工人（劳务分包人）以发包人（业主）为被告主张权利的情形一项（见最高法关于施工合同处理的《司法解释》第26条第2款）。除此，任何案件的审理均必须坚持合同相对性。对此，浙江省高院判例指导意见和浙江省内其他法院以及我市法院的成熟判例均予明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程新文在2015年12月24日所做的《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更是明确提到：对于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目前实践中执行得比较混乱，我特别强调一下，要根据该条第一款规定严守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能随意扩大该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范围”。本案中，被告贺松昌作为独立主体，与原告签约、履约并达成结算，被告贺松昌和原告即为本案的合同相对方，其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仅能约束其本身，对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即被告不产生效力。四、工程结算与合同约定存在差异，应以合同约定为准。1.合同约定的价格与结算价存在巨大差异，应以合同约定为准。根据合同第三条，单价为20元/m?，而2012年3月20日结算单中却载明单价为38元/m?，比合同约定的单价高出了18元/m?。根据结算单载明的外墙建筑面积及合同约定的单价，总工程款应当为33820.45m?×20元/m?=676409元。即便加上结算单所列的延期费及地下室部分外架费20万元，也仅为876409元，而非1485000元。2.工程款存在重复计算。根据合同第五条第1项，如在合同工期内因爬架跟不上进度需增加脚手架，其一切费用由乙方（指原告）承担。2013年12月24日的结算单第二行所载的地下室顶楼开始搭设至十三层另增设外架子所需的费用，根据合同约定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相应的工程款23000m?×35/m?=805000元应从总工程款中予以扣除。3.结算的工程量超出了合同约定的工程承包范围。根据合同第二条，承包内容仅为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设备组装、升降及拆除，而2012年3月20日的结算单中，除了合同约定爬架工程款外，还有地下室部分外架工程款。2013年12月24日的结算单中更是增加了支模架、满堂架、钢管租赁费、大工人工费、运输费、测试费等费用。而根据合同约定，地下室部分外架工程款与其他工程款均非合同约定内容所产生的款项。超出合同约定范围所产生的工程款不应在本案中主张。五、根据被告贺松昌付款情况，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实际上已支付完毕。原告在诉状中关于“经确认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1485000元，实际支付489183元，还尚欠工程款990187元”的陈述，主要依据2014年4月8日其与被告贺松昌签订的《协议书》。对于爬架工程款，被告贺松昌在2012年3月20日就已出过结算单，载明工程款为1450000元。而根据2013年12月24日结算单，爬架工程款1480000元，其他工程款1410817元，总计2890817元，已领工程款1900000元，尚欠工程款990187元。由此可见，被告贺松昌当时支付的190万元，是混拢在一起的，既有爬架工程款，又有其他工程款，其他工程款1410817元与被告贺松昌已支付的190万元系在2013年12月24日同一天确认的。也就是说，贺松昌支付190万元时，双方尚未结算其他工程款1410817元，而爬架工程款早已在2012年3月20日就已结算完毕。合同第四条付款方式约定，“合同签订后，设备进场时预付贰万元，单栋楼房完成至四层楼面付至已完成工程量的75%，以后按每月完成工程量的75%付款，结构封顶付至已完成工程量的85%，外架开始拆除前付至已完成工程款的95%，余款5%在外架拆除后二个月内全部付清”。由此推断，被告贺松昌支付的190万元应当先用于支付了爬架工程进度款。《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0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据此，被告贺松昌支付的190万元工程款，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爬架工程款。因此，即便是按原告确认的总工程款为1485000元计算，该工程款也早已清偿完毕。被告贺松昌即便有欠付的款项也系欠付其他工程款项，而并非本案所涉爬架工程款。2014年4月8日，原告在与被告贺松昌签订的《协议书》（原告代理人起草）中，将爬架工程款与其他工程款予以分离，并自行将已支付的190万元工程款优先用予抵扣其他工程款，余款部分再用于抵扣爬架工程款，显然是违背事实与法律规定的。六、原告按月息1.5%主张自2010年6月1日起的利息，无事实依据。双方于2012年3月20日第一次结算爬架工程时，未计算利息。2013年12月24日结算时，双方再次确认爬架工程款为1480000，也未计算利息。该次确认总工程款为2890817元，扣除已支付的190万元，尚欠990817元的结算模式，表明原告是放弃向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主张利息的。并且，在该工程款已付清的情况下，原告再主张利息，无事实依据。七、原告主张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在诉状中提起的2018年4月7日收到工程款10000元与事实不符，原告从未向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主张过案涉工程款。即便2014年原告起诉被告银誉建设公司、贺松昌催讨工程款，原告也是在起诉后立即与被告贺松昌达成了付款协议并自行撤诉，被告银誉建设公司根本不知情。根据原告与被告贺松昌达成的《协议书》，最后一笔工程款的付款期限为2015年6月底前。即便从2015年7月起计算，本案在2017年7月就已超过了2年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被告银誉建设公司认为，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具有合同相对性，被告贺松昌的行为只能代表其本人，但不能有效代表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不构成职务代表和表见代理），故其签约、结算行为依法不约束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同时，根据合同约定，总工程款最多为876409元，而非1485000元，并且被告贺松昌早已支付完毕该工程款。原告诉请现已过诉讼时效。为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贺松昌辩称，合同原本约定电动升降脚手架即爬架工程的单价是38元/㎡，但后来原告的爬架跟不上施工进度，部分使用钢管脚手架跟上去，钢管脚手架的工程款是包含在单价38元/㎡之内。当时舟山地区爬架的市场价是37-39元/㎡，被告贺松昌选择了中间价即38元/㎡。除支付给戴某工程款外，被告贺松昌也帮着原告和戴某支付了他们所欠的部分脚手架材料款和租费给其他人。被告贺松昌是从2002年开始到被告银誉建设公司承包工地，社保费以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名义缴纳，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和被告贺松昌个人各支付50%。在建设案涉工程地下室部分时，被告贺松昌曾向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借款800万元，月息1%。2018年4月7日，被告贺松昌未向原告支付过工程款10000元。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2月15日，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与发包人浙江万宇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被告银誉建设公司承包万宇·滨海新境项目工程Ⅱ标段工程；工程内容与承包范围为17F+1层的3#、5#、6#楼，小区大门以北的所有商铺，9-12轴间后浇带以北部分地下室，包括施工图范围内土建（包括桩基）、水电安装工程，总建筑面积约37206.575平方米；合同工期为总日历天数650天，开工日期为2008年12月20日（以监理工程师签发的开工报告为准），竣工日期为2010年10月5日；合同价款为41835840元。2009年2月9日，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与被告贺松昌签订《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将上述万宇·滨海新境项目工程Ⅱ标段工程全部交由被告贺松昌承包施工。《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的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工程内容、合同工期、工程价款与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均一致。《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另约定，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向被告贺松昌收取工程结算总价的7.5%管理费；被告银誉建设公司提取合同造价的2%用于安全技术措施经费，该费用的使用按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相关制度执行；工程成本由被告贺松昌自负盈亏；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在支付工程款时，被告贺松昌必须提供相等额度的原始凭证（包括材料发票、人工工资发放单等），所有凭证必须符合被告银誉建设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所有工程款都必须以转账形式汇入被告银誉建设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专款专用，并保证按时发放人工工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质量管理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定的《企业管理标准》及双方签订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目标管理责任书》执行；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对被告贺松昌进行监督、教育、指导、检查，并负责审查专项施工方案、工程资料以及负责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等。 2009年11月25日，被告贺松昌以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甲方）名义与常州市天任建设有限公司（乙方）签订《附着式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分项工程承包合同》约定，乙方从甲方处承包万宇·滨海新境项目工程Ⅱ标段工程的附着式电动升降脚手架分项工程，包括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设备组装、升降及拆除；承包价格（包括设备费用及人工费用）以工程建筑面积为计算基数，价格为20元/平方米；合同工期为总日历天数330天，开工日期为2009年12月25日，竣工日期为2010年11月25日；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设备进场时预付2万元，单栋楼房完成至四层楼面付至已完成工作量的75%，以后按每月完成工程量的75%付款，结构封顶付至已完成工作量的85%，外架开始拆除前付至已完成工作量的95%，余款5%在外架拆除后二个月内全部付清；逾期付款，甲方应按月息1.5%支付拖欠款的利息。该合同中约定的价格20元/平方米经手写修改为38元/平方米，修改处加盖常州市天任建设有限公司公章，合同的甲方落款处加盖了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公章。2009年12月25日，被告贺松昌以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甲方）名义又与常州市天任建设有限公司（乙方）同时签订了二份《导座式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分项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的甲方落款处均加盖浙江银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万宇·滨海新境Ⅱ标段工程项目部章，且有被告贺松昌签名，合同的乙方落款处均加盖常州市天任建设有限公司公章，且案外人张某均以乙方委托代理人名义签名。该二份合同中，一份合同约定的价格为20元/平方米；一份合同约定，标准层及以上价格为20元/平方米，标准层以下价格为38元/平方米。除此之外，该二份合同的其他内容基本完全一致，且与上述《附着式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分项工程承包合同》的内容也基本完全一致。合同签订后，被告贺松昌在组织万宇·滨海新境项目工程Ⅱ标段工程施工过程中，除使用了常州市天任建设有限公司提供的电动升降脚手架外，还使用了普通的钢管脚手架。2011年5月31日，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通知准予常州市天任建设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江苏天任建设有限公司即原告。2011年12月27日，万宇·滨海新境项目工程（包括Ⅰ标段、Ⅱ标段工程）完成了竣工验收备案。根据该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表显示，万宇·滨海新境项目工程于2009年1月1日开工，2011年12月16日竣工验收，2011年12月20日竣工验收合格。2012年3月20日，被告贺松昌以“浙江银誉建设滨海新境项目部”名义出具《滨海新境3-6#楼工程外墙爬架结算单》载明，“一、3-6#楼外墙建筑面积（上部建筑面积）33820.45㎡（叁万叁仟捌佰贰拾平方米）；二、合同约定面积单价38元/㎡；三、另外，增加延期费及地下室部分外架费200000.00元（贰拾万元整）；四、以上合计总价1485000元（壹佰肆拾捌万伍仟元整）”。2013年12月24日，被告贺松昌在案外人戴某制作的包含滨海新境工程款项的结算单上签署，“以上帐基本核实”、“汇款数量需要双方核对”。该结算单载明，“滨海新境（海力生）项目因工期原因（十三层以上爬架还在用），地下室顶板开始搭设至十三层另增设外架子，面积约23000㎡×35元/㎡”、“另搭设商铺支模架”、“另搭设地下室自行车库”、“另搭设地下室”、“搭大堂支模架”、“搭商铺粉刷满堂架”、“增加（2008.11.26-2009.10.30）钢管租赁费”、“增加卸料平台及嵊泗钢管扣件测试费”、“增2010年3月4月5月6月7月份给项目部做大工”、“增木工使用钢管、扣件”等项目的工程款及费用共计1410817元。该结算单另载明，“1410817元+爬架1480000=2890817-已领1900000元=欠990817元+嵊泗466662=欠1457479”，并备注，“爬架拆除时间：3#楼：2011年1月15日开始拆除，5#楼：2011年2月24日开始拆除，6#楼：2011年3月28日开始拆除”、“滨海新境项目余990817元，嵊泗项目余466662元”。 2014年3月19日，原告天任建设公司在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对被告银誉建设公司、贺松昌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双方于2009年11月25日签订的《附着式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分项工程承包合同》有效，并要求两被告支付工程款项990817元及该款自2010年6月1日起按月息1.5%计算的逾期付款赔偿金。2014年4月8日，作为乙方的被告贺松昌签署了作为甲方的原告天任建设公司一方起草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2009年11月25日，甲方承接建设单位浙江银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万宇滨海新境Ⅱ标段滨海新境3#、5#、6#楼附着式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分项工程。乙方贺松昌系该工程项目负责人（项目实际承包人）。工程因建设方原因于2011年3月架体拆除完成，现就工程款款项总额及工程款支付事宜约定如下：1、双方确认上述工程款总额为壹佰肆拾捌万伍仟元整（￥1485000），已支付工程款489183元，尚欠工程款990817元。2、上述工程欠款乙方贺松昌于2014年6月底支付20万，8月底支付20万，12月底支付30万，余额290817元乙方承诺于2015年6月底支付完毕。3、乙方承担目前定海区人民法院受理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律师费、诉讼费合计40000元，上述款项在2014年6月底支付。4、若乙方未在上述约定时间内支付任何一期款项，甲方有权就工程款未清余额提起诉讼，并要求乙方按未清工程款余额承担自2010年6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约定月息1.5%计算。5、如乙方贺松昌对上述工程款在约定期限内未按期限履行，甲方将依法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追索乙方贺松昌及建设单位浙江银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欠款及违约金之法律责任。6、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撤回目前在定海区人民法院诉讼工程款合同纠纷，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均由甲方承担”。同日，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天任建设公司撤回该案起诉。之后，被告贺松昌未按照该协议书约定支付任何一期工程款项。2018年，被告贺松昌支付张某10000元。 本院另认定：原告天任建设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附着式电动整体升降脚手架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电路、数字信号处理在升降脚手架应用研究与制造，附着式电动整体升降脚手架、建筑机械制造等。2003年5月至2016年9月，被告贺松昌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单位均为被告银誉建设公司。 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案涉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分项工程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及工程款支付责任主体问题；工程价款是否已付清问题；工程款逾期付款利息问题；诉讼时效问题。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举证及本院调查取证，现分析、认定如下： 一、合同相对人及合同责任承担问题。 首先，建设工程的内部承包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与其下属分支机构或在册职工签订合同，将其承包的全部或部分工程承包给其下属分支机构或职工施工，并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内部承包是企业经营管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经营模式，并不违反目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也为司法实践所认可。本案中，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就万宇·滨海新境项目工程Ⅱ标段工程与被告贺松昌签订了内部承包合同，被告银誉建设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有权在工程款支取、工程施工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以及岗位技能培训、安全教育等诸多方面对被告贺松昌及其施工人员进行管理、监督、检查或者指导、教育，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对其为该工程施工曾向被告贺松昌提供800万元左右的较大数额资金支持及被告贺松昌长期从其处承包工程等事实均未提出异议，且该工程施工期间及前后相当长时间内被告贺松昌均以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名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个人以公司名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通常以二者之间签订有劳动合同为前提，故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否定其与被告贺松昌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内部承包关系，作为上述工程的负责人，被告贺松昌以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的名义将其中的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分项工程分包给原告天任建设公司的行为，可视为代表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处理工程事务的职务行为，故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具有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分项工程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地位，应承受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即使被告贺松昌确如两被告所称其并非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的坐班职员，也不担任被告银誉建设公司的任何职务，不领取工资，两被告之间仅系被告银誉建设公司所称之一种平等主体间的承、发包关系或者是松散型的劳资关系，不是实质性劳动合同关系，被告贺松昌将电动升降脚手架工程分包给原告天任建设公司的行为，不是履行被告银誉建设公司职务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代表，但因被告银誉建设公司是以内部承包形式将案涉工程全部交由被告贺松昌承包并负责组织施工，且被告贺松昌与原告之间就案涉工程签订的三份合同均以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名义进行，而其中一份合同还加盖了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公章，另二份合同加盖了案涉工程项目部章，被告贺松昌也长期以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名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故上述事实足以使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贺松昌有权代理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处理万宇·滨海新境项目工程Ⅱ标段工程的相关事项，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应承受被告贺松昌就案涉工程与原告所签订的分包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 此外，关于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分项工程的实际承包人问题。两被告对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分项工程承包合同的相对方系原告天任建设公司并无异议，但原、被告双方对该分项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存在争议。被告贺松昌主张万宇·滨海新境项目工程Ⅱ标段工程使用的电动升降脚手架即爬架和普通脚手架即钢管脚手架均系由案外人戴某和张某共同承包；原告天任建设公司以及戴某和张某均主张爬架工程系张某挂靠原告天任建设公司并以原告名义承包，其仅是将爬架工程中的安装拆除工作交由戴某负责招募工人完成，需将爬架工程单价38元/㎡中的18元/㎡作为人工费和材料费支付给戴某，而钢管脚手架工程系由戴某单独从被告贺松昌处承包。本院认为，张某与戴某均确认戴某在单独承包钢管脚手架工程外还负责爬架的安装拆除工作，故被告贺松昌向戴某支付工程款以及戴某参与爬架工程款的结算，具有合理性，仅依此事实尚不足以说明爬架工程和钢管脚手架工程均系戴某与张某共同向被告贺松昌承包。此外，被告贺松昌与原告天任建设公司签订的三份爬架工程分包合同中有二份均有张某代表原告签名，戴某未在任何一份合同上签名，被告贺松昌也未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证明爬架工程系由戴某与张某共同向其承包之事实，原告及张某、戴某也均不认可该事实，故被告贺松昌关于爬架实际承包人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工程价款及支付问题。 关于工程价款问题。原、被告双方对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即爬架工程结算价款为1485000元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两被告主张，戴某结算的工程款项1410817元中的万宇·滨海新境项目工程Ⅱ标段工程钢管脚手架（地下室顶板开始搭设至十三层）工程款805000元（23000㎡×35元/㎡）系重复计算，该款应包含在爬架工程款1485000元之内；原告天任建设公司及张某、戴某均述称，被告贺松昌在滨海新境项目施工过程中为赶工期除了使用爬架，也使用了钢管脚手架，否则，该部分工程可以继续使用爬架施工，故原告主张钢管脚手架工程款系由被告贺松昌与戴某单独结算，与其爬架工程款无关。本院认为，若被告贺松昌结算的爬架工程款1485000元应包含戴某结算的钢管脚手架工程款805000元，则被告贺松昌在2013年12月24日无视在爬架工程款和戴某另行结算的工程款项中占比均已达一半以上的该工程款系重复计算，而仍在戴某制作的结算单上签名确认，明显不符合常理，被告贺松昌也未提供任何能够否定其当时作出与戴某单独结算钢管脚手架工程款意思表示的证据，且被告贺松昌于2014年4月8日在原告天任建设公司基于戴某上述结算内容起草的协议书上再次进行了签字确认，故两被告关于钢管脚手架工程款805000元系重复计算并应包含在爬架工程款内的主张，尚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已付工程款问题。原告天任建设公司自认被告贺松昌已支付工程款191万元，并主张其中190万元系被告贺松昌支付给了戴某，戴某在扣除被告贺松昌应支付其工程款1410817元后，剩余489183元用于支付戴某按照单价18元/㎡应享有的部分案涉爬架工程款，故爬架工程款1485000元中尚有980187元被告贺松昌未支付。被告贺松昌主张其支付的工程款多于190万元，并主张在扣除戴某重复计算的钢管脚手架工程款805000元后，其已付清了爬架工程款，且其主张另外支付给张某的1万元系对张某的资助，不认可系用于支付案涉工程款。本院认为，本院以上并未认定案涉爬架工程实际系由戴某与张某共同承包，而原告天任建设公司、被告贺松昌以及张某、戴某均一致确认上述190万元系被告贺松昌向戴某所支付，故该已付款中除用于支付原告认可应由戴某享有的爬架工程款489183元外，其他款项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且被告贺松昌在本案举证期限内以及在本院指定的庭后补充举证期限内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支付的工程款多于190万元及具体数额，也无证据显示被告贺松昌于2013年12月24日确认戴某的结算单后曾对其已付工程款为190万元的事实明确提出过异议，故根据现有证据及原、被告双方陈述，本院对原告关于被告贺松昌尚未支付的爬架工程款为980187元的主张予以认定。如果两被告认为被告贺松昌与戴某之间不存在钢管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以及被告贺松昌不应支付戴某工程款805000元，则两被告可另行向戴某依法主张相关权利。 三、逾期付款利息问题。 尽管被告贺松昌在其于2014年4月8日签署的《协议书》中承诺，如未按照协议书约定支付案涉工程款，其将按照未付清工程款余额自2010年6月1日起至按约定月息1.5%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且被告贺松昌实际未按照该协议书付款，但万宇·滨海新境项目工程Ⅱ标段工程此时早已建设完成，被告贺松昌不需再代表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处理工程施工事务，更无权代表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对逾期付款违约金作出承诺，其上述承诺对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根据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分项工程承包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按照工程进度付款，其中，外架开始拆除前付至已完成工作量的95%，余款5%在外架拆除后二个月内全部付清。但根据被告贺松昌签订确认的结算单显示，电动升降脚手架即爬架于2011年才拆除，故原告主张案涉工程款逾期付款利息自2010年6月1日起算，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原、被告双方陈述的事实来看，原告天任建设公司与被告贺松昌并未根据合同约定按照工程进度及时结算工程款，双方未结算确认工程款之前也不存在逾期付款问题，但被告贺松昌于2012年3月20日结算案涉工程价款后，其应即行向原告支付工程余款，故本院确定上述工程欠款980187元的逾期付款利息自2012年3月20日起算。原告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按照月利率1.5%计算，符合上述合同约定。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以被告贺松昌在结算与确认案涉工程款时均未计算利息为由主张原告已放弃工程款利息之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四、诉讼时效问题。 法律创设诉讼时效制度旨在于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稳定法律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被告贺松昌于2012年3月20日结算案涉工程价款为1485000元后，未及时支付该款项的，原告天任建设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付款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原告天任建设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向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和贺松昌支付案涉工程欠款990817元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发生中断并应重新计算。被告贺松昌在其后签署的《协议书》承诺，其于2015年6月底前全部付清工程欠款990817元，而原告天任建设公司、被告贺松昌及张某、戴某均确认张某因犯罪于2014年9月至2018年4月在监狱服刑，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对该事实也未提出异议，即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张某在服刑期间客观上存在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此期间内，本案诉讼时效应中止，并自2018年4月张某出狱后继续计算六个月。根据张某述称，其出狱当月即打电话并通过戴某向被告贺松昌催讨工程款，被告贺松昌经催讨后向其汇款10000元，且三人还曾因工程款事宜在2018年5、6月份碰过面。被告贺松昌虽认可张某出狱后不久通过戴某向其讨钱，其汇款给张某10000元及三人曾会面，以及张某于2018年底（春节）前曾明确向其催讨工程款等事实，但被告贺松昌称张某、戴某向其讨钱时未明确表示是要求其支付案涉工程款以及三人会面是为商讨其他工程承包事宜，并认为其支付给张某的10000元系朋友间的资助，而非支付案涉工程欠款。本院认为，张某以原告天任建设公司名义于2014年起诉两被告并与被告贺松昌达成付款协议后，被告贺松昌未按约付款，张某在出狱后通过他人以及自己直接向负有付款义务的被告贺松昌催讨工程款，更符合常理，张某也保留有自2018年12月份以来其多次与被告贺松昌进行联系的手机通话记录，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再次发生中断并重新计算。之后，张某以原告天任建设公司名义于2019年4月份即委托律师起草诉状后向本院提出本案诉讼，未超出新的诉讼时效期间。此外，从张某服刑前后对被告贺松昌的起诉、催讨、再起诉的连贯行为来看，明显不存在诉讼时效制度所否定的权利人张某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因此，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意见，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又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本意，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银誉建设公司从浙江万宇置业有限公司承包万宇·滨海新境项目工程Ⅱ标段工程后，被告贺松昌代表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将该工程中的电动升降脚手架（架体）分项工程分包给原告天任建设公司，双方之间为此签订的分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天任建设公司按约完成电动升降脚手架工程后，被告银誉建设公司应按照双方均认可的工程价款1485000元及时向原告支付工程余款980187元，并支付该工程欠款自2012年3月20日起至付清日止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1.5%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浙江银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江苏天任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欠款980187元，并支付该款自2012年3月20日起至付清日止按照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 如被告浙江银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602元，由被告浙江银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负担债务的一方当事人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自觉履行债务的，对方当事人有权在本判决生效后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次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李向锋 人民陪审员  陈明其 人民陪审员  陈忠岳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励晓慧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