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6民终10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景霞，女，1974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全友，河南助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春英，女，197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上诉人刘景霞因与被上诉人崔春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7民初6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景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全友，被上诉人崔春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景霞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崔春英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崔春英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景霞出具欠条后，通过支付宝向崔春英所转93994元是还款，应当从欠款中予以扣除。欠条出具后，刘景霞通过支付宝向崔春英转账93994元，崔春英对收到转款的金额予以认可，但辩称是双方经济往来款项而非全部是还款，该辩解明显不成立，因为欠条出具以后，上诉人就不再经营卫生纸生意，也未从崔春英处进过货，并且上诉人也已经不在河南生活，而是去福建厦门打工，双方之间不存在经济往来，更不存在上诉人去崔春英处拉货的情况。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欠条出具后存在经济往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崔春英未提供证据证明所收到的款项是上诉人新进货的付款。上诉人在欠条出具后又向崔春英转账明显是还款，也提供了转款凭证予以证明，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崔春英主张所收到的款项是上诉人进货时所支付的货款，应该承担举证责任。崔春英仅提供一份没有收货人签字的物流单，以证明向上诉人完成了交货义务，明显达不到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仅凭物流单上收货人的电话是上诉人的就认定崔春英履行了供货义务，明显不妥。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收到货物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现双方对崔春英是否履行交付义务产生争议，根据以上规定崔春英应当对其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退一步讲，除了物流单所指向的该笔交易外，崔春英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他笔款项向上诉人交付货物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崔春英所转款项是进货时的货款，纯属推定，明显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后改判。崔春英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的转账是在其欠条出具之后继续进货的货款，与欠条中的款项无关。一审查明刘景霞从2016年8月31日至2018年4月3日共向崔春英转账18次合计93994元，因上诉人之前已经欠崔春英货款十余万元，上诉人出具欠条后，崔春英便不再把货物赊账给上诉人，上诉人每次进货都是立即支付货款，上诉人的转账记录与崔春英的物流发货单是一致的，因此转账应该是货款。二、原判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只有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才会有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本案结合上诉人的转账记录时间、上诉人的订货单以及崔春英提供的物流单足以认定该一系列转账是支付货款而非偿还欠款，所以本案不存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即便是存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上诉人也应该对转账是偿还欠款承担举证的义务，但上诉人并未将该事实证明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故上诉人的这一辩解不成立。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承认崔春英在物流信息单据上提供的电话是其本人的电话号码，上诉人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自认，崔春英无需再承担举证责任。崔春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景霞依法偿还拖欠货款95244元，并自2016年8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诉讼费用由刘景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春英在太康县张集镇从事卫生纸、纸尿裤等卫生用品的批发生意，刘景霞曾从崔春英处购买货物并卖往超市等处。2016年8月30日刘景霞向崔春英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春英卫生纸款118934元（壹拾壹万捌仟玖佰叁拾肆元），刘景霞，2016年8月30日”。欠条右下角处，崔春英本人书写如下：“2017.12月16号付10000元付13690。另查明2016年8月31日至2018年4月3日，刘景霞通过支付宝共18次向崔春英转账，具体转账时间及金额如下：2016年8月31日14：57分转账7900元；2016年10月16日11：38分转账7400元；2016年10月17日18：03分转账1000元；2016年11月15日18：51分转账3010元；2016年12月9日15：33分转账8600元；2016年12月16日12：10分转账2320元；2017年1月6日17：58分转账10000元；2017年1月23日9：04分转账4000元；2017年2月20日11：25分转账2936元；2017年2月22日18：22分转账616元；2017年3月31日12：56分转账10000元；2017年3月31日12：57分转账8780元；2017年5月27日9：25分转账1684元；2017年8月12日18：57分转账1959元；2017年8月26日16：23分转账1134元；2017年11月9日13：32分转账2655元；2017年12月16日15：21分转账10000元；2018年4月3日17：59分转账10000元；以上转账共计93994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中，刘景霞对2016年8月30日的欠条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刘景霞、崔春英双方的争议焦点问题为1、刘景霞自向崔春英出具欠条后，双方是否存在经济往来？2、刘景霞是否向崔春英偿还涉案欠款及偿还数额？刘景霞辩称，其在向崔春英出具借条后便改行做其他生意，与崔春英不再有生意往来。刘景霞通过支付宝及现金转账和货款抵付的方式，共向崔春英偿还欠款107684元。对刘景霞的上述辩解意见，崔春英自认刘景霞2017年12月16日通过支付宝转账10000元、2018年4月3日通过支付宝向其转账10000元系偿还欠条中的欠款，及刘景霞通过调换货物向崔春英抵付欠款3690元，系崔春英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刘景霞自向崔春英出具欠条后，双方是否存在经济往来，诉讼过程中，刘景霞承认崔春英提交的物流信息单据上的收货人电话“150××××8079”是其本人使用的电话号码，但辩称其并没有收到上述货物，对刘景霞的上述辩解意见，由于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根据崔春英提供的物流信息单据及证人张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刘景霞自向崔春英出具借条后，仍然与崔春英存在经济往来的事实。由于双方在2016年8月30日之后，仍然存在经济往来。刘景霞在通过支付宝向崔春英转账后，未收回欠条原件或对欠条原件作出相应修改，故刘景霞仍应对除2017年12月16日和2018年4月3日之外的16次支付宝转账系偿还欠条中的款项承担举证责任。对刘景霞辩称的2016年8月30日现金还款10000元，崔春英不予认可，刘景霞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刘景霞辩称，崔春英欠其内衣款1800元，由于崔春英提供的产品不合格，刘景霞向客户赔偿损失12200元，应从涉案欠条所涉欠款中予以扣除。对刘景霞的上述辩解意见，崔春英不予认可，刘景霞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款项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对上述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对崔春英主张刘景霞偿还欠款95244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崔春英主张刘景霞自2016年8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景霞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崔春英欠款95244元。二、驳回崔春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091元，由刘景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景霞提供营业执照一份，证明2016年上诉人刘景霞不在河南，不可能与崔春英发生经济往来。崔春英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上诉人崔春英提供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其向刘景霞催要过，刘景霞对该笔款项也予以承认。上诉人刘景霞质证意见为：崔春英提交的不是新证据，不应采信。录音能证明上诉人刘景霞始终不在家，崔春英知道该事实，因为刘景霞多次向崔春英还款，故其对该款项是否还清不清楚，但是认可还有欠款未还清。本院经审查认为，刘景霞提供的营业执照不足以证明其不在河南，达不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崔春英提供的录音证据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欠条出具后，刘景霞是否又从崔春英处进货；刘景霞通过支付宝支付的款项是偿还欠款还是货款。本案中，欠条出具时间是2016年8月30日，从崔春英提供的物流单据和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2016年11月10日、2017年2月21日、2017年2月24日、2017年5月28日、2017年8月12日、2017年8月30日以及2017年10月1日，发货人崔春英多次向刘景霞通过方圆物流发送纸巾、尿垫等，并且该事实有方圆物流公司员工辛海亮出具的证明加以证实，同时崔春英提供的其与刘霞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2017年8月12日这一天，刘景霞要给崔春英转账到支付宝的事实。崔春英提供的物流发货信息与支付宝转账的日期能够基本吻合，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上诉人刘景霞应该举证证明其转账不是支付货款或者证明其转账是支付欠款，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退一步讲，根据现有的欠条内容可以看出，在2017年12月16日刘景霞还款10000元以及2018年4月3日还款10000元还有调换货物的结余货款3690元时，崔春英都在欠条上有所记录，但支付宝这一系列转账并未有记录，刘景霞也未向崔春英提出收回或改变欠条，明显有悖常理。并且在二审崔春英提供的通话记录中，当崔春英说“…恁长时间了，多少回了，你要是钱少我就不讲了，这一下十来万块钱…”，刘景霞回答“那中啊，我给你找找”。可见，刘景霞并未对该款项进行否认。因此，刘景霞通过支付宝的转款并非偿还欠款而是在欠条出具之后，其又向崔春英进货的货款。综上所述，刘景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82元，由上诉人刘景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群阳审判员  张 杰审判员  金 薇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王明旭书记员种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