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111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正玲，女，195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志华，江苏苏尊容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合盈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28号581室。法定代表人：何奎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建国，江苏通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汤怀东，男，1976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原审被告：杨义虎，男，197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上诉人邱正玲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合盈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盈公司），原审被告汤怀东、杨义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4民初4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正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其仅应向合盈公司支付货款87436元，并与合盈公司所欠邱正玲房租86108元进行抵销。事实和理由：1.一审中，邱正玲提交了一份对账单（以下简称2019对账单），系合盈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奎生的妻子任雪梅统计确认邱正玲所欠货款金额后,于2019年1月16日通过微信发送给邱正玲，并非邱正玲单方制作，该证据具有证明效力。2019对账单记载“邱大姐87436元”，系邱正玲真实的欠款金额。2019对账单还记载“去年年底还欠19327元”以及“2月251750”“3月32445”。“8月2420200”等内容，其中“去年年底”的指向为2018年2月15日农历除夕，此时邱正玲的欠款金额为19327元，之后于2月25日发生第一笔1750元、3月3日发生第二笔2445元等等，最终至8月24日发生最后一笔20200元，合计欠款金额为87436元。合盈公司主张2018年1月30日发生了一笔32200元、2月1日发生一笔2000元，未计算在2019对账单内。如果按合盈公司所称“去年年底”是指2017年12月底，则2019对账单应记载2018年1月30日32200元、2月1日2000元的两笔欠款才符合对账常理，但该对账单并无记载。在2019对账单之前，任雪梅曾于2018年8月14日通过微信向邱正玲发送过一份对账单（以下简称2018对账单），确认截止该日邱正玲所欠款项金额为51396元，该对账单同时记载“年底欠款19327元”，之后履行的第一笔为2月25日1750元，同样未记载2018年1月30日32200元、2月1日2000元的两笔欠款。另外，在时间更早的2018年7月29日，任雪梅曾向邱正玲发送微信信息，内容为“年底余款：19327元”“共计25846元”，可见截止该日邱正玲的欠款金额为25846元，任雪梅亦未提及2018年1月30日32200元、2月1日2000元两笔欠款。综上，一审法院在计算欠款金额时重复计算了2018年1月30日32200元、2月1日2000元的两笔欠款，邱正玲的欠款金额应按2019对账单予以认定，金额为87436元。2.合盈公司承租了邱正玲的店铺，任雪梅在微信中也称曾以现金支付过房租。邱正玲的店铺也是承租而来，每年需要交纳租金86540元，租给合盈公司的金额为10万元。合盈公司所欠租金86108元，应在前述邱正玲所欠款项中抵销。合盈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合盈公司与邱正玲，任雪梅向邱正玲发送2018对账单、2019对账单中并无“对账”或“结算”字样，实际用于合盈公司向邱正玲催款。因当时并未得到邱正玲的确认，故双方当事人未就对账单内容形成合意。2019年3月29日，双方在派出所调解时，邱正玲也明确不认可前述两份对账单的内容。在2018年1月30日32200元、2月1日2000元的两笔欠款对应的发货单上均标注有“签字视为欠条”的内容，邱正玲委托汤怀东、杨义虎签字，视为接受并认可。2.公司法人做账均按公历计算，案涉“去年年底19327元”的内容，是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欠款金额，并非截止2018年2月15日农历除夕。邱正玲亦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该事实，故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3.合盈公司与邱正玲并不存在店铺租赁关系。邱正玲称该租赁始于2013年，最后一期租金支付的时间为2017年4月，但合盈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才成立，显然邱正玲所主张的租金与合盈公司无关。即使何奎生或任雪梅曾向邱正玲租赁过店铺，也系个人行为，不能用作抵销案涉债务。合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邱正玲支付货款84720元，汤怀东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邱正玲支付货款15265元，杨义虎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邱正玲支付货款21651元；4.由邱正玲、汤怀东、杨义虎负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30日至8月24日，邱正玲多次委托汤怀东、杨义虎到合盈公司拿货，金额分别为：2月25日1750元、3月3日2445元、5月23日700元、6月14日1624元、7月29日5050元、8月2日300元、8月14日20200元、8月19日12120元、8月21日3720元、8月24日20200元，合计87436元。一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一、2018年1月30日金额为32200元、同年2月1日金额为2000元的两笔货物金额与邱正玲统计的去年年底欠19327元是否存在重复计算情形；二、邱正玲主张的店铺租金86108元能否在本案货款中抵销；三、汤怀东、杨义虎就相应货款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合盈公司主张邱正玲拖欠32200元、2000元两笔货款，提供了发货单且分别有送货人汤怀东、杨义虎签字确认，汤怀东第一次开庭时不认可并申请了笔迹鉴定，但在鉴定中未能缴费；其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因笔迹时间长记不清了，但这个费用应该由邱正玲承担。邱正玲认为其拖欠的19327元货款结算时间为去年农历年底，而非元旦。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于年底结算时间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邱正玲所提交的结算清单系单方制作，双方未能达成合意。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一审法院对合盈公司提交的两张发货单予以确认。对于邱正玲主张上述两笔货款已包含在计算欠款金额19327元之中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邱正玲在本案货款中提出用于抵销的为店铺租金，但其未能提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不能证明双方就房屋租金约定的计算标准及支付方式，仅仅依靠证人证言难以认定租金是否存在及租金给付标准，故对邱正玲的前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邱正玲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邱正玲一审时确认汤怀东、杨义虎系受其委托到合盈公司处承运货物，邱正玲系案涉货物买卖的合同相对方，故汤怀东、杨义虎不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合盈公司与邱正玲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合盈公司履行了出卖人的义务，邱正玲未能支付对价，应承担本案的违约责任。针对合盈公司要求邱正玲向合盈公司支付拖欠未付的货款84720元、15265元，合计99985元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合盈公司当庭增加的要求邱正玲向合盈公司支付拖欠未付的货款21651元，因双方对所谓“去年年底”存在争议，合盈公司所提交的发货单原件的证明效力明显优于邱正玲的单方统计，但合盈公司未能举证证明19327元货款的构成、供货时间，故对该笔货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5月23日货款700元，6月14日货款1624元，因双方均对此无异议，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合计金额为2324元。上述货款金额总计为102309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邱正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合盈公司102309元；二、驳回合盈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46元减半收取1173元，由邱正玲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邱正玲的异议同上诉意见一致，合盈公司、汤怀东、杨义虎均不持异议。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合盈公司成立于2017年10月27日，系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暨股东为何奎生。任雪梅与何奎生系夫妻关系，合盈公司认可二人共同参与合盈公司的经营。2018年2月13日，任雪梅通过微信询问邱正玲：“大姐你好，账对过了吗？”2018年7月29日，任雪梅向邱正玲发微信称：“年底余款19327元，共计25846元。”2018年8月14日，任雪梅通过微信向邱正玲发送2018对账单，载明：年底余款19327元、2月25日1750元、3月3日2445元、5月23日700元、6月14日1624元、7月29日5050元、8月2日300元、8月14日20200元，共计51396元，并发送信息“大姐你好，请帮忙安排一下，谢谢”。2019年1月16日，任雪梅通过微信向邱正玲发送2019对账单，载明：年底余款19327元、2月25日1750元、3月3日2445元、5月23日700元、6月14日1624元、7月29日5050元、8月2日300元、8月14日20200元、8月19日12120元、8月21日3720元、8月24日20200元，共计87436元。2019年3月29日，双方就货款问题发生争议，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白鹭洲派出所出具秦公（白）调解字【2019】239号《纠纷调解协议书》（以下简称239号调解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在主要事实部分载明“······2019年3月29日晚8点左右，在宏图上花园，据邱正玲报警称，何奎生欠她一年半的房租大约12万多元至今未支付。而何奎生表示，并没有欠邱正玲房租钱，而是邱正玲欠自己的货款共87000多元一直没给。邱正玲认为何奎生为此事跟踪自己，妨碍了自己的正常生活和自由，而何奎生表示并没有跟踪邱正玲。双方都要求对方还钱，产生矛盾纠纷······”。一审中，合盈公司提交了2019年6月10日由杨义虎签字的《未付货款对账单及说明》复印件一份，杨义虎手写内容如下：“······以上6张单子所列材料金额属实，是应邱正玲要求在何青山（何奎生）家拿的货，特此证明。以上款钱跟我们无关。”其中记载有2018年2月1日2000元的货款。对此，杨义虎确认该份《未付货款对账单及说明》的真实性，但后又担心重复，就把原件撕掉了。邱正玲则认为2018年2月1日2000元的货款已经包含在双方结账后的“年底余款19327元”之中。对于日期为2018年1月30日32200元的发货单，汤怀东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称：“我觉得笔迹不大像，时间也长了。当时送过来的时候直接叫我签字，什么都没讲。如果是我正常的笔迹，我不是这么签的······”。之后，汤怀东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因其未缴纳鉴定费用，鉴定程序告终。二审中，汤怀东称2018年1月30日的货物确系由其运输，但对应的发货单是于2019年夏天补签，当时合盈公司称送货时忘记让其签字，具体情况其也已经记不清楚。合盈公司则称即便2018年1月30日发货单是由汤怀东补签，也不影响其真实性。另查明，2018年2月15日为中国农历除夕。二审中，汤怀东、杨义虎均陈述：其与邱正玲没有雇佣或聘用关系，其是在市场上从事运输业务的人员。二审归纳争议焦点在于，1.邱正玲所欠货款金额如何确定；2.邱正玲主张货款应与租金抵销，理由能否成立。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邱正玲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所欠货款金额为87436元，理由如下：1.合盈公司系一人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何奎生与任雪梅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参与公司经营，故任雪梅代表合盈公司所实施的经营活动应由该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2018年至2019年期间，任雪梅曾通过微信多次向邱正玲发送具有对账及催款性质的信息，货款金额随时间变动均作出相应调整，而调整的内容均为前次对账及催款之后所新增加的款项。其中任雪梅在2019年1月16日最后一次向邱正玲发送2019对账单时，明确表示邱正玲欠付货款共计87436元。2.案涉239号调解协议书主要事实部分记载：“······而何奎生表示，并没有欠邱正玲房租钱，而是邱正玲欠自己的货款共87000多元一直没给······”，此与前述任雪梅通过微信发送给邱正玲的数据能够相互印证2019对账单内容的真实性。3.通过对比任雪梅于2018年至2019年期间向邱正玲发送的对账及催款信息可知，其统计数额范围多则两万余元、少则数百元不等。而就目前双方所争议的两笔款项而言，一笔2000元，另一笔则高达32200元，并不属于常人易于忽略的数额。合盈公司辩称该两笔货款未付，同时又未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任何提及，明显与常理不符。4.对于2018年1月30日32200元和2018年2月1日2000元的货款，邱正玲并未否认货款发生的事实，而是认为已计算在2019对账单“年底余款19327元”之内。对于所谓“年底”的理解，是指阳历2017年12月31日还是农历2018年2月15日除夕，双方各执一词。从现实生活经验的角度言之，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统计、纳税申报等中确实以阳历为准，此时“年底”理解为2017年12月31日，并无不可。同时，亦不可否认，在我国部分行业或者地区确实存在债权人于农历除夕之前进行对账结算的习惯，因此并不能当然排除“年底”是指2018年2月15日除夕的可能。但是，结合本案事实，只有将“年底”理解为2018年2月15日，即“年底余款19327元”系指截止2018年2月15日并已包含上述两笔争议货款后的欠款金额，才能对合盈公司一直未向邱正玲催交该两笔货款这一不符合常理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5.从汤怀东、杨义虎与邱正玲的关系而言，该二人仅系接受邱正玲的委托前往合盈公司拉货并将货物运送至指定地点。而合盈公司在前述两笔争议货款发生一年多后又让汤怀东“补签”发货单、杨义虎在《未付货款对账单及说明》签字，此时合盈公司与邱正玲已发生货款争议，该二人业已与邱正玲无委托运输合同关系，无权代替邱正玲补签发货单或者出具《未付货款对账单及说明》，合盈公司并未要求邱正玲补签，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合盈公司承担。综上，本院认定邱正玲尚欠合盈公司的货款为87436元，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及是否欠付租金等均无一致意见，合盈公司并不同意抵销，因此邱正玲主张将其所欠货款与所谓租金进行抵销，条件尚不具备，故本院不予理涉，邱正玲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邱正玲的上诉意见部分能够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4民初4327号民事判决；二、邱正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南京合盈建材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7436元；三、驳回南京合盈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73元，由邱正玲负担993元，合盈公司负担1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46元，由邱正玲负担1986元，合盈公司负担3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正勤审判员  曹廷生审判员  董岩松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朱愿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