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5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左友强，男，197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车萌枝，北京市柴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刚，北京市柴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汉氏盛弘（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胡立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艳，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婷，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雪涛，男，197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艳，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婷，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左友强因与被上诉人汉氏盛弘（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氏盛弘公司）、被上诉人任雪涛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9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左友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车萌枝、张福刚，被上诉人汉氏盛弘公司和任雪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左友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汉氏盛弘公司及任雪涛向左友强给付40万元投资收益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4日以9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5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40万元为基数）；2.本案诉讼费由汉氏盛弘公司及任雪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有证据可以证实任雪涛的签字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判决认为《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没有约束力，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一审法院已经在判决书中认定“左友强与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以及左友强与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在《补充协议》的签章处，汉氏盛弘公司同样没有加盖公章，而是由任雪涛代为签署。显然，一审法院认为任雪涛有权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签字，其拥有代理权限。本案中的《补充协议》与《承诺书》是在相同当事人之间、相同法律关系中形成的法律文件，《承诺书》对《补充协议》约定的给付时间进行了具体细化。且任雪涛持有汉氏盛弘公司90%的股权，是汉氏盛弘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汉氏盛弘公司与包括左友强在内的投资人日常沟通的负责人亦为任雪涛，任雪涛事实上也作为汉氏盛弘公司的代理人在《补充协议》上签字。另外，汉氏盛弘公司的实际给付行为己经追认了《承诺书》的效力。任雪涛在《承诺书》上的签字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构成表见代理，《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有效。针对任雪涛的签字行为，一审法院在认定《补充协议》对汉氏盛弘公司有效的前提下，却否认《承诺书》上任雪涛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的签字效力，这样的认定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刻意回避汉氏盛弘公司以实际给付行为追认《承诺书》效力的关键证据，做出错误认定，应当予以撤销。一审中汉氏盛弘公司提交了一份《基金款返还明细》，汉氏盛弘公司自认在2019年3月前向包括左友强在内的投资人返还了投资款人民币300万元。该事实与《承诺书》中的第一款“2019年3月31日前返还投资人，其本金如下：300万元整（三百万元整人民币）”约定的返还时间和返还数额一致。该证据和汉氏盛弘公司实际返款行为证明汉氏盛弘公司已经以实际行为追认并履行《承诺书》的部分约定，但一审法院未在判决中对此证据作出认定，刻意回避了该证据。三、一审法院认为“任雪涛在《承诺书》上签字，并不是表示其个人给付左友强投资款本金、投资收益并承诺支付时间，左友强要求任雪涛支付投资收益及违约金也没有充分依据”，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一审质证环节，任雪涛明确认可《承诺书》上的签名系本人签署。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承诺书》系任雪涛单方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任雪涛应该依照其作出的承诺，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退一步讲，即使《承诺书》不是任雪涛的承诺，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没有约束力的理由是任雪涛代表汉氏盛弘公司出具《承诺书》未取得授权。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任雪涛无代理权却代表汉氏盛弘公司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于任雪涛在《承诺书》上的签字行为，一审判决既否认其代表公司又否认其代表个人，这是对不诚信公司及个人的变相保护，是纵容拿签字当儿戏的行为。基于上述，左友强认为，《承诺书》既对汉氏盛弘公司有效，亦对任雪涛有效。左友强有理由相信任雪涛有权代理汉氏盛弘公司出具《承诺书》，汉氏盛弘公司也已经以事实行为追认了《承诺书》内容。任雪涛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该对其在《承诺书》上的签字负责。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左友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任雪涛未取得汉氏盛弘公司的授权，不构成有权代理。在表见代理中，相对人应该是善意无过失的，而左友强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承诺书》是左友强和案外人戴海燕起草的，任雪涛签署承诺书的时候没仔细看，当时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立柱看到《承诺书》后当即就对内容予以否认并表示不能签字盖章，《承诺书》应该是作废的。汉氏盛弘公司向左友强付款的合同依据是《补充协议》而非《承诺书》。任雪涛并没有以本人名义出具《承诺书》，《承诺书》对任雪涛个人不应该发生效力。左友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汉氏盛弘公司给付左友强投资收益40万元（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计算，投资周期2年），汉氏盛弘公司给付左友强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4日以9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5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40万元为基数），任雪涛对汉氏盛弘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31日，汉氏盛弘公司（甲方）与左友强（乙方）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基于目标公司已参与了汉氏联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氏联合）旗下全资子公司北京希诺赛尔健康科技推广有限公司（简称希诺赛尔）的股份改制，甲方通过向希诺赛尔增资1000万元获得5%的股份（简称A股份），同时又向汉氏联合以货币形式向其出资1000万元购买其所拥有希诺赛尔公司的5%股份（简称B股份），基于甲乙双方协商同意乙方以货币形式出资一定的货币金额获取乙方在B股份中的相对应的股比；乙方出资200万元货币金额增资甲方股份，作为定向资金购买乙方在B股份中的20%股份比率；新增股东自出资本金到账之日即视在希诺赛尔股东分红时能按本协议享有甲方的返还比率；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相应决议后5日内由目标公司董事会向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各股东应全力协助、配合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在本次增资扩股事宜中所发生的一切增资扩股及与工商登记有关的费用，由变更后的公司承担，其他费用如验资及评估等费用由出资各方自行承担；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应当在责令规定的时限内补交出资，并按其逾期天数及到期应缴出资额的日万分之五向其他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由于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其他约定而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均按照实际损失额承担赔偿责任并按照实际损失额的每日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左友强于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5日分两次共给付汉氏盛弘公司200万元。2018年10月17日，任雪涛与左友强等5人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首部列明甲方为汉氏盛弘公司，法定代表人任雪涛，乙方为左友强等5人，丙方为任雪涛，约定根据甲乙双方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以及甲方与北京汉氏联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北京希诺赛尔吉康科技推广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合同》及与北京汉氏联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汉氏联合干细胞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2》，达成如下协议：甲方根据《北京希诺赛尔健康科技推广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合同》并《补充协议2》5.7.2之规定，行使退出权利后，收到北京汉氏联合干细胞研究院有限公司足额退还的增资款（1000万元）和股权出资款（1000万元），共计2000万元后，在10个工作日内，按照《增资扩股协议》乙方的每个人的实际投资款本金数额，转账划款到乙方指定账号；丙方对上述条款承担担保责任。任雪涛在该协议甲方处及丙方处签字。左友强主张该《补充协议》证明汉氏盛弘公司应给付左友强投资款本金及投资收益。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对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不能证明投资收益归左友强等5人的乙方所有，而是明确约定汉氏盛弘公司按乙方的投资款本金付款。一审诉讼中，左友强提交一份《承诺书》，内容为：2019年3月1日，汉氏盛弘公司负责人任雪涛在股东会议承诺将汉氏联合集团返回投资款本金、投资收益，投资本金2000万元、投资收益400万元，按照年化率10%，2年期，返还投资人，基金公司扣除收益2%。1、2019年3月31日前返还投资人，其中本金如下：300万元；2、2019年5月31日前返还投资人，其中本金、投资收益为如下：1700万元+400万元=2100万元；3、收到基金款后，及投资收益需次日按照比例退回投资人及机构，逾期未退回按照金额0.5%收取滞纳金。该《承诺书》落款处打印了“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章）负责人签字：2019年3月1日”的内容，任雪涛在“负责人签字：”处签字。左友强主张该《承诺书》证明任雪涛承诺2019年3月31日前返还投资人本金300万元，2019年5月31日前返还投资人本金及投资收益共计2100万元。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认可该《承诺书》上任雪涛的签字，但主张该《承诺书》落款处写的名字不是汉氏盛弘公司，汉氏盛弘公司也未授权任雪涛签署该《承诺书》，任雪涛也不是以其个人名义签署的，故该《承诺书》无效。一审诉讼中，左友强明确表示其诉讼请求中要求任雪涛承担连带责任，系因任雪涛在《承诺书》中以其个人名义承诺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左友强提交一份“盛弘退回投资基金明细表”，在该表“已退投资人金额（2019.3.31）”一栏载明左友强60万元，“未退投资人金额（2019.5.31）”一栏载明左友强140万元。该表有左友强、任雪涛等人签字。左友强主张该表证明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已经按照《承诺书》履行了一部分义务。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对该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该表对汉氏盛弘公司不生效，而且只是付款意向。汉氏盛弘公司已退还左友强投资款200万元，具体如下：2019年4月1日支付100万元，2019年6月11日支付50万元，2019年8月5日支付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左友强与汉氏盛弘公司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以及左友强与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上述两份协议中，并未约定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应当在2019年5月31日前给付左友强投资款本金及投资收益40万元，现左友强要求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支付投资收益及违约金的依据是《承诺书》，该《承诺书》并未加盖汉氏盛弘公司公章，而是由任雪涛在汉氏盛弘公司负责人处签字，但汉氏盛弘公司和任雪涛均主张任雪涛并未取得汉氏盛弘公司的授权，左友强也不能证明任雪涛已取得汉氏盛弘公司的授权，故该《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没有约束力，左友强要求汉氏盛弘公司支付投资收益及违约金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任雪涛在《承诺书》上签字，并不是表示其个人给付左友强投资款本金、投资收益并承诺支付时间，左友强要求任雪涛支付投资收益及违约金也没有充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左友强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左友强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证据1，汉氏盛弘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用以证明任雪涛持有汉氏盛弘公司90%的股权，是汉氏盛弘公司的控股股东；证据2，北京希诺赛尔健康科技推广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合同书，用以证明任雪涛代表汉氏盛弘公司在合同签署页签字，任雪涛有权代表汉氏盛弘公司；证据3，汉氏盛弘（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用以证明任雪涛代表汉氏盛弘公司在合同签署页签字，任雪涛有权代表汉氏盛弘公司；证据4，退出及股权回购通知，用以证明任雪涛代表汉氏盛弘公司在合同签署页签字，任雪涛有权代表汉氏盛弘公司。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对前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在一审中提交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任何个人或股东不能完全代表公司对外签署协议或作出承诺；证据2、3、4在一审期间左友强就能够取得，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3份证据中都有公司盖章，反而说明任雪涛无权单独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签署协议，必须有公司盖章。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庭审中，关于《承诺书》所载“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向何主体，汉氏盛弘公司和任雪涛表示不清楚“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向何主体，现实中不存在“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一主体。左有强表示“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向的即为本案当事人汉氏盛弘公司，《承诺书》存在笔误。左友强在二审庭审中表示投资收益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仅在《承诺书》中有明确约定。另，左友强表示签署《承诺书》时没有见过汉氏盛弘公司向任雪涛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汉氏盛弘公司否认曾向任雪涛授权签署《承诺书》。本院依法补充查明：2017年5月5日，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任雪涛变更为王伟。2018年10月11日，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伟变更为胡立柱。根据工商登记信息，任雪涛自2016年11月25日成为汉氏盛弘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为90%，该持股情况截至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未发生变化。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查到“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二审另查，根据2019年10月21日本案一审开庭笔录第14页下部记载显示，左友强表示2019年3月1日签署《承诺书》系在汉氏盛弘公司办公室，当时左友强曾经主张在《承诺书》盖章，汉氏盛弘公司拒绝盖章。根据该开庭笔录第15页下部记载显示，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表示《承诺书》由左友强一方制作，签署时具备法定代表人签字及盖章的条件，正因《承诺书》不被汉氏盛弘公司认可，因此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及盖章，任雪涛的签字行为不发生效力。一审中，汉氏盛弘公司提交了其自行制作的《基金款项返还明细》，该明细载明，3月份，汉氏盛弘公司向包括左友强在内的15名投资人返还投资款共计300万元。汉氏盛弘公司还提交了其向北京汉氏联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汉氏联合干细胞研究院有限公司发出的《通知函》、北京汉氏联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复函》及银行交易回单，用以证明其仅收到退回的股权款800万元。其中，《回复函》载明，截至2019年10月17日，北京汉氏联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汉氏盛弘公司汇款3次，共计800万元整。一审中，左友强提交了“盛弘退回投资基金明细表”。该明细表有两张，该两张明细表“投资人或机构”栏载有盛弘公司、左友强等投资人，表格底部有希诺赛尔公司韩总确认签字，在“投资人确认签字”处有包括盛弘公司负责人、左友强等在内的投资人签字。其中一张明细表载明，对于300万元，汉氏联合公司需于2019年3月31日前将投资款退至盛弘公司；盛弘公司收到基金款后，需当日按照比例退回投资人及机构，逾期未退按照金额*0.5%收取滞纳金。另一张明细表载明，汉氏联合公司需于2019年5月31日前将投资款退至盛弘公司；盛弘公司收到基金款后，需当日按照比例退回投资人及机构，逾期未退按照金额*0.5%收取滞纳金；同时返还10%*2年的投资收益额，计400万元收益按照投资比例返还投资人。汉氏盛弘公司表示，该明细表中的盛弘公司指代的是汉氏盛弘投资有限公司，任雪涛系代表投资人汉氏盛弘投资有限公司在明细表中签字。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汉氏盛弘公司是否应当向左友强支付40万元投资收益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二、任雪涛是否应当向左友强支付40万元投资收益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一、汉氏盛弘公司是否应当向左友强支付40万元投资收益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左友强表示其向汉氏盛弘公司主张40万元投资收益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合同依据为《承诺书》和《补充协议》，其中仅有《承诺书》对投资收益以逾期付款违约金有约定。根据在案证据，该份《承诺书》落款处打印了“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章）负责人签字：2019年3月1日”的内容，任雪涛在“负责人签字：”处签字。左友强主张任雪涛作为汉氏盛弘公司持股90%的绝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负责与左友强等投资人日常沟通，其认为任雪涛在“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章）负责人”处签字即对汉氏盛弘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本案当事人汉氏盛弘公司指向的是同一主体，《承诺书》存在笔误。汉氏盛弘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不清楚“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向何主体，《承诺书》未加盖汉氏盛弘公司的公章，任雪涛没有授权，无权代表汉氏盛弘公司作出承诺，《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不发生效力。关于“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否指向本案当事人汉氏盛弘公司，本院认为，现实中并无名为“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民事主体，而根据《承诺书》的内容可知，《承诺书》与双方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直接相关，由此可以推定“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向的主体为本案当事人汉氏盛弘公司，汉氏盛弘公司对此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反证，故本院认定《承诺书》中的“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向的即为本案当事人汉氏盛弘公司。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在案证据，本院对当事人围绕该争议焦点产生的争议问题论述如下：1.任雪涛是否有权代表或代理汉氏盛弘公司签署《承诺书》本案中，左友强上诉主张任雪涛在《承诺书》中以汉氏盛弘公司负责人的名义签字，任雪涛有权代表汉氏盛弘公司，其具有代理权。对此本院认为，《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法定代表人无需另行授权，即可一般性地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除法定代理人外，委托代理一般是一事一授权，代理人变动性很大。在委托代理情况下，代理人的权限来自被代理人的授权，未经被代理人授权的，其行为与被代理人无关，自然不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庭审中，左友强表示没有见过汉氏盛弘公司向任雪涛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汉氏盛弘公司亦否认曾向任雪涛授权签署《承诺书》。在签署《承诺书》时，任雪涛既不是法定代表人也未取得授权，此种情形下左友强主张任雪涛有权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签署《承诺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汉氏盛弘公司是否存在追认行为本案中，左友强上诉主张汉氏盛弘公司对任雪涛签字的《承诺书》存在追认行为，理由是汉氏盛弘公司付款300万元的行为与《承诺书》约定的付款进度一致，与汉氏盛弘公司主张的付款依据《补充协议》所约定的付款进度不一致。《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左友强未提交证据证明汉氏盛弘公司曾对任雪涛签字的《承诺书》明确表示予以追认，汉氏盛弘公司向投资人转款300万元的行为与汉氏盛弘公司主张的付款依据《补充协议》中的意思表示并不矛盾，左友强仅凭汉氏盛弘公司向投资人转款300万元的时间与《承诺书》中的个别条款约定存在一致即认为汉氏盛弘公司曾对任雪涛签字的《承诺书》予以追认，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信。3.任雪涛在《承诺书》中的签字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左友强上诉主张即便汉氏盛弘公司未授权任雪涛签署《承诺书》，任雪涛的签字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理由是案涉投资活动中一直由任雪涛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签字和出面协调，且任雪涛持有汉氏盛弘公司90%的股份，左友强有理由相信任雪涛在签署《承诺书》时具有代理权。《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前述两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具体到本案，左友强上诉主张案涉投资活动一直由任雪涛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签字和出面协调，且任雪涛持有汉氏盛弘公司90%的股份，左友强有理由相信任雪涛在签署《承诺书》时具有代理权。对此本院认为：其一，确认构成表见代理的行为发生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涉及被代理人利益维护与相对人利益维护的平衡问题。表见代理制度的设立是出于对各方利益关系的平衡，使个人权利的静态利益与社会交易的动态安全得到合理的协调，使得有限社会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在交易上有必要牺牲个人权利的静态安全，来保护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对比《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及《承诺书》的内容，只有《承诺书》体现了投资收益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相关内容。《承诺书》在《补充协议》的基础上，单方面大幅度增加了汉氏盛弘公司的义务与责任，而并未增加左友强的义务和责任，左友强系《承诺书》的纯受益方。在此情况下，为平衡双方利益，避免过分牺牲被代理人汉氏盛弘公司的利益，致使双方利益失衡，应对左友强是否是善意且无过失进行更严格审查。其二，根据左友强与汉氏盛弘公司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左友强系作为投资人购买汉氏盛弘公司的股份，其作为投资人对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权结构等可以公开查询的工商登记信息应较为关注和了解，其应当知晓任雪涛于2019年3月1日签署《承诺书》时，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胡立柱，而非任雪涛。其三，法定代表人依法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大股东的意志并不当然代表公司。本案，各方均认可《承诺书》系在汉氏盛弘公司办公室签署，当时左友强要求汉氏盛弘公司盖章被拒绝。根据各方陈述的《承诺书》签署场景，签署《承诺书》时明显具备由汉氏盛弘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的条件，在左友强要求加盖汉氏盛弘公司公章而被拒绝时，左友强没有合理的理由认为仅有任雪涛签字的《承诺书》系汉氏盛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四，任雪涛此前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签字时合同中同时加盖了汉氏盛弘公司的印章，《补充协议》未加盖汉氏盛弘公司的印章，但因汉氏盛弘公司在事后进行了追认而对汉氏盛弘公司发生效力。然而，不能因汉氏盛弘公司事后追认了《补充协议》而当然得出汉氏盛弘公司亦会在事后追认《承诺书》，两者在逻辑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左友强不能因《补充协议》未加盖汉氏盛弘公司的印章而有效而合理地认为《承诺书》只需任雪涛签字即对汉氏盛弘公司发生效力。综合上述分析，本院难以认定左友强有理由相信任雪涛在签署《承诺书》时是有代理权的，故对左友强关于任雪涛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4.《承诺书》所约定的付款条件是否已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发生效力，左友强依据《承诺书》主张投资收益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亦应举证证明《承诺书》所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成就。关于何为支付投资收益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付款条件，左友强与汉氏盛弘公司存在争议。左友强主张根据《承诺书》第2条约定，汉氏盛弘公司应于2019年5月31日前返还投资人本金1700万元、投资收益400万元共计2100万元。汉氏盛弘公司则主张即便《承诺书》有效，根据《承诺书》第3条，也应是汉氏盛弘公司收到全部基金款才能向投资人退还，但是汉氏盛弘公司仅收到800万元后再未收到任何退款，故付款条件不成就。对此本院认为，《承诺书》前部约定汉氏盛弘公司承诺“将汉氏联合集团返回投资款本金、投资收益，投资本金2000万元、投资收益400万元，按照年化率10%，2年期，返还投资人，基金公司扣除收益2%”，第2条约定“2019年5月31日前返还投资人，其中本金、投资收益为如下：1700万元+400万元=2100万元”，第3条约定“收到基金款后，及投资收益需次日按照比例退回投资人及机构，逾期未退回按照金额0.5%收取滞纳金”，《承诺书》对于投资收益付款条件的约定不明晰且存在前后矛盾，而此前本案当事人签署的其他合同仅体现汉氏盛弘公司同意在收到第三方公司足额退还的增资款和股权出资2000万元后退还投资人投资本金。故在无其他证据进一步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承诺书》的内容，本院难以采信左友强关于汉氏盛弘公司应于2019年5月31日前向左友强支付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而无论其是否收到第三方返回的投资款本金、投资收益的主张。依据汉氏盛弘公司提交的《通知函》、《回复函》、银行交易回单，汉氏盛弘公司仅收到第三方返回的投资款800万元。现左友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汉氏盛弘公司已足额收到第三方返回的投资款本金、投资收益，无法证明付款条件已成就，故即便《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发生效力，左友强现亦无权要求汉氏盛弘公司向其支付投资收益及违约金。综上所述，任雪涛未经授权签署《承诺书》，事后亦未经汉氏盛弘公司追认，任雪涛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且《承诺书》所约定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故左友强要求汉氏盛弘公司支付40万元投资收益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任雪涛是否应当向左友强支付40万元投资收益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本案中，左友强主张任雪涛应向其支付40万元投资收益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任雪涛曾在《补充协议》中签字表示愿意承担保证责任，《承诺书》是对《补充协议》的补充，任雪涛签字既代表汉氏盛弘公司又代表任雪涛个人；二是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如果任雪涛是无权代理且汉氏盛弘公司事后没有追认，任雪涛个人应对善意相对人左友强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左友强主张的第一项理由，本院认为，从合同约定的内容看，《承诺书》和《补充协议》是两份独立的合同，无法体现左友强主张的《承诺书》是对《补充协议》的补充，《承诺书》的内容中未体现任雪涛同意使用其自有资金向左友强付款，左友强主张任雪涛在《补充协议》中签字同意承担保证责任又在《承诺书》中签字即说明任雪涛在《承诺书》项下亦应以个人名义承担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左友强主张的第二项理由，《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适用该款的前提是左友强为善意相对人，这要求其不知道任雪涛没有代理权且对其“不知道”没有主观上的过失。根据前文中本院对上一争议焦点的论述，左友强应当知晓任雪涛并非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在具备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的条件而汉氏盛弘公司明确予以拒绝的情况下，其没有合理的理由认为仅有任雪涛签字的《承诺书》系汉氏盛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难以采信其不知道任雪涛没有代理权是善意且无过失的，故对其要求任雪涛就无权代理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左友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04元，由左友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龚勇超审 判 员 蒙 瑞审 判 员 金妍熙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法官助理 郭妍子书 记 员 刘 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