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903民初106号 原告：庄子妹，女，196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原告：黄萍，女，196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原告：周莲萍，女，1953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原告：缪根仙，女，1963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原告：周爱珍，女，196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松来，浙江松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友儿，男，196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被告：王燕芬，女，1963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第三人：舟山市普陀鞋革厂，住所地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伏虎路57号。 法定代表人：王友儿。 两被告及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行舟，浙江星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及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卫光，浙江星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庄子妹、黄萍、周莲萍、缪根仙、周爱珍与被告王友儿、王燕芬、第三人舟山市普陀鞋革厂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松来、两被告及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行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庄子妹、黄萍、周莲萍、缪根仙、周爱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王友儿、王燕芬将舟山市普陀鞋革厂注册资本从173000元增加至228000元的行为无效；二、确认王友儿、王燕芬私自受让舟山市普陀鞋革厂新增股权及其他股东退出股权的行为无效；三、判令王友儿、王燕芬向舟山市普陀鞋革厂退还2001年至2017年分红款140438元和136582元；四、本案诉讼费由王友儿、王燕芬和舟山市普陀鞋革厂负担。事实和理由：庄子妹、黄萍、周莲萍、缪根仙、周爱珍持有舟山市普陀鞋革厂的股权份额分别为2.89%、2.89%、2.89%、2.89%和5.78%；王友儿、王燕芬持有舟山市普陀鞋革厂的股权份额分别为14.45%和5.78%。根据已生效的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6）浙0903民初531号、（2017）浙0903民初502号、（2017）浙0903民初3642号民事判决书，王友儿和王燕芬利用掌控企业的便利，通过擅自增加注册资本将企业新增出资归入两人在企业的出资份额，同时又擅自购买其他股东退回企业的股权份额，致使王友儿对舟山市普陀鞋革厂的出资从原来的25000元增加到60000元，王燕芬对舟山市普陀鞋革厂的出资从原来的10000元增加到60000元，两人因此在2001年至2017年期间从企业多分红利140438元和136582元。王友儿和王燕芬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和企业章程的规定，其擅自增资扩股和受让股权的行为损害了庄子妹、黄萍、周莲萍、缪根仙、周爱珍和其他股东以及舟山市普陀鞋革厂的权益，应属无效，两人应将据此多分的红利返还给舟山市普陀鞋革厂。2018年4月19日，庄子妹、黄萍、周莲萍、缪根仙、周爱珍致函企业监事郁全兴要求其行使监事职责，召开股东大会并提起诉讼，但郁全兴怠于行使监事的职责，既未召开股东大会也未提起相关诉讼。2019年8月28日，舟山市普陀鞋革厂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一、不同意企业法定代表人王友儿擅自作出的企业增加注册资本的决定；二、王友儿、王燕芬擅自受让该扩增股份，系违反企业章程及相关法规之规定，应属无效行为；三、王友儿、王燕芬擅自私下受让部分股东退股给企业的股份，损害其他股东享受的同等按比例受让权，违反企业章程和相关法规之规定，应属无效。该股权应退还企业或相关股东，并办理相关手续；四、根据诉讼案件获知内容，王友儿、王燕芬原工商登记的出资为2.5万元、1万元，股权份额为14.46%、5.78%。经其擅自增资受让股权后主张为：出资6万元、6万元，股权份额34.704%、34.68%。王友儿、王燕芬又据此自2001年至今擅自多分红利。该期间多分红利应退还企业再分配给各股东。对此，企业应进行审计，审计费用由企业支付；五、此后，每年1月25日召开股东大会讨论决定上年利润分配方案及企业用工薪资等事项。” 王友儿、王燕芬答辩称，一、2019年8月28日的《股东会议决议》应属无效。根据《公司法》关于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的规定，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提议召集，也应向公司董事会发出请求，并由董事长主持，在董事会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方可要求监事会进行召集，王友儿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从未收到关于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的书面请求，其本人也未能参加大会的召开及进行主持，原告方虽曾向监事发函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但越过向董事会报告的前置程序，股东大会的召集及会议召开的程序明显违法，该决议无效。该决议内容是对既定事实的否认，歪曲事实、肆意推翻深化改革时作出的决议，同时违背公司法相应规定，于本案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二、王友儿、王燕芬持有的舟山市普陀鞋革厂股权系合法所得，依法有权分配红利。王友儿原出资为25000元，后变更为60000元，其中30000元系直接从其他股东处受让取得，5000元为企业增资时出资取得；王燕芬原出资为10000元，后变更为60000元，其中50000元系企业增资时出资取得。王友儿受让其他股东的股权皆符合企业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其从其他股东处受让的股权系通过直接与出让股东签订转让协议，双方协商交易而取得，并非五原告主张的擅自受让企业退股，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转让股权的规定。王友儿、王燕芬在企业增资过程中依法出资取得股权，按增资后的股权比例取得分红，多年来其他股东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舟山市普陀鞋革厂于2001年4月10日召开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舟山市普陀鞋革厂企业内部改革事实方案》，明确对安置员工的经济补偿金通过扩股吸股办法筹措，允许股权内部转让，鼓励职工个人持大股等，王友儿和王燕芬根据该方案进行增资扩股，所交增资款均被发放职工的经济补偿金，企业方得以维持，改革方得以推进；五原告对上述增资过程及增资后的分红情况均属明知，因在历年的分红及利息、年终奖领取表格中均有记载，各股东对王友儿和王燕芬的股权比例和分红情况却一直未提出异议，却在2016年突然提起诉讼，实为利益驱动下的出尔反尔行为。三、五原告错误理解分红具体数额，将企业分红与企业借款利息相混同。2001年深化改革过程中，虽鼓励职工增资扩股，但由于经济体制变化，当时职工并非十分看好改革后的企业效益，即便王友儿、王燕芬带头增资仍不足以支付安置补偿金，其他职工宁愿向企业提供借款，也不愿增资扩股，时至2015年方才有个别职工意识到改革成效后提出股权回购。五原告在诉请中涉及的分红金额基本按照年终分配的表格计算，该分配款项不仅包含了企业分红，还包含了借款利息等，否则难以解释股权比例相同的股东分配金额上的差异。综上所述，王友儿、王燕芬依法享有股权，并依法获得企业分红，五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舟山市普陀鞋革厂的答辩意见同王友儿、王燕芬的答辩意见一致。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一、王友儿、王燕芬及舟山市普陀鞋革厂对五原告提供的企业章程、（2016）浙0903民初531号民事判决书、（2017）浙0903民初502号民事判决书、（2017）浙0903民初3642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对2015年4月16日的股东大会决议【原件在（2017）浙0903民初502号案卷】的三性均提出异议，对2019年8月28日的古股东大会决议、会议签到表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上述两份股东大会决议、签到表均由股东签名确认，且王友儿、王燕芬及舟山市普陀鞋革厂并未提供证据反驳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致郁全兴监事的函、邮寄详情单、签收查询单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因该证据与五原告诉称的事实相关，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定；对会计查帐报告的三性均提出异议，因该证据系五原告委托案外人查询企业财务账册、凭证后单方制作的报告，未经各方当事人确认，亦未经专业审计机构审计，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二、五原告对王友儿、王燕芬提供的《关于通过的决议》、收款收据、普企改办【1997】30号批复文件、普企改办（1998）41号批复文件的真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该收款收据并不能证明资金是否真实交付，两份文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增资凭证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上述凭证不足以证明王友儿和王燕芬向企业真实交付增资款的事实；对年终分配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存在替领款人代签的可能，不足以支持其他股东知晓王友儿和王燕芬增资扩股的证明目的；对《普陀鞋革厂关于企业改制工作的总结》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认为即使该总结为真实的，但未加盖企业公章，仅是王友儿个人的意见，本院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的上述证据予以认定，又因上述证据对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的事实，以及款项交付事实具有相互印证作用，且五原告未提供证据反驳上述事实，故本院对收款收据、增资凭证、股权转让协议、《普陀鞋革厂关于企业改制工作的总结》等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舟山市普陀鞋革厂于1994年7月4日成立，庄子妹、黄萍、周莲萍、缪根仙、周爱珍丈夫张友芳（已故）、王友儿、王燕芬均系该企业的股东;王友儿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王燕芬系会计。1997年12月24日，舟山市普陀区国有城镇集体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同意《舟山市普陀鞋革厂股份合作制改制实施方案》，舟山市普陀鞋革厂改制为由21名股东出资173000元的股份合作制企业。2001年4月12日，舟山市普陀鞋革厂股东大会表决通过《舟山市普陀鞋革厂企业内部改革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要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对原合同制职工在支付经济补偿金后解除原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通过扩股吸股办法筹措；改变企业人人持股的不合理股权结构，促使企业的股权有序流动，通过扩股吸股的办法，允许股权内部转让，鼓励职工个人持大股，致使股权向自愿持大股者集中等。2001年4月24日，王友儿从许丽君、陈兰芳、李宝成、陈文元、孔锦祥、周庆利处按出资金额受让股权（按出资额计55000元），于2001年4月29日向企业交纳股权受让款（再由企业向出让股东支付），后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期间上述出让人又向王友儿按原价回购了部分股权（按出资额计30000元）；王燕芬于2001年4月29日向企业交纳投资款50000元作为新增出资，王友儿于2001年5月8日向企业交纳投资款5000元作为新增出资，上述投资款的交纳使企业的实际注册资本增加至228000元。通过股权转让和新增出资，王友儿和王燕芬的实际出资额均达60000元。2001年10月15日，舟山市普陀鞋革厂所作的《关于企业改制工作的总结》明确：企业为促使股权有序流动，达到股权集中，进行了第二步改革，股东人数从原来23名缩减至12名，出资额从原告的173000元扩大至228000元，其中法定代表人占总数的37.4%；为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共发放职工安置费483000元、生活补助费13200元；资金主要来源于股东入股、借款解决等。 2015年4月16日，舟山市普陀鞋革厂召开股东大会，形成一份股东会决议，载明主持人为王友儿，王燕芬亦参加了该次会议，决议其中一项明确原扩股增资事项不成立，王友儿和王燕芬未在该决议上签名确认；2018年4月19日，五原告向企业监事郁全兴发函要求其召开临时股东会，就王友儿和王燕芬擅自增资扩股、受让其他股东退股的效力进行表决，监事郁全兴未就该申请作出回应；2019年8月28日，五原告等14名股东作出一份舟山市普陀鞋革厂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如下：一、不同意企业法定代表人王友儿擅自作出的企业增加注册资本的决定；二、王友儿、王燕芬擅自受让该扩增股份，系违反企业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应属无效行为；三、王友儿、王燕芬擅自私下受让部分股东退股给企业的股份，损害了其他股东享受的同等比例受让权，违反企业章程和相关规定，应属无效；该股权应退还企业或相关股东，并办理相关手续；四、王友儿、王燕芬原工商登记出资为25000元和10000元，股权份额为14.46%和5.78%，经其擅自增资扩股、受让股权后，王友儿、王燕芬的出资均为60000元，并据此自2001年多分的红利应退还给企业并再分配给各股东，企业对此应进行审计，审计费用由企业负担；五、此后每年1月25日召开股东大会讨论决定上年利润分配方案及企业用工薪资等事项。王友儿、王燕芬既未接到召开股东会的通知，也未参加该次会议。 另查明，舟山市普陀鞋革厂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仍为173000元，王友儿登记出资额仍为25000元，王燕芬登记出资额仍为10000元，登记董事长为王友儿，董事为许丽君、孔锦祥，监事为郁全兴。《舟山市普陀鞋革厂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第十二条规定，遇股东辞职、调离或除名等特殊情况，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股份可在本企业内部转让，或由企业回收；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股东会对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第十七条规定，股东大会一年召开一次，当企业出现重大问题时，三分之一以上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监事可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第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第十九条规定，企业股东大会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一般决议必须经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企业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及修改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的股东通过等。 本院认为，舟山市普陀鞋革厂系经改制成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虽兼具公司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组织的部分特征，但又不是公司制企业或合伙制企业，在我国未颁行实施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应首先尊重企业内部的规定、决定或约定，在企业内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方可参照公司法或企业合伙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主要涉及以下争议焦点：一、五原告是否能依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提起本次诉讼的争议。因案涉企业的章程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未予规定，而舟山市普陀鞋革厂部分股东和管理人员间信任程度低，企业内部又缺乏对管理人员履职的监督机制，如不赋予中小股东代表公司诉讼的权利，则其权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故本案应参照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关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相关规定，确认五原告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权利。另，张友芳去世后由其妻子周爱珍代表行使股东权利，包括参与诉讼、领取企业分红、参加股东会等，其他股东均未提出异议，在本案中亦是适格原告。二、王友儿、王燕芬于2001年认购企业新增股权的行为是否有效的争议。首先，舟山市普陀鞋革厂股东大会曾于2001年4月12日表决通过《舟山市普陀鞋革厂企业内部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企业需进行增资扩股筹措资金用于安置职工时支付经济补偿金，可见增资扩股事项系经全体股东表决通过，符合《舟山市普陀鞋革厂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第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其次，2001年10月15日舟山市普陀鞋革厂的《关于企业改制工作的总结》对增资扩股事项作出过披露，且王友儿、王燕芬的历年年终分红款均记载于领款表格中，五原告及其他股东在领款签名时均可看到，足以推定五原告及其他股东对王友儿和王燕芬认购企业新增股权事项属于明知；最后，2015年4月16日和2019年8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形成并未按照《舟山市普陀鞋革厂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且企业先期决议确定的特别是涉及股东个人权益的事项系全体股东合意的体现，对全体股东均有约束力，而五原告及其他股东通过后期决议否定先期决议的行为不仅有违诚信，且侵害他人权益，不应予以支持。综上，虽以现行公司增资程序的相关规定审视舟山市普陀鞋革厂增资事项，在程序上确实存在瑕疵，但考虑《舟山市普陀鞋革厂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对企业增资程序未作明确规定，企业其他股东对王友儿、王燕芬认购企业新增股权并据此进行分红的事实属于明知，两人出资认购新增股权不仅促进企业改制进程，又缓解了企业的资金需求，故本院在考量案涉时间跨度近20年的增资事项时，更倾向于倡导诚信原则，维护交易稳定，应确认王友儿、王燕芬于2001年认购企业新增股权的行为有效。三、王友儿从许丽君等股东处受让股权的行为是否有效的争议。因《舟山市普陀鞋革厂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第十二条规定，遇股东辞职、调离或除名等特殊情况，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股份可在本企业内部转让；2001年4月12日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舟山市普陀鞋革厂企业内部改革实施方案》允许股权内部转让，鼓励职工个人持大股，致使股权向自愿持大股者集中，可见该企业的股权可以在股东之间流转。王友儿作为董事长受让了董事许丽君、孔锦祥的股权，三人组成该企业的董事会，可见王友儿受让其他股东的股权系经董事会审核同意。王友儿在2001年收购孔丽君等人股权后，又让孔丽君等人在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期间回购了部分股权，因上述交易系双方在法律及章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交易，未侵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而五原告对孔丽君等人的股权出让并无优先购买权或股东同比例受让权，故五原告并无权利要求确认上述股权交易行为无效。综上所述，王友儿、王燕芬认购企业新增股权及王友儿受让其他股东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依据实际持股比例享有分红权并无不当，本院对五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为避免企业注册资本、股东出资及股权比例变化而引发纠纷，舟山市普陀鞋革厂、出让人和受让人最好及时办理相关变更手续。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庄子妹、黄萍、周莲萍、缪根仙、周爱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727.5元，由原告庄子妹、黄萍、周莲萍、缪根仙、周爱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乐海奇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代书记员 张 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他人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