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玩酷宝贝时尚童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555号四楼商铺415-416号。法定代表人：周敦志，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彩英，广东秦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婷婷，广东秦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荔湾区木犊鱼儿童服饰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黄沙大道粤南大街26-29号1507-1511房（连铺）。经营者：曹宝院，男，1970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应琴，系曹宝院的妻子。上诉人湖北玩酷宝贝时尚童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玩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荔湾区木犊鱼儿童服饰商行（以下简称广州木犊鱼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9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湖北玩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湖北玩酷公司无需支付广州木犊鱼商行货款140515元；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广州木犊鱼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湖北玩酷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广州木犊鱼商行的第一项诉请未扣减2019年6月1日至同年9月4日四次退货所相对应价款39702元、也不能证明双方就童装中质量有瑕疵的货物先由湖北玩酷公司销售，对低于进货价销售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承担一半的事宜进行过协商并达成协议及湖北玩酷公司应向广州木犊鱼商行支付货款140515元等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一、湖北玩酷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供的广州创捷（平安达）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托运单、百世快递单以及广州木犊鱼商行所提供的广州木犊鱼商行与湖北玩酷公司财务的聊天记录、武汉周敦志2019春夏对账单，足以证明湖北玩酷公司的第一项诉请未扣减2019年6月1日至同年9月4日四次退货所相对应价款39702元。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可知，因湖北玩酷公司购买的童装属于批量购买，由广州木犊鱼商行通过物流方式邮递给湖北玩酷公司，湖北玩酷公司收货时仅对数量进行清点，未对每件童装进行拆装检查是否掉色是否损坏，均是在上架到店铺时发现不良品后退还给广州木犊鱼商行，并在货款中做相应的抵扣。根据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供的与湖北玩酷公司财务的聊天记录可显示，广州木犊鱼商行最后一次发送给湖北玩酷公司的对账单是2019午6月26日，该对账单湖北玩酷公司并未全部认可，聊天记录有显示，因其未完全抵扣2019年6月26日之前湖北玩酷公司退货的童装，而根据聊天记录显示在2019年6月26日之后湖北玩酷公司有多次退货而广州木犊鱼商行也是认可的。在2019年6月26日除了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交的2018年7月15日退货80元、2019年8月24日退货408元、2019年10月16日退货128元，根据湖北玩酷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供的广州创捷（平安达）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托运单、百世快递单及退货单，可知湖北玩酷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1日、2019年6月13日、2019午7月3日、2019年8月14日、2019午8月25日、2019年9月4日、2019年10月18日向广州木犊鱼商行寄出退货件，收件人信息均为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黄沙大道粤南大街25号（荔湾商贸）15楼1509室，签收人刘应琴，联系方式158××××3558。广州木犊鱼商行对账单只扣除了2019年6月13日、2019年8月25日、2019年10月18目的退货件的货款，显然与实际不符。根据广州木犊鱼商行所提供的与湖北玩酷公司财务的聊天记录中，双方于2019年9月25日至2019年9月28日的聊天可得出，广州木犊鱼商行已签收湖北玩酷公司2019年7月、8月寄出的退货件，然而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供的对账单当中无7月份的退货，8月份的退货也未列齐全，且湖北玩酷公司并未收到广州木犊鱼商行提到的返修货，广州木犊鱼商行亦未在一审中提供能够证明已向湖北玩酷公司提供2019年7月、8月退货件的返修货。以上证据均可证明广州木犊鱼商行称湖北玩酷公司退货货款为13090元的事实与现实不符。根据湖北玩酷公司提供的采购退货单可得出，湖北玩酷公司2019年6月1日向广州木犊鱼商行退货货款为288元，2019年7月3日退货货款为13554元，2019年8月14日退货货款为15444元，2019年9月4日退货货款为10416元，货款总计39702元。以上退货，广州木犊鱼商行均未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扣减。二、因湖北玩酷公司收到广州木犊鱼商行童装后发现广州木犊鱼商行向湖北玩酷公司提供的童装与湖北玩酷公司订购的并不一致，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供的《2019春夏订货单》与《香港木犊鱼商铺销售单》中可证明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供的部分童装与湖北玩酷公司采购的童装不一致。因与订购的产品不一致且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广州木犊鱼商行与湖北玩酷公司电话协商对于该部分产品可打折销售，对低于进货价销售造成的损失由双方承担一半。对于广州木犊鱼商行应承担损失部分，因是电话沟通未能留下书面证据，但鉴于商业活动中应诚实守信原则，且也因此给湖北玩酷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广州木犊鱼商行应当按照承诺承担一半湖北玩酷公司的损失。根据湖北玩酷公司提供的商品销售清单、湖北银泰仙桃商城大厦专柜提货单、低于成本价出售的商品表格，可得出，从广州木犊鱼商行进货的货不对板童装低于成本价出售的商品进货价合计为186666元，实际销售价合计为90432元。因此，湖北玩酷公司损失为962334元，广州木犊鱼商行应承担一半损失48117元。三、湖北玩酷公司库存中仍有部分无法销售的次品货值远达52696元，湖北玩酷公司可退回广州木犊鱼商行并在货款中抵扣52696元。广州木犊鱼商行销售给湖北玩酷公司的春夏季商品中，存在大量的次品，均存在脱色、染色、手感差、做工粗糙等问题，造成湖北玩酷公司挤压大量库存，次品量价值已达52696元。以上次品，湖北玩酷公司均可退回广州木犊鱼商行。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湖北玩酷公司无需支付广州木犊鱼商行货款，故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支持湖北玩酷公司的诉求。被上诉人广州木犊鱼商行辩称，一、湖北玩酷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出示的广州创捷（平安达）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托运单、百世快递单存在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交的广州木犊鱼商行与湖北玩酷公司财务的聊天记录、武汉周敦志2019年春夏对账单，证明广州木犊鱼商行已将从2019年3月至2019年10月共6次退货款共计13090元扣减。在一审中，湖北玩酷公司当庭出示的广州创捷（平安达）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托运单、百世快递单存在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且在庭审中，广州木犊鱼商行仅承认百世快递中有自己签字签收的快递单，但不承认无广州木犊鱼商行签字签收的快递单。此外，湖北玩酷公司也未提供有关于快递单和托运单的物流信息，存在出示假证据的嫌疑。而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交的广州木犊鱼商行与湖北玩酷公司财务的聊天记录、武汉周敦志2019年春夏对账单均证明了：广州木犊鱼商行在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已扣减2019年3月16日的322元退货款、2019年4月24日的392元退货款、2019年6月15日的11760元退货款、2019年7月15日的80元退货款、2019年8月24日408元退货款、2019年10月16日的128元退货款，共计13090元。二、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交的《2019春夏订货单》与《香港木犊鱼商铺销售单》中证明了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供的童装与湖北玩酷公司采购的童装一致，且湖北玩酷公司提交的广州木犊鱼商行供应童服的照片，无法证明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供给湖北玩酷公司的产品存在掉色、染色、货不对板等情况。故不存在湖北玩酷公司与广州木犊鱼商行一审提交的《2019春夏订货单》、《香港木犊鱼商铺销售单》等证据，证明了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期间，广州木犊鱼商行分5次向湖北玩酷公司供应童装等货物，发货的时间及货物的价值情况如下：2019年1月23日发货价值74820元；2019年3月16日发货价值107106元；2019年3月21日发货价值25836元；2019年6月15日发货价值11988元；2019年7月15日发货价值41元，共计219791元，另外湖北玩酷公司在一审中承认其还拖欠广州木犊鱼商行2018年冬季童装尾款13814元。期间，湖北玩酷公司提出的6次退货，广州木犊鱼商行也已在一审诉讼请求中将退货款扣减。且广州木犊鱼商行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正确无误的，即湖北玩酷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广州木犊鱼商行的诉请未扣减2019年6月1日至同年9月4日四次退货所相对应价款共39702元的主张。此外，广州木犊鱼商行及一审法院均认为：湖北玩酷公司称其与广州木犊鱼商行通过电话协商决定，由湖北玩酷公司将童装中质量有瑕疵的货物先行销售，对低于进货价销售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承担一半的事宜无理无据。一般情况下，作为供应商的广州木犊鱼商行，考虑长远的合作利益后都会愿意为作为销售商的湖北玩酷公司更换湖北玩酷公司认为质量等不过关的产品，但绝对不会做出与湖北玩酷公司协商并同意“低价销售，损失各承担一半”方案的行为。众所周知，生产商负责生产并提供货品，而销售商负责按自己的需求购买货物并销售货物，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广州木犊鱼商行没有理由会同意该方案增加自己的负担。且湖北玩酷公司在庭审中出示的其中三项证据存在如下问题：1.商品销售清单仅是2018年的商品销售清单而没有2019年的商品销售清单；2.湖北银泰仙桃商城大厦专柜提货单、低于成本价出售的商品表格的证据，均可以由湖北玩酷公司单方制作出示，因此该两项证据毫无可信度，且广州木犊鱼商行也无法认同。三、广州木犊鱼商行不接受湖北玩酷公司所称将其库存的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供的货值52696元的次品退回以抵扣货款52696元。广州木犊鱼商行2019年仅5次供货给湖北玩酷公司，分别供货日期及货值为：2019年1月23日发货价值74820元；2019年3月16日发货价值107106元；2019年3月21日发货价值25836元；2019年6月15日发货价值11988元；2019年7月15日发货价值41元。如若湖北玩酷公司称其库存货值52696元的次品，那么从这里认为，湖北玩酷公司从2019年3月16日开始就有大量未能处理的产品，但是湖北玩酷公司在2019年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及时提出的6次退货，广州木犊鱼商行都已将退款扣减，显然湖北玩酷公司现称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供的产品中存在价值52696元的次品是于理不合。广州木犊鱼商行有理由相信湖北玩酷公司为了逃避支付货款，谎称因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等问题而无法销售。综上所述，湖北玩酷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湖北玩酷公司无需支付广州木犊鱼商行货款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基于以上答辩的事实和理由，请二审法院驳回湖北玩酷公司的上诉请求。广州木犊鱼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湖北玩酷公司支付所欠货款140515元；2.判令湖北玩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木犊鱼商行向湖北玩酷公司供应中、大童的四季男童童装，包括外套、裤子等，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交的物流托运单和销售单、退货单等反映，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期间，广州木犊鱼商行向湖北玩酷公司供应童装等货物，货物的价值、湖北玩酷公司欠款及支付部分货款情况如下：广州木犊鱼商行第一次于2019年1月23日向湖北玩酷公司发货童装价值为74820元；第二次于2019年3月16日向湖北玩酷公司发货，实际货值为107106元；第三次于2019年3月21日向湖北玩酷公司发货，货物价值为25836元；第四次于2019年6月15日向湖北玩酷公司发货，价值为11988元；第五次于2019年7月15日向湖北玩酷公司发货，价值为41元。五次向湖北玩酷公司供应货物总额为219791元；另外，湖北玩酷公司在2018年还拖欠广州木犊鱼商行冬季童装尾款13814元。在双方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湖北玩酷公司曾向广州木犊鱼商行退货6次，合计为13090元，分别为：2019年3月4日向广州木犊鱼商行退货次品价值322元，2019年4月20日退货次品价值392元，2019年6月13日退货价值11760元，2019年7月10日退货价值80元，2019年8月24日退货价值408元，2019年10月16日退货价值128元。湖北玩酷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周敦志的账户于2019年5月5日向广州木犊鱼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应琴的工商银行账户汇款5万元；2019年5月29日，周敦志向上述工商银行账户汇款3万元，两笔汇款共计8万元。以上统计为：广州木犊鱼商行向湖北玩酷公司发货总价值219791元（5次供货）+13814元（2018年未结尾款）-13090元（6次退货结算数额）-80000元（周敦志向刘应琴汇款）=140515元（湖北玩酷公司尚欠货款）。该所欠货款经广州木犊鱼商行向湖北玩酷公司追讨未果，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广州木犊鱼商行表示如胜诉或部份胜诉，所预交的受理费不需法院退回，要求由湖北玩酷公司迳付给广州木犊鱼商行。一审法院认为，广州木犊鱼商行、湖北玩酷公司虽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湖北玩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敦志向广州木犊鱼商行签订了2019年春夏订货单，且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供了向湖北玩酷公司送货的商品销售单，托运童装的托运单、双方的聊天记录等，结合双方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足可证明广州木犊鱼商行、湖北玩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根据广州木犊鱼商行的所列举的证据，湖北玩酷公司尚欠140515元货款未付，其应按广州木犊鱼商行的诉请尽快还款。湖北玩酷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广州木犊鱼商行的诉请未扣减2019年6月1日至同年9月4日四次退货所相对应价款共39702元的主张，也不能证明双方就童装中质量有瑕疵的货物先由湖北玩酷公司销售，对低于进货价销售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承担一半的事宜进行过协商并达成合意，故一审法院对湖北玩酷公司的抗辩不予采信，湖北玩酷公司仍应按广州木犊鱼商行的诉请求支付货款。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9年12月6日判决：湖北玩酷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广州木犊鱼商行支付货款140515元。如湖北玩酷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55元由湖北玩酷公司负担（受理费广州木犊鱼商行已预付，一审法院不再退回，由湖北玩酷公司径付给广州木犊鱼商行）。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广州木犊鱼商行提交了如下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名为“武汉陈莲娇”（湖北玩酷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敦志的妻子）与广州木犊鱼商行经营者曹宝院妻子刘应琴在2019年6月12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莲娇向其沟通要求换货，拟证实湖北玩酷公司若有大批量的退换货均会提前沟通。湖北玩酷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湖北玩酷公司拖欠广州木犊鱼商行的货款金额的确定。关于湖北玩酷公司主张的2019年6月1日货值288元、2019年7月3日货值13554元、2019年8月14日货值15444元、2019年9月4日货值10416元，四次退货价值共39702元的问题。首先，采购退货单为湖北玩酷公司单方制作，并未得到广州木犊鱼商行的认可；其次，湖北玩酷公司提交的百世快递运单、货物托运单均未显示明确的货物数量、价值和签收情况，无法证实其是否有向广州木犊鱼商行退货。故湖北玩酷公司主张上述退货未抵扣本院不予认可。关于湖北玩酷公司称收到货物与其订购的不一致以及存在次品无法销售的问题。首先，服装为季节性商品，若湖北玩酷公司主张货物不一致应在第一时间与广州木犊鱼商行进行协商，但其并未举证其在本案诉讼之前有提出异议；其次，湖北玩酷公司针对次品只提交了照片，无法证实上述货物是否为广州木犊鱼商行向其发送的货物；再次，湖北玩酷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协商对货物不一致的商品打折销售，造成的损失双方各承担一半。故，湖北玩酷公司主张案涉货物存在问题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广州木犊鱼商行就双方的交易往来提交了销售单、物流单、退货单、对账单和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的金额和销售单、退货单可以对应，足以证实广州木犊鱼商行已依约发送了货物，现湖北玩酷公司未证实其有依约付款，广州木犊鱼商行要求湖北玩酷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40515元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湖北玩酷宝贝时尚童装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10元，由湖北玩酷宝贝时尚童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黄怡斐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