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旭，男，197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平，广东金桥百信（黄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春江，广东金桥百信（黄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世杰，男，198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靖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乐阳，女，198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汉寿县。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筱雪，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旭因与被上诉人吴世杰、刘乐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5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曾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吴世杰、刘乐阳共同偿还借款2384273.25元及其利息。事实和理由：一、曾旭与吴世杰、刘乐阳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曾旭于2019年7月4日起诉吴世杰、刘乐阳并申请法院查封了吴世杰、刘乐阳共有的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凤凰城凤锦苑四街五座2004房后，吴世杰在2019年8月6日签署了《借条》“今借到曾旭240万元。大写贰佰肆拾万元整。承诺于2024年8月前还清，期间不产生任何费用”，并要求曾旭撤回起诉、解除查封。吴世杰在第一次庭审时，当庭确认了该《借条》为其本人亲笔签名。该《借条》系对双方借贷关系的确认，吴世杰、刘乐阳确认的金额240万元与曾旭起诉时主张的借款本金大致相当，在不计算利息的情况下，确认本金240万元完全合理。吴世杰、刘乐阳单方承诺该借款于2024年8月前还清并要求曾旭撤诉，该期限曾旭并未认可，对曾旭不产生任何约束力，一审判决认定该《借条》所载还款期限尚未届满因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为涉案款项属曾旭与吴世杰及广州世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邦物流公司）的投资关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事实不符。1.曾旭与吴世杰均系世邦物流公司的股东，投资关系应按照股东持股比例处理，本案中吴世杰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作为世邦物流公司的股东对世邦物流公司进行了对等投资，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收到的款项全部进入了世邦物流的账户。2.吴世杰于2019年8月6日签署的《借条》确认了其与曾旭之间的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也当然否认了涉案款项与世邦物流公司的法律关系属投资关系。3.吴世杰对其出具《借条》过程的解释完全有悖常理。吴世杰称其与曾旭之间存在股东合作纠纷、且纠纷已协商解决，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吴世杰称《借条》中“借到”为尚未发生、尚未收到的借款，完全没有合理性和可信度。4.退一步讲，即使曾旭与世邦物流公司起初存在投资关系，由于吴世杰签署了《借条》而转化为曾旭与吴世杰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三、刘乐阳应当共同承担偿还本息的责任。1.刘乐阳提供的离婚证说明吴世杰、刘乐阳2019年4月25日离婚前为夫妻关系，本案所涉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吴世杰与刘乐阳、吴宏民之间长期存在大量的、巨额的资金往来，该事实充分说明涉案资金使用人、支配人包括刘乐阳和广州世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邦生物公司）。3.吴世杰、刘乐阳均未举证排除涉案资金用于吴世杰、刘乐阳共同经营的世邦生物公司，也无法排除该资金用于吴世杰、刘乐阳的家庭生活，因此吴世杰、刘乐阳应当共同承担借款的偿还责任。被上诉人吴世杰、刘乐阳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曾旭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吴世杰2019年8月6日出具的借条与本案无关联性，该借条虽为吴世杰签名，但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该借条是在曾旭欺骗的情况下出具，曾旭并未向吴世杰给付借条上所注明的借款，借条也并非吴世杰对本案的资金往来为借贷关系的确认，曾旭是混淆事实。二、曾旭是世邦物流公司股东，有工商注册登记，也有公司员工证明，同时曾旭对其亲笔签名的《2016年2月份曾总投资成都线明细》也确认。吴世杰是否对世邦物流公司进行对等投资，并不是本案民间借贷纠纷应审理的法律关系，吴世杰对此并无举证义务。三、本案的资金往来是否用于世邦生物公司或吴世杰、刘乐阳家庭生活，举证责任应在曾旭，而非吴世杰、刘乐阳。曾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世杰、刘乐阳立即偿还借款2384273.25元；2.吴世杰、刘乐阳偿还上述借款利息，以2384273.25元为基数，按照年息6%计算，从2017年5月25日起暂计至2019年7月25日为309955.52元，应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合计2694228.78元；3.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由吴世杰、刘乐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旭就其诉请的吴世杰向其借款以及吴世杰还款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1.借款还款明细表；2.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3.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表；4.借条。其中，根据证据2、3的记载，自2016年1月15日至2017年5月24日期间，曾旭通过银行转账向吴世杰银行账户支出3389891元，来自吴世杰名下银行账户的收入共计1005618元。证据4记载：“今借到曾旭240万元，承诺于2024年8月前还清，期间不产生任何费用。借款人：吴世杰，2019.8月6日”。吴世杰、刘乐阳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由曾旭单方制作；对证据2-3的真实性确认，对证明内容不确认，曾旭只提供部分转账往来，曾旭支付给吴世杰的款项并非支付吴世杰的借款而是属于世邦物流公司的经营款，吴世杰支付给曾旭的款项并非支付给曾旭的还款而是属于给曾旭的分红款；对证据4的真实性确认，对关联性、证明内容不予确认，曾旭在本案起诉的金额为2694228.78元，曾旭起诉的事实发生在2016年1月15日至2017年5月24日，而该借条写的是今借到曾旭240万元，约定的还款时间是2024年8月，落款时间是2019年8月6日。首先在金额上与曾旭起诉的金额不同，其次从时间上应理解为是在2019年8月6日吴世杰借到曾旭240万元，说明该借条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由于吴世杰与曾旭是多年朋友关系，2019年8月6日双方就本案进行沟通，吴世杰跟曾旭沟通世邦物流公司股东间的问题应以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曾旭表示同意并同意随后撤诉，后涉及其他项目投资，吴世杰问曾旭是否共同投资，曾旭称不愿意投资但可以借款给吴世杰，但是要求吴世杰先出具借条随后才转款，但是后来曾旭并未转款，直到庭审时才知道曾旭要求吴世杰出具该借条的目的是为了本案的诉讼。对于吴世杰、刘乐阳对证据4的质证意见，曾旭称：借条出具的时间与本案的诉讼时间吻合，吴世杰的目的是要求曾旭撤诉，借条的金额与本案的起诉金额是相吻合的，借条本身是吴世杰对往来款项的确认，但曾旭并未接受吴世杰承诺的还款期限，故并非是双方的约定；吴世杰、刘乐阳对借条的解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与双方纠纷没有解决的情况不符，旧债未清不可能再发生新债。曾旭另提供了世邦生物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书、清算报告等材料以及世邦物流公司的设立登记申请书、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材料，证明吴世杰、刘乐阳为世邦生物公司的股东，该公司于2019年4月9日作出清算；世邦物流公司前身为丽狮物流，曾旭与吴世杰并非公司的创始人，而是于2015年12月6日受让他人股份而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并将公司名称变更为世邦物流公司，后通过股东会决议，将公司资本增至1000万元，为认缴资本。吴世杰、刘乐阳质证称：对于世邦生物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世邦生物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24日，本案中曾旭提交的与世邦物流公司之间的流水产生自2016年1月起，该时间段世邦生物公司根本未成立，本案的流水与世邦生物公司无关联性，故这些证据不能证明曾旭提供的银行流水资金是用于世邦生物公司的经营使用；对于世邦物流公司的相关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该组证据可以看出，曾旭为世邦物流公司持股40%的股东，而本案中曾旭提交的流水，恰恰是其投入世邦物流公司的投资运营款。吴世杰、刘乐阳不确认曾旭主张的款项为借款，并称曾旭和吴世杰均为世邦物流公司的股东，曾旭主张的转入吴世杰账户的款项为曾旭向世邦物流公司的投资款或运营款，从吴世杰账户转给曾旭的款项属于世邦物流公司对曾旭的分红，吴世杰的个人账户为世邦物流公司的财务人员所掌握和操作，用于世邦物流公司的资金往来。吴世杰就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世邦物流公司企业信用信息；2.《2016年2月份曾总投资成都线项目明细》；3.《2015年7月-2016年1月曾总投资成都线项目明细》；4.《2016年2月曾总投资成都线项目明细》；5.周某、张某的证人证言；6.世邦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7.银行转账流水明细；8.货物运输协议、世邦物流公司财务明细清单、付款回单、增值税专用发票；9.世邦生物公司工商信息。其中，证据2显示曾旭在2016年2月份向成都线项目的投资款共计1071000元，落款处有曾旭作为投资人、吴世杰作为接受投资人、张某作为监督人共同签名确认，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11日。证据4显示2016年2月5日曾旭向成都线项目投资23万元，2016年2月16日曾旭投资10万元，2016年2月18日曾旭投资17万元，2016年2月20日曾旭投资20万元，2016年3月8日曾旭投资10万元，2016年3月11日曾旭投资20万元，落款处有曾旭作为投资人、吴世杰作为接受投资人、张某作为监督人共同签名确认，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11日。证据5中记载两名证人均称其为世邦物流公司的前员工，曾旭与吴世杰均为世邦物流公司的股东，吴世杰名下的尾号为9983、4009、0698、8888的银行账户用于世邦物流公司往来账户，并由公司财务掌管，曾旭作为股东向吴世杰上述部分账户转账过世邦物流公司的投资款或公司所需其他款项；证据8证明世邦物流公司是有实际运营的。证据7显示：吴世杰名下尾号9983的银行账户在2016年2月5日收到曾旭转入25万元，2016年2月16日收到曾旭转入10万元，2016年2月18日收到曾旭转入17万元，2016年2月20日收到曾旭转入20万元，2016年3月8日收到曾旭转入10万元，2016年3月11日收到曾旭转入20万元，2016年10月17日向曾旭账户支付16840元，并备注为“记账曾总分红”。证据9证明世邦生物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24日，曾旭称涉案借款吴世杰、刘乐阳用于世邦生物公司资金周转与事实不符。曾旭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2-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从证据2-4的项目名称可以看出与本案无关，成都线项目的投资时间是在2015-2016年，该时间段双方还没有受让世邦物流公司的股权，该项目是曾旭与朱园园的合作，项目明细上显示投资人是曾旭，吴世杰是被投资人，双方相当于借款关系，并不是吴世杰、刘乐阳所称的是对世邦物流公司的投资运营款，如果是对世邦物流公司的合作款，曾旭是40%的出资，吴世杰是60%的出资，曾旭无法看到吴世杰的出资；证据2中的金额3068936元，扣减分红款、税金后差额为2497751.5元，基本上与曾旭起诉的借款本金及与吴世杰出具借条确认的借款本金相吻合。对证据5的证人证言，据曾旭了解其中一名证人为吴世杰的嫂子，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曾旭没有参与世邦物流公司的经营管理，该公司由吴世杰、刘乐阳实际运营；即使证人所述属实，这种操作也是违法违规，不能证实吴世杰账户内的资金是用于世邦物流公司。对证据6不予确认，该证据是由吴世杰控制的世邦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不能证明吴世杰将曾旭转入的款项用于世邦物流公司的运营；银行流水上可以看出吴世杰、刘乐阳之间长期有大额的资金往来。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不排除世邦物流公司有经营，但是该经营均与曾旭无关，曾旭没有参与世邦物流公司任何经营活动，且世邦物流公司的资金流水并不多，远低于曾旭转账给吴世杰的资金，曾旭转给吴世杰的巨额资金根本没有用于世邦物流公司的经营；根据世邦物流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曾旭与吴世杰只是认缴资金1千万元，认缴时间为2030年12月31日，根本不需要曾旭在2016-2017年投入资金运营，吴世杰也没有投入任何资金用于运营。对证据9无异议，但不能认为世邦生物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24日，吴世杰的资金就没有用于世邦生物公司的经营，从证据7中可以看出吴世杰、刘乐阳之间以及吴世杰与世邦物流公司前股东之间长期有大额资金往来，因此不能排除曾旭转给吴世杰的资金用于世邦生物公司的经营。吴世杰另申请了证人张某、周某出庭作证。张某称成都线项目指的是世邦物流公司与四川中外运久运物流有限公司之间的物流线项目，是从2012年开始运作的，曾旭和吴世杰是从2012年开始就参与成都线项目的运作，在2016年6月间世邦物流公司开始介入成都线项目的运作开票；其是在2013年1月至2017年7月期间在成都线项目工作，其曾是世邦物流公司的员工，曾旭和吴世杰均为世邦物流公司的股东，都是其老板；世邦物流公司有开设公司银行账户，吴世杰名下的尾号为9983、4009、0698、8888的银行账户由公司财务周某来操作管理用于公司资金往来；《2016年2月份曾总投资成都线项目明细》是由其制作的，并作为监督人见证了曾旭和吴世杰在该表上签名确认，表中所记载的投资款就是股东投入的成都线的项目资金，其不清楚吴世杰的投资情况；曾旭一直有参与世邦物流公司的运作并向其下达过公司管理方面的指示。周某称其在2016年3月至2017年7月期间是世邦物流公司的员工，曾旭和吴世杰均为世邦物流公司的股东及老板；吴世杰名下的尾号为9983、4009、0698、8888的银行账户由其来操作管理用于公司资金往来，其清楚上述账户的账号和密码，之所以使用吴世杰名下的银行账户来操作公司资金的往来，是因为在公司还未开设对公账户时，就先用了吴世杰的个人账户来进行资金往来，在公司账户开设后，由于物流行业经常晚上发车，需要先付司机车费、油费，而公司账户转账会有时间迟延，所以为了满足客户的时间要求吴世杰的个人账户也一直被公司在使用；账户中所有的资金往来都是属于世邦物流公司的，没有吴世杰个人的，账户中转给曾旭的款项属于公司分红。庭审中，曾旭称主张吴世杰、刘乐阳共同还款的依据是案涉债务发生在吴世杰、刘乐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吴世杰、刘乐阳共同经营世邦生物公司，吴世杰、刘乐阳之间长期有大额资金往来；吴世杰转账给曾旭的个别款项备注为分红款，这属于吴世杰的单方备注，如果该款项属于分红应该有公司股东会决议确认，但吴世杰并未提供。吴世杰、刘乐阳称吴世杰名下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世邦物流公司通过控制的吴世杰银行账户向曾旭支付分红款共计1955249.1元，按照曾旭诉请的金额3389891.25元扣减其已收到的分红款后剩余款项为1434642.2元，退一步说本案中如果曾旭提交的借条是吴世杰用于确认双方往来的流水为借款，两者数额不可能相差100多万元，所以说曾旭提交的借条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曾旭向吴世杰名下的银行账户转入的款项属于什么性质？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二、刘乐阳是否应向曾旭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具备两个条件：(1)双方有借贷的合意，（2）出借人将借款款项已实际交付借款人。本案中，曾旭主张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和借条予以证明。但吴世杰、刘乐阳对双方的借贷关系不予确认，称银行交易明细中曾旭转给吴世杰的款项为曾旭投入世邦物流公司的投资款及公司运营中产生的其他款项，吴世杰银行账户转给曾旭的款项为世邦物流公司对曾旭的分红款；吴世杰名下的银行账户由世邦物流公司财务人员掌管，用于世邦物流公司资金往来；之所以使用吴世杰的银行账户来操作世邦物流公司的资金往来，是因为物流行业时间要求高，用吴世杰的私人银行账户转账时间较短，可以保证司机尽快发车。吴世杰就其主张提供了有曾旭和吴世杰签名的三份成都线明细表、吴世杰名下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证人证言予以佐证。通过对《2016年2月份曾总投资成都线项目明细》《2016年2月曾总投资成都线项目明细》和银行交易明细进行比照，显示《2016年2月曾总投资成都线项目明细》中的投资款总额与《2016年2月份曾总投资成都线项目明细》中记载的“2016年2月曾总投资款”数额相符，且《2016年2月曾总投资成都线项目明细》中所载的曾旭的每笔投资款与吴世杰提供的其名下尾号为9983的银行交易明细中曾旭向该账户转入的款项数额亦一致。此外，两个证人的证人证言亦证实吴世杰名下的四个银行账户尤其是尾号为9983的银行账户由世邦物流公司财务人员掌管，并被用于世邦物流公司的资金往来，曾旭向该账户的转款属于对世邦物流公司的投资款或其他运营资金。综上，吴世杰、刘乐阳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推翻曾旭主张的曾旭向吴世杰名下银行账户转款为借款的事实。对于曾旭主张的世邦物流公司的注册资本为认缴资本，其并未实际参与该公司的运营以及《2016年2月份曾总投资成都线项目明细》中显示的“投资人”“接受投资人”说明曾旭与吴世杰系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曾旭作为世邦物流公司的股东，注册资本是认缴还是实缴并不影响其作为股东向公司投入运营资金；其次，曾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未参与公司经营，且无论曾旭是否参与公司的经营，亦不影响其作为股东向公司投入运营款；最后，对于《2016年2月份曾总投资成都线项目明细》中显示的“投资人”“接受投资人”应按照文义理解为投资关系，并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为借贷关系。故对曾旭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对于借条，吴世杰确认其真实性，但不确认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借条所载的金额为240万元，与曾旭所主张的借款金额2384273.25元不一致，且该借条出具时间为2019年8月6日，约定的还款时间为2024年8月，即使依据该借条所载，还款期尚未届满。故一审法院对该借条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综上所述，曾旭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曾旭与吴世杰就借贷达成合意以及曾旭向吴世杰名下银行账户的转款为借款的事实，故曾旭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对曾旭请求吴世杰向其偿还借款2384273.25元及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曾旭与吴世杰之间关于成都线项目以及世邦物流公司的投资、分红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关于刘乐阳是否应向曾旭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前文所述，曾旭与吴世杰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不成立，且曾旭亦无证据证实其转入吴世杰银行账户内的款项用于刘乐阳和吴世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生活，或用于世邦生物公司的共同经营。故对于曾旭请求刘乐阳向其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曾旭的全部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曾旭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177元和保全费5000元，由曾旭负担。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二审庭询时，曾旭称：“本案起诉的2384273.25元本金以及利息都包含在2019年8月6日240万元的借条金额里面。”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曾旭与吴世杰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如是，吴世杰、刘乐阳是否应立即向曾旭偿还借款2384273.25元及利息。针对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曾旭提交了吴世杰于2019年8月6日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曾旭240万元，承诺于2024年8月前还清，期间不产生任何费用。”曾旭也表示本案起诉的2384273.25元本金及利息都包含在该借条金额中。其次，吴世杰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具备理解上述借条内容的能力，应当承担出具上述借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吴世杰主张上述借条是其有其他投资项目而在2019年8月6日向曾旭借款240万元，但吴世杰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曾旭在已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吴世杰偿还借款的情况下不可能再向吴世杰出借240万元，故本院对吴世杰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吴世杰主张上述借条是其受曾旭欺骗的情况下出具，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亦不予支持。再次，曾旭为证明其主张的借款已向吴世杰交付，提交了其向吴世杰账户转账的银行交易明细表，表明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虽然吴世杰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与曾旭均是世邦物流公司的股东，《2016年2月份曾总投资成都线项目明细》中也显示“投资人”与“接受投资人”，但均不足以推翻其在之后的2019年8月6日出具的上述借条。最后，吴世杰主张其名下账户已向曾旭转账支付分红款1955249.1元、曾旭诉请的金额扣减后剩余款项为1434642.2元。即使该主张属实，但因2019年8月6日借条明确借款金额为240万元、于2024年8月前还清，故上述借条约定的借款金额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法有效。综上，比较双方提交的证据，曾旭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较强，依优势证据规则，本院认定曾旭与吴世杰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对上述借条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2019年8月6日借条已明确约定于2024年8月前还清，现未到约定的还款期限，本院对曾旭要求吴世杰立即偿还涉案借款及利息，不予支持。在此前提下，对曾旭要求刘乐阳共同立即偿还借款，本院亦不予支持。曾旭主张上述借条中的期限其并未认可、对其不产生约束力，但曾旭已收取吴世杰出具的上述借条，并将上述借条作为涉案借款唯一的债权凭证证据提交给法庭，本院认定上述借条是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协议，对曾旭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未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曾旭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354元，由曾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湛审判员 许雪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