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2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维洋，男，1966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忠，山东雪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升，男，196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庆山，男，196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推荐。原审被告：尹路英，女，1965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原审被告：崔泽明，男，1992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原审被告：马甜甜，女，199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上诉人崔维洋因与被上诉人王晓升、原审被告尹路英、崔泽明、马甜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邑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4民初2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维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借款合同和银行客户回单，能证明借款资金流向临邑县正太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太公司),上诉人的签名属于职务行为,借款主体为正太公司,而非上诉人。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正太公司与张仁静(又名张仁敬)于2014年4月2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甲方处加盖有正太公司的公章并签署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姓名。通过合同内容可以看出,正太公司以土地使用权抵押向张仁静借款35万元,并且2014年4月6日、2014年4月9日的两笔借款计20万元,借款主体也是正太公司,所有借款均打入甲方会计刘传文账号为62×××45的银行账户。上诉人同时提交了两份银行客户回单,证明2019年4月29日张仁静将35万元分两笔存入公司会计刘传文的账户,资金流向正太公司,而非上诉人个人。被上诉人所持有借条中的35万元与《借款合同》中的35万元为同一笔借款,如被上诉人不认可,其应对借条中的35万元已实际出借给崔维洋个人提供证据。在一审笔录中，被上诉人自认:“崔维洋于2014年4月29日以公司(临邑正太公司)向张仁静个人借款55万元”，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早已知道借款主体为正太公司。2.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部分关键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未作表述，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2019年4月29日张仁静向刘传文账户打入35万元的银行客户回单,以及张仁静于2019年4月29日出具的10万元的收条、于2015年2月14日出具的5万元的收条、于2015年10月18日出具的4万元的收条以及于2016年2月4日出具的6万元的收条，收款合计25万元。一审法院除提及2019年4月29日的10万元收条外,对回单和其他收条未作认定。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陈述,上诉人在2016年8月10日归还张仁静15万元,庭审中对此进一步进行了陈述。证人王某陈述，2016年8月10日,上诉人通过亲戚石涛偿还13万元,其儿子崔泽明拿了2万元现金,共计15万元。通过以上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2019年4月29日正太公司向张仁静借款35万元,款项打入刘传文账户后,因公司暂不需要如此多的资金,同日偿还了10万元,实际借款25万元。2015年2月14日偿还了借款利息5万元,2015年10月18日偿还了4万元,2016年2月4日偿还了6万元,2016年8月10日通过石涛偿还13万元,通过崔泽明偿还2万元。截止2016年8月10日，全部偿还完毕,此时,正太公司及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上诉人已不存在让别人代替偿还借款的前提。3.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违背常理,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提交的三方协议中没有上诉人的签名认可,直至起诉之日,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向上诉人主张过不当得利之债。二、一审审理程序违法,违背中立原则。本案一审于2019年9月5日辩论结束,且双方均已发表最后陈述意见。张某作为被上诉人方的证人,应由被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并且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以便于查明事实真相。一审法院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利用职权制作询问笔录。张某的陈述从形式上将属于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没有在庭审中接受质询,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王晓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恰当，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由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一、上诉人和债权人张仁静之间的借贷关系属于个人行为，上诉人与张仁静原来并不相识，通过被上诉人和王某介绍认识。开始上诉人向张仁静借款20万元，由被上诉人和刘某担保。前笔业务发生后，上诉人又通过被上诉人和王某介绍向张仁静借款35万元，在借条上盖上即将关停企业正太公司的公章，并以临邑县崔家胡同土地证号为临国用2010第0505号的土地证做抵押，出具了共计55万元的借款手续一份。此后上诉人偿还了25万元，为保证其余欠款的安全性，上诉人承认35万元为个人使用，以个人签名出具了35万元借条一张，原55万元借条收回。上诉人主张的职务行为不能成立，原借款合同是一种欺骗行为，上诉人已做了纠正，改为以个人名义借款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属于个人行为。上诉人在申请破产还债时，没有告知债权人张仁静且破产账目中也没有正太公司借张仁静该笔款项的记录。二、被上诉人替上诉人归还张仁静的15万元为上诉人的不当得利。上诉人在2015年2月14日归还张仁静5万元(即20万元的利息，后经协商算为35万元的本金部分)的同时，2016年8月10日又归还张仁静的15万元，相当于承认欠张仁静的35万元款项属于个人借款。被上诉人替上诉人归还了张仁静15万元，属于上诉人不当得利。三、被上诉人提交的“三方协议”是被上诉人王晓升与王某、张仁静三人签订的协议，是为了稳定出借人的情绪。因为开始借款是被上诉人和王某介绍的，上诉人和张仁静不认识，从而不需要其在“三方协议”中签字。“三方协议”的签订目的是避免张仁静找介绍人即被上诉人和王某的麻烦。因为张仁静在收到35万元本金后，利息没有得到，造成出借人的经济损失，因此介绍人与出借人签订协议。四、一审审理中对证人张某的调查笔录是为进一步查清事实真相，据实调查的证据，程序合法。原审被告尹路英、崔泽明、马甜甜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故无陈述意见。王晓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原告15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8月11日起至还清为止，按月息千分之十八计算；2.判决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9日，被告崔维洋通过王晓升、王某向张仁静借款35万元，后崔维洋偿还20万元，剩余15万元由原告替其偿还，其通过张某名下尾号为8867的银行账户转入王某尾号为1870的账户中13万元，其余2万元现金交付给王某，王某于2016年8月11日将该款项转入王某母亲乔桂香账户中，乔桂香于同日将该款项转入张仁静账户中。另查，张仁静又名张仁敬。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替被告崔维洋偿还借款的行为无赠与合同或委托合同等法定或约定义务作为偿还借款的依据和理由，构成无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为清偿，此时，债权人张仁静并没有拒绝，且代为清偿行为已经完成，崔维洋同张仁静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原告的清偿行为已经消灭。故原告可以向被告崔维洋追偿该笔款项。对于利息，被告未向原告支付代为清偿款的行为造成了原告的资金占用损失，使原告失去了利用这部分资金取得其他收益的可能性，应当支付原告的利息损失，应自原告第一次正式向被告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将原告应得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崔维洋给张仁静出具的借条中仅有其本人签字，并无被告尹路英、崔泽明、马甜甜签字确认，原告也并无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该债务的责任承担主体为崔维洋个人，与他人无关。判决：一、被告崔维洋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晓升清偿150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8月9日起至上述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以1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承担利息）；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按简易程序收取为1650元，由被告崔维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一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明条一份，主要内容为：“张仁静的原始欠条由王晓升负责收回！王晓升2016年3月13日”，用以证明2014年4月29日崔维洋签署姓名的借条与同日正太公司和张仁静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同一笔债务，借款主体是临邑正太公司而非上诉人；提交证据二2014年4月6日、2014年4月9日证明复印件及同日银行客户回单，结合证人刘某和被上诉人签名的补充说明，用以证明借款主体是正太公司，借款资金已打入公司会计刘传文账户；提交证据三2015年10月17日收条、2016年2月5日收条及2015年11月28日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前期20万元借款的偿还情况；提交证据四2014年8月11日正太公司会计刘传文向被上诉人妻子刘传美转账凭证一张，用以证明该款项为正太公司向张仁静借款后偿还的利息，借款主体是正太公司。经上诉人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被上诉人质证称：证据一证明条中提到的是上诉人两次借款10万元的借条并非本案争议借款35万元的借条；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是关于前期20万元借款的记录，上诉人书写的35万元的欠条不包括该证据中的20万元，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书写35万元欠条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两份收条中涉及的款项是偿还的前期20万借款中的一部分，2015年11月28日证明中涉及的款项是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对证据四不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其他债务关系，该凭证中涉及的款项是偿还的其他借款；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证人与上诉人是干兄弟关系，不具备证人资格，该证人证言亦不属于新证据，证人陈述上诉人所借款项前后不符，实际只存在一笔35万的借款，35万的借款中没有加盖公章，只有上诉人的签名。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审判决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15万元并支付利息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本案所涉35万元借款，被上诉人提交了2014年4月29日的借条予以证明，该借条内容完整，形式完备，表述明确，“借款人”处签署有上诉人的姓名。在同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虽然加盖有正太公司的印章，但合同当事人处打印的甲方为上诉人，且上诉人在该合同中签署了姓名。上诉人主张该笔借款属于正太公司所负的债务，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将此项债务纳入正太公司破产债务范围，也未能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提交正太公司相关账册。综合以上证据分析，应当认定上诉人对于从张仁静处所借的35万元款项应当承担偿还责任，上诉人主张借款主体仅为正太公司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于2016年3月3日出具的证明条中虽载明由被上诉人负责收回在张仁静处的原始欠条，但未明确欠条内容和出具时间，因上诉人与张仁静之间存在多笔借款，仅凭该证据不能认定本案所涉35万元的借款已经偿还完毕。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10月17日和2016年2月5日的收到条、2015年11月28日的证明条以及2014年8月11日的银行交易记录均未载明是对哪笔借款的偿还，被上诉人对收条中载明的款项作出了相应解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项债权债务关系且涉及其他诉讼。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三方协议、借条、银行交易记录、通话记录清单、证人证言等证据互相印证，能够证明其替上诉人偿还张仁静借款15万元的事实确实存在。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代为清偿的事实清楚明确，其有权向上诉人追偿，一审判决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15万元并支付利息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崔维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崔维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敏审判员  郝全树审判员  郑春笋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法官助理陶颖书记员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