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民终1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候某1，男，198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甘肃省临泽县人，住临泽县，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甘州区南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候某2（候某1父亲），男，汉族，1962年11月6日出生，甘肃省临泽县人，住临泽县，公民身份号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男，1969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甘肃省临泽县人，住临泽县，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某，甘肃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候某1因与被上诉人何某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2019）甘0723民初1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候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候某2、被上诉人何某及被上诉人汪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候某1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既然认定为无效合同，就不能以276000元的条据作为债权债务的凭证；2、对276000元条据的形成来源一审没有认定清楚；3、对被上诉人变卖种子的事实，是本案的基本事实，对此应当予以查明，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予查明认定事实不清；4、一审法院对责任划分不当，何某并未提供给其造成损失的直接证据，没有对候某1投入的直接损失作出认定，直接以欠条替代损失，未遵循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且确认的损失应由上诉人候某1、被上诉人何某及案外人祁国才三人承担。 被上诉人何某辩称，被上诉人何某与上诉人候某1之间并非合伙制种，一审法院虽认定双方之间形成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但造成合同无效的责任在于上诉人候某1一方。对上诉人候某1出具的欠条，系双方经过结算确认后形成，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一审法院对合同无效后双方责任进行了划分，并对被上诉人何某出售玉米的事实认为双方可协商解决或另寻途径解决，但实际在责任划分时对出售玉米所得价款一并进行了责任划分，对被上诉人何某出售玉米所得价款36800元亦应包含在276000元的范围之内，所以不存在对所得玉米价款继续划分责任的情形。对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何某存在过错，并判决被上诉人何某自负40%的责任，对此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该案发回重审。 何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玉米款276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春，原告何某与同村居民祁国财合伙租赁临泽县鸭暖镇白寨村村民的耕地进行农业种植经营。2016年4月，原告何某与被告候某1达成口头协议，原告何某与祁国财为被告候某1种植制种玉米，亲本由被告候某1提供。后原告何某与祁国财租赁土地落实种植面积约130亩进行了种植。2016年秋，玉米收获后由被告候某1和原告何某及祁国财共同脱粒，并将收获的玉米在原告处晾晒。2016年12月17日，原告何某及祁国财与被告候某1清算，被告候某1给原告何某及祁国财出具拖欠276000元的欠条一张。后原告何某及祁国财向被告候某1索要玉米款未果，原告何某及祁国财与另两案外人将晾晒储存的玉米变卖。2019年1月20日，原告何某与祁国财就合伙期间的账务进行清算，将被告候某1出具欠条而形成的债权追索确定由原告何某追索。2019年2月12日，原告何某向法院起诉，案经审理认为被告候某1未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资质，落实制种面积，涉及数额巨大，其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犯罪，裁定驳回原告何某的起诉。2019年5月27日案件移送临泽县公安局立案侦查。临泽县公安局认为被告候某1涉嫌非法经营犯罪，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作出临公（经）不立字（2019）3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原告何某又诉讼来院。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候某1主张与原告何某及祁国财三方合伙种植制种玉米，未提交证据证明。主张欠条系受原告等欺骗而出具，落款时间不符等辩解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原告何某主张与被告候某1之间成立种植回收合同关系，提交了被告出具的欠条证明。被告候某1认可欠条的签字，欠条应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认定。如存在三方合伙，因农户索要租地款而促成了欠条的形成。三方合伙经营，拖欠农户土地租赁费的债务人应为原告何某与祁国财以及被告候某1三方。而不应该形成被告候某1系欠款人，债权人为原告何某及祁国财的欠条。故被告候某1辩解与原告及案外人祁国财三人合伙种植的主张不予支持。欠条结合散伙协议及债权放弃分割承诺证明的情节与原告主张的被告候某1提供玉米种子，原告何某与祁国财合伙租赁土地进行种植经营，秋收后由被告负责收购，向原告何某及合伙人祁国财出具了拖欠玉米款欠条的情节一致，应予以认定。综上情节，认定原告何某及合伙人祁国财与被告候某1之间成立玉米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被告候某1在未取得玉米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提供玉米亲本种子，与原告协商落实制种面积进行违法种制，由（2019）甘0723民初445号民事裁定书、临泽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所证实，原被告亦当庭陈述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国家对玉米制种施行生产许可制度。被告候某1不具有玉米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资质，而提供玉米亲本种子，与原告何某及祁国财协议繁育制种玉米，该违法行为虽经公安机关侦查认为不构成犯罪，但与原告何某及祁国财之间形成的债务纠纷，当事人有权请求处理。原被告之间形成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但原告何某及祁国财提供租赁土地，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种植，收获了成熟的玉米，履行了合同约定的种植义务，但被告候某1未实际履行付款义务，给原告何某及合伙人祁国财造成了实际损失。对合同无效导致造成的损失，原告有权请求被告分担。债权可以转让，原告何某与合伙人祁国财协议确定共同形成的债权由原告何某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何某获得了独自向被告候某1主张权利的资格，有权就造成的损失向被告候某1主张。本案中，被告候某1没有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而从事种子生产活动，是导致合同无效的根本原因，应首先承担合同无效的缔约过失责任，原告何某等作为签订合同的另一方，理应对被告候某1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审查，但却未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在没有对被告候某1的相关资格进行审查的情况下种植，与其订立玉米种子生产合同，最终导致损失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法庭综合双方过失程度情节及本案的实际认定被告候某1应负60%的缔约过失责任，原告何某自负40%的责任。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一般只赔偿信赖利益损失。就本案而言，信赖利益损失应指合同不成立、无效无法得到补偿而蒙受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原被告未提交证明直接损失的相关证据，但双方对履行合同的种植回收利益进行了清算确认。本案损失参照清算确认数额进行责任划分认定，即以被告候某1向原告出具的欠条载明的数额计算。对被告候某1脱粒晾晒未拉走玉米，后原告何某及祁国财向被告候某1索要玉米款未果，与祁国财及另两案外人将晾晒储存的玉米变卖。如果原告何某等未经被告候某1同意将种植收获的玉米出售该行为可能涉及侵权。而根据原告提交的收购协议，变卖被告候某1玉米的主体除原告外还有他人，对因变卖该玉米给被告候某1造成的损失数额存在争议，确认责任划分存在诸多障碍。故对此法庭不作认定处理，原、被告可协议解决或另寻途径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候某1赔偿原告何某种植玉米损失总额276000元的60%即165600元，限被告候某1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原告何某自负40%的责任，即110400元。案件受理费5440元，原告何某负担2176元，被告候某1负担3264元。 二审中上诉人候某1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2020年3月21日案外人魏文高与案外人胡海兵的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何某以每斤1.8元的价格将收获的部分种子出售给了案外人胡海兵，被上诉人何某主张欠条系与上诉人候某1结算后形成及将全部种子按照每公斤1.6元出售给胡海兵不属实。被上诉人何某对该证据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该通话录音中的人员均非本案当事人，是否是魏文高与胡海兵的通话不能证实，且二人通话的内容也与本案无关。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上诉人候某1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何某之间系合伙关系，对其主张除当事人陈述外再无其他证据，其主张缺乏有效证据证明，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据被上诉人何某提交的由上诉人候某1出具的××条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可以证明双方系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但因上诉人候某1在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何某协商进行玉米制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规定，其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双方之间所形成的种植回收合同为无效合同。对双方责任承担，本案上诉人候某1在没有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的情况下违法从事种子生产活动，存在明显过错。被上诉人何某在协商种植事宜过程中，未尽必要的审查、注意义务，亦具有过错。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候某1承担60%的责任，由被上诉人何某自负40%的责任并无不当。对被上诉人何某主张的损失认定，一审法院参照上诉人候某1向被上诉人何某出具的欠条所确认数额进行责任划分认定，上诉人候某1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既然认定合同无效就不能以该欠条作为债权债务的凭证。本院认为，虽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制种行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究其无效原因，系其个人制种行为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违反行政管制之法，其违法性存在于公法领域。但就双方对玉米制种款的结算行为而言，应进行独立审查。现上诉人候某1无证据证明该欠条系受胁迫、欺诈等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所出具，且据双方当事人陈述缔约时对回收价款的约定及被上诉人何某认可的种植亩数，欠条中结算的欠款金额并未超过合同实际履行所获利益，一审参照该欠条中结算的数额对损失数额进行认定并无不当。对上诉人候某1主张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何某变卖种子的事实进行认定，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双方因该合同取得财产的，应当相互返还。在标的物已经灭失、转售他人或者其他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应折价补偿。本案被上诉人何某应当将收获的玉米种子返还给上诉人候某1，但被上诉人何某现已将玉米种子进行变卖，对所获价款应折价应上诉人候某1进行相应补偿。本案一、二审中就被上诉人何某变卖种子数量及所获价款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上诉人候某1对被上诉人何某主张出售玉米种子的数量及所得价款亦不予认可，现对被上诉人何某应向上诉人候某1补偿的数额无法确定，对此上诉人候某1可同被上诉人何某自行协商解决或另行起诉。 综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40元，由上诉人候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力珍 审判员  安凤梅 审判员  尹建兵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朱 艳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