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2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三秋桂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63号586自编之一。法定代表人：李春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铫祥，广东椎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美林，男，1972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先荣，男，197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先喜，男，198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春阳，广东乐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娟，广东乐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绿茶餐厅，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1309号百信广场第四层4016号商铺。投资人：周歌。原审被告：周歌，男，1970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广东三秋桂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秋桂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绿茶餐厅（以下简称绿茶餐厅）、周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3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三秋桂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铫祥，被上诉人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春阳、邓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绿茶餐厅及周歌经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秋桂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三秋桂子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责任；2.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承担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推理缺乏逻辑，导致认定的结论及判决完全错误。本案是合同纠纷，应当查明合同签署的时间、地点、主体及缘由，在第一份合作协议没有出具之前，就认定三秋桂子公司属于《终止合作协议》一方当事人并承担责任，明显错误及有失公允。《终止合作协议》对三秋桂子公司没有约束力，以该协议为依据判处三秋桂子公司承担责任错误。理由如下：（一）从合同形式上看，三秋桂子公司不是《终止合作协议》的签约主体。三秋桂子公司没有签署过该协议，虽然协议上端加盖了三秋桂子公司的公章，但该公章非三秋桂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经授权的人员所盖，上述盖章也只是名称章，而不是确认章。落款处没有三秋桂子公司的公章，而只有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周歌以及绿茶餐厅的签名和公章，证明三秋桂子公司并未确认该协议的正文。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及周歌在一审时已确认三秋桂子公司不在签约现场，他们之间的合作纠纷与三秋桂子公司无任何关联。（二）从合同内容上看，该协议是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与周歌的合作纠纷引起的，协议约定三秋桂子公司承担巨额债务，三秋桂子公司不可能接受。三秋桂子公司未收到过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的任何投资款，款项是由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汇给周歌，用于绿茶餐厅冲抵货款，与三秋桂子公司无关。另外，如果是合作纠纷，那么各方应该共享盈利、共负债务，而不是全部债务由一方承担。（三）从合同履行上看，该协议由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及周歌履行，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从未追过三秋桂子公司，三秋桂子公司从头至尾不清楚他们之间的纠纷。这也说明合同的主体并非三秋桂子公司。（四）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没有尽到审查义务，不能认定为有正当理由认为周歌属于三秋桂子公司的代表。三秋桂子公司是多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是周歌个人投资的独资公司，周歌不能代表三秋桂子公司。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应当审查周歌是否具有三秋桂子公司的授权，是否属于三秋桂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是否具有三秋桂子公司的营业执照等，不能仅凭周歌持有三秋桂子公司的公章就认为他属于三秋桂子公司的代表。况且，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故意不将第一份合作协议提交法庭，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庭审中，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均称与周歌签署过合作协议，但辩称不见了。周歌陈述签署合作协议，每人一份，后给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撕掉了。《终止合作协议》是基于第一份合作协议产生，如此重要的协议怎么可能全部遗失，尤其是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均统一口径同时丢失，这不符合常理。第一份协议才是缘由，这个缘由影响三秋桂子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因为三秋桂子公司从未与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周歌及绿茶餐厅签署过协议，所以又怎么会签署《终止合作协议》。综上所述，三秋桂子公司的主张有理有据，且符合法律规定。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辩称，（一）三秋桂子公司否认与此次餐饮投资合作有关，与事实不符。三秋桂子公司不仅是协议的签署方，而且也是投资合作的合作方。绿茶餐厅在门店经营中使用的是“三秋桂子”的名称和品牌，三秋桂子公司实际是该品牌的授权方。涉案投资款项虽然由周歌收取，但三秋桂子公司在《收据》上加盖了财务专用章，视为对投资行为的确认。三秋桂子公司作为合作方之一，也是有关协议的签署方，应该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终止合作协议》真实、有效，且三秋桂子公司亦未否认其盖章的真实性，故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秋桂子公司在一审时表示《终止合作协议书》上的公章不是其盖章，不知何人盖章，并未否认盖章的真实性。周歌在一审时陈述三秋桂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由其保管，亦只是周歌单方陈述，即便属实也是得到了三秋桂子公司的认可或默许。更何况，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本人在一审时自述公章是周歌盖的，并非是指三人本人亲眼见到过周歌盖章的过程，而是因为三人认为周歌是三秋桂子公司的人，周歌将盖好章的协议交给三人，三人故此认为该章为周歌所盖。周歌是三秋桂子公司的股东、监事，同时还担任部门经理，且周歌当初是以“三秋桂子”品牌作为合作条件邀请三人投资。退一步讲，即便协议书的公章为周歌所盖，但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三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周歌盖章的行为即代表三秋桂子公司的行为，该盖章行为本身就是代表三秋桂子公司的意思表示，三秋桂子公司不能以内部管理行为来对抗善意第三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平公正，应予维持。绿茶餐厅、周歌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未答辩。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周歌向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连带偿付4025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5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75%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周歌承担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绿茶餐厅于2014年11月4日注册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周歌。三秋桂子公司于2014年5月27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春生，股东为陈松荣、李春生、周歌。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称，2016年12月19日，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与周歌签订《三秋桂子餐馆百信广场店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出资50万元，周歌以绿茶餐厅百信广场店作价150万元，一同投资三秋桂子公司，因为绿茶餐厅的店铺对外使用“三秋桂子”的名字经营，三秋桂子公司给予绿茶餐厅授权，实际上包括接收该投资款，现该协议找不到了。收据是绿茶餐厅、周歌向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出具，不清楚何人在其中一张收据（梁先喜）上写“作废”，且周歌也承认收到梁先喜的20万元货款。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听说周歌要将涉案店铺卖掉，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就找周歌要退出投资并于2017年11月1日签署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签署时就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与周歌在场，三秋桂子公司的公章是周歌盖的，周歌就是三秋桂子公司的人。2018年6月，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找周歌要求支付海珠店的货款，由此双方发生纠纷并报警，警察以经济纠纷为由建议走法律程序。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就此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终止合作协议书》，抬头处：甲方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周歌，该处盖有三秋桂子公司公章，乙方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内容为：甲、乙双方曾于2016年12月19日签订《三秋桂子餐馆百信广场店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经营三秋桂子百信广场店，因甲方经营不善，双方无法继续合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该合作协议，并就合作期间的财产清算问题达成如下达成：1.双方于2017年11月1日解除《三秋桂子餐馆百信广场店投资合作协议》；2.双方合作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全部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3.甲方于2018年5月15日前无条件退还乙方投入的合作资金，计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4.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的义务负连带责任；5.本协议在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一式六份，各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等等。落款处甲方周歌签名捺印、绿茶餐厅盖章，乙方处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签名捺印，签约时间2017年11月1日，签约地点广州市白云区。拟证明双方投资合作三秋桂子百信广场店，因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周歌经营不善，双方同意终止合作，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周歌应在2018年5月15日前连带向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偿还50万元合作投资金。2.收据三张，该收据盖有广东三秋桂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拟证明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分别向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周歌支付投资合作资金共计50万元。3.业务凭证、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罗美林于2016年12月20日向周歌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邓先荣于2016年12月20日向周歌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三秋桂子公司对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有异议，三秋桂子公司不清楚该协议的签署过程、原因，且没有在协议的左下角签字确认，虽然上方的公章是三秋桂子公司的，可不是三秋桂子公司所盖，不清楚是何人所盖，在上方处盖章不代表确认该协议；该协议的内容不真实及显失公平，投资应是共担风险、共享盈利，不可能在投资失败的情况下，债务约定由一方承担，其他投资方不承担损失并拿回投资款，这不符合投资的基本规则。证据2有异议，收据上的盖章属于财务专用章，不是三秋桂子公司的正式公章，也不是三秋桂子公司收取款项，出纳不是三秋桂子公司的员工。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没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说明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实际是与绿茶餐厅、周歌进行合作，所支付款项也是周歌收取，与三秋桂子公司无关。绿茶餐厅、周歌对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是在周歌不自愿的情形下签署，周歌确实收到了投资款项30万元，即罗美林转款20万元，邓先荣转款10万元，另外20万元是货款。其他证明没异议。三秋桂子公司陈述，涉案纠纷与其无关，且第一次的合作协议书居然丢失，这是当事人规避对不利的约定而隐藏或毁灭原始协议的行为，如果仅以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而由三秋桂子公司承担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所主张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也显失公平。三秋桂子公司就此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及身份证，拟证明三秋桂子公司日常事务由胡春生负责，三秋桂子公司未参与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所述的投资事宜，也未收取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的投资款及签署相关的协议。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对三秋桂子公司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李春生是三秋桂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是大股东，三秋桂子公司所述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常理。绿茶餐厅、周歌对三秋桂子公司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绿茶餐厅、周歌陈述，周歌是三秋桂子公司的股东，三秋桂子公司没有具体经营业务，三秋桂子公司的财务章统一由绿茶餐厅的财务人员代管。由于收钱及收据是绿茶餐厅的财务人员经手，周歌不清楚为何收据上书写现金10万元和货款10万元。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与周歌协商合作经营涉案店铺的品牌为三秋桂子，并于2016年12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且约定共同承担盈亏，该合作协议被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撕毁。合作期间，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没有参与涉案店铺的经营管理，涉案店铺经营不善被撤掉了，关于店铺经营期间的有些账目资料已找不齐全。上述终止合作协议书是于2018年6月被迫签署的，也没有约定风险承担，有失公平，三秋桂子公司没有人员在场，虽然事实不存在，可不在上述终止合作协议书盖章又不行。后周歌向梁先喜支付97500元。绿茶餐厅、周歌就此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利润表，拟证明涉案店铺经营亏损。2.转账凭证，拟证明投资款的流向。3.《店铺股权转让协议》（海珠店），拟证明与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还存在纠纷。4.完税记录、凭证，拟证明存在纠纷的事实，以及纠纷的原由和金额。5.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账单详情，拟证明周歌先后向梁先喜转账97500元。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对绿茶餐厅、周歌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有异议，没有相关财务负责人签字或盖章，是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周歌单方制作，未经中介机构进行审计，不能反映绿茶餐厅的真实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证据2没异议，也能间接证明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向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周歌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投资款30万元的事实；证据3真实性没异议，但该协议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系；证据4有异议；证据5没异议。三秋桂子公司对绿茶餐厅、周歌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无法确认，不清楚绿茶餐厅的经营状况，如果确实是周歌所述该店属于亏损状态，可通过审计等方式予以证明，也证实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显失公平；证据2没异议；证据3，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的投资款是支付给周歌，实际的合作关系应是发生在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与绿茶餐厅、周歌，与三秋桂子公司无关；证据4不清楚，由法庭认定；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没异议，绿茶餐厅在履行对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的还款承诺，与三秋桂子公司无关联。以上事实，有《终止合作协议书》、收据、业务凭证、历史明细清单、利润表、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转账凭证、《店铺股权转让协议》、完税记录、完税凭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二、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周歌是否应将投资款返还给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以及是否应支付利息。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三秋桂子公司辩称若投资的店铺存在亏损，则《终止合作协议书》显失公平。绿茶餐厅、周歌辩称涉案协议书是在2018年6月28日被迫签订及显失公平。第一，周歌对于涉案店铺亏损情况，仅提交其自行制作的利润表，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第二，若三秋桂子公司及绿茶餐厅、周歌认为涉案协议确实存在显失公平或存在胁迫的行为，可以对于涉案协议申请撤销并举证证明，但三秋桂子公司及绿茶餐厅、周歌并没有主张撤销，也没有就此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且周歌已实际向梁先喜支付97500元履行涉案协议中约定的部分款项。故对三秋桂子公司及绿茶餐厅、周歌的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终止合作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二。三秋桂子公司虽抗辩其未接收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的投资款，也未与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签订投资协议，涉案投资款与其无关，但根据《终止合作协议书》可知，三秋桂子公司作为甲方在该协议上盖章，即便是周歌在涉案协议上盖有三秋桂子公司的公章，可周歌作为三秋桂子公司的股东，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有理由相信周歌盖章的行为即代表三秋桂子公司的行为，且收据上盖有三秋桂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周歌亦陈述收取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款项时，绿茶餐厅的财务人员亦持有三秋桂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故对于三秋桂子公司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于2018年5月15日前无条件退还乙方投入的合作资金，共计50万元，并约定各方当事人对各自的义务负连带责任。现仅周歌向梁先喜支付97500元，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周歌未再按约向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返还剩余部分的投资款，属于违约行为，故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要求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周歌返还投资款4025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以402500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绿茶餐厅、周歌连带向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返还款项402500元及利息（利息以402500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三秋桂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48.2元（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已预交），由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周歌负担并在履行本判决时直接向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支付。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另查明，各方确认周歌占三秋桂子公司10%股权，并担任该公司监事。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三秋桂子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返还涉案款项的义务。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要求三秋桂子公司承担返还款项义务的依据之一是《终止合作协议书》。该协议明确载明甲方为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和周歌，周歌和绿茶餐厅在协议落款处签名和盖章，三秋桂子公司也确认协议书上的公章为其公司的公章。虽然三秋桂子公司的公章加盖在协议的抬头部分，而未加盖在协议的落款处，但不能据此就推定三秋桂子公司不同意协议的内容，相反，加盖公章行为本身就代表三秋桂子公司做出了认可协议内容的意思表示。周歌为三秋桂子公司的股东和监事，根据三秋桂子公司、绿茶餐厅和周歌的陈述，三秋桂子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平时本就由周歌保管，之前出具的投资款收据加盖了三秋桂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绿茶餐厅也是使用三秋桂子的品牌进行经营，三秋桂子公司辩称对双方合作协议的履行完全不知情，不合常理。罗美林、邓先荣、梁先喜有理由相信周歌有权代表三秋桂子公司签署上述协议，无需另行尽其他审查义务。三秋桂子公司称协议内容不公，但《终止合作协议书》是各方在合作终止之后签订的，在性质上属于各方对之前合作事宜的一个清算，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秋桂子公司认为协议显失公平或者存在胁迫的情形，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未在诉讼中要求撤销该协议，故本院对该抗辩不予支持。至于各方签署的第一份合作协议，虽然未提交给法院，但并不影响《终止合作协议书》的效力。一审法院在综合审查全案证据的基础上，判决三秋桂子公司承担返还款项的义务，具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三秋桂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48.18元，由上诉人广东三秋桂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 敏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