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陕民终14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胜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琦，北京市天同（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姣，北京市天同（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牛振荣。上诉人刘胜华因与被上诉人牛振荣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民初3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刘胜华上诉请求：撤销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民初35号民事裁定，指令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一）2011年至20l2年牛振荣向案外人高置林累计借款2.2亿元，后高置林将该债权转让于上诉人，并通知了牛振荣。2013年1月8日，因牛振荣无法偿还上述债务，在高置林协调说合下，上诉人与牛振荣签订了《转股协议》，协议约定:牛振荣同意将其在神木县瑞祥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祥公司）的2.25亿元(约占9%)的股份转让给刘胜华以抵消牛振荣所欠上诉人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协议签订后，双方在公司内部做了相应变更登记，因当时瑞祥公司的股权质押而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牛振荣拒不承认转股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上诉人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转股协议的效力，该请求属于民事确认之诉，属于民事权益引发的民事纠纷，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诉请合同涉及的瑞祥公司的股份已经被生效的牛振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确认为涉案财物、并已进入执行程序”，裁定驳回上诉人一审的起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上诉人与牛振荣之间的股权转让与牛振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亦非同一法律事实。本案转股协议发生在牛振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发之前，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认定的犯罪事实中并没有牛振荣向高置林借款的事实及牛振荣转股的事实，且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起诉应当予以审理。第二、神木县人民法院（20l5）神刑初字第00091号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牛振荣在瑞祥公司投资6707.358万元，而涉案转股协议涉及牛振荣的投资是2.25亿元，二者的投资额并不一致。至于牛振荣能否向上诉人给付的问题，上诉人并未主张。综上，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刘胜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告刘胜华与被告牛振荣签订的《转股协议》有效。事实和理由：被告牛振荣曾于2011年至2012年向案外人高置林累计借款2.2亿元，后高置林将该债权转让于原告刘胜华，并通知了被告牛振荣。2013年1月8日，双方在高置林在场协调下签订了《转股协议》，协议约定被告牛振荣将其在瑞祥公司2.25亿元(9%)的股份转让给刘胜华，以抵消2.2亿元借款。瑞祥公司应双方要求，为原告刘胜华办理了公司内部股权变更手续，2013年5月22日被告牛振荣将瑞祥公司3.5511%的股份变更登记在原告指定的张过兵名下，剩余的5.4489%股份因被告牛振荣强烈要求暂时不予变更，后被告牛振荣拒不承认该转股协议，原告遂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应当具有明确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以及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等条件。经审查，本案原告诉请合同涉及的瑞祥公司的股份已经被生效的牛振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确认为涉案财物并已进入执行程序，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胜华的起诉。原告刘胜华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166800元予以退回。本院审理查明，2019年1月17日，刘胜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原告刘胜华与被告牛振荣签订的《转股协议》有效，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牛振荣承担。刘胜华提交证据：第一组，高置林出借给牛振荣借款的《借款单》4份，2011年4月14日1亿元、2011年6月15日1亿元、2011年10月16日1000万元、2012年3月15日1000万元，共计2.2亿元。通过王华明（刘胜华亲属）银行账户和刘胜华个人银行账户转款支付给牛振荣的银行转账汇款回单。第二组，2013年1月8日，甲方牛振荣、乙方刘胜华、中证人高置林签订的《转股协议》约定，牛振荣将其持有瑞祥公司2.25亿元9%的股份转让给刘胜华；本协议签订后，刘胜华拥有对所购股份的一切权利；此协议签订后，牛振荣必须配合刘胜华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此协议一经签订，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否则承担法律和经济赔偿责任。该协议上，牛振荣、刘胜华、高置林签名捺印。第三组，瑞祥公司盖章给刘胜华出具了入股款收据（收据时间书写为2011年4月9日，刘胜华讲时间是倒签的）。上述证据在一审中质证，牛振荣对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入股款收据是刘胜华自己书写、自己加盖的公司印章。一审庭审中，牛振荣申请一审法院向神木县打非办调取证据，2015年3月11日神木县打非办询问笔录，牛振荣讲：“2013年1月份，我和刘胜华商量用我在瑞祥公司1.1682亿元的股份给刘胜华顶账。我的1.1682亿元的瑞祥公司的股份给刘胜华顶账2.25亿元的贷款，相当于瑞祥公司1元钱的股份抵了1.92604006元的贷款。当时，我将我在张过兵名下入股的瑞祥公司5000万元股份直接给了刘胜华，相当于我用5000万元股份给刘胜华还了96302003元贷款，顶完这5000万元股份后，我还欠刘胜华128697997元贷款，当时我在瑞祥公司给刘胜华顶完5000万元股份后，我在瑞祥公司还有6707.358万元股份，……总之，我现在还欠刘胜华贷款128697997元。”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刘胜华起诉请求判决确认其与牛振荣签订的转股协议有效，该起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是否涉嫌经济犯罪，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胜华的起诉，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刘胜华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本案从借条形式审查，牛振荣与高置林之间属于借贷关系，但付款的转账汇款回单均由刘胜华持有。从转股协议审查，是牛振荣转让其在瑞祥公司2.25亿元9%的股权给刘胜华以股抵债并签订了《转股协议》，高置林作为中证人在协议上签名捺印。涉案转股协议的基础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借贷发生在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刘胜华认为牛振荣无力偿还借款的情况下，2013年1月签订转股协议偿还刘胜华的借款，但只履行了3.5511%股份，下余5.4489%股份未予履行,也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牛振荣不承认转股协议效力，故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转股协议》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据上规定，本案一审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转股协议有效，涉案转股协议与神木县人民法院（2015）神刑初字第00091号刑事判决认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否为同一法律事实，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核查认定；本案一审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在审理中，只有在转股协议有经济犯罪嫌疑、不属经济纠纷案件时，才可驳回原告起诉，一审法院对本案转股协议以及该协议的基础关系借贷事实是否有经济犯罪嫌疑未进行核查认定，仅因本案被告牛振荣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刑事案件中其在瑞祥公司的股权被冻结并已进入执行程序为由，而裁定驳回一审原告的起诉，认定事实不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民初3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武江海审判员  王彩萍审判员  郭 萍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杜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