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1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强，男，197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仪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江苏中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爱忠，男，1971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仪征市青山镇团结新村118号，现住仪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万祥，江苏润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欣，江苏润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张美，女，1975年3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仪征市大庆南路79号1幢102室，现住仪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万祥，江苏润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欣，江苏润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朱强与上诉人周爱忠、原审被告张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9）苏1081民初1753号民事判决。朱强、周爱忠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2019)苏1081民初1753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爱忠承担。事实与理由：仪征市人民法院（2019)苏1081民初1753号民事判决没有支持朱强向周爱忠主张归还2015年7月15日借给周爱忠的11万元款项，其判决有误。既有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错误，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一、一审对周爱忠已还款11万元的事实，未让周爱忠尽到举证责任，致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书第四、五页称，周爱忠认可了朱强于2015年借给其11万元的款项事实，但是其辩称该款已归还给朱强了，并陈述还款地点在江西省瑞昌市的砂石矿，由于其地处偏僻，交付方式为现金。该周爱忠陈述的还款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本案，既然是现金还款，则周爱忠应该举证朱强本人当时就在江西省瑞昌市的砂石矿，以及当时周爱忠具体还款的资金来源，旁边有无证人等？但是，周爱忠都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其还款事实。当朱强要求其陈述其资金来源时，周爱忠称是当时的会计处领取的现金，而朱强要求其当庭与会计电话联系时，却被回答到不知道会计号码已经联系不上了。朱强认为，对周爱忠已还款的反驳理由，从证据形式上看属于“当事人的陈述”，本来证明效力最弱，又是孤证，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当时应该要求周爱忠就已经还款所依据的事实(时间、地点、资金来源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就轻易采信，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另外，判决书第五页第9行认为“朱强亦不能提供周爱忠未还款的有力证据”，也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因为法院已经质证查明了朱强借款给周爱忠11万元是事实，至于周爱忠是否还款，举证责任应该由周爱忠承担。二、一审法院认定周爱忠已归还11万元的推理不能成立，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一审判决认为：“朱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在商场奋斗多年，不可能不知道出具大额借条的后果，由于双方互相出具的借条均为真实的，周爱忠解释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本院据此认定，朱强诉称的第二笔借款周爱忠已经归还。”朱强认为，上述推理不能成立。首先，朱强只是向周爱忠出具了落款为2015年7月15日的11万元借条，光有形式要件，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还要由周爱忠举证实质要件---即交付的事实。诚如朱强在第一次开庭已经解释，朱强之所以向周爱忠出具借条，是由于周爱忠想向其妻子拿钱，为了找一个借口，才请朱强照抄周爱忠已出具给朱强的真实借条，去向其妻子交待。出于信任（经常先借钱，后补条子），朱强才帮忙出具，于是出现了各持一份的同年同月同日同金额的矛盾而荒唐的两份借条。但朱强借款给周爱忠的借条均有银行流水凭证支撑，而周爱忠所持借条假的就是假的，既无交付凭证佐证，其辩称已经现金交付也是无任何证据支撑，无法自圆其说。因此，一审判决书所称“周爱忠解释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完全是主观臆断，无客观可言。周爱忠对朱强的上诉辩称：同上诉意见。张美述称：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同意一审免除其承担责任的判决意见。周爱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2019)苏1081民初字第1753号民事判决，驳回朱强对周爱忠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朱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判决书中遗漏周爱忠提交的重要证据，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对于借条金额的部分认定与事实不符。一、第三笔借款本金应当为16万元。首先，以交易习惯来看，根据朱强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据，朱强向周爱忠及第三人的转账交易习惯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且都备注了汇款目的，如2015年7月28日向第三人汇款2万元备注了“鱼款”，2015年8月2日向第三人汇款2650元备注了“空调款”等，可见朱强与第三人交易己经形成了固有的交易习惯并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因此，朱强不可能交付4万元现金借款却不留下任何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据此，朱强对于4万元现金交付的负有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应当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在周爱忠对朱强主张的现金交付事实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审查当事人的举证，以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而不能简单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大额现金交付事实存在。而根据朱强提供的汇款证，分别为2015年8月22日的银行汇款6万元以及2015年9月6日的银行汇款10万元，共计16万元。朱强主张交付了4万元现金，但并未提供任何资金来源及交付的证据。再次，周爱忠主张实际16万元借款与银行汇款的金额相一致，同时也与借条上写明20万元减去第一年4万元的利息的金额相印证。周爱忠只收到了16万元的汇款，借条上写的借款金额20万元约定4万元每年的利息，实际上预先扣除了第一年的利息。而4万元/年的利息对于16万元的木金，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的约定年利率上限（24%)，应当按照24%的年利率来认定。最后，借条中的证明人，只证明借条书写的真实性即借条诺成行为的成立，而民间借贷关系属于实践合同关系，对于对借条内容的是否成立还要看最终借款的实际交付行为。而一审法院未对朱强提供的交付借款证据予以审查。二、原审法院对于周爱忠提出的31万的多笔还款证据，未在判决书中进行评价，应当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本案庭审中在法官的组织下，周爱忠及朱强对于周爱忠提出合计31万的还款证据进行了质证。但该证据在本案一审判决书中未予以评价，遗漏关键证据，应当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三、2015年8月24日出具的借条上借款关系不成立，也未实际履行。首先，2015年8月24日出具的借条与2015年2月18日的汇款并无关联。根据朱强提供的数份银行转账记录流水，其在每笔汇款后都会备注汇款的目的，可见朱强有很强的法律意识，这一点在观点一也己经提到，在2015年8月22日的银行汇款6万元以及2015年9月6日的银行汇款10万元都备注了“借款”的字样，而朱强于2015年2月18日向周爱忠汇款的10万元备注为“设备款”，以及朱强的交易习惯，可以得出该笔款项并非借款。其次，朱强主张的交付行为与借条的交付时间相隔6个月，且在2015年8月24日出具的借条上写明“今借到”的字样，可见2015年2月18日的“设备款”与2015年8月24□出具的借条并无关联。最后，朱强也未举证实际向周爱忠交付借款的实践行为，民间借贷为实践合同，2015年8月24日出具的借条朱强实际并未履行借款义务，因此该借贷关系未生效。四、退一步讲，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事实是成立的，周爱忠也可以要求以分段抵销的计算方法行使债权抵销权。一审开庭时，周爱忠己经就朱强的民间借贷诉讼提出异议并提交了证据，同时也提供了反驳证据。本案中周爱忠己经还款的总额共计31万元应当按照分段抵销的计算方法抵销以法院认定的借款金额和利率。周爱忠己于2018年2月15日将所有借款以及利息还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朱强针对周爱忠的上诉辩称：1、一审判决否定了朱强曾经于2015年6月8日借给周爱忠的11万元，其理由是采纳了周爱忠认为当时其在江西将钱还给**。周爱忠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因为周爱忠出具的是7月15日借条，金额是11万，如果钱已经还给朱强，朱强应该出具收条而不是借条；如果周爱忠认为朱强另外欠周爱忠11万元，其在一审中并没有提出反诉或者另行起诉，所以，周爱忠关于11万元还给朱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2、周爱忠明确说是在江西山区用现金还给朱强的。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其提出反驳理由，应该提供相应证据，至少要证明2015年7月15日朱强在江西。事实上当时朱强并不在江西，周爱忠不能提供11万的资金来源，不能提供相应证人，故周爱忠应提供朱强在2015年7月15日去过江西的证据，否则关于2015年7月15日朱强打借条给周爱忠的事实不成立。事实是当时周爱忠需用钱跟朱强借了11万，想回去跟其妻子再借钱办事情，故请朱强打了11万元的假借条，好跟其妻子再要钱。3、周爱忠认为2015年2月17日朱强出借给周爱忠10万元，后补借条，汇款备注设备款，如果是周爱忠自己购买设备，应该提供当时购买的设备、发票；周爱忠认为是帮助朱强购买设备，应该提供委托书、购买设备的发票等。4、周爱忠认为和朱强有资金往来，钱已经偿还。在一审中，朱强已经强调与周爱忠有多笔经济往来，朱强多次借钱给周爱忠，每当周爱忠还款，朱强就把借条返还给周爱忠，故周爱忠所称的30多万货款与本案无关，朱强在一审庭审中也讲与本案无关，要另行起诉。5、对于周爱忠抗辩认为20万实际收款16万，不同意。就是因为周爱忠多次向朱强借款不偿还，在2015年9月6日朱强已经不愿意在向其借款，周爱忠主动提出让其哥哥周爱军注明作为证明人，这种情况下，朱强才愿意借款给周爱忠。有证人充某,4说明有16万汇款和4万现金，周爱忠认为4万元是包含利息的本金，完全是主观猜测，无证据支撑，借条已经明确载明是20万元且有证人，故周爱忠的抗辩理由是主观猜测，无依据。张美针对周爱忠的上诉述称：与本案无关，无意见陈述。朱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周爱忠、张美共同偿还向朱强所借款项人民币共41万元的本金；2、周爱忠、张美共同偿还本金中20万元，从2015年9月6日起到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年息4万元）；3、周爱忠、张美共同偿还本金21万元中，从起诉之日起到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年利率6%计息）；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周爱忠、张美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周爱忠应当清偿朱强债务数额的确认；二、朱强要求周爱忠、张美共同偿还债务是否有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朱强提供了四份证据：1、2015年8月24日周爱忠向朱强出具的借条，借款金额10万元；2、2015年7月15日周爱忠向朱强出具的借条，借款金额11万元；3、2015年9月6日周爱忠向朱强出具的借条，借款金额20万元；4、朱强在仪征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开户的理财卡账户明细查询记录。第一笔借款，朱强诉称，周爱忠实际借款时间为2015年2月17日，朱强在2月17日汇款时备注为设备款。周爱忠辨称，其未向朱强借款购买设备，2015年2月17日朱强向其汇款10万元系二人合作在仪征市月塘镇魏井村做鹅卵石生意的投资款，后来在8月24日补打借条的原因是当时其在江西开的矿（矿址：江西省瑞昌市）发生了事故，准备向朱强借20万处理事故，朱强同意借20万，但要求把之前做生意的费用打一张条子，回去好和他老婆交待。由于其有求于朱强，在这种情况下才打了这张条子。一审法院认为，周爱忠于2015年2月17日收到朱强汇款10万元的事实存在，有银行的转账记录以及周爱忠自述为证。周爱忠称该款是合作投资款，除朱强在汇款时备注为设备款的疑点外，但周爱忠不能提供合同依据或者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现朱强提供了汇款记录以及周爱忠的借款10万元的借条，符合借款的相关要件，对该笔借款本院予以认定。第二笔借款，朱强诉称，该笔借款实际借款时间为2015年6月8日，其向周爱忠转账10万元，给予现金1万元，计11万元，借条是2015年7月15日周爱忠补出的。周爱忠辨称，该笔11万元的借款是事实，但是，2015年7月15日其已归还朱强11万元，并提供朱强向其出具的11万元借条为证。该笔借款存在的问题是，既然是还款，为何不是相互抵充或者朱强向周爱忠出具收条，而是在同一日双方互出11万元的借条？当庭质证时周爱忠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其归还朱强的款项为11万元现金（还款地点在江西省瑞昌市的砂石矿，地处偏僻，砂石交易多为现金），本可以抵充之前的债务，但朱强为了回家能够向他老婆交待此事，提出相互打一张借条。就周爱忠是否以11万元现金清偿欠朱强的债务，除朱强向周爱忠出具的11万元借条外，其无其他证据佐证，朱强亦不能提供周爱忠未还款的有力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朱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在商场奋斗多年，不可能不知道出具大额借条的后果，由于双方互相出具的借条均为真实的，周爱忠的解释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一审法院此认定，朱强诉称的第二笔借款周爱忠已经归还。第三笔借款，朱强诉称，该笔借款由三部分组成：2015年8月22日，其向周爱忠转账6万元；2015年9月6日，其向周爱忠转账10万元；2015年9月6日，其给予周爱忠现金4万元。合计20万元。借条是周爱忠于2015年9月6日出具的，借条上约定借款年利息为4万元，证明人为周爱忠的哥哥周爱军。周爱忠辨称，其实际收到周爱忠两次转账款16万元，借条上的借款20万元包含年利息4万元，年利息4万元在借款时已经被扣除，16万元借款年息4万元超过国家标准。一审法院认为，周爱忠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理由：从证据上看，周爱忠于2015年9月6日出具的借条上，关于借款数额及借款利息约定分明，特别是证明人为周爱忠的哥哥周爱军，如果借款没有20万元或者20万元借款包含年利息4万元，周爱军不可能作为证明人在借条上签字，周爱军未到庭支持周爱忠也说明这一点；从客观上看，朱强与周爱忠为部队战友关系，二人关系正常时借款都不用出具借条，亦不约定借款利息，加之本案法庭调查第一、二笔借款时，周爱忠一直陈述准备向朱强借款20万元，因此，有理由相信第三笔借款20万元的真实性。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周爱忠向朱强的第三笔借款数额为20万元，双方约定的借款年利息4万元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亦予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周爱忠拖欠朱强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朱强要求周爱忠、张美共同偿还债务无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债权人朱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周爱忠的多次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朱强要求周爱忠、张美共同偿还债务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周爱忠拖欠朱强债务，依法应予清偿。朱强的1—3项诉讼请求，部分与一审法院调查确认的事实不符，故予以部分支持，即周爱忠偿还朱强借款本金人民币30万元以及相关借款利息（计息方法：以借款本金2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从2015年9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9年2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周爱忠拖欠朱强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朱强要求周爱忠、张美共同偿还债务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周爱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朱强借款人民币300000元以及相关借款利息（计息方法：以借款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从2015年9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9年2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朱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00元，依法减半收取4650元，保全费3520元，合计8170元，由原告朱强负担2170元，被告周爱忠负担6000元。由被告负担的部分原告已垫付，被告周爱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6000元给付原告朱强。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2015年8月24日借条项下10万元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二、2015年7月15日周爱忠出具的借条项下款项有无偿还；三、2015年9月6日借条项下20万元是否实际交付；四、周爱忠上诉主张案涉借款全部偿还完毕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周爱忠于2015年2月17日收到朱强转账汇款10万元，并于2015年8月24日出具“今收到朱强人民币壹拾万元正”的借条，朱强据此主张周爱忠偿还借款10万元。周爱忠确认收到前述10万元，但认为朱强向其汇款10万元时备注为“设备款”，故该10万元款项非借款，系双方合作投资款；对此，朱强不予认可，并陈述称周爱忠因要买设备而向其借款。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朱强在一审期间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清单上对该10万元款项备注为“设备款”，但周爱忠于2015年8月24日向朱强出具借条的行为，表明其确认朱强于2015年2月18日转账至其账户的10万元系其向朱强的借款，因此，即使朱强在转账10万元之初有将此款作为双方合作投资款的意思表示，但在周爱忠出具借条、朱强接受借条后，该借条即可视为双方之间通过结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况且，周爱忠也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10万元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现有证据尚不能推翻2015年8月24日借条所确定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周爱忠的该项上诉理由于法无据，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周爱忠于2015年7月15日出具“今借到朱强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正”的借条，朱强亦于当日出具“今收到周爱忠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整”的借条一张。现朱强以周爱忠出具的11万元借条为据，主张周爱忠偿还借款11万元及利息；周爱忠确认该借条的真实性并确认收到转账10万元和1万元现金，但认为其已于2015年7月15日以现金方式给付朱强11万元，有朱强出具的11万元借条为证。双方对朱强出具的借条项下11万元有无实际交付产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就本案而言，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结合双方所举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基本能够认定朱强于2015年7月15日出具的借条项下11万元已经实际交付，理由如下：首先，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借条是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朱强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现其对出具给周爱忠的11万元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故从常理分析，周爱忠主张其与朱强于2015年7月15日发生11万元的借贷关系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其次，朱强、周爱忠于2015年7月15日向对方各出具一张金额相同的借条。朱强称其出具的借条系假借条，是周爱忠想从妻子处拿钱款故让其出具借条，以此为由从他妻子处取款；周爱忠则称朱强因欠他人11万元，让其帮助还款，不能让他老婆知道，而主动提出各自出具借条。结合双方一致认可的此前周爱忠已向朱强借款11万元，两者相较，朱强所述其出具借条的原因有违常理，也不符合人们出具借条的通常思维模式，而周爱忠所所解释更符合朱强与周爱忠之间的交易模式，也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第三，朱强与周爱忠之间的款项往来较多，朱强认为其于2015年7月15日出具给周爱忠的11万元借条系虚假的，但其在出具该借条后从未向周爱忠提出异议，也未在此后要求周爱忠出具20万元借条时谈及该11万元借条，且该11万元仍然为周爱忠持有，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借条项下11万元款项未交付。综上，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现有证据基本能够认定朱强出具的借条项下11万元借贷关系已经真实发生。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周爱忠向朱强所借11万元已经归还并无不当，故本院对朱强主张周爱忠偿还11万元借款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周爱忠于2015年9月6日出具“今借到朱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年利率息肆万元正）”的借条一张。周爱忠认为其仅收到该借条项下16万元；朱强认为其于2015年8月22日汇款6万元、2015年9月6日汇款10万元并给付现金4万元。本院认为，虽然周爱忠否认其收到4万元现金，但该借条上有周爱忠哥哥周爱军作为证明人签字确认，一审中朱强已经要求周爱忠让其哥哥出庭作证，但其一直未让其哥哥到庭接受法庭询问，故本院有理由相信周爱忠关于未收到4万元现金的陈述是虚假的。况且，4万元并非巨款，给付4万元现金也符合朱强的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状况，并无明显违反常理之处。加之，周爱忠在本案审理期间一直表示其因工厂问题想向朱强借款20万元。据此，经审查现有证据并结合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2015年9月6日借条项下20万元已经实际交付。周爱忠上诉主张其未收到4万元的理由，缺乏充某,4证据证明，依法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四，周爱忠上诉认为其在一审期间提供的数份转账凭证，能够证明其陆续还款31万元。但该部分转账凭证，一不能确定转账汇款人；二案涉借条均形成于2015年7月15日之后，凭证中部分转款时间在此之前；三凭证备注为“往来”、“转账”或未加说明，未有标注为“还款”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偿还借款的内容，周爱忠所作其欠钱还朱强备注往来款，其他备注货款的辩称，与常理不符。同时，根据本案双方在二审期间的陈述，朱强与周爱忠之间除借款之外，还存在鹅卵石买卖业务往来以及朱强所有的挖掘机使用费用的给付，双方就该部分货款、使用费尚未结算。故不能排除周爱忠所汇款项系其与朱强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周爱忠上诉主张其已还款31万元，依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至于周爱忠要求在本案中抵销其向朱强转账汇款款项一节，因双方尚未对业务往来账目进行结算，其主张抵销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周爱忠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朱强、周爱忠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上诉人朱强、周爱忠各负担4650元（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珺审判员  蔡胜友审判员  邓 华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夏心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