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终31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鳌头镇万力路3号。法定代表人：李小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信用出口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28层01-06单元。法定代表人：瞿栋。上诉人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信用出口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信用保险广东公司）信用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339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万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事实理由：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适用上述规定的前提是合同双方有仲裁协议。本案属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合同的主体是我方与信用保险广东公司，我方与信用保险广东公司签订的《短期出口保险续转保险单明细表》明确约定双方争议解决方式为在被保险人所在地诉讼，且我方与信用保险广东公司之间并没有仲裁协议。二、原审法院认定争议条款合法有效是错误的，该争议条款是限制或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并加重被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根据《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第一项的约定，客观上限制或免除了保险公司依法对保险事故应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限制了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赔偿的选择权，将产生被保险人因存有付款担保却不利于保险理赔的被动局面，系属于保险公司限制或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并加重被保险人责任，排除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导致双方利益严重失衡，亦违反对被保险入在贸易活动中的损失及时获得保险保障之信用保险之宗旨。我方与拜特公司签订《最高额担保函》，第三方拜特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客观上将增加被保险人的债权获得清偿的机会，避免或减少事故损失，其结果对保险公司有利。但保险公司通过上述争议条款，将本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的追偿成本转移给被保险人，加重了被保险人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上述争议条款系格式条款，应认定无效。三、原审法院认为我方应先解决与拜特公司的担保纠纷，在获得已生效仲裁裁决并申请执行之前，不得向保险公司申请定损赔偿是错误的，被保险人申请理赔并不以我方对担保人申请仲裁并执行为前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起诉保险人，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未要求第三者承担责任为由抗辩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信用保险广东公司承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与我方依法形成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故我方申请理赔并不需要以我方对第三人担保人申请仲裁并执行为前提。被上诉人信用保险广东公司没有提出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万力公司在要求信用保险广东公司履行保险合同义务之前，是否应当先行就其与拜特公司之间履行担保函的争议申请仲裁。要解决双方的争议焦点，关键在于《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第（一）项是否有效。首先，关于争议条款能否产生效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万力公司在与信用保险广东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之前，就与信用保险广东公司通过《采用担保方式的买方信用限额申请问询函》进行沟通，并向信用保险广东公司提交《信用限额申请表》，信用保险广东公司作出《信用限额审批单》，《信用限额审批单》中注明的“特别条件”及“信息提示”中说明“信用限额生效及信用保险广东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担保方就销售合同买方（被担保方）对被保险人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且在销售合同买方全额履行付款义务前，担保持续合法、有效。”其中“特别条件”已用黑体字形式加以标注。而最后万力公司与信用保险广东公司签订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续转保险单明细表》下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中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在被保险人获取有效担保为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前提的情况下，除非保险人书面认可，在担保人按担保协议付款以前，或被保险人对担保人申请仲裁或在担保人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在获得已生效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之前，保险人不予定损核赔。”虽然没有用黑色字体形式标注，但是由于双方在合同签订之前已经就有关内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而且万力公司并没有主张信用保险广东公司在提示和说明义务方面存在欠缺之处，因此从订约程序上看，一审法院认定信用保险广东公司已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其次，关于争议条款的内容是否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相关法律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对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保险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鉴于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参照适用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批复》确立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则：与出口信用保险业务行业惯例、交易习惯相关的约定应从其约定，未约定的可以参照适用保险法的规定，即“约定优先并参照适用”的原则。本案中，《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中第十三条第（一）项约定了定损核赔的前置程序，即纠纷先决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对于本案所涉争议条款内容是否有效的问题，万力公司与拜特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函》的目的在于应对买方破产、无力偿付债务、拖欠货款等情况，以有效分散风险，与万力公司购买出口信用保险的目的相同。因此，在尚未确定担保人是否能履行担保义务之前，并未排除万力公司（被保险人）此后索赔等依法享有的权利，亦未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赔付义务，故不会导致投保目的落空。另外，争议条款中跨境诉讼的内容尚未导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首先，万力公司与拜特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函》约定“保证责任形式：连带保证责任如因履行本担保函发生争议的，双方一致同意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并适用《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出裁决。”因此，万力公司与拜特公司的纠纷无需进行跨境诉讼，不仅没有加重万力公司（被保险人）的责任，而且仲裁后若拜特公司按担保函向万力公司全额付款，万力公司则无需向保险公司索赔。其次，即使万力公司与拜特公司未约定仲裁条款需面临跨境诉讼，也不能直接认为这加重了被保险人的责任。综上，案涉条款《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中第十三条第（一）项未导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不存在违法无效情形，故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因此，万力公司应先行解决与拜特公司的担保纠纷，在获得已生效的仲裁裁决并申请执行之前，不得向保险公司申请定损索赔。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如下：驳回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5665元，退回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本院认为，万力公司与信用保险广东公司签订的信用保险合同中，并无仲裁条款，故双方的信用保险合同纠纷不属民事仲裁范围，本案应属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主管范围。万力公司与拜特公司之间成立的是保证合同关系，在该保证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仲裁条款仅适用于万力公司与拜特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纠纷，不适用于本案。至于双方签订的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第（一）项约定万力公司应当通过仲裁或诉讼程序获得有效法律文书并申请强制执行后，方可向信用保险广东公司申请理赔，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该合同条款约定了信用保险广东公司理赔的前提条件，该格式条款对保险公司理赔附有生效条件，该格式条款是否有效，属本案实体审理的内容，与民事诉讼程序中涉及的法院主管问题不同，并非程序性问题，因此，对该争议的解决应当进行实体审理并由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本案万力公司提出的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于本案争方的解决，一审法院应当进行实体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3397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叶建伟审判员  林幼吟审判员  彭 湛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蔡奕坚书记员张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