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6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女，195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5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女，196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4，男，1961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洁，江苏巨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红，江苏巨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1、张某2、张某3因与被上诉人张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3民初1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张某2、张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南京市栖霞区和悦街7号5幢1104室（以下简称1104室）和南京市栖霞区和悦街7号5幢1204室（以下简称1204室）房屋由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共同继承。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张某4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律适用错误。张某4提交的2014年6月22日的《说明》并非魏宝兰自书形成，而是由他人代书。该代书遗嘱是否有效，应严格审查。继承法对遗嘱形式明确规定的立法本意在于充分保证遗嘱真实，维护遗嘱自由原则。遗嘱是立遗嘱人对其财产的终意处分，为确保其真实性和严肃性，必须对遗嘱设以严格的要式性要求，最大限度防止他人伪造、篡改遗嘱内容。代书遗嘱由他人书写，立遗嘱人虽有签名，但其意思表示要通过他人的代书表达，其表达个人意愿的自由度有所降低，如没有形式要件约束，立遗嘱人在他人胁迫或诱导下签名、他人伪造遗嘱的情形就容易发生。如代书遗嘱不符合形式要件，则该代书遗嘱能否反映立遗嘱人的真实意图就值得怀疑，遗嘱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就不易得到保证，遗嘱自由原则就会落空。2014年6月22日的《说明》为无效遗嘱，不能作为分割遗产的依据。首先，该《说明》不是代书人鲍某,4本人书写，而是一份电脑打印件，该打印件不能视同为鲍某,4本人书写。其次，根据鲍某,4证言，《说明》上的相关内容并非魏宝兰本人向其陈述，而是由鲍某,4的领导即张某4的妻子段桂英转述，鲍某,4手写，再根据手写内容到打印店打印形成，《说明》上记载的实际内容是否是魏宝兰本人对身后财产的处置安排，难以认定。再次，假设张某4、证人陈述属实，魏宝兰通过段桂英向鲍某,4转述遗嘱，但遗嘱见证人傅某,4远在徐州，并不在立遗嘱的现场，遗嘱是否是2014年6月22日当天所立，无法认定。最后，魏宝兰本人并没有在《说明》上签字确认，虽有“魏宝兰”的名字，但这三个字是段桂英所签，不符合继承法的形式要求。此外，张某4、证人均主张2014年6月22日当天魏宝兰的妹妹也在现场，既然老太太知道遗嘱，为何在魏宝兰去世后，还要冒充魏宝兰去办理两套房屋的收房手续呢？2.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诉争两套房产全部为魏宝兰遗产与事实不符。诉争房产为原下关区国有土地上房屋被征收后而享受的征地拆迁安置利益。被征收土地由张志动于1996年6月7日申领国有土地使用证，相关房产是张志动和魏宝兰的夫妻共同财产。张志动死亡后魏宝兰一家并未对家庭财产进行析产或分割，房产转化为大家共有。故虽然诉争两套房产以魏宝兰名义申领，但不能据此认定为魏宝兰的个人财产。张某4辩称，1.《说明》是魏宝兰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作为分割遗产的有效依据。一审中证人鲍某,4已详细描述了《说明》的形成过程，《说明》为魏宝兰本人亲口所述。因魏宝兰带有方言，张某4妻子段桂英进行适当复述，后证人鲍某,4也向魏宝兰核实了复述内容。鲍某,4在向魏宝兰核实清楚后进行打印，打印后，内容也再次向魏宝兰宣读，再次核实打印内容是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打印件的形成鲍某,4全程参与，其本质就是代书人及见证人。证人傅某,4虽不在代书现场，但其也清楚《说明》的来源、内容及其自己和母亲魏保侠为何签字、按印。魏宝兰首先向傅某,4及其母亲魏保侠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后鲍某,4在魏宝兰、张某4及其妻子、傅某,4及其母亲均在场的情况下，向魏宝兰核实了《说明》的内容，傅某,4及其母亲魏保侠在确认该说明是魏宝兰的真实意思表示后才作为见证人在《说明》上签字，按手印，进行见证。后为区分手印，张某4妻子在魏宝兰手印上写上魏宝兰的名字。上诉人知道魏宝兰是文盲，不会写字，但却要求其在《说明》上写字，是强人所难。魏宝兰因文化水平所限，虽未亲自书写自己的名字，但已在《说明》上捺印确认，并且按了多个手印，其效力与本人签字效力等同。2.上诉人认为诉争房产并非魏宝兰个人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中双方一致确认诉争两套房屋系魏宝兰的遗产，现上诉人推翻自己的陈述，目的在于分得拆迁利益，侵占张某4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维护张某4的合法权益。张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魏宝兰名下1104室及1204室房屋由张某4继承；2.原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认定事实：张志动、魏宝兰系夫妻，二人育有二女二子，即长女张某1（曾用名张成华）、长子张某2、次子张某4、次女张某3。1996年6月7日，张志动名下位于下关区房屋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为宁下国用（96）字第1745号，用地面积为233平方米。1999年5月30日，本案双方四人就父母名下位于的房屋达成《张志栋房产分割协议书》，内容为：“户主张志栋有房屋四间，子女四人，各分得一间，大女儿张某1、大儿子张某2、二儿子张某4、小女儿张某3，现已达成协议，张志栋财产转让给张某4户下，张某4愿出资买下财产，分给张某2贰万元（已付），分给张某1壹万元，分给张某3壹万元（张某1、张某3现没得到人民币壹万元），财产分割后，父母如有生老病死所需付用，两个儿子多付，女儿也付小部分。93号的财产属于张某4所有。”后张某4按该协议书分别向三原审被告给付了约定的款项。2013年3月11日，张志动因死亡注销户籍。2014年，鼓楼区江东新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征地拆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拆迁中心）在鼓楼区地块实施危旧房改造项目（四期）的征地房屋拆迁工作，认定房屋总建筑面积共计608.69平方米，该房屋分为魏宝兰、张某4、张某2、张某3四户参与拆迁。2014年3月4日，拆迁中心对魏宝兰名下房屋进行情况调查，认定房屋面积199.82平方米，确认搬家时间为4月14日。同年6月16日，拆迁中心与魏宝兰签订《窑上村城中村改造危旧房项目被拆迁居民补偿补助费用结算表》。同年9月9日，魏宝兰向拆迁中心出具书面《承诺书》，陈述：原宅基地证上记载的土地使用面积233平方米，由于家庭人口发生变化，房屋已多次翻建，申请按照政府认定的面积199.82平方米给予拆迁补偿。拆迁中心与魏宝兰于当日签订《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魏宝兰名下房屋拆迁补偿事宜约定：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为1049053元，其中拆迁补偿款为850232元；魏宝兰按有关规定程序和要求，以拆迁补偿款850232元申购拆迁安置房，申购总面积163.51平方米。2016年9月10日，魏宝兰因病去世。2016年10月20日，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向魏宝兰家庭发出南京市征地拆迁安置房购买通知书，同意魏宝兰家庭购买坐落于丁家庄二期的征地拆迁安置房二套，分别为1104室、1204室。该两套拆迁安置房尚未实际交付。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上述1104室、1204室房屋均系魏宝兰的遗产，但对该两套拆迁安置房屋应当如何继承存在争议，双方的意见及具体举证、质证意见如下：张某4认为上述两套拆迁安置房屋应由其一人继承，理由如下：1.双方在1999年5月30日就原房自愿达成了分割协议书，三原审被告对于各自可预期得到的财产权进行了处置，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均已按照分割协议书履行了相关的义务，案涉房屋也是由张某4及其家人共同居住的，三原审被告也从未对分割协议书提出过异议，因此原房按照分割协议书应归张某4所有；2.魏宝兰及张某4为了多享受拆迁利益，才在魏宝兰名下安置了两套拆迁安置房，魏宝兰为此在2014年6月22日制作《说明》一份，明确其因拆迁所安置补偿的房屋归张某4所有，因此魏宝兰名下的上述两套拆迁安置房应归张某4所有。为证实其主张，张某4提交《说明》一份，内容为：“张志栋（已去世）名下位于房屋已于2014年6月3日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该房已于2014年4月份拆除）。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为了多享受拆迁补偿利益，在魏宝兰名下安置了二套拆迁房。张志栋与魏宝兰系夫妻，共有俩儿俩女，名字分别为张某2、张某4、张某1、张某3。张志栋夫妇与四子女已于2002年左右分配了家庭财产，张志栋名下的房屋分家时归张某4所有，因此本次拆迁补偿的房屋及补偿金应当归张某4所有，魏宝兰及其四子女特作此说明，以备后查。特别声明：如果张某2、张某1、张某3对该房产权益有异议，我魏宝兰郑重声明：“我自愿将我名下的财产份额作为遗产全部归张某4所有，其他人不得异议。魏宝兰2014年6月22日代书人：鲍某,4，证明人：傅某,4”。该说明除签名和手印外，文字内容为打印件。张某4陈述，该《说明》是由鲍某,4于2014年6月22日根据魏宝兰的表达内容手写后又打印的，次日张某4夫妇与魏宝兰、鲍某,4一同赶至徐州傅某,4家中，由魏宝兰的外甥傅某,4和妹妹魏保侠对该《说明》进行作证；其中傅某,4确认《说明》内容后签了名字，魏宝兰和其妹妹魏保侠均在《说明》上盖了手印，张某4妻子段桂英为区别手印在魏宝兰按的手印上写了“魏宝兰”的名字。经质证，1.张某2称其当时缺钱所以就跟其他兄弟姐妹弄了分割协议书，其拿到了2万元；张某1、张某3也均认可是本人自愿签署的分割协议书，也各自拿到了1万元。三原审被告认为分割协议书约定的是四间有权证的房屋，但后来还有父母及三原审被告加盖的无证房屋，三原审被告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拆迁利益，因此三原审被告现在对分割协议书反悔了。三原审被告同时认为分割协议书没有得到产权人即双方父母的认可，所以是无权处分，不产生效力。2.对张某4提交的《说明》，三原审被告确认该《说明》上的手印是魏宝兰按的，但认为《说明》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不能认定为有效的遗嘱，不能以此说明对财产的分配，理由如下：（1）魏宝兰不认识字，又听不清楚，无法证明是先有文字还是先有手印，因此该说明真伪不明；（2）代书人鲍某,张某4的妻子段桂英同在一个单位，且为段桂英的下属，与张某4存在利害关系；（3）鲍某,4按照段桂英的要求上门代书，书写的内容是按照段桂英诉说内容而定，但事实上魏宝兰从不跟陌生人沟通，也不可能把继承遗产这么重大的事情交由陌生人来办理；（4）鲍某,4代书的内容并不是证明人傅某,4在场时完成的；（5）张某4陈述魏保侠在《说明》上按了手印并无证据证明；魏宝兰到徐州找证人傅某,4签《说明》的情况存疑，因为张某4曾带着魏保侠以魏宝兰的身份到房屋安置部门签收房产被工作人员识破，该事实可以证明魏保侠不知道房子的事情。因此，三原审被告主张对上述两套拆迁安置房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分割。张某4为证明上述《说明》是魏宝兰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请证人鲍某,傅某,4出庭作证。证人鲍某,4当庭陈述在2014年的夏天，段桂英找其帮忙，其就去了段桂英家，见了魏宝兰，魏宝兰就把一些事情跟其说了，请其帮她写个东西，大意是她们家之前分家了，为了拆迁多拿一点房子，这个房子应当给张某4。因为魏宝兰说的有方言，其听得不是很清楚，段桂英就在旁边复述，复述之后其也问了魏宝兰，魏宝兰也说了是，其就开始写了，写了之后读给魏宝兰听，问她是不是这样，她说是的；然后其就说自己的字不好看，将手写件拿到魏宝兰家楼下的文印店去打印，打印好拿上来又给魏宝兰读了一遍，问魏宝兰是不是这样，魏宝兰说是的，其就签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魏宝兰和张某4夫妻带其一共四个人到了徐州魏宝兰妹妹家，魏宝兰把分家的安排情况说了一遍，让妹妹和外甥作证；然后魏宝兰把说明拿出来给外甥看，其也读了一遍，还问了他们有没有意见，他们说没有意见，确认后外甥签字了，魏宝兰在下面和三个子女的名字上按了手印，魏宝兰的妹妹在魏宝兰的名字下面按了手印。其当时看手印很多，就让段桂英在魏宝兰的手印上面签了魏宝兰的名字以作区分。证人傅某,4当庭陈述2014年夏天，其大姨魏宝兰和张某4、段桂英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女的到徐州，其母亲和魏宝兰见面聊天后，魏宝兰说老家的房子已经分了，老家的房子归张某4，魏宝兰名下的两套房子也是张某4的。魏宝兰拿出一份《说明》让其签字了，不认识的那个女的读了一遍，其不放心又看了一遍，跟魏宝兰说的差不多，其就在上面签字了。后来那个不认识的女的让魏宝兰按了手印，魏宝兰和其母亲都按了手印，因为按的手印多了，那个女的就让段桂英把魏宝兰的名字写在手印上了。证人傅某,4当庭还陈述本案起诉后张某1给其打电话说其不该在上面签字，其说当时是魏宝兰说的，其看了签字的。经质证，三原审被告认为两名证人当庭陈述的证言是虚假的，魏宝兰因口腔癌手术切除，说话困难，语言表达不清楚，耳朵听不清，根本无法与人正常交流，《说明》的内容并非魏宝兰的内心话。为证实其主张，三原审被告庭审后提交了以下证据：（1）案涉房屋拆迁资料中所附的魏宝兰的出院记录，其中载明魏宝兰在2001年患有左软腭鳞癌，行左软腭病灶切除术+左舌骨上清扫术；（2）张某1于2019年2月28日与傅某,4的通话录音，傅某,4在录音中称魏宝兰当时不能说话，讲话根本讲不清楚。经质证，张某4对上述出院记录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出院记录只能证明魏宝兰在2001年患有左软腭鳞癌，并未有任何说明魏宝兰说话困难的描述，且经过十多年后魏宝兰已经恢复好了，只是说话慢。张某4认为上述通话录音关于魏宝兰到底能不能讲话前后表达是矛盾的，且该通话录音与傅某,4的当庭证言不符，原审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应当提交通话录音以让傅某,4当庭解释说明，但原审被告并未及时提交，因此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应以傅某,4的当庭证言为准；通话录音也可以证实魏宝兰当时确实到徐州找傅某,4和魏保侠确认《说明》。一审法院认为，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在2014年6月22日的《说明》中，魏宝兰对本案双方达成的《张志栋房产分割协议书》中关于张志动名下房屋归张某4所有的内容进行了确认，并明确将其名下的财产份额作为遗产全部归张某4所有；根据上述内容，该《说明》实际是被继承人魏宝兰的遗嘱。魏宝兰在该遗嘱落款处捺印，本案双方对此均无异议；魏宝兰因为自身文化水平所限，虽未签名，但其已在遗嘱上捺印确认，应视为与亲自签名具有同等效力。且鲍某,傅某,4作为见证人，确认了该遗嘱系魏宝兰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鲍某,傅某,4既非本案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也无证据证实与本案的继承人有继承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一审法院确认魏宝兰在2014年6月22日所立的遗嘱真实、有效。原审被告提出的无法证明该《说明》是先有文字还是先有手印，据此主张该《说明》真伪不明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三原审被告虽称魏宝兰在遗嘱形成时表达不清、具有听力障碍，但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亦未见医嘱或病案记录中载有关于魏宝兰语言表达能力和听力障碍的内容，故法院对三原审被告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魏宝兰在遗嘱中明确其名下的财产份额作为遗产由张某4继承，故其名下的1104室和1204室房屋的权利和义务均应由张某4继承。对张某4提出的判决魏宝兰名下1104室及1204室房屋由其继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被继承人魏宝兰名下的坐落于南京市栖霞区和悦街7号5幢1104室和南京市和悦街7号5幢1204室房屋的权利和义务均由张某4享有和承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双方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户籍信息资料、死亡证明、房产分割协议书、收条、《说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安置房购买通知书、证人鲍某,傅某,4的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1996年张志动名下位于下关区房屋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1999年本案双方四人就父母名下位于的房屋达成《张志栋房产分割协议书》，约定张志动的财产转让给张某4户下，93号的财产属张某4所有，张某4给付张某2、张某1、张某3一定数额的钱款。后张某4按约支付了款项，该处房屋也一直由张某4及其父母居住、使用。上述协议书系本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协议上没有张志动夫妻签字，但张志动夫妻生前并无相反意思表示。综合本案情况，该协议可视为一份分家析产协议，对该协议的效力本院予以认定。上诉人主张，张志动于1996年申领国有土地使用证，相关房产是张志动和魏宝兰的夫妻共同财产，张志动死亡后转化为大家共有。该上诉意见因与上述分家析产协议冲突，本院不予采信。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综合2014年6月22日的《说明》内容以及证人鲍某,傅某,4证言所反映的《说明》形成过程，可以认定鲍某,4为合格遗嘱代书人，傅某,4为合格遗嘱见证人。两证人均证实其在魏宝兰按印前已反复确认过魏宝兰的真实意思，本案当事人亦确认魏宝兰生前思维清晰。综上，可以认定魏宝兰按印的《说明》系魏宝兰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格代书遗嘱。《说明》不仅确认了1999年房产分割协议的真实性，亦明确了魏宝兰名下的财产份额作为遗产全部归张某4。2014年拆迁时魏宝兰名下安置了两套安置房，一审中本案双方均确认两套房屋为魏宝兰所有，系魏宝兰遗产。一审据此判决1104室和1204室房屋的权利和义务均由张某4享有和承担，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张某1、张某2、张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319元，由上诉人张某1、张某2、张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 琼审判员 徐松松审判员 陈晓霞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