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4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西格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路128号德胜创意园3号楼3A02室。负责人：贺敬松，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敬松，广东西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文权，男，1957年3月2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广东西格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西格律所）与苏文权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19）粤0191民初1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西格律所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苏文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西格律所支付代理费5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5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4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纠纷案中委托期限届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股权转让纠纷案中，苏文权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约定签署出具西格律所并提交给法院的《授权委托书》中具体法律服务范围体现为西格律所为苏文权提供一、二审诉讼阶段的法律服务，本案一审判决对此没有论述且错误认定委托期间届满。二、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纠纷案中双方约定的计算风险代理费用的条件没有成就，属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3款约定，双方约定的计算风险代理费用的条件仅为西格律所成功协助苏文权将黄顺良持有的宏洋公司1%的股份过户给苏文权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而在2019年1月21日，西格律所已协助当事人签订《和解协议书》，2019年4月2日股权转让手续已经完成，所以合同约定的计算风险代理费用条件已成就，苏文权有义务支付该费用。此外，计算风险代理费用的条件也并不包括取得宏洋公司1%股权的对价以及取得股权的方式和截止期限。三、早在2018年7月31日股权转让纠纷案一审诉讼中，西格律所已经协助苏文权与黄顺良达成对苏文权更为有利的和解协议，双方之间约定的计算风险代理费用的条件是客观要件，苏文权一再反复的行为不应成为阻碍该条件成就的理由，一审判决对此未有论述不当。四、西格律所已在近两年的代理中勤勉尽责地向苏文权提供法律服务，积极维护其利益，苏文权的在诉讼中反复变更修改协议的行为增加了西格律所的工作，西格律所理应获得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费用。五、西格律所的所有代理行为均在《授权委托书》授权范围内，《授权委托书》也是由苏文权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出具，对于西格律所的所有代理行为，苏文权从未提出过异议，约定的支付律师费用的条件已经成就，苏文权有义务按照约定支付律师费用。西格律所与苏文权之间的争议以双方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委托代理合同》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所证实的事实为准，西格律所与对方律师的微信沟通记录均已经提交法院，对于苏文权没有事实依据的无端指责，西格律所不予认可。西格律所也希望能够与苏文权协商解决纠纷，避免诉累，但苏文权不同意，所以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再者，本次纠纷中合同约定苏文权委托西格律所同时代理股权纠纷案和租金纠纷案，《补充委托代理合同》只是对《委托代理合同》中第五条第3款租金纠纷案的律师费用进行调整，对于其他条款，特别是第五条第1款股权纠纷案的律师费用约定没有影响。况且如上所述，股权纠纷案中，黄顺良在2018年7月31日一审诉讼阶段已经与苏文权达成和解，反而是苏文权一再反复，增加了西格律所的工作量，尽管如此，苏文权最后与黄顺良签署和解协议，西格律所也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在签署和解协议书后，西格律所还代理苏文权向番禺法院申请解除股权查封并到番禺工商局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对此，苏文权也从未提出过异议。最后，在租金纠纷案中，苏文权也是依据番禺法院摇珠确定的鉴定结论的租金金额进行和解，并且和解金额与鉴定结论租金金额还要高，对此，苏文权也从未提出过异议。苏文权答辩称：第一，双方签订合同是无效的，而且签订的合同是风险代理合同，案件一、二审都是败诉，根据合同约定也不存在欠付代理款，胜诉才有收费的理据。第二，对方明明胜诉，还主动找苏文权和解，并不是西格律所的代理律师做的工作，而是因为对方实际欠付了苏文权租金，基于内疚心理进行补偿。股权转让费1000万元是确实收取过的费用，对方当事人也是实事求是。请求法官对这一事实进行考虑，苏文权不存在欠付西格律所代理费的情形，西格律所按照原来的代理合同收取费用没有依据，和解是合同以外发生的情况，西格律所对此也没有付出劳动，仅是帮忙写了个和解合同，双方往来都没有参与。即使按照劳动量来给付费用，也不是西格律所主张的数额。苏文权也支付了4万元的律师费用，是合情合理的，西格律所反而于本案提起诉讼，苏文权不认可。苏文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西格律所全部诉讼请求；2.由西格律所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苏文权和西格律所于2018年10月24日签订的《补充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在本委托代理合同签署后，自甲方或者广州市宏洋箱包有限公司实际收到法院判决项款、调解款或者和解款项之日起7日内，向乙方支付实际收到的人民币200万元以内部分（含人民币200万元）的12%，作为乙方代理甲方处理本案的风险代理费用。对于甲方或者广州市宏洋箱包有限公司实际收到的人民币200万元以上的部分，乙方同意不再收取任何风险代理费用。”可见，除24万元（200×12%）以外的各种代理费都不应再收取。其次，西格律所在2019年6月4日向苏文权发微信要求苏文权支付其他律师费4万元后，同意将上述24万元代理费以减价折扣收取。一审判决苏文权支付24万元全额律师费不符合事实和公平原则。苏文权认为计付五分之一的费用才合情合理。二、西格律所深知自身工作做得不好，有所亏欠，才主动提出在24万元费用中折扣减收，一审法院不顾当事人意愿作出判决是错误的。西格律所也没有全心全意完成代理工作，一心争取和解，怕案件败诉就不能收取代理费，没有做到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操守。西格律所答辩称：关于股权纠纷，双方合同中明确约定支付代理费的条件是取回1%的股权，根据另案事实可知，该案胜诉可能性极小，西格律所多次解释情况，所以一审时苏文权也同意和解，但同时又反复对案件企图在不支付500万元对价的情况下取回1%股权，直至二审结束后答复和解。西格律所认为和解也是纠纷解决的方式之一，通过和解取回股权也符合支付风险代理费的条件。其次，股权纠纷的当事人同意和解，是苏文权不同意，后来苏文权又主动表示和解意愿，这在一审对方当事人代理人的陈述中是可以看出来的。第三，苏文权单方算出来一个租金金额，一审法院指定鉴定机构鉴定后远远低于其预期，苏文权才同意按照和解的金额来解决问题。第四，苏文权称没有拖欠律师费用与事实不符。之前多次拖欠并要求打折，最后一次西格律所也不想扯皮就同意，但股权纠纷案西格律所不同意才引发本诉。第五，在股权纠纷案中，一二审双方修改和解协议多达30多次，苏文权称西格律所只是代笔拟写和解协议，没有参与其他劳动，与事实不符。最后，苏文权指责西格律所律师作风问题不符合事实。西格律所花费大量时间去寻找对方当事人并达成和解，苏文权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本案应以证据为依据，苏文权的主观臆测不能作为依据。西格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苏文权向西格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用74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其中以24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1月30日起，以5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4月10日起计算至欠款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10月12日，苏文权作为甲方与西格律所作为乙方签署《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处理苏文权、广州市宏洋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洋公司）与黄顺良、包向前、广州尚禾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禾公司）、广州市东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阁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以及苏文权与黄顺良股权转让纠纷一审、二审和执行事宜；乙方委派贺敬松等律师为甲方的代理人，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2项约定“甲方同意，在本委托代理合同签署后，自甲方实际收到租金之日起7日内，向乙方支付实际收到的2016年5月份之前所欠租金的20%，以及实际收到的2016年5月份之后所欠租金的12%，作为乙方代理甲方处理本案的风险代理费用”；第3项约定“甲方同意，在本委托代理合同签署后，如果乙方成功协助甲方将黄顺良持有的广州市宏洋箱包有限公司1%股份过户给甲方或者甲方指定的第三方，甲方同意在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7日内，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用人民币50万元，该50万元代理费用不包括在本条第2款计算的风险代理费用内”。2018年10月24日，西格律所（乙方）与苏文权（甲方）签署《补充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将2017年10月12日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第五条第2款修改为：“甲方同意，在本委托代理合同签署后，自甲方或者广州市宏洋箱包有限公司实际收到法院判决款项、调解款项或者和解款项之日起7日内，向乙方支付实际收到的人民币200万元以内部分(含人民币200万元）的12%，作为乙方代理甲方处理本案的风险代理费用。对于甲方或者宏洋公司实际收到的人民币200万元以上部分，乙方同意不再收取任何风险代理费用”。2017年11月3日，宏洋公司（宏洋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31日，2018年4月18日经工商核准变更法定代表人由方敏变更为苏文权）。委托本案西格律所（贺敬松律师）对包向前、尚禾公司、东阁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立案号为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9176号。该案请求法院判决：包向前向宏洋公司支付占用房地产使用费5009277元；尚禾公司对占用房地产使用费4807447.2元与包向前承担连带责任；东阁公司对占用房地产使用费201829.8元与包向前承担连带责任。起诉理由：宏洋公司是广州市番禺区某工业区厂房A、厂房B、厂房C、厂房D的产权人。2018年7月1日宏洋公司与包向前签订《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将上述厂房B、厂房C出租给包向前使用，月租金68000元，租赁期限自2008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上述合同到期后，包向前继续占有使用上述厂房A、厂房B、厂房C、厂房D，但未向宏洋公司支付房地产占有使用费，截至2017年10月13日包向前应支付房地产占有使用费5009177元（根据市场租金价格，厂房15元/平方米，空白用地3元/平方米）。自2008年10月29日包向前将上述厂房A、厂房B、厂房C、厂房D转租给尚禾公司实际使用，尚禾公司应当对其实际占用使用房地产费4807447.2元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6月13日，包向前未经出租人同意与东阁公司签署《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将上述厂房C转租给东阁公司实际使用，故东阁公司应当对其实际占有使用房屋费201829.8元承担连带责任。该案审理过程中，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受法院委托，于2018年12月份作出案涉厂房A、厂房B市场租金价格评估结论书，评估结论为2013年租金价格为每月12元/平方米，2014年租金价格为每月11元/平方米，2015年租金价格为每月10元/平方米，2016年租金价格为每月10元/平方米，2017年租金价格为每月11元/平方米，2018年租金价格为每月11元/平方米。2017年12月6日，苏文权委托西格律所（贺敬松律师）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黄顺良将其持有的宏洋公司1%股份过户给苏文权，法院立案号为（2017）粤0113民初10278号。起诉理由为：2016年5月28日，苏文权与方敏签订《债务清偿及股权转让合同书》，其中约定：黄顺良将香港泓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中公司”）20%股份转让给方敏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将宏洋公司1%股份转让给苏文权或者苏文权指定的第三方。根据宏洋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投资总额为1200万港币。宏洋公司1%股份价值为12万港币，折算人民币102144元。之后苏文权将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1000万元支付给黄顺良。2016年5月31日黄顺良根据苏文权指示将泓中公司20%股份过户给郑小雪，但黄顺良拒绝将宏洋公司1%股份过户给苏文权。2018年9月21日，该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苏文权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为《债务清偿及股权转让合同书》效力是否及于黄顺良，黄顺良应否将其持有的宏洋公司1%股权过户给苏文权的问题。首先，黄顺良未在债务清偿及股权转让合同书中签字确认，黄顺良并未在合同书中同意将其持有的宏洋公司1%股权直接转让给苏文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案苏文权与方敏、天华公司、天英公司签订的债务清偿及股权转让合同书效力不及于黄顺良。其次，对于苏文权主张黄顺良已实际收取股权转让款1500万元。法院认为，根据委托书，苏文权已向黄顺良支付的1500万元中含“黄顺良转回泓中公司20%的股权和黄顺良宏洋地块物业以钱代房方式兑换的款项”，其中并未涉及该案宏洋公司1%的股权转让款项。因此，由于该案债务清偿及股权转让合同书效力不能及于黄顺良，且苏文权未履行完毕代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在黄顺良明确表示不同意转让股份的情况下，法院对苏文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18年12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作出（2018）粤01民终2334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上述一审判决。上述案件诉讼期间，贺敬松律师与黄顺良、包向前和尚禾公司的代理人冯梅律师，以及与苏文权进行了多次沟通，并代为草拟、审核、签署相关文件，协助双方当事人达成上述案件的和解协议。2019年1月21日，苏文权与黄顺良、宏洋公司就（2017）粤0113民初10278号案【二审案号（2018）粤01民终23344号】签署《和解协议书》。约定：本案虽经二审判决，但为最终解决纠纷，三方经友好协商，在搁置争议，并且不影响上述各方主张的情况下，达成以下协议，三方共同遵照执行：1、黄顺良同意将所持有的宏洋公司1%股权转让给苏文权，苏文权同意按本和解协议约定向苏文权支付500万元；2、在达成本和解协议的同时，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宏洋公司与包向前、尚禾公司、东阁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2017）粤0113民初9176号】，经协调，由尚禾公司向宏洋公司支付房屋租金200万元，作为该案全部和最终解决方案。经上述两案应付款项相互扣减，即在本和解协议中，苏文权只需向黄顺良支付300万元。同日，宏洋公司与包向前、尚禾公司和东阁公司就（2017）粤0113民初9176号案签署《和解协议书》。约定：尚禾公司向宏洋公司支付房屋租金200万元，作为该案的全部和最终解决方案；宏洋公司同意尚禾公司不再直接向宏洋公司支付租金200万元，该200万元直接在（2018）粤01民终23344号苏文权向黄顺良支付的500万元中扣减，扣减后苏文权直接与宏洋公司结算，在（2018）粤01民终23344号案和解协议书中苏文权只需向黄顺良支付300万元；宏洋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基于上述和解协议，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7）粤0113民初9176号民事调解书。签署《和解协议书》之后，2019年1月22日苏文权通过银行转账向黄顺良支付了300万元。2019年4月2日，黄顺良配合苏文权在广州市番禺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宏洋公司1%股份过户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因苏文权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合同纠纷，应参照涉外商事纠纷处理。西格律所住所地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因当事人未就处理本案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而西格律所的住所地及涉案合同履行地均在我国境内，故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依照合同约定，西格律所为苏文权及宏洋公司与黄顺良等人之间的两起纠纷提供法律服务，诉讼代理按照风险代理模式收费，即西格律所完成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时，苏文权应当依约支付委托报酬。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西格律所是否完成《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苏文权的应付款条件是否已经成就。首先，关于（2017）粤0113民初9176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宏洋公司或苏文权收到法院判决款项、调解款项或者和解款项之日起7日内，苏文权即应向西格律所支付实收200万以内（含200万元）的12%作为委托报酬。该案中，宏洋公司与尚禾公司等人在诉讼中达成和解，约定尚禾公司一方向宏洋公司支付租金200万元以了结该案纠纷，之后双方以约定抵销的方式履行了上述和解协议。故此一审法院认为，苏文权在2019年1月22日其向黄顺良支付300万元时，即已获得200万元租金利益（抵销）。双方就（2017）粤0113民初9176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约定的委托报酬支付的条件业已于2019年1月22日成就，苏文权应自该日起7日内向西格律所支付委托报酬200万元×12%，即24万元。其次，关于（2017）粤0113民初10278号苏文权与黄顺良股权转让纠纷案中，苏文权在该案中诉请判令黄顺良将其持有的宏洋公司的股份过户给苏文权。双方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苏文权委托西格律所处理苏文权与黄顺良股权转让纠纷一审、二审和执行事宜，并在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7日内，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用人民币50万元。因该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苏文权提出的股权转让诉请，二审维持原判，即委托期间届满，双方约定的计算风险代理费用的条件没成就。因此，西格律所主张按该约定计算风险代理费，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西格律所基于双方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在法院一、二审判决后继续为苏文权提供法律服务，积极协助苏文权与黄顺良之间达成上述案件的和解协议，黄顺良最终将案涉股份过户给苏文权。虽然和解协议中股权转让的对价是苏文权需支付黄顺良500万元，但综观案情，该500万元并非因西格律所代理行为失职原因所致。且考虑到《委托代理合同》第3项所约定的风险代理费计算中没有明确股权转让是否存在对价的问题。苏文权在西格律所的协助下自愿与黄顺良达成和解协议，表明西格律所的协助工作实际使西格律所获得了相应的诉讼利益。西格律所勤勉尽责，积极维护委托人利益，理应获得相应报酬。因此，对于股权转让案，一审法院酌定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的委托报酬的40%，即20万元确定苏文权应支付的委托报酬数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苏文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西格律所支付代理费24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4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1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苏文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西格律所支付代理费20万元。三、驳回西格律所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283元，由西格律所负担4575元，由苏文权负担6708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西格律所与苏文权均确认微信记录显示苏文权转给西格律所的4万元律师费为另案代理费。关于涉案《委托代理合同》，苏文权曾向西格律所支付了1万元基本费用，与争议的风险代理费无关。本院认为，苏文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民事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西格律所住所地、合同签订地及履行地在我国内地且诉讼中双方均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解决本案纠纷，故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应确定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苏文权是否应向西格律所支付律师费及应支付律师费的金额问题。根据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苏文权委托西格律所处理其与案外人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号：（2017）粤0113民初9176号】以及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案号：（2017）粤0113民初10278号；二审案号：（2018）粤01民终23344号】的一审、二审和执行事宜。事实上，在（2018）粤01民终23344号生效判决作出后，两案才进行合并调解而了结纠纷。因此，关于两案的委托事项是否达成，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是否已经成就，本院分别评析如下：第一，针对（2017）粤0113民初9176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双方约定“实际收到法院判决款项、调解款项或者和解款项之日起7日内，向乙方（注：西格律所）支付实际收到的人民币200万元以内部分（含人民币200万元）的12%，作为乙方处理本案的风险代理费用。”且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与另案合并和解，苏文权已通过租金与股权对价相抵消的形式获取200万元租金收益。由此可见，双方约定的上述支付条件已经达成，一审法院认定苏文权应依约支付24万元（200×12%）风险代理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苏文权上诉认为西格律所主动将案涉代理费调整为4万元，其已支付该笔款项，故无需再支付案涉代理费。但经查该4万元为另案代理费，与本案无关，故苏文权的该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针对股权转让纠纷，双方约定西格律所成功协助苏文权将黄顺良持有的宏洋公司1%股份过户给苏文权或者苏文权指定的第三方，苏文权同意在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7日内，向西格律所支付代理费用50万元。西格律所认为两案和解后，苏文权已成功办理了宏洋公司1%股权过户，故应视为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已经达成，本院不予认可。其一，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已明确双方之间委托代理期间为一审、二审和执行，此为合同条款履行的前提条件。如上所述，双方实际和解的时间在（2018）粤01民终23344号生效判决作出之后，而在生效判决作出后，苏文权的诉请被全部驳回，未涉及执行阶段，因此合同委托事项即告终结，此时上述支付条件并未成就，西格律所以合同终结之后的和解事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支付条款，于法无据。西格律所认为所谓“执行事宜”不仅是向法院申请执行，还包括协助各方履行和解协议，对此苏文权未予确认，也与该委托代理条款的惯常理解相悖，且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二，当事人约定风险代理费的目的为达成胜诉利益，该股权转让纠纷苏文权已然败诉，因此支付风险代理费的条件并未成就。此外，鉴于西格律所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其基于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为苏文权持续提供法律服务，且在合同终结后积极促使苏文权与案外人达成和解协议、完成股权过户，实现苏文权的部分合同目的，一审法院依据其实际付出参照合同酌定由苏文权向其支付40%的委托报酬20万元，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维持。至于苏文权上诉主张西格律所未尽职履行代理工作、未对和解事宜付出劳动，不应支付代理费的意见，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西格律所、苏文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上诉人广东西格律师事务所负担5200元、苏文权负担4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远风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李志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谢佩君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