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22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跃军，男，198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关真真、尚鑫（实习），河南基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慧，女，1992年6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民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培森，北京德和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霞，女，1980年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迪、杨艳娟，河南智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跃军、赵慧因与被上诉人范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3民初16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张跃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真真、尚鑫，上诉人赵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培森，被上诉人范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跃军上诉请求，1、依法扣除返利费用80046.72元，对于2019年春夏货物共计58484元由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退货并返还货款；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中，上诉人虽然是与赵慧签订的合同，但由《大品账目》对账单、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均能证明上诉人交易的相对方为合章公司和大品公司，故上诉人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相对方，不能作为本案适格原告。被上诉人范霞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2、即使本案符合受理条件，一审法院未将2018年秋冬货款计入提货重量，上诉人在2018年秋冬与2019年春夏共计拿货1600934.4元，已超过150万元，按照双方《KA客户洽谈政策》约定，被上诉人应给予5%的年终返利即80046.72元，故该笔费用应在上诉人应支付货款金额中予以抵扣；3、本案中上诉人拿货总额共计1600934.4元，按照涉案合同约定，应当享受退货政策支持，故上诉人请求对于2019年春夏的货款58484元应当支持，被上诉人应当协助上诉人退货并返还货款。赵慧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3民初1648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请求依法判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根据范霞提供的《产品销售协议》、《KA客户洽谈政策》、店铺厂家收货单、退货单、pos机刷卡凭条可知，范霞并无权利进行收取款项，其在庭审中也明确承认所有款项的最后流入地为杭州大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也明确其为该公司员工，故被上诉人范霞根本没有作为一审原告的资格；2、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跃军没有任何合伙关系，不应作为一审被告所列，更不应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范霞辩称，1.答辩人以自己名义与上诉人赵慧签订了《2018年——产品销售协议》及《KA客户洽谈政策》，并依据合同约定向二上诉人提供货物，是合同及买卖关系的当事人。答辩人与所代理品牌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合作模式不影响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2.上诉人若要获得返利，需要同时满足“完成年回款并提货150万元以上”的指标，上诉人至今尚欠货款40多万元，故不符合返利标准；3.上诉人张跃军虽没有签订合同，但实际以自己名义参与合同实际履行并认可赵慧所签订合同的效力，故二上诉人之间的合作方式及内部分工不影响二人作为合同相对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范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张跃军与被告赵慧向原告支付货款454523.61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7年11月16日，原告范霞（甲方）与被告赵慧（乙方）签订了《2018年——产品销售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以基础吊牌价4折为乙方店提供品牌童装。按伍万元固定定金缴纳，缴纳后不再每年、每季收取，直至双方终止合作后予以办退。结算方式及退货：乙方应在甲方每一批次发货前三天内日付清当次货款，以此类推。合约日期自2018年秋-2019年夏止，回款目标依合约日期。当日，双方签订《KA客户洽谈政策》一份，约定“客户拿出两店做我司品牌（雏鸽、听图、欧年），并许诺完成年回款且提货120-150万指标。政策商定：②乙方若完成年回款并提货150万以上，我司承诺给予5%的年终返利作为销售政策，若完不成最低150万指标，则无任何销售政策支持（退货率及年终返利均无）…”。二、被告张跃军提交2018年1月13日收据一份，收据显示：“今收到赵慧人民币伍万圆整,系付雏鸽、听图、欧年订金,收款人:罗磊”。该收据左上角空白处书写有“范霞”字样。原告认可已收到该笔款项，并同意从其主张的款项数额中予以扣除。三、庭审中，原告对于合同的履行情况陈述为：被告赵慧与被告张跃军系合作关系，二人根据货品目录记载的货品型号，以发送微信的形式向原告订货，原告配完货后让仓库师傅送至被告指定店铺，被告张跃军以POS机刷卡的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货款的接收账户名称为郑州世贸购物中心大品服饰商行、郑州市二七区启创服饰商行。被告张跃军称货品的订购与对接是跟“罗磊”、“张彩芳”进行的，被告张跃军认可的欠付货款金额为140194.49元，计算方式：80000+（782267.7688-145106.2）-449609-50000-77358.08＝140194.49，其中77358.08元系超150万元返利计算所得。四、原告范霞提交案外人张彩芳（原告称张彩芳系其工作人员）与被告张跃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6月13日上午11:17张彩芳向张跃军发送手写的货品对账单一份，内容为“秋冬特价82676、春夏累计发货651847.61、还款明细3.5刷公司80000+4.1刷公司100000+5.4刷公司100000＝280000,下欠82676+651847.61-280000＝454523.61”，张跃军回复称“春夏我再核对，秋冬首先是错的，年前结账时余下80000特价整数”，附“大品账目”对账单一份，内容为2019年1月18日至2019年4月29日期间收货成本782267.7688元、退货成本145106.2元。张彩芳于2019年6月26日回复“大品账目”对账单一份，内容为“整体差异金额为14686.05元（不包含秋冬特价金额）。实际发货金额651847.61-你们的（782267.7688-145106.2）＝14686.06元”。对此张跃军未予回复，双方再无对账。五、原告提交的案外人罗磊（原告称罗磊系其工作人员）与被告张跃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月19日下午12:13张跃军发送信息“楼下现货44280+大品特价82675.6+大品正价122654.8＝249610.4”。2019年2月15日下午8:08，张跃军发送信息“3月2号：先把年前8万结清”，罗磊回复“好的哥”。六、原告提交的案外人张彩芳与被告赵慧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月6日下午12:35赵慧发信息“我们这边欠款显示一共24万多”。之后双方再无对账。七、被告张跃军称已支付货款449609元，分别为2019年1月19日中信银行转款46955元、121045元、广发银行转款1609元；2019年3月5日光大银行转款33000元、平安信用卡转款47000元；2019年4月1日浦发银行转款10000元，广发银行转款两笔45000元、45000元；2019年5月4日平安信用卡转款52000元、光大银行转款38000元、华夏银行转款10000元。对于以上款项，原告认可已收到，原告称其中2019年1月19日的转款系支付的2018年秋冬货款，2019年3月5日之后所付款项280000元系支付的2019年春夏货款。八、被告张跃军提交2019年4月17日与被告赵慧签订《撤资协议书》一份，证明因双方经营理念和思路不一致，张跃军作出撤资决定，但二人系合伙关系，对合伙期间发生的债务应共同承担。被告赵慧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郑州市金水区梓奕童装店的经营者是张跃军，形式为个体工商户，没有证据显示赵慧系合伙人。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范霞与被告赵慧签订《产品销售协议》及《KA客户洽谈政策》，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对于被告张跃军，其抗辩称范霞非本案的适格原告，范霞只是郑州合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员工，货款收取账户亦非原告账户。该院认为，被告张跃军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郑州合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或合作关系。张跃军虽非案涉合同的签订主体，但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被告张跃军实际参与了货品的订购、货款的对账及支付等各个环节，结合其与赵慧之间的撤资协议内容，足以认定被告张跃军与本案原告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对于被告张跃军之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范霞与被告张跃军、赵慧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于本案所涉债务，二被告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于被告所欠货款数额的认定。被告张跃军认可的货款交易金额为717161.5688元（782267.7688元-145106.2元+80000元）、已支付货款449609元。对于已付货款中2019年1月19日的169609元，原告称系被告支付的2018年秋冬货款，并不包含在本案所欠付货款之内。结合双方对账时的聊天记录分析，2019年1月6日被告赵慧微信中认可“我们这边欠款显示一共24万多”，2019年1月19日被告张跃军微信中显示货款数额“249610.4”，二被告在2019年1月时对于欠付货款数额表述基本一致。2019年2月15日及之后张跃军在微信中对于欠付货款数额表述为“先把年前8万结清”、“年前结账时余下80000特价整数”，中间的货款差额169610.4元（249610.4元-80000元），恰能与被告2019年1月19日已支付的货款169609元基本对应。另外，被告张跃军在2019年6月13日与张彩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对于张彩芳向其发送的手写对账单中列明的“还款280000元”，被告张跃军未予否认，亦未提出异议。据此，该院可以认定被告已支付货款449609元中的169609元系2018年双方已结清货款，剩余280000元系被告支付的2019年货款。综上，结合被告自认的货款交易金额717161.5688元，经核算，被告尚欠货款437161.5688元（717161.5688元-280000元）未支付，该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赵慧支付的50000元定金应从欠付款项中予以扣减，即被告应支付原告货款金额为387161.57元。对于被告称有77358.08元的返利（超150万元）需要抵扣，依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跃军、赵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范霞货款387161.57元；二、驳回原告范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根据一审查明，上诉人张跃军虽然不是案涉合同的签订主体，但其实际参与了合同实际履行，应当认定张跃军、赵慧与范霞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赵慧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所欠货款387161.57元，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返利费用，依据双方约定“乙方若完成年回款并提货150万以上，我司承诺给予5%的年终返利作为销售政策”，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共计提货1600934.4元，而庭审中陈述为1725335.569元，被上诉人对此质证认为存在部分退货及回款不到位，但对此辩解其未提供相反证据反驳，故本院不予采信。对提货总金额则本着有利于被上诉人的原则认定，即为1600934.4元，经计算返利应为80046.72元，应予抵扣，即所欠货款为307114.85元（387161.57-80046.72）。关于剩余部分存货，由于尚未对外销售，双方可自行协商处理。故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数额计算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张跃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3民初164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3民初164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告张跃军、赵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范霞货款307114.85元”；三、驳回张跃军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赵慧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59元，由上诉人张跃军、赵慧负担2743元，由被上诉人范霞负担13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8.6元，由上诉人赵慧负担8118元，上诉人张跃军负担2074.6元，被上诉人范霞负担9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高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