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4民特132号申请人：宁波东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大榭开发区永丰路128号36幢103室。法定代表人：王金英，执行董事、经理。申请人：宁波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大榭开发区永丰路128号36幢102室。法定代表人：王金英，执行董事、经理。申请人：宁波海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大榭开发区永丰路128号36幢101室。法定代表人：王金英，执行董事、经理。申请人：宁波乾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大榭开发区永丰路128号36幢105室。法定代表人：王金英，执行董事、经理。上述四位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云，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位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塔院志新村2号金唐酒店3层3078。法定代表人：杨振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国，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胜，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宁波东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控公司）、宁波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元公司）、宁波海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宇公司）、宁波乾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元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信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称，请求法院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1114号裁决书。事实与理由：一、仲裁庭的组成违法，首席仲裁员许德峰应当回避而未回避。首席仲裁员许德峰与飞利信公司的独立董事王慧均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职，系多年的同事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向仲裁庭提交了回避申请，申请许德峰及另一位仲裁员唐柏树回避，后唐柏树退出了审理，而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未予准予对许德峰的回避申请，致使本案裁决偏向于飞利信公司。二、仲裁庭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所）身份认定错误，使立信所在本仲裁案中既为证人，又为专家证人，相同的陈述属于不同的证据类型，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立信所会计师刘红志在2017年9月18日的庭审中，以证人身份出庭，向仲裁庭陈述信会师报字2017第ZB11069号《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以下简称审核报告）出具的详细情况，而在2018年7月3日的庭审中，立信所会计师冯万奇就同样的问题，以飞利信公司聘请的专家证人身份接受询问，并与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聘请的专家证人对质。仲裁庭允许立信所以两种不同的身份参与仲裁案件，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首先，证人与专家证人的身份是互斥的，立信所在仲裁案审理过程中不能既以证人身份向仲裁庭说明事实，又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发表意见。其次，立信所在本仲裁案的身份应为证人，并非专家证人，其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不具有专家证人证言的效力。三、立信所作为证人，参与了本仲裁案的全部审理活动，违反了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参与专业问题之外的法庭审理活动。因此，无论是证人还是专家证人，都仅能在仲裁庭或当事人需对其进行询问时，才能参与庭审过程。但立信所的会计师冯万奇却与飞利信公司的代理人一起全程参与了本仲裁案2018年7月3日、2019年4月9日全部的庭审活动，违反了上述规定。四、飞利信公司及立信所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飞利信公司及立信所未向仲裁庭提供立信所出具的审核报告的底稿及包括东蓝数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蓝数码）2016年度合并审计报告、东蓝数码2016年度试算平衡表（含子公司）、东蓝数码2016年度收入成本明细（含子公司）等在内的审计资料（以下简称东蓝数码2016年度审计资料），也未提供立信所将2016年12月16日东蓝数码与重庆梅安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安森公司）签署的10份合同（该10份合同所涉项目以下简称梅安森项目）收入确认在2017年所依据的成本归集文件，包括采购合同、访谈记录等（以下简称梅安森项目2017年成本归集文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五、飞利信公司、立信所对梅安森项目在2016年的完成情况做虚假陈述，为了将梅安森项目收入确认在2017年，飞利信公司与立信所共同伪造证据，导致仲裁庭依据伪造的证据作出了裁决。（一）飞利信公司在仲裁庭审中所述梅安森项目所涉软件的完成与交付时间与东蓝数码在其与梅安森公司技术委托合同纠纷的陈述相互矛盾，与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事实相互矛盾。在本仲裁案中，飞利信公司及立信所均主张梅安森项目是外部采购项目，其交付给梅安森公司的软件采购自北京中天国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华），采购时间为2017年，因此东蓝数码向梅安森公司交付软件的时间应为2017年。但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东蓝数码诉梅安森公司技术委托合同纠纷案件中，作为原告的东蓝数码主张“原告依约完成了研发项目。2016年12月25日，被告也签署了《最终验收单》，被告验收确认了原告开发的项目”，请求梅安森公司依约支付合同尾款及利息。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均认定，梅安森公司、东蓝数码于2016年12月25日对《最终验收单》签字盖章，验收意见确认相关源代码齐全、相关文档齐全、各项技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通过最终验收，认可了东蓝数码的事实陈述和主张，支持了东蓝数码的全部诉讼请求。对于同一事实，飞利信公司和东蓝数码的陈述却并不一致，而且本仲裁案中飞利信公司的代理人周光国，也系东蓝数码与梅安森公司技术委托合同纠纷中东蓝数码的代理人，因此飞利信公司对这种陈述矛盾是明知的。但飞利信公司仍无视东蓝数码对于事实的陈述，坚持交付时间在2017年度，试图将梅安森项目收入确认在2017年，以得到对飞利信公司有利的裁决结果。（二）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的证据可以证明飞利信公司、立信所在庭审中引用的所谓梅安森项目2017年成本归集文件系飞利信公司、立信所伪造的审计证据，飞利信公司、立信所在仲裁庭审中作虚假陈述。在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知悉飞利信公司与立信所持有梅安森项目2017年成本归集文件后，为了查清事实，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朱召法于2018年7月3日与立信所提及的访谈人中天国华实际控制人杭俊进行了会面并对谈话过程进行了录音。在本次谈话中，朱召法就飞利信公司和立信所在庭审过程中所述的三份采购合同及立信所对杭俊的访谈向杭俊本人进行了求证。杭俊明确表示，飞利信公司及立信所在庭审过程中所提到的东蓝数码与中天国华之间的三份合同与梅安森项目无关，是出于审计上要核算成本而签订的虚假的合同。立信所对杭俊进行的访谈，内容与梅安森项目无关，而且访谈的日期为2018年6月26日，当时飞利信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已经公布，梅安森项目收入已经确认，该访谈不可能是立信所确认梅安森项目收入的依据。因此，立信所会计师及飞利信公司的当庭陈述均系虚假的，而其拒绝向仲裁庭提交上述成本归集文件，也从侧面证明了其当庭作虚假陈述。（三）仲裁庭依据飞利信公司虚假的当事人陈述及立信所会计师虚假的证人证言，错误的认定了事实，作出了裁决。本仲裁案中，仲裁庭依据上述伪造的审计证据及虚假的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认定立信所会计师将梅安森项目的收入确认在2017年度并不违反会计准则的依据，彻底推翻了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的“梅安森项目收入应当确认在2016年度”的主张，并作出了不公的裁决。飞利信公司称，一、仲裁庭的组成合法合规。首先，首席仲裁员许德峰并不存在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北京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不予回避的决定，合法合规。其次，本案首次开庭时，仲裁庭询问双方对仲裁庭的组成有无异议、是否申请回避，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当庭表示没有异议、不申请回避。第一次开庭之后，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为了拖延仲裁程序，才提出回避申请。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对首席仲裁员的回避申请被驳回后，为了拖延程序，其选择的仲裁员又主动退出、重新选择仲裁员，使得仲裁程序再次被延长。二、仲裁案件的仲裁程序并不违反法定程序。在仲裁案中，仲裁庭格依法依规进行每一步仲裁程序。在历次仲裁庭开庭后，仲裁庭均询问双方是否对仲裁程序有异议，双方当事人每次均认可仲裁程序，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在申请书中所陈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三、立信所未将“梅安森项目”4500万元合同款项确认为东蓝数码2016年收入，符合会计准则。首先，2014年，飞利信公司从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处高溢价收购东蓝数码（以“1.5亿元×4倍=6亿元”的价格收购，而东蓝数码是轻资产公司，基本没有不动产或其他有效资产），是按照东蓝数码具有相应的盈利能力确定的收购价格（2014至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累计利润达1.5亿元）。衡量东蓝数码盈利能力的三年累计利润，不能包含非经常性损益、虚增的收入以及提前确认的收入。立信所在对东蓝数码进行审计时，必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履行风险评估程序和分析程序，排除虚构的收入和提前确认的收入。如果东蓝数码提前确认了收入，则该虚增收入将扭曲东蓝数码的盈利水平，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导致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获得了高额的股权转让款，而飞利信公司遭受巨大损失，从而损害广大股民的利益。其次，会计师在进行审计时，拥有职业判断的权利。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指南》，“职业判断”是一种在具有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决策过程。会计师有权根据经济业务的实质判断某项业务是否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收入确认的时点和金额等。因此，立信所在依法进行相应的风险评估程序和分析程序后，基于“梅安森项目”存在的诸多疑问，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4号--收入确认》等法规及行业协会规定，未将“梅安森项目”4500万元合同款项确认为东蓝数码2016年收入。再次，立信所未将“梅安森项目”4500万元合同金额确认为东蓝数码2016年的收入，才能真实反映东蓝数码的真实盈利能力，才能真实反映其估值。梅安森项目的10份合同在2016年12月16日才签署，到2016年12月25日就取得了《最终验收单》。立信所未确认梅安森项目4500万元合同金额为东蓝数码2016年的收入，主要基于下述几个方面的理由：（1）该项目非常临近业绩对赌期限届满日（2016年12月31日），该项目从签约到验收，才9天时间，非常不合理。况且，2016年11月12日申请人的实际控制人朱召法发给飞利信公司的邮件中，朱召法还在沟通该项目的可研和融资方案。（2）朱召法未向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梅安森项目的开发成本支出。（3）立信所对东蓝数码原员工的访谈笔录显示，就梅安森项目，员工陈述多处相互矛盾，大部分员工表述不清楚该项目的具体执行情况。（4）立信所对重庆梅安森公司的访谈，梅安森公司的回复的回函称应付款金额只有两千多万元。（5）2017年4月立信所进行审计时，东蓝数码并未收到早就到期的该项目的首付款。（6）在2016年12月16日同期签署合同的沈阳和平英平医院项目，也存在同样的提前确认收入的高度嫌疑，最终事实表明，沈阳和平英平医院项目是虚假的，系朱召法财务造假。因此，立信所未将“梅安森项目”4500万元的合同款项确认为东蓝数码2016年的收入，符合会计准则。四、立信所《情况说明》与《调解书》及二审判决书并不存在矛盾。立信所作出的《情况说明》（信会师报字【2017】第ZB11986号），是立信所对未将“梅安森项目”4500万元合同款项确认为东蓝数码2016年收入进行的阐释。该《情况说明》是围绕《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4条的收入确认条件展开的，是注册会计师依法作出的职业判断。在该《情况说明》中，立信所根据“梅安森项目”从签约到验收才9天时间、诸多技术人员不知道该项目、东蓝数码尚未收到早就到期的首期款项等多方面的因素，认定“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梅安森项目尚未完全完工”，从而作出“未将梅安森项目4500万元合同款项确认为东蓝数码2016年收入”的职业判断。立信所的《情况说明》是就2016年的收入确认所作出的职业判断，并非对合同具体履行情况的认定，性质上不同于司法裁决。因此，立信所《情况说明》与《调解书》及二审判决书并不存在矛盾。五、裁决书和《调解书》及二审判决书并不存在矛盾。《调解书》及二审判决书均确认梅安森项目真实存在，东蓝数码履行了合同义务，重庆梅安森公司应支付合同款项。而《裁决书》表述“尊重立信所综合多项因素作出的判断”，“应当尊重立信所在《审核报告》中不将梅安森项目4500万元收入确认为2016年收入的认定”（《裁决书》第9页）。《调解书》、二审判决书和裁决书并不存在矛盾。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该判决和裁决书相互矛盾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开庭审查后，已经于2019年12月驳回了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六、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所声称的“立信所会计师全程参与仲裁庭审程序”等陈述根本不符合事实。首先，仲裁庭4次开庭中，仲裁庭每一次开庭都询问双方是否对仲裁程序有异议，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从未提出异议。其次，立信所会计师冯万奇参与第三次及第四次庭审，是应仲裁庭要求，就“收入确认”等方面的会计专业事项，向仲裁庭解析陈述和解释，并接受了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的质询。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也聘请专业会计师参加了庭审，解释了相关会计专业问题。立信所会计师冯万奇并没有全程参与庭审，而只是应仲裁庭要求参与了部分庭审程序。再次，立信所会计师刘红志部分参与了仲裁庭的第二次庭审，是应仲裁庭要求，就立信所的《情况说明》向仲裁庭进行详细说明（因为涉及东蓝数码2016年审计报告的材料数千页，涉及近百个业务项目，只有签字会计师刘红志才能解释清楚具体的项目情况），并接受了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的质询。刘红志出庭就东蓝数码2016年近百个项目进行的说明，和冯万奇出庭就“收入确认”方面进行的专业解释，二者侧重点不同，并不存在身份冲突。七、飞利信公司并未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在本仲裁案件中，飞利信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达一千多页，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也近千页，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非常详实、充分。根本不存在飞利信公司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东蓝数码2014年至2016年的经营业绩，与本仲裁案件直接相关。东蓝数码2017年、2018年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已和本仲裁案件没有关联。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不将梅安森项目确认为东蓝数码2016年度收入，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后来将“梅安森项目”合同款项确认为2017年度及以后年度的收入，与本仲裁案件没有关联。因此，飞利信公司没有提交关于立信所后来将梅安森项目合同款项确认为2017年及以后年度的收入的相关材料。我公司认为，这些材料与该仲裁案件没有关联。不存在飞利信公司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综上，请求驳回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的申请。经本院审查查明，2017年6月13日，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飞利信公司向该会提交的仲裁申请以及飞利信公司与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之间签订《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蓝数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受理了当事人之间因上述合同引起的争议仲裁案。该案适用自2015年4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中普通程序的规定。飞利信公司提出的仲裁请求：1、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共同连带向飞利信公司支付现金补偿款222187593.60元；2、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共同连带承担仲裁费用；3、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共同连带承担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支出的律师费用200000元。在仲裁案审理过程中，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曾要求首席仲裁员许德峰、仲裁员唐柏树回避，唐柏树获知后，主动要求退出了仲裁案的审理，但北京仲裁委员会亦表明，仲裁员唐柏树不再参加仲裁案的审理并不意味着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提出回避的事由成立，对于首席仲裁员许德峰的回避申请，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经审查后作出了不予回避的决定。2019年8月5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20）京仲裁字第1114号裁决书，在仲裁庭认定事实中，载明了梅安森项目的具体细节，显示虽然梅安森项目的验收报告签署时间为2016年12月25日，但在2017年9月，东蓝数码因梅安森公司未支付该项目的首付款450万元诉至法院，法院就此作出了相应的裁判，而后，梅安森公司于2017年底向东蓝数码支付了1000万元合同款；仲裁庭认定事实部分亦载明，2017年4月24日，立信所以邮件方式告知东蓝数码，其2016年度的净利润实现情况为186.02万元。仲裁庭裁决：（一）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连带向飞利信公司支付现金补偿款183987593.60元；（二）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连带向飞利信公司支付律师费用20万元；（三）本案仲裁费……。本院认为，本案是当事人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上述规定是人民法院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本院根据上述规定，对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论述意见如下：一、仲裁庭的组成并不违法，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所称首席仲裁员应当回避的理由并不符合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必须回避的事由，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对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关于首席仲裁员的回避申请作出了不予回避的决定，亦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称仲裁庭的组成违法，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即应当以违反法定程序达到严重影响当事人程序权利且实质性影响案件正确裁决为标准。法院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对于仲裁程序合法性的审查应以仲裁法及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为依据，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所称的第二项事由并非仲裁法及仲裁规则规定的仲裁程序，该项主张不能成立。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称冯万奇全程参与了仲裁庭审，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采信。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从双方在仲裁中的争议及本案中发表意见时所提及的仲裁争议问题而言，主要是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认为梅安森项目涉及共4500万元的收入应归入2016年度。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东蓝数码2016年度审计资料、梅安森项目2017年成本归集文件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所指向证据的范畴，不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其次，仲裁庭查明事实中载明了梅安森项目的具体细节，虽然梅安森项目的验收报告签署时间为2016年12月25日，但在2017年9月，东蓝数码因梅安森公司未支付该项目的首付款450万元诉至法院，法院就此作出了相应的裁判，而后，梅安森公司于2017年底向东蓝数码支付了1000万元合同款。从仲裁案认定的事实来看，审计报告亦非仲裁庭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唯一证据。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称飞利信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一）该证据已被仲裁裁决采信；（二）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三）该证据经查明确属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违反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首先，所谓梅安森项目2017年成本归集文件并非认定仲裁案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其次，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称飞利信公司、立信所共同伪造证据，其提交的朱召法与杭俊的对话录音并不足以证明此点，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未能就飞利信公司伪造证据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东控公司、众元公司、海宇公司、乾元公司的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宁波东控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海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乾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宁波东控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海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乾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于颖颖审 判 员 贾丽英审 判 员 朱秋菱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刘 鹏书 记 员 高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