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20）鄂10委赔1号赔偿请求人：苏林。委托代理人:苏大兴。赔偿义务机关：荆州市公安县人民法院，住所地：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孱陵大道人民医院后面。法定代表人：姚国卿，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雷玻，该院副院长。委托代理人：王峰，该院综合审判庭工作人员。苏林因法院故意违法认定、错误判决导致其财产损失为由申请荆州市公安县人民法院（下称公安县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公安县法院作出的（2019）鄂1022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赔偿请求人苏林提出赔偿申请称：一、赔偿义务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故意枉法裁判。2010年8月2日,赔偿请求人苏林和高友诚经人介绍,与鄂Ｄ×××××出租车(登记车主为公安县同安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安公司”)实际车主李祖菊的委托代理人陈平达成承包经营意向:承包期一年,每人缴纳押金25000元,每月每人分别交承包费2000元。2010年8月6日,赔偿请求人苏林与陈平签订包车合同,应陈平要求,苏林和高友诚分别将25000元押金交前任承包人王善红和胡安,冲抵李祖菊应退还二人的押金。王、胡二人将鄂Ｄ×××××出租车钥匙及营运手续交给了赔偿请求人苏林和高友诚,2010年8月7日苏、高二人开始分别为李祖菊从事出租车经营。2010年8月28日,轮高友诚当班,高驾车从湖南安乡返回途中,在黄山头镇××7名乘客,行使至207国道黄金口路段时,与对向行驶的一辆渣土车左后轮相撞,造成2死6伤的重大交通事故,经公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同安公司鄂Ｄ×××××牌号出租车司机高友诚超载、超速、占道行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渣土车司机罗贻炳无责。”事后二名死者家属分别向赔偿义务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赔偿义务机关在审理过程中违法认定“李祖菊已将车辆转让苏林,高友诚是苏林雇请的司机。”这一错误事实,并在〔2010〕公民初字第1298号和〔2011〕公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中判决赔偿请求人和同安公司及李祖菊对高友诚的赔偿金额承担连带责任。同安公司、李祖菊不服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民事判决,向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鄂荆中民二终字第144号、145号民事判决,在判决书中作出了“一审法院认定高友诚是苏林雇请的司机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的认定,同时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赔偿请求人的委托代理人苏大兴认为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44号、145号民事判决要求苏林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错误,多次向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诉,要求再审,未果后又向省委、省政府等部门进行实名投诉。2016年9月30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144号、145号案件的再审申请进行了立案登记,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鄂民申2418号和2419号民事裁定,裁定认定“要苏林为高友诚的事故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指令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此案。2017年5月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后作出〔2017〕鄂10民再5号、6号民事判决,撤销了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144号、145号民事判决,同时撤销了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2010〕公民初字第1298号、〔2011〕公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中苏林承担连带责任的部分。上述案件应比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一条第（四）项“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的规定，属于国家赔偿案件。二、赔偿义务机关违法执行赔偿请求人苏林财产，且不能执行回转。2011年8月8日赔偿请求人苏林与李祖菊签订的包车合同到期后,赔偿请求人将出租车辆交还李祖菊,李祖菊以“赔偿义务机关判决赔偿请求人苏林承担连带责任”为由，告知其已将赔偿请求人苏林的25000元包车押金交给了赔偿义务机关的执行庭赔给了死者家属。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赔偿义务机关作出〔2013〕鄂公安民初字第008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祖菊返还原告苏林押金25000元。李祖菊不服判决向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荆州中民三终字第001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苏林的诉讼请求。现赔偿请求人苏林的25000元包车押金因赔偿义务机关的错误裁判被强行执行给死者家属，已经无法执行回转，赔偿义务机关应予赔偿。综上，赔偿义务机关和该机关的公职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赔偿请求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近10年来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和伤害，依法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故请求：1.依法赔偿因违法行使职权、故意错误判决导致赔偿请求人的包车押金被同安公司和李祖菊非法扣留的利息9000元;2.依法赔偿因错误判决导致赔偿请求人及代理人打了8年官司产生的诉讼费、材料费、车船费及其他损失36000元;3.依法赔偿因错误判决导致赔偿请求人8年来的误工损失50000元;4.赔偿代理人苏大兴的劳务费、健康损失费、两次中风住院的治疗费及精神抚慰金18万元。以上四项共计27.5万元。赔偿义务机关公安县法院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2010〕公民初字第1298号和〔2011〕公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要求苏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错误，二审也得到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支持。二、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再审，撤销了原一、二审生效判决，改判苏林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形式上看，答辩人也只是存在判决错误，且苏林已通过申诉、再审的方式得到了救济，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三、〔2010〕公民初字第1298号和〔2011〕公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执行苏林；本案涉及苏林的执行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维持的〔2013〕鄂公安民初字第00847号民事判决，判决李祖菊返还原告苏林押金25000元。故不存在错误执行一说。四、苏林提出的27.5万元赔偿标的超出赔偿范围，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答辩人不存在执行错误，苏林的国家赔偿申请属于不予受理的范畴，请求支持答辩人作出的（2019）鄂1022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经审理查明，2010年8月6日,赔偿请求人苏林和高友诚与登记在“同安公司”名下的鄂Ｄ×××××出租车实际车主李祖菊的代理人陈平签订包车合同,承包期一年,缴纳押金50000元,每月承包费4000元。合同签字人只有苏林没有高友诚。二人分别缴纳各自的25000元包车押金共同取得鄂Ｄ×××××出租车的经营权。2010年8月28日,高友诚驾车从湖南安乡返回斗湖堤途中,在黄山头镇××7名乘客,行使至207国道黄金口路段时,与对向行驶的一辆渣土车左后轮相撞,造成2死6伤的重大交通事故,经公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高友诚在会车过程中占道行使,加之严重超载,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高友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事后二名死者家属分别向公安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分别作出〔2010〕公民初字第1298号和〔2011〕公民初字第2号(以下简称1298号、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第二项“高友诚赔偿何才荣、何才琼、何才宏共计人民币279775元,公安县同安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李祖菊、苏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高友诚赔偿杨森洲、蒋星峰共计人民币297509元,公安县同安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李祖菊、苏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安公司、李祖菊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1〕鄂荆中民二终字第144号、145号(以下简称144号、145号)民事判决,在判决书中作出了“一审法院认定高友诚是苏林雇请的司机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的认定,同时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2011年8月8日包车合同到期,赔偿请求人将出租车辆交还李祖菊,李祖菊以“苏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由拒不归还25000元包车押金。赔偿请求人向公安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审理后作出〔2013〕鄂公安民初字第00847号(以下简称8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祖菊返还原告苏林押金25000元。李祖菊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3〕鄂荆州中民三终字第00155号(以下简称1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苏林的诉讼请求。赔偿请求人的委托代理人苏大兴认为本院作出的144号、145号及155号民事判决错误,多次向本院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要求再审,并向省委、省政府等部门进行实名投诉。2016年9月30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144号、145号案件的再审申请进行了立案登记,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鄂民申2418号和2419号民事裁定,裁定认定“要苏林为高友诚的事故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指令本院再审。2017年5月本院进行再审后作出〔2017〕鄂10民再5号、6号民事判决,撤销了144号、145号民事判决,同时撤销了公安县法院作出的〔2010〕公民初字第1298号、〔2011〕公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中苏林承担连带责任的部分。2018年4月16日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鄂10民监6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再审155号民事判决,2018年7月10日作出(2018)鄂10民再20号民事判决书,撤销155号二审判决,维持公安县人民法院847号一审判决。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赔偿请求人苏林与李祖菊的代理人陈平签订的包车合同;2.陈平出具的证明,证实苏林与高友诚二人承包鄂Ｄ×××××车租车,各自缴纳了25000元押金,每月各自交承包使用费2000元;3.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鄂荆中民二终字第144号、145号民事判决书;4.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荆州中民三终字第00155号民事判决书；5.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申2418号、2419号民事裁定书；6.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0民再5号、6号民事判决书，(2017)鄂10民再6号民事裁定书；7.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10民再2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院再审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撤销本院144号、145号民事判决，并对公安县法院1298号、2号民事判决予以改判，已确认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由“苏林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认定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由此可见，对于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非刑事司法赔偿，仅限于违法采取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违法采取保全措施，以及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的司法行为，而对于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行为并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的审查范围。此外，上述案件中，原生效判决被改判，但赔偿义务机关并未依据原生效判决执行赔偿请求人苏林的任何财产，更不存在执行回转不能的情形。因此，赔偿请求人苏林要求赔偿义务机关公安县法院因错判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其赔偿请求不属于国家赔偿的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如下：一、撤销公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1022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二、驳回赔偿请求人苏林的国家赔偿申请。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