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终31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安,男，197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非非，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晗龙，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骄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金岭北路93号491房。法定代表人：王宇涵，执行董事。诉讼委托代理人：张黔，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苏华，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纬二路18号。法定代表人：王卓。诉讼委托代理人：杨建军，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鸿宁路1788号。法定代表人：沈仁康，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释琳，公司员工。上诉人王国安因与被上诉人骄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骄龙公司”）、原审第三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营业信托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的（2019）粤0115民初586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上诉人王国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裁定原审法院审理本案。事实与理由:一、本次信托计划是通道类业务，五矿公司就事务管理类信托提供服务，根据全体信托计划全体委托人的指令签署各项交易文件并履行相应合同义务，信托计划的权利义务不属于五矿公司，而属于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二、五矿公司是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指令与骄龙公司签署《财务顾问服务协议》，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其权利义务应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五矿公司不享有该等权利、不承担该等风险。三、一审庭审中，骄龙公司确认知悉《信托合同》的全部内容；所以，骄龙公司应知悉并同意：《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的相关风险及损失由委托人承担，权利义务不属于五矿公司，而属于委托人。四、两原审第三人皆认为本案的诉讼与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要求骄龙公司偿付收取的财务顾问费的权利属于上诉人享有。五、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当事人就《信托合同》条款的理解，应按“通道类信托”或“事务管理类信托”理解和适用。依据《信托合同》的约定，本次信托计划属“通道类信托”或“事务管理类信托”。“通道类信托”或“事务管理类信托”实际就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其权利义务应归属委托人，五矿公司仅是以“受托人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或从事民事行为”；就此理解和适用，五矿公司和委托人之间不存争议。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基于“委托合同关系”向骄龙公司主张权利，基于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显属适格原告。依据前述，上诉人和五矿公司属于委托合同关系。骄龙公司知悉上诉人和五矿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骄龙公司关于“五矿公司是信托计划的受托人，所以王国安和五矿公司之间不是委托合同关系”的观点，完全背离“通道类信托”或“事务管理类信托”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如支持该等主张，则五矿公司将因此承担超越“通道类信托”或“事务管理类信托”受托人义务的责任、五矿公司应承担主动管理的义务和风险；王国安(甚至包括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将可基于一审认定另行向五矿公司主张权利这不仅仅背离“通道类信托”或“事务管理类信托”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更将导致这类信托业务的法律后果极不安定，潜在引发大量延伸诉讼的风险。5、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五矿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在授权范围内与骄龙公司订立的《财务顾问服务协议》并作为《信托合同》的附件，骄龙公司在订立《财务顾问服务协议》时知公司矿信托与王国安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约束王国安和骄龙公司。七、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构成五矿公司和骄龙公司在《财务顾问服务协议》中约定由骄龙公司向上诉人履行债务，骄龙公司未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即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因此上诉人是适格原告。骄龙公司知悉《信托合同》的全部内容并基于《信托合同》而签署《财务顾问服务协议》，应知其基于《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的权利义务指向的是委托人而不是五矿公司，王国安是《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的债权人。八、上诉人主张权利竞合，基于多种权利主张而提出诉请；一审庭审认为上诉人仅能基于多个权利中的一个权利提出诉请，上诉人根据一审法院的要求主张“基于委托合同关系”提出诉请；但一审法院未根据“案件事实”对“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作出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而未适用。一审庭审认为上诉人仅能基于多个权利中的一个权利提出诉请，王国安根据一审法院的要求主张“基于《合同法》第九条、第四百零二条，即委托合同关系”提出诉请；一审裁定的法律后果也仅是对王国安并非“《合同法》第九条、第四百零二条即委托合同关系”的适格原告，并未就“基于《合同法》第六十四条或第七十三条，又或基于《侵权责任法》”而提出权利主张是否适格主体作出认定。在原告提出“权利竞合主张并且根据一审庭审要求作出权利选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根据“案件事实”对“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作出认定。九、一审裁定“以原告主体不适格驳回原告的起诉”，不仅法律适用错误，造成的后果是“纠纷未解，诉累更多，造成法院和当事人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支出，有悖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十、《财务顾问服务协议》未向王国安送达，未经质证，不得作为证据采信，一审裁定依据《财务顾问服务协议》作出“驳回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一审于2019年10月10日开庭，在庭审前，任何一方都未提交《财务顾问服务协议》作为证据，上诉人也从未收到财务顾问协议。一审庭审时，一审法院要求骄龙公司在庭审结束后5天内提交《财务顾问服务协议》，一审法院至今没有将《财务顾问服务协议》送达上诉人，更遑论对《财务顾问服务协议》进行质证了。十一、一审程序未将五矿公司的答辩意见送达上诉人，一审裁定依据《财务顾问服务协议》和“五矿公司的答辩意见”作出“驳回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原审法院查明：2016年10月10日，王国安作为委托人，五矿公司作为受托人，双方签订《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下称《信托合同》）一份，该合同共有35条56页，第4条约定，信托计划的名称为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5.2条约定，信托计划项下信托单位分为优先级信托单位和劣后级信托单位，分别为优先级信托受益权和劣后级受益权的份额化表现形式。第5.4约定，信托计划项下劣后级信托单位不设预期收益率，信托计划项下劣后级信托单位向自然人王国安定向募集。第6条约定，信托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6.9亿元，分两期募集，首期募集劣后级信托资金，第二期募集优先级信托资金，劣后级委托人应在推介期内及时足额缴付劣后级信托资金2.3亿元，优先级委托人应在劣后级信托资金募集成功后且标的股票已按照约定全部解押并质押于受托人名下后及时足额交付4.6亿元。第8.2条约定，信托财产专户，账户名称五矿国际信托优先公司，银行账号11×××36，开户行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花城支行。第9.5.2条约定，优先级信托单位存续期间，信托计划通过设置预警线和止损线进行风险控制，具体操作如下：（1）信托计划将0.9元设置为预警线，任一交易日（T日）收市后，当本信托计划单位净值低于预警线0.9元时，受托人应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优先级委托人和劣后级委托人，劣后级委托人应自行高度关注交易风险。（2）信托计划将0.85元设置止损线，T日信托计划单位净值低于止损线0.85元时，受托人应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优先级委托人和劣后级委托人，劣后级委托人应于T+1日下午13:00之前追加资金使信托单位净值回复至预警线之上。若劣后级委托人逾期追加资金或未追加资金的，则自T+1日下午13:00起，劣后级委托人丧失指令权限，且无论其后劣后级是否追加资金或计划净值是否恢复至预警线其持有的信托计划份额权益归优先级委托人所有，受托人执行优先级委托人提交的解押和处置指令，将标的股票进行处置。第12.2.4条约定，全体委托指定受托人聘请浙银伯乐（杭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骄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本信托计划的财务顾问，信托计划存续期间，财务顾问有权收取财务顾问费，其中骄龙资产收取的财务顾问费分为固定财务顾问费和浮动财务顾问费，固定财务顾问费率为1.9%/年，按年收取，自优先级信托资金募集成功日起算。当且仅当信托计划终止日信托单位净值超过1.00元时，收取浮动财务顾问费。当信托终止时，信托单位净值超过1.00元时，如信托计划的现金类信托财产不足以支付浮动财务顾问费，由劣后级受益人在核算日前补足。第20.1.11（16）条约定，向劣后级委托人特别提示的风险，基于本信托计划的结构化设计，本信托计划项下劣后级委托人的投资风险远高于优先级委托人且劣后级委托人信托利益劣后于优先级信托利益予以分配，当信托单位净值触及止损线时，此时劣后级委托人信托本金大部分已损失，劣后级委托人的投资本金将面临部分或全部损失的风险，若劣后级委托人未按约定及时追加资金，则受托人将根据优先级委托人的解押及处置指令进行操作，标的股票可能被强制平仓，进而导致劣后级委托人投资本金发生重大损失。同日，浙商银行作为优先级委托人，与五矿公司签订了《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一份，合同内容与原告签订的信托合同条款基本一致。2016年10月9日，王国安作为乙方，浙商银行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差额付款合同》一份，约定浙商银行作为“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优先级委托人，王国安作为差额义务补足人，承诺为在信托计划每一核算日及终止时甲方未足额获得本金和预期收益时履行差额补足义务。2019年10月12日，王国安向五矿公司广州分行花城支行11×××36账户，分五次分别汇款4600万，共计2.3亿元。另，王国安陈述其分别于2017年1月20日通过第三方分别交付追加资金1650万元、500万元、1500万元；于2018年1月5日交付追加资金730万元；于2018年5月27日交付追加资金700万元；共计2.808亿元。五矿公司对此事实予以确认，并确认2018年5月30日另交付追加资金22万元，共2.8102亿元。2016年10月28日，该账户向骄龙公司支付1311万财务顾问费，2017年11月1日，该账户再次向骄龙公司支付1311万元财务顾问费。骄龙公司确认其与五矿公司确签订《财务顾问服务协议》，并提交了该份协议。骄龙公司陈述顾问单位更多是针对信托计划开展服务，不是对委托人服务。王国安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是基于合同关系主张赔偿损失。原审法院认为，王国安与五矿公司签订信托合同一份，双方信托合同关系成立，在该份合同中，王国安需要向骄龙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但是由于骄龙公司不是本信托合同的相对人，王国安基于该信托合同向骄龙公司主张合同违约责任，缺乏合同基础，根据合同相对性，王国安起诉主体错误，不予支持。王国安主张骄龙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未尽顾问义务，由于《信托合同》未约定王国安与骄龙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无法基于合同判断骄龙公司是否违约。合同9.5.2条明确约定，当出现预警线的情况，通知义务人是五矿公司，合同未约定通知义务人是顾问单位。在王国安与五矿公司的信托关系中，如果因受托人未尽风险提示义务造成损失，王国安应该向五矿公司主张。虽然本案中，骄龙公司有收取五矿公司支付的顾问服务费，但是该顾问费的收取，一是基于骄龙公司和五矿公司签订的《财务顾问服务协议》，顾问单位的权利义务应由该份合同约束，且从该份合同来看，顾问单位是针对信托计划开展服务，这与服务委托人是有一定区别；二是款项是从五矿公司账户转付，不是从王国安账户转付，印证了五矿公司与顾问单位之间的合同关系，故王国安不能直接向骄龙公司主张合同违约责任。原审法院裁定驳回王国安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首先，上诉人与五矿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中约定由上诉人支付骄龙公司财务顾问费；其次虽然骄龙公司是与五矿公司签订的《财务顾问服务协议》，但骄龙公司非常清楚五矿公司为上诉人受托人的地位，因此，原审仅以顾问费是由五矿公司账户转付，不是由上诉人账户直接支付，认定上诉人与骄龙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为由驳回上诉人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5863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维审判员 王 珺审判员 邹殷涛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苏晓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