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3民初4975号 原告（反诉被告）：嵊州市新明针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经济开发区东郭村。 法定代表人：竹新汉。 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国东，浙江创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戴某（反诉原告）：戴某，男，198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钞，苍南县国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嵊州市新明针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明印染公司）与被告戴某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戴某在答辩期限内提出管辖异议，被本院依法驳回后，戴某提起上诉，2019年9月11日被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于2019年12月3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12月28日被告戴某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和4月10日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两案。新明印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国东、戴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明印染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戴某立即支付染色加工费1157978.04元（原为1304333.04元，审理中变更减少），并赔偿自起诉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双方当事人自2016年4月起曾发生染色加工业务关系。经双方对账确认：截止2017年1月31日，戴某应付染费526296.8元；截止2017年2月28日，戴某应付染费735557.4元。2017年2至8月份新产生染费3479481.24元，戴某在2017年2至8月份累计支付染费2847800元，故戴某至今尚欠染费为526296.8元+3479481.24元-2847800元=1157978.04元。该款经本公司多次催讨，戴某至今未付。 戴某答辩称：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人并没有欠原告染色加工费。从双方的业务交易看，本人先将相关的布料发到原告公司进行染色加工，每一次染色加工完毕之后，都由本人委派的李某在出库单上亲自签收，并由李某将这批货发给本人。所有付款都由原告出具税票给本人，由本人通知相关单位进行付款；也有可能，根据原告要求先行付款再开税票。总之所有业务均开税票，本人根据相关税票付清加工费。李某确实受本人委托，但委托内容为代收、代发染色坯布等物资，不包括办理结算业务的权限，甚至价格的确定，李某也没有办理权限。所以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中，根据李某的签字与本人结算欠款是没有依据的。原告要求李某在出库单签字确认，因此原告手里掌握着出库单，双方可依据出库单进行对账。原告不提交出库单，其不利后果应由原告承担。在双方发生业务过程中，原告方委派陈新道负责戴某业务。原告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存在对染色坯布造成损坏的情况，经陈新道确认应当赔偿370174.13元损失，但原告至今未赔，要求赔偿款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戴某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新明印染公司立即赔偿反诉原告经济损失370174.13元。事实和理由：新明印染公司在为反诉原告提供染色加工业务过程中，所有业务均由该公司聘请的厂长陈新道全权负责。在承揽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新明印染公司没有尽职，导致反诉原告所交付的布匹在印染过程中出现严重质量问题，还存在货物遗失等现象，反诉原告因此已赔偿客户经济损失共计370174.13元。该损失应由新明印染公司承担，但反诉被告至今未予赔偿。 新明印染公司答辩称：陈新道仅仅是本公司聘请的生产厂长，负责内部生产管理，对外并不能代表新明印染公司，更没有结算赔款的权限。客户赔款单仅有陈新道签名，并载明需双方协商解决，这并不代表反诉原告的实际损失有37万元。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委托书一份，证实：①戴某的主体资格，与新明印染公司发生业务关系的是戴某；②李某的受托人身份及其受托权限范围：第一、签收原告为戴某染色加工物资及办理有关业务，这里的有关业务包括结算业务，第二、李某可以转委托原告向第三方代提、代收染色坯布等物资。戴某质证认为：戴某委托李某仅仅是做染色加工物资的代收业务，并不涉及到办理结算业务；第2点委托事项是不明确的，这份委托书是戴某委托李某办理代收代提业务，与原告没有委托关系。 2.双方当事人之间2017年4-7月份的对账单以及8月份的出仓单各一组，证明戴某欠付原告染色加工费1157978.04元的事实。对账单、出仓单均经李某签字确认，且对账单中都记载了货物的匹数、单价、金额、重量，可以结合委托书说明李某有权代戴某签收和办理结算业务。8月份发生的业务因没有对账，所以提供了原始的出仓单。戴某质证认为：收到诉讼材料后，戴某向李某作了核实，李某说对于对账单根本就不清楚，戴某也不知道对账单上是不是李某签字；出仓单上确实由李某签字，但出仓单上金额一栏是空白，而且以前都有出仓单，戴某要求原告提供所有出仓单，以便于双方对账。 3.对账单二份，2016年12月26日-1月31日和2017年2月份对账单各一份，证实戴某本人确认至2017年1月31日止应付染费526296.8元，至2017年2月28日应付染费735557.4元。双方当事人之间均是按月对账，上一个月份的业务量均在次月对账，对账时对上一个月的已付款均作了扣减，至月底的那一天尚欠金额作为该月份的应付款额，2017年1月的应付款额已经扣除了1月份的付款金额，2月份没有付款就没有扣减。戴某质证认为：首先，这2份对账单是复印件，要求原告提供原件；其次，对账单反映的是2016年度戴某结欠原告染费为258635.66元，是否还有欠款只须看2017年度的业务量和付款金额。 4.戴某自己写的单子一份，印证戴某尚欠原告117万元染费的事实。这份单子是戴某自己写的，当初承认尚欠原告染费117万元，但要求扣除质量赔款38万元和货期扣款40万元，原告对扣款没有同意。戴某质证认为：这份单子的第一项可以印证质量扣款38万元左右的事实，与原告厂长陈新道签署的那份赔偿清单基本吻合；第二项的货期扣款不能确认为40万元，只能确认为40元；第三项明确是39元，而不是39万元。 5.传递卡若干份，作为补强证据印证对账单的真实性。戴某质证认为：对有李某签字的传递卡都予认可，要求原告提供所有传递卡以便进行全面对账。 6.由李某签字的2016年12月26日-1月31日和2017年2月份对账单各一份，主要是印证戴某自己签署的2017年1月和2月两份对账单具有真实性以及对账单签署的大致时间在2017年3月7日或者之后。原告于2017年3月7日请李某核对2017年1月和2月份两份对账单，李某核对后作了签名，但之后由戴某亲自核实这两份对账单，发现有几笔业务的单价过高，要求原告降低单价，原告同意后戴某就亲自签署了1月和2月份两份对账单。戴某质证认为：2017年1月份的对账单确实是其本人签名，但2月份的那份是复印件，原告若不认可戴某要求进行司法鉴定，李某签署的对账单与戴某签署的对账单确实不一致，说明原告的对账单存在问题。 7.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组及明细账一份，原告根据戴某指示的抬头及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实际发生业务尚有二十多万元发票未开，该组证据主要证实2016年度原告为戴某染色加工总业务量至少为4299181元。戴某质证认为：除了开具给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发票外，其它都是真实的，2016年度原告没有与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发生过染色加工业务，开具给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5份增值税发票属于虚开发票。 8.委托书一份及原告开具给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五份，旨在证明这五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戴某授意原告开具。戴某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6年10月5日的委托书交给原告，说以后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印染业务亦交给原告承办，到12月份戴某指示原告向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开具5份增值税发票，原告在留存的发票复印件上要求戴某的委托人李某签名确认，这五份增值税发票上李某的签名是原件。原告确实为戴某提供了这么多的印染加工业务，至于其中有没有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业务，只有戴某自己知道。戴某质证认为：2016年度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没有与原告发生染色加工业务，其认识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人员是在2017年。戴某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份委托书存在，委托书仅是委托单位为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未经受托人戴某的确认，故这份委托书是无效的。本人对增值税发票不予认可，李某没有权限在发票上签字，这组证据对本人没有法律效力。要求原告提供有李某签字的出仓单。 9.委托书九份，由戴某提供给原告的加工业务，所有公司业务一般均有一份格式相同的委托书交给原告留存，用以说明某单业务是由某公司委托戴某的。因戴某对前面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委托书不承认，原告提供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证实原告与戴某之间的交易习惯就是由戴某先提交这么一份委托书给原告备案，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委托书也是戴某转交给原告的。戴某质证认为：这些委托书的委托单位确实是戴某的客户单位，委托书的格式都是原告提供的。 10.委托书一份，证实戴某授权给李某的权限仅为办理染色加工物资代提、代收染色坯布，无权办理加工款结算业务。新明印染公司质证认为：委托书所反映的戴某委托事项就是新明印染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 11.付款清单一份及相应的支付凭证和税票，证实应支付给新明印染公司的加工费均由戴某联系的相关企业或个人直接与公司结算，与李某毫无关联。新明印染公司质证认为：对付款清单、支付凭证和税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已付款仅是新明印染公司已经开票的那部分加工费，尚未开票的那部分戴某仍然欠付。该组证据同时可以证明，戴某是根据李某确认账单付款，这说明李某具有对账的权利。 12.赔偿清单一份，证实戴某委托新明印染公司加工的染色坯布存在质量问题，经新明印染公司厂长陈新道确认应赔偿戴某损失金额370174.13元。新明印染公司质证认为：第一，陈新道的确是公司的生产厂长，但生产厂长只负责内部生产，无权对外处理赔偿事务；第二，这份赔款单既没有公司盖章，也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来历不明；第三，这份赔款单上也没有戴某的签字，对方是谁也无从确认。 13.证人李某当庭作证，证实李某受托权限仅为办理染色加工物资代提、代收染色坯布，无权办理加工款结算业务。新明印染公司质证认为：证人与戴某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证人又在庭上作出虚假陈述，故不予认可。 14.新明印染公司的工序传递卡，主要是印证证人李某陈述的真实性。新明印染公司质证认为：公司生产工序上确有工序传递卡，并随染色布移送到客户方，传递卡上载明的月份与账单的月份未必一致，因为传递卡是遂工序流转的，而有时候部分工序可能不在同一个月份内完成。出仓单是根据传递卡开具的。 15.对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工序传递卡进行了梳理，从而发现了以下问题：①有部分在2016年度已结算，但原告在2017年度再次计算，合计金额117042.28元，应予扣除；②部分传递卡重复计算；③部分传递卡属于产品回修，依约已经收取费用，故应予扣除；④部分传递卡上没有李某签字，故应予扣除。新明印染公司质证认为：传递卡是生产过程中内部工序流程的记录，部分工序可能延后完成，传递卡载明的时间未必与实际完成全部工序的时间相一致，工序卡上载明是2016年12月的，在2017年初结算很正常，但均不可能重复结算。产品回修的都没有收费，传递卡上也不标明价格。传递卡上李某漏签名的情况可能存在，但每一份传递卡所对应的染色加工都有真实发生。 本院认证认为:（一）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证据1和戴某提供的证据10是同一份委托书，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关于李某的受托权限，根据庭审调查，李某对双方发生的业务内容及业务量有权签字确认，但其不负责付款，故对欠款金额不具有结算权。（二）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证据2即2017年4-7月的对账单以及8月份的出仓单，根据前面认证（一），凡有李某签名的单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认定。（三）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证据3即由戴某亲自签名的两份对账单，戴某对2017年1月份的对账单予以认可，但对2017年2月份的对账单不予认可，认为是份复印件，经仔细验看，2月份这份对账单的背面戴某签名处有墨水渗透的痕迹，因此可以确认是原件。故这两份对账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依据。（四）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证据4即戴某自己写的单子，旨在补强、印证戴某欠款金额，经戴某质证，戴某对其真实性没有否认，但认为第一项质量赔款与能与原告厂长陈新道签署的赔偿清单相印证；第二项是货期扣款40元，不能确认为40万元；第三项载明“余下39元左右”，而不是39万元左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戴某的质证意见成立，故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同时可以印证质量赔款金额。（五）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证据5即传递卡，旨在补强对账单的真实性，戴某质证认为具有真实性，但要求原告提供全部传递卡以供对账。本院认为传递卡能够反映双方交易真实性的原始凭证，因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依据。（六）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证据6即由李某签字的2017年1月和2017年2月份对账单，旨在印证戴某自己对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比对戴某和李某分别签字的这两份对账单，除了几处单价有所不同之外，其它基本一致。新明印染公司解释李某对账后，戴某发现有几处单价过高，于是他本人又亲自进行了核对，改动了几处单价后，新明印染公司重新打印交戴某签字确认。本院认为新明印染公司的解释可以采信。（七）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证据7即2016年度增值税专用发票，旨在证明2016年度发生的总加工费至少为4299181元。经戴某质证对其中开具给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五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予认可，认为是虚开发票，对其它发票均予认可。针对戴某的质证意见，新明印染公司又提供的证据8即委托书一份和上面有李某签名的开具给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五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旨在证明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染色加工业务也是由戴某提供，开具给该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经戴某指示而为，并经戴某的委托人李某确认。戴某质证认为该委托书不是由其提供，并认为李某没有在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上签字的权限。针对戴某的质证意见，新明印染公司进一步提供证据9即另外九份委托书，戴某在将其客户的染色加工业务提供给新明印染公司前，均向新明印染公司提交了各位客户签署的委托书，这组证据旨在证明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书也是由戴某提供，戴某对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否认。本院认为，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书与另外九份委托书格式相同、内容一致，甚至手书填写部分看上去亦具有同一性，结合五份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上均有李某签名，增值税发票开出后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染色加工费等等事实，可以确认原告开具给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五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根据原告的指示而为，原告主张的2016年度为戴某提供染色加工业务总量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八）戴某提供的证据11即付款清单等，经原告质证予以认可，故本院予以认定。（九）戴某提供的证据12即赔偿清单，经原告质证，陈新道确实是原告厂长，故本院认定该证据具有真实性，结合证据4，该份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依据。（十）戴某提供的证据13即李某证言，新明印染公司质证时虽提出异议，但根据庭审调查，李某不负责付款，故对其受托权限，本院的认证意见与（一）相同。（十一）戴某提供的证据14即部分工序传递卡，经原告质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十二）戴某提供的证据15即2017年度全部工序传递卡，经本院要求由新明印染公司提供，故具有真实性。根据该公司的解释，该传递卡随生产工序流动，全部传递卡对认定总量具有证明力，但传递卡上载明时间与统计对账的时间未必一致，本院认为该解释可以采信。根据戴某梳理全部传递卡后所罗列的加工费扣减问题，本院作如下认定：①戴某在2016年度中选取的那部分传递卡，根据新明印染公司的解释，本院在2017年1月份由戴某签字的对账单上均找到了相对应的传递卡，故戴某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②经逐一核对，发现不存在重复计算的传递卡；③没有证据证明回修部分已依约收取费用，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④李某没有签名的传递卡，除2017年2月24日一份外，其它均能在对账单或出仓单上找到相对应的账项。此项可核减3746.88元。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自2016年4月至2017年8月间，新明印染公司为戴某提供染色加工业务，戴某委托李某长驻新明印染公司负责具体的业务工作。戴某其实并非新明印染公司的实际客户，戴某只是将其熟悉的需要印染的厂家联络起来，然后统一由戴某与新明印染公司开展染色加工业务，但有关结算业务是由新明印染公司根据戴某的指示与其客户单独进行。双方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为：由戴某联络起来的客户首先向新明印染公司提供一份载明授权给戴某的委托书，然后由戴某将其客户的坯布送到新明印染公司，新明印染公司为其加工染色后，再由戴某自提至其客户处。戴某指示新明印染公司根据加工量为其客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新明印染公司要求李某在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上签名后，将发票交给李某，然后由戴某通知其客户直接付款给新明印染公司；有时亦存在先根据加工量付款，然后再开具发票的情况。 关于加工费用，双方提供的证据反映以下事实：新明印染公司2016年度向戴某各客户已经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累计4299181元，因其陈述2016年度未足额开具发票，故可以认定双方发生加工费至少有4299181元。2017年1月和2月，由戴某签署的对账单反映这两个月的加工费分别为267661.1元和209260.6元；根据戴某梳理的工序传递卡统计，2017年3月份的加工费为578047.1元；由原告提供并由李某签字确认的对账单反映：2017年4月至7月发生的加工费分别为544778.6元、610144.9元、569856元、563838.2元；原告提供的出仓单反映8月份的加工费为411159.73元（已核减李某没有签字的出仓单23293.51元），上述合计3754746.23元。2017年2月24日传递卡上李某没有签名，应核减3746.88元。综上，2017年度合计染色加工费为3750999.35元。 双方确认2016年度戴某尚欠原告加工费258635.66元。 根据双方提供的付款清单可以确认：2016年4月至12月，戴某付款3496070元；2017年1月付款747031元；2017年3月至8月付款2847800元，以上合计7090901元。 本院认为，新明印染公司与戴某之间发生的交易行为属于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明确。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戴某对加工费是否已经全部清偿。下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予以分析阐述。 根据庭审调查，双方的交易方式是先加工后付款，增值税发票根据戴某指示开具，有部分是先开票后付款，亦有部分是先付款后开票，但每一笔付款均有相对应的增值税发票。 无论是在案证据所反映的事实还是双方的庭审陈述，均对2016年度戴某结欠新明印染公司加工费258635.66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同时对戴某付款总为7090901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双方对2017年1月份的付款金额747031元是付2016年度的加工费还是付2017年度的加工费有争议：戴某认为该款应当计算在2017年度的付款额中；新明印染公司认为是支付2016年度的加工费，且对2016年度的加工费在戴某支付了747031元后还欠付258635.66元。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判断，新明印染公司主张的事实可以采信。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从双方交易方式上看，戴某在2017年1月的付款是支付2016年度的加工费，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双方先加工后付款，每月对账一次，根据双方提供的付款清单分析，戴某的客户有当月付款，但多数在次月或者以后付款。第二，从戴某亲自签署的2017年1月和2月份的对账单看，2017年1月的付款确实是支付2016年的加工费。该对账单载明：“2016年尚欠258635.66，1月31日止应付染费526296.8元”，虽然对账单上没有注明对账时间，但因为载明1月31日止，故该对账时间应该是1月31日或者之后；且根据前面认证（六），戴某的对账时间应该是2017年3月7日或者之后。2017年1月戴某最后一笔付款时间为1月23日，戴某在3月7日或者之后对账时应该已经扣除了1月份支付的747031元。2月份再次确认应付735557.4元。第三，新明印染公司在2016年度向戴某的客户开具了累计总额为4299181元的增值税发票，可以认为双方至少发生了4299181元的业务量；戴某在2016年度向新明印染公司支付的加工费累计金额为3496070元。新明印染公司开票额与戴某付款额的差额为803111元，也就是说，2016年度戴某付款至少存在803111元缺口，将2017年1月的全部付款747031元填上还填不满这个缺口，且新明印染公司一直陈述2016年度增值税发票尚未开足，故这与双方确认2016年度戴某欠付加工费258635.66元并不矛盾。总之，2017年1月戴某付款747031元均是支付2016年度的加工费。 在确定戴某2017年1月付款的归属后，戴某尚欠加工费可以按如下方式计算：2016年度欠付加工费与2017年度产生的业务量之和再减去戴某2017年1月之后的付款，即258635.66元+3750999.35元-2847800元=1161835.01元。 新明印染公司加工生产的产品部分存在质量缺陷，戴某因此产生质量赔款，对该赔款应由原告承担。 加工费应当清偿。本案中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间，根据法律规定，戴某应当在新明印染公司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具体可确定在涉案交易完成之时即2017年8月底。戴某迟延支付加工费，对原告造成了相应的利息损失，合理的利息损失应予赔偿。至于戴某欠付款的具体金额，本院根据在案证据统计金额大于新明印染公司的请求金额，则应以请求金额为限；利息损失的起算点亦以请求为准。 综上所述，本院对本诉原告新明印染公司提出的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反诉原告戴某提出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戴乃共应支付嵊州市新明针织印染有限公司染色加工费1157978.04元。 二、嵊州市新明针织印染有限公司应支付戴乃共质量赔款370174.13元。 三、戴乃共应赔偿嵊州市新明针织印染有限公司迟延付款以787803.91元为基数，自起诉日（2019年7月15日）起至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 若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222元，由戴乃共负担（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付清），反诉案件受理费6853元，由嵊州市新明针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商红军 人民陪审员  李成城 人民陪审员  史华东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马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