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侯祥标，男，198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揭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覃福州，广东章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激文，广东章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育彬，男，198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揭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威，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侯祥标因与被上诉人杨育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8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祥标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杨育彬立即归还侯祥标借款本金630700元；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育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认定本案转账属于借款。一审法院已查明侯祥标从2017年7月11日至10月14日期间共向杨育彬转账1406530元，其中30万元的转账杨育彬出具了借条，另外1106530元杨育彬没有出具借条。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本案杨育彬抗辩转账系投资款，并提供了一系列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既已否定了杨育彬认为转账是投资款的抗辩，就应当认定侯祥标向杨育彬的银行转账属于借款，只有在杨育彬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其主张后，侯祥标才需要提供另外的证据证明本案借贷关系成立。杨育彬答辩称：1、侯祥标除提供了一张30万元的借条外，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他资金属于借款。侯祥标对银行转账流水及资金性质的解释前后矛盾，不符合社会常识，其在处理双方借贷关系中的行为既不符合借贷逻辑，亦不符合常理。2、侯祥标对一审法院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理解有误，一审法院并未认定双方款项属于投资款，而是认定除30万元以外，其他款项不能证明是借款。如侯祥标继续主张案涉款项属于借款，仍需提交更充分的证据证实。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侯祥标的上诉请求。侯祥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育彬向侯祥标偿还借款人民币9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9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8年7月12日起计至借款付清之日止）；2、一审诉讼费用由杨育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侯祥标、杨育彬双方对《侯祥标投资流水详情》中的转账情况均予以确认。2017年7月11日，侯祥标向杨育彬转账一笔72000元，另委托杨金烘向杨育彬转账5笔，金额分别为：50000元、50000元、50000元、45000元、20000元。当天杨育彬向侯祥标出具借条一份：“今收到朋友侯祥标借款￥300000（人民币叁拾万元整），期限壹年，如需提前退还，需提前30天告知。借款人：杨育彬，出借人：侯祥标，2017年7月11日。”出具借条后，2017年7月12日侯祥标再次委托杨金烘向杨育彬转账5000元。2017年7月11日、12日两天侯祥标通过本人账户及委托杨金烘共向杨育彬转账292000元。侯祥标称另交付现金8000元给杨育彬，所以杨育彬出具了30万元的借条。杨育彬对现金交付的8000元不予确认。侯祥标根据杨育彬指示于2017年9月6日向案外人陈晓丽转账31630元，2017年9月7日向案外人杨亮涌转账33500元，2017年9月8日向案外人杨叙衡转账41400元。2017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14日期间，侯祥标通过本人账号共向杨育彬转账1000000元。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杨育彬共向侯祥标转账775830元。杨育彬称侯祥标转账的所有款项均为侯祥标投资案外人林晓君的饮料炒货生意的投资款，杨育彬仅是接受侯祥标委托代为收款，并不是杨育彬向侯祥标的借款。杨育彬为此申请了证人陈某、李某、林某出庭作证。陈某作证称不认识侯祥标，亦不清楚侯祥标、杨育彬之间的资金往来，其从杨育彬的陈述中得知侯祥标有朋友投资了90万元，并不清楚投资者是侯祥标。后在杨育彬对其进行询问时，其又称听侯祥标说自己亏损了90万元。李某作证称对侯祥标、杨育彬之间的资金往来的详细情形不清楚，在跟侯祥标的聊天中得知侯祥标被黄江鼎盛商行拖欠90多万元。林某作证称不清楚侯祥标、杨育彬之间是否存在资金往来，不清楚侯祥标是否实际投资。侯祥标于2019年5月2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粤0114民初830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费为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侯祥标与杨育彬之间所转款项性质的认定，对此作如下分析：1、关于有借条的30万元（2017年7月11日，侯祥标向杨育彬转账一笔72000元，另委托杨金烘向杨育彬转账5笔，金额分别为：50000元、50000元、50000元、45000元、20000元。2017年7月12日侯祥标再次委托杨金烘向杨育彬转账5000元。上述转账共计292000元，另现金交付8000元）。杨育彬确认收到转账292000元，不确认收到8000元现金。杨育彬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熟知签订借条的意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8000元并非金额巨大，在当今的民商事经济活动中，现金交付8000元亦属正常。综上，借条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侯祥标亦实际交付30万元给杨育彬，故一审法院确认该30万元为借款。侯祥标主张2017年8月15日杨育彬转账的30000元及2017年9月15日转账的25800元均为归还该30万元的本金，杨育彬称上述两笔款项是返还给侯祥标的该30万元投资款的利润，因一审法院已认定该30万元为借款，故上述两笔款项作为杨育彬归还侯祥标的本金处理，杨育彬尚欠侯祥标借款本金244200元。借条中双方并未约定利息，侯祥标称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2%，因无证据证明且杨育彬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侯祥标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即2018年8月6日以后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利息以本金2442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8月6日起计至杨育彬还清款日止。2、关于除30万借款外的其他转账。侯祥标转账给杨育彬的其他款项仅有转账记录，只能证明侯祥标交付了相应款项给杨育彬，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故不应认定为借款。侯祥标以民间借贷提起诉讼，借贷合意应由侯祥标负责举证证明，现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亦应由侯祥标承担。因此，除上述30万元借款外，一审法院对侯祥标转账给杨育彬的其他款项均不确认为借款。3、关于证人证言及调查取证。三名证人的部分证言存在前后矛盾，且大多对侯祥标、杨育彬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不清楚，作证的部分事实系从其他人处听说。三名证人的证言证明力较低，且不排除证人和杨育彬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对三名证人的证言不予采纳。杨育彬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其与侯祥标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依法向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发送调查函。2019年5月29日，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回函称，有关聊天记录并不保存于服务器，仅可通过用户接收有关聊天记录的终端设备查看，因此无法协助提供。杨育彬申请一审法院向揭西县公安局调取林晓君涉嫌集资诈骗罪的相关材料，一审法院依法向杨育彬出具了律师调查令，其将调查令递交揭西县公安局后，该局回复称相关材料已经移交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杨育彬又申请一审法院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林晓君涉嫌集资诈骗罪的相关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林晓君集资诈骗罪是否成立，涉及的仅是杨育彬与林晓君之间的关系，因无证据显示侯祥标和林晓君之间存在直接经济往来，杨育彬申请调取的相关证据和本案侯祥标转账给杨育彬的款项没有必然关联，侯祥标亦不能决定杨育彬收到款项后具体如何使用，故一审法院对杨育彬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4、关于侯祥标转款是否为投资款。杨育彬主张侯祥标所转款项系投资款，但并没有提交投资协议等相关证据证明，案涉款项金额巨大，若为投资款，不签订投资协议明显不合常理。另，绝大多数款项都是侯祥标转给杨育彬，若为侯祥标投资林晓君经营的饮料生意，款项却不直接转给林晓君，且杨育彬所称的返还投资利润亦是由杨育彬转给侯祥标，而不是林晓君转给侯祥标，亦明显不合常理。侯祥标转账款项若为投资款，杨育彬收到后应该转给林晓君或经营饮料生意的其他人，杨育彬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将收到的款项转给了林晓君或经营饮料生意的其他人。因此，杨育彬称侯祥标转账的款项系投资款证据不足且不具合理性。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仅对侯祥标交付给杨育彬的30万元确认为借款，杨育彬转账给侯祥标的55800元为归还该借款的本金。至于双方之间的其他转账往来，因侯祥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转账给杨育彬的款项为借款，杨育彬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侯祥标转账的款项为投资款，故双方可另寻他径解决。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杨育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244200元及利息（以2442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8月6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给侯祥标；二、驳回侯祥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侯祥标已预交6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侯祥标已预交），两项共计17800元，由侯祥标负担11867元，杨育彬负担5933元。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侯祥标上诉要求杨育彬归还借款本金630700元，一审判决认定杨育彬应归还借款本金244200元，对此双方均无异议，故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侯祥标主张的剩余款项386500元（630700-244200）是否应认定为借款。关于该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在侯祥标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主张案涉款项是借款，而杨育彬抗辩称转账系侯祥标的投资款并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侯祥标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本案中，侯祥标一审仅提交了其于2017年9月15日向杨育彬账户转款60万元的转账凭证，而杨育彬则补充提交了侯祥标于2017年9月6日至10月14日间向杨育彬账户或杨育彬指定的他人账户共计转款506530元的转账凭证，同时杨育彬又另外提交了其于2017年9月27日至2018年1月1日间向侯祥标账户支付利润款共计720030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抗辩称侯祥标转给其的共计1106530元款项均系侯祥标通过其向案外人林晓君等人缴交“饮料炒货”生意的投资款，而其转给侯祥标的款项则是该投资的回报款。根据杨育彬提交的转款明细所显示的转账时间和转款金额来看，侯祥标于2017年9月6日至8日分三笔共转款106530元、于9月15日、18日分别转款60万元、10万元，之后杨育彬即于同月27日向侯祥标转款110930元，侯祥标转出前述款项80万多元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回报即达11万多元，年回报率高达165%；其后，侯祥标又于2017年9月29日、10月14日分别向杨育彬转款24万元、6万元，杨育彬则立即于10月14日当天向侯祥标转款60300元，于10月25日转款61000元，即侯祥标转出款项30万元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回报即达12万多元，年回报率高达485%，特别是2017年10月14日当天，杨育彬转款给侯祥标的数额比侯祥标转款给杨育彬的数额还多，此与一般民间借贷转款形式以及利息回报有明显的差异。此外，侯祥标于2017年7月出借30万元款项给杨育彬时，要求杨育彬出具了借条，但在之后出借款项达110多万元时，却没有要求杨育彬出具相应借条，此亦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常理。由此，本院认为，杨育彬提供的反驳证据致使侯祥标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无法确认，故侯祥标仍应就本案借贷关系的成立继续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借贷合意的形成以及借贷款项的交付。现侯祥标仅提供了交付凭证，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具有借贷的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侯祥标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侯祥标上诉提出剩余款项386500元应为借款，要求杨育彬予以归还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侯祥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97.5元，由上诉人侯祥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锦霞审判员  邹迎晖审判员  吴 湛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魏雨璇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