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8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男，1981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小勇，湖南联合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女，197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骄，湖南琨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某与上诉人余某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均不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7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某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杜某一审诉讼请求；二、余某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杨锋于2015年2月8日向杜某借款195000元事实清楚，原判仅认定本金为130000元，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该笔借款有杨锋出具的借条、130000元的银行流水及付息情况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杨锋本人出具的借条明确载明该195000元由130000的转账和65000元的现金组成，且表明了杨锋已经收妥现金，其从未提出异议，从未表明未收到65000元的现金，其支付的利息也是以195000元的借款本金为基础来计算的。2.同理，2015年12月25日的借款也应是118000元，而不是一审认定的97000元。3.原判未认定杨锋于2018年12月12日、12月20日的借款76200元、28000元，背离事实。该两笔转账真实存在，且杨锋于杜某之前就长期存在借款关系，当时口头约定为短期借款，未要求出具借条，且这种短期的未出具借条的过桥方式之前也出现过两次，一次是2018年7月25日的165000元借款，杨锋于2018年7月31日、8月13日分两次向杜某还款172000元（包含利息7000元）；另一次，是2018年8月22日的166500元的借款，杨锋于2018年11月9日、11月13日分两次向杜某偿还180000元（包含利息13500元），因此，杨锋与杜某后期也发生过没有写借条的借款关系。杜某与杨锋原本不认识，是通过凌保良介绍认识的，双方除了借贷关系，并无其他经济关系，故请求认定该两笔借款系借贷关系。4.2015年2月起至2019年3月，杨锋共计向杜某转账724800元，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前述两笔资金过桥的借款本息共计352000元，另外的是已付的195000元、118000元该两笔借款的利息共计372800元。二、原判有失公平。鉴于借款方杨锋已经死亡，杜某已经证明了本案的基本事实，在部分事实的性质认定上，也从常识及习惯上做了合理的举证、证明，故杜某已经尽到了证明责任，且能达到证明目的，具有高度盖然性。而余某在杜某证明的事实没有明显矛盾，符合常理的情形下，否认事实存在，应当承担部分举证责任。针对杜某的上诉请求，余某辩称：2015年2月8日、12月25日的借款本金实际分别为130000元、97000元，借条上之所以分别注明为195000元、118000元，是为了多收利息。2018年12月12日的76200元及2018年12月20日的28000元，没有借条，不符合生活常识和双方的交易习惯，不宜认定为借款。即使是借款，也都已经还清了。余某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杜某的诉讼请求；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杜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借条载明“按民间国家政策规定许可最高利额付息”，又载明“息额为当日国家银行贷款利率的三倍计算”，该两处约定明显相互矛盾，且无法得知约定利率是多少，属于约定不明，故依法应视为不支付利息，而原判支持了杜某的利息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2、2015年2月8日的实际借款金额为13万元，杜某主张月息为7500元，折合年利率为69%，远高于法律规定的年利率36%的标准，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予返还，一审法院因利息约定不明，判决杜某不需向余某返还利息，系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认定“2018年7月25日杜某向杨锋转账165000元”，又认定“杜某与杨锋还存在其他借款，有331500元的借款没有借条”。而实际上331500元的转账包括了2018年7月25日的165000元和2018年8月22日的166500元，一审法院将165000元转账作了重复认定。2、一审法院将331500元的转账认定为借款，仅是根据杜某的单方陈述，并无借条或其他证据予以证明。3、一审法院以杜某持有借条原件而认定余某尚欠本金227000元，不符合本案事实，应当根据还款数额及借款数额之差得出。4、2015年12月25日的借款，杜某提供的是案外人凌保良向杨锋转账的凭证，但该笔转账实际为97000元，与借条不符，且杨锋的收款账户与借条载明的收款账户不一致。三、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共计70余万元，一审法院全部不予认定，其理由是：被上诉人单方陈述与上诉人还有其他借款，因此70余万元的资金性质真伪不明，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可上诉人作为借款人，只需要证明已经还款，被上诉人若主张70余万元是返还的其他借款，应提供借据和转账凭证。在被上诉人未提供其他借据和转账凭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70余万元的还款可能属于其他借款，系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对上诉人显失公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针对余某的上诉请求，杜某辩称：一、杜某与杨锋之间的借款需要支付利息的约定及履行是明确、具体的。借条中“按民间国家政策规定许可最高利额付息”系对本金利息的约定，“息额为当日国家银行贷款利率的三倍计算”系对利息复利的计算约定，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也未完全按照书面约定来执行。杨锋获得借款后，按月向杜某支付利息，2015年2月8日所借的195000元，按7500元／月支付利息，2015年12月25日所借的118000元，按3000元／月支付利息，因杨锋时常未按时按额支付利息，造成个别月份数额有一定的增减。二、余某提交的杨锋与杜某之间的45笔银行流水涉及金额为724800元，其主张偿还借款，与事实严重不符。余某制作的“杨锋账户转杜某账户明细表”仅罗列了杨锋向杜某的转账，完全忽视了杜某对杨锋的转账，且时间顺序错乱，根据时间发生顺序罗列，能得出195000元、118000元该两笔借款支付利息的规律。根据杨锋与杜某的银行流水，这一时期除所诉借款外，双方至少进行了两次较大金额的短时间的“资金过桥”。因此根据余某提交的银行流水及账户明细表不能得出杨锋已偿还借款的结论，且杨锋实际上也未归还所诉的借款。请求驳回余某的上诉请求。杜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余某以杨锋遗产偿还杜某借款本息442240元（本金417200元，利息25040元），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8日，杨锋向杜某出具《借条》。载明：“借到杜某195000元，由借款人指定账户存入建行，户主杨锋账号43×××61计13万元，借款人收妥现金计65000元，总借款195000元。按民间国家政策规定许可最高利额付息，并按约定于2015年8月7日全额归还。息额为当日国家银行贷款利率的三倍计算，以现金方式付给。”杜某提供了两张杨锋上述指定账号的存款凭条，显示：2015年2月5日存入4万元，2015年2月7日存入9万元，合计13万元。2015年12月25日，杨锋向杜某出具《借条》。载明：“借款人杨锋借到杜某118000元，由借款人指定账户存入农行，户主杨锋账号62×××17计97000元，借款人收妥现金21000元，总借款118000元。按民间国家政策规定许可最高利额四倍付息，并按约定于2016年6月26日全额归还，以转账或现金方式付给。”杜某主张该笔借款中的97000元是通过凌保良的账户转至杨锋账户，并提供了一份凌保良的转账凭条，该凭条显示：2015年12月26日，凌保良向杨锋转账97000元。杜某陈述，因凌保良尚欠他一部分借款，所以经他要求凌保良向杨锋转账，实际上是他借款给杨锋。上述2015年2月8日、2015年12月25日的《借条》采用的均是填空式的格式条款。例如借款金额等关键内容为填空手写录入。杜某于2018年12月12日、2018年12月20日向杨锋分别转账76200元、28000元。杜某主张该两笔款项系借款，但杨锋未出具借条。另，杜某于2018年7月25日向杨锋转账165000元。杨锋于2018年7月31日、2018年8月13日向杜某分别转账80000元、92000元。杜某在庭审中主张杨锋于2018年7月25日向其借款165000元，杨锋于2018年7月31日、8月13日分别还款80000元、92000元，包含7000元利息。据余某提供的杨锋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2015年2月至2019年3月，杨锋向杜某转账累计金额70余万元，显示有45笔交易记录。杜某认可，曾向杨锋收取了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诸如2015年杨锋在多个月份中特定日期每月转账7500元，系偿还借款195000元的利息。另查明，杨锋与余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杨锋于2019年3月27日因病去世。杜某在庭审中陈述，其与杨锋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双方有共同认识的人凌保良。与杨锋还存在其他借款，有331500元的借款没有借条，但杨锋均已偿还完毕了。另，杜某认为利息与滞纳金超过年利率36%，主张以实际的履行的利息情况为准。余某在庭审中表明，不会放弃继承杨锋的遗产，愿意在继承范围内承担债务。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应就民间借贷关系之成立、实际出借金额承担举证责任。2015年2月死者杨锋向杜某出具借条载明的借款总额为195000元，其中转账13万元、现金65000元。结合双方存在多次银行转账的资金往来，双方并不存在亲属、朋友等情谊关系，借条表现为填空式的格式条款，杜某存在收取高额利息的行为，本案中宜认定杜某关于已提供现金借款的证据不足，余某关于实际提供借款金额为13万元的主张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同样，在杨锋2015年12月25日出具的借条中，宜认定杜某实际出借金额为97000元。2018年12月12日、20日的银行转账，杜某主张系民间借贷关系，而杨锋并未出具借条，鉴于双方并不存在特殊情感关系，杜某一改往常行为不要求杨锋出具借条不符合常理和双方的交易习惯，因此杜某关于在这两笔资金中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杜某、杨锋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期间，杨锋向杜某累计转账70余万元，这些资金到底属于其他借款还是仅与本案相关或二者兼有，真伪不明，双方对此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余某关于系争借款已经清偿的主张不能成立。若按月息7500元本金195000元计算，月利率为3.85%。杜某向杨锋收取了超过年利率36%以上的高额利息又无法准确说明所对应的借款本金，致使杜某向杨锋提供的其他借款金额真伪不明，杜某需要返还的利息也真伪不明。本案中，杜某认可杨锋已按约定支付利息至2018年12月份，结合杜某关于双方存在其他合法借贷关系的证据不充分，借条中有银行贷款利率三倍或四倍的类似表述，在本案中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金额为25040元，因此该项利息的诉讼请求可予支持。鉴于杜某目前仍持有2张借条原件，一审法院认定杨锋尚欠本金227000元（130000＋97000）。余某系杨锋的法定继承人之一，其声称不会放弃继承权，本案中系争债务已经到期，因此余某有义务在继承的遗产价值范围内清偿前述债务。鉴于目前遗产尚未分配，若杨锋的法定继承人未在合理期间内分配遗产，债权人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另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余某向杜某偿还借款本金227000元、支付利息25040元（总额以余某依法继承并且尚存的杨锋的遗产价值为上限）；二、驳回杜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确定的债务限余某在分得遗产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尚未分割的遗产在本案中不直接纳入强制执行范围。一审案件受理费7934元，由杜某负担4000元，余某负担3934元（以余某依法继承并且尚存的杨锋的遗产价值为上限）。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余某在继承杨锋的遗产范围内应向杜某偿还的借款本息问题。本案中，杜某与杨锋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但双方对出借的借款本金是否偿清存在争议，杜某主张其向杨锋出借的借款本金共计417200元，余某则主张本案的借款本金实为227000元且已偿清。经查，杜某主张四笔借款为：1.2015年2月8日195000元；2.2015年12月25日118000元；3.2018年12月12日76200元；4.2018年12月20日28000元。其中第1、2笔借款有借款人杨锋出具的借条，但第1、2笔借款的转账记录分别仅为130000元、97000元，借条虽载明剩余的借款系现金交付，但杨锋的继承人余某仅认可转账金额为实际出借款项而否认现金交付，综合杨锋与杜某之间非亲朋关系、借条系填空式的格式条款、杜某存在收取高额利息行为等因素，宜认定该两笔借款本金分别为130000元、97000元；第3、4笔借款虽有转账记录，但杨锋未出具借条，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且杨锋与杜某之间有多次银行资金往来，不能证明该两笔款项属于借款，也不能证明如属借款但未清偿。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借款本金为227000元，并根据杜某持有借条原件及借条中有利息的约定等情况，判决余某偿还相应的借款本息（总额以余某依法继承并且尚存的杨锋的遗产价值为上限），并无不当。杜某与余某相关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杜某与上诉人余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34元，由上诉人杜某负担4000元，上诉人余某负担39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芳审判员 于 峰审判员 胡益民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伍志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