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9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俊杰，男，198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支太红，广东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晟誉木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龙津路合和家具厂西500米之一（临时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杜科。上诉人李俊杰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晟誉木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誉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7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李俊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支太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晟誉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俊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李俊杰与晟誉公司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7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李俊杰已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其与晟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一审法院在晟誉公司缺席的情况下，不采纳李俊杰的全部证据，也不就本案案情对晟誉公司进行核查，错误的认定李俊杰与晟誉公司不存在关系。1.李俊杰在晟誉公司处担任厂长职务，晟誉公司向李俊杰支付了工资及工伤后的生活费；晟誉公司是2018年8月28日聘请李俊杰担任厂长，工资按工厂每月总产量进行的计算，10元/吨，工资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由晟誉公司法定代表人转入李俊杰账户，工资发放记录为2018年10月30日支付李俊杰9月份工资8249元；此外，晟誉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30日、2019年1月21日、2019年3月1日先后三次向李俊杰支付了4000元工伤后的生活费。该事实李俊杰提交的银行流水足以证实。2.在李俊杰受伤后，由晟誉公司报120送到医院治疗，并为李俊杰支付了近10万元的医疗费，充分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住院期间全部的医疗费近10万元，全部由晟誉公司支付。如果李俊杰与晟誉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是合作关系，晟誉公司不可能为李俊杰积极垫付如此大笔的医疗费，这明显也不符合常理。3.晟誉公司为李俊杰购买了团体意外伤害险，投保人为晟誉公司，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团体意外伤害险的保费是晟誉公司支付，就该事实李俊杰一审时提交了电子保单予以证明。但一审法院却称该证据是打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但该保单是在平安保险公司网站上现场查询的电子保单，李俊杰也当庭在平安网站查询并打开该电子保单。4.发现李俊杰受伤的证人冀某出庭作证，也进一步证实了李俊杰在为晟誉公司工作时受伤情况，及李俊杰与晟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根据证人陈述，2019年9月27日，李俊杰在晟誉公司的生产车间清理传送带上的灰尘时，不慎被传送带卷入机器绞伤，之后向证人冀某求助，证人将李俊杰救起来后，并由120及时送到医院救治，证人冀某也在晟誉公司出工作，是李俊杰的员工。证人陈述完全与其他证据能相互佐证。5.在李俊杰伤情恢复出院后，晟誉公司还与李俊杰协商相关赔偿事项。根据李俊杰提交电话录音证据，在晟誉公司法定代表人杜科与李俊杰在2019年7月11日晚上10点左右的通话中，双方谈到了有关该案的赔偿问题，最后就工伤赔偿事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该证据也充分证实李俊杰与晟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综上所述，晟誉公司向李俊杰发放了一个月的工资，以晟誉公司名义为李俊杰购买的团体意外伤害险，在李俊杰发生工伤后，为李俊杰垫付全部医疗费、支付工伤生活补贴，并在李俊杰痊愈后与李俊杰协商赔偿的事项等，上述每一项事实李俊杰均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充分证实李俊杰与晟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晟誉公司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意见。李俊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李俊杰与晟誉公司在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7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晟誉公司系于2016年12月2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李俊杰主张其曾与晟誉公司为供货关系，由其向晟誉公司供应木糠，其于2018年8月28日经晟誉公司邀请入职晟誉公司处担任厂长一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晟誉公司没有为其参缴社会保险，但有为其购买一份商业保险，双方口头约定每月工资按计件10元/吨的标准计算工资，晟誉公司法定代表人每月月底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工资，在2018年10月份向其发放工资8249元，该工资中扣减了600元伙食费和三天工资900元，其于2018年9月27日凌晨在晟誉公司生产车间清理机器传送带上的灰尘时，不慎被传送带卷进机器里绞伤，分别两次进行住院治疗，医药费均由晟誉公司支付，最后一次医疗费晟誉公司通过微信转账6000元给李俊杰，住院期间由其两个亲戚宋康飞和李现甫以其名义向晟誉公司供货，并由其收取货款，其于2019年4月8日出院后没有回到晟誉公司处工作，其在晟誉公司处的工作时间为2018年8月28日至2018年9月27日。为证明上述主张，李俊杰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平安保险单手机页面截图、诊断证明、出院记录、出院小结、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作为证据。其中，对方户名“*科”，对方账号为62×××74分别在2018年9月6日李俊杰向转账17670元、2018年10月10日转账38251.1元、2018年10月30日转账8249元、2018年11月7日转账29594.6元、2018年12月11日转账18334元、2018年12月30日转账4000元、2019年1月16日转账10287元、2019年1月21日转账4000元、2019年3月1日转账4000元。李俊杰主张上述均为晟誉公司向其转账的款项，2018年10月30日支付的8249元是工资，在2018年12月30日、2019年1月21日、2019年3月1日分别支付4000元是受伤期间生活费，其余款项均为供应木糠的货款。平安保险单手机页面截图记载投保人为晟誉公司，被保险人为李俊杰，保险期间从2018年9月13日零时起至2018年11月7日，险种名称为平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保额300000元；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保额40000元。诊断证明、出院记录、出院小结记载李俊杰分别在2018年9月27日至2018年10月9日在广州市南沙区第六人民医院住院12天，在2018年10月9日至2018年11月17日在顺德和平外科医院住院39天，在2019年3月24日至2019年4月8日在顺德和平外科医院住院15天。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对话人名称为“晟誉生物燃料”，“晟誉生物燃料”向李俊杰转账6000元，款项备注为“住院押金008”，“晟誉生物燃料”其后向李俊杰转账1000元，款项备注为“住院押金12”。证人翼朋飞出庭作证，证人翼朋飞称：“李俊杰和我是同乡关系，我们小时候就认识，我在2018年8月20日通过李俊杰进入晟誉公司工作，李俊杰于2018年约9月份入职晟誉公司处担任厂长，以及负责厂内设备维修，2018年9月27日，李俊杰在厂内维修机器，在晚上11点至1点左右才基本修完，当时李俊杰还未休息，后来我听到李俊杰在里面叫我，就发现李俊杰的手被绞进机器里。李俊杰以前向晟誉公司供应木材，李俊杰在晟誉公司处工作期间就没有供货了，由另外两个老乡负责供货。”晟誉公司没有对李俊杰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晟誉公司于庭前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进仓单、称量单复印件若干份作为证据，以证明李俊杰是晟誉公司的长期原材料供应商，双方因业务关系有多次转账往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进仓单、称量单记载日期为2018年10月11日至2018年10月23日，进仓单的收货部门一栏以及称量单客户名称一栏均填有李俊杰的名字。李俊杰对晟誉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原件核对，单据均没有李俊杰的签名确认，出单日期均在李俊杰受伤后，不能证明其在入职和受伤时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李俊杰的两个亲戚在其受伤后一直以其名义向晟誉公司供货。李俊杰以晟誉公司为被申请人，于2019年7月18日向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其与晟誉公司在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6日作出穗南劳人仲案〔2019〕85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李俊杰本案的全部仲裁请求。李俊杰因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李俊杰主张与晟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没有提供劳动合同、工资条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李俊杰所提供的证据分析如下：第一，李俊杰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虽载有对方户名为“*科”向其转账的记录，但该名称没有显示完整名称，李俊杰主张是晟誉公司法定代表人杜科向其转账的工资及木糠款，但李俊杰自认其曾是晟誉公司的供货商，即使是杜科向其转账款项，亦无法证明该款项包含工资部分。第二，平安保险单手机页面截图记载的保险属于商业保险性质，并非法律法规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其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范畴，而且其没有提供该保险保单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第三，微信聊天记录除显示对话人“晟誉生物燃料”向其转账备注为“住院押金”的款项之外，没有其他对话内容。第四，证人翼朋飞自称曾在晟誉公司工作，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明，其与李俊杰为同乡关系，且双方自小认识，与李俊杰存在利害关系，故翼朋飞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后，李俊杰提供的诊断证明、出院记录、出院小结均无法直接证明晟誉公司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综上，李俊杰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为晟誉公司提供劳动、接受晟誉公司管理的事实，即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俊杰与晟誉公司在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7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俊杰虽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李俊杰要求确认其与晟誉公司在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7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俊杰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李俊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李俊杰提交了以下证据：1.冀某投保信息打印件；2.冀某农业银行工资流水；证据1-2拟证明冀某是晟誉公司的员工，晟誉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个人银行账号向证人冀某支付工资，支付工资的账号与支付给李俊杰的账号一致，证明晟誉公司一直通过法人的账号向员工发放工资的事实。3.李俊杰与晟誉公司法定代表人杜科电话录音及录音文字稿，拟证明2019年7月11日晚10:18，李俊杰与杜科通电话，在电话中杜科确认帮李俊杰支付医疗费以及关于李俊杰工资待遇包括工伤赔偿的事项具体详细协商和调解，双方因为赔偿金额未达成一致，证明李俊杰与晟誉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俊杰与晟誉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成立一般应符合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否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为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本案中，李俊杰主张其与晟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交转账明细、证人冀某证言和意外伤害险缴纳证明等证据。关于冀某的证言是否应采信的问题，李俊杰在二审补充提交了证据，证实了户名为“杜科”，尾号为9974的账户分别于2018年10月30日、11月29日向冀某支付款项；另有投保人显示为晟誉公司，被保险人为冀某的企业员工团体保险保单，冀某在一审有出庭陈述其证言，结合上述情形，本院对冀某的证言予以采纳。关于李俊杰所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可显示户名为“*科”，尾号为9974的账户分别于2018年9月6日、10月10日、10月30日、11月7日向李俊杰的账户支付款项，该账户除查询记录中所隐去的5位数字外，其余号码均与向冀某转账的“杜科”账户相同，故本院确认向李俊杰转账的“*科”账户与向冀某转账的“杜科”账户一致。李俊杰主张10月30日支付的8249元为工资，其余为货款。晟誉公司经本院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出正当理由，其并未对款项转账情况、购买保险情况进行合理说明，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采信李俊杰的主张，确认双方自2018年8月28日存在劳动关系。另，李俊杰确认在2018年9月27日之后，未在晟誉公司处上班，故本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在2018年9月27日终止。综上所述，李俊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718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李俊杰与广州市晟誉木制品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至2018年9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驳回李俊杰其他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广州市晟誉木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印 强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唐亚玲陈培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