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民终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全胜，男，1969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山阳区。系栗秀英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亚平，男，195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解放区。与赵全胜系朋友关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喜玲，女，197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山阳区。系赵全胜妻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栗秀英，女，193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山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学，河南海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全胜因与被上诉人栗秀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2019）豫0811民初4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4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全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亚平、被上诉人栗秀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全胜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2019)豫0811民初4005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矿山机器厂就涉案房屋向不动产登记机关提交的房屋登记证明文件和焦房权证山阳字第××号房产证，是不动产机关对涉案房屋权属性质房屋登记薄资料,涉案房屋登记簿和房产证确认涉案房屋为矿山机械厂集资房。《物权法》第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房产证和不动产权属登记证明文件上都明确确认涉案房屋是矿山机械厂集资房屋,对外具有集资房屋的公示公信力,赵全胜母亲栗秀英仅为集资房屋家庭共同共有产权登记代表人,一审判决本案产权证登记信息栗秀英为产权所有人与房产证和不动产权属登记证明文件上都明确确认涉案房屋是矿山机械厂集资房屋的产权性质不符,一审认为的理由与国家房改集资政策行政法规相悖。集资建房是国家政策规定单位内部职工享受房改政策的形式,1995年涉案房屋集资建房时赵全胜是矿山机械厂正式职工,具有内部职工集资建房的身份权，1994年《国务院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政策的决定》第18条规定“每个职工代表一户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房改”;国家住建部《关于唐悦民房改房产权认定问题的复函》规定“房改集资产权性质归家庭成员共有”的行政法规规定了房改集资房属于家庭共同共有。最高院(2014)高民申字第02960号判决书指导案例规定“集资房依据体现对职工福利性质,只对职工，他人无权享受”;国家住建部、财政部、国家监察委等八部委颁布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参加单位合作集资建房的对象必须限定在本单位职工”;第35条规定“单位合作集资建房供应对象,产权关系按照经济适用房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最高院颁布指导案例《李月兰与田凌云、田文涛赠与合同纠纷案【2015】高民申字第01585号》判决书裁判要旨规定“房改房属国家福利，具有补偿性、社会保障性、享受权利的一次性特点,即使房改后房屋登记在家庭成员一人名下,该案房屋仍为共同财产”。最高院颁布指导案例《潘美娟等所有权确认纠纷案【2011】民监字第906号》判决书裁判要旨“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文件规定:房改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所以房改房对象主体有严格政策限制”,涉案房屋由1995年集资建房时赵全胜具有矿山机器厂职工身份权,父亲赵俭儒、母亲栗秀英都与矿山机器厂无劳动关系，赵全胜一审提交的户口本证明了包括父亲赵俭儒、母亲栗秀英、赵全胜及妻子、儿子在内家庭成员从涉案房屋1995年集资建房到现在是公安户籍登记共同生活居住的一个家庭，上诉人父亲赵俭儒1999年生病去世办理丧事都在涉案房屋，赵全胜承担了全部费用和义务,赵全胜和妻子李喜玲一直在涉案房屋与母亲栗秀英共同居住尽赡养义务,一审判决书使用“各个子女均已成年,各自成家”的模糊语言替代修正赵全胜矿山机械厂正式职工房屋集资身份权的身份,替代修正赵全胜与母亲和父亲属于共同生活同一居住家庭的事实，属于对关键突出证据的替代修正。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文件第18条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最高院指导案例裁判要旨和规定，涉案集资房屋在程序上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生活居住期间按国家政策共同出资的共有财产权,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作为家庭共同成员共同生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共全体家庭成员生活的房屋。物权法第103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户口本足以证明上诉人与父亲赵俭儒、母亲栗秀英具有共同生活家庭关系，涉案集资房屋无论登记到共同家庭关系任何人名下都不能改变涉案房屋为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产权形式,本案关键突出证据是上诉人与父亲赵俭儒、母亲栗秀英是同一户口登记具有家庭关系并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一审作出“取得房产时,赵俭儒与栗秀英包括赵全胜在内的各个子女均已成年,各自成家”的判决是对同一户口登记并长期共同生活具有家庭关系的不当修正,一审判决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不当。赵全胜与涉案集资房屋2014年转移登记是家庭共同共有产权代表人由栗秀英变更为赵全胜的变更登记。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实际是集资房屋权属共同共有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是代表人变更请求权，而非房屋所有权转让。契约仅是为办理共同共有产权代表人变更登记而设，房管局格式化变更程序不能改变涉案集资房共同共有产权性质。本案诉请不存在实质民事争议,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共有产权登记代表人的变更。一审“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栗秀英与赵全胜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第三人应恪守履行”的判决直接违反了国家房改集资房屋是一名职工代表一户家庭参加房改集资的政策,违反了国家住建部房改集资房屋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行政法规。一审判决违反了家庭共同共有房产代表人的变更登记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买卖合同民事关系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与最高院和地方法院有关房改集资房屋的裁判规定相悖。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与本案房改集资房应当适用国家房改集资房为共同共有的特别行政法规不符,明显适用法律不当。我们国家房改集资房屋没有具体实施细则，至今存在大量遗留问题,但最高院和各地方法院针对实际发生的问题根据法律原则和法律依据都作出了系列判决,上诉人一审向法庭提供了行政法规和针对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请、质辩观点所对应的最高院系列判决指导案例,但一审对上诉人具有集资房屋身份权构成家庭共同共有等系列证据和法律法规全部回避,对突出重点的证据没有认证说理,判决书不具有案件事实的证据认定,不具有政策逻辑性,不具有判案理由的逻辑性和说理性及文字语言的准确性,二审应当依法纠正。上诉人父亲赵俭儒1995年与上诉人共同生活居住期间，以上诉人家庭代表人名义办理了房屋集资款收据是上诉人共同生活居住家庭内部的事情,最高院(2014)高民申字第02960号判决书指导案例裁判要旨规定“房改集资房价格体现对职工的福利性质,只针对职工,他人无权享受此优惠,他人支付购房款的行为应认定为代职工付款”,涉案房屋集资建房资金是上诉人同一居住家庭共有资金,至于谁代表共同生活居住家庭成员缴纳集资款与上诉人具有集资身份权不产生否定关系,一审认为“本案涉案房产系赵俭儒和栗秀英交付购房款取得的房产”所做出的判决与事实和行政法规、法律、最高院指导案例相悖,直接违反了国务院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决定第18条“一名职工代表一户家庭只能参加一次房改”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干涉了上诉人与父亲赵俭儒、母亲栗秀英长期在涉案房屋共同生活形成的房屋财产家庭内部的个人隐私权和处分权。上述全部理由、法律条款、行政法规、最高院指导案例均被一审判决全部回避,尤其是回避了单位职工集资建房身份权和资格权的行政法规,更重要的是回避了最高院指导案例《法官说法》第85期(2008年案例)裁判要点“房改集资房为同住人口所有,一般不应改变房屋居住现状,在充分释明和调整后,如原告坚持诉请,法院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回避了该法律原则。一审还回避了上诉人另外提交的诉词补充所阐述的证据和法律规定，回避了庭审规定的“涉案房屋权属性质和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争议焦点,以本院“认为”替代修正法律和行政法规所做出的判决不能成立。一审庭审时明确记录上诉人母亲栗秀英在本案诉讼前一天由上诉人赵全胜的兄殊从赵全胜家接走,明确记录栗秀英与上诉人赵全胜一直共同居住,但一审判决对此关键证据全部回避之目的就是回避上诉人和母亲、父亲作为单独长期共同居住家庭的关键证据，是对本案虚假诉讼代理人“上诉人不能证明与父母亲是同住关系”质辩观点的变相肯定。一审庭审上诉人已经举证本案诉讼已经是第三次诉讼的证据,直接证明上诉人母亲栗秀英已经90岁，本案诉请是上诉人兄弟姐妹之间制造事端的虚假诉讼,提供的证据证明了第一次虚假诉讼时由山阳区法院审理法官到家中直接向栗秀英询问并证明了不存在诉讼赵全胜的事情,证明了本案诉讼是兄弟姐妹之间导演的一场闹剧。本案一审庭审时法官询问栗秀英本案诉讼是干什么,栗秀英根本没有作出诉请主张的对应回答,该问题在一审记录有明确记载,一审判决书回避该庭审记录是在回避本案没有实质性民事争议的问题。综上,请二审依法支持上诉人诉求。栗秀英辩称，1、涉案房产在变更登记前，登记在栗秀英一人名下，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根据《物权法》第17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之规定，涉案房产在变更登机前所有权由栗秀英所有，如赵全胜认为该登记与事实不符，可通过诉讼方式要求不动产登记部门予以变更。否则，该涉案房产即应当被认定为栗秀英的个人财产。2、赵全胜引用的“关于唐民悦房改房产权认定问题的复函”中明确了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的主体是城镇职工家庭，而该家庭又明确被限定为仅指夫妇双方。赵全胜引用的1994年《国务院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政策的决定》已经被废止，虽然该决定第18条规定了一户家庭只能享有一次房改，但是第21条同时规定了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而赵全胜引用的相关判例也都能够印证所谓的家庭共有仅指夫妻二人共同共有，不包括子女。况且原告丈夫在购买涉案房产时赵全胜已经成年并结婚，赵全胜与原告夫妇已经不属于一个家庭。所以，赵全胜称自己涉案房产的共有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栗秀英与赵全胜就涉案房产签订了买卖协议，并且双方在申请变更登记时均称涉案房产在变更登机前栗秀英单独所有权，所以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无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赵全胜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栗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其购房款22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2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6月19日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截至2019年7月31日暂计利息59190元），以上共计27919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本案涉案房产位于山阳区和平东街矿××家属院××楼××单元××号（建筑面积81.82平方米），系焦作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又名焦作矿山机器厂）的职工集资房。原告栗秀英的丈夫赵俭儒是原焦矿公司的职工，1996年5月29日赵俭儒以焦矿公司职工身份取得涉案房屋的分配权。2000年1月1日赵俭儒死亡。2005年5月26日，焦作矿山机器厂与栗秀英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将涉案房屋以28200元的价格出售给栗秀英，双方付清房款并办理完毕过户手续，栗秀英取得100%产权。2014年6月18日，栗秀英与儿子赵全胜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契约约定：栗秀英将坐落在山阳区和平东街矿××家属院××楼××单元××号的房产出售给赵全胜。上述房产成交价格为200000元，赵全胜于2014年6月18日前一次性付清给栗秀英，付款方式为现金。双方同意于2014年6月18日由栗秀英将上述房产正式交付给赵全胜。栗秀英、赵全胜分别在落款处签名并按手印。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将该房屋过户至赵全胜名下，办理转移登记过程中交易成交价变更为220000元，双方签字确认。后赵全胜未支付购房款，栗秀英诉至法院。另查明，2018年11月12日，原告曾将被告诉至该院，案号为（2018）豫0811民初3917号，办案法官依法到家中向栗秀英调查，栗秀英明确表示“不起诉赵全胜、也没有提出要求赵全胜支付房款22万元”，该院以不具有实质性民事争议为由作出驳回裁定。后原告再次起诉，于2019年7月8日提出撤诉申请，该院依法作出（2019）豫0811民初19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撤诉。本案于2019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栗秀英本人到庭陈述，因被告赵全胜购买原告房屋而未支付购房款，栗秀英要求被告尽快支付购房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栗秀英与赵全胜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恪守履行。栗秀英已依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将房屋过户到了赵全胜名下，赵全胜依法应当支付购房款。关于被告主张涉案房产为单位集资房，属家庭成员共同共有，栗秀英仅作为家庭共同成员代表人办理的涉案房屋交房手续。首先，家庭共同财产系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或接受赠予而共同所有的财产。本案涉案房产系赵俭儒于1996年5月29日获得的单位集资房,后赵俭儒去世，妻子栗秀英于2005年交付购房款办理交房手续，取得房产时,赵俭儒与栗秀英包括赵全胜在内的各个子女均已成年，各自成家。赵全胜虽提供了其缴纳涉案房屋水电费的证据，但不足以证明其是集资权人。其次，不动产物权一经依法登记,则具有对外的公示、公信效力，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以登记为准，本案产权证的登记信息显示，栗秀英为产权所有人，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集资房的性质不影响栗秀英为单独产权所有人。故被告主张讼争房产是家庭组成人员的家庭共同共有财产,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栗秀英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赵全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栗秀英购房款22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6月19日起计算至赵全胜实际付清之日止，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744元、保全费1916元，由赵全胜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赵全胜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供：1、焦作市仪器厂职工履历表及退休资料一份，证明栗秀英是仪器厂职工，涉案房屋矿山机器厂职工集资身份权是赵全胜，栗秀英是代表家庭进行集资房屋的产权登记，而不是个人。2、申请两名（毛某、范某）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毛某陈述，其是矿山机器厂的工人，现在机器厂已经解散，在矿山机器厂家属院住，与赵全胜从小是邻居、同学关系。涉案房屋是1995年集资的，我们住的是一栋楼，其也是集资户，1996年房子盖好以后通知我领钥匙，赵全胜是矿山机器厂职工，有集资权，赵全胜与他的父母一起居住；证人范某陈述，其是矿山厂的职工，现仍居住在矿山家属院，和赵全胜住的楼是挨着的。我是仓库保管员，与赵全胜的父亲关系很好，当时和我说过集资房的事情，是替赵全胜去开的会，他们住的房子是集资房，赵全胜和他父母长期在一起住。集资房应该是赵全胜集资房的，因为当时他的父亲已经退休了。被上诉人栗秀英质证称：对该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的填表日期显示为1980年2月29日，而该组证据中所加盖的红色印章名称为河南焦矿机器有限公司劳资专用章，焦作市仪器厂后并入河南焦矿机器有限公司，这也就是该组证据加盖红色印章为焦矿机器有限公司的原因，能够证明栗秀英也属于河南焦矿机器有限公司的职工，并且涉案房产是栗秀英丈夫的集资房，是以栗秀英丈夫的职工身份所享有的集资权，所以上诉人所称其享有涉案房产的相应权利没有依据；对证据2两名证人的证言仅能证明赵全胜此前与栗秀英夫妇一起共同居住的事实，两名证人对于涉案房产的集资权以及所有权均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房产的所有权也不能以证人的形式来进行确认。两名证人的证言均不能证明涉案房产系赵全胜的集资房，更不能证明赵全胜对涉案房产享有相应权利。上诉人赵全胜对两位证人证言质证称，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涉案房屋是以赵全胜职工身份集资的产权，是代表家庭共同共有房屋，赵全胜和其父母及赵全胜妻子儿女长期共同居住。集资房不能改变共同共有关系，更不能以买卖形式改变家庭共同共有，共同居住关系。本院认为，上诉人赵全胜提供的证据1、2不能证明涉案房屋是由赵全胜出资集资的房产，更不能改变该房屋已登记在栗秀英名下后又通过买卖行为变更登记在了赵全胜名下的事实，即该证据不能证明赵全胜的证明指向。经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依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动产物权属于对世权、绝对权，一经依法登记,则具有对外的公示、公信效力。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证据显示涉案房产系赵全胜的父亲赵俭儒于1996年5月29日获得的单位集资房,赵俭儒去世后，其妻子栗秀英于2005年交付购房款后办理了交房手续，涉案房屋产权证的登记信息显示，栗秀英为该房产单独产权所有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上诉人赵全胜主张涉案房产为单位集资房，属家庭成员共同共有，栗秀英仅作为家庭共同成员代表人办理的涉案房屋交房手续，并提供了其缴纳涉案房屋水电费的证据，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涉案房屋的集资权人，也不能证明涉案房屋是其家庭组成人员的共同共有财产,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买卖合同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所有权移转是物权变动的结果。本案中，栗秀英与赵全胜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恪守履行。栗秀英依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该房屋业已过户，登记在赵全胜名下，赵全胜已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即应当支付购房款。一审认定栗秀英与赵全胜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有效,并判决赵全胜支付相应的购房款，并无不当。综上，赵全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88元，由上诉人赵全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军审判员 余同云审判员 毕 蕾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舒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