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1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庆良，男，1982年5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兴，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阚惠，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慧玲，女，197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兆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安琪，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高柱贤，男，1951年1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兴，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阚惠，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庆良因与被上诉人李慧玲、原审第三人高柱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5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庆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李慧玲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李慧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高庆良与李慧玲系合作购房关系并非借贷关系，款项为合作购房出资款并非借款，一审法院认定是借贷法律关系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法院应当查明实质的基础法律关系，而本案的实质基础法律关系是双方合作出资购买房屋，借款合同仅是李慧玲为了保障自己合作购房对房屋的权益而要求高庆良签订的，合同的履行也并非按照借款合同去履行，而是按照合作购房去履行的，具体阐述如下：2013年，高庆良及李慧玲为结婚协商合作购房，因当时广州市实施限购政策，李慧玲名下已有5套房屋，房屋无法以高庆良和李慧玲名义共同购买和登记，而高庆良拥有购房资格，故双方同意使用高庆良购房资格购房。2013年8月17日，高庆良与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高庆良向保利公司购买广州市荔湾区翠琳街ll号（自编6）3703房等，高庆良的父亲即高柱贤于2013年8月17日支付1009187.5元首付款，李慧玲出资将购房款分两笔于2013年10月9日、2013年11月1日共支付2360676元至保利公司账户。因案涉房屋系以高庆良名义购买且拟登记在高庆良一人名下，且又是婚前购买，李慧玲担心自己不能确认是房屋的共同所有人，于是提出与高庆良签订《借款协议》以保障自己能成为房屋共有人。双方于2014年2月14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6月15日办理公证手续将该房产分割，在公证协议书中明确：房屋是以高庆良名义购买，明确了将房屋作为共同财产，以共同的名义登记，各占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更能说明是双方共同购买，只是因为购房政策的限制，所以才以高庆良一人的名义签约。二、从《借款协议》的内容和履行情况来看，也能证明借款是虚假的。（一）《借款协议》的内容不合常理，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1.《借款协议》签订时间为2013年8月1日，即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但《借款协议》中约定的抵押房屋地址却与房屋买卖合同中载明的地址完全一致，显然《借款协议》的真实签署时间是在出资购房之后，为了保障自己作为房屋共同出资人和所有人的权益。2.根据《借款协议》第八条约定，如是借贷关系，出借人怎么会对房屋投资进行装修，这更能说明李慧玲与高庆良是共同出资购房。3.《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利率竟高达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该约定非常不符合常理，不可能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首先，双方为未婚夫妻，怎么可能约定如此高的借款利率；其次，高庆良父亲已帮其支付首付，而高庆良征信良好，完全可以自行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购房贷款的利率5％左右，而对方的借款利率却高达年利率24％，如果不是共同出资购买房屋，不可能不选择向银行申请低利率贷款，而向李慧玲借利率为24%的借款，足以说明该借款是虚假的。（二）《借款协议》的履行并不符合自然人之间借贷操作常理，反而体现了合作购房的履行特征。出借人并非将款项支付给借用人，而是将款项支付给房屋出卖人。借款期限届满后，一直到离婚案件结束，李慧玲一直未主张借款本息，而是主张房屋权利，直至她要全部房屋的想法未能实现，才又起诉主张借款本息。三、在聊天记录及离婚案件中，李慧玲一直都是在主张房屋权利，并未主张借款本息，充分说明借款是假，合作购房是真。（一）在高庆良与李慧玲徼信聊天记录中有体现，离婚前，李慧玲多次主张房屋系其出资购买，要求高庆良返还房屋。（二）在离婚诉讼案件李慧玲的自述自认中也有体现。四、一审法院将高柱贤100万的付款认定为债务转移是错误的。债务转移需债权人、债务人及第三人达成一致合意，本案中高庆良与第三人均否认存在债务转移的合意和事实，李慧玲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三方合意的存在，一审法院仅依照高庆良与第三人存在父子关系，以及并不能反映高庆良与李慧玲真实交易关系的《借款协议》及《收据》，以高度盖然性为理由，强行推定第三人债务发生转移，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原、被告双方离婚诉讼中的其是出于对原告的同情和补偿，将案涉房产分给原告一半的抗辩意见，可以看出上述公证行为系被告自行处分其属于婚前财产的单独所有的案涉房屋”，并进而得出双方不是出资合作购房而是借款，是错误的。离婚案高庆良答辩原表述为：“由于3703房屋的购房款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都有共同出资，并且已经双方同意离婚，答辩人考虑到被答辩人年龄已经比较大，错误的婚姻耽误了几年时间，出于对被答辩人的同情之心和补偿，所以与被答辩人到广州市广州公证处把3703房屋的产权分给被答辩人二分之一。”并且，高庆良在离婚案《民事答辩状》及庭审中多次提到案涉房屋系共同出资购买。从以上可以看出，在表述“出于同情和补偿”分给李慧玲一半房产时表述的第一个理由都是房屋是双方共同出资购买。并且，再结合双方公证《协议书》中表述的案涉房屋是“以高庆良名义购买”并对房屋进行分割，更能说明不是高庆良对婚前财产的单独处分，而是双方对出资合作购房的房产分配。六、在离婚案件中，李慧玲主张公证分割房产是对所谓“借款协议”债务的部分履行，现又以全部债权起诉高庆良，有违诚信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本案中，李慧玲不仅在此前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多次表述房屋是其出资购买，并由此主张对房屋的权利，未主张借款，并且还在离婚案件的诉讼当中称：“关于离婚协议和借款协议中3703房屋归原告所有的约定被告已部分履行”。根据前述规定，李慧玲该表述已构成对自己不利事实的自述自认，现在，李慧玲又主张高庆良偿还全部借款本息，不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七、同一法院、同样案情，在发回重审查清了有利于高庆良情况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却作出对高庆良不利的截然相反的判决，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的权威性。二审法院并未否定原一审法院对事实及法律适用的认定，而是就应当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未参加诉讼，导致涉及第三方债务转移的问题未查清这一程序性问题裁定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依法追加的第三人明确说明不存在债务转移的事实。这一事实本身是有利于高庆良的，但一审法院却作出与前一判决完全相反的、不利于高庆良的判决，该判决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的权威性。李慧玲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高庆良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高庆良的主张完全不符合常理，且没有证据证明涉案3703房屋是高庆良的个人婚前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1.李慧玲与高庆良从没有达成过口头共同出资购买婚房的约定，也没有签署过任何共同出资购买分行的书面协议。2.李慧玲无任何因结婚而共同购房的意愿，婚后完全可以选择李慧玲名下的房屋而居住，没有必要再购买婚房。3.高庆良与李慧玲从未曾在涉案3703房屋共同生活居住，该房屋是高庆良的婚前财产，公证书中对房屋产权分割是因高庆良婚内出轨后对李慧玲补偿，而将其婚前财产1/2产权赠予给李慧玲，而结合之前的离婚诉讼以及是本案原一审、二审，现一审的庭审情况，高庆良并没有对本案的该房屋进行过任何的出资，绝非是对双方各自出资的权益分配，而该房屋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亦非共同购房。4.李慧玲与高庆良签署的所有文件均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特点，相互印证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真实存在，而李慧玲出借的337万本金，绝对是高庆良个人债务。5.在本案之中，法院同样的案情发回重审之后，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并非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的权威性，恰恰是一审法院对原来判决的错误进行了相应的纠正。高柱贤述称，同意高庆良的上诉意见。李慧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庆良立即向李慧玲偿还借款3360676元及支付利息（以3360676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自2013年11月2日起计至高庆良实际清偿上述欠款本金之日止）；2．判令高庆良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慧玲与高庆良于2009年相识，于2014年2月14日登记结婚。高庆良与高柱贤系父子关系。2011年6月26日，李慧玲委托案外人朱少兰将1000000元款项支付至高柱贤的账号（账号：36×××86、开户行：工商银行万福路支行）。6月28日，案外人朱少兰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高柱贤的中国工商银行36×××86账号转账1000000元。6月30日，高柱贤（借款人）向李慧玲出具《借条》，载明：高柱贤欠李慧玲1000000元，定于2011年10月1日前全部还清该款项等。2013年8月1日，李慧玲（贷款人、乙方）与高庆良（借款人、甲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337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8月1日起至2015年11月5日止，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从2013年8月1日起计至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归还之日止，乙方于2013年11月2日前将借款分期借予甲方；甲方用广州市荔湾区翠琳街11号（自编6）3703房作抵押，并将该房屋的购房合同书原件交给乙方保管，如甲方到期不能归还乙方借款及利息，甲方用以上述房屋抵债，如甲方到期如数归还借款及利息，乙方则将上述房屋的购房合同书原件交还给甲方；甲方应在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天内（即2015年11月7日前）一次性偿还乙方全部借款及利息等。2013年8月17日，高庆良（买受人、乙方，单独所有）与案外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卖人、甲方）签订《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乙方所购商品房为保利花香美苑住宅楼自编4-7栋及垃圾收集站自编6栋37层3703房，地址为荔湾区翠琳街11号（自编6）3703房，建筑面积共165.9平方米；单价每平方米25550.38元，总金额3372394元，自合同签订之日支付全部房款的30%（1011718元），在2013年10月2日前支付全部房款的30%（1011718元），在2013年11月2日前支付全部房款的40%（1348958元）；乙方将商品房预售款支付至预售款监控账户中（银行：农业银行广州城南支行、账号：44×××62）等。同日，高柱贤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62×××63账号以POS机刷卡的形式向案外人保利房地产（集团）支付了1009187.50元首付款。后李慧玲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62×××75账号于2013年10月9日、2013年11月1日向案外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44×××62预售款监控账号转账1011718元、1348958元。11月2日，高庆良向李慧玲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李慧玲全部借款3370000元等。2016年6月15日，案外人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出具《公证书》[编号：（2016）粤广广州第117328号]，载明：李慧玲、高庆良于2016年6月15日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签约行为合法，协议内容合法，协议书中双方的签字均属实等。李慧玲、高庆良在该公证的《协议书》中约定：坐落于荔湾区翠琳街11号（自编6）3703房的房屋是以高庆良名义购买，现双方自愿约定上述房屋以李慧玲、高庆良名义共同登记，各占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等。2017年3月29日，李慧玲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向高庆良提起离婚诉讼[案号：（2017）粤0104民初7626号]。该院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生效判决，准许李慧玲、高庆良解除婚姻关系，登记在高庆良名下的荔湾区翠琳街11号（自编6）3703房由李慧玲、高庆良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等。另查明：保利花香美苑住宅楼自编4-7栋及垃圾收集站自编6栋37层3703房（房产登记号：2013预登字1459964号）的产权人为高庆良，占有部分为单独所有。该房于2019年3月4日被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2019）粤0104执230号文书协助高庆良单方办理由李慧玲、高庆良各占1/2产权份额的产权变更手续。庭审中，李慧玲述称其与前夫共同经营服装辅料生意十几年，积攒有五套不动产和诸多动产；2011年期间高庆良向李慧玲借款炒股，而因高庆良为证券从业人员，故李慧玲将1000000元借款转至高柱贤的中国工商银行36×××86账号，该账号系申银万国广州江南大道证券营业部的连通账号，由于收款账号系高柱贤所有，所以由高柱贤向李慧玲出具《借条》；2013年高庆良因购买案涉房屋向李慧玲借款3370000元，当时李慧玲、高庆良与高柱贤约定将高柱贤欠李慧玲的1000000元债务转移至高庆良，且高柱贤将其于2013年8月17日支付首付款1009187.50元的银行汇款单（持卡人存根）原件交与李慧玲，李慧玲、高庆良亦同意该债务的转移，高庆良已于2013年11月2日向李慧玲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全部借款3370000元；后因出于对李慧玲的补偿，高庆良将其名下属于婚前财产的案涉房屋公证约定为李慧玲、高庆良双方共同所有案涉房屋，且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7626号民事判决书中高庆良亦抗辩称“高庆良出于对李慧玲的同情和补偿，公证将3703房的产权分给李慧玲一半”等。高庆良辩称其与李慧玲共同出资购买案涉广州市荔湾区保利花香美苑住宅楼自编4-7栋及垃圾收集站自编6栋37层3703房；后双方离婚诉讼，李慧玲取得该房屋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双方因税费的承担问题而未能办理产权登记，现该房屋仍只登记在其名下；其与高柱贤之间的1009187.50元首付款债权债务与李慧玲与高柱贤之间的1000000元并未转移，且高柱贤已向人民法院起诉来主张高庆良的首付款清偿责任等。高柱贤陈述称其在收到李慧玲出借的1000000元款项后并未依约向李慧玲清偿任何本息，因为李慧玲没有向其催收；但该借款其并未转移至高庆良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款项为李慧玲于2013年10月9日、2013年11月1日向案外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1011718元、1348958元以及高柱贤于2013年8月17日向案外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1009187.50元的性质问题。李慧玲、高庆良与高柱贤均认为上述款项用于高庆良购买案涉广州市荔湾区保利花香美苑住宅楼自编4-7栋及垃圾收集站自编6栋37层3703房。归纳本案争议焦点：1.李慧玲支付的案涉购房款的性质为高庆良向李慧玲的借款还是李慧玲、高庆良双方共同购房投资款？2.若为借款，李慧玲有无实际出借全部款项？高柱贤的债务有无转移至高庆良？3.高庆良应否向李慧玲清偿借款本息？一、关于李慧玲支付的购房款性质问题。本案中，李慧玲提交《借款协议》《中国农业银行扣款客户回单》《收据》等证据以主张其支付的案涉购房款系高庆良向其借款3370000元的一部分。而高庆良提交（2016）粤广广州第117328号公证书、广州市商品房限购政策通知、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等证据以抗辩李慧玲支付的案涉购房款系李慧玲、高庆良双方共同出资，以高庆良的名义购房。高庆良在庭审中确认《借款协议》《收据》系其所签写。李慧玲、高庆良双方在《借款协议》中约定高庆良向李慧玲借款3370000元，李慧玲于2013年11月2日前分期借予高庆良，并约定高庆良将案涉保利花香美苑住宅楼自编4-7栋及垃圾收集站自编6栋37层3703房作为抵押。从李慧玲支付的两笔案涉款项的时间（2013年10月9日、2013年11月1日）、金额（1011718元、1348958元）以及支付对象[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44×××62账号]来看，其与高庆良和案外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中约定的购房款支付时间、金额和收款账号等相吻合；在付款时间亦与上述《借款协议》中约定款项支付期限相符合。后高庆良于2013年11月2日向李慧玲出具《收据》，确认已收到李慧玲全部借款3370000元。因此，李慧玲、高庆良签订的《借款协议》、高庆良向李慧玲出具的《收据》以及李慧玲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扣款客户回单》、高庆良提交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等以及李慧玲的庭审陈述，能够构成完整证据链，证实李慧玲、高庆良之间具有借贷的合意，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李慧玲与高庆良之间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成立有效。对于李慧玲主张案涉款项为高庆良向其的借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而高庆良辩称李慧玲、高庆良双方在（2016）粤广广州第117328号公证书中于2016年6月15日确认案涉房屋系共同财产，因此双方是共同投资进行购买案涉房屋。但此时李慧玲、高庆良双方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该公证行为发生时间也晚于上述《借款协议》约定还款时间（2015年11月7日前）；结合高庆良在李慧玲、高庆良双方离婚诉讼中的其是出于对李慧玲的同情和补偿，将案涉房产分给李慧玲一半的抗辩意见，可以看出上述公证行为系高庆良自行处分其属于婚前财产的单独所有的案涉房屋。而正是基于李慧玲、高庆良双方将属于高庆良婚前财产的案涉房屋公证约定为夫妻共有财产，李慧玲提起离婚诉讼后才依法获得案涉房屋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高庆良在本案中并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李慧玲具有共同出资购买案涉房屋的合意，以及案涉房屋公证约定系对案涉《借款协议》中逾期还款则以房抵债约定的实现方式。故对于高庆良抗辩李慧玲支付的案涉购房款为李慧玲、高庆良双方共同购买房屋的出资款以及其签订上述《借款协议》《收据》非其本意，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李慧玲是否出借全部款项的问题。如前所述，李慧玲已实际向案外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了共计2360676元款项，系高庆良与案外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中约定的后两笔购房款。而对于高柱贤向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1009187.50元首付款，李慧玲主张系高柱贤将其与李慧玲的1000000元债务转移至高庆良，高庆良抗辩该首付款系其与高柱贤之间的债权债务，高柱贤亦认为首付款是其与高庆良之间的债权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高柱贤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庭审中，高柱贤确认其于2011年6月28日收到李慧玲委托转账的1000000元，并于2011年6月30日向李慧玲出具《借条》欠李慧玲1000000元，约定于2011年10月1日前全部还清；但高柱贤称因李慧玲并未催收，故至今未向李慧玲依约清偿任何本息。后因购买案涉房屋需要，高庆良于2013年8月份分别向李慧玲、高柱贤借款2360676元、1009187.50元，以支付购房款。结合高庆良于2013年11月2日向李慧玲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李慧玲全部借款3370000元，高柱贤并未向李慧玲清偿1000000元借款以及高庆良与高柱贤系父子关系的事实，对于李慧玲主张高柱贤将1000000元债务转移至高庆良，其表示对债务转移的同意，后高庆良出具《收据》对此予以确认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更为符合生活逻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高庆良抗辩称、高柱贤陈述称案涉1000000元债务并未转移，并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高庆良与高柱贤之间的首付款1009187.50元问题，系高庆良与高柱贤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属本案处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调处。同时，因李慧玲与高柱贤之间的借贷并无约定利息，故高柱贤将其对李慧玲的债务转移至高庆良的金额为1000000元。因此，李慧玲已实际按照约定向高庆良支付了3360676元（债务转移款1000000元+购房借款2360676元=3360676元）借款。三、关于高庆良应否清偿借款本息的问题。现高庆良并未依约向李慧玲清偿借款本息，构成违约。李慧玲、高庆良双方在案涉《借款协议》中约定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以及李慧玲于2013年11月1日出借最后一笔借款，高庆良于2013年11月2日向李慧玲出具《收据》确认已收到李慧玲全部借款。故李慧玲主张要求高庆良向其清偿借款本金3360676元以及利息（以3360676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符合双方约定，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高庆良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慧玲清偿借款本金3360676元；二、高庆良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慧玲支付利息（以3360676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955元，由李慧玲负担249元、高庆良负担57706元（受理费李慧玲已预交，由高庆良迳付李慧玲，一审法院不再退回）。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7）粤0104民初7626号民事判决认定如下：“李慧玲、高庆良争议房产广州市荔湾区翠琳街11号3703房已明确登记高庆良名下，故可在本案中予以调处。该房是高庆良在李慧玲、高庆良缔结婚姻前购买所得，为高庆良的婚前财产，但根据李慧玲、高庆良于2016年6月15日在广州市公证处签订的《协议书》，双方自愿约定上述房屋各占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高庆良在本案庭审时亦予认可，本院予以照准，即广州市荔湾区翠琳街11号3703房由李慧玲、高庆良各占二分之一房屋产权份额。”该判决已生效。李慧玲在该案起诉时称：“2011年6月，高庆良向李慧玲借款100万元用于炒股，因高庆良是证券公司职员，不能以自己名义炒股，所以以其父亲名义所借。2013年8月，高庆良又向李慧玲借款337万元用于购买广州市荔湾区保利公园九里6栋37层3703房，并且约定以3703房作为抵押担保，如果高庆良无法按期归还贷款及利息，高庆良以3703房抵债给李慧玲作为清偿。……2016年6月15日，高庆良通过公证方式先行将3703房的一半产权划归李慧玲，还差一半至今尚未办理。”高庆良答辩称“3703房是当时为了结婚购置，双方共同出资购买，高庆良父亲出资1009178.5元及房屋定金37500元、房屋维修基金，并没有李慧玲所说的借款337万元。后双方关系变差，高庆良出于对李慧玲的同情和补偿，公证将3703房的产权分给李慧玲一半，这是高庆良愿意执行的”。高庆良在该案中于2017年11月14日接受法官询问，其在问话中明确表示其仅是和李慧玲借钱，仅涉及还款问题，与其房屋无关，李慧玲不应主张其房屋。李慧玲、高庆良通过微信对话，其中部分内容摘要如下。            时间              对话人              对话内容                  2016/09/13              李慧玲              房产是我出钱买的……欠债还钱是天公地道，既然你当初原意是将房产给回我以解决两人的财产问题，为何又出尔反尔                  高庆良              你总是说找我还钱，我怕你日后找我麻烦；房产我是一定不会拿你的，也保证会给回你，我不会贪你一个平方，但不是现在，可能过段时间                  李慧玲              那就去公证处签公证转回给我                  2016/11/11              李慧玲              房产是我给钱买的，离婚你应该给回我                  高庆良              我爸妈也有给钱，他们说给了4万多                  2016/11/12              高庆良              我父亲说那房子付出了4万元，包括按金2万元、维修基金2万元      高柱贤起诉高庆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4682号，高柱贤起诉后已撤回起诉。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李慧玲与高庆良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如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高庆良应偿还的款项数额。针对争议焦点一：李慧玲主张其向高庆良出借3360676元用于购房，高庆良则抗辩双方为合作购房关系，不存在借款事实。首先，李慧玲主张与高庆良存在借贷关系，有《借款协议》以及《收据》为证，高庆良对于《借款协议》和《收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其中明确载明高庆良向李慧玲借款337万元并确认收到借款。其次，《借款协议》签订后，李慧玲确有以高庆良名义向案涉房产开发商账户转款用于购房，表明款项已实际交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合同自借款交付时起生效，据此双方借款关系成立有效。第三，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发生于结婚之前，生效判决业已认定高庆良用该借款所购房产属于其个人婚前财产，虽然双方于婚姻期间办理公证，约定李慧玲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但该公证属于高庆良对其个人财产的自由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高庆良用向李慧玲的借款购房与李慧玲占涉案3703房产二分之一份额的两项事实，在时间上具有先后性，在逻辑上相互独立，二者并不矛盾。第四，高庆良关于“为购买房屋用于结婚居住，双方约定以高庆良名义购买房屋”的主张并无证据证实，而高庆良在离婚诉讼中明确表示其仅是和李慧玲借钱，仅涉及还款问题，与其房屋无关，李慧玲不应主张他的房屋，即高庆良自身对于借款一事亦是确认的。最后，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本质上亦属于契约，婚后男女各自保持人格独立，因此李慧玲与高庆良之间婚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因结婚而发生混同或是免除的法律效果。另，高庆良主张李慧玲出资装修房屋佐证了双方是合作购房关系，双方在房屋装修时是谈婚论嫁之时，李慧玲出资对房屋进行装修，与常理相符，此举并不能否定《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其又主张李慧玲并没有直接向高庆良交付借款，当时李慧玲在了解借款用途为购房的情况下，将款项直接支付到房屋出卖人的账户中，是按照借款人的指示交付借款的行为，该做法并不违反民间借贷的操作，高庆良的该项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借贷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发生时是恋人关系，之后为夫妻关系，李慧玲在双方发生婚姻关系和借款合同纠纷的情况下，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主张高庆良以其名下的房产偿还借款债务，在其未能取得全部房产抵销债务的情况下，主张其在《借款协议》中的权利，与法无悖，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争议焦点二：本案中《收据》载明高庆良确认收到李慧玲的337万元借款。对于款项的交付，李慧玲能够举证证实其向案涉房产开发商的两笔转账1011718元、1348958元以及其与高柱贤之间的100万元债权债务转移由高庆良负担，三笔款项合计金额约为3360676元，数额与《收据》记载基本相符；其次，李慧玲和高庆良2013年8月1日签订《借款协议》，高柱贤2013年8月17日汇款1009187.5元、李慧玲2013年10月9日汇款1011718元、2013年11月1日汇款1348958元用于以高庆良名义购买房产，高庆良于2013年11月2日向李慧玲出具《收据》，从这一系列事件的时间链条来看，李慧玲主张的款项支付过程与实际情况相符。尽管高庆良、高柱贤抗辩称不存在债务转移的事实，但是高柱贤与李慧玲之间存在100万元借贷关系，在没有证据证实李慧玲另行向高柱贤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李慧玲对于债务转移由高庆良负担并无异议，故可以认为该债务转移成立。同时，从高庆良与李慧玲的微信对话中也可知，高庆良主张其父亲为涉案3703房所付款项仅为定金和维修基金共4万元，并未涉及首付款。因此，本案借款本金应为3360676元。该款项实际用于涉案3703房的购买，鉴于李慧玲已经实际通过公证取得涉案3703房的一半产权，其在离婚案中亦自认高庆良通过公证方式先行将涉案3703房的一半产权划归李慧玲作为涉案款项的偿还，则李慧玲再要求高庆良偿还全款不应予以支持，根据公平原则，高庆良应向李慧玲偿还借款的一半即1680338元，并自2013年11月2日起按照双方协议约定的利率计付利息。综上所述，高庆良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对双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分析详尽，论述充分、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但遗漏查明本案相关事实，导致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查清后作出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52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高庆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慧玲清偿借款本金1680338元；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52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高庆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慧玲支付利息（以1680338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57955元，由李慧玲负担29102元，高庆良负担2885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7706元，由李慧玲负担28853元，高庆良负担288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雪芳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徐施阮尹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