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温丽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诚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耀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乐，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星月，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温丽莉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诚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诚立公司）买卖（消费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9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温丽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2.判令广州诚立公司退还其余9600元；3.判令广州诚立公司赔偿温丽莉43200元；4.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广州诚立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广州诚立公司收取14400是手续费，忽略双方合同约定，系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对《新车销售订单合同》查明的情况，忽略了广州诚立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中，关于贷款内容。而该内容的用词是“按揭明细”“首付比例”“贷款期限”“按揭费用”，且以“按揭费用”为名，与温丽莉约定收取500元“按揭手续费”。2、广州诚立公司编造银行将一次性按年息4%收取利息的虚假信息，在列出的收款明细，以及开具的收据中将该金额称为利息，可见广州诚立公司告知温丽莉“代收”的是“利息”。3、广州诚立公司开具的发票是在销售合同己经履行完毕，双方产生纠纷，且广州诚立公司骗取了消费者合同及收据原件后，己经报警的情况下，事后开具的，该发票的收费服务名称，不能作为认定该款项性质的依据。无论发票如何开具，都不能改变广州诚立公司是以利息的名义和性质向消费者收取的该费用。4、一审判决也认定温丽莉“自认为”是贷款，而该认识正是建立于消费者与销售者的商谈过程及合同约定。二、一审判决认定农业银行向广州诚立公司收取了9600元分期手续费，系事实认定错误。广州诚立公司提供的《金穗信用卡商户分期业务合作协议》系其自身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不是针对本案贷款的协议。而广州诚立公司提供款项证据没有显示与本案的关联性。广州诚立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农行针对本案的贷款收取了费用。且温丽莉提供的农行证据显示，实际放款金额为12万元。三、广州诚立公司编造银行向消费者收取年4%利息的理由，骗取利息金额14400元，构成欺诈消费者，并应根据消费者的要求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1.消费者系因虚假的信息，错误地表示愿意在该车行购买车辆，并承担利息。在销售车辆的过程中利用消费者普遍接受贷款需要支付利息的心理，诱导消费者作出愿意支付利息的意思表示。而温丽莉愿意支付该费用，正是因为将该款项视为银行需要收取该费用。2.广州诚立公司收取14400元没有法律或合同依据，应当全额退还。银行没有向消费者收取利息，消费者与银行签订的合同约定的利息与手续费均为0元。在银行不向消费者收取利息的情况下，从合同相对性来看，车行不是贷款的出借方，没有权利收取利息。消费者对车行与银行之间的合同不知情；广州诚立公司也不能证明在本案对应的贷款中，银行因与温丽莉的合同约定而向广州诚立公司收取了费用。3.消费者不知情，银行和广州诚立公司不能给消费者设定义务，认定14400元中9600元应当由消费者承担没有法律依据。即使银行收取了广州诚立公司8%的相关费用，但在银行和广州诚立公司的合同约定中，也约定的是向广州诚立公司收取，或者向消费者收取，本案中银行没有向消费者直接收取利息或者手续费。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银行与广州诚立公司之间的合同不能为第三人设定义务，并以“按揭手续费”的名义收取了500元，证明车行在沟通过程中以及针对消费者的贷款都只是中介或居间的身份。广州诚立公司只能收取500元的服务费，且该费用广州诚立公司已经单独收取并开具了发票。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故我方主张涉案14400元应该是利息性质。四、无论广州诚立公司是编造虚假信息，或是隐瞒与银行真实合同约定，都限制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影响了消费者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构成欺诈。广州诚立公司在销售过程中，隐瞒该事实，一方面直接以利息为由骗取了4%的费用，另一方面限制了消费者在知情后是否决定在该商家消费的选择权。而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的代收利息，而不需要明确说明，就成为广州诚立公司向温丽莉转嫁手续费的理由，系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及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温丽莉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中，温丽莉发表如下补充意见：1.双方交易中都将14400元视为利息，而不是手续费，手续费已经单独收取了。2.向我方收取利息的约定，只能在银行和贷款人之间产生，广州诚立公司没有收取利息的权利。广州诚立公司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我方总共向温丽莉收取了14400元，其中9600是代银行收取的利息，另外4800元是我方收取的金融服务费的事实，我方不持异议。2.我方从未向温丽莉表示过银行将一次性收取利息的信息。3.关于我方开发票延误的问题是温丽莉与我方产生上述纠纷后，温丽莉一直未配合我方办理手续，直到报警协调后，我方才开具14400元的发票给温丽莉。4.温丽莉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是基于我方与银行签订的分期协议，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方也向银行支付了9600元的代收款项。5.我方在售车之时，就已经向温丽莉表示贷款需支付14400元，我方不存在欺诈行为，故温丽莉不受消费者保护协议规定的假一赔三保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温丽莉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温丽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广州诚立公司退服务费（后变更为退利息）14400元；2、判令广州诚立公司赔偿43200元；3、判令广州诚立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1.2017年1月17日，广州诚立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以下简称番禺农行）订立一份《金穗信用卡商户分期业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主要约定：“信用卡商户分期付款业务”是指，番禺农行发行的信用卡的持卡人，使用该行发行的信用卡，在广州诚立公司透支借款购买指定商品或服务，持卡人按照约定偿还分期资金的业务；根据额度是信用卡普通授信额度或该行批准的专项额度不同，分为普通分期和专项分期两种模式，本协议约定的合作项目指定的是“专项分期模式”，具体讲是“专项汽车分期业务”；由番禺农行向广州诚立公司和（或者）该信用卡持卡人收取分期手续费；手续费标准按偿还资金的分期数不同而不同，其中36期的为8%，48期的为11%；在番禺农行同意为在广州诚立公司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持卡人办理专项分期业务后，广州诚立公司要向该持卡人收取购买商品或服务的首付款，并协助其办理缴交税费、购买保险等手续，广州诚立公司还应确保该持卡人不使用中国农业银行的信用卡支付该首付款，并确保该持卡人使用授予专项商户分期额度刷卡购买在广州诚立公司选定的商品或服务；广州诚立公司已指定了结算账户，番禺农行在交易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交易款项扣除本协议约定的手续费后清算至广州诚立公司的该账户；广州诚立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为番禺农行信用卡持卡人提供分期付款服务，应通过自有宣传渠道及资源做好市场宣传与推广工作，并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摆放或张贴商户分期业务受理标识及番禺农行持卡人办理商户分期业务所需支付的手续费明细。2.2018年6月21日，温丽莉到广州诚立公司的门店欲购买一辆丰田雷凌牌双擎1.8领先版小轿车。双方商谈过程中，广州诚立公司的销售人员以列表的方式告知温丽莉，如果选择以先付首付款项，其余车价款120000元如选择以向番禺农行“借款”的方式支付，又选择分期36期偿还的，利率是12%，利息是14400元。温丽莉选择了该交易方式，并签订了《新车销售订单合同（专用条款）》，约定车辆“包牌价”166200元（即包括广州诚立公司代办汽车上牌费2000元、代交车辆购置税13400元、车价款150800元）。当日，温丽莉支付定金10000元。3.2018年6月22日，温丽莉向番禺农行提交了申请自认为是“贷款”的资料，申请“贷款”金额120000元。4.温丽莉与番禺农行订立的实际是一份《金穗信用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合同最后落款日期是2018年6月26日）。该合同主要约定：温丽莉为番禺农行的信用卡持卡人，番禺农行对该持卡人即借款人的本合同项下的信用卡，授予专项商户分期额度，供持卡人在商户处按约定一次性或分次透支借款购买指定商品或服务，持卡人按照约定偿还分期资金；分期本金即持卡人在本合同项下使用信用卡透支借款购买商品或服务的金额，分期手续费=分期本金×分期手续费费率；本合同项下的分期本金是120000元，分期资金用途是用于在商户广州诚立公司处购买雷凌牌1.8领先版小轿车，本合同项下分期手续费率为0%，本合同项下分期手续费为0，分期期数为36期。5.2018年6月28日，温丽莉应广州诚立公司要求，交纳了“按揭手续费500元”、“车船税210元”、“保险费7682元”、“车款36200元”、“利息14400元”，广州诚立公司均分别开具了收据。6.2018年6月29日，番禺农行将温丽莉申请的信用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借款120000元，依《金穗信用卡商户分期业务合作协议》约定，扣除分期手续费9600元（120000元×36期对应的手续费标准8%）后，与另一件同类信用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借款捆绑合计178480元，转账给广州诚立公司。7.2018年6月30日，温丽莉向与其接触的番禺农行经办人员询问“利息14400元”的去向时，番禺农行经办人员告知其发放给广州诚立公司的“贷款”，会扣起该利息（再将剩余款项发放给广州诚立公司），借款人只需每月还本金。8.2018年7月6日，温丽莉与广州诚立公司就“上牌费”及协助上牌的工作范围发生争议，双方又就合同原件的收执问题产生争执，经报警后得到了解决。9.2018年7月7日，广州诚立公司将上述14400元开具了一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栏记载为“*现代服务*服务费”。广州诚立公司将上述500元也开具一张同类的发票，发票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栏同样记载为“*现代服务*服务费”。广州诚立公司的员工蓝梅花将该两张发票，连同一张“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栏记载为“*劳务*包牌费”但金额为2270元的同类发票，以微信拍照的方式，发送给温丽莉。温丽莉对其中“*劳务*包牌费”为2270元的发票金额提出异议，认为约定是2000元而不是2270元。广州诚立公司的员工蓝梅花称是财务人员开的，待找财务人员核实。同年7月9日，广州诚立公司重新开出“*劳务*包牌费”为1870元的发票，并以微信拍照的方式发送给温丽莉，温丽莉对上述发票金额未再提异议。2018年7月27日左右，广州诚立公司向温丽莉寄发了上述发票。10.2018年10月6日至7日，温丽莉再向番禺农行的另一经办人员询问，为何其与番禺农行的合同中，没有约定利息，但广州诚立公司称有利息。该经办人员回复称，该笔业务是经销商贴息的，即银行在放款给经销商时，先把利息扣除后再将余额支付给经销商，所以与温丽莉的合同中显示的分期手续费是0。当温丽莉询问该利息是否由车行（广州诚立公司）承担时，番禺农行经办人员称“不是，是银行和经销商之间结算”。11.2019年1月30日，温丽莉向广州诚立公司的员工陈雪芬询问利息的去向，要求广州诚立公司提供番禺银行将温丽莉的借款支付到该公司的凭证，广州诚立公司找到“银行业务回单（收款）凭证”，并拍照发给温丽莉，并解释番禺农行是将两笔贷款捆绑转账的，并解释是银行与广州诚立公司已结算了利息，并解释如贷款额是车价的40%，贷款期只有一年的才能免息。2019年3月4日，温丽莉向广州诚立公司员工陈雪芬提出，该公司收取利息是欺诈，按规定是要三倍返还的，要求给出答复。同年4月4日，温丽莉明确要求退还利息，广州诚立公司只同意退还4800元。至此，双方协商不成而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温丽莉与广州诚立公司的消费性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双方订立的合同主要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14400元的性质、承担主体和广州诚立公司是否构成欺诈。该14400元虽然是由广州诚立公司向温丽莉一次性收取，但从其后的款项流向，应分为两部分，其中9600元由广州诚立公司根据该公司与番禺农行的《合作协议》向番禺农行（以扣付的方式）交付，另外4800元仍由广州诚立公司收取。广州诚立公司向番禺农行扣付的9600元，名为“分期手续费”，按《合作协议》约定，应由番禺农行向广州诚立公司或信用卡持卡人收取。番禺农行最终选择了向广州诚立公司直接收取，而不向持卡人即温丽莉直接收取。而温丽莉与番禺农行订立的《借款合同》没有再约定分期手续费，也是符合《合作协议》约定的，否则，番禺农行就属多收。故广州诚立公司根据与温丽莉的合同约定，向温丽莉预先收取，温丽莉要求退回没有依据。温丽莉还主张“本人交的是利息，不是分期手续费，而广州诚立公司即使交了，也只是手续费而不是代付利息”。这涉及“银行利息”和“分期手续费”的概念问题。金融业务中，“利息”一词出现较早，人们也比较熟悉。“分期手续费”一词出现较迟，人们一般不熟悉，除非专业人士（例如金融界或法律界），一般人往往理解为银行收取的按本金比率分期计算的都是“利息”，亦即是“分期手续费”也属广义的“利息”。包括从事法律服务业的温丽莉本人、以及与温丽莉接触的番禺农行的工作人员，在微信交流中，基本上都只使用“利息”一词而不是更专业的“分期手续费”一说。而且，该款广州诚立公司以“利息”名义收取后，随后又以“服务费”的名义开具发票，该部分款项与广州诚立公司根据《合作协议》扣付的“服务”也是吻合的，所以，该9600元，仍应按温丽莉与广州诚立公司关于“利息”的约定，由温丽莉承担。至于另外4800元，广州诚立公司虽以“利息”名义收取，但广州诚立公司随后又以“服务费”的名义开具发票，并将发票提供给了温丽莉，温丽莉在起诉状中也是要求返还“服务费”的，只是在开庭时才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返还“利息”。即该款，广州诚立公司最终以“服务费”的名义收取并已告知温丽莉，广州诚立公司并未欺诈温丽莉，只是未征得温丽莉的同意而收取该部分“服务费”。即该部分民事法律行为因欠缺温丽莉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因此该部分款项应予返还。又因该部分金额较少，不足以导致全部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不足以导致全部合同的解除。但因广州诚立公司的占用行为，对温丽莉确已造成一定的利息损失，广州诚立公司应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即一至五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为利率标准，从温丽莉付款之日起赔偿利息。温丽莉主张广州诚立公司的行为是欺诈消费者的行为，事实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第九条、第二十条第三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市诚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退给温丽莉4800元；二、广州市诚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温丽莉赔偿利息[以4800元为本金基数，从2018年6月28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即一至五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为利率标准，计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温丽莉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0元，由温丽莉负担550元，由广州市诚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70元。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温丽莉、广州诚立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温丽莉的上诉及广州诚立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广州诚立公司是否应当退还9600元给温丽莉；2、广州诚立公司是否应当赔偿43200元给温丽莉。本院对上诉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广州诚立公司是否应当退还9600元给温丽莉问题。如一审法院所分析，广州诚立公司向温丽莉收取的14400元分为两部分，其中9600元由广州诚立公司根据该公司与番禺农行的《合作协议》向番禺农行（以扣付的方式）交付，另外4800元由广州诚立公司收取。对于广州诚立公司收取的4800元，一审法院已认定广州诚立公司收取该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并已判决广州诚立公司返还该部分款项给温丽莉。对于本案争议的另外一笔款项即9600元应否退还给温丽莉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广州诚立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该款为广州诚立公司向番禺农行以扣付方式支付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涉案120000元贷款产生的9600元利息应由何人承担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温丽莉与广州诚立公司关于利息的约定，认定该9600元利息由温丽莉承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温丽莉上诉要求退还该96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温丽莉要求广州诚立公司支付三倍赔偿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时，才适用该惩罚性赔偿条款。对于广州诚立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广州诚立公司在向温丽莉销售涉案车辆时已向温丽莉说明从农业银行申请贷款需要支付14400元，现经查明，虽然涉案贷款利息应为9600元而并非广州诚立公司所述的14400元，但这仅能证明广州诚立公司在向消费者销售车辆存在多收费、乱收费情形，不存在广州诚立公司向温丽莉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并诱使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情况，广州诚立公司多收取温丽莉4800元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欺诈行为，一审法院对于温丽莉要求广州诚立公司支付三倍赔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温丽莉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温丽莉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0元，由上诉人温丽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苏韵怡审判员  印 强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