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13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应红，女，197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丽娟，河北方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河北方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瑞平，女，196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 上诉人常应红因与被上诉人贾瑞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2019）冀402民初3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应红上诉请求：１、依法撤销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2019）冀0402民初334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２、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１、上诉人不是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案涉借款系上诉人所在公司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向上诉人的借款，系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向社会吸收公众存款的其中一笔，上诉人出具借条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且经河北博特制药公司追认。被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２月13日1000元收条复印件也证实被上诉人在借款时就知晓涉案借款系向河北博特制药公司的借款。２、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案涉借款发生在2014年5月21日，且河北博特制药公司偿还最后一笔借款时间是2014年9月19日，此后被上诉人也未向上诉人及博特公司主张过权利，被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补充上诉理由：因为李震龙与常应红在2015年就已经离婚，贾瑞平多次向李震龙催要，并不代表是对常应红的主张，不能构成时效的中断，最后还款时间没有任何证据，也不能构成时效中断的证据。 贾瑞平答辩称，我一开始不知道制药公司，我借给的是常应红两口子，对方一直说是制药厂，我认为制药公司欠上诉人的钱，上诉人欠我的钱，这是一个三角债，我与制药厂没有债务关系。 贾瑞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1、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元，并支付2014年10月19日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674000元整（减去被告之前偿还的10000元）按照月息二分四计算；2、支付原告逾期借款利息并支付迟延履行金至判决履行完毕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贾瑞平与常应红系朋友关系，2014年5月19日常应红因资金周转困难，向贾瑞平借款500000元，常应红于2014年5月19日给贾瑞平出具借条并约定利息3分，常应红只给付贾瑞平4个月利息60000元（2014年6月19日，7月19日，8月19日，9月19日各给付15000元）后不再支付利息。2015年贾瑞平因有急用多次找常应红要求还钱，常应红后又分三次与其前夫李震龙共同陆续归还10000元，还款时称归还的是本金。后以各种理由推诿，不予偿还。故诉至法院，诉请如前。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震龙与常应红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5年1月8日协议离婚。2014年5月19日，常应红向贾瑞平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贾瑞平伍拾万元整（500000元），借款人常应红，落款时间2014年5月19日”。在借条的下方加写：“伍拾万元以借款每月19日付息，利息壹万伍仟元整（15000），常应红、落款时间2014年5月19日”。常应红在借条上签字捺印。2014年5月21日贾瑞平向常应红建行银行卡转账484000元。贾瑞平称当时扣除了5月19到6月19共计32天利息16000元，转款本金实为484000元。2014年6月19日、7月19日、8月19日、9月19日常应红通过自己银行卡向贾瑞平银行卡62×××02转账4个月利息共计60000元，之后常应红不再支付利息，后经贾瑞平多次催要，贾瑞平称常应红于2015年2月17日在建行岭北支行向贾瑞平转账3000元。另在2018年2月13日，常应红前夫李震龙又派人送来1000元，当时送钱的人将收条打印好，贾瑞平在收条上签名。收条内容：“今收到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还款本金一千元整（壹仟元整），贾瑞平签名捺印，落款时间2018年2月13日”。另2016年7、8月份在明珠广场健身俱乐部，李震龙、常应红均在场的情况下，给过贾瑞平3000元-5000元现金，具体金额及时间不清，贾瑞平称还上列三笔款时常应红称还的是本金，己未提异议。常应红对以上三笔款均予以否认，称己从未给过贾瑞平现金，不予认可上列三笔所还借款。贾瑞平多次找常应红催要欠款，均由常应红前夫李震龙与贾瑞平协商还款事宜，李震龙称该借款由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使用，常应红所写借条系履行职务行为，借款应由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偿还，贾瑞平则认为常应红出具借条，借款是否转入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与己无关，后双方多次协商不成，导致诉讼。另查明，李震龙系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股东，2017年5月25日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集资已由涉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现仍在审理中。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明2014年5月21日贾瑞平借给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现金500000元，当时公司是借用常应红的建行卡，借款转到常应红卡上，并代表公司办理借款合同、协议等手续，实则和常应红无任何关系，并出具书面证明证明常应红于2014年3月至2014年9月在公司从事办公室行政工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常应红与贾瑞平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从常应红向贾瑞平出具的借条看，有借款金额、借款利息的约定，且贾瑞平通过银行实际向常应红个人卡上转款484000元，其中扣除了32天的利息即16000元，常应红也从自己的卡上按照利息约定向贾瑞平支付4个月即2014年6月19日、7月19日、8月19日、9月19日各给付15000元的利息60000元，符合民间借贷合同特征，应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贾瑞平按约履行支付借款义务，常应红未按约定支付利息归还本金，应承担违约责任。借条虽然载明借款金额为500000元，但贾瑞平实际转款为484000元，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依法应以实际出借金额认定为本金，故本案贾瑞平实际出借本金金额为484000元，贾瑞平自认已归还10000元本金，故借款本金金额应为474000元。关于贾瑞平要求常应红支付按月息二分四计算的利息请求，借条上双方约定月利息三分，贾瑞平请求按月息二分四计息也已超出年利率24%的法律规定，故利息支付应自2014年9月2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年息24%支付。关于常应红辩称其出具借条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法院认为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已由公安局立案侦查，常应红仅提交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来证明其行为为履行职务行为，未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常应红的该辩称不予采信。关于本案是否超诉讼时效问题，从贾瑞平自认常应红最后一次还款时间为2018年2月13日及到贾瑞平联系不上常应红后与常应红前夫李震龙的2019年多次微信联系催款事实，均可证明贾瑞平从未放弃向常应红催要欠款的权利，故本案并未超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常应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贾瑞平借款本金474000元，并支付474000元自2014年9月21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驳回贾瑞平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340元，减半收取计9670元，由常应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贾瑞平提交如下证据：被上诉人与常应红的微信聊天记录3页，与李震龙的记录截屏1页，还有与李震龙的电话录音1份。证明贾瑞平与常应红之间有借贷关系，常应红把事情委托给李震龙了，诉讼时效没有超过，也证明了李震龙之前给的1000元是他和常应红还的，与制药厂没有关系。 上诉人常应红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与常应红的聊天记录，应当提供原始载体，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短信聊天的手机号，不能证明是常应红的。对李震龙的聊天记录及录音：在两份证据中均能体现李震龙收到该笔借款是制药厂的借款，制药厂以及法定代表人史志明在尽力偿还，这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与李震龙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相互印证，该笔借款为制药厂的借款，一审被上诉人提到偿还的1000元，所出具的收条中，明确载明了系收到河北博特制药公司还款。 根据双方举证质证意见，二审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被上诉人贾瑞平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显示上诉人常应红的手机号码，该号码与一审法院向常应红母亲王桂枝核实的电话号码一致，故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另关于李震龙的聊天记录和录音资料，上诉人常应红对其真实性未予否认，故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贾瑞平多次通过微信向常应红催要借款，常应红答复：“姐别担心！我在努力挣钱！找钱还你！……现在震龙也不敢叫我处理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在处理！我也一直在催他！……姐我还没回去呢，你先和震龙联系一下问问……姐，放心吧，我有了就一定会给你的”。2017年6月，贾瑞平在与常应红前夫李震龙的微信聊天记录里，李震龙均以制药厂开工建设为由推脱还款一事，贾瑞平明确说：“我把钱给你们两口子了，又不是给厂里了。”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故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常应红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首先，关于案涉借款主体问题，根据一、二审中贾瑞平提交的常应红本人书写的借据、贾瑞平向常应红账户转款的凭证及常应红以个人账户向贾瑞平转账还款的流水，包括二审中贾瑞平与常应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足以证实案涉借款的义务人是常应红，并非上诉人主张的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单方出具的常应红代表公司向贾瑞平收取借款的证明对贾瑞平没有约束力，该公司并非案涉借款关系的相对方，也没有与贾瑞平确立借贷关系的证据，故常应红主张实际借款人为河北博特制药有限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案涉两笔借款并未约定借款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本案中，双方之间并未约定借款期限，故出借人可随时向借款人主张还款。且根据二审中贾瑞平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在2016年和2017年间多次向常应红催要借款，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故其向法院起诉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并不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常应红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10元，由上诉人常应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雪 审判员 陈志明 审判员 张增民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常新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