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14行终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传水，男，195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禹城市。 委托代理人邵永强，男，1983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禹城市，系上诉人之子。 委托代理人逯见涛，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禹城市公安局，住所地禹城市行政街85号。 法定代表人李壮志，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金午，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杨凯，该单位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邵雷庆，男，197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禹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玉芳，女，197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禹城市。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付宗峰，山东弘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传水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1482行初5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二审行政案件诉讼要素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和第三人均系禹城市李屯乡邵庄村村民。2002年，邵庄村调整土地，邵传水、邵雷庆、邵林庆系该村二队村民，通过调地三人每人调得1.6亩土地。土地调整后，第三人邵雷庆和邵林庆为种地方便，自愿调换了土地。调给邵林庆的土地给了第三人邵雷庆，邵雷庆在其他地方换给邵林庆一块土地。调换土地后，原告与第三人成为地邻，原告的地在东，第三人的地在西。调地后，禹城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10日给第三人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定了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19年6月14日下午，原告以第三人与邵林庆调换的土地是其土地为由，雇人开拖拉机将第三人耕种的部分土地旋耕碎秸。第三人予以制止，双方发生矛盾，第三人张玉芳喝药自杀，后经医院抢救脱离生命危险。2019年7月22日，被告认定原告寻衅滋事，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1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曾因寻衅滋事，被告于2018年10月11日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称其耕种的土地因有生产道、水井等占地、地边等，土地亩数不足，分给第三人的1.6亩应属于原告的，对此，其多次找村委会、乡政府及其他上级机关上访反映，村委会及上级部门也曾承诺争议的土地其有经营权，因未给解决，乡政府分别于2017年、2018年、2019年给付了补偿款1500元、2000元、2000元，共计5500元。但原告就其对涉案争议的土地享有经营权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庭审中，原告称被告在拘留前未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未向原告家属送达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被告将原告带至派出所后直接对其实施了拘留，拘留带走原告后才告知了其家属。被告称，被告是于2019年7月22日当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当时直接告知了原告，并向其宣读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原告拒绝签字；当时原告家属也在现场，被告在拘留原告前也当面告知了原告家属，事后又打电话告知了原告家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被诉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关于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问题。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邵传水的违法行为是：“2019年6月14日下午，在禹城市××××东，邵传水强行耕种张玉芳家的土地，张玉芳被逼喝农药自杀，经抢救现已脱离生命危险。”对于该事实，禹城市公安局提供了邵传水、邵雷庆、张玉芳、徐长利、邵永如、刘晓萌等的询问笔录、第三人邵雷庆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三人张玉芳的出院记录、住院收费票据、现场方位图等证据，上述证据能互相印证，能够证明原告旋耕第三人土地与第三人张玉芳喝农药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本案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其享有，也不能推翻第三人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关于原告称张玉芳喝农药与原告的维权无因果关系、争议土地应为原告承包经营的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关于原告称在第三人承包经营的土地中，村干部及乡政府工作人员许诺有部分土地是分给其承包经营的意见，因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被诉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问题。禹城市公安局在法定举证期间向本院提交了到案经过、受案登记表、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行政处理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等证据，上述证据足以证实本案被诉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原告擅自旋耕第三人的承包地，侵犯了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人邵雷庆对原告的行为制止后，邵雷庆之妻张玉芳喝农药，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被告受理第三人邵雷庆报案后，进行了调查、取证、讨论、审批、处罚告知等程序，认定原告的行为属于寻衅滋事行为，进而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并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被告以原告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为由，依法从重予以处罚，并无不当。关于原告称被告在拘留前未向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且被告是将其拘留带走后才告知其家属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规定，被告当场向原告宣读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告知了其家属，符合法律程序。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邵传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邵传水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2019)鲁1482行初54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2019)鲁1482行初54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擅自旋耕第三人土地,侵犯了第三人的土地经营权,与第三人张玉芳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涉案行政处罚没有事实基础和因果关系。上诉人系禹城市李屯乡邵庄村村民,2002年开始分配土地时由于上诉人的田地中有生产道、水井等占用,按照本村的习俗应当进行一部分土地补偿,上诉人家土地正常应当补偿1亩6分左右。对此,上诉人曾多次到政府部门反映要求解决问题。2019年6月份,镇政府负责给上诉人处理问题的工作人员说,已经协调村委会和邵雷庆家,同意将挨着上诉人土地西边的土地作为补偿给上诉人家的土地,由上诉人耕种,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才到达涉案地块进行旋耕。上诉人旋耕作业期间,当时只有第三人邵雷庆到达现场阻止上诉人旋耕。双方均拨打110报警,期间未发生任何冲突。公安局接警处理后,双方各自返回,其后没有再进行任何接触。以上是发生本次事件的背景。综上,上诉人认为,首先,涉案土地是经主管部门协调之后告知上诉人可以进行耕种使用,上诉人才进行旋耕,不存在上诉人无理强占他人土地的行为。退一步讲,如果上诉人有抢占耕种土地的主观意思,那么在分地时就会进行占用,而不是向主管部门反映解决问题,一直到2019年6月份才进行强占,所以上诉人主观上并不存在强行占用耕地意图;其次,第三人张玉芳自杀行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旋耕当日双方并未发生冲突,报警处理后也未有再次接触。据了解,上诉人在2019年6月14日案发当天报警后又及时找镇政府工作人员反映当时发生的情况,上诉人在镇政府与镇政府负责工作人员电话沟通后,让上诉人第二天来镇政府见面,2019年6月15日上午见面后,工作人员让上诉人去村委会与邵雷庆、张玉芳对质，2019年6月16日第三人张玉芳去镇政府反映问题要求解决,2019年6月17日晚第三人张玉芳在自己家喝农药自杀,距离6月14日旋耕涉案土地已经过去3天时间，其喝农药的原因和动机无法确定,更不能因为与上诉人之前的普通矛盾(并没有实际发生任何争议和纠纷,且均报警要求通过合法途径依法处理)而强加给上诉人,上诉人也不存在任何判决书认定的逼迫行为,该结果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上诉人不应承担相应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明显缺乏证据支持,涉案行政处罚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支持。1、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其认定上诉人强行耕种张玉芳家土地不属实,且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上诉人不存在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坏、占用公私财物的行为。上诉人旋耕涉案土地是基于镇政府工作人员口头允诺而进行,并且没有任何破坏行为,因为根据时间和询问笔录来看,涉案土地刚刚麦收结束,没有任何农作物,上诉人的行为也是为了下一步耕种作准备工作,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在邵雷庆到达现场制止后,上诉人并没有与之发生任何冲突,而是拨打110报警进行处理。从这一行为来讲,上诉人主观上并不存在毁坏侵占的主观故意,也不存在想要和邵雷庆家产生矛盾的想法。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也没有其他寻衅滋事的行为。对上诉人进行处罚的依据全部是推定,没有任何证据。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2019年6月18日18时12分至2019年6月18日19时23分对邵雷庆的询问笔录第三页显示,上诉人曾向其出示过地块图和一部分证据,来说明涉案地块的争议。第四页显示,张玉芳在2019年6月16日到镇政府要求处理并晕倒,2019年6月17日晚上喝农药。她是受到什么刺激在镇政府晕倒，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到家之后想不开而喝农药，是否与上诉人有关无法确定(距离6月14日旋耕涉案土地已经过去3天时间)。被上诉人并没有进行调查,也未提供证据,在案卷中也没有张玉芳在镇政府是如何解决问题、何人接待处理、是否与镇政府工作人员产生冲突等,没有任何证据。按照常理来讲,如果张玉芳是因为与上诉人土地争议想不开,对上诉人有情绪,那么6月14日当天应该是张玉芳情绪最激动,最有可能做出过激行为的时间,而不是等事件淡化之后才想不开,并且在此期间,上诉人并没有与其发生任何接触和矛盾。2、上诉人一审中提交了镇政府给上诉人发放补偿款的证据,也能够证明上诉人土地存在争议的事实,该争议自2002年就有,但十几年中，上诉人并没有任何过激或者其他与村民发生纠纷的行为,也能够从侧面证明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争议的解决是依托政府和村委会,并不是通过暴力强占的方式。对于该时间发生的原因被上诉人并未全面综合考虑认定,明显错误。3、2016年4月3日,张玉芳曾经因为土地问题持菜刀到上诉人家里闹事、骂街,但是上诉人当时也是考虑村民之间的邻里关系,土地争议也是村委会和政府才能处理,并没有追究张玉芳的违法责任,也没有与之发生激烈冲突,一直寻求合法解决争议的途径,当时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上诉人已经提交。综合上述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争议并不存在暴力或者过激的处理行为,反倒是张玉芳通过暴力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人身财产威胁,对此上诉人也是大度的做出让步。被上诉人作出本案治安处罚,是因为张玉芳喝农药自杀的后果,倒推出来是因为与上诉人土地有争议,并不是上诉人有寻衅滋事的实际行为引发,更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有合理的怀疑,张玉芳是在镇政府受到了刺激或者不公平待遇,导致其心理承受压力过大而做出喝农药的行为。三、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寻衅滋事是指行为人结伙斗殴的、追逐、拦截他人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其他寻衅滋事的行为,上诉人客观上并不存在任何上述行为。主观上,寻衅滋事是指行为人为了寻求精神刺激,无事生非等,但是上诉人主观上并没有任何这种想法,而是因为有土地争议,而要求处理。因此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望二审法院认真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禹城市公安局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准确无误，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邵雷庆、张玉芳均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诉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录音证据4份。经审查，该4份证据上诉人未在一审开庭前提交，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查明事实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本案中，上诉人因承包土地权属问题与被上诉人邵雷庆、张玉芳存在争议，在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上诉人对邵雷庆、张玉芳承包经营的土地进行旋耕，侵犯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邵雷庆对上诉人的行为予以制止，双方发生争执，后导致邵雷庆妻子张玉芳喝农药自杀、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的后果。被上诉人禹城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经调查、取证、讨论、审批、处罚前告知等程序，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依照上述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原审法院认定该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称旋耕涉案土地是基于镇政府工作人员口头允诺而进行,涉案土地刚刚麦收结束,没有任何农作物,没有任何破坏行为,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本院认为，即使镇政府工作人员口头允诺，上诉人在没有与被上诉人邵雷庆、张玉芳协商一致，取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也不应对涉案争议土地进行旋耕；即使麦收结束,涉案土地上没有农作物,其进行旋耕也直接影响邵雷庆、张玉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上诉人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称有合理的怀疑，张玉芳是在镇政府受到刺激或者不公平待遇,导致其心理承受压力过大而做出喝农药的行为，该主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邵传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本海 审判员  师延锋 审判员  宋冬梅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杨晓婧 书记员袁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