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8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文坤，男，199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朝金，广东泽正（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科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佳源银座1008室。法定代表人：张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卫，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今元标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57号2605、2606房。负责人：丁伟，区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黄文坤因与被上诉人杭州科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杭州科强公司）、杭州今元标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称杭州今元标矩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0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劳动关系情况：黄文坤于2017年10月11日入职案外人浙江科强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称浙江科强公司），任职实施工程师，双方签订了2017年10月11日至2020年10月10日止的劳动合同。黄文坤未与杭州科强公司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二）工资情况：黄文坤工资是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在每月15日接收上月工资，没有工资清单，不需要签收，工资支付截止日为2018年8月21日。（三）考勤方式：通过钉钉打卡考勤。（四）解除劳动关系及最后工作日情况：浙江科强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向黄文坤发出解除通知。黄文坤最后工作日为2018年8月21日。（五）参保情况：黄文坤由杭州今元标矩公司为其购买社保。（六）仲裁情况：2019年2月27日，黄文坤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一、杭州科强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750元；二、杭州科强公司支付拖欠的差旅费2103元；三、杭州科强公司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715元；四、杭州科强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五、杭州今元标矩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该委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仲裁裁决：驳回黄文坤的全部仲裁请求。（七）黄文坤原审诉请：一、杭州科强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750元；二、杭州科强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9715元；三、杭州科强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给黄文坤；四、杭州今元标矩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给黄文坤。对于黄文坤与杭州科强公司在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黄文坤主张其在该期间与杭州科强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对此提交了：1.钉钉打卡信息，载明：杭州科强公司对黄文坤进行考勤管理；2.银行账户流水记录，载明：杭州科强公司在2018年8月15日、9月17日通过银行发放黄文坤工资；3.出差报销审批，载明：杭州科强公司对黄文坤进行管理。杭州科强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杭州科强公司主张该期间其与黄文坤不存在劳动关系，黄文坤与案外人浙江科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是受浙江科强公司委托代为管理黄文坤，同时黄文坤已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对浙江科强公司提起劳动争议诉讼，对此提交了：1.全日制劳动合同，载明：黄文坤与浙江科强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10月11日起至2020年10月10日止的劳动合同，工作内容为实施工程师；2.授权书，载明：浙江科强公司授权杭州科强公司员工李德民为浙江科强公司广东区域日常工作负责人，全面负责管理浙江科强公司黄文坤在广东区域的日常工作安排和工作开展，授权有效期2018年7月15日至2019年1月15日，落款日期2018年7月14日；3.电子邮件，载明：“陈婷2018年8月13日发送‘黄文坤，你好！以下通知请确认：1.目前维持现有合同不变；2……3.农历年底后合同转科强信息；4.李德民为你直属领导（科强智控已授权）……’”；4.黄文坤发送给陈婷的短信，载明：“陈婷，你好！本人与浙江科强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尚在履行，不同意公司安排与杭州科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新劳动合同”；5.浙江科强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出具的关于解雇岳峰、黄文坤的决定，载明：浙江科强公司通知解雇黄文坤；6.支付凭证，载明：浙江科强公司支付黄文坤在穗劳人仲案[2018]7843案差旅费1803元；7.浙江科强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浙江科强公司确认其与杭州科强公司是关联性企业，黄文坤为浙江科强公司员工，2018年8月21日被解雇，黄文坤就此对浙江科强公司提起劳动仲裁及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黄文坤对杭州科强公司提交的授权书、电子邮件、浙江科强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黄文坤提交的证据及双方陈述能够证明杭州科强公司在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对黄文坤进行管理的事实，但不能得出两者为劳动关系的必然结果。杭州科强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其陈述能够合理说明对黄文坤进行管理的依据，从而否定两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案外人浙江科强公司确认黄文坤在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仍然是其员工，而非杭州科强公司的员工，故黄文坤的劳动争议应与浙江科强公司之间进行调处解决。综上，黄文坤与杭州科强公司在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黄文坤要求杭州科强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以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杭州今元标矩公司受杭州科强公司委托为黄文坤购买社保，两者并非劳动关系，黄文坤要求该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黄文坤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黄文坤负担。判后，上诉人黄文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黄文坤与杭州科强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第一，黄文坤与杭州科强公司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第二，通过黄文坤提供的钉钉考勤和出差报销审批可知，在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由杭州科强公司对黄文坤进行考勤，安排出差、报销费用，可见黄文坤接受了杭州科强公司的劳动管理。杭州科强公司一审期间提供的《授权书》也印证了杭州科强公司对黄文坤的劳动管理的事实。第三，黄文坤提供的2018年7、8月的工资银行流水，可知黄文坤的工资由杭州科强公司发放。第四，黄文坤提供的劳动属于杭州科强公司组成部分。另，杭州今元标矩公司提供的《企业社保通会员服务协议》可证明，黄文坤在2018年7月、8月的社保也是由杭州科强公司缴纳，且根据黄文坤提供的证据，在2017年10月之前至2018年6月的社保是案外人浙江科强公司缴纳。黄文坤提供的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黄文坤与杭州科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杭州科强公司对黄文坤已实际用工，浙江科强公司（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在2018年8月21日辞退黄文坤，应视为是杭州科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其辞退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且杭州科强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解除黄文坤已经履行了通知工会程序。杭州科强公司辞退黄文坤是非法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赔偿金和工资差额。三、广州市失业人员领取失业金待遇，需提供缴纳失业金单位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故杭州今元标矩公司应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给黄文坤。据此，黄文坤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黄文坤一审的诉讼请求；2.杭州科强公司、杭州今元标矩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杭州科强公司、杭州今元标矩公司均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黄文坤的上诉请求。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黄文坤向本院提交证据：杭州科强公司营销副总监杨晓龙2018年8月13日与徐小荣劳务合同纠纷处理协商的录音，拟证明浙江科强公司与黄文坤之间就劳动关系转入杭州科强公司协商无果后，就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产生纠纷，结合有关工资发放、考勤及社保缴纳等证据，黄文坤与杭州科强公司自2018年7月1日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杭州科强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关系。杭州科强公司质证称：1.上述证据属于逾期举证，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2.录音是与徐小荣的谈话录音，只能作为徐小荣案的证据，不能作为另外两个劳动者的证据；3.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及合法性，录音内容无法看出公司做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杭州科强公司与浙江科强公司属于关联公司，浙江科强公司为了内部核算方便，建立了杭州科强公司处理广州的事项，录音内容是在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先由浙江科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与杭州科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黄文坤不同意与浙江科强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要求双倍赔偿金，双方对此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杨晓龙无权代表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其也没有作出，故上述证据无法证明黄文坤的证明目的。杭州今元标矩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杭州科强公司是否需向黄文坤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以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问题。本院认为，对于黄文坤提出的杭州科强公司应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以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是否可得到支持应以杭州科强公司、黄文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可知，黄文坤与案外人浙江科强公司签订了2017年10月11日至2020年10月10日止的劳动合同，其未与杭州科强公司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黄文坤自入职案外人浙江科强公司后，其工作地点、岗位均未发生变化，案涉期间，黄文坤、杭州科强公司虽对劳动合同的变更问题产生纠纷，但黄文坤明确拒绝与杭州科强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并主张其与浙江科强公司的劳动合同尚在履行，杭州科强公司亦主张维持原合同不变，且杭州科强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其陈述能够合理说明其对黄文坤进行管理的依据，杭州科强公司在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对黄文坤进行管理的事实并不能改变黄文坤与浙江科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亦不能得出杭州科强公司与黄文坤存在劳动关系的结果。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黄文坤的上述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杭州今元标矩公司是否需向黄文坤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问题。杭州今元标矩公司受托为黄文坤购买社保，并不等同于其与黄文坤存在劳动关系，且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黄文坤提出的杭州今元标矩公司需向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黄文坤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黄文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庆国审判员  陈瑞晖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罗敏婷苏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