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喜桂，男，198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蓉玲，广东汇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会丽，广东汇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英，女，1971年12月29日出生，土家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阳辉东，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芸，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高迪，女，1990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农安县。原审被告：广州渡人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张艳民。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蓉玲，广东汇讯律师事务所。上诉人张喜桂因与被上诉人杨英及原审被告高迪、广州渡人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渡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6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张喜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蓉玲，被上诉人杨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阳辉东、黄晓芸，原审被告高迪、渡人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蓉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喜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杨英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张喜桂已将收到杨英的36万元全部为其成功办理了文创账户注册，注册资金全部是从张喜桂所有的Z5520账户中转出的关键事实没有依法认定。杨英企图将自己投资文创账户的损失转嫁至张喜桂的头上，起诉时虚构是向张喜桂买卖文创币的事实，并以买卖合同关系立案要求退款，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了以下事实：1．通过杨英提供的《收据》显示，张喜桂与杨英双方都确认涉案36万元系用于为杨英开通激活文创联盟大系统的12个账户（每个账户3万元），且杨英对于购买文创币需开通文创联盟系统账户是明知而自愿的，是杨英在开通第一个文创联盟大系统账号（杨英y6888）并收取了部分收益后，才再次慎重作出的投资文创联盟的决定。一审法院对前述事实的认定是客观、正确的。也正因为此，一审法院也确认了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而非杨英一开始提出的买卖合同纠纷。但一审法院却未能进一步对张喜桂接受杨英的委托后已将收到杨英的36万元全部为其成功办理了文创账户注册，注册资金全部是从张喜桂所有的z5520账户中转出的关键事实没能作出认定，导致判决错误且显失公平。2．事实上，张喜桂接受杨英的委托后已将收到杨英的36万元全部按杨英的要求为其成功办理了文创账户注册，张喜桂提交的杨英所有账户信息列表及信息、杨英注册账号账户余额管理、分红奖结算记录、销售奖结算记录、转文创4.0系统记录及销售奖分红奖转出记录可知，张喜桂以杨英的名义为其开通了12个账号并绑定了杨英在中国银行广州矿泉支行的银行卡号，此时，杨英名下的12个文创账户已实际由其自己控制，因为公司的所有分红、奖励或者文创币在平台上交易，所有的钱款都将进入其捆绑的手机号码，同时任何交易的信息后台也会直接发送至其捆绑的银行账号，而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处置，捆绑的银行卡一直都在杨英的实际控制管理下。事实上，该捆绑的账号流水显示文创币的发行公司珠海横琴盛世国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国香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9日、2017年3月20日向该账户转入两笔3600元款项，这些足以证明，张喜桂己成功为杨英办理了文创账户注册，全部完成了杨英委托事务。而一审法院却以“张喜桂虽然主张其为杨英注册了案涉12个账号，但其未有证据证明已将该12个账号的信息包括密码交付杨英，即无法证明案涉以杨英名义注册的12个账号已由杨英本人实际持有并可自行操作”而认为张喜桂未能完成委托事务是极其错误的，所有收益（捆绑的银行卡）由杨英控制了，即使她不知道密码或不会操作，都不会影响实际投资收益，可杨英并未证明其在开通后向受托人索要密码、受托人故意不给等情况。事实上，杨英作为成年人，经过第一次账户开通获取收益后很明白投资收益与风险并存，否则也不会以其本人第一个账户为推荐人另行请求张喜桂为其开通其余账户。可见，张喜桂开通账号后已将密码和账户交给了杨英，一审法院的错误认定是基于法院将过多的举证责任强加在张喜桂头上所致，既是适用法律不当，也显失公平。3．一审法院认定“张喜桂虽然主张Z5520账号为其所有，但其提交的其名下的账号列表并没有显示有该账号，张喜桂的主张前后不一致，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账号为其所有”同样是认定事实不清。首先，“Z5520”账号确是张喜桂的，如果列表上没有，也只是笔误；其次，即使该账户不是张喜桂的，从该账户转账为其杨英开通账户肯定需要支付对价，而每个文创账户注册需要3万元杨英也是明知的，从其提供的《收据》可以显示，双方都确认开通一个文创账户需要3万元人民币，双方确认的事实无需再举证证明。4．一审法院判决张喜桂返还全部36万元及利息，对杨英的投资未收回款项金额认定也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明确查明，盛世国香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9日、2017年3月20日向该账户转入两笔3600元款项，杨英已获取了投资收益，即使有损失也应当扣减已获得的收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1．如前所述，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张喜桂不能证明每个账户需要多少钱、张喜桂成功为其开通账号后未能证明已将密码交付给杨英、不能证明转账为杨英开通12个账号的账号是张喜桂名下、张喜桂陈述杨英账户实际收益不能完全吻合等认定，是基于适用法律不当，举证责任划分错误所致，上述事实，从张喜桂提供的证明基本都能证实，一审法院却作出了错误的认定，是适用法律不当。2．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作出判决，要求张喜桂返还杨英36万元及利息，是对前述法律条文的错误理解：首先，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张喜桂与杨英之间的委托合同属于无偿的委托合同，根据该条文规定，受托人赔偿损失需两个条件，一受托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二委托人确有损失存在且该损失与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纵观全案事实，张喜桂作为受托人，根本不存在重大过失，更不可能存在“故意”，杨英的所谓损失完全是其投资选择及其决策失误所致，与张喜桂代其注册账户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杨英至今没有举证证明其投资文创联盟的投资已经损失，经查，文创联盟的发行公司并没有注销，即使注销也可以向股东追讨，杨英没有作出任何向公司追讨投资款的措施，直接向受托人要求赔偿。一审法院既然已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也适用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则杨英首先应证明其损失已确定、实际发生，而如前所述，杨英从未向其投资的发行公司追讨投资款，一审法院判决受托人返还全部的投资款，是明显对法律规定理解错误。退一步，即使杨英确因张喜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了损失，也应根据过错程度按比例赔偿，而非全额返还。杨英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张喜桂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双方之间达成了购买文创币的交易，杨英支付购买款36万元，但张喜桂没有将该款用于购买文创币，而文创币的销售方盛世国香公司也没有向杨英交付文创币的记录。具体理由如下：（一）盛世国香公司2017年度的企业报告显示该公司在该年度处于歇业状态，根本没有对外经营。（二）张喜桂与高迪均为购买文创币的收款方，但该两人名下尾号5715账户、尾号9217账户均没有为杨英购买文创币的交易记录。（三）张喜桂在一审提交的Y6888等12个文创币的账户，杨英对此不知情。这些账户实际不是由杨英控制、管理及收益。首先从该账户信息页面可看出，账户信息中并没有填写身份证号，说明该账户没有经过实名验证，是随时可以被修改的。而杨英在向张喜桂支付文创币购买款时应张喜桂的要求向其提供过身份基本信息及银行账户，所以张喜桂在一审提交12个账户时可进行修改，即杨英没有实际控制和使用该12个文创币的账户。其次，从账户余额管理页面可见，该12个账户中只有Y6888账户是有可用余额的，但该可用余额于2017年5月2日全部转至张喜桂的文创账户中。从账户的结算页面看出，奖金分红转出的接收账户均不是杨英提供的银行账户（尾号为1243），而实际上杨英该账户的银行流水也未显示与该12个文创币相符的分红奖金。反而张喜桂以及高迪的关联账户5715、9217银行流水中显示2017年2月-6月期间有频繁收到盛世国香公司的转款，因此Y6888等12个账户的收益实际上是由张喜桂接收的。（四）盛世国香公司没有将文创币直接登记在杨英名下，没有为其开通文创币的账户。杨英付了购买款后，从未实际操作文创币账户，杨英对张喜桂一审提交的12个文创币账户不知情。杨英支付了购买款也并未获取相应的收益。综上，张喜桂收款后没有为杨英购买文创币、开通文创币的账户，违反了双方的约定，因此张喜桂应向杨英返还购买款以及赔偿相应的损失。高迪、渡人公司述称，同意张喜桂的上诉意见。杨英于2018年10月3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杨英、张喜桂之间买卖文创币的交易约定；2.判令张喜桂、高迪、渡人公司向杨英连带返还购买文创币款项36万元，支付利息25975.34元，本息共计385975.34元（以本金为基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4月28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应计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付款之日止）；3.判令张喜桂、高迪、渡人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英主张其分别向张喜桂、高迪支付共36万元向张喜桂投资购买文创币，渡人公司提供担保。为此，杨英提交了《收据》、转款凭证、张喜桂名片、渡人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予以证明。其中，张喜桂于2017年4月28日出具的《收据》载明：“今收到杨英转账购买文创币，激活文创联盟大系统的12个开通激活款，每个账户3万元一个，共12个账户。30万元人民币。”转款凭证显示杨英在2017年2月至4月28日期间分别向张喜桂指定的收款人高迪等支付了案涉款项。经质证，张喜桂、高迪、渡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杨英是请求张喜桂代其办理购买文创币的手续，张喜桂出具收据不代表其向杨英出售文创币，张喜桂也没有承诺杨英随时可以拿回这个钱，张喜桂从中并没有赚取任何利润，故收据不能证据双方有买卖合同关系或有向杨英承诺，杨英的交易都是在平台上操作的，与张喜桂无关。张喜桂为证明文创币的开发者为盛世国香公司，杨英已对文创币的发行者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决定投资，张喜桂仅系按杨英要求帮其办理文创联盟会员即文创币注册手续，张喜桂已将收到的36万元代杨英办理了文创账户注册，注册资金全部是从张喜桂所有的z5520账户中转出，12个账户共36万元，账户注册后，杨英已获取丰厚收益及领取货品，大部分投资已收回。为此，张喜桂提交了文创币发行者盛世文创联盟（微信号×××）查询记录、盛世国香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盛世国香公司现场照片、2017年4月23日“文创联盟，梦想启航”二千人大会留影现场照片、杨英在珠海公司照片、杨英所有账户信息列表及信息、杨英注册账号账户余额管理、分红奖结算记录、销售奖结算记录、转文创4.0系统记录及销售奖分红奖转出记录、高迪借记卡明细以及张喜桂借记卡明细予以证明。其中，张喜桂提交的盛世文创联盟（微信号为×××）的帐号主体为盛世国香公司；照片未显示有杨英；杨英所有账户信息列表及信息显示杨英名下共有12个账户，用户名分别为y6888、y6999、yy0042、yy0043、yy0044、yy0045、yy0046、yy0047、yy0048、yy0049、yy0050、yy0051，绑定的开户行为中国银行广州矿泉支行、银行卡号为60×××43；账户余额管理显示上述账户第一笔收入30000均系从“Z5520”转入，单位为“数量”；账户余额管理、分红奖结算记录、销售奖结算记录、转文创4.0系统记录及销售奖分红奖转出记录显示上述账户在2017年4月至7月期间有多笔分红奖、销售奖收入，状态为已打款。高迪借记卡明细以及张喜桂借记卡明细显示高迪、张喜桂在2017年3月至4月与盛世国香公司有多笔资金往来，该期间共同向“珠*司”转出51万元，最后一笔发生于2017年4月11日转出17万元。经质证，杨英对盛世国香公司现场照片、2017年4月23日“文创联盟，梦想启航”二千人大会留影现场照片、杨英在珠海公司照片、杨英所有账户信息列表及信息、杨英注册账号账户余额管理、分红奖结算记录、销售奖结算记录、转文创4.0系统记录及销售奖分红奖转出记录均不予确认，认为其未参与盛世国香公司的现场活动，杨英听信张喜桂对文创币的介绍向张喜桂指定账号转账，并向张喜桂提供了身份信息、银行账号、联系电话，但并未明白文创币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文创币账号的实际操作方法，有关账号的注册、管理、收益是否真实存在一概不知道，杨英文创币账号里的消费积分均自张喜桂“Z5520”账号转入，转入的是消费积分，并不是银行存款人民币。另外，张喜桂还提交了“文创账号”列表，证明其通过自有账号转账36万元给杨英注册的12个账号，其自己共投资文创币113万元，同样是受害者。该列表显示张喜桂名下包括有“z5521”、“z5522”、“z5523”等账号，未显示有“z5520”账号。经质证，杨英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一审庭审中，杨英及张喜桂均确认杨英向张喜桂支付了36万元用于购买文创币。张喜桂称杨英的款项已购买了文创币，其提交的账户余额管理里面可以证明从张喜桂的“Z5520”账号转入，该笔款项是用于购买文创币的缴费，12个账号总共加起来就是36万元，分红是盛世国香公司给杨英的，从后台系统来看，基本上每个账户都有3000元左右的奖金打到杨英的账户，其提交的证据中所有已打款都是分红，已打款是款项已打到银行账户。另外，案涉账户刚开始注册时有默认密码，当时张喜桂是知道密码，之后就是由杨英自己保管。第一个账户的分红发生在2017年2月25日至2017年5月15日期间，杨英的其他账户是其在4月28日开设的。杨英则表示张喜桂没有向其出示过账号信息，其确认中国银行广州矿泉支行的卡号是属其所有，但不清楚捆绑的情况，其没有收取分红或奖金。杨英坚持其与张喜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庭后，杨英提交了其名下中国银行广州矿泉支行卡号为60×××43的账户在2017年2月至5月的交易流水明细清单，用以证明杨英未收到张喜桂、高迪、渡人公司任何款项。上述交易流水显示该账号分别于2017年3月9日、2017年3月20日收到珠海横琴盛世国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转入两笔3600元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杨英与张喜桂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杨英主张其系向张喜桂购买文创币，张喜桂承诺可以随时取回本金、计付利息，利息比银行存款利息能高出许多倍。但根据张喜桂向杨英出具的《收据》内容可知，张喜桂确认收到杨英转账购买文创币，用途是用于激活文创联盟大系统的12个账户激活款，每个账户3万元一个，共12个账户。该《收据》可证明杨英对于购买文创币需开通文创联盟系统账户是明知的，但无法证明文创币或文创联盟系统实际系张喜桂运营，也无法证明系向张喜桂购买文创币。因此，仅凭《收据》不足以认定杨英与张喜桂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杨英诉请要求解除与张喜桂之间的买卖文创币的交易约定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关于杨英与张喜桂之间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承上所述，杨英对于购买文创币需开通文创联盟系统账户是明知的，而根据张喜桂提交的杨英所有账户信息列表及信息、杨英注册账号账户余额管理、分红奖结算记录、销售奖结算记录、转文创4.0系统记录及销售奖分红奖转出记录可知，张喜桂以杨英的名义开通了12个账号并绑定了杨英在中国银行广州矿泉支行的银行卡号。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杨英与张喜桂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虽然杨英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依法对张喜桂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关于杨英是否有权要求张喜桂、高迪、渡人公司返还款项36万元及利息的问题。关键在于张喜桂是否已将杨英交付的36万元用于为其投资购买文创币。首先，张喜桂主张其已将杨英的款项转入文创币的发行方盛世国香公司，但其提交的高迪借记卡明细以及张喜桂借记卡明细显示两银行账户在2017年3月至4月共向“珠*司”账户转出51万元，与杨英的投资金额不一致。且杨英向张喜桂支付的最后几笔大额款项均发生于2017年4月28日，而上述明细显示向“珠*司”账户转出的最后一笔款项时间为2017年4月11日。另外，张喜桂亦主张其有投资文创币113万元。因此，张喜桂提交的上述借记卡明细不足以证明已将杨英交付的款项用于为其购买文创币。其次，虽然张喜桂提交的杨英名下12个账号均显示第一笔收入由“z5520”账号转入“30000”，但无法证明该“30000”即为3万元人民币。另外，张喜桂虽然主张“z5520”账号为其所有，但其提交的其名下的账号列表并没有显示有该账号，张喜桂的主张前后不一致，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账号为其所有。故无法证明张喜桂已将款项转入杨英名下的账户。再次，从张喜桂提交的分红奖结算记录、销售奖结算记录、转文创4.0系统记录及销售奖分红奖转出记录显示杨英的账户在2017年4月至7月期间有多笔分红奖、销售奖收入，状态为已打款。张喜桂主张基本上每个账户都有3000元左右的奖金打到杨英的账户，其提交的证据中所有已打款都是分红，已打款是款项已打到银行账户。但从杨英提交的12个账号所绑定的银行卡账户在2017年2月至5月的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盛世国香公司仅分别于2017年3月9日、2017年3月20日向该账户转入两笔3600元款项，故交易流水显示的交易记录明显与张喜桂的上述主张不符。最后，张喜桂虽然主张其为杨英注册了案涉12个账号，但其未有证据证明已将该12个账号的信息包括密码交付杨英，杨英对此也予以否认，也即无法证明案涉以杨英名义注册的12个账号已由杨英本人实际持有并可自行操作。综上，张喜桂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收取杨英36万元后已完成为杨英投资购买文创币的委托事项，投资款项应予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现杨英要求张喜桂返还36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4月28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杨英要求高迪、渡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高迪仅系款项收款方，与杨英并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另外，杨英未提交证据证明渡人公司为案涉委托事项提供担保。因此，杨英要求高迪、渡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9月5日判决：一、张喜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向杨英返还36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4月28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杨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090元，由张喜桂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张喜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文创币发行单位盛世国香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拟证实该公司登记状态仍为在营（开业）企业，并未注销。2.文创币发行公司、创始人简介及文创币交易规则的网络资料打印件，拟证实文创币的交易模式，可以在电子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3.张某珍尾号为4813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电子回单以及张某珍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实在2017年5-7月，杨英委托张喜桂卖出部分文创币，兑现后通过其妹妹张某珍将收款款项转账给杨英，共转账付款141826元。4.视频光盘及视频截图照片，拟证实杨英曾在2017年4月23日参加盛世国香公司开设的文创币讲座等活动。杨英对张喜桂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公司在2017年已经歇业；2.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3.证据3中张某珍的证人证言不予确认，没有附身份证明资料，证人也未出庭；张某珍的银行账户流水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有关转账内容没有完整的收款人账户信息和户名，不能认定为杨英收取，中国工商银行的转账电子回单不能确定为原件，且收款人“杨英”不能确定为本案当事人本人；4.证据4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高迪、渡人公司对张喜桂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可。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关于杨英向张喜桂支付36万元的情况，双方确认杨英分别于2017年2月24日向张喜桂支付3万元、4月6日支付3万元、4月28日支付30万元。二审期间，杨英认为其在支付第一笔款项后，张喜桂仍反复向其推荐文创币的收益情况，基于对朋友的信任才继续投资30余万元。对于盛世国香公司于2017年3月9日、3月20日分别向杨英账户转入的两笔款项，杨英表示其当时并不知情，诉讼期间打印银行流水才知道两笔转款，并认为张喜桂没有向其介绍文创币是由哪家公司开发。二审期间，本院要求张喜桂展示盛世国香公司开设的文创币交易平台系统，张喜桂表示该平台系统原是通过盛世国香公司设立的“盛世文创联盟”微信公众号登录，但在2018年底盛世国香公司已关闭后台，并将该平台系统下架，其一审提供的杨英账户信息、账户余额管理、销售奖结算记录等界面均是在平台关闭前打印的截图，现已无法登录该系统。根据张喜桂一审提供的账户余额管理界面显示，杨英名下12个账户的交易信息均截止至2017年6月7日，其中用户名为Y6888账户在2017年5月2日转出到Z5520账户“4722”。张喜桂对此解释认为当时受杨英委托代为出售部分文创币，出售款项已通过其妹妹张某珍向杨英返还。根据张喜桂二审提供的张某珍银行账户流水反映，张某珍分别向“*英”账户转出以下款项：2017年5月14日转账4722元、6月13日分两笔转账共68241元、6月20日转账37962元、6月25日转账4497元、7月6日转账22166元、7月10日转账947元、7月12日转账3291元（以上共计141826元），收款人“*英”的收款账号包括“62×××71”“60XXX43”。另张喜桂提供与上述转账信息相对应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其中记载收款人户名为“杨英”。张某珍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其是张喜桂的妹妹，杨英的朋友，2017年2月，杨英得知其与张喜桂在投资文创币，经了解后也决定投资。先后让张喜桂帮忙注册共计12个账号。2017年5-7月，杨英又委托张喜桂帮忙出售了部分文创币，兑现后张喜桂让其将售币款项转给杨英，其代张喜桂向杨英转账共计141826元。杨英本人于二审到庭表示确认收到过张某珍转账的款项。但认为其与张某珍存在刷信用卡套现的交易，因此收取的款项均为套现款项，与本案交易无关联。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张喜桂是否已将杨英支付的36万元款项全部用以投资购买文创币。2.杨英主张张喜桂返还36万元及赔偿利息损失是否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现张喜桂主张已为杨英投入36万元开设文创币账户，应就此承担相应举证责任。根据本案事实及相关证据分析：其一，张喜桂主张其已将36万元全部投入以杨英名义开立的12个文创币账户内，就此虽提供了其本人及配偶高迪的银行卡明细，反映在2017年3-4月期间曾向盛世国香公司转账共计51万余元。但一方面，其转账时间、金额均无法与杨英付款时间、金额相对应；另一方面，张喜桂确认其自行投资113万余元购买文创币，故仅凭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所付款项费用以办理杨英的文创币投资事宜。其二，张喜桂于诉讼中提供的以杨英名义设立的12个文创币账户信息均为其图片打印件，张喜桂确认现无法登录文创币系统查询相关账户信息内容，因此其所提供的有关杨英的开户信息、账户余额管理、销售奖结算记录等内容均无法核对真实性，证据形式存在重大瑕疵、证据证明力薄弱。其三，即便张喜桂所提供的账户信息内容属实，根据12个账户的余额管理情况反映，12个账户内初始收入“30000”均来源于“Z5520”账号，张喜桂未能举证证实该账号是其本人设立账号。此外，账户余额显示时间最迟截止至2017年6月7日，其中在2017年5月2日还有账户余额转出到“Z5520”账户内。结合诉讼中张喜桂确认其清楚知晓杨英账户的全部信息、密码，即张喜桂对于该12个账户内的资产完全可自行处置，事实上张喜桂二审也确认其在2017年6月7日之后仍有多笔从杨英账户转出资金的交易发生。其四，张喜桂对其所称已将文创币的操作规则及账户、密码明确告知杨英，但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诉讼中提交的视频、图片，也无法辨认杨英本人是否参与了盛世国香公司的推介活动，再从其所述文创币投资回报方式，本案中盛世国香公司仅于2017年3月曾向杨英银行账户转入两笔3600元，此外再无其他证据显示杨英的关联账户收取过盛世国香公司支付的其他收益款，而张喜桂自述代杨英出售文创币的回款也并非直接转入杨英关联账户，亦是由张喜桂兑现后再通过张某珍转付。因此，综合以上事实和相关证据，本案中缺乏确凿证据证实张喜桂确已为杨英完成36万元的文创币投资事宜，更无法证实杨英已完全获得了12个文创币投资账户及账户内资产的操控权。因此，张喜桂主张其已完成委托投资事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张喜桂是否应当向杨英返还36万元款项并赔偿利息损失的问题。本案中，张喜桂作为受托方未能举证证实其已为杨英实际办理了36万元的文创币投资手续，故在杨英提出解除双方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其自应承担款项返还责任。但关于返还款项金额的认定，张喜桂二审提供张某珍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其银行账户流水、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电子回单，各项证据内容相互印证、相互吻合，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张某珍代张喜桂向杨英转付款项141826元的事实。杨英虽抗辩认为该部分款项是其信用卡套现款，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张喜桂要求扣减该部分回款，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另对于盛世国香公司向杨英账户转入的两笔3600元，在杨英不确认张喜桂已为其开设文创币账户，亦不确认该两笔款项系盛世国香公司向其支付的文创币投资收益款的情况下，张喜桂主张在其应返还的委托投资款中扣减，符合公平合理原则，本院亦予以支持。据此，张喜桂应当向杨英返还款项210974元。另关于利息赔偿问题，因杨英与张喜桂之间并未订立书面委托合同，也未另行约定委托投资期限，更无关于委托报酬的约定，因此杨英主张张喜桂应从2017年4月28日开具收款《收据》之日赔偿其利息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杨英于2018年10月31日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张喜桂未能及时返还款项不当，故本院确定从该日起先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以及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综上所述，张喜桂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基于当事人二审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变更。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681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68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张喜桂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杨英返还210974元及赔偿利息（从2018年10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被上诉人杨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090元，由上诉人张喜桂负担3875元，被上诉人杨英负担32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上诉人张喜桂负担3926元，被上诉人杨英负担277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丽珍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