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内07民终2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伯良，男，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牙克石市联益汽车修理厂。经营者：满宝莉，女，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支公司。法定代表人：武金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平，女，该公司法律顾问。上诉人刘伯良因与被上诉人牙克石市联益汽车修理厂（以下简称联益汽修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2019）内0782民初3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伯良上诉请求：1.由联益汽修厂和人保财险承担其东风瑞达起亚车辆丢失配件损失，欺诈消费者赔偿20，000元；2.由联益汽修厂和人保财险承担其东风瑞达起亚车辆未能出庭做证造成损失6000元；3.由联益汽修厂赔偿殴打致其身体损伤和心理损失500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16日刘伯良在牙克石市门都大桥发生交通事故，后拨打交警队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电话进行保险定损，后由人财保险保险员康某出险，并将其车辆在2019年3月2日从牙克石交警队拖运到联益汽修厂，承诺在2019年3月4日对刘伯良车辆三方当面拆解确认，后在没有通知刘伯良的情况下，将该车辆拆解。刘伯良去联益汽修厂查看时发现所有拆解零件被堆放在地上，车辆没有损坏的地方也已经被拆解下来，造成损坏，而且人保财险和联益汽修厂也没有与其一起签字确认定损，后车辆放在联益汽修厂期间又发生损坏及零件丢失数种，刘伯良在2019年3月4日维修期间多次强调车辆在2019年4月3日将在鄂温克旗法院作为主要证物在庭审中出示，人保财险及联益汽修厂均承诺将在2019年4月3日前将车辆修复并交付。结果在2019年4月4日车辆也未能修复，导致案件败诉。联益汽修厂没有按照承诺购进原厂配件，并用破损旧件欺诈消费者，在刘伯良问及相关事项时，联益汽修厂负责人对其进行辱骂并殴打。2019年4月8日联益汽修厂及刘伯良对车辆零件进行拍照及视频录像，后将车辆及零散配件拖运东风瑞达起亚4S店进行定损维修时，发现丢失价值数千元零件，应由联益汽修厂赔偿。一审法院在联益汽修厂缺席情况下，按照审判程序应判刘伯良胜诉。联益汽修厂辩称，对刘伯良的上诉请求均不认可。人保财险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公正合法，请求驳回刘伯良的上诉请求。刘伯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承担刘伯良东风瑞达起亚车辆丢失配件损失、欺诈消费者赔偿20,000元；2.承担刘伯良东风瑞达起亚车辆未能出庭作证造成损失共计6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伯良的东风瑞达车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崇文支公司投保机动车商业险，2019年2月16日，刘伯良所有的车辆发生事故，人保财险按照异地出险程序代替崇文支公司处理事故，由保险员康某出险拍照定损，并将车辆送往联益汽修厂进行维修，车辆拆解下的零件由刘伯良、联益汽修厂及人保财险进行了确认，刘伯良认为联益汽修厂在拆解其车辆的过程中给车辆造成了损坏，并且对于安装零件与联益汽修厂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刘伯良将车辆拖离联益汽修厂并出具收条，收条内容为配件及车辆全部取走，刘伯良将车辆运往东风瑞达起亚4S店，在检修过程中刘伯良认为车辆零件丢失是由于联益汽修厂造成的，因此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刘伯良签订的收条，刘伯良将车辆从联益汽修厂拖走时，对车辆及零件进行了检查，已将车辆和零件取走，刘伯良主张要求联益汽修厂、人保财险承担车辆配件丢失、欺诈消费者损害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刘伯良陈述收条是在联益汽修厂的威胁恐吓下书写的，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刘伯良要求联益汽修厂、人保财险承担其车辆未能出庭作证造成损失6000元，刘伯良对于6000元损失的形成过程，计算方式等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于刘伯良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联益汽修厂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本案依法缺席判决。判决：驳回刘伯良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刘伯良提交了录音材料及照片，证明其要求联益汽修厂购进原厂零件，但是联益汽修厂进的是山寨产品，属于欺诈行为。经质证，联益汽修厂认为录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只是在探讨联益汽修厂维修的情况，图片不知道要证明什么问题。联益汽修厂维修未对刘伯良的车辆进行过维修，也没有为其购进过配件，不存在配件真伪或质量的问题。人保财险对录音真实性因其公司工作人员不在现场，不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录音只是讨论配件的真伪，不能证明刘伯良车辆丢失零件与人保财险有关，对其证明的目的不认可。刘伯良不能证明其提供的配件照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不发表意见。人保财险提供三张照片，证明在2019年6月5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崇文支公司向刘伯良进行了理赔，其中更换配件费用14，842.10元、维修费用8140元、辅料费用840元、施救费300元，扣除刘伯良车辆损坏配件残值122.10，共计23，800元，直接转给维修车辆的呼伦贝尔市大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另外还给付了刘伯良的1000元拖车费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崇文支公司已经全部赔偿完毕，人保财险公司不应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经质证，刘伯良认为总共理赔了19,300元，不是23,800元。保险公司定损维修，车辆配件需要回收，但丢失的零件不是事故损坏的，是新零件，属于个人财产。联益汽修厂和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存在保险诈骗行为。联益汽修厂对该组证据不发表意见。本院对刘伯良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因联益汽修厂并未实际对刘伯良的车辆进行维修，故对刘伯良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对人保财险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崇文支公司于2019年6月5日向呼伦贝尔市大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即东风瑞达起亚4S店支付了涉案车辆的维修及配件费用共计23,8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伯良要求联益汽修厂、人保财险赔偿其车辆配件及相关损失的请求是否成立。本案中，刘伯良提交用以证实其车辆配件丢失的照片、确认单等证据多数形成于其将涉案车辆及配件从联益汽修厂取走并出具收条之后。刘伯良及人保财险当庭均认可，涉案车辆从联益汽修厂拖离到过其他修理厂，但因双方对于修理事宜未能协商一致，最后又将涉案车辆运至东风瑞达起亚4S店进行修理，并由中国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崇文支公司直接向东风瑞达起亚4S店支付了维修及配件费用。因此刘伯良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车辆丢失的配件与联益汽修厂、人保财险存在关联，以及联益汽修厂存在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故本院对其要求联益汽修厂、人保财险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刘伯良现仅凭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0724民初342号民事判决，不足以证实因其车辆未能出庭作证造成损失6000元，且该损失应由联益汽修厂、人保财险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刘伯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刘伯良要求联益汽修厂赔偿其身体和心理损失5000元的主张，属于二审期间新增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经询问，联益汽修厂不同意就该项主张进行调解或一并审理，故本院对于刘伯良要求联益汽修厂赔偿其身体和心理损失的诉讼主张不予审理，刘伯良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刘伯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元，由刘伯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栾 雪审判员 王宝珍审判员 蒋忠顺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姜 楠附：本案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