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781民初223号 原告：陈伟，男，198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扶余市。 被告：姜树申，男，196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扶余市。 委托代理人：高洪波，吉林鑫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任向文，男，197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扶余市。 被告：高艳红，女，197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扶余市。 原告陈伟与被告姜树申、任向文、高艳红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伟、被告姜树申及其委托代理人高洪波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任向文、高艳红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陈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停止对原告所有四粒红花生种子（价值50874元）的扣押；二、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任向文与被告高艳红系夫妻关系,被告姜树申因与被告任向文、高艳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至法院，经法院判决后，现此案以进入到执行阶段,被告申请法院对原告所有的670袋四粒红花生种子进行扣押,因原告于2019年11月份在白城市购买了670袋四粒红花生种子，由于数量较大，原告没有地方存放，被告任向文、高艳红的家中有存放种子的库房，遂原告将花生种子存放在被告任向文、高艳红家里，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在执行异议阶段，驳回了原告的请求，侵犯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基于以上事实，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判决案涉花生归原告所有。 被告姜树申辩称，答辩人与本案被告任向文、高艳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扶余市人民法院审理，判令任向文、高艳红向答辩人履行给付义务，案涉被扣押的花生是在执行阶段，通过张静平与任向文的电话交谈确认该批花生系任向文所有的情况下，申请法院依法扣押的。被答辩人提出案涉花生系购买的花生种子的事实不能成立，陈述的事实与所举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具体意见如下:1、案外异议申请书中被答辩人陈述的事实是:“2019年11月30日异议人将自家的670袋四粒红花生种子放置在二被执行人家中...当时我雇周立成的货车将花生种子拉到被执行人家中，共计3车，当时为我干活的装卸工人也可以证明此事”。通过这段文字的叙述，可知被答辩人是在2019年11月30日当天通过周立成和装卸工人在一天之内完成了将共计3车花生种子运输和卸货到任向文家的事实。扶余市人民法院举行异议听证的笔录中记载被答辩人陈述是“第一车2019年11月30日拉的，第二天早上到任继纯家。第二车是2019年12月1日，从白城三合村拉到长岭因为没卖出去又拉到任继纯家，第三车是我给徐某12000元，徐某1给司机转的”。通过这段文字理解，被答辩人对于三车花生种子的事实没有变化，但运输的时间已经先从11月30日同一天运到任向文家的事实变成了分三次不同的三天运到任继纯家，第三车的时间根据没有明确。司机从周立成变成了最后一车是通过给徐某12000元与司机结算的，三车的司机在听证阶段都没有被确认为周立成。本次起诉状中诉称“原告于2019年11月份在白城市购买的670袋花生种子，由于数量大，没有地方存放，存放在任向文家”。这次陈述干脆减掉了运输车次，但从时间表达看，被答辩人将花生种子存放在任向文家的时间是在2019年11月份之前完成的。从以上三处被答辩人的陈述可知，被答辩人对将花生种子存放到任向文家的时间都难以说清，显然被答辩人存放花生种子在任向文家的说法是虚假的。2、听证笔录中记载，被答辩人申请证人徐某1出庭作证。徐某1证实之前，被答辩人进行了陈述，与徐某1的证实完全矛盾。一是第一车的运输时间不吻合，被答辩人称是11月30日发出，第二天到货，徐某1证实是29日去的，30日早上回来卸的。二是被答辩人称共计3车货徐某1都知道，第二车是12月1日发出，在长岭没卖出去又拉回任向文家，第三车是通过徐某1转钱2000元与司机结算。徐某1证实就知道到货两车，尤其是第三车徐某1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收到被答辩人的运费2000元，与被答辩人的陈述完全矛盾。三是被答辩人称第一车是211袋，第二车是255袋，徐某1证实第一车是214袋，第二车是256袋。合计相差四袋，按照被答辩人自述购买的花生种子数量及单价平均计算，四袋种子约合人民币1500多元，从经营角度考虑，这种错误是不可能发生的。徐某1是被答辩人的叔丈人，二人存在亲属关系，如果所作证词对被答辩人有利，应当综合其他证据考虑其证词的真实性，如果所作证词对被答辩人不利，应当直接作为反驳被答辩人主张的证据使用。3、在2019年12月12日法院下发执行裁定扣押案涉花生的当天，张静平与任向文的电话录音，从任向文的录音内容可知，任向文开始承认库内的花生是自己种的，不同意卖了只偿还张静平等三位债权人的债务，想把钱给所有债权人均分。之后感觉不对而改变口吻，称这批花生是与别人合伙种的，那个人出资，任向文无权出售处理，显然这种说法就是为了拖延债务不想偿还。但从始至终也没有说库内是陈伟存放的花生种子。法院也是基于这一事实对案涉花生采取扣押措施的。如果被答辩人所述属实，任向文在与张静平通话时，一定会明确库内是被答辩人存放的花生种子的事实。从心理学角度讲，行为人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情况下说出的话是最接近事实上。任向文与张静平通电话时就没有任何准备，既然任向文没有提到这批花生系被答辩人存放，显然被答辩人称将花生种子存放在任向文家的事实是不成立的。现在任向文、高艳红不出面，任由被答辩人以案外人的身份主张权利，就是一种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4、被答辩人家住万发镇三合村，任向文家在三井子镇黄家村，从百度地图上显示距离是40里地左右，被答辩人自述与任向文的关系就是通过朋友认识，并不是十分可靠的关系，被答辩人将价值25万多元的花生种子寄存在任向文家，双方没有履行任何手续，被答辩人没有任何防范措施，与常理不符。5、经答辩人进行市场调查，按照被答辩人自称的在2019年11末左右的时间，白城一带的花生种子市场价格为精选花生果最高3.8元，毛货(没有经过筛选，存在杂质)最高3.3元，到2019年12月末，最高也才达到4元。被答辩人在11月末就花4.15元购买花生种子，而且当中杂质较多，即便作为种子也属于毛货，从购买价格上与市场价格不相符合。6、被答辩人一直强调案涉花生是其购买的种子，按照花生种子的生产、销售要求，应当符合生产厂家、论质定量包装、产品说明、合格证等多项要求。案涉的花生明显不符合被答辩人所称花生种子的要求，而且案涉花生属于种类物，不是特定物，不能证明特指归被答辩人所有。既然在被执行人任向文的库内，在没有其他权利人的情况下，就应当视为任向文的财产。7、被答辩人称案涉花生是以4.15元每斤的价格，以花生种子从三户农民手中购买的，第二车去长岭销售没有卖出应当是不真实的。根据种子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种子在我国属于特许经营，没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可能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被答辩人没有提供白城销售种子三户农民的种子生产、经营资质，也没有提供自己的经营资质，所以被答辩人称从三户农民手中购买花生种子是不可能的。如果本案查实被答辩人确实从白城三户农民手中购买的花生种子，并且自己又对外向农民销售，就涉嫌非法经营罪。根据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刑事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的规定，如果被答辩人诉称属实，答辩人要求将此案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综上答辩意见，答辩人认为，通过对被答辩人陈述的经过进行分析，本案存在多处疑点和前后矛盾的地方，虽然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是否购买花生种子的事实并不知晓，但案涉花生应当不是被答辩人的。请法庭查明本案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 被告任向文未到庭，未答辩。 被告高艳红未到庭，未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姜树申与任向文、高艳红、任继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2019）吉0781民初3531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任向文、高艳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姜树申借款本金49700元。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二被告未按约定时间履行给付义务，姜树申向本院申请执行。在该案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吉0781执189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被执行人所有的价值50874元的花生予以扣押，被执行人负责保管被扣押的财产，在扣押期间被执行人不得转移被扣押的财产，不得对被扣押的财产设定权利负担，不得有妨碍执行的其他行为，在扣押期间，经本院允许可以变卖扣押的财产，应将变卖款交到扶余市人民法院。案外人陈伟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被扣押的花生属于其所有，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吉0781执异13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陈伟的异议请求。陈伟又在规定时间内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陈伟在扶余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立银行卡一张，账号为×××，该银行卡于2019年11月29日向账号为×××的银行卡转账两笔，一笔金额为50000元，一笔金额为39180元，经查，账号为×××的银行卡的开户人为潘冬；同日，账号为×××的银行卡向陈伟的银行卡转账两笔，一笔金额为38000元，一笔金额为12000元，经查，账号为×××的银行卡的开户人为窦堰峰；同日，陈伟的该账号的银行卡还发生四笔转账，其中三笔金额分别为470元、800元、2000元，陈伟称上述三笔款项分别是支付搬运费、介绍费、车辆运输费，第四笔是向账号为×××的银行卡转账支付71955元，经查，该银行卡的开户人为张艳云（郎庆国妻子）。 本院认为，陈伟作为姜树申申请执行任向文、高艳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案外人，对本院作出的（2019）吉0781执异132号执行裁定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各方争议焦点在于陈伟对案涉花生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结合各方诉辩主张，本院评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亦即陈伟作为执行案件的案外人，系对其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陈伟提交了9份证人证言，但证人均未出庭作证，且内容为陈伟事先打印好的内容，证人在上面签的字，且有的还是证人妻子代为签字，其证据的证明力较低，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但结合陈伟提交的存款明细账，陈伟确于2019年11月29日向潘冬及郎庆国的妻子张艳云支付了花生款，由此可以认定陈伟确实从潘冬及郎庆国处购买过花生。至于陈伟称其从陈广满处购买了花生，价款是其向胡玉学借的，故胡玉学直接向陈广满的妻子王亚元支付了价款，自己又现金支付18000元，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仅有陈广满出具的一份证言，陈伟对由此购买花生一事陈述的较为清楚，所购买的花生数量亦与事实相符，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陈伟从陈广满处购买花生的事实具有高度可信性。陈伟与司机的通话录音，证明了运输花生的过程，但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证人叶某、徐某2的证言，称其为装卸工人，帮助陈伟在任继纯家卸过花生，此点较为可信，被告姜树申对此亦无异议，但具体花生从哪买回，作为装卸工人知道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知道亦是从他人处听说的，可信性不高。任继纯出庭作证，证明案涉花生是陈伟存放在他家仓库之中，花生扒皮时统一结算，不单独计算存放费用。土地承包合同亦反映陈伟承包2000多亩土地，用于种植花生。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实案涉花生属于陈伟所有，足以排除执行。综上所述，对原告陈伟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不得执行原告陈伟所有的存放于被告任向文、高艳红家中库房中价值50874元的四粒红花生。 案件受理费1072元，由被告姜树申、任向文、高艳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苗得志 人民陪审员陈爱霞 人民陪审员姜洪艳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曲         艳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