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7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男，1978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3，女，195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4，女，194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5，女，1999年11月7日出生，住广州市黄埔区，出生。上述五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广东捷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6，男，197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光宗，广东正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7，男，194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忠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8，女，195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上诉人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因与被上诉人李某6、李某7、李某8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李某6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决李某9、钟某的遗产由李某7、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1、李某2共同继承，其中，李某7、李某3、李某4、李某5各占1/5,李某1、李某2各占1/10。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错误认定钟某遗嘱的效力，将完全不具备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基本形式要求的遗嘱认定为有效，从而错误认定李某6为受遗赠人，对遗产份额作出错误分割。本案钟某遗嘱中没有立遗嘱人的签名，不符合关于代书遗嘱的规定。“钟某”的印章和指模根本无法核实，也无法证明是否其本人所盖，且我国继承法从未规定私人印章和手指指模的形式可以代替签名，除非是1985年10月1日继承法实施以前所立遗嘱。故该“遗嘱”不符合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的基本形式要求，无法律效力。二、一审错误认定李某6在法定的两个月内接受赠与。李某6是李某9、钟某的孙子，非法定继承人。遗嘱性质依法律规定属于遗赠，钟某于2012年去世，在其去世前，从未听其说过曾处分过房屋，更未听其说曾立遗嘱。从钟某去世至今七年，从未听李某6讲过接受遗产。李某6起诉状中称“经多方协商，各被告拒绝承认并阻碍其行使对房产所享有的继承权”根本不是事实。即便是在房屋被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时，各法定继承人与拆迁人协商以及签订协议时，李某6、李某7也从未提出过钟某立有遗嘱且房屋遗赠给李某6，李某6表示接受。即使遗嘱合法有效，但按继承法的规定，受遗赠也超出接受时间，应视作李某6放弃接受遗嘱。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或受遗赠是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被继承人钟某于2012年去世，李某6不可能在2008年即被继承人还未死亡时表示接受遗赠，这不符合逻辑。而且，李某6从来没有表示接受遗赠，在签订协议前和查询情况前，若李某6认为其为权利人之一，应参与协商，但其一直没有出现，事实上其不可能对房屋拆迁不知情，其亦陈述在使用该房屋，则其应该知情。三、一审错误认定遗产。李某9作为使用人，领有“萝字第000079号宅基地使用证”，该证对应座落广州市开发区×××8号之一房屋。事实上，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提交了广州市国营黄陂农工商联合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证明根据政府对联和街道慕园村地段的征地补偿拆迁安置政策，涉案房屋已由广州市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委托广州市国营黄陂农工商联合公司拆迁安置，在2018年8月由该公司与李某7、李某1、李某2、李某8、李某4、李某3、李某5协商洽谈该房屋征地补偿安置事宜，在确认各方为李某9、钟某的法定继承人身份及资格后，由李某7为代表，签订了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回迁安置了广州市黄埔区×××C4-2栋1802号房，另补偿现金约16万余元。即原作为遗产的房屋早就已经按法定继承处理并完成回迁安置。涉案房屋已属于拆迁人的财产，不属遗产，相应地对该房屋回迁安置的1802房以及补偿款16万余元，应由继承人李某7、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8、李某5继承。四、一审错误认定李某7、李某6仍使用原房产。其只是户口仍空挂在涉案房屋，房屋拆迁安置后，早已属于拆迁人黄陂农工商公司，只是尚未拆迁，且该房屋早已不适合居住，空置多年。事实上，李某6、李某7根本不是一直使用居住在涉案房屋，是李某5与其母亲一直在该房屋照顾钟某，以及居住在房屋。五、李某8有权放弃其继承份额，但其放弃后无权将份额转交或赠与李某7，其份额应由其他法定继承人继承。李某6辩称，不同意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钟某的遗嘱合法有效，其无须为李某5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二、李某6依法可以继承钟某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产权份额。综合本案情况，可以认定李某6在法定期限内做出了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其一，钟某立遗嘱时，李某6在现场，有立遗嘱时的照片及出庭作证的证人可以证实。而钟某立完遗嘱后将遗嘱文本交由李某6保管，李某6同意并接收该遗嘱的行为，完全可以视为其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其二，钟某去世后，李某6已实际接管了涉案房屋，并与李某7共同管理、修缮和使用该房屋，即李某6以实际占有控制该房屋的行为表明接受遗赠。其三，钟某过世后，李某6即接收并保管了涉案《宅基地使用证》原件，亦以行为表明接受遗赠。综上，完全可以认定李某6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三、涉案房屋虽已由各上诉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但该房屋至今未拆，也未被收回，仍由李某6控制和使用。因拆迁协议并未征得占有份额多数人即李某6的同意，本案不宜直接处理拆迁后所产生的各项具体权益。李某7辩称，不同意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其认为李某9留下的立据、钟某留下的遗嘱均是真实有效，但出于亲情考虑在一审时也同意将李某9的遗产份额对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适当照顾，事实上无论从是否尽到赡养义务，还是对房屋维护使用的角度来说，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均没有尽到应尽到的义务，李某7有理由争取多分遗产，但其年龄已高，顾念兄妹情，同意一审的处理结果。李某8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答辩，亦无提交书面意见。李某6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位于广州市黄埔区×××8号的房产[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号：萝字第000079号]中属于钟某的份额依法由李某6继承，即前述房产由李某6享有60%的产权份额，李某7、李某8、李某3各享有10%的产权份额，李某1、李某2各享有5%的产权份额；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某7、李某8、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广州市公安局萝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1970年常住人口登记册记载慕园街52号户内成员登记如下：李某9与钟某婚后育有李成秋、李某7、李某8、李某3、李某10（曾用名，李某11）。李某9于2003年10月10日死亡，钟某于2012年6月18日死亡，李某11（曾用名：李某12）于1999年12月24日死亡，李某13于1993年8月11日死亡。李某6是李某7的儿子。李某13与妻子陈某1育有李某1、李某2两个儿子。李某4提交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天鹿湖社区居民委员会2019年9月24日的《证明》，主张其是李某9与钟某的女儿。李某8、李某1、李某2、李某3对李某4的上述主张予以确认。李某6认为李某4未提供公安户籍部门出具的亲属关系的证据，没有进行医学鉴定，未尽到证明其系李某9之女的举证责任。李某5提交《出生医学证明》、广州市萝岗区联和街天鹿湖社区居民委员会2009年12月31日的《证明》及2011年12月5日巫世妨书写的《申请报告》，主张其是李某11与巫某1的女儿，其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巫某1仍在世。黄陂农工商联合公司职工医院于××××年××月××日开具的编号为440503978号《出生医学证明》显示新生儿姓名：李某5，女，××××年××月××日出生，母亲巫某1，父亲李某12；《证明》确认李某5是李某11与巫某1的女儿；巫某1在《申请报告》中称，巫某1与李某12未婚先孕，准备生下孩子再办结婚手续，于××××年××月××日生下李某5后，李某12也于1999年12月24日因病去世，希望解决李某5入户问题。李某8、李某1、李某2、李某3确认李某5是李某11的女儿。李某6提交户籍档案查询记录主张李某11终身未婚无子女，质疑《出生医学证明》的真实性，认为应当通过医学鉴定来确定李某5的血缘身份。萝字第000079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的使用人为李某9，宅基地房屋建筑面积52.78平方米，现址为广州市黄埔区×××8号，李某6、李某7、李某8、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均确认该房屋是李某9、钟某夫妻共同财产。2018年5月9日，李某4、李某7、李某8、李某3、陈某1、李某2、李某1、李某5签署《具结证明》，一致协商同意对李某9名下萝字第000079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下房屋由上述人员共同继承并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及领取相关补偿款购买安置房。同日，李某4、李某8、李某3、陈某1、李某2、李某1、李某5签署授权委托书，共同委托李某7就萝字第000079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安置房购房合同并领取拆迁补偿款。2018年8月20日，李某7与广州市国营黄陂农工商联合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房屋现仍由李某7夫妇使用。李某6提交一份立遗嘱人为钟某的《遗嘱》，内容为：“座落在广州市萝岗黄陂公司慕园村，现址为：广州市开发区慕园北街十巷8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罗字第0000079号的房屋是以我丈夫李某9的名义登记的，上述房屋属于我们夫妻共有财产。2000年12月18日我丈夫李某9将属其所有的产权份额，立下遗嘱，遗嘱内容为在其死后，上述房产由李某7壹人继承。由于我年事已高。为妥善处理我的财产份额，为避免纠纷，现我在律师及证人面前立下遗嘱，我决定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屋依法属于我所有的产权份额留给孙子李某6壹人继承，其他人不得干涉……”立遗嘱人一栏有“钟某”印鉴及捺指印，遗嘱见证人一栏有李某10、李某9、何某、郭某签名捺指印，落款时间2008年4月14日。李某6提交询问遗嘱见证人李某10、李某9、何某的笔录、遗嘱见证人郭某的书面证言以及钟某立遗嘱时的照片。一审庭审中，郭某、李某9、何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陈述了钟某立遗嘱的过程。证人证言均表示钟某当时意识清醒。由于钟某是文盲，《遗嘱》由李某10代书并向钟某宣读，钟某在《遗嘱》上盖私章、捺指印，立遗嘱时，李某10、李某9、何某、郭某、李某6和李某7在场。李某7对李某6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确认。李某8、李某1、李某2、李某3认为《遗嘱》无效且一直到李某6起诉时才知道有遗嘱。李某6称在钟某死亡后向李某7、李某8、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说过钟某立遗嘱的事情，李某7、李某8、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没有表达意见。李某7提交一份《立据》，该《立据》载明：李某9决定将罗字000079号宅基地一个给李某7使用，并在李某9死后由李某7壹人继承，特申请转户，望批准。立据人：李某9，见证人：李某15，时间：2000年12月18日。李某6对《立据》予以认可，李某8、李某1、李某2、李某3不确认《立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案庭审结束后的2019年11月27日李某7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说明，称“就家父李某9之遗产份额望贵院对其他被告也予以照顾和分配”。在本案审理期间，李某8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关于放弃慕园村北街十巷8号遗产继承权的声明》，载明李某8自愿放弃父亲李某9在广州市开发区××8号（农村宅基地证号：罗字第000079号）的遗产继承权，李某8将其份额转给哥哥李某7名下。落款时间为2019年9月25日。2019年11月14日经一审法院与李某8核实，李某8确认该声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称对遗嘱继承案件无意见，其不要房屋的份额，将其房屋份额赠与李某7。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户籍资料、萝字000079号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天鹿湖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出生医学证明》、《申请报告》、《具结证明》、授权委托书、《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遗嘱》、询问笔录、证言、《立据》、《关于放弃慕园村北街十巷8号遗产继承权的声明》、《说明》及当事人陈述等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萝字第000079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项下现址为广州市黄埔区×××8号的房屋是李某9、钟某夫妻共同财产，李某9、钟某均已死亡，涉案房屋作为李某9、钟某的遗产依法可予继承。由于涉案房屋仍由李某7使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不影响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为钟某所立遗嘱的效力。2008年4月14日钟某的遗嘱，根据证人证言、现场照片等证据证实该遗嘱为代书遗嘱，有四个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由钟某盖私章捺指印，该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真实有效。李某6是钟某的孙子，不是法定继承人，因此该遗嘱属遗赠。关于李某6是否接受该遗赠，《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李某6在钟某立遗嘱后向其他亲属告知遗嘱的内容并表示接受遗赠，但法律并未规定受遗赠人通过何种方式向何人表示接受遗赠，李某6未向其他亲属明确表示接受遗赠并不必然导致其放弃遗嘱的结果，而李某6是钟某立遗嘱时的在场人并接收该遗嘱，可视为李某6当场作出愿意接受遗赠的表示。故涉案房屋中钟某的财产份额由李某6继承。另，李某1，李某2、李某3认为，钟某书立遗嘱时，李某5缺乏劳动力且没有生活来源，钟某遗嘱没有为李某5保留必要份额，不符合继承法规定。一审法院认为，钟某书立遗嘱时，李某5的母亲巫某1仍在世且具有劳动能力，李某5有生活来源，故钟某遗嘱并非必须为李某5保留必要份额。本案争议焦点二是李某4、李某5是否涉案房屋的继承人。在公安户籍资料中没有记载李某4是李某9和钟某的女儿，但不能因此排除李某4是李某9和钟某的女儿的可能性，结合当地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李某4作为继承人参加涉案房屋拆迁补偿以及其他继承人的指认，可以认定李某4是李某9和钟某的女儿，有权继承李某9和钟某的遗产。李某5出生后一个多月李某10死亡，李某5没有入户，没有办理身份证，只有出生医学证明证明其身份，情况比较特殊，其母亲巫某1在2011年12月5日写给有关单位的《申请报告》中对李某5出生前后的情况作出了说明，综合当地居民委员会的证明、李某5作为继承人参加涉案房屋拆迁补偿以及其他继承人的指认，一审法院认为可以认定李某5是李某10（曾用名：李某11、李某12）与巫某1的非婚生女儿，李某10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由李某5代位继承。本案争议焦点三为李某9所书《立据》的效力。该立据的内容是将罗字第000079号宅基地给李某7使用并由李某7继承，根据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李某9在立据中对集体所有的宅基地进行处分，该处分行为无效。因此，李某9所书立据不能产生遗嘱的法律效力。就目前证据无法证明李某9将涉案房屋交由李某7一人继承，且李某7也主动表示“就家父李某9之遗产份额望贵院对其他被告也予以照顾和分配”，故对李某9的遗产份额，一审法院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依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涉案房屋李某9占有的二分之一财产份额由钟某、李某13（李某1、李某2代位）、李某4、李某7、李某8、李某3、李某10（李某5代位）继承，各占房屋份额的十四分之一。由于李某8明确表示其不要房屋的份额，将其房屋份额赠与李某7，故李某7继承涉案房屋七分之一的份额；钟某占有的二分之一份额加上所继承的十四分之一份额共七分之四份额由李某6继承；李某13继承李某9的份额由李某1、李某2代位继承，各占房屋份额的二十八分之一；李某10继承李某9的份额由李某5代位继承，占房屋份额的十四分之一。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6日判决：一、位于广州市黄埔区×××8号的房屋[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号：萝字第000079号]由李某6、李某7、李某3、李某4、李某1、李某2、李某5共同继承；其中李某6享有七分之四的产权份额，李某7继承享有七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李某3、李某4各享有十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李某5享有十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李某1、李某2各享有二十八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二、驳回李某6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某6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某6提交了如下证据：屋顶维修前照片两张、维修后照片一张，拟证明钟某去世后，李某6曾经以屋主身份对涉案房屋屋顶烂瓦漏水问题进行管理和请人维修。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无法反映证明的内容，照片反映涉案房屋在拆迁前一段时间漏过水，李某7曾向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提出先修补，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提出让李某7先修补，之后再平摊费用，是在拆迁前，而钟某去世后，可以反映房屋实际没有人居住，不符合居住条件，只是在没有拆迁前作为祖屋需要管理。李某7质证称，对证据三性无异议，房屋漏水后确实是由李某7、李某6共同维修，但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从来没有出资维修费用。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对于二审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评析如下：（一）关于位于广州市黄埔区×××8号的房屋[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号：萝字第000079号]能否作为遗产继承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涉案房屋系李某9与钟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9、钟某均已死亡，涉案房屋依法应作为李某9、钟某的遗产继承。虽然李某7与广州市国营黄陂农工商联合公司已就涉案房屋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该房屋尚未拆除，附着于该房屋上的财产权利并未消失，仍然可以继承，故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主张涉案房屋已不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钟某遗嘱效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根据证人证言、现场照片等证据，可以证实2008年4月14日钟某所立遗嘱有四个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由钟某盖私章捺指印。该遗嘱符合上述规定中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其中一人代书，代书人、其他见证人签名等条件，争议焦点在于钟某在《遗嘱》上盖私章和捺指印是否与法律规定的“遗嘱人签名”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钟某在《遗嘱》上盖私章和捺指印具有与签名同等的法律效力。理由是：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该司法解释虽然是针对合同法作出的，但也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认可在民事活动中摁手印的法律效力等同于签名。其二，根据证人证言反映，钟某是文盲，允许其以在《遗嘱》上盖私章和捺指印的方式代替签名可以保障其按照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财产的民事权利。故钟某所立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一审法院认定该代书遗嘱有效并依照遗嘱分配钟某的遗产，符合法律规定。（三）关于李某6是否在法定期限内接受遗赠的问题。因李某6系钟某的孙子，并非法定继承人，故钟某所立遗嘱属于遗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遗赠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只要是在知道遗赠的事实后两个月内作出即可。本案中在钟某2008年4月14日作出《遗嘱》时，李某6在场并接收了该遗嘱，系以自己的行为在两个月内表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因此，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上诉主张李某6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已经放弃遗赠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李某8是否将其继承份额赠与李某7的问题，虽然《关于放弃慕园村北街十巷8号遗产继承权的声明》中载明李某8自愿放弃父亲李某9涉案房屋的遗产继承权，将其份额转给哥哥李某7名下。但经一审法院与李某8核实，李某8已明确表示将其房屋份额赠与李某7，故一审法院将其份额计入李某7继承份额并无不当，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上诉认为李某8的份额应由其他法定继承人继承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黄文劲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徐桂花陈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