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82民初11844号 原告：袁旭聪，女，1984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澈，浙江达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迪，男，1985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映、罗启杭，浙江余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旭聪诉被告孙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钟志平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4月9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旭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澈、被告孙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映到庭参加诉讼。 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52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5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7年，被告以购置车辆资金不足等为由，向原告借款。原告以银行转账方式先后向被告汇款52万元。被告未出具借条。双方口头约定月息为6厘。后原告多次催讨，被告避而不见，致酿纠纷。 原告为证明其诉请成立，向本院提供其宁波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一份、宁波银行对账单一组，据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及对账单，原告就其与被告之间各笔转账时间、金额、借款理由、简要经过及款项来源陈述如下： A1,2017年2月19日，原告转账给被告1万元、9万元、9万元，被告于同月20日转账给原告9万元；该四笔款项中，2017年2月19日的一笔9万元汇款因银行操作不当，于次日退回原告账户，实际转账成功10万元；该10万元被告借款理由是做塑料生意；原告款项来源于其宁波银行2017年2月19日的贷款10万元、9万元。 A2,2017年2月23日，原告转账给被告20万元，被告转账给原告18万元，同月24日，原告转账给被告18万元、1万元；被告借款理由为买车需要；原告在2017年2月23日转账给被告20万元后（款项来源于其宁波银行同日贷款20万元），因自身银行贷款到期，遂与被告协商，被告暂转账归还原告18万元，原告于2月23日归还银行贷款本息共计180065.99元后，于同年2月24日向宁波银行贷款18万元，并将该18万元及另1万元转账给被告。 A3,2017年3月18日，原告转账给被告1万元；被告借款理由：车辆上牌需要。 A4,2017年4月18日，原告转账给被告10万元，被告于同月19日转账给原告10万元；被告借款理由：其父亲还银行贷款需要；具体经过：被告对原告讲，其父亲银行贷款要到期了，需要转一下，向原告借一下、周转一下，会马上还好，所以原告转账给被告10万元；该10万元款项来源于原告朋友肖环环于同月18日的转账款20万元；在原告转给被告10万元后，原告发现其银行贷款要到期，遂与被告协商，要求被告转回给原告，原告还贷好后再转给被告，故被告将该10万元转回给原告。 A5,2017年5月24日，原告转账给被告20万元；被告借款理由：被告以其父亲贷款到期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原告款项来源同日其银行贷款19万元以及同事杨莹转账的20万元。 被告孙迪答辩称：其一，其与原告是男女朋友、情人关系，原告已婚，其未婚。对原告宁波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及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待证事实有异议，原告向其转账款项并非借款，原告陈述的被告借款理由也不成立，对原告陈述的转账款项的来源不清楚。其二，双方转账是基于以下原因：双方系情人关系，原告转账给其款项，系原告自行操作，以此造成对外投资（在被告处投资）的假象，给原告老公看，原告目的是想与被告另行组成家庭，想从原告老公处套取钱财，转移财产。其三，原告陈述的A1系列转账中，确有9万元因银行操作未转账交付成功，转账成功的10万元，原告是在被告处进行套现的，当时因其准备换车，备有现金，在原告转账给其后，其于2月20日晚间在白金汉爵的房间将现金交还给了原告。A2系列转账中的20万元，是原告向其套现的；原告转账给其20万元后，又说要还什么东西，要用一下，所以其转回18万元，第二天原告又转给被告；其于2017年2月23日还是24日在白金汉爵的房间交还给原告现金20万元（款项来源于其父亲的贷款20万元，其于2016年年底在桥头信用社柜台取出）；2月24日的1万元转账款系在白金汉爵开房的钱以及两人在一起的花销。A3转账款1万元系两人打算出去玩，原告转账到其账户的；被告车牌在2月底、3月初已上好，原告陈述的其上牌需要借款，理由不成立。A4系列转账是原告要造成与被告资金上往来的假象；原告关于款项往来的解释不合常理，多此一举。A5转账款20万元，是原告为了给其老公看，实际上是在被告处套现、转移资产；在原告转给被告20万元后，被告于当晚在桥头西工业区将20万元现金交还给了原告。综上，被告未向原告借款，原告起诉的借款事实不属实，理由不成立，原告诉请应驳回。其四，被告转给原告的钱也有多笔，其中，被告分别于2017年2月27日、3月18日、4月17日（两笔）、4月29日微信转账给原告2000元、2000元、3000元、2000元、1000元；于2017年6月21日、7月23日偿还原告浦发银行信用卡2700元、3000元；于同年7月10日偿还原告广发银行信用卡4000元；于同年8月25日微信转账给原告两笔，分别为1500元、3500元；上述款项系因双方系朋友关系、情人关系，钱是替原告偿还信用卡或转账给原告供双方一起共同生活开销使用；信用卡也是原、被告一起刷、一起用的。既然原告主张其转给被告的款项为借款，则被告亦主张上述被告转给原告的款项为借款。为证明其第四点答辩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微信转账记录及银行还款记录10份。 对被告答辩主张及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认可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婚外情人关系。对被告关于原告套现的主张不予认可，认为不是事实；被告关于两次在白金汉爵的房间现金交还给原告的陈述虚假，被告关于在2017年5月24日当晚在桥头西工业区将20万元现金交给原告的陈述虚假，原告去都没去过这个地方。对被告提交的各笔信用卡还款及微信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2017年6、7、8月份的5笔款项是用于还信用卡借款，因其办了2张信用卡，其中一张是广发银行信用卡，额度5万元，另一张是浦发银行信用卡，额度3万元，这两张信用卡都是被告在用，原告本人没有用。对2017年2月至4月的5笔微信转账款项的性质及具体用途记不起来了，但不是借款，原告除了上述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的款项，通过其他方式转给被告的钱也有的。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慈溪市公安局白沙路派出所、桥头派出所调取了相关询问笔录。 在古塘派出所于2019年9月7日对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接警单位为古塘派出所，该笔录存于白沙路派出所）中，对询问人“你今天来公安机关是什么事情”的问题，原告回答：“我是来报案的，我借钱给别人，现对方不还给我钱。”对询问人“你把这事详细讲一下”的问题，原告陈述：“2017年2月份的时候，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孙迪问我借钱说是去做生意，总共问我借了52万元，按6厘的利息算给我，也没有说借多久，也没有写欠条，于是我就分次转账给对方，分别是2017年2月19日转账给孙迪10万元，2017年2月23日转账给孙迪20万元，2017年2月24日转账给孙迪1万元，2017年3月18日转账给孙迪1万元，2017年5月24日转账给孙迪20万元，大概到了2017年5月底，我因为家里要用钱，就让孙迪还钱，但是孙迪不还给我，还故意避着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把钱还给我，我也没有拿过利息，事情就是这样。”对询问人“你为何要将钱借给对方”的问题，原告回答：“因为孙迪是我的朋友，当初他说是去做生意的，我也相信他的，所以就同意借钱给他。”对询问人“为何不写借条”的问题，原告回答：“当初因为我太相信他，所以就没写。”对询问人“孙迪为何不还你钱”的问题，原告回答：“他现在不承认我借给他的这笔钱，说没有欠条。” 在白沙路派出所于2019年9月9日对被告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对询问人“你因何事到白沙路派出所”的问题，被告回答：“因为跟袁旭聪的经济纠纷。”对询问人“你今天是怎么到白沙路派出所的”的问题，被告回答：“因为今天下午我在交警大队的时候，袁旭聪说碰了我的车，后来我交警那边的事处理好，你们派出所的人就过来了。袁旭聪说我欠她钱，我说我已经还你了，没欠你了。如果你有证据能证明我欠你钱，你去走司法途径。后来派出所的人就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了。”对询问人“你跟袁旭聪是什么关系、认识多久了”的问题，其回答：“就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认识好几年了，只是好久不联系了。”对询问人“你把跟袁旭聪的经济纠纷讲一下”的问题，被告陈述：“大概17年二、三月份或者三、四月份的时候，我因为做塑料生意需要钱周转一下，我就跟袁旭聪说：做生意钱周转不过来了，借点钱周转一下。因为关系比较好，她老公我也认识的，所以利息没算的，时间也没说的。她当时是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给我的，先后给我转账转了好几次，有十万的，有二十万的。反正总的是五、六十万元。具体准确的数字也忘记了。她反正都是转到我农业银行的卡里的。后来我做生意钱也周转不过来了，她大概也需要钱了，我就朋友那里拿了五、六十万元现金，在2017年年底在桥头工业区的路边把这五、六十万元现金当场还给她的。然后我跟她就两清了。”对询问人“你们有无写借条，有无约定利息”的问题，被告陈述：“借条是有写的。写了两、三张，每次她手机银行转给我钱之后，我都事后给她把借条补上的。只是钱还清了之后就把借条撕毁了。利息是没有的，因为关系比较好。”对询问人“她给你转钱的这段时间你有无还过她钱”的问题，被告陈述：“有的，有一次我还给她十万。那次我是直接存到袁旭聪的卡里的。”对询问人“你有无把这些钱都还清”、“通过何种方式还钱的”、“还钱的时候有无其他人在场”的问题，被告陈述：“我还清了；我有一笔10万元左右的是直接存到她的卡里的，后来的五、六十万是当面现金给她的，因为我没有手机银行，而且我要问她把借条拿回来，所以我是现金还她，同时她把借条给我”、“没有人在场，就我跟她两个人。”对询问人“你还她的钱是哪里来的”的问题，被告陈述：“是我的一个朋友罗军辉那里借来的”、“他也是桥头人，男的，40多岁，做塑料生意的，我只有他微信，wxid-hrgekr2yks9q12，微信昵称就是罗军辉，手机号码没有的，就是通过微信联系的。”对询问人“你当时是怎么跟罗军辉讲的”的问题，被告陈述：“我给他说要还别人钱，钱周转一下，然后他也是现金先给我的。”被告最后补充：“我在袁旭聪那里钱是借过，不过后来已经都还清了。” 在桥头派出所于2019年9月12日对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原告以其与丈夫罗孟在网上微信红包群里赌博陆续输了170万元左右的事由，举报群主即本案被告孙迪。在桥头派出所于同日对罗孟制作的询问笔录中，罗孟以其与妻子袁旭聪在网上微信红包群里赌博陆续输了170万元左右的事由，举报群主孙迪。 在桥头派出所于2020年3月30日对原告制作的补充询问笔录中，原告陈述其在孙迪的红包群里输了大概一、两万元左右，对询问人“那你之前为何说输了170万元”的问题，原告回答：“之前我把自己和孙迪一起及他人的经济纠纷也说进去了，所以说了多了点。”原告在该笔录中还陈述：“我之前和孙迪认识加了微信好友以后，在2017年2月19日的时候，他私底下问我借钱，他跟我说他要去做塑料生意，需要问我借了一万块钱的，但是孙迪说一万块不够，然后我又转了他九万块钱。因为我打听了一下，孙迪家里确实是做塑料生意的，所以我就不怀疑了。到了2017年2月23日的时候，孙迪跟我说之前问我借的十万块已经投入进去了，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一点资金，还说如果赚进了就跟我一点分红的，于是我就在当天及次日一共转了二十一万块钱。到了2017年3月18日的时候，孙迪又通过微信跟我说他买了一辆车，差点上牌费，需要向我借一万块钱，然后我又通过我的宁波银行卡转到他的农业银行卡里一万块。到了2017年5月24日左右的时候，孙迪跟我说他父亲在桥头信用信贷了20万的款项，日子到了，但是没钱，要问我借钱周转一下，然后我就通过宁波银行卡转到了孙迪农业银行卡，转了20万。另孙迪拿了我的信用卡到处在套现，因为当时我们关系比较好，所以我将信用卡密码告诉了他。” 在桥头派出所于2020年3月30日对原告丈夫罗孟制作的补充询问笔录中，罗孟陈述，其是在2019年下半年来报案前才知道其老婆借钱给孙迪的事情。 原告对本院调取的派出所询问笔录质证意见如下：因为询问笔录是对原、被告分开做的，而原、被告双方关于借款时间、金额的陈述基本一致，故几份询问笔录中原、被告关于借款事实的陈述是真实的，询问笔录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在询问笔录中以及法庭审理中陈述的借款已现金归还，未提供证据证明；在2020年3月30日桥头派出所对原告及其丈夫作的询问笔录中，原告及其丈夫对前次询问笔录中的“输了170万元”的陈述进行了补充说明，原告及其丈夫微信红包群里赌博实际输了一、两万元，一开始时说“输了170万元”，目的是为了举报被告，把与被告的借款也涵盖在输的钱里面去了，微信红包单笔最多200元，与转账金额差距巨大，转账款项与赌博款项无关。 被告对本院调取的派出所询问笔录质证意见如下：对白沙路派出所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的证据来源不持异议，但对笔录中被告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因被告与其女朋友遇到原告，双方发生矛盾，原告不让被告走，两个人的车子发生了点事故，隔了一、两天，双方在交警队处理该事故，刚处理完，原告与其老公还有她们叫的派出所的人就过来，把被告带到派出所。因担心微信红包群赌博的事情，而原告在公安那边说被告借了她的钱，所以被告就顺着说是借款，作了询问笔录上的陈述。对派出所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原告关于“6厘利息”的陈述与其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陈述的无利息相矛盾；原告举报笔录中关于“输了170万元左右”的陈述夸大了客观事实，且与补充询问笔录中“输了一、两万元”相矛盾；原告关于“为什么借款”的回答，说是系朋友做生意需要，其实原告至始至终都隐瞒了与被告系情人关系的事实；故原告在派出所所作的陈述，部分与事实相违背，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关于双方认识经过及相关事实，被告陈述：其系做塑料生意的，与原告是在微信红包群里认识，该微信红包群是被告组建的赌博群，被告是群主，原告老公罗孟是管理员，原告也是管理员，原告的职责主要是当群里人多的时候原告在群里叫他们不要乱，同时原告也参与赌博活动，在微信群里收、发红包；后被告及另一个叫“沈佳明”的人因开设赌场罪被刑事关押；本案所涉原、被告的款项往来与红包群没有关系；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借款期限为3至5年，现还款期限也未到，原告起诉还款，不应得到支持；原告在被告未还款的情况下，多次转账、出借款项给被告，不合常理。原告对此陈述：其有加入该红包群，但没有参与管理，其老公也在该微信群里，但不是管理员，其与老公都没有收、发红包；本案所涉原、被告的款项往来与红包群没有关系。 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宁波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宁波银行对账单及被告提供的微信转账、银行还款记录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本院调取的慈溪市公安局白沙路派出所、桥头派出所对原告及其丈夫罗孟、被告所作询问笔录，部分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以及分析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依据。 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双方款项往来的情况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 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本院调取的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是当事人因案涉经济纠纷及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公安机关对相关当事人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所制作的相关调查笔录及补充笔录，具有合法性以及较高的真实性。被告在公安机关作所笔录中承认与原告存在五、六十万元的借贷关系，而在本案中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在本案中主张原告转账款项系从被告处套现，目的是为制造投资假象、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其法庭陈述与其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明显不符。被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五、六十万元现金于2017年年底在桥头工业区的路边当场还给原告，而在本案中，其陈述2017年2月19日的10万元于2月20日晚间在白金汉爵的房间将现金交还给了原告，2017年2月23日转账的20万元于当日还是24日在白金汉爵的房间现金交还给原告，2017年5月24日转账的20万元于当晚在桥头西工业区现金交还给原告，该20万元的款项来源于2016年年底被告父亲向银行的贷款。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关于交还款项的时间、地点及金额，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在本院庭审中的陈述相矛盾。同时，本院认为，大额款项通过现金交付，不合常理，被告对此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原告款项来源于银行贷款及朋友、同事转账款的事实，被告关于原告套现的主张明显不合常理。被告主张的2017年2月24日及3月18日的各1万元系用于开房及外出游玩的共同开销，不具有合理性，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综上，综合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原、被告之间的转账记录，结合原告在本案中关于借款事实、理由及款项来源的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款项来源的证据，结合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综合判断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对被告关于款项已经交还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在借贷过程中借条出具情况，原、被告在庭审中均陈述未出具过借条，本院对该一致陈述予以确认，但借条并非借贷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本院根据业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已经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故借条是否出具不影响本院对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认定。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以及微信转账给原告的各笔款项，基于双方存在特定关系的实际，且被告一开始自认系替原告代偿信用卡的款项以及共同开销款项，故该系列款项均难以认定是还款或出借给原告的借款。综上，本院对原告向被告银行转账的52万元均认定为借款，对被告向原告微信转账的款项以及偿还信用卡的款项不作借款及还款认定。关于借款利息，原告主张口头约定月息6厘，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被告予以否认，故本院认为借款未约定利息。关于借款期限，根据被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以及双方特定社会关系的实际，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双方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比较符合客观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此种情况出借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并向借款人主张逾期利息。 综上，本院对原告诉请予以支持，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孙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袁旭聪借款5200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19年10月1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52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0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120元，均被告孙迪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钟志平 人民陪审员  徐 达 人民陪审员  罗春淼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陈涤鑫 代书 记员  黄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