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6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镇彬，男，195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才丰，广东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骆秀容，女，196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燕平，四川兰上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镇彬因与被上诉人骆秀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2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镇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骆秀容立即向李镇彬清偿借款20万元；2、判决骆秀容自2015年5月29日起以2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给李镇彬（暂计至2019年5月29日利息为3万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骆秀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1991年李镇彬购置了广州市从化城郊街高步合松地段国有土地，并在该土地上建造了三幢楼房及简易厂房（李镇彬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及三幢楼房的房产证），由于当时还没有个人经营企业，因此，李镇彬挂靠从化市外贸土产公司成立“从化市穗贸工艺厂”进行经营。2000年4月26日依政策保留原从化穗贸工艺厂名称，重新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并领取营业执照。2012年由于李镇彬经营资金困难，与相识多年的骆秀容合作经营从化穗贸工艺厂，双方口头约定：由骆秀容注入部分资金，从化穗贸工艺厂继续由李镇彬实际经营，盈亏各占50％。自2012年2月至2015年12月31日李镇彬与骆秀容合作经营期间双方均有出资，至今双方所有账目均未结算（详见：微信通讯记录中骆秀容也承认“四年里，你没有清理过一次”）。李镇彬与骆秀容彼此关系也一直很好。2015年5月29日骆秀容由于生意周转困难向李镇彬借款20万元，碍于情面李镇彬没有与骆秀容签订借款合同或要求骆秀容写借据，就直接将20万元通过银行转入骆秀容名下银行账户。后因骆秀容不讲诚信导致双方关系恶化，李镇彬通过电话、微信、书信及亲自去义乌向骆秀容催还借款。由于骆秀容拒不偿还20万元借款，李镇彬才提起本案的诉讼。为证明骆秀容在2015年5月29日向李镇彬借款20万元的事实，李镇彬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5年5月29日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证明骆秀容在2015年5月29日向李镇彬借款20万元，李镇彬以转账形式支付给了骆秀容；2、2017年2月8日广东省芙蓉快运票务中心车票、天河客运站发票、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2日宾馆收条两张，2017年2月11日车票、义乌住旅店取得的名片，证明李镇彬2017年2月8日到义乌向骆秀容追收20万元借款；3、书信、微信记录。李镇彬对双方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成立完成了举证责任。二、李镇彬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有异议：1、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三行：“被告抗辩认为是2012至2015年被告租原告的场地开工厂并由原告代管向被告支付工人工资、货款、租金等，涉案200000元是原告退回其转给原告合理开支之外多余的款项。”不是事实，实际是：2012年至2015年李镇彬与骆秀容之间合作经营从化穗贸工艺厂，至今均未有进行过结算，何来200000元为“合理开支之外多余的款项”。上述事实有从化穗贸工艺厂会计李玉玲当年的“账本”、李镇彬与骆秀容的微信记录可以证实。骆秀容否认20万元是借款，并抗辩提出20万元为此前骆秀容多转的账目，是骆秀容退回给李镇彬的款项。骆秀容应就其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骆秀容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无法证明涉案的200000元是所谓“合理开支之外多余的款项”。综上所述，骆秀容所谓“退回”之说法不是事实。2、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五行：“并抗辩认为该200000元是之前转给原告有多余的，因被告急用再退回给被告的。”不是事实，理由是：李镇彬与骆秀容合伙经营从化穗贸工艺厂，至2015年双方都没有经济能力继续经营，何来有“多余”的资金退回给骆秀容。200000元是骆秀容因急需资金，李镇彬从朋友处借来再出借给骆秀容的。三、骆秀容抗辩称2012年至2015年李镇彬与骆秀容之间是代管关系不是合作关系理由不成立，李镇彬自2000年4月26日就注册登记经营从化穗贸工艺厂，土地、三幢楼房、大量简易厂房及原材料等都是李镇彬的，双方是合作经营关系。虽然骆秀容在2015年6月15日注册了“广州市从化城郊川容工艺品加工场”，但是，骆秀容从未以“广州市从化城郊川容工艺品加工场”名义经营，李镇彬也没有委托骆秀容代为经营管理。从化穗贸工艺厂的营业执照、土地、楼房、厂房、原材料、工人等都是李镇彬的，李镇彬没有转让给骆秀容所有或使用，何来李镇彬代为管理的说法。因此，骆秀容称双方是“代管”不是“合伙”关系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上述事实有从化穗贸工艺厂当年会计李玉玲所写账本、骆秀容从2012年2月就将款项转入从化穗贸工艺厂等证据可以证实。四、骆秀容无法提交证据证明20万元是因为双方合作经营从化穗贸工艺厂期间（或者说是所谓的“代管”期间）“合理开支之外多余的款项”退回给骆秀容债务，即骆秀容所提供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和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于骆秀容“合理开支之外多余的款项”的说法应当不予采信。基于李镇彬已提交了初步证据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一审法院应当根据本案的具体案情，认定李镇彬主张的借贷关系已实际发生，支持李镇彬合理合法的诉求。五、《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是关于本证和反证的规定。李镇彬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而骆秀容未对其主张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举证的材料仅可证明骆秀容曾将钱转入李镇彬进行合作经营从化穗贸工艺厂，并不能证明本案的20万元为之前合作经营从化穗贸工艺厂产生的债务。综上，本案的借贷关系成立，李镇彬已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理应支持李镇彬的诉求。一审法院在骆秀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20万元为之前合作经营从化穗贸工艺厂时李镇彬欠骆秀容债务的情况下，就采信骆秀容“退回”之说法，将本案借贷关系与“合作”关系混在一起来处理是错误的，也是造成本案错误的原因之一，两者没有任何关系。若骆秀容认为李镇彬还欠合作经营工厂期间产生的债务未偿还，可另案处理。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事实错误，从而作出了错误的（2019）粤0117民初2403号《民事判决书》。据此，李镇彬不服，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维护李镇彬的合法权益。骆秀容辩称：骆秀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李镇彬的上诉请求。理由：一、1、从李镇彬事实与理由看，李镇彬称出借给骆秀容的款项是向他人抵债的，但是出借给骆秀容的时候并没有计算利息，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特征。2、李镇彬称双方关系好才没有签订合同，但是补充上诉状称双方后期关系恶化，通过各种催收，可以看出在2017年双方关系已经恶化，但是2017年3月份骆秀容短信中表示不存在该笔借款后李镇彬并没有立即起诉，而是2年之后才起诉。3、李镇彬补充上诉状第2页第五段列举了其提供的证据，李镇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李镇彬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第6页李镇彬提到的账本、租赁合同均是伪造的，账本中关于骆秀容的转账记录与骆秀容一审提供的转账记录不吻合，2012年骆秀容转账215万元，但是李镇彬证据中只有9万元，2013年骆秀容转账257万元，但是李镇彬证据中只有7.7万元，账目混乱，存在多处矛盾。李镇彬提交的租赁合同上的签字及手印均是伪造的，骆秀容认为李镇彬提交的以上证据均是伪造的，不能证明其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二、骆秀容提交的转账凭证，2012年至2015年期间骆秀容每年向李镇彬转账上百万元，说明骆秀容经济实力较好，只要骆秀容将款项收回后，就将款项预付给李镇彬，不可能还会向李镇彬借款。三、关于举证责任，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规定，在本案中李镇彬提供的证据无法达到高度可能性的存在，而骆秀容提供证据有一定存在合理性。四、对于李镇彬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话中“货款不是我收难道还是你收……”，是骆秀容所说，该段话与骆秀容主张相互印证，2017年3月双方短信记录及骆秀容答辩意见均主张双方之间是工厂代管关系。对话中“4年里你没有清理过一次账”，该次对话是2017年3月李镇彬向骆秀容邮寄了账本后骆秀容才发的，如果按照李镇彬所说存在账本中的账目，为何4年中李镇彬没有找骆秀容对账。“为何不每个月清算财务费用……”骆秀容是对李镇彬发送账单进行质疑，但是李镇彬断章取义，选取其中一句话来说。“双方之间是对账过的，所以骆秀容才知道每个月打多少钱”，如果按照李镇彬所说没有对账过，在没有确定之前的钱没有花完的情况下骆秀容为何会多次打钱。李镇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骆秀容立即清偿借款20万元人民币给李镇彬：2、判决骆秀容从2015年5月29日起以20万元人民币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暂计至2019年5月29日止利息为3万元给李镇彬；3、本案诉讼所需要的一切费用由骆秀容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5月29日李镇彬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骆秀容转账200000元，李镇彬主张是骆秀容向李镇彬借款，骆秀容抗辩认为是2012至2015年骆秀容租李镇彬的场地开工厂并由李镇彬代管向骆秀容支付工人工资、货款、租金等，涉案200000元是李镇彬退回其转账给李镇彬合理开支之外多余的款项。另查明，李镇彬注册有从化市穗贸工艺厂，地址在广州市从化城郊街高步“合松”地段（厂房）；骆秀容注册有广州市从化城郊川容工艺品加工场，地址在广州市从化城郊街高步合松地段厂房第二层。庭审中李镇彬主张二人是合伙关系，双方从2012年开始在李镇彬的厂房开办玩具厂，并提交玩具部开支明细账、玩具车间2012年2月开业至2015年12月31日止总费用明细及玩具车间费用明细表，显示：2012年总费用959927.61元，其中骆秀容转款90000元，李镇彬支出869927.61元；2013年总费用2926128.75元，其中骆秀容转款77000元，李镇彬支出2849128.75元；2014年总费用3858994.39元，其中骆秀容转款3155319元，李镇彬支出703675.39元；2015年总费用3639634.93元，其中骆秀容转款2149000元，李镇彬支出1490634.93元。李镇彬主张上述收支不包含本案李镇彬转账支付给骆秀容的200000元，该200000元是骆秀容的借款，是李镇彬向朋友借款，再转借给骆秀容，骆秀容告知其把钱拿回家买房子，至今未还款。骆秀容则认为二人之间是工厂代管关系，由骆秀容投资租用李镇彬的厂房开办玩具厂，因其需在多个省市来回奔波，就委托李镇彬为其代管工厂，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骆秀容提交银行交易明细及业务回单，主张其于2012年向李镇彬及李镇彬的姐姐李玉玲共转款2150000元；2013年向李镇彬及李镇彬的姐姐李玉玲、母亲邝翠银共转款2570000元；2014年向李镇彬及李镇彬姐姐转款1844000元；2015年向李镇彬及李镇彬姐姐转款2219000元，还不包含取现金支付的款项。并抗辩认为该200000元是之前转给李镇彬有多余的，因骆秀容急用再退回给骆秀容的。对于骆秀容的转账情况，李镇彬予以认可，认为是全部投入到了工厂经营中去。骆秀容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和业务回单中，2015年5月29日之后收款人为李镇彬的部分转账记录为：2015年6月16日，骆秀容转给李镇彬250000元；2015年7月24日转给李镇彬69000元；2015年7月28日转给李镇彬15000元；2015年8月5日转给李镇彬15000元；2015年9月4日转给李镇彬280000元；2015年10月9日转给李镇彬50000元；2015年10月13日转给李镇彬150000元；2015年10月29日转给李镇彬200000元；2015年10月30日转给李镇彬460000元；2015年11月30日转给李镇彬150000元；2015年12月7日转给李镇彬200000元。李镇彬提交2017年2月8日的车票、2017年2月10日的宾馆结算单、2019年5月20日、2019年5月22日的住宿收据，主张其向骆秀容追款的事实并提交2017年12月24日、2018年1月2日、2018年1月15日、2018年2月3日的电话短信记录，该记录中只有李镇彬发送的内容，骆秀容均无回复；骆秀容提交2017年3月10日，双方电话短信联系，内容均为互相认为对方欠自己的钱。一审法院认为，骆秀容提出本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因此，一审法院要先予审查诉讼时效问题。案涉标的的转账时间为2015年5月29日，骆秀容认为应从2015年5月29日起计算2年，于2017年5月29日届满，李镇彬在2019年5月27日起诉，期间，李镇彬从未向骆秀容催收，故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双方提交的电话短信记录，可看出李镇彬2017年3月10日即在转款后的2年内有催收行为，且之后每年均有持续催收，诉讼时效因李镇彬提出要求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李镇彬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双方当事人对李镇彬于2015年5月29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骆秀容转账200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李镇彬主张是支付给骆秀容的借款，并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骆秀容则抗辩认为是因为双方的工厂代管关系，之前转账给李镇彬合理开支之外多余的款项退回给骆秀容，而非李镇彬主张的借款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李镇彬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骆秀容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骆秀容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骆秀容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李镇彬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及当事人的陈述、举证情况，对于涉案200000元的性质是否为借款，一审法院审查认定如下：首先，李镇彬主张是其向骆秀容支付借款，但未提供借条、借据等反映款项性质的书面证据，骆秀容提交转账交易凭证及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其与骆秀容是工厂代管关系，涉案200000元是李镇彬退回其转账给李镇彬合理开支之外多余的款项而并非借款。李镇彬对骆秀容主张的转账金额无异议，认为已全部投到了工厂中，但李镇彬提交的2012年2月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总费用明细及费用明细表，载明骆秀容转入金额明显与骆秀容实际转账金额不一致，骆秀容的转账金额远远大于李镇彬记账的转入金额，骆秀容抗辩认为是退还其转账给李镇彬合理开支之外多余的款项，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李镇彬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是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唯一结论；其次，从李镇彬提供的证据来看，自2015年2月29日转款至今，都无显示有骆秀容认可该笔借款存在的内容，仅凭转账凭证不能证明骆秀容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及双方合意；再次，李镇彬在2015年5月29日转账给骆秀容之后，骆秀容多次大金额转款给李镇彬，说明骆秀容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李镇彬主张是其向案外人借款后再转借给骆秀容，其在骆秀容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不向骆秀容追偿，多年来尤其是骆秀容工厂搬迁之后又不要求骆秀容以书面方式明确双方的借款关系，不要求骆秀容支付利息，更甚是在骆秀容不予理会不认可的情况下不及时主张权利，既违背了民间借贷出借人以自身经济能力为限出借款项的一般常理，也违背了一般人对关乎其自身利益的财产审慎义务和生活常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李镇彬作为涉案款项为借款的权利主张方，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自己的诉讼主张，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镇彬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李镇彬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是涉案款项的性质是借款还是其他性质的款项。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举证，不管是骆秀容主张两人是合伙关系，其负责外勤所以将工厂部分交给李镇彬管理，还是李镇彬主张骆秀容租用李镇彬的厂房，骆秀容转给李镇彬的款项是李镇彬代管工厂期间骆秀容委托其支付的工人工资、货款、租金等，事实是两人均承认彼此之间存在合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涉案转账没有书面借据的情况下，借款人骆秀容不承认涉案款项是借款，同时两人之间又存在合作关系，仅凭转账凭证不能证明骆秀容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及双方合意。况且，李镇彬在2015年5月29日转账给骆秀容之后，骆秀容多次大金额转款给李镇彬，且骆秀容的转账金额远远大于李镇彬记账的转入金额，不仅说明李镇彬主张骆秀容向其借款不合常理，还说明骆秀容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假使涉案借款关系存在，李镇彬在骆秀容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不向骆秀容追偿，多年来尤其是骆秀容工厂搬迁之后又不要求骆秀容以书面方式明确双方的借款关系，不要求骆秀容支付利息，更甚是在骆秀容不予理会、不认可的情况下不及时主张权利，既违背了民间借贷出借人以自身经济能力为限出借款项的一般常理，也违背了一般人对关乎其自身利益财产的审慎义务。综上所述，李镇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李镇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谷丰民审判员 汤 琼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曾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