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8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发。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永曦，广东马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耸，广东马良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翠芳。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晓凤，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勇发因与被上诉人李翠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21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勇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李翠芳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事实认定不清。1、李翠芳实际上得到6万元的赔偿和补偿。一审判决只认定李翠芳收到李勇发交付的1万元，这与事实不符。李翠芳在庭审时已承认在2017年12月7日协议签订之日收到了其父母5万元的补偿款，另外，李勇发的母亲李某已在（2019）粤0105刑初1743号案庭审时证实已交付5万元给李翠芳治病。由此可知，李翠芳在签订本案的和解书时，已清楚知道自己签订后将会得到6万元的赔偿和补偿。2、本案李翠芳有明显过错，对其受伤负有一定的责任。从公安机关2017年12月6日和2018年9月15日两份《受案登记表》都有“发生争产纠纷，双方徒手打架”的案情表述，从公安机关的调查可知，李翠芳在争执发生时也有动手打架。另一方面，李翠芳是双方矛盾的制造者，李勇发一直认为，“广州市海珠区旧市××号”是家庭财产，全家都应该有权获得收益，但李翠芳一直把持房屋钥匙，并把全部房租据为已有，李勇发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在李勇发和李翠芳的矛盾出现后，李翠芳一直拒绝出示任何证明材料证明其对房屋有支配权，导致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李翠芳理应为其过错承担责任。二、一审法律适用错误。李翠芳虽然主张其损失167992元，但实际上损失没这么多，李翠芳56360元的医疗费大部分由医保承担，眼镜费用与本案无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的规定精神赔偿一般也不支持，李翠芳的实际损失大约在10万元左右。本案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包含各方面的因素影响而不仅仅是金钱的因素。主观上，李翠芳与李勇发是姐弟关系，本案的协议书明显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李翠芳若不签订协议书，则会严重影响其与父母的关系，会导致李翠芳得不到5万元补偿款及其它对李翠芳不利的后果，而且在本案中，李翠芳也有明显的过错，李翠芳是权衡多方面因素，认为得到6万元赔偿和补偿能充分弥补损失才签订协议书。客观上，李翠芳的实际损失大约为10万元，扣除李翠芳因自已过错承担的部份，李翠芳获得的6万元大致与李勇发应承担的部份相当。由以上分析可知，本案《治安调解协议书》不构成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李勇发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中，李勇发补充如下上诉意见：1.李翠芳在一审中作出了不实陈述，隐瞒了本案有一个关联协议的事实，李翠芳受伤的第二天，派出所公安人员分别对李勇发和李翠芳进行调解工作，当时李翠芳要求赔偿5万元，李勇发只承诺赔偿1万元，双方的调解工作陷入僵局。在当日下午与李勇发同住的父母找到李勇发的妻子范惠玲，他们表示无论李翠芳提什么条件都答应，钱可以由他们来承担。在2017年12月7日下午3点09分范惠玲打电话与李翠芳协商，确认李翠芳要求5万元赔偿以后，与李勇发的父母确认，打电话给李翠芳，双方达成赔偿5万元的协议。在此前提下，李翠芳与被关押的李勇发签订本案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并且现场收取了李勇发1万元。在12月8日李勇发的父母又支付给李翠芳5万元，李翠芳总共收取了赔偿款6万元。由此可知，本案的治安调解协议书有另外一个关联捆绑协议，即范惠玲与李翠芳达成的赔偿协议。但是李翠芳在一审中提及其收到了父母的5万元，但主张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李翠芳的行为明显是故意欺骗法庭。2.本案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不符合可撤销的条件，一审法院认为治安调解协议书存在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我方认为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不当，本案的协议不能根据数额的差距认定是否显失公平。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但在本案中，李勇发被关押，没有人身自由，调解协商的内容几乎全都是由参与调解的公安人员制定，不存在李勇发有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的情形。在本案中存在另外一个关联捆绑协议，案外人即双方母亲同意赔偿李翠芳5万元，李翠芳立即和李勇发签订治安调解协议书的口头协议，李翠芳在和李勇发签订治安调解协议书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了解，李勇发在治安调解协议书里支付的1万元，远远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但李翠芳在明知调解协议书赔偿额与自己损失的差距很大的情况下，仍然自愿签名不属于法律中重大误解的情况。3.本案李翠芳得到的赔偿基本上能赔偿其损失，本案中李翠芳主张的56360元医疗费不属实，其中包含有公费负担的部分。经统计李翠芳的自费部分仅为13000元左右，加上十级伤残的赔偿，总额大约在10万元。参考李勇发在上诉状中第一条第二点的理由，李翠芳在本案的人身损害中有明显的过错，应当承担三成以上的责任，现在李翠芳已经取得6万元的赔偿，基本上能补偿其损失。4.治安调解协议书存在着关联协议，不能单方面撤销，案外人范惠玲和李翠芳另有协议，即母亲补偿李翠芳5万元，条件是李翠芳要和李勇发签订治安调解协议书，现在范惠玲与李翠芳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李翠芳已经收到5万元，并且和李勇发签订了治安调解协议书。范惠玲与李翠芳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而且该协议与本案的治安调解协议书紧密关联，若撤销本案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则范惠玲与李翠芳的协议仍然有效，范惠玲可以要求李翠芳履行协议，这将会令两个关联捆绑的协议陷入了死循环。因此本案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不能单方面撤销。另一方面，范惠玲和李翠芳的协议也属于不确定合同。李翠芳与范惠玲达成协议的时候，并不确认自己的损失数额，若其损失不足6万元，李翠芳是不会退回多取得的赔偿，同样的道理，如果其损失超过6万元，也不应该再向李勇发主张赔偿。李翠芳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李勇发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李勇发打伤李翠芳后，与李翠芳自始至终只签署了一份调解书，如果李勇发认为另有协议的，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但本案中李勇发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勇发给李翠芳的赔偿款，只有协议中双方签名确认的1万元。至于李翠芳母亲给的5万元是与本案无关的，其母亲并不是本案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并且5万元的费用是在2019年12月7日即涉案的调解协议签署后才给的，是母亲心疼女儿，作为母亲身份给女儿的治疗及盖房子的费用，并不是李勇发给的赔偿款。退一步讲，如果当时双方确认赔偿款是5万元加1万元的话，当时双方签署的协议金额也应当写成6万元，而不是协议书上面的1万元。二、至于双方是否有过错，过错多少，均和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本案系撤销合同的案件，本案审理的是李翠芳在签署本协议时是否真实了解自己的伤情，比如说有没有构成伤残，协议签署时是不是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至于过错或者是实际损失的审查，系民事赔偿案件的主要审查范围。本案的调解协议的签订是在李翠芳受伤第二日，我方还没有出院，没有任何医疗材料也没有做鉴定，我方是在不知道自己的情况会构成伤残的前提下签署的。先不用说是否构成伤残，对李翠芳造成的损失有多少，单从李翠芳花费的医疗费来看，李勇发赔偿的1万元也是远远不够的。并且本案是因李勇发无故动手打人而起，过错在于李勇发，因此本案是有明显的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撤销事由的。三、从法律适用方面来讲李勇发在上诉状中提及的最高院的批复规定早已经失效了，并且本案也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或者是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案件，因此李勇发主张的法律适用错误，明显也是没有依据的。综上，涉案调解协议属于依法可撤销的合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李勇发的全部上诉请求。李翠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李翠芳、李勇发于2017年12月7日签订的《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治安调解协议书》；2、判令李勇发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6日上午，李勇发因广州市海珠区旧市××号房屋纠纷和李翠芳争吵，后动手打了李翠芳，李翠芳也还了手，李勇发将李翠芳右眼打伤。事发后，李翠芳报了警。李翠芳被打伤后，被送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右眼球破裂伤、右眼巩膜裂伤、右眼无晶状体、右眼外伤性前房积血。2017年12月7日，李翠芳与李勇发经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赤岗派出所支持调解，李翠芳与李勇发签订了穗公海（赤）调解字[2017]110701号《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治安调解协议书》，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李勇发赔偿李翠芳10000元，以后双方互不追究因此事产生的对方任何法律责任，李勇发保证不到旧市××号房屋纠缠，吵闹，并保证不动手打人，走司法诉讼解决纠纷。该协议签订后，李勇发向李翠芳支付了10000元。同日，李翠芳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诊断为右眼眼球破裂伤：右眼巩膜裂伤、右眼无晶状体、右眼外伤性前房积血、右眼外伤性脉络膜脱离，并医嘱：一周后门诊检查，指定门诊医生复诊：周二袁钊辉医生处就诊；避免剧烈运动及重体力劳动；保持自由体位；全休一个月；等。2017年12月12日，李翠芳到该院进行了门诊治疗。2017年12月14日，李翠芳在该院入院治疗至2017年12月15日出院，入院诊断为右眼外伤性视网膜脱离；右眼眼球破裂伤：右眼巩膜裂伤（已缝合），右眼外伤性前房积血，右眼无晶状体。出院诊断为右眼外伤性视网膜脱离；右眼眼球破裂伤：右眼外伤性前房积血，右眼巩膜裂伤（已缝合），右眼外伤性虹膜缺损，右眼虹膜根部离断，右眼无晶状体。医嘱：一周后门诊检查，指定门诊医生复诊：周二袁钊辉医生处就诊；避免剧烈运动及重体力劳动；保持面向下体位；全休一个月；等。出院后，李翠芳继续在该院门诊治疗复查。2018年6月14日，李翠芳在该院入院治疗至2018年6月15日出院，入院诊断为右眼硅油填充眼；右眼眼球破裂伤：右眼巩膜裂伤（已缝合），右眼外伤性虹膜缺损，右眼无晶状体眼。出院诊断为右眼硅油填充眼；右眼眼球破裂伤：右眼巩膜裂伤（已缝合），右眼外伤性虹膜缺损，右眼无晶状体眼。医嘱：一周后门诊检查，指定门诊医生复诊：周二袁钊辉医生处就诊；避免剧烈运动及重体力劳动；保持自由体位；全休一个月；等。出院后，李翠芳继续在该院门诊复查、治疗。2019年1月8日，李翠芳在该院入院治疗至2019年1月9日出院，入院诊断为右眼无晶状体眼，右眼玻璃体切除术后，右眼眼外伤术后，右眼外伤性虹膜缺损，左眼老年性白内障。出院诊断为右眼无晶状体眼，右眼陈旧性眼损伤，右眼玻璃体切除术后，右眼外伤性虹膜缺损，左眼老年性白内障。医嘱：一周后门诊检查，指定门诊医生复诊：周二袁钊辉医生处就诊；避免剧烈运动及重体力劳动；保持自由体位；全休一个月；等。出院后，李翠芳继续在该院门诊复查至2019年5月8日止。2018年9月15日，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决定对李翠芳被故意伤害案立案侦查。经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赤岗派出所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李翠芳的损伤程度及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5月20日出具中大法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L66153号《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李翠芳的损伤程度符合轻伤二级，中大法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L66173号《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李翠芳符合《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十级伤残。2019年8月22日李勇发被刑事拘留。2019年9月3日被逮捕。李翠芳因认为与李勇发签订的《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治安调解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遂于2019年8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撤销诉讼。另查，李翠芳于2019年6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勇发赔偿医疗费56360元、营养费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1200元、残疾赔偿金88628元、鉴定费1956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配眼镜费2048元，共计167992元；等。该案一审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诉讼中，李翠芳表示被李勇发打时，李翠芳没有还手。一审法院认为：李翠芳与李勇发于2017年12月7日签订《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治安调解协议书》，李勇发已支付了赔偿款10000元给李翠芳，李翠芳与李勇发均确认，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本案争议是上述签订并履行完毕的协议是否可以撤销。首先，李翠芳行使的撤销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李翠芳的右眼受到伤害后，至2019年5月20日经鉴定部门出具结果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伤残等级为十级伤残。李翠芳在知道其损伤程度及伤残等级后在2019年8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撤销诉讼，没有超过行使撤销权的诉讼时效。其次，李翠芳提出撤销调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虽然该调解协议书双方自愿签订并已履行，但李翠芳的伤情是否构成残疾，需由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才能确定。李翠芳在医院没有对其伤情确诊，且没有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预见到其伤残损害结果已发生。该协议所约定由李勇发赔偿李翠芳10000元损失费，单就医疗费一项就未能弥补李翠芳治疗损伤的费用，还没包含李翠芳因十级伤残所致的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失费、伤残鉴定费等与伤残有关人身损失的费用），故该协议约定损失费用远远不足以弥补李翠芳的伤残损失，对李翠芳而言，明显失去公平。因此，该调解协议书是李翠芳在没有预见到其伤残结果已发生的情况下签订的，以李翠芳当时对自己的伤残损害结果的认知能力，李翠芳在该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双方互不追究因此事产生的对方任何法律责任”，属于李翠芳对其伤残损害结果发生的有关事实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作出的，不能认定为李翠芳在签订该调解协议时认可该10000元的赔偿款已经包括了与其伤残损害结果有关的损失费用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该调解协议反映的是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调解解决的对不构成犯罪的轻微治安性案件中的解决民事损害赔偿纠纷内容，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范围，李勇发主张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确认其效力及李翠芳存在恶意诉讼、本案属于重复审理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翠芳诉请撤销该调解协议书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李翠芳与李勇发于2017年12月7日签订的穗公海（赤）调解字[2017]110701号《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治安调解协议书》。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0元，由李勇发负担。李翠芳已预缴的受理费一审法院退回。李勇发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应负担的受理费直接向一审法院缴纳。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李勇发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1.李勇发妻子范惠玲与李翠芳的通话记录，拟证明范惠玲与李翠芳曾经协商赔偿协议。2.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赤岗派出所《受案登记表》2份，拟证明派出所调查后认为本案是双方徒手打架，李翠芳对自己的损害结果也应承担一定责任。李翠芳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李勇发提交的证据并非二审的新证据，也没有原件，法院不应采纳。当时的事实是李勇发不满父母将涉案房屋赠与李翠芳，因此动手打伤李翠芳，直接导致李翠芳的右眼眼球破裂，李翠芳并未还手，也并未伤及李勇发，过错也全部都在于李勇发。二审庭审时，李勇发当庭向本院申请证人李某（即双方当事人的母亲）出庭作证。李翠芳对此认为，证人证言并非二审的新证据，李勇发没有提前向法院提出申请，其当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不同意证人出庭作证。二审庭审后，李勇发再次向本院提交《证人出庭申请书》，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在2017年12月8日李某支付给李翠芳的50000元是为了帮李勇发支付涉案赔偿款，目的是为了解决李勇发与李翠芳之间的矛盾。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准许李勇发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李某出庭陈述：1.当时双方打架之后，是儿媳在家，儿媳告诉我，我儿子打伤了我女儿，我女儿眼睛受伤了，因为女儿受伤，我很慌，我女儿要求赔偿多少钱，我和我丈夫都答应；2.总共给了女儿5万元，分两次给的，我丈夫给了4万元，我后来又给了1万元，我儿子又给了1万元，我不知道这5万元是用来干嘛，但与建房费用无关，也不是心疼女儿给的。李翠芳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从当庭证人的回答内容来看，证人对李勇发有利的部分就记得，无利的部分就不记得，如果证人仅对付款细节和时间部分存在记忆，我方认为其证言是存在瑕疵的。证人属于高龄老人，还有脑中风等多种疾病，不一定符合证人出庭作证的行为能力。证人在当庭也自认是李勇发在照顾其生活起居，其关系比较密切，证人也比较重男轻女，证人的证言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公正。李勇发回应称：因为李勇发父亲是2018年5月去世，证人也说了其是2017年12月跟其丈夫一起去找其儿媳，上述事情可以对接的上的，而且证人明确是找儿媳去谈打架的事情。刚才法庭与证人的对答可以显示证人的神志是清晰的，而且在2017年证人曾经做过好几份公证，当时显示证人有自主意识，可以处理事情，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二审期间，李翠芳向本院提交了两组证据：1.李翠芳与李某的聊天记录，拟证明证人作证意愿存在瑕疵，存在胁迫的可能性。另外该份证据可以证明证人的记性很差，多次陈述不知道该笔费用是什么钱，无法证明其当庭陈述系真实的。2.医院出院记录材料，拟证明证人作证的行为能力存在瑕疵，证人的记性存在问题，不一定符合证人出庭作证的行为能力。李勇发庭后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具体内容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显示李翠芳在证人作证前干扰证人，在证人一再表示实话实说的情况下，意图误导证人和诱导证人作出不实陈述，并意图阻止证人作证。关联性也有异议，在录音中，基本上是李翠芳自问自答，其文字说明也是错漏百出、断章取义，而且意义不明。如“聊天内容简要摘要”第一条和第二条，说话人不是李某，而是李翠芳自己。其后录音内容，部分内容为谈论旧房改建，与本案无关；部分内容为李翠芳离间我方与证人的母子关系。该证据无法证明李翠芳所述证人李某是在被威迫的情况下作证。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证人李某的民事行为能力受限。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李勇发的上诉及李翠芳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勇发、李翠芳于2017年12月7日签订的的穗公海（赤）调解字[2017]110701号《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本院对该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李翠芳认为涉案调解协议是在没有进行伤残鉴定情况下签订的，其在签订协议时对伤情存在重大误解，协议内容显失公平，故要求撤销上述调解协议。对此，本院认为，如一审法院所分析，虽然该调解协议书双方自愿签订并已履行，但李翠芳的伤情是否构成残疾，需由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才能确定。李翠芳在医院没有对其伤情确诊，且没有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预见到其伤残损害结果已发生。一审认定李翠芳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并无不当。对于涉案协议是否显失公平问题，李勇发上诉主张在本案之外还存在一个与本案捆绑的协议，双方签订的《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基于该案外协议即由父母另外支付李翠芳50000元作为签订涉案协议的条件，故李翠芳共计收到其支付的赔偿款60000元。李翠芳确认收到父母支付的50000元，但认为该款项是母亲给其治疗及盖房子的费用，与本案无关。李勇发据此向本院申请证人李某（李某是李勇发、李翠芳的母亲）出庭作证。根据证人李某出庭陈述的意见，可以认定在李勇发打伤李翠芳后，父母确实帮李勇发赔偿了50000元给李翠芳，故本院采纳李勇发的主张，该50000元应视为父母代其支付给李翠芳的赔偿款，李勇发主张已向李翠芳支付赔偿款60000元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李翠芳虽然对证人李某的证言有异议，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李某不能正确表达意志，其主张李某丧失作证能力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并结合证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李勇发已支付60000元给李翠芳，但该赔偿款项相对于李翠芳因涉案纠纷造成其十级伤残依法可以获得的赔偿款相比较而言，仍然是显失公平的，故即使李勇发的父母代其支付过50000元给李翠芳，但该协议所约定的李勇发赔偿李翠芳10000元，以后双方互不追究因此事产生的对方任何法律责任仍然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合同显失公平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客观上合同造成当事人的利益不平衡，二是主观上一方当事人故意利用其优势或另一方当事人的草率、无经验等订立了合同。本案中，一方面，李翠芳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尚未进行伤残鉴定，其对于身体遭受损害的程度并不清楚。其次，李翠芳在评定为十级伤残后，其依法应获得的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失费、伤残鉴定费等与伤残有关人身损失的费用，故该协议约定损失费用远远不足以弥补李翠芳的伤残损失，对李翠芳而言，确实显失公平，使李勇发以较少的代价取得了极大的利益，李翠芳则因此遭受到重大的经济损失，双方在利益上严重失衡。这种不平衡，违反了民事活动应遵循的公平原则。根据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在签订时存在重大误解情况，且协议内容亦显失公平，李翠芳要求撤销该协议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李勇发上诉主张李翠芳已实际获得60000元赔偿款，其不同意撤销涉案协议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虽然对李翠芳已实际获得赔偿款的数额认定不当，但对于《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治安调解协议书》应否撤销问题认定及处理确并无不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勇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苏韵怡审判员  印 强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