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1民终1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吞柏古藏香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法定代表人：扎西邓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西藏法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海波，西藏法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林，男，197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务工，现住四川省遂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梅，西藏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勇，西藏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昌都市攀峰路桥工程建筑公司，住所地西藏昌都市。法定代表人：何开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文，西藏博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西藏吞柏古藏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吞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林及原审第三人昌都市攀峰路桥工程建筑公司（以下简称攀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人民法院（2018）藏0104民初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吞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谭海波、被上诉人唐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梅、雷勇、原审第三人攀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吞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人民法院（2018）藏0104民初5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唐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首先，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进行仔细核查，引发严重程序错误。在一审法院明确认定被上诉人不是本案实际施工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显然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被上诉人不具备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资格。其次，一审法院遗漏查明关键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将在达孜工业园区支持下达成的三份《西藏达孜县工业园区调解协议书》作为定案依据，以此确定工程款结算时间。对此第三人明确表示未参加调解，但调解协议上却加盖有第三人的公章，由此可见上述调解协议真实性存疑，调解协议将直接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最后，一审法院主导下的第三次勘验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对第三次勘验笔录签字确认，表明对重新鉴定所依据的材料存在争议，鉴定人以该勘验笔录确定勘验结果，并以该违法勘验结果作为鉴定依据作出《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此外，一审法院要求前委托代理人质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已提交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变更手续，一审法院与前代理人沟通质证事宜有违常理，于法无据。二、一审法院以无法查清的口头协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导致案件事实认定不清。本案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质，上诉人在全国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查询平台中未能查询到鉴定人宋时勇的司法鉴定资质，本案中由其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竣工结算》中寇军签字部分不能作为《鉴定意见书》的依据，寇军并不负责工程的竣工及验收，上诉人并未授权寇军处理工程的相关事宜，在此情况下寇军的个人签字行为与上诉人的行为不具备关联性，一审法院认定寇军在《竣工结算》中签字部分为有效，于法无据，认定事实不清。最后，上诉人在庭审中已对《鉴定意见书》进行了整体质证，上诉人明确表示鉴定人员不具备鉴定资质，案件最后一次鉴定为重新鉴定，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不具备重新鉴定资质，鉴定结论不合法，且当庭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在上诉人明确否定《鉴定意见书》全部内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对鉴定结论的金额未予质证，并进一步因未予质证视为无异议，违背常理，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前后从一审法院领取到2019年4月、7月及10月出具的三份《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向上诉人释明本案前后一共出具四份鉴定意见书，前三份为草稿作废，以上多份鉴定意见书自相矛盾，采用的勘验数据、单价均不一致，鉴定结论也不一致，对于鉴定意见书中丧失合法、中立、规范以及科学性、严谨性的地方，一审法院均认定为鉴定人员的疏忽大意。在原审中，鉴定人多次强调并认定其作出的第三次《鉴定意见书》的鉴定范围、鉴定依据与前两次不同，第三次鉴定属于重新鉴定。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否定鉴定人对第三次鉴定性质的认定，仅以第三次鉴定未经另行委托其他鉴定机构对同一问题进行再次鉴定为由，视为鉴定人对内容进行反复的补正和完善，是对鉴定性质认定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唐林辩称，首先，唐林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攀峰公司在一审中已明确案涉工程系唐林借用其公司的资质，后期工程中涉及的权利义务均由唐林承受，与攀峰公司无关。攀峰公司并未否认在《西藏达孜县工业园区调解协议书》中盖章的效力，且在已生效裁判文书中已认定唐林为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依据口头协议作出相应的事实认定及判决，可以证明唐林为本案的承包方，因此，唐林无论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还是工程承包人的身份提起诉讼，唐林均是本案适格主体。其次，《鉴定意见书》应当作为裁判依据。本案鉴定机构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从司法鉴定库里选定，程序合法，上诉人在鉴定人选定的时候就已知晓。关于鉴定人的资质，从《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信息人员平台》中可以查询到鉴定人不仅具有鉴定资格，还具备专业的知识技能，鉴定人员身份合法有效，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合法有效，最终的鉴定意见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条规定的补充鉴定情形。此外，鉴定机构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选定，现上诉人在工程已完工并交付使用的情况下，既不支付工程款，又不申请重新鉴定，仅以鉴定人员资格与鉴定意见书存在问题又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鉴定结论错误的情况下，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支持，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最后，从一审庭审中寇军的出庭陈述、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益斌的认可及现今上诉人工商登记的显示，均可证明寇军有权代表上诉人在鉴定结论所依据的《竣工结算》中签字，其签字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均应当由上诉人承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攀峰公司述称，首先，结合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唐林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能证实案涉维修工程是吞柏公司与唐林之间单独达成约定并履行，攀峰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与案涉工程无关。其次，攀峰公司与吞柏公司及唐林之间均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攀峰公司就本案不存在任何法律责任。唐林为吞柏公司提供了藏香厂维修服务是不争的事实，且维修工程已经交付给吞柏公司进行实际使用。另吞柏公司也向唐林支付了部分工程款，据此，唐林向吞柏公司提起诉讼主张工程款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唐林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最后，司法鉴定意见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吞柏公司与唐林之间没有进行工程价款结算，唐林在诉讼中提出司法造价鉴定，鉴定程序合法，司法鉴定意见能够客观反映真实的工程价款。综上，吞柏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原判。唐林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吞柏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805997.75元；2.支付利息168359.87元（自2017年6月27日至2018年5月31日，实际计算至付款之日止），以上两项共计2974357.62元；3.判令吞柏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唐林借用第三人攀峰公司的资质，于2016年9月29日与被告吞柏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并未实际履行。之后，唐林与吞柏公司的控股公司即岗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多吉顿珠（已故）达成了关于吞柏公司维修工程的口头协议，其协议内容与《合作协议》的内容基本一致。唐林于2016年10月2日组织工人实际施工，于2016年12月底竣工。2017年4、5月原告唐林应吞柏公司要求，对维修工程进行了部分返修。因吞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多吉顿珠生病并于2017年11月病故，导致工程款未结算。2017年6月27日，原告唐林向被告吞柏公司提交了《竣工结算》，该结算结果为3335997.72元。吞柏公司以该鉴定系唐林单方委托攀峰公司所做，故对该结果不予认可。被告吞柏公司于2017年7月1日、7月11日、7月31日三次向原告唐林共计支付了530000元后拒绝支付余款。经达孜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达孜信访局、达孜公安局一区警务站等单位多次联合主持调解，达成了三份调解协议，其中2017年7月31日的调解协议第一条约定：“由甲（被告）乙（原告）双方选定的第三方审计公司对吞柏公司藏香及唐卡画苑改扩建及维修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工程最终结算，审计时间确定在本协议签订后2017年8月7日前进行双方签字认可”，协议第4、5、6条约定“甲方（被告）分别于2017年7月31日、审计报告确定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和同年9月11日，先行支付民工工资1130000元”，但吞柏公司并未实际支付。另查明，唐林、吞柏公司与攀峰公司因工程款纠纷问题，在达孜工业园区管委会的主持下，以抽签的方式，抽到陕西智鑫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鑫公司）对维修工程进行审核鉴定，该鉴定主要以《竣工结算》为依据，送审金额为3335997.72元，审定金额为1207108.66元；同时查到，智鑫公司最初审核结果是179万余元，并以电子版的形式发送给甲方（吞柏公司陈益兵）确认，但吞柏公司认为太高不予认可。后经反复修改，最后一次约为110万元。由于智鑫公司做审核报告只对公不对私，并且需要双方签订合同。而智鑫公司与吞柏公司或攀峰公司并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只是受达孜工业园区负责人的委托对吞柏公司的工程造价进行审核。由于攀峰路桥后期不愿提供书面资料，且在审核过程中，双方干涉太大，导致最终未出正式的鉴定结果。上述事实有被告提交的《审计报告》打印件和本院2018年9月10日对智鑫公司造价师裴宇华的调查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综合三次庭审和本院调查等情况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2、追加攀峰公司为第三人是否必要的问题；3、原告与吞柏公司双方口头协议的效力问题；4、《竣工报告》中寇军签字部分应如何认定的问题；5、《鉴定意见书》属于重新鉴定还是补正鉴定及其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问题；6、被告吞柏公司是否应向原告唐林支付工程欠款及支付多少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1，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原告与多吉顿珠所达成的口头协议，依据的是原告与吞柏公司双方的《合作协议》，协议落款“甲方”盖有吞柏公司的公章和多吉顿珠的签名，“乙方”盖有攀峰公司的公章、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有唐林的签名。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作为乙方，不管是唐林还是攀峰公司都具有向相对方吞柏公司主张权利或履行义务的资格。且在已生效的裁判文书中，吞柏公司作为原告已将唐林列为被告，说明吞柏公司已自认唐林是诉讼主体的相对方，因此，唐林在本案中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适格的。关于争议焦点2，追加攀峰公司为第三人是否必要的问题。攀峰公司明确表示放弃主张权利，亦即放弃原告主体资格地位。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权利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但攀峰公司作为《合作协议》的乙方，对该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本院认为有必要追加攀峰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关于争议焦点3，原告与吞柏公司双方口头协议的效力问题。在已生效的一二审民事判决书中对《合作协议》已认定合法有效。本案原告基于《合作协议》达成的口头维修协议，其效力待定。鉴于原告已实际履行施工，吞柏公司已支付了530000元的工程款，说明吞柏公司对原告维修工程的事实和协议内容是认可的，故应认定该口头协议有效。关于争议焦点4，《竣工结算》中寇军签字部分如何认定的问题。寇军在签字时系吞柏公司厂区的负责人，之后变更为该公司董事，不管是作为签字时的负责人还是签字后的董事，寇军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管有无授权，都应知晓在文书上特别是牵涉到工程项目的文书上签字的法律后果，虽其辩解是受到胁迫，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寇军在《竣工结算》中签字部分应认定为有效。关于争议焦点5，《鉴定意见书》属于重新鉴定还是补正鉴定及其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问题。本院认为，该鉴定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重新鉴定。重新鉴定是指诉讼中的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原鉴定结论全部持异议，或司法机关对鉴定结论审查后认为难以取信，另行委托其他鉴定机构对同一问题进行的再次鉴定。显然，本案原告和吞柏公司或本院均没有另行委托鉴定机构，因此不符合重新鉴定的要件，该《鉴定意见书》实际上是鉴定人对内容和事实进行了反复补正和完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对鉴定人的资格应审查的内容：（一）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二）委托鉴定的材料；（三）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四）对鉴定过程的说明；（五）明确的鉴定结论；（六）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七）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本院对上述规定应审查的内容，均已审查，未发现有相悖或不符的事项。首先，委托程序合法，本院对各方当事人的鉴定作了询问笔录，鉴定现场有多方参与，委托鉴定的内容明确，即对维修工程造价进行鉴定，鉴定材料也基本完整；其次，鉴定的依据是以寇军签字的9页《维修做法》为基础，使用的测量工具、测量方法和技术手段并无问题；第三，鉴定人对鉴定过程和测量工具分别作了合理说明；第四，鉴定人对鉴定期间出现的问题予以了纠正，鉴定结论明确；第五，鉴定人按要求出庭接受了各方当事人和合议庭的询问和答复，并提交了其具有鉴定资质的相关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规定，吞柏公司应提交却并未提交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吞柏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对《鉴定结论》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具有证明效力的证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关于争议焦点6，吞柏公司是否应向原告支付工程欠款及支付多少的问题。原告根据《合作协议》与吞柏公司达成的口头维修工程协议，系原告个人承接的建设工程施工项目，与第三人攀峰公司无关。该协议系原告与吞柏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依法应受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一）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原告已履行了维修和修复工程义务，吞柏公司已使用，应视为已验收，因此吞柏公司应当全面履行工程款支付义务。具体以《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依据，扣减已支付的，即1503733.9-530000=973733.9元。另，原告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支付利息168359.87元，后在代理词中更正为137816.7元。其计算依据是以应付工程款为基础、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息的6%、时间从2017年6月30日起至2019年11月8日止，共计2年131天，具体为：973733.9元×6%×2年+973733.9元×6%×（131÷365）=137816.7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由此可见，本案原告与吞柏公司虽然没有明确约定利息，原告也可以主张。根据《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工程交付日期不明，工程款虽未进行结算，但在达孜工业园区主持下达成了三次调解协议，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其中首次达成调解协议的时间，可视为工程款结算的时间，因此利息的起算日期应从2017年7月31日起至最后开庭审理之日即2019年11月8日止，共计831天。经查，该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年利率为4.75%。具体计算方式是以应付工程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时间为831天计算，即973733.9×4.75%×831÷365=105303.32元。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唐林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西藏吞柏古藏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唐林支付工程款973733.9元；二、被告西藏吞柏古藏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唐林支付利息105303.32元，以上两项合计为1079037.22元（壹佰零柒万玖仟零叁拾柒圆贰角贰分）；三、驳回原告唐林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吞柏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吞柏公司提交四川开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专业人员信息平台查询信息截屏、四川开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鉴定机构查询信息截屏、全国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查询平台中四川开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查询信息截屏、四川开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查询信息截屏、辛玉川、谭萍及宋时勇查询信息截屏一组，用于证明在上述信息查询平台中未能查询到宋时勇的司法鉴定资质，仅显示其具备工程师职称，其不具备司法鉴定人身份，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事实。唐林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均为复印件，也未加盖任何部门的印章予以确认。攀峰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司法鉴定中的鉴定人应是鉴定机构，而不是特指某一个人，从查询结果表明宋时勇是案涉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其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本院经审核后认为，该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有直接的关联性。案涉鉴定机构系法院鉴定人名册入选单位，且由吞柏公司与唐林共同选定该机构进行案涉工程造价鉴定，仅凭该组证据无法直接推翻《鉴定意见书》，详细理由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本院二审补充查明的事实：四川开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出具的《藏香厂及唐卡画院改扩建及维修工程唐林与西藏吞柏古藏香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中载明鉴定日期为“2019年1月-4月”，送鉴材料列明十二项，该鉴定意见载明:本次鉴定的依据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的资料进行鉴定，并依据寇军签字确认的工程总量和做法的工作范围核定。藏香厂及唐卡画院改扩建及维修工程竣工结算金额1869950.44元。此后，四川开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两份均载明为开元鉴字（2019）藏第05228号《藏唐林与西藏吞柏古藏香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鉴定意见书》，这两份鉴定意见书中载明的鉴定日期为“2019年1月-10月”，送鉴材料列明十三项，其中十二项与2019年4月29日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所列明的送鉴材料一致，多列明的一项内容为“《勘验记录》2019年1月15日、2019年3月20日、2019年9月28日”，鉴定意见均载明:本次鉴定的依据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的资料进行鉴定，做法及范围按照寇军签字确认的工程做法及范围，工程量主要以第三次现场勘验记录计算的工程量，计价按照双方签字确认的合作协议来计价及市场价格。该项目的鉴定金额为1503733.90元。另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中均在鉴定意见部分载明“特别说明”，对鉴定过程中的三次现场勘验情况、案涉工程的做法、范围及工程量的计算进行了说明。上述所有《鉴定意见书》后均附有出具意见书机构的《营业执照》、《司法鉴定许可证》及鉴定人员宋时勇、辛玉川、谭萍个人的《注册造价工程师证书》，且三人证书中载明的聘用单位均为四川开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此外，吞柏公司认可案涉工程现已实际交付使用，亦认可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应由其支付。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系：《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主要包含以下问题：1.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的资质如何认定；2.鉴定意见书中附有寇军签字的《竣工结算》作为鉴定依据如何认定；3.前后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性质如何认定。针对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资质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本案系建设工程造价的鉴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之规定：“国家对从事下列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一）法医类鉴定；（二）物证类鉴定；（三）声像资料鉴定；（四）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法律对前款规定事项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司法鉴定机构从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的司法鉴定业务，适用本办法。”由司法机关纳入登记管理范围的司法鉴定事项只包含法医、物证和声像资料三类，并不包含工程质量鉴定和工程造价鉴定。因此，一审诉讼中委托具有工程鉴定资格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案涉工程进行造价鉴定，程序并无不当，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人名册制度实施办法》第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鉴定人名册制度，指人民法院经事前审查、批准、公示程序，将自愿接受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的社会鉴定人(含自然人、法人)列入本级法院的鉴定人名册。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需要鉴定时，统一移送专门机构，负责对外委托或组织鉴定，以尊重当事人主张和在名册中随机选定相结合的办法确定鉴定人，并负责协调、监督鉴定工作。”一审法院委托的案涉鉴定机构在人民法院先前审查、批准、公示程序所指定的工程造价司法鉴定名册之中，且案涉工程造价的鉴定机构是由吞柏公司与唐林在法院鉴定人名册中共同选定的，在出具相应鉴定结果后，吞柏公司又以鉴定机构无鉴定资质为由提出异议，显悖诚信。与此同时，案涉《鉴定意见书》后也附有鉴定机构的《营业执照》及《司法鉴定许可证》，其中《司法鉴定许可证》亦明确载明业务范围为“建筑工程造价鉴定”，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为“2017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14日。”现吞柏公司仅以其在“全国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查询平台”中无法查询到鉴定机构的信息为由，从而主张对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资质存在异议的上诉理由，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最后，根据《最高院关于如何认定工程造价从业人员是否同时在两个单位执业问题的答复》指出，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不属于实行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制度的范围，对于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单位和鉴定人员的执业资质认定以及对工程造价成果性文件的程序审查，应当以工程造价行政许可主管部门的审批、注册管理和相关法律规定为据。据此，在建设工程鉴定领域，鉴定人员和鉴定机构是否具有鉴定资质，应以建设行政部门的认定为准，而并非看其是否具有司法鉴定许可证。结合本案，一审中鉴定人员宋时勇提交了《注册工程师证》，且经核实在《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信息人员平台》中能够查询到宋时勇的信息，并附有相应的个人有效证书，在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加盖印章的《注册工程师证》的情况下，在案涉工程造价中作为鉴定人员并未违法相关法律规定。吞柏公司作为上诉人亦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宋时勇在具有注册造价工程师资质的情况下参与出具的案涉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吞柏公司主张鉴定人宋时勇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其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针对鉴定意见书中附有寇军签字的《竣工结算》作为鉴定依据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吞柏公司在二审中主张寇军仅是藏香生产的负责人，并不负责工程的竣工及验收，也未授权其处理工程的相关事宜，在案涉工程《竣工结算》中签字行为也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所以其个人签字行为与吞柏公司的行为不具备关联性，吞柏公司无需为其作出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对此，吞柏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上诉主张，且在一审法院提交的已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中明确载明“吞柏公司工作人员寇军对藏香厂及唐卡画室工程总量进行了签字确认”的内容。此外，在一审案涉工程鉴定过程中，附有寇军签字的《竣工结算》一直作为送鉴材料，且在鉴定过程中形成的笔录中也多次提及以该《竣工结算》作为鉴定材料，吞柏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亦未对寇军的身份及签字行为提出任何异议，同时，寇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在《竣工结算》中签字的法律后果应当具有认知能力，且吞柏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寇军在《竣工结算》上签字存在重大误解或受到胁迫等情形，故一审法院对《竣工结算》中寇军签字部分的认定并无不妥，将附有寇军签字的《竣工结算》作为鉴定依据亦无不当，对吞柏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另依据已生效裁判文书中的认定内容，一审法院对于唐林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并无不当，吞柏公司仅以一审裁判文书中出现“由于本案被告和原告均不是实际施工人”的单句表述，无法就此推翻已生效裁判文中对于唐林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且结合一审裁判文书中的整体表述及查明认定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唐林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适格的，故吞柏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未对唐林的主体资格进行核查，引发严重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针对前后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首先，重新鉴定是对原鉴定意见不服提出的，属于对原鉴定意见的全盘否定。而补充鉴定是在原有鉴定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个别问题进行复查、修正、补充及解释，以便原鉴定意见更加完备而进行的鉴定。结合本案，诉讼各方并未因对鉴定意见不服或持有异议而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其次，本案中就案涉工程前后出具的鉴定意见中仅是工程量的计算有所不同，对于工程范围和工程做法前后鉴定意见中均一致，这并不符合重新鉴定中对原鉴定意见“全盘否定”的形成要件。此外，对于最终鉴定意见中所进行的第三次现场勘验，一审法院在勘验前已将勘验时间和地点等依法通知吞柏公司，并明确告知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吞柏公司在得知相应法律后果后，仍表示拒绝参加第三次现场勘验，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勘验前将勘验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当事人。当事人不参加的，不影响勘验进行。”本案中，结合前后三次现场勘验的结果，第三次现场勘验计算出的工程量较前两次有所增加，但最终依据第三次现场勘验的工程量鉴定出的工程造价比前两次的工程造价金额却有所减少，在此情况下，吞柏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第三次现场勘验计算所得工程量有误，故吞柏公司仅以其未对第三次现场勘验笔录签字确认为由，主张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在对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有严格定性和区别的情况下，本案中不能仅以鉴定人员宋时勇在一审中出庭接受质询时，就鉴定性质的回答作为案涉鉴定意见书属于重新鉴定还是补充鉴定的直接依据，一审法院就该问题的认定并无不当。据此，在本案工程造价鉴定依法并不属于司法鉴定登记管理范围的前提下，上诉人吞柏公司就其对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鉴定资质的异议，无法直接否定《鉴定意见书》。吞柏公司在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鉴定依据及鉴定性质认定有误的情况下，亦无法推翻《鉴定意见书》。综上所述，吞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11.33元（吞柏公司已预交），由吞柏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商  盈审 判 员 孙  静审 判 员 高  婧二○二○年四月十六日书 记 员 丹增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