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2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毅，男，汉族，1983年2月26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潇湘南路一段368号中盈广场DE座一层04号和16号。法定代表人：郑则阚。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宁，男，汉族，1981年7月24日出生，住长沙市雨花区，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营业场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潇湘南路一段368号中盈广场DE座一层04号。负责人：郑则阚。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洁，女，汉族，1988年3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钱潮路369号801室。法定代表人：倪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志清，男，汉族，1989年12月8日出生，住杭州市雨湖区，系公司员工。上诉人李毅与被上诉人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长沙优行公司）、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外企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毅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27836.46元；二、请求法院判令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退还收取的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押金及不合理扣款合计1646.15元；三、请求法院判令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和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违法解除车辆使用协议，违法扣除劳动报酬300元、违法解除应支付双倍赔偿金6177.99元（平均工资8413.28*2）；四、请求法院判令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5元、公证费用2000元、律师费10000元、差旅费6000元、资料费600元在内的所有维权费用共计18605元。五、请求法院判令长沙优行公司与浙江外企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确定李毅与浙江外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我方认为应与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三方企业有混淆视听之嫌。二、对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支付李毅1646.15元，并由浙江外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异议。三、浙江外企公司应支付李毅经济赔偿金3089元，我方认为经济赔偿金应为3089元×2倍。四、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长沙优行公司违法解除车辆使用协议，违法扣除劳动报酬300元，且事实依据不充分，应当予以返还。五、我方提供了证据证明支付了诉讼费、公证费等维权费用，对方未反驳，应当予以支持。长沙优行公司辩称，一、我方与李毅系车辆借用的民事合同关系，现我方解除与其合作关系，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二、我司母公司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外企公司签署的《外包服务协议》，及李毅与浙江外企公司签署的《劳务服务协议》可以证明李毅与浙江外企公司为劳务关系。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李毅的上诉请求。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辩称，一、李毅并非我公司员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和其他民事合同关系，李毅要求我公司支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根据李毅与长沙优行公司签署的《车辆使用协议》，双方就服装费、信息服务费（含电话费）、车损事故违约金等收取问题进行了明确约定，该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综上，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浙江外企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李毅与长沙优行公司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李毅与浙江外企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符合事实，我方予以认可。二、一审判决合法有据。综上所述，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李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100959.38元；二、请求法院判令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退还收取的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押金及不合理扣款合计2327.48元；三、请求法院判令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和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违法解除车辆使用协议，违法扣除劳动报酬300元、违法解除应支付双倍赔偿金16826.56元（平均工资8413.28*2）；四、请求法院判令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支付未支付订单劳动报酬780.38元；五、请求法院判令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5元、公证费用2000元、律师费10000元、差旅费6000元、资料费600元在内的所有维权费用共计18605元。六、请求法院判令长沙优行公司与浙江外企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撤回关于判令长沙优行公司支付未交纳社保及公积金共计29683.43元及请求判令长沙优行公司支付加班费共计49859.6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李毅在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曹操出行”软件上看到曹操专车司机招聘广告，遂前去应聘。长沙优行公司组织了面试考核，并告知李毅，其工资由浙江外企公司发放。2018年3月1日，李毅（乙方）与浙江外企公司（甲方）签订《劳务服务协议》,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代驾劳务服务。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劳务服务报酬的原则为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奖励与负激励相结合原则，服务期间不设最低劳务服务报酬标准及最高劳务服务报酬标准；劳务服务报酬金额的计算将根据乙方在当月服务期间的奖励与负激励执行情况得出，劳务服务报酬的发放方式、发放时间等具体内容以实际执行为准。双方还就服务规范、保密、违约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约定。2018年3月1日，李毅（乙方）还与长沙优行公司（甲方）签订了《车辆使用协议书》，约定乙方使用甲方车辆1年，自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止，该车用于运营“曹操专车”。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李毅担任“曹操出行”平台的专车司机。2018年2月26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浙江外企公司共计发放李毅工资24711.96元，月均工资为6177.99元。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通过“曹操出行”平台制定了相关的司机劳务报酬、奖励政策、服务规范、违规负激励等规范。根据服务规范，曹操专车司机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应承担一定费用，包括：车辆保证金、充电费、平台信息服务管理费、物料费等。曹操专车司机完成订单后，乘客会将费用支付给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外企公司进行结算，由浙江外企公司再向李毅支付报酬。2018年7月11日，李毅将车辆退还给了长沙优行公司。李毅在退还车辆时被扣除了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等费用共计1646.15元。李毅以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长沙优行公司、浙江外企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决:1、确认与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从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的工资报酬23708.81元;3、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23708.81元;4、长沙优行公司退还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押金及不合理扣款1646.15元；5、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和长沙优行公司支付赔偿金5927.2元；6、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支付订单劳动报酬780.38元；7、浙江外企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作出长劳人仲案字（2018）第2303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李毅与长沙优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长沙优行公司支付李毅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押金及扣款1646.15元；三、长沙优行公司支付李毅工资754.58元；四、长沙优行公司支付李毅经济补偿2963.6元；五、驳回申请人李毅的其他仲裁请求”。李毅与长沙优行公司均不服起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1、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外企公司签订《劳务外包服务协议》，主要内容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甲方)根据公司业务需要,接受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乙方)提供司机劳务外包服务,并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劳务服务费。劳务人员主要从事曹操专车驾驶服务。协议有效期限为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2、长沙优行公司系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负责对曹操专车司机使用车辆情况管理;3、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系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分公司,为长沙地域曹操专车互联网平台运营企业，负责对运营平台进行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浙江外企公司与李毅签订了虽名为《劳务服务协议》，但究其实质，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具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的基本条款。另浙江外企公司每周每月按时向李毅支付工资，综合上述事实可认定李毅为浙江外企公司提供了劳动，并接受浙江外企公司的管理，由浙江外企公司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及协议约定，双方形成劳动法上的人身隶属关系，故李毅与浙江外企公司于2018年3月1日起建立了劳动关系。又因李毅于2018年7月11日之后未再继续工作，故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至此终结。李毅从事长沙地区曹操专车司机工作，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通过“曹操出行”平台管理李毅的工作绩效，因此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是李毅的用工单位。李毅与长沙优行公司之间签订《车辆使用协议书》，双方为平等的合同主体关系。关于李毅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如何计算以及应由谁承担问题。第一、关于李毅诉请的赔偿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问题。本案中，2018年3月1日,李毅与浙江外企公司签订了《劳务服务协议》,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具备了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的基本条款，应视为双方以该协议形成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故对李毅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李毅诉请的平台信息服务费、电信服务费等费用退还问题。本案中，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在其制定的平台规范中明确需要收取平台信息服务费、车辆使用费等费用，李毅的前述费用也是通过曹操出行平台由长沙优行公司扣除，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条“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不得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之规定，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不得向劳动者收取任何费用，因此李毅在提供劳动过程中是无需支付与从事劳动相关的费用，故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应将李毅为提供劳动过程中支付的由长沙优行公司扣除的平台信息服务费、车辆使用费共计1646.15元退还给李毅。对于李毅主张超出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不予支持。第三、关于长沙优行公司是否违法解除车辆使用协议、违法扣除劳动报酬问题。本案中，李毅与长沙优行公司签订的是《车辆使用协议书》,该协议双方约定了车辆使用期限、用途、运营城市及车辆使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李毅与长沙优行公司之间为车辆租用合同关系，与本案非属同一法律，故李毅可另行向长沙优行公司主张权利，本案不予一并处理。第四、关于李毅诉请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浙江外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李毅违反规章制度及违纪事实的证据，均为优行公司长沙分公司出具,而李毅对此不予认可,故浙江外企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浙江外企公司解除其与李毅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月的平均工资。浙江外企公司应支付李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李毅的月均工资为6177.99元,结合李毅在浙江外企公司处的工作年限,浙江外企德科公司应支付李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89元。第五、关于李毅诉请的未支付订单劳动报酬780.38元。根据李毅提交的曹操专车已完成订单显示，确有754.58元费用待支付。而该费用应是乘客未向曹操专车平台支付的费用，而不是李毅的直接劳动收入。浙江外企公司也是依据平台运营数据将李毅的劳动所得给予支付。故一审法院对李毅的该部分诉请，不予支持。至于李毅主张的律师费、公正费等维权费用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六、关于杭州优行长分公司、长沙优行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李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支付的相关费用应由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承担责任，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在用工过程中给李毅造成损害，故用人单位浙江外企公司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外，长沙优行公司与李毅之间是车辆租用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故对于李毅主张长沙优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条、第八十二条、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11日李毅与浙江外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毅1646.15元，浙江外企公司对此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浙江外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毅经济补偿金3089元;四、驳回李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浙江外企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毅是否与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李毅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如何计算以及应由谁承担问题。关于焦点一，李毅主张其与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则认定李毅与浙江外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李毅与浙江外企公司签订了《劳务服务协议》，协议约定李毅提供代驾劳务服务，这与李毅日后从事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性质相吻合。此外，双方就劳动报酬的发放、服务规范、保密、违法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在协议履行期间，浙江外企公司直接向李毅支付报酬。李毅与浙江外企公司所签《劳务服务协议》具有劳动合同的基本条款，在日后的履行过程中亦体现了双方之间的隶属关系，故李毅与浙江外企公司之间应为劳动关系。另，虽然李毅在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运营的“曹操出行”网络平台从事网约车司机工作，但在李毅入职之前，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即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的母公司将曹操专车驾驶服务全部外包给了浙江外企公司。浙江外企公司获得了为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提供专车驾驶服务的资格，李毅从事专车司机的工作属于浙江外企公司的公司业务组成部分，同时也符合双方所签协议的约定。故李毅主张其与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李毅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认定如下：一、关于李毅诉请的赔偿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问题。如前所述，李毅与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长沙优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浙江外企公司与李毅签订的《劳务服务协议》实际上属于劳动合同的范畴，故李毅诉请的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长沙优行公司是否违法解除车辆使用协议、违法扣除劳动报酬问题。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李毅与长沙优行公司之间系普通民事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基于上述理由未对李毅的该项诉讼请求进行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李毅诉请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浙江外企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其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需有合法事由，否则解除行为应认定为违法解除。本案中，浙江外企公司解除与李毅劳动关系的合法依据不足，故一审法院认定浙江外企公司系违法解除与李毅的劳动关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浙江外企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支付赔偿金，其标准为经济补偿金的二倍。浙江外企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向李毅支付赔偿金。一审法院在计算赔偿金时，未按上述法定标准即经济补偿金的二倍进行计算，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李毅的工作时间及工资薪酬，浙江外企公司应当支付李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177.99元（6177.99元÷2×2倍）。四、关于李毅诉请的未支付订单劳动报酬780.38元。经查明，李毅主张的该部分费用系乘客未向曹操专车平台支付的费用，不属于李毅的劳动报酬，李毅的该项上述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李毅另行主张的公证费用、律师费、差旅费及资料费等维权费用，因其未在仲裁阶段进行主张，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五、关于长沙优行公司、浙江外企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首先，长沙优行公司与李毅之间系其他民事法关系，基于本案的劳动关系而产生的义务，李毅要求长沙优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因李毅对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支付其1646.15元，浙江外企公司对此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判决事项并无异议，故本院对浙江外企公司就该项义务的责任不再处理。另，浙江外企公司作为支付赔偿金的责任承担方，无需另行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李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变更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毅经济补偿金3089元”为“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毅赔偿金3089元6177.9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毅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玉霞审判员  王红兰审判员  刘文涛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周 荣附该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