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民终1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程某某，男，汉族，1967年9月24日生，住西安市新城区XX小区XX号楼XX单元XX层XX号，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段某某，男，汉族，1961年7月17日生，住西安市XX路XX号XX栋XX楼XX号，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张某某，男，回族，1986年4月17日生，住西安市XX路XX花园XX楼XX号，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杨春民，男，1965年2月25日生，汉族，住铜川市耀州区XX路XX小区XX座XX号，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张国照，男，1956年8月27日生，回族，住西安市，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上诉人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春民及原审第三人张国照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铜川中院）(2017)陕02民初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段某某、张某某与第三人张国照到庭参加了诉讼，上诉人程某某经本院传票传唤，因病未到庭，被上诉人杨春民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铜川中院(2017)陕02民初5号民事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铜川中院一审程序违法。针对本案被上诉人要求执行的600万元股权归属问题，三原告已经向蒲城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三原告的股东资格及相应的股权。该案经蒲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后，驳回了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随即向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蒲城县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作出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5民终17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蒲城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现蒲城县人民法院对该案尚未作出生效判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而本案正符合该条款的规定。本案是三原告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就是对被上诉人申请执行的标的物权属提出了异议，且异议正在审理过程中，尚未明确。铜川中院在三原告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后，应当等待三原告的股权确认之诉有结果后，才能作出合法的判决。2、本案第三人将股份转让给三原告，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且三原告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享受了参加股东会议、获得公司分红等股东权利，虽未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但这并不影响三原告的股东身份和股权利益。（1）三原告与第三人张国照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是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应是合法有效的，且这一转让行为得到了其他股东的认可，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其股东身份应予以确认。（2）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其流程为：在其他股东不接受股权转让、且同意其转给其他人的前提下，股权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股权转让义务，其他股东认可后，再去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而变更登记只是股东变更的公示，不是股权变更的生效条件，并不能因未登记而否认股权转让的有效性。（3）本案中三原告虽然与张国照签订的协议中有隐名股东这一说法，但在接受第三人张国照转让股份后，并未由张国照代其三人行使股东权益，而是以其三人自己身份参加了公司的股东会议、享受了分红，也参与了公司的管理决策，故其三人身份不是隐名股东。一审法院不以实际情况为依据，而仅凭协议就认定三人为隐名股东，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4）《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这一条款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具有股东身份未进行登记或变更登记公示为股东的，另一方面也指不具有股东身份却进行了登记，或未变更登记公示取消股东身份的，不管哪种情况，这只是工商部门的公示，并不能否认实际股东的身份。不得对抗第三人，指的是实际股东不论登记与否，不得对抗第三人，而并非是指工商登记名册上的股东不得对抗第三人。《民法总则》更是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这一条款指明，应以实际情况确定责任人，而不应以登记事项为准。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理解和应用，违反了立法的本意，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杨春民提交书面答辩状称，1、上诉人等所述与事实不符，答辩人自始至终没有介入蒲城鑫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源担保公司）的任何事务，与该公司不存在任何牵连。2、上诉人等提起的执行异议诉讼就是为了排除人民法院对张国照所持有担保公司股权的执行。在本案诉讼中，上诉人等承认所谓的股东决议并非答辩人签署。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隐名股东，上诉人为何在第一次诉讼时不向蒲城县人民法院陈述。事实说明，上诉人等进行的诉讼，就是为了对抗人民法院的依法执行。所谓的股东资格确认诉讼以及股东会决议，是上诉人和张国照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的答辩人合法权益的直接结果。3、假定存在所谓的隐名股东，人民法院依然可以对张国照登记的股权进行执行。《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据该条规定，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某某，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因此，当显名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其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答辩人的这一观点，已经在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11号案以及铜川中院(2017)陕02民初5号判决得到确认。因此，假定存在所谓的隐名股东，原告可以向张国照追偿，但不能因此对抗人民法院的执行。故一审驳回上诉人等的诉讼请求客观公正。 第三人张国照陈述意见称，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三上诉人已经在蒲城县人民法院起诉了自己，该案还在审理中，铜川中院(2017)陕02民初5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有问题，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不得执行三原告在鑫源担保公司的600万股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6日，铜川中院立案审理原告杨春民与被告张国照、何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6年5月6日，该院作出（2015）铜中民二初字第000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张国照、何萍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连带偿还原告杨春民借款本金1600万元，并支付利息240万元。二、被告张国照、何萍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连带向原告杨春民支付自2014年5月18日起至给付之日，本金1600万元按年利率24%计算的违约金。 2015年9月23日，蒲城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原告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与被告鑫源担保公司、第三人张国照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一案，2015年11月9日，蒲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蒲民初字第02921号民事调解书，各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为被告鑫源担保公司股东，其中原告程某某持有13.33%股权，原告段某某持有3.33%股权，原告张某某持有3.33%股权。二、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后，由被告鑫源担保公司在30日内向原告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第三人张国照有协助的义务。 2016年8月4日，杨春民向铜川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执行，执行中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2016）陕02执6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1、冻结被执行人张国照持有鑫源担保公司1200万元股权。二、冻结期限三年。冻结期间被执行人不得转移被冻结的财产，不得对被冻结的财产设定权利负担，不得有妨碍执行的其它行为。后原告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提出书面异议，铜川中院以（2016）陕02执异1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案外人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的执行异议，三原告于2017年2月8日向该院起诉。 2017年5月2日，杨春民在蒲城县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2017年8月30日，蒲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0526民撤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蒲城县人民法院（2015）蒲民初字02921号民事调解书。2018年1月30日,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05民终24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于2018年2月9日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以上法律规定来看，判断股权权属的基本原则为股权外观主义原则，工商登记是对股权进行公示的必经程序，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某某，隐名股东在公司法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本案中鑫源担保公司工商登记及工商档案中的股东名册、验资报告和公司章程中均未记载三原告，不具有公示某某，第三人张国照与三原告的隐名股东投资协议即使真实，也仅具有内部的约束力。三原告不得以内部协议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不能排除被告杨春民对涉诉股权的强制执行行为。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就案涉股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工商登记是对公司股权情况的公示，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的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该信赖利益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换言之，根据《公司法》该条款的规定，经过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这里所说的优先保护，就本案而言，是指在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与公示出来的登记股东不符的情况下，法律优先保护信赖公示的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的债权人的权利，而将实际投资人的权利保护置于这些人之后。据此，由于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在对外关系上不具有登记股东的法律地位，所以其不能以其与登记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来对抗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的债权人。因此，当登记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该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不得以此对抗登记股东的债权人对该股权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登记股东的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本案中，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虽然主张其是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是被执行人张国照却是案涉股权的登记股东，杨春民是张国照的债权人，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没有提供足以证明申请执行人杨春民知悉其为隐名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的证据。基于上述法律规定，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就案涉股权不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其次，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二审中提出，因其已在其他法院提起确认股东资格之诉，本案应当中止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设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确权案件，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本案中，因案涉股权已经被执行法院查封，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三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就案涉股权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进而导入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寻求救济，现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三人非但自身没有依法寻求救济，反而以另行提起的诉讼要求本案中止审理，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00元（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已预交），由程某某、段某某、张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工 审 判 员  贾文军 审 判 员  李 俊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叶永全 书 记 员  张瑜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