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民终30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成刚，男，197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冠彪，广东瀚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乾，广东瀚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迎庆，男，198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双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堂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本勇，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成刚因与被上诉人贺迎庆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2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成刚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的贺迎庆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邓成刚未在约定期限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构成根本违约，这一认定严重错误。1、合同约定案外人苏某1与贺迎庆到达卢旺达后三个工作目内办理变更登记，合同没有约定贺迎庆什么时候必须去卢旺达，更没有约定贺迎庆必须在签约后第一次去卢旺达后三个工作目内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卢旺达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需要经过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聘请当地律师，在全体股东在场的情况下起草股东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步，全体股东到当地公证处对上述文件进行公证；第三步，持公证书到商业发展局提交申请材料。整个办理程序均需全体股东同时在场共同完成。2018年10月22日，邓成刚作为甲方，案外人苏某1作为乙方，贺迎庆作为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甲方同意乙丙方到达卢旺达基加利市后，按协议股份比例在三个工作目内，向当地工商发展部门过户该股份给乙丙方。”该条款只约定贺迎庆与案外人苏某1到达卢旺达后3个工作日办理，并未明确哪一次到达卢旺达时办理，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来办理都是可以的。2018年12月8日，邓成刚、贺迎庆、案外人苏某1在卢旺达汇合。因为贺迎庆行李丢失、贺迎庆与案外人苏某1购买非洲红宝石耽误了大量时间，贺迎庆没有充分时间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鉴于《股份转让协议》并没有要求此次行程一定要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所以邓成刚也没有对贺迎庆追责。2018年12月15日贺迎庆离开卢旺达之前，三方又口头约定2019年3月再来卢旺达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贺迎庆还承诺到时到涉案公司工作，案外人苏某1也预订了2019年3月21日再次前往卢旺达的机票。此后邓成刚一直在等待贺迎庆的再次到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2019年3月前后都不断通过微信、电话方式催促贺迎庆、案外人苏某1来卢旺达。但2019年3月，贺迎庆并未如约到达卢旺达，在邓成刚的催促下，仍找各种理由拖延推辞。由于股权变更手续必须全部股东在场，而贺迎庆拒绝前往卢旺达办理，案外人苏某1无奈只好把早已订好的3月21日前往卢旺达的机票退掉。2、迟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引起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之后果。第一，受让方的根本目的是成为股东，享受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办理变更登记仅是确认股东身份的外部表现形式。本案贺迎庆虽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是公司内部已经承认贺迎庆的股东身份，向贺迎庆送达财务报表以及按照贺迎庆的要求向其支付股权收益，在每笔转账中均备注有“分红”信息，贺迎庆亦确认收取了股权收益，享受了股东权利，合同的根本目的已经实现。第二，贺迎庆实际已享有涉案公司12％的股权权益。贺迎庆回国后，多次以微信方式向邓成刚表示自己经济困难，希望邓成刚帮助其将自己的12％股份转卖给他人。第三，只需要贺迎庆到卢旺达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随时可以实现，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作出认定，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因贺迎庆的原因导致未在约定期限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迟延变更登记也未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贺迎庆没有法定解除权。因此，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四条法定解除合同的规定，也不适用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解除权的行使和解除效力的规定，而是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驳回贺迎庆全部诉讼请求。安桂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贺迎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双方于2018年10月2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2、请求判令邓成刚向我返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及利息51483.93元（以120万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自2018年10月22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22日，甲方邓成刚、乙方苏某1与丙方贺迎庆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鉴于甲方合法拥有卢旺达康师傅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师傅公司）的100％股权，甲方同意转让该公司的10％股份与乙方，股份转让金为100万元；甲方同意转让该公司的12％股份与丙方，股份转让金为120万元；转让后，甲方占该公司的78％股份，乙方占该公司的10％股份，丙方占该公司的12％股份；乙方与丙方在签合同日，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金的30％为定金，剩余尾款在2018年11月10日前一次性付清；甲方同意在乙丙方到达卢旺达基加利市后，按协议股份比例在3个工作日内，向当地工商发展部门过户该股份给乙丙方……”。贺迎庆于2018年10月22日、11月9日、11月25日分别向邓成刚转账30万元、50万元、40万元，向邓成刚支付上述股份转让金总计120万元。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贺迎庆于2018年12月8日到达卢旺达基加利市；截至一审庭审时，双方当事人并未正式完成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登记。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如下：贺迎庆主张其已向邓成刚全额支付了股份转让金120万元，并于2018年12月8日到达卢旺达基加利市，邓成刚却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为其办理股份转让登记，故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要求邓成刚退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邓成刚辩称未能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的原因一是贺迎庆到达卢旺达后，由于其自身原因，为寻找丢失的行李及采购非洲红宝石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及精力，致使没有时间去办理股权转让登记；二是贺迎庆离开卢旺达后，合同三方口头约定2019年3月再次到卢旺达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邓成刚虽多次通知，但贺迎庆明确表示不配合，并单方提出毁约。故未能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的责任不在邓成刚一方，且邓成刚已按月向贺迎庆报送涉案公司的财务报表，贺迎庆已实际收取2019年5月至7月的公司分红款项共计11056.7元，具有股东身份，故邓成刚不同意解除涉案合同，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邓成刚就其上述主张提交关于邮件的公证书、关于微信的公证书和光盘、三份银行电子回单、2019年5月至7月的财务报表和工资表、2019年6月15日邓成刚发送给贺迎庆及苏某1的说明一份、贺迎庆起诉苏某1借款合同纠纷的民事起诉状及传票等予以证明。贺迎庆不认可2019年8月7日银行电子回单、财务报表和工资表以及上述说明的真实性，认可上述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邓成刚上述全部抗辩意见及证明目的。贺迎庆主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未能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的原因是由于其寻找丢失行李和购买红宝石而耽搁，仅收到邓成刚以其个人账户转款4906.1元，并未收到康师傅公司的分红，从未实际参与过公司经营，并不具有股东身份。一审法院认为，贺迎庆与邓成刚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均应依约履行。贺迎庆主张其已向邓成刚全额支付了股份转让金120万元，并于2018年12月8日到达卢旺达基加利市，邓成刚却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为其办理股份转让登记，故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要求邓成刚退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涉案合同明确约定，在贺迎庆到达卢旺达基加利市后的3个工作日内，邓成刚应到当地工商发展部门向其过户康师傅公司12％的股份。邓成刚虽辩称未能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的原因是由于贺迎庆寻找丢失行李和购买红宝石而耽搁，但贺迎庆对此不予认可，现有证据亦无法充分有效的反映贺迎庆寻找丢失行李和购买红宝石与未能办理股权转让登记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且在合同明确约定了股份转让时限、贺迎庆亦实际到达合同约定地点的情况下，邓成刚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在该时限到期前为办理股权转让登记采取了必要的准备、通知或督促办理等措施，最终却由于贺迎庆自身原因而导致未能办理股权登记，故该院对邓成刚的该项抗辩主张依法不予支持。邓成刚虽辩称双方口头约定贺迎庆于2019年3月再次到卢旺达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因贺迎庆明确表示不配合，并单方提出毁约而导致未能办理股权转让登记，但贺迎庆对此不予认可，现有证据亦无法充分有效的证明双方就股权转让登记的时限进行了重新约定，故该院对邓成刚的该项抗辩主张依法不予支持。邓成刚虽辩称其已按月向贺迎庆报送涉案公司的财务报表，贺迎庆业已实际收取2019年5月至7月的公司分红款项共计11056.7元，具有股东身份，但与贺迎庆全额支付股份转让金120万元对等的合同义务，应为在合同约定时限内完成相应股份的转让，现邓成刚并未向贺迎庆转让合同约定股份，其以个人名义向贺迎庆支付款项、以邮件的形式发送公司财务报表等行为亦不能代表其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故该院对邓成刚的该项抗辩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贺迎庆已全额支付股份转让金，邓成刚却未在双方明确约定的时限内向其转让相应股份，邓成刚构成根本违约，贺迎庆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于法有据，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合同解除时间，根据本案情况，2019年9月4日一审庭审时应为贺迎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正式到达邓成刚之日，故应以该日作为合同解除日为宜。关于退还股份转让金的具体数额，考虑到邓成刚已以其个人账户向贺迎庆转款，故应在应退还的120万元股份转让金中对此部分予以扣除，贺迎庆虽主张仅收到邓成刚转款4906.1元，但邓成刚已提交相应的转账记录，在贺迎庆并未提交任何反证的情况下，该院对邓成刚主张的转款金额11056.7元予以确认。关于利息，并无合同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贺迎庆与邓成刚于2018年10月2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于2019年9月4日解除；二、判决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邓成刚向贺迎庆退还股份转让金1188943.3元；三、驳回贺迎庆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贺迎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邓成刚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案外人苏某1和贺迎庆的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及附件光盘，2.飞猪APP平台截面截图和邓成刚与苏某1微信聊天记录，证据1、2证明：邓成刚、贺迎庆以及苏某1约定2019年3月再次前往非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由于贺迎庆不配合邓成刚与苏某1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贺迎庆应该承担违约责任。3.银行电子回单，4.2019年8月到2020年2月的公司财务报表、工资表和邮件发送截图，证据3、4证明：卢旺达康师傅公司已经承认贺迎庆的股东身份并向贺迎庆送达了财务报表以及按照贺迎庆的要求向其支付股东收益，贺迎庆享受了股东权利，已经实际成为了公司股东，合同的根本目的已经实现。5.证人苏某2的事实说明(苏某1可以出庭作证)，证明邓成刚、贺迎庆以及苏某1约定2019年3月再次前往非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由于贺迎庆不配合邓成刚与苏某1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贺迎应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卢旺达康师傅公司已经承认贺迎庆的股东身份并向贺迎庆送达了财务报表以及按照贺迎庆的要求向其支付股东收益，贺迎庆享受了股东权利，已经实际成为了公司股东，合同的根本目的已经实现。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本案中，依据《股份转让协议》中关于邓成刚将康师傅公司（位于卢旺达）12％、10％的股份分别转让给贺迎庆、苏某1，股份转让金120万元、100万元，邓成刚同意贺迎庆、苏某1在到达卢旺达基加利市后，在3个工作日内向当地工商发展部门过户该股份给贺迎庆及苏某1的约定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可知邓成刚与贺迎庆争议的标的物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变更邓成刚与贺迎庆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的法律事实将来也可能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因此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结合北京市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在《规范民、商事审判庭案件管辖分工的规定（试行）》（京高法发[2011]228号）中将股权转让纠纷划分由本市的商事审判庭进行审理。2018年2月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过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18年修订，自2018年2月7日实施）将北京法院涉外商事审判格局从“三级分散审理”调整为“两级集中审理”，即将现由本市中级、基层法院受理的标的额在2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集中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贺迎庆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7月9日，本案从性质上讲属于涉外商事纠纷，依据前述规定，本案应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管辖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判决，一方面违反了级别管辖的规定，另一方面违反了本市对涉外商事案件集中管辖的规定，因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应予撤销，本案应移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涉案的《股份转让协议》由三方签订，一审法院在仅有两方参与诉讼的情况下，判决确认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可能会对案外第三方的利益造成损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发回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271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邓成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6064元予以退回。审 判 员  梁 睿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杨颜金书 记 员  段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