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8民终8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凤梅，女，1954年1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大石桥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冰，男，198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韩丽丽，女，197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址同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方太荣，营口市西市区泰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营口恒昌特种门窗有限公司（下称第一被上诉人），住所地大石桥市博洛铺镇望马台村。法定代表人：刘永顺，经理。委托代理人：张晓晶，辽宁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下称第二被上诉人），住所地营口市西市区渤海大街西25号。负责人王柏林，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下称第三被上诉人），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北站二路58－2号。第二、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关宇泽，辽宁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凤梅、韩冰、韩丽丽因与第一、第二、第三被上诉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2019）辽0882民初3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凤梅、韩冰、韩丽丽上诉请求：一、请贵院撤销大石桥法院做出的(2019)民初3233号民事判决(以下称一审)，改判第二、第三被上诉人连带给付上诉人保险合同赔偿款339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第一被上诉人应当积极履行投保人义务否则和第二、第三被上诉人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事实与理由：本案的关键事实是：被上诉人采用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免责条款”违反法律的规定，违反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的规定，该免责条款明显是无效的。我国现行的《保险法》的立法原则是依法、保护保险目的的实现，依法、依约使受到事故伤害者得到赔偿。特别是《保险法》对保险人采用的“免责条款”进行了严格限定，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凡违反法律的规定、免责条款无效。然而，一审一边适用保险法的规定，竟然无视《保险法》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一、1、第二、第三被上诉人采用的“免责条款”不是双方约定并签字确认的合同内容。该“免责条款”无效。被上诉人的免责条款，合同双方没有约定也没有书写在合同文本上，也没有签字确认。这不是保险合同条款，该免责条款无效。在2015年6月29日，投保人和保险人签定保险合同时。该合同包含两项内容，一是保险单、二是投保单、除此再没有签订他保险凭证。免责条款在签订合同时，没有书写在合同了，被保险人根本不知情。2、第二、第三被上诉人采用的“免责条款”没有在订立合同时在投保单上、保险单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该条款无效。3、第二、第三被上诉人对其采用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在一审的二次庭审中，第二、第三被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对免责条款尽到说明义务。二、投保人向保险人提供的一份证据“投保声明书”明显不真实。第一、这份证据在三次庭审中未向法庭提供并未质证。第二、这个证据载明：“已将保险责任、保险费、责任免除、解除合同、受益人等有关情况告知了各被保险人，被保人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从来没有人告知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根本不同意。第三、时间不对，2015年6月26日投保人出证，这个日期，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前，保险合同尚未签订，第一被上诉人就履行了告知义务，违反常规，违反客观事实。第四、在此份证据中载明：“保险合同条款内容及有关事项向第一被告单位经办人伦洪志作了详细说明。”明显看出此证不真。三、被保险人韩某(生前)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不是机动车。1、本案上诉人举证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韩某驾驶的是飞鸽牌电动三轮车。原告在庭审中举证该车生产厂家，是生产自行车是非生产机动车的厂家“飞鸽牌”电动三轮车属于非机动车。2、“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庭审时，经各方当事人确认合法有效。应当认定韩某(生前)驾驶是飞鸽牌电动三轮车。3、一审在庭审辩论结束后接受第一被上诉人的取证申请，调取的证据是“司法鉴定意见书”此鉴定是对“金彭牌”电动三轮车行鉴定并认为机动车，该车鉴定时没有告知，没有通知上诉人指认车辆，公安机关出证“飞鸽牌”和“金彭牌”是同一车辆，这是错误的认定。综上，根据《保险法》的第13条、第17条、第19条的规定，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11条规定，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连带给付上诉人保险合同赔偿金339000元及逾期利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营口恒昌特种门窗有限公答辩称，1、韩驾驶的车辆性质已经由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机构予以认定。且原告之一韩冰在事故发生后的2016年1月21日与肇事另一方王成斌签订了事故赔偿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事故经过的时候，明确提到了韩驾驶的车辆是金鹏电动车。写的时间地点与什么相撞，因此上诉人提到的车辆是非机动车，没有事实依据。2、我方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一直是积极的与上诉人沟通，和保险公司也进行了协调，但是是上诉人自行越过我方将我们恒昌门窗厂与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起诉。一审认定我方是投保人所投保的被投保人在保险合同期间死亡，应当由保险人依合同履行相应的义务，因此上诉人的主张与投保人无关是正确的。3上诉人主张的33万9千元是涉案合同的保险限额，而非其实际应得的理赔款，其主张上述金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4、对于一审的判决内容因未对我方产生权利义务的影响，我方不发表其他的答辩及质证意见。第二、三被上诉人答辩称，答辩意见包含原一审答辩意见剩余补充1、双方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免责条款也是有效的，保险合同针对的主体应当是投保人与保险人，而非被保险人，因此上诉人是否履行告知义务针对的对象应当是本案的第一被上诉人恒昌公司，而非三上诉人。2、三上诉人对于保险合同的履行及相关法律规定理解错误，本案保险合同签订的流程是恒昌公司为其单位员工投保团体意外伤害险。因此投保的主体是该公司，合同签订的主体是该公司与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将保险合同、保单、保险条款等相关保险手续已经全部交付给了恒昌公司，对此恒昌公司在原三次庭审中均未反对。尤其是免责条款部分。保险公司通过加粗免责条款内容，要求恒昌公司其盖章，投保人声明要求恒昌出具相应的声明书，其声明书内容中恒昌公司也明确表示知晓理解免责条款，解除条款等重要保险信息。因此可以说保险公司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够做到了自己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提示说明义务。3、保险法17条规定，免责条款应当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该提示说明义务根据法律规定除了投保单、保险单以外也可以在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因此，保险公司包括在投保声明书中，包括在投保单第10条中，包括保险合同送达书回执中，均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保险责任免责条款。正是按照保险法17条的要求严格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而且恒昌公司对于保险公司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也是认可的。4、关于机动车问题，上诉人称其电动车为飞鸽牌而非金鹏牌，应当由上诉人提供证据，其驾驶的电动车为飞鸽牌，否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5、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其车辆应当是飞鸽牌且该车的尺寸大小轻重与金鹏牌不一致，包括车辆的行驶速度未超过20公里每小时。否定其车为金鹏牌电动车。也就是说明如果该车是金鹏牌，符合机动车的属性的话上诉人即应当承担没有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法律后果。6、上诉人要求保险公司营口分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7、上诉人违反保险合同约定无证驾驶机动车，致使发生意外，已经触发了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其要求依据保险合同给付赔偿款339000元没有依据，其主张支付逾期利息既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按合同约定给付原告保险金339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王凤梅系原告韩冰、韩丽丽母亲。2016年1月16日下午4时左右，原告王凤梅已故丈夫韩某驾驶电动三轮车行驶至永安津大肥业门前时，与案外人王成斌驾驶的辽Ｈ×××××号轿车相撞，致韩某重伤，在医院抢救两天后死亡。经大石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王成斌驾驶机动车操作不当、未确保安全造成道路交通事故；韩某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灯光不全未经登记车辆，变更车道影响相关车道内机动车行驶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均是形成本事故的原因，王成斌、韩某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韩某从2013年5月起至事故发生前始终在第一被告处工作。第一被告于2015年6月29日为其公司韩某等20名员工在第二被告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国寿附加绿洲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三个险种，保险期限为一年。第一被告作为投保人在办理投保手续时，相关保险手续均加盖投保人第一被告公司印章，并由第一被告指派公司职员伦洪志代表公司在投保人一栏签字。第一被告作为投保人为保险人出具的团体保险投保单除载明投保人资料、受益人资料、要约内容外，该投保单第十项关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声明记载：“贵公司已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投保单位已仔细阅知、理解投保提示及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作为投保人的第一被告收到保险合同、保险单、被保险人清单、保险条款、保费发票、投保单后，于2015年6月26日为第二被告出具投保声明书，载明“保险公司人员已将被保险人必须表示同意并知悉保险事宜的相关法律条款、保险合同条款内容及有关事项向第一被告单位经办人伦洪志作了详细说明，已将保险责任、保险费、责任免除、解除合同、受益人等有关情况告知了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同时，第一、二被告签订的主合同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条款第六条责任免除一项用加黑字体载明：“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韩某肇事死亡后，三原告作为保险合同受益人向投保的被告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第二被告经审核于2016年7月14日向原告王凤梅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拒绝赔付的理由是：本次事故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后三原告作为韩某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被告作为投保人为其公司包括原告王凤梅已故丈夫韩某在内的20名员工在第二被告处投保主险为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保险合同、附加险为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合同、国寿附加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合同的事实清楚，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作为本案保险合同当事人均应当依据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原告王凤梅已故丈夫韩某系双方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韩某意外身故，三原告作为被保险人韩某的保险合同受益人有权向保险人主张保险赔偿责任。第一被告系投保人，其在实际履行支付保险费义务后，所投保的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期间内意外身故，应由保险人按合同条款履行相应赔付义务，与投保人无关，原告诉请要求作为投保人的第一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经审理查明，本案涉及的保险合同系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所签订的，第二被告作为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民事主体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与第三被告无关，故原告主张第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作为保险人的第二被告对韩某的意外身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即合同中免责条款是否有效，以及韩某所驾驶的肇事电动三轮车是否是机动车。对于这两个焦点问题，本院在争议的证据及事实认定时已有表述，不再重复。故作为保险人的第二被告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已经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作为被保险人的韩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形下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且违反了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故作为被保险人韩某受益人的三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为：驳回原告王凤梅、韩冰、韩丽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85元，由原告王凤梅、韩冰、韩丽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是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是否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完成提示义务及效力;二是发生被保险人韩某死亡的事故后能否适用无证驾驶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一、对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是否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完成提示义务及效力问题。第一,无证驾驶违法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保险人无需进行明确说明,只需完成提示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基于此法律条文,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的“被保险人无有效驾驶证、行驶证驾驶机动交通工具遭受意外伤害,保险人免责”的条款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性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文可知,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只需履行提示义务。第二，保险人已经向投保人完成了提示义务,该条款应具有法律效力。《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示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第二款的提示义务”。本案中,当事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关于责任免除的内容,已经用加粗、加黑的文字、字体作出明显标示。同时,投保人声明上投保人营口恒昌特种门窗有限公司加盖了印章,表明收到并理解相应的保险条款。上诉人虽然质疑其印章的真实性,但是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对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已经履行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应当发生效力。二、对于发生被保险人韩某死亡的事故后能否适用无证驾驶保险合同免责条款问题。第一,被保险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获得机动交通工具相应的驾驶证和行驶证,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无证驾驶免赔”的情形,该免责条款不应对被保险人产生约束力。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被保险人无合法有效驾驶证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免责”的前提条件应为,被保险人客观上有条件取得相应机动交通工具的驾驶证和行驶证。本案中,虽然公安机关认定被保险人韩某系无证驾驶机动车,保险合同也有“被保险人无合法有效驾驶证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免责”的约定,但公安机关将电动三轮车纳入机动车范畴进行事故处理,仅是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按照《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与方法》(GB21861—2014)、《机动车类型或术语》(GA802—2014)等国家或行业标准,对事故电动三轮车所作出的技术认定。然而在实践中,公安部门并未对电动三轮车纳入机动车范畴进行证照许可管理,在事故发生之前电动三轮车不能像其他机动车(摩托车、汽车等)一样,领取相应的驾驶证、行驶证,投保交强险。即便被保险人韩某主观上希望有证驾驶也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相应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在此情况下,被保险人驾驶电动三轮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即因“无证驾驶”而使得保险人免赔,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被保险人的责任,有违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再则,本案中,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此类情形,被保险人能够按照相关规定取得相应的驾驶证、行使证。因此,在被保险人因客观原因不能避免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该免责条款不应适用于被保险人。第二,如果保险人欲规避因电动三轮车具有与其他机动车相同性能而增加的事故责任风险,可以在保险合同条款中对此种情形予以特定化,否则将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当前,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以其轻便、快捷的特点广受大众推崇,已经成为广大群众重要的交通或运输工具。因公安部门并未将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纳入机动车范畴进行证照许可管理,从社会一般人的认知来看,被保险人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时无须根据国家对机动车的管理规定办理相关驾驶证和车辆行驶证件,一般不会认为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但鉴于某些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达到了其他机动车相同的性能,在意外伤害险中,可能会增加保险人承担责任的风险。保险人因此将其作为免责条款也符合保险业经营的风险选择原则,但应当在保险合同条款中予以特定化。换言之,即保险人应在保险合同条款中,将被保险人因驾驶公安机关未纳入机动车证照许可管理、但在交通事故中又被认定为机动车的交通工具而导致伤害的情形排除在理赔范围之外,通过提示和明确说明让投保人、被保险人知晓此类情形保险人将不承担保险责任。然而,本案的保险人并未将此种情形在保险合同条款中予以具体化,立足于保险合同属于最大诚信合同,应当判定本案被保险人所涉情形不属于合同中约定“无证驾驶免赔”的范畴,保险人应当支付保险金。综上,本案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在客观上不能取得电动三轮车相应的驾驶证和行驶证,而保险公司又未在保险合同中对此类情形进行特别约定免责的情况下,基于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本案被保险人的情形不适用保险合同约定的“无证驾驶免赔”的免责条款,故被上诉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条款予以理赔。因此,根据双方保险合同关于“意外身故保险金每人300000.00元”的约定,应当判令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向上诉人承担300000.00元意外身故保险金。被上诉人营口恒昌特种门窗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并非保险合同签订主体，不付保险赔偿责任。至于上诉人主张的医药费及医疗保险金,上诉人没有向法院举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凤梅、韩冰、韩丽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2019）辽0882民初323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向上诉人王凤梅、韩冰、韩丽丽支付保险赔偿金300000.00元。三、驳回王凤梅、韩冰、韩丽丽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385元由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385元由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洪骥审判员秦振敏审判员关春秋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那晓梅书记员翟健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