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4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灿，男，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献伟，广东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博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王伊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基文，广东广信君达（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灿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博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5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林灿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1、被上诉人分9次支付上诉人工资分别是，2018年6月16日银行转账1527元，6月22日微信转账支付200元，6月27日微信转账支付300元（预借），7月17日银行转账支付1418元，7月17日微信转账支付1000元，8月16日银行转账支付412.8元，9月15日微信转账支付1000元，10月10日微信转账支付300元（预借），11月6日微信转账支付2000元，9次共支付工资总额为8157.8元，尚欠工资12712.2元。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对双方形成了实际的用工关系这一事实无异议。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其次，被上诉人安排和管理上诉人从事招聘工作，建立考勤制度，上诉人有事需请假，上诉人受考勤纪律约束，不得随意缺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具有人身依附关系，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被上诉人招聘劳动者派送到用工单位，收取用工单位的派遣费，只是被上诉人将招聘劳动者的工作交予“郑林藩”执行。由于“郑林藩”一人无法应付所有的招聘工作，于是招聘了上诉人从事招聘工作，上诉人从事招聘工作是被上诉人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招聘专员；最后，被上诉人按月支付了被上诉人三个月的部分工资。因此双方自2018年3月6日建立实际用工关系之时即形成劳动关系。三、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入职时间为2018年3月6日，离职时间为2018年12月1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入职和离职时间提出异议，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自入职被上诉人时起至收到合作协议时止，上诉人一直认为“郑林藩”是被上诉人的员工，更是有理由相信其是被上诉人的员工，“郑林藩”安排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名义为多家用工单位招聘，被上诉人按月支付了上诉人部分工资。上诉人和案外人郑林藩都是为被上诉人招聘人员，并将招聘到的劳动者直接派遣到用工单位，由被上诉人收取派遣费。四、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花名册是被上诉人提交的，但原审法院认定是上诉人提交是错误的；而原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对自己工作地点承担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郑林藩是以被上诉人的名义招聘，上诉人有理由相信郑林藩是被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无需确认或询问郑林藩是否为被上诉人的职员，原审以此认定上诉人是否为被上诉人的员工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1、确认2018年3月6日至11月3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2、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拖欠的工资9682.2元；3、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支付双倍工资差额15771.15元。被上诉人广州博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期间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庭，视为其对举证责任放弃，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上诉人无须支付工资差额9682.2元，无须支付二倍工资差额15771.15元，并由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3月1日，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郑林藩签订《委托劳务代理招聘合作协议》，协议规定双方构成合作关系，由郑林藩招募农民工，被上诉人根据郑林藩招募的人头及劳动时间向郑林藩发放劳务费。2018年3月6日，案外人郑林藩与上诉人加了微信好友，开始就招聘农民工事项进行合作。上诉人持被上诉人出具的《博劳人力员工入职登记表》招募农民工多人，被上诉人亦分月按时向上诉人直接发放了部分款项，详述如下：            日期              金额（元）              备注                  2018年6月16日              1527              实时收                  2018年7月17日              1418.4              实时收      此外，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明细表”，该明细表说明了上诉人每月收入的计算方式，每一份表均注明“代理招聘人员无底薪，提成按每小时1.2元计算”。上诉人于2019年1月24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一、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于2018年3月6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3月6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2712.2元；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8975元；四、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371元。该委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定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于2018年3月6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3月6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9682.2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5771.15元。被上诉人不服该仲裁裁决书，遂提起本诉。案外人郑林藩当庭作证称，与被上诉人向郑林藩发放劳务费类似，郑林藩也同样根据上诉人招募的人头及劳动时间向上诉人发放劳务费，但根据被上诉人的规章制度必须走公账，遂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放款项。此外，郑林藩不只与被上诉人有合作关系，与其他单位都存在同样的合作关系，上诉人也是如此，并不是只为被上诉人服务。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核心的问题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如果存在关系，存在的是何种关系。根据现有证据显示，上诉人在工作时接受郑林藩指派，对郑林藩负责，向郑林藩请假，被郑林藩管理，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自己的工作场所在被上诉人处，无任何证据能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成立劳动关系达成了任何形式（包括书面或口头）的合意，另外：1、上诉人自己提交的证据“广州博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花名册”中，并无上诉人的名字；2、根据证据“明细表”，被上诉人注明了“代理招聘人员无底薪，提成按每小时1.2元计算”，结合以上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依法不成立劳动关系。虽然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直接向上诉人发放款项，并持被上诉人抬头的文件招聘员工，因此上诉人有理由认为上诉人系被上诉人职员。但上诉人既然是从事招聘工作，属于人事领域，应当知悉被上诉人向其发放款项不代表劳动关系自然成立。从聊天记录来看，上诉人于2018年3月6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只接受郑林藩指派，只对郑林藩负责，只向郑林藩请假，只被郑林藩管理的这段长达8个多月的漫长时间中，从未向郑林藩确认或提问其是否为被上诉人的职员。考虑到这一事实，原审法院推定上诉人的辩解无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经原审法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广州博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与林灿于2018年3月6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广州博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无需向林灿支付工资差额9682.2元；三、广州博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无需向林灿支付二倍工资差额15771.15元。一审案件案受理费10元，由林灿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由被上诉人的员工郑林藩招聘入职被上诉人，但是首先，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郑林藩为被上诉人的员工，以及郑林藩以被上诉人的名义招聘其入职被上诉人；其次，从上诉人与郑林藩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郑林藩并未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对上诉人进行用工管理；再次，根据上诉人的陈述，在工作过程中，上诉人的工作地点是流动的，其无需到被上诉人处上班；最后，上诉人的工资报酬是与郑林藩进行核算，上班考勤亦是由郑林藩负责，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接受被上诉人的规章制度的管理。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郑林藩以被上诉人的名义招聘其入职至被上诉人处，故对于上诉人要求确认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基于劳动关系项下的工资差额以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林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彭泽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