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3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高明，男，1966年9月19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程莲芬，女，1970年8月21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鸿翔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鸿翔路26号。负责人：黄庆丰，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元、杨敏，无锡市滨湖区胡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徐高明、程莲芬因与被上诉人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鸿翔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鸿翔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1民初7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高明、程莲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其所在的区域不属于《无锡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规定的禁养区域，鸿翔村委会仍通知其关闭养殖场所，不符合规定。2.一审认定其未予配合检查，没有任何事实依据。3.既然收条中载明“已全部结清”，为何鸿翔村委会又要另行支付39000元补偿款？事实是，该收条是鸿翔村委会的人打印好之后让徐高明签的，而且是将徐高明灌醉后让其签的字，当时鸿翔村委会称只是收到畜禽补偿款，徐高明才签字的。4.一审判决主要依据的证据为徐高明出具的“收条”，但本案中最主要的证据实为其与鸿翔村委会签订的《畜禽养殖综合整治补偿协议》，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而收条仅为针对协议出具收款依据。在协议中明确表明了1398000元为畜禽补偿金额。签订协议后，鸿翔村委会向其提出会另行给付养殖房屋、场地的补偿款，根据政策要求，要先行拆除房屋，其出于对鸿翔村委会的信任才同意拆除房屋，一审仅凭此点就认定收条内容符合客观事实，太过草率。5.鸿翔村委会认为支付的款项中已经包含了包括猪舍拆迁款等在内的所有补偿款项，除了协议中并无约定之外，对于养殖房屋、附着物等设备双方已经进行了清点测量，但并未进行详细的估价，在未有详细估价的情况下，一审推断鸿翔村委会支付的150余万元包含了所有的畜禽和养殖房屋、附着物等设备，该推断不合理。被上诉人鸿翔村委会辩称，其根据上级政府文件精神要求，在2017年9月7日与徐高明签订了《畜禽养殖综合整治补偿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补偿内容，其支付了相应补偿款，且徐高明以收条形式进行了确认，该行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徐高明称“收条”是村委的人打印好之后让徐高明签的，且是将徐高明灌醉后让其签的字，仅是徐高明的单方陈述，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且即使徐高明出具“收条”是酒后行为，也不能因此否定收条的效力。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徐高明、程莲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鸿翔村委会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150万元；2.判令鸿翔村委会履行口头承诺，为其二人安排工作。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徐高明与程莲芬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9年左右开始在胡埭镇徐家旦家中自留地上从事养猪行业。2005年，徐高明与程莲芬准备扩大规模新造12间猪舍，为此2005年1月7日徐高明向胡埭镇申请临时用地，申请理由为：“由于本人已养猪多年，积累了一定的养猪技术，现为发展养猪事业，增加家庭收入，本人在原来养猪的基础上，再在靠河北面建造猪舍12间，望上级领导批准搭建。”鸿翔村委会的意见为：“根据本人申请及承诺，结合其家庭实际情况，同意建造猪舍占地384㎡。”现场情况审核人意见：“同意新建临时猪舍，占地384㎡，如今后集体规划需要时或今后自己不需要时必须无条件的拆除。（先拆除原违章建筑后建造）。”胡埭镇村镇办的审批意见为：“同意核实人意见”。取得上述临时用地审批手续后，徐高明按照审批内容新建了12间猪舍，继续从事养猪业。又查明，2016年2月26日，无锡市人民政府发布锡政办发[2016]30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2017年）的通知》，提出为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有效控制畜禽养殖业污染，促进全市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及《无锡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指定本方案。根据该方案，计划用2016-2017年两年时间，完成全市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的搬迁关闭、限养区内规模养殖场整改，限养、适养区内大中型养殖场的提升，限养区内有突出问题养殖场的搬迁关闭等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市（县）、区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畜牧业发展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总负责，加强条块联动，环保部门、农业部门、财政部门各司其职。根据市政府文件，滨湖区政府于2016年3月29日发布锡滨政发[2016]14号《印发滨湖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2018年）的通知》，根据该文件，具体目标为：1.完成全区禁养区所有畜禽养殖场的搬迁关闭工作，禁养区共关闭10家，于2016年6月底前完成，2.完成限养区内重点小型养殖场搬迁关闭工作，限养区共关闭3家（法院注：包括本案徐高明、程莲芬养殖户），于2016年年底前完成。2016年6月15日，鸿翔村委会向徐高明发送告知书，内容载明：“徐高明养殖户：根据滨湖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锡滨政发[2016]14号）文件精神，你户养殖场处于我区禁养区范围内，请在2016年11月底之前处置好所养殖畜禽并关闭养殖场所，具体补偿资金将根据区、镇指导性意见进行落实。”下发该通知后，鸿翔村委会与徐高明开始就关停养殖场事宜进行协商，开始双方未能谈妥具体的补偿金额。2017年7月13日以及2017年8月30日，包括环保部门、农林局、检察院、派出所等部门对徐高明畜禽养殖的环境污染、动物卫生防疫等进行现场调查和检测取证，但徐高明未配合，导致相关工作并未完成。2017年9月7日，鸿翔村委会（甲方）与徐高明（乙方）签订《畜禽养殖综合整治补偿协议》，主要载明：“为全面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有效控制畜禽养殖业的污染，根据市委、市政府深化太湖水污染防治的决策部署，按照锡政办发[2016]30号文件要求，结合我村实际，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以下畜禽养殖整治补偿协议：一、由甲方对乙方现有畜禽进行适当补偿，今后乙方不再从事畜禽养殖。如发现乙方再次饲养行为，甲方将联合城管对乙方养殖场进行取缔，并不作任何补偿，乙方不得擅自将土地转包、转让给他人，如遇到村、镇另作他用时，村委应在三个月之前告知对方；二、乙方现有牲畜母猪__头，肉猪__头，羊__只，补偿标准按照母猪__元/头，肉猪__元/头，羊__元/只，甲方补偿乙方畜禽金额合计1398000元；三、乙方在签订协议后__天之内将现有牲畜全部处理出清；四、甲方在乙方按照上述要求处理全部牲畜后__天内支付全部补偿款项。”签订上述协议后，2017年9月8日鸿翔村委支付徐高明498000元，2017年9月12日鸿翔村委又向徐高明支付900000元。2018年4月，徐高明向鸿翔村委会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鸿翔村畜禽养殖补偿余款12万元。本人分别于2017年9月8日收到补偿款498000元，于2017年9月12日收到补偿款90万元。现总计收到畜禽补偿款1518000元，已全部结清。具体补偿费用包含畜禽补偿、猪舍拆除补偿、猪舍范围内地面附着物补偿和畜禽养殖设备等补偿。”出具该收条时，徐高明从鸿翔村委会取得12万元补偿款。2018年4月4日，鸿翔村委会又向徐高明支付39000元补偿款。鸿翔村委会合计向徐高明支付补偿款1557000元。诉讼中，关于已获补偿的范围等双方存在争议。徐高明、程莲芬陈述：2017年9月7日双方签订补偿协议时当时其猪舍大约有800多头生猪以及8头母猪，其中一半的生猪可以出栏，但剩余一半的生猪规格小，达不到出栏要求。签订协议时，其与村里商量好，村里同意让其将养殖的猪全部养到出栏，但是不能再继续进小猪，养殖场的房屋、附属物以及设备等在全部出栏后再予以拆除。2017年9月7日的补偿协议中补偿的金额包括不能出栏的生猪提前出栏的损失以及其二人不能再从事生猪养殖行业的损失，不包括养殖场的房屋、附属物以及设备的损失。2017年12月份，村里要求其养殖场将全部生猪出栏，其无奈只能将生猪和母猪全部出栏。由于部分生猪不符合出栏规格，产生了价格损失，其二人找了村里反映该损失，村里于2018年3、4月份补偿给其12万元，该12万元是村里补偿其饲养的不能出栏的生猪变卖的损失，2018年4月4日村里又补偿给其3.9万元，该3.9万元是村里补偿给其贱卖母猪的损失。所以上述1557000元均属于补偿其畜禽以及不能从事养猪行业的损失。至于养殖场的房屋、猪舍、附属物以及设备等，在签订9月7日的协议时，村里对养殖场的房屋、猪舍、附属物以及设备等进行了清点测量，具体的房屋包括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一间（建筑面积153.92平方米）、砖混结构猪舍1785.84㎡，大棚373.12㎡，水泥地坪251.73㎡，水井6座，饲料的水泥池72.86立方米、化粪池8座、水泥路676㎡，不锈钢门一扇13.2㎡，围墙16.1㎡，水池1个18.7立方米，水池坑18.75立方米，粉粹机两台、发电机5.5千瓦一台、发电机15千瓦一台、饲料机四台、烧料机一台、打浆机一台、锅炉1吨1台、锅炉2吨两台、搅拌机两台。上述设备其中两台发电机、拖肥车还在，其余设备都被其出售掉了。关于房屋、猪舍以及附属物，2017年12月份村里将房屋、猪舍以及附属物拆了一半，另一半的房屋、猪舍、附属物等在2018年3、4月期间也即在其从村里拿到12万元、3.9万元补偿款期间被村里基本拆掉了。徐高明还陈述：2018年4月村里补给他们的12万元以及3.9万元，是在2017年9月7日签订补偿协议时双方已经约定好了，之所以在补偿协议中没有体现是因为村里讲139.8万元补偿款是胡埭镇出的，其余的12万元、3.9万元是村里出的，所以9月7日的补偿协议中没有体现上述两笔款项。虽然收条中载明补偿款已经包括“畜禽补偿、猪舍拆除补偿、猪舍范围内地面附着物补偿和畜禽养殖设备等补偿”，但实际不包括猪舍拆除补偿、猪舍范围内地面附着物补偿和畜禽养殖设备等补偿，是因为村里说先让其将收条签好，之后再谈房子猪舍等补偿的事宜，在此情况下，其便在收条上签名了。鸿翔村委会陈述：首先，2017年9月7日签订的补偿协议中包含了畜禽补偿、猪舍拆除补偿、猪舍范围内地面附着物补偿和畜禽养殖设备补偿。之所以补偿协议上只体现了畜禽补偿，因为这份协议是格式协议，从协议的文本就可以看出还有羊的数量，但实际徐高明养殖户并未饲养羊，而且所有畜禽数量都体现为空白，所以该协议是鸿翔村委会与徐高明、程莲芬谈好补偿总价后签订的协议。另外，当时区里和镇里要求急，所以鸿翔村委会在和徐高明、程莲芬谈妥补偿金额后双方就先简单签订了补偿协议，后来徐高明出具收条时将所有补偿项目进行了明确。其次，补偿协议中载明的金额139万余元不可能仅包含畜禽补偿，如果仅仅包含生猪集中出栏的差价损失，根据徐高明养殖户当时的饲养规模，无论如何也达不到139万余元。上述事实，由临时用地申请审批表、通知书、补偿协议、收条、财务凭证、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鸿翔村委会与徐高明签订的《畜禽养殖综合整治补偿协议》以及徐高明以收条与鸿翔村委会确认的相关事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徐高明、程莲芬主张《畜禽养殖综合整治补偿协议》仅包含畜禽补偿以及其二人不能从事该行业的损失，收条中载明的12万元为生猪提前出栏的差价损失，上述补偿款均不包含房屋、猪舍、附属物以及设备补偿款。基于此，徐高明、程莲芬主张鸿翔村委会另行支付其房屋、猪舍、附属物以及设备拆迁补偿款150万元。但是，徐高明、程莲芬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理由如下：首先，从徐高明出具的收条内容来看，徐高明确认1518000元补偿款既包括了畜禽补偿、猪舍拆除补偿、猪舍范围内地面附着物补偿，还包括了畜禽养殖设备等补偿，徐高明、程连芬主张补偿款不含房屋、猪舍、附属物以及设备补偿的意见，与自己出具的收条记载内容相悖；其次，从徐高明陈述内容来看，2017年12月生猪出栏时，养殖场的房屋、场地等已经被拆除一半，设备也基本被其出售，在2018年4月其出具收条时，另一半房屋、场地基本全部拆除，房屋场地基本拆清的时间点与收条出具的时间点吻合，进一步印证了徐高明出具的收条内容符合客观事实；再次，从补偿款金额来看，补偿协议以及收条中从未提及给徐高明、程莲芬补偿不能从事养猪行业的损失这一项目，如果补偿协议仅涉及畜禽补偿，根据徐高明陈述，2017年9月7日签订补偿协议时村里同意其将所有800多头生猪养至出栏，既然养至出栏，在此情形下产生的畜禽出售差价损失势必较小，那么村里支付金额高达139万余元的畜禽损失补偿款不具有合理性。因此，徐高明、程莲芬主张该150万元补偿款，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徐高明、程莲芬主张由鸿翔村委会安排其二人工作的诉讼请求，一方面，因对此双方并无明确约定，且鸿翔村委会并无法定义务为该二人安排工作；另一方面，所谓要求安排工作的诉讼请求，并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故该项主张法院不予理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徐高明、程莲芬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徐高明、程莲芬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徐高明、程莲芬主张鸿翔村委会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150万元的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政府按照《无锡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制定的《滨湖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明确要求限养区小型养殖场关闭，鸿翔村即属于该治理范围，徐高明、程莲芬认为其所在区域不属于《无锡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规定的禁养区域，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鸿翔村委会与徐高明于2017年9月7日签订的《畜禽养殖综合整治补偿协议》虽仅体现了畜禽补偿金额1398000元，但未明确畜禽的具体明细及补偿计算方式。而徐高明于2018年4月出具的收条中，徐高明确认总计收到1518000元补偿款，补偿费用包含畜禽补偿、猪舍拆除补偿、猪舍范围内地面附着物补偿，还包括了畜禽养殖设备等补偿。徐高明、程连芬提出徐高明系被灌醉后签的字，仅有其单方陈述，无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故可以认定收条为徐高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徐高明、程连芬现主张补偿款不含房屋、猪舍、附属物以及设备补偿的意见，与收条记载内容不符，且取缔养殖场不仅涉及到畜禽的补偿，同时还必然涉及到养殖设备和猪舍等财产的补偿。作为生活常识，养殖房屋、附着物以及设备等在拆除前，如果未进行详细的估价，拆除后必然导致无法对财产价值作出准确的界定。而根据徐高明在一审中的陈述，2017年12月生猪出栏时，养殖场的房屋、场地等已经被拆除一半，设备也基本被其出售，在2018年4月其出具收条时，另一半房屋、场地基本全部拆除。在此情形下，徐高明仍出具载明具体补偿内容的收条，却未要求鸿翔村委会出具向其支付房屋、猪舍、附属物以及设备拆迁补偿款150万元的凭据，明显不合常情常理。对于收条中载明“已全部结清”，之后鸿翔村委会又另行支付39000元补偿款，徐高明、程莲芬在一审中已明确该款是村里的补偿，显然与房屋、设备无涉。故一审认定鸿翔村委会已支付全部补偿款，并无不当。徐高明、程莲芬提出鸿翔村委会应另行支付其房屋、猪舍、附属物以及设备拆迁补偿款150万元的上诉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徐高明、程莲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徐高明、程莲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中辉审判员  孙 宏审判员  杜伟建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翁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