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山西路8号金山大厦1-5层。法定代表人：张近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平，北京市君泽君（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凌峰，男，198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上诉人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施凌峰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10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宁易购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施凌峰的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认定错误，进而判令苏宁易购公司支付培训期间工资错误。《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仅是三方协议，未约定施凌峰何时提供劳动，更不能证明施凌峰在劳动合同签订前已向苏宁易购公司提供了劳动，施凌峰提供的照片对此也无法予以证明。苏宁易购公司在规章制度中明确告知如对工资金额有异议的，可通过员工自主平台查询。施凌峰在职期间从未就培训期间的工资提出过异议或主张过权利，充分说明苏宁易购公司不拖欠其培训期工资。2.施凌峰不存在加班的情形，故不应向其支付加班工资。施凌峰未就加班事实提供证据，一审法院判令苏宁易购公司支付加班工资，无法律依据。即使存在加班的情形，依据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第七条的约定：乙方经甲方同意产生的加班，甲方优先安排调休，若无法安排调休的，甲方按乙方基本工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发放基数依法发放加班费。根据《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双方对加班费用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因双方对于加班费的发放基数有明确约定，故不应以施凌峰的平均工资作为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3.苏宁易购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打卡记录显示施凌峰2019年4月29日、30日上下班是通过移动打卡方式考勤，而其配偶程晓云在2019年4月29日、30日是通过考勤机打卡方式考勤。同时根据苏宁易购公司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与程晓云2019年4月29日、30日考勤的同一时间、同一打卡机，打卡的人不是程晓云本人，而是施凌峰代程晓云打卡。苏宁易购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监控视频还显示，施凌峰2019年4月29日下午打卡出公司，但其打卡记录中却没有出公司的记录，反而是程晓云的打卡记录中显示同一时间、同一闸机打卡出公司。程晓云在2019年4月29日、30日通过移动设备打卡，但其在仲裁和一审中均称其未来上班，明显前后矛盾。苏宁易购公司与施凌峰解除劳动合同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因此，苏宁易购公司无需支付施凌峰赔偿金。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施凌峰辩称：1.入职培训是劳动的一部分，故双方建立的劳动关系应当从2011年6月23日开始计算。苏宁易购公司没有关于不支付培训期工资的规章制度，对此也无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施凌峰关于培训期工资的主张合理合法。2.苏宁易购公司的制度及部门负责人发起的加班流程截图都是来自于苏宁的系统、软件、发文，相关证据详细清晰，苏宁易购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施凌峰不存在加班，故应当承担不利后果。通过施凌峰在一审中提交的截图中的加班流程以及通知，明显可以看出苏宁易购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考勤数据是伪造的。苏宁易购公司提供的2019年4月29日和4月30日的考勤记录以及各项电子数据，都非常详细，说明苏宁易购公司有能力提供考勤数据，但其拒绝提供，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3.2019年时，施凌峰的工资已经是每月12000多元，远超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苏宁易购公司依然想以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加班工资，系侵害劳动报酬合法权益，故应当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工资报酬范围作为工资基数。4.苏宁易购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自行制作的信息，出现明显的错漏之处，多条数据仅有进闸机记录而无出闸机记录；而其自制的所谓打卡方式的代码更无相关公示，也未与施凌峰确认过相关信息，其记录中的代码意义均为单方解释。在一审中，施凌峰明确指出，2019年4月29日、30日，施凌峰是通过考勤机打卡，并且苏宁易购公司提供的视频也恰好得以佐证。而程晓云4月29日上午移动打卡，29日下午考勤机打卡，4月30日为移动打卡。苏宁易购公司提供的相关监控视频也恰好佐证程晓云4月29日考勤机打卡、出闸机过程，程晓云刷卡时间与施凌峰刷卡时间相隔不到30秒。苏宁易购公司恶意歪曲事实，坚称程晓云2019年4月29日下午为移动打卡，严重妨碍司法公正。苏宁易购公司自制的打卡电子记录显示施凌峰与程晓云2019年4月29日下午打卡时间间隔远超过五分钟，与苏宁易购公司自己提供的考勤监控视频中两人打卡时间间隔不到30秒的事实，前后矛盾。苏宁易购公司明显是随意自制或修改了两人的上下班数据。而苏宁易购公司提供的其他监控视频中也仅有施凌峰本人自己打卡，并无苏宁易购公司推测的所谓“代打卡”行为，事实依据不足。2019年5月6日当天施凌峰下班时，在苏宁易购公司同事监视下，在苏宁总部二期7楼D区考勤机打卡。并由同事送施凌峰出苏宁总部二期，当场收回考勤卡，施凌峰的考勤卡目前就在苏宁易购公司，这是最好的证据。苏宁易购公司掌握了该项监控视频及考勤记录、打卡方式，但拒绝提供当天的考勤视频，并在一审庭审中号称施凌峰是远在300米开外的苏宁总部一期18：02分移动打卡，其考勤方式也出现极大的错误。苏宁易购公司并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来推翻施凌峰陈述的事实。因此，苏宁易购公司推测的所谓“代打卡”，事实依据严重不足，信息又多处错漏，苏宁易购公司据此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程晓云提供了2019年4月微信、短信等相关证据，证实了尚在哺乳期的程晓云，为避免被以旷工为由直接开除，才前往打卡，但不做上班处理，也无任何损害苏宁易购公司利益的行为，其打卡行为合情合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施凌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苏宁易购公司支付培训期间工资3816元；二、判令苏宁易购公司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40320元；三、判令苏宁易购公司支付周末加班工资90720元；四、判令苏宁易购公司支付延时加班工资42000元；五、判令苏宁易购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95072元。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7月15日，施凌峰（乙方）与苏宁易购公司（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1年7月16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乙方实行标准工时制，因工作需要加班的，应按甲方《考勤管理制度》办理申请手续，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加班。乙方考勤中未经审批同意的超出排班部分的时间记录，不属于加班。乙方月度考勤需由本人确认，若限定时间内未能完成确认的，以甲方考勤记录作为计薪依据。2016年6月15日，双方续签上述劳动合同至2021年6月30日。2019年5月4日，苏宁易购公司向工会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函》，称施凌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5月5日，苏宁易购公司工会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解除施凌峰劳动合同的决定》，称同意苏宁易购公司解除与施凌峰的劳动合同。2019年5月6日，苏宁易购公司向施凌峰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理由为施凌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员工手册》相关条款）。一审中，苏宁易购公司明确其作出决定所依据的《员工手册》内容为“有以下严重违反劳动法规或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且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1）劳动纪律方面…（3）请人代打卡或代他人打卡被查获属实者”，明确解除决定所依据的事实为施凌峰代其妻程晓云（另案原告）于2019年4月29日、30日两日打卡共四次。为此，苏宁易购公司提交了其内部考勤系统部分页面截图及监控视频：1、2019年4月29日，施凌峰08:35打卡上班，18:15打卡下班，程晓云08:41打卡上班，18:05打卡下班。2019年4月30日，施凌峰08:35打卡上班，18:06打卡下班，程晓云08:42打卡上班，18:02打卡下班。证明两人上下班打卡时间不在同一时间。2、施凌峰考勤系统中对于2019年4月29日08:35、18:15打卡“客户字段”记载为“YW8095”，代码意为在“总部一期移动打卡”。2019年4月30日08:35打卡“客户字段”记载为“D09993”，代码意为在“总部易购楼移动打卡”，4月30日18:06打卡“客户字段”记载为“YW8098”，代码意为在“总部二期移动打卡”。程晓云在2019年4月29日、30日四次打卡“客户字段”分别为“025239”、“025230”，代码意为在“易购六层闸机刷卡”、“易购七层闸机刷卡”。3、程晓云工号牌刷卡记录、视频，证明程晓云的刷卡记录显示其于2019年4月29日18:07:25刷卡出公司，但监控显示施凌峰于同一时间刷卡出公司，故可以证明施凌峰有代程晓云打卡的行为。施凌峰对苏宁易购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理由为其于2019年4月29日、30日两日均通过考勤机刷卡下班，并非通过移动设备打卡，而程晓云于2019年4月29日上午以及30日下午均通过移动设备打卡，并非考勤机刷卡，可以证明苏宁易购公司对施凌峰的考勤数据有改动，且苏宁易购公司所陈述的考勤系统内代码所代表的考勤方式、考勤地点均为苏宁易购公司单方掌握和陈述，施凌峰既不知情，也无法操作。一审中，施凌峰称其于2019年5月6日在苏宁易购公司工作了最后一天，上午和下午均通过七楼D区考勤机打卡，故提出苏宁易购公司可提供该日两次打卡考勤记录，证明该公司陈述的电子考勤系统内代表考勤方式、考勤地点的代码与事实相符。后苏宁易购公司提交了施凌峰于2019年5月6日08:39、18:02打卡记录，“客户字段”均记载为“YW8098”，即“总部一期移动打卡”。为证明其诉称的培训期事实，施凌峰提交了《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照片（照片中背景横幅为苏宁电器“热烈欢迎1200梯队第十九期第六批训练营学员来宁”），证明于2011年6月23日至7月15日根据苏宁易购公司要求在雨花物流基地培训，共计23天，其中有6天为休息日。苏宁易购公司于一审庭审中先是否认有培训的事实，后又称劳动关系的建立应以劳动合同的记载为准。为证明其述称的无记录加班事实，施凌峰提交了：1、《员工手册》内容节选，其中“三、加调班（一）加班1、确因工作需要加班的，员工应征得部门负责人的同意，并经部门负责人统一提报加班申请获批后方可加班…2、因企业经营工作的需要（例如：旺销、五一、十一促销时段），公司可自上而下统一安排员工加班，员工应积极主动地遵守和服从公司的安排与调度，对于不服从统一安排与调度者，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予以负激励”。2、苏宁内部网站发文2019年3月26日《关于清明节期间作息时间安排的通知》、2019年4月16日《关于五一期间作息时间安排的通知》，两份通知均提到“4月5日为法定节假日，如因工作需要上班，正常打卡即可，无须提交加调班申请”、“5月1日为法定节假日，如因工作需要上班，正常打卡即可，无需提交加调班申请”。3、苏宁内部员工工作沟通软件“豆芽”截屏，证明苏宁易购公司人事部门要求员工晚加班、休息日和节假日加班的事实，其中，2017年12月28日李丽娜＠全体成员“30、31加班不用自己提加班流程”、2018年5月31日顾国燕“今晚临时晚加班无需流程”。4、苏宁易购公司内部管理系统中施凌峰所在部门的负责人张亮（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的系统内提交的施凌峰加班流程，证明施凌峰的加班由部门负责人进行了申报。施凌峰主张其于苏宁易购公司工作期间，平均每月有休息日加班2天，一年即有24天休息日加班；平均每日下班时间为20:30，按照每年250个工作日每天加班1.5小时主张延时加班工资；共有61天法定节假日加班，其中，2018年为元旦（1月1日）、清明节（4月5日）、劳动节（5月1日）、端午节（6月18日）、中秋节（9月24日）、国庆节（10月1日、2日、3日），2019年为元旦（1月1日）。为查明施凌峰的加班事实，一审中，法庭要求苏宁易购公司提交施凌峰的具体考勤记录，但苏宁易购公司于法庭规定的时间内仅提交了一份自行统计、制作的《施凌峰2018年5月-2019年4月考勤明细表》，无其举证中各种信息记载详尽的电子考勤记录。为证明其于苏宁易购公司工作期间的收入水平，施凌峰称其工资收入除了发放至银行卡的实发金额外，还应包括社保个人缴纳额、个税缴纳额、公积金个人缴纳额、年终奖及苏宁易购公司发放的各种补贴，故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税收完税证明、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公积金缴费记录、社保缴费记录，以及其于江苏省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记载的收入额，证明其工资水平，并主张以江苏省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记载的其供职于苏宁易购公司期间的收入额作为其工资计算依据。根据江苏省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显示，苏宁易购公司作为施凌峰的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施凌峰应缴税款。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施凌峰的工资分别为11172元、11662元、10999元、11233元、10661元、10773元、10888元、10438元、15000元（年终奖）、10718.8元、10351元、10545.52元、10539.7元，合计144981.02元，平均工资为12081.75元/月。2019年6月4日，施凌峰向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请求裁决苏宁易购公司：1、2011年6月23日至2011年7月15日培训期工资3816元；2、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95072元；3、2011年6月23日至2019年5月6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40320元；4、2011年6月23日至2019年5月6日周末加班工资90720元；5、2011年6月23日至2019年5月6日延时加班工资42000元；6、2019年4月至2019年5月6日工资15000元。2019年7月22日，该委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定苏宁易购公司向施凌峰支付2011年6月23日至2011年7月15日培训期工资3816元、2019年5月1日至5月6日工资3363.31元，对施凌峰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施凌峰不服该裁决，于2019年8月13日诉至一审法院。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函》、《关于同意解除施凌峰劳动合同的决定》、《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员工手册》、电脑页面截图、视频、《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照片、《关于清明节期间作息时间安排的通知》、《关于五一期间作息时间安排的通知》、软件界面截屏、《施凌峰2018年5月-2019年4月考勤明细表》、江苏省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查询信息、银行交易明细、税收完税证明、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公积金缴费记录、社保缴费记录、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宁劳人仲案字[2019]第1019号劳动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在卷，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参加上岗前培训、学习的，劳动关系自劳动者参加之日起建立。本案中，施凌峰与苏宁易购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起始时间虽为2011年7月16日，但施凌峰提交的《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照片可以证明早于书面劳动合同的记载时间已与苏宁易购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苏宁易购公司先是辩称没有施凌峰所主张的岗前培训事实，后又辩称岗前培训不在双方劳动关系建立期间内，苏宁易购公司的该辩称显然与事实和法律相违背，系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犯。施凌峰主张的23天培训期工资，对其中所含的加班工资不予支持（理由如下，见加班工资分析部分），对17天的劳动报酬予以支持，经计算为2788.34元。关于施凌峰主张的加班工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具体到本案中，施凌峰自2011年7月15日与苏宁易购公司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至2019年5月6日解除劳动合同，据施凌峰所言，在长达近8年的时间里，存在长期、大量的加班行为，即施凌峰作为劳动者对于苏宁易购公司未依法支付其加班工资的侵权行为是明知的。因此，对于施凌峰所主张的加班工资，一审法院依法审理劳动关系解除前一年的部分，即2018年5月7日至2019年5月6日期间的加班事实，超出部分因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苏宁易购公司虽以《员工手册》中员工加班需得到批准为由辩称施凌峰无加班行为，但《员工手册》中同时记载了公司有统一安排加班的所谓“权利”。施凌峰提交的苏宁易购公司内部通讯软件、其部门负责人系统申报加班截图、以及苏宁易购公司内网发文等一系列证据，可以证明苏宁易购公司存在大量“统一安排”、无需申报的员工加班。施凌峰作为劳动者，其对于加班事实的证明已超过初步举证的举证标准和义务，苏宁易购公司虽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存疑为由，不认可施凌峰主张的加班事实，但用人单位天然具有对劳动者实施各种管理的优势地位，施凌峰所举证据存在一般合理性，也与苏宁易购公司作为零售企业对密集劳动的需求相符。再者，苏宁易购公司所举证据可以证明其对劳动者的出勤、考勤有极其详细、具体的各种电子记录，在法庭释明的情况下，苏宁易购公司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以推翻施凌峰关于加班的陈述，属于掌握相关证据拒不提供，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在施凌峰加班事实的认定上，一审法院依法采信施凌峰所述。在2018年5月7日至2019年5月6日的一年期间，施凌峰每日有1.5小时延时加班，合计375小时延时加班；每月有2日休息日加班，合计24日休息日加班；6日法定节假日加班。根据劳动法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而工资报酬的范围应为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报酬，否则用人单位极其容易利用随意调整加班工资计算基数的方式，损害劳动者获得足额加班工资的权益。本案中，施凌峰主张其缴纳的个税、公积金、社保均应作为工资收入的组成，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采信。施凌峰提交的各项工资发放记录，与江苏省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的收入额数额相对应，而该平台作为自然人个税信息官方平台，计税基数真实地反映了施凌峰自苏宁易购公司获得的工资收入水平。经计算，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施凌峰的平均工资为12081.75元/月。以此为基数计算，2018年5月7日至2019年5月6日期间，苏宁易购公司应向施凌峰发放延时加班工资39057.38元（12081.75元/月÷21.75天÷8小时×375小时×150%）；休息日加班工资26663.17元（12081.75元/月÷21.75天×24天×200%）；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9998.69元（12081.75元/月÷21.75天×6天×300%），合计75719.24元。关于施凌峰诉请的赔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存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情形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有权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双倍经济补偿金作为赔偿金。本案中，苏宁易购公司以施凌峰违反规章制度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明确所违反的规章制度及事实为施凌峰代其妻程晓云于2019年4月29日、30日打卡，违反了《员工手册》的相关禁止性规定。苏宁易购公司为证明该事实，提交的施凌峰、程晓云两人考勤电子记录，为其内部掌握、自行制作的信息，未得到劳动者的认可，其解释的电子记录上各种代码所对应的意义，也未提供相关依据，均为单方陈述。苏宁易购公司以其自行制作、解释的电子记录及监控视频录像为依据，所得出的施凌峰代程晓云打卡的结论，事实依据不足。苏宁易购公司据此作出的解除与施凌峰劳动合同的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施凌峰主张苏宁易购公司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责任，向其支付双倍经济补偿金，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施凌峰在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平均工资为12081.75元/月，在苏宁易购公司的工作年限为8年，故苏宁易购公司应支付赔偿金19330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向施凌峰支付培训期工资2788.34元；二、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向施凌峰支付延时加班工资39057.38元、休息日加班工资26663.17、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9998.69元；三、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向施凌峰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93308元。四、合并上述一、二、三项，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施凌峰271815.58元。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予以免收。如果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且均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苏宁易购公司应否支付施凌峰培训期工资2788.34元；2.苏宁易购公司应否支付施凌峰加班工资及数额；3.苏宁易购公司应否支付施凌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关于第1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用工之日，是指用人单位决定招用劳动者后，对劳动者的工作进行安排，包括了解熟悉工作环境、学习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安排劳动者进行岗前培训等。用工之日应当作为确定劳动关系起算点的标准。本案中，施凌峰在一审中提交的背景横幅为苏宁电器训练营学员的照片足以证明苏宁易购公司安排施凌峰参加培训，且此后施凌峰继续为苏宁易购公司提供劳动，故应当认定施凌峰参加苏宁易购公司安排的培训时，双方已经建立用工关系，苏宁易购公司应当向施凌峰支付培训期间的工资2788.34元。关于第2项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本院认为，施凌峰在一审中提交的苏宁易购公司内部通讯软件、部分负责人系统申报加班截图、苏宁易购公司内部发文等证据，均能证明苏宁易购公司安排施凌峰进行大量加班，施凌峰对于其存在加班事实已经提供了初步证据予以证明。苏宁易购公司作为掌握劳动者考勤记录的用人单位，在本案一、二审中均未提交经施凌峰签字确认的考勤记录及原始考勤记录，亦未提供内部通讯软件中关于加班的相关内容，仅提供了其自行制作且未经施凌峰签字确认的考勤表，不足以证明苏宁易购公司关于施凌峰不存在加班的主张。一审法院据此采信施凌峰的主张，认定其2018年5月7日至2019年5月6日期间延时加班375小时、休息日加班24日、法定节假日加班6日，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施凌峰与苏宁易购公司签订的合同期限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中第七条约定：加班工资基数按照乙方基本工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计发基数。苏宁易购公司在二审中主张按照该条合同约定的标准计发加班工资，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经查，2018年5月7日至7月31日期间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890元/月，2018年8月1日之后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2020元/月。因此，苏宁易购公司应当向施凌峰支付2018年5月7日至2019年5月6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6385.6元（1890元/月÷21.75天÷8小时×129小时×150%+2020元/月÷21.75天÷8小时×246小时×150%）；休息日加班工资4386.2元（1890元/月÷21.75天×6天×200%+2020元/月÷21.75天×18天×200%）；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653.8元（1890元/月÷21.75天×1天×300%+2020元/月÷21.75天×5天×300%），合计12425.6元。关于第3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苏宁易购公司《员工手册》载明，请人代打卡或代他人打卡被查获属实者，苏宁易购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且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二审中经当庭播放苏宁易购公司打卡机及闸机处的监控视频，另案当事人程晓云准确指出2019年4月29日18:05左右，其手拎奶包出现在7楼F区电梯附近的打卡机处进行打卡，并随后在18时07分左右通过二楼的闸机走出大楼。苏宁易购公司当庭表示对视频中的人是否是程晓云无法确认，需庭后核实，并在庭后提交了视频中手拎小包者系他人的谈话笔录。苏宁易购公司在二审中称发现代打卡情形后，与施凌峰及程晓云进行了核实，但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施凌峰及程晓云对此亦不予认可。上述事实足以证明，苏宁易购公司在发现疑似代打卡情形后，未与施凌峰及程晓云确认当天其下班路径、打卡方式并核实视频，苏宁易购公司与施凌峰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其《员工手册》中载明的代打卡被查获属实的情形，因此，苏宁易购公司与施凌峰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综上所述，苏宁易购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102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1020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向施凌峰支付延时加班工资6385.6元、休息日加班工资4386.2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653.8元；三、变更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1020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合并上述一、二、三项，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施凌峰208521.94元；四、驳回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均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奕炜审判员  毕艳红审判员  王 熠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王宇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