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5民终3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军，男，1979年8月20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元英，女，1977年2月8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委托代理人：张兴君，云南春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谢运林，男，1973年11月13日生，汉族，四川省资阳市人，住隆阳区，现住隆阳区。原审第三人：杨映，女，1982年12月17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上诉人李红军因与被上诉人杨元英、原审第三人谢运林、杨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502民初5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红军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502民初546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杨元英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杨元英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杨元英以做药材生意为由，曾先后三次找李红军借款，每次借款都以需要支付药材种植户现金为由，借用的都是现金，每次还款也是现金，还款后，借条都已还给了杨元英。2016年12月初，杨元英称年底生意好，向上诉人李红军借款45万元，双方约定一年内还款，总数还55万，这笔钱在2018年1月5日前还完，合计归还53.4万元，上诉人觉得杨元英生意做得还可以，也算是讲信用，就没有计较，将借条交还给了杨元英。2018年4月杨元英以药材价格便宜，需要储备药材为由，又找上诉人借款50万元（已另案起诉），双方约定利息为每月1万元，2018年6月24日，杨云英支付了前两个月利息2万元，在本案中，杨云英将其列为不当得利。一、一审判决遗漏重大事实。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提交45万元借款的任何证据，上诉人已将借条还给杨元英，证据已经灭失，上诉人从什么地方找证据？如果借现金，通过转账还款都是不当得利，如何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认定上诉人答辩时与作为第三人陈述时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矛盾在什么地方？事实是上诉人作为第三人时的表述与本案一审时表述完全一致，反倒是杨元英几次都有不同。3、一审认定杨元英与上诉人和第三人谢玉林之间转款存在高度吻合性与存疑性，存疑性在什么地方？上诉人要做什么解释？上诉人因工程需要向第三人谢运林经常借款，但和上诉人李红军与杨元英之间的借贷民间借贷是两个法律关系，上诉人向谁还款都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杨元英向上诉人转款16次，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该16笔转款的性质，忽视了其中15笔为还本付息的重大事实，忽视了最后一笔为支付利息的重要事实。二、一审判决确定争议焦点错误。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元英上诉人借45万元现金究竟有没有发生，杨元英只提交了向本人打款的记录，以及本人向第三人谢运林转账的记录，以此就能证明上诉人不当得利？法院应当查明的是，杨元英否借到上诉人的45万元款这个争议焦点。在本案中，上诉人认为还需要辅助查明的是，杨元英向上诉人借现金的借款习惯，以前的借款已还，借条已归还杨元英，2018年4月杨元英向上诉人借款50万元，也是以现金交易完成，另外杨云英在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时也表述过向原告借过款，如果不是杨元英已经还款付息，上诉人还敢再借款50万元现金给杨元英吗？杨元英凭什么在借款两个月后又向上诉人支付两个月的利息？这既违背事实，也违背一般常识。三、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的关系混入案件中。谢运林诉杨映案已查明，杨映所称谢运林指定杨元英向李红军转账为杨映还谢运林款，无法律事实依据，没有被该案一、二审法院采信。就本案来说，一审法院在明知谢运林与杨映的民间借贷纠纷与本案不是同一事实、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没有查明杨元英向上诉人李红军借款45万元是否真实发生这一事实，而是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在只有转账证明且没有其他证据的支持下，竟然对杨元英陈述全部采信。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客观上助长了被上诉人杨云英逃避债务、骗取钱财的非法目的，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杨元英所有诉讼请求。杨元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在一审、二审中均没有证据证明45万元借款有借贷合意、交付过借款、进行过结算，该笔借款时上诉人自行捏造的，收取53.4万元系45万元借款本息的收款依据是不成立的，也没有法律依据。对于第二笔2万元（即最后一笔转款），50万元的借条中已明确了每月还款2.4万元，该2万元不是被上诉人支付利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打款系偿还杨映向谢运林所借，实际由上诉人使用并且归还至谢运林与上诉人指定账户，并且上诉人主张的现在出借的50万元借款没有法律依据。谢运林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但是本案与我无关，我认为被上诉人所称的均不是事实，被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提交过杨映打款给其本人的记录。杨元英的一审陈述是存在矛盾、反复变化的，我认为被上诉人开始是与杨映合伙骗取我的60万元，现在又想骗取上诉人的钱，我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款行为。杨映未到庭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和对一审判决发表意见。杨元英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李红军立即返还原告杨元英人民币5540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18年6月24日起至偿还全部款项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李红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元英系保山市英茂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1月5日至2018年6月24日期间，原告杨元英以其个人银行账户及经营的保山市英茂药业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共计向被告李红军银行账户转账累计554000元。另查明，该院审理的（2019）云0502民初153号案件系谢运林诉杨映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杨映以已按照谢运林的指定通过杨元英将案涉借款的还款转至李红军的账户向该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杨元英、李红军为案件第三人，该院审查后，依法追加杨元英、李红军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理后作出（2019）云0502民初15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谢运林与杨映成立借贷关系，并判决：“一、由被告杨映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谢运林借款本金60万元。二、由被告杨映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一次性按本金60万元以年利率6%支付给原告谢运林从2019年1月10日起至被告杨映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三、驳回原告谢运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杨映不服该判决遂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19）云05民终4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第三人杨元英作为原告向该院起诉（即本案来源），要求被告李红军返还收取的554000元不当得利款项。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的法定构成要件是一方取得利益，他方遭受损失，得利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得利方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被告李红军认可共收到原告杨云英转账款项55400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向其转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且被告李红军在本案中的答辩陈述与其在（2019）云0502民初153号、（2019）云05民终456号案件中作为第三人的陈述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加之原告每次向被告李红军转账后，被告李红军并于当日向第三人谢运林账户转账（金额为原告杨云英向其转账金额的一半），三方之间的转账往来从时间、金额上存在高度吻合性及存疑性，被告及第三人谢运林均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554000元款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亦仅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8年6月24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三人杨映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被告李红军返还原告杨元英不当得利款项554000元，并向原告杨元英支付自2018年6月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本金554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9340元，由被告李红军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李红军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A1、被上诉人杨元英于2018年4月12日书写的借据、承诺书、农村信用社取款回单各一份；用来证明2018年6月24日所打入李红军账户的2万元为该笔50万元借款的利息，杨元英借现金的习惯，同时证明杨元英所借现金45万元已清偿（53.4万元为还款付息），又新增借款。A2、与被上诉人杨元英的手机短信聊天记录截图11张；用来证明被上诉人杨元英向上诉人李红军借款、还款的过程。被上诉人杨元英对证据A1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称50万元借条是上诉人与谢运林逼迫杨元英所签；对A2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并提出短信记录有删除、不完整。本院认为，A1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A2证据只能证明双方确有经济往来，但不能证明往来的具体金额，更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杨元英与上诉人李红军之间存在45万元借款的事实，因此仍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李红军是否借过给被上诉人杨元英借款45万元，被上诉人杨元英打入上诉人李红军账户的55.4万元是否是用于归还本人借款本息？关于该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红军认可共收到被上诉人杨云英转账款项55400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向其转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对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554000元款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院认为该认定和处理意见正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从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上诉人李红军应当提供借据或付款凭证等对其主张的民间借贷本金45万元予以证实，否则将承担不利的后果，即上诉人李红军借过给被上诉人杨元英借款45万元的事实不成立，被上诉人杨元英打入上诉人李红军账户的55.4万元不能认定为归还本人借款本息。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红军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杨元英存在450000借款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收到被上诉人杨元英的554000元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李红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40元，由上诉人李红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明树审判员  黄映瑾审判员  施 红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继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