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121号303-1房。法定代表人：温汉彬。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愈浦，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州邦旭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二路604号第五层506室。法定代表人：高文君。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凡凡，湖南君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毛猪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邦旭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旭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壹毛猪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邦旭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决支持壹毛猪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3.请求判决邦旭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查明的事实与认定的事实前后矛盾，且以此对本案径直作出判决，使本案的判决出现根本性的错误。1.根据壹毛猪公司与邦旭公司签订的《项目服务合同》第六条：“本项目申报的咨询服务总费用为3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万元整），具体支付方式如下：……”，该涉案合同虽然没有明确约定具体委托的企业，但是已经白纸黑字明确约定咨询服务的总费用为30000元。《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委托协议》是在服务合同的基础上达成的，是对服务合同的补充，该委托协议是以服务合同为基础，不能独立于服务合同而存在。双方在服务合同中没有明确服务的具体企业和收款账户，双方通过补充协议明确了委托服务的企业和邦旭公司收款账户，最为重要的是变更了咨询服务总费用的付款方式。一审法院在认定《项目服务合同》与《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委托协议》存在关联性的同时，又割裂了两份合同之间属于主合同和补充协议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壹毛猪公司委托的四家企业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咨询总费用为30000元。而且其中两家企业分别于2018年3月20日、2018年4月10日获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并取得政府补贴款，如果按照《项目服务合同》第六条1款未变更前的约定，壹毛猪公司应当于“项目认证通过并收到政府补贴款项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剩余23000元”，但在2019年8月9日（时间长达一年半）起诉前，邦旭公司从未就所谓的4.6万元尾款向壹毛猪公司提出过任何异议或者主张。为什么邦旭公司这么长时间从未向壹毛猪公司主张两家通过认证企业的所谓的尾款？因为双方已经就《项目服务合同》的付款方式作出了变更，并且壹毛猪公司也已经依约支付了四家企业2.8万元的咨询服务费用。此外，一审法院以“四家委托企业的企业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工作的工作量比一家委托企业的贯标服务工作量大得多……”推断每家企业的咨询服务费为30000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在涉案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咨询服务总费用为30000元，但一审法院却无中生有，在双方合同约定之外创设另外一种解读方式：以工作量来断定服务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但一审法院却主观臆断，抛开涉案合同条款所表述的本意，毫无根据就推断出一家企业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咨询费为30000元的荒谬结论，从而产生查明事实和认定事实之间严重的矛盾。在涉案合同项目费用支付方式已经变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依照补充协议《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委托协议》变更后的款项支付作出认定，显然与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及其本意是相互矛盾的。2017年10月9日签订的《项目服务合同》第六条第1款及其3个子项约定的是项目费用支付方式。2017年10月18日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了补充协议《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委托协议》，增加了具体的委托企业，并对《项目服务合同》第六条整个第1款项目费用支付方式作出了变更。委托协议是原合同的补充协议，双方对该协议性质没有异议，是对原合同的补充和变更，与原合同不一致，应当以补充协议为准。根据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服务总费用为3万元，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通过认证后，邦旭公司长达一年半未主张费用，双方并不存在每个公司服务费用3万元的意思表示。（二）一审法院已经认定邦旭公司违反《项目服务合同》第三条第2款的约定，构成违约，壹毛猪公司有权解除涉案合同并要求邦旭公司赔偿损失，但却又驳回壹毛猪公司要求邦旭公司赔偿损失的反诉请求，前后矛盾。邦旭公司在辅导壹毛猪公司委托的企业过程中，违反涉案合同约定，擅自向委托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服务。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壹毛猪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邦旭公司赔偿损失。邦旭公司事实上已经违反《项目服务合同》第三条第2款的约定，壹毛猪公司解除合同后，邦旭公司应当依约赔偿壹毛猪公司的损失，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壹毛猪公司未完成企业委托的服务项目应返还的款项、违约金、邦旭公司未依约完成服务相对应的费用等。然一审法院却狭隘的理解上述条款约定的损失范围，将物贝（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无法完成认证导致壹毛猪公司退还物贝公司的款项排除在壹毛猪公司的损失范围之外，显然是不符合事实和涉案合同的约定，严重损害壹毛猪公司的合法权益，助长了违约行为。（三）一审法院对邦旭公司未完成另外两家企业的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工作只字不提，遗漏邦旭公司未依约履行涉案合同义务的事实，甚至颠倒黑白，将全部的过错归结于壹毛猪公司，严重违背事实、违背司法公正原则。邦旭公司在履行涉案合同的过程中不具备专业的申报能力和申报经验。委托企业既然已经花钱委托申报项目，而且申报通过后又可以获得政府的专项补贴，何有不配合之理由？在催促无果的情况下，壹毛猪公司介入后成功完成两家企业的认证，但另外两家企业因为邦旭公司的各种原因，最终无法通过认证。其次，一审法院在确认邦旭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同时，却没有依照涉案合同的约定判决邦旭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显然又忽略了涉案合同条款的约定。再次，另外两家企业直至一审判决仍未取得企业知识产权体系认证，合同解除后，邦旭公司应当退还未取得体系认证的两家企业相应的咨询服务费1.4万元，但一审法院视而不见，径直驳回壹毛猪公司的反诉请求，作出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回归涉案合同条款，从涉案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驳回邦旭公司的诉讼请求，支持壹毛猪公司的反诉请求，维护壹毛猪公司的合法权益。邦旭公司辩称，补充协议是对委托协议的补充而非变更，双方的意思表示每家公司服务费是3万元，市场价格是每家公司5万元，签订价格每家公司3万元已经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第一份委托协议签订时，双方并未约定是四家企业。两家企业未认证成功，不是邦旭公司的责任，邦旭公司并没有违约。邦旭公司认为壹毛猪公司不付款导致合同违约，并非邦旭公司违约。邦旭公司不存在转委托，关树彬为邦旭公司聘请的相关业务的专业人员。关于认证成功的两个公司，邦旭公司对政府发放的补贴日期有异议，该补贴发放的日期其实是明确的。邦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壹毛猪公司向邦旭公司支付合同尾款46000元及利息（以23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3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23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请求判令壹毛猪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等诉讼费用。壹毛猪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邦旭公司、壹毛猪公司分别于2017年10月9日、2017年10月18日签订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体系建设项目服务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委托协议》；2.请求判令邦旭公司返还壹毛猪公司已经支付的服务费14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10月18日开始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请求邦旭公司赔偿壹毛猪公司损失20000元；4.请求判令邦旭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9日，邦旭公司（乙方）与壹毛猪公司（原名广州美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体系建设”项目服务合同》（合同编号：ZZY-GZ-X-20170104-052），约定乙方完成甲方所委托企业贯彻实施GB/T29490-2013《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包括编制文件、构建体系，申请认证服务。乙方全程负责完成甲方所委托企业的项目申请认证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及安排如下：第一阶段：完成甲方所委托企业调研，确认知识产权方针和目标；第二阶段：召开贯彻工作启动大会，明确分工；第三阶段：编写知识产权手册及配套的程序文件；第四阶段：对甲方所委托企业各部门进行内部宣贯培训并试运行；第五阶段：试运行后，协助甲方所委托企业进行内部审核，发现问题，协助改进；第六阶段：协助甲方所委托企业向第三方认证机构提出认证申请。乙方在辅导甲方客户过程中，只能以甲方公司名义为对方服务，不得以其他公司或个人名义向甲方客户推销科技项目申报或知识产权服务，一旦发现此种情况，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评价方法：通过乙方辅导，达到认证通过的条件时，甲方所委托企业向第三方认证机构申请项目验证。验收：第三方认证机构认证通过，颁发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本项目申报的咨询服务总费用为30000元，具体支付方式如下：1.在合同签订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7000元；2.在甲方所委托企业完成“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体系建设”，项目认证通过并收到政府补贴款项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剩余23000元服务费；因贯标是政府项目，若因政府政策等因素取消对企业的补助，在收到取消通知后，甲方也应支付后期18000元的服务费。在甲方所委托企业积极配合项目申请的前提下，乙方保证取得项目认证通过并获得证书，否则退回前期代理费用7000元。若因甲方所委托企业不配合认证工作，则不退回项目服务款项。2017年10月18日，邦旭公司（乙方）与壹毛猪公司（甲方）再次签订了一份《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委托协议》，约定按照甲乙双方于2017年10月签订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体系建设项目服务合同》（合同编号：ZZY-GZ-X-20170104-052），甲方委托乙方完成如下企业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委托时间：2017年10月18日；委托企业为广州市网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物贝（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徽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壹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四家。甲方按服务合同约定，于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四家公司第一笔费用共计28000元。其他服务事项以双方签订的项目服务合同为准。上述合同及协议签订后，壹毛猪公司向邦旭公司支付了28000元首笔费用。2018年3月1日，邦旭公司与广州壹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广州壹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专利申请事宜，聘请邦旭公司的代理人作为委托代理人。2018年3月20日，广州壹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18年4月10日，广州市网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取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邦旭公司、壹毛猪公司均确认该两家公司已收到政府补贴款项。随后邦旭公司催促壹毛猪公司支付剩余服务费，未果，于2019年8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壹毛猪公司支付剩余服务费。为此壹毛猪公司就邦旭公司的诉讼于2019年9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协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9日将反诉诉讼材料送达邦旭公司。一审庭审中，壹毛猪公司称其从未接手委托企业的知识产权服务工作，其仅按照邦旭公司要求收集相关资料，并催促邦旭公司完成认证工作，直至2018年7月1日物贝（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徽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仍未取得认证证书，且因此其向物贝（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退还20000元款项。另，根据邦旭公司提供的其法定代表人高文君与壹毛猪公司法定代表人温汉彬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2018年1月16日温汉彬在微信中回复：他们确实不是很配合，资料也就做成这样了，你们衡量能不能再做下去，不行就协商终止合同，马上再找愿意接手的，如果能做就给个明确时间，不然已经三个多月了我没法交待，请理解下。同时温汉彬称其最终是要收尾款的，若政策调整，到时拿不到补贴，尾款就收不到。一审另查明，2019年6月3日，壹毛猪公司名称由广州美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邦旭公司与壹毛猪公司签订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体系建设”项目服务合同》及《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委托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根据合同约定，邦旭公司在辅导壹毛猪公司客户时不得以个人名义向壹毛猪公司客户推销知识产权服务，否则壹毛猪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而本案中，邦旭公司在辅导广州壹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期间，以邦旭公司名义与广州壹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专利申请的《委托代理合同》，违反合同约定，故壹毛猪公司要求解除上述合同及协议，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准许。虽然邦旭公司辩称是与壹毛猪公司的杨小姐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但邦旭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反驳意见，则邦旭公司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邦旭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收到壹毛猪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通知，故上述合同及协议自2019年9月19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广州市网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和广州壹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取得知识产权认证，恢复原状明显不合理，故壹毛猪公司应支付邦旭公司已履行部分义务相应的服务费。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签订合同后壹毛猪公司向邦旭公司支付7000元，项目认证通过并收到政府补贴后支付23000元，而随后签订的协议确定了四家委托企业，邦旭公司、壹毛猪公司双方按合同约定支付第一笔款28000元。虽然壹毛猪公司辩称四家委托认证企业咨询服务费共30000元，支付第一笔28000元，双方尚余2000元保证金，且其从委托企业处能取得的服务费仅为20000元，由其向邦旭公司支付每家企业服务费30000元不符合常理，但根据邦旭公司、壹毛猪公司法定代表人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四家委托企业的企业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工作的工作量比一家委托企业的贯标服务工作量大很多，且壹毛猪公司与委托企业间的首笔服务费为20000元，并非壹毛猪公司所述其与委托企业间的服务费仅为20000元。结合合同及协议的连贯性可确定，双方在签订协议明确一家企业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咨询费为30000元，四家企业贯标服务咨询费总额应为120000元，壹毛猪公司支付的第一笔费用28000元即为每家企业的第一笔款为7000元，现广州壹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网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企业认证通过，取得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收到了政府补贴款项，故壹毛猪公司应向邦旭公司支付该两家企业的后续服务费共46000元。至于未完成认证服务的两家企业的服务费问题，根据合同约定，壹毛猪公司所委托企业不配合认证工作，则不退回项目服务费。根据邦旭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可知，壹毛猪公司确认其所委托企业存在不配合，资料准备不充足的情形，因此物贝（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广州徽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取得企业认证，邦旭公司亦无须退回已收取服务费。关于利息损失问题。现邦旭公司、壹毛猪公司均确认已取得企业认证的两家企业均已收到政府补贴款项，但双方均无法提供收到政府补贴的具体时间，故一审法院认定剩余服务费46000元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邦旭公司主张之日即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关于壹毛猪公司要求邦旭公司赔偿损失问题。即使壹毛猪公司因未完成认证工作与所委托企业物贝（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4日解除了合同，并退还服务费属实，但壹毛猪公司在反诉状中称其要求邦旭公司将委托企业的全部申报材料交给壹毛猪公司，由壹毛猪公司亲自完成委托企业的知识产权规范认证体系认证申报工作，而壹毛猪公司在庭审中却称其仅按邦旭公司要求收集资料，进行催促，并未亲自完成申报工作，壹毛猪公司所述前后矛盾，且无法提供合理解释，据此，一审法院无法认定物贝（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最终无法完成认证是由于邦旭公司提供服务不符合要求所导致，故一审法院认为壹毛猪公司所述的该部分损失与邦旭公司提供的服务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壹毛猪公司要求邦旭公司赔偿该部分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广州邦旭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与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体系建设”项目服务合同》及《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委托协议》于2019年9月19日解除；二、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邦旭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460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46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三、驳回广州邦旭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05元，由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41.12元，由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广州邦旭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预交各自的受理费，广州邦旭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同意由对方在履行判决时将其应承担部分直接支付给对方。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壹毛猪公司的上诉主张，分析如下：双方当事人对于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没有争议，且该协议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按照涉案服务合同履行义务、行使权利。现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壹毛猪公司是否需要向邦旭公司支付涉案服务费用4.6万元？本案中，壹毛猪公司上诉主张涉案合同中约定四家委托企业的总服务费用为3万元，而非每家委托企业服务费用3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体系建设”项目服务合同》约定了：“本项目申报的咨询服务总费用为30000元，具体支付方式如下：1.在合同签订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壹毛猪公司向邦旭公司支付7000元”以及《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委托协议》约定了：“壹毛猪公司按服务合同约定，于3个工作日内向邦旭公司支付四家公司第一笔费用共计28000元。”根据壹毛猪公司向邦旭公司支付的首期款项为28000元可以看出，壹毛猪公司支付的四家企业首期费用中每家企业的首期费用与涉案合同约定的首期费用相吻合，故可以认定涉案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总费用为3万元指的是服务一家企业的费用。此外，壹毛猪公司上诉主张涉案服务合同约定的是四家企业的服务费用与壹毛猪公司在一审反诉中要求邦旭公司退还两家未完成企业的服务费用1.4万元金额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每家委托企业的服务费用为3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壹毛猪公司上诉主张四家委托企业的服务费用共3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邦旭公司已完成广州壹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网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的相关服务，壹毛猪公司理应向邦旭公司支付两家企业的服务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壹毛猪公司需向邦旭公司支付4.6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由于壹毛猪公司在邦旭公司完成上述两家企业的服务工作后存在逾期付款的行为，故一审法院判决自邦旭公司主张之日即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有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其他两家未完成企业的问题，壹毛猪公司上诉主张邦旭公司未完成上述两家企业的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工作要求壹毛猪公司返还两家企业的服务费用1.4万元。对此，本院认为，涉案服务合同约定：“若因壹毛猪公司所委托企业不配合认证工作，则不退回项目服务款项。”本案中，根据邦旭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壹毛猪公司确认物贝（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广州徽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不配合，资料准备不充足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邦旭公司无须退回已收取服务费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涉案协议解除后邦旭公司是否需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判决解除壹毛猪公司与邦旭公司签订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体系建设”项目服务合同》及《知识产权贯标服务委托协议》均无异议，现壹毛猪公司上诉主张因邦旭公司擅自委托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服务构成违约要求邦旭公司赔偿损失。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解除涉案合同均无异议，壹毛猪公司在一审反诉中是以邦旭公司未完成另外两家企业的服务工作为由要求邦旭公司赔偿2万元损失。如上所述，壹毛猪公司在微信记录中自认另外两家企业未取得企业认证是由于两家企业不配合导致，而非由于邦旭公司与委托企业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造成，故无论邦旭公司是否存在擅自与委托企业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与另外两家企业未取得企业认证的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邦旭公司无需向壹毛猪公司赔偿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壹毛猪公司以邦旭公司擅自与委托企业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为由要求邦旭公司赔偿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本院对利息计算标准亦做相应调整。综上所述，壹毛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因贷款市场利率政策变化，本院对涉案利息计算标准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4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4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邦旭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460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46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46000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05元，由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341.12元，由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广州邦旭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预交各自的受理费，广州邦旭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同意由对方在履行判决时将其应承担部分直接支付给对方）。二审案件受理费950元，由广州壹毛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珊彬审判员  李 爽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张佳乐谢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