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4民终40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园园，女，198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捷，河南博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泽霞，女，196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平顶山市卫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克伦，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裴红霜，男，198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上诉人姚园园因与被上诉人袁泽霞、原审被告裴红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19）豫0403民初2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园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捷，被上诉人袁泽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克伦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裴红霜经法庭依法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园园上诉请求：撤销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19）豫0403民初2246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重审；上诉费用由袁泽霞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未查清基本事实，错误判决。1、袁泽霞在一审起诉书中自认向姚园园出借款项72万元，但是实际转账记录为77万，作为差额的5万元，一审法院没有予以核实，是否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和事实。2、2014年7月18-2015年1月17日姚园园通过银行转账实际支付给袁泽霞509593元，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归还了30万元，该30万元系袁泽霞自述，没有证据可以证明，3、2015年1月17日-2015年10月17日两次借条间隔时间中，姚园园共支付袁泽霞款项73507元，一审法院认定袁泽霞只收到还款30000元，这明显与事实不符。4、2015年10月17日后，姚园园共支付袁泽霞41100元，与一审法院认定的37200元明显不符。5、2013年11月8日-2014年11月4日，姚园园通过银行转账给袁泽霞共计440600元，该事实与姚园园所述的第一项事实明显可以相互认证，姚园园与袁泽霞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但是一审法院针对以上五点均没有查明，作为民间借贷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应当以实际出借款项和归还款项为准，不应当以书面的合同作为唯一的评判依据，请求二审查清事实，依法作出裁判。袁泽霞辩称，其在一审起诉时，因时间久远，转账凭证模糊不清楚，故出现起诉时借款金额的误差，但转账凭证能够印证出借款项77万元的事实。袁泽霞与姚园园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姚园园与金澜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属于姚园园个人使用款项问题，与袁泽霞无关。姚园园与袁泽霞结算于2015年1月17日出具了42万元借条一份，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出具42万元借条后至2015年10月17日应当按照月息百分之二来计算借款利息，在此期间姚园园偿还的款项扣除应该支付的利息之后，一审法院认定还款三万元本金，并无错误。双方在本案所涉借款之前互有经济往来已经结算完毕，争议款项仅余姚园园出具39万元借条所欠借款本息。裴红霜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袁泽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姚园园、裴红霜偿还袁泽霞欠款3530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诉讼费由姚园园、裴红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园园原系平顶山市金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员，后从公司辞职到平顶山市东城实业有限公司。其将袁泽霞交付的770000元投入到平顶山市金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后归还部分款项后，将下余420000元投入到东城实业公司。2014年10月17日，东城实业公司向袁泽霞出具《还款计划书》一份，载明借款金额为420000元，月利率20‰，借款期限2014年10月17日至2015年1月19日，落款“姚园园代签袁泽霞”；2015年4月17日，由苏爱军向姚园园出具《还款计划书》一份，载明出资人姚园园，借款金额420000元，月利率20‰，借款期限2015年4月17日至2015年6月17日，落款“姚园园代签袁泽霞签”。再查明，姚园园与裴红霜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自双方当事人就借款的金额、期限、利息等主要条款经合意达成一致意见，出借人将借款实际交付后借款合同即告成立。依法有效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借款人应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案中，袁泽霞将款项交付给姚园园，姚园园向其出具有借条及承诺书，双方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姚园园出具390000元借条及承诺书后向袁泽霞偿还共计37200元，下余款项352800元应予偿还。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袁泽霞要求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借款系以姚园园个人名义所借，款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及共同生产经营，不是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袁泽霞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系以上共同行为，裴红霜亦未予认可。故袁泽霞要求裴红霜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姚园园辩称本案实为投资理财关系，因原告袁泽霞直接将款项支付给被告姚园园，东城实业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亦显示出资人为姚园园，指定账户为姚园园名下账户；虽然2014年10月17日的《还款计划书》显示出资人为袁泽霞，指定账户为袁泽霞名下账户，但袁泽霞并未参与，系由姚园园指示交付。除此个别款项外，其余所还款项均是由姚园园直接支付给袁泽霞。姚园园辩称借条及承诺书系在胁迫下所出具，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且其出具借条及承诺书后向袁泽霞归还部分款项，故对其以上辩称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袁泽霞曾因本案事实起诉至一审法院，后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并未对实体问题进行处理，不符合被告所述“一事不再理”的情形。判决：一、姚园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袁泽霞偿还借款352800元及利息（利息以3528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袁泽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诉讼费6595元，由袁泽霞负担3元，由姚园园负担6592元。本院二审期间，姚园园向法庭提交第一组证据材料尾号为4532、0010、1200，户名均为姚园园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记录三份，拟共同证明袁泽霞于2014年7月18日转账77万元后，姚园园向袁泽霞支付了款项，说明案涉款项是投资理财款；姚园园提交第二组证据材料为苏文芳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存款凭条、平顶山市东诚实业有限公司证明及委托书，拟证明平顶山市东城实业有限公司以苏文芳账户向姚园园转账还款。袁泽霞质证称，第一组材料中尾号4532的卡，对方户名一栏不显示交易对象，其他银行流水、对账及查询报表等均为复印件，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不能证明袁泽霞与公司之间存在投资理财关系；第二组材料为影印件或复印件，不予认可，且与本案争议无关联。袁泽霞提交了尾号为6039的平顶山银行南阳分行交易对账单和尾号为2801的工商银行南阳行政支行账户明细清单，拟证明姚园园偿还案涉借款的事实。姚园园质证称对袁泽霞出示的两组银行交易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2013年10月17日一笔314200元的款项和谁往来的不清楚，仅显示POS机交易，请结合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由法庭予以核实。本院经审查认定，姚园园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系袁泽霞与公司之间的理财款。袁泽霞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仅能说明交易的事实，交易的对方尚不明确，且双方均称在本案争议款项之前还有其他经济往来，该证据材料证明力无法确认。本院二审结合当事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及在卷证据材料，查明姚园园陈述其与袁泽霞之间自2013年起即有经济往来，袁泽霞亦认可双方互有借贷的事实，袁泽霞多次给付姚园园款项，其中2014年7月18日袁泽霞向姚园园转账77万元。姚园园认可在此转账之前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并未结算。至2014年10月17日双方结算了923593元款项，其中姚园园向袁泽霞转账还款503593元，并于当日向袁泽霞出具42万元借条一份。清偿部分款项后，2015年10月17日姚园园向袁泽霞出具39万元借条一份。2015年10月26日姚园园向袁泽霞转款3900元。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以及原审认定事实情况，总结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姚园园与袁泽霞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如存在，剩余借款数额如何认定。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双方当事人一、二审时的陈述及相关转账凭证可以证实双方之间自2013年起即有多次大额资金往来，姚园园辩称其收到的袁泽霞款项系袁泽霞投资理财款，由其经办均投入到金澜担保公司以及平顶山市东城实业有限公司，属于袁泽霞委托投资理财。按照姚园园陈述，若袁泽霞向以上公司投资理财，则应由袁泽霞和公司签订合同，或者袁泽霞向姚园园出具授权凭证经由姚园园将资金投入公司、签订合同。经查，姚园园提供的所谓投资理财的借款合同载明出借人为姚园园，并非袁泽霞，其中姚园园虽在还款计划书等材料上出借人处签为袁泽霞的名字，但袁泽霞不予认可。姚园园所谓签订的投资理财借款合同系由姚园园持有，并非由袁泽霞持有，袁泽霞亦无从依据相应权利凭证向姚园园所称的公司主张权利。姚园园陈述其代为袁泽霞投资理财的理由事实依据不足。并且袁泽霞追要借款过程中，虽在东城实业公司协商过，但袁泽霞并未认可或主张其与公司之间直接形成借贷关系，袁泽霞当即表示姚园园与其之间存在借贷，要求姚园园向其出具借条，最终姚园园亦同意出具，亦能说明袁泽霞与姚园园达成了借贷合意。2014年7月18日，袁泽霞向姚园园转账77万元，姚园园陈述双方资金往来过程中其收到袁泽霞77万元转款时双方以往经济往来并未结算完毕。至2015年，姚园园向袁泽霞支付部分款项，形成本案2015年10月17日39万元借条，约定姚园园自2015年11月起每月还款10000元借款本金。姚园园辩称称案涉借款系袁泽霞通过其投入平顶山市东城实业有限公司的理财款，该借条是在袁泽霞胁迫下出具的，但其均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姚园园与袁泽霞谈话录音中表明将袁泽霞通知到平顶山市东城实业有限公司协商后姚园园向袁泽霞出具案涉借条，无胁迫或强迫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姚园园无证据证明其收到胁迫出具借条的主张，该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依据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以及结算出具借条的过程，认定本案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关于剩余借款数额问题。案涉39万元借条虽然于2015年10月17日出具，但双方之前还有经济往来，且姚园园在2014年1月17日给付了袁泽霞503593元，将剩余42万元其转入了平顶山市东城实业有限公司，并向袁泽霞出具了42万元借条。以上情况能够说明出具借条当日双方之间并未有42万元款项交付行为，出具的借条是对双方经济往来的结算。姚园园辩称自2013年11月8日至2014年1月17日42万元借条出具日其还向袁泽霞支付过若干款项，但这些款项均发生在本案该借条出具之前，不能抵充本案借条确认的款项。另外，姚园园在二审庭审期间，一方面否认其与袁泽霞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认为其收到袁泽霞的款项系为袁泽霞投资理财均投入了投资担保公司；另一方面其在询问质证阶段又主动认可收到袁泽霞77万元转账系向袁泽霞借款，但辩称借款时没有约定利息，应当将姚园园之后的还款（包含2014年1月17日503593元，其他多笔约计13万元余元）全部冲抵77万元借款本金，现仅下欠袁泽霞3万余元。姚园园前后相互矛盾的陈述，明显不合常理。姚园园虽然认可双方经济往来中的77万元借款事实，但否认借款约定有利息以及2014年1月17日出具的42万元借条、2015年10月17日出具的39万元借条系对双方经济往来结算，从而利用结算后相关凭证部分销毁、很难再现交易往来的客观情况否定结算出具的案涉39万元借条、欠款39万元的事实，系以事前的部分行为否认事后结算出具借条的结果，不具有合理性，本院不予采信。自2014年1月17日42万元借条出具日至2015年10月17日39万元借条出具之日，姚园园偿还了部分款项，当日姚园园还出具承诺书自2015年11月20日起偿还借款本金，袁泽霞持有该条据不持异议，视为约定自此日起不再支付利息。根据2014年1月17日42万元借条约定了月2%的借款利息，结合姚园园投资收益的事实，自2014年1月17日42万元借条出具日至2015年10月17日重新出具借条期间应当计算相应的借款利息，除双方认可其中3万元还款抵偿本金外，姚园园所称于2015年1月19日偿还10360元、2015年3月9日偿还8400元、2015年4月10日偿还8400元，以及承诺书约定2015年11月20日起偿还本金的约定前姚园园还于2015年10月26日偿还3900元，均未约定系清偿借款本金还是利息，依法应当先抵偿借款利息，但不足以清偿欠付的借款利息，不足部分袁泽霞不予主张，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并无不当。2015年11月20日之后姚园园偿还袁泽霞37200元，有相应银行交易记录证明，能够确认。按照39万元借款承诺书载明自2015年11月20日起偿还借款本金的约定，一审判决认定剩余借款本金352800元（390000-37200=352800），并无不当。经袁泽霞追要，姚园园不予偿还，一审判决支持袁泽霞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借款利息，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姚园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02元，由姚园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泰东审判员  李 勇审判员  崔伟杰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法官助理郭洋洋书记员宋若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