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20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岳双喜，男，197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喻田，男，197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系社区推荐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孟春媛，女，1978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喻田，男，197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系社区推荐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政旭，男，1973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郑市。上诉人岳双喜、孟春媛因与被上诉人刘政旭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民初31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岳双喜、孟春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民初31035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孟春媛的起诉和对上诉人岳双喜的第二项诉求，或者将案件发回重审；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简易程序严重违反法定审判程序。被上诉人在本案所提出的第二项“判令被告协助为原告办理涉案房产的权属登记事宜”的诉求，实际上就是向上诉人索要涉案房屋产权的诉求，明显涉及财产确权争议。一审法官明知河南省高级法院《关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4条第1项“涉及财产确权争议的案件，不适应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还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3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的规定。二、一审判决上诉人孟春媛承担涉案合同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与岳双喜所签的《房屋转让合同》上均无孟春媛签名，孟春媛既非房屋转让合同的相对人，也非接收被上诉人购房款的受益人，一审法院以孟春媛被告判决其承担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项、2项的规定。二审法院应驳回被上诉人针对岳春媛的起诉。且孟春媛提交二审法庭《离婚协议》、《离婚证》等新证据，也足以印证一审判决所存在的上述违法事实。三、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和故意违反法律规定的违法事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判令被告继续履行2007年1月7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和第三项“判令原告享有祭城镇庙张小区13号楼3单元三层西户25号房屋居住和使用的权利”，已经证明在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之前，上诉人岳双喜既未单方撕毁涉案合同，也未单方强行收回涉案房屋的事实；被上诉人第二项“判令被告协助为原告办理涉案房产的权属登记事宜”的诉求，则证明了在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之前，上诉人尚未取得涉案房屋权属证书的事实。所以，在上诉人岳双喜既无合同违约，也未实际取得涉案房屋权属证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5项规定。四、一审法官故意帮买房人抢夺卖房人房产，涉嫌枉法裁判犯罪。1、上诉人岳双喜向二审法庭提交的郑州市人民政府自2002年7月所出台的5个文件,以及郑州市政府在建造和出售涉案房屋前后所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均能将涉案房屋定性为经济适用住房的事实,证明了被上诉人于2007年1月7日购买上诉人岳双喜无证经济适用房屋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5项和《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第32条的规定,双方合同属于无效合同。2、上诉人岳双喜提交二审法庭三份民事判决书，该判决驳回原告请求将安置房花名单中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变更为其所有的主张。一审判决与郑东会纪[2018]134号《郑东新区管委会关于早期安置房网签及不动产登记专题会议纪要》第五条相违背,一审法官明知本案被上诉人的第二项诉求违背该《会议纪要》第五条的规定,却故意在上述三个生效判决的基础上支持被上诉人的第二项诉求,公开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3、上诉人岳双喜提交二审法庭的一审法院针对买房的原告要求判令卖房的被告协助其办理涉案房屋权属登记事宜之涉及财产确权争议的房屋买卖纠纷案件,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的(2019)豫0191民初12034号《民事裁定书》,则该案适用普通程序判决在前,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判决在后的事实,一审法官适用简易程序所赋予独任法官特权帮助被上诉人实现无效合同的违法利益,公开采用双重审判标准裁判同类案件。综上诉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孟春媛的起诉和针对上诉人岳双喜的第二项诉求,或者将案件发回重审。刘政旭辩称:一、刘政旭与岳双喜所签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称涉案房屋是经济适用房与事实不符。物权法解释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之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拆迁安置房是政府因征地拆迁而给予被拆迁人的一项优惠购买特定房屋的权利，本案中，涉案房屋系基于岳双喜庙张村村民身份而取得。而经济适用房是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出售的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案涉房屋与法律意义上的经济适用房在销售对象、政策等方面有所不同，故案涉房屋不属法律意义上的经济适用房。岳双喜依据的《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管理办法》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32条，并不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强制性规范，而是一种管理性规范。岳双喜对于《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第32条的理解是错误的。该管理性规范并未禁止经济适用住房在购买五年之内转让，条文的意思只是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在五年之内不能以原购买价上市交易。《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第32条的表述是五年后可以以市场价出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文意表述是不满五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被上诉人刘政旭与岳双喜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日期早在2007年，甚至安置房屋选房的时候刘政旭也现场参与，到目前刘政旭已经在房屋里居住了13年，双方在合同中也有明确约定，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中也明确载明岳双喜依合同约定有义务协助刘政旭办理涉案房屋不动产等产权登记相关事宜。二、孟春媛应当承担涉案合同责任。2007年1月7日涉案房屋转让协议签订时，岳双喜与孟春媛是夫妻关系，孟春媛对此事也是知情同意的，岳双喜为了证明此房屋不涉及产权纠纷，还在2006年12月20日收到刘政旭购房预付款的收据上亲笔书写了孟春媛的移动电话号码，供刘政旭查证及联系岳双喜，该号码至今仍为孟春媛所用。2012年7月16日，即转让房屋协议签订生效五年后，孟春媛与岳双喜办理离婚，至今又八年过去，孟春媛并未就房屋归属问题向刘政旭提出过任何异议，且有证据表明，在此期间两人事实上仍以夫妻关系生活在一起。2019年6月26日，孟春媛借助社区居委会集中办理安置房产权网签登记时私自将涉案房屋转移至自己名下，并取得了房屋产权信息备案（编号：D190××××2474）。被上诉人刘政旭在一审起诉岳双喜和孟春媛二被告之前，二被告已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且转移到孟春媛名下，并在事实上已经取得涉案房屋权属，与郑东会纪［2018］134号《郑州新区管委会关于早期安置房网签及不动产登记专题会议纪要》第五条不违背，所以一审法院判令被告岳双喜、孟春媛协助刘政旭办理涉案房屋权属登记事宜并无不当。上述事实表明，孟春媛与岳双喜离婚是假，恶意转移涉案房屋的归属是真，作为岳双喜的利益共同人，孟春媛明知该房屋已在十余年前为刘政旭购买所得，仍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成自己的名字，本意就是与岳双喜合谋逃避涉案房屋转让合同中的法律责任。刘政旭将孟春媛列为被告并无任何不妥之处，法院理应支持，并追究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上述一系列的法律规定看，均对善意取得制度作出了明确肯定。因此，即使假设孟春媛对被告岳双喜出卖共有房屋确不知情，也足以认定被告刘政旭已经善意取得了争执房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政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继续履行2007年1月7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2、被告协助为原告办理涉诉房产的权属登记事宜；3、原告享有祭城镇庙张小区13号楼3单元三层25号房屋居住和使用的权利；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月7日，原告与被告岳双喜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双方约定被告岳双喜向原告出售位于郑州市××区××城镇庙××小区××楼××单元××西××房屋××套，涉案房屋总金额为119000元；双方约定原告实际接收该房屋之日起，被告岳双喜必须协助原告在村委会办理权属登记手续。2007年3月10日，岳双喜向原告出具收款条，载明被告岳双喜已收到涉案房屋全部购房款119000元。郑州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东区服务站服务指南载明户名为刘政旭，住址为扬子三路庙张东1-13-3-25。河南省农村客户电费通知单显示地址为扬子三路东一区庙张小区13-3-25，户名为刘政旭。以上案件事实由房屋转让合同、收款条、服务指南、电费通知单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岳双喜之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原告诉请被告继续履行2007年1月7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及诉请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涉案房屋权属登记事宜，该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原告已将房款全部支付给二被告，且居住、使用至今，且被告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原告诉请享有祭城镇庙张小区13号楼3单元三层西户25号房屋居住和使用的权利，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岳双喜、孟春媛继续履行2007年1月7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二、被告岳双喜、孟春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刘政旭办理位于郑州市××城镇庙××小区××楼××单元××西××号房屋的权属登记事宜；三、原告刘政旭享有位于郑州市××城镇庙××小区××楼××单元××西××号房屋的居住权和使用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或其他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被告岳双喜、孟春媛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岳双喜、孟春媛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离婚协议》、《离婚证》。拟证明：上诉人孟春媛早已与上诉人岳双喜离婚，与本案房屋转让合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第二组证据，郑州市人民政府2002年7月22日发布的郑政文［2002］161号、《关于郑东新区征地拆迁安置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郑州市人民政府2005年9月26日公布施行的《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郑东新区管委会[2018]134号《关于早期安置房网签及不动产登记专题会议纪要》、郑州市人民政府[2018]120号《关于房屋(商品房、安置房)网签及不动产登记证办理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等文件。拟证明：郑州市政府在建造涉案房屋之初和向上诉人岳双喜出售涉案房屋之后，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涉案房屋的土地性质为划拨、房屋性质为经济适用住房。并证明被上诉人2007年1月7日购买上诉人购置不足5年且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经济适用房，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5项、《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第32条规定，属于无效合同。第三组证据，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01民终14905号民事判决书、(2019)豫01民终14903号民事判决书、(2019)豫01民终1490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郭秀婷和刘彩霞、录海滢请求将安置房花名单中案涉房屋权利人登记为郭秀婷和刘彩霞、录海滢，因郭秀婷非回迁安置人员或其直系亲属，该主张与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郑东会纪[2018]134号《郑东新区管委会关于早期安置房网签及不动产登记专题会议纪要》第五条相违背，上述判决对郭秀婷和刘彩霞、录海滢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第四组证据，(2019)豫0191民初1203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该案于本案均属涉及财产确权争议纠纷的案件，该案适用普通程序审判在前，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判在后，适用两种审判程序审理案件的事实。被上诉人刘郑旭质证称：一、对《离婚协议》、《离婚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对证明的目的有异议。签订房屋买卖时，上诉人岳双喜、孟春媛系夫妻关系。通过录音材料可以直接证明上诉人孟春媛对涉案房屋买卖知悉。上诉人孟春缓是本案适格主体。二、对政府的《通知》、《会议纪要》等几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涉案房屋并非经济适用房，实质上是政府对被拆迁的村民予以安置的回迁房，与政府针对特殊困难群体予以照顾有着实质的区别。三、对中院的几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目的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只是要求上诉人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没有超出法律范围。四、本案属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一审法院可以采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刘郑旭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电话录音资料。拟证明：岳双喜、孟春媛二人至今生活在一起，离婚是假，转移涉案房屋权属是真。证据二，房款收到条（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涉案房屋交易时，孟春媛知情。孟春媛作为岳双喜利益共同人，理应承担法律责任。证据三，《合同信息备案摘要》一份。拟证明：涉案房屋已被岳双喜转移到孟春媛名下，孟春媛已实际取得涉案房屋的权属。证据四，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489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与本案相同的案件也是与本小区的房屋买卖合同，最终得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支持。上诉人岳双喜、梦春媛发表以下意见：1、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上诉人双方离婚的时间为2012年7月16日，与2019年10月被上诉人因要求过户房产双方所引发的房屋买卖合同矛盾，显然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是以岳双喜老朋友的身份与孟春媛通电话的，孟春媛出于不让朋友知道其已经与岳双喜离婚的原因与被上诉人通话，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其与岳双喜的脸面。被上诉人显然是在断章取义。该证据是在孟春媛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录的，违反了证据合法性原则。2、对房款收到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证据不能证明孟春媛知晓上诉人岳双喜与被上诉人发生房产交易矛盾的事实。案涉房产不是孟春媛与岳双喜离婚时分割获得的财产，孟春媛对案涉房产显然无利益关系，不应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责任。3、对《合同信息备案摘要》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上没有公章，也不显示制表单位的名称，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不能证明系孟春媛本人所填或者要求填写人代填的名字。郑东新区网签登记表上填写的内容，是上诉人所属的庙张村委会依据十几年前房产分配表上登记的所有人名字填写的，并非系上诉人孟春媛和岳双喜个人所填写的。4、（2019）豫01民终14896号民事判决书并没有支持原告要求办理权属登记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出售的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其作为一种保障性住房在上市交易及政府回购方面均受到一定限制。拆迁安置房，是政府因征地拆迁而给予被拆迁人的一项优惠购买特定房屋的权利，是被拆迁人因财产受损而获得的一种经济方式之一。拆迁安置房购置权是被迁人的一项财产权利，在无法律或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情况下，拆迁安置房购置权的转让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案涉《房屋转让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上诉人岳双喜、孟春媛以涉案房屋系经济适用房为由主张涉案《房屋转让合同》无效的上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合同签订时，岳双喜和孟春媛尚未离婚，涉案房屋系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拆迁而取得。合同签订后，刘政旭依约支付了涉案房屋的全部购房款，并长期占有、居住、使用涉案房屋，孟春媛并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判决孟春媛与岳双喜继续履行涉案房屋转让合同并无不当。合同约定出卖方应当协助买受方办理权属登记手续，故刘政旭请求协助办理权属登记事宜的主张应予支持。二审中岳双喜、孟春媛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岳双喜、孟春媛称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岳双喜、孟春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岳双喜、孟春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周 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田宇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