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6民终3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莹，女，1964年11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军，安徽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婧，安徽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俊先，男，196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瑞，安徽彭线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线旗，安徽彭线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莹因与被上诉人黄俊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2019）皖1621民初3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军、牛婧，被上诉人黄俊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莹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黄俊先偿还刘莹借款50000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在原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借条》两份、《银行流水》一份,以此证明双方存在的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二条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提供借据、收据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其他证据。本案上诉人刘莹在原审中已提交证据能够证明借款时间、借款方式以及借款来源,该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借贷法律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二、在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欠条》、《判决书》等证据证明上诉人因哥哥刘某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向其本人、张文广、姜继芳等六人借款195000元用于帮助哥哥刘某进行辩护系虚假陈述。理由如下:1.根据原审中《证据二》及已生效的安徽省毫州市（2013）亳刑终字第00076号《刑事判决书》，上诉人哥哥刘某被捕时间为2010年11月24日，而《欠条》上的时间为2010年9月17日，即该《欠条》产生在上诉人哥哥刘某被捕之前，上诉人哥哥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这些事情，且为何借款恰巧为195000元？原审中被上诉人黄俊先的陈述、证据五2019年6月3日的《庭审笔录》中的证人证言系虚假陈述。2.案涉《欠条》是真实的,但并不存在《欠条》中的借贷关系，实为本案被上诉人黄俊先等六人要求上诉人对购车款“多退少补”进行担保而出具的。根据已生效的安徽省亳州市（2013）亳刑终字第00076号《刑事判决书》，2010年4月，上诉人张文广、王明华等人通过刘某以每台16×××××元的价格购车并由其负责安排运营上线事项，上诉人张明广、黄俊先等人与刘某口头约定该款项届时多退少补。2010年5月刘某带彭乐贵、黄俊先、王明华等人到江西以每台11×××××元的价格订购客车，同时缴纳了车辆保险费、税费等，上诉人刘莹为此还与被上诉人等提供担保。后因政策变化一直未能上线运营，上诉人刘莹并于2010年8月收购王明华所购买的客车（回购车款当时仅付5000元），因张明广、黄俊先等五人拒绝回购而由其自行运营:上诉人张明广等六人经核算购车的所有花费,估算认为刘某退回购车款32500元比较合适，因上诉人刘莹有经济实力且提供过担保，所以让上诉人出具了案涉195000元《欠条》，即上诉人刘莹出具的是《欠条》而不是借条的原因所在，该欠款金额与安徽省亳州市（2013）亳刑终字第00076号《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购车款项事实相符，《欠条》实为本案被上诉人黄俊先等六人要求上诉人对购车款“多退少补”进行担保而出具的，并未发生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3.在原审中,被上诉人黄俊先以及证人均称其出借款项是现金交给彭乐桂（已死亡）的,由彭乐桂将出借款项交给上诉人刘莹。根据交易习惯，现金195000元的借款系大额借款，应采取银行转账方式;被上诉人与王明华等证人均承认未参与彭乐桂的出借过程，因彭乐桂已死亡而无法说明出借过程，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彭乐桂已完成出借义务，本案上诉人刘莹也从未收到彭乐桂任何款项，双方没有经济往来，本案也无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刘莹收到过该笔款项，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规定，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欠条》中的真实发生过借贷法律关系。故案涉《欠条》虽然是真实的，但并未发生借贷法律关系。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出上诉，希望法庭判如所请。 黄俊先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并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答辩人从未向被答辩人借过钱。（1）刘莹于2015年2月17日从中国工商银行取款10万元，而上诉人刘莹在一审中所举的两张借据的出具时间分别是2015年2月18日、2015年3月23日。上诉人刘莹当天取款10万元，完全可以一次性借款给本案答辩人，不需要分多次借款，很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的交易习惯。（2）刘莹作为一个外地人不可能借钱给一个涡阳本地并且并不熟的人，而且在借过一笔没还清后还继续借钱，明显不符合常理。（3）刘莹仅仅凭借条，而没有相关的转账给本案答辩人的转款凭证及证人证言的情况下，说借贷事实存在，很明显刘莹歪曲事实。刘莹主张与答辩人存在借贷关系，但因本案答辩人在为上诉人刘莹出具借条前曾经借款给刘莹，答辩人虽然给上诉人出具借条，实质内容则是上诉人刘莹偿还答辩人的借款。（4）出庭作证的证人均能说明刘莹本案中依据的借条实为收条。（5）与本案相同的还有刘莹起诉张文广、刘莹起诉姜继芳一案，通过庭审举证的本案上诉人刘莹起诉其他两位被告张文广、姜继芳的借条，为什么在时间基本差距一天甚至同一天刘莹会同时借钱给张文广、黄俊先、姜继芳三人呢，而借给钱的三人又恰巧是刘莹曾经借过钱的人，很明显不符合常理。综合以上事实，很明显是上诉人歪曲案件事实，本案借贷事实不存在。二、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答辩人答辩如下：1.关于上诉人刘莹为答辩人、姜继芳、张文广、黄俊先、金伟彦、王明华、彭乐桂等6人出具的195000元的欠条，该条据己经经涡阳县人民法院（2017）皖1621民初6836号民事判决予以认定，该条据系刘莹出具且有其签字及按指印，具有真实性，并且上诉人对此己经自认是其本人所写且真实有效。2.刘莹在上诉状中称“其哥哥刘某被捕时间为2010年11月24日，而欠条时间为2010年9月17日，即该欠条产生在其哥哥刘某被捕之前，上诉人哥哥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这些事情”，这一说法也是站不住脚。首先，从证人历某及证人袁某的证言就能知道刘某那时就己经被公安立案。从刑事案件角度，被告人被立案甚至被釆取强制措施或者被网上追逃时，其本人如有意逃避追逃，是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在外走动，更别提借钱了。而本案刘某正是被逮捕归案。其次，刘某及刘莹均是外地人，刘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案发地在涡阳，刘某及刘莹除了跟黄俊先等人有过交往外，跟其他人并不熟，这也正是刘莹向黄俊先等人借款的原因。而黄俊先等人之所以愿意借款给刘莹，是因为其经刘某之手购买的车辆未能上线运营，为了使车辆尽早上线运营，只有让刘某从看守所出来才能办理车辆上线手续，所以黄俊先等人才愿意借给刘莹钱。3.在原审中，答辩人举证的2019年6月3日的庭审笔录，是真实的，之所以举证该笔录是因为：与本案类似的还有2019年6月3日开庭的刘莹诉姜继芳的案件，在开庭当日，证人均出庭作证且己经接受法庭询问，该组证据中的证人证言是真实合法的。4.上诉人刘莹在上诉状中说：“案涉《欠条》是真实的，但并不存在《欠条》中的借贷关系，该《欠条》实为本案被上诉人等6人要求上诉人对购车款“多退少补”进行担保而出具的。”这一说法纯属刘莹的虚假陈述。该案涉195000元的欠条正是刘莹向答辩人等人所借款项。从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亳刑终字第00076号刑事判决书中，并未对案涉的195000元的欠条的由来做任何陈述，黄俊先等人也从未对购车款的退回数额进行过任何估算；并且答辩人购车时交给刘某的购车钱数是每辆车165000元，车辆并未上线运营，假如同意退回购车款也不可能同意35000的数额；并且购车款当时是交付给刘某的，即使出具条据也应当是由刘某出具，刘莹不可能也不会愿意因此出具条据，很明显刘莹的这一说法不符合客观情况。在2007年至2009年11月期间刘某（也就是刘莹的哥哥）任职于涡阳县宏大公交公司，该公司在运营公交车期间没有申报运营十二里董到线。2010年4月，王明华通过彭乐桂找到刘某，请刘某帮忙上线运营公交车。经协商，包括姜继芳在内的黄俊先、王明华、彭乐桂、张文广、金伟彦等6人达成协议，姜继芳等6人分别以每辆车165000元的价格通过刘某购买运营路线为十二里董到八里庙的公交客车，由刘某负责办理购车及车辆运营的相关手续，随后刘某用其私自刻制的涡阳宏大公交公司印章进行了车辆购置入户，同时刘莹为保证黄俊先等人车辆上线运营作了担保并签订了抵押协议。随后在车辆购入后，刘某因涉嫌诈骗被追究刑事责任，刘莹为了给其哥找律师，通过彭乐桂向黄俊先等人借钱，黄俊先等人为了使其车辆尽早运营上路，姜继芳、张文广、黄俊先、金伟彦、王明华、彭乐桂等6人为其凑了195000元，其中黄俊先借给刘莹50000元。由于刘某当时在看守所，刘莹接受黄俊先等人钱款后为黄俊先等人出具了相应的条据，并且该条据的真实性己经涡阳县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予以认定。事后答辩人等人要求刘莹返还当时凑的钱，由于当时刘莹所打条据（也就是195000元的欠条）找不到了，刘莹说返还可以，但必须给我打条据，于是才有了本案的产生，本案答辩人并未向刘莹借过钱，答辩人要回的是自己的钱。5.刘莹在上诉状中说：“其于2010年8月收购王明华所购买的客车，回购车款当时仅付5000元，”从该陈述可以看出当时刘莹是没有钱的，这也是刘莹向黄俊先等人借款的原因，而王明华之所以借给刘莹钱，是因为金伟彦的车转给了王明华’王明华也是为了车辆的上线运营才愿意借给刘莹钱。6.案涉《欠条》中的195000元钱款己经实际交付给刘莹本人。原审中2019年6月3日的庭审笔录中出庭作证的证人均能证明其所借给刘莹的款项己经经彭乐桂之手交给刘莹本人，并且从常理来说，刘莹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该款项未交付给其本人，其也不可能书写欠条更不可能在欠条上签字，很明显该款已经实际交付，刘莹拖欠答辩人等人195000元的事实清楚。 刘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借款50000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0年9月17日立据载明：“今欠黄俊先、张文广、姜继芳、金伟彦、王明华、彭乐贵现金195000元”，其中包含被告债权50000元。2015年2月18日、被告为原告立据载明：“今借刘莹现金人民币20000元”。2015年3月23日，被告为原告立据载明：“今借刘莹人民币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两次立据时间发生在原告对被告负有债务之后，被告立据总额与原告对被告所负债务金额相同，故原被告在借贷基础、借贷原因、借贷合意等方面不存在新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设立的合理情形；原告不能证明其对被告所负债务已经清偿，应当认定原被告债权债务关系因被告两次立据行为而归于消灭，故被告关于其所立名为借据实为收据的抗辩，符合交易规则，理由客观成立。原告主张请求被告履行民间借贷给付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对证据的认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对刘莹二审提供的证据一，该判决书中并无关于涉案欠条的描述，仅提到所购车辆未及时接回，刘莹用其4辆车作抵押并签订抵押协议，亦无刘莹出具欠条作担保的认定，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证据二开庭笔录，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相关证人系虚假陈述，对其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定。对证人刘某证言，首先，其系刘莹之兄；其次，涉案欠条出具之时其不在现场；再次，该欠条系担保之说其亦是听刘莹所述，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2010年9月17日的欠条如何认定，是欠款还是担保。 刘莹主张其2010年9月17日出具欠条系因担保购车款而出具，首先，该欠条上并未注明欠款系担保字样，双方亦无相关书面约定，且刘莹举证的判决书中载明，由于所购车辆未及时接回，刘莹已经用自己的4辆车作了抵押担保并签了抵押协议，即使另行提供保证，亦不必出具欠条而应出具保证书；其次，刘莹所举证据亦未显示出该欠条所涉款项系因担保而出具，达不到其证明目的；第三，刘莹上诉认为涉案欠条欠款金额195000元与(2013)亳刑终字第00076号《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购车款项事实相符，该判决审理查明部分并无195000元购车款描述；第四，保证担保与欠条的区别显而易见，刘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出具欠条之时应知晓该欠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综上，刘莹主张2010年9月17日欠条系其因担保购车款而出具，本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欠条记载的款项为欠款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刘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亮 审判员 刘 强 审判员 朱晓非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