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民终1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炳大，男，194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志强，绍兴市越城区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育才冶炼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滨海新城沥海工业区5幢、3幢等。法定代表人：李孟珍，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法定代表人：叶青，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妙，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华，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孟珍，女，195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迪根，男，1948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上述被上诉人绍兴市育才冶炼有限公司、李孟珍、谢迪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震辉，浙江兴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炳大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育才冶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育才公司）、绍兴市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斗门资产公司）、李孟珍、谢迪根股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3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炳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志强，被上诉人育才公司、李孟珍、谢迪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震辉，被上诉人斗门资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妙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炳大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何炳大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何炳大投入20000元取得20股股权性质认定错误。绍兴县熔炼厂（后更名为绍兴市熔炼厂）于1993年6月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何炳大于1993年6月28日投入20000元取得20股股权，并发给何炳大股权证，应认定为股权。而一审法院认为：“绍兴县熔炼厂从始至终工商登记均系集体所有制企业，虽然该厂在1993年尝试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根据当时的规定，尤其是1994年绍兴县转发了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县属企业转换机制若干试行意见》，绍兴县熔炼厂这类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需履行申请、审核、批准及工商登记的审批程序，现未有证据证明该厂1993年的改制履行了上述程序，故该厂并未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何炳大主张对原绍兴县熔炼厂有股权不能成立。”育才公司在1993年尝试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其未告知何炳大股份合作制改造不成功，也未退给何炳大投入的股金，收回股权证。即使如一审法院所说，企业改制不成功，但是何炳大实际持有育才公司的股权，应为实际或转化为内部股东，何炳大应享有股东的权益。综上，育才公司在改制、转制过程中未对何炳大所持的股权作出处理，应视为何炳大对育才公司持有股权。育才公司辩称，一、对于何炳大的“股权成立”及其“股权转让成功”与否的问题，关键取决于1993年6月原绍兴县熔炼厂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否改制成功，而其改制是否成功的标志，则是其是否在经主管部门审批的基础上，最后完成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工商登记。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原绍兴县人民政府绍县政（1994）196号《关于县属企业转换机制若干试行意见》关于审批程序的规定，认为何炳大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原绍兴县熔炼厂依法履行了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所必须经历的申请、审核批准和工商登记等审批程序，认定原绍兴县熔炼厂并未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何炳大主张的对原绍兴县熔炼厂拥有股权不能成立。企业转制必须要经主管部门的审批以及工商部门的登记，是我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一条原则。因此，尽管何炳大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收款收据、股权证，甚至《绍兴县熔炼厂股份制章程》（一审中提交的并不完整，且没有工商机关的档案章），但其只是一般程序性的基础资料与文件，缺乏主管部门的批准和工商登记，因此，应认定股份合作制改造胎死腹中，半途夭折。何炳大所谓“股权成立”就是一句空话，所谓“股权转让”更是遥不可及。二、何炳大提出，育才公司在改制、转制过程中，未对何炳大所持的股权作出处理，应视为何炳大对育才公司持有股权。育才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交相关证据，如《举证意见（一）》中的第1、5、6、7组证据，《举证意见（二）》中的第1、2、3组证据，特别是《举证意见（一）》中的第5号证据，即原绍兴县审计事务所绍县审所（99）530号《资产评估结果报告书》明确将其未领取的286000元的现金，作为“个人现金股转入”处理。综上，一审判决驳回何炳大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斗门资产公司辩称，何炳大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何炳大的上诉请求。一、从原绍兴县熔炼厂（注：2000年因行政区划变更更名为绍兴市熔炼厂）的工商登记信息来看，原绍兴县熔炼厂（绍兴市熔炼厂）系原斗门镇人民政府下属集体企业，管理机关为斗门镇人民政府。原绍兴县熔炼厂（绍兴市熔炼厂）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及向何炳大颁发股权证的行为并未经过管理机关斗门镇人民政府同意，故该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何炳大对绍兴县熔炼厂（绍兴市熔炼厂）不享有股权，何炳大缴付的2万元只能按借款进行处理，斗门资产公司在对绍兴县熔炼厂（绍兴市熔炼厂）进行改制时已将何炳大缴付的2万元作为绍兴县熔炼厂（绍兴市熔炼厂）的债务并约定由受让方谢迪根承担，在转制过程中斗门资产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二、根据1999年6月30日签署的绍兴县熔炼厂（含威迈公司）改制方案及债权债务接收清偿备忘录第三条、2000年7月18日签署的绍兴县熔炼厂（含威迈公司）改制方案及债权债务接收清偿备忘书补充条款第七条的约定，绍兴县熔炼厂经审核确认的负债总额38164617.76元由受让方谢迪根承担，与出让方斗门资产公司无涉。故何炳大缴付的2万元款项与斗门资产公司无关。李孟珍辩称，一、同意育才公司的答辩意见。1993年原绍兴县熔炼厂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未能成功，1999年拟改制为公司制时，其依然为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因此，期间包括何炳大在内的向其全体职工招募的资金，其性质应为借款，不能称之为股金。其于1999年实施的公司制改造，更不能称之为股权转让纠纷。二、育才公司登记成立于2000年11月1日，由斗门资产公司与李孟珍各按52.5%和47.5%比例共同出资组建。至2002年10月，因行政区划变化而改为绍兴市熔炼厂，再至2003年4月经其清算小组提交《资产清算结果报告》而消亡（此前因未及时办理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因此，即使是根据何炳大所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何炳大与李孟珍个人并没有任何联系。综上，请求驳回何炳大的上诉请求。谢迪根辩称，同意李孟珍意见。此外，谢迪根原系原绍兴县熔炼厂法定代表人。1999年上半年，根据上级意见，斗门镇人民政府决定将原绍兴县熔炼厂改制为公司制企业。2000年11月8日，斗门资产公司代表其主管部门，与谢迪根签订了《绍兴市熔炼厂整体改制协议》一份，以“零资产”的方式将其整体转让与谢迪根，并由谢迪根自行组建新的有限责任公司。据此，谢迪根委托其妻李孟珍以其名义与斗门资产公司共同组建了育才公司，并于2000年11月1日经登记设立。此后虽又于2003年4月30日签署了《资产清算结果报告》一份，但只是作为其清算小组成员之一与他人联签，而并非代表育才公司对所涉资产以及债权、债务进行了接收，更不是将其中的相关资产占为个人所有。因此，即使是根据何炳大所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何炳大与谢迪根个人并没有任何联系。综上，请求驳回何炳大的上诉请求。何炳大于2019年4月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育才公司立即支付股权本金20000元，并支付22年利息66000元，股权收益378501.14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以464501.1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到实际付款日止的利息；2.判决斗门资产公司、李孟珍、谢迪根对上述第一项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6月，原绍兴县熔炼厂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为由，向职工招股，该公司盖章的《招股通知书》记载“对现金股的资金按年利率15%计息支付……股金（每股1000元）交款日期为六月二十日前”。何炳大在1993年6月20日交了2万元，认购了20股，该厂向何炳大发放了股权证，股权证记载“1.本企业注册资金人民币404.6万元。2.本证根据绍兴县农经委（93）号文件批准印发。”何炳大于1994年、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得红息分别为8200元、8200元、8200元、8400元。1994年9月24日，绍兴县转发了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县属企业转换机制若干试行意见》，该意见规定：五、审批程序（一）股份合作制企业及企业拍卖、兼并由企业提出申请，主管部门审核、报县体改办批准，再向工商部门注册登记领取执照。（四）有限责任公司，老企业改造的有限责任公司属规范化股份制，政策性和法律性较强，应由县体改办根据公司法规定设立条件，负责验证，工商部门审核登记。现未有证据证明原绍兴县熔炼厂1993年改组股份合作制企业经审批手续，并未办理工商登记。该厂至2000年6月28日因歇业注销时，注册资本仍为100.7万元，企业类型仍为集体所有制。1999年5月5日，绍兴县审计事务所出具一份对绍兴县熔炼厂的《资产评估结果报告书》，所附的资本公积评估明细表记载该厂个人现金股28.6万元，备注应归还，转长期借款。1999年6月30日，绍兴县斗门镇人民政府、绍兴县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绍兴县熔炼厂、浙江威迈铝铸造有限公司盖章确认一份《绍兴县熔炼厂（含“威迈公司”）改制方案及债权债务接收清偿备忘书》，确认评估结果：“绍兴县熔炼厂”（含“威迈公司”）总资产为38164617.76元，总负债为38164617.76元，所有者权益为“零”。2000年7月18日，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资产经营公司与绍兴县熔炼厂盖章确认一份《绍兴县熔炼厂（含“威迈公司”）改制方案及债权债务接收清偿备忘书补充条款》，约定“备忘书”除含“威迈公司”外，补充再含：“绍兴县有色金属研究所”、“绍兴县育才熔炼厂”，上述企业均属同一方案内的改制企业；“绍兴县育才熔炼厂”由原校办企业变更为福利企业，并变更注册资本及法人代表；“绍兴县育才熔炼厂”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由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和李孟珍二方，拟将原注册资本肆万元变更增加贰佰万元正，其中：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出资105万元占52.5%、李孟珍出资95万元占47.5%……“绍兴县育才熔炼厂”变更增加的注册资本，当属改制后的企业所有。因为行政区域调整，原绍兴县熔炼厂于2000年8月申请变更名称为绍兴市熔炼厂，企业类型仍为集体所有制，主管部门为斗门镇人民政府，股东为斗门镇经济实业公司，该厂并就更名办理了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为100.7万元，并于2002年10月31日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注销。2000年11月8日，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甲方）与谢迪根（乙方）签订一份《绍兴市熔炼厂整体改制协议》，约定甲方将下属绍兴市熔炼厂（含该厂投资举办的“浙江威迈铝铸造有限公司”、“绍兴县育才熔炼厂”、“绍兴县有色金属研究所”）整体转让与乙方，绍兴市熔炼厂（含“威迈”、“育才”、“研究所”）总资产为38164617.76元，总负债为38164617.76元，净资产为“零”，以零资产转让形式整体转让与乙方自然人，由乙方受让后自行组建新的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乙方组建“绍兴市育才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58万元；绍兴市熔炼厂（含“威迈”、“育才”、“研究所”）原职工由乙方改制后企业妥善安置。2001年7月29日，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甲方）与李孟珍（绍兴市育才冶炼有限公司，乙方）签署一份《绍兴县育才冶炼厂体制转换协议补充条款》，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人民政府作为鉴证单位在该补充条款上盖章，该补充条款写明根据双方于2000年9月24日同为一方与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经济实业总公司签订《绍兴县育才冶炼厂体制转换协议》，由甲乙双方分别出资105万元、95万元，合计200万元注册组建“绍兴市育才冶炼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绍兴县育才冶炼厂转换体制组建公司属同一方案内的改制企业之一；公司实际注册资本为158万元；双方确认，公司实际注册的甲方83万元、乙方75万元资本全部属于乙方投入，甲方名义投入的83万元系按同一方案内企业改制操作需要填列；双方确认公司按公司法制定的章程运行后经营盈亏、债权债务等其他一切责任均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涉。2003年4月30日，绍兴市熔炼厂资产清算小组出具一份《绍兴市熔炼厂资产清算结果报告》给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写明该清算小组对原集体企业“绍兴市熔炼厂”因营业执照吊销后的清算结果报告，写明公司资产均并入转制组建的绍兴市育才冶炼有限公司。绍兴市育才冶炼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1月1日，注册资本158万元，法定代表人是李孟珍。2017年1月5日，李孟珍起诉至该院，该院于2017年2月10日作出（2017）浙0602民初274号民事判决，认定绍兴市育才冶炼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8万元全部属于李孟珍投入，绍兴市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名义持有的83万元股权除去同意转让案外人张理湘的67万元股权外，剩余16万元、百分比10.13%的股权为李孟珍所有。绍兴市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与绍兴市斗门经济实业总公司（2004年11月4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主管部门均是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人民政府，其中绍兴市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经营范围为对镇有集体资产在转换机制中进行管理服务。另查明，与何炳大同时期入股的职工后陆续退还资金并收到相应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何炳大认股20000元的性质。绍兴县熔炼厂从始至终工商登记均系集体所有制企业，虽然该厂在1993年尝试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根据当时的规定，尤其是1994年绍兴县转发了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县属企业转换机制若干试行意见》，绍兴县熔炼厂这类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需履行申请、审核、批准及工商登记的审批程序，现未有证据证明该厂1993年的改制履行了上述程序，故该厂并未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何炳大主张对原绍兴县熔炼厂有股权不能成立。但何炳大的20000元确实投入原绍兴县熔炼厂，故现何炳大请求返还，该院予以支持。另招股说明书写明了按年利率15%计息，故对20000元可按15%计息，其中1994年、1996年至1998年已分红息，根据股权证记载应包括红利及利息，结合何炳大起诉主张，计息为1995年度及1999年度至2019年4月7日本案立案前一日，即20000元的利息为62416.67元，对这一部分予以支持。对于股权收益即红利，因何炳大的股权不能认定，故不予支持。何炳大主张20000元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的利息，该院支持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何炳大要求对利息从起诉之日计付利息，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应向何炳大支付2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主体，考虑到1999年5月绍兴县审计事务所出具一份对绍兴县熔炼厂的《资产评估结果报告书》，所附的资本公积评估明细表记载该厂个人现金股28.6万元，备注应归还，转长期借款。后绍兴县熔炼厂包括关联企业进行了符合规定的改制，并最终设立了育才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结合绍兴县熔炼厂包括后更名的绍兴市熔炼厂已经不存在，故应由改制组建的育才公司负还款义务。斗门资产公司并非原绍兴县熔炼厂股东，谢迪根曾签署过改制协议，李孟珍是育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亦签署过转制协议，但并没有法律规定或三方曾承诺需对应返还何炳大的20000元及利息承担责任，故对何炳大要求斗门资产公司、李孟珍、谢迪根对育才公司付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予支持。关于育才公司抗辩何炳大的起诉主张超过诉讼时效，该院认为，现未有证据证明育才公司或转制过程中有相关部门向何炳大明确可退还20000元，或者何炳大与相关方约定了退还时间，且原绍兴县熔炼厂包括关联企业转制在2000年至2003年结束，故何炳大的起诉亦未超过20年，对育才公司这一抗辩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育才公司支付给何炳大20000元及至2019年4月7日的利息62416.67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000元从2019年4月8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履行；二、驳回何炳大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一是何炳大认股20000元的性质应如何认定，二是一审判决的利息是否正确，三是斗门资产公司、李孟珍、谢迪根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分别评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何炳大主张对原绍兴县熔炼厂持有股权，并提交了股权证、收款收据、绍兴县熔炼厂招股通知书等证据。对此，绍兴县熔炼厂1993年6月28日向何炳大颁发股权证，显示该厂在1993年尝试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根据1994年原绍兴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县属企业转换机制若干试行意见》，绍兴县熔炼厂这类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需履行申请、审核、批准及工商登记的审批程序，现未有证据证明该厂1993年的改制履行了上述程序，且绍兴县熔炼厂的相关工商登记均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故该厂并未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何炳大主张对原绍兴县熔炼厂持有股权不能成立。何炳大提出企业改制不成功，但是何炳大实际持有育才公司的股权，应为实际或转化为内部股东，何炳大应享有股东的权益。何炳大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何炳大提出的育才公司支付股权收益378501.14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何炳大提交的股权证红息分配记录显示，何炳大分别于1994年、1996年、1997年和1998年收取相应的红息，故一审法院对1995年度及1999年度至2019年4月7日本案立案前一日这一期间按招股说明书载明的年利率15%的标准计付利息，以及该2万元自2019年4月8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相应利息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何炳大利息请求的合理部分已予以支持，本院对何炳大不合理的利息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育才公司作为企业转制后新组建的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何炳大要求斗门资产公司、李孟珍、谢迪根承担连带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欠付款项应支付利息损失计算问题，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该日起应以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综上所述，何炳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78元，由上诉人何炳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伟审判员 陆卫东审判员 杨 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俞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