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4民再9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男，198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昌鹏，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立舟，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禹城市舜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市中办事处马庄村。法定代表人：王财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清，山东金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禹城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山东省禹城市行政街923号。法定代表人：滕海强，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男，禹城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亮，山东禹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禹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山东省禹城市行政街265号。法定代表人：邵传斌，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金辉，山东众成清泰（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福成，山东众成清泰（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禹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禹城市市中路158号。法定代表人：庞吉民，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涛，男，汉族，住禹城市，副局长。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禹城市舜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禹房产公司）、禹城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禹城市政府）、禹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禹城国资局）、禹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禹城住建局）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1482民初3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昌鹏、唐立舟，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清，被上诉人禹城市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亮，被上诉人禹城国资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福成，被上诉人禹城住建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请求，撤销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1482民初329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为被上诉人禹城市政府不应再成为本案适格的被告是错误的。禹城市迎宾路综合建设改造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虽被撤销，但它不具备法人资格，撤销前的民事债务本应由开办单位禹城市政府承担。禹城市政府将指挥部的债务划转给被上诉人禹城国资局和禹城住建局属于单方行为，对债权人不具约束力，故禹城市政府仍然是适格的主体。二、原审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指挥部不应再向上诉人承担合同义务，也是错误的。1.上诉人与指挥部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尚未解除，原审认定指挥部基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免除第三条的协助义务及其他合同义务，没有法律依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指挥部系禹城市政府设立的临时工作机构，主要处理专项行政事务，没有房地产开发建设资质。根据禹迎会纪字【2009】10号会议纪要，涉案楼盘的安置部分指定由国企禹城市众益城乡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对外出售部分由指挥部确定一家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公司，以该公司名义为主体对外出售，负责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用地土地批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房产证等手续。所以，指挥部系借用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资质开发涉案楼盘的对外出售部分，且指挥部与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均和上诉人签订涉案商住楼的买卖合同，二者的举动与禹迎会纪字【2009】10号会议纪要内容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双方存在资质挂靠关系，且双方均以签订合同的形式向上诉人承诺义务，故指挥部与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是法定和约定的合同主体，是适格的共同诉讼人，要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共同承担民事责任。三、原审认为，虽然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应当继续履行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照，但是由于合同中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与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在涉案地块房产开发范围证号不一致，导致不能履行协助义务却不是舜禹房产公司能够左右的事，因此，本案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为上诉人办理涉案房产土地证亦不应予以支持。该判决理由严重失实，违背法律和情理。1.涉案楼盘的对外出售部分土地证均已分割，办理了初始登记，随时可以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对此，上诉人已向禹城市不动产登记局证实。本案庭前协调期间，禹城市不动产登记局也将相关转移登记的表格拿给上诉人，让上诉人转交给被上诉人盖章。而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则以上诉人的原审起诉导致其败诉，造成其重大损失为由，不予配合。若要配合则应赔偿其经济损失数十万元，以此要挟上诉人。2.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格式合同，由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拟定，该合同第一条项目建设依据一栏并未载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只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原审认定没有依据。其次，不管合同填写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是什么，涉案楼盘都是合同书载明的“7-0086”，“总面积100812平方米”地块上的商品房。就本案单体建筑而言，涉案商品房对应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是建字第37148220120002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是地字第371482201000007，这是双方共识的事实。两个证件的办证时间分别是2010年、2012年，即早于合同签订时间。那么，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在合同中把它写成建字第371482201000001号，要么是一种笔误，要么是故意隐瞒。但无论是笔误还是隐瞒，都是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的过错，也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及其履行，因为从实际交付的情况来看，买卖的标的已取得建字第37148220120002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地字第371482201000007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还取得土地初始登记。本案上诉人的请求协助办理土地权属证书，而不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四、原审认为，本案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由于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取得土地权属证书，因此没有违约事实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保护，明显不当。1.是否由于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的原因致使无法取得土地权属证书，证明责任在于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而不是上诉人。商品房买卖合同第15条明确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后6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构备案。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如果没有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不动产登记机关何以收件、办理，出卖人办理权属登记是卖方义务，根据民事证据规定，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是否履行义务，证明责任在履行义务一方。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未能证明其履行了义务则构成违约，无需上诉人再加以证明，原审判决由上诉人举证并认定举证不足不当。2.原审庭审后，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当着法官的面公然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造成其败诉的所谓赔偿金不合常理。3.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如果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违约行为不能通过继续履行来补救，就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以金钱义务替代，不应不承担责任。舜禹房产公司辩称，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一、本案争议的楼房是上诉人于2011年9月14日通过拍卖的方式从山东金诺拍卖有限公司拍得由禹城市迎宾路综合建设改造指挥部作为转让方转让的，而不是2014年12月1日直接购买的舜禹房产公司的房屋。该房屋买卖的事实一审法院已经调查的很清楚。上诉人拍得位于禹城市花园小区房产一幢及其相应土地使用权后，指挥部为了给上诉人办理有关产权手续就根据指挥部以前的会议纪要借用舜禹房产公司的名义给上诉人办理有关产权手续。舜禹房产公司为了支持禹城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就按指挥部的要求提供了有关办证手续。在此事上舜禹房产公司纯属给政府帮忙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因为上诉人购买的楼房没有合法的办证手续，舜禹房产公司当时就给指挥部提供了舜禹房产公司以前开发的禹城“舜禹花园”的手续。当时房产管理部门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手续上对上诉人提供的材料审查的严格不符合给上诉人办证的要求，所以就没有给上诉人办理土地使用手续。当时舜禹房产公司已经完全按照指挥部的要求给指挥部出具了办理各种权属证书的有关手续，没有办出土地使用手续与舜禹房产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二、舜禹房产公司在本案中没有违约的事实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无法取得土地权属证书责任不在舜禹房产公司。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舜禹房产公司只是根据指挥部的要求提供有关办证手续，没享有商品房买卖合同收取房款这个最重要的权利也不应尽合同的义务，舜禹房产公司是协助指挥部并不是上诉人。如果上诉人坚持按照舜禹房产公司和上诉人签订的合同说事，认为舜禹房产公司应当按合同约定为其提供办证手续，那么上诉人就应当先按照合同约定给付舜禹房产公司购房款，否则上诉人是违约在先的。上诉人作为禹城市“乾丰首府”小区开发商股东，明知这种楼房不能办理产权手续，在指挥部的协调下在已经办理了房屋权属证书的情况下再要求办理土地手续不当。三、舜禹房产公司需要强调的几点：1.上诉人购买的指挥部委托拍卖的楼房按照当时的“规划设计条件”禹规设（2009）第07号“其他要求”8、9条的规定，是社区居委会综合用房和项目区域内配套建设的幼儿园，按设计规定不允许转让也不允许改变性质和用途。根本就不属于上诉人所称的“办公综合楼”。2.上诉人购买的楼房只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至今也没有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和“开工许可证”。按照规定上诉人什么证也不能办理。3.上诉人上诉状中所称的禹城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同意为其办理土地使用证不属实，禹城市不动产登记局将相关登记的表格给过上诉人也不等于就能按上诉人的要求办理土地使用手续。舜禹房产公司的有关人员曾和禹城市不动产登记局有关人员联系过，不动产登记局当时说的是只要提供出合法手续，同意按原来的设计用途办理土地使用手续而不是按上诉人的房产证注明的用途办理土地使用权手续。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禹城市政府辩称，禹城市迎宾路建设指挥部已于2018年5月被撤销，相关权利义务已由禹城国资局和禹城住建局承继，一审判决认为禹城市政府不是本案合格主体是正确的，所以请求驳回上诉人对禹城市政府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禹城国资局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指挥部不应当再承担合同责任。一、指挥部与舜禹房产公司并非是上诉人所称的“挂靠关系”，挂靠关系的必备形式为指挥部借用舜禹房产公司资质在前，建造房屋在后，否则所谓“挂靠”便不存在，而本案顺序恰好相反，故本案与挂靠行为无关，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指挥部与舜禹房产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二、本案中指挥部已经履行了《房地产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义务。首先，有以下几个案件事实需要特别关注：1.2015年5月6日，**已经取得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2.不论是《房地产转让协议》还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卖标的物均为花园社区综合楼，《房地产转让协议》第一条中的土地使用权为花园小区商品房相应的土地使用权；3.《物权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七条，《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二条均规定了“房地一体原则”；4.上诉人在取得房屋产权证书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已经实施，即国家已经实行房产证和土地证“两证合一”制度。基于上述事实，既然上诉人已经取得房屋产权证书，则不论是指挥部还是舜禹房产公司均应视为已经履行了协助上诉人办理产权证书的义务。三、即便**需要单独办理土地使用权属证书而无法办理，上诉人也应自行承担标的物瑕疵责任。第一，《房地产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指挥部，而不是通常中的开发商，再者该协议相应的条款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明显不同。上诉人作为房地产开发公司股东，应明知该房屋与购买商品房所能获得的合同利益显然不同，上诉人不具有主客观上的善意。第二，该协议第三条约定“如果国家政策发生变化不能办理过户时，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结合第一点，并适用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原则，该条含义应解释为虽经指挥部配合，但相关权属证书仍然不能办理的，上诉人对此豁免指挥部的责任。第三，结合第二大项的答辩意见，指挥部已经按照该协议第三条约定为上诉人办理了相关产权证书，履行了合同的约定义务。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禹城住建局辩称，禹城住建局根据禹城市政府的指示共同接收了指挥部的职责，配合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另外，上诉人已经与舜禹房产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这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因此各方均应认同合同合法性，不应该追加禹城住建局为连带责任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禹城市舜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禹城市人民政府、禹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禹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协助原告**办理坐落于禹城市迎宾路西九一广场南花园社区综合楼土地使用权权属证书；2、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给原告**逾期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的违约金（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原告实际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日止一人民币4880000元为基数，参照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14日，原告**从山东金诺拍卖有限公司拍得由禹城市迎宾路综合建设改造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作为转让方转让的位于禹城市花园小区商用楼房一幢及其相应土地使用权，面积2182平方米。而后原告与指挥部、山东金诺拍卖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地产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协议第二条约定房地产的竞拍价格及相关事项，该标的物，甲方拟定竞拍转让底价为肆佰伍拾捌万贰仟元，乙方在2011年9月14日10时的拍卖会上以四百捌拾捌万元价格拍卖成交（不含买卖契税等所有过户费用）；第三条约定房地产过户及相关事宜，甲方负责提供房地产过户所需的手续（资料），并积极协助乙方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如乙方不愿过户或自愿放弃过户，以及如因国家政策发生变化不能办理过户时，甲方不承担其任何责任；第四条付款方式、条件及相关违约责任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拍卖标的物一切所有权归乙方所有。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乙方应将拍卖成交价款四百捌拾捌万元全部支付给甲方。如乙方未按规定支付拍卖成交价款，每延迟一天，应按延迟部分金额的1‰支付滞纳金。之后，原告将房款488万元支付给指挥部。因指挥部不具备房产开发资质，于是委托有资质的舜禹房产公司用以协助原告完善办理房屋买卖各项手续。2014年12月1日，舜禹房产与**签订了《禹城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载明：出卖人为禹城市舜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买受人为**。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合同规定项目中的花园社区综合楼，建筑面积2154.44平方米，单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2265.09元，总金额为四百捌拾捌万元。第十五条明确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后6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再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2014年12月1日，舜禹房产公司给**出具了4880000元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2015年4月21日，禹城市地方税务局为**出具了146400元的契税税收完税证明。2015年5月6日原告取得迎宾路西九一广场花园社区综合楼的“德禹房权证禹城市字第××号”证明书。原告于2016年5月16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1、判令被告禹城市舜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助原告**办理坐落于禹城市迎宾路西九一广场南花园社区综合楼土地使用权权属证书；2、判令被告禹城市舜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赔偿给原告**逾期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的违约金（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原告实际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日止以人民币4880000元为基数，参照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另查明，禹城市迎宾路综合建设改造工程指挥部已被撤销，其权利义务承接单位为禹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和禹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三个争议焦点一是涉案责任主体问题；二是原告之要求被告办理房产土地使用权证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问题；三是违约金要求是否应予保护。关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涉案被告的是否适格的问题。首先，本案中的指挥部系被告禹城市政府临时成立的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后来因指挥部被撤销，其全部权利义务已经由被告禹城国资局和被告禹城住建局继受，因此作为指挥部的开办单位禹城市政府不应再成为本案适格的被告。其次，指挥部与原告及山东金诺拍卖有限公司签署的房地产转让协议的实质是一份买卖合同，且是真实的房屋买卖交易，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价格虚夸不实或者侵害国家、集体和第三方利益或其他致使合同无效的问题。因指挥部不具备房产开发的资质，由其委托有资质的被告舜禹房产公司与原告签订书面房产买卖合同，目的是为了能够让舜禹房产公司协助其办理房产产权证照手续。当原告与被告舜禹房产公司自愿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后，指挥部与原告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中的第三条的协助义务即告终结。指挥部不应再行向原告承担合同义务，则其权利义务的承接单位即被告禹城国资局、被告禹城住建局亦不应成为本案适格责任主体。因此，原告要求追加禹城市政府、禹城国资局及禹城住建局为被告并承担责任，不应得到支持。关于原告之要求被告办理房产土地使用权证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问题。对于原告与被告舜禹房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首先应当凸显其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就是签订合同的自愿性。本案原告与被告舜禹房产公司均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以合法的方式签订的合同。被告舜禹房产公司在（2016）鲁1482民初1168号案件开庭时辩称“被告已经为原告办理了房产证，有土地大证，可以在银行贷款，也可以进行转让，对原告没有任何损失。”足以证实被告舜禹房产公司认可合同并且在积极履行着协助原告办理产权证的义务。因此，被告舜禹房产公司应当继续履行协助原告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照。但是，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是要尊重客观现实并且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的，本案原告与被告舜禹房产公司虽然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由于合同中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与被告舜禹房产公司的在涉案地块房产开发范围证号不一致，《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本案合同中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与被告舜禹房产公司的证号不一致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合同虽然是有效合同，但是履行不能却不是被告舜禹房产公司能够左右的事实，因此本案原告要求被告舜禹房产公司为原告办理涉案房产土地证亦不应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的违约金要求是否应予保护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满未能取得凡物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的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由于出卖人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取得土体权属证书，因此没有违约事实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保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由舜禹房产公司盖章的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虽然是舜禹房产公司让**在空白的委托书上签字，但是系为了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委托书，证明舜禹房产公司同意并且实际履行过办证义务，所以并不存在舜禹房产公司所称的其不应该承担办证义务的事实及理由。庭后，上诉人**又提交空白不动产登记申请表、空白宗地分割转让登记证明、花园社区（028）幢业主宗地图、花园社区综合楼房屋分户平面图，主张四份材料均是禹城市国土资源局针对涉案房屋的办证向上诉人提供的，证明只要被上诉人予以配合签章，涉案房屋可以办理土地证。另提交权利人为庞秋菊的不动产权证书，用于证明花园小区其他业主都已经办理了土地以及房屋产权合一的不动产登记证。舜禹房产公司质证称，舜禹房产公司根据指挥部的要求给上诉人出具过空白手续，空白的委托书证明了原来办过证而没有办下来，并不是说原来没有协助上诉人，所以说没有办下证来的责任并不在舜禹房产公司。对上诉人提交的不动产登记表、宗地分割转让登记证明、花园社区宗地图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上诉人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购买的房屋能办不动产登记证。对花园社区综合楼房屋分户平面图合法性、真实性均有异议，花园社区综合楼本身在规划设计里是不存在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也没有综合楼的情况，不能作为能给上诉人办证的依据。对上诉人提交的庞秋菊不动产权证书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诉人证明内容有异议，庞秋菊的房屋是拆迁安置房，是禹城市政府协调办理的，回迁安置房能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不代表经拍卖所得房屋也能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禹城市政府质证称，上诉人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不是新证据，不同意质证；上诉人提交的空白不动产登记申请表、空白宗地分割转让登记证明、花园社区（028）幢业主宗地图、花园社区综合楼房屋分户平面图等证据并不能代表涉案房地产可以办理相关合法登记手续，最终应以相应的行政机关审核通过为准。对庞秋菊的不动产登记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庞秋菊系正常的拆迁回迁户，与本案争议的不动产性质没有可比性。禹城国资局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委托书不发表意见，上诉人提交的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和宗地分割转让登记证明系制式表格，上面既没有上诉人的名称，也没有行政机关的签章，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宗地图仅是对花园社区的客观反映，与上诉人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没有关联，并且宗地图和房屋分布平面图上加盖印章的有效期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上诉人于2020年1月13日提交上述证据，已经超过证据的有效期间，庞秋菊的不动产权证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禹城国资局对两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禹城住建局质证称，因上诉人提交的委托书与禹城住建局无关，不发表意见。本院对当事人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提交的由舜禹房产公司盖章的委托书，舜禹房产公司认可其真实性，也认可曾根据指挥部的要求给上诉人出具过空白手续，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交的两份空白不动产登记申请表、空白宗地分割转让登记证明，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该证据只是由行政机关制作的空白制式表格，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提交的花园社区（028）幢业主宗地图、花园社区综合楼房屋分户平面图，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只要舜禹房产公司配合签章，涉案房屋可以办理土地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户名庞秋菊的不动产权证书，被上诉人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及被上诉人舜禹房产公司、禹城市政府、禹城国资局、禹城住建局均同意按照案涉房产的规划要求，协助办理案涉房产的不动产登记证。2020年4月8日，本院收到**邮寄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年前（春节前），各被告同意配合**办证。年后，受疫情影响，**于2020年3月1日从福建老家返回禹城，隔离14天后，与舜禹房产公司联系要求其配合办证，舜禹房产公司却要求**支付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等费用，才配合办证，**不同意支付额外的费用。经法院协调，舜禹房产公司同意配合**办证。舜禹房产公司于2020年4月2日给**在《不动产登记申请表》等办证所需材料上盖章，**随后将材料交到禹城房管局。禹城房管局答复需经单位领导研究后发证，现正在研究中。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禹城市政府、禹城国资局、禹城住建局是否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及应否承担责任；2.舜禹房产公司应否承担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2011年9月14日，上诉人**从山东金诺拍卖有限公司拍得由指挥部作为转让方转让的涉案楼房及其相应土地使用权，并与指挥部签订《房地产转让协议》。首先，因指挥部是禹城市政府设立的临时机构，指挥部被禹城市政府撤销后，其权利义务被禹城国资局和禹城住建局承继。其次，根据禹迎会纪字【2009】10号会议纪要，涉案楼盘对外出售部分由指挥部确定一家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公司，以该公司名义对外出售，因此，由指挥部安排，2014年12月1日，**与舜禹房产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说明**同意《房地产转让协议》中关于由指挥部协助履行办证的义务由舜禹房产公司履行，指挥部不再承担相应义务。因此，禹城市政府及禹城国资局、禹城住建局不是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故不应承担责任。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2014年12月1日，**与舜禹房产公司按照指挥部的安排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并未向舜禹房产公司交付房款，舜禹房产公司在合同中只有义务，没有相应权利，该合同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舜禹房产公司的办理不动产证的义务不应以普通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准要求。2011年9月14日，上诉人**与指挥部签订《房地产转让协议》，舜禹房产公司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义务源于指挥部在《房地产转让协议》中的义务，因此，舜禹房产公司的义务应等于指挥部的义务，不应大于指挥部的义务，否则将构成**未支付对价获得额外的权利，也违背了指挥部安排当事人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初衷。《房地产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房地产过户及相关事宜，甲方负责提供房地产过户所需的手续（资料），并积极协助乙方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如乙方不愿过户或自愿放弃过户，以及如因国家政策发生变化不能办理过户时，甲方不承担其任何责任。由此可见，指挥部的义务仅是提供手续、协助办理，如因国家政策发生变化不能办理过户时，不承担其任何责任，并不是保证办理。本院二审期间，舜禹房产公司已经在**《不动产登记申请表》等办证所需材料上盖章，**也已经将办证材料提交给办证机关，舜禹房产公司已经适当的履行了合同义务。即使有关行政机关因政策变化不给**颁发不动产登记证，舜禹房产公司也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仕东审判员  赵瑞玲审判员  叶卫国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齐鑫卉书记员刘晨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