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终1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童石军，男，1944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三亚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嘉丰商融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E座301室。法定代表人：童石军，总经理。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郑明，海南众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德，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富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中路59号中源酒店四楼。执行事务合伙人：济南文景投资合伙企业（委派代表：徐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芹丛，北京京师（三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童石军、海南嘉丰商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富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林企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民初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童石军、嘉丰公司的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2018）琼0106民初871号民事判决；2.判令发回重审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上诉人童石军、嘉丰公司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一审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和法律适用错误，具体如下：一、一审认定《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2002年4月5日）、《贷款到期通知书》（2012年10月30日），不构成债务的重新确认。银行贷款1998年10月18日到期，按照一审认定银行的第一次催收是2002年4月5日，诉讼时效早已届满。催收通知书，只是证明三亚泰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星公司）收到，不代表对债务的重新确认。二、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看出，《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2002年4月5日）和《贷款到期通知书》（2012年10月30日）是泰星公司给农行盖章的空白催收通知单，根据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以空白文书的方式放弃诉讼时效，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借款到期后债务人在多份空白催收通知单上加盖公章如何计算诉讼时效的请示的答复》（〔2004〕民二他字第28号）明确：“时效制度属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依自由意志排除时效的适用或改变时效期间。故即使按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多数意见认为“食品公司在空白催收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其授权京开大道农行可以根据需要在催收通知单上任意填写时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即放弃了因时效期间届满而产生的时效利益和抗辩权”，但因其属于提前抛弃时效的行为，亦应认定为无效。”本案中，1998年农行工作人员为了节约时间，要求泰星公司将两份空白催收通知单上加盖公章后给农行，而农行三亚分行后期的工作中根据需要，私自填写时间，既违背了泰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也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而一审判决认为诉讼时效中断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在富林企业提供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2002年4月5日）和《贷款到期通知书》（2012年10月30日）存在明显瑕疵的情况下，还确认其三性及证明力，存在严重的错误。《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落款时间的“2”字存在明显的涂改，双方均认可。《贷款到期通知书》落款时间的“1”字存在无法确认是“0”还是“1”，富林企业起初认为是“0”，其后又认为是“1”，肉眼无法确认是“0”还是“1”，因此存在严重的瑕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中“2”字的涂改，明显是为了获取诉讼时效中断而进行的涂改，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瑕疵证据认定中，认为：“对于存在明显瑕疵的证据，举证人有义务对存在的瑕疵作出合理解释，该合理解释实质就是进一步举证说明。”“负继续举证责任，如至法庭调查结束，仍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将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本案中，富林企业不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和《贷款到期通知书》的具体落款时间，因此应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已届满。事实上，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嘉丰公司和童石军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以该院司法鉴定技术处去函省高院是否抽外省法院入册机构进行鉴定进行请示，省高院未收函回函而暂不予对外委托，因此一审法院终止鉴定程序。根据《海南省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管理规定（试行）》第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开展司法鉴定的对外委托业务时，应当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名册中选择；特殊类型的鉴定业务，应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选择具有专业知识的机构和人员进行鉴定。需要委托省外有关部门进行鉴定的，应当上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审核备案。”可见，此类鉴定权利在一审法院，一审法院鉴定只需给省高院备案，而无需向省高院请示。因此，一审终止对外委托鉴定，没有依据。也导致案件未能查清事实。四、一审判决认定农行三亚分行从2003年3月25日到2014年12月22日在报纸上公告催收，为有效的债权催收，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的规定，公告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当事人下落不明；2.省级媒体。本案不存在下落不明，同时三亚晨报也不是省级有影响力的媒体。因此涉案债权在报纸上公告催收或转让，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也不产生通知转让债务的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第十二条关于《纪要》的适用范围明确规定：“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农行从农发行受让的贷款，不属于不良债权，不享有金融不良债权可以在报纸上公告代替催收的豁免权。五、一审超出资本注册范围要求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本金500万元及利息，没有法律依据。该款“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该处的“相应”责任，只限于其股东出资责任，即200万元范围内，而不应是无限责任。被上诉人富林企业答辩称：龙华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予维持。一、被上诉人富林企业不存在涂改证据的行为，2002年4月5日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的时间确实为2002年4月5日，富林企业没有涂改时间的必要，因为2003年3月25日进行了报纸公告催收，无论是2002还是2001对本案诉讼时效的持续性没有任何的影响。同样的道理，2012年10月30日的《贷款到期通知书》上的时间对本案的诉讼时效也没有影响，因为在2011年3月23日和2013年1月19日均存在催收，被上诉人没有必要故意将2002年10月30日说成2012年10月30日。二、本案的债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该债权存在着连续有效的催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不良资产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内容：“依据我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条规定，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一条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包括国有控股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贷款，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贷款后，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可以适用本院发布的上述规定”。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本案中的报纸公告催收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以上法律规定是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特别规定。三、两上诉人认为应当在注销前的注册资金200万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主张是错误的。泰星公司最初注册资本金为2000万，其后来减少注册资本金为200万，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减少注册资本金的，公司应当通知债权人，泰星公司未通知债权人，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在泰星公司的注销清算报告中，第六条明确写明：泰星公司注销后，如有遗留的债权债务及其他问题，由全体股东负责。同时两上诉人作为股东还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以上债务的承担并不以注销前的注册资本金为限。被上诉人富林企业的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童石军、嘉丰公司共同向富林企业偿还受让的债权本金5000000元及受让的利息2727706.04元（利息计算截止基准日为2017年10月12日）；2.判令童石军、嘉丰公司共同向富林企业支付从2017年10月13日起至还清所有借款本息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5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8.4‰计息，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止逾期利息为118500元）;3.确认富林企业对泰星公司开发的泰星大厦的房屋所有权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童石军、嘉丰公司共同承担富林企业为实现上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服务费301619.32元和保函费；5.由童石军、嘉丰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1994年10月18日，泰星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三亚市分行（以下简称人行三亚分行）签订《专项贷款合同书》，约定泰星公司向人行三亚分行借入海南低息专项贷款5000000元用于泰星商业大厦项目建设，贷款期限为4年，即从1994年10月18日起至1998年10月18日止。贷款利率为月息8.4‰，按季收息。贷款逾期按银行贷款规定加收利息。泰星公司以泰星大厦房产作抵押。《专项贷款合同书》签订后，人行三亚分行向泰星公司发放了贷款。1997年5月26日，泰星公司向人行三亚分行出具《回执》，确认至1997年4月30日止，泰星公司尚欠人行三亚分行贷款本息6001750元，其中贷款本金5000000元，贷款利息1001750元。1997年7月7日，人行三亚分行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亚市分行（以下简称农发行三亚分行）及泰星公司签订《债权协议转让书》，约定农发行三亚分行向人行三亚分行支付贷款本金5000000元，人行三亚分行将其对泰星公司的上述债权（本金和利息）全部转让给农发行三亚分行。人行三亚分行与泰星公司原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期限、用途、利率、还款办法、违约责任以及原合同项下所设定的担保对农发行三亚分行和泰星公司仍然有效。泰星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童石军作为债务人在上述《债权协议转让书》上签章。2002年4月5日，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以下简称农行三亚分行）向泰星公司送达《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通知泰星公司贷款已到期。截止1999年3月20日，泰星公司欠该行贷款本金5000000元及利息1966000元。要求泰星公司抓紧筹措资金还款，否则该行将依法进行清收。泰星公司作为借款人在该《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章，王兵在借款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处签名。农行三亚分行分别于2003年3月25日、2004年11月17日、2005年6月24日、2005年12月13日、2006年4月26日、2007年4月27日、2008年4月30日、2009年5月16日在三亚晨报上刊登催收公告向泰星公司催收。2009年4月16日，农行三亚分行再次向泰星公司出具《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要求泰星公司立即偿还5000000元贷款本金，利息另计。2009年4月20日，农行三亚分行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向泰星公司邮寄上述《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2012年10月30日，农行三亚分行向泰星公司送达《贷款到期通知书》，催告泰星公司清偿贷款本息。泰星公司在该《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借款人处签章确认，王兵在签收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处签名。农行三亚分行分别于2011年3月23日、2013年1月19日、2014年12月22日、2016年11月26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催收公告向泰星公司催收。2016年12月30日，农行海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海南分公司）签订《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约定农行海南省分行将对泰星公司的上述债权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截至2015年12月20日，共计本金5000000元，利息1656775元。主债权之从属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该主债权对应的保证、抵押、质押等一切从权利，随主债权一同转让。农行海南省分行承诺与信达海南分公司采取《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的方式履行债权转让告知义务。2017年5月4日，农行海南省分行与信达海南分公司在海南日报上联合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农行海南省分行公告通知泰星公司债权转让，信达海南分公司作为债权人向泰星公司进行催收。后信达海南分公司将包含本案泰星公司债权在内的27户债权资产包拍卖。2017年9月18日，富林企业以23130万元的成交价格将上述债权资产包拍下。2017年9月20日，信达海南分公司与富林企业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富林企业以《拍卖成交确认书》所载明的上述拍卖成交价格作为购买泰星公司等27户债权资产包的转让价款。在富林企业支付完毕全部转让价款之日，上述债权从信达海南分公司转移至富林企业。《债权转让合同》所附资产包明细表显示，截至2017年4月30日，对泰星公司债权本金为5000000元，利息为2382100元，本息合计7382100元。担保情况为：约定以泰星大厦及三亚市公安局河东派出所和泰星公司名下位于三亚市河东一路，面积为1060.2平方米土地抵押，但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债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富林企业于2017年10月12日向信达海南分公司付清全部转让价款。2017年10月13日，信达海南分公司在海南日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另查：泰星公司于1992年8月24日成立。1997年8月22日，泰星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童石军变更为王兵。2007年2月2日，经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泰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兵变更为童石军，股东由海南湘琼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三亚皇华经贸招商有限公司变更为海南湘琼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1900万元，占95%）、童石军（100万元，占5%）。2011年6月8日，经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法定代表人由童石军变更为游岳。董事会成员由李诗卉（监事）、童石军（董事长、总经理）、王华（董事）、周东（董事）变更为李诗卉（监事）、童石军（董事长）、王华（董事）、游岳（总经理）、周东（董事）。2016年4月23日，泰星公司在海南日报上刊登注销公告，称该司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有关债权人自登报日起45天内前到该司办理相关事宜。2016年6月25日，泰星公司出具《注销清算报告》，报告载明清算过程为：1.因项目原因，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清算组成员由童石军、李风皎、郭芬担任，童石军为清算组负责人。2.清算组已在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了所有债权人，并于2016年4月23日在海南日报上第A07版刊登了注销公告。3.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制定了清算方案，并报请股东大会确认。报告载明清算结果：1.清算组按制定的清算方案处置公司财产，并按法律规定的清偿顺序进行清偿。2.清偿顺序如下：（1）支付清算费用：10万元；（2）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6万元；（3）缴纳所欠税款0元；（4）公司债务0元；（5）清偿后的剩余财产，按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3.公司债务已全部清偿。4.公司财产已处置完毕。5.已于2016年8月3日注销三亚国税登记。6.泰星公司注销后，如有遗留的债权债务及其他问题，由全体股东负责。童石军、李风皎、郭芬在清算组负责人及成员处签字。童石军、嘉丰公司在股东签字处签名、盖章，确认“上述清算报告已经股东会通过，股东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2016年8月8日，经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泰星公司注销。泰星公司注销时，该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股东为嘉丰公司（持股95%）和童石军（持股5%）。又查：富林企业委托北京京师（三亚）律师事务所指派王芹丛律师代理本案诉讼，支付律师服务费301386元。富林企业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保全，并提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保函作为担保。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26日作出（2018）琼0106民初87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童石军名下的房产。富林企业为此支出保险费6277元，保全费5000元。再查：童石军、嘉丰公司于2018年3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申请对富林企业提供的证据5《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及证据6《贷款到期通知书》中的字迹及公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对外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8年9月5日，该鉴定中心向一审法院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告知一审法院由于本案检材落款时间和鉴定申请方的怀疑形成时间距今均超过该中心时间鉴定的有效期限，故该案无法实施。该中心决定终止此次鉴定，送检材料一并退回。2018年9月7日，一审法院司法鉴定技术室出具（2018）龙鉴委字第61号《终结对外委托说明书》，决定终结对外委托。后童石军、嘉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新的鉴定申请，要求对上述两份通知书上泰星公司的公章的形成时间按照特殊类型业务委托国内不在海南省高院鉴定名册但有资格鉴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富林企业认为童石军、嘉丰公司再次申请鉴定不符合法定程序，且不同意选用海南省高院名册外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19年6月6日，一审法院司法鉴定技术室向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发询问函，询问该所能否就上述两份通知书上字迹和公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9年6月13日，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向一审法院回函，答复如下：该所经文证审查后认为，受文书鉴定技术发展所限，该所未开展文书绝对书写时间鉴定。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之规定，该所决定不予受理。本案的委托事项可以变更为对上述两份通知书中泰星公司的盖印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9年7月27日，一审法院司法鉴定技术室向一审法院民二庭复函如下：就本案是否抽选外省法院入册机构进行鉴定的问题，该技术室曾两次发函向省高院请示，但省高院均不予收函，也不予书面回复。鉴于此，该技术室决定就本案委托鉴定事项暂不予对外委托。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债权转让对泰星公司是否发生效力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原债权人为人行三亚分行，后人行三亚分行将债权转让给农发行三亚分行，且人行三亚分行、农发行三亚分行与泰星公司三方签订了《债权协议转让书》。该《债权协议转让书》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泰星公司对债权转让给农发行三亚分行的事实知情，泰星公司应向农发行三亚分行履行还款责任。后农发行三亚分行将债权转让给农行三亚分行。农行三亚分行分别于2002年和2012年向泰星公司送达《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和《贷款到期通知书》，泰星公司在上述两份通知书上签章确认。由此，农行三亚分行已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泰星公司，且泰星公司已认可向农行三亚分行偿还债务。后农行三亚分行于2013年、2014年、2016年在海南日报上刊登了催收公告，向泰星公司主张债权。2016年12月30日，农行海南省分行将债权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转让双方于2017年5月4日在海南日报上联合发布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海南日报为省级报刊，农行在海南日报上以公告方式通知泰星公司债权转让，即为已将债权转让事实通知泰星公司，该转让对泰星公司发生效力。2017年10月，富林企业向信达海南分公司付清转让价款，信达海南分公司在海南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信达海南分公司以公告形式通知泰星公司债权转让的事实，该转让对泰星公司发生效力。泰星公司应向富林企业履行还款责任。童石军、嘉丰公司辩称本案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农行三亚分行受让债权后，分别于2002年4月5日和2012年10月30日向泰星公司送达了《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和《贷款到期通知书》，泰星公司在上述两份通知书上签章确认。泰星公司的签章行为是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中断。后农行三亚分行在2013年、2014年、2016年均在海南日报上刊登公告向泰星公司主张债权，诉讼时效中断。2016年12月，农行将债权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2017年，信达海南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富林企业，均在海南日报上刊登公告，诉讼时效中断。富林企业受让债权后于2018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童石军所称《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和《贷款到期通知书》上没有签收日期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泰星公司作为借款人在上述两份通知书上签章，其未填写签收日期，视为其对富林企业填写的日期没有异议，签收日期以富林企业填写的日期为准。对童石军的上述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对于童石军对上述两份通知书盖章及签名时间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只要公章真实，盖章对外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盖章时间的先后不影响签章对外产生的法律效力。童石军、嘉丰公司对公章的真实性未提异议，但要求鉴定盖章及签名的时间。一审法院认为，对签名、盖章的时间的鉴定不影响该公章的效力，也不影响上述两份通知书的有效性。此外，童石军、嘉丰公司认为王兵在2012年已不是泰星公司的人员，其签名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贷款到期通知书》上除了王兵的签名，还有泰星公司的签章。王兵签名的效力不影响泰星公司公章的有效性。因此，对于童石军、嘉丰公司的上述抗辩，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二、童石军、嘉丰公司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农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之前，泰星公司已经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童石军、嘉丰公司在泰星公司注销清算报告中承诺公司债务已经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童石军、嘉丰公司作为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泰星公司在明知农行三亚分行对其享有债权的情形下，在清算报告中称公司债务为0元，且未联系农行三亚分行，直接在报纸上刊登注销公告。泰星公司属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富林企业要求童石军、嘉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富林企业诉请童石军、嘉丰公司偿还5000000元债权本金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富林企业于2017年10月12日付清转让价款取得债权，富林企业主张自2017年10月13日起，以5000000元为本金，按合同约定月利率8.4‰计息直至童石军、嘉丰公司偿清之日止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富林企业主张的受让的利息数额，即截至2017年10月12日止受让债权产生的利息。信达海南分公司转让给富林企业的标的债权为截至基准日2017年4月30日的债权本息。截至2017年4月30日，涉案债权的利息为2382100元。对于过渡期内的利息，即自2017年5月1日起至富林企业取得债权之日2017年10月12日止的利息，富林企业主张按合同约定利率月利率8.4‰加收50%计算。一审法院认为，过渡期内涉案债权仍为信达海南分公司享有，信达海南分公司在计算涉案债权的利息时，未按利率加收50%计算，亦未按利率加收50%进行催收。该期间利息计算应根据合同约定，前后利率保持一致，按约定月利率8.4‰计算。由此，过渡期内利息为231000元（5000000元×8.4‰÷30天×165天）。富林企业主张童石军、嘉丰公司支付受让的利息2613100元（2382100元+231000元）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富林企业主张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富林企业是否对泰星大厦享有抵押权及童石军、嘉丰公司应否向富林企业支付律师费和保函费的问题。因涉案债权相关联的抵押物泰星大厦未办理抵押登记，富林企业请求确认对泰星大厦的房屋所有权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因富林企业、童石军、嘉丰公司双方未就律师费进行约定，故富林企业主张童石军、嘉丰公司支付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保函费，其不属于诉讼费用，富林企业、童石军、嘉丰公司双方没有就该项费用进行约定，富林企业主张童石军、嘉丰公司支付保函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嘉丰公司、童石军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富林企业偿还借款本金5000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截至2017年10月12日为2613100元；自2017年10月13日起至债务偿清之日止，以50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8.4‰计付）；二、驳回富林企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8835元，由富林企业负担3516.38元，由嘉丰公司、童石军负担65318.62元。保全费5000元，由嘉丰公司、童石军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童石军、嘉丰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泰星公司从2001年至2016年的企业档案；证明：泰星公司在注销前正常经营，不存在下落不明情形，与相关部门也是有正常往来的，每年也缴纳了相应的税费。证据2，中国农业银行制式合同指引；证明：农行在2000年1月1日起全系统启用2000年版ABCS制式合同文书，格式ABCS（2000）1009，指2000年版，1009中第一个“1”指信贷类，第二个“9”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2联）”；农行在2000年11月起全系统启用2001年版制式合同文书格式，在2000年11月起全系统启用2001年版ABCS制式合同格式，ABCS（2001）1009，指2001年版，1009中第一个“1”指信贷类，第二个“9”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2联）”。证据3，中国农行银行合同管理办法；证明：2000年9月1日农行发文，其中第十二条规定：“第十二条总行指定的合同文书，分为制式类和示范类。制式类文本ABCS指总行已对合同的内容、体例、格式、印刷等做了统一规定，并下发了标准文本。对于制式文本，各行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擅自修改和变动。示范类文本（ABC）是指由于各地方法规的具体规定不一致或业务本身的特殊性和负责性，暂时没有制定制式文本，总行仅就文本的主要要素和形式要求作出一般性规定，并下发的格式样本。对于示范文本，一级分行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业务的需要进行修改和充实。”全国农行按制式类文本执行。证据4，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证明：农行各分行、支行执行总行要求，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在2000年之后为ABCS制式合同文本。证据5，农行历程；证明：农行在2009年1月由中国农业银行改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已改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证据6，海南日报农行公告；证明：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改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证据7，贷款到期通知书；证明：该通知书的日期是后来根据需要补写的。农行在2009年给泰星公司送达通知书，是采用ABCS（2001）1009版本，农行在已经该名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下，所用通知书还是使用旧版本格式及使用旧的名称送达通知书，明显造假。该通知书假如去掉2012年10月30这几个日期，根据标题《贷款到期通知书》和其内容实际意思为泰星公司将于1998年10月18日贷款到期，送通知书时，还没有到期，也就是该通知书在1998年10月18日之前送达的，这点内容农行的工作人员不会表达不清楚的。以上情况说明，2012年10月30日是后补写的日期。证据8，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证明：该通知书日期是后来根据需要补写的。农行在2000年1月1日起全系统启用2000年版ABCS制式合同文书，在2002年早已适用新的版本格式了，ABCS（2001）1009，催收部门由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营业部改为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催收了，代理人联系农行工作人员李少壮，其在电话里告知，在2000年时，由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营业部改为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催收了，对外使用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公章催收，以上说明在2002年4月5日使用催收通知书的日期是后补的。证据9，短信记录；证明：龙华法院承办法官在判决书第12页中表述“技术室两次发函向高院请示，高院不不予收函，也不予书面回复，技术室暂不予对外委托。”是违法的，实际上高院是已经下放到个别法院办理本院对外鉴定、评估工作，是龙华法院不作为。证据10，证人证言公证书；证明：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贷款到期通知书是1998、1999年给农业银行三亚分行李少壮送达的，富林公司2009年送达的通知书上的李少壮是同一个人（该证据里面的银行通知书中红色的印章不是原件，是从原件彩印形成）。被上诉人富林企业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中有原件的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于没有原件的部分不予以认可，但是对于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无论泰星公司是否下落不明，不影响报纸公告催收的效力，对证明力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报纸公告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证据2-证据9，对于信贷担保卷前10页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报纸公告第31页的真实性予以认可，32页、33页这两份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他的因为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以认可；对于合同指引，这个并不是法律强制性规定，各个分行或者营业部没有严格遵守这个指引的内容并不代表不产生催收的效力，并不能因此证明丧失债权人的权利。对于其他没有原件的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对于报纸公告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力均予以认可，对于证据7、证据8的证明力不予以认可，无法证明是补写的；对于证据9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方是什么人富林企业不清楚，且其只是个人，并不代表高院的意见。对于证据10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该证据无效，该证人出具的意见也是不真实的，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对公证书文本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人所写的证言内容，富林企业认为其反映的并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相互印证。富林企业未提交新证据。经询问质证，本院认证如下：童石军、嘉丰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够证明其关于涉案债权的催收不产生法律效力，诉讼时效未中断的主张，不予采信。二审过程中，童石军、嘉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调查取证申请书，第一份申请书为请求本院开具调查令，调取以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营业部何时停止使用旧版格式的《贷款到期通知书》、《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对外盖章催收的情况；2.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何时启用新版格式ABCS（2000）1009《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对外盖章催收的情况；3.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何时开始启用新版格式ABCS（2001）1009《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对外盖章催收的情况；4.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营业部何时移交催收逾期贷款业务至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的情况；5.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营业部何时停止对外盖章催收逾期贷款业务的情况；6.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何时开始盖章对外催收历史逾期贷款通知业务的情况；7.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在2009年1月之后改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何时启用新的公章对外行使催收工作。第二份申请书申请调取以下事项：1.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技术处是否同意本案对外作鉴定；2.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是否能鉴定本案公章的形成时间。同时，童石军、嘉丰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一份鉴定申请书，请求对富林企业提供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贷款到期通知书》中“三亚泰星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营业部”公章的形成时间按照特殊类型业务委托鉴定。对于童石军、嘉丰公司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和鉴定申请，本院认为，上述申请事项与富林企业的涉案债权诉讼时效的认定并无必然关联性，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富林企业的涉案债权是否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童石军、嘉丰公司是否应向富林企业偿还借款本金5000000元及相应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不良资产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本案中，涉案借款于1998年10月18日到期，农行三亚分行在受让涉案债权后于2002年4月5日向原泰星公司出具《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有原泰星公司的盖章，视为原泰星公司对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之后，债权人分别于2003年3月25日、2004年11月17日、2005年6月24日、2005年12月13日、2006年4月26日、2007年4月27日、2008年4月30日、2009年5月16日、2011年3月23日、2013年1月19日、2014年12月22日、2016年11月26日在报纸上刊登催收公告向原泰星公司催收欠款；其中2009年4月20日，农行三亚分行向原泰星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邮寄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有签收；2012年10月30日，农行三亚分行向原泰星公司出具《贷款到期通知书》；2016年12月30日，农行海南省分行与信达海南分公司签订涉案债权转让协议，并共同于2017年5月4日在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通知和债务催收公告；富林企业与信达海南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后于2017年10月13日在报纸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2018年1月9日，富林企业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以上催收在时间上具有连贯性，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的效力。童石军、嘉丰公司上诉主张富林企业的涉案债权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主要理由系认为富林企业提供的农行三亚分行于2002年4月5日出具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及2012年10月30日出具的《贷款到期通知书》是原泰星公司在1998年和1999年已签字盖章的空白通知书，通知书上记载的时间是农行三亚分行补签的。对此，本院认为，童石军和嘉丰公司对上述两份通知书上泰星公司的盖章无异议，而童石军和嘉丰公司并未举证证明通知书上记载的时间为补签，富林企业对补签不予认可，据此可以认为诉讼时效在该时间发生中断事由，童石军、嘉丰公司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富林企业的涉案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童石军、嘉丰公司关于诉讼时效已届满，未发生中断，农行三亚分行在报纸上刊登催收公告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童石军和嘉丰公司在原泰星公司的注销清算报告中承诺公司债务已经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童石军和嘉丰公司作为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故一审法院判令童石军和嘉丰公司向富林企业偿还借款本金5000000元及其相应利息并无不当，童石军和嘉丰公司关于其仅在原泰星公司注销前注册资本2000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童石军、嘉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835元，由上诉人童石军、海南嘉丰商融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娜审判员 王法坚审判员 周慧娟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王 震速录员 郑珊珊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