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14行终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住所地：建昌县建昌镇红旗二段二号。负责人耿文斌，该大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王凤利，该大队民警。委托代理人赵永，该大队辅警。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志东，男，197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司机，住辽省朝阳市双塔区。原审被告建昌县公安局，住所地：辽宁省建昌县建昌镇朝阳路一段23号。法定代表人冯中，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浩，系该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因交警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绥中县人民法院（2019）辽1421行初5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6日通过互联网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委托代理人王风利、赵永，被上诉人袁志东，原审被告建昌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王浩参加互联网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2019年7月9日对原告作出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22-200011500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11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了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原告不服，申请复议。建昌县公安局受理后，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建公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为进一步规范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查处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保证严格公正执法，保障机动车驾驶人的合法权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于2013年12月25发布了公交管【2013】455号《关于规范查处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二、科学合理设置测速取证设备。设置测速取证设备应当遵循依法、规范、公开的原则，按照《道路交通信息监测记录设备设置规范》（GA/T1047）的要求，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规范设置。固定测速取证设备的设置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应当设置在限速标志起始点后500米至解除限速标志或下一限速标志之间；（二）在来车方向距离测速点200米以外应当设置“前方测速”或者“进入测速路段”等交通标志。上述交通标志至测速点之间有交叉路口的，应当在交叉路口增设相应的交通标志；（三）设置在通行秩序较乱、交通事故较多或存在较严重交通安全隐患的路段；（四）设置地点应当按规定向社会公布。三、完善测速取证设备设置程序。新设置固定测速取证设备的，应当向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由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地审查道路交通条件、交通状况，并审核设置地点、道路限速值及交通标志等事项。符合要求的，上报交警总队备案后，方可设置。设置测速取证设备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以下简称“综合应用平台”）“电子监控设备管理”模块录入设备类型、品牌、型号、地点、所在地道路类型、限速值、检测有效起止日期、联系人及电话等信息。各交警总队要组织本省（区、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全部固定测速取证设备相关情况录入综合应用平台。未在综合应用平台中备案的，自2014年4月1日起，固定测速取证设备记录的交通违法行为资料不得作为执法证据使用。四、严格执行证据标准。使用测速取证设备记录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应当严格执行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GA/T832）的规定。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证据资料应当能够准确地反映机动车类型、号牌、外观等特征，清晰地记录违法时间、地点以及违法过程，包含不少于两幅不同时间或者不同位置的机动车全景特征图片，每幅图片上应当叠加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的日期、时间、地点、方向、设备编号、防伪码、测速方向以及道路限速值、车辆行驶速度值等信息。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得作为执法证据使用。”辽宁省公安厅2009年7月1日起施行的《辽宁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使用管理工作规范》第十条规定：“固定监控设备的安装设置地点必须通过当地主要新闻媒体、政府网站或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外网站，向社会公布；设置固定测速监控设备的，须在监控路段起始点前设置提示标志后，才能用于执法取证。设备新增或移机调整后，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安装设置地点。”本案被告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交的证据卷宗中，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的固定监控设备的安装设置地点已经通过当地主要新闻媒体、政府网站或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外网站向社会进行了公布，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的固定测速监控设备已在监控路段起始点前设置了提示标志，不能证明在来车方向距离测速点200米以外设置了“前方测速”或者“进入测速路段”等交通标志，不符合行政执法充分公开的原则。被告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交的拍摄涉案车辆违法图片只有一张，不能清晰反映涉案机动车的全景特征。综上，本案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证据不充分、不合法，依法应予以撤销。被告建昌县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但复议的行政行为，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二、撤销被告建昌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三、被告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的罚款1100元和机动车驾驶证。诉讼费50元，由被告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负担。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对事实没有认定，导致判决错误。一审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被告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2019年7月9日对原告作出的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22-200011500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给予罚款11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了原告机动车驾驶证。原告不服，申请复议，建昌县公安局[2019]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个处理决定是本案审查的客体，袁志东驾驶机动车超速的违法事实相当清楚。可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对这一事实没有认定，导致判决错误。1、袁志东所举的行车记录状态详情，该证据来源载明是深圳某公司，当庭质问公章在哪盖的？袁志东回答在朝阳盖的。为此，我认为是伪造证据。请二审查明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2、一审对袁志东所举的三张照片采信其真实性？照片在哪里照的，是否与本案有关联性？不应该采信。3、我方举证卷宗中袁志东本人亲笔所写驾车超速的事实陈述，一审对真实性却不认定。4、我方卷宗证据7是超速当场拍照，对其真实性也不采信。5、我方举证13,是葫芦岛市计量检定该抓拍监控合格的证书。可一审法院对其直真实性也不予采信。这些合法有效的证据均不采信，是判决错误的直接原因。三、本院认为错误，我们有证据证明。1、一审认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全部固定测速取证设备相关情况录入综合应用平台和向媒体，网站公布。公安网一查便知，我大队电子监控设备于2014年3月27日公安总队报备审核通过。2014年4月7日在网站公布后开始启动测速，附报备审批表1份。公示证明一份。2、关于测速提示牌，均按规定设立，附限速40,进入测速区提示牌照片。3、关于违法车辆两幅照片，都在应用平台里保存。附两幅图片。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一审法院的认为超出该条规定的范围。我们提交的处罚卷宗足以充分证明处罚决定的真实性、合法性，也完全符合三十四条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可一审法院并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也没以法律为准绳。综上所述，敬请二审法院审理查明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二）项规定，依法支持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辽1421行初56号绥中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原告起诉；3、依法追究袁志东提供伪证的法律责任；4、一、二审诉讼费由袁志东承担。被上诉人袁志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口头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所诉没有法律、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建昌县公安局答辩称，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政诉讼采取“一行为一诉”的原则，而公安机关交管部门设置的红绿灯、限行、限速等措施，实际对驾驶人的通行权进行了限制，属于一种行政行为。在本案中，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撤销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一行政行为，以及建昌县公安局作出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然而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原告实质上又提出了请求确认被告设置的限速违法，一审法院也在判决中也予以确认，违反了“一行为诉”的原则。2.原告提出的设置限速违法这一理由，既没有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提出、也没有在起诉状中提出，原审被告当然无法就此提供证据，审法院以此作为撤销行政行为的理由明显不充分、不适宜。3.《关于规范查处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属于公安机关内部的工作规定，不应作为行政诉讼合法性的审查依据，同时事发路段有清晰明显的限速标志及提示，不存在偷拍偷录的情形，不违反执法公开。综上所述，一审绥中县人民法院(2019)辽1421行初56号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建昌县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第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被上诉人袁志东在交警处罚决定程序以及一审起诉状中均没有提出设置限速设备违法这一理由。原审法院既没有明确地向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及原审被告建昌县公安局进行释明要求补充证据，也没有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就径行认定：“本案被告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交的证据卷宗中，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的固定监控设备的安装设置地点已经通过当地主要新闻媒体、政府网站或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外网站向社会进行了公布，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的固定测速监控设备已在监控路段起始点前设置了提示标志，不能证明在来车方向距离测速点200米以外设置了‘前方测速’或者‘进入测速路段’等交通标志，不符合行政执法充分公开的原则。”属于程序违法，该程序违法导致行政机关处于不公平的举证地位，以致事实认定不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四）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绥中县人民法院（2019）辽1421行初56号行政判决；二、发回绥中县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曹宝泉审判员  袁晓芳审判员  柳 杨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张关中书记员王爱迪本裁定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