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0民终1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刚，男，汉族，崇仁县人，住天津市河西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饶华昌，男，汉族，崇仁县人，住崇仁县。原审被告：刘芳，女，汉族，崇仁县人，住崇仁县。上诉人刘刚因与被上诉人饶华昌、刘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2019）赣1024民初1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当事人同意，本案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刚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若改判要求驳回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投资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和股权代持关系是完全错误的。2、退一步讲，及时不考虑上述法律关系认定错误问题，假定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投资关系但认定投资协议没有履行也是完全错误的。3、原审法院以上诉人违约要求承担返还投资款的法律责任是完全错误的。被上诉人饶华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原审被告刘芳答辩称：我同意上诉人的意见。饶华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口头投资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收取原告代为投资的款项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刘刚与被告刘芳系姐弟关系，与原告饶华昌也均系亲戚。2017年9月7日饶华昌通过妻子账户向刘芳转账100,000元，转账附言为“投资”；同日，刘芳向刘刚转账200,000元。2019年3月30日，饶华昌与刘刚进行微信聊天，刘刚称已经将北京蜂鸟的营业执照、北京蜂鸟财务报表、投资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等财务资料寄给了刘芳。2019年4月4日，饶华昌与刘刚微信聊天，内容有，……刘刚：互联网公司投资按估值来做的，饶华昌（语音）：当时投到你公司到底是投到互联网公司还是所谓的网贷公司，刘刚：网贷业务就是在这家公司，饶华昌（语音）：我到底是投到网贷公司上面还是投在你刘刚的公司上面，刘刚：网贷业务就是互联网业务……。此外，饶华昌对其投资100,000元占股1%及全部亏损提出质疑。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北京蜂鸟于2017年9月25日新设成立，经营范围为“……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该公司2017年度报告中“股东及出资信息”显示，刘刚认缴出资额72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27年9月24日，实缴出资额0元；周军华认缴出资额8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27年9月24日，实缴出资额0元。2019年4月18日，饶华昌在微信上要求刘刚给一份收到其100,000元投资款的证明。5月10日，刘刚告诉饶华昌，已经将文件寄出了。之后，饶华昌收到一份刘刚单方署名的《股权代持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饶华昌持有北京蜂鸟1%的股权，委托刘刚代持，代持费10万元；并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收到该份《股权代持协议》后，饶华昌未签名。一审法院认为：饶华昌向刘芳转款系“投资”，虽然之后刘刚在北京蜂鸟营业执照上注明“9月7日打款，购买公司1%股份，由法人代持”且向饶华昌邮寄了《股权代持协议》，但均系刘刚单方面行为，刘刚没有证据证明饶华昌的该投资款购买了北京蜂鸟1%的股权且委托刘刚代持，故认定饶华昌与刘芳、刘刚之间的口头协议系投资协议，对刘刚主张的股权转让及股权代持协议不予认定。对于投资目的，从饶华昌与刘刚在2019年4月4日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刘刚提到“互联网公司”时，饶华昌就提出疑问“到底是投到互联网公司还是所谓的网贷公司”，表示之前的口头约定并不是向“互联网公司”投资，加上刘刚的回答“网贷业务就是在这家公司”及“网贷就是互联网业务”，能够认定饶华昌与刘刚口头投资协议约定的目标公司系具有“网贷业务”的公司。对于刘芳、刘刚是否适当履行义务。首先刘芳，其收到饶华昌的投资款后，转给了刘刚，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刘芳有其他义务，故刘芳在本案中不存在违约；其次刘刚，第一、根据2016年四部门联合下发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拟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后，于10个工作日以内携带有关材料向工商登记注册地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备案登记，而本案中并没有证据显示北京蜂鸟向北京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了相关业务备案，刘刚存在违约；第二、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北京蜂鸟2017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刘刚并未实缴出资；且刘刚以向北京蜂鸟投资之名行借款之实，而且北京蜂鸟归还了刘刚借款；并且刘刚在2018年1月30日引进其他投资的协议中显示其实缴出资仍为0元；故刘刚收到刘芳转账后未进行投资，没有履行三方投资协议，存在违约行为。综上，饶华昌、刘芳与刘刚达成口头投资协议后，刘刚违约未将投资款投入目标公司，而刘刚声称投资失败，表明其不打算履行口头协议约定的义务，刘刚的行为致使饶华昌的投资目的不能实现，饶华昌可以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故对饶华昌要求解除口头投资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刘刚应该返还饶华昌投资款10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解除原告饶华昌与被告刘芳、被告刘刚之间的口头投资协议；二、被告刘刚返还原告饶华昌投资款1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刘芳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被告刘刚负担。二审庭询时，上诉人刘刚、被上诉人饶华昌与原审被告刘芳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上诉人刘刚二审期间提供了2017、2018年北京蜂鸟公司的支出和收入的原始凭据，拟证明这家公司是正规经营的，到2018年是亏损状态。被上诉人饶华昌质证认为，上诉人刘刚提供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即便质证，也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公司不是被上诉人目标投向的公司，其收入和支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刚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北京蜂鸟公司的经营状况，但并不能证明该公司的赢亏与其有关联，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二审审理情况，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刘刚应否向被上诉人饶华昌返还投资款10万元。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饶华昌通过原审被告刘芳账户向上诉人刘刚支付10万元，其目的是用于投资上诉人刘刚提出的具有金融投资业务的目标公司。即便按照上诉人刘刚的陈述，该目标公司就是北京蜂鸟摩尔科技有限公司，但由于上诉人刘刚在该公司并没有任何投入，则意味着上诉人刘刚并未将被上诉人饶华昌支付的10万元投资到该公司，合伙事务并没有真正实施，故该公司的赢亏与被上诉人饶华昌无关，且事实上上诉人刘刚对该公司的亏损也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上诉人刘刚应向被上诉人饶华昌返还投资款10万元。上诉人刘刚上诉提出，被上诉人饶华昌支付的10万元不是合伙投资，而是向其购买该公司1%的股份。本院认为，首先，被上诉人饶华昌在上诉人刘刚出具的股份代持协议中没有签字，应认定为股份代持系上诉人刘刚的单方行为。其次，被上诉人饶华昌支付10万元的时间是2017年9月7日，当时该公司的股东为3人，上诉人刘刚与案外人周军华、天津好投公司，只有天津好投公司支付了50万元，占比20%，按照该金额及占比，1%股份价格为2.5万元，则被上诉人饶华昌支付的10万元占比应为4%。假如按照上诉人刘刚的陈述，是按照公司估值1000万元来计算，1%股份的价格为10万元，而2018年3月引入的宁波水木梧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其支付了100万元却占比20%，1%股份的价格却为5万元，方圆支付了4.2105万元，占比却为4%，1%股份的价格又为1.526万元。此外，在上诉人刘刚、周军华与宁波水木梧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方圆签订的投资协议中第5.08款（c）项股权激励计划中，明确载明上诉人刘刚代持的10.8%对应的注册资本为11.3684万元，1%股份的价格约1.053万元。故根据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北京蜂鸟摩尔科技有限公司的每股价格是不确定的。因此，综合上述两点，上诉人刘刚上诉提出被上诉人饶华昌支付的10万元是用于购买其所占有的1%股份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对其要求改判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刘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 明审判员 揭 颖审判员 黄 皓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卢梦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