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45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利民，男，1973年7月1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尤伊丽，江苏中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市三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607952251R，住所地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春笋东路110号。法定代表人：关口弘幸（SEKIGUCHIHIROYUKI），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邰正明，江苏海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冬，江苏海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利民因与被上诉人无锡市三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205民初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利民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三和公司支付杨利民业务提成1900888.50元。事实和理由：一、杨利民并非于2017年6月1日与三和公司解除合同。三和公司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系单方面制作，无法反映真实情况。事实上，杨利民在2017年8月还在三和公司组织架构表中。杨利民在和三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三和公司已口头明确不需要杨利民坐班，故杨利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不需要天天到办公室上班。二、杨利民为三和公司最早开发了客户海沃氏系列公司，而非仅是单纯维护。杨利民与三和公司于2009年就签订了劳动合同，该合同未约定底薪。杨利民于2009年5月提交申请书，明确三和公司对杨利民开发维护的客户按销售业务金额给予提成。之后，三和公司和海沃氏系列公司发生往来。只有海沃氏系列公司是杨利民开发的，三和公司才可能按照销售金额2%的比例向杨利民支付提成。如果仅是维护客户，杨利民不可能得到如此高的提成。三、杨利民提供的电子邮件往来可以证明2017年、2018年期间海沃氏系列公司系由杨利民维护。2017年、2018年，杨利民为维护海沃氏系列公司业务往来，与海沃氏系列公司进行了大量的电子邮件联络，同时三和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在这期间也通过电子邮件对杨利民就海沃氏系列公司的业务所涉及的产品价格给出了指令，上述证据均可证明杨利民于2017年至2018年10月期间维护了海沃氏系列公司。四、三和公司向海沃氏系列公司开票的金额均是三和公司的业务，应向杨利民支付相应提成。虽然杨利民与三和公司在《合作协议》中约定杨利民可以挂靠三和公司开展业务，但并不能说明三和公司和海沃氏系列公司的业务就是杨利民挂靠三和公司进行的。三和公司在之前几年均向杨利民支付了业务提成，已证明了和海沃氏系列公司的业务就是三和公司自己的业务。而且，三和公司也未以《合作协议》约定之外的方式与杨利民有金钱往来，足以说明杨利民没有挂靠三和公司开展过业务。五、三和公司应按照开票金额乘以提成比例计算的金额向杨利民支付2017年、2018年的业务提成。《合作协议》中仅约定了提成比例，未约定杨利民应承担税费。即使杨利民在之前的结算中就税费问题作出过让步，也是杨利民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并不表示此后也按上述标准结算。现货款已全部到账，杨利民有权以开票数作为基数进行业务提成的结算。三和公司辩称，一、杨利民于2017年8月还在三和公司的组织架构表中与其自2017年6月1日未办理请假手续未上班的问题并无关联，杨利民并未在三和公司正常工作。二、杨利民所主张的提成比例明显过高。案涉《合作协议》系杨利民与三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张永相互串通而签订，目的是转移三和公司财产。三、三和公司与海沃氏系列公司的业务均由三和公司营业部人员卞某等人负责。三和公司有理由相信，杨利民提供的邮件中涉及的业务是杨利民控制的其他公司承接的业务。三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事实和理由：一、三和公司前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张永利用职务便利与杨利民恶意串通签订案涉《合作协议》，严重损害了三和公司利益，应属无效合同。（一）张永在三和公司任总经理（后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刑并离职）期间，与杨利民共同在外开办公司，合伙侵占了三和公司巨额财产。1.张永于2014年、2015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伙同杨利民，采用签订虚假房屋租赁合同骗取三和公司69万余元。杨利民主张三和公司曾向其支付提成款，为此提供了三和公司转账34万余元、35万元的凭证，但该转账备注的事由为房租款。实际上，2014年、2015年，三和公司并未与杨利民就提成问题达成过任何协议，亦无租赁厂房的情形。故上述转账凭证中的款项并非支付的提成款，且租赁合同系张永与杨利民共同虚构而来，系为套取三和公司资产而制作。2.张永在担任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期间，于2016年3月与杨利民共同设立了常州达米盛箱包有限公司，张永妻子持股60%，杨利民持股40%。（二）案涉《合作协议》系张永与杨利民恶意串通而形成。1.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杨利民作为三和公司的业务员，在外以三和公司名义承接业务并由三和公司派员检测出货、开票，该业务理应交由三和公司进行正常的生产销售且利润归三和公司，但是，张永却同意杨利民将该部分业务转至杨利民的公司自己生产，还通过《合作协议》的约定，将开票的增值税费、派员成本、检验费用、货物运输费用全部转至三和公司承担，杨利民将业务利润截留。三和公司在未获取利润的情况下，还需要为杨利民个人承担大量不应承担的成本，这导致了三和公司的重大损失。2.根据案涉《合作协议》的约定，是以到账营业额而非利润计算提成，严重损害三和公司利益。张永和杨利民都清楚，根据财务统计，海沃氏系列公司业务都是营业额虚高，实际严重亏损，但是张永仍然和杨利民签订了按营业额的2%向杨利民支付提成的协议。二、杨利民制作、张永签字的《费用申请》，缺乏事实依据，还严重违反三和公司财务制度，且杨利民在张永离职数年后起诉，涉嫌串通造假诈骗三和公司财产。（一）2016年期间，海沃氏系列客户是由三和公司其他员工维护、服务的，杨利民并未参与客户的维护、服务工作，无权要求三和公司支付提成费用。根据三和公司员工的陈述以及与海沃氏公司来往邮件可证明，三和公司与海沃氏系列公司之间的产品定价、下达订单以及安排生产交货运输等工作先后是由三和公司员工许静、黄秋香、卞某负责，与杨利民无关。杨利民在2016年期间偶尔才到三和公司工作，并未参与三和公司与海沃氏公司的业务往来。（二）杨利民提供的2016年业务提成费用申请单中仅有张永签字，并无当时的业务负责人、财务人员、财务经理等签字，不符合三和公司费用支付的财务制度。三和公司系日本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完整规范的付款审批流程，仅凭张永一人签字即确认支付巨额费用，显然是违反规定的。而且，根据杨利民提供的2014年1月28日的费用申请单可知，杨利民明知费用申请的流程，即应由实际业务人，提交业务负责人、财务人员、财务经理、总经理一一审核签字。三、杨利民主张的三和公司已支付的提成款，实际是张永和杨利民合谋向海沃氏公司采购人员支付的行贿款。杨利民所主张的三和公司共计向其支付的三笔合计1045970.99元费用，根据杨利民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上述款项中有70余万元是杨利民向海沃氏公司采购人员的行贿款。因此，案涉《合作协议》也是为了掩盖后期继续行贿而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也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为无效。杨利民辩称，一、张永的犯罪行为已经法院判决结案，不涉及杨利民，杨利民未违法、犯罪，三和公司所称杨利民和张永串通侵吞三和公司财产的事实不存在。二、杨利民和三和公司的合作关系并非始于张永任三和公司总经理期间，在张永前任施洪明任职三和公司总经理期间，杨利民就和三和公司进行合作。因此，案涉《合作协议》系杨利民与三和公司平等协商后签订的，合法有效。杨利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和公司立即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业务提成1900888.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杨利民与三和公司的关系2009年5月12日，杨利民向三和公司提交《申请书》1份，载明：杨利民要求加入三和公司营业二部团队，主管客户的开发与维护；希望工资底薪2000元/月，超过1000万加1000元，超过2000万加2000元，以此类推；业务提成在1000万以内为1%，1000万至2000万为1.5%，2000万至4000万为2%（每年度按公司对其开发范围的客户收款实际金额结算，一次付清）；客户开发与维护期间的一切费用需全额报销。落款处由三和公司予以同意并签章确认。杨利民与三和公司签订《合作协议》1份，载明：1.杨利民以前给三和公司带来的客户，继续将这些客户的产品及项目放在三和公司进行生产与开发，并继续为三和公司开发新的项目。……4.无论将来开发的新客户还是以前开发的老客户，均属于杨利民开发的客户，在杨利民开发的新老客户与三和公司的合作中，三和公司的管理层不能以各种理由来终止杨利民与三和公司的合作。……6.在新项目竞标的时候，有些新的项目不能给三和公司带来一定的利益，杨利民会与三和公司的执行总经理协商是否接下这个项目，如果三和公司执行总经理认为该项目不能承接，但杨利民认为可以承接，项目承接后，杨利民将留给三和公司该项目销售价格5%的利益，该项目由杨利民自由安排。7.凡杨利民安排在外生产的项目或零件，在出货时，均由三和公司的品质人员检验或检测后出货，出货以三和公司的名义出货，开出的发票和收款也均以三和公司为准。8.杨利民与三和公司合作的过程中，需与三和公司签订劳动关系合同，以免将来出国办签证或其他未知事件的出现，给双方的合作带来障碍。9.杨利民与三和公司合作的过程中，基本工资为2000元，并按无锡市及国家规定给杨利民交五险一金。当杨利民上一年度的营业额低于4000万元时，杨利民只拿基本工资及享受五险一金。当杨利民上一年度的营业额在5000万元以内时，杨利民的工资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上调1000元并享受五险一金。当杨利民上一年度的营业额在6000万元以内时，杨利民的工资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上调2000元并享受五险一金；10.杨利民的提成，将按杨利民负责客户当年到账总金额的2%进行结算，在次年的3月1日前一次性全部结清。该合作协议由杨利民签名（签署日期2015年12月15日）、三和公司加盖公章且执行总经理张永签名(签署日期2016年12月15日)。杨利民另与三和公司先后签订3份《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双方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劳动合同期限自2011年5月26日至2018年5月25日。2018年8月1日，三和公司向杨利民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认为杨利民自2017年6月1日起至今未到公司上班，亦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之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为2018年8月1日。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24日受理杨利民诉三和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杨利民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三和公司支付业务提成1440888.5元。该案诉请及事实理由均在本案范围内。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2018）苏0205民初3783号民事判决认为，案涉纠纷并非基于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劳动报酬追索纠纷，据此驳回杨利民的诉讼请求。（二）杨利民与三和公司之间的业务提成结算2014年1月28日，杨利民向三和公司提交1份打印时间为2014年1月28日的《费用申请》，载明：海沃氏（包括上海海沃氏、德国海沃氏、美国海沃氏、葡萄牙海沃氏）自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实现收入（含税）为23456101.28元，扣除增值税后为20047949.897元；根据协议，按到账总金额2%提成，税前佣金为400958.997元。该申请落款处由三和公司王文琪等签字，并签署时间为2014年2月25日。2017年4月12日，杨利民向三和公司提交1份打印时间为2017年4月12日的《费用申请》，载明：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实现总收入（含税）为39379164.99元（包括上海海沃氏、德国海沃氏、美国海沃氏、葡萄牙海沃氏、Venture），手续费为9486.8元，扣除税和手续费后总收入为37044424.86元；根据协议，按到账总金额2%的提成，2015年个人所得税前佣金为740888.5元。该申请单落款处，仅有“张永”字样的签字。一审中，杨利民陈述，2017年4月12日的《费用申请》系张永于2017年4月12日之后的短期内签的；其挂靠三和公司进行一些业务，即三和公司业务中有一部分以三和公司名义的出货、开票、收款的，但实际上是杨利民本人的业务，该部分业务杨利民会给三和公司留下该业务销售价格5%的利润。一审中，双方对以下事实存有争议：1.海沃氏公司系列客户是否为杨利民开发并维护；2.三和公司是否曾向杨利民支付业务提成费用；3.如三和公司应向杨利民支付业务提成，数额如何确定。1.关于海沃氏公司系列客户是否为杨利民开发并维护的问题。杨利民提供如下证据：（1）其与海沃氏公司及其各分公司工作联系邮件8份，用以证明上述业务单位由其开发维护并洽谈业务；（2）三和公司与海沃氏公司于2011年1月12日签订的《采购与销售合同》，用以证明海沃氏公司在杨利民入职三和公司前就指定杨利民为三和公司的业务联系人。三和公司提供如下证据：无锡市进出口商品专用发票记账联2份，用以证明其自2008年就与海沃氏公司有往来，三和公司和海沃氏公司建立业务往来与杨利民无关，但由于相关材料缺失，仅找到2009、2010年两份发票记账联。2.关于三和公司是否曾向杨利民支付业务提成费用的问题。杨利民提供如下证据：（1）2014年1月28日《费用申请》，用以证明三和公司向其支付2013年度的业务提成，申请单已由三和公司会计王文琪、会计经理王瑞娣、总经理施洪明签名同意。杨利民在一审法院（2018）苏0205民初3783号案件中陈述，2014年1月28日《费用申请》项下业务提成400958.97元，由三和公司原执行总经理张永于2016年10月支付，其中现金支付6万元，通过张永开办的适辉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转账支付295851.99元，余款45107元作为税点扣除未予支付。（2）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用以证明三和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2016年3月18日分别向其支付340119元、35万元业务提成费用，说明三和公司认可《合作协议》，且已实际支付2016年之前的业务提成费用。（3）常州市武进区礼嘉建生防雨制品厂（以下简称建生厂）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三和公司由于无法向杨利民个人支付35万元业务提成，要求杨利民提供可以与三和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的单位，其遂于2014年1月1日与三和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但并未实际租赁厂房给三和公司使用，仅是方便三和公司做账。（4）《申请书》1份，用以证明杨利民于2009年5月12日即与三和公司达成合意，为其开发、维护客户，并按销售业务金额提成。三和公司则陈述：（1）对2014年1月28日《费用申请》的真实性有异议；2014年左右，三和公司确有职员王文琪、王瑞娣、施洪明，王文琪是财务会计，王瑞娣是财务部长，施洪明是总经理；因上述三人均已离职，故无法核实签字情况，但经三和公司工作人员确认，该申请单上并无施洪明签字。（2）杨利民所主张向其转账的340119元、35万元是三和公司支付的2014、2015年的房屋租赁费；三和公司租赁建生厂的厂房和仓库，根据该厂要求将相关的租赁费支付至杨利民账户，该费用并非履行《合作协议》中支付款项的义务，与本案无关。（3）2009年5月12日的《申请书》并非通过正常途径出具，应是恶意串通的结果，且经内部核实，《申请书》中的内容并未实际履行，双方直到2011年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为此，三和公司提供：2016年3月18日付款申请单、记账联、发票联、厂房租赁合同、土地使用权证、付款回单、委托收款证明，以证明三和公司应第三人的付款指示向杨利民支付厂房租赁款，与本案无关。3.关于如三和公司应向杨利民支付业务提成，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杨利民提供：（1）2017年4月12日的《费用申请》，用以证明双方按照《合作协议》确定了2016年度的业务提成金额740888.5元。（2）税务局出具的证明、三和公司普票开具清单（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用以证明三和公司自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共计向海沃氏公司及其各分公司开具发票金额为64134334.10元，该数额即其计算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业务提成的基数，具体为64134334.10元×2%=1282686.68元。三和公司则陈述：（1）2014年1月28日《费用申请》和2017年4月12日《费用申请》如果是真实的，按常理应该留存于三和公司而不是杨利民；两份申请单上均没有公司公章，特别是2017年4月12日申请单上仅有“张永”字样签名，且该签名字样与《合作协议》中张永签名字样明显不一致，申请单中多处表述内容矛盾。（2）三和公司认为不应该计算提成，如法院认定需计算业务提成的话，则应只计算2016年12月15日至2018年8月1日期间的相关业务提成；应以三和公司与海沃氏公司之间的实际往来且海沃氏公司实际支付的货款作为基数来计算相应的款项；税务局出具的证明中至少有两家公司即VENTURA公司及FURNMASTER公司，明显与海沃氏公司无关；后续费用结算应当扣除增值税及相应的手续费之后再行结算。经一审法院释明，三和公司明确不对《合作协议》及2017年4月12日《费用申请》中张永签名的真伪申请鉴定。三和公司提供：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刑初574号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2015年2月至2017年5月17日，张永担任三和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期间，存在各种侵吞公司利益的重大问题，并就职务侵占罪和虚开发票罪被判处刑罚；三张永还存在大量刑事判决中未被披露的问题，张永与杨利民签订极不合理的《合作协议》系二人恶意串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杨利民和三和公司就《合作协议》项下业务提成结算部分的权利义务产生的纠纷，双方系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该院已生效的（2018）苏0205民初3783号民事判决，以双方不构成劳动报酬追索纠纷而驳回杨利民的诉讼请求，杨利民在前案诉请被驳回后有权以合同纠纷另行提起本案之诉，本案案由即为合同纠纷。关于案涉《合作协议》的成立和生效。杨利民称三和公司在《合作协议》中签署的日期是笔误，但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合作协议》的订立时间应以三和公司签署的2016年12月15日为准。案涉《合作协议》约定的业务提成是杨利民为公司开发、维护客户，三和公司向杨利民支付一定比例的提成作为报酬，双方互负权利和义务，不能认定是张永与杨利民恶意串通而签订。《合作协议》中关于三和公司与杨利民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工资及奖金的约定，已在协议中明确系方便杨利民开发客户，并不影响协议其他条款中双方的平等主体地位。因此，杨利民和三和公司之间关于结算业务提成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杨利民主张的2016年业务提成费。首先，《合作协议》的首条约定即表明双方在签订协议之前即有类似合作且杨利民在此之前已为三和公司开发客户，该部分内容表述与2009年5月12日《申请书》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2016年的业务提成费亦在《合作协议》的范围之内，其结算时间按协议约定应至2017年3月1日之前，故案涉《合作协议》于2016年12月15日成立并生效，并不影响杨利民向三和公司主张2016年度的业务提成费用。其次，综合双方的庭审陈述及举证，三和公司于2016年之前确向杨利民支付过相关费用，支付方式及途径并不局限于公司支付。再次，2017年4月12日《费用申请》对三和公司有约束力。其一，鉴于三和公司虽对申请单中张永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明确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应认定案涉2017年4月12日《费用申请》系张永所签。其二，张永于2017年4月任三和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虽然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刑初57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张永任职期间犯职务侵占罪和虚开发票罪并判刑，但不能据此否定张永其他行为的效力，且从该《费用申请》所载内容可知，张永个人的签名并非是对个人事务的确认，系代表三和公司对与杨利民结算业务提成的确认，张永的行为属职务行为，其签字确认的法律后果及于三和公司。其三，2017年4月12日《费用申请》载明“2015年个人所得税前的佣金为740888.50元”，根据前后文可知该处“2015年”表述应为笔误实为2016年。其四，2017年4月12日《费用申请》请款数额的计算，明确其计算基数即是海沃氏公司系列客户2016年度公司总收入，在扣除税款和手续费后按2%计算的提成，其计算方式符合案涉《合作协议》的约定。综上，三和公司应向杨利民支付2016年业务提成费740888.50元。关于杨利民主张的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的业务提成费，不予支持。理由如下：其一，根据杨利民与三和公司《合作协议》的约定，提成的计算基数是杨利民负责的客户当年到账总金额，即负责维护及服务的客户，而不是开发的客户，故海沃氏公司即使由杨利民开发而来，如三和公司与海沃氏公司的业务往来不是由杨利民维护与服务，则不能计算杨利民的提成收入。三和公司与杨利民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杨利民自2017年6月1日起未上班也未办理请假手续，由此可判断，杨利民最晚自2017年6月1日起即不再为三和公司维护客户，故杨利民要求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的业务提成，无事实依据。其二，根据三和公司举证的向海沃氏公司的开票信息，三和公司早在2009年即与海沃氏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杨利民举证的2009年5月12日申请书并未提及海沃氏公司系其个人开发客户，亦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无法认定海沃氏公司系列客户系杨利民最早为三和公司开发；杨利民与三和公司就海沃氏公司系列客户于2013年、2016年结算业务提成的行为，亦不能推及既往或之后认定海沃氏公司系列客户自始至终均是杨利民开发并维护的客户，但可推知三和公司对既有客户的维护人员可以发生变化。换言之，即使杨利民与三和公司曾就海沃氏公司系列客户发生结算业务提成的行为，也不能推定之后海沃氏公司系列客户仍由杨利民进行维护并应当支付业务提成。其三，由杨利民举证的订单类电子邮件可以判断，所谓客户维护即订单、生产、回款等，如2017、2018年由杨利民维护海沃氏公司，则杨利民应持有全部订单记录，现杨利民所举订单类证据量少，且缺失安排生产、安排运输或相应回款的印证，故杨利民提供的电子邮件往来尚不足以证明2017、2018年间海沃氏公司系列客户由杨利民进行维护。其四，根据《合作协议》及杨利民的自述，杨利民与三和公司之间除案涉提成业务的合作之外，另有杨利民挂靠三和公司开展的业务，即三和公司业务中有一部分以三和公司名义的出货、开票、收款实际上是杨利民本人的业务。在此情况下，挂靠业务的存在，使得以三和公司名义开展的业务并不一定完全是三和公司自己的业务。本案中，杨利民将三和公司向海沃氏公司系列客户的开票业务一并认作三和公司的业务，有违客观事实。其五，杨利民关于2017、2018年度业务提成主张并未如2013、2016年度扣除税费和手续费后按比例结算，仅简单以开票数额乘以提成比例，其计算方式有违双方约定及以往惯例。综上，杨利民并未举证海沃氏公司系列客户系其2017、2018年度负责客户，亦未举证负责客户当年到账款项数额，故对杨利民关于应按其负责客户当年到账总金额的2%结算2017年、2018年度提成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三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杨利民支付业务提成费740888.50元；二、驳回杨利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08元减半收取10954元，由杨利民负担6791元，由三和公司负担4163元。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杨利民提供如下证据：1.杨利民与海沃氏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至2018年6月6日往来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海沃氏公司和三和公司在2017年、2018年的业务由杨利民维护，杨利民与海沃氏公司就价格、订单数量进行沟通。其中，海沃氏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发送的邮件载明“2016年无锡三和或者说是常州凯双模塑有限公司为我们生产了20个泡沫塑料块，我们当时还订购了样品的模具”的内容，于1月31日发送的邮件载明“能不能给无锡三和下一个采购订单，用包裹寄送服务交货”的内容。2.三和公司与杨利民于2017年8月21日、8月24日、10月22日往来的邮件，用以证明杨利民于2017年还存在于三和公司的组织架构表中，且也在为三和公司开展业务。其中，三和公司于8月21日发送给杨利民的邮件载明：“杨部长，总经理同意了一套的价格5.0元”；三和公司于8月24日向包括杨利民在内的公司人员发送了“公司全体组织架构”的电子邮件，在营业部中记载了“海沃氏杨（卞）”的内容。3.杨利民与三和公司签订的劳动期限自2009年3月1日至2011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用以证明杨利民在三和公司与海沃氏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之前，就已与三和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海沃氏公司是经过杨利民的努力，才成为三和公司的客户。4.报价单电脑存档，用以证明杨利民早于2009年6月20日就向海沃氏公司报价，杨利民为三和公司开拓了海沃氏公司，此后每年也由杨利民维护。经质证，三和公司认为：1.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证据1中的很多邮件收件人及抄送人只有杨利民，没有三和公司其他人员参与，上述邮件涉及的业务是杨利民的常州凯双模塑有限公司借三和公司的名义开展的，且订单类邮件较少，也缺乏生产、运输等内容的邮件，不符合客户的商业习惯；2017年8月21日的邮件收件人、发件人均无海沃氏公司的信息，邮件内容也未提及海沃氏公司的相关业务，反而提高到了“雷克莱特”，故该邮件与海沃氏公司无关。2.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3.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报价单系杨利民单方制作，并无三和公司签字盖章确认，也无证据证明杨利民是代表三和公司与海沃氏公司进行报价协商，且部分产品报价单中显示的产品，三和公司也从未生产并向海沃氏公司提供，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杨利民代表三和公司开拓了海沃氏公司这一客户。二审中，三和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常州达米盛箱包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用以证明三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张永与杨利民存在重大利害关系。该公司的股东是张永的妻子孙志红（持股60%）和杨利民（持股40%）。2.卞某的陈述笔录、三和公司与海沃氏公司之间于2016年1月至2016年7月的订单以及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进行业务联系的邮件，用以证明2016年至2018年期间，海沃氏公司是三和公司其他员工黄秋香、许静、卞某等维护、服务的，杨利民并未参与客户维护、服务工作，即使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杨利民也无权要求提成。3.三和公司财务制度（费用申请制度）、决裁规章（2015年2月9日），用以证明按照三和公司的会计制度，货币资金的出纳需由业务部门提出，并经会计负责人和各事项裁决权负责人审批后方可操作，但杨利民提交的《费用申请》中仅有张永签字，并无当时的业务负责人、财务人员、会计负责人签字，不符合三和公司财务制度；按照三和公司裁决权限标准，超过5万元的提成需由公司董事会审批，并向日本TKS本社报告，张永签署的《合作协议》《费用申请》不符合三和公司内部审批权限；《合作协议》《费用申请》是张永与杨利民合谋签订，应为无效。4.适辉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用以证明三和公司于2016年3月22日向张永开办的适辉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转账支付32万元，而适辉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向杨利民转账支付295851.99元。5.张永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张永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向海沃氏公司人员支付贿赂款。经质证，杨利民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即使杨利民与张永合伙开办公司也并不涉及三和公司利益。2.对证据2，卞某是协助杨利民工作的；证据2中的订单及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有些订单无法看出收发人，有些邮件也抄送给了杨利民，恰恰能证明卞某是由杨利民安排的。3.证据3是三和公司单方制作，不予认可，且杨利民系三和公司工作人员，费用结算流程是由公司决定，杨利民无权干涉。4.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适辉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三和公司的往来与本案无关，适辉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向杨利民转账的295851.99元是张永通过适辉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向杨利民支付的业务提成。5.对证据5张永的刑事讯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张永的犯罪行为与杨利民无关。二审中，三和公司申请证人卞某到庭作证。卞某陈述，其现系三和公司营业部部长，自2016年开始就在三和公司工作，是杨利民将其招至三和公司，当时杨利民是营业部部长；其入职时，是许静负责维护海沃氏公司，2016年下半年至2019年是由其一个人负责海沃氏公司的业务；杨利民还是三和公司的供应商，以常州凯双模塑有限公司的名义供应海绵制品；杨利民平时不到三和公司坐班，其也不清楚杨利民的具体收入构成；其知道杨利民在2016年时对海沃氏公司的业务是有提成的，提成比例是2%；其不清楚海沃氏公司是不是杨利民开发的客户；因杨利民平常不到公司上班，故其不清楚杨利民与三和公司什么时候解除的劳动合同；张永是三和公司总经理，公司的公章保管在财务，2016年以前需要使用公章时就写一个申请，交给部门领导及总经理，层层审批，但是其不清楚总经理用章程序。经质证，杨利民认为，许静是在卞某入职之前辅助其开展工作，卞某入职后，就代替许静辅助其，故从卞某的陈述也可以看出三和公司和海沃氏公司之间的业务一直都是由其跟踪维护。三和公司认为，自2016年8月开始，都是由卞某独立负责海沃氏公司的业务，名义上是杨利民将卞某招进公司，但实际上并未参与具体工作；且杨利民自行在外开办公司，并不到三和公司上班，也不可能负责日常维护工作。二审中，杨利民陈述，海沃氏公司是其在其他公司工作时（2003年-2006年）认识的客户；其于2008年开设了一个做模具的公司（未注册），规模比较小，无法承接海沃氏公司的业务，2009年，经人介绍，其认识了三和公司原总经理施洪明，经协商，施洪明同意其以三和公司为平台，以三和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去承接海沃氏公司的业务，然后部分业务交给其开办的公司去做，大部分业务由三和公司做；如果其为三和公司带去业务，就会有1%到2%的提成；前期合作时，其做模具，然后将模具出售给三和公司，三和公司根据该模具生产塑料制品后向三和公司供应；后三和公司与海绵供应商出现纠纷，施洪明与其商量，由其生产海绵制品，专门给三和公司供应海绵，海绵也是用在海沃氏公司的产品中，模具就由其他厂家生产；随着业务量的增长，其向施洪明提出三和公司应为其配备业务助理的要求，以辅助其维护海沃氏公司与三和公司之间的业务，第一个助理是许静，第二个是卞某；业务助理的工作是，收到客户的订单，转成三和公司自己内部的生产订单，三和公司根据内部生产订单安排生产，同时，业务助理要根据生产进度，可以和海沃氏公司的采购直接联系；只要海沃氏公司还在与三和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其就应该享有相应的提成。二审中，三和公司申请就下列事项进行鉴定：1.杨利民二审提供的劳动合同中三和公司印章的真实性；2.2014年1月28日《费用申请》中施洪明签字的真实性；3.案涉《合作协议》中三和公司印章及张永签字的真实性。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合作协议》能否认定是三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效力如何；二、三和公司应否向杨利民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业务提成费。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案涉《合作协议》应认定系三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理由如下：1.该《合作协议》加盖了三和公司印章，时任三和公司总经理的张永也在该协议中签字。一审中，三和公司并未对《合作协议》中加盖的印章真实性提出异议，仅是提出该协议可能系张永与杨利民串通而形成，在一审法院询问三和公司是否就张永签字的真实性申请鉴定时，三和公司明确不申请鉴定。二审中，三和公司又申请对《合作协议》中的印章和张永签字进行鉴定，相当于推翻一审的陈述，根据禁止反言原则，不应予以准许。况且，张永曾经是三和公司的总经理，三和公司也未提供张永否认签字真实性的证据。2.三和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杨利民与张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三和公司利益的行为。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对于由三和公司完成的客户交易，杨利民按比例提成，而杨利民安排在外生产的项目，也留给三和公司一定比例的利益。因此，杨利民和三和公司均享有权利也均需履行相应的义务，不存在不对等的情形。即使张永与杨利民另外存在其他形式的合作，也不能据此认定《合作协议》的约定严重损害了三和公司的利益。3.三和公司申请的证人卞某的陈述亦可佐证杨利民和三和公司的合作模式。根据卞某的陈述，杨利民曾系三和公司营业部部长，且在2016年就海沃氏公司的业务有2%提成，这与《合作协议》的约定能吻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杨利民仅有权主张2016年的业务提成费。理由为：1.2017年4月12日的《费用申请》已明确2016年的业务提成金额。该《费用申请》虽仅有张永一人的签字，但三和公司在一审法院询问是否就该申请中张永签字真实性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三和公司明确不申请鉴定。因此，应认定2017年4月12日《费用申请》的真实性，该《费用申请》可作为杨利民与三和公司结算提成费的证据。2.卞某的陈述同样可证明杨利民2016年业务提成的金额。卞某入职时是2016年，且知道杨利民2016年时就海沃氏公司的业务按照2%的比例进行提成。3.杨利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2017年、2018年负责了三和公司的客户。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杨利民的提成将按负责客户当年到账总金额的2%进行结算。如杨利民并未负责相应的客户，则不应获取相应的提成。杨利民主张其2017年、2018年仍然负责海沃氏公司的业务，并为此提供了相应往来邮件，但在杨利民也另外承接相关业务的情况下，无法明确邮件往来中的业务均属于三和公司业务。而且，即使三和公司2017年的组织架构表中仍然有杨利民，也不代表杨利民在此期间为三和公司维护了海沃氏公司客户。相反，三和公司提供了大量的邮件证明与海沃氏公司2017年、2018年的业务往来由杨利民以外的其他人负责。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及常理，如获取业务提成，应对该业务往来有所贡献，不能仅因开发了某一客户，就一直享受该客户往来带来的提成。因此，不论杨利民和三和公司何时解除了劳动合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杨利民于2017年、2018年负责维护了海沃氏公司，不能就该期间的往来主张相应提成。关于三和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如上所述，在认定《合作协议》及2017年4月12日《费用申请》真实性的情况下，对杨利民二审提供的劳动合同中三和公司印章的真实性、2014年1月28日《费用申请》中施洪明签字的真实性，均已无必要审查，二审不予准许三和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综上，杨利民、三和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08元，由杨利民承担13582元，三和公司承担83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利娜审判员  费益君审判员  王俊梅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高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