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4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星珠影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霍营西2号1幢四层。法定代表人：阮道秀，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少君，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江红，女，198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靳凤山，河北乾翔（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婷婷，河北乾翔（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星珠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江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20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星珠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剥夺了星珠公司举证及提起反诉的权利。1.一审庭审时，星珠公司提交了证据清单、证明材料以及证人名单，因国庆长假及探亲原因，两名证人在外地无法及时赶回，申请延期出庭，另一名证人在庭外等候。但在举证阶段，星珠公司要求庭外等候的证人汪某出庭作证，遭到审判长无理拒绝，对于星珠公司要求另外两名证人延期举证的申请，审判长也予以拒绝，导致星珠公司的证人无法出庭参加庭审。一审法院寄送的开庭传票中并没有指定举证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和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其提出申请的期限不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限制。星珠公司在开庭时，提供证人名单，要求证人出庭，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另两名证人延期出庭，也在情理之中。2、一审庭审时，星珠公司当庭提出了反诉，要求星珠公司支付剩余的投资款10万元及相应的违约金，法庭也予以准许。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期间，星珠公司想少交诉讼费用，便降低诉请金额，将调整后的反诉状，在法庭要求的质证期限内提交到法院，之后电话与承办法官沟通，要求按照调整后的反诉金额缴纳诉讼费，遭到拒绝。在一审判决书中对于星珠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判决书只字未提，剥夺了星珠公司的诉讼权利，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二、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星珠公司解除投资合同符合法律及合同约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自2018年1月18日，星珠公司和王江红签订电影《青春如棋》(暂定名)投资合同书以后，星珠公司于2018年3月6日得到了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申局出具的《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影片于2018年7月13日在杭州开拍，2018年8月4日杀青，8月5日进入后期制作。按照电影发行审批流程，2019年3月22日，得到北京市电影局出具的《关于影片英译名的批复》。2019年8月5日，北京市电影局对影片进行审查，出具了《电影审查意见书》,截止到庭审时，影片已进入最后审查核准阶段，对于院线电影来说已经相当快了，而且影片已完成了拍摄及后期制作，进入了行政审批的最后阶段，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星珠公司一直在积极的履行双方的投资合同，并且即将履行完毕，双方的合同目的即将达成。并非像一审判决所言，星珠公司迟延履行合同，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次，因合同约定王江红的投资款分两次支付，所以在影片于2018年8月5日进入后期制作时，星珠公司多次联系王江红，要求其按约支付第二期投资款10万元，但王江红拒不支付，严重影响了影片后期制作的进度，之后王江红未再联系星珠公司。直到2019年8月16日王江红通过微信向星珠公司发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书”，直接要求解除双方的投资合同。在此之前，王江红从未催告过星珠公司，更没有给过星珠公司履行债务的合理期限。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依据汪某通过微信向王江红发送的《青春如棋》策划案ppt的内容,认定星珠公司违反了ppt上标明的时间进度，构成违约，与事实严重不符。1.《青春如棋》(暂定名)投资合同书中，双方并未约定影片具体的拍摄及后期制作的时间，更未将所谓《青春如棋》策划案ppt列为合同的内容，其上面所列时间节点并不是星珠公司的承诺。2、《青春如棋》策划案ppt,从开始到最终拍摄，经历过多个版本，其内容进行了多次修改，汪某发给星珠公司王江红的这个ppt是早已过时的，并且当时已经告知是旧版本。同时，汪某只是影片《青春如棋》的制片人，其并不是星珠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经过公司的授权，其行为并不能代表公司。3.《青春如棋》策划案ppt上所载明的电影项目预计周期表为2018年1月22日开机，2月22日杀青，5月1日成片，从这个周期表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间显然不符合这个电影进行行政备案拍摄、送审、发行放映等所需的时间进度。双方2018年1月18日才签订了投资合同，星珠公司不可能承诺1月22日就开机，显然不符合常理。该影片在2018年3月6日才取得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发放的《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拿到这个备案回执单之后，影片才能够投入拍摄。星珠公司在与王江红签订投资合同的时没有拿到这个回执单，影片无法拍摄，不可能承诺1月22日开机。王江红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王江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于2018的1月18日签订的《电影＜青春如棋＞（暂定名）投资合同书》于2019年8月16日解除；2.星珠公司向王江红返还投资款50万元；3.星珠公司向王江红支付违约金2.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20日，王江红（乙方）与星珠影业（甲方）签订《电影＜第九号当铺＞（暂定名）投资合同书》。约定甲方为影片承制方，电影版权由甲方享有，乙方负责投入60万元用于电影《第九号当铺》（暂定名）制作、宣传和发行，占本影片投资总额的10％股份，并享有相应比例的收益权；乙方于2017年8月21日前将部分投资款50万元注入甲方指定账户。下方另手写注明：总投资60万元，已付50万元，剩余10万元最晚于2018年3月份支付。2017年8月21日，王江红以银行转帐的方式向汪某转账50万元。2017年11月19日，搜狐网报道，电影《青春如棋》于18日举行盛大新闻发布会，导演张某某介绍，电影计划投资1000万，收益4亿，应于2018年1月10日开机，2018年2月10日杀青，2018年5月1日成片，2018年8月1日首映。2017年11月20日，中华网报道，电影《青春如棋》于18日举行盛大新闻发布会，该片由汪某女士担任出品人，预计2018年暑期与观众见面。2018年1月18日，王江红与汪某相约见面签订《电影＜青春如棋＞（暂定名）投资合同书》。13:38，王江红发送微信称“我已到公司”，汪某“称先喝点水，我2点多到”。15:00，王江红与汪某进行商谈，内容包含“王：我就是想资金回笼快一点。汪：青春如棋现在立项已经下来了，我们11月18日不是开了一个大型的新闻发布会吗？这个立项已经下来了，我们可能要先拍这个。王：这么多年了，你说哪个好就定哪个，当时你说7、8个月能回笼资金，我们就尽快给你整了吗？汪：嗯，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年特别严。”16:52，汪某向王江红微信发送《青春如棋.pptx》电影策划案，内有项目预计周期表，时间节点为2018年1月22日开机、2月22日杀青、5月1日成片、7月20日首映。2018年1月18日，王江红（乙方）和星珠影业（甲方）签订《电影＜青春如棋＞（暂定名）投资合同书》。约定：就电影＜青春如棋＞（暂定名）的合作事宜，投资金额为6000万元，甲方为影片承制方，电影版权由甲方享有，乙方负责投入60万元用于电影《青春如棋》（暂定名）制作、宣传和发行，占影片投资总额的1％股份，并享有相应比例的收益权；影片总投资金额为6000万元。合同第八条关于双方声明和保证中约定：甲方：3、甲方为签署本合同所需的内部授权程序均已完成，本合同的签署人是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本合同生效后即对合同双方具有法行政律约束力。合同第十条关于合同的终止，双方约定：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合同终止履行：7、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经另一方当事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合同十二条关于违约责任，双方约定：甲方违约，需全部返还乙方的投入资金，并支付乙方出资总额的5％赔偿给乙方。合同下方备注，本合同总投资60万元，乙方已支付给甲方50万元投资款，剩余10万元投资款至电影后期制作时支付。合同中另注明汪某为星珠影业公司的联系人。2018年3月6日，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向摄制单位星珠影业出具《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另注此证只限摄制《青春如棋》影片使用，有效期贰年；该片领取《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时，此证须交回。2019年3月22日，北京市电影局出具《关于影片英译名的批复》，同意影片英译名为《YOUTHISLIKECHESS》。2019年8月5日，北京市电影局向星珠影业发送《电影意见审查意见书》，对电影《青春如棋》提出修改意见。2019年8月6日，汪某向王江红发送短信截图，截图显示“您申请的影片《青春如棋》审查完毕”并在微信中称：“江红你什么时候有空约一下，咱们把合同改一下”。2019年8月15日，王江红通过顺丰速运向星珠影业邮寄《电影(暂定名）投资合同书》解除通知书，要求星珠影业于收到解除合同书或解除合同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退还全部投资款5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2.5万元。2019年8月16日，顺丰速运快递派送显示“因对方拒收快件，派送不成功”。2019年8月16日，王江红通过微信向汪某发送《电影《青春如棋》（暂定名）投资合同书》解除通知书照片并称其老公感觉电影时间太长，想把钱要回来。汪某则回复称，王江红投的电影一直就是《青春如棋》，并且其投资款一直给付不到位，给电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2019年8月18日，星珠影业就解除通知书向王江红回函，称不予认可解除通知书中所述内容，不同意解除合同，要求王江红继续支付尾款10万元，并支付逾期违约金216万元。一审另查，2016年9月13日，星珠影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汪某变更为阮道秀。2018年9月27日，公司股东由汪某、张定生变更为唯一自然人股东阮道秀。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青春如棋》的投资款是从《第九号当铺》的投资款中过渡而来。王江红陈述称，2018年1月18日汪某向王江红发送的《青春如棋.pptx》电影策划案的项目预计周期表载明了各时间节点。星珠公司则认为双方并未对进度进行约定，PPT并非星珠公司所发，且汪某已经告知PPT是过期的，王江红坚持要看才发的。但王江红对星珠公司的以上陈述不予认可。星珠公司陈述称，就拍摄进度及导演演员的变更情况，汪某曾多次向王江红告知，王江红对此不予认可。另外，汪某只是制片人，其行为不能代表公司行为。一审法院认为，王江红与星珠影业于2018年1月18日签订的《电影＜青春如棋＞（暂定名）投资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予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本案中，双方虽未在合同主文中对电影拍摄的时间节点进行明确约定，但本案所涉合同以王江红向星珠公司拍摄的电影进行投资并由此获得收益为根本目的，电影拍摄的各个时间节点、最终上映及获得票房的时间为合同的重要内容。汪某于签订合同当日向王江红发送电影《青春如棋》策划案PPT，上面载明电影项目预计周期表为2018年1月22日开机、2月22日杀青、5月1日成片、7月20日首映；此与双方于商谈中也表示资金回笼周期约为7、8个月以及新闻发布会中星珠公司公布的内容基本相符，故该预计周期表的时间节点应属双方缔约过程中达成的一致内容。星珠公司关于汪某不具备代理权的抗辩意见，因汪某在签订合同时系星珠公司两位股东之一，且其全程与王江红磋商订立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载明其为联系人身份，该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星珠公司关于该策划文案系作废文案的主张，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该文案与录音内容、发布会内容所相互印证，该院亦不予采信。星珠公司关于网站所载明的内容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的抗辩意见，与汪某在录音中“18号我们开了一个大型的发布会”相左，该院亦不予采信。由此，星珠公司应当按照策划案中的约定按期进行电影拍摄，并确保王江红投资款项的利益实现。即便拍摄节点和周期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这种调整也应当是短期调整，不能超过预计周期过长，否则将影响王江红投资电影并获取利益的合同目的实现。加之，星珠公司作为专业的影视机构，在承诺之时就应当对规则内容予以充分了解并高度注意。现依据所查明的事实，2018年8月，影片尚在拍摄过程中；时至一审庭审结束时迟延长达17个月之久，电影仍未上映获取收益。星珠公司迟延履行合同的行为已经足以构成严重违约。依据合同第10.7约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经另一方当事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合同终止。王江红要求解除合同于意思表示到达之日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中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王江红要求星珠公司返还投资款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应予支持。星珠公司关于王江红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二期10万元投资款构成严重违约的抗辩意见，因星珠公司并未依约按期进行电影拍摄，其违约行为在先且情节严重，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王江红与星珠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签订的《电影＜青春如棋＞投资合同书》于2019年8月16日解除；二、星珠公司返还王江红投资款50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三、星珠公司支付王江红违约金25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审中，王江红未提交新证据，星珠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形成于2019年12月11日之后,2019年底前的电影拍摄的脚本，2.汪某的证人证言，证明：电影《青春如棋》的拍摄进展情况、有关事实以及王江红的付款情况。经质证，王江红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星珠公司提交的证据1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本院不予采信。星珠公司提交的证据2，因汪某作证时称其与张定生系夫妻关系，2018年9月27日之前，除汪某与张定生外，星珠公司不存在其他股东，因此，汪某与星珠公司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此外，其证言内容与本案查明事实存在不一致之处，故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6日向星珠公司邮寄了反诉费交费通知，星珠公司10月17日签收，但星珠公司并未交纳反诉费用。一审中，星珠公司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9日的反诉状载明：反诉请求：1.判令王江红支付电影《青春如棋》投资余款10万元；2.判令王江红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34万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9日进行庭审。庭审中，星珠公司当庭提出反诉，一审法院当庭告知星珠公司提起的反诉与本诉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该院予以受理并合并审理，请星珠公司在收到缴费通知后7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逾期按撤回反诉处理。该次庭审中，星珠公司就其反诉请求进行了举证，王江红发表了质证意见。一审庭审中，星珠公司称因星珠公司的证人不在北京，申请延期，证人包括：汪某、王斌、罗乐，证人证明由于王江红违约10万元没有到位，导致影片拍摄拖延时间进度，对星珠公司造成损失。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王江红与星珠影业于2018年1月18日签订的《电影＜青春如棋＞（暂定名）投资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予认定合法有效。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剥夺了星珠公司提起反诉或举证的权利。对此，本院认为不存在。理由如下：一、经本院审查，星珠公司未在收到交费通知后的7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其反诉应当按撤诉处理，一审法院未予处理并无不当。二、一审庭审中星珠公司已就其反诉进行了举证，其一审庭审中提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目的是证明因王江红的10万元未到位构成违约，导致影片拍摄拖延时间进度，给星珠公司造成了损失。从星珠公司主张的证人证言的证明的目的来看，是证明其反诉请求成立，因此，在星珠公司未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便未允许星珠公司延期举证亦未损害星珠公司的权利。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本案中，星珠公司并未申请一审法院调查取证，因此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本不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其提出申请的期限不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从前述规定的内容来看，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经过人民法院许，并且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而不必局限于举证期限届满10日前提出。本案中，首先，从一审庭审笔录记载来看，一审法院并未准许星珠公司的证人出庭作证。星珠公司以证人不在北京为由要求延期举证，不能成立。其次，星珠公司所主张的证人汪某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便作证其证言亦不具有证明效力。五、星珠公司关于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期间，星珠公司想少交诉讼费用，便降低诉请金额，将调整后的反诉状，在法庭要求的质证期限内提交到法院，之后电话与承办法官沟通，要求按照调整后的反诉金额缴纳诉讼费，遭到拒绝的主张，首先并无证据证明，其次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审法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本案，不存在违规之处，最后星珠公司并未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星珠公司以想少交诉讼费用为由降低反诉请求的金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提起反诉的随意性。二、关于王江红主张解除《电影＜青春如棋＞（暂定名）投资合同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此，本院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理由如下：一、本案所涉合同以王江红向星珠公司拍摄的电影进行投资并由此获得收益为根本目的，电影拍摄的各个时间节点、最终上映及获得票房的时间为合同的重要内容。星珠公司能否按照策划方案所预定的时间节点按期履行合同，事关王江红投资权益能否按时实现。二、双方虽未在合同主文中对电影拍摄的时间节点进行明确约定，但星珠公司的汪某于签订合同当日向王江红发送电影《青春如棋》策划案PPT，上面载明电影项目预计周期表为2018年1月22日开机、2月22日杀青、5月1日成片、7月20日首映等内容与双方在当日的谈中表述的资金回笼周期约为7、8个月以及星珠公司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中公布的内容相符，双方对此均应明知。星珠公司关于该策划文案系作废文案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星珠公司关于汪某的行为未经星珠公司授权，其行为不代表星珠公司的主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星珠公司关于在与王江红签订投资合同的时没有拿到《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影片无法拍摄，不可能承诺1月22日开机的主张，与其相关报道严重不符，亦违反诚信原则，本院不予采信。三、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后期10万元投资款至电影后期制作时支付，电影在杀青后进入后期制作阶段。依据策划方案，星珠公司应于2018年2月22日完成电影的杀青，但其直至2018年3月6日才取得《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至2018年8月涉案电影仍在拍摄之中，其已构成违约。本案中，星珠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涉案电影杀青的时间，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通知王江红涉案电影杀青的时间，因此，星珠公司主张王红江未按期支付剩余10万元投资款的主张不能成立。四、依据策划案涉案电影应在7月20日首映，而涉案电影此时却未杀青，王江红有权以此拒绝支付剩余10万元投资款。五、本案中，王江红系以星珠公司未按期完成承诺进度，构成根本违约为由向星珠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从电影首映角度看，星珠公司已经逾期近13个月，构成严重违约，导致王江红未实现合同目的。直至一审庭审结束时，涉案电影依然未上映，已长达15个月之久。截止本案二审判决作出时，经本院检索涉案电影亦未上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本院认为王江红解除涉案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涉案合同于2019年8月16日起解除，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星珠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论理不当之处，本院予以调整，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50元，由北京星珠影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 洁审 判 员  梁 睿审 判 员  张 静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法官助理  杨颜金书 记 员  段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