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9行终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玉，男，1945年5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马青竹，女，194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代理人王秀田，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濮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濮阳县红旗路西段。法定代表人刘希乾，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琚秀芳，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红兵，河南启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金玉、马青竹因濮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称“濮阳县人社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2019）豫0926行初4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金玉、马青竹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秀田、被上诉人濮阳县人社局委托代理人琚秀芳、王红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王红杰系王金玉、马青竹之子，生前系濮阳县工商局习城工商所职工。2002年4月24日驾驶面包车发生交通事故，于同年5月5日死亡。王金玉、马青竹于2018年6月27日以快递方式向被告濮阳县人社局提交了《王红杰因公牺牲申请书》及相关材料。2018年7月10日，濮阳县人社局依据民政部(1989)优字34号文件作出了《关于对王红杰因公牺牲申请的答复》，认为因公牺牲的确认不属于人社部门的职责。王金玉、马青竹诉讼来院，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关于对王红杰因公牺牲申请的答复》。濮阳县人社局于2019年3月15日依据民函（2014）343号文件再次作出《关于对王红杰因公牺牲申请的答复》，认为王红杰因公牺牲的确认不应由被告办理。王金玉、马青竹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次行政诉讼。另查明，民政部于2016年5月31日发布第373号公告，对《民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伤亡抚恤如何办理的通知》（民〔1989〕优字34号）及《民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伤亡抚恤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2004〕334号）等文件宣布废止。再查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2015）濮中法行终字第000100号行政判决认定：王红杰因交通事故死亡于2002年5月5日，濮阳县工商局按当时的《军人优抚条例》、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军人优抚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民政部民〔1982〕优字37号、民〔1989〕优字34号通知的相关规定，按病故抚恤标准发给了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原审法院认为，二原告明知王红杰所在单位濮阳县工商局已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对王红杰的死亡性质按病故予以认定并进行抚恤，且经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其再次提出死亡性质的确认，属于重复申请。对于二原告依据的《民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伤亡抚恤如何办理的通知》（民〔1989〕优字34号），在其提出申请时已被宣布废止，且被告答复中引用的《民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亡抚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2014〕343号）第三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公牺牲和病故的确认由其所在单位或地区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中，亦未明确是指被告的职责。综上所述，对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金玉、马青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金玉、马青竹负担。上诉人王金玉、马青竹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上诉人提交的申请书合法，被上诉人应当依法办理。2002年4月24日18时左右王红杰驾驶工商所昌河牌面包车送该所所长任伟和其他工作人员参加工作会议，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王红杰重伤，并于2002年5月5日死亡。根据《军人优抚优待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王红杰是在执行任务中由于意外事件死亡的，依法属于因公牺牲。根据民政部(1989)优字34号《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享有批准王红杰为因公牺牲的法定职权，故上诉人于2018年2月5日向被上诉人提交申请书合法，被上诉人应当依照民政部(1989)优字34号《通知》第三条、第四条和《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九条第款的规定依法办理。被上诉人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当撤销重做。民政部(1989)优字34号《通知》是1989年8月4日颁布实施，于2016年5月31日民政部第373公告宣布废止的，王红杰因牺牲的意外事件发生在民(1989)优字34号《通知》的有效期内，上诉人提交申请书的时间不受民政部(1989)优字34号《通知》废止的限制。被上诉人享有民政部(1989)优34号《通知》第四条所规定的法定职责，王红杰因公牺牲的批准应由被上诉人办理。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的规定，王红杰因公牺牲的意外事件发生在民函(2014)343号《通知》颁布实施之前，民函(2014)343号《通知》对王红杰因公牺牲的事件不具有法律溯及力，濮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不享有确认王红杰为因公牺牲或病故的法定职权。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原告属于重复申请”的事实错误。2015年5月25日上诉人以濮阳县工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维持原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行申684号驳回申诉通知书作出“你们主张对王红杰的死亡应当按照因公牺牲的待遇进行抚恤，根据法律规定因公牺牲应当经过有权机关的审核、认定”的认定。因申请批准因公牺牲程序与要求支付因公牺牲抚恤金程序是两个不同的程序，故不构成重复申请法律关系。2.原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认定“原告依据的民政部(1989)34号《通知》，在其提出申请时已被宣布废止，被告答复中引用民函(2014)343号《通知》第三条规定中，亦未明确是指被告的职责”的理由不能成立，民函(2014)343号《通知》第三条对于是否指明对王红杰因公牺牲申请的确认系被上诉人的职责的规定与本案无关。3.因原判决列举的六个证据均未指明“王红杰因公牺牲的确认或批准不应由被上诉人办理”的事实，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不确凿，不能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和民函（2014）343号第三条的规定，故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1.撤销范县人民法院（2019）豫0926行初46号行政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濮阳县人社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濮阳县人社局辩称；一、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王红杰因公牺牲确认申请，但该申请的因公牺牲确认不属于被上诉人的职责范围。上诉人2018年向被上诉人提出因公牺牲申请所依据的是《民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伤亡抚恤如何办理的通知》(民(1989)优字34号)文件，而根据民政部第373号公告民政部优抚政策文件清理结果显示，该文件已于2016年5月31日已废止，故上诉人的申请所依据法律错误。根据《民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亡抚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2014)343号)第三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公牺牲和病故的确认由其所在单位或地区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王红杰工作单位为濮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故上诉人申请的因公牺牲确认不属于被上诉人的职责范围，该申请不应由被上诉人办理。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2015)濮中法行终字第000100号行政判决可知，王红杰所在单位濮阳县工商局已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对王红杰的死亡性质按病故予以认定，并对上诉人进行抚恤，该事实已由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故上诉人提出死亡性质的确认，属于重复申请，认定事实正确。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民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伤亡抚恤如何办理的通知》（民《1989》优字34号）的规定，被上诉人享有批准王红杰因公牺牲的法定职责。经查，《民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伤亡抚恤如何办理的通知》（民〔1989〕优字34号）及《民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伤亡抚恤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2004〕334号）等文件已于2016年5月31日被宣布废止，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对王红杰因公牺牲作出确认申请的时间为2018年6月27日，被上诉人两次作出答复的时间分别为2018年6月27日和2019年1月29日，申请和答复的时间均在《民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伤亡抚恤如何办理的通知》（民《1989》优字34号）被废止之后，上诉人主张其提出的申请事项,应由被上诉人批准缺少依据。根据现行有效的《民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亡抚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2014〕343号）第三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公牺牲和病故的确认由其所在单位或地区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该规定并未明确指出对于王红杰因公牺牲事项的确认属于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法定职责，故被上诉人作出的《关于对王红杰因公牺牲申请的答复》并不违反相关规定，上诉人请求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关于对王红杰因公牺牲申请的答复》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王金玉、马青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金玉、马青竹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忠生审判员  贾向阳审判员  葛传立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孙晨书记员栗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