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民终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为民，男，1966年6月6日出生，汉族，上海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科研人员，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C座2层222室。法定代表人：刘强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刚，男，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务。上诉人刘为民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6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为民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9）京0491民初693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遗漏。在一审中，上诉人已经尽了一个普通消费者之所能，收集并提供了相当充分的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未质证这些证据，也未提出自己一方的反证。然而，在并未认定任何证据无效的情况下，原审判决直接无视了其中很多证据，至少没有认定如下事实。1、“涛涛家居拼购店”在京东订单中填写了运单号：3382797682862，但京东订单上不能正常显示物流详情，是该京东商家故意将“申通快递”填为“申通速递”所致。2、用菜鸟裹裹APP查询3382797682862号运单，可知该运单由某人在淘宝下单产生，下单时间晚于上诉人在京东下单的时间，发货地为浙江温岭。3、发现该京东商家涉嫌欺诈后，上诉人曾两次申请退货，指明该商品的实际来源，要求由京东物流上门取货。京东商家两次拒绝，杜撰“第三方仓库”的说辞。4、上诉人向京东投诉了该京东商家，提交了上述证据，京东判定证据无效。5、上诉人找到了实际发货的淘宝商家“言江家居”，并与该淘宝商家对话，得到了该商品的淘宝订单截图，订单显示：名为“三门小刀刀”的淘宝买家下单购入了该商品；将上诉人的私人信息提供给了该淘宝商家作为收货人，并留言称：不要放价格单和售后卡;为该商品支付了28.8元。也就是说该京东商家把同一件商品加价大约两倍出售给了上诉人。6、提交了新证据后，京东升级了处理级别，打来电话称：将把上诉人的投诉反馈给相关监管部门，如果有问题会直接按照违规处理，京东的管控非常严格。7、京东为上诉人先行做了等额赔付。8、由于在一个月内上诉人在京东又经历了另外两起类似的“交易”，上诉人一并以涉嫌欺诈重新投诉了该京东商家，要求按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赔付，但京东在电话里称：该京东商家不构成欺诈，京东的管控部门会调查处理，但结果保密，不会告知上诉人。第二，一审判决认定或表述事实有误。1、一审判决称：“刘为民提交淘宝网订单截图，显示其于2018年11月2日在淘宝网‘言江家居’购买了‘时尚悬挂挂钩式挂篮镂空收纳筐收纳篮厨房卧室浴室置物篮车用挂篮’，支付了28.80元。”在淘宝下单购买该商品的不是上诉人刘为民，而是涉嫌欺诈的京东商家的经营者或其同伙，这个错误可以说是完全颠倒了事实。2、一审判决称：“本案的合同关系是发生在刘为民和‘涛涛家居拼购店’的经营者之间，而非刘为民与京东公司。”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如此认定或表述事实有误，一审案件所涉的“网络服务合同”确实发生在上诉人刘为民与京东公司之间，该合同引发的纠纷即是一审案件的案由；如果一审判决此处所称“合同”指的是上诉人与京东商家之间的“商品买卖合同”，该合同并不是一审案件的案由。一审判决如此表述包含如下暗示：上诉人不应该找京东平台维权，而应该去追究京东商家，这与消费者保护法和电子商务法的精神和规定相悖。按照这些法律的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责任监督管理平台上的商家，对商家的侵权行为负有连带责任，有先行赔付消费者的义务。3、一审判决称：“对此，首先根据在案证据，刘为民关于同类商品在淘宝网上的售价低于其在章以吉处购买涉案商品的售价以及所谓涉案商品系从淘宝网卖家处进货，并不足以证明存在欺诈行为。”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此有两处认定或表述事实错误、一处认定或表述事实不全面。第一处错误是：上诉人从未将京东和淘宝平台上的“同类商品”拿来比较价格，并以此为由主张京东商家欺诈;上诉人拿来比较价格的是特定的“一件商品”，而非“同类商品”，该件商品表面上是由京东商家在京东平台上出售给上诉人，实际上是由京东商家在淘宝下单并将上诉人的私人信息提供给淘宝商家，再由淘宝商家直接发货给上诉人。第二处错误是：上诉人从未主张过“涉案商品系从淘宝网卖家处进货”，“进货”一词暗示京东商家的行为是正常商业行为，甚至连京东一方都没有这样主张过，如果有人这样主张，上诉人希望主张的一方提供证据证明“进货”的事实，最后，一审判决用“低于”表述价格差异虽然无错，但不全面，掩盖了差异之大。上诉人实际主张的事实如下：该京东商家既没生产过该商品，也没有经手过该商品的进货发货，也没有向京东平台证明过自己生产或经营该商品，而只是在京东平台上加价两倍左右“上架”了该商品（其他都让淘宝代劳），接单后擅自将上诉人私人信息外泄给第三方，然后采取若干手段企图隐瞒以上这些事实，事后拒不退货。该京东商家点点鼠标就实现了几乎200%的“利润”率，有牟取暴利的动机和结果，实施了隐瞒真相的行为，上诉人据此向被上诉人投诉该京东商家欺诈，但被上诉人称该京东商家不构成欺诈，还拒绝告知调查结果，这是一审案件的焦点所在。第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上诉人理解一审判决指的是第六十四条的第一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认为：在一审中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上诉人已经穷尽了一个普通消费者能够采取的一切方法收集并提供证据，甚至大海捞针般地找到了牵涉其中的淘宝商家（不是每个消费者都有精力和能力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援引上述法律条款的用意有如下两种理解：1、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供了证据，但提供的证据还不够充分，如果这种理解正确，那么上诉人认为，按照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上诉人已经无力收集和提供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要求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京东商家不存在欺诈行为，反驳上诉人的主张，而不应当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为由草率结案。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尽可能充分的证据，但这些证据不能证明欺诈事实，不能支持上诉人的主张。如果这种理解正确，那么一审判决不应当依据上述法律条款做判决，而应当依据有关欺诈的法律规定做判断，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一审判决并没有依据法律阐述为什么“欺诈”不成立。第四，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在庭审结束后要求一审法官助理更改庭审笔录中自己所做的部分当庭陈述，更改前的陈述为：京东认为证据无法证明京东商家实施了欺诈行为，更改后的陈述为：京东认为按照现有法律不能认定京东商家实施了欺诈行为（原话以庭审笔录为准），上诉人认为：以上两种表述差别很大，一审合议庭很可能会根据不同表述做出不同判断。而一审法官助理竟然在一审合议庭全体退庭之后，在上诉人首先签字确认笔录之后，同意被上诉人的要求，为其更改了笔录。以上事实可以由庭审原始录像证明，也可以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电话录音证明，也可以由被上诉人在庭审录像和庭审笔录中的表述不一致证明。上诉人认为这是明显的程序违法。第五，一审判决缺乏严肃性。1、一审法官在开庭前后多次打电话暗劝上诉人主动撤诉；很巧，被告代理人也打电话明劝上诉人撤诉。上诉人不理解这样简单的案子何以让上述人员犯难。2、上诉人等了半年才开庭，又等了将近三个月才判决。上诉人只能认为也许这个案子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简单，需要时间仔细研究和斟酌。然而，等判决书下来，给上诉人的印象却是草草而就、敷衍了事。首先，大量证据被弃之一边，没有被用来认定事实，而又不给出任何理由，在此情况下依据民法有关证据的条款做出判决，实在是违反逻辑。其次，认定事实竟会颠倒上诉人与涉嫌欺诈者。再次，一审判决没有论证过程，只是不断重复“不足以证明”和“缺乏依据”等字眼，只说其然、不说其所以然，无以服人。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即便上诉人所说的这些事实是真的，商家的行为也是符合正常的商业惯例的，京东公司并不认为这种情况能够认定欺诈。另外，如果上诉人主张欺诈，真正的指向主体应该是商家而不是京东平台。刘为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因其电商平台上的第三方欺诈行为，赔偿原告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为民于2018年11月2日在京东平台上的“涛涛家居拼购店”购买了“杂物脏衣篮洗衣收纳篮挂墙迷你浴室储蓄悬挂家居收纳盒可挂式钛白灰四件套”（以下简称涉案商品）,支付了94.50元，并于11月5日向京东平台进行投诉。京东公司是京东APP与京东平台（JD.com)的经营者。京东公司提交“涛涛家居拼购店”的披露信息，显示该店经营者为章以吉。刘为民提交淘宝网订单截图，显示其于2018年11月2日在淘宝网“言江家居”购买了“时尚悬挂挂钩式挂篮镂空收纳筐收纳篮厨房卧室浴室置物篮车用挂篮”，支付了28.80元。刘为民提交淘宝网客服的聊天记录，证明涉案商品是由该店发出。一审法院认为，经查明京东公司是电子商务平台京东（JD．com）的经营者，而在京东平台内经营“涛涛家居拼购店”的经营者是章以吉。本案的合同关系是发生在刘为民和“涛涛家居拼购店”的经营者之间，而非刘为民与京东公司。本案中刘为民以章以吉存在欺诈行为及京东公司没有妥善处理为由要求京东公司按照所谓惯例和电子商务法先行赔偿。对此，首先根据在案证据，刘为民关于同类商品在淘宝网上的售价低于其在章以吉处购买涉案商品的售价以及所谓涉案商品系从淘宝网卖家处进货，并不足以证明存在欺诈行为，据此结合刘为民提交的京东公司纠纷处理结果，关于京东公司没有处理好的主张也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刘为民主张依据先例和电子商务法要求京东公司先行赔付的意见，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刘为民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一、一审期间，刘为民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淘宝网订单截图，截图显示：2018年11月2日，买家“三门小刀刀”通过淘宝网平台从“言江家居”淘宝店购买了“时尚悬挂挂钩式挂篮镂空收纳筐收纳篮厨房卧室浴室置物篮车用挂篮”，该商品价格57.60元，优惠28.80元，实付28.80元，预留订单收货人为刘为民，收货地址与本案上诉人地址相同。二、上诉人就案涉交易向京东公司投诉后，被上诉人已经先行向上诉人退还了货款94.50元，目前案涉商品仍在刘为民处保存。本院认为：本案系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被上诉人京东公司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理由为：京东公司未履行好对平台内商家的监督监管责任。二审中，上诉人另外补充以下上诉理由：交易过程中，上诉人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个人信息权受到了侵害，据此请求京东公司承担上述惩罚性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等规定，京东公司在本案中作为电子商务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监督监管责任主要应体现为：对平台内商家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信息的核验，对商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是否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监督管理。如京东平台未尽到上述监管义务，上诉人可依法请求京东平台承担损失赔偿责任。需要明确的是，上述因违反监管义务引发的赔偿责任不同于本案上诉人主张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本案上诉人主张三倍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依据该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适用该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前提是，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如前所述，本案为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京东公司作为交易平台、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本案中的主要义务在于为双方交易提供机会，对商家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信息进行核验，对商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是否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进行监管等，从本案查明的情况看，京东公司在履行上述服务义务过程中，并不存在欺诈行为。另外，平台内商家在具体经营过程中的欺诈行为不能等同于为双方提供交易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的欺诈行为，两者在合同内容、权利义务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即使本案商家存在销售欺诈，也不能据此直接认定京东构成服务欺诈。综上，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的惩罚性赔偿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上诉人指出的一审认定事实部分错误的问题，本院予以采纳，并在二审补充查明事实部分作出纠正。上诉人二审中另提出的三项侵权理由，在一审起诉时未曾提出，且即便该三项侵权理由成立，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欺诈也存在质的区别，不能因此导出京东公司需承担欺诈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结论。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遗漏事实的问题，如前所述，本案系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并非上诉人与商家之间的网络买卖合同纠纷，商家与上诉人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相关行为的认定问题并不是本案审理的重点，一审对于上诉人主张的订单发货问题未作认定并无不妥。申请补正庭审笔录是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准许由法庭根据庭审实际情况决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应当发回重审或改判的审判程序违法事项，本案中上诉人指出的笔录补正问题不涉及案件事实陈述或权利处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结果判断。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及处理结果均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为民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勤缘审 判 员 胡怀松审 判 员 王小虎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 王远哲书 记 员 马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