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饶静，女，198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湖北省赤壁市，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峥，广东引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军，男，197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任芬，广东汇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锡锋，广东汇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宁波，男，1978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现羁押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上诉人饶静因与被上诉人刘军、段宁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2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饶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刘军对饶静的全部诉讼请求，由段宁波对刘军承担支付责任；3.上诉费由刘军、段宁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债务属于饶静与段宁波的共同债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饶静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供了饶静微信收入证明材料、银行账户明细、借条、支付宝转账凭证、微粒贷等证据证实饶静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有在网上做微商自己有收入并不依赖于段宁波的收入，在一个人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且存在巨大的生活开销的情况下，饶静自己向亲戚朋友借款或在网上通过平台借款以维持自己及子女的日常生活所需要，饶静没有从段宁波处取得家庭生活的开支。饶静讲过其本人农业银行账号62×××78的网上银行由段宁波所操作，根据刘军提供的《段宁波拿货账单》显示段宁波2015年7月13日开始至2016年3月8日期间与刘军建立交易关系，饶静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交易往来，是由段宁波自己直接操作，且根据2015年11月5日四笔交易摘要均注明“段宁波转”，即从此可以表明段宁波用以区分及备注其与刘军之间交易关系的依据，明显是段宁波个人与刘军进行交易行为。一审法院仅以饶静银行账户上述2015年11月、12月以及2017年5月向刘军之间转账纪录即认定是饶静知悉段宁波与刘军之间的所谓煤炭交易并有参与其中，是混淆概念，认定饶静知悉并参与其中没有实质性证据。由于段宁波与刘军上述欠款金额较大，已经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但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认定本案的债务属于饶静与段宁波的夫妻共同债务实属不妥，上述债务刘军称是煤炭款，与段宁波与饶静之间的夫妻共同生活无关，两人也没有共同经营活动产生共同债务的可能，更没有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可能，即使一审法院认为饶静通过自己的个人账户代段宁波支付货款，但该付款行为均是发生在段宁波与刘军交易行为之后，饶静与段宁波没有当时购买煤炭而产生债务的合意，一审法院将事后饶静的付款行为认定为夫妻共同合意实属错误。二、根据段宁波与刘军所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三条的规定“在叁年内(2018年11月12日起)如果乙方还是没有能力还清欠款，那么甲方有权申请强制执行，乙方不得拒绝执行”该条款是附期限的付款条款，目前该期限未到，即刘军在该期限届满前不得通过诉讼方式向段宁波主张，刘军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饶静特向法院提起上诉，望法院判允所请。被上诉人刘军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饶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涉案的债务属于饶静与段宁波的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刘军与段宁波发生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的煤炭交易，饶静对此知情并实际参与。第一，饶静的银行账户曾分别于2015年11月、2015年12月、2017年5月多次向刘军的账户转账用于支付煤炭款，饶静辩称系段宁波用其银行账户操作转账，但是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退一步讲即使是段宁波在操作饶静的账户，饶静将其名下的银行账户交由段宁波使用，也应视为其知悉涉案的煤炭交易并有参与其中。至于说在转账时注明“段宁波转”等字样，只不过是出于大多数人都有的交易习惯进行的备注，并不能表明是段宁波操作且只代表其个人与刘军进行交易。第二，一审庭审时，饶静自认在由段宁波、叶常清等人实际控制的广州市璧海建材物资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由此也可佐证饶静对段宁波的生意知情且有实际参与。饶静上诉称其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有在网上做微商自己有收入并不依赖段宁波的收入，但随后又说能力有限要向亲戚借款或在网上平台借款以维持其本人及子女的日常生活需要，本来就自相矛盾。在段宁波收入颇丰且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财产各自所有的情况下，饶静需要举债度日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此外，如果真如饶静所述其并不依赖段宁波的收入，双方财产分开，那协议离婚时约定包括豪宅、豪车在内的所有财产归饶静所有，且孩子的一切费用及其他全部债务由段宁波一个人承担，则与双方之前行为模式大相径庭，难以自圆其说。综上，饶静对涉案煤炭交易知情且参与其中，该债务也实际发生在其与段宁波夫妻关系正常存续期间，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饶静对该债务也应承担清偿责任。二、刘军有权要求段宁波及饶静及时清偿债务。刘军与段宁波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3条约定“在叁年内（2018年11月12日起）如果乙方还是没有能力还清，那么甲方有权申请强制执行，乙方不得拒绝执行”的条款是以该《补充协议》第2条中关于“乙方应该拿出一定固定资产书作为诚意作为担保”为前提，段宁波并未按约定将房产证交由刘军作为抵押，因此第3条的约定不发生效力。退一步讲，即便《补充协议》第3条的约定是独立存在的，但在2018年11月12日签订《补充协议》时段宁波仍然隐瞒其与饶静已于2018年9月20日协议离婚且约定全部财产归饶静所有的情况，且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后，段宁波一直没有向刘军支付过任何款项，可见段宁波恶意拖欠债务及转移财产的意图极为明显。此外，段宁波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其经济状况及清偿能力明显恶化，因此刘军有权要求段宁波及饶静及时清偿债务，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段宁波没有答辩意见。刘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段宁波、饶静共同向刘军偿还拖欠的货款1329643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11月13日计至还清款之日止）；2.段宁波、饶静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诉讼保全费、诉讼保全担保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段宁波与饶静于2009年7月3日登记结婚，并于2018年9月20日协议离婚并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刘军与段宁波素有交易往来，由刘军向段宁波供应煤炭。2017年6月22日，刘军（债权人，甲方）与段宁波（债务人，乙方）签订了《个人还款协议》，载明：“第一条甲、乙双方在此确认：2015年开始，乙方在甲方处持续欠款，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尚欠甲方人民币：1408643元（壹佰肆拾万零捌仟陆佰肆拾叁元正）（注明：没有欠条）第二条甲方同意乙方分次偿还欠款及还款计划：乙方于2017年7月份开始每个月25号还甲方8万元，一直到还清为止。……”段宁波作为债务人（乙方）在上述《个人还款协议》中签名。2018年11月12日，刘军（甲方）与段宁波（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载明：“鉴于债务人段宁波在2017年6月22号签订的个人还款协议中根本没有履行还款协议，2018年11月12日对该《个人还款协议》作为补充：1、甲方对于乙方出于人情一直没有对此协议作出法律上的而措施，是甲方心怀善良，但乙方不得以此为理由作为借口，一直拖延还款。2、作为朋友，甲方愿意给乙方机会，在乙方经济能力好转时还款。但是，作为约束，乙方应该拿出一定固定资产书作为诚意作为担保，以保证甲方的经济不受损失。3、甲、乙双方约定，在叁年内（2018年11月12日起）如果乙方还是没有能力还清，那么甲方有权申请强制执行，乙方不得拒绝执行。4、法律不外乎人情，甲方希望乙方能够及时，主动的还清款项。5、当乙方一直拖延不偿还欠款时，甲方可以以此为依据申请法律诉讼。诉讼费和律师费由乙方承担。6、欠款证据以甲方所做对账单，经乙方签名作为起诉的有效依据。7、此补充协议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认可。具有真实性，法律效益。”另外，刘军还提交了《段宁波拿货账单》、《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银行转账汇款信息、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拟证明刘军与段宁波的交易事实、段宁波的付款情况，以及刘军向段宁波的催收情况。上述《段宁波拿货账单》，载明欠款为1329613元，且有段宁波的签名和指模按捺。根据刘军提交的2017年5月27日的银行转账汇款信息，付款人为饶静的银行账户曾于2017年5月27日向收款人为刘军的银行账户汇款50000元。诉讼中，刘军述称刘军与段宁波的煤炭交易是发生在2015年初至2016年期间，交易过程中没有进行对账，段宁波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段宁波拿货账单》是刘军根据段宁波取货的情况，根据单价和数量制作；段宁波在签订《个人还款协议》后，通过微信向刘军支付了货款5万元，另因段宁波曾给刘军介绍客户，应支付业务29000元给段宁波，直接在货款中抵扣了29000元，之后段宁波再没有支付过任何款项；对于《补充协议》第3条约定的“在叁年内（2018年11月12日起）如果乙方还是没有能力还清，那么甲方有权申请强制执行，乙方不得拒绝执行。”，刘军主张是2018年11月12日起三年内如果段宁波还不起，就提起诉讼，另刘军主张该条约定是以第2条约定的“乙方应该拿出一定固定资产书作为诚意作为担保”为前提，认为段宁波并没有将房产证交由刘军作为担保，主张第3条约定不发生法律效力。另外，刘军主张账号为62×××78的账户是饶静名下的银行账户，而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曾多次向刘军支付款项。诉讼中，饶静确认账号为62×××78的账户是其名下的银行账户，但辩称该账户开户初期，账户的网上银行是由段宁波使用和支配，而且前述2017年5月27日的转账亦是由段宁波操作。另外，饶静提交了微信账户转账详情、微粒贷借还记录、银行账户明细、借条、支付宝转账详情等，拟证明其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有独立的收入，其与段宁波的财产是独立的，其并未在本案段宁波与刘军的交易中受益，不应承担清偿责任。另查，根据刘军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账号为62×××78的账户于2015年11月5日分四笔向刘军的账户转账了共计291353元，并于2015年12月8日向刘军的账户转账了350000元。再查，段宁波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羁押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审理过程中，刘军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依法作出了（2019）粤0118民初2496号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刘军与段宁波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双方的买卖行为已经实际发生，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故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因刘军已按约定向段宁波履行了交付货物义务，段宁波理应向刘军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刘军主张段宁波尚拖欠货款1329643元，并提交了《个人还款协议》、《补充协议》、《段宁波拿货账单》等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涉案货款的付款期限是否届满的问题。涉案《补充协议》是对涉案《个人还款协议》的补充，其中第3条约定“在叁年内（2018年11月12日起）如果乙方还是没有能力还清，那么甲方有权申请强制执行，乙方不得拒绝执行”，刘军主张该约定是2018年11月12日起三年内如果段宁波未能付清拖欠的货款1329643元就提起诉讼，应视为刘军与段宁波对付款期间的重新约定，即刘军同意段宁波给予三年的付款期限。对于刘军提出的上述第3条约定是以《补充协议》的第2条中关于“乙方应该拿出一定固定资产书作为诚意作为担保”的约定为前提，主张段宁波并没有按约定将房产证交由刘军作抵押，而第3条的约定不发生效力的主张。涉案《补充协议》中的第2条与第3条是分开列明，且根据《补充协议》的全部内容，并不能得出第3条是以第2条为前提条件的意思表示，为此，对于刘军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现虽刘军与段宁波约定的付款期间未届满，但段宁波因涉嫌犯罪被羁押，经济状况及清偿能力明显恶化，且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后，段宁波一直没有向刘军支付过任何款项，为此，刘军起诉要求段宁波支付货款1329643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刘军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违约金的起算日期，一审法院酌定应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1日起计算），对于刘军主张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诉讼保全担保费的负担问题，刘军与段宁波在涉案的《个人还款协议》、《补充协议》均未约定诉讼保全担保费的负担问题，且诉讼保全担保费不属于刘军因诉讼所必然产生的费用，为此，刘军主张诉讼保全担保费由段宁波负担，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债务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刘军主张与段宁波的交易发生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结合其提交的《个人还款协议》、《段宁波拿货账单》、银行转账汇款凭证等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即本案债务发生在段宁波、饶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饶静虽然辩称其与段宁波夫妻关系存续之间财产独立且没有参与段宁波对涉案煤炭交易的经营，但根据刘军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及银行转账汇款信息，饶静的账户曾分别于2015年11月、2015年12月、2017年5月多次向刘军的账户转账汇款，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饶静实际有参与涉案的煤炭交易。对于饶静提出其账户的网上银行实际由段宁波使用和支配，其对上述转账汇款不知情的抗辩，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上述转账汇款实际由段宁波操作，饶静将其名下的银行账户交由段宁波使用，应视为其知悉涉案的煤炭交易并有参与其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债务应为段宁波、饶静的夫妻共同债务，刘军要求饶静对段宁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10月29日判决：一、段宁波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军支付货款1329643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3月1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二、饶静对上述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刘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89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898元，由段宁波、饶静连带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10月12日，刘军向饶静账户转账30万元。饶静提交的支付宝转账详情中显示其在2015年6月25日已使用中国农业银行62×××78绑定了其支付宝账户并进行操作。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结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刘军是否有权要求段宁波现在还款；涉案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关于刘军是否有权要求段宁波现在还款的问题。第一，刘军和饶静均确认段宁波因涉嫌犯罪被羁押；第二，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后，段宁波并未向刘军履行过还款义务。在段宁波经济状况及清偿能力明显恶化的情况下，若还以《补充协议》约定的三年为还款期限来限制刘军向段宁波主张权利，明显有失公平。一审认定刘军有权起诉要求段宁波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涉案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第一，本案涉案债务发生在饶静与段宁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第二，饶静多次通过其个人名下两张不同的银行卡向刘军支付款项，饶静称其银行卡是由段宁波控制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与常理不符。故饶静对段宁波和刘军之间的煤炭生意应是知悉并参与。第三，饶静自行提交的支付宝转账明细，可以证实其知晓其名下银行卡款项的进出情况，其银行流水中的款项也并未明确区分自己收入所得和段宁波控制的款项，且不仅只有饶静通过银行卡向刘军付款，刘军也向饶静转账付款，上述证据足以证实涉案交易的款项用于饶静与段宁波的夫妻共同生活。综上，一审认定本案债务为饶静与段宁波的夫妻共同债务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对于原审判决第一项有关利息计付的表述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249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24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段宁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向刘军支付货款1329643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6767元，由饶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黄怡斐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