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5民终3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可良，男，1964年5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六生，四川景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15200710141092。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安县阳春镇林坎村石板仓村民小组，住所地：四川省江安县阳春镇林坎村石板仓村民小组。 负责人：周先介，该村民组组长。 原审第三人：刘可孝，男，1958年2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安县。 原审第三人：刘可中，男，1952年11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云（系刘可中之子），男，住四川省江安县。 上诉人刘可良因与被上诉人江安县阳春镇林坎村石板仓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原审第三人刘可孝、刘可中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法院（2019）川1523民初1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可良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法院（2019）川1523民初1780号民事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土地补偿费50000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承包地互换的基本事实客观存在，上诉人于2017年就已经取得了原斑竹山的林地经营权，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互换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系亲属，2013年农历四月因安葬老人就与刘可中协商用一部分坳田与其斑竹山的林地进行调换。2008年刘可孝为了方便生产、生活与上诉人协商用斑竹山的林地调换了上诉人的承包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双方的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即取得斑竹山全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有权获得补偿的权利；被上诉人在2013年形成的分配方案中，没有形成“村民互换土地必须报村民组备案或相关村民见证，否则不予认可”会议决议，对上诉人与第三人互换土地事宜没有约束力；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及原审第三人均是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是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人，不是第三人，在土地承包合同中，村民小组与承包人均是合同当事人。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作为承包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对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承包地互换事实享有抗辩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辩称：从2012年起，要求村民互换土地必须将协议交村民组组长或者要有证明人证明，否则无效。从2014年以来，我组的承包地经过了多次核实，基本没有变化，承包土地面积情况在2016进行公示，无人提出异议。从上诉人的林权证和土地承包证以及原审第三人的林权证和土地承包证、发放的耕地保护补贴、清退公益林补偿款，都证明上诉人所讲的与原审第三人互换土地不是事实。测量被征收的林地面积1494.4平方米应属于刘家三弟兄的林地，均分下来每户应该是498.13平方米，刘可良实际分得了694.4平方米的补偿款，剩余的面积应该由集体进行再分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原审第三人刘可孝、刘可中辩称：因与上诉人刘可良是同胞兄弟，为了方便生产、生活用林地与之的土地进行了互换。希望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人刘可良的上诉请求。 刘可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支付刘可良土地补偿费50000元及该款的迟延支付利息2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可良与刘可孝、刘可中系同胞兄弟，均属于村民，三人分属不同农村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户成员，其中刘可良户在籍人口为5人，刘可中户在籍人口1人，刘可孝户在籍人口为3人。刘可良之父刘树明原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户代表，分到了在小地名斑竹山的自留山，林种为杂木，1990年刘树明去世后，三弟兄作为不同的农村家庭承包户，对林地进行了划分承包，并于2008年各自办理了林权证，林地登记面积均为3亩，但实际承包面积与登记面积有较大出入，且实际承包面积中刘可良的承包面积分别大于刘可孝、刘可中的承包面积。在2012年人民政府征收的集体土地时，因个别村民为规避分配方案的分配方式，以互换承包地的方式多分配土地补偿费，产生了分配不公的现象，故该村民组要求村民在之后互换承包地时，必须到村民组备案或有相关村民作证，才认可互换了承包地，否则不予认可，其后各承包户互换承包地时，均向村民组备案。2017年11月30日，江安县人民政府为修建宜南阳快速通道，再次征用了的集体土地，并与签订了《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征收土地总面积25.29亩，土地补偿费为59.22元每平方米。同月，宜宾精诚测绘有限公司对被征收土地进行面积测量，在测量刘可良户林地时，因村民组未参加，经刘可良户指认，宜宾精诚测绘有限公司将刘可良户及刘可中户、刘可孝户林权证上的被征用了的林地，测量为刘可良户被征收的林地面积1494.4平方米。该1494.4平方米的面积基本将刘可良、刘可中、刘可孝的林权证上林地全部征收，仅剩小部分未被征收。2018年1月4日，根据宜宾精诚测绘有限公司作出的测量面积，按照2013年的分配方案对各户被征收土地应得土地补偿费进行预算，计算中对刘可良户以1494.4平方米林地及政府征收刘可良户的其他土地1130.7平方米，计算出政府共征收了刘可良户土地面积2626.1平方米，再根据刘可良户在籍人口为5人，在村民组提取15%土地补偿费作第二次分配后，刘可良户实际应分配的土地补偿费为132190元。2018年1月14日，经村民代表讨论，在2013年分配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南阳通道占地面积土地费分配方案》，该分配方案仍沿用了之前被征收土地的农户，按照该户在籍人口先按照每人650平方米面积计算的土地补偿费，土地不够的不补，超出面积部分收归集体作第二次分配；每户的土地补偿费由村民组提取15%，用作第二次分配等内容。本次分配方案新增了“柴山和土地面积不能“张”的写在“李”的户上”的内容，即是要求村民不得以虚假互换承包地的方式规避分配方案，以多分土地补偿费。在对预算的土地补偿费进行公示时，村民组村民认为测量面积1494.4平方米的林地应分别属于刘可良户、刘可中、刘可孝户的承包林地，刘可良等人的行为是想多分土地补偿费，应按照分配方案按实进行分配，故在1494.4平方米的林地面积中扣除了800平方米的面积，按照分配方案对剩余的694.4平方米作为刘可良户的被征收林地面积，加上刘可良其他被征收的土地面积1130.7平方米，在扣除村民组提留15%作为二次分配后，于2018年1月19日实际分配给刘可良户土地补偿费91920元，并支付刘可良。同时，政府向刘可良支付了1494.4平方米林地上附着物即林木的补偿费33248元。2018年2月9日，第三人刘可中出具说明，证明其林地于2013年与刘可良进行了互换，刘可良也因此要求支付800平方米的林地补偿费。该争议经多方调解未果，刘可良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的规定，同一村民组的村民为方便生活、生产，可以互换承包土地经营。但该法第三十八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该法条明确村民在互换土地经营后，应当依法办理转移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刘可良与刘可中、刘可孝虽一致表示本案争议的800平方米林地于2013年通过互换已由刘可良承包，但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至2013年，在发现个别村民为多分土地补偿费而互换土地后，已明确要求土地互换应当到村民组备案或有村民证明，作为土地互换的证据，该乡规民约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该村民组的村民均应共同遵守，即使刘可良与第三人互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到相关登记机关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没有办理转移登记的，在争议发生时，不能对抗第三人。故依据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形成的分配方案，将1494.4平方米林地中的694.4平方米作为刘可良的承包林地计算的土地补偿费，已经充分考虑了刘可良在实际划分林地面积时承包了较大面积的实际情况，该次分配土地补偿费没有侵害刘可良合法权益，故刘可良请求给付土地补偿费50000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事实根据，不予支持，刘可良请求给付其土地补偿费利息2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可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刘可良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可良提交了其母亲的死亡证明以及办理丧葬事宜的登记薄，拟证明2013年4月，刘可中的林地与刘可良的承包水田进行了调换。被上诉人质证认为，承包田仍然在，林权证没有变动不认可调换的情况。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在一审诉讼前就存在，不属于新证据，且安葬其母亲均属于刘可良、刘可孝、刘可中应尽的义务，不能以此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上诉人刘可良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的规定，是农村集体承包土地的发包方，刘可良、刘可孝、刘可中是家庭承包户的承包方，上诉人认为与被上诉人以及原审第三人均是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是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人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双方在履行承包合同的过程中，均应遵守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不得随意解除、变动承包合同。即使同组村民为了方便生产、生活需要互换土地、林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依法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本案刘可良称用土地与刘可孝、刘可中调换林地，但是，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刘可良与刘可孝、刘可中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土地、林地流转互换协议，其调换的面积、位置、四界不明，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使用权的变动未向发包方备案，不认可刘可良与刘可孝、刘可中互换林地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的规定，江安县人民政府征收的集体土地，其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归所有，通过村民民主议事的程序有权决定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式。因此，根据刘可良林权证载明的林地面积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案并未损害其权益。上诉人刘可良请求被上诉人支付800平方米土地补偿款的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刘可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刘可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福均 审 判 员 李红彬 审 判 员 张雪萍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 法官助理 贾琳玲 书 记 员 陶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