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4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西路8号院3号楼6层601、611、612、613、614。负责人：陈秋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婉迪，女，1987年7月3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海清，男，1948年8月25日出生，住吉林省白城市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元福，男，1974年8月17日出生，住吉林省白城市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宇航，男，1998年3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以上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艳平，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松，男，1982年10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卫，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被上诉人李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4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尚晓茜对本案进行了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渤海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渤海保险公司无需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各项损失100万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第3条、第4条认定章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章某在驾驶过程中存在主观故意，将驾驶人存在的重大过错转嫁到渤海保险公司身上。其次，涉案事故发生前，肇事车辆虽然同时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但在发生事故时，李松挪用了其他车牌号码，在此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和车辆商业险免责条款关于违法行为可免赔的特别约定，渤海保险公司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再次，李松在购买车辆商业险时，渤海保险公司已明确了说明义务，关于渤海保险公司主张的商业三者险免赔的提示义务，交通和保险媒体都进行过相关报道，为公众所知悉，故应当免除渤海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100万元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十条的规定以及保险合同条款中的约定，渤海保险公司可以拒绝赔付。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辩称，不同意渤海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首先，渤海保险公司认为驾驶人存在主观故意，将重大过错转嫁给渤海保险公司，混淆了行政责任和侵权责任的认定标准和责任界限。驾驶人的行为虽然属于违法行为，但不会因此加重保险人的责任，本次事故与使用不合法号牌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章某因本次事故受到了行政和刑事处罚，其存在主观故意的说法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常理。其次，关于免责条款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也有相关的规定，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符号或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根据上述法律规范，渤海保险公司有提示说明义务。一审庭审中，李松明确表示其办理投保系在车辆交易场所，由车辆卖方工作人员代办，投保时没有取得临时号牌，但渤海保险公司同意承保。支付保费之后，渤海保险公司仅交给李松一份保险单，没有任何提示说明，也没有接触过李松本人，渤海保险公司所谓的履行了提示义务，仅限于保险单上的一般性说明文字，该文字没有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明显标示，也没有具体内容。渤海保险公司所主张的媒体的公布，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渤海保险公司没有尽到法定提示义务，故相应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渤海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赔偿义务。李松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章某和张某发生交通事故并非是章某故意的行为。关于免责条款，一审法院已向渤海保险公司核实免责条款的说明问题，但渤海保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向李松履行了条款说明义务，所以渤海保险公司应承担100万元的赔偿义务。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渤海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赔偿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2810元、丧葬费47129元、电动车损失2000元；2.保险不足部分由李松赔偿；3.渤海保险公司、李松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8日16时41分许，在北京市顺义区京沈路顺于路路口，章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车辆未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悬挂临时号牌：×××）由东向北行驶时，适有张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重型自卸货车右前部与电动自行车相刮撞后轧过张某身体，造成张某死亡，两车损坏。经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支队认定，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无责任。章某驾驶车辆所有人为李松，章某为李松雇佣的司机，事故发生时章某从事李松指派的劳务。该车在渤海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100万元，含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其中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张海清为张某之父，姜元福为张某之夫，姜宇航为张某之子。张某户籍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主张的被扶养人为张海清，共生育三名子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受害人死亡后，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已经消灭，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是受害人近亲属。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作为张某之近亲属，是本案适格的赔偿权利人。交通管理部门做出的事故责任认定适当，该院应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对于受害人合理损失的赔偿原则应为：（一）对于受害人的合理损失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渤海保险公司主张因章某驾驶车辆存在未取得临时通行牌证并使用其他机动车临时通行号牌的情节，故商业三者险免赔，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该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的各项合理损失，首先由渤海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范围外的损失，由李松赔偿，李松所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由渤海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与李松达成协议，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外，不再向李松主张赔偿，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不持异议。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请求的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于法有据，该院予以确认。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主张的电动车损失费过高，该院予以调整。经该院审核确认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因此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项目及数额如下：死亡赔偿金1492610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32810元），丧葬费47129元，电动车损失费1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各项损失费111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商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各项损失费10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三、驳回张海清、姜元福、姜宇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询，关于涉案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没有临时号牌的原因，李松表示在取车当天没来得及办，先拿着别人的临时号牌去加油，在加油的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和买车的地方距离没多远。二审经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支队出具的第Z1904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章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未安全驾驶且未按规定让行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二审另查，一审庭审中，针对是否就保险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的问题，渤海保险公司表示没有证据提交，主张在公司官网和所有涉及到保险知识的媒体上都有记载，驾驶员在驾校学习时也会涉及，渤海保险公司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二审庭审中，渤海保险公司表示因为北京市现在都生成了电子保单，关于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合同和电子保单是同一个电子文件，渤海保险公司给相关人员做培训时要求把电子保单和条款跟用户讲明，不存在只看到合同没有看到条款的问题，因为它们是同一个电子文件。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渤海保险公司应否在机动车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关于渤海保险公司上诉提出章某在驾驶过程中存在主观故意，在涉案事故发生时挪用其他车牌号码，根据相关规定和保险免责条款的特别约定，渤海保险公司不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渤海保险公司虽主张章某在驾驶过程中存在主观故意，将重大过错转嫁给渤海保险公司，但渤海保险公司并未就其主张予以充分举证，且章某在驾驶过程中是否存在主观故意亦非渤海保险公司能够免除保险赔付责任的法定事由。关于渤海保险公司上诉提出其已就保险免责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因而不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渤海保险公司虽主张其已就保险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并称通过电子投保时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告知，但渤海保险公司并未就其该项主张予以充分举证，渤海保险公司所称公司官网、相关媒体上记载的内容以及驾驶员在驾校学习时了解的内容，亦非保险人履行保险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合理形式。渤海保险公司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渤海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尚晓茜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法官助理 汤和云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