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伟润，男，196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德，北京汉鼎联合（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奇峰，北京汉鼎联合（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柯桥区柯岩街道梅墅居民委员会，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梅墅居民委员会内。 代表人：王华庆，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德祥，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梅墅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梅墅居民委员会内。 法定代表人：程洪海。 上诉人潘伟润因与被上诉人柯桥区柯岩街道梅墅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梅墅居委会）、原审第三人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梅墅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梅墅合作社）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伟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德、被上诉人梅墅居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德祥到庭参加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伟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潘伟润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本案是基于潘伟润系绍兴县腾达轮胎机械模具厂（以下简称腾达厂)产权人，主张企业权利，进行内部纠正而引发的纠纷，但原审判决忽略了该审理基础，混淆适用企业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原委（现变更为梅墅居委会）成立清算组的行为，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商法上的公示公信和外观主义原则，企业的外部关系方面，经工商登记备案的出资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公司出资人，其是对外承担出资人责任的直接主体”，故在因历史原因而致使企业权属未清晰的情况下，认为原委成立腾达厂清算组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进而驳回对应原审诉讼请求，应属错误。1.本诉求基础因名义出资人原委的违法行为侵害了产权人潘伟润的权利，并未涉及第三人权利，与外观如何无关，应当评价原委在知晓潘伟润系腾达厂实际出资人、管理人以及法定代表人，未经其讨论情况下，擅自指定企业无关组员成立清算组的行为是否合法，原审法院未就该情况予以分析展开。2.公司的清算是对公司的财产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理、处分和分配，以了结其债权债务关系，从而剥夺公司法人资格的法律行为，参照公司法关于清算组的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清算是侧重公司内部关系的处理，清算组成立基础与外观无关，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要求由股东组成（即实际所有权人），另规定了逾期不成立清算组的法律后果和解决方法。本案中虽然潘伟润存在逾期成立清算组的情况，但相应债权人可以申请法院指定，而非由原委指定与腾达厂无关人员成立清算组，故该清算组的成立违法，应属无效。3.即使因历史原因而致使企业权属未清晰，原委当时成立清算组符合法律规定，但截止本案起诉时，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再193号民事判决，己经确认腾达厂系“红帽子”企业，认定企业产权归潘伟润所有，故目前企业权属已经明晰，可以确认原委成立清算组已不符合目前实际，原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但原审法院以当时状态为由，认定有效，未示明进一步处置方式和驳回诉请的依据，那么实质会导致产权人潘伟润无法合法成立清算组或可能出现同一主体出现两个清算组无法清算的情况，不仅无法维护产权人的合法权益，亦会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二、关于原委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一方面原审法院认为原委作为公示出资人变更负责人“系腾达厂内部经营过程中的相关决策，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又认为“根据公示公信和外观主义原则，潘伟润仍为腾达厂的经营者”，用相矛盾的认定，驳回对应原审诉讼请求，应属错误。1.同上，本诉求基础是名义出资人原委的违法行为侵害了产权人潘伟润的权利，并未涉及第三人权利，与外观如何无关，应当评价原委在知晓潘伟润系腾达厂实际出资人、管理人以及法定代表人，未经其讨论情况下，是否有权擅自作出变更决定，以及变更程序是否合法等情况。2.根据《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5、7条以及公司法第13条规定，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免职程序，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企业法人组织章程的规定，变更行为属于企业内部行为，依法应当由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即实际控制人）作出决议，而本案中原委既非腾达厂的实际股东，亦未经过产权人同意，该变更行为违法，当属无效。3.依据原审判决未对变更行为进行实质审查，根据其逻辑，因为原委“对外”系公示出资人，所以作出的决策有效，产生“对内”可以对抗实际产权人潘伟润的效果，也即对外公示效力对抗了对内关系，当属错误；又因为“对外”工商登记未变更，认定潘伟润始终为法定代表人无须评价变更行为，严重混淆企业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适用情况，依据该认定结果，程序上腾达厂法定代表人已然变更，无论原委是否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潘伟润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均处于受到侵害的状态。原审法院未明确法律依据或是告知进一步权利的救济途径，导致争议未得解决。三、关于潘伟润要求确认原委签订《土地使用费协议》、《资源租赁承包合同》无效，该诉求基于潘伟润作为企业产权人因原委违法决定导致的一系列权利受侵害而主张，依法应当在本案中予以审理，然原审判决未进行实质审查，仅告知“可另行主张”，明显系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徒增诉累。1.原委无权成立清算组，启动腾达厂的解散清算程序，故无权处分腾达厂资产，该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根据合同法48、51条，产权人不予追认情况下，涉案合同应属无效。2.原委和原第三人在非腾达厂产权人的情况下，擅自成立清算组签订上述合同非法处置了产权，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产权人利益，依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当属无效。3.根据公司法186、189条的规定,在清算期间，依法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涉案协议中清算组作为出让土地、租赁土地的相对人，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未清算完毕情况下即为取得收益处分资产违法建立租赁合同关系，损害了产权人的权益，应属无效。综上，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错误引入企业外部关系，未对名义出资人原委相应决定和处分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简单以外观主义为理由驳回原审诉讼请求，或是要求另行主张，逃避了审查义务，又未示明法律依据或是告知进一步权利的救济途径，等同于对涉案纠纷未作处理，使得产权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不利于实际解决纠纷。 梅墅居委会辩称，一、在腾达厂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原委作为登记投资人，成立清算组对该厂进行清算，系履行法定职责，一审判决以商法上的公示公信和外观主义原则进行裁判说理，驳回潘伟润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二、梅墅居委会成立的清算组，依法参与了九起民事诉讼活动，其合法地位已得到九份生效裁判的确认，如果本案确认成立清算组的行为无效，包括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再193号民事判决在内的九起案件的生效民事裁判，将因诉讼主体不合法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境地。三、潘伟润作为腾达厂的法定代表人，长期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未经清算，侵占企业法人资产，梅墅居委会作为登记注册企业开办单位，免去其法定代表人职务，符合企业章程规定。该行为系企业内部治理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另，清算组成立后，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自然终止，其原有职权和职责，依法由清算组负责人行使和履行。上诉状称梅墅居委会发文变更法定代表人，致潘伟润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处于受到侵害的状态，与客观事实不符。四、潘伟润要求确认腾达厂清算小组与梅墅合作社于2016年1月1日签署《土地使用费结算协议书》、《资源租赁（承包）合同》处置腾达厂资产的行为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1.上述协议与合同主体双方系腾达厂和梅墅合作社，不是梅墅居委会，潘伟润向梅墅居委会提出诉讼主张主体错误；2.上述协议与合同所涉土地，系集体所有土地，不属于腾达厂资产；3.上述协议与合同，已于2017年12月28日起终止履行，所涉集体土地，已由梅墅合作社收回并出租给各经营户，潘伟润提起审查上述协议与合同效力已无实际意义；4.本案案由是与公司（企业）有关的纠纷，解决的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腾达厂产权归潘伟润所有背景下，名义投资人此前成立清算组、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本案涉诉的上述协议与合同，系清算过程中实施的民事行为，其法律效力如何，应当另案审理，本案一审判决对此不作审理并无不当。 梅墅合作社未作陈述。 潘伟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委（现变更为梅墅居委会）于2013年12月11日成立绍兴县腾达轮胎机械模具厂（以下简称腾达厂）清算组的行为无效；2.请求确认原委于2013年11月25日将腾达厂法定代表人潘伟润变更为王华庆的行为无效；3.请求法院确认腾达厂清算小组与原委投资设立的第三人梅墅合作社于2016年1月1日签署《土地使用费结算协议书》、《资源租赁（承包）合同》处置腾达厂资产的行为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7月，原柯桥镇民委员会申请开办腾达厂，企业性质登记为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潘伟润，注册资金208万元，生产经营场地面积10005平方，坐落于，原绍兴县审计事务所验资确认出资单位为原柯桥镇委，出资208万元已经落实。潘伟润受当时所邀请，担任厂长，其自腾达厂设立后开始经营腾达厂。1997年8月22日，原绍兴县小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小小公司）与腾达厂正式签订协议，约定小小公司将厂房、附属设施及土地使用权以150万元价格转让给腾达厂。该150万元实际由潘伟润筹集向小小公司交付。1999年，政府要求甄别企业性质，原委主张腾达厂系集体企业，潘伟润未能完成转私手续，潘伟润停止了腾达厂的经营。2000年，腾达厂因未按时参加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2013年11月原委决定免去潘伟润腾达厂法定代表人职务，任命王华庆为腾达厂法定代表人，同年12月11日该村委鉴于腾达厂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决定成立腾达厂清算组，任命王华庆为清算组组长。2014年，清算组以腾达厂名义起诉潘伟润经营的浙江来福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福公司）及从来福公司承租腾达厂厂房、土地的租房，要求确认租赁关系无效，并腾退房屋，来福公司移交已收取的租金。该院作出（2014）绍柯民初字第2834、2835号民事判决。在该两案中，来福公司主张腾达厂为潘伟润私营企业，但上述判决未就腾达厂企业性质、实际出资主体作出认定。潘伟润要求确认腾达厂名下12.9亩无期限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附属建筑物归其个人所有，及腾达厂应收的债权归其所有为由，于2016年5月12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6）浙0603民初5071号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后潘伟润不服，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7）浙06民终1913号民事判决，认为腾达厂名下12.9亩土地的使用权与地上附属建筑物以及相应应收租金不能确认归潘伟润个人所有，驳回了潘伟润的上诉请求。潘伟润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民终1913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作出（2018）浙民再193号民事判决，认定从腾达厂的初始投资是由潘伟润个人投入，并由潘伟润自主经营，依据“谁投资谁所有”原则，腾达厂的产权应归潘伟润个人所有。但由于腾达厂尚处于吊销未注销的清算过程中，其企业资产及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应由企业产权归属者组成的清算组织在清算程序中予以解决，如有争议，可在清算程序中解决；并判决撤销（2016）浙0603民初5071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民终1913号民事判决，确认腾达厂的产权归潘伟润所有。现潘伟润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再193号判决，认为原委并非腾达厂产权人，无权成立清算组启动腾达厂的清算程序，且原委以该清算组名义作出的处分腾达厂权益的行为无效，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作出绍柯政函【2019】44号关于同意永进、红旗、蓬山、柯桥、澄湾、海山、路南、梅墅、秋湖、州山、埠头、叶家堰、新风、三佳、信心等村居调整的批复，同意撤销民委员会，成立梅墅居民委员会。 一审法院认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再193号民事判决，认定潘伟润系腾达厂产权所有人，那么对于2013年12月11日原委鉴于腾达厂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成立腾达厂清算组的行为如何评判，对此该院认为：一、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原委申请开办腾达厂，企业性质为集体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十条的规定，集体所有制企业具备法人资格，属于非公司制的企业法人。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分别规定，“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因公司法施行前有关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依据前述规定，非依照公司法规定而成立的法人企业亦可通过前述法律规范的引致功能而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故2000年腾达厂因未按时参加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法人解散，应依法完成清算。二、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再193号民事判决，该生效判决认为，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在我国特定的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名为集体实为私营的企业，即所谓的“红帽子”企业。企业工商登记仅具有商法外观的公示作用，工商登记是处理企业外部关系（如企业出资者瑕疵出资后与企业债权人之间的补充赔偿关系）的基本依据，而处理企业内部关系（如企业出资者之间产权确认关系），应遵循“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因此该份判决认定腾达厂的产权属于潘伟润个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潘伟润确认自2000年腾达厂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因产权归属问题，即便其主张其系腾达厂的出资人，但至今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那么，根据商法上的公示公信和外观主义原则，企业的外部关系方面，经工商登记备案的出资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公司出资人，其是对外承担出资人责任的直接主体。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作为工商登记公示的出资人——原委，在腾达厂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解散后，其作为开办人依法享有和承担对其开办企业解散时进行债权债务和财产清理的权利和义务，系负有启动清算程序的义务主体，故在因历史原因而致使企业权属未清晰的情况下，原委依法成立腾达厂清算组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亦是为维护腾达厂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三、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问题。该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公示，腾达厂的企业性质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原委作为对外公示出资人作变更腾达厂负责人的决定，系腾达厂内部经营过程中的相关决策，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但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腾达厂的法定代表人并未作出变更登记，根据公示公信和外观主义原则，潘伟润仍为腾达厂的经营者。故对于潘伟润的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亦不予支持。四、关于潘伟润要求确认腾达厂清算组与原委于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土地使用费协议》、《资源租赁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结合上文分析，在因历史原因而致使企业权属未清晰的情况下，原委作为企业登记为集体所有制腾达厂出资人，其成立清算组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而潘伟润所主张的上述协议及合同，均是清算组在清算过程中履行清算义务而作出的。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再193号民事判决明确腾达厂的产权系潘伟润个人，如潘伟润认为清算组在清算过程中损害其作为腾达厂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其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潘伟润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生效判决认定腾达厂产权归潘伟润个人所有后，原委成立清算组、签订合同处置腾达厂资产的行为应如何评判。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再193号民事判决，可以认定腾达厂是名为集体实为私营的“红帽子”企业，对于“红帽子”企业的清算等问题，我国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因历史原因致使企业权属未清晰的情况下，原委作为企业登记为集体所有制腾达厂的出资人，在腾达厂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况下，成立清算组、签订合同处置腾达厂资产进行清算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对原委变更腾达厂负责人的决定，系腾达厂内部经营过程中的相关决策，且工商登记信息中腾达厂的法定代表人并未作出变更登记，潘伟润要求确认无效并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此外，对于潘伟润要求确认腾达厂清算小组与梅墅合作社签署《土地使用费结算协议书》、《资源租赁（承包）合同》处置腾达厂资产的行为无效的主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使当时腾达厂清算小组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腾达厂清算小组与梅墅合作社签署合同处置腾达厂资产也不因此无效。对潘伟润上诉中主张的腾达厂清算小组与梅墅合作社系恶意串通签署合同，因腾达厂系因历史原因致使企业权属未清晰情况下的清算，潘伟润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该主张亦不能成立。鉴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再193号民事判决已明确腾达厂的产权系潘伟润个人，如潘伟润认为腾达厂清算组在清算过程中损害其作为腾达厂产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可另行主张。 综上，潘伟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潘伟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王安洁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冯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