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玉印，男，1979年12月13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梅娜，江苏高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和华，女，1945年8月7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体实，北京盈科（宿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泽亚，北京盈科（宿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展硕，男，2006年2月1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81年10月15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体实，北京盈科（宿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泽亚，北京盈科（宿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一兰，女，1997年4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杰，江苏厚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杰，男，1973年6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睢宁县。原审被告：唐超，男，1972年2月9日出生，住江苏省睢宁县。原审被告：朱秀民，男，1943年12月25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上诉人徐玉印因与被上诉人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史杰、原审被告唐超、朱秀民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2019）苏1311民初2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玉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梅娜、被上诉人刘和华、杨展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体实、邹泽亚，被上诉人赵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杰、被上诉人史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玉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史杰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一审法院认定，史杰揽缆绳，因吊车臂影响揽绳，徐玉印将吊车臂腾开，随后车上废件松散坍塌，徐玉印和帮工人发现货车上废件坍塌，大喊快跑。这点与事实不符。徐玉印和史杰在公安机关和庭审中陈述可以证实，徐玉印是在杨某的指挥下将吊车臂移开，腾开之后，在旁边停车等待。徐玉印是将吊车熄火并且已经下车在一旁等待时，发现货车上废件坍塌。徐玉印是接到杨某指令才将吊车臂移开。之后，货车缆绳断裂，货物坍塌，导致杨某死亡。在事故发生之前，徐玉印已经按照杨某的安排完成吊装工作。另外，货车装载不存在超高、超重的情况。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在查明的事实中并未发现存在超高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是超高装载带来了危险性，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没有证据证实存在超高装载。刘和华等人一审提交的照片只能证明事故发生后的现场情况，无法证明是否存在超高装载。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徐玉印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无论是调查的事实，还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都可以证实是杨某自己坚持要求继续装车。徐玉印已明确告知杨某会有危险，劝其再找一辆车，但杨某不听劝阻，坚持要求装车，导致事故发生。一审法院判决杨某自身只承担50%的责任，明显不当。徐玉印与杨某之间是承揽关系。在事故发生之前，徐玉印已经按照约定将货物装到车上。在装载之后，缆绳断裂导致坍塌，杨某自身应承担全部责任。在事故发生之前，徐玉印已经履行了承揽义务，并尽到了安全义务，徐玉印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对徐玉印与史杰的责任分担也显失公平。徐玉印是受杨某指示将吊车臂移开，由史杰进行揽绳固定。一审法院认定徐玉印的过错程度大于史杰，明显不合理。刘和华、杨展硕辩称，徐玉印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杨某之所以找专业吊车装载废旧航车，是考虑到废旧航车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都非一般设备及人力所能完成，存在一定的风险。杨某看重的是装载过程的安全和结果，以及徐玉印的专业设备及专业能力。徐玉印持有建设机械施工作业操作证，具有吊车操作资质，应当全面、有效地履行其专业资质内的安全责任。徐玉印作为专业人员，应当对吊装超高、超重废旧航车的工作保持最高的安全警惕性以及超前的预判性。在吊装过程中，徐玉印采取用吊车臂抵住车上货物以防倒塌的行为时，就应当对该行为做到有效的风险预判，徐玉印该操作本身制造了很大的危险，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一审对过错责任的认定清楚、合理。徐玉印与杨某之间为承揽关系。徐玉印在从事承揽业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杨某要求继续装车，不听劝阻，也不能免除徐玉印的过错责任。徐玉印作为具有专业资质的人员，应当知道吊装超高、超重废件的危险性，在明知存在危险的情况下，不顾周围人群的安全，仍然继续吊装，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杨某因其指挥不当的行为已承担了超过徐玉印责任比例的过错责任。综上，徐玉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一兰辩称，徐玉印作为本案承揽工作的执行人、操作人及装卸货物的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吊装的货物坍塌，所以徐玉印存在相应的管理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史杰辩称，本案中，史杰的过错最小，因为史杰不能左右事故的发生。史杰负责在车上干活，不知道货物什么时候会坍塌。史杰只注意干活了，当时谁指挥挪开吊车臂、什么时候挪开的，史杰不清楚，史杰没有让徐玉印将吊车臂移开。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徐玉印等人赔偿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合计580095元[（丧葬费3634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7848元+死亡赔偿金944000元+交通费2000元）×50%+精神抚慰金3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系受害人杨某的近亲属，刘和华为杨某母亲，杨展硕为杨某之子，赵一兰为杨某之女。杨某与李某已登记离婚。2019年3月，杨某与朱秀民商定，朱秀民将宿迁市湖滨新区皂河船厂（以下简称皂河船厂）的废旧航车出卖给杨某。杨某与唐超商定，其将废旧航车拆卸后转卖给唐超。杨某与徐玉印商定，由徐玉印拆卸并将拆卸后的航车废件吊装上车，杨某支付徐玉印报酬。唐超与史杰电话联系、商定，由史杰驾驶自有货车到场托运该废旧航车，唐超支付其运费。2019年3月8日上午，徐玉印驾驶苏Ｃ×××××号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以下简称吊车）至皂河船厂，史杰驾驶苏Ｎ×××××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以下简称货车）亦至皂河船厂。当日下午3时左右，徐玉印驾驶吊车拆卸废旧航车并将拆卸后的主要部件吊装至货车上后，杨某要求将废旧航车的支腿也吊装上车并在地面指挥装车，航车支腿吊装上车过程中，史杰用钢丝绳揽着航车支腿，揽好后史杰发现右侧栓钢丝的绞轮断裂，便准备重新揽车，徐玉印便用吊车臂抵着车上废件，史杰腾缆绳，因吊车臂影响揽绳，徐玉印将吊车臂腾开，随后车上废件松散坍塌，徐玉印和帮工发现货车上废件坍塌，大喊快跑，史杰急忙跑开没被砸到，杨某被坍塌的航车废件砸倒在地、致死。杨某出生于1973年3月出生，户籍及住所地为宿迁市湖滨新区居委会。徐玉印持有建设机械施工作业操作证，具有汽车式起重机操作资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受害人杨某与相关被告、以及被告相互之间是何法律关系，谁是本案侵权责任主体、对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的损失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2、杨某自身对损害发生的过错情况，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自行承担50%责任是否适当；3、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主张的具体损失能否认定。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以下简称“刘和华三人”）及史杰主张唐超为史杰雇主，据此要求唐超承担雇主责任，对此刘和华三人及史杰所举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本案现有证据证明杨某将案涉废旧航车拆卸后转卖给唐超，杨某与唐超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唐超与史杰约定由史杰驾驶自有货车托运废旧航车，唐超支付其运费，双方之间为货运合同关系。案涉事故发生时唐超未在场，唐超购买废旧航车以及委托托运行为与受害人杨某被砸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刘和华三人要求唐超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同之，杨某与朱秀民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朱秀民出售废旧航车行为与杨某死亡之间亦无因果关系，对于刘和华三人要求朱秀民承担赔偿责任的诉求，依法不予支持。刘和华三人主张受害人杨某与徐玉印之间为承揽关系，徐玉印辩称与杨某系雇佣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徐玉印驾驶操作自有吊车拆卸废旧航车并将拆卸后的废件吊装上车，其通过自身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案涉废旧物品的拆卸、吊装工作，杨某向其支付报酬，符合承揽的法律特征，双方之间系承揽法律关系。徐玉印辩称与杨某系雇佣关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杨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被坍塌的废件砸到致死，而从本案证据来看，废件坍塌的危险源来源于超大废件的超高装载，在缺乏有效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自该超大废件的超高装载伊始，危险性即存在并持续发生，其发生坍塌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关联行为人对此具有重大过失。具体而言，负责吊装废件上车的行为人是承揽人徐玉印，其作为具有汽车式起重机（吊车）操作资质的专业人员，对于吊装废旧航车主要部件后，继续将航车支腿吊装上车，导致超高装载所带来的危险性应当具有相应的预判，虽然系受害人要求继续装车的，不可否认徐玉印作为专业吊装人员对此具有相当过失；其后，重新揽车过程中，徐玉印操作吊车臂抵住车上废件，以防倒塌，其行为本身即具有危险性，随之吊车臂的抵挡移开，废件发生坍塌，徐玉印对于案涉事故的发生负有明显过错。史杰作为案涉废件的托运人，如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所述“揽缆绳时是你自己揽的还是和杨某一起揽的？（史杰）答：从前到后都是我自己干的，杨某是站在旁边指挥的”、“大梁装好以后，发现几个腿子不好装，劝杨某再找一辆车，杨某不听，没办法就把四个腿子都装上去了，前边三个放在上边还好一点，第四个腿子就放不住了……我发现右侧拴钢丝的绞轮因为受力太大已经断了……”，结合案涉证据能够证实史杰作为货车驾驶员，其发现航车支腿已难以装车时，未作拒绝装载，随后亦发现绞轮因受力太大而断裂，其作为车上废件的缆绳捆绑固定人员亦应预见到超高装载的危险性而未停止实施危险行为，史杰对于案涉事故的发生亦具有相当过错。综上，徐玉印、史杰基于各自的过错与案涉事故的发生具有关联性，其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徐玉印、史杰为案涉事故的侵权责任人，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杨某在吊装废件过程中，要求将废旧航车的支腿也吊装上车，导致超高装载，同时其在缺乏有效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靠近车辆指挥装车，其对事故的发生自身具有明显过错。刘和华三人主张受害人自行承担50%的责任，与杨某的过错行为应负责任适当，对此予以确认。余下50%赔偿责任由侵权人徐玉印、史杰承担。《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徐玉印、史杰基于各自过错分别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了同一损害，就二者的各自过错程度而言，徐玉印作为案涉废件的吊装责任人，其过错程度大于史杰，结案全案证据，认定徐玉印对案涉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史杰承担20%的赔偿责任。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结合案涉证据对刘和华三人主张的具体损失认定如下：1、丧葬费36342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受害人杨某为城镇居民，刘和华三人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死亡赔偿金944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17848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3、交通费，酌定1000元；上述1-3项损失合计1099190元，徐玉印对此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应赔329757元，史杰对此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应赔219838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当事人过错等因素，酌定15000元；分别加之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元、6000元，徐玉印合计应予赔偿338757元，史杰合计应予赔偿22583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徐玉印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各项损失合计338757元；二、史杰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各项损失合计225838元；三、驳回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0元，由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负担100元，徐玉印负担1980元，史杰负担132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除徐玉印认为其是根据杨某的指令将吊车臂移开，一审对此未作认定以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的内容均没有异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徐玉印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对杨某死亡所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确定的徐玉印承担的责任比例是否恰当。本院认为，徐玉印持有汽车式起重机操作证书，具有汽车式起重机操作资质，其在承揽杨某的货物吊装工作过程中，应当遵守操作规范，安全作业。虽然史杰在公安机关调查时陈述，在固定航车支腿的缆绳所在的绞轮关口断裂，需要重新揽绳时，因吊车臂影响揽绳，杨某让吊车臂挪开。但是，史杰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仅凭其陈述不能认定是杨某要求将吊车臂移开。徐玉印在公安机关调查时并未陈述是杨某让其将吊车臂移开。作为无利害关系的在场人石某1、石某2在公安机关调查时均陈述，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吊车臂移开。徐玉印提交的与石某1的通话录音中，也未涉及吊车臂移开的经过。综上，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徐玉印是受杨某指令移开吊车臂。根据徐玉印一审陈述，在固定航车支腿的缆绳所在的绞轮关口断裂，需要重新揽绳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货物坍塌，徐玉印用吊车臂抵住车上的货物。据此，徐玉印应当知道在没有吊车臂支撑的情况下货物存在坍塌的可能。但是，因吊车臂影响重新揽绳，徐玉印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将吊车臂收回，随后发生车上货物坍塌，杨某被坍塌的货物砸到而死亡，徐玉印对货物坍塌存在过错，应当对杨某死亡而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起重机操作规范，指挥人员所发信号违反安全规定时，起重机操作人有权拒绝执行。徐玉印认可，起重机指挥人员也需要相应的从业资格。本案事故发生时的在场人员均无起重机指挥人员从业资格。本案中，因杨某要求而超高装载，导致装载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并且杨某主动暴露在安全隐患之中，其自身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存在过错。徐玉印作为具有汽车式起重机操作资质的操作人员，在应当知道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未按照起重机操作规范拒绝执行没有从业资格人员违反安全规定的指令，而是进行存在安全风险的操作，最终发生本案事故，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史杰作为货物装载人员之一，在超高装载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未拒绝装载，且在应当知道存在货物坍塌危险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根据各方的过错与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确定杨某自身对损害后果承担50%的责任，徐玉印承担30%的责任，史杰承担20%的责任，并无明显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徐玉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鉴于本案二审过程中，江苏省统一人身损害赔偿城乡标准，徐玉印要求按新的标准确定相关费用，对刘和华三人损失中的死亡赔偿金重新核定为973090.4元（其中包括刘和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7510.5元、杨展硕的被扶养人生活费62517.5元）。故对一审确定的徐玉印、史杰应承担的赔偿费用数额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2019）苏1311民初23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徐玉印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各项损失合计312129.72元；二、变更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2019）苏1311民初23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史杰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各项损失合计208086.48元；三、驳回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400元，由刘和华、杨展硕、赵一兰负担398元，由徐玉印负担1801元，由史杰负担12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94元，由徐玉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覃卫东审判员  黄亚非审判员  庄云扉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汤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