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4行终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淑兰，女，193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闵永春，男，1960年10月15日出生，住抚顺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闵继春，男，196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闵雅凤，女，1967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县。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荣贵，辽宁容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县后安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抚顺县后安镇。法定代表人高岩，该镇政府镇长。委托代理人张登宇，该镇林业站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吕玉蒙，辽宁民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中段20-3号。法定代表人张君昶，该县政府县长。委托代理人冯金余，该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赵钢，男，1967年9月30日出生，满族，住抚顺县。委托代理人石常通，男，1974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县。上诉人张淑兰、闵继春、闵永春、闵雅凤诉被上诉人抚顺县后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抚顺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一案，不服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4行初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闵继春及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荣贵，被上诉人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登宇、吕玉蒙，被上诉人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冯金余，原审第三人赵钢及其委托代理人石常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四原告张淑兰、闵永春、闵继春、闵雅凤与第三人赵钢均系后安镇傲牛村村民。原告张淑兰与闵永春、闵继春系母子关系，与闵雅凤系母女关系。四原告与高升云家(本村另一村民)联合于1992年同后安林业站合作营造的项目林，根据第12、13号《合作造林合同书》记载，地点位于格(葛)藤地沟，面积2.9公顷(43.5亩)，四至为：东：沟子，西：沟堂，南：山岗，北：沟堂。四原告持有的第0042350号《山林执照》记载的四至为：东：林边，西：桦树，南：山岗，北：沟堂。2000年，傲牛村四组以招标的形式将本组与后安林业站在1994年合作营造的项目林转让给第三人。根据第38号合作造林合同书记载，地点位于格(葛)藤地沟，面积5.5公顷(82.5亩)，四至为：东：沟子，西：沟堂，南：山岗，北：沟堂。四原告与第三人争议林木的地点是葛藤地沟，争议林木是落叶松(项目林)，面积22亩。双方山场东西相邻，第三人在东，四原告在西。2000年以来双方各自经营，无争议。2017年第三人采伐林木时，四原告主张林木是其所有。经后安镇林业站技术人员对现地项目林进行面积实测。后安镇政府作出抚后政决字[2018]1号《后安镇人民政府关于傲牛村村民赵钢与闵继春、闵永春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确认争议地点的林木权属归赵钢所有。四原告不服，向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县政府于2019年1月14日作出抚县政复字[2018]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镇政府针对双方作出的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森林法》的规定，个人之间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被告镇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权。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被告县政府具有行政复议职权。又因四原告和第三人对被告镇政府和县政府的行政职权无异议，予以确认合法。因四原告和第三人对被告县政府的行政复议程序无异议，予以确认合法。被告镇政府受理四原告与第三人的林权争议后，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了调查职责，进行了实地勘验，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争议地点的林木归第三人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并无不当。被告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淑兰、闵永春、闵继春、闵雅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由原告闵继春负担。上诉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的自留山面积是32亩，合作造林合同载明造林面积为28亩，自留山面积大于造林面积，上诉人对自留山依法享有使用权。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将合作造林面积替代自留山面积事实错误；上诉人出示的《造林施工设计》中的《傲牛项目造林实测图》与被上诉人镇政府出示的《合作造林合同书》中的《造林用地实测图》完全一致，该两份证据为原始书证，应予采信。被上诉人镇政府出具的勘测图和实测图，两次测量结果明显不同，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依据不足；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争议的林权面积并非22亩；原审判决对证人夏某的证言在没有阐明理由的情况下不予采信，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依法应追加高升云为第三人；勘测结果没有当场公布，勘测点坐标虚假，勘测程序显失客观、公正。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违反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县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4行初29号行政判决；撤销被上诉人镇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撤销被上诉人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依法确认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林地争议界限。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镇政府辩称，被上诉人镇政府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规定，依据1986年抚顺县人民政府为闵玉坤颁发的《山林执照》，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因现地原有的天然林已经采伐完，造成闵玉坤的《山林执照》中东至无法确定，而闵玉坤自留山的东侧原是傲牛村四组的山场，傲牛村四组在营造项目林时也伐除了天然林，营造了落叶松，现双方落叶松东西相连，无法确认交接。项目林的营造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无论是造林、树种、质量、林地选择、造林面积都有严格的技术要求，面积要实地测量，达到要求后报国家林业局。经实测争议现场各处面积，原审第三人的采伐山林面积与争议地面积之和，同1994年傲牛村四组营造项目林的实测面积相同。上诉人与高升云家项目林面积与《合作造林合同书》面积相同。因被上诉人镇政府根据1992年、1994年《合作造林合同书》实测的项目林造林面积及闵玉坤的《山林执照》，并依据《辽宁省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二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三）项，第十条的规定，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县政府辩称，1982年分山不是实测面积，1992年上诉人合作造林面积28亩是准确的。1994年村里项目造林，也就是现在原审第三人受让的林地，面积83亩也是准确的。两者林地东西相连，没有明确的地标物。各方当事人在原审法院组织的现场勘查笔录上签字认可。证人夏某的证言相互矛盾，高升云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原审第三人赵钢无陈述意见。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镇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及第十条规定，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本案各方当事人对第12、13号《合作造林合同书》及第38号《合作造林合同书》均无异议，该两份合同书均记载了造林的四至界限。上诉人持有的山林执照和原审第三人的林权证也均记载了四至界限。被上诉人镇政府未依据四至界限，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测量的林地界限经当事人指认，仅根据林地实测面积作出处理决定依据不足。虽然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参与了对案涉地块的重新勘测，但该事实发生在被上诉人作出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之后，不能证明该林权争议处理决定的合法性。另外，本案是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对林木的权属发生争议，依据造林合同记载，上诉人在案涉地块的造林面积是28亩，在该地块上诉人的自留山面积是30亩，被上诉人镇政府通过测量自留山面积据此认定林木面积与事实不符。因此被上诉人镇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4行初29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抚顺县后安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抚后政决字[2018]1号《后安镇人民政府关于傲牛村村民赵钢与闵继春、闵永春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三、撤销被上诉人抚顺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抚县政复字[2018]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四、被上诉人抚顺县后安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作出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元由被上诉人抚顺县后安镇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 红审判员 宁 伯审判员 曹 丹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段学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