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10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成全，男，1954年11月13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婕，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大众典当行有限公司，住所地瓦房店市岗店办事处西长春路西段132号。法定代表人：孙有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兵，辽宁鸿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清波，女，1973年1月23日生，汉族，大连国贸嘉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理，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原审被告：大连国贸嘉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天津街88号。法定代表人：潘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婕，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成全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大众典当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典当行），原审被告徐清波、大连国贸嘉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嘉日酒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3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成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请。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3月2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潘成全（甲方）签订《借款协议（代借款借据）》……”，“原告及被告潘成全在该协议上签字、签章”的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上诉人潘成全虽认可协议的最后一页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但否认签名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协议（代借款借据）》（以下简称《借款协议》）的关联性。就是说，《借款协议》中最后签名虽为潘成全所签，但该协议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系伪造。为证明这一主张，潘成全已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借款协议》内容与签字是否同时形成进行司法鉴定，但经过两次委托均以技术手段无法实现鉴定目的予以退鉴。虽然没有得出有效结论，但并不代表潘成全的主张不是事实。《借款协议》的效力亦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不能仅凭无法鉴定即认定《借款协议》系潘成全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借款协议》存在多处疑点，一审法院未进行审查。首先，从行文方式来看，合同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处出现多处增补文字，不符合常理。协议内容全文字数不过200字，共计一页纸，出现书写错误完全可以重新拟制，没必要为了节省纸张在一张纸上增加删改。另外，在合同第二页签署页中，各方签字盖印后，又在非正文空白处补进了两个合同条款。除此之外，协议中还采用多个书写笔书写的情况。种种事实表明，虽因技术手段无法对协议的真实性进行再现，但协议中出现的多处疑点难免叫人怀疑存在有人恶意在潘成全签字之后伪造合同的事实。其次，从合同内容的真实性来看，亦与事实不符。根据查明的事实，徐清波于2009年8月31日、9月18日和9月26日根本没有收到大众典当行的借款本金，否则徐清波亦不能收回收条原件，大众典当行亦不能提供不了收条原件。对于本来就不存在的借款事实，当然也就不存在债务人，更无法产生债务加入的法律后果。简言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各方第一次签订的《大连大众典当行有限公司人民资金借款、抵押合同》（以下简称《借款抵押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债务未实际发生，也就是说最基本的债务尚不存在，那么《借款协议》中潘成全怎么可能作为债务人的身份加入债务去偿还大众典当行的借款，于情于理均说不通。1.一审法院认定“证人王某陈述出借给徐清波的款项系其从自己华夏银行帐户于2009年8月28日提现35万元、8月31日提现90万元，共计125万元交予徐清波；第二笔40万元来源于大连海洋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还款40万元，直接支付给徐清波；第三笔款项系从大连海洋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少威账户提取85万元后支付给徐清波”的事实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从借款履行的合理性来看，《借款抵押合同》的出借方与借款方系大众典当行与徐清波，大众典当行提供借款已实际履行的证据表明，所有的借款本金（250万元）无一笔是通过出借方大众典当行的帐户直接打入借款方徐清波的个人帐户，均是通过证人（包括王某和未出庭作证的大连海洋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帐户提现交付给徐清波。如此大额的资金，不通过转帐这种方便快捷的方式付款，偏偏采用提取大额现金方式支付，有违人之常情，不具有合理性。即便确实存在现金交付的事实，但大众典当行却无法提供已实际支付借款的收条原件，却仅以全部为案外人的大额现金取款凭证作为借款事实发生的依据，漏洞百出，难以服人。（2）从借款履行证据的证明力来看，大众典当行提供三笔实际支付借款本金的凭证，第一笔借款本金125万元的借款来源于证人王某，第二笔40万元和第三笔85万元借款均来源于海洋牧业，而徐清波曾打出的收条除第二笔40万元打给海洋牧业外，其他两个收条均出具给大众典当行。收条的内容与所谓的借款来源无法相互印证，不能仅通过案外人取现的记录由此证明大众典当行已实际履行的事实。（3）从是否提交证据本身来看，原审被告通过阅卷始终无法查阅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由海洋牧业出具的40万元现金支出的凭证，一审法院据何作出的认定不得而知。二、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查程序违法。1.本案存在犯罪事实，一审法院未依职权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十条，一审法院认定大众典当行提供的《借款合同》中所加盖的大连国贸嘉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章系伪造，该事实已构成伪造印章罪。依照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伪造印章行为的刑事责任。同时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亦能够查明合同内容的真实性，有利于本案最终的审查结果。所以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的最终结果作出后再继续审理。但一审法院不顾法律规定，不顾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径自下判，有损法律的尊严与公正。2.一审法院对未出庭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违反证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案中，大众典当行提供了《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出借给徐清波的125万元出自于海洋牧业公司。该《情况说明》虽然体现为书证形式，但其证据性质属于证人证言，海洋牧业作为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仅提供书面材料，不能有效证明其资金来源以及用于本案借款本金的支付。一审法院在明知证据违法的情况下，依然据此采信，显然有违司法的公正性。2.一审法院未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开庭审理如同走过场。一审法院定于2019年12月27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案，审理的事项不仅包括鉴定不能事项的告知、对证据举证和质证以及陈述辩论观点等。在短暂的庭审过后，法官即告知20分钟宣判，拿到的判决结果却是落款时间为当日的十三页的判决书。很明显，法官早在第二次开庭前就已形成好判决文书，拟当庭宣判。能够看出，对于上诉人当庭所陈述的观点和理由，法官不听、不信。法律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公平公正解决纠纷，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事实、证据以及观点进行综合判断，一审法院把开庭当成走过场，庭审形同虚设，必然有违法律的尊严及公正。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理由是“《借款协议》中约定被告不还款需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该借款的逾期利息处于连续发生状态，原告可随时主张权利，故案涉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案涉债权即便存在，大众典当行就本案的诉讼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在判决主文后附有本案所认定的事实和观点的所有相关法条，却没有关于认定“逾期利息处于连续发生状态，案涉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依据。如此说明，一审法院明知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无法律依据，仍然硬行下判，其偏袒之实不言自明。2.《借款协议》上载有履行期限，时间为2012年5月31日。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诉讼时效应当从履行期限届满即2012年6月1日起开始计算两年至2014年6月1日，大众典当行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3.利息属于法定孳息，它是依附于本金债权而存在的从权利，因此其不具有独立性，应当跟随主债权一起计算诉讼时效，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跟主债权一致，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已过，利息的诉讼时效期间理当已过。通过上述论述，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已于2014年6月1日届满，利息诉讼时效同时届满，不存在利息继续发生无诉讼时效的问题。4.现行法律中根本不存在债权（利息）连续发生不超过诉讼时效这样规定，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了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只有在主债权约定分期履行时时效问题才符合上述规定，对于利息的分期履行时效仍然要依附于主债权进行计算。如果主债权没有约定分期履行，利息即使约定了继续计算，仍然要跟随主债权计算诉讼时效的方法来确定诉讼时效。借款合同中通常会约定利率，且计算不中断，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论断，约定了利息，主债权就不存在超过时效的话，那么就会得出但凡借款协议中存在利息的约定，主债权就根本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样的结论。这岂不荒唐可笑。综上，请求贵院查明事实，纠正错误，支持上诉人潘成全的上诉请求。大众典当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徐清波、国贸嘉日酒店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大众典当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清波、潘成全共同偿还借款320万元，并支付利息至实际日止（利息标准自2012年5月31日至2012年8月31日止按月息1%计息，自2012年9月1日起按月息2%计息)；2.判令国贸嘉日酒店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8月28日，原告与被告徐清波、潘成全及案外人潘磊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抵押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借款金额为2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09年8月28日至2010年2月27日。潘磊和潘成全作为本借款的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合同还约定了各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原告在贷款人处签章，被告徐清波在借款人处签字，潘成全、潘磊在担保人处签字。2009年8月31日，徐清波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大连大众典当行有限公司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元整。”2009年9月18日，徐清波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大连海洋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肆拾万元整。”2009年9月26日，徐清波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大众典当行85万元。”徐清波在本案庭审中陈述，该三张收条原件已被其本人收回。2012年3月2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潘成全（甲方）签订《借款协议（代借款借据）》，约定甲、乙双方对徐清波于2009年8月31日、9月18日、9月26日所借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整借款及利息达成协议如下：1.乙方同意甲方所欠人民币本金利息共计叁佰贰拾万元整，延期至2012年5月31日，其余欠息予以免除。2.借款本息于2012年5月31日到期未还按月息1%计付。若到8月31日未还款，所欠本息从2012年9月1日起按2%计息。3.本借款由潘磊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直到还清为止，包括叁佰贰拾万元整及产生的利息。4.原徐清波所签协议废止。原告及被告潘成全在该协议上签字、签章。该协议中约定丙方（担保方）为潘磊、国贸嘉日酒店，该协议上盖有“大连国贸嘉日酒店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该印章编码为2102024576821。该协议还盖有潘磊的印章，潘磊印章的编码为2102029009408。被告国贸嘉日酒店在本案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中使用的公章编码为2102029009406。被告国贸嘉日酒店提供大连市中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其在该档案中留存、使用的公章编码均为2102029009406，但该档案中潘磊印章编码为2102029009408。大连海洋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其曾通过王某短期拆借140万元款项，分别于2009年9月18日以现金形式还款40万元、2009年9月25日以现金形式还款90万元、2009年9月27日以现金形式还款10万元。证人王某陈述出借给徐清波的款项系其从自己华夏银行账户于2009年8月28日提现35万元、8月31日提现90万元，共计125万元交予徐清波；第二笔40万元来源于大连海洋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还款40万元，直接支付给徐清波；第三笔款项系从大连海洋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少威账户提取85万元后支付给徐清波。徐清波、潘成全于2010年12月20日离婚。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潘成全对原告提供的2012年3月26日借款协议中其签名与协议内容的形成的先后时间存有异议，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先后委托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辽宁德恒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均因技术发展水平原因不能做出鉴定结果。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存有争议。但原告与各被告于2009年8月28日签订借款协议，之后徐清波分别于2009年8月31日、9月18日、9月26日分别向原告出具收条，且书写收条所用纸张格式均不相同，徐清波收款时间与证人王某陈述的提款、付款经过及时间能够互相印证，徐清波出具收条确认的收款数额总计为250万元，与各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一致，故原告提供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具有高度盖然性。被告徐清波陈述其未收到相应款项，其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未能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且徐清波连续三次向原告出具收条，时间跨度近一个月，每次所涉款项金额巨大，如其未收到相应款项却向原告连续出具收条，明显不符合常理认知及推断，故对徐清波提出的未收到款项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故可认定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向徐清波支付了借款250万元。2012年3月26日，原告与被告潘成全等签订《借款协议（代借款借据）》，虽然潘成全陈述其签名并非与该协议内容于同一时期形成，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国贸嘉日酒店否认协议中的公章为其公司公章，经核对，该印章号码与国贸嘉日酒店使用的公章号码不一致，但在该协议第一页和第二页中的潘磊的印章号码与国贸嘉日酒店提供的工商档案中的印章号码一致。被告未能提供证据否定签字、法定代表人签章的真实性，故对该协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各方在2009年8月签订借款合同时，潘成全与徐清波为夫妻关系，其二人于2010年12月20日离婚，2012年各方又形成协议确认潘成全为案涉债务的债务人，故应认定各方当事人免除了徐清波的还款义务，并就债权、债务重新达成协议且重新确认各方的权利、义务，故潘成全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义务。原告要求被告徐清波承担还款责任，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借款数额的确定，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在2009年签订借款合同时并未约定借期内利息，但双方在2012年3月26日签订协议时确认利息为70万元，以徐清波最后一次收到款项即2009年9月26日起算至2012年3月26日，期间共计30个月，以本金250万元计算确定的利息标准并未超过年利率24%，故原告主张被告潘成全支付该笔70万元利息，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自2012年9月1日起按照月息2%计算利息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2012年3月26日的借款协议中，其第一页中第2条关于利息约定“若到8月31日未还款，所欠本息从2012年9月1日起按2%计息”字样明显是在协议第3条内容等形成之后补写至第2条中，被告现对该协议内容存有异议，原告是该协议原件的持有者，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该“若到8月31日未还款，所欠本息从2012年9月1日起按2%计息”内容是双方在形成协议时协商一致且当场书写的结果，应对该条做出对原告不利的推定，故对该“若到8月31日未还款，所欠本息从2012年9月1日起按2%计息”内容，不予认可。原告主张按照320万元为基数支付利息，其主张中包含了利息的数额，对于利息部分不能再重复计付利息，故双方的利息应以25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6月1日按照协议约定的月息1%标准计付，由被告潘成全承担给付责任。关于被告国贸嘉日酒店能否承担连带责任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在协议的名头及落款处写明保证人是潘磊、国贸嘉日酒店，协议中又约定潘磊承担保证责任，各方约定的保证人究竟是潘磊还是国贸嘉日酒店并不明确，且协议第一页中“担保方、大连国贸嘉日酒店有限公司”字迹使用的书写笔明显与合同主文使用的书写笔非同一支，故不能认定该字样与合同主文系同一时间书写，协议中确定潘磊而非国贸嘉日酒店承担保证责任，国贸嘉日酒店并未标明其保证人身份，且该协议中所盖公章与国贸嘉日酒店的公章明显不一致，即使加盖潘磊的法定代表人印章也不能据此推定国贸嘉日酒店同意承担保证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国贸嘉日酒店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各被告提出原告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各方于2012年3月26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约定被告不还款需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该借款的逾期利息处于连续发生状态，原告可随时主张权利，故案涉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关于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潘成全偿还原告大连大众典当行有限公司借款250万元及2012年5月31日前发生的借款利息70万元；二、被告潘成全自2012年6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向原告支付250万元的利息至款项付清时止；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具有履行内容的条款，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592元、公告费300元（原告均已预交），由原告负担19,817元、被告潘成全负担50,075元，给付时间同上。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2012年3月26日，上诉人潘成全与被上诉人大众典当行签订的借款协议使用的稿纸头为大连市机电产品交易市场。大连市机电产品交易市场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为被上诉人潘成全。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徐清波与大众典当行间是否存在250万元借款的真实借贷关系。大众典当行与徐清波、潘成全、潘磊于2009年8月28日签订了《人民币资金借款、抵押合同》，约定大众典当行出借250万元给徐清波，潘成全、潘磊作为借款担保人。嗣后，徐清波于2009年8月31日、2009年9月18日、2009年9月26日出具收条。2009年8月31日收条内容为收到大众典当行125万元。证人王某提交了2009年8月28日提现35万元，2009年8月31日提现90万元，共计125万元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对账单，证明徐清波收到的125万元借款来源为王某从银行提取现金后交予徐清波。2009年9月18日收条内容为收到大连海洋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牧业公司）40万元整。海洋牧业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其曾通过王某拆借款项，于2009年9月18日以现金还款40万元。海洋牧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徐清波出具的收条内容相互印证，可证明徐清波收到了海洋牧业公司因需还款代大众典当行支付给徐清波的40万元借款。2009年9月26日收条内容为收到大众典当行85万元。海洋牧业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证明了海洋牧业公司于2009年9月25日现金还款90万元，并提交了海洋牧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少威银行取款凭条，罗少威于2009年9月25日取款65万元、20万元、5万元，合计90万元。这可证明徐清波收到的85万元借款为罗少威取款85万元后代大众典当行向徐清波支付的借款。据此可认定，大众典当行与徐清波间存在250万元真实民间借贷关系。徐清波、潘成全主张大众典当行未真实向徐清波出借款项，但徐清波、潘成全未能提交证据推翻大众典当行提交的其已真实出借款项的证据，徐清波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三张收条。徐清波主张其收回了三张收条原件是因大众典当行未真实向其出借款项。但大众典当行仍持有其与徐清波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抵押合同》原件，且大众典当行主张将三张收条原件交还给徐清波方是因潘成全与大众典当行于2012年3月26日又就250万元借款本金、利息重新签订了《借款协议（代借款借据）》。虽然潘成全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但潘成全确实在协议第二页签名，潘成全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协议书中潘成全签名与协议内容非同时形成。且书写协议书使用的两张纸张为潘成全任法定代表人的大连市机电产品交易市场服务中心的稿纸，即协议纸张由潘成全提供。又因协议的第一页、第二页中均加盖了潘磊（潘成全儿子）的法人印章，可证明协议第一页内容与协议第二页潘成全签名为同时形成。徐清波、潘成全、国贸嘉日酒店一审期间未申请对潘磊法人章真实性进行鉴定。一审判决认定“在该协议第一页和第二页中的潘磊的印章号码与国贸嘉日酒店提供的工商档案中的印章号码一致。被告未能提供证据否定签字、法定代表人印章的真实性，故对该协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潘成全虽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但未在上诉状中提及欲申请对潘磊法人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且在二审庭审中表示不申请鉴定，在本院两次释明不申请鉴定要承担的不利后果后，潘成全才于二审庭审后申请对潘磊法人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如上所述，本案证据可证明徐清波与大众典当行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且国贸嘉日酒店二审表示服从一审判决，即表明国贸嘉日酒店认可潘磊法人章的真实性。又因潘成全提出的鉴定申请超过法定期限，故本院对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依据全案证据认定《借款协议（代借款借据）》系潘成全与大众典当行签订。关于潘成全主张大众典当行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节，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协议（代借款借据）》约定大众典当行同意潘成全所欠本金利息共计320万元，延期至2012年5月31日；借款本息于2012年5月31日到期未还按月息1%计付。由此可知，潘成全于2012年5月31日未偿还借款本息的法律后果为按月息1%支付利息，而未明确约定2012年5月31日为最后还款期限。王某于2016年12月与潘成全的短信内容往来内容为：王某：瓦房店借款这周需要给他们一个还款计划，不能耽误了！！！潘成全：你别上火了，你转告瓦房店起诉吧！大众典当行住所地在瓦房店，故大众典当行主张王某系代大众典当行催要案涉借款，符合常理。潘成全主张短信中“瓦房店借款”为王某另行出借给潘成全的100万元，与短信全文内容不符，王某已在短信中另行催要过该100万元借款，短信中“瓦房店借款”显然为除100万元借款之外的另一笔借款，故潘成全才提出让瓦房店起诉解决。从王某在短信中表示“瓦房店借款这周需要给他们一个还款计划，不能耽误了”可知，大众典当行已多次催要案涉借款，故王某才表示不能耽误了。且大众典当行出借如此大额借款不向潘成全方主张还款亦不符合常理。故一审认定大众典当行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潘成全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大众典当行提供的《借款协议（代借款借据）》中所加盖的国贸嘉日酒店的印章系伪造，该事实已构成伪造印章罪，故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伪造印章行为的刑事责任，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的最终结果作出后再继续审理一节，本院认为，虽然《借款协议（代借款借据）》中国贸嘉日酒店印章与该酒店在工商档案中印章编号不一致，但潘成全并无证据证明该印章系大众典当行加盖。且潘成全一审便主张其已就此至公安机关报案，至本案二审庭审，公安机关仍未予以立案。故对潘成全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潘成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75元，由上诉人潘成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姝丽审判员  张萍萍审判员  张 颖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罗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