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4民特139号申请人：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6号9019室。法定代表人：张德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红星，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谢森，男，196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被申请人：何桂阳，女，196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以上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大谋，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升公司）与被申请人谢森、何桂阳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迪升公司称，请求法院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书，由谢森、何桂阳承担申请费等全部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仲裁案件审理程序违法，1、首席仲裁员徐国建应当回避没有回避。迪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德乐同时担任杭州掌上租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法律顾问是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杭州）律师事务所，且双方合作期间发生多次不愉快。徐国建未披露其为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从《仲裁员名册》中无法知悉其工作单位和职务。2、审理仲裁案件时，严重超过审理期限。《仲裁规则》规定的仲裁案件审理期限为6个月，迪升公司提起仲裁申请是2018年10月29日，裁决是2019年12月31日作出，首席仲裁员并非本案仲裁争议方面的专业人员，导致多次延长审限。3、指定的首席仲裁员不负责任，同时不具有专业能力。裁决书不符合我国的法律逻辑思维，关于形成权的认定、连带责任、除斥期间等的认定，违背法律规定的原则。4、仲裁庭审理案件时违反了仲裁保密的基本原则，庭审过程有首席仲裁员的助理旁听。5、仲裁庭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迪升公司辩论的权利。仲裁案件中股权回购是否适用形成权等问题，应当作为案件的焦点问题，以便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进行陈述和辩论，但迪升公司未能就该争议发表意见。二、仲裁庭超范围裁决。按照迪升公司与谢森、何桂阳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双方仅约定了有关本协议的存在、有效性和履行等争议提交仲裁，并未约定或授权仲裁庭裁决合同解除的权利，仲裁庭无权对合同的解除作出认定。仲裁庭按照合同法中的解除权认定迪升公司丧失权利的根本原因是合同解除权，仲裁庭超范围仲裁。三、裁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在裁决书第六部分关于迪升公司是否失去股权回购条款中权利的问题一节中，认定迪升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该诉讼发生的法律效果是为迪升公司之行为构成发出要求行使股权回购的意思表示，但该意思表示不适用于谢森、何桂阳。裁决书确认股权回购起算时间是2011年9月16日，显然违背约定的事实。2、该裁决适用法律错误。裁决书事实与理由部分在没有法律规定或当事人之间约定的情况下，类推适用法律规定，系违背法律原则及精神。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解除权，股权回购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截然不同。综上，迪升公司请求法院撤销该裁决。谢森、何桂阳称，迪升公司的请求不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一、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迪升公司的申请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二、仲裁过程中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1、首席仲裁员徐国建审理案件不存在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明确规定了仲裁员应当回避的情形和当事人提出回避的时间，但迪升公司没有提出回避申请。且既然首席仲裁员所在的律所与迪升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德乐投资的其他公司存在法律顾问服务关系，迪升公司应当是明知徐国建身份，谢森、何桂阳不知晓其上述利害关系。2、根据《仲裁规则》，仲裁庭可以请求延长裁决期限，且未规定延长次数。三、对于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属于仲裁庭实体审理范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所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经本院审查查明，2011年7月28日，甲方迪升公司、乙方北京现代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丙方谢森、丁方何桂阳就乙方战略投资等事宜签订《合作协议书》。其中第十三条争议解决约定：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包括关于本协议的存在、有效性和履行等争议，协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在一方书面通知他方有关争议后的30日之内仍不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上海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由该会依据有效的相关仲裁规则进行仲裁。2018年10月29日，迪升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以下简称贸仲）提交书面仲裁申请，贸仲根据上述《合作协议书》的仲裁条款和迪升公司的申请，受理了迪升公司与谢森、何桂阳之间上述合同项下的争议仲裁案。适用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审理。迪升公司提出的仲裁请求为：1、谢森、何桂阳向迪升公司支付合同价款人民币89149200元；2、谢森、何桂阳向迪升公司支付律师费人民币4000000元；3、谢森、何桂阳承担所有仲裁费用。2018年11月14日，贸仲以特快专递方式向迪升公司和谢森、何桂阳分别寄送了仲裁通知、《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同时向谢森、何桂阳附寄了迪升公司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及附件。2019年1月18日，谢森、何桂阳提交仲裁反请求申请书，请求裁决：1、迪升公司偿付谢森、何桂阳律师费人民币19561332元；2、迪升公司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因双方未在规定期限内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贸仲依据《仲裁规则》指定徐国建担任首席仲裁员，与迪升公司选定的仲裁员吴清旺，谢森、何桂阳共同选定的仲裁员赵平，于2019年2月27日组成仲裁庭审理该案。后因吴清旺主动辞去本案仲裁员职务，迪升公司选定李萍担任仲裁员。2019年5月28日，仲裁庭在上海开庭审理了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委派代理人参加庭审。针对谢森、何桂阳提交的文书鉴定申请，双方未能在仲裁庭规定的时间内共同选定一家鉴定机构，仲裁庭指定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为鉴定机构。2019年8月3日，仲裁庭组织双方委托代理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工作人员召开预备鉴定会议。后因谢森、何桂阳未在规定期限缴纳相关鉴定费用，仲裁庭视为其撤回鉴定申请。因仲裁程序的需要，经仲裁庭请求，仲裁院院长同意并决定将本案裁决作出的期限延长至2019年12月27日。2019年12月27日，仲裁庭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书，裁决：（一）驳回迪升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二）驳回谢森、何桂阳的全部仲裁反请求；（三）本请求仲裁费……本院认为，本案是当事人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上述规定是人民法院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本案中，迪升公司、谢森、何桂阳均认可《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对仲裁条款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迪升公司提出本案仲裁程序违法，裁决应予撤销的主张。在此需要明确的是，《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应当以违反法定程序达到严重影响当事人程序权利且实质性影响案件正确裁决为标准。仲裁案件审理期间，仲裁庭根据审理需要，经首席仲裁员申请和秘书长的批准，延长案件审限，不违反《仲裁规则》的规定。迪升公司在合理期间内收到仲裁庭的有关材料，并委托代理人参加了全部仲裁审理的程序、参加了开庭、发表了答辩意见等，未见其权利受到损害。依据《仲裁规则》第三十一条披露制度、回避制度，仲裁员徐国建签署《声明书》，并向迪升公司送达了《组庭通知》及《声明书》，迪升公司并未对仲裁员提出回避申请，也未对仲裁庭组庭提出异议，迪升公司在本院审查中所提理由不能构成仲裁员应当回避的事由。因此，其该项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迪升公司主张依据《合作协议书》约定，仲裁事项仅限于合同的存在、有效性和履行等争议，仲裁庭无权就合同的解除权进行裁决。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概括约定仲裁事项为合同争议的，基于合同成立、效力、变更、转让、履行、违约责任、解释、解除等产生的纠纷都可以认定为仲裁事项。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合同争议范围应做广义理解。合同的履行是一个延续性的行为，包括履行中的各个阶段及一方违约后产生的各种法律后果。凡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成立、解释、履行、效力、违约责任，以及合同的变更、中止、转让、解除等发生的争议，均应包括在内。其次，《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均应提交仲裁解决。因此，迪升公司该项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迪升公司所述其他事由均为仲裁庭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审理权限，不属本院司法审查案件审查范畴。综上，迪升公司主张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案件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郭 奕审 判 员  贾丽英审 判 员  朱秋菱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  程 宏书 记 员  高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