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40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源丰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泰兴市江平中路68号。法定代表人：何金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红，男，1976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公司法务经理，住江苏省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从兴，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民，男，195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静，江苏精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吕振华，男，1951年7月12日生，汉族，现羁押于江苏省龙潭监狱。上诉人源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建民、原审第三人吕振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2018)苏0322民初5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源丰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经重审仍未能查明案件事实，相关认定存在重大错误。2018年11月30日，第三人吕振华一审庭审中陈述，“我欠你们400万元，原来的借款统统作废，因为你的253万元我多判刑两年”（第6页笔录）；“刑事部分是400万元，还了120万元”（第11页笔录）。这些陈述表明，吕振华向孙建民的400万元借款属于刑事部分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部分，剩余未还的金额应是280万元左右（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是253万元，即孙建民转款给吕振华的176万元和97万元合计273万元，扣减已还利息20万元）。另200万元系吕振华向陆宜峰所借。吕振华对“陆宜峰的200万元，你后来有没有还？”的问题回答是“记不清楚了，看条子”。而在2017年12月28日一审法院原审开庭中，源丰公司提交了8张银行凭证，证明吕振华向陆宜峰还款254.6万元，该还款均发生在陆宜峰借款300万元发生的2012年之后。孙建民多次陈述，在2013年9月对账时，各方将200万和400万的借条销毁，并开具了600万的欠条。但事实是，源丰公司一审庭审中提供了200万和400万的借条原件，孙建民无法提供600万的欠条，而吕振华的陈述中也未提及600万欠条的存在。以上一系列事实，一审法院均未查清。一审法院不能仅凭两张孙建民认为已经撕毁的借条就确认借款金额为600万元，而这一认定与刑事判决书的认定也是冲突的，不能令人信服。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涉案款项已经人民法院相关刑事判决书中认定，不应在民事诉讼中再行审理。(1)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欠款是253万元，而非600万元，更非573万元。刑事判决书确定吕振华犯伪造公司印章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包括向孙建民的实借本金273万元，已还本息20万元，实际损失253万元。如前所述，吕振华在2018年11月30日的庭审中也确认上述273万元在向孙建民开具的400万元借款收据中，其余款项已陆续偿还，也都在孙建民诉讼请求的600万元债权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孙建民基于《协议》向源丰公司主张的债权与吕振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同一法律事实，且金额应为253万元。(2)已经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不应在民事诉讼中审理。刑事判决书已对孙建民的财产损失作出处理。刑罚兼有对被告人的惩罚和对被害人的补偿功能，刑事判决中的责令退赔是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对被害人因财产被非法占有、处分而遭受损失的事实予以确认后，作出的责令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判决事项。该判决事项具有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性质上是对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救济手段，与民事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本案中，孙建民起诉的债权与刑事判决认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吕振华应赔付的债权完全竞合，且该刑事判决对涉案财产的处理结果已涵盖民事诉讼请求的赔偿范围，孙建民已获得公力救济。在此情况下，基于同一事实、相同的诉讼标的、事实和理由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违反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原则”，也不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2、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在施工期间吕振华用于工程所借的600万元，因源丰公司已将原收据收回并重新出具600万元收款收据，应视为其开始履行偿还借款，故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的约定，出现上述情形，“甲方应承担相应责任”。源丰公司认为，该“相应责任”指该公司收到沛县项目工程款600万元后与吕振华、孙建民进行结算。现无法收取，故源丰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简单认为“应视为源丰公司开始履行偿还借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纯属臆断。民间借贷关系的形成，应有借贷双方的一致合意、借款事实等，在不具备该等要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更是毫无依据。三、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存在重大程序问题。不仅司法程序混乱，并且剥夺上诉人合法诉讼权利，有悖司法公正。2019年4月8日，一审法院向源丰公司寄出孙建民草拟的《减少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将原诉讼请求：偿还600万元及利息，变更为：本金573万元及原借据的利息27万元，及本金573万元至偿还之日的利息。在该请求书中未明确本金573万元的构成；未明确利息27万元的构成；未明确诉讼请求减少在什么地方，更未明确变更的原因。孙建民也未提供任何与诉讼请求变更有关的证据。在源丰公司收到申请书后，正与一审法院沟通，准备进行答辩时，却于2019年4月11日收到一审判决书（于4月8日作出，4月10曰寄出），该判决书直接全部采纳了孙建民变更后的所有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在本案历经原一审、原二审、发回重审（多次开庭）多个司法程序，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作出后（或同一天）才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向源丰公司送达，就诉讼请求的变更未给任何答辩的时间，更未开庭审核，判决中不加分析论证直接采纳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令人无法理解。一审法院的做法，无疑是剥夺了源丰公司就孙建民新诉讼请求的全部合法诉讼权利，直接判决了一起新诉讼请求案件，令人匪夷所思。孙建民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2014年1月10日的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在施工经营期间吕振华用于工程所借孙建明人民币600万元款项事宜，因公司已将原欠据收回，并重新出具600万元的收款收据，源丰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上述协议是在双方共同商议确认的情况下签订，其是真实意思表示。源丰公司收回吕振华出具600万元借条的同时向孙建民出具600万元的收款收据，又签订书面协议予以确认，说明源丰公司认可对吕振华借款的真实性。2.吕振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金额与涉案民间借贷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源丰公司起诉的依据是源丰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该收据盖有源丰公司财务专用章和财务人员签字。源丰公司亦在协议中盖章确认，并由其经理徐东生签字确认。3.且吕振华向陆宜峰还款254.6万元均发生在其于2013年9月13日的200万元借条之前，说明该200万元借条的形成是双方结算后重新出具。4.源丰公司认可涉案两张共计600万元借条的真实性。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孙建民只是减少了诉请金额，对案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没有变动，无需一审法院另行指定答辩期。孙建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源丰公司偿还借款6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从2013年9月26日支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后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源丰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73万元、原借据的利息27万元及本金573万元的利息。事实和理由：源丰公司在承建施工沛县人民医院新城医院门急诊医技楼工程期间，因资金需要，向孙建民借款600万元，同时出具借款收据。后源丰公司以无力偿还，沛县人民医院尚欠付其工程款为由，于2013年9月26日将原借据收回，并同时出具600万元收款收据，加盖该公司财务专用章，交由孙建民向沛县人民医院催要。但该工程经沛县人民医院与源丰公司最终结算，沛县人民医院已将工程款支付完毕，致使孙建民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源丰公司在2014年1月10日与他方的协议中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并承诺应承担相应责任。孙建民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1月，源丰公司承建沛县人民医院新城医院门急诊医技楼工程，2011年原审第三人吕振华与源丰公司签订承包工程协议书，约定沛县项目部为源丰公司所属不具备法人资格分支机构，吕振华在源丰公司授权的范围内以源丰公司名义和资质依法经营，吕振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担项目部一切债权债务，在承包期内，吕振华按工程结算价款的2%上缴源丰公司管理费，协议还对其他内容作了约定。2013年9月之前，吕振华先后多次向孙建民或由孙建民介绍向案外人陆宜峰等人借款用于建筑工程施工。2013年9月10日，吕振华向孙建民出具保证书一份，具体内容为：在源丰公司承建施工沛县人民医院新院工程期间，以项目部为工程所需借贷孙建民人民币陆佰万元款项事宜，因该借款全部用于工程，我与源丰公司商议确定，保证在孙建民同意代源丰公司完成施工扫尾工程，并进行该工程相关决算，审计结算工作的基础上由源丰公司将原出具的陆佰万元借据收回公司，公司同时重新给孙建民出具陆佰万元收款收据交给孙建民，从沛县人民医院工程款中优先支付，如工程款不足偿还部分，仍由源丰公司负责偿还。2013年9月13日，吕振华向孙建民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孙建民现金肆佰万元整（此款从沛县人民医院工程款中扣除）以前的借条作废。同日吕振华向案外人陆宜峰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陆宜峰现金贰佰万元整（此款从沛县人民医院工程款中扣除）以前的借条作废。2013年9月26日，经协商一致，源丰公司收回了吕振华向孙建民、案外人陆宜峰出具的借条，并将向沛县人民医院开具的收款收据一份交付给孙建民，收款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沛县人民医院，交款方式转账，收款事由及项目工程款，汇款全称源丰公司，开户行建行泰兴市支行，帐号32×××88，金额600万元，大写陆佰万元整，该收款收据上盖有源丰公司财务专用章，经办人张春宏。孙建民持该收据到沛县人民医院要款，沛县人民医院认为双方未对账，依医院的账不欠源丰公司工程款为由没有支付该款。在此期间，案外人陆宜峰把对吕振华的债权转让给孙建民，并将借条交给孙建民。2014年1月10日，源丰公司（作为甲方）与徐州天利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孙建民（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中标承建的新城医院门急诊医技楼项目扫尾工程发包给乙方施工一事，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为保证乙方所完成的扫尾工程的工程款的付取，甲方同意乙方所完成扫尾工程的工程款扣除相关税金后其余工程款全部直接汇给乙方；2、工程返修责任的承担和返修费的结算；3、工程及工程款的结算；4、在施工经营期间吕振华用于工程所借孙建民人民币陆佰万元款项事宜，因公司已将原欠据收回并重新出具陆佰万收款收据（2013年9月26日，收据号N!0005901），甲方应承担相应责任。乙方与吕振华个人之间的其他事宜，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涉及甲方公司。5、甲方与吕振华签订的承包协议中的条款除工程款付款方式条款外均对乙方具有约束力（承包合同已提交乙方），甲乙双方在本协议中不再重复签订。6、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终止本协议的履行，否则违约方须承担违约责任并另支付壹拾万元违约金给对方。源丰公司在甲方处盖章，甲方代表吕振华、徐东生签字，徐州天利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乙方处加盖公章，孙建民在乙方代表处签字。一审法院另查明，吕振华多次以源丰公司沛县项目部的名义向他人借款。后源丰公司以“吕振华私刻单位公章，造成单位经济损失”为由，向泰兴市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5月22日，泰兴市人民法院以吕振华犯伪造公司印章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三年十个月，合并执行四年三个月。一审中，孙建民自认原借据上的600万元借款中，包括本金573万元及利息27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吕振华为工程施工向孙建民等多人借款，2013年9月13日对账后向孙建民及陆宜峰出具了400万元和200万元的借条，后陆宜峰将其债权转让给孙建民。同月26日源丰公司收回上述两张借条，并交给孙建民一份收款金额为600万元的工程款收据，因建设单位沛县人民医院未付下余工程款，2014年1月10日经过协商，双方签订协议，源丰公司同意孙建民在完成扫尾工程的工程款中扣除税金后其余工程款全部直接支付给孙建民。在施工期间吕振华用于工程所借的600万元，因源丰公司已将原借据收回并重新出具600万元收款收据，应视为其开始履行偿还借款，故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孙建民持该收款收据到沛县人民医院没有要回款，源丰公司应承担偿还责任，对孙建民要求源丰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73万元、利息27万元的主张，应予支持。因双方对出具收款收据后如何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故双方之间应为无息，孙建民要求源丰公司偿还利息从2013年9月26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计算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源丰公司应从2017年6月21日即孙建民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源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孙建民借款本金573万元，出具原借据时的利息27万元，合计600万元，并支付本金573万元自2017年6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孙建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8800元，由源丰公司承担58000元，由孙建民承担800元。（源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审期间源丰公司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一、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8日向源丰公司邮寄的《孙建民减少诉讼请求申请书》邮寄记录，源丰公司于次日收到；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8日向源丰公司邮寄的判决书（于2019年4月8日下达）邮寄记录，源丰公司于次日收到。上述两份邮寄记录拟证明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下达后才向源丰公司邮寄变更诉请申请书，程序严重违法。二、源丰公司于2014年12月19日给沛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公函，拟证明源丰公司向沛县人民医院出具公函并委托孙建民收款，是吕振华刑事案件中涉及的款项，最终应由公安机关定性，该款并非源丰公司的债务。孙建民经质证，对邮寄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具体理由同答辩意见；对公函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系源丰公司自行制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因孙建民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系申请减少诉讼请求，系其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该请求并未增加源丰公司的诉讼负担，亦无需重新指定答辩期，一审法院据此进行判决并无不当，故对该两份邮寄记录的证明效力，本院依法不予确认。公函系源丰公司向沛县人民医院出具，未经孙建民签字确认，故内容不能当然约束孙建民；且公函内容与源丰公司应否承担涉案还款责任并无关联，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亦不予确认。孙建民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纠纷是否属于民事审理范围的问题。虽然涉案款项涉及吕振华的相关犯罪事实，但本案系孙建民基于与源丰公司之间的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故本案属于民事审理范围，至于源丰公司的责任承担，应通过实体审理判断。二、关于源丰公司的责任承担如何认定的问题。源丰公司在协议中认可涉案借款系吕振华用于工程所借，亦认可已将原借据收回并重新向孙建民出具收据，故在源丰公司将孙建民原债权凭证收回并自认应承担相应责任时，即能认定该公司已认可与孙建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源丰公司虽主张其在协议中自认“承担相应责任”是协助孙建民办理结算事宜，但其对为何收回原债权凭证，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三、关于债权数额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第一，源丰公司在涉案协议中明确认可孙建民的债权数额为600万元，并加盖了该公司印章，其工作人员徐东生亦签字确认，因源丰公司系法人机构，其在从事商事行为时应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及审查能力，对于协议的签订过程及债权债务的确定方式，该公司在一、二审期间均无法作出合理说明，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第二，涉案协议系源丰公司基于诸多因素综合考量后的真实意思表示，与刑事案件中实际损失的确定方式不同，二者并无必然联系，故源丰公司关于“按刑事判决书的认定确定债权金额”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吕振华于2013年9月13日向陆宜峰出具200万元借条，吕振华一审中亦表示与陆宜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需要看条子”，而源丰公司经审查后收回该借条并与孙建民签订涉案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陆宜峰一审亦到庭认可已将债权转让给孙建民，故孙建民在本案中一并主张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至于源丰公司主张吕振华偿还陆宜峰的款项，均在上述借条出具之前，不能认定为偿还的上述借条金额。因此，在源丰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推翻协议效力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协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四、关于一审审理程序问题。孙建民在一审辩论程序终结后明确其诉讼请求，减少了诉请金额，系其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该请求并未增加源丰公司的诉讼负担，亦无需重新指定答辩期，故一审审理程序并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之处，对源丰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上诉人源丰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德水审判员  曹 辛审判员  孟文儒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刘思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