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1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余运恒，男，195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清县东桥镇下宅村下宅49号。现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东，广东臻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朱智锐，男，1963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登峰、谭天玑，广东高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运恒因与被上诉人朱智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021号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运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智锐立即偿还借款本息1671220元[其中本金867400元，利息803820元（按月利率0.5%计算利息，以本金1467400元自2010年1月9日起计至2019年2月1日的利息是797315元，以本金867400元从2019年2月2日计至起诉立案之日的利息是6505元，利息以后计至被告将本息付清给余运恒之日为止）]给余运恒；2、由朱智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余运恒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840元，由原告余运恒负担。判后，余运恒不服，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021号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在证人梁某被刑事拘留，而上诉人及代理律师均无法见到该证人，证人又不能到庭作证的情况下，上诉人申请了一审法院依职权到关押梁某的看守所向证人梁某调查取证，也申请了法院开具律师调查令给代理律师去查询交付案涉借款对应支票进账交易等情况，更申请了一审法院通知被上诉人朱智锐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及以测谎仪器对被上诉人朱智锐本人进行测谎鉴定，以证明上诉人已交付出借款项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一审所做的答辩是虚假陈述。但一审法院却未尽职依法准许，导致一审事实未查清，上诉人认为一审在程序上未保障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属程序违法行为，其行为导致一审事实不清，也导致了被上诉人滥用答辩权，做虚假答辩，增加了诉讼成本，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另上诉人一审后重新寻找到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通过其员工已收取了上诉人交付的广州三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的支票，足以证明案涉借贷关系真实合法存在，被上诉人在一审所作答辩是欺骗法院的虚假陈述。朱智锐发表答辩意见称，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对“朱智锐向其借款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朱智锐尚欠上诉人本金人民币867400元，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二审期间，上诉人补充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朱智锐2009年8月份向上诉人借款820万元的事实。1、二审期间，上诉人补充了如下4份证据：(1)由“刘文集”出具给上诉人的28张支票的3张收据。首先，该证据的经手人的签名是否是“刘文集”无法判断；其次，就算该签名是刘文集，但没有证据证明“刘文集”是代表朱智锐收取该等28张支票；最后，如果上诉人认为是“刘文集”收取其支票，其应当向“刘文集”主张权利。(2)对应28张支票的入账凭证。该等入账凭证的收款人没有一个是朱智锐，也没有证据证明朱智锐是对应支票的背书人并将支票背书给了第三方。因此，该等入账凭证也不能证明朱智锐收取了对应的820万元。(3)陆河县惠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天眼查”工商登记信息。该天眼查登记信息显示“朱智锐和刘文集以及其他总共6个股东持有该公司股权，其中，朱智锐持有86％股权，朱鹏达持有6％，刘文集等其他4位股东各占2％股权”，林金水是法定代表人，刘文集是监事。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刘文集是朱智锐的员工。首先，因为本案的被上诉人不是惠兴公司，惠兴公司是2016年才设立的，争议的所谓借款行为是发生在2009年8月。刘文集是惠兴公司的监事以及股东，不能推断出2009年8月刘文集是代表朱智锐收取上诉人的28张支票。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关于陆河县惠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有关情况说明》证明刘文集与朱智锐之间是股东关系，不是员工关系。(4)上诉人提供的手机通话录音。首先，该录音的内容非常含糊，对方通话人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上诉人的问话，不能证明刘文集代表朱智锐收取上诉人的28张支票。其次，未经当事人同意的录音依法不能作为证据。最后，通话的对象是否是刘文集也无法确定。2、上诉人提供的上述3份补充证据，不是发生在开庭之后的事实，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庭上表示因搬家等原因在起诉时未能找到，直到一审判决后才找到。上诉人的这些说法是其单方说法，即使情况属实，也不是客观原因。因此，这些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3、上诉人陈述28张支票的经手人是刘文集，刘文集是朱智锐的员工，代表朱智锐收取支票。这仅是上诉人的单方陈述。朱智锐否认刘文集是其员工，也没有委托刘文集代为收取上诉人的支票。而且上诉人提供的补充证据和电话录音也不能证明刘文集代表朱智锐收取该等支票。因此，上诉人关于刘文集代表朱智锐收取支票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余运恒主张被上诉人朱智锐于2009年8月10日向上诉人借款820万元，上诉人以在广州三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其开具的支票上背书后交付被上诉人承兑的方式，已向被上诉人足额交付借款820万元，截止至2017年8月9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已偿还了6732600元，被上诉人于2017年8月9日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条》，确认仍欠上诉人1467400元，后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1日向上诉人偿还了60万元，仍欠上诉人借款本金867400元未偿还。上诉人一审期间就其上述主张提供了《借条》、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及开出支票账目清单、五份《收款收据》。其中，《借条》记载：“今借到余运恒先生人民币1467400元。此借款待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归还本人的借款时一并归还余运恒先生。借款人：朱智锐2017年8月9日”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原告在2019年2月1日收到银行转账60万元。《证明》记载：“兹有广州三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09年8月10日至9月8日期间开具了30份支票（相应支票凭证编号、日期详见账目清单）向余运恒支付工程款，票额共计820万元。广州三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三月十日”。账目清单记载2009年8月10日、8月17日、8月27日、9月8日分27笔支出共计820万元。五份《收款收据》显示，上诉人分别于2010年6月10日、9月7日、11月19日、2011年8月16日、8月30日收取被上诉人支付的120万元、1932600元、300万元、30万元、30万元，共计6732600元。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借条》并非是对所谓以前借款的总结及确认而是新的借款，但是《借条》记载的款项上诉人也并未交付给被上诉人；对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银行记录记载60万元是被上诉人在2019年2月1日借给上诉人的借款，并非对上诉人的还款；对《证明》及开出支票账目清单不予确认，该《证明》仅能证明上诉人与广州三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通过30份支票来结算的工程款，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将30份支票的款项820万元支付给被上诉人；对《收款收据》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有向上诉人借款，从内容看，是上诉人出具的，上诉人需提供证据佐证这些款项是被上诉人偿还其所称的820万元借款。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刘文集在2009年8月8日、8月14日、8月24日签名的收据，拟证明刘文集收到了由广州三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的28张支票对应的金额是820万元，该支票是由刘文集是代被上诉人收取的。证据二、涉案28张收据进帐的资料，证明820万元已经进帐，这些支票上盖有银行的转讫印章，没有退票。足以说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广州三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的证明和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据》可以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涉案借款是真实合法存在的。证据三、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中路支行开具的支票复印件，证明涉案借款支付情况。证据四、陆河县惠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登记信息，证明刘文集是陆河县惠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监事，被上诉人占有该公司86%股份。证据五、上诉人与刘文集电话录音，证明刘文集是被上诉人公司员工，上诉人拟通过刘文集向被上诉人催要涉案借款。对此，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如其答辩意见。二审期间，法庭向被上诉人释明：根据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可知被上诉人与刘文集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性，刘文集应为被上诉人员工，从而要求被上诉人在庭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刘文集带到法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以对涉案有关事实以及上诉人提交的涉案收据进行说明，否则法庭将采信上诉人对有关刘文集相关事实的陈述及采信上诉人提交的刘文集签收支票的三张收据。被上诉人未按法庭释明要求让刘文集到庭作证。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借款上诉人是否已实际支付。首先，本案中，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于2017年8月9日出具的《借条》，该《借条》内容显示是“借到”上诉人1467400元，并进一步明确了归还借款的时间预期，而且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提出过归还或销毁《借条》的请求，由此可知，被上诉人称该《借条》项下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明显与《借条》文义内容及常理不符。其次，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1日向上诉人划付了60万元的欠款，被上诉人虽称该60万元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但其既未提供借条或其它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亦与上诉人持有上述涉案《借条》的事实相矛盾，故被上诉人对该60万元款项的解释缺乏合理性及相应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相反上诉人称该60万元是用于归还涉案《借条》项下的欠款，更为合理可信。最后，上诉人对涉案《借条》项下借款的来源予以了举证和说明。上诉人称其通过向被上诉人交付广州三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出的28张银行支票，共向被上诉人出借820万元，这些支票由被上诉人员工刘文集代被上诉人签收，且每一张支票均已兑付；在被上诉人先后偿还了6732600元之后，就尚欠款项1467400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了涉案《借条》。对此，上诉人提供了广州三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的书面《证明》、复印自付款行即广东发展银行的28张支票、刘文集收取上述支票的三张收据、上诉人与刘文集之间的通话录音、陆河县惠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登记信息、五份《收款收据》等证据予以证实。因被上诉人未依照本院的释明要求将刘文集带到法庭出庭作证，故本院依法采信上诉人相关主张即刘文集为被上诉人的员工，代被上诉人收取了涉案的28张支票。那么，上诉人关于本案借款来源的解释具有相应证据证实，真实可信，上诉人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其本案诉求应予支持。关于涉案借款的利息计算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涉案《借条》中双方并未对借款利息、还款期限进行约定，上诉人也未对催款行为进行举证，故根据前述规定，本院支持其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2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及处理不当，应予撤销；上诉人上诉有理由充分的，本院予以支持，理由不足的，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021号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朱智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上诉人余运恒偿还借款本金867400元及其利息（以867400元为本金自2019年3月2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余运恒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为19840元，由上诉人各负担9543元，被上诉人朱智锐各负担1029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谷丰民审判员  汪 毅审判员  汤 琼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周文静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