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2民终24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巧玲，女，1970年11月6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辉，辽宁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融泽财富投资管理（大连）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益小区16栋-3-3-2号。法定代表人：郑可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可心，女，1979年11月6日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桂荣，辽宁锦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巧玲因与被上诉人融泽财富投资管理（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泽公司”）、郑可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民初1921号之一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董巧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因为无论从主体上看还是从涉及的法律关系来看，无法认定本案与刑事案件为同一案件。上诉人未接到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的通报，也未向该局报案。上诉人起诉二被上诉人依据的是被上诉人融泽公司基于公司经营向上诉人借款以及被上诉人郑可心的担保行为，被上诉人郑可心的担保行为也不会在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得到评价和审判，被上诉人郑可心和上诉人之间是典型的担保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和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一审法院认定二者属于同一事实，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之规定：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通过该条款可以明显看出驳回起诉的前提是民事起诉和刑事案件属于同一事实。而本案与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是案件同一事实，不是同一事实的不能驳回。这一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后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题的规定》也有体现，该解释第八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上诉人认为这两个司法解释对刑民交叉问题的规定并不矛盾，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不能用刑事和民事来重复评价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但是并不阻碍对不属于刑事案件评价范围的担保人的起诉，担保行为人民法院应该通过民事审判来解决，二是在司法实践中犯罪所得通过刑事案件的途径，以返还的方式能最大限度使受害人的损失从涉案财产中得到平等清偿，不必通过民事手段判决或执行，避免利益冲突和因分配不均导致的不公平。而在本案中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目的是为了从担保人处通过担保人的财产实现自己的权利，不会对涉案财物产生二次请求，指向的是担保人的财产，因此本案不会影响受害人通过刑事途径平等分配涉案财物。就算这两个法条的有关条款规定有所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题的规定》颁布在后，根据该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人民法院也应该进行实体审理。第三、一审判决与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立法目的不符。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一个很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不能或者不宜通过民事审判手段来处理，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或者刑事手段来解决，或者通过上述手段来解决更合适。就本案来看如果人民法院适用裁定驳回起诉，那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担保纠纷将没有任何其他救济途径，势必会剥夺上诉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不符合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初衷。融泽财富投资管理（大连）有限公司、郑可心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裁定。被上诉人融泽公司系P2P融资出借公司，所有的出借人以理财形式将相关款项汇入融泽公司按规定在上海富有支付平台设立的虚拟账户，再经融泽公司介绍将相关款项出借给特定或者不特定的用款人。上诉人出借理财款项并未支付给融泽公司，也没有支付给融泽公司的法人郑可心。在上诉人提供的还款协议中可以看出融泽公司的平台理财行为被政府叫停后，按要求良性退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后续还款事宜达成了协议，因此本案与案涉犯罪行为是同一事实，而郑可心的担保行为系对公司非法理财行为的承诺，其个人行为也涉嫌犯罪，案涉款项已属于刑事范畴，故一审裁定正确。董巧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372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借款之日起至清偿借款之日止的利息；2、原告因追讨借款产生的律师费507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2019年7月22日向我院来函，称融泽财富投资管理（大连）有限公司及郑可心已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该局立案侦查。故此本案应由公安机关处理，对于原告的起诉应依法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董巧玲的起诉。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供两份借条和一份还款协议，其中两份借条日期均为2018年11月16日，金额分别为22万元、11.72万元，借款人处均加盖被上诉人融泽公司公章，被上诉人郑可心在借款人处加盖印章并签名；还款协议金额为60万元，日期为2018年10月31日，借款人处亦有被上诉人融泽公司公章、被上诉人郑可心印章及郑可心签字。被上诉人二审中提供上诉人董巧玲与被上诉人融泽公司签订的《出借信息咨询与服务协议》、委托扣款授权书，协议约定上诉人授权被上诉人融泽公司通过支付机构或资金存管机构将上诉人的出借资金一次性全额（或部分）出借给指定的借款人，三份协议的签订日期分别为2018年5月3日、2018年6月12日、2018年6月29日，金额分别为60万元、10万元、12万元。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董巧玲提供的借条和还款协议都是基于原来的理财协议而形成的补充协议，这些款项都是在理财中即形成协议之前打到平台的，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和还款协议是因为被上诉人融泽公司在政府的管理和要求下要对理财客户有一个放心交代，上诉人董巧玲是公司核心理财人员，故其要求郑可心出具类似协议，但实际并没有向二被上诉人支付过借款，11.72万元也是上诉人董巧玲的理财款，双方没有形成新的借款，理财款经平台提供的信息中介服务对外出借，因为借款人所需要的资金数额与出借人数额经常对不上，所以有时候是几个人的钱借给了一个用款人，也有时候一个人的款项借给了几个借款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2018年11月16日给上诉人出具的借条22万元与上述10万元和12万元《出借信息咨询与服务协议》中的款项是一笔款项，2018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融泽公司出具的60万元还款协议与上述60万元《出借信息咨询与服务协议》中款项是同一笔款项，但2018年11月16日11.72万元的借款条与上述22万元和60万元不同，该笔款项系上诉人应被上诉人郑可心要求将款项分别归还给其他借款人而出借的，这笔款项与二被上诉人和上诉人董巧玲之间原始的投资协议不一样。另查，上诉人主张本案申请的财产保全查封均为轮候查封，被上诉人主张所有融泽公司的债权相关案件都已经移交给了公安机关，郑可心名下的房屋和车辆除银行贷款外其他都需要返还给受害人。再查，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2019年7月22日向一审法院发函，内容为：“今年6月份以来，我局相继接到多名被害人报案，称在融泽财富公司投资被骗。6月3日，我局以融泽财富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受案。初查后，于6月28日作出立案决定。据目前调查，融泽财富公司自2014年以来，以高额返利为诱饵，公开向群众宣传吸引投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达6000余万元，涉及被害人800余人，造成被害人损失约5000余万元。鉴于融泽财富公司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盼请贵院与我局加强沟通协作，依照有关规定甄别处理与该公司相关的民事诉讼，并及时将其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我局”，该函中列明被上诉人郑可心为主要犯罪嫌疑人。本院确认以上事实，有《出借信息咨询与服务协议》、委托扣款授权书、《借条》、《还款协议》、开公函[2019]24号《关于融泽财富投资管理（大连）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告知函》、二审笔录在案为凭。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融泽公司签订《出借信息咨询与服务协议》，被上诉人郑可心系被上诉人融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二被上诉人因被上诉人融泽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上诉人郑可心列为主要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亦发函告知一审法院立案侦查情况，要求及时将涉嫌犯罪线索、材料移送至公安机关，故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要求进行实体审理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人董巧玲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金 艳审判员 郑福一审判员 司玉峰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郑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