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民终28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节能（天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与中心大道交口空港商务园西区。法定代表人：李元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女，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阎萍，北京观韬中茂（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有限公司川口通商（有限会社川口通商），住所地日本国北九州市门司区大字畑2276-1。代表人：李新林，该会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北京市京开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天津金科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静海区子牙环保产业园。法定代表人：花绍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花树宝，男，该公司监事。上诉人中节能（天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节能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有限公司川口通商（以下简称川口公司）、一审第三人天津金科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8）津02民初27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节能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阎萍，被上诉人川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一审第三人金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花树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节能集团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川口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川口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了业经证据证明的事实。1.遗漏买卖合同相关事实。金科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在其委托中节能集团公司之前，即与川口公司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表明川口公司知道中节能集团公司是进口代理人。川口公司曾自认其另行制作了用于报关的包括买卖合同在内的货物单据，并自行寄给货代公司，川口公司具有过错。涉案买卖合同部分货款为案外人支付。关于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申请与利用的事实，一审判决未能如实认定。2.遗漏已经发生、履行的七票业务中的重要事实。七票业务合同均由金科公司与川口公司商谈、订立，中节能集团公司本质作用仅限于履行信用证事宜。一审判决的认定，将川口公司应承担的举证责任转嫁给中节能集团公司。（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川口公司无证据证明曾将买卖合同文本及修改后的文本发送给中节能集团公司，双方无建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本案所涉2015年1月5日买卖合同只有川口公司签章，并无中节能集团公司签章，是单方买卖合同。相关单据签章系假章，证明中节能集团公司未签订合同。没有证据证明川口公司向中节能集团公司交付过货物单据。有案外人向川口公司支付涉案货物货款，说明买卖合同当事人另有他人。川口公司催款对象为天津中节能金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节能金科公司）。（三）一审判决对川口公司与中节能集团公司之间存在买卖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双方不存在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也不存在交付单据与货物的事实。一审判决以《代理报关委托书》作为认定买卖合同关系的根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依据自海关调取的货物单据认定买卖合同关系，也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川口公司订立合同时不知道中节能集团公司是金科公司代理人，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以中节能集团公司在以往七笔交易中未收到金科公司付款的情况下向川口公司付款，而认定中节能集团公司在本案中也应付款，是完全错误的。（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判令中节能集团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向川口公司支付货款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川口公司知道中节能集团公司、金科公司、中节能金科公司这些主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却以中节能集团公司未向其披露与这些公司的关系为由否定中节能集团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川口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中节能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中节能集团公司与川口公司存在多笔买卖关系，在已经履行完毕的七笔业务中，中节能集团公司认可买卖合同关系，对于两笔未履行完毕的业务，中节能集团公司不予认可意在逃避支付货款的义务。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间的买卖关系真实存在。中节能集团公司已经收到货物，川口公司在买卖合同中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金科公司并非使用主体，也非买卖合同的购买方，中节能集团公司非代理行为，其购买货物后的处置与川口公司无关。（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川口公司没有必要由中节能集团公司做隐名代理人。（三）从川口公司起诉后，中节能集团公司一直拖延、躲避，不予认可与川口公司买卖合同关系，并因拒绝履行合同中的支付货款义务而滥用诉讼权利。金科公司述称，中节能金科公司成立后，金科公司不再开展同类业务。本案涉及的货物由花绍生到日本订货，由川口公司与中节能集团公司签订合同，由中节能金科公司员工安排提货，进行加工销售。花绍生作为中节能金科公司原董事及员工，其所做工作皆为中节能金科公司履行职务行为，花绍生及金科公司没有私自与川口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川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节能集团公司支付川口公司货款9413768日元；2.中节能集团公司支付从2015年1月10日到实际付款日的逾期付款利息，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为以日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用由中节能集团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5日中节能集团公司与川口公司签订混合金属废料（废线材、回收钢材）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中节能集团公司向川口公司采购废线材100吨、回收钢材950吨，价格为每吨废线材290000日元，每吨回收钢材75000日元，定装容许量为1050吨正负20%，2015年1月30日前在日本任何主要港口装货，在中国新港接货，见票后90天采用信用证方式支付货款。川口公司于2015年1月10日开具编号为KG150101-A、KG150101-B的发票，以中节能集团公司为收货人和通知方交付运输，提单出具的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实际交付回收钢材1111.62吨，单价为75000日元/吨，金额为83371500日元；实际交付废线材85.31吨，单价为290000日元/吨，金额为24739900日元；上述两笔货物的总价款为108111400日元。川口公司收到货款100235802日元，余款7875598日元未付。上述货物于2015年1月16日在天津新港海关以中节能集团公司的名义申请报关。根据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编号为津中慧﹝2018﹞文书鉴字第3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案涉货物在天津新港海关留存的报关材料中，代理报关委托书上加盖的印鉴与从天津市自由贸易区试验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调取的中节能集团公司的印鉴（以下简称预留印鉴）一致，其他材料上加盖的并非中节能集团公司的预留印鉴。除案涉交易外，川口公司与中节能集团公司在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还存在七笔交易，该七笔交易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根据中节能集团公司提交的上述七笔交易的资料显示，该七笔交易的付款方式均为信用证付款；根据中节能集团公司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及生效判决，该七笔交易系中节能集团公司代理金科公司进口货物。中节能集团公司与川口公司在上述七笔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多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沟通。七份合同多数由川口公司发送给花树艳后，由花树艳转发给中节能集团公司的刘超，也存在川口公司发送给花树艳的同时抄送刘超的情形，川口公司直接将合同发送刘超的情形极少，但涉及信用证开立方面的邮件，刘超与川口公司之间直接沟通较多。中节能集团公司认可在上述无争议的七份合同中，中节能集团公司仅将一份合同在加盖印鉴后回传给川口公司，其余合同在其加盖印鉴后未回传。在上述七笔合同履行期间，花树艳为中节能金科公司职员，刘超为中节能集团公司职员。上述已履行的七笔交易中，根据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编号为津中慧﹝2018﹞文书鉴字第30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天津新港海关留存的报关材料中，代理报关委托书上加盖的印鉴为中节能集团公司的预留印鉴，七份合同上加盖的印鉴除第一份不具备鉴定条件外，其他六份合同上加盖的并非中节能集团公司的预留印鉴。另查明，案涉货物为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需要办理进口许可证。案涉进口许可证载明的进口商为中节能集团公司，利用商为金科公司。川口公司称于2014年8月见到过此种形式的许可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涉外买卖合同纠纷，中节能集团公司的住所地在我国境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各方当事人明确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的准据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中节能集团公司是否与川口公司签订了案涉买卖合同以及中节能集团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货款。关于中节能集团公司是否与川口公司签订了案涉买卖合同。除案涉交易外，川口公司与中节能集团公司还存在七笔已履行完毕、无争议的买卖合同，从该七笔合同的签订情况看，中节能集团公司在收到川口公司的合同文本后极少将加盖其印鉴的合同回传给川口公司，因此川口公司不能提交加盖中节能集团公司认可的印鉴的合同并不足以否认买卖关系的真实性。就涉案争议而言，虽然川口公司未能提交其将合同文本发送给中节能集团公司的直接证据，但根据一审法院从天津新港海关调取证据中的提单，可以证实川口公司确实以中节能集团公司为收货人、通知方将货物交付了运输；在天津新港海关留存的报关手续中有川口公司与中节能集团公司的合同、川口公司以中节能集团公司为收货人开具的发票和装箱单。上述证据可以证实川口公司以中节能集团公司为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虽然上述材料中加盖的中节能集团公司的印鉴与该公司的预留印鉴并不相同，但代理报关委托书上加盖了中节能集团公司的预留印鉴。在中节能集团公司与川口公司已履行完毕的七笔交易的海关报关材料中，除代理报关委托书外，其他材料中也存在加盖非预留印鉴的情形，故在本案同样存在加盖预留印鉴的代理报关委托书的情况下，中节能集团公司以其他报关材料中加盖的并非其预留印鉴为由，否认其委托进行了进口申报理由不足，主张他人非法使用其空白报关委托书亦缺乏相应证据支持，因此，应当认定中节能集团公司对与川口公司签订、履行案涉买卖合同是知晓的。关于中节能集团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货款。中节能集团公司主张在已经履行完毕的无争议的七笔交易中，其系作为金科公司的外贸代理人与川口公司签订案涉买卖合同，川口公司自始至终知道中节能集团公司是金科公司的代理人，中节能集团公司没有支付货款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中节能集团公司如欲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使案涉买卖合同产生直接约束金科公司与川口公司的法律效果，应当举证证明川口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知道中节能集团公司与金科公司为代理关系。从上述已履行的七笔交易的签订、履行过程看，川口公司有时会将同一份邮件在发给花树艳的同时抄送给刘超，证明川口公司应当知道花树艳、刘超分别代表不同的主体；川口公司也认可见到过进口许可证，而进口许可证载明了进口商为中节能集团公司，利用商为金科公司；同时川口公司、中节能集团公司均提交了许学萍等以中节能金科公司职员身份赴日本的证据。上述事实可以证实在与川口公司的交易过程中，除中节能集团公司外，还出现了中节能金科公司、金科公司等主体，而川口公司对上述几个主体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虽然中节能集团公司提交的生效判决、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可以证明其与金科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中节能集团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向川口公司明确披露过与金科公司的代理关系。在多个主体参与交易的情况下，代理关系并非各主体之间的唯一法律关系，中节能集团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川口公司明确了解中节能集团公司、金科公司、中节能金科公司在交易中相互之间法律关系的具体性质，因此上述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川口公司是否明确知道中节能集团公司与其他主体之间为代理关系，中节能集团公司以其为金科公司代理人为由拒付货款依据不足。中节能集团公司作为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在已委托进行进口申报的情况下，应当支付相应货款。此外，从中节能集团公司与川口公司已履行的七笔交易的情况看，均是由中节能集团公司支付货款，其中有几笔付款系中节能集团公司在没有收到金科公司向其支付的足额货款及其他费用的情况下向川口公司支付，与其主张的仅为金科公司代理人、不负有付款义务相矛盾。案涉交易的基本流程与上述七笔交易相同，都是由花绍生与川口公司进行洽谈，以中节能集团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并交付货物，故中节能集团公司拒绝给付案涉货款的理由并不充分。中节能集团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川口公司与金科公司之间其他交易的海关报关资料，但上述证据对本案争议事实没有证明力，对该项申请不予准许。本案系川口公司对中节能集团公司提起的买卖合同诉讼，虽然经鉴定在海关留存的报关材料中存在与中节能集团公司预留印鉴不同的印鉴样式，但并无证据证明川口公司与此相关，中节能集团公司虽然主张川口公司与金科公司在案涉交易中存在恶意串通，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故中节能集团公司以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要求移送公安机关，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川口公司起诉时提交的合同、装箱单、发票均为其单方制作，中节能集团公司并不认可，且上述证据与一审法院从天津新港海关调取的证据内容并不一致，故川口公司主张的货物数量、单价均应以海关留存的材料为准，川口公司以其起诉时提交的合同作为计算货款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中节能集团公司未付货款数额应为7875598日元。川口公司要求中节能集团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成立，但其要求以日元为本金基数、按照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依据不足，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为中国银行同期日元两年期存款利率。由于案涉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为见单后九十日，故川口公司主张从2015年1月10日起支付利息没有依据。由于双方不能举证准确的见单日，考虑案涉货物为进口货物，故以海关留存的报关材料中载明的申报日期2015年1月16日起九十日为付款期，逾期付款利息应自2015年4月17日起算。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节能集团公司给付川口公司货款7875598日元；二、中节能集团公司给付川口公司上述货款自2015年4月17日至实际付款日的逾期付款利息，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为以7875598日元为基数，按照中国银行同期日元两年期存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川口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给付事项，应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逾期给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286元，由川口公司承担1486元，中节能集团公司承担7800元；公告费260元、鉴定费90000元由中节能集团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川口公司为外国法人，本案为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在一审中明示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1.中节能集团公司与川口公司能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2.中节能集团公司应否向川口公司给付货款及相应利息。除本案所涉交易以外，川口公司与中节能集团公司还存在七笔交易，发生时间为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间。该七笔交易系中节能集团公司代理金科公司进口货物，在中节能集团公司与川口公司洽商过程中，中节能集团公司在收到川口公司合同文本后仅有一份在加盖印鉴后回传给川口公司，其余合同在其加盖印鉴后并未回传。中节能集团公司与川口公司这七笔交易已经实际履行且无争议。本案所涉交易时间上在上述七笔交易时间段之内，合同文本载明买方为中节能集团公司，综合考虑双方在七笔交易中形成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川口公司与中节能集团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一审法院从天津新港海关调取证据中的提单，以及在天津新港海关留存的报关手续中有川口公司与中节能集团公司的合同、川口公司以中节能集团公司为收货人开具的发票和装箱单，可以证明川口公司确实以中节能集团公司为收货人、通知方将货物交付了运输，并且，川口公司以中节能集团公司为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在前述证据中，虽然存在加盖的中节能集团公司的印鉴与该公司的预留印鉴不相同的问题，但是，在中节能集团公司与川口公司已履行完毕的七笔交易的海关报关材料中，除代理报关委托书外，其他材料中也存在加盖非预留印鉴的情况，所以，中节能集团公司以其他报关材料中加盖的并非预留印鉴为由而否认进口申报的主张，不能成立。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川口公司已就买卖合同中卖方义务履行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依此规定，在订立合同时，第三人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即委托人可对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直接享有权利并直接承担义务，第三人也可就合同事由，直接面对委托人。反之，如果第三人对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并不知情或不明确其中具体的法律关系，第三人仍须向合同的相对方即委托人主张权利。中节能集团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向川口公司明确披露过与金科公司的代理关系，并且，双方交易过程中，曾有中节能集团公司、川口公司、金科公司、中节能金科公司等多方的工作人员参与，中节能集团公司、金科公司、中节能金科公司之间又为利益相关方，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川口公司知悉各主体之间的代理关系。涉案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列明进口商为中节能集团公司，利用商为金科公司，但该表述亦不能确定中节能集团公司与金科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为委托代理。故此，川口公司依据买卖合同向中节能集团公司主张给付货款，应予支持。一审判决依据在案证据认定的中节能集团公司应给付货款的具体数额及利息计算标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中节能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26元，由中节能（天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彤审判员 赵清泉审判员 李 超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孙超书记员闫玮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