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47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长兴盛泰纺织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海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坡，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卓雅，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厦门汉航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华英。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放，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厦门汉航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代表人：彭华英。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放，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汉航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华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非易，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兴盛泰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盛泰）因与被上诉人厦门汉航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汉航）、被上诉人厦门汉航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被上诉人上海汉航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汉航）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9）沪72民初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长兴盛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坡、王卓雅，厦门汉航与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放、上海汉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非易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兴盛泰上诉请求：改判上海汉航向长兴盛泰承担货代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赔偿长兴盛泰的涉案损失242,874美元及相应的利息；厦门汉航、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与上海汉航（以下简称三被上诉人）就上述赔偿金额向长兴盛泰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集装箱跟踪信息显示，涉案货物是船公司收到正本提单才放货的，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拒不提供法院责令提供的涉案海运提单，应对三被上诉人作不利推定；2.厦门汉航并未向长兴盛泰签发正本无船承运人提单，厦门汉航与长兴盛泰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3.长兴盛泰委托厦门汉航作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人，处理从装港接收货物到目的港放货等所有事宜，而厦门汉航在未经长兴盛泰同意的情况下，又转给上海汉航履行部分货代义务，厦门汉航系涉案业务总货代；4.上海汉航并非仅为起运港代理及所谓厦门汉航的签单代理，其在目的港负责联系巴西代理进行控货，而巴西代理承认未经指示擅自放货，上海汉航和厦门汉航在控货中存在过错，应承担货代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5.在案证据证明涉案货物价值为341,641.12美元，货物已经被提取，长兴盛泰的损失为242,874美元。厦门汉航、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共同辩称：1.集装箱跟踪信息显示提单收讫情况为“HELD”并不能推断出船公司在目的港收到了正本提单后放货；2.提单仅仅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本案中无船承运人提单没有实际签发并不能否定厦门汉航与长兴盛泰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厦门汉航在本案中系无船承运人而非货运代理人身份；3.长兴盛泰关于厦门汉航未经同意转委托上海汉航的主张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对于厦门汉航和上海汉航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正确；4.关于巴西代理承认未经指示擅自放货，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只是长兴盛泰在电子邮件中的自称；5.一审法院关于涉案损失的认定正确。综上，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海汉航辩称：上海汉航仅为负责处理装港事务的货运代理人，本案中上海汉航将长兴盛泰要求在目的港控货的需求转达给承运人厦门汉航，即已完成上海汉航作为起运港货运代理人的义务。厦门汉航工作人员在电子邮件中对长兴盛泰作出的控货承诺，直接约束厦门汉航，长兴盛泰基于涉案货物被目的港代理放货而提起诉讼，应依据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向厦门汉航主张权利，上海汉航作为货运代理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据此，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长兴盛泰一审诉称：2016年6-8月,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接受长兴盛泰委托，就长兴盛泰从上海出口至巴西的货物办理相关出口运输代理事宜,并向长兴盛泰提供了开票人为上海汉航的代理费用发票。期间，长兴盛泰多次声明非经长兴盛泰方同意不得放货。货物出运后，巴西买家始终未能支付全部货款，三被上诉人亦未向长兴盛泰交付涉案正本提单，涉案货物经查询已被私自电放，造成长兴盛泰损失。三被上诉人严重违反货运代理义务，导致长兴盛泰不能回收货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长兴盛泰请求判令三被上诉人向长兴盛泰连带赔偿242,874美元及利息损失（242,874美元按2017年11月17日的汇率1:6.6277折算为人民币，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7年11月17日起至三被上诉人实际支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厦门汉航、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一审共同辩称：一、厦门汉航与上海汉航为独立的两个公司，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作为厦门汉航的分公司，如有责任应由厦门汉航承担。二、厦门汉航与长兴盛泰之间不是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而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厦门汉航是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无船承运人，本案的货运代理是上海汉航。三、长兴盛泰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目的港发生了无单放货的事实，若厦门汉航、上海汉航被认定为货运代理，没有任何的法定合同义务，也没有任何过错。四、长兴盛泰未能证明其遭受任何的损失，应当推定长兴盛泰没有遭受到实际损失。长兴盛泰也未能证明其存在贷款事实，不能按照贷款利率予以支持。上海汉航一审辩称：一、上海汉航在涉案业务中为长兴盛泰提供了货运代理服务，收取了相关货运代理费用，系涉案货物出运的货运代理人。二、上海汉航与厦门汉航之间不存在业务上的混同，两个主体独立经营、独立开展业务、独立进行财务结算。三、上海汉航在履行货运代理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据此，请求驳回长兴盛泰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6月起，长兴盛泰向巴西买家出口多批全涤染色布，分五批进行出口报关。根据长兴盛泰提供的出口货物报关单，五批货物的发货人均为长兴盛泰，采取FOB价格条款，货物总价值为341,641.12美元。长兴盛泰与巴西买家签订合同后，巴西买家指定由厦门汉航与长兴盛泰联系安排涉案货物的海上货物运输事宜。厦门汉航工作人员（电子邮箱名为EXXXSun）与长兴盛泰工作人员（电子邮箱名aXXXXwang）通过电子邮件取得联系，同时有上海汉航工作人员（电子邮箱名WXXXHuang）与长兴盛泰工作人员就涉案货物运输进行沟通联系。厦门汉航工作人员向长兴盛泰发出电子邮件称其为指定货代，并要求长兴盛泰发送托单。长兴盛泰工作人员向厦门汉航工作人员发出邮件称，长兴盛泰和客户的款项未清，未得到长兴盛泰通知不允许放单，否则要承担损失。长兴盛泰和客户清一单，和厦门汉航也清一单。厦门汉航工作人员回复称，已经按照长兴盛泰意思发邮件给代理，让代理在没有收到长兴盛泰的正本HB/L之前一定不要放单。经过沟通，厦门汉航工作人员向长兴盛泰发出邮件承诺，在未收到长兴盛泰放货通知时，不得私自将货柜放给收货人，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费用由厦门汉航承担。上海汉航工作人员也回复长兴盛泰，称确认未经长兴盛泰允许不会放单给客户。此后，长兴盛泰陆续向厦门汉航工作人员发送五票货物的出口货物委托书，写明发货人为长兴盛泰，收货人为BELLVALLEYDISTRIBUIDORALTDA。厦门汉航向长兴盛泰发送了五份无船承运人提单打印件，提单号分别为TCSHXXX7015、TCSHXXX7120、TCSHXXX7115、TCSHXXX8112、TCSHXXX8113，其中第一单的装船日期为2016年7月2日，第二、三单的装船日期为2016年7月17日，最后两单装船日期为2016年8月13日，发货人为长兴盛泰，收货人为BELLVALLEYDISTRIBUIDORALTDA，起运港为上海，目的港为巴西NAVEGANTES，签发人为厦门汉航。长兴盛泰在庭审过程中述称，为了避免重复工作，长兴盛泰并未要求厦门汉航出具正本提单，而是出具提单打印件，长兴盛泰准备按照以往惯例在收到货款后才通知厦门汉航出具正本提单，或者采取电放的形式放货。上述货物出运后，上海汉航于2016年8月至9月期间向长兴盛泰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费用名称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费，金额总计为人民币13,560元，长兴盛泰已经支付上述款项。上述五票货物于2016年7月至9月期间正常运抵目的港，经查询，涉案货物集装箱均已拆箱并返还空箱。2017年1月23日，长兴盛泰工作人员向厦门汉航工作人员发出电子邮件称，客户一直未付款，要求对方查询集装箱在目的港的状态。厦门汉航工作人员回复称目的港代理说货物仍在目的港保税区仓库，等收货人和长兴盛泰协商好了才会清关提货。长兴盛泰工作人员则回复要求未经允许，不要放货给收货人。2017年11月，长兴盛泰工作人员向上海汉航工作人员发送邮件称，确认货物已经放给收货人了，并询问如果长兴盛泰付清费用的话，是否可以取得提单。一审法院另查明：长兴盛泰曾于2018年8月将上海汉航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其与上海汉航之间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并要求其承担长兴盛泰涉案五票货物未经允许即被放货的损失。长兴盛泰在该案起诉状中称，长兴盛泰分五次将价值259,362.39美元的全涤布运送至上海汉航指定的仓库。2019年1月18日，长兴盛泰撤回了该案起诉，一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根据长兴盛泰提供的五份出口货物报关单记载，涉案货物总价值为341,641.12美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长兴盛泰自认其已经在发货前收到涉案货物定金45,288美元，并在发货之后陆续收到涉案货物尾款55,000美元。同时，长兴盛泰称涉案五票货物中包含有部分样品，这部分样品已经收到收货人的付款，因此涉案货物报关单上记载货值和长兴盛泰与收货人之间贸易合同记载金额不一致。长兴盛泰还陈述称其与巴西收货人之间共进行了8票类似贸易，只有涉案5票业务出现付款问题，在涉案5票业务之后，长兴盛泰还向巴西收货人发了另一批货物，巴西收货人向长兴盛泰付款是采取滚动付款的方式。一审法院认为：长兴盛泰明确依据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向三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本案系一起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有以下争议焦点：一、长兴盛泰与三被上诉人是否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根据各方确认，厦门汉航为涉案货物目的港收货人在起运港指定的代理人。长兴盛泰经巴西买家指示与厦门汉航联系货物运输事宜，并向厦门汉航发出涉案货物的出口货物委托书，厦门汉航则向长兴盛泰发送了五份无船承运人提单的打印件。上述提单虽非原件，但可由长兴盛泰用于向国外买家收款，且相关提单打印件的记载内容清晰，明确写明厦门汉航作为涉案货物的承运人运输涉案货物，故长兴盛泰与厦门汉航之间就涉案货物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至于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为厦门汉航的分支机构，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厦门汉航承担。长兴盛泰同时还与上海汉航工作人员就涉案货物运输进行沟通，在涉案货物出运后，上海汉航向长兴盛泰出具了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费发票。据长兴盛泰称，上海汉航收取的为订舱费以及港口杂费等费用。由此可知，长兴盛泰与上海汉航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二、关于长兴盛泰的损失金额。据长兴盛泰提供的集装箱流转记录可知，涉案货物已经拆箱。厦门汉航虽辩称涉案货物并未放货，但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以说明货物走向，因此可推定涉案货物已经被提取。根据长兴盛泰提供的涉案货物出口报关单记载，货物总价值为341,641.12美元。但另据长兴盛泰陈述，报关单记载中货物包含其与收货人另行结算的部分样品，且对样品的款项已经收取，但长兴盛泰并未明确有效的说明样品的金额。由此可知，未收到货款部分货物金额应低于报关单记载金额。在明知已经收到样品货款的情况下，长兴盛泰仍坚持按照报关单记载金额主张货物价值，有违诚信原则，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长兴盛泰曾以另案起诉上海汉航，在该案起诉状中陈述称货物价值为259,362.39美元。相关陈述系长兴盛泰自己在主张权利过程中做出的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具有较大可信度，在长兴盛泰未提供有效证据推翻该陈述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系争货物价值应为259,362.39美元。长兴盛泰自认其已经收到定金及尾款共计100,288美元，扣除该款后，一审法院认定长兴盛泰货款损失应为159,074.39美元。三、关于厦门汉航与上海汉航是否违反货代合同义务的问题。如前所述，长兴盛泰与厦门汉航之间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长兴盛泰本可依据无船承运人提单，及时要求厦门汉航承担承运人责任。但在本案中，长兴盛泰坚持主张厦门汉航为货运代理人，但未能提供充足证据支持这一主张。厦门汉航是涉案货物的承运人而非货运代理人，即使厦门汉航存在违反其与长兴盛泰之间控制货物约定的情况，也应承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而非货运代理合同范畴内的责任。至于上海汉航，其为长兴盛泰在起运港的货运代理人，主要履行了起运港订舱以及代办港口事务等合同事项。长兴盛泰为操作方便，未在起运前要求承运人出具正本提单，故上海汉航也就不存在转交正本提单的义务。在不出具正本提单的情况下，上海汉航作为起运港代理，无法实现对目的港货物的控制。长兴盛泰有关“未经允许不得放货”的要求，已经直接与承运人即厦门汉航提出并取得厦门汉航的承诺。并无证据显示上海汉航存在履行货运代理合同义务方面的过错。应当指出，长兴盛泰对于出口巴西的货物实行先发货再收款的交易模式，且在货物起运前不要求正本提单，而是采取收到款后再要求正本提单的方式，是面临巨大商业风险的。在长兴盛泰与厦门汉航和上海汉航工作人员的邮件往来中可见，厦门汉航和上海汉航工作人员均提示了巴西放货政策的风险。长兴盛泰因此而受到的损失，不应归咎于无过错的货运代理人。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对长兴盛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397元，由长兴盛泰负担。长兴盛泰在二审中提交了由案外人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提供并由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盖章确认的五份海运提单副本及其翻译件，用以证明涉案货物不存在承运人无单放货的情形，而是由三被上诉人通过其代理人放给巴西买方的,三被上诉人在没有长兴盛泰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放货,存在明显过失,应向长兴盛泰承担责任。厦门汉航与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共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加盖印章的并非中远公司，且提单签章栏空白，说明这些单据并未实际签发，即使签发也不能证明单据的实际流转情况，进而证明涉案货物在目的港被放货。上海汉航的质证意见与厦门汉航、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的质证意见相同。本院认证认为,上述证据材料系长兴盛泰持本院调查令调取,三被上诉人虽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并非本案实际承运人中远公司提供,故本院对该五份海运提单副本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三被上诉人存在放货过失,将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和事实进行分析。厦门汉航、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中远公司网站关于涉案五份海运提单查询页面的打印件，查询日期显示为2019年12月27日，五份海运提单项下在“目的港提单收讫情况”一栏均注明为“NotYet”（尚未收讫），用以证明截至查询之日实际承运人网站显示涉案海运提单仍未在目的港收讫。长兴盛泰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材料的记载与一审中涉案集装箱的流转记录矛盾，即使该证据材料的记载真实，在目的港海运提单未收回，但涉案货物已被放掉是事实，该证据材料对本案处理结果无关。上海汉航对厦门汉航、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长兴盛泰虽对厦门汉航、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提供的相关页面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涉案五份海运提单查询页面均来自实际承运人中远公司网站的公开信息，本院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内容以相关页面记载为准。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出有效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实际承运人中远公司就涉案货物运输提供五份海运提单副本，提单签章栏均为空白。根据中远公司网站2019年12月27日关于涉案五份海运提单的查询页面，五份海运提单项下在“目的港提单收讫情况”一栏均注明为“NotYet”（尚未收讫）。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鉴于厦门汉航上海分公司系厦门汉航的法人分支机构，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厦门汉航承担，故本案关于货代合同关系的成立、履行与违约责任的承担，仅在长兴盛泰与厦门汉航、上海汉航间展开分析。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厦门汉航与长兴盛泰之间是否成立货代合同关系，以及如果成立，厦门汉航在履约中有无过错；二、上海汉航在履行与长兴盛泰的货代合同义务中有无过错；三、长兴盛泰涉案货损的具体金额，以及该损失是否应由上海汉航或厦门汉航赔偿。一、厦门汉航与长兴盛泰之间是否成立货代合同关系，以及如果成立，厦门汉航在履约中有无过错在案证据显示，为涉案货物运输，长兴盛泰向厦门汉航发送了五票货物的出口货物委托书,厦门汉航向长兴盛泰发送了五份无船承运人提单的打印件，长兴盛泰在一审中陈述，长兴盛泰为了避免重复工作，故而在货物出运时未要求厦门汉航出具正本提单，准备按照以往惯例在收到货款后才通知厦门汉航出具正本提单或者电放。厦门汉航工作人员在电子邮件中向长兴盛泰表达，其会让目的港代理在没有收到长兴盛泰的正本HB/L之前一定不要放单。上述事实表明，长兴盛泰与厦门汉航之间已就厦门汉航作为承运人运输涉案货物达成合意，双方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正本提单最终没有实际签发并不影响厦门汉航在本案中作为承运人的法律地位。即使本案中厦门汉航与长兴盛泰同时还存在货代合同关系,由于完成运输并将货物交付提单持有人或收货人是承运人的主要义务，厦门汉航参与目的港控货系履行其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承运人义务，长兴盛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厦门汉航作为货代身份存在履约过错,故长兴盛泰关于厦门汉航在履行货代合同义务中存在过错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涉案海运提单，系厦门汉航与实际承运人之间运输合同的证明，是否签发、交付和厦门汉航是否履行与长兴盛泰之间的货代合同无关。二、上海汉航在履行与长兴盛泰的货代合同义务中有无过错涉案货物运输前，长兴盛泰与上海汉航工作人员沟通委托出运事宜，涉案货物出运后,上海汉航向长兴盛泰开具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费发票，长兴盛泰在一审中确认该费用系订舱费和起运港货代杂费，上述事实证明在本案中上海汉航系起运港货代，且依约完成了起运港货代所负之订舱和办理货物出运手续之义务。作为起运港货代，上海汉航自身无法实现目的港控货，同时没有义务和权利要求承运人或承运人在目的港的代理人控货。上海汉航工作人员在邮件中提示“如果需要我司配合控货，请在出货前说明”，以及与长兴盛泰确认“未经贵司允许不会放单给客户”，以及嗣后上海汉航工作人员与目的港巴西代理联系控货，表明上海汉航基于其与本案承运人厦门汉航之间的公司关联与业务合作关系，确认向承运人转达长兴盛泰控货的要求，并自愿配合长兴盛泰在目的港的控货，但不能以此证明为长兴盛泰进行目的港控货是上海汉航在货代合同项下的义务。同时，上海汉航在与长兴盛泰的往来邮件中，已提示了巴西放货政策的风险，长兴盛泰向上海汉航出具的保函亦确认承担在未收齐货款情况下发货的风险。综上,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上海汉航在履行与长兴盛泰的货代合同义务中存在过错。三、长兴盛泰涉案货损的具体金额，以及该损失是否应由上海汉航或厦门汉航赔偿长兴盛泰主张，巴西买方于2017年7月27日向长兴盛泰确认欠款297,874美元，此后又向长兴盛泰支付了涉案货款55,000美元，故长兴盛泰涉案货损金额为242,874美元，厦门汉航和上海汉航应对目的港无指示放货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关于巴西买方确认欠款297,874美元一节，长兴盛泰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相反，长兴盛泰于2018年8月起诉上海汉航时，主张货物价值为259,362.39美元，该主张系长兴盛泰对己不利事实的自认，亦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价值为259,362.39美元并无不当。鉴于长兴盛泰自认曾先后收到货款45,288美元及55,000美元，本院认定涉案货损金额为159,074.39美元。至于该损失是否应由上海汉航或厦门汉航赔偿，如上所述长兴盛泰并未证明厦门汉航与上海汉航在货代合同项下存在履约过错导致涉案损失，故对长兴盛泰关于上海汉航与厦门汉航应在货代合同纠纷项下就涉案货损向长兴盛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长兴盛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397元，由上诉人长兴盛泰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辰旻审判员  张 雯审判员  张 俊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罗 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