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2民终3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德市厚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丹阳街道办事处民巷社区建设路鸿鑫名都桃林6栋1612、1613、1615、161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2550728899W。法定代表人:赵兰英，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尚荣（特别授权），湖南开旗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307200310639337。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文（一般授权），男，196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常德市武陵区，系常德市厚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沅陵县人民医院，住所地湖南省沅陵县辰州东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222448251799R。法定代表人：刘建设，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叙华（特别授权），湖南天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312199310615872。上诉人常德市厚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德医疗器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沅陵县人民医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沅陵县人民法院（2019）湘1222民初1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利建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曹阳、夏英姿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至2016年12月期间，原告厚德医疗器械公司向被告沅陵县人民医院销售医疗器械。2016年3月31日至2016年4月26日期间，原告厚德医疗器械公司曾三次向被告沅陵县人民医院提供了价值共计258998.52元的检验试剂，2016年5月16日原告厚德医疗器械公司向沅陵县人民医院提供相关发票3张（发票金额分别为：99000元、65928.52元、94070元，共计258998.52元）。被告沅陵县人民医院给原告厚德医疗器械公司开具《内部收据》一张，收据载明：“今收到常德市厚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交来三张发票入账，项目人民币大写贰拾伍万捌仟玖佰玖拾捌元伍角贰分，小写258998.52”。（备注：22338774、22338773、22338779）。2016年10月19日该《内部收据》被签批：“付贰拾万元”。2016年1月-12月被告沅陵县人民医院向原告厚德医疗器械公司共计支付货款1685250元（不含汇款手续费15元），其中：2016年1月26日付款200000元；2016年3月16日付款300000元；2016年4月20日付款150000元；2016年5月25日付款200000元；2016年7月1日付款234064元；2016年8月4日付款201186元；2016年9月1日付款200000元；2016年10月28日付款200000元。2017年-2019年被告沅陵县人民医院向原告厚德医疗器械公司共计支付货款2504852.82元，其中：2017年1月-12月付款184923元；2018年1月-12月付款845059元；2019年1月-12月付款1474871.82元（不含汇款手续费30元）。针对庭审中各方的意见，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法院对相关争议焦点评判如下：1.原告提供的沅陵县人民医院《内部收据》、《费用报账单》及其他项目付款的《内部收据》，不能充分证明存在交易习惯。自2010年以来，被告均是将入库但未付的货款结转计入总余额，被告统计，2016年前结转的金额为1338840.3元，2016年1月-12月的入库金额为2851307.52元。2016年－2019年被告向原告支付的货款金额，原告当庭予以认可。总金额应为4190102.82元，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涉诉的58998.52元未在该付款总金额之中。2.原、被告之间争议的实质为收货即入库金额的争议。原告提供的厚德医疗器械公司《应收款及回款明细单》载明：至2015年12月31日沅陵县人民医院尚欠该公司1397838.82元。而被告提供的沅陵县人民医院《2016年－2019年明细分类账》载明：2015年底该院尚欠厚德医疗器械公司1338840.3元。双方计算入库金额即相差58998.52元。足以说明原、被告于2016年之前即已存在58998.52元的结算差额。关于入库金额双方存在争议，其他相关陈述及统计亦可予以佐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对于已交付标的物涉及的价款总金额的结算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沅陵县人民医院对原告厚德医疗器械公司2010年至2016年交付相应货物的总金额提出异议，因双方此前并未进行过结算，因此原告应当就已履行交货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已交付相应货物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常德市厚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0元，减半收取800元，由原告厚德医疗器械公司负担。宣判后，厚德医疗器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出具的《内部收据》,庭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提供价值2589852元的医疗器械及为此开具了三张发票并予以接收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足以能够认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能够确定买卖合同的金额。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当就已履行交货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逻辑思维混乱,说理不能令人信服。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拟证明被上诉人给供货商付款的惯例及流程。一审法院在并未对被上诉人付款的方式及流程作出相应认定及分析的情况下,仅以“自2010年以来,被告均是将入库但未付款的货款结转计入总余额”来武断地推断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存在交易习惯,明显违背了《最高法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第七条关于“交易习惯”的认定。最令人不能信服地是一审法院竟以被上诉人2016年-2019年向上诉人支付的货款金额,上诉人当庭予以认可为由,推断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涉诉的58998.52元未在该付款总金额之中,实为荒唐之极。按理,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内部收据上已载明上诉人供货的总金额25998.52元,被上诉人于2016年10月19日签字同意支付20万元(2016年10月28日,上诉人也确实收到了被上诉人支付了20万元)尚欠货款58998.52元,被上诉人只要证明其在此后的付款中已经给上诉人支付了此笔货款就完成了对上诉人的诉请的抗辩。显然,是否支付58998.52元货款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ー方。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涉诉的58998.52元未在该付款总金额之中,明显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其逻辑思维有违常理,也违背了法律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支付货款58998.52元。被上诉人沅陵县人民医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予以维持。二审期间，上诉人厚德医疗器械公司与被上诉人沅陵县人民医院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并补充认定：对于沅陵县人民医院在二审期间通过2016年元月11号和2016年元月19号医院的采购计划表和上诉人的发货单以及医院入库单以证明的双方采购物品结算依据和流程（即第一步是医院填写采购计划表然后院领导签字；第二步是将院领导签字审批的采购计划表发送给上诉人；第三步上诉人按照医院的采购计划表给医院发货并附送发货单同行；第四步医院药剂科验收填写入库单并将入库单签字联交一份给上诉人，上诉人凭入库单入账，记上诉人应付账款，而上诉人也凭医院入库单及他们的发货单记医院名下的账款），厚德医疗器械公司认为该结算程序正确，但是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程序，即上诉人发货后会给医院开具一份正式的发票交给医院财务，医院出具内部收据，该内部收据即为上诉人的债权凭证。本院认为：本案厚德医疗器械公司向沅陵人民医院主张货款的直接证据为《内部收据》，该《内部收据》只是记载了沅陵县人民医院收到了厚德医疗器械公司提交的三张售货发票，从收据本身无法认定该收据即为双方经过结算的债权凭证，而厚德医疗器械公司也并不能证明“其持有《内部收据》即为货款尚未结清”符合双方交易习惯，故厚德医疗器械公司凭《内部收据》向沅陵县人民医院主张货款，证据不足；且沅陵县人民医院在出示《内部收据》以后，从2017年至2019年期间仍然向厚德医疗器械公司支付货款达2504852.82元，厚德医疗器械公司并不能证明该已付款项中没有包括其主张的58998.52元货款，其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厚德医疗器械公司向沅陵县人民医院主张货款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案件受理费1275元，由上诉人常德市厚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利建审 判 员  曹 阳审 判 员  夏英姿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法官助理田利文代理书记员  张妍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