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10民终4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涛，男，196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新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羊亭工业新区凤凰山路985号。法定代表人：黄宝堂，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琴，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威强，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张涛因与被上诉人威海新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元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543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张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判决新元公司召开的2009年7月6股东会无效，新元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张涛从1987年就业后一直在新元公司工作，连续工作30年，一直是新元公司的股东。自2018年4月27日张涛得知新元公司虚构股东会决议后，一直追究新元公司在其作为新元公司股东至被新元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违法侵权行为。2009年7月6日新元公司虚构股东会用的是2004年8月11日改制时的股东签字页，而其中一名股东已于2006年去世，不可能在2009年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一审将虚构的股东会决议造成的变更工商登记结果当成裁决所依据的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裁定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第一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为依据是对该法律条款的曲解，张涛对新元公司虚构股东会的行为不知情，新元公司于2018年4月27日在其与张涛另一案件庭审时提交该股东会决议，张涛得知后在法定时间内依法提起诉讼，张涛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3.一审裁定理由前后矛盾。一审裁决认定“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要求确认无效的2009年7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使其持股期间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张涛认为，作为股东享有基本的身份权、表决权、知情权、参与公司决策、选择监督管理者、优先购买权、决议撤销权、诉讼及代位诉讼权，且新元公司《公司章程》第七条亦详细规定了股东权利。新元公司虚构股东会、编造伪股东、违法变更工商登记、假借工会之手转让股权等一系列行为，均损害了张涛作为股东的权利。张涛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指出因新元公司虚构股东会，违法转让股权，侵犯了张涛作为股东的知情权、优先购买权等一系列权利。本案中，公司章程中原始股东是47人，伪股东工会委员会就是法定的“股东以外的人”。本案中虚构股东会的时间是2009年7月6日，2009年8月14日新元公司股东就变更成工会委员会，2009年9月2日(实为2009年8月28日)，工会委员会将其持有的股权分别转让给黄宝堂、丛鹏滋各50万元。此后，新元公司如法炮制，假伪工会委员会之手，多次转让股权给高管上千万元，并且是低于当时市场价格。以上情况张涛及其他原始小股东均不知情，根据该事实，依据《公司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工会委员会作为“股东以外的人”受让持股违法，张涛因本案虚构股东会失去知情权导致优先购买权丧失，而一审裁定认定“虚构股东会时间2009年7月6日”，“2009年9月2日，工会将其持有的股权分别转让给黄宝堂、丛鹏滋各50万元”却说张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该裁决无视小股东利益受损。4.一审裁定掩盖事实，以2013年之后的“合法股权转让”掩盖之前的2009年虚构股东会“违法转让股权”。一审裁定载明“原告签署了2013年6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并自认2013年和2014年将被告股权转让给威海新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该认定不仅证明张涛的股东身份，而且证明2013年股东会之前工商登记变更工会委员会为股东系违法行为。既然张涛从2004年8月11日公司成立时即系原始股东，又签署2013年6月15日股东会议，张涛还是股东，那么该期间段工会委员会就不可能具有股东身份。至于裁定书中“并自认2013年和2014年将股权转让给工会委员会”，这是双方按照2013年6月15日股东会的决议条款之后的两次转让，两次转让都是在此次股东会之后转让的，是依该次股东会决议转让，与之前新元公司虚构2009年7月6日股东会，在张涛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工会委员会”违法成为股东，原始股东身份被违法替代、股权被违法转让有根本不同。2013年和2014年转让股权与本案2009年转让无关，没有因果关系，一审裁定企图用后面的依法转让来掩盖前面的违法转让，使之合法化，系本末倒置。一审裁定将两者混为一谈，没有事实依据。新元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案涉决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张涛对于法律规定决议撤销的情形，理解为决议无效的情形，属于偷换概念。2.案涉决议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也未侵犯张涛的权利，张涛主张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可以通过工会委员会进行了解，但其并未主张。3.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是在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的权利，新元公司股东不存在对外转让股权的情形，故也不存在侵犯张涛优先购买权的情况。4.张涛于2009年将股权转让给工会委员会后，其之后几年之内一直享有分红的待遇，在其离职后，根据2013年6月15日关于股权问题的决议（离职后退股），不再享有分红的待遇。5.新元公司是于2004年成立，张涛主张的其从1987年起作为新元公司的股东是不成立的。张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新元公司于2009年7月6日做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元公司工会委员会所在的新元公司成立于2004年8月16日，公司注册资本5800000元，新元公司的原始股东为黄宝堂、丛鹏滋、张涛等共47人，其中张涛出资140000元，持有公司2.41%的股份。2009年8月14日，新元公司股东变更为黄宝堂、丛鹏滋和新元公司工会委员会，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新元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情况还显示，2009年9月2日，新元公司工会委员会将其持有的股权分别转让给黄宝堂、丛鹏滋各50万元。2013年6月15日，新元公司工会委员会召开了全体股东会议，讨论关于职工股权问题，形成如下决议：其中股权配置方案中载明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的部门班长级别，配置的股权为人民币五万元。同时关于离职和退休人员的股权作如下规定：股权员工自办理离职手续或可以办理退休之日起，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集团公司工会委员会，工会委员会以股本和利息的方式支付所受让的股权，计算利息时间是以当年1月1日起到转让之日止，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六个月的短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按所得额的20%代扣代缴。张涛参加了上述会议并在同意员工处签字。另查，新元公司股东孙成本于2006年11月1日因去世注销户口。2017年1月20日，威海新元化工机械有限公司解除与张涛的劳动关系。本案中，张涛要求确认无效的《股东会决议》日期为2009年7月6日，内容为：凡是出资比例不足12%的股东将其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新元公司工会委员会统一管理，新元公司工会委员会代替股东负责其在新元公司的债权债务问题，同时享有其在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同意李军、贾百卿等45名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的股权全部依法转让给新元公司工会委员会；第二项内容是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略）。该股东会决议有全体共47名股东的签字。张涛主张该份决议后附的签名并非2009年7月6日所签署，而是2004年期间形成，且签名中的孙成本在2009年7月6日已经去世。对于上述协议中存在孙成本签名的情况，新元公司称签名系孙成本所签，因为当时股东人数众多，所以签署了许多签名文件便于公司管理，新元公司还主张2009年7月6日实际召开了股东会，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又查，在（2018）鲁1002民初3629号案件的开庭笔录中，张涛称“2013年和2014年，张涛转让股权给威海新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是在2013年6月15日股东会之后，2009年7月6日并不知道新元公司有持股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本案中，尽管张涛系新元公司的原始股东，但其在工商登记中的股东身份已于2009年8月14日发生变更，又于2017年1月20日与新元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故其起诉时已经不具备股东或公司其他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另外，张涛签署了2013年6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并自认2013年和2014年将新元公司股权转让给新元公司工会委员会，张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要求确认无效的2009年7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使其持股期间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综上，张涛的起诉，属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张涛的起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张涛提交如下证据：1.新元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和相关股权转让情况材料（包含2009年8月28日工会与黄宝堂股权转让协议；2009年8月28日工会与丛鹏滋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9月30日丛鹏滋转让股权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9月30日章程修正案，股权变更为黄宝堂、工会委员会；2012年2月28日工会与黄宝堂、解乐福、孙爱翠，转让股权股东会决议；2012年2月28日工会与黄宝堂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2月28日章程修正案解乐福、孙爱翠，按股东会决议受让了股权）。该组证据拟证明在张涛不知情的情况下，新元公司侵犯张涛的表决权、知情权、优先购买权等权利。且上述证据结合公司章程能够证明工会委员会作为非股东身份非法持有股权，进行股权转让，而且是在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转让，侵犯了股东的合法权益。2.2013年6月15日新元公司股东会决议、张涛与工会委员会签订的2013年6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2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04年8月11日的公司章程证明有47人原始股东，2013年6月15日股东会中，张涛和其他股东均签字，工会委员会在此之前不是新元公司股东。从2013年6月15日之后，工会委员会作为股东以外的人，经过了股东会股东表决同意，才作为股东持股，可以受让、转让股权，张涛按照该股东会决议分别于2013年6月29日和2014年2月25日，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工会委员会，是依法转让，与本案毫无关联，但一审裁定将这两次股权转让作为判决依据，将工会合法受让的结果当成了原因，意图使2009年7月6日的虚构股东会工会持股转让股权合法，造成认定事实错误。经质证，新元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并无关联性《公司法解释四》第一条已确定了提起股权决议无效的诉讼主体，根据（2018）鲁1002民初3629号判决认定的事实，张涛已经不是新元公司的股东，即便其曾是股东，其承认案涉决议中的签字系其本人签字，在此之后其也一直享有分红利益，故该决议并无损害张涛的利益。综上，张涛并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张涛是否系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公司法解释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张涛上诉主张2009年7月6日新元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是虚构的会议，请求确认依据本次会议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一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二条规定“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从前后规定看，《公司法解释四》第一条并未限定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当事人在起诉时应具有股东资格，亦即未将起诉时不具有股东资格的原股东排除在原告主体范围之外。在《公司法》及司法解释未作明确排除的情况下，原告资格的认定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即原告应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体到本案中，张涛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作出时系新元公司股东，而新元公司2009年7月6日召开股东大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处分了张涛的股权，后根据该决议内容于2009年8月14日将新元公司股东变更为黄宝堂、丛鹏滋和新元公司工会委员会，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本案与张涛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张涛系本案的适格原告。张涛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张涛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543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邓 锐审判员 刘志敏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薛淑娴书记员李英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