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彭金江，男，198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沭阳县，现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惠东，男，1981年8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张家港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锦丰镇。法定代表人：沈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清，江苏剑桥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闻博，江苏剑桥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彭金江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集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6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金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彭金江一审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彭金江认真参加班前会、班后会等各类会议，但沙钢集团没有足额支付工资，在职期间沙钢集团考核不合理，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沙钢集团支付经济补偿金。沙钢集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彭金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于2009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沙钢集团支付经济补偿金12万元；3、沙钢集团支付2017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加班工资差额5万元；4、沙钢集团支付2018年度绩效奖2万元、安保奖550元；5、沙钢集团支付2017年10月陪产假工资1300元；6、沙钢集团支付2019年1月月度奖2800元、2月工资500元、2018年12月月度奖2800元；7、沙钢集团缴纳2019年2月的社保。审理中，彭金江认可2018年12月月度奖已收悉，故不再要求沙钢集团支付2018年12月月度奖2800元。沙钢集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我公司无需支付彭金江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加班工资差额4398.41元；2、我公司无需支付彭金江经济补偿金73412.96元。一审法院查明，彭金江于2009年8月进入沙钢集团工作，担任中控工。沙钢集团为其缴纳了2009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彭金江在沙钢集团工作至2019年2月2日。2019年2月5日，彭金江向沙钢集团的领导雷学民及车间主任翟连国发送了短信，以沙钢集团未足额支付工资、劳保用品不全为由解除劳动关系，要求沙钢集团支付经济补偿金。2019年2月12日，彭金江至张家港市申诉，要求：一、确认双方于2009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沙钢集团支付经济补偿金150000元；三、沙钢集团支付2017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加班工资50000元(包括平时工作日加班、双休日加班、节假日加班)；四、沙钢集团支付2018年绩效奖20000元、2018年安保奖550元；五、沙钢集团支付2017年10月的陪产假工资1300元；六、沙钢集团支付2019年1月工资4200元、2019年2月工资500元、2018年12月月度奖2800元；七、沙钢集团为其缴纳2019年2月的社会保险。仲裁庭审中，彭金江将第二项仲裁请求中的经济补偿金金额减少为120000元，并变更第六项仲裁请求，要求沙钢集团支付2019年1月月度奖2800元。2019年5月10日，仲裁委作出张劳人仲案字[2019]第23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彭金江于2009年8月至2019年2月与沙钢集团存在劳动关系。二、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沙钢集团一次性支付彭金江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加班工资差额4398.41元、2019年1月月度奖1447元、经济补偿金73412.96元，共计79258.37元。三、沙钢集团应当按照张家港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的具体办法，为彭金江补缴2019年2月社会保险，所需费用由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四、对彭金江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嗣后，彭金江及沙钢集团对该裁决均不服，均来院涉诉。审理中，因双方意见不一，调解未成。一审另查明，仲裁阶段，沙钢集团当庭确认收到彭金江发送的解除劳动关系的短信，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5日解除。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无争议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缴纳社保非一审法院审理范围，本案不予理涉。一、加班工资差额彭金江陈述：我在焦化厂上班，上班的地点在华昌路店岸丁字路口一直向北的长江边上，2017年我住在锦丰向阳二村，2018年5月我搬到合兴，我通常在冷轧门卫打卡，我是骑电瓶车上班的，是三班倒的。白班的话，我一般是7：00-7：10在门卫打卡，7：20-7：25在现场点检，7：30开早会，大概开半小时，8：00正式开工，16：15交接班，交接班完后去点名室开半小时班后会，16：45下班，有时会有义务劳动，时间可能更晚，2017年公司有百日行动，2018年抓环保，每天都要加班的。基本工资均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的。沙钢集团认可按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基本工资计算，并提交了如下证据：2017年2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发放汇总表、发放月份为2017年10月至2019年2月的工资发放明细表（表格右方的备注栏载明“工资、加班工资、加班绩效收入等全部收入已结清”）、2017年2月至2019年1月的考勤汇总表以及2017年12月至2019年2月的手工考勤表（表格右方备注栏内注明“本人对该月的出勤天数和上、下班时间确认签字，情况属实。常日班夏季8：00-12：00，13：30-17：30，冬季8：00-12：00，13：00-17：00，日班8：00-16：00，中班16：00-24：00，夜班24：00-8：00。夏、冬季作息调整时间以公司发文为准”）。审理中，沙钢集团又提交了《2017、2018年度加班费、2018年度年休假加班工资等发放明细表》(该表格彭金江签字一栏空白,其他员工签字栏均有相关人员签名,备注栏也注明“2017、2018年度加班费、2018年工资、年休假加班工资、加班绩效收入等全部收入已结清，无异议，请签字确认”，沙钢集团表示该表格未有彭金江签字是因为签字时彭金江已离职)及2017年3月至2019年2月的电子打卡记录。彭金江质证后表示：1、工资发放汇总表，未有其签字，不予认可；2、收入发放明细表上其的签名属实；3、考勤汇总表不予认可；4、手工考勤表上签名属实；5、收入发放明细表及手工考勤表上备注栏的内容显失公平，不予认可；6、所谓的“2017、2018年加班费”其收到的，银行交易记录也载明是“17、18年加班费收入”，但这笔钱我认为是公司按惯例发放的年终奖，我记得2019年2月2日我上班时还签了该款的表格，但当时我签的是年终奖的表格，不是庭审中沙钢集团提供的所谓加班费收入的表格；7、公司提供的打卡记录和我上班时间差不多，但2019年1月4日的打卡记录是不对的，我是14：12分打卡的，但是打卡记录显示我是15：11分打卡，我手机中还拍摄了14：12分我打卡的时间，我用我的手机在我打卡的同时拍摄的，当天好像是周二，要开安全会的，还有可能是提前上班搞卫生。彭金江当庭出示了其手机中拍摄的照片（其中其拍摄手机打卡照片上显示沙钢集团彭金江的工号卡在打卡机上刷卡，刷卡机显示的时间为2019年1月4日的14：12：00，在该照片之后还有一张员工在一房间内开会的照片，拍摄的时间为2019年1月4日14：30分许）。沙钢集团质证后表示对上述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述照片的信息并不能反映劳动者2019年1月4日上班时间。管惠东、吴惠琴、沙美芳等诉沙钢集团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劳动者对于沙钢集团提交的电子打卡记录均无异议，吴惠琴、茅庆东与沙钢集团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吴惠琴与茅庆东均认可了沙钢集团出具的收入发放明细表的真实性。在管惠东等劳动者与沙钢集团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劳动者与沙钢集团均认可员工在工作前后，需参加班前、班后会。一审法院认为，彭金江表示电子打卡记录与其上、下班的情况基本相符，但有个别的记录有误，参照其他案件中劳动者对沙钢集团提交的电子打卡记录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对于电子打卡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彭金江对于沙钢集团出示的收入发放明细表、手工考勤表上的签名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亦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对于沙钢集团出示的《2017、2018年度加班费、2018年度年休假加班工资等发放明细表》虽未有彭金江的签名，但沙钢集团解释其让员工在该表格上签字时彭金江已离职，而且该表格并非针对彭金江单独制作，沙钢集团单独篡改彭金江出勤的可能性较小，且沙钢集团向彭金江发放该笔款项的银行交易流水也注明是“17、18年加班费收入”，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彭金江虽对于该表格不予认可，并表示该笔款项其曾在一张年终奖发放明细表上签字，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该表格载明的款项，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为沙钢集团向员工补发的2017、2018年加班费。沙钢集团提交的有员工签名的手工考勤表备注栏打印有“本人对该月的出勤天数和上、下班时间确认签字，情况属实。常日班夏季8：00-12：00，13：30-17：30，冬季8：00-12：00，13：00-17：00，日班8：00-16：00，中班16：00-24：00，夜班24：00-8：00。夏、冬季作息调整时间以公司发文为准”，但结合沙钢集团自己提交的电子打卡记录、沙钢集团员工在上、下班前有开班前会、班后会的惯例以及劳动关系双方主体并不完全平等的特点，劳动者在该手工考勤表上签名的行为，不同于普通民商事合同中的签名行为，不应视为劳动者自愿放弃主张其班前会、班后会所需要时间为加班时间的权利，班前会、班后会也应计算作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故一审法院仍按劳动者电子打卡记录中记载的时间作为劳动者的出勤时间。沙钢集团提交的有员工签名的收入发放明细表备注栏打印有“工资、加班工资、加班绩效收入等全部收入已结清”，但有别于一般民商事合同，劳动合同中当事人地位具有不平等性，不能仅依据劳动者的签字就认定用人单位已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一审法院仍据实计算被告是否拖欠劳动者的加班工资。虽然彭金江对收入发放汇总表不予认可，但该表格与收入发放明细表中重合月份载明的金额基本一致，一审法院亦予采信。仲裁阶段，彭金江与沙钢集团均认可劳动者的基本工资为最低工资标准，故一审法院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加班费的基数。经计算，沙钢集团已足额支付彭金江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加班工资，故沙钢集团无需再向彭金江支付加班工资差额。而彭金江未就2017年2月加班工资的主张提供证据，一审法院无法支持。二、绩效奖、安保奖1、绩效奖彭金江要求沙钢集团支付2018年度绩效奖2万元，并表示听同事讲沙钢集团在其入职前的2008年曾发过，后来多年未发，2017年、2018年因沙钢集团效益好，又分别向员工发放了2016年度、2017年度的绩效奖。2019年5月17日，沙钢集团又向员工发放了2018年度的绩效奖，与其同岗同职的人发到2万元左右，这笔钱应该就是绩效奖，但其目前没有证据。我所在的微信工作群我是组长，我同事周锋发到2万余元，同事齐保清转发我一张照片，应该也是别人发给他的。沙钢集团给员工发绩效奖是有文件的，我同事发了一个今年发绩效奖的通知给我。彭金江当庭展示了其手机中的该通知文档（标题为《关于做好临时特别嘉奖分配发放工作通知》，其中“不享受对象”包括“目前合同到期、解除合同、辞退、自动离厂等离职人员”，落款为“公司办”，落款日期为2019年5月10日，但未加盖任何公章）。沙钢集团质证后表示公司没有发绩效奖，而且该文件也没有盖章，是否生效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绩效奖的发放属于用人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彭金江现既未提供证据证实其符合领取绩效奖的条件，也未提供证据证实沙钢集团已向员工发放了2018年度绩效奖，故其要求沙钢集团支付2018年度绩效奖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安保奖彭金江要求沙钢集团按之前发放的金额支付2018年的安保奖500元，2018年度的安保奖按惯例应该已在2019年5月发放了，但没有证据。沙钢集团则表示今年无论劳动者所在车间或者班组是否发生事故，都不发放安保奖了。一审法院认为，彭金江未提供证据证实沙钢集团已向员工发放了2018年度绩效奖，故其要求沙钢集团支付2018年度绩效奖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陪产假工资差额彭金江在审理中陈述，2017年10月我妻子生育孩子我请了5天护理假，但公司却记为事假，事假是不发工资的，而且还要扣奖金，我估算我一共扣了1300元，要求公司予以补足。仲裁阶段，彭金江陈述，2017年我请了10天护理假，给了假条，没有扣工资，扣的是10月的月度奖。沙钢集团则认为劳动者对于2017年10月的工资是签字确认的，不存在未发放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根据彭金江签字确认的相应月份的收入发放明细表，未记载彭金江在上述月份有因事假扣款的情况，故彭金江的该诉请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四、2019年1月的月度奖、2月的工资彭金江要求沙钢集团支付2019年1月的月度奖2800元、2月的劳动报酬500元，上述金额系其按之前的工资标准酌情计算出来的，其工资发放周期是工资延后一个月发放，奖金延后两个月发放。沙钢集团表示彭金江的基本工资于当月预发，加班工资延后一个月发放，奖金延后两个月发放，为证实其主张，沙钢集团提交了2009年9月15日炼焦一车间《张家港宏发炼钢有限公司（9月份工资单）》（彭金江当月工资构成为标准工资510元、浮动工资266元、多项补贴173元及各类补发787元），表示该单据上显示彭金江于2009年9月发放到了2009年8月、9月的基本工资，彭金江的工资是当月预发的。一审审理中，沙钢集团又表示2019年2月11日已与彭金江结清了离职前的收入，已于当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彭金江支付2019年1月的月度奖和2月的工资。并提交了交易日期为2019年2月11日向彭金江工资银行卡转账的凭证（金额为5990.2元，备注载明“CAP结算离职前收入”）以及单独为离职员工张波、彭金江二人制作的《张家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收入发放明细表》（表格载明了彭金江所在的部门、工号、基本工资209元、加班工资1757.6元、绩效奖金1447+1811元及职务津贴405+405元、中夜班费200元、养老保险等扣款，实发金额5990.2元）。彭金江认可其收到上述款项，但对于公司所做的收入明细表不予认可，表示该笔款项仅是其2019年1月的工资及2018年12月的月度奖，沙钢集团尚未向其支付其所主张的2019年2月的工资及2019年1月的月度奖。仲裁阶段，彭金江提交的其工资发放的银行卡交易流水显示2019年1月10日沙钢集团向其发放工资5600.3元（与沙钢集团的工资发放汇总表的2018年12月的劳动报酬及对应的发放月份为2019年1月的工资发放明细表相吻合），2019年2月期间，沙钢集团未在理应向彭金江发放工资的2019年2月10日发放彭金江2019年2月的劳动报酬5408.2元（见2019年2月的工资发放明细表及工资发放汇总表2019年1月一栏），而是在2月11日通过张家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的账户向其转账支付了5990.2元（载明CAP结算离职前收入）。一审法院认为，仅从该表格上写明的“各类补发”无法体现补发的就是上个月的工资，沙钢集团的该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参照沙钢集团其他大部分员工的工资发放周期，一审法院认定彭金江的工资也是延后一个月发放，奖金延后两个月发放。根据彭金江离职前的工资水平，结合彭金江的出勤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彭金江2019年1月的月度奖为2273.96元，2019年2月的工资为554.67元，彭金江现主张2019年2月的工资为500元，在合理范围之内，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故沙钢集团应支付彭金江2019年1月月度奖为2273.96元、2月工资500元。关于沙钢集团认为2019年2月11日其已结清彭金江离职前所有的收入即2月11日的转账包含了2019年2月工资及2019年1月的月度奖，如前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彭金江的工资发放周期是工资延后一个月发放，奖金延后两个月发放，而沙钢集团在2019年2月未向彭金江支付2019年1月劳动报酬实际金额5408.2元（包含2019年1月工资、2018年12月月度奖）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难以认定2月11日公司向彭金江转账的5990.2元中包含了2019年2月工资及2019年1月的月度奖，沙钢集团该主张一审法院碍难采信。五、经济补偿金彭金江主张沙钢集团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保用品不全，故解除与沙钢集团的劳动关系，要求沙钢集团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彭金江所称沙钢集团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一审法院未予支持，而劳动用品事宜，也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规定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彭金江的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彭金江与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于2009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应支付彭金江2019年1月月度奖2273.96元、2月工资500元，合计2773.96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彭金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一审法院予以免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双方就自2009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缴纳社保非法院审理范围，本案不予理涉。关于加班工资差额，一审法院参照其他案件中劳动者加班工资计算并无不当。经计算，沙钢集团已足额支付彭金江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加班工资，故沙钢集团无需再向彭金江支付加班工资差额。关于绩效奖，安保奖，属用人单位自主经营权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陪产假工资差额，彭金江的该诉请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2019年1月的月度奖、2月的工资，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关于经济补偿金，因沙钢集团已足额向彭金江支付加班工资，彭金江以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此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本院不予支持。劳动用品事宜，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规定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本院不予理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彭金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燕芳审判员  蒋毅颖审判员  林李金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韩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