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71、672号上诉人（原审13281号案原告、15848号案被告）：汤伟权，男，1956年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13281案原告）：汤伟河，男，1965年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汤伟权、汤伟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强，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汤伟权、汤伟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梓航，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15848案原告、13281案被告）：梁乃铭，男，1961年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长虹，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祥，广东华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汤伟权、汤伟河因与上诉人梁乃铭买卖合同纠纷及合同纠纷二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3281、15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二案进行了审理。二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汤伟权、汤伟河上诉请求：1.改判梁乃铭向汤伟权、汤伟河支付货款626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6265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2.本案上诉费用由梁乃铭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汤伟权于2015年9月、10月及2018年3月，通过微信多次将梁乃铭未付款部分的古玩清单(8-26)及《货单总数》发给梁乃铭核对并催款，梁乃铭对清单列出的古玩及总货款626.5万元并未提出异议，从常理可见梁乃铭已确认上述金额为未付的货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梁乃铭收到汤伟权发送的未付款部分清单(8-26)后，从未提出过清单中有哪部分古玩并未实际收取，也从未提出过该部分清单中有哪部分古玩已付款。（二）清单涉及的货款金额巨大，若梁乃铭认为上述清单有误，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生意人，不可能不立即提出异议，其在庭审中所述的“懒得理睬”等理由根本不符合常理。（三）梁乃铭在庭审中的陈述自相矛盾，一方面否认收到所有没有其签名清单的古玩，但对没其签名的《古玩清单3》部分承认。（四）2018年3月24日，汤伟权通过微信明确要求梁乃铭给他拍摄“银器、字画、烟嘴、茶和酒”的照片供核对，梁乃铭同样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梁乃铭在庭审中否认已收到该物件，但没有任何足以推翻其默认的证据。（五）梁乃铭仅截取了《古玩清单3》及《古玩清单18》中的部分物品来进行确认，明显不符合常理，具体如下：1.《古玩清单3》中梁乃铭在庭上仅承认收到该清单中第二项的123个茶壶，否认其余第一项“银器等共47件”、第三项“老字画23件”、第四项“烟嘴15件”等物件。2.《古玩清单18》中梁乃铭仅确认收到了前三项，否认了第四项“戒指一只五万”。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梁乃铭取货后，不论梁乃铭是否有在清单签名，汤伟权均通过微信将清单及部分古玩相片发送给梁乃铭核对，梁乃铭没有在微信中对清单数量及价格提出异议，清单应作为双方结算货款的依据。二、梁乃铭最后一笔款项的支付时间为2015年7月6日，此后双方作了结算(详见《古玩清单14》，截至2015年7月10日，梁乃铭在该结算单中签名尚欠200万元，清单背面有梁乃铭本人签名)。梁乃铭此前支付的每一笔款项都有古玩清单对应，汤伟权主张的626.5万元货款，其中200万为2015年7日10日前的欠款，其余为此后梁乃铭取货的未付款。（一）梁乃铭尚拖欠2015年7月10日前的货款200万元，其在庭审中主张已付款290万为2015年7月10日后的预付款，与常理不合，没有证据支持。（二）根据清单统计，2015年7月10日后，汤伟权、汤伟河陆续交付了426．5万元的古玩给梁乃铭，2015年7月6日之后，梁乃铭没有支付过任何货款给汤伟权、汤伟河。（三）即使梁乃铭否认了收取同一清单中的部分货物，但按照梁乃铭在庭上确认2017年7月10日后的古玩清单计算，在2015年7月10日后梁乃铭收取古玩的价格为4095000元的物件，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明显错误。（四）按照一般交易习惯，若为预付款，应当一次性支付较大额的款项，而非像梁乃铭这样在两三个月内分多笔不等额且无规律的转款。三、梁乃铭已付货款金额为290万元，双方签订《关于梁乃铭与汤伟权古玩买卖纠纷协商处理意见》（以下简称《古玩处理意见》）时已对此进行对账确认，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有误。（一）梁乃铭于2015年4月14日转账的50000元及2015年5月通过工商银行转账的130000元均包含在2015年7月10日的结算中，若该当时尚未扣减，梁乃铭当时应予提出。（二）双方签订《古玩处理意见》时即已对此进行核对，己付货款为290万元，当时依据的就是银行流水，因此才会备注“290万元(以银行转账单据为准)”。四、既然一审法院已认定梁乃铭存在逾期支付货款的情形，即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判决梁乃铭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二）至2015年8月汤伟权即已交付完涉案的古玩，梁乃铭在2015年9月份之前即应付清货款，此时就已经产生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三）导致《古玩处理意见》无法履行的原因是梁乃铭迟迟以各种理由拒绝返还古玩，根据汤伟权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短信聊天截图》及《微信聊天截图》均可看出，汤伟权一直在催促其履行，与涉案标的是否特定物性质无关，汤伟权自身并无过错。（四）即使《古玩处理意见》因客观履行不能而无效，亦不应成为梁乃铭可以逾期支付货款的理由，梁乃铭依然应该及时支付货款。（五）结合本案审理情况，在庭审时一审法官要求梁乃铭在庭后一个月内提供其现仍留存的部分古玩的照片并制作清单提交给法院，但直至2019年11月6日，汤伟权才收到其提交的材料，足以说明梁乃铭屡有拖延履行的不当行为。五、汤伟权、汤伟河确认涉案古玩为兄弟二人共有，是其对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以及对案件事实的自认，提交《声明书》已尽到自身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驳回汤伟河的诉讼请求依法无据。梁乃铭辩称，汤伟权、汤伟河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汤伟权交付了多少标的物给梁乃铭是清楚的，古玩清单均是由汤伟权单方制作的，在单方认定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在一审中，梁乃铭已经据实确认，其他没有收到的货物，梁乃铭不能确认。不能因为收到古玩清单和聊天记录上看到梁乃铭没有对清单提出异议，就默认梁乃铭已经收到清单上的全部货物。就汤伟权发出的清单，梁乃铭曾经多次提出异议，包括2015年10月20日、2018年4月6日梁乃铭称多次就清单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沉默不能视为默认，对汤伟权说发出的清单，梁乃铭没有提出异议就视为默认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双方没有明确约定付款时间，汤伟权主张2019年9月1日前付清货款没有事实依据，因此梁乃铭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汤伟权、汤伟河提出的交易习惯不能成立，梁乃铭取走货物以后，汤伟权作出清单梁乃铭签名，汤伟权发给梁乃铭的清单，梁乃铭没有进行确认，也没有进行回复。因为涉及物品较多，梁乃铭也比较繁忙，因此，梁乃铭没有回复微信不代表没有异议。上诉人梁乃铭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104民初13281、15848号判决，改判汤伟权退还梁乃铭货款308万元；2.诉讼费由汤伟权、汤伟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梁乃铭请求解除与汤伟权的买卖合同并退还己支付货款应得到二审法院支持。（一）梁乃铭在与汤伟权交易之前从未涉足古董文玩行业，没有此类行业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根本不具备鉴别古董文玩最基本的行业知识和能力，梁乃铭完全是基于与汤伟权是十多年的朋友才相信他的，汤伟权、汤伟河当时口头承诺如不是真品就退款。（二）梁乃铭在与汤伟权交易发生在2015年4月至2015年8月间，2015年8月中旬梁乃铭将从汤伟权取来的古董文玩让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鉴别，结论是所有古董文玩都是赝品或仿品，后梁乃铭将股东会要求退货的决定通知了汤伟权，汤伟权也同意退货，这有双方互通的短信为证，一审判决认定梁乃铭未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在合理检验期间提出异议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三）2018年2月4日梁乃铭与汤伟权签订的《关于梁乃铭与汤伟权古玩买卖纠纷协商处理意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梁乃铭与汤伟权均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原口头买卖合同，由梁乃铭退还货物，汤伟权己退还货款，梁乃铭与汤伟权达成的《处理意见》是合法有效的，一审判决以梁乃铭返还古玩原物已经不具有履行及强制执行之可能而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认定该处理意见不具有效力是错误的，《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是非金钱债务的违约责任，而不是判定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梁乃铭与汤伟权达成的《处理意见》并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5种法定情形。（四）梁乃铭具备返还涉案古玩原物之条件，梁乃铭每次从汤伟权、汤伟河取走古玩的时候均在当时拍有照片，梁乃铭已将所有古玩照片对应汤伟权提交的清单提交给了一审法庭。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是非金钱债务的违约责任，而不是判定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律规定，一审判决适用该规定认定《古玩处理意见》不具有效力错误。梁乃铭与汤伟权签订的《古玩处理意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梁乃铭与汤伟权的口头买卖合同在该《古玩处理意见》中已经被解除，汤伟权应退还梁乃铭货款人民币308万元。补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买卖合同已经由双方签署的《古玩处理意见》而解除，合同解除后汤伟权请求支付价款的合同请求权已经消灭，双方应当各自返还价款及货物。《古玩处理意见》虽未使用“解除合同”的字眼，但是所表达的解除合同的意思是明显、确定的。《古玩处理意见》第一条即明确由汤伟权退还款项至梁乃铭、由梁乃铭返还所取走的所有货物给汤伟权，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情形。因此，《古玩处理意见》在性质上属于案涉买卖合同当事人双方以协商一致方式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合同因解除而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即消灭，在原买卖合同关系中，汤伟权作为出卖人请求作为买受人的梁乃铭支付价款的合同权利已经消灭。双方应当根据《古玩处理意见》对买卖合同终止之后的事项进行结算及清理。汤伟权的权利仅限于根据《古玩处理意见》请求梁乃铭返还货物，而无权在本案中主张梁乃铭支付价款。一审判决判令梁乃铭向汤伟权支付合同价款，实际上是判令案涉双方继续履行已经终止的买卖合同，有违上述《合同法》规定。二、《古玩处理意见》属于案涉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古玩处理意见》客观上不能履行而无效，实为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满足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三个条件即为有效。《合同法》第三章“合同的效力”并无任何关于合同因客观上不能履行而无效的规定。因此，现行法律规定上不存在合同因履行不能而无效的规定。（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乃关于非金钱债务的违约责任的规定，不应当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援引《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为依据，认定《古玩处理意见》因客观上不能履行而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三、《古玩处理意见》不存在客观上不能履行的情形。（一）一审判决对案涉买卖合同交易标的物存在错误理解。一审判决的论断实际上是以交易标的物是真实的历史文物为前提，而本案证据证明该前提条件并不成立。梁乃铭一审证据五“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证明该两件交易标的物均为“成批生产的”，既然为成批生产，则不存在“独一无二”之说，不存在不可以他物替代。（二）本案证据，包括汤伟权一审所提交的照片以及“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可以证明案涉双方均对交易标的物留存了照片档案，足以根据照片识别、认定相对应的标的物。因此，本案不存在一审判决书所称的“无法实质认定至某一特定物，因此返还古玩原物已经不具有履行及强制执行之可能”的情况。（三）即使货物因损坏、丢失而不能原物返还，《古玩处理意见》第二条也已经就货物损坏、丢失等情形作出了明确约定，即使出现原物返还不能的情况，也不应导致《古玩处理意见》整体上的不能履行，相反，该情形下正应当适用《古玩处理意见》第二条的约定。四、一审判决过度介入案涉双方交易，有违合同自由原则，导致案涉双方利益明显失衡。关于本案交易标的物的价值，梁乃铭认为是“一堆垃圾”，汤伟权认为价值不菲，故双方签订《古玩处理意见》，约定各自向对方退还款物，令各自得其所欲。一审判决违背双方在《古玩处理意见》中表示的解除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判令双方继续履行买卖合同，由此导致案涉双方利益显著失衡，如此处理明显有失公平。一审判决在认定《古玩处理意见》客观履行不能的情形下，进而认定了系因汤伟权原因导致《古玩处理意见》客观履行不能，明确论述汤伟权“因此具有过错，应当赔偿梁乃铭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既然如此，则应当进一步考察在《古玩处理意见》不履行的情形下梁乃铭所受损失之程度及大小，不应当在未经具体的比较之基础上简单以所谓梁乃铭应当承担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相抵。况且，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双方有约定具体付款期限，故而不存在逾期付款之说，汤伟权一方并无任何损失可供抵销。由此可见，一审判决判令案涉双方继续履行买卖合同，而非按《古玩处理意见》相互返还款物，不能合理地调整双方合同关系，反而令双方利益完全失衡，是根本错误的。五、汤伟权在案涉交易中存在明显的欺诈行为，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一审判决客观上助长了汤伟权的行为，与诚实信用价值背道而驰根据梁乃铭提交的一审证据五《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汤伟权销售给梁乃铭的顾景舟紫砂壶及蒋蓉紫砂壶，并非出自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及蒋蓉，而是成批生产的仿造品、臆造品，价值仅200元至300元。汤伟权为了销售该等商品，采取了向梁乃铭出示收藏证书及顾景舟与紫砂壶的合影照片等欺诈手法，令梁乃铭错误地相信该等商品属于顾景舟及蒋蓉的作品，以50万元巨额价格购入。汤伟权在案涉买卖合同中充斥此类欺诈行为，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梁乃铭之后识破汤伟权的欺诈行为，并于2015年11月3日通过短信告知汤伟权，提出案涉交易标的物是“一堆垃圾”，实际上即对交易标的物的价格提出了明确的质疑与否定。案涉双方随即同意由梁乃铭退还交易标的物。由此可见，是汤伟权同意退货的处理消解了梁乃铭对交易标的物的价值的质疑与否定。案涉双方通过《古玩处理意见》解除了买卖合同关系，当然也就否定了《古玩清单》所列价格。一审判决弃案涉双方达成的退货退款处理意见于不顾，判令梁乃铭按照汤伟权在其所列《古玩清单》上的价格支付价款，实际上是对案涉交易标的物的价值的确认，这不仅违背了案涉双方在《古玩处理意见》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客观上也助长了梁乃铭的欺诈行为，令汤伟权以欺诈手段获取不法高额收益的目的得以实现。综合以上所述，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已经由双方签订《古玩处理意见》而解除，该《古玩处理意见》合法有效，不存在不能履行的情况。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既已终止，汤伟权无权继续要求梁乃铭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应当由双方按照《古玩处理意见》的约定，各自向对方返还款项及交易标的物。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明显有失公正，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汤伟权、汤伟河的诉讼请求。另，关于本案的程序，一审判决书已认定买卖的相对方为梁和汤伟权之间，汤伟河就不是本案的买卖相对方，一审法院应当告知汤伟河撤诉，但一审法院却对其权利作出实体判决，认定与判决指向矛盾，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不符，一审法院没有判决汤伟河承担责任。本案是两个原告方，第一个汤伟权和汤伟河，两案当事人不同，汤伟河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合并审理两案不符合规定，应分别出具判决书，本案汤伟权的诉讼主张并没有主张结算，一审法院在当时没有变更请求的情况下，认定无效超出了判决。实体问题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一审法院视而不见，作出对汤伟权有利的判决是错误的，本案一审适用普通程序，汤伟权和汤伟河应交诉讼费少交了280715元，梁乃铭的诉讼标的比对方少了240万，却高于对方的诉讼费。梁乃铭仅确认其受到汤伟权的货物清单，但对清单上的货物并没有进行确认，无证据错误的判决梁乃铭支付货款给汤伟权。另在金额计算中，一审将古玩清单3和古玩清单6纳入金额计算是错误的，一审中汤伟权已经确认双方已经结清，在汤伟权提交的民事上诉状中均有提到梁乃铭未付部分的古玩清单是清单8-26，古玩清单1-7汤伟权已经确认对应款项已经付清，从总体上来讲，梁乃铭支付的款项已经远超308万，部分款项梁乃铭可能是通过其他人支付的，没有取得支付凭证，汤伟权方已经确认收到款的古玩清单3、6不应重复计算，一审判决的金额计算错误。汤伟权、汤伟河共同辩称，首先，关于汤伟权交付的古玩，我们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清单有1-26，刚才提交了古玩清单的具体明细和总数量，800多件是按套和件计算的，具体一套有多少件并没有核对清楚，可能会有出入，我们统计按套算。《古玩处理意见》的效力并非对双方买卖合同的解除，是双方对买卖关系的处理约定，该《古玩处理意见》效力自然有效，但法院判决失效是因为双方不具备履行的可能，其在庭审中陈述已经违背了《古玩处理意见》的表述。在《古玩处理意见》的第二点，约定必须退的是原物、原数量，梁乃铭在一审法院提交的物品上，清单的物品已经对不上，如果缺失的按原件计算、瓷器、木雕等按原价5倍赔偿，梁乃铭是否接受？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这是真货或者假货，其没有开店经营，汤伟权是收藏者，梁乃铭如何保证交还的就是原品。梁乃铭支付308万不否认，但与本案涉案有关的是290万，梁乃铭在答辩意见和上诉意见中，我们是从2015年4月开始交易，第一次在四月、第二次是在五月初，那两次没有出具清单，在本案中的清单是从五月开始，不管支付的是308万还是多少，不影响本案金额，我们要求的是2015年5月15日之后的货款，第一部分是在2015年10月7日之前梁乃铭的欠款，双方在2015年7月10日作了结算。从刚才说到的对应金额，从一审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12页，原梁乃铭确认收到古玩的清单从14-26中所确认的欠款金额400多万，结算单收到200多万，应该是600多万，在7月10日后，他就再没有支付过款项，关于古玩清单的形成，汤伟权并非经营者，而是收藏者，当时梁乃铭称融资开博物馆，需要外行人不懂的古董放到博物馆里面，所以他自行在汤伟权收藏的物件选走物品，一个是5万，一个13万，从5月15日开始，取走的不止一两件，清单1、2付款了所以没签名，从清单6开始才让梁乃铭签名，清单13、15、17，梁乃铭因为匆忙走，也没让其签名，所以发生了后面通过微信将清单发给梁乃铭的行为。汤伟权通过微信把所有没有付款的清单和货单总数也发给他，货单总数第一项是金额200万元，从清单15-26，梁乃铭在收到货物总款并没有异议，当时的回答是“汤书记，627万，我给了你多少钱？”梁乃铭没有任何否认，只是问给了多少钱。我们通过微信发清单给梁乃铭其没有回复，把欠款清单发给梁乃铭的微信不下3次，梁乃铭从来没有否认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应视为梁乃铭认同清单上的货物已经收取。在一审中，梁乃铭前后说法不一，前一段承认，后一段否认，是一种虚假陈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民事诉讼应该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请求法院对藐视法院的行为予以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可以推断梁乃铭已经取走清单上的全部货物。汤伟权、汤伟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梁乃铭支付货款6265000元及从2015年9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利息给汤伟权、汤伟河。梁乃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汤伟权退还货款308000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自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开始，梁乃铭与汤伟权达成关于古董文玩的买卖合同的合意，梁乃铭向汤伟权购买汤伟权所有（汤伟权称该古玩为其与汤伟河共同所有）的古玩。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汤伟权交付古玩货物，双方确认并作出古玩清单，梁乃铭向汤伟权转账支付购买古玩的货款。至2015年8月，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不再继续。2018年2月4日，梁乃铭与汤伟权签订《古玩处理意见》，双方确认梁乃铭合计已经支付汤伟权2900000元（以银行转账单据为准），汤伟权同意一次性退还2900000元（以银行转账单据为准），梁乃铭将所有古玩全部退还汤伟权。双方关于退货条件及赔偿标准还约定：所有货物必须是原品、原貌、原数量，如有人为损坏导致残缺（新口、新造成的）不予退货，如有丢失的货物按茶壶50000元一个，大花瓶100000元一个，玉器、铜器、木雕及书画按原价五倍赔偿（赔偿款直接在汤伟权退款中扣除），家具十二件，其中六件因使用过，汤伟权同意退货六件，梁乃铭同意按1800000元计算货款。对于以上事实，有双方陈述及双方提交的证据予以证明。关于购买交付的古玩标的物及对应价格，汤伟权、汤伟河提交了《古玩清单》26张，各张均标注有序号，各个明细中，汤伟权、汤伟河还提供了《古玩清单》1中的红运当头寿山石及田墨玉流金象照片、《古玩清单》2中的佛铜像照片、《古玩清单》1与《古玩清单》4中的163只茶壶照片、《古玩清单》5中的镶宝石藏佛照片、《古玩清单》6中的部分旧瓷杂件照片，其他《古玩清单》中的古玩并未提供相应照片。《古玩清单》14中，第一行载明：7月8日：四单总计60万；第二行载明：14只碗36万元；第三行载明：瓷瓶等11个60万元；第四行载明：顾景舟、蒋蓉证书壶50万；第五行载明：合计实收200万；最下两行载明“汇款在7月11日以后，七月11日前款项已于七月十日对清”。汤伟权、汤伟河称第一行四单总价60万元包括梁乃铭亲笔签名确认的《古玩清单》8部分价格5万元（共计35万元减去梁乃铭7月6日支付的300000元）、《古玩清单》9总价的20000元、《古玩清单》10总价的30000元、《古玩清单》13总价的50万元之总和；第二行对应梁乃铭亲笔签名确认的《古玩清单》11；第三行对应梁乃铭亲笔签名确认的《古玩清单》12；第四行为物品梁乃铭确实收到并做鉴定，《古玩清单》14所列明的单项货物梁乃铭已收取和确认，汤伟权在2015年9月20日发过微信对账单照片给梁乃铭，梁乃铭在2015年10月15日也发过该清单给汤伟权，说明梁乃铭对于《古玩清单》14的货物收取无异议，且《古玩清单》14是《古玩清单》11的背面，而正面的《古玩清单》11已由梁乃铭签名，梁乃铭不在背面（《古玩清单》14）签名也符合常理。汤伟权称26张《古玩清单》梁乃铭共向其购买821件古玩，总货款应付9423000元，现在尚拖欠626.5万元。梁乃铭对26份《古玩清单》确认如下：《古玩清单》3中仅收到茶壶的第一批及第二批共123个，共计600000元；《古玩清单》6中仅收到花瓶4个（两瓷两铜）、木佛、狮子一对、檀木佛像3个、檀木拼佛3个、原根雕3个、铜佛8个，共计340000元；《古玩清单》8均收到，共计350000元；《古玩清单》9中古玩均收到，共计20000元；《古玩清单》10中古玩均收到，共计30000元；《古玩清单》11中古玩均收到，共计360000元；《古玩清单》12中古玩均收到，共计600000元；《古玩清单》14中仅收到顾景舟、蒋蓉证书壶，共计500000元；《古玩清单》16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40000元；《古玩清单》18中仅收到花瓶2个、碗3只、白玉吊坠1件，共计55000元；《古玩清单》19中古玩均收到，共计240000元；《古玩清单》20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10000元；《古玩清单》21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00000元；《古玩清单》22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000000元；《古玩清单》23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00000元；《古玩清单》24中古玩均收到，共计500000元；《古玩清单》25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50000元；《古玩清单》26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200000元。梁乃铭对于确认的物品《古玩清单》中对应金额也予以确认。对红运当头寿山石、田墨玉流金象照片、佛铜像照片、镶宝石藏佛照片三性不予确认，梁乃铭没有收到。茶壶照片确认收到，无异议。部分旧瓷杂件照片梁乃铭只确认《古玩清单》6的前5项共340000元的物品。汤伟权、汤伟河称涉案的古玩实际由汤伟权、汤伟河共同共有，并提交了《声明书》。梁乃铭发表质证意见：三性不予确认，梁乃铭由始至终都未见过汤伟河。关于梁乃铭支付的货款，梁乃铭提交了证据：1.平安银行交易流水，梁乃铭于2015年4月14日向汤伟权转账50000元；2.工商银行借记卡流水单，梁乃铭于2015年5月向汤伟权转账130000元；3.招商银行流水单，梁乃铭向汤伟权于2015年5月15日转账300000元、于2015年5月28日转账200000元、于2015年6月15日转账200000元、于2015年6月18日转账200000元、于2015年6月19日转账200000元、于2015年6月25日转账200000元、于2015年7月3日转账250000元、于2015年7月6日转账300000元；4.工商银行明细，梁乃铭向汤伟权于2015年6月1日转账200000元、于2015年6月11日分两次转账共计400000元、于2015年6月25日转账20000元、于2015年6月20日转账200000元、于2015年7月1日分两次转账共计250000元，以上证据证明梁乃铭于2015年4月14日至2015年7月6日期间共向汤伟权转账3080000元。汤伟权发表质证意见：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1、2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50000元、130000元转账与汤伟权提供的清单对应不上，如果梁乃铭有清单，应当提交，而且经汤伟权核对，2900000元与双方确定签署处理意见是一致的，梁乃铭主张的3080000元超出2900000元部分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所对应的都有清单、金额、时间。关于交付古玩是否为仿品或赝品，梁乃铭提交了陕西文化艺术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经过对仿顾景舟款紫砂井栏壶（光活）、仿蒋蓉款随型套色猴戏树桩紫砂壶（花活）鉴定，二物均为伪造的赝品。梁乃铭还申请法院出具调查令，调取了梁乃铭、汤伟权在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分局景泰派出所作的笔录。汤伟权发表质证意见：《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时间是2018年1月24日，而从梁乃铭质证所称收取2个壶的时间是2015年6月，如果按照梁乃铭的说法，其应该收货后马上鉴定，而不是2年后才鉴定；对调取的派出所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关于双方已交付古玩的核算及退款协议的履行，汤伟权、汤伟河提交了：1.微信聊天截图（2015年10月20日），拟证明汤伟权在2015年10月20日大约统计梁乃铭提走货物的清单后，将梁乃铭未付款货物的清单制作了一张未付款的《货单总数》通过微信发送给梁乃铭，梁乃铭对于货品清单的金额没有提出异议；2.微信聊天截图（2015年9月至10月），拟证明汤伟权在2015年9、10月份多次将未付款部分的《古玩清单》8-26发给梁乃铭进行核对付款，梁乃铭对清单及货物没有异议，对货款要求当面对账，但是双方一直没有进行核对；3.短信聊天截图（2015年11月3、4日），拟证明梁乃铭提出由于博物馆融不到资，项目搁置，没有能力支付剩余货款，希望退还没有付款的货物，汤伟权也予以同意，但梁乃铭没有退货；4.微信聊天截图（2015年11月18日），拟证明汤伟权催促梁乃铭先退还翡翠项链、戒指、手镯等，梁乃铭回复“收到”进行确认；5.短信聊天截图（2015年8月至12月），拟证明汤伟权反复要求梁乃铭退还藏品，梁乃铭总以各种理由推托；6.微信聊天截图（2018年3月18日至4月20日），拟证明2018年3月18日，梁乃铭确认了从汤伟权处取得的其中123只茶壶，2018年3月24日，汤伟权告知梁乃铭茶壶只是其取走的部分货物，并要求梁乃铭把已收货物按清单先拍照发回核对后办理退货退款，但梁乃铭至今没有发回相片。梁乃铭发表质证意见：对以上聊天记录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以上证据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1证明内容所称梁乃铭对货品清单金额无异议不予确认；证据2的户名“中国梦”是梁乃铭，但梁乃铭已提出异议，认为汤伟权发的是错的，懒得理睬；对证据3证明内容有异议，短信内容明确告知汤伟权的货是垃圾货，明确要求退货退款；证据4中虽然梁乃铭回答收到，是代表收到短信，并不是代表收到物品；证据5中因汤伟权不给钱，所以汤伟权无法退还货品，没有履行的原因是汤伟权一直躲避不接收；证据6中汤伟权确认一共交付750件货，但汤伟权却称800多件货，前后陈述矛盾。梁乃铭主动将货物图片拍照，约时间见面对接图片确认，并请汤伟权提供资金证明，证明汤伟权确实有这笔资金可退回给梁乃铭，但汤伟权并未履行其承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梁乃铭的买卖合同相对方，因梁乃铭的转账相对方均为汤伟权、微信及短信聊天记录也均在梁乃铭与汤伟权之间，《古玩清单》《古玩处理意见》中亦均无汤伟河签名，汤伟权除提供了声明书证明案涉古玩为汤伟权、汤伟河共同共有外，并未提交其他证据，未尽到相应举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为梁乃铭与汤伟权之间。至于汤伟权、汤伟河所主张的内部关系可自行处理。关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对于梁乃铭与汤伟权之间达成的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双方并未提交书面买卖合同予以证明，但双方对于买卖古玩货物事实均不存在异议，且汤伟权提交了《古玩清单》证明交付了古玩货物，梁乃铭对其中一部分予以确认，梁乃铭亦提供了向汤伟权转账支付购买古玩货物的转账记录及收到的古董照片，再结合双方之间聊天记录等，一审法院认定梁乃铭与汤伟权之间存在关于古玩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本案古玩货物买卖合同的性质，古董文物行业属于高风险与高利润并存的特殊行业，依靠买家对于古玩的相关经验和知识，其长期以来形成的交易习惯不允许成交之后轻易反悔。若可以轻易反悔，那么“淘宝”行业的买卖便也不会令大部分非专业人士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梁乃铭与汤伟权均为自然人，汤伟权并非经营者，因此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梁乃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汤伟权保证出卖的古玩货物为正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仅有出卖人保证买卖货物质量无瑕疵的义务，无关于出卖人需保证标的物必须为真品的义务的规定。结合“淘宝”行业的交易习惯，梁乃铭应当凭借自己的经验挑选并购买古玩货物，对于购买的古玩货物是否真品自行承担风险。从古董作为物的角度而言，古董文物为世上独一无二之特定物，每一件都与众不同，不可以他物替代。古董文物的物权转移，必明确指向于特定的某物。本案中汤伟权仅提交的26张《古玩清单》对于古董仅有简单描述，无法特定化至某明确之特定物，因此需要结合举证责任认定买卖合同交付古玩标的具体情况。关于买卖合同标的物范围及汤伟权的交付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本案中，汤伟权对于所称交付的古玩标的，应当承担向梁乃铭交付古玩标的物的义务，亦应当在本诉中承担证明于买卖合同中交付了何标的物的举证责任。对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并未有双方确认核算交付古玩货物标的物结果的合意。汤伟权仅提交了26张《古玩清单》及数张照片以证明交付的标的物，并无具体标的物的证书、资料、文件等，交付的古玩标的物之数量、种类、材质、样式、特征描述的证明含糊不清，无法证明已交付古玩标的物的具体性质。已交付的古玩货物包括何种古玩、梁乃铭所举证的古玩货物标的物是否与汤伟权所列清单所述一一对应均因此而无法确定。汤伟权举证责任严重不充足，但结合梁乃铭于2015年4月14日至2015年7月6日期间共向汤伟权转账3080000元，并自认收到了以下古玩货物并确认其价格：《古玩清单》3中仅收到茶壶的第一批及第二批共123个，共计600000元；《古玩清单》6中仅收到花瓶4个（两瓷两铜）、木佛、狮子一对、檀木佛像3个、檀木拼佛3个、原根雕3个、铜佛8个，共计340000元；《古玩清单》8均收到，共计350000元；《古玩清单》9中古玩均收到，共计20000元；《古玩清单》10中古玩均收到，共计30000元；《古玩清单》11中古玩均收到，共计360000元；《古玩清单》12中古玩均收到，共计600000元；《古玩清单》14中仅收到顾景舟、蒋蓉证书壶，共计500000元；《古玩清单》16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40000元；《古玩清单》18中仅收到花瓶2个、碗3只、白玉吊坠1件，共计55000元；《古玩清单》19中古玩均收到，共计240000元；《古玩清单》20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10000元；《古玩清单》21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00000元；《古玩清单》22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000000元；《古玩清单》23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00000元；《古玩清单》24中古玩均收到，共计500000元；《古玩清单》25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50000元；《古玩清单》26中古玩均收到，共计1200000元。以上古玩货物共计6395000元。因无法确定特定物，而一审法院确认及保护梁乃铭与汤伟权之间合同利益，因此，一审法院依照双方均无异议部分古玩货物标的物及其价格采取种类物的特征予以确认。另，关于《古玩清单》14第一行中载明“17只瓶”，汤伟权称包括了《古玩清单》13中的古玩货物，但《古玩清单》13中，包括文房四宝两套，并非“瓶”，且《古玩清单》13中并无梁乃铭签名或捺手印，因此对《古玩清单》13不认定为买卖合同的古玩标的物。《古玩清单》14中载明“合计实收200万”，因梁乃铭仅承认收到其中第四行关于顾景舟、蒋蓉证书壶，共计500000元，因此一审法院对该部分约定不予支持。对于其他《古玩清单》所列古玩，因并无梁乃铭签名或捺手印，其具体交付情况不可确定。汤伟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不将该部分认定为买卖合同标的物。关于梁乃铭支付购买古玩货物的货款，梁乃铭于2015年4月14日至2015年7月6日四个月期间共向汤伟权转账3080000元，汤伟权虽称其中2900000元为支付购买古玩货物的货款，但并未提供排他证据予以证明，且《古玩处理意见》中载明“梁乃铭合计已经支付汤伟权人民币290万元（以银行转账单据为准）”，因此，应当以实际转账为标准，梁乃铭向汤伟权的转账处于2015年4月14日至2015年7月6日期间，与双方之间履行买卖合同义务期间相吻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梁乃铭共计向汤伟权支付购买古玩货物的货款3080000元。关于梁乃铭收到古玩货物后的检验义务，梁乃铭在收到交付古玩于2018年鉴定出二件古玩为赝品，请求汤伟权退款，自己退货，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在合理检验期间内提出异议，亦无法保证其鉴定之古玩是否为案涉交付的古玩原物，因此梁乃铭依此请求汤伟权退款，自己退货，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梁乃铭、汤伟权之间协商退货退款的合同的效力，双方签订的《古玩处理意见》中约定，汤伟权向梁乃铭退还货款，梁乃铭向汤伟权退还所有古玩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因梁乃铭与汤伟权双方之间的古玩货物标的物因汤伟权作为出卖人无法证明所交付的古玩货物具体性质而无法实质认定至某一特定物，因此返还古玩原物已经不具有履行及强制执行之可能。双方该合同属于客观履行不能。一审法院认定，梁乃铭、汤伟权之间返还古玩货物原物已不具有客观可能，《古玩处理意见》不具有效力，为了合理、合法调整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保障双方之间的合同利益，双方继续履行买卖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汤伟权已向梁乃铭交付的古玩价格为6395000元，梁乃铭已向汤伟权支付3080000元，因此梁乃铭还需向汤伟权支付剩余货款3315000元（6395000元-3080000元）。关于梁乃铭应当承担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古玩处理意见》因客观履行不能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汤伟权未证明所交付的古玩货物标的物的特定物性质，是导致客观履行不能的原因，因此具有过错，应当赔偿梁乃铭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故一审法院认定，免除梁乃铭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9年11月7日判决：一、梁乃铭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货款3315000元给汤伟权。二、驳回汤伟权、汤伟河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梁乃铭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019）粤0104民初13281号案件受理费27645.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汤伟权、汤伟河均已预交），由汤伟权、汤伟河负担其中15372元，梁乃铭负担其中17273.5元；（2019）粤0104民初15848号案件受理费35844.4元（梁乃铭已预交），由梁乃铭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汤伟权、汤伟河称《古玩处理意见》并未附古玩清单，梁乃铭称附有清单，但其未提交。古玩清单18写有“花瓶二个、碗三只、白玉吊坠一件，五万五千”，下方有“已收取，梁乃铭”在此下一行写有“加戒指一只五万共10500”。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梁乃铭另向本院申请调取双方在景泰派出所签署的关于确认执行《古玩处理意见》的书面保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古玩处理意见》的效力；汤伟权向梁乃铭交付货物的数量及金额。梁乃铭是否应向汤伟权支付货款和违约金；一审程序是否恰当。关于涉案《古玩处理意见》的效力问题。第一，对于《古玩处理意见》汤伟权、梁乃铭均予以认可，但双方并未提交在签订《古玩处理意见》时的所附清单，梁乃铭称当时有附清单，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第二，梁乃铭只认可收到了汤伟权提交的《古玩清单》上的部分货物，汤伟权对此不予确认。双方对于交付的古玩货物数量上存在争议；第三，《古玩处理意见》已明确均以汤伟权所认可的的原品、原貌、原数量进行返还。在双方对于梁乃铭应返还的古玩数量都存有争议的情况下，该《古玩处理意见》实际已不具有履行的可能性；第四，在一审中汤伟权的诉讼请求为梁乃铭支付剩余货款6265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在《古玩处理意见》实际已无法履行的情况下，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对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查明并作出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梁乃铭申请调取双方在景泰派出所签署的关于确认执行《古玩处理意见》的书面保证已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关于汤伟权向梁乃铭交付货物的数量及金额的问题。首先，《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本案中，汤伟权对于其所主张交付的古玩货物，应当承担向梁乃铭交付古玩标的物的义务。汤伟权称其通过微信多次将梁乃铭未付款部分的古玩清单（8-26）及《货单总数》发给梁乃铭核对并催款，但梁乃铭的回复中并未明确认可《古玩清单》及《货单总数》。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本案中，梁乃铭并未对汤伟权的微信进行回复，双方并没有达成未回复即视为认可已收到货物的交易习惯。反而是汤伟权自行提交的《古玩清单》可以证实双方是交付货物即进行签收的交易方式，而且梁乃铭也已在2015年10月20日对货物金额提出了异议。且根据双方陈述的均是由梁乃铭直接去汤伟权处取货，汤伟权也表示有时候梁乃铭走的匆忙忘了让其签名，双方并非仅有一笔交易，对于如此大量的古玩买卖没有签收即拿货与常理不符。关于梁乃铭自认的《货物清单》中虽然有部分清单的货物并未全部认可的问题，对于梁乃铭自认的清单18中的对“戒指”没有认可，但“戒指”是在梁乃铭签收字后下一行，其称未收到的解释合理；对于清单3梁乃铭并未签字，对其部分货物认为属于其自认；对于清单14一审法院已详细论述，且认定正确，本院不再赘述。关于梁乃铭对于“银器、字画、烟嘴、茶和酒”等虽然没有答复，但《古玩清单》是汤伟权单方制作，是否交付货物的举证责任应在汤伟权。综上，汤伟权主张向梁乃铭交付了《古玩清单》上的所有货物本院不予确认。一审法院对梁乃铭自认的收到货物予以确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梁乃铭自认其收到的货物，经统计为6395000元。关于梁乃铭是否向汤伟权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问题。首先，对于汤伟权出售的古玩货物是否应为正品双方并未有明确约定。梁乃铭称汤伟权保证是正品并无证据证实。其次，正如一审法院所述，梁乃铭在取走古玩货物后有及时验货的义务，其在收到货物两年后才进行鉴定并称货物是赝品与常理不符；再次，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单方出具，无法保证其鉴定的古玩即为汤伟权交付的古玩原物。综上，梁乃铭要求退货并要求汤伟权退款无法律依据，一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梁乃铭应支付剩余未付的古玩货物货款。关于梁乃铭剩余未支付的古玩货物货款金额的问题。第一，虽然汤伟权确认古玩清单1-7对应款项梁乃铭已经付清，但汤伟权主张的是《古玩清单》8-26的所有古玩货物货款，对于汤伟权主张的所有古玩货物本院并未全部认可，而根据梁乃铭自认的收到的货物所记载的金额计算其应支付的货款为6395000元。梁乃铭称因汤伟权方已经确认收到款的古玩清单3、6的款项而不应重复计算明显是双重标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应按照梁乃铭自认的收到货物金额6395000元为准。第二，梁乃铭已支付了货款3080000元，虽然汤伟权称该款项中有2900000元是支付的案涉货物的款项，最开始支付的180000元并非本案中的古玩款项，但梁乃铭对此不予认可，如前所述，汤伟权未提交证据证实该180000元所对应的古玩货物已交付给了梁乃铭。故梁乃铭支付的案涉古玩货物的货款为3080000元。故，一审认定梁乃铭还应向汤伟权支付货款3315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双方并没有对付款时间作出明确的约定，且汤伟权并未证明其所交付的古玩货物为特定物，双方也均未提交《古玩处理意见》中明确的古玩货物清单，汤伟权也称古玩货物清单中的原物、原貌均应已汤伟权认可的为准，该标准全由汤伟权自行决定，无法客观化，故一审法院认定汤伟权具有过错而免除梁乃铭应承担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一审程序是否恰当的问题。本案中，汤伟河虽然提交了《声明书》证实其是案涉古玩的共有者，但在买卖合同的交易过程中并无任何汤伟河参加的证据，且梁乃铭也确认其交易对象为汤伟权。故一审法院认定汤伟河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正确。汤伟河虽然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但其对案涉古玩的所有权得到了汤伟权的认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汤伟河作为案涉古玩的所有人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因其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相对方并在此基础上驳回汤伟河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由于一审法院并未支持汤伟河的诉讼请求，但汤伟河仍是本案的当事人之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故汤伟河有权提起上诉。综上，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汤伟权、汤伟河及梁乃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但一审法院案件受理费计算错误，本院依法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粤0104民初13281号案件受理费55655元，由汤伟权、汤伟河负担29448.74元，梁乃铭负担26206.2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汤伟权、汤伟河负担2645.65元，梁乃铭负担2354.35元。（2019）粤0104民初15848号案件受理费31440元，由梁乃铭负担。（2020）粤01民终671号案受理费30400元，由汤伟权、汤伟河负担。（2020）粤01民终672号案受理费31440元，由梁乃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黄怡斐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