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1民初7591号 原告：钟玉英，女，196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富元，浙江富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楠，浙江富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富阳华鹏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768222065N，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大岭山路360号。 法定代表人：钟立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炳，浙江浙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钟立军，男，197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原告钟玉英诉被告杭州富阳华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鹏公司）、第三人钟立军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20年1月23日，本案中止审理，后恢复审理并于2020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钟玉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富元、张泽楠，被告华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钟立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钟玉英起诉请求：1、确认钟立军持有的华鹏公司50％的股权为钟玉英所有；2、华鹏公司、钟立军协助钟玉英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钟玉英名下；3、华鹏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2004年11月24日，钟志刚（系钟玉英之夫）、叶盛、毛福林和周方鸣共同注册成立华鹏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其中钟志刚出资100万元，占股50％，毛福林出资40万元，占股20％，叶盛出资30万元，占股15％，周方鸣出资30元，占股15％。2013年1月14日，华鹏公司通过《关于同意股权转让的决议》，同意“钟志刚”将其在华鹏公司50％的100万元股权转让给钟立军。同日，案外人以“钟志刚”名义与钟立军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钟志刚拥有华鹏公司50％的100万元股权以100万元转让给钟立军。同日，华鹏公司通过《华鹏公司章程修正案》。事后，华鹏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经富阳法院（2018）浙0111民初853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8532号民事判决）、杭州中院（2019）浙01民终65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659号民事判决)确认无效。 2018年5月9日，钟志刚去世，现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仅有钟玉英与儿子钟幂。钟玉英与钟幂曾一起参加富阳法院8532号案件、杭州中院659号案件的民事诉讼。现钟幂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钟志刚在华鹏公司的股权。 钟玉英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确认无效后，华鹏公司、钟立军应当及时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错误的变更登记。钟玉英作为钟志刚在华鹏公司股权唯一合法继承人，有权要求华鹏公司及钟立军将股权变更至钟玉英名下。特起诉请求依法支持钟玉英如上诉求。 原告钟玉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8532号民事判决书、659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证明2004年11月24日，钟志刚、叶盛、毛福林和周方鸣共同注册成立华鹏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其中钟志刚出资100万元，占股50％，毛福林出资40万元，占股20％，叶盛出资30万元，占股15％，周方鸣出资30万元，占股15％。2013年1月14日，华鹏公司通过《关于同意股权转让的决议》，同意“钟志刚”将其在华鹏公司50％的100万元股权转让给钟立军。同日，案外人以“钟志刚”名义与钟立军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钟志刚拥有华鹏公司50％的100万元股权以100万元转让给钟立军。同日，华鹏公司通过《华鹏公司章程修正案》。事后，华鹏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经8532号民事判决、659号民事判决确认无效的事实； 2、（2018）浙0111立预3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1份，证明钟志刚于2018年5月9日去世，钟玉英系钟志刚妻子，钟幂系钟志刚独子，其余第一顺位继承人均已过世； 3、放弃继承股权声明书1份，证明钟幂放弃对涉案股权的继承，钟玉英主体适格； 4、公司章程1份。 被告华鹏公司答辩称，一、富阳法院虽已作出8532号民事判决，确认“钟志刚”和钟立军于2013年1月14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但华鹏公司不认可这一判决结果。该判决作出的主要依据是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对委托书上“钟志刚”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作出了否定评价，华鹏公司对该鉴定结论亦不予认可。华鹏公司股东之一毛福林曾在8532号案件中出具《情况说明》，确认“钟志刚”的签名系钟志刚书写形成，同时期钟志刚还另出具委托书，委托其办理华鹏公司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因笔迹鉴定意见主要根据鉴定人员的经验主观判断形成，并不一定能证明客观事实。司法实践中，书写人的笔迹经多次鉴定形成多个不同结论案例屡见不鲜。8532号案件一审判决后，华鹏公司依法提起上诉，二审中其要求对“钟志刚”签名进行重新鉴定，二审法院不予许可并判决维持原判。上述判决虽已生效，但其确认的只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华鹏公司坚持认为钟志刚和钟立军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钟志刚在华鹏公司已无股权。 二、即使法院判决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但因华鹏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钟玉英通过继承成为该公司股东，其不能当然成为华鹏公司股东。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具有人合性质的法人团体，股东资格的取得必须得到其他股东作为一个整体即公司的承认或认可。根据《继承法》规定，死亡股东的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是与该股东所拥有的股权对应的财产权益，而不是股东身份。在公司其他股东对继承人缺乏信任，不同意继承人成为公司股东情形下，继承人不能当然成为公司股东，否则即使法院判决继承人享有股东资格，其后果也必然使公司陷入僵局，公司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进行，最终各方利益均受损失。就本案而言，华鹏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钟玉英成为该公司股东，其不能当然成为该公司股东。综上，华鹏公司请求驳回钟玉英的诉讼请求。 被告华鹏公司提交股东会决议1份，证明华鹏公司股东不同意钟玉英继承钟志刚在华鹏公司股份成为该公司股东。 第三人钟立军未作陈述，也未提交证据材料。 第三人钟立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自动放弃举证、质证权利。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如下： 一、对原告钟玉英提交的证据： 对证据1，被告华鹏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二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是华鹏公司通过，而是华鹏公司股东会通过而形成。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证据2，被告华鹏公司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对证据3，被告华鹏公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证据4，被告华鹏公司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二、对被告华鹏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钟玉英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决议的实质内容有异议，不是权利股东参与，包括钟玉英也没有参与，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4年11月24日，钟志刚（系钟玉英之夫）、叶盛、毛福林和周方鸣共同注册成立华鹏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其中钟志刚出资100万元，占股50％，毛福林出资40万元，占股20％，叶盛出资30万元，占股15％，周方鸣出资30万元，占股15％。2013年1月14日，华鹏公司通过《关于同意股权转让的决议》，同意“钟志刚”将其在华鹏公司50％的100万元股权转让给钟立军。同日，案外人以“钟志刚”名义与钟立军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钟志刚拥有华鹏公司50％的100万元股权以100万元价格转让给钟立军。同日，华鹏公司通过《华鹏公司章程修正案》。事后，华鹏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另查明，钟志刚与华鹏公司、钟立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预立案（【2018】浙0111立预32号之一）。因钟志刚于2018年5月9日去世，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裁定准许钟玉英、钟幂替代钟志刚作为原告参加诉讼，钟志刚退出诉讼。2018年11月7日，本院正式立案。该案中原告提出诉求：1.确认华鹏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作出的《华鹏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同意股权转让的决议》无效；2.确认钟志刚和钟立军于2013年1月14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撤销两被告依据前述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进行股权变更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项，返还全部股权，恢复原告股东地位；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审理中，钟玉英、钟幂变更诉求为：1.确认华鹏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作出的《华鹏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同意股权转让的决议》无效；2.确认“钟志刚”和钟立军于2013年1月14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撤销两被告依据前述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进行股权变更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项，返还钟志刚全部股权，确认钟玉英、钟幂享有钟志刚在华鹏公司的全部股权并确认为华鹏公司股东；4.华鹏公司、钟立军支付鉴定费用9400元；5.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该判决查明的事实除前述认定的事实外，还查明：华鹏公司、钟立军均承认上述协议、决议上的签名均非钟志刚所签，但提供《委托书》一份，欲证明钟志刚同意由毛福林代表其全权办理股权转让的全部事项，包括代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到工商局代表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等。钟玉英、钟幂申请法院对《委托书》中“钟志刚”签名字迹是否系钟志刚本人所签进行鉴定；对《委托书》中“钟志刚”签名字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委托书》中正文内容打印时间进行鉴定。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8月13日出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为：1.提供的《委托书》中“钟志刚”签名字迹不是钟志刚本人所签；2.无法对提供的《委托书》中“钟志刚”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3.无法对提供的《委托书》正文内容的打印时间进行鉴定。判决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而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要件。华鹏公司、钟立军均承认案涉决议、协议中“钟志刚”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故本案争议焦点问题系钟志刚是否曾出具《委托书》，书面授权案外人毛福林代其签名。经当事人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委托书》上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对该签名的真实性作出否定评价，并由两名鉴定人员到庭做详细说明，在此情形下应当认定案涉决议、协议中“钟志刚”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其也未授权其他人代签，两份文件均非钟志刚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钟玉英、钟幂以股权转让纠纷提起诉讼，但其第一项、第三项诉求实为公司决议纠纷、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处理范畴，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仅对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求予以支持。判决确认“钟志刚”和钟立军于2013年1月14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一审判决后，华鹏公司提起上诉，杭州中院以659号案件受理。2019年4月24日，该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又查明，2020年1月7日，华鹏公司股东毛福林、叶盛作出股东会决议，不同意钟玉英继承钟志刚在该公司的股份并成为该公司股东。本案审理中，现钟幂向本院书面明确放弃继承钟志刚在华鹏公司的股权。 本院认为，查钟志刚在去世前系华鹏公司股东并占该公司50%股权为案涉双方所不争。根据8532号民事判决，以“钟志刚”名义与钟立军签订关于转让钟志刚股权给钟立军的协议已被认定无效，故基于该协议发生的股权变动理当自始无效，系争股权自协议被宣告无效之日当然地回归原权利人所有。又查钟志刚已去世，钟玉英现又系钟志刚在华鹏公司股权唯一继承人，故系争股权自当为钟玉英一人继承并享有，鉴于此，对钟玉英要求确认现登记于钟立军名下的且占华鹏公司50%股权属钟玉英所有的诉求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钟玉英要求变更系争股权登记至其名下。查该诉求的处理涉及钟玉英是否具有以自身名义获得对华鹏公司的股东资格。查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就系争股权的权益归属而言，钟玉英为唯一合法继承人，而华鹏公司章程对股东继承人不得继承股东资格未作明确规定，故钟玉英依法自当有权获得华鹏公司股东资格，享有该公司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华鹏公司以章程外所作股东会决议进行对抗没有法律依据，自不足以支持。又查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的，公司应当依照前款规定申请变更登记。鉴于此，公司在股东发生变动后依法负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故钟玉英要求华鹏公司将系争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钟立军是否负协助办理变更登记责任。查《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㈠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㈡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从上述规定可知，在华鹏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过程中，钟立军现作为系争股权名义登记人，依法应当根据有关要求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以确保系争股权变更登记顺利完成，故对钟玉英该诉求本院亦予支持。钟立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自动放弃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现登记于第三人钟立军名下占被告杭州富阳华鹏实业有限公司50％的股权为原告钟玉英所有； 二、被告杭州富阳华鹏实业有限公司应将现登记于第三人钟立军名下占该公司5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钟立英名下，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第三人钟立军应就上述第二项股权变更登记予以协助。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被告杭州富阳华鹏实业有限公司承担。 原告钟玉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富阳华鹏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蒋 明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陈水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