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5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宜权，男，198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欣（梁宜权之妻），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蓝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创科十三街18号院26号楼1层102室。法定代表人：张宝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亚荣，女，该公司人事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涛，男，该公司人力资源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维奥尼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和街16号2号楼912单元。法定代表人：王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男，该公司行政经理。上诉人梁宜权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金蓝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蓝公司）、被上诉人北京金维奥尼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维奥尼服装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0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梁宜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在一审时提出的各项请求。事实和理由：金蓝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书》及工作制审批表都是虚假伪造的，该合同中所载的工资基数及实行综合工时制度的内容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我每周六都加班工作，没有调休，我也并非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我提供的工资条、微信聊天记录、公司同事的证明等证据可以证实我每月工资由银行转账和现金发放二部分组成，以及我的月工资基数为9000元；一审认定我的工资已经足额支付是错误的，应予改判。金蓝公司、金维奥尼服装公司均辩称，不拖欠梁宜权工资及加班工资，不同意梁宜权的上诉意见。梁宜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蓝公司向我支付2018年11月26日至2019年2月23日期间的周六日加班工资8275.8元；2.判令金蓝公司向我支付2019年1月1日至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166.66元；3.判令金蓝公司向我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3日期间的拖欠工资734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蓝公司（甲方）与梁宜权（乙方）签订有《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内容载有：合同期限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2020年11月25日止，其中试用期至2019年1月25日止；甲方派遣乙方工作的用工单位为金维奥尼服装公司，乙方同意根据用工单位工作需要担任电商运营岗位工作……；乙方试用期工资为2400元，转正后的工资为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基本工资为3000元，绩效工资根据乙方当月工作业绩和用工单位的工资支付办法经考核后计发；……。2019年2月23日，梁宜权因个人原因辞职。后，梁宜权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金蓝公司支付其工作期间的加班工资及月工资差额。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京开劳人仲字[2019]第1252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梁宜权的全部申请请求。梁宜权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梁宜权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9000元，分银行打卡和现金两部分发放。梁宜权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银行转账流水，显示金蓝公司于2019年1月11日向梁宜权支付工资2073.34元，于2019年3月11日向梁宜权支付工资两笔，金额分别为3617.67元、2215.67元；证据二，招聘信息网上截图，显示金维奥尼服装公司招聘的电商运营岗位，工资为8-9K；证据三，“工资发放方式证明”和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工资发放方式证明”上有“郑清琳”字样的签字，其中内容称“工资的发放方式是：一半工资打入银行卡，一半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等；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梁宜权于2019年2月26日向微信名为“金维-Zoey-金会计”询问“咱们1月工资未发部分什么时间发放呢”，对方回复“3月10号左右一起发，到时会打到您的工资卡上的”，梁宜权问“好的，了解，现金部分也是打我工资卡上吗？”对方回复“到时我再告诉您”；证据四，工资条二张，上面未加盖公章，金额分别为2073.34元和4757.87元，备注处均显示“2018年12月工资”；证据五，招商银行查询交易明细，显示梁宜权入职金蓝公司前的月工资收入在8000元左右。金蓝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称2019年1月11日发放的是2018年12月的工资，2019年3月11日发放的是2019年1月和2月的工资。金维奥尼服装公司的质证意见同金蓝公司一致。金蓝公司主张已足额支付梁宜权工资，并提交工资表。工资表显示梁宜权2019年1月基本工资3000元，绩效工资1000元，扣除社会保险后实发3617.67元；2019年2月基本工资3000元，绩效工资0元，扣除社会保险费用及扣款462元后，实发2215.67元。金蓝公司称梁宜权于2019年2月23日离职，故扣除4天的工资462元，且2019年2月17日前均系休假，当月上班天数较少，梁宜权未产生营业额，故当月没有绩效工资。梁宜权认可收到工资表上的实发工资数额，但对工资构成不予认可。金维奥尼服装公司对工资表的真实性认可。梁宜权主张其早上九点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中午休息1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共计有周六加班10天。金蓝公司认可梁宜权所述的上下班时间及每周工作6天的事实，但称午休时间为1.5个小时，称梁宜权所在的工作组为国际贸易组，该岗位已经申请许可实行综合工时工作制，且在春节期间统一调休，在2019年1月28日至2月17日期间放假，梁宜权不存在加班。就此，金蓝公司提交《劳动合同书》、《北京市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表》（二份）、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行政许可书、企业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受理通知书予以证明。其中，《劳动合同书》中第九条载有“用工单位安排乙方（梁宜权）的工作时间执行综合工时制度”；审批表显示许可金维奥尼服装公司的生产研发组、国际贸易组、后勤和库房岗位人员在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及2019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实行以年为计算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梁宜权认可《劳动合同书》中本人签字的真实性，但称签订合同时没有约定实行综合工时制度，《劳动合同书》中间的内容系被替换。梁宜权认可在2019年1月28日至2月17日期间放假，但称并未被告知为调休，对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表、行政许可书及受理通知书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也不清楚自己在哪个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金蓝公司与梁宜权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约定，试用期2个月，试用期工资为2400元，转正工资为基本工资3000元加绩效工资。现梁宜权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9000元，其中一部分为现金发放，但梁宜权提交的工资条未加盖公司公章，金蓝公司、金维奥尼服装公司对该工资条的真实性不认可，梁宜权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工资发放方式证明”、招聘信息网上截图、本人以往工资收入等均不足以证明梁宜权的主张，故对梁宜权主张的工资标准不予采信。根据银行转账流水显示的工资数额，金蓝公司已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足额支付梁宜权2019年1月1日至2月23日的工资，梁宜权按照9000元的月工资标准主张工资差额，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小时的工时制度，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根据《劳动合同书》及金维奥尼服装公司提交的工作制审批表、行政许可书证明梁宜权执行综合工时工作制度。梁宜权于2018年11月26日入职，2019年2月23日离职，在2019年1月28日至2月17日期间放假。根据上述情况核算，梁宜权不存在加班情形，故对梁宜权主张2018年11月26日至2019年2月23日期间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梁宜权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金蓝公司提供了与梁宜权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梁宜权认可系其本人签署，但梁宜权所述金蓝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书》中载有工资报酬等内容的内页被进行了改换、《劳动合同书》中没有约定执行综合工时制度的主张，并未有充分证据证实，故本院难以采信。《劳动合同书》中载有梁宜权的月工资标准及用工单位安排梁宜权执行综合工时制度，金维奥尼服装公司亦提供了有关准许其公司部分岗位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度的行政审批许可，据此可以认定金蓝公司所述的向梁宜权支付工资的情况，不违反法律规定及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的约定。梁宜权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9000元，由银行转账发放和现金发放二部分组成，并提供二张显示有“2018年12月工资”的工资条，称其中一张为现金发放的工资，但金蓝公司、金维奥尼服装公司对梁宜权的上述主张及工资条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而梁宜权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工资发放方式证明”、招聘信息网上截图、本人以往工资收入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上述主张，故梁宜权要求按照9000元的月工资标准补付工资差额，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梁宜权否认其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度及调休而主张休息日加班工资，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宜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梁宜权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洁审判员  史伟审判员  宋猛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蒋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