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11民初4860号原告(反诉被告）：常州常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长江中路20号。法定代表人：韦锦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峰，江苏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木兰县宏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木兰县木兰镇振兴大街西段路北。法定代表人：梅长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晓君，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让生，木兰县赤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反诉被告）常州常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柴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木兰县宏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17日、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三次开庭，原告（反诉被告）常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峰、被告（反诉原告）宏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晓君和张让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诉部分，原告常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534650元；2、判令被告支付滞纳金51093元（以393350为本金，从2017年6月30日起算，以141300为本金，从2017年10月30日起算，均按照年利率5%，暂算至起诉之日，实际至付清之日止）；3、律师费37000元由被告承担；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厚生牌”手扶式插秧机专业生产、销售企业。被告作为原告的经销商（买方）多次向原告购买不同型号的手扶式插秧机。2016年12月30日，原、被告签订了《常州常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经销合同》，合同明确了销售价格、销售目标、款项支付以及管辖等内容。合同第二条第3款约定四行手扶式插秧机的单价为12500元，六行手扶式插秧机的单价为15500元。合同第三条第1款第（1）、（2）、（3）项约定发货前3天付50%定金；30%货款于2017年7月31日前结清，剩余20%货款于2017年10月30日前结清，2016年经销商未销售机具于2017年6月30日前结清货款，逾期支付按月收取滞纳金（5%年利率）；以及律师代理费的承担。同时第八条明确了发生争议可向合同签订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长江中路20号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等。合同订立后，原告按约向被告交付了机具及随机工具箱、资料、三包配件等物品，及时全面履行了合同之义务。但被告并未按约支付货款。2016年9月24日，双方对之前货款进行了对账，并在《对账函》中予以确认。为索要货款，原告多次与被告电话、书面、当面沟通，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依法诉诸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宏达公司辩称，一、2016年12月30日，原告单方制作的经销合同岂能溯及既往。原告起诉状自认“2016年12月30日，原被告签订了原告单方制作的《常州常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经销合同》，贵院对这一基本事实应当予以确认。”答辩人认为，双方签订该合同后，只发生了2017年3月11日收到原告17台四行插秧机的交易，有“经销商收货清单”可以确认。“法不溯及既往”是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通俗的讲，就是不能用今天的规定去约束昨天的行为。在中国“法无溯及力”适用民商法等方面，该合同效力当然不能溯及2016年12月30日签约的交易行为。二、原告诉称“合同订立后……2016年9月24日对之前货款进行了对帐，《对账单》中予以确认”。答辩人认为，原告单方制作的《经销商对账单》，签订时间是2016年9月24日，距离双方签订《经销合同》还有97天。原告将合同订立前的交易行为列入其制作的格式合同未向原告释明，尤其将30台代销6行插秧机列入合同内，具有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三、关于“对账单”中30台“六行插秧机的代销问题。原告单方制作的《对账单》”。1、发货情况：2016年4月13日，型号2ZS-6,30台，单价15500元，金额465000元。“在该《对账单》7、其他说明事项：2016年未开票数量2ZS:30台”。是原告及其代理人付尧委托答辩人代销的，当时杨永涛电话请求代销时说“分公司积压太多，先发到你处放着，卖不了算我的”。这也是原告为什么对这30台未开发货票、未签合同的真实原因。如果原告不加以注明“未开票”的型号、数量，答辩人是不会在《对账单》上签章确认的。因此，该30台价款465000元，答辩人主张中止代销，结算后返回或调走这批质次价高的插秧机。四、答辩人饱受被人投诉和处罚处罚的威胁之苦。由于原告当时产品积压向答辩人发货代销的30台产品中有两位消费者发现了质量问题及原告篡改2016年1月生产改为2017年11月生产标牌的问题，冯延飞与李学到市场监督局消协进行投诉，受到行政处罚威胁时，答辩人已按原价分别给二人退款15000元，计30000元。受此风波影响还有人口头要求退款6000元，加上答辩人应付行政处罚的风险，可谓苦不堪言。五、原告篡改标识牌，发生时间是2017年12月，篡改后的产品标识牌出厂日期是2017年11月，各地都出现了不良反响，从换牌后答辩人销售的9台，就有两台退款退货，9台每台少卖3500元，含运费800元，退款30000元，共差68700元。原告杨总、于总电话中只是说商量降价的事实，完全丧失了诚实信用的风度，变成了得“理”就告状的人，令双方的合作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六、答辩人已向原告五次打款62万元，如果调走30台篡改标牌出厂日期的，就减少465000元，加上降价与退款68,700元，原告应当知道该向答辩人退款8万多元吧！七、原告只字未提答辩人向其打款62万元的事实，没有陈述哪一笔是签订合同前的，哪一笔是代销的，哪一笔是签订合同后的。诉称“合同订立后”全面履行了合同之义务，将合同订立前的什么货款、滞纳金、律师费统统的强加在答辩人头上，而自己篡改出厂标识牌的违法行为及可能被投诉、行政处罚、代销积压产品的不良后果全甩到答辩人的身上。综上，原告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具有合同法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合同未约定甲方产品质量，违法更换出厂日期标识应负的违约责任；将代销的6行插秧机30台价款465000元，列入2016年12月30日签订合同内容，免除甲方委托“代销”的责任，加重被告责任，排除被告要求调走代销30台及其篡改出厂日期产品的权利，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第三条第1款原告设定的(1)(2)(3)项为无效条款。原告擅自篡改在黑龙江省销售市场各公司库存产品出厂日期的商品标识，是以不正当手段扰乱商标市场秩序的行为，具有“以欺诈、虚假宣传、引入误解等方式招徕招业务”的欺诈特征，一经投诉，将使被告卷入巨大的赔偿与行政处罚的风险之中，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巨，被告对未来的合作关系可能酿成的巨大麻烦极为恐惧。对原告的诚信产生极大的怀疑，虽然被告作为销售商有追偿厂家的权利，但有哪个经营者愿意降低自己的市场信用给不守诚信的人背黑锅呢？原告改变生产日期就是改变安全使用期限和报废期限，已被指控是欺诈行为。如果原告不停止对被告的虚假诉讼，答辩人将向省级以上主管部门实名举报。由于原告原因产生的任何后果，被告不负任何责任。反诉部分，反诉原告宏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2016年12月30日《常州常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经销合同》第三条：销售事项第1款第(1)项(2)项(3)项约定条款无效；2、判令反诉被告运回2016年4月13日代销发货的型号2ZS-6共计30台插秧机；并从其主张的价款中扣除465000元；三、判令反诉被告将篡改2015、2016年度出厂商标标识及出厂日期合格证的4行插秧机18台（价值225000元）、6行插秧机5台（价值77500元）运回或调走。四、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返回多付货款222500元。五、案件受理费全部由反诉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一、甲、乙双方正常的交易习惯。2015年12月5日，反诉被告为甲方、反诉原告为乙方签订了正常的《经销合同》。合同第三条约定了合同履行的程序要件。“插秧机供货的数量由乙方在甲方发货前10天通过《订货单》，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订货单》作为本合同的基本附件之一，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效力，同时也作为乙方向甲方具体订货数量的依据之一。”该合同第五条约定：“发货前乙方须按订单支付货款总额的30%给甲方”。对此，双方实际履行中未发生争议。二、关于代销30台6行插秧机的事实。2016年4月，反诉被告黑龙江省的业务员付尧接到其扬永涛总经理电话，称公司产品存货过多，保存不下，让其与反诉原告沟通发货，因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反诉原告不同意订货。杨永涛总经理亲自电话与范晓君沟通，最终同意代销一车货30台，条件就是该30台不签合同，不签订货单，不预交30%货款，不开发票。杨总答应后于2016年4月13日发给反诉原告一车6行插秧机30台，单价15500元，计465000元。对此有反诉被告业务员付尧传真的《对帐单》、还有其视频与《证明材料》为证。有2019年7月9日范晓君与杨永涛电话中，杨总自认“2016年4月13日发货的6行插秧机30台是他让发的，说先发去，放你那，卖不了算我的。”这30台代销产品，双方没有签合同，乙方没签订货单，没开发票、乙方没有在发货前按货款30%支付给甲方。就连简易程序反诉被告出示的2016年9月12日《经销商对帐单》也在第7项中说明中承认“2016年未开票数量2ZS-6为30台。”形成证据链。三、为什么说2016年12月30日《经销合同》第三条无效。1、原告起诉状自认2016年12月30日，签订《常州常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经销合同》；2、其起诉状称“合同订立后……及时全面履行了合同之义务”，却设下了将代销30台进行清算的陷阱。在第三条一款2项中，以格式合同的欺诈手段篡改为“2016年经销商处未销售机具于2017年6月30日前结清货款”。这一改变，双方没有协商一致，用模糊的“未销售机具，主张包括代销30台的权利，不是公平合理的方式，也没有提请反诉原告注意，将代销的加收滞纳金或违约金加重了反诉原告一方的责任，还要承担律师费等。合同法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四、篡改产品出厂日期合格证、篡改产品出厂日期商标标识，是否是欺诈行为。已有反诉原告，望奎县、庆安县、延寿县、佳木斯市、双城市、海伦市、齐齐哈尔市可以证实，反诉被告在2017年12月，将黑龙江省经销商库存的2015年、2016年插秧机出厂日期的产品合格证、出厂日期的商标标识牌，全部篡改成2017年11月的产品合格证、商标标识牌。规模之广，数量之巨，有待另案确认。但其动机：一是有骗取国家2017-2018年度农机补贴的嫌疑；二是以欺诈、虚假的手段蒙骗各地经销商和消费者，招徕业务。人民法院应支持反诉原告要求被告运回篡改出厂合格证、商标标识全部产品请求。五、简易程序反诉被告承认已收到反诉原告向其付款62万元的事实。为此，强烈要求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经销合同订货50台、代销30台的事实，并根据反诉被告承认降价的时间节点，支持反诉原告要求其运回全部篡改出厂合格证、商标标识的全部产品，退回反诉原告多付货款222500元。综上，反诉被告用格式合同与篡改出厂日期合格证、商标标识的虚假手段，欺诈反诉原告。辜负了为其开拓木兰县、望奎县、庆安县、延寿县、双城市、海伦市、绥化市、齐齐哈尔市等市场的善意，以白脸狼式的心肝向反诉原告谋取不当得利，严重损害了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只想尽快结束与不良商家的合作。同时保留向国家市场监督局、农业部、财政部网站举报的权利。反诉被告常柴公司辩称，1、两份经销合同系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订立。双方系平等商事主体，并非垄断行业或地位优势方。相反由于农机行业竞争激烈，经销商有较强话语权，案涉合同明显不属于格式合同。因此，反诉原告认为部分条款无效，适用法律错误，缺乏事实依据。2、涉案的30台机器是16年销售，性质为经销。两份经销合同和对账单中“应收账款”栏文字表述说明经销性质，因此反诉原告认为代销无事实与合同依据。3、未销售的机具存放在反诉原告仓库，反诉被告早已按约完成交付。该机具所有权归反诉原告。更换机具铭牌需派技术人员在现场调试升级，整个过程反诉原告是明知的，目的仅仅是便于反诉人销售，是应反诉人之请求。我司没有篡改动机。4、经销合同订货单、收货单对产品数量及单价均有明确约定。反诉原告在对账单中对应收账款签章确认，不存在降价销售。其主张多付货款的情形也不符合常理。综上，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30日，常柴公司与宏达公司签订《经销合同》一份，内容如下：……第二条经销授权1、授权期限授权期限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止。2、授权经销区域(1)甲方授权乙方为黑龙江省木兰具、巴彦县区域“厚生牌”手扶式插秧机经销商，经营品牌：常柴厚生、沃得。……3、销售价格(1)四行手扶式插秧机12500元/台(发动机配置雅马哈）；(2)六行手扶式插秧机15500元/台(发动机配置雅马哈）。4、订货乙方按照甲方《经销商订货单》（以下简称“订货单”）格式填写订单，并向甲方直接提交，甲方根据实际生产情况确认安排生产发货，配置需在订货单中明确；乙方必须提前10天向甲方提交订货单，订货单作为本合同的基本附件之一，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效力，同时也作为乙方向甲方具体订货数量的依据之一；订货单无论是盖章或由乙方明确的指定签发人签字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三条销售事项。1、支付(1)双方商定，发货前3天，乙方须按订货单货款总额的50%支付定金给甲方,甲方按乙方订单组织货源交付乙方。(2)其余货款按照如下约定支付：30%货款于2017年7月31日前结清，剩余20%货款于2017年10月30日前结清。2016年经销商处未销售机具于2017年6月30日前结清货款。逾期支付，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付款的部分，甲方将按月收取滞纳金（5%年利率）。(3)在付清甲方全部货款之前，乙方对全部货款、累计利息及其他费用（包括但不仅限于损失、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律师代理费等）向甲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9月24日，付尧制作《常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经销商对账单》一份，载明：“发货情况：2015年12月30日，2ZS-410台、2ZS-623台；2016年4月13日，2ZS-630台，金额465000元。应收账款：开票（发货）金额946500元，已回笼资金200000元，三包服务费3150元，应收款项743350元”，在对账单左边标注“截止到9月30日应收账款金额：281500元”，加盖“甘曙洁”私章，在对账单右边加盖宏达公司印章并由梅长红签字。2016年9月30日，宏达公司支付常柴公司货款150000元。2016年12月30日，宏达公司支付常柴公司货款200000元。2017年3月8日，宏达公司支付常柴公司货款70000元。2017年3月11日，常柴公司与宏达公司签订《经销商收货清单》一份，载明“宏达公司收到常柴公司2ZS-4四行插秧机17台”。2019年6月24日，常柴公司与江苏常信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江苏常信律师事务所接受常柴公司委托作为其与宏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的第一审诉讼代理人，常柴公司支付律师费37000元。另查明：2019年11月20日，本院通知付尧到庭，就案涉事实询问付尧，其陈述如下：“我在常柴公司从2015年10月份工作至2016年10月份，主要负责黑龙江省部分区域的手扶式插秧机的销售。2016年我经手的代销单位有三家，海伦公司（老总叫石海生）、察海洋农场（老总叫马春城）、肇源县海滨正达农机公司，四家公司都是代销的30台。代销之后察海洋农场的已经卖一台，剩余的29台转第二年销售。海伦公司也没有卖掉，后续怎么处理的我也不清楚了。海滨公司也没卖完，后来就转库存。按照我公司的正常流程，正常情况下是打预付款，有订货单，最后发货，开发票结账。后来因为当年我们厂生产的机器设备太多，放不下，杨总就和我说让我和被告说，先把货发到被告处，让被告先销售，销售完了再给钱，所以公司连发票都没有开。关于案涉的30台机器设备虽然有订货单，当时是为了发货的需要，发货单是我拍照发给公司的。”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签订经销合同与对账单后，理应根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被告对收到2ZS-4四行插秧机27台、2ZS-6六行插秧机53台无异议，但认为2ZS-6六行插秧机中的30台系代销；虽付尧亦认可该30台系原告委托被告代销，但从经销合同“2016年经销商处未销售机具于2017年6月30日前结清货款”的约定看，应当认为双方已将代销的30台2ZS-6六行插秧机转为买卖，故原告据此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货款并按合同约定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成立，依法应予以支持，但关于逾期付款滞纳金部分计算方式有误，本院依法予以调整。关于反诉部分，因本院已确认30台2ZS-6六行插秧机属于买卖而非代销，故对反诉第一、二项诉请依法不予支持。而关于反诉原告陈述的反诉被告存在篡改2015、2016年度出厂商标标识及出厂日期合格证的4行插秧机18台、6行插秧机5台的事实，因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基于此而主张的反诉第三、四项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木兰县宏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常州常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拖欠货款534650元、律师费37000元和逾期付款滞纳金（计算方法为以323350元为本金，自2017年6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11300为本金，自2017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照年利率5%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常州常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木兰县宏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诉部分案件受理费10028元，由被告木兰县宏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负担。（该款原告已预交，本院不再退还，被告应承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反诉部分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850元，由反诉原告木兰县宏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振人民陪审员  龚志萍人民陪审员  张式凡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倪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