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123民初495号 原告：黄广山，男，1940年11月24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隆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高玺，广西桂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隆安县城厢镇城厢黄李第二农业经济合作社（第二村民小组、第二生产队）。 法定代表人：黄恩啟，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贻，男，1961年12月21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隆安县，系被告隆安县城厢镇城厢黄李第二农业经济合作社成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善和，男，1956年9月9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隆安县，该隆安县城厢镇城厢黄李第二农业经济合作社成员。 原告黄广山与被告隆安县城厢镇城厢黄李第二农业经济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立案后，依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广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高玺、被告隆安县城厢镇城厢黄李第二农业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黄恩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贻、黄善和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广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7650元；2、案件的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方负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系被告的成员，1983年分自留山时家庭共有九口人，1983年国家实行生产责任制后，被告把全社的山林划分到各户作为责任山，并于1984年在隆安县林业局办理林权证书。但是被告的个别干部并没有按照规定将林权证书发放到原告及其他社员手中。1990年被告未经社员同意擅自将全社的责任山所有林木发包给了蔡成辉经营，原告对此毫不知情。当时，原告的责任山上有松木1573株、杉木298棵、樟木38棵，因为樟木没有多少价值就没有在林权证上填写，只报了松木及杉木两项树种。被告在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就凭几个队干的意愿，将全队所有的林木以每亩400-500元发包给他人，总共才得28000元收入。承包合同到期后队干又于2004年将集体包括原告的林木在内全部发包给卢东洪承包种植速生按树，山上所有的树根全部拔尽，且搞乱了山界。原告非常着急，多次向政府反映均无果。2007年南宁市市长来到隆安农贸市场接待群众时，因原告赶时间没能见到市长，就反映自己的林木被违法发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的事情，见到林业局的接待人员时，原告咨询既然办理了林权登记手续，为何原告迟迟没见到自己的林权证书？工作人员告诉原告证书已经领取，让原告到办公室问到底是谁帮领取了。当晚，原告到社里出纳黄禹争家去，要求其必须交出原告的林权证，否则，原告强制带他去政府说明缘由。后来原告的林权证才得以要回。原告去隆安县城厢镇司法所反映问题，但是司法所说让原告提供证据。原告拿到村里的证明及证人证言后，司法所才于2016年2月20日通知队干来司法所协商解决，但是队干拒绝到场，司法所也没有通知关联人卢东洪来调解处理，其解释是卢东洪是县里的干部,自己无权通知，可见，这个解释多荒谬。 因被告的违法侵权行为导致原告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中松木有1573棵，每棵按照2寸算，共314.6立方，按照市场价每立方400元计算为125840元。杉木298棵，每棵按照20元计算，共5960元，两项共计131800元，被告只赔偿了4150元，尚有127650元未赔偿。原告为了赔偿事宜多年来一直向隆安县信访局、隆安县司法局城厢镇司法所反映此事。原告于2015年10月29日到隆安县信访局提出要求复查原告信访事宜，信访局于2015年11月16日批复，称被告擅自发包给蔡成辉林木以及发包给卢东洪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各部门都建议原告通过诉讼解决。为了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 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提交以下证据： 1.原告的公民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适格及原告属于被告的村民； 2.1991年4月15日隆安县人民政府发给原告的《林权证》，用于证明原告有合法的林木； 3.隆安县城厢镇新兴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用于证明原告持有林权证，有合法的林木； 4.原告2015年7月24日写给隆安县城厢镇人民政府的《报告》，主要内容是反映被告几十年来没有清账、财务不公开、买卖林木没有经过群众讨论，社区居委会作出“请分管片领导调查给予解决”的批示，用于证明被告违法发包的事实； 5.隆安县信访事项复查委员会于2015年11月10日出具给原告的《不予受理告知书》，主要内容是告知原告，原告反映的生产队将征地补偿费收归集体、林权证面积不实、将集体山林发包给案外人等信访事项不予受理。用于证明原告向政府反映被告的侵权事项，政府回复说被告属于侵权行为，原告应通过诉讼来主张权利，进一步证明被告的行为侵权及原告的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 6.原告于2016年9月13日写给隆安县城厢镇人民政府的《报告》，主要内容是原告反映被告将其松木1573棵、彬木298棵发包给案外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27000元。用于证明被告侵权的事实及原告的损失情况。 被告隆安县城厢镇城厢黄李第二农业经济合作社辩称： 一、原告陈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本村民小组刚落实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时，曾经把本村民小组的山林作为自留山划分到各农户，当时山上主要有松树、杉树、樟树等，个别户分得的责任山有板栗树，这些树木都是集体经营时留下的。起初，没有办理林权证到各户，直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的农户建新房需要砍伐自留山上的林木来使用，因没有林权证无法办理砍伐手续，所以，村民小组于1991年4月15日统一给各户办理了林权证，当年有9户领取了林权证自己保管，还有9户从来都没有领取，林权证由集体保管。九十年代初，隆南大道、二级公路相继征地，征了部分农户的自留山，就如何处理征地补偿款问题，1994年12月23日，经召开本组全体村民户主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将所有的山林收归集体管理经营，征地补偿款由村民小组统一按照人口分配，以后山林的收入也由村民小组统一按照人口分配，即本村民小组各户再也没有自留山林了。当时隆南大道、二级公路的征地款已按照人口分配兑现给各户，原告黄广山户5人，分得2950元，过后又补给1080元。之后，桂凌农机公司征用本村民小组的山地建厂、村民小组将松林对外发包割松脂、本村民小组将林木发包给蔡成辉老板砍伐等，所得的收入都由村民小组统一按照人口分配。其中1999年3月1日，原告黄广山户分得2903元，2007年原告黄广山户分得1700元。每次领款原告黄广山都签字按手印。 为发挥集体山地的效益，2004年4月2日，经召开全体村民户主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将山林发包给这案外人卢东洪经营，承包金归集体收入，主要用于每年生产抽水设备、电费等开支。当时所有户主包括原告黄广山在会议决议上签字按手印。时至今日，除原告外，村民小组各户对集体收回自留山没有异议。 二、原告主张的理由不成立。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原告主张村民小组侵害其林木承包经营权的理由不能成立。1.原告所主张的松木、杉木、樟木系村民小组集体经营时留下的，并非原告种植。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初期，还没有人有主动上山造林的意识，当时也没有那种精力；2.原告曾经持有山林权证是事实，但自1994年12月23日起该证已没有实际意义。收回自留山系经召开全体村民户主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即使原告有意见，根据村民议事小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该决定合法有效；3.山地征地补偿款及林木砍伐收入已同等分配兑现给原告，原告已领取，多年以来，本集体利用山地承包金统一生产抽水，原告也都同等享受，领取分配款及山地发包决议原告都签名按手印，充分说明原告明知并且也同意自留山已由集体收回统一经营管理，原告起诉也承认收到村民小组分给的4150元，这实际就是征地补偿款及林木砍伐收入分配款，并非所谓的赔偿款；4.原告主张其责任山有松木1573株、杉木298棵、樟木38棵没有任何证据，原告主张其林木的总价值为131800元更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三、原告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从1994年12月23日本村民小组决定收回自留山并统一管理分配至今已超过20年，根据法律的规定，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本村民小组所有农户包括原告自1994年12月23日起已没有自留山，根本不存在本村民小组侵害原告山林土地承包经营权造成原告损失的事实。原告诉请的理由不成立，请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对其陈述的事实提交下列证据： 1.1984年被告作的《自留山登记表》，用于证明自留山登记的时间及全社农户均有林权证，并非原告一户独有； 2.被告作的两份《现金支出凭单》，内容是1994年8月18日原告签字领取上山数林木棵数劳务费10元，同年12月23日，签名领取二级路、隆南大道征地补偿费2950元，1073元，证明原告已经知道并同意将自留山收回集体和同意卖林木给案外人的事实； 3.1999年3月1日原告作的《葫芦山分款数》，用于证明1999年3月1日原告签名领取集体分配征地款的事实； 4.2007年9月原告作的《铁路征地款，卖松木款等分配单》，用于证明2007年集体分配木材款等原告已经领取的事实； 5.2004年4月2日被告《同意发包蝶灯、埃依山坡村民代表签字名单》，用于证明原告签字同意将已收归集体的林地对外发包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原告黄广山系被告隆安县城厢镇城厢黄李第二农业经济合作社成员。被告隆安县城厢镇城厢黄李第二农业经济合作社原来由18户村民组成，拥有地名为马后岭、汤谷岭等林地(以下涉及的林地均属此范围)。林地的林木系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由集体种植，主要树种有松树、彬树。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被告把全社的林地包括之前集体种植林木划分到各户作为自留山。依据1984年被告所作的自留山登记表，原告户9人分得马后岭、汤谷岭山林9亩。原告的林地分为多片，各在不同的山头。分包到户后，各户对原有林木仍维持原状，各村民均没有增加种植林木。1991年，为便于村民采伐林木，被告统一申请办理林权证。同年4月15日，隆安县人民政府给包括原告在内的全社农户颁发林权证。1994年12月23日，第二农业经济合作社将隆安县人政府支付的隆安大道工程征地补偿费83780元按人口分给全社各农户，包括未被征收林地的农户。被告提交的现金支出凭单显示，包括原告在内31户村民在现金支出凭单上签字捺印。此次被征林地属于部分农户的自留地，原告的自留山不在被征范围，现金支出凭单显示，被告分两次分别给原告2950元、1073元。1999年3月1日，葫芦山被征用，被告再次将所得的征地补偿费138935元以相同的方式平均分给全社成员，被告提交的《葫芦山分款数》显示，原告签名捺印领取征地补偿费2903元。2004年4月2日，被告召开村民会议，被告所作的《同意发包蝶灯、埃依山坡村民代表签字名单》显示，包括原告在内的32户村民代表签字捺印，同意将蝶灯山、埃依山坡发包给案外人承包经营25年。2007年，被告将林地上包括原告分包的自留山所有林木卖给了案外人蔡成辉，所得木材款及集体剩余的其他款项共46580元，以相同的方式分给各农户，被告所作的账单显示，原告签字捺印领取了1700元。原告对上述被告所作的各种签名捺印材料，均否认是其本人签名捺印。对所分之上述款项，原告承认只分得4150元。原告因对被告将林地对外发包不满，多年来曾经到其所在居委会、镇人民政府、县信访局信访。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原告对自己主张的关于被告擅自发包其林地，其林地上有松树1573棵，杉树298棵以及松树1573棵，杉树298棵价值为131800元等三项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原告在本案中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即林权证、新兴社区证明、2015年7月24日、2016年9月13日分写给镇政府的两份报告，不予受理告知书，均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上述事实。林权证、新兴社区证明，可证明原告有承包林地的事实；写给镇政府的两份报告系原告所写，镇政府、新兴社区并没有认定被告违法发包或认定原告有松木1573棵、彬木298棵，价值131800元。隆安县信访事项复查委员所作的告知书，只是复述原告所反映的事，并不是认定原告所反映的事属实。故原告在本案中所提交的全部证据，没有一份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上述三项事实。相反，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每次分配征地补偿费，均按人口分配给全社成员，不管其承包的自留山是否被征收，这说明被告将原分包给各农户的自留山收归集体统一管理的行为，得到了各农户的接受、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关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原告提出上述三项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据此要求被告赔偿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提出要求被告赔偿12765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辩解有理有据，本院予以采纳。至于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已不必要再赘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广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853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42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黄广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一份，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本判决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2853元（户 名：待结算财政款项中院诉讼费专户帐号：20×××17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古城支行南宁市竹溪分理处）。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黄贤稳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马 玲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