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1民初145号 原告：苏州市相城区渭塘振星木业厂，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渭南村。 经营者：张惠星，男，1966男9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园林，江苏同益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追加）：深圳市得安智能电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61583333E，住所他：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龙路252号4楼（雅仕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乔军利，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正梅，系该公司职员。 被告：杭州灵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8LTQ822，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恩波大道949号。 法定代表人：李卫民，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寅、章孜凡，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州市相城区渭塘振星木业厂与被告杭州灵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木业厂、灵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傅红盛于2020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木业厂的经营者张惠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园林、灵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鲁寅到庭参加诉讼。根据被告的答辩意见，经本院释明后，深圳市得安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安公司）申请以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于2020年3月24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木业厂的经营者张惠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园林、得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正梅、被告灵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241730元；2、判令被告赔偿利息损失35179.17元（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按尚欠货款241730元，减去合同外增加项目36040元，再减去2017年4月7日的合同质保金34270元及2017年4月17日的合同质保金2560元后所得的168860元作为基数，并以10%的月利率标准计算；其中10%，是依据合同约定的1‰自动降低后调整而来；起诉状后附的“利息计算清单”载明的计算方式为1688860×10%÷12个月×25个月=35179.17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分别于2017年4月7日、2017年4月17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由原告为被告制作更衣柜、沙发茶几锁、客房锁、鞋吧专用密码锁、更衣柜智能锁、鞋吧、发卡机等，按合同定价及付款条约。2017年4月17日所签《产品购销合同》已全部完工，只欠质量保证金2560元且已到应付日期，故两合同实际应付款为750700元，被告于2017年7月20日、2017年8月16日分别支付68540元和440430元，余欠241730元经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提起诉讼，要求支付诉请。 被告答辩称，虽然涉案两份合同的落款日期都是2017年4月7日，但金额为50010元的合同实际是2017年4月17日签订的。从本案实际情况看，2017年4月17日的合同对2017年4月7日合同的实际变更，双方之间也是按2017年4月17日的合同履行的，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两个证人也提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安装，其中一个地方是御坤宫，也就是杭州鑫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禧公司），原告也是将货物出卖给两个不同的主体。即使按合同看，得安公司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骑缝章，故得安公司应作为共同原告起诉。此外，原告提供给被告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在质保期内被告已通过电话等方式向原告主张，被告有权对于5%的质保金不予退还。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两原告提交了产品购销合同2份，拟证明合同的相对各方就是本案的原、被告，还约定了相应的价款。被告质证认为，对其中2017年4月7日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但实际上通过合同变更的方式，实际履行的2017年4月17日的合同，且该合同上有加盖得安公司的骑缝章；对2017年4月17日的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双方实际上也是根据该合同实际履行的，在该份合同被告公司旁还写有养神居，这个养神居实际上就是本案被告。经询问，对合同中手写的文字内容，原告木业厂确认由其经营者书写形成。此外两原告在庭审中称，两份合同为同时签订。 两原告提交了请款函1份，拟证明被告认可目前尚欠款原告款项的情况。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方手机展示的是2017年微信，而提供给法庭的证据显示的是2019年，被告也未曾收到过这样的情请款函。 两原告提交了证人证言2份并申请证人包鹏骏、方某到庭作证，拟证明签约后原告安排施工人员到被告处进行安装，已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证人包鹏骏到庭陈述称，我是木业厂的员工，与木业厂之间签有劳动合同，但设备是我自己缴的；我于2017年10月中旬左右接到旁听席上赵正梅的电话，要我到一个地方安装更衣柜，前后安装更衣柜有两个地方，少的地方只有100多个更衣柜，多的地方有1500多个更衣柜，一直安装到当月的月底，安装完毕后就将开柜子的手牌交给当时的负责人员，这个负责人叫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不过我手机还保留这个人（即御坤宫田经理）的微信，这个人在2017年12月底，还找过我，要求我们对有质量问题的客房锁进行维修，田经理是御坤宫的人；当时两个地方外面的门牌都还未装好，但数量较多的那个地方手牌上标明的是御坤宫；和我一起去安装的还有何鹿林、方某、陈顺立、陈卿卿、何非凡等五人；这两个地方相距在10公里以内，但到底多少距离目前无法确定；安装完毕后，手牌是交给不同的人的；我是负责安装的，我们去的时候货已到了，至于签收货物的情况我不知道。证人方某到庭陈述称，我是长期给赵正梅他们干活的，但与赵正梅之间没有合同或协议，我们就是根据赵正梅的要求进行组装；2017年10月中旬左右，赵正梅叫我们6个人到安装更衣柜，半个多月后安装完成，将柜子的钥匙交给对方后，我们就撤场了；实际安装的共有两个地方，在不同时间安装，其中数量少的地方有100多个柜子，约140个左右；两个地方具体在哪里，目前记不清了；但在相应的锁上都有相应的文字，但时间长了目前记不住，字肯定不一样的，柜子数量多一点好像是在迎宾路，手牌钥匙是交给谁的，不清楚；我们6个人以包鹏俊为主。被告质证认为，两个证人证言陈述的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认可，一个证人说是原告的员工，一个证人说与原告是承揽关系；两个证人出具书面证言，文字表述完全一致，在2017年7月就完成涉案的安装工程。 两原告提交了请款函1份（2017年11月13日），拟证明原告于2017年12月9日向被告的项目负责人金志英催款，金志英对催款金额予以认可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相应的请款函被告未曾收到过，据被告了解相应的货物送到了鑫禧公司，两原告应向其适格的主体主张权利。经审核原告提交的手机中有关该请款函的内容，微信聊天内容的接受一方为“蓝天白云（富阳金总）”（以下简称蓝天白云）；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称这个金总就是被告的经办经理或业务员，具体姓名等情况均不清楚。 两原告提交了微信截图2组（各6页、7页），拟证明被告方相关负责人员对尚欠原告货款的事实予以认可。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原告如果要证明其向被告提供了货物，则应提供相应的送货单或收货单佐证；如果微信内容真实性可以确认，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与御坤宫（即鑫禧公司）有关，与被告则无关；从蓝天白云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有“发富阳文教路206号，范建明收以及联系电话”的内容，手牌中也是御坤宫的内容；从“富阳养生居经理刘毅”（以下简称刘毅）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有“御坤宫汗蒸会馆”、“肖邦茗门会所”的地址、“杭州市富阳区文教路206号，刘毅及联系电话”的内容，可以说明原告将货发给了案外人，与被告无关。两原告补充称，两组微信聊天的其中一方均为赵正梅，另一方分别为蓝天白云和刘毅。 两原告提交了照片1张（尚保留在原告得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正梅手机中），拟证明有相应的货物发送给被告。被告质证认为，因未能提交原件，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等均不予认可；即使真实性可以确认，收货地址不是被告公司所在地址，而是文教路，与本案无关。 被告提交了付款截图2份、微信截图1份（均系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及御坤宫已支付的款项、双方关于货款阶段沟通及确认的事实。两原告质证认为无异议，收到被告主张的这几笔款项是对的。 对前述证据材料，本院审核认为，相互间可印证，其本身的真实性均可以确认，至于证明目的，将在下文中予以阐述。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被告之间共签订两份《产品购销合同》，货款总额分别为50010元和685400元。其中金额为685400元的合同约定的标的、数量及价格分别为更衣柜全套1400套、单价235元、金额319000元，鞋吧专用密码锁1400套、单价100元、金额140000元、更衣柜智能锁1400把、单价70元、金额98000元，鞋吧1400格、单价80元、金额112000元，发卡机8台、单价800元、金额6400元，合计金额685400元；标的为50010元的合同约定的标的、数量及价格分别为更衣柜全套138套、单价235元、金额32430元，更衣柜智能锁138把、单价70元、金额9660元，鞋吧138格、单价40元、金额5520元，发卡机3台、单价800元、金额2400元，合计金额50010元；两份合同还均约定合同签订三个工作日内需方应付供方合同定金30%，确定安装周期时发货前40%、安装前或完毕25%、质量保证金5%一年内结清；汇款账号赵正梅；需方不得无故拒付货款或推迟付款，否则，应按未付合同额的0.1%/天按合同全额赔偿；售后手牌15元/套等等；合同甲方落款处，均只加盖了原告的印章，并由沈国林签字，落款时间均为2017年4月7日；乙方落款处，均只加盖了被告印章，无相应人员签字，落款时间处至今仍空白。两份合同的甲方抬头处，除打印有原告的名称外，还有得安公司的名称；其中在金额为685400元的合同文本上，在表格式的标的、数量及价格处及合同文本右侧骑缝处，均加盖有得安公司印章；而在金额为50010元的合同文本上，得安公司并没有加盖印章。此外，在金额为685400元的合同文本右上角处写有“大富阳”、金额为50010元的合同文本右上角处写有“小富阳”及需方抬头被告公司名称后写有“养神居”等字样。本案庭审中张惠星确认相关文字内容系其书写。 从原告起诉时提交的《明细》显示：2017年7月20日，付款方陈美红账号为62×××82的账户有68540元的交易发生；2017年10月12日，付款方（特约）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跨行转账等）账号为53×××01的账户有440430元的交易发生；两笔交易相对方账号均为62×××74。 被告提交的四笔付款记录为：2017年4月11日、金额15000元、用途为养神居衣柜定金；2017年6月5日，付款人户名陈美红、账号62×××82、金额20000元、附言养神居衣柜；2017年7月19日、付款人李卫民、账户62×××16、金额13650元；2017年10月12日、付款人陈美红、账户62×××82、金额440430元、附言御坤宫更衣柜。前述四笔款项，对方账号均为62×××74、户名赵正梅。 针对其中所涉及到的“陈美红”，原告称不清楚。被告称系其一个隐名股东孙国强的亲戚，其中孙国强的股份由股东夏兵代持；至于陈美红与鑫禧公司的关系，则不清楚。 两原告提交的与蓝天白云的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7月2日13:54许，赵正梅发出“更衣柜智能锁系统及配置1”的文档一份。2017年7月20日14:54许，蓝天白云发出照片2张。赵正梅说“款已收到，感谢您选择并使用我们产品、我会努力做好今后的服务工作！”。2017年8月4日11:34许，蓝天白云说“沈总：榻榻米屋，经营的也要刷卡的锁，现在三层所有开是20+4=24把，左内开22+4=26把；三层右内开24把，左内开26把，是42个客房和8个榻榻米屋刷卡锁的总数量；这锁马上要，最迟几号能发过来”。赵正梅说“你告诉我左右内开总的数字、我明天通知发货”。蓝天白云说“左开26把，右开24把共50把；发富阳文教路206号，范建明收，电话186××××1188”。赵正梅说“好的”。2017年12月9日13：00许，赵正梅发出《请款函》一份；蓝天白云回复“OK”。 前述微信中照片的内容，分别为2017年7月20日通过陈美红支付68540元的汇款凭证及2017年7月19日通过李卫民支付13650元的汇款凭证。所涉及的《请款函》内容为：实际安装更衣柜1448个、单价235元，计款340280元；更衣柜智能锁1448把，单价70元，计款101360元；鞋吧锁1467个，单价80元，计款117360元；鞋吧锁1467个，单价100元，计款146700元；发卡机8台，单价800元，计款6400元；客房锁50套，单价300元，计款15000元；后增加更衣柜锁50把，单价70元，计款3500元；合计总款730600元；7月20日需方已付供方68540元；8月16日需方已付供方440430元；现需方应付给供方185100元+（后增加18多层板80张×180元=14400元，5多层板16张×80元=1280元，宽封边条100米×2元=200元，窄封边条200米×0.8=160元，运费1500元，总计17540元）；合计202640元；剩下尾款36530元（5%）需方1年内款清；汇款账号为赵正梅开设于农行和建行的两个账号。落款为木业厂及得安公司。 2017年6月25日，加盖有木业厂及得安公司印章的《请款函》载明：更衣柜138个、单价235元、计款32430元，更衣柜智能锁138个、单价70元、计款9660元，鞋柜168个、单价40元、计款6720元，发卡机3台、单价800元、计款2400元，合计总款51210元；4月11日需方已付供方15000元，6月5日需方已付供方20000元，需方还应付供方16210元。落款处两个单位名称及印章之下，打印有“代表：沈国林”字样。 原告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的《请款函》载明：按合同定价及付款条约，现场实际应付款为更衣柜1448门、单价235元、总价340280元，更衣柜智能锁1448套、单价70元、总价101360元……养生居（注：此系原文）质保金2560元，合计750700元；已付定金2017年7月20日68540元、2017年8月16日440430元。 两原告提交的与刘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7年7月，刘毅向赵正梅发送了“御坤宫汗蒸会馆”的百度地图，并告知“一键导航”。赵正梅于2017年7月22日向刘毅发送了“杭州富阳-鞋柜、杭州富阳-女宾、杭州富阳-男宾”的PDF文档（系更衣柜分布图）。2017年8月22日14:44许，刘毅说“沈总，更衣柜，鞋柜都发过去拉”。2017年10月11日18:27许，刘毅向赵正梅再次发送了“肖邦茗门会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文教路206）的腾讯地图。2017年10月14日11:36许，刘毅向赵正梅发送了”杭州市富阳区文教路206号，刘毅，159××××8678“的信息。 两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称，微信聊天中的蓝天白云的金总，是金志英，系被告现场经理，其中所涉的68540元，即为第一份合同中的首付款；刘毅也代表被告公司，相应的施工地点确实在御坤宫。被告称，金志英不是被告公司员工，更不是项目负责人，但被告公司要安装相应衣柜，确实是通过金志英联系的，由金志英代表被告联系、对接涉案业务；刘毅也不是被告公司员工。 鑫禧公司已被本院2020年1月19日裁定受理破产清算。两原告称其并未收到相关的申报通知；其在本案中确认，除被告所提交的汇款记录外，从未与鑫禧公司有过任何形式上的解除，包括签约、电话或微信联系等。 对增加的内容，庭审中被告认可与其相关的实际增加了30个鞋柜，单价40元/个，金额为1200元。 针对货物的交接等，木业厂在第一次庭审中称其通过另行委托驾驶员送货，因双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还包含安装内容，双方之间最终需以实际安装的数量进行结算，没有送货单，最终安装完成后，将手牌钥匙交给相关责任人员，也没有办理具体交接手续。被告称，双方之间交接，肯定有送货单，并由被告的负责人员签字确认。 目前仍保留在赵正梅手机中的照片所显示的内容为货物运输的面单，显示的内容为：孟源物流，发货人沈国林，始发站为中山，货物名称为锁，43件，收货人为刘毅，杭州市富阳区文教路206号。 针对前述所涉的沈国林，被告称据了解是原告的一个业务员，负责涉案业务。 本院认为，双方对曾签订两份合同及金额为50010元的合同除质保金2560元未付外其余货款已付清等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合同文本形成的时间，原告在诉状中称分别形成于2017年4月7日和2017年4月17日，且从其行文表述“2017年4月17日所签《产品购销合同》已全部完工，只欠质量保证金且已到应付日期”，以及在诉状所附“利息计算清单”中也清晰写明“2017年4月7日合同质保金34270元、2017年4月17日合同质保金2560元”；因此，被告对此提出的抗辩主张成立，两原告在本案庭审中推翻此前作出的陈述，缺乏相应的理由及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双方讼争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金额为685400元的合同有无实际履行，相应的责任是否应由被告承担？根据证据规则，主张合同履行的一方应对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应承担举证责任。两原告据此所提交的证据有《请款函》、赵正梅与蓝天白云和刘毅的微信聊天记录、两名证人到庭所作的陈述、照片以及汇款记录。本院认为，相关证据尚不足证明其主张，最多只能证明其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两原告要求被告对此承担责任的证据并不充分。首先，在《产品购销合同》上由木业厂经营者通过手写方式添注“小富阳、养神居”、“大富阳”等内容，说明需方为两个不同的地方或单位，或者是两个不同的项目；其次，赵正梅通过微信等发出的《请款函》，也分列两个项目计算并催讨；第三，赵正梅与蓝天白云和刘毅的微信聊天记录，虽有蓝天白云同时将李卫民付款13650元和陈美红支付68540元的汇款凭证通过照片形式发送给赵正梅，但其余内容（包括请款函）应与“文教路206号”相关；第四，两名证人都提到，将两个合同相对应的衣柜等分两个不同的时间、地点进行安装，最后移交的手牌上的文字内容及手牌的接手人也是不同的；第五，如果按合同约定，均要求需方先行支付30%的定金，2017年4月11日通过陈美红向赵正梅所汇的15000元，接近金额为50010元的合同约定，且汇款凭证中明确记载了“养神居衣柜定金”的内容，而金额为685400元的合同，按30%的要求，定金应在205620元或左右，而根据两原告所述，通过陈美红于2017年7月20日所汇的款项68540元为该合同定金，只占合同标的总额的10%；第六，通过陈美红于2017年6月5日所汇的20000元标注为“养神居衣柜”、2017年10月12日所汇的440430元标准为“御坤宫更衣柜”，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两原告至今未提出异议；第七，赵正梅与刘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不止一次提到“御坤宫”、“肖邦茗门会所”、“文教路206号”等内容，此与被告的“养神居”、“恩波大道949号”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刘毅的身份以及刘毅可以代表被告；第八，更为重要的是，涉案衣柜无论是通过买卖方式，还是包含了安装等因素，双方在之前未曾有过交易的背景下，通过《送货单》、《验收凭证》等方式确认双方之间实际交易的情况，当是商业交往中的应有之义，而两原告对此所作的解释，显然不具有合理性，两原告对此应承担不利的后果。 两原告诉称合同外增加项目36040元，不再予以评述。 被告辩称存在质量问题，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双方对被告主张的三笔货款（即2017年4月11日15000元、2017年6月5日20000元、2017年7月19日13650元）的付款时间以及被告对涉案合同签订时间、合同约定的“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付定金30%、发货前40%、安装前25%”以及双方陈述的内容分析，所涉2560元质保金已过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故对两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所欠货款（质保金）2560元，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损失，根据两原告的计算方式，并未将所涉2560元质保金作为计算基数，故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灵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苏州市相城区渭塘振星木业厂、深圳市得安智能电子有限公司货款（质保金）256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驳回苏州市相城区渭塘振星木业厂、深圳市得安智能电子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5454元，减半收取2727元，由苏州市相城区渭塘振星木业厂、深圳市得安智能电子有限公司负担2702元，杭州灵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5元；保全申请费1933元，由苏州市相城区渭塘振星木业厂、深圳市得安智能电子有限公司负担1888元，杭州灵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45元。 苏州市相城区渭塘振星木业厂、深圳市得安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杭州灵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傅红盛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叶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