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枫，女，1967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效锋、夏冉，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昆嵛路39号。经营者：林旭东，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旭东，男，198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登辉，男，196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以上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燕，山东省文登小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云鹏，男，1960年9月18日生，汉族，现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诉人李枫因与被上诉人文登区新喜悦酒店（以下简称新喜悦酒店）、林旭东、林登辉、李云鹏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3民初4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枫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枫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即使无效，亦应判决新喜悦酒店、林旭东、林登辉、李云鹏按照公允的价格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而不应驳回李枫的诉讼请求；2.新喜悦酒店实际使用并支付涉案房屋的租金，应当继续支付拖欠租金；3.一审认定李云鹏以房屋的使用权出资和林旭东是新喜悦酒店的挂名经营者与事实不符。林旭东作为新喜悦酒店的登记经营者，应当对该酒店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新喜悦酒店、林旭东、林登辉答辩称，李枫无证据证明林登辉、李云鹏就经营场所与李枫、林旭东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林旭东只是受委托对新喜悦酒店进行管理并领取工资报酬，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云鹏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李云鹏并非新喜悦酒店的实际负责人，自2013年11月27日之后酒店所有事务均是由林登辉经营管理，其只有负责查账的权利，其不应承担支付租金的责任；对李枫的诉讼请求无异议。李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新喜悦酒店支付房屋租金1432500元（暂计算至2018年9月30日），实际租金金额应计算至判决书作出之日；2.新喜悦酒店支付利息暂计95698.66元；3.林旭东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李枫增加诉讼请求，1.新喜悦酒店支付房屋租金1781250元（计算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实际租金金额应计算至判决书作出之日所对应季度的全部租金；2.新喜悦酒店支付利息暂计143777.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枫与李云鹏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7年6月28日登记离婚。林旭东系林登辉之子。2010年，李云鹏与林登辉协商以文景大厦四层五层合伙经营酒店。其中，文景大厦第四层即威海市文登区昆嵛路39-17号房屋登记在林旭东名下，文景大厦第五层即昆嵛路39-18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登记在李枫名下。2011年3月20日，林登辉与李云鹏签订合作投资经营“威海市喜悦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悦酒店）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合股投资经营公司名称为‘威海喜悦酒店有限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住所地：威海文登市（部分壹楼做酒店大厅，及四楼、五楼全部——注：与后来准备设立的华鼎酒店位置相同）。”协议第六条约定：“由李云鹏担任董事会执行长，日常公司事务由董事会执行长全权处理，‘公司’借林旭东名义为‘公司’法人代表，借王丽华为股东会董事，林旭东、王丽华不得参与‘公司’经营与分红。”喜悦酒店在向工商部门申请核准名称时，没有通过核准。林登辉与李云鹏又以威海华鼎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鼎酒店）的名称申请核准公司名称，并通过了核准。之后，华鼎酒店开始进行装修筹备工作。在筹备设立华鼎酒店过程中，因资金不足，林登辉、李云鹏准备通过吸收外来资金的方式，将公司设立起来。2013年11月22日，林登辉、李云鹏与案外人洪启慈签订股东协议，华鼎酒店由林登辉、李云鹏、洪启慈各持有40%、30%、30%股份，林登辉委托林旭东出任华鼎酒店法定代表人。为用房屋使用权解决出资问题，2013年11月28日，林登辉、李云鹏与洪启慈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李枫、林旭东作为甲方，将文景大厦四、五层（包括酒店一层大堂）出租给乙方华鼎酒店经营使用，租期为两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34年12月31日止；房屋每年租金林旭东、李枫各实收45万元，总计90万元，支付方式为每季度付清，每五年递增5%房租租金。甲方签章处由林旭东签字，乙方签章处由林登辉、洪启慈签字。合同签订时，洪启慈口头表示退出合伙，未签订书面退伙协议，其未实际参与酒店经营。华鼎酒店最终并未成立。2014年12月22日，喜悦酒店更名为新喜悦酒店，登记类型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林旭东。在酒店经营过程中，林旭东经常通过微信聊天、发送邮件等方式向李云鹏请示汇报酒店经营状况，酒店报销事宜也由执行长李云鹏审核签字。林旭东每月从新喜悦酒店处领取工资。另，李云鹏还与他人签订借款协议，以其拥有的新喜悦酒店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新喜悦酒店经营期间累计支付租金70.5万元，款项均汇入李云鹏账户。2016年1月25日，林登辉、李云鹏等人签订协议书，将新喜悦酒店全部售出，加盟文景大厦格林豪泰酒店。李云鹏管理格林豪泰酒店财务工作，并日常听取财务人员工作汇报。2017年11月13日，林登辉、李云鹏签订《股东同意书》，约定：“股东林登辉与股东李云鹏均同意洪启慈退股，股金330万元，若酒店卖掉后一次性优先结清，利息依照原协议每月27000元结算。”同日，林登辉、李云鹏向洪玉娇（洪启慈的姐姐）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的内容为：“为尽快退还洪启慈叁佰叁拾万元的酒店退股金的事项，经现股东李云鹏和林登辉协商一致同意，任何股东不得到新喜悦酒店领取钱款，酒店的利润以每月十五日之前汇还给洪启慈，指定汇入林登辉账号，利润为正常营业款扣除正常营销费用，正常营销费用不含股东房租。”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李枫、林旭东与华鼎酒店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其一，2011年3月20日林登辉与李云鹏签订合作投资经营“威海市喜悦酒店有限公司”时，林登辉与李云鹏在协议中确定的公司住所地为威海文登市（部分壹楼做酒店大厅，及四楼、五楼全部），在该协议中，二人并没有提起需租赁文景大厦四、五层（包括酒店一层大堂）的问题。自林登辉与李云鹏筹建喜悦酒店开始，至林登辉与李云鹏协议设立华鼎酒店的过程中，直至2013年11月28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之前，酒店早已处于装修阶段，且已临近装修完毕，没有证据表明林登辉、李云鹏就经营场所与李枫、林旭东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其二，通过2017年11月13日，林登辉、李云鹏签订的《股东同意书》和林登辉、李云鹏向洪玉娇出具的《承诺书》中关于“为尽快退还洪启慈叁佰叁拾万元的酒店退股金的事项，经现股东李云鹏和林登辉协商一致同意，任何股东不得到新喜悦酒店领取钱款，酒店的利润以每月十五日之前汇还给洪启慈，指定汇入林登辉账号，利润为正常营业款扣除正常营销费用，正常营销费用不含股东房租”的约定，可以看出林登辉、李云鹏系新喜悦酒店的股东，二人是将房租作为股东的收入，并且没有将房租列为公司的正常营销费用。其三，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李枫并未参与磋商，也未在合同上签名。所谓酒店租金，也是由酒店股东之一的李云鹏领取。既然李枫主张其是案涉文景大厦第五层的所有权人，在其早已与李云鹏离婚的情况下，基于何种关系，却由作为股东之一的李云鹏收取租金。其四，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实际履行、李枫与李云鹏就文景大厦第五层是否存在借名关系等问题，均需要李枫与李云鹏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但经一审法院传唤，两人均未到庭。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虽登记在李枫、林旭东名下，但基于林登辉与林旭东的父子关系、李云鹏与李枫之间的特殊关系，考虑到本案的诸多疑点，结合本案的相关证据和事实，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应认定为系林登辉、李云鹏为了应对洪启慈的入股而与洪启慈签订，租赁案涉房屋并非林登辉、李云鹏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林旭东、林登辉与李云鹏之间既存在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同时二人的行为也属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关于新喜悦酒店与林旭东是否应承担支付租金义务的问题。李枫主张：华鼎酒店虽未成立，但之后由林旭东用前述《房屋租赁合同》项下全部租赁场所另行设立新喜悦酒店（个体工商户），并由新喜悦酒店承继前述合同项下承租方的全部权利义务，该酒店也按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实际支付了租金，李枫因此对新喜悦酒店实际承租房屋未持异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李枫有关新喜悦酒店承继了华鼎酒店《房屋租赁合同》项下全部义务的主张，证据并不充分，在李枫与李云鹏未出庭接受询问的情况下，无法查实，对于李枫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基于已查明的事实，无论是原来准备设立但未成立的“喜悦”酒店，还是后来实际成立的“新喜悦”酒店，均是由林登辉、李云鹏作为股东，而林旭东仅是新喜悦酒店的受托管理者，系个体工商户“新喜悦”酒店的挂名经营者。林登辉、李云鹏虽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酒店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但实际系以二人入股经营的方式进行运作，林旭东系受李云鹏的指示运作经营。因此，林旭东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对于李枫要求新喜悦酒店和林旭东支付租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李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698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李枫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李枫提供证据一、威海景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购房发票（系复印件，金额为9747457元）一份，结合一审提供的房产证，拟证实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系李枫，其有权主张租金；证据二、2013年11月28日涉案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在该合同甲方处林旭东签名下方有李枫签字（签约日期未填写），李云鹏在乙方林登辉、洪启慈签名下方签字，并主张李枫认可一审提供的李枫、李云鹏未签名的房屋租赁合同。经质证，新喜悦酒店、林旭东、林登辉认为证据一系复印件，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并主张所有购房款系由李云鹏支付，其不清楚李枫与李云鹏现在的关系；对证据二有异议，认为该合同系为了损害洪启慈的利益而签订，应属无效，且李枫、李云鹏系后来补签，与林登辉签字时间并非同一年。李云鹏对证据一无异议，并主张涉案房屋系其介绍李枫购买，李枫经上海公证处公证委托其办理相关手续，款项由李枫先转至其账户，然后由其一部分经转账给付林登辉，一部分通过现金给付林登辉；对证据二主张其原本在该合同上签字，因洪启慈要求李枫本人签字，其将该合同带回上海让李枫签字，时间在2013年。新喜悦酒店、林旭东、林登辉及李云鹏对其各自的上述主张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新喜悦酒店、林旭东、林登辉提供林旭东2018年至2019年工资证明，拟证实林旭东在新喜悦酒店领取工资，林旭东只是受托管理该酒店。经质证，李枫主张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予以确认，林旭东作为酒店的实际经营者可以领取工资，但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成立。李云鹏主张其未实际参与酒店的管理，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李云鹏认可其于2016年12月18日向侯高勇借款40万元，并以其拥有的新喜悦酒店的股权份额作为担保；对林旭东在一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聊天对象是自己及合作投资经营喜悦酒店协议书、股东协议、股东同意书、承诺书的签字无异议，但主张其系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对相关单据进行签字。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17年4月至11月支付给李枫70.5万元，李枫主张该70.5万元系租金，应作为2014年和2015的租金予以扣除。李云鹏同意李枫意见，但新喜悦酒店、林旭东、林登辉主张因双方不存在租赁关系，该款不是租金。李枫主张喜悦酒店到华鼎酒店到新喜悦酒店从经营至今一直使用涉案房屋，三者作为经营主体混同，故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应有效；如合同无效，同意按照每年45万元来认定占有使用费。新喜悦酒店、林旭东、林登辉不同意对李枫在二审中变更的诉讼请求调解。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枫主张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有效，并据此要求新喜悦酒店、林旭东承担租金，但涉案合同系2013年11月28日，以李枫、林旭东作为出租方，华鼎酒店作为承租方签订，即使李枫认可该合同，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系李枫、林旭东与华鼎酒店，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对李枫、林旭东及华鼎酒店具有约束力，在李枫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华鼎酒店与新喜悦酒店存在承继关系的情况下，该合同的效力对新喜悦酒店不具有约束力，故新喜悦酒店与李枫之间并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李枫据此要求新喜悦酒店承担支付租金的合同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在案证据表明新喜悦酒店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李枫虽提供房屋预告登记证明及购房发票可证实其系涉案房屋预告登记的所有权人，但对其在二审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新喜悦酒店、林旭东支付占有使用费的主张，新喜悦酒店、林旭东、林登辉不同意调解，故李枫对其变更的诉讼请求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李枫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50元，由李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光成审判员  郑华章审判员  潘 慧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姜雅群书记员莫淑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