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2行终11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徐旭，男，196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鑫茂大厦北楼10层。法定代表人李明肖，局长。委托代理人费大羽，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干部。委托代理人谈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干部。上诉人徐旭因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银保监局）信息公开答复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9）京0102行初805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0月22日，北京银保监局作出编号：（2019）65号《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函》（以下简称被诉答复），主要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四）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经查我局不存在您所申请的相关信息。”徐旭对该答复不服，诉至法院。徐旭向一审法院诉称，2019年8月26日，因自身维权需要，徐旭通过政府网上平台向北京银保监局申请公开审批北京银行成立时获取的相关自然人发起人股东信息。2019年9月10日，北京银保监局通过邮寄方式向徐旭出示《延长政府信息公开办理时限告知书》。2019年10月25日，徐旭收到北京银保监局邮寄的被诉答复。徐旭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北京银保监局应当在审批北京银行时获取了相关的自然人发起人股东信息，并且应当进行存档等相关程序。首先，徐旭要求法庭先审理清楚北京银保监局在行政行为中是否应该获取徐旭提出的相关信息和档案。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是批准北京银行成立时的前期审批机关，中国人民银行曾经电话回复徐旭，大概是在2002年银监会成立时，原来的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成立商业银行的处室和人员全部移交到银监会。北京银保监局应该获取到发起人股东的名册和进行档案的保存，信息公开的结果涉及到北京银保监局多个科室的信息。徐旭起诉的是北京银保监局全称，不是其信息公开办公室。其告知徐旭在信息公开办公室没有找到相关信息就判断是不存在的信息，证明被诉答复违法。不单单是信息窗口的违法，不排除北京银保监局有可能存在销毁相关信息的违法行为。北京银行及其支行至今未向北京市工商局递交发起人名单和出资证明，不排除第二、三任董事长参与了信息销毁的违法行为，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北京银行设立时的委托人都有资格成为董事长。对于上述出现的腐败人员和线索，建议法庭向纪检委移交材料。北京银保监局既没有向中国人民银行求证信息档案的位置，也没有向北京银行求证信息向政府的机构提交过，典型的违法。原宣武区人民法院(2009)宣行初字第54号判决书判决过类似的信息公开违法。另，北京银保监局对徐旭的信息公开申请缺少一份登记回执。经过北京银保监局对北京银行的审批，结果北京银行是幼儿园小朋友发起设立的商业银行，导致徐旭的北京银行股份大量缩水。刚刚收到的北京银保监局京银监信复﹝2019﹞132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证明北京银保监局依法行政的能力没有。故，徐旭请求判决被诉答复违法。北京银保监局辩称，一、北京银保监局对徐旭信息公开申请的处理程序合法；二、北京银保监局对徐旭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北京银行（原北京城市合作银行）于1996年1月2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并非由北京银保监局批准设立。同时，经查询检索北京银保监局档案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北京银行相关档案目录，未发现有徐旭提及的信息。北京银保监局未制作或获取过徐旭申请的相关信息。综上，徐旭申请公开的信息在北京银保监局不存在。北京银保监局已认真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职责，履职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无不当之处。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旭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第八条的规定，北京银保监局具有对本案中徐旭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依法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第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本案中，北京银保监局按照法律规定作出延期决定并向徐旭进行告知，经过检索，未查找到徐旭所申请公开的信息，并据此作出被诉答复并无不妥。徐旭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徐旭的诉讼请求。徐旭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认为其获取的政府信息至少有一份是保存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其信息性质是属于政府信息，北京银保监局应该与北京城市合作银行筹备领导小组联系决定是由谁来公开。不能因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没有保存，人民法院也认为不存在政府信息。北京银保监局应当主动获取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存的政府信息来向徐旭公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北京银保监局出具的被诉答复违法。在一审诉讼期间，徐旭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以下证据材料：1.被诉答复；2.延长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时限告知书；3.北京市人民政府(2019)第425号答复告知书；4.指定（委托）书、张东宁身份证复印件；5.承诺书；6.委托书；7.北京城市合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说明；8.新京报的网上报道文章；9.京银监信复﹝2019﹞132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在一审诉讼期间，北京银保监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以下证据材料：1.中国银保监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公民）；2.延长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时限告知书；3.EMS详情单（1063461799032）；4.被诉答复；5.EMS详情单（1082680027430）；6.检索信息的记录材料。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徐旭提交的证据材料3-8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徐旭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及北京银保监局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材料的要求，内容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材料全部移送本院。本院审查后认定：一审法院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是正确的，本院作同样认定。本院根据上述被认定合法有效的证据认定如下案件事实：2019年8月26日，徐旭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平台向北京银保监局申请信息公开，所需要的政府信息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月29日成立时的自然人发起人26326名股东身份名单和签字。以及26326名自然人发起人股东中未成年人发起人股东名单和幼儿园前、幼儿园段、小学生段、中学生年龄段的分类人数，同时，请委员会公开批准26326名自然人发起人股东的批准文件。”2019年9月10日，北京银保监局以所申请事项较复杂为由，决定将答复期限延长20个工作日,并作出延长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时限告知书。2019年9月12日，北京银保监局向徐旭邮寄上述告知书。经过检索，北京银保监局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被诉答复。2019年10月23日，北京银保监局向徐旭邮寄被诉答复。徐旭不服被诉答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北京银保监局具有对本案中徐旭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依法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第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本案中，北京银保监局在收到徐旭的申请后，进行了审查，并按照法律规定作出延期决定并向徐旭进行告知，在查明徐旭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后，于法定期限内向徐旭作出被诉答复。北京银保监局已尽到查找、检索、告知及说明理由义务，其所作被诉答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徐旭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徐旭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五十元，均由徐旭负担（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励小康审 判 员 徐 宁审 判 员 孙轶松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 崔天译书 记 员 蒋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