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23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8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中，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198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9民初7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王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刘某与王某签订的《借条》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约定；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双方已签过两次离婚协议进行约定，不必再以借条形式体现财产分配；王某就借条问题已进行过诉讼，不能就此再次起诉。王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离婚协议中未处分的夫妻共同财产，判令刘某给付王某应得的拆迁补偿款448507.4元。即分割协议编号为S1XY-12-ZH-184的《北京市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中第四条第1款第（1）项，“实际购房面积”定向房屋安置补偿费467411元；第四条第1款第（3）项，房屋设备、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20889元；第四条第2款第（1）项工程配合奖280343元；第四条第2款第（4）项一次搬家补助费8009.8元；第四条第2款第（5）项二次搬家补助费1640元；第四条第2款第（10）项危电改造费200元；第四条第2款第（14）项其他补助费（未被认定房屋重置成新价）12922元；第四条第3款第（1）项定向安置房周转费24000元；第四条第3款第（2）项冬季补助费1600元；第四条第4款期房补助费80000元。上述共计897014.8元，王某要求分割一半，即448507.4元。2、刘某按照《借条》约定给付王某500000元。刘某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刘某名下被拆迁的房屋及宅基地是刘某婚前继承所得，与王某无关。拆迁款与拆迁回迁安置房是基于400.49平方米宅基地及房屋的补偿，其中刘某仅拥有北房三间50.23平方米的使用权，且该房取得时间在婚前。王某仅为拆迁认定人口，并非宅基地使用权人也非腾退人，因此拆迁款及回迁安置房与其无关。回迁安置房在双方订立的离婚补充协议中已经处理，不存在未分割的拆迁利益。离婚补充协议是在王某胁迫及主导下签署，离婚补充协议中三处与拆迁利益有关，王某对被拆迁房屋没有出资及贡献，且在离婚时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知道拆迁的事实，其称遗漏未分割，不能成立。王某已就500000元借条起诉，存在恶意诉讼及虚假诉讼之嫌，根据一事不再理，其在本次诉讼中该项诉讼请求无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诉争涉及的腾退房屋坐落在北京市门头沟区X镇X村X1号及X1号-1。原宅基地系刘某祖父祖母通过继承取得，非王某、刘某经审批取得。刘某祖父刘某2于1991年去世，刘某父亲刘某3于2003年去世，刘某祖母冉某于2009年去世。2007年8月，刘某作为产权人取得建设位置为北京市门头沟区X镇X村X路X1号（以下简称X1号院）、建设规模为50.23平方米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并于同年对房屋进行了翻建。在庭审中王某陈述，其对于诉争涉及的腾退房屋没有进行出资，也没有参与房屋的建盖。王某与刘某于2010年9月9日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民政局登记结婚，2010年10月31日王某将户籍从北京市延庆区X镇X小区X号楼X2号迁入X1号院。刘某于2011年10月29日生育一子王某2，于2017年3月24日生育一子王某3。2010年12月16日，刘某作为被腾退人与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协议》，被腾退房屋认定人口2人，分别是刘某和王某。刘某取得腾退补偿款及腾退补助费6607282元。2010年12月25日，刘某与北京市门头沟区X镇人民政府签订《北京市定向安置房购房协议》取得两居室房屋一套。2017年7月17日，刘某与王某在北京市延庆区民政局协议离婚，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本田杰德车（×××）归女方所有；北京市延庆区X区X号楼X单元X房产所有权归女方所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权：于2011年1月14日借给付某叁佰万元整，至今本金利息归女方所有”。2018年6月20日，刘某与王某签订《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协议书中约定“我们双方于2017年7月17日在延庆民政局登记离婚，离婚原因是因买房假离婚，经协商，更改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本田杰德车（×××）归王某所有，车牌号为女方名，归女方所有；北京市延庆区X区X号楼X单元X归王某所有；北京市延庆区X小区X号楼X3、X4归王某所有；北京市门头沟区X路X5号永和X小区X号楼X单元X6归刘某所有”，并约定“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债权：于2011年1月14日借给付某叁佰万元整（目前剩余叁佰万元整）归刘某所有，还款日期女方刘某决定”。订立《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同日，双方又签名并捺印《借条》一份，内容为“刘某2018年6月20日星期三，向王某借款人民币五十万元整，以此为据。”，刘某认可该《借条》下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但认为该《借条》系其在王某的胁迫下订立，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与王某之前不存在借贷关系。王某认可该《借条》下签名为其本人所签，认可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主张该《借条》的订立系因为在订立《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后，其认为刘某依然对其有所亏欠，《借条》系对于亏欠的弥补。刘某曾于2018年11月以王某为被告向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提出《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系由于王某对其威胁所签订，不是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要求撤销双方于2018年6月2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中第二条第1、3款，并要求判令本田杰德车（×××）归刘某所有，北京市延庆区X小区X号楼X3、X4号房屋归刘某所有。王某在该案中辩称：“……双方签订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公平合理的，在协议合法合理的前提下，原告（刘某）要求撤销部分条款自相矛盾，协议是整体的意思表示，不能有利的认可，不利的就变更……原告（刘某）用拆迁款买的房子，实际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300万也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离婚补充协议是公平的，虽然有王某拆迁的利益，但王某也作出了让步，实际钱和房子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某与王某签订《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时受到胁迫产生恐惧，违背真实意思，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不构成可撤销合同的情形，应按约定继续履行。因可撤销合同涉及当事人意思表示问题，应是整体构成或不构成可撤销合同的情形，不存在部分可撤销的情形，刘某要求撤销协议中第二条第1、3款，缺乏正当理由，且于法无据，故判决驳回了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9年9月4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0月，王某以刘某为被告向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提起案号为（2019）京0119民初12241号民事诉讼，要求刘某偿还500000元借款。在庭审过程中，王某陈述“在补充协议中我们将所有的财产进行了分割，分割的时候差了100多万元，因为刘某说涉及到她300多万元拆迁补偿款，因为现金和财产不好分割，所以把300万元给了刘某，中间有差额，所以就以借条的形式写的”，后王某撤回该案起诉。王某在本案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刘某偿还5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首先，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从现有证据上看，协议编号为S1XY-12-ZH-XXX的《北京市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协议》涉及的宅基地并非王某与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宅基地上建盖的房屋并非王某与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建盖，上述宅基地取得及房屋建盖均发生在王某与刘某结婚前，相关财产应为刘某的个人财产。上述房屋在王某和刘某婚后被腾退，并给予相应补偿，因此相关腾退补偿利益主要是刘某婚前财产的转化。其次，对于王某主张的其作为认定人口，享受安置人口利益问题，根据《门头沟区X镇城市建设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办法》及《门头沟区X镇城市建设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被认定人口所享有的安置利益主要体现在安置房的购买上，即安置房按腾退人认定人口每人45平方米安置购买。且购买定向安置房系针对被腾退房屋的补偿方式之一，涉及被腾退房屋的相关利益。王某主张的“实际购房面积”定向房屋安置补偿费并非对安置房的补偿，而是对被腾退房屋的补偿。因王某对协议编号为S1XY-12-ZH-184的《北京市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协议》涉及的房屋未参与建盖、未添附，故对于其主张的“实际购房面积”定向房屋安置补偿费、房屋设备、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工程配合奖、危电改造费、其他补助费（未被认定房屋重置成新价补偿），不予支持。对于王某主张的一次、二次搬家费及定向安置房周转费、冬季补助费、期房补助费，上述费用系对于腾退搬家及安置过程的补助，该笔费用在腾退搬家过程中会实际发生，产生实际支出，故对于王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涉及王某的腾退安置利益在王某、刘某订立《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时已经做出约定，相关权益归属已经确定。再次，王某在庭审中陈述其订立《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时精神恍惚，故而对腾退利益产生遗漏。但两份协议的签订事隔近一年，协议对财产的处置亦变化较大，且王某在订立《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后，又与刘某订立借款500000元的借条，说明王某对家庭财产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和分割意见。且在延庆法院的两次诉讼中，王某也表示“在补充协议中我们将所有的财产进行了分割……中间有差额，所以就以借条的形式写的”；“离婚补充协议是公平的，虽然有刘某拆迁的利益，但刘某也作出了让步，实际钱和房子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上述表述亦与王某在本案中表述的“精神恍惚”相悖。王某在明知腾退补偿利益存在的情况下，主张订立《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及《借条》时，遗漏诉请利益，不符常理，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最后，王某、刘某均认可《借条》的真实性，且认可《借条》上签名为本人所签。刘某主张该《借条》系受胁迫的情况下订立，但《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与《借条》在同一天订立，刘某主张订立《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时受到胁迫，（2018）京0119民初10792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某与王某签订《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时受到胁迫产生恐惧，违背真实意思。刘某再次以同样证据证明其订立《借条》时受到胁迫，对其受胁迫的主张，不予采信。刘某主张王某曾就《借条》向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属于一事不再理。但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王某在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撤诉后，在本案中提出增加该项诉讼请求，该争议并未在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得到实体处理，故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王某、刘某均认可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王某主张《借条》系对于亏欠的弥补。综合考虑《借条》的订立时间、订立过程，认定该《借条》系王某、刘某对于离婚后财产达成的又一次分配意见，是当时双方再次平衡财产份额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及《借条》系双方协商后予以确认，应为双方当事人在充分了解并综合考虑财产完整状况后作出的整体分割意见，故不应再就拆迁利益中的单项财产另行处理。对于王某以该《借条》为依据，要求刘某给付5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遂于2019年12月24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王某500000元；二、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刘某与王某签订《借条》的性质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某与王某签订的《借条》内容为刘某于2018年6月20日向王某借款人民币五十万元整。首先，从《借条》内容看，若该借条系双方的借款合同，那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刘某与王某均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且王某并未实际向刘某提供借款，故双方虽以《借条》形式签署了协议，但该借条不属于借款合同，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其次，双方于2018年6月20日签订《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同日，双方又另行签订《借条》，现双方对该《借条》签订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同时双方均承认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借条》系在刘某系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故该《借条》为双方自愿签订，是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借条》的订立时间、订立过程，认定该《借条》系王某、刘某对于离婚后财产达成的又一次分配意见，是当时双方再次平衡财产份额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合理性，亦符合法律规定。据此认定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关于刘某主张王某曾就《借条》向法院起诉，其在本案中就此再次起诉，构成重复起诉之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王某与刘某此前诉讼系借款合同纠纷，王某起诉后，在案件未在法院进行实体审理的情况下即撤诉，随后在该案中增加让刘某按《借条》约定给付其500000元的诉讼请求。虽前后案件的当事人均系刘某与王某，但诉讼标的不尽相同，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情形，故刘某主张王某该项主张构成重复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刘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范红萍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 张 梦书 记 员 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