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84民初6230号 原告：胡友星，男，195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代理人：陈建升，金华市金东区信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胡关妙，男，195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被告：朱香兰，女，196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被告：浙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苏川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胡关妙。 被告：浙江宏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江南五金大道392号。 法定代表人：胡关妙。 四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朱胜平、仰长东，浙江胜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友星为与被告胡关妙、朱香兰、浙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浙江宏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涛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9年7月1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友星及其委托代理陈建升，四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朱胜平、仰长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友星起诉请求：1、由四被告归还胡友星借款3346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1154.37万元(利息损失已算至2019年6月30日止，此后利息损失仍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由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胡友星明确利息损失从2013年10月1日开始计算。 事实和理由：胡友星与胡关妙系多年的好朋友。宏达公司与宏涛公司系由胡关妙、朱香兰夫妻共同开办经营的关联企业。因宏达公司生产经营和宏涛公司开发建设房地产的需要，自2008年起自2015年期间，胡关妙、朱香兰自己名义或以公司名义陆续多次向胡友星借款若干，其中部分款项系胡友星向亲戚朋友拆借而来。另，因四被告向银行及其他单位、个人等借款需要，胡友星为其提供担保，最终因四被告不能按期偿还借款而由胡友星代为清偿款项若干。2016年3月18日，双方有关人员经结算并确认，胡友星出借四被告借款及为四被告代偿欠款，数额共计12690.44万元。该日，双方有关人员以该债权数额共同向宏达公司资金化解风险小组申报债权，并由双方有关人员在宏达公司及关联企业债权甄别情况表上签名确认。直至2018年11月，宏达公司资金化解风险小组才告知胡友星，对其申报的债权待定，并建议胡友星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 双方确认的12690.44万元欠款数额中，本案借款金额为3346万元，有胡关妙、朱香兰以个人名义和宏涛公司共同出具的欠条两份及相应的款项交付凭证能够证明该部分借款事实，四被告至今分文未还。现胡友星仅就该部分借款债权在本案中主张权利。 上述欠条、借条上均有胡关妙、朱香兰的签名，胡关妙、朱香兰对此债务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上述欠条和借条虽以胡关妙、朱香兰个人名义出具，但这些负债均用于其开办经营的宏达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宏涛公司的房地产开发建设，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两公司依法应对此债务共同承担清偿责任。 综上，四被告长期未归还债务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其违约行为已导致胡友星长期背负巨额债务，致其不得不将自己家庭、企业财产全部变卖或被依法拍卖以偿还债务，甚至于至今仍债台高筑，造成胡友星及其家庭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四被告依法依理均应承担违约责任，请求贵院依法支持上述所请。 被告胡关妙、朱香兰、宏达公司、宏涛公司共同答辩称： 本案的案发背景为：2014年1月7日，永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浙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资金风险化解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作为妥善处理宏达公司及宏涛公司等企业资金风险化解工作的指导。根据工作方案的要求，市政府成立了宏达公司资金风险化解专项协调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全面负责宏达公司、宏涛公司及关联企业资金风险化解处置的组织、协调工作，其中工作组下设的债务关系协调组，由经济开发区牵头，市法制办、市法院、市监察局、市公安局等部门配合，负责债权债务关系调节和受偿方案制订等工作。2014年1月29日，工作组在《永康日报》(2014年1月3日版)上刊登《债权申报公告》，告知债权人在2014年1月29日至2014年3月1日期间对宏涛公司的债务情况进行申报登记。按照债权申报登记和甄别流程，需要依次通过市公安局、市法院、市长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和债权人代表的审核认定。胡友星曾以12690.44万元的数额申报债权，因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债权凭证等材料，且账目混乱，在债权申报登记的第一环节，即由市公安局审核时，就被否定，不予认可。但为慎重起见，市公安局按照胡友星的陈述，主动帮助胡友星向各银行查询相关款项的交易记录，却依然无法查清相关款项的交易往来情况。在此情况下，工作组才对胡友星申报的“债权”不予认可，并于2016年3月多次通过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告知胡友星该结果。2019年7月，胡友星向贵院提起诉讼(共有三起案件)，要求四被告承担债务共计156495475元(含本案“借款”本金及利息损失)。 一、胡友星于2019年7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从胡友星提交的《欠条》内容来看，其无法证明欠款是基于借贷关系而产生，且《欠条》是对2013年9月30日之前款项的结算，如果胡友星在2013年9月30日之前有向四被告出借过款项，那么其在2015年4月15日向四被告主张权利而四被告为此出具《欠条》时，胡友星取回借款的权利就已经受到侵害。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欠条》出具之日(即2015年4月15日)起算，而即便认可2016年3月18日胡友星申报债权的事实，至本案起诉之时，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二、胡友星称自2008年起至2015年期间，四被告陆续多次向其借款，及胡友星多次为四被告代偿款项，该些事实并无证据证明。 三、工作组下设的债务关系协调组是市政府指定的具体负责处理宏达公司、宏涛公司及关联企业债务的主体。胡友星在贵院审理的(2019)浙0784民初5908号追偿权纠纷一案中，自认在2014年1月就已经知道工作组发布的《债权申报公告》，也清楚自2014年1月29日到2014年3月1日期间申报债权的规定，因此其不可能会在2016年3月18日才去申报债权。而在工作组开展债权甄别工作后，除多次口头通知外，也于2016年3月先后两次以书面《通知书》的形式告知胡友星其申报的“债权”不被认可，并限其在3日内通过司法诉讼形式确认债权的情况。因此，胡友星诉称在2016年3月18日申报债权，直到2018年11月份才被告知不予认可的情况，并不属实。 四、胡友星主张借款3346万元的依据不足，四被告并未向胡友星借款3346万元。胡友星提交的《欠条》仅载明了欠款金额，却无法证明该欠款是基于借贷行为而产生，至于借贷关系中的借款本金、利息、借款日期、借款期限以及借款人等关键内容，也均无法得到确认，且《欠条》中还涉及到案外人陈奇波、胡仁标，借款实际出借人是胡友星还是案外人，同样无法确定。胡友星也无证据证明其与胡仁标、陈奇波之间存在债权转让关系，《欠条》系在胡友星与胡关妙之间形成，债权“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形成的《欠条》并不具有证明原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已经达成债权转让合议的效力，故胡友星对四被告不享有本案的债权，胡友星仅凭《欠条》难以认定其与四被告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 五、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出具的《工作方案》的规定，在2014年3月份的时候，宏达公司、宏涛公司及关联企业就已经由市政府组织的工作组负责接管处理相关工作。其中涉及上述主体的债务，必须经过申报与甄别，然后统一制定清偿方案，按照债权比例予以量化清偿。因此，在此期间内，四被告中的任何一方均无权绕过工作组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确认债务。本案《欠条》是由胡关妙、朱香兰和宏涛公司在未经工作组事前认可的情况下于2015年4月15日出具，而胡友星对宏达公司、宏涛公司及关联企业已由工作组接管一事也是清楚的，因此本案的《欠条》不具有确认债务的效力。 六、如果胡友星在本案中主张的借贷事实成立，其提供的款项交付凭证也均涉及到案外人付款，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其已经实际交付了“借款”。胡关妙、朱香兰与案外人胡菊凤之间，本身就存在众多的其他经济往来，胡关妙和朱香兰在胡友星所谓的借款期间内就有多笔资金转账给胡友星和胡菊凤。如胡友星主张的2012年1月4日由案外人项美恒交付给胡关妙的“借款”500万元，实际上在同一天就已经全部转账支付给胡友星的妻子胡菊凤，故该500万元不可能是借款，即便是借款，也已经归还。因此，由于胡关妙、朱香兰与案外人之间存在众多的款项往来，完全认定为借款的依据尚不充分，胡友星仅凭现有的《欠条》和款项交付凭证，不能证明就是借款。 七、胡友星主张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损失数额依据不足，且计算有误。胡友星诉请的借款本金为3346万元，但并无原始借据证明实际发生的借款本金就是3346万元，不排除其中含有利息且胡友星在主张利息损失时存在计算复利的情形。而由于《欠条》并未约定还款日期，故本案的利息损失应以实际发生的借款数额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计算。 八、胡友星提交的《欠条》，均由胡关妙、朱香兰和宏涛公司出具，与宏达公司无关。胡友星并未举证证明宏达公司是借贷关系中的主债务人，也无证据证明借款是用于宏达公司的生产经营，故宏达公司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还款责任。 九、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胡友星提交的款项交付凭证以及自身陈述，显示《欠条》中的款项是其所有，但从《欠条》的内容分析，又在很大程度的显示出款项可能涉及案外人所有，而非胡友星出借。胡友星可能存在捏造借款事实的情形。更令人觉得蹊跷的是，胡友星称委托案外人项美恒于2012年1月4日转账500万元给胡关妙，表示已经出借款项，但胡关妙在同一天却又立马将该500万元汇还给胡友星的妻子胡菊凤。现胡友星又将该500万元作为未归还的借款进行起诉，显然属于隐瞒款项已经清偿的事实。胡友星捏造借款事实，又隐瞒款项部分清偿的事实，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如法院经审理认为有必要，也建议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综上所述，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胡友星的诉讼请求。 原告胡友星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举证如下： 一、胡关妙、朱香兰和宏涛公司署名出具的欠条原件两份，用于证明双方成立3346万元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 被告胡关妙、朱香兰、宏达公司及宏涛公司的质证意见：对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从形式上看是“欠条”而非“借条”，1246万的欠条原来是2013年9月30日写给陈奇波，2015年4月15日改写为本欠条，说明原始的借款关系是在陈奇波和被告之间发生。按理应该有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以后生效，所以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目前还不明确。第二，2015年4月15日已经由工作组接管，被告没有权利对外就债权债务等事项进行结算或者出具欠条。既然是欠条而非原始证据，就不能证明借款1246万元的事实，除非有其他债权转账凭证予以佐证。第三，宏达公司未加盖公章确认，所以与宏达公司无关。 二、胡菊凤及项美恒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用于证明胡菊凤和项美恒系受胡友星委托汇款的事实。 被告胡关妙、朱香兰、宏达公司及宏涛公司的质证意见：对两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该说明从证据形式上讲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否则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二，胡菊凤是胡友星的妻子，项美恒是胡仁标的妻子，胡仁标系胡友星的小舅子，两人均与胡友星存在利害关系。第三，情况说明中均陈述是受胡友星委托付款，按证据一的欠条所载，原来的债权人是陈奇波、胡仁标，显然不可能是胡友星出借，也就不可能受胡友星委托汇款。第四，胡菊凤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称2011年1月14日、6月1日、7月4日、8月8日四次付款1300万，但根据交易凭证的记载，上述付款合计是1270万，因此情况说明本身不具有真实性。 三、转账凭条等银行汇款凭证材料共11份，用于证明案涉债权的真实性。 被告胡关妙、朱香兰、宏达公司及宏涛公司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胡友星表述的两份欠条对应的金额，分两部分展开质证：第一部分，对于2011年8月2日的200万元转账凭条和2012年1月22日的75万元转账凭条、2012年3月21日500万元及2012年3月30日450万元的银行汇票申请书：1、付款方均是案外人，无法证明是胡友星出借款项；2、转账凭条中未注明款项用途，银行汇票申请书中款项用途为往来款，无法证明款项的性质是借款，不排除付款方和收款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3、银行汇票申请书只是作为申请银行本票之用，至于银行开具之后是否实际交付给朱香兰，胡友星对此也没有进一步举证证明；4、转账凭条和银行汇票申请书中的转账金额共计1225万元，无法与胡友星所举证的欠条相印证，与交付的1246万元金额有差；5、如果1246万元的实际出借人是陈奇波，那么款项的实际交付人也应该是陈奇波，而不可能是胡友星或胡菊凤，所以上述转账凭条和汇票申请书与本案无关，胡友星是为了凑出欠条中的1246元，而将其他主体中的其他性质的款项拿到本案中使用；6、从转账凭条和申请书的数量来看，前后存在四次交易记录，如果真如胡友星所言，是出借的款项，在被告方未归还的情况下，胡友星仍旧不遗余力的出借款项不合常理，此点也从侧面印证了上述款项是其他款项，而非借款。第二部分，对于2011年1月14日470万元的转账凭条、2011年1月27日30万元的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2011年6月1日500万元的转账凭条、2011年7月4日200万元的转账凭条、2011年7月4日300万元的转账凭条、2011年8月8日100万元的转账凭条、2012年1月4日500万元的转账凭条：1、付款方均是案外人并非胡友星；2、上述交易款项中均未注明款项的用途，不能证明交易目的是借款，不能排除付款方与收款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3、如果2100万元款项的实际出借人是胡仁标，款项的实际交付人也应该是胡仁标，而不可能是胡友星和胡菊凤，上述交易凭证均与本案无关，胡友星为了凑出2100万，而将其他主体其他性质和用途的款项拿到本案中使用；4、前后存在多次交易记录，如果是出借的款项，在被告方未归还的情况下，胡友星仍旧不遗余力的出借款项不合常理。其中有一张2012年1月4号项美恒转账存入胡关妙账户的500万元，在同一天该500万元又汇还给胡菊凤，不合常理。 四、《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债权甄别情况表》一份，用于证明案涉债权债务真实，市政府进行了债权甄别，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 被告胡关妙、朱香兰、宏达公司及宏涛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该证据是在永康法院（2016）浙0784民初4319号案件中使用，并不是为了申报债权，胡友星并未在2016年3月18日向工作小组申报债权，在2016年3月18日时，债权申报的时间已过；2、情况表中反映涉及陈奇波、胡仁标等人的债权转让，但无相应的债权转让凭证予以佐证，其中记载的债权真实性存疑；3、情况表形式上不完整，只有朱香兰一人的签名，经办人签名处空白，一份完整正式的得到工作组审核确认的债权甄别情况表，除了有债权人债务人的签字外，更重要的是在表中左下方经办人签名处应有开发区管委会、公安经侦大队和债权人代表三方的签字确认，所以此时四被告中任何一方的签章行为都不具有确认债权的效力。 被告胡关妙、朱香兰、宏达公司、宏涛公司为证明其抗辩意见，向本院举证如下： 1、永政办发[2014]2号文件《关于印发浙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资金风险化解工作方案的通知》一份，用于证明永康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7日发文，明确需要进行申报和甄别程序，需要召开债权人会议制定清偿方案，并按照债权比例予以量化清偿，胡关妙、朱香兰和宏涛公司在2015年4月15日出具的《欠条》，因未经工作组事先认可，不具有确定债务的效力。 2、债权申报公告1份【刊登于《永康日报》(2014年1月30日第05版)】，用于证明债权申报登记的时间是2014年1月29日至2014年3月1日。 3、银行汇款明细材料7份，用于证明：1、胡关妙、朱香兰与案外人胡菊凤之间存在众多其他经济往来，仅凭《欠条》和款项交付凭证，不能证明就是借款。2、2012年1月4日案外人项美恒转账给胡关妙500万元，同日胡关妙即转账给胡菊凤，故该500万元不可能是借款。 原告胡友星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恰恰证明本案诉讼时效没有超过，从此开始了诉讼时效中断的状态。对证据3，举证已经超过期限，欠条结算是在2016年9月30日，而银行流水明细是在2010年7月份。 本院的认证意见：胡友星提交的证据一、三、四，被告方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据内容与本案相关，本院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二实质系证人证言，仅仅提交书面材料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方提交的证据，胡友星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据内容与本案相关，本院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宏达公司与宏涛公司系胡关妙与朱香兰夫妻经营，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胡关妙。胡友星与胡关妙系朋友，胡友星夫妇与胡关妙夫妇之间有诸多款项往来。 因胡关妙与朱香兰经营的企业出现资金风险，永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在2014年1月7日发布永政办发[2014]2号《关于印发浙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资金风险化解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明确成立专项协调工作组，工作组下设4个组，其中包括债务关系协调组，债务关系协调组的任务包括受理债权人申报登记和债权甄别。2014年1月29日，专项协调工作组在永康日报上刊登“债权申报公告”，申报时间确定为2014年1月29日至2014年3月1日。 2015年4月15日，胡关妙、朱香兰、宏涛公司作为欠款人向胡友星出具欠条一份，载明2013年9月30日止，共欠胡友星2100万元，欠条中同时注明“原2013年9月30日写给胡仁标的欠条已收回”。 同日，胡关妙、朱香兰、宏涛公司作为欠款人向胡友星出具欠条一份，载明2013年9月30日止，共欠胡友星1246万元，欠条中同时注明“原2013年9月30日写给陈奇波的欠条已收回”。 2016年3月18日，胡友星与胡仁标填写了一份《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债权甄别情况表》，填写内容包括：出借本金9243.44万元，欠利息3447万元，已领取利息3731万元，并说明“实欠12690.44万元，其中陈奇波转入1246万元，胡仁标转入2100万元，余有春转入1000万元”。 朱香兰于同日在上述甄别情况表中签字确认，并在表中填写了以下内容：借入本金8977.44万元+266万元=9243.44万元，已支付利息3731万元，另截止2013年9月30日写成借条的利息3447万元，并同时注明“实欠12690.44万元（其中陈奇波转入1246万元，胡仁标转入2100万元，余有春转入1000万元）”。 另外，胡友星陈述确认1246万元中1000万元为本金，246万元为结欠的利息；2100万元中1500万元为本金，600万元为结欠的利息，利息均是按照月利率3%结算。 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情况，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是：1、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如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中尚欠的借款数额；2、胡友星的主张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宏达公司有无还款责任。 对于第一个争议问题，鉴于胡友星夫妇与胡关妙夫妇之间长期存在大额的资金往来关系，胡友星在本案中也提交了一些大额的转账依据，又有胡关妙夫妇出具的欠条、甄别情况表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该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对于借款数额的问题，两份欠条合计金额为3346万元，但胡友星陈述其中846万元系利息结欠，该陈述系对其自身不利事实的自认，根据证据规则，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因此本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本金为2500万元，结欠的利息为846万元。按胡友星的自认，846万元系按月利率3%结算，根据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解释规定，借贷利率超过月利率2%，且尚未支付的部分利息，不应当予以支持，因此本院对846万元利息中超过2%的部分不予支持，将846万元利息扣除三分之一，故结欠的利息仅支持564万元，且该部分结欠的利息不应再计算利息损失。 对于第二个争议问题，案涉欠条并未约定款项归还日期，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及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开始计算，由于双方未约定还款日期，案涉证据也仅反映胡友星和朱香兰在2016年3月18日填写过甄别情况表，并不能表明债务人当时拒绝履行，故案涉诉讼时效期间并未超过。对于第三个争议问题，本院认为案涉欠条落款人仅是胡关妙夫妇和宏涛公司，宏达公司并未作为欠款人加入，虽然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胡关妙夫妇确实也系宏达公司的股东，但并无证据表明借款流入宏达公司，更无其他证据表明借款用于宏达公司生产经营，故对胡友星要求宏达公司承担归还责任的请求，本院不应予以支持。 另外，因未约定还款时间，也无证据表明在结算之后还有利息约定，故利息损失从胡友星向本院主张权利之日开始计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胡关妙、朱香兰、浙江宏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归还原告胡友星借款30640000元（已包括564万元结欠利息），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250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胡友星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6819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胡友星负担66819元，由被告胡关妙、朱香兰、浙江宏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0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琦明 人民陪审员  夏官庭 人民陪审员  任更生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法官助理施佳 代书 记员  黄银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