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终1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强，男，1966年2月15日出生，满族，无职业，住锦州市古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琼，女，196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锦州市古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滨，女，1968年10月16日出生，回族，护士，住锦州市古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戚迎明，辽宁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志军，男，1968年4月8日出生，回族，住锦州市古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戚迎明，辽宁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强因与被上诉人付志军、杨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0702民初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琼，被上诉人杨滨及其与被上诉人付志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戚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0702民初212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赵强应被上诉人杨滨的要求以银行汇款方式借款，2014年3月至2016年5月底，上诉人赵强通过银行汇款向被上诉人杨滨四个银行账户汇入人民币2,416,500元以及被上诉人杨滨还给上诉人赵强661,820元的事实存在。被上诉人付志军在一审庭审中，承认与上诉人系发小关系，虽然上诉人是通过银行汇款向被上诉人杨滨汇款，没有要求被上诉人出据借据，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认为存在发小关系，双方感情牢固，被上诉人不可能在有银行汇款流水可以查帐的情况下欺骗被上诉人，不认可其借款的事实，上诉人以银行汇款方式向被上诉人转账及被上诉人认可来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符合民间交易习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可以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它债务，被告应该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仅提供了向上诉人还款661,820元的银行流水证明，在本人辩称与上诉人系合伙炒股、合伙关系的情况下，仅提供被上诉人与广州某公司合伙协议书，没有提供其与上诉人在炒股期间的合伙协议书、股票注入资金流水及股票买卖记录等证据加以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诉说，在没有证据支持被上诉人观点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完成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显系曲解了该项规定的法律释义。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以“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请求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杨滨、付志军辩称，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当事人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关系，双方没有借款的事实。上诉人上诉状提出的理由及观点均已经经过一审查明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也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法应予驳回。被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杨滨、付志军返还借款由人民币520,000元增加至人民币1,540,000元；2.利息人民币115,500元（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按年利息6%计算）；3.杨滨、付志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滨与付志军系夫妻关系。自2014年3月开始，赵强与杨滨之间通过银行汇款、网上转账等形式，经常发生账目往来关系。对这些账目往来双方之间没有借款合同、借款凭证、收款凭证、欠款凭证、还款凭证等书面材料。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这是民间借贷案件起诉的条件。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是否形成借贷合意是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事实之一，而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更是民间借贷案件的首要基本事实。本案中，赵强在起诉时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赵强用以证明其与杨滨之间存在借贷事实的证据只有金融机构转账凭证、金融机构的流水明细，而且赵强主张的154万元是其经过对长达两年时间的、双方数十笔银行转账的加减而得出的数据。在这么长期间内，赵强多次向杨滨大额转账，且不要求杨滨出具任何书面凭证来确认借贷关系，这不符合民间交易习惯。为此，赵强没有完成证明本案借贷关系存在的基本事实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赵强在缺乏其他证据证明借贷关系及杨滨欠款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杨滨反驳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炒股关系，并提供了其与广州某公司的合伙协议书、经营者为杨滨的营业执照、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经济往来关系及杨滨主张的事实存在，根据法律规定，赵强作为本证方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事实的成立，但赵强未完成此节的举证责任，未达到证明其事实存在的证明标准。赵强要求杨滨及付志军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首要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规定，判决：驳回赵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700元，保全费人民币3,020元由赵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在二审庭审中，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因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不矛盾，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应当就双方存在借款事实及借款合意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一审起诉请求返还52万元，之后以“多次以现金方式向被告账户汇款，无法自行收集汇款明细”为由申请一审法院调取被上诉人杨滨的银行流水，根据法院调取的证据又将诉求增加至154万元，可见，上诉人一审起诉时尚不明确具体数额。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自2014年至2017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频繁发生多笔转账，金额从4000元到33万元不等，上诉人既未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也自认未约定还款时间和利息，又未要求被上诉人进行结算，尤其对于以现金的方式汇款的部分资金却不自行保留汇款凭证而是申请法院调取，直到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亦不明确具体数额，上述情况均不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一般特征。在是否存在借款合意的问题上，上诉人并未提交借款合同或者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仅凭汇款凭证尚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关于民间借贷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上诉人作为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对于款项的性质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在其未提交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应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赵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0元，由上诉人赵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鸣审判员 韩晓武审判员 安剑凌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法官助理范宇文书记员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