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92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春田，男，汉族，1965年3月28日出生，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幼儿园总经理。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高长鑫，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绿波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北路13-3号。法定代表人：吴文夫，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晗，上海市协力（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鹤，辽宁君子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春田因与被上诉人大连绿波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波集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3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春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是案涉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幼儿园的主要出资人及营业执照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案涉幼儿园享有所有权，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腾退返还案涉幼儿园，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通过本案的多次庭审及双方所举证据，可以还原以下事实：原位于沙河口区绿清街68号的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幼儿园在2002年成立之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是一种合作办学关系；即被上诉人提供了楼主体及68号楼1-11轴公建房作为幼儿园建园场地，上诉人投资60万元对幼儿园进行内外装修及儿童教育、生活、后勤用品及幼儿园软、硬件设施的投入，并由上诉人作为幼儿园的法人代表委托人，承担幼儿园全部法律和经济责任，上诉人向教育、物价等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等手续。从案涉幼儿园在民政、教育主管部门备案的章程看，上诉人系案涉幼儿园董事会的董事长，幼儿园的经费来源是上诉人孙春田个人出资。2005年，上诉人通过自己购买及委托井丽、宁秀华代为隐名购买等形式，取得了沙河口区1-3层房屋的完整产权（有上诉人提供的房屋代持协议、银行还款流水为证）。案涉幼儿园即转变为上诉人个人独资经营。2007年前后，根据大连市蓝天碧海工程规划，要在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幼儿园附近建造一座大型锅炉房，因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了移地搬迁的方案，即将此幼儿园搬迁至被上诉人开发的帝欧花园会馆内，并在再办一个新幼儿园供上诉人承包，所以双方签订案涉的幼儿园承包协议，后来由于帝欧花园业主反对业主会馆挪作他用，所以此方案并未真正实施。因而被上诉人向大连市教育局提出了变更园址的申请，将案涉幼儿园搬迁至，并明确案涉幼儿园实施整体搬迁并保留原管理方式和名称，大连市托幼工作领导小组在幼儿园变更情况表上对幼儿园进行批示：根据市环保局意见，同意该幼儿园移地搬迁新址。鉴于此幼儿园属于小区配套设施，必须执行大连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只能用于举办幼儿园，不得改作他用。基于此，案涉幼儿园系孙春田个人独资经营的办学模式一直延续至今，此后，孙春田多次要求原告一方变更幼儿园举办单位，但无奈，原告不给盖章变更，因此办学许可证的举办单位仍记载为被上诉人。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幼儿园的所有权以谁是举办单位来确定，而应该结合出资、章程、办学手续、经营管理等多方面来确定，本案在被上诉人没有通过确权之诉来确认其对幼儿园享有所有权之前即提起腾退返还的物权之诉是明显错误的。二、上诉人作为案涉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依法负有保管幼儿园证照印章、财务账册、税务电子系统密码登录工具及账号密码以及经营过程中的全部文件、资料、台账的权利职责，在未经法定程序罢免且幼儿园尚未清算解散的情况下，不应交出；上诉人作为案涉幼儿园的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非经法定程序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被上诉人亦无权变更。因此，原审判决第二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案涉幼儿园目前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是依法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亦具有法人财产的独立性。原审判决第三项甚至把教育主管部门拨付给幼儿园的教具、玩具都判归被上诉人所有，严重侵犯了案涉幼儿园的独立财产权，并且被上诉人在发回重审的一审起诉状中并未提出此项诉讼请求，原审判决超出了原告诉讼请求的范围，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具有严重倾向性，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根据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6条、37条等之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基于以上法律规定，原审判决第三项即要求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还烟罩等一系列财产，已经严重损害了大连绿波双语钢琴幼儿园的250余名未成年儿童及教职员工的合法权益，系适用法律错误。四、被上诉人在承包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约定收取所谓折旧费、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交付的占用费等本质上是向案涉幼儿园收取办学收益，是违法行为，判决不应支持，请求二审法院坚决予以纠正。首先，在双方签订2007年的承包经营合同及2010年的补充协议时，上诉人的身份己经是案涉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及出资人，其本人与法与理都没有必要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协议，因此这两份协议主要目的是被上诉人以收取所谓折旧费的名义向案涉幼儿园收取办学收益，但是上诉人作为案涉幼儿园法定代表人签字并没有经过幼儿园董事会及全体职工的同意，这两份协议本质上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均属于违反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无效协议。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9条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案涉幼儿园属于非盈利普惠性质的民办幼儿园，财务处于亏损状态，即使略有盈余也应用于幼儿园办学，而非向举办单位上缴办学收益。其次，上诉人本人并不认可这两份合同，也从未以个人名义履行过合同，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交费收据是其委派的幼儿园园长直接从幼儿园学费中提取上交给被上诉人的，这也再次说明两个问题：1.2007年的承包经营合同及2010年的补充协议本质是向案涉幼儿园收取办学收益；2.上诉人是代表幼儿园签订的这两份合同。再次，退一步讲，即使要交费，上诉人也已经用其大连市沙河口区1-3层产权房屋建筑面积747.32平方米的卖房款抵顶案涉房屋折旧费。2005年，上诉人及井丽、宁秀华等房屋代持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取得了大连市沙河口区1-3层房屋全部产权，此时上诉人取得案涉幼儿园完整的所有权，2007年前后，因被上诉人要进行绿波小区供暖锅炉改造，在案涉幼儿园原址绿清街68号附近新建一座大型锅炉房，大连市环保局提出项目开工必须将附近的案涉幼儿园搬迁，为此，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多次找到上诉人提出进行幼儿园场地置换，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上诉人将1-3层房屋交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把房屋交给上诉人作为办公用房无偿使用。其后上诉人通过公证授权被上诉人的副总裁来永进、王岩全权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房屋过户给案外第三人，但价值八百万元的售房款被上诉人一分未给付上诉人，且搬迁新址后的房屋是一座没有产权的房屋，导致上诉人搬迁到新址后上诉人无法办理新的幼儿园营业手续，近十年来一直使用原幼儿园的营业手续。基于以上理由，原审判决第四项、第五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75000元的折旧费、506642.96元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及逾期交付的占用费等内容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五、上诉人是根据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指令将案涉幼儿园从原绿清街68号搬迁至的，从教育主管部门的批示及大连市政府的政策规定来看，案涉幼儿园有权无偿使用沙河口区的房屋场地，无需缴纳房屋折旧费。2008年4月2日，大连市托幼工作领导小组在上诉人提交的幼儿园变更情况表上在发证机关意见一栏批示：根据市环保局意见，同意该幼儿园移地搬迁新址。鉴于此幼儿园属于小区配套设施，必须执行大连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只能用于举办幼儿园，不得改作他用，次年，市政府出台了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育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区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和使用意见的通知，根据大政办发[2009]144文件精神，被上诉人作为绿波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及幼儿园举办单位应当免费提供幼儿园办学房屋场地并移交给教育主管部门，不应收取办学收益。大连绿波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根据法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幼儿园属于教育行政机关审批登记的举办单位所有。上诉人主张该幼儿园属于其所有，实质是否定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的举办单位，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范围。根据法律规定，设立幼儿园须由举办单位提出申请，并经教育行政机关进行实体性审查，经审批后颁发《办学许可证》，幼儿园的所有权属于教育行政机关审批登记的开办单位。案涉幼儿园设立于2002年，当时的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16条规定“申请举办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第18条规定“审批机关对批准设立的教育机构发给办学许可证。……。教育机构取得办学许可证后，应当依照有关社会力量举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行政法规登记，方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第43条规定“教育机构解散，应当依法进行财产清算。教育机构清算时，应当首先支付所欠教职员工的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教育机构清算后的剩余财产，返还或者折价返还举办者的投入后，其余部分由审批机关统筹安排，用于发展社会力量办学事业”，以及原《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1条规定“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第13条规定“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筹设民办学校的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第54条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从上述法律规定可见，幼儿园的举办，须经教育行政机关审批，由教育行政机关对民办学校举办者进行实质审查。因此，确认或者否定民办学校举办者身份属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行政权限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案涉幼儿园自2002年成立之时起至本案2019年二审开庭之前，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上诉人对幼儿园属于绿波集团从未提出过异议，充分证明上诉人自己一直也是认可其不是案涉幼儿园的所有权人。根据案涉幼儿园取得的《办学许可证》等行政审批文件，充分证明案涉幼儿园自成立之时起至今，行政机关审批登记的幼儿园开办单位一直都是绿波集团，案涉幼儿园属于绿波集团所有。在未经行政机关审批变更登记的情况下，上诉人现主张其为出资人、所有权人，没有法律依据。案涉幼儿园设立之时，即是由绿波集团作为举办单位申请办理，绿波集团自始即是案涉幼儿园的举办单位。2002年9月26日，绿波集团向大连市托幼工作领导小组提交《关于开办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园的申请报告》；2002年10月16日，大连市托幼工作领导小组向绿波集团作出了《关于同意举办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幼儿园的批复》，“你公司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关于开办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园的申请报告》收悉。经审核及实地考察，认为此幼儿园在设施设备、人员配备等方面均符合有关规定，同意举办”，同时颁发了《幼儿园(班)托儿所备案审批证书》。2002年10月28日，绿波集团向大连市民政局提交《关于成立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幼儿园的申请》，申请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2002年12月27日，大连市民政局向绿波集团颁发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自教育行政机关审批案涉幼儿园设立之时起，在上诉人承包期间，前后更换过四次《办学许可证》，均登记举办单位是绿波集团。2002年10月16日，大连市托幼工作领导小组作出了《关于同意举办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幼儿园的批复》。2012年4月19日，案涉幼儿园办理了《大连市学前教育机构办学许可证》；2013年4月12日，换发了《大连市学前教育机构办学许可证》；2014年9月4日，换发了《大连市学前教育机构办学许可证》；2017年10月30日，换发了《大连市学前教育机构办学许可证》。前述政府作出的批复、许可证中，均载明“举办单位：大连绿波集团”。教育行政机关审批登记的案涉幼儿园的举办单位，自始至今一直都是绿波集团，从来也没有登记为上诉人。根据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上诉人承诺书等证据，也充分证明上诉人认可案涉幼儿园自成立之时起就属于绿波集团，认可系绿波集团发包给上诉人承包。原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幼儿园产权归绿波集团。2002年7月26日，绿波集团(甲方)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大连办事处(乙方)签订了《经营承包协议书》(简称“原承包合同”)，其中第一条约定“甲方将位于绿香苑西部，即绿清街68号楼北侧幼儿园主体，及68号楼1轴～11轴公建房(公建房面积324.56平方米)委托乙方全权管理”，第四条“所有权的归属及使用权”中约定“经营承包期内，幼儿园及68号楼1轴～11轴公建房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仅有使用权，并不得进行转租、抵押或侵犯甲方所有权的行为。……。经营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对幼儿园承包经营的优先权”，该合同落款处除由合同当事人盖章外，并有“孙春田”的签字。上述原承包合同内容明确约定了幼儿园归绿波集团所有，上诉人已在原承包合同上签字，充分证明自幼儿园设立之时起，上诉人即已知并认可该幼儿园属于绿波集团所有。案涉双方签署的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也证明上诉人认可幼儿园属于绿波集团，认可绿波集团将案涉幼儿园发包给上诉人承包。绿波集团(甲方)与上诉人(乙方)于2007年11月15日签订了《大连幼儿园经营承包合同》，其中第一条约定“乙方承包甲方位于大连的幼儿园，负责幼儿园的全面经营管理”，第六条第2款约定“乙方不按期上缴折旧费用超过三个月或因违法违纪造成重大损失并严重损害甲方利益的，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乙方无条件退出，甲方同时收回幼儿园”。因上诉人欠交合同约定的承包金(“折旧费”)，双方又于2010年3月1日签订了《补充协议》，针对上诉人欠交承包金的相关事宜作出了约定，其中第4条约定“……，逾期上缴折旧费超过一个月的，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乙方无条件退出，甲方同时收回幼儿园(含经营手续)”。前述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明确地约定了幼儿园属于绿波集团，且约定了在上诉人有严重违约行为时，绿波集团有权收回幼儿园，这显然是行使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充分证明上诉人自己就认可案涉幼儿园属于绿波集团所有。上诉人向绿波集团提交的书面承诺函，也可证明上诉人认可是自绿波集团承包该幼儿园，并非是上诉人所谓幼儿园属于其所有。2007年9月19日，上诉人出具了《关于绿波幼儿园搬迁问题的几点承诺》，其中第二条承诺“保证每月八号收取托保费前，将幼儿园向集团每月上交的承包款贰万伍仟元按时无告知收缴给董事长”，第五条承诺“……，如果我们违背申请原则，将视为放弃对绿波文化教育事业的管理和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幼儿园的内部承包”，即，上诉人自己签字的函件中也认可是“承包金”、“承包”。上诉人支付部分承包金的行为，也说明上诉人认可系自绿波集团承包案涉幼儿园，证明其认可幼儿园属于绿波集团所有。在案涉承包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支付了部分承包金；因其欠付部分承包金，双方为此于2010年3月1日签订了补充协议，此后上诉人又支付了8万元承包金。上诉人支付部分承包金的行为，不仅证明了案涉承包合同已实际在履行，更证明上诉人认可案涉幼儿园属于绿波集团。绿波集团不仅向案涉幼儿园委派毛晓敏担任副院长(毛晓敏的社会保险一直是由绿波集团缴纳)，并曾作出过有关幼儿园相关人员的任命通知，证明绿波集团根据《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参与幼儿园的管理，并非是上诉人所称的独资经营。上诉人在多次诉讼中的答辩，也可知其本次主张自相矛盾。2012年绿波集团第一次起诉上诉人时，上诉人在原案庭审中，明确表示对案涉《承包经营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本案二审第一次庭审中(见庭审笔录第11页)，上诉人称“2002年教育局办学许可证上开办人是绿波集团，到了2004年其将幼儿园卖给我”，“到了2007年签订合同时，对方说在建一个新幼儿园，让我承包，我就签订了2007年的合同，签订合同的时候并没有幼儿园，主要是想给环保局，让环保局同意其盖锅炉房，对方拿这个合同逼迫我，我就拿着原绿清街68号的原幼儿园手续办新的幼儿园”。上诉人的上述答辩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根本就没有所谓绿波集团将幼儿园卖给上诉人的事实，而其所称“2004年其将幼儿园卖给我”，反而是证明了其自认幼儿园是属于绿波集团，根本不是上诉人的，否则，不可能出现“卖”的概念。综上所述，无论是根据教育行政机关审批登记内容，或是根据原承包合同、案涉承包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上诉人的单方承诺，以及上诉人支付承包金的行为等等，均可证明上诉人自己都一直是认可案涉幼儿园属于绿波集团所有。关于上诉人所谓的幼儿园原址即房屋属于其所有，并与现址即房屋互换一节，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根本就与事实完全不符。本案系幼儿园承包合同纠纷，幼儿园所使用房屋的产权归属，与本案无关，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和认定。相关证据充分证明幼儿园原址即房屋属于绿波集团所有。根据绿波集团持有的43张存款回单及上诉人签字的《确认书》，证明三层房屋的全部贷款均系绿波集团偿还，上诉人并未付款。根据2012年10月18日上诉人签字的《确认书》，证明上诉人认可三层房屋产权归绿波集团，早在2006年10月19日上诉人即已出具委托书，委托绿波集团副总裁来永进办理该房屋产权转移有关事项。此时，距双方签订2007年11月15日《大连绿波绿清园20号幼儿园经营承包合同》尚有一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上诉人所谓的“房屋置换”的说法；并且，绿波集团偿还全部贷款的行为，也可证明上诉人所谓“房屋置换”的说法是荒谬的。关于上诉人所谓的房屋产权互换一节，根本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案涉的幼儿园现址即房屋，根据绿波集团提交的公房租赁证，该房屋系绿波集团自2002年起即从案外人租赁，租期已延长至2025年；而根据双方签订的案涉《大连幼儿园经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上诉人缴纳承包金收据，也证明其认可其不享有该房屋的产权。如果是其所谓的“互换”，其不可能再向他方交纳使用费用。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案涉合同，双方之间系承包合同关系。案涉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企业承包合同，是指在不改变企业所有权归属的情况下，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的明确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案涉合同的名称和内容，符合承包合同的法律特征。考察案涉合同，合同名称为“大连幼儿园经营承包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了“承包内容”为“乙方承包甲方位于大连的幼儿园，负责幼儿园的全面经营管理”；第三条约定了“承包方式及经营指标”，其中“承包方式”为“自负盈亏、独立经营”；第五条第一款约定了绿波集团作为发包人享有监督、检查的权利；第五条第二款约定了上诉人享有经营自主权、人事任免权和机构设置权、财务支配权等，约定了上诉人的人、财、物等管理自由和权利等等；第六条第2款约定“乙方不按期上缴折旧费用超过三个月或因违法违纪造成重大损失并严重损害甲方利益的，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乙方无条件退出，甲方同时收回幼儿园”。上述合同名称和合同内容，体现了所有权不变、由承包方行使经营权，并按约定上缴承包金，符合企业承包合同的法律特征。关于案涉幼儿园使用的房屋，系绿波集团承租取得，根据“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区分原则”，案涉幼儿园的性质及所使用房屋的权属等，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十年来也从未因该等因素而实际影响上诉人的经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履行约定的义务。上诉人系承包经营幼儿园，只要其经营不受影响，幼儿园的性质和所使用房屋的权属等因素，与上诉人无关，在所不论。上诉人已承包经营满十年，从未出现因幼儿园的性质、所使用房屋的权属等因素而导致上诉人无法经营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诉人作为合同的签约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上诉人无权主张拒付折旧费。关于上诉人以大连市的规定主张案涉幼儿园归属于教育局一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009年《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育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区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和使用意见的通知》第七条的内容是“针对住宅小区现有配套幼儿园管理资质的复杂性，当地政府要本着积极稳妥、区别对待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逐步理顺体制。对按划拨方式供地建设的，要依据相关政策进行清理，要求主办单位或个人将正在使用的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无偿移交给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和使用；对产权已归私有的配套幼儿园，一律不得改作他用，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与管理”。该条规定了两种情形，如何认定和如何适用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上诉人在无任何政府机关作出行政认定的情况下，仅仅以此条规定而主张案涉幼儿园属于教育部门，显然没有依据，显然是故意“断章取义”的曲解。更为重要的是，前述《意见》的发布日期是2009年，系针对2009年以后新建的小区，上诉人与绿波集团早在2007年就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该文件不适用于本案。上诉人提交的大连市沙河口区教育局颁发的《大连市学前教育机构办学许可证》，颁发日期是2017年10月30日，充分证明教育局至今也认可案涉幼儿园属于绿波集团举办的民办幼儿园。案涉幼儿园已办理的相关证照及持续经营的事实，充分证明案涉幼儿园是属于立绿波集团所有的民办幼儿园。关于原审将教育主管部门拨付给幼儿园的教具、玩具判决归绿波集团，符合绿波集团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所谓“被上诉人在重审一审起诉状中并未提出此项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案涉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购买的日常管理及教育教学的所用物品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合同约定的是上诉人购买的物品归其所有，对于非上诉人购买的物品，包括教委拨付的物品及绿波集团出资购买的物品，应当归幼儿园所有，应当随幼儿园的返还一并予以返还给被上诉人。绿波集团的诉讼请求第2项中已包括了“经营过程中的全部文件、资料、台账、设施设备、教育器具、桌椅等家具等全部属于幼儿园的财物”，教育部门拨付给幼儿园的教具、玩具，属于幼儿园所有，并非是“乙方购买的物品”，应当随幼儿园的交还，将所有属于幼儿园的财物均交还绿波集团。关于上诉人以《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9条而主张案涉合同约定的承包金为“违法行为”，完全是故意误导法院。上诉人主张的该条规定，系《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次修正并于2017年9月1日施行的新增规定，并非双方合同履行期间适用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的审理。大连绿波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孙春田腾退交还大连绿波双语钢琴幼儿园；2.交还大连绿波双语钢琴幼儿园证照印章(包括但不限于《大连市学校教育机构办学许可证》《收费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印)以及财务帐册、税务电子系统登录工具及帐号密码，以及经营过程中的全部文件、资料、台账，设施设备、教育器具、桌椅等家具等全部属于幼儿园的财物；3.支付资产折旧费本金至实际交还大连绿波双语钢琴幼儿园之日止，至2017年12月31日207.5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506642.96元，并以207.5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付款违约金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支付截止2018年10月31日占用大连绿波双语钢琴幼儿园期间的折旧费20万元，并以2018年11月1日起按每月2万元标准支付实际占用大连绿波双语钢琴幼儿园折旧费至幼儿园返还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1月15日，绿波集团与孙春田签订《大连幼儿园经营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约定，大连幼儿园由孙春田经营管理，期限十年，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孙春田自负盈亏、独立经营，应按时于每月10日前缴纳折旧费2.5万元。双方对其它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0年3月1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将折旧费由每月2.5万元降低至2万元。双方确定截止2010年2月28日，孙春田欠折旧费27.5万元，如果孙春田严格执行变更后的折旧费并如期缴纳，27.5万元的折旧费可以暂时搁置，绿波集团享有随时追款权。如孙春田未按月定额缴纳折旧费，则上述欠款绿波集团即时追款，并执行原协议第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如孙春田严格执行上述新调整的折旧费并如期缴纳折旧费，则2007年11月15日吴文夫与孙春田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所形成的个人欠款便可无限期搁置。如孙春田未按月定额缴纳折旧费，则2007年11月15日吴文夫与孙春田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形成的个人欠款仍旧履行。孙春田持有的大连幼儿园设备、经营手续作为抵押，逾期缴纳折旧费超过一个月，绿波集团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孙春田无条件退回，绿波集团同时收回幼儿园(含经营手续)。补充协议签订后，孙春田应支付折旧费188万元，其实际支付8万元，欠付180万元。孙春田合计欠付折旧费207.5万元(27.5万元+180万元)。2012年10月12日，绿波集团在一审法院撤回其对孙春田的起诉。2014年10月8日，孙春田拒收邮寄的催缴承包金函、催收借款函。2016年4月25日，绿波集团再次向孙春田邮寄催收承包金律师函，孙春田再次拒收。2017年12月，绿波集团向孙春田发出《通知》，要求其在2017年12月31日前协商续约事宜，否则，绿波集团将于2018年1月1日承包合同结束后，立即停止履行承包协议中的各项义务。另查，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幼儿园原址1-3层房屋为幼儿园主体，68号1-11轴为钢琴教室、会议室和办公区，办学许可证登记的为绿清街68号。2005年11月28日，绿波集团与井丽、宁秀华、孙春田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将的一层、二层和三层分别出售给上述三人，但绿波集团并未收到购房款。2010年7月22日，上述三人又将一层、二层和三层转让给案外人韩叙。2012年10月18日，孙春田出具确认书：孙春田购买该房屋时的贷款由绿波集团偿还完毕，孙春田并未付款；孙春田不享有该房屋包括所有权在内的任何权益，转让给韩叙是绿波集团转让自己的合法房产，对该房屋的转让孙春田无任何异议；孙春田承诺放弃包括民事和行政在内的所有的诉讼权利，不再就该房屋对绿波集团或其他主体提起诉讼或追究责任。2008年该园搬迁至大连市沙河口区。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系绿波集团开发、承建并承租。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幼儿园的办学许可证记载，该幼儿园的地址为大连市沙河口区，举办单位为大连绿波集团，法定代表人为孙春田。法庭审理中，绿波集团提供了为案涉幼儿园购置烟罩、风管、风机、单头大炒炉、单头单尾炒炉、单头矮汤锅的凭证。被告提供了大连市沙河口区教委拨付的独木桥一架、三轮车(七辆)、灌篮(三个)、玩沙玩水(两组)、小型滑梯(一组)、宏基牌手提电脑(一台)、小班叠叠木条(两套)、中班叠叠木条(两套)、中班看图拼摆箱(两套)、大班叠叠木条(一套)、大班百变积木(一套)、多功能攀爬网(一套)、套秋千滑梯(一套)等明细。一审法院认为：绿波集团与孙春田之间就承包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幼儿园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合意，《承包合同》《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效力性强制性法律的规定，系有效合同。关于本案系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还是个人独资经营案涉幼儿园。承包经营合同与个人独资经营合同的区别在于案涉幼儿园房屋的所有权及其设施是否系孙春田所有。孙春田认为幼儿园原址绿清街68号系其所有，现址系与原址置换。但现该房屋为案外人所有，其现有证据不能对抗绿波集团对房屋的房屋承租权，且其自己提供的2012年10月18日的确认书明确其不享有案涉幼儿园房屋的所有权。双方2007年11月15日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明确约定孙春田承包绿波集团位于的幼儿园，负责幼儿园的全面经营管理。如系与孙春田所有的房屋置换，双方不会约定每年支付折旧费2万元，孙春田亦不会在多次诉讼中不提出其对房屋的所有权，即在签订合同时，孙春田明确知道案涉幼儿园不是其所有。故其陈述系两处房屋置换，违背日常经验法则且缺乏事实依据。在绿波集团系案涉幼儿园房屋的承租权人、双方已签订承包合同、孙春田已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孙春田个人独资经营案涉幼儿园，应当认定绿波集团与孙春田就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幼儿园系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双方的合同于2017年12月31日期满，孙春田未在合同期满前与绿波集团办理续约手续，按照合同规定，应当及时腾退幼儿园。同时亦无权继续经营案涉幼儿园，应当返还幼儿园经营过程中所需要的相关文件和手续，故绿波集团要求被告腾退幼儿园并返还大连绿波双语钢琴幼儿园证照印章(包括但不限于《大连市学校教育机构办学许可证》《收费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印)、财务帐册、税务电子系统登录工具及帐号密码，以及经营过程中的全部文件、资料、台账的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春田承包幼儿园期间除自主购买的设备，还有大连市沙河口区教委拨付的教具、玩具及绿波集团出资添置的物品。依据双方提供的现有证据，可以确定幼儿园内厨房的部分设施及大连沙河口区教委拨付的部分玩具，上述物品应当归幼儿园所有，绿波集团要求孙春田将上述物品交付的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折旧费，根据双方表述，实际上是承包费。在孙春田承包该幼儿园进行经营管理期间，其未按照合同约定足额交付承包费。依据《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截止2017年12月31日（承包期满），孙春田尚欠折旧费207.5万元（27.5万元+2万元/月×94个月-8万元）。自2018年1月至2018年10月，孙春田拖欠折旧费20万元（2万元/月×10个月），截止2018年10月被告累计拖欠原告折旧费227.5万元，故绿波集团该项请求部分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绿波集团要求孙春田支付利息的请求，双方的承包合同已经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孙春田理应支付拖欠的折旧费，但至今未付，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依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截止2010年2月28日，孙春田欠付折旧费27.5万元，双方约定，如果孙春田按照调整后的折旧费标准按期付款，则该27.5万元折旧费可暂时不用支付，但如果逾期付款，则绿波集团有权随时追款，现孙春田自2010年7月起未按时支付折旧费，绿波集团有权要求孙春田支付2010年2月28日欠付的折旧费27.5万元，并自2010年7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孙春田应于每月10日前从幼儿园收取托费中支取折旧费上交绿波集团，孙春田于2010年7月11日起未再支付折旧费，故绿波集团主张孙春田支付每月2万元折旧费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截止2017年12月31日，孙春田拖欠绿波集团自2010年3月至2017年12月的折旧费为207.5万元，逾期付款利息为506642.96元。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孙春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大连绿波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腾退交还大连绿波双语钢琴幼儿园；二、被告孙春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大连绿波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交还大连绿波双语钢琴幼儿园证照印章、财务帐册、税务电子系统登录工具及帐号密码，以及经营过程中的全部文件、资料、台账；三、被告孙春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大连绿波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交还为大连绿波双语钢琴幼儿园购买的烟罩、风管、风机、单头大炒炉、单头单尾炒炉、单头矮汤锅及大连市沙河口区教委拨付的独木桥(一架)、三轮车(七辆)、灌篮(三个)、玩沙玩水(两组)、小型滑梯(一组)、宏基牌手提电脑(一台)、小班叠叠木条(两套)、中班叠叠木条(两套)、中班看图拼摆箱(两套)、大班叠叠木条(一套)、大班百变积木(一套)、多功能攀爬网(一套)、套秋千滑梯(一套)；四、被告孙春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大连绿波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折旧费207.5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506642.96元，并以207.5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五、被告孙春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大连绿波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截止2018年10月31日占用大连绿波双语钢琴幼儿园期间的折旧费20万元，并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每月2万元的标准支付继续占用大连绿波双语幼儿园折旧费至将该幼儿园实际返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042元(绿波集团已预交)，由孙春田负担，给付时间同上。本院二审期间，绿波集团提交了其于2016年10月至2010年3月期间向孙春田的贷款银行还款账户（账号92×××84）存入款项共计1179989.68元的银行存款回单原件，拟证明其偿还了案涉房屋的银行贷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孙春田对其中未加盖银行储蓄专用章的回单原件不予认可（回单载明的时间分别为2006年10月27日58789.68元、2006年11月20日11600元、2006年12月19日11500元、2008年7月21日10000元），对其他原件主张是其交付给绿波集团的工作人员王岩的。经本院与孙春田在一审中提交的前述银行账户内的银行流水明细比对，上述几笔款项在上述时间内均已进入孙春田银行账户（账号92×××84）内。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于上述银行存款回单原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对于有异议的银行存款回单已经本院核对无异，本院对前述证据予以采信，并根据前述证据认定如下事实：绿波集团于2016年10月至2010年3月期间向孙春田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还款账户（账号92×××84）存入款项共计1179989.68元，其中最后一笔646000元于2010年3月22日是从绿波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吴文夫的建设银行账户直接汇入到孙春田前述用于偿还贷款的银行账户（账号92×××84）内。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02年7月26日，绿波集团(甲方)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大连办事处(乙方)签订了《经营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2002年的协议书），其中第一条约定了承包内容：甲方将位于绿香苑西部，即绿清街68号楼北侧幼儿园主体，及68号楼1轴～11轴公建房(公建房面积324.56平方米)委托乙方全权管理；第二条约定了合同期限，本合同经营期限暂定为10年，自2002年7月18日至2012年7月17日止；第四条约定了所有权的归属及使用权，经营承包期内，幼儿园及68号楼1轴～11轴公建房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仅有使用权，并不得进行转租、抵押或侵犯甲方所有权的行为。……。经营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对幼儿园承包经营的优先权；第五条约定了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为：负责筹集约60万元的资金对对幼儿园进行内外装修及儿童教育、生活、后勤用品及幼儿园软、硬件设施的投入（承包人承包期满后，甲方不向乙方退还装修费），向教育、物价等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等手续……；甲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为：甲方应配合乙方提供开办幼儿园前期手续的相关资料，……。2007年11月15日，绿波集团与孙春田签订《大连幼儿园经营承包合同》(以下简称2007年的合同)，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主要合同条款为：第一条约定了承包内容，孙春田承包绿波集团位于大连的幼儿园，负责幼儿园的全面经营管理；第二条约定承包期限，期限十年，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第三条约定了承包方式及经营指标，孙春田自负营亏、独立经营，每月定额向绿波集团上缴折旧费；第四条约定了所有权归属，经营期内，幼儿园房屋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归绿波集团，孙春田只享有使用权，……，孙春田购买的日常管理及教育教学所用物品的所有权归孙春田所有，……；第五条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绿波集团应向孙春田提供已装修完毕的幼儿园场所，不得越权干预孙春田的正常经营活动，……；孙春田有对幼儿园经营制度的制定权和经营自主权，并对承包的原幼儿园在搬迁后产生的遗留问题，积极协助绿波集团办理，并保证原幼儿园设施完好、干净、整洁，绿波集团因超越合同规定，干扰孙春田的自主权，使孙春田无法履行合同条款的，孙春田有权终止合同；第七条附则内容的约定为，2002年7月26日绿波集团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大连办事处签定的关于大连绿波艺术幼儿园（地址绿清街68号楼北侧幼儿园主体和68号楼1轴～11轴公建房）《经营承包协议书》合同作废，绿波集团同意免去孙春田所欠房租等费用，作为绿波集团对孙春田幼儿园搬迁所产生的损失（承包期内装修和搬迁的一次性补偿）。2010年3月1日，绿波集团与孙春田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以下简称2010年的协议），约定基于双方在2007年11月15日签订《大连幼儿园经营承包合同》经友好协商，达成该补充协议，其主要内容为：第一条，孙春田承包绿波集团位于大连的幼儿园，自2010年3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每月上缴给绿波集团折旧费调整至2万元；……。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原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年成立之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是一种合作办学关系，被上诉人提供大连市沙河口区1-3层房屋及绿清街68号1-11轴公建作为案涉幼儿园的办学场地，上诉人则投资60万元对幼儿园进行内外装修及儿童教育、生活、后勤用品及幼儿园软、硬件设施的投入，并向教育、物价等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等办学手续；2005年，上诉人购买了前述1-3层房屋，因被上诉人改造供暖锅炉房的需要将的房屋置换前述上诉人购买的房屋，之后，案涉幼儿园变为上诉人个人独资经营。被上诉人则主张双方之间是承包经营合同关系。综合双方当事人的前述诉辩主张，可以据此确定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双方之间究竟是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还是孙春田个人独资经营案涉幼儿园。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从双方签订的多份合同内容看。双方签订的案涉三份协议或合同内容可知，2002年的协议书虽然加盖了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大连办事处的印章并由孙春田签字，但孙春田认可其以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大连办事处的名义与绿波集团签订合同，绿波集团对此亦未提出异议，表明双方均认可该协议的相对方系孙春田与绿波集团并接受该协议的约束，该协议亦是双方之间建立并存在法律关系的基础，双方对此亦无异议。从该协议约定的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主要条款的内容看，双方在签订案涉2002年的协议之前案涉沙河口区绿清街68号楼北侧幼儿园已经存在即沙河口区楼1-3层房屋，幼儿园以及绿清街68号楼1轴～11轴公建房的产权归绿波集团所有，在诉讼中，双方对于此节事实亦均无异议。对于双方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该协议中进行了约定，即孙春田系承包经营幼儿园并按照该协议约定的标准向绿波集团交纳“教育金”，并由孙春田自行投入资金对幼儿园进行装修和软、硬件设施建设并办理营业执照等手续。而对于幼儿园进行装修以及软、硬件设施的投入，也是开办经营幼儿园的必备条件，以便使幼儿园符合开办的条件从而达到接受幼儿的目的，是开办幼儿园必须进行的基础性投入。该协议中约定的孙春田向绿波集团支付“教育金”的实质，应为孙春田使用绿波集团的房屋开办幼儿园而向绿波集团支付的房屋使用费，仅仅是双方在合同中采用了支付“教育金”的表述方式代替支付房屋使用费，这部分费用也应该属于开办幼儿园的合理支出费用。2007年的合同中亦对双方的法律关系进行了约定，即由孙春田采取自负盈亏、独立经营的方式承包经营的幼儿园，孙春田向绿波集团支付折旧费，不仅如此，双方还在该合同的第七条附则中明确约定了2002年的协议作废，绿波集团同意免去孙春田所欠房租等费用，作为绿波集团对孙春田在承包期内装修和搬迁幼儿园所产生的损失的一次性补偿。根据现有的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陈述和庭审查明的事实看，2007年的合同主要是基于2007年前后，根据大连市蓝天碧海工程规划，要在大连绿波钢琴双语幼儿园附近建造一座大型锅炉房，将2002年的协议中载明的绿清街68号的幼儿园搬迁至，而2002年的协议中约定孙春田承包经营的期限是自2002年7月18日至2012年7月17日止，尚未到期且存在房屋装修损失，在此基础上，签订2007的合同，绿波集团将装修好的幼儿园交付给孙春田使用，仍然是由孙春田对该幼儿园承包经营，但免去孙春田所欠房租等费用，作为绿波集团对孙春田2002年的协议中幼儿园的装修以及搬迁幼儿园所产生的损失的补偿。结合孙春田现正在经营的幼儿园的地址正是，且大连市地名办确定的地名中只有一个，并未出现两个地名相同的，以及孙春田在签订该合同后向绿波集团支付部分款项的行为，可以据此确定位于年的合同中载明的幼儿园，孙春田主张签订2007年的合同是双方协商在新建一个幼儿园，2007年的合同并未履行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根据。2010年的协议则明确约定基于双方签订2007年的合同而经友好协商，从而达成该补充协议，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孙春田承包绿波集团位于大连的幼儿园并向绿波集团支付折旧费，2010年的协议相对于2007年的合同而言，调整并降低了2007年的合同中约定的折旧费。前述三份协议或合同中，均约定了系孙春田承包经营案涉幼儿园，并由孙春田向绿波集团支付“教育金”或折旧费，即在2010年以前，按照每月25000元标准，2010年开始每月按照20000元的标准，自2008年6月至2010年7月，孙春田以折旧费的方式向绿波集团支付了共计33万元，前述费用标准正是双方在2007年的合同和2010年的协议中约定的交费标准，孙春田向绿波集团交纳折旧费的行为表明其在履行2007年的合同和2010的协议，该行为与孙春田在诉讼中所主张的自2005年以后由其个人独资经营案涉幼儿园的事实不符。如孙春田所言2005年以后由其个人独资经营案涉幼儿园属实，则在2005年以后，完全没有必要与绿波集团签订2007年的合同和2010年的协议，也没有必要在2008年6月至2010年7月期间向绿波集团支付“折旧费”，对此，孙春田并没有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前述已论述，在前述合同或协议中约定孙春田向绿波集团支付无论是“教育金”或折旧费，其实质应为孙春田使用绿波集团的房屋开办幼儿园而向绿波集团支付的房屋使用费，这部分费用也应该属于开办幼儿园的合理成本支出费用。孙春田主张前述折旧费系收取的办学收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而导致协议无效，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二，孙春田是否以1-3层的房屋与房屋进行了置换。孙春田主张自2005年以后由其个人独资经营案涉幼儿园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是其购买了楼1-3层的房屋置换使用的房屋场地。本案中，虽然孙春田与绿波集团签订了3层的房屋买卖合同，并曾经取得了3层房屋的所有权证，但该房屋买卖合同完全系以银行贷款的方式支付的购房款，即孙春田既没有向绿波集团支付首付款，也没有向绿波集团支付购房款。购房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项就是银行贷款，因此，孙春田是否偿还了购房合同中约定的银行贷款则是认定孙春田是否支付购房款的关键。在本案诉讼中，绿波集团主张其与孙春田签订购房合同的目的是以孙春田的名义获得银行贷款，并且绿波集团偿还了银行贷款，绿波集团在诉讼中提交了其每月向孙春田的银行账户存款的银行回单原件以证明其偿还前述购房合同中的银行贷款，共计存入款项1179989.68元。孙春田主张其自己偿还了银行贷款并将前述回单交给了绿波集团的工作人员王岩。孙春田主张其偿还银行贷款的主要证据是其持有贷款银行的还款流水明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知，正是因为前述房屋是以孙春田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孙春田与银行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孙春田必须建立一个专门用于偿还前述银行贷款的账户，此后在偿还银行贷款的过程中，必须经过孙春田的账户才能完成向银行偿还贷款的工作。本案双方争议的实质并非是谁持有贷款银行的还款流水明细问题，而是谁真正偿还了银行贷款亦即是谁将需要偿还银行贷款的钱存入到孙春田的专门用于偿还前述贷款的银行账户内才是本案的关键所在。从现有的证据看，绿波集团持有其每月向孙春田的专门用于偿还贷款的银行账户内存款的银行回单原件，用以证明其将前述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应偿还的银行贷款存入到孙春田的银行账户内进而证明其支付了银行贷款，尤其是2010年3月22日的一笔646000元是从绿波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吴文夫的建设银行账户直接汇入到孙春田前述专门用于偿还贷款的银行账户内，而该笔款项恰恰用于偿还了前述银行贷款。结合孙春田于2012年10月18日出具的确认书载明“孙春田购买该房屋时的贷款由绿波集团偿还完毕，孙春田并未付款；孙春田不享有该房屋包括所有权在内的任何权益”，孙春田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对其出具前述确认书所产生的后果应有清醒的认识，在该确认书上签字的行为，表明其对该确认的内容是没有异议的，尤其是涉及买卖房屋的权属问题。孙春田对于前述款项以及确认书中载明的内容均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交其他充分证据予以反驳。综合绿波集团提交的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陈述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绿波集团主张的事实，即由绿波集团偿还了案涉房屋的银行贷款。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证据证明力，绿波集团的证据证明力大于孙春田的证据证明力。因此，孙春田虽然持有贷款银行的还款流水明细，但现有的证据不能就此充分证明前述购房合同中的银行贷款即为孙春田偿还的。据此，综合本案现有的证据，可以认定本案中双方争议的案涉房屋的贷款是由绿波集团偿还的。综上，孙春田主张其个人独资经营幼儿园的证据不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孙春田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孙春田主张其以的3层房屋置换了的房屋，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孙春田关于其不应支付费用以及可以房屋卖房款进行抵顶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孙春田主张一审判决超出了“原告”诉讼请求的范围一节，经查阅一审卷宗，一审判决中载明的绿波集团的诉讼请求与其在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8日开庭审理本案时当庭陈述并记载的一致，不存在判非所诉的情形，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孙春田主张其不应承担违约金一节，本院认为，双方对于承包经营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给付费用而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约定，即，如孙春田不按期上缴“折旧费”超过三个月或因违法违纪造成重大损失并严重损害绿波集团利益的，绿波集团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孙春田无条件退出，绿波集团同时收回幼儿园。从前述双方签订的2007年的合同以及2010年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看，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如一方违约的情况下应承担金钱违约金，因此，一审判决孙春田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孙春田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孙春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3344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五项；二、变更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3344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孙春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大连绿波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折旧费207.5万元；三、驳回大连绿波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042元，由大连绿波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9000元，孙春田负担220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042元，由大连绿波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9000元，孙春田负担2204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春雨审判员  阁成宝审判员  任 娲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任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