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4民终1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安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解放路48号美达新天地708室。法定代表人：李吉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杰，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琦，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翔，男，1986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雄凤，湖南德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先锋路70号。负责人：陈晖，该行行长。上诉人湖南安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宝物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翔、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衡阳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衡阳分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19)湘0406民初2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经合议庭决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宝物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何翔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何孝恒死亡系自身疾病所致，与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工作内容没有任何关联性；2、案发当日何孝恒有大量饮酒的行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安宝物业公司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3、何孝恒与安宝物业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何孝恒应先通过劳动仲裁程序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以劳务关系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法院工作失误，导致安宝物业公司没有参加庭审，一审程序违法。何翔辩称：一审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中国银行衡阳分行未予答辩。何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安宝物业公司、中国银行衡阳分行向何翔支付死亡赔偿金697262元；2、判令安宝物业公司、中国银行衡阳分行向何翔支付丧葬费7000元；3、判令安宝物业公司、中国银行衡阳分行向何翔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安宝物业公司、中国银行衡阳分行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日，何孝恒受聘安宝物业公司，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安宝物业公司未为何孝恒购买社会保险，未对何孝恒进行必要的身体体检。嗣后安宝物业公司指派何孝恒在中国银行衡阳分行从事保安工作。安宝物业公司与中国银行衡阳分行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双方约定：中国银行衡阳分行选聘安宝物业公司对其城区办公和营业场所（不含长湖支行）提供物业服务。2018年11月18日19点30分左右，何孝恒在中国银行衡阳分行值班岗亭工作过程中突然昏倒，被送往衡阳市中心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组）、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部感染、慢性肾功能不全CKD2期。何孝恒于2018年11月29日死亡。何翔系何孝恒之子，彭盛菊系何孝恒之母，并明示放弃案涉赔偿款的权利，何孝恒无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何孝恒进入安宝物业公司时已经年满六十周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何孝恒与安宝物业公司的法律关系；2、安宝物业公司、中国银行衡阳分行是否应对何孝恒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承担多大的赔偿责任。1、何翔主张按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何孝恒受聘安宝物业公司，接受安宝物业公司的指派从事劳动，双方之间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何孝恒进入安宝物业公司时虽年满六十周岁，且安宝物业公司未与何孝恒签订劳动合同，但不能因此否认何孝恒与安宝物业公司劳动关系的事实。国家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此，在劳动关系过程中，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有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义务，规定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待遇，休息权利等。但劳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雇佣关系，即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雇佣关系是对劳动者最低程度的一种保护。在同一行为符合两种以上法律关系时，权利者有权选择适用哪种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本案中，何翔主张按雇佣关系主张权利，系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2、安宝物业公司应对何孝恒的死亡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中国银行衡阳分行不承担本案责任。中国银行衡阳分行与何孝恒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故不承担本案责任。何孝恒的死亡原因在现有证据下无法准确确定，但从医院的诊断证明推断何孝恒因自身疾病的因素死亡具有高度盖然性。安宝物业公司在雇佣工作人员时应当提供与雇佣人员身体状况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安宝物业公司雇佣年满六十周岁的何孝恒，在未对何孝恒进行身体检查的情况下，安排何孝恒从事夜间工作，客观上对何孝恒疾病的发作起到了一定的诱发作用。安宝物业公司在对何孝恒的选任上，未尽到充分注意和谨慎义务，应承担本案部分责任。核定何孝恒死亡产生的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697262元（36698元/年×19年）；2、丧葬费7000元（何翔主张且未超过法律规定）；3、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何孝恒系自身疾病死亡，不予支持。何孝恒因死亡产生的损失为707262元，综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由安宝物业公司赔偿何翔5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湖南安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何翔50000元；二、驳回何翔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042元，减半收取5521元，由何翔负担4969元，湖南安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552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安宝物业公司提交了证据一《衡阳市中心医院入院记录》、证据二《高血压与蛛网下腔出血的介绍以及论文》、证据三《交接班记录本、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证据四《关于调整完善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有关待遇的通知》、证据五《相关判例》、证据六《湖南宝安物业管理游戏那公司员工手册》、证据七《湖南安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健康证明》，并申请了证人宁某出庭作证，拟证明：1、何孝恒与安宝物业公司之间为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关系；2、何孝恒身患严重高血压，平时却嗜酒成性，入院前曾大量饮酒导致本次病发；3、安宝物业公司的员工手册中明令禁止酒后上岗，何孝恒违反公司制度饮酒上岗，自身存在重大过错；4、安宝物业公司的员工在入职后都安排了体检，并办理了健康证；5、即使何孝恒符合职工因病死亡的条件，其可获赔的金额为11855元，一审判决认定50000元缺乏法律依据。何翔质证认为，1、证据一上的饮酒表述不属实，何孝恒入院时已昏迷无法表达，且个人史与家族史中有记载失实的事实；2、证据二与证据四都与本案没有关联；3、证据三只能证明何孝恒的上班情况，不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4、证据五不能作为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标准；5、何晓衡是否知晓证据六的内容存疑；6、没有何孝恒的健康证明；7、证人宁某在质证过程中进入现场旁听，证言不可采信。经审查，证据一中现病史上记载：“可闻及明显酒味”，这是医生的客观描述，可以证实何孝恒入院前曾饮过酒，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证据四、证据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六中有严禁酒后上岗的制度规定，但安宝物业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将该制度告知何孝恒，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七中没有何孝恒的健康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证人宁某系安宝物业公司员工，中途曾进入过询问现场，且关于何孝恒送医后清醒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安宝物业公司应否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安宝物业公司自述因何孝恒超过了退休年龄故没有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安宝物业公司没有与何孝恒形成劳动关系的合意，亦没有为何孝恒缴纳社保等使其享受劳动者应享有的保险待遇，现安宝物业公司主张其与何孝恒之间系劳动关系，但事发后既未及时申请仲裁，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何孝恒，安宝物业公司关于其与何孝恒之间系劳动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安宝物业公司与何孝恒之间系劳动关系，存在瑕疵，应予纠正。何翔基于何孝恒工作期间死亡的事实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何孝恒无视自身疾病饮酒上岗，存在过错，应自担相应责任。安宝物业公司提出何孝恒是大量饮酒，但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何孝恒在安宝物业公司上班时已超过退休年龄，安宝物业公司提出公司员工上岗前都会体检并办理健康证，但也自认在何孝恒没有提交体检报告的情况下仍然聘用其并安排了晚班工作，具有管理过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安宝物业公司关于自身没有任何过错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酌情由安宝物业公司赔偿何翔500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安宝物业公司提出一审程序违法，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安宝物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部分瑕疵，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湖南安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润成审 判 员 王若中审 判 员 滕小松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法官助理 曾芬芬书 记 员 杨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