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8民初6524号 原告：戚传法，男，196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上海申浩（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仁爱家园长河工疗站。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天官路65号。 法定代表人：来颂光。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才根，男，该工疗站实际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宓保来，杭州市滨江区天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戚传法与被告杭州仁爱家园长河工疗站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代理人夏?，被告代理人莫才根、宓保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按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补足原告的工资差额3422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3月13日至2019年4月10日时间内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和双休日加班费共计65222.10元；3、被告因违法用工，没有为原告缴费社会保险，应进行经济补偿计30428.91元。4、被告支付原告三年工作期间的冷饮费1920元，2016年至2019年国庆和春节白天值班，计12天，2016年至2017年为6天加值班1539.36元，2018年至2019年6天加值班1663.38元，合计为5122.74元。5、被告未与原告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应向原告支付双倍工资赔偿金7122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6年3月13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口头约定在传达室值勤和夜间安全防范工作，时间为晚上7点到次日7点，月工资1000元，至2019年4月10日，原告一直在被告处上班，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被告一直没有及时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关系，也没有按劳动法规定为原告购买和缴纳社会保险中的相关险种。在G20峰会后不久原告口头提出要求签订劳动合同，但始终没有给于落实。2017年后就这一问题原告向被告和长河街道民政部门口头反映和要求增加工资，提出起码也要保障杭州市用工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底线的诉求，也没有得到重视。原告又多次向被告提出签订劳动合同关系和增加工资诉求，但一直没有得到采纳，直到2019年4月10日被告找原告谈话被予以辞退止。在这三年多时间中，被告非法用工和超低工资用工，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宗旨及有关规定，使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合理的保障，也是原告人劳动权益长期被侵权剥夺的根本原因之一。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故具状起诉。 被告辩称：一、被告单位性质。被告系政府出资开办的，专门为辖区残疾人提供康复、疗养的场所，工作人员由街道定编定岗，全额拨款。遇到临时性任务时，被告会采取劳务发包的方式处理。二、被告与原告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1.2016年3月，被告将传达室“管夜”的劳务包给原告，主要任务是传达室管夜、睡班，其余时间不受被告管理，由其自由支配，被告支付1000元/月的劳务费。2.后来发现原告懂得工程维修，小修小补都会做，被告将一些季节性、临时性维修任务发包给原告，以增加其综合劳务收入。具体的操作方式是，被告将维修任务发包给原告落实，由原告购买必要的材料，相应费用由被告支付，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3.遇到类似G20等临时性任务，被告及上级派出的志愿者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也是由原告提供临时性劳务，被告支付劳务费。三、被告与原告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关系。1.根据劳动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劳动关系是指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经济组织(统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用人单位领取报酬和受劳动保护的法律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除未签订劳动合同外，而与劳动关系完全相同的法律关系。2.劳务关系则是指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口头或者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或者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3.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最基本、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隶属关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从事用人单位分配的工作和服从用人单位的人事安排。而劳务关系的双方则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劳动者只是按约提供劳务，用工者只是按约支付报酬，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利和义务。4.退一步讲，原告的部分请求即便成立也已超过时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综上，根据本案的基本事实和相关证据，原告并非被告员工，与被告不存在隶属关系，不受被告的管理与支配，原告“夜间值班”的劳务行为并非被告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双方之间不存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应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 被告质证：1.对仲裁裁决书无异议。2.对单位职工收入核实联系单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这张单子出具的背景是原告为了申请低保，被告实事求是地给原告出具一个劳务收入1000元/月的证明，并非承认他是被告的员工。如果原告有正规单位的，其申请低保也申请不出来。3.对三张值班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确实存在值班，但是每一笔加班劳务费都已经结算给原告了。4.对维修管理员牌三性均有异议，被告上到站长下到一个护理员，没有任何人持有这么一个证，所以不知这个证从何而来。5.对G20期间进出登记本，原告在G20期间提供劳务是事实，但被告已将劳务费结算给原告了。6.对银行分户明细对账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被告发放的是劳务费以及相应补贴。 原告质证：1.对值班室照片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对报销凭证及清单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能够证明原告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本院认证：关于原告的维修管理员牌，根据案涉仲裁裁决书的记载，结合双方的庭审陈述，本院对该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双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亦予以认可。对所有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将根据全案案情予以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13日，原告到被告处的传达室担任管夜门卫。双方约定原告在每天晚上7点至次日早上7点值班，主要担任晚上7点后门卫关门，次日早上7点前门卫开门工作，被告给原告提供了床辅等休息设施，原告每天夜里可以睡觉休息，约定每月支付原告1000元报酬，原告门卫工作至2019年4月10日结束。 在2017年春节、2018年国庆、2019年春节期间，被告安排原告进行值班并支付了相应费用。在G20期间，被告为加强单位门卫工作，安排原告白天值班（主要是对外来人员及车辆进出登记）并支付了相应费用。被告单位的水电维修、杂活等，凡委托原告完成的，均以劳务性质结算了费用。 2018年11月，因相关部门核验原告收入情况，原告填写单位职工收入核实联系单，被告在该联系单上盖章。该联系单上记载有“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个人自买。”因为白天为被告做维修工作需要，原告有“工疗站维修管理员”牌子一个。 2019年6月18日，原告向滨江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事项与本案诉请一致。2019年10月30日，滨江仲裁委做出裁决，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 另查明，根据原告自述，原告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领取杭州市困难家庭户补助；从2010年左右开始至今，原告一直自行缴纳社会保险。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于2016年3月13日起在被告的传达室担任管班门卫工作，门卫时间每天晚上7点至次日7点，主要是晚上关门和早上开门工作，被告还提供床辅等休息设施，除非有特殊情况外，晚上闭门时间段原告可以自由睡眠休息，确保了原告的休息时间，原告无需考勤，不接受被告的考勤管理，不受被告的劳动纪律约束，原告的工作内容不是被告的业务组成部分，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关系，结合原告关于一直自行缴纳社会保险及申领杭州市困难家庭户补助的陈述，本院认为，被告支付给原告的1000元/月是夜班门卫费用，属于劳务性质，不具有构成劳动关系成立的特征，不予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至于白天的节假日值班、G20值班、水电维修、杂活等，被告均已向原告支付相应费用，另外，维修站管理牌仅是白天开展维修工作方便需要而制，不具有员工证性质。基于上述分析，双方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则原告的诉请均不能成立。 综上，原告的诉请与事实，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戚传法对杭州仁爱家园长河工疗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戚传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余夏盛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陈颖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