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7民终4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住所地：义乌市北苑街道机场路587号。负责人：李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丽娜，浙江清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凯，浙江清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能良，男，195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伟阳，男，198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伟英，女，1984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冬娟，女，1936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南市。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瑞阳，浙江浙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立鹏，男，1994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斌廷，男，199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冬冬，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姜灿，女，1988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金东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义乌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马立鹏、马斌廷、原审第三人姜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3民初9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财险义乌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对上诉人的诉请。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2015年的投保单、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投保人声明及2018年的投保单、保险单证送达签收单、投保人声明及条款。首先，2018年的投保单、保险单证送达签收单、投保人声明中姜灿的笔迹经过鉴定并非姜灿本人所签。但是在庭审中姜灿明确陈述，收到过上诉人寄送的保险单，保险费也是通过微信转账给业务员的。根据惯例，保险公司送达保险单的同时，会将保险条款等材料一并送达的，因此，投保单、保险单证送达签收单、投保人声明中的笔迹虽不是其本人所签，但根据其陈述及惯例，应当可以认定上诉人已尽到了提示的义务。其次，2015年的投保单、贵任免除明确说明书、投保人声明的笔迹并未鉴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姜灿或者被上诉人如认为笔迹非姜灿所签，应由其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但是其并未提出鉴定，也没有鉴定。而且姜灿对该份证据中的签名并没有否认不是其所签，而是模糊的说记不清楚，故上诉人已完成举证责任，上诉人在2015年已完成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姜灿本次投保也是续保，因此应当认定保险公司已完成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答辩称，一、2018年的投保单、保单签收单及投保人声明中的“姜灿”经鉴定均不是姜灿所写，且投保单、签收单及声明之间、保险条款免责事由等也分开单独印制，就算上述单据中有姜灿本人签字也无法证实上诉人已尽提示说明义务。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已向姜灿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免责事由不能发生法律效力。二、上诉人陈述的2015年的投保单、责任免除说明书及投保人声明与本案保险分属不同年度、两份独立的不同的合同内容，与本案毫无关联，上诉人诉称“根据惯例应当可以认定上诉人已尽到了提示义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三、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及死者蒋某在本案中及保险合同中无过错，理应得到保险赔偿。四、既然马立鹏、马斌廷向上诉人提出对保险受益人进行变更、对保险内容作出特别约定变更的情形下，应当视为对保险合同的主体进行了变更，马立鹏、马斌廷与上诉人双方已成立了一个新的合同法律关系，而非上诉人庭审中陈述的“仅为保险标的的转让，转让后无需向受让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情形。上诉人仍应向马立鹏、马斌廷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即使上诉人向姜灿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也不能以《保险法》解释四第二条之规定成立免责事由，仍应当履行商业险内的赔偿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立鹏、马斌廷答辩称，首先，马斌廷与保险公司就肇事车辆的保险情况并不属于受让原车主姜灿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根据保险单可以明确对于保险受益人进行重新约定，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这是双方就保险事宜重新签订保险合同。另外马斌廷也向保险公司就投保人、保险人进行申请变更，马斌廷为该保险合同的新投保人。根据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投保人就保险条款当中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但在保险公司未履行告知提示义务更未向马斌廷提交任何保险条款的内容，显然系未尽其保险法中规定的义务，因此，马斌廷投保变更的情形不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其次，上诉人也未向原车主姜灿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虽然姜灿一直在上诉人处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但每一年商业险的内容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使每年姜灿向保险公司投保，均是签订新的保险合同，因此作为保险公司应当就当年的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并不能因为之前已投保就可以免除其当年的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而一审中证据显示在2018年投保材料姜灿的签字均非本人所签，也说明上诉人未对原车主进行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上诉人仅以保险公司惯例为由免除自己的保险责任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姜灿在二审中未作陈述。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马立鹏、马斌廷赔偿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损失共计1028704.35元；二、判令人保财险义乌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直接赔付上述赔偿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1日4时34分，马立鹏在驾驶证扣留期间醉酒驾驶浙Ｇ×××××号小型轿车（以下简称肇事车辆）从东阳市区到，途经东永线9ｋｍ+600ｍ（东阳市南市路段时，碰撞前方由蒋某驾驶的无牌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造成蒋某当场死亡，两车车损及路灯杆等物产损坏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结果：马立鹏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蒋某不负事故责任。死者蒋某，女，1962年3月17日出生。蒋冬娟系蒋某母亲，吴能良系蒋某丈夫，吴伟阳、吴伟英系蒋某儿女，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均系蒋某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蒋某母亲蒋冬娟共生育五个子女。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为马斌廷，实际所有人为马立鹏，肇事车辆原所有权人姜灿向人保财险义乌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限额为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后相关保单被保险人已变更为马斌廷。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由马立鹏驾驶。经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申请，该院委托金华精诚司法鉴定所对人保财险义乌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保险单证送达签收单、投保人声明中手写内容是否为姜灿所写进行笔迹鉴定，该所出具鉴定意见：倾向认为标称日期为“2018年7月25日”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原件第2页中“投保人签名/签章”处、《保险单证送达签收单（兼保险权利义务告知书）》原件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签章”处、《投保人声明》原件中“投保人签章处”共3个“姜灿”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均不是同一人所写。该所同时函复：由于投保人声明中手写内容（除姜灿签名外）字迹模糊，笔迹特征无法识别，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做出鉴定意见。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为该鉴定支付鉴定费14200元。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的损失：死亡赔偿金916800元，丧葬费30549.5元，误工费1883.8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9471元，以上合计978704.35元。马斌廷、人保财险义乌公司未支付任何费用。马立鹏的母亲马桂花（乙方）与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甲方）达成和解协议，约定：1.乙方自愿代马立鹏赔偿甲方35万元（已履行）；2.甲方就乙方未赔付的其他损失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若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在第三者责任险及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甲方自愿在收到保险公司赔偿款当日返还乙方已支付的30万元；若法院判决保险公司仅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而无需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则甲方无需退还乙方任何款项，甲方可获赔金额总计46万元，甲方不再向乙方、马立鹏或马斌廷另行主张剩余未赔偿部分；3.乙方代赔35万元后，甲方对马立鹏的过失肇事行为予以谅解。一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予以确认。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作为死者蒋某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权要求相关赔偿义务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马立鹏系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肇事车辆在其管理控制之下，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未举证证明马斌廷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要求马斌廷承担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因马立鹏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故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故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的合理损失应先由人保财险义乌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人保财险义乌公司在赔偿范围内有权向侵权人主张追偿。该案的争议焦点是人保财险义乌公司是否已尽到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人保财险义乌公司能否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二条规定：“保险人已向投保人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标的受让人以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人未向其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为由，主张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及马立鹏、马斌廷关于人保财险义乌公司未向马斌廷进行免责事由的提示、说明，涉案免责条款未生效的意见，不予采信。根据我国保险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对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的，仍应对该类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人保财险义乌公司关于姜灿之前为肇事车辆在人保财险义乌公司投保，其对免责事由应是明知的，人保财险义乌公司无需承担责任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经鉴定，人保财险义乌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保险单证送达签收单、投保人声明中姜灿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虽然第三人姜灿认可收到保险单，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人保财险义乌公司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人保财险义乌公司关于其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辩称意见不成立，不予采信。人保财险义乌公司未对保险合同中关于无证驾驶、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驾驶、醉驾等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其仍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经计算，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的合理损失应由人保财险义乌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10000元，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868704.35元，合计978704.35元。综上，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的诉请部分成立，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浙Ｇ×××××号车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赔款共计978704.35元。二、驳回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72元（已减半收取），由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负担135元，马立鹏负担2341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负担296元。笔迹鉴定费14200元（吴能良、吴伟阳、吴伟英、蒋冬娟已支付），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9年3月8日，案涉肇事车辆的投保人由姜灿变更为马斌廷。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人保财险义乌公司是否已尽到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也即人保财险义乌公司能否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赔。根据我国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保险公司对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的，仍应对该类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未作提示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案涉肇事车辆系先由姜灿于2018年作为投保人投保，经鉴定，人保财险义乌公司提供的2018年的投保单、保险单证送达签收单、投保人声明中姜灿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虽然一审中姜灿认可收到保险单，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收到过保险条款，人保财险义乌公司主张按惯例会将保险条款一并送达的辩解依据不足。对于人保财险义乌公司称姜灿2015年为肇事车辆在人保财险义乌公司投保时其已完成对免责条款提示义务的意见，因案涉保险合同系2018年的合同，是一份新的合同，保险公司仍应按规定履行对免责事由的提示说明义务。2019年3月，案涉肇事车辆的投保人由姜灿变更为马斌廷，人保财险义乌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免责条款对马斌廷进行提示说明。综上，人保财险义乌公司关于其已尽到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44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肖闻审 判 员 楼淑馨审 判 员 张燕燕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代书记员 汤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