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泉丞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长东五街2A号16层6号。法定代表人：董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春丽，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桂敏，男，1970年5月15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岭梅，女，1960年1月6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岩，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鼎程，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解洪举，男，1940年4月20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大连泉丞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丞公司）、王岭梅因与被上诉人解洪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9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泉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解洪举、王岭梅共同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借款为王岭梅个人债务错误。本案被上诉人解洪举和王岭梅系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岭梅因治病需要向上诉人借款5万元，且该5万元也用于支付医疗费及购买营养品等，属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举债，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于该笔借款的用途，被上诉人解洪举在法庭上虽然有辩解，但是其也承认王岭梅身体患有肾病综合症需要增加营养，并且认为吃安利产品使其健康状况好转。一审罔顾此事实，认为“王岭梅向上诉人举债时未与被上诉人解洪举商议，解洪举对该笔借款不知情，王岭梅向上诉人出具借条时，解洪举未在该借条上签字，事后解洪举亦拒绝认可……”这完全混淆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债务概念，将该笔借款认定为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负债，是原审被告王岭梅的个人债务显系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方面最主要的错误体现在，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第二条的规定，遗憾的是一审判决却适用了第三条的规定。《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解释》第二条规定与《解释》第三条规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所负债务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如果未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就是夫妻共同债务，反之就是个人债务。如果债权人主张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话，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而判断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标准，应该站在债权人的角度，以出借时点为基准，以人们普遍性的认知为衡量标准。本案上诉人向王岭梅出借5万元时，被上诉人解洪举和王岭梅系夫妻，借款用途在借条上也清楚地写着“用于治病”，而举债治病也完全系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以从上诉人的角度考虑，该笔5万元借款就是夫妻共同债务。从另一方面讲，判断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标准应结合举债人举债目的，看是否存在恶意、过度消费、损害夫妻另一方合法权益等等。王岭梅因治病需要向上诉人举债，且一审判决中也认为“治疗疾病、加强营养系王岭梅改善生存状态、延长生命所必需”，这完全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王岭梅为生存而举债，对其所花费医疗费及营养费被上诉人解洪举在法庭上表示知情且认可，因此该笔债务并未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退一步说，即使王岭梅购买安利产品没有相应医嘱支持，那么有医嘱的医疗费为什么也判为个人债务了呢？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助的义务，当解洪举不履行该义务时，王岭梅为了生存而举债应当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因此，该笔债务属于王岭梅和解洪举夫妻共同债务，一审适用《解释》第三条完全系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认定该笔借款为王岭梅个人债务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当初上诉人同意借款给王岭梅治病，也是基于被上诉人解洪举有较高的工资收入，有经济实力偿还该笔债务。王岭梅身患肾病综合症，二期膜××是当今世界医学界无法治愈的病。谢洪举曾经一直对外声称“是安利产品救了王岭梅的命，没有安利的营养素，人早就死了”。安利产品未必能治病，但恰恰是营养师用安利的营养素给王岭梅调理，把她大量排出体外的蛋白质、钙、铁、锌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补充上来，才得以控制病情，生命才得以延续。王岭梅身体有病，工资入不敷出，以其身体状况以及收入水平，上诉人的该笔借款可能无法得以偿还。一审错误地认定该笔借款为王岭梅个人债务，实质上是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王岭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为夫妻共同偿还借款。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错误地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简称《司法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正确的应该是适用《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理由如下：《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与第三条规定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如果未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适用第二条规定；如果超出的，则适用第三条的规定。但是衡量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标准应该是以夫妻共同生活时的水平为参照。对于分居的夫妻来说，其家庭日常生活水平，应该以夫妻同居期间的生活水平为衡量标准。王岭梅在2013年被确诊为肾病综合症、膜性肾病、××、高血压病三级高危等病症后，从2013年9月开始王岭梅就一直在服用安利产品辅助治疗疾病，到夫妻双方分居已经持续服用了三年。解洪举对王岭梅服用安利产品明知并认同。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王岭梅购买并服用安利产品尚且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是分居以后王岭梅再购买安利产品就属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原审判决的这种认定，显无依据。王岭梅举债治病调养，也是由解洪举逼迫所致。王岭梅每月只有两千多元的养老金，仅能维持日常生活所需，根本无再多的钱治病。解洪举每月六千多元的养老金，足以满足其生活所需，却依然霸占着夫妻共有房屋出租的租金，分文不给王岭梅。为了达到分居目的，解洪举提出每月给付3000元调病费用，但实际分文未付。王岭梅起诉离婚，解洪举利用法院第一次不易判离的惯例，恶意阻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解洪举从各个方面切断王岭梅治病救命的经济来源，导致王岭梅为了生存不得不举债治病调养。《婚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助的义务。夫妻即便分居，夫妻双方依然有相互扶助的义务。解洪举没有履行扶助义务而导致王岭梅举债治病调养，原审判决却将该笔债务认定为王岭梅个人债务，其实质是纵容了解洪举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原审判决实属不公。二、原审判决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原审判决一方面认为“治疗疾病、加强营养系王岭梅改善生存状态、延长生命所需”；另一方面认为“但相应支出应考虑到自身经济状况合理安排。王岭梅购买安利产品等大额支出，没有相应医嘱支持，不能证明花销的合理性。”既然这样，那么原审法院认为的“治疗疾病、加强营养、改善生存状态、延长生命所需”中的合理部分以及有医嘱支持药费、治疗费等部分，为什么也认定为王岭梅的个人债务了？另外，原审法院混淆了分居和离婚的概念，即便分居，夫妻财产依然共同共有。分居之前，王岭梅的经济状况可以治疗疾病、加强营养、购买安利产品，但是分居之后，夫妻共同共有财产没有任何的变化，原审判决却指责王岭梅没有做到“相应支出应考虑到自身经济状况合理安排”。原审判决认定王岭梅自身经济水平降低的依据何在？再者，原审判决认为“即使确实因此经济困难，亦可通过主张扶养费等方式解决”。如果原审法院确实认为王岭梅经济困难，那么王岭梅的举债就是必要的，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也就是必然的。原审法院把本案债务认定为王岭梅个人债务，再让王岭梅提起扶养费之诉，这不是多此一举，徒增诉累吗？所以原审判决无法自圆其说，相互矛盾。解洪举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泉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借款5万元，并自起诉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时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岭梅于2019年2月22日向原告泉丞公司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通过宋春丽本人从大连泉丞劳务有限公司借款伍万元整（50,000）用于治病。”当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王岭梅支付5万元，借款至今未偿还。二被告于2001年3月9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自2016年8月起，二被告分居至今。2016年底，王岭梅曾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经判决不准离婚后，王岭梅曾于2017年11月诉至法院要求解洪举支付扶养费，后自愿撤回起诉。现王岭梅再次起诉离婚，离婚案件尚未审结。2013年，王岭梅患有肾病综合症、膜性肾炎、高血压病等病症。王岭梅于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12月1日期间在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沈阳连锁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处购买药物共计5700余元，在大连合一堂中医诊所花费共计7000余元，在医院就诊花费共计2600余元，购买安利产品花费共计36,000余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一方需要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款项已经实际交付两项事实进行举证。本案被告王岭梅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原告向王岭梅转账支付借款，且王岭梅对原告的诉请不持异议，故王岭梅应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自原告起诉日即2019年11月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日止）。经庭审调查，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借款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被告解洪举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经审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主张不成立，应予驳回，理由如下：首先，王岭梅向原告举债时未与解洪举商议，解洪举对该笔借款不知情，王岭梅向原告出具借条时，解洪举未在该借条上签字，事后解洪举亦拒绝认可，故该笔借款并非系基于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进行的举债。其次，依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的，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本案中，二被告于2016年8月起即分居生活至今，双方关系持续恶化，现双方离婚纠纷正在审理过程中，故案涉债务仅可认作用于王岭梅个人生活支出，不应认作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支出。再次，治疗疾病、加强营养系王岭梅改善生存状态、延长生命所必需，但相应支出应考虑到自身经济状况合理安排。王岭梅购买安利产品等大额支出，没有相应医嘱支持，不能证明花销的合理性。即使确实因此经济困难，亦可通过主张扶养费等方式解决，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依法进行审查。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王岭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大连泉丞劳务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11月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5元（已减半收取，原告已预付），由被告王岭梅负担，给付时间同上。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首先，泉丞公司出借给王岭梅的5万元款项仅有王岭梅在借条中签字，无解洪举在借条中签字确认，且解洪举事后不予追认，主张“其与王岭梅于2016年8月分居至今，王岭梅向泉丞公司借款5万元非夫妻共同生活承担的债务。”故该笔债务不能认定为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其次，王岭梅主张该5万元中3.6万余元用于购买安利产品，其余用于就诊、购药。即使王岭梅主张属实，王岭梅在分居后应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开支的限度。在王岭梅未与解洪举商议便借款，且无充分证据证明安利产品为王岭梅治疗疾病必需品的情况下，王岭梅主张其借款大部分用于购买安利产品，不应认定为该债务系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再次，王岭梅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收入、财产状况已恶化至需借款支付1万余元医疗费的程度。最后，在王岭梅已与解洪举分居，婚姻关系持续恶化，且双方离婚纠纷正在审理中的情况下，王岭梅通过其朋友向泉丞公司的借款不能认定为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一审驳回泉丞公司要求解洪举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泉丞公司、王岭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大连泉丞劳务有限公司预交525元、王岭梅预交525元），由上诉人大连泉丞劳务有限公司负担525元，王岭梅负担5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姝丽审判员  张萍萍审判员  张 颖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罗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