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960、2961号上诉人（2960号案原审原告、2961号案原审被告）：广州添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九佛西路888号。法定代表人：KYLEANDREWMIGDAL，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新会，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昕，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2960号案原审被告、2961号案原审原告）：李昌富，男，汉族，住x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晓，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正言，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广州添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添利公司）与被上诉人李昌富因劳动争议二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0368、10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添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其司无需支付经济赔偿金，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昌富负担。事实和理由：1.《员工手册》、《商业行为规范（2004版）》明确规定了“利益冲突”，李昌富签收了上述规章制度，清楚知道哪些行为构成利益冲突并应当向公司申报。2.李昌富准确理解并承认存在“利益冲突”。内部调查谈话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欺诈或胁迫等情形，李昌富是在核对《面谈记录》并确认无误后才签字确认，故承认“利益冲突”是其真实意思表达。李昌富明知其私下接触供应商并接受宴请的行为不妥，存在利益冲突又未及时披露，故被举报时承认存在利益冲突。3.李昌富与供应商私下接触和聚餐，在醉酒的情况下存在作出对我司商业交易不利言辞的可能。在内部调查的谈话中，李昌富承认其行为构成利益冲突，也承认多次与供应商吃饭未向管理层或法律事务部申报。4.广州展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正公司）等四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是添利公司的供应商，供应的物料为李昌富所在部门使用。李昌富是公司品质保证部副总监，负责供应商品的管控、品质管理、客户及第三方检查，决定或影响我司是否采购展正公司供应的物料，符合《员工手册》规定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们与讯达集团的商业往来”。李昌富与刘某是多年的老朋友又紧密接触，构成《劳动及道德手册》规定的“其他可能的实际上看起来会导致您的个人利益、或其他事宜，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李昌富把与刘某本来不熟识的本部门其他同事拉上一起与刘某聚餐，具有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供应商谋利的可能性。而且聚餐场所是在供应商的公司内私密场所，使得该次聚餐更具有有意避开公共场所而讨论私密的利益问题之嫌疑。5.李昌富自认其行为构成“利益冲突”，结合仲裁委、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可以推定李昌富与刘某存在利益关系且该关系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展正公司与我司的正常商业往来。至于李昌富在客观上是否已经对我司造成利益冲突或损害，不是“利益冲突”申报制度规范的事由。6.一审法院以宴请标的确认行为性质错误。李昌富作为掌管公司进货品质的经理和副总监，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是否采购刘某公司货物的作用，存在利益关系却违规接受供应商餐饮，问题不在于餐饮价值大小和档次高低，而在于行为性质已经构成利益冲突的可能。7.一审法院混淆了行为性质与行为后果的关系。“利益冲突申报制度”是企业应对员工可能存在的营私舞弊行为，减少员工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的可能性的合理制度。企业对员工违反“利益冲突申报制度”的惩处，不以利益冲突实际造成了不良后果或任何损失为前提条件，也不要求已经产生了员工存在利益输送的事实。《员工手册》规定“有利益冲突不及时披露”为严重违纪，我司只需要证明李昌富存在“未申报利益冲突”的违纪行为，无需证明该利益冲突是否造成损失或其他不良后果。8.李昌富接受宴请的行为构成利益冲突，且未向我司披露，严重违反了《员工手册》第4.17条及《劳工及道德手册》的相关规定，我司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合法合规，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赔偿。李昌富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添利公司起诉请求：1.判令其无需向李昌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本案诉讼费由李昌富承担。李昌富起诉请求：1.判令添利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赔偿金671040元（以2018年广州市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即9320×3×12×2=671040元）；2.本案诉讼费由添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李昌富于2000年4月13日入职添利公司。后双方于2011年2月28日签订期限自2011年3月1日至法定的或该合同所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若李昌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添利公司规章制度的，添利公司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且不须向李昌富做出任何形式的赔偿或补偿。2016年10月11日李昌富签收了添利公司2016年版的员工手册和劳动及道德手册各一本。2018年5月1日李昌富晋升为副总监，2019年2月27日晚，李昌富与其同事林某某、任某某及案外人刘某在黄埔区凤尾××海岭北××房（以下简称301房）吃饭，饭菜由刘某提供，价值约200元，酒水由林某某提供，价值约2000元。5月13日，在添利公司与李昌富的内部谈话中，李昌富承认其与刘某吃饭的行为构成利益冲突。5月31日，添利公司向李昌富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给予李昌富即时无偿解雇处理，终止双方劳动关系，理由为李昌富违反商业道德行为守则及员工手册第九章第4.17条。该决定于同日知会添利公司工会。李昌富向黄埔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黄埔仲裁委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1352号裁决书，该裁决书认为因刘某不属于员工手册第九章第4.17条所提及的亲属的范围，该条款不能作为添利公司解除李昌富劳动关系的规章制度依据，添利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最后裁决添利公司于该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昌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91696元（以2017年度广州职工月平均工资8218元的三倍为标准）。李昌富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应发平均工资为30500元，2018年度广州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320元。另查，刘某于2004年进入添利公司工作，后于2011年离职。洪某某于2013年进入添利公司工作，其与刘某是夫妻关系。展正公司于2011年6月7日成立，注册地址为301房，广州诚义信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下称诚义信公司）于2014年3月5日成立，广州市丹义喜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丹义喜公司）及广州美悦乐教育培训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美悦乐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成立。上述四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刘某，与添利公司存在长期频繁的商业往来。再查，添利公司的正常采购流程，先由需求部门提出采购要求，其后由采购部门从公司的供应商名单库中进行选择。选择时会征询包括李昌富所在部门在内的相关部门的意见，上述供应商名单库由采购部门决定。李昌富所在品质保证部在上述采购过程中负责认定供应商的品质是否符合添利公司要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添利公司与李昌富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属于违法解除及经济赔偿金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添利公司提供的《员工手册》（2016年10月）第九章奖励与纪律制度载明：“4、有下列情况之一，经查证属实或有具体事证者，给予即时解雇：……4.17、有利益冲突不及时披露。‘利益冲突’是指员工或其亲属与迅达集团的供应商、商业伙伴、竞争对手、服务商或客户存在利益关系且这种关系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它们与迅达集团的商业往来。4.22、知情不报，为他人违纪行为提供条件或望风放哨，阻碍或影响保安、巡查人员执勤”。添利公司以李昌富有利益冲突不及时披露为由解除与李昌富的劳动关系，应举证证明李昌富与刘某存在利益关系且该关系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它们与添利公司的商业往来，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李昌富及其同事林某某、任某某与刘某共进晚餐，饭菜价值约200元，席间酒水由李昌富下属林某某提供，价值约2000元，添利公司主张该宴会为商务宴请与常理不符，该宴会性质应为私人聚会更接近事实。李昌富在与添利公司的内部谈话中承认其与刘某吃饭的行为构成利益冲突，系对“利益冲突”这一概念的不理解而作出的错误表述。添利公司提供的与刘某名下四间公司的采购记录、合同仅能证明其与四间公司存在商业往来，且依照添利公司的采购流程，供应商名单库由采购部门决定，李昌富所在的部门仅负责认定供应商的品质是否符合要求，添利公司可在符合要求的供应商中择优采购，李昌富无法影响或决定添利公司最终选择的供货商。综上所述，添利公司既未能证明李昌富与刘某存在利益关系，也未能证明该关系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展正公司等四个公司与添利公司的商业往来。按照社会经验，求职者的背景调查一般由人事部门负责，添利公司仅以李昌富与刘某认识便推定其在洪某某履历不实一事上知情不报，未提供确切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而且，添利公司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及发往工会的知会函中仅以李昌富违反《员工手册》第4.17条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在仲裁及诉讼阶段又主张李昌富违反《员工手册》第4.22条之规定，违反了合法解除的程序性要求。综上所述，添利公司以《员工手册》第4.17条及第4.22条为由与李昌富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关于经济赔偿金数额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该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因李昌富在添利公司工作超过19年，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应发平均工资为30500元，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其计算经济赔偿的工龄为12年，计算经济补偿的基数应为2018年度广州职工月平均工资9320元的三倍。添利公司应支付李昌富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71040元（9320元×3×12年×2）。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如下判决：添利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李昌富支付经济赔偿金671040元。两案案件受理费合计20元，由添利公司负担20元。二审中，添利公司提交了：1.《商业行为规范（2004版）》，拟证明对“利益冲突”及申报有详细规定，李昌富应当遵照执行。经查，其中“利益冲突”部分载明，“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则是要求员工回避任何有损于公司或员工个人声誉或职业道德的投资或获利活动。”2.广州展正防静电真空胶纸批试报告、广州展正防静电真空胶纸测试报告、广州展正皱纹胶纸测试报告，拟证明李昌富有对物料批试的审批权，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商品的采购。3.来料品质控制程序，拟证明李昌富有对采购来料商品品质的审批权，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商品的采购。4.广州展正皱纹胶纸测试报告，拟证明李昌富监控商品质量。李昌富质证：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和合法性，该证据是2004版，是惠亚集团的规范性文件，惠亚集团已于2015年退出公司股东范畴，不再是控股股东，该文件已于2015年失效。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报告批试首页需要7人签名，尾页需要4人签名，其只是其中1人，在approve中的QAmanager处签名。确认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该文件需要6人审批，其只是其中一人，在qualitydirector处签名。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该程序与本案无关，是对测量系统的分析程序，并非是对来料的检测程序，并且需要4人签名。庭询时，公司称员工有4000人左右，李昌富则称其离职前公司有3000人左右，确认与刘某认识十三四年，其和刘某是旧同事和朋友关系，2019年2月27日的聚会是朋友间的私人聚会，林某某、任某某分别是品质保证部的副经理和高级工程师，当天该两人是刘某叫去聚会的；其之所以在公司面谈时自认涉案聚会行为有利益冲突，是因为其作为公司高层与供应商吃饭时会有利益冲突，同时其也明确了与刘某没有利益关系。另查明，一审时李昌富提交：1.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李昌富，经举报查实你存在利益冲突不及时披露情况，此行为严重违反《商业道德行为守则》及《员工手册》第九章纪律制度第4.17条规定，经公司研究决定，给予即时无偿解雇处理。2.离职证明，载明兹证明李昌富任职于本公司品质保证部，离职前的职位是副总监。添利公司确认上述证据。添利公司提交：1.与李昌富于2019年5月13日的面谈记录，载明李昌富自述在2019年2月27日与展正公司老板刘某、公司同事林某某、任某某在刘某的公司聚餐；其认识刘某的妻子洪某某，洪某某是其部门QA的员工，担任高级技术员；展正公司是添利公司的供应商，其QA就是展正公司供应物料的使用部门；知道美悦乐公司、诚义信公司和丹义喜公司，刘某逢人就说自己有好几家公司，其公司都有挂这几家公司的招牌；其在涉案聚餐时没有向公司管理层或法律事务部申报，当时也考虑了很久，想着自己也带酒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参加过公司关于员工商业行为规范及职业道德操守的培训，根据公司商业行为及职业道德操守的规定，其的行为是有利益冲突，因为展正公司是添利公司的供应商，而且也为QA部门提供了很多物料。2.洪某某在2013年4月25日填写的求职申请表，显示填写配偶是“蔡义”，工作单位是“务农”，申请部门是“QA”。在公司填写部分最后“审批”部分由部门经理、部门总监、HR经理的签名。3.林某某的面谈记录，载明林某某自称2007年入职，现任质量保证部副经理，主要负责接待客户审核及处理客户投诉等，其知道与供应商就餐应按照规定向公司管理层或法律事务部提前申报，但其把刘某当作自己的朋友，所以没有申报。4.2019年4月的劳工及道德手册，称本手册依据《责任商业联盟准则》及迅达商业行为手册指定，其中“反腐败政策”中规定，迅达要求，公司所有有关及所有其他代表迅达工作的人员或代理商应当严格遵守下列条例：在经营迅达的业务时，不得向任何人索取或接受贿赂或回扣或者参与其他腐败行为（包括现金、旅游、宴请及其他报销）。5.李昌富签名的员工手册及劳工及道德手册签收条。6.2014年1月的劳工及道德手册，其中“利益冲突（一级风险）”载明，当您的行为或者利益导致您不能客观有效地工作时，或者当您个人或直系亲属因为您的职位或与工作关系而收受了不合理的个人利益时，那么个人和公司就会出现利益冲突。7.商业行为规范（同添利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李昌富对证据1、2、3、5、7无异议，对证据4、6有异议，称上述手册分别是2014年、2019年的版本，与其签收条中记载的版本不同。此外，李昌富确认其在公司架构中属第三级，即第一级是总经理，第二级是总监，第三级是副总监。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添利公司解除与李昌富的劳动关系是否属合法解除。添利公司以李昌富有利益冲突不及时披露、严重违反《商业道德行为守则》及《员工手册》第九章纪律制度第4.17条规定为由解除了与李昌富的劳动关系。本院采纳添利公司的主张，理由如下：首先，添利公司的商业行为规范、员工手册均对利益冲突申报制度进行了规定，虽然添利公司提交的2014年、2019年劳工及道德手册的版本并非李昌富签收的2016年版本，但2016年前后两个版本均重申了相关利益冲突的内容，再结合李昌富、林某某所做的面谈笔录，可知添利公司存在利益冲突申报制度，并将其设定为员工必须严格履行的义务，而且已经告知了包括李昌富在内的员工。其次，根据商业行为规范及员工手册，员工违反利益冲突申报的行为需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员工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2.员工未按规定申报前述利益冲突。本案中，李昌富任职于品质保证部，是添利公司的副总监，对供应商的物料品质有审批权，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物料的采购，而刘某是四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名下的该四家公司与添利公司存在长期频繁的商业往来。在此情况下，李昌富与刘某的私下交往，尤其是其作为公司副总监，与同部门的其他同事一起与刘某进行私下交往，确实可能影响到李昌富在代表公司的活动中客观有效地履行职务，而对此李昌富无论是基于上述商业行为规范、员工手册还是基于员工的忠实义务都应当慎重对待，并且向公司主动申报。在添利公司对李昌富的面谈记录中，李昌富也确认根据公司商业行为及职业道德操守的规定及刘某的特殊身份，其的行为存在利益冲突。因此，李昌富在明知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与刘某进行私下聚餐，而未按规定向公司申报，已经违反了公司的利益冲突申报规定，添利公司以此为由解除与李昌富的劳动关系有事实和制度依据，属合法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添利公司无需向李昌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添利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0368、1043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昌富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广州添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无需向李昌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二案二审受理费共20元，由李昌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利平审判员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陈泽如郑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