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再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由军，男，1971年6月26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峰，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奇晟，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建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东路299号。法定代表人：金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辽宁成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由军与被上诉人大连建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达企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5日作出（2009）西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调解书。建达企业不服，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西检民（行）监[2015]21020300001号检察建议书，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5日作出（2016）辽0203民监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辽0203民再12号民事判决。由军与建达企业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8）辽02民再88号民事裁定，撤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3民再1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7日作出（2018）辽0203民再15号民事判决，由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由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奇晟、被上诉人建达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由军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3民再15号民事判决，认定（2009)西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调解书有效；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作出的（2009)西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调解书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的规定，只有在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才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检察建议。法律意义上“公共利益”是指国家或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统称，是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上升到全社会范围内的利益意志的表现。具有主体数量不确定、实体上的共享性等特征。本案调解书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检察机关指出调解书对建达企业资产的处理影响了企业退休职工退休金的发放，所以构成损害公共利益，明显没有事实依据。1、根据建达企业工商信息显示，其已于2002年7月16日由集体所有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曲建春、李禄、卢淑萍、王展伟、金荣，故公司退休金的发放即成为企业内部问题，不能上升到公共利益；其次，根据原审卷宗孙凤武的庭审笔录（第20页）记载“案涉抵债房屋仅占公司改制资产的1%”。可见，案涉资产的占比根本不足以影响企业退休金的发放，故检察机关认为调解书所涉资产的处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明显违背事实。本案不属于虚假诉讼，时任公司负责人的王展伟曾向检察机关提供大量有公司股东及员工签字的消费小票，且检察机关及原审法院均有上述人员真实意思表示的笔录在案，足以证明借款事实的客观存在，故本案不是虚假诉讼且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规定的虚假诉讼情形。2、原审法院作出的调解书符合客观事实、不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由军提交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以物抵债协议。一审法院据此事实作出调解书符合法律规定，且调解书达成后双方均已自动履行，足以证明调解并不违反自愿原则。检察机关提出一审法院违反《全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关于“调解结案的，不宜采取以物抵债的处理方案”的规定，首先，此纪要为辽宁省法院规范审理的内部文件，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法规；其次，纪要中指明“不宜采取”则充分说明其不具有强制性规定，即并非全部案件均不得以调解结案。本案调解书中所列锅炉房是否存在不影响调解书的效力。以物抵债协议是当事人双方之间达成的代物清偿协议，是用办公室及锅炉房来清偿债务。抵债协议签订之时，锅炉房的房产执照还存在，建达企业一并交给了由军，因此才在抵债协议中体现。因为锅炉房被拆除并不影响其周边场地的使用价值，且调解书达成后，由军对该场地进行了改造，修建了房屋、兴建了企业。调解书作出后，双方己自动履行且在长达6年之中均未提出异议，可见锅炉房是否存在不影响调解书的继续履行。二、一审判决撤销（2009)西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调解书并驳回由军全部诉讼请求，违背事实且没有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认定“对借款事实的存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明显缺乏事实依据。首先，中共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街道委员会于2006年1月下发红头文件《关于干部任免的通知》，通知表明“曲建春辞去建达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职务，由王展伟任建达企业总经理”，故王展伟任总经理期间经过被上诉人领导班子研究决定，以建达企业名义与由军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即使企业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但王展伟作为公司负责人，其有权代表公司进行签署合同的行为。若对其代理权限有异议为企业内部纠纷，不应损害由军的合法权益。其次，根据原审笔录第20页，孙凤武指出“借款中有15万元用于建达企业开资，我汇到账面上的”，可知本案虽然是个人出具债权凭证，但资金的实际使用人依然为建达企业。再次，退一步讲，若本案借款资金确为王展伟、孙凤武等个人侵占或挪用，属于企业内部问题，建达企业有权对相关股东、员工进行追责，可以通过报案等相关手段挽回损失，10年之久并未行使这样的救济权利，因此建达企业不应以企业内部管理失责为由逃脱偿还借款义务。2、一审判决认定由军提供的证据无法相互佐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中，由军提交了合法有效的以物抵债协议书，并补充提供了汇款凭证以及孙凤武、柳德民、吕文海、王展伟四人出具的收条、借条等债权凭证以佐证本案的借款事实，以上债权凭证款项合计166万元，加上王展伟提供的建达企业2006年至2008年期间在由军经营的饭店餐饮消费凭证累计约40万元，合计金额与协议书中确认的借款200万元一致。此外，根据建达企业提交的（2018)西证民字第731号公证书、（2018)西证民字第872号公证书的记载，孙凤武及王展伟均承认本案借款事实的存在，借款金额与协议书相符。上述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因本案周期过长，相关证人对于具体的交付时间、地点、金额、交接过程等记忆模糊应属正常现象，由军也因时间久远误以为上述债权凭证已归还建达企业，导致此次重审中才补充提交。一审法院因此节瑕疵从而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明显缺乏依据。三、建达企业提起再审申请欲撤销调解书的真实目的为通过检察机关的公权力抢夺已归由军所有的合法资产。建达企业在履行调解书六年后申请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要求撤销调解书，是因为我国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和土地价格的飞速上涨，抵偿给由军的房屋在当时的价格与现在的价格之间根本无法比拟。且由军在此土地上自建了企业，经营良好，接纳了大量职工就业。建达企业看中此部分资产如今可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不惜使用各种手段来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甚至威胁孙凤武、王展伟作出对其有利的虚假证人证言来达到撤销调解书的目的。建达企业辩称，不同意由军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由军主张与建达企业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由军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应当就借贷合意、借贷内容以及款项交付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对于借贷合意，由军在所谓的借款合同以及起诉状及第一次庭审当中主张的是建达企业因购买奶牛而向其借款。事后随着庭审的调查又说是为了给工人开工资以及赊欠的饭店消费款所组成的借款，自相矛盾，不符合常理。其次，对于交付形式，由军之前主张是所有的200万均是现金交付，在双方达成所谓的借款合同之后，欠条收据等都已归还建达企业。事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又改口说，有一部分是银行转账支票，银行转账汇款，收款人是孙凤武和王展伟，这种说法和之前的说法又自相矛盾。孙凤武和王展伟与由军之间的往来均系个人行为，与建达企业无关。故由军认为与建达企业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由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及利息人民币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审原告由军系大连湾旭日饭店经营者。2009年5月20日，原审原告（乙方）与原审被告（甲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2008年6月份，为了支付建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购牛款，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借期一年，利息40万元。由于甲方目前经济处于极度困难时期，无法按期偿还借款，经甲、乙双方多次协商达成一致，甲方将自己工业小区旧厂房二栋（原皮毛车间约1041.30平方米）转让给乙方以抵全部借款和利息共计人民币240万元。甲、乙双方在签订协议一个月内，甲方倒出厂房并将厂房集体产权证交与乙方，产权由此归乙方所有，产权更名费由乙方负担，甲方提供相关手续。一审法院于2009年6月5日受诉立案，当日作出（2009）西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调解书，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审被告建达企业以其所有的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的锅炉房（面积425.30平方米，房产执照：大房执甘村字第020280284）、办公室（面积616平方米，房产执照：大房执甘村字第020280328）抵偿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及利息40万元；二、案件受理费26000元、邮寄送达费50元，合计260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审原告由军负担。另查，对于案涉借款的交付情况，原审原告在（2017）辽0203民再12号再审案件中称：“被告出借的200万元款项来源于其经营的大连湾旭日饭店的留存资金，是以现金方式交付，其中2007年交付给孙凤武100万元，2008年交付给柳德民40万元，2008年交付给吕文海20万元，吕文海和柳德民是到原审原告处提取的现金，具体日期记不住了，原审被告2006年至2008年期间在原审原告经营的饭店餐饮消费累计约40万元，在形成以物抵债协议时，原审原告将餐饮消费的小票、借贷收条全部归还原审被告。”庭审中原审原告补充提供证据有：建设银行电汇凭证，原审原告于2008年9月10日通过建设银行向孙凤武账户汇款50万元；孙凤武于2008年12月30日出具的收条一份，确认收到人民币14万元；柳德民于4月3日（未记载年份）出具收到20万元款项的收条一份；吕文海于2007年7月20日出具的欠条一份，确认欠大连湾4万元；吕文海于2008年4月5日出具的借条一份，确认借款5万元；吕文海于2008年6月13日出具的借条一份，确认借由军10万元；吕文海出具的借条（未记载日期），确认借由军5万元；王展伟于2009年4月2日出具借条一份，确认收到由军人民币58万元。以上款项合计166万元。原审原告庭审中称，上述款项166万元为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提供的借款，加上原审被告2006年至2008年期间在原审原告经营的饭店餐饮消费累计约40万元，即案涉协议书确认的借款200万元。原审被告副经理孙凤武于2016年2月17日在一审法院做的询问笔录中称：“我从由军处一共借了99万元，其中15万元用于建达企业开支，我汇到账面上的，84万元和领导讲过，用企业2套房子顶账，我本人每次都打借条。建达企业法定代表人曲建春不管经营，全权委托王展伟负责，班子成员有：卢淑萍、孙凤武、王展伟，公司班子成员研究时认为一共欠由军200万元，用办公厂房600多平方米抵顶。”原审被告原党委书记王展伟在一审法院2016年2月17日做的询问笔录中称：“我单位和由军借款是我的助理吕文海多次借的，我不认识由军，由军跟吕文海认识。当时我们建奶牛基地就跟由军借款购奶牛，还有餐费，开饷都跟由军借，是柳德民、吕文海他俩去借钱，都打条，有的入账，有的没有入账，我们班子都是知道的。我们当时是借100多万，没有200万，房子就值200万，后来还差一些钱，孙总（孙凤武）又去跟由军要钱了，那个协议是有出入的，加上孙总借的，应该是差不多都顶了，孙总那个钱我们没再对账，孙总借的钱也是企业要投资借的。”王展伟曾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提供大量有王展伟、卢淑萍、孙凤武、吕文海等人签字的大连湾旭日饭店餐费小票。原审被告门卫保安柳德民在一审法院2016年2月18日做的询问笔录中称：“时间记不清了，吕文海打电话让我到由军那里取钱，我给打的收条，由军给我一包钱，大约30-40万元，回来后，王展伟、王少鹏、吕文海都在，将钱扔在他们桌子上，就拿这一次钱，他们议论说是买奶牛的钱。”原审被告司机吕文海在一审法院2016年3月1日做的询问笔录中称：“具体时间记不住了，王展伟让我到由军处取钱用于企业开工资，当时没给由军打收条，记不住当时拿了多少钱，就这一次，钱拿回来给王展伟还是给企业财务，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原审被告原法定代表人曲建春在一审法院2016年2月26日做的询问笔录中称：“我在案涉纠纷发生时，已经离开建达企业，只是企业法定代表人挂在名下没有更改，当时实际是镇里安排王展伟负责企业的整个管理经营，他是企业的党委书记，2010年工商局法定代表人登记更名为潘卫东。”2018年5月28日，孙凤武向大连市西岗区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并当场书写证人证言一份，内容为：本人孙凤武与由军借款84万元人民币，与建达企业有限公司无关。法院开庭号（2017）辽0203民再12号判决中，借款100万元，实际用之84万元。大连市西岗区公证处于当日出具（2018）西证民字第731号公证书，证明上述证人证言系孙凤武亲自书写并签字。2018年6月15日，王展伟向大连市西岗区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并当场书写证人证言一份，内容为：（2017）辽0203民再12号民事判决书中，除孙凤武借款100万元外，其余借款及餐费合计100万元由我本人与由军协商解决，所有款项与大连建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无关。大连市西岗区公证处于当日出具（2018）西证民字第872号公证书，证明上述证人证言系王展伟亲自书写并签字、捺指印。又查，原审被告建达企业由大连三业集团公司于2002年7月3日改制为现公司。再查，原审调解书确定的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的锅炉房（面积425.30平方米，房产执照：大房执甘村字第020280284）、办公室（面积616平方米，房产执照：大房执甘村字第020280328）均系集体产权，所有权单位登记在大连三业集团公司名下，其中锅炉房已于2004年拆迁，原址建成变电所。双方在签订抵债协议前未对抵债房屋价值进行评估。一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起诉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原审被告偿还借款及利息，属于债权请求权，一审法院调解以物抵债，不符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年4月下发的《全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意见，且其中锅炉房已经拆迁，无法抵偿债务，因此，原调解书确有错误，应予以撤销。关于原审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是否存在一节，原审原告应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虽然案涉《协议书》记载原审被告向原审原告借款200万元，但原审原告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完成交付200万元借款的合同义务。首先，对于案涉借款的交付过程，原审原告在一审法院（2017）辽0203民再12号再审案件中称，所有借款均为现金交付，其中2007年交付给孙凤武100万元，2008年交付给柳德民40万元，2008年交付给吕文海20万元，原审被告2006年至2008年期间在原审原告经营的饭店餐饮消费累计约40万元，在形成以物抵债协议时，原审原告将餐饮消费的小票、借贷收条全部归还原审被告。本次重审原告却又提供了汇款凭证以及孙凤武、柳德民、吕文海、王展伟四人出具的收条、借条等债权凭证，并称上述债权凭证载明的款项，加上原审被告2006年至2008年期间在原审原告经营的饭店餐饮消费累计约40万元，即案涉协议书确认的借款200万元。原审原告两次陈述前后矛盾，其亦未对两次陈述不一致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原审原告自述的借款交付事实不予认定。其次，虽然原审被告工作人员王展伟、孙凤武、柳德民、吕文海曾在一审法院笔录中认可收到原审原告现金，但四人对于在原审原告处收到现金数额的陈述，与原审原告本次庭审中提交的四人出具的借条、欠条记载的数额不能一一对应。另外，上述四人对收到原审原告借款的时间、地点、数额等款项交付过程亦未作出确切、具体、详细的陈述，故该四人对收到款项的陈述及出具的书面债权凭证亦无法证明借款交付事实。最后，原审被告为公司，若以现金方式向公司交付借款虽必然通过向自然人交付实现，但通常情况下，作为公司工作人员代公司收取借款应以公司名义出具相应借款凭证，并详细记载款项金额、性质、交接过程等，收到款项后应交由财务人员记入公司账目。本案自认收到原审原告借款的四名原审被告工作人员均以个人名义出具债权凭证，该行为本身与常理不符，且四人收到的款项均未记入原审被告财务账目，故一审法院对借款事实的存在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综上，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相互佐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案涉借款事实存在，故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09）西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原审原告由军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00元、邮寄送达费50元，合计26050元（原审原告已预交），由原审原告由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由军与建达企业均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评判如下：一、由军提交企业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王展伟系建达企业股东及董事，吕文海为建达企业监事。吕文海有权代理建达企业调解，王展伟有权代表建达企业借款。建达企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吕文海是否有权代理建达企业参与诉讼调解取决于其是否持有建达企业出具的参与案件调解的授权委托书，王展伟是否有权代表建达企业借款亦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确定，单凭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上述事实，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建达企业向本院提交关于土地动迁的补充协议，拟证明2004年9月14日，建达企业与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镇人民政府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本案用于抵债的一处房产所占土地在抵债前已被征用，房屋已拆迁建成变电所。由军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建达企业提供了上述拆迁补偿协议的原件，由军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无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结合由军在原审中关于“调解形成之后交付给原告场地和房屋时，才确认其中有一套锅炉房被改成变电所，另外一套房屋存在”的表述，可以认定建达企业主张的待证事实成立，本院对建达企业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结合由军与建达企业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以物抵债性质的调解书是否应予撤销；二、由军与建达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建达企业应否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一审法院作出的（2009）西民初字第1696号以物抵债性质的调解书中确认的用于抵顶债务的两处房屋，其中一处房屋所占土地在调解书作出前已被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镇人民政府征用并建成变电所。该处房屋已无法用于抵偿案涉债务，原调解书确有错误。其次，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在上述房屋所占土地已被征用且另建变电所后，建达企业对上述房屋及其所占土地已无处分权。建达企业将其无权处分的已被拆除房屋及附随土地用于抵顶债务，侵害了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镇人民政府的利益。故（2009）西民初字第1696号调解书应予撤销。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活动对本证的证明要求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由军为证明案涉借款关系的成立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协议书》、电汇凭证及收条等证据。本院认为，首先，由军提供的其与建达企业签订的《协议书》确认了建达企业向由军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其次，关于款项的支付方式，由军提供了建设银行电汇凭证及孙凤武、柳德民、吕文海、王展伟出具的收条，上述证据显示的款项数额与由军主张的建达企业在由军经营的饭店餐饮消费数额总和与《协议书》中确认的借款数额吻合。关于款项支付方式的表述，虽然由军在（2017）辽0203民再12号案件中的陈述与其在本案一审中陈述不一致，但由军在二审期间对此已作出合理解释，在建达企业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对由军在本案一审中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再次，从一审法院对孙凤武、王展伟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可知，王展伟系案涉借款发生期间建达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孙凤武为副经理，柳德民与吕文海均系建达企业员工。其中，孙凤武在一审法院询问笔录中称“他（由军）租我们的房子，从99年开始，我们也有时候跟他借钱，吃饭在他那签字，但都是正常的经济往来”，“一共是99万，其中15万用于建达企业开支，我汇到账面上的，84万就和领导讲过，用企业两套房子顶”，“我们班子研究时说过这事（顶债协议书），我们三个班子成员都同意，当时想顶200万，当时我们研究时一共欠200万，就用办公厂房600多平顶200万”。王展伟在一审法院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我们建奶牛基地就跟由军借款购奶牛钱，还有餐费、开响都跟由军借。柳德民和吕文海他俩去借钱，都打条，有的入账，有的没有入账。我们班子也都是知道的。内蒙古投资的钱是孙总去办的，我在检察院笔录说借由军120万，包括孙总返给15万元，不包括孙总自己借的”，“房子就值200万，我们当时是借100多万，没有200万，后来不是差一些钱，孙总又去跟由军要钱了，那个协议是有出入的，加上孙总借的，应该是差不多都顶了，双方不差多少了，孙总那个钱我们没再兑账，孙总借的那个钱也是企业要投资借的”。柳德民在一审法院询问笔录中陈述“时间我记不清。是吕文海打电话到由军那取钱，我给打的收条。他（由军）给我一包钱，大约30、40万有了，具体打条我记不住了，我回来后王展伟、王少鹏（应为王绍蓬）、吕文海、华子都在、我扔他们桌子上了”。吕文海在一审法院笔录中称“具体时间我记不住了，王展伟让我到由军处取钱用于企业开工资，我当时也没给由军打收条，也记不住当时拿了多少钱。就这一次，钱拿回来给王展伟还是给企业财务，时间太长我记不清了”。本院认为，因上述四人陈述的借款行为至今已十余年，上述四人对于借款、取款的时间及数额的某些陈述不够确切亦属正常。从上述四人的陈述可以看出，建达企业确实曾向由军借钱为建达企业所用并实际从由军处取过钱。建达企业亦在由军经营的饭店有餐饮消费行为。孙凤武和王展伟关于建达企业班子成员知晓以房抵债的事实的陈述也是一致的。虽然建达企业在一审期间提供了其二人经过公证的证人证言证明案涉借款系其二人个人行为，与企业无关。但上述公证的证人证言在孙凤武、王展伟本人未亲自到庭陈述的情况下，其二人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案中，作为书证的《协议书》与电汇凭证、收条及孙凤武、王展伟、柳德民、吕文海的陈述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对于建达企业与由军之间存在200万元借款的事实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本院认定由军与建达企业之间的借款关系存在，建达企业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案涉《协议书》中关于案涉200万元借款借期1年，利息为40万元的约定亦未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虽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3民再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3民再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大连建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由军借款200万元及利息40万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邮寄送达费50元，合计260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合计52050元，由大连建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祝 贺审判员 张真洪审判员 赵述云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浦丽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