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民终1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甘州区长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某1。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甘肃昭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某2。 上诉人胡某因与被上诉人温某1、王某1、王某2、温某2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8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看案卷并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8331号民事判决书，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判令被上诉人温某2提出的执行异议不成立，并判令甘州区人民法院继续对甘州区祁连路南关村三社小康楼北楼2层201室房屋一套予以依法查封；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王某1、王瑛、温某1、温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9）甘0702民初8331号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由于借款人王幸福已经死亡，王幸福是否在××区房屋出售给案外人杨建军，案外人杨建军并未向法院提交书面购房合同及支付购房款的发票、收据、转账凭证等书面证据予以证明，无法证实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且案外人杨建军是否与四被上诉人有亲属、朋友关系，是否存在协助温某1转移财产的情形均无法核实。所以在案外人杨建军并未向法院提交书面购房合同及支付购房款的书面证据的情况下，该判决书仅以被上诉人温某2向法庭提交的2010年11月26日交纳自来水管道修理水表分户和清理化粪池的交费收据、杨建军交纳2018年4月9日的暖气费的票据、《搬房协议》一份、《抵顶协议》一份、不动产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及杨建军笔录一份、被上诉人温某1的笔录一份证明该房屋系被上诉人温某2所有，系证据不足。（二）本案中被上诉人温某2和案外人杨建军对双方出售房屋的时间陈述不一致，二者陈述相互矛盾，被上诉人温某2陈述，案外人杨建军于2003年从王幸福处购买了涉案房屋，但杨建军并未参与本案诉讼，杨建军是何时购买涉案房屋无有效证据证明，而被上诉人王某1、温某1、王某2陈述该房屋是王幸福于2002年出售给杨建军。由于上述房屋买卖当事人对于出售房屋的时间陈述不一致，相互矛盾，一审判决在未通知本案最关键的房屋买卖合同当事人杨建军出庭参加诉讼、核实杨建军是否购买涉案房屋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杨建军从王幸福处购买了涉案房屋，上述事实认定证据不足。（三）借款人王幸福死亡后，王幸福还实际拥有未登记在其本人名下的房屋及尚未办理房产登记手续的房屋共15套左右。而王幸福的继承人即被上诉人温某1、王某1、王瑛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之所以向一审法院提出放弃继承权，其目的在于故意拖延诉讼期限，在诉讼过程中隐匿和转移借款人王幸福的名下的房产及其他财产，以达到逃避债务承担的目的。而本案中的被上诉人温某2系借款人王幸福的小舅子，与被三上诉人之间具有亲属关系，本案中不排除被上诉人温某2协助三被上诉人转移财产的可能性。（四）被上诉人温某2在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执异74号案卷中提交的《搬房协议》一份、《抵顶协议》一份、不动产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及杨建军笔录一份均系被上诉人温某2在上诉人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后所提供，并非上诉人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以前所形成，一审判决认定上述证据合法有效，并以此认定涉案房屋系温某2财产，上述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有违常理。首先，案外人马玉龙和温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马玉龙于2018年11月12日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被上诉人温某2在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执异74号案卷中提交的《搬房协议》一份、《抵顶协议》一份的形成时间却为2018年2月5日和2018年5月25日，且在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9月11日期间，马玉龙与温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仍然在再审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温某2怎么可能会在再审期间将涉案房屋抵顶给马玉龙？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温某2在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执异74号案卷中提交的《搬房协议》一份、《抵顶协议》一份的形成时间是在被上诉人温某2于2019年7月16日提起执行异议申请后所补签，该证据系伪造证据，被上诉人温某2的目的是为了其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制造对其有利的“证据”，以此达到帮助被上诉人温某1、王某1等人转移王幸福名下财产的目的。其次，假设被上诉人温某2在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执异74号案卷中提交的《搬房协议》一份、《抵顶协议》的形成时间为2018年2月5日和2018年5月25日，就说明在上述时间温某2已经将涉案房屋作价抵顶给了马玉龙，马玉龙已经取得该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马玉龙就没有必要向甘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为何马玉龙还向甘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和申请强制执行呢？第三，被上诉人温某2与马玉龙民间借贷一案，经甘州区人民法院执行后，甘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1日出具（2019）甘0702执5315号执行裁定，该裁定终结执行温某2与马玉龙民间借贷一案。既然该案已经终结执行，且马玉龙已经实际取得该涉案房屋所有权，为何又会在2019年9月3日申请恢复执行？（五）假设被上诉人温某2在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执异74号案卷中提交的《搬房协议》一份、《抵顶协议》的形成时间为2018年2月5日和2018年5月25日，就说明在上述时间温某2已经将涉案房屋作价抵顶给了马玉龙，马玉龙已经取得该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那么本案中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的当事人应当为马玉龙，温某2已经与本案无关，并非本案适格的异议主体，为何被上诉人温某2又向甘州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呢？（六）退一步来讲，即便假设案外人杨建军所提交的2010年11月26日交纳自来水管道修理水表分户和清理化粪池的交费收据、杨建军交纳2018年暖气费的票据真实，只能证明上述费用系杨建军交纳，但也不能以此认定案外人杨建军已经购买该房屋，也不能排除案外人杨建军租赁该房屋居住的可能性。（七）假设王幸福在××区房屋以10万元价格出售给了案外人杨建军，按照常理来讲，作为如此大额的交易，案外人杨建军应当是非常谨慎的，为何杨建军不与王幸福签订书面购房合同，也不保存支付购房款的发票、收据、转账凭证等书面证据呢？且按照2002年的房屋市场价格，当时的市区繁华地段的商品房价格在每平方米500元左右，本案涉案房屋为小产权房屋，且面积只有125平方米，按照涉案房屋的地理位置来讲，该房屋的市场价格应当在50000元左右，为何杨建军会以超出市场价格一倍的价格购买该房屋呢？杨建军向王幸福付款的凭证何在？为何杨建军不到庭作证，以证明其与王幸福房屋买卖的事实？二、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8331号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法律规定并非在判决、裁定生效前案外人对财产保全标的提出的书面异议。因此，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某1、温某1民间借贷案件尚未审理和作出生效判决前，（2019）甘0702民初8331号判决书适用上述法律规定，从而认为被上诉人温某2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主体适格，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温某2并未向人民法院提交由人民法院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包括判决书和裁定书）来证明涉案房屋已经合法途径将所有权转移给第三人，所以被上诉人温某2无权向人民法院就本案涉案标的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后裁定驳回其排除执行异议。实际上被上诉人温某2所提出的异议为执行行为异议，所以（2019）甘0702民初8331号判决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认定被上诉人温某2已支付诉争标的房屋的全部价款，系适用法律错误，无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具备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主体资格，享有排除执行异议的民事权益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登记转移为原则，并非以实际取得为转移原则，人民法院对于执行异议中不动产的审查，是形式审查，并非实质性审查。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房屋所有权人。本案中涉案房屋已经由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在借款人王幸福名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判断案外人温某2并非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应当撤销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执异74号执行裁定书，判决确认甘州区祁连路南关村三社小康楼北楼2层201室房屋所有权人为王幸福，以此认定被上诉人温某2不是涉案房屋提出执行异议的适格诉讼主体，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温某2的执行异议申请。四、（2019）甘0702民初83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执异74号执行裁定书程序合法认定错误。 温某1、王某1、王某2辩称，涉案房屋最早登记在王幸福的名下，后来卖给了杨建军，杨建军占有使用并有相应的证据证实，后来，因杨建军与温某2有经济纠纷，杨建军又将该房屋通过人民法院抵顶给了温某2。再后，温某2又与马玉龙有经济纠纷，温某2又将房屋抵顶给了马玉龙，上述抵顶行为都是通过人民法院执行庭处理的。对于上述事实，有法院向杨建军作的调查笔录、杨建军的交费票据、温某1的调查笔录、人民法院的执行笔录以及执行案卷中的材料充分印证上述行为的真实性，因此不存在为了逃避诉讼、执行提供虚假材料的问题。杨建军与本案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无利害关系，其占有房屋时间长，形成的客观证据多。温某2虽系王幸福的妻弟，但该房屋并不是王幸福卖给的，而是杨建军卖给（抵顶）温某2的。该房屋之所以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是因为涉及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一直无法办理。其责任不在杨建军，也不在温某2，但是现在唯一能确定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该房屋几经易手，房屋的所有权已经不是王幸福，所以一审判决是正确的。 温某2辩称，该房屋是王幸福卖给杨建军的，后杨建军将房屋又抵顶给了我。 胡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撤销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执异74号执行裁定；二、确认甘州区祁连路南关村三社小康楼北楼二层201室房屋属于王幸福所有；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温某1与王幸福系夫妻关系，被告王某1、王某2系温某1、王幸福子女。2002年底，王幸福将其名下位于××区的房屋以1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杨建军，并交由杨建军占有居住使用。 2018年2月5日，杨建军与温某2达成搬房协议一份，内容为“经杨建军与温某2协商，双方同意将位于南关三社小康楼北楼2楼201室东户含小煤房（现有杨建军居住）过户于马玉龙名下，过户后，马玉龙同意杨建军居住至2018年5月底，所有费用由杨建军交清后温某2负责交于马玉龙。” 2018年5月25日，杨建军与温某2达成抵债协议一份，约定杨建军以以房抵债的形式将涉案房屋抵顶给温某2。该协议内容为：“本人杨建军因借款关系无法偿还借款，经温某2多次催要，本人只能以坐落于××区抵债于温某2，房屋面积125平米，经双方协商以伍拾捌万元抵顶给温某2，作为借款金额借条已收取。” 2019年5月10日，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王幸福名下位于××区（产权证编号：N-01631）房屋一套予以查封。一审法院审查后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2019）甘0702财保93号民事裁定，裁定将王幸福名下位于××区（产权证编号：N-01631）房屋一套予以查封，期限为2022年5月9日。同年6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甘0702执保15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向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出协助执行通知，该单位收到后于当日出具回执，将王幸福名下位于××区的房屋予以查封。 2019年7月16日，被告温某2向一审法院提交执行异议申请书，请求解除对甘州区祁连路南关三社小康楼北楼2层201室房屋的查封。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9）甘0702执异74号执行裁定，裁定解除对甘州区祁连路南关三社小康楼北楼2层201室（产权证编号：N-01631）房屋的查封。原告不服该裁定，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8年1月23日，一审法院在执行马玉龙诉温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2018）甘0702民初734号民事调解书中，发现该调解书有错误，经提起再审，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2018）甘0702民再8号民事判决，判决温某2偿还马玉龙借款本金400000元，利息54000元，合计454000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并由温玉飞对454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温玉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温某2追偿。该判决生效后，被告温某2、温玉飞未在确定的期间内履行其义务，马玉龙遂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11月12日，一审法院以（2018）甘0702执5315号案件受理马玉龙申请执行温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马玉龙与温某2、温玉飞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1日作出（2018）甘0702执5315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一审法院（2018）甘0702执5315号案件的执行。 因温某2、温玉飞未按照（2018）甘0702执5315号案件中的执行和解协议内容履行还款义务，马玉龙向一审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3日以（2019）甘0702执恢1071号案件再次受理马玉龙申请执行温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在执行过程中，温某2与马玉龙达成房屋抵顶协议一份，约定温某2将其所有的的位××区（产权证编号：N-01631）及院内的小煤房（平房）抵顶给马玉龙，就甘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702民再8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温某2已全额履行完毕，马玉龙撤销对该判决的执行，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自2019年8月27日两清。 再查明，涉案房屋位于××区（产权证编号：N-01631），登记于王幸福名下，现王幸福已故。因该房屋无土地权属来源资料，暂时无法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被告温某2提起的执行异议，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诉讼争议标的以外的财产进行保全，案外人对保全裁定或者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对被保全财产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并作出裁定。案外人、申请保全人对该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裁定案外人异议成立后，申请保全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对该被保全财产解除保全。”在原告胡某作为申请人，被告温某1、王某1、王瑛作为被申请人的诉前财产保全案件中，温某2作为案外人，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甘0702财保93号民事裁定，提出执行异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温某2为提起执行异议的适格主体，在本案中亦为适格主体。 关于温某2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温某2作为（2019）甘0702财保93号案件中的案外人请求停止对涉案房屋采取查封保全措施，应举证证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首先，关于温某2是否支付了全部购房款的问题。本案中，杨建军虽未出庭作证，但其在（2019）甘0702执异74号案件中明确陈述，涉案房屋是王幸福于2002年底以1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他的。王幸福作为涉案房屋最初的所有权人，杨建军作为涉案房屋的买受人，双方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有杨建军本人的陈述结合温某2提交的收款收据（客户名称均为杨建军的暖气费票据一份、自来水管道修理水表分户及清理化粪池收据一份）足以证实。且被告温某1、王某1、王某2作为王幸福的近亲属，对涉案房屋买卖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原告虽不认可王幸福与杨建军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但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在大额房屋买卖关系中，杨建军作为相对方，其对购买房屋过程的陈述符合客观逻辑，足以排除合理怀疑。且杨建军与王幸福及被告温某1、王某1、王某2之间并不存在利害关系。因此，王幸福与杨建军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2018年2月5日，杨建军与温某2达成搬房协议，2018年5月25日杨建军与温某2达成抵债协议，约定杨建军以涉案房屋作价抵顶债务。杨建军作为债务人，将涉案房屋以以物抵债方式抵顶给了被告温某2，从鼓励交易与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考虑，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可认定以物抵债合同已经成立，具有法律效力。在以物抵债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因杨建军与温某2达成了以他种给付代替原种给付的合意，且抵债金额基本符合2018年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没有明显转移资产的行为。该搬房协议与抵债协议系杨建军与温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故就涉案房屋而言，债权人的债权即为支付该物的对价，可视为温某2已支付全部价款。 其次，关于温某2是否实际占有诉争房屋的问题。占有体现为占有人对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一种实际控制。本案中，在2018年2月5日，杨建军与温某2达成搬房协议一份，约定将涉案房屋过户到马玉龙名下。2018年5月25日，杨建军又与温某2达成抵债协议，将涉案房屋抵顶给温某2。温某2自此享有对涉案房屋的实体权利。故可认定温某2构成对涉案房屋的实际占有。 关于诉争房屋未办理过户手续温某2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本案中，张掖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说明因涉案房屋无土地权属来源资料，暂时无法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由此可知，诉争房屋未办理过户手续，被告温某2并没有过错。 因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庭审过程中，原告陈述温某2是在得知涉案房屋被原告申请查封后，才与马玉龙协商抵顶房屋，温某2与被告温某1等人恶意串通以转移王幸福遗产。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执行案件的执行过程可知，温某2与杨建军协商抵顶房屋的相关事宜发生在原告申请对涉案房屋进行保全之前。故对原告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提出的（2019）甘0702执异74号执行裁定程序违法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对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实行书面审查。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应当进行听证”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执行异议案件中，组织听证并非必要程序，故对原告的该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根据被告温某2提交的证据，结合原、被告双方的陈述，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对涉案房屋进行财产保全的民事权益。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胡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证据、事实和理由，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外人杨建军与王幸福买卖涉案房屋发生至今已经有十六、七年，杨建军所称的2002年年底买房与温某1所说的2003年年初卖房虽有不同但并非矛盾。而双方之间早已完成付款、交付房屋行为，温建萍等人并未参与实际交易行为，而王幸福已经死亡，温建萍等人无法提交杨建军与王幸福之间的买卖合同并不奇怪。而杨建军已经将房屋处置给温某2，再无保存原买卖合同的必要，杨建军交纳自来水管道修理水表分户和清理化粪池、暖气费的交费收据、《搬房协议》、《抵顶协议》、不动产出具的情况说明，杨建军、温某1的笔录虽不确实充分，但是结合一审法院执行笔录可以确定，在2018年11月份时，温某2与马玉龙就在协商用涉案房屋抵顶债务。案外人杨建军在本案中不具备第三人身份，在执行异议阶段，一审法院执行法官已经向杨建军进行查证，上诉人认为杨建军应当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之间系亲属关系，可能存在“协助转移财产的情形”，此理由虽有可能性，但无任何证据证明。相反，温某2与马玉龙在2018年11月份就协商用涉案房屋抵顶债务，而当时王幸福尚在世，如果当时温某2非房屋所有人，温某2也无权协商抵顶事宜，当时涉案房屋也未查封，协商抵顶行为也不可能是为了规避执行。温某2与马玉龙民间借贷案件原系调解结案，后调解书确有错误于2018年9月12日提起再审，《搬房协议》、《抵顶协议》形成于2018年2月、5月，上诉人所称《搬房协议》、《抵顶协议》形成于案件再审期间无事实依据。温某2与马玉龙协商用涉案房屋抵债，并非最终完成抵债行为，上诉人以形成搬房协议就认为马玉龙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进而否定后来马玉龙再次申请执行、协商、抵顶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先申请保全涉案房屋，温某2再提出执行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顺序正常，上诉人认为温某2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形成于申请保全之后，但无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称“不能排除杨建军租住房屋的可能”，但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院无法予以支持。故上诉人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赋予案外人、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明确了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排除执行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第二项规定，异议成立的，裁定撤销相关执行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故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审理案外人对执行标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而非审查执行程序的合法性，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以（2019）甘0702执异74号执行裁定书程序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胡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胡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斌文 审判员  杨祝续 审判员  宋力国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 书记员  张晓燕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 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