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高晨清，男，1947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高晨清之子，197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秋富，大连瓦房店市五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辽宁省瓦房店市谢屯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辽宁省瓦房店市谢屯镇。法定代表人：侯晨，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铮，辽宁怀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晨清因与被上诉人辽宁省瓦房店市谢屯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谢屯镇政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1民初1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晨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黄秋富，被上诉人谢屯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晨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给付上诉人47194元。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上诉人要求原审法院调取谢屯镇政府关于案涉拆迁两次评估上诉人果树补偿金额的材料，而莲花山村民委员会（或镇政府）藏匿第二次评估的证据，只将第一次评估结果，即果树补偿43150元的材料复印后，上谢屯镇政府盖上公章（原件无需再加盖公章），上交谢屯法庭。原审法院开庭时没有向上诉人说明为什么没有调取第二次评估结果，一审判决对此亦未予以说明。2.因上诉人对第一次评估结果的树龄有异议，因此未在其上签字（不同的树龄补偿金额就不同），上诉人要求重新评估。而2013年7月31日的拆迁协议是根据第二次评估的结果确定的果树补偿金86754元和铁路沿线征收区域三年（2011年至2013年）果树产量补偿金32230元，该协议由上诉人与谢屯镇政府委托的莲花山村主任刘丹、书记左振勇共同签署并加盖了镇政府的公章，系谢屯镇政府的行为，应具有法律效力，而第一次评估结果既没有上诉人的签名，也没有镇领导的签字应无效。3.原判采信第一次评估结果，并认为第二次评估结果是上诉人与莲花山村民委员会之间签字确认，未经谢屯镇政府核准确认，也未经法定程序进行价值评估而无效；进而认定上诉人超领果树补偿款43604元，减扣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青苗补偿款1330元和2011至2013果树产量补偿款款20958元后，上诉人仍欠被上诉人21316元，无理、无法、无据。因谢屯镇政府是否确认、是否进行法定程序进行评估与上诉人无关，是被上诉人应承担的责任，且刘丹、左振勇是谢屯镇政府委托的动迁负责人，上诉人与之签订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应受法律保护；谢屯镇政府关于大连五岛铁路谢屯至莲花山段拆迁协议书与铁路沿线征收区域三年（2011年至2013年）果树产量补偿明细表并非两个法律关系，是一个统一的拆迁赔偿案件。被上诉人也不可能不知道上诉人第二次评估的结果是86754元和铁路沿线征收区域三年（2011年至2013年）果树产量补偿明细表的结果为32230元，该款项都是经谢屯镇政府核准、确认划拨到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的资金，未经政府核准一说亦无理、无据、无法。再说，被上诉人否认第二次评估结果，应在未拆迁前告知上诉人，将老百姓辛苦管理几十年，靠之为生的果树拔掉后，再将支持国家项目的老百姓告上法庭，有失谢屯镇政府的形象和老百姓对谢屯镇政府的信任，也违背了党的原则。4.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实领拆迁款107928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应提供上诉人领取107928元的证据。青苗补偿款1330元、第一次评估的果树产量补偿款20958元，上诉人并未领取，原审判决亦认可。因树龄的差异必然导致树的价值和产量存在差异，其中，树龄差的金额为43604元（第二次评估的树龄金额86754元-第一次评估的树龄金额43150元），产量差的金额为11272元（第二次评估的产量补偿金额32230元-第一次评估的产量补偿金额20958元），合计第一次评估和第二次评估相差的树龄差和产量差为32332元（树龄差43604元-产量差11272元），加上被上诉人未给付上诉人的青苗补偿款1330元，被上诉人应给付上诉人树龄差、产量差及青苗补偿款合计为33662元，其利息为13532元（33662×0.67%×6年），总计为47194元。5.一审法院认定谢屯镇政府为本案原告系主体有误。因一审法院不认可原莲花山村民委员会主任刘丹和现任书记左振勇签署的果树征地动迁补偿明细表和果树产量补偿明细，而该二人又是案涉谢屯镇政府关于大连瓦五铁路谢屯至莲花山段动迁协议书的签署人，即上诉人是与莲花山村民委员会主任刘丹、书记左振勇签署的动迁协议书，故应认定谢屯镇政府的主体不适格。谢屯镇政府二审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动迁安置补偿事宜均系依照上级人民政府文件指示执行，因计算失误导致的后果正在进行积极补救，上诉人所主张的事由不符合上级政府动迁政策的规定。关于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问题，2018年被上诉人曾指令瓦房店市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上诉人，而上诉人当时答辩称莲花山村民委员会不是征地单位，只是替被上诉人发放补偿款，主张莲花山村民委员会主体不适格。且该案中法院亦认定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系代为办理拆迁事宜，权利义务是镇拆迁办与动迁户之间的约定，拆迁主体是谢屯镇政府，故被上诉人才在本案提起诉讼。谢屯镇政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晨清立即返还谢屯镇政府人民币21316元；诉讼费由高晨清承担。高晨清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谢屯镇政府返还高晨清2011年、2012年和2013年果树动迁产量补偿款32230元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15547元（计算方式为32230元×0.67%×6年），合计47777元；诉讼费谢屯镇政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11日、2013年7月19日、2013年7月31日，原告谢屯镇政府与被告高晨清分别签订《瓦房店市谢屯镇人民政府关于大连瓦五铁路谢屯至莲花山段动迁协议书》四份，约定：“根据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瓦政发[2010]23号）文件规定，我家庭同意动迁。签订此协议后，分批领取动迁补偿费……依据（瓦政发[2010]23号）文件规定的标准给予补偿……动迁户在签订此协议时并领取如下补偿款项：1.果树补偿费人民币（小写）86754元；3.土地补偿安置费人民币（小写）18514元、2年青苗补人民币（小写）960元、2年青苗补人民币（小写）1700元。本协议一式四份，瓦房店市人民政府、谢屯镇人民政府、谢屯镇莲花山村、动迁户各执一份”。以上补偿款合计为107928元。根据大连永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制作的《瓦房店果树征地动迁补偿评估明细表》（索引号C1-7）记载：“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9月1日，被征收人为高晨清。（1）10年生大樱桃，审报数量2株，有效数量2株，评估补偿值2000元；（2）10年生苹果，审报数量32株，有效数量32株，评估补偿值14080元；（3）17年生苹果，审报数量25株，有效数量25株，评估补偿值25000元；（4）17年生桃树，审报数量1株，有效数量1株，评估补偿值340元；（5）8年-15年生桃树，审报数量1株，有效数量1株，评估补偿值360元；（6）3年生枣树，审报数量540株，有效数量1株，评估补偿值20元，备注超出部分539株不予补偿；（7）12年生枣树，审报数量12株，有效数量2株，评估补偿值350元，备注超出部分10株不予补偿；（8）10年生板栗、核桃等，审报数量2株，有效数量2株，评估补偿值1000元。”以上合计为43150元。根据瓦房店市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和被告高晨清均签字盖章的出具的《铁路沿线征收区域三年（2011年-2013年）果树产量补偿明细表》记载：高晨清果树产量补偿金额为3223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是原告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二是被告应否返还补偿款及返还数额。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被告认为原告不是拆迁主体，故不能作为原告向被告起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原告提出返还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瓦房店市谢屯镇人民政府关于大连瓦五铁路谢屯至莲花山段动迁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约定，被告高晨清家庭同意动迁，在签订协议的同时领取拆迁补偿款，被告亦承认其领取了拆迁补偿款。故，原告享有因案涉协议产生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原告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告从原告处共领取果树补偿款86754元，而根据2010年9月1日由被告签字确认的果树情况普查表记载的树龄及数量经评估的被告实际应得果树补偿款为43150元，故被告实际多领43604元。由于原告尚欠付被告青苗补助款1330元及2011-2013年果树产量补偿款（评估值）20958元也未给付，故被告多领的43604元，扣减青苗补助款1330元及果树产量补偿款20958元，被告实际多领果树补偿款21316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反诉请求原告给付果树产量补偿款32230元，经一审法院审理，该笔果树产量补偿款系被告与瓦房店市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之间签字确认，但未经瓦房店市谢屯镇政府核准确认，也未经法定程序进行价值评估，与本案系两个法律关系，故被告反诉原告给付2011-2013年果树产量补偿款32230元及利息15547元，合计47777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予以驳回，反诉费也应由被告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高晨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付原告（反诉被告）瓦房店市谢屯镇人民政府超领果树补偿款人民币21316元；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高晨清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3元，反诉费994元，合计1327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高晨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供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被上诉人提供：1.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瓦房店市征地、征海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瓦政发（2011）23号，拟证实该文件关于果树及干杂果经济林补偿标准上显示的内容，可以印证动迁果树情况普查表及评估报告。2.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1民初1472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下辖的瓦房店市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作为主体向其主张不当得利，同时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认为向上诉人高晨清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的主体应当是被上诉人。上诉人质证称，对动迁补偿通知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被上诉人拟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因本次动迁是莲花山村民委员会主任和莲花山村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所签署的文件，我们认为诉讼主体不适格。对民事裁定书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本案原审判决第6页下半部分因为莲花山村民委员会主任和书记签署的第二次评估结果和产量评估明细没经过政府核实，法院不确认，所以我们认为谢屯镇人民政府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判认定事实属实。另查明：1、被上诉人谢屯镇政府二审出具的原审法院（2017）辽0281民初1472号民事裁定证实，2017年间，瓦房店市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曾以上诉人高晨清超领案涉果树动迁补偿款，构成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上诉人高晨清以瓦房店市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只是代为发放补偿款，主体不适格为由进行抗辩，该案原审法院亦认定被上诉人谢屯镇政府是案涉动迁的主体，瓦房店市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起诉主体不适格，并裁定驳回了瓦房店市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的起诉。2、本案所涉的四份《瓦房店市谢屯镇人民政府关于大连瓦五铁路谢屯至莲花山段动迁协议书》及上诉人高晨清原审提供的《铁路沿线征收区域三年（2011年-2013年）果树产量补偿明细表》一方均由刘丹和左振永签名，另一方（动迁户主或补偿物归属权人）均由高晨清签名。被上诉人谢屯镇政府二审中亦自认案涉动迁协议由镇里制作，下发至相关要动迁的村，由村委会负责联系动迁户，该村具体负责人指派的是刘丹、左振永，该二人是镇政府授权在该村负责动迁事宜。3、上诉人高晨清原审提供的《铁路沿线征收区域三年（2011年-2013年）果树产量补偿明细表》中列明的2013年补偿物为：（1）12年生大樱桃树2株；（2）17年生苹果树32株；（3）25年生大樱桃树25株；（4）15年生李树1株；（5）15年生桃树1株；（6）3年生枣树1株；（7）12年生枣树2株；（8）12年生板栗、核桃2株。2012年及2011年的补偿物在2013年补偿物的基础上逐年递减树龄一年。4、被上诉人谢屯镇政府一审提供的《动迁果树情况普查表》证实，2010年9月1日，上诉人高晨清与刘丹、左振永还共同签署了该《动迁果树情况普查表》，该表上亦盖有瓦房店市调查部门及莲花山村委会的印章。该表证实上诉人高晨清家2010年9月的果树情况为：（1）8年生树龄的大樱桃树2株；（2）8年生苹果树32株；（3）15年生苹果树25株；（4）15年生李树1株；（5）8年生桃树1株；（6）1年生枣树540株；（7）10年生枣树12株；（8）8年生核桃树2株。5、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瓦房店市征地、征海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瓦政发（2011）23号］证实，不同品种果树按树龄计算的果树补偿标准不同，相同品种不同树龄的果树按树龄计算的果树补偿标准亦不相同。其中，10年生大樱桃树与12年生大樱桃树的果树补偿标准分别为1000元和1400元；10年生苹果树与17年生苹果树的果树补偿标准分别为440元和1000元；17年生苹果树与25年生大樱桃树的果树补偿标准分别为1000元和2000元；17年生桃李杏树与8-13年生桃李杏树的补偿标准分别为340元和36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主要有被上诉人是否系本案适格主体；上诉人是否存在不当得利及上诉人原审反诉应否支持。第一，关于被上诉人谢屯镇政府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是否适格问题。被上诉人二审提供的生效民事裁定书已经证实瓦房店市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曾以上诉人高晨清超领案涉果树动迁补偿款，构成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而上诉人高晨清以瓦房店市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只是代为发放补偿款，主体不适格为由进行抗辩，该案生效民事裁定书亦认定本案被上诉人谢屯镇政府是案涉动迁的主体，瓦房店市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起诉主体不适格，并裁定驳回了瓦房店市谢屯镇莲花山村民委员会的起诉。且上诉人高晨清据以证明自己应得果树动迁补偿费86754元的依据为《瓦房店市谢屯镇人民政府关于大连瓦五铁路谢屯至莲花山段拆迁协议书》，落款处署名亦为瓦房店市谢屯镇人民政府，虽然在负责人一栏由莲花山村民委员会当时的责任人刘丹和左振永签名，但诉讼中双方均认可该二人是谢屯镇政府委托在莲花山村具体负责动迁的人。故原审认定被上诉人谢屯镇政府系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并无不当，对上诉人高晨清认为被上诉人谢屯镇政府起诉主体不适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上诉人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高晨清与被上诉人谢屯镇政府于2013年7月31日共同签署了认定高晨清果树补偿费为86754元的拆迁协议书，上诉人亦据此领取了该果树补偿费，但该拆迁协议书确定果树补偿费为86754元的基础事实错误。理由如下：该协议书虽未列明计算上述果树补偿费所对应果树的具体情况，但从上诉人为证实其主张2011年-2013年果树产量补偿款为32230元而提供的《铁路沿线征收区域三年（2011年-2013年）果树产量补偿明细表》（该表落款处亦为高晨清与刘丹、左振永共同签署）中可以看出当时双方确定高晨清2013年应补偿的果树产量款所对应的果树为：（1）12年生大樱桃树2株；（2）17年生苹果树32株；（3）25年生大樱桃树25株；（4）15年生李树1株；（5）15年生桃树1株；（6）3年生枣树1株；（7）12年生枣树2株；（8）12年生板栗、核桃树2株。故据此亦可以确定双方2013年7月31日签署拆迁协议书时所对应的果树亦为上列果树（且按照上列果树及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瓦房店市征地、征海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瓦政发（2011）23号］中果树按树龄计算的补偿标准所计算的果树补偿费亦与上述拆迁协议书中所确定的果树补偿费相差无几）。但是，上列果树与双方于2010年9月1日共同签署的《动迁果树情况普查表》（亦为高晨清与刘丹、左振永共同签署，还盖有瓦房店市调查部门及莲花山村委会的印章）中所证实的高晨清家2010年9月时的果树情况具有明显差异，不仅是树龄的差异，导致价格差异较大的更主要是树种的差异，如：第（2）项中32株苹果树的树龄差异为7年（注：已按树龄加2，下同），而32株10年生苹果树与17年生苹果树的补偿款差额共计17920元；第（3）项中25株17年生苹果树与25株25年生大樱桃树不仅是树龄相差较大，且树种亦不相同，该项补偿款差额共计25000元，仅上述两项的补偿款差额即达到了42920元。而上诉人高晨清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至2013年时存在32株17年生的苹果树[或者与第（3）项混淆]，更无据证实此时其存在25株25年生的大樱桃树。而依据双方共同签字确定的《动迁果树情况普查表》，至2013年时，高晨清32株苹果树应为10年生，而25株果树不是25年生的大樱桃树而是17年生的苹果树。故上述事实及证据足以证实双方于2013年共同签署的确定高晨清果树补偿费为86754元的《瓦房店市谢屯镇人民政府关于大连瓦五铁路谢屯至莲花山段拆迁协议书》，以及确定高晨清2011年至2013年果树产量补偿款为32230元的《铁路沿线征收区域三年（2011年-2013年）果树产量补偿明细表》所依据的基础事实错误，上诉人高晨清按上述拆迁协议书领取86754元果树补偿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存在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原审法院依照被上诉人谢屯镇政府的请求，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动迁果树情况普查表》及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瓦房店市征地、征海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瓦政发（2011）23号］中果树按树龄计算的补偿标准计算上诉人高晨清依法应得的果树补偿费及2011年至2013年三年间果树产量补偿款正确。本院对上诉人高晨清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第三，关于上诉人高晨清的原审反诉应否支持问题。如上所述，虽然存在双方共同签署的《铁路沿线征收区域三年（2011年-2013年）果树产量补偿明细表》，但该果树产量补偿明细表所依据的基础事实错误，故对上诉人高晨清请求被上诉人谢屯镇政府按该果树产量补偿明细表所确定数额支付其果树产量补偿款，本院不予支持。鉴于上诉人高晨清在同期亦存在不当得利未予返还，且数额超过其应得的果树产量补偿款，故对其请求被上诉人谢屯镇政府支付其相应的利息，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高晨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高晨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