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1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林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景阳路181号。 法定代表人：余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海涛，四川元绪（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堂贵，男，1953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顺昱，男，住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由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大坪社区推荐。 原审第三人：余林，男，195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 上诉人四川林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林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堂贵及原审第三人余林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川1132民初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林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川1132民初46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何堂贵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何堂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错误认定何堂贵是四川林河公司的股东之一。何堂贵一直未向四川林河公司实际缴纳出资，何堂贵持有的四川林河公司股权证书（出资证明书）系四川林河公司向何堂贵送的干股，该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无效行为。四川林河公司经反复核实，在1997年改制时272万元的注册资金，除27万元政府股、20万元集体股外，其他的注册资金均有对应的出资人，并且四川林河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能够证明在这些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出资人中没有何堂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四川林河公司已经提供了对何堂贵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何堂贵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何堂贵针对四川林河公司关于其没有实际出资的主张及四川林河公司所举证据，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何堂贵在另案中陈述称将购股款1万元交给余林代办，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将出资按期足额存入四川林河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而不是将出资交由余林代办。何堂贵这一陈述充分证明何堂贵并没有向四川林河公司缴纳出资款，余林也从未收到过何堂贵的出资款，四川林河公司也未收到过余林代何堂贵缴纳的出资款。何堂贵的陈述是为了掩盖其收受企业送的干股的违法行为而做虚假陈述。因此，何堂贵取得的股权证是不合法的，其不具有四川林河公司股东资格，何堂贵没有权利要求四川林河公司将其记载入股东名册。二、一审法院判令四川林河公司在出资人名册中记载出资人何堂贵的姓名、出资额及出资证明编号不符合法律规定。即使认为何堂贵可以根据四川林河公司送的干股而成为四川林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但何堂贵并不是四川林河公司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何堂贵在没有证据证明四川林河公司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的情形下，何堂贵请求将其记载于四川林河公司股东名册不符合法律规定。 何堂贵辩称，何堂贵出资是事实，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林未发表陈述意见。 何堂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川林河公司在现有出资人名册中记载出资人何堂贵的信息内容；2.判令四川林河公司将何堂贵1997年6月30日的《出资证明书》更换为四川林河公司现在的股权证；3.本案诉讼费由四川林河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峨边林河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1997年6月20日出具《出资证明书》（编号：资证字第093号）载明，股东姓名：何堂贵；入股金额：1万元；量化股金额：2万元；出资日期：97年6月1日。该《出资证明书》由董事长余林签私章，加盖峨边林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公章。何堂贵于1998年至2002年从四川林河公司领取《出资证明书》载明贰万元量化股的红利。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川11民终78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何堂贵要求余林返还获得贰万元量化股的红利24800元（2003年至2013年期间的红利），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另外，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2018）川11民终64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确认2006年3月5日署名为‘何堂贵’、‘余林’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 一审另查明，峨边林河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四川林河公司于1997年登记注册时的公司名称。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登记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之规定，在本案中，四川林河公司已向何堂贵出具《出资证明书》，并载明相应事项，何堂贵应当是四川林河公司的出资人之一。另外，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之规定，本案中，在1998年至2002年期间，何堂贵从四川林河公司分取相应红利，以及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川11民终782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的生效判决确认，第三人余林返还从四川林河公司获得的何堂贵贰万元量化股的红利24800.00元（2003年至2013年期间的红利），且四川林河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何堂贵的股权是否转让予第三人。因此，何堂贵应当是四川林河公司的股东之一。四川林河公司以何堂贵未履行实际出资义务为由抗辩，认为何堂贵不具有出资人资格以及不具有股东资格。何堂贵是否履行实际，以及出资是否到位，应当属于出资纠纷，若何堂贵未履行实际出资义务，四川林河公司可以另行要求何堂贵履行出资义务。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之规定，四川林河公司在其股东名册中，应当记载何堂贵的姓名、出资额以及出资证明书编号。因此，何堂贵要求四川林河公司在其出资人名册中记载入出资人原告何堂贵的出资人的姓名、出资额及出资证明书编号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另外，何堂贵要求四川林河公司将何堂贵1997年6月30日的出资证明更换为四川林河公司现在的股权证的请求，经查，《出资证明书》载明的峨边林河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现已变更为四川林河公司，且四川林河公司确已更换过公司的股权证。以及四川林河公司以已为何堂贵更换了股权证，且更换的股权证已交由第三人的抗辩，因四川林河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为何堂贵更换股权证的事实。因此，四川林河公司应当将何堂贵的股权证更换为四川林河公司现在的股权证。何堂贵要求四川林河公司将何堂贵1997年6月30日的出资证明更换为四川林河公司现行的股权证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四川林河公司于该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四川林河公司的出资人名册中记载入出资人何堂贵的姓名、出资额及出资证明书编号；二、四川林河公司于该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何堂贵的出资证明书更换为四川林河公司现行的股权证。该案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四川林河公司负担。 二审中，四川林河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四川峨边林河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1997年4月14日第一次股东会通过）》，拟证明四川林河公司在1997年成立时股权结构情况，章程中记载的股东并无何堂贵；2.峨边彝族自治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峨边林河有限责任公司（筹）集体股和社会个人股行使表决权问题的批复》，拟证明企业集体股和社会个人股授权余林行使表决权；3.何堂贵2005年6月8日致余林的信件，拟证明何堂贵因为急需用钱请求余林回购其股份，信中载明“已将原股本随信寄去，请查收好”，证明何堂贵现持有的出资证明书是最早的版本，公司已向何堂贵换发过股权证，何堂贵2005年要转让股权将股权证寄给了余林。 何堂贵质证意见：对1997年公司章程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根据章程第十五条载明内容，正好能证明1997年何堂贵是在册股东，只是表决权是余林在代为行使；对峨边彝族自治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峨边林河有限责任公司（筹）集体股和社会个人股行使表决权问题的批复》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恰好证明何堂贵是社会个人股东；对四川林河公司提交的信件，但信件上尾部落款仅一个“何”字，不能确定是何堂贵书写，何堂贵没有向余林寄过股权证，四川林河公司也没有向何堂贵换发过股权证。 何堂贵在二审中提交了一份中共峨边彝族自治县纪委峨纪综﹝2020﹞1号《关于给予何堂贵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拟证明纪委处分决定中查明了何堂贵实际出资的事实。 四川林河公司质证意见：我公司向峨边彝族自治县纪委举报何堂贵收受干股受贿，纪委没有对何堂贵是否受贿进行彻查，处分决定中认定的事实没有依据。另外，处分决定中载明2019年10月何堂贵将名下的股份转让给他人，何堂贵在本案中已无原告主体资格，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 本院认证：对四川林河公司提交的《四川峨边林河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1997年4月14日第一次股东会通过）》、峨边彝族自治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峨边林河有限责任公司（筹）集体股和社会个人股行使表决权问题的批复》，何堂贵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否达到各自的证明目的，将结合争议焦点予以分析说明；对四川林河公司提交的信件，何堂贵虽未明确是否系其书写，但仅从信件中载明的内容，不能证明信中载明的“原股本”即为四川林河公司向何堂贵换发的新股权证，且何堂贵否认寄过股权证给余林，故不能达到四川林河公司的证明目的。对何堂贵提交的中共峨边彝族自治县纪委峨纪综﹝2020﹞1号《关于给予何堂贵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对文件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结合争议焦点予以分析说明。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 1.四川林河公司系由峨边麻柳电厂转制而来，经原峨边县工商局核准设立，登记名称为“四川峨边林河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几次变更后，现名称为“四川林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林河公司设立时工商登记股东及出资额分别为：麻柳职工持股会146万元、新林镇政府27万元、余林65万元、葛一坤8万元、张南凯9万元、刘仕东9万元、伍英(沙玛伍英)8万元。 2.峨边彝族自治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97年4月12日作出《关于峨边林河有限责任公司（筹）集体股和社会个人股行使表决权问题的批复》，批复载明：峨边林河有限责任公司（筹）：你公司报来《关于集体股和社会个人股行使表决权问题的报告》收悉，根据你企业实际，经研究现批复如下：企业集体股20万股，授权余林同志为代表，行使表决权；社会个人股45万股，鉴于股东十分分散，经征得多数股东意见，全权委托余林同志行使表决权。 3.《四川峨边林河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1997年4月14日第一次股东会通过）》第三章第七条载明：公司由原麻柳电厂职工持股会余林、沙玛五一(沙玛伍英)、葛一坤、张南凯、刘世东五个股东组成。第八条载明：……社会个人股肆拾伍万股。 4.中共峨边彝族自治县纪委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峨纪综﹝2020﹞1号《关于给予何堂贵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其中载明：1997年，原峨边麻柳电厂转制为四川峨边林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河公司，该公司现为四川林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至今未上市），按照县专制文件相关精神，新林镇时任党委书记何堂贵以1:0.5匹配方案出资1万元购得林河公司2万元股份，成为林河公司股东，直至2019年10月，何堂贵才将自己名下的林河公司2万元股份以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何永林（其子）。 5.二审中，何堂贵在询问时称，其在一审中提起本案诉讼时主张的是侵害企业出资权益，并非基于股东显名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何堂贵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上应当记载公司名称、成立日期、注册资本、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并由公司盖章。同时，有限责任公司还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股东名册上应当记载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股东的出资额、出资证明书编号等事项。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的当事人，在公司未按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时，当事人有权请求公司履行前述义务，其目的在于成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以便行使股东的相应权利。而具体到本案中，何堂贵的诉讼请求包含两项，一是请求四川林河公司在现有出资人名册中记载其出资信息，二是请求四川林河公司为其更换股权证。从何堂贵诉讼请求的文字表述来看，其要求将出资信息记载入公司“出资人名册”及换发“股权证”的主张，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请求公司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并记载入“股东名册”，但其要求记载的内容与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要求记载出资信息具有同等含义。二审中，本院要求何堂贵明确其诉讼请求是否系公司法意义上的成为显名股东的主张，何堂贵称其提起本案诉讼并非主张成为四川林河公司的显名股东。鉴于何堂贵在本案中并未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或者意欲成为公司法意义上的显名股东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判决支持何堂贵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当，应予纠正。 第二，何堂贵在本案中的诉请实质上是要求对其是否实际出资的事实进行确认，而事实是当事人主张权利的基础，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通常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负有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置备股东名册的义务，而“出资人名册”及“股权证”并非有限责任公司必须置备或者签发的法定文件，故何堂贵无权要求四川林河公司将实际出资信息记载入“出资人名册”并为其换发“股权证”。 综上所述，四川林河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因二审出现新的证据，导致对一审判决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川1132民初46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何堂贵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均由何堂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开运 审 判 员 唐海珍 审 判 员 何洪兰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法官助理 卢 西 书 记 员 雷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