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702民初9009号 原告：王某1，女，197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吕某，男，197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公民身份号码×××。 被告：张掖市张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西环路62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0225250684L。 法定代表人：张某2，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张掖市张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甘州区城乡公共交通分公司。 负责人：康某，该分公司总经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05762576697。 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西环路379号。 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某，张掖市张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中心支公司。 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金城路757号1、3、4、5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0675927736G。 负责人：王某2，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3，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告：罗某，男，1966年5月10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公民身份号码×××。 原告王某1与被告吕某、张掖市张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均简称张掖市运输公司）、张掖市张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甘州区城乡公共交通分公司（以下均简称城乡公交分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中心支公司（以下均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因被告吕某系罗某雇佣的驾驶员，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追加罗某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城乡公交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某，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被告罗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吕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王某1委托甘肃张证司法医学鉴定所作出的甘张证［2019］法临鉴定第233号鉴定意见书中的伤残级别、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限评定过高，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原告的伤势等全部申请重新鉴定，本院委托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20年1月8日，本院技术室将卷宗退回。因疫情影响，本院于2020年2月3日作出（2019）甘0702民初9009号民事裁定书，暂时中止本案诉讼。恢复诉讼后，本案于2019年3月10日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被告吕某，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城乡公交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某，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3，被告罗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85243.12元；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6日15时00分许，被告吕某驾驶张掖市运输公司所属的×××号21路公交车，沿366乡道行驶至××镇段时，为赶时间，驾驶车辆车速较快，在经过颠簸路段时未减速，致使原告受伤。事发后，原告王某1相继被送至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张掖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治疗，原告王某1的伤情经医院诊断为：胸11椎体爆裂骨折并椎管狭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障碍等。原告王某1伤情稳定后，伤势被法医鉴定为：“轻伤一级”，伤残等级为：“九级、十级两项伤残”。另外，被告吕某驾驶的×××号21路公交车属城乡公交分公司所有，该分公司是张掖市运输公司设立的分公司，无独立法人资格。该车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了车辆保险。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建立了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运输路线，将原告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但被告公司所属车辆驾驶员驾驶不当，致使运输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被告张运公司应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告吕某驾驶的×××号21路公交车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了车辆保险，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应当承担其相应的理赔义务。 被告吕某在第一次开庭时，以通话形式口头辩称（根据通话笔录整理）：我是罗某的朋友，是开校车的，当天罗某的女儿结婚，我替罗某顶班。我不认识那个女的，她是从大湾商店门上坐的车，她们四五个女的，当时上车的人比较多，具体我也不知道，大概七八人。到个地方，路不太平，稍微颠了一下。当时我也不知道她颠了，我们票员到平原大坡的时候，说是她的腰颠了，腰疼。当时她在后面坐着呢，我从后视镜看到她跑到中间坐下了。到甘州区医院时，她下车，她给票员说先检查一下，我们票员就让她把车号记住，有事打电话。后来她没找到我们就报了案，我将事情也告知了车主罗某，第二天，我们也去交警队报了案，但交警说又不是开到沟里把人扔到沟里了，也不是把人家碰了，颠一下是很正常的，还给我罚了200元。路况就是乌江的水泥路，颠一下很正常，但公交车是限速的，农村路上限速40公里，国道限速60公里，速度又不快，我又不是把她碰下了还是把车开翻了，颠一下很正常。 被告吕某在第二次开庭时辩称：我是一名校车驾驶员。2018年5月，具体时间我忘记了，当时是星期天我休息，罗某女儿结婚，我给被告罗某开了一天车。当天坐车的人比较多，一路上也没有人说车辆颠簸，也没有人说受伤，到了甘州区医院时，乘客都下车了，我也没有见到有人受伤或被人扶下车，后来售票员李兴财上车告知我说有个女的被颠了，我们当时就给罗某打电话了，罗某说他第二天就回来。第二天说原告去交警队报案，当时被告运输公司也去人了，我们将具体情况也向交警队进行了陈述，交警队的人怎么处理，因为我去外地打工了，也不知道，后来罗某给我发了一张通知单，罚了我200元。 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城乡公交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某在庭审中辩称：城乡公交公司系张掖市运输公司下属的分公司，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现我作为该两个被告的代理人进行答辩。我公司下属公交车在2018年1月5日起至2019年1月4日购买了保险，事故发生在2018年5月6日，当时车辆驾驶员是吕某，驾驶车辆在××镇段造成乘客王某1受伤，后经车主罗某给公司报案，城乡公交分公司与人寿保险公司以电话形式进行了报案，并有报案记录。当时由于王某1受伤，没有与第三者接触，我们在交警队进行了补报案。由于王某1是在车辆内发生事故，属于车内乘务人员保险范围内，我们要求人寿保险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罗某是我公司的承租员，车主是罗某，保险是公司给买的，罗某给我们交纳管理费。我们的方式是租赁经营，该车辆登记在分公司名下。 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辩称：1.本起事故不是在公交车内发生，并且原告伤势如何造成的也无法查明，根据吕某的陈述，当时车在乡村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不超过40码，并且道路平坦，原告属于坐着的状态，身体任何部位不可能遭受到撞击，并且司机停车后原告没有表现出痛苦的表情，根据原告的住院记录和伤残鉴定，原告是胸11椎体爆裂性骨折，可以看出伤非常严重，当时不可能正常下车，下车不可能正常走路。2.根据原告提供的伤残鉴定意见书可以看出原告伤残为一个九级和一个十级，与从当时原告坐在公交车上的状态来看不可能造成四肢骨折和胸椎骨折，我们认为本起事故不真实，也不可能是在公交车内造成的事故。原告报案时间是2018年5月6日，但住院是在2018年5月8日。被告张运公司在我公司投保道路承运人保险的情况属实。对原告陈述的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均有异议，因现在没有交警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事发当时我方也未接到任何人的报案信息，故原告是否系在公交车内因公交车的颠簸受伤无法证实。假设如原告所说因公交车颠簸受伤，其陈述当时车内乘坐人员较多，假设公交车因速度过快导致剧烈颠簸，则车内其他人员均有不同程度的碰撞，在此情形下作为驾驶员不可能感受不到，但整个过程中驾驶员没有感受到。从原告的病历及法医鉴定记载，原告肩胛骨损伤系2018年8月份检查出，且其检查报告单没有陈旧性骨折，3个月之后才检查出骨折，不符合现实生活，故原告陈述是因乘坐公交车受伤的事实无法证实。故我方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有异议，我方不认为原告受伤是车辆颠簸所致，原告是因为什么受伤我们不清楚，但不是因为车辆颠簸所致。 被告罗某提交书面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一、本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理由如下:1、本案案由为运输合同纠纷,运输合同的承运人是张掖市运输公司,而非个人。受害人王某1于2018年5月6日15时许搭乘×××号21路公交车,也是与张掖市运输公司建立了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合同无法实现时，应当由合同的相对人张掖市运输公司承担违约责任。2、本人个人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本人只是张掖市运输公司指定的该公交车的驾驶员,在车辆营运过程中,本人对原告的损害发生没有过错,所以不应当承担责任,且车辆购买了50万元的车内乘客险,应该由保险公司和张运公司承担责任。二、本案诉讼费和鉴定费若法院判决应当由被告承担的,也应由保险公司承担,本人作为履行职务的驾驶员不应当承担。×××号21路公交车购买了保险,出了事故后应当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内承担保险责任,包括诉讼费和鉴定费。1、保险合同的内容都是保险公司单方制定的,属于格式合同的性质,故该约定对当事人不产生约束力,而保险公司在诉讼中作为赔偿义务人,败诉一方理应承担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及因诉讼中鉴定而导致的鉴定费用。2、《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的负担是人民法院根据谁败诉谁负担的一般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这属于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利,而保险人超越司法权,利用格式合同的制定权利,事先对诉讼费用的负担作出约定,其行为有违法律规定。4、保险合同应当依法订立,违反法律的合同条款无效。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结合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五)款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条款无效。如果确因保险公司无正当理由拒赔或者过错致使诉讼的发生,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5、在实践中,保险合同一般采用的是由保险人出具的格式条款，对于投保人来说,由于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和劣势,对保险合同中很多条款不可能有深入的理解。6、《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对该格式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7、如果实行保险人绝对不承担诉讼费用,那么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保险人完全可以怠于理赔,一律要求当事人到法院提起诉讼后再赔偿,因为诉讼费、鉴定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一律不承担,不利于道路交通事故保险费用的解决,也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三、本人认同保险公司对原告的一切抗辩理由,且认为原告主张的以下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交通费2000元。交通费一般要有车票证据凭证,原告的证据清单中没有涉及交通费支出的车票证明等。2.被扶养人生活费35604.26元。侵权人赔偿受害人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导致全部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本案中原告虽然有损伤,但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而在实务中伤残等级在五级至十级,一般认为没有丧失劳动能力,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丧失劳动能力,被扶养人生活费不能被支持。 原告王某1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及陈述：1.原告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的当庭陈述；2.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于2018年6月7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一份、病人出院证书一份，原告于2018年5月8日至2018年6月7日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的病历一份（二十九张，标注为A1-A29），住院收费票据一张、住院费用明细清单一份，金额均为19892.84元；3.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于2018年7月7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一份、病人出院证书一份，原告于2018年6月7日至2018年7月7日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的病历一份（二十三张，标注为B1-B23），住院收费票据一张、住院费用明细清单一份，金额均为12287.42元；4.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于2018年8月6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一份、病人出院证书一份，原告于2018年7月7日至2018年8月6日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的病历一份（二十六张，标注为C1-C26），住院收费票据一张、住院费用明细清单一份，金额均为13950.06元；5.张掖市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于2018年9月6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一份、出院证明一份，原告于2018年8月13日至2018年9月6日在张掖市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的病历一份（八张，标注为D1-D8）；6.张掖市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于2019年1月9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一份、出院证明一份，原告于2018年12月13日至2019年1月9日在张掖市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的病历一份（九张，标注为E1-E9）；7.张掖市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于2019年5月12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一份、出院证明一份，原告于2019年4月20日至2019年5月12日在张掖市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的病历一份（六张，标注为F1-F6）；8.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于2019年7月20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一份、病人出院证书一份，原告于2019年7月2日至2019年7月20日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的病历一份（二十一张，标注为G1-G21），住院收费票据一张、住院费用明细清单一份，金额均为10548.94元；9.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门诊收费票据三张金额，分别为2019年2月28日二张金额280元、182.04元，2019年8月26日一张金额355.40元；10.张掖市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出具增值税的发票五张，金额分别为4402元、7215.50元、4216元、6377元、9040.56元，住院结账汇总清单六张；11.甘张证［2019］法临鉴定第23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甘肃张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发票一张，金额3800元；12.原告作为户主的户口本复印件一份（五张），甘州区上秦镇人民政府、甘州区上秦镇东王堡村民委员会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13.原告王某1母亲管香兰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管香兰作为户主的户口本复印件一份（二张）；14.城关区红星巷华居商务酒店发票，金额119元；15.张掖市甘州区金达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发票五张金额25元，兰州市出租车发票二张金额29.80元，原告的火车票两张金额294.50元，原告丈夫杨学发的火车票两张金额294.50元，合计金额643.80元；16.影像胶片十张。 被告吕某未提交书面证明，由其围绕抗辩理由作当庭陈述。 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城乡公交分公司围绕抗辩理由提交了以下证据及陈述：1.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城乡公交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某的当庭陈述；2.被保险人为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单（正本）一张。 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围绕其抗辩理由提交了以下证据及陈述：1.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张某3的当庭陈述；2.吕某的诊断证明和保险报案记录复印件各一份；3.滨河新区中西结合医院于2018年9月6日出具的王风玲的出院证明复印件一份。 被告人罗某未提交书面证明，由其围绕抗辩理由作当庭陈述。 本院在第一次开庭时当庭与被告吕某的通话笔录一份；第二次庭审时当庭与施冬花的通话笔录一份；庭审后与被告罗某的通话笔录一份；庭审后与李兴财的通话笔录一份，因诉讼参加人较多，且部分参加人在外地，本院组织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被告吕某，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城乡公交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某，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玲，被告罗某对李兴财笔录进行质证的通话笔录各一份。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6日上午，原告前往甘州区乌江镇赏花。当日15时左右，原告在返回过程中，乘坐被告吕某驾驶的，被告罗某经营的，登记在被告城乡公交分公司名下的×××号21路公交车。公交车行驶在乡间公路时，车辆因路面原因发生颠簸，致使乘坐在该公交车后座位上的原告受伤。原告受伤起初，只感到身体疼痛，未明显症状，原告将情况告知售票员李兴财，原告及其同行人员予以陪伴。车辆行驶至甘州区医院附近时，原告与同行的施冬花等人下车，原告下车时因身体不适，由售票员李兴财及他人扶下车。原告下车后与公交车售票员李兴财沟通先去医院检查，原告在施冬花的陪同下前往甘州区人民医院检查，因当时原告未携带身份证件，原告遂使用朋友施冬花的身份证进行登记检查，甘州区人民医院CT显示：1.胸11椎体压缩性骨折，建议椎体平扫；2.L3/L4、L4/L5椎间盘膨出；腰椎骨质增生。原告返回家后，因身体未见好转，遂于2018年5月8日前往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检查后，被该医院收治入院治疗。原告伤势经河西学院附属张掖市人民医院诊断为胸11椎体爆裂骨折并椎管狭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障碍；胆管结石伴慢性胆囊炎（早发）；高血压3级，高危组，住院共花费19892.84元。2018年6月7日至2018年7月7日，原告王某1继续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该医院诊断为胸11椎体爆裂骨折并椎管狭窄；胆囊结石伴慢性胆囊炎（单发）；高血压三级（高危组）；日常活动能力障碍，住院共花费12287.42元。2018年7月7日至2018年8月6日，原告继续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该医院诊断为胸11椎体骨折并椎管狭窄；高血压3级，高危组；右侧肩胛冈及肱骨头骨折；右侧肩峰撞击综合征并肩袖损伤，右侧肩峰下滑囊积液，住院共花费13950.06元。2018年8月13日至2018年9月6日，原告王某1在张掖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治疗，被该医院诊断为胸11椎体骨折并椎管狭窄；右肩峰撞击综合征并肩袖损伤；高血压病。2018年12月13日至2019年1月9日，原告王某1继续在张掖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治疗，被该医院诊断为胸椎体骨折并椎管狭窄；右肩峰撞击综合征并肩袖损伤；高血压病。2019年4月20日至2019年5月12日，原告王某1继续在张掖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治疗，被该医院诊断为胸11椎体爆裂骨折并椎管狭窄，高血压Ⅲ级（高危组），日常活动能力障碍；类风湿性关节炎。上述三次住院共计花费31251.06元。2019年7月2日至2019年7月20日，原告王某1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该医院诊断为胸椎陈旧性骨折（胸11）；肋骨陈旧性骨折（右侧第3肋）；腰椎间盘突出症；骨质疏松（中度）；高血压3级（很高危）；脂肪肝；胆囊结石伴胆囊炎，住院花费10548.94元。原告于2019年2月28日前往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门诊治疗，花费医药费462.04元，原告于2019年8月26日前往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门诊治疗，花费医药费355.40元； 2019年8月26日，原告委托甘肃张证司法医学鉴定所对其损伤程度、伤残等级、损伤治疗终结时限、合理化治疗费用、损伤误工损失日、损伤暂时丧失生活能力的程度及时限等进行鉴定。甘肃张证司法医学鉴定所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张证［2019］法临鉴字第233号鉴定意见书，意见为“?被鉴定人王某1应系钝性外力作用,致成胸11椎体爆裂骨折(CT示胸11椎体碎裂,MPR示碎骨片突入椎管致椎管狭窄变形,硬膜囊受压)并椎管狭窄；右侧锁骨肩峰端骨折,右肩峰撞击综合征并肩袖损伤;右侧第3肋骨折等。医院先、后行活血化瘀、疏通经络,针炙、推拿、烤电、功能锻炼、促进骨折愈合、减轻疼痛,预防骨质疏松,蜡疗、中频功能性电刺激等康复治疗。现遗留有胸11椎体爆裂骨折并椎管狭窄、右侧肩关节活动功能部分障碍，经查表计算右侧肩关节功能丧失程度为33.3%等。依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2014)5.9.3b)、5.6.4c)、5.9.4a)、5.6.5a)条款之规定,分别系伤一级、轻伤二级、轻伤二级、轻微伤。综合评定,仍系轻伤一级。--损伤致成胸11椎体爆裂骨折并椎管狭窄;右侧锁骨肩峰端骨折,右肩峰撞击综合征并肩袖损伤;右侧第3肋骨折等。医院先、后行活血化瘀、疏通经络,针炙、推拿、烤电、功能锻炼、促进骨折愈合、减轻疼痛,预防骨质疏松,蜡疗、中频功能性电刺激等康复治疗。现遗留有胸11椎推体爆裂骨折并椎管狭窄、右侧肩关节活动功能部分障碍,经查表计算右侧肩功能丧失程度为33.3%等。依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2016)5.9.6：1）、5.10.6:11)条款之规定,分别系九级、十级两项伤残。损伤治疗终结时限综合评定为1年4个月。医院已施行的上述检治疗为合理化治疗,治疗费用按医院的住院费用结算单及门诊收费票据计算。--损伤误工损失日综合评定为1年4个月。--伤后前6个月,为1人完全护理依赖,后10个月,为1人部分护理依赖。--医疗终结时限期内,需加强营养,以促进损伤的愈合和机能的恢复”，原告王某1为此支付鉴定费用3800元。因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申请对原告伤残程度、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重新鉴定，本院委托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重新鉴定后，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甘中司鉴［2019］临鉴字第95号鉴定意见书，意见为“1.被鉴定人王某1所受损伤的特点及形成机制符合钝性外力用所致,钝性外力为完全作用(参与度为100%)。2.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9.6.1、5.10.6.11之规定，被鉴定人王某1所受损伤评定为九级、十级伤残。3.被鉴定人王某1误工期评定为5个月,护理期评定为2个月,营养期评定为3个月”，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支付鉴定费3380元。 另查明，在原告王某1住院期间，被告罗某垫付医疗费5000元。二次鉴定期间，原告王某1应鉴定所需，由丈夫杨学发陪同前往兰州配合鉴定，二人乘坐火车花费589元，住宿花费119元。 又查明，被告本案中所涉的公交车属于被告城乡公交分公司，被告公交分公司属于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下设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被告罗某只享有该公交车的运营权。事发当天被告罗某雇佣被告吕某驾驶×××号21路公交车。 再查明，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城乡公交分公司所属的甘19586号21路公交车于2018年1月2日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投保座位数31个，每人责任限额500000元，保险期限为2018年1月5日至2019年1月4日止，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再查明，原告王某1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其子杨力欢，出生于2002年10月12日。原告母亲管香兰出生于1951年10月15日，户籍在甘州区上秦镇东王堡村五社，职业为农民，其与丈夫共生育包括原告在内的两个女儿。 还查明，原告受伤后，原告及被告吕某、罗某，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向公安交警部门递交报案材料，因不能确定原告受伤原因、没有现场、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部门未出具责任认定书。 本院认为，本案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一、本案的诉讼主体问题。被告罗某提出异议，认为其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事故发生的车辆虽登记在城乡公交分公司名下，但被告罗某系车辆的实际经营者，且事发当天的驾驶员吕某系被告雇佣，且仅代班一天，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将罗某追加为被告并无不当，故对被告罗某的上述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二、原告所受伤害是否为被告吕某驾驶的公交车所致。对此，原告王某1主张，被告吕某驾驶公交车沿366乡道行驶至××镇段时，为赶时间，驾驶车辆车速较快，在经过颠簸路段时未减速，致使原告受伤，原告继续乘坐该公交车至甘州区人民医院附近下车，朋友施冬花陪护其在甘州区医院做了CT，但由于当时原告并没有带身份证，原告遂用朋友施冬花的身份证在甘州区医院挂急诊号检查，原告检查完返回家中的第二天疼痛难忍，原告丈夫杨学发陪同原告到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检查并住院。被告吕某在本院第一次开庭时在电话中陈述，路不太平，稍微颠了一下。当时被告吕某也不知道原告颠了，是售票员告知其有个女的说腰颠了，腰疼，被告吕某从后视镜看到那个女的跑到中间坐下了。到甘州区医院时，她下车，她给票员说先检查一下，票员就让她把车号记住，有事打电话。路况就是乌江的水泥路，公交车是限速的，农村路上限速40公里，当时速度又不快，颠一下很正常。被告吕某在第二次开庭时陈述，当天坐车的人比较多，一路上也没有人说车辆颠簸，也没有人说受伤，到了甘州区医院时，乘客都下车了，被告吕某也没有见到有人受伤或被人扶下车，后来售票员李兴财上车告知被告吕某说有个女的被颠了，他们当时就给罗某打电话了，被告吕某的陈述前后不一致。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城乡公交分公司认为，当时车辆驾驶员是吕某，驾驶车辆在××镇段造成乘客王某1受伤，后经车主罗某给分公司报案，分公司与人寿保险公司以电话形式进行了报案。当时由于王某1受伤，没有与第三者接触，公司在交警队进行了补报案。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对原告所诉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实均有异议，认为在原告所谓的事故发生以后,未向公安局交警大队报案,也未向人寿保险公司报案,所以无法证实原告是在乘坐公交车途中所受的伤。本起事故不是在公交车内发生，并且原告伤势如何造成也无法查明，根据被告吕某的陈述，当时车在乡村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不超过40码，并且道路平坦，原告属于坐着的状态，身体任何部位不可能遭受到撞击，并且司机停车后原告没有表现出痛苦的表情，根据原告的住院记录和伤残鉴定原告是胸11椎体爆裂性骨折，可以看出伤非常严重，当时不可能正常的下车，下车不可能正常的走路。根据原告提供的伤残鉴定可以看出原告伤残为一个九级和一个十级，与当时原告坐在在公交车上的状态来看不可能造成四肢骨折和胸椎骨折，认为本起事故不真实，也不可能是在公交车内造成的事故。同时，原告在2018年5月8日之后一直在医院治疗，没有证据显示其受过其他外力伤害。原告报案时间是2018年5月6日，但住院是在2018年5月8日。2018年5月6日的CT片子不是原告本人的，原告提交的实物拍片是36934号，时间2018年5月6日，名字显示是shidonghua。被告罗某认为，受害人王某12018年5月6日15时许搭乘×××号21路公交车,与张掖市运输公司建立了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对于原告乘坐公交车的事实方面，举证责任在于原告，为此，本院向施冬花进行了调查，施冬花对事发车辆发生颠簸、原告受伤、下车等经过以及原告使用施冬花身份证在甘州区人民医院检查的情况基本吻合，本院向当时的售票员调查时，售票员李兴财对车辆颠簸以及有女乘客因车辆颠簸导致身体不适、被扶下车的情况的事实予以认可，被告吕某陈述前后虽不一致，但对车辆颠簸以及有人受颠簸的事实予以认可。原告从市区前往乌江镇赏花，其并非当地人，加之事发导致其身体不适，起诉时距离事发时间较长等因素，原告对上车、车辆颠簸的地点表述不一，符合常理；其次，原告下车后即前往甘州区人民医院检查，其伤势所需，在没有携带身份证的情况下使用施冬花身份证符合常理，当时原告已经受伤，不能要求原告在到达医院的情况下再回家去取身份证等资料，且原告使用施冬花证件所做的检查结果与原告在2018年5月8日在张掖市人民医院检查结果一致；再次，上述因素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且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告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否定上述事实，亦无证据证明原告系上车前或其他因素导致身体受伤，两次鉴定意见均表明原告所受伤害为钝性外力所致，因果关系为百分之百；最后，根据乡村道路的路况，和公交车的具体情况，无论车速快慢，都有可能发生颠簸，不可能同动车一样一直保持平稳，本案无法排除车辆颠簸导致乘客受伤的客观因素。综上，本院依法认定原告王某1于2018年5月6日受伤系其在公交车上因车辆颠簸所致。 三、对于责任的承担，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吕某系被告罗某雇佣的驾驶员，且车辆属于城乡公交分公司，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吕某超速行驶，且当地公交车辆全部限速。被告吕某作为驾驶员，其驾驶的车辆在路面不平地段发生颠簸导致原告受伤，被告吕某作为专业人员，具有一定的过》第九条的规定，雇员仅在从事雇佣活动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时候承担责任，本案中被告吕某并不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节，故被告吕某不应当承担责任；其次，被告罗某作为车辆经营者，其在家中有事的情况下雇佣驾驶员吕某代班，致使本次事故发生，其存在一定过失，但因其经营的车辆属于被告城乡公交分公司，故其责任应由承运人即被告城乡公交分公司负担；再次，原告王某1在2018年5月6日乘坐公交车时与被告城乡公交分公司形成了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城乡公交分公司作为承运人，有义务将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现原告在乘坐车辆过程中受到伤害，原告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被告城乡公交分公司应当承担合同违约责任，但因被告城乡公交分公司没有独立法人资格，故城乡公交分公司应承担的责任，应由设立该分公司的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承担；最后，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在被告人寿保险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每人责任限额500000元，原告的各项损在上述限额内可以向被告人寿保险主张权利，且原告受伤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因原告的损失在500000元的限额内，故原告的合理损失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全部赔付。对于被告罗某、被告张掖市运输公司、被告城乡公交分公司之间具体是挂靠、租赁或其他关系的认定不影响本案中的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承担责任。 对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辩称，原告在发生事故后,未向交警队报案,交警未进行调查,未进行事故责任认定,所以无法认定原告爱伤系公交车发生单车交通事故所致,也无法认定第一被告吕某的责任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事发在公交车内，被告吕某并未肇事，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其次，根据原告及被告吕某、罗某等人的陈述，被告罗某等人只是事后进行了补报案，递交了书面材料，交警部门并未记笔录；再次，根据当事人陈述，报案时间是事发第二天，故交警部门亦无法勘察现场。综上，公安交警部门在不能确定原告受伤原因、没有现场、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的情形下，未出具事故认定书合理合法，故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辩称的对伤残等级有异议，原告肩胛骨损伤系2018年8月份检查出，且其检查报告单没有陈旧性骨折，而原告受伤在2018年5月份，间隔3个月之后才检查出骨折，不符合现实生活。本院认为，首先，被告人寿保险已经申请了重新鉴定，二次鉴定意从证据层面上讲，相当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根据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甘中司鉴［2019］临鉴字第95号鉴定意见书，原告于2018年5月受伤之后一直在医院治疗，为连续住院，具有连贯性，无明确其再次受外伤的记录，第三次住院期间检查出的右肩部存在明确的损伤与2018年5月6日受伤存在因果关系，并且钝性外力为完全作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系住院期间受到再次伤害，故本院对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此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针对医疗费用提出的异议，认为原告提交的病历中显示,原告王某1本人患有高血压高危三组、患有胆囊炎及胆结石其在治疗过程中有治疗自身疾病的用药。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原告提交的张证［2019］法临鉴字第233号鉴定意见书中，医院已施行的检查、治疗，为合理化治疗；其次，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申请重新鉴定时，并未申请用药合理化鉴定，故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陈述其公司没有接到报案的抗辩理由，与其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事发后于2018年5月9日，我们才接到公交公司报案”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法认定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接到了本起事故的报案。对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主张，随后被告公司到报案方陈述的事发路段勘察，没有看到路面凹陷等情况，更无法证实车辆颠簸一说，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模拟行为不能对抗原告受伤的客观事实。该公司辩称，被告吕某曾受过伤，颠簸中并未将吕某致伤的抗辩理由，以及假设原告是因为车辆颠簸受伤，其他人也有可能受伤的抗辩理由，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庭审中主张本案涉嫌保险诈骗的抗辩理由，因其未提供公安机关受理刑事案件的任何材料，故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王某1的各项损失：1.医疗费，依据原告王某1及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医药费票据及病历显示，原告王某1的各项医药费用如下：（1）原告提交了受伤后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收费票据四张、门诊收费票据三张；（2）原告提交了张掖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五张。对此，本院经核对，上述票据与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张掖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出具的住院费用明细清单金额一致，结合诊断证明、出院证明、病历，本院依法认定原告王某1受伤之后的医疗费（1）2018年5月8日至2018年6月7日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花费19892.84元，（2）2018年6月7日至7月7日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花费12287.42元；（3）2018年7月7日至8月6日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花费13950.06元；（4）2018年8月13至2018年9月6日在张掖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治疗花费7215.50元；（5）原告于2018年12月13日至2019年1月9日在张掖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治疗花费13442.56元；（6）2019年4月20日至2019年5月12日在张掖滨河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治疗花费10593元；（7）原告于2019年7月2日至2019年7月20日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花费10548.94元；(8)原告于2019年2月28日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门诊治疗，花费462.04元，于2019年8月26日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门诊治疗，花费355.40元。上述费用合计88747.76元。2.营养费，原告主张营养费15元/天×480天=7200元，结合原告受伤住院的事实以及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甘中司鉴［2019］临鉴字第95号鉴定意见书，营养期评定为3个月，加之原告住院时大多在理疗，故本院认定营养费为1350元（90天×15元/天）。3.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4525元（25元/天×181天），原告主张每天25元的符合法律规定，结合原告住院181天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4.误工费，原告主张误工费70840元（16月×4427.50元/月）。根据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甘中司鉴［2019］临鉴字第95号鉴定意见书，原告王某1的误工时限为150天，原告对此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因原告虽系非农业户口，但其无固定职业，原告按照农林牧渔行业标准主张误工费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本院予以支持，折合每天为145.56元。原告主张的误工周期过长，参照二次鉴定意见，结合原告实际住院181天，在住院期间误工是常理，结合原告住院治疗主要是进行的身体康复治疗或中医理疗的事实，本院综合认定原告王某1的误工天数为实际住院天数即181天，故原告的误工费为26345.36元（181天×145.56元/天）。5.护理费，原告主张护理费48702.50元（4427.5元×6月+4427.5元×10月×50%）。本院认为，原告按照农林牧渔行业标准主张护理费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本院予以支持，折合天每天为145.56元。依据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甘中司鉴［2019］临鉴字第95号鉴定意见书显示，原告王某1的护理时限为两个月。原告住院治疗主要进行的是身体康复治疗或中医理疗，并非都是手术治疗，其基本生活并未完全受到限制，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所综合评定为两个月符合客观事实，故本院认定被告王某1的护理时限应为2月，护理费应为8733.60元（60天×145.56元/天）。6.交通费（含住宿费），原告主张交通费2000元，原告提供了部分交通费票据，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提出异议。本院认为，首先，杨学发作为原告王某1丈夫，在原告前往兰州重新鉴定时进行陪伴，登记住宿属正当花费；其次，原告在兰州乘坐出租车的车票时间符合张掖到兰州高铁的时间；再次，对于原告在张掖乘坐出租车所出示的票据票号相连，不能证明原告在张掖乘坐出租车的事实。结合原告伤势及其住所地距医院的实际交通情况、前往兰州鉴定的实际情况、住院的次数，参照原告提供的符合法律规定的交通费票据，本院酌情支持交通费、住宿费1200元。原告虽未另行主张住宿费，但其在第二次开庭时提交了住宿费发票，结合原告在二次鉴定时前往兰州配合鉴定的事实，故本院将住宿费综合考虑在了交通费中。7.鉴定费，原告主张鉴定费3800元。本院认为，该项费用系原告为确定自己的伤残等级、伤势程度而进行的必要花费，系原告的损失，由原告提供的鉴定费发票在卷佐证，但因二次鉴定书中除伤残等级外，误工、护理、营养期限均大幅降低，故对于原告主张的鉴定费，本院酌情支持2000元。二次鉴定费3380元，结合二次鉴定的意见书，部分内容相同，部分内容降低的事实，本院酌情认定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自行负担1680元，原告王某1负担1700元。8.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精神抚慰金3000元，根据原告的伤势程度，结合两次的鉴定意见书，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过高，本院适当进行调整，酌情支持2000元。9.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35604.26元，其中原告母亲管香兰30857元（13年×22606×21％÷2）；原告之子4747.26元（2年×22606×21％÷2），对此，本院认为，结合原告的诉讼主张，根据原告提交的户口本复印件以及上秦镇人民政府、上秦镇东王堡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参照当地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每年22606元的标准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每年9064.60元的标准，杨力欢生活费为4747.26元（2年×22606/年×21％÷2）。管香兰生活费为11421.40元（12年×9064.60元/年×21％÷2）。被扶养人生活费二人共计16168.66元。10.伤残赔偿金，原告主张125819.4元（29957元×20年×21%），对此，两次鉴定意见均为一处九级伤残、一处十级伤残，结合原告的户籍以及2019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957.00元/年的标准，原告王某1的伤残赔偿金应当为125819.40元（29957元/年×20年×21%）。 综上，原告王某1的各项合理损失为：医疗费88747.76元，营养费13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525元，误工费26345.36元、护理费8733.60元，交通费（含住宿费）1200元，鉴定费2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6168.66元，伤残赔偿金125819.40元，合计276889.78元。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三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一款（六）项、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中心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付原告王某1各项费用共计276889.78元，扣抵原告应给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中心支公司支付的鉴定费1700元，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中心支公司再赔偿原告275189.7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 二、原告王某1退还被告罗某垫付的医药费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 三、被告吕某、张掖市张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张掖市张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甘州区城乡公共交通分公司、罗某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79元，减半收取3539.50元，原告王某1负担995.50元，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中心支公司负担2544元。原告已交纳，被告负担的受理费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中心支公司直接给付原告，本院退还原告的受理费3539.5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索国雄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施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