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8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洪涛，男，198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红，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耿伟伟，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哲訢，男，199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金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杰，河南领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盼盼，河南领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策，男，197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楠，河南鑫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星，河南鑫豫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洪涛因与被上诉人赵哲訢、张文策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5民初21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洪涛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5民初2143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赵哲訢、张文策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股票合作协议》是场外股票配资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融资融券业务需要经特许的证券公司经营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属于法律关系定性错误。本案中双方协议的内容和行为模式是股票配资模式，其内容明显违反了证监会《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得出借证券账户，否则都应属无效合同。双方签订的协议虽然具备一定的民间借贷形式特征，但在资金用途和使用方法上，限定借款方只能在指定的股票交易账户上进行交易，同时还规定了相关风险控制条款，并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张文策、赵哲訢数次擅自修改账户密码，使王洪涛对账户及资金失去控制权。实际上，该账户是使用赵哲訢身份证所开设，张文策、赵哲訢均知晓密码，且赵哲訢对该账户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双方所签《股票合作协议》不符合民间借贷法律特征，实际为场外股票配资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第五条的相关规定，该《股票合作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二、一审法院认定赵哲訢与涉案《股票合作协议》无关，不承担法律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张文策、赵哲訢明知自己没有证券从业资质而为王洪涛办理相关业务，对违法后果应当承担一定过错责任。张文策以民间借贷形式进行股票配资做股指期货投资业务，张文策既不对赵哲訢的从业资质进行审查，也未通过正规渠道在证券公司以自己实名开户交易，而同意利用他人（赵哲訢）账户通过接入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股指期货交易，即张文策、赵哲訢为牟取佣金收入，诱使王洪涛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理应对该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后果和市场风险后果。其次，根据赵哲訢在一审期间提交的2017年8月4日录音资料显示，其承认一直在和张文策、王洪涛商量平仓事宜，催促他们进行平仓，其二人表示再等等；另根据赵哲訢大通证券账户（68×××46）2015年11月23日至2016年3月28日期间的市值、资产、保证金记录每日清单显示，赵哲訢账户采取的出金、修改密码等措施是因为账户保证金不足和不支付利息，说明账户密码在2016年3月28日被张文策修改过。这些都足以表明赵哲訢事实上直接参与了股票合作协议的履行，赵哲訢、张文策同是股票合作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张文策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洪涛诉请确认其与张文策签订的《股票合作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该协议名为股票合作，协议内容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特征，实为民间借贷关系。2015年11月19日，王洪涛（乙方、操作人）与张文策（甲方、出资人）签订该协议，第一条已开宗明义的说明双方订立协议的目的就是张文策出借借款、收取利息，王洪涛借款投资股票。该协议第二条也明确约定借款人王洪涛向张文策借款900万元人民币，并按月支付利息14.4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结合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即张文策除享有借款本息收益外，并不参与股票投资盈余的分配，也不承担股票交易风险，可知，该协议名为“股票合作”，实为“借钱炒股型”民间借贷关系。且根据王洪涛2017年6月21日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另约定张文策出借给原告借款900万元配资额，原告向被告支付利息”可知，王洪涛也认可其与张文策之间系借贷关系。2.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王洪涛和张文策此后按照该协议实际履行出借款和约定利息，双方成立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协议中关于账户监管及强制平仓的约定，是借款合同中张文策享有的权利，也是设立风险防控的机制，目的是为了及时回收出借资金，减少出借款项的风险。且目前法律法规并未禁止借钱投资股票交易，同时这也是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2条之规定，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此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协议签订后，张文策已按照约定将900万元的出借款和赵哲訢的账户及密码交付与王洪涛，王洪涛也按照约定支付了利息。故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3.王洪涛上诉称《股票合作协议》是场外股票配资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融资融券业务”需要经特许经营的证券公司经营的规定，请求认定上述协议无效于法无据，不能成立。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86条规定，“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可知，场外配资合主要是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和用资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就本案而言张文策、赵哲訢均系个人，并非上述会议纪要规定的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且张文策将借款、涉案账号（68×××46）及密码提供给王洪涛使用，同时对借款的金额、期限、月利率、出借款项用途及安全保障措施等进行明确约定的行为，既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也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并非法律规定的需要特许经营的“融资融券”业务。4.《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和《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均是部门规章，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四）、（五）项规定的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更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说。因此，王洪涛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诉请认定涉案《股票合作协议》无效，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二、王洪涛诉称对900万元的借款不享有支配权，且在股票买卖操作中因张文策、赵哲訢数次擅自修改资金及账户密码，使其对账户及资金失去控制权，与事实不符。货币系普通物而非特定物，既然涉案资金账户（68×××46）和密码均由王洪涛实际使用操作，其对账户内资金必然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对其所购买的股票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张文策、赵哲訢对出借资金和涉案账户进行必要的监管，不存在无故更改账户密码的情况。反而是王洪涛为了逃避监管于2016年3月28日擅自修改了涉案账户密码，在张文策、赵哲訢多次和王洪涛协商将密码改回无果的情况下，2017年5月赵哲訢才通过大通证券总部将密码改回。此时，涉案账户内的本金和风险保证金已因市场行情等因素亏损殆尽。经协商平仓，并结算扣除本息后将剩余保证金35万元全部转给王洪涛。由此可见，张文策对涉案资金账户虽有监管职责，但涉案资金账户密码被王洪涛修改后其也无从监管，由此造成的借款本金和风险保证金损失完全是因市场行情和王洪涛个人操作不当等因素所致，对此张文策不存在任何过错，其不应承担责任。三、王洪涛上诉诉称“赵哲訢、张文策为谋取佣金收入诱使其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既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支持。凡涉足股票领域的普通大众均熟知“股票有风险，入市须谨慎”。王洪涛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股市中存在的风险是明知的。无论其是用自有资金抑或是借用他人资金和账号买卖股票均是其个人决定的，既无人劝诱，也无人干预。综上，《股票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名为股票合作，实为民间借贷关系，属合法有效的民事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洪涛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赵哲訢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王洪涛与张文策之间签订的《股票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形成借贷法律关系和让与担保法律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王洪涛认为涉案《股票合作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融资融券业务”需要经特许的证券公司经营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三、一审判决认定赵哲訢与王洪涛和张文策二人之间的《股票合作协议》无关，不承担法律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赵哲訢与王洪涛之间无任何关系，其不是王洪涛合同的相对方，既未收过王洪涛钱物，也未予王洪涛办理过任何业务。首先，从出借款项开始，赵哲訢出借资金的对象以及股票账户使用人一直是张文策，而非王洪涛。赵哲訢既不知道王洪涛的存在，也不知道王洪涛使用其账户，更未收取过王洪涛保证金和利息。王洪涛在一审庭审中亦明确承认其不知道赵哲訢，其合同签订对象以及履行对象均是张文策。其次，从出借资金交给张文策使用开始，资金和账户一直有张文策控制。赵哲訢只是对出借资金进行监管，并不控制和操作。再次，王洪涛从张文策处借钱用于买卖股票是其个人意愿的选择，买入什么股票、什么时间以什么价格卖出股票均是其自己决定控制，无人干预，且赵哲訢从未收取过王洪涛任何佣金。因此，王洪涛在上诉状中称赵哲訢为王洪涛办理相关业务，对违法后果应当承担一定过错责任与事实不符。同时王洪涛关于赵哲訢、张文策为谋取佣金收入诱使其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的说法，也没有证据支持，与事实不符。因此，赵哲訢不是王洪涛合同的相对方，也不是义务履行方。王洪涛认为赵哲訢是王洪涛与张文策涉案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赵哲訢与张文策之间的合同履行是按照其双方之间的约定进行的，与本案无关。王洪涛引证的赵哲訢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能表明赵哲訢事实上直接参与了《股票合作协议》的履行。赵哲訢是在王洪涛修改密码后经询问张文策才知道有王洪涛的存在，其与王洪涛联系平仓等事宜也是履行其与张文策的约定，是受张文策委托进行的，并非是参与到王洪涛与张文策的协议中去。赵哲訢根据其与张文策之间的约定进行的风控措施，并不是针对王洪涛的，赵哲訢并不知道张文策将股票账户交给了王洪涛使用。此外，经张文策、赵哲訢双方协商在2017年12月4日、2017年12月13日进行了平仓、结算，赵哲訢返还给张文策保证金35万元后，双方互不相欠。整个过程中，赵哲訢都是按照其与张文策之间的约定和协商进行的，并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此，赵哲訢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其与王洪涛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王洪涛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王洪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王洪涛与张文策、赵哲訢于2015年11月9日签订的股票合作协议无效；2.判决张文策、赵哲訢向王洪涛返还300万元风险保证金及补仓资金30万元；3.判决张文策、赵哲訢向王洪涛返还利息580600元；4.本案的诉讼费全部由张文策、赵哲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9日，王洪涛（乙方、操作人）与张文策（甲方、出资人）签订《股票合作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应乙方要求，将下列股票交易账户与资金交付乙方用于股票投资，资金账户号68×××46，乙方须同意支付本协议约定的利息和相关费用；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900万元，并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0万元作为该借款的风险保证金，存入上述股票账户，乙方可以使用账户内资金购买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或者基金；合作期间，账户盈利全部属于乙方所有，同样，乙方承担全部交易风险，甲方不承担交易风险，如乙方交易产生亏损，亏损额不超过乙方交纳的风险保证金的，从风险保证金中扣除，亏损额超过风险保证金的，乙方应于两日内补足；借款数额人民币9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5月20日；签订合同后，乙方每月需向甲方支付出资额1.6%的月利率，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将利息（14.4万元）转账到甲方预留的收款银行账户，首月费用于2015年11月20日前支付，后续费用应于每月20日前支付；双方指定下列银行账户作为资金调拨专用账户，乙方据此向甲方支付利息或交纳风险保证金，甲方据此向乙方划拨交易盈利或退还风险保证金；甲方汇款银行账户名为张文策，账号62×××85，开户行工商银行郑州未来支行；乙方汇款银行账户名为王洪涛，账号62×××31，开户行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当借款账户内总市值低于1050万元时，乙方应警惕操作，可自行决定是否追加保证金或卖出股票，但禁止继续买入股票；当借款账户内的总市值低于1000万元时，甲方可以立即卖出该股票账户内的股票，此为平仓线，乙方被平仓后，须将保证金追加至账户总资产达到警戒线以上方可重新操作；该《股票合作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宜。2015年11月23日，王洪涛通过尾号为7331的银行卡分四次向张文策尾号为5185的银行卡转款共计3000000元；同日，王洪涛通过尾号为7331的银行卡向张文策尾号为5185的银行卡转款150600元；2016年2月29日，王洪涛通过尾号为7331的银行卡向张文策尾号为5185的银行卡转款300000元。2018年5月10日，张文策出具《证明》，主要记载张文策认可收到9000000元股票配资资金的利息580600元，即第一次于2015年11月23日通过手机银行汇入150600元人民币，第二次通过原银泰证券账户43万元人民币本金转为利息。另查明，张文策、赵哲訢分别提交的2017年6月21日王洪涛出具的民事起诉状显示，王洪涛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赵哲訢、张文策返还王洪涛出资款190万元，并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6年5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判令赵哲訢、张文策返还王洪涛支付的利息120万；判令赵哲訢、张文策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部分为2015年11月19日王洪涛与张文策签订了《股票合作协议》，约定由张文策将赵哲訢在大通证券公司开户的资金账号为68×××46的股票账号让王洪涛用于股票交易，另约定张文策出借给王洪涛借款900万元配资额，王洪涛自行筹款300万元，后追加30万元，共计1230万元投入赵哲訢开立的账户购买股票，约定王洪涛向张文策支付利息，股票账户由王洪涛操作交易自负盈亏。2016年5月21日合同到期，赵哲訢、张文策更改股票账户密码，至今未返还王洪涛下余的190万元，严重侵害了王洪涛的合法权益。王洪涛对该民事起诉状质证意见为该诉讼文书并未进入正式的审判程序，没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王洪涛与张文策签订的《股票合作协议》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关于王洪涛与张文策之间的法律关系，该院认为，《股票合作协议》对于借款的金额、期限、月利率均有明确约定，故双方形成借贷的法律关系。《股票合作协议》另约定，王洪涛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0万元作为该借款的风险保证金，存入上述股票账户，作为对交易风险的担保，双方就该保证金部分构成了让与担保的法律关系。综上，基于王洪涛与张文策之间的借贷关系，双方可依据协议约定借款方向出借方还本付息完毕后，王洪涛再行主张返还案涉保证金。另，王洪涛提起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要求确认该《股票合作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王洪涛系基于协议无效主张返还保证金、补仓损失、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暂不予处理，其可就协议履行中的争议另行主张权利。合同具有相对性，王洪涛主张赵哲訢承担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洪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845元，由王洪涛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涉案《股票合作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根据王洪涛、张文策所签《股票合作协议》的约定，王洪涛向张文策借款900万元用于股票投资，借款期限自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5月20日，月利率1.6%，出借人张文策除享有借款本息收益外，并不参与借款人王洪涛的股票投资盈余分配，也不承担股票交易风险。故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关于“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的规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至于该《股票合作协议》中关于提供股票交易账户、存入风险保证金和进行账户监管等约定，是双方为保证资金安全、降低风险进一步形成的让与担保法律关系。王洪涛上诉主张《股票合作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无效。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对于自然人之间借钱炒股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而《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属于部门规章，其规定并不具有否定合同有效性的效力，故该《股票合作协议》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事由的规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有效。鉴于王洪涛是基于协议无效提出的返还保证金、补偿资金及利息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可依据借款约定对本息进行结算后另行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关于赵哲訢的身份问题。王洪涛上诉称赵哲訢、张文策系涉案《股票合作协议》的共同一方当事人。但经查明，赵哲訢并不是该《股票合作协议》的签约人，其是依据和张文策之间的约定提供股票账户和进行账户监管，张文策在收到王洪涛的付息后亦非全额转款给赵哲訢，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赵哲訢和王洪涛之间具有合同关系，王洪涛要求赵哲訢对其承担责任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洪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845元，由王洪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清来审判员  曾小潭审判员  陈启辉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