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5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华峤，男，194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普兰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崇振，男，198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孙华峤。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暨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兰，女，198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孙华峤。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颖，辽宁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普兰店区城子坦街道老古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城子坦街道老古村。法定代表人：孙崇波，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栋，该村支部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婉莹，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普兰店区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世纪路中段1号。法定代表人：侯德田，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峰，该单位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有，辽宁莲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华峤、孙兰、孙崇振（以下简称三上诉人），上诉人大连市普兰店区城子坦街道老古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普兰店区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生态中心）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4民初6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华峤、孙崇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暨上诉人孙兰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颖，上诉人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栋、董婉莹，被上诉人生态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上诉人上诉请求：改判被上诉人生态中心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死亡赔偿金289648元、丧葬费42660元、精神损害费30000元，赔偿合计129692.4元[庭审中增加判令村委会承担70%赔偿责任，赔偿上诉人282615.6元（332308×70%+5万元）]；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生态中心下属的红旗水库办事处提供的放水量记录不足以证实事发时的水量，其也未尽到提醒告知义务。（一）红旗水库放水供百姓插秧是项利民工程，但其应认识到由于河道的地理状况不同且上下游的插秧时间不同，很容易形成水量大小不均的后果，因此生态中心在放水时段更应提醒或告知两岸村民，这应是生态中心放水附随的义务。本案中，生态中心称己告知村委会，但村委会并未认可，生态中心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可证实其未尽到告知义务。（二）其提供的放水量记录是其自行制作，姑且不论是否真实，但根据每处河道实际状况的不同和上诉人提供的两位证人证言，可证实事发桥面的水量是巨大的，足以影响正常通行，加大了过桥的风险。（三）生态中心理应对放水沿途的安全履行监督、管理义务，生态中心除了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外，还存在过量放水的过错。按照生态中心在原审庭前会议中的陈述，从水库到放水闸门最少有10公里水深都没有10公分，老古村都知道他们的前桥面上没有水，在原审庭审中又陈述，案发当天的从输水洞放了3.92流量，河道是0.92流量，0.2公分的水不至于把人冲到桥下面，这说明案发当天0.2公分的水深是合规的放水量，但证人证实案发当天桥面的水深达到成人的膝盖处，虽然生态中心举出计算表，但不能证明案涉桥的水深度。（四）村委会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案涉桥在老古村，村委会在原审庭前会议中称案涉桥从2003年开始已经有16年了，老古村、大房屯、小房屯都是从这个桥过，这说明案涉桥在当地是主要通行桥梁，根据证人证实因为这个桥溺水死亡的已经3、4个人了，这说明案涉桥梁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特别是放水时的危险性更大，村委会理应采取措施，避免悲剧的发生，因此村委会应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生态中心负次要责任，邵某无责任。即使认定邵某有责任，原审判决村委会承担的赔偿比例过低。村委会不同意三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村委会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事实有误，径行认定村委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不符合客观实际，村委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原审法院未确定邵某真正的死亡原因，以高度盖然性认定上诉人承担30%责任错误。首先，因本案未对死者邵某进行尸检，真正的死因并未确定，且死者掉入水中的原因亦未确定，原审法院以溺水致死具有高度盖然性，以及死者系骑车通过案涉桥梁时被水流冲入河中具有高度盖然性来认定死者死亡的原因及死者掉入河中的原因均系猜测。其次，农村晚上23时已经漆黑一片，案涉漫水桥上没有路灯，死者完全存在因看不清道路而失足掉入水中的可能性，不能单一认定是被水流冲入河中。其三，被上诉人生态中心向法庭提交了红旗水库水位、泄量观测记录，对案发时的放水量做了充分的科学评测和分析，并表示当时河道0.92个流量，即使有水也不足以将人冲倒。其四，原判先认定死者是骑车通过案涉桥梁时，被水流冲入河中，不幸溺水身亡，后又认定水库并没有突然提高放水量，且放水已经发生好几天，死者必然知道桥梁当时的实际情况，水库放水属于正常履职行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既然死者是被水冲入河中的，但水却没有过错和责任，反而认定桥有过错，应承担责任，显然存在矛盾。（二）原判认定村委会对桥梁造成危险性的后果存在放任态度，村委会有义务采取宣传和诸如设置栏杆或警示标语等管理措施，故判令村委会承担管理缺失的责任有误，村委会已尽到合理的注意及通知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桥梁的建设和管理不是村委会的职责，是否在桥上架设栏杆也不是村委会能够决定和实施，且村里有三座桥，都没有栏杆。而案发时为半夜十一点，即使有警示标牌，也无法看见，半夜三更行人亦不应走危险的道路。其次，建设案涉桥梁虽是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但实际由普兰店市水利设计院设计，河道处建造，案涉桥亦非真正含义上的桥梁，只是一座可通行人、车的漫水坝。故村委会不是案涉桥梁的管理人和所有人，更不负责桥的维护和管理。河道处虽被撤销，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对河道处原有的权利、责任进行继承和转移，不能因为涉案桥在村里就将管理责任转移给村委会，村委会亦不应对案涉桥梁管理责任的继受者承担举证责任，更不能因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在未查清案涉桥梁的管理人、所有人的情况下，判决村委会承担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三）死者自身存在过错，应独立承担责任。首先，放水开始于2019年6月1日，根据生态中心提供的6月份《红旗水库水位、泄量观测计算表》，原审法院也认定水库并没有突然提高放水量，且村委会亦提前通知了村民水库放水的情况。而案发时放水已经发生好几天，死者作为当地成年居民，必然知道往年放水及桥梁当时水位的实际情况，理应注意通行安全。其次，原判已认定距离漫水桥上游和下游各有一座更安全的堤坝，而死者年龄达64周岁，骑车危险性较高，正常应在白某插秧，而死者回家的时间为晚上23时许，其更应充分注意自身的安全。其三，一审中证人证实，事发当天早上死者是从案涉桥上游4至5百米处另一座人行桥上通行，说明死者十分清楚案涉桥梁在放水期间存在的风险，其白某都绕远走远处的桥，而其夜晚23时许，从危险性较大的案涉桥梁通过，无疑抱有侥幸心理，增加了危险发生的几率，故其自身过错是造成本案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三上诉人不同意村委会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邵某死亡的原因，既有法律依据，也有事实依据，依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事实是法律赋予法院的权限，法院有权利按照证明力大的一方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邵某的自行车在桥中间捞起，说明她入水位置在案涉桥的中间偏东方向，而邵某本人亦是从下游捞起，故根据医疗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邵某是溺水而死。（二）死者邵某当天上午从案涉桥四、五百米处的另一桥梁通过，是因为邵某上午要去服装厂上班，走的不是去田间的道路，下午从服装厂下班后她是从案涉桥梁去的插秧的田间，有一个证人亦能证实她是从案涉桥梁去的田间，说明邵某去田间的时候走的是案涉桥梁，所以才会导致她认为案涉桥梁是安全的，晚上仍从案涉桥梁返回。（三）漫水桥由于造价低，权属基本归村里，建设可能是村民集资建，也可能是国家出资，因此才出现了案涉桥由人大代表提议。村委会的职责是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村委会主张桥不是他的，应提供证据证明，桥建在村里，且已经死了3、4个人，仍没有引起村委会的注意。村委会也承认这个桥是村里的主要通道，放水期间至少应该设置警示标志，是村委会不作为导致本案悲剧的发生。（四）死者不应该承担责任。死者去田间走的是案涉桥，在她的意识当中案涉桥是安全的，所以回来也走案涉桥，导致死者能够在案涉桥来回行走且有了安全意识，主要过错在村委会。村委会陈述他们认为生态中心放水量大了，要求生态中心减少放水量也能证明案涉当天水量很大，足以导致邵某被水冲到桥下溺水死亡。生态中心二审辩称，不同意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对上诉人村委会的上诉请求不发表意见。事实与理由：（一）生态中心不存在违反相关告知义务的情形。首先，告知当地村民放水时间段应由当地政府和村委会来做。红旗水库为案发地八个村村民插秧季节供水，每年的执行程序是村民将自家的水田翻整完毕，五月末或六月初左右，由当地政府与水库商定好具体放水时间，由政府水利办负责通知到各村，再由各村通知本村村民做好插秧准备。故水库放水时，不负有直接通知村民的附随义务。其次，每年的插秧季节，当地村民都要依靠水库放水插秧，水库什么时间放水、水量的大小对于当地村民已形成常识和共识，而死者作为当地村民，家里也有水田，案发前也插过秧，要说死者不知道放水时间段，完全站不住脚。（二）红旗水库的放水记录客观真实。根据国家防汛工作的相关规定，水库的水位、库容、放水记录每天都要向上级防汛部门上报两次，分别是每天上午九点和下午三点，水库要将观测记载计算数据分别上报普兰店、大连、辽宁省三级水利局防汛办，故被上诉人提供的水库放水记录所体现的每天观测计算数据在三级防汛部门都有备案，有据可查，不存在事后违背事实编造的问题。相关证人证实的水量大小既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水库的放水记录，也无法科学、直观地反映出水量的实际大小。（三）被害人违反自身注意义务是导致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1.案发河段相隔不远有两座桥，一座是争议的漫水桥，另一座是漫水桥上游供人、车通行的桥。而水库放水季节，行人应该走人行桥，不应走漫水桥，被害人作为成年人应有充分的认识，且被害人白某就是从上游的人行桥通过。2.根据上诉人描述的案发时间为6月5日晚上23点左右，农历五月初三，属于月黑时节，被害人骑车从漫水桥通过的危险性可想而知。3.死者年龄64周岁，这样的年龄在深夜里骑车，还从有水的漫水桥通行，是对自己生命极度不负责任。4.如果漫水桥水量大，被害人正常情况下明知道危险就不可能继续从此过桥。（四）被害人死亡原因无法得到准确认定。1.被害人是从漫水桥上摔到河里还是从河边掉进河里无法得到准确结论。2.被害人是溺水死亡还是其他原因导致死亡缺乏科学的判定依据。孙华峤、孙兰、孙崇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231718元、丧葬费33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合计345318元；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1日到6月11日，生态中心下属的红旗水库办事处为方便村民插秧，开始放水。2019年6月5日晚，村民邵某到地里插秧，后推自行车经过漫水桥时被水流冲到河中，不幸溺水而死。邵某的家属以村委会对案涉桥梁未尽到管理职责，生态中心对水库放水未尽到提醒义务为由将其诉至法院，请求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死者邵某死亡的原因及经过；2.涉事的漫水桥由谁设计施工并进行事后管理；3.水库的放水行为是否具有过错；4.二被告是否应当对邵某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虽然死者邵某未进行尸检，但结合原告提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和原告申请的证人证言，事发当天邵某在地里插秧，后不慎掉入河中溺水身亡具有高度盖然性。根据法院调取的城子坦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询问笔录可知，死者死亡次日早晨，案涉漫水桥上的河水仍淹没桥身中间位置，死者的自行车系从河中捞出，死者尸体系从漫水桥下游的河中捞出，综合判断死者死因系骑车通过案涉桥梁时被水流冲入河中，不幸溺水身亡具有高度可能性。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村委会提出案涉桥梁系河道处设计建造，河道处取消后并未与村委会签订转移管理等相关手续，故村委会对该起事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老古村无法提交有关河道处建设案涉桥梁的相关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外，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有保障村民生命安全的义务，河道处虽然撤销，但桥梁作为村民经常行走的必经之路，村委会应对其进行日常管理。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被告生态中心提供了6月份的《红旗水库水位、泄量观测计算表》，表中记录了6月份水库的日放水量。其中6月5日即事发当日总放水量为3.92。被告生态中心辩称，水库定期放水是为了方便村民插秧，6月份的放水日期是1日到11日，18日到21日，从1日开始到11日放水量在逐渐减少。事发当日的放水量不是最多的，这些水量到桥面只会有不到0.2公分，不足以将人冲到桥下，且放水都会提前通知村，由村里通知村民。一审法院认为，水库放水系正常履行职务行为，按照放水记录，水库并没有突然提高放水量。另外，原告也认可死者当晚是到地里插秧，死者在当地居住多年，应该清楚插秧期间会出现连续多日水量增加的情况，故一审法院认为水库的放水行为没有过错。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民事责任。死者邵某64周岁，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长期居住在老古村中，理应知道6月份系水库放水期间。另外，插秧按习惯虽是白某的工作，但为了赶水库放水的时间而选择傍晚插秧也属正常行为，可由于是傍晚，且死者也清楚水库正在放水，则更应注意个人安全。根据证人证言距离漫水桥上游有一座更高更宽的堤坝，安全性更高，虽然离漫水桥路途较远，若死者本人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在傍晚水流湍急的时候选择走该堤坝。故死者邵某应对于意外负主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下列情形，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一）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二）堆放物品滚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的；（三）树木倾倒、折断或者果实坠落致人损害的。前款第（一）项情形，因设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诉讼中，被告村委会表明其不是该桥梁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可见其对该桥梁造成危险性的后果存在放任态度。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承担保障村民基本生命安全的职能，应对案涉桥梁负有日常维护的职责，其应当预见在泄洪或暴雨时该桥梁可能会危及村民生命安全，其有义务采取相应的宣传和诸如设置栏杆或警示标语等管理措施，以避免危害的发生。故对于本案的事故，村委会应承担管理缺失的相应责任。由于水库放水属于正常履职行为，没有过错，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死者邵某应承担70%的责任，被告村委会应承担30%责任，被告生态中心无责任。参照大连市统计局2019年公布的上一年度有关数据标准，结合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原告孙华峤、孙兰和孙崇振因邵某死亡所造成的合理损失为：死亡赔偿金289648元（18103元×16年）、丧葬费42660元（7110元×6个月），合计为332308元，被告村委会应承担99692.4元（332308元×30%）。由于邵某的意外死亡给其家属带来了精神伤害，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赔偿金为30000元，故被告村委会合计应赔偿129692.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大连市普兰店区城子坦街道老古村村民委员会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孙华峤、孙兰和孙崇振129692.4元；二、驳回原告孙华峤、孙兰和孙崇振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114元，由被告普兰店区城子坦街道老古村村民委员会负担418元，原告孙华峤、孙兰和孙崇振共同负担696元，被告普兰店区城子坦街道老古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6月6日，大连市普兰店区城子坦街道老古村村民邵某的自行车及尸体在本村辖区内的案涉漫水桥不远处的下游河道内被发现，其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死亡原因为溺水。被上诉人生态中心下属的红旗水库办事处为方便村民插秧，每年插秧季节都会通过河道放水，村民亦根据水库放水的情况进行插秧。2019年6月1日到6月11日期间，红旗水库办事处为方便村民插秧亦从水库放水，被上诉人生态中心提供的红旗水库水位、泄量观测记载计算表记载2019年6月5日输水量为3.92，其称一个流量每秒是1吨水，其中主干是3个流量，案涉河道是0.92个流量。案涉漫水桥存在已有多年，两头高中间低，长约60米，宽约5米，桥上两侧没有防护设施，系村民经常通行的通道，水库放水期间部分桥段会被淹没。2019年8月21日，三上诉人（其中孙华峤系死者邵某的配偶，孙崇振、孙兰分别系死者邵某的子、女）以死者邵某于2019年6月5日晚23时许在经过案涉漫水桥时，因桥上有水且水流、水量巨大，被冲入河中溺水身亡，上诉人村委会对案涉桥梁未尽到管理职责，被上诉人生态中心对水库放水未尽到提醒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请求赔偿。上诉人村委会辩称，为解决老百姓过河的问题，案涉漫水桥由村人大代表向上级提议，并于2003年由普兰店市水利局下属的河道处修建，其非案涉桥梁的所有人和管理人，且其已经通知了村民水库放水的情况，其不应承担责任。被上诉人生态中心辩称水库放水由政府通知到村里，村里通知老百姓，哪天放水，放多少水，其不负有通知的义务。且案涉河道输水流量0.92，在桥面上不足2公分，不至于把人冲到桥下。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因设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仍是死者邵某死亡的原因及上诉人村委会、被上诉人生态中心应否承担相应责任。第一，关于死者邵某死亡的原因。本案虽未进行尸检，但结合死亡医学证明所记载的邵某死亡的原因；事发当天邵某在地里插秧，晚上回家可能经过案涉漫水桥；邵某的自行车及尸体均于案涉漫水桥不远处的河道下游被发现；案发时水库已放水多日，案涉漫水桥部分桥段已被水淹没等事实，在无据证实邵某系其他原因死亡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邵某系经过案涉漫水桥时不慎掉入河中溺水身亡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死者邵某骑车通过案涉桥梁时，因被水流冲入河中而溺水身亡，因案涉漫水桥桥面宽度仅为5米，两侧均无任何防护设施，亦无路灯，当时部分桥段已被水淹没，案发时据三上诉人称系晚上23时许，邵某亦为年龄64周岁的女性，在被水淹没的桥段上，因看不清道路而不慎落入水中亦具有较高的可能性。且依据被上诉人生态中心提供的证据，2019年6月6日水库的放水量与三上诉人及证人所称的案发日（2019年6月5日）的放水量相差无几，依据三上诉人提供的2019年6月6日拍摄的案发现场照片及救援场面的照片，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不足以认定案发当日案涉漫水桥桥面上的水流量足以达到将人或自行车冲入河中的程度。证人孙某所称案发当日晚7时许其驾三轮车经过案涉漫水桥时，“整个桥面都有水，都是到膝盖部位”显然不可信，除该证人陈述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案涉桥面两端高，中间低，如果整个桥面都有到膝盖部位的水位，则桥中间部位的水位应远超膝盖部位，河水亦应将周边所有土地淹没，在无路灯照明的夜晚可能无法分辨桥在水中的位置，更无法从桥上通过。第二，关于被上诉人生态中心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三上诉人上诉请求改判被上诉人生态中心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生态中心对于邵某的死亡存在过错。如上所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生态中心案发时所放的水量能够达到将人或自行车等物品冲入河道的程度，其水库定期放水亦为方便村民插秧的履职行为，且上诉人均未对生态中心所述其放水由政府通知到村里，由村里通知老百姓，其不负有直接通知老百姓义务的意见提出异议，该陈述也符合相关政令或通知逐级传达的惯常做法。原判认定生态中心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第三，关于上诉人村委会的责任问题。三上诉人二审庭审时增加判令上诉人村委会承担70%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但未依据法庭的释明及法律的规定补交相应的上诉费，故本院按其自动撤回该上诉请求处理。至于上诉人村委会认为原判未确定死者的真正死因；其不是案涉漫水桥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其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及通知义务，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死者自身存在过错，应独立承担责任等上诉意见。首先，如上所述，对于死者系何原因掉入水中，本院已阐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死者系因水流冲入河中，但现有证据认定死者系经过案涉漫水桥时因不慎掉入河中溺水死亡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其次，死者作为当地成年居民，必然知道当地多年为插秧需要而通过水库放水，及当时为插秧已经放水多日，案涉桥梁作为漫水桥存在被水部分淹没的实际状况，理应注意通行的安全。其亦应知晓其年龄已达64周岁，大白某在平坦道路上骑自行车尚存在一定的危险，在夜晚23时许，骑自行车通过桥面较窄、两侧无任何防护设施、没有路灯且部分路段被水淹没的漫水桥更是具有较高的危险。而在距离案涉漫水桥上游和下游各有一座更安全的通行通道，为自身安全考虑，其理应选择更加安全的通道通行。故其自身的不慎是造成本案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原审判决其自身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再次，案涉漫水桥系村民经常通行的通道，但桥面宽度较窄，放水时部分桥段会被水淹没，桥两侧又没有设置任何防护措施，夜间亦无路灯照明，两端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尤其是夜间通行时明显的警示标志，显然在案涉桥梁的设计、建造和管理上均存在较大的缺陷和安全隐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案涉桥梁的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对于本案死者邵某通行时因不慎掉入河中溺水死亡的事故均应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而本案上诉人村委会无论是否有证据证实其系案涉桥梁的所有人，但对于其辖区内公共设施存在的可能危及村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安全隐患，其均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向所有人、管理人或相关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请求并敦促他们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等）予以消除，而案涉桥梁处已发生过多起亡人事件，上诉人村委会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采取了相应必要的措施，甚至在本案中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通知了全体村民水库放水的情况，反而以其不是案涉桥梁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推卸责任，故原判认定其对案涉桥梁造成危险性的后果存在放任态度，未有效履行保障村民基本生命安全的职能，未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案涉桥梁所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应承担管理缺失的相应责任亦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孙华峤、孙兰、孙崇振，上诉人大连市普兰店区城子坦街道老古村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6元（上诉人孙华峤、孙兰、孙崇振已预交1148元，上诉人大连市普兰店区城子坦街道老古村村民委员会已预交1148元），由上诉人孙华峤、孙兰、孙崇振负担1148元，上诉人大连市普兰店区城子坦街道老古村村民委员会负担11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