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6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傅某1，女，196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傅某2，男，196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炜，浙江奇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傅某3，男，1959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剑锋，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傅某1、傅某2因与被上诉人傅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8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傅某1、傅某2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对于《继承法》第十七条之规定立遗嘱人签名应当做扩大解释，该签名应当包含签字或按手印等其他可以反映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确认方式。由于文化水平差异、年龄及身体健康状况的差异，在客观上使得立遗嘱人不能签名的，对于其通过按手印方式确认的，不应当视为遗嘱存在形式上的欠缺。其次，涉诉遗嘱原始内容虽系由陈佩根根据立遗嘱人口述记载而来的，但因立遗嘱人及见证人并非在其书写的原件上签署的，因而一审法院认定陈佩根系代书人不当。鉴于涉诉遗嘱系陈佩根记载的书面材料复印而来，因而复印上述材料并在签署时和立遗嘱人确认遗嘱内容的人才应当被认定为代书人。故，一审法院以陈佩根未签字认定遗嘱存在形式欠缺明显与事实不符。最后，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陈述与遗嘱内容矛盾的问题，因立遗嘱人订立遗嘱时上诉人并未在场，因而上诉人对当时具体经过并不了解，对于遗嘱具体份数以及在场签字人员的情况并不知晓。且立遗嘱人对于原起诉状中陈述的见证人“傅如苹”这一问题也作出了解释，系因为傅某6在该份遗嘱上签字疑似“傅如苹”而引起，并非对自述事实的否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涉诉遗嘱系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并不存在形式上的欠缺，依法应认定其效力，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傅某3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被上诉人没有听说过有遗嘱一说。三、退一步说，即使祖上有两间房子也是破房子，早年间已经分家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已按照国家标准拆建新房，旧房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本案诉争的遗嘱是不存在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傅某1、傅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傅志校、茹淑文于2016年2月18日所立遗嘱有效，并按遗嘱分配遗产；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傅志校与茹淑文系夫妻，生育女儿傅某1、儿子傅某3。傅志校于2017年3月20日死亡，茹淑文于2017年5月15日死亡。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对《立遗嘱书情由》中傅志校与茹淑文的指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该院依法委托相关机构进行鉴定。2019年9月23日，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为：1.《立遗嘱书情由》第三页下方“茹淑文”名字上的指印与二〇一三年度绍诸湄民初字第94号卷宗第48页底部左边的指印是同一人同一手指所留。2.《立遗嘱书情由》第三页下方“茹淑文”名字上的指印与二〇一二年度绍诸湄民初字第71号卷宗第28页底部“（茹淑文不会写字，拷手印）”处的指印是同一人同一手指所留。“傅志校”上的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故该项委托事项不予受理。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18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立遗嘱书情由》形成时间（2016年2月18日）在继承法实施后，其形式上存在欠缺：1.遗嘱人未签名；2.代书人陈佩根未签名；3.代书人陈佩根明确表示立遗嘱时只有其本人及傅志校、茹淑文在场，该陈述与证人傅某4、傅某5、傅某6的陈述相矛盾，与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相矛盾（原告在事实与理由部分载明：“2016年2月18日在证明人傅寿灿、傅某4、傅某5、傅如苹的见证下，并由陈佩根执笔，父母傅志校与茹淑文立下遗嘱一份”）；4.依原告所述，当时见证人未在原件上签字，而是复印了三份再签字。该陈述与《立遗嘱书情由》中载明的“立遗嘱一份，由傅伯良保存办理”相矛盾；5.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傅如苹是见证人，但之后否认傅如苹是见证人，陈述傅某6才是见证人。证人傅某6出庭陈述傅寿灿当时并不在场且傅寿灿的签名也是傅某6代签，证人的该陈述与原告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相矛盾。综上，《立遗嘱书情由》形成时间在继承法实施后，其形式上存在较多欠缺，该院对《立遗嘱书情由》作为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定，对其要求按遗嘱分配遗产的诉请亦不予支持。原告为鉴定所支出的鉴定费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傅某1、傅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傅某1、傅某2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傅某1、傅某2申请证人傅某4、傅某5、傅某6出庭作证，证明立遗嘱人、见证人不是在原稿上签字，陈佩根不属于见证人，真的遗嘱是复印而成的，立遗嘱人和三位见证人在复印件上签字，该遗嘱符合《继承法》代书遗嘱的要件。 证人傅某6陈述，傅志校打电话说写了遗嘱让其去，其到的时候，傅志校、茹淑文、傅某4、傅某5已经在场，其将已经拟稿的遗嘱给其他人读了一遍，傅志校提出来要三个侄子和傅某1（不在场）每人留一份以作证明，然后其去湄池复印了四份，其他人等着，在场的每个人都在复印回来的四份遗嘱上签字确认，原件是草稿没有签，其父亲“傅寿灿”的名字是其代签的。 证人傅某5陈述，傅志校打电话说写了遗嘱让其去傅志校家看看，当时在场的有傅志校、茹淑文、傅某4、傅某5、傅某6，其文化程度不高，字是认不全的，傅某6将写好的遗嘱给其他人读了一遍，在场的三个人马上都签字确认了，一人一份，至少有三份，其拿了一份。其不清楚为何有多份的遗嘱，其去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这么多份。 证人傅某4陈述，傅志校打电话让其去傅志校家看写的遗嘱，其去的时候有傅某4、傅某5、傅某6、傅某1在，其文化程度不高，让傅某6读了一遍，事情确实是这么个事情，傅某3不赡养老人，在场的四个人傅某4、傅某5、傅某6、傅某1都在遗嘱上签字了，一共签了四份，每个人都拿了一份，原来其手上有一份，后来交给本案上诉人代理人了。四份遗嘱估计是原来复印好的，其去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 被上诉人傅某3质证称，三个证人互相窜通，傅某6说有五份、傅某5说有三份、傅某4说有四份，说明他们作证都是假的，而且他们没有说清楚遗嘱的内容是谁写的。因此不能达到上诉人想要达到的证明目的。 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本院将在下文中予以阐述。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傅某1、傅某2的上诉请求评议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立遗嘱书情由》的效力问题。《立遗嘱书情由》的书写人陈佩根在一审中出庭作证，见证人傅某4、傅某5、傅某6在一审、二审中均出庭作证。本院根据上述四人的证人证言分析认为，上述四人的证言存在多处矛盾。一、陈佩根陈述其写遗嘱的时候只有其与傅志校、茹淑文、保姆在场，傅志校、茹淑文在遗嘱上捺印。二、傅某4在一审中陈述当时其与傅志校、茹淑文、傅某4、傅某5、傅某6、陈佩根在场，陈佩根根据傅志校、茹淑文的口述写了遗嘱；在二审中陈述其与傅志校、茹淑文、傅某4、傅某5、傅某6、傅某1在场，遗嘱在其到场前已经拟好并准备了多份复印件。三、傅某5在一审中陈述当时其与傅志校、茹淑文、傅某4、傅某6、陈佩根在场，陈佩根写好遗嘱后读了一遍其签字捺印；在二审中陈述其与傅志校、茹淑文、傅某4、傅某6在场，遗嘱在其到之前已经写好并准备了多份复印件。四、傅某6在一审中陈述当时其与傅志校、茹淑文、傅某4、陈佩根在场，根据傅志校的意思写的遗嘱，其签字捺印；在二审中陈述其与傅志校、茹淑文、傅某4、傅某5在场，遗嘱在其到之前已经写好，其给在场人员读了一遍以后，去湄池复印了四份，在场人员等其复印回来在遗嘱复印件上签字捺印。根据上述证人证言，案涉《立遗嘱书情由》的书写过程、在场人员、原件复印件问题等均存在矛盾之处，原审法院对《立遗嘱书情由》作为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傅某1、傅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7元，由上诉人傅某1、傅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靓 审判员  梅云 审判员  韦玮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 法官助理娄皓宁 书记员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