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9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顺潮东恒泰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潮白河永久桥左堤路1号北京顺潮东机动车市场72号。法定代表人：周莲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卫东，男，1993年12月27日出生，户籍地山西省娄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凯，男，1986年9月8日出生，住海口市龙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久林，北京腾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生文，男，1967年3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被告：侯德玉，男，1982年6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北京顺潮东恒泰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恒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凯、被上诉人陈生文、原审被告侯德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33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尚晓茜对本案进行了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恒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东恒泰公司支付何凯2.8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不正确。在本案车辆指标交易中，东恒泰公司仅为中介身份，合同的当事方为何凯和陈生文。指标的持有人为陈生文，车辆过户必须由陈生文协助才能办理。虽然何凯将5.5万元转给东恒泰公司的侯德玉，但是东恒泰公司将其中的2.7万元转给了陈生文，只是留下中介费2.8万元。即使应当返还，陈生文应当在其受益的2.7万元内承担返还责任，不应由东恒泰公司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何凯自指标交付后已使用几年，也属于获利方。一审法院应当查明何凯受益的大小，然后综合评估双方在无效交易中各自的收益和损失，进行折抵处理。何凯明知车辆指标禁止买卖仍然予以购买，应为其遭受的损失承担一定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东恒泰公司系《指标转让协议》的转让人属认定事实错误，并进而作出错误判决。何凯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陈生文未提出上诉。侯德玉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何凯使用涉案小客车指标已有一段时间，有部分使用的收益，涉案款项不应全额返还。本案指标转让事宜都是东恒泰公司的行为。何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何凯、陈生文与东恒泰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指标转让协议》无效；2.陈生文、东恒泰公司、侯德玉返还何凯指标款5.5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陈生文、东恒泰公司、侯德玉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10日，陈生文（甲方）与东恒泰公司（乙方）签订《带指标车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今日将松花江车及更新指标一次性终身转让给乙方，车牌号为×××，车架号为×××，全价2.7万元整，乙方有权转卖或者用于购买新车，甲方概不干涉。乙方用甲方指标所购买车辆，若出现一切交通事故或者违章均由实际驾驶者负责，与甲方无关。甲方必须将本人身份证及建设银行卡交给乙方办理车辆手续使用直到有效期终止，乙方若做违法犯罪事件，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甲方二代身份证估计在7天左右送到，所以乙方先支付甲方1万元，其余待甲方身份证送到后付清，甲方名下必须没有过期年检没有做正规报废手续的小客车，若有黑名单，乙方不支付剩余车款，并且不收甲方身份证件。如果有黑名单，甲方退还车款，乙方将车交回。若需要甲方到场协助办理车辆手续，甲方必须到场，乙方支付甲方误工费每天300元。乙方于今日将钱付清，将车开走。2015年10月15日，陈生文（甲方）与何凯（乙方）、东恒泰公司签订《指标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今日将购车指标一次性长期出售给乙方，全价5.5万元，乙方有权转卖此指标或购买车辆。此协议签订之前一切交通事故由甲方负责，此协议签订之后一切交通事故及违章由乙方负责，与甲方和中介无关。中介方协助办理过户等手续，甲方身份证由中介方保管，若不能上牌，退回全部指标款，若日后证件或车牌丢失，乙方自负。若因甲方经济原因导致车辆查封被扣等，给乙方带来损失的，中介方帮助甲乙双方协商解决，但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若国家政策发生变化导致指标不能使用的，损失由乙方承担。若甲方起诉索要指标的，甲方退回乙方全部指标款，扣除指标每年使用费6000元。该协议落款甲方处打印有陈生文的名字，何凯在乙方处签字并捺印，东恒泰公司在中介处加盖公章。上述协议签订后，何凯给付东恒泰公司员工侯德玉5.5万元，并使用上述指标购买小汽车一辆，车牌号为×××。后陈生文向交管部门申请冻结该车辆的行驶手续。2018年，陈生文将东恒泰公司诉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顺义法院），要求确认其与东恒泰公司签订的《带指标车转让协议》无效，东恒泰公司返还陈生文车牌号为×××、×××、×××、×××的车辆并赔偿陈生文损失20万元。顺义法院于2018年12月11日作出（2018）京0113民初1962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带指标车转让协议》扰乱了北京市对于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公共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故判决双方签订的《带指标车转让协议》无效，驳回陈生文的其他诉讼请求。陈生文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我院。我院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2019）京03民终201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陈生文的上诉，维持原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陈生文协助何凯将车牌号为×××的车辆过户至何景波名下，车牌号变更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陈生文将车辆指标转让给东恒泰公司，东恒泰公司以陈生文的名义与何凯签订《指标转让协议》，将陈生文名下的车辆指标转让给何凯，并收取何凯转让费5.5万元。陈生文并未在《指标转让协议》上签字确认，故该协议系东恒泰公司与何凯签订。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条款暂行规定实施细则》规定，小客车配置指标按照公开、公平、公证原则，以摇号方式无偿分配；指标有效期为6个月，不得转让；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仅限指标所有人使用，对于买卖、变相买卖、出租或出借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的，由指标管理机构收回已取得的配置指标或者更新指标，三年内不受理该申请人提出的指标申请。本案中《指标转让协议》违反了上述规定，扰乱了北京市对于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公共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东恒泰公司应将其收取的转让费5.5万元返还何凯。侯德玉与东恒泰公司均认可侯德玉系代表东恒泰公司收取转让费，陈生文并未收取该费用，故何凯无权要求侯德玉与陈生文返还上述费用。东恒泰公司抗辩称应由陈生文返还，且不应全额返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指标转让协议》实际由东恒泰公司与何凯签订，转让费亦由东恒泰公司收取，故返还义务人应为东恒泰公司；东恒泰公司与何凯签署的《指标转让协议》因损害公共利益被确认无效，东恒泰公司不应因其违法行为获取相应利益，故一审法院对于东恒泰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何凯与北京顺潮东恒泰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指标转让协议》无效；二、北京顺潮东恒泰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何凯5.5万元；三、驳回何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陈生文应否向何凯承担返还涉案款项的责任；二、何凯使用涉案指标的受益应否折抵东恒泰公司应返还款项。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东恒泰公司以陈生文的名义与何凯签订《指标转让协议》，将陈生文名下的车辆指标转让给何凯，因陈生文并未在《指标转让协议》上签字确认，且事后陈生文亦未对《指标转让协议》予以追认，故《指标转让协议》应系东恒泰公司与何凯之间达成的协议。因《指标转让协议》违反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条款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扰乱了北京市对于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公共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侯德玉代表东恒泰公司收取何凯的5.5万元转让费，东恒泰公司应当予以返还。因陈生文并非《指标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故东恒泰公司是否向陈生文支付了相应款项，亦非本案《指标转让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东恒泰公司以此主张陈生文在本案中应向何凯返还部分款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东恒泰公司与何凯违反北京市关于小客车数量调控的相关规定签订《指标转让协议》，对《指标转让协议》的无效均存在过错。东恒泰公司作为旧机动车业务的专业经营者，对相关禁止性规定应为明知，故在本案中东恒泰公司不应就其违法转让小客车指标的行为获取相应利益。何凯使用了涉案小客车指标，但在《指标转让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后，何凯亦会因为其车辆过户及更换号牌产生相应损失。因此，结合上述情况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判令东恒泰公司返还何凯5.5万元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东恒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7.5元，由北京顺潮东恒泰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尚晓茜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法官助理 汤和云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