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白云泵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九佛西路1395号。法定代表人：孙建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选胜，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妙飞，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偏关县诚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偏关县城内东沟街。法定代表人：王召斌。原审第三人：吕惠，女，197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上诉人广州市白云泵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泵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偏关县诚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偏关公司）、原审第三人吕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6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泵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选胜，原审第三人吕惠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偏关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泵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偏关公司支付泵业公司货款20130元及违约金（按照每日千分之三计算，以本金16770元计算自2016年5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3360元计算自2018年1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偏关公司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双方所提供合同内容一致，付款条款均是货到付款47040元，调试款（调试完毕）16800元，质保金（质保期为货到24个月）3360元，合同约定偏关公司汇款至泵业公司合同指定账户，合同约定内容非常明确完整。虽然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但不影响双方合同成立及生效，偏关公司员工刘永兵签收泵业公司的送货清单进行收货，且泵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偏关公司，双方合同有效，本案不存在所谓表见代理问题。（二）中院发回重审裁定认定：合同付款条件没有变更，偏关公司辩称支付29000元系调试款和质保金，不符合合同约定，也不符合生活常识，更不符合交易习惯，偏关公司应当就该笔款项用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责任。首先，29000元与合同约定的调试款16800元，质保金3360元，合共20130元，金额不符。再次，设备均有质保期，不可能提前支付质保金，不符合交易习惯，另外，偏关公司于2016年2月28日收货后，于2016年3月7日支付合同约定第一笔货到款47040元，第二笔、第三笔款怎么可能先于第一笔款支付？双方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12月22日，将合同从山西寄回广州盖章来回需7天时间，怎么可能在签订合同后的第二天就支付29000元？（三）合同明确约定付款账号，偏关公司没有将货款按约汇给泵业公司。泵业公司的账务管理规定，不允许业务员私自收取货款，本案偏关公司支付货到款给业务员，业务员转交泵业公司，泵业公司仅是确认收到该笔货款，并非对该收款行为认可或者授权，因此，不构成表见代理。另外，一审法院以2016年3月7日支付货款倒推回2015年12月23日支付给吕惠款项认定构成表见代理是错误。（四）中院发回重审裁定认定：合同付款条件没有变更，既然偏关公司2015年12月23日支付给吕惠款项29000元，与合同约定不符，该笔款涉及吕惠与偏关公司之间其他买卖合同，本案不应当一并处理，应由吕惠与偏关公司另案处理。另补充，吕惠与偏关公司的另外的口头买卖合同已经货款两清。偏关公司支付的第一笔款项就是该买卖合同的款项，不是本案的货款，因为该买卖合同的交付期比本案交易早。根据行业惯例，是货到后支付部分货款，质保期满后支付质保金。一审机械使用举证规则。综上，为了维护泵业公司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偏关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称，泵业公司在一审和重审时出示的证据“产品购销合同”是吕惠伪造的，2019年3月，吕惠又伪造了一份“产品销售合同”。此外，泵业公司既未向偏关公司直接发货，又未直接收到偏关公司货款，一切经营过程都是第三人吕惠与偏关公司直接交易，泵业公司不具备诉讼资格。吕惠以泵业公司名义与偏关公司签订合同只是一种营销手段。偏关公司基于各种考虑，应吕惠要求，同意先支付预付款29000元。此后的交货、收货款、给发票都是吕惠一人一手操办，泵业公司从未与其发生任何直接关系。泵业公司称，每份合同都有签订人、送货人、售后服务安装人，泵业公司持有的合同签订人甲方公章和法人签字都是伪造的，无法证明泵业公司与偏关公司有任何合同关系。泵业公司称，双方签订合同日期2015年12月22日，在陕西寄回广州盖章来回需7天，怎么可能第二天就支付29000元。对于泵业公司称吕惠作为泵业公司员工，与偏关公司签订，泵业公司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涉案合同是偏关公司与经销商吕惠签订的，产品也由吕惠配送，偏关公司应向吕惠支付货款，而非向泵业公司支付。泵业公司所提交合同上的偏关公司盖章及王在的签名均是伪造的，故该合同是无效合同。关于发票，2016年3月20日，在购买的产品钱货两清后，吕惠交给偏关公司员工刘永兵一张发票。吕惠称此发票是在偏关公司付款前开的，是为了向偏关公司“好要钱”而付给偏关公司，偏关公司向吕惠付款日期是2016年3月7日，此发票开具日期是3月11日，怎么能说是付款前开的发票。吕惠和泵业公司根据伪造合同和无效合同条款，说偏关公司2016年5月1日前应付货款16800元，偏关公司从吕惠手中收到此发票日期是3月20日，此时距5月1日仅40天，如偏关公司未付清货款，吕惠为何不等5月1日收到这16800元再给偏关公司发票？为什么泵业公司届时也不向偏关公司要这16800元欠款，直到2年后，才由青岛分公司出面向偏关公司追要“欠款”，被拒后又提起诉讼。偏关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偏关公司将此发票作为付清款的证据，法庭已采信。根据上述事实，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吕惠述称，对泵业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本案买卖合同不能将其与偏关公司的口头买卖合同关系一并处理，吕惠没有要求偏关公司将款项支付至其账户。吕惠要求偏关公司赔偿其3次到广州的损失。泵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偏关公司支付泵业公司货款20130元及违约金（按照每日千分之三计算，以16770元为本金，自2016年5月2日起计至偏关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以3360元为本金，自2018年1月23日起计至偏关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约为21124.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偏关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12月22日，泵业公司（乙方）、偏关公司（甲方）签订合同，约定泵业公司向偏关公司提供消防泵等产品，总价款为67200元。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支付方式：直接汇至乙方指定账户。甲方支付乙方货款的时间为：1.货到偏关工地支付合同总额的70%即47040元整。2.产品安装调试完毕付合同总额的25%即16800元整。（此款在2016年5月1日内付清）3.余款5%为质保金即3360元整在2018年1月22日内付清。合同落款处均盖有泵业公司、偏关公司的公章确认，乙方一栏注明了泵业公司指定的开户行及银行账号，吕惠在乙方委托代理人一栏签名。2015年12月23日，偏关公司员工王欢平向吕惠转账29000元。关于该29000元款项，泵业公司与吕惠一致认为该款是偏关公司支付给吕惠的上海民扬货款，而偏关公司认为该款为应吕惠要求修改合同作为预付货款，其中包含了支付给吕惠的上海民扬货款8840元和白云泵业货款20160元。偏关公司与吕惠均确认双方曾就上海民扬产品达成了口头买卖合同，但就该合同的成交价款，双方各执一词且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各自的主张。2016年2月28日，偏关公司收到泵业公司货物，送货人为吕惠。同年3月7日，偏关公司员工王欢平向吕惠转账47040元。同年3月11日，泵业公司向偏关公司开具了金额为67200元的发票一张。庭审中，泵业公司与吕惠共同确认吕惠是泵业公司的业务员，泵业公司确认通过吕惠已收到偏关公司支付的货款47040元。在本案一审阶段，一审法院曾要求泵业公司补充提交吕惠在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3月11日期间向其转账的记录，但泵业公司逾期未交。以上事实，有泵业公司、偏关公司分别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予以佐证，并已经质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泵业公司、偏关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问题；二、偏关公司是否已付清货款的事实认定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吕惠是泵业公司的业务员，泵业公司委托吕惠负责一定区域内的销售并与偏关公司订立合同后，泵业公司依据合同约定提供货物，偏关公司接受货物并支付了部分价款47040元，据此，可认定泵业公司、偏关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已依法成立并已实际履行。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评析意见如下：1.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吕惠是泵业公司的业务员，其以泵业公司名义与偏关公司签订合同，并在泵业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在收取部分货款后即向偏关公司交付泵业公司货物，并将泵业公司出具的发票交给了偏关公司。由此可见，在合同履行的全过程，与偏关公司交接泵业公司货物的经办人始终是吕惠，吕惠代表泵业公司与偏关公司履行合同，其代收偏关公司货款的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泵业公司确认已通过吕惠收到偏关公司货款47040元，偏关公司在两次转账给吕惠76040元（29000元+47040元）后，也收到了吕惠交来的泵业公司开具给偏关公司的货款金额为67200元的发票，由此亦可证明偏关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吕惠有权代收泵业公司的货款。结合前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吕惠要求偏关公司付款至其个人账户之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定要件，故此，偏关公司支付给吕惠的白云泵业货款应视为偏关公司向泵业公司支付的货款。2.泵业公司仅确认收到偏关公司支付的货款47040元，而否认收到剩余货款。偏关公司辩称支付给吕惠的29000元中包含了付白云泵业货款20160元和上海民扬货款8840元，而吕惠述称29000元均是偏关公司支付的上海民扬货款。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偏关公司与吕惠只是口头约定达成上海民扬产品的买卖合同，但就该合同的成交价款，双方各执一词且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各自的主张。鉴于此，一审法院认定，偏关公司与吕惠主张的价款重合部分即8840元，属于上海民扬的成交货款，而其余款项20160元（29000元-8840元），属于偏关公司向泵业公司支付的货款。3.偏关公司两次转账给吕惠76040元，并提供了泵业公司开具给偏关公司的货款金额为67200元的发票，偏关公司已完成举证责任证明其向吕惠足额支付了涉案货款（20160元+47040元）。泵业公司虽然坚称偏关公司尚有剩余货款未付，但未能提供足以反驳偏关公司的相反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偏关公司已向泵业公司付清剩余货款20160元。泵业公司要求偏关公司支付货款20130元及相应违约金，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判决：驳回泵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31.4元，由泵业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吕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偏关公司应否向泵业公司支付剩余货款20130元。本院对此评析如下：泵业公司与偏关公司签订涉案合同，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泵业公司的签约代表是吕惠，吕惠作为送货人向偏关公司送货，偏关公司向吕惠转账货款47040元，泵业公司确认通过吕惠已收到该货款。偏关公司在两次转账给吕惠76040元（29000元+47040元）后，泵业公司向偏关公司开具了金额为67200元的发票。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泵业公司与偏关公司在实际履约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流程进行，泵业公司亦确认收到了偏关公司通过吕惠支付给其47040元，故泵业公司以偏关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不认可偏关公司已完成涉案交易，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偏关公司有理由相信吕惠有权代表泵业公司收取涉案货款，一审法院认定吕惠要求偏关公司付款至其个人账户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定要件，偏关公司支付给吕惠的白云泵业货款应视为偏关公司向泵业公司支付的货款，并无不妥。泵业公司仅确认收到偏关公司支付的货款47040元，而否认收到剩余货款。偏关公司辩称支付给吕惠的29000元中包含了付白云泵业货款20160元和上海民扬货款8840元，而吕惠述称29000元均是偏关公司支付的上海民扬货款。因偏关公司与吕惠之间就买卖上海民扬产品达成口头协议，双方并无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对该合同的价款双方各持一词，且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偏关公司与吕惠主张的价款重合部分即8840元，属于上海民扬产品的成交货款，而其余款项20160元（29000元-8840元），属于偏关公司向泵业公司支付的货款，并无不当。偏关公司两次转账给吕惠76040元，并提供了泵业公司开具给偏关公司的货款金额为67200元的发票，偏关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吕惠足额支付了涉案货款67200元（20160元+47040元），完成了举证责任。泵业公司主张未收到剩余货款20130元，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泵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泵业公司主张偏关公司应支付剩余货款2013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泵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3元，由上诉人广州市白云泵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