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11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传军，男，196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锦，辽宁光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起重机电控设备厂，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水师营街道火石岭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2243028542D。法定代表人：白光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淑毅，女，该公司职员。上诉人孙传军因与上诉人大连起重机电控设备厂（以下简称起重机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2民初2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传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书第二项，改判起重机厂按本金286508.68元，自2017年4月22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暂按5万元人民币计算。事实与理由：我方与起重机厂确定，起重机厂于2017年4月21日从瓦房店轴承有限公司提取3517700元没有付给我。虽双方就是否扣除管理费用、税费存在争议，但除管理费、税费的剩余部分，起重机厂应按照相关规定给付利息。起重机厂辩称，不同意孙传军的上诉请求。孙传军欠我厂款项，其承诺于2016年1月15日前支付，但其未履行该义务，违约在先。国家税收晚一天交纳则产生万分之五的罚款。孙传军自2016年至2019年5月期间一直诉讼，其起诉瓦轴公司时将我厂作为第三人，在此过程中我公司也产生了很多损失，故不同意支付利息起重机厂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起重机厂仅给付孙传军234241.37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我厂给付孙传军286508.68元，只扣除了我厂垫付的51123.32元增值税，并未扣除我厂同时垫付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6134.80元，印花税84.44元，所得税4210.16元。根据国家税法规定，交增值税的同时，必须依法交城建税、所得税等税费。以及我厂与孙传军2016年3月14日签订的《协议》，双方约定维修保养项目时间为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孙传军在履行《协议》期间，应付我厂每次项目管理费用4%，但孙传军并未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28日前4%项目管理费用，共欠我厂管理费41837.91元。孙传军是以此《协议》起诉我厂，按照《协议》约定，孙传军如不支付管理费构成违约。孙传军辩称，不同意起重机厂的上诉请求。关于应扣除城建税、教育费等费用问题。起重机厂并未替我方垫付，这些费用的产生也是起重机厂自身业务产生的，没有证据证明是因为我方产生，且在2015年12月9日孙传军为起重机厂出具的欠条载明欠增值税的同时，并没有提及上述相关费用。所以一审未予抵扣正确，且这些税费一审时起重机厂并未主张。2013年至2015年的管理费我方已支付，故起重机厂在一审中未主张。孙传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起重机厂立即向其返还设备维修保养费351700元，并自2017年4月22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2.诉讼费用由起重机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传军与起重机厂签订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起重机厂）任命乙方（孙传军）为《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公司》起重机维修保养项目工程的项目经理，时间为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所有项目验收合格为止；《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公司》起重机维修保养项目工程，由乙方内部承包，乙方自行负担所招用工人的人工费等所有相关费用。乙方自负盈亏与甲方没有任何关系，乙方付给甲方每次项目管理费用4%。”2019年5月6日，双方签订“关于起重机维修余款清账协议书”，协议载明“因孙传军借用起重机厂的资质，承揽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起重机设备维修费用总计655889.60元。2017年4月21日起重机厂在瓦轴股份有限公司提走351700元，经瓦轴财务核算其剩余款299833元没有结清。现经孙传军与起重机厂双方达成协议，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与孙传军、起重机厂双方核算尾款后将一次性结清，当着起重机厂法定代表人白光辉的面付给孙传军（承兑汇票和支票）金额299833元，所支付的票据（承兑汇票和支票）背书一栏由起重机厂当场盖财务章和法人印章。余款结清后，起重机厂和孙传军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去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对账，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与甲、乙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一审法院另查，2015年12月29日，孙传军向起重机厂出具“欠条”，载明“今日给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孙传军）开具增值税发票总金额351848.75元，税额51123.32元。孙传军答应在2016年1月15日之前将税款51123.32元给付起重机厂。如果孙传军在2016年1月15日之前未将税款付给起重机厂，造成的损失，后果自负”。一审法院认为：孙传军与起重机厂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孙传军要求起重机厂返还的351700元维修费保养费是否应扣除管理费、增值税、城建税、印花税、所得税，以及是否支付利息。孙传军、起重机厂双方签订协议，约定了由孙传军实际承包案外人的起重机维修保养项目工程，孙传军自负盈亏，同时需向起重机厂支付4%的管理费用。该协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现孙传军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向起重机厂支付相应的管理费用，故起重机厂关于扣除4%管理费用的主张，应予支持。孙传军在2015年12月29日向起重机厂出具“欠条”，承诺了给付起重机厂增值税税款51123.32元，该“欠条”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应当依照约定履行，故起重机厂关于扣除增值税税款的主张应予支持。关于起重机厂要求扣除城建税、印花税、所得税的主张，因起重机厂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替孙传军垫付了上述款项，且亦未证明双方就上述税款的负担问题进行过约定，故起重机厂的此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孙传军要求起重机厂返还的维修保养费351700元应扣除管理费14068元（351700元×4%）、增值税税款51123.32元，起重机厂应给付孙传军维修保养费286508.68元（351700元-14068元-51123.32元）。关于利息一节，因双方就是否扣除管理费用、税费有争议，且孙传军亦未按照承诺的时间向起重机厂给付增值税税款，其自身存在过错，故对其要求起重机厂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大连起重机电控设备厂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孙传军维修保养费286508.68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孙传军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26元，原告孙传军负担2101元，被告大连起重机电控设备厂负担5225元。本院二审期间，孙传军提供收条一张，拟证明其已向起重机厂交纳2013年至2015年管理费。起重机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收条所载款项仅用于所得税及增值税，并没有算管理费。本院认为，该收条所载款项不包括本案争议期间的管理费，故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起重机厂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中，孙传军仅就利息提出上诉，而起重机厂则对应扣除相关税费、管理费提出上诉，故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起重机厂应否向孙传军支付除管理费、税费之外部分的利息。2.起重机厂支付给孙传军的费用中应否扣除相关税费及2013年至2015年期间的管理费41837.91元。关于焦点一，首先，依据孙传军于2015年12月29日向起重机厂出具的欠条，孙传军承诺于2016年1月15日前将税款给付起重机厂，否则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负。一审中，起重机厂陈述其未将维修余款给付孙传军系双方就部分费用未达成一致，并称孙传军欠付其管理费等存在过错，故起重机厂未支付维修尾款的部分原因系孙传军迟延履行其承诺导致，故即使产生相应利息损失，孙传军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向起重机厂主张。其次，孙传军及起重机厂并未约定起重机厂自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公司取得维修保养项目费后何时给付孙传军，孙传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在起诉之前向起重机厂主张维修保养费，故其主张起重机厂自2017年4月22日向其支付利息于法无据。综上，一审法院未支持孙传军关于利息的请求并无不妥。关于焦点二，依据孙传军2015年出具的欠条，双方已就增值税税款承担予以明确，如按照起重机厂上诉理由称，城建税、所得税等应与增值税同时依法缴纳，双方应就此在欠条中一并予以表明。况且起重机厂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代孙传军垫付了城建税、印花税和所得税等，即起重机厂提供的税收缴款书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其就扣除前述税款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起重机厂主张应抵扣2013年至2015年孙传军欠付其管理费41837.91元，因起重机厂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孙传军及起重机厂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57元，由上诉人孙传军负担1050元，由上诉人大连起重机电控设备厂负担110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 宏审判员 周欣宇审判员 孙文英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