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1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维，女，198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广西万益（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琳，广西万益（柳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四娥，女，197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庆兰，广西闻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维因与被上诉人付四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3民初4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维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向其借款200000元，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该主张。(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母亲韩明莉合伙投资珠宝生意，上诉人因当时没有工作，遂为两人打理珠宝店，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借过款，也不可能存在现金归还21500元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管大额款项还是小额资金交付，均系转账交易，从无现金支付。(二）该178500元的借条系上诉人所签虽为事实，该款实为被上诉人的投资款（与韩明莉合伙的珠宝店投资），本应由韩明莉签署，但当时韩明莉不在店中，被上诉人又认为上诉人系韩明莉的女儿，由上诉人在店中看管，没有安全保障，遂要求上诉人在该借条上签字，用于保障货品安全，并非实际借款。(三）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当时向其借款用于开门面，理由也不正当，上诉人在玉源阁为其打理珠宝生意，不可能自己另开门面，也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有任何另开门面的举动。(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多笔资金往来，包括被上诉人与韩明莉之间的借款，均系通过上诉人的账号转账，而被上诉人无法证实其中的哪笔借款系其所诉的向上诉人出借的款项。从双方资金往来情况来看，不管资金大小，均系转账支付，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通过现金向其支付21500元不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是正确的。二、一审法院自行创设事实并判决要求上诉人承担投资款返还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仅仅是为被上诉人打理生意的员工，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自行创设了所谓的178500元借款实为双方对投资款达成清算协议的事实，而要求上诉人承担归还责任是错误的：(一）与被上诉人合伙的是上诉人的母亲韩明莉，并非上诉人，上诉人系为其打理珠宝生意的员工，被上诉人对此是认可的。上诉人在庭审中认为所谓178500元的借条实际是被上诉人对投资款的确认，指的是确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母亲合伙投资珠宝店的款项，与上诉人无关，当时上诉人之所以在借条上签字，系应被上诉人要求用于确保货品安全。(二）一审法院仅仅依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所主张的178500元借条系对投资款的确认，玉源阁珠宝店确由上诉人管理，押金凭据等由上诉人收执，被上诉人也认可珠宝店由上诉人管理等事实而认定双方的关系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玉源阁珠宝店投资款达成的清算协议，并未向上诉人、被上诉人核实是否存在清算事实以及清算过程等事实,就自行创设了双方合伙投资并进行清算的事实,从而依据该事实进行判决,该处理方式是错误的。(三)上诉人的母亲韩明莉在庭审中认可该178500元系被上诉人对玉源阁投资款的确认,其已与被上诉人就该款达成抵债协议,韩明莉之所以在庭审中证词前后有矛盾,是因为上了年纪,在庭审中接受了近3个小时的询问,体力不支,从而导致后期意识模糊所致。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判决错误。(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法若千问题的解释》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该条规定是在借款人依据所谓的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本案中,上诉人并未主张双方存在合伙投资关系,法院如认为双方属于合伙投资关系,应进行释明,并依据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而一审法院自认为双方属于该种关系,未进行审理,就依据其自行创立的事实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径直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如按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投资关系,所出具的债权文书属于清算协议,亦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 付四娥辩称，韩明莉为成年人，其应对自己陈述的证言承担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转化型借贷，要求上诉人偿还178500元债务于法有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付四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沈维归还付四娥借款本金178500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付四娥起诉之日起至沈维实际清偿借款之日止的利息；二、判决沈维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庭审中，付四娥放弃利息主张，只要求沈维归还本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四娥与沈维系邻居关系，付四娥与案外人韩明莉系朋友关系，韩明莉与沈维系母女关系。2014年11月8日，沈维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一张交予付四娥收执，该《借条》载明：“今借到付四娥人民币拾柒万捌仟伍佰元整（￥178500.00）。”据付四娥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付四娥于2014年9月27日、2014年10月14日分别转账400000元、200000元至沈维的账户；此外，付四娥于2014年7月10日、2014年9月24日、2014年10月29日分别转账50000元、20000元、37000元，合计107000元至韩明莉的账户。 庭审中，据付四娥陈述，2014年10月14日，沈维以开门面需要资金为由向付四娥借款200000元，付四娥于当日转给沈维200000元；2014年11月8日，付四娥向沈维提出补写借条，沈维于当天用现金偿还21500元给付四娥，于是将《借条》中的借款金额写为178500元。沈维对此不予认可，主张178500元借条系对付四娥在玉源阁珠宝店投资款的确认，玉源阁系付四娥与韩明莉共同投资，由于两人没有时间打理该珠宝店生意，而当时沈维没有工作，于是韩明莉让沈维出具一张《借条》来担保所有货品，以便付四娥放心让其在玉源阁上班；2015年11月，付四娥提出让韩明莉盘下玉源阁，押金由沈维收执。庭后经一审法院向付四娥核实，付四娥陈述玉源阁珠宝店系其向东都百货公司租赁柜台、交付押金及开设，韩明莉曾想参与合伙，但由于韩明莉没有出资所以其未同意，只同意聘请韩明莉来打工管理柜台生意，由于当时沈维没有工作，于是韩明莉就叫沈维来管理玉源阁，由沈维将经营所得利润偿还货款本金，货款本金口头结算大约300000元，没有凭据。 沈维提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立新支行出具的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9月27日，付四娥向沈维转账400000元，沈维于2014年9月28日转账给案外人黄红新；2014年10月14日，付四娥向沈维转账两笔200000元合计400000元，沈维于同日转账给黄红新200000元、240000元；2014年10月30日，黄红新向沈维转账20000元，沈维于2014年11月3日转账20000元给付四娥；2014年11月9日，付四娥转账8170元给沈维。 庭审中，据沈维陈述，黄红新系国大公司财务人员，付四娥与韩明莉各向国大公司投资400000元，韩明莉的400000元投资款系向付四娥所借；2014年10月30日黄红新将付四娥的投资收益20000元转给沈维，沈维于2014年11月3日将该款转给付四娥；2014年11月9日付四娥转账的8170元系付四娥将投资珠宝店的投资款转账至沈维账户。付四娥对沈维主张的共同投资国大公司事实并不认可，认为与其无关，并主张其于2014年9月27日转账给沈维的400000元、于2014年10月14日转账给沈维的另一笔200000元、以及于2014年7月10日、2014年9月24日、2014年10月29日转账给韩明莉的合计107000元，均系韩明莉向付四娥的借款；其于2014年11月9日转账给沈维的8170元，系沈维称进货款不够，让付四娥转款给她。 再查明，2014年10月20日，付四娥作为抵押权人与韩明莉作为抵押人、借款人签订一份《抵押借款合同》，约定：韩明莉因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向付四娥借款，韩明莉自愿将位于柳州市的房地产全部抵押给付四娥，借款额为500000元，借款月利率为2％，借款期限为12个月，从2014年10月20日起至2015年10月19日止；等等。2015年10月14日，韩明莉出具一张《借条》交予付四娥收执，载明借到付四娥150000元用于工行提前还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付四娥与沈维之间是否存在178500元的借贷事实；二、付四娥与韩明莉之间的抵债范围是否包含本案债务。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付四娥主张《借条》系借贷行为产生，因沈维向其借款200000元并现金归还21500元，所以补写案涉金额为178500元的《借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付四娥与沈维之间的转账时间来看，付四娥主张《借条》系事后补写，借款款项系《借条》出具前交付，但在《借条》出具前付四娥与沈维之间存在多笔转账交易往来，付四娥亦认可韩明莉向其借款也有部分款项是通过沈维的账户交付，因此从转账特征上难以区别交付的是韩明莉的借款款项还是沈维的借款款项。其次，从付四娥与沈维之间的转账金额来看，20000元、8170元的小额款项双方也是通过转账交付，付四娥主张沈维通过现金偿还21500元，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再次，沈维主张《借条》系对付四娥在玉源阁珠宝店投资款的确认，同时认可玉源阁珠宝店由其管理、押金凭据也由其收执，而付四娥亦认可将玉源阁珠宝店生意交由沈维管理经营，由沈维将经营所得利润偿还货款本金。案涉金额为178500元的《借条》实为付四娥与沈维之间就付四娥在玉源阁珠宝店投资款达成的清算协议。付四娥主张案涉金额为178500元的《借条》系借贷行为产生，其举证未达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借条》虽非借贷行为产生，但如前文分析，经清算行为产生的债权债务协议，属于转化型借贷，亦可适用民间借贷案由。故付四娥向沈维主张归还借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至于沈维辩称《借条》系代韩明莉出具，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辩称债务已由韩明莉承担的观点，因债务转让须经债权人同意，付四娥对此并不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沈维的此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沈维主张韩明莉与付四娥之间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清偿了本案债务，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而从韩明莉的证言来看，韩明莉对以房抵债的债务范围陈述前后不一；此外，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抵债时债务人通常会将其向债权人出具的债务凭证收回或销毁，而本案付四娥在抵债后依然持有《借条》原件；综上，一审法院对沈维的此项主张不予采信。债务应当清偿。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案涉金额为178500元的《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付四娥可随时主张沈维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现付四娥起诉要求沈维立即归还借款178500元，合理合法，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沈维归还付四娥借款1785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870元，减半收取1935元，保全费1413元，合计3348元（付四娥已预交），由沈维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当事人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归纳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付四娥与沈维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据此，当事人之间因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为转化型借贷。按照本案上诉人主张，178500元的借条实际是对被上诉人投资款的确认，以及确保货品安全的担保，双方完全可对相关事项作出相应清楚约定而无需表达为借款引起歧义，故上诉人的主张并不符合常理。一审根据当事人陈述、借条书写内容等事实和证据，综合认定为双方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并无不当。另外，韩明莉与沈维为母女关系。韩明莉陈述付四娥不再经营玉源阁，由沈维清算后出具借条给付四娥收执，沈维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无证据证明沈维是代韩明莉出具的借条。据此，沈维是借款人，一审判决沈维归还付四娥178500元借款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沈维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70元（沈维预交），由上诉人沈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斌 审判长 杨显强 审判员 黄继湘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杨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