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06民初21705号 原告：汪存胜，男，197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XXXXX，公民身份号码：4********。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姝，广东广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少媚，广东广佛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告：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大享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0609561828L。 法定代表人：曾建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福林，广东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祖伟，浙江东方绿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东晶才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容山居委会乐安南路****，注册号440681000683008。 法定代表人：刘国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健衡、韩菊婷，广东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汪存胜与被告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享公司）、第三人广东晶才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才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2月21日、4月14日、5月2日、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原告汪存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姝，被告大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福林、卢祖伟，第三人晶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菊婷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原告汪存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姝，被告大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建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福林、卢祖伟，第三人晶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菊婷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开庭时，原告汪存胜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姝，被告大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建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福林、卢祖伟，第三人晶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国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健衡、韩菊婷到庭参加诉讼；第四次开庭时，原告汪存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姝，被告大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福林、卢祖伟，第三人晶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健衡、韩菊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存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大享公司立即向原告汪存胜偿还借款640万元及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本金之日止（利息自2016年8月3日起暂计至2016年12月2日为512000元，合计6912000元）；2.判令被告大享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被告大享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委托第三人晶才公司向原告汪存胜借款，共计640万元，分别为：2015年12月29日借250万元、2016年3月18日借100万元，2016年3月24日借200万元、90万元两笔。由于被告大享公司为上述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明确原、被告大享公司的权利义务，原告汪存胜与被告大享公司、第三人晶才公司于2016年5月18日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确认大享公司为上述640万元的借款人，借款期限统一延长至2016年6月18日止，如被告大享公司到期未能归还本金，则利息费用调整为0.5%每天，并一次性支付相当于借款本金总额30%的违约金及承担原告汪存胜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现借款期限届满被告大享公司仍未归还上述款项，原告汪存胜经多次追偿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希判如所请。 被告大享公司辩称，一、原告汪存胜与被告大享公司之间未就涉案借款形成合意，原告汪存胜不享有涉案债权。1.原告汪存胜与被告大享公司素未谋面，两者相距千里之遥，至今亦未有任何信息交流，不存在任何要约、承诺、合约等民事行为，被告大享公司就案涉借款未向原告汪存胜书立、确定相关借据、收据、欠条。2.被告大享公司没有收到来自原告汪存胜的相关借款，原告汪存胜是否具备涉案款项的借贷能力、以何种方式交付涉案款项、据如向被告大享公司出借涉案款项可以获取何种利益等基础事实均严重存疑。3.被告大享公司自始至终均不知道原告汪存胜的身份存在，不可能向原告汪存胜发生借款也不愿意向原告汪存胜借款。所以，涉案纠纷的首要争议应为原告汪存胜的出借能力及其借款交付及其与本案的直接因果关系、原告汪存胜与被告大享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案涉借款合意、原告汪存胜是否享有相关债权凭证等内容，在原告汪存胜均未能依法逐一有效予以证明的场合，可见原告汪存胜并不享有涉案债权。二、原告汪存胜述称的相关委托关系均不能成立。1.原告汪存胜没有委托刘国昌向被告大享公司出借涉案款项。刘国昌如有向被告大享公司发放的借款均由刘国昌作为出借人、被告大享公司及其相关单位作为借款人或者担保人在借款发生前、刚发生时严格订立对应相关书面借款合同，但在本案中，刘国昌一直未向被告大享公司披露原告汪存胜借款人身份及其借款情由。2.原告汪存胜没有委托晶才公司向被告大享公司出借涉案款项。被告大享公司因长期供应第三人晶才公司微晶板货物导致晶才公司结欠大享公司巨额货款未清偿，该两者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合同关系，第三人晶才公司向被告大享公司发生的转账行为均与原告汪存胜无涉。第三人晶才公司始终未向被告大享公司披露原告汪存胜借款人身份及其借款情由。3、刘国昌没有转委托第三人晶才公司向被告大享公司发放如有的涉案款项。刘国昌本人与第三人晶才公司分属不同的民事主体，因刘国昌经营第三人晶才公司发生的该两者之间的转账往来与原告汪存胜的涉案债权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亦与被告大享公司是否存在涉案债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刘国昌并未向晶才公司转账说明或备注说明涉案款项的性质、用途，也没有另向晶才公司作出并解释转委托事项，何况也未见原告汪存胜据该前述转委托事项向刘国昌作出的相关指示。4.被告大享公司没有委托第三人晶才公司向原告汪存胜借款。考察被告大享公司是否具有委托第三人晶才公司向原告汪存胜借款之意向应以大享公司当时的明确意见为核心，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规定，本案的如有借款并非发生在自然人之间，诸如涉案640万元的借款不可能没有相关合同约定。所以，原告汪存胜述称的相关委托关系在千头万绪中均找不到合理路径并均依法不成成立。三、原告汪存胜主张涉案债权的合理性问题。1.原告汪存胜据涉案主张无债权凭证、无涉案款项合理来源、无涉案款项的交付经历，原告汪存胜据涉案640万元本金贷款人身份不明，或者说原告汪存胜的债权人身份十分蹊跷。2.原告汪存胜与被告大享公司天各一方、素昧平生，原告没有理由无缘无故帮助被告大享公司经营，但涉案自2015年12月29日始陆续产生的如有640万元借款居然未见相关利息，至少据原告诉讼请求仅要求自2016年8月3日始暂计利息，那么，原告汪存胜据涉案如有的借款本意是做慈善吗？这么巧的慈善为什么偏偏由被告大享公司享有了？3.原告汪存胜述称“经多次追偿未果”的追偿方式、追讨经历何在？原告汪存胜在起诉前为什么不例行追讨？4.在刘国昌起诉大享公司之前，原告汪存胜为什么不主张涉案如有债权？原告主张涉案债权为什么偏偏要把与大享公司存在法律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刘国昌、第三人晶才公司拉入阵营？可见，原告的涉案诉讼根本不符合常理，涉嫌虚假民事诉讼。四、被告大享公司针对原告汪存胜等单位、个人就本案涉嫌虚假民事诉讼的意见。1.本案的诉讼参与人包括原告汪存胜、第三人晶才公司，刘国昌提交的相关证人证言符合民事诉讼法律解释关于当事人签署保证书的规定，前述单位、个人应当依法维权，不应当滥用诉权、共同酿造涉案虚假民事诉讼。2.原告汪存胜的涉案行为目前已经连续导致了被告大享公司的经营障碍、经济损失，大享公司依法参与本案诉讼并积极追求司法正义的决心是十分确定的。3.如果原告汪存胜的涉案主张构成虚假民事诉讼的，被告大享公司已决定另循法律规定途径严谨追究上述诉讼参与人、证人的相关责任。综上，谨请法院严格查核涉案事实，并全部驳回原告汪存胜针对被告大享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晶才公司述称，案涉的款项实际使用主体是被告大享公司，第三人晶才公司只是接受被告大享公司委托代被告大享公司向原告汪存胜借款，故本案与第三人晶才公司无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汪存胜提供的证据2之《委托借款确认书》。被告大享公司质证认为，1.经反复询问黄定国，黄定国均否认该签名式样，故需要针对“黄定国”的签名落款依法进行文迹鉴定并已向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2.该确认书的落款日期空白，不能反映于何时、在哪里签章产生，并且确认书的编号与落款时间分属不同的行文内容，两者不能等同。3.从该确认书设置的签章规格分析：有“甲方盖章”但甲方没有盖章，有“负责人”但未设置“法定代表人”，有“乙方盖章”但没有乙方“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签名。且该确认书文本没有阐明其成立或生效的条件内容，显见为一份十分奇怪的文书样式。4.因此，需比照大享公司在建立相关借款合同关系时的签章习惯，也就是比照（2016）粤0606民初15743、15744、15760号刘国昌起诉大享公司所涉借款合同纠纷三案所涉大享公司的签章习惯并据此针对该确认书内容作出否定性意见。也就是说，在有大享公司、晶才公司共同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场合，晶才公司及刘国昌均已十分清楚并严格要求大享公司应当怎样签订相关借款合同，“黄定国”落款签名不构成针对大享公司的代表行为。 第三人晶才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晶才公司只是接受被告大享公司委托代被告大享公司向原告汪存胜借款，本案与第三人晶才公司无关。 本院根据被告大享公司的申请以及原告汪存胜的意见，准许被告大享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委托借款确认书》上甲方负责人处的“黄定国”的签名是否与样本《借款金额及利息表》（被告大享公司确认该样本的真实性）中“黄定国”的签名是否为同一人所写。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结论为《委托借款确认书》上甲方负责人处的“黄定国”的签名与样本《借款金额及利息表》中“黄定国”的签名是同一人所写。本院认为，根据以上鉴定意见，结合被告大享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的第三人晶才公司在第四次开庭提交的补充证据2《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会议记录表》（6页）、补充证据3《购销合同》（2份）、补充证据4中的《利息确认表》、《400万借款担保合同》（原合同编号20140901）、补充证据5中的《大享货款》确认表中所有有关“黄定国”的签名书写习惯（即横写）均与《委托借款确认书》上甲方负责人处的“黄定国”的书写习惯是相一致的，而且黄定国作为被告大享公司一方曾经的事务代表，未能出庭接受质询，即使因病未能出庭也未能提供任何书面证言，故本院对原告汪存胜提供的证据2之《委托借款确认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被告大享公司质证意见中主张书写习惯不相符的意见明显与前引晶才公司在第四次开庭提交的补充证据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 2.原告汪存胜提供的证据3，即《证明》（刘国昌2016年11月28日）、顺德农商银行《自助业务回单》七份（刘国昌转给第三人晶才公司），证明刘国昌受原告汪存胜委托，将合计640万元的借款汇入到第三人晶才公司处，该款项是原告汪存胜所有，用于借给被告大享公司。 被告大享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1.作为证人证言，应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由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庭审质询并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由证人在人民法院签署保证书，方产生所涉证据内容。2.据（2016）粤0606民初15743、15744、15760号刘国昌起诉大享公司所涉借款合同纠纷三案的诉讼事实，客观反映证人刘国昌与被告大享公司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应无法律效力。3.据该证明第一段内容显示，“本人刘国昌”接受原告汪存胜委托向第三人晶才公司转入款项并结合证明落款时间，可推论：第一，需查明刘国昌本人接受涉案问题的具体时间及其委托内容；第二，需查明在原告汪存胜与被告大享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案涉借款合意，该两者在如有发生涉案借款之前是否已建立对应的借款合同关系，该等如有的借款合同在哪里？第三，刘国昌的证人证言不能反映在原告汪存胜与被告之间存在何种合同相对性，其至多只能说明在原告汪存胜与第三人晶才公司之间存在相关合同相对性，而原告汪存胜与第三人晶才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与本案纠纷不具有法律上唯一的、直接因果关系。4.结合原告汪存胜提交的委托借款确认书复印件及原告汪存胜在诉状称的“被告大享公司因资金困难委托第三人晶才公司向原告汪存胜借款”内容，可反映原告汪存胜拟表明的相关委托关系已十分混乱：原告汪存胜究竟委托的是刘国昌本人还是第三人晶才公司？被告大享公司究竟委托的是刘国昌本人还是第三人晶才公司？在刘国昌与第三人晶才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涉案相关委托关系？该等如有的、分别的委托关系是否存在相关牵连性。5.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如刘国昌及其/或者第三人晶才公司确实接受了涉案委托，则原告汪存胜、被告大享公司分别构成了法律上的第三人，那么受委托人在行使案涉如有的委托事务时应有责任分别向各该第三人行使披露义务，因此刘国昌及其/或者第三人晶才公司在当时是如何行使该披露义务行为应当成为审理本案的十分关键的内容。对顺德农商银行自助业务回单七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1.刘国昌作为第三人晶才公司的股东与第三人晶才公司之间的转账业务往来与涉案法律关系没有关联性，故其分别备注内容均为“转账”，而非“借款”或“受委托借款”。2.被告大享公司作为第三人晶才公司供货商且在两者长期交易过程中产生由第三人晶才公司持续结欠被告大享公司巨额货款事实结果，当然存在由第三人晶才公司账户向被告大享公司账户转出相关款项的经历、义务，故第三人晶才公司在各该业务回单上的备注内容也均为“转账”，而非“借款”或“受委托借款”。3.值得注意的是，各该业务回单均显示有“第4次打印”、“第7次打印”等多次打印标注，显示该些业务回单可能存在其他多次、其他方向用途的事实，故本次打印内容针对各该转账交易事实在本案中并没有唯一的对应特征。 第三人晶才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晶才公司收到刘国昌的案涉款项已全部转到被告大享公司账户。 本院认为，顺德农商银行《自助业务回单》七份（刘国昌转给第三人晶才公司）属于顺德农商银行出具的，客观真实存在，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参考依据。对于《证明》，本院将在裁判理由部分予以审查做出认定。 3.原告汪存胜提供的证据4顺德农商银行《自助业务回单》四张（第三人晶才公司转给被告大享公司），证明第三人晶才公司从2015年12月29日-2016年3月24日分四次向被告大享公司转账合计640万元，该款项用途为借款，该笔款项正是证据3中刘国昌的证明中所称的640万元，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原告汪存胜将款项借给被告大享公司。 被告大享公司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该四张证据是原告汪存胜向法庭提交的，故证据内容应当直接对原告汪存胜有拘束力。针对离本案关系最近的证据，大享公司请求法庭查看该四张证据标明的用途，250万元的用途是借款，100万元的用途是短期借款，90万元的用途是被告大享公司向第三人晶才公司借款，200万元的用途是被告大享公司向第三人晶才公司借款，被告大享公司认可款项来自第三人晶才公司，无论是第三人晶才公司的认识是借给谁的，现在第三人晶才公司反过来认为原告汪存胜的主张正确，大享公司认为涉及虚假民事诉讼，该四张直接约束原告汪存胜。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原告汪存胜提供的涉案款项的来源，被告大享公司有款项转出与原告汪存胜无关。 第三人晶才公司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晶才公司在汇款备注中注明为借款或被告大享公司向第三人晶才公司借款，是为区分款项的性质，因第三人晶才公司与被告大享公司之间还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所以为了避免款项的混淆，所以特意做了备注，但不能单凭备注中的字眼认定第三人晶才公司与被告大享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第三人晶才公司与被告大享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借款合同，从原告汪存胜提交的委托借款确认书中表明第三人晶才公司只是中间人角色，故第三人晶才公司与被告大享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顺德农商银行《自助业务回单》四张（第三人晶才公司转给被告大享公司）属于顺德农商银行出具的，客观真实存在，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4.原告汪存胜第三次开庭提供的补充证据3《借款合同》（亦为第三人晶才公司提供的补充证据1）两份、中国银行流水原件一份（灰色印章）、顺德农商银行流水原件一份（红色印章），证明在2014年10月4日前，刘国昌夫妇共向汪存胜借款1000万元，其中借款时间为2014年8月1日的借款，2013年6月8日汇入邓巧玲账户700万元，2013年7月2日邓巧玲还款200万元，签订借款合同时确认为500万元；借款时间为2014年10月4日的借款，依据借款合同约定，刘国昌夫妇向原告汪存胜借款500万元，款项中扣除按金20万元、应借利息10万元，故2014年10月7日汇入到刘国昌中国银行账户的金额为470万元，但合同确认是原告汪存胜与刘国昌借款1000万元。该1000万元经过刘国昌夫妇还款，还有640万元分批转借给了本案被告大享公司，所以借款合同履行完毕，已作废，原件交回给了刘国昌，所以没有原件。银行流水可证明原告汪存胜将款项转入到刘国昌夫妇名下。本案中640万元所有权人是汪存胜。 被告大享公司质证认为，对两份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理由如下：1.从两份借款合同复印件可清晰看出，均是打了叉，是否定性评价，可表明即便有该合同关系，也均已由合同双方作出了明确的否定，并非是履行完毕与否的相关意思。2.原告汪存胜已清晰陈述了是原告汪存胜向刘国昌的借款，由刘国昌转借给被告大享公司，如该表述内容属实，可反映原告汪存胜与刘国昌的借款与第三人与被告大享公司的借款是两个借款合同关系，不存在综合处理或可合并处理的约定依据。3.从两份借款合同关系的借款日期分析，最迟的一份截止日期是2015年10月3日，涉案借款最早日期是2015年12月29日，结合原告汪存胜刚才的表述认为其已与刘国昌夫妇结清了相关借贷关系，可清晰表明即便存在该两份借款，也与本案没有关联。4.从两份借款合同约定利息上，两份合同约定的月利息为2%，涉案借款大享公司举证的已付利息是每月3%，存在1%的差价，说明刘国昌或第三人晶才公司实际在经营原告汪存胜的借款，享有利益差价，对应了原告汪存胜自认的转借关系，两个借贷合同关系凸显。5.被告大享公司没有看到原告汪存胜将两份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交付给刘国昌的事实，原告汪存胜资金往来可确定均以银行转账作为收支方式，明确排除现金等其他方式，原告汪存胜当庭向法庭交付的银行流水最早显示的时间为2013年5月14日至2016年，但并不连贯，原告汪存胜是选择性的打流水，看不出原告汪存胜隐藏的流水和款项收支情况，即便有流水账，也不能反映涉案的银行往来交易。6.原告汪存胜认为迄今累计还有500万元在刘国昌，其他已经还了，这不仅与涉案640万元的数额不相符，且与被告大享公司与刘国昌之间的另三个案已经了解的借贷纠纷可能存在关联性，根据就近原则，即便有累计500万元在刘国昌处，也应是另三个案的借款，与本案的借款相差一年半有余，与基本的资金运作抵触。被告大享公司认为该证据内容刚好证明了原告汪存胜与涉案借款毫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第三人晶才公司质证认为，原告汪存胜将两份借款合同原件交给刘国昌，原件在晶才公司处，晶才公司将借款合同原件由刘国昌向法庭提供。交易明细晶才公司有留底，而原告汪存胜银行卡已取消，所以由晶才公司交给原告汪存胜。 经审查，本院确认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5.原告汪存胜第四次开庭补充提交的证据2《原告汪存胜收取刘国昌利息统计表》打印件一份、附原告汪存胜账号银行流水原件一份、抵押担保借款协议（借款人均为案外人）复印件四份，证明原告汪存胜借款给刘国昌，刘国昌有依据借款本金支付相应利息。刘国昌处有原告汪存胜资金，才有本案借给被告大享公司的款项发生。 被告大享公司质证认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并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1.该证据起始时间是2013年1月5日-2014年12月31日，涉案借款发生时间是2015年12月29日开始，故两者距离较长期间，无法发生牵连。2.与涉案借款有可能存在的相关转账明细材料，已由原告汪存胜在上次庭审提交，共22页账户交易明细，大享公司针对原告汪存胜该证据进行了列表统计，得出原告汪存胜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共向刘国昌一方支付16981900元，从刘国昌一方收取36843954元，即原告汪存胜于该期间从刘国昌一方收取了2000万元的差额，该事实足以表明原告汪存胜于2015年开始没有向刘国昌一方作出任何放贷行为，反而连续巨额收取了来自刘国昌的经济利益，所以原告汪存胜前后递交的两份银行交易明细，从原告汪存胜证明目的上已构成矛盾。3.原告汪存胜该证据未经相关统计和说明，无法表示该证据内容在原告汪存胜认为的收取利息或支付借款等相关内容，大享公司也看不出存在刘国昌向原告汪存胜定额支付利息的相关事实，假设如原告汪存胜所言，属于所涉借款权利的享有过程，但原告汪存胜在上次庭审已表明其向刘国昌发放的借款是按月息2分来处理，涉案借款是按月息3月处理，足以表明即便刘国昌有向原告汪存胜借款，但刘国昌用该借款自行另行放贷，并收取差额利息，显然属于经营行为，且收取利息的来源是向被告大享公司。4.因涉案原告汪存胜认为的权利是委托，到目前大享公司根本没有看到原告汪存胜就该委托内容向有关受委托人支付所涉委托报酬的事实，如向刘国昌或第三人晶才公司支付委托报酬，所以原告汪存胜反复强调向刘国昌出借款项，恰好表明了原告汪存胜认为的借贷关系的相对性，即债权人债务人均与大享公司公司无关，是另一个借贷关系。 第三人晶才公司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晶才公司明确没有出借款项给被告大享公司，被告大享公司多次强调款项来源于第三人晶才公司，无论从书面形式或者任何口头约定，均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大享公司代理人企图通过原告汪存胜与刘国昌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在庭审中原告汪存胜、刘国昌均承认存在共同投资项目，被告大享公司代理人利用该资金往来混淆本次借贷的法律关系。 本院认为，该证据返还利息起始时间是2013年1月5日-2014年12月31日，而涉案借款发生时间是2015年12月29日开始，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抵押担保借款协议中的借款人均为案外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 6.被告大享公司提供的证据1即2016年12月28日《工作联系函》，证明被告大享公司致函晶才公司并刘国昌确认640万元借款用于晶才公司结欠大享公司的货款抵冲。 原告汪存胜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份工作联系函是被告大享公司单方制作，且其证明内容与原告汪存胜诉被告大享公司的案件没有直接联系，没有证据证明其微信群发的内容，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晶才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这是被告大享公司单方制作，其内容没有经过第三人晶才公司确认，且被告大享公司没有提供第三人晶才公司签收的记录或邮寄记录，不能证明第三人晶才公司已收到该联系函。 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被告大享公司单方制作文件，被告大享公司没有提供第三人晶才公司签收的记录或邮寄记录，不能证明第三人晶才公司已收到该联系函，故本院对证据不予采纳。 7.被告大享公司提供的证据2即2017年1月2日晶才公司的《工作联系函》，证明晶才公司收到抵冲确认函，但其对于被告大享公司认定的借款人为第三人晶才公司进行了否定，据而提起了本案诉讼，因此本案原告汪存胜提起本案诉讼是有预谋的。 原告汪存胜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该联系函能证明第三人晶才公司与被告大享公司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借款合同，依据2016年12月28日工作联系函所称这应该是一个货款，但因具体涉及第三人晶才公司与被告大享公司的关系，原告汪存胜不清楚情况。 第三人晶才公司质证认为，第三人晶才公司今天才收到该证据，真实性需庭后与当事人核实。即使真实，从联系函内容可看出，第三人晶才公司没有以任何形式表明与被告大享公司存在债权债务抵消关系，所以被告大享公司在前一组证据所称640万元借款冲抵第三人晶才公司货款没有法律依据。 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8.被告大享公司提供的证据3即大享公司应收晶才公司汇总表原件两份（2015年、2016年），证明截至2015年12月，晶才公司结欠大享公司的货款为33960969元，截至2016年11月，晶才公司结欠大享公司的2016年度货款为13853156元，说明晶才公司结欠大享公司大量货款情况下，晶才公司出借给大享公司的借款可通过货款进行抵冲，但第三人晶才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愿意进行抵冲，想出了以汪存胜作为原告汪存胜的本案，试图变更借款当事人主体来达到一方面向被告大享公司追索借款，另一方面做空第三人晶才公司来逃避债务的目的，这是汪存胜提起本案诉讼的内部原因。 原告汪存胜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组证据是被告大享公司单方制作，与第三人晶才公司之间的汇总表。如被告大享公司认为与第三人晶才公司存在货款纠纷，可提起诉讼，且被告大享公司仅凭该汇总表就凭空假设能够证明原告汪存胜是虚假诉讼，请被告大享公司指明该证据哪里能够证明原告汪存胜是虚假诉讼。 第三人晶才公司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组证据是被告大享公司单方制作，没有第三人晶才公司盖章确认，不能证明第三人晶才公司尚欠被告大享公司的货款金额为其提交表中所述金额。 本院认为，该证据是被告大享公司单方制作，没有得到第三人晶才公司确认，故本院不予确认。 9.被告大享公司第二次开庭补充提供的证据1即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回单》2张，证据4即顺德农村商业银行支票（编号35289999），证据8即顺德农村商业银行支票（编号35290000）。 第三人晶才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均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使真实，300万元的交易用途写是货款定金，并非借款，3月8日的交易用途虽写是短期借款，但与本案无关，且被告大享公司无法单凭该证据说明第三人晶才公司与被告大享公司存在借贷关系。 本院认为，被告大享公司第二次开庭补充提供的证据1与原告汪存胜、第三人晶才公司确认的被告大享公司第二次开庭补充提供的证据2、第三人晶才公司第四次开庭补充提供的证据1中的票号及金额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应予确认 10.被告大享公司第四次开庭补充提交的证据1即《嘉康**枝有限公司变更登记表》原件一份，证据2.《在职证明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嘉康**枝有限公司位于台北市大安区建伦里忠孝东路四段176-1号2楼，该司于2016年7月19日将法定代表人由黄定国变更为蔡月娥，黄定国与蔡月娥持续至今作为该司股东；2.嘉康**枝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4日以《在职证明书》证明黄定国作为该司总经理于2013年3月1日就职，证明黄定国已投资经营实业，未就职登记于大享公司；3.如果原告汪存胜、第三人晶才公司认为黄定国签署《借款确认书》就代表大享公司，应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分配举证责任。 原告汪存胜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从其证明上看应该形成于台湾，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台湾形成的证据必须经过相应公证程序，否则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第三人晶才公司质证认为，嘉康**枝公司注册地在台湾，该证据在台湾形成，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台湾形成的证据必须经过相应公证程序，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即便其证明了黄定国在嘉康**枝公司身份，也不否定黄定国有代表被告大享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第三人晶才公司有大量证据可证明黄定国有权代表。在职证明书不是原件，除与嘉康**枝有限公司变更登记表的质证意见一致外，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被告大享公司提供材料没有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不符合证据提交的要求，而且《在职证明书》属于复印件，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汪存胜与第三人晶才公司的质证意见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11.被告大享公司第四次开庭补充提交的证据3即（2016)粤0606第15743号、15744号、15760号三案的案涉《借款担保合同》、《收据》、《股东会决议》、银行转账明细复印件一份（是该三案审理中收到法院转来的证据副本），证明：1.在刘国昌另经手的针对湖州大享公司相关借款项目时，刘国昌与湖州大享公司均严谨形成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收款确认、借款人或担保人股东会决议并直接循出借人本人账户与借款人指定账户交流所涉资金往来等书面手续，刘国昌十分清楚与湖州大享公司之间的借款交易凭证，双方据此形成了固定的交易凭证习惯；2.在刘国昌制作形成的涉案《借款确认书》与前述交易习惯迥异，反映了刘国昌制作形成《借款确认书》过程、结果的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黄定国无权代表湖州大享公司签署该《借款确认书》，该《借款确认书》针对湖州大享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原告汪存胜质证认为，该组证据被告大享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已提交过，且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也不是与原告汪存胜产生的，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第三人晶才公司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而且被告大享公司在该三案中已经收回了第三人晶才公司交给其的原件。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大享公司已提交过，该证据中的担保人就是第三人晶才公司，第三人晶才公司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晶才公司股东之一实际就是被告大享公司，因此从该证据佐证了第三人晶才公司根本不可能是借款给被告大享公司的主体。根本不存在任何交易习惯，借贷形式、担保方式、借贷主体均不同，且民间借贷根本没有所谓的交易习惯。 本院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处理的参考。 12.第三人晶才公司第三次开庭补充提供的证据1之邓巧玲的《书面说明》。 被告大享公司质证认为，对《书面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1.邓巧玲并非本案诉讼参与人，其没有权利义务就涉案行为作出书面说明。2.该书面说明形式上类似于证人证言，因该证人没有亲自到法庭接受质询并依法签署保证书，故所涉证言内容依法无效。3.仅就邓巧玲认为的委托关系，已与涉案原告汪存胜认为的委托关系存在严重混淆，原告汪存胜认为的委托存在两项，有可能是委托刘国昌，也有可能委托第三人晶才公司，但从未说过委托邓巧玲，所以该三种如有的委托关系至今前后矛盾。4.被告大享公司证据已清晰显示邓巧玲收取涉案利息和部分本金行为，存在多种特征，这些特征显示与第三人晶才公司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抵扣货款行为，更加显示了与另外三个案件的密切联系，这就是邓巧玲账户，刘国昌作为出借人收取本息的利益行为，本案恰恰没有原告汪存胜已享有涉案出借人利益的任何转账，可证明邓巧玲的书面内容不诚实。 本院认为，对于邓巧玲的书面陈述中有关其签名的证据均予以确认的内容，本院予以采纳，除此之外的陈述，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第三人晶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国昌向第三人晶才公司转账的情况：2015年12月29日16时18分前分三笔转1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合计250万元，2016年3月18日15时2分转100万元，2016年3月24日15时28分左右转2笔100万元、16时10分转90万元。第三人晶才公司收到上述每笔款项后立即向被告大享公司转账，具体情况为：2015年12月29日16时21分转250万元[自助业务回单中用途注明为“借款(250万)”]，2016年3月18日15时15分转100万元（自助业务回单中用途注明为“短期借款”），2016年3月24日15时40分转200万元（自助业务回单中用途注明为“大享向晶才借款”）、16时30分转90万元（自助业务回单中用途注明为“大享向晶才借款90万元”）。晶才公司与大享公司之间就上述640万元借款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双方口头约定按每月3%的利率计算利息。 2016年5月18日，被告大享公司作为借款人（甲方），原告汪存胜作为贷款人（即出借委托方，丙方），第三人晶才公司作为受委托方（笔误为“委托方”，乙方），三方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约定：一、大享公司委托第三人晶才公司向原告汪存胜借款640万元，第三人晶才公司汇入大享公司明细如下：2015年12月29日250万元、2016年3月18日100万元，2016年3月24日200万元、90万元两笔。借款期限统一延至2016年6月18日止，合计利息64000元，如借款本金、利息到期被告大享公司未能归还给原告汪存胜的，被告大享公司同意每天利息费用调整为0.5%每天，如超还款日10天，原告汪存胜有权要求被告大享公司一次性归还全部借款本金、利息、逾期还款利息，且被告大享公司应向原告汪存胜一次性支付相当于借款本金总额的30%的违约金，并由被告大享公司承担原告汪存胜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另外，如超期10天未能还款，被告大享公司同意原告汪存胜委托第三人晶才公司以不低于市场15%的价格销售被告大享公司存放于第三人晶才公司公司内属于被告大享公司的所有货物，以上所得全部应收货款及货物销售款全部用作归还被告大享公司拖欠原告汪存胜所有借款本金、借款利息、违约金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全部债务和费用，直至清偿全部债务和费用止。黄定国在《委托借款确认书》底部“甲方负责人”处签名，第三人晶才公司在“乙方盖章”处盖章（无签名），原告汪存胜本人在“丙方签名”处签名。底部的“日期”处空白，抬头右上角署明“编号：20160518”。 同日，黄定国向第三人晶才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昌出具了一份利息确认表，该确认表内容列有“借款方:大享”，“汇款日期，原借款本金，现欠本金，至2016.05.18利息”，黄定国在“确认人、日期”一栏签名并署上日期。 同日，刘国昌妻子邓巧玲与被告大享公司针对640万元的本息计算进行对账并制作了《截止到2016.05.17日对账清单》，该清单上列明的“借款人”（本院注明：应为“出借人”的意思表示）为刘国昌，邓巧玲在对账清单“承认”一栏上签名，备注中注明3%月利息）。第三人晶才公司向被告大享公司以支票方式（顺德农村商业银行支票，编号为35289999）支付货款555310元，同时被告大享公司将该支票交付给邓巧玲用于支付640万元借款2016年5月17日前的利息。邓巧玲为此向被告大享公司出具收据四份（编号8529285、8529286、8529287、8529288），合计收取640万元的利息为555310元，收据出具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 2016年6月18日，邓巧玲在被告大享公司与其就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借款本息进行对账的《截止到2016.04.15日对账清单》“承认”一栏上签名，该清单上列明的“借款人”（本院注明：应为“出借人”的意思表示）为刘国昌，清单列明从2016年1月15日至5月31日止500万的利息为692333.33元，从2016年1月30日至5月31日止300万的利息为528000，从2016年2月1日至5月31日止400万的利息为528000，该清单的备注写明：“支票号码为35290000，金额为2051433元，300万借款刘总金额为375100元，400万借款刘总金额为792000元，比大享多计267100元，双方协商同意将多计金额用于付640万元6.18-7.18日利息192000元和7.18-8.18日部分利息75100元。”，备注下的空白处用手写：2051433（收款总额）-372000（300万）-528000（400万）-692333（500万）-192000（640万）=267100（多收）。在“制表：傅媛媛”旁有“6/315.08”的手写字样。在清单的最右侧写有“在2016/6/3日刘总带的支票让大享背回带回，支票号码为35290000”。第三人晶才公司向被告大享公司以支票方式（顺德农村商业银行支票，编号为35290000）支付货款2051433元，同时被告大享公司将该支票交付给刘国昌用于支付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借款的利息以及640万元借款的利息。邓巧玲为此向被告大享公司出具收据2份，其中编号8529289的收据写明收到大享公司支付640万元借款从2016年5月18日-6月17日期间的利息192000元；编号8640393的收据写明收到大享公司支付640万元借款从2016年8月2日前的利息267100元。 2016年8月3日，刘国昌通过转账向原告汪存胜支付了500万元，诉讼中，原告汪存胜与刘国昌、邓巧玲承认由邓巧玲代汪存胜向大享公司收取640万元的利息，第四次开庭时刘国昌与汪存胜共同确认500万元中1014410元是属于代付640万元利息。 之后，大享公司没有按照约定还款付息。 2016年11月28日，刘国昌出具证明称刘国昌接受汪存胜的委托向晶才公司转入640万元（具体的转账情况如上）。2016年12月20日，原告汪存胜提起本案诉讼。 2017年1月2日，晶才公司向被告大享公司发出《工作联系函》称：“贵司发给我司的所有法律文书中未经我司书面确认的均不是事实，也不具有任何法律免疫力。我司没有以任何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表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抵消关系，贵司与他人的债权债务关系烦请自行协商解决，与我司无关。特此说明。”。 另查明：2014年8月1日，原告汪存胜与刘国昌、邓巧玲夫妻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001），约定原告汪存胜合计出借500万元给刘国昌、邓巧玲，期限为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前两个月利息为每月125000元，后十个月利息每月10万元。签约之前，原告汪存胜于2014年6月8日已通过转账出借700万元给刘国昌、邓巧玲账户，之后刘国昌通过邓巧玲账户于7月2日还了200万元。 2014年10月4日，原告汪存胜与刘国昌、邓巧玲夫妻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004），约定原告汪存胜合计出借500万元给刘国昌、邓巧玲，期限为2014年10月4日至2015年10月3日，两个月按金款为20万元，借款利息为每月10万元。签约后，原告汪存胜转账470万元给刘国昌账户。 再查明：2015年5月19日，曾泓杰、黄定国、陈玉莲、刘国昌、李惠华（仅参加财务流程讨论）出席“晶才合作/雄腾加工事宜”会议，曾泓杰、黄定国、刘国昌三人均在《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会议记录表》6页的“确认”栏上签名，并加署签名时间“2015.5.22”。 2015年10月13日，黄定国在《微晶玻璃熟料回收协议》空白处签署“请卖回收熟料，价格另定”并签名。 2016年5月5-6日，黄定国、陈婕、曾泓杰等三人作为大享公司的代表与晶才公司的代表刘国昌出席了会议，并在《晶才2016年5月6日会议记录》上签名确认有关货款的结算。2016年7月2日，黄定国代表大享公司分别在《晶才付大享货款》、《大享开发票给晶才明细》（注明：2页2个版本但内容完全一样）“大享确认”一栏签名，刘国昌在“晶才确认”一栏签名。 2016年5月18日，黄定国代表大享公司在向刘国昌借取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借款的《利息表》的“确认人”一栏签名并署上日期。2016年7月3日，黄定国代表大享公司在向刘国昌的借取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的《利息确认对帐单》上签名确认。 黄定国曾作为大享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晶才公司签订《购销合同》，黄定国在“委托代理人”一栏签名并加盖大享公司公章。 诉讼中，原告汪存胜根据本院要求提供了其具有出借能力的相关证据（包括其名下的房产以及车辆）以及原告与刘国昌之间大量的经济往来的转账材料，本院予以确信。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汪存胜、被告大享公司与第三人晶才公司三方均确认通过第三人晶才公司的账号向被告大享公司的账号转账出借了640万元且借款尚未偿还，被告大享公司确认曾欠第三人晶才公司640万元借款。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汪存胜是否享有向被告大享公司主张640万元借款的债权，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本案是否存在被告大享公司委托第三人晶才公司向原告汪存胜借款事实的问题。首先，根据原告汪存胜提供的证据4即4张《自助业务回单》，四笔借款中的两笔借款200万元、90万元，2016年3月24日2张《自助业务回单》的“用途”均注明为“大享向晶才借款”，结合有刘国昌妻子邓巧玲签名确认的640万元《截止到2016.05.17日对账清单》列明出借人为刘国昌以及晶才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昌本人在第三次开庭时的陈述承认（见第12、13页），本院认定第三人晶才公司向被告大享公司转账四笔借款合计640万元之时即2016年3月24日以及2016年5月17日止，是被告大享公司直接向第三人晶才公司借款，并非第三人晶才公司受托向被告大享公司转付借款，被告大享公司与第三人晶才公司之间存在64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系。对于原告汪存胜本人主张从2015年12月29日开始就属于委托出借的陈述，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汪存胜提供的证据3中的《证明》，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根据2016年5月18日《委托借款确认书》起诉主张存在被告大享公司直接委托第三人晶才公司向原告借款640万元的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其次，原告汪存胜根据2016年5月18日《委托借款确认书》是否构成享有向被告大享公司主张640万元借款的债权，即黄定国2016年5月18日在《委托借款确认书》的签名，是属于有权代理的职务行为还是属于无权代理但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黄定国并没有得到大享公司委托借款的书面授权，但根据第四次开庭被告大享公司针对第三人晶才公司补充证据五而提出的反驳补充证据即《晶才2016年5月6日会议记录》、《晶才付大享货款》、《大享开发票给晶才明细》，结合第三人晶才公司提供的补充证据《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会议记录表》、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借款的《利息表》以及黄定国曾作为委托代理人与第三人晶才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等事实，足以证实黄定国属于被告大享公司委托与第三人晶才公司从事货物买卖以及货物结算、借款本息对帐等事务的代表，即委托代理人，作为相对人的原告汪存胜以及第三人晶才公司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本院据此认定黄定国代表大享公司就640万元借款由向第三人晶才公司借取变更为向汪存胜借取而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属于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2016年5月18日《委托借款确认书》对于被告大享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汪存胜对被告大享公司享有640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大享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建煌在第三次开庭时称黄定国不是其员工，仅是帮忙看账的陈述，与大享公司与晶才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黄定国还参与了具体的货物购销、晶才合作/雄腾加工事宜的商谈相矛盾，故本院对于被告大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述以及被告大享公司的答辩主张不予采纳。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黄定国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不构成表见代理，基于本案第三人晶才公司对原告汪存胜享有640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晶才公司有权将640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转让给汪存胜并通知大享公司，黄定国作为大享公司与第三人晶才公司从事货物买卖以及货物结算、借款本息对帐等事务的代表，即使无权代理同意变更出借人而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且不构成表见代理，黄定国也仍然有权接受晶才公司的有关债权转让的书面文件的送达，黄定国接收通知的行为也应当对大享公司具有法律效力，即黄定国在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上签名的行为也可以认定为接受通知的行为，对于被告大享公司也应当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汪存胜基于与被告大享公司、第三人晶才公司三方的三角债的关系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而取得了对被告大享公司享有640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原告汪存胜起诉请求被告大享公司支付640万元的借款本金以及从2016年8月3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的利息，理由成立，依法应予以支持。 二、关于被告大享公司答辩主张对晶才公司享有货款债权可抵销其借款债务的问题。根据本院确认被告大享公司提供的2017年1月2日第三人晶才公司出具的《工作联系函》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实大享公司向晶才公司行使抵销权的具体事项，而且该《工作联系函》亦是在本案原告汪存胜起诉之后在诉讼中出具的。退一步来讲，即使被告大享公司的主张成立，于2016年8月5日行使了抵销权，但其行使的时间也是在2016年5月18日之后，即抵销权行使在债权人即出借人已经变更为汪存胜之后，抵销也不能生效。综上，被告大享公司主张对晶才公司享有货款债权可抵销其借款债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大享公司以向刘国昌借取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的手续非常齐全、严谨而《委托借款确认书》手续不齐全为由主张《委托借款确认书》对被告大享公司不具有约束力的问题。本案中，被告大享公司主张向晶才公司借取1040万元的所有款项也没有签订借款合同，而且1040万元中的300万元《账户交易明细回单》注明交易的用途也是贷款订金，故被告大享公司的两项主张的证据依据自相矛盾，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被告大享公司主张原告汪存胜没有出借能力的问题，根据诉讼中原告汪存胜提供其名下的房地产、车辆以及各种经济往来的转账凭证，本院确认原告汪存胜具有640万元的出借能力，故对被告大享公司提出质疑不予采纳。 最后，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财产保全措施的申请费已经由本院裁定由申请人汪存胜负担，因原告汪存胜的诉讼请求已经得到支持，该财产保全申请属于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合理的诉求，故原告汪存胜请求被告大享公司向其支付该笔申请费用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汪存胜偿还借款本金640万元及利息（以应偿还借款本金64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8月3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 二、被告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汪存胜支付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0184元（已由原告汪存胜预交）、文书鉴定费33800元（被告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已预交），全部由被告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建兴 人民陪审员  张 静 人民陪审员  刘 虹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肖佳宇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5.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十条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应当交纳申请费： （一）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二）申请保全措施； （三）申请支付令； （四）申请公示催告； （五）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者认定仲裁协议效力； （六）申请破产； （七）申请海事强制令、共同海损理算、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海事债权登记、船舶优先权催告； （八）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和国外仲裁机构裁决。 第三十八条本办法第十条第（一）项、第（八）项规定的申请费由被执行人负担。 执行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申请费的负担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 本办法第十条第（二）项规定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申请人提起诉讼的，可以将该申请费列入诉讼请求。 本办法第十条第（五）项规定的申请费，由人民法院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决定申请费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