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7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北京中建国材绿色材料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工业区。法定代表人：祁莹，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胜，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戴启千，男，1967年7月1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甄豫峰，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启千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建国材绿色材料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国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23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郑吉喆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中建国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胜、戴启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甄豫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建国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一、二、三项；改判中建国材公司支付戴启千工资不超过20万元，并由戴启千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双方劳动关系并非于2013年7月1日解除，虽然中建国材公司在2013年7月给戴启千有转款，但是不能说明戴启千工作到2013年7月，工程于2012年11月30日停工，戴启千没有继续工作的条件。其次，一审法院认定戴启千工资标准时，参照了戴启千提交的《所欠工资明细》，该证据虽然有中建国材公司财务章，但是系戴启千骗取的，戴启千始终未提交证据证明盖章经过中建国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的证据，且中建国材公司与戴启千约定的工资标准不超过18万元，中建国材公司至今欠付的工资不超过20万元。戴启千入职后是工地负责人，双方合同属于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内容的，工程于2012年11月底完工，施工单位撤场，戴启千也就无事可做离开了，本案不存在劳动合同到期需要给予经济补偿的情况，一审判决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戴启千没有因工负伤，戴启千要求支付医药费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戴启千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中建国材公司的上诉意见。戴启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中建国材公司支付戴启千2010年1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共计2116000元；2．判决中建国材公司支付戴启千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116000元；3．判决中建国材公司支付戴启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37500元；4．判决中建国材公司支付戴启千欠付工资利息2262330元；5．判决中建国材公司支付戴启千垫付工地资料员杨某的工资10000元；6．判决中建国材公司支付戴启千2011年12月10日至2012年7月1日期间的医药费41434．9元。中建国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中建国材公司不支付戴启千工资614750元；2．请求判决中建国材公司不支付戴启千医药费40098．36元；3．请求判令中建国材公司不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6875元；4．本案诉讼费由戴启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启千于2009年4月10日入职中建国材公司，担任×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关于戴启千的主要工作内容，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中建国材公司与案外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公司）就×项目于2010年12月23日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载，即戴启千为发包人（中建国材公司）代表，职权为“行使工程组织管理的职责，全面负责工程部署、质量、进度、验收及监理等项工作。”在职期间，中建国材公司未与戴启千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12年11月30日，×项目停工。2019年4月1日，戴启千向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中建国材公司向其支付：1．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工资2116000元；2．2010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1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116000元；3．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37500元；4．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拖欠工资的利息2262330元；5．垫付工地资料员杨某工资10000元；6．2011年12月10日至2012年7月1日期间医药费48153．73元。仲裁委经审理于2019年7月5日作出京通劳人仲字[2019]第3188号裁决书，裁决：1．中建国材公司支付戴启千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工资614750元；2．中建国材公司支付戴启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6875元；3．中建国材公司支付戴启千医药费40098．36元；4．驳回戴启千的其他仲裁请求。戴启千及中建国材公司均不服该仲裁结果，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戴启千在职期间的工资标准及支付情况存在较大争议。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关于劳动关系解除时间。戴启千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1日即其向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申请之日解除，并主张在此之前其一直为中建国材公司提供劳动、中建国材公司亦不定期向其发放工资。为证明其主张，戴启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招商银行及北京农商银行的银行流水、北京市仲裁委员会（2015）京仲裁字第0883号裁决书、戴启千与中建国材公司法定代表人祁莹的短信及微信记录、2017年北京×建材检测有限公司《计费清单表》及发票、《中建国材轻板工程1#、2#厂房及综合楼工程综合验收意见》（以下简称综合验收意见）、戴启千与中建国材公司法定代表人祁莹的录音、录像、工地照片若干、2015年戴启千为中建国材公司处理诉讼事宜的快递单及快递内资料等证据予以证明。中建国材公司对快递单及快递内资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全部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中建国材公司辩称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2年11月30日即×项目停工撤场之日，并称因戴启千熟悉项目内容，故劳动关系解除后，曾于2015年邀请戴启千处理中建国材公司与×建设公司的仲裁事宜、于2017年请戴启千处理检测费缴纳事宜、于2018年至2019年向戴启千就工程问题咨询。为证明其主张，中建国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北京市×建设工程监理服务中心于2019年5月2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上载明“建设方（中建国材）与施工方（×建设公司）由于合同争议问题，造成中建国材工地停工。监理多次调解无果，我监理部于2012年11月30日撤离施工现场……”。中建国材公司并称戴启千提交的综合验收意见也可以证明×项目系2012年11月30日停工，停工后中建国材公司不再需要戴启千提供劳动，故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从戴启千提交的建设银行流水来看，中建国材公司最后向其发放工资的时间段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此后再无中建国材公司发放工资的记录。此外，虽戴启千主张其此后仍为中建国材公司提供劳动，包括处理2015年的诉讼、仲裁事宜、2017年检测费缴纳事宜等，但结合戴启千在庭审中陈述的工作职位、工作内容、工作性质，上述工作内容与戴启千的主要工作职责相关性较低，且上述证据均无法证明戴启千在此期间始终为中建国材公司提供正常、主要的劳动，亦与（2015）京仲裁字第0883号裁决书所载的×项目于2012年11月30日停工等客观事实不符，故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3年7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9年4月10日至2013年7月31日。关于戴启千的工资标准及支付情况，一审庭审中经过再三核算，戴启千主张其2009年工资为年薪140000元已全部支付完毕；2010年工资年薪181500元整，均未支付；2011年至2019年的工资年薪均为285000元，其中2011年工资已付124000元，2012年支付工资93500元，2013年支付工资91000元，2014年1月28日、1月30日中建国材公司以无卡存现方式向戴启千的招商银行账户支付工资共计40000元，2015年1月27日中建国材公司通过出售钢材变现方式支付工资30000元，2019年2月3日中建国材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戴启千的北京农商银行账户支付工资20000元。为证明其主张，戴启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关于戴启千工资支付情况与所欠工资明示》（以下简称工资明示）、建设银行及北京农商银行的银行流水、《证明》等证据予以证明。中建国材公司对工资明示、《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全部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主张戴启千2010年后的工资标准均为年薪180000元，其中2010年已付工资160000元，2011年已付工资149000元，2012年已付工资93500元，2013年支付工资91000元，2014年以无卡存现方式支付工资40000元，2015年通过出售钢材变现方式支付工资30000元。其中2013年至2015年所发工资共计161000元系对2012年11月30日之前欠付工资的补发。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中建国材公司明确表示其不申请对戴启千提交的工资明示落款处中建国材公司财务章进行鉴定，亦明确表示除了戴启千提交的银行流水外，中建国材公司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中建国材公司自2009年至2019年期间向戴启千支付工资的情况。鉴于此，中建国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对戴启千关于其工资标准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中建国材公司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此外，戴启千陈述其2009年入职后最初收取工资的银行卡系一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卡，但因不慎丢失便将其注销，无法提供银行流水。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该银行卡的银行流水，双方当事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流水反映的工资支付情况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工资明示、银行流水等证据，认定中建国材公司2009年年薪14万元已于2011年1月27日全部支付完毕；2010年已付工资0元，欠付工资181500元；2011年已付工资124000元，欠付工资161000元；2012年已付工资93500元，欠付工资191500元；2013年1月1日至7月31日已付工资91000元，欠付工资75250元。此外，虽双方对2014年1月28日、1月30日、2015年1月27日中建国材公司向戴启千支付的共计70000元工资所对应的欠付工资年份有争议，但双方均认可这70000元的性质系戴启千的工资，故应在欠付工资中予以扣除。另，关于2019年2月3日中建国材公司向戴启千的北京农商银行账户支付的20000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笔金额系戴启千的工资，支付工资义务方中建国材公司亦不认可该笔款项系戴启千工资，故一审法院不予在欠付工资中予以扣除。综上所述，自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戴启千应发工资共计917750元，其中已付工资378500元，欠付工资539250元。一审法院另查，2011年至2012年期间戴启千共发生医疗费48153．73元，其中2011年在北京中京苑医学科学研究院恒安中医院（民营，未分级）分别发生医疗费4984．6元、5913．6元、3963．3元，共计14861．5元；2012年，在北京建国医院（一级医院）分别发生医疗费692元、25068．4元、813元、3547．6元、1732．2元，在北京全胜医院发生医疗费1439．03元，共计33292．23元。一审庭审中，戴启千陈述其在仲裁委申请的医疗费金额无误，但仲裁委出具的裁决书中将医疗费对应的日期写错，为此戴启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在劳动仲裁期间的劳动人事争议申请书，以证明其诉请的医疗费金额已全部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应在本案中予以处理。中建国材公司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欠付工资一节。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戴启千正常提供劳动、工资实际发放至2013年7月31日的实际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3年7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9年4月10日至2013年7月31日。经一审法院核实，自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戴启千应发工资共计917750元，其中已付工资378500元，欠付工资539250元。庭审中，虽中建国材公司辩称戴启千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但根据已查明事实，中建国材公司曾于2015年向戴启千支付工资30000元，且此后戴启千曾于2017年多次向中建国材公司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主张欠付工资，诉讼时效多次中断并应重新计算，故戴启千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戴启千要求中建国材公司支付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欠付工资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过高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具体金额以一审法院核算为准。对戴启千要求中建国材公司支付欠付工资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关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中建国材公司要求不支付戴启千工资614750元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过高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一节。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予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已查明事实，戴启千自2009年4月10日入职中建国材公司，双方一直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认定双方自2010年4月10日起建立起了事实上的无固定期劳动关系，故对戴启千要求中建国材公司支付其2010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一节。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戴启千自2013年7月31日后未再向中建国材公司提供劳动，中建国材公司亦认可×项目停工后不再需要戴启千的劳动，故与其解除合同。综上，应认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关系。故对戴启千要求中建国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过高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中建国材公司要求不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医疗费一节。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因其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对其造成损失的，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中建国材公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为戴启千缴纳社会保险，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为戴启千报销医药费。故对戴启千要求中建国材公司支付医疗费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过高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中建国材公司请求不支付医药费40098．36元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过高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医疗费的具体金额以一审法院核算为准。对于垫付资料员杨某工资一节。该项诉讼请求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法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中建国材绿色材料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戴启千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欠付工资53925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清；二、北京中建国材绿色材料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戴启千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70510．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日内执行清；三、北京中建国材绿色材料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戴启千医疗费38928．3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清；四、驳回戴启千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北京中建国材绿色材料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与判决结果有关的争议事实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予以论述。本院认为：本案中戴启千并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故本院仅围绕中建国材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进行审查。中建国材公司上诉主张以2012年11月30日作为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日期，其主要理由是戴启千负责的工程已经停工，没有继续工作的条件。对此本院认为，戴启千系中建国材公司的工程项目负责人，即工程发包方的负责人，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载，其职权包括行使工程组织管理的职责，全面负责工程部署、质量、进度、验收及监理等工作。工程停工的事实能够证明施工方提供劳务的暂停，并不意味着作为发包方负责人戴启千工作的全部终结，且从常理分析，工程出现争议导致停工后，正是发包方负责人忙碌于协调解决的时候，中建国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戴启迁在停工后就自行离职。故本院对中建国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考虑到戴启千岗位特殊性的因素，在工程停工后的合理时间内，应当认定戴启千仍然为中建国材公司提供了劳动，一审法院以2013年7月31日作为劳动合同解除的日期对中建国材公司并无不公，戴启千亦未对此提起上诉。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工资标准一节，中建国材公司并未与戴启千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戴启千已经提供了盖有中建国材公司财务章的《工资明示》及银行流水等予以证明，中建国材公司对戴启千骗取盖章的主张未提交充分证据，其以法定代表人未同意过为由否认公司对外已经加盖财务章的《工资明示》真实性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合上述分析，一审判决判令中建国材公司向戴启千支付欠付工资的认定及数额计算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就经济补偿金一节，中建国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员工负有管理职责，亦对劳动合同的解除负有举证责任，现中建国材无法提供确切证据证明戴启千系自行离职，一审法院综合案件的客观情况及在案证据认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判令中建国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及数额认定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对于医疗费一节。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因其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对其造成损失的，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中建国材公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为戴启千缴纳社会保险，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为戴启千报销医药费。故一审法院支持戴启千要求中建国材公司支付医疗费中的合理部分是正确的，应当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中建国材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中建国材绿色材料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 武 菁书 记 员 马梦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