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再194号抗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定州市定曲路长安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罗志龙。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月强，北京安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海洋，该公司职员。被申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龙珠路32号星缘美居首层A11商铺、二楼西侧部分商铺。负责人：郭丽莹，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蓉，广东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晓珊，广东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蓝姆汽车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汽车城岭东路西。法定代表人：林永达。被申诉人（原审被告）：蓝姆汽车焊接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寅西路585号。法定代表人：林永达。申诉人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长安公司）因与被申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支行（以下简称交行花都支行）、广州蓝姆汽车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蓝姆公司）、蓝姆汽车焊接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姆上海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4645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穗检民（行）监[2019]44010000095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6月3日作出（2019）粤01民抗2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保定长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月强、郭海洋，被申诉人交行花都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蓉、江晓珊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广州蓝姆公司、蓝姆上海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另查明，一、《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合同》（以下简称《G201项目合同》）第一条、第九条分别就数量、金额、进度及结算等进行了约定：夹具数量为70套，总费用1790万元，包含夹具设计、加工制造、外购件的采购、装配、包装、运输、调试，乙方制造地的预验收，甲方需求地的终验收，售后服务等所有费用；主要分为五个阶段进行付款，合同签订后10日内保定长安公司支付合同总额30%的预付款，计537万元；首批工装样件完成后，10日内支付合同总额20%的费用，计358万元；夹具预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额20%的费用，计358万元；夹具终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额20%的费用，计358万元，合同总额10%的余额作为质量保证金，无故障使用一年后付清，计179万元。2015年1月20日，保定长安公司依约向广州蓝姆公司出具30%预付款537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二、广州蓝姆公司与保定长安公司于2014年12月签订的《G201焊接生产线建设项目技术协议》（以下简称《G201技术协议》）第1条第2款生产线工装、设备一览表载明，涉案项目共分9个项目，含26个设备，每个设备以“套”作为计量单位，各设备套数不一，但均为整数，合计70套。第18条实施进度约定：1、焊接生产线招标评标、合同签订；2、焊接线设计会签为数模交付后30天；3、夹具初步制作完成时间（可满足一序件焊接）为2015年5月30日；4、首序件工装样车试制时间为2015年6月1日；5、焊接生产线夹具具备运输到厂条件为2015年7月1日；6、焊接生产线体及工装安装完成（可满足全序件焊接）为2015年8月1日。三、2015年8月17日，保定长安公司召开办公会会议，其中一项议题为关于G201焊接夹具实施方案，要求：1、采购部、技术部提前支付广州蓝姆公司G201焊接夹具制作项目第一批SEW电机、小原焊枪等费用603万元（含人工费），第二批电气部分共123万元（含人工费）；2、发那科机器人计120万元由保定长安公司直接采购；3、做好防范风险工作，尽可能使用承兑支付。与广州蓝姆公司涉及该项目的供应商签订三方协议，货物必须直接发到保定长安公司。四、2015年8月18日，保定长安公司与广州蓝姆公司签订《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约定：因广州蓝姆公司资金周转不开，要求保定长安公司预付部分购入品货款和部分劳务费用，保定长安公司付给广州蓝姆公司的货款，广州蓝姆公司付给其供应商后，供应商必须将货物发到保定长安公司现场；机器人采购由广州蓝姆公司沟通并解除合同，由保定长安公司与发那科公司签订合同采购，并将货物发到保定长安公司，由广州蓝姆公司安装；保定长安公司提前支付的货款，广州蓝姆公司要支付提前资金使用费用；保定长安公司提前支付给广州蓝姆公司的所有货款，广州蓝姆公司必须全部用于G201项目采购货物，不得挪用，出现挪用现象，保定长安公司将对广州蓝姆公司处以挪用金额一倍的罚款，从合同总金额扣除。五、2015年8月20日，保定长安公司、广州蓝姆公司与案外人石家庄新轨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新轨迹公司”)签订三方《协议书》，约定广州蓝姆公司在收到保定长安公司支付的货款后立即支付给石家庄新轨迹公司，石家庄新轨迹公司应直接向保定长安公司交货。六、广州蓝姆公司分两次向保定长安公司出具《委托书》，请求保定长安公司代付涉案项目现场施工人员的劳务费用，所用资金可在合同款内相应扣除，其中一份载明19名施工人员工资共计259557.03元，另一份载明“项目现场人员8月份工资明细”共计282546.04元。2015年8月20日，保定长安公司通过银行汇款向吴新庄的个人账户支付259557.03元，2015年9月22日，保定长安公司通过银行汇款向许国峰的个人账户支付282546.04元。七、2015年9月9日，保定长安公司向广州蓝姆公司指定的兴业银行39×××12账户汇款92×××51.54元，汇款摘要为货款。同日，广州蓝姆公司向保定长安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保定长安公司金额513万元的承兑汇票。八、2015年11月11日，保定长安公司就涉案G201焊接夹具项目与案外人广州恒申智能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申公司）签订《合同》及《技术协议》各一份，约定由恒申公司继续完成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未完成部分，合同金额407万元，实施进度为2015年11月28日夹具初步完成(可满足PPl试生产)，2016年1月20日夹具调试完成，达到正常生产条件(预验收)。2017年1月10日，该项目终验收通过。九、在签订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时，广州蓝姆公司向交行花都支行提供了《G201项目合同》(不含技术协议等附件)、2015年1月15日《销售出库单》及《出货单》、2015年1月15日发票四张、2012年2月2日《补充说明》，其中，《销售出库单》记载产品名称为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单位“套”，数量0.2，单位1790万元，金额358万元；《出货单》“接收人”处无任何签章；《补充说明》记载“广州蓝姆汽车设备有限公司：就双方于2014年11月28日签订的金额为1790万元整的《G201焊接生产及焊接夹具项目合同》(合同编号：GZ-2014-J1-045)中‘第九条：结算方式及时间’中合同内容：首批工装样件完成后，10日内甲方支付合同总额20％(第二笔)的费用：计人民币358万元，乙方开具合同金额20％的发票，就此条款涉及的付款进度做以下补充说明：我司已收到贵司第二笔358万元的增税发票，由于2月份春节期间我司统一不对外支付大额款项，此笔款项计划于3月底之前支付，敬请理解，特此说明!保定长安客车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日期：2015年2月2日”。交行花都支行的经办人员根据广州蓝姆公司提供的上述资料就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认为本次质押应收账款358万元真实有效。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在本案审查过程中，根据保定长安公司的申请，并经交行花都支行质证同意，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就涉案《补充说明》中保定长安公司的盖章与保定长安公司提供的印鉴进行了对比，该中心于2018年12月7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送检的《补充说明》上‘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印文(JC)与委托单位提供的同名样本印文(YBl、YB2)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十一、交行花都支行在签订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后，并未将该应收账款质押事宜通知保定长安公司。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第三条约定“质押期间，出质人应在质权人处开设保证金账户，作为已出质应收账款的专用收款账户。该专用收款账户是唯一的，未经质权人书面同意，不是更改或另开立。已出质应收账款收回的款项自存入保证金账户之日起即成为保证金”，第十六条第一款约定“出质人在质权人处开设的保证金账户账号为441169087708110001435”。2015年7月27日，广州蓝姆公司向保定长安公司发出《入款账户变更通知函》，将该公司收款账户变更为兴业银行广州花都支行，账户：39×××12。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理由如下：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广州蓝姆公司将涉案应收账款质押给交行花都支行时，该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二、交行花都支行是否有权要求保定长安公司在358万元范围内对广州蓝姆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一、原审证据及现有新证据证明广州蓝姆公司将应收账款质押给交行花都支行时，该应收账款并不存在。广州蓝姆公司向交行花都支行提供了均由其出具的日期为2015年1月15日的《销售出库单》与《出货单》、增值税发票及一份落款为保定长安公司的《补充说明》，作为应收账款存在的依据。根据《补充说明》的内容，涉案应收账款为保定长安公司应付的第二笔金额为358万元的款项。2015年2月5日，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该合同附件1《质押应收账款清单》记载，应收账款金额358万元，到期日为2015年3月31日。根据上述证据可知，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时，双方明确广州蓝姆公司已于2015年1月15日完成了《G201项目合同》约定的第二个项目进度，即完成首批工装样件，广州蓝姆公司对保定长安公司第二个付款阶段的358万元债权已确定产生且作为《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的出质标的，该笔应收账款于2015年3月31日到期。但是，原审证据及现有证据证明上述质押合同签订时，358万元的应收账款并不存在。第一、广州蓝姆公司向交行花都支行提供的证明第二个付款条件达成的《销售出库单》、《出货单》（“接收人”一栏无任何签章）及增值税发票均由其单方制作或开具，《补充说明》中“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印文经鉴定与保定长安公司提供印章所盖印文并非同一印章所盖，故上述材料均不能证明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签订时，涉案应收账款已经产生。第二、根据广州蓝姆公司与保定长安公司签订的《G201技术协议》第18条“实施进度”的约定，“夹具初步制作完成时间（可满足一序件焊接）”时间为2015年5月30日，“首序件工装样车试制”时间为2015年6月1日，亦即双方约定的第二个付款条件达成的时间为2015年5月底6月初，而广州蓝姆公司提供的质押材料显示其于2015年1月15日提前四个半月即完成了第二个付款条件的项目进度，显然与合同约定不符，也有违常理。第三，《G201项目合同》第一条约定“总费用包含夹具设计、加工制造、外构件的采购、装配、包装、运输、调试，乙方制造地的预验收，甲方需求地的终验收，售后服务等所有费用”。《G201技术协议》第1条第2款生产线工装、设备一览表约定，涉案项目共分9个项目，含26个设备，每个设备以“套”作为计量单位，各设备套数不一，但均为整数，合计70套。根据上述约定，《G201项目合同》并非单一货物买卖合同，而是包含设备制造、安装、服务等内容的综合性项目合同，1790万元的合同总价并非仅是70套夹具的价格，对于夹具的计量也不存在非整数的情况。而广州蓝姆公司向交行花都支行提供的《销售出库单》中“单价1790万元”、“数量0.2套”的价格计算与夹具计量方式显然与《G201项目合同》及《G201技术协议》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第四，2015年8月18日，保定长安公司与广州蓝姆公司签订《补充合同》，约定由保定长安公司向广州蓝姆公司“预付”、“提前支付”部分购入品货款和部分劳务费用。按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的质押材料，广州蓝姆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起即对保定长安公司享有358万元的应收账款，保定长安公司应于2015年3月31日前向广州蓝姆公司进行实际支付，但直至2015年8月18日，在保定长安公司未向广州蓝姆公司支付该笔款项的情况下，广州蓝姆公司不仅未要求保定长安公司支付，反而签订上述补充合同明确由保定长安公司向其“预付”、“提前支付”购货款和劳务费。明显与其向交行花都支行提供的质押材料相矛盾。第五，保定长安公司提供的2015年5月5日发给广州蓝姆公司的函记载“根据4月中旬和4月底保定长客与贵司相关人员对G201焊接生产线项目实施进度的情况沟通，贵司目前安排的加工、采购及组装进度已经严重影响我司项目工装样件试制时间安排及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2015年5月13日广州蓝姆公司与保定长安公司相关人员签名的《保定长安项目问题点对策及日程检讨》(复印件)记载侧围线、地板线、总拼线及机舱线均存在部分加工品及购入品等未到的问题，对策为生技部派专人督促，必须在5月20日或5月30日前完成。虽然上述证据为保定长安公司单方提供或为复印件，但结合2015年8月17日保定长安公司办公会会议纪要与2015年8月18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中关于“提前支付”广州蓝姆公司购入品货款及所有货物必须直接由供应商发至保定长安公司等内容，以及广州蓝姆公司、保定长安公司与石家庄新轨迹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可证明，广州蓝姆公司与保定长安公司关于《G20l项目合同》的履行过程并不顺利，广州蓝姆公司未依约完成项目进度，直至2015年8月18日也未达到第二笔合同款项的付款条件，需要保定长安公司“提前支付”款项。第六，交行花都支行向检察机关提交答辩意见称，保定长安公司称广州蓝姆公司构成合同违约，债权已不存在，却截至2015年9月还在向广州蓝姆公司继续付款，故保定长安公司的上述主张并不成立，涉案应收账款是真实存在的。对此，涉案《G20l项目合同》约定了按项目进度分阶段付款的方式，广州蓝姆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项目进度出现违约，保定长安公司不支付合同款项并无不当。广州蓝姆公司虽违约，但双方并未解除合同，《补充合同》约定保定长安公司“提前支付”广州蓝姆公司部分购入品货款及劳务款，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保定长安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向吴新庄个人账户汇入的259557.03元、2015年9月9日向广州蓝姆公司指定的兴业银行账户汇入的92×××51．5l元及向广州蓝姆公司交付513万元的承兑汇票、2015年9月22日向许国峰个人账户汇入的282546.04元，应认定为保定长安公司为履行该补充合同所进行的付款行为。不能以保定长安公司根据后续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的付款行为倒推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签订时，保定长安公司已对广州蓝姆公司负有债务。综上，结合原审证据及保定长安公司提供的新证据，广州蓝姆公司于2015年2月5日质押给交行花都支行的涉案358万元应收账款并不存在，广州蓝姆公司向交行花都支行提供虚假材料以骗取银行授信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二、交行花都支行无权要求保定长安公司在358万元范围内为广州蓝姆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第一，涉案应收账款质权因缺乏实质要件而自始未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六)应收账款……”，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根据上述条文可知，应收账款质权的设立需具备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其中实质要件即出质人确实享有应收账款这一明确的债权且有权处分该债权。本案中，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了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但如前所述，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时，涉案358万元应收账款并不存在，广州蓝姆公司对保定长安公司并不享有该笔债权，涉案应收账款质权设立时不具备实质要件，应认定为自始未设立。根据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第九条“保证条款”的约定，因出质人在该合同第六条(关于应收账款真实性及出质人享有充分处分权等内容的约定)项下所作陈述与保证不真实致使质权未设立或无效的，由出质人对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交行花都支行应依据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要求广州蓝姆公司而非保定长安公司承担责任。第二，交行花都支行在质权设立及贷后管理中末尽合理谨慎义务，对损失的发生具有过错。首先，涉案《G201项目合同》的当事人对于项目进度和付款阶段进行了明确约定，合同应收账款的产生需符合项目进度条件，这要求银行必须谨慎审核项目进度和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但是，交行花都支行在办理涉案质押时末通知保定长安公司，未取得保定长安公司对项目进度和自身债务的确认，仅依据广州蓝姆公司提供的材料即核实担保并予以放款，致使其无法得知涉案应收账款并不存在的事实。其次，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附件《质押应收账款清单》记载涉案应收账款于2015年3月31日到期，即保定长安公司应最迟于该日向广州蓝姆公司支付358万元，然而，直到2016年5月5日，交行花都支行才因发生垫款而向保定长安公司邮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末举证证明已送达)。交行花都支行未举证证明对涉案应收账款到期回收情况进行监控，及对涉案应收账款到期末回款采取风险防控措施，交行花都支行对于垫款的损失具有过错。综上，保定长安公司对于涉案质押情况不知情且无过错，交行花都支行在授信过程中未尽合理谨慎义务导致损失发生，其要求保定长安公司在358万元范围内为广州蓝姆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保定长安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1、广州蓝姆公司违约在先、跑路在后，其与交行花都支行质押的涉案债权根本不存在。2014年11月28日，保定长安公司需要建设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经合法招标程序，广州蓝姆公司中标，双方签订了《G201项目合同》。合同约定总额17989019元，付款方式用“32221”笔次支付。即合同签订后10日内支付合同总额30%的预付款，计537万元；首批工装样件完成后10日内，支付合同总额20%费用，计358万元；夹具预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额20%费用，计358万元；夹具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额20%费用，计358万元，合同总额10%的余额作为质量保证金，无故障使用一年后付清，计179万元。2014年12月，广州蓝姆公司与保定长安公司达成《G201技术协议》，约定了具体的技术操作事宜。2015年1月20日，保定长安公司依约支付预付款537万元。2015年5月5日，因广州蓝姆公司收到预付款后，未按期履行合同，保定长安公司致函广州蓝姆公司。2015年5月13日，因合同履行中出现重大问题，保定长安公司和广州蓝姆公司就合同进展情况在蓝姆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2015年5月27日，广州蓝姆公司人员签署保定长安公司G201焊接生产项目会议纪要，承诺完成项目，但实质上并没有完成。2015年7月9日，广州蓝姆公司人员签署保定长安公司G201焊接生产线项目会议纪要，认可工程未完成，未达到付款程度。2015年7月27日，广州蓝姆公司给保定长安公司发送《入款账户变更通知函》，要求变更收款账号，开户行兴业银行花都支行，户名广州蓝姆汽车设备有限公司，账户39×××12。2015年7月27日，广州蓝姆公司资金困难，委托保定长安公司对其现场工作人员发放工资。为了工程进度，2015年8月19日，保定长安公司支付劳务工资259557.03元，2015年9月9日支付劳务工资92×××51.54元。2015年8月18日，保定长安公司与广州蓝姆公司签订《补充合同》说明：广州蓝姆公司因资金周转不开造成违约，要求保定长安公司预付部分购入品货款和部分劳务费用。2015年9月9日，保定长安公司付款5130000元，共计11970355.61元。2015年11月11日，因广州蓝姆公司前期违约，后来实际控制人跑路，使合同无法履行，为了减少损失，保定长安公司通过重新招标完成合同项目。2017年10月9日，保定长安公司得知被原审法院列为失信名单，并于2018年3月8日执行了保定长安公司6802000元，其中本案358万元。事实上，交行花都支行与广州蓝姆公司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时，保定长安公司并不欠广州蓝姆公司款项。广州蓝姆公司对保定长安公司已经构成合同违约，债权并不存在，其债权质押对保定长安公司没有法律效力，保定长安公司没有支付义务。2、广州蓝姆公司伪造材料，交行花都支行违规操作，未审核债权和相关材料的真实性、未关注债权变化、不通知保定长安公司，保定长安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交行花都支行提供保定长安公司的《补充说明》，所盖印章与保定长安公司印章不同，保定长安公司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现正在侦查中。花都检察院委托广州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依法进行鉴定，证明《补充说明》中的印章与保定长安公司印章不是同一枚。交行花都支行发放汇票贷款时，未实质审查债权是否真实存在、债权是否变化，违规操作，造成损失应当自行承担。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按照合同约定，保定长安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支付预付款5370000元，此笔款已经在质押登记之前支付完毕。2015年2月5日及2016年1月7日，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就质押财产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了动产权属统一等级初始登记。按照合同和工程的进度，其质押的债权实质上并不存在。广州蓝姆公司向交行花都支行提供了由其于2015年1月15日出具的《销售出库单》、《出货单》、增值税发票及落款为保定长安公司的《补充说明》，作为涉案应收账款存在的依据。根据该《补充说明》的内容，涉案应收账款为保定长安公司应付的第二笔金额为358万元的款项。2015年2月5日，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该合同附件1《质押应收账款清单》记载，应收账款金额为人民币358万元，到期日为2015年3月31日。根据上述证据，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时，双方明确广州蓝姆公司已于2015年1月15日完成了《G201项目合同》约定的第二个项目进度，即首批工装样件，广州蓝姆公司对保定长安公司第二个付款阶段的358万元债权已确定产生且作为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的出质标的，该笔应收账款于2015年3月31日到期。但是，现有证据证明上述质押合同签订时，358万元的应收账款并不存在。第一，质押文件中并无保定长安公司对项目完成进度及付款阶段的确认。广州蓝姆公司向交行花都支行提供的证明第三个付款条件达成的《销售出库单》、《出货单》接收人栏无任何签章、增值税发票及《情况说明》均由其单方制作或开具，并无保定长安公司对项目完成进度及付款阶段的确认，不能证明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签订时，涉案账款已经产生。第二，质押材料显示提前合同四个半月即完成了第二个付款条件的项目进度，显然与合同约定和事实不符。根据广州蓝姆公司与保定长安公司签订的《G201技术协议》第18条“实施进度”的约定，夹具初步制作完成（可满足一序件焊接）时间为2015年5月30日，首序件工装样车试制时间为2015年6月1日，亦即双方约定的第二个付款条件达成的时间为2015年5月底6月初，而广州蓝姆公司提供的质押材料显示其于2015年1月15日提前四个半多月即完成了第二个付款条件的项目进度，显然与合同约定不符。第三，广州蓝姆公司向交行花都支行提供的《销售出库单》中价格计算与夹具计量方式与《G201项目合同》及《G201技术协议》约定的内容不一致。《G201项目合同》第一条约定“总费用包含夹具设计、加工制造、外购件的采购、装配、包装、运输、调试，乙方制造地的预验收，甲方需求地的终验收，售后服务等所有费用”。《G201技术协议》第1条第2款生产线工装、设备一览表约定，涉案项目共分9个项目，含26个设备，每个设备以“套”作为计量单位，各设备套数不一，但均为整数，合计70套。根据上述约定可知，《G201项目合同》并非单一货物买卖合同，而是包含设备制造、安装、服务等内容综合性项目合同，1790万元的合同总价并非仅是70套夹具的价格，对于夹具的计量也不存在非整数的情况。而广州蓝姆公司向交行花都支行提供的《销售出库单》中“单价1790万元”、“数量0.2套”的价格计算与夹具计量方式显然与《G201项目合同》及《G201技术协议》的约定内容不一致。第四，以延期施工，资金困难为名，要求“提前支付”购入货款和部分劳务费用，与抵押债权材料不符。2015年8月18日，保定长安公司与广州蓝姆公司签订《补充合同》，约定保定长安公司向广州蓝姆公司提前支付部分购入品货款和部分劳务费用。按广州蓝姆公司提供给交行花都支行质押材料，广州蓝姆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起即对保定长安公司享有358万元的应收账款，保定长安公司应于2015年3月31日前向广州蓝姆公司进行实际支付，但直至2015年8月18日，在保定长安公司未向广州蓝姆公司支付该笔款项的情况下，广州蓝姆公司不仅未要求保定长安公司支付，反而签订上述补充合同明确由保定长安公司向其预付、提前支付购货款和劳务费，明显与其向交行花都支行提供的质押材料相矛盾。第五，未依约完成第二笔款项下的相关工程。保定长安公司提供2015年5月5日发给广州蓝姆公司的函记载“根据4月中旬和4月底保定长安公司与贵司相关人员对G201焊接生产线项目实施进度的情况沟通，贵司目前安排的加工、采购及组装进度已经严重影响我司项目工装样件试制时间安排及约定的时间节点……”，2015年5月13日，广州蓝姆公司与保定长安公司相关人员签名的《保定长安项目问题点对策及日程检讨》记载侧围线、地板线、总拼线及机舱线均存在部分加工品及购入品等未到的问题，对策是应为生技部专人督促，必须在5月20日或5月30日前完成，但是，广州蓝姆公司未依约完成项目，直到2015年8月18日，也未达到第二笔合同的付款条件，需要保定长安公司提前支付款项。按照提前支付的请求，2015年8月20日保定长安公司向吴新庄支付劳动工资259557.03元，2015年9月9日，向广州蓝姆公司指定的兴业银行账户汇入92×××51.51元及向广州蓝姆公司交付513万元承兑汇票，2015年9月22日向许国峰支付劳动工资款282546.04元。第六，由于广州蓝姆公司负责人失踪，2015年11月11日，保定长安公司与恒申公司签订《合同》及《技术协议》，约定由恒申公司完成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实施进度为2015年11月28日夹具初步完成，2016年1月20日夹具调试完成，达到正常生产条件。根据检察机关对恒申公司员工所做的询问笔录，该公司所进行的上述项目即为广州蓝姆公司未完成的涉案项目。根据上述合同约定的实施进度可见，广州蓝姆公司尚未完成预验收的项目进度，未达第二、三阶段付款条件，涉案应收账款并未产生。交行花都支行无权要求保定长安公司在358万元范围内为广州蓝姆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或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六）应收账款……”，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根据上述规定，应收账款质权的设立需具备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其中实质要件即出质人确实享有应收账款明确的债权且有权处分该债权。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时，涉案358万元应收账款并不存在，广州蓝姆公司对保定长安公司并不享有该笔债权，涉案应收账款质权设立时不具备实质要件，应认定为自始未设立。根据《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第九条保证条款的约定，因出质人在该合同第六条项下所作陈述与保证不真实致使质权未设立或无效的，由出质人对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广州蓝姆公司应承担责任。第二，交行花都支行在质权设立及贷后管理中未尽到合理谨慎义务，对损失的发生具有过错。首先，《G201项目合同》的当事人对项目进度和付款阶段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合同应收账款的产生需要符合项目进度条件，银行必须谨慎审核项目进度和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交行花都支行在办理涉案质押时未通知保定长安公司，未取得保定长安公司对项目进度和自身债务的确认，仅依据广州蓝姆公司提供的材料即核实担保并予以放款，致使其无法得知涉案应收账款并不存在的事实。其次，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于2015年2月5日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以广州蓝姆公司对保定长安公司于2015年3月31日到期，即保定长安公司应最迟于该日向广州蓝姆公司支付358万元，而直至2016年5月5日，交行花都支行才发生垫款而向保定长安公司发送《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亦未送达，交行花都支行未对应收账款到期回收情况进行监控，对应收账款到期未回款采取风险防控措施，交行花都支行对垫付款损失具有过错。三、原判程序错误。保定长安公司没有收到传票，原审缺席审理，程序违法。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才能适用公告送达。保定长安公司一直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在当地是知名企业，商事登记信息表公开的企业通信地址为定州市定曲路，企业联系电话0312-23××××7，原审法院在保定长安公司无地址确认书和特快专递送达未注明签收人的情况下，在送达传票的EMS被退回后，即适用公告送达，致使保定长安公司未收到传票，剥夺了保定长安公司抗辩的权利。再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交行花都支行对保定长安公司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交行花都支行、广州蓝姆公司、蓝姆上海公司负担。交行花都支行答辩称，一、本案不存在可推翻原审判决的新证据，原判合法有效。1、保定长安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会议纪要、补充合同等材料并非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均为庭审前已形成并存在，不能认定为新证据。2、保定长安公司以《补充说明》上保定长安公司的合同章与其公司合同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广州蓝姆公司涉嫌伪造材料为由作为提起抗诉的切入点，并申请司法鉴定。但从原判判决结果看，原审并未将《补充说明》作为证据采纳，更未以《补充说明》作为定案依据。故《补充说明》上保定长安公司的印章是否真实，与原审判决无关，不影响原判的效力。二、检察机关及保定长安公司认定“广州蓝姆公司将涉案应收账款质押给交行花都支行时，该两笔应收账款并不存在，广州蓝姆公司对保定长安公司并不享有该笔债权，涉案应收账款质权设立时不具备实质要件，应认定自始未设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首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质权设立的条件是：一、当事人订立书面合同；二、至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交行花都支行与广州蓝姆公司已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质权在办理质押登记时成立。其次，物权法之所以规定应收账款质押设立的条件之一仅为当事人签订书面合同，而未规定设立质押时该应收账款必须实际产生，原因即在于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通过该基础合同可以进行固化或确定即可，并不要求已实际产生，依据基础合同，未来可能产生的应收账款也在可用于质押的范围之列。广州蓝姆公司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依据的是其与保定长安公司签订的《G201项目合同》，不论是保定长安公司还是检察机关，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说明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是真实存在的，且依据该合同可以确定，广州蓝姆公司享有在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后对保定长安公司的收款权利。目前并无法律规定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须于办理质押登记时就实际产生，因此即使广州蓝姆公司在以应收账款质押时，该应收账款尚未达到实际支付条件，但将来到达付款条件即可产生的应收账款同样可以用于质押。事实上，保定长安公司于《保定长安公司关于对广州蓝姆公司付款及工程进度的情况说明》中自认，广州蓝姆公司完成“夹具技术状态符合度约有65%”，说明广州蓝姆公司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至涉案提起诉讼时已达付款条件，该应收账款已真实存在，交行花都支行依法享有对应收账款的优先受偿权。三、保定长安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广州蓝姆公司支付合同价款513万元，如款项未实际支付，则交行花都支行当然有权申请执行扣划保定长安公司款项。根据《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办理质押登记的相关资料及《G201项目合同》，广州蓝姆公司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应为保定长安公司依据《G201项目合同》应向广州蓝姆公司支付的第2、3期款项，共计680.2万元。保定长安公司提供证据拟证实其于2015年8月及9月四次向广州蓝姆公司支付首期款之后的合同价款共计6600354.61元，其中于2015年9月9日以背书转让承兑汇票的方式向广州蓝姆公司支付513万元。根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承兑汇票持票人可以将票据权利转让给他人，但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且背书应当连续，当票据凭证不能满足背书人记载事项的需要，可以加附粘单。就目前的证据材料看，保定长安公司提供的15张金额共计513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存在以下问题：1、第1及7-12共计7张承兑汇票，保定长安公司作为被背书人在承兑汇票上签章。保定长安公司主张已将汇票给了广州蓝姆公司，根据法律规定，保定长安公司应作为背书人再次签章，且广州蓝姆公司应作为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签章，但现有汇票未见该两个签章，背书并不连续，不符合票据的背书规定，无法证明广州蓝姆公司已取得相关汇票权利。2、第2-6共计5张汇票，保定长安公司作为背书人在承兑汇票上签章，但均未见保定长安公司将上述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广州蓝姆公司，背书并不连续，不符合票据的背书规定，无法证明广州蓝姆公司已取得相关汇票权利。3、第13-15共3张汇票，无论是背书人还是被背书人处，均未见保定长安公司的签章，无法证明保定长安公司依法取得该承兑汇票，亦未见上述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了广州蓝姆公司，背书更加不连续，无法证明广州蓝姆公司已取得相关票据权利。从现有汇票无法证明广州蓝姆公司已取得相关票据权利，更不能证明承兑汇票对应的款项已实际支付给广州蓝姆公司。即使广州蓝姆公司取得了相关票据，也不能证明该票据就一定能成功承兑，不能证明广州蓝姆公司已经收取了相关款项。保定长安公司不能证明其已向广州蓝姆公司支付了513万元，对于其应付未付的款项，交行花都支行当然可以依生效判决划扣以实现债权。四、保定长安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广州蓝姆公司签订的合同解除或终止履行，其不再负有向广州蓝姆公司支付合同价款的义务。五、保定长安公司主张因广州蓝姆公司未按《G201项目合同》的约定完成项目，故后与恒申公司签订合同以完成后续项目，但从合同的签约主体看，恒申公司与保定长安公司签订《合同》及《技术协议》的委托代理人是黄元申，广州蓝姆公司与保定长安公司签订的《G201项目合同》委托代理人亦是黄元申，且根据保定长安公司提供的于2015年5月5日发给广州蓝姆公司的函显示，保定长安公司称呼黄元申为“黄总”，则黄元申至少为广州蓝姆公司及恒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故广州蓝姆公司与恒申公司应为关联企业。保定长安公司虽前后与该两个不同企业签约，但该两企业实为关联企业，且保定长安公司虽然称该两企业是项目工程的前后承接关系，但却与该两企业签订了内容基本一致的技术合同，合同内容并非对项目工程的前后承继关系，故不能排除保定长安公司通过与恒申公司另行签订合同的方式转移项目，将应付广州蓝姆公司的工程款付至恒申公司，协助广州蓝姆公司逃避债务之嫌。如保定长安公司存在上述行为，则其并未按约向广州蓝姆公司支付合同价款，交行花都支行可以划扣广州蓝姆公司用于质押的对保定长安公司的应收账款以结清债务；并且，如保定长安公司存在上述行为，必将令致广州蓝姆公司的偿债能力降低，无法偿还所欠交行花都支行款项，保定长安公司亦应对广州蓝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六、原审程序合法。1、原审法院于2016年6月28日向保定长安公司的住所地（《G201项目合同》确认的通讯地址）送达诉讼材料，结果显示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4日，三次投递均未妥投，邮件以地址不详为由被退回，后原审法院采用公告方式送达。2、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显示，保定长安公司的工商登记住所地为“定州市定曲路”，原审法院寄送的地址为“河北省定州市定曲路长安工业园”，地址更为详细，该地址亦为《G201项目合同》确认的地址。另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并无法查询到保定长安公司所称的联系电话0321-23××××7，原审法院填写的联系方式0312-2354304为《G201项目合同》确认的电话，保定长安公司提交的其与恒申公司签订的《合同》及《技术协议》中，所列的联系电话与《G201项目合同》所确认的电话相同，故该被多次使用的电话是有效的联系方式。如果该电话号码存在错误，保定长安公司也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保定长安公司的再审理由不成立，其再审请求应予驳回。2016年5月11日，交行花都支行起诉至原审法院，诉讼请求：一、广州蓝姆公司立即向交行花都支行偿还银行承兑汇票本金垫款2240000元及罚息、复利192640元，合计2432640元（暂计至2016年4月25日），自2015年11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垫付的票款依据实际逾期天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罚息，并依据实际逾期天数对应还未还的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复利；二、蓝姆上海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交行花都支行对粤交银花2015年质字004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项下广州蓝姆公司对保定长安公司持有的应收账款3222000元享有优先受偿权，并要求保定长安公司立即将应收账款支付至交行花都支行指定账户；四、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由广州蓝姆公司、蓝姆上海公司、保定长安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2月5日，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编号为粤交银花2015年承字002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及《交通银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广州蓝姆公司向交行花都支行申请票面金额分别为3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期限自2015年2月5日至2015年8月5日。该合同还约定广州蓝姆公司需向交行花都支行交存票面金额30%的保证金。同日，交行花都支行向广州蓝姆公司开立一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350万元。为确保上述债务的履行，广州蓝姆公司、蓝姆上海公司分别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了以下《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5月27日，蓝姆上海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编号为粤交银花2014年最保字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蓝姆上海公司为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在2014年5月27日至2015年5月19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6000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2015年2月5日，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编号为粤交银花2015质字003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以广州蓝姆公司享有的对保定长安公司编号为GZ-2014-J1-045号《G201项目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出质，担保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的编号为粤交银花2015承字002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的履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进和实现债权及质权的费用。同日，交行花都支行与广州蓝姆公司签订《交通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后双方依约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广州蓝姆公司并未依约支付相应票款导致银行发生垫款，已构成违约。有鉴于此，交行花都支行现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交行花都支行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粤交银花2015年承字002号、《交通银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额度使用申请书》、《保证金收款通知书》、《银行承兑汇票》（编号：3010005121893587、《委托制造协议》等，证明交行花都支行与广州蓝姆公司之间存在有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2.垫款凭证一份，证明交行花都支行已发生垫款。3.《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粤交银花2014年最保字005号一份，证明蓝姆上海公司对被告广州蓝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粤交银花2015年质字003号，证明交行花都支行对编号GZ2014J1045号《G201项目合同》项下保定长安公司应向广州蓝姆公司支付的货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情况及其附件》，证明应收账款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登记。6.《欠款逾期明细表》，证明广州蓝姆公司的欠款情况。7.《催收通知书》及送达情况，证明交行花都支行已向广州蓝姆公司、蓝姆上海公司、保定长安公司催收借款的事实。广州蓝姆公司、蓝姆上海公司、保定长安公司未作答辩。交行花都支行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经对证据审查及庭审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交行花都支行与广州蓝姆公司之间基于银行承兑汇票合同产生的垫付款事实。2015年2月5日，交行花都支行作为承兑人与广州蓝姆公司作为申请人签订《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约定：广州蓝姆公司向交行花都支行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除去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拒付的情形外，承兑人应在汇票到期日凭票无条件支付票款，而无需要事先通知申请人或征得申请人的同意。在任何情况下，申请人应于汇票到期日前将票款足额交存承兑人。申请人授权承兑人直接扣划保证金及申请人在承兑人处开立的任一账户中的款项用于向持票人付款，扣划不足部分将由承兑人垫付。自承兑人垫付票款之日起，申请人应立即向承兑人偿还垫款并按合同约定利率支付付息。申请人未按时足额偿还垫款、支付利息的，应当承担承兑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诉讼费、公告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申请人授权，未足额偿还垫付款、利息或其他费用时，承兑人有权扣划申请人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分支机构开立的任一账户中资金用于清偿。额度内容：额度金额是叁佰伍拾万元整，属于一次性额度，用途为开立纸质银行承兑汇票，申请项下的纸质汇票期限不长于六个月且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11月19日；授信期限自2014年5月26日至2015年5月19日。申请人每次申请使用额度时，应将不低于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金额30%的保证金存入保证金账户，保证金自存入保证金账户之日起即转移为银行占有。每次存入的保证金及利息为其对应的《额度使用申请书》下的债务提供担保。承兑人需要对持票人付款时，有权直接扣划保证金及其利息。合同项下承兑汇票的承兑手续费按汇票票面金额的0.5‰计收。自承兑人垫付票款之日起，申请人应立即向承兑人偿还垫款并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支付利息。本合同受编号为粤交银花2014最保字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和编号为粤交银花2015年质字003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担保。同日，广州蓝姆公司向交行花都支行提交交通银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额度使用申请书，申请使用《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项下的额度，并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该十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全称均为“广州蓝姆汽车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广州三巨汽车焊接设备有限公司，金额总计为350万，汇票号码为3010005121893587,出票日期为2015年2月5日，到期日为2015年8月5日。广州蓝姆公司已将保证金105万元存入保证金账户。2015年8月5日，广州蓝姆公司出票账号余款不足以承兑汇票总计350万元的票额款，交行花都支行扣划广州蓝姆公司保证金105万元，实际垫付汇票款项为245万元。2.交行花都支行作为债权人与蓝姆上海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相关事实。2014年5月27日，交行花都支行与蓝姆上海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交行花都支行已经或将要向广州蓝姆公司提供一系列授信，为保障交行花都支行债权的实现，蓝姆上海公司愿意为交行花都支行基于该等授信对广州蓝姆公司享有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为此约定：蓝姆上海公司为交行花都支行与广州蓝姆公司在2014年5月27日至2015年5月19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蓝姆上海公司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6000万元整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3.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及相关事实。2015年2月5日，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为保证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之间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权的实现，广州蓝姆公司愿意以其有处分权的应收账款提供质押。合同项下的出质标的为广州蓝姆公司对保定长安公司基于《G201项目合同》而产生的应收账款，应收账款的金额为3580000元，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5年3月31日,发票号为273××××0247-27310250。广州蓝姆公司在交行花都支行处开设保证金账户账号为：441169087708110001435，该保证金账户作为出质应收账款的专用收款账户，不得更改或另立。《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包含以下附件：（1）《交通银行广州花都分行质押应收账款清单》；（2）《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适用于质押时未通知），明确质押交应账款的应付账款应全部付至《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的保证金账户。2015年2月5日，交行花都支行与广州蓝姆公司签订《交通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对质押登记相关事宜进行约定。2015年2月5日及2016年1月7日，广州蓝姆公司与交行花都支行就质押财产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质押财产描述：质押财产是广州蓝姆公司基于《G201项目合同》之下，销售货物给保定长安公司产生的应收账款，货款到期日2015年3月31日，金额3580000元，发票号码273××××0247-27310250。4.债权催收情况。因广州蓝姆公司未能按合同要求将足额款项存入承兑账户，导致交行花都支行为此垫款245万元。为此，交行花都支行多次向广州蓝姆公司催收，并要求蓝姆上海公司履行保证责任。2016年5月5日，交行花都支行通过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向保定长安公司发出通知，督促保定长安公司将应付账款支付至质押应收账款回款专用账户。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交行花都支行的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冻结广州蓝姆公司、蓝姆上海公司、保定长安公司账户及查封相关房产。原审法院认为：交行花都支行与广州蓝姆公司、蓝姆上海公司分别签订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保证金收款通知书》、《银行承兑汇票》、《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各方当事人借款及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基于银行承兑汇票的开立，交行花都支行为广州蓝姆公司垫款245万元，广州蓝姆公司理应依约履行还款义务，但广州蓝姆公司没有按约定归还借款，现拖欠交行花都支行款项245万元及利息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故交行花都支行请求广州蓝姆公司清偿本金245万元及约定利息、复利的诉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基于蓝姆上海公司与交银银行花都支行的保证合同关系，蓝姆上海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交行花都支行诉请蓝姆上海公司对广州蓝姆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应收账款属可以出质的权利之一。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本案广州蓝姆公司以其向保定长安公司应收账款为质押，作为其与交行花都支行主合同的担保，且质权已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出质登记。故交行花都支行可依法向保定长安公司主张质权。本案质押的应付账款属于金钱债权，交行花都支行可以直接要求保定长安公司在质押的应收账款3580000元范围内支付垫付款及利息并行使优先受偿权。广州蓝姆公司、蓝姆上海公司、保定长安公司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到庭义务，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广州蓝姆汽车设备有限公司于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支行清偿垫付款245万元及利息、复息（自2015年8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45万元计算，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利息，对未付利息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复利）；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支行在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在3580000元应收账款范围内，有权直接向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收取应由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支付给广州蓝姆汽车设备有限公司的第一项垫付款本息，并有权对该款项就原审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行使优先受偿权；三、蓝姆汽车焊接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对第一项广州蓝姆汽车设备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清偿责任后，蓝姆汽车焊接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在承担责任的范围内有权向广州蓝姆汽车设备有限公司追偿。一审案件受理费28997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广州蓝姆汽车设备有限公司、蓝姆汽车焊接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负担。原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再审期间，保定长安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1、《G201项目合同》及《G201技术协议》；2、保定长安公司于2015年1月支付预付款537万元的证据；3、保定长安公司于2015年5月5日致广州蓝姆公司的函；4、2015年4月28日保定长安公司项目进度检讨会《保证长安项目问题点对策日程检讨》；5、2015年5月27日《保定长安G201焊接生产线项目会议纪要》；6、2015年7月27日《入款账户变更通知函》；7、《委托书》；8、《补充合同》及《协议书》；9、1197万元付款凭证；10、保定长安公司与恒申公司签订的《合同》及《技术协议》；11、执行裁定书；12、《补充说明》；13、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14、特快专递单；15、保定长安G201焊接生产项目会议纪要；16、2015年8月17日保定长安公司《关于公司办公会会议纪要》；17、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18、保定长安公司关于对广州蓝姆公司付款及工程进度的情况说明。交行花都支行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G201项目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G201技术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与交行花都支行无关，付款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3、4、5、7、8、10、14、15、16、17、1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6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9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12与交行花都支行无关；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再审查明，2014年11月28日，保定长安公司（甲方）与广州蓝姆公司（乙方）签订《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合同》，约定：项目内容：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及技术要求，承担保定长安公司G201项目的焊装夹具设计、加工制造、外购件采购、装配、包装、运输、调试，乙方制造地的预验收，甲方需求地的终验收，质量保证号售后服务等工作。具体内容及要求详见附件之技术协议……；夹具数量：70套；夹具总费用：总金额1790万元（含17%增值税）；结算方式及时间：合同签订后，10日内甲方支付合同总额30%的预付款537万元，首批工装样件完成后，10日内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20%的费用358万元，夹具预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费用358万元，夹具终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费用358万元，合同总额10%的余额179万元作为质量保证金，无故障使用一年后付清。2014年12月，保定长安公司与广州蓝姆公司签订《G201焊接生产线建设项目技术协议》，约定：18、实施进度：（2）焊接线设计会签，数模交付后30天；（3）夹具初步制作完成时间（可满足一序件焊接），2015年5月30日；（4）普序件工装样车试制，2015年6月1日；（5）焊接生产线夹具具备运输到厂条件，2015年7月1日；（6）焊接生产线体及工装安装完成（可满足全序件焊接），2015年8月1日。保定长安公司提供编号为2558255号的《银行承兑汇票》，拟证支付537万元给广州蓝姆公司。2015年8月18日，保定长安公司与广州蓝姆公司签订《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补充合同》，约定：鉴于广州蓝姆公司资金周转不开，要求保定长安公司预付部分购入品货款和部分劳务费用……。一、1、保定长安公司付给广州蓝姆公司的货款，广州蓝姆公司付给其供应商后，供应商必须将货物发到保定长安公司现场；2、机器人采购由广州蓝姆公司沟通并解除合同，由保定长安公司与发那科公司采购，并将货物发到保定长安公司，由广州蓝姆公司安装；二、保定长安公司提前支付的货款，广州蓝姆公司要支付提前资金使用费……。广州蓝姆公司向保定长安公司出具《委托书》，载明：“我司于2014年12月承接贵司的G201焊接生产线项目，因我司部分项目进度款未能按时收回，资金比较紧张，故请贵司代付现场施工人员的劳务费用，所用资金可在合同款内相应扣除，预计现场施工人员名单见附件”。附件合计金额259557.03元。广州蓝姆公司向保定长安公司出具《委托书》，载明：“我司于2014年12月承接贵司的G201焊接生产线项目，因我司部分项目进度未能按时收回，资金比较紧张，故请贵司代付现场施工人员的劳务费用，所用资金可在合同款内相应扣除，预计现场施工人员名单见附件”。广州蓝姆公司盖章确认的项目现场人员8月份工资明细记载合计总额282546.04元。2015年8月20日，保定长安公司通过网上银行支付259557.03元给吴新庄。2015年9月22日，保定长安公司通过网上银行支付282546.04元给许国峰。2015年7月27日，广州蓝姆公司向保定长安公司发出《入款账户变更通知书》，载明：“因我司银行结算账户发生变动，现通知贵司关于支付给我司收款账户变更如下：开户行兴业银行广州花都支行；户名广州蓝姆汽车设备有限公司，账户39×××12；以上账户自2015年7月27日起执行，请贵司在与我司进行资金往来结算时以此账户为准”。2015年9月9日，保定长安公司通过网上银行支付92×××51.54元给广州蓝姆公司。保定长安公司提供了编号为20158365的27万元、编号20484419的118万元、编号为20906055的84万元、编号为25104205的20万元、编号为27810188的40万元、编号为21786206的140万元、编号为24547557的10万元、编号为24547561的10万元、编号为27894026的10万元、编号为26940656的5万元、编号为26609383的10万元、编号为33282667的14万元、编号为25718109的5万元、编号为27223747的10万元、编号为27538036的1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拟证其支付了513万元款项给广州蓝姆公司。2015年9月9日，广州蓝姆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保定长安公司承兑汇票513万元”。交行花都支行提供了保定长安公司与2015年2月2日出具给广州蓝姆公司的《补充说明》，载明：双方于2014年11月28日签订的金额为1790万元的《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合同》中第九条“结算方式及时间”中合同内容：首批工装样件完成后，10日内甲方支付合同金额20%（第二笔）的费用358万元，乙方开具合同金额20%的发票，就此条款涉及的付款进度作以下补充说明：我司已收到贵司第二笔358万元的增值税发票，由于2月份春节期间我司统一不对外支付大额款项，此笔款项计划于3月底之前支付。2018年12月7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送检的《补充说明》上“保定长安公司合同专用章（1）”印文（JC）与委托单位提供的同名样本印文（YB1、YB2）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保定长安公司提供了其与恒申公司于2015年11月11日签订的《合同》及《技术协议》，约定：产品名称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数量1套，总金额407万元。2015年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质押财产描述：质押财产是广州蓝姆公司基于《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合同》（合同编号GZ-2014-J1-045）之下销售货物给保定长安公司的应收账款，货款到期日2015年3月31日，金额3580000元，发票号码273××××0247-27310250。2015年1月15日，广州蓝姆公司开出273××××0247-27310250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895000元、895000元、895000元、895000元，备注注明：第二次的20%，合同号GZ-2014-J1-045。2016年1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质押财产描述：质押财产是广州蓝姆公司基于《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合同》（合同编号GZ-2014-J1-045）之下销售货物给保定长安公司的应收账款，金额3580000元，发票号码273××××0247-27310250。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根据诉、辩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交行花都支行请求对广州蓝姆公司质押的保定长安公司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是否成立。第一，交行花都支行请求对广州蓝姆公司质押的保定长安公司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提供的主要证据有：《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出库单》、《出货单》、《补充说明》、《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及EMS快递单、《交通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等。分析上述证据，《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出库单》、《出货单》、《交通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及《补充说明》，保定长安公司均未参与签订或确认;EMS快递单记载，《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于2016年5月5日投递，但没有签收凭证，在保定长安公司否认收到该通知的情况下，交行花都支行亦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保定长安公司对《补充说明》所盖公章真实性提出异议，并提供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补充说明》上“保定长安公司合同专用章（1）”印文（JC）与委托单位提供的同名样本印文（YB1、YB2）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根据上述证据，至本案诉讼前，没有证据证实交行花都支行、广州蓝姆公司已将应收账款质押的情况告知保定长安公司。第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质押财产描述：“货款到期日2015年3月31日，金额358万元，发票号码273××××0247-27310250”。2015年3月31日前，广州蓝姆公司对保定长安公司是否存在358万元债权，从本案现有的事实和证据看：（一）保定长安公司与广州蓝姆公司所签《G201项目合同》约定：“10日内甲方支付合同总额30%的预付款537万元，首批工装样件完成后，10日内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20%的费用358万元，夹具预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费用358万元，夹具终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费用358万元，合同总额10%的余额179万元作为质量保证金”。根据上述合同内容，保定长安公司按照产品完成进度支付款项，并没有具体的付款时间。保定长安公司与广州蓝姆公司所签《G201焊接生产线建设项目技术协议》约定，实施进度为：（2）焊接线设计会签，数模交付后30天；（3）夹具初步制作完成时间2015年5月30日；（4）普序件工装样车试制2015年6月1日；（5）焊接生产线夹具具备运输到厂条件2015年7月1日；（6）焊接生产线体及工装安装完成2015年8月1日。根据上述约定，《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合同》应于2015年8月1日前完工，但广州蓝姆公司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如何却不得而知。（二）保定长安公司与广州蓝姆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所签《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补充合同》约定，广州蓝姆公司资金周转不开，要求保定长安公司预付部分购入品货款和部分劳务费用。拟证广州蓝姆公司在2015年8月18日尚未完工；保定长安公司提供了其与恒申公司签订的《合同》、《技术协议》及付款凭证，拟证《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合同》的部分标的由恒申公司完成，保定长安公司已经支付款项给恒申公司；保定长安公司提供了《委托书》及付款凭证，拟证其在2015年1月至9月，共支付1197多万元给广州蓝姆公司。上述证据表明，保定长安公司与广州蓝姆公司就《G201焊接生产线及焊接夹具项目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存在争议，双方之间债权债务的问题尚不清晰。第三，《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广州蓝姆公司在交行花都支行处开设保证金账户账号为：441169087708110001435，该保证金账户作为出质应收账款的专用收款账户，不得更改或另立。2015年7月27日，广州蓝姆公司向保定长安公司发出《入款账户变更通知书》，将其收款账户变更为开户行兴业银行广州花都支行，账号39×××12，并明确自此以后与广州蓝姆公司进行资金往来结算时以此账户为准。广州蓝姆公司在质押期间变更收款账户，明显有恶意逃避债务之嫌，由此产生的后果责任应由广州蓝姆公司自行承担。综上所述，应收账款的实现，依赖于债务人的履行行为，在质押过程中，保定长安公司并没有参与其中，其并不知道应收账款质押的情况。蓝姆公司对保定长安公司是否享有债权、债权何时产生、债权数额多少，在没有得到保定长安公司的确认，亦没有保定长安公司与广州蓝姆公司最终结算的情况下，交行花都支行向保定长安公司主张对358万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审查原判认定事实有误，部分处理欠妥，本院再审予以纠正。根据再审新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46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464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997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广州蓝姆汽车设备有限公司、蓝姆汽车焊接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卫勇审判员  兰永军审判员  张一扬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黄倩娜高宝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