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18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市妇女联合会，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南山路1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32102000016534689。法定代表人：张淑华，该单位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波，辽宁双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素华，女，1940年9月1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强，男，1970年5月2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治全，北京元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市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大连妇联”）因与被上诉人郑强、国素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2民初8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连妇联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在国素华、郑强没有提交证据法庭亦没有组织质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直接认定郑强于2018年11月20日到大连妇联处向其工作人员交还了案涉租赁房屋的钥匙，并在“本院认为”中判定“鉴于巾帼房屋一直未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故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应至被告方向原告交还案涉房屋钥匙时起视为解除。”，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应予撤销。二、原审判决认定“因此时房屋已空置，故大连妇联以所有权人身份主张被告非法占用其房屋并要求腾退已无事实依据”属事实认定错误。国素华自2013年11月起将案涉房屋屋顶出租给案外人获利至2016年11月，其后郑强又自2016年起将案涉房屋的屋顶出租给案外人获利至2019年11月，且郑强始终将案涉房屋用于经营使用，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5月1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故占用使用费实际应为租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郑强对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始终属于非法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由案外人巾帼公司国素华签订，郑强不是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对人，不具有对案涉房屋占有使用的权利，故郑强对案涉房屋的使用始终属于非法占有使用。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5月1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故占用使用费实际应为租金”属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不是租赁合同的相对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其无权主张上述款项”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3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依据以上规定，即使在案涉租赁合同持续有效的情况下，因被上诉人拒绝交付任何费用，上诉人有权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被上诉人的合同权利，原审判决认定：“原告不是租赁合同的相对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其无权主张上诉款项”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本案被上诉人自2013年起非法占有使用案涉房屋，至今未给付上诉人占用使用费用，原审判决审判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且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郑强、国素华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依法应予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审理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这个理由不成立。1.证据必须经当庭质证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是原则，但也存在不经当庭质证的证据，法官经形式和实质审核后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例外情况。2.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视频资料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郑强于2018年11月20日到上诉人处向其工作人员交还了案涉租赁房屋的钥匙。并且认定该视频资料证据对本案的判决结果没有关键性、实质性作用，不是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不影响一审民事判决的结果。3.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存在程序问题，也不是像上诉人所认为的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而仅仅是程序瑕疵，若上诉人非要进行质证，也可以经二审法院允许进行质证，但是此证据是否进行质证均不足以造成撤销原审判决的法律后果。4.被上诉人早在2013年底就不再使用案涉租赁房屋，一审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浴池的相关手续均在2013年到期，2013年浴池就处于停业状态，房屋处于空置状态。而上诉人常年管理不到位，不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没有主动收回案涉租赁房屋，造成损失的扩大。实际上被上诉人早在2018年11月20日前就多次要求进行案涉租赁房屋的交接手续，上诉人一直借故推辞说待案涉租赁房屋归属国资委管理后再说。（二）上诉人认为“因此时房屋已经空置，故原告以所有权人身份主张被告非法占用其房屋并要求腾退已无事实依据”属事实认定错误。这个理由不成立。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将案涉房屋顶出租并获利的事实，另外，是否将屋顶出租的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且，房屋屋顶的行为不影响案涉房屋已经处于空置状态的事实。案涉房屋已经处于空置状态，上诉人请求腾退已经没有事实依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正确的。（三）上诉人认为“2013年5月1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故占有使用费实际应为租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这个理由不成立。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期满后，国素华与大连巾帼房屋开发公司未续签合同，但国素华继续使用案涉租赁房屋，并且交纳了租金至2013年5月10日，大连巾帼房屋开发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并且接受了租金，因此根据《合同法》第236条的规定，双方成立不定期租赁合同，大连巾帼房屋开发公司与国素华受不定期租赁合同的约束。不定期租赁合同说明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是合法的，并且产生的费用是租金而不是占有使用费。2016年7月20日，从大连巾帼房屋开发公司的通知可以看出，其明确自认欠付的是房屋租金，而不是上诉人认为的始终是非法占有使用费。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郑强始终非法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并产生非法占有使用费是错误的，其请求权基础缺乏事实与法律的支持。另外，根据2010年11月11日，大连巾帼房屋开发公司与国素华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明确记载：（代理人：郑强）。根据《民法总则》第162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郑强仅是国素华签订房屋租赁该合同的代理人，房屋租赁合同对国素华发生效力，而不是对郑强发生效力。合同期满，双方成立不定期租赁合同，大连巾帼房屋开发公司与国素华受不定期租赁合同的约束，而郑强不受合同约束。本案与郑强没有任何关系，其只是国素华的代理人，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郑强属于起诉主体错误，依法应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郑强的诉讼。（四）上诉人认为“原告不是租赁合同的相对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其物权主张上述款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这个理由不成立。上诉人错误理解了《合同法》第403条。本案中，因大连巾帼房屋开发公司与国素华受不定期租赁合同的约束，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受托人大连巾帼房屋开发公司可以向被上诉人主张房屋租金。根据《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那么委托人也就是本案的上诉人可以行使受托人大连巾帼房屋开发公司的权利，也就是主张房屋租金的权利，而不是主张非法占有使用费。上诉人错误的行使了委托人的介入权，属于介入权的滥用。上诉人始终否认存在租金，并且认为占有使用费实际应为租金的认定也是错误的，上诉人始终认为是非法占有使用费的主张缺乏法律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的支持，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大连妇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腾退大连市中山区葵英街民运巷77号二层公建房屋；2.请求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自2013年5月11日起至腾退之日止的房屋使用费用(至起诉之日暂计为424,444.4元)；3.请求判令二被告给付自2013年5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至起诉之日暂计为511,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11日，大连巾帼房屋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巾帼公司”）与被告国素华（该合同书写为国淑华，系笔误）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被告郑强以被告国素华代理人的名义在合同上签字确认。被告租赁的房屋是位于大连市中山区公建房屋。租赁期限为二年，时间自2010年11月11日起至2012年11月10日止。年租金8万元，付款方式：每半年交付一次，即签合同时交付半年租金4万元，以后每年的5月11日和11月11日提前一周交下一个半年的租金。承租方如不按时如数付款，每超一日按应付款总额万分之五加收违约金。如超过一个月则终止合同。租赁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再续签合同，但被告仍继续占有使用案涉租赁房屋，巾帼房屋未提异议。被告租金交至2013年5月10日，此后未再交纳租金。2016年7月28日，巾帼房屋的刘萍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向被告郑强（地址为中山区民运街77号洗浴中心）邮寄了通知书，内容为确认石葵路洗浴中心、郑强自2013年5月11日至2016年5月10日欠我方房屋租金24万元，并要求接到本通知书五日内来我方交费。逾期不交，后果自负。2016年7月29日，被告郑强收到了该通知。2018年4月23日，原告在案涉房屋处张贴了通知，内容为：中山区葵英街民运巷77号的全体使用人：你们正在非法占有、使用大连市妇女联合会房产，限你们于2018年4月30日前搬离中山区葵英街民运巷77号。逾期不搬者，后果自负。另查，巾帼房屋系隶属于原告独立核算的集体企业，现仍处于存续状态。案涉租赁房屋的产权人为原告。再查，被告租赁房屋为经营大连天菊浴池，浴池为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为被告国素华。被告陈述自2013年底不再继续使用案涉房屋，浴池停业，房屋已空置。被告郑强于2018年11月20日到原告处向其工作人员交还了案涉租赁房屋的钥匙。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巾帼房屋与被告国素华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该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于2012年11月10日到期后，双方未再续签租赁合同。但被告继续使用案涉租赁房屋并向原告交纳租金至2013年5月10日，巾帼房屋对此未提异议并接受被告交付的租金，巾帼房屋还于2016年7月向被告方发出催交租金通知，均表明双方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已转为不定期租赁。鉴于巾帼房屋一直未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故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应至被告方向原告交还案涉房屋钥匙时起视为解除。因此时房屋已空置，故原告以所有权人身份主张被告非法占有其房屋并要求腾退已无事实依据，故对原告该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2013年5月11日起的房屋占有使用费及被告欠付租金的违约金，因2013年5月1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故占有使用费实际应为租金，且原告不是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对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其无权主张上述款项，故原告上述两项诉请一审法院亦均予驳回。被告相应的辩解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大连市妇女联合会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40元及保全费3340元，均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大连妇联提供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郑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该证据显示，大连市中山区点石公寓，经营者郑强，经营场所大连市中山区葵英街民运巷77号，成立日期2011年11月21日。对于大连妇联提供的照片3张，被上诉人认可系案涉房屋的照片，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照片显示，案涉房屋上悬挂有外贸家具的牌匾。对于大连妇联提供的关于石葵路西隧道东站址的情况说明、石葵路西隧道东基站移动存量新签平台租赁合同及变更协议、石葵路西隧道东平台租赁合同等证据，被上诉人虽表示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但在庭审中陈述，并在庭后提交书面说明，国素华曾将案涉房屋的屋顶出租给移动公司，租到2016年，铁塔公司来了，郑强以大连市中山区点石公寓的名义将案涉房屋出租，租期自2016年11月14日至2019年11月14日，租金已一次性付清。上述内容与大连妇联提供的相关证据相互印证，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大连妇联提供的特快专递回执，拟证明郑强已于2016年7月29日收到了巾帼公司2016年7月28日邮寄的催缴租金通知书，郑强对该回执上的签名不认可，鉴于该回执上加盖有邮局的印章，且郑强未申请对该回执上其签名进行司法鉴定，且结合大连妇联提供的录音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够证明郑强已于2016年7月29日收到了巾帼公司2016年7月28日邮寄的催缴租金通知书。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一审中大连妇联提供了两份录音证据，二审中郑强认可上述两份证据的内容真实，但对录音形成时间有异议，鉴于郑强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录音形成于其他时间，故本院对该两份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显示，大连妇联于2016年7月20日和2016年12月28日分别向郑强催缴过租金，郑强对欠付租金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亦认可其占用案涉房屋的事实，并表示同意缴纳租金。其中2016年7月20日的录音证据显示大连妇联向郑强送达催缴租金通知书，郑强拒绝签收，该证据与大连妇联提供的特快专递回执相互印证，证明郑强已于2016年7月29日收到了催缴租金通知书。二审中，巾帼公司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案涉房屋系大连妇联所有，巾帼公司受大连妇联委托与国素华签订租赁合同，巾帼公司收取的租金全部转交大连妇联。本案诉讼中，巾帼公司同意大连妇联主张相关权利，案涉的房屋租金、占有使用赔偿等所得均归大连妇联所有。同时大连妇联出具《情况说明》，认可郑强已于2018年11月20日将案涉房屋有产权证部分的钥匙留置在大连妇联。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以下三个：一是大连妇联是否有权以原告身份向二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二是二被上诉人是否应向大连妇联支付租金或占有使用费及相应的违约金；三、二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是否有腾退义务。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即大连妇联是否有权以原告身份向二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系郑强以其母亲国素华的名义与巾帼公司签订，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国素华与巾帼公司，鉴于该房屋的产权单位是大连妇联，而巾帼公司系大连妇联的下属单位，二审中，巾帼公司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明确表示其系受大连妇联委托与国素华签订租赁合同，巾帼公司同意大连妇联在本案中主张相关权利，案涉的房屋租金、占有使用赔偿等所得均归大连妇联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本案中，巾帼公司认可其系受大连妇联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国素华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则基于巾帼公司向大连妇联披露国素华未依约缴纳租金的情况，大连妇联可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向国素华主张租金及占用费，行使出租人的相关权利。况且，国素华经营的大连天菊浴池及郑强注册的大连市中山区点石公寓，营业执照上显示的经营场所均登记在大连市中山区葵英街民运巷77号，即大连妇联所有的案涉房屋，故国素华与郑强称其不知道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系大连妇联显然不合常理。据此，大连妇联作为本案原告向国素华主张权利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以大连妇联并非租赁合同的相对人为由驳回其主张租金或占用费的诉请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即二被上诉人是否应向大连妇联支付租金或占有使用费及相应的违约金，本院认为，案涉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截止至2012年11月10日，租期届满后，国素华与巾帼公司未续签租赁合同，但国素华继续使用案涉租赁房屋，并交纳租金至2013年5月10日，巾帼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且接受了租金，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巾帼公司与国素华之间形成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从巾帼公司2016年7月28日向郑强邮寄的催缴租金通知书亦可见，巾帼公司对于双方之间租赁合同一直处于存续状态并无异议。鉴于不定期租赁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大连妇联主张其在2018年4月23日张贴通知，已解除了案涉租赁合同，但郑强及国素华否认看到该通知，而大连妇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国素华或郑强已收到该通知，故该解除通知不能发生案涉租赁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直到2018年11月20日，郑强将案涉租赁房屋的钥匙交还给大连妇联，以实际行动表明不再继续履行案涉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无继续履行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案涉租赁合同自此解除。对于双方租赁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即2013年5月11日至2018年11月20日，共计2019天）的房屋租金，国素华应依约支付。关于大连妇联二审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的屋顶被郑强以大连市中山区点石公寓的名义出租给案外人，并收取租金至2019年11月14日，故郑强应向其支付整个租赁房屋的占有使用费一节，本院认为，郑强已于2018年11月20日交还了案涉房屋的钥匙，虽然屋顶尚有案外人使用，但不影响大连妇联对案涉租赁房屋的使用或处分，并且根据大连妇联提供的案外人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案外人已与大连妇联取得联系，就后续基站租赁问题进行协商，现无据证明大连妇联已将使用屋顶的案外人清退，故将案涉租金截止时间确定为2018年11月20日为宜。关于案涉租金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国素华欠付大连妇联2013年5月1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的租金，大连妇联及其下属单位巾帼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20日和2016年12月28日向郑强催缴过租金，鉴于郑强与案涉房屋承租人国素华的母子关系，及郑强自认其在案涉房屋内使用的事实，大连妇联向郑强催缴租金，应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故2013年5月11至2016年12月28日期间的租金时效应自2016年12月29日重新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开始施行，案涉租金自2016年12月29日重新起算，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1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该租金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时效计算，应截止至2019年12月29日诉讼时效期满。大连妇联于2018年9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于二被上诉人称案涉租金已超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按照国素华与巾帼公司的租赁合同约定，国素华应支付的租金数额为80,000元÷365天×2019天=442,521元，对于大连妇联要求支付的房屋使用费，实质应为租金，本院对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郑强认为其不应承担，鉴于合同约定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明显过高，在大连妇联无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本院酌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由于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为每年的5月11日和11月11日，半年交付，半年租金为40,000元，故违约金应分段计算，即自2013年5月11日至2013年11月10日以4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3年11月11日至2014年5月10日以8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4年5月11日至2014年11月10日以12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4年11月11日至2015年5月10日以16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5年5月11日至2015年11月10日以20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5年11月11日至2016年5月10日以24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6年5月11日至2016年11月10日以28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6年11月11日至2017年5月10日以32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5月11日至2017年11月10日以36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11月11日至2018年5月10日以40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8年5月11日至2018年11月10日以44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8年11月11日至2018年11月20日以442,521元为基数计算。关于大连妇联诉请郑强支付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费一节，本院认为，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郑强与巾帼公司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系代表其母亲国素华，即国素华系案涉房屋的承租人，如前所述，国素华与巾帼公司的租赁合同自2018年11月20日解除，故在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国素华负有支付租金的义务。郑强并非案涉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不应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而在租赁合同履行期间，郑强作为国素华的儿子，即使占用案涉房屋亦非非法占有，无需另行支付占有使用费。故大连妇联要求郑强承担支付占有使用费及违约金的诉请无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三个焦点问题，即二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是否有腾退义务，本院认为，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本案中，巾帼公司与国素华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标的物为大连市中山区葵英街民运巷77号二层公建房屋，与大连妇联房屋产权证书上记载相符，大连妇联二审出具《情况说明》认可郑强已于2018年11月20日将上述房屋的钥匙交还给大连妇联，但认为临建部分房屋郑强并未交还。现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国素华承租案涉房屋后，郑强在案涉租赁房屋旁新建的临建房屋应否返还。鉴于双方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标的物、大连妇联持有的案涉房屋产权证及大连妇联诉请的房屋中均未显示包含上述临建房屋，故对于该部分临建房屋应否返还给大连妇联本案不予处理。据此，对于大连妇联要求腾退案涉房屋的诉请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大连市妇女联合会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2民初8794号民事判决；二、国素华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大连市妇女联合会支付租金442,521元及利息（自2013年5月11日至2013年11月10日以4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3年11月11日至2014年5月10日以8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4年5月11日至2014年11月10日以12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4年11月11日至2015年5月10日以16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5年5月11日至2015年11月10日以20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5年11月11日至2016年5月10日以24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6年5月11日至2016年11月10日以28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6年11月11日至2017年5月10日以32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5月11日至2017年11月10日以36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11月11日至2018年5月10日以40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8年5月11日至2018年11月10日以44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8年11月11日至2018年11月20日以442,521元为基数计算，标准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三、驳回大连市妇女联合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440元，保全费3340元，合计12,780元，由大连市妇女联合会负担6734元，国素华负担60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440元，由大连市妇女联合会负担4974元，国素华负担44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瑛审判长  季烨审判长  王亮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董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