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6行初42号 原告上思县公正乡公正村那计组。 诉讼代表人黄景民，组长。 委托代理人冯世光，广西大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思县思阳镇民政路**。 法定代表人覃森，县长。 委托代理人林日高，上思县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上思县法制办干部。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行政中心区。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市长。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上思县公正乡公正村福派组。 诉讼代表人刘茂琼，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喜，上思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告上思县公正乡公正村那计组（以下简称“那计组”）不服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的上政裁[2016]20号《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婆庭（洞极、陆因、百派）、那存”等山场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决定”），以及不服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于2017年6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6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原告那计组的诉讼代表人黄景民及其委托代理人冯世光，被告上思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林日高、何其贤，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卢振佳，第三人上思县公正乡公正村福派组（以下简称“福派组”）的诉讼代表人刘茂琼、委托代理人黄喜，证人许某、廖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2月20日，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查明：一、双方争议的山场有婆庭（福派组称洞极、百派、陆因）、那存等，双方对争议山称谓不同，但为同一山场（以下简称争议山）。争议山四至范围：东从洞极（那计组称婆庭）向南沿山脊至那存止；南从那存向西沿山沟至三岔田；西从三岔田向北沿田边到百派（那计组称婆庭）；北从百派（那计组称婆庭）沿田边至山沟再沿小路至洞极（那计组称婆庭）。面积约200亩，争议山不含水旱田。二、争议山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未经政府确定归属。林业“三定”时，那计组主张山林填有《公正公社公正大队那计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进行上报，得到当时大队、公社审批同意，该审批表记载的四至界线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山名、四至范围实际不涉及争议山。三、争议山纠纷发生的时间，福派组称在1970年就已经发生纠纷，但那计组称是2012年才发生纠纷。四、争议山内生长的老龄松树是自然成林，油茶树是那计组村民于2012年种植。五、福派组村民在争议山内的畚地经营种植农作物。六、1974年左右，那计组与福派组发生山林纠纷，曾向公正乡派出所报告要求处理，因证据材料无法查实。知情人反映当时处理是以山脊水流为分界，界的两边分别属两组各自所有。综上事实，上思县政府认为，争议山于解放后历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都未经人民政府确权归属。林业“三定”时，那计组填报《山界林权审批表》中载明的地名及四至界线未涉及争议山。于1974年左右福派组与那计组对争议山发生争议，曾向当时公正乡派出所报告要求处理，知情人反映当时处理是以山脊水流为分界，界的两边分别属两组各自所有。因此，福派组与那计组分别对争议山提出全部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府不予支持。案经调解未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上思县政府决定：争议山以渌百派（那计组称渌婆庭）大水沟为界线，界北面山权属福派组集体所有，界南面山权属那计组集体所有。本决定所制作的权属界线附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决定明确的权属只限山场权属，不包含农田权属。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查明：双方争议的山场有婆庭（福派组称洞极、百派、陆因）、那存等，双方称谓不同，但为同一山场，四至范围为：东从洞极（那计组称婆庭）向南沿山脊至那存止；南从那存向西沿山沟至三岔田；西从三岔田向北沿田边到百派（那计组称婆庭）；从百派（那计组称婆庭）沿田边至山沟再沿小路至洞极（那计组称婆庭）。面积约200亩，争议山不含水旱田。争议山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未经政府确定归属。林业“三定”时，那计组主张山林填有《公正公社公正大队那计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进行上报，得到当时大队、公社审批同意，该审批表记载的四至界线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山名、四至范围实际来看，不涉及争议山。1974年左右，那计组与福派组因本案争议山发生山林纠纷，曾向公正乡派出所报告要求处理，但处理的内容和结果现无证据资料可查，根据当时主办人员反映，当时处理以山脊水流为分界，界的两边分别属两组各自所有。福派组称，1970年前，争议山为该组经营，1970年后，该组没有经营，但两屯都没有人经营。那计组称，1970年后争议山由该组经营。争议山内生长的老龄松树是自然成林，油茶树是那计组村民于2012年种植。争议山内的畚地是福派组村民经营种植农作物。2012年，那计组在争议山开发经营时与福派组发生纠纷。复议机关认为，争议山于解放后历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都未经人民政府确权归属。林业“三定”时，那计组填报《山界林权审批表》中载明的地名及四至界线未涉及争议山。争议山于1974年左右，福派组与那计组发生争议，曾向当时公正乡派出所报告要求处理，当时的主办人反映当时处理是以山脊水流为分界，界的两边分别属两组各自所有。那计组《山界林权审批表》不包含争议山，其主张争议山以渌婆庭大水沟为界线，界北面山的权属为其所有，但缺乏相关事实和依据，其权属主张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上思县政府综合争议山的管理情况，结合1974年争议时主办人的处理意见确定争议山权属理由充分，予以支持。综上，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维持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 原告那计组诉称，本案争议的渌婆庭山坐落于原告村庄的东南面，东与福派山交接为界，界线当时种有小叶桉树，西与小溪流为界，南与柳云水田为界，北与福派组水田为界，面积大约200多亩。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等土地调整改革时期，直到现在，渌婆庭山一直由原告进行经营管理。2011年9月18日，原告将渌婆庭山承包出租给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乐乐和李富敏进行经营开发，种植油茶树、桉树等经济林，租赁期限为30年。当时，第三人也并没有提出异议和反对。但到2016年12月20日，被告上思县政府却应第三人之请，草率地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将争议山以渌百派（即渌婆庭）大水沟为界线，界北面山权属划归第三人集体所有。原告不服，依法向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但其没有很好履行监督职责，错误地维护行政处理决定。原告认为，争议的渌百派（即渌婆庭）山南、北两面权属均属于原告集体所有，行政处理决定以渌百派（即渌婆庭）大水沟为界线，界北面山权属划归第三人集体所有，涉案具体行政行为完全违法、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 一、行政处理决定调查查明与事实不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争议的渌婆庭山，自解放以来，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等时期，直至现在，都是原告在进行经营管理。争议山“婆庭”原是一个村名，相传曾有20多名青年，后来因村庄地势高不便生存而迁走。那龙村是另外一个现在已经消亡了的村屯，婆庭、那龙不是合为一个村，而是各自为村屯。（二）原告对争议山一直都在进行经营管理，1982年林业“三定”时，原告填有《山界林权审批表》进行上报，得到当时大队、公社审批同意，该审批表记载四至界限清楚，层报程序合法。由于当时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误，在填写《那计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时，没有经过原告的核实，漏填了本属于原告经营管理所有位于本村的婆庭，那存两座山林。2009年实行林改重新勘察登记时，原告强烈要求登记入册。（三）第三人现在由于村屯大、人数多，而原告村屯小人口少，2012年后第三人企图霸占原告的婆庭山场而引发纠纷。（四）原告在六十年代就开始在争议山开荒种木薯、种生姜，在七、八十年代由公社提供给杉木苗，村民在婆庭山全部种上杉木，现在还有杉木根为凭。在砍伐杉木收成时，原告与第三人也没有任何争议。争议山上的老龄松树、油茶树等都是原告村民所种植。第三人从来没有在争议山上种植过任何农作物。（五）1970年“文革”期间，原告与第三人对婆庭、那存两山虽有一点小争执，但经过当时公正人民公社和公正派出所，以及公正大队及时调解处理，第三人生产队长庞作焕己在调解协议书上，代表第三人签字画押，承认婆庭、那存两座山林属于原告集体所有，永不得侵犯。当时参与调解处理的有：公正派出所许某所长和公正大队刘芳宜大队长等人都可以作证证实。二、行政处理决定确权依据严重不足。该决定以原告在林业“三定”时填报《山界林权审批表》中载明的地名及四至界线未涉及争议山，于1974年知情人反映当时处理是以山脊水流为分界，界的两边分别属两组各自所有。以此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是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事实，是完全错误的。三、程序违法。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前，没有向原告村民进行调查核实，也没有向原告村民小组组长调查核实，程序存在严重违法。四、适用法律错误。争议婆庭山，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等土地调整改革时期，直至现在，一直由原告管理经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将婆庭山确权归原告集体所有。但被告上思县政府既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事实，未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草率地作出确权行政处理决定，存在适用法律错误。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没有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作出维持被告上思县政府的错误决定，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依法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撤销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2、判决争议山以渌婆庭山大水沟为界线，界北面山权属也归原告集体所有；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就其陈述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证据、依据：1.证明书，证明1974年间争议山纠纷争议经当时公正大队支书刘芳宜、公正派出所所长许某等人调解处理，双方已经签字确认归那计组集体所有。刘芳宜因病不能到庭出庭作证，特出具书面证言证实。2.租用经营合同书，2011年9月18日那计组将婆庭山等出租给本组成员李富敏、农乐乐经营30年，收取租金。 被告上思县政府答辩称，一、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二、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充分，具体的认定内容与该行政处理决定查明事实部分一致。三、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事实，上思县政府认为，争议山于解放后历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都未经人民政府确权归属。林业“三定”时，那计组填报《山界林权审批表》中载明的地名及四至界线未涉及争议山。于1974年左右福派组与那计组对争议山发生争议，曾向当时公正乡派出所报告要求处理，知情人反映当时处理是以山脊水流为分界，界的两边分别属两组各自所有。因此，为此，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上思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土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证明福派组申请本案争议土地确权。2、公正公社公正大队那计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证明林业“三定”时，那计组主张山林填表上报，该审批表记载的地名及四至界线结合现场确认争议地勘查，没有涉及争议地。3、送达回证、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证明那计组签收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及申请书。4、现场踏查图、踏查笔录，证明2014年5月28日，办案人员组织双方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地四至范围，争议地没有确权过；福派组称，争议地在1970年就发生争议，那计组称争议地一直由其经营至2012年，福派组才提出异议。5、调查黄景民的笔录，证明被调查人是那计组组长，双方对争议山于“文革”时期发生争议，当时是有过调解，但存档已找不到；那计组填报的《山界林权审批表》记载地名及四至不包括争议地。6、调查庞作焕的笔录，证明被调查人是福派组村民，1959-1976年担任福派组组长；在“文革”时期，双方对现争议地发生争议，当时在公正派出所主持下达成协议，协议内容记不清；其认为，争议山在解放××××那龙屯，后来那龙屯合并到福派组，应属福派组。7、调查刘茂琼笔录，证明其称争议山没有确权，1970年以前该山是福派组经营，1970年以来，该组群众到该山砍伐林木，那计组没有提出异议。现争议山那计组和福派组实际没人提出异议。现争议山没有人实际经营，2012年那计组想去开发经营，福派组就去制止而发生纠纷。8、调解笔录，证明调处办人员单独到福派组进行单方调解，因其不愿意调解，调解不成。9、调查许某的笔录，证明被调查人系上思县公安局退休干部，1971-79年在公正派出所任职，1974年左右，那计组与福派组发生山林纠纷，向派出所报告要求处理，当时处理以山脊水流为界，界两边分属各自所有，但具体哪一边属于哪一组其不记得了。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辩称，一、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1.防城港市政府依法有权受理原告方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方不服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防城港市政府作为上思县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可以受理原告不服下一级人民政府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的行政复议。2.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后，防城港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予以受理，对案件进行审查，组织当事人调解，由于当事人各方分歧太大，调解不成后依法作出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有关程序的规定。二、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复议机关查明事实及复议理由与行政复议决定内容一致。被告防城港市政府认为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予以维持。三、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当事人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3.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受理复议申请；4.行政复议庭笔录，证明依法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未果；5.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三人福派组陈述称，一、同意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和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二、针对原告诉请其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作如下几点补充意见：1、原告主张“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等土地调整改革时期，直到现在，渌婆庭山一直由原告进行经营管理”没有事实和证据依据。事实上，争议山在解放初期是属于那龙屯，后来那龙屯合并到福派组（原××队），争议山即同时归合并后的福派组集体所有。关于这个事实，有被告上思县政府的调查笔录为证。2、原告虽持有林业三定时填报的《山界林权审批表》，但该审批表记载的地名及四至界线结合现场确认，并没有涉及争议地。而且，从原告林业“三定”时填报的这份《山界林权审批表》的这一事实，也已充分证实，无论是在林业“三定”前，还是在林业“三定”后，原告对争议山都不存在其所谓的“经营”事实。3、争议山系第三人的屋后山，位于第三人屋后不到一公里的南面，而与原告的距离则有2-3公里，而且中间还隔有一个天堂屯和一条河流。因此，争议山理应归第三人所有。但考虑到政府是根据“三个有利于”调处，第三人只好服从。综上所述，第三人认为，被告上思县政府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程序合法。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根据复议查明的事实依法维持被告上思县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也是正确的。依法都应予维持。 第三人未提供证据。 经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方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1、不认可，落款村民代表只有6个，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人数，代表不了福派组的全体村民的决议。2、认可真实性，不认可内容。3、认可。4、不认可，没有基层组织代表参加踏查。5、认可。6、不认可，对陈述中称，那龙屯合并到福派组等事实的不认可。7、不认可。8、调解笔录是单方调解，是违法的，不符合调解的精神和本意，没有原告的村民代表签名，违反法律规定。9、认可。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第三人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各方当事人对防城港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仅原告对其行政复议决定结果有异议。 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对原告方举证的质证意见：1、刘芳宜的证言不认可。因为上思县林业调处办调查徐有义的时候，其称是当时是他单独处理的，没有其他人在场，现在原告出示的刘芳宜的证词是调处之后才写的，不认可，其认为争议山是原告所有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且该证据是孤证，证明内容距今已有几十年了，有协议应以协议为准。2、收据、合同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婆庭山的范围没有附图，也没有合法的《山界林权证》，租出去也不是合法的，没有县政府核发的山界林权证。生产集体小组发包必须经过乡政府，但是该合同没有乡政府盖章认可。合同是承包给本组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即便该协议为真，该协议是2011年作出的承包合同，与调处过程中原告说2011年才发生争议是吻合的。 第三人对原告方所举证的质证意见。1、证明书的附件，即刘芳宜的上思县人民医院诊断证明，该证明载明其不能出庭作证的原因，但该证明中称其病症是脑梗，反而证明其没有合适的思维能力；从证明书内容看，当时双方都是在调解书签字，按照法律规定，调解书签字后双方各执一份，但是现在双方都不能提供该调解书，该调解书即使存在也未生效，所以该证明也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必须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而显然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履行法定的程序规定，且乙方的身份没有载明，也没有身份证和电话号码，所以不能作为有效证据。 对证人证言各方的质证意见。 原告对二证人的证明内容完全同意。 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认为。证人1所证实的事实不真实，依法应不予采信。理由是其对争议的婆庭山四至不清楚，有多少山沟、山脊也不清楚，显然其没有到现场或对当年的事情记不清楚了。证人2的证言也是不真实的。林业“三定”时他是公正乡林业“三定”的副组长，完全可以依据派出所作出的处理意见和造林事实进行确权，但其当时未确权。故他说争议山是那计组的没有根据，其陈述其到过现场去验收林木，但其陈述的婆庭山的四至范围除了东面都不吻合，所以其应该没有到现场。争议山范围内那计组曾经造林也不是事实。 第三人认为。证人1的证言是不真实的，其在向上思县调处办的时候说签订的是协议，但是书面证词说是调解书，庭上作证又回答县政府的时候又说是处理意见，76年双方纠纷究竟是协议书、调解书还是处理意见说不清楚。签协议的时候应是一式四份，其中派出所应有一份，派出所还应有保存。其于2016年向县调处办做笔录时称因时间太久，所以双方山林权属怎么划分记不清楚，但1979年比2016年时间更久，今天却记得了，真实性有异议，故应当以调查笔录为准。证人2的意见也不真实，问其那计组为什么不填报山权，其回答说是当时有争议故不填报，这与原告起诉状中表述为漏填有矛盾。 针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证据2、3、5、7、9及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认证，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其他当事人虽表示异议，但其证据符合行政诉讼的证据要件要求，且与本案有一定关联，采纳作为参考依据。 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证据1，该申请书有第三人组长签字申请，具有一定公信力，故也予以认证。证据4该踏查笔录在制作上不符合法律要求，但各方当事人未否认该次勘查情况及双方签名的真实性，故对案件事实具有一定证明力，作为本案参考依据。证据8，经审查认为单方调解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立法本意与立法精神，但确实证实了被告启动了调解工作，本院对该单方调解事实予以确认。对证据6，原告仅对其证明内容存在不同理解，该笔录的制作符合法律要求，故均予以认证。 本院查明事实除第六项外，其余与被告上思县政府在行政处理决定中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讼争的焦点即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 关于该争议焦点。首先，根据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据以认定的关键事实，即“1974年左右，那计组与福派组发生山林纠纷，曾向公正乡派出所报告要求处理，因证据材料无法查实。知情人反映当时处理是以山脊水流为分界，界的两边分别属两组各自所有。”但是对该关键事实，除了对当时进行调处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许某进行调查之外，既未对有可能知情的党支部书记刘芳宜进行调查，也未有任何证据证实其曾就当时双方达成一致，并分多份保存的和解协议下落进行过调查，定案依据不充分。 其次，许某的调查笔录，以及其出庭作证的证词，均提到当时的调处结果为“以山脊为界”划分争议地，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在论述时也多次提到了该事实，却最终以争议山的山沟为界进行了均等划分，其论述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缺乏必要因果关系论证。 再次，原告及第三人在庭审中均承认，争议山上种有七十年代的杉木，但均认为是己方所种植，经合议庭现场勘查，确有部分杉木留存。则对该杉木的种植情况，以及证人廖某所述该杉木为1976年初公正公社号召种植的情况是否属实，是否留有相应记录等，以及争议地的实际经营情况等事实，被告方均未进行充分调查，属事实不清。 故讼争的行政处理决定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应予撤销。应在调查清楚相关事实后，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维持该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亦应一并撤销。 原告诉请“判决争议山以渌婆庭山大水沟为界线，界北面山权属也归原告集体所有”不属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职权，驳回该诉讼请求。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的上政裁[2016]20号《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婆庭（洞极、陆因、百派）、那存”等山场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驳回原告上思县公正乡公正村那计组其他诉讼请求； 四、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本案诉讼费50元，由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各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凌旭芳 审判员  田 海 审判员  李元东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黄琳杰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附：上诉须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