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皖12民初164号原告:邵轶群,女，1970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原告:付军,男，1969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以上二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杨建国，安徽风采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徐国库，安徽文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继华,男，195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被告:安徽继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泉北办阜太路泉龙宾馆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5097425-0。法定代表人：张继华，系该公司董事长。以上二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刘丽涛，安徽丽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阜阳保利汉铭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清河东路70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0554574049T。法定代表人：叶俊开，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郑田卫，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庄久懿，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轶群、付军与被告张继华、安徽继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继华公司）、安徽阜阳保利汉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6日作出（2016）皖民终532号民事裁定将此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邵轶群及其与付军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杨建国、徐国库，保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田卫、庄久懿到庭参加诉讼，张继华与继华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邵轶群、付军诉称：张继华、继华公司因开发阜阳文峰商业广场工程，分别于2013年6月1日、10月31日、11月6日、2014年2月21日、4月3日、5月8日，6次陆续向其借款共计2450万元。当时出具了借条，并对借款利息、还款期限也进行了约定。保利公司承诺对邵轶群、付军的所借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借款到期之后，张继华、继华公司一直没有如约偿还借款，虽经多次催要，均无结果。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一、张继华、继华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450万元以及利息，保利公司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以及相关费用由张继华、继华公司及保利公司承担。张继华、继华公司辩称：1、张继华在2014年1月3日至3月17日期间同时担任继华公司和保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继华为筹备成立保利公司向邵轶群、付军进行借款，并于2014年2月21日向邵轶群出具加盖保利公司公章的还款承诺书，承诺由用款单位即保利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张继华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张继华进行结算并出具还款承诺书的行为，应对由其任职的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2、邵轶群、付军诉讼请求要求清偿借款2450万元，二人持有的6张借据中的借款总额为2450万元，承诺书中的借款为2500万元，经庭审前其与邵轶群对账，认可邵轶群、付军共出借本金2429.8万元，邵轶群也予以认可，那么本案借款本金应确定为2429.8万元。至于借款利息，双方并未进行明确约定，故对邵轶群、付军对于利息的请求，应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进行计算。保利公司辩称：1、涉案“还款承诺书”上的印文不是印章盖印而成，而是扫描后彩色喷墨打印形成，该盖章情节为虚假，盖章为伪造。该“还款承诺书”的所谓“公章”并非保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规定，涉案亦不存在邵轶群、付军所声称的电子印章的担保合同。张继华同时也是安徽继华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案“还款承诺书”上除盖章外无任何“保利公司”的文字描述，张继华的关于印章被迫加盖的虚假陈述和隐瞒，已经被证明为恶意串通和伪造盖章，并依据虚假盖章证据进行了虚假诉讼，张继华的署名行为已经显然不构成表见代理，涉案的从合同即担保合同并不存在，保利公司依法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涉案主合同即民间借贷合同的借贷关系主体不明，无证据证明张继华与继华置业的借贷主体区别，应当分别起诉。涉案民间借贷的本金和利息约定均不明确，涉案民间借贷的款项交付不明，涉案借贷关系不明确。3、邵轶群、张继华等诉讼参与人伪造公章、恶意串通、伪造文件，进行虚假诉讼，欺骗法院，提起虚假民事诉讼，涉嫌虚假诉讼罪，请求法院依法依职权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邵轶群、被告张继华等人的恶意串通，伪造印章，提起虚假诉讼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涉嫌虚假诉讼罪，已经造成了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错误，客观上已经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程序。作为虚假诉讼的行为人通过不法手段欺骗法院，违反诉讼程序，并与诉讼法制度背道而驰，是对实体司法程序的破坏。因此，邵轶群、付军和张继华、继华置业公司存在恶意串通，通过伪造印章，提起虚假诉讼，虚假承诺和转移资产的方式损害保利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本案担保合同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应属于无效担保。邵轶群、付军针对其诉讼请求及陈述事实和理由提交的证据为：证据一：邵轶群、付军身份证各一份，证明：1、邵轶群、付军的身份信息；2、邵轶群、付军原告主体资格适格。证据二：张继华的身份证一份，证明：1、张继华的身份信息；2、张继华被告主体资格适格。证据三：安徽继华置业有限公司企业基本信息一份，证明：1、该公司的基本信息情况；2、该公司被告主体资格适格；证据四：安徽阜阳保利汉铭投资有限公司企业基本信息二份。证明：1、该公司的基本信息情况；2、该公司被告主体资格适格；3、张继华、安徽继华置业有限公司曾经是该公司的两个股东。证据五：张继华书写的借条6张及转账凭证、邵轶群、付军的情况说明，证明：1、张继华和安徽继华置业有限公司向邵轶群、付军借2450万元的事实；2、证明邵轶群、付军已实际支付张继华及继华公司2450万元的事实；3、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已成立。证据六：对账笔录一份。证明：1、借条6张的款项，张继华、继华公司均已全部收到；2、还款承诺书之后的两笔借款370万元，在承诺范围内先承诺后转账，以实际结算为准。证据七：开庭笔录一份，证明：1、张继华及继华公司当庭承认“原告起诉的事实属实”，借款本金为2429.8万元；2、张继华及继华公司均同意利息按月息2%计算。证据八：《还款承诺书》一份，证明：保利公司自愿承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事实。证据九：张继华询问笔录一份，证明：1、还款承诺书是张继华担任保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所书写；2、张继华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3、保利公司提供担保的事实成立；4、保利公司自愿承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事实。证据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民终67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张继华在担任保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借他人700.5万元及利息，已判令由保利公司偿还，在该案中保利公司并未抗辩该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证明是公司仅有一枚公章且是正在使用中的公章。证据十一：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两份，证明：1、张继华及继华公司向借款期间，张继华及继华公司已运作保利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2、张继华及继华公司已将巨额款项汇入保利公司。3、张继华及继华公司与保利公司财产混同。4、邵轶群、付军有理由相信张继华、继华公司、保利公司的实力和诚信，才出借诉争款项。张继华、继华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一至四无异议。2、对证据五、六有异议，因为保利公司不是借款当事人，所以对资金往来情况不清楚，对借款金额无法进行认定，请法庭进行核对。3、对证据七无异议。4、对证据八无异议。5、证据九以张继华本人回答为准，无异议。6、对证据十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1、2无异议，对证明目的3、4同保利公司的质证意见。保利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保利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为：对证据一至四无异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公司并非借条的主体，未记载利息的说明未约定利息，借条中记载已扣息的应当从本金中扣除，且这些借条上记载的关于利息的内容恰好反映了原借款合同并未约定利息；对证据六、七、九系原审形成，由于本案原审判决已被撤销，故对这三份笔录的效力有异议，应以重审中各方意见为准；证据八真实性有异议，是否张继华本人所写无法确定，印章经鉴定是虚假的，请求法庭不予采信；证据十真实性无异议，但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十一无原件，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邵轶群、付军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是股权转让款，凭证载明汇款金额是9000余万元，也不能证明资产混同，如果是借给保利公司，借款应进入保利公司账户并由该公司出具借条。本院对邵轶群、付军所举证据认证如下：证据一、二、三、四均系书证，其间内容能支持邵轶群、付军关于双方主体信息及主体适格的相应主张，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证据五为6张借据，也为书证，其间内容包含借贷的意思表示，并能体现借款主体、借款金额以及利息支付的相关事实，出具上述借据的张继华、继华公司答辩认可除利息约定之外的借款事实的存在，并经与邵轶群对账，认可借款金额为2429.8万元，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至于保利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定，并认为这六张借据没有约定利息，其间记载的利息应从本金中扣除你，缺少相应的证据支持，理由不能成立，故不予采信。证据六、七、九系本院原审组织邵轶群与张继华对账的记录及庭审笔录，因无证据证明本院在原审的上述行为存在违法，且张继华答辩也予认可，故对这两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也予认定。保利公司质证认为原审判决已被撤销，上述笔录即没有效力，缺少相应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八也系书证，张继华答辩承认系其出具，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也予认定。保利公司虽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是否为张继华书写无法确定，缺少相应的事实依据，且张继华自己也承认，故对保利公司的上述质证意见不予采信。至于印章的意见，将在相应鉴定结论的认定中再作相应论述。证据十为另案判决书，也系书证，但其间内容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相关事实认定的依据，缺少关联性，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证据十一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故对其证明效力也不予认定。保利公司为支持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证据一：情况说明及文字版证明张继华在2016年6月2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安徽阜阳保利汉铭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21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系受邵轶群等人胁迫下做出的，并非安徽阜阳保利汉铭投资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案例（2012）民提字第156号、(2006)民二终字第49号两份民事判决书，证明：违反担保法解释和公司法第16条规定为本公司股东提供担保的，如果一方认为担保合同继续有效的，应当提供相应证据，如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提及的案例中，均表明债权人对公司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本案中，保利公司显然没有就为股东提供担保事宜召开股东会，因此，从形式上也不应认定本案的担保法律关系有效。邵轶群、付军对保利公司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张继华的情况说明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来源不清楚，该情况说明是否张继华本人所写无法确定；且该证据系复印件；张继华是本案被告，其作出的情况说明是作为证据还是当事人陈述无法确定；张继华称原告逼他写的还款承诺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达到原告证据目的。2、我国不适用判例法，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从网上打印的复印件并非原件，我方不予质证，且该判例与本案无关，该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三性具有异议，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张继华、继华公司对此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保利公司所举证据认证如下：证据一为张继华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书证，但系复印件，邵轶群、付军质证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保利公司称该情况说明系张继华向公安机关报案时提供，但对该证据的来源缺少相应的证据支持，真实性无法确定，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证据二为两份另案判决书，也属书证，但其间内容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相关事实认定的依据，缺少关联性，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本院应保利公司申请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的还款承诺书印文真伪、印文与书写形成先后顺序及还款承诺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司鉴中心（2017）技鉴字第631号鉴定意见为：一、检材《还款承诺书》上需检的“安徽阜阳保利汉铭投资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印章加盖形成，而是扫描后彩色喷墨打印形成。二、检材《还款承诺书》上需检的“安徽阜阳保利汉铭投资有限公司”印文与手写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书写黑色字迹后喷墨打印印文。三、无法判断《还款承诺书》的形成时间。保利公司对上述鉴定意见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该鉴定意见书三性均无异议，鉴定结果明确确认还款承诺书上的公章并非公司印章加盖，而是喷墨打印，该还款承诺书上的印章不是保利公司加盖的印章。邵轶群、付军对上述鉴定意见发表质证为：对鉴定的合法性无异议。与之前鉴定结论相互矛盾，无法判定真假。印文无论是如何形成，均是保利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与他们夫妻二人之间不产生法律关系，他们有理由认为该公章是真实的，即使还款承诺书不加盖公章，有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也足以认定代表该公司。该鉴定结果与本案无关，他们也不明白保利公司鉴定的目的，鉴定结果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另外该鉴定书不能证明还款承诺书无效，不能达到保利公司的证明目的，反而可以进一步印证还款承诺书是保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先签字后盖章。张继华、继华公司对此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鉴定意见认证如下：在此次鉴定前，本院委托其他鉴定机构也作出相应的鉴定意见，后因申请人保利公司与邵轶群和付军均同意不再将该次鉴定结论作为定案依据，本院才又依法经相关程序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的还款承诺书印文真伪、印文与书写形成先后顺序及还款承诺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双方当事人对该次鉴定的合法性均无异议，故对该鉴定结论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另外，本案主审法官在庭前收到中国邮政1077332670522快递一份，内有署名的张继华向本院提交的一份情况说明，其间主要内容为：承认向邵轶群、付军借款2500万元，还款承诺书系其出具，其为此在本案原一审时接受询问时做了相应的陈述，后在原审二审时因其他债权人的逼迫，做了违心的证词，自己也因迟到没有参加原审二审开庭，十分后悔，故作此说明。邵轶群、付军对该说明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该情况说明三性均无异议，该说明与2016.6.29日的说明意见相反，足以说明2016.6.29日的说明是不真实的。保利公司对该说明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真实性请求法院核实。关联性无异议，但该说明的内容涉及大量案外事实表述，无法确认其出具该说明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我方提交的206.6.29日说明系原件。张继华、继华公司对此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该欠款说明认证如下：因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故对该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张继华、继华公司未提交证据。通过对上述证据的认证，结合庭审时当事人陈述和其他查明的事实，本案事实经审理查明为：2012年4月5日至2013年4月9日期间，邵轶群分别以邵轶群名下阜阳建行账号17×××29、深圳兴特佳袋业有限公司名下账号44×××80、邵轶群名下阜阳工商银行账号13×××46分别转款11次，共支付给张继华、继华公司5010000元，经双方结算，张继华、继华公司于2013年6月1日给邵轶群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邵轶群人民币伍佰万元正（￥5000000.00）。暂用半年，结息壹次，(付105万元)”张继华、继华公司分别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名、盖章。张继华、继华公司在出具借条后又退回邵轶群1万元。6个月后，张继华、继华公司支付给邵轶群1050000元，作为6个月的利息，并在上述借条上载明：“己付息半年的105万，转建行卡。”张继华、继华公司于2013年10月31日给邵轶群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邵轶群人民币壹佰万元正（￥1000000.00）。”张继华、继华公司分别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名、盖章。2013年11月1日，邵轶群通过中国银行转帐给张继华965000元。后张继华分四次在借条上载明已付过四个月的利息（每月35000元），合计14万元。在2012年4月10日、2012年7月4日、2013年4月3日、2013年4月9日、2013年5月28日、2013年5月29日、2013年5月30日、2013年5月31日、2013年5月31日、2013年6月20日、2013年6月24日、2013年6月26日、2013年7月17日（两次）、2013年7月19日、2013年7月26日、2013年7月26日、2013年8月14日、2013年9月11日、2013年9月21日、2013年9月30日、2013年10月10日，邵轶群分别以邵轶群名下阜阳建行账号17×××29、深圳兴特佳袋业有限公司名下账号44×××80、邵轶群名下阜阳工商银行账号13×××46、邵轶群名下中国银行账号为62×××29、杨钧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60×××86给张继华、继华公司转款22次，合计1190万元，在此期间邵轶群又支付给张继华、继华公司现金10万元。经双方结算后，张继华、继华公司于2013年11月6日给邵轶群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付军人民币壹仠貮佰万元正（￥12000000.00），每半年付息一次（260万）”。张继华、继华公司分别在借条的借款人处上签名、盖章。2013年11月27至2014年2月11日期间，邵轶群以其名下阜阳建行账号17×××29五次转款给张继华合计1851000元，在此期间邵轶群又支付给张继华、继华公司现金949000元，经双方结算后，张继华、继华公司于2014年2月21日给邵轶群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邵轶群人民币貮佰捌拾万元正（￥2800000.00）。”张继华、继华公司分别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名、盖章。上述借条另载明付息三次至2014年5月21日，毎次60962元。2014年3月10日、2014年4月4日，邵轶群两次以其名下中国银行账号62×××29转款给张继华3041301元，在此期间又付现金158699元给张继华。2014年4月3日，张继华、继华公司给邵轶群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邵轶群人民币叁佰貮拾万元正（￥3200000.00）”张继华、继华公司分别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名、盖章。该借条另载明己付两个月至2014年6月3日的利息（邵轶群认可每月96000元）。2014年5月8日，邵轶群以其名下阜阳工商银行账号13×××46转款给张继华333000元，张继华、继华公司给邵轶群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邵轶群人民币伍拾万元正（￥500000.00），并注明用期壹个月不计息，实转工行333000元。”张继华、继华公司分别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名、盖章。综上，邵轶群分别以不同的账号分数次转款及支付现金给张继华、继华公司24298000元，邵轶群收取利息1564886元。2014年2月21日，张继华、保利公司给邵轶群、付军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本公司承诺，对于继华公司、张继华欠邵轶群、付军人民币貮仠伍佰万元正（25000000.00，最后以借据具实结算），以上借款以我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股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继华先在还款承诺书的承诺人处署名“法定代表张继华”，后在此处喷墨打印留有保利公司的印章。本院审理中应保利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的还款承诺书印文真伪、印文与书写形成先后顺序及还款承诺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司鉴中心（2017）技鉴字第631号鉴定意见为：一、检材《还款承诺书》上需检的“安徽阜阳保利汉铭投资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印章加盖形成，而是扫描后彩色喷墨打印形成。二、检材《还款承诺书》上需检的“安徽阜阳保利汉铭投资有限公司”印文与手写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书写黑色字迹后喷墨打印印文。三、无法判断《还款承诺书》的形成时间。另查明：保利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28日，由安徽保利建设开发总公司、安徽阜阳汉铭保利置业有限公司为股东，各占股分51%、49%，后经数次变更公司经营范围、股东。2013年8月22日，安徽阜阳汉铭保利置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49%股权转让给张继华，2013年12月25日，安徽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51%股权转让继华公司。2014年3月11日，继华公司、张继华将其持有的51%和18%转让给合肥三易投资有限公司。2014年5月28日，合肥三易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69%股权转让给叶俊开。2014年6月16日，张继华将其持有31%中的16%转让给阜阳安厦建设有限公司，张继华将其持有15%股权转让给张中良持有。继华公司系张静占股24%、张继华占股51%、张强占股25%，合计投入注册资本金1218万元，于2003年6月17日成立。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邵轶群付军就涉案借款向张继华及继华公司主张权利如何确定。2、邵轶群付军就涉案借款向保利公司主张权利如何确定。3、涉案借款的未付利息如何计算。本院认为：一、邵轶群就涉案借款向张继华及继华公司主张权利如何确定。涉案的6张借条记载的内容显示涉案借款的出借人为邵轶群或付军，借款人处张继华署名并加盖继华公司印章，双方对账认可的涉案24298000的借款，除一笔1200000元由杨钧代为转款支付给继华公司外，其他借款绝大部分是由邵轶群或其开办的深圳兴特佳袋业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给张继华或继华公司，仅有一小部分由邵轶群现金支付给张继华，显然涉案借款的基本事实发生在邵轶群和付军与张继华和继华公司之间，邵轶群提供了上述借款，作为出借人在借款人未按约定返还借款时，即依法对借款人形成债权，即向借款人请求返还到期借款的权利。而上述债权又形成在邵轶群与付军婚姻存续期间，付军作为邵轶群的丈夫对上述债权主张与邵轶群夫妻共有，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据此，保利公司辩称付军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以及邵轶群与付军对上述借款应分开起诉，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的借款人的认定，因涉案的6张借条均是由张继华与继华公司共同出具，故邵轶群、付军以张继华与继华公司为共同被告一并起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保利公司辩称对张继华和继华公司应分开起诉，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张继华对自己就涉案借款是否承担责任辩称其系继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涉案借款的行为是履行继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责，系职务行为，但对此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收取上述多笔借款均用于继华公司，支付相应利息均是代继华公司支付，以及其作为自然人与其占51%投资的继华公司在资产上不存在混同等相关证据，故邵轶群、付军向其与继华公司就涉案借款主张共同还款责任，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张继华的上述辩解，缺少相应的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二、邵轶群付军就涉案借款向保利公司主张权利如何确定。因张继华出具该还款承诺书时其与其个人占51%绝对股权的继华公司持有保利公司的全部所有股权，其又系保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轶群称其与张继华交往多年，双方当时已产生的借款已逾2000万元，运转基本正常，故虽然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经鉴定认为该还款承诺书上的印章系喷墨打印形成，但并没有说明该印章不是保利公司的印章，且张继华也承认涉案还款承诺书系其亲自书写并加盖印章，故上述还款承诺书应系保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邵轶群认为对其作出承诺的是当时实际上拥有保利公司所有产权的张继华，对其以保利公司全部资产和股权作出的承诺持相信态度，理由充分，应予采信。张继华作为保利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以公司名义对外实施行为是职务行为，该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公司承担，理由比较充分，应予支持。邵轶群在此后又提供了370万元借款，基本完成了该承诺书约定的2500万元借款的提供义务，且无证据证明邵轶群与张继华存在恶意串通故意损害保利公司的利益，故邵轶群、付军认为保利公司就涉案借款应履行上述还款承诺，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保利公司辩称，张继华出具还款承诺书对该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邵轶群未对保利公司就还款承诺是否形成股东决议进行审查，存在过错，即使担保成立也无效，理由不够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另外，保利公司认为邵轶群与张继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应将此案转至有关机构进行处理，但对此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采信。三、涉案借款的未付利息如何计算。张继华与继华公司给邵轶群、付军出具的借条记载有付息记录，张继华在双方对账时借款本金数额及已支付利息予以认可，虽然从双方利息的结算可以看出利息约定超过法律规定的限额，但张继华、继华公司、保利公司对超过限额部分并没有提出返还及抵扣本金的主张，故邵轶群、付军认为涉案借款存在利息约定，对未支付的利息部分主张按月利率2%计算，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综上，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张继华、安徽继华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邵轶群、付军借款本金24298000元及利息（其中本金5000000元自2013年12月1日起，965000元自2014年5月1日起，12000000元自2013年11月6日起，2800000元自2014年5月21日起，3200000元自2014年6月3日起，333000元自2014年5月8日起，均按月息2%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安徽阜阳保利汉铭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邵轶群、付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2100元，由邵轶群、付军负担38810元，继华公司负担16329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邵轶群、付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 浩审 判 员  王韩利代理审判员  程 畅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宁梦琦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