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14民终6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川南高等级公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法定代表人：罗进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诗文，男，1975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跃，男，196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兴文县，系该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先忠，男，1956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瑶，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林，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正，男，196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资中县。原审被告：彭东彬，男，1976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原审被告：成都志睿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法定代表人：羡志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丽华，四川上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郫县支公司。住所地：成都市。负责人：江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金伦，男，1982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成都市。负责人：何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永刚，四川路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法定代表人：周黎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明，四川合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开云，男，197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员工。上诉人四川省川南高等级公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南高等级公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先忠、原审被告王正、彭东彬、成都志睿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睿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郫县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保险郫县支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成都支公司）、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渝高速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6)川1421民初1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川南公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仁寿县人民法院（2016）川1421民初125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主观地认为上诉人应该在高速公路入口安装计重检测设备，阻止超载车辆进入高速行驶。如果上诉人私自在宜宾北站入口设置称重设备对进入收费站的所有车辆进行检测，并判断车辆是否超载超限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其一，法律不允许。上诉人如果私自在宜宾北站设置称重设备，该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九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其二，条件不具备。高速公路入口设置称重检测设备涉及到地方政府部门国土资源管理局、规划与建设局、公安局、安监局、交通运输局等诸多部门的支持，是否能获得上述部门的批准不确定。上诉人不应承担本就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治理车辆超载任务。其三，缺乏可操作性。要求行驶中的运输车辆进行称重检测属于行政强制行为，高速公路即使在收费站入口设置了称重检测设备，没有相关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运输车辆完全可以拒绝进行称重检测，同样不能阻止超载车辆进入高速公路行驶。其四，川AL30**货车是一辆符合《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04）要求的运输罐车，自进入高速公路之前就已经超载，不应该以高速公路入口作为界限划分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10%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川AL30**货车自进入川南公路公司宜宾北收费站时与其合同关系建立，自行驶出川南公路公司管辖的G85渝昆高速（内宜段）该合同关系终止。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提供了良好的道路状况，川AL30**货车安全地通过了上诉人管辖的路段，上诉人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何先忠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志睿公司述称，1、本次交通事故肇事车辆川AL30**实际所有人是彭东彬，彭东彬将该车挂靠志睿公司经营。志睿公司对本次事故发生的事实和责任划分没有异议。2、志睿公司为川AL30**车在联合保险郫县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为川A68**挂车在人寿保险成都支公司投保了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3、川AL30**车从川南公路公司经营管理的收费入口进入事发路段，川南公路公司没有发现超载车辆，放任其驶入高速公路，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应当承担本次事故造成损失的补充责任。遂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依法判决。联合保险郫县支公司、人寿保险成都支公司、成渝高速公司述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王正、彭东彬未陈述意见。何先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正、彭东彬、志睿公司共同连带赔偿何先忠损失共计176229.2元；2、联合保险郫县支公司、人寿保险成都支公司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乘客座位险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成渝高速公司承担补充责任。诉讼过程中，何先忠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残疾赔偿金标准变更为2014年标准，要求按照24381元/年计算，所主张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各项损失的总金额变更为184281.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8日15时50分许，王正驾驶车牌为川AL30**号“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川A68**挂“开乐牌”重型罐式半挂车）装载73.98吨（核定载质量28.68吨）粉煤灰由宜宾往成都方向行驶至成自泸高速公路95公里加500米路段时，车头碰撞前方因途径交通事故现场而减速通行的由李定铭驾驶的川EB50**“丰田牌”小型轿车尾部后，川AL30**“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川A68**挂“开乐牌”重型罐式半挂车）推动川EB50**“丰田牌”小型轿车继续向前行驶，并连续撞开前方因途径交通事故现场而减速通行的由案外人韩利驾驶，何先忠搭乘的川AGY8**“蒙迪欧牌”小型轿车等多辆汽车，致多人死亡，何先忠等人受伤，多辆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当日，何先忠即被送往仁寿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4年1月18日出院。出院诊断为：一、闭合性胸部损伤：1、胸骨体骨折；2、双肺创伤性湿肺；二、胸12椎体碎裂性骨折；腰1椎体线性骨折；颈椎骨质增生；三、肝内多发囊肿。2014年1月22日，何先忠被送往成都市东区医院住院治疗，同年4月14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胸骨骨折，2、胸12、腰1椎体粉碎性骨折；3、便秘。2014年12月8日，何先忠经四川燊海司法鉴定所鉴定：其胸12椎体骨质损伤评定为九级伤残；胸骨骨折，胸12椎体碎裂性骨折，腰1椎体线型骨折，综合评定为180天的误工损失。2013年12月26日，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支队成自泸一大队作出川公交高认字[2013]第5180452013306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正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何先忠等不承担此事故责任。川AL30**“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和川A68**挂“开乐牌”重型罐式半挂车实际车主均为彭东彬，挂靠志睿公司经营，王正系彭东彬雇请的驾驶员；川AL30**“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联合保险郫县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购买不计免赔，赔偿限额100万元），川A68**挂“开乐牌”重型罐式半挂车在人寿保险成都支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购买不计免赔，赔偿限额50万元）；发生交通事故时均在保险期限内。经省政府同意成立的成自泸高速公路“12.8较大道路事故”调查组于2014年1月27日作出《成自泸高速公路“12.8”较大道路事故调查报告》，报告载明：事故路段情况道路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支队成自泸一大队出具的《12.8事故费用支付说明》载明：12.8较大交通事故案发后通过交警队支出费用总共有505000元，其中于2014年1月22日向成都市东区医院支付何先忠医疗费15000元。后经查明，交警队支出的505000元由联合保险郫县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支付120000元，由志睿公司支付300000元，彭东彬支付8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何先忠在交通事故中受伤，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公安交警部门根据事故发生实际情况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且各方当事人在事后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推翻公安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故对事故的责任划分，予以采信。王正驾驶车辆不遵守相关法律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其作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雇主彭东彬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本案交通事故中王正驾驶的车辆负事故全部责任，王正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应当与彭东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志睿公司作为肇事车辆（川AL30**“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和川A68**挂“开乐牌”重型罐式半挂车）的法定车主，挂靠营运，依法应当对彭东彬所负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免赔的问题，川AL30**“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联合保险郫县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购买不计免赔，赔偿限额100万元），川A68**挂“开乐牌”重型罐式半挂车在人寿保险成都支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购买不计免赔，赔偿限额5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第十九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中，两保险公司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所附的保险条款均系格式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明确说明，此为法定义务，也是特别告知义务，不仅是经过保险人在投保单上提示投保人特别注意，更重要的是要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作出明确解释，并且保险人必须提供其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作出明确解释的相关证据。本案中，人寿保险成都支公司、联合保险郫县支公司均提出本次交通事故因王正酒后驾驶及逃逸而免责，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并对免责条款做明确的解释，故保险条款中免责部分不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免除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应当在各自保险责任险范围内予以赔偿。关于成渝高速公司、川南公路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比例问题。成渝高速公司属于本次交通事故发生路段的管理者，事故发生后，经事故调查组调查事故路段符合有关技术标准，本次事故中，成渝高速公司无管理过错不应承担责任；肇事车辆于事发当日通过宜宾北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行驶，川南公路公司作为该收费站管理者，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防止超载车辆进入收费高速公路行驶，对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应当认定为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案情，对川南公路公司的赔偿责任确定为10%。关于何先忠诉讼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4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各受害人要求仁寿县人民政府就“12.8较大交通事故”进行协调处理，经仁寿县人民政府多次协调未果，各受害人及权利人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故被告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不予支持。关于无责赔付问题，本案系“12.8较大交通事故案”，受害人数及所涉车辆众多，部分受害人并未提起诉讼，本案被告辩称该案多数车辆均购买了保险，存在无责赔付；但是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对无责赔付部分不予处理。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何先忠的损失认定：医疗费部分，何先忠主张有9781.2元，经审查何先忠提供的票据，扣除无病人姓名的部分票据，应认定9641.20元；误工费，何先忠主张按照3200元/月标准计算6个月，共计19200元。何先忠仅以2013年3月6日签订的《劳动合同》，“青羊区时尚艺典工艺品店”出具的《收入证明》及其营业执照并不足以证明其月工资标准，酌定为误工时限180天×100元/天=18000元；护理费，何先忠仅以他人出具的五张收条并不足以证明因交通事故导致了护理费损失32610元。结合何先忠的住院治疗情况与误工时限，酌定其护理费为180天×100元/天=18000元；何先忠主张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122天×30元/天=3660元，予以支持；残疾赔偿金因何先忠系九级伤残，故核定为24381元/年×20年×20%=9752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到何先忠的伤情酌定为6000元；鉴定费1300元有鉴定机构正式票据予以证明；何先忠主张交通费206元，予以支持。何先忠的损失经核定共计为154331.20元。对于何先忠已经获得的15000元预付款应进行品迭。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应当按照各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联合财险郫县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已经支付交强险120000元，并由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支队成自泸一大队向部分死者家属和伤者支付，联合财险郫县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不再承担赔偿责任。联合财险郫县公司和人寿财险成都公司应分别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就已诉案件的损失按比例进行赔付。经审查，本案何先忠在已诉案件的损失比例为2.3207%。就何先忠的损失154331.20元，川南公路公司赔偿15433.12元；人寿财险成都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11603.5元；联合财险郫县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何先忠23207元；余下赔偿款89087.58元(已品迭交警队向何先忠支付的15000元)，由彭东彬负责赔偿；王正和志睿物流公司就彭东彬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险范围内偿付原告何先忠11603.50元；二、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郫县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险范围内偿付原告何先忠23207元；三、被告四川省川南高等级公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何先忠15433.12元；四、被告彭东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何先忠89087.58元；五、被告王正、成都志睿物流有限公司本判决对四项确定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六、驳回原告何先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2元，由四川省川南高等级公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27.20元，由彭东彬、王正、成都志睿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144.80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条“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桥梁上或者公路隧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的，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的规定，和《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公路、公路桥梁或者公路隧道行驶；超过汽车渡船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使用汽车渡船。”的规定，超过公路限载车辆不得上路行驶。本案中，川AL30**“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川A68**挂“开乐牌”重型罐式半挂车）核定装载为28.68吨，而事故当天川AL30**“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实际装载73.98吨，已超载45.3吨，该车系严重超载车辆，不能在限载的公路上行驶。同时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在收费公路上行驶的车辆不得超载。发现车辆超载时，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的规定，川南公路公司系宜宾北收费站的经营管理者，应该清楚国家禁止限载车辆上路行驶。因此川南公路公司对车辆是否超载应有一个明晰的判断，且在发现超载车辆后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处理。事故当天川南公路公司收费管理者对川AL30**“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川A68**挂“开乐牌”重型罐式半挂车）应该限载的吨位，以及是否超载，未作出正确的判断，让已严重超载的该车进入收费高速公路行驶，对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川南公路公司未阻止超载车辆上路行驶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川南公路公司对事故造成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判确定川南公路公司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川南公路公司上诉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川AL30**货车自进入川南公路公司宜宾北收费站时与其合同关系成立，自行驶出川南公路公司管辖的G85渝昆高速（内宜段）该合同关系终止。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川南公路公司提供了良好的道路状况，川AL30**货车安全舒适地通过了川南公路公司管辖的路段，因此川南公路公司合理地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的意见，本院认为，虽然事故发生地不属于川南公路公司管辖的路段，但川AL30**“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川A68**挂“开乐牌”重型罐式半挂车）系严重超载车辆，在进入川南公路公司管辖的路段设置的收费站时，如若川南公路公司严格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收费站不准川AL30**“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川A68**挂“开乐牌”重型罐式半挂车）进入其所管辖的高速公路，也不存在本次事故的发生。综上所述，川南公路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2元，由四川省川南高等级公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梅审判员  王美福审判员  覃 棱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