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终54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峰，男，1972年1月2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655号707室。法定代表人李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雅丽，女，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睆，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艾西彼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2123号3E－2033室。法定代表人：孙立华。上诉人刘建峰因与上诉人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服公司）、被上诉人艾西彼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西彼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80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建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四、六项，改判：1、上诉人外服公司与被上诉人艾西彼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495,000元；2、艾西彼公司支付其2016年1月9日至本案判决作出之日的工资（按33,000元/月的二倍核算）；3、外服公司与艾西彼公司支付其医药费1,191.53元；4、外服公司与艾西彼公司支付其2015年度剩余12天未休年休假工资54,450元；5、外服公司支付其2014年4月14日至2016年4月13日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57,930元；6、外服公司与艾西彼公司支付其上述请求所涉款项自2016年1月8日起至本案判决作出之日止的同期贷款利息。刘建峰的主要理由为：（一）外服公司员工于2016年1月10日转发的邮件，并不构成该公司的意思表示，只是转述一个案外人的非法主张。2016年2月22日，外服公司还为其报销了医疗保险费用，如果劳动合同已经解除，外服公司不会再报销补充医疗保险费用。其直至2016年6月7日仲裁开庭时才收到外服公司的退工单复印件。外服公司2016年2月24日发送电子邮件时，其正处于病休期间，该意思表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且具有欺诈故意，没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外服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声称收到艾西彼公司的书面通知，已构成欺诈，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支付其14个月工资的赔偿金和1个月替代通知期工资。（二）即使外服公司解除了其劳动合同，其与艾西彼公司之间的雇佣合同仍处于存续状态，艾西彼公司有义务支付2016年1月8日起至二审判决生效日的拖欠工资。其工作性质并不需要到办公室坐班。自2010年入职以来，其从事的海外保险理赔工作都是通过手机和电脑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完成，在家里办公是常态。2016年1月27日以后，艾西彼公司的办公职场被案外人D非法侵占，其除病休外一直处于正常为艾西彼公司提供劳务的状态。提供职场是雇主的责任，雇员作为无过错方，仍有根据合同请求报酬的权利。（三）其与外服公司在2010年签署劳动合同时，三方确定的补充医疗保险保障是劳动合同构成条件的一部分，外服公司与艾西彼公司之间签署的劳务协议中《中国员工团体综合保障计划服务项目》也明确为其购买补充医疗保险，该约定的义务应当履行，故而其医疗费主张应当得到支持。（四）其1995年工作后曾返校攻读硕士研究生三年，相应期间应计入工龄，累计年限已超20年，12天未休年假的折薪应按照33,000元/月(21.75天/月(3的方式予以计算。（五）外服公司利用其强势地位拒绝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六）原审法院不支持其利息请求，缺乏依据。上诉人外服公司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其公司不支付上诉人刘建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3,804元、2015年度法定未休年休假折薪30,344.83元。外服公司的主要理由为：刘建峰因在被上诉人艾西彼公司工作期间存在严重违纪等行为而被退回其公司，其公司系以相同理由与刘建峰解除劳动关系。该解除行为合法，其公司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刘建峰在原审中自认于2015年休了13天年假，其主张2015年度法定未休年休假折薪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刘建峰与上诉人外服公司均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艾西彼公司未作答辩。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外服公司由原名称“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更名为现名称“外服公司”。2010年4月14日、2012年4月12日、2014年4月14日，刘建峰与外服公司分别签订一份劳动合同，期限分别为2010年4月14日至2012年4月13日、2012年4月14日至2014年4月13日、2014年4月14日至2016年4月13日，前两份合同约定派遣刘建峰至香港B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工作，后一份合同约定派遣刘建峰至艾西彼公司工作。刘建峰工资自2015年1月1日起变更为33,000元/月。刘建峰在艾西彼公司正常工作至2016年1月8日。2016年1月10日，外服公司发给刘建峰电子邮件，称艾西彼公司的D先生希望刘建峰周一起不要再去上班等。同日，外服公司电话通知刘建峰不要再去上班，解除双方劳动关系。2016年2月24日，外服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发给刘建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有“根据商社艾西彼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22日致我中心的书面通知，现决定以相同理由与您解除（终止）劳动关系”等。2015年12月29日，艾西彼公司出具证明和年终奖发放声明各一份，分别载有“兹证明员工刘建峰截止2015年度未休年假12天顺延至2016年度或按实际税前工资领取”、刘建峰“2015年度的奖金应为49,500元（33,000元×1.5），尚未发放”等。外服公司国际人才分公司为刘建峰缴纳社会保险至2016年1月。截至2016年1月，刘建峰本地实际缴费月数206个月。2016年3月22日，刘建峰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外服公司支付如下钱款，并由艾西彼公司承担连带责任：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29,000元；2.2016年1月9日至2016年2月29日的工资55,770元；3.2016年1月25日至2016年3月的医药费1,194.40元；4.2015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8,150元；5.2014年4月14日至2016年4月13日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57,930元；6.2016年3月1日至同月30日的工资33,000元；7.2015年度奖金49,500元；8.2016年4月1日至5月31日的工资66,000元；9.按33,000元/月标准核算的2016年6月1日至裁决生效之日的工资。该仲裁委员会裁决：外服公司支付刘建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8,170元、2015年未休年休假折薪18,150元，艾西彼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艾西彼公司支付刘建峰2015年年终奖金49,500元；对刘建峰的其余请求未予支持。刘建峰、外服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先后诉至原审法院。刘建峰请求判令外服公司、艾西彼公司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95,000元；2.2016年1月9日至2016年10月8日的工资540,000元；3.2016年10月9日至本案判决作出之日的工资（按33,000元/月的二倍核算）；4.医药费1,191.53元；5.2015年度剩余12天未休年休假工资54,450元；6.2014年4月14日至2016年4月13日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57,930元；7.2015年度奖金49,500元；8.上述请求1至请求7所涉款项自2016年1月8日起至本案判决作出之日止的同期贷款利息。外服公司请求判决其公司不支付刘建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8,170元、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8,150元。原审中，刘建峰称外服公司仅是代发工资，其与艾西彼公司的关系更为紧密，故同时与后者亦签订了劳动合同；艾西彼公司的股东另外注册思希必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雇佣的D阻止刘建峰进入工作场所，并提供2014年1月3日劳动合同（该合同第21条约定“甲方单方面解除、终止或变更劳动合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按上一款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乙方支付赔偿金。补偿金、赔偿金按合同解除或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月工资数额限制及年限均不适合本合同”等，加盖有“艾西彼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字样印章）一份、思希必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一份、照片一组加以佐证。外服公司对该组证据均不认可，称艾西彼公司的股东与法定代表人孙立华发生冲突，印章等均由孙立华掌管。刘建峰再称外服公司为员工购买有补充医疗保险，其2016年1月8日之前就医的医疗费均已报销，之后的未予报销，并提供病史记录一组、医疗费发票（显示有2016年1月25日、2016年2月15日、2016年3月28日等日期，费用总额中有现金支付、个人账户支付等）一组、通知（显示外服公司向刘建峰确认本次医药费报销进账271.07元）一份、新线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刘建峰于2016年2月22日收到医保报销款271.07元）一份、中国员工团体综合保障计划服务项目一份、中国员工团体健康保障计划项目简介一份加以佐证。外服公司对该组证据均不认可。原审法院认为，根据2016年1月10日的电子邮件和涉案仲裁庭审笔录，外服公司于2016年1月10日解除与刘建峰的劳动合同。外服公司未举证证明上述解除符合法律的规定，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刘建峰提供的2014年1月3日劳动合同第21条显示，赔偿金按合同解除或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不受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限制。该合同仅加盖有“艾西彼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字样印章，不能认定系刘建峰与外服公司的约定，故对外服公司不具约束力。刘建峰自2015年1月起工资变更为33,000元/月，超出了2015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5,939元的三倍，故原审法院结合刘建峰的工作年限，认定上述赔偿金为213,804元。涉案仲裁裁决认定艾西彼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该公司未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视为对裁决结果的认可，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刘建峰最后出勤至2016年1月8日，同月9日、10日为双休日，劳动合同于10日解除，故刘建峰要求支付2016年1月9日至2016年10月8日的工资、2016年10月9日至本案判决作出之日的工资缺乏依据，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1月10日解除，外服公司为刘建峰缴纳社会保险至该月，刘建峰提供的医药费发票显示就医发生在2016年1月25日及之后，且由个人账户正常支付，故其要求报销医药费1,191.53元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截至2014年12月，刘建峰本地社保实际缴费年限已满10年，而不满20年，故2015年度法定带薪年休假为10天。刘建峰提供的证明加盖有“艾西彼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字样印章，外服公司虽不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驳证，故原审法院认定刘建峰2015年度尚有年休假12天未休，其中法定年休假为10天。该10天年休假对应的折薪为30,344.83元，外服公司应予支付。涉案仲裁裁决认定艾西彼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该公司未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视为对裁决结果的认可，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剩余2天的年休假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带薪年休假天数，刘建峰要求外服公司支付相应的折薪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建峰提供的前述证明显示，艾西彼公司确认2015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可“顺延至2016年度或按实际税前工资领取”，故原审法院按刘建峰的税前工资标准，认定艾西彼公司支付刘建峰超过法定年休假天数2天的年休假折薪3,034.48元。刘建峰与外服公司签订有2014年4月14日至2016年4月13日的劳动合同，现再要求支付2014年4月14日至2016年4月13日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建峰提供的年终奖发放声明显示，艾西彼公司确认刘建峰2015年度的奖金为49,500元，现刘建峰要求艾西彼公司支付，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刘建峰要求外服公司共同支付，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建峰要求外服公司、艾西彼公司支付前述请求所涉款项自2016年1月8日起至本案判决作出之日止的同期贷款利息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艾西彼公司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应诉，应自行承担放弃行使诉讼权利所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因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刘建峰提供的思希必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等其余证据，原审法院不再审查。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建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3,804元；二、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建峰2015年度法定未休年休假折薪30,344.83元；三、艾西彼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对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艾西彼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建峰2015年度超过法定年休假天数的年休假折薪3,034.48元；五、艾西彼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建峰2015年度的奖金49,500元；六、驳回刘建峰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上诉人刘建峰于原审中提交并经上诉人外服公司确认真实性的《派遣协议书》变更书显示：外服公司（甲方）、被上诉人艾西彼公司（乙方）、刘建峰（丙方）签订三方协议，明确“经各方协商一致，对甲方与丙方签订的《派遣协议书》履行达成以下变更事项：一、丙方自2015年01月01日起工资变更为：33,000元，职位为：理赔专员。二、甲方与丙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派遣协议书中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二审中，上诉人刘建峰陈述：其所主张的医药费发生于2016年1月25日至3月23日期间。上诉人外服公司表示：其公司并不认可刘建峰享有医疗费报销的待遇，且，其公司享有补充医疗保险的员工发生的医疗费也系由保险公司报销。上述事实有原审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二审陈述予以佐证。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上诉人外服公司于2016年1月10日除向上诉人刘建峰发送电子邮件告知被上诉人艾西彼公司的D先生希望其周一起不要再去上班之决定外，另还电话通知刘建峰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确系属实。外服公司作出的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在到达刘建峰后即发生解除刘建峰劳动合同之法律后果。原审法院由此认定外服公司于该日解除刘建峰的劳动合同，依据充分。刘建峰以外服公司于2016年2月22日为其报销医疗保险费用、其于2016年6月7日才收到退工单复印件、外服公司的意思表示因违法且故意欺诈而没有法律效力等为由，主张原审法院认定的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不正确，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外服公司以其公司系因刘建峰严重违纪被用工单位退回而以相同理由合法解除刘建峰的劳动合同为由，要求不予支付刘建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但却未能举证证明所称的刘建峰违纪行为。原审法院基于此而认定外服公司须支付刘建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于法有据。就双方争议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额，结合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时间、刘建峰被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工资标准，原审法院依照2015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为基数计算认定刘建峰应得赔偿金213,804元，并无不当。刘建峰要求外服公司依照其提供的仅加盖有“艾西彼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字样印章的协议，以33,000元/月为基数赔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显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亦已作了详尽阐释，本院予以认同，并不再予以赘述。刘建峰要求艾西彼公司与外服公司共同承担赔偿金支付义务，缺乏法律依据，但艾西彼公司未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亦未就原审判决提起上诉，应视为其认可对外服公司的前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上诉人刘建峰要求被上诉人艾西彼公司支付其2016年1月9日至本案判决作出之日的工资之上诉请求，刘建峰系以其与被上诉人艾西彼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在外服公司解除其劳动合同后仍然存续为由，主张系争工资。对此，本院认为，刘建峰虽持有一份加盖“艾西彼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字样印章、签署日期显示为2014年1月3日的劳动合同，但依据已查明事实，刘建峰自2010年4月起与外服公司先后签订三份期限均为2年且前后衔接的劳动合同，前两份合同约定派遣刘建峰至香港B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工作，最后一份签订于2014年4月14日的劳动合同约定派遣刘建峰至艾西彼公司工作，也即，在刘建峰所提供证据反映的其与艾西彼公司2014年1月3日签订劳动合同后，刘建峰已然又于2014年4月14日与外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接受外服公司派遣至艾西彼公司工作，且，刘建峰、外服公司、艾西彼公司其后还就刘建峰工资变更事项签订三方协议，在此情况下，实难认定刘建峰在与外服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被派遣至艾西彼公司工作的同时，还与艾西彼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刘建峰要求艾西彼公司支付系争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系争未休年休假工资，上诉人刘建峰就其可得享有2015年度12天未休年休假折薪之主张，提供有加盖“艾西彼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字样印章的证明一份，上诉人外服公司虽对该证明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在刘建峰所提供证明中并未注明刘建峰2015年度所余12天未休年休假之性质的情况下，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刘建峰2015年度所余12天未休年休假中包含法定年休假10天，尚无不当。故对外服公司要求不予支付刘建峰系争未休年休假工资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按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的该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扣除该职工正常工作期间已得工资收入后，用人单位实还需支付相当于该职工200%日工资数额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故对刘建峰要求外服公司、被上诉人艾西彼公司按照其日工资的3倍支付2015年度剩余12天未休年休假工资54,450元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定外服公司、艾西彼公司须向刘建峰支付的2015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对于上诉人刘建峰要求上诉人外服公司与被上诉人艾西彼公司支付其医药费1,191.53元之上诉请求，因在案证据确不足以证明外服公司、艾西彼公司负有相关支付义务，故对刘建峰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刘建峰要求上诉人外服公司支付其2014年4月14日至2016年4月13日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57,930元之上诉请求，因外服公司本系劳务派遣单位且系争期间亦与刘建峰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对刘建峰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刘建峰要求上诉人外服公司与被上诉人艾西彼公司支付系争利息之上诉请求，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所作的判决可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建峰与上诉人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鸿代理审判员 顾 颖审 判 员 孙少君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张明媚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