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豫71行初156号原告孙富安，男，196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原告牟银兰（系孙富安之妻），女，1964年2月8日出生，回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原告孙黎黎（系孙富安之女），女，1985年6月10日出生，回族，住郑州市金水区。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敬民，郑州市中原区石佛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绍坤，郑州市中原区石佛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郑州市桐柏路**。法定代表人乔耸，区长。委托代理人孙磊，郑州市中原区须水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辉，河南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富安、牟银兰、孙黎黎诉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原区政府）行政补偿一案，于2017年3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3月17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富安、牟银兰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敬民、李绍坤，被告中原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孙磊、王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富安、牟银兰、孙黎黎诉称，2012年8月28日，原告孙富安之母高秀枝、二哥孙秉安和原告孙富安根据《农村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以及《河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八条关于一户一宅的规定，通过公证后，将原告孙富安母亲的宅基地一分为二，一户为原告孙富安二哥孙秉安，一户为原告孙富安母亲高秀枝，原告孙富安母亲为户主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包括原告孙富安、牟银兰、孙黎黎。2015年5月，原告所在的郑州市中原区须水街道马庄村民委员会和党支部联合颁发了《中原区马庄片区改造拆迁安置方案（草稿）》，随后又发布了《关于中原区马庄片区改造拆迁安置方案的补充规定》，上述两文件成为原告所在村拆迁补偿的依据。2015年5月29日，中原新区马庄片区改造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与原告孙富安签订了补偿面积为95平方米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中没有涉及原告牟银兰和原告孙黎黎的补偿问题。2016年5月12日，原告孙富安母亲高秀枝在本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口述并由原告代笔出具证明，称其宅基证按照国家政策应有原告孙富安、牟银兰、孙黎黎三口的拆迁房产分配。2016年5月23日，原告所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原告孙富安母亲的次子孙秉安占有房产205平方米以及车位一个，产生母子财产矛盾纠纷，因其子不配合调解，至今调解无果。2016年6月13日，原告所在村民委员会出具原告孙富安母亲四子一女证明。2017年3月3日，原告及其代理人找到被告工作人员孙磊要求解决上述问题，其口头答应报告给领导。原告于2017年3月8日又以书面形式向被告邮寄了申请书，但被告收到申请后至今未给原告答复，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益，请求：一、补偿原告拆迁房屋345平方米；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村委会证明四份、原告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中原新区马庄片区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草稿）、关于《中原新区马庄片区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补充规定、按人口安置注意事项，证明原告享受村民待遇，依法应该获得拆迁安置。2.原告母亲高秀枝自述一份、土地登记卡和宗地图各一份，证明被告未按照一户一宅原则将属于原告的补偿安置房屋签订到原告名下。3.申请书、邮件回执四份、中原区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无土地登记记录证明。4.独生子女证书，证明原告孙黎黎是独生子女按照方案应该多一份补偿安置。被告中原区政府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经超出法定期限。原告在诉状中陈述“2015年5月29日，指挥部已经与原告孙富安签订了95平米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对此，被告认为，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告自2015年5月29日既然已经知道应当再行补偿本人拆迁房屋345平米，却于2017年3月17日提起要求补偿的行政诉讼，其主张权利已经超出了法定起诉期限。二、原告宅基家庭户的安置补偿事宜已经完毕，其要求对宅基家庭户再行补偿拆迁房屋345平米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政策依据。经被告核实，原告户籍位于孙坡村**，案外人高秀枝户户籍位于孙坡村**附**，告与高秀枝的户籍户籍均在同一处宅基院，基院对应的宅基证号为郑中原集用（2012）第03**，宅基证登记使用权人是高秀枝。原告与高秀枝同属一个宅基家庭户。2015年5月，马庄村开始整村改造拆迁，村两委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民主程序制定通过了《中原新区马庄片区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补偿安置方案），依据补偿安置方案，村民安置补偿是以宅基证为依据按家庭户为单位进行补偿安置，可选择按宅基证方式或按人口方式补偿安置。案外人高秀枝是包括原告在内的宅基家庭户的户主，又是宅基证的登记使用权人，同时经指挥部普查登记、村组代表及业主签字确认，该宅基院的房屋附属物所有人是高秀枝，高秀枝作为家庭户的代表选择按宅基证方式安置补偿，经核算后的回迁安置面积是400.5平方米。2015年5月29日，由高秀枝申请，经须水社会法庭主持和解，孙富安、高秀枝、王喜仙（系原告孙富安嫂子）就400.5平米的安置面积进行了分割，各方于同日依据纠纷和解协议书分别与指挥部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被告认为，原告与高秀枝同属一个宅基家庭户，原告在村内没有自己的合法有效的宅基地使用证，不符合单独安置签订协议的条件。高秀枝作为包括原告在内的宅基家庭户的户主，又是宅基证的登记使用权人，还是该宅基院的房屋附属物所有人，高秀枝自愿选择宅基证方式安置并依法分割，指挥部依据该家庭户的分割协议分别与原告各方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就原告家庭户已经补偿安置完毕。原告在其家庭户已经安置完毕近2年后，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要求对其家庭户再补偿拆迁房屋345平米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政策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违反了禁止反言的诉讼原则，恳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中原新区马庄片区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证明2015年5月，马庄村村两委制定通过补偿安置方案，规定对于村民补偿安置以宅基证为依据按家庭户为单位进行安置，安置方式有按宅基证或按人口两种方式。2.郑中原集用（2012）第0323号宅基证及高秀枝户口户口本复印件，原告及高秀枝属于同一个宅基家庭户，该户对应的宅基证登记使用人是高秀枝，高秀枝是包括原告在内的宅基家庭户的户主。3.宅基附属物清查登记表及空房验收单，证明经指挥部普查，村组代表、业主签字确认，该宅基院的房屋附属物所有人是高秀枝。4.须水社会法庭纠纷和解协议书，证明高秀枝选择按宅基证方式安置，并申请社会法庭对该户安置面积400.5平米进行分割的事实。5.高秀枝、孙富安、王喜仙三人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证明基于高秀枝是包括原告在内的家庭户的户主，又是该户宅基地登记使用权人和该宅基院房屋附属物所有人的事实，高秀枝选择按宅基证方式补偿安置，指挥部依据纠纷和解协议书于2015年5月29日分别与高秀枝、孙富安、王喜仙三人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就原告及高秀枝家庭户已经补偿安置完毕，原告要求再补偿拆迁房屋345平米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政策依据，并且原告于2015年5月29日就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于2017年3月17日起诉本案已超出法定起诉期限。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证据1，被告对其中村委会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对户口户口本和身份证无异议，余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证据1中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草稿）属于尚未生效的文件，不具有证据效力，村委会证明的内容与原告提交的户口户口本及身份证相互印证，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除对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草稿）不予采信，其余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2，被告对高秀枝自述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质询，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于庭后向高秀枝本人进行调查询问，高秀枝认可其自述笔录的真实性，本院对原告的证据2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3，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4，被告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持证人曹某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足以支持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的证据1至5，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的证据1至5系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能够证明被告对涉诉宅基地及地上附属物进行了清查登记，并分别与高秀枝、王喜仙、孙富安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被告中原区政府开始实施中原新区马庄片区改造拆迁项目。原告孙富安的母亲高秀枝在中原区须水街道办事处马庄村六组有宅基地一处，宅宅基证号郑中原集用（2012）第03**使用面积133.5平方米。孙富安兄弟四人中，除孙富安未划拨有宅基地外，其三位兄长均有划拨的宅基地。截止到拆迁改造人口截止日前，高秀枝的户籍户籍登记地址为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马庄村孙坡村**付**，安、牟银兰、孙黎黎的户籍落户籍落户登记在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马庄村孙坡村**，主为孙富安的二哥孙秉安。另查明，2015年5月27日，案外人孙秉安家庭自愿选择以人口为依据与被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申请按人口补偿安置的家庭成员中不包括三原告。2015年5月29日，案外人高秀枝与王喜仙（孙秉安之妻）在郑州市中原区须水街道社会法庭的主持下达成纠纷和解协议，二人在该协议中对高秀枝名下的400.5平方米补偿安置房进行了分割，除高秀枝自留100平方米外，分给孙富安95平方米，分给王喜仙205.5平方米和一个车位。同日，被告依据上述纠纷和解协议约定的面积分别与高秀枝签订编号6-080（1）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与王喜仙签订编号6-080（2）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与孙富安签订编号6-080（3）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7年3月8日，三原告以要求再补偿安置345平方米回迁房为由向被告及村民组、村委会邮寄申请。2017年3月17日，三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中原区政府未能举证证明对三原告的拆迁补偿安置进行完毕后曾向其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事实，本案的起诉期限应当从2015年5月29日孙富安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起计算不超过2年，孙富安于2017年3月17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超过2年的起诉讼期限，故三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期限。关于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根据涉诉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享受补偿安置的村（居）民应以合法有效宅基地使用证为依据，可以选择按证或按人口计算回迁安置面积。三原告在马庄村均无合法有效的宅基地使用证，其家庭属于不能单独享受拆迁补偿安置的家庭户，因此，三原告必须跟随有宅基地使用证的家庭户才能享受拆迁补偿安置。虽然三原告的户籍落户户籍落户在案外人孙秉安家庭户内，安作为其家庭户的户主，其在申请按人口补偿安置时已明确将三原告排除在家庭成员以外，孙秉安家庭户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中显然不包括三原告的份额，如果三原告坚持认为应以户籍为依户籍为依据进行补偿安置，孙秉安家庭户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另行提出异议。在孙秉安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未被撤销或认定无效前，三原告请求以户籍为依户籍为依据再次补偿安置的理由不能成立，支持。按照涉诉拆迁改造文件中的《按人口安置注意事项》以及被告的解释，兄弟姐妹平均一个或一个以上宅基地的，不能人口交叉，户口簿不户口簿不作为补偿安置的依据。户籍虽然户籍虽然落户在孙秉安家庭，富安的母亲高秀枝名下单独持有一处宅基地，因此，三原告应当跟随高秀枝作为同一家庭户进行补偿安置，而不能仅依据户籍进行户籍进行补偿安置。孙富安之母高秀枝的表述，拆迁改造前其户籍也一户籍也一直和孙秉安家庭在一起，开始后，孙秉安将其家庭成员的户籍重新户籍重新进行登记，枝的户籍单独户籍单独分为**。举证的户籍信息户籍信息可印证上述事实，籍所在户籍所在的孙秉安家庭及高秀枝本人的户籍登记时间均为2015年5月18日，置方案规定的户口认定户口认定截止日当天。原告在诉状中明确表示其三人均为高秀枝名下的宅基家庭户成员，高秀枝对三原告系同一宅基家庭户成员的事实也表示认可。高秀枝作为包括三原告在内的家庭户户主，其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前选择按宅基证面积进行补偿安置的方式，还就拆迁安置的房屋等财产与案外人王喜仙以和解协议的形式进行了分割，并且被告已经按照和解协议的分配面积分别与高秀枝、王喜仙、孙富安三人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被告对高秀枝家庭户已经补偿安置完毕。如果三原告认为高秀枝对安置房的分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可对高秀枝的处分行为提出异议并要求其赔偿相应损失。因被告已对高秀枝家庭户补偿安置完毕，三原告要求再给予345平方米安置房的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富安、牟银兰、孙黎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孙富安、牟银兰、孙黎黎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提交副本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伟审 判 员  吴林轶审 判 员  马中州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代理书记员  晁冬华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