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1民终46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绿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丁燕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伟，山东科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莉莉，女，汉族，l982年5月l2日出生，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丙池，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元峰，男，汉族，1975年8月3日出生，住济南市。上诉人济南绿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莉莉、原审被告张元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3民初2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绿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6)鲁0103民初268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刘莉莉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刘莉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一、一审判决对刘莉莉提交的合同认定错误。1、刘莉莉提交的案涉合同，绿达公司不认可且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就本案合同公章加盖时间、合同文字打印时间和刘莉莉签名、捺印时间进行鉴定。对于合同文字打印时间的鉴定，一审法院要求绿达公司提交在2014年6月13日相同时间、相同打印机、相同墨盒硒鼓、相同A4纸打印出来的文件，才能作为检材使用。绿达公司认为此要求不合理，刘莉莉提供的合同，绿达公司认为没有签订过，法院让绿达公司提交同一打印机、同一硒鼓墨盒、同一种A4纸打印出来的文件，无法实现，所以这项鉴定要求无法进行。对于刘莉莉签名、捺印时间的鉴定，一审法院要求绿达公司提交在2014年6月13日刘莉莉用相同签字笔书写的签名，提交同一天刘莉莉捺的手印。绿达公司认为无法实现，因为绿达公司和刘莉莉互为纠纷的对立方，绿达公司无法得到刘莉莉同一天同一支笔写出来的其他笔迹。所以这项鉴定要求无法进行。绿达公司咨询过其他法院的技术室，鉴定笔迹的形成时间、合同文字打印时间等等并不存在上述要求。对于绿达公司的公章的形成时间鉴定：绿达公司认为合同的形成时间是开庭前不久，是伪造的。绿达公司公章中间的五角星在2013年就损坏了，所以时间越靠近开庭时间，五角星的损坏程度就越大，且绿达公司提交了2014年6月左右、2015年左右、2016年左右的公章检材，但在检材质证时，刘莉莉提出，合同的落款时间2014年6月l3日，并不是真实的合同签订日期，是后补的。具体的签订时间刘莉莉记不清了，2014年、2015年都有可能。就因为刘莉莉的陈述，绿达公司的公章形成时间鉴定也不能进行。绿达公司认为，合同是刘莉莉提交的，刘莉莉主张合同的签订时间并不是落款时间，那么应该就合同签订的真实时间进行举证，如举证不能，就应该认可该落款时间。一审法院却在刘莉莉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仅凭一句陈述的情况下就认定合同中的落款时间不真实，认定事实错误。绿达公司对于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一审法院没有认真查清事实，却以2016年的一笔转账记录，就证实了合同是真实的，认定错误。2、刘莉莉在诉状中陈述，绿达公司向其收购肉类、海鲜类、蔬果类、禽蛋类等货物，为此在2014年6月13日签订了合同。但是刘莉莉提交的合同中没有任何绿达公司购买货物的约定。刘莉莉的主张与合同的条款内容没有任何关联性。在第二次开庭时，刘莉莉又主张，双方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刘莉莉借用绿达公司的名义，向招商银行送货，招商银行向绿达公司结款，然后绿达公司再打给刘莉莉。本案到底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借用资质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综上，本案的基本证据就是合同，绿达公司一直否认合同的真实性，并且提起鉴定申请，合同记载内容与刘莉莉陈述不符，合同落款时间，刘莉莉不能确定，这足以证明合同确实存在瑕疵。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应该认真审查合同是否真实，但是一审法院却以2016年的一笔转账记录，就证实了合同是真实的。绿达公司认为这是错误的。3、刘莉莉补充证据时提交的送货单、招商银行采购申请单、核对账单均是单方面制作的。通过刘莉莉提交的送货单，其最后一次给招商银行送货是在2014年l2月份，但是刘莉莉的诉状中却记载的是2015年下半年还在送货，绿达公司要求刘莉莉说明原因，刘莉莉代理人居然说只提供了部分送货单，其他的没有提交。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却认定在2016年的一笔款项就是本案所涉及合同的款项，并且认定了合同确实已经履行。绿达公司认为这两份证据之间本身就不存在关联性，刘莉莉主张送货截止到2014年，但是却主张2016年支付款项，在没有其他证据协助证明的情况下，根本不能证明相关联。一审法院将一年多以后的一笔转账记录，与一年前的业务认定存在相关联性，没有事实依据。二、张元峰出具欠条，绿达公司不认可，张元峰未到庭，但是一审法院却将对于张元峰未出庭的相关法律后果，让绿达公司承担，这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认为：“绿达公司虽对该欠条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张元锋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来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当庭质证、举证、辩论的诉讼权利，故对绿达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予以采信，对案涉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上述一审法院的认定，绿达公司认为是错误的。首先，绿达公司对于自己没有见过的一张欠条，否认其真实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审法院认为绿达公司应该提交证据证实主张，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其次，张元峰是自然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绿达公司不可能把他强制带到法庭，也没有义务强行带他到法院应诉。张元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但是不利后果不应让绿达公司承担。张元峰不到庭，无法证实欠条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将对张元峰不到庭的不利后果强加于绿达公司身上，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2、一审法院认定：“绿达公司虽辩称张元峰出具欠条系其个人行为，但依据案涉合同第二条约定，案涉业务由绿达公司的张元峰负责与刘莉莉方沟通，张元峰系代表绿达公司与刘莉莉进行业务沟通，张元峰于2016年3月31日出具的欠条亦载明所欠款项284935元为货款，故张元峰出具欠条系履行绿达公司的职务行为”。对于上述一审法院的认定，绿达公司认为是错误的。首先，本案合同是伪造的，合同中的条款，相应的约定也是伪造的，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其次，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是，张元峰负责与刘莉莉沟通，沟通就是交流，是交换意见或者传递某种意见，一审法院不应扩大解释“沟通”这一名词。在本案中，负责沟通但是未必有权利签订合同，未必有权利办理结算，这些特殊事项都是需要特别授权的，沟通仅是众多权限中的一个。即便合同被认定为真实的，也不能认为“沟通”就是可以代表公司进行结算。再者，张元峰虽是绿达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配偶，同时是绿达公司的股东，但是公司是独立法人，公司法对于股东的权利也做了明确规定，对内的权利按照章程行使，对外的权利按照公司授权进行，张元峰并无权代表公司出具欠条。3、张元峰所出具的欠条，没有写明欠款方和被欠款方是谁。这张欠条不能认定为是向刘莉莉出具的。刘莉莉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该欠条的来源。绿达公司对该欠条的合法性有异议。综上，绿达公司从未授权过张元峰与刘莉莉办理结算，“沟通”是不足以让第三方相信其有权利进行结算或者出具欠条的。本案张元峰不是职务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与绿达公司无关。欠条不是向刘莉莉出具，刘莉莉无权以此作为自己的主张进行使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基本证据调查不清，认定错误，应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绿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刘莉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无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绿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案涉合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真实有效的合同，不存在绿达公司声称的伪造等情况，绿达公司虽然辩称不认可合同的真实性，但是没有证据提交，亦没有就公章的真实性不认可进行申请鉴定，视为其在一审时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权利亦或者绿达公司知道该印章的加盖是真实的但是故意逃避这个事实不敢正面回答。原审被告张元峰系代表公司出具的案涉欠条，合同上有相应条款的描述其系代表公司与刘莉莉进行业务沟通，且其也是绿达公司公司的股东，张元峰作为案涉合同项下条款具体实施的参与人及经办人，其是明知该欠款的来龙去脉的，所以，其有权利和义务向刘莉莉出具案涉欠条，并且欠条上亦表明了系欠货款，该欠条恰恰就是绿达公司欠刘莉莉货款的真实写照。2016年3月21日绿达公司向刘莉莉转存货款96000元，显示类别为货款，这与原审被告张元峰出具欠条的类别显示的货款相互印证，与其他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综上，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原审被告张元峰出具欠条系履行绿达公司的职务行为，应当由绿达公司承担相关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绿达公司的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张元峰未陈述意见。刘莉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绿达公司给付货款28493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284935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绿达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律师代理费）1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0日，刘莉莉与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接受刘莉莉委托，指派赵刚、宫钦菊律师为刘莉莉与绿达公司、张元峰的纠纷案的一审代理人并一次性支付代理费15000元。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向刘莉莉出具相应金额的代理费发票。刘莉莉、绿达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刘莉莉、绿达公司双方对以下问题有异议：刘莉莉、绿达公司双方是否存在业务往来，张元峰出具欠条所载欠款应由谁偿还。刘莉莉认为，其与绿达公司签订合同，张元峰系代表公司出具欠条，同时其作为绿达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自愿承担公司的债务，绿达公司和张元峰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一、刘莉莉（甲方）与绿达公司（乙方）签订合同一份。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按乙方在指定时间地址数量送货。品类：肉类、海鲜类、蔬果类、禽蛋类等等。乙方的张元峰主要负责与甲方沟通，乙方负责给客户开具发票等结算事宜。乙方同意甲方使用其账户，销售产品。乙方在客户结算后，按约定的营业额4％收取费用，剩余金额转给甲方私人账户。并签订委托书，委托甲方为乙方的公司销售人员，委托书另签。如出现纠纷由甲方户籍所在地法院审理，费用由乙方承担。合同落款处甲方由刘莉莉签名、乙方加盖有济南绿达公司有限公司公章。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13日。二、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2014年7月1日，绿达公司委托刘莉莉为其销售、结算等业务的全面负责人。三、2016年3月31日，张元峰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欠货款284935元。四、送货单和招商银行济南分行机关食堂采购申请单一宗，送货单载明了货物的名称、单位、数量、单价、金额、收货单位为招商银行等事项。采购单载明了货物的品名、下单数量、实收数量、单价、总价等。五、核对单一份。该核对单载明，日期、员工餐金额、总金额。六、刘莉莉名下所有的农业银行、齐鲁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对账单。其中农业银行对账单载明2016年3月21日自绿达公司转款96000元。齐鲁银行对账单载明，2015年9月23日转款17162元，2015年10月27日，转款58655元。绿达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其认为刘莉莉、绿达公司未在2014年6月13日签订过合同，其他时间也未与绿达公司签订过案涉合同，刘莉莉提交的证据一与刘莉莉的证明目的不相符，首先，刘莉莉在诉状中主张绿达公司收购刘莉莉的肉类、海鲜类等货物，根据一般的买卖合同的形式，合同中应该有具体的买卖约定，而且既然是买卖关系，货款应由绿达公司向刘莉莉支付，通过合同第三条，却是在绿达公司与客户结算后，收取营业额的4%，剩余金额转给刘莉莉，这与现实中的买卖关系是不相符的。合同第二条明确载明绿达公司负责给客户开具发票等结算事宜，但刘莉莉的证明目的却是张元峰负责给客户开具发票等结算事宜，其内容、证明目的不相符；对证据二委托书的真实性有异议，绿达公司未向刘莉莉出具过委托书，而且委托书的内容与刘莉莉在诉状中的陈述是相互矛盾的，委托书中记载为委托刘莉莉为绿达公司销售、结算等业务的全面负责人，但刘莉莉的诉状及证据一却是张元峰负责给客户开具发票等结算事宜；对证据三欠条的真实性与本案的关联性都存有异议，张元峰未到庭，无法确认该欠条的真实性，绿达公司未授权张元峰对外出具欠条，绿达公司认为该欠条是经过刘莉莉修改过，欠条的台头和内容笔迹颜色不一致，其认为该证据已不是原始证据，不能作为立案依据所使用的，结合合同、委托书可以看出刘莉莉存在为了起诉而临时伪造证据的可能性；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及本案的关联性均有异议，刘莉莉提交的送货单无法证明系按绿达公司要求给第三方送货，且上述证据为刘莉莉单方面制作没有任何第三方及绿达公司的认可；对证据五对账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刘莉莉单方制作无绿达公司或绿达公司工作人员的认可；对证据六银行卡流水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刘莉莉提交交易明细对账单中农业银行2016年3月21日96000元的支付方为绿达公司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款项与本案无关联、刘莉莉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5年4月25日，但是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清单的转账时间为2016年3月21日。刘莉莉主张的2015年10月27日的58655元是绿达公司所转是不成立的，至于2015年9月23日刘莉莉主张张元峰向其转账17162元是其个人行为与绿达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绿达公司虽然对案涉合同及其出具的授权书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其未提交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本案案涉合同公章加盖时间、合同文字打印时间和刘莉莉签名、捺印形成时间虽未能进行鉴定，但结合2016年3月21日绿达公司向刘莉莉支付货款的银行转款明细，推翻了绿达公司所述与刘莉莉无事实和书面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刘莉莉、绿达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双方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绿达公司虽对该欠条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张元锋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当庭质证、举证、辩论的诉讼权利，故一审法院对绿达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予以采信，对案涉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绿达公司虽辩称张元峰出具欠条系其个人行为，但依据案涉合同第二条约定，案涉业务由绿达公司的张元锋负责与刘莉莉方沟通，张元峰系代表绿达公司与刘莉莉进行业务沟通，张元峰于2016年3月31日出具的欠条亦载明所欠款项284935元为货款，故张元峰出具欠条系履行绿达公司的职务行为。绿达公司对送货单、招商银行济南分行机关食堂采购申请单、核对单的真实性不予以认可，但其无证据推翻欠条的客观性，故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影响绿达公司欠刘莉莉货款284935元的事实。刘莉莉主张张元峰出具欠条自愿承担还款责任，其应对案涉货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依据合同约定及欠条所载内容，不能证实张元峰个人有还款的意思表示，张元峰公司股东身份和其与绿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系配偶关系均不能成为对公司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依据，本案案涉款项应由绿达公司承担。综上所述，刘莉莉、绿达公司双方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合同约定绿达公司的张元峰负责与刘莉莉沟通，张元峰出具的货款欠款系履行职务行为，视为双方业务往来的结算，故刘莉莉要求绿达公司承担给付货款284935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莉莉主张张元峰出具欠条代表公司同时承诺连带还款，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张元峰个人承诺还款的意思表示，故刘莉莉要求张元峰对欠款284935元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绿达公司未依约给付货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刘莉莉要求绿达公司承担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莉莉要求绿达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律师代理费）15000元，但双方所签合同对诉讼代理费的责任承担未进行明确约定，刘莉莉委托诉讼代理人产生的费用不是必要损失的范畴，故刘莉莉要求绿达公司承担经济损失（律师代理费）15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济南绿达公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莉莉货款28493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284935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刘莉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10元，由刘莉莉负担175元，济南绿达公司有限公司负担5635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由济南绿达公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绿达公司、刘莉莉均未提交新证据。另查明，绿达公司认可案涉合同中绿达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莉莉提交的其与绿达公司签订的涉案合同原件中加盖了绿达公司的公章，且绿达公司对该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合同约定刘莉莉给绿达公司配送肉类、海鲜、蔬果、禽蛋等货物，绿达公司股东张元峰负责与刘莉莉沟通。涉案合同属于概括性合同，并未约定具体送货数量与价格。该合同仅涉及本案争议的两个事实：一是绿达公司与刘莉莉之间是否存在配送肉蛋海鲜类食品的合同关系；二是张元峰是否有权代表绿达公司出具欠条。根据绿达公司2016年3月21日向刘莉莉支付96000元货款并认可系支付的鸡蛋款之事实，可以认定绿达公司与刘莉莉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张元峰系绿达公司的股东，且为绿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丁燕春的丈夫，合同中约定由张元峰负责与刘莉莉沟通合同业务事宜亦无违背法律及情理之处。且涉案合同中绿达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故一审法院综合确认案涉合同真实有效并无不当。绿达公司二审期间又提出“对涉案合同中绿达公司印章形成时间、刘莉莉签名时间、书面文字打印的时间”进行鉴定并要求法院为其调取检材，因该鉴定事项与一审期间绿达公司申请鉴定的事项完全一致，且绿达公司二审期间亦未提出新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本院对此重复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张元峰作为涉案合同约定的业务联系人，其向刘莉莉出具货款欠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该行为后果应由绿达公司承担。绿达公司对涉案欠条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并主张应由张元峰出庭证实，但张元峰本人作为本案被告，一审期间拒绝出庭，即放弃了质证、答辩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可欠条的真实性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绿达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10元，由上诉人济南绿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耀勇审判员  韩 梅审判员  李 萍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焦琳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