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11民终8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加同，男，1972年1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翔宇，男，199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费立生，女，195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元新，男，1945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上列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人：尚君，山东舜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莱山区圣泉休养院，住所地烟台市莱山区石沟屯新城南街**号，注册号370613300001472。负责人：田方开，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邴中惠，女，该单位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红，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方开，男，1956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莱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红，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聪，男，197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合湘，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因与被上诉人被告烟台市莱山区圣泉休养院（以下简称圣泉休养院）、田方开、郑聪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2016）鲁1103民初2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圣泉休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郑聪承担10%的赔偿责任,诉讼费等由圣泉休养院、田方开、郑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录音资料中郑聪明确陈述休养院存在辟谷项目，去烟台就是为了进行辟谷，录音资料是询问笔录的补充，两者不存在矛盾。证人张某出庭的证言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一致，应以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准，且张某与郑聪系朋友关系，存在利害关系。二、休养院设施不齐，没有对前来休养人员做入院体检。同时,休养院没有进行刮痧的服务资质，且刮痧人员也无���业资格。××，刮痧会加重心脏负担。三、休养院没有专职医生和护士，存在延误治疗情形。四、费某如因心脏病发作死亡，则辟谷和刮痧是其死亡的直接和主要原因。××死亡，那休养院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法院仅判决圣泉休养院承担20%的赔偿责任、郑聪不承担责任明显错误。圣泉休养院、田方开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其承担20%的责任，予以尊重。二、圣泉休养院是非营利半公益性机构，学员互助，无专门管理人员。学员在休养院的活动自主、松散。三、庭前协议书草案是在圣泉休养院无责任的前提下给予费某近亲属道义上的安慰金。四、圣泉休养院对费某的死亡无过错。休养院只提供健康咨询和心理疏导，从未开收费辟谷班，而保健刮痧和泡脚也是自行选择的保健项目。五、费某几顿没吃饭与事实不符，郑聪等同行人员均住在外边，多数人互不相识，不了解费某的饮食情况。郑聪答辩称：一、费某是成年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有充分的认识，知道自己去圣泉休养院的目的和可能的风险，其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二、郑聪作为朋友，对费某的行为不负有法定提醒的义务，郑聪不是医务工作者，无法预料参加养生可能发生的风险。三、郑聪不是组织者，未从本次活动中盈利，与费某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四、费某意外死亡，郑聪无主观过错。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圣泉休养院、田方开、郑聪连带赔偿其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合计5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主张，2016年7月19日，在郑聪的组织下，费某等一行多人驾车到圣泉休养院休养，并进行辟谷疗法。同年7月22日凌晨5时许，费某在圣泉休养院的房间内死亡，经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排除他杀，系不明诱因引发死亡。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认为，圣泉休养院首先存在配套设施及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对前来休养的人员未进行任何身体状况检查，亦未明确告知辟谷疗法对人体可能造成的影响；其次存在超范围经营的问题，辟谷疗法是当前国家尚未允许的诊疗项目，且休养院的经营范围仅为健身服务、休养服务；最后存在事后处理严重不当的问题，圣泉休养院未配备专职医生和护士，延误了对费某的治疗。因此，圣泉休养院未尽相应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主要责任；田方开系圣泉休养院的出资人，应担无限连带责任；郑聪作为组织者，亦具有一定的责任。圣泉休养院认为其不存在超范围经营的问题，其对费某提供的服务仅限于休养服务；××，死因不明。田方开主张其并非休养院的出资人。郑聪主张其非本次休养活动的组织者，在圣泉休养院，费某等人并未进行辟谷疗法，其不应承担责任。一、关于圣泉休养院是否对费某开展辟谷项目问题。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提交对郑聪的谈话录音、田方开撰写的《我自在我健康》（田方开养生气功）一书。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主张上述录音是在2016年7月22日晚上，在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及其亲属住宿的宾馆内，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及其亲属与郑聪的谈话；在谈话中，郑聪认可圣泉休养院有辟谷项目，在田方开的上述著作中，亦存在辟谷的内容。圣泉休养院、田方开认为，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亲属一方人数多，且室内嘈杂，致上述录音的形成环境不良，录音内容亦无法听清，另外，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其亲属对郑聪存在诱导性发问，对该录音不应采信；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并未指出其提交的书中何处存在有关辟谷的内容，且即便存在，该书作为养生书籍，仅系作者对当前存在的养生项目进行介绍，并不能证明圣泉休养院对费某进行了辟谷项目，事实上，圣泉休养院并未开展辟谷项目。郑聪认为，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提交录音的录音环境不良，且存在诱导性发问，相关内容应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为准。圣泉休养院、田方开提交营业执照、休养须知、休养院简介，以证实圣泉休养院的经营范围。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对营业执照本身无异议，对休养须知、休养简介有异议，认为无法确认其形成时间，且休养院实际上存在超越经营范围经营的问题。郑聪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经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申请，一审法院向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望海路派出所调取询问笔录一宗，其中，郑聪、张某、瞿世玲等一起从日照至圣泉休养院休养的人员均陈述，在圣泉休养院主要是听免费养生讲座，内容为饮食、养生保健，该休养院还提供有偿食宿；是否听课及住宿，均由个人自由决定；除此之外，圣泉休养院没进行其他疗养项目，亦未进行其他药品、保健品的推销活动。田方开陈述，圣泉休养院实际上由其夫妻共同开办，其主要负责讲课，讲课内容关于如何从精神、身体、饮食及生活习惯等方面使人更××课堂上通过唱歌的方式使人心情愉悦，并同时给休养人员灌输健康养生理念等；赵桂香等在圣泉休养院提供刮痧服务的人员，均系自学相关技艺，无从业资格；休养院未进行保健药品、保健食品之类的推销活动。田方开之妻柴淑香陈述，圣泉休养院的服务内容包括田方开给前来休养的人讲课、唱歌，提供有偿食宿，有两位常来休养的人员赵桂香、张爱新为前来休养的人员提供有偿刮痧服务，收取的费用交给柴淑香用于圣泉休养院的日常维修、运营等事宜；赵桂香、张爱新等均无从业资格证书。参与圣泉休养院收费的王丽惠陈述，其义务帮忙收费，圣泉休养院为其提供免费食宿；其收取前来休养人员交纳的食宿费、刮痧费后，再转交柴淑香，相关费用标准亦由柴淑香制定，无其他产品推销活动。为圣泉休养院义务打扫卫生的季梅芬陈述，因心情不好，××，其自2013年起即在圣泉休养院进行休养，效果不错；在圣泉休养院一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上午由田方开讲课，主要讲授养生知识、听歌，下午做做操等活动，具体没有要求，以轻松、健身为目的，无药品推销等活动。给前来休养人员提供刮痧服务的赵桂香陈述，其自2000年起，每年在圣泉休养院开门经营时即前来休养，因先后义务帮助休养院打扫卫生、提供刮痧服务，休养院免费提供食宿，其不具有刮痧从业资格证书，除此外，休养院还提供有偿中药泡脚服务，收取的费用均系交给圣泉休养院；除赵桂香外，还有张爱新等人在休养院为休养人员提供有偿刮痧服务。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质证认为，郑聪、张某等同行人员相互之间统一口径，作了虚假陈述；上述人员的陈述也足以证实在休养院的办公场所，公安机关在王丽惠办公的抽屉里搜出记录有保健品销售记录的笔记本，且费某在去休养院之前曾与家人谈过要从该院购买保健品，因此，圣泉休养院存在推销保健品的业务活动；通过季梅芬的陈述可以看出，休养人员于休养院并非简单休养，休养院还开展治疗××等项目。圣泉休养院、田方开及郑聪对上述陈述内容无异议。一审法���经审查认为，圣泉休养院提交的营业执照，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采信。圣泉休养院提交的休养须知、休养院简介，因不能确定形成时间，不能证实其形成于涉案事故之前，从而不能确定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上述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在费某死亡后，第一时间针对圣泉休养院的经营项目对郑聪、张某、瞿世玲等相关人员进行的询问，且相关人员的陈述内容与郑聪、张某在诉讼中的陈述内容基本一致，予以采信。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提交的录音资料，与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存在矛盾之处，因录音资料形成于上述询问笔录之后，作为谈话对方的郑聪不予认可，且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不予采信。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提交田方开撰写的书籍，但未能指出其中关于辟谷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二、关于费某的死亡原因问题。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主张费某仅有××，属于健康的成年人，其死亡与圣泉休养院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活动组织者郑聪及田方开的著作中均能证实费某在该院进行了尚未经国家正式准许的辟谷疗法，且在该院还接受了有偿刮痧服务；另外该院还存在设施缺失、制度与管理混乱的问题，上述疗法及问题直接导致了费某的死亡；郑聪与费某较熟，××，仍组织其参与休养，亦是造成费某死亡的原因之一。圣泉休养院及田方开否认其行为与费某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系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并提交圣泉休养院《休养须知》、休养院简介，以证实休养院已明确告知休养人员该院仅接受健康及亚健康人员，并非医疗机构，不以治疗××为目的，其中休养须知张贴于该院住宿楼大门左侧墙面、收费办公室墙面；休养院简介中有“本院非医��治疗机构，××、××、××患者，本院一律拒收”的内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百度搜索资料，其中记载，××，××的一种严重类型。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实休养院向休养人员进行了相关告知，费某并未患有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该资料与本案无关。郑聪对上述材料及张贴的事实均予以认可。经圣泉休养院申请，一审法院自日照市人民医院调取费某自2015年1月5日至2015年1月11日期间在该院的住院病案，××、不稳定性心绞痛、心功能Ⅱ级、高血压Ⅱ级。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对病案无异议，××通过住院治疗已经好转，否则不会通过休养来予以调理。圣泉休养院、田方开对病案无异议，认为通过该病案，××，××不能根治。郑聪对病案无异议，认为其并非专业人员，××人可能造成的损害，且费某及其亲属，对��病情应具有更全面的认知，进而辨别是否能进行休养及后果。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对其关于死亡原因的陈述，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圣泉休养院提交的休养须知、休养院简介，不能确认其形成时间、是否张贴及张贴位置，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住院病案，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三、关于郑聪是否是此次休养活动的组织者问题。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认为郑聪组织此次休养，并协调行程及车辆，提交费某与郑聪的手机通话记录及短信记录。圣泉休养院、田方开认为手机通话记录及短信记录与本案无关联性，并认为郑聪与费某一样，均系第一次到休养院休养。郑聪认为手机通话记录及短信记录仅能证明双方之前存在联系，并不能证��郑聪系该次活动的组织者，因其与费某、张某等休养人员经常在日照一起听养生讲座，休养前几天听说圣泉休养院的养生讲座不错，遂与瞿世玲、费某等人商量去烟台游玩，顺便听课；费某系自行乘坐张某的车辆前去烟台，并非其协调的车辆。经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申请，一审法院自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望海路派出所调取询问笔录一宗。郑聪陈述，通过好友丁健介绍，其在日照听过几次养生讲座，听说圣泉休养院挺好，当时包括费某在内的几个听课人即商量到烟台听课，其最后协调安排行程和车辆，在休养院办完登记后，其与休养院收费人员商量待结束后再结账。张某陈述，其与费某认识但不熟，一行人到烟台旅游，顺便听养生讲座，具体谁组织此次活动不清楚，郑聪邀请其一起到烟台玩，张某便同意前往；出发当天下午先从岚山接上费���，然后在日照接上一对夫妇，该夫妇系郑聪安排接送，其后与郑聪在日照高速口碰头，一起前往圣泉休养院；其尚未向休养院交费，郑聪与休养院方面协商，在离开时一起结账。瞿世玲、丁健等一行人员陈述，其与郑聪等人一起在日照听养生讲座，听说烟台这边讲座挺好，此次休养前几天在日照听课时大家商量一起去烟台玩，顺便听课，郑聪负责协调，确定来的日程和车辆。对上述人员的陈述，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认为足以证实郑聪系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包括安排行程、协调车辆、安排食宿及商谈费用。圣泉休养院、田方开对上述陈述无异议。郑聪认为，上述人员的陈述基本属实，但相关人员在陈述时用词不够准备，应为郑聪安排了本次行程和车辆，通过上述人员的陈述，足以证实费某等一行人去圣泉休养院系互相联系，自由结伴而来，郑聪并非组��者。经郑聪申请，一审法院通知张某出庭作证。张某陈述，其与费某认识，此次出发去烟台前，费某电话联系证人，要求证人驾车接她，证人到达指定地点后，费某之夫即刘加同将其送上车，其后证人与费某一起到达圣泉休养院；郑聪并未告知证人费某乘坐其车，此次去烟台系自由活动，系在日照听养生讲座时，一起听课的人商量去烟台玩。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认为证人的陈述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一致，应以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准。圣泉休养院、田方开、郑聪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为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亦不矛盾，足以证实此次去烟台系自由活动，且无辟谷疗法。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手机短信记录与休养时间相隔较久，且短信内容与休养无关联，不予采信。手机通话记录仅能证实休养出发当天及前两天，双方进行了手机通话，鉴于刘加同诉讼中亦陈述双方较为熟悉，不能证实手机通话系与休养有关，故不予采信。证人张某证言与一审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中郑聪、丁健、瞿世玲等关于此次休养活动、行程及车辆安排的陈述基本一致，均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刘加同系受害人费某之夫，刘翔宇系受害人费某之子，丁元新、费立生系受害人费某之父母。2016年7月20日19时左右，费某、郑聪、张某等人到达圣泉休养院，并在该院进行休养。同年7月22日凌晨6时许，与费某居住于同一房间的同行人员瞿世玲发现费某情况异常，立即联系郑聪，郑聪在得知情况后随即联系圣泉休养院的工作人员，并与工作人员赶紧前来费某居住的房间。郑聪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医生采取急救措施及心电图检测后，确认费某已经死亡。与此同时，圣泉休养院���此情况报警。经现场勘查后，公安机关排除费某死亡他杀的可能。同年7月24日，公安机关在询问刘加同对费某死亡的看法时，刘加同陈述费某应该是什么原因诱发的××突发死亡。同年7月26日，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办理了费某的遗体火化事宜。费某生前与郑聪熟识。费某、郑聪、丁健等人常在日照市迎宾路听养生讲座，同年7月12日左右在该处听养生座时，听闻圣泉休养院的养生讲座不错，遂商议一起去烟台游玩，顺便听养生讲座。同年7月20日下午2点左右，张某驾车在岚山区接上费某，然后按郑聪安排，在日照市市区接上瞿世玲、陈厚源夫妇，其后与郑聪等一行人员在日照高速入口处碰头并启程，大约于当日晚7时左右到达圣泉休养院。此次前往圣泉休养院的行程及车辆安排均由郑聪负责协调。到达圣泉休养院后，该院的工作人员对一行人员进行了登记，部分人员在该院居住，部分人员在外居住，郑聪与工作人员商谈，待结束休养后统一结算。圣泉休养院成立于2009年6月22日，出资人为田方开，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健身服务、健康信息咨询、休养服务。该院主张其仅接收健康及亚健康休养人员，并非医疗机构，××治疗为目的，对此通过在休养人员住宿楼、办公室等场所张贴休养须知的形式进行告知，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该院对前来休养人员仅由工作人员办理登记即为接收。在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部分休养人员陈述，因严重冠心病、身体不好等原因前来休养，并逐渐好转。是否在该院食宿，由休养人员自己决定，食宿费按新老休养人员，分别为60元/天、50元/天。另外，该院还提供有偿刮痧及中药泡脚服务，由在该院多年休养的人员具体提供服务，相关人员无相应从业资格，是否接受上述服务，亦由休养人员自己决定。圣泉休养院每天上午为休养人员免费提供由田方开讲授的养生课，内容主要为唱歌、讲授养生知识，下午自由活动。同7月21日上午，费某、郑聪等一行人参加了上述养生课，当日下午郑聪、张某等一行人外出游玩，费某仍在休养院，并于下午2时在休养院接受了刮痧服务，费某已向圣泉休养院交纳食宿费480元、刮痧费用300元。费某，女，1971年10月1日出生，生前担任岚山区直机关领导，死亡时年满44周岁。××，2015年1月5日至1月11日，费某曾于日照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心功能Ⅱ级、高血压Ⅱ级，在该次入院诊断时，费某自述2013年曾被山东省立医院诊断为冠心病、前间壁心肌梗死、高血压，并自述高血压史10余年。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主张如下损失：1.死���赔偿金630900元，参照2015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45元的标准，即31545元/年×20年；2.丧葬费29098.5元，参照2015年度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8197元，即58197元/年÷2；3.误工费2160元，按5人5天处理丧葬事宜，即31545元/年÷35天×5天×5人；4.交通费5000元，因费某系在烟台死亡，家属前去办理后事，费用较高；5.被扶养人生活费152214元，费立生、丁元新均系城镇居民，分别年满66周岁、71周岁，两人共育有子女三人，参照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1985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分别为即19854元/年×9年÷3人、19854元/年×14年÷3人；6.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上述损失合计919372.5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圣泉休养院对费某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和郑聪是否系本次活动的组织者。关于圣泉休养院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因费某具体死亡原因及死亡时间不能确定，在发现异常情况后，圣泉休养院即采取积极措施，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认为圣泉休养院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圣泉休养院存在延误治疗并致费某死亡，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但圣泉休养院作为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休养服务的公共养生机构，对前来休养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圣泉休养院主张其仅接受健康或亚健康人群，并履行了相应的告知义务，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该院对前来休养的人员除进行登记外，并未采取诸如身体检查、询问身体状况等措施来排除非健康人群，且一些多年于该院休养的休养人员也自述因自身存在××前来休养。圣泉休养院还设有有偿刮痧等服务项目，刮痧人员无相关从业资格，在未了解费某身体具体状况的情况下，即为其提供刮痧服务，而根据现行中医理论，×��，因刮痧会使人皮下充血，促进血液循环，这会增加心脏负担，加重患者病情。另外圣泉休养院对休养人员休养缺乏细致的管理。因此，圣泉休养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具有一定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圣泉休养院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圣泉休养院系个人独资企业，田方开系投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经营实体”之规定，田方开对与圣泉休养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郑聪是否系本次活���的组织者问题。费某、郑聪、瞿世玲等人在日照听养生讲座时共同商议去烟台游玩，并去圣泉休养院听课，郑聪仅系具体确定了行程及协调车辆，同行人员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各同行人员自愿参加该类活动，且在休养院的休养过程中，相互之间的行程自由，亦不涉及经营或盈利。因此，郑聪仅系牵头办理此次行程中的一些具体事宜，并非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在费某情况异常后，郑聪积极采取措施，包括及时联络休养院工作人员、拨打急救电话，已尽到相应的救治义务。另外，郑聪与费某等同行休养人员较为熟识，此次休养属相互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的正常交往活动，过分加大参加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将不利于社会成员之间的正常友好交往。郑聪对费某的死亡并不具有过错，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要求郑聪承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现有证据无法确定费某的死亡原因，或圣泉休养院、田方开、郑聪与费某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对此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要求圣泉休养院、田方开、郑聪对费某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不予支持。费某具有较高的理论知识素养，××、高血压多年，××状况、××的治疗及注意事项应具有全面的认知，对参加此次休养，特别是接受刮痧服务的危险性应具有充分的辨识能力。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作为费某的亲属，××状亦应明知，却未能对费某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费某本人对其死亡具有较大的过错。综合本案实际情况，以圣泉休养院、田方开连带对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为宜。对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的损失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参照2015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45元的标准，为630900元（31545元/年×20年）；因费立生、丁元新均系城镇居民，分别年满66周岁、71周岁，两人共育有子女三人，参照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19854元，费立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2652元（19854元/年×14年÷3人）、丁元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9562元（19854元/年×9年÷3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4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即死亡赔偿金为783114元（630900元+92652元+59562元）。2、丧葬费29098.5元，参照2015年度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8197元的标准，即58197元/年÷2。3、误工费2160元，符合本地风俗及本案实际情况，予以认定。4、交通费2000元，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所支出的交通费，���虑到费某系于烟台死亡，家属前去办理后事，必然产生交通费，酌情予以认定。5、住宿费2000元，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考虑到家属处理事故调查、协调后事等事宜，不能当即往返，必然产生住宿支出，酌情予以认定。上述损失合计818372.5元，圣泉休养院、田方开连带赔偿163674.5元（818372.5元×20%）。因费某的死亡遭受较大的精神痛苦，考虑到圣泉休养院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获利情况等因素，酌定圣泉休养院、田方开连带支付精神抚慰金3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圣泉休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死亡赔偿金156622.8元、丧葬费5819.7元、误工费432元、交通费400元、住宿费4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合计166674.5元；二、田方开对上述判决给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400元，由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负担5400元，圣泉休养院、田方开负担40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费某到圣泉休养院进行休养，圣泉休养院未对费某进行入院体检，从事刮痧的人员又无从业资格，即为费某提供刮痧服务，圣泉休养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费某人身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费某死亡的具体原因和时间不明，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主张费某参加了圣泉休养院开设的辟谷项目，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主张圣泉休养院没有配备医护人员，从而存在延误治疗情形，理由不能成立。××、高压多年，其自愿到圣泉休养院进行休养，并选择刮痧服务，其自身的体质和过错是造成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其本人应承担主要责任。郑聪作为一同前去圣泉休养院休养的活动组织者，对损害后果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确定圣泉休养院承担20%的赔偿责任，比例合理。圣泉休养院为个人独资企业，田方开为出资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65元，由上诉人刘加同、刘翔宇、费立生、丁元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荣国审判员  苗自富审判员  刘 芳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