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2民终19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启志，男，195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杰，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华，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运林，女，196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晨曦，福建嘉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厦门阜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后坑西潘社308号A670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556232958T。法定代表人：庄福达，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斌，福建世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琭楷，福建世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启志因与被上诉人陈运林、原审第三人厦门阜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阜承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15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启志上诉请求：一、撤销（2016）闽0203民初150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陈运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以阜承公司对上诉人提交的《房产预约买卖合同》、交房通知等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上诉人的银行汇款单据内容未能证明与《房产预约买卖合同》的履行存在关联性，且上述证据与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存在诸多矛盾，王启志在明知讼争房产被省高院查封的情况下，仅就其支付部分购房款的房产提出执行异议，而对其主张已支付全款的讼争房产却未提异议等。以此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阜承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房产交易关系。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阜承公司不存在真实房产交易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1、原审第三人阜承公司庭审中否认其王启志之间的房产交易关系，阜承公司庭审中的表述与客观事实存在矛盾，应不予采信。首先，阜承公司口头上的否认，仅系其意思表态，从证据要素上说，并不构成证据的三要素，不属于证据。其次，上诉人提供的《房产预约买卖合同》、购房款《收据》、《交房通知函》等书证不仅能够证实阜承公司与王启志存在真实交易，且能证明阜承公司已将讼争房产交付王启志使用的事实，前述证据系书证，其证明力明显大于阜承公司的庭审陈述。最后，上诉人提供的书证足以证明阜承公司的否认与客观事实不符合。阜承公司否认与上诉人存在房产交易关系，应对其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其陈述不应予以采信。2、银行汇款单据的内容能证明与《房产预约买卖合同》的履行存在关联性。上诉人王启志转账给萧渊的银行汇款，事后系得到了阜承公司的确认，阜承公司向上诉人出具《收据》，载明收到讼争房产的购房款。因此，结合《收据》能证明银行汇款单据的内容与《房产预约买卖合同》的履行存在关联性，系支付讼争房产购房款的事实。3、上诉人虽未对已支付全款的讼争房产提执行异议的请求，但不能就此认为上诉人并非讼争房产的权利人。上诉人认为就讼争房屋提出执行异议与房产的权利归属之间不能形成必然的因果关系，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仅是排除讼争房产被执行的风险而已，涉及到实体权利纠纷的，还需要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对此省高院裁定中亦明确指出涉案的第三人之间或者涉案的第三人与其他单位、个人之间，如存在重复购买或实体纠纷的，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因此，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其曾向省高院提出执行异议为由认定其是讼争房产权利人，以此推定上诉人非讼争房产的权利人无法律及事实依据。4、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阜承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房产交易关系。上诉人与阜承公司签订了《房产预约买卖合同》，阜承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了讼争房产的全部购房款，并向讼争房产的物业公司发出《交房通知函》，此后讼争房屋交付给上诉人占有、使用。且上诉人一直对讼争房屋进行占有、使用、收益至今。以上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阜承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房产交易关系。如果上诉人与阜承公司没有真实交易，阜承公司又为何会与上诉人订立买卖合同、向上诉人发出交付通知函。进而将房屋交付给上诉人？二、上诉人系讼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有权占有、使用、处分讼争房产。首先，如上所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与阜承公司系真正的房屋买卖关系，而被上诉人的卖方杨华泰系与萧渊的民间借贷纠纷，杨华泰当时转账萧渊的意愿系借贷。因萧渊无法偿还借款以房抵债的关系，而非真正的房屋买卖关系。其次，上诉人与阜承公司签订的《房产预约买卖》的时间及交付房款的时间均早于被上诉人的卖方杨华泰。再次，阜承公司向上诉人交付了讼争房产，并向讼争房产所在的物业公司发出《交房通知函》，告知阜承公司已经向上诉人交付了讼争房产，上诉人从阜承公司接收了讼争房产后，一直占有、使用、管理至今。最后，按照司法实践处理原则，出卖人就同一房屋分别签订数份买卖合同，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买受人均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已经事实占有房屋的应确定为履行合同的买受人。综上，上诉人系讼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对讼争房产停止装修及腾房。陈运林辩称：一、当事人的陈述也是证据之一，上诉人认为第三人的庭审陈述不构成证据，于法无据。1、民事诉讼法第63条明确规定，证据包含当事人陈述。因此上诉人认为第三人庭审陈述不属于证据，明显错误。2、阜承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其与上诉人、答辩人双方均不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其陈述真实可信，并无瑕疵，不存在所谓上诉人书证证明力明显高于第三人陈述的说法。3、上诉人认为阜承公司作出其与上诉人就讼争房产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加以证明，不应采信，无疑是荒谬的。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阜承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房产交易关系，并非根据第三人陈述这一孤证做出，而是基于答辩人提交了大量相反证据足以证明答辩人确为讼争房产实际权利人这一事实的情况下，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上诉人提出的证据中本身存在的诸多不符合常理甚至矛盾之处进行分析后，再综合第三人的陈述，得出的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结论。二、上诉人主张其提交的银行汇款单据与《房产买卖合同》存在关联性，与客观事实相悖。1、该银行汇款单据表面上确与其提交的房产买卖合同没有任何关联性。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上并未体现与本案讼争房产有任何联系，且付款金额及付款时间与购房合同的约定明显不符。应属王启志与案外人萧渊的其他经济往来。2、上诉人以答辩人的购房款同样汇给萧渊为由，主张其与萧渊的经济往来同理可确认为购房款，无疑是错误的。答辩人的权利来源于杨华泰，而杨华泰获得讼争房产的对价虽然也是支付给案外人萧渊，但其是以与萧渊、繁荣公司签订三方合同《以房抵债及还款协议书》形成三方法律关系的形式，确定了三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因此，杨华泰向萧渊支付房屋对价，是繁荣公司允许并确认的付款方式，后阜承公司承继繁荣公司全部权利义务后也对此予以追认，而上诉人所谓向案外人萧渊支付对价并未得到阜承公司确认或指令，仅为其单方陈述，这是双方付款的最大区别所在，上诉人故意忽略其付款的重大缺陷，试图混淆视听，显然无事实根据。三、原审判决是综合全案的证据作客观审查而作出的判定，并非上诉人认为是仅以其未向省高院提出执行异议一事，就推定上诉人非讼争房产的权利人。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1日发布查封公告后，王启志仅就其已支付60%多的购房款所购买的第15层第3单元房产提出了执行异议，甚至其后还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甚至诉到最高院，却对其主张已支付100%购房款的本案讼争房产未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由此可以判断省高院查封期间，王启志与阜承公司之间并未存在就本案讼争房屋的真实交易关系，王启志本人都不认为其为讼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四、上诉人认为其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与阜承公司之间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其又无法合理解释；其次，被上诉人提供了足够的相反证据证明答辩人才是讼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再次，第三人阜承公司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认可。结合上述三点足以作出上诉人的证据证明力存在明显瑕疵，仅凭此证据不足以据此认定其与阜承公司存在的真实交易关系的判定。五、上诉人主张本案应按“一房多卖”的情形由“事实占有”的上诉人作为买受人，于法无据。“一房多卖”情况下对房屋进行先占的一方的权利可能确实会受到优先保护，但本案并不属于“一房多卖”的情形！“一房多卖”的前提条件是具有多份真实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存在多个真实的买卖关系，但是本案中上诉人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交易关系真实性，至始至终只存在阜承公司与答辩人之间的一个真实交易关系，因此上诉人的主张并未存在任何合理权利基础，其对讼争房屋的装修行为，显属非法侵占，构成严重侵权，理应得到法院的纠正与制止。阜承公司述称：与一审陈述的事实一致。陈运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王启志对坐落于厦门市湖滨南路334号厦门二轻大厦第23层第7、8单元房产停止装修、恢复原状，并腾退上述房屋给原告陈运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1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省高院）作出一份（2011）闽执行字第80-65号公告，称该院在执行蔡福英与萧渊、繁荣（厦门）房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繁荣公司）、阜承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已作出（2011）闽执行字第80-58号执行裁定，查封、冻结位于厦门市湖滨××路××地××“××大厦”××、××、××、××、××、××、××、××、××、××房产，并拟予以拍卖被执行人阜承公司在该财产的权益；该公告并载明“第三人如有异议，应当于2012年10月31日前依法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2012年10月30日，案外人杨华泰以其已认购本案讼争的“二轻大厦”第二十三层第7、8单元房产、并已交清全款，该房产权益应归其所有为由，向省高院提出异议。2013年5月20日，省高院作出一份（2011）闽执行字第80-98号执行裁定书，解除对阜承公司因与厦门市二轻集体企业联社（下称二轻联社）合作开发“二轻大厦”所分得的包括本案讼争房产在内的楼层或者单元房屋的查封、冻结。该裁定书对杨华泰主张的第二十三层第7、8单元房产载明，2010年7月9日，杨华泰借给萧渊425万元。因萧渊到期未还借款，2011年5月27日，萧渊、杨华泰、繁荣公司签订《以房抵债及还款协议书》，约定对于萧渊未能按期归还的上述借款本息合计536万元，三方同意上述债务中365万元，以“二轻大厦”第二十三层第⑦、⑧单元抵债，余款171万元，允许延期偿还。因被执行人繁荣公司已将其在“二轻大厦”中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阜承公司，对上述以房抵债事宜，阜承公司也在协议上盖章确认；后并与杨华泰签订《房产预约买卖合同》，约定杨华泰向阜承公司预约买受“二轻大厦”第二十三层第⑦、⑧单元，合同价款为365万元，写明杨华泰在合同签订前已全部付清购房款。阜承公司向第三人开具了金额365万元的收据。为证明上述事实，第三人向本院提交：《借据》、光大银行个人转付回单、《以房抵债及还款协议书》、《收据》等证据材料。该裁定书并载明，杨华泰等第三人所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属于复印件的，第三人均已出示原告并经与本院核对无异。2013年6月25日，省高院作出一份（2012）闽执外异字第2-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王启志等案外人的异议。后王启志不服该裁定，向省高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2014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就王启志因与蔡福英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不服省高院（2013）闽民初字第62号民事判决的上诉一案作出（2014）民一终字第17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前述王启志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其主张享有权利的房产系二轻大厦第十五层第3-6单元的房产；自省高院对“二轻大厦”查封之日起，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终审判决之日止，王启志均未对本案讼争的第二十三层第7、8单元房产提出执行异议等权利主张。又查，根据前述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判决书查明：1、“二轻大厦”项目系2006年11月10日经由厦门市经济发展局批复同意二轻联社在厦门市湖滨南路334号划拨土地上建设。2008年5月16日经批准，二轻联社以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该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自用办公的办公楼。若要转让，须经厦门市人民政府批准，补办完全出让手续，补缴地价差。2、2006年12月30日，繁荣公司与二轻联社签订《合作建设二轻大厦项目协议书》，合作建设二轻大厦项目，繁荣公司占49%的合作权益。2010年8月20日，繁荣公司将其在二轻大厦中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阜承公司，二轻联社书面表示同意。2011年7月28日，二轻联社与阜承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阜承公司分得二轻大厦第6、7、8、11、12、15、16、23、24、25层房产。另查，讼争房产至今尚未办理产权证，现由王启志占有。2016年9月12日，陈运林就讼争房产纠纷向厦门市公安局梧村派出所报警；2016年9月13日，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作出一份（2016）厦思证内字第3013号《公证书》，就陈运林申请对讼争房产现状进行拍照的行为予以公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讼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是陈运林还是王启志？原告陈运林主张其系讼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并为此提交了《房屋预约买卖合同》、交房通知函、合同转让协议书、汇款凭证、合同权利转让通知书等证据予以佐证。王启志质证认为，陈运林提交的上述证据均系陈运林与案外人杨华泰之间的经济往来，王启志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从证据表面内容看，陈运林的权利来源于杨华泰，而王启志先于杨华泰签订讼争房屋买卖合同并已实际占有，因此王启志才享有讼争房屋所有权；其对于陈运林汇款凭证的真实性亦不予确认，王启志不清楚是否是过账或其他用途。为此，王启志提交编号FZ203号的《房产预约买卖合同》、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收据（9037864）、《交房通知函》、照片等证据予以佐证。陈运林质证意见如下：1、对《房屋预约买卖合同》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房屋预约买卖合同》不真实。首先，合同订立时间不真实。如果有这份合同的真实存在，那么就不存在王启志在这之后的2010年12月10日与繁荣公司签订的二轻大厦15楼3单元的合同。因为在前述合同中，已明确约定繁荣公司将二轻大厦的全部合作权益转让给阜承公司，繁荣已无权再售房。因此王启志怎么可能先与有权售房的阜承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后又与已无权售房的繁荣公司签订一个涉及4个单元金额高达1000多万的买卖合同？显然，这份合同的订立时间，不可能早于其与繁荣公司签订的时间。其次，合同约定的内容不真实。在省高院于2012年10月11日发布查封公告后，王启志仅就其已支付60%多的购房款所购买的第15层第3单元房产提出执行异议，却对已支付100%购房款的本案讼争房产未提出任何权利主张，足以说明该合同约定的内容不真实。2、对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的表面真实性确认，但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在该进账单上并未体现与本案讼争房产有任何联系，且付款金额及付款时间与购房合同的约定明显不符，应属王启志与萧渊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3、对收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收据的签名人员不是阜承公司员工，且收据开出时间为2013年11月6日，与王启志所主张的汇款时间差距将近3年，违反常理。4、对《交房通知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王启志主张的交房时间为2012年8月15日，如果有存在交房事实，该房产在2012年10月11日被法院查封后，王启志不可能不知情，也不可能不提出执行异议。5、对照片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也确认王启志对讼争房产进行装修的事实，但系王启志违法侵占，其装修行为已构成对陈运林权利的侵害。第三人阜承公司对陈运林所提交的全部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对王启志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其与王启志之间仅存在二轻大厦第十五层3、4、5、6单元房产的买卖关系，并不存在讼争房产的买卖关系，其公司账户也从未收到王启志支付讼争房产的购房款；阜承公司确认陈运林与杨华泰之间就讼争房产存在交易关系，并对由陈运林受让杨华泰对该房产享有的权益亦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分析认为，王启志提交的《房产预约买卖合同》等证据，因作为合同相对方的阜承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银行汇款单据的内容未能证明与该合同的履行存在关联性，且上述证据与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存在诸多矛盾，王启志在明知讼争房产被省高院查封的情况下，仅就其支付部分购房款的房产提出执行异议，而对其主张已支付全款的讼争房产却未提异议。因此，王启志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与阜承公司之间就讼争房产存在真实的房产交易关系，王启志主张其系讼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而杨华泰与第三人阜承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预约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杨华泰就讼争房产向省高院提出执行异议并得到支持的事实，虽不能直接产生确权的法律效果，但就其与阜承公司之间就讼争房产存在交易关系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此后，杨华泰将讼争房产的合同权利转让给陈运林，并得到阜承公司的认可，足以认定陈运林应为讼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其合法权益应得到法律保护。综上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陈运林作为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334号厦门二轻大厦第23层第7、8单元房产的实际权利人，其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王启志主张其才享有讼争房屋所有权，系该房屋权利人的抗辩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既然王启志并非该诉争房屋的权利人，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继续占有并使用该房屋，其行为已侵害了陈运林的合法利益，故对陈运林要求王启志停止装修，并腾退上述房产的诉讼主张，依法应予以支持。鉴于陈运林并未提交该讼争房产的具体原状如何以及房产现状是否为王启志所造成等相关证据材料予以佐证，故本院对于陈运林要求王启志恢复原状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启志应立即停止对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334号厦门二轻大厦第23层第7、8单元房产的装修，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该房产腾空交还给原告陈运林；二、驳回原告陈运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陈运林负担50元，被告王启志负担5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王启志认为一审遗漏：1、王启志与阜承公司房屋买卖的事实；2、萧渊是阜承公司和繁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外，均没有异议，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王启志提交了以下证据：1、“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信息”，证明繁荣（厦门）房产投资有限公司系由晖龙置业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而晖龙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系萧渊，进而可以证明萧渊系繁荣公司实际控制人；2、“（2015）思民初字第853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上诉人从阜承公司接收了讼争房产后，一直占有、使用，并于2015年3月11日将讼争房产出租给孔德岚；3、“民事起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及证据4名称为“（2016）闽0203民初827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上诉人系讼争房产权利人，二轻物业无权对讼争房屋停止供电后二轻物业与上诉人达成和解，上诉人撤诉；4、《公证书》一份，证明了在案争议的291万元以外，上诉人王启志与萧渊存在其他的债务关系。被上诉人陈运林质证认为：证据1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繁荣公司的主体人格地位，但与本案的事实认定没有任何联系。上诉人主张该证据的证明萧渊系繁荣公司实际控制人，我方认为无法证明，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不能与自然人混同。证据2“（2015）思民初字第8535号民事判决书”没有原件，三性均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从内容来看，只能证明王启志与案外人存在租赁行为，而该租赁行为只能约束其双方，不能通过该案件证明王启志具有出租该房产的合法权利基础。证据3的表面真实性认可，“（2016）闽0203民初8277号民事裁定书”的表面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4表面真实性确认，内容真实性因为不是借款合同当事人，所以不清楚；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从表面上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是物权保护纠纷，是涉及陈运林与王启志之间的，而借款是案外人厦门鑫福泰商贸有限公司与厦门俊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审第三人阜承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无法证明萧渊就是阜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2、3、4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无法证明上诉人就是讼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被上诉人陈运林提交了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王启志转账给萧渊的291万款项，属于其与萧渊之间的民间接待借款，并非其主张的讼争房屋购房款。上诉人王启志进行质证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萧渊应当到庭接受法庭的询问、质证，对其三性均不予确认。借款内容不真实，萧渊的证人证言效力明显小于上诉人提供的书证，该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原审第三人阜承公司对该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也印证了阜承公司没有收到王启志购买二轻大厦第二十三层07、08单元购房款的事实。本院确认各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二审另查明：2010年9月15日，王启志与阜承公司签订FZ203号《房产预约买卖合同》，约定阜承公司将其分得的二轻大厦第23层7、8单元预售给王启志，其中第7单元建筑面积111.69平方米，第8单元建筑面积111.69平方米，合计223.38平方米，总价款人民币3484728元。2010年12月13日，王启志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萧渊汇款人民币2910000元，2013年11月6日，阜承公司向王启志出具《收据》一张，金额人民币3484728元，货品名称：“二轻大厦二十三层7、8单元”。2012年8月15日，阜承公司向厦门二轻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发出《交房通知函》，将“二轻大厦”二十三楼7、8单元房屋交付给用户王启志使用。2015年3月11日，王启志与孔德岚签订《商业物业租赁合同》，约定王启志将诉争房屋出租给孔德岚，后双方发生纠纷，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6日对该纠纷作出（2015）思民初字第8535号民事判决。二审又查明：阜承公司是在繁荣（厦门）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控制之下，繁荣（厦门）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由晖龙置业有限公司投资，晖龙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为萧渊。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启志一审中提交的FZ203号《房产预约买卖合同》、汇款凭证、《收据》、《交房通知函》及二审中提交的（2015）思民初字第8535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能够互相印证涉案讼争房屋“二轻大厦二十三层7、8单元”系由王启志购买，并至迟于2015年3月11日占有、使用讼争房屋。陈运林及阜承公司虽然在一、二审中均不认可上述《房产预约买卖合同》、《收据》、《交房通知函》的真实性，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且鉴于萧渊系阜承公司的关联方，萧渊未能举证证明收到王启志291万元系二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根据已生效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闽执行字第80-98号《执行裁定书》查明，许潇颖在2010年4月20日向阜承公司购买“二轻大厦”第十一层第5单元房产时，与阜承公司签订《房产预约买卖合同》的是许潇颖其母亲倪团团，购房款182万元系通过其母亲倪团团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分别于2010年10月21日、27日、同年11月8日向萧渊转账支付30万元、100万元、42万元及通过建设银行账户于2010年11月8日向萧渊转账支付10万元。故阜承公司关于其没有与王启志签订讼争房屋预约买卖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王启志上诉主张讼争房屋系由其购买并占有使用的事实本院予以采纳。陈运林主张从杨华泰处受让取得讼争房屋的时间是2014年12月10日，杨华泰从阜承公司处受让讼争房屋的时间是2011年5月31日，均晚于王启志从阜承公司购买讼争房屋的时间2010年9月15日。王启志基于阜承公司的交付而占有使用讼争房屋合法有据，陈运林起诉请求王启志停止对讼争房屋的装修、恢复原状并腾退依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二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1504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运林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陈运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文珍审 判 员 李向阳审 判 员 胡林蓉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代书记员 韩沁娟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