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2民终29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志红，男，197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人，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讲，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柳州乘龙专用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阳和南路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61937257X5。法定代表人：张劲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东，广西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茹薏，广西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西东葵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柳州市东环路288号金东花卉市场主楼正面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2579419053T。法定代表人：刘增鑫，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伟杰，河南豫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磊，河南豫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志红因与被上诉人柳州乘龙专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乘龙公司）、广西东葵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3民初2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志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讲、被上诉人乘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茹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袁志红上诉请求：1、撤销（2016）桂0203民初283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乘龙公司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袁志红和被上诉人乘龙公司建立买卖合同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乘龙公司应该证明两点：1、乘龙公司和袁志红之间有签订了买卖合同。2、乘龙公司将货物交付给袁志红。在本案中，柳州乘龙专用车有限公司提供了虚假合同，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了交付货物，所以乘龙公司的举证责任没有完成。二、乘龙公司主张债权，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并不是袁志红应当举证证明不存在事实。在本案中，乘龙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存在交易，而不是由袁志红举证证明袁志红与东葵公司存在交易。结合本案全部证据，袁志红完全能够证明袁志红与东葵公司存在涉案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三、买卖合同交易中是否签订合同涉及到交易是否成立以及交易金额、违约责任等双方的实质权利义务，所以买卖合同的真伪直接决定案件的结果。在本案中，袁志红再次提出针对乘龙公司提交的买卖合同进行司法鉴定。四、袁志红一审提交的证据第14页第五项由乘龙公司出具的函已经充分说明了乘龙公司在双方交易中明确认可涉案的四台车辆货款应当由东葵公司向乘龙公司支付，证明了乘龙公司认可与东葵公司存在买卖合同。被上诉人乘龙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合理合法，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东葵公司未作任何形式的辩称，也未到庭参加诉讼。乘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志红向乘龙公司支付货款（含分期付款利息）1066280元；2、袁志红向乘龙公司支付违约金491346元（按合同标的额1637820元的30%计算）；3、袁志红向乘龙公司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2426180元（以逾期还款额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五从2014年6月26日计至2016年10月12日，之后的利息计至袁志红付清所有款项止）；4、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袁志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乘龙公司向袁志红出售4辆福狮牌LFXXLQ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分别为LGXXX94、LGXXX00、LGXXX76、LGXXX10。乘龙公司于2012年12月12日和2013年1月16日向袁志红开具发票号码分别为00XXX79、00XXX09、00XXX10、00XXX11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各一张，其中前一张发票开具的销售价格为356000元，后三张发票开具的销售价格均为364500元。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分别对上述车辆进行入户登记并发给袁志红《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本，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为袁志红本人。案外人广西兴辘运输有限公司自愿向乘龙公司代袁志红支付货款409900元，东葵公司自愿向乘龙公司代袁志红支付货款161640元，代付货款合计571540元。之后乘龙公司以袁志红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余款为由向袁志红催收货款，袁志红未予支付，乘龙公司诉至本院，引起本案纠纷。在诉讼中，袁志红向该院提出申请，要求对《购销合同》及附件《技术规范确认书（专用车）》、《车辆买卖分期合同》上“袁志红”的签字和捺印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该院亦依职权追加东葵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确定为：1、乘龙公司、袁志红双方是否存在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的买卖合同关系？2、袁志红是否欠乘龙公司的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货款1066280元？3、袁志红是否应当向乘龙公司支付违约金491346元、逾期还款利息2426180元以及之后的利息？对于上述各争议焦点，该院综合认为，根据上述对乘龙公司、袁志红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的综合分析和查明的案件事实，认定系乘龙公司向袁志红出售4辆福狮牌LFXXXLQ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乘龙公司与袁志红形成了事实上的车辆买卖关系。因此，乘龙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记载的价格，应认定为买卖双方约定的车辆销售价格，即上述车辆的合计价款为1449500元。扣除代付的货款合计571540元之后，袁志红尚欠乘龙公司的货款为877960元，并应向乘龙公司付清此款。因乘龙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及附件、《车辆买卖分期合同》该院不予采纳，故其主张的违约金以及逾期还款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该院不予支持。同时，袁志红申请的司法鉴定已无实际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对该司法鉴定申请，该院不予准许。至于乘龙公司主张之后的利息，可视为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并以尚欠的货款877960元为基数，酌情按年利率6%从其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另因第三人东葵公司与乘龙公司、袁志红之间发生的车辆买卖关系无关，故在本案不承担付款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袁志红向乘龙公司支付尚欠的货款人民币877960元；二、袁志红向乘龙公司支付货款利息（利息计算：以货款87796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6年8月18日起计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案件受理费4115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46159元（乘龙公司），由乘龙公司负担35986元，由袁志红负担10173元。上诉人袁志红对一审查明事实有异议：1、不是乘龙公司公司向袁志红出售四台涉案车辆，而是东葵公司向袁志红出售；2、不认可案外人广西兴辘运输有限公司代袁志红付货款571540元，因为袁志红并未委托广西兴辘运输有限公司代付货款。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袁志红提交的证据有：《汽车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一份，拟证明涉案的四台车辆是袁志红向东葵公司购买，东葵公司与袁志红之间有车辆买卖合同以及付款的完整交易手续。被上诉人乘龙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1、该买卖合同可以看出上诉人想要证明的是袁志红与东葵公司是分期买卖的关系，但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车辆融资租赁补充协议》第一句话东葵公司与袁志红就该案的四台车是在国银金融租赁做融资租赁业务，就与这份证据上的分期买卖是矛盾的，融资租赁是东葵公司与袁志红以及国银租赁三方而分期买卖仅仅是东葵公司与袁志红两方。2、该份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2年11月20日，但袁志红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车辆分期还款结清证明》第一句就说明了东葵公司与袁志红就四台车辆的买卖发生在2013年，因此袁志红自己所提交的这两份证据也是自相矛盾的。3、从程序上来说，该份证据应当是早已存在的证据，在本案一审共开了两次庭，乘龙公司在第一次开庭时就已向袁志红提出应当提交东葵公司与袁志红的主合同供法庭进行参考，但在整个一审中袁志红均未拿出该份合同，因此乘龙公司有理由认为该份合同系袁志红与东葵公司进行伪造的。4、从乘龙公司与经销商、终端客户的惯常交易来看，如果涉案的四台车辆是东葵公司出卖给袁志红的，那么东葵公司与乘龙公司之间一定首先存在一个买卖合同，后经东葵公司提出开票以及合同的变更函，那么乘龙公司才会直接向终端客户直接开票，但在本案中该份买卖合同并不能证明东葵公司已向乘龙公司购买了四台车辆，其对该四台车辆来源不明又如何能出售给袁志红，综上我方对该买卖合同不予认可。本院对当事人争议事实的分析和认定：东葵公司在本案一、二审中均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说明其与乘龙公司、袁志红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根据一审时乘龙公司提交的《代付款证明》，可证明东葵公司曾于2014年10月15日代袁志红付2014年2月至5月分期车款。既然是东葵公司代袁志红付车款给乘龙公司，说明涉案车辆系袁志红向乘龙公司购买，袁志红与东葵公司之间并无买卖合同关系。而袁志红一审提交的2015年12月13日与东葵公司签订的《车辆融资租赁补充协议》和二审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20日的《汽车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内容与《代付款证明》的内容互相矛盾，如果袁志红系向东葵公司购买车辆，就不会代袁志红向乘龙公司付车款。综上分析，本院对袁志红提交的《车辆融资租赁补充协议》及《汽车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不予认定。另外，关于袁志红一审提交的2014年11月26日乘龙公司向袁志红出具的《函》中，有关袁志红欠乘龙公司分期款1102420元，逾期2期，逾期金额80820元，请袁志红将前期逾期款偿还给东葵公司的内容，与《代付款证明》中东葵公司曾于2014年10月15日代袁志红付2014年2月至5月分期车款161640元的内容互相印证，证明了《代付款证明》的真实性以及袁志红向乘龙公司购车并欠款的事实。综上，涉案车辆登记在袁志红本人名下，从车辆注册登记信息上看，制造厂名称是乘龙公司，车辆获得方式是购买，并无前手转移登记记录，结合东葵公司及案外人广西兴辘运输有限公司曾向乘龙公司代袁志红支付货款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袁志红与乘龙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关于袁志红在二审期间再次提出对乘龙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及附件《技术规范确认书（专用车）》、《车辆买卖分期合同》上“袁志红”的签字和捺印的真伪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本院认为，乘龙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表示上述合同等系通过传真形式签订的，并非与袁志红当面签订，乘龙公司也不能确定是否系袁志红本人签字和捺印，且一审判决并未对上述合同等予以认定，故本院认为鉴定已无实际意义，对袁志红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上诉人的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针对争议焦点即涉案车辆系袁志红向乘龙公司或东葵公司购买的问题，乘龙公司和袁志红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乘龙公司举出的其与袁志红签订的《购销合同》、《车辆买卖分期合同》，两份合同虽因袁志红不予认可、未进行鉴定而不被认定，但乘龙公司提供的《代付款证明》，可证明东葵公司曾代袁志红向乘龙公司支付分期车款，从而间接证明涉案车辆系袁志红向乘龙公司购买，袁志红与东葵公司之间并无买卖合同关系。而袁志红提交其与东葵公司签订的《车辆融资租赁补充协议》和《汽车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内容与《代付款证明》的内容互相矛盾，如果袁志红系向东葵公司购买车辆，东葵公司就不会代袁志红向乘龙公司付车款。在东葵公司缺席审理，未能明确说明涉案车辆来源的情况下，袁志红不能证明车辆系向东葵公司购买。再结合车辆登记信息中没有前手交易记录的情况，本院认为乘龙公司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袁志红提交证据的证明力，从而认定袁志红与乘龙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袁志红应向乘龙公司支付尚欠货款及利息。综上所述，上诉人袁志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73元（袁志红已预交），由上诉人袁志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文审判员 周慧冰审判员 丘洪兵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廖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