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9民初21833号原告：王智敏，男，194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东(系王智敏之子)，户籍地上海市崇明县。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虹口区。负责人：赵学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怡宁。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婷。原告王智敏与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怡宁、金玉婷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7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怡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所交保险费本金98,420元、利息16,829元(以保险费98,42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整存整取利率计算)，以上合计115,249元。事实和理由：2011年11月7日，原告在被告工作人员张鸣勤游说下，购买了一份保险产品。2016年5月，原告告诉其子王海东称，已为孙子王昱轩购买了一份保险并付清了所有保费。经王海东查看，发现保险产品与原告所认知的内容完全不同。该产品系“尊享人生年金保险”，投保人为原告，被保险人为王海东，受益人为王昱轩，年交保费19,684元，交费年限5年，等于原告为其子王海东购买了一份保险。2016年6月14日，原告之子王海东前往被告南京路营业厅进行了笔迹鉴定，证实被保险人“王海东”签名非本人所签。被告营销人员采用欺骗的手段，诱导原告购买保险，且王海东作为被保险人未在投保书上签名确认，故保险合同依法无效。原告就赔偿事宜无法与被告达成一致意见，遂诉至法院。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为：1、原告为其子王海东投保，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依法符合投保条件。2、原告投保保险产品，系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投保时在《个人业务投保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上签字确认，表明已阅读并重点关注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权利义务等。原告签收《保险单签收回执》时，再次确认保险信息无误，签名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所签。原告在被告的电话回访中也肯定了是为其子王海东购买的保险，故保险合同已成立并生效。3、被告已尽管理职责和注意义务。4、原告与被保险人系父子关系，均在上海生活，原告连续5年按时交纳保费，被告自2013年起连续三年向原告寄送《红利通知书》，有理由推测被保险人对保单知情。5、年金保险是以生存为给付条件的保险，不应当适用《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之规定，故王海东的签名虽不是本人所签，但不影响合同效力，双方应按约定继续履行合同。6、涉案保险合同责任由关爱年金给付责任、生存保险金给付责任、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给付责任、意外伤害身故或全残豁免保险费责任组成，每年所交保险费中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责任对应的保费为4,446元。原告针对被告答辩表示，投保书中将其子王海东职业记载为“自由业”错误，王海东实为刑事警察，当初如果如实填写将有可能无法投保；原告为孙子购买保险可以享受70多年的收益，为儿子买保险只有40多年的收益，另原告儿子本身也有相应保险保障，无需原告操心，故从常理上推断原告应是为孙子购买保险，但因为无法隔代为未成年人购买，最终在被告业务员误导下购买了系争产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1月6日，原告在被告营销人员张鸣勤介绍下，填写了《个人业务投保书》，购买保险产品。《个人业务投保书》载明，投保人为原告，被保险人为原告之子王海东，王海东职业为自由业；身故收益人为王昱轩，系王海东之子；投保险种为代码652的“尊享人生”保险产品，保险期间至80周岁，保险金额为38,000元，保险费19,684元，交费方式为年交，交费期间为5年。原告在《个人业务投保书》中手抄书写“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并在投保人签名栏签名。被保险人签名栏“王海东”字样非其本人所签。同日，原告在《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上签名确认，该提示书第一条告知投保人确认保险机构和销售人员的合法资格，第三条告知投保人详细了解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第四条告知犹豫期有关约定，第十条告知投保人如实填写投保资料、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并亲笔签名，第十一条告知投保人配合做好客户回访工作。次日，被告向原告出具金额为19,684元的保费发票。11月8日，被告出具保险单，载明合同号为XXXXXXXXXXXX，合同生效日期为2011年11月8日，其他有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基本保险金额、保险期间、保险费、交费方式、交费期间等信息的记载与《个人业务投保书》一致，保险单说明一栏载明“收到保险单后请核实，如与事实不符，请及时办理更正……”。2011年11月18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保险合同，《保险单签收回执》要求投保人在收到正式保险合同后认真核对，确认收到保险单及发票、保单册材料齐全、投保书上签名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本人签名等内容后签名。原告随后在《保险单签收回执》上签名。此后，被告向原告进行了电话回访，被告在电话中表示就投保人“为王海东投保的保险”进行告知，原告未提出异议并通过回访。原告在交费期间内，按约每年交纳保费19,684元，五年合计交纳保费98,420元。保险期限内产生的关爱年金和生存保险金，被保险人均未领取。保险期限内已经产生并计入保险金额的年度分红分别为285元、233.54元、246.52元、407.03元、646.34元。《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尊享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以下简称保险条款)载明：“2.2保险期间：本合同的保险期间自本合同生效日的零时开始至被保险人年满80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零时终止……2.3.1基本责任：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关爱年金：被保险人于犹豫期结束的次日、每年保单生效对应日生存，本公司按首次交纳的基本责任的保险费的1%给付关爱年金。生存保险金：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后至60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之前每满两周年的保单生效对应日生存，本公司按该保单生效对应日基本责任的保险金额的9%给付生存保险金；被保险人于60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起至80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期间，在每一保单生效对应日生存，本公司按该保单生效对应日基本责任的保险金额的9%给付生存保险金。身故或身体全残保险金：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本公司按以下二者之和给付身故或身体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1、本保险实际交纳的基本责任的保险费的105%；2、基本责任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2.5保单分红：本合同红利分配形式包括年度分红和终了分红。2.5.1年度分红：年度分红以增加保险金额的方式进行分配……2.5.2终了红利：终了红利所分配的红利包括以下三种：1.期满生存红利：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行核算，如确定有红利分配，则将该红利以期满生存红利的形式与满期时的关爱年金和生存保险金一并给付……2.体恤金：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一年后身故或身体全残导致本合同终止时，本公司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行核算，如确定有红利分配，则将该红利以体恤金的形式与身故或身体全残保险金一并给付……3.其他终了红利：在本合同生效一年后，因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等情形导致的本合同终止时，本公司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行核算，如确定有红利分配，则将该红利以其他终了红利的形式与本合同现金价值一并退还……本合同分红具有波动性，无法预先设定且各年度并非完全相同”。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保险合同(含发票、保险单、现金价值表、保险条款、保险单签收回执、个人业务投保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被告提供的个人业务投保书、业务员告知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保险单签收回执、回访录音、红利通知书发放情况表、保险条款，以及当事人陈述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系争保险合同效力的认定。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欺诈，诱使其错误购买保险，作为被保险人的王海东未在投保单上签字，事后亦未确认，故应当按照《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认定合同无效。被告认为其不存在欺诈，保险合同不属于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是否同意不影响合同效力。本院认为，被告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以及系争保险合同是否要按照《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认定效力，应当综合予以判断。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对系争保险合同中“身故保险金”的理解。保险合同就身故保险金的约定是，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按①实际交纳的基本责任的保险费的105%与②基本责任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两者之和向身故受益人进行给付。投保人交满5年保费后，①项数据金额即固定为103,341元。因年度分红具有波动性，保险期限内已经确定的年度分红按实计算，其后本院则假定年度分红700元，按②项数据＝累积分红×现金价值比例(《基本责任单位红利保险金额现金价值表》)预估。①、②项数据相加，可得身故保险金的金额在5年交费期满后，在10万~125,000元之间呈扁担形波动，即自保单第5年度末106,006元开始增长，至27年度末达到最高124,333元，到47年度末回落至106,150元。另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被保险人在生存的情况下每年可以领取关爱年金196.84元，60周岁前每两年领取生存保险金3,446元，60周岁至80周岁每年领取生存保险金3,446元，80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本院认为，根据系争保险条款约定，身故保险金是在被保险人已领取的关爱年金和生存保险金之外独立给付项目，保险期内，只要发生被保险人死亡的事故，身故受益人即可取得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此前已经领取的关爱年金和生存保险金无需作相应扣减。而保险期满后被保险人死亡，身故受益人则无法领取身故保险金。被告亦认可保险责任中含有死亡给付责任。身故保险金金额虽大致相当于投保人所交保费，但不改变涉案保险产品包含被保险人死亡情形下的独立保险金给付责任的事实，本案身故受益人亦非投保人，因此，对保险合同的效力认定应当适用《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规定。第二，被保险人是否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被保险人王海东在本案中明确表明对保险合同不予追认，否定保险合同效力。被告亦认可投保单中被保险人签名非本人所签，其仅依据原告与被保险人系父子关系，共同居住生活，原告连续5年按时交纳保费，被告自2013年起连续三年向原告寄送《红利通知书》，即推定被保险人对保单知情，缺乏依据，本院无法认定。同时，被告亦无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明知他人代签名而无异议，或者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或者其他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情形，故本院认定被保险人对本案保险合同未予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保险合同据此确认无效。第三，关于合同无效所致的法律后果。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被告作为保险经营者，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即与原告签订以被保险人死亡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对造成合同无效负有责任。同时，原告在记载投保信息的《个人业务投保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保险单签收回执》均签字确认，收到保险单后对记载内容亦未提出异议，且在电话回访中对被告所述“为王海东投保的保险”也未有异议，因此原告对造成合同无效亦负有责任。原告虽主张被告采用欺诈、诱导方式订立合同，但并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投保单上王海东职业状况等信息记载虽存在谬误，但不能据以认定被告欺诈。据此，双方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被告应返还收取原告的保费。对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原、被告各自承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王智敏与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的编号为XXXXXXXXXXXX保险合同无效；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保险费98,420元；三、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04.98元，由原告负担380.39元，被告负担2,224.5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许雅芳审 判 员  任 一人民陪审员  朱慧勇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陆婉霖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当事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可以在合同订立时作出，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追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并认可保险金额：（一）被保险人明知他人代其签名同意而未表示异议的；（二）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的；（三）有证据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其他情形。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