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421民初616号 原告：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南一队村民小组，住所地广西扶绥县新宁镇城厢村南街。 负责人:杨晓刚,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进东，广西恒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婷梅，广西恒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乃庆，男，1963年5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扶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文辉，广西恒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南一队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南一队村民小组）与被告黄乃庆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南一队村民小组负责人杨晓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进东、马婷梅，被告黄乃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文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南一队村民小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为无效合同；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82年，被告家庭户（当时以其母亲苏善娥为承包户主）与李益兰家庭户（成员为黄佩安、李益兰，以李益兰为承包户主）分别与原告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承包不同的地块，两户之间属远亲叔伯关系。1995年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以照顾李益兰夫妇为由要求原告将两家庭承包地调为近邻，之后采用欺骗手段将李益兰家庭户的部分承包地户主更换成被告自己的名字，以达到将李益兰户承包地经营权占为己有的目的。原告时任队长因为工作疏忽，以被告为户代表签订了《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2003年补充完善1995年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没能纠正。李益兰夫妇去世后，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及原告集体管理惯例，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将李益兰户的承包地退回集体，均被被告粗暴拒绝，甚至将集体决定记录当众撕毁。家庭联产承包集体土地，从1982年第一轮承包开始至今，原告未作调整，承包户只要还有成员在，承包面积保持不变。个别“自然消失户”及因“农转非”原因交回集体的承包地均以公开的方式临时发包。因此，被告获得李益兰户的承包地经营权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村民自治原则，属非法获得，侵犯了集体利益，根据《合同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原、被告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应为无效合同。为维护原告集体的合法权益，特此提起诉讼。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 1、1985年5月25日的南门口征地补偿款分配表、1986年8月30日的分南门口土地保管富余款表、2004年度的吉星水泥厂赔偿水稻污染费、1987年公证的李益兰户的《耕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1987年公证的苏善娥户的《耕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证明自1982年起，苏善娥户与李益兰户为各自独立的农村承包经营户； 2、2003年6月30日的黄乃庆户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2016）桂1421民初187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黄乃庆在第二轮承包后的责任地面积包含了已消失户李益兰户的责任地面积，损害了集体利益，承包合同无效。 被告黄乃庆辩称：合同是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签订的，是有效合同。其一，李益兰不是独立的农村承包经营户，是与苏善娥同为一个承包经营户。虽然签订有两份承包合同，但原告的村集体在一个农村承包经营户内允许有一份以上的承包合同，这是一个惯例，这个惯例从1982年延续到目前。因此，不能以存在两份合同而认定苏善娥和李益兰为独立的承包经营户。其二，正如原告诉状所说的，1995年，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2003年又完善了合同，经过了各个相关单位的层层审核，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签订。从签订合同至2016年发生征收土地，经过21年都没有异议。事实上是在发生土地征收后，土地增值，原告反悔，双方才发生纠纷。对原告所说的被告当众撕毁集体决定会议记录，不是事实。综上，本案合同合法有效。 被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的建议书、扶绥县新宁镇人民政府的答复函，证明李益兰是被告承包经营户的成员； 2、承包土地使用证，证明苏善娥承包经营户包含苏善娥、黄乃州、黄乃庆、黄佩安、李益兰。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仅对原告拟证实合同无效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各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至于是否达到各方的证明目的，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综合阐述。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承包土地使用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土地使用证没有具体日期，面积与1982年分配的面积不一致，也没有进行公布，最终没有发到农户手上，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为了说明土地使用证的来源、效力，原告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于1985年至1989年期间任南一队队长，初任队长时正是负责核发土地使用证工作，被告的土地使用证内容是其负责填写，记载的在册人口5人确实包含黄佩安、李益兰，但是是依照户主苏善娥的申报来填写，当时时间紧，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很多内容也没有核实。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承包土地使用证是原件，且盖有扶绥县扶南镇人民政府、扶绥县人民政府的公章，新宁镇城厢居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证实了该承包土地使用证是县政府统一核发的，因此，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内容与本案争议事实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黄乃庆及另案被告黄乃州为同胞兄弟，均为原告南一队村民小组的成员。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被告家庭户以其母亲苏善娥为户代表承包集体土地，家庭户成员为苏善娥、黄乃州、黄乃庆。被告伯父黄佩安、伯母李益兰也以李益兰为户代表承包集体土地。黄佩安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当年去世。为了确认第一轮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各承包经营户的承包经营权，扶绥县人民政府统一向各承包经营户核发了《承包土地使用证》。被告承包经营户取得的《承包土地使用证》，证书记载：户主为苏善娥，在册人口5人，包含苏善娥、黄乃州、黄乃庆、黄佩安、李益兰。1987年5月18日，为了明确各承包经营户15年的承包期限，原告分别与苏善娥、李益兰签订了《耕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两份合同并进行了公证。之后，苏善娥“农转非”，其个人名下承包地被收回。1995年，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因苏善娥已“农转非”，户口不在南一队村民小组，苏善娥承包经营户变更为以黄乃州、黄乃庆为户代表承包集体土地，黄佩安、李益兰名下的承包地分别纳入黄乃州、黄乃庆户，由该两户经营。2002年，李益兰去世。2003年6月30日，为补充完善1995年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黄乃州、黄乃庆分别作为承包户代表与原告南一队村民小组签订了《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合同书进一步明确了黄佩安、李益兰两人的承包责任地分别纳入黄乃州、黄乃庆的承包经营户名下。承包合同书并上报扶绥县新宁镇农业服务中心备案。2016年，扶绥县棚户区改造和城镇化项目建设征收原告南一队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同年6月15日，原告召开村民会议，就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问题进行讨论，会议通过了分配方案，其中，对被告黄乃州、黄乃庆两户，仅按黄乃州、黄乃庆2口人的面积进行计算应得的征地款。而黄乃州、黄乃庆认为其两户应按黄乃州、黄乃庆、黄佩安、李益兰4口人的面积进行计算，双方为此发生纠纷，黄乃州、黄乃庆于2016年11月17日提起诉讼，要求南一队村民小组补足征地补偿费。本院对该纠纷已于2017年2月16日作出支持黄乃州、黄乃庆诉请的判决。南一队村民小组不服提出上诉，目前该案在二审审理当中。之后，南一队村民小组认为合同无效而提出上述诉请。 另查明，黄佩安、李益兰夫妇生前没有生育子女。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黄佩安、李益兰均为年逾70岁的老人。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一、关于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黄佩安、李益兰是否与苏善娥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所谓农户实质为法律上的农村家庭，是农村中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基础组成的农村最基层的社会单位。从以上规定，可以明确，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的承包方一般为一个农村家庭户。而本案以苏善娥为承包户主的家庭为一个农村家庭户，以李益兰为承包户主的家庭为一个农村家庭户，两个农村家庭户能否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双方争议的焦点。本院认为，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黄佩安、李益兰夫妇属于没有生育有子女，且均为已年逾70岁的老人，无劳动能力，在确定土地承包时，作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存在亲戚关系的李益兰与苏善娥，将两个家庭应分得的承包地并为一个农村承包经营户，充分体现了尊敬老人、互助互爱的善良风俗，之后，生产队在按照县人民政府的工作要求组织核发《承包土地使用证》时，将黄佩安、李益兰纳入苏善娥户，说明生产队也是认可这一善举的。《承包土地使用证》确认黄佩安、李益兰为苏善娥承包经营户的成员，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虽然，1987年为了明确各家庭承包户15年的承包期限，在签订《耕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时，生产队与苏善娥、李益兰分别签订了《耕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但两份合同不能否定《承包土地使用证》已确认的事实。因此，黄佩安、李益兰与苏善娥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 二、关于原、被告签订的包含有黄佩安、李益兰承包土地面积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198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原、被告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是完善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书。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并按程序要求报镇政府备案，合同内容包含黄佩安、李益兰的承包地，也是对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延续，符合中央政策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是依法成立的，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主张李益兰户为“自然消失户”，土地应依法收回，合同包含黄佩安、李益兰的承包地是被告采取欺骗的手段来签订，合同内容损害了集体利益。对此，本院已查明，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黄佩安、李益兰与苏善娥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虽然，黄佩安于1982年去世，李益兰于2002年去世，但依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黄佩安、李益兰去世后，其个人名下承包地由其所在承包经营户仍健在的人员经营，而且原告自认从1982年第一轮承包开始至今，对承包地未作调整，因此，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黄佩安、李益兰的承包地仍包含在苏善娥承包经营户中，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也未能举证证实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因此，对原告主张合同无效，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包含有黄佩安、李益兰承包土地面积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南一队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南一队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玉琴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陈汉君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