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79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恒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唐国荣，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柏涛，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负责人：朱春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强，广东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强，广东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恒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恒光公司）因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下称联通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6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恒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106民初640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集团客户3G后付费用户无预存优惠购机单位担保合同》(下称《担保合同》)已生效，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4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由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即双方约定《担保合同》的生效条件有两个：一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约代表签字；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盖章，二者缺一不可。但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担保合同》中并没有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授权代表的签字，故《担保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担保合同》依法未生效。一审法院仅依据《担保合同》中有上诉人的盖章就认为《担保合同》已生效，显然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客户4G／3G”零元预存”租机合同》(下称《租机合同》)是《担保合同》的主合同，明显缺乏证据证明，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担保合同》中的“单位担保合同条款”约定上诉人担保的主合同为被上诉人与被担保人签订的“中国联通移动业务客户入网协议”和“中国联通客户3G合约计划业务协议”，而本案中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合同是《租机合同》，《担保合同》约定的被担保的主合同明显不一致。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同意将《担保合同》担保的主合同变更为《租机合同》或者是将《租机合同》纳入《担保合同》的担保范围。同时，《担保合同》约定上诉人的担保对象是上诉人公司的员工，但《租机合同》所涉及的126名自然人，没有1个人是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在一审中应一审法院的要求提交了公司员工的工资发放台账予以证明),这足以证明《租机合同》不是《担保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对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上述与事实相符的抗辩，一审法院未作任何审查和回应，而是毫无证据、毫无说理地直接认定《租机合同》是《担保合同》担保的主合同。这显然是严重缺乏证据证明的、与事实严重不符的错误认定。三、一审法院认定《租机合同》的成立、履行情况，更是明显缺乏证据证明。这是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最为严重的错误。(一)对于真实性存在严重问题的126份《租机合同》，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其真实性，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供的126份《租机合同》并非合同对方当事人本人亲自办理，而是几乎由同一人代为办理，被上诉人既不能提供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身份证信息，也不能提供合同对方当事人有效的授权手续，明显不合常理。这已充分表明《租机合同》的真实性存在严重的问题。但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查，直接认定《租机合同》的真实性，显然错误的。(二)被上诉人是否交付了130台手机，是《租机合同》是否真实履行的核心前提，也是本案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保证责任的前提性法律基础。然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为履行《租机合同》向上诉人交付了130台手机，明显缺乏证据证明，也严重违反常理。这是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最为严重的错误。1.被上诉人提交的4份《手机签收表》，其中3份(手机台数112台)因被上诉人的原因根本不能确定为真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4份盖有上诉人公章的《手机签收表》，分别载明签收手机60台、12台、40台、18台。对于该4份《手机签收表》，庭审中上诉人均不认可其真实性并申请对《手机签收表》上上诉人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亦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其进行鉴定。但在司法鉴定过程中，被上诉人以原件无法找到为由未能提交载有60台、12台、40台手机的3份《手机签收表》的原件供司法鉴定，故司法机构未能对该3份《手机签收表》上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显然，该种情况下，该3份《手机签收表》的真实性依法不能确定，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被上诉人应为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一审法院无任何证据佐证，无任何合理解释，直接认定该3份《手机签收表》真实性并作为本案的核心证据使用。2．仅凭《手机签收表》也根本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130台手机。根据《手机签收表》的内容，假如被上诉人真的向上诉人交付了130台手机，则应有明确的手机接收人。但《手机签收表》上手机接收人签名处要么是空白，要么不知道是谁签名，更为蹊跷的是被上诉人居然都不能说明其到底是向上诉人的哪一位员工或是授权人员交付了130台手机。《手机签收表》前述明显的瑕疵记载及被上诉人违反常理的举动，足以印证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130台手机的陈述是虚假的。3．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合同依据或义务向上诉人交付手机，被上诉人主张向上诉人交付了130台手机本身违反常理。无论是《担保合同》还是《租机合同》均没有约定被上诉人有义务或应当向上诉人交付手机，常理上讲被上诉人不可能向上诉人交付手机。相反，既然被上诉人是与126名被担保人签订《租机合同》并为该126名被担保人提供电信服务，那么被上诉人显然应该是向该126名被担保人分别交付手机才是合乎常理的。(三)一审法院认定《租机合同》履行情况(包括合同是否真实履行、被上诉人是否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被担保人是否违约、是否拖欠电信费用及拖欠的具体数额等)，仅凭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未经被担保人确认的证据便予以直接认定，显然违反证据规则，是错误的。在被担保人未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基本事实(比如被上诉人是否与被担保人签订了《租机合同》、被上诉人是否履行了交付移动手机终端并提供通信服务等合同义务、被担保人是否存在欠费及欠费具体金额等)是否真实，无法查明。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未经被担保人确认的证据即对前述基本事实作出完全与被上诉人主张一致的认定(尤其是拖欠的电信费金额及违约金金额这一核心事实)，显然证据不足，是错误的。四、在本案基本事实存在重大争议及本案证据存在重大疑点的情况下，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完全有必要依职权追加126名被担保人参加本案诉讼。事实上，在一审中，上诉人也向一审法院提出该建议，要求一审法院责令被上诉人依法提供126名被担保人的身份证信息(根据工信部《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若被上诉人真实为被担保人新开了手机电话服务就必然持有该担保人有效的身份证件信息)以追加该126名被担保人参加本案的诉讼。但令人遗憾的是一审法院不仅未采纳该合理建议，还在证据明显不足、理由明显不充分的情况下完全采信被上诉人的主张，作出错误的判决。二审法院应依法纠正该错误。被上诉人联通公司辩称：一、根据合同法第32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盖章及签字，上诉人作为本案的担保人，也签收了涉案的手机，应当视为上诉人为担保人。被上诉人签字视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所以《担保合同》成立。二、2014年底公司开始推行4G业务，由于公司的格式文本没有及时更新导致《担保合同》与《租机合同》名称不一致。通过《担保合同》内容、附件一及担保人的名单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人数、姓名、手机号及选用套餐、选用机型都与《租机合同》记载一致，没有加重或变更上诉人的担保义务。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证据八员工名单，上诉人在员工名单上盖章确认，且该名单上的公章经司法鉴定是真实的，上诉人否认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四、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集团客户，涉及办理业务的人数较多，业务的办理方式是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提供《租机合同》及业务入网受理单文本，上诉人再安排员工填写完成后，附加身份证复印件提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再为上诉人办理入网登记手续。上诉人移交的126份员工身份证上都有上诉人的盖章及员工签字，《租机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五、上诉人盖章确认的《手机签收表》，交接人员是上诉人员工，一审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四份原件，上诉人也核对了原件。但是鉴定之后，被上诉人丢失了三份，结合本案事实及一审鉴定的六个公章来看，本案不存在虚假公章的情况。六、被上诉人提供的欠费依据来源于中国联通业务CBSS业务支撑合同页面查询，该系统是中国联通集团统一使用的业务支撑系统，包含用户交费查询办款，用于统计查询用户的交费情况及支出情况，国内的其他两大电信运营商也是如此，后台计费系统是用户查询花费的唯一渠道。即使被担保的126位员工出庭，话费金额也与被上诉人的系统为准。七、本案案件事实清晰，上诉人是连带保证，因此被上诉人有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无须追加126名员工参加诉讼。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联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恒光公司向联通公司支付被担保人陈沿瑞、刘某、吴某乙等126人应付未付手机欠费198089元，合约计划违约款1141162元，共计1339251元；恒光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联通公司（乙方）与恒光公司（甲方）签订《担保合同》，约定：甲方同意为甲方所指定的员工（被担保人）以免交预存话费方式购买乙方3G合约计划的行为提供担保，甲方同意为176个被担保人购买的无预存3G合约计划的行为提供担保。担保的主合同为“中国联通移动业务客户入网服务协议”和“中国联通客户3G合约计划业务协议（单位担保无预存话费方式”，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甲方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被担保人购买的合约计划对应的终端补贴款等优惠，被担保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各类通信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乙方为实现对被担保人享有的债权所发生的费用（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担保期间为被担保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期间遇乙方资费调整而影响到被担保人合约计划中的资费的，甲方均同意对资费调整前后被担保人依照合约计划应履行的全部义务继续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期间内，被担保人未按照合约计划及相关协议的规定履行其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欠费、机卡分离、提前离网等情形，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担保责任；在担保期间内，乙方有权定期核查被担保人是否存在本合同第十一条所述的违约情况，如担保人存在违约行为，乙方有权向甲方出具清算函，要求甲方对违约的被担保人行为向乙方履行清算赔付义务。争议协商不成向乙方住所地法院起诉。《担保合同》附有《被担保人名单》，列明176人。联通公司提交《租机合同》114份，载明了恒光公司员工的姓名、公司名称、合约计划、承诺在网期限的套餐（36个月或30个月），有对应员工的签名。《租机合同》条款载明：甲方（被告员工）构成违约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以补偿乙方为甲方提供各项服务损失，甲方向乙方支付的违约金包括但不限于：甲方逾期付款违约金、合约计划违约金，以及乙方在本合同中给予甲方的优惠、终端津贴等；甲方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甲方在联通计费系统上的欠费及欠费滞纳金；合约计划违约金计算方法为违约金=甲方承诺月最低消费额*甲方承诺在网期限的剩余月份数。联通公司提交《手机签收表》四份，载明分别签收手机60台、12台、40台、18台，上述合计130台；《手机签收表》上均有恒光公司盖章。联通公司提交中国联通系统案涉126个号码欠费网络单据（截止2015年12月），载明各终端用户的欠费情况。联通公司另提交《员工欠费明细表》，载明陈沿瑞、刘某、吴某乙等人欠费金额为198089元（不含滞纳金）、合约计划违约款1141162元。一审法院认为：联通公司与恒光公司签订《担保合同》，双方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成立。联通公司证据显示联通公司已与恒光公司员工签订《租机合同》，恒光公司已经签收相关合约手机并使用手机运营套餐，《担保合同》所约定恒光公司保证的主合同已成立、生效及履行。联通公司提交的中国联通系统案涉126个号码欠费网络单据（截止2015年12月）载明各终端用户的欠费情况；另提交《员工欠费明细表》，载明恒光公司员工欠费金额为198089元（不含滞纳金）、合约计划违约款1141162元。联通公司据此主张恒光公司保证担保的应付未付的手机欠费198089元、合约计划违约款1141162元符合《担保合同》和《租机合同》的相关约定，恒光公司虽不确认但并未提供证据足以证明，一审法院对联通公司主张依法予以采纳。现联通公司诉请恒光公司支付被保证人陈沿瑞、刘某、吴某乙等126人应付未付手机欠费198089元，合约计划违约款1141162元，共计1339251元合理，一审法院对此依法予以支持；恒光公司承责后依法可向被保证人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东恒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支付手机欠费198089元；二、广东恒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支付合约计划违约款1141162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500元，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3500元，广东恒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6000元；鉴定费30340元由广东恒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二审阶段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二审阶段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被担保人身份证复印件》，拟分别证明上诉人在担保合同签订时，已授权廖某作为其委托代理人，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之间签约及手机移交均由廖某与联通公司对接办理和上诉人向联通公司提供的员工身份证复印件上均加盖有上诉人公章，并且有员工签名确认。但前述举证行为已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不属于证据规则规定的新证据范畴，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原审时提供了《担保合同》、四份《手机签收表》、《员工名单》等证据原件，因上诉人对前述证据上加盖的“广东恒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印章真实性提出异议，原审法院通过摇珠确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为鉴定机构，将前述印文与上诉人提供的样本上加盖的“广东恒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比对。后被上诉人称有三份《手机签收表》遗失，鉴定机构对其余证据进行了比对，并得出鉴定结论为样本与检材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再查明，案涉《担保合同》附件一第一条约定，甲方（上诉人）担保的主合同为乙方（被上诉人）与被担保人签订的“中国联通移动业务客户入网服务协议”和“中国联通客户3G合约计划业务用协议”，但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的主合同名称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4G/3G“零元预存”租机合同》。对此，被上诉人原审庭审时解释称，主合同名称是由于其格式条款中在制作过程中沿用之前的名称谓，导致主合同员工与上诉人实际签署的不一致。但名称均为合约计划，在购机合同第4.3条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员工所签订的合同就是合约计划。除以上合同外双方没有签订其他任何的契约，因此关于合约计划的此项笔误不影响担保合同成立与生效。本院认为，本案系保证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一、本案是否应当追加被担保人参加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为保证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被上诉人可以直接要求上诉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被保证人并非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原审法院本案未追加被保证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二、关于案涉《担保合同》效力问题。虽然案涉合同约定“由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且案涉合同只加盖有双方公章而缺少代表签字，但从《手机签收表》、《员工名单》等其他证据来看，双方仍然实际履行了案涉合同。因此，可以视为双方以实际行动变更了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上诉人关于已经实际履行的《担保合同》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案涉《担保合同》附件一第一条约定的主合同名称与被上诉人主张的主合同名称不一致的问题，被上诉人原审已作出合理解释，且《被担保人名单》等证据也能与此解释相印证，且上诉人未能证明存在沿用原主合同名称的合同存在，因此，综合上述原因，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租机合同》是《担保合同》的主合同并无不当。四、关于交付手机具体台数的问题。原审时被上诉人已经出示过四张《手机签收表》原件，虽然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但四张格式完全相同《手机签收表》中已有一份经鉴定加盖的上诉人印章为真实印章，且在手机与手机号码绑定的情况下，这些号码均发生了大量通话的事实足以证明签收表所列手机已经实际交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合同依据向其交付手机，但本案涉及手机数量较大，且上诉人又是以被担保人工作单位的名义向上诉人提供担保，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手机显然比向被担保人一一交付履约成本更低，上述行为并不违反社会生活常理。五、关于欠费金额的问题。被上诉人原审提交了后台计费系统统计的明细，上诉人虽对此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原审法院采信该证据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6000元，由上诉人广东恒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一七年七月四日书记员  辛 野吴泳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