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6民终19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独山县福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法定代表人：刘龙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疆，贵州疆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新义，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斯特郎电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县。法定代表人：沈永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仁艳，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独山县福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林公司)与被上诉人江苏斯特郎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特郎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2016）苏0621民初5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我司与江苏斯特郎电梯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斯特郎贵州分公司）签订的承揽合同，并非直接与斯特郎公司签订合同。斯特郎贵州分公司于2012年5月22日在独山县工商局登记设立，负责人为徐浩焱，经营范围为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安装、维修；杂物电梯维修；电梯销售。根据相关规定，斯特郎贵州分公司是具有签订合同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分公司的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斯特郎贵州分公司既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则我司与斯特郎贵州分公司签订的承揽合同中甲方、乙方的认定就应为我司和斯特郎贵州分公司，承揽合同中签字盖章的为斯特郎贵州分公司和徐浩焱，一审认定有误。2.合同总价款为326万元，我司已经支付电梯款375.08万元，超过了合同约定的总价款，我司已经支付完毕，超出部分我司将另行起诉返还不当得利。我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共计23本财务凭证，除直接支付至斯特郎公司账户的212.7万元和2014年8月13日的3000元以及2015年6月30日的800元以外，剩下的凭证全部加盖斯特郎贵州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徐浩焱的签名。根据承揽合同第2.5条的规定，我司支付的款项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因此应当认可我司的支付行为。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未能将分公司与总公司的法律关系搞清楚，斯特郎公司和斯特郎贵州分公司为内部法律关系，分公司未将钱款支付至斯特郎公司系内部关系，与我司无关，这个责任不应当由我司承担。斯特郎公司辩称：承揽合同虽然是斯特郎贵州分公司盖章，但是斯特郎贵州分公司只有维保的范围，是斯特郎公司生产电梯给福林公司，而且合同约定了指定账户，斯特郎贵州分公司没有任何独立账户，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应认定合同是斯特郎公司和福林公司签订的。而且后期形成的还款计划书也是斯特郎公司和福林公司签订的。斯特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福林公司给付欠款163000元及违约金48900元,合计2119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26日，定作方（甲方）福林公司与承揽方（乙方）斯特郎公司签订承揽合同一份，其中约定：由斯特郎公司为福林公司提供客用电梯16台，总价款为326万元，合同还约定：乙方负责生产制造、提货、运输、安装，验收合格后交甲方使用，保修期1年；甲方按工程进度，书面通知乙方生产，并支付定金20万元整，发货前20天支付批次交货价的60%，按乙方实际交货价值计算，同时开具税票给甲方财务，电梯安装验收合格后一周内支付合同总价的25%，甲方预留5%为质保金，保质期满后，一次性付给乙方；其中合同2.5条用字体加黑方式约定：甲方必须通过银行汇票或转账方式付款到本合同中乙方指定的账户，若以现金支付，甲方必须凭加盖有乙方公司财务章的收款收据支付，若甲方违反该项约定方式付款的，与乙方无涉（此项条款不得更改）；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封面抬头载明为斯特郎公司，合同尾部承揽方签章处加盖江苏斯特郎电梯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徐浩焱在联系人一栏内签名，下方单位名称为江苏斯特郎电梯有限公司，公司地址为海安县城东镇城东大道北3号，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南通市海安支行，帐号为32×××11；定作方福林公司加盖公司印章。合同签订后，斯特郎公司履行了交付电梯的义务，福林公司陆续给付部分价款。2015年3月13日，斯特郎公司派员至福林公司对帐，双方签订分期还款计划书一份，其中约定：双方在此确定截止2015年3月12日福林公司共计欠斯特郎公司货款113.3万元，现鉴于福林公司不能一次性偿还欠款113.3万元，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斯特郎公司同意福林公司的还款计划如下，2015年3月20日前、2015年4月30日前、2016年3月20日前福林公司分别给付斯特郎公司欠款40万元、57万元、16.3万元，斯特郎公司保证在每期还款计划前，不对福林公司讨要欠款，福林公司保证按约足额付款，如逾期不能足额归还则视为违约，福林公司应当按未付款30%支付违约金；如发生纠纷，由海安县人民法院诉讼解决。还款计划书尾部，双方均加盖公司各自的公章予以确认，福林公司授权代理人柏剑予以签名。斯特郎公司认为福林公司未能按上述还款计划书履行付款义务，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斯特郎公司贵州分公司设立于2012年5月22日，分公司负责人为徐浩焱，经营范围为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安装、维修；杂物电梯维修；电梯销售。一审法院认为，一、案涉承揽合同关系是发生在斯特郎公司与福林公司之间，即案涉承揽合同中的乙方为斯特郎公司，而非斯特郎公司贵州分公司。理由如下：1．案涉承揽合同封面抬头为斯特郎公司，注明经办人为徐浩焱；承揽合同主文中载明承揽方（乙方）为斯特郎公司；承揽合同落款处载明单位名称斯特郎公司及公司帐户、固定电话、传真等。仅盖章处一栏内加盖为斯特郎公司贵州分公司，徐浩焱在联系人处签名。2．案涉承揽合同履行过程中，斯特郎公司提供的三份电梯监督检查报告上显示，施工单位及维护保养单位均为斯特郎公司；合同签订后，福林公司将前三笔价款均汇至斯特郎公司银行帐户，即合同中注明的斯特郎公司银行帐户；2015年3月13日，双方经对帐形成还款计划书，甲方主体亦为斯特郎公司。3．从合同性质看，案涉合同为承揽合同，我国现行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斯特郎公司贵州公司经营范围为电梯的安装、维修、销售，并不具有加工、生产电梯的资质，承揽的主体应为斯特郎公司。4．福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陈述：在签订案涉承揽合同时徐浩焱出具了总公司（斯特郎公司）的任命书、授权委托书及工商登记的一系列材料。综合上述四点，案涉承揽合同关系不管是形式上还是实际履行中的承揽主体均为斯特郎公司，承揽合同中由斯特郎公司贵州分公司加盖印章的行为，是斯特郎公司的授权行为，斯特郎公司授权徐浩焱加盖斯特郎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并作为合同经办人与福林公司签订案涉承揽合同。二、斯特郎公司贵州分公司负责人徐浩焱收取价款的行为不符合合同约定，亦不构成履行职务行为。案涉合同明确约定“福林公司必须通过银行汇票或转账方式付款到本合同中斯特郎公司指定的账户，若以现金支付，福林公司必须凭加盖有斯特郎公司财务章的收款收据支付，若福林公司违反该项约定方式付款的，与斯特郎公司无涉（此项条款不得更改）”，该条款采用加黑字体方式标注，应为斯特郎公司作为商事主体从风险控制、防范的角度所作的特别约定，且案涉合同落款处明确标注了斯特郎公司的银行帐户，福林公司前三笔价款亦均汇至斯特郎公司在合同中标注的银行帐户。对此，福林公司应明知案涉合同中的乙方系斯特郎公司，而非斯特郎公司贵州分公司，福林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合同中该条款的约定履行给付价款的义务，即通过银行汇票或转账方式付款的，应汇至斯特郎公司银行帐户，若以现金支付，必须凭加盖有斯特郎公司财务章的收款收据支付，而非汇至贵州分公司负责人徐浩焱个人帐户或凭加盖贵州分公司财务章收款收据支付。故徐浩焱收取价款的行为不符合合同约定，亦不构成履行职务行为，在没有斯特郎公司明确授权收取价款的情况下，徐浩焱无权收取案涉合同项下的价款。三、徐浩焱收取价款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依照上述规定，构成表见代理不仅要求符合权利外观要件，即行为人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现；还要符合主观因素要件，即合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中，即便福林公司认为案涉承揽合同加盖的是斯特郎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印章及徐浩焱系斯特郎公司贵州分公司负责人，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认为其有权收取案涉价款，福林公司主观上亦非善意且无过失的。理由如下：1．从福林公司提供的证据看，其主张支付给斯特郎公司贵州分公司负责人徐浩焱的款项中，付款方式均为由徐浩焱出具领条或借条，这些领条或借条中加盖的是斯特郎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印章或财务印章，并通过现金、转帐或转帐支票的形式支付给了徐浩焱个人、个人帐户或第三人帐户，而非斯特郎公司帐户，甚至不是福林公司所主张的合同相对人斯特郎公司贵州分公司帐户，该部分款项的支付方式均不符合案涉承揽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2．2015年3月13日，双方经对帐形成还款计划书，该还款计划书中的欠款金额（113.3万元）为承揽合同总价款（326万元）扣减福林公司已支付给斯特郎公司的价款（212.7万元）所得，并未扣减福林公司主张的已付给徐浩焱的金额。庭审中，福林公司明确该还款计划书系其公司负责人柏剑签订，由出纳莫丽华加盖公司公章，纵观福林公司抗辩的整个付款过程，可以看出：从2013年12月21日起，柏剑即作为付款审批人审批财务付款；2014年6月19日，柏剑通过个人帐户支付给徐浩焱个人帐户10万元；2014年12月25日，莫丽华亦通过个人帐户支付给徐浩焱个人帐户10万元。可见，福林公司的柏剑、莫丽华均参与了整个付款过程，但柏剑、莫丽华在签订还款计划的过程中，并未提出扣减已付给斯特郎公司贵州分公司负责人徐浩焱的款项，故福林公司关于因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开林外出避债，财务人员更换频繁未能调出付款帐目即签订了还款计划书，且认为其已付清全部价款，并已超付价款近50万元的抗辩理由，不符合理性的商事主体的行为特征，其未尽到谨慎、理性的审查义务，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相对方，徐浩焱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涉案合同及分期还款计划书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双方均应受其约束。按照分期还款计划书的约定，福林公司应在2016年3月20日给付欠款16.3万元。福林公司未能按约给付该款，显属违约，斯特郎公司有权要求福林公司支付违约金。对此，斯特郎公司要求福林公司按还款计划中约定的以未付款30%支付违约金48900元，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从双方的承揽合同看，该部分价款为质保金，应于质保期满后一次性给付，案涉电梯验收合格日期为2014年8月1日，质保期约定为一年，故该价款实际拖欠时间亦较长，故对斯特郎公司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福林公司支付给徐浩焱的款项不符合案涉合同的约定，亦不构成履行斯特郎公司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行为，对福林公司的抗辩，不予采信。福林公司抗辩的支付给徐浩焱的款项，不能排除相关人员存在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对此福林公司可另行主张相关人员的相应责任。另福林公司提供的证据中涉及的“进度款申请单”显示为黎祖坤签名、一份“收条”显示为汤云军签名，因斯特郎公司不予认可，福林公司亦未能提供相关收款人身份及斯特郎公司同意从价款中予以扣减的相关证据，对此可待福林公司有新的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判决：一、福林公司给付斯特郎公司价款163000元;二、福林公司支付斯特郎公司违约金48900元等。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焦点：1.本案签订合同的一方为斯特郎公司还是斯特郎贵州分公司？2.斯特郎贵州分公司负责人徐浩焱收取款项的行为能否认定代表斯特郎公司收取定作价款？本院认为，斯特郎公司与福林公司签订的电梯承揽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斯特郎公司交付定作物后，福林公司未能及时付清定作价款，于2015年3月13日出具分期还款计划书。依照分期还款计划书，福林公司应在2016年3月20日支付定作款16.3万元，但其未能按约履行，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福林公司认为其与斯特郎贵州分公司签订合同，其已向斯特郎公司及斯特郎贵州分公司支付了全部定作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应当认定福林公司与斯特郎公司签订合同。案涉电梯承揽合同首部载明的定作方为福林公司、承揽方为斯特郎公司，合同落款处载明的定作方、承揽方与首部相同，证明福林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对合同相对方为斯特郎公司是明知的。合同载明的主体未在合同上盖章，而是由其他主体签名盖章，则产生代理（包括有权代理和无权代理）的法律效果。如系有权代理，代理人签字盖章，其合同的权利义务约束被代理人。如果行为人没有代理权则须经被代理人追认，合同权利义务才能约束被代理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斯特郎贵州分公司及其负责人徐浩焱在案涉合同上签字盖章时，虽未提供斯特郎公司的授权证明，但斯特郎公司其后的履行行为及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足以表明其对所属分公司以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是认可并授权的，因此，斯特郎公司为案涉合同主体。福林公司上诉称斯特郎贵州分公司及其负责人在电梯承揽合同上签字盖章，该分公司即为合同主体。虽然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可以在企业法人的授权范围内从事民事活动，对外得以分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但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与在以公司名义订立的合同上盖章意义是不同的，前者其身份为合同主体，后者则为代理人。故一审认定斯特郎公司授权徐浩焱加盖斯特郎贵州分公司印章并作为合同经办人与福林公司签订案涉合同是正确的，福林公司的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斯特郎贵州分公司负责人徐浩焱收取款项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代表斯特郎公司收取定作价款。福林公司认为，斯特郎贵州分公司是合同主体，徐浩焱是该分公司负责人，向徐浩焱支付款项即是向分公司履行合同义务。首先，如前所述，本院认定斯特郎公司为合同主体，故其主张的逻辑前提并不存在；其次，案涉合同对福林公司定作款的支付作出了明确的约定，而且载明属于不得更改的条款，并以加黑字体方式予以特别提示。在此情形下，福林公司向徐浩焱支付款项因违反合同约定而不能认定为代表斯特郎公司收取定作款。同时，正因为合同特别约定支付方式条款不得更改，即便退一步如福林公司主张的，合同相对人为斯特郎贵州分公司，则该分公司已将其及负责人收取案涉定作款项予以排除，故其向徐浩焱支付款项作为支付案涉合同定作款亦违反了合同的约定。至于徐浩焱收取福林公司款项，究竟是其个人与福林公司的往来，抑或斯特郎贵州分公司与福林公司其他往来，与本案无涉，福林公司如认为其对此享有权利，应另行提出主张。综上，福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78元，由独山县福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建兵审判员  陈 卓审判员  沙 楠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薛升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