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2民初16244号原告：刘春涛，男，1964年6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淑芳（刘春涛之妻），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刘春河，男，1955年11月23日出生，住北京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红（刘春河之妻），住北京通州区。原告：刘春茂，男，1958年10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桂华（刘春茂之妻），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刘春香，女，1962年8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刘春梅，女，1968年4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告刘春涛与被告刘春河、刘春茂、刘春香、刘春梅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春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淑芳、被告刘春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红、被告刘春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桂华、被告刘春香、被告刘春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春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神驹村x号院（以下简称x号院）内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在1999年2月18日之前属于刘凤常、尹美珍的共同财产；2.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均系刘凤常和尹美珍的子女。刘凤常、尹美珍在x号院内有正房5间、厢房3间。1999年2月18日，刘凤常去世。刘凤常去世后，尹美珍将该房自己的份额及继承刘凤常的份额以5400元的价格卖给刘春涛和刘春茂。刘春茂曾起诉要求确认该买卖协议有效，但刘春河、刘春香主张该房是家庭共有财产，认为尹美珍无权卖房。通州区法院再审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尹美珍是否有权处分共有房屋。现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存在较大争议，法院无法对该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作出判断，应待涉案房屋所有权确认后，再确认尹美珍卖房行为的效力。故原告现诉至法院，请依法裁判。刘春河辩称，不同意刘春涛的诉讼请求，刘春涛所诉不属实。1979到1983年期间，我与父亲先后建了3处房屋，分别是现在的x号、xx号、xxx号。其中x号院内正房有我和刘春香参与建设，我的贡献比刘春香大一点。双方父母共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从来没有分过家。父亲在世时口头说过，哪个儿子结到哪个房子里，房子就归谁。刘春涛也认可父母盖了三处房屋，而且是每人一所。刘春涛和刘春茂都已经得到了父母的房产，他们该拿走的都拿走了。x号院是给我结婚用的，我们夫妻在1983年出资又建的东厢房3间，所以x号院内房屋属于我的个人财产。刘春涛在2010年的诉讼中提交了一份1991年的房产文约，写明“刘春和愿将自己的房产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出卖与其父刘凤长”，这个文约是刘春涛提交的，且在多次庭审中认可该证据，足以表明x号院所有权人是刘春河而非刘凤常。但文约中的当事人都没有签字，而且没有家庭成员任何一人签字，没有发生过买卖关系。1993年，涉案房屋登记在父亲名下，是因为我与父亲在一个户籍上，只能登记父亲名字。但根据物权法司法解释，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时，有权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刘春茂辩称，我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说的事实和理由我都认可。刘春香辩称，我认为涉案房屋是家庭共有的，当时建房我和刘春河参与了，其他子女没有参与。刘春梅辩称，涉案房屋就是父母的房，我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说的我也认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春涛提交如下证据：1．派出所证明信。载明：刘凤常于1999年4月8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其妻尹美珍（曾用名尹美真）于2010年8月30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其子刘春河（曾用名刘春合，于1990年1月19日迁城关乔庄，于2006年8月2日迁神驹村x号）、刘春茂、刘春涛，其女刘春香、刘春梅。2．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载明：土地使用者刘凤常，家庭人口2人。3．罗云江、王金来的书面证言。罗云江出具证言称：我住神驹村144号，神驹村现在的x号院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是已故刘凤常出资所建，我参与建房；王金来出具证言称：我住神驹村350号，我是农村建房的包工头，1991年，刘凤常找到我，将现在神驹村x号院正房五间翻建，东厢房三间以及院墙重建，刘凤常出资。4．尹美珍的遗嘱公证书。立公证遗嘱时间为2010年6月18日，遗嘱内容为：“我叫尹美珍，今年七十四岁了。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神驹桥村正房五间和厢房三间是我和我老伴刘凤常的夫妻共同财产。我的老伴刘凤常于一九九九年去世。现我自愿立遗嘱如下：待我去世后，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二分之一房产份额和我应继承我老伴刘凤常的房产份额由我的儿子刘春河继承。”5．房屋买卖协议。协议内容为：尹美珍之夫（已故）刘凤常名下有房产一处，座落在通州区马驹桥镇神驹村x号。现尹美珍自愿将自己对该房产的全部财产份额以贰万元卖给长子刘春河。房产份额卖给刘春河后母亲尹美珍有权在该房继续居住，一直到去世。落款时间2006年6月20日。协议尾部签有尹美珍、刘春河及证明人程洪利、张秉贵的名字。6．2010年10月28日民事起诉状及该案开庭笔录、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为：2010年10月28日，刘春河以其他兄弟姐妹为被告，以继承纠纷为案由，诉至法院。刘春河在起诉状中称，父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通州区马驹桥镇神驹村建有一处院落，有正房5间，东厢房3间，母亲尹美珍于2010年6月18日立公证遗嘱一份，现父母已去世，要求确认x号院中8间房屋中的7间房屋（包括4间正房和3间东厢房）及院落归原告所有。庭审中，刘春河就起诉状补充称，东厢房3间实际是刘春河在1983年自己出资所建。刘春茂、刘春涛辩称，x号院8间房屋系父母所建，尹美珍于2006年12月18日将自己的份额及继承刘凤常的份额卖给了刘春茂和刘春涛，该买卖合同的效力正在审理过程中。鉴于此，本院以x号院内房产现是否仍系刘凤常和尹美珍遗产尚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了刘春河的诉讼请求。7．房屋赠与协议、赠与协议。两份协议落款时间均为2000年5月1日。房屋赠与协议主要内容为尹美珍决定将其个人所拥有的房产份额赠与刘春茂、刘春涛、刘春香、刘春梅。该协议上签有上述涉及人员的名字。赠与协议主要内容为母亲由刘春涛、刘春茂赡养，刘春香、刘春梅二人将母亲赠与自己房产的份额的产权赠与给刘春涛、刘春茂二人所有。关于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刘春河在对证据1及其他证据统一发表质证意见时称不认可；对证据2、4、5、6，刘春河称真实性认可，但对笔录内容不认可；对证据3，刘春河质证称罗云江与刘春河丈人家在2007年有房产纠纷，不认可，王金来的证言不认可，当时房屋是装修，没有翻建，装修和翻建是两回事。对证据7，质证称赠与写过两次，买卖两次，都是造假。这两份的时间不是当天写的，是在这个时间之后写的日期。刘春茂、刘春梅及刘春香均认可证据1-6的真实性，但均未到庭对证据7发表质证意见。刘春河提交如下证据：1．卖房文约。内容为：立卖房产文约人刘春和愿将自己房产一所计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出卖与其父刘凤长，严明房价七千九百元整，当面付清并无拖欠。该文约还对房屋坐落及四至等进行了约定。文约落款日期1991年2月23日，文约尾部签有代笔人杜际云及中保人刘春风、刘永祥、刘凤宽四人的名字，名字下方标记了一个“十”字符号。刘春河主张上述文约系刘春涛在2010年11月17日另一案件的庭审中提交，文约上没有刘春河及刘凤常的签字，说明不存在买卖关系，既不符合常理，且刘春河也没有收到过房款，依据《合同法》32条规定是无效的。但同时也证明刘春茂、刘春涛本人也认可在1991年神驹村x号院房屋属于刘春河所有。因买卖关系不成立，所以x号院房屋仍属于刘春河所有。2．刘志海、刘茂成、刘凤宽、刘春香分别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证明x号院内三间东厢房是刘春河出资建成的。张志海、刘凤宽出具证言称：曾于1983年帮刘春河在神驹村x号院内建东厢房三间，该三间东厢房是刘春河出的资。刘茂成出具证言称：我父亲是瓦工，现已过世，在世前于1983年帮刘春河在x号院内建东厢房三间，我本人也知道此事，建东厢房的费用都是刘春河所出。刘春香出具证言称：x号院内三间东厢房是我大哥刘春河在1983年9月份找刘凤宽、刘春峰、孙庆云、张志海等人建成的，也是我大哥自己出的资。3．刘凤宽、张志海、刘振霞等人的书面证人证言，证明x号院房屋是父母为刘春河结婚用盖的房子，三间厢房为刘春河自建。证言主要内容为：x号房屋是刘春河父亲在世时给刘春河申请的宅基地，是为刘春河结婚盖的房，刘春河结婚就住x号房屋，此房就是刘春河的房。4．刘子海、刘子元、罗振尧等人的书面证人证言。证明刘凤常夫妇在1979年至1983年先后盖有三所房屋，即现在的神驹村x号、xx号、xxx号。5．张志江、刘茂成的书面证人证言。证明刘凤常夫妇在1988年至1990年在神驹村西口场院住，在1990年搬至神驹村x号居住，一直住到去世。6．（2014）通民再初字第13792号民事裁定书、（2015）三中民再终字第00204号民事裁定书。上述裁判文书显示：2010年7月19日，刘春茂起诉至本院称：刘凤常、尹美珍在x号院有正房5间、厢房3间。1999年2月18日，刘凤常去世。2006年12月18日，刘春茂、刘春涛与尹美珍达成民用住宅买卖协议，约定尹美珍将x号院内三分之二的房屋产权以5400元卖给刘春茂与刘春涛。现要求确认该民用住宅买卖协议有效，尹美珍的房产份额归刘春茂和刘春涛共同所有。本院2010年12月14日作出（2010）通民初字第13211号民事判决，刘春河不服，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作出（2011）二中民终字第032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6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二中民再终字第0605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1）二中民终字第03251号民事判决及（2010）通民初字第13211号民事判决；发回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刘春茂的起诉。刘春茂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尹美珍是否有权处分涉案房屋。现各方当事人对涉案房屋权属各执一词，且尹美珍生前签署过多份处分涉案房屋的文书，本案诉争的民用住宅买卖协议系时间居中的其中一份，故在此情形下，本院无法直接对诉争协议进行处理。据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1日作出（2015）三中民再终字第00204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针对上述证据，刘春涛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人证言均不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刘春茂、刘春梅、刘春香在第一次发表质证意见时均称：认可证据1-5；第二次发表质证意见时，刘春茂称其质证意见同刘春河；刘春香称这个是我爸爸盖房，就是我父亲的财产；刘春梅称除了法院的文书之外，都不认可。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双方关系。刘春涛向本院提交了派出所证明信，刘春河质证称不认可，但该质证意见系概括否定，未经审慎思考辨别，且该证明信系有权机关出具，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据此认定：刘凤常与尹美珍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有5个子女，即长子刘春河、次子刘春茂、三子刘春涛、长女刘春香、次女刘春梅。1999年4月8日，刘凤常因死亡注销户口。2010年8月30日，尹美珍因死亡注销户口。2.关于x号院内房屋的建造及翻修情况。审理中，刘春涛称：刘凤常夫妻于1979年出资在x号建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于1991年出资进行翻建，都是父母建的，没有其他人出钱。刘春河称：1979年仅建有正房五间，建房时有刘春河、刘春香参与；三间东厢房系刘春河夫妇于1983年所建。刘春茂与刘春梅认可刘春涛的陈述。刘春香认可刘春河的陈述，但主张后来有买卖文约，刘春河于1991年又把房卖给了父母。但刘春涛称其主张x号院内房屋在1999年2月18日之前属于父母所有的理由“就是因为我父母建的房子，我不说买卖的事”。针对上述主张，刘春涛提交证据3予以证明、刘春河提交证据2予以证明，但双方均质证称不认可对方的证据。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刘凤常夫妻于1979年主持建造x号院内五间正房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建房时刘春河已成年，且婚后居住该房屋内，故刘春河参与建房应属实，本院予以认定；刘春香在建房时尚未成年，即便参与建房，亦可视为帮助父母，故对其份额不予考虑；刘春河主张其出资建造三间东厢房，因刘春河提交了证人证言，刘春香亦明确认可，且刘春河1980年结婚后居住在x号院内，故对刘春河该项事实主张，本院予以认定。刘春涛主张刘凤常于1991年翻建房屋，刘春河虽不认可刘春涛的证据，但因其不认可的理由是“当时房屋是装修，没有翻建”，双方的分歧仅在于翻新的程度，故本院对刘凤常于1991年翻新房屋的事实予以认定。3.关于刘春河主张的“父亲在世时口头说过，哪个儿子结到哪个房子里，房子就归谁”。对此，刘春河提交了证据3、证据4予以证明，因证据3即刘凤宽等人的证人证言中所称刘春河的父亲“是为刘春河结婚盖的房”、“此房就是刘春河的房”等语，系对当事人意图的推断；证据4虽能反映出刘凤常共有三个儿子且盖有三处房，但一人一所亦系推断，故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刘凤常曾明确口头表述“哪个儿子结到哪个房子里，房子就归谁”的情况下，对刘春河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其主张，本院均不予采信。4．关于当事人的自认问题。刘春涛主张，刘春河于2010年6月18日带尹美珍去公证处做了遗嘱公证，把母亲的份额给他。2010年10月份，刘春河拿着母亲的公证遗嘱起诉要求遗嘱继承，起诉书明确写着x号院是父母生前建房8间。刘春河不服提起申诉时主张，母亲把她的份额卖他了。上述事实表明刘春河认可这个房子是父母的共同财产。刘春河则主张，刘春涛曾向法院提交一份卖房文约（即刘春河提交的证据1），表明刘春涛认可x号院房屋属于刘春河的房产。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因x号院内房屋在1999年2月18日即刘凤常去世之前的权属发生争议。正确认定x号院内房屋权属，需要根据时间顺序对涉案房屋权属的原始取得及变更情况进行梳理。我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因此，农村房屋所有权系基于建造产生。根据已查明的事实，x号院内正房五间系刘凤常夫妇主持修建，刘春河参与建房；刘春河于1983年建造东厢房三间；1991年刘凤常夫妇对x号院内正房及厢房进行了翻新。故上述八间房屋建造完成后，刘凤常夫妇与刘春河均因建造行为原始取得了上述八间房屋的共有权。现刘凤常夫妇已去世，共有基础已不存在，故本院根据案件情况确认具体份额为：刘凤常夫妇享有正房五间的财产份额；刘春河享有东厢房三间的财产份额。现刘春涛主张八间房屋在1999年2月18日即刘凤常去世之前全部属于刘凤常夫妻的共同财产，则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中属于刘春河的财产份额在何时何地变更为刘凤常夫妇所有；刘春河主张八间均归其所有，亦应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存在这一权利归属变更过程。下面分别予以论述：刘春涛主张，刘春河曾带母亲尹美珍做公正遗嘱，把母亲的份额给他；刘春河在申诉时主张母亲把她的份额卖他了；刘春河曾于2010年10月起诉称父母在神驹村建房八间。上述事实表明刘春河认可八间房屋是父母的共同财产。对此，本院认为：刘春涛的主张在法律上是指刘春河是否构成自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本院认为，自认应当建立在当事人对承认的事实有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本案房屋所有权属专业问题，当事人对此未必有正确的认识。具体来看，尹美珍虽然在遗嘱中陈述八间房屋均系夫妻共同财产，且尹美珍是刘春河带着去做的遗嘱，但“带着去”是否意味着承认被带着去的人所作的一切陈述恐怕还欠缺充分依据。关于刘春河与尹美珍的买卖协议，该协议中仅指出“尹美珍自愿将自己对该房产的全部财产份额”卖给刘春河，但并未明确指出x号院内全部房产中没有刘春河的份额。关于刘春河在起诉中诉称父母在神驹村建房八间，亦不排除刘春河参与建房。且本案已查明，刘春河参与了建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故上述买卖协议及起诉状均不构成刘春河对不享有房产份额的自认。刘春河有两项主张：一是主张“父亲在世时口头说过，哪个儿子结到哪个房子里，房子就归谁”；二是主张刘春涛曾向法院提交刘春河将x号院卖给刘凤常的卖房文约，表明刘春涛认可x号院房屋属于刘春河的房产。关于第一项主张。如前所述，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春河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刘凤常曾明确作出这样的表述。且即便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含义亦不明确：是分家还是遗嘱？如果是分家，刘春河自己亦曾明确主张没有分过家；如果是遗嘱，则口头遗嘱仅在病危时订立方能有效。而且房屋权属转移在农村亦属重大事件，仅凭一句话未免过于草率，故对其第一项主张，本院不予以采信。关于第二项主张。首先，如果卖房文约有效并且履行，则表明无论刘凤常是否曾经对x号院享有所有权，都经由卖房协议取得了房屋所有权。其次，如果卖房文约不成立，则刘春河持一份并不成立的文约作为证明意义何在？如果当事人本人不认可，由一些无关人员书写的文约能证明什么问题呢？再次，如果刘春河试图证明刘春涛构成自认。则一方面，刘凤常并非只有刘春涛一个子女，刘春涛承认刘凤常的房屋属于刘春河所有，显然也会损及其他子女利益，故其自认即便属实，也没有这个权利。另一方面，自认系指对于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但刘春涛认可该卖房文约并非于己不利。最后，如果刘春河提交卖房文约就能证明x号院房屋属于刘春河的房产，那为何刘春河一方面主张尹美珍于2006年将其份额卖给了他，但另一方面又否认刘凤常夫妇在1999年时享有财产份额呢？故对其第二项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但应当指出的是，签订并履行卖房文约确实属于能引起房屋所有权变更的法律行为。如果属实，则刘春河的房屋权属份额是否经由该份卖房文约转移给了刘凤常不无疑义。但这涉及到卖房文约的效力及履行，且刘春涛明确表示其主张x号院内房屋在1999年2月18日之前属于父母所有的理由“就是因为我父母建的房子，我不说买卖的事”，故对该卖房文约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刘凤常夫妇因建造行为原始取得了x号院内正房五间的所有权，刘春河因建造原始取得了东厢房三间的所有权。故对刘春涛要求确认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神驹村x号院内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在1999年2月18日之前属于刘凤常、尹美珍的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对于北房五间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东厢房三间，因刘春涛明确表示其确权理由“就是因为我父母建的房子，我不说买卖的事”，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刘凤常夫妇基于建房并不能取得x号院内全部房屋的所有权，能否基于买卖取得则不在本案处理范围内，故对该部分房屋权属，本院暂不予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神驹村x号院内北房五间在1999年2月18日前属于刘凤常、尹美珍的共同财产；二、驳回原告刘春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6元，由原告刘春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奉一兵人民陪审员  汤国庆人民陪审员  吴文明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曹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