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0民终4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翔，男，196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梅花，江苏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强，江苏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书兰，女，196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富，江苏宝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相静，女，1975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上诉人高翔因与被上诉人陶书兰、原审被告相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宝应县人民法院（2015）宝民初字第2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翔及其委托代理人蒋梅花、被上诉人陶书兰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士富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相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翔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陶书兰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和相静的借贷事实认定错误，陶书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全部交付。被上诉人陶书兰向相静出借借款时间均发生在2015年4月至5月期间，甚至同一天出借多笔借款，数额巨大，且在相静基本未还款的情况下，陶书兰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相静出借有悖常理。2、即便借贷真实，借款也系相静的个人债务，未用于家庭生活，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的工资收入完全可以满足正常的家庭开销，没有举债的需要。上诉人与相静的父母均系退休工人、退休教师，完全有经济能力不需要上诉人及相静负担。上诉人与相静也没有从事需要大额资金的经营活动，一审中也提交了证据证明开设的公司和个体工商户并未实际经营。相静的庭审表述及声明均认可借款用于赌博及偿还赌债。3、一审法院对夫妻债务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案债务超出了家事代理的范围，且不是高翔和相静夫妻生活而负的债务。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决定，应当经另一方同意，否则对另一方无约束力。对于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或者不是为了“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要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是债权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该举证责任应由债权人所负。被上诉人陶书兰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均与事实不符。借条既是借款的合议凭证，也是款项交付凭证。被上诉人提交了借条相关的汇款记录、银行交易明细，且借条上也写明“今借到”，说明款项已经进行了交付。另外，《婚姻法》第四十一条适用的是离婚案件中夫妻债务的内部法律关系，本案只涉及到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中关于夫妻债务的认定也符合法律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相静述称，其系隐瞒高翔向陶书兰借款，将借款用于赌博，高翔对债务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陶书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相静、高翔共同偿还借款56万元及利息（从2015年8月26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一审法院查明：相静分别于2015年4月20日、4月28日、5月3日、5月20日、5月26日向陶书兰借款31.8万元、10万元、15万元、50万元、26万元；相静分别于2015年4月28日、5月1日、5月26日向王桂林借款20万元、20万元，30万元；以上共计202.8万元，相静分别出具了借条。2015年8月3日，王桂林以告知书的形式将其债权70万元转让予陶书兰（其中2015年5月26日向王桂林实际借款金额为20万元，总计合计60万元）。另查明，相静于2013年1月28日注册经营相静智能产品经营部，后长期未实际经营；相静因参与赌博（赌资500元）于2011年10月21日被宝应县公安局予以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2014年7月1日相静又因赌博（赌资4000元）被宝应县公安局予以拘留十日、罚款三千元的行政处罚；高翔系宝应供电公司正式职工，年收入为13万余元（税后实发）；其于2011年3月9日注册成立扬州思乐康智能家具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3年2月6日注销税务登记、于2014年8月14日被吊销工商登记。还查明，相静与高翔于2004年7月7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7月29日登记离婚，本案借款行为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债务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应由相静、高翔应共同承担还款义务。理由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陶书兰主张的借款发生在高翔和相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应当认定该笔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高翔认为该笔借款非夫妻共同债务，从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应当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主张的事实，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高翔举证的情况来看，其既未能证明陶书兰与相静明确约定该笔借款为个人债务，也未能证明其与相静约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各自承担且陶书兰知道该约定。此外，高翔拟通过证明其家庭没有大量借款的需求以及相静借款的实际用途是用于赌博来证明本案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虽然高翔证明了陶书兰举证高翔与相静从事的经营活动并未实际经营，但并不能完全排除高翔与相静因家庭生活或经营活动需要借款的可能；相静曾两次因赌博被公安机关处罚，但赌资数额较小，也不足以证明本案的借款被相静用于赌博。高翔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一、相静、高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陶书兰借款人民币46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7月28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陶书兰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高翔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其观点：1、宝应县画川派出所对彭万俊、高明霞、相静、郝玉松的询问笔录；2、李桂香的起诉意见书、郝玉松的立案决定书、彭万俊的判决书；3、相静的绝笔信；4、视频录像1份、录音资料2份。上诉人提交上述证据证明相静借款用于赌博并一直对上诉人进行隐瞒的事实。被上诉人陶书兰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其观点：1、本院出具的调查令一份，证明公安机关对相静赌博一事并未立案；2、2015年7月31日高翔召集债权人协商还款的照片2张，证明高翔同意还款；相静消费照片4张、高翔与相静旅游照片47张，证明相静与高翔家庭消费奢侈；宝应县开发区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及询问笔录，证明高翔对相静在外借款的情况知晓，其和相静离婚是为了逃避还款责任。原审被告相静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4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提交了证据的原件，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在说理部分予以综合阐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11月28日，案外人彭万俊在宝应县公安局画川派出所所作谈话笔录中陈述“相静经常在我弟弟家赌钱……我记得有一次相静说，她输了九万元，她先是在另外一个赌场，赌过钱之后，到我弟弟这里来赌钱”、“反正相静先后一共输了大几百万元，这个事情社会上赌钱的人都晓得”。2016年12月11日，案外人高明霞在宝应县公安局画川派出所所作谈话笔录中陈述“高八”是其绰号，其和相静因为其女儿和相静的儿子是同学关系，经常在一起带小孩认识，并陈述“2014年年初开始，我经常跟相静打打小麻将，一开始输赢都不大，到了后来相静相继去了小喜子、郝玉松、李桂香的赌场里面赌钱了。有一次相静把我带到郝玉松的赌场里面玩，相静跟其他几个男的在那边玩斗牛，1000元的庄，这样的场子输赢要有几百万元”、“我听说相静输了将近一千万元”、“在去年夏天相静出事之后，很多债权人就站出来，大家算了一下，大概有一千万元”、“她基本上天天赌钱，没有下赌场，哪怕晃一圈都要去玩几把……她赌钱最怕她的老公晓得，所以她在外面借钱，也是瞒着她老公的”、“她老公打电话来，相静都叫我们不要说话，明明跟我们在一起赌钱，相静在电话里跟她老公说在逛商场呢，或者说在什么地方洗头呢”。2014年9月16日，彭万俊（外号小喜子）因开设赌场罪，被宝应县法院（2014）宝刑初字第0338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2016年1月27日，宝应县公安局出具立案决定书[宝公（画）立字（2016）176号]，决定对郝玉松等人涉嫌赌博罪立案侦查。宝应县公安局起诉意见书[宝公（画）刑诉字（2016）226号]载明：李桂香等人涉嫌开设赌场一案系2013年9月13日经画川派出所接报警而案发，同年11月20日宝应县公安局对该案立案侦查。又查明，宝应县苏中装饰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相静经营的位于苏中装饰城的乐尔康智能鞋柜机店自开业以来要么没有人经营、要么关门、门钥匙长期交由邻居保管代为开关门，该店一直没有实际经营。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涉案借款有无实际交付；2、涉案债务是否为高翔和相静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关于涉案借款有无全部交付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系陶书兰与相静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出借人陶书兰提交了由相静分别向其和王桂林出具的借条2张、王桂林的债权转让告知书以及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了相静出具借条及款项交付的事实。虽然上诉人高翔对于其中现金交付金额不予认可，但本院认为陶书兰对现金交付的资金来源等交付过程已进行了合理的陈述，且陶书兰与相静从小就相识，关系密切，其向相静出借部分现金不存在明显违背常理的情形。高翔上诉认为涉案借款未足额交付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观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数额并无不当。二、关于涉案借款是否为上诉人高翔和相静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本案所涉债务均系相静在与高翔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其个人名义所负，该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的规定来认定，即以债务是否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予以推定，但是举债人的配偶如能举证证明所负债务与夫妻共同生活无任何关联、且债权人对此属明知或应知的，则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此之外还要从夫妻双方是否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和所负的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加以判断。审查本案的相关事实和证据，本院认为，相静向陶书兰借款虽然发生在其与高翔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高翔已举证证明陶书兰明知该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具体理由如下：1、高翔和相静没有共同借贷的合意。陶书兰在庭审中陈述其和相静从小就认识，对于相静的父母和姐姐都熟悉。从本案已查明的双方资金往来情况来看，在一个月之内金额已高达百万余元。在双方关系熟悉，相静借款的金额明显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畴的情况下，债权人陶书兰未尽到善意和必要的注意义务。陶书兰主张相静向其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经营，但借条并未记载借款用途，陶书兰也未要求相静取得其丈夫高翔的同意或者要求高翔到场等方式对风险加以控制，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结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高翔不存在与相静共同借款的合意。纵使相静事后陈述高翔对借款事宜知情，并承诺还款，但该陈述仅为其单方陈述，且其陈述内容也相互矛盾，不能因此推定高翔在相静借款时有共同举债的合意。2、涉案借款并非用于高翔与相静的夫妻共同生活。依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应“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本案中陶书兰主张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15年4月、5月期间，其虽认为相静借款用于和高翔家庭生活的高消费以及和夫妻共同经营所用，但上诉人高翔提交的证据已足以证明相静向陶书兰举债并非用于和高翔的夫妻共同生活。首先，高翔就职于江苏省电力公司宝应县供电公司，2015年的工资收入为13万余元，凭借高翔的工资收入已能支付日常生活所需。陶书兰提交的相静和高翔的家庭旅游照片并不足以证明其家庭生活的高消费。且从本案审查的证据亦未见高翔、相静因购买、装修房屋或医疗等为共同生活而发生的大额支出。其次，关于高翔和相静的夫妻经营情况。高翔于2011年3月9日注册成立扬州思乐康智能家具有限公司，但该公司于2013年2月6日注销税务登记、2014年8月14日被吊销工商登记。宝应县苏中装饰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也出具了证明，相静经营的位于苏中装饰城的乐尔康智能鞋柜机店自开业以来门钥匙长期交由邻居保管代为开关门，该店一直没有实际经营。从上述事实可知，在本案借贷关系发生时高翔和相静从事的经营活动并无对外举债的必要。另，相静因参与赌博在2011年、2014年被宝应县公安局予以拘留和罚款的行政处罚。案外人彭万俊、高明霞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中均陈述相静有多次参与赌博的情况。虽然公安机关并未对相静赌博罪进行立案，但结合上述事实，上诉人高翔举证证明涉案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之事实已达高度盖然性，陶书兰主张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应当对此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陶书兰未能对此进一步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因二审期间出现了新证据导致案件事实发生了变化，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2015）宝民初字第2505号民事判决；相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陶书兰借款人民币46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8月28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驳回陶书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400元，由陶书兰负担1679元，由相静负担772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400元，由陶书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林审 判 员  陈晓珺代理审判员  高济宁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书 记 员  赵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