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龙陵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523民初295号原告：杨德怀，男，1975年8月21日生，汉族，龙陵县人，住龙陵县。委托代理人：黄升超，金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权限：（一般授权代理）。被告：龙陵县象达镇迤沙寨村委会三角山组（以下简称三角山组）。法定代表人：李云发，该村民小组组长。被告：彭文学，男，1953年5月23日生，汉族，龙陵县人，住龙陵县。原告杨德怀与被告迤沙寨村三角山组、彭文学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德怀、委托代理人黄升超及被告迤沙寨村三角山组组长李云发、被告彭文学均到庭参加诉讼。原立案案由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根据原告诉讼请求及庭审查明事实，变更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德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大园子”承包地的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4000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家在土地承包到户前就一直耕管名“大园子”的自留地，承包到户后，继续管理使用。1995年承包合同书及2007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载明，原告依法承包的大园子四至界线为：东至大路，南至李家界沟下，西至小团坟良（梁）子，北至杨永能界沟。四至界线清楚，与他人从无争议。近年来，被告彭文学私自将“大园子”范围内的杉木树砍伐40棵，价值4000元，虽原告多次劝阻，但被告彭文学一直辩称该树系向集体购买，其辩称理由毫无事实依据，原告依法承包的土地，集体无理由卖给被告彭文学。为此，原告多次与被告三角山组协商，但未达成协议。原告通过承包依法取得了大园子自留地土地使用权，土地四至界线清楚，理应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被告三角山组无权将原告承包土地面积内的树木卖给被告彭文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二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三角山组未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庭审时辩称：“大园子”系生产队社员杨本宗开垦的自留地，之后收归集体耕种。1970年，为发展林业，生产队安排保管员郑某到原平达公社购买杉木树苗并组织栽种，后一直由生产队管理，在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及1995年续签换证时均由集体管理，并未承包给村民，也从未与人有任何纠纷。1996年，为了解决农田灌溉问题，需要架设水管，由于村民小组无资金来源，经村民会议协商，决定将“大园子”杉木林以1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村民彭文学管理使用二十年，并签订了《出售杉木树合同书》，甲方村民小组负责人杨永尚、李某、杨永兴，乙方彭文学及村民代表杨生荣、杨得明、杨鸿昌、杨永顺等在合同书上签名，可以证明上述出售杉木树的事实。之后，彭文学一直管理、使用大园子杉木林，后又继续栽种杉木树苗，任何人均未提出异议。2017年2月23日，按照上级安排，村民小组召开会议落实土地确权工作，原告杨德怀提出，诉争杉木林在其承包的“大园子”土地登记表内，在土地确权勾图时，将栽种杉木的两窝土地勾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对此说法，三角山组村民均不认可，因此产生纠纷。后原告杨德怀请求迤沙寨村委会和象达镇司法所解决，村委会及司法所经调查了解，初步确认该争议土地未承包给村民，杉木林为集体栽种，归集体所有，并组织三方进行调解，但原告不认可该上述事实，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综上所述，三角村组并未侵犯原告杨德怀的合法权益，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告彭文学未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庭审时辩称：答辩人砍伐“大园子”杉木树是事实，但所砍伐的杉木树为原三角山生产队1970年栽种、管理，在1982年、1995年时都没有承包过给被答辩人杨德怀。1996年，因灌溉农田需要架设水管，村民小组为解决资金缺口，经村民会议同意，以1000元的价格将“大园子”杉木林出售给答辩人，交由答辩人承包管理二十年，合同到期后将土地、杉木林一并交还三角山组。后双方签订了《出售杉木树合同书》，双方当事人及部分村民代表在该合同上签名，答辩人因此取得了该杉木林的所有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提高土地效益，答辩人又扩栽了杉木树苗，期间答辩人一直管理使用栽种杉木的两窝土地，砍伐杉木树杨德怀也从未提出过异议。综上所述，答辩人砍伐自己栽种、管理的杉树，未损害杨德怀的权益，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答辩人与三角山组签订的《出售杉木树合同书》现已到期，同意将管理的土地及栽种的杉木林返还三角山村民小组。原告杨德怀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A1:1995年土地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土地承包到户××沙寨村××组将大园子地承包给了原告杨德怀，该地四至界线清楚，原告对该地享有使用权。被告三角山组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1995年续签换证时，有村民提出将村民小组栽种，但在原告杨德怀承包的“大园子”土地内的集体杉木林及土地单独填证，并注明为集体所有，因三角山组一直管理“大园子”内两窝土地及杉木林，任何人均没有异议，故最后决定不需要单独填证，且三角山组也从未将大园子内的两窝杉木林地承包过给原告杨德怀，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被告彭文学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争议土地系集体在杨德怀承包“大园子”内的“叉花地”，从未承包给杨德怀，且1996年村民小组已将该土地及杉木林承包给自己管理、所有，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A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原告依法承包了大园子自留地，原告对该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被告三角山组、彭文学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争议土地系“叉花地”，杨德怀承包的大园子不包含争议土地，对该证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采信，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三角山组于1996年将“大园子”杉木林出售给彭文学，土地同时承包交由其管理，彭文学依据合同管理土地，栽种、砍伐杉木树，原告杨德怀从未提出异议，也未向被告彭文学主张权利，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三角山组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出售杉木树合同书》一份，证明本案争议的“大园子”两窝土地未承包给村民，一直由三角山组管理。同时，杉木林为原生产队安排社员栽种，1996年将杉木林出售给彭文学，村民小组负责人、彭文学及部分村民代表在合同书上签字，其中杨德明（杨德怀大哥，时为该户户主）也在该合同书签字。原告杨德怀质证对该证据“三性”均不认可。理由：（1）村民小组将土地或树木承包给村民，需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2）合同书上杨德明的签名为“杨得明”，与真实姓名不符；（3）大园子土地在1995年依法承包给原告杨德怀，三角山组在1996年将栽种在“大园子”内的杉木林出售给被告彭文学违反了法律规定，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被告彭文学质证认为，1996年村民小组将“大园子”杉木林出售给自己，杨德明作为该户户主，同意并在合同书上签字认可，至于将“杨德明”书写为“杨得明”系其习惯，不可否认其真实性，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三角山组为解决架设水管资金缺口，经村民会议协商，将村民小组栽种、管理的“大园子”杉木林出售予彭文学的事实，村民小组负责人、彭文学及村民代表均在合同书上签字，杨德明作为当时该户户主，也在合同书上签字认可，至于杨德明签名为“杨得明”，系其因文化水平限制及书写不规范，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予以采信。被告彭文学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被告三角山组为证明自己主张，申请下列证人出庭作证：A1：证人杨某到庭证实：本人在1996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一直担任三角山组组长，本案争议地块系杨本宗开垦的自留地，后收归生产队管理。1970年，生产队安排保管员郑某到平达公社购买杉树苗，并安排人员栽种，后一直由生产队管理、使用。1996年，为了解决架设水管的缺口资金，经村民会议同意，将“大园子”杉木林作价1000元出售给彭文学，其承包土地及管理杉木林期限二十年，期满土地、树林均返还三角山组。之后，彭文学管理使用土地、杉木林，期间杨德怀从未提出异议。2017年全县开展土地确权工作，在重新勾图时，杨德怀才要求将该杉木林归他，由此引发争议。原告杨德怀质证认为：（1）1970年时证人年龄尚小，不了解情况，证言缺乏真实性；（2）证人曾担任三角山组组长，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该证言的“三性”均不认可。A2：证人郑某到庭证实：诉争土地由社员杨本宗开垦，后收归生产队管理使用，1970年时我担任保管员，生产队安排我到平达购买杉木树苗栽种，之后，杉木树一直由集体管理、使用，后出售给彭文学，在此期间没有与人发生过争议。原告质证认为，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三性”均不认可。A3：证人李某到庭证实：诉争土地虽在原告杨德怀的证内，但一直都是集体管理、使用，1996年，为解决架设水管资金缺口，经村民会议同意，将本案争议的杉木林出售给彭文学管理、使用二十年，期间没有人提出异议。直到2017年土地确权，杨德怀才提出要将该杉木林土地勾在他的四至界限范围内，引起纠纷。原告质证认为，该证人未参加村民会议，在签订《出售杉木树合同书》时也不在场，同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证据“三性”均不认可。A4：证人花某到庭证实：我1963年从坡头田村大梁子组来三角山组入赘，现争议的土地系社员杨本宗开垦，收归生产队后，生产队安排人员栽种杉木，1995年土地续签时，也曾讨论过是不是将该地块再次承包，最后讨论决定：该土地不承包给村民，归集体所有。1996年，为了架设水管，才把土地上的杉木林出售给彭文学二十年，期满后集体收回，争议两窝地的杉木林一直都是集体所有。原告质证认为，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被告三角山组、彭文学对上述四组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杨某、郑某、李某及花某到庭证实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且与被告三角组提供的“出售杉木树合同”所证实的内容相一致，能够证实“大园子”杉木林由原生产队种植、管理，并于1996年出售给彭文学管理、使用二十年，期间从未与任何人有争议，原告杨德怀也从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的“三性”予以采信。通过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争议土地为“叉花地”，位于原告杨德怀承包的“大园子”四至范围内，属社员自行开垦的自留地，后收归生产队耕种。1970年，原三角山生产队安排保管员郑某到平达公社购买杉木苗，并组织社员栽种在“大园子”争议地上，后生产队一直安排人管理杉木林。因栽种有杉木林，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时，该土地未承包给村民，归集体管理；1995年续签换证，经村民讨论决定，“大园子”内种植有杉木林的两窝土地不承包给任何村民，继续归集体管理。1996年，因灌溉农田需要架设水管，为解决资金缺口，经村民会议决定，于1996年2月21日与村民彭文学签订了《出售杉木树合同书》，将“大园子”内的杉木林作价1000元，出售给被告彭文学管理、使用二十年，期满后土地、树木均收归集体。签订合同时，村民小组负责人、彭文学及村民代表在合同书上签字，杨德明作为当时该户户主，也在合同书上签字认可。此后，被告彭文学在管理生产队种植杉木林的同时，还自行购买杉木苗栽种，期间，原告杨德怀认可“大园子”争议地上的杉木树为被告三角山组、彭文学栽种，一直到合同期满，从未提出异议，也未与彭文学就该林地的管理、使用发生争议。2016年，三角山组与彭文学签订的《出售杉木树合同书》合同期满，2017年农村土地确权勾图，原告杨德怀要求将诉争土地勾入其承包合同书内，杉木林归其所有，遭到村民拒绝，后杨德怀以承包土地“大园子”上杉木被村民小组出售给彭文学，侵犯了其土地使用权及林权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另，庭审时杨德明认可在《出售杉木树合同书》上签名，但因习惯及受文化水平限制，将“杨德明”书写为“杨得明”。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土地、杉木林虽位于原告杨德怀“大园子”四至界限范围内，但属于集体所有且从未发包给村民的“叉花地”，三角山组将该土地、杉木承包给被告彭文学，彭文学管理使用至今已超过二十年，期间原告杨德怀从未提出异议，其关于诉争土地在其承包合同书范围内，承包到户后其一直管理、使用的主张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诉争土地内杉木林部分为生产队于1970年栽种后出售给彭文学，部分为彭文学于1996年取得承包经营权后栽种，在此期间，原告杨德怀从未对彭文学管理、砍伐杉木提出异议，其关于被告彭文学不听劝阻砍伐其管理林木的主张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杨德怀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实其取得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不能证实诉争杉木林系其栽种、管理，更不能证实二被告签订的《出售杉木树合同书》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三角山组关于诉争土地系集体所有，从未承包给村民，且该诉争土地杉木林系集体种植，1996年出售予彭文学，属自行处分村民小组财产，未损害原告杨德怀权益的答辩主张，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彭文学关于诉争杉木林部分为集体栽种，后来自己又栽种一部分，其按照与村民小组签订的合同，管理土地、砍伐杉木，民事行为合法，未对原告杨德怀权益造成损害的答辩主张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德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德怀负担（已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锦文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