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6民终6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贾某1，男，195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系贾某1之妻），女，195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2（系二上诉人之子），男，生于1979年3月14日，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春，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某3，女，196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某4，女，196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门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某5，女，196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荣涛，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某6，女，197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3，女，196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贾某1、张某因与被上诉人贾某5、贾某4、贾某5、贾某6共有权确认、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02民初2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贾某1、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2、吴世春，被上诉人贾某3、贾某4、贾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荣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贾某1、张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诉争的房屋不是贾某7遗产。本案诉争房屋由上诉人贾某1、张某出资建造，房屋的土地使用税和办理产权登记等相关费用均由其缴纳，且上诉人也取得了本案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上诉人贾某1、张某是诉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二）原判认定诉争的原有三间房屋面积为95.1平方米是错误的。1992年8月12日襄城区财政局颁发的《湖北省房屋契证》上记载的房屋建筑面积为93.5平方米，此后上诉人对房屋加建后于1994年8月31日办理的房产证上记载的房屋建筑面积才是95.1平方米。因此，诉争的原有三间房屋面积应为93.5平方米。二、原审判决使用法律错误。（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7条已于2008年被废止，原审判决对此先是确认已经废止，却又接着表述为“但也明确表达了继承人未明确放弃继承即形成共有的意见”，这显然是对已经废止的法律规定的错误适用。（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张某承担共同支付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即使诉争房屋为贾某7遗产，上诉人张某不是该遗产的继承人，也不是按照原判认定的诉争分割房屋的按份共有人，原审判决上诉人张某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于法无据。（三）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未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错误。即使诉争房屋系贾某7遗产，被上诉人也享有继承权。应适用《继承法》诉讼时效之规定。根据《继承法》第八条规定，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已过。（四）原审判决确定案由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四被上诉人基于她们认为本案诉争的房屋是被继承人贾某7生前遗留下来的财产，作为遗产请求人民法院分割而提起的诉讼，且本案诉争的房屋也非四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贾某1共同出资建造，既不是共同共有财产，也不是按份共有财产，不存在共有纠纷的问题。且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诉争的房屋是贾某7生前的财产还是贾某1、张某的财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应如何分割诉争房屋。因此，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法定继承纠纷。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正确，诉争房屋是贾某7建造，房屋面积是95.1平方米；二、本案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过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的案由正确；三、追加张某为被告是因为争议房屋是贾某1、张某夫妻共同财产。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对其父亲贾某7遗留下的位于襄城区南丽巷5号的三间房屋各自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另外按照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享有的房屋份额，判令贾某1、张某返还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房屋拆迁补偿款各9万元，并判令案件受理费由贾某1、张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与贾某1系同胞兄妹关系，贾某1、张某系夫妻关系。五当事人母亲王家英于1979年去世，父亲贾某7于1989年1月24日去世。贾某7生前为原襄樊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后更名为襄樊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襄阳市建安实业有限公司）工人，贾某7及四原告在1985年前住襄城南街贾某7私房，1985年襄城南街实施改造建设，贾家私房被征用拆迁，并由政府在现在的襄城南丽巷划拨土地供重新建房。所建为三间平房，于1985年5月开始施工，年底入住，全部工程完工于1987年。该房屋由贾某7及贾某4、贾某5、贾某6（贾某3已出嫁）共同居住，贾某1、张某居住在张某所在单位分配的公房。贾某4、贾某5、贾某6先后于1990年、1991年、1998年结婚后搬出另居。贾某1一家三口于1991年下半年搬回该房居住。一审同时查明，1992年8月12日，襄樊市襄城区财政局颁发《湖北省房屋契证》一份（鄂契证字第15№00XXXX9号），载明受主为贾某1，房屋坐落为襄城区南街新区，砖混结构房屋1栋1层3间，建筑面积为93.5平方米。1994年1月21日，襄樊市土地管理局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襄樊国用（94）字第310XXXX89号），载明土地使用者为贾某1，土地位于襄城××组，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均为98.7平方米。1992年至1993年间，贾某1缴纳了相应的土地规费。依据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屋产权产籍查询结果显示，上述房屋于1994年8月31日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房产证为襄阳市房权证襄房私字第××号产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贾寅生、张某，建筑面积95.10平方米。根据房管部门房屋登记档案记载，贾某1出具有情况说明，载明其因笔误将姓名误写为“贾寅生”。另根据1994年贾某1自书的办理房产证申报材料显示，在“申请人家庭成员”一栏中，填写有其妻、子及贾某6、贾某5、“贾秀情”（应属笔误，实为贾某4）。一审另查明，1999年贾某1、张某在原有三间平房基础上加盖了房屋，后于2001年向规划部门补办审批手续，于2001年12月31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2年4月，贾某1、张某向房管部门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证，同年房管部门颁发了房屋产权证（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人为贾某1、张某，房屋坐落为襄城区南丽二组4-1号1幢，结构为2层混合，建筑面积为197.52平方米。2015年10月，上述房屋所在的襄城区城南片区进行棚户区改造征迁，该房屋被征收补偿，依据政策，该房屋补偿款分为两户领取，即贾某1及其子贾某2，其中贾某1名下拆迁补偿建筑面积为132.76平方米，其中房屋产权面积（认定合法面积）补偿款654793元，另有奖励、装修补助、附属物补偿款、装饰装修补偿款、附属设施补偿款、搬家补助费、腾空房屋并交钥匙奖励、其他等项补偿款。该款已发放并领取。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在2015年得知该房屋面临拆迁后，于拆迁前后与贾某1协商分配房屋拆迁补偿事宜未果，遂引起讼争。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具体计算方法为，以贾某1所获得拆迁补偿款中房屋产权面积（认定合法面积）补偿款654793元除以相应面积132.76平方米，以该单位面积补偿款乘以其主张的1985年建三间平房面积（按95.1平方米计），得出1985年所建房屋在本次拆迁中应得补偿款总额，最后按兄妹五人每人五分之一计算，四原告仅按每人90000元主张。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1、1985年拆迁后所建新房的出资情况。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称，1985年家里从南街拆迁在南丽巷建房时，父亲贾某7仍在原三建公司工作，其本人是泥工，建房是由贾某7出资出力，并在亲戚的帮助下完成的。除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的当事人陈述外，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提供有从贾某7原工作单位三建公司（现建安实业公司）调取的有关财务凭证，包括贾某7因建房从单位借款、还款票据、购买建房所需原材料票据等；证人贾某（贾某7的妹妹）出具的证言视听资料，贾某陈述1985年拆迁建房为贾某7出资并一手操办，且得到亲属的帮助。贾某1、张某称1985年建房是由贾某1一人出资，且1992年后所有该房屋所有权、土地权属均登记在贾某1名下，也是由贾某1缴纳相关规费，该房产权属应归贾某1享有。但除其陈述外并未提供任何与贾某11985年出资新建房屋相关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综合1985年当时的情况，贾某7仍在当时的三建公司工作，依据当时政府拆迁文件精神，拆迁户所在单位要给予协助安置。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所提供的复制于原三建公司的财务凭证从侧面印证了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及证人关于贾某7出资建房的事实：贾某7于1985年5月11日因“搬迁困难”向三建公司借款300元，之后每月还款10元，贾某7因建房从三建公司购买砼板等建筑材料等。就当时情况，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中除贾某3已结婚外，其余三人均未成家，贾某5、贾某6甚至未成年，贾某1已结婚另居于水泥厂，贾某7在此种条件下能克服种种困难搬迁建房实属不易。反观贾某1，其虽称出资建房，但未举出任何其与1985年建房出资、出力相关的证据，所举出的证据最早也是1992年办理契证的规费票据，其后亦然，这些证据均产生于1985年建房之后，仅能证明其对于该房屋的相关权属证书办理支出，与建房出资本身无任何联系，其主张由其出资建房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由此可以还原出当时的事实情况，即由贾某7出资并主导建房，在其单位及亲属的帮助下，一同完成建房，故该房屋所有权应归贾某7所有，那么在1989年贾某7身故后该房屋应作为贾某7遗产对待。2、1985年所建房屋状况、后续沿革及在2015年拆迁补偿款中价值体现的认定。双方当事人均认可1985年建房为三间平房，对于该房屋建筑面积均无陈述。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所提供的由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屋产权产籍查询结果，该材料中载明此房屋于1994年8月31日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房产证为襄阳市房权证襄房私字第××号产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贾寅生、张某，建筑面积95.10平方米。即截至1994年8月31日办证时止，此房屋建筑面积被确认为95.10平方米。而根据房屋档案中2002年4月12日张某自书材料中称“我与丈夫贾某1共有房屋三间，于1999年在原房基础上加了一层”，结合贾某1、张某于1991年搬至该房屋居住的事实，此前该房屋并未发生改扩建，贾某1、张某也未就1991年至1999年间房屋改扩建举证，可以认定1999年之前该房屋均无改扩建，故1994年房产证所记载的建筑面积即是1985年新建房屋时的建筑面积。1999年贾某1、张某出资在原有三间平房的基础上进行了加盖，截至2002年办理房产证时确权的层数为2层，建筑面积为197.52平方米。由此可知，贾某7遗产房屋为三间平房，建筑面积为95.10平方米，连同贾某1、张某加盖部分房屋共同构成了197.50平方米房屋。2015年因城南片区棚户区改造，该房屋由政府征迁并给予补偿，根据政策该房屋可分户补偿，即就一栋房屋分别补偿给贾某1和贾某2，依据贾某1的补偿协议，贾某1拆迁补偿款中房屋产权面积（认定合法面积）为132.76平方米，补偿款654793元。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要求其提供具体的房屋评估结果，贾某1未能提供，不能甄别出132.76平方米房屋的具体组成部分，也不能判断出该评估结果的具体计价依据，即不同房屋组成部分可能导致的评估价值高低差异，一审法院遂以该132.76平方米全部包含原来一层三间房屋的95.10平方米作出认定，并以贾某1所得总补偿款654793元直接除以所补偿建筑面积132.76平方米作为房屋拆迁补偿单位面积价值，该单价乘以一层3间房屋95.10平方米的结果即一层三间房屋的拆迁补偿价值，以此作为下一步处理的依据，依此方法算得结果为469048.01元。3、本案案由的确定和诉讼时效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民事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是原则，同时考虑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也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本案中，1989年贾某7去世后继承开始，其遗产房屋未被分割，也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贾某7的遗产即处于各继承人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关于物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依据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时涉及物权保护项下的两种物权请求权，则案由应当采用所有权纠纷中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贾某1的答辩意见提及时效问题，理由是距1989年贾某7去世即继承开始时间至今已远超过20年，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不得再提起诉讼。《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这里的继承权纠纷，是指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说继承人中是否存在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遗产的自然人等情形。对继承法关于继承权诉讼时效问题，应将继承法第八条、第二十五条结合起来理解。《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没有表示过放弃继承遗产的，即视为其已接受继承。既然其已接受继承遗产，就不存在继承权被侵犯，当然对其不适用继承权纠纷的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虽该条解释已于2008年12月24日起因与《物权法》相关规定冲突被废止，但也明确表达了继承人未明确放弃继承即形成共有的意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的两份批复（[1987]民他字第12号、16号）目前尚未废止，前者明确了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后者明确了继承开始后，共有人中部分人将遗产房屋登记于自己名下，可视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该房屋仍属原、被告共同共有的财产。《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内容具有统一性，即继承开始后，无人放弃继承的，各继承人对遗产形成共有关系，在不具有家庭关系的情况下形成按份共有，这是典型的物权法律关系。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应于债权而不适用于物权。共有的不动产进行确权、析产，当属物权请求权，不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所以贾某1主张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与贾某1系同胞兄弟姐妹，应妥善处理好因继承父亲贾某7遗产形成共有财产的处理事宜。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贾某7生前所建一层三间95.10平方米的房屋属其遗产，继承开始后，各继承人中无人放弃继承，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及贾某1作为继承人，在共同继承父亲贾某7遗产房屋后形成按份共有关系，五人应各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要求确认其各自享有五分之一份额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一层三间房屋后经过二被告改扩建，形成楼房，现该房屋实体已经因拆迁而灭失，但附着于该房屋上的财产权利并未消失，共有财产部分的财产权利已转化包含在拆迁补偿款中。且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根据前述本院所查明事实，一层3间房屋95.10平方米的拆迁补偿价值为469048.01元，一审法院以此为基础进行分割，按等分计算每个共有人应分得93809.60元，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仅按每人90000元主张，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贾某1领取有拆迁补偿款中包含贾某3、贾某4、贾某5、贾某6主张的部分，贾某1、张某系夫妻关系，应承担共同支付责任。贾某1、张某的辩称意见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贾某3、原告贾某4、原告贾某5、原告贾某6对于贾某7所遗留位于襄阳市襄城区南丽巷二组4-1号1幢房屋中的一层三间95.10平方米面积房屋及转化的拆迁补偿款各自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二、被告贾某1、被告张某共同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分别支付原告贾某3、原告贾某4、原告贾某5、原告贾某6房屋拆迁补偿款各9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被告贾某1、被告张某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诉争房屋是被继承人贾某7的遗产还是贾某1、张某的财产；二、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张某承担共同支付责任是否错误。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争议房屋是1985年襄城南街实施改造建设，将贾家私房征用拆迁，由政府划拨土地重新所建的三间平房，诉争房屋土地来源清楚。上诉人认为争议房屋是其出资兴建未提供证据证实。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1985年诉争房屋兴建时，贾某7出资建房的事实，并且贾某7一直在争议房屋内居住。虽然争议房屋不动产登记在贾某1名下，但登记时间均发生在贾某7去世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争议房屋应认定为贾某7的遗产。房屋的面积应以房屋证登记面积95.1平方米为准。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继承人贾某7死亡后遗产房屋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本案争议遗产应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共有人请求分割共有财产的权利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继承并分割贾某7遗产房屋的纠纷，不应属于《继承法》第八条所称的“继承权纠纷”，不适用该条诉讼时效期间。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贾某1与张某系夫妻关系，张某是本案争议房屋登记房产共有人，现争议房屋已被征收拆迁，征收补偿款贾某1已领取。一审根据被上诉人的申请追加张某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无不当。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对案件争议焦点进行分析评判时，适用已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7条，进行分析评判虽有瑕疵，但在实体处理时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性质，确定的本案案由不无不当。综上，上诉人贾某1、张某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上诉人贾某1、张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静平审判员  黄 鹂审判员  何小玲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付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