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16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澜，男，汉族，1974年9月1日出生，贵州省大方县人，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滕易，男，196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慎红霞，女，197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原审被告：贵州百里杜鹃花海文化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普底乡跑马村。 法定代表人：陈安荣，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谢邦彪，男，汉族，1962年4月10日出生，贵州省黔西县人，现住贵州省。 上诉人姚澜因与被上诉人滕易、慎红霞及原审被告谢邦彪、贵州百里杜鹃花海文化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花海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2民初1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澜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黔西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2民初105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既已认定本案涉及的担保协议为姚澜个人与藤易个人签订，与一审另一被告花海公司并无关联，且驳回了被上诉人要求花海公司承担责任的全部诉请。但一审法院却将被上诉人为花海公司提供的担保认定为被上诉人依据担保协议应当为上诉人提供的担保义务，完全混淆了花海公司与姚澜为两个独立诉讼主体的事实。一审庭审结束前，被上诉人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为上诉人向银行的任何贷款提供了担保，履行了担保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事实上，被上诉人藤易并未实际履行与上诉人签订的担保协议。在签订担保协议之前，被上诉人藤易的房屋没有产权证，为了使被上诉人藤易提供的房屋符合银行审核的条件，上诉人先行支付40万元给藤易办理房屋产权证，提前部分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藤易取得房屋产权证后，双方签订担保协议，但由于藤易提供的房屋一部分出售，没有通过银行的贷前审查，上诉人没有取得银行的任何贷款。因此，被上诉人藤易与上诉人签订的这份担保协议，上诉人履行了40万的支付义务，但被上诉人藤易却没有依照约定提供符合银行要求的抵押物，没有履行担保协议约定的义务。而被上诉人藤易、慎红霞与花海公司的担保关系属于独立的法律关系，与上诉人并无关联。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为花海公司提供的担保就是担保协议中约定的“该笔贷款”，一审法院在没有事实依据的前提下，直接将被上诉人为花海公司提供的担保直接认定为被上诉人按照担保协议约定应当为上诉人提供的担保，事实认定错误。 滕易、慎红霞辩称，当时我们提供房产证后是姚澜自己拿去评估机构评估的，也是他带我们去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为花海公司提供借款担保。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谢邦彪述称，姚澜找到我，让我帮他找个人提供房子给他的花海公司办理贷款提供担保，我才介绍滕易、慎红霞为姚澜担保的。 原审被告花海公司未作陈述。 滕易、慎红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由被告支付担保费60万元，并从2014年7月1日起以6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至该笔款支付完毕之日止；2、请求判决被告到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办理抵押变更登记，将原告的产权证质换出来归还原告；3、请求判决以1573424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从2015年8月10日起计算资金占用费至被告将房产证交回之日止；4、请求判决被告谢邦彪对上述两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花海公司为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有陈安荣，出资额为500万元，职务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另一股东为被告姚澜，出资额为500万元，其职务为公司监事。被告花海公司因需资金而向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借款合同》，为保证合同的履行，二原告为被告花海公司的债务向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供了抵押担保，并于2014年6月25日签订《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抵押物为黔西房权证城关镇字第××号房产，担保范围为债权本金60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费用，担保期限为抵押权存续期间至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止。主合同条款变更、期限变更无需征得二原告的同意，二原告仍继续按约定的担保范围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至本息偿还完为止或相应延长。但增加债权本金金额的除外。2014年6月10日，原告滕易与被告姚澜签订《担保协议》，约定原告滕易将黔西房权证城关镇字第××号房产为花海公司在信用社的1000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担保费用为100万元。被告姚澜在签订协议当日支付滕易40万元，贷款发放后7日内支付滕易60万元。贷款的借款期限为4年，滕易为花海公司在信用社签订的抵押合同期限亦为4年。一年之内，花海公司在建的房屋完工验收取得产权证后，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到信用社办理抵押变更登记，质换出滕易的产权证，并归还滕易。被告谢邦彪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2014年7月24日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花海公司发放了600万元贷款。另查明，本案原告于2015年9月15日提起诉讼，后于2015年12月11日申请撤诉并获准许，后又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滕易、慎红霞与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的《抵押合同》与原告滕易与被告姚澜签订的《担保协议》为两个独立的合同，虽然《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为原告滕易、慎红霞，但《担保协议》无慎红霞的签字，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担保协议》的效力对二原告而言仅及于原告滕易，至于滕易、慎红霞之间的关系，则由其内部处理。因此，原告慎红霞不是《担保协议》的权利人，即其作为诉讼主体不适格。由于《担保协议》的部分内容为花海公司设定了义务，而该协议又无花海公司的签章，且被告姚澜仅为公司股东、监事，其并无法定的权利与原告签订《担保协议》而为花海公司设定担保义务，同时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花海公司授权姚澜签订《担保协议》而为花海公司设定担保义务，因此，《担保协议》的效力不及于被告花海公司，故原告要求被告花海公司履行《担保协议》义务，依法不予支持。《担保协议》由被告姚澜与原告滕易签订，姚澜为自己设定了义务，设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确认，故被告姚澜应按协议支付担保费。《担保协议》约定“该笔贷款发放后7日内支付60万元”，此处的“该笔贷款”应理解为该协议中涉及的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授信给花海公司的1000万元。但因该笔贷款仅发放了600万元，并未发放完毕。由于协议约定了签订协议当日支付40万元担保费，剩余的60万元于发放贷款后7日内支付，现仅发放了600万元，故担保费不符合完全支付的条件，根据发放的金额按比例计算应支付的担保费计算为600万元÷1000万元×100万元-40万元=20万元较为公平合理。被告花海公司取得贷款的时间为2014年7月24日，故被告姚澜支付担保费用的时间应为2014年8月1日前。被告姚澜未按期支付，占用了原告资金，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现原告请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符合法律规定，但因《担保协议》约定的给付期限为发放贷款后7日内，故本案资金占用费的起算时间为2014年8月1日。被告谢邦彪以保证人身份在《担保协议》上签字，该行为视为被告谢邦彪对该协议约定的义务提供保证担保，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依照《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被告谢邦彪应承提连带责任保证。因《担保协议》约定被告于一年之内质换出原告的产权，而《担保协议》于2014年6月10日签订，约定原告为贷款提供担保的期限为一年即2014年6月10日至2015年6月10日。依照《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本案保证期间为2015年6月11日至2015年12月11日。至2015年6月10日，被告未履行《担保协议》义务，原告于2015年9月15日提起诉讼，后于2015年12月11日撤诉，因此，依法认定原告于保证期间内向被告谢邦彪主张了权利，现原告要求被告谢邦彪对担保费用的支付承担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庭审中原告称《担保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在建的房屋”专指花海公司投资修建的加油站和服务区，因此，该条协议并不指向被告姚澜，故原告依此项约定而要求被告姚澜到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办理抵押变更登记，将原告的产权证质换出来归还原告诉讼请求不符合约定及法律规定，依法不予支持。同时因《担保协议》的效力不及于被告花海公司，故原告要求花海公司按照《担保协议》的约定而到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办理抵押变更登记，质换出原告的房产证，无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由于原告提供的证据4、6、7是原告与他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因原告要求被告花海公司、姚澜质换出原告房产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原告要求被告以客户欠原告的购房款1573424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资金占用费，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姚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滕易担保费20万元，并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到实际支付完毕止；二、被告谢邦彪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被告谢邦彪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姚澜追偿；四、驳回原告滕易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慎红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160元，应收12160元，实收24187元，由被告姚澜负担2909元，由原告滕易、慎红霞负担9251元，12027元退还原告滕易、慎红霞。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2014年6月10日，滕易为甲方与姚澜为乙方签订的《担保协议》约定内容为“甲乙双方就乙方在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信用社）的1000万元贷款，用甲方房屋财产给乙方抵押担保一事，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自愿将坐落于黔西县清毕路一栋房产（产权证号：城关镇10013001）为乙方在信用社的1000万元贷款给予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担保费用100万元。乙方在签订协议当日支付给甲方40万元，在该笔贷款发放后7日之内支付给甲方60万元。二、甲方的房产已有14套住房出售，为了保障购房人的利益，甲方只能用整栋房屋的评估价值扣除购房人的预交款后剩余价值为乙方担保。三、该笔贷款借款期限为四年，甲方为乙方在信用社签订的抵押合同亦为四年。一年之内，乙方在建的房屋财产完工验收取得产权证后，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到信用社办理抵押变更登记，质换出甲方的产权证，并归还甲方。四、抵押担保期限到期后，若乙方还不能办理抵押变更手续，经甲方同意，用同等条件甲方可以继续为乙方担保，若甲方不同意继续为乙方担保，乙方必须将该笔贷款偿还，取回甲方产权证并归还给甲方。五、甲方为乙方担保期间，乙方将在百里杜鹃新建的花海文化城加油站服务区和黔大高速接口加油站服务区的所有房产抵押给甲方作为反担保财产，在此期间，甲方对乙方办理房屋产权的过程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六、甲方若违约，除退回乙方支付的担保费外，还要赔偿乙方违约金40万元。乙方若违约，甲方有权处置乙方抵押给甲方的反担保财产。”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姚澜是否应就滕易、慎红霞为花海公司提供担保贷款的行为向滕易、慎红霞支付担保费用。 2014年6月10日，滕易为甲方与姚澜为乙方签订了《担保协议》，谢邦彪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担保协议》签订后，姚澜向滕易、慎红霞先支付了40万元担保费。后滕易、慎红霞于2014年6月25日与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抵押合同》为花海公司的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合同约定抵押物为黔西房权证城关镇字第××号房产。从姚澜与滕易先签订《担保协议》，后滕易才用《担保协议》中约定用于抵押的黔西房权证城关镇字第××号房产为花海公司贷款向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供抵押担保、姚澜与滕易签订《担保协议》的内容、姚澜向腾易支付40万元担保费的行为，及姚澜是花海公司股东的身份，能够得出滕易、慎红霞基于与姚澜签订《担保协议》而为花海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事实，再加上《担保协议》担保人谢邦彪亦承认姚澜与滕易签订《担保协议》是为花海公司的借款提供房屋抵押担保，更加证实了《担保协议》中所涉“该笔贷款”是指花海公司在《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抵押合同》中所涉贷款，还表明滕易履行了《担保协议》约定的义务，故姚澜应根据《担保协议》约定向滕易支付相应担保费用。 综上所述，滕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9元，由上诉人滕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雄 审 判 员  张 晶 审 判 员  徐 洪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喻 智 书 记 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