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082民初3537号 原告：董崇富，男，汉族，1957年7月22日生住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志军，山东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昌忠，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少林，男，汉族，1963年6月22日生住烟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霖，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慧芝，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宫妮娜，女，汉族，1971年12月3日生住烟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霖，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慧芝，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董崇富与被告孙少林、宫妮娜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崇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志军、刘昌忠，被告孙少林、宫妮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霖、乔慧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崇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孙少林、宫妮娜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200万元。事实与理由：2009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孙少林签订虾池租赁合同，约定将原告承租虾池租赁给被告孙少林经营，同时约定由于国家规划，孙少林租赁的虾池不能正常养殖，国家补偿，由双方各一半。现租赁的虾池被政府征用，国家共计支付补偿款517余万元。按照合同约定，原告应得到一半的补偿款258万元。现原告分文未得。被告孙少林在履行与原告的租赁合同过程中，将涉案虾池转租给他人经营，转租合同应当在原租赁合同的基础上签订，且合同内容也不能超出原合同规定的范围，转租人应当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规定的承租人的义务。被告孙少林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履行原租赁合同的相关义务，致使原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被告孙少林应当承担。被告孙少林、宫妮娜系夫妻关系，宫妮娜应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孙少林、宫妮娜辩称，本案与（2014）荣商重初字第13号案、（2015）荣商初字第353号案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构成重复起诉，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在当事人上，本案虽然少了一个当事人孙成平。但实际上，前两个案件，涉及到了两个租赁合同关系且两个不同合同的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问题，第一次诉讼法院已经做出了处理，第二次诉讼被法院认定为系重复起诉。而本案，原告再一次依据原告与被告孙少林签订的虾池租赁合同起诉，所涉及的当事人仍然是孙少林和宫妮娜，因此就第一个租赁合同而言，三个案件的当事人均为原告董崇富与被告孙少林、宫妮娜，是相同的。在诉讼标的上，本案与（2014）荣商重初字第13号案、（2015）荣商初字第353号案，原告董崇富起诉被告孙少林、宫妮娜的基础均是其与被告孙少林签订的《虾池租赁合同》备注中的约定，即“因国家规划、征收，乙方（孙少林）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补偿款甲（董崇富）、乙（孙少林）双方各一半”，也就是说三个案件的诉讼标的均是原告董崇富所享有的对被告的补偿款支付请求权，这是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核心问题。被告认为三个案件的诉讼标的是相同的。在诉讼请求上，本案与（2015）荣商初字第353号案中，原告董崇富所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可得利息损失。从概念上看，原告偷换概念，名为“可得利益”，实则仍然是对补偿款的追索。本案的可得利益只产生于原租赁合同是否得到履行，如是否按时交付租赁物、是否按时支付租金等，而租赁合同中的“补偿款”只是一种对养殖池内的物的补偿，并非租赁合同关系中双方享有和需要履行的出租和承租的权利义务，其是否履行并不产生可得利益的问题。因此，原告在本案中起诉“可得利益损失”实际上是用可得利益之名行追索补偿款之实。从可得利益的种类及构成要件来看，原告所主张的“可得利益”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任何一种可得利益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的规定，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而原告所起诉的“可得利益损失”并不属于这三种可得利益损失中的任何一种。另，原告在本案中指出：因被告没有履行相关义务而致使原告不能得到合理补偿，因此可得利益损失应由被告承担。实际上，原告提出的所谓被告没有履行的相关义务指的就是被告没有向其支付一半补偿款的义务。而事实上，该项义务已被生效判决予以否定。且对可得利益的问题（2015）荣商初字第353号案已作出处理，民事裁定书也已生效。综上本案构成重复起诉，应予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孙少林与宫妮娜系夫妻关系。2009年12月14日，原告董崇富与荣成海晶制盐有限公司签订虾池租赁合同，约定荣成海晶制盐有限公司将宏远水产养殖场西6号虾池租赁给原告经营，养殖面积51亩；租期10年，自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租金前五年每年每亩450元，后五年每年每亩500元；由于上级和国家统一规划，原告所租赁的虾池不能从事正常的养殖工作，原告与海晶公司可以终止合同，原告应无条件服从，其租金按实际使用时间计算。所造成的其他损失，双方互不承担。 2009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孙少林签订虾池租赁合同，原告将承租虾池转租孙少林经营，约定租期自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每年每亩租金1300元。同时约定：由于国家规划，孙少林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补偿款双方各一半。 2010年1月16日，被告孙少林与案外人孙成平签订虾池租赁合同，约定孙少林将虾池转租孙成平经营，租期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每年每亩2000元。同时约定：由上级和国家统一规划，被告孙成平所租赁的虾池不能从事正常的养殖工作，双方可以终止合同，被告孙成平应无条件服从，其租金按实际使用时间计算。所造成的其他损失，双方互不承担。补偿款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孙成平承租后，将虾池改建成参池，投入网笼等养殖物资、参苗，并建设了简易房等建筑物，进行海产品养殖经营活动。 2012年9月，孙成平承租的涉案参池被征用。政府部门委托相关机构对参池的补偿统一进行了评估。诉争虾池的补偿款包括养殖物4613894元、池塘物资331197元、构筑台阶、编织袋（坝）及护坡无纺毯49600元、建筑物拆迁补偿167390元、各类物资14582元，共计5176663元。其中4186663元已由被告孙成平领取。 2012年10月31日。董崇富领取相关部门发给的征用诉争养殖池租赁损失费共计25.5万元。庭审中，原告称该款项是相关部门为平息矛盾支付给租户的费用。 另查，涉案养殖池被征用前，孙成平向董崇富交纳了2012年的租金。 2012年11月26日，原告董崇富以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本案二被告及案外人孙成平诉至本院，要求孙少林、宫妮娜向其支付补偿款199万元。并要求孙成平在其收取的补偿款数额内对孙少林、宫妮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作出（2012）荣商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孙成平向董崇富支付补偿款199万元；孙少林、宫妮娜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孙少林、宫妮娜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2014年12月10日，本院重新审理此案。并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2014）荣商重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孙成平系养殖物资、地上建筑物以及养殖物的所有权人，补偿款理应归孙成平所有。董崇富以非投资人身份对孙成平的养殖物等补偿款主张权利缺乏充分依据，不予支持。并认定孙成平与董崇富签订租赁合同有效，并判决驳回董崇富要求被告孙少林、宫妮娜支付补偿款199万元的诉讼请求。董崇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6月3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威商终字第2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在（2014）荣商重初字第1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董崇富于2015年5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孙少林、宫妮娜及孙成平赔偿可得利益损失200万元。理由为，孙少林与孙成平签订的合同应为无效，孙成林、宫妮娜理应赔偿违约给原告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同理，合同无效后，孙成平亦无权占有赔偿款，理应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本院于2015年11月13日作出（2015）荣商初字第353号民事裁定书，以诉讼构成重复起诉为由，驳回原告董崇富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2、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赔偿数额应为多少。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如果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属于重复诉讼。本案的诉请为赔偿可得利益损失。（2014）荣商重初字第13号案件的诉请为支付补偿款。《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包括继续履行、赔偿损失、违约金等方式。且对赔偿损失规定了直接损失的赔偿及间接损失的赔偿。间接损失即为可得利益损失。而支付补偿款系对合同约定义务的履行，属于违约责任中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方式。因此，本案与（2014）荣商重初字第13号案件系对不同违约方式的主张，诉讼请求不相同。本案与（2015）荣商初字第353号案件，在诉讼当事人上，原告主张赔偿损失的主体不同，本案只要求孙少林夫妇赔偿间接损失。而（2015）荣商初字第353号案件中，原告要求孙成平与孙少林夫妇共同赔偿间接损失。故两个案件诉讼当事人存在差别。且（2015）荣商初字第353号案件的提起系在（2014）荣商重初字第1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案件起诉依据的理由是孙少林与孙成平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本案原告主张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系在（2014）荣商重初字第13号案件已经生效，并已经确认了孙少林与孙成平签订的租赁合同有效之后提起的，理由依据为转租合同不得超出原租赁合同规定的范围，转租人应当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约定。综上，本案与（2014）荣商重初字第13号案件诉讼请求不同，与（2015）荣商初字第353号案件当事人不同、依据理由也不同，与两个案件不构成重复起诉。且结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立法本意在于法院已对一事做出过实体判决，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原告关于可得利益损失的请求至今未作出过实体判决，亦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与被告孙少林签订的虾池租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约定：由于国家规划，孙少林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补偿款双方各一半。该条款为附条件生效条款。即如果租赁合同履行期间，涉案养殖池被征用并补偿，那么该约定条款生效，原告与被告孙少林均有向对方主张一半补偿款的权利及支付一半补偿款的义务。但合同履行中因被告孙少林的转租行为及对补偿款的重新约定，致补偿款被第三人获得。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合同法约定了直接损失赔偿与间接损失赔偿即可得利益损失，原告以被告孙少林转租导致其补偿款的无法履行主张可得利益损失，既符合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又有利于维护交易的稳定，具有法律依据。同时，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可得利益损失是指合同在得到履行后可以得到的利益。可得利益损失额的认定应结合可预见性规则、减轻损害规则、损益相抵规则及过失相抵规则综合考量。可预见性指可得利益不应超过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应当预见的损失。原告与被告孙少林在租赁合同中“由于国家规划，孙少林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补偿款双方各一半”的约定表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租赁物可能被征用有足够的认知，具有预见性。且合同中未对“补偿款”约定除外情形，应视为对所有补偿款的分配。故在签订合同时，被告已预见到如发生国家规划，原告可以获得一半的补偿款。合同履行期间，涉案养殖池被征用，补偿款项共计5176663元。款项的一半即2588331.5元。损益相抵规则是指守约方因对方的违约行为而获得利益时，所能请求的实际赔偿额为损失减去该利益的差额。原告在涉案参池征用后获得租赁损失费用共计25.5万元，该费用应当从损失额中扣除。减轻损害规则指守约方不得就其本可以采取合理措施予以避免的损失获得赔偿。过失相抵原则指受损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时，应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部分承担责任。（2015）威商终字第23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董崇富在2012年向孙成平出具过租金收条，说明董崇富对孙成平转租后实际经营诉争养殖池并无异议”。故董崇富明知孙成平转租而未采取任何合理措施避免损失扩大，本院认为其应对损失承担百分之十的责任。综上，扣除原告董崇富本身过失造成的损失及获得的利益，原告可得利益损失额应为2074498.35元（2588331.5-255000-(2588331.5x10%)）。现原告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额为200万元未超过上述数额，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应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的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充足，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孙少林、宫妮娜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董崇富可得利益损失200万元。 如果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二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文丽 人民陪审员  毕云侠 人民陪审员  李顺福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