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6民再4号上诉人（原一审原告、原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贾春鹏，女，1976年3月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兰秀，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系贾春鹏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峰，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第三人）：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襄樊市大庆路襄江饭店。法定代表人：赵红亮，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青，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一审被告、原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曾幼东，男，197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普，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一审第三人、原二审上诉人）曾钦迪，男，199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系曾幼东之子。贾春鹏因与曾幼东、曾钦迪返还不当得利、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7日作出的〔2014〕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159号民事判决，曾钦迪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4年12月11日作出〔2014〕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43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曾幼东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8月27日作出〔2015〕鄂襄阳中民申字第00038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2015〕鄂襄阳中民再字第00020号裁定：撤销本院〔2014〕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438号民事判决和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4〕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159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重审。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重审期间，根据曾幼东申请，樊城区人民法院追加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泰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2016）鄂0606民初3592号民事判决，贾春鹏与奔泰公司不服均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贾春鹏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兰秀、罗峰、奔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丹青、曾幼东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普到庭参加诉讼，曾钦迪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贾春鹏上诉称，请求依法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06民初3592号民事判决，改判曾幼东退还贾春鹏407A购房款330000元，并支持贾春鹏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等费用由曾幼东、曾钦迪承担。理由是：（一）曾幼东提交的所谓2013年3月1日与奔泰公司签订的关于407A商铺《商品房买卖合同》，不但是证据失权（一、二审时均未提交），而且是虚假合同，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和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4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曾幼东在原一审、二审法庭上均没有提交过关于407A商品房买卖合同，甚至从没有提过他在2013年3月1日与奔泰公司签订过购买407A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其子曾钦迪也未在提过曾幼东先购买407A商铺而后转让给贾春鹏的事实。这说明所谓“新证据”早已过了举证期限，属于“证据失权”，依法不应组织质证。该证据自始就在曾幼东手中，不属于自身没法取得的证据或者自身开始不知道的证据，因此，不属于“新证据”。在重审法庭上，奔泰公司辩称没有在2013年3月1日与被曾幼东签订过关于407A商品房买卖合同，曾幼东没有支付60000元购房款的收据等其他确实、充分的证据相印证，并且，曾幼东提交的合同，约定由曾幼东退还四楼业主面积误差款与奔泰公司委托东方拍卖公司退还面积误差款的客观事实不符。因此，曾幼东提交的合同是虚假的合同。（二）一审法院认定“曾幼东基于双方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收取贾春鹏33万元购房款不属于不当得利”系认定事实错误，不符合客观事实。曾幼东收取贾春鹏的218000元及后来的182000元，都是作为“代收款人”而不是作为房屋出卖人。而张兰秀在替贾春鹏交纳该两笔购买407A商铺的购房款，都一直把曾幼东当成代收款人，而没有被曾幼东告知是407A商铺的先购者，双方均没有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曾幼东不是基于双方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收取贾春鹏330000元购房款，而是谎称代收款人诈骗了贾春鹏的330000元，属于“不当得利”。（三）一审法院不对当事人所举证据作出评判，贾春鹏无法知道一审法院哪些证据采信哪些不采信，一审法院审理结果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奔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06民初3592号民事判决，改判曾幼东退还贾春鹏407A购房款330000元不当得利，并支持贾春鹏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曾幼东、曾钦迪承担。理由是：（一）重审判决认定“曾幼东与奔泰公司于2013年3月1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商铺”系认定事实错误，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奔泰公司从没有在2013年3月1日与曾幼东签订过关于407A商品房买卖合同，曾幼东在原一、二审法院上均没有提交过关于407A商品房买卖合同，甚至从没有提过他购买407A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其子曾钦迪上诉时也没有提过曾幼东先购买407A商铺而后转让给贾春鹏的事实。曾幼东现在提交的关于其与奔泰公司签订关于407A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然是伪造的。“曾幼东已按该合同履行了付款义务”系认定事实错误，曾幼东完全没有证据支持。“曾幼东已按该合同履行了付款义务”、“曾幼东根据该合同取得407A商铺的所有权后，于2013年4月12日将该商铺转让给贾春鹏”系认定事实错误。重审判决认定曾幼东与贾春鹏“双方以出具收条形式建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及认定“曾幼东基于双方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收取贾春鹏330000元购房款不属于不当得利”系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曾幼东并没有向张兰秀讲明是他转让407A商铺而收取贾春鹏218000元及后来的182000元，而是自称“代收款人”，并且曾幼东在收条的落款处填写的也是“代收款人”，而张兰秀自始至终都认为曾幼东仅是代收款人，才向曾幼东交纳购买407A商铺的购房款，双方均没有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曾幼东与贾春鹏之间仅是代收款人与交款人之间的关系。（二）重审一审判决认为“庭审中奔泰公司对上述合同落款处该公司及赵红亮印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即使该合同内容是曾幼东在奔泰公司交给其的空白合同上自行填写的，亦应视为奔泰公司授权并认可曾幼东填写合同内容，奔泰公司亦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曾幼东与奔泰公司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上诉人认为，重审法官这样解读法律和理解法律存在十分不当的问题，无法律依据，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奔泰公司在曾幼东处放有许多盖有奔泰公司章子的空白合同，是因为曾幼东作为业主代表，自愿替开发商核实登记四楼业主的面积误差数额，以便在办房产证时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填写真实的面积和购房款。奔泰公司并没有授权并认可曾幼东可以随意自行填写一份他与奔泰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曾幼东可以自行填写，但如果没有确实可信的奔泰公司收到其支付购房款而给他出具的收条或购房发票，他自行填写的购房合同也是无效的，没有用的购房合同。试问奔泰公司凭什么要被视为授权并认可曾幼东自行填写的合同内容？曾幼东给奔泰公司支付购房款了吗？奔泰公司亦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什么样的相应的法律后果？曾幼东自行填写的一份盖有奔泰公司的空白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支付购房款的收条，本应视为无效，试问奔泰公司能承担什么样的相应的法律后果？曾幼东自称是代收款人收取了贾春鹏的330000元购房款，他并没有向贾春鹏的代理人张兰秀出示他自行填写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也没有表示他是先购买了407A商铺后转让给贾春鹏，严格来说是曾幼东诈骗了张兰秀330000元。（三）重审判决只径行采信曾幼东的所谓“新证据”及所谓退还四楼业主的面积误差款的证据，而对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及举证却不罗列和评议，上诉人奔泰公司代理人针对曾幼东举出所谓“新证据”及所谓退还四楼业主面积误差款的证据进行了有力的质证，并举出相应的证据进行反驳，指出了其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存在漏洞百出的问题。但奔泰公司代理人在法庭发表的质证意见及举证均未在重审判决书上罗列和评议，而是径行采纳了曾幼东的所谓“新证据”及伪造炮制的其他证据，是不公正的，导致错误判决的产生。（四）重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本应认定曾幼东自行填写的合同无效，然而却有法不依，违反该法条的规定，作出错误的采信和判决。曾幼东自行填写的一份与奔泰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没有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定合法有效。重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本该支持被上诉人贾春鹏行使撤销权，却没有支持，无疑是没有正确适用法律或有法不依的表现。上诉人认为，曾幼东将奔泰阳光城431、432商铺转让给其子曾钦迪的行为，就是恶意转移财产，试图对贾春鹏的债权造成损害，因此贾春鹏有依法撤销的权利，并且贾春鹏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包括律师费、保全费等诉求理应依法得到支持。重审判决对曾幼东提交的肖家台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及曾幼东个人炮制的退款证明，没有辨别其真伪，没有认真确定其效力，轻易采纳，导致了错误的判决。曾幼东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对方的上诉请求。曾钦迪未到庭发表意见亦未提交书面意见。贾春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撤销曾幼东将房屋赠与第三人曾钦迪的行为，并返还原告330000元购房款，赔偿截止2014年3月1日的利息15236.51元，2014年3月2日之后的利息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曾幼东系奔泰阳光城四楼业主代表，2013年2月曾幼东对贾春鹏之母张兰秀称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待售，并说开发商委托其代收购房款，贾春鹏及其母先后向曾幼东交付330000元。2013年10月，奔泰阳光城四楼业主先后领取购房发票办理房产证。原告母亲向曾幼东要购房发票，曾幼东让向开发商要发票，开发商告知原告母亲应将买商铺的钱直接交到开发商处，原告母亲遂要求曾幼东退还其收取的330000元，曾幼东拒不退还。曾幼东于2006年1月购买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商铺。曾幼东收到贾春鹏购房款后的2013年10月将其购买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商铺过户至第三人曾钦迪名下。后贾春鹏多次要求曾幼东退还购房款无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1日，曾幼东与奔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主要约定，曾幼东购买奔泰公司开发的“奔泰阳光城”1幢407A房屋，该商品房的用途为商住楼，建筑面积79.88平方米，每平方米3400元，总金额为271592元。付款方式及期限为：“买受人首付出卖方人民币60000元，以转账为准，余款（4楼整层面积多退少补由曾幼东代办，差业主的款由曾幼东补齐）房款债权债务全部抵清，双方别无争议。”合同落款处“出卖人（签章）”盖有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章）”处盖有赵红亮印，“买受人（签章）”处为曾幼东签名，并捺印。合同签订后，曾幼东即办理了奔泰阳光城四楼业主面积误差退款手续，共退款220960元。并于2013年4月17日汇入奔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红亮账户60000元。2013年4月12日，曾幼东告诉贾春鹏的母亲张兰秀奔泰阳光城的四楼407A商铺待售。经协商后，张兰秀转账支付给曾幼东218000元。曾幼东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贾春鹏购买樊城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商铺款218000元，该商铺面积79.88平方米，计价421592元，余款203592元待开发商将购房合同及购房发票交给贾春鹏后付清。购房发票开（票）额为271592元，如2013年5月13号之前开发商不能交付购房合同和购房发票，自愿支付100000元违约金给贾春鹏，如2013年4月28日之前开发商不收此款，本次款项218000元如数退回。”收条落款处曾幼东签“代收人曾幼东”。2013年6月29日，贾春鹏向曾幼东之子账户汇款182000元，曾幼东出具了收条。贾春鹏两次共计向曾幼东支付购房款400000元，之后曾幼东退还贾春鹏70000元，实际向曾幼东支付购房款330000元。2013年10月，奔泰阳光城四楼业主先后领取了购房发票办理房产证，贾春鹏要求曾幼东出具购房发票无果后，多次要求曾幼东退还购房款，曾幼东未予退还。2014年4月1日，贾春鹏的母亲张兰秀从其丈夫贾荣刚账户上取款270000元。同日，张兰秀书写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销售不动产统一网络代开发票一张，发票号00674880，付款人贾春鹏，本人已按该发票数额交清全部款项。”收条下方由金永保注明：“本人在现场见证了张兰秀于当日付清全部款项，于当日收到发票一张。”赵红亮在收条中注明：“情况属实，赵红亮”。2013年4月16日贾春鹏与奔泰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贾春鹏购买奔泰公司开发的位于襄阳××××路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建筑面积79.88平方米，每平方米3400元，总金额为271592元，付款方式及期限为：以原合同为准。之后奔泰公司为贾春鹏办理了407A房屋的权属证书。一审法院认为，曾幼东与奔泰公司于2013年3月1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商铺，付款方式约定为首付60000元，余款因4楼整层面积存在差异需退业主的款项由曾幼东代办，购房款以此方式抵清。经查，曾幼东向法院提交了向奔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红亮转款60000元的转款凭证，向奔泰阳光城4楼各业主退还面积误差款的收款凭证及肖家台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能够证实已按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方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贾春鹏及奔泰公司共同认为，该合同是曾幼东利用奔泰公司交给其用作他用的空白合同，自己伪造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提交奔泰公司企业登记信息以证明2013年3月1日签订合同时赵红亮还不是奔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院认为，庭审中奔泰公司对上述合同落款处该公司及赵红亮印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即使该合同内容是曾幼东在奔泰公司交给其的空白合同上自行填写的，亦应视为奔泰公司授权并认可曾幼东填写合同内容，奔泰公司亦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曾幼东与奔泰公司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且曾幼东已按该合同履行了付款义务。曾幼东根据该合同取得407A商铺的所有权后，于2013年4月12日将该商铺转让给贾春鹏，贾春鹏已全额向曾幼东支付了购房款。双方以出具收条形式建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曾幼东基于双方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收取贾春鹏330000元购房款不属于不当得利，因此，贾春鹏请求判令曾幼东返还330000元购房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奔泰公司与曾幼东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如又另行与贾春鹏签订合同并再次收取相应款项，贾春鹏可向奔泰公司主张权利。贾春鹏请求判令撤销曾幼东将其购买的奔泰阳光城四楼第431、432号商铺赠与其子曾钦迪的行为的诉讼请求，是基于曾幼东收取其330000元购房款构成不当得利又不返还的前提下，无偿转让财产，对其造成损害，而行使的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因曾幼东收取贾春鹏330000元购房款不属于不当得利，贾春鹏对曾幼东不享有债权，故贾春鹏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贾春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30元，由原告贾春鹏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3年4月12日，曾幼东与贾春鹏的母亲张兰秀就奔泰阳光城的四楼407A商铺协商后，张兰秀转账支付给曾幼东218000元（系转入曾幼东之子曾钦迪账号）。曾幼东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贾春鹏购买樊城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商铺款218000元，该商铺面积79.88平方米，计价421592元，余款203592元待开发商将购房合同及购房发票交给贾春鹏后付清。购房发票开（票）额为271592元，如2013年5月13号之前开发商不能交付购房合同和购房发票，自愿支付100000元违约金给贾春鹏，如2013年4月28日之前开发商不收此款，本次款项218000元如数退回。”收条落款处曾幼东签“代收人曾幼东”。2013年4月16日（当事人均认可实际签订时间是2013年4月17日），曾幼东召集贾春鹏的委托代理人张兰秀与奔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红亮在曾幼东办公室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贾春鹏购买奔泰公司开发的位于襄阳××××路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建筑面积79.88平方米，每平方米3400元，总金额为271592元，付款方式及期限为：以原合同为准。当日，曾幼东向赵红亮账号转账60000元。2013年6月29日，贾春鹏之母张兰秀又向曾幼东之子账户汇款182000元，曾幼东出具了收条载明“今收到张兰秀购买奔泰阳光城铺面款壹拾捌万贰仟元（182000元）代收款人曾幼东”。贾春鹏两次共计向曾幼东支付购房款400000元（贾春鹏自认2017年4月17日曾幼东代其向赵红亮账号转款60000元，加上给曾幼东10000元好处费共70000元），扣除70000元实际向曾幼东支付购房款330000元。2013年10月，奔泰阳光城四楼业主先后领取了购房发票办理房产证，贾春鹏要求曾幼东出具购房发票无果后，多次要求曾幼东退还购房款，曾幼东未予退还。2014年3月18日，贾春鹏在樊城区人民法院因返还不当得利、债权人撤销权纠纷起诉曾幼东、曾钦迪。2014年4月1日，贾春鹏的母亲张兰秀从其丈夫贾荣刚账户上转账270000元到赵红亮账户，付现金1592元给赵红亮。同日，张兰秀书写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销售不动产统一网络代开发票一张，发票号00674880，付款人贾春鹏，本人已按该发票数额交清全部款项。”该发票数额为271592元。收条下方由金永保注明：“本人在现场见证了张兰秀于当日付清全部款项，于当日收到发票一张。”赵红亮在收条中注明：“情况属实，赵红亮”。后贾春鹏持该不动产发票办理了407A房屋的权属证书。另查明：曾幼东于2006年1月购买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商铺。2013年10月将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商铺登记在第三人曾钦迪名下。本院认为：对曾幼东2013年4月12日对贾春鹏出具收条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原审庭审期间贾春鹏、曾幼东和奔泰公司均不认可是委托代理关系，对曾幼东、贾春鹏及奔泰公司之间的关系不能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进行认定和裁判。曾幼东现主张的是转卖法律关系，并提供了其2013年3月1日与奔泰公司之间的购房合同，该合同在本院再审前的原一、二审中，曾幼东都没有作为证据提供，且一直陈述其系代理奔泰公司实施的卖房行为，只是在再审期间才提出并提供了该证据，虽然该合同加盖的有奔泰公司的印章，但奔泰公司不认可与曾幼东签订过该合同，该合同也与曾幼东本人2013年4月12日给贾春鹏出具的收条上的约定的内容不符，且与曾幼东在原一、二审中的陈述相矛盾，即使这个合同存在，也不能认定是新证据，原审法院重审认定本案系转卖法律关系证据不足。从本案曾幼东给贾春鹏出具的收条记载的内容来看，曾幼东介绍将奔泰公司的407A商铺卖给贾春鹏，并约定了总价款，以及购房的实际开票数额，同时于2013年4月17日在曾幼东办公室里促成贾春鹏与奔泰公司签订了407A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先后收取贾春鹏购房款。该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由于双方约定贾春鹏共向曾幼东支付房款421592元，而实际购房价为271592元，相差的150000元曾幼东收取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贾春鹏理应按约定支付。贾春鹏已实际付款400000元，贾春鹏认可曾幼东已代其向奔泰公司支付了60000元，加上曾幼东应得费用150000元，下剩190000元（400000元-60000元-150000元=190000元）曾幼东应当返还贾春鹏。曾幼东称代奔泰公司向部分业主退还了奔泰公司因违约而支付的补面积差款，奔泰公司不认可，曾幼东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奔泰公司的委托，如果曾幼东确实代奔泰公司支付了部分钱款，曾幼东应另向奔泰公司主张，而不能作为不返还贾春鹏已付房款的依据。关于撤销权问题。因撤销权与不当得利返还并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主体亦不相同，且没有证据证实曾幼东不能履行本案债务，加之贾春鹏在上诉理由中未提出撤销权问题，奔泰公司虽上诉提出撤销权问题，但该撤销权与该公司无关，故贾春鹏一审要求撤销曾幼东对其子431、432房屋赠与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贾春鹏与上诉人奔泰公司均上诉称曾幼东提供的2013年3月1日407A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新证据的理由成立，对该合同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贾春鹏请求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部分成立，但本院按照实际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法律关系，对上诉人贾春鹏的部分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适当支持。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06民初3592号民事判决；二、曾幼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贾春鹏人民币190000元；三、驳回贾春鹏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应付款项若逾期履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办理。一审案件受理费6630元，保全费22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合计15140元，由原告贾春鹏负担6423元，被告曾幼东负担87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建东审判员  王 进审判员  肖 瑾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胡梦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