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鄂01刑终217号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叶某某，男，1964年7月27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初中文化，出租汽车司机，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6年4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硚口区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余某某，男，1954年4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小学文化，无职业，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曾因犯流氓罪于1985年10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6年4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硚口区看守所。辩护人程莉群，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叶某某、余某某犯敲诈勒索罪一案，于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作出（2016）鄂0104刑初75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叶某某、余某某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从义依法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叶某某、余某某及辩护人程莉群到庭参加诉讼。经报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决认定：2011年1月1日被告人叶某某与天兴公司签订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合同约定，天兴公司向叶某某提供一辆具备经营资格、营运证照齐全、设备完好的客运出租汽车，合同有效期五年，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该合同第五条约定，合同有效期内，车辆的维修、保养费用，由承包方（叶某某）承担。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天兴公司和承包方（叶某某）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合同附件一为车辆和证照交接表，表明叶某某在接收出租汽车时，车辆一切完好。2012年12月29日，被告人叶某某、余某某到武汉市国税局稽查局举报天兴公司涉嫌逃税后，向天兴公司负责人熊某1、熊某2要求天兴公司赔偿其出租汽车维修费、营运损失等人民币22万元。此后，又多次向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举报天兴公司违法经营，并以撤销举报为条件，迫使天兴公司于2016年1月15日向其支付人民币22万元，由被告人叶某某、余某某各得赃款人民币11万元。2016年4月14日，公安机关将叶某某、余某某抓获。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相关书证、证人证言、报案材料、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破案经过、鉴定意见书、刑事判决书、被告人叶某某、余某某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叶某某、余某某相互纠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且系共同犯罪。被告人余某某曾因故意犯罪受到过刑罚处罚，具有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叶某某、余某某犯敲诈勒索罪指控成立。根据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犯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叶某某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判处被告人余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赃款人民币二十二万元继续追缴。上诉人叶某某提出：原判决量刑过重。上诉人余某某提出：其与天兴公司是经济纠纷，没有勒索被害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辩护人支持其上诉理由并提出：原判决认定余某某某成敲诈勒索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余某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余某某参与叶某某向天兴出租车公司索赔系事出有因。余某某等人索要钱财均因车辆有明显质量问题造成维修费明显过高、维修车辆停运损失明显过大等经济纠纷，22万元的归属明显存在争议，不能证明余某某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余某某客观上没有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司财物。从熊某2的陈述以及天兴公司没有税收问题的基本事实可知，天兴公司同意支付22万元给叶某某，不是基于余某某参与举报偷税一事而造成的恐惧、被胁迫，也不是以撤销举报为条件支付，而是为了平息纠纷，双方多次沟通交流后的相互妥协。余某某等人用举报、检举公司有税收违法行为等方式获得22万元款项是维权过度的行为。即使认定构成犯罪也应当考虑事出有因，余某某系起辅助作用，原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二审减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发表出庭意见：上诉人叶某某与天兴公司在签订出租车合同时，合同明文规定在经营期间所产生的修理费用由承租方负责，同时还规定双方如产生纠纷，可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叶某某伙同余某某违反合同规定，要求天兴公司补偿其在承租期间的修车费用，否则即举报天兴公司。二人以举报相要挟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量刑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建议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叶某某经上诉人余某某介绍，于2011年1月1日与武汉天兴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兴公司）签订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约定天兴公司向叶某某提供一辆具备经营资格、营运证照齐全、设备完好的客运出租汽车，合同有效期五年，至2015年12月31日止。该合同还约定，合同有效期内，车辆的维修、保养费用由叶某某方承担。合同附件《车辆和证照交接表》显示牌号为鄂Ａ×××××的车辆设备、附件完好，营运证照齐全。余某某儿子余某任该车副班司机。2015年12月29日，上诉人叶某某、余某某向武汉市国税局稽查局举报天兴公司涉嫌偷税漏税后，向该负责人熊某1、熊某2要求赔偿其营运五年来出租汽车的维修费、营运损失等共计22万元。在熊某2的要求下，二人撤回上述涉嫌税收违法举报。其后，叶某某先后以将再次举报该公司涉嫌税收违法以及向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举报该公司违法经营相威胁，要求天兴公司支付上述款项。余某某协助叶某某，积极与熊某2联系向其索要款项。2016年1月11日，天兴公司负责人熊某1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叶某某和余某某相继威胁、催促下，天兴公司负责人熊某2于1月15日向叶某某支付22万元。叶某某事后分给余某某11万元。次日，天兴公司负责人熊某2再次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天兴公司配合，公安机关于2016年4月14日9时许在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一路43号天兴出租车公司会议室内将叶某某、余某某传唤到案。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破案经过，证明天兴公司负责人熊某1、熊某2先后于2016年1月11日、1月16日报案，公安机关于2016年4月14日9时许在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一路43号天兴出租车公司会议室内，将叶某某、余某某传唤到案。2．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双班管理）及附件车辆和证照交接表、《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补充协议等书证，证明：叶某某与天兴公司于2011年1月1日签订合同，就天兴公司聘用叶某某从事客运出租汽车营运事宜达成协议，合同期限五年，至2015年12月31日止。双方约定天兴公司一次性收取安全（服务）保证金4万元，叶某某方每月向天兴公司一次性交清月营运收入定额9756元；合同有效期内，车辆燃、润油费、车辆维修、保养费用由叶某某方承担，其中，车辆维修、保养费用由天兴公司或者天兴公司委托修理厂维修和保养。双方还约定，叶某某为车长，负责车辆安全营运、规范服务、设备耗材等日常管理，全权处理经营管理中的一切事物，其他驾驶员服从管理。天兴公司拥有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的使用权和车辆产权。叶某某方应当爱护、妥善保管甲方营运车辆，执行甲方提出的车辆保养、维修和更新计划。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还约定，本合同期满前30天，叶某某方可以向天兴公司提出受聘继续营运的书面申请，经天兴公司考核后，若叶某某方严格履行本合同，无劣质服务行为，叶某某方具有与天兴公司重新签订《经济责任制合同》的优先权。3．检举税收违法行为登记表、武汉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受理回执、撤诉申请、武汉市国税局稽查局《关于叶某某举报武汉天兴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以及税收违法检举案件检查情况书面告知书、武汉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关于余某某反映市地税局稽查局没有书面告知举报查处结果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举报回复等书证。上述证据证明：叶某某、余某某于2015年12月29日向武汉市国税局稽查局举报天兴公司涉嫌税收违法行为，并于2016年1月4日撤回举报。余某某、叶某某还曾向税务机关检举武汉大本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区南湖都会生鲜市场、武汉康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等单位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事实。4．收条、汉口银行账务明细查询凭证、招商银行跨行实时转账业务回单，证明：天兴公司负责人熊某2于2016年1月15日向叶某某支付车辆（鄂Ａ×××××）维修费22万元，其中现金支付2万元，四次转账共计20万元。5．证人熊某1报案材料及证言：2015年12月29日17时16分，余某某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天兴公司的税务和社保方面有问题，叶某某要到有关部门举报。次日下午2点多钟，叶某某、余某某、余某三人赶到市客管处，将举报我们公司的资料，包括国税举报回执以及其他资料的复印件交给我，要我带回公司，并限公司第二天答复，否则他们不撤销举报。在两次手机通话和当面交资料过程中，余某某他们表示如果答应他们的条件，可以撤回举报。叶某某、余某某等人以煽动出租车司机闹事、举报公司税务问题相威胁，三番五次打电话要求公司负责人拿钱。期间，主要是公司负责人我弟弟熊某2与他们谈的。为防止司机闹事，公司于2016年1月15日将22万元支付给叶某某等人。6．证人熊某2的证言：我公司出租车司机叶某某以及他的副班司机余某的父亲余某某等人以要举报公司收款没有开税务收据，用精神病人做法人代表等由头，向我们敲诈。由于我们是定税企业，税务局很多年都不卖收据给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开税务收据给司机，我们的法人也没有任何精神疾病。2015年12月29日，余某某打电话给熊某1，说叶某某把天兴公司举报到国税局，并以此威胁要求公司给一个满意的答复，还将举报回执和他们举报别家公司的材料交给熊某1。余某某在12月31日打电话给我，说叶某某已经把公司举报到税务局，希望我好好看一下材料，然后跟他们见面交流，如果交流得好，他们可以将举报材料撤回。2016年1月3日与叶某某、余某某等人见面时，叶某某要公司将五年来在这台车上赚的钱以困难补助的名义给他们。我提出要向公司财务了解一下，跟股东通个气，叶某某就说这个事情要快点办，如果不同意，他们就不撤回举报，余某某也说这几天撤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可能想撤都撤不回来了，要抓紧时间答复。我提出只有在不被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正常的交流。叶某某和余某某就对我讲，他们撤回举报，撤完了再和我们谈，并提出不答应他们的诉求，还是会去举报的。第二天，余某某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经撤回举报，并将举报中心的电话及工作人员的名字告诉了我。1月5日17时，余某某又打电话要我跟他们谈，我告诉他这几天比较忙，能不能缓几天再谈，他说那你跟叶某某去讲。我又打电话给叶某某，他在电话里说，要我不要小看这个事，给我的“成绩单”（即他们举报其他企业的资料）要好好看一下，他可以撤回来，也可以再次举报。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1月7日晚上约在航空路中奇大厦再谈，叶某某要我们公司给他22万元，包括修车费18万、维修期间耽误的营运损失3万、送车辆维修的人工费1万。我当时就觉得他是在严重的敲诈，车子是他开的，赚钱是他的，修车子怎么能要公司出钱。叶某某当时就烦了，用手指着我说，“你心里有没有数，这个时候了还在跟我谈价钱，你晓不晓得我再次去举报，你们的损失会有几大，你不答应我们这个要求就算了，我们走着瞧”。这时，余某某跟我做工作，要我再考虑一下，不要把事情搞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1月8日余某某给我来电话，要我们给22万，拿钱消灾。1月10日，叶某某在电话里跟我说，“如果不答应，明天还会去举报。到时候，你还是会给钱我”。叶某某放言说我的死期到了，要闹得我们公司天翻地覆，让我们无法正常经营，并煽动司机隐瞒车辆不交费。1月12日，叶某某、余某某、余某等人到古田一路出租汽车公司的新办公室跟我和熊某1谈如何将22万元钱支付给他们，以什么名义支付给他们、如何交车办手续。当时，我们提出不能以困难补助的方式支付这笔钱，否则公司600多台车所有的司机都要求这样办，公司就搞不下去了。叶某某同意以退还车辆维修金的名义支付，并初步定在1月15日见面办理给钱的事宜。叶某某按照我们的要求把车上的电子眼处理掉后，在1月13日又打电话要求把事情办了，我提出第二天联系，按照公司程序退钱。叶某某觉得我们在刁难他，又说“我不跟你搞了，你直接等着税务局再来查你，到时候我们再坐下来谈，我跟你们就不是这个价了”。余某某后来在电话里说我们在小事情上总是很纠结，把叶某某搞烦了，麻烦大得很，他会到各个部门去告。1月14日，我们发现叶某某开的那辆出租车的原装发动机已经被换掉，余某某答应找回原来的发动机。余某某说我们再不兑现就不好搞，还告诉我叶某某又到客管处上访去了。我打电话问客管处信访主任于某证实了这个事，还说叶某某要到客管处来“上班”。我们担心叶某某的无理取闹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客管处的正常工作秩序。而且叶某某还煽动其他司机不交规费，已经有几十台车到期没有交规费，也不到公司报到，我们怕引起司机的群体性事件。1月15日，我将20万元用手机银行转给叶某某，另外2万元用现金的方式给了叶某某，当时熊某1和余某某在场。7．证人余某的证言：我父亲是余某某，我本人和天兴公司签订用工协议，交了三千元的押金。父亲介绍叶某某承包公司一辆鄂Ａ×××××的凯旋出租车，我被安排到这辆车上“挑土”。车于2011年1月1日开始上路，后期改天然气后就频繁出现故障，叶某某总在跟我说这个车修理费用太高，五年间不间断在修车，没有赚到钱。2015年12月底出租车合同到期，公司要把车收回去换车，我们没有把车交给公司。之后，叶某某就跟公司谈到修理费过高的事情，希望公司能够对我们赔偿。2016年1月中旬，经过协商达成修理补偿协议，我参与了这个协议的起草，在场的还有叶某某、余某某、熊某2。后来，熊某2给了叶某某修理费和停运费共计22万元。这五年当中修理费用是我和叶某某平摊的，所以叶某某给了我11万元。余某某参与谈是因为当时跟天兴公司合作是他介绍叶某某去的。8．证人李某的证言：我是武汉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举报中心工作人员，从事接待举报人的登记工作。2015年12月29日，检举人叶某某及同伴到我局举报中心举报天兴公司涉嫌偷税的情况，并提供该公司的收款收据作为举报线索。我将对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复印，同时向检举人出具了受理回执。2016年1月4日，叶某某及同伴再次来到举报中心，仍是我接待。期间，叶某某称之前提供的资料中有误放的其他资料，然后借查找之机拿走检举资料，并称取走的资料被别人全部撕毁，不予归还。我们只有让叶某某自己写了一份撤诉申请，叶某某写完后归还了举报中心出具的受理回执。9．证人于某的证言：我是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信访办工作人员。2015年12月28日，叶某某一个人来客管处反映天兴公司2010年左右发放凯旋车时多收取了10万元费用，要求取消该公司的运营资格。他多次来上访，均未提供相关证据。约在2016年1月14日，叶某某和余某某二人还是来反映之前的诉求，我也要求他们提供相关证据。叶某某、余某某在2011年还曾来反映该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的情况。10．证人熊某2向公安机关提交的电话谈话录音，证明叶某某、余某某向熊某2索要涉案费用的事实经过。11．上诉人叶某某供述：2010年12月开始在武汉市天兴汽车出租车有限公司开出租车，签了五年的合同，2015年12月底正好合同到期准备谈续签的事。由于公司当时给我的那辆出租车有些质量问题，这五年期间赚的钱都用在了车辆维修费上，我要求公司承担这辆车的维修费。在清理车辆维修费的时候，我发现公司每个月给我开具的“鄂Ａ×××××车辆承包费”只有一张收据，费用是七千元，我觉得我交了钱，公司应该给我开具一张正规的发票，他们这种行为可能涉嫌偷税漏税。我和“挑土”司机余某商量后，正好余某的父亲余某某有时间，我和余某某就在2015年12月29日到武汉市国税局稽查局递交了一份举报材料，举报该公司偷税漏税。当天我跟管理我车辆的队长说了这个事，要他把我的要求转达给天兴公司的老板熊某2。2016年元旦期间，熊某2约我和余某某在航空路中奇大厦具体谈一次。我说自己开了五年的出租车，赚的钱都用于维修，根本没有赚到钱，车辆有质量问题，公司承担五年来出租车的维修费，数额大概是20多万元。熊某2说要向财务了解后，跟公司其他股东通个气再说。我就说这个事情要快点答复，如果晚了，举报就不能撤销。熊某2要看我举报的材料，我只把税务部门的举报受理回执给了他看。熊某2说你们先把举报材料撤回来，维修费都好说。我认为熊某2说这个话已经是答应了承担维修费，就想自己表个态，答应先撤回举报材料，之后再跟熊某2谈承担维修费具体的数目。1月4日上午，我和余某某到国税局稽查局举报中心拿到举报材料，写了一份撤诉申请，并把受理回执还给他们。余某某之后跟熊某2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撤回了举报材料，要求谈车辆维修费的问题。天兴公司有自己的修理厂，如果是些小问题，我就在修理厂修理，是多少钱就付多少钱；如果是大问题，我一般自己在外面找修理厂维修。我没有认真看过合同，不知道费用是谁负责，但是车辆出了问题都是我们司机自己修理。我认为车辆有质量问题，经过三次大修都没有修好，2013年还换了车辆发动机，这些钱应该公司出。我是第一个找天兴公司承担维修费用的，熊某2要我保证这22万元不能告诉其他司机，举报的事情也不能说。他怕其他司机也以这个方式找他们公司要钱。出租车行业不稳定，公司怕我把事情闹大，在司机里造乱子，他们希望能够安定的正常经营，花钱消灾。我在2015年底开始跟公司谈补偿的事情，公司一直不愿意给钱，后来我和余某某去税务部门举报公司，他们才慌了，这才跟我们商量，如果我撤回举报，可以考虑补偿我。撤销举报后，他们还是不太愿意给钱，之后经过几次谈判，给了我22万元。12．上诉人余某某供述：我通过朋友介绍儿子余某到天兴公司工作，因为要出车费和押金，我没有同意，就介绍叶某某到该公司承包，叶某某同意余某到他车上任机动司机。公司和叶某某双方有纠纷都找我，只要有事情，都是熊某2打电话要我出面解决。2015年12月底，天兴公司通知叶某某合同期要到了。我们认为如果不再续签，公司应该对我们进行补偿。经过几次谈判，熊某2同意我们的意思，给了我们22万。叶某某给了余某11万元，因为车辆维修费用以及停运损失都是叶某某和余某共同承担的，天兴公司支付的这个钱他们也是一人一半分的。因余某没有银行卡，叶某某就将钱打到我汉口银行账号上。我们去国税局告过天兴公司偷税漏税，也在客管处告天兴公司。车辆承包期间，我们的车比别人少跑40到60万公里，这样算下来大概亏了12万。熊某2说他受不了我们到处去投诉他，希望叶某某拿了这22万后，不要再到处去告他们，通过这个方式了断，不再和我们合作。10．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刑事判决书、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叶某某、余某某二人基本身份情况以及余某某的犯罪前科；司法鉴定意见认定叶某某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上述证据均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二审审查核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叶某某、余某某及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1．敲诈勒索犯罪的认定首先，关于索取财物的事由。上诉人叶某某、余某某及辩护人认为叶某某与天兴公司存在经济纠纷，索要的22万元维修费属于行使正当权利，维权过度。经审查，在界分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时，需要综合考虑权利本身是否正当、是否在正当权利的范围内、手段行为与权利之间有无内在关联、手段行为的必要性与相当性以及数额大小等几个因素。就本案而言，（1）叶某某索要22万元维修费是否属于正当债权尚未确定。根据合同约定，承包车辆维修费的承担主体为叶某某；而叶某某、余某某二人提出交付车辆本身存在质量问题，营运五年间维修费达16万余元没有营利，要求公司补偿维修费、承担车辆本身存在质量问题的违约责任等。对此争议，天兴公司也依法享有抗辩的权利。双方具体债权债务内容应当通过合法途径确定并解决。此情况下，不能认定叶某某、余某某提出的权利主张当然具有正当性。另外，在案没有证据显示叶某某、余某某二人受到天兴公司及该公司相关人员的侵害，故而并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存在维权事由。（2）叶某某主张的并非确定的债权，尤其在其承包运营的车辆验收时无质量问题、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其主张天兴公司全额补偿维修费缺乏依据。叶某某等人从事的是存在盈亏风险的经济行为，其作为成年人，与天兴公司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合同，双方约定车辆维修费用由叶某某方承担，那么非对方原因导致的经营亏损以及车辆维修费用支出，均属于叶某某作为承包方应当承担的风险。即便根据叶某某的主张，实际发生维修费用共计16万余元，该款项不仅没有区分车辆正常保养费用以及非车辆质量本身导致的维修费用，亦未达到22万元，其要求超出正当权利范围，表明主观上对索要财物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3）叶某某、余某某二人为获得补偿费或者维修费22万元，采取向税务主管机关举报税务问题、向行业主管机关举报违法经营问题等威胁手段，明显与其主张权利、维护权益无内在关联。如叶某某、余某某、余某等辩称，三人在承包初期即认为车辆出现质量问题，且五年承包期内维修费用一直居高不下。对此，符合常某、正当的处理方式是在发现问题、出现争议时即向对方提出，及时解决。而叶某某等人在损失一再扩大的情况下，一直未向公司提出，却在合同期满时通过举报、扰乱经营等恶害加以威胁的方式索要补偿费、维修费。其行使权利的手段不具有正当性，明显不合理、不适当。其次，关于索取财物的行为手段。综合在案证人熊某2、熊某1的证言，上诉人叶某某、余某某的供述以及电话录音、谈话录音等证据，证实叶某某、余某某二人相互配合先后以举报该公司涉嫌税收违法、以向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举报该公司违法经营、煽动司机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为由进行胁迫，要求天兴公司负责人交付财物，上述行为属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行为。再次，关于天兴公司处分财产的原因。敲诈勒索表现为使用暴力、胁迫手段时对方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处分财产，使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本案辩护人提出，天兴公司属于定税企业没有税收问题，该公司同意支付22万元不是基于举报偷税一事而造成的恐惧、被胁迫，也不是以撤销举报为条件支付，而是为了平息纠纷，双方多次沟通交流后的相互妥协。经审查，天兴公司负责人熊某2的证言证明，因叶某某、余某某举报公司违法经营、税务问题等，煽动司机不交规费，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客管处的正常工作秩序，担心由此引起司机的群体性事件，故而按照叶某某的要求支付财物。上诉人叶某某供述，“天兴公司负责人熊某2怕其他司机也以这个方式找公司要钱。出租车行业不稳定，公司怕我把事情闹大，在司机里造乱子，他们希望能够安定的正常经营，花钱消灾”。上诉人余某某亦供述，熊某2受不了二人到处去投诉他，希望通过这个方式了断，不再和他们合作。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在案还有证人李某、于某的证言，以及税收检举材料等书证予以佐证，能够证实天兴公司因叶某某、余某某前述一系列胁迫行为，而惧怕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受干扰、威胁，故而按照要求交付财物。双方虽有多次沟通、协商，但天兴公司仍然是在叶某某、余某某以将继续实施前述行为的胁迫下支付款项。综上，上诉人叶某某伙同余某某不当行使权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胁迫手段，索取天兴公司财物，数额巨大，二人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上诉人余某某及辩护人提出本案系二上诉人与天兴公司的经济纠纷，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2．共犯地位作用的认定及量刑关于上诉人余某某的辩护人提出其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辩护意见。经审查，证人熊某2的证言、上诉人叶某某及余某某的供述证实，在向天兴公司索要维修费的过程中，余某某主要负责与天兴公司负责人熊某1、熊某2联系，告知叶某某举报该公司税务、违法经营等问题，协助叶某某向天兴公司索要款项，对天兴公司最终向叶某某支付22万元起到重要作用，事后亦从叶某某处分得11万元。余某某与叶某某相互配合，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相当，不属于起辅助作用的共犯。关于上诉人叶某某、余某某及辩护人提出原判决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审查，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叶某某、余某某共同敲诈勒索他人财物22万元，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数额巨大。原审法院根据共同犯罪事实、犯罪数额，综合考量二人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赃款退缴、犯罪前科等情况，在法定刑幅度内分别裁量刑罚并无不当。本院认为，上诉人叶某某、余某某不正当行使权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系共同犯罪。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叶某某、余某某及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发表的出庭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曾 琳审判员 梅欣荣审判员 袁 锐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刘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