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17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女，196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标，男，196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浩斌，广东盛博信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2，男，1968年4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3，男，195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4，男，196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柳州市城中区，上诉人周某1因与被上诉人周某2、周某3、周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9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位于广州市南区同福东路104号房屋二楼北外墙外侧起向南延伸3.59米乘以该屋宽度（含墙体）余下产权部分（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由周某1全部继承。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某2、周某3、周某4承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房屋是周富荣的个人财产，不是其与杨素坤的共同财产，应依周富荣的遗嘱，由周某1全部继承。案涉房屋于1958年10月1日被国家经租，至1994年1月24日发还，杨素坤在房屋发还前已死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即在杨素坤死亡时，继承事实并不存在，杨素坤没有法律依据获得案涉房屋的产权份额。虽然2008年12月24日上述司法解释被废止，但案涉继承事实与法律行为在之前早已经发生并成就，应依当时的法律规范进行处理。2.即使认定涉案房屋为周富荣与杨素坤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判未考虑到周富荣对杨素坤的遗产也有继承的权利。周某2答辩称：1.涉案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经租不等于没收，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由国家代为经营租管，只是使用权不由原产权人支配，但是过了这个历史时期，会返还给原产权人，且涉案房屋是侨产，当时就有政策是必然会返还的。2.周富荣的遗嘱不真实。（1）周富荣曾表示房屋的产权不会处理，因为还没有房产证。（2）根据遗嘱显示的时间，当时周富荣大小便不能自理，全身插满管子，不具备书写遗嘱的能力。对此可调查医院的查房记录，或者让遗嘱见证人出庭进行解释。（3）周某2已经在涉案房屋里和周富荣共同居住了十几年，房屋门牌号已经变了，但遗嘱还写的是拆迁以前的门牌号，不符合常理。周某3、周某4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及答辩。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东路××房屋二楼北外墙外侧起向南延伸3.59米乘以该屋宽度（含墙体）余下产权部分全部由周某1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富荣与杨素坤为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了周某1及周某2、周某3、周某4，杨素坤于1990年5月27日死亡。周富荣于1994年以继承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周金玲，一审法院于1995年作出（1994）海法民初字第700号民事判决，周金玲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1995年10月23日作出（1994）穗中法民终字第405号民事判决，查明座落广州市宝岗路莲花一巷1号(三层)、广州市同福东路104号（新编门牌××）（三层）、广州市同福中路凤祥大街21号（新编门牌××二层）房屋三幢均是周绪良于解放前购建的；1958年10月1日，上述房屋除莲花一巷1号二楼、同福东路××三楼作自留房外，其余房屋全部由国家经租；周绪良娶妻刘妹生育子女周富荣、周金玲，周绪良还娶一妾胡宽，所生育子女均夭折，周绪良于1967年1月6日死亡，刘妹于1976年6月26日死亡，周绪良和刘妹死后，周富荣、周金玲和胡宽曾先后于1985年11月和1986年8月经海珠区公证处和一审法院办理了莲花一巷1号二楼自留房的继承分产，胡宽于1990年2月15日死亡；1994年1月24日，广州市海珠区房管局为落实侨房政策发还上述三幢房屋经租房部分的产权（总面积426.01平方米）给原业权人。同时上述判决变更（1994）海法民初字第700号民事判决为座落广州市宝岗路莲花一巷1号首层及第三层、广州市同福东路××首层及第二层、广州市同福中路凤祥大街8号（总面积426.01平方米）由周富荣与周金玲共同继承，各占1/2产权；广州市同福东路××第三层（32.615平方米）由周富荣与周金玲共同继承，周富荣占17/24，周金玲占7/24。周金玲于1995年以房屋析产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周富荣，一审法院于1996年5月17日作出（1995）海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判决位于广州市同福东路××房屋以首层铺面南边（门口处）宽度3.95米的中间点与该屋首层北外墙宽度3.76米的中间点向东延伸0.075米处的连线为界，把该屋首层分为东西均等的两部份，西边产权部份归周金玲所有，东边部份产权归周富荣所有，周金玲在自有产权范围内另开楼梯上下二楼，该屋二楼北外墙外侧起向南延伸3.59米乘以该屋宽度（含墙体）的产权面积和三楼产权归周金玲所有，二楼余下产权部份归周富荣所有；上三楼楼梯保持现状不变由周金玲使用，二楼西北角平台（3.888㎡）部份由周金玲使用，三楼天台由周金玲、周富荣共同使用，周富荣在使用天台时，周金玲应给予周富荣出入方便。判决后，周富荣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1997年3月5日作出（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富荣于2004年4月24日死亡。之后，周某1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周某1明确表示本案中仅要求对所主张房屋产权部分的产权份额进行继承，不要求法院处理相应的产权变更登记问题。周某1提供了遗嘱一份，载明“因我女儿周某1长期以来照顾我起居生活，故我决定将我应得房产继承份额，即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东路××二楼和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莲花一巷一号和广州市海珠同福中路新凤祥大街8号（注莲花一巷一号和凤祥大街8号现已拆迁补偿至广州市海珠区南田路昌盛小区，其中莲花一巷一号拆迁补偿总面积叁佰肆拾玖点叁弍叁点平方米，和新凤祥大街8号拆迁补偿面积壹佰肆拾弍点捌叁平方米）及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宝岗茶亭直街34号地房全部属于我名下的继承份额由我女儿周某1继承，特立此据”，落款处立遗嘱人为“周富荣”，并盖有私章和指模，地点为“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住院部消化内科11号病房处之30床”，时间为“2004年3月9日下午14时”，见证人为“邓锦荣”、“李建光”；周某2对该遗嘱提出异议，但经一审法院释明，周某2明确不对该遗嘱是否周富荣本人笔迹、指模和私章申请鉴定。周某1提供了广州市海珠公证处于2013年6月7日作出的（2013）粤广海珠第8828号公证书，载明周富荣于2004年4月24日死亡，周富荣的配偶为杨素坤（于1990年5月27日死亡），周富荣和杨素坤共生育了周某1和周某2、周某3、周某4四名子女，周富荣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周某1和周某2、周某3、周某4申请继承周富荣的遗留财产为以周富荣名义取得住房货币补贴及相应利息，上述财产属于周富荣的个人财产，周某1和周某2、周某3、周某4共同确认周富荣生前对上述遗产没有订立遗嘱或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被继承人周富荣的上述遗产继承后，由周某1和周某2、周某3、周某4各占上述财产的四分之一份额。周某1提供了两份调查笔录，认为该笔录为周某1委托代理人向李建光、邓锦荣进行调查的调查笔录，用于证明遗嘱的真实性。周某1提供了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出院记录，载明患者为周富荣，入院日期为2004年3月3日，出院日期为2004年4月10日，出院时情况为“患者一般情况尚可，仍有上肢乏力，体查生命体征尚平稳，心肺无明显异常，腹稍胀，肝右肋下未及，脾左肋下触诊不满意，移动性浊音（Ⅰ）”。周某2提供了住院病历，用于证明被继承人周富荣立遗嘱时处于精神疲倦、全身乏力的状态，无法订立遗嘱。一审法院认为：周某1和周某2、周某3、周某4均确认周富荣与杨素坤为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了周某1及周某2、周某3、周某4，杨素坤已于1990年5月27日死亡，周富荣的父亲周绪良已于1967年1月6日死亡，周富荣的母亲刘妹已于1976年6月26日死亡，有一审法院（1994）海法民初字第700号民事判决、本院（1994）穗中法民终字第405号民事判决和广州市海珠公证处（2013）粤广海珠第8828号公证书予以证明，予以采纳。周某1和周某2、周某3、周某4均确认杨素坤的父母均已早于杨素坤死亡，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予以采纳。因此，周某1和周某2、周某3、周某4为周富荣、杨素坤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周某1主张位于广州市南区同福东路104号房屋与位于广州市同福东路××房屋实际为同一房屋，且周富荣生前已取得位于广州市南区同福东路104号房屋二楼北外墙外侧起向南延伸3.59米乘以该屋宽度（含墙体）余下产权部分，有一审法院（1994）海法民初字第700号民事判决、（1995）海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及本院（1994）穗中法民终字第405号民事判决、（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予以证明，周某2、周某3、周某4对此亦没有提出异议，予以采纳。周某2主张上述周富荣取得产权部分属于周富荣和杨素坤的夫妻共同财产，考虑到周富荣的父母均于周富荣和杨素坤结婚后死亡，上述产权部分的继承开始于周富荣和杨素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周富荣继承及析产所取得上述产权部分仍应属于周富荣和杨素坤的夫妻共同财产，对周某2上述主张予以采纳，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上述产权部分应由周富荣和杨素坤各占二分之一。周某1主张上述周富荣取得产权部分于1958年10月1日被国家经租，直至杨素坤死亡之后才发还，上述产权部分属于周富荣个人财产，考虑到上述产权部分虽曾由国家经租，但并未变更产权登记，且之后已经实际发放，周某1据此主张上述产权部分属于周富荣个人财产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周某1主张周富荣生前就上述产权部分立下自书遗嘱，提供了遗嘱、调查笔录及出院证明予以证明。周某2虽对该遗嘱提出异议，但经释明，周某2明确不对该遗嘱是否周富荣本人笔迹、指模和私章申请鉴定，周某3和周某4亦没有提出异议，故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予以采纳。鉴于该遗嘱由周富荣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条件，同时出院证明显示周富荣立遗嘱之后尚能出院，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周富荣立遗嘱时缺乏民事行为能力，故认定该遗嘱为周富荣的真实意思。至于周某2认为双方于2013年6月7日在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时，双方均未确认周富荣有遗嘱的意见，鉴于双方于该继承公证中申请继承的周富荣遗留财产为以周富荣名义取得的住房货币补贴及相应利息，双方仅共同确认周富荣生前对该遗产没有订立遗嘱或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并未涉及上述房屋产权部分的遗嘱和继承问题，周某2据此否认上述遗嘱依据不足，不予采纳。考虑到上述产权部份由周富荣和杨素坤各占二分之一，故周富荣就其所占份额所立遗嘱有效，就杨素坤所占份额所立遗嘱无效。依据该遗嘱，周富荣所占上述产权部份中的二分之一份额应由周某1继承。同时没有证据证明杨素坤生前就上述产权份额立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杨素坤所占上述产权部分中的二分之一份额应由周某1和周某2、周某3、周某4各继承四分之一。继承后，位于广州市南区同福东路104号房屋二楼北外墙外侧起向南延伸3.59米乘以该屋宽度（含墙体）余下产权部分应由周某1继承八分之五份额，周某2、周某3、周某4各继承八分之一份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位于广州市南区同福东路104号房屋二楼北外墙外侧起向南延伸3.59米乘以该屋宽度（含墙体）余下产权部分由周某1继承八分之五份额，周某2、周某3、周某4各继承八分之一份额。一审案件受理费5275元，由周某1负担3298元，周某2、周某3、周某4各负担65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房产为周富荣与杨素坤的夫妻共同财产，应由周富荣和杨素坤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因该问题为本案争议焦点，原审已做充分论述，本院与之意见一致，不予赘述。对于周某1提出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原业主对经租房屋丧失所有权的意见，现该批复已经废止，且涉案房产实际上确已发还给原产权人，周富荣亦系因其为原产权人而获取发还的房产，周某1的意见与现实情况及物权法相关精神相违背，自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因杨素坤先于周富荣死亡，故其所占产权份额应由周富荣、周某1和周某2、周某3、周某4五个继承人各继承五分之一，原判遗漏认定周富荣为杨素坤的继承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故周富荣对涉案房产的产权份额应为十分之六，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的产权份额均为十分之一。周富荣去世后，因其生前立下自书遗嘱，其遗产应依据该遗嘱全部由周某1继承，故周某1就涉案房产所占的产权份额为十分之七，周某2、周某3、周某4就涉案房产所占的产权份额均为十分之一。对于周某2提出的周富荣的自书遗嘱不真实的意见，一审已作论述，且周某2并未就此提出上诉，本院不予采纳。周某3、周某4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周某1的部分上诉请求有理，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变更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9838号民事判决为：位于广州市南区同福东路104号房屋二楼北外墙外侧起向南延伸3.59米乘以该屋宽度（含墙体）余下产权部分由周某1继承十分之七份额，周某2、周某3、周某4各继承十分之一份额。一审案件受理费5275元，由周某1负担3691元，周某2、周某3、周某4各负担5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77元，由周某1负担1581元，周某2、周某3、周某4共同负担3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慧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徐俏伶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赵 琳龙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