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105民初1952号原告：童培坤，男，1971年11月26日生，汉族，户籍地在安徽省阜南县。委托代理人：马春兰，执业证号13201200511167141，南京市建邺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告：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苏州工业园民营工业区内。法定代表人：倪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梅兰，女，1990年7月9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户籍地在江苏省江阴市。委托代理人：崔明明，男，1989年10月20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户籍地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被告：上海鸿羽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枫阳路1199号3幢。法定代表人：郑春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魏琦，执业证号13101200411271440，上海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树，男，1971年1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在安徽省阜南县。委托代理人：汪勇，执业证号13101201310113274，北京安博（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童培坤与被告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螳螂公司”）、上海鸿羽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鸿羽公司”）、杨树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4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童培坤及其委托代理人马春兰、被告苏州金螳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梅林、被告上海鸿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魏琦、被告杨树及其委托代理人汪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原告童培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被告补交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社会保险费；3、被告支付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停工留薪期工资85800元。庭审中，原告当庭撤回第2、3项的诉讼请求，并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与被告上海鸿羽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6年4月28日到被告苏州金螳螂公司处从事吊顶工作，工作地点是在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189号江苏大剧院项目部，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未办理社会保险，工资按天计算，每天260元。2016年5月4日下午16时45分许，原告在工作过程中被重物砸伤，被送往南京市中医院进行救治，后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及江苏省人民医院进行治疗，被诊断为：1、盆骨骨折、双侧耻骨骨折、尿道断裂、双侧肺挫伤、骶骨骨折、双膝关节半月板损伤、尿道狭窄、尿道损伤等，现原告在上海住院继续治疗，尚未出院。原告出事至今，被告只支付了前期的治疗费用，后期治疗费用均由原告自付，被告未再支付其他费用，也未进行工伤申报。原告于2016年12月30日进行工伤申报，后该程序因劳动关系不确定而被中止。因苏州金螳螂公司单方认为原告与上海鸿羽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后者并未承认，故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苏州金螳螂公司辩称，1、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的工作内容并非由被告安排，也不受被告管理，原告并非被告招聘的工人，工资也不是被告发放，考勤也不是被告负责，班组被告杨树为被告上海鸿羽公司做工，故原告的主张无事实依据；2、原告系被告上海鸿羽公司招用的工人，其工作受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被告上海鸿羽公司管理，工资由其发放，即便要确认劳动关系，也是原告与被告上海鸿羽公司之间。被告上海鸿羽公司辩称，1、被告没有雇佣原告，也不认识原告，与原告没有劳动关系，被告在南京市建邺区不存在任何劳动合同履行地，且南京仲裁委没有通知被告参加劳动仲裁，故被告认为建邺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2、原告不可能同时与两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与原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支付过任何工资和医疗费用，关于原告受伤的事情被告也不知情，不认可。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被告杨树辩称，1、被告作为主体不适格，本身不具有法人组织资格，其劳动合同关系应当是与其余两被告之间发生；2、事实上，原告是经被告介绍到工地上做工，但事实上，该工地是按照被告上海鸿羽公司的幕后老板成春冬的指令，不断给他介绍工人，来学习GRC项目的安装，承诺以后这帮工人都跟他混，不会缺活干。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苏州金螳螂公司与被告上海鸿羽公司签订有承包协议一份，约定由上海鸿羽公司承包GRC吊顶的制作与安装，工程名称为江苏大剧院综艺厅室内装饰，工程地点为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189号江苏大剧院金螳螂项目部现场，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上海鸿羽公司的签约代表为成春冬，协议中亦约定上海鸿羽公司在该项目的负责代表为成春冬。原告童培坤自述其于2016年4月28日到上述工地从事吊顶的相关工作，同年5月4日下午4时45分许，童培坤在工作过程中被重物砸伤，被送往南京市中医院进行救治，后又先后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总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如医院通知缴费，原告就打电话给杨树或者成春冬，还有一个任工，就有人去医院缴费了，因相应的医疗费票据不在原告处，故原告不清楚具体是谁支付的医疗费，支付了多少，前三次住院大概有20万元左右的医疗费，都已有人支付完毕；原告的病情仍未痊愈，目前仍在上海继续治疗，费用已无人支付。被告上海鸿羽公司提供杨树与成春冬二人于2016年6月24日签字确认的《结算确认书》，记载有：杨树班组承接上海鸿羽公司关于江苏大剧院西侧GRC安装；安装总价为336000元……以金螳螂最终鉴证为结算依据；现杨树班组已经支付工程款190000元，剩余工程为146000元等内容。被告上海鸿羽公司认为上述结算确认书能够证明被告杨树为涉案工程的分包商，公司支付给杨树的款项均为工程款，并非工资，公司并不认识原告，原告极有可能是被告杨树自行雇佣的员工。被告杨树对结算确认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其认为该确认书是在被告上海鸿羽公司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下无奈签订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便签了确认书，但被告杨树仍然是个人，不具备用工主体的资格。2016年12月7日，兴隆派出所接到110报警，梦都大街江苏大剧院内，称有三个大人带着两个小孩在报警人办公室门口闹事，需要处理。民警出警后，现场了解到：原告是苏州金螳螂公司的供货商，前期因工作受伤，××花费20余万元，该公司已结清该笔费用，因后期检查治疗需要钱，苏州金螳螂公司负责人纪传扬称现去看病，后期把医药费付给原告，可原告不同意，经民警协调，苏州金螳螂公司同意先支付2万元给原告。次日，兴隆派出所再次接到报警，梦都大街江苏大剧院项目部有三个大人两个小孩开一辆小车堵门，民警到达现场后，告知原告合理要薪，不要采取过激手段。2016年12月29日，兴隆派出所作出《情况说明》一份，对上述情况予以了说明。2017年2月13日，兴隆派出所再次作出《情况说明》一份，载有：2016年12月7日，建邺区奥体大街江苏大剧院内，民警现场了解，原告系苏州金螳螂公司的供货及安装单位上海鸿羽公司员工，前期因工作负伤（事发时没有报警），××花了20多万元，上海鸿羽公司已经为其结清全部医疗费；原告出院后因后期检查治疗还需花费2万元左右，上海鸿羽公司不予支付，原告以上海鸿羽公司是苏州金螳螂公司的供货及安装单位为由，要求苏州金螳螂公司出面督促上海鸿羽公司前来处理其治疗费用等内容。2017年5月31日，兴隆派出所又作出《情况补充说明》一份，载有：我所于2016年12月29日以及2017年2月13日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中提及的“童培坤系苏州金螳螂公司的供货及安装单位上海鸿羽公司员工，前期因工作负伤（事发时没有报警），××花了20多万元，上海鸿羽公司已经为其结清全部医疗费；原告出院后因后期检查治疗还需花费2万元左右，上海鸿羽公司不予支付”等内容，均系当时现场民警了解情况时当事人自述内容；接警后，民警即联系苏州金螳螂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纪传扬出面协调此事，并告知双方（纪传扬、童培坤）当事人，如若协调未果，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双方表示认可。鉴于兴隆派出所对于涉案纠纷前后出具有内容不一致的情况说明，为了查明案情，本院于2017年6月1日上午前往兴隆派出所进行了调查。该所民警田亚琨陈述，民警出警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是根据现场人员以及报警人的自述，且两次出警的民警也不是同一人，内容可能会有出入，至于本案的原、被告之间到底是何关系，派出所也不做具体的调查，都是根据当事人的自我陈述，认定何种关系需法院进一步调查。本院调取了出警卷宗中的人民调解申请书（2016年12月4日、11日）、人民调解记录（2016年12月11日）、人民调解协议书（2016年12月20日）以及杨树所写《保证书》复印件，原告童培坤认为杨树让其在上海鸿羽公司处干活，在江苏大剧院工地上干活时受伤，因医疗费和以后的事情无法落实，多次找被告要求赔偿，派出所也组织了调解，12月11日的调解记录中记载当事人为童培坤和任宗林，任陈述其只是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童培坤20多万元的医疗费都是公司支付的，但公司也承担不了今后的事情，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保证书记载的内容为，“现有GRC安装班组杨树，今天申请工资约十万元整，余款约剩余四万多，现保证所有工人不再到项目部闹事，如有违反，任凭鸿羽公司和螳螂项目部处罚，特此保证”。原告童培坤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其中任宗林是上海鸿羽公司的员工，其认可支付了20多万元的医疗费，这一点与原告的陈述相一致；被告苏州金螳螂公司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上海鸿羽公司认为上述材料其并未参加，不知情，故不予认可，且任宗林也不是公司的员工，公司从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医疗费，也没有授权任宗林与原告进行人民调解，保证书能够证明原告就是受雇于被告杨树；被告杨树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庭审中，原告提供成春冬所写《承诺书》一份，载有，“现鸿羽公司承接金螳螂大剧院西侧GRC工程，由劳务班组杨树负责安装，在施工过程中，安装工童培坤在卸材料过程中不慎摔伤，现在汤山医院康复治疗，现承诺住院期间不间断医疗费”。除被告上海鸿羽公司外，其余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上海鸿羽公司认为，成春冬仅是公司的一名员工，并不是项目负责人，其无权代表公司出具任何承诺，从承诺的内容来看，也只是成春冬个人承诺，与被告无关。被告上海鸿羽公司提供其代理人对成春冬所做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中成春冬陈述，其确实代表上海鸿羽公司与被告苏州金螳螂公司签订了承包协议，但签订合同时其并非公司的股东、监事，协议中的权限也不包含有可以招聘员工；承诺书确实是其所写，写这份承诺书是因为原告多次到金螳螂江苏大剧院工地上闹事，南京大剧院项目是重大政府工程，在此情况下其被迫写了上述承诺书，很多内容不是事实；杨树是工程的分包商，原告应该是包工头杨树雇佣的，其从未代表公司支付过原告任何医疗费用等内容。原告以及其余两被告对上述笔录均不予认可，认为调查人为被告上海鸿羽公司的代理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杨树提供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以及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交易明细各一份，证明成春冬曾打钱给杨树为原告支付医疗费，上海鸿羽公司打款给杨树为工程款，两者不相同。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苏州金螳螂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明确款项用途。被告上海鸿羽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款项用途均为工程款，被告始终坚持杨树就是分包商。2016年12月30日，童培坤向南京市建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经审核其申报材料，因其劳动关系无法明确，故决定中止工伤认定，并出具宁建人社工中字（2017）第01号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被申请单位苏州金螳螂公司有书面答辩意见，辩称：答辩人缴纳建设工程社会保障费的行为，并不能证明童培坤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关于印发〈关于建设工程社会保障费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施工企业及其分包企业的农民工在我市按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由市征管处直接划缴到市社会保险基金专户”，答辩人之所以为包括童培坤在内的工人缴纳建设工程社会保障费，是因为童培坤参与了涉案项目的施工，但其为答辩人分包企业上海鸿羽公司招用的工人，并非答辩人员工；兴隆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严重不符等内容。原告童培坤于2017年3月14日向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被申请人为本案的被告苏州金螳螂公司和被告上海鸿羽公司，童培坤的申诉请求包含有确认其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上述委员会认为童培坤未能提供其与两申请人同时存在劳动关系的初步证据，遂直接作出宁劳人仲不【2017】12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对童培坤的申请不予受理。被告杨树于2017年4月5日来院做有谈话笔录一份，杨树陈述：其和原告是老乡，被告上海鸿羽公司的老板是成春冬，其与成春冬认识；成春冬打电话给被告说江苏大剧院工地上有活干，其就喊了几个工人，做了个把礼拜被告就不做了；成春冬又让被告找人到工地，被告就介绍了原告；江苏大剧院的项目是被告苏州螳螂公司包给被告上海鸿羽公司的；被告没有与原告谈工资的事情，工资是被告苏州金螳螂公司打给6个人，原告受伤时还没有领过工资，故其工资怎么领取被告不知道；原告出事后，被告一直跟成春冬联系，原告前期的医疗费是成春冬出的，先是分两次打款给被告，后来成春冬就派了公司一个管事的人过来专门处理原告的事情。原告童培坤于2017年5月15日在本院做有谈话笔录一份，原告陈述：其跟杨树是老乡，当时杨树说苏州金螳螂公司承包的江苏大剧院工地上有活干，其就去了，工资是杨树跟原告谈的，260元/天，按天算，工资也是杨树发放，杨树是包工头；在工伤认定阶段，其仅知道苏州金螳螂公司，直到该公司出具答辩意见后才知道有上海鸿羽公司；成春冬是被告上海鸿羽公司在工地上的老板，这个也是听杨树说的，承诺书是成春冬写给原告弟弟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各方均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根据被告苏州金螳螂公司与被告上海鸿羽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杨树与成春冬签字确认的《结算确认书》、杨树所写的《保证书》、成春冬出具的《承诺书》，结合原告童培坤和被告杨树的陈述，可以明确：苏州金螳螂公司作为江苏大剧院项目的总包方，将江苏大剧院综艺厅室内装饰GRC吊顶制作和安装项目分包给了被告上海鸿羽公司，被告杨树自上海鸿羽公司处承接了大剧院西侧的GRC安装工程，原告童培坤与被告杨树系老乡关系，其就在杨树班组下打工，在施工过程中原告受伤。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观上，劳动者有长期、持续、稳定地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意愿，用人单位也有接纳其成为内部职工的意图；客观上，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各项管理，用人单位按月向劳动者发放工资报酬。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劳动合同、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社保缴纳记录、工作牌以及其他任何能够证明其与被告上海鸿羽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原告个人也陈述其仅是经杨树介绍到江苏大剧院工地上干活，工资按天算，由杨树发放，直到受伤后在维权的过程中才知道有被告上海鸿羽公司，由此可见，原告本身并无与被告上海鸿羽公司建立长期、持续、稳定劳动关系的主观意图，也没有从被告上海鸿羽公司处领取相应的工资报酬。综上，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主张与被告上海鸿羽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童培坤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予以免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隽秀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刘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