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506民初4104号原告：陈永军,男,197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松，江苏大名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明亮，江苏大名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孙海艳,女,198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上海华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礼生，上海华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本院于2017年6月2日受理了原告陈永军与被告孙海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永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松、被告孙海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刻归还借款人民币20万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系苏州大同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大同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16年7月5日，被告因大同公司经营缺乏资金，通过该公司拓展部侯某找到原告借款。原、被告商量后，由被告以自己作为借款人向原告借款20万元供大同网络公司使用，以解燃眉之急。当天中午，即由侯某陪同原告到中国银行办理了20万元的转账手续。时至今日，经原告多次催还，被告仍未履行还款义务，故诉至法院，请求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被告孙海艳辩称：当时由大同公司股东曾红州持有该公司99%的股权，曾红州与原告协商一致，出让该公司2%股权即20万元给原告，并在曾红州的指示下将该笔款项打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即本案被告账户下，故原告出资的20万元系大同公司的股权转让金，并非借贷给被告本人使用。经审理查明，被告孙海艳与案外人曾红州均系大同公司股东，被告孙海艳持有该公司1%的股权，并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与法定代表人，曾红州持有公司99%的股权，担任该公司的董事。2016年6月18日，原告与曾红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该协议载明：曾红州同意将其在大同公司所持的部分股权，即大同公司2%的股权转让给原告，股份转让价格为20万元，原告同意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3日内就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完成交割，如原告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应当支付相应的滞纳金。2016年7月5日，原告通过中国银行向被告孙海艳汇款人民币20万元，在该汇款附言中载明“用于大同天下公司运作”。在庭审中，原告自认在2016年9月左右担任大同公司总经理职位是因为公司任命，且只担任了两个月左右。被告对陈永军在公司担任总经理之事实予以认可，但被告认为原告担任总经理的时间为3个月，因为当时有公司股份的股东都会去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其中一部分股东担任了公司的部分职务，例如侯某和原告陈永军。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其还提供了大同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2016年度报告。该报告载明孙海艳、曾红州为大同公司股东，孙海艳为法定代表人，两人分别担任公司监事和执行董事，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曾红州与孙海艳均为认缴出资，认缴出资时间2026年3月9日，实缴0元。原告认为该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故原告不可能向曾红州支付所谓的股权转让款；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是否实际出资与股权转让不存在任何联系。原告在庭审中还申请了证人侯某和蔡某到庭作证。证人侯某在庭审中陈述：我16年6月在大同公司拓展部上班，我和原告陈永军是朋友关系，被告孙海艳当时是大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的真正大老板是曾红州，孙海艳和曾红州是情侣关系，但所有事情都是曾红州做主。原告和曾红州签订的股份协议书我见过的，但不清楚他们为什么签订这个协议。关于原告打给被告的20万元，我是知情的，当时大同公司缺钱，孙海艳向陈永军借钱，商量借钱的时候我在场，当时在嘉福大厦办公室里面，孙海艳想借20万元，说是用于公司运作，陈永军跟我商量之后就同意了，然后就去打钱了，时间大概在七有初，商量错钱的时候有我、孙海艳、陈永军在场。我知道陈永军要在公司入股的事情，最后应当是没有入股，因为钱没有打给曾红州。另外，我当时也是大同公司的股东，占公司1%的股份，但是打钱只打了一半即45000元，当时我和曾红州签过与原告和曾红州签过相同的股权转让协议，后来我不在大同公司上班了，45000元也没有拿回来。证人蔡某在庭审中陈述：我2016年在大同公司拓展部上班，我在2016年6月认识陈永军和孙海艳，孙海艳是大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永军当时是大同公司总经理，曾红州是大同公司董事长。在大同公司成立前曾红州跟我说让我入股，我与曾红州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和原告与曾红州签订的协议内容是一样的，当时我出了50000元，占公司0.5%的股份，后来曾红州又说我投的钱是公司成立之前的，算是我借给曾红州，这个50000元我还没有拿回来。2016年7月5日我听孙海艳提起过向陈永军借钱的事情，但钱有没有借到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当天陈永军出了20万元。当时侯某、陈永军和孙海艳在办公室商量，我在门口，听不太清楚，只听到20万元什么钱不钱的问题，当时我打算进去拿东西，我看侯某、陈永军、孙海艳在办公室谈事情，听到需要20万元，后来我觉得跟我没关系就走开了。被告为证明其辩解，提供了以下证据：大同公司营业执照、曾红州声明书。被告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在曾红州的指示下将该笔股权转让款打入孙海艳账户，故该笔款项系股权转让金并非民间借贷。原告对营业执照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这个声明是在2017年6月21日出具的，所以不可能是一个付款指示。以上事实由原、被告双方各自提供的证据以及本案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或辩解均有义务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案中，原告主张该20万元为借款，其提供了该20万元的银行汇款凭证，被告对收到该20万元之事实无异议，但其认为是原告支付给曾红州的股权转让款，其提供了原告与曾红州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原告对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原告应当支付曾红州2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原告与大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红州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负有20万元股权转让款义务时，其不履行该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转而出借20万元给被告孙海艳用于大同公司运作，原告的该解释过于牵强，不符合常理。现被告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佐证该款项为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原告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就该20万元的款项存在借贷合意。纵观被告的辩解，原告与曾红州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该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与原告汇款的金额一致，原告汇款的时间与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的付款时间间隔亦不远，且原告在付款后不久即在大同公司担任公司的总经理一职，被告辩称原告支付的该20万元系根据曾红州的指示收到股权转让款之辩解，与上述证据载明的事实相符，被告的辩解符合常理。尽管证人侯某在庭审中陈述该款项是借款，但证人侯某本人亦与曾红州签订过与原告内容一致股权转让协议书且支付了一半的股权转让款，上述款项目前尚未拿回，且在庭审中原、被告各方以及证人均认可大同公司目前经营状况不佳，证人侯某与本案的争议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的效力较低，不足以证明原告之主张。证人蔡某在庭审中的陈述并未能证明原告该20万元属于借款之事实，其亦确认与曾红州签订过与原告内容一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与本案的争议亦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的效力较低。另外，从俩证人均签订了与原告和曾红州一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且均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和担任了公司相应职务，结合原告在支付20万元后亦在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之事实来看，亦可进一步印证原告汇款给孙海艳的20万元应是支付股权转让款之事实。尽管原告还称在与曾红州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发现曾红州和孙海艳并未对大同公司实际出资，但鉴于这是一个新型项目、行业前景不错，在此情况下通过拓展部经理侯某出借20万元给孙海艳用来给大同公司运作。原告的该解释不符合常理：首先，如该20万元出借用途是用于大同公司运作的，其应当将该款项交付给大同公司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红州，因为该时其已与曾红州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应当知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曾红州；其次，该股权转让书双方已签字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未协商解除该合同，也不对曾红州履行合同义务，但又愿意出借款项给曾红州实际控股的公司运作，其解释实属牵强；再次，其该时认为大同公司是一个新型项目行业前景不错，其放弃本能作为公司股东享有新型行业发展的利益的重大机会，转而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无息的支持大同公司的发展，且不将借款交付给大同公司或大同公司实际控制人，而是将借款出借给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孙海艳，且不需要借款人孙海艳出具任何借款凭证而恣意出借20万元，原告的种种解释实难自圆自说，完全背离了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人之基本逻辑，纯属狡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永军之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2150元，由原告陈永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判员  陈柏安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凤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