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苏01行终3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金荣，男，1963年4月12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代理人周志云，江苏袁胜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全，江苏袁胜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红花派出所，住所地在南京市秦淮区东瓜匙路186号。负责人岳真，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红花派出所所长。委托代理人黄勇进，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民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住所地在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巷18号。法定代表人嵇艳霞，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顾慧珠，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民警。原审第三人朱金玉，女，1964年10月5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代理人简志孝（系朱金玉之夫），男，1961年12月28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代理人朱金富（系朱金玉之兄），男，1959年11月4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上诉人朱金荣因诉被上诉人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红花派出所（以下称红花派出所）、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以下简称秦淮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6）苏8602行初82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金荣及委托代理人周志云、张全，被上诉人红花派出所的出庭负责人刘元四及委托代理人黄勇进，被上诉人秦淮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顾慧珠，原审第三人朱金玉及委托代理人简志孝、朱金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朱金荣与朱金富、朱金玉系兄妹，朱金玉与简志孝系夫妻。2016年6月12日11时30分许，朱金富、简志孝、朱金玉与朱金荣因家庭纠纷，在本市秦淮区大明路129号-1六楼朱金荣的办公室发生争执，期间，朱金富、简志孝与朱金荣发生肢体冲突，造成朱金荣轻微伤。朱金荣遂报警，红花派出所接警后至现场处警，对朱金荣的报警予以受案并进行调查。因涉及家庭纠纷，红花派出所通知朱金荣调解，朱金荣拒绝调解，并要求对朱金玉等三人予以处理。2016年8月12日，经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朱金荣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2016年8月16日，红花派出所作出秦公（红）行罚决字〔2016〕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简志孝罚款500元。同日，红花派出所还作出秦公（红）行罚决字〔2016〕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朱金富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红花派出所认为朱金玉违法行为无事实依据，对朱金玉未予处罚。朱金荣不服，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各级公安机关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在其权限范围内依法履行职责。本案中，针对朱金荣2016年6月12日所报的警情，秦淮公安分局所属红花派出所及时指派民警出警至事发现场予以处理，进行受案登记并对该起纠纷作了充分调查。因案件涉及家庭纠纷，红花派出所积极组织双方调解，在朱金荣多次拒绝调解后，即依据调查情况，对违法行为人朱金富、简志孝及时作出处理，已履行治安管理职责。朱金荣诉称朱金玉也对其进行殴打，因无证据证实事发时朱金荣与朱金玉存在肢体冲突，故对朱金荣诉称意见不予采纳。《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决定，其中第（三）项规定，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公安机关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中，红花派出所经调查后，认为朱金玉没有违法事实，应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红花派出所未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属程序瑕疵，应予以改正，但不足以认定其未履行保护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的法定职责。朱金荣同时起诉红花派出所和秦淮公安分局不作为违法，并诉请责令秦淮公安分局与红花派出所履行法定职责，给予朱金玉行政处罚。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本案中，朱金荣报警称其被朱金玉及朱金富、简志孝殴打，红花派出所经调查后认定朱金富、简志孝殴打朱金荣的行为违法并分别对二人作出了罚款处罚，因认为朱金玉没有违法行为，故未对朱金玉作出处罚决定。朱金荣对红花派出所的上述行为不服，应当以红花派出所为被告，朱金荣起诉秦淮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朱金荣将秦淮公安分局列为本案共同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朱金荣起诉秦淮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裁定驳回其对秦淮公安分局的起诉。红花派出所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上有瑕疵但不足以认定其未履行保护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的法定职责。朱金荣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驳回朱金荣对秦淮公安分局的起诉，驳回朱金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朱金荣负担。上诉人朱金荣上诉称：一、上诉人于案发后的2016年8月15日分别向秦淮公安分局及红花派出所邮寄刑事（行政）立案报案书，以书面形式要求立案处理，该报案函件均被正常签收，两被上诉人均未依法对违法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也未向上诉人下达行政立案或不立案的书面决定，两被上诉人己涉嫌行政违法，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朱金荣对秦淮公安分局的起诉无事实或法律的依据。被上诉人秦淮公安分局及红花派出所在接到报案材料后，未对朱金玉作出任何处理，称朱金玉并未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然而一直未说明理由。《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投案人，并说明理由。”庭审中，一审人民法院调取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送达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执法记录仪录像，录像显示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告知不予处罚的理由，也未提交不予处罚的行政决定。一审法院于判决书中认定，红花派出所未作出不予处罚的行政决定，属于程序瑕疵。上诉人认为，一，两被上诉人在接到报案后，均未依法进行处理，即使朱金玉未参与对上诉人的侵害，两被上诉人也未依法告知上诉人不予处罚的理由，更未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并送达上诉人，两被上诉人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朱金荣对秦淮公安分局的起诉无事实、法律依据。二、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充分质证了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询问笔录存在着严重的后期人为修改情形。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曾书面请求一审法院调取涉案三名责任人的询问笔录的同步录像，未得准许，上诉人依法再次申请被驳回。一审判决对询问笔录之疑点问题予以回避，仅写明所谓“对证据4-5中朱金玉、朱金富及简志孝的询问笔录真实性不予认可”，二审人民法院应当查明案件事实并予以纠正。被上诉人红花派出所提交的2016年6月12日17时至18时08分针对朱金玉的询问笔录中，没有被传唤人的到案经过，到达时间及离开时间，也无被传唤人的签字确认时间，更无公安机关通知被传唤人家属的相关信息，上述问题在2016年6月12日16时30分至17时45分，以及2016年7月18日15时39分至16时06分对朱金富的询问笔录，对2016年6月12日18时12分至19时18分，以及2016年7月18日15时26分至17时10分简志孝的询问笔录也有出现。因此上诉人认为，上述询问笔录作出的真实时间，及制作过程存有疑点。此外，上述多份材料存在着内容雷同或近似雷同的情况。在简志孝2016年6月12日18时12分，以及朱金富6月12日16时30分的询问笔录中，“当时打架的现场有哪些人围观？”、“当时在办公室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有无他人在场？”、“你们发生冲突的具体位置？”两份笔录在段落安排次序以及语句衔接上，三问三答完全一样，可是询问笔录的最后落款却显示主持询问的办案民警确为完全不同的两批人，且询问安排时间也是不同的，上诉人认为这一问题在客观上是无法做出合理性解释的，朱金富2016年6月12日16时30分询问笔录和7月18日15时的询问笔录也存在类似问题，在“具体谈谈今天上午的经过？”和“具体谈谈今年6月12日当天的情况？”的回答部分，事隔l个多月两份笔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高度相似。上诉人认为，上述笔录的内容涉嫌人为修改或复制后再行修改，显然失去了还原案件事实的基本功能。被上诉人红花派出所于一审庭审中出示上述询问笔录，并以此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无法律依据。上诉人于一审庭审质证阶段，充分质证上述证据，要求公安机关给予解释，然而公安机关对此闪烁其词。上诉人认为，本案涉案三人的询问笔录之制作过程，对本案事实的认定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公安机关对本案事实及性质的认定。上诉人朱金荣在无法取得材料的情况下，书面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取，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审法院不予调取且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无说服力，属偏听一方之意见，二审法院在审查本案之时应当给此予高度的关注。三、朱金玉参与殴打上诉人属于客观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无证据证实事发时朱金荣与朱金玉存在肢体冲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为查明本案之事实，请求一审法院调取目击证人刘某,4、黄某,4的询问同步录像未果，二审法院应当依职权调取并在查清案件事实基础上纠正一审判决的认定。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红花派出所声称无证据证明朱金玉参与侵害他人，然而在其提交的对目击证人刘某,4的询问笔录中，刘某,4明确表示，6月12日案发当日，其正在隔壁办公室正常办公，听闻朱金荣的办公室有异常响动，并强调该响声并非通常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声响，而本案的三名涉案人在笔录中均声称其在进入朱金荣的办公室后，先与朱金荣发生口头争执，继而发生肢体冲突，考虑到朱金玉等三人与案件处理结果具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红花派出所应当优先考虑采信目击证人的陈述，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调查以便核实真相，况且目击者刘某,4在随后的陈述中表示，在听闻异常响声后，其来到走廊发现同事黄某,4亦在事发现场，然而在前期的举证过程中，无论是秦淮公安分局，还是红花派出所均未出示对同为目击者的黄某,4的询问笔录。一审过程中，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刘某,4、黄某,4的询问同步录像但未能取得，本案事实未能查清。一审法院认定，无证据证明朱金玉参与肢体冲突属认定武断。四、一审法院忽略本案的恶劣性质，认为因上诉人无证据证实事发时与朱金玉存在肢体冲突，故而认为被上诉人认定朱金玉没有违法事实系正确的，其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判决的基调明显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针对人民警察的特殊保护相矛盾。上诉人认为，朱金玉殴打上诉人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从目击证人刘某,4的询问笔录中己完全可以认定出这一不争的事实。另作为本案的第一目击证人黄某,4曾明确告知上诉人，其看到上诉人被三名违法行为人殴打并曾接受办案机关的询问，有笔录留存，然被上诉人却有意隐瞒该份询问笔录的存在。庭审中，上诉人多次提及该情况，在随后的书面代理意见中言明了该份笔录对本案的重要意义，被上诉人未对此予以回应，一审法院也未组织调查。在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其认定朱金玉不存在违法事实的理由系来自朱金玉的自述以及另两名违法行为人的陈述，然而本案的监控录像显示，案发当日有多名民警出现在现场，其中黄某,4系本案现场的第一目击证人，对当时的现场情况最为了解，其亦是能直接反映朱金玉是否参与违法行为之中。被上诉人直接采信违法者之自述，办理流程明显有违常理。同时，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甚至表示朱金玉应作为本案的目击证人，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对事件性质认定的混乱。故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朱金玉不存在违法之事实。在上诉人提交初步证据后，被上诉人未提交影响本案性质认定的关键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据此，上诉人认为，两被上诉人在本质上未查清本案的事实，被上诉人仅仅采集涉案行为人的所谓询问笔录即认定朱金玉未参与殴打他人缺乏说服力，二审法院应当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对一审判决进行纠正。此外本案系行政诉讼，上诉人自提起诉讼之时，即一再要求公安机关履行法律职责，处理涉案的责任人。上诉人自身即为一名人民警察，其权益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朱金玉伙同他人在秦淮公安分局办公大楼内对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中的人民警察进行殴打，性质恶劣。该三人的违法行为在客观上己经构成了对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阻碍，主观上持放任乃至积极追求的态度，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应予严惩。被上诉人认定本案情节轻微，显然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相悖。综上，上诉人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确认红花派出所、秦淮公安分局对朱金玉不予行政处罚违法，并责令两被上诉人对朱金玉予以行政处罚，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红花派出所答辩称，红花派出所对于朱金荣所申请的事项已经从实体上受理、调查并作出了处理决定，上诉人朱金荣所称的红花派出所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关于是否出具书面决定的问题，因为在公安机关受理后查明，本案是一起案件，涉及的嫌疑人两名，在相关的处罚决定中已经列明，相关的事实也已经作出认定。至于其他人的证言问题，那是红花派出所对事实认定、对证据审查采信的问题。根据本案所调查的证据无法认定朱金玉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行为。被上诉人红花派出所严格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展开的调查，上诉人称笔录造假是其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红花派出所对行政相对人所提出的请求事项已经作出了实体上的处分，履行了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朱金荣上诉状中所说的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秦淮公安分局答辩称，秦淮公安分局已经把案件交由下属红花派出所处理，红花派出所对案件进行了调查并依法作出了处理决定。上诉人朱金荣将秦淮公安分局作为一审共同被告系错列被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朱金玉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红花派出所及秦淮公安分局的意见。本案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及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认定，原审质证、认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一审判决认证的证据予以认可。上诉人朱金荣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请求严惩简志孝的书面申请一份，证明简志孝于2017年4月27日在秦淮法院再次殴打上诉人，其称已经悔改不可信。证据2、紫杨佳园小区居民在2017年3月26日所出具的联名信一份；证据3、秦淮区中华门街道长干里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7年3月2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据2－3证明上诉人与简志孝等之间虽有家庭矛盾，但该矛盾主要的制造者系简志孝等人。证据4、2016年5月27日关于南京女子监狱简梦影违规招警的举报信一份；证据5、2016年6月6日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纪委赵主任的电话录音文字整理稿一份；证据6、2016年7月25日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纪委赵主任的电话录音文字整理稿一份；证据4—6证明本案的发生系因上诉人家属举报朱金玉的女儿违规招警，简志孝等对其进行报复，遂进入秦淮公安分局殴打正在办公的上诉人。证据7、2016年7月3日上诉人朱金荣举报秦淮公安分局局长嵇艳霞的举报信一份，证明因上诉人朱金荣在秦淮公安分局内遭到殴打，两被上诉人一直未被处理，上诉人向上级部门举报，后来在处理本案过程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不公正处理。被上诉人红花派出所对于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上诉人朱金荣提交的证据1－7均不属于新证据，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秦淮公安分局同意红花派出所的质证意见。原审第三人朱金玉对于朱金荣提交的证据1—7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朱金荣所提交的证据1－7不属于新证据，且与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机关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在其权限范围内依法履行职责。《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该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本案中，朱金富与朱金荣系兄弟、朱金荣与朱金玉系兄妹关系，因家庭矛盾发生纠纷，于2016年6月12日发生肢体冲突，致上诉人朱金荣轻微伤。该冲突系由家庭矛盾引起，并非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规定的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情形，不符合该条规定的应当予以从重处罚的条件。朱金荣报警后，秦淮公安分局所属红花派出所及时指派民警出警至事发现场予以处理，受案登记并对该起纠纷进行调查。因案件涉及家庭纠纷，红花派出所积极组织双方调解，因朱金荣多次拒绝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红花派出所依据调查情况，对违法行为人朱金富、简志孝及时作出处理。因无证据证实事发时朱金荣与朱金玉存在肢体冲突，故对朱金玉未予行政处罚。被上诉人红花派出所所作处理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上述规定。关于上诉人朱金荣提出的原审第三人朱金玉参与对其殴打，公安机关应当给予朱金玉行政处罚的问题，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在获取证明当事人具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证据的情况下方能给予行政处罚。本案中，红花派出所经调查取证，除上诉人朱金荣称朱金玉参与对其殴打外，其他相关人员均未能提供证明朱金玉参与殴打的证据。证人刘某,4在调查中称，事发时朱金荣的办公室只有朱金荣一人在，朱金荣所提出的其同事黄某,4当时也不在该办公室内。至于在秦淮公安分局六楼走廊中发生的冲突，相关证言及红花派出所调取的监控视频均可以证明朱金玉未参与殴打朱金荣。因经调查未能获取朱金玉参与殴打朱金荣的证据，故红花派出所未给予朱金玉行政处罚正确。关于上诉人朱金荣提出的相关证据存在问题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未载明相关的时间确有不当，但不影响其记载内容的效力，且相关内容已经得到相关当事人的认可。询问笔录中记载的询问内容为调查中应当重点查明的事实，在多份笔录中反复询问并得到基本相同的回答，该回答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也证明了红花派出所认定的案件事实符合客观情况。至于上诉人朱金荣提出的申请调取证据问题，一审法院在收到申请后已经予以依法处理，其处理方式并无不当。综上，本案被上诉人红花派出所在收到上诉人朱金荣的报案以后，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行了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其调查处理程序亦无不当。上诉人朱金荣与简志孝等发生的冲突由红花派出所受案并进行调查、处理，被上诉人秦淮公安分局并未参与，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朱金荣对秦淮公安分局的起诉正确。上诉人朱金荣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金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洪途代理审判员  杨欣代理审判员  张辉二〇一七年七月四日书 记 员  孙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