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新2327民初982号原告：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木萨尔县满城路祥和小区3栋1楼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法定代表人：黄其博，男，195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登雄，系宁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寅，男，1986年6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乌鲁木齐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贝贝，系新疆西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博公公司）与被告曹寅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7年5月22日、2017年6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登雄、被告曹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贝贝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赔偿1840829.14元，其他损失30万，合计2140829.14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7月，原告公司成立，同年8月，原告聘用被告曹寅为办公室主任。为便于被告履行职务，同年9月3日，原告公司的副总监蓝斌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机构代码正副本，合同专用章、公章移交给被告保管。公司成立后，由于原告拟投资的项目因政策调整而流产，导致股东及公司内部发生矛盾而面临解散。至2013年10月28日，公司董事达成了【2013】101号决议，决定自2013年11月11日起，公司全体员工（包括高管）停发工资并不得报销所有差旅费和相关费用。为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其博与副总仇高君、被告曹寅矛盾激化。被告曹寅为配合仇高君等人控制公司，公然强行占有公司全部印章和财务账册、凭证。同月，曹寅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将社会保险等手续转移至其他单位。鉴于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其博已丧失公司的控制权，但为避免可能发生的法律风险，黄其博于2014年1月8日发表声明，并送交吉木萨尔县工商、税务、银行、准东五彩湾经发局等单位和个人。声明原告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财务账册、凭证、账簿及公司证照被其他股东收取，法定代表人黄其博对公司之后的一切行为及债权债务关系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此后，黄其博便离开公司忙于其他事务。直至2014年8月7日，原告方得知，黄其博脱离公司控制权后，仇高君与掌握公司印章且已经辞职的曹寅串通，利用其手中掌握的各类公司印章为仇高君伪造书证，于2014年1月20日向新疆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起诉原告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虚假的债务。曹寅未经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黄其博的授权，直接用手中掌握的公司印章，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为自己出具授权委托书出庭参加诉讼。庭审过程中，曹寅擅自与仇高君达成调解协议，其调解金额与仇高君所诉的标的额分文不差。新疆吉木萨尔县法院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而制作了（2014）吉民初字第124、12、138号民事调解书和（2014）天劳仲调113号仲裁调解书，分别要求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仇高君各项费用30万元、5.6万元、315861.08元和1168968.06元。以上四份法律文书确认金额合计为1840829.14元。仇高君向新疆吉木萨尔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追加法定代表人黄其博为被执行人，作出裁定划拨黄其博存款200余万元。原告于2015年1月得知吉木萨尔县法院扣划黄其博个人银行存款。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惩治被告曹寅的无权代理行为，曾向吉木萨尔县法院、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吉木萨尔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撤销以上民事调解书，并于2015年2月12日向吉木萨尔县公安局控告被告曹寅的犯罪行为，但均被予以驳回。原告认为，被告曹寅已经辞职，并在未经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黄其博授权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司印章，帮助他人出具虚假证据，擅自制作授权委托书，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与仇高君达成调解协议，其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必然发生的损害事实，严重侵犯了原告公司的合法权利，导致公司不能及时清算注销，并且为纠正错误法律文书支出了大量的律师费、差旅费。现诉至法院请求依法作出判决。被告曹寅辩称，1、本案不属于平等主体的法律关系，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对被告具有管理和监督职权，被告有服从安排和接受管理的义务。被告曹寅轻信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其博给付工资10万元承诺，自行缴纳社保，坚持工作到2015年5月，发现原告不兑现承诺才离开公司，被告是履行职务行为，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被告2013年强占公司印章，原告不闻不问，直到2014年8月申请重刻公章，不合常理，与事实不否。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本应由原告公司承担的债务，实质是将原告公司负担的债务转嫁给员工承担，明显违反公平原则。2、被告不存在侵犯公司利益的事实。被告代表原告出庭参加诉讼得到了原告公司的授权，2010年9月，被告应聘担任原告公司的办公室主任，2014年收到法院传票后，由于当时公司的股东黄其博与吴小红均不在新疆，被告打电话向黄其博与吴小红二人汇报后，黄其博与吴小红二人让被告出庭处理此案，并承诺处理完案件后将拖欠被告曹寅的10万元工资付清。因此被告代表公司处理了仇高军与原告公司的四起案件，与仇高军达成了协议，并由法院和劳动仲裁委出具了民事调解书和仲裁调解书。因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实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其博存在转移侵占公司4000余万元的存款的事实，仇高军向法院申请黄其博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黄其博不仅不支付欠款，还将被告诉至法院。原告公司没有采用过印章管理制度，被告作为原告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在使用印章过程中，按照平时的工作方式，通过电话方式请示同意后才使用印章参加诉讼。原告公司存在欠付仇高君款项的事实，若原告认为不欠仇高君的款项，可申请对民事调解案件进行再审，不应当提起该案的诉讼，仇高君所持的欠条加盖的是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公司公章，公司欠仇高君的工资、福利待遇、招待费的事实是经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其博签字确认的，被告并没有伪造欠条给公司带来损失。公司欠仇高君的工资、福利待遇、招待费应当支付。原告公司认为被告与仇高军串通伪造证据，就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调解书向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被依法驳回，申请检察机关抗诉被依法驳回，申请公安机关追究被告与仇高君刑事责任，经调查后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以上事实可以确认被告不存在侵犯原告公司利益的情形。3、原告的利益未受到任何损失，其主张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果原告公司不存在欠付仇高君各项费用的事实，被告的行为可能造成公司损失，本案中，原告公司存在欠仇高君各项费用的事实，无论是否有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调解书或仲裁调解书，原告公司都应支付欠款，公司利益并未受损。公司能否解散需要召开股东会、进行审计、清算等法定程序。公司股东矛盾激化，无法召开股东会，造成公司无法解散，是公司管理不善原因造成，与被告无关。关于为纠正民事调解书支出的律师代理费问题，涉案民事调解书通过再审是正确的，原告支出的律师费及交通费并不是被告原因造成的，是其应当支付的费用。原告提出的律师费没有相应的票据支持，不存在被告造成原告利益损失的事实，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并在卷佐证。1、2010年9月3日文件移交目录三份。拟证实：2010年9月3日，原告博公公司的副总经理蓝斌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合同专用章、公章等移交给行政主管曹寅，法定代表人黄其博签字证明。被告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公章合同专用章一直由被告保管，另外财务专用章未向被告移交。2、新疆博公投资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拟证实：2013年12月27日，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其博起草股东会决议，表明其已丧失公司控制权，提请股东重庆祥宁房地产开分公司和仇有乾，要求另行指定资料和印章管理人，否则，此后发生的法律责任概不负责。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不是股东会决议，只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没有其他股东的签字，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3、2014年1月8日《声明》一份及特快专递回执单六张。拟证实：2014年1月8日，原告博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其博向新疆吉木萨尔县工商局、国地税局、农村信用合作社、五彩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公司另一股东重庆祥宁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小红和宁夏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寄送书面声明，表明自2013年12月27日起，原告博公公司所有印章、财务账册、凭证、账簿被其他股东收取，黄其博对博公公司之后的一切行为不承担责任。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声明是华夏公司单方出具的证明。快递单没有签收人的签字，无法证明邮寄的材料内容。该《声明》中说公司的公章和合同章被其他股东收取，可看出被告在这个时间段不掌管公司的公章和合同章。4、公证书一份。拟证实：1.博公公司的副总经理蓝斌证明2013年12月27日，黄其博向曹寅要公司公章等印章，在场的仇高君称是公司另一股东吴小红不让把公司印章交给黄其博，并且仇高君当众给吴小红拨通免提电话，吴小红在电话中明确公司印章、财务凭证等资料不能交给黄其博。2.博公公司与各高管、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均为三年，即2010年9月至2013年8月。自2010年9月3日起，博公公司所有印章均不在黄其博手中保管。自2013年12月27日起，黄其博丧失对博公公司的实际管控，公司所有印章资料均在吴小红、仇高君和曹寅的控制之下，黄其博根本不可能授权曹寅参加诉讼和仲裁活动。被告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使用。蓝斌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其博都是深圳华夏园林建筑有限公司的股东，双方具有利害关系。5、吉木萨尔县法院（2014）吉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调解书及其所依据的欠条一份。拟证实：2014年1月20日，仇高君凭借伪造的欠条起诉原告博公公司，要求公司偿还借款30万元，曹寅作为该案件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没有委托代理权限，且原告提交的欠条后加盖财务专用章，而被告曹寅不掌管财务专用章。6、吉木萨尔县法院（2014）吉民一初字第127号民事调解书及其所依据的欠条一份，拟证实：2014年1月20日，仇高君凭借伪造的欠条起诉博公公司，要求公司偿还垫付的招待费用56000元，被告曹寅作为博公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诉讼。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欠条伪造的，不能证明被告没有委托代理权限，原告提交的欠条后加盖财务专用章，而被告曹寅不掌管财务专用章。7、吉木萨尔县法院（2014）吉民一初字第138号民事调解书及其所依据的欠条一份。拟证实：2014年1月20日，仇高君凭借伪造的欠条起诉博公公司，要求公司偿还仇高君购车费用及车辆使用费共计315861.08元，被告曹寅作为案件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欠条是伪造的，不能证明被告参加诉讼没有委托代理权限，原告提交的欠条后加盖财务专用章，而被告曹寅不掌管财务专用章。8、天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4）天劳仲调113号调解书及其所依据的劳动合同和欠薪证明。拟证实：2014年3月26日，仇高君凭借伪造的劳动合同和欠薪证明，向天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博公公司偿还仇高君工资、经济补偿金共计1168968.06元。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欠条是伪造的，不能证明被告参加诉讼没有委托代理权限，原告提交的欠条后加盖财务专用章，而被告曹寅不掌管财务专用章。9、吉木萨尔法院（2014）吉执字第523、524、525和536号执行裁定书共四份。拟证实：2014年9月，仇高君向吉木萨尔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15年1月8日，追加黄其博为被执行人并扣划黄其博个人账户内存款200余万元。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执行裁定是要求黄其博承担博公公司应承担的义务，没有侵犯博公公司的利益。对于扣划的黄其博的200万元，已经退回。10、吉木萨尔法院（2015）吉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和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昌中执复字第6号执行裁定书。拟证实：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吉木萨尔县法院（2014）吉执字第523、524、525和536号执行裁定书。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昌中执复字第6号执行裁定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并没有撤销吉木萨尔县作出的民事调解书。裁定书认为黄其博将原告公司的财产转移到个人账户应另行起诉解决，已经另行起诉。11、昌吉州中院（2014）昌中民申字第94、95和96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拟证实：2014年10月，博公公司向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吉木萨尔法院作出（2014）吉民一初字第124号、127号、（2014）吉民二初字第128号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被昌吉州中院驳回再审申请。原告为了纠正4份调解书的错误追究仇高君和曹寅的违法行为，通过不同的途径主张权利。被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民事裁定书在本院认为部分明确指出，申请人博公公司没有证据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证实，驳回其再审申请。该裁定书证明了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是根据自愿原则作出的，并不能证明被告无权代理，并给原告公司造成损失。12、受案回执一份。拟证实：2015年2月12日，原告博公公司向吉木萨尔县公安局报案，控告仇高君、曹寅的诈骗行为，吉县公安局决定不予立案。原告为了纠正4份调解书的错误及追究仇高君和曹寅的违法行为，通过不同的途径主张权利。被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更能够证明被告不存在擅自串通仇高君串通进行诈骗的事实。13、吉木萨尔县检察院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拟证实：2015年6月9日，博公公司就吉木萨尔人民法院作出124号、127号、128号民事调解书向吉木萨尔县检察院提起抗诉申请，该院受理后驳回申请。原告为了纠正4份调解书的错误及追究仇高君和曹寅的违法行为，通过不同的途径主张权利。被告质证认为，对受理通知书真实性认可，更加可以证实吉木萨尔人民法院（2014）吉民一初字第124、127、128号民事调解书符合当事人自愿原则，被告不存在串通仇高君诈骗的事实。14、法律服务合同一份。拟证实：2014年9月28日，原告为挽回公司损失，聘请新疆亿铭律师事务所唐玉巧律师办理申请再审。约定律师服务费为8万元，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其博先行支付了4万元。被告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法律服务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收条不符合律师行业收费规范，律师不能以个人名义出具收条，未开具相关发票，不能证明原告的损失。15、委托协议书一份。拟证实：2015年5月27日，原告为挽回公司损失，委托胡新、于国栋办理（2014）吉民一初字第124、127、138号民事调解书和天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4）天劳仲调113号调解书的抗诉、公安立案事宜。为此花费100000元.被告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法律服务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收条不符合律师行业规范，不能以律师个人出具收条，应当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并开具相关发票。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因吉木萨尔县法院民事调解书所产生的损失，没有相关的票据支持。16、博公公司股东会决议、章程及公司工商登记查询档案各一份。拟证实：2010年7月15日，博公公司股东（深圳市华夏园林建筑工程公司、重庆祥宁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准东五彩湾煤电煤化工开发建设服务中心）签订公司章程，出资额分别为55%、35%和10%。其中对法定代表人权限做出”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文件”的规定，同时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黄其博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和总经理。被告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跟本案没有关联性。17、深圳华夏园林建筑工程公司（2010）001号文件一份。拟证实：原告公司的股东之一深圳市华夏园林建筑工程公司所持55%的股份中15%实际持有者为新疆高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即为仇高君。被告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深圳市华夏园林建筑工程公司是黄其博自己控制的公司，对该股东会上说的15%的股权转让只有一个股东会的决议，无法证实是否存在转让。并且在全国工商企业信息网上查询不到该公司的股权转让情况。该股东会的决议跟本案没有关联性。18、博公公司印印鉴使用管理办法一份。拟证实：博公公司公章等印签使用管理的具体办法及程序，其中对公章的使用必须填写《印鉴使用申请单》，说明用途并附需盖章文件，由部门领导审核，董事长或常务副总审批后，将申请单原件交行政办公室备存方可使用；财务印章的使用除《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之外的日常用印外，必须填写《印鉴使用申请单》。未填写《印鉴使用申请单》私自用印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当事人承担。被告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是复印件，在公司的所有管理办法中应当有股东的签字，印鉴的使用办法具体有无落实无法了解。据被告了解，印鉴使用管理办法从来没有实际管理，并且没有印签使用登记表，如果原告公司认为存在，可以相应提供。19、《博公公司第一次董事会针对经营班子高层第一次决策会议研究确定的公司发展近期原则事项的决议》、博公综字（2010）005号和（2011）001号文件各一份。拟证实：2010年7月11日，9月16日和2011年7月11日，博公公司分别对高层管理人员薪资标准做出规定，其中对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薪资按60%发放，剩余40%按规定完成的指标执行。其中薪资管理办法是被告曹寅提供的。被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因为是复印件。三份证据均说明博公公司分别对高层管理人员薪资标准做出规定，其中对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薪资按60%发放，剩余40%按规定完成的指标执行，而薪资的发放应当有公司对所有的高管和员工进行考核，但没有相应的考核文件，且该证据跟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证实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利益。20、博公公司公司决议一份。拟证实：2013年1月7日，博公公司对公司主要人员年薪进行调整，其中规定无效益时领取60%，剩余40%只有在五彩湾工程项目实施时方可一次性发放。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也证明了原告欠高管的工资共计1175736.3元，未具体说明欠哪几位高管的。21、民事调解答辩书、报案材料一份。拟证实：2013年12月31日起，博公公司的帐薄、公章、财务章均掌握在仇高君、曹寅手中，为此深圳市华夏园林建筑工程公司向吉木萨尔县公安局和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反映情况，并请求追究其法律责任。被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公安机关没有行立案侦查，民事调解答辩书和报案材料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以上证据1、5、6、7、8、9、10、11、12、16被告认可，可以证实客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3、4、13、14、15、17、18、19、20、21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综合予以认定。被告就其辩解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0年8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一份、原告公司（2010）001号人事令一份、社保记录四份。拟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博公公司聘用曹寅为公司办公室主任，月薪6666.67元，合同期限为2010年8月16日至2016年8月16日；社保记录从2010年9月开始，原告公司为被告缴纳社保。被告作为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保管公司公章，但没有保管财务专用章，直至2014年5月份，被告曹寅仍在博公公司工作，博公公司为被告曹寅缴纳社会保险至2014年2月。2014年2-5月的社保，公司承诺由个人先缴纳后公司予以现金补偿。原告博公公司称2013年11月就与曹寅解除劳动关系不属实，事实是被告曹寅留在公司处理善后事宜，不存在被告曹寅于2013年11月强占公司公章与仇高君恶因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原告质证认为，对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并没有原告的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其博的签名。由于公司合同专用章由曹寅本人掌管，因此该证据是由被告曹寅自行填写并私自加盖合同专用章的虚假合同。对于原告公司的人事令真实性无异议。对社保记录的真实性部分有异议，自2013年12月，原告即与被告曹寅解除劳动合同，此后并未给曹寅缴纳社保，曹寅为续延社会保险而利用公司印章为其办理2014年以后的社保是其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2、2010年9月14日，新疆博公投资管理公司的薪资管理办法。拟证实：被告不是原告公司的高管，根据薪资管理办法以及黄其博签字的条款中反映出高管的年工资36万元，但是被告年工资只有79000余元，所以被告不是原告公司的高管，原告公司发的薪资结构是先发60%+40%绩薪，实际从来都没有发过绩薪，所以原告公司欠所有员工的工资。原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管理办法中明确公司员工的薪资标准采取的是附条件的发放方式，即先行发放60%，只有在公司投建的项目落地后才补发剩余的40%。但事实上项目未落地，公司发放剩余40%的义务无从谈起。被告曹寅是不是公司的高管与本案没有关系，即便他不是公司的高管，也不能逃脱其无权代理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3、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其博承诺函一份。拟证实：原告博公公司确实拖欠仇高君工资1129380元，招待费56000元，车辆购置及相关费519746元和借款，欠曹寅工资96000元，共计1795126元，且经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其博签字认可并同意支付。原告确实拖欠仇高君的工资及其他费用，即使没有仇高君诉博公公司的诉讼，博公公司仍应当支付该欠款，被告没有给原告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失，并非是被告和仇高君恶因串通。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实被告曹寅具有代表原告公司参加仇高君起诉原告的四起案件的合法授权。公司是否欠仇高君相关的薪酬，与被告曹寅是否有权参加诉讼没有关系；正由于原告公司的薪资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公司所有员工的工资先行发放60%，剩余的40%只有在公司投建的五彩湾煤电基地项目落地为条件方予发放。承诺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且承诺函虽有黄其博的签名，但是另附有条件，条件是”由吴小红、仇有乾在本月31日到后共同确定如何支付，支付日期也由以上人员共同确定”但截至目前为止，黄其博、吴小红、仇有乾始终未共同就薪资支付一事做过任何协商，因此承诺函所载明的薪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4、吉木萨尔县公安机关证明一份、晨报遗失公告一份。拟证实：2014年8月11日，原告在吉木萨尔县公安局刻公章一枚，序号为6523270005178。原告所说的被告在2013年11月强占公司公章的情形不存在，否则黄其博和公司早在2013年11月就可以以丢失为由重新刻制公司公章并向公安机关报案，不会等到2014年8月才重刻公章。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在2014年8月原告重新刻制印章，并不能否定从2010年9月3日起至今曹寅掌管公司公章的事实。5、博公公司的股东情况、深圳华夏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祥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博公公司的工商档案打印件各一份。拟证实：黄其博是深圳华夏的控股股东，占90%的股权，蓝斌占10%的股权，而黄其博和蓝斌占持有的博公公司的股份占有55%的股权，二人是原告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故蓝斌与原告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材料不属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否定被告曹寅是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参加与仇高君的四起诉讼。6、吉木萨尔法院（2014）吉执字第523、524、525和536号执行裁定书共四份、吉木萨尔县法院（2015）吉执字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一份、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昌中执复字第6号执行裁定书一份（以上原告已出示）、深圳宝安区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份、仇高君诉黄其博、深圳市华夏园林公司、博公公司的诉状一份。拟证实：在仇高君申请执行博公公司案件中，法院查实博公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其博将博公公司4000万元存款转入个人账户中，侵占了公司的4000万资产。因此，博公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其博与股东吴小红发生纠纷，无法履行法院的民事调解书；由于黄其博不是博公公司的股东，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吉木萨尔县法院做出的追加黄其博为被执行人的执行裁定书，但依然认定黄其博确实侵占公司4000万元资产，需另案起诉解决。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将扣划的黄其博的200余万元存款返还给了黄其博；仇高君向深圳市宝安区法院起诉，要求黄其博对博公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实原告公司4000万元是由黄其博侵占，4000万元是深圳市华夏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重庆祥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公司注册之时进行验资，是验资公司进行倒帐出现的款项流转。7、（2014）昌中民申字第94、95和96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原告已出示）。拟证实：2014年黄其博为了逃避责任而以被告曹寅与仇高君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等为由，要求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但法院查明后依法驳回了博公公司的再审申请；博公公司向吉木萨尔县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侦查后决定不予立案；向吉木萨尔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检察院审查后驳回申请。经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查、侦查，被告曹寅不存在损害博公公司利益的任何行为，该事实已经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认可。原告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这四份民事调解书始终有异议。根据原告申请，本院当庭调取（2014）吉民一初字124、127、138的卷宗中的授权委托书各一份。原告质证意见认为，该三份授权委托书并不是原告博公公司授权被告曹寅并为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而是由被告曹寅与仇高君串通私自加盖印章的授权委托，法庭未对被告的身份进行审查。目前最高法院对该案正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被告质证认为，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授权委托书不能证明被告与他人串通参加诉讼。原告对审判程序有疑问，可申请再审，与被告是否侵犯公司利益无关。针对以上证据，原告对证据2、3、4、5、6、7、予以认可，对证据1有异议，本院结合当事人陈述综合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7月5日，原告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召开股东会议，股东分别为深圳市华夏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占有股权55%，重庆祥宇房地产开发公司，占有股权35%，准东五彩湾煤电煤化工基地开发建设服务中心，占有股权10%。其中深圳市华夏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为黄其博与蓝斌，分别占股权90%与10%。2010年7月10日，召开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形成决议，确定公司发展事项及高管年薪标准。原告新疆博公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后，2010年8月16日，原、被告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书，期限截止到2013年8月15日止，2013年8月17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续订书，续订合同2016年8月16日终止。2010年9月9日，原告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发博公人字（2010）001号文件（人事令）任命黄其博为公司总裁，仇高君为常务副总裁，吴小红、蓝斌为副总裁，曹寅为办公室主任，负责办公室各项管理工作，同时任命了会计、出纳等人员职务。2010年9月3日，原告公司的副总监蓝斌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机构代码正副本，合同专用章、公司公章移交给被告曹寅保管，但未移交财务专用章。2010年9月14日，原告博公公司经营期间由于拟投资的项目流产，2013年12月27日，公司内部管理人员发生矛盾，原告博公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其博出具承诺书承诺：1、欠仇高君年薪46万元，公司60%薪酬按月发放，截止到2013年12月31日，扣除已发及全部年薪税金；欠60%未发金额为577380元；欠40%年薪未发金额为552000元，合计1129380元。2、欠曹寅合计年薪96000元。3、欠仇高君支付公司招待费56000元。4、欠仇高君车辆购置费及相关使用费用519746元。以上欠款合总计为1795126元，在2013年12月31日后1天之内即2014年1月1日全部归还，并注明由股东吴小红、仇有乾共同确定如何支付。2014年1月8日，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其博以深圳市华夏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新疆博公投资有限开发公司股东和董事长的名义作出声明：一、自2013年12月27日之后，原告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财务账册、凭证、账薄被其他股东收取，其对公司之后的一切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原告公司此后的债权债务均与其无关。三、以上股东会的召开，依照公司法规定，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此后，原告博公公司处于歇业状态。2014年1月20日，仇高君分别持2010年11月1日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金额为300000元欠条、2013年12月16日原告出具的多次垫付公司招待费用金额为56000元欠条以及购车费何车辆使用费315861.08元的欠条向新疆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偿还以上欠款。庭审中，被告曹寅以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出庭应诉，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分别出具（2014）吉民一初字第124号、127号（2014）吉民二初字第138号民事调解书对以上协议进行确认。2014年3月26日，仇高君持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15日出具的劳动合同书及《欠薪证明》向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解除与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劳动关系并给付工资及经济补偿。被告曹寅作为被申请人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仲裁调解，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4月3日作出（2014）天劳仲调113号调解书确认解除仇高君与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仇高君税后工资经济补偿金1168968.06元。上述调解书生效后，仇高君向新疆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查明黄其博将公司资金4000元万元转入其个人账户，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4）吉执字第523号、524号、525号、536号执行裁定书，追加黄其博为被执行人。黄其博认为其转款系正常经济活动，向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及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昌中执复字第6号执行裁定书，撤销了（2014）吉执字第523号、524号、525号、536号执行裁定书。原告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认为被告曹寅无权代理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参加诉讼并与仇高君串通，达成了调解协议，其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必然发生的损害事实，分别向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向吉木萨尔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向吉木萨尔县公安机关报案追究被告曹寅的责任，上述部门分别作出驳回申请、不予立案的决定。原告以被告曹寅的越权代理行为导致公司不能及时清算注销造成公司出租房屋实际损失，并且为纠正错误法律文书支出了大量的律师费、差旅费，诉至法院。本案争议的焦点，被告的代理行为是否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并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本案中，原告公司成立后，注册资金被转移，后因项目未实施，未获得利益，造成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发生矛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认真履行职责，拟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拟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原告博公公司虽然在2010年7月10日确定了公司发展近期原则事项，确定了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年薪标准，在该标准未落实的情况下，应当召开股东会议按照原告公司的薪资管理办法及绩效工资合法管理规定作出决定。2013年12月27日，原告公司内部管理人员发生矛盾，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其博作出承诺，在2014年1月1日以前偿还仇高君、曹寅欠款合计1795126元，根据诚实信用原则，黄其博应当积极兑现承诺。但黄其博在2014年1月8日发表声明后，离开公司，未对公司事务进行移交，未忠实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未履行勤勉义务，是对其管理权限的放弃，故对原告主张其法定代表人黄其博丧失对公司的实际掌控的意见不予采信。黄其博不履职、不作为引发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仇高君对公司提起了诉讼。对于原告所主张的2013年底被告曹寅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意见，原告未向法庭提交与被告曹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能认定被告曹寅代理原告进行诉讼期间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对于被告曹寅是否超越职权代理问题。被告辩称其代理公司参加诉讼，是在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离开公司的情况下，电话请示公司的副总裁吴小红后同意后进行的代理，原告公司不能提供其副总裁吴小红不予认可的证据，故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予以支持。对于原告公司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失问题，原告主张的是被告越权代理行为导致公司不能及时清算注销造成公司支出了房屋租赁费，但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的代理行为与原告支出租赁费的内在因果关系，亦未提供租赁房屋以及支出租赁费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其公司的实际损失为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吉民一初字第124号、127号及（2014）吉民二初字第138号民事调解书，天山区仲裁委仲裁调解书确认的合计金额18404829.14元，本院认为，以上四份调解书仅仅确认了原告公司应当向仇高君支付金额及给付期限，但原告公司并未实际支付以上款项，原告所述实际损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交通费问题，因原告对以上四份调解书启动申请再审、申请抗诉、申请刑事立案，均被驳回，故不能证实原告支出的律师代理费、交通费具有合理性，原告主张由被告承担其律师代理费、交通费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曹寅虽然属于原告公司的管理人员，但原告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被告曹寅在履行行政办公室主任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1840829.14元，其他损失30万，合计2140829.14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140829.14元及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3926元，减半收取11963元，邮寄送达费90元，合计12053元，由原告新疆博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军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