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5民终26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骋，男，1980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盛，福建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贵滨，福建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主要负责人：宋建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玲，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员工。上诉人黄骋因与被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下称天安财保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16）闽0503民初2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盛，被上诉人天安财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天安财保公司承担57990元；2.依法判决一审诉讼费、二审诉讼费由天安财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天安财保公司对特别约定条款未尽到提示注意、说明义务。1.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特别约定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其效力与基本条款相同，因此保险法关于免责条款的注意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同样适用于特别约定条款。2.本案特别约定条款内容：“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人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坠落；……。”第三十七条特别约定，“本保险合同（含附加险）中下列术语的含义：……碰撞：指被保险机动车与外界物体直接接触并发生意外撞击、产生撞击痕迹的现象。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按规定载运货物时，所载货物与外界物体的意外撞击。”该特别约定的内容为发生特别约定事项后保险人免除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无权获取赔偿的约定，该特别约定是在基本条款之外设定的实体权利义务，用于限制和排除被保险人实体权利，同时免除保险人实体义务的约定，直接影响双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该特别约定的内容实质是责任免除条款。根据保险法保险人应该对免责条款尽到注意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否则该免责条款无效。一审庭审过程中，天安财保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其已将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告知黄骋，原审法院认为特别约定条款为格式合同之外的约定，从而认定保险人无需对特别约定的条款进行告知，且法院认为违反保险法规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保险条款对黄骋不具有法律效力。1.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应尽到提示注意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否则该免责条款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这说明保险人对免责条款需做到两点：“提示投保人注意”和“明确告知免责条款概念、内容和法律后果。”本案天安财保公司根本没有向黄骋提供与告知条款的任何内容。2.本案投保单原件上关于“投保人声明”上投保人签章“黄骋”并非系黄骋亲笔签名，说明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未尽到明确告知义务。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系案外人何进华的行为，黄骋并不知情其借用自己的车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三、一审笔迹鉴定费用2500元，应该由天安财保公司承担，投保单上的“黄骋”，并非黄骋本人笔迹，根据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该鉴定费用应该由天安财保公司承担。天安财保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黄骋的全部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诉争事故系驾驶员何进华在从事盗窃犯罪过程中的故意行为所致的，不属于保险责任，即不属于保险合同列明的承保风险，而根据《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保险责任无需履行明确的说明和提示义务，因此，天安财保公司无需向黄骋承担赔偿责任。（1）根据永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永公交证字[2015]第30165号非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以及（2015）永刑初字第365号刑事判决书，被保险车辆的损失是由于驾驶员何进华在从事盗窃犯罪过程中所致的，属于驾驶员的故意行为，由此可见，本事故并非被保险机动车与车体以外的固体物体发生的意外撞击事故，事故性质非交通事故，诉争事故的保险近因是人为故意，不是保险合同所定义“碰撞”或者“意外”，而人为故意并非车损险的承保风险，因此，根据保险近因原则及保险合同约定，天安财保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保险近因是保险理赔的基本规则，根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规范指引》的规定，所谓近因，是指导致标的物损害发生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而非指时间上或空间上最近的原因。保险近因属于未保风险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付责任。本案中导致车辆受损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何进华在实施盗窃犯罪过程中因公安机关发现追捕而驾车逃跑所致，是何进华的故意行为。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承保的是意外的、不确定的风险，从保险的风险角度看，实施盗窃犯罪过程中的故意行为所导致的损失不属于车损险的承保风险。（3）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七款规定，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四条对承保风险（即保险责任）的范围作出了列明式的规定，即“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坠落；（二）火灾、爆炸；（三）外界物体坠落、倒塌；（四）暴风、龙卷风；（五）雷击、雹灾、暴雨、洪水、海啸；（六）地陷、冰陷、崖崩、雪崩、泥石流、滑坡；（七）载运被保险机动车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只限于驾驶人随船的情形）”。（4）根据《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仅对责任免除条款负有对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和提示的义务，对保险责任无需履行明确的说明和提示的义务。综上可知，车损险系列明式保险责任，并非概括性约定一切风险所致的车辆损失事故均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未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列明的风险并不属于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只有标的车辆损失原因属保险合同列明的六类承保风险，保险公司才承担赔偿责任；而保险近因则是指造成的被保险机动车损失引起保险标的损失的直接、有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保险近因的认定才是判断保险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本案中，造成标的车辆损失的直接原因是驾驶人在从事盗窃犯罪活动的过程中故意行为导致，该出险原因明显不属于承保风险。而保险责任无需履行明确的说明及提示义务。2.本案中，投保单虽然不是黄骋本人所签，但也仅能证明保险人未对责任免除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本案并不涉及保险除外责任，而是事故发生的近因不属于承保风险，即不属于保险列明责任，所以，投保单非黄骋本人所签对本案的保险责任并无影响。据此，天安财保公司无需对黄骋承担赔偿责任。黄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天安财产保险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在商业机动车损失险限额内支付黄骋机动车损失57990元；2.诉讼费由天安财产保险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承担。在诉讼过程中，黄骋增加请求：本案的笔迹鉴定费用2500元由天安财产保险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7日，黄骋为其所有的车牌号为闽Ｄ×××××的比亚迪汽车，向天安财保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天安财保公司予以承保并向黄骋出具保单。其中，交强险保险单约定：被保险人有责任时，保险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商业险保险单约定，商业险包括机动车车损险（保险金额92000元）、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50000元）、机动车盗抢险（保险金额79304元）、基本险不计免赔率特约险等；保险期限均为2015年7月18日至2016年7月17日。黄骋依约支付了保险费，并将该闽Ｄ×××××比亚迪汽车及钥匙放在其朋友吕志兴处。2015年7月28日，吕志兴经黄骋同意后，将闽Ｄ×××××比亚迪汽车借给何进华。2015年7月29日，何进华驾驶闽Ｄ×××××比亚迪汽车与陈小忠从南安市到龙岩市永××区××乡盗窃磨料。在搬运盗得的磨料到车上过程中，何进华发现有部汽车过来，便驾车逃跑。该部过来的汽车上有伏击在此的公安民警。在逃跑过程中，何进华因被民警追击，慌不择路，驾车在通往中村渡口三叉路口驶往路左外时碰撞堆放的大理石，造成闽Ｄ×××××比亚迪汽车损坏及何进华受伤的后果。何进华当场被抓获。公安民警在闽Ｄ×××××比亚迪汽车上扣押到当晚所盗窃的物品，后将闽Ｄ×××××比亚迪汽车归还车主黄骋。2015年8月19日，永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永公交证字【2015】第30165号《非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定，由于何进华发生车损人伤的事故是违法犯罪过程中发生的，是故意行为，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所规定的过错或者意外，故认为何进华受伤及闽Ｄ×××××号小型普通客车损坏事故为非道路交通事故。2015年12月31日，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5）永刑初字第365号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何进华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2015年11月4日，黄骋委托福建信诚司法鉴定所对投保车辆损失进行鉴定，福建信诚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11月23日出具闽信司鉴（2015）评报字第031号交通事故车辆损失价值鉴定意见书，载明闽Ｄ×××××号比亚迪牌小型普通客车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造成的车辆直接经济损失为55390元，其中配件材料费43390元，工时费12000元，黄骋为此支付鉴定费2600元。另查明，天安财保公司提交的《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四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人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坠落；（二）火灾、爆炸；（三）外界物体坠落、倒塌；（四）暴风、龙卷风；（五）雷击、雹灾、暴雨、洪水、海啸；（六）地陷、冰陷、崖崩、雪崩、泥石流、滑坡；（七）载运被保险机动车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只限于驾驶人随船的情形）”；第三十七条约定，“本保险合同（含附加险）中下列术语的含义：……碰撞：指被保险机动车与外界物体直接接触并发生意外撞击、产生撞击痕迹的现象。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按规定载运货物时，所载货物与外界物体的意外撞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黄骋向一审法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并预缴鉴定费2500元，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福建华闽司法鉴定中心对机动车商业投保单上黄骋的签名笔迹是否为黄骋本人签署进行鉴定。2016年9月6日，福建华闽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华闽司鉴[2016]文鉴字第71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的鉴定意见认为：《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上的“黄骋”签名笔迹与送检的黄骋的样本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一审法院认为，黄骋与天安财保公司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何进华作为黄骋所允许驾驶的驾驶人，在利用被保险机动车即闽Ｄ×××××号比亚迪汽车实施盗窃犯罪过程中，因被公安民警发现并追捕，在逃跑过程中碰撞到路边石堆，发生车损事故，对此，永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永公交证字【2015】第30165号《非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定，由于何进华发生车损人伤的事故是违法犯罪过程中发生的，是故意行为，故何进华受伤及闽Ｄ×××××号小型普通客车损坏事故为非道路交通事故。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5）永刑初字第365号刑事判决书亦认定何进华驾驶案涉保险车辆参与实施盗窃犯罪，并以盗窃罪判处何进华相应刑罚。因此，在本案中，虽然导致案涉被保险车辆闽Ｄ×××××比亚迪号汽车车损最近的原因是车辆碰撞路边石堆，但是导致车辆损害发生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则在于何进华实施盗窃犯罪过程中因被公安民警发现追捕而驾车逃跑所致，系何进华故意行为。从保险的风险角度看，保险合同本身是射幸合同，所保的风险为不确定的、意外、外来的风险，故意行为所导致的损失不属于保险合同所保的风险。同时，从案涉《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关于保险责任的约定来看，前述案涉车损事故原因亦不属于该条款第四条所列明的造成被保险机动车损失的原因范围，属于未保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七款约定，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因此案涉车损事故并非保险事故，天安财保公司不承担赔付责任。另外，虽然案涉投保单的投保人签名经鉴定并非黄骋本人所签，但黄骋本人已交纳保险费，并收执保险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关于“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的规定，黄骋与天安财保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四条关于保险责任的约定，并非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即使保险人未尽提示或说明义务，并不影响该条款的效力。综上，黄骋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天安财保公司关于诉争事故的保险近因是人为故意损坏，不属于《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的承保风险，其无需承担保险责任的辩解，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黄骋作为败诉方，应自行承担本案的鉴定费用。判决：驳回黄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0元，鉴定费用2500元，由黄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天安财保公司提交了一组证据：（2015）晋民初字第5361号民事判决书、南安交认字（2014）第5A43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索赔申请书、“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机动车保险权益转让书、机动车损失情况确认书、电子转账回单、结算单、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机动车保险赔款收据等，证明本案案涉保险车辆在上一个保险年度发生保险事故的理赔记录。黄骋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上一个年度确实理赔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黄骋的职业为交通运输公司驾驶员，在本案发生的保险年度及上一个保险年度均在天安财保公司投保同一种机动车商业险，且都是委托同一个保险业务员代为办理投保事项，并由保险业务员代为缴纳保险费用。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二审当事人争议焦点为：1.本案事故的发生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2.天安财保公司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是否已尽到注意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本院认为，天安财保公司与黄骋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未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虽然投保单上的签名非黄骋本人所签，但黄骋已缴纳保险费并追认该代签行为，且双方对保险合同的成立均不持异议，因此本案天安财保公司与黄骋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应确认有效。关于争议焦点1，根据《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四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人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坠落；……。”第三十七条约定“本保险合同（含附加险）中下列术语的含义：……碰撞：指被保险机动车与外界物体直接接触并发生意外撞击、产生撞击痕迹的现象。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按规定载运货物时，所载货物与外界物体的意外撞击”。本案中，何进华经黄骋同意驾驶被保险车辆到龙岩市××××区盗窃磨料，被伏击在此的公安民警追击，慌不择路，驾车过程中碰撞到路边堆放的大理石，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坏。显然，本案车辆损失系因何进华驾驶过程中意外碰撞到路边的大理石所导致，这是本案车辆损坏发生的最直接因素。天安财保公司认为被保险车辆的损失系何进华在从事盗窃犯罪过程中所致的，是驾驶员何进华的故意行为，且何进华非保险条款约定的“合法驾驶人”，进而主张其免于承担保险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合法驾驶人”应该理解为持有合法驾驶证照的人，何进华驾驶被保险车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确属故意犯罪，但是何进华是在被警察追捕过程中，慌不择路才撞到路边的大理石，也就是说何进华是在拒捕并驾车逃跑的过程中撞击大理石，导致车辆损坏，一审认定是故意撞击而致不符事实，结合本案保险条款的上述约定，被保险车辆损失应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关于争议焦点2，本案《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部分第六条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损失，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四）利用被保险机动车从事违法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吕志兴经黄骋的同意，将被保险车辆借给了何进华，何进华驾驶该机动车实施盗窃，该犯罪行为属于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因此，本案符合讼争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本案的保险合同、投保单等均系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其责任的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从本案《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来看，责任免除条款以加黑加粗的方式提请投保人注意，显然天安财保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本案讼争保险单上的签字虽非黄骋本人所签，但黄骋已实际支付保险费并对保险业务员的代签行为进行追认。同时，黄骋作为一名交通运输公司的驾驶员，就案涉车辆连续两年在天安财保公司投同一种机动车商业险，且在上一年度中发生过保险事故并完成理赔，说明黄骋本人认可并知晓保险条款的内容。因此，黄骋关于天安财保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尽提示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黄骋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黄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慧瑛审 判 员  张小燕代理审判员  黄志兴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林嘉锟附注：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