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78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共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66号院1号楼1002号。法定代表人：萩原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女，北京共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成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俊杰，北京市天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凯赛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将府家园北里202号楼3层一单元323。法定代表人：公凯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女，北京凯赛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上诉人北京共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共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凯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22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共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蔡俊杰，被上诉人凯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凯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共立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6）京0106民初2243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凯赛公司承担。二、事实理由：本案纠纷起因系因凯赛公司与佐某为侵占北京共立公司的182万元财产，私下串通签署没有事实依据的《退款协议》和《退款保证书》，在北京共立公司发现该情况后，凯赛公司和佐某为掩盖恶意串通侵占公司182万元的事实合伙提起该诉讼，声称北京共立公司与凯赛公司通过《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与《借款合同》来履行《销售合同》，最终形成《退款协议》和《退款保证书》涉及的182万元，企图避免被追究共同侵占公司财产的刑事法律责任。但其该辩解是不能成立的，因为182万元货款根本不存在，因凯赛公司和佐某故意混淆事实，提交了很多与本案无关的，虚假证据，导致一审法院对该案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认为凯赛公司提供的《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真实有效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中涉及182万元，是一个虚假的金额，在客观上不存在，也无任何证据证明该款项存在，在事实上北京共立公司从未收到过凯赛公司182万元货款，凯赛公司也未提供向北京共立公司支付过182万货款的任何凭证，一审法院未查明该事实，也未查清涉及该等文书形成背景及原因就认定该等文书真实有效，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2.凯赛公司及佐某声称《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的内容是真实的不可采信。凯赛公司提交的《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是由凯赛公司及与凯赛公司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的佐某制作和签订，从凯赛公司的举证及北京共立公司的证据中可以确定佐某系凯赛公司的经理及主要负责人（凯赛公司的工商档案）。另外，凯赛公司自己提交的2015年12月17日会议纪要，佐某就是代表凯赛公司的。佐某与凯赛公司是同一利益方，在无其他有效证据印证的情况下，《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的内容不应被认定真实有效。3.佐某本人与《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有重大利害关系，其不可能客观陈述事实。2015年7月17日《退款协议书》、2015年7月20日《退款保证书》是凯赛公司与佐某在佐某担任凯赛公司总经理期间（同时担任北京共立公司总经理）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签署的，北京共立公司就此事项起诉佐某要求其赔偿全部经济损失，佐某本人与北京共立公司有重大利益冲突，其处于自身利益考虑规避责任，虚构产生协议的背景，但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支持其说法。4.佐某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也从侧面印证《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的内容不真实。该协议签署后，正常情况下协议应交给北京共立公司，但佐某承认其一直私人持有该资料正本，而北京共立公司却不知晓，这有悖常理。5.佐某曾确认《退款保证书》是虚假。佐某在凯赛公司与山田久香港公司GCUATRO之间的备忘录中亲自手写承认2015年7月17日签署的退款协议书以及金额182万元以及25%的滞纳金为委托山田久制作的，系虚假资料。该证据足以推翻佐某的其他虚假证言，该证据证明《退款协议书》中涉及的182万元系虚假的，不存在的。二、一审法院认为凯赛公司与北京共立公司之间的《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与《借款合同》以及《销售合同》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与《销售合同》互不隶属，独立存在，《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明确约定了“中国区域的兽药行业展览会”的合同目的，以及详细约定北京共立公司代理内容，该协议与北京共立公司与凯赛公司之间的货物销售行为是独立的互不隶属的法律关系，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性。而且负有举证义务的凯赛公司未提交北京共立公司与凯赛公司之间的订货销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该《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与北京共立公司、凯赛公司之间的货物销售行为存在关联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借款合同》与《销售合同》互不隶属，独立存在。《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以及还款日期。该合同涉及的借款为北京共立公司与凯赛公司之间公司往来借款，该《借款合同》与凯赛公司提交《销售合同》无任何关联。而且通过凯赛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该款项已经由北京共立公司偿还给凯赛公司。因此一审法院在明知该款项的流向后，否认该《借款合同》的独立性、否认北京共立公司偿还的事实、属于认定错误。3.凯赛公司声称通过《借款合同》、《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来履行《销售合同》。第一、在操作上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借款合同》、《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来履行《销售合同》；第二、凯赛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实需要采用该种方式来履行《销售合同》；第三、《借款合同》、《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合计金额达不到182万元，金额上与所谓的《销售合同》涉及的金额对不上。凯赛公司之所以将与《销售合同》毫无关系的《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借款合同》关联在一起，是在凯赛公司和佐某知道北京共立公司发现虚假的182万元货款不成立后，凯赛公司和佐某为了掩盖其恶意串通侵占公司财产的目的，为避免承担刑事责任硬扯上关系；第四、佐某也确认《退款保证书》涉及的182万元是虚假的，不存在的。三、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共立公司与凯赛公司之间存在销售行为认定错误。在凯赛公司与北京共立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签署了《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该合同的实际履行需要通过北京共立公司发出订单（即个别合同），凯赛公司予以确认方可成立，且在该合同第25条规定，如因进出口管制等因素，合同中所原定的相关货物无法进行中国大陆，则视为此合同无效。该合同签订后，北京共立公司未收到凯赛公司的订单以及任何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共立公司与凯赛公司之间存在实际的销售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法院未充分审查凯赛公司提交证据，导致本案很多事实认定不清或错误。1.凯赛公司提交大多数证据均不能提供原件，且很多证据为孤证，一审法院对此也进行了认定，导致事实认定不清；2.对北京共立公司提供书证（合同书）与凯赛公司提供的原件不符（即凯赛公司提供的复印件中无佐某的签字，凯赛公司提供的原件中存在佐某的签字）一审法院也未进行审理查明。3.凯赛公司提供了补充协议，却无法解释说明、以及无法提供补充协议涉及明确表明签署日期的原合同，对该事宜凯赛公司前后表述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一审法院也作为法律事实进行了认定。4.凯赛公司提供证据很多为自行制作或由密切利益关系的人员自行制作的，自己证明自己的证据，一审法院也予以采信。五、有重要新证据可以证明本案涉及182万元为虚假事实。在一审判决后，北京共立公司获得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佐某、关联公司代表山田久亲笔书写的承认本案涉及的182万元属于伪造事实的证据。凯赛公司辩称，不同意北京共立公司的上诉请求。佐某是北京共立公司的总经理，佐某与北京共立公司如果有矛盾，应该由北京共立公司内部解决，与凯赛公司没有关系。本案所有的文书、凯赛公司的一切文件都是由北京共立公司的律师陈静一手策划的。北京共立公司总经理在工作期间为了北京共立公司的利益，成立了凯赛公司，而且凯赛公司一审时是由佐某找的律师，所有的证据都由该律师持有，目前凯赛公司代理人手里并没有证据。2015年7月24日佐某成为成凯赛公司的总经理。而退款协议是在2015年7月17日签订的，所以佐某出具《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时，其身份与凯赛公司并无利害关系，所以该《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是真实的。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8月29日，北京共立公司作为甲方与凯赛公司作为乙方签署一份《销售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就乙方销售甲方经营产品的相关事宜签定如下合同。乙方根据本合同向甲方购买的产品（附件1，以下称“产品”。）为由甲方的被代理方独立、自主研发、生产并得到中国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可，乙方自始末向甲方提供任何设计、式样、生产的技术指示和指导。甲方保证其拥有销售产品所需的全部合法有效的资质，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兽药经营许可证等。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该相关资格涉及的证书资料。若该证书资料的内容发生变更时，乙方应在变更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乙方根据本合同以及双方签订的个别合同销售甲方产品。乙方向甲方购买产品时，乙方应以传真、电子邮件的形式向甲方发出订单，订单中应明确记载产品名称、数量、价格、交货地点等相关内容。甲方对订单内容无异议的，应在接到个别合同订单后7个工作日内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向乙方发出确认书。该确认书到达乙方时，甲乙双方间的个别合同成立；甲方承诺并保证作为产品的中国总经销完全有资格与乙方签订本合同。甲方保证产品质量、包装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具体标准系：产品系兽药的应符合《进口兽药质量标准》；产品系兽药以外的应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若没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时应符合制造商的质量标准；本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8月29日至2015年8月29日等。2015年2月27日，凯赛公司作为甲方与北京共立公司作为乙方签署《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甲方主办中国区域兽药行业博览会；乙方代理展品运输、仓储、展品安排、展位安排、装修、礼仪及展位人员培训、展物保险代理、参展人员住宿预订、期间/后的商务考核安排代理、返程票务预订、展期交通安排、餐饮及商务酒会预订；以上具体代理标准详见附件；费用及支付方法，总费用，以上各种服务费用总计57万元，支付方式为电汇，支付措施：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方承诺在签订之日起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等。2015年3月2日，凯赛公司向北京共立公司付款57万元。在网银业务回单上载明为“预付款”。经法庭询问，北京共立公司表示该款为即为《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的合同款，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与本案无关，经法庭释明，北京共立公司表示无该合同的履行证据向法庭提交。凯赛公司则表示该57万元为2014年8月29日《销售合同》中购买兽药“沙益康”的预付款，由于北京共立公司未取得该货品的进口许可证，故凯赛公司与北京共立公司采用《展览承办代理合同》的方式掩盖销售合同的本质，该代理合同未实际履行。2015年4月13日，凯赛公司作为借款方与北京共立公司作为贷款方签署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借款用途为借款方流动资金需求，借款金额为58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5年4月8日至2015年4月15日，为期一周，到期后还款只贷款方指定账户；借款利息为无息。2015年4月8日，凯赛公司向北京共立公司汇款58万元，在网银业务回单的摘要注明为“预付款”。北京共立公司表示该款项为2015年4月13日的借款，已经在2015年4月9日通过北京共立公司将借款58万元偿还给凯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凯赛的个人账户，对此主张其提交了电子银行交易回单。对此，凯赛公司表示该款项实际为2014年8月29日《销售合同》中购买兽药“沙益康”的预付款，北京共立公司以借款合同的款项来掩盖其产品不具备进口许可证的事实，同时认可北京共立公司于2015年4月9日汇款58万元至公凯赛的个人账户，但公凯赛当日即将58万元汇款至北京共立公司的经理佐某的个人账户，后佐某在深圳将58万元取出，并汇入北京共立公司的股东香港共立公司账户。对此主张，凯赛公司提交了银行汇款凭单、取款凭条及入账申请书佐证。2015年7月16日，北京共立公司作为甲方与凯赛公司作为乙方签署《补充协议》，载明：关于2015年5月25日签订的《（暂定名）沙益康销售合同》的补充协议》，北京共立公司与凯赛公司与2015年5月25日签订的销售合同第3.7条，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将以下情形视为例外，特签订了补充协议。一、被视为例外的的事由。1)乙于2015年5月向甲方下了年4000吨的“（暂定名）沙益康”订单。2)甲的年最大供应量为400吨。（无法满足1）所注的订货量。3）预约生产方将商品更换为“（暂定名）沙利康KS”，4)由于1）-3）的事由，原本的销售行为变成了需要进行开发的案例。5)由于需要进行商品开发，乙需向其客户方支付生产线的保证金。二、销售合同的变更事项1)乙根据与其客户方所签订的意向书，正式签订合同之时，在第一次支付时，向甲方支付“沙益康”的贷款。2)乙根据与其客户方所签订的意向书，如未签订正式合同，从此日起，4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沙益康”的货款。2015年7月17日，北京共立公司作为甲方与凯赛公司作为乙方签署《退款协议书》，约定：根据2015年7月16日之前甲乙双方约定的所有关于乙方支付沙益康全部货款的相关事项，因甲方未能履行约定，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无法取得在中国大陆的货物进口许可证的原因，甲方有义务无条件将乙方已经支付的全部沙益康货款一次性退还给乙方，并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方有义务无条件在2015年8月31日前一次性将沙益康全部货款退还至乙方指定账户。第二条：甲方应无条件全部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沙益康全部货款共计人民币：壹佰捌拾贰万元整(￥1820000元整)；甲方如未按约定期限内一次性退还沙益康全部货款，甲方除支付沙益康全部货款外，须另行支付沙益康全部货款25%的滞纳金等。协议书下方加盖了北京共立公司的公章及佐某的签字。对此，北京共立公司表示该协议书其公司原总经理佐某私自签署，不能代表北京共立的意思表示，由于佐某与凯赛公司有利害关系，在凯赛公司担任总经理，因此该协议应属无效。同时上述货款中的182万元与凯赛公司的已付款无法对应。对此，凯赛公司表示凯赛公司支付的115万元货款外，剩余的67万元是香港GCUATROCO.，LIMITED替凯赛公司支付的货款，但67万元GCUATROCO.，LIMITED表示已经从北京共立公司拿回该笔款项，不再向凯赛公司请求，因此凯赛公司未主张该67万元。2015年7月20日，北京共立公司出具退款保证书，载明：根据北京共立公司2015年7月17日与北京凯赛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退款协议书》，由于北京共立公司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无法取得沙益康在中国大陆的进口许可证的原因，北京共立公司有义务无条件一次性将沙益康全部货款退款至北京凯赛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共立公司对于退款深表歉意，在此非常感谢贵公司的信任和支持。此次在沙益康的合作过程中证明了北京凯赛投资有限公司对于北京共立公司的合作诚意，北京共立公司有义务无条件一次性顺利完成此次退款。此次退款是为了更好的与北京凯赛投资有限公司开展将来的项目合作，促进长久的合作关系，北京共立公司郑重保证按照《退款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完成沙益康全部款。保证书后加盖了北京共立公司的公章及佐某的签字。对此，北京共立公司同样表示该保证书为佐某单方出具，由于其总经理的身份持有公司的公章，但不对北京共立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一审庭审中，凯赛公司申请佐某作为证人出庭佐证，佐某在证言中称原来为北京共立公司的总经理，后来在2016年4月19日收到公司的处罚离职通知书离职。当时北京共立公司为了发展业务，就与公凯赛、杨晓协商成立凯赛公司，但凯赛公司为什么在备案通知书上的总经理处写了佐某的名字，佐某并不知情，也没有经过本人现场签字。关于58万元和57万元是沙益康的货款，因为当时该产品没有进口许可证所以通过了展览代理费和借款的名义收款。关于58万元最后是佐某取出转到香港共立公司，57万元直接汇入了北京共立公司的账户。针对北京凯赛公司主张经济损失，其向法庭提交其法定代表人公凯赛在建设银行的账户明细以及北京凯赛公司在中信银行的账户明细，证明其为北京共立公司的产品推广所支出的费用。此外，北京凯赛公司提交了一份其与GCUATROCO.，LIMITED签署的业务委托合同，合同内容为北京凯赛公司委托GCUATROCO.，LIMITED完成沙益康的进口附带全部业务及商品的检验、保管管理及出口附带全部业务等，委托费另行约定。同时提交了部分收据，证明其向GCUATROCO.，LIMITED支付了相关费用共计307414.84元。同时山田九作为证人出庭，其在证言中称其一直为北京凯赛公司在南方开拓市场，找到了几个客户但是由于北京共立公司并未取得进口许可证，因此未签署合同。一审法院另查一，北京共立公司的股东为香港共立公司。北京凯赛公司于2015年7月24日在北京市工商局申请的变更登记材料中显示，将左左木岳人变更为公司经理。一审法院另查二，佐某原系北京共立公司的总经理，2015年11月20日，北京共立公司向佐某发出停职通知，认为其作为公司经理期间行为不当损害公司利益。2016年4月19日，北京共立公司向佐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理由为在任期间营私舞弊擅自对外签署对公司不利的合同，造成公司严重损失。现佐某已经向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凯赛公司与北京共立公司签署了三份合同，包括一份《销售合同》、一份《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和一份《借款协议》，而凯赛公司共计向北京共立公司账户先后付款57万元和58万元，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凯赛公司已经支付的上述款项是针对销售合同的付款还是针对《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和《借款协议》的付款。首先，依据凯赛公司提供的两份网银业务回单可以看出，在摘要和附言处均写有“预付款”的字样。而《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中约定的标的额即为57万元，《借款协议》中载明的借款金即为58万元，与凯赛公司汇款中的“预付款”描述显然是不相符的。如果凯赛公司支付的为全部的委托代理款项57万元和全部借款58万元，完全没有必要描述为预付款。其次，从《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和《借款协议》的具体约定和履行情况分析。在《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中载明了北京公司为其办理中国区域兽药的展会，并明确了代理的内容。庭审中，北京共立公司表示《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已经完全履行完毕，在双方产生巨大争议的情况下，北京共立公司未能向法庭提供展会已经开办以及其已经履行委托代理义务的相关证据，法院有理由对北京公立公司的意见产生合理怀疑。针对《借款协议》，通过协议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借款期限为2015年4月8日至2015年4月15日，而在凯赛公司2015年4月8日向北京共立公司汇款58万的次日2015年4月9日，北京共立公司又向凯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凯赛的个人账户汇入58万元，当日公凯赛将58万元又汇入了当时担任北京共立公司经理的佐某的账户，后佐某在2015年4月10日又汇入了北京共立公司的股东香港共立公司的账户。从58万元的资金流向上来看，最后进入了北京共立公司的关联公司账户，并非如北京共立公司所述由北京共立公司偿还给了凯赛公司。另外，从资金的使用期间上亦显然与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不相符合。故法院对于北京共立公司称其已经偿还了该借款58万元的抗辩意见难以采信。第三，结合双方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的其他证据来看，在双方签署的《销售合同》中虽未明确所销售的产品具体为何种产品，但在合同中约定了“凯赛公司保证其拥有销售产品所需的全部合法有效资质，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兽药经营许可证等”、“北京共立公司保证产品品质量、包装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具体标准系：产品系兽药的应符合《进口兽药质量标准》；产品系兽药以外的应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若没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时应符合制造商的质量标准”，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在签署合同时是对于北京共立公司向凯赛公司销售兽药的前提是明知的，如果仅销售杂货、绷带、洗涤剂产品，双方不可能专门对于兽药作出约定。另外，凯赛公司提供的另一份签订于2015年7月6日的补充协议，载明系对于2015年5月25日签订的《沙益康销售合同》的补充协议，虽然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供2015年5月25日的合同，但通过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可知凯赛公司针对沙益康向北京共立公司下过订单，说明双方就沙益康的买卖事宜进行了相关的工作，北京共立公司所称不存在兽药买卖的说法相互矛盾。综合上述情况，法院认为凯赛公司向北京共立公司支付的57万元和58万元系购货款，而非《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和《借款协议》的款项。关于北京共立公司与凯赛公司签署的《退款协议书》和北京共立公司出具《退款保证书》的效力问题，上述两份材料均加盖了北京共立公司的公章并有当时担任总经理的佐某的签字。虽然北京共立公司表示佐某在凯赛公司担任经理，其与凯赛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但法院认为该协议书和保证书均加盖了北京共立公司的公章，而截至本案开庭之日，北京共立公司并未通过诉讼申请撤销上述协议书和保证书，故法院认为退款协议书和保证书有效，北京公立公司应对凯赛公司履行退款的义务。如北京共立公司认为佐某损害公司利益造成公司经济损失，可向佐某另案主张赔偿损失。需要说明的是，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中载明的退款金额为182万元，凯赛公司表示由于部分货款系案外人代为支付，北京共立公司已经退还了案外人相关款项，故其在本案中仅主张了其自行支付的115万元，本案不持异议。针对凯赛公司主张的滞纳金，因退款协议和退款保证书明确约定了退款期限及未能按照约定期限退款的滞纳金计算依据，故其主张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针对凯赛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缺乏合同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针对凯赛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其向法庭提供了其公司账户和法定代表人公凯赛的一个个人账户的支出流水，但无法举证上述支出均是由于与北京共立公司之间《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费用，故凯赛公司将上支出列为其因《销售合同》而产生的实际损失，法院不予认可。关于其与GCUATROCO.，LIMITED之间签署的业务委托合同，因合同中未对于委托费用明确约定，且部分业务为产品进口入关后的相关义务，现货品并未进入大陆销售，凯赛公司提供的收据不能证明是针对上述业务委托合同的费用。现北京凯赛公司已经主张的滞纳金，弥补了其部分损失，没有相关确凿的证据证明其实际遭受了经济损失，故法院对于凯赛要求赔偿前期投入的损失926255.81元不予支持。针对预期利益损失，其仅提供的山田九的证言，未提供其他书面合同等证据，故法院对于该预期利益损失100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共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北京凯赛投资有限公司货款一百一十五万元；二、北京共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北京凯赛投资有限公司迟延付款滞纳金二十八万七千五百元；三、驳回北京凯赛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北京共立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备忘录的公证书，上面凯赛公司一审证人佐某的手写内容，证明山田久持有的公司与凯赛公司有利害关系，佐某承认制作虚假陈述的内容。2.备忘录公证书及翻译资料及山田久手写内容，北京共立公司与香港共立公司签订的备忘录，香港共立公司的山田久承认备忘录内容为伪造。凯赛公司就北京共立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上述证据系凯赛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复印件，与本案无关，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北京共立公司提交的两份备忘录系佐某及山田久在复印件上自行书写的内容，且该内容与原北京共立公司佐某在一审的证言互相矛盾，在二审期间经释明北京共立公司称该证据系作为书证提交，证人无法到庭，故本院认为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缺乏与证明目的之间的关联关系，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凯赛公司与北京共立公司的诉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主要是：凯赛公司向北京共立公司支付的前后共计115万元系销售合同项下的预付款还是履行其他合同关系的付款。本案中根据凯赛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三份合同、网银业务回单，《退款协议书》、《退款保证书》等证据用于证明其与北京共立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北京共立公司同意退还预付款的事实成立。北京共立公司则主张凯赛公司的预付款系针对双方签订的《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和《借款协议》项下的付款，双方虽签订了销售合同，但并未实际履行，《退款协议书》、《退款保证书》系公司员工与凯赛公司恶意串通伪造的虚假资料。本案中，北京共立公司上诉的主要意见之一即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核心证据系《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不属于真实有效的，佐某与本案的两家公司之间均存在重大利害关系，两份证据系凯赛公司与佐某恶意串通签署的，其出具证言系虚假的。本院对此认为，佐某系北京共立公司的原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其出具《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上加盖有北京共立公司公章，该行为系其履行职务行为，虽然北京共立公司现与佐某之间存在涉诉的矛盾纠纷，但没有证据显示佐某出具《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系与凯赛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和虚构债务的行为，即使佐某在履行公司职务的过程中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亦属北京共立公司的内部关系，北京共立公司以其内部员工佐某曾自行否认出具材料的真实性为由主张北京共立公司出具的《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的真实性和效力，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再结合本案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首先，依据凯赛公司提交的网银业务回单可以看出，在摘要和附言处均注明“预付款”的字样。该标注内容明显与《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及《借款协议》所载付款方式及内容矛盾；另外，从《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和《借款协议》的约定及履行情况分析。北京共立公司虽主张存在真实的展览承办代理关系，但未能向法庭提供展会已经开办以及其已经履行委托代理义务的任何证据。另通过审查《借款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在较短的时间内58万元的资金流向最终进入了北京共立公司的关联公司账户，并非如北京共立公司所述返还给了凯赛公司。另外，从资金的使用期间上亦显然与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不符。综合上述履行情况可以看出，北京共立公司主张的凯赛公司支付的115万元系履行双方签订的《展览承办代理合同书》和《借款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另，北京共立公司上诉还提出《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中载明的退款金额与凯赛公司起诉主张的金额不一致，系虚假证据，并且认为凯赛公司提交的证据多为孤证，且部分证据存在瑕疵，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北京共立公司出具的《退款协议书》和《退款保证书》中载明的退款金额与凯赛公司起诉主张的金额不一致，但凯赛公司对于其原因已经作出了合理解释。且凯赛公司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高度概然性，故本院对于北京共立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北京共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15元，由北京共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高 娜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沈 力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