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皖01民终30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成，男，1956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亚，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同功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502号西蜀大厦1703-170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83056683M。法定代表人：汪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斌，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汤池影视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汤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4754892789D(1-1)。法定代表人：杨世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桂富，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涵，该公司员工。上诉人王伟成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同功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功公司）、安徽汤池影视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池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5）庐江民一初字第04408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伟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定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王连忠与同功公司签订合同当天即与王伟成签订了转让协议，将该工程的承包转让给王伟成，施工承包人已由王连忠变更为王伟成，同功公司也予以认可，并于当天就同样的工程施工内容与王伟成签订了内部承包合同。王伟成与同功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后，设立了工程项目部，成为项目部经理，王伟成也以项目部名义就防水、钢筋、木工、泥工等分项目分别对外签订了劳务合同，又就施工所需设备和建材与第三方签订了租赁合同和购销合同；施工过程中，王伟成出具的付款审批表、付款计划申请表、会议签到表、交房报告、工程联系单、工程资金支付委托书、民工工资结算表等均由王伟成直接实施；王伟成还与同功公司发生了双方银行账户支付工程款的行为。以上事实均能证明王伟成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直接实施了施工行为；王连忠仅是最初的承包人，其承包人的身份经转让后已经消灭，且王连忠从未参与过施工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王伟成是本案适格主体，一审法院否定王伟成的实际施工人身份，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同功公司辩称，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王连忠，王伟成与案涉工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王伟成参与案涉工程的管理以及收取相应的工程款是受实际施工人王连忠的指派所为，并不能证明其就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同功公司一审提交的王伟成于2014年7月16日书写的承诺，真实地反映了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系王连忠，王伟成以实际施工人的名义提起诉讼涉嫌虚假诉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汤池公司辩称，王伟成书写的承诺书可以证明王伟成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故王伟成与同功公司的内部承包协议应当是王伟成起诉后形成的，并非合同上注明的2012年4月24日。王连忠与王伟成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系复印件，且未署明具体日期，按王伟成上诉所称该协议书形成于2012年4月24日，王连忠于承包合同签订当天即将案涉工程转让给王伟成，但王连忠又于2012年7月14日向同功公司出具委托书，这明显与王伟成的陈述相互矛盾。王伟成有意混淆实际管理人和实际施工人的概念，王伟成是施工现场负责人，但并非实际施工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王伟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同功公司支付工程款1486377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321369元（以14863773元为计息基数，按6.4%的年利率标准计算至2015年7月31日，并顺延计至款清时止）；2、判令汤池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与同功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3、诉讼费、鉴定费由同功公司、汤池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汤池公司是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国轩御园公寓楼、别墅及温泉宫的开发建设单位，同功公司是上述工程的中标施工单位。为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2012年4月21日（封面日期），汤池公司与同功公司签订了《国轩御园小区公寓、别墅楼及温泉宫内部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落款日期为2012年5月17日）。2012年4月24日，同功公司与王连忠签订了《安徽同功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将国轩御园公寓楼、别墅及温泉宫内部工程以内部承包的形式发包给王连忠承包施工，由同功公司向王连忠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2012年7月14日，王连忠向同功公司出具《委托书》，将国轩御园温泉宫项目的往来账目、用款申请单等事项委托汤美娇前来公司办理。王伟成与王连忠系父子，上述《安徽同功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内部承包合同》签订后，王连忠便将工程施工的现场管理交由王伟成负责。据此，王连忠成为国轩御园公寓楼、别墅及温泉宫内部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14年初，国轩御园公寓楼、别墅及温泉宫内部工程施工工程竣工。2014年7月16日，王伟成向同功公司出具一份《承诺》，内容为“同功公司，我叫王伟成，国轩御园工程已经竣工，到目前为止已超过一年时间，甲方（汤池公司）以种种理由不给我们变更签证签字，因此我想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起诉甲方。经与律师沟通，认为内部承包协议必须是我王伟成的名字，由于公司的内部承包协议是我儿子王连忠，故请公司变为我的名字。我承诺此变动只是为了与甲方打官司，所有责任由我个人承担。王连忠与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不变。”基于此承诺，蔡德乾以同功公司的名义又与王伟成签订一份落款时间也为2012年4月24日的《安徽同功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内部承包合同》（落款时间提前，与前述王连忠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落款时间一致，内容一致），合同落款处由蔡德乾与王伟成签名，同时加盖了“安徽同功建设有限公司经营部”公章（椭圆章）。因各种原因，汤池公司未能与同功公司及王连忠对相关工程的工程量及其价款进行结算。案涉工程施工期间，王伟成单独或与他人一起以同功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向汤池公司申请付款，并制作了部分《付款审批单》，但该《付款审批单》部分载明的收款单位均为同功公司（部分还注明了同功公司的开户行及账号）。因认为同功公司尚欠14863773元工程款，王伟成以实际施工人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庭审后，王伟成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其与王连忠签订的但未载明签订时间的《协议书》复印件，主要内容为“甲方王连忠于2012年4月24日与同功公司签订的关于国轩御园及温泉宫内部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现转由乙方王伟成为该项目施工承包人，该项目的一切经济、权利和义务均有乙方享受和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与同功公司之间的《项目施工部承包合同》对乙方有约束力”。该协议书由王连忠、王伟成签名，同时甲方一栏后加盖了“安徽同功建设有限公司国轩御园及温泉宫工程项目部”公章。一审法院认为，王伟成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证据材料是蔡德乾以同功公司的名义与其签订的《安徽同功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王伟成据此认为其系施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但从王伟成出具给同功公司的《承诺》及证据材料整体来看，恰恰证明了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系王连忠，蔡德乾以同功公司名义与王伟成签订的《安徽同功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仅仅为了王伟成提起本案诉讼之需，王伟成只是王连忠派驻施工现场的负责人之一，并非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与同功公司之间不存在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关系，与汤池公司之间更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庭审后，王伟成虽提交了加盖了“安徽同功建设有限公司国轩御园及温泉宫工程项目部”公章的《协议书》，但该项目部公章的来源如何，是同功公司刻制或授权刻制还是由实际施工人王连忠自行刻制，是否进行相关备案，项目部公章是由蔡德乾保管使用还是由王连忠保管使用，《协议书》上的项目部公章是由谁加盖等等，均不得而知，但并不能改变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王连忠而非王伟成这一客观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为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故王伟成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王伟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免予收取。本案二审期间，王伟成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防水工程劳务合同、钢筋项目劳务合同、木工项目劳务合同、泥工劳务合同，均是王伟成签字并加盖项目部印章或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证明王伟成就案涉工程以项目部名义对外进行劳务分包，王伟成实际对案涉工程进行总包并进行施工管理。第二组证据，设备租赁合同、混凝土合同及补充协议、模板合同、玻纤瓦合同、其他建材协议，均是王伟成签字，有的加盖了项目部印章，证明王伟成就案涉工程以项目部名义对外进行设备采购，王伟成实际对案涉工程进行总包并进行施工管理。第三组证据，付款审批单、形象进度付款计划表、会议签到表、交房报告、工程联系单、承诺书、外欠材料款委托书、收条、农民工工资欠款明细，证明王伟成就案涉工程的监理例会、交房、工程联系单、工程款及材料款的结算支付均是实际经手人，进一步证明王伟成系实际施工人。第四组证据，银行汇款凭证，证明同功公司支付工程款给王伟成，从而印证其认可王伟成是实际施工人。同功公司质证认为，第一、二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同功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和项目部印章均是实际施工人王连忠刻制管理使用，即使分包项目真实有效，也仅能证明王伟成参与了工程施工管理，并不能达到其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付款审批单上的印章使用混乱，是实际施工人的管理问题；会议签到表、交房报告、工程联系单等仅能证明王伟成是现场管理人员，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承诺书应交给承诺的对象，可现在仍由王伟成持有原件，且承诺书看不出向何人出具，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收条上是汤池公司的公章，真实性无法确认；农民工工资欠款明细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第四组证据，没有加盖银行印章，即使真实，也是王连忠指定的收款账户。汤池公司质证认为，第一、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合同上加盖的是资料专用章及项目部印章，如果没有备案，效力待定，但即便印章属实，也能证明王伟成并非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王伟成均在合同中的项目负责人处签字，合同责任应是公司承担。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付款审批单上加盖的是同功公司项目部公章，收款单位均为同功公司，与王伟成无关；会议签到表上的参会人员也是属于同功公司；承诺书是王伟成的单方证据，汤池公司并没有该份承诺书；收条的出具是因为王伟成代同功公司开了700万发票，只能证明王伟成是项目经办人，不能证明其是实际施工人；农民工工资欠款明细没有原件。第四组证据没有原件，且银行回单看不出钱款来源。各方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均同一审，相对方质证意见亦同一审。同功公司另提出，王伟成一审提交的有王伟成签字的《内部承包合同》系复印件，二审要求核对原件。王伟成称，该合同原件只有一份，应在同功公司，同功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同功公司还提出，王伟成提交的《协议书》没有落款时间，同功公司没有参与承包合同的转让，该协议应为无效，应是王伟成为了本案诉讼制作。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王伟成诉请主张，王连忠与同功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当日即与王伟成签订了《协议书》，将案涉工程转由王伟成承包，因该协议书系复印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王连忠若将其与同功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王伟成，需经同功公司同意。王伟成虽提交了有其签字的《内部承包合同》，但亦系复印件，且合同落款处加盖的是同功公司经营部的印章，并不具备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不能证明同功公司同意王连忠的合同转让行为。此外，王伟成的以上诉请主张与王连忠2012年7月14日向同功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以及王伟成2014年7月16日向同功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的事实相互矛盾，而王伟成的承诺内容进一步证明了其与王连忠之间并不存在合同转让的事实，即便其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其实际参与了案涉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具体事务，但并不能以此证明其身份就是基于承包合同关系成立的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对于王伟成并非案涉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作出的相关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王伟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长海审判员  沈 静审判员  董江宁二〇一七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罗 晶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