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鄂0112行初27号原告陈端邦。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负责人王平，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郭凯，该大队民警。委托代理人龙莉芬，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端邦不服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以下简称东西湖区交通大队）作出的编号420112120002728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于2017年5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后，于2017年6月9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黄汉桥独任审判，于2017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端邦，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的副大队长李明舫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凯、龙莉芬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编号为420112120002728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认定原告陈端邦于2016年11月29日16时53分，在金山大道海口三路路口至海口二路路口实施了机动车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处以200元罚款。原告陈端邦诉称，2016年11月29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编号为420112120002728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对原告罚款200元，记3分。原告当天未驾驶机动车，没有任何交通违法行为。被告处罚所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编号为420112120002728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2、责令被告返还原告200元和滞纳金。原告陈端邦提供的证据、依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2、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被告的扣车行为；3-1、接车凭证；3-2、支付宝付款记录，3-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当时驾驶员是郑涛，不是原告驾驶的，被告没有查明驾驶员身份，程序违法；4、420112-240030433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在之前的行政处罚决定中认定的违法事实是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5-1、《较真车主上法院告赢车管所》武汉晚报2011年11月11日第十五版新闻报道，5-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交警部门能否以交通违章行为未处理为由不予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问题的答复（（2007）行他字第20号），作为本案的判案依据。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辩称，2016年11月29日11时07分，我队民警宋泽江、王晓明在辖区107国道临空港路口执勤时发现一辆悬挂号牌为鄂Ａ×××××的小型轿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遂将该车拦停，要求该车驾驶员出示驾驶证、车辆行驶证、保险单及车辆检验合格标志。该车驾驶员声称未携带驾驶证及行车证，民警经核查后发现该车未按规定时间年检且未放置有效检验合格标志。民警发现该车驾驶员具有上述违法行为后，依法定程序对该车驾驶员进行相关告知后，于当日依法扣留了鄂Ａ×××××号小型轿车，并开具了扣留机动车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4201123200017900）。要求驾驶员在收到该凭证15日内携带相关证据材料到我队接受处理。在民警调查时，该车驾驶员拒绝提供相关身份信息，致使民警在开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当事人一栏只能填写“无名氏”。当日16时53分，原告携带被扣留的鄂Ａ×××××号小型轿车的行驶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及本人驾驶证，自称其系该车驾驶员，到我队接受处理。我队违法处理窗口民警在核实该车辆相关信息及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时，发现该车未按照法律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因此也无法在车辆上放置检验合格标志。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了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并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编号：4201121200027280号），随后将该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综上所述，我队认为被诉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提供的证据、依据：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执勤民警依法作出了扣留鄂Ａ×××××小型轿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开具了书面凭证后送达原告，同时向其履行了法定告知义务；2、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证明原告向被告自认其系鄂Ａ×××××小型轿车驾驶人，并提供了相关证据；3、机动车基本信息，证明鄂Ａ×××××小型轿车有效期止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1月29日在民警调查时未按照法律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故无法放置有效检验标志；4、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根据原告的违法行为，依法给予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开具书面处罚决定书；5、执法经过，证明执勤民警给予行政处罚的执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6、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七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法律规定。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合法性有异议，该强制措施没有查清当事人，认定的违法行为与事实不符；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提供的材料是未年审，被告是违法的；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是未年审，不是被告认定的是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对证据4的合法性有异议，原告没有驾驶该车，是被迫接受处罚；对证据5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情况说明被告扣车行为违法；证据6属于法律依据，对法律依据没有异议，但被告不是按照该法律依据实施的。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1、3-2、3-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郑涛与本案有关；对证据4关联性有异议，该处罚决定与本案的处罚是两个不同的违法行为；对证据5-1、5-2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适用于本案。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证据1是原告车辆的基本信息，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是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和机动车强制保险单，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是机动车基本信息，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是处罚决定书，是本案争议行政行为的载体，本院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采信；证据5是情况说明，属于当事人陈述的范畴，本院结合其他证据采信；证据6是法律依据，本院结合相关案情予以适用。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1、3-2、3-3是原告与郑涛之间关于租车、付款及交通事故认定材料，其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本案诉讼标的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是另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1、5-2分别是新闻报道和司法解释，其内容是对机动车年检方面的法律适用，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适用。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29日11时07分，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所属民警宋泽江在武汉市东西湖区107国道吴家山交通安全执法服务站执勤时，发现正在107国道与临空港大道路口行使的鄂Ａ×××××小型轿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遂将该车拦停检查。该车驾驶员出示了行驶证，但以驾驶证没分为由拒绝出示，民警当场以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为由，决定扣留该车，并向驾驶员出具了编号为4201123200017900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由于该车驾驶员不配合检查，民警在当事人一栏中填写“无名氏”。当日下午，原告陈端邦持强制措施凭证、行车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及本人驾驶证到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所属违法处理窗口，要求发还被扣车辆。窗口民警经核对了相关材料后，发现鄂Ａ×××××小型轿车属于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违法行为，遂要求接受处理后才能发还车辆。由于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使用的交通违法处理系统记录鄂Ａ×××××小型轿车存在的违法行为是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系统只能根据该违法行为及相应的法律规定生成《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民警认为与查明的违法行为不一致，民警在处理了系统中记录的违法行为后，另行从警务通中直接打印了编号为420112120002728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原告陈端邦实施了机动车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违法行为，对其罚款200元。对此，原告陈端邦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如诉称。另查明，鄂Ａ×××××小型轿车于2014年12月19日办理注册登记，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原告韩会明，原告陈端邦是实际所有权人，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作为武汉市东西湖区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对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实施管理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营运载客汽车应当从注册登记之日起5年以内每年检验1次。《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五十六条第（四）项规定，机动车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鄂Ａ×××××小型轿车的使用性质是出租客运，注册登记之日是2014年12月19日，检验合格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止，之后并未通过检验。2016年11月29日，鄂Ａ×××××小型轿车被人驾驶上路行驶，驾驶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依法应当进行处罚。由于在被告拦停检查时，驾驶员不配合，被告在强制措施凭证上在当事人栏目中填写了“无名氏”，造成违法嫌疑人身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处理。”本案中，原告陈端邦是该车的实际所有权人，持强制措施凭证到被告处处理被扣车辆的发还事宜，且定期年检本身就是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义务，被告对其实施处罚，符合上述规定。由于被告在采取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时，在警务通上打印强制措施凭证时是以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违法行为为由扣留的该车，而被告使用的交通违法处理系统不能变更实际查明的违法行为并自动生成相应的行政处罚文书，被告便另行从警务通中直接打印了编号为420112120002728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造成认定的违法时间和违法地点的错误，但实际是对该车在2016年11月29日11时07分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另外，警务通生成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中适用法律时只设定了行为规范条款，未设定罚则条款，属于适用法律不全。综上所述，被告在行政处罚程序中，过于依赖警务通生成相关法律文书，造成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偏差，又未进行人工补正，其实际属于处罚程序中存在的轻微违法。如果判决撤销重作，被告也只是纠正对违法时间、地点的认定和补充法律罚则条款，而行政处罚结果不会改变，故判决撤销重作并无实际意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作出的编号为420112120002728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违法。二、驳回原告陈端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汉桥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 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