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2民初1843号原告：董国英，女，1965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系死者刘某的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惠，系董国英的女儿。原告：刘林杰，男，1988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系死者刘某的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惠，系刘林杰的妹妹。原告：刘文惠，女，199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系死者刘某的女儿。上述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勇，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陆棹昭，男，196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点序，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畅，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董国英、刘林杰、刘文惠诉被告陆棹昭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秦智勇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文惠、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勇、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点序、杨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133600元，丧葬费18164.75元，精神损失费30000元，交通费1000元，住宿费1000元，以上费用合计183764.75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雇主陆棹昭于2016年2月20日雇佣死者刘某为其看守修车场货物运输车辆，为车辆加油等。工作地址位于广州市黄埔区文冲大望路33号，吃住均在该处。死者刘某住房仅一间简陋狭小的铁皮房，阴暗潮湿。广州属炎热的南方城市，被告也无任何降温措施，住所环境恶劣，另外，死者刘某与另一名雇员24小时轮班，每天平均工作长达24小时，于2016年9月10日，刘某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猝死。对于刘某的死亡，被告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至少一半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辩称：自2016年2月20日起，我方雇请死者刘某和罗某为其经营的停车场工作，负责停车场看管，两人工资每月共计4000元，由我方支付给罗某，然后再由罗某支付给刘某。2016年9月10日，刘某在非工作时间于停车场住处内猝死。2016年9月1日，我方委托陆柱昭与死者家属协商处理刘某死亡的相关事宜，并向原告刘林杰支付50000元用于其处理善后事宜。我方认为死者刘某系患病而非因工死亡，作为雇主的被告已尽其道德义务，现原告要求我方承担雇员伤害的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应当予以驳回。一、死者刘某并非因工死亡，也非履行职务而受到的人身伤害，其死亡结果与我方并无关联，因此原告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由证人罗某的书面证言可知，刘某于事发当日外出早餐后回到住处，并休息后准备做午饭时突然猝死的，其并非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岗位上遭受意外伤害而死亡，而是在其居住地休息时因自身原因而猝死，与其工作并无关联。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并无法律依据。死者刘某并非因工死亡，而被告与死者刘某系劳务/雇佣关系，此不受《劳动法》或《工伤保险条例》的调整，且，除非雇员履行职务受到人身伤害，对于雇员的非因工死亡，雇主无需承担赔偿或抚恤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刘某之死亡发生在其休息时间准备午饭时，而非发生在其从事雇佣活动的过程中，且其死亡并非因从事雇佣活动而遭受的人身损害，据此，作为雇主被告并不需要为其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死者刘某属于提供劳务一方，其死亡结果并非因劳务而起，与我方接受的劳务并无关系，我方自然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因此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从另一方面说，死者于死亡前能察觉身体存在的任何不适，并为此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很有可能并不会导致其死亡结果，因此死者应对其自身的死亡负有最大责任。三、基于公序良俗等原则，我方已经尽到应尽的义务，2016年9月11日，我方已委托陆柱昭向死者家属支付5万元“前期处理费”用于其处理死者死亡的相关事宜。即便基于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我方可能为刘某的死亡结果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和道德义务，我方也已为此支付如上费用，已然尽其道德义务。退一万步讲，即便法院最终判决认为我方依法应承担一定的赔偿或补偿责任，则我方支付给原告的前期费用应当做相应的充减。经审理查明：原告董国英系死者刘某的妻子，原告刘林杰、刘文惠系死者刘某的子女。死者刘某于2016年2月20日经罗某介绍到被告陆棹昭经营的停车场工作，工作内容为负责看守货柜运输车辆、为车辆加油及加水、修整停车场等工作，工作、吃住均在该停车场，每月工资2000元，由陆棹昭以现金形式发放，先给罗某，然后其再给刘某，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平时是由陆棹昭安排工作。根据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文冲派出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刘某于2016年9月10日死亡，死亡地点为广州市黄埔区文冲大望路33号，死亡原因为猝死。被告向死者支付了5万元作为前期处理费。原告认为刘某是与案外人穗杰运输部有劳动关系，遂2016年9月18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确认刘某和穗杰运输部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6年2月20日至2016年9月10日）。2016年9月23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劳人仲不字[2016]07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刘某与穗杰运输部存在劳动关系，决定不予受理。董国英、刘林杰、刘文惠不服该通知书，于2016年9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2016年12月19日，本院（2016）粤0112民初515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死者刘某与穗杰运输部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驳回原告董国英、刘林杰、刘文惠的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刘某停车场照片、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劳人仲不字[2016]07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2016）粤0112民初5156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是涉案停车场的实际经营者，其作为雇主雇佣死者刘某为其看守停车场，并支付相应报酬给刘某，双方构成雇佣关系，因此，本案应适用民事侵权相关规定。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被告是否需要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首先，本案中死者刘某死因是猝死，并非履行职务而受到的人身伤害。其在住处做午饭时猝死，依照常理，午饭时间应当是属于个人休息时间，并非工作时间，由此可见，刘某猝死的时候并不属于雇员从事雇佣活动；其次，原告称被告提供的工作环境简陋不适宜居住和生活，但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被告提供的居住环境与死者刘某的死因有因果关系，不能证实被告对于刘某的死亡存在过错。综上，死者刘某并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而被告对于刘某的死亡也不存在任何过错，而作为雇主被告在刘某死亡后已经给付了5万元的补偿，已尽其道德义务，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国英、刘林杰、刘文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88元，由原告董国英、刘林杰、刘文惠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秦智勇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张 敏林婕附一：本判决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