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稿纸民事判决书（2014）美民一初字第2274号原告：邢彩霞，女，196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住海口市西沙路。被告：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住所地海口市海府路。法定代表人：朱寒松，厅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刻盛，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注册号460000000059313，住所地海口市海秀大道**。法定代表人：刘杨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方锦，海南邦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南星河贸易公司，注册号4600001006237，，住所地海口市海府路**法定代表人：黄健秋。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史明，男，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政策法规处干部。原告邢彩霞与被告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以下简称文体厅）、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文化公司）、海南星河贸易公司（以下简称星河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邢彩霞、被告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刻盛、被告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方锦到庭参加诉讼。海南星河贸易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邢彩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1996年1月至2014年8月所欠原告租房费及利息合计328468.97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1996年1月至2014年8月临时安置补助费900128.51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1996年1月至2014年8月临时安置补助费2772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是广东民族歌舞团西院地块上（原海秀路白坡旧址，现海秀路22号银龙商城所占地块）的七户被拆迁人中的一员。原告于1979年6月末加入广东民族歌舞团，为国家体制内演员，并一直由单位按福利分房政策安排我住房。从1979年起，就居住在海秀路22号的广东民族歌舞团西院内。1981年广东民族歌舞团迁往广州，原告为广东民族歌舞团留琼人员。1984年，为了民族歌舞团留琼人员得到安置，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决定成立新单位：海南××队）。工作队工资和生活经费由广东省民族歌舞团支付，原告被编制在工作队，居住工作均在原址不变。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建省后改为：海南省文化广播体育厅，现在改为：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是原告工作队的代管部门，同时，为了保障留琼人员的工作和住房，广东省委宣传部与海南区党委宣传部将广东民族歌舞团东院和西院连土地、房屋、宿舍等不动产全部移交给海南行政区文化局（文体厅）。之后，文体厅提供土地，以西院土地作价投资成立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做出《关于开发原广东省民族歌舞团旧址的决定》，在与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和海南星河贸易公司商定好盖楼的利益分配之后，便在1993年进行拆迁户的登记工作。因为原广东省民族歌舞团东院人数众多，而西院约五亩土地上只有原告等7名人员居住，拆迁成本低，所以原告所住西院被拆。1993年5月7日，文体厅根据国务院199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我们文化工作队签订拆迁协议书，在这之前又与上述两家下属国企签订开发协议，其协议书第六、第七条对补偿安置拆迁户用的房屋位置、面积做出了明确约定，即在新建的附楼中无偿划出3千平方米用于安排我们回迁。1993年6月2日，文化公司和星河公司缴纳了西院土地出让金，变更了土地性质，将原地块从办公、住宅用地改为商业建设用地。文体厅及文化公司提供土地，星河公司提供资金，三家合作建楼。在获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批文后，文化公司和星河公司成为该地块拆迁人和开发商。文体厅成立“海南文化大厦筹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指导和监督工程的实施和解决有关重大问题。1993年6月中旬，为支持上述三家拆迁人的拆迁工作，原告根据《协议书》的协议内容以及文体厅与其下属国企签订的开发协议，到工作队领到两年过渡期租房费28800元和一次性搬家费1000元，便立即搬出了西院。西院原有办公房舍、居住房舍被拆迁人拆除。两年的临时过渡期很快过去，1995年本应是临时过渡期结束我们回迁的那一年，但文体厅及其下属国企并没有动工兴建《协议书》中的“海南国际文化大厦”，而是兴建起了三层商场出租收益。商城名为“新世界购物城”，共计4418.34平方米。因为大厦未能兴建，我们无法迁回原址，七名拆迁户按照《协议书》的内容，每月领取租房费在外租房住。从1995年6月起，拆迁户的租房费由星河公司及文化公司代文体厅支付给原告。但文体厅除了1995年没有发生租房费拖欠，从1996年起，年年拖欠原告租房费。从1996年至2014年8月，被告拖欠原告租房费本息共计328468.97元。按拆迁规定，建设大楼的时间应不超过3年，我们拆迁户的临时过渡期应止于1996年。但上述三家拆迁人不建大楼而是建起商城出租获利。20年的时间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我们拆迁户自1996年起，年年到文体厅要求拆迁人按照海南省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97号）发放我们逾期临时安置补助费，但三家拆迁人均以资金困难推诿，称等其有钱了再补发。根据(2006)海中法鉴第045号《司法技术鉴定报告》，海秀路22号的“新世界购物城”第一层1558.29平方米、第二层1583.46平方米、第三层1276.59平方米，总共4418.34平方米。其商城分割后对外出租，目前拆迁人每年坐收千万级租金收益，但却始终不履行拆迁人责任，违反协议书中安置搬迁户的约定，擅自延长过渡期限。根据1996年海南省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第22条，拆迁人还应支付原告自逾期之月起原标准200%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本息合计900128.51元。2001年，文化公司通过起诉收回了星河公司名下的海秀路22号土地及地面上的三层“新世界购物城”。因为坐拥原广东省歌舞团留下的本市最繁华商圈土地，文体厅及文化公司始终是拆迁活动的最大受益者。自2007年起，国家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海南房地产市场再度活跃，但文体厅和文化公司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动工盖楼，反而是在星河公司出局后，在原有“新世界购物城”的基础上粉刷装修，加装电梯，更名“银龙商城”继续对外出租。文体厅及其下属国有企业，手握巨大社会财富，不履行拆迁人责任，不保护拆迁户利益，将巨额资产收益转入第三方私人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以及国务院、海南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上述诉讼请求。被告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辩称，一、文体厅不属于向原告支付房租和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责任主体，原告要求文体厅支付安置补助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房屋及土地位于海口九中大门旁“新世界购物城”所占的4.4亩土地，是原广东省民族歌舞团西院旧址（以下简称西院），原属原广东省民族歌舞团，建省前广东省民族歌舞团搬迁广州时移交给海南行政区文化局（文体厅前身）的。1988年，文体厅将上述土地及房屋划转给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管理。文化公司于1991年取得了土地使用证，取得了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的管理权。1992年1月10日文体厅下发《关于开发原广东省民族歌舞团西院旧址的决定》（琼文发字〔1992〕9号），将西院开发任务交给具有房地产经营权的海南星河贸易公司来开发“文化大厦”。文体厅与星河公司于1992年1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六条约定，该院子内现有住户的搬迁安置工作由甲方负责，安置费用由星河公司支付。根据文体厅9号决定及文体厅与星河公司签订的《协议书》，1992年5月26日星河公司与文化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文化大厦的建设及资金全部由星河公司负责，西院内居住人员的搬迁费亦由星河公司负责。根据上述协议，1993年6月2日海口市土地管理局作出《关于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海南星河贸易公司合作建楼的批复》〔市土字（1993）0713号〕，同意文化公司将涉案土地中的2251.52㎡土地依约转让给星河公司，其余的691.64㎡土地使用权仍归文化公司所有，上述两部分土地为不可分割的共有土地。1996年1月海口市政府为文化公司和星河公司分别办理了土地证（文化公司土地证号为Q16**；星河公司土地证为Q1648号）。目前，上述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星河公司和文化公司名下。在1992年5月星河公司与文化公司签订协议书后，由星河公司支付了部分搬迁费以及在西院居住人员（包括原告）的安置补助费。后由于海南房地产市场低迷，星河公司至今没有将文化大厦建成。生效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琼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了上述事实，“文化大厦”的开发商及项目用地的拆迁人为星河公司，被拆迁人应为文化公司。因此，支付拆迁安置补偿费的也应当是星河公司，事实上，该费用一直都是星河公司支付的。二、关于原告的安置补偿费用问题。原告原属于广东省民族歌舞团人员，在广东省歌舞团迁至广州后，该团留海南的部分人员包括原告等8人当时没有单位接收，故文体厅将西院的住房提供给该8人临时居住，但并没有在进行房改，也没有收取原告等人的房屋租金，原告既不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也不是该房屋的承租人，仅仅是文体厅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而无偿供其临时使用。在没有单位接收之前，考虑到星河公司开发建设文化大厦的需要。在拆除西院房子时，由星河公司向包括原告在内的住户支付了安置费。1996年，海南艺术学校接收了原告，原告已经调到艺术学校上班，并且有了住房，不应继续享有安置补助费。在我国，公房的管理有着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特别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房的使用有着非常复杂的情况。原告之所以能够无偿使用文化工作队的公房以及在房屋拆迁时得到一定的补偿都是基于其工作关系。但1996年10月16日原告从海南文化工作队调到海南艺术学校，其工作关系发生了变动，星河公司、文化工作队都没有继续向其支付补偿的义务。本案中，原告无偿使用公有房屋，在房屋需要搬迁时，房屋所有权人如何安置该无偿使用公房的职工受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公房管理的政策调整，并不属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适用范围。综上，原告要求文体厅支付房租及安置补助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辩称，一、文化公司没有欠原告的租房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原告要求文化公司支付租房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文化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签订任何有关支付租房费和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合同或协议，文化公司与原告之间也不存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关系，原告要求文化公司支付租房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是告错了对象。2、按文体厅与星河公司签订的协议，海秀东路22号的4.83亩土地由星河公司负责开发，拆迁和支付搬迁费的主体也是星河公司。文化公司是真正的被拆迁人，星河公司对该土地进行拆迁后，还要按协议向文化公司支付搬迁费，这一事实已为省高院作出确认并判决。根据省高院(2010)琼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第五项，星河公司应向文化公司赔偿搬迁费120万元。星河公司未按时开发，文化公司也是受害人，原告要求文化公司向其支付租房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没有依据。3、文化公司在2006年12月29日向包括原告在内的8人出具的《承诺书》是在文化公司的土地和房屋被法院执行给海南华泰物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后，为打官司而请求8人出具相关证明材料而作出的在满足一定条件后给予8人一定回报的承诺。这与原告所要求支付租房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是两码事。文化公司信守诺言在2012年12月海口市中院执行“新世界购物城”给文化公司后，文化公司按月向8人支付每人500元。二、原告对被拆迁房屋不享有所有权，不具有领取拆迁安置补助的主体资格。l、1984年广东民族歌舞团搬迁到广州后，海秀东路22号4.83亩土地就由原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划给文化公司使用，地，地上的房屋也归文化公司所有告在该房屋内只是继续暂住而已，该房屋不是原告的私有财产。该土地要开发原告应无条件搬走。当时省文体厅是考虑到原告等8人暂时没有单位接收，该土地开发后8人暂时没有地方居住，因而要求星河公司向原告等8人支付租房费和搬迁费。现在原告却把被拆迁的房屋当作自己的房屋被拆迁，要求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支付安置补助费90多万元，这是毫无道理的。2、原告已调到其他工作单位工作并且已有住房，不应继续要求星河公司支付租房费。文化公司原承诺并支付给原告的每月500元搬迁费，原告也不应再享受。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要求文化公司支付租房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诉讼请求。被告海南星河贸易公司未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邢彩霞是原广东民族歌舞团工作人员，由单位按福利政策安排其在原广东省民族歌舞团在海秀路白坡旧址房屋居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广东民族歌舞团迁移广州后，该团留在海南的部分人员包括原告在内仍居住于原广东省民族歌舞团在海秀路白坡旧址房屋。之后，原告被安排到海南文化工作队工作，居住房屋仍未变。1989年8月16日，海口市国土规划管理局以市国规〔1989〕569号批复确认原广东省民族歌舞团在海秀路白坡旧址5亩土地归被告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使用，但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1992年1月13日，海南省文化广播体育厅（现为被告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作出琼文发字第[1992]9号《关于开发原广东省民族歌舞团旧址的决定》，决定将开发原广东省民族歌舞团旧址任务，交给本系统具有房地产经营权的被告星河公司。同日，被告文体厅（甲方）与被告星河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其中约定：星河公司负责在该地建造一幢2万平方米、高20层以上的主楼和一幢4000平方米的附楼；该院内现有住户的搬迁安置工作由文体厅负责，安置费用由星河公司支付，在开始施工至附楼交付使用期间，每户安置费用按每月1000元标准无偿拨给文体厅；项目建成后，星河公司负责从附楼中无偿划出3000平方米住房交由文体厅安排，主要解决搬迁户使用。1992年5月26日，被告星河公司（甲方）与被告文化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对上述原广东省民族歌舞团西院旧址的建设和利用进行约定，其中约定：该院的拆迁，乙方不承担任何费用。1992年5月30日，文体厅作出琼文函字[1992]138号批复，同意上述星河公司与文化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1993年5月7日，被告文体厅（原海南省文化广播体育厅，甲方）与海南文化工作队（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负责乙方居住在原广东民族歌舞团西院的全部人员的安置工作，即在1993年6月1日前一次性付给乙方两年（1993年6月1日至1995年5月31日）房租费和搬家费用共198600元，从1995年6月1日起每月付给乙方房租费8400元，算至海南国际文化大厦交付使用后，安置乙方原搬迁户为止。甲方负责乙方所有人员工作安排问题。（每户按1200元计算）。乙方负责在1993年5月30日前，将居住在原广东民族歌舞团西院职工和租用房全部搬迁完毕”。1993年5月12日，星河公司向海南文化工作队转账支付1993年6月至1995年5月房租费和搬家费共计198600元。1993年6月2日，海口市土地管理局向文化公司与星河公司作出了《关于同意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与海南星河贸易公司合作建楼的批复》，同意文化公司提供2943.16平方米所属用地，由星河公司投资，双方合作兴建“文化大厦”。后文化公司将上述2943.1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中的2251.52平方米过户至星河公司名下，其余691.64平方米仍在其名下，并于1996年1月分别办理了使用权人为星河公司的“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1648号”土地使用证，和使用权人为文化公司的“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1649号”土地使用证。1993年9月，文化公司、星河公司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因受宏观调控影响，海南房地产市场严重不景气，双方合作之项目迟迟未动工兴建。1995年6月3日，文化公司与星河公司签订一份《关于缓建文化大厦的协议书》，其中约定：双方同意暂缓动工兴建文化大厦，缓建期四年；缓建期间由星河公司全权负责对文化大厦用地与第三人合作兴建临时商场，其经营所得用于支付搬迁户房租、银行利息及有关费用开销。1995年6月26日，星河公司与海南华泰物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签订《合同书》，其中约定：由海南星河贸易公司出土地，华泰公司出资在“文化大厦”的用地上兴建二层购物城，合作期限从1995年7月1日至1999年6月30日。合同签订后，华泰公司即投入资金建成“新世界购物城”。1995年8月25日，文化公司、星河公司又签订一份《关于缓建文化大厦问题的补充协议》，其中约定：文化公司同意在原定文化大厦缓建四年的基础上，增加半年时间作为该购物城的筹建期，即文化大厦缓建期间自1995年6月3日至1999年12月2日止，期满后20天内，该购物城由星河公司和合作方负责拆除干净的原地交还文化公司接收，归文化公司所有。缓建文化大厦四年半期限届满后，“新世界购物城”仍由星河公司和华泰公司继续租赁经营。后文化公司以其与星河公司订立的合同无效为由诉至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2日作出（2010）琼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其中判决解除文化公司与星河公司签订的上述《协议书》、《关于缓建文化大厦问题的协议书》及《关于缓建文化大厦问题的补充协议》；星河公司、华泰公司返还位于海口市海秀路22号的2251.5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给文化公司；确认“新世界购物城”归文化公司，限星河公司、华泰公司退出“新世界购物城”并将其交付给文化公司；星河公司向文化公司赔偿2000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止的搬迁费120万元；等等。该判决生效后，星河公司、华泰公司未自动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5日向海口“新世界购物城”各承租户发出公告，强制执行上述民事判决。2012年12月，“新世界购物城”房产强制清场后移交给文化公司接管。2006年12月29日，被告文化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原居住在原歌舞团西院，经与星河公司签订支付搬迁费合同的黄良文、邢若、王策、邢彩霞、陈玉兰、林泽春、严为跃、王月琼等八位住户同志，如出具证明是真实的，不是造假的，帮助本公司上诉得到胜诉，收回新世界购物城商场及土地后，本公司承诺：1.上述八位同志的搬迁费从法院执行回开始由本公司支付（以前未付的由海南星河贸易公司负责），每户每月人民币500元，直到楼房建成，买得住房为止。2.本公司在该地上建好楼房后，上述八位住户同志与本公司职工一视同仁，享受购买住房一套80平方米以上的二房一厅套间（按国家住房政策享受）。如收不回商场和土地，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从2013年1月至2014年10月，文化公司向上述包括原告在内的八位住户每月支付500元搬迁费。另查明，原告于1996年调至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工作。原告自述其于1993年6月中旬到海南文化工作队领到两年过渡期租房费28800元和一次性搬家费1000元后搬离了西院。原告称被告拖欠租房费及利息，遂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原告提交一份《证明》，欲证明文体厅与海南文化工作队签订的《协议书》中所指拆迁户包括原告在内。该《证明》载明：“1993年，海南省文化广播体育厅与海南省文化工作队签署的《协议书》中所指的拆迁户是：黄良文、颜为跃、陈玉兰、邢彩霞、邢若、林泽春、王月琼”。该证明加盖海南文化工作队财务专用章，落款日期为1993年12月20日，上述人名与落款日期均为手写字迹，其他为打印字迹。原告还提交1995年9月5日至2009年12月15日期间《现金收入凭单》共计153份、2010年1月15日至2011年8月15日期间《海南省海口市资金往来专用凭证》共计20份，欲证明被告除1995年没有拖欠租房费以外，从1996年起至今，年年拖欠原告房租费。结合原告自述，具体拖欠情况如下：即1996年1月拖欠1200元（至今未付）、1996年7月拖欠1200元（至今未付）、1996年8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6年10月31日付清）、1996年9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6年12月26日付清）、1996年10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7年1月27日付清）、1996年11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7年3月25日付清）、1996年12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7年4月24日付清）、1997年1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7年6月12日付清）、1997年2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7年7月7日支付400元，于1997年7月22日支付800元）、1997年3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7年9月12日付清）、1997年4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7年10月17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7年5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7年11月13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7年6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7年12月26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7年7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8年1月20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7年8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8年2月20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7年9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8年3月16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7年10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8年4月16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7年11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8年5月15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7年12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8年6月18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8年1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8年7月17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8年2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8年8月19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8年3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8年9月22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8年4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8年10月26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8年5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8年11月25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8年6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8年12月28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8年7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9年1月26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8年8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9年2月10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8年9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9年3月22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8年10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9年4月20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8年11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9年5月26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8年12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9年6月23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9年1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9年7月21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9年2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9年8月24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9年3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9年9月23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9年4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9年10月26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9年5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9年11月23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9年6月拖欠1200元（已于1999年12月23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9年7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0年1月18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9年8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0年2月21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9年9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0年3月22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9年10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0年4月20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9年11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0年5月25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1999年12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0年6月22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2000年1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0年8月29日支付500元，尚欠700元）、2000年2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0年10月12日支付500元，于2000年10月31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0年3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0年11月27日支付500元，于2000年12月18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0年4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1年1月19日支付1000元，尚欠200元）、2000年5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1年3月26日支付500元，于2001年4月24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0年6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1年5月28日支付500元，于2001年6月27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0年7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1年7月31日支付500元，于2001年8月30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0年8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1年9月30日支付500元，于2001年11月9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0年9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1年11月30日支付500元，于2001年12月30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0年10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2年1月29日支付500元，于2002年3月5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0年11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2年3月30日支付500元，于2002年4月30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0年12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2年5月29日支付500元，于2002年6月30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1年1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2年7月30日支付500元，于2002年8月26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1年2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2年9月30日支付500元，于2002年10月22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1年3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2年11月22日支付500元，于2002年12月19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1年4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3年1月21日支付500元，于2003年2月24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1年5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3年3月20日支付500元，于2003年4月19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1年6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3年5月20日支付500元，于2003年6月21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1年7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3年7月18日支付500元，于2003年8月19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1年8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3年9月15日支付500元，于2003年10月16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1年9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3年11月19日支付500元，于2003年12月15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1年10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4年1月18日支付500元，于2004年3月9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1年11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4年4月6日支付500元，于2004年5月10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1年12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4年6月11日支付500元，于2004年7月14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2年1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4年8月16日支付500元，于2004年9月18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2年2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4年10月13日支付500元，于2004年11月16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2年3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4年12月21日支付500元，于2005年1月16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2年4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5年2月3日支付500元，于2005年3月10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2年5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5年4月13日支付500元，于2005年5月14日支付500元，尚欠200元）、2002年6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5年6月28日支付250元，于2005年7月26日支付250元，于2005年8月11日支付250元，于2005年9月15日支付250元，尚欠200元）、2002年7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5年10月18日支付250元，于2005年11月14日支付250元，于2005年12月12日支付250元，于2006年1月12日支付250元，尚欠200元）、2002年8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6年2月15日支付250元，于2006年3月15日支付250元，于2006年4月13日支付250元，于2006年5月11日支付250元，尚欠200元）、2002年9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6年6月15日支付250元，于2006年7月13日支付250元，于2006年8月15日支付250元，于2006年9月19日支付250元，尚欠200元）、2002年10月拖欠1200元（已于2006年10月12日支付250元，于2006年11月15日支付200元，于2006年12月13日支付200元，尚欠550元）、2002年11月至2006年12月期间每月拖欠1200元（至今未付）、2007年1月至2011年8月期间每月拖欠950元（至今未付）、2011年9月至2012年12月期间每月拖欠1200元（至今未付）。上述《现金收入凭单》和《海南省海口市资金往来专用凭证》加盖海南文化工作队财务专用章，缴款人填写的是星河公司，缴款项目填写的是搬迁房租费，括号注明转帐，均写有陈玉兰、邢彩霞、林泽春、王月琼、颜为跃等人名字。原告当庭提交一份《中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党组纪检组关于原省歌舞团八位搬迁户诉求有关情况的函》，欲证明原省歌舞团八名搬迁户向省纪委第四派驻纪检组信访反映情况，文体厅党组纪检组作出该函，称下步继续督促文化公司按承诺书履行给八名搬迁户每月支付500元的承诺，直到移交为止；在移交省文资办时，内容上把历史遗留问题一并列入移交。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文体厅与海南文化工作队签订的《协议书》中所指拆迁户包括原告在内及原告领取搬迁房租费等案件事实，对上述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本院予以确认。诉讼过程中，被告文体厅提交《桂林洋华侨城教师村补充协议书》、《桂林洋华侨城教师村经济适用房政府批文》、《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海南省人民政府公文处理单》、《公文呈批单》、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桂林洋华侨城教师村问题的复函》、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海南华侨城教师村一期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建设问题的复函》（海住建保[2011]384号）、《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我市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计划及项目分解计划的通知》（海府办[2012]20号）、《2012年海口市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责任书》、《海南省保障性住房预售合同》、《干部介绍信》、《独生子女领证申请表》，并申请本院调取原告的丈夫陈军在海口市物资局分得住房的证据材料，以上证据欲共同证明原告于1996年调到海南艺术学校工作，取得了保障性住房，原告的丈夫也在单位分房。原告和被告文化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文体厅调取证据的申请，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以调取。还查明，被告星河公司最后一次工商年检时间为2004年8月8日，此后未再进行年检。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海口市国土规划管理局作出的市国规〔1989〕569号《关于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补办用地手续的批复》、海南省文化广播体育厅作出的琼文发字[1992]9号《关于开发原广东省民族歌舞团西院旧址的决定》、文体厅与星河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文体厅与海南文化工作队签订的《协议书》、建设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证明》、星河公司与文化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和《关于缓建文化大厦问题的补充协议》、海南省文化广播体育厅作出的琼文函字[1992]138号《关于海南星河贸易公司与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签订协议书的批复》、海口市土地管理局作出的市土字〔1993〕0713号《关于同意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海南星河贸易公司合作建楼的批复》、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164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164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琼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2012）海中法执字第61-1号公告、《承诺书》、搬迁费领款登记表、《中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党组纪检组关于原省歌舞团八位搬迁户诉求有关情况的函》、《干部介绍信》、当事人陈述笔录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力，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邢彩霞要求被告支付1996年1月至2014年8月所欠原告租房费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为开发建设原广东省民族歌舞团西院旧址，被告文化公司提供用地，由被告星河公司投资，双方合作兴建“文化大厦”。被告文体厅与被告星河公司签订协议，约定该院内现有住户的搬迁安置工作由文体厅负责，安置费用由星河公司支付。被告文体厅与海南文化工作队签订协议，约定文体厅负责海南文化工作队居住在原广东民族歌舞团西院的全部人员的安置工作，即在1993年6月1日前一次性付给海南文化工作队两年（1993年6月1日至1995年5月31日）房租费和搬家费用共198600元，从1995年6月1日起每月付给乙方房租费8400元。被告星河公司于1993年5月12日向海南文化工作队转账支付1993年6月至1995年5月房租费和搬家费共计198600元。上述协议书中所指的拆迁户包括原告邢彩霞在内共七人，即被告星河公司应从1995年6月1日起每月付给原告房租费1200元。根据原告陈述及其提交的现金收入凭单、资金往来凭证，被告星河公司在1996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尚欠原告房租费共16650元，截至2014年8月31日仍未支付，故原告诉请被告星河公司支付上述期间拖欠的房租费及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2013年1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房租费，根据被告文化公司于2006年12月29日向上述包括原告在内的拆迁户出具的《承诺书》，其承诺得到胜诉收回新世界购物城商场及土地后，搬迁费从法院执行回开始由其支付（以前未付的由星河公司负责），每户每月人民币500元。后经法院生效判决确定星河公司、华泰公司返还位于海口市海秀路22号的2251.5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给文化公司；“新世界购物城”归文化公司，限星河公司、华泰公司退出“新世界购物城”并将其交付给文化公司。2012年12月，“新世界购物城”房产强制清场后移交给文化公司接管。从2013年1月至2014年10月期间，被告文化公司亦按其所承诺实际向上述包括原告在内的拆迁户每月支付了500元搬迁费。故在涉案被拆迁房屋所属土地使用权及其上开发建设的建筑物判归被告文化公司后，被告文化公司作为上述土地使用权人和开发建设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承继被告星河公司履行了向原告支付房租费的义务，而被告星河公司自2004年后未进行年检，在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其上建筑物判归被告文化公司后，其既无法也无能力继续履行拆迁安置协议向原告支付房租费，且原告在2013年1月至2014年10月期间亦每月实际领取了被告文化公司按其所作承诺而发放的搬迁费500元，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应视为双方就《承诺书》载明内容达成合意，故对于2013年1月以前未付的房租费应按拆迁安置协议及《承诺书》约定仍由被告星河公司负责。综上，原告诉请被告文体厅、被告文化公司支付1996年1月至2014年8月所欠房租费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星河公司应向原告支付1996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拖欠的房租费共16650元及利息74820.65元（以每月拖欠的房租费为基数，按照拖欠时间，参照年利率6%酌定计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1996年1月拖欠房租费1200元的利息为1338元（1200元×6%÷12个月×223个月）计算过程为例，其他月份拖欠房租费的利息计算方式与此相同，不再罗列。原告诉请超过上述金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邢彩霞要求被告支付1996年1月至2014年8月临时安置补助费27720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海南省人民政府于1996年10月24日发布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向其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因涉案拆迁安置行为发生的时间是1993年，上述细则并未发布实施，且涉案拆迁安置协议亦未对临时安置补助费进行约定，故原告的该项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海南星河贸易公司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邢彩霞支付1996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拖欠的房租费共16650元及利息74820.65元；二、驳回原告邢彩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56.69元，由被告海南星河贸易公司负担1488.60元，由原告邢彩霞负担8368.09元（原告邢彩霞已预交案件受理费15857元，多出部分即6000.31元予以退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亮人民陪审员 李 宁人民陪审员 梁 健 二0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郑菲菲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