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终57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厚谊俊捷国际物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洋山保税港区业盛路188号国贸大厦A542。法定代表人：蒋文俊，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上海刘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欢欢，上海刘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爱尔兰）瑞典分公司（ZurichInsuranceplc(Ireland),SwedenBranch），住所地瑞典王国斯德哥尔摩10242邮箱5069（P.O.Box5069,10242Stockholm,Sweden）。代表人：大卫·哈克（Haak,DavidJohnGustav），执行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厚谊俊捷国际物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爱尔兰）瑞典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S9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3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施欢欢，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海厚谊俊捷国际物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起诉或将本案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重审。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原审中曾改变诉由，但原审法院未据此将本案主动移送至专属管辖法院，亦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和答辩期，程序违法；本案保单违反我国保险法强制性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原审法院对保险合同的主体及承保内容等认定有误，以致对合同效力认定亦有误；系争和解协议撤销的过错在于被上诉人未提供合法文件，而非未提供合法授权，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原审法院认定损失金额亦有误，高于被上诉人实际赔付金额，且原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利息诉请有所不当。被上诉人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爱尔兰）瑞典分公司辩称，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错误，且认定事实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上诉人赔付1,133,470美元以及相应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被上诉人于2011年9月23日签发《保险单》，载明：保单持有人为案外人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保险单号为28835；保险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月1日；被保险人为Z公司、Y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W公司、广州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A公司”）；保险范围为本保险仅负责赔偿由以下原因所引起的货物责任，即（1）按照强制适用的运输法律、公约、或者普遍使用以及普遍接受的条件签订的标准合同下产生，保险限额任何单次事故200万美元，地理范围为对于运输到全世界的货物的货物（运输）责任，除阿富汗、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全境）、非洲（南非共和国除外），（2）根据被上诉人核准的专门合同，保险限额任何单次事故200万美元；特别条款载明，适用于所列经核准的专门合同包括Gefco进口港口服务提供商协议、沃尔沃出口物流主协议、三菱框架合同、捷豹路虎合同，以上经核准的合同的保险期限，与客户合同一致，本保险单每十二个月延长期限一次，除非任一方当事人在截止日前提前一个月告知终止本保险单。2、案外人V公司（以下简称“V公司”）与Y公司于2010年8月17日签订《中国整车配送协议》，约定：V公司已选定Y公司为其从英国进口到中国的捷豹汽车和路虎汽车提供运输服务；期限为2010年6月1日至2013年；将车辆从英国南安普顿运输至中国天津和上海的远洋运输服务根据V公司与各承运人达成的协议履行并受这些达成的协议支配，Y公司及其母公司Z公司对这些协议项下服务的履行不担责，海外履行由V公司和Z公司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涵盖。该合同附件1《V关于中国领导型物流提供商整车补充条款》约定，V公司指定并委任Y公司作为附件3中进一步载明的车辆配送服务的服务提供商，Y公司接收此种指定；本协议期间，V公司同意将进口的、托运给V公司以及进口至中国、托运给除中国B有限公司之外其他公司的汽车的配送服务交给Y公司执行；从由V公司的《车辆检查表》（出库）所证明的、车辆在指定的仓库被接管装上卡车起，到由V公司的《车辆检查表》（接收）所证明的、交付给全国范围内的V公司的零售商止，车辆处于Y公司照看、保管和控制的整个期间，Y公司对Y公司（包括其转包商和/或代理人）的过失行为和/或疏忽而对车辆包括车辆的备用零件和附属品造成的损失、损坏、延误或错误交付负责和担责；就任何因根据本协议提供的配送服务导致的或因配送服务引起的损失、损坏、延误或错误交付，Y公司对V公司承担的责任，无论是因合同、侵权、疏忽、委托保管、法定职责的违反亦或是因其他所引起，均限于以下：（a）如果对车辆造成任何损失或损坏，或车辆失窃，Y公司的责任限于车辆的合理修理费或车辆的重置价值，以数额较低者为准，但最高不应超过该车的批发价值，批发价值即为卖给零售商的价格，不包括增值税和任何适用的毛退税，（b）如果因Y公司根据本协议从事的任何其他服务而引起损失，Y公司的责任限于关于由意外事件所引发的任何一次事故或事件或任何一系列事故或事件的费率和收费；关于损坏的定级应按照V公司的《运输质量手册》进行。附件3《服务描述和服务水平协议》第14条约定，Y公司将提供在上海（海通码头）和天津港约定的服务。3、上诉人与广州A公司于2011年3月25日签订《运输协议》，约定：广州A公司指定上诉人作为新组装的客车的运输服务提供商；上诉人应自其在根据本协议确定的收货地收到车辆之时起至将车辆运抵本协议所述之交付地的期间内对车辆承担责任；上诉人应保护广州A公司免于承担由下列事宜而导致的所有损失、责任、成本、费用、索赔和指控，并应就上述损失、责任、成本、费用、索赔和指控承担责任，（1）车辆在处于上诉人保管、照料和控制下所产生的车辆之损失、失窃或损坏，前提是车辆的损失、失窃或损坏在最高责任不得超过车辆的开票和/或市场价值（以高者为准）加上与运输车辆有关的费用和成本之和，（2）延误交付车辆，前提是延误的最高责任不得超过运费；对于不影响安全，但无法修复到新车状态的质损车辆，市场销售价将有降价损失，若属运输责任，将由上诉人赔偿相应的降价损失。4、2011年8月16日，上诉人承运车架号分别为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的10辆商品车自上海运往西安，于2011年8月18日1时行驶至沪陕高速公路蓝田段辋川出口时发生火灾。西安市公安消防支队就该次事故出具了《火灾事故认定书》，载明：烧毁半挂车及车上装运的机动车六辆，烧损装运的机动车两辆；火灾原因为承运的重型半挂车的第四轴右轮处因轮胎发生机械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起火并引起火灾。5、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委托北京C有限公司对涉案事故中所涉车辆的受损情况进行公估。北京C有限公司出具公估报告，载明涉案事故造成的损失如下：（1）车架号为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的六台车辆完全烧毁，判断为全损，参考增值税专用发票所示货物价值，损失金额共计人民币5,229,622.24元（不含增值税）；（2）车架号为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的车辆，维修费分别为人民币1,350元、人民币5,010元、人民币61,645.81元，其中车架号SAXXXXXXXXXXXXXX的车辆尚未计算降价销售的折扣损失；（3）车架号为SAXXXXXXXXXXXXXX的车辆，按照捷豹路虎运输质量管理规定，车辆的维修费用已经超过“捷豹路虎产品价值”（以车辆CIF价计算）的30%，该车应判断为四级品（解体品），损失为定位全损，损失金额为人民币1,710,177.78元。上述损失合计为人民币7,007,805.83元。6、2012年4月20日，V公司与Y公司、广州A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就车架号为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的六台车辆损失，Y公司、广州A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同意向V公司人民币5,229,622.24元作为对该六台车辆的全部和最终解决，包括利息和一切费用。2012年12月12日，V公司与Y公司、广州A公司达成《和解协议（Ⅱ）》，其中，约定：鉴于在2012年4月20日，双方已经签署了和解协议，对6台全损车辆的赔偿已经和解并实际履行，但还有4台车辆的赔偿问题尚未了结；现双方同意，对车辆SAXXXXXXXXXXXXXX的赔偿，Y公司、广州A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向V公司支付人民币1,710,178元作为对该台车的全部和最终解决，包括贬值损失、利息和一切费用等。7、被上诉人于2012年4月20日向广州A公司支付827,131美元，于2013年1月16日向广州A公司支付274,679美元，于2014年1月15日向广州A公司支付32,158美元。广州A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7日、2013年3月5日、2014年1月17日向广东发展银行提交《涉外收入申报单》，就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进行涉外收入申报，结汇金额分别为827,089美元、274,639美元、32,118美元，三份申报单均在交易附言中注明“出口海运费”。广州A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7日、2013年3月5日、2014年1月17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索赔人收据》，三份收据载明：款项金额分别为827,131美元、274,679美元、32,158美元，保单号均为28835，由上诉人从上海到西安；广州A公司声明被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和救济已由保险人代位取得。8、被上诉人代理人曾向上诉人出具过落款时间为2013年4月24日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苏黎世保险爱尔兰有限公司瑞典分公司，ZurichInsuranceIrelandLimited,SwedenBranch；……兹委托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何建华律师和/或黎鹭丹律师在我司与上海D有限公司关于保险人代为求偿权纠纷案中，作为我司的代理人，WeherebyauthorizeandempowerMr.HeJianhuaand/orMs.LiLudanofHaiTong&Partners,asourrepresentativesinthecaseofdisputesbetweenourcompanyandShanghaiYouyiJunjieInternationalLogisticsDevelopmentCo.,Ltd.duetoasubrogationrecoveryclaims”。P在该《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名。9、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3年8月16日签订《和解协议》，该协议“第一部分”鉴于条款载明：2012年4月20日，以V公司为甲方，以Y公司和/或广州A公司为乙方而签署了和解协议，就6台全损商品车的损失，乙方承担连带责任同意向甲方支付人民币5,229,622.24元作为该6台车的全部和最终解决；2012年12月12日，以V公司为甲方，以Y公司和/或广州A公司为乙方而签署了和解协议（二），就SAXXXXXXXXXXXXXX商品车损失，乙方承担连带责任同意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710,178元作为该台车的全部和最终解决方案；被上诉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因此在2012年5月7日支付广州A公司保险赔偿827,088.50美元，在2013年3月5日又支付保险赔偿274,639美元，取得了代为求偿的权利；就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SAXXXXXXXXXXXXXX，以V公司为甲方，以Y公司和/或广州A公司为乙方，已初步达成协议，由乙方承担连带责任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94,597元，该款项被上诉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也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但该款项尚未赔付。该协议“第二部分”约定：双方同意，就第一部分所涉事项，以总额68万美元作为最终、全面的解决，包括利息和各项处理费用等；该款项上诉人在2013年9月30日一次性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保证，被上诉人就第一部分所涉事项具有合法的赔偿请求权；如被上诉人不能在2013年9月30日之前全额收到上诉人支付的和解款项，则双方确认，被上诉人有权向上诉人要求赔偿其全部保险赔偿1,133,470美元以及按年利6.5%计算、从被上诉人支付赔款日到上诉人支付日止的利息损失，以及相关法律费用，包括法院费用和律师费等；本协议自双方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被上诉人代理人何建华在该协议上签字，上诉人在该协议上盖章。10、2013年9月25日至2013年9月27日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和解协议》的履行进行交涉。上诉人于2013年9月27日向被上诉人代理人发送邮件，载明：因被上诉人代理人不能提供或拒绝提供文件证明被上诉人的“合法的赔偿请求权”，则当视为其不具有“合法的赔偿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和解协议》约定的针对上诉人的义务不再约束上诉人，上诉人也无法支付和解款项。被上诉人代理人于2013年9月26日向上诉人发送邮件，载明：关于“合法的赔偿请求权”，在协议签署之前，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保单、赔付证明给上诉人，上诉人确认无异议，才自愿地签署协议。2015年4月28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代理人发送传真，载明：因被上诉人代理人不能向上诉人提供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另外，经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代理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代理人也不能提供证明被上诉人具有合法的赔偿请求权的必要文件，基于上述情形，上诉人已撤销该《和解协议》。11、广发银行提供的广州A公司提交的结汇材料显示，广州A公司向广发银行提交了《解付说明》、往来邮件、现场检验报告、保单复印件等材料，向广发银行申请对被上诉人支付的保险赔付进行解汇。12、涉案车辆的海运提单载明，涉案车辆装运港为英国南安普顿，卸货港为中国上海，承运人为EInc。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系在瑞典王国注册成立的公司，故本案为涉外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明确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据此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为本案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七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办理境内保险的，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对此，应从办理保险的主体是否属于境内主体及需要办理的保险是否属于境内保险两个方面进行把握。本案中，从办理保险的主体看，涉案保险的投保人系Z公司，载明的保单持有人也是Z公司，保费亦是由Z公司支付，应认为实际办理涉案保险的系外国法人而非我国境内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从需要办理的保险看，涉案保险的保险范围包括按照强制适用的运输法律、公约、或者普遍使用以及普遍接受的条件签订标准合同下产生，对于运输到全世界的货物的货物（运输）责任，以及根据苏黎世核准的专门合同，包括V合同所引起的货物责任。可见，涉案保险的保险范围并非单纯针对中国境内的保险标的，而是针对被保险人在约定的特别地域外的全世界的货物运输责任。相关货物进入我国境内后，如需就其单独办理保险，应当向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但如将货物的国际运输作整体性的投保，即使该国际运输涉及到我国境内的运输，亦不宜认定该项需要保理保险属于境内保险。因此，本案所涉保险业务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七条规制的范围。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属于法定请求权转让，保险人行使的是原属于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该赔偿请求权和保险合同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因此，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案件中审查的重点在于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者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被保险人广州A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签订了《运输合同》，构成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上诉人与广州A公司的《运输协议》约定，上诉人应就车辆在处于上诉人保管、照料和控制下所产生的车辆之损失、失窃或损坏承担责任，前提是车辆的损失、失窃或损坏在最高责任不得超过车辆的开票和/或市场价值（以高者为准）加上与运输车辆有关的费用和成本之和。故上诉人根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负有向广州A公司赔偿的相应责任，被上诉人向广州A公司进行保险理赔后，即享有在赔偿金额范围内有权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即广州A公司对上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对于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系境外保险公司，不能承保国内业务，故被上诉人不具有合法的赔偿请求权的意见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应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向广州A公司实际赔付的事实，对此予以确认，对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未提供已向被保险人赔付的依据，不具有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上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不予采纳。根据本案被上诉人的诉因，被上诉人系因上诉人拒绝履行《和解协议》而提起诉讼，被上诉人主张的诉讼请求也是按照《和解协议》的相关约定提出，被上诉人对何建华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与上诉人签署的《和解协议》并无异议，被上诉人在其诉状中也明确了“被上诉人授权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何建华律师代其与上诉人多次协商，在2013年8月16日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应当认为何建华律师获得了被上诉人的有效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并不以书面授权委托书为要件，且何建华作为被上诉人的受托人，其委托权限不因上诉人是否认可而发生变化，鉴于被上诉人未对双方已经签署的《和解协议》及何建华的受托人身份、委托权限提出异议，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未对何建华进行有效授权，故何建华未向上诉人提供有效授权文件或上诉人未认可何建华提交的授权文件，并不因此而导致无权代理行为，也不存在因无权代理而产生的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之余地。因此，对上诉人辩称因被上诉人代理人未提供合法授权故撤销该和解协议的辩称，不予采纳。V公司是受损车辆的生产厂家，其内部对于车辆销售和品质把控的自有标准应予尊重，故公估人以V公司的自有标准为依据认定车辆是否达到报废程度，并无不当，予以认可。V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虽为复印件，但涉案车辆的CIF价格在相应的海运装箱单及商品车发票中可查，考虑到须缴纳相应税款以及费用成本、合理利润，发票载明的车辆价格并无明显不合理，且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发票价格明显高于该车的市场价值。同时，上诉人与广州A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约定，上诉人应承担车辆在处于上诉人保管、照料和控制下所产生的车辆之损失，前提是车辆的损失的最高责任不得超过车辆的开票和/或市场价值（以高者为准）加上与运输车辆有关的费用和成本之和，以此考量，在车辆全损情况下，以该增值税发票复印件记载的不含增值税的车价作为损失，亦不超过上诉人与广州A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对车辆损失最高责任的约定。因此，对公估报告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作为车辆价值的计算依据，予以认可，对于上诉人辩称公估人定损不正确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本案中，涉案车辆的运输首先系由V公司委托Y公司进行，双方合同依据为V公司与Y公司签订的《中国整车配送协议》，该协议对Y公司的责任约定为：如果对车辆造成任何损失或损坏，或车辆失窃，Y公司的责任限于车辆的合理修理费或车辆的重置价值，以数额较低者为准，但最高不应超过该车的批发价值，批发价值即为卖给零售商的价格，不包括增值税和任何适用的毛退税。其后涉案车辆由广州A公司委托上诉人实际进行运输。Y公司与广州A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根据涉案车辆的实际运输由广州A公司委托上诉人进行的事实，广州A公司与Y公司连带向V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未加重广州A公司在涉案运输事故中的责任，亦未加重上诉人在涉案运输事故中的责任。广州A公司截至2012年12月13日实际向V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人民币6,939,800.02元。截至被上诉人、上诉人2013年8月16日签署《和解协议》之时，根据《涉外收入申报单》，广州A公司自被上诉人处获得的保险理赔款为827,089美元（按照结汇汇率6.2873折合人民币5,200,156.67元）和274,639美元（按照结汇汇率6.2098折合人民币1,705,453.26元），合计人民币6,905,609.93元，低于广州A公司对V公司的赔付金额。被上诉人、上诉人在《和解协议》中约定上诉人2013年9月30日前向被上诉人支付68万美元作为最终解决方案，该金额远低于广州A公司的向外赔付以及被上诉人向广州A公司的保险赔付。被上诉人、上诉人之间的《和解协议》第二部分第4条明确约定，如上诉人不能在2013年9月30日之前全额收到上诉人支付的和解款项，则被上诉人有权向上诉人要求赔偿其全部保险赔偿1,133,470美元以及按年利6.5%计算、从被上诉人支付赔款日到上诉人支付日止的利息损失。应当认为，该约定系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双方对各自权利的自由处分行为，亦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被上诉人对广州A公司的赔付当时虽未实际发生，但《和解协议》第一部分已涉及这一赔付事项并明确了金额，上诉人在签订《和解协议》第二部分第4条时应属明知，该笔赔付后亦实际发生，故被上诉人据此主张全部1,133,470美元以及按年利6.5%计算、从被上诉人支付赔款日到上诉人支付日止的利息损失，予法无悖，予以支持。其中，被上诉人支付保险赔付的日期分别为2012年4月20日、2013年1月16日、2014年1月15日，支付金额分别为827,131美元、274,679美元、32,158美元，《涉外收入申报单》记载的结汇金额分别为827,089美元、274,639美元、32,118美元。据此，被上诉人主张827,089美元自2012年4月20日起计息、274,639美元自2013年1月16日起计息、剩余的31,742美元自2014年1月15日起计息，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主张该利息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支付日，亦予以支持，但如上诉人实际于生效判决确定的支付日之前实际支付的，相应金额的利息应计算至上诉人实际支付之日。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133,470美元及按年利率6.5%计算的利息（其中，827,089美元自2012年4月20日起计息、274,639美元自2013年1月16日起计息、剩余的31,742美元自2014年1月15日起计息，利息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支付日即止，如果上诉人于生效判决确定的支付日前支付款项的，则相应金额款项的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799元，由上诉人负担。保险公估人出庭费用人民币1,766元，由上诉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上诉人确认其应就本案系争事故向广州A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对于具体赔偿金额不能确定。被上诉人确认其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为要求上诉人履行系争和解协议，上诉人则主张该份和解协议因违反外汇管理规则及保险法第七条而应归于无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现系以履行和解协议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该份协议为双方当事人就被上诉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事宜而达成的合意，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之嫌。且上诉人已确认其应向广州A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现广州A公司既已将该种民事责任的请求权转让予被上诉人，则被上诉人据此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并与上诉人达成相关合意并无不当。故上诉人应依约履行其合同义务，现上诉人未能依约履行，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上诉人主张该和解协议无效，对此本院认为，系争协议虽约定以美元作为计算单位，但其主要内容为确定债务金额及支付条件，并无违反我国外汇管制法律法规的约定；即使因外汇管制法律法规的变动而导致该协议的履行产生困难，亦并不由此产生该协议归于无效的法律后果，更不能因此免除上诉人的相应债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七条规定内容为境内保险的事项，而本案保险合同保险范围包括境外运输风险，并不适用上述法律规定。故本案上诉人的相关主张，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就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上诉主张，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受理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仅就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虽然上述规定是针对海上保险所作，但海上保险与陆上保险就代位权问题并无差异，陆上保险也可以参照适用。故在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中，法院对保险合同仅作形式审查，而对保险合同效力、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等实质问题，不应予以审理，上诉人有关相关保险合同效力与性质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于本案一、二审期间均系以要求上诉人履行和解协议为其请求权基础，并未变更其诉因，亦不存在诉讼请求和理由的变化，故无需重新给予上诉人答辩期。上述和解协议应否履行，上诉人应承担何种合同义务，亦非需要移送专业法院审理的事项，故上诉人有关一审法院存在程序瑕疵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既系要求上诉人履行和解协议，则一审法院依照该协议约定认定上诉人的民事责任范围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定的金额与利息均符合该协议的约定，不存在超出被上诉人实际给付金额的情形，故本院对上诉人相关主张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799元，由上诉人上海厚谊俊捷国际物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金 成代理审判员 孙 倩代理审判员 盛宏观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印 铭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