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2民终12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华市东方秀日化有限公司��住所地：金华市金东经济开发区金港大道****号。法定代表人：周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励骏，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婵玉，浙江联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保税区科伦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高新区杨木碶路***号万特商务中心****号。法定代表人：张伶，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云，浙江易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国华，浙江易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胡宾，男，197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金华市婺城区，现住金华市。上诉人金华市东方秀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保税区科伦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公司）、原审第三人胡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东法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方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科伦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东方秀公司与科伦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1.东方秀公司与科伦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科伦公司未就借款合意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1）合法的借贷关系需以双方之间真实存在借款合意为前提。本案中，科伦公司自始至终未对双方存在借款合意进行举证。且科伦公司也确认从未与东方秀公司有过任何形式的交流，双方互不认识，没有其他业务往来，更未就涉案借款事宜进行过交涉。双方没有进行任何直接交流，就随意出借几百万元，还没有借条，不约定利息，完全不符合常理。（2）科伦公司称通过胡宾介绍借款给东方秀公司，理由为转贷，但从款项流转情况来看，该款项由胡宾收取，并没有如科伦公司所称用于转贷。浙江科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伟民也知道借款最终被胡宾用于炒期货亏损，故科伦公司诉称的东方秀公司借款转贷的理由根本不存在，东方秀公司更不可能以该理由向科伦公司或胡宾发出借款的意思表示。2.本案实际借款人为胡宾。（1）科伦公司在起诉状中称胡宾为借款介绍人，但胡宾在多次一审庭审及公安机关询问中，一直明确表示其为实际借款人，张伟民在知晓胡宾丧失还款能力情况下为挽回损失，才起诉东方秀公司，进行虚假诉讼，并曾要求胡宾作伪证。（2��东方秀公司从未与科伦公司接洽，更没有发出任何借款的意思表示。科伦公司称通过胡宾介绍出借给东方秀公司转贷，但从一审查明的资金流转情况来看，该款项由胡宾收取，并用于炒期货亏损，并未用于东方秀公司转贷。（3）虽科伦公司持有银行汇款凭证，但这种所谓公对公的汇款方式只是张伟民及其控制的科伦公司以及科润公司与胡宾之间的一种借款交付方式而已，张伟民利用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科润公司以及联系密切的科伦公司，一直与胡宾以公对公的模式在操作他们之间的借款。（4）张伟民在公安机关讯问时承认借款人为胡宾，为减少损失，以公对公汇款凭证去起诉这些企业，这些企业包括东方秀公司、案外人金华市正宏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宏公司）、案外人金华市婺城区安居遥控门商行、案外人沃诺斯合金钢有限公司，金额分别为750万元、320���元、150万元、80万元，合计1300万元。这一金额也与张伟民在公安机关以及一审庭审中确认的公对公借给胡宾1300万元的金额完全一致（总借款本金约2000万元，公对公1300万元，私对私700万元）。张伶在一审法院询问时也确认共计2000万元，包括科润公司、科伦公司以及张伟民、张伶等个人出借给胡宾的所有资金。所以科伦公司、科润公司起诉东方秀公司、正宏公司等的系列案件，是因实际借款人胡宾没有偿还能力，张伟民利用公对公汇款的漏洞而一手操作的恶意虚假诉讼。3.科伦公司在多次一审庭审中确认所有利息与胡宾约定并由胡宾支付，张伶也承认其与胡宾进行的邮件对账中包括涉案款项。约定利息、支付利息、对账等行为本身就表明胡宾的借款人身份，更何况胡宾就涉案款项向张伟民出具了借条。4.东方秀公司已就涉案款项流转的全部环节完成举证，东方秀公司根据胡宾指示帮助其接收汇款，并按胡宾指示将275万元转给胡宾，另外75万元按照胡宾指示作为胡宾对周瑜的还款。东方秀公司未对涉案款项进行使用收益，实际借款人胡宾也确认收到涉案款项，对东方秀公司收到的350万元的处理完全是依照胡宾指示进行。一审法院机械地理解代转款的含义，忽略了货币种类物的属性，认为直接的转账人并非东方秀公司、直接的收款人并非胡宾、金额有差异，从而否定胡宾利用东方秀公司账户收受借款的事实，系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存在错误。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是一个大前提，科伦公司应对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合意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科伦公司仅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东方秀公司已就自己的答辩理由进行充分的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东方秀公司作为原审被告就自己的答辩进行充分举证后，科伦公司作为原审原告仍应就借款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却错误地加重东方秀公司的举证责任并错误地运用证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认定东方秀公司与科伦公司之间借款关系成立；三、一审法院对部分证据的认定明显存在错误。（一）东方秀公司一审提供的（2011）浙金正证民字第1760号公证书，系胡宾与张伶的对账邮件，公安机关对张伟民的讯问笔录以及一审法院对张伶的询问笔录，均表明张伶代表张伟民一方与胡宾对账，张伶本人认可该邮件的真实性，确认邮件中包括本案科伦公司汇给东方秀公司的款项，但一审法院却以邮件内容未明确记载出借人、借款人而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二）东方秀公司一审提供的胡宾诈骗张伟民���金相关情况说明，存在于张伟民电脑中，来源于公安机关对张伟民电脑存储资料的恢复。一审法院未应东方秀公司要求向公安机关对该资料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就贸然否认其真实性，在该情况说明中张伟民明确涉案款项为胡宾借款，属于胡宾向张伟民出具的借条中的一部分。（三）东方秀公司一审提供的张伟民与胡宾之间的总金额2000万元的借条（1500万元、500万元各1份），该借条包括涉案的350万元以及科润公司的400万元，科伦公司辩称该借条系张伟民个人与胡宾之间的另外借款，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也否认其关联性。这2份借条金额的组成部分在该情况说明中得到印证，明显包括涉案的350万元。因张伟民在公安机关讯问时多次明确表述所有公对公1300万元、私对私700万元，总共借款本金约为2000万元，利息900多万元，这一金额也与该情况说明中的金额2830万元以及张伶���胡宾对账邮件中2011年4月7日对账的金额2910万元完全一致（对账邮件注明张伶个人借款80万元），张伶在一审法院询问时也确认总共借款本金在2000多万元（包括科伦公司、科润公司、张伟民个人等），所以张伟民在该情况说明中列明的胡宾出具的借条已包括张伟民个人、科伦公司、科润公司等出借给胡宾的所有借款，张伟民与胡宾之间不可能还存在另外的2000多万元借款。（四）胡宾的陈述在本案中至关重要，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以下简称金东公安分局）已经查明胡宾收到涉案所有款项，其为实际借款人，且最终所有款项为胡宾炒期货亏损。胡宾在受到张伟民等人的威胁、利诱下依然坚持原则，且其陈述可以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系证据认定错误。科伦公司辩称，一、涉案借款在江东法院作出原一审判决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二审审理期间，东方秀公司及另案当事人正宏公司到金东公安分局报案，金东公安分局对张伟民及张伶采取强制措施，张伟民被金东公安分局非法羁押1个月多，后经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不构成犯罪，并撤销该案件。张伟民有权对金东公安分局行使国家赔偿的诉讼。该案件完全是东方秀公司及正宏公司的诬告。故东方秀公司引用公安机关笔录中所谓的张伟民的陈述，是违反张伟民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应予以采纳；二、本案的关键事实是东方秀公司从科伦公司处收到相应的资金，东方秀公司都没有予以否认，只是否认借贷合意。胡宾当时是金华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科科长，其与东方秀公司之间存在非正当关系，其利用职务之便帮助他们借款、做所谓的承兑汇票生意等，将相关单位的巨额资金介绍借给其他单位，其也曾经被永康市公安机关抓去，后不知什么原因被释放。胡宾除介绍借款外，自己与张伶等个人之间均有借款，其与他人之间的邮件往来将公与公、个人与个人的款项区别得很清楚。东方秀公司收取科伦公司的转账资金后，说是胡宾借用其账户向张伟民借款，事实证明，这些资金全部都是东方秀公司使用的，其根本没有将资金转给胡宾，一审法院对此也作了认定；三、本案从2011年6月起至今，司法实践对企业之间的借贷法律适用发生一些变化，江东法院一审、宁波中院二审期间，认为企业之间有资金往来，虽没有借款合同，也可以认定是企业之间的借贷，故一审法院支持科伦公司的诉讼请求。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涉案借款没有借款合同，认定双方不存在借贷合意，故宁波中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支持原江东��院一审判决精神，认为虽双方没有签订借款合同，但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故一审法院判决支持科伦公司的诉讼请求。因东方秀公司收取科伦公司的款项，就应该返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胡宾述称，涉案款项确实是胡宾向张伟民所借，胡宾也向张伟民出具过借条，故涉案借款与东方秀公司无关，希望科伦公司能够撤诉。对于款项的归还，胡宾会与张伟民另行协商，最长在5年之内归还借款。科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东方秀公司归还借款350万元，并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1027663.29元（已计算至2015年9月25日，之后按年利率6.22%另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宾原系金华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科科长，经其介绍，科伦公司于2011年1月6日借给东方秀��司350万元用于公司周转，该款通过其开立在中国银行鄞州支行账号为81×××01的账户汇入东方秀公司开立在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金东支行金三角分理处账号为19×××93的账户。东方秀公司至今未归还科伦公司借款本金及口头约定的利息。科伦公司多次向东方秀公司主张还款，东方秀公司以该款是胡宾向科伦公司借款，东方秀公司仅是提供资金账户为胡宾收款提供方便、并未实际使用该资金等理由拒不承担还款责任。另认定，科伦公司与东方秀公司之间除涉案讼争的借款关系外，无其他业务往来。涉案350万元款项于2011年1月6日进入东方秀公司账户后，周瑜于同日以还款方式将该笔款项支取使用。再认定，科伦公司曾于2011年6月7日向江东法院起诉东方秀公司，江东法院于2011年11月18日作出（2011）甬东商初字第827号民事判决，东方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宁波中院于2014年4月10日作出（2012）浙甬商终字第433-1号民事裁定，撤销江东法院（2011）甬东商初字第82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江东法院于2014年4月29日立案，并追加胡宾参加诉讼。重审过程中，科伦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申请撤诉，江东法院作出（2014）甬东商重字第2-1号民事裁定，准许科伦公司撤回起诉。科伦公司后于2015年9月25日再次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科伦公司与东方秀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科伦公司认为，科伦公司与东方秀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东方秀公司认为，涉案借款实系张伟民与胡宾之间的借款，其只是代为转款。该院认为：科伦公司与东方秀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出借方为科伦公司，借款方为东方秀公司。理由如下：第一、根据东方秀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张伟民与胡宾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张伟民与科��公司并非同一法律主体，不能证明科伦公司与胡宾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且根据胡宾的陈述，其与张伟民之间亦存在几千万元的借贷往来，张伟民亦已实际交付该借款，东方秀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张伟民与胡宾有通过科伦公司交付张伟民与胡宾之间借款的惯例，故不能证明出借人为张伟民以及借款人为胡宾的事实。第二、东方秀公司及胡宾虽认为胡宾借用东方秀公司的账户从科伦公司处进行借款，东方秀公司仅起出借账户代转款项的作用，但根据科伦公司与东方秀公司提供的证据，东方秀公司在收到涉案350万元款项后并未全额直接转交胡宾，不符合出借账户代转款的特征，同时，徐彩珍另外转至胡宾、案外人周济放、案外人孔栋伟的款项，转账人并非东方秀公司，大部分款项收款人也并非胡宾，且转账总金额为275万元，与科伦公司汇入东方秀公司账户的350万元金额不一致，在胡宾与东方秀公司及周瑜均存在借贷资金往来的情况下，东方秀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徐彩珍向胡宾、周济放、孔栋伟的汇款系用于转交胡宾向科伦公司的借款，不能证明东方秀公司在案件中起出借账户的作用。第三、胡宾虽称其为实际借款人，但由于其与东方秀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周瑜均存在借贷资金往来，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且其陈述的实际出借人为科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伟民，以及其陈述的东方秀公司已将从科伦公司处所收款项分批转入胡宾及其指定的账户，无事实依据。第四，科伦公司提供付款凭证已经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转移至东方秀公司。然东方秀公司并未就涉案款项的性质、款项的转交等完成举证。该院认为，虽科伦公司与东方秀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但根据双方银行往来凭证及东方秀公司收取该资金后并��转交胡宾的事实，综合案件情况，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认定科伦公司与东方秀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东方秀公司及胡宾虽认为该款项系胡宾与张伟民个人之间的借款，系借用东方秀公司账户转款，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科伦公司提供借款后，东方秀公司应及时归还已借款项，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科伦公司要求东方秀公司归还借款350万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东方秀公司未及时归还借款，应当赔偿科伦公司利息损失，由于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故科伦公司主张利息损失起算点为第一次起诉日即2011年6月8日起，计算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不违反法律规定。科伦公司在重审期间申请撤诉，予以准许，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东方秀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东方秀公司归还科伦公司借款350万元，并赔偿自2011年6月8日起至判决生效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东方秀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22元，由东方秀公司负担。二审中，科伦公司、胡宾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东方秀公司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证据1.2011年4月26日张伟民录制的“张伟民与胡宾通话录音”1份（来源金东公安分局从张伟民的电脑中恢复），结合东方秀公司一审提供的张伟民存放在自己电脑中打算报案用的胡宾诈骗张伟民资金相关情况说明，拟证明张伟民自认是胡宾向其借款，多次明确本息3000万元是借给胡宾的；证据2.金东公安分局对张伟民、张伶的起诉意见书1份，拟证明本案以及科润公司诉东方秀公司的民间借贷案件均系胡宾向张伟民、张伶以及所在公司借款，东方秀公司只是帮助胡宾过渡款项。本案系张伟民、张伶等人以虚构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向法院起诉；证据3.2016年12月26日江东法院对张伶的询问笔录1份，拟证明张伶认可（2011）浙金正证民字第1760号公证书的邮件的真实性，张伶确认邮件对账中包括涉案的350万元以及另案中科润公司汇给东方秀公司的400万元；证据4.金东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对张伟民自2012年9月6日至2013年4月7日所作的讯问笔录7份，2012年9月23日金东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对张伶的询问笔录1份，2012年5月2日金东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对孔东海的询问笔录1份，2012年5月3日金东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对徐利伟的询问笔录1份，2012年4月23日金东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对杨励骏的询问笔录1份，2012年4月27日金东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对杨敏燕的询问笔录1份，拟证明张伟民明知实际借款人为胡宾，并收取胡宾利息以及东方秀公司与其他两家企业均为胡宾借款提供账户接受款项的事实。科伦公司经质证认为：证据1没有显示东方秀公司是从公安机关调取的，张伟民的刑事案件已经被金华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予起诉决定，故对证据1的来源有异议，东方秀公司说公安机关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张伟民的电脑，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公安机关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恢复的依据，即便是通话录音记录，也可能与案件的事实不相符，故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东方秀公司欲证明的事实；对证据2的起诉意见书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来源的���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东方秀公司所谓的事实已经被金华市人民检察院不予起诉决定否定，故不能证明东方秀公司欲证明的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恰恰可以证明涉案款项是公司之间的借款，是通过胡宾介绍的，不能证明是张伟民与胡宾之间的借款；证据4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胡宾经质证无异议。对东方秀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作如下认证：证据1，科伦公司虽有异议，但并未否认是张伟民与胡宾之间的通话录音记录，结合东方秀公司一审提供的胡宾诈骗张伟民资金相关情况说明，可以证明东方秀公司欲证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3的真实性，科伦公司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4的形式上的真实性，科伦公司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经���理认定：2011年1月6日，科伦公司通过其在中国银行鄞州支行开立的账号为81×××01的账户，汇入东方秀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金东支行金三角分理处开立的账号19×××93的账户350万元，汇款凭证未记载汇款用途，科伦公司与东方秀公司也未就该350万元签订借款协议或由东方秀公司向科伦公司出具借条。同日，其中227万元汇入东方秀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瑜账户后又转入周瑜母亲徐彩珍账户，并于同日分别转入杨敏燕账户87万元后再转入胡宾账户，100万元转入周济放账户，40万元转入孔栋伟账户。同月5日、7日，徐彩珍该账户分别转入胡宾账户23万元、25万元。东方秀公司解释，上述款项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周瑜账户转至胡宾及胡宾指定的杨敏燕、周济放、孔栋伟等人账户，是因为从其账户转至其他个人账户财务上无法操作，而从其账户转给周瑜，履行一定手续后，具有可��作性。胡宾当时作为银行高管，其银行账户受到监管，不能频繁地有大金额进出，所以胡宾要求东方秀公司帮助其接收款项后，不能直接汇给胡宾，在汇款时需通过几个中间账户或者中间人转交，中间环节越多，款项越分散，越能避开监管。该转款流程系因对公账户与私人账户不互通，同时为了帮助胡宾逃避监管所为。胡宾在2011年9月22日经浙江省金华市正信公证处公证的证言中陈述：2011年1月6日科伦公司向东方秀公司的350万元汇款，系胡宾向科伦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伟民的借款，科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伶与张伟民系亲戚关系。因科伦公司的企业账户不能直接汇款给胡宾，张伟民要求提供对公账户，胡宾根据张伟民的要求，指定张伟民汇入东方秀公司账户。因为款项的金额比较大，要求通过多个账户再转给胡宾，胡宾联系了朋友杨敏燕、周济放、孔栋伟。根据胡宾的指定，东方秀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瑜于2011年1月6日将227万元汇入其母亲徐彩珍账户（该账户实际由周瑜使用）。因前一天胡宾向周瑜借款23万元，周瑜已将23万元汇给胡宾。2011年1月6日，周瑜通过徐彩珍账户将227万元分别汇入胡宾指定的杨敏燕、周济放、孔栋伟账户。其中87万元汇入杨敏燕账户于同日汇入胡宾账户，100万元汇入周济放账户，40万元汇入孔栋伟账户。同月7日，周瑜通过徐彩珍账户将25万元汇入胡宾账户，剩余75万元系胡宾向周瑜的还款。东方秀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张伟民与胡宾签订的2份借款合同载明，胡宾分别向张伟民借款1500万元、500万元，借款期限分别为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月1日、2011年2月1日至2012年2月1日。张伶在一审法院2016年12月26日向其询问时陈述：“我个人与胡宾之间有借贷关系，主要是承兑汇票多，他拿去帮我���现。胡宾也有介绍我们借给其他单位款项。当时我们会计说公司拆借不行的，写了借条也没用，所以都没写的，财务账上都查得到的。以前胡宾都是和张伟民联系的，胡宾当时打电话给我，说东方秀公司要转贷，问我们有没有闲钱，我说我们账上有300多万元，胡宾就把东方秀公司的账号、账户发过来给我。我想东方秀公司之前向张伟民刚借了一部分，怎么又有转贷，胡宾说大公司经常有转贷的。胡宾都是这么说的，公司要转贷，公司信誉都是好的，我们也相信胡宾的，因为胡宾当时是银行风险控制科室的科长。胡宾打电话给我们说是哪个单位要转贷，然后把账户、账号都发给我们的，而且承诺他介绍的单位都没有问题。我们当时说好的，对公账号过去的，都要对公账号回来的。（2011）浙金正证民字第1760号公证书中的2011年2月9日的一封电子邮件涉及的350万元就是东方秀公司的这笔，因为都是胡宾和我们联系的，我们也没有东方秀公司的联系方式，所以只能和胡宾进行对账，备注的本人这里是我个人的钱，这个对账单里的款项已经包含科润公司、科伦公司还有我个人出借的款项，都是我代表出借方与胡宾对账的，因为我经手的比较多。我们没有东方秀公司的联系方式，只是向介绍人胡宾催，都是通过胡宾的，每次对账、利息都付得及时的。我们怀疑东方秀公司给胡宾的利息应该高于我们这边计算的利息的，胡宾有赚差价的。利息是胡宾打过来的。胡宾和我们也是这样说的，利息他会帮我们拿过来的。大概付了3个月的利息，2011年4、5月份胡宾就出事了。科润公司、科伦公司还有我们个人总共加起来本金大概2000多万元。”张伟民在金东公安分局2012年9月29日向其讯问时陈述：“到了2011年4月25日之后，我知道胡宾没有能力来偿还我们的钱了，我就到银行将我们公司所有公对公、私对私的明细账拉出来，我发现私人打给胡宾的肯定还不了钱了。我在想还有一部分公对公的钱，能不能起诉。刚开始还本金、利息都是比较及时的，几个月来回后，我更加相信他了。对账都是张伶和胡宾在对的，具体都是张伶在操作的，整个我们给胡宾的本金在2000万元左右，利息是900万元左右。按照月利4分的利息，在2012年4月份胡宾出事之前，每个月都是按照约定的利息付给我，但后来利息又作为本金被他以各种理由借回去了。东方秀公司的事情，我之前也都讲过了。一开始确实也是胡宾介绍借给他们的，好像是说转贷，但是具体到底干什么用我真的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对胡宾已经很信任的，他叫我们把钱打给谁就打给谁了，事后胡宾也一直在付利息给我们，但是到了起诉的时候我也确实搞不清钱到底是在胡宾手上还是在东方秀公司，后来胡宾说钱被他炒期货亏掉了，我是不相信的，我还是认为钱应该在东方秀公司。”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东方秀公司与科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科伦公司认为，东方秀公司经胡宾介绍向其借款，其已经将出借款项汇入东方秀公司账户，而东方秀公司并没有将该款项转给胡宾，应认定东方秀公司与科伦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张伟民在金东公安分局的陈述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东方秀公司认为，东方秀公司与科伦公司原来并不认识，也没有业务往来，仅是受胡宾委托接受科伦公司的汇款，并在收到该款项后根据胡宾指示于当日或次日汇给胡宾或胡宾指定的人员，东方秀公司实际并没有使用该款项，胡宾确认其是实际借款人，张伟民在公安机关向其讯问时以及张伶在一审法院向其询问时均确认包括科润公司、科伦公司以及张伟民、张伶等个人出借给胡宾的款项本金合计2000万元，且合计借款金额与张伟民出具的胡宾诈骗张伟民资金相关情况说明以及张伶与胡宾的对账邮件载明的借款金额完全一致，张伟民与胡宾之间不可能还存在另外的2000多万元借款。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科伦公司主张其与东方秀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款项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科伦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仅向一审法院提供其通过中国银行鄞州支行汇入东方秀公司账户350万元的汇款凭证，而东方秀公司为否定科伦公司主��的事实，向一、二审法院提供借款合同、对账邮件、短信记录、讯问笔录、询问笔录、胡宾诈骗张伟民资金相关情况说明等反驳证据。东方秀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与胡宾的陈述相互印证，并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可以证实科伦公司与东方秀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至于科润公司汇入东方秀公司账户的款项，东方秀公司未直接转入胡宾账户，东方秀公司与胡宾对此作出的解释较为合理，可以采信。因东方秀公司已就其与科伦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进行充分的举证，科伦公司未就其与东方秀公司存在借贷关系进一步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科伦公司主张其与东方秀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要求东方秀公司归还借款350万元及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东方秀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案因东方秀公司二审���供新证据，导致一审认定的事实与二审认定的事实不一致，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18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宁波保税区科伦纸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3022元，均由被上诉人宁波保税区科伦纸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亚平审 判 员  叶剑萍代理审判员  施 晓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书 记 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