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乐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281民初390号原告（反诉被告）：陈向军，男，197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海凤，广东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余伟红，男，196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告陈向军与被告余伟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6日立案后,反诉原告余伟红以陈向军为反诉被告，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将本诉、反诉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陈向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海凤、被告（反诉原告）余伟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向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每月1.5％计算，第一笔6750元、第二笔6600元、第三笔11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林仪海与被告是朋友关系，林仪海与原告是妻姐夫关系。被告因在南海做有线工程资金周转困难，在林仪海的介绍下，原告基于对林仪海的信任，分别于2013年7月5日借给被告10000元、2013年8月6日借给被告10000元、2014年3月22日借给被告20000元，其中前二笔借款未约定还款日期，第三笔借款约定于2014年5月22日还款。前两笔借款原告均是在林仪海的见证之下当面给付现金给被告，第三笔借款是被告回乐昌原告当面给付现金给被告，三笔借款被告也在给付现金之日分别向原告出具了三张借条。但是时至今日，被告所借原告的款项已超过偿还的约定还款期限或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都拒绝偿还。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推拖不还，并置之不理，对原告避而不见，直至今日，分文未还，且被告已更换联系方式，原告完全无法找到被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余伟红辩称：被告于2013年经朋友林仪海（原告妻姐夫）的介绍认识原告陈向军为朋友，原告了解到答辩人在南海做有线工程因缺少资金，便主动提出借钱给答辩人。2013年7月5日答辩人立据向原告借10000元，2013年8月6日答辩人又立据向原告借10000元，两次借款前双方均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时间。2014年3月22日，原告在乐昌邀答辩人吃饭，喝酒间原告问答辩人工程资金是否足够，还需不需要资金方面的帮助，答辩人对原告的关心很感激，便说还要借部分资金，于是原告给答辩人再借20000元，随即取来笔墨叫答辩人立20000元的借据给原告，说定通过银行转帐给答辩人，答辩人因此立借据20000元给原告，该借据亦未约定利息，只约定还款时间为5月22日。之后至今原告并没有将20000元转帐给答辩人，亦未通过现金借给答辩人，该份借据不存在事实上的借贷，因此答辩人对这20000元的借款不认可。为此，原告对这20000元的借据经常打电话对答辩人恐吓和威胁，答辩人无奈，从2014年4月22日起每月通过银行转帐4000元给原告作还款，至2014年8月止，答辩人将20000元的借款如数还清给了原告，但原告说这不是还本金而是利息，利息按10％计算，每月所还的4000元是三笔借款的利息，本金一分未还。在原告不断恐吓威胁下，答辩人只好每月转帐还原告的借款，至今答辩人先后共转帐给原告13万多元，但原告仍不罢休，继续用电话对答辩人恐吓威胁敲诈。综上，答辩人实际向原告借款约20000元，由于原告的恶意敲诈，迫使答辩人曾先后转帐给原告13万多元，借还相抵原告实际不当获取答辩人130000元-20000元＝110000元。为此，请求法院依据事实判令原告返还不当得到110000元给答辩人，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反诉原告余伟红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反诉被告返还原告110000元。事实和理由与本诉的答辩意见一致。反诉被告陈向军辩称：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及诉求无法证明其向原告还款期间多还了110000元的事实，因为反诉原告向法庭提交的银行流水及法院调取的陈向军的明细清单，都无法证明反诉原告向陈向军转了110000元。余伟红提交的现金存款凭条中，其中有三张是空白的，无法确认，还有三张尾号为2715的卡号根本不是陈向军的卡，这些钱并不为陈向军所得。当事人围绕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余伟红的申请调取了陈向军在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3212的账户的交易记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有庭审笔录在卷佐证。对于本案的事实，本院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以及陈述，认定如下：1、陈向军在本案中主张的余伟红向其借款40000元的事实是否成立。陈向军围绕其主张的余伟红向其借款40000元的事实，提交了余伟红向其出具的借条三张，出具时间分别是2013年7月5日（借款金额10000元，未约定还款日期）、2013年8月6日（借款金额10000元，未约定还款日期）、2014年3月22日（借款金额20000元，约定5月22日还款）。余伟红认可三张借条均是其出具给陈向军的，对2013年7月5日、2013年8月6日的借条上的借款共20000元已实际支付无异议，对于2014年3月22日的借条上的借款20000元，余伟红主张在其向陈向军出具借条后，陈向军一直未向其支付该20000元，陈向军主张该20000元是其在余伟红出具借条后，从银行取款交付给余伟红的。因陈向军就2014年3月22日的借款20000元，已提交了余伟红向其出具的借条予以证实，且陈向军亦就该20000元的支付形式作出了说明，余伟红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向他人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在陈向军提交了借条的情况下，余伟红主张该20000元的借款事实不成立，应提交相反的证据，但余伟红未提交相反的证据证明其反驳的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根据陈向军提交的借条，足以认定该20000元的借款事实成立。余伟红认可的2013年7月5日、2013年8月6日的借条上的借款共20000元，加上本院予以认定的2014年3月22日的借款20000元，可以确认陈向军在本案中主张的余伟红向其借款40000元的事实成立。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的三笔借款均未约定利息。2、余伟红向陈向军转账或现金存款的金额及所支付款项的性质。对余伟红分别于2014年9月6日、2016年7月17日向陈向军农村信用社的账户转账20000元、5000元，共计25000元的事实，陈向军无异议。对于余伟红主张其从2013年8月起陆续向陈向军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现金存款50余笔共计112800元的事实，余伟红提交了18张中国农业银行的现金存款凭条（包括尾号分别为3212、2715的两个账户），本院依余伟红的申请调取了陈向军尾号为3212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交易记录，陈向军称尾号为2715的卡号并非其账户，对其中可以辨认的向其尾号为3212的账户现金存款的12张凭条予以认可，金额共计24300元，对余伟红主张的其余交易记录中显示为“现存”的现金存款，陈向军认为不能证明是何人存入的，不予认可。针对双方有争议的余伟红向陈向军尾号为3212的中国农业银行支付款项具体金额的事实，本院在庭审当中要求余伟红在账户的交易记录中勾选出其认为是其向该账户支付款项的记录，经审查，余伟红所勾选的均为“现存”的记录，仅凭该交易记录不能认定是何人向该账户存入现金。余伟红提交的其手中持有的18张中国农业银行现金存款凭条中，经审查，有3张为空白，无法辨认，另有3张的卡号尾号为2715，陈向军不认可是其账户，余伟红又未能提交证据佐证该卡号是陈向军的账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该6张现金存款凭条，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其余12张凭条，尾号为3212，陈向军亦认可是其账户，且经审查，该12笔存款记录均能与本院调取的陈向军尾号为3212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交易记录相互印证，故该12笔可以认定为余伟红向陈向军的账户现金存入的款项。该12笔的交易日期和交易金额分别为2014年7月10日4000元、2014年7月23日2000元、2014年11月1日2500元、2014年11月22日1900元、2015年1月27日2000元、2015年3月17日2000元、2015年4月4日1000元、2015年4月24日2500元、2015年6月30日1500元、2015年7月21日1500元、2015年9月17日1400元、2015年11月27日2000元，合计24300元，也即陈向军认可的金额。以上本院予以认定的余伟红向陈向军转账或现金存款的金额共计49300元，对于余伟红主张的超出49300元的部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该49300元的交易均发生在2013年7月5日（本案中余伟红向陈向军出具首张借条的日期）之后。对于余伟红向陈向军支付的49300元的性质问题，余伟红主张是其向陈向军还款，其除本案中向陈向军借款20000元，没有其他借款，超出20000元之外多支付的部分是因为受到陈向军的胁迫，向陈向军支付的所谓的10％利息，余伟红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受到陈向军的胁迫。陈向军主张该49300元并非是偿还涉案的40000元借款，是余伟红用于偿还向其所借的其他借款，陈向军称除本案中的40000元借款之外，余伟红还曾向其分别于2013年10月24日借5000元、2014年11月1日借3000元、2014年6月5日借20000元、2014年10月1日借5000元、2015年10月20日借8000元、2015年12月19日借5000元，另有其他小额借款。对于陈向军所主张的本案之外的上述其他借款，因余伟红不予认可，而陈向军又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且在陈向军主张余伟红有多笔借款未还、余伟红向其陆续还款的情况下，陈向军完全可以要求余伟红注明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区分所还的是哪一笔借款，以保护自己的债权，但陈向军并未要求余伟红注明或者采取其他任何方式区分所还的是哪一笔借款，陈向军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可以认定余伟红陆续向陈向军支付的49300元当中包含了涉案40000元借款的还款。双方均确认涉案三笔借款均未约定利息，即使2014年3月22日的借款20000元所约定的还款日期5月22日认定为2014年5月22日，余伟红从2014年5月23日开始支付逾期利息，该49300元亦超过了40000元本金及其中20000元的逾期利息。对于超过部分的性质应如何认定的问题，虽然陈向军未能举证证明本案之外的其他借款，但在余伟红未能举证证明其受到陈向军胁迫的情况下，从余伟红在支付的款项足够偿还涉案40000元借款本金及其中20000元借款的逾期利息之后，还自愿陆陆续续地多次向陈向军的账户存入现金的行为分析，陈向军主张余伟红除本案的借款之外还有其他借款未还的事实，有较高的可信度，超出部分可以认定为用于偿还本案借款之外的其他借款。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虽然余伟红向陈向军借款40000元的事实成立，但余伟红向陈向军所支付的49300元当中包含了涉案40000元借款的还款，即涉案的40000元借款已经清偿，因此，陈向军要求余伟红偿还40000元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已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余伟红要求陈向军返还多付出的110000元的反诉请求，根据前述事实认定，本案中予以认定的余伟红向陈向军支付的款项金额是49300元，且该49300元均是余伟红用于偿还其向陈向军的借款（包括涉案的40000元借款和本案之外的其他借款），故余伟红要求陈向军返还110000元的反诉请求，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陈向军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余伟红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409元，由原告陈向军负担，反诉费1250元，由反诉原告余伟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香中审判员  邱强生审判员  李 鑫二〇一七年七月四日书记员  罗嘉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