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民终114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操根祥，男，1970年8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徒建成，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泽彬，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暘，男，1971年1月2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明飞，上海致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民，上海致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操根祥、陶暘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742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操根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陶暘返还操根祥借款利息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75.33万元，并从2015年4月29日起按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利率支付逾期返还款项的损失。事实和理由：借款协议签订时，双方约定借款金额为2亿元。操根祥系基于对陶旸能依约出借2亿元的信赖，才约定“N为乙方2亿元资金按年化收益率20%计算的利息”，操根祥支付8,000万元的保证金亦是基于对陶旸能出借2亿元的信赖，操根祥可收取的期货利息亦是专用账户清仓后的余额超过2亿元和利息N的部分。为了防止本金少于2亿元，双方还在借款协议第三条约定了高于2亿元加1,500万元的风险线，并特别说明“含乙方未到账资金”，且约定了如果不出借则应支付未出借部分30%的违约金的惩罚措施。由此可推断双方系以出借2亿元为本意，并以该意思表示为基础约定利息N以2亿元资金按年化收益率20%计算。陶旸未按照协议约定出借5,000万元本金，属于违约，但按照一审判决却可以收取24%和36%的收益，有失公平，也不符合双方对收益率约定的本意，故涉案借款应按实际出借金额和约定利率计算利息。陶旸多收款项拒不返还，给操根祥造成损失，且资金在陶旸处，陶旸从中获得了利益，故操根祥要求陶旸就多收款项部分按照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针对操根祥的上诉请求，陶暘辩称，陶旸系按照协议约定收取利息，不存在返还的问题。系争的5,000万元虽然没有打入交易账户，但该笔资金是准备着的，存在资金占用成本，故不同意操根祥的上诉请求。陶暘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操根祥的原审诉请。事实与理由：借款协议明确约定应得利息以2亿元资金按年化收益率20%计算，时间为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4月29日。操根祥借款的目的是用于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专项投资，与一般的生活所需借款、公司经营所需借款不同。涉案借款利息主要是从资金占用角度进行约定，根据协议安排，陶旸必须筹备好2亿元资金，并根据协议约定随时划入指定交易的专用账户，故利息是以协议约定的本金为依据并按照投资的年化收益率计算，而不是以转入专用账户的时间节点作为利息起算时间点来计算。操根祥对上述事实是明知的，因此陶旸以2亿元资金作为计息基数是有合同依据的，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款协议约定5,000万元转入借款专用账户内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最后的转款期限为2015年3月20日；2、确有必要；3、操根祥应提前3日书面通知。操根祥在2015年3月19日已明确同意5,000万元资金不划入交易专用账户。借款协议是带有合作投资收益分成以及风控条款的合同，并非简单的借贷合同，是否“确有必要”应由陶旸根据操根祥的请求以及投资交易的实际情况来作最终决定，而不是由操根祥单方决定。陶旸作为资金及交易账户的提供方，享有相应的风险控制权。转款期限到期后，操根祥要求打入部分资金至交易账户，当时交易账户中资金充裕，并不存在“确有必要”情形，陶旸根据投资的风险控制条款拒绝操根祥的要求，不存在任何违约，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应承担任何违约责任。针对陶暘的上诉请求，操根祥辩称，一审中陶旸本人已到庭承认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故利息应以实际出借的1.5亿元按照20%的标准计算。陶旸确实存在违约行为，没有证据证明操根祥放弃要求陶旸出借款项，事实上操根祥曾多次催促要求陶旸转款，5,000万元是否应当出借应当由操根祥而非陶旸判断。协议约定的违约金为未出借数额的30%，现一审法院判决115万元，仅为未出借数额的7.6%，已属过低，故不同意陶旸的上诉请求。操根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陶暘返还多收的利息3,916,855.60元，并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该笔款项自2015年4月4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逾期返还损失；2.陶暘支付违约金1,500万元，并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该笔款项自2016年1月18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损失。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2月25日，操根祥与陶暘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内容包括：（1）操根祥因渤海交易所投资需要向陶暘借款现金2亿元，具体出借时间为：2015年2月26日前5千万、3月3日前5千万、3月9日前3千万到5千万（以实际资金为准）、3月20日前5千万分别转入借款专用账户内（其中3月20日前的5千万操根祥需在确有必要时提前3天书面通知陶暘出资）。借款期限为2015年2月26日至2015年4月29日。（2）双方同意，由陶暘提供借款专用账户，即以个人及公司名义在渤海交易所开立的交易账户及其配套银行账户，陶暘对上述账户的安全性承担全部风险；陶暘需保证专用账户名义所有人及时根据操根祥书面指令协助操根祥办理出入金及转账等事务，若专用账户名义所有人自行操作账户或转移资金，则全部责任由陶暘承担。（3）双方同意，陶暘的应得利息N为：2亿资金按年化收益率20%计算利息，计息时间从2015年3月1日开始至2015年4月29日。（4）为确保陶暘资金安全，操根祥出资8千万作为陶暘出借2亿元的风险保证金，其中2千万用在长城筑金国际期货有限公司的外盘TY012资金作为抵押担保，剩余6千万元以现金出资。（5）若操根祥将某专用账户全部清仓并将“借款专用账户结算书”发给陶暘，则陶暘须在当日核对准确后回签确认，回签确认后该余留资金金额陶暘即可自行转回银行账户，并视为此金额陶暘已收回。（6）若陶暘的任何一笔出借款未及时转入专用账户（包括操根祥的保证金），则陶暘应按照未及时出资部分金额的30%为标准，向操根祥支付违约金。（7）本协议一式两份，在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未尽事宜，各方协商解决等。借款协议签订后，操根祥依约向陶暘支付了借款保证金。陶暘于2015年2月26日向操根祥出借3,000万元，于2015年2月27日出借2,000万元，于2015年3月3日出借5,000万元，于2015年3月4日出借3,000万元，于2015年3月16日出借1,000万元，于2015年3月17日出借1,000万元，上述借款均打入双方约定的借款专用账户内。2015年3月17日，操根祥与陶暘签订《借款协议备忘录》一份，约定：双方确认陶暘于2015年3月16日及2015年3月17日分别出借的1,000万元系《借款协议》第二条约定的“3月9日前3千万到5千万（以实际资金为准）”的不足5千万的差额部分2千万，操根祥同意为此2千万元借款额外向陶暘支付利息20万元；即该2千万借款与借款协议约定中的“3月20日前5千万分别转入借款专用账户内（其中3月20日前的5千万操根祥需在确有必要时提前3天书面通知陶暘出资）”的5千万无关，上述5千万元仍需根据需要准时出资，操根祥在此也正式提前3天明确通知陶暘及时出资该5千万元借款。2015年3月16日、2015年3月17日，操根祥分别向陶暘打款10万元，共计20万元。操根祥与陶暘系通过微信群沟通交易指令。2015年3月19日，陶暘通过微信向操根祥表示，暂时不需要5,000万资金。操根祥回复微信称：今天可不入，但通知当天要入金，随时准备。2015年3月20日、3月21日、3月23日至3月25日，操根祥通知陶暘暂停进行投资交易。2015年3月26日13时44分，操根祥通知陶暘：“今天、明天务必安排3,000万左右资金打入账户备用。本来应该5,000万全部到位，起码2,500万明天一定要入交易账户”。当日下午13时48分，陶暘回复操根祥称“不需要，没有必要，那么多对锁仓……本来就是有必要才动这5,000万的”。操根祥又称：“必须到位，不和你啰嗦了！！！操作我们有我们的思路！！！至少2,500万。……另外2,500万看后面的实际情况再看是否需要动用！！”。陶暘回复称：“那是你的事，我们认为没有必要”。2015年3月26日18时21分，操根祥通知2015年3月27日暂停交易。2015年3月27日14时52分，操根祥再次要求陶暘在今天收盘前出借资金2,000万元至2,700万元（根据陶暘处资金到位情况）。陶暘回复称：大量资金冻结已经造成资金安全问题，因此陶暘暂时不会动。最终，陶暘未向操根祥出借剩余的5千万元款项。2015年4月10日，操根祥与陶暘签订《借款协议备忘录五》，约定：根据双方于2015年2月25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截止2015年4月8日，共计转入借款专用账户资金（即渤海交易账户）合计2.1亿元（其中操根祥借款1.5亿元，陶暘保证金0.6亿元）。截止2015年4月8日第一轮交易结束，已从借款专用账户（即从渤海交易账户）转回资金合计230,191,889元。2015年4月8日，案外人蔡某代表陶暘向操根祥名下的中国银行账户内打入四笔资金，金额分别为576万元、65万元、4,395万元、1,955万元，以上合计6,991万元。2015年4月27日，操根祥在陶暘提供的一份汇总清单上签字，该清单显示：渤海交易账户共出金额230,191,889.03元，其中本金150,000,000元，2亿的利息为6,575,342.47元，已打至操根祥账户内的金额为69,910,000元，还需打出3,706,546.56元，另加上理财利息[至4月23日为432,142.89元，至4月29日为553,334.12元(以实际收到银行利息为准)]，合计还应向操根祥转出4,259,880.68元。操根祥同时在该清单上备注如下内容：“陶总，关于汇总清单：1、计息时你计算了60天，应该是59天；2、（计息）利息本金你算了2亿，其中1.5亿没有问题，另外的5千万元我到上海和你商量处理；3、根据你计算的结果应该转还给我的￥4,259,880.68元，请在4月29日先转到借款协议约定的中行操根祥账户，谢谢”。2015年4月29日，案外人蔡某再次代表陶暘向操根祥名下的中国银行账户内打入资金4,259,800.68元。2015年6月3日，操根祥向陶暘发出结算函：“1、关于利息计算基数事宜：本人向您借款2亿元，您实际交付了借款本金1.5亿元，理应按1.5亿元的标准结算相关利息，……理应将多扣取的利息合计人民币175.33万元支付给本人。2、关于您未发放的5,000万元借款事宜：本人曾于2015年3月17日通过书面方式正式向您申请拨付《借款协议》约定的3月20日5,000万元借款，但您却未能予以拨付，导致本人被迫调整投资策略，造成重大损失，根据《借款协议》第4.1.3条的约定您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陶暘未出借5,000万元是否给操根祥造成了损失。操根祥向法院提供下列证据：（1）陶暘个人情况简介、关于陶暘的新闻报道六篇，证明陶暘是资深投资专家，其对约定的违约惩罚数额具有可预见性。其中个人情况简介显示：陶暘有20年的国内国际期货投资经验，曾任上海XX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投资部总经理、上海期货交易所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上海同业公会理事。（2）渤海交易所香菇价格走势图，证明操根祥所从事的香菇现货做空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该投资为5倍杠杆，如操根祥能获得5,000万元借款，则扩大投资规模后，操根祥可多获利2,500余万元。陶暘对证据（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操根祥受到的实际损失。陶暘另向法院提供完整版的渤海交易所香菇价格走势图，证明系争期间香菇期货价格上涨较多，操根祥操作的是做空交易，因此陶暘出借款项的风险巨大。操根祥对陶暘提供的该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于上述争议事实，法院认为，期货交易具有相当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投入的资金量并不必然与获得的收益成正比，虽然操根祥在借款期间整体获利，但其直接根据走势图，在事后反推投资方案并据此计算获利金额，显有未妥。至于操根祥具体损失的厘定，将在法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2、关于陶暘是否为未出借的5,000万元付出了融资成本。陶暘提供案外人李某出具的书面证明、中信银行客户存款信息复印件、定期存单复印件、案外人谢某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证明陶暘向谢某借款5,000万元，谢某指示其财务人员李某，向陶暘打款5,000余万元。操根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因二位案外人未出庭作证，陶暘亦未提供其他证据的原件，故操根祥的质证意见成立，法院对上述证据及其欲证明的事实均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借款协议对于“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的约定是否有效？二、借款协议对于利息的约定是否合法？三、陶暘是否应向操根祥支付违约金，金额为何？关于争议焦点一，操根祥主张该约定有效，陶暘则认为该约定违反了自然人间借款合同的实践性要求而无效。法院认为，操根祥的意见可予采纳，理由如下：1、操根祥与陶暘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相应缔约能力。借款协议中关于该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的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该约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事由。首先，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规定的“强制性规定”系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言，但《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非属此类。该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该条，如自然人间签订借款合同后，贷款人未提供借款，则合同应为不生效，而非自始、确定、不能补正的无效。换言之，立法并无使未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归于绝对无效的目的。其次，该约定无损于社会公共利益。操根祥与陶暘约定协议自签字时生效，影响的仅为双方的利益配置，并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此外，该约定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无效事由。3、从《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立法目的看，因自然人间的贷款常具有无偿、互助的性质，故立法在该条中加入了要物性要件，通过允许贷款人撤回承诺，无需履行已成立的合同，而对其利益加以额外的保护。通俗的说，立法赋予了贷款人“反悔权”作为“有约必守”的例外。但本案中，操根祥与陶暘间的借款协议为有偿，且约定年利率为20%，显然具有营利性质，陶暘作为资深投资人，选择与操根祥约定借款协议自签字时生效，自愿放弃法律赋予的“反悔权”，系其处分自身民事权利的行为，并无违法之处。若强令陶暘不得放弃“反悔权”，不仅会过度损害操根祥的合法利益，也将悖于《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立法目的。基于上述三点理由，法院确认，借款协议中关于“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的约定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从《借款协议》的约定看，陶暘分期向操根祥提供借款，每笔资金的实际出借时间自2015年2月26日至3月17日不等；借款的实际金额虽以2亿元为限，但有可能低于2亿（其中3月9日前出借的3千万到5千万需以实际资金为准，3月20日前出借的5千万需以操根祥提前通知为前提）；但借款利息的计算却为固定，即无论实际借款期限为何，出借资金多少，应得利息N均应为：本金以2亿计，利率为每年20%，计息时间从2015年3月1日开始至2015年4月29日。根据陶暘的计算，该笔利息N应为6,575,342.47元，已由陶暘在结算时予以扣除。此外，根据《借款协议备忘录》，操根祥还另行向陶暘支付2015年3月16日、3月17日共计2,000万元借款的额外利息20万元。就上述利息金额是否合法，可分两部分予以计算。1、关于2015年3月16日、3月17日出借的2,000万元。按照借款协议计算的利息N部分应为20,000,000元×20%÷365天×60天=657,534.25元，加上额外支付的200,000元利息，该部分借款的利息总额为857,534.25元。从《借款协议备忘录》的约定看，操根祥对此并无异议，且已实际支付上述利息。经计算，上述利息金额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率36%上限，操根祥无权要求返还。2、关于其余部分借款。该1.3亿元借款的利息5,917,808.22元系由陶暘自行扣划，并非操根祥主动给付，而操根祥在2015年4月27日的汇总清单备注以及2015年6月3日的结算函中均已明确对利息的计算方式提出异议。因此，该部分借款利息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的部分，应当予以返还。至于上述款项的实际出借期限，操根祥虽在审理中提出借款期限应至2015年4月3日止，但根据汇总清单的记载，操根祥可得的理财利息一直计算至2015年4月29日，且操根祥在备注中也仅提出借款期限应为59天还是60天的问题，并未提及其他。故对操根祥的该项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并确认各笔借款的借期均应至2015年4月29日止。据此，按照上述借款的实际借期计算（即2015年2月26日的3,000万借款，借期为63天；2015年2月27日的2,000万借款，借期为62天；2015年3月3日的5,000万借款，借期为58天；2015年3月4日的3,000万借款，借期为57天），陶暘可保有的利息上限金额为5,089,315.08元，故陶暘应向操根祥返还多收的利息828,493.14元。陶暘并未依约向操根祥提供最后一期5,000万元的借款，故无权向操根祥收取该笔借款的利息。至于陶暘在审理中提出，其收取操根祥的费用除利息外，还含有一定的服务费功能，因此并未多收。但鉴于双方就所谓的服务费并未作出任何约定，法院对陶暘的该项主张难以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借款协议的约定，2015年3月20日前的5千万借款，操根祥需在确有必要时提前3天书面通知陶暘出资。借款是否“确有必要”，依文义应由操根祥自行判断，陶暘在审理中主张需经其同意方能放款，缺乏证据支持，法院不予采信。操根祥在2015年3月17日的借款协议备忘录中已明确向陶暘提出了5,000万元的借款要求；在之后双方的微信沟通中，操根祥亦多次要求陶暘打款，但陶暘均予拒绝，故最终未能出借5,000万元的责任在于陶暘，陶暘应向操根祥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关于责任的范围，操根祥与陶暘虽在借款协议中约定，应以未及时出资部分金额的30%为标准支付违约金，但陶暘在本案中提出违约金的金额过高，要求法院调整。鉴于操根祥未就其实际损失的具体金额提供充分依据，故法院酌情参照年利率24%的标准对违约金进行调整，计付时间为2015年3月26日操根祥要求放款时至2015年4月29日借款期限届满时止。据此计算，陶暘应支付操根祥违约金1,150,684.93元。至于操根祥诉请中要求陶暘支付多收利息及违约金的逾期返还损失，因双方就利息的金额及是否应计付违约金存在争议，不能认为陶暘有拖欠支付上述款项的故意，故操根祥的该部分诉请，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陶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操根祥借款利息828,493.14元；二、陶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操根祥违约金1,150,684.93元；三、驳回操根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343元，由操根祥负担122,202元，由陶暘负担14,14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甲方（即操根祥）因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专项投资需要向乙方（即陶旸）借款金额人民币贰亿元”，而后因协议履行而签订的备忘录、汇总清单、结算函中亦均围绕着借款的本息而展开，未见陶旸在其中有参与期货经营及收益分配、风险分担之内容，故本院确认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陶旸主张《借款协议》系合作投资协议，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故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亦即只有出借人实际履行出借义务时合同才发生法律效力。虽本案所涉《借款协议》中双方约定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但合同的效力系法律对于当事人之间合意的评价，是源于法律的赋予，并非直接源于当事人的意志，故已经成立的合同只有具备法定生效要件才能生效。当事人之间关于借款合同经签字或盖章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的约定，不能改变合同生效的法律评价标准。本案中，双方的《借款协议》虽围绕由陶旸出借2亿元资金而展开，然陶旸仅实际出资1亿5千万元，另5,000万元因未交付而未产生效力，陶旸无权就该笔钱款收取利息。现陶旸主张以2亿元为本金计息，于法有悖，本院不予支持。协议的部分不生效不影响协议其他部分的效力，双方在约定钱款分批给付的情况下将计息期间明确为“自2015年3月1日开始至2015年4月29日”，该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于法无悖，双方应依约而行，故除操根祥基于2015年3月16日、3月17日共计2,000万元借款额外支出给陶旸的20万元利息外，操根祥应当支付陶旸的利息为以1亿5千万元为本金，按年化收益率20%计算60天，即4,931,506.85元，陶旸实际扣除6,575,342.47元，应返还操根祥1,643,835.62元。操根祥主张利息按59天计，与双方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双方就利息之争议源于对合同条款理解存在分歧，且双方对于协议中关于合同整体生效时间之约定未获肯定评价均有过错，在案证据无法证明陶旸有故意多扣除利息且无理由不予以返还的情形，故本院对于操根祥要求陶旸就多扣除的利息支付逾期返还损失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双方对于涉案借款系用于操根祥投资期货有明确的认知，虽资金的投入量不必然与投资收益成正比，但资金的数额对于投资者的风险判断、投资策略均有决定性的影响。就系争的最后一笔应出借款5,000万元，陶旸认为协议中所约定的“确有必要”应由陶旸根据操根祥的请求以及投资交易的实际情况来作最终决定，而不是由操根祥单方决定，但该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经审核，认为该笔借款是否“确有必要”依文义应由操根祥自行判断，本院予以认同，陶旸未向操根祥支付5,000万元的行为，属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向操根祥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以5,000万元为基础，按年利率24%自2015年3月26日计算至2015年4月29日，所确定的数额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认同，陶旸就此提出的相关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7427号民事判决；二、陶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操根祥借款利息1,643,835.62元；三、陶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操根祥1,150,684.93元；四、驳回操根祥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6,343元，由操根祥负担107,187元，由陶暘负担29,1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660元，由操根祥负担1,095元，陶旸负担34,56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慧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马 丽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鲁彦岐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