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15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大献，女，196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燕子口镇小哨村大寨组**，现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夏友宪，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路肖，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翠屏路**。注册号：522400000014897。 法定代表人：蒋红全，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翠屏路**。注册号：522421000066215。 负责人：吴建华，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龙猷，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天权，男，1966年6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现住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春晖，男，1985年5月14日出生，彝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华，男，198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先浩，男，196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现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上诉人刘大献与被上诉人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下称运输公司）、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下称运输分公司）、李天权、罗春晖、雷华、彭先浩合伙协议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8日作出（2015）黔七民商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刘大献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黔05民终411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依法重审了本案，并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2016）黔0502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刘大献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大献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6）黔0502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运输分公司退还上诉人合伙贵Ｆ×××××、贵Ｆ×××××号车辆的合伙资金766666元及合伙贵Ｆ×××××、贵Ｆ×××××号车辆的合伙资金391500元。合计1，158166元（车款）及合伙收益330，000元。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确认合伙人一致同意退伙的行为无异议；二、一审判决在处理合伙财产及积累的问题时没有根据本案的客观事实，完全按照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及其他合伙人的所谓意见处理，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各方当事人都认可出资230万元不仅包含车价160万元，还包含线路经营权70万元。运输分公司能作为合伙财产的就是车辆本身，不能处分班线经营权，从李天权代表全体合伙人与运输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可以确认，本案三方合伙人共同出资人民币230万元整购买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经营的（毕节至张家港）大客车贵Ｆ×××××（线路牌712571）、贵Ｆ×××××（线路牌712570）每台车辆作价是800000.00元，而运输公司享有的两块线路牌被运输分公司分别作350000.00元，共计700000.00元向另外两方当事人进行了收取，运输分公司依法无权将线路牌作价向另外两方当事人进行了收取款项，对该700000.00元应当按照三份比例退还另外两方合伙人。二是在本案中的出资情况是上诉人合伙贵Ｆ×××××、贵Ｆ×××××车辆的出资资金766666.00元，合伙贵Ｆ×××××、贵Ｆ×××××的出资资金391500.00元，而合计1,158,166.00元；黄兴于（雷华代表）出资新车100000.00元，罗春晖出资50000.00元；在发生纠纷后，市分公司将2015年5月29日从浙江联营组交给市分公司合伙的四辆车2-3月份的红利款600000.00元擅自进行了处分，并没有计算分给上诉人。三是完全没有考虑合伙财产由被上诉人强行处分与他人共同把持经营，导致上诉人无法行驶自己合法权益的客观事实的情况下被迫要求退伙，但被上诉人却无视上诉人的要求，将合伙财产转到其他地方经营获利，在经营将近一年后由于没有达到目的，将已经失去原有价值的车辆又抛给上诉人。2015年12月4日，在除上诉人之外的其他合伙人分配合伙财产时，其他合伙人没有按照民通意见第55条的规定，在上诉人没有参加，事后明确表示不同意其他合伙人的处分方案情况下，一审判决不考虑上诉人的实际出资1,158,166.00元，其他人出资不多，而且市分公司将四辆车的红利600000.00元擅自处分，严重损害上诉人利益的客观事实，就简单认定合伙人分财产的行为合法有效，该认定完全没有考虑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的保护，与法律规定的精神不符。四、一审认定上诉人持有2015年1月23日前的利润137662.00元错误。该款中应当扣除上诉人垫付的处理合伙车辆贵Ｆ×××××号车的保险费50000.00元，该款已经实际支付给保险公司，保险费赔款已经赔到市分公司的账上，上诉人实际仅持有80000.00余元。五、一审判决对争议的已经查明的事实没有依法进行合法判决，违反了法律规定，也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各方合伙人基于合伙关系获得四个客运车辆的所有权（运输公司所称）及班线经营权，当合伙人对合伙事项发生分歧意见时，被上诉人市分公司不顾其他合伙人的意见，擅自将合伙财产转交其他主体管理经营，上诉人因不同意该经营方案，与被上诉人发生纠纷，现各合伙人已经一致同意散伙，但一审判决对查明的合伙期间的班线经营权作价700000.00元退款问题不作任何的裁判；对已经查明的市分公司在浙江联营组领取的四辆合伙车辆红利600000.00元不做任何的裁判；对李天权承包红利100000.00元、罗春晖红利150000.00如何处理不做任何的裁判。请求二审依法判决。 原告刘大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运输公司、运输分公司连带退还原告合伙款项766,666.00元和391,500.00元；2、判令被告运输公司、运输分公司连带支付原告合伙收益330,0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运输公司、运输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多方于2013年11月19日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被告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作为甲方，原告刘大献、被告李天权作为乙方，被告罗春晖、雷华、彭先浩作为丙方，甲乙丙三方共同出资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整购买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经营的（毕节至张家港）大客车贵Ｆ×××××（线路牌712571）、贵Ｆ×××××（线路牌712570）。甲乙丙三方各占三分之一股权，按股权享受经营所得风险责任；甲乙丙三方股权不得随意转卖及变更持有人，如特殊情况需转卖及变更持有人，需甲乙丙三方共同商讨确定。”原告于2013年11月28日将其应出资的合伙款766,666.00元交付给运输分公司。后来原告得知上述车辆均系运输公司所有，被告运输分公司并非上述车辆的所有权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之规定，被告运输分公司不具有处分上述车辆的权利，运输公司至今对该合同没有追认，原被告2013年11月19日签订《合伙协议》应为无效。在两个月前，被告运输分公司又在原告的强烈反对下，擅自将合伙车辆作为标的物与他人进行入股经营，变更持有人，导致原告无法行使作为合伙人的权利。原告认为，贵Ｆ×××××（线路牌712571）、贵Ｆ×××××（线路牌712570）及经营权均属运输公司所有，且客运车辆的经营属专属权利，运输公司也无权转让给他人经营，运输分公司无权将上述车辆及经营权作价与原告合伙经营，运输分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合伙协议》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自始没有法律效力，被告应当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本案中，造成无效的过错在被告运输分公司，且运输分公司未经合伙人同意，擅自将合伙财产与他人入股，变更实际控制人，也对原告构成违约，给原告的合伙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运输公司对专属权利不按法律规定行使，通过不合法程序处分给其下属分公司，导致原告与分公司所签合同无效，运输公司应与分公司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此，请求：判令被告运输公司、运输分公司连带退还原告合伙款项766,666.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中，原告申请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运输公司、运输分公司连带退还原告合伙款项391,500.00元并连带支付原告合伙收益330,000.00元。理由为：原、被告签订《合伙协议》后，甲乙丙三方出资增加车辆贵Ｆ×××××号和贵Ｆ×××××号。原告分别于2014年8月19日交付出资款180,000.00元、2014年9月2日交付出资款150,000.00元给被告运输分公司，2014年9月28日交付新增车辆按揭款61,500.00元，至此，原告就新增车辆共出资391,500.00元。合伙的四辆客车盈利据驾驶员提供的运输数据估算，在原告的名下估计应分得330,000.00元左右。庭审中，原告补充陈述：无论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否有效，本案中存在不能继续合伙的事由，被告运输分公司未经合伙人同意将合伙车辆并入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导致原告与被告运输分公司负责人吴建华发生冲突和矛盾，合伙的基础已失去。对退伙的条件法律未作禁止性规定，原告的退伙合法。故原告以前述诉请诉至原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9日，以运输分公司为甲方，刘大献及李天权为乙方，罗春晖、雷华及彭先浩为丙方，签订《合伙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共同出资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整购买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经营的（毕节至张家港）大客车贵Ｆ×××××（线路牌号:712571）、贵Ｆ×××××（线路牌号：712570）共二辆作价2,300,000.00元；甲、乙、丙三方各占三分之一股权，按股权享受经营所得承担风险责任；甲、乙、丙三方股权不得随意转卖及变更持有人，如特殊情况需转卖及变更持有人，需甲、乙、丙三方共同商讨确定……。”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3年11月28日将其应出资的合伙款766,666.00元交付给运输分公司。2013年12月1日，运输公司与李天权签订《客车经营线路管理合同》，就贵Ｆ×××××（线路牌号:712571）、贵Ｆ×××××（线路牌号：712570）的线路使用进行约定，李天权只有保管、使用线路牌的义务，不得转借、涂改、伪造、买卖线路牌。因需增加贵Ｆ×××××、贵Ｆ×××××车，经三方协商，原告分别于2014年8月19日、2014年9月2日向运输分公司交纳购车款180,000.00元及150,000.00，并于2014年9月28日交纳新增车辆按揭款61,500.00元。上述车辆的行驶证均载明所有权人为运输公司。运输公司2015年5月19日的情况说明载明：“刘大献等人与毕节市分公司签订合伙协议，购买贵Ｆ×××××号及贵Ｆ×××××号车的份额事宜，市分公司属于我司的二级独立核算单位，其性质属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其转让车辆份额的行为无需我司追认；因分公司已向我司缴纳管理费，我司未另行收取李天权等人的承包费。”2012年12月28日，交通运输部作出交运发【2012】784号文件，载明：“自2013年1月20日起，在北京、贵州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长途客运接驳运输试点工作”。2014年12月3日，毕节市人民政府作出毕府复【2014】178号文件，载明：“同意由毕节汽车运输公司出资140.728万元参与组建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同意毕节汽车运输公司出资28.1456万元组建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子公司），占股20%。”2014年12月5日，运输分公司召开会议，参会人员有：吴建华、罗春晖、李祥、刘大献、李天权，会议决定：在兴黔交公司成立之前，贵Ｆ×××××、贵Ｆ×××××、贵Ｆ×××××、贵Ｆ×××××车暂时停运。2014年12月22日，运输公司作出毕运经办字（2014）100号文件，决定成立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原有的长途客运班线（800公里）以上的客运车辆，必须按期过户到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获得接驳运营证后方可经营。之后争议四辆客车处于停运状态。2014年12月25日，运输分公司作出毕运市分公司（2014）办01号文件，载明：“我司原有的长途客运班线（800公里）以上的客运车辆，必须按期过户到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获得接驳运营证后方可经营，请你们接通知后速与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筹建组联系。”2014年12月25日，为了确保旅客出行需求，贵州省道路运输局出具黔运客【2014】17号文件，确定：对2014年12月31日到期的583辆省际长途客车，延长经营期限至2015年3月31日。2015年1月21日，刘大献、李祥等人向运输分公司提出申请，要求缴纳贵Ｆ×××××、贵Ｆ×××××车辆的保险并启用车辆。2015年1月23日，运输分公司将该四辆客车交到浙江联营组进行春运期间的运营，并于2015年6月将该车辆过户给兴黔交公司。2015年11月3日，合伙协议三方对2015年1月23日之前的账务进行结算，确认所剩利润为210,133.00元（刘大献处为137,662.00元，运输分公司处为72,471.00元）。2015年12月4日，除刘大献外，其余合伙人对四辆车进行分配，形成《股东决议》：“1、由黄兴于、罗春晖、彭先浩分走一台班线车单独经营。另一方李天权、刘大献分走一台班线车单独经营，剩余两台省际包车由吴建华分走经营。2、上述四辆车每台车按八十万元为基数，按股分车。”罗春晖、吴建华、李天权、黄兴于（代雷华）、喻敏（代彭先浩）分别在决议上签字确认。2015年5月29日，浙江联营组交给被告运输分公司四辆车2-3月份红利款60万元，运输分公司支付了贵Ｆ×××××、贵Ｆ×××××车2015年1月22日至2016年1月21日保险费。浙江联营组分别付给李天权春运分红款10万元，罗春晖贵Ｆ×××××车2016年1月至4月的承包费和2016年1、2、3月保底红利款共计15万元。2016年3月10日后，被告李天权、罗春晖从浙江联营组分别将贵Ｆ×××××、贵Ｆ×××××车拿出自行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运输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已确认运输分公司属于其二级独立核算单位，性质属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转让车辆份额的行为无需其追认，运输分公司作为车辆实际所有权人有权转让车辆份额。车辆班线经营权，运输分公司是以承包经营的方式向运输公司承包经营班线，其与原告及其余被告签订《合伙协议》后，再次以李天权的名义与运输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也是承包经营的方式进行经营，并非转让班线经营权，故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合法有效，原、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中，原告起诉后，其余合伙人也均表示要退伙，三方已无继续合伙经营的基础，除刘大献之外的其余合伙人（包括与刘大献合占一股的李天权）已于2015年12月4日对合伙财产即涉案四辆车进行了处理，作出《股东决议》：“1、由黄兴于、罗春晖、彭先浩分走一台班线车单独经营，另一方李天权、刘大献分走一台班线车单独经营，剩余两台省际包车由吴建华分走经营；2、上述四辆车每台车按每台八十万元为基数，按股分车。”合伙人罗春晖、吴建华、李天权、黄兴于（代表雷华）、喻敏（代表彭先浩）分别在决议上签字确认。并且，各方已按上述决议实际分配车辆，各自经营。合伙人对合伙财产的分配行为已实际终止了三方的合伙关系，只是对合伙期间的盈亏未作完整的结算，仅确认了2015年1月23日前的利润为210,133.00元。而该利润中，原告刘大献处有137,662.00元，已超过三分之一。对2015年1月23日以后的帐目还未进行结算，无法确定，应待合伙各方进行结算后再行处理。综上，原告主张运输公司、运输分公司连带退还投资款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运输公司、运输分公司连带支付合伙收益的诉请，无证据支撑，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大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123.00元，由原告刘大献承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无新的事实、证据。 本院认为，2013年11月19日，上诉人刘大献与运输分公司、李天权，罗春晖、雷华及彭先浩签订《合伙协议》后双方当事人即为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应根据合伙协议的内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原判根据双方合伙协议作出的判决结果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上诉人刘大献提出一审判决在处理合伙财产及积累的问题时没有根据本案的客观事实，完全按照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及其他合伙人的所谓意见处理，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各方当事人都认可出资230万元不仅包含车价160万元，还包含线路经营权70万元。市分公司能作为合伙财产的就是车辆本身，不能处分班线经营权，从李天权代表全体合伙人与运输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可以确认，本案三方合伙人共同出资人民币230万元整购买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经营的（毕节至张家港）大客车贵Ｆ×××××（线路牌712571）、贵Ｆ×××××（线路牌712570）每台车辆作价是800000.00元，而运输公司享有的两块线路牌被市分公司分别作350000.00元，共计700000.00元向另外两方当事人进行了收取，市分公司依法无权将线路牌作价向另外两方当事人进行了收取款项，对该700000.00元应当按照三份比例退还另外两方合伙人的上诉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向公众连续提供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的规定，被上诉人运输分公司无权转让班线运输经营权，因此，被上诉人运输分公司投资到合伙中的为班线运输经营权的使用权，而非班线运输经营权。因此，双方合伙关系终止时，各方当事人均不得主张分割班线运输经营权。同时，双方当事人在合伙期间已充分运用了班线运输经营权的使用权。故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运输分公司归还作价70万元的班线运输经营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刘大献提出在本案中的出资情况是上诉人合伙贵Ｆ×××××、贵Ｆ×××××车辆的出资资金766666.00元，合伙贵Ｆ×××××、贵Ｆ×××××的出资资金391500.00元，合计1,158,166.00元；黄兴于（雷华代表）出资新车100000.00元，罗春晖出资50000.00元；在发生纠纷后，市分公司将2015年5月29日从浙江联营组交给市分公司合伙的四辆车2-3月份的红利款600000.00元擅自进行了处分，并没有计算分给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经查，双方当事人2015年1月23日前的利润为210,133.00元。而该利润中，上诉人刘大献处有137,662.00元，已超过三分之一。对于2015年1月23日之后的合伙利润，双方当事人未作结算，原判认为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权利正确。故上诉人认为未分配的合伙利润可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不作处理。对此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刘大献提出原判完全没有考虑合伙财产由被上诉人强行处分与他人共同把持经营，导致上诉人无法行驶自己合法权益的客观事实的情况下被迫要求退伙，但被上诉人却无视上诉人的要求，将合伙财产转到其他地方经营获利，在经营将近一年后由于没有达到目的，将已经失去原有价值的车辆又抛给上诉人。2015年12月4日，在除上诉人之外的其他合伙人分配合伙财产时，其他合伙人没有按照民通意见第55条的规定，在上诉人没有参加，事后明确表示不同意其他合伙人的处分方案情况下，不考虑上诉人的实际出资1,158,166.00元，其他人出资不多，而且市分公司将四辆车的红利600000.00元擅自处分，严重损害上诉人利益的客观事实，就简单认定合伙人分财产的行为合法有效，该认定完全没有考虑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的保护，与法律规定的精神不符的上诉主张，经查，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12月4日对合伙财产即涉案四辆车进行了处理，作出《股东决议》：“1、由黄兴于、罗春晖、彭先浩分走一台班线车单独经营，另一方李天权、刘大献分走一台班线车单独经营，剩余两台省际包车由吴建华分走经营；2、上述四辆车每台车按每台八十万元为基数，按股分车。”合伙人罗春晖、吴建华、李天权、黄兴于（代表雷华）、喻敏（代表彭先浩）分别在决议上签字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之规定，个人合伙人形成的退伙协议，不是必须经所有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该项司法解释的规定，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即可。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形成的《股东决议》已经绝大多数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上诉人虽不认可该决议，不影响决议的效力，故上诉人提出的这一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刘大献提出一审认定上诉人持有2015年1月23日前的利润137662.00元错误。该款中应当扣除上诉人垫付的处理合伙车辆贵Ｆ×××××号车的保险费50000.00元，该款已经实际支付给保险公司，保险费赔款已经赔到市分公司的账上，上诉人实际仅持有80000.00余元的上诉理由，即上诉人已认可自己持有利润137662.00元，至于上诉人认为应由其他合伙人共同承担的保险费，可另行主张权利。故对此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刘大献提出一审判决对争议的已经查明的事实没有依法进行合法判决，违反了法律规定，也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各方合伙人基于合伙关系获得四个客运车辆的所有权（运输公司所称）及班线经营权，当合伙人对合伙事项发生分歧意见时，被上诉人市分公司不顾其他合伙人的意见，擅自将合伙财产转交其他主体管理经营，上诉人因不同意该经营方案，与被上诉人发生纠纷，现各合伙人已经一致同意散伙，但一审判决对查明的合伙期间的班线经营权作价700000.00元退款问题不作任何的裁判，对已经查明的市分公司在浙江联营组领取的四辆合伙车辆红利600000.00元不作任何裁判，对李天权承包红利100000.00元、罗春晖红利150000.00如何处理不作任何裁判的上诉主张，经查，双方当事人现只对2015年1月23日前的合伙帐目进行了结算，对于2015年1月23日后的合伙利润，因双方当事人并未清算，故上诉人可对此另行主张权利。故对此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得当。上诉人刘大献的上诉请求及相应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123元，由上诉人刘大献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世军 审判员  唐 琳 审判员  殷 勇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陈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