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新民终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春萌，男，1963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家和，男，195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玉萍，女，1975年4月23日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新疆百丰天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君，新疆百丰天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乌鲁木齐大动脉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西虹东路109号。法定代表人：吴青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亮，新疆浩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昌吉市鑫盛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新加坡花园11-108门面房）。法定代表人：韩桂林，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高峰，男，1988年12月31日出生，回族，该公司职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呼图壁县。原审被告：阿图什市宏达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阿图什市帕米尔路26院附1院第9号。法定代表人：达地汗·艾白布拉，该公司经理。上诉人付春萌、田玉萍因与被上诉人乌鲁木齐大动脉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原审被告昌吉市鑫盛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盛通公司）、阿图什市宏达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公路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29民初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付春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家和，上诉人田玉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李瑞君，被上诉人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亮，原审被告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韩高峰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鑫盛通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春萌、田玉萍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起诉或诉讼请求。事实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责令付春萌的代理人赵家和退出法庭违反了法律规定，违法缺席判决。一审中付春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家和参加诉讼，并当庭递交了付春萌的授权委托书，及付春萌任法定代表人的新疆天富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推荐材料。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提出异议，认为未向法庭提交代理人与当事人所在单位具有劳动关系的证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不具有代理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付春萌已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明材料，赵家和以公民身份代理，不是以当事人的工作人员身份代理，无需提交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应具有代理资格。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1、一审法院对原告举证的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2014)无民二初字第506号民事判决未认定，直接影响案件事实。该判决书足以说明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其作原告主体不适格。但一审判决遗漏该证据，未认定该事实。2、《货运合同》是付春萌是与吴青君签订的，不是付春萌与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签订的。《货运合同》上加盖印章是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在起诉后私自更改合同，付春萌不认可。3、（2014）无民二初字第506号民事判决和（2015)无执字第00338号执行裁定可证实张家杰与新疆大动脉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大动脉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由新疆大动脉公司将该批电缆运至拜城，而不是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二者明显不属同一主体，应由新疆大动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另行向承运人付春萌追偿。2014年7月8日是新疆大动脉公司与平安保险公司达成44万元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因此涉案《货运合同》托运人、投保人均是新疆大动脉公司，而不是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涉案托运单上虽写着”大动脉”，并没写明是哪家公司。4、一审判决中”付春萌在预约保险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应当确认其明知托运人投保”的事实认定错误。付春萌不反对托运人为货物投保，但并不能证明付春萌放弃了因支出110元保险费而取得的合同权利。托运人收取了上诉人110元的保险费，就负有了为承运人购买责任险的义务，但托运人没有履行该项义务。托运人没有依约代付春萌投保承运人责任险，致使付春萌不仅不能得到保险利益，而且处于被追偿的地位。保险公司的免赔事项均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商定的协议”所约定的，出具伪证《货运清单》虚报货物损失造成保险公司免赔额增加的是托运人，为此托运人依法应当对”免赔”损失自负其责。三、涉案投保货物价值100万元，被上诉人无权在保险公司赔偿额范围之外要求付春萌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汽车货物运输规则》（以下简称《交通部货物运输规则》）第八十三条规定，”货运事故赔偿数额按以下规定办理：(二）在保价运输中，货物全部灭失，按货物保价声明价格赔偿；货物部分毁损或灭失，按实际损失赔偿；货物实际损失高于声明价格的，按声明价格赔偿；货物能修复的，按修理费加维修取送费赔偿。保险运输按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商定的协议办理。”情况，应适用该条第（二）项规定”保险运输按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商定的协议办理”。预约保险协议书上载明”货物价值100万”，该价值属于”声明价值”，对本案当事人和保险人具有约束力。按照货物价值100万元计算，保险公司应当赔偿的金额为75万元，而本案货物残值为155225元，二者相加为905225元。本案实际损失为1000000元-905225元=94775元。因此，根据”货物全部灭失，按货物保价声明价值赔偿”的规定，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请求上诉人支付货物损失1685887.09元的诉讼请求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故一审法院应将《交通部货物运输规则》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四、《保险公估报告》是伪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保险公估报告》”核损清单”第59项的电缆核损金额为763000元；而(2014)无民二初字第0050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电缆价值为303910元，两金额相差45.9万元；2、《公估报告书》第89号原始凭证发生日期为2013年12月12日，货损价值为12600元，是在本案货运事故是2013年12月8日；3、《保险公估报告》是根据”物流货物托运单”做出，无付春萌签字，新疆大动脉公司才是该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货运合同》的运费为8000元，而《保险公估报告》中总运费为35000元，上述”物流货物托运单”和”货运清单”只能证明新疆大动脉公司收取了托运人的152笔货物，不能证明该152笔货物全部交付春萌承运的事实。4、《公估报告书》投保率免赔率计算公式，报损100万元投保率为100%，免赔率为25%，而报损230万元投保率为43%，免赔率30%。那么根据本案情况计算，报损100万元的赔偿额为75万元[1000000元×l00%×（1-25%）]，《公估报告书》计算本案报损230万元，建议赔偿金额446937.22元，与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声明价值100万元的差额为553062.78元，与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要求赔偿的50万元基本相符。也就是说，按照公估报告中所列计算公式，无论是当事人向公估机构提供多少所谓实际价值的货物凭证，都不会影响到赔偿金额为446937.22元计算结果，相反只会减少赔偿金额而不会增加赔偿金额，只与其向第三方的追偿责任有利害关系。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辩称，1、《货运合同》中吴青君为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代表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其虽与新疆大动脉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夫妻，但基本问题应论据合同约定。2、《保险公估报告》鉴定程序合法，实体正当。理赔金额是根据《保险公估报告》计算出的，《保险公估报告》及清单计算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定案依据。3、保险费110元并非付春萌支付，而是我方代付。实际价值不等同与投保价值。我公司没有为承运人购买责任险的合同约定及法律义务。4、本案诉讼主体基于合同相对性应为付春萌与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本案事实均以合同为基础展开调查，不能用某一个证据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承运人不讲诚信造成损失过大应承担赔偿责任，请示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被告宏达公司未发表意见。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一、各被告赔偿货物损失1685887.09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确认事实：2013年12月6日，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法定代表人吴青君与付春萌签订《货运合同》。合同载明：甲方吴青君向乙方付春萌提供发往拜城的货物一车，货到无误付运费7890元（8000-110），扣保险费110元。2013年12月6日发车，12月7日到达。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向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货物价值为1000000元的物流企业国内公路货物运输预约保险，付春萌在该预约保险协议书中签字。2013年12月8日0时59分左右，司机刘水泉驾驶×××、新×××（挂）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低配版半挂车，行驶至拜城县S307线46KM处，因车辆半挂车后轮发生自燃，导致半挂车燃烧车上货物不同程度损坏。事发当月12日，平安保险衡水分公司对事故现场及货物进行了现场查勘，经核损泛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8日作出《保险公估报告》，认定保险金额1000000元，该车货物评估价值为2300049.31元，免赔额254358.37元，残值155225元，理算赔付金额446937.22元。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依据《保险公估报告》主张剩余货物损失为1685887.09元。另查明，发生火灾事故的承运车辆车号为×××、新×××（挂）货车，×××号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实际所有人为田玉萍，该车挂靠于鑫盛通公司，登记所有人为鑫盛通公司，该车系田玉萍与庞大乐业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而取得；新×××（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的实际所有人为付春萌，登记所有人为宏达运输公司。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是否适格原告的问题。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青君与付春萌签订《货物运输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合法有效，《货物运输合同》中大动脉物流公司盖章虽为事后添加，但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包括货运代理服务，吴青君在货物运输合同中签字的行为应当认定吴青君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处分公司民事权利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确认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与付春萌之间存在货运合同关系。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作为本案的实际托运人，是货运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付春萌辩称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不是本案货运合同相对人的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要求赔偿损失的事实及法律依据问题。付春萌作为承运人负有将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托运的货物安全运输到目的地的合同义务，运输过程中货物如毁损、灭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田玉萍、付春萌分别作为承运车辆×××号主车、新×××(挂）事故挂车的实际所有人，依法应当对承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昌吉市鑫盛通运输有限公司、阿图什市宏达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作为承运主车、挂车的挂靠单位依法应当对货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承运人付春萌在预约保险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应当确认其明知托运人投保之事实，现付春萌主张吴青君未履行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义务，托运人一方负有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应当由其承担货物运输损失的辩解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付春萌辩称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投保货物价值100万元，无权在保险公司赔偿额范围之外要求赔偿的辩解意见，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无证据证实且不能将投保价值混淆等同于货物实际价值，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付春萌不认可《保险公估报告》，其虽对《保险公估报告》提出异议，但未对其异议主张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现有证据未能否定《保险公估报告》效力，又无其他证据证明托运货物价值及货物损失价格的情况下，确认《保险公估报告》结论为本案托运货物价值及货物损失价值。据此，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托运货物的价值为2300049.31元，扣除平安保险衡水分公司的理赔金额446937.22元，残值155225元，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自愿放弃12000元，付春萌应当赔偿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1685887.09元，田玉萍、鑫盛通公司、宏达公司对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一、付春萌、田玉萍共同赔偿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货物损失1685887.09元；二、鑫盛通公司、宏达公司对前述第一项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案件受理费19972.98元，由付春萌、田玉萍、鑫盛通公司、宏达公司共同承担。二审中，上诉人田玉萍提交证据二组。第一组：证据1.新疆大动脉物流有限公司保单查询明细，证据2.《中国平安保险：物流企业国内公路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书》，拟证明被保险人新疆大动脉公司投保了物流企业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保险单号：09，保险期限为2013年10月22日至2014年1月20日。本案公路货物运输的承运人不是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即使承担赔偿责任并且享有追偿权的，也应当是新疆大动脉公司，而不是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第二组证据：证据3.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2014）无民二初字第506号民事判决；证据4.（2015）无执字第338号执行裁定，拟证明张家杰与新疆大动脉公司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由新疆大动脉公司将该批电缆运至拜城。2014年7月8日，新疆大动脉公司与平安保险公司达成44万元赔付意向以及权益转让书。新疆大动脉公司承诺于收到赔款后30个工作日将赔付款给付本次事故的货主。证据5-6.新疆大动脉公司、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的工商档案。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质证认为，因证据1.保单查询明细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其他三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据3-4是其在本案原二审中已提交的证据，证据5-6是新疆大动脉公司和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的工商档案，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虽为复印件，但其记载内容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6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本院补充确认事实如下：1、吴青君、鲍劲丰系夫妻关系。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25日，法定代表人吴青君，股东为吴青君（出资60%）、鲍劲丰，经营范围包括货运代理服务等。新疆大动脉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30日，法定代表人为鲍劲丰，住所地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西虹东路109号华凌工贸有限公司口岸库房14号商铺。该公司股东为鲍劲丰（出资60%）、吴青君，经营范围包括货运代理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服务等。2、2013年12月6日签订的涉案《货运合同》第五条约定，”从货物上车之时起到货物到达站时止，由乙方（付春萌）负责清点签字，其中间为一个运输时期，如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货损货差均由乙方负责，并按货物实价赔偿。如发生货损货差价值超过实际运费时，乙方自愿用车作抵押：待补齐货损货差交付后再将车开走，在停靠甲方（吴青君）场地期间，甲方不收停车费......”3、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向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衡水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衡水分公司）涉案运输货物投保了”中国平安保险：物流企业国内公路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在涉案预约保险协议书中载明货物价值1000000元，承运人（司机）付春萌在涉案货物运输前在该协议书上签字。2014年1月8日，泛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涉案运输事故货物损失作出《保险公估报告》中载明：”部分铁件、电瓶、电缆还能清楚可辩，货物基本全部过火报废”......”火扑灭后，挂车及车上货物基本全部报废”。核损货物130笔，合计价值2288049.31；部分货物22笔的数量、单价供货方未提供，损失金额不在核损清单内。被保险人要求放弃。涉案保险投保比例计算为43%，免赔按照损失金额的40%计算。残值合计为155225元。另查明，上述《保险公估报告》”核损清单”中：（1）第9项托运单17-28196中货物价值的认定依据提交的买卖合同价值2900元，根据提交发票和销售单记载，价值为2450元，二者相差450元。（2）第59项托运单17-53696中的电缆价值为763000元，但在该报告中未见相对应该托运单货物价值的证明。（2014）无民二初字第506号判决中认定的电缆成本价值303910元，二者相差459090元。（3）第89项托运单为17-36797，货物损失金额为12600元，载明运输日期为2013年12月12日。4、2015年1月17日，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无民二初字第50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2013年12月8日新疆大动脉公司是刘清泉驾驶的×××、新×××（挂）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实际委托方。在该车货物中，由张家杰委托运输的电缆成本价值为30391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三点：1、一审程序是否违法。2、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作为原告是否适格。3、涉案货运损失数额如何认定。一、关于一审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第五项规定：”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应当提交身份证件、推荐材料和当事人属于该社区、单位的证明材料。”一审中，付春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家和向法庭提交了付春萌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新疆天富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推荐函》、付春萌为新疆天富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明材料、赵家和的身份证证明文件。赵家和非当事人所在单位的公民，被推荐为公民代理人存在瑕疵，但毕竟有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一审法院当庭要求付春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家和退出法庭欠妥，但并未剥夺付春萌的诉讼权利。二审中，本院允许赵家和作为付春萌的代理人出庭，充分保障了付春萌的诉讼权利，故本案无需发回重审。二、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是否适格的问题。2013年12月6日吴青君与付春萌签订的货运合同，甲方吴青君作为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其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货运合同》签订后，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印章，亦是对吴青君职务行为的追认，故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应是涉案《货运合同》的当事人，其起诉合同相对人付春萌赔偿货物损失主体适格。吴青君、鲍劲丰两人系夫妻关系，两人在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和新疆大动脉公司之间互为大股东，且股东仅两人，两公司存在组织机构混同，财产混同；两公司办公地点相邻、工作人员混同、实际经营内容重合，所使用的货物单据完全一致，对外的交易方式、价格均相同等业务混同情形，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与新疆大动脉公司构成公司人格混同。人格混同的两公司对外共同承担债务，任一方可单独对外主张两公司的共同债权。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依据（2014）无民二初字第50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平安保险衡水分公司对于新疆大动脉公司的赔付主张权利，诉讼主体适格。《货运合同》约定，承运人付春萌同意将车辆运费8000元中的110元扣除作为保险费，但付春萌并未作为投保人签订保险协议，也未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货物运输险。而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向平安保险衡水分公司交纳保险费，并已与该保险分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双方形成保险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本案由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向平安保险衡水分公司交纳保险费，并与该保险分公司签订保险协议书，双方形成保险合同关系，故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应当是涉案预约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而非承运人付春萌。付春萌、田玉萍上诉称托运人没有依约代付春萌投保承运人责任险，致使付春萌不能得到保险利益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且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对于获得的保险赔付已在诉讼请求中抵扣货物损失，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保险公司计算免赔事项是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估报告》计算免赔金额是依据合同约定计算，并不存在计算错误，与承运人赔偿货运损失无关联关系。付春萌、田玉萍上诉认为应由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对”免赔”损失自负其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三、涉案货运损失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涉案《货运合同》第五条约定对货物运输期间的造成的损失按货物实际价值计算，该约定合法有效，应优先适用。《交通部货物运输规则》非法律、行政法规，其性质为部门规章，对于涉案货物运输损失的确认为参照适用。故付春萌、田玉萍上诉认为一审依照《交通部货物运输规则》第八十三条规定判处属于法律适用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货损是因为货物运输过程中轮胎自燃造成，承运人付春萌对此未提出异议，依法应由付春萌承担毁损货物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公估报告》系保险人平安保险衡水分公司委托第三方泛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制作，且该报告计算核损货物价值的凭证基本上均为实际托运人提交的原始发票、销售单或采购单，符合有效证据的法律规定，对于核损货物价值依据不足，计算有误的均已扣减，故应将《保险公估报告》有证据支持的货物损失总额作为认定涉案全车货损的依据予以采信。即，130笔已查证货物损失额为2288049.31（公估报告总货损2300049.31-12000放弃估计货损），扣除其中三笔计算有损的货损，本院确定涉案运输货物损失总额为1815909.31元[2288049.31-450（按合同多计）-459090(电缆差额)-12600（超期货单）]；扣除残值155225元，确定货物实际损失金额为1668684.31元（1800684.31-155225）。平安保险衡水分公司已向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理赔446937.22元，乌鲁木齐大动脉公司同意将该理赔金额在货损金额中扣除，承运人应赔偿损失总额为1213747.09元（1800684.31-446937.22)。一审认定损失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案涉保险协议书中虽记载货物价值1000000元，但并非实际货物价值，该1000000元仅作为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支付保费赔偿的限额，而非承运人赔偿货运损失的限额。付春萌、田玉萍上诉所称《保险公估报告》计算”运费30000元”错误是其错误理解，该金额是152笔货物托运费总额，而非支付付春萌的货物运输费用。付春萌认为该《保险公估报告》其未参与，且多处事实存在矛盾的上诉请求，相关事实均已查明，不影响对《保险公估报告》真实性、合法性的认定，不可否认其作为本案确认货物损失的定案依据。田玉萍为涉案承运车辆×××号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实际所有人，付春萌为新×××（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的实际所有人。《货运合同》中承运人虽只有付春萌签字，但承运车辆是牵引车与半挂车结合的整体，田玉萍将牵引车交付付春萌使用并以付春萌的名义订立货运合同，田玉萍应为共同承运人，其应当与付春萌对货运损失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一审判令付春萌、田玉萍共同向乌鲁木齐大动脉承担赔偿货物实际损失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损失数额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29民初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29民初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付春萌、田玉萍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乌鲁木齐大动脉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共同赔偿货物损失1213747.0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9972.98元（付春萌、田玉萍已预付），由付春萌、田玉萍、鑫盛通公司、宏达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有鹏审判员  陈建红审判员  李东风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丛雅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