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19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军生，男，196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洪英，女，1966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徐萍，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市桐庐县浙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分水镇东门雅苑东区*幢*********室。法定代表人：孙毅，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彭红，浙江春江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庐乡野农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横村镇板头村***号。法定代表人：柴松涛，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柴松涛，男，195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上诉人柳军生、孙洪英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桐庐县浙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富公司）、桐庐乡野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野公司）、柴松涛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6）浙0122民初4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乡野公司向浙富公司借款300000元，并签订保证借款合同，该合同的落款时间是2016年6月27日，并约定借款期限自2016年6月27日至2016年12月26日，月利率1.3%，并由孙洪英、柴松涛、柳军生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保证期限为2年。如借款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贷款人有权提前收回已发放的借款。借款发放后，乡野公司、柳军生、孙洪英、柴松涛均未按约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本案浙富���司持有的保证借款合同为原始书证，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的事实。乡野公司借款后，负有按约归还借款及支付合法利息的义务。孙洪英、柴松涛自愿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且未提出异议，应当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柳军生提出的签订案涉保证借款合同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且该笔借款的性质为新贷还旧贷，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辩称，原审法院认为案涉保证借款合同为诺成性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且柳军生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无论签订时间是2016年5月19日还是2016年6月27日，均未超出案涉借款的保证期间，亦未加重其的担保责任，柳军生应承担担保责任。柳军生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的性质为新贷还旧贷，即使该借款的性质为新贷还旧贷，但柳军生为新贷和旧贷的同一保证人，不能免除保证责任。故对��辩称不予采纳。综上，浙富公司的诉讼请求合法，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桐庐乡野农产品有限公司应返还杭州市桐庐县浙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300000元，并支付2016年9月13日前的利息3520元及自2016年9月14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孙洪英、柴松涛、柳军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孙洪英、柴松涛、柳军生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桐庐乡野农产品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或者其他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5856元，减半收取2928元，保全费2070元，由桐庐乡野农产品有限公司、柳军生、孙洪英、柴松涛负担。杭州市桐庐县浙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桐庐乡野农产品有限公司、柳军生、孙洪英、柴松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宣判后，柳军生、孙洪英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的《保证借款合同》中，柳军生、孙洪英提供的保证担保系浙富公司、柴松涛、乡野公司串通欺骗的结果，柳军生、孙洪英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2015年4月17日,浙富公司向乡野公司发放30万元贷款，借款期限为六个月，由柳军生、孙洪英提供保证责任担保，柴松涛及其妻子倪某出具了��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2015年10月16日该笔借款到期前，乡野公司归还了借款本息。随后，柴松涛与柳军生、孙洪英联系，称还需要继续使用该30万元资金，要求柳军生、孙洪英继续提供担保。柳军生、孙洪英同意后，浙富公司于2015年10月20日第二次向乡野公司发放贷款30万元，借款期限为六个月，仍由柳军生、孙洪英提供保证责任担保，由柴松涛及其妻子倪某继续出具《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2016年5月19日，柴松涛与柳军生、孙洪英联系，称第二次的30万元借款本息已归还，因资金周转需要，想继续使用该30万元借款，央求柳军生、孙洪英再帮忙，继续为借款合同提供保证责任担保。柳军生、孙洪英对第二次30万元借款本息已经归还的说法信以为真，遂于2016年5月19日又在浙富公司提供的空白保证借款合同的保证人一栏内签名、捺印，但未填写日期。2016年7月份的一天，浙富公司的信贷员找到柳军生、孙洪英，要求柳军生、孙洪英在一份《借款展期协议》上的担保人一栏签名捺印，因柳军生、孙洪英拒绝签名，双方发生争吵。原来乡野公司2015年10月20日的30万元借款本息未能在2016年4月19日前按期归还，贷款已逾期；柴松涛妻子倪某也不愿意继续在第三次的贷款手续上签名，两人已于2016年6月1日办理了离婚手续，所以一直拖到2016年6月27日发放第三次贷款，用于归还前一次30万元贷款，即以新贷还旧贷；因为前后发放贷款期间隔了2个多月，所以要补签一份《借款展期协议》。这样前后还贷、放贷时间上可以衔接上，可以回避逾期还贷的不良记录。柳军生、孙洪英这才发觉自己已受骗为乡野公司提供第三次借款担保。直到柳军生、孙洪英收到原审法院送达的本案诉讼材料后，才知道浙富公司将第三次的保证借款合同上的落款���期填写为“2016年6月27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浙富公司以第三次的《保证借款合同》作为依据提起本案诉讼，客观上让第二次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倪某免除了本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常理，如果知道乡野公司的第二次30万元借款本息逾期未归还，且柴松涛前妻倪某拒绝继续担保的话，柳军生、孙洪英是不可能第三次在30万元《保证借款合同》上的保证人一栏内签名、捺印的。因为即便要为第二次30万元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话，该次30万元借款的保证人有四人：柳军生、孙洪英夫妻、柴松涛及其前妻倪某，而不会减少到本案的三个担保人。很显然，柳军生、孙洪英第三次在《保证借款合同》上签名完全是受欺骗的结果，浙富公司明知乡野公司已无力按期归还第二次3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隐瞒贷款逾期未还的事实，双方仍串通，骗取柳军生、孙洪英担保，向乡野公司第三次发放30万元贷款，用于归还前一次发放的30万元贷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比照上述法条，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本案中柳军生、孙洪英不应对乡野公司的第三次《保证借款合同》承担民事责任。浙富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是依据“2016年6月27日”的《保证借款合同》，并主张所发放的该笔30万元贷款系新发生的借款，不存在新贷还旧贷的事实。如果该事实成立的话，那么“2016年6月27日”的《保证借款合同》尚未实际履行，柳军生、孙洪英根本无需为该份《保证借款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2017年2月19日乡野公司从桐庐农村商业银行打印的《分户明细对账单》显示，2016年6月27日浙富公司发放给乡野公司30万元贷款，而就在当天，即2016年6月27日乡野公司又归还给浙富公司30万元借款，也就是说，浙富公司所谓的第三次发放的30万元贷款，当天发放当天就收回了，不存在逾期未归的说法。因此，浙富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起码的事实依据。三、浙富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借款展期协议》系变造出来的伪证，柳军生、孙洪英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柳军生、孙洪英一再要求浙富公司提交该证据原件，但浙富公司却一直拒绝提供。柳军生、孙洪���原审中提交的录音资料足以证明，柳军生、孙洪英根本未曾签过《借款展期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鉴于第二次签订《保证借款合同》时的担保人有四人：柳军生、孙洪英、柴松涛及其前妻倪某，而第三次签订《保证借款合同》时原担保人倪某拒绝继续担保，担保人减少为三人，即新贷与旧贷的保证人人数发生了变化，新贷与旧贷并非同一保证人；并且柳军生、孙洪英确实不知道浙富公司与乡野公司之间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的事实，因此，柳军生、孙洪英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结果错误。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项，依法��判驳回浙富公司要求柳军生、孙洪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浙富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认定准确，请求维持。浙富公司与柴松涛并不存在串通欺骗柳军生、孙洪英提供担保的情形，案涉借款期限为2016年6月27日至2016年12月26日。在贷款重新发放之前于2015年12月20日签订了保证合同，金额30万，保证期间2015年10月20日至2016年4月19日，保证人为柴松涛、柳军生、孙洪英。该笔借款2016年4月19日到期，乡野公司没有归还30万元借款，柴松涛提出根据乡野公司的需求要继续使用30万元贷款，浙富公司同意继续由乡野公司使用，在协商过程中，2015年10月20日的借款随着借款到期以及乡野公司和柳军生、孙洪英一直没有办保证手续，导致30万元贷款逾期。在此过程中，2016年5月中下旬，柴松涛带柳军生、孙洪英来办理保证借款合同，金额30万元，��款人、保证人和前一次借款时一致的。合同签订后，2016年5月20日柴松涛没有支付前笔贷款利息，案涉保证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浙富公司没有发放，要求柴松涛将利息付清。直到2016年5月31日乡野公司才支付前笔30万元贷款5月的利息。根据借款合同，对30万元重新办理手续，柳军生、孙洪英知道本次借款是前一次借款的周转使用。对柴松涛欠5月的利息，柳军生、孙洪英也是知道的。柳军生、孙洪英在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能够证明。柳军生、孙洪英上诉称继续对案涉借款提供担保是因为柴松涛称前次借款已经还清了，对此浙富公司不清楚。两次借款金额、借款人、保证人都相同。柳军生、孙洪英称浙富公司、柴松涛串通骗取担保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借款展期协议确实签订过，前一次借款到期，2015年6月27日借款才重新发放，前一次的贷款到4月19日到期，浙富公司为了内部管理，要求柳军生、孙洪英和柴松涛补了一份借款展期协议，浙富公司认为展期协议与本案借款已经无关了，因为双方又签订了新的借款协议。柳军生、孙洪英称同日一放一贷，完全不属实。经核实，当天有一笔30万元是归还4月19日的借款，该笔借款与案涉借款保证人相同，柳军生、孙洪英知道案涉借款是借新还旧，以贷还贷。柴松涛、乡野公司答辩称：对柳军生、孙洪英的上诉请求没有意见。二审期间，柳军生、孙洪英向本院提交《分户明细对账单》一份，拟证明2016年6月27日浙富公司向乡野公司发放30万元贷款，同一天乡野公司将30万元归还浙富公司。经质证，浙富公司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此系归还2016年4月19日到期的借款，而非本案借款。柴松涛、乡野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清楚是归还哪一笔钱。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借款已归还的事实，不予确认。浙富公司、乡野公司、柴松涛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柳军生、孙洪英自愿为浙富公司与乡野公司之间的借款提供担保，并在案涉《保证借款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意思表示明确，其上诉主张浙富公司、乡野公司、柴松涛串通欺骗保证人提供保证，无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柳军生、孙洪英上诉称案涉贷款在出借的同日即已归还，不合情理，也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至于柳军生、孙洪英上诉称“签订保证借款合同真实的落款时间并非2016年6月27日，且本案借款实际为新贷还旧贷”，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或不存在，或即使存在也不影响柳军生、孙洪英作为本案保证人应承担的保证责���，说理充分，本院予以认同，不再一一赘述。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对柳军生、孙洪英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53元，由上诉人柳军生、孙洪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正茂审判员  夏明贵审判员  祖 辉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