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18民初4206号原告：刘祖珍，女，1954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远江，男，住重庆市永川区，系重庆市永川区永荣镇白云寺村村民委员会推荐。被告：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永川洗选厂，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红炉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09458676B。负责人：蔡本俊，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凤，女，系该厂职工。被告：重庆市永川区昊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红炉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09398693G。法定代表人：张亚麟，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信钢，男，系该公司职工。被告：重庆市永川区铭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红炉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2037642541。法定代表人：邓长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鲲，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祖珍与被告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永川洗选厂（以下简称洗选厂）、重庆市永川区昊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昊升公司）、重庆市永川区铭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森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祖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远江，被告洗选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凤，被告昊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信钢，被告铭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祖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原告刘祖珍与被告洗选厂从2002年4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存在劳动关系；2、由被告洗选厂支付原告刘祖珍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8000元、2015年和2016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6896元、失业保险待遇损失15120元、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8000元、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5354元，由被告昊升公司和被告铭森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2年4月1日起到洗选厂从事工作至2016年12月31日，因洗选厂裁员，口头通知原告不再上班，故原告从2017年1月1日起未再继续上班。虽然原告在2004年4月5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与被告昊升公司或铭森公司签订了相关劳务协议和劳动合同，未与被告洗选厂签订过合同，但原告认为自己一直都是为被告洗选厂工作，被告洗选厂先后以另二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前述合同，原告与被告洗选厂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被告洗选厂辩称，原告刘祖珍与被告昊升公司、铭森公司先后签订了相关劳务协议和劳动合同书，与二公司建立了相应法律关系。洗选厂与该二公司是经济发包关系，将自身部分工作内容先后发包给被告昊升公司、铭森公司完成，该二公司根据承包业务先后安排并管理了原告刘祖珍到洗选厂从事相应承包工作，洗选厂只负责根据发包工作的要求监督审查该二公司相关人员从事工作的数量或质量等，原告刘祖珍陈述与洗选厂的相关事实不属实，其从未与洗选厂建立劳动关系，且从原告刘祖珍举示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刘祖珍从2004年4月5日起与昊升公司建立了法律关系，此时应当起算其与洗选厂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时效，其要求确认与洗选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已超过仲裁时效，要求驳回原告刘祖珍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昊升公司辩称，被告洗选厂在2002年发生了临时用工伤亡事故后，为了减轻风险，于2004年4月1日将其临时用工这部分劳务工作发包给昊升公司完成，由昊升公司安排人员到洗选厂的场地完成昊升公司承包的劳务工作，这些人员的工资都是洗选厂在造表发放，洗选厂每月按照昊升公司安排的所有临时用工人员的总劳务费的22%作为昊升公司的承包费等发放给昊升公司。昊升公司为此才与原告等十几个农民工签订了临时用工劳务协议，昊升公司不清楚原告此前是否与洗选厂建立过劳动关系。根据洗选厂和昊升公司的劳务承包合同约定，原告的养老保险等待遇不应由昊升公司承担，应由洗选厂承担。要求驳回原告刘祖珍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铭森公司辩称，因为铭森公司承包了洗选厂的相应劳务，与洗选厂签订了经济发包合同，原告才与铭森公司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建立法律关系，属于劳务关系。铭森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实际是劳务合同，当时统一使用了同一个合同版本，没有区分劳务合同，原告当时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可能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在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4日期间与铭森公司中断了劳务关系，又于2013年6月5日向铭森公司作出书面承诺后，双方重新建立了劳务关系，未再签订书面劳务协议，至2015年12月31日由于铭森公司未再承包相应劳务，口头终止了与原告的劳务关系，原告从2016年1月1日起未再为铭森公司提供劳务，原告的请求超过了仲裁时效，且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要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祖珍生于1954年1月6日，在2004年1月6日年满50周岁时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此后，原告刘祖珍于2004年4月2日与被告昊升公司签订了临时用工劳务协议，约定原告刘祖珍向被告昊升公司提供洗选厂双石煤台传煤堆等劳务，期限为2004年4月5日至2005年4月4日止或工作结束自动终止。又于2006年与被告昊升公司再次签订了临时用工劳务协议，约定原告刘祖珍向被告昊升公司提供洗选厂双石煤台传煤堆等劳务，期限为2006年4月1日至2007年4月1日止或工作结束自动终止。2008年1月1日，原告刘祖珍与被告铭森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工作地点为铭森公司双厂煤台地面卸煤、传煤工地。2012年1月1日，原告刘祖珍又与被告铭森公司再次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2013年6月5日，原告刘祖珍向被告铭森公司书面承诺，自愿在该公司从事洗选厂双石煤台工作，若发生一切工伤、病、残、死亡由其本人自行承担，公司不负任何责任。2017年4月20日，原告刘祖珍向重庆市永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本案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其与被告洗选厂从2002年4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等。同月24日，该委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刘祖珍不服，遂起诉来院。另查明，洗选厂与昊升公司于2002年12月31日签订了劳务协议，约定昊升公司向洗选厂提供双石煤台、卸煤传堆劳务，期限为2003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2006年3月31日，洗选厂与昊升公司又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约定昊升公司向洗选厂承包双石煤台卸煤、传堆、烧水工作，期限为2006年4月1日至2007年3月31日，原告刘祖珍在昊升公司所附提供劳务人员名单之列。2008年7月1日，洗选厂又与铭森公司签订了经济发包合同，约定铭森公司向洗选厂承包双石煤台卸煤、传堆、烧水、宿舍卫生、收道渣、筛石子等工作，期限为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原告刘祖珍在铭森公司所附经济承包人员花名册之列。原告刘祖珍为了证明其主张的劳动关系成立，仅举示了前述其与昊升公司、铭森公司先后签订的临时用工劳务协议、劳动合同书以及其2016年1月4日至2016年12月28日的一份银行对账单为证，三被告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且银行对账单期间不在二公司各自承包洗选厂相应劳务的期间内，不能证明转账即为发放的工资也不能证明转账来源。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结合该证据的内容，不能达到原告刘祖珍与被告洗选厂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目的，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但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依据事实和证据结合如下特征综合认定：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刘祖珍在2004年1月6日年满50周岁时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现要求确认其与被告洗选厂从2002年4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存在劳动关系，应当举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为被告洗选厂提供了劳动，受洗选厂的劳动管理，但仅举示了其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与昊升公司、铭森公司先后签订的临时用工劳务协议、劳动合同书以及2016年1月4日至2016年12月28日的一份银行对账单，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三被告均不认可原告刘祖珍的主张，故原告刘祖珍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原告刘祖珍要求确认本案劳动关系存在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刘祖珍依据劳动关系提起的其他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告刘祖珍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祖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刘祖珍负担，本院决定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 蓉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刘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