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山丹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甘0725民初591号原告：刘兴盛，男，196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山丹县居民。被告：梁龙，男，198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山丹县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雷，甘肃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兴盛与被告梁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15日立案，于2017年3月10日依法以简易程序开庭后，发现案情复杂，于2017年5月2日转为普通程序，2017年6月27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两次开庭原告刘兴盛、被告梁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兴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要求被告清偿借款42066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29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2066元，并由被告书写借据一张。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故意推托，时至今日，尚未清偿。故依法诉讼要求被告偿还借款。被告梁龙辩称，2016年1月2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确实是被告书写的，数额也是属实的，但是该借条是原告纠集了多人对被告进行威逼、威胁下由被告出具的。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原告在四川参加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该工程实质是传销，原告将投资款投资到工程上，投资失利后，原告就向被告主张这笔钱，要求被告出具借条并偿还这笔钱。被逼无奈，被告打下了借条。虽然原告拿借条主张借款，要求被告还款，但是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原告主张的42066元钱是用于投资扶贫工程的，是传销性质，被告并未借原告的钱。故请法庭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成立提交了2016年1月29日被告给原告出具的借条一张。该证据证明：在2016年1月29日，被告梁龙借了原告的42066元钱，梁龙就打了张借条。被告梁龙在2015年5月下旬经朋友周国勋（山丹县老军乡焦湾村一社农民）介绍与原告相识，被告说要借钱干工程，原告将42066元以现金交付给了被告梁龙，当时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打条子，后来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未还钱，所以在2016年1月29日被告给原告写了借条。该证据经被告质证认为：1.对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借条确实是被告出具的，但是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的形成是在原告纠集10余人威逼、胁迫被告的情况下，由被告出具给原告的，原告并没有给被告借款，也就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关系，不应该受法律保护。针对原告陈述的借条形成过程，被告认为原告的陈述是虚假的。常理下，借钱都是整数，原告声称被告是干工程的，66元钱还需要向原告借吗？这不符合常理，所以原告陈述不属实；2.周国勋就是介绍原告去参加“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的人，是原告的上线。2015年5月，原、被告根本就互不认识，更谈不上向原告借现金42066元。为反驳原告的诉讼主张，被告提交证据如下：1.被告申请证人陈文明、郭长鹏、郑银出庭作证。被告申请证人作证主要证明：借条是被告在原告威逼、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上面的42066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借款，而是原告在“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的投资款；原告于2015年在四川参加过“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也就是传销活动。证人陈文明出庭进行了作证，其主要证明：2015年10月在四川见到原告参加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并进行了投资，投资是每个人40100元，该投资实际是传销；2016年1月份，在山丹县北环影院郭长鹏的出租房，当时原告伙同十几人过来，说是在四川干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要求上线即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条，无奈因原告方来的人多，都是参加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的人，所以被告在众多人威逼的情况下出具了借条。证人郭长鹏在庭审中主要证明:在2015年见到原告参加了四川“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并进行了投资，投资是每个人40000多元，该投资实际是传销；在2016年1月17日，投资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的人在张掖参加“聚诚商会”，原告、被告都参加了此商会，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在山丹县北环影院我的出租房，原告伙同十几人过来，要求被告给他们打条子。无奈因原告方来的人多，都是参加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的人，所以威逼被告给原告出具了借条；被告给原告所打条子上面的钱，是原告投资到“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的钱，因原告将钱投资到“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中赔掉了，原告回到山丹找到被告就要求打条子。庭审中证人郑银主要证明：2015年在四川见到原告参加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并进行了投资，原告投资了40100元，该投资实际是传销；投资“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失败后，听说被告给原告打了条子。以上证人证言，经原告质证认为，对证人陈文明的证言无异议；对证人郭长鹏的证言有异议，证人陈述借条中的钱是投资到“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的钱，但是被告打给原告借条中的钱是42066元，不是40100元，这笔钱数额不相符，所以证人陈述不属实。原告的钱就是借给被告的。另外证人与被告有亲戚关系，证言具有倾向性，证人证言可信度低；对证人郑银的证言无异议。2.出示被告梁龙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2016）受案字183号以虚构事实扰乱社会秩序案卷中的材料。出示案卷中对于刘兴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送达回执各一份，证明：原告于2015年5月份在四川资阳参加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并投入资金，因为投资失败，在2016年元月份原告因索要投资款，所以聚集在张掖市“聚诚商会”聚会并找到公安局进行处理，公安局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经原告质证认为，对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以及送达回执无异议。甘州区公安局确实对我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是对于被告陈述的我参与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是不属实的，我没有参加该工程，但是我的亲戚周国勋去了，我出于好奇心，我就跟着过去看，然后公安局就对我进行了行政处罚。我没有参加过张掖的“聚诚商会”。3.出示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对原告刘兴盛的询问笔录一份，该份证据内容证明：2015年，原告与其妻子在四川资阳参与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并投资了80200元，后投资失败，原告等人在张掖聚集要钱的事实。另外还证明山丹总的上线、组织者是郭好龙和其侄子郭长鹏。经原告质证认为，对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对我做的询问笔录无异议，但是与我的借款没有关联性。经被告质证无异议。4.出示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对王军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被告参加了张掖的“聚诚商会”，并且在“聚诚商会”也参加了集会，还证明王军参与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也投资了钱。经原、被告质证，无异议。对原、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经审查，本院分析认为，原告提交的2016年1月29日被告书写的借条，此证据存在四个疑点。一是借款时间相互矛盾。原告在诉状中写明“2016年1月29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2066元，并由被告书写借据一张”，而在庭审中原告陈述，2015年5月份经周国勋介绍给被告借款42066元，当时未写借条，后来在2016年1月29日才让被告出具了借条。也就是说诉状中陈述的借款时间是2016年1月29日，而在庭审中借款时间为2015年5月份。二是借条中数额的形成过程不符合惯例。按通常借款数额是整数，而本案中出现“66元”的零数，只有在双方结算其他账务时才能产生零数的可能。根据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原告与被告是初次相识，刚开始被告借的是42000元，紧接着被告买东西缺少66元，又借了66元，所以是42066元。原告的这一说法不符合正常民间借贷的惯例。三是原告在两次庭审中对被告借款用途的陈述相互矛盾。原告在第一次开庭时陈述被告当时借款的用途是工程上急需钱，而在第二次开庭时原告陈述被告当时借款用途是被告开的建材铺子缺钱向原告借款。四是原告在庭审中自始至终回避、否认参加过四川的“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也未投资，但事实上原告参加了此项工程并进行了投资后失败。涉案借条是在原告向张掖总的上线索要投资款无果的情况下，并在甘州区公安局闹事，被拘留后的第二天形成的有争议的借条。那么原告否认自己曾参加四川的“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显然就是为了掩盖涉案借条中的款是“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投资款的事实。根据以上分析的争议借条存在的疑点，现在单凭借条无法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相反根据本案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人证言、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对原告刘兴盛的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虽然以上证人与被告有亲戚关系，但原告在庭审中对证人陈文明的证言无异议，以上证据足以形成一个证据链条，可以相互印证，原告提交的2016年1月29日由被告书写的借条金额为42066元，就是原告于2015年在四川资阳市投资“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的投资款。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被告梁龙在四川资阳市参加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被告投资40100元，取得消费带动消费的资格。被告梁龙发展原告刘兴盛的亲戚周国勋为下线，周国勋又发展原告刘兴盛为下线，共同参加四川资阳市的“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原告刘兴盛及其妻子每人各投资40100元，后投资失败。2016年1月中旬左右，原告和参加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的众多投资人在张掖“聚诚商会”聚集向张掖地区最大的传销上线段兴斌索要投资款。2016年1月20日，原告等人听说公安局已经对传销案子立案了，段兴斌也投案了，为了要回自己的投资款，所以在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培训中心门前，打着横幅，敲锣打鼓聚集，还不听劝阻冲击甘州区公安局培训中心办公楼，严重扰乱了公安机关的办公秩序。为此，原告等人被甘州区公安局行政拘留。2016年1月21日，原告刘兴盛被甘州区公安局行政拘留七日即从2016年1月21日起至2016年1月28日止。2016年1月29日，原告刘兴盛纠集多人在山丹县郭长鹏的家中，采取威胁的方法向被告索要在四川资阳市参加了“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的投资款，无奈，被告扣除原告在四川资阳市应返还的红利，给原告出具了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借到刘兴盛现金肆万贰仟零陆拾陆元正（42066元）、借款人：梁龙1899365****、身份证号：622226198301151012、2016年1月29日”。为此，原告诉讼要求被告偿付借款42066元。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的问题。原告认为与被告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由被告出具的借条一张可以证实；被告认为与原告并未形成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虽然2016年1月29日的借条是被告书写的，但此借条上的款项是原告在2015年投资到四川资阳市“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的投资款，因被告是上线，原告威逼被告出具的借条，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借款。以上原、被告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双方提交了证据。原告虽提交了借条，但此证据存在四个疑点。一是借款时间相互矛盾；二是借条中数额的形成过程不符合惯例；三是原告对被告借款的用途陈述前后矛盾；四是原告在庭审中自始至终回避、否认参加过四川的“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也未进行投资，但事实是原告参加了此项工程并进行了投资。所以根据以上分析争议借条存在的疑点，现在单凭一张借条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借款关系。相反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人证言、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对原告刘兴盛的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虽然以上证人与被告有亲戚关系，但证人都是参加了四川的“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的人员，且原告在庭审中对证人陈文明的证言经质证无异议，故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能够客观反映本案争议借条的形成过程。根据前面已对原、被告各自提交证据的分析认定，以及从借贷发生的原因、借款用途、时间、地点、借贷交易常规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等因素来综合判断争议的借条，应认定原告提交的2016年1月29日由被告书写的借条中的数额42066元是原告在2015年投资到四川“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的投资款，而不是原告借给被告的借款。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共同参与的“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其运行模式为上线介绍下线入会，下线再发展下线，不断的发展递增入会人员。入会时，入会人员需交纳40100元，待其发展的下线交纳40100元后，所谓的“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总部就从下线交纳的40100元中，提取相应金额，返还给上线。该运行模式明显属非法融资行为。原告与被告并未形成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告作为被告发展的下线，共同参与了非法融资“一带三阳光扶贫工程”活动，双方即使产生“借贷”，但因违法目的产生的非法借贷，不应受法律的保护。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鉴此，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兴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2元，由原告刘兴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多文审 判 员  毛 炬人民陪审员  王加其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任 晓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