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7民终3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詹勇平，男，197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经商,住南平市建阳区，现住南平市建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石顺仁，男，1975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南平市建阳区，现住南平市建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龚仕锋，男，196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南平市建阳区，现住南平市建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瑞德，男，1976年1月3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南平市建阳区，现住南平市建阳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富华，福建心至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立斌，福建心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福寿，男，196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平市建阳区，现住南平市建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美玉，女，197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厦门市湖里区，现住南平市建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炜，男，197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南平市建阳区，现住南平市建阳区（水东小学对面），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其有，福建九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因与被上诉人余福寿、吴美玉、王晓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2016)闽0703民初3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项，改判余福寿、吴美玉偿还借款本金2600000元，并支付利息520000元，王晓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1.原审判决关于2014年3月18日借条载明的800000元借款的认定存在两处错误：其一是遗漏认定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以现金方式支付40000元；其二是错误认定余福寿、吴美玉先后共偿还借款本息555000元。余福寿、吴美玉提供的《2014年3月18日向詹勇平借款80万元付息数据》载明555000元是偿付借款利息。2.原审判决关于2014年9月29日余福寿、吴美玉与石顺仁所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的1000000元借款的认定存在两处错误：其一是遗漏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曾以现金方式支付60000元，其二是错误认定余福寿先后共偿还借款本息401500元。余福寿、吴美玉提供的《2014年9月29日向石顺仁借款付息数据》载明该401500元是偿付借款利息。3.原审判决关于2014年11月7日借条载明的800000元借款的认定存在三处错误：其一是遗漏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曾以现金方式支付236000元，余福寿另行出具了借条；其二是错误认定借贷双方未约定利息，虽然借条上未载明利息和利率，但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3%，且余福寿、吴美玉事后也支付了30000元借款利息；其三是错误认定吴美玉先后共偿还借款30000元，余福寿、吴美玉提供的《2014年11月7日向詹勇平借款60万元付息数据》载明支付借款利息30000元。二、原审判决以所谓的“砍头息”来扣抵余福寿、吴美玉出借的借款本金错误。因余福寿、吴美玉急需用钱才向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借钱，故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出借的每笔借款均是按余福寿、吴美玉要求，转账一部分，另一部分以现金方式支付，每笔借款均是先付款后出具借条。故对每笔借款的数额，余福寿、吴美玉均在借条上予以明确，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提供借条就已完成基本举证责任。所谓“砍头息”是余福寿、吴美玉提出的抗辩理由，应当由余福寿、吴美玉承担举证责任，但余福寿、吴美玉并没有举证证实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扣除所谓的“砍头息”，故应当以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为准。在本案中，余福寿、吴美玉所谓“砍头息”的说法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双方约定借款月利率为3%，1000000元借款的“砍头息”应当是30000元，800000元借款的“砍头息”应当是24000元，而余福寿、吴美玉却主张1000000元借款的“砍头息”为60000元，两笔800000元借款的“砍头息”分别为40000元和36000元，其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三、原审认定王晓炜对本案诉争的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错误。1.从王晓炜与余福寿的关系看，王晓炜是信用协会负责人，余福寿是信用协会会员，信用协会的主要业务是为企业、自然人贷款或其他人的商务活动提供信用担保。王晓炜作为信用协会的会长为余福寿的借款提供信用担保合情合理。若王晓炜所陈述的其只是负责监督余福寿还款属实，那么应当由余福寿出具承诺书给王晓炜。2.根据王晓炜于2015年6月20日所出具《承诺书》的内容可推定出王晓炜的真实意思是向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保证余福寿、吴美玉拖欠的大约3000000元债务，在2015年7月15日前还清。余福寿、吴美玉逾期未还款，则由王晓炜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即指其代为还款。否则，王晓炜出具《承诺书》就没有实质意义。3.从王晓炜的行为上看，其曾于2015年5月29日四次替余福寿、吴美玉还款共计200000元。在出具《承诺书》之后，王晓炜又于2015年7月28日委托其公司工作人员邹会言代余福寿、吴美玉汇给袁瑞德100000元。余福寿、吴美玉在《2014年3月18日向詹勇平借款80万元付息数据》和《2014年9月29日向石顺仁借款付息数据》中分别载明王晓炜代为偿还的上述两笔款项。但余福寿、吴美玉为掩人耳目，故意将两处王晓炜的名字涂黑。显而易见，王晓炜曾以其代为还款的行为表明其担保人的身份。4.王晓炜在其发给詹勇平的信息中明确承认其是涉讼借款的保证人。王晓炜出具《承诺书》时，因涉讼三笔借款的利息持续发生，无法计算出余福寿、吴美玉欠付借款本息的准确数额，故《承诺书》记载借款数额大约为3000000元。原审判决以王晓炜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的债务数额等问题仍在磋商过程中为由，判令王晓炜不承担保证责任错误。被上诉人余福寿、吴美玉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晓炜辩称，王晓炜出具的《承诺书》在形式上不符合保证合同的构成要素，在内容上也不具备保证合同的实质要件。王晓炜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不能视同为其作出承担保证责任的承诺。王晓炜曾替余福寿、吴美玉归还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200000元，但仅出于与余福寿、吴美玉之间的朋友关系，帮助余福寿、吴美玉解决燃眉之急而为之，不能由此推定王晓炜对涉讼借款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⒈余福寿、吴美玉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60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520000元（从2015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5年10月31日止，此后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息共计3120000元。⒉王晓炜对余福寿、吴美玉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8日，余福寿、吴美玉共同出具《借条》向詹勇平借款800000元，约定借款期限2个月，借款月利率为3%，借款人账号：户名余福寿，开户行工行，账号62×××32。当日詹勇平通过银行转账支付760000元借款至约定的余福寿账户。该笔借款截止2015年7月28日余福寿、吴美玉先后偿还借款本息555000元。2014年9月29日，余福寿、吴美玉与石顺仁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余福寿、吴美玉共同向石顺仁借款1000000元，借款月利率为3%，借款期限为6个月，借款转入余福寿在兴业银行的62×××13账户。当日石顺仁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940000元至约定的余福寿账户。该笔借款截止2015年7月28日余福寿、吴美玉先后偿还借款本息401000元。2014年11月7日，余福寿出具《借条》向詹勇平借款800000元，约定借款期限为1个月，吴美玉对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借款人账号：户名吴美玉，开户行建行，账号62×××46，但未约定借款利息。当日龚仕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564000元至约定的吴美玉账户。2014年12月22日，吴美玉偿还该笔借款30000元。2015年6月20日，王晓炜向詹勇平、龚仕锋、石顺仁、袁瑞德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本人王晓炜承诺余福寿、吴美玉欠詹勇平、龚仕锋、石顺仁、袁瑞德四人大约人民币3000000元左右，在2015年7月15日之前还清，实际还款金额以打款凭证加利息为准。余福寿、吴美玉作为欠款人在《承诺书》上签字确认。因余福寿、吴美玉未按约定归还詹勇平、龚仕锋、石顺仁、袁瑞德借款，2015年10月24日，石顺仁从余福寿处搬走部分楠木家具：圆餐桌一套包括12把凳子、象头明清十三件套沙发、书房办公桌加凳子2把、书柜2套（4组）、高低床（小）1套、高低床（大）1套。石顺仁并出具收条给余福寿，内容为：今收到余福寿以上家具，余福寿必须在十个月内还清所有欠款，如未还清石顺仁有权自行处理。2015年8月12日至2015年10月25日期间，詹勇平与王晓炜多次就余福寿、吴美玉的债务问题通过短信进行磋商。原审法院另查明，本案诉争的借款为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共同共有。原审法院认为，⒈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有权共同对本案诉争的借款提起诉讼。从诉争债务的借款人来看，本案诉争的三笔借款中两笔借款的借款人均为余福寿、吴美玉。一笔借款的借款人为余福寿，担保人为吴美玉，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吴美玉明确表示，虽然该笔借款中其为担保人，实际上其是共同借款人，并愿意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由此可见，本案诉争的三笔借款的借款人均为余福寿、吴美玉；从诉争借款的出借人来看，虽然诉争三笔借款的借条中载明的出借人分别为詹勇平、石顺仁，但依据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四人的约定以及余福寿、吴美玉出具的《承诺书》内容来看，本案诉争的借款实际为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四人共同共有，因此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四人对本案诉争借款均享有诉权，可以共同对本案提起诉讼。由于本案诉争债务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均相同，且为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应作为一案一并审理。⒉余福寿、吴美玉现尚拖欠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的借款本金是1939500元。原审法院认为，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以现金的方式支付余福寿、吴美玉借款，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提出支付余福寿、吴美玉现金的事实难以采信。依据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所举的借条对借款支付的约定，以及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每次支付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借款的支付凭证，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出借给余福寿、吴美玉的借款本金共计应为2264000元。根据借贷双方在庭审中对每笔借款清偿情况的确认，三笔借款截止2015年7月28日时的借款本金分别为：⒈2014年3月18日的借款。借款本金为760000元，2014年3月18日至2015年7月28日余福寿、吴美玉应支付利息380000元（按月利率3%计算），余福寿、吴美玉实际偿还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借款本息555000元，因此截止2015年7月28日余福寿、吴美玉尚拖欠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借款本金为585000元；⒉2014年9月29日的借款。借款本金为940000元，2014年9月29日至2015年7月28日余福寿、吴美玉应支付利息282000元（按月利率3%计算），余福寿、吴美玉实际偿还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借款本息401500元，因此截止2015年7月28日余福寿、吴美玉尚拖欠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借款本金为820500元；⒊2014年11月7日的借款。该笔借款借贷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余福寿、吴美玉于2014年12月22日偿还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的30000元借款视为偿还本金，因此余福寿、吴美玉尚拖欠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借款本金534000元。综上，截止2015年7月28日余福寿、吴美玉共计拖欠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借款本金为1939500元。⒊王晓炜不应对本案诉争的借款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原审法院认为，王晓炜虽然向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出具《承诺书》，但从《承诺书》和短信往来的内容，特别是王晓炜于2015年9月21日发给詹勇平的短信内容“……到今天晚上发信息给你那一下，他还没有和你核实账目，我的心里发毛，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我承担担保责任，你和余也应该三个人坐下来，他写给我，我写给你，我没有任何要求，只是我担保的钱，是怎么来的要清楚吧……”，可以看出余福寿、吴美玉所欠债务尚未结算，王晓炜是否对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承担多少保证责任仍在磋商，不能推定其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就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保证是要式合同，必须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和明确的保证对象，因此王晓炜对本案诉争的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综上，原审法院认为，余福寿、吴美玉出具《借条》、《借款合同》向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借款，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履行了出借义务，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与余福寿、吴美玉之间形成合法的借贷关系，但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在支付借款时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余福寿、吴美玉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依据双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以及在庭审中的陈述，截止2015年7月28日余福寿、吴美玉拖欠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的借款本金为1939500元，其中2014年11月7日的该笔借款未约定利息，该笔借款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对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要求支付该笔借款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王晓炜虽然对本案诉争的债务向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出具《承诺书》，但其并没有明确表示对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或代为还款，因此对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要求王晓炜对本案诉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15年10月24日，石顺仁从余福寿处搬走了部分楠木家具，但从余福寿、吴美玉所举证的收条内容上看，双方当事人并没有以家具折抵借款的意思，故对余福寿、吴美玉提出以家具折抵借款的辩解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余福寿、吴美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借款本金1939500元，并支付以借款本金1405500元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5年7月28日起至清偿之日的利息；二、驳回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认为余福寿、吴美玉就涉讼三笔借款已分别偿还的款项均为利息。就其该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本院将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在下文中进行综合分析和认定。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实际提供借款的数额；二、余福寿、吴美玉尚欠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三、王晓炜是否应当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关于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实际提供借款的数额问题。本案共涉及一份借款合同和两份借条，两份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均为800000元，《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数额为1000000元。对上述三笔借款，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以银行转账形式分别提供760000元、564000元及940000元。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主张以现金方式支付了借条及《借款合同》载明的其余部分借款。由于，第一，两份借条载明借款以实际到账日期为准。《借款合同》更明确约定借款转账支付至余福寿银行账户。两份借条和《借款合同》同时注明余福寿或吴美玉的开户银行和银行账号。上述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系约定以银行转账方式提供借款。第二，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实际转账支付三笔借款的目标账户亦即《借款合同》和借条所指定的银行账户。此可印证四位出借人系严格按照约定方式履行出借义务。第三，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称其向借款人以现金方式支付了剩余部分借款，但就其该事实主张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原审判决将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实际提供的借款数额认定为本金，并无不当。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关于已按借条和《借款合同》记载的金额提供借款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余福寿、吴美玉尚欠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余福寿、吴美玉于2014年3月18日出具的借条、其与石顺仁于2014年9月2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月利率均为3%。原审判决按詹勇平等四人实际提供的借款数额和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计算出余福寿、吴美玉应支付的利息，并以余福寿、吴美玉实际偿还数额超出部分折抵本金，于法有据。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仅凭余福寿、吴美玉于一审中出具的付息清单，主张余福寿、吴美玉偿还的所有款项均应认定为利息，既缺乏事实依据，亦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规定，不应当予以采纳。余福寿、吴美玉于2014年11月7日出具的借条上未就借款利息进行明确。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月利率为3%的口头约定，但对该事实主张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并且，余福寿、吴美玉在其于2014年3月18日出具的借条和于2014年9月29日与石顺仁签订的《借款合同》上均对月利率进行了记载，若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该主张属实，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完全有权要求余福寿、吴美玉同样在出具于2014年11月7日的借条上予以明确，而非允许其将利率一栏空白处以斜线划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就该笔借款，亦仅以余福寿、吴美玉出具的付息清单主张应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原审判决将余福寿、吴美玉支付的30000元确定为偿还该笔借款的本金，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对余福寿、吴美玉结欠本金和利息数额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标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原审判决就发生于2014年9月29日的940000元借款，查明余福寿、吴美玉已归还借款本息为401000元，却在核算余福寿、吴美玉欠付该笔借款的本金时，错误认定余福寿、吴美玉已归还借款本息401500元，应当予以纠正。故对余福寿、吴美玉于2014年9月29日向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所借940000元，本院对余福寿、吴美玉结欠本金数额确认为821000元。三、关于王晓炜是否应当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首先，王晓炜在于2015年6月20日出具的《承诺书》上非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名，意思表示中亦没有明显的保证含义。仅凭王晓炜出具《承诺书》的行为本身不足以认定其保证人的身份。其次，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应就王晓炜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具有建立保证合同关系之法律意义承担证明责任。然根据王晓炜代余福寿、吴美玉偿还借款的行为并不必然得出王晓炜为保证人的结论。而王晓炜在发送给詹勇平的短信中就是否愿意与本案四位债权人建立保证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亦不明确。由于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对王晓炜保证人地位这一待证事实未完成其举证证明责任，原审判决未将王晓炜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定性为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关于王晓炜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2016)闽0703民初300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余福寿、吴美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借款本金1940000元，并支付借款本金1406000元从2015年7月29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的利息；三、驳回上诉人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原审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760元，由上诉人詹勇平、石顺仁、袁瑞德、龚仕锋负担9478元，由被上诉人余福寿、吴美玉负担222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5元，由上诉人詹勇平、石顺仁、龚仕锋、袁瑞德负担10355元，由被上诉人余福寿、吴美玉负担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志勇审 判 员  乐 芳代理审判员  邱方平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叶晓桐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