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赣09行初2号原告宜丰县澄塘镇黄坪村陶园村民小组，住所地：宜丰县澄塘镇黄坪村。负责人李培胜，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杨连富，江西竹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宜丰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宜丰县新昌东大道。法定代表人徐彩云，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游生华，宜丰县林业局干部。委托代理人肖绵光，宜丰县林业局干部。原告宜丰县澄塘镇黄坪村陶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宜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依法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宜丰县澄塘镇黄坪村陶园村民小组负责人李培胜及其委托代理人杨连富，被告宜丰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游生华、肖绵光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宜丰县澄塘镇黄坪村陶园村民小组诉称，原告与澄塘镇桥下村、名山村存在山林权属纠纷。原告于2014年11月28日通过宜丰县林业局向被告下设的“宜丰县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公室”（以下简称宜丰县山林调处办）提交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和所需的资料。经多次催促,宜丰县山林调处办于2016年5月20日作出了《黄坪村陶园组与桥下村、名山村高岭山场地（又称火家山、古鱼塘）山林权属争议调解意见》，且经三方当事人签收。该《调解意见》指出“三方当事人接受本调解意见书后如无书面异议送达本办，15日之后即行生效，按此调解意见申办新的林权证”。宜丰县山林调处办告知原告桥下村对调解意见提出了异议，此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作出调处决定。并于2016年11月9日向被告及宜丰县山林调处办发出了《关于要求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对山林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律师函》进行催告，但被告仍拒不作出处理决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宜丰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认为我府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也于法无据。1、我府于2015年元月受理此案后，收集了三方的证据，多次进行实地调查并于2016年5月作出了《黄坪村陶园组与桥下村、名山村高岭山场地（又称火家山、古鱼塘）山林权属争议调解意见》。因其中一方不同意，且提出新的证据而导致调解无果。之后，我府又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原告提交的证据宜林证字第xxxx号林权证，无法认定其真实性和来源的合法性，致使调查陷入困境。2、相关林地权属争议的法律法规并未规定政府要在某一时间内必须做出决定。其原因在于受历史，地理等因素影响，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极为复杂。3、就本案而言，该山场纠纷1995年就存在，当时争议只有两方（桥下村和名山村），当时本府已经做过调处决定，而且已经落实。时隔19年原告就该山林权属提出争议，由于时间跨度较大，几方互不相让，调查难度较大，相关证据核查困难，目前难以认定事实。故本案仍在调查、举证、调解当中，完全不具备作出决定的条件。原告宜丰县澄塘镇黄坪村陶园村民小组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村民小组《会议记录》、《委托书》、村委会《证明》和有关证据材料复印件共26张，拟证明原告因与本镇的桥下村村民委员会、名山村村民委员会对山林权属有争议，于2014年11月27日通过邮政EMS向被告宜丰县人民政府所属的专职处理山林权属争议的县林业局寄送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及所需的全部资料。被告所属的林业局在同月29日收到。2、2016年5月20日《黄坪村陶园组与桥下村、名山村高岭山场（又称火家山、古鱼塘）山林权属争议调解意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6年5月20日，被告下属的宜丰县山林调处办下发了《黄坪村陶园组与桥下村、名山村高岭山场（又称火家山、古鱼塘）山林权属争议调解意见》。3、《关于强烈要求尽快落实的报告》复印件一份、《关于要求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对山林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律师函》、邮政EMS详情单、邮政发票一张和投递记录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告于2016年6月13日向被告提交了书面报告，要求如果调解不成，尽快按规定作出《处理决定》；2016年11月9日又向被告及其下属宜丰县山林调处办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对山林权属争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被告收到《律师函》后仍无任何回复，应当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不作为。被告宜丰县人民政府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宜调处函{1995}03号《调处意见》，拟证明宜丰县政府在1995年对该山场进行调解。原告并不是争议山场的当事人，否则其知道后应该当时提出异议，不应当过了19年以后提出异议。2、2015年元月13日调处会议记录，拟证明被告收到申请调处后希望简单处理，如果不行就依法进行调处工作。3、送达回证2份，拟证明简单调处无果后依法依程序进行调处。4、2015年12月14日调解会议记录，拟证明被告到实地调查调解。5、2016年5月27日调处会议记录，拟证明调处经过。6、《黄坪村陶园组与桥下村、名山村高岭山场（又称火家山、古鱼塘）山林权属争议调解意见》和桥下村的异议意见，拟证明政府做了调处工作，提出初步调处意见后第三人提出异议。7、2016年7月5日调查笔录，拟证明就第三人提出的异议重新开始调查。8、宜林证字第00158号林权证，证明原告提出来的林权证可能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9、2016年7月15日现场踏界图，证明对方提出异议后，我们又一次到实地进行勾图调查。10、《江西省山林权属纠纷争议调解处理办法》全文，拟证明该规定并没有规定政府在没有查清事情之前可以作出调处决定，也没有规定调处规定的期限。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合法性，因为未有陶园村民小组参与，只有桥下村与名山村参与调处，侵害了陶园村民小组的合法权益；而且该证据与本案审理的履行法定职责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3、4、5、6认可其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对证据7提出如下质证意见：①罗xx属于重要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否则不能作为县政府确定山林权属的依据和判案依据。②该证词与县林业调处办1995年对姚家组组长罗xx的《证明》矛盾，罗xx当时站在“姚家山场”讲“对面是桥下村的火家山”（即本案的纠纷山）。③罗xx爷爷原为“雷神村”（即现黄坪村）村民，后雷神村分成了若干村民小组，人员有变动、山林权属于也相应有变动。④与本案所审理的履行法定职责案没有关联性，这份证据证明是实体问题。⑤罗xx的《调查笔录》是证人证言，且是孤证，其主张没有历次《林权证》的印证。⑥如果“高岭山场”系归罗x所在的村民小组所有，则与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县政府在实体处理时应当追加罗xx所在的村民小组为当事人。对证据8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申请调处时已经向被告提交，该证据与本案审理履行法定职责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9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当时李xx要求同去踏界，但被拒绝，也未邀请名山村一起参加踏界。李xx是桥下村人，同时担任澄塘镇林办副主任，与山林权属的确定有利害关系，调查程序不合法。第10组不是证据，不予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1、2、3组证据可以证明其向被告申请山林调处的事实。对被告提交的1、2、3、4、5、6、7、8、9组证据可以证明其受理原告的调处申请后，进行了调解、调查核实相关情况的事实。经对证据进行综合认证，并结合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如下事实：原告于2014年11月28日向被告提交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被告于2015年1月待原告补齐资料后予以受理，经宜丰县山林调处办调查调解后该办于2016年5月20日作出了《黄坪村陶园组与桥下村、名山村高岭山场地（又称火家山、古鱼塘）山林权属争议调解意见》，且经三方当事人签收。该《调解意见》指出“三方当事人接受本调解意见书后如无书面异议送达本办，15日之后即行生效，按此调解意见申办新的林权证”。后因桥下村对调解意见提出了异议，故被告未按照该调处意见作出处理决定，并就桥下村提出的异议，重新展开调查核实。2016年11月9日原告向被告及下属的宜丰县山林调处办发出了《关于要求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对山林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律师函》进行催告。因被告认为就现阶段调查掌握的情况还有待查实，并不适合作出处理决定，故未作出调处决定。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诉至我院。本院认为，宜丰县人民政府在收到原告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后，予以了受理，就相关山林权属争议进行了调查，调解。其下属的宜丰山林调处办于2016年5月20日作出了《黄坪村陶园组与桥下村、名山村高岭山场地（又称火家山、古鱼塘）山林权属争议调解意见》，因桥下村提出异议后，致使该权属争议仍在调查当中，被告的做法并不存在拒绝履行的情形。另外，《江西省山林权属调解处理办法》及相关法律也未就山林权属调处行为的期限予以限制，被告的做法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宜丰县澄塘镇黄坪村陶园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宜丰县澄塘镇黄坪村陶园村民小组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吴建平审判员  刘茶花审判员  黄 礼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毛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