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05民初2812号原告：刘某1，男，196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法定代理人：刘某2（刘某2妹妹），女，197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安定医院护士，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天津相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英娜，天津兆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2，女，197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安定医院护士，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天津相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英娜，天津兆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团结里*号楼底商。负责人：张琳，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琳，女，1976年9月1日出生，汉族，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月，女，198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1、刘某2与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被告张琳、被告高月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的法定代理人刘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朱英娜，原告刘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朱英娜，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被告张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被告高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1、刘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赔偿代理费损失5000元、赔偿损失损害费390938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合计455938元，同时要求被告张琳、高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兄妹关系，三被告系接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及该所承办案件的两位律师。2015年6月11日，二原告共同委托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代理二原告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损害赔偿一案，合同约定，原告在合同签订之日先向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缴纳律师代理费5000元；二原告在达成调解之日或一审判决之日另向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按赔偿数额的10%缴纳律师代理费；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应恪尽职守，依法维护二原告的合法权益；本合同至本案一审（判决、裁决、案外和解、撤诉等）终结为止。二原告在合同订立之时即向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缴纳了律师服务费5000元，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指派张琳、高月两位律师代理并参与诉讼活动。2016年2月22日，被告方通知二原告到被告处商谈事宜，二原告到达后，被告方以律师高月回老家结婚为由，突然口头提出不再履行律师、律所职责，不再代理案件，要求解除委托合同。因案件正处于申请司法鉴定人员出庭、准备质证大纲的质证关键时刻，被告方突然提出不再代理，给原告方带来一系列困难和麻烦，该案件经五次延期仍不能继续审理，至今仍然停滞。为此，原告方四处奔波，先是向两级司法机关反映要求被告方履责，后又与两级司法局发生行政诉讼，历经数次审理，发生误工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以及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的损失。至今原告方医疗维权无法实现，二原告失去父亲本身就背负着巨大痛苦，又遭到代理律师的抛弃和背叛，原告方是基于对被告方的高度信任和依赖才建立了委托关系，被告方的恶意、违法行为严重伤害了二原告的身心健康。综上，本案因两位代理律师的工作失误，恶意违约、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委托方权益，造成现在严重恶劣的后果，无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规定，还是委托合同的约定，被告方都不应无故解除合同、终止代理，被告方的违约行为给原告方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至贵院，望贵院判如所请。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辩称，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二原告的全部诉讼主张。具体理由是：一、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接受二原告委托开展代理工作至提出解除委托合同期间（2015年6月11日至2016年2月22日）履行了委托义务，经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和天津市司法局调查，未发现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并应受到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二、被告方与二原告解除委托合同合理合法，并无不当，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解除合同原因：1、二原告存在多次辱骂、威胁律师的行为，并诬陷律师脚踏两只船不信任律师。2、原告刘某1、刘某2对被告方隐瞒重大事实，该事实对案件结果是否胜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二原告坚持病案及病危通知书等四处签字并非刘爱军本人所签，致使被告方相信二原告，并依原告方要求申请笔迹鉴定，结果确系刘爱军本人所签。3、在原、被告签订委托合同时，二原告刻意隐瞒原告刘爱军存在精神残疾，致使被告方客观上也不能继续代理其医疗损害责任诉讼案件。4、在被告方代理其诉讼案件当中，二原告根本不听取律师的专业性意见。三、被告方解除与二原告的委托合同的原因在于原告方，而非被告方在代理过程中存在问题，而且被告方已经履行了代理职责，提供了大量的法律服务，完成了部分代理工作，因此被告方不同意退还二原告已交纳的律师代理费。四、二原告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诉讼案件截止被告方解除委托合同时仍处于预立案阶段，待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后才能正式立案。在被告方与二原告解除合同时已经告知二原告该诉讼案件为预立案，可以委托其他律师继续代理案件参与诉讼活动，并且被告方第一时间通知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管辖法院也就是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由主审法官的书记员签收。因其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仍在诉讼当中，二原告胜诉或者败诉未有定论，被告方在该案件中也非必要条件，即便解除委托也不影响该案件的判决结果，故被告方与二原告解除委托合同，并未给二原告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综上，被告方解除与二原告的委托合同合理合法合情，也没有造成二原告任何经济损失。故请求法院驳回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张琳辩称，同意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的答辩意见，本人代理案件是履行律师职务，不同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高月辩称，同意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及被告张琳的答辩意见，不同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二原告系兄妹关系，原告刘爱军为精神残疾贰级，原告刘某2为刘某1的监护人。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系依法设立的律师执业单位，并取得了由天津市司法局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被告张琳、高月系该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2015年6月11日，二原告与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合同》一份，内容为：“委托人刘某1、刘某1为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因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经与被委托人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充分协商，签订下列合同条款，双方应共同遵守。一、被委托人接受委托人委托，指派律师张琳、高月为委托人的代理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二、代理人的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三、律师代理费及支付方式：根据双方约定，委托人在合同签订之日先向被委托人缴纳律师代理费伍仟元整（￥5000.00）；委托人在达成调解之日或一审判决之日另向被委托人按赔偿数额的10%缴纳律师代理费。律师代理费自缴纳之日起不再退费。四、委托人委托被委托人先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再行起诉。五、委托人应如实地向律师陈述案情，并提供本案的相关证据复件，被委托人一律不收取证据原件。接受委托后，被委托人如发现委托人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有权解除合同。终止代理，律师代理费不予退回。六、诉讼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应恪尽职守，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七、本合同至本案一审（判决、裁决、案外和解、撤诉等）终结为止。八、本合同签订后委托人应将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交付被委托人。否则被委托人有权解除合同，终止代理，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委托人承担。九、本合同一式贰份，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委托人：刘某1（签字）、刘某1（签字），被委托人：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盖章），2015年6月11日。”合同签订当日，二原告向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缴纳了律师服务费5000元。2015年7月27日，二原告又签署了诉讼代理“委托书”一份，委托张琳、高月律师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同日被告方还为二原告起草了针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天津医科大总医院赔偿二原告医疗费15000元、护理费2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交通费500元、营养费400元、死亡赔偿金293922元、丧葬费281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390938元；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承担本次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之后被告方帮助二原告到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预立案，并且被告张琳、高月还为二原告书写了请求法院调取证据申请、医疗损失鉴定申请及笔迹鉴定申请，并参加了质证庭审。2016年2月22日，被告方向二原告提出解除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但二原告不予认同。2016年3月7日，原告刘某1、刘某2向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递交《投诉书》，反映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琳、高月在代理其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未尽律师职责，以律师高月回家结婚为由，强行单方提出解除委托合同，要求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张琳、高月继续履行委托合同。嗣后，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就二原告的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调取了相关材料，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投诉处理答复书》，认为二原告提出的“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单方解除委托合同，侵犯你们合法权益，要求继续履行委托合同”的问题，不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二原告不服该《投诉处理答复书》向天津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天津市司法局于2016年4月21日收到二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于2016年4月27日天津市司法局分别向二原告作出津司复受字【2016】1号《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向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作出津司复受字【2016】1号《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2016年7月12日，天津市司法局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作出《投诉处理答复书》的行政行为。二原告不服，遂于2016年7月29日向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投诉处理答复书》及天津市司法局作出津司复决字〔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6年11月28日，本院以（2016）津0105行初7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刘某1、刘某2的诉讼请求。二原告不服该判决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3月22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津01行终5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二原告以诉称理由起诉来院，请求判令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赔偿代理费损失5000元、赔偿损失损害费390938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合计455938元，同时要求被告张琳、高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庭审中，三被告以抗辩理由表示，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驳回二原告的全部诉讼主张。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和庭审记录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原告刘某1、刘某2与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之间系《委托合同》的委托人与受托人关系，双方于2015年6月11日所签订《委托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有效，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合同订立后，二原告如约缴纳了律师代理费5000元，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也如约指派了本所律师张琳、高月作为二原告的代理人。被告张琳、高月在与二原告签署诉讼代理“委托书”后，亦履行了相应的受托义务。现二原告在不主张与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解除《委托合同》的情况下，要求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赔偿代理费损失5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原告要求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损害费390938元一事，因二原告与案外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并未审结，而二原告针对该项诉讼主张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故对二原告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原告要求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一事，因二原告的该项请求，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原告要求被告张琳、高月对上述合计455938元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一节，因二原告所述的上述损失金额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被告张琳、高月是受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指派作为二原告代理人的，其二人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由被告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承担，故二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1、刘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39元，减半收取计4069.50元，由原告刘某1、刘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淼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婉附：本裁判文书适用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