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5民终35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涛，男，1995年5月15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帅，重庆鼎圣（大渡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春，重庆鼎圣（大渡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江涛，男，1963年10月15日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男，1985年8月4日生，汉族。上诉人熊涛因与被上诉人樊江涛、原审被告李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8民初9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本院通知，上诉人熊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帅、被上诉人樊江涛、原审被告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樊江涛的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樊江涛并无相关证据证明其向李明是借款190000元的事实。一审庭审过程中，樊江涛并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李明协商借款190000元，并用诉争车辆作为抵押借款抵押担保的事实。樊江涛在主张基础法律关系事实成立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应认定樊江涛与一审被告之间存在190000元的借贷关系及用车辆作为担保的基础法律关系。二、本案争议车辆价值认定为407000元，实属事实认定不清。一审中樊江涛未举示充足证据证明争议车辆价值为407000元。樊江涛仅举示《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个人借款合同》，并未举示相应与汽车销售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同时，《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载争议车辆的购买价款为497000，与争议车辆价值金额存在重大出入。樊江涛本人也陈述其并未支付定金10000元的事实(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因此，一审法院仅凭樊江涛的陈述及银行的放款即认为争议车辆的真实价值为407000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三、熊涛与樊江涛之间系“名为抵押，实为买卖”合同关系。(1)、本案一审被告陈述樊江涛是委托一审被告将其购买的车辆寻找下家进行出售。因此，可以证明樊江涛与一审被告之间根本不存在借款抵押合同关系。(2)、熊涛的转款凭证及樊江涛和证人吴亚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车辆买卖价款为210000元。因此，车辆买卖价款210000也与客观证据相符，更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3)、一审查明的事实当中，樊江涛自认自己在交易时是同意熊涛分别向自己和吴亚的账户转账的事实，樊江涛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此，至少也能证明熊涛对价款的收取是知情的，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然人也明白相应的法律后果。(4)、在本案诉讼程序之前，熊涛在永川公安局中山路派出所2016年7月22日所作的《询问笔录》记载，熊涛与樊江涛在签订合同时曾明确告知过樊江涛车子作的是“死当”，而死当的意思，当天之内其不要求还款的话，熊涛就有处置车辆的权利。因此，樊江涛在签订合同时也是明知自己的还款能力，也是明白熊涛有权处分车辆。因此，其签订空白合同时也应当有预见和承担更高的风险。(5)、熊涛系在一审被告居间介绍下购买的樊江涛车辆，一审被告为保障樊江涛不反悔，也曾向樊江涛支付了购车定金，一审当中一审被告以及樊江涛均认可该事实。同时，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涉案车辆之前抵押于唐大海处，仅抵押金额55000元，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没有任何理由以210000元将车辆接手过来，承担风险。熊涛的真实意思实为购买涉案车辆，而非抵押。综上，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清诉争车辆的真实价值，也未查清，上诉人与樊江涛之间事实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导致错误的适用法律，最终也错误判决。樊江涛答辩称：熊涛在整个买车到卖车过程中和我无交流，把我的车骗去，既然熊涛说是买卖合同，则应当是出卖人持有一份，但我并无合同。我抵押给李明是19万元，为什么21万卖了，我没有看合同，对内容不知晓。熊涛称名为借款实为买卖，我的车价值几十万元，19万元就出卖不合常理。是李明和吴亚合起来把我的车骗去，吴亚威胁我喊我签字，我抵押给李明，并不是卖给熊涛。熊涛说是死当，既然是当给你的，就应当有期限，没有当天借钱当天还的道理。熊涛打款给我11.9万元，打给吴亚9.1万元我不知情。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熊涛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明陈述：樊江涛需要资金，想做零首付的车换钱。我把他介绍给罗江梅，车子出来后押在唐大海处。樊江涛后来找到我想卖车，我与同事吴亚找到熊涛，由吴亚与熊涛对接，他同意19万这个价格，我们以21万卖给熊涛，其中樊江涛得11.9万元，另外9.1万元包括了支付唐大海55000元，罗江梅8000元，我之前垫付的5000元、我与吴亚得23000元介绍费。之后，樊江涛认为车卖便宜了，想要回车子。樊江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熊涛、李明共同赔偿樊江涛车辆损失共计439789.2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樊江涛在重庆百事达天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公司”）购买奥迪牌Q5汽车一辆（车架号LFV3B28R4G3034XXX），发票金额价税合计497000元，同时，天威公司还收取定金10000元。同年6月21日，樊江涛（乙方）与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行（甲方，以下简称三峡银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申请个人借款金额为叁拾玖万柒仟元（小写397000元），借款期限为36个月，借款用于购汽车，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年利率为同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上浮10%,乙方选择按月等额本息法还款方式，每月的具体一日（选择1-28日）为结息日，乙方向甲方支付借款本息，在借款到期日结清其余本息，首尾两期按实际天数计算，如乙方部分提前还款，每次归还的本金应不低于10000元，乙方于2016年6月22日一次性提款等内容。次日，三峡银行向樊江涛发放贷款397000元后，樊江涛将贷款397000元支付给天威公司。诉争车辆被提取后，2016年6月28日下午，熊涛将诉争车辆“收走”，并于当日向樊江涛支付119000元，向案外人吴亚支付91000元。对于熊涛为何将诉争车辆“收走”，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樊江涛陈述其系在受威胁的情况下签订的抵押合同，李明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因樊江涛在外差钱找其帮忙，其便向樊江涛介绍了罗江梅，其未参与樊江涛买车卖车事宜，后樊江涛又称车辆抵押在案外人唐大海处价格低了,要其帮忙联系可以收车且价格高的收车公司，收车的意思是收车公司将车辆收去，同时支付现金给车主，其通过微信联系了重庆一家收车公司，收车公司到永川后，其将樊江涛介绍给了收车公司，具体事宜由收车公司与樊江涛协商，后收车公司向其支付了4000元好处费，其听说收车公司支付了樊江涛190000元；熊涛陈述其系从事二手车买卖生意的个人，李明与其电话沟通称以210000的价格将诉争车辆出卖予其，当时未携带买卖合同，故与樊江涛签订了抵押合同，合同共9页，但内容系空白的，只有樊江涛的签名和电话，四五天后，其以230000元的价格将车辆出卖给了“下家”，空白的抵押合同一并交付给了“下家”，但熊涛于2016年7月22日在永川区公安局中山路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李明向其介绍收车业务，协商好价格210000元后其到永川收车，其将空白抵押合同交给樊江涛看，并告知樊江涛需要签字的地方，合同一共九页，第一页签署乙方借款人、借款日期及借款金额，第二页签署银行和名字，第三页签署车辆信息，第四页借条上签署借款人姓名，第五页借条处签署姓名和填写身份证号码，第六页收条处签署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第七页承诺书上签字，承诺如借款到期未归还，其公司有权处理抵押车辆，第八页委托书，委托公司有权处置抵押车辆，在乙方和声明人处签字，第九页免责声明，因其他情况引起的法律后果，申明收车公司不承担法律责任，借款日期与还款日期均系2016年6月28日，樊江涛当天收钱后若不要求还款，次日其就享有车辆的债权和处置权，其公司可把车辆债权转让给他人或者质押给其他人，熊涛虽在审理中提供了抵押贷款合同的格式样本，但樊江涛对此不予认可，熊涛同时申请证人吴亚、刁亮到庭作证，吴亚陈述其听李明说樊江涛要卖车，收车时其在现场，是否签订协议不清楚；证人刁亮陈述其与熊涛系朋友关系，2016年6月28日，其与熊涛一起到永川收车，具体交易过程由熊涛负责，其不清楚。对于熊涛为何向樊江涛转账支付119000元，向吴亚转账支付91000元，原、被告双方亦各执一词，樊江涛陈述其与李明协商向其借款190000元，并用诉争车辆抵押，2016年6月28日，李明向其支付借款定金5000元，李明与其到案外人唐大海处提车后驾驶诉争车辆到永川新区后李明便离开了，吴亚、熊涛与另外两个人在场，“收车”时，吴亚称其为购买诉争车辆垫付定金10000元、车辆保险、购置税等费用共计50000元，李明支付的5000元及中介费16000元，合计71000元，扣除后，熊涛还应向樊江涛支付119000元，樊江涛同意后，熊涛向其转账支付119000元，事后，其从天威公司查询到李明等人只为其垫付定金10000元，其他费用均未垫付，故认为系吴亚对其实施了欺骗并胁迫其签订抵押合同；李明陈述樊江涛同意以210000元的价格出卖诉争车辆，并在买车前向其借款5000元作为买车定金，吴亚收到的购车款91000元包括税费等费用55000元、定金5000元、罗江梅的居间费8000元，其与吴亚的居间费23000元；熊涛陈述其与李明协商以210000元的价格收车，因李明称樊江涛尚欠其款项，要求其将91000元转账给案外人吴亚，也即李明的合伙人，故其于“收车”当日向樊江涛支付119000元后又应李明的要求向吴亚转账91000元，吴亚到庭作证时陈述熊涛向其支付的91000元包括李明向樊江涛支付的定金5000元，其垫付的定金、车辆购置税、保险等费用共计55000元，案外人罗江梅的中介费8000元，其与李明的中介费23000元。审理中，樊江涛陈述诉争车辆的实际购车金额为407000元（定金10000元+贷款397000元），其中购置税29300元、保险费9758.63元、车船税210元、上户费798元、路桥费2300元，裸车价364633.37元，熊涛无权处置其车辆，本案民事责任应由熊涛承担，故只要求熊涛承担本案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熊涛私自处置诉争车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若熊涛私自处置诉争车辆不符合法律规定，樊江涛主张的损失是否合法合理。对此，该院分别评判如下：1、熊涛私自处置诉争车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首先，原、被告双方对熊涛“收走”诉争车辆各执一词，熊涛辩称其与樊江涛系买卖合同关系，并申请证人吴亚、刁亮到庭作证，但证人吴亚、刁亮到庭均陈述收车事宜由李明、熊涛负责，对具体细节不清楚，同时按照《证据规则》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之规定，证人吴亚与李明系合伙关系，刁亮系熊涛的朋友，吴亚关于收到熊涛转账支付的91000元的陈述与熊涛举示的转账凭证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明2016年6月28日熊涛向其支付91000元的事实，但其二人的证言在熊涛未能举示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达到熊涛与樊江涛系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明目的，故对熊涛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其次，从熊涛在永川区公安局中山路派出所做询问笔录时详细阐述的抵押合同第七页及第八页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在该合同中约定了若樊江涛到期未还款，熊涛有权处置诉争车辆的条款，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双方在订立合同阶段时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处置诉争车辆的条款与流质契约类似，系无效条款，抵押权的行使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或者通过与抵押人协议，或者通过法院诉讼，否则抵押权人无权擅自处分抵押财产，因此，熊涛无权擅自处置诉争车辆，现其已擅自处置诉争车辆，致使诉争车辆无法交还樊江涛，其行为侵犯了樊江涛的权利，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如熊涛所述，其有权处置诉争车辆，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抵押财产折价或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熊涛以230000元的价格私自处置价值300000余元的奥迪Q5新车，该处置价格明显不合理，不符合市场交易习惯和一般生活常理，其亦应对因此给樊江涛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熊涛辩称其有权处置诉争车辆的意见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2、若熊涛私自处置诉争车辆不符合法律规定，樊江涛主张的损失是否合法合理。如前文所述，熊涛擅自处置诉争车辆的行为侵犯了樊江涛的权利，其应向樊江涛承担赔偿责任。因诉争车辆已被熊涛处置与他人，已无返还的可能，樊江涛要求熊涛赔偿损失合理合法。因诉争车辆从百事达天威公司提取到交付熊涛的时间不长，熊涛亦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在收到诉争车辆时，该车辆存在明显瑕疵，且系因其擅自将诉争车辆出售他人的行为导致具体损失无法通过评估确定。基于此，根据诉争车辆的实际购置价格407000元（贷款金额397000元+定金10000元）确定车辆损失为407000元，因樊江涛自述收车时，其同意熊涛在扣除吴亚所称的各项费用71000元后向其转账支付119000元，只是事后通过调查才发现，吴亚等人实际仅为其垫付定金10000元，但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熊涛陈述其向吴亚转账支付的91000元系应李明的要求，其同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向吴亚转账支付91000元得到了樊江涛的认可，因此不能认定熊涛向吴亚转账支付的91000元与樊江涛认可的71000元之间的差额20000元系向樊江涛支付，据此可以认定熊涛实际向樊江涛支付的金额为190000元，品迭后，熊涛还应赔偿樊江涛损失217000元（407000元-190000元），对超出部分不予主张，樊江涛若认为吴亚收取71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可另行向其主张权利。樊江涛为购买诉争车辆并因此到三峡银行贷款产生的利息损失并非熊涛侵权造成，故对其主张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由熊涛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樊江涛车辆损失217000元；二、驳回樊江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樊江涛负担4000元，熊涛负担3900元。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5月，樊江涛在天威公司购买奥迪牌Q5汽车一辆（车架号LFV3B28R4G3034XXX），发票金额价税合计497000元，同时，天威公司还收取定金10000元。同年6月21日，樊江涛（乙方）与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行（甲方，以下简称三峡银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申请个人借款金额为叁拾玖万柒仟元（小写397000元），借款期限为36个月，借款用于购汽车，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年利率为同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上浮10%,乙方选择按月等额本息法还款方式，每月的具体一日（选择1-28日）为结息日，乙方向甲方支付借款本息，在借款到期日结清其余本息，首尾两期按实际天数计算，如乙方部分提前还款，每次归还的本金应不低于10000元，乙方于2016年6月22日一次性提款等内容。次日，三峡银行向樊江涛发放贷款397000元后，樊江涛将贷款397000元支付给天威公司。2016年6月28日下午，熊涛与李明将奥迪牌Q5汽车驾驶至重庆市永川区城区某处，熊涛与吴亚等候在此。熊涛从事二手车职业，李明与吴亚共同将樊江涛介绍给熊涛，双方见面后李明离去。樊江涛与熊涛签订了抵押借款协议，樊江涛向熊涛出具了借条（内容空白），熊涛当场向樊江涛转款11.9万元，向吴亚转款9.1万元，樊江涛将该车交付给熊涛，熊涛驶去。其后，熊涛将该车转卖他人。本院二审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樊江涛与熊涛就该车产生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本院评判如下：从熊涛提供的交付车辆前与樊江涛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与出具的借条的相片，以及从熊涛在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中山路派出所做询问笔录时陈述的抵押合同第七页及第八页的内容可知，熊涛与樊江涛建立的是民间借贷关系，樊江涛以其所有的奥迪牌Q5汽车作抵押担保，虽然各方当事人对于该车产生的法律关系各执一词，但是就上述事实来说，熊涛提供的相片及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与樊江涛的陈述一致。李明为樊江涛购车及联系熊涛提供服务，不属于熊涛与樊江涛建立的民间借贷关系中的民事主体，其次，尚无证据证明李明对于熊涛不能返该车负有民事责任，李明在本案中对樊江涛不承担责任。熊涛将该车予以转卖他人致使该车无法返还樊江涛，侵害了樊江涛对该车享有的所有权，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诉争车辆的实际购置价格407000元（贷款金额397000元+定金10000元）确定车辆损失为407000元，熊涛转款给樊江涛11.9万元时，樊江涛对于其收到该金额的款项没有提出异议，对于熊涛转款给吴亚91000元也没有提出异议，熊涛实际支付了21万元，熊涛还应赔偿樊江涛损失19.7万元（40.7万元-21万元），一审判决对于熊涛应赔偿樊江涛的损失金额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樊江涛认为李明与吴亚收取91000元是否正当的问题，属于樊江涛与李明、吴亚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樊江涛为购买诉争车辆并因此到三峡银行贷款产生的利息损失并非熊涛侵权造成，故对其主张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8民初9202号民事判决；二、熊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樊江涛车辆损失197000元；三、驳回樊江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樊江涛负担4000元，熊涛负担3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55元，熊涛负担4000元，樊江涛负担5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仕琼审判员  段晓玲审判员  徐晓瑮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蒋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