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40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房实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关振球，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英，广东国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嫣，广东国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瑞耀，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永青，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房实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叶瑞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2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广州房实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英、闫嫣，被上诉人叶瑞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永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房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叶瑞耀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均由叶瑞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叶瑞耀与房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存在欠款的证据严重不足，与事实严重不符，是根本错误的。1.一审法院认为《钢材买卖合同》是叶瑞耀与房某公司签订，双方买卖合同成立没有法律依据。叶瑞耀在一审诉讼中已确认其提交的《钢材买卖合同》“买方代表”签名处的“李某”非“李某”本人的真实签名。叶瑞耀提交的《钢材买卖合同》中“买方”加盖章的印章为“广州房某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科学城北区中安置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部资料用章(非经济合同用章)”，该印章明确了使用用途仅为“资料用章”，并明确注明该印章“非经济合同用章”，该印章不能对外签署经济合同，不具有签署经济合同的效力。叶瑞耀提交的《钢材买卖合同》中以买方材料员名义代表“买方”签名的李某并非房某公司员工，也非所涉项目材料员。叶瑞耀应提供足以证明李某系房某公司员工的相应证据，一审判决认为“被告虽抗辩李某、林某明非被告员工，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是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首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应由叶瑞耀举证证明“李某”和“林某明”系房某公司的员工；其次，李某和林某明非房某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要求房某公司举证证明该“不存在的事实”，实在是强人所难，也没有法律依据。如上所述，叶瑞耀明知“资料用章”没有签订经济合同的效力，并且合同代表“李某”既非房某公司的员工，而且“李某”签名本身也是虚假的，因此，《钢材买卖合同》从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存在严重的瑕疵，是一份虚假的合同，该合同对房某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2.一审判决认定房某公司已收取案涉货物及拖欠叶瑞耀货款的证据严重不足。如前所述，叶瑞耀提交的《钢材买卖合同》中“李某”的签名是虚假的，对此，叶瑞耀在一审诉讼中已自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某”和“林某明”是房某公司的员工。叶瑞耀提交的《合乐公司送货单》是叶瑞耀单方制作的单据，该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及地址均是叶瑞耀单方填写，没有任何证据反映房某公司收到该货物或房某公司对该送货单上相关内容予以确认过。叶瑞耀提交的相关证据存在严重的瑕疵，要么是其单方证据，要么无法证明其相关证据与叶瑞耀存在法律上的关联，甚至其提供的《钢材买卖合同》也是虚假的合同。叶瑞耀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叶瑞耀将案涉货物交付给了房某公司，其与“林某明”的短信记录也不足以证明房某公司存在欠款的事实。从叶瑞耀提交的送货单等材料来看，与叶瑞耀可能存在货物买卖关系的也只可能是“林某明”，而非房某公司。事实上，房某公司并未收到叶瑞耀所称的货物，叶瑞耀无权要求房某公司支付货款。（二）假使按照房某公司所说叶瑞耀拖欠其货款，一审判决判令房某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计付时间也是错误的，计付标准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所确定的计付违约金的起算时间是错误的。假使按照叶瑞耀所说房某公司拖欠其货款，叶瑞耀提供的三份《合乐公司送货单》，备注中书写了具体的付款时间，其中：(1)NO：0004774号“备注：……2、付款方式：于2011年8月6日付货款的100％”；(2)NO：0004774号“备注：……2、付款方式：于2011年10月3日付货款的100％”；(3)N0：0003846号“备注：……2、付款方式：于2011年10月26日付货款的100％”。而一审法院判决违约金计算的时间分别为：“自2011年7月6日起计算至2011年9月2日……自2011年9月3日起计算至2011年9月25日……自2011年9月26日起计算至2012年6月29日……”，明显与送货单上的付款时间不符，上述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判决违约金的计付标准和金额适用法律错误。如上述第一点所述，叶瑞耀提交的《钢材买卖合同》和《合乐公司送货单》对房某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上述两份材料所记载的违约金计付标准对叶瑞耀没有约束力。而且上述两份材料所记载的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假使本案存在欠款的情况，违约金也应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一审法院判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明显大大高于叶瑞耀的损失，既远远超过其损失的30％，甚至远远超过欠款本金的100％，这是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予以纠正。叶瑞耀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叶瑞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房某公司偿还叶瑞耀所结欠叶瑞耀的货款本金1760718元；2.房某公司向某甲瑞耀支付截止至2014年6月30日确认过的违约金1844609元（从送货日第二天起算，即分别从2011年7月6日、9月2日、9月25日计算至2014年6月30日）；3.房某公司向某甲瑞耀支付从2014年7月1日起至实际偿还时止按钢材价每日每吨加收4元计付的违约金（按钢材均价5000元/吨算为日万分之八，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为760630.18元）；4.房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叶瑞耀为广州市天河区东某新合祥建材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新合祥经营部”）经营者，新合祥经营部于2011年10月13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准予注销。2011年4月22日，新合祥经营部（卖方）与房某公司（买方）签订《钢材买卖合同》，约定：货物名称、产地、材质、规格、数量、单价、金额以签收单数据为准；交（提）货地点为九龙镇埔心村，卖方送货的、买方接到货物后需出具加盖买方业务章的签收条或买方授权的材料员李某（身份证号码××）签送货单给卖方；本合同签订后，货到买方指定地点时，买方应在一天内将该批货物结清，如买方付款逾期、则每日按欠款金额的千分之一（即每日每吨加收4元）向卖方支付违约金，买方欠款逾期不能超过六十天，违约金上不封顶。买方代表签名为李某，加盖“广州房某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科学城北区中安置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部资料用章（非经济合同用章）”。房某公司否认李某为房某公司职员，确认印章为房某公司所有但已制定用途，主张合同对房某公司无约束力。叶瑞耀提交《合乐公司送货单》三份，载明：收货单位林某明或广州房某（林某明某，地址为“中新知识城中安置一期”等，2011年7月5日金额为1372935元、9月2日为1257923元、9月25日为629821元，收货单位均有李某签名。房某公司否认林某明为房某公司人员。2015年11月15日，新合祥经营部向房某公司发送《催款函》，载明：新合祥经营部于2011年4月22日到2011年12月31日供应钢材到房某公司科学城北区中安置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部，截止至2015年6月30日，还有三张送货单未结清，总欠款为4173606元（其中货款为1760448元、违约金2413158元），根据合同、逾期支付会按欠款金额每天加收千分之一的违约金；此间新合祥经营部多次追讨、但房某公司相关人员以工程款未结清为由一致没有按照合同支付相关款项，请房某公司在近期及时向某甲瑞耀支付上述款项。该函邮寄至房某公司住所地，已于2015年11月17日签收。2012年1月17日至2015年，新合祥经营部职员向某乙（手机号码135××××5855或139××××2255）发送催款短信，叶瑞耀提交的短信记录中林某明较少回应。2014年7月12日叶瑞耀方的信息称：截止至2014年6月30日，三笔款分别为1372936元、1257926元、629856元，共3260718元；三笔货款的补息分别为395607元、973180元、475822元，共1844609元；已付150万元，还欠货款1760718元和补息1844609元，共3605327元，请核对。林某明对此未予回应。叶瑞耀主张林某明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负责人，房某公司对此不予确认。房某公司主张《钢材买卖合同》与三张送货单上“李某”签名为非同一人签名，叶瑞耀两类证据中至少一类虚假，申请对笔迹司法鉴定。叶瑞耀确认送货单笔迹为李某本人所签，合同上笔迹比较看不是李某笔迹，但对合同效力无影响。房某公司撤回了笔迹司法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钢材买卖合同》载明由房某公司与新合祥经营部签订，加盖有“广州房某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科学城北区中安置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部资料用章（非经济合同用章）”；房某公司虽否认该印章的签约效力但已确认该印章为房某公司所有，印章载明的使用用途内容仅为房某公司内部对于印章使用的分工，房某公司主张该印章无签约效力不能成立。据此，新合祥经营部与房某公司双方的买卖合同成立。个体户新合祥经营部已注销，作为其经营者的叶瑞耀享有合同权利。房某公司虽抗辩李某、林某明非房某公司职员，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合同约定的收货签收人为李某、送货单收货人处李某签名、收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及地址、叶瑞耀方与林某明两个手机号码的短信记录等，一审法院对叶瑞耀主张的房某公司已收取案涉货物予以采信。叶瑞耀主张已分别于2011年7月5日、9月2日、9月25日送货1372935元、1257923元、629821元（合计3260679元），房某公司除已付150万元外一直未付款，房某公司对付款情况及金额未作抗辩，一审法院对叶瑞耀主张依法予以确认。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早已超过，叶瑞耀诉请房某公司支付货款本金1760718元中的1760679元（3260679元-150万元）是成立的，一审法院对此依法予以支持。本金超出部分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叶瑞耀主张的截止至2014年6月30日违约金为1844609元并未得到房某公司确认、无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叶瑞耀已分别于2011年7月5日、9月2日、9月25日送货1372935元、1257923元、629821元，房某公司未依约当日付款、应分别自次日起向某甲瑞耀计付违约金；叶瑞耀确认房某公司已分别于2012年6月30日、2014年6月分别付款100万元、50万元，叶瑞耀亦未明确50万元支付的具体日期，一审法院对此作出有利于房某公司的理解确认为2014年6月1日，该已付款项在计付违约金时应予扣减基数；合同虽约定迟延付款按欠款金额每日千分之一或每日每吨加收4元计算违约金，但该计算方式明显过高、有违公平原则，一审法院对此调整为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据此，房某公司应向某甲瑞耀支付的违约金如下：违约金以1372935元为基数、自2011年7月6日起计算至2011年9月2日，以2630858元（1372935元+1257923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3日起计算至2011年9月25日，以3260679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26日起计算至2012年6月29日，以2260679元（3260679元-1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6月30日起计算至2014年5月31日，以1760679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房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某甲瑞耀支付货款1760679元；二、房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某甲瑞耀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1372935元为基数、自2011年7月6日起计算至2011年9月2日，以2630858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3日起计算至2011年9月25日，以3260679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26日起计算至2012年6月29日，以2260679元为基数、自2012年6月30日起计算至2014年5月31日，以1760679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叶瑞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730元由房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叶瑞耀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林某春（曾用名林某明某人口信息查询资料及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登记表，登记表上载明“居住证地址，棠埔东路广州房实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宿舍，有效期从2011年7月28日至2012年7月28日”；2.房某公司项目部施工现场的消防制度及义务消防员名单（照片），名单上载有“李某”的名字；3.房某公司项目部现场录像资料。根据上述证据，拟证明林某明、李某在涉案合同履行期间均为房某公司所属人员。房某公司对此质证认为：1.上述补充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提交时已超过举证期间，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采用。2.关于证据1，只能确认该证据的表面真实性，对该证据上反映的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3.关于证据2、3，对其三性不予确认。经本院审理查明，叶瑞耀在一审提交了显示为新合祥经营部职员向手机号码为135××××5855、139××××2255的用户发送的催款短信记录，叶瑞耀称该手机号码为林某明所有，房某公司则称经向移动公司查询该号码用户不是林某明，且林某明也不是房某公司职员。本院认为，虽然上述短信记录显示的手机使用人为“林某明”，但该用户名在手机上是可以自行编辑的，叶瑞耀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相关短信回复内容是林某明所发，而短信中对叶瑞耀提出的货款信息核对要求，另一方也未予回应，且叶瑞耀二审庭审中亦承认无证据证明短信记录对应的手机号码的使用者为林某明，因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叶瑞耀向某乙催收货款的事实。对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买卖关系是否确立于双方当事人之间？二、房某公司应否对本案货款承担付款责任？若担责，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应如何计付？关于上述争议焦点一。涉案《钢材买卖合同》载明由房某公司与新合祥经营部签订，加盖有“广州房某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科学城北区中安置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部资料用章（非经济合同用章）”，房某公司主张其没有签过该合同，该印章没有签约效力。本院认为，该印章已经房某公司确认为其所有，是其意思表示的确认，在对外行为时对房某公司而言是有约束力的。故本院认为，涉案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亦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恪守履行。关于上述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叶瑞耀在二审中提交的林旭春（曾用名林旭明）人口信息查询资料、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登记表及居住证办理情况、房实公司施工现场相关工作人员名单等，显示林某明在涉案工程施工期间曾以房某公司宿舍地址办理居住证，及李某任职于房某公司的情况，据此可推断该两人与房某公司存在着一定关联。再结合涉案合同明确约定房某公司授权李某签收货物，“李某”以收货人的身份在送货单上签名，且送货单上载明“收货单位林某明或广州房某（林某明某”等事实，足以形成有效之证据链，应能证实房某公司授权李某对外签收涉案货物且货物已签收的事实。房某公司虽对上述证据提出质疑，但未能提供充分否证，其拒绝承担本案货款的支付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标准问题，房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请求予以调整。本院认为，合同的履行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及守约方遭受的损失等，系确定违约金标准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案中，涉案货款的欠款事实发生在2011年期间，但叶瑞耀至2015年底向房某公司发出催款函，至2016年2月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期间并无证据显示其向房某公司直接追讨过货款；且叶瑞耀亦自认房某公司于2012年至2014年期间三次向其支付部分货款，可见房某公司主观上无恶意违约之意。再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本院将本案违约金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付。综上所述，房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27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274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27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广州房实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叶瑞耀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付，分别以1372935元为基数、自2011年7月6日起计算至2011年9月2日，以2630858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3日起计算至2011年9月25日，以3260679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26日起计算至2012年6月29日，以2260679元为基数、自2012年6月30日起计算至2014年5月31日，以1760679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驳回上诉人广州房实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1730元，均由上诉人广州房实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各负担22800元，由被上诉人叶瑞耀各负担189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张纯金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任永乐蔡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