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1民初9890号原告:刘春杰,男,1953年2月14日出生,北京泊心湾咨询服务中心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现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敬国,男,1965年8月5日出生,北京泊心湾咨询服务中心主任,现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纪桂玲,女,1954年7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纪雷(被告纪桂玲之子),男,1978年12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北京王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春杰与被告纪桂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春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敬国、被告纪桂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纪雷、王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春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纪桂玲归还借款43万元及利息(以43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5月6日至2011年11月5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1年11月6日至判决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6%加1%,即7%计算,1%为合同约定加收)。事实与理由:2009年2月20日,经纪桂玲的表弟张智介绍并担保,我借给纪桂玲30万元,年利率为20%,借期一年。当时我得到拆迁补偿款约80万元,就从银行取了30万元现金借给她。2011年5月6日,纪桂玲表示连本带息偿还43万元,并出具《借条》,约定借款金额为43万元,并续借半年。同日,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在北京市恒信公证处进行了公证。2011年5月16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纪桂玲用房子抵押还我43万元。后纪桂玲一直未还款。我方依据公证的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执行后,纪桂玲的房屋被查封,纪桂玲提出执行异议,法院作出裁定对相关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我方现起诉纪桂玲要求其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纪桂玲辩称,虽然双方签订了《借条》及《借款合同》,但由于我的房屋性质无法办理抵押,刘春杰就没有给付借款,我方没有收到借款。后来,刘春杰说还想继续合作,私下做个抵押,便签订了《合作协议》,但签订协议后也一直未给付借款,协议也未履行,且签订协议后就找不到刘春杰了。房屋被查封后,我方提出申请对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法院裁定对相关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公证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甲方实际收到借款后,应向乙方出具欠条”,现刘春杰无法提供“付款凭证和欠条”,且刘春杰在不同场合对给付借款的时间、金额、方式等有不同陈述，可证明刘春杰所述不实,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刘春杰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借条》,证明刘春杰与纪桂玲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刘春杰主张《借条》所载43万元的数额是对原借款30万元及利息的汇总数额。纪桂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未收到该款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2.银行取款凭证,证明刘春杰于2009年2月20日取款30万元,为给付纪桂玲借款的款项来源。纪桂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认可,主张刘春杰所提交的银行取款凭证复印件不清晰,不予质证,提出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同时主张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取款,不能证明该款项已给付纪桂玲。刘春杰陈述该证据从银行取得并加盖了银行的公章,应为真实有效。本院经审查,刘春杰提供的银行取款凭证为照片打印件,每页右上角均加盖北京农商银行海淀支行宝盛里分理处的公章,纪桂玲未提供相反证据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纪桂玲主张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其对该证据不进行质证,本院认为纪桂玲该项主张系其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的错误理解,该证据已在开庭时向其出示,并询问其质证意见,该证据已经进行了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纪桂玲主张该证据只能证明刘春杰在银行进行了存取款的个人行为,不能证明借款事实存在,本院认为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应综合考量,单独的证据能够证明部分事实,各个证据所证明的部分事实综合后可以认定整个案件事实,单个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能代表亦不能否定整个证据链条所证明的事实,对该证据是否能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刘春杰的诉讼主张,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证据3.公证书及执行证书,证明纪桂玲已收到借款,并对公证事项知情。纪桂玲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主张经公证的《借款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甲方的义务中第6项明确载明:“甲方实际收到借款后,应向乙方出具欠条,具体放款日以甲方出具欠条为准”,现刘春杰并未提供欠条,故该公证书不能证明刘春杰已给付借款。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4.(2015)房民初字第13209号民事裁定书、(2015)二中民终字第11684号民事裁定书及(2016)京0111执异34号执行裁定书,证明纪桂玲曾经起诉北京市恒信公证处及刘春杰,被驳回起诉;刘春杰申请强制执行后,法院裁定对证据3中的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纪桂玲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5.《合作协议》,证明纪桂玲实际收到借款。刘春杰主张《合作协议》中约定“纪桂玲,用房屋抵押还刘春杰肆拾叁万”，该表述可以证明借款已实际给付,纪桂玲应还刘春杰43万元。纪桂玲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主张与本案无关联,借款并未实际给付。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6.《还款协议书》,证明纪桂玲实际收到借款。刘春杰主张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将纪桂玲房屋查封后,纪桂玲与其协商解决此事,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在刘春杰撤诉后的第一个月还款5万元,其余借款在房屋出售后还清。纪桂玲对《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不认可,主张《还款协议书》多处涂改且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为无效,落款处“纪桂玲”签名亦非其本人所签。纪桂玲对《还款协议书》签名处“纪桂玲”的笔迹申请鉴定,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为:“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为同一人所书写。”纪桂玲主张鉴定人员没有鉴定资质,且有负面评论,不认可鉴定结论。经本院审查,相关鉴定人员具有在有效期内的执业证书,能够依法从事司法鉴定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纪桂玲未提供足以反驳该鉴定结论的有效证据和理由,故该鉴定结论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同时,本院认为并无法律法规对《还款协议书》在形式上有强制性规定,且涂改的部分并不影响协议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故该协议的形式及涂改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影响。纪桂玲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2)房执字第1919号执行裁定书,证明纪桂玲于2015年7月10日接到法院查封房屋的裁定,纪桂玲主张其在接到裁定之前不知道房屋被查封,故不可能在2015年5月向刘春杰出具《还款协议书》。经法庭询问,纪桂玲陈述该证据下方“2015.7.10上午接到”的文字系由纪桂玲本人书写备注。刘春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主张该证据不能证明纪桂玲于2015年7月10日才知道房屋查封一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2.查询函,证明纪桂玲所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京房权证房私字第XX**号房屋被查封,且无抵押,进一步证明刘春杰没有给付纪桂玲借款。刘春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主张该房屋是在执行过程中被查封,是否有抵押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刘春杰没有给付借款。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3.2015年9月25日开庭笔录,证明刘春杰于当日开庭时陈述其于2011年5月6日给付借款。刘春杰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主张其当日开庭未能清楚理解法官的问题，不清楚是出具借条的时间还是给付借款的时间,故所作陈述是指打借条的时间。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4.2015年11月9日谈话笔录,证明刘春杰于当日陈述其给付借款的时间为2011年5月签定《借款合同》之前一年多。刘春杰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主张当时记不清给付借款的具体时间,故陈述“一年多”的大概时间。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5.2016年5月25日谈话笔录,证明刘春杰于当日陈述其给付借款的时间为2009年4月。刘春杰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亦主张其当时记不清给付借款的具体时间,故所作陈述与实际有出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6.(2016)京0111执异34号执行裁定书,纪桂玲主张该裁定书已对本案所涉公证书作出了不予执行的裁定,故相关公证书不应作为证据重复起诉,亦不能证明借款事实。刘春杰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主张该裁定是由于证据不够充分,故未认定借款事实,且该裁定明确了刘春杰可以就债权争议提起诉讼。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2月20日,刘春杰从银行取现金30万元。2011年5月6日,纪桂玲向刘春杰出具借条,借条载明纪桂玲向刘春杰借款43万元,并约定还款日期为2011年11月5日;同日,双方于北京市恒信公证处签订了《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但当日刘春杰并未放款给纪桂玲43万元。2011年5月9日,公证处对《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进行公证并出具了两份《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事后,《抵押合同》所涉房屋并未办理抵押登记。2011年5月16日,纪桂玲(甲方)、刘春杰(乙方)及案外人北京昊坤工贸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纪桂玲,用房屋抵押还刘春杰肆拾叁万,刘春杰再拿出叁拾万作为当前投资,投入准格尔旗年产20万吨洁净煤场……”刘春杰后期并未继续投资煤场。2011年12月22日,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该《执行证书》“现查实”部分第一条记载:“申请执行人于二〇一一年五月六日如数放款给借款人人民币肆拾叁万元整”,刘春杰依据该《执行证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纪桂玲向本院申请对上述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2016年6月28日,本院作出裁定对上述公证书及执行证书不予执行。2015年5月19日,纪桂玲出具《还款协议书》,载明:“关于刘春杰与纪桂玲俩人房屋一事,通过有好协商,刘春杰、纪桂玲同意私下自己解决,自刘春杰撤诉后的第一个月还款五万元,后面的款等房屋出售后还清。还款人纪桂玲。”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春杰是否实际给付纪桂玲借款及借款金额的问题。刘春杰提交的银行取款凭证可以证明其出借款项的来源,刘春杰主张2009年2月20日借给纪桂玲30万元,年利率为20%,计算至借条签订之日2011年5月6日,借款期限为26个月,所得出的借款本金与利息总额为43万元,与《借条》所载借款43万元数额相符。同时,《合作协议》中约定“纪桂玲,用房屋抵押还刘春杰肆拾叁万”,《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纪桂玲作为还款人在刘春杰撤诉后的第一个月还款5万元,其余借款在房屋出售后还清,两份证据显示的内容均可证明刘春杰与纪桂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借款已实际给付。综上,本院认为,刘春杰提交的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证明刘春杰与纪桂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借款本金为30万元,双方于2011年5月6日通过《借条》对借款金额及借款期限重新进行了确认,重新确认后的借款金额为43万元。对于纪桂玲的主要答辩意见,本院认为:一、纪桂玲主张刘春杰以被裁定不予执行的《公证书》为证据,且不能提供公证的《借款合同》中所约定的“付款凭证和欠条”,故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本院认为经公证的《借款合同》虽然约定“甲方实际收到借款后,应向乙方出具欠条”，现刘春杰不能出具欠条也只能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后,即2011年5月6日以后,刘春杰未向纪桂玲放款43万元,但不能由此认定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前不存在借款关系。（2016）京0111执异34号执行裁定书作出不予执行的理由为“在本案中,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刘春杰已于2011年5月6日放款给纪桂玲43万元,相应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本院应当不予执行。”该裁定是对《执行证书》中查实部分所述刘春杰于2011年5月6日如数放款给纪桂玲43万元的否定,但并未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同时亦明确:“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后,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就债权争议提起诉讼。”故,在本案诉讼中,刘春杰提供了其他证据佐证借款事实的发生,而非仅依据相关《公证书》主张债权,故对纪桂玲的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二、纪桂玲主张刘春杰在不同场合对给付借款的时间、金额、方式等有不同陈述,故可证明刘春杰所述不实。对于纪桂玲的此项主张,刘春杰在庭审中陈述其年龄较大,对给付借款的准确时间记不清楚,亦在开庭时将借款时间错误理解为《借条》书写时间。本院认为刘春杰的解释符合常理,且纪桂玲的该项主张及相关证据亦不足以否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故对纪桂玲的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三、纪桂玲主张《还款协议书》没有刘春杰本人签名且刘春杰在2015年期间未提起过任何诉讼,与《还款协议书》中“自刘春杰撤诉后……”的表述不符。本院认为虽然《还款协议书》没有刘春杰签名,但由刘春杰持有,所载内容亦能显示该《还款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为刘春杰和纪桂玲，故是否有刘春杰签名不影响该《还款协议书》的效力；刘春杰主张其在纪桂玲未能按时还款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故《还款协议书》所载“撤诉”为对执行案件的撤诉,本院认为其解释符合常理,予以采信。故对纪桂玲的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刘春杰与纪桂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借款时间为2009年2月20日,借款本金为30万元,2011年5月6日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由纪桂玲重新出具《借条》,确认借款金额为43万元,该前期借款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借条》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故对刘春杰要求纪桂玲归还43万元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借条》重新约定了还款日期为2011年11月5日,借款期限为6个月,但未约定利息,故对刘春杰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按照年利率6%,在2011年11月6日起至判决之日（2017年7月3日）止的范围内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纪桂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春杰借款四十三万元及利息（以四十三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计算，自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六日起至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止)；二、驳回原告刘春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七千七百五十元,由被告纪桂玲负担。鉴定费以被告纪桂玲实际支出金额为准,由被告纪桂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书涵人民陪审员  高庆斌人民陪审员  孟昭志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书 记 员  李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