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226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桂生，男，1962年6月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代理人：李寄傲，广东仲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家煊，广东仲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何健辉，男，汉族，1963年2月18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代理人：邱运忠，广东容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建美，女，汉族，1965年1月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代理人：邱运忠，广东容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建仪，女，汉族，1969年5月1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代理人：邱运忠，广东容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桂生、何健辉因与被上诉人何建美、何建仪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822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桂生上诉请求：判令何建美、何建仪对一审判决第一项何健辉应向杨桂生支付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部分自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侵害杨桂生合法权益。1.原审法院首先认为杨桂生与何健辉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后又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认为该协议违反了法律对证券公司的禁止性规定，致使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不对等，从而认定该协议中约定的条款无效。由此可以看出，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是相互矛盾的。《证券法》是针对证券公司与客户之间关于证券买卖的特殊主体的特别约定，对民事自然人之间这种一般主体并不具有参照作用。原审法院的认定违背杨桂生与何健辉之间签订《合作协议书》的意思自治，共同合伙的初衷。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涉案《合作协议书》中第二条约定：“甲方用投放在账户里的资金作为亏蚀保证金。”第五条约定：“超出3.5%的收益部分，甲乙双方各占50%。”第八条约定：“甲方存放的保证金若不亏蚀，但还有利润的，所有收益归甲方，与乙方无关。”虽然杨桂生与何健辉的出资比例约定为3比1，但收益比例比出资比例高，何健辉在相对高风险下也能有高回报，何健辉亦应当实际出资等等。可见，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是相对平等的，并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不对等情况，亦未违背民法的公平平等原则。3.原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基于举重明轻的民法解释原则夸大解释杨桂生与何健辉的行为错误。司法上“举重明轻”是指一个重的行为法律都明文规定不是禁止，那么这个行为比它轻，当然更不应当禁止。原审判决歪曲解释，引用错误。因此，《合作协议书》仍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何健辉应按合同约定赔偿杨桂生亏损及支付收益。二、原审判决认定何建美、何建仪并没有参与合作炒卖期货，无需对该借据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错误。1.原审法院已经认定涉案《借据》实质为杨桂生与何健辉关于合作亏损的协商，可见，杨桂生与何健辉、何建美、何建仪在签订《借据》时各方的合意为对亏损的偿还。何建美、何建仪在《借据》上签名，实质是对债务共同偿还的加入。原审法院仅以何建美、何建仪没有参加合作炒卖期货，且并无相关证据显示其两人没有真正参加合作炒卖，或对何健辉的炒卖收益有分成的各种未知原因下而认定其对该债务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误。对债务的承担是各方的意思自治，且何建美、何建仪与何健辉为亲属关系，存在利害关系，自愿对于亲属的债务或自己的债务共同承担责任亦属常理。2.退一步说，何建美、何建仪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何健辉系亲属关系，其对杨桂生与何健辉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完全清晰所谓的《借据》只是双方之间对于炒卖期货亏损问题的协商结果之一，应视为对共同清偿债务认可。另外，原审法院对于出具100万元借据的来龙去脉已经清楚认定，并得到各方当事人的认可，该笔款项是欠款转为借款，但原审法院又以“并没有实际出借给被告，借款关系并没有成立”而判定何建美、何建仪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实属错误认定。3.杨桂生之所以同意在自己亏损1932330元且没有得到何健辉承诺的保底收益时仍与其签订一份仅为100万元亏损协商文件，也是基于何健辉的经济状况及何建美、何建仪心甘情愿地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大前提下签订对杨桂生显失公平的亏损协定。针对杨桂生的上诉，何健辉、何建仪、何建美辩称：一、没有证据证明何健辉经手杨桂生的炒期货业务。在一审庭审中杨桂生要求何健辉出庭对质，但何健辉受到杨桂生的威胁，不愿出庭，所以作了书面答辩。何健辉没有帮杨桂生炒卖期货。二、100万借据确实是在2015年10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产生。如果何健辉不签署该借据是不能离开的。第二天，杨桂生和何健辉到律师事务所协商。代理人按照杨桂生所说草拟还款协议。在该过程中，何健辉没有发表过意见，后因为杨桂生称需要交协议给其代理人过目，所以协议没有签署。三、100万借据不能作为认定期货损失的依据。在杨桂生本案起诉之前，何健辉已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杨桂生以需要到香港取证为由一直拖延，所以本案一审先于该案一审审结。借据上并没有一个字眼与期货有关。一审法院以该借据作为期货损失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杨桂生的诉讼请求。何健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事实与理由：一、无证据证实何健辉经手杨桂生的炒期货业务。双方虽然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炒卖期货，何健辉也按《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将文物“斗彩鸡缸杯”交给杨桂生保管。但因何健辉无资金投入，杨桂生并没有将其炒卖期货的业务交给何健辉打理。何健辉因为在诉讼过程中受到杨桂生的人身威胁，不方便出席庭审。何健辉已出具书面意见，表明自己没有参与杨桂生炒买期货的事实。但一审判决以何健辉没有出庭为由，推定何健辉参与杨桂生炒期货。二、2015年10月7日，杨桂生以商谈250万元借款的偿还问题为由约谈何健辉。在商谈过程中，杨桂生有提及到期货损失问题，但何健辉明确表示拒绝。何健辉当日向其出具100万元借据，是被胁迫的。之所以当晚没有报警，是因为何健辉认定当晚杨桂生根本没有出借100万元款项给何健辉，而且何健辉也还欠其借款250万元。第二天，双方约好去律师事务所协商250万元借款本息的清还计划。在协商过程中，杨桂生提出了期货损失赔偿的要求。在整个过程中，经办律师一直听从杨桂生意见组织协议文字，何健辉对此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形成文字后，何健辉甚至没看过一眼，杨桂生拿走协议文本，说要赶船去香港。自始至终，何健辉没有表示同意承担期货损失。三、一审判决以100万元借据来判定何健辉承担杨桂生的期货损失错误。其一，该份借据本身是不合法的，是在何健辉受到胁迫情况下出具的；其二，杨桂生也已承认出具借据当天没有将100万元借款支付给何健辉；其三，该份100万元借据并没有载明与期货有任何关系；其四，杨桂生的举证不能证明其期货的实际损失，法院认定由何健辉承担杨桂生的期货损失1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针对何健辉的上诉，杨桂生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借据是基于双方一起炒期货而签订正确。二、何健辉在庭审中称该100万借据出具当天没有出借100万。该事实已在原审判决中列明。三、虽然借据上没有载明与期货有任何关系，但通过当事人在另案中的陈述和相关证据能够证明该100万借据的形成是基于双方对期货亏损问题进行协商而得出。四、杨桂生的期货损失已经有相应证据佐证。何健辉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何健辉的上诉请求。杨桂生在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何健辉向杨桂生偿还借款本金1932330元；2.判令何健辉向杨桂生支付借款利息1367483.25元（以1932330元为基数按月3.5%的利率从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5月8日，实际数额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3.判令何建美、何建仪对上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何健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杨桂生支付欠款1000000元；二、驳回杨桂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198.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共38198.5元，由杨桂生负担19398.5元，由何健辉负担18800元。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上诉案争议焦点是：1.杨桂生与何健辉之间是否存在合作炒卖期货关系；2.《合作协议书》的效力问题；3.100万元借据的性质问题；4.何建美、何建仪是否需要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第一个焦点，杨桂生与何健辉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作炒卖国际期货，由杨桂生在香港开立账户，何健辉操盘。杨桂生为此提供其在港开办期货交易户口的证据以及该户口的交易明细。何健辉对上述合作事实予以否认，但其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反驳，而且，其本人经一、二审法院通知拒不到庭接受询问，由此产生不利后果由其承担。此外，何健辉的代理人在庭审中承认杨桂生与何健辉曾在其律师事务所谈及炒卖期货承担亏损的问题。该代理人也确认杨桂生提供的未最终签署的还款协议书中有关于炒卖期货亏损处理事项的约定。根据当事人的举证状况以及陈述，杨桂生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杨桂生与何健辉合作炒卖期货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关于第二个焦点，《合作协议书》由杨桂生、何健辉签订。其中约定何健辉承担炒卖期货的所有亏损，何健辉须向杨桂生支付固定收益。该约定不符合期货金融市场风险与收益承担的一般经济规律。在期货市场，投资风险不可避免，不存在绝对不发生损失的情形。因此，上述约定有违基本经济规律。一审法院认定其无效正确，应予维持。关于第三个焦点，杨桂生是100万元借据的债权人。其主张该借据反映的并非是借贷关系，而是何健辉、何建美、何建仪对前述合作炒卖国际期货亏损的协商承担。何健辉、何建美、何建仪认为其三人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署该借据，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三当事人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身行为后果负责。何况，何健辉的代理人也承认何健辉、杨桂生就期货炒卖的亏损有过协商。结合以上事实，杨桂生主张期货炒卖的亏损按100万元确定，数额低于其起诉之时的主张，其主张的可信度较高。何健辉、何建美、何建仪虽有异议但没有提供反驳证据，本院对其辩解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关于第四个焦点，杨桂生将100万元借据定性为其与何健辉合作炒卖期货亏损的协商结果。杨桂生不能举证证明何建美、何建仪曾经参与该炒卖活动。因此，一审法院判定何建美、何建仪无须承担该项亏损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桂生、何健辉的上诉，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桂生二审案件受理费18800元由其自行负担。何健辉二审案件受理费18800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凯原代理审判员  梁亦民代理审判员  禤敏婷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书 记 员  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