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2民初5563号原告：黄光石，男，1964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隆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怀，广东东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曾用名：东莞市太平人民民医院）。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虎门大道***号。组织机构代码为45722992-1。法定代表人：郭炯光，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恋，男，系该医院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正兵，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光石与被告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光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怀、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正兵、刘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光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赔偿医疗费25000元、后续医疗费175000元（还要进行7次化疗）、住院伙食补助费14700元（100元/天×147天）、误工费108000元[4500元/月×12个月×2年(分别为2012年下半年、2016年全年、2017年上半年)]、护理费14700元（100元/天×147天）、营养费5000元、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49980元（340元/天×147天）、被扶养人生活费72315元（24105元/年×5年×60%）、伤残赔偿金397080元（33090元/年×20年×60%）、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鉴定费1800元，共计269572.5元（898575元×30%）；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根据提供的医疗费收费票据，主张因被告存在一定的医疗过错，造成原告病情加重的治疗费，原告变更医疗费诉讼请求为57442.59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2年5月25日出现大便困难，遂到被告肛肠科进行肠镜检查，后于2012年5月30日被确诊为直肠癌。原告即回到工厂请假，在办妥手续后于2012年6月11日在被告处办理入院手续，先被安排入住肛肠科，后被转至普外科。普外科的林主任安排何应新担任被告责任医师，何应新告知原告，如想保肛门，就得聘请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教授助诊，需额外支付诊金5000元，原告当场同意了。在准备手术前一天，何应新告知原告其在家做饭时不小心将手弄伤了，林主任就安排张炽堂医师担任原告责任医师。原告跟张炽堂说一定要保住肛门，张炽堂告知原告想保住肛门得聘请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教授助诊，需额外支付诊金12000元。原告经济状况不佳，就本次手术住院需要2万多元，支付另外诊金5000元已经很困难。但张炽堂医师却将助珍诊金提高到12000元，即共需支付4万多元。原告在短时间内借不到这么多钱，故向张炽堂提出希望能体谅原告的经济困难，按原说好的诊金5000元支付，但遭到回绝说“没有那么多钱，你的肛门我不保了，把你的肛门挖掉。”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在只好于2012年6月21日办理出院手续并回家乡四处筹借医疗费。为此拖延治疗将近一个月，病情因未能及时得到治疗，一天天加重。原告在东莞购买社保，原告筹到一定医疗费后又于2012年7月5日再次返回被告处办理第二次住院手续，普外科林主任在诊治时再次告知原告想保住肛门，就得聘请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教授助诊，诊金5000元，一旁的张炽堂医师听到后用粤语告诉林主任说，上次他报了12000元。林主任听到后马上改口说跟原告说聘请教授级，就付诊金6000元。既然林主任这么说，原告为不得罪被告，又急于接受治疗，就马上答应了。但在2012年7月11日实施手术中原告的肛门并没保住，肛门被切除，安装了人工肛门。原告认为导致这一结果很大程度归咎于被告的医师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借聘请教授助诊之机，故意提高诊金向原告索取高额钱财，才导致原告反复入院，耗费不必要的钱财。最重要癌细胞本身容易扩散，治疗需分秒必争，因被告以上行为延误原告最佳医治时机。另外，被告也存在医疗过错。原告于2012年8月13日办理出院手续后，向被告投诉，但当时原告没料到事态的严重性，在被告2013年2月21日要求签协议才能领回助诊诊金6000元的情况下，原告只好签名。后原告术后肛门位置开始出现疼痛，被告告诉原告做完手术总需时间恢复。后来越来越痛，晚上也痛得睡不好，性功能完全被破坏，原告再次到被告处就医。近来原告癌症复发了，原告于2016年4月30日再次到被告处住院，直到2016年5月11日才能出院，已完成第一次化疗，后续还需7次化疗。因被告第一次手术上存在延误时间、操作过错、治疗未彻底，导致原告癌细胞扩散难以控制，不仅肛门被切除，而且长时间受疼痛折磨，性生活受影响，癌症复发。原告现在一直在接受治疗，但尚未能治愈，原告已花费较多钱进行治疗，原告已无经济能力继续治疗。这是被告医疗过错造成，故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如所请。被告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辩称：第一，原告已经放弃诉权，依法律规定和诚信原则应当驳回其起诉。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已经就本案医患纠纷协商一致并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在该协议中承诺不再就此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本着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民事诉讼当事人处分原则，应认定原告已经放弃了本案的诉权，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第二，原被告双方就本案医患关系纠纷达成调解协议，双方已就债权债务关系达成和解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签订协议后已经履行完毕，依法双方已结清本案所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依据严重不足、鉴定程序违法，本着避免诉累、节约司法资源的考量，被告最多原意承担5%的过错责任参与度，否则被告仍坚持认为法院不应采信该鉴定，要求重新鉴定。其一，鉴定依据不足的事实，关于确定原告术前是否需要放化疗的问题，首先根据被告进行诊断规范依据为《临床诊断指南·放射肿瘤分册》并非《临床操作规范·放射肿瘤分册》，依据《临床诊断指南·放射肿瘤分册》及几种学术专著、规范均未提及术前必须进行放射治疗，其次被告的医疗条件也没有设置放射疗的医疗设施。而关于术前放化疗是否应当告知的问题，被告医务人员根据《临床诊断指南·放射肿瘤分册》实施医疗措施，只需告知该诊疗规范要求执行的医疗措施内容即可认定履行了告知义务，根本无义务告知该诊疗规范之外的、尚未取得卫生主管部门批准同意的，尚未确定统一意见的所谓的探讨建议的医疗措施。其二，鉴定意见自行认定“患者因医方增加教授会诊费而离院回家筹款，导致手术延误”的单方陈述事实，严重违反《司法鉴定通则》规定的鉴定程序，原因如下：1.司法鉴定人的法律地位决定了法医仅就委托人提交的鉴定材料进行鉴定分析，司法鉴定人员没有查明认定鉴定材料的真伪的权力；2.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患者主张“因医方增加教授会诊费而离院回家筹款，导致手术延误”的事实不能成立。第四，广东链信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依据严重不足、鉴定标准错误，依法不应采信，应当重新鉴定。第五，原告诉请的部分赔偿项目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合法之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了司法鉴定。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黄光石因“大便困难”于2012年5月30日在被告医方处行电子肠镜检查见直肠粘膜糜烂。2012年6月2日病理检查示“符合（直肠）低分化癌”。2012年6月11日办理入院手续，6月15日离院回家筹集费用；因多日查房未见病人，医方于2012年6月21日以“自行离院”给予其办理出院手续。2012年7月5日原告再次办理入院手续，7月11日行直肠癌根治术，2012年8月6日行第一周期辅助化疗，9月5日返院于9月6日行第二周期辅助化疗。术后肛门位置疼痛，性功能障碍，多处就医。2016年4月28日医方MR诊断报告示肛门及直肠偏右侧肿块影，考虑肿瘤复发可能性大，肿块与闭孔内肌、梨状肌及臀肌分界不清，提示肿瘤浸润。2016年4月30日黄光石再次入住被告进行化疗。并先后在东莞市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直肠癌术后复发的治疗。原告先后在被告处、东莞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时间分别为126天、66天、15天，住院治疗时间合计207天。本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的诊疗行为进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委托鉴定事项为：对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在对黄光石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的参与度进行法医学鉴定。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受理鉴定委托后，于2017年3月24日出具了康怡司鉴中心[2017]鉴意字第4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分析说明：（一）关于黄光石直肠癌及其治疗后复发的分析：患方于2012年5月30日在医方行电子肠镜检查显示距肝门约5cm至8cm处可见粘膜呈溃疡型充血水肿，糜烂，边缘不规则，周边充血水肿；2012年6月2日活检病理诊断及2012年7月13日术后病理诊断均为（直肠）低分化癌。术后病理检查除见腺癌细胞外、并局部见有印戒细胞，癌细胞浸润至肌层、浆膜层，肠系膜淋巴结可见转移癌4/6。以上情况说明患方患有的直肠癌属溃疡型低分化腺癌，其癌细胞分化程度低，恶性程度高，转移早，预后差，已由淋巴结转移，而且直肠癌已浸润前列腺；手术固然能切除直肠癌组织，但可能还有残留癌，或区域淋巴结转移、或血管中癌栓存在等，复发转移的几率非常高，是直肠癌术后复发的主要原因。（二）关于医方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分析。1.直肠癌术前进行放射治疗、新辅助放化疗能使直肠癌体积缩小，达到降期作用，从而提高手术切除率及降低局部复发率。送检资料不能证明医方有告知患方可以进行术前放射治疗、新辅助放化疗的建议的记录，使其失去术前选择放射治疗、新辅助放化疗的机会，导致其术前未进行放射治疗或新辅助放化疗，不排除是导致直肠癌复发转移的因素之一。医方未尽到足够的告知义务。2.按手术的时限性，外科手术可分为三种：急诊手术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必要的准备，必须争分夺秒地进行紧急手术；择期手术时可在充分地术前准备后选择合适时机进行手术；限期手术则是手术时间可选择，但不可延迟过久，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好术前准备，限期手术基本上是指对恶性肿瘤的切除术，这类手术虽然不属于急诊，但因恶性肿瘤进展快，容易发生转移，早期手术显然有利于控制病情。因此，待病人的诊断明确，脏器功能基本正常时，就应尽早安排手术。患方入院前已明确诊断为直肠低分化腺癌，2012年6月11日入院后完成手术准备，因无力支付增加的教授会诊费，未能安排手术。因急于治病，离院回家凑款。医方多日查房未见病人，在未与患方联系的情况下于2012年6月21日以“自动离院”为其办理了出院手续。2012年7月6日再次办理住院手续，7月11日才进行直肠癌根治术（Milles），手术时间延迟近1个月。由于其癌细胞分化程度低，恶性程度高，转移早，手术时间延迟近1个月可能致病情继续进展、直肠癌无法得到及时控制，不排除手术延迟是导致直肠癌复发转移的因素之一。患方为告知医生离院回家筹款，中途也未主动与医方联系，筹款时间过长，是导致手术时间延迟的因素之一；而医方增加“教授会诊费”使患者离院回家筹款，是导致手术延迟的另一因素；医方在未与患方沟通的情况以“自行离院”给与办理出院，也是导致手术延迟的因素之一。因此，医方存在过错，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3.施行腹会阴联合直肠癌根治术（Milles术）切除的范围包括：全部直肠、肠系膜下动脉及其区域淋巴结，全直肠系膜，肛提肌，坐骨肛门窝内脂肪，肛管及肛门周围约3-5cm的皮肤、皮下组织及全部肛门括约肌。而手术记录中仅记载坐骨直肠窝脂肪、前列腺组织、肛门、直肠和降结肠的切除，肛提肌有切断而无切除记录，没有肠系膜下动脉及区域淋巴结、直肠系膜的切除记录，是手术不彻底还是记录不完整无从考证，故癌肿病灶在手术中彻底清除依据不足，难免有手术治疗不彻底之嫌，不能排除是导致直肠癌术后复发的因素之一。综上所述，医方未告知术前进行放射治疗、新辅助放化疗，可提高手术切除率及降低局部复发率，医方未尽到足够的告知义务。直肠癌属恶性肿瘤进展快，容易发生转移，早期手术显然有利于控制病情，医方增加“教授会诊费”使患者离院筹款以及医方在未与患者沟通的情况下给予办理出院手续，是手术延迟近1个月的重要因素，可能使病情仍在继续进展，导致直肠癌未能尽早手术，尽快控制病情；手术记录不全面，难以证明手术达到直肠癌根治术的目的，难免手术治疗不彻底之嫌，因此医方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由于医方未尽到足够的告知义务和注意义务，不排除与患方直肠癌复发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医方存在过错，但患方细胞分化程度低，恶性程度高，是直肠癌术后复发的主要原因，医方存在过错属轻微因素，建议过错参与度为1%-20%。被告提供了相关收费票据，证明为此支付鉴定费11320元。对有争议的事实，双方的主张及抗辩如下：第一，被告主张原被告之间曾达成和解协议，原告已经放弃诉权，被告提供《协议书》、《收据》作为证据，《协议书》显示被告“考虑到乙方患者本次住院费用较高，经济困难甲方基于人道原则，由院方支付会诊费6000元作为解决经济困难资助费用。”并且在《协议书》第一款“一、本协议签订并甲方支付补偿款后，甲乙双方全部处理终结，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或任何方式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或要求第三方追究甲方责任，也不得以此次争议为依据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或向法院提起诉讼”。《收据》显示“今收到太平人民医院困难补助费6000元”并有原告的签名和捺印。原告则认为和解协议并没有反映被告的医疗过错行为进行协商赔偿的内容，协议的内容是被告彻底解决原告的经济困难而资助的费用，而且当时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的医疗过错并没有相关的机构进行鉴定。第二，关于手术延迟的原因，原告主张是张炽堂医生于手术当天提高教授会诊费到12000元，因无力支付而离院回乡筹集费用，被告则称这是原告单方陈述，为此被告申请证人主要治疗人之一林汉昇出庭作证证明教授会诊费一般收6000元，实际也是收取6000元。第三，关于医疗过错鉴定意见。原告认为鉴定意见认定的被告行为过错程度过低，被告不仅未尽到告知和注意义务，而且被告应当对原告的病情进行及时治疗，被告的拖延和不作为才造成原告病情的恶化。被告则称，鉴定依据不足，术前是否放化疗是否应当告知仍是一个有争议学术问题，而且鉴定机构没有资格认定原告单方陈述事实的问题。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委托广东链信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7年4月19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结论为：被鉴定人黄光石因直肠癌术后复发转移所致肺部病灶及正常大便功能丧失人身伤害伤残程度分别评定为五级。原告提供了相关收费票据，证明为此支付鉴定费1800元。被告则认为该鉴定意见的依据和标准是错误的。在庭审中，鉴定机构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唐某、曾某出庭作证，对于直肠癌患者在手术前是否应当接受放化疗的问题，鉴定人认为“在2010年版的《结直肠癌诊疗规范》第（二）条第2点、第4点的等原则，明确规定术前应当做放化疗。还有《临场技术操作规范.放射肿瘤学分册》中，直肠癌放射治疗的适应症中规定，T3-4NxM0直肠癌以及高危病例均可做术前放射治疗。外科学教材第7版当中，术前放射治疗可以降低复发率，提高手术切术率。”对于是否应为增加助诊费用导致延误治疗的问题，鉴定人认为医院对该问题的回复并未否认，也未进行解释，且在病人离开医院后，医方并未主动联系原告或者原告家属，直接给原告办理了出院手续，医方的做法不妥当。被告申请本院医生，原告的主治人之一林汉昇出庭作证，认为：第一，患者自行离开医院违反了医院规章制度及东莞社保规定；第二，鉴定意见中关于教科书中诊断规范的理解，属于过高标准要求被告；第三，关于术前放射治疗，根据《临床操作规范.放射肿瘤分册》、《临床诊疗指南外科学分册》等相关规定，被告无放疗操作原则无过错；第四，关于淋巴结清扫，手术操作是规范的，但记录文字书写可能让不同专家有歧义理解；第五，病人是2012年做的手术，至今已经达到五年，证明手术治疗是有效的。另查，在原告向本院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书中，没有列明原告同胞兄弟、姐妹的情况；经本院告知，原告方口头表示其有两兄弟，但原告未能继续提供新的亲属关系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原告的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是原告的损失如何计算。关于焦点一。关于医方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一、疾病本身恶性程度的因素。患者黄光石手术后病历检查除见腺癌细胞外、并局部见有印戒细胞，癌细胞浸润至肌层、浆膜层，肠系膜淋巴结可见转移癌4/6。以上情况说明患方患有的直肠癌属溃疡型低分化腺癌，其癌细胞分化程度低，恶性程度高，转移早，预后差，已由淋巴结转移，而且直肠癌已浸润前列腺；手术固然能切除直肠癌组织，但可能还有残留癌，或区域淋巴结转移、或血管汇总癌栓存在等，复发转移的几率非常高。由此可见，由于黄光石所患癌症本身恶性程度高，是直肠癌首次手术后复发的主要原因。二、医方的因素。1.医方不能证明其有告知患方可以进行术前放射治疗、新辅助放化疗的建议，使患者可能失去术前选择放射治疗、新辅助放化疗的机会。由于医方未尽到告知义务，使得患者丧失了治疗方式的选择权，医方存在一定过错；由于是否告知该项治疗措施与原告的本身所患疾病的复发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被告虽未尽到此项告知义务，但过错较小。2.对于手术延误的原因：首先，患方未告知医生离院回家筹款，中途也未主动与医方联系，时间过长，导致延误手术患者本身存在过错；其次，医方多日查房未见病人，在未与患方联系的情况下于2012年6月21日以“自动离院”为其办理了出院手续，但并未与患者进行沟通，没有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原告主张医方增加“教授会诊费”使患者离院回家筹款，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确认。3.手术中肛提肌有切断，但手术记录中无切除记录，且没有肠系膜下动脉及区域淋巴结、直肠系膜的切除记录，从原告接受首次手术至今已有五年分析，病历记录的不完整与原告的复发本身并无必然关联，被告病历记录不完整过错较小。综上所述，患者细胞分化程度低，恶性程度高，是直肠癌术后复发的主要原因，医方存在过错属轻微因素，本院酌定过错参与度为10%。关于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的有关规定，原告损失包括：1.医疗费：原告提供了相应医疗收款票据，扣除社保基金支付部分，由原告个人支付医疗费共计61188.46元。原告诉求的医疗费为57442.59元，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2.后续治疗费：原告未能提供医疗机构的意见证明原告后续需治疗的具体情况及相关费用情况，对于原告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如原告确实需要化疗或已实际支出医疗费，可另行提起诉讼寻求救济。3.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在被告处、东莞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时间分别为126天、66天、15天，住院治疗时间合计207天，按原告主张的住院147天，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00元/天×147天=14700元。3.营养费：结合原告的病情，本院酌定营养费为5000元。4.护理费：本院参照东莞市一般护工水平50元/天计算,住院治疗时间合计207天，按原告诉请的住院147天，护理费为：50元/天×住院147天=7350元。5.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此项损失包含伤残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两部分。（1）残疾赔偿金：原告提供了广东省居住证、任职单位证明及工资单，被告对原告提供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上述证据不足以认定原告其事发时在东莞市××××一年以上并有固定收入，故本院按照法庭辩论终结时以广东省上年度2016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13360.4元计算残疾赔偿金，年限计算为20年，伤残等级五级（60%），本院核定案涉残疾赔偿金数额为160324.8元（13360.4元/年×20年×60%）。（2）被扶养人生活费：经本院告知，原告未能提供完整的亲属关系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被扶养费生活费的诉请不予支持。6.误工费：原告未能提供其收入情况的充分证据，本院酌定按照其提供的2015年8月应发工资3066元进行计算，原告住院207天，及两份医嘱均为全休一个月，故本院确定误工费为3066元/月×（207+60）天/30=27287.4元。7.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5000元，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考虑到原告为治疗确会发生交通费，本院酌情支持3000元。8.住宿费：原告主张住宿费49980元，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考虑到原告到外地就医治疗确会发生住宿费，本院酌情支持3000元。以上各项合计278104.79元，由被告承担10%的过错责任，即为27810.48元。结合原告的损害后果及被告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为被告应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的调解协议款项6000元应于抵扣，故被告应支付原告31810.48元（27810.48元+10000元-6000元）。对于原告超出上述数额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黄光石支付各项赔偿共计31810.48元。二、驳回原告黄光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344元，原告黄光石负担4713.39元，被告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负担630.61元，原告已申请免交，本院予以准许。被告应负担诉讼费待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日内迳付至本院。医疗损害鉴定费11320元和伤残鉴定费1800元，共计13120元，原告承担11808元，被告承担1312元；由于被告已支付医疗损害鉴定费11320元，故原告还需负担鉴定费10008元，该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原告向被告支付。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审 判 长  施文峰审 判 员  陈映华人民陪审员  郭德康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梁润霞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