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铁路运输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8601民初89号原告：孙春军，男，197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波，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阳，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晓阳，男，1992年1月20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原告孙春军与被告高晓阳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6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春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波、潘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高晓阳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春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孙春军与高晓阳在2016年10月7日口头签订的内容为增加运输费用的补充合同；2.高晓阳向孙春军返还多支付的运费18000元及其利息（以多支付的运费18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金还清为止）；3.高晓阳赔偿孙春军经济损失16700元；4.本案诉讼费由高晓阳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29日，孙春军委托高晓阳运输5件铁架设备从重庆至河北省定州市，货物总重量1.2吨，双方约定运费为950元。但实际支付运费时，高晓阳私自扣留货物强行要求孙春军支付运费18950元，致使孙春军多付18000元的运费。孙春军认为，高晓阳在双方签订运输合同后又要求孙春军多支付的18000元，系孙春军在被胁迫状况下与高晓阳达成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应当依法撤销。补充协议撤销后，孙春军多支付的18000元运输费用应当退还。另外，由于高晓阳扣留运输货物的行为，导致孙春军委托运输的货物未按时送达货主，货主方已经依照孙春军与货主签订的运输合同的约定对孙春军罚款16700元。上述损失也应当由高晓阳向孙春军赔偿。孙春军多次向高晓阳催促返还，高晓阳始终不予退还。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孙春军特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高晓阳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9月29日，重庆华霖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霖公司”）委托孙春军运输一批货物从重庆至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货物件数5件，货物名称夹具，货物包装铁架，收货人刘飞，双方约定运输费用为2420元。华霖公司向孙春军开出了运单号为3094687的货物托运单。当日，孙春军将该批货物委托高晓阳运输，双方约定运输费用为950元。高晓阳向孙春军开出了编号为0004676的托运单。该托运单上制单处注明“高”的字样，孙春军当庭陈述，这个“高”就是高晓阳在制单处的签名。高晓阳将货物运至河北省石家庄市后，未及时将货物送至收货人处，反将货物私自留置，要求孙春军增加运输费用至18950元。2016年10月7日，孙春军向高晓阳支付了运输费用18000元。当日，高晓阳向孙春军出具收条一张，载明：“2016年10月7日高晓阳收到运费金额壹万捌仟圆整，18000元。重庆至定州运费伍件设备运费”。2016年10月29日，孙春军与华霖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运输期从2016年9月29日起到2016年10月3日到达，如延期到达，将按每天2800元的罚款计算；按照运单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孙春军应将货物运到华霖公司指定地点，交给华霖公司指定的收货人；运费按孙春军实际承运货物的里程及重量计算，具体标准按照运单约定执行；非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货物逾期运达的，如客户追究华霖公司责任，孙春军应全额赔偿华霖公司的经济损失。2016年11月9日，华霖公司向孙春军发送《合同违约罚款清单》，载明：“2016年9月29日，由孙春军承运的5件夹具至河北省定州市，由于承运方原因造成货物于2016年10月8日晚才到达目的地，运输时间延迟5天，根据运输合同相关规定，承运方应该承担以下费用：1.罚款按照每天2800元计算：5天×2800元=14000元；2.2人技师等时费：每人每天270元的费用，合计费用2人×5天×270元/天=2700元；3.总计费用16700元整。”2016年11月11日，孙春军向华霖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重庆至定州这次运输的合同违约事故扣款16750元，华霖公司向孙春军出具加盖了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孙春军当庭陈述，虽然已经赔偿华霖公司16750元，但仅要求高晓阳赔偿16700元，剩余的50元自动放弃。运输货物的板车从重庆至北京，距离约为1920公里，正常运输时间为48小时；运输货物的板车从重庆至天津，距离约为1740公里，正常运输时间为48小时；重庆至河北省定州市距离约为1573公里，正常运输时间应不超过2天。上述事实有《货物托运单》、《重庆顺升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收条、视频资料、《货物运输合同》、《合同违约罚款清单》、《收据》、说明两份、百度地图截图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载卷为凭，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孙春军与高晓阳在2016年9月29日签订的托运单载明了运输货物的托运方、收货人姓名、货物名称、重量、运费等内容，该托运单即为双方签订的简易合同。该简易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关于撤销补充合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孙春军和高晓阳在2016年9月29日签订的简易合同中，对运输费用已经约定清楚为950元。高晓阳将货物运至河北省石家庄市后，未将货物送至收货人处，私自留置，要求增加运输费用的行为，系采取了胁迫的手段。孙春军为了使货物尽快送至收货人处，减少损失，同意增加运输费用，系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此情况下孙春军和高晓阳口头签订的补充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由于比简易合同中的约定多支付了部分运输费用，孙春军系受损害方。因此，孙春军系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孙春军在2016年10月7日向高晓阳支付了增加的运输费用，至此孙春军就知道了撤销事由，撤销权的行使期限应当从2016年10月7日起至2017年10月6日。孙春军在2017年2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的行为系行使撤销权的行为，该行为行使的时间合法有效。综上，孙春军要求撤销其与高晓阳在2016年10月7日签订的内容为增加运输费用的补充合同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退还运输费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孙春军和高晓阳在2016年10月7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在撤销以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高晓阳应当返还孙春军。因此，孙春军要求高晓阳返还增加的运输费用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退还运输费用数额的问题，孙春军当庭陈述已经向高晓阳支付了运输费用共计18950元。但是，高晓阳向孙春军出具的收条及视频资料中显示，高晓阳收到孙春军支付的运输费用共计18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孙春军和高晓阳签订的简易合同中约定的950元运输费用没有证据证明，孙春军已经向高晓阳支付。因此，孙春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高晓阳向孙春军退还的运输费用应除去简易合同中约定的运输费用950元，即高晓阳退还的运输费用为17050元。关于高晓阳是否应当向孙春军支付利息及其计算标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本案中，由于高晓阳的胁迫行为导致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充合同被撤销，高晓阳系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孙春军所受到的损失。现在，孙春军要求高晓阳向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标准是以多支付的运费18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金还清为止。孙春军未当庭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已经约定退还运输费用的时间。所以，上述利息的计算时间应当自孙春军主张权利时开始计算，即孙春军向本院提起诉讼的时间即为其主张权利之时。另外，本院已经确认高晓阳应当向孙春军退还多支付的运输费用17050元，因此，计算利息的基数应当以17050元为标准。综上，孙春军要求高晓阳支付的利息应以退还的运输费用17050元为基数，从2017年2月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高晓阳付清运输费用本金时为止。关于赔偿损失及数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按照合理期间将货物安全运输到达目的地是承运人的一项主要义务，若因承运人的原因造成货物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的，承运人就要承担运输迟延的违约责任。本案中，孙春军和高晓阳并未就运输的期间进行约定，但高晓阳应当在合理期间内将货物交给简易合同中约定的收货人。重庆到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虽然距离较远，但是根据相关证据显示，平板汽车运输货物在2日内到达目的地是合理期间。由于高晓阳将货物私自留置，导致运输货物在2017年10月8日才到达目的地，运输期间长达10天，已经超出合理期限，高晓阳应当承担运输迟延的违约责任。综上，孙春军要求高晓阳承担损失赔偿的主张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本案中，由于高晓阳迟延运输的违约行为，导致孙春军向华霖公司赔偿了16700元。虽然，孙春军当庭提交的其与华霖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订立合同的时间系在发生延迟运输事故之后，但是，孙春军和华霖公司在输运该批货物时已经签订了货物运单，补充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孙春军和华霖公司双方能够书面确认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而且华霖公司又根据双方补充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出具书面材料分项计算出孙春军应当向其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还出具了相应的收据证实孙春军已经向其交纳了迟延履行合同的罚款。因此，孙春军所受的损失可以确认已经实际发生。综上，高晓阳要求孙春军赔偿16700元损失的主张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孙春军与被告高晓阳在2016年10月7日口头签订的补充运输合同；二、被告高晓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春军退还多支付的运输费用17050元及利息（以退还运输费用17050元为基数，从2017年2月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清时止）；三、被告高晓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春军赔偿损失16700元；四、驳回原告孙春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68元，由原告孙春军负担18元，由被告高晓阳负担6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峰审 判 员  王凝思人民陪审员  刘正生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书 记 员  刘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