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普民一(民)初字第4142号原告：孙某1，男，1973年8月10日出生，住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南墨尔本市。委托代理人：范晓峰，高朋(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某，女，1976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伯翁北区埃尔蒙德街***号，户籍地上海市普陀区。委托代理人：张曦，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某1、孙某2与被告董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范晓峰，被告董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分割被告董某转移的股票、存款等夫妻共同财产；二、依法分割被告董某持有的乐堆实业(上海)有限公司50%的公司股权。原告孙某1主张应作为共同财产分割的财产范围为：1、被告董某名下的银行存款，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2897的账户内存款人民币88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包括2013年2月27日转出100,000元、2013年3月5日转出300,000元、2013年4月24日转出276,000元、2013年5月16日及2013年5月17日各取现30,000元)、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4236的账户内存款2,368,493.65元(2013年2月19日从案外人孙某2名下股票账户转入892,493.65元、2013年2月20日转入1,000,000元、2013年3月5日转入500,000元、扣除2013年4月4日转入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2897的账户内的24,000元)、上海银行尾号为7488的账户内存款1,000,000元(2013年2月22日理财赎回1,000,000元)；2、被告董某持有的乐堆实业(上海)有限公司的股权；3、被告董某投保的保险，其中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的保险一份、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保的保险两份及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保的保险一份；4、被告董某处的黄金800克。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原系夫妻关系，后于2014月经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院判决离婚，并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承认判决效力。但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孙某1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董某辩称，原、被告在澳大利亚离婚前已自行签订的离婚协议，按照约定原告孙某1现主张的夫妻共同财产均应归被告董某所有，故不同意原告孙某1的诉讼请求。同时，被告董某认为，原告孙某1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包括：2013年6月20日支出的三笔款项，金额分别为58,541.00元、113,108.00元、113,162.00元；2013年7月10日，支出的款项2,118.00元；2014年3月5日，支出的款项1,032.24元；2014年3月13日，支出的款项111,604.00元，2015年2月3日，支出款项11,992.84元)、原告孙某1投保的保险四份(包括在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购买的被保险人孙某1的“理财通分红终身寿险”一份、在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购买的被保险人为孙某1的“金牌保镖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一份及“合美人生两全保险”一份、“钱程似锦投资连结保险”一份)均应作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处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一、原告孙某1与被告董某原系夫妻关系，于1999年11月22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名孙某3。原告孙某1于2011年3月1日赴澳大利亚定居，并于2015年10月加入澳大利亚国籍；被告董某于2012年3月7日赴澳大利亚定居。2014年2月，原告孙某1向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院提出离婚申请；同年5月18日，澳大利亚巡回法院出具《离婚令》，裁定原告孙某1与被告董某婚姻关系终止；2014年12月17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承认上述《离婚令》中对解除双方婚姻关系条款的效力。二、2013年2月23日，原告孙某1(作为甲方)与被告董某(作为乙方)签订《离婚协议书》，内容为：“由于甲方提出离婚，甲方与乙方同意协议离婚，双方同意在澳洲离婚。A、财产分配如下：1、中国上海怒江北路XXX弄XXX号XXX室房产所有权归乙方及儿子孙某3所有；2、除条款一以外的中国上海双方所有财产归乙方所有；3、澳洲投资款壹拾万澳元，用于投资Brisbane饭店，股权归乙方所有；4、澳洲现金存款壹拾捌万元归乙方及孙某3所有；5、澳洲EliteFirstPtyLtd所有资产归甲方所有。B、关于抚养权：双方儿子孙某3和甲方一起生活，由甲方负责生活教育相关所有，抚养权由甲方承担。”三、被告董某在与原告孙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保险多份，包括：在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购买的被投保人为孙某3的“海康子女教育金计划”保险一份，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被保险人为董某的“平安长寿保险”一份，在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购买的被保险人为董某的“中宏多彩女性分红终身寿险”一份及被保险人为孙某3的“中宏聪明宝宝分红终身保障计划”保险一份。原告孙某1在与被告董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保险多份，包括：在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购买的被保险人孙某1的“理财通分红终身寿险”一份、在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购买的被保险人为孙某1的“金牌保镖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一份及“合美人生两全保险”一份、“钱程似锦投资连结保险”一份。四、被告董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2897的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交易明细显示：2013年2月27日通过网上银行转出100,000元、2013年3月5日通过网上银行转出300,000元、2013年4月24日通过网上银行转出276,000元、2013年5月16日及2013年5月17日各取现30,000元。该账户明细还显示：2013年2月20日通过网上银行转出1,000,000元至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2013年3月5日通过网上银行转出500,000元至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2013年4月4日从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转入24,000元。五、被告董某名下上海银行账户(账号：XXXXXXXXXXX)的交易明细显示：2013年2月22日，汇入款项1,000,804.93元，交易摘要为“理财赎回”。六、案外人孙某2(原告孙某1之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交易明细显示：2013年2月19日，通过网上银行转出款项两笔至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金额分别为500,000元和392,493.65元。七、原告孙某1名下招商银行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XXX)交易明细显示：2013年6月20日支出的三笔款项，金额分别为58,541.00元、113,108.00元、113,162.00元，客户摘要均为“结售汇即时售汇”；2013年7月10日，支出款项2,118.00元，客户摘要为“网上消费”；2014年3月5日，支出款项1,024.00元，客户摘要为“网上消费”；2014年3月13日，支出款项11,604.00元，客户摘要均为“结售汇即时售汇”；2015年2月3日，支出款项11,992.84元，客户摘要均为“结售汇即时售汇”。八、乐堆实业(上海)有限公司原股东之一为被告董某，后股份已转让他人。九、原告孙某1、被告董某及案外人王某(原告孙某1之母)、孙某2名下登记有上海市普陀区梅岭北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一套，该房屋于2002年购置，其中案外人孙某2、王某各占四分之一产权份额，原告孙某1与被告董某共同共有二分之一产权份额；该房屋现由案外人孙某2、王某居住使用。原告孙某1、被告董某及案外人孙某2名下登记有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一套，该房屋于2000年购置；该房屋原由原告孙某1、被告董某及两人婚生子孙某3居住，现该房屋出租。十、原告孙某1向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庭申请与被告董某离婚的诉讼中，被告董某向法庭回应称希望驳回离婚申请，理由包括：1、夫妻之前并未达成子女抚养协议；2、丈夫尝试在澳大利亚获取离婚令，以用于在中国的离婚诉讼；3、丈夫和妻子在中国存有财务和财产争议，“妻子关切其在中国的财产，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结婚资产处于丈夫的控制之下，且妻子担心那些资产被转移。妻子将反对任何离婚令，除非在离婚前双方达成令人满意的财务分配和子女抚养协议”。此外，原告孙某1在申请该离婚时，向法庭陈述其与被告董某的分居日期为2013年2月15日；被告董某在答辩中认为双方分居日期为2013年3月2日。十一、2013年9月，原告孙某1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与被告董某离婚。后于2014年10月，原告孙某1以已获得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院的《离婚令》为由，申请撤回起诉。十二、澳大利亚GFS律师行(外文名：GFSLegalPtyLtd)应被告董某的要求于2015年11月20日出具澳大利亚有关离婚问题法律规定的意见书，载明以下内容：“…….根据家事法庭2003年颁布的第六号诉讼指引，所有离婚申请都必须递交联邦巡回法庭。根据1975年澳大利亚家庭法第Ⅵ部分，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庭掌握对解除婚姻关系(即离婚)的司法管辖权……我们确认，根据澳大利亚婚姻法第48章的规定，法庭只会基于一种理由宣判离婚，那就是婚姻已经无可挽回地被破坏，在递交离婚申请当日婚姻双方已经分居超过12个月，而且完全没有挽回婚姻生活的可能性…….我们确认，仅法庭有权解除婚姻关系，离婚令仅当法庭认为符合1975年澳大利亚家庭法的规定时才可能被颁布。”以上事实，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认(外)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离婚协议书》、不动产登记簿、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院离婚诉讼档案、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保险合同、澳大利亚GFS律师行法律意见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审理中，针对各自投保的保险合同的处理，原、被告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均确认各自作为被保险人名下的保单现金价值归各自所有，双方不再作主张。原、被告针对法律适用及《离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存在以下争议：原告孙某1认为，双方系在澳大利亚离婚，故协议是否有效应适用澳大利亚法律，而依照澳大利亚法律规定，离婚财产分割的协议须经律师签名声明或法院确认的方式方可产生效力，但该协议未满足上述形式要求；且在澳大利亚离婚诉讼过程中，被告董某否认双方达成分割协议。即使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而本案双方并未协议离婚，在离婚诉讼中双方均未提及或确认离婚协议。因此，无论适用外国法或中国法，该协议均无效。被告董某认为，依据我国法律，双方因离婚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且部分条款已实际履行。若适用澳大利亚法律，律师咨询及提供声明并非协议生效的必须条件，法院可宣布自行签订的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该协议依法有效。本院认为，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可由双方协议处理。本案原、被告就共同财产如何分割存在分歧，但争议焦点集中在法律适用问题及《离婚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上。针对双方争议问题及财产分割方式，本院逐一评述如下：一、法律适用问题因本案原告孙某1现为外国籍，且原、被告现居住地均在国外，同时又在国外解除婚姻关系，故本案属涉外民事案件，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以下称“《适用法》”)的相关规定，确定法律的适用。原告孙某1在其与被告董某的婚姻关系解除后，起诉至中国的法院要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依照《适用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诉讼离婚，适用法院地法律”，而“诉讼离婚”即包括以诉讼方式解除婚姻关系及以诉讼方式分割共同财产，因此，本案首先应选择适用中国法律。但被告董某在应诉时提供双方在国外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双方对该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产生争议，而判定该协议书的效力直接影响本案的财产分割方式。故鉴于双方争议的财产分割方式须以判定协议书的效力作为前提，故应当根据该先决问题自身的性质确定其应当适用的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协议离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的，适用办理离婚手续机构所在地法律。”本院认为，在我国及其他许可婚姻双方协议离婚的国家，协议离婚是与诉讼离婚并行的两种解除婚姻关系的途径和制度，因离婚问题涵盖身份关系的解除以及财产分配、子女抚养等诸多内容，故本条所指代的“协议离婚”这一冲突规范的适用范围应包括协议解除婚姻关系以及协议分割财产、协议子女抚养等问题。因此，本案所涉《离婚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应依据《适用法》第二十六确定准据法。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原告孙某1与被告董某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已协议选择适用法律，同时因被告董某在签订协议书时赴澳大利亚定居尚未满一年，故两人尚未形成共同经常居所地；而签订上述协议书时，两人均为中国国籍，故应适用两人共同国籍国法律，即我国法律。二、《离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原告孙某1与被告董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行签订该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协议书自双方签署之时即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该规定适用的前提应为当事人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有“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的条件，但本案中的《离婚协议书》并未明确约定类似生效要件，因此不应据此法律解释判定该协议的效力。本案中的《离婚协议书》载明“甲方与乙方同意协议离婚，双方同意在澳洲离婚”，而依据经双方确认的澳大利亚GFS律师行法律意见书中关于澳大利亚离婚制度的介绍，澳大利亚并无协议离婚制度，婚姻关系的解除均须通过法院诉讼方式，故双方显然无法约定以“协议离婚”为生效要件，因此对上述表述应理解为：双方自愿达成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并以离婚为生效要件。且从原告孙某1与被告董某离婚的过程来看，原告孙某1在国内法院诉讼期间，同时向澳大利亚当地法院申请离婚，且被告董某已在澳大利亚当地法院积极应诉，故应视为双方在履行“双方同意在澳洲离婚”这一约定，亦可印证以上推断。同时，针对被告董某在澳大利亚离婚诉讼期间，所陈述的双方存在财产争议及否认“双方达成令人满意的财产分配和子女抚养协议”的意见，原告孙某1认为系否认《离婚协议书》效力的行为。对此，本院认为，上述协议书在签订之日即已成立，作为双方互相负有履行义务的协议，须经双方合意方可变更协议约定，并不因一方的否认而影响协议的生效，且被告董某所发表的上述意见并非明确否认《离婚协议书》的存在及效力，故对原告孙某1的上述意见难以采纳。因此，原告孙某1与被告董某所签署的《离婚协议书》，自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裁定承认《离婚令》中对解除双方婚姻关系条款的效力时，即发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三、财产处理依据《离婚协议书》的约定，除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外的“中国上海双方所有财产”归被告董某所有，因此，原、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中国境内取得的共同财产，包括各自名下在中国境内开设的银行账户内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存款，均应归被告董某所有。因此，被告董某名下被告董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被告董某名下上海银行账户(账号：XXXXXXXXXXX)内原告孙某1所主张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部分的存款，均应归被告董某所有。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并非被告董某名下账户，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为案外人孙某2名下账户，均涉及案外人权某，原告孙某1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账户内存款系夫妻共同财产，且若原告孙某1的主张成立，依据上述《离婚协议书》的约定，相关财产亦应归被告董某所有，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同理，原告孙某1所主张应予分割的乐堆实业(上海)有限公司的股份，亦不予支持。原告孙某1所主张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贵金属，并未举证证明尚客观存在，被告董某亦予以否认，故本院对此同样难以支持。针对被告董某所要求原告孙某1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内应作为共同财产分割的存款，原告孙某1认为均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双方在离婚前至迟于2013年3月2日即已分居，各自银行账户由各自掌握，且考虑原告孙某1长期居住国外，较大数额的钱款去向均为换取外汇，亦属于正常生活所需的合理用途，故不宜作为共同财产再行分割。此外，针对原、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保险，双方经协商自行达成一致的处理意见，双方确认各自作为被保险人名下的保单现金价值归各自所有，双方不再作主张，该意见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孙某1主张依法分割被告董某转移及持有的夫妻共同财产(银行存款、黄金、公司股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3,280元，由原告孙某1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余莉敏审 判 员  于 凯人民陪审员  俞妙康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刘晶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六条协议离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的，适用办理离婚手续机构所在地法律。第二十七条诉讼离婚，适用法院地法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