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3民终306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国际B-21080-12。社会信用代码420100000087149。法定代表人张绪建，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童强，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程露，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遵义万德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忠庄镇忠庄村。社会信用代码520300000032011（1-1）。法定代表人毕富彬，董事长。一审被告黄晓春，男，1962年2月5日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代理人童强，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程露，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武汉恒茂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社会信用代码不详。法定代表人韩赟，经理。上诉人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建材公司）与被上诉人遵义万德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科技公司）、一审被告黄晓春、一审第三人武汉恒茂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资料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6）黔0302民初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汉建材公司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调解协议有效，又认定调解协议效力待定，与事实不符，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调解协议效力待定必须经第三人追认，不能因为未出庭就认定合同效力。此外，第三人的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1号楼9层6号，注册号为420104000025661均是可以查询落实的，二审未查清。二、调解协议上的盖章均系被上诉人伪造，而且庭审中被上诉人对此陈述，明显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调解协议是毕富彬胁迫张绪建签订的，签订调解协议后，张绪建到武汉电话报案，但未立案。致使本案产生了被上诉人主张赔偿款及违约金共计442万元。一审直接认定与事实不符，1、（2014）遵市法民商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83.83万元的赔偿款，上诉人也支付了赔偿款及相应利息100万元，不可能再自愿签订400万元的赔偿款。2、签订调解协议时张绪建带有公章，只是未在调解协议上加盖公章。调解协议是受胁迫签订的。3、一审中毕富彬陈述调解协议上公章是在武汉所盖，一审对在签订调解协议期间毕福彬是否到过武汉未核实。4、调解协议右上角所标注的关于逾期付款的约定是违法的。三、即使如一审判决赔偿，上诉人也履行完毕，属于违约金性质的赔偿款300万元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实际损害。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442万元是基于本金为838300元及违约金的合计，违约金高达358.17万元，违约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项第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提出调减，一审直接作出赔偿300万元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遵义科技公司辩称：一、关于双方于2015年1月26日签订的调解协议的效力。1、武汉建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绪建有权代表第三人武汉资料公司，因为武汉建材公司与第三人武汉资料公司存在人员、资产混同的情形。2、调解协议关于武汉建材公司与遵义科技公司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有效。涉及第三人放弃债权60万元是否有效，只涉及遵义科技公司与第三人的关系。3、一审将武汉建材公司与遵义科技公司的权利义务，以及遵义科技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力加以区分符合客观现状及法律规定。二、关于调解中上诉人印章的问题。武汉建材公司上诉主张印章系遵义科技公司伪造，该主张并非事实。一是通过鉴定确定调解协议中武汉建材公司的印章与金融机构提供的预留印鉴不符，但并不能说明印章系伪造。公司有多枚印章并不少见，是可能的，一审中武汉建材公司提供了更换印章的证明材料，但却没有提供向有关机关上交或销毁印章的证据。并且武汉建材公司认可其法定代表人张绪建签字的真实性，该签字与印章具有同等效力。三、关于武汉建材公司认为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受到恐吓、威胁，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四、关于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在双方签订调解协议时，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民商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本金838300元尚未生效，从调解协议可看出双方认可放弃上诉故作出权利义务的约定，武汉建材公司所负债务本金应为2838300元。关于200万元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因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过高的问题。遵义科技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武汉建材公司向遵义科技公司支付赔偿款300万元，并判令黄晓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武汉建材公司与第三人武汉资料公司于2011年9月24日签订《代理销售合同》，约定第三人以代理商身份销售武汉建材公司生产的减水剂，有权在代理区域范围内发展代销商和经销商。2012年7月1日，第三人与遵义科技公司签订《独家代理销售协议》，约定遵义科技公司在特定区域内销售武汉建材公司生产的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系列产品。同日，武汉建材公司向遵义科技公司出具《授权书》，授权遵义科技公司作为贵州省和重庆市地区的代理商，经销格瑞林减水剂。在履行以上合同过程中，各方发生争议，遵义科技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除《独家代理销售协议》，并要求武汉建材公司、第三人赔偿经济损失一千二百余万元。后因管辖权争议，该案移送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后于2014年12月1日作出（2014）遵市法民商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独家代理销售协议》，并由武汉建材公司向遵义科技公司赔偿83.83万元，驳回遵义科技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宣判后，各方均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遵义科技公司（甲方）、武汉建材公司（乙方）、第三人（丙方）及黄晓春于2015年1月26日共同签署《调解协议》，载明：“1、甲方、乙方、丙方均服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2014）遵市法民商初字第18号判决，决定不上诉，并撤回上诉。2、丙方放弃对甲方的债权￥60余万元。3、甲方在本周内协助法院对乙方的账户解封工作，于2015年2月10日前解除对乙方账户的查封。4、乙方承诺对甲方赔偿￥200万元（含一审判决金额）。5、签订协议当日支付10万元，解封当日支付￥90万元，余款￥100万元于2015年6月30日前一次支付。如2015年6月30日前未能支付，则按赔偿标准加倍支付给甲方”，该协议由遵义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毕富彬和武汉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绪建签名，第三人未进行任何签章，由张绪建代为签署，同时加盖有武汉建材公司印章，黄晓春也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书签字。协议签订后，遵义科技公司按约履行了撤回上诉和申请解冻账户的义务，武汉建材公司也撤回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4日作出（2015）黔高民商终字第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撤回上诉。但是，在履行《调解协议》过程中，武汉建材公司仅在2015年2月3日前向遵义科技公司支付了100万元，余款100万元一直未支付，遵义科技公司催收未果，形成讼争。另查明，在《调解协议》右上角，加注有余款100万元逾期未付计收违约金的内容，且加盖有武汉建材公司印章。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武汉建材公司申请对《调解协议》中的两处印章进行鉴定，经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鉴字第08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调解协议》中武汉建材公司两处印章与武汉建材公司提供比对的同期银行预留印鉴并非同一枚印章所盖。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根据遵义科技公司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15日作出（2016）红民商初字第11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武汉建材公司银行存款442万元。同时，作出（2016）红民商初字第11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遵义科技公司提供担保的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忠庄镇××大道××土地使用权（红花岗区国用预〔2007〕字第06号，5749.56㎡）。一审法院依据（2016）红民商初字第113-1号民事裁定书于2015年12月18日冻结了武汉建材公司在中信银行武汉汉正街支行账户73×××50、交通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账户421864028018170043370。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武汉资料公司经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对遵义科技公司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其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遵义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毕富彬、武汉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绪建及担保人黄晓春在《调解协议》的尾部签名，证明《调解协议》系武汉建材公司、遵义科技公司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武汉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绪建代第三人武汉资料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调解协议》中签名，该《调解协议》对第三人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调解协议》约定由武汉建材公司赔偿遵义科技公司200万元，在签订协议当日支付10万元，解封当日支付￥90万元，余款￥100万元于2015年6月30日前一次支付，如2015年6月30日前未能支付，则按赔偿标准加倍支付等，后武汉建材公司仅在2015年2月3日前向遵义科技公司支付了100万元，余款100万元一直未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对遵义科技公司要求武汉格建材公司支付赔偿款3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黄晓春作为担保人在《调解协议》中签名，并未注明保证的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对遵义科技公司要求黄晓春就武汉建材公司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第三人武汉资料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的规定，本案依法缺席判决。据此，判决：一、由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遵义万德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人民币300万元；二、由黄晓春对前述第一项中明确的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4216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7160元，由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黄晓春承担。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二是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是否存过高的情形。第一、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2015年1月26日，甲方遵义科技公司、乙方武汉建材公司、丙方武汉资料公司及担保方黄晓春签订的调解协议，系甲方、乙方、担保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因丙方系甲方法定代表人张绪建代签订，其并未取得其授权，因此，该调解协议对丙方系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但并不影响甲方与乙方及担保方之间的效力。武汉建材公司上诉认为系受胁迫而签订，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其关于调解协议效力待定的上诉理由并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关于双方在调解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是否存在过高的问题。双方在调解协议中约定：乙方赔偿甲方200万元。如在2015年6月30日前未支付，则按赔偿标准加倍支付给甲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项第六条“对于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坚持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合理调整裁量幅度，切实防止以意思自治为由而完全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调解协议中对违约金的约定显然高于该规定，本院酌定按对余下未支付的100万元，从2015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本金清偿之日止。武汉建材公司上诉认为违约金应当调整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黄晓春承担的担保责任。黄晓春对其承担担保责任并未提起上诉，故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法院（2016）黔0302民初399号民事判决；二、由上诉人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遵义万德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人民币100万元并承担利息，利息从2015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至100万元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三、由一审被告黄晓春对上述第二项中明确的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4216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7160元，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80元，共计68240元，由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27296元，由遵义万德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承担409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限的债务利息。审 判 长  马天彬代理审判员  袁晶晶代理审判员  张 鹏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陆慈毅书 记 员  万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