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2民初5036号原告杜某1，男，194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湖北红旗电缆厂退休干部，住通州。原告卢某，女，1950年3月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退休干部，住通州。以上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杜欣霖（二原告之女），北京公元梅园有限责任公司职员。被告杜某2，女，1940年3月1日出生，北大医院退休护士。委托代理人刘嬿婷（被告杜某2之女），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干部。被告杜某3，女，194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退休职工，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代理人杜某4即被告杜某4。委托代理人杜某5即被告杜某5。被告杜某4，男，194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中国医药工业公司退休职工。被告杜某5，男，1951年2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矿业研究总院退休干部。被告杜某6，女，1954年3月7日出生，汉族，中国贸促会退休干部，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杜某4即被告杜某4。委托代理人杜某5即被告杜某5。原告杜某1、卢某与被告杜某2、杜某3、杜某4、杜某5、杜某6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某1及其与原告卢某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杜欣霖，被告杜某2之委托代理人刘嬿婷，被告杜某3及其与被告杜某6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即被告杜某4、杜某5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某1、卢某共同诉称，原告杜某1与被告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2005年5月9日，杜松山与汤秀帮在西城区公证处留有公证遗嘱，表示将西城区百万庄午区28门6号房屋留给原告杜某1夫妻二人共同继承。2010年7月17日母亲汤秀帮去世，随后父亲杜松山也于2011年9月15日去世。为合法继承上述房产，原告多次与被告联系，但被告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判令：西城区百万庄午区28门6号房屋由原告二人共同所有。被告杜某2辩称，原告所述双方亲属关系及父母去世时间均属实，我认可父母留下的公证遗嘱，对这份遗嘱无异议，但父母把房屋交给杜某1是有先决条件的。首先要杜某1好好照顾年迈的父母，其次杜某1应该与父母同住该房，让兄弟姐妹有家的感觉。但是杜某1并未做到上述要求，对父母照顾的不好，让父母失望，而且经常不在父母身边，最长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不在北京。2005年5月他们拿到遗嘱后，同年9月就以回宜昌办事的名义离开了父母，期间还哄骗父母说杜某1生病住院了。2006年我父亲患带状疱疹，有两周时间需要家人用轮椅推他进行治疗，但原告此时又未在京。我父母为了他身体好，希望他能改变作息时间，但他对此有抵触，并长达40多天不和母亲说话，母亲为此非常失望，这件事情对母亲的精神打击很大。杜某1并没有很好的照顾父母，经常说谎，我父亲病重期间我们其他子女都去照顾了，反而是杜某1没在身边，而我们其他子女都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都在无私尽孝，从未向父母提出任何要求。从法律角度讲，卢某并没有继承的权利，是她自己多次向我父亲要求在遗嘱中加入她的名字的，而且她也没有好好照顾父母，在母亲生命垂危之际，她作为医务工作者没有挺身而出而是转身离开，推卸责任。此外我母亲去世后，原告编造各种谎言，对父亲隐瞒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父亲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知道老伴已经过世，在谎言中苦苦煎熬了425天，原告的作法违反人伦天理。父母生前都有退休金，除原告外的其余兄弟姐妹逢年过节还要给父母不少礼金，让父母感受孝道，这些钱款都由原告保管，原告却表示父母一辈子没有积蓄，综上，我不同意将遗嘱的所有权益都归杜某1和卢某所有。被告杜某3辩称，原告所述双方亲属关系及父母去世时间均属实，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份遗嘱是杜某1夫妇用欺骗的手法骗来的，是不顾父亲犯有严重的心脏病，不断向父母施加压力和诱导的结果。杜某1夫妇一直装穷装可怜，以眼泪博得父母同情，采用了多种手段骗得父母的房产。他们夫妇说自己没有房子，多次要求父母立字据，而事实是他们在宜昌有一套厂级干部才能分到的住房，在通县也有房子住。原告夫妇骗到遗嘱后，没有尽到儿子和儿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杜某1内退到北京投靠父母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卢某退休到北京仅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拿到了父母遗嘱。他们取得遗嘱后没多久，就提出要大家轮流照顾父母，想方设法让父母搬出去住。最终还是让父母搬出了住了大半辈子的家，而在外租房子住了。他们经常丢下父母单独在家，也不告诉其他兄弟姐妹，我在武汉经常接到爸妈无奈的抱怨电话。由于父母与他们在同一个单位，所以父母的退休工资由他们在宜昌代领，医药费也由他们到宜昌报销。但他们时不时的不给足工资，也从来不给工资单，父母医药费报销后经常打折扣的退给父母，甚至报销了也不给父母钱，让爸妈非常生气。妈妈病逝后，原告一家一直阻扰大家将妈妈去世的消息告诉爸爸，对爸爸封锁消息，谎称妈妈成植物人在住院治疗，需要花很多钱，骗取了爸爸的银行卡。爸爸妈妈一生勤俭朴素，舍不得吃，舍不得用，而家里的大额支出都是小妹出的钱，爸爸去世前是地市级干部，生前不可能把钱都花了。所有的一切都说明原告企图独吞父母遗产，剥夺了父母其他子女的所有合法权益。原告提交的遗嘱既有瑕疵也有错误，疑点多多。妈妈是文盲，不会看书写字，但遗嘱中的签名很流畅。而且产权证中的建筑面积是79.15平方米，而公证遗嘱中写的建筑面积是77.33平方米。遗嘱上并没有父母的手印，这份遗嘱有错误应属于公证处复查的范围。卢某是儿媳，不是法定继承人，不能继承父母的遗产，卢某也从未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应视为放弃遗赠。这份遗嘱不符合继承法是无效的，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杜某4辩称，原告没有履行兄弟姐妹六人达成的“父母遗产处理意见”之要求，多年不予理睬，至今没有向兄弟姐妹提供父母现金和存款的情况。原告的这场无端“起诉”造成了兄弟姐妹关系破裂，将亲情占主导地位的家庭纠纷突变成了法律诉讼关系，有悖杜家亲情之传统。原告所持的父母遗嘱是附条件的遗嘱。虽然父母的手写遗嘱被格式化了，但公证遗嘱与手写遗嘱两者仍是统一的，完整的。由此产生两个问题：1、百万庄房子原告多年不住而租，违背父母的意愿，造成其他兄弟姐妹对其“无房”真实性产生了疑问。2、原告在照顾父母诸多事情上不到位，缺失应有的责任，无视他人感受，造成众人对其以来京照顾父母为由而获取遗嘱强烈不满。同意其他被告的陈述与意见，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杜某5辩称，父母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我第一次看到了爸妈的遗嘱，感概万千！虽然爸妈生前一直跟我说房产肯定有我一份，看到白纸黑字，心里也唯有“尊重”二字。但要原告列出遗产清单一事也石沉大海。后来原告来电话，让我们五人一起去公证处签字，说每人都要放弃百万庄的房产。我们几人沟通后坚持大哥的三条意见，要求把其他遗产说清楚后再办理房屋事宜。但原告非常强硬，说根本就没有遗产，爷爷生前说全留给蕾蕾了，他管不着，一脸的理直气壮。好比一件本该属于六人的东西，由于种种原因被一个人占有，其他人虽有意见，也知道其中的小动作，但碍于亲情不愿撕破，勉强认可。但现在光认可还不行，还必须当众说。事情就这样僵住了，而且矛盾逐步升级。在我多方努力无果的情况下我表示承认有公证遗嘱，但遗嘱是附条件的，原告是否完成了所附条件由法庭审定。卢某不是法定继承人。父母遗产应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父亲第二次补发的丧葬费和遗产纠纷无关，应无条件发放。原告不理会六人已达成的默契，执意不顾及亲情，无论结果如何，原告都应承担诉讼费。被告杜某6辩称，原告有非善意取得和转移父母遗产的故意和便利。卢某并不是法定继承人，遗嘱中有她的名字是对我父母不断施加压力的结果。出现这种反常情况，从侧面证明我父母对原告不得已的迁就和对今后生活能否得到原告协助的极度不自信。公证遗嘱大部分法定继承人事先并不知情，据原告称父亲还携带了一份亲笔手写的遗嘱并已提供复印件。从这份手写遗嘱来看确系父亲亲笔所写，可见公证遗嘱是附条件的遗嘱，而所附条件见于父亲的手书遗嘱。父亲在手书遗嘱中称五子女均有住房，只有原告无房与事实不符，原告在通州和宜昌均有住房，且原告刻意夸大生活困难，又有掌握父母退休工资医药报销等的便利，有要挟诱导父母的嫌疑。父母要求与原告同住，原告没有做到。父母要求原告照顾晚年生活，原告刻意推卸责任。多年来，我们几个子女为父母生活的更好均给予了不少补贴，这二三十年来，我们五家孝敬父母的钱物应不下几十万元。当然这些只是良心账，很难有证据。原告在已经得到百万庄房产实际使用权的情况下，既无感恩之心，又毫不在意其他法定继承人的基本权利，非善意侵吞父母财产，并一副理所当然的心态，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杜松山与汤秀帮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子女六人即：杜某2、杜某3、杜某4、杜某1、杜某5、杜某6。汤秀帮于2010年7月17日去世，杜松山于2011年9月15日去世。西城区百万庄午区7号楼28门6号房屋（建筑面积79.15平方米）系杜松山名下所有之房产，属杜松山与汤秀帮的夫妻共同财产。2005年5月8日，杜松山与汤秀帮立有自书遗嘱，其内容为：“爸妈年老多病，生活上迫切需要有子女同住照料。二儿杜某1因原单位湖北红旗电缆厂破产倒闭，失去工作。于2003年提前退休回京和我们住在一起，解决了我们身边迫切需要有子女照顾的实际困难，儿媳卢某于2005年3月从湖北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退休回京，和登云儿一起和我们同居住在一起，共同照顾我们晚年生活。我们考虑在京的四个子女在京都有住房，二女儿在武汉退休已有住房，根据我们六个子女现在的实际情况，爸妈决定由二儿杜某1、卢某随父母同住。我们去世后，现在百万庄午区28门6号住房则分给登云、洁露继承居住。现在住房以后如遇到拆迁，按拆迁政策规定由二儿杜某1办理拆迁、回迁新居手续，继承房屋产权用以居住，恐后无凭立此遗嘱为证”。2005年5月9日，杜松山与汤秀帮分别在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表示杜松山名下的西城区百万庄午区28门6号房产一套，建筑面积77.33平方米，系杜松山与与汤秀帮的夫妻共有财产。在杜松山与汤秀帮去世后，自愿将上述房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遗留给儿子杜某1、儿媳卢某继承。原、被告对上述遗嘱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被告称公证遗嘱中房屋面积及杜松山的出生日期记载有误。被告称该遗嘱系杜松山夫妇受欺骗所为一节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庭审中原告称在父母去世后即往公证处准备办理接受赠与的手续，杜某4对此表示认可，称曾陪同原告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另查，杜松山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为×××）截至2011年9月15日账户余额为27460.53元。该账户内2011年9月26日现存600元、9月29日现存24742.27元、2012年1月4日转存1931.4元，对方户名为宜昌市市直企业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杜松山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为×××）截至2011年9月21日账户余额为51.91元。该账户内2011年9月29日转账存入6190元，当日现金支取6200元。杜松山名下招商银行账户（账号为×××）截至2011年9月21日账户余额为783.86元。诉讼中，原告之女杜欣霖表示上述农业银行及建设银行账户内的存款由其负责管理，该账户内的存款已被其支取。招商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已被原告支取500元，所支取款项均用于办理杜松山后事。但就其主张原告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展览路派出所证明信、死亡证明、房屋所有权证、（2005）西证字第1050号公证书、（2005）西证字第1049号公证书、遗嘱、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查询存款回执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西城区百万庄午区7号楼28门6号房屋系杜松山名下所有之房产，属杜松山与汤秀帮的夫妻共同财产。杜松山与汤秀帮死亡后，该房屋作为其遗产应予继承。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被继承人杜松山与汤秀帮在生前均已留有公证遗嘱，该公证遗嘱在杜松山出生日期及被继承房屋面积上虽记载有误，但结合2005年5月8日杜松山与汤秀帮的自书遗嘱可见，被继承人对遗产的处分意见基本一致，内容并不抵触，故此公证遗嘱的瑕疵不足以影响遗嘱效力，本案应依公证遗嘱办理。被告称该遗嘱系杜松山夫妇受欺骗所为一节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原告卢某非法定继承人的身份不影响其基于杜松山、汤秀帮的公证遗嘱继承遗产，被告称卢某无权继承遗产一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已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前往公证处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接受赠与，故被告的辩称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遗嘱未处分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杜松山名下的农业银行存款、建设银行存款及招商银行存款均系其生前所得，应属其遗产范围，由其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原告表示上述存款已被其取出，原告返还被告相应的款项即可。原告主张取出款项已用于办理后事等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西城区百万庄午区7号楼28门6号房屋（建筑面积79.15平方米）由原告杜某1、卢某共同所有。二、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原告杜某1分别给付被告杜某2一万零二百九十三元、给付被告杜某3一万零二百九十三元、给付被告杜某4一万零二百九十三元、给付被告杜某5一万零二百九十三元、给付被告杜某6一万零二百九十三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一万九千零四十八元，由原告杜某1、卢某共同负担（已交纳九千五百二十四元，余款九千五百二十四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邓 旋人民陪审员  刘海燕人民陪审员  甘源远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朱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