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桂1123民初756号原告：毛东良，男，196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原告：谢世光，男，194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建国，男，广东联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世成，男，1966年12月5日出生，瑶族，无业，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天红，男，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富川分所律师。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诉被告董世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毛东良及原告毛东良和谢世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建国、被告董世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天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董世成向两原告支付合伙经营富川至深圳长途客运班线的分红款52.5万元及从即日起的利息；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董世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8年12月原被告双方合伙参与经营富川至深圳的长途汽车客运班线，投资费用共700000元，分成4个合伙份额，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共同出资525000万元占3个份额；被告董世成出资175000元占1个份额。2015年11月份以前均由原告毛东良担任合伙经营的负责人，各方均能及时进行分红。自2016年1月份起，被告董世成通过不正当手段担任合伙经营的负责人，负责执行具体的合伙事务，却从未给两原告分红。目前原告得知2016年4月26日该班线有700000元利润款入了被告董世成的账户。对这700000元的分红款，两原告应分得3/4，即两原告应取得525000元的分红。为取得原告的分红款，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董世成向两原告支付525000元及从即日起的利息。被告董世成辩称，合伙经营的班线收入既不客观也不符合事实。2016年1月份应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通运输有限公司和合伙人的要求，被告董世成担任合伙负责人依法维护合伙的利益。但是因为原告毛东良和谢世光不配合经营管理导致无法分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账目混乱，目前合伙体有多少分红和结余不清楚，而且原告在管理合伙体的时候没有进行清帐，也没有账本，账目不清楚导致无法分配；2.合伙份额有争议；原告与案外人郭某的合伙份额纠纷案件还没有处理好，原告在诉状中将郭某的份额去掉产生争议导致无法分配；3.原告有侵占合伙体的事实未处理清楚；4.在原告说不清楚开支也没有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分配的情况下，还存在原告报账的汽油款和保险公司的赔偿款均是进入原告账户的情况，不同意分配。分配红利只能是在原被告双方进行依法清算后才能分配。所以，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的交换和质证。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富民一初字839号判决书；证据2.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11民终480号判决书；证据3.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11民终480号庭审笔录；证据4.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富民一初字839号庭审笔录，四份证据用以证明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与被告董世成合伙参与涉案的富川到深圳的班线三人共同投资70万元入伙，并将70万元分成4个份额，两原告共同出资52.5万元占三个份额，被告出资17.5万元占一个份额，利润分配也要按照这个合伙份额进行分配。在（2015）富民一初字839号庭审笔录第八页被告董世成以证人的身份说明了富川至深圳班线的合伙份额构成情况，关于郭某持有干股而两原告才是实际投资者在其他证据中体现出来，富川至深圳这条班线之中就是两原告占3个份额，董世成占1个份额。证据5.农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两原告与被告三人小合伙体通过被告董世成的账户取得70万元的分红款，按照合伙份额比例分红两原告应分得52.5万元。因为富川至深圳的班线不仅是原被告三人小合伙体经营管理的，所以不存在要扣除费用和成本的问题，这70万元是纯利润。被告董世成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4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四份证据无法证明各合伙人之间的出资比例情况和分红情况，特别是郭某的出资情况，关键的证据是账本，原告说烧毁了，所以我们的主张应该得到支持。被告董世成在（2015）富民一初字839号案件中的证言是公正客观的反应了郭某的入股情况以及转股给毛艳秀的情况；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认可这个款项，但这个不等于分红，一个合伙体要把账目算清楚才能分配红利。而且要等法院判决确定份额才能分配。被告董世成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合伙体经营账本一页，用以证明原告毛东良在没有经过合伙体的同意擅自侵占合伙财产，2013年12月31日原告支3万元给富川车站的站长没有经过任何人同意，对这部分的款项合伙人有意见，这是原告侵占的事实之一；2.保险理赔单2012年2月-2015年6月，总共19单，共64613元，这个钱从账本中也可以看出开支了，也已经实际配给原告，但原告没有返回合伙体账户；3.账本一页，证明2014年富川至深圳班线开支了6万元给毛东良，但毛东良没有充入合伙体账户。以上三项就已经有十几万元的数目了，这些均证明原告侵占了合伙财产的事实，被告要清算清楚这些账目才予以分配。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对被告董世成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2013年12月办理的是桂Ｊ×××××车纠纷，支富川车站站长3万元与本案无关，桂Ｊ×××××这个车是麦岭至东莞班线不是本案涉及的班线即富川至深圳的班线，所以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这些车辆保险赔偿款均不是本案所涉及的班线的赔偿款，所以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2014年10月31日买桂Ｊ×××××号车6万元是富川至东莞的车辆，也不是本案班线的车辆。所以，上述三组证据都与本案无关，被告不予认可。被告董世成申请证人郭某和林某出庭作证，拟证实郭某、林某均为股东，以及因为没有清算账目所以一直没有进行分红。原告对两证人的证言中利润可以全部分配予以认可，但对证人郭某关于郭某也占合伙份额的证言和原告毛东良侵占合伙体的班车的证言不予认可；对证人林某作为显名股东不予认可，对其作为隐名股东没有意见，但对林某证言中称原告没有返还赔偿款和私自动用合伙体的车辆不予认可。以上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系本院及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和庭审笔录，是真实、合法的，并与本案相关联且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农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其来源合法，是客观真实的，与本案也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该账本中支出的3万元并非本案所涉及线路的开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2，保险理赔单19单，从保险单和保险赔款的记录中也没有本案所涉及的富川至深圳班线的车牌（桂Ｊ×××××和更换车牌后的桂Ｊ×××××），这一证据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3，账本记录的是2015年10月31日开支给原告毛东良的60000元是用于买桂Ｊ×××××车的旅客号牌，也与本案的所涉线路车辆无关，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及对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2月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和被告董世成合伙参与经营富川至深圳长途汽车客运班线，投资费用700000元，分成4个份额，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共同出资525000元占3个份额，按照2个份额领取分红，被告董世成出资175000元占1个份额，按1个份额领取分红。郭某未实际出资，按1个份额领取分红。对于案外人郭某用合伙经营的其他班线的分红款垫付富川至深圳班线的出资从而占有1个合伙份额的说法原告毛东良和谢世光不予认可，也不同意其享有1个份额的分红。2015年底前，合伙体经营的班线均由原告毛东良进行管理，2015年底，由被告董世成接替原告毛东良管理合伙体经营的线路，作为合伙经营的负责人，负责执行具体的合伙事务。2016年4月26日，从蒋英发的农行账户中转账700000元分红款到董世成账户，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这700000元是富川至深圳这一条班线的分红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请求的分红款52.5万元是否合法有理？证据是否充分？对于两原告请求的分红款52.5万元，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本案所涉及的富川至深圳线路的分红款是否为70万元，另一个是原告毛东良和谢世光在富川至深圳线路中占多少合伙份额，按多少份额进行分配利润。对于第一个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农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显示，2016年4月26日有700000元存入被告董世成的账户，资金来源显示分红款，且双方都认可这笔款为富川至深圳班线的款项，没有涉及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和被告董世成合伙经营的其他班线。只是被告董世成辩称账目不清楚，原告毛东良还侵占了合伙体的问题未处理，700000元还需要扣除原告毛东良侵占的钱，剩下的钱才可以进行分配。从被告董世成提交的证据显示，2013年12月24日支出3万元是用于办理桂Ｊ×××××号麦岭至深圳班线纠纷的，19单保险赔偿也是车号桂Ｊ×××××、桂Ｊ×××××号、桂Ｊ×××××、桂Ｊ×××××三辆车的，与富川至深圳这一班线的车辆桂Ｊ×××××（2012年7月6日前车牌号为桂Ｊ×××××）无关，2014年10月31日通过现金交给原告毛东良的60000元用于购买桂Ｊ×××××号车的旅客号牌，这些支出都不是用于富川至深圳班线的，而且也是在2016年4月26日被告董世成收到700000元之前发生的。另外，被告董世成在庭审中已经认可这是春运期间的纯利润，不需要其他开支的。所以，2016年4月26日存入被告董世成账户的700000元富川至深圳班线的纯利润，合伙体可以直接进行分配。关于富川至深圳这一班线的合伙份额问题，两原告所称富川至深圳班线有4个份额，两原告占3个份额，被告占1个份额。但被告董世成与证人郭某均认定他们各自占1个份额。被告董世成要求将合伙份额分清楚才分配红利。在本院审理的（2016）桂1123号民初757号毛东良、谢世光与郭某、徐润生、毛艳秀合伙份额确认、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郭某称其对富川至深圳班线没有实际出资，是先由原告谢世光帮垫付再用2010年春运前各班线利润分红还清垫付的款，直接从分红款里支付给谢世光，但原告谢世光否认郭某向其借款出资，郭某也未提供证据证实从分红款里支付富川至深圳1个份额的出资款17.5万元给原告谢世光。郭某称在2010年春运以前的分红款都作为投资款给了谢世光，郭某一直没有领取过分红款仅在2010年春运结束后领取了10多万元，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桂1123民终480号案件中查明的：毛东良、谢世光与郭某、董世成合伙经营长途客运期间每年分红次数都有3-5次的事实不符，也有违常理。被告郭某在2007年就加入了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班线，与本案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和被告董世成共同运营，在2007年就已经有营运利润，郭某不可能预见到2008年将新增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而不处分当年的分红款并留作不可预知的将来是否开通的新班线的投资款；即使郭某将2007年的分红款作为2008年新增的班线的投资款，按常理也是先把自己的款项投入后，不够才向他人借资以补充资金的不足，但郭某辩称2008年新开通的班线的所有投资款是向谢世光所借，这与常理也不合；再有郭某称2010年春运之前未领取任何分红，全部用于偿还新开通的班线的借资42.25万元，从2007年到2010年春运之前，到底有多少利润分红，郭某不清楚，也就是说郭某不知道自己还了多少钱，这也明显与常理相悖。郭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自己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有出资。因此，本院认定郭某对富川至深圳两条班线没有实际出资，从而确认被告郭某对富川至深圳线路至始至终没有份额。由此本案所涉及的富川至深圳线路合伙体由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和被告董世成组成。对于证人林某是否系这一条线路的股东，其在庭上证言已经陈述他是购买被告董世成的1/4份额，分红是由被告董世成发给他，原告也认可林某作为隐名股东。所以，在分红款分配中，应该只有原、被告三人作为合伙人进行分配。至于具体如何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33条“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的规定，综合本案的情况，富川至深圳班线的利润分配，由原、被告按照出资份额进行分配。所以，原告毛东良和谢世光占有3个合伙份额，利润也是按3个份额进行分配，两原告的共同的分红款就是525000元（700000÷4×3=525000元）。关于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请求被告董世成承担分红款525000元的利息问题，双方未约定关于分红款的利息问题，也未协商，现两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承担，对于700000元的分红款，被告董世成已经组织合伙人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非故意不进行分配，而是合伙体还存在争议导致无法分配，被告董世成作为合伙体负责人并没有过错，要求他承担利息，没有道理。所以，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要求被告董世成支付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毛东良、谢世光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部分无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董世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毛东良、谢世光支付合伙经营的富川至深圳班线的分红款525000元；二、驳回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要求被告董世成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0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毛东良、谢世光承担1050元，被告董世成承担8000元。被告董世成承担的案件受理费，应连同本案债务一并迳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 兴审 判 员  黄正强人民陪审员  任荣日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书 记 员  董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