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04民初1421号原告：广东凯迪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庆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姚远、张鹏程，湖北华隽律师事务律师。被告：汪明享。委托代理人：舒永华、邬红，湖北原道律师事务律师。原告广东凯迪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汪明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黄斌独任审判,分别于2017年4月14日、同年6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东凯迪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姚远、张鹏程，被告汪明享及其委托代理人舒永华、邬红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本院给予了30天的调解期限，但双方未能达成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东凯迪服饰有限公司诉称，被告系原告旗下品牌“伊善儿”服饰在湖北省的代理商,负责在湖北省销售“伊善儿”服饰。2015年12月28日，原告员工郑某与被告进行对账，确认被告差欠原告货款890000元，并签订了回款协议，约定被告在2016年4月25日前分期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约定给付期限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分文未付。故原告起诉来院，要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89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标准支付该款自2017年3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广东凯迪服饰有限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韩国“伊善儿”2014年秋冬订货协议1份，证明2013年12月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订货协议，被告系原告“伊善儿”女装的代理商。证据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若干张，该明细系原告与被告及其被告委托人之间的打款记录，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代理合同一直在持续履行。证据三、对账函2张、湖北省代理商回款协议1张，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3张、录音关盘1张，证明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的应付货款为890000元，被告在微信、电话中对上述欠款金额均予以确认。证据四、证人郑某当庭证言，证明自己以原告名义在2015年12月28日与被告签订了回款协议。证据五、伊善儿服装厂出具情况说明1份，证明该厂与本案没有关系，并对本案的债权890000元不主张权利。被告汪明享辩称，1、原告的主体不适格，被告与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伊善儿妇幼服装厂（以下简称伊善儿服装厂）签订伊善儿品牌代理合同，该服装厂是合同的签订者和履行者，只能由该服装厂向被告主张权利。2、被告与伊善儿服装厂有着长期业务往来，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欠款系伊善儿服装厂随意配货，并非被告订货产生的，导致被告货物大量积压无法出售，被告向伊善儿服装厂申请退货，该服装厂拒不按照合同约定接受退货，给被告经营造成了巨大影响。3、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回款协议系无效协议，该协议违反了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综上，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汪明享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品牌代理合同》1份，证明被告系与伊善儿服装厂就代理“伊善儿”品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证据二、对账单1张，证明被告系与伊善儿服装厂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三、货品目录1份，证明在被告未下订单的情况下，伊善儿服装厂单方面向其发货520705元，该批货品应当退回。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上原告的公章是事后加盖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借记卡户名系个人而非公司账户，不能反映原、被告间存在资金往来。对于证据三中的对账函，被告不予认可。证据三中的回款协议系被告所签，但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被告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存在业务往来，被告只认可与伊善儿服装厂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对于证人证言，被告认为证人郑某系以伊善儿服装厂员工的身份与其签订回款协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原告的证据一、证据二及证据三中的湖北省代理商回款协议、原、被告通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系个人账目往来，且原告无证据表明该账户与原告间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三中的对账函，因系原告自书，且未得到被告的承认，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人证言，结合原告的委托书、回款协议及伊善儿服装厂的证明，本院认定证人系以原告代理人的身份与被告签订回款协议。经庭审质证、认证及当事人陈述，查明以下事实：马庆宜系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也系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伊善儿妇幼服装厂（以下简称伊善儿服装厂）的经营者。2013年12月8日，伊善儿服装厂与被告签订《品牌代理合同书》，约定由该厂授权被告在湖北省代理“伊善儿”品牌，期限从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次日，原告公司员工黎瑞以公司代表身份与被告签订《韩国“伊善儿”2014秋冬订货协议》。2014年8月5日，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伊善儿妇幼服装厂向被告出具对账单，要求被告结清2014年度的货款505273.95元，对账单上载明的联系人为原告公司营销总监黎瑞。2015年12月28日，原告公司员工郑某以公司名义与被告签订《湖北省代理商回款协议》，协议载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890000元，并承诺于2016年4月25日前分7期支付。此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分文未付。原告遂于2017年3月20日起诉来院，提起如前诉讼请求。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公司员工以原告名义通过电话方式与被告核实了被告尚欠原告货款890000元的事实。同年4月20日，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伊善儿妇幼服装厂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表示该厂主要负责服装生产，原告负责销售及回款，对原告向被告主张890000元的货款不持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员工郑某以原告名义与被告签订《湖北省代理商回款协议》，得到了原告的认可，明确了原、被告双方就“伊善儿”品牌服饰买卖协议进行结算后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应视为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被告应按约定在2016年4月25日前履行向原告支付货款890000元的义务。被告在本案受理后，与原告核实了尚欠原告货款890000元的事实，且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伊善儿妇幼服装厂对原告向被告主张债权890000元不持异议。现被告提出原告主体不适格、协议无效等抗辩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要求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标准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给付时止的利息损失的主张，本院认为，原、被告在协议中约定了给付货款的期限，被告逾期未履行给付义务，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双方虽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但按照法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标准计算。因此，原告要求赔偿从起诉之日（2017年3月20日）起的逾期付款损失，应按此时的年贷款基准利率即4.35%*130%计算。对原告主张的超过上述标准的损失部分，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汪明享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广东凯迪服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89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4.35%*130%的标准向原告广东凯迪服饰有限公司赔偿该款自2017年3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的损失。二、驳回原告广东凯迪服饰有限公司提出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350元（已由原告广东凯迪服饰有限公司垫付），由原告广东凯迪服饰有限公司负担350元，被告汪明享负担6000元。被告汪明享在履行上述债务时，将该款一并支付给原告广东凯迪服饰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 斌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周 虹速录员 任子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