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63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六区5号楼9-12层101房间。法定代表人：赵六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曲，女，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建庆，男，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玉军，男，1963年8月31日出生，北京中鑫宏光建材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虎伟，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城建重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小屯路111号。法定代表人：庞忠，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广，北京甲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兴锁，北京甲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运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玉军、北京城建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重工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6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运集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本案鉴定费及一、二审诉讼费由郭玉军、城建重工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吉运集团公司与郭玉军之间存在以实际履行为基础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吉运集团公司在一审庭审当中出具了《融资租赁合同》；郭玉军与吉运集团公司工作人员的合影、身份证复印件、户口页复印件以及结婚证复印件；北京安通诺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证明；时间跨度从2011年6月至2012年10月的租金支付收据。通过这四组证据，吉运集团公司旨在证明与郭玉军之间存在以实际履行为基础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首先，从合同性质而言，融资租赁合同性质上属于诺成性合同，只要双方通过要约、承诺达成合意，合同约定即对双方产生拘束力，而并非必须以纸面记载才产生效力。纸质合同文本只能是用以证明存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证据之一，而非唯一标准。郭玉军与吉运集团公司工作人员的合影、身份证复印件、户口页复印件以及结婚证复印件，这组证据资料除非本人提供吉运集团不可能凭空伪造，而郭玉军本人正是为了与吉运集团公司缔约才提供给吉运集团公司上述个人信息资料。北京安通诺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证明，证实了吉运集团公司已经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文本记载向第三方购买了郭玉军选定的车辆。至于，郭玉军、城建重工公司一审庭审中质疑北京安通诺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否真实存在，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进行查询，明显可以查到该企业尚处于“开业”状态。而证明本身的效力应以出具公司的公章为准，而非其他代理人或代表人的签章。此一证明明确加盖了北京安通诺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公章，并在内容中明确指明了“郭玉军设备应付款”，至于转结金额为165万而非合同约定的215万，是因为初始订车时间为2011年5月份，当时已经支付了部分订车款。因此，2011年7月份出具的证明中只涉及尚未支付的165万。而吉运集团公司北京京运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运公司）自2010年10月至2013年11月期间，一直为吉运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京运公司作为郭玉军的服务公司负责订车、付款并代收郭玉军租金。而郭玉军本人也认可此种操作模式，并按期向京运公司支付租金。所以，吉运集团公司已经初步证明北京安通诺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证明与本案具备关联性，一审法院本应通过与北京安通诺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进一步核实以判断其证明力程度，而非直接否认此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自2011年6月至2012年10月的租金支付收据，从收据的收取金额、收取时间以及收据上所显示的合同日期等内容，均可以证实郭玉军已经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文本记载实际履行了与吉运集团公司的约定，部分记载日期延后于约定还款日说明郭玉军有逾期还款情况。但收据本身作为记账凭证的依据，由吉运集团统一开具、加盖实际代收人即京运公司的财务章并交与郭玉军。所以，郭玉军在一审庭审中提出的单方制作、无郭玉军签字等问题，不足以推翻本身具备连续性、针对性且作为真实记账凭证的收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因此，吉运集团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已能够形成证据链，初步证明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已经实际成立并履行，已经完成了作为原告一方的证明责任。而一审庭审中郭玉军并未举出反正，足以否认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存在，在此情况下，应认定吉运集团公司与郭玉军之间存在以实际履行为基础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二、城建重工公司对于吉运集团公司与郭玉军间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承担独立性的、不可撤销的担保责任。吉运集团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出具了加盖城建重工公司公章的《不可撤销租金担保书》一份，用以证明城建重工为郭玉军的上述融资租赁合同提供了“无条件、不可撤销的保证”。虽然，一审庭审中通过对该担保书的“庞忠”签字和手印进行鉴定，证实非庞忠个人所签、手印非庞忠所捺。但是，《不可撤销租金担保书》是城建重工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属于公司行为不同于庞忠个人行为，庞忠作为城建重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只能对外表明已经履行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内部流程。因此，《不可撤销租金担保书》的对外效力判断应以城建重工公司的公章为准而非仅以庞忠是否签字为准。公章为真，担保合同即有效。并且，城建重工的原审代理人、副总经理张有亮已在原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对于《不可撤销租金担保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正因如此，吉运集团公司作为担保合同的相对方信赖于城建重工的公司行为，而对于庞忠是否签字吉运集团公司已经尽到了“表面审查”的义务。城建重工公司提供非法定代表人签字的《不可撤销租金担保书》，只能说明其内部管理不严格且有欺骗吉运集团公司的嫌疑，而不能就此否定《不可撤销租金担保书》本身的对外效力。至于，郭玉军、城建重工公司一审庭审中提出的“主合同是165万，现在又是173万”，是因为《融资租赁合同》第三条第3项已明确记载，“设备购置价2150000元，合同执行前交付押金顶第一期租金645000元，剩余购置价1505000元，利息232974元。”，剩余购置价与利息之和即为1737974元。所以，担保的总租金为1737974元。此外，城建重工公司为了证明其担保能力，向吉运集团提供了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这组证据资料除非城建重工公司提供，吉运集团不可能凭空伪造。因而，进一步佐证了城建重工公司与吉运集团存在不可撤销担保法律关系。因此，应承认公司的行为不同于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公司的对外行为应以公章的真伪作为判断依据，不能仅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捺手印问题就否认《不可撤销租金担保书》的效力，进而否认不可撤销担保责任的成立。三、作为本案争议的关键租赁物状态并未查清。本案属于重审案件，而发回重审的原因在于，“在原审诉讼中，城建重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副总经理张有亮对吉运集团提交的《融资租赁合同》、《不可撤销租金担保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并承认涉案租赁物‘在我处，已经停产了’。在此情况下，本案应当由城建重工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基于上述事实和二审审理期间吉运集团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为应当撤销原裁定，指定原审法院对本案重新审理。”然而，在本案重审的一审庭审中，对于上述未查清的事实并未进行审查，城建重工公司也未针对租赁物的状态进行任何举证。租赁物存在何处是本案涉及争议问题的关键物证，关系到三方法律关系的最终认定。一审庭审遗漏此一重要事实，即判决驳回吉运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明显属于事实不清。郭玉军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融资租赁合同，也不存在经济往来，同意一审判决。城建重工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吉运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吉运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玉军、城建重工公司连带给付欠款1989404元；2、郭玉军、城建重工公司承担诉讼费用。对于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吉运集团公司提供的订车单（复印件），旨在证明郭玉军在吉运集团公司处订购租赁物及品牌、价格、首付比例。郭玉军质证意见：没有原件，真实性不认可；客户签字郭玉军经和本人核实，不是本人书写；按照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应当是出卖方开具给购买方，但却开具给出租人即吉运集团公司，不是开具给郭玉军；车辆型号150，不是180；而且订车单不是吉运集团公司出具，谁是买卖合同出卖方都无法证实，哪个公司在上面盖章也看不清楚；该证据不符合常理，不能证明融资租赁合同成立，不具有真实性，也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郭玉军签字系伪造。城建重工公司质证意见，真实性不认可,没有原件。该院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吉运集团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旨在证明郭玉军购买租赁物是在城建重工公司处订购，价值215万元。郭玉军质证意见：没有原件，大小与实际发票不一致，真实性不认可；城建重工公司提供了相同号码但内容不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证据是虚假证据。城建重工公司质证意见：真实性不认可，没有原件；使用我方发票号码伪造的发票，是虚假发票。该院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吉运集团公司提供的北京安通诺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证明，旨在证明吉运集团公司订购的租赁物货款已经付清，安通公司是经销商，城建重工公司提供担保；原来郭玉军的订购款不用吉运集团公司支付，改为另外三人的业务。郭玉军质证意见：真实性不认可，安通公司是否存在存疑；公司出具证明，按照民诉法要求应当由法人及经办人签字、盖章；上面有两个印章，一是财务印章、一是行政印章；内容上，不清楚表述的是什么，165万元是什么，与215万元什么关系，涉及的三人与本案什么关系；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郭玉军与吉运集团公司有融资租赁关系；证明本身与订车单矛盾，订车单主体是另外公司，吉运集团公司频频出具虚假证据。城建重工公司质证意见，同郭玉军意见，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是吉运集团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关系。该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吉运集团公司提供的保证书（复印件），旨在证明城建重工公司承认为郭玉军担保，并知道设备在吉运集团公司处租赁未正常还款。郭玉军质证意见：不认可真实性，没有原件；保证的融资租赁合同与本案融资租赁合同不具有同一性，本案融资租赁合同是虚假的；内容上，四个人签署一份融资租赁合同，合同对象有车辆和设备，与吉运集团公司主张的向郭玉军销售的混凝土搅拌机矛盾，该证据是虚假的。城建重工公司质证意见：对上述四人不清楚，保证书没有见过，公章也没有加盖过，真实性不认可；保证书内容对象是承租设备，与本案标的物也不一致；即使认可，也不是保证书，是还款承诺。该院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吉运集团公司提供的融资租赁合同，旨在证明郭玉军在吉运集团公司租赁混凝土搅拌站，单价215万元，约定租赁期间每月应交付款项。郭玉军质证意见：经过原审法庭组织的鉴定，签字和手印都不是郭玉军本人，和吉运集团公司之间不存在融资租赁合同；从合同正面右侧骑缝章看，骑缝也有问题，应该是一个骑缝章，不是每页都骑缝，涉嫌事后伪造；另外吉运集团公司法人在第一页签字，最后一页不签字违反常理；吉运集团公司隐瞒相关事实真相或材料，体现在第14条中2、3、4项条件缺失；本融资租赁合同是虚假的，盖章、签字、手印均有问题，是伪造的；经与本人核实，该合同本人没有见过，也没有签署过，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城建重工公司质证意见，同意郭玉军意见，租赁合同与城建重工公司无关，租赁合同是伪造的。审理中，郭玉军申请对该融资租赁合同中“郭玉军”的签字及指印进行真伪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确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工作，该机构出具了法大2015物鉴字第2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第1页“法定代表人”处的“郭玉军”签名、第4页“乙方：”、“法定代表人：”处的“郭玉军”签名与样本中的“郭玉军”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同时出具了法大2015物鉴字第211《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第1页“法定代表人”处的“郭玉军”签名上的红色指印和第4页“法定代表人”处的红色指印均不是郭玉军本人所留；由于检材原因，无法确定第4页“乙方”处的红色指印是否为郭玉军本人所留。根据司法鉴定意见，该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吉运集团公司提供的不可撤销担保书，旨在证明城建重工公司为郭玉军在吉运集团公司租赁设备提供担保。郭玉军质证意见，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郭玉军没有向城建重工公司申请让其提供担保，不能证明郭玉军这种担保关系。城建重工公司质证意见：与郭玉军意见一致，我方不认识郭玉军，不可能为其出具担保书，真实性不认可；法定代表人盖章和手印也有问题，没有盖章和捺印；之前张有亮可能拿着我方空白合同对外签订合同；内容上，主合同是165万元，现在又有173万元；法人个人没有签字及捺印；主合同是虚假的，该担保书也应当是虚假伪造的。审理中，城建重工公司申请对该《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庞忠”的签字及指印进行真伪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工作，该机构出具了京民司鉴（2017）文鉴字第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上“庞忠”签名与样本上庞忠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同时出具了京民司鉴（2017）痕鉴字第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指印与样本十指指印不是同一人捺印。该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吉运集团公司提供的收据，旨在证明郭玉军在某段时间偿还租金，全部以现金方式。郭玉军质证意见：收据时间跨度从2011年6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涉及至少两个公司，吉运北京公司还有一个吉运京运公司，落款公章也都不是吉运集团公司；这些收据与吉运集团公司无关，虽然客户姓名写的是郭玉军，但也与其无关；收款方式不仅有现金，还有转帐；收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所有单据没有郭玉军签字，郭玉军没有向吉运公司交付过款项，没有购买过吉运集团公司设备；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郭玉军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城建重工公司质证意见：同意郭玉军意见；有的落款日期比如2012年3月26日、10月31日，2011年6月25日、7月25日，结合租赁融资合同第3条第4款还款日期不一致。该院认为，该证据系吉运集团公司单方制作，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该案中，吉运集团公司称，郭玉军与吉运集团公司之间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同时城建重工公司是该融资租赁合同的担保人；但庭审中，吉运集团公司未能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案中，吉运集团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没有形成证据链，不能证明郭玉军与吉运集团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并且实际履行了合同。在该案主合同法律关系不成立的情况下，从合同保证法律关系亦不成立。至于吉运集团公司与城建重工公司是否存在其他直接法律关系，不属该案审理的范围。综上所述，吉运集团公司要求郭玉军、城建重工公司连带给付欠款1989404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成立的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吉运集团公司主张其与郭玉军之间存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并已实际履行，但根据查明的事实，经鉴定,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并非郭玉军签署，且未有证据表明郭玉军接收了涉案租赁物，亦未有证据表明郭玉军偿还过租金，故吉运集团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郭玉军之间存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并已实际履行，其要求郭玉军偿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款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保证合同系从合同，效力附属于主合同，因本院无法认定郭玉军欠付吉运集团公司款项，故作为保证人的城建重工公司亦不应承担清偿责任。因鉴定意见与吉运集团公司的主张不符，故其应当承担鉴定费用。综上，吉运集团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705元，由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耀斌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吴师捷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