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80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绍英，女，汉族，1955年3月3日出生，住四川省金堂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春梅，女，汉族，1982年1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金堂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树根，男，汉族，1986年4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莉，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三中园区金中路。负责人：ＸＸ，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承，四川运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与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金堂分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17）川0121民初1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电信金堂分公司赔偿上诉人514558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农村标准计算黄某死亡赔偿金错误。黄某生前长期在外务工，有其村委会及用工单位证明，且从证人在公安部门的陈述内容均可判断此事实，其主要收入并非来源于农业。一审法院并未论证上述人的证据为何未达到证明标准。众所周知，在中国，农民工大多谋取的职业并不是长期稳定的工作，用工单位实际用工大多不符合法律要求，多数农民工没有社保，工资流水或合同等。本案中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提交的黄某务工情况证明与其他案件相当甚至更高。一审法院没有用相同的标准衡量同一问题，有失公正。二、一审判决划分责任比例不当，在此问题上适用法律错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只适用于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电信金堂分公司系单位，而非个人，对于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劳务，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主电信金堂分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在此，法律未规定按过错划分责任。（二）即使将电信金堂分公司视作自然人，一审法院的责任划分比例也明显不当。黄某到高树上劳作，拴好安全绳，己尽到合理的必要的安全防范义务，虽听到工友提醒树丫可能弹回（姑且认可工友陈述属实），但身在高空且系上安全绳的黄某，他无从避免树丫的弹回，更不能预料到安全绳会脱落，因而其主观并无过错。一审法院并未充分考虑黄某所从事的劳作系高空作业，事务本身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这样巨大的风险应由受益人来承担，而不是由被雇佣人承担。且雇主在经济上也远远优于一个农民工。法院在运用自由裁量权划分赔偿责任时，应将这两个重要因素予以考虑。被上诉人电信金堂分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按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属认定正确，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并无证据证明应按城镇标准计算黄某死亡赔偿金。二、黄某与电信金堂分公司并不存在雇佣关系，即使关系成立也应该存在树木买卖关系，且黄某系擅自进入小区内砍树并从树上摔下后导致死亡，应由黄某自行承担责任，一审责任划分有误。上诉人电信金堂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判令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其查明、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一、一审法院遗漏了本案重要证人张某不是电信金堂分公司员工的事实。张某并不是电信金堂分公司员工，其身份为电信公司外包服务公司讯维公司员工，死者黄某多次与其联系表示购买树的行为与电信金堂分公司无关，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未对电信金堂分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进行认定，直接将张某的行为认定为电信金堂分公司的行为，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查明的关于案涉行为是进行树枝的修剪还是砍树部分存在错误。本案中，一审法院查明的电信金堂分公司安排张某找人修剪树枝、黄某通过电话与张某取得联系进行树木修剪等情况与事实不符。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并未在本案中提供证据证明：电信金堂分公司要求修剪树枝并安排张某的事实，以及死者黄某多次致电表示愿意承担修剪枝叶工作的事实。但一审法院直接将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陈述情况作为本案查明事实，该查明情况与公安机关调查内容不符，查明部分内容严重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电信金堂分公司与黄某存在劳务关系错误。首先，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黄某与电信金堂分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张某的陈述恰恰证明了黄某系想购买树木，但因价格未达成一致意见；且黄某事故当日，在小区内无人的情况下，想先行砍树造成既定事实后商谈购买价格。虽然张某有两次询问笔录，但两次笔录并无冲突之处，一审法院将主要证人张某的两次笔录割裂开，仅在第二次笔录中的某句话进行字面上的理解，将“砍树”表述成“锯树枝”，该理解完全与事实矛盾。其次，一审法院在认定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无证据证明黄某系为电信金堂分公司提供劳务的情况下，将举证证明与黄某系购买关系的责任强加到电信金堂分公司一方。在电信金堂分公司与黄某未形成任何法律关系的情况下，电信金堂分公司如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法律关系？现有的各种证据证明，黄顺友在未与张某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趁小区内无人管理，私自雇人砍树，可知取得这颗树必然会对其产生一定的经济利益。被上诉人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辩称，一、证人张某代电信金堂分公司寻找砍树的人，工作任务并非日常工作，派出所询问笔录显示，陈开泰就是电信金堂分公司的管理人员，安排张某找人修剪树枝。张某的身份对本案事实认定无影响。二、黄某系修剪枝丫而非砍树，从张某在派出所的陈述及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出，死者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如砍树应从根部锯。黄某与电信金堂分公司形成劳务关系。电信金堂分公司单方陈述黄某擅自砍树并无证据支持，黄某系受电信金堂分公司雇佣向其提供劳务，为其修剪大树枝丫。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电信金堂分公司赔偿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74558元，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电信金堂分公司上级相关部门到电信金堂分公司处检查工作时，见院内一棵树木的枝叶可能影响电信信号传播。电信金堂分公司便安排张某找人修剪树枝。后多人前来询价未果。2017年1月黄某找到张某表示愿意承担修剪枝叶工作。2017年1月12日上午，黄某再次通过电话形式与张某取得联系称，要进行树木修剪工作。随即黄某与其雇请的赖某，晏某，肖某，肖某某等人进入位于金堂县赵家镇电信金堂分公司工作院内，黄某系上安全带通过楼梯爬上对电信信号可能有影响的树子上，开始锯树枝，不慎被一回弹的树枝击中身体，从安全绳内滑出，坠落到地，经抢救无效死亡。2017年1月12日金堂县赵家镇卫生院出具了一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载明，黄某死亡原因是系脑外伤。电信金堂分公司等支付60000元的丧葬费。同年1月15日黄某被火化。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247元，2015年度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0466元。赵家镇翻山堰村民委员会及第十四农业股份合作社及身份证证明黄某，于1955年1月20日出生，住金堂县××，与其妻张绍英共生育女黄春梅，子黄树根。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主要采信了以下证据：基层组织证明，营业执照，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制作的询问笔录，身份信息及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经济损失具体认定。1.死亡赔偿金。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主张26205元×19年＝497895元。当庭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赵家镇翻山堰村第十四农业股份合作社出具的证明载明，黄某自2014年起至去世前长年在外务工；金堂县福兴镇天宇顺洁厨卫店证明，黄某自2014年至2016年12月间在该店从事搬运及夜间守店工作，每月工资为3600元，包食宿，营业执照。电信金堂分公司认为，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未提供缴纳社保证明，工资流水，合同等相关证据，其当庭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死者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加之死者户籍在农村。故，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黄某系赵家镇翻山堰村14组村民，平时虽有在外有务工的情况，但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当庭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长期在外务工并具有长期、稳定的经济收入且收入构成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相关证据。故，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主张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即认定死亡赔偿金10247元×19年＝194693元。2.丧葬费。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主张25233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办理丧事的误工费135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主张50000元。电信金堂分公司认为20000元较为合理。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同时充分考虑到黄某受伤程度，同时也考虑到黄某受伤毕竟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的，应与一般侵权相区别，同时结合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后果，过错等具体情节和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酌情认定30000元。以上合计251276元。二、关于责任承担。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主张黄某与电信金堂分公司间系劳务关系并提供了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证据佐证。从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提供的证据看，虽然证人张某陈述，因电信金堂分公司机房旁边一棵树的树枝可能影响电信信号，欲找人砍树，黄某等多人前来购买，因价格问题，未果。但其第二次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找人将那棵树上面的树枝锯了，后黄某等多人前来联系，事发那天早上，黄某再次通过电话方式与其联系锯树枝；蒋远忠陈述，事发那天黄某等4人驾驶火三轮、电瓶车进入院内，黄某在树上锯树枝时，从树上跌下死亡；证人赖某陈述，在黄某带领下与肖福高，肖福良，晏某等人来到电信金堂分公司院内帮黄某干活，黄某从树上摔下死亡；证人晏某，肖福高，肖福良陈述，事发那天受黄某邀请去帮其干活，见黄某在树顶上修树丫，10时许，黄在锯一根树丫时，可能存在危险，大家便提醒黄注意，但黄讲不用管他，此时黄锯断的那个树丫的断头回弹击中黄身体，因安全带未系牢，黄便从安全带中滑出坠落在地。现场晏某，肖福高，肖福良从事搬运树丫，赖某负责搬梯子，黄某系召集人，负责在树顶卸树丫和支付费用。现在黄某已死亡，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无法提供事发前黄与张某具体协商的内容等建立劳务关系的直接证据，但上述证据可证明，黄某组织他人为影响电信信号的树木修枝，在修枝过程中从树上坠地死亡这一基本事实，从构成劳务关系要件看，证据尚欠充分。但电信金堂分公司主张系树木购买关系和反驳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系提供劳务关系，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其反驳的证据不足以否定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的证据。一审法院根据公安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当庭陈述，现场照片等案情分析认为，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主张黄某组织他人为可能影响电信信号树木进行修剪树丫提供劳务与电信金堂分公司主张相对而言具有较大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主张黄某与电信金堂分公司建立了提供劳务关系的诉讼请求，予以采纳。黄某在明知电信金堂分公司人员外出不在场，也无电信金堂分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在场指挥和监督的情况下，进行作业，在作业过程中，安全带未系牢，安全措施不到位，又不听共同作业人员安全提醒，导致从安全带中滑出坠地死亡，其主观上存在较大过错；电信金堂分公司在本案中也没有尽到必要的安全教育义务，主观上也存在一定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已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案件酌情认定电信金堂分公司承担55%的赔偿责任较为适宜。即电信金堂分公司承担251276×55%＝138201.80元。事发后，支付费用一并扣除即电信金堂分公司支付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78201.8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电信金堂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人民币78201.80元；二、驳回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73元，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承担2148元，电信金堂分公司承担2625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证据及询问当事人，本院查明，张某在金堂县公安局询问时陈述，其系电信金堂分公司的外包服务公司讯维公司的员工，工作职责为对赵家镇片区的宽带进行安装和维护，接受陈开泰的工作安排。陈开泰系电信金堂分公司福兴支局（管辖范围包括赵家镇）的负责人。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电信金堂分公司与黄某之间法律关系性质；2.本次损害责任比例；3.黄某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一、法律关系性质问题。本案中，黄某在电信金堂分公司赵家镇办公场所内的树上锯树枝时掉下死亡这一事实，各方无异议。对于黄某为何出现在电信金堂分公司工作场所内的树上锯树枝，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主张黄某受电信金堂分公司雇佣修剪树枝，电信金堂分公司主张黄某购买树木自行砍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电信金堂分公司认为其不应当承担证明黄某与其存在树木购买关系的举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主张黄某与电信金堂分公司形成劳务关系，其提供的证据为公安机关对张某、蒋远忠、赖某、晏某、肖福高、肖福良的询问笔录及现场照片。电信金堂分公司主张黄某购买树木自行砍伐，其所依据的证据为公安机关对张某、蒋远忠的询问笔录。首先，金堂县公安局对张某进行了两次询问，第一次询问时张某陈述因电信金堂分公司机房旁边一棵树的树枝可能影响电信信号，欲找人砍树，黄某意欲购买；第二次询问时张某陈述其受陈开泰安排找人将机房旁边树木上的树枝锯掉，黄某表达了锯树枝的意愿。但张某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其次，蒋远忠系电信金堂分公司赵家镇办公场所的守门人，赖某、晏某、肖某、肖某某系受黄某邀约为黄某提供辅助，对于黄某系为购买树木砍树还是受电信金堂分公司雇佣修剪树枝，五人对黄某行为的原因未进行陈述。因此，关于黄某行为的性质，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证明力均较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结合本案的起因在于电信金堂分公司为排除赵家镇工作场所机房旁边树木对电信信号的影响需要对树木进行清理，以及黄某在电信金堂分公司赵家镇工作场所内锯树枝且在锯树枝的时候死亡等事实，本院认为，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认为黄某受电信金堂分公司雇佣为可能影响电信信号树木修剪树枝的主张，相对于电信金堂分公司认为黄某系购买树木自行砍伐的主张而言，具有较大可能性，即黄某与电信金堂分公司形成劳务雇佣关系这一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关于电信金堂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的问题，本案的起因在于电信金堂分公司赵家镇办公场所机房旁边树木的树枝可能影响电信信号，修剪树枝的目的在于保障电信信号畅通，受益者为电信金堂分公司；根据张某在派出所的陈述，其找人修剪树枝系受陈开泰的指示，而陈开泰系电信金堂分公司福兴支局负责人，其行为后果由用人单位承担，因此，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为电信金堂分公司。电信金堂分公司认为其不是适格责任主体的主张不能成立。二、责任比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黄某系在从事电信金堂分公司安排的雇佣活动中死亡，电信金堂分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从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可知，黄某在明知电信金堂分公司工作人员外出不在场，也无电信金堂分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在场指挥和监督的情况下进行作业，在作业过程中，安全带未系牢，安全措施不到位，又不听共同作业人员安全提醒，导致被弹回的树枝断头击中从安全带中滑出坠地死亡，其主观上存在较大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可依法减轻电信金堂分公司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电信金堂分公司承担5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虽然一审法院在该问题上适用法律不当，但对责任比例的分配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三、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问题。黄某系四川省金堂县赵家镇翻山堰村村民，虽然其提交了赵家镇翻山堰村第十四农业股份合作社出具的证明及金堂县福兴镇天宇顺洁厨卫店证明，证明黄某自2014年至2016年12月间在城镇务工，但结合事发地点为赵家镇即黄某户籍地且黄某临时受雇修剪树枝这一事实，在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未提供工资发放明细，合同等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黄某长期在城镇务工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因此，一审判决按照上一年度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黄某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综上，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与电信金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然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绍英、黄春梅、黄树根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945元，由其自行负担。电信金堂分公司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755.05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瑜审判员 苟 峰审判员 牛玉洲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黄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