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67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同盛，男，1984年12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根修，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阿里健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7号楼15层1501、1502、1503、1504、1505、1506室。法定代表人：王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涛，北京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怡，北京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同盛因与被上诉人阿里健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健康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40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同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根修,被上诉人阿里健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涛、马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同盛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确认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于2014年5月22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阿里健康公司向王同盛支付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的年度绩效奖金（年终奖）32000元及逾期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阿里健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阿里健康公司系王同盛原单位的控股公司，其主体混同，王同盛与原单位劳动关系并没有解除，阿里健康公司继承劳动关系时，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期间应当包括原单位的劳动关系期间。根据双方签订及三方约定合法有效，阿里健康公司应当支付王同盛相关福利待遇。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未约定年度绩效奖金事宜，王同盛有权另行主张该权利。阿里健康公司以发放年度绩效奖金具有自主决定权，其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阿里健康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王同盛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不同意王同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理由如下：1.双方劳动关系自2015年1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时候开始建立至2016年4月30日双方协商解除时终止。阿里健康公司与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检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二公司分别与王同盛在不同时间建立劳动关系。各自独立行使用人主体的权利义务，不能相互混同。三方协议仅约定了阿里健康公司承接王同盛在中信国检公司工作期间的工龄，此约定仅影响补偿金计算标准。而不得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证据。除此，阿里健康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3日，其在此之前无法与任何个人建立劳动关系。2.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就应支付的款项已经结算清楚，且已经全额支付。现在王同盛要求支付年度绩效奖金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也违背合同约定。绩效奖金不是法定报酬，公司有权根据财务状况和员工对公司的贡献以及在岗情况年度绩效等因素决定奖金是否发放，及最终发放金额。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王同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2014年5月22日至2016年4月30日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阿里健康公司支付王同盛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年度绩效奖金3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阿里健康公司成立时间为2015年8月3日。2014年5月22日王同盛与中信国检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5年11月1日，阿里健康公司、王同盛及中信国检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王同盛与中信国检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王同盛接受中信国检公司调动其到阿里健康公司工作，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双方同意签署新的劳动合同，阿里健康公司同意承接王同盛在中信国检公司的工龄。2015年11月1日，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当日至2017年5月21日，王同盛的劳动报酬为每月16000元（税前），王同盛享有年度绩效奖金，阿里健康公司有权于年终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王同盛对公司的贡献，以及王同盛的在岗情况、年度绩效等因素决定奖金是否发放及最终的发放金额。2016年4月20日，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于2016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工资支付至当日，在王同盛办理完成工作交接后阿里健康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税前49415.66元，未休年假及倒休折算为税前12873.56元，除此之外王同盛不另行要求阿里健康公司给予补偿、赔偿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经济支付。该协议中的款项阿里健康公司已支付完毕。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该院认定如下：1.王同盛主张阿里健康公司系变更名称，阿里健康公司的管理层及其本人的工作内容都没有变化，只是变更了劳动合同，因此2014年5月22日至2015年10月31日期间其与阿里健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此阿里健康公司不予认可。2.王同盛主张《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受阿里健康公司威胁所签订，因此不认可其效力，签订协议时阿里健康公司告知其考评成绩不及格，因此没有年度绩效奖金，其认为所在部门其他职工均领取了年终绩效，应当同工同酬，且阿里健康公司未出具书面考核结果，考核的办法和制度未经民主程序制定和公示，其考核成绩应当为及格，因此要求阿里健康公司支付年度绩效奖金。阿里健康公司称《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为双方协商后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中已约定不支付王同盛年度绩效奖金。离职后王同盛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裁决确认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于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了王同盛的仲裁请求。王同盛不服裁决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1．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在《三方协议》中明确约定约定王同盛与中信国检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王同盛接受中信国检公司调动到阿里健康公司工作，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双方同意签署新的劳动合同，2015年11月1日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方始建立劳动关系，且阿里健康公司在2015年8月3日前尚未成立，无法与王同盛建立劳动关系，因此该院不支持王同盛要求确认2014年5月22日起即与阿里健康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请求，仅确认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了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阿里健康公司应付王同盛的款项仅为截止到2016年4月30日的工资、年假工资及倒休折算及经济补偿金，王同盛亦称在签订该协议时曾要求阿里健康公司支付年度绩效奖金，阿里健康公司未予同意，因此根据该协议书，王同盛无权要求阿里健康公司支付年度绩效奖金。现王同盛主张该协议系受胁迫所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其效力不予认可，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就此王同盛未提供证据，该院对该协议书的效力予以认定，对王同盛要求支付年度绩效奖金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判决：一、确认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于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王同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王同盛向本院提交了证据。证据1，阿里健康公司的相关信息的网络截图打印件9张，证明目的为王同盛入职之前，中信国检公司是被阿里健康公司收购的，阿里健康公司和中信国检公司属于同一公司；证据2，工牌证明打印件3张（其中，阿里健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工牌有原件），证明目的同证据1的证明目的。证据3，电子邮件往来截图5张，证明目的同证据1的证明目的，还可证明阿里健康公司绩效考核是连续的。证据4，中信银行业务凭单打印件5张，证明2015年4月绩效考核开始至离职，都是每个月30日发工资，阿里健康公司与中信国检公司工资发放日期都是相同的。证据5，中信公司的百度百科打印件，证明中信国检公司与阿里健康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证据6，阿里健康公司2013年6月27日在网上的公告信息截图打印件4张，证明阿里健康公司收购中信国检公司以及中信21世纪公司的发展历程。阿里健康公司对其中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5、证据6真实性均不认可且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且不属于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王同盛提交的上述证据均系逾期提交的证据，且证明目的均与本案缺乏紧密关联性，故就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审中，阿里健康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的劳动关系起始时间；二、阿里健康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王同盛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年度绩效奖金。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的劳动关系起始时间。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中，王同盛、阿里健康公司、中信国检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亦未发现该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对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该协议约定王同盛与中信国检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王同盛接受中信国检公司调动到阿里健康公司工作，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双方同意签署新的劳动合同，阿里健康公司同意承接王同盛在中信国检公司的工龄。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王同盛现上诉主张因阿里健康公司是中信国检公司的控股公司，二者之间系关联公司，故两者主体混同，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期间应当包括王同盛与中信国检公司的劳动关系期间。对此，本院认为阿里健康公司与中信国检公司分别为独立的法人主体，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中信国检公司分别在不同时间段建立劳动关系，各自独立行使用人单位主体的权利义务。王同盛现主张阿里健康公司与中信国检公司系关联公司，两者主体混同，故要求确认王同盛与阿里健康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期间包括王同盛与中信国检公司的劳动关系期间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阿里健康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王同盛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年度绩效奖金。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王同盛为上述主张提交了与中信国检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员工个人沟通信》、与阿里健康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绩效奖金评估流程的邮件。阿里健康公司则主张王同盛不符合阿里健康公司支付该年度绩效奖金的标准并提交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等证据。本院认为，第一，王同盛主张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其在受到阿里健康公司威胁的情形下所签订，王同盛对上述主张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作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全面履行。第二，王同盛在《上诉状》中主张《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未约定“年度绩效奖金”事宜故其有权另行主张；在二审开庭及提交的补充意见中又主张“年度绩效奖金”属于“工资”。关于这两项不同的主张，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王同盛认为其有权另行主张年度绩效奖金的主张，本院认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王同盛同意除阿里健康公司支付王同盛工作到2016年4月30日、支付经济补偿金、未休年假及倒休折算外，王同盛不另行要求阿里健康公司给予补偿、赔偿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经济支付。依据上述约定，王同盛在上诉状中所主张的该协议未约定年度绩效奖金故其可另行主张与该协议约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同盛在二审开庭阶段又提出的工资包括年度绩效奖金的主张，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劳动报酬”这一部分项下5.1约定：双方同意，阿里健康公司根据王同盛在阿里健康公司的工作岗位、职位、职责及实际提供的劳动等因素，确定王同盛的工资等劳动报酬。王同盛的劳动报酬为每月人民币16000元（税前）。包括基本工资30%、岗位工资70%。王同盛享有年度绩效奖金，阿里健康公司有权与年终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王同盛对阿里健康公司的贡献，以及王同盛的在岗情况、年度绩效等因素决定奖金是否发放及最终的发放金额。根据该约定可以看出双方约定的劳动报酬包括但不限于工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和岗位工资。之后，还约定了年度绩效奖金。从文义解释上看，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工资并不包括年度绩效奖金。第二，王同盛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均向法庭表示：在签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时，王同盛向阿里健康公司提出了支付年度绩效奖金的要求，阿里健康公司告知其绩效分数不合格。通过王同盛的表述可知，王同盛在签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时对于公司不发放年度绩效奖金的决定是明知的且如果对此有异议可以拒绝签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或对年度绩效奖金予以保留协商的余地。第三，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阿里健康公司有权与年终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王同盛对阿里健康公司的贡献，以及王同盛的在岗情况、年度绩效等因素决定奖金是否发放及最终的发放金额。现王同盛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阿里健康公司应当发放其年度绩效奖金。综上所述，王同盛的上述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同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侯 军审 判 员  田 璐代理审判员  霍思宇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 助理  李 冉书 记 员  刘 畅